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黔23行终9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汪寿春，女，1965年4月17日生，汉族，贵州省兴义市人，农民，住贵州省兴义市。
委托代理人王志梅，贵州四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民政局。住所地：贵州省兴义市陵园路*号。
法定代表人詹丹志，局长。
上诉人汪寿春与被上诉人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民政局（以下简称“黔西南州民政局”）民政救助行政管理一案，不服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2016）黔2328行初5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2016年1月30日，贵州省安顺市救助站将上诉人汪寿春送到被上诉人黔西南州民政局，黔西南州民政局根据《救助站登记表》中汪寿春的身体状况为“疑似精神障碍”，遂于当日将汪寿春送至兴义兴安精神病医院诊治，汪寿春于同年2月2日14时50分被其弟汪成接回。
原审查明，原告汪寿春于2007年6月16日（农历五月初二）在贵州省兴仁县雨樟镇下寨组抱养一名男婴，汪寿春与其丈夫郭成发共同收养该男婴，并取名为郭富成。后郭成发将郭富成带至山东省枣庄市抚养。2015年4月，汪寿春到山东省枣庄市寻找养子郭富成。2016年1月26日，汪寿春到山东省枣庄市救助站申请救助，该救助站求助登记表中登记的来站方式为自行来站，求助内容为“饮食、乘车凭证”，求助原因为“乞讨”。随后，山东省枣庄市救助站为汪寿春购买枣庄至安顺的火车票。2016年1月30日凌晨，汪寿春乘车到达安顺火车站，被安顺市华西派出所民警发现后，将其送至安顺市救助站，安顺市救助站登记表中登记的求助内容为“饮食、住宿、通讯、乘车凭证”，求助原因为“乞讨”，身体状况为“疑似精神病”。同日，安顺市救助站将汪寿春送至黔西南州救助站，安顺市救助站移交的《救助站登记表》中登记的求助内容为“饮食、住宿、通讯”，求助原因为“走失”，身体状况为“疑似精神病、躁动不安”。黔西南州救助站随后将汪寿春送至兴义兴安精神病医院观察治疗，该院于同年1月31日经观察后认为汪寿春无精神病，并于当日主动联系汪寿春的亲属来接回汪寿春，直至同年2月2日14:50分，汪寿春的兄弟汪成将其接出院。
汪寿春认为黔西南州救助站于2016年1月30日将其送至兴义兴安精神病医院观察治疗至2016年2月2日的行为，属于违法关押，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审认为，根据国务院《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工作，并对救助站进行指导、监督”之规定，被告黔西南州民政局作为黔西南州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其具有负责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工作的主体资格。
原告由山东省枣庄市救助站提供火车票于2016年1月30日凌晨到达安顺市火车站，被当天巡逻的民警发现并被送至安顺市救助站，安顺市救助站在对原告实施救助时发现其疑似精神病，并于当日送其到黔西南州救助站，黔西南州救助站根据安顺市移交的《救助站登记表》登记的内容及对原告身体状况的初步观察，将原告身体状况登记为疑似精神病和躁动不安，是依法履行了民政部《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机构工作规程》第七条“救助管理机构应当对来站求助人员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进行初步检视”规定的法定义务。
此外，根据民政部《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机构工作规程》第八条“求助人员为疑似精神病障碍患者、疑似传染病人、危重病人或有明显外伤人员的，救助管理机构应当联系医疗急救机构或安排工作人员将其送医救治、诊断”及第三十五条“救助管理机构发现受助人员突发急病、精神异常或有疑似传染病的，应当及时送往医疗机构或联系医疗急救机构救治、诊断”之规定，黔西南州救助站发现原告有疑似精神病和躁动不安的身体状况后，随即将原告送往兴义兴安精神病医院治疗的行为，是履行部门规章规定的法定义务，并无不当之处。
黔西南州救助站将原告送往医疗机构诊疗后，兴义兴安精神病医院于2016年1月31日对原告诊疗，其主治医师认为原告无精神病后，积极主动地联系了原告的亲属，因原告家属的原因，导致原告直至2016年2月2日14:50才由原告兄弟汪成接出院。
综上所述，黔西南州救助站将原告送至兴义兴安精神病医院治疗的行为，并非非法扣押的行为，而是履行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救助义务。因此，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另外，原告主张黔西南州救助站是2016年2月3日天黑了才将其“释放”，但是原告兄弟汪成在自己身份证复印件上签字确认的时间是2016年2月2日，且原告对自己的主张也并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七条“原告可以提供证明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不成立的，不免除被告的举证责任”之规定，对原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及理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汪寿春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汪寿春承担。
原审宣判后，上诉人汪寿春不服原审判决，以原审认定事实不清为由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请求判决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理由是：上诉人于2015年4月前往山东寻找养子郭富成，2016年1月24日返回时，与丈夫郭成发发生争执，至行李丢失，买好的回程车票也过期，无奈只得向当地救助站求救，当地救助站帮上诉人购买了至贵州省安顺市的火车票。2016年1月30日上诉人到达安顺市后，被巡逻民警送至安顺救助站，安顺救助站随后将上诉人送至黔西南州救助站。上诉人到达黔西南州救助站后，将在山东发生的事情及急于回家为长子办婚礼的情况向工作人员说明，可能当时情绪有些激动，但其工作人员不听上诉人任何解释，将上诉人关押起来，后送上诉人到兴义兴安精神病医院检查，经检查确定上诉人是正常人，但救助站仍然不让上诉人回家，继续关押上诉人至2016年2月3日。由于黔西南州救助站的行为，致使上诉人没能参加长子的婚礼。后黔西南州救助站通知上诉人兄弟来接上诉人，致上诉人兄弟与上诉人前夫发生争吵，上诉人前夫于2016年2月4日突发疾病死亡。黔西南州救助站的行为给上诉人造成严重伤害，请求确认其行为违法。
被上诉人黔西南州民政局在二审审理期间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民政部《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机构工作规程》第七条规定：“救助管理机构应当对来站求助人员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进行初步检视。”第八条规定：“求助人员为疑似精神病障碍患者、疑似传染病人、危重病人或有明显外伤人员的，救助管理机构应当联系医疗急救机构或安排工作人员将其送医救治、诊断。”第三十五条规定:“救助管理机构发现受助人员突发急病、精神异常或有疑似传染病的，应当及时送往医疗机构或联系医疗急救机构救治、诊断。”本案中，上诉人汪寿春到山东省枣庄市寻找养子，返回住所地时生活发生困难，由枣庄市救助站提供火车票至安顺市，到达安顺市后被当地巡逻民警发现送至安顺市救助站，安顺市救助站对其实施救助，并于2016年1月30日将其送至黔西南州救助站。黔西南州救助站根据《安顺市救助站登记表》载明汪寿春的身体状况为“疑似精神障碍”以及观察汪寿春现时的身体状况，将其送至兴义兴安精神病专科医院观察治疗，符合上述规章规定。
兴义兴安精神病医院对汪寿春进行检查后，确认其无精神病，遂协助及时联系汪寿春兄弟汪成，汪成于2016年2月2日将其接回，该行为亦符合国务院《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第十一条“救助站应当劝导受助人员返回其住所地或者所在单位，对查明住址的，及时通知其亲属或者所在单位领回”及民政部《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机构工作规程》第四十九条“救助管理机构应当根据受助人需求，帮助其联系亲友”的规定。
综上所述，被上诉人黔西南州民政局所属救助站于2016年1月30日将汪寿春送至兴义兴安精神病医院治疗至同年2月2日的行为，并非非法扣押行为，而是履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救助义务，该行为理应得到法律的维护。汪寿春称该行为违法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汪寿春称其被关押至2016年2月3日，经查，《兴义兴安精神病医院住院病案》及汪寿春之弟汪成身份证复印件记载内容均证实，汪寿春是2016年2月2日被其弟接回，故汪寿春该诉讼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上诉人上诉无理，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汪寿春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颜虹
审判员 谭晓红
审判员 吴 俊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杨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