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1280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瑞勇，男，1966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悦，广东启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志勇，男，1979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上诉人高瑞勇因与被上诉人李志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5民初91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高瑞勇上诉请求：l.撤销原判，改判由高瑞勇支付8000元给李志勇；2.本案诉讼费用由李志勇承担。事实与理由：一、高瑞勇与李志勇因衣服加工质量问题，造成高瑞勇收回货款延误，令高瑞勇不能及时向李志勇支付加工费，后双方协商，以高瑞勇欠李志勇借款138000元确认欠款总额，签订借款欠条后，高瑞勇已分别偿还了130000元，李志勇同意免除高瑞勇8000元，双方债权债务已结清。二、根据高瑞勇提交的证据显示，高瑞勇签署借条后，已分别向李志勇转账支付了130000元，但李志勇收到后，仍起诉要求高瑞勇继续支付138000元，明显是向高瑞勇索取不当利益。原审法院在高瑞勇已完成举证责任的前提下，仍简单地以高瑞勇没有向李志勇要回《借条》，认为李志勇的陈述可信度高，判决错误。
被上诉人李志勇答辩称：高瑞勇是在出具《借条》前给付李志勇70000元的，请求本院驳回高瑞勇的上诉请求。
李志勇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高瑞勇向李志勇支付剩余货款138000元。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李志勇主张其与高瑞勇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高瑞勇在其处定做服装，由其包工包料制衣后发货给高瑞勇。高瑞勇则主张其与李志勇是合作加工关系。李志勇提供若干《法迪·圣露服装贸易有限公司》订货单，主张高瑞勇依据该订货单向其订货，高瑞勇对此表示不予确认。上述订货单并无高瑞勇签名。高瑞勇代理人表示其对高瑞勇如何与李志勇合作不清楚。
李志勇提供《盈赢制衣厂装箱单》主张其于2017年5月18日、2017年5月20日向高瑞勇发送高瑞勇订购的服装，对此高瑞勇表示不予确认。上述单据并无高瑞勇签名。高瑞勇代理人表示其不清楚在李志勇处下了多少订单。高瑞勇代理人表示高瑞勇是开工厂的，但不清楚是否以“法迪·圣露”名义对外经营，不清楚有无办理工商登记。
李志勇提供其自行制作的《法迪·圣露客户5月份盈赢制衣加工明细表》，主张其向高瑞勇发送的货物价值共计209795元。高瑞勇对此表示不予确认。该表格并无高瑞勇签名。李志勇表示在高瑞勇定货时并未约定价格，价格是其后来报给高瑞勇的，其有向高瑞勇的工厂提交报价单，但其未能提供该报价单。李志勇表示其有在微信上与高瑞勇协商货物价格，但因更换手机所以丢失该微信聊天记录。高瑞勇代理人表示对货物价格不清楚，应凭高瑞勇出具的《借条》认定。
李志勇提供高瑞勇出具的《借条》主张高瑞勇确认尚欠货款138000元，《借条》内容为高瑞勇借到李志勇138000元，在2017年8月30日前还清，但并无落款日期，且还款日期又被涂改为2017年7月30日。李志勇表示该《借条》于2017年6月中旬左右出具，高瑞勇则表示该《借条》于2017年6月5日出具。李志勇表示当时约定还款日期为2017年7月30日，高瑞勇则表示约定还款日期为2017年8月30日。李志勇表示其与高瑞勇约定发货后一个月内支付货款，但其工厂需要发工资，故让高瑞勇先支付70000元货款，剩余货款写入《借条》。高瑞勇则表示《借条》中显示的大部分款项已还清。
高瑞勇提供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其于2017年6月17日向李志勇支付70000元，于2017年7月25日向李志勇支付30000元，于2017年8月28日向李志勇支付30000元。李志勇表示其仅知道高瑞勇于2017年6月17日支付70000元，高瑞勇是在支付该70000元后写下上述《借条》，高瑞勇并未告知其有另支付60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虽然高瑞勇向李志勇立下《借条》，但李志勇、高瑞勇均确认该《借条》实为李志勇、高瑞勇之间交易所欠款项，并非李志勇向高瑞勇出借款项，原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李志勇、高瑞勇均确认双方之间存在关于服装的交易，但对于交易情况，李志勇、高瑞勇均各执一词。李志勇虽提供订货单、装箱单、加工明细表等证据，但均无高瑞勇签名，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但高瑞勇作为订货方或合作方，未能提供任何关于合作的证据，更有悖常理。况且高瑞勇的代理人对于高瑞勇如何经营、如何与李志勇合作、如何协商价格均表示不清楚，明显在逃避陈述本案事实。另外，若如高瑞勇所称其已向李志勇偿还130000元，李志勇也免去剩余8000元的还款义务，即其与李志勇之间的欠款纠纷已经了结，则作为经商人员，高瑞勇应当知道应向李志勇要回《借条》，或者让李志勇出具欠款已结清的相应证明。综合上述情况，原审法院认为李志勇的陈述具有更高的可信度，予以采纳。
根据李志勇的陈述，高瑞勇向李志勇订购服装，李志勇生产服装后向高瑞勇发货，高瑞勇向李志勇支付货款，李志勇、高瑞勇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高瑞勇是在向李志勇支付70000元后才立下《借据》，但高瑞勇在立下《借据》后又向李志勇支付共60000元，即高瑞勇仍欠李志勇货款78000元。高瑞勇拖欠货款无理，其应立即向李志勇清还该尚欠货款。
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于2018年3月19日作出判决：高瑞勇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李志勇支付货款78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60元，由李志勇负担1330元，高瑞勇负担1730元。
本院二审认定事实：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高瑞勇对收到李志勇的货物不持异议，本案争议的是双方是买卖合同关系还是加工合同关系、高瑞勇于2017年6月17日支付给李志勇的70000元是其在出具《借条》之前还是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就本案的争议，双方当事人均负有举证的义务。李志勇对其主张能向法院陈述双方交易的情况并有《借条》等证据为证，高瑞勇在原审诉讼期间向法院陈述对交易情况不清楚。高瑞勇主张其实际只欠李志勇8000元，李志勇对该8000元也予以免除了。李志勇对此不予确认。高瑞勇对其陈述，未能提交双方另签有协议或由高瑞勇收回《借条》或李志勇以其他方式予以确认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借条》作为债务人向债权人支付欠款的凭证，其出具日期对于履行付款义务具有重大意义，《借条》内容由高瑞勇所写，其不签署日期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综合本案当事人的陈述、举证情况，原审法院采信李志勇的陈述本院予以认可，本院认定高瑞勇与李志勇之间为买卖合同关系、高瑞勇于2017年6月17日支付给李志勇的70000元是其在出具《借条》之前所支付，故原审法院判决高瑞勇向李志勇支付尚欠货款78000元并无不当。上诉人高瑞勇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50元，由上诉人高瑞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蔡粤海
审判员 徐 艳
审判员 唐佩莹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一日
书记员 黄怡斐
袁绿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