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深中法民终字第271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景腾散体物料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龙洞金盘岭加油站龙洞分站北侧。
法定代表人李某乙，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叶某，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某，广东正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春娥，女，××年××月××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广东省××西××村××圳，身份证号码×××3847。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丘雅红，女，××年××月××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大道水岸新都××室，身份证号码×××0026。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丘学礼，男，××年××月××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广东省××田街道办事处官××烟草××楼，身份证号码×××0037。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丘琴秀，男，××年××月××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广东省××白宫镇××村，身份证号码×××6381。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静友，女，××年××月××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广东省××白宫镇××村，身份证号码×××3828。
上述被上诉人丘学礼、丘琴秀、李静友的委托代理人罗春娥，身份信息同上。
上述被上诉人丘学礼、丘琴秀、李静友的委托代理人丘雅红，身份信息同上。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柳荣华，男，××年××月××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广东省阳东县××管区柳屋村××号，身份证号码×××2131。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城支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荔城镇健生路3号，组织机构代码931305419。
负责人李某丙，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何某，广东金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东景腾散体物料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罗春娥、丘雅红、丘学礼、丘琴秀、李静友、柳荣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城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增城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0）深南法民重字第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查明，2005年7月20日20时35分许，被告柳荣华驾驶粤A×××××号重型专用作业车沿北环大道由东往西行驶至龙珠立交桥下时，车头与在车行道上拾捡塑料废品的行人丘某某发生碰撞，造成丘某某头部被粤A×××××号重型专用车车轮碾压当场死亡的交通事故。2005年7月22日，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作出鉴定结论：死者丘某某符合生前头部与钝性物体碰撞、挤压致颅脑损伤死亡。2005年7月25日，深朗汽车维修有限公司受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南山大队委托，对停放在蛇口××车场××号交通肇事车辆的制动系等项进行检验鉴定并出具《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报告》，载明：“车号：粤A×××××，车架号：LGAXJKDM832010955，发动机号：3011707，结论：灯光照明不合格，制动性合格。”2005年8月4日，丘某某的遗体于深圳市殡仪馆火化。2005年8月5日，深圳市交警局南山大队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柳荣华、死者丘某某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
各原告确认被告柳荣华已经预先支付给各原告20000元赔偿款。
2006年6月23日，李某文到广州市天河区公安分局龙洞街派出所报案，自称其公司广东景腾散体物料运输有限公司的粤A×××××车辆被人套牌，后套牌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亡。
2006年8月16日，经法院调查，被告人保增城支公司出具《调查答复函》，相关内容如下：1、粤A×××××号车的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金额为50000元，只投保第三者责任险险种的，保险公司根据行驶证或有效车牌进行承保，不进行验车。2、粤A×××××号车是由被告景腾公司向该保险公司投保，该公司从没向被告景腾公司以外的任何个人承保上述车牌的其他车辆；3、事故当天报案人名叫李某明，联系电话：139××××5929，95518处理中心接报案后已通知被告景腾公司事故处理办法。
关于行驶证的问题。法院于诉讼中向深圳市交警局南山大队调取涉案事故的交通事故卷，卷内存有粤A×××××号车的行驶证复印件，复印件上有该案经办民警之一吴某斌手写的“此复印件由柳荣华提供，与原件一致”的字样及吴泽斌的签名，落款时间为2005年7月20日。2006年6月30日原审庭审过程中，被告景腾公司向法院提交了粤A×××××号车的行驶证原件及保险单原件。被告景腾公司并对被告柳荣华所交的行驶证原件不予确认，主张真件一直由被告景腾公司保管。2007年10月19日，法院工作人员持南山交警部门卷宗内所扣押被告柳荣华提交的肇事车辆行驶证向广州车管所就该证的真伪问题进行询问，广州车管所答复该证为真件，但该所无法出具书面证明。当日，法院另向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查知，粤A×××××号车曾于2007年3月5日申请补领号牌。2008年4月8日，法院向办理涉案交通事故的经办民警之一王某球调查，其说明：事故发生时只扣押了机动车，肇事司机提供了行驶证及附页，当时进行了复印，但并未扣押原件，肇事司机事后提供了保险卡和保险单的复印件。
被告景腾公司主张涉案肇事车辆与其名下的粤A×××××号车并非同一车辆，涉案肇事车辆系套牌车；被告柳荣华与被告景腾公司无任何关系；向保险公司报险的李某明与被告景腾公司也无任何关系。2005年11月8日，法院作出财产保全裁定，查封并扣押了被告景腾公司名下的粤A×××××号车，被告景腾公司将该车送至南山交警蛇口扣车场停放在本案肇事车辆旁边，后被告景腾公司于2006年1月取回该车。法院于2005年12月7日委托深圳市物证检验鉴定中心对上述两辆外形相似、车牌相同的机动车及其行驶证进行真伪鉴定。2005年12月28日，深圳市物证检验鉴定中心出具深物证鉴车检字（2005）第002号《鉴定书》，载明：“送检车辆：黄色重型专项作业车，车牌号码为：粤A×××××号，现发动机号为EQB210203011707、车架号码LGAXJNDM83010955，送检要求为：要求鉴定该车发动机及车架号码是否改动过，如有改动，原号码是多少。经除漆除锈发现，该车车架号码处有明显锉痕，经用化学药水进行显现处理，在车架号码LGAXJKDM832010955上方有模糊字样，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没对发动机号进行检验。结论：该送检黄色重型专项作业车车架号码改动过，由于打磨太深，原车架号码无法显出。因条件限制，没对发动机号码进行检验。”2006年1月6日，广东省深圳市公安局另出具（440300）2006103012289号《深圳市公安局刑侦验车通知书》，该通知书载明的车架号码为LGAXJNDM83010955，拓印显示的车架号码为LGAXJKDM832010955，检验结论载明：“未发现凿改发动机、车架号码。”针对原告提出涉案车辆可能被调换的问题，2007年7月5日，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南山大队对法院发出的公函答复如下：“……我大队迅速展开调查，派专人到蛇口扣车场对当事人暂扣的车辆（车牌号：粤A×××××）进行拓印取证，现场拓取的发动机号为：3011707，车架号为：LGAXJKDM832010955＊，与调取事故档案中的车辆鉴定一致，可以证明我大队下属蛇口扣车场内事故车粤A×××××始终为同一车辆，不存在事主所怀疑的调换车辆情况。”2007年10月15日，法院向深圳市物证检验鉴定中心出具《公函》，要求对《鉴定书》及《深圳市公安局刑侦验车通知书》中关于车架号码的表述不一致的情况进行书面说明。2007年10月24日，深圳市物证检验鉴定中心出具《情况说明》，载明：“2005年12月28日，我中心工作人员根据委托书的要求，到南山区南山交警大队蛇口扣车场对委托的两辆车辆进行了检验，两台车颜色、外形相近，车辆车牌号码相同，其中一辆没有撞击痕迹，另一辆正前侧有明显撞击痕迹。1、无撞击痕迹的车辆车架号码无凿改痕迹，按照工作规定，为其出具《深圳市公安局刑侦验车通知书》（编号为（440300）2006103012289），证明该车架号码无改动，但由于我单位工作人员疏忽，没有仔细核对车架号码拓印，而是简单照抄了贵院送检人员填写的《深圳市公安局刑侦验车登记表》中的“车架号码”内容“LGAXJNDM83010955”（应为“LGAXJKDM832010955”），导致出现15项车架号“LGAXJNDM83010955”（应为“LGAXJKDM832010955”）与车架号拓印出现不一致的情况。2、有撞击痕迹的车辆车架号码有凿改痕迹，并对其进行了理化检验，由于该车车架号码部分打磨凿改太深，完全破坏了号码字迹潜影的承载体，原号码无法显出。根据规定，出具了鉴定书，证明该车架号码有改动。同样由于我单位工作人员疏忽，认为两台车辆车架号码一样，没有仔细核对车架号码，又是简单抄了贵院送检人员填写的登记表，导致出现号码不一致的情况。”本案在重审审理过程中，法院询问各原告是否需要对涉案车辆进行重新鉴定。原告方表示因2005年至今车辆会产生很多不确定因素，因此不同意再次进行鉴定。
各原告为证明其存在住宿费、交通费、误工费，向法院提交长途客运费票据若干、公交车票据若干、深圳市利嘉仁酒店住宿费票据若干、深圳市南山区平丽花园幼儿园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涉及原告丘雅红每月工资为1500元）、深圳市龙岗区横岗镇忠惠商场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涉及原告罗春娥因家里出事而不能正常上班被辞退）。被告景腾公司及人保增城支公司对票据予以确认，对两份证明不予确认；被告柳荣华在原审中对上述证据均予以确认。
另查，原告罗春娥系死者丘某某之妻，原告丘雅红系死者丘某某之女，原告丘学礼系死者丘某某之子，原告丘琴秀系死者丘某某之父，原告李静友系死者丘某某之母。原告丘雅红为非农业家庭户口，其余原告均为农业家庭户口。死者丘某某出生于1958年2月26日，其自2000年12月至事故发生时一直就职于深圳市景绣园林工程公司并由该公司持续为其缴交社会保险。被告景腾公司系粤A×××××号车的登记所有人。被告人保增城支公司系粤A×××××号车的第三者责任险承保人，保险单号：PDAA2004440197A8001559，承保险种：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金额50000元，保险期限自2004年7月27日零时起至2005年7月26日二十四时止。2005年7月22日，深圳市交警局南山大队在向被告柳荣华调查时，被告柳荣华称AB3926号车的车主系被告景腾公司，其系替被告景腾公司开车；被告柳荣华的代理人在原审庭审中称其系替他人开车，但由于被告柳荣华未到庭，其代理人无法确认是否系替被告景腾公司开车。
还查明，被告景腾公司名下的缴纳社会保险的工作人员名册中均不包括被告柳荣华、报险人李某明及报警人李某文。
原审判决认为，被告柳荣华经法院合法传唤，未应诉、答辩、举证、质证，应视为其自由处分诉讼权利的行为，法院经缺席审理，可缺席判决。
深圳市交警局南山大队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责任划分明确，被告柳荣华对该责任认定虽有异议，但并未提出反证，法院对该事故责任认定迳行予以确认。根据相关规定，行人与机动车在事故中负同等责任的，应减轻机动车方的赔偿责任，但减轻比例不超过40％，故法院酌定死者丘某某对事故承担40％的责任，肇事机动车方承担60％的责任。
根据上述查明的情况，本案深圳市物证检验鉴定中心查验的受检车辆涉及两辆颜色、外形相近、车牌号码相同的车辆，该鉴定中心针对没有撞击痕迹、车架号码没有凿改痕迹的车出具了《深圳市公安局刑侦验车通知书》（编号为（440300）2006103012289），针对有撞击痕迹、车架号码有凿改痕迹的车出具了《鉴定书》（编号为深物证鉴车检字（2005）第002号），后者为本案的肇事车辆。
各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焦点在于：涉案肇事车辆是否属于套牌车，被告景腾公司是否需要就事故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首先，肇事车辆存在改动痕迹，被告景腾公司送检的车辆不存在改动痕迹，即被告景腾公司送检的车辆为真实的粤A×××××号车，肇事车辆套用了粤A×××××号车的全套信息。2005年12月28日深圳市物证检验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结论虽然指出送检车辆的车架号码改动过，但同时也指出由于打磨太深，原车架号码无法显出，即该结论只是提出车架号码存在改动的痕迹，目前已经无法核查车辆原始的状况及车辆原始的所有人情况，即原始所有人可能是包括被告景腾公司在内的任何符合购车条件的人。其次，1、被告柳荣华及被告景腾公司分别提交的行驶证和交警部门提交的车辆登记信息均显示被告景腾公司为粤A×××××号车的车主，且相关信息内容一致。在交通事故发生后，柳荣华接受交警部门的调查时陈述，粤A×××××号车的车主是广东景腾散体物料运输有限公司。柳荣华向交警部门提交的车辆行驶证中的车主也是广东景腾散体物料运输有限公司，并且行驶证内容也与广东景腾散体物料运输有限公司提交的行驶证内容一致，被告景腾公司虽然对被告柳荣华提交的行驶证真实性予以否认，但后经法院向相关部门核实，被告柳荣华所提交的行驶证为真件并非伪造件。被告景腾公司并不能就肇事司机为何持有理应由其保管的粤A×××××号车的真实行驶证原件作出合理说明，相反，被告景腾公司提交的行驶证原件的真伪并未经有权机关确认，仅仅是在原审庭审过程中出示了一下，其却另于2007年3月5日在法院原审判决宣判之后向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申请了补领号牌。2、交通事故发生当天，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城支公司也接到了该车辆肇事的报案电话，在交警部门处理该案的40多天中，交警部门没有认定该车辆为套牌车，任何一方当事人也没有提出该车辆为套牌车，根据保险公司提供的记录，粤A×××××号车的投保人为被告景腾公司，相关保险事宜由被告景腾公司负责处理，其保险信息应由被告景腾公司自行持有保管，但被告柳荣华却能提供保险单复印件及准确的保险信息，并且保险公司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内即接到了出险通知。3、被告柳荣华在交通事故发生后接受交警部门调查时明确陈述其系替被告景腾公司开车，被告景腾公司虽予以否认，但从法院调查的被告景腾公司的社会保险缴交名册来看，被告柳荣华确实不在名册之列，但被告景腾公司不确认的报险人李某明及被告景腾公司确认的报警人李某文同样不在名册之列，由此可以推知被告景腾公司的社会保险缴交名册并未涵盖其名下的所有员工，即不能直接支持被告景腾公司提出的被告柳荣华不是其员工的主张。综上，鉴定结论不能排除被告景腾公司系肇事车辆真正所有人的可能性；被告柳荣华持有粤A×××××号车的真实行驶证并能准确提供该车的保险信息，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内被告柳荣华明确其系替被告景腾公司开车并且保险公司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内亦接到了出险通知。因此，法院认为，被告柳荣华所持的其在事故发生当时系替被告景腾公司开车（即其系履行职务）的主张具有高度盖然性，法院采信其观点，认定被告柳荣华系履行职务，被告景腾公司作为其用工方，应当承担机动车方对各原告的赔偿责任，被告柳荣华无须承担责任。肇事车辆并非被告景腾公司向保险公司投保第三者责任险的标的车辆，因此，被告人保增城支公司无须承担赔偿责任。
原审认定的赔偿项目及数额情况如下：1、丧葬费15904元。按照深圳市2005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6个月总额计算：31808元／年÷12个月×6个月＝15904元。2、死亡赔偿金517280元。按照深圳市2005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二十年：25864元／年×20年＝517280元。3、被扶养人生活费18752.97元：原告丘琴秀系死者之父，其有三名子女，被扶养年限为六年；原告李静友系死者之母，其有三名子女，被扶养年限为八年；原告丘学礼系死者之子，被扶养年限为三年。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故各原告可以获得的前三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3240.78元／年×3年＝9722.34元，后五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3240.78元／年÷3人×3年＋3240.78元／年÷3人×5年＝8642.08元，合计18364.42元。4、住宿费3000元、交通费2000元。本案交通事故受害人丘某某因交通事故当场死亡，各原告往来深圳处理相关事宜，确需花费一定交通费和住宿费，故对于原告请求的住宿费16380元和交通费12499元，法院酌情支持住宿费3000元，交通费2000元。5、误工费0元。各原告的主张缺乏依据，不予支持。以上各项赔偿项目共计556548.42元，按照责任比例，各原告自负222619.42元，机动车方负担333929元。此外，本案所涉事故造成丘某某的死亡，作为死者家属的原告遭受的精神痛苦不言而喻，原审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50000元。各方当事人对原审认定的赔偿项目及数额均无异议，法院迳行予以确认。综上，原告依法可得赔偿款383929元，被告柳荣华已经于事故发生后垫付赔偿款20000元，依法予以扣除，被告景腾公司还应赔偿各原告363929元。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罗春娥、丘雅红、丘学礼、丘琴秀、李静友应得赔偿总额为363929元；二、被告景腾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罗春娥、丘雅红、丘学礼、丘琴秀、李静友支付赔偿款363929元；三、驳回原告罗春娥、丘雅红、丘学礼、丘琴秀、李静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929元，由被告景腾公司负担，被告景腾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法院缴纳。
宣判后，上诉人景腾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上诉人对本案的交通事故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无需向被上诉人罗春娥、丘雅红、丘学礼、丘琴秀、李静友进行任何赔偿。2、被上诉人罗春娥等承担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为：一、本案属于再审案件，再审程序严重违反法律，请二审法院予以撤销，依法改判。1、《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第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第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第三、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第四、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第五、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人民法院对不符合前款规定的申请，予以驳回。本案中，不符合上述的法律再审程序的任何条件，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却发回重审，程序严重违法。2、《民事诉讼法》第182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而南山法院于2007年1月10日作出了（2005）××民一初字第××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到2009年已经生效两年，被上诉人何时向中院申请再审呢是否已经超过了两年呢二、本案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缺乏证据，推理逻辑错误，应予以改判。本案中，套牌车撞死人，一审法院至今未查清套牌车的所有人，却要与本案毫无关系的上诉人含冤承担责任，有违法律的公平公正。一审法院得出上诉人承担责任结论是有罪推定，作为被上诉人应该承担“谁起诉谁举证”的责任，但本案上诉人作为套牌车的受害人，除了要自证清白，还需要承担莫须有的举证责任。1、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存在前后矛盾，原审判决查明涉案事故的交通事故卷内存有粤A×××××号车的行驶证复印件，且办理涉案交通事故的经办民警亦说明事故发生并未扣押行驶证原件，但原审判决又查明法院持南山交警部门案宗内所扣押被告柳荣华提交的肇事车辆行驶证向广州车管所就该证的真伪问题进行询问时，广州车管所答复该证为真件，但该所无法出具书面证明。交管部门不可能对行驶证复印件的真伪问题进行答复。上诉人在原审时已经申请对上诉人所拥有的车和套牌车，以及两套行驶证进行真伪鉴定，但原审中深圳市物证检验鉴定中心只对车辆进行了鉴定，却没有对行驶证真伪进行鉴定。原审法院却把行驶证真伪的举证责任推卸给上诉人，称上诉人景腾公司提交的行驶证原件的真伪并未经有权机关确认，仅仅在原审庭审过程中出示了一下，上诉人原审的时候就申请对证件进行鉴定，但原审法庭没有鉴定，责任在法院。现上诉人依然申请法庭对两套证件的真伪进行鉴定。上诉人于2007年3月5日向广州车管所申请了补领号牌，这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车辆所有人的权利，一审法院以此得出上诉人证件真伪的结论实在令人匪夷所思。2、本案中，一审法院至今未查清套牌车的所有人，鉴定中心的结论只是提出肇事车架号码存在改动的痕迹，目前无法核查车辆原始的状况以及车辆原始的所有人情况。这是本案的关键。鉴定中心的结论可以明确证明上诉人送检的车辆不存在改动痕迹，即上诉人送检的车辆为真实的粤A×××××号车，肇事车套用了粤A×××××号车的全套信息。深圳市公安局已作出鉴定报告肇事车辆是改动过的非法车辆，也就是说肇事车辆根本不是车牌号粤A×××××车辆，因此车辆的真实情况当然不是粤A×××××车辆登记的信息情况，当然无法据此认定上诉人是肇事车辆的所有者，正如已经明确证明此人并非张三，即使此人拿着张三的身份证，也不能变成张三。而且，按照我国《机动车登记办法》的规定，一个号牌只能属于一辆车，一辆车不可能拥有两个或者是更多的号牌，真正的证件包括行驶证、保险证也只有一套，都在上诉人手中。也就是说肇事车辆本身与行驶证登记情况是无法对应的，既然车辆是伪造的，其证件也有很大的伪造嫌疑。即使证件是真实的，但已证明肇事车辆并非粤A×××××车辆，因此证件的真伪性对本案的定案没有联系，根据谁起诉谁举证的原则，被上诉人必须证明是上诉人的车辆造成受害者死亡，在被上诉人不能证明套牌车就是上诉人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但一审判决却推定肇事车辆原始所有人可能是包括景腾公司在内的任何符合购车条件的人。其实，知道粤A×××××号车的全套信息的有多方面的人或组织，除了上诉人，还有保险公司，车管所等等，更何况现在还有人以贩卖信息为生，也就是说一审法院在并非直接或间接证据的情况下，用虚假的证件及套牌车肇事司机的陈述来证明正义方也是受害方的上诉人是所有人，这样的推理颠倒黑白，这样的逻辑让人汗颜。3、一审判决认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城的支公司也接到该车辆肇事的报案电话，在交警部门处理的40多天中，交警部门没有认定该车辆为套牌车，任何一方当事人也没有提出该车辆为套牌车……但被告柳荣华却能提供保险单复印件及保险信息，并且保险公司在事后第一时间内即接到了出险通知。”既然柳荣华所驾驶的套牌车拥有粤A×××××号车的全套信息，当然可以提供所有的信息，粤A×××××号车是2004年7月27日注册登记的，是新车，其保险时间也是2004年7月27日至2005年7月27日，购买保险的时候是需要提供行驶证等全部车辆信息给保险公司的，因此，也就是说除了上诉人知道该车的所有信息，保险公司同样知道，保险公司同样可以有保险卡和保险单复印件，所以保险信息并非由上诉人自行持有保管。既然柳荣华知道套牌车的全套信息，必然可以安排所谓的李某明向保险公司报警。原审法院庭审时保险公司已经明确，报案是任何人都可以做的，但必须是被保险人报的案，保险公司才会调查理赔。但保险公司已经明确，本交通事故并非保险车辆粤A×××××车辆。一审法院却以柳荣华有保险卡、保险单复印件来定案，就是用违法事实来推定，得出荒谬的结论，明显违反举证责任。在肇事车辆都是伪造的情况下，任何证据及文件都有伪造可能。而且，保险公司完全知道上诉人的车辆的情况，包括车架号、车牌号及保修号等，如果按照一审法院的理论来推定的话，也完全可以推定是保险公司伪造非法车辆。这是涉及刑法的非常严谨的法律问题，不能在完全没有依据的情况下进行推定。而且被上诉人提供的所有证据都是伪造的，怎能以此作为证据呢一审法院却因此推断上诉人对被上诉人进行赔偿，完全是违法犯罪。4、上诉人在交警处理的40多天没有提出套牌车，是因为出事后，上诉人直至收到原审法庭传票才知道肇事事故的事情，才向原审法院提出肇事车辆是套牌车，申请原审法院鉴定车辆！而南山交警大队本身就存在错误，肇事车辆是套牌车没有检测出来，没有扣押行驶证，因此其依据包括非法车辆及所有证件作出的《事故认定书》当然是错误的。第二、根据广东省高院、广东省公安厅《关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条，交通事故认定书应送达各方当事人（含机动车所有人、实际支配人）。但深圳市公安局交警作出的本交通事故认定书没有送达给上诉人，在收到原审法院的传票前，上诉人根本就不知道此事。5、柳荣华不是上诉人的员工也不是上诉人雇佣的司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与上诉人有任何关系，柳荣华自行声称是上诉人的员工，但是柳荣华既没有上诉人的授权，法院调取的柳荣华的保险档案亦没有显示柳荣华与上诉人有雇佣或其他关系。因此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肇事者与上诉人有授权或职务关系的情况下，如果单凭肇事者自己的供述就推定是上诉人为车辆的所有者，对于上诉人来说太冤枉了。如果一个凶手，指控其他人也是同案犯，但只有他的供述没有任何证据的话，法院能确定后者是同案犯？而且被上诉人完全可以通过刑事侦查查明肇事车辆的实际所有人或控制人。事实上柳荣华不是上诉人的员工，也不是上诉人聘请的司机，在被上诉人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上诉人只要提出异议则不成立，原审法院还调取了社会保险缴纳名册等来证明柳荣华不是公司员工，足以完成了上诉人的举证责任。本来证明柳荣华是上诉人的员工应该是被上诉人的义务，而现在法院却违反证据规则，反而要求本是被告的上诉人来承担举证责任，明显枉法裁判。本案套牌车司机柳荣华撞死人后第一反应当然是推脱责任，柳荣华手上有一整套行驶证凭证，当然会自称是行驶证上的车辆所有人的员工，因此柳荣华关于其是上诉人的司机的主张不能采信。6、所谓的向保险公司报案的李某明也不是上诉人的员工，上诉人从未向保险公司报过案。李某文不是上诉人的员工，但李某文有上诉人的授权，因此一审法院以社保名单没有涵盖其名下的员工，因此推定柳荣华是上诉人的员工是无法成立的。7、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已经表明其已获得赔偿基金人民币22万元，现在一审判决要求无辜的上诉人向其赔偿363929元，岂不是获得双倍赔偿？8、上诉人作为套牌车的受害方，已经为本案支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严重影响公司的运转，上诉人的损失必向被上诉人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损失!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套牌车是上诉人所有的情况下，有罪推定要求上诉人承担责任，是纵容套牌这种违法行为，极为不公平，也是不合法的，也与法律保护守法人、惩戒违法者的初衷背道而驰，让套牌者更肆无忌惮的违法，让更多人买套牌车，侵犯的是全社会的利益。
被上诉人罗春娥、丘雅红、丘学礼、丘琴秀、李静友答辩称：上诉人称李某文不是其公司的员工，但原审判决书中载明李某文系上诉人景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上诉人该主张明显与事实不符。上诉人一直声称肇事车辆粤A×××××号不属其公司，但原审过程中上诉人却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与被上诉人签署的和解申请书，既然不是其公司的车辆，为何要和解呢？原审程序中，判决遗漏了重要证据即深圳市公安局出具的刑侦验车通知书，因此，被上诉人申请再审，符合法律程序。
被上诉人人保增城支公司答辩称：本案的肇事车辆并不是我公司承保的保险车辆，我公司也从来没有给套牌车承保过保险。我方只是给上诉人合法登记的粤A×××××号车承保过，本案肇事车辆不是我方的保险标的，我方在本案中不承担赔偿责任。
被上诉人柳荣华未提交答辩意见。
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本案于2005年9月20日由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受理，并于2007年1月10日依法作出（2005）××民一初字第××号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被上诉人罗春娥、丘雅红、丘学礼、丘琴秀、李静友不服该判决，于2008年6月24日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09年4月28日作出（2008）××民一申字第××号裁定，裁定本案由本院提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于2010年6月30日作出（2009）××民一提字第××号裁定，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
上诉人景腾公司于二审程序中申请证人李某文出庭作证，证人李某文称其不是上诉人景腾公司的员工，而是上诉人景腾公司购买的粤A×××××号车的厂家售后服务人员，因上诉人景腾公司告知其该车被套牌，而李某文能够识别车辆是否为其公司售出，故上诉人景腾公司委托李某文去派出所报案，并委托其参加本案原审过程中的法庭调查。证人李某文向本院提交了2006年8月3日由汉阳特种汽车制造厂专用车厂厂长杨柏峰签署的《关于李某文任职的决定》复印件、汉阳特种汽车制造厂专用车厂的营业执照复印件、2002年2月1日汉阳特种汽车制造厂与李某文签订的《承包协议书》复印件，被上诉人罗春娥、丘雅红、丘学礼、丘琴秀、李静友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对于原审过程中上诉人景腾公司向法院出具的载明李某文为其单位员工的授权委托书，上诉人景腾公司称该授权委托书只是为了方便李某文前来法院领取传票。上诉人景腾公司另申请二审法院调取电话号码139××××5929的使用人信息资料，经本院向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查询，该号码在系统内不存在。
关于被上诉人人保增城支公司出具的《调查答复函》中称95518处理中心接报案后已通知上诉人景腾公司事故处理办法，被上诉人人保增城支公司在二审调查中称，按照保险公司处理事故的一般流程，95518接到报案电话后，系由相关保险合同的具体业务员与被保险人联系，并告知其事故处理办法，而不是由95518负责联系被保险人，本案涉案的具体业务员已离职，故无法提供其已通知景腾公司的具体证明材料。
被上诉人罗春娥、丘雅红、丘学礼、丘琴秀、李静友一审诉讼请求为：一、上诉人景腾公司、被上诉人柳荣华承担连带责任，向各被上诉人赔偿591870元（丧葬费15904元、死亡赔偿金51728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09828元、住宿费16380元、交通费12499元、误工费10602元，合计682493元，按75％的比例要求赔偿计511870元，另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共计611870元，减去被告柳荣华已经预付的20000元赔偿款，实际请求赔偿金额为591870元）；二、被上诉人人保增城支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向各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三、上诉人景腾公司、被上诉人柳荣华、人保增城支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景腾公司是否应对本案的交通事故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深圳市物证检验鉴定中心出具的《深圳市公安局刑侦验车通知书》以及《鉴定书》，肇事车辆的车架号有凿改痕迹，而上诉人景腾公司送检的车辆不存在改动痕迹，由此可见，肇事车辆套用了粤A×××××号车的全套信息。但由于肇事车辆车架号打磨太深，原车架号码无法显示，故无法核实肇事车辆的实际所有人。上诉人景腾公司主张肇事司机柳荣华向交警提交的行驶证系伪造，而其在原审法院庭审过程中出示的行驶证才是真件，并申请对上述两张行驶证进行鉴定，对此，因交警卷中存留的系肇事司机柳荣华提交行驶证的复印件，无法进行真伪鉴定，而上诉人景腾公司在原审法院庭审过程中出示的行驶证即使为真件亦不能就此确定肇事司机柳荣华事发时向交警部门提交的行驶证系伪造，故本院对上诉人景腾公司上述申请不予准许。上诉人景腾公司关于证人李某文并非其公司员工的主张，证人一陈述其工作单位为武汉汉阳特种汽车制造厂专用车厂负责人，但其就该项陈述提供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上诉人景腾公司的该项主张与其在原审程序中提交的授权委托书载明李某文为其公司员工相违背，本院对上诉人景腾公司该项主张不予支持。上诉人景腾公司称肇事司机柳荣华与其没有任何关系，肇事车辆是套牌车，故其不应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结合交通事故发生时肇事司机柳荣华向交警陈述肇事车辆车主系景腾公司，其系为景腾公司开车，以及肇事司机柳荣华向交警部门提供的行驶证、保险单等信息与真实的粤A×××××号车的行驶证、保险单信息完全一致，保险公司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内亦接到了报案电话的事实，原审法院认定肇事司机柳荣华所持的其事故发生时系替上诉人景腾公司开车，事故发生时其系在履行职务的主张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予以确认。
各方当事人对被上诉人罗春娥、丘雅红、丘学礼、丘琴秀、李静友的赔偿数额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至于上诉人景腾公司所提本案之前是否应当进入再审程序的问题，属于审判监督程序问题，而非本案二审审理范围。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929元，由上诉人广东景腾散体物料运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翟 墨
代理审判员 李 东 慧
代理审判员 谢 佳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曾秋红（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