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黔2328行初59号
原告汪寿春，女，1965年4月17日生，汉族，小学文化，贵州省兴义市人，农业，住贵州省兴义市，
委托代理人罗兰景，黔西南州为民法律维权工作站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告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民政局，住所地贵州省兴义市陵园路7号。
法定代表人詹丹志，该局局长。（未到庭）
出庭负责人李开斌，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罗贵安，该局救助管理站站长，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陆光伦，贵州天生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原告汪寿春诉被告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民政局（以下简称州民政局）确认行政行为违法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4日立案受理后，于2016年7月8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8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汪寿春及其委托代理人罗兰景，被告州民政局的出庭负责人李开斌及委托代理人罗贵安、陆光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6年1月30日，安顺市救助站将原告汪寿春送到被告州民政局，被告州民政局根据《救助站登记表》中原告汪寿春的身体状况为“疑似精神障碍”，遂于2016年1月30日将原告汪寿春送至兴义兴安××专科医院诊治，于2016年2月2日14时50分出院，由其家属接回。
原告汪寿春诉称：原告于2015年4月到山东寻找自己曾收养的儿子。2016年1月28日，原告从山东出发准备赶回老家兴义市万屯镇，参加自己的大儿子龚文明2016年2月2日的婚礼。2016年1月29日到达安顺，由于没有钱住旅社，就被安顺救助站收容。2016年1月30日被安顺救助站送到黔西南州民政局救助站。中午12时，原告要求送自己回家，但被告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不允许，无论原告如何解释，被告的工作人员均不听解释，下午就直接将原告送到兴义兴安××院关押5天，直到2016年2月3日下午的时候才被释放。原告认为，被告在没有查清事实的情况下，草率将原告作为××人强制送到兴安××院关押，其行为严重违法。原告曾多次向各级人民政府、检察院信访，但均未得到合理解决。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确认被告关押原告5天的行为违法；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汪寿春为自己的主张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了如下证据：
1.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2.贵州省群众工作中心《信访事项转达告知单》一份，中共黔西南州委群众工作部群转字[2016]3号《群众信访事项转办函》一份，证明原告因被非法关押到省群众工作中心信访的事实。
3.黔西南州民政局州民信复函[2016]3号《关于汪寿春反映非法关押5天信访事项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一份，证明被告自己承认了在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原告患有××、没有查明事实的情况下草率关押了原告的事实。
4.黔西南州复查复核委员会《申请复查不予受理告知书》一份，证明原告对被告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不服提出复查，但未得到受理的事实。
5.黔西南州人民检察院《信访告知书》一份，证明原告向检察机关信访，检察机关认为应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事实。
6.兴仁县雨樟镇民政股、计生股、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原告于2007年农历正月初五捡到一男婴的事实。
7.万屯镇人民政府《关于汪寿春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原告从山东回家的过程中，被强制送到××医院关押的事实。
8.兴义兴安××医院《关于汪寿春同志到我院观察治疗过程说明》一份，证明原告于2016年1月30日被被告救助站、兴安医院接入××医院治疗的事实。
被告州民政局辩称：一、原告因家庭原因，自2015年4月到山东省寻找自己曾收养的儿子期间，因生活无着长期流浪乞讨，于2016年1月26日从山东省枣庄市经当地救助站购买火车票助其返乡，2016年1月30日凌晨1时32分到达安顺市后，因无钱住宿，在街上流浪时被当地公安巡逻队发现后送达安顺市救助站救助。天亮后，安顺市救助站于2016年1月30日15时25分将原告送到黔西南州救助站，两站履行了相关交接手续。交接过程中，《安顺市救助站求助登记表》在原告的身体状况栏载明存在“疑似精神障碍”，对此安顺市救助站工作人员进行了相关情况介绍，此后在州救助站值班人员询问原告过程中，其情绪激动、思维混乱、说话前言不搭后语，完全不配合询问并不时用头撞墙，与安顺救助站工作人员介绍的情况基本一致，不排除存在精神障碍的可能性。
二、安顺市救助站介绍原告存在“疑似精神障碍”的特殊实际情况，州救助站根据民政部《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机构工作规程》（民发[2014]132号）第八条：“救助人员为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疑似××人、危重病人或有明显外伤人员，救助管理机构应当联系医疗急救机构或安排工作人员将其送医救治、诊断”的规定，按照“先救治、再救助”的原则，于2016年1月30日15时35分联系兴义兴安××专科医院（简称兴安医院）将原告接到该院诊断、治疗。经兴安医院当日检查，初步诊断为“旅途性精神障碍”，次日医生查房后认为，原告已精神正常，无精神障碍。为此，积极通过多种渠道联系其亲属，在多方联系和催促之下，原告兄弟于2016年2月2日14时50分到兴安医院接到原告并送其返家。
三、原告于2016年2月2日14时50分被其兄弟接转返家，不存在未赶上其子龚文明当天举办婚礼的事实。导致其不能参加龚文明婚礼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原家庭矛盾，原告前夫一家拒绝其参加婚礼，并且在其返家后其子女不愿接管，仍然无家可归、生活无着，州救助站及时为原告排忧解困，2016年3月10日将原告送到兴仁县真武山寺庙暂住，后协调义龙试验区民政部门和万屯镇政府及民政办等，最终将其护送到小儿子家安顿，才最终解决了其生活无着的实际困难。
综上所述，被告下属州救助站对原告实施的是合法救助和救治行为，不存在违法关押原告的事实，原告诉称的事实及理由依法不能成立，现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
被告州民政局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依据：
1.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证明被告主体适格。
2.山东省枣庄市救助站求助登记表、安顺市救助站求助登记表、黔西南州救助站救助登记表，证明：①、全国救助站都是联网的，枣庄市登记表是通过网上打印出来的；②、原告从山东到安顺是通过救助的形式，救助的原因说明是乞讨；③、2016年1月30日凌晨安顺市救助站的救助原因是乞讨，由派出所警察送到救助站送到时原告精神异常，疑似××；④、原告被送到州救助站时，经观察表现为暴躁，存在疑似精神异常的情形。
3.兴义兴安××专科医院住院病历（含住院病案、病历、住院治疗协议书、体温单等），证明①、医院对原告初步诊断是旅途性障碍；②、原告是2016年2月2日14时50分出院，由其兄弟汪成接其返家；③、2016年1月30日，医院发现原告没有精神障碍，医院联系家属接其回家的事实。
4.兴安医院医师冯艳玲的微信记录和电话通信记录、原告出院返家的照片及汪成的身份证复印件及签名，证明：①、兴安医院的冯艳玲联系原告亲属的过程；②、原告之弟汪成接其返家的事实。
5、州救助站送原告到兴仁县真武山寺庙的照片、州救助站罗贵安的通话记录、州救助站罗贵安等人送汪寿春至其儿子龚文元处的照片，证明在接送原告返家之后，救助站对其进行多次救助，不存在违法，救助是合法的。
6.民政部《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机构工作规程》（民发[2014]132号）第八条、第三十五条，证明救助程序合法。
经庭审举证质证，一、针对被告州民政局提交的证明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证据。原告汪寿春对被告提交的1、5组证据及第2组证据中的山东省枣庄市救助站求助登记表无异议；对第2组证据中的安顺市、黔西南州救助站登记表中登记为疑似××有异议；对第3组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病历真实性无异议，恰好证明了原告没有××，且被告陈述的出院时间是虚假的；对第4、5组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出院时间是2月3日，汪成身份证复印件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上面的签字内容不予认可，微信聊天记录无法核实真实性，通话记录上的号码也看不出名字无法核实，对最后的两张照片无异议。
二、针对原告为自己的主张提交的证据。被告州民政局对原告提交的1、8号证据无异议；对2、3、4、5、6号证据的质证意见是与本案无关；对7号证据的质证意见是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一、对被告州民政局提交的证明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第1、5号证据，因原告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第2号证据中的山东省枣庄市救助站求助登记表因原告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安顺市救助站求助登记表、黔西南州救助站登记表原告仅对其中登记为“疑似××”有异议，对该两份登记表本院予以采信。对第3号证据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该病历材料是兴义兴安××专科医院形成的住院病历，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对4号证据中的照片、汪成身份证复印件因原告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其中汪成身份证复印件上的签字系原告亲属汪成签字核实，本院予以采信；对微信聊天记录截屏、电话通话记录清单，与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
二、针对原告对其主张提交的1、8号证据因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2、3、4、5号证据系原告汪寿春通过信访得到的回复，本院予以采信。对6号证据已经兴仁县雨樟镇人民政府相关部门、雨樟镇派出所核实，本院予以采信。对7号证据结合本案，予以综合认定。
经审理查明，原告汪寿春于2007年6月16日（农历五月初二）在贵州省兴仁县雨樟镇下寨组捡到一名男婴，原告汪寿春与其丈夫郭成发共同收养，取名为郭富成。之后，原告丈夫郭成发带至山东省枣庄市抚养。
2015年4月，原告汪寿春到山东省枣庄市寻找养子郭富成，原告于2016年1月26日到山东省枣庄市救助站申请救助，该救助站求助登记表中登记的来站方式为自行来站，求助内容为“饮食、乘车凭证”，求助原因为“乞讨”。随后，山东省枣庄市救助站为原告汪寿春购买枣庄至安顺的火车票。
2016年1月30日凌晨，原告汪寿春乘车到达安顺火车站，被华西派出所民警王庆发现后，将其护送至安顺市救助站，安顺市救助站登记表中登记的求助内容为“饮食、住宿、通讯、乘车凭证”，求助原因为“乞讨”，身体状况为“疑似××”。
2016年1月30日，安顺市救助站将原告汪寿春护送至被告州民政局的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救助站，安顺市救助站移交的《救助站登记表》中登记的求助内容为“饮食、住宿、通讯”，求助原因为“走失”，身体状况为“疑似××、躁动不安”。
被告州民政局的州救助站随后将原告汪寿春送至兴义兴安××专科医院观察治疗，该院于2016年1月31日经观察后主治医师认为原告汪寿春无××，并于当日主动联系原告汪寿春的亲属，直至2016年2月2日14:50原告汪寿春的兄弟汪成将其接出院。
原告汪寿春认为被告州民政局2016年1月30日将其送至兴义兴安××专科医院观察治疗至其2016年2月2日出院的行为，属于违法关押，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案争议焦点：被告州民政局2016年1月30日将原告汪寿春送至兴义兴安××专科医院观察治疗至其2016年2月2日出院的行为，是否属于违法关押？
本院认为，根据《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工作，并对救助站进行指导、监督。”之规定，被告州民政局作为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其具有负责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工作的主体资格。
原告由山东省枣庄市救助站提供火车票于2016年1月30日凌晨到达安顺市火车站，被当天巡逻的民警发现并护送其达到安顺市救助站，安顺市救助站在对其实施救助时发现其疑似××，并于当日护送原告到黔西南民政局救助站，被告州民政局救助站根据安顺市移交的《救助站登记表》内容及对原告身体状况的初步观察，将原告身体状况登记为疑似××和躁动不安，是依法履行了《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机构工作规程》第七条“救助管理机构应当对来站求助人员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进行初步检视。”规定的法定义务。
此外，根据《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机构工作规程》第八条“求助人员为疑似××障碍患者、疑似××人、危重病人或有明显外伤人员的，救助管理机构应当联系医疗急救机构或安排工作人言将其送医救治、诊断。”、第三十五条“救助管理机构发现受助人员突发急病、精神异常或有疑似××的，应当及时送往医疗机构或联系医疗急救机构救治、诊断；”之规定，被告州民政局发现原告有疑似××和躁动不安的身体状况后，随即将原告送往兴义兴安××专科医院治疗的行为，是履行部门规章规定的法定义务，并无不当之处。
被告州民政局将原告送往医疗机构诊疗后，兴义兴安××专科医院于2016年1月31日诊疗完成，并且主治医师认为原告无××后，积极主动的联系了原告的亲属，因原告家属的原因，导致原告直至2016年2月2日14:50才由原告兄弟汪成接出院。
综上所述，被告州民政局将原告送至兴义兴安××专科医院治疗的行为，并非非法扣押的行为，而是履行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救助义务。因此，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另外，原告主张被告州民政局是2016年2月3日天黑了才被“释放”，但是原告兄弟汪成在自己身份证复印件上签字确认的时间是2016年2月2日，且原告对自己的主张也并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七条“原告可以提供证明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不成立的，不免除被告的举证责任”之规定，对原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及理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汪寿春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汪寿春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不提出上诉，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罗 柠
代理审判员 黄金梅
人民陪审员 姚国祥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姜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