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成民终字第77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某，男，1953年6月12日出生，汉族，现住都江堰市。
委托代理人李凯，四川重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某甲，男，1969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都江堰市。
委托代理人何素华，成都市温江区柳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某乙，女，1963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都江堰市。
上诉人周某某与被上诉人杜某甲、杜某乙因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民法院（2014）都江民初字第80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在2015年2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周某某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凯，被上诉人杜某甲及其委托代理人何素华，被上诉人杜某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周某甲系周某乙之父，于1951年去世。周某乙与王术英于1947年结婚，并于1953年生育一子周某某。王术英于1972年1月去世，周某乙与杜某甲、杜某乙之母王某某于1991年9月24日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周某乙于1999年12月因病去世；王某某于2004年12月因病去世。2、周某乙于1998年4月22日立下遗嘱（打印体为1998年4月21日），载明：“我愿把属于我的房产在我去逝之后遗留给我的爱人王某某。”周某乙作为立遗嘱人、杨某某、马某某、刘某某作为见证人，唐某某作为代书人分别在该遗嘱上签名、捺印，并注明了日期。
原审法院另查明，该案在（2013）都江民初字第368号的审理过程中，周某某于2011年11月23日向原审法院提出鉴定申请，要求对1998年4月21日周某乙所立遗嘱上的“周某乙”签名进行笔迹鉴定。2012年3月8日，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受原审法院委托，作出了联合司法鉴定中心（2011）文鉴字第241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日期为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一日黑色打印字迹《遗嘱》上立嘱人处“周某乙”签名不是由周某乙本人所书写形成；2、日期为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一日蓝色打印字迹《遗嘱》上立嘱人处“周某乙”签名不是由周某乙本人所书写形成。对此，杜某乙、杜某甲持异议，认为该份鉴定中的样本存在瑕疵，并于2012年8月14日以周某某持有的样本重新向原审法院提出鉴定申请。2012年9月25日，成都蓉城司法鉴定中心受原审法院委托，作出了成蓉（2012）文鉴字第0106号文检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日期1998年4月22日的《遗嘱》与日期1980年10月13日的《公路段10月份现金收支汇总表》上“周某乙”签名字迹是同一人所写。2、日期1980年10月13日的《公路段10月份现金收支汇总表》与日期1997年10月13日的《民事诉状》上“周某乙”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所写。该案在发回重审的过程中，周某某对成都蓉城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结论，程序上提出了异议，认为该鉴定程序存在瑕疵，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为此2014年3月31日，杜某甲、杜某乙向原审法院递交了重新鉴定的申请，申请对1998年4月21日2份《遗嘱》立遗嘱人处的“周某乙”签名字迹进行鉴定，其检材样本系周某某所持有的1980年10月13日《发生额对照表》和1980年11月《工资报销花名册》上周某乙的签名字迹，原审法院鉴于周某某、杜某甲、杜某乙对原审过程中所进行的第二次鉴定，即成都蓉城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成蓉（2012）文鉴字第0106号文检鉴定意见书，鉴定程序提出了异议。对杜某甲、杜某乙的申请予以准许，依法启动了重新鉴定程序。四川求实司法鉴定所于2014年5月作出了川求实鉴（2014）文鉴107号文书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1998年4月21日2份《遗嘱》立遗嘱人处的“周某乙”签名字迹，与1980年10月13日《发生额对照表》的周某乙签名字迹，是同一人书写。2、1998年4月21日2份《遗嘱》立遗嘱人处的“周某乙”签名字迹，与1980年11月《工资报销花名册》上的周某乙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周某某质证后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合法性持异议，并分别指出了“周”、“仁”、“龙”三个字的检材和样本之间的差异，同时要求鉴定人员出庭接受质询，鉴定人员依周某某的申请到庭，其意见为：虽然样本与检材之间有不一致的地方，但均不是本质性的差异，且两份材料相差18年，也有字迹老化的因素，本鉴定结论是排除模仿字迹后经过综合讨论后得出的结论。杜某甲、杜某乙质证后对该份鉴定报告的三性均予以认可，仅对检材样本即《工资报销花名册》上“周某乙”签名真实性持异议。
原审法院再查明，2011年6月23日，周某某曾以同样的诉讼请求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后以证据不足撤回诉讼。2013年1月9日，杜某甲曾以周某某、杜某乙为被告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周某乙所立遗嘱合法有效，原审法院于2013年8月5日作出（2013）都江民初字第302号民事判决书以诉争遗产权属不明为由驳回杜某甲的诉讼请求，该案现已经生效。
原审法院认为，1、遗嘱是遗嘱人对自己的财产或其他事项所作的处理，应当由遗嘱人自己完成。但是，遗嘱人不识字或因病不能书写，或者不愿意自己书写的，可以委托他人代写遗嘱。根据《继承法》第17条第3款之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有效的代书遗嘱应具备以下要件：（1）有两个以上的现场见证人；（2）代书人、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3）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中，周某乙在立遗嘱时，由从事法律职业，有法律工作能力的法律工作者唐某某作为代书人，刘某某、杨某某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在场见证下，在《遗嘱》上亲笔签名并按指印，虽然见证人并非同时在场，但均是在立遗嘱人周某乙的邀请下，听其口述后在《遗嘱》上签名见证，故该遗嘱符合代书遗嘱的要件。
2、对于周某乙的签名，周某某、杜某甲、杜某乙双方因存在争议，申请专门机构对笔迹进行鉴定。本纠纷发生过程中因提供了不同的检材样本故导致产生不同的鉴定结论，原审法院虽均予以了采信，但综合两份鉴定报告来看，原审法院认为，由于财务管理的特殊性，财务相关事务都有着极其严格的规定，故就送检样本的真实性而言，对于采用1980年10月13日《发生额对照表》和1980年11月《工资报销花名册》作为样本的“周某乙”签名其证明力明显高于其他送检样本，四川求实司法鉴定所对此也出具了鉴定结论，虽然周某某对该份鉴定报告提出异议，但并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原审法院对该份鉴定报告予以确认。根据该鉴定结论显示，其中一份与《遗嘱》中立遗嘱人处的“周某乙”签名系同一人书写，另一份与《遗嘱》中立遗嘱人处的“周某乙”签名不是同一人书写，即两份送检样本不是同一人所书写，周某某、杜某甲、杜某乙对此均不清楚，原审法院认为两份送检样本均出自于上世纪80年代，周某某又自认系来源于周某乙单位，其中虽仅有一份与本案所诉《遗嘱》中周某乙的签名吻合，但综合实际情况，应认定《遗嘱》中周某乙的签名系本人签名，故原审法院对日期1998年4月22日《遗嘱》上周某乙的签名予以确认。
3、就遗嘱内容而言，立遗嘱人周某乙于1998年4月22日立下的遗嘱中载明：“我愿把属于我的房产在我去逝之后遗留给我的爱人王某某。”虽财产指向不明，但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综上，周某乙于1998年4月22日所立遗嘱内容合法，为立遗嘱人周某乙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为有效遗嘱。故对周某某要求依法确认1998年4月22日周某乙所立遗嘱无效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周某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周某某负担。
宣判后原审原告周某某不服原判向本院提出上诉，其上诉理由为：1、周某乙所立代书遗嘱见证程序不当，见证人刘少芳未在场其签名是事后补签，另一见证人杨某某已经去世，其见证程序合法性无法查实，代书人唐某某在另案中曾担任过杜某甲、杜某乙的委托代理人，本案中又作为证人出庭，其证言不应采信。2、即便1998年4月22日周某乙所立遗嘱真实，但是当时该房产存在争议，政府在2009年才确认属于周某某所有，1998年在遗嘱中所载明的房产并不存在。3、本案鉴定结果应以“联合司法”鉴定所意见为准，因选择《民事诉状》是杜忠建、杜某乙均认可的检材；而“求实司法”鉴定意见内容本身相互矛盾，对“工资报销花名册”、“公路段现金收支汇总表”两份检材中签名与“遗嘱”中周某乙的签名是否系同一人所签得出不同结论。原审没有查明送检检材真实性的情况下，采信内容相互矛盾的鉴定结论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
被上诉人杜某甲答辩称，三次鉴定的检材均是周某某提供，“联合司法”鉴定结论依据不足，“求实司法”和“蓉城司法”鉴定意见是一致的。对两份检材不同描述是客观的。2、遗嘱是周某乙真实意思表示，唐某某本身是法律工作者，又有其他见证人签名，符合代书遗嘱的特征。3、遗嘱所涉及的房产是周某乙、杜某乙、杜某甲一直在居住的。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杜某乙答辩称，同意杜某甲的答辩意见，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原判所认定的事实和证据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对上诉人周某某所提周某乙所立代书遗嘱无效。因代书遗嘱见证程序不当，见证人刘少芳是事后补充签名，代书人唐某某在另案中曾担任杜某甲、杜某乙的委托代理人与案件争议事实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应采信的上诉理由。经审查认为，判断遗嘱是否有效应当具备以下条件：1、遗嘱人在订立遗嘱时具有立遗嘱的能力；2、遗嘱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3、遗嘱内容合法，不违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4、遗嘱形式合法，符合继承法规定的五种遗嘱形式并具备相应形式要件。按照以上法律规定，本案中如上诉人周某某要主张署名为“周某乙”的“遗嘱”无效，应当举证证明存在导致遗嘱无效的情形之一。对现周某某所提见证人刘少芳签名是事后补签，代书人唐某某曾担任杜某甲、杜某乙委托代理人与案件争议事实存在利害关系，故遗嘱无效的理由。本院认为，该项上诉理由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导致遗嘱无效的情况之一。况且本案中遗嘱见证人刘某某和代书人唐某某的证言之间相互印证证实，遗嘱是周某乙真实意思表示。首先，遗嘱见证人刘少芳在原审过程中，即（2013）都江民初字第368号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提供书面证词和出庭作证的方式证实，她作为见证人在周某乙遗嘱上签名的全过程。其当庭证言称即“那天我去赶场，赶场要经过律师事务所，周某乙叫我做一个证，说他要立遗嘱。周某乙说我的遗产就属于王某某一个人。后唐律师念给我听，之后叫我签了一个字就走了”。该证言表明刘某某作为见证人签字是应周某乙要求，而对遗嘱中所涉及将财产留给王某某，是周某乙亲自告知。故对上诉人周某某所称见证人刘某某是事后补签，遗嘱内容是唐某某转述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
第二、代书人唐某某的证言，是否因其担任过另案杜某乙、杜某甲的代理人就否定其证言真实性。经审查认为，证人身份具有不可替代性，凡是知道案件事实的人均可以就所知道的案件事实作陈述。原审中证人唐某某出庭证言证实，因其所在的聚源镇法律服务所曾位于聚源镇老街北街，周某乙与他相熟便委托他帮忙立一份遗嘱。他将遗嘱打印好后交由周某乙签字。最后他自己在代书人处签名。该证言与见证人刘某某的证言相互印证，够证实，周某乙立遗嘱时是在唐某某所在律师事务所且遗嘱内容是周某乙真实意思表示。故代书人唐某某证言应予采信。对唐某某在（2011）都江民初字第1370号民事案件担任杜某乙、杜某甲委托代理人，其证言是否因委托代理人身份而导致不具有真实性，经审查认为，唐某某本身系法律工作者，其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参与案件诉讼代理并无不当。如前所述证人身份具有不可替代性，况且在原审过程中唐某某并未以代理人身份继续参与诉讼。故在无其他反驳证据证实，唐某某证言不具有真实性的情况下，对周某某所提唐某某系利害关系人证言应不予采信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对上诉人周某某所提，鉴定意见应当以“联合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为准，后两次鉴定所依据的检材，原审法院没有查明其真实性，况且“求实司法”鉴定意见自身内容相互矛盾，原审法院不应采信的上诉理由。经审查认为，对遗嘱中“周某乙”签名是否是其本人所写，供鉴定用比对样本的提供均是周某某。其在三次鉴定过程中先后提供了三份比对样本，即“民事诉状”、“公路段10月份现金收支汇总表”、“工资报表花名册”。而这些比对样本中，哪份是周某乙亲自书写，因立遗嘱人周某乙死亡客观上已无法查明。故本案中出现了三次不同的鉴定意见。第一次“联合司法”鉴定所使用对比样本是：“民事诉状”，其鉴定意见为：遗嘱上“周某乙”签名不是其本人所写。第二次“蓉城司法”鉴定所使用的比对样本是：“民事诉状”、“公路段10月份现金收支汇总表”，其鉴定意见为：1、“公路段10月份现金收支汇总表”上周某乙签名与“遗嘱”上周某乙签名是同一人书写；2、“民事诉状”上周某乙签名与“公路段10月份现金收支汇总表”上周某乙签名不是同一人书写。第三次“求实司法”鉴定所使用的对比样本：“公路段10月份现金收支汇总表”、“工资报表花名册”，其鉴定意见是：1、“公路段10月份现金收支汇总表”上周某乙签名与“遗嘱”上周某乙签名是同一人书写；2、“工资报表花名册”上周某乙签名与“遗嘱”上周某乙签名不是同一人书写。
综合分析以上三份鉴定意见中使用同一比对样本的鉴定结论，即：1、“民事诉状”周某乙签名与“遗嘱”中周某乙签名，不是同一人书写。是“联合司法”和“蓉城司法”共同结论。2、“公路段10月份现金收支汇总表”上周某乙签名与“遗嘱”上周某乙签名是同一人书写。是“蓉城司法”和“求实司法”共同结论。
出现以上不同比对样本的得出不同鉴定意见，是因客观上无法判断比对样本的签名是否系周某乙本人所写，因此本案中判断遗嘱是否系周某乙真实意思表示，不能仅仅靠鉴定意见作出结论，而应当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对案件事实进行综合认证。本案中因周某乙所立遗嘱过程得到了见证人刘某某、代书人唐某某出庭证言的相互印证证实，故在两份鉴定意见均鉴定认为，来源于周某乙原单位所保管的会计资料中的“公路段10月份现金收支汇总表”与遗嘱“周某乙”是同一人书写的结论意见时，原审法院确认遗嘱“周某乙”签名是其本人所写的事实，符合证据认定规则，因相互印证的证人证言得到鉴定意见的佐证，证据之间彼此印证证实。现周某某主张按照“民事诉状”比对样本作为认定案件的事实依据，因该鉴定比对样本，无法判断其是否是周某乙本人书写，且杜某乙、杜某甲均对其持有异议的情况下，原审重新启动鉴定程序并未采纳该鉴定意见，并无不当。对上诉人周某某所提“求实司法”鉴定意见内容自相矛盾，经审查认为，对“求实司法”鉴定意见中所得出的“工资报销花名册”周某乙签名与“遗嘱”周某乙签名不是同一人书写的鉴定意见，该意见与原审法院所认定的事实并不相互矛盾。因比对样本本身，即“工资报销花名册”是否系周某乙本人所签，客观无法查实。即单凭任何一个鉴定意见都无法得出遗嘱中“周某乙”签名是否是其本人所写。故对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对上诉人周某某所提，立遗嘱时周某乙并未取得遗嘱所涉及的房产，房屋是在周某乙去世后取得的上诉理由，经审查认为，遗嘱所涉房产是周某乙生前一直是其居住地也是其继承其父周廷彬的祖业房产。况且2013年9月13日聚源镇政府又出具明确的《情况说明》表明，该房产的权属镇政府不予主张。故对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按原判确定的金额和负担方式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用100元，由上诉人周某某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小华
代理审判员 邓凌志
代理审判员 胡小琴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胡 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