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粤01民终1890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顶津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6618442580E。
法定代表人：曹福龄，该公司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易初莲花连锁超市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6184181501。
法定代表人：谢汉人，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广州顶津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顶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易初莲花连锁超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初莲花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1民初386号之二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广州顶津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易初莲花公司立即向广州顶津公司退还违法扣缴的“补偿收入”410628.44元、“货架排面特殊陈列”380000元及“陈某”98015元，合计共888643.44元；2.易初莲花公司立即向广州顶津公司支付因违法扣缴888643.44元产生的利息23065.65元（按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中所规定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上浮50%的标准，自2015年7月6日违法扣缴之日起，暂计至2015年11月20日）；3.本案全部的诉讼费用由易初莲花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广州顶津公司、易初莲花公司在履行双方签订的《主购货协议2013年度商业交易及服务条款》过程中，广州顶津公司发现其公司员工黄某甲涉嫌伪造广州顶津公司的印章，并且使用该公章与其他公司签署合同，造成广州顶津公司严重经济损失，遂于2015年7月23日向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区分局东区派出所报案。广州市公安局萝岗区分局接到报案，经审查后予以立案受理，并于2015年8月23日向广州顶津公司发出立案告知书。2016年8月22日该局发函予原审法院，认为原审法院所审理（2016）粤0111民初字386号、2489号两案涉及其刑事立案侦查的涉及伪造公司印章一案，要求将上述两案移送该局进行刑事侦查。鉴于本案存在涉嫌经济犯罪，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审理范围。原审法院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款、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广州顶津公司的起诉。原审案件受理费12917元退回广州顶津公司。
上诉人广州顶津公司不服上述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易初莲花公司违反合同约定，单方发生并扣除涉案费用，严重损害了广州顶津公司的合法权益，广州顶津公司要求返还及支付利息于法有据。杭州顶津食品有限公司代表包括广州顶津公司在内的各地顶津食品有限公司，与包括易初莲花公司在内的全国各地的易初莲花连锁超市公司或关联公司签订了《主购货协议2013年度商业交易及服务条款》、《仓储服务协议》、《主购货协议交易条款和条件》等一系列合作协议(以下统称“合作协议”)，约定自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杭州顶津食品有限公司作为主经销商，各地项津食品有限公司作为指定经销商，向各地的易初莲花连锁超市公司或关联公司供应“康师傅”品牌饮料。根据《主购货协议2013年度商业交易及服务条款》“支付方式”的约定，易初莲花公司向广州顶津公司收取“市场推广促销服务费”时，除“厂商周促销”外可以直接按照合同约定的比例扣除外，其他均需要双方另行通过“补充协议”或“确认函”的形式，另行约定。2015年1-5月间，广州顶津公司财务人员在核对账簿时，陆续发现易初莲花公司的拟扣除费用清单中，罗列了“陈某DF”、“货架排面特殊陈列”及“补偿收入”等多笔双方从未约定的费用。该情况发生后，广州顶津公司立刻向易初莲花公司提出异议，要求易初莲花公司列举合法扣除相关费用的依据。而经多次交涉，易初莲花公司却仅拿出若干盖有伪造广州顶津公司公章的虚假《交款单》，并以此虚假《交款单》作为扣除广州顶津公司相关费用的唯一依据。广州顶津公司认为，在双方对于“陈某DF”、“货架排面特殊陈列”及“补偿收入”等费用已约定需要另行协商的情况下，易初莲花公司不能违反合作协议约定，未经广州顶津公司许可便扣除涉案费用。而现由于易初莲花公司扣除涉案费用的行为没有合法依据，更损害了广州顶津公司的合法权益，其应当承担因此产生的全部责任。
（二）虚假《交款单》不是广州顶津公司提供，且使用的“广州顶津公司”公章伪造痕迹明显，易初莲花公司有且必须有能力予以辨认。而易初莲花公司未尽合理的审慎义务，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易初莲花公司自行承担。1.虚假《交款单》所使用的“公章”不符合双方的用章规则和惯例。根据易初莲花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所有虚假《交款单》中所使用的印章均系由汉字“广州顶津食品有限公司”及字母“GUANGZHOUDING-
JINFOODC0，LTD”组成的公章。按照广州顶津公司向易初莲花公司提供，并有易初莲花公司员工谢某签收的《关于货款结算、费用支付、退款操作知会函函》所约定的公章使用规则及双方历次的《交款单》用章使用惯例可知，涉诉《交款单》中应当使用的真实印章不应是广州顶津公司公章，而是带有“广州顶津食品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字样的广州顶津公司合同章。2.虚假《交款单》所使用的“公章”伪造痕迹明显，肉眼即可识别。即便针对公章来说，虚假《交款单》中所使用的公章均系由汉字“广州顶津食品有限公司”及字母“GUANGZHOUDING-
JINFOODCO．，LXD”组成，而真实的广州顶津公司公章亦应由汉字“广州顶津食品有限公司”及字母“GUANGZHOUTING-
JINFOODCO．，LTD”组成，伪造的合同章与真实的合同章差别巨大，且肉眼可以识别。3.易初莲花公司未经审慎义务，应当承担错误扣费产生的一切不利后果。如前所述，本案中印章使用的对错，真假公章的差别仅需要普通人一点点的注意便可轻松辨认，对于易初莲花公司这样的大型企业来说，不仅仅是应当，而是必须具有这样的能力。但易初莲花公司却没有与广州顶津公司核实印章真假，足以反映易初莲花公司内部管理极其混乱，对于公章、合同的使用及签订均缺乏基本的风险防控意识。鉴于扣费能为易初莲花公司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易初莲花公司更有足够积极追求错误扣费结果的发生的理由。
（三）易初莲花公司没有切实证据证明其实际开展了虚假《交款单》中所约定的相关活动，且虚假《交款单》中所约定的相关活动亦未经广州顶津公司许可，易初莲花公司开展的活动不具有真实性及合法性。一方面，易初莲花公司在庭审中声称其已经开展了涉案《交款单》中的相关活动，并提交了相关活动海报予以证明，但按照正常的逻辑来说，海报并不是证明易初莲花公司已经实际开展活动的直接证据，且鉴于其制作容易，成本低廉，真实性亦无法确认。更何况，经庭审质证发现，易初莲花公司提供的海报存在项目类别、活动时间、活动类别等众多内容与易初莲花公司提交的虚假《交款单》不符和矛盾的情况。因此，海报不但不是易初莲花公司实际开展相关活动的切实证据，更因其有众多内容与虚假《交款单》不符和矛盾而从侧面证明了相关活动开展的虚假性，易初莲花公司声称开展的相关活动不具有真实性。另一方面，按照合作协议约定，易初莲花公司拟扣除涉案“陈某DF”、“货架排面特殊陈列”及“补偿收入”等费用的，均需要与广州顶津公司另行协商。而本案中，易初莲花公司不但未经广州顶津公司许可，甚至未向广州顶津公司通知或告知，也就是说，广州顶津公司对于相关活动的开展并未许可，并不知情，事后亦未予以确认。因此，易初莲花公司单方扣除涉案款项的行为不具有合法性。
（四）若允许易初莲花公司违法扣除涉案款项行为的发生，将严重损害广州顶津公司的合法权益，更不符合基本的商业逻辑。本案中，在合作协议已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易初莲花公司却不遵守合同约定，未与广州顶津公司就相关活动的开展和费用的扣除另行协商，更违反合同约定，以明显虚假的《交款单》单方扣除了涉案款项。按照易初莲花公司在本案中扣款的逻辑，只要印有“广州顶津”字样的合同，易初莲花公司便可以作为扣费的依据。那么，从今往后，不管易初莲花公司是否真实开展了活动，也不管是否经过广州顶津公司的许可，只要易初莲花公司愿意，任何数额、任何类目的款项都可以单方随意扣除，这样的逻辑不但是可笑的，更是可怕的，这足以将广州顶津公司所有的合法利益置之不顾，这违反了最基本的商业逻辑。
（五）广州顶津公司、易初莲花公司之间不存在易初莲花公司有权单方扣款的交易习惯，广州顶津公司不会也不可能认可易初莲花公司单方扣费行为的合法性。1.广州顶津公司同意易初莲花公司以其他费用冲抵错扣的费用的行为，不能推断易初莲花公司在未来的交易中有权单方扣费，其单方扣费的行为仍然缺乏依据。本案中，易初莲花公司声称已发生了多次费用的单方扣除，且事后均经过了广州顶津公司的许可，并由此可以认定双方已经就易初莲花公司可以使用虚假《交款单》进行扣费形成了惯例。为此，易初莲花公司还提交了若干广州顶津公司向易初莲花公司开具发票和确认债权债务函件的证据予以证明。但是，据易初莲花公司提交的证据反映，确系易初莲花公司无协议依据而单方产生的扣费，但广州顶津公司并未认可易初莲花公司扣除费用的合法性。一方面，事实上，在发生该问题后，广州顶津公司立即与易初莲花公司沟通，并指出易初莲花公司扣除款项是错误的、非法的。最终，双方亦经过协商达成一致协议，用易初莲花公司错误扣除的费用冲抵了广州顶津公司可能发生的其他费用。也就是说，双方通过协商纠正了易初莲花公司错误扣款的行为，这不是广州顶津公司对易初莲花公司错误扣费行为的认可，而是双方对易初莲花公司错误扣费行为的纠正，双方没有使用过易初莲花公司可以单方扣费的交易方式。另一方面，虽然易初莲花公司存在管理混乱、风险把控不严等众多问题，但由于广州顶津公司的严格审核，在双方历年的交易中，发生错误扣费的次数远低于正常扣费次数，而双方也都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采取了冲抵其他费用等方式予以处理，双方没有“经常”使用易初莲花公司单方扣款的交易方式。因此，针对易初莲花公司错误扣费的问题，广州顶津公司从未认可易初莲花公司扣费的合法性，且错误扣费的情况远低于正常扣费次数，双方亦采取个案处理，不符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关于“经常”和“使用”规定，双方之间从来就不存在易初莲花公司可以单方扣费的交易惯例。2.双方事实上一直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对于需要双方另行约定的费用，均采取了书面协议予以确定。双方已有多年的合作关系，根据广州顶津公司补充的证据显示，自从2012年起，双方就一直对本案涉案中的扣费类目采取另行协商的方式，该方式亦是防止易初莲花公司无权单方扣款发生的重要条件。而根据合作协议反映，双方也通过协议的形式明确了涉案类目的扣费，一定需要另行协商。因此，双方不论是在约定层面还是在实际履行层面，都是一致的，对于涉案类目的扣费，是需要另行协商的。
（六）原审法院以本案全案涉嫌经济犯罪不属于民事纠纷审理范围为由驳回起诉是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纠正。2015年初广州顶津公司核查易初莲花公司另案错扣的补偿收入、货架排面特殊陈某、陈某时，广州顶津公司曾与员工黄某乙进行谈话，谈话过程中广州顶津公司发现案外人黄亮斌可能涉嫌伪造公章并向广州市公安局萝岗区分局报案，该局于2015年8月23日决定立案。报案材料显示，黄某乙涉嫌的是伪造公章犯罪，不是利用合同实施经济犯罪，与广州顶津公司与易初莲花公司基于货物买卖合同而产生的经济纠纷，表面上似乎具有一定的关联，但从法律性质上来说则是不同的法律事实，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两者并不重合、交叉，本案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属于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原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广州顶津公司上诉请求判令：1.撤销原审裁定；2.判令易初莲花公司向广州顶津公司退还违法扣缴的“补偿收入”410628.44元、“货架排面特殊陈列”380000元及“陈某”98015元，三者合计共888643.44元；3.易初莲花公司立即向广州顶津公司支付因违法扣缴888643.44元产生的利息23065.65元（按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中所规定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上浮50%的标准，自2015年7月6日违法扣缴之日起，暂计至2015年11月20日）；4.本案全部的诉讼费用由易初莲花公司承担。
本院二审查明：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区分局东区派出所在对报案人广州顶津公司职员王某制作的询问笔录中记载：问：说说你所知道的事情？答：2015年1月易初莲花公司向广州顶津公司申请扣除费用100多万，经过倒查，发现100多万存在异常，所以财务找负责易初莲花公司交易的客户经理黄某甲了解情况。后来，我们也去到易初莲花公司总部查询，发现交款单上的公章并不是我们公司使用的合同专用章，所以我们今天向东区派出所报警。问：黄某甲使用伪造的公章签署了哪些协议，涉及的金额是多少？答：暂时只能提交我们和易初莲花公司的交款单，这些交款单都是易初莲花公司提供，我们公司没有备案，也没有进入我们公司系统，现在易初莲花公司以折抵货款的方式，扣除了我们公司八十多万的货款。
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广州顶津公司以其公司员工涉嫌伪造印章，向广州市公安局萝岗区分局报案，该分局已立案侦查并向原审法院发函，以涉及刑事犯罪为由要求将本案移送。此外，从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区分局东区派出所对报案人所做的询问笔录中可以看出，广州顶津公司报案所依据的事实材料正是黄某甲伪造印章与易初莲花公司签订协议，从而给广州顶津公司造成损失，该损失包括易初莲花公司根据上述协议及交款单以折抵货款的方式，扣除了广州顶津公司部分货款。而本案审理的民事诉讼，正是广州顶津公司主张相关交款单并非加盖其司公章，并据此要求易初莲花公司返还违法扣除的货款，与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具有相同的法律事实和直接关联。鉴于本案涉嫌经济犯罪，原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裁定驳回广州顶津公司起诉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广州顶津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莫 芳
审 判 员 汤 瑞
代理审判员 马 莉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杨佐堂
李泳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