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沪02民终159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弘畅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
法定代表人：卫罗坤，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松宝，上海融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
法定代表人：刘巽全，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源溯。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婷婷，上海建领城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钟国贤，男，1958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原审第三人：上海群利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
法定代表人：董泽荣，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上海弘畅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畅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建公司”)、原审第三人钟国贤、原审第三人上海群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群利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5)普民二(商)初字第12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弘畅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其原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弘畅公司主张的系争货款基于2009年8月20日签订的买卖合同(以下简称“8.20合同”)和2011年3月1日签订的买卖合同(以下简称“3.1合同”)项下供应的砂浆而产生，8.20合同项下欠付的剩余货款已经归至3.1合同项下，故此前的供货已经结清，3.1合同是真实的，五建公司没有证据来否认买卖合同的真实性，原审法院认为合同虚假不符合事实；五建公司提供的落款时间为2009年8月12日的买卖合同(以下简称“8.12合同”)和相应承诺书无效，因该合同已被8.20合同所取代，两份合同内容一致，前一份合同已经作废，双方实际是按照8.20合同履行，而且8.20合同也已经过相关部门备案登记；五建公司指定钟国贤作为收货的代表人，其具有表见代理的条件和特征，8.20合同已经明确钟国贤代签收的都视为是五建公司收货，针对8.12合同，弘畅公司和群利公司共同出具了一份承诺书，但此时群利公司与五建公司尚未签订分包合同，故承诺书无效；五建公司与群利公司的分包合同是虚假的，群利公司实际是五建公司组建的三产，其办公地址一直都是在五建公司的办公大楼中；3.1合同经有关部门备案，合同真实有效，有关合同的备案登记实际是弘畅公司员工代五建公司去办理的；双方签订的合同都是弘畅公司盖章后交给钟国贤，钟国贤带回去盖章，之后再将盖章后的合同交还弘畅公司，不管合同真假，弘畅公司对合同签订都没有过错，而且对于印章真伪问题，曾移送公安，但公安认定不存在合同诈骗，未予立案。
五建公司辩称，3.1合同中五建公司的印章是伪造的，其真实印章是没有括号的，而且弘畅公司没有证据证明该枚印章有过备案或者五建公司曾经使用过的事实，3.1合同备案的登记机关仅作形式审查，五建公司没有签订过这份合同，而8.20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五建公司与群利公司之间在2009年确曾签订分包合同，与8.12合同、8.20合同能够印证，8.20合同和8.12合同实际是同一份合同，只是将手写变为打印稿，内容一致，且已履行完毕，不存在任何争议，即便有争议，也已超过诉讼时效；8.12合同中群利公司和弘畅公司共同向五建公司出具一份承诺书，证明合同实际权利义务由弘畅公司与钟国贤结算，与五建公司无关，承诺书载明的事实，表明弘畅公司的直接交易方是钟国贤，弘畅公司对钟国贤的身份是明知的，对于砂浆其已经与分包单位群利公司结算完毕；本案曾因钟国贤存在伪造印章行为而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以没有构成实际损失为由未予立案，对于公章的真伪公安机关并没有认定，对于印章的真假，应由弘畅公司承担举证责任；弘畅公司也未提供结算单以及随车小票等原始凭证，对于送货事实、送货数量以及欠款金额等在钟国贤未到庭的情况下均无法查明，双方合同约定价款单价是人民币205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而钟国贤出具欠条的价款单价达240元，五建公司有理由怀疑欠条的真实性；弘畅公司主张案涉砂浆供应涉及两个工程，即嘉定中学和造币厂改扩建工程，而就嘉定中学工程双方并未签订任何合同，对于单价、数量等没有证据佐证。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钟国贤、群利公司未作陈述。
弘畅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五建公司支付其货款272,980元；2、判令五建公司支付其违约金(以272,980元为基数，自2012年3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日万分之四计算)；3、诉讼费由五建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起，五建公司分别承建了上海造币有限公司镍包钢新一号临时过渡厂房工程(以下简称“造币公司过渡厂房工程”)、造币公司改扩建工程以及嘉定中学工程。其中造币公司过渡厂房工程和造币公司改扩建工程的土建分包给群利公司。弘畅公司系工程所需砂浆的供应商。2009年8月12日，钟国贤以五建公司(买方、甲方)名义与弘畅公司(卖方、乙方)签订一份《上海预拌砂浆买卖合同》(即8.12合同)，合同编号为WJ(3)2009采-23(0)，工程名称为上海造币有限公司镍包钢新一号线临时过渡厂房。合同约定了砂浆的种类为DM5.0、PM10、DM7.5，数量分别为300吨、400吨、300吨，单价分别为195元/吨/立方米、205元/吨/立方米、200元/吨/立方米。钟国贤在合同尾部甲方处的业务联系人签字确认，并盖有五建公司第15号合同专用章［“15”没有“()”］。弘畅公司法定代表人卫罗坤在乙方处签字并盖有弘畅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同日，弘畅公司与群利公司共同向五建公司出具一份《承诺书》，该《承诺书》载明：“实际施工分包人上海群利实业有限公司，在对由上海市第五建筑有限公司与上海弘畅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供应商或专业施工分包人)所签订的进入交易中心的合同(合同编号及合同名称)上海造币厂封浜分厂干粉砂浆WJ(3)2009采-23(0)的一切内容都十分明了的情况下，实际施工分包人与供应商或专业施工分包人共同向上海市第五建筑有限公司作出以下承诺：1、上述合同因作为进入交易中心所需，故只能以上海市第五建筑有限公司的名义签订。2、上述合同中的付款、结算等一切权利义务，均由实际施工分包人钟国贤承担。3、上述合同履约中如产生纠纷，由实际施工分包人钟国贤和供应商或专业施工分包人卫罗坤双方自行解决，与上海市第五建筑有限公司无关。4、供应商或专业施工分包人卫罗坤对以上内容全部明了，并予以认可。”《承诺书》尾部，群利公司在实际施工分包人处加盖合同专用章，钟国贤在代理人处签字确认，弘畅公司在供应商或专业施工分包人处加盖合同专用章。同年8月20日，钟国贤以五建公司(买方、甲方)名义与弘畅公司(卖方、乙方)签订一份《上海预拌砂浆买卖合同》(即8.20合同)，合同编号为WJ(3)2009采-27(0)。合同对工程名称、预拌砂浆的等级、数量、单价以及总金额等内容的约定与8.12合同一致。合同还约定：“五、技术要求……5、其他要求：本合同只作交易用……十、其他约定事项：……8、甲方指定的收货人员为：钟国贤，其中任何一人签字即视为完成收货程序；指定的对账(结算)人员：钟国贤对账签字或加盖公章后，即视为有效……”。在合同尾部甲方处盖有五建公司的合同专用章［“15”没有“()”］，乙方处盖有弘畅公司的公章。2011年3月1日，钟国贤再次与弘畅公司签订一份《上海预拌砂浆买卖合同》(即3.1合同)，买方(甲方)为五建公司，卖方(乙方)为弘畅公司，工程名称为造币公司改扩建工程，砂浆的种类为DM5.0、PM10、DM7.5，数量分别为300吨、400吨、300吨，单价分别为195元/吨/立方米、205元/吨/立方米、200元/吨/立方米，总金额为200,500元。合同还约定了：“四、预拌砂浆付款方式和期限：1、每月结算一次，次月底付款。2、甲方付款支票抬头须注明乙方单位全称，并背书‘不得转让’。……五、技术要求……5、其他要求：本合同只作交易用。……十、其他约定事项：……7、预拌砂浆价格实行随行就市，当原材料价格波动时，由双方友好协商，签署调价确定书，作为本合同的补充协议；……8、甲方指定的收货人员为：钟国贤，其中任何一人签字即视为完成收货程序；指定的对账(结算)人员：钟国贤对账签字或加盖公章后，即视为有效。……”。在合同尾部甲方处盖有五建公司的合同专用章［“15”有“()”］，乙方处盖有弘畅公司的公章，业务联系人处有弘畅公司员工赵月根的签字确认。合同签订后，弘畅公司员工赵月根将3.1合同在上海市嘉定区建设工程交易中心办理了备案登记。
2012年1月4日，钟国贤指定的收货员“徐某良”向弘畅公司出具了一份对账单，确认弘畅公司分七次向嘉定中学工地提供了型号为DM7.5的砂浆共221.2吨。同日，钟国贤指定的收货员朱仲飞向弘畅公司出具了一份对账单，确认弘畅公司向“造币厂工地”送了型号为PM5的砂浆366吨、PM7.5的砂浆6吨、PM10的砂浆171吨、PM15的砂浆348.5吨、PS20的砂浆350吨，以上共计1,241.5吨。2013年8月10日，钟国贤向弘畅公司出具一份欠条，载明：“今欠弘畅公司干粉砂浆上海五建造币厂工地2010年至2011年共计(1,241.5)T，嘉定中学工地共计(221.2)T，共计(1,462.7)T，大写壹仟肆佰陆拾贰点柒T。共计人民币(372,980元)，已付壹拾万元正。今欠大写贰拾柒万贰仟玖佰捌拾元正。以上欠款于2013年12月底付清。”落款处有钟国贤的签字确认。
2012年4月25日，上海市第五建筑有限公司更名为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弘畅公司曾于2014年10月17日就本案系争事项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14年10月27日立案。审理中，五建公司认为3.1合同上所加盖的“五建公司合同章”系伪造，钟国贤涉嫌合同诈骗罪和伪造印章罪，申请将该案移送至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经侦支队(以下简称“普陀经侦”)，故一审法院于2014年11月25日将本案移送普陀经侦处理。2014年12月24日，弘畅公司法定代表人卫罗坤在接受普陀经侦询问钟国贤与五建公司关系时，称：“钟国贤开始介绍的时候说他是五建公司的人，后来我公司了解下来，其实他是五建公司下的分包商。”后普陀经侦认为钟国贤不构成犯罪，未予刑事立案。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弘畅公司、五建公司之间是否建立买卖合同关系。首先，本案共涉及8.12合同、8.20合同和3.1合同三份合同。8.12合同签订当日，弘畅公司与群利公司向五建公司出具一份承诺书，约定“上述合同履约中如产生纠纷，由实际施工分包人钟国贤和供应商或专业施工分包人卫罗坤双方自行解决，与上海市第五建筑有限公司无关”，虽然弘畅公司、五建公司于2009年8月20日又签订了8.20合同，但并未对承诺书约定的内容予以否定。五建公司认为弘畅公司、五建公司签订8.12合同、8.20合同的目的只为交易中心备案使用，并非实际履行。比较弘畅公司、五建公司的说法，五建公司的说法更具有合理性，予以采信。对于3.1合同，该份合同尾部所加盖的五建公司合同专用章中间的“15”有“()”，而8.12合同、8.20合同尾部五建公司合同专用章中间的“15”均没有“()”。3.1合同中的五建公司合同专用章与前面两份合同中的五建公司合同专用章明显不一样，与五建公司提供的15号合同专用章也不一样，故无法仅凭该份合同认定弘畅公司、五建公司之间建立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其次，从合同履行过程来看，钟国贤出具的弘畅公司的结算单价明显高于合同约定的单价，对此弘畅公司称系经过双方口头协商变更了单价，但这与3.1合同中约定要求双方对于材料价格调价需签署调价确认书不符。弘畅公司称钟国贤通过四次向弘畅公司以现金方式支付了100,000元货款，这与3.1合同约定五建公司支付货款的方式为支票不相符。而且弘畅公司至今也未向五建公司开具发票，因此从弘畅公司的履行情况来看，均无证据证明弘畅公司与五建公司有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最后，从钟国贤是否具有代理权限来看，弘畅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五建公司授权钟国贤签订合同。弘畅公司与群利公司向五建公司出具的承诺书中已非常清晰地披露了钟国贤与五建公司无关，而且钟国贤以及在对账单上签字的“徐某良”、“朱仲飞”均非五建公司员工。弘畅公司仅凭在交易中心备案的合同中约定了钟国贤为收货人和对账人等就主观臆断认为钟国贤为五建公司的业务员，这种基于非正当信赖产生的判断，明显存在主观过错，故本案钟国贤不构成表见代理，弘畅公司、五建公司之间并不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综上，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拘束力。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弘畅公司应向直接交易方主张权利。虽然五建公司是本案系争工程的总承包商，但系争工程还涉及其他分包商、承包人等，即便弘畅公司提供了货物，这只能说明弘畅公司的供货与五建公司所承建的本案系争工程有一定关联，但不能由此推断弘畅公司、五建公司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鉴于弘畅公司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弘畅公司、五建公司之间存在直接买卖合同关系，弘畅公司向五建公司主张支付货款及承担违约责任，不予支持。据此，判决：驳回弘畅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394元，公告费820元，共计6,214元，由弘畅公司负担。
二审中，五建公司提供其与群利公司于2009年6月25日签订的《分包合同》一份，证明就造币公司过渡厂房工程其与群利公司曾签订分包合同的事实。弘畅公司对该分包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认证认为，五建公司提供的该分包合同有五建公司与群利公司盖章确认，弘畅公司对该合同真实性虽有异议但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故本院对该分包合同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本院进一步查明：就案涉造币公司过渡厂房工程即8.12合同和8.20合同约定的工程，五建公司与群利公司在2009年6月25日签订了《分包合同》，约定群利公司的承包范围及内容为在五建公司总承包管理框架下负责该工程的土建(不包括其他专业分包)。该事实有五建公司与群利公司于2009年6月25日签订的《分包合同》予以证明。
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弘畅公司向五建公司主张系争货款是否具有合同和法律依据。
本院认为，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签字或盖章时合同成立，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系争3.1合同上五建公司的印章与五建公司提供的印章样式存在差异，在弘畅公司没有证据证明五建公司曾在其他交易场合中使用与3.1合同相同印章的情况下，本院对3.1合同上五建公司印章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在8.12合同签订的同时弘畅公司向五建公司出具了承诺书，从承诺书的记载看，弘畅公司对钟国贤是实际施工分包人、付款结算责任人而非五建公司在案涉工程的授权代表是明知的。虽然8.12合同签订后双方又签订了8.20合同，但两合同的内容基本一致，且并不影响弘畅公司对钟国贤身份和交易相对方的客观认知。况且3.1合同中五建公司落款处没有钟国贤的签字，弘畅公司没有证据证明该合同是钟国贤代表五建公司所签订。基于以上分析，由于弘畅公司对钟国贤身份和交易相对方并非五建公司有明确的认识，且3.1合同上五建公司的印章真实性缺乏证据支持，则钟国贤签收弘畅公司供应的砂浆、与弘畅公司进行结算付款以及出具欠条的行为，不构成对五建公司的表见代理，弘畅公司向五建公司主张货款缺乏合同依据。此外，弘畅公司主张的货款中还包含嘉定中学工程，但缺乏合同依据，亦不能证明合同相对方为五建公司。8.20合同与3.1合同系两份独立的合同，约定的工程名称不同，应分属两个合同法律关系，弘畅公司所称8.20合同剩余欠款归入3.1合同，缺乏事实依据。
综上所述，弘畅公司的上诉理由缺乏法律和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394元，由上诉人上海弘畅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高增军
审 判 员 王益平
代理审判员 丁海宁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夏秋凤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