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湘01民终70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万达运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479号建鸿达现代城1907-1908室。负责人：郑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亚伟，湖南通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叶周，湖南通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株洲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珠江北路199号悦湖国际1楼110、111、119、120房屋和4楼402房屋。负责人：徐杰，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纪言，北京中银（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峰，系该公司员工。原审第三人：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时代路。法定代表人：丁荣军，系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万达运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以下简称“万达运通长沙公司”）与被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株洲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第三人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株洲中车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2017）湘0105民初14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万达运通长沙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亚伟、邓叶周，平安保险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纪言、石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万达运通长沙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2017）湘0105民初1484号民事判决；2、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平安保险公司的起诉；3、请求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由平安保险公司起诉。事实与理由：一、本案应由海事法院专属管辖，原审法院审理本案，属事实认定不清，程序严重违法。从万达运通长沙公司与株洲中车公司的约定可充分证明，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海上货运代理关系；二、本案应适用《海商法》的相关规定，认定平安保险行使代为请求赔偿权利的诉讼时效为一年；三、原审法院认定万达运通长沙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系事实认定错误。本案货物损失没有委托第三方权威机构进行审计、鉴定，系平安保险与株洲中车公司协商确定，其结论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不能据此确定万达运通长沙公司承担赔偿的金额；四、根据《海商法》提单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证明，本案株洲中车公司根据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法律关系应当向提单签发人即契约承运人万达运通日本代理主张权利；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委托人以货运代理企业处理海上货运代理事务给委托人造成损失为由，主张由货运代理企业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货运代理企业证明其没有过错的除外。原审法院并没有证据证明万达运通长沙公司有过错，因此不应当认定万达运通长沙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平安保险公司辩称：一、本案并不属于海事法院专属管辖，万达运通长沙公司与株洲中车公司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亦非万达运通长沙公司所称的“海上货运代理关系”，原判决并未违反法定程序：首先，万达运通长沙公司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作为上诉理由并提出与株洲中车公司间成立的基础法律关系为“海上货运代理关系”就属于法律概念的理解错误。“海上货运代理纠纷”并不是指一种法律关系，其不等同于“海上货运代理关系”；其次，本案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适用条件与使用范围，本案适用的前提是万达运通长沙公司应具有处理海上货物运输有关的货运代理资质，但其并不具备；二、本案并不属于海事法院专属管辖范围；三、万达运通长沙公司与株洲中车公司的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并不成立，本案也不应适用《海商法》的规定；四、本案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平安保险公司的诉讼时效期间应自其取得代位求偿权之日起算，诉讼时效为两年；五、本案受损货物种类、数量明确，货损证据充分，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平安保险公司向一审法院请求：1、万达运通长沙公司赔偿平安保险公司损失844729.34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万达运通长沙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8月24日，株洲中车公司（甲方）与万达运通长沙公司（乙方）签订《货物运输代理合同》（协议号：TEG-L0200YCN），协议第一条约定万达运通长沙公司按照株洲中车公司货运委托书规定的时间、地点，把货物运输到目的地。委托范围包括：海关、商检、卫检、动检申报，装箱、运输，现场货运组织，提单签发，代付海空运费，代付国内运费及港务、港建、港杂费，代缴进口环节税金及商检费用，代办与货物相关的其他业务等。协议第二条“乙方的义务”：“根据甲方的货运委托书，与甲方的供货商或客户联系货物运输与交付事宜，在委托书规定的期限内，将货物运到指定地点，按时向甲方发出到货通知。对托运的货物要负责安全，保证货物无短缺、无损坏，如有上述问题，应承担赔偿义务。”合同第五条约定，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两年，合同到有效期后如双方均无异议，可自动顺延一年。本案货损发生时，合同处于有效期内。2013年12月10日，平安保险公司与株洲中车公司签订《2014年货物运输预约保险协议》，协议有效期为2014年1月1日0时至2014年12月31日24时止。协议约定保险标的为“设备、零配件、原材料”；投保险别为“国内水陆、陆路货物运输综合险、海洋运输一切险、航空运输一切险”；运输范围为“世界各地（联合国及美国制裁国家除外）”；责任起讫“仓至仓责任”。每次运输的保险金额按销售合同或买卖合同的发票金额的110%计算。承保形式为：平安保险根据其逐笔出具的保险单（包括运输申报单或每月提供的运输明细表）以及相关的保险条款和附加条款承担保险责任。协议中对每次运输限额、年保费、缴费方式、投保形式权益转让等方面进行了约定。2014年8月1日，株洲中车公司从日本进口一批二极管及IPM模块等电子设备，平安保险公司为该批货物出具货物运输保险单（保单号：18820021900137638851）。保单载明起运日期为2014年8月5日自日本经上海至株洲工厂。保险金额为340334478日元。保险货物项目、标记、数量及包装为：6M2TCI31-36#,159件，承保条件：其他约定详见协议，进出口货物合同号：TEG-IMP1584HJPQ。2014年8月1日，株洲中车公司出具货运委托书将本案所涉货物委托万达运通长沙公司代理运输。万达运通长沙公司在货运委托书上盖章确认。委托书中载明货物件数159件，货名及规格（包括体积和尺寸）6M2T-CI-(#31-36),万达运通长沙公司的运费报价中含海运费、换单费、代理报关费、代理报检费、三检费、港杂费、短驳费、拖车费等各项费用。2014年8月17日，万达运通长沙公司联系其他承运人将159件货物全部送到株洲仓库，株洲中车公司在货物签收单中签字确认。货物签收单中载明：“收货人请根据派送信息认真核对，完成签收。未完成签收，所有货物不允许开箱点收”。2014年8月18日，株洲中车公司在开箱点收时发现包装内部分电子设备有严重的水湿现象。株洲中车公司向平安保险报告了出险情况，并将水湿情况告知万达运通长沙公司。同日，平安保险查勘时万达运通长沙公司工作人员在现场。2014年8月18日，株洲中车公司向原告提出索赔申请，报损清单中载明损失金额总计为22215415.2日元。2014年9月26日，生产厂家三菱电机向株洲中车公司邮件回复受损货物因以下原因难以继续使用及修理，考虑最好重新备货：1、IPM是精密电子机器，被水淋湿时功能确实都会失去；2、如果被水淋湿过的部件干燥后再次使用，会留下水分中含有的不纯物，有可能促进产品的劣化；3、只有一点雨水淋湿的部件，有可能会发生现在确认不到有损坏，而继续使用时，也有可能将来发生部件内部的故障；4、从时间和费用的角度比较，修理时发生的时间和费用可能比重新备货更高，一部分部件有可能可以修理，但修理时需要进行产品检查、研究修理方式、进行修理实验、做报告书等工作。2014年10月9日，株洲中车公司作出质量判定报告，判定：该批次淋湿的WP00000048(PM1500HCR330-1-203)168个，WP00000049(PM1500HE-66F-202)36个，WP001SLTG0003DIODE(PD100F12AC)156个三种物料因淋湿受潮已全部失效，且无修复价值按全部报废处理。质量判定报告盖有株洲中车公司“质量检验专用章”。平安保险公司向株洲中车公司协商确定理赔金额为844729.34元，2015年7月22日，株洲中车公司向平安保险公司出具权益转让书，取得了代位求偿权。2015年7月24日，平安保险公司向株洲中车公司支付了理赔款人民币844729.34元。株洲中车公司在收到上述理赔款后将该批受损货物于2016年1月29日予以变卖处置。另查，2014年8月18日，万达运通长沙公司向株洲中车公司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倒数第二段中载明：“由此推断，造成包装内水湿情况，只可能是在上海拆箱查验时，有雨水滴入。而后包装复原，装回集装箱，至提柜装车已超过24小时，包装外水分基本晾干。加之装车时间为晚上，视线不清晰，现场人员无法从外包装上发现水湿的严重情况，这是本类货物首次在上海碰到大规模查验，而海关查验流程非代理公司可干预，后续包装和装箱均由监管仓专属码头工人操作，我司未能及时发现水湿情况及未对海关抽查复原货物再进行复查”。倒数第三段中载明：“8月17日，按贵司指示，两车货物分别送达株洲时菱公司和田心工业园。到厂后，司机才揭开车上雨布，等待卸货。在卸货过程中并未发现货物外包装上有严重的水湿。只是当天株洲有小雨，部分后卸货物包装上略有水珠，但不至于对包装内货物造成损坏，因此两家收货库房当时并未提出异议，正常签收。事后库房拆箱完才发现个别包装箱内有不同程度的水湿痕迹，且均为查验拆包货物”。2014年3月31日，株洲中车公司（买方）与三菱商事株式会社（卖方）、三菱电机株式会社（供应商）签订《零部件进口采购合同》（合同号TEG-IMP1584HJPQ），株洲中车公司向三菱商事株式会社采购动车组机电产品零部件。本案水湿的电子设备即该合同项下部分产品。万达运通长沙公司系2006年4月10日在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的独立核算的台、港、澳投资企业分公司，营业期限自2006年4月10日至2025年05月31日，经营范围承办海运、空运进出口货物、私人物品的国内运输代理业务，包括：揽货、托运、订舱、仓储、中转、集装箱装拆箱、结算及交付运杂费、报关、报检、保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１、本案中万达运通长沙公司与株洲中车公司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货损是否发生在万达运通长沙公司处理委托事项阶段，万达运通长沙公司是否履行了合同义务；3、平安保险公司向株洲中车公司履行完844729.34元保险理赔义务后是否有权向万达运通长沙公司代位求偿，万达运通长沙公司是否应赔偿平安保险公司损失844729.34元及利息；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中万达运通长沙公司与株洲中车公司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根据平安保险公司和万达运通长沙公司确认的证据可知万达运通长沙公司与株洲中车公司在签订《货物运输代理合同》、《货运委托书》后，万达运通长沙公司找另外的承运人将株洲中车公司所委托货物运送到其指定地点，另本案万达运通长沙公司其经营范围中并未有运输业务，故该院认定本案中万达运通长沙公司和株洲中车公司应系委托代理合同关系，而非运输合同关系。基于本案基础法律关系为委托代理合同关系，故本案宜适用普通诉讼时效二年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自其取得代位求偿权之日起算。平安保险公司取得代位求偿权之日为2015年7月22日，本案受理时间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争议焦点二，货损是否发生在万达运通长沙公司处理委托事项阶段，万达运通长沙公司是否履行了合同义务；本案中平安保险公司与万达运通长沙公司签订的《货物运输代理合同》第二条乙方的义务中约定，在委托书规定的期限内，将货物运到指定地点，按时向甲方发出到货通知。对托运的货物要负责安全，保证货物无短缺、无损坏，如有上述问题，应承担赔偿义务。根据万达运通长沙公司向平安保险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可知，货损系因在上海拆箱查验时，有雨水滴入，而后包装复原，装回集装箱，万达运通长沙公司未能及时发现水湿情况及未对海关抽查复原货物再进行复查所致，该批货物受损系发生在万达运通长沙公司处理委托事项阶段，也与其未及时发现水湿有关，故万达运通长沙公司并未完全履行《货物运输代理合同》中约定保证托运货物安全的义务。根据该约定，万达运通长沙公司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三、平安保险公司向株洲中车公司履行完844729.34元保险理赔义务后是否有权向万达运通长沙公司代位求偿，万达运通长沙公司是否应赔偿平安保险公司的损失844729.34元及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本案中株洲中车公司的设备在运输过程中被雨淋湿，造成货物损失，经平安保险公司勘察确认为保险事故，平安保险公司与株洲中车公司就保险理赔金额达成协议，平安保险公司向株洲中车公司支付了保险理赔款844729.34元。平安保险公司依据《2014年货物运输预约保险协议》，履行了保险合同义务，平安保险公司向株洲中车公司履行理赔义务后，株洲中车公司出具权益转让书，故平安保险公司可代位取得株洲中车公司向万达运通长沙公司的追偿权利。本案中保险理赔款844729.34元系平安保险公司与株洲中车公司协商确定，双方理赔价格系按照原货物合同价格百分之六十六计算而来，在本案中该理赔金额较为合理，该院予以确认。该批货物系高度精密仪器，货物损坏后仍有部分残值的情况，平安保险公司与株洲中车公司协商理赔后，平安保险公司应取得该批货物的权益，并有对其妥善保管的义务，现该批货物已被株洲中车公司变卖处置无法交付给万达运通长沙公司，故该院酌情认定按理赔款844729.34元百分之九十计算该代位求偿款为760256元，平安保险公司诉请代位求偿款及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万达运通长沙公司应向平安保险公司赔付货损款760256元及利息，利息以760256元为本金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万达运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株洲中心支公司赔付货损款760256元及利息（利息以760256元为本金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从2017年3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株洲中心支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2247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17247元。由万达运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承担15522元，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株洲中心支公司承担1725元。本院二审期间，万达运通长沙公司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认定如下：1、货物运输代理合同及其货运委托书；2、（2017）湘长市证民字第13599号、（2017）湘长市证民字第13600号、（2017）湘长市证民字第13601号、（2017）湘长市证民字第13602号；3、平安保险公司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拟证明万达运通长沙公司与株洲中车公司之间属于海上、通海可航水域货运代理合同关系，由此引发的保险事故也是海洋运输货物保险纠纷，因此，本案的管辖权应属于海事法院专属管辖。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纳。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七条之规定，涉案纠纷既不属于海事法院专属管辖的范围，亦不属于其他法院专属管辖的范围，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因此，原审法院对该案进行实体审理，并未违反法定程序。关于本案是否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问题：根据《海商法》第一条的规定，其适用范围包括海上运输关系以及船舶关系。本案中，在万达运通长沙公司与株洲中车公司签订《货物运输代理合同》后，由于万达运通长沙公司工商登记的经营范围中不包括国际运输业务，其遂委托另外的承运人将株洲中车公司的货物运到指定地点，因此，本案中的基础法律关系应为委托代理合同关系。本案所适用的法律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故本案中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自其取得代位求偿权之日起的二年，平安保险公司的代位求偿权仍在法律保护期限内。根据涉案货物货损发生的时间，以及万达运通长沙公司向株洲中车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可以得知货损系发生在万达运通长沙公司处理委托事项阶段，且由于其未尽到《货运委托代理合同》中所约定的保证托运货物安全的义务所致，因此，万达运通长沙公司应依照双方的合同规定承担本次货损的赔偿责任，即在平安保险公司取得代位求偿权后向其进行赔偿。至于万达运通长沙公司认为对方当事人应向万达通运日本代理主张权利，本院认为，《货运委托代理合同》的当事人双方为株洲中车公司与万达运通长沙公司，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涉案货物的赔偿责任应由万达运通长沙公司承担。综上所述，万达运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2247元，由万达运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ＸＸ宇审判员  欧阳宁审判员  周立文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傅艺佳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