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1民终676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国投高新产业投资公司（原中国高新投资集团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法定代表人：李宝林，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王宇，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云龙，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花城支行，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负责人：钱强峰，该支行行长。委托代理人：郑飞虎，广东金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曹俊涛，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员工。原审第三人：东莞市方达环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法定代表人：白荣涛。上诉人中国国投高新产业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国投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花城支行（以下简称“花城支行”）、原审第三人东莞市方达环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达环宇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4）穗越法民二重字第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11月3日，国投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花城支行返还国投公司存放在该行账户11×××02内的3000万元本金并赔偿相关利息，停止对该账户的执行等。原审法院一审查明：2007年6月28日，麦校勋（甲方）、国投公司（乙方）、东莞市方达集团有限公司（丙方）签订《协议书》（以下简称《6.28协议》），约定：由甲方向乙方转让方某环宇公司、盛世公司、东莞市银河工业城开发有限公司各15%的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9450万元；协议生效后，甲、乙双方共同设立一个共管账户，共管账户预留的人名章印鉴由乙方保管；未经乙方同意并指定专人经办，甲方不得单方划转共管账户的任何资金；乙方应于2007年6月29日前将全部转让款9450万元汇入共管账户；其中的3000万元留存在共管账户内，暂时由甲、乙双方共同保管，其余6450万元于2007年7月11日汇至乙方指定账户，作为留置款，用于甲方对乙方承诺的保证。之后，方达环宇公司于2008年3月11日填写《开立单位银行账户申请书》，向花城支行申请开立“存款人”为方达环宇公司的人民币账户。同日，国投公司（乙方）、花城支行（丙方）及方达环宇公司（甲方）签订《协议书》（以下简称《3.11协议》），约定：甲、乙、丙经过友好协商，就甲方在丙方开立的由甲、乙双方共管账户的管理，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在丙方开立的账号为11×××02的账户是甲、乙双方共管账户，从该共管账户中向外划款，必须经甲、乙双方同意并出具甲、乙双方加盖公章的划款通知书；二、甲、乙、丙三方确定，不得以共管账户以及共管账户内的资金，进行任何形式的承诺、抵押、质押和担保，不会使共管账户内的资金出现任何他项权利；三、丙方负有监管责任，并严格按照本协议的约定管理共管账户及包括但不限于划款；四、违约责任，本协议生效后，任何一方违反或不履行本协议规定的任何义务或承诺，均属违约；违约方均应赔偿由于该等违约行为导致其他方所发生的所有损失以及其他方为追索该等损失所支出的全部合理费用。国投公司、花城支行及方达环宇公司分别在该协议上盖章确认。协议约定的账号11×××02户名为方达环宇公司。上述合同签订后，该账户分别于2008年3月11日、2008年3月14日存入4450万元、5000万元，合共9450万元。其后，该账户于2008年5月15日被转出6450万元。其后，国投公司因上述股权转让纠纷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麦校勋、东莞市方达集团有限公司、方达环宇公司。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7月16日作出（2009）一中民初字第4866号（以下简称京48**号）民事判决，并判决麦校勋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国投公司现存放于共管账户中的3000万元及利息，方达环宇公司对此履行协助义务；国投公司账户中作为留置款的6450万元的所有权属于国投公司。判决生效后，国投公司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该判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8月17日立案执行。同时，花城支行因与方达环宇公司的借款合同关系，于2009年3月3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方达环宇公司偿还贷款本金合共3000万元及利息。原审法院分别以（2009）越法民二初字第1554号（以下简称越1554号）、（2009）越法民二初字第1555号（以下简称越1555号）立案审理。在该两案审理过程中，花城支行向原审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冻结方达环宇公司于上述账户内的存款3000万元，原审法院于2009年3月4日以（2009）越法民二初字第1554－1号、（2009）1555－1号民事裁定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冻结方达环宇公司在花城支行开设的11×××02账户内的银行存款3000万元。2009年5月4日，原审法院作出越1554号民事判决、越1555号民事判决，判决方达环宇公司履行还款义务。其后花城支行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原审法院分别以（2009）越法执字第4442号（以下简称越4442号）、（2009）越法执字第4443号（以下简称越4443号）案立案受理。2009年8月19日，原审法院以（2009）越法执字第4442－4443号民事裁定及协助扣划通知书，将11×××02账户中的款项31512755.7元扣划至原审法院账户。国投公司遂以上述账户内3000万元系其所有，向原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认为京48**号民事判决已判令方达环宇公司退还共管账户内的该笔资金及利息，故要求退回共管账户内扣划的3000万元给国投公司。原审法院于2009年10月14日分别作出（2009）越法执外异字第4442－1号执行裁定、（2009）越法执外异字第4443－1号执行裁定，认定因货币是特殊种类物，货币占有权与所有权合而为一，货币的占有人视为所有人；在股权转让过程中，国投公司作为受让方完成了价金的交付，即实现了所有权的移转；国投公司随即丧失价金的所有权；国投公司的股权转让款属于一般债权，相对于共管账户而言不具特定性。遂裁定驳回国投公司在该两案中提出的要求退回3000万元的请求。原审法院一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花城支行有否违反《3.11协议》中约定的义务，是否应对账户中3000万元款项被法院执行扣划承担赔偿责任，以及共管账户中3000万元的权属问题。根据《3.11协议》的约定，方达环宇公司在花城支行开立的账户是国投公司与方达环宇公司双方的共管账户，从该共管账户中向外划款，必须经双方同意并出具双方加盖公章的划款通知书，且三方确定不得以共管账户以及共管账户内的资金，进行任何形式的承诺、抵押、质押和担保，不会使共管账户内的资金出现任何他项权利，花城支行负有监管责任，并严格按照本协议的约定管理共管账户及包括但不限于划款。由此可知，协议中约定花城支行对共管账户的监管义务，具体体现为在该共管账户向外划款时审查是否具有国投公司与方达环宇公司共同出具的划款通知书，并且不能使该账户资金出现任何他项权利。而在花城支行作为债权人的越1554号、越1555号案件判决生效后，花城支行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生效判决文书，并提供被执行人财产线索，该追索债权的方式符合法律规定。涉案共管账户资金被扣划，是法院依法行使强制执行权的结果，不属于《3.11协议》中约定的“向外划款或使共管账户内资金出现他项权利”的情形，即不属于花城支行的监管范围，也并非花城支行的意志所能控制。综上，现有证据未能显示，花城支行作为共管账户的监管人在向方达环宇公司追索贷款时，存在违反《3.11协议》中约定监管义务的行为。方达环宇公司账户内款项被法院依职权扣划，并非花城支行未尽协议约定的监管义务所致，故国投公司主张花城支行承担违约责任，要求花城支行赔偿账户内被扣划资金3000万元的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因国投公司在本案中提出的为合同之诉，国投公司要求停止对共管账户内3000万元款项执行的请求，不属于本案调处范围，故对该项请求不予调处。关于共管账户内资金的权属问题。根据国投公司与麦校勋、方达公司签订的《3.11协议》约定，国投公司将全部股权转让款9450万元汇入共管账户后，从该款项中转出6450万元至国投公司的账户作为留置款，用于麦校勋对国投公司的承诺担保。由此可见，双方协议中约定的“留置款”，事实上是以他人的财产对国投公司的权利所作的担保。从6450万元作为“留置款”所具有的担保性质可以推断，当时国投公司所支付的9450万元股权转让款，其所有权并非属于国投公司，否则无须将其中的6450万元约定为“留置款”以担保麦校勋对国投公司的承诺。另外，京48**号民事判决中仅判决确认存于国投公司账户中的6450万元所有权属国投公司所有，而对于共管账户内的3000万元的权属并没有明确。因此，国投公司以京48**号民事判决中关于“麦校勋退还国投公司现存放于共管账户中的三千万元及利息，方达环宇公司对此负有协助义务”的判决，主张共管账户中的3000万元的所有权归属国投公司依据不足。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原审法院于2011年1月6日作出（2009）越法民二初字第6052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越6052号），判决驳回国投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91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国投公司负担。判后，国投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本案在一审法院2009年12月14日第一次开庭时，一审法院告知：“国投公司本案是储蓄合同纠纷，国投公司诉讼请求第三项的提出是矛盾的，不应该在本案提出”。国投公司当庭表示：“坚持第三项诉讼请求，因国投公司在执行案件中提出异议，执行法院要求我方在本案中提出”。在2010年9月20日第三次开庭中，一审法院问及国投公司要求花城支行承责的依据，国投公司表示：“这是违约之诉与侵权之诉的竞合，坚持本案是合同之诉”。二审期间，国投公司表示本案是异议之诉。又查明：一审期间，方达环宇公司虽然未到庭参加诉讼，但于2010年7月29日向一审法院作出书面《情况说明》，表示：“花城支行与本公司、许某借款合同纠纷执行案件【（2009）越法执字第4442－4443号】贵院强制执行本公司在花城支行开设的银行账户中的3000万元存款，本公司对此无异议……”。二审法院认为：国投公司依据与花城支行及方达环宇公司签订的《3.11协议》，主张账号为11×××02的账户中3000万元归其所有以储蓄合同纠纷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认为花城支行违反三方签订的《3.11协议》，没有尽到款项监管的义务，因此请求花城支行返还账号为11×××02的账户中被扣划的3000万元。基于国投公司的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归纳为：一、账号为11×××02的账户中的3000万元的权属问题；二、花城支行是否违反三方签订的《3.11协议》，没有尽到款项监管义务的问题。关于账号为11×××02的账户中的3000万元的权属问题。首先，账号为11×××02的账户是以方达环宇公司的名义开立的账户，从形式要件上看，由于货币属于种类物，且存放在方达环宇公司名下的账户，因此不能认定该款项属于国投公司。其次国投公司认为京48**号民事判决判令“麦校勋退还国投公司现存放于共管账户中的三千万元及利息，方达环宇公司对此负有协助义务”，主张共管账户中的3000万元的所有权归属国投公司。但上述判决并没有确认该账户中的款项属于国投公司所有。因此国投公司主张是本案争议款项的所有人依据不足。关于花城支行是否违反三方签订的《3.11协议》，没有尽到款项监管义务的问题。国投公司（乙方）、花城支行（丙方）及方达环宇公司（甲方）签订的《3.11协议》第二条约定：“甲、乙、丙三方确定，不得以共管账户以及共管账户内的资金，进行任何形式的承诺、抵押、质押和担保，不会使共管账户内的资金出现任何他项权利；三、丙方负有监管责任，并严格按照本协议的约定管理共管账户及包括但不限于划款”。上述《3.11协议》的约定，明确了花城支行的监管义务。由于法院扣划行为属于执行行为，在（2009）越法执外异字第4442－1及4443－1号执行案件中，一审法院依法扣划被执行人即方达环宇公司在花城支行开立的账号为11×××02的账户中的款项3000万元。由于国投公司、花城支行及方达环宇公司签订的《3.11协议》不具有对抗法院执行的效力，因此款项被扣划花城支行并没有过错。因此国投公司请求花城支行承担返还责任于法无据，二审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国投公司的上诉理由不充分，上诉请求于法无据，二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遂于2011年8月2日作出(2011)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557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穗1557号），判决驳回国投公司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1800元，由国投公司负担。国投公司不服穗1557号民事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13日作出（2013）粤高法民申字第817号民事裁定,指令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该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即原二百零四条）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据此，案外人基于对执行标的主张实体权利而提出异议，以排除对该执行标的之强制执行的，属于案外人异议，不管其主张实体权利的依据是否涉及其他法院的相关生效法律文书，均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即原第二百零四条)规定处理，以保护案外人和当事人通过诉讼途径寻求实体救济的合法权利。本案中，案外人国投公司以《6.28协议》、京48**号民事判决、《3.11协议》等为依据，主张自己对在花城支行开立的账号11×××02（户名为方达环宇公司）里的存款金额3000万元享有实体权利，一审法院不应将该存款3000万元作为方达环宇公司财产予以执行，显系以主张实体权利的方式寻求排除强制执行，属于案外人异议。一审法院对国投公司提出的异议以（2009）越法执外异字第4442-1号、4443-1号执行裁定予以驳回，因国投公司提出的异议与作为执行依据的一审法院越1554号民事判决、越1555号民事判决无关，国投公司对异议裁定不服的，应当通过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解决，即向一审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现国投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对执行标的主张实体权利的民事诉讼，一审法院以储蓄存款合同关系纠纷予以受理和审理，二审判决予以维持，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不当，应予撤销。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4年6月13日作出（2014）穗中法审监民再字第52号民事裁定（以下简称穗52号），裁定撤销穗1557号民事判决和越6052号民事判决；本案发回原审法院重审。退还当事人已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原审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国投公司、花城支行的举证及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越6052号案件、穗1557号案件查明的事实一致。国投公司对越6052号判决书、穗1557号案判决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原一审、二审判决已经再审裁定撤销，不具有法律效力。对再审裁定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花城支行对原审一审、二审查明的事实和适用法律没有异议。再审裁定是以案由错误发回重审仅是法律程序的问题，对其重审中事实的认定和法律适用没有异议。另查，在京48**号案中，国投公司的诉讼请求为“1、麦校勋回购总金额共计9450万元的方达环宇公司、盛世方达公司、银河工业城公司股权；2、麦校勋退还现存放于共管账户中的股权转让款3000万元及共管期间内相应存款利息，同时判令由国投公司收回6450元留置款；3、方达环宇公司就上述第二项请求负担协助履行义务；4、麦校勋承担延期退还款项的违约金；5、麦校勋赔偿由于其违约行为导致国投公司所遭受的所有损失以及国投公司为追索该损失所支出的全部合理的费用；6、方达集团就因麦校勋违约行为给国投公司造成的所有损失承担连带保证责任；7、麦校勋、方达集团、方达环宇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诉讼中，国投公司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麦校勋回购方达环宇公司、盛世方达公司、银河工业城公司各15%的股权并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另放弃第五项诉讼请求。本案诉讼中，花城支行确认收到3000万元执行款项。对此国投公司认为其第三项诉讼请求因已执行完毕，存在实体审理阶段客观不能实现的可能，同意放弃其第三项诉讼请求。经查：2009年12月14日，原审法院裁定越4442号、越4443号两案终结本次执行。花城支行向原审法院申请划付两案执行得款三千万元，并向原审法院出具执行担保，承诺如划付执行款项存在执行错误，将会立即根据法院裁定进行执行回转。据此，原审法院已于2010年3月10日将该款退发花城支行。对此，国投公司对原审法院在越4442号、越4443号两案调取的二份《申请报告》、一份《承诺函》及二份《收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国投公司认为，事实证明是花城支行主动申请保全和执行，其行为违反了共管账户协议第三条的约定。花城支行应按照承诺函的内容以及本案的审理情况，立即将涉案3000万元回转至法院账户，并在执行异议之诉中赔偿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等。国投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花城支行赔偿共管账户11×××02内资金3000万元；2.花城支行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赔偿共管账户内3000万元资金的利息损失（自2009年7月26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3.依法停止对花城支行11×××02账户内资金3000万元的执行；4.花城支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原审法院认为，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穗52号民事裁定认定，国投公司以《6.28协议》、京48**号民事判决、《3.11协议》等为依据，主张自己对在花城支行开立的账号11×××02（户名为方达环宇公司）里的存款金额3000万元享有实体权利，一审法院不应将该存款3000万元作为方达环宇公司财产予以执行，显系以主张实体权利的方式寻求排除强制执行，属于案外人异议。一审法院对国投公司提出的异议以（2009）越法执外异字第4442-1号、4443-1号执行裁定予以驳回，因国投公司提出的异议与作为执行依据的一审法院越1554号民事判决、越1555号民事判决无关，国投公司对异议裁定不服的，应当通过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解决，即向一审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现国投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对执行标的主张实体权利的民事诉讼，故原审案件应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据此，原审案件的争议焦点是账号为11×××02的账户中的3000万元的权属问题。国投公司在原审案件中，提交其向11×××02账户划付款项的凭证、国投公司、花城支行和方达环宇公司签订的《3.11协议》以及京48**号民事判决。据此，国投公司以款项实际划付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对款项作出约定的事实以及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事实，以证明11×××02账户内3000万元属其所有。就当事人的主张及举证，原审法院评析如下：在越4442号、越4443号两案中，原审法院对被执行人方达环宇公司11×××02账户中3000万元执行扣划是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作出，于法不悖，合法有效。方达环宇公司作为账户的所有人对原审法院的执行3000万元的扣划并没有异议。现国投公司提交相关的支付凭证，以此证明以上账户款项由其划付据此享有所有权。由于货币是一种特殊的种类物，它主要体现为：货币占有的取得就视为货币所有权的取得，货币占有的丧失即视为货币所有权的丧失；货币一旦交付，将会发生所有权的移转。因此，即使国投公司的证据证明其向方达环宇公司划款3000万元的事实，但该事实只证明款项所有权已经发生移转，不能据此认定方达环宇公司账户内的3000万元属于国投公司。在《3.11协议》中，当事人是就账户的管理以及账户资金的使用方式等内容，订明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并非就账户内资金的权属进行约定；此外，在京48**号案中，国投公司并未提起法院对11×××02的账户内3000万元所有权予以确认的诉讼请求。京48**号民事判决判令“麦校勋退还国投公司现存放于共管账户中的三千万元及利息，方达环宇公司对此负有协助义务”以及确认“存于国投公司账户中的6450万元所有权属国投公司所有”。该判决不构成认定11×××02的账户的3000万元的所有权归属国投公司的事实。综上所述，国投公司在原审案件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诉讼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修正）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条的规定作出判决如下：驳回国投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91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国投公司负担。判后，上诉人国投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将国投公司提出执行异议之诉主张的实体权利简单等同于共管账户内3000万元资金所有权的认定，是曲解法律的规定。国投公司享有向花城支行主张因其违约的债权请求权，该权利也应属于法律规定的实体权益，且该请求权足以排除法院对共管账户内资金的强制执行。1.本案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案外人主张的实体权利不仅仅限定于对执行标的主张所有权，当然也应包括合法有效的债权请求权。原审判决在确认国投公司提出执行异议之诉的同时将本案的焦点仅限定在共管账户3000万元资金的所有权问题，显然系曲解了法律的规定；2.虽然案涉的3000万元资金打入到以方达环宇公司名义开立的共管账户，但该笔资金属于国投公司的股权收购款，对此方达环宇公司系明知的，花城支行对国投公司与方达环宇公司共管该笔资金的事实也明知的。通过《3.11协议》的约定，花城支行作出了负有监管责任并严格按照本协议的约定管理共管账户及包括但不限于划款等的明确意思表示，如果因花城支行的原因导致共管账户内的资金损失，花城支行依约定要承担违约责任；3.通过原审法院依法调取的花城支行在执行程序中向法院出具的《承诺函》也可以证明花城支行可将案涉的3000万元回转至法院账户，在确认花城支行依据《3.11协议》的约定承担违约赔偿责任的前提下，国投公司对账户内3000万元依法享有债权请求权。国投公司享有的请求权应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范围。（二）国投公司、花城支行和方达环宇公司在《3.11协议》中对账户内3000万资金附加了限制性约定，并且花城支行恰恰违反了该限制性约定，依法应当承担违约赔偿责任。1.2008年3月11日国投公司与方达环宇公司、花城支行签订《3.11协议》，该协议第二条明确约定了三方主体任何一方都不能使共管账户内资金出现任何他项权利，这是一种明确的、各方自愿达成的、代表各方真实意思表示的合同条款；2.花城支行一方面做出“不会使共管账户内的资金出现任何他项权利”的合同保证，另一方面却背信弃义，抛开国投公司与签署共管协议的方达环宇公司设立债权，于国投公司主张返还该3000万资金时，宣布提前终止对方达环宇公司的贷款，通过对双方设定的债权债务提请诉讼、申请保全和执行的行为而直接指向该共管账户3000万资金，严重违反《3.11协议》的合同义务，有违诚实信用这一民法基本原则；3.《3.1l协议》第三条约定直接限定了花城支行的监管责任，其责任包括但不限于不得对共管账户内的资金进行划款等。这是花城支行的合同义务，应严格遵守。该义务当然包括以司法形式在内的划款行为。因为本案的特殊性也在于共管账户内的资金是通过越秀区法院的司法行为划转至花城支行，然而越秀区法院的司法行为恰恰是通过花城支行的违约行为实现的，即法院的强制执行行为是花城支行主动申请保全、申请执行才发生。根据《3.11协议》第三条的约定，只要是花城支行的划款行为就属于违约，当然应涵盖其主动向法院申请保全和执行，因为法院并非依职权的作为，而是基于花城支行的主动申请，其既是申请执行人又是协助执行主体更是最终的划款方，这与花城支行的自行主动划款是等效的。花城支行的行为属于典型的“以合法形式掩盖违约行为”。（三）花城支行在签订《3.11协议》的情况下，违背协议约定向协议另一方发放贷款，并最终扣划共管账户内资金的行为严重破坏了金融秩序。综上所述，原审判决对国投公司提出的阻却执行的理由并未予以评判，更未对花城支行申请保全、执行等行为构成违约作出认定，严重侵害了国投公司的合法权益。故上诉请求判令：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国投公司原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花城支行承担。被上诉人花城支行答辩称：原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原审第三人方达环宇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经审理，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中国高新投资集团公司于2016年5月9日核准变更名称为中国国投高新产业投资公司。本院认为：本案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所享有的实体权利，是其异议权成立与否的先决问题，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须对此问题先行解决，否则难以作出是否排除执行的判决，故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同时具有确认案外人所主张的实体权益的功能。具体到本案，国投公司对花城支行申请执行的方达环宇公司涉案账户资金有异议，故本案须审查国投公司对涉案账户资金是否具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权益。对此，本院认为：第一，涉案资金以方达环宇公司名义开具账户存储，《3.11协议》虽约定该账户为国投公司与方达环宇公司的共管账户，但不足以认定该款项为国投公司所有。第二，退一步讲，即使涉案账户内的资金为国投公司划款存入，但国投公司存入资金的目的系完成其与案外人的股权转让。纵使因股权转让未能完成，国投公司有权收回先前支付的股权转让金3000万，但该权利系其对该资金收取方的债权请求权，而非所有权请求权。货币作为特殊种类物，交付占有即转移所有权。因此，国投公司的举证不足以证实涉案3000万元属于其所有。第三，国投公司对涉案3000万元资金仅享有一般债权，该项权利性质并不具有排除执行的法定事由，国投公司以此请求排除执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至于花城支行在履行《3.11协议》过程中是否具有违约行为，应否承担相应违约责任，与本案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性质，本案对此不予审理。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国投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1800元，由上诉人中国国投高新产业投资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莫 芳代理审判员 马 莉代理审判员 汤 瑞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林燕贞陈勉李泳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