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鄂武汉中行终字第0029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传忠。
委托代理人周新宝。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发展大道199号。
法定代表人黄晓屏，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陈映竹，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林琳，该局工作人员。
上诉人袁传忠诉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以下简称江汉区公安分局）治安管理行政处罚一案，因不服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5）鄂江汉行初字第0002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5年5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对本案进行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11月7日，武汉市江汉区驻京群工组接武汉市驻京办的通知：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区分局查获武汉市江汉区下牯牛洲四村102号居民袁传忠（本案原告）在北京市中南海地区进行非正常上访，对原告进行书面训诫后将其送至国家信访局分流中心，要求江汉区驻京群工组接回武汉市并依法予以处理。同月8日，武汉市江汉区驻京群工组将原告送回武汉市，并将原告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扰乱该地区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行为移交被告所属常青街派出所调查处理。同日，常青街派出所依法予以受理，向原告告知其在行政案件中的权利和义务，对原告予以传唤并进行了询问。原告承认：因不满武汉市江汉区航侧实业有限公司内部人事安排，于同月7日到北京天安门附近进行上访；原告还曾因同一事由于2012年起多次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区分局以在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为由训诫。常青街派出所展开调查，收集了对原告违法行为作出处理的《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书》23份及相关证据，并在作出行政处罚前告知了原告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原告依法享有的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同日，被告作出并向原告送达汉公（常）行决字（2014）360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原告治安处罚行政拘留十日。原告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第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被告负责本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具有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职权。二、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是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处罚正确，程序合法。1、被告的证据9对原告的《询问笔录》和证据16武汉市江汉区常青街邬家墩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能够证明原告的居住地为武汉市江汉区下牯牛洲四村102号，属于被告所属常青街派出所治安管辖范围。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的规定，被告所属常青街派出所对移交的原告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的违法行为作为治安案件予以受理，具有本案的行政管辖权。2、在治安管理行政处罚程序中，被告所属常青街派出所依法告知了原告在行政案件中的权利和义务，依法对原告进行了询问，调查收集了原告在北京市中南海、天安门周边非正常上访时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区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训诫的证据材料，在被诉行政处罚作出之前告知了原告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原告所享有的陈述和申辩的权利。被告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在信访过程中违反国务院《信访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的规定，多次实施了在北京市中南海、天安门周边非正常上访的行为。根据国务院《信访条例》第四十七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被告认定原告上述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构成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且情节较重，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处罚程序并无不当。3、被告的证据1《行政案件结案综合报告》和证据4《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及《呈请行政处罚报告书》能够证明被告认定原告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关于扰乱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规定而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但被诉汉公（常）行决字（2014）360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却载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二条之规定”。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引用法律款项不规范，属行政行为的瑕疵，应予纠正。综上，对原告的诉讼主张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袁传忠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袁传忠不服原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上诉人因武汉市航侧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未经股民代表大会和董事会决定，违反法定程序，剥夺上诉人2005年经民主选举当选为董事会的董事资格和代表公司股东分管经济工作权的问题，与公司及领导多次交流沟通无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国共产党章章程》的规定，逐级向上级直至到北京上访反映，都被接回地方得不到合理解决。原审判决采信被上诉人提交的《袁传忠案证据清单》不符合法定形式，为无效证据，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提供证据，且证据没有分类编号、无材料来源、证明对象，以及内容说明简要，签名或盖章，注明提交日期等不符合法定形式；而且将清单编成“请”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写成“第二十三条第一、二条”之规定，适用法律错误；《受案登记表》中无案件来源，没有北京发生地公安机关移送单位、报案人、接报单位、接报民警、移送人、联系方式、接报时间和地点，受案程序违法；所有指控上诉人的证据，没有具体事实依据。公安部（2013）25号《关于公安机关处置信访活动中违法犯罪行为适用法律的指导意见》中强调的“各地公安机关在处置上述信访活动中违法犯罪行为时，要求：（一）坚持法制，讲究政策，制止非法。（二）强化证据意识，依照法定程序及时收集、固定相关证据。（三）明确管辖责任，加强协作配合。”发生地没有行政案件移交，被上诉人超越、滥用管辖权，编造假行政处罚案，对本案不具有行政管辖权。原审在没有依据明确的违法行为事实基础上，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支持被上诉人超越、滥用管辖权制造冤案的枉法判决；原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调查收集了原告在北京市中南海、天安门周边非正常上访时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区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训诫的证据材料为被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情节较重是错误的，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袁传忠案证据清单》不符合法定形式。综上，庭审证明被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无事实依据和不符合法定形式，无发生地公安移交居住地管辖办理的行政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无第一、二条之规定，程序严重违法。原审判决只认定被上诉人具有管辖权，没有事实依据和相关证据，超越、滥用管辖权违法办案，恳请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江汉区公安分局答辩称：2014年11月7日，上诉人因不满武汉市江汉区航侧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免去其董事职务，到北京市中南海地区进行非正常上访。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查获上诉人的上述行为后，对上诉人进行了书面训诫并转送国家信访局分流中心，要求武汉市江汉区信访局驻京群工组接回上诉人依法予以处理。驻京群工组将上诉人送回武汉市，并将其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扰乱该地区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行为移交上诉人居住地即被上诉人常青街派出所调查处理。经被上诉人进一步调查查明：上诉人从2012年开始就因不满被免去其董事职务一事多次到武汉市江汉区信访局信访。2013年9月4日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进行上访时，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区分局府右街派出所查获，以《训诫书》形式给予了训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区分局府右街派出所明确告知上诉人中南海周边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也不允许信访人员滞留或聚集，并告知其正常信访的有关途径。但上诉人并没有停止非正常的上访行为，从2013年9月至2014年11月期间，因进京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区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再次以书面训诫的形式训诫23次。上诉人的上述行为扰乱了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地区的公共秩序。鉴于上诉人的多次恶意非正常上访行为，被上诉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对上诉人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量罚适度。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护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地区的正常公共秩序。
各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依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本院对证据的认证和采信理由与原审相同，本院对原审认定的事实予以认可。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规定，被上诉人负责本区域内的以及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治安案件的管理工作，具有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管理职权。本案中，被上诉人对移交的上诉人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的违法行为作为治安案件予以立案受理，符合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被上诉人根据上诉人在北京市中南海、天安门周边多次实施非正常上访的行为事实，以及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区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训诫的证据材料，作出汉公（常）行决字（2014）360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送达行政相对人，其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处罚程序并无不当。上诉人认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引用法律款项不规范，属行政行为的瑕疵，不影响行政行为的合法效力，其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袁传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 明
审判员 姚建勇
审判员 曹 波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日
书记员 姜淑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