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2民终428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付建忠，男，1963年5月29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玉华，广东金本色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贤么，广东金本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金支付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平原里小区20号楼1-7、1-9、1-10。
法定代表人：季小杰，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际红，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包达，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刘付建忠因与被上诉人中金支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2民初223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付建忠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支持我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为：第一，一审法院以“难以确定该划扣行为是否合理合法，难以确定我的财产是否遭受损失”为由驳回我的诉讼请求是完全无理的。1.根据我提供的银行流水、《资产管理咨询服务协议》，足以证明中金公司违法违规的划扣行为导致我遭受严重的财产损失。我未委托中金公司代为划扣我账户内的资金，中金公司在未通知我、未征得我同意的情况下根据案外人上海金鹿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鹿公司）的指令三次划扣我账户中的资金，导致我上述三笔共计150万元资金遭受实际的�重损失。2.中金公司划扣公民账户内款项的前提是必须获得公民书面授权或者同意。第二，我遭受财产损失与中金公司的过错之间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在金鹿公司连最基本的与我的理财合同及授权委托书都没有提供给中金公司的情况下，中金公司就随意划扣了我的款项，视风险防控于不顾，这是造成我财产损失的直接原因。第三，中金公司作为第三方支付公司不对支付行为做实质性审查的前提是：其与被划扣的一方（我）及委托扣款的一方（金鹿公司）事先签订了相关协议。本案我的损失是因为中金公司未经过我授权或者同意，径直根据金鹿公司的指令直接划扣我的钱款造成的，这与其两公司合谋偷盗我的财产无异，属于明显的违法侵权行为。第四，1.金鹿公司是否涉嫌犯罪与本案无关，我没有向公安机关报案，不存在在今后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对我予以退赔�问题。涉案三笔款项是否列入刑事侦查范围并不对本案构成影响，我起诉的主体并不是金鹿公司，我是因为中金公司的违规划扣行为而提起的侵权之诉。2.金鹿公司就涉案三笔理财产品给我邮寄的《资产管理咨询服务协议》一式三份和附带的《委托划扣授权书》都还在我手里，我并未签署，我并没有向金鹿公司购买这三笔理财产品。金鹿公司单方面的电子档案记载我购买了涉案三笔理财产品是其单方面的自认行为，并不影响我因中金公司的违规划扣行为导致经济损失而向中金公司提起侵权之诉。3.如果中金公司是因执行金鹿公司的错误指令而引起我的经济损失，理应由中金公司先行返还我的款项，其再向金鹿公司追讨。中金公司与金鹿公司签订的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与我无关。只要中金公司未取得我的授权而擅自划扣我的款项，就侵犯了我的财产权利。
中�公司同意原判并答辩称：第一，刘付建忠未能证明其财产受到损失。我公司接受金鹿公司的交易指令，由合作银行进行刘付建忠银行账户钱款的划扣，相应款项事实上也已经根据金鹿公司的交易指令划转到了金鹿公司指定账户。我公司只是提供了一个备付金账户。根据从上海市长宁公安局调取的刘付建忠在金鹿公司的理财账户的交易记录，了解到涉案款项所涉及的三笔理财交易均已经作为未兑付的投资款项记录在刘付建忠的理财账户下；同时涉案三笔款项已经列入刑事案件的侦查范围，在今后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处理中，涉案的三笔款项是否存在争议，是否对刘付建忠予以退赔、退赔金额为多少，都有待其他判决予以确定。因此，刘付建忠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受到损失。第二，第三方支付机构没有法定义务对合作商户与理财人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实质性审查。第三，我公司已经对合作商户金鹿公司进行了支付机构的审核义务，包括核实商户的基本信息，判断其是否满足商户准入的条件，形成对商户综合风险等级的判断，并据此对商户采取差异化的风险管理措施等。我公司对于金鹿公司的代收付业务，是采用事后抽查机制。2016年4月1日，在发现金鹿公司可能出现兑付危机后，我公司立即断开了金鹿公司的支付接口，不再为其提供任何代收付业务。第四，我公司对刘付建忠的代收付业务已经获得合法授权，不存在过错。自2015年6月起，刘付建忠与金鹿公司就开始合作进行资产投资。刘付建忠作为投资人，与金鹿公司签订《资产管理咨询服务协议》，同时还与金鹿公司签署单独的《委托划扣授权书》，授权“上海金鹿通过支付机构依据签署的咨询服务协议在指定日期内从刘付建忠的特定账户中划扣投资款项”。涉案三笔划扣，我公�都是依据金鹿公司的交易指令完成。
刘付建忠一审诉讼请求：判令中金公司向刘付建忠返还该公司私自从刘付建忠个人账户划扣的人民币15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金公司为经中国人民银行发放支付业务许可证的互联网支付公司。2014年4月22日，中金公司（甲方）与案外人金鹿公司（乙方）签订《代收付业务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建立一站式代收付业务的合作关系；所谓一站式代收付业务，即甲方依据乙方代收文件从指定付款账户扣除资金，再依据乙方代付文件划转至指定收款账户中，从而做到代收和代付一站式完成的业务；服务内容中约定，甲方根据协议约定和乙方的代收付文件，为乙方提供一站式代收付服务，甲方为乙方提供代收付明细查询、对账、差错处理服务，甲方为乙方及乙方客户提供售后支持和业务咨询服务；在�方权利义务中约定，甲方不对乙方与持卡人或被扣款企业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实质性审查，因乙方提供虚假证明文件致持卡人或被扣款企业资金被错误划扣的，乙方负全部责任；有下列情况的，甲方不承担责任：乙方未与持卡人或被扣款企业签订代扣协议，或未被明确授权代为扣款。
刘付建忠曾多次通过金鹿公司购买理财产品，于2015年6月16日购买产品名称为“双季丰”的理财产品50万元，利率5%，后实际兑付；于2015年9月9日购买产品名称为“双季丰”的理财产品50万元，利率5%，后实际兑付；于2015年12月24日购买产品名称为“IDG”的理财产品100万元，利率9.5%，后实际兑付；于2016年3月14日购买产品名称为“双季丰-01”的理财产品100万元，利率4.5%，后未实际兑付；于2016年3月21日购买产品名称为“新手上鹿185”的理财产品100万元，利率1.08%，后未实际兑付。
2016年3月24日，金鹿公司向中金公司发出支付指令，以刘付建忠购买产品名称为“IDG”的理财产品10万元为名义，将刘付建忠在中国银行广州东涌支行开立的账号为×××账户中的10万元划扣至中金公司的备付金账户，又根据金鹿公司的支付指令，将上述资金划扣至金鹿公司的指定账户。同日，金鹿公司向中金公司发出支付指令，以刘付建忠购买产品名称为“IDG”的理财产品40万元为名义，将刘付建忠在中国银行广州东涌支行开立的账号为×××账户中的40万元划扣至中金公司的备付金账户，又根据金鹿公司的支付指令，将上述资金划扣至金鹿公司的指定账户。2016年3月29日，金鹿公司向中金公司发出支付指令，以刘付建忠购买产品名称为“禄鹿通6M-13号”的理财产品100万元为名义，将刘付建忠在中国银行广州东涌支行开立的账号为×××账户中的100万元划扣至中金公司的备付金账户，又根据金鹿公司的支付指令，将上述资金划扣至金鹿公司的指定账户。刘付建忠主张，最后的三笔划扣行为（10万、40万、100万）没有得到其本人的授权，其未与金鹿公司签订理财产品购买协议，亦未与金鹿公司签订委托划扣授权书。
另，经一审法院至金鹿公司、案外人上海毓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金鹿公司关联企业）、案外人上海金鹿财行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金鹿公司关联企业）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址调查取证，发现上述三个公司已不在其主要办公地址及注册地址办公，无法获知刘付建忠是否与金鹿公司就三笔划扣款项签订理财产品购买协议及委托划扣授权书。上述三公司因涉嫌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被立案侦查，经一审法院至非法集资刑事案件侦查机关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调查取证，因刑事案件尚在侦查阶�未能提供书面材料，但从公安机关扣押的金鹿公司电子档案中调取了刘付建忠与金鹿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交易记录，涉案的三笔划扣款项列入了金鹿公司登记保存的该交易记录之中，涉案的三笔款项亦列入刑事案件的侦查范围。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支付业务许可证、资产管理咨询服务协议、委托划扣授权书、代收付业务合作协议、公证书、勘验照片、调取交易明细等证据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刘付建忠以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为由要求中金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应举证证明自身财产遭受损失、中金公司存在过错、自身财产遭受的损失与中金公司的过错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首先，刘付建忠的资金从其账户中被划扣，该划扣行为是否合法合理系刘付建忠财产是否遭受损失的主要判断因素，因发送支付指令的金鹿�司涉嫌刑事案件，法院无法取得相应的书面证明材料证明刘付建忠与金鹿公司之间是否签署理财产品购买协议及委托划扣授权书，但根据金鹿公司单方的电子档案记载，涉案的三笔款项划扣系刘付建忠购买了相应的理财产品，因此，法院难以确定该划扣行为是否合理合法，即法院难以确定刘付建忠的财产是否遭受损失。同时，涉案的三笔款项已列入刑事案件的侦查范围，在今后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处理中，涉案的三笔款项是否对刘付建忠予以退赔，退赔的金额为多少，法院亦难以确定，即便刘付建忠确实遭受损失，其具体的损失数额仍未可知。
其次，中金公司作为支付公司并不对支付行为做实质性审查，且在涉案的三笔划扣过程中遵守了其与金鹿公司签订的代收付业务合作协议，并无不当行为，中金公司并无过错。
综上所述，关于刘付建忠要�中金公司赔偿其财产损失并支付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刘付建忠的全部诉讼请求。
双方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中，对于涉案三笔款项，刘付建忠陈述其在发现自己账户被扣款后才收到了金鹿公司邮寄的涉案三笔理财的《资产管理咨询服务协议》和附带的《委托划扣授权书》，其向金鹿公司的客服经理询问缘由，客服经理称这三笔理财产品很好，故自行帮其购买了，刘付建忠答复称不买，也不签这些合同，客服经理称给其撤回这三笔交易，但后来没有撤回。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刘付建忠起诉中金公司要求赔偿损失是否能予以支持。
根据刘付建忠的陈述，其在发现账户被扣款之后经与金鹿公司联系确认了�鹿公司未经其同意自行为其购买了涉案三笔理财产品；而根据查明的事实，金鹿公司向中金公司发出了涉案三笔款项代收付业务的交易指令，中金公司根据金鹿公司的指令进行了相应代收付业务操作。故中金公司与金鹿公司对于刘付建忠账户被扣款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如果刘付建忠关于“金鹿公司擅自为其购买理财产品”的陈述成立，那么金鹿公司系刘付建忠财产权被侵犯的直接侵权方，在此基础上，才涉及到第三方支付机构有无责任，如有责任，中金公司是与金鹿公司共同侵权还是分别侵权以及应承担何种赔偿责任的具体判断。反之，如果刘付建忠关于“金鹿公司擅自为其购买理财产品”的陈述不成立，即如果刘付建忠与案外人金鹿公司之间就涉案三笔款项存在真实的资产管理咨询服务关系、存在刘付建忠委托金鹿公司通过支付机构划扣相应款项的授权，那�，即使第三方支付机构中金公司未尽审核义务，刘付建忠要求中金公司赔偿划扣的款项的请求也是不能成立的。
而本案中，刘付建忠坚持认为本案与金鹿公司无关，其仅起诉支付机构中金公司，在此情况下，本院单纯审查中金公司是否在审核义务方面存在过错并不足以得出中金公司是否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法律结论。因为本院无从对刘付建忠关于“金鹿公司擅自为其购买理财产品”的陈述是否成立进行判断。而如前所述，刘付建忠该陈述是否成立系其要求中金公司赔偿划扣款项能否被支持的最基本前提。虽然刘付建忠就涉案三笔理财产品提交了仅有金鹿公司盖章但其尚未签名的协议和授权书，但上述证据系形成于其与金鹿公司之间，而本案中，金鹿公司并非当事人，无从进行陈述和质证，在涉及刘付建忠与金鹿公司之间事实的确认时，在金鹿公司并�当事人的情况下，仅凭刘付建忠一方的陈述及举证，本院无法确认发生在其与金鹿公司之间的相关事实，无法对刘付建忠与案外人金鹿公司之间是否就涉案款项存在真实的资产管理咨询服务关系和相应的委托划扣授权进行全面审查。
综上所述，刘付建忠要求中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事实依据不充足，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刘付建忠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倩
审判员 马兴芳
审判员 郭文彤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二日
书记员 王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