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鲁民再终字第2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袁乃坤。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张店支行（原中国农业银行淄博市张店区支行），住所地淄博市张店区。
负责人：魏会敏，行长。
委托代理人：胡玉倩，山东洪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春霞，该公司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淄博贝通聚氨酯有限公司，住所地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荆茂峰，董事长。
上诉人袁乃坤与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张店支行（简称张店支行）、淄博贝通聚氨酯有限公司（贝通公司）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12月20日作出（2007）淄民二初字第245号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袁乃坤不服，向本院申诉，本院于2012年12月31日作出（2012）鲁民监字第154号民事裁定，指令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3月13日作出（2013）淄民再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袁乃坤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袁乃坤、被上诉人张店支行的委托代理人胡玉倩、李春霞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贝通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07年9月11日，张店支行向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诉称，2006年9月30日、同年11月2日与贝通公司签订借款合同两份，约定张店支行借款200万元和350万元给贝通公司，借款期限分别为自2006年9月30日至2007年8月29日和自2006年11月2日至2007年9月30日，年利率均为9.18％，均由袁乃坤提供房地产抵押担保。合同签订后，张店支行履行了约定义务，袁乃坤未按合同的约定还款付息，履行保证责任。请求法院判令贝通公司偿还借款本金550万元、利息43024.96元（至2007年8月20日）及至借款清偿之日止的利息，要求对袁乃坤的抵押物优先受偿，并由袁乃坤承担诉讼费、律师费。
贝通公司辩称，贝通公司对张店支行所诉借款本息数额无异议，该笔借款由袁乃坤使用，贝通公司无力偿还，要求处理抵押物，以物偿还。律师费应由袁乃坤承担。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审查明，2006年9月27日，张店支行与贝通公司、袁乃坤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编号为37906200600000994，该抵押合同约定，袁乃坤为贝通公司自2006年9月27日至2009年9月26日在张店支行处借款实际形成的债务余额600万元以其房地产提供担保。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债务人依主合同与抵押权人发生的全部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及诉讼费、律师费等抵押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同日，张店支行与袁乃坤到淄博市国土资源局办理土地抵押登记手续，并领取淄他项（2006）第A00288号他项权利证明书。2006年9月28日，张店支行与袁乃坤到淄博市房产管理局办理他项权利证。
2006年9月30日，张店支行与贝通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编号37101200600009383，约定张店支行借款给贝通公司200万元，用于购料，年利率9.18％，按月结息，期限自2006年9月30日至2007年8月29日，担保方式为抵押担保。合同还约定了双方的违约责任等。合同签订后，张店支行履约于2006年9月30日向贝通公司发放了借款200万元，贝通公司仅支付部分利息，尚欠利息15357.46元（截至2007年8月20日）。
2006年11月2日，张店支行与贝通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编号为37101200600010532，约定张店农行借款350万元给贝通公司，用于购货，年利率9.18％，按月结息，期限自2006年11月2日至2007年9月30日，担保方式为抵押担保，合同还约定了双方的违约责任等。合同签订后，张店支行履约于2006年11月2日向贝通公司发放了借款350万元，贝通公司仅支付部分利息，尚欠利息27667.50元（截至2007年8月20日）。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审认为，张店支行与袁乃坤所签借款合同及最高额抵押合同合法有效，张店支行借款给贝通公司，贝通公司未按约归还借款本息，张店支行要求贝通公司支付借款本金550万元及利息43024.96元（自2007年7月20日至2007年8月20日）及至借款清偿之日的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袁乃坤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张店支行诉求对袁乃坤抵押物优先受偿，合法有据，予以支持。张店支行诉求袁乃坤承担律师费，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予以支持。贝通公司抗辩律师费应由袁乃坤独自承担，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12月20日作出（2007）淄民二初字第245号民事判决：一、贝通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张店支行借款本金550万元、利息43024.96元（自2007年7月20日至2007年8月20日，按合同约定利率计算，以后发生的利息按合同约定利率计算后随本支付）及律师代理费78000元。二、贝通公司若逾期履行本判决第一项，张店支行则对袁乃坤的抵押物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其价款超过部分归袁乃坤所有，不足部分由贝通公司继续清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0601.00元及诉讼保全费5000元，两项共计55601.00元，由贝通公司、袁乃坤负担。
袁乃坤申诉称，1、原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2007年10月11日，袁乃坤因涉嫌刑事案件被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羁押于淄博市看守所。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本案后，其已处于被监禁状态，法院没有将起诉状、应诉材料等通过看守所转交送达，而是送达到家中，由其妻代收，导致法院作出了对其极为不利的判决。该判决书亦应通过本人被羁押所在地看守所转交送达，但淄博中院却于2007年12月17日通过邮寄方式进行送达，其母亲在“特快专递”回执上签收，导致其失去了上诉的权利；2、袁乃坤没有为本案所涉借款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附加在该两份《借款合同》之后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尾号：0994）是张店支行伪造的，且该份伪造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之前增加了一份由袁乃坤与张店支行及贝通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该协议没有袁乃坤的签字认可，也没有依法向登记机关登记，该抵押权均没有设立，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应改判其不承担任何责任。
张店支行辩称，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袁乃坤在按照法律程序收到判决书后未在法定期间内提起上诉，此种情形不宜指令再审；2、张店支行与袁乃坤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是其自愿为贝通公司在2006年9月27日至2009年9月26日期间向张店支行申请的所有贷款提供抵押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合同已办理抵押登记。张店支行提供的所有证据均真实合法有效，且诉求符合法律规定；3、根据担保法解释第23条规定，张店支行诉求的借款合同均在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期限之内。袁乃坤曾因骗取贷款罪，自认了与贝通公司合用贷款的事实，现其主张不能影响抵押合同的成立，请求维持原判。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基本一致。另查明，袁乃坤于2007年3月22日因涉嫌变造金融票证罪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8日被取保候审，因涉嫌合同诈骗罪于2007年10月11日被逮捕。2007年10月31日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将该案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向袁乃坤家中送达，其妻孙爱玲签收。判决书邮寄至袁乃坤家中，由其母代收。
还查明，再审过程中，袁乃坤针对其申诉理由，提供从房管部门调取的2006年9月27日张店支行与贝通公司、袁乃坤签订的600万元《借款合同》及《最高额抵押合同》（无合同编号）各一份。其中，《借款合同》约定：张店支行贷款600万元给贝通公司，期限自2006年9月27日至2009年9月27日，并约定了借款利率，双方各自的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等内容，本合同项下借款的担保方式为担保合同另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抵押人（袁乃坤）自愿为债务人（贝通公司）自2006年9月27日起至2009年9月27日止在抵押权人处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所实际形成的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600万元）提供担保。张店支行对该两份合同无异议，并称与贝通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明确了编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了袁乃坤担保的期间，该案两笔借款没有超过600万元，符合法律规定。
对于张店支行提供的两份借款合同及最高额抵押合同，经查，200万元借款合同约定担保合同编号为37906200600000994。针对350万元借款合同，张店支行与贝通公司2006年11月16签订补充协议一份，约定该借款合同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改为37906200600000994，并约定借款合同与本协议有不一致之处以本协议为准。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审程序是否违法及袁乃坤应否对涉案借款承担担保责任。关于程序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规定，送达诉讼文书，应当直接送交受送达人。受送达人是公民的，本人不在交其他的同住成年家属签收。本案中，原审在向袁乃坤送达起诉状等诉讼文书时，由其同住的妻子签收。在送达判决书时，由其同住的母亲签收，袁乃坤亦未提交证据证实签收人曾告知人民法院在送达时袁乃坤已被监禁。故原审送达程序符合法律规定，袁乃坤关于原审程序违法的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袁乃坤应否对涉案借款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规定，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不特定债权确定后，保证人应当对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权余额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张店支行与贝通公司、袁乃坤之间签订了600万元最高额抵押合同并办理了抵押登记，袁乃坤自愿为贝通公司在2006年9月27日至2009年9月26日期间向张店支行申请所有贷款提供担保。张店支行与袁乃坤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之后，分别于2006年9月30日、11月2日与贝通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并履行了借款发放义务，且借款的发生均在担保期间内，债权余额亦在600万元范围内，符合合同的约定。对于袁乃坤提出涉案合同与登记备案的不一致问题，经查，涉案合同与登记备案的合同除编号不一致外，合同对借款数额、期限、担保期间等主要内容约定一致，编号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不影响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效力。涉案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的订立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当事人亦就合同主要条款形成合意，且不违反法律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故张店支行要求贝通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偿还借款本息，并要求袁乃坤承担担保责任的请求，予以支持。袁乃坤申诉称涉案合同未经登记，抵押权未设立，抵押合同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3月13日作出（2013）淄民再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维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淄民二初字第245号民事判决。
袁乃坤上诉称，1、原再审判决错用法律条文，继续剥夺袁乃坤诉讼权利。在张店支行向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时，袁乃坤已经被监禁，关押于淄博市看守所。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规定：“受送达人被监禁的，通过其所在监所转交”，根据该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向正在被监禁的民事诉讼当事人送达诉讼文书和裁判文书，就是通过被监禁的民事诉讼当事人所在监所转交，这是硬性的、唯一的送达方式，不允许用变通的方式送达。因此原再审判决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的规定，认定原审判决送达程序不违法，属于错用法律。此外，法律并没有规定受送达人的成年亲属在签收诉讼文书和裁判文书时有义务告知人民法院受送达人正在被监禁，因为在受送达人被监禁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只能通过被监禁人所在监所转交，而不允许由受送达人的成年亲属签收。因此，本案中，依法根本不应当存在袁乃坤的成年亲属签收法律文书的情况，也就不存在袁乃坤的成年亲属应当向人民法院告知袁乃坤正在被监禁的情况，袁乃坤也就没有义务向原再审法院提供所谓“受监禁证据”的问题。2、原再审判决违反《物权法》的规定，继续错判袁乃坤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前后出现了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一份是无编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即2006年9月27日袁乃坤与张店支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该份合同没有编号。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已经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是一份有效合同，该份合同虽然有效，但由于张店支行与债务人贝通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并没有履行，作为从合同的抵押合同自然也就不必履行，袁乃坤依法不应承担担保责任；另一份是张店支行在向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时提交的最高额抵押合同，该合同有编号，没有依法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抵押权没有设立，袁乃坤不应承担担保责任。请求：1、撤销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淄民再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2、撤销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淄民二初字第24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驳回张店支行对袁乃坤的诉讼请求；3、诉讼费及律师费由张店支行承担。
张店支行答辩称，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合法。2、张店支行在原审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提供的所有证据均真实、合法、有效。贝通公司答辩贷款的实际使用人是袁乃坤，袁乃坤在（2008）淄刑二初字第6号对其骗取贷款罪的审理中辩解其不构成骗取贷款罪时也自认，且最终认定不构成骗取贷款罪的原因，就是袁乃坤提供了房产抵押，抵押物也就是贝通公司向张店支行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的抵押物。后在（2014）淄民一初字第16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审理过程中，进一步证明袁乃坤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并用贝通公司贷款自己使用的原因，是要向房产出售方淄博外向型工业加工区联合发展公司（简称联合公司）支付购房款，经了解联合公司出售房产给袁乃坤后，买卖双方达成向张店支行贷款支付房款的目的，故按照法律规定将涉案抵押房产过户给袁乃坤，并向张店支行办理了合法有效的抵押登记。3、根据我国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之规定，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不特定债权确定后，保证人应当对在最高额债权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权余额承担保证责任。本案根据最高额抵押合同已确定的债权本金数额为600万元，已确定袁乃坤自愿为贝通公司提供抵押担保期间为2006年9月27日至2009年9月26日，而张店支行所主张的所有债权均在此期间内发生，本金额度未超过600万元，袁乃坤理应承担抵押担保责任。袁乃坤以合同编号不同为由拒绝履行还款义务，而其认可的从房管局调取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金额也是600万元，担保范围也是上述范围，担保期间也相同，且其抵押的房产业已办理抵押登记，袁乃坤未对张店支行提供的他项权利证书提出任何异议。
贝通公司未到庭，亦未答辩。
本院二审中，袁乃坤提交在淄博市国土资源局调取的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各一份，借款合同无编号，借款金额为600万元，抵押合同无编号，担保金额为600万元，同时还附有房地产抵押清单一份，袁乃坤对抵押合同和借款合同的真实性认可，提交这两份合同证明袁乃坤仅对600万元的借款合同负有担保责任，对张店支行向贝通公司先后发放的200万元和350万元的贷款不负有担保责任，同时该份抵押合同与贝通公司及张店支行向庭审提供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有显著不同，从而证实，张店支行向法庭提交的借款合同及最高额抵押合同是伪造的合同，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张店支行质证称，1、袁乃坤从淄博市国土资源局调取的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从合同的金额主体、担保债权发生的时间等所有主要内容上，与张店支行的证据相符，进一步印证了抵押合法有效，张店支行有权主张抵押权；2、张店支行原审中提供的土地抵押权证，在他项权利范围种类一栏内明确了抵押日期、抵押土地证号、范围及种类等，该栏中的主要内容也与张店支行所主张的抵押权内容一致，且袁乃坤并未对他项权利证书提出上诉；3、根据物权法之规定，以建筑物抵押的该建筑物占有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抵押，袁乃坤办理了房产抵押，建设用地即一并抵押，故国土资源局的手续按照国土资源局的规定，只是根据房管局走一个程序而已，因此，该证据充分印证了张店支行在原审中的抵押权合法有效的观点。
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袁乃坤提交的在淄博市国土资源局调取的抵押合同名称为《抵押合同》，且无贝通公司的签章，袁乃坤与张店支行均对在淄博市国土资源局备案的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无异议，关于该份抵押合同与房管局备案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不一致的原因，袁乃坤解释称当天同时签署了四份最高额抵押合同，没有注意合同的名称，至于在淄博市国土资源局备案的抵押合同没有贝通公司签章的原因，袁乃坤则称不知道。张店支行解释称，按照正常的抵押手续，房产办理抵押登记以后，持房产已办理抵押登记的他项权利证书到国土资源局领取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的证书就可以，所以，一开始，签署了四份抵押合同，但双方持房产抵押证书到国土资源局领取相关证书时，淄博市国土资源局告知因内部规定，要求提供一份备存合同，恰好张店支行客户经理手里有一份普通的抵押合同，所以张店支行和袁乃坤就签署了这份抵押合同。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二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为：1、原审程序是否违法；2袁乃坤应否对涉案借款承担担保责任。
关于原审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原再审审理期间，法院依法向袁乃坤送达了开庭传票，袁乃坤亦参加了庭审，其诉讼权利得到了充分保障，判决后并依法向袁乃坤送达了判决书，原再审程序符合法律规定，袁乃坤关于原审程序违法的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关于袁乃坤应否对涉案借款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本案中，张店支行与贝通公司、袁乃坤签订了600万元最高额抵押合同并办理了抵押登记，袁乃坤自愿为贝通公司在2006年9月27日至2009年9月26日期间向张店支行申请的贷款在600万元范围内提供担保，合同签订后，张店支行分别于2006年9月30日、11月2日与贝通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并履行了借款发放义务。袁乃坤以张店支行提供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与房管局、国土资源局登记备案的合同不一致，进而主张张店支行提供的抵押合同是伪造的。经审理查明，张店支行提供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与登记备案的合同各方签章真实，除编号、注明份数等有细微不一致外，合同对借款数额、期限、担保期间等主要内容约定一致，并不影响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效力，因而，袁乃坤的主张不能成立。涉案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的订立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当事人亦就合同主要条款形成合意，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审法院认定合同合法有效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规定，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不特定债权确定后，保证人应当对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权余额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借款的发生均在担保期间内，债权余额亦在600万元范围内，符合合同的约定。故张店支行要求贝通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偿还借款本息，并要求袁乃坤承担担保责任的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综上，袁乃坤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1147元由袁乃坤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范翠真
代理审判员 李金明
代理审判员 王治显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三日
书 记 员 张俊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