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02民初210号
原告北京莹彩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裕中西里42号楼院2号楼402室（德胜园区）。
法定代表人柯强忠，总经理。
被告唐缨，女，1969年8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海淀区。
委托代理人李刚，北京市东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北京莹彩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莹彩益公司)与被告唐缨劳动争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原告莹彩益公司之法定代表人柯强忠，被告唐缨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刚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莹彩益公司诉称，原告公司从未与被告签订过劳动合同。公司注册成立时的注册地是海淀区西三环北路50号院808号，此注册地点的产权人为当时公司实际控制人柯强国（后更名为柯力宁）。2007年8月27日公司注册地变更至现注册地址，现注册地址产权人为西城热力公司。据此，原告有理由认为被告在仲裁阶段提交的2004年8月1日劳动合同虚假、2007年8月1日劳动合同存疑。另，在被告申请仲裁时提交的申请书上其自行书写与原告公司于2009年1月订立正式劳动合同，此陈述与其提交的所谓的4份劳动合同中的前两份明显不符。
原告公司成立是由柯强国提出，并且是由柯强国向柯强忠借款出资设立的，所有设立过程均是柯强国自行委托代办公司实施的。柯强忠对公司的股东、股权结构完全不知道。是通过最近一次与被告的仲裁时才得知当初柯强国是将被告列为出资股东占股48%，但无论是出资还是工商注册时的签字，都不是被告本人写的。柯强忠虽然一直登记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公司的实际经营控制人是柯强国。
柯强国曾以被告系自由职业需要借助原告公司名义交纳社保，费用由被告向公司支付。实际上保险是从公司成立开始就为被告缴纳，但被告是否向公司支付社保费用就不清楚了。与此相伴，柯强国也曾向柯强忠表示因缴纳社保，可能会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但是否签过柯强忠并不知情。2007年2月2日被告与柯强国登记结婚，2011年协议离婚，财产已经分割完毕，没有欠款。2016年1月17日柯强国去世，去世前也没有留下相关的说明。
综上原告公司认为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且也没有签订过劳动合同，也没有实际的投资股东关系，即使签过书面的劳动合同，也仅是为了帮助被告缴纳社保而使用的。现原告公司不服仲裁裁决，起诉请求判令：
1、原告公司不支付被告2004年8月1日至2016年1月17日工资343000元；
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唐缨辩称，2004年原告公司注册成立时，是被告与柯强国一同前往工商办理的注册登记，注册资金10万元是被告出资48000元，占股48%，柯强国交了52000元现金，但没有告知被告这个现金的来源是什么，且当时一个自然人不能在两家公司担任股东的规定，所以柯强国就将52%的股权登记在柯强忠名下。注册时的股东签字，不是被告本人书写的，是柯强国代书（被告在楼下看车）。柯强忠的签字也是柯强国代书的。
2004年3、4月份原告公司筹建阶段即与被告签订没有期限的一个简易式的表格，表格上体现被告将出任成立后公司的业务总监，约定6个月试用期，试用期工资2000多元，转正后3000元。
2009年劳动合同法实施一年，劳动局检查发现公司员工没有正式的劳动合同，这时原告公司才和被告补签了之前的劳动合同。具体有2004年8月至2007年8月、2007年8月至2010年8月这两份。这两份补签的合同中，被告的岗位和工资标准都没有变化。2013年8月，合同到期后又续签了3年到2016年8月，内容仍然没有变化。劳动局要求补签的时候，公司已经搬到裕中西里（2004年-2007年在海淀区西三环北路50号，之后搬到西城的裕中西里，2011年之后又去西直河），所以地址写的是当时补签的地址。公司成立后就开始为被告缴纳社保直至2011年，之后没有再缴纳。
原告公司成立时，被告与柯强国是恋人关系，2007年登记结婚一直感情很好，2011年也是因为不得已原因办理协议离婚，但实际上离婚不离家，两人还在一起生活。在此期间也是经常向柯强忠索要工资，但柯强忠以各种理由进行推诿，碍于亲属关系，所以一直没有起诉。现，被告同意仲裁裁决，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04年7月9日原告公司注册成立，注册资金10万元，登记股东为柯强忠（占股52%）、唐缨（占股48%）。对此，原告公司现法定代表人柯强忠表示公司是柯强国向其借款出资设立，实际控制人就是柯强国，唐缨没有出资，向工商局做设立登记时自己和唐缨的签字都是柯强国冒签的。被告表示自己就是公司的股东实际出资48000元，但认可柯强国代自己和柯强忠签字的事实。
诉讼中，被告为证明与原告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提交了落款日期为2004年8月1日、2007年8月1日、2010年8月1日以及2013年8月1日的四份3年期劳动合同。对此，原告公司不予认可，称从未与被告签订过劳动合同，对四份合同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申请对合同公章的真实性以及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随机产生鉴定机构后，本院委托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公章同一性及形成时间进了鉴定。鉴定期间，本院协助鉴定机构前往原告公司开户行广东发展银行北京分行调取了鉴定样本。2018年4月16日，上述鉴定机构做出北天司鉴（2017）文书鉴字第268号文书鉴定意见书，该鉴定书写明检材四份用工合同的正文内容是同一板式、同一台打印机打印形成，且都有程度不同的烟熏做旧痕迹；四份用工合同盖章处的公章印文与提取样本上的原告公司公章印文存在本质差异，反映了不同枚印章盖印的特点；鉴定单位不具备文书形成时间的鉴定资格，未进行相应检验。最终鉴定意见为被告提交的四份用工合同上加盖的公章印文与银行调取样本中的原告公司公章不是同一枚公章盖印。另，原告公司为鉴定支付了调档（样本）费300元以及鉴定费7200元。
对鉴定结论，原告公司不持异议，被告则提交原告公司2013年1月27日介绍信及2011年3月8日公安机关刻制印章通知书，表示柯强忠至少曾经两次（2011年3月8日、2013年1月27日）向公安机关申请刻章，所以被告手中的公章有可能与设立时在银行保留的公章不是一枚。4份合同的板式就是一样的，没有修改过，且2009年到2013年原告公司没有更换过打印机，只能是同一打印机打印而成。另，由于四份合同一直存在公司办公桌上的文件架上，且被告与柯强国都有吸烟的习惯、加之公司楼下是一家餐厅，炊烟不断，所有造成了烟熏效果。
对于被告附带证据提出的关于原告公司补刻公章的问题，本院向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内保部门调取原告公司补刻公章的具体情况。西城公安机关内保部门经查询后表示原告公司分别在2011年3月8日以及2017年12月4日进行过二次发票专用章的变更刻印，公司公章没有变更刻印记录。
被告曾以原告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原告公司支付2004年7月至2016年8月的工资34.3万元以及股东分红96万元。2016年12月23日，上述仲裁委做出京西劳人仲字（2016）第3051号裁决书，裁决原告公司向被告支付2004年8月1日至2016年1月17日工资34.3万元。裁决后，原告公司不服，向本院起诉。
上述事实，有用工合同、鉴定意见书、工作记录、京西劳人仲字（2016）第3051号裁决书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中，首先，被告要求确认与原告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应就劳动关系的建立、履行及相关权利义务关系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其提交的用工合同上加盖的公章经鉴定与原告公司公章不符，且存在人为做旧痕迹，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如存在劳动关系，作为劳动者的被告在长达十余年中从没领取过劳动报酬且未提起任何主张，有悖常理，被告亦未作出合理解释，本院不予认定；第三，被告是原告公司工商登记信息中的在册股东，虽有可能参与公司的业务经营，但应与劳资关系下管理与被管理的人身依附属性加以区分，如被告认为股东权益受损，可另案解决。据此，本院认定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对原告公司要求不支付被告工资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原告北京莹彩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不支付被告唐缨2004年8月1日至2016年1月17日工资343000元。
案件受理费10元、鉴定费7500元均由被告唐缨负担（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的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视为放弃上诉权利。
审 判 长 肖成效
人民陪审员 黄忠娟
人民陪审员 刘 凤
二〇一八年七月九日
书 记 员 张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