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云2927民初264号
原告：杨春红，女，1992年7月29日生，住巍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志富，男，1986年9月10日生，住巍山县。系杨春红丈夫高志勇之哥。
委托事项和权限：一般授权代理。
原告：高志勇，男，1988年6月20日生，住巍山县。
被告：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32927432614508B。
住所地：巍山县南诏镇华兴街*号附*号。
法定代表人：刘钟，任该医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赫尚志，男，1978年10月9日生，住巍山县。
委托事项和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富泉，云南苍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事项和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杨春红、高志勇诉被告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巍山县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6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春红、高志勇及杨春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志富，被告巍山县人民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富泉、赫尚志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巍山县人民医院的法定代表人刘钟未到庭。合议庭于2018年7月17日评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1、确认被告医院在整个治疗、护理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行为，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以下损失：医疗费53780.78元、鉴定费285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000元、误工费36000元、营养费5893元、交通费10570元、律师费2000元、陪护费12000元、婴儿死亡赔偿金572220元、丧葬费9000元、精神损害赔偿金100000元，以上各项共计835963.78元，按鉴定的75%赔偿共计626972.83元。2、要求被告按责任比例的75%承担后续治疗及康复费用。3、由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2017年11月14日，原告夫妻二人超过预产期7日就住巍山县人民医院，产前各项检查指标一切正常。住院期间，被告在诊疗过程中存在预产期计算不规范，产程中观察分析不到位，剖腹产时机选择不当，术后病情关注检测不到位，未及时进行早期有效抗感染处理的过错。新生儿出生后存在部分新生儿复苏操作不规范等过错，上述过错与原告杨春红剖腹产术后产褥感染及杨春红之子死亡的损害后果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被告应承担主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被告应当对此承担杨春红术后感染及杨春红之子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以及杨春红后续医疗及康复费用。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云南省高院对人身损害赔偿之精神抚慰金的规定，结合本案被告未对受害人家属丧子之痛给予人道主义道歉及慰问，原告强烈要求赔偿精神抚慰金100000元。
被告辩称：医院是从事救死扶伤的单位，我们也不希望出现任何的意外事件。妊娠分娩从古至今都是存在风险的，包括现在也不能做到零风险，因此关于昆明医科大学的鉴定书鉴定我医院有过错，过错比例达到75%，我们要求重新鉴定。原告的小孩没有保住，有多方面的原因，本案中，母体有妊娠期糖尿病和其他的因素，鉴定机关没有客观对我们医院的医疗行为作出评价，故我方要求重新鉴定。原告诉讼请求不合理、不合法，原告将婴儿视为城市户口是错误的，从原告向法院提供的材料可以知道，婴儿的父母均为农村户口，根据我国的户口制度，如果婴儿能够健康成长的话，只能是农村户口，不可能是城镇户口，原告也没有提供其可以视为城镇户口的证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婴儿的父母为城镇的户口。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婴儿不能视为城镇户口，不能因为婴儿的父母在城镇居住或工作一年以上就将婴儿视为城镇户口。原告要求的医疗费，因未看见单据，故原则性提出一些观点，必须要与医院的行为有因果关系，其次要有原始单据，且需要核实是否扣除过生育险。本案中原告杨春红的医疗行为包括妊娠分娩的费用不是我院的过错，我医院不承担。鉴定费，见单即可，计入总数。住院伙食补助费，不属于医院行为造成的损失，因为即将临盆的妇女本身就需要营养和伙食。营养费，原告住院的天数只有17天，且没有营养费的计算方法。误工费，不是因为医院的过错导致原告不能上班。原告住院的天数总共是17天，医疗费不可能有那么多。交通费，因原告造成的交通费与医院无因果关系。律师费，不应当赔偿。陪护费，怀孕临盆的妇女，不管在哪里生产，都需要陪护，不是医院的行为造成的损失。婴儿的死亡赔偿金，只能按照农村居民的标准来进行计算。丧葬费，依法计算即可。精神损失费，即使根据不公平的鉴定书，医院也不是全部的过错。根据法律的规定，发生死亡、伤残的，死亡、伤残补偿的就是精神赔偿，故不得重复计算。另外，从本地区乃至全国的司法实践，高风险的分娩过程中，10万元的精神赔偿金，数额明显不当。综上所述，本案婴儿没有留住是医院的遗憾，鉴定书明显不当，要求重新鉴定。原告提出的各项损失明显不当。现在的医疗环境中很不健康，医院承担着巨额的诉讼风险，医院才是弱者。
综合双方主张，本案争议焦点：1、赔偿责任如何划分？2、新生儿的死亡赔偿标准应当按农村户口还是城镇户口计算？3、原告要求的赔偿项目及数额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应当得到支持？
原告向本院提交证据：A1、《身份证》复印件、《常住人口登记卡》各二份，《云南省居住证》、巍山县大仓镇大仓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各一份，证明杨春红居住在巍山县大仓镇的事实及二原告的户籍情况；A2、《结婚证》两本，证明二原告系夫妻关系；A3、奥欣服装超市《劳动合同》、《工资证明》各一份，证明原告杨春红收入来源于城镇，在奥欣服装超市上班，每月工资为3000元；A4、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2017]（病理）鉴字第396号、[2018]（临床）鉴字第AC5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各一份，证明：1、杨春红之子（男，新生儿）死亡原因系新生儿羊水吸入窒息导致急性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死亡；2、医方巍山县人民医院对杨春红的诊疗过程中，存在预产期计算不规范，产程中观察分析不到位、剖宫产时机选择不当，术后病情关注、检测不到位，未及时进行早期有效抗感染处理，新生儿出生后部分复苏操作不规范过错；3、医方过错与杨春红剖宫产术后产褥感染及杨春红之子死亡的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医方应承担主要责任，过错参与度建议为75%左右；A5、《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决定书》二份、《物品清单》七份，证明杨春红的病历封存在巍山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A6、巍山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经调解，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A7、巍山县人民医院《产科住院病历资料》一份，证明原告杨春红在巍山县人民医院的治疗情况；A8、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病历资料》、《出院诊断证明》、《出院记录》、《住院费用清单》各一份，证明原告杨春红转院到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疗的情况；A9、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诊断证明书》一份，证明原告杨春红的病情需继续服药；A10、《门诊收费票据》三十六张、《挂号单》两张、《付款凭证》六张、《收据》一张、《预交款收据》一张、《住院收费票据》三张、《床位费票据》三张、《交费单》一张、《购买人血白蛋白收据》六张，证明杨春红住院期间及出院后支付的医疗费；A11、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出具的《发票》二张，证明原告杨春红购买生活及营养用品支付的费用；A12、《律师代理费发票》一张，证明原告支付的律师费；A13、《鉴定费发票》三张，证明原告支付的鉴定费；A14、汽车加油费《发票》十张、《ETC预储值款发票》、《中国石化加油卡预收款凭证》、《客户充值回执单》各一张，《高速路收费发票》七张，《停车费发票》七十五张，证明原告支出的交通费用。
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A2、A5、A6、A7、A8、A13无异议，对证据A1、A3、A4、A9、A10、A11、A12、A14有异议。对证据A1中的村委会《证明》和《居住证》有异议，认为：看不出具体的居住地，杨春红的实际居住地点在农村，村委会的证明没有证明的意义，也没有证明人的签名，是无效证明，不能证明杨春红在城市居住一年以上，常住人口登记卡恰好证明了二原告的户口是属于农村户口；证据A3，认为：合同的真实性缺失，不是属于国家劳动部门拟定的合同，工资证明没有附工资清单，且没有出具证明人的签名，明显不真实，即使合同和工资真实，与本案的证明目的无关，且形式要件不合法，不予认可；证据A4，对过错鉴定有意见，认为：杨春红本人有妊娠期糖尿病等，鉴定机构还认定我医院承担75%的责任，明显不公平，我方要求重新鉴定；证据A9，认为：与本案无关联，从产生时间来看是2018年3月29日，从内容上看是椎体病变、结核，与本案毫无关联；证据A10，认为：第1页2018年3月的费用，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的单据，与本案无关。大理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单据，与本案无关，我们看不出原告杨春红在大理市第一人民医院有治疗，与时间不符。云南省妇幼保健院的单据，与本案无关联。富民县卫生院的单据，治疗单位和时间与本案无关联。大理州中医院的单据，与本案无关。无法看清医院名称的单据，只能看出来是治疗结核的，故与本案无关。巍山县大仓中心卫生院的单据，是在2018年2月治疗的，原告分娩行为是在巍山县医院和大理附属医院的，故与本案无关。巍山县人民医院的单据，与杨春红的治疗时间相符合的，我方予以认可。预交款单据和预交单不能作为医疗费用单据。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第一张单据，时间是2018年2月，杨春红早就出院，与本案无关。其余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单据，我方没有意见。其余非正规的床位费，我方没有意见。成都军区总医院的单据，与本案无关，且有些票据是高志勇和角兴彤的票据，不属于本案的治疗费用。采购药品的票据，不是正式的发票，且没有写采购人是谁，没有处方，故不能计入本案的损失，与本案无关。购买人血白蛋白的收据，没有购买人，也没有处方，是否实际发生、是否用于本案的治疗无法核实，故与本案无关，我方不予认可；证据A11、A12、A14，认为与本案无关。
被告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通过各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本院认为，证据A1、A2、A4、A5、A6、A7、A8、A13，真实、客观，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证明本案事实。证据A10，本院结合在案其他证据予以部分确认，其中对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出具的住院费收据2张（金额27522.78元）、门诊费收据8张（金额799.63元）、住院床位费单据3张（金额672元）予以确认，住院期间购买的人血白蛋白费用单据6张（金额7880元）予以确认。对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门诊费收据3张（金额487.32元）、大理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费收据2张（金额9.40元）、云南省妇幼保健院门诊费收据3张（金额597.41元）、富民县大营街道卫生院门诊费收据1张（金额94.16元）、富民县人民医院门诊费收据8张（金额473.17元）、大理州中医院门诊费收据3张（金额161.70元）、巍山县人民医院门诊费单据2张（金额176.90元）、巍山县大仓中心卫生院门诊费单据4张（金额152.28元）予以确认。对其余单据，无证据证明与本案有关，不予确认。证据A3、A9、A11、A12，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确认。证据A14，本院结合原告就医和转院治疗往返情况予以酌情认定交通费。
根据庭审和质证，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原告杨春红、高志勇系夫妻关系。2017年11月14日，原告杨春红到被告巍山县人民医院住院准备分娩。2017年11月19日12时30分许，原告杨春红在该院剖宫产分娩一男婴，经抢救无效后于当日13时43分死亡。2017年11月22日，原告杨春红因剖宫产术后产褥感染等病症转院到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治疗至2018年1月2日出院（住院40天），支付住院医疗费27522.78元，门诊费799.63元，支付外购药品（人血白蛋白）费用7880元，床位费672元。其病情经该院入院诊断为：1、发热原因待查；2、剖宫产术后；3、妊娠期糖尿病。出院诊断为：1、败血症；2、产褥期感染；3、剖宫产术后；4、妊娠期糖尿病；5、肺部感染；6、双侧胸腔积液；7、低位小肠梗阻；8、待排尿路感染；9、腹腔积液；10、低蛋白血症；11、阴道炎；12、低钾血症；13、轻度贫血；14、继发性纤溶亢进；15、腹壁切开Ⅱ期清创缝合术后；16、继发性血小板增多症；17、甲状腺功能异常；18、轻度脂肪肝；19、左肾稍高回声结节（错构瘤？）。此外，原告杨春红入院时支付被告巍山县人民医院门诊费176.90元。出院后到不同的医院治疗，先后支付巍山县大仓中心卫生院门诊费152.28元、大理州中医院161.70元、富民县人民医院473.17元、富民县大营街道卫生院94.16元、云南省妇幼保健院597.41元、大理市第一人民医院9.40元、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487.32元。关于新生儿的死亡原因，经原告委托，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7年12月7日以[2017]（病理）鉴字第39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为：“杨春红之子（新生儿）死亡原因系新生儿羊水吸入窒息导致急性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死亡”。双方发生医疗纠纷后，由原告与被告巍山县人民医院双方共同委托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就“巍山县人民医院在为杨春红提供的医疗服务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若存在过错，其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过错参与度”事项进行司法鉴定。2018年3月2日，经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2018]（临床）鉴字第AC5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为：“1、医方巍山县人民医院在对被鉴定人杨春红的诊疗过程中，存在预产期计算不规范；产程中观察分析不到位、剖宫产时机选择不当；术后病情关注、监测不到位，未及时进行早期有效抗感染处理；新生儿出生后存在部分复苏操作不规范过错。2、医方过错与被鉴定人杨春红剖宫产术后产褥感染及杨春红之子死亡的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医方应承担主要责任，过错参与度建议为75%左右”。原告支付两次鉴定的费用合计28500元。审理中，被告提出对过错责任鉴定有意见，要求在3日内提交重新鉴定申请。之后，被告未提交鉴定申请。关于两原告的赔偿金额，经征询原告意见，原告明确无需划分各自享有的金额，赔偿金归二人共同所有。故本院在计算出各项赔偿数额后，不再分别计算各自享有的金额。
本院认为：公民的身体健康权受法律保护。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人身或者财产损害请求医疗机构承担侵权责任的，依法按责予以赔偿。被告的此次医疗行为造成了原告杨春红剖宫产术后产褥感染及原告之子（新生儿）死亡的损害后果，依法应按责予以赔偿。根据鉴定意见，被告巍山县人民医院应承担75％的过错责任。原告要求被告按鉴定意见承担75％的赔偿责任的诉讼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赔偿的项目及数额，本院依据在案证据及相关规定予以核实确定；依规定，赔偿标准按2018年度云南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有关费用计算标准计算。医疗费、鉴定费依单据核定计算。原告杨春红在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治疗椎体结核的费用，无证据证明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赔偿住院伙食补助费6000元、误工费36000元、营养费5893元、护理费12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部分支持，按原告住院时间（巍山县人民医院住院9天，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40天）及赔偿计算标准依规定计算。原告要求赔偿的律师费用2000元，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赔偿交通费10570元的诉请，其提交的交通费单据部分与本案无关，本院根据原告治疗往返情况予以确定，交通费酌情确定为1500元。原告在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购买的保健品及出院后支付的自购药品费用，与本案无关，依法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的诉讼请求过高，本院酌情支持为5000元（不计赔偿比例）。原告要求被告按城镇常住居民标准赔偿新生婴儿死亡赔偿金572220元的诉讼请求，二原告均为农村居民，死亡新生婴儿的死亡赔偿金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进行计算。原告要求赔偿丧葬费9000元的诉讼请求，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赔偿后续治疗及康复费用的诉讼请求，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综上，经本院核定，原告杨春红、高志勇在本次医疗中的损失赔偿范围为：住院及门诊医疗费用39026.75元（住院医药费27522.78元+门诊费2951.97元+床位费672元+人血白蛋白费用7880）、误工费7874.30元（49天×160.70元/天）、护理费7874.30元（49天×160.70元/天×1人）、住院伙食补助费4900元（49天×100元/天）、营养费1470元（49天×30元/天）、死亡赔偿金197240元（9862元/年×20年）、丧葬费9000元、交通费1500元、鉴定费28500元，合计297385.3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被告应承担的赔偿金额为228039元（297385.35元×75%+5000元）。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人民医院赔偿原告杨春红、高志勇医药费、营养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鉴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228039元；
二、驳回原告杨春红、高志勇的其他诉讼请求；
以上应执行款项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070元，由原告负担5000元，由被告负担507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二年。
审 判 长 黄永建
审 判 员 王晓红
人民陪审员 杨 池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卜维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