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一中民终字第0255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喆，男，1996年2月29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杨传武，女，1967年9月29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段建华，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伟博万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48号1号楼A座6A。
法定代表人熊兴，总经理。
上诉人袁喆因与被上诉人北京伟博万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博万利公司）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4）海民初字第269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袁喆在原审法院诉称：2014年4月23日，我与伟博万利公司约定，我于4月23日至5月30日，参加伟博万利公司开设的辅导课程，由伟博万利公司对我进行个性化辅导。伟博万利公司承诺我在海淀区一模考试总成绩405.5分基础上，将高考总成绩提高到一类本科分数线。如经过伟博万利公司辅导，我成绩未到达北京市高考一本线，承诺退还所有学费。双方同日签订了《课外托管辅导协议》，为此我向伟博万利公司支付辅导费36000元。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伟博万利公司未给我提供个性化辅导教案，辅导过程中随意增加课时，更改学习计划，导致我学习负担过重，学习效果差，最终我高考成绩距离一本线97分。按照伟博万利公司承诺，在我成绩未达到标准的情况下，应全额退还辅导费。但伟博万利公司依据合同中所谓“《托管学生每周成绩测验单》，每发生一次不按标准执行的情况，退费标准减少8%”的条款，拒绝退还辅导费。我认为上述条款应系伟博万利公司提供的用以免除自身责任的格式条款，应属无效。故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伟博万利公司立即退还我交纳的个性化辅导费即教育费36000元。
伟博万利公司在原审法院辩称：不同意袁喆的诉讼请求。根据双方签订的辅导协议约定，我公司已经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我公司为袁喆制定了全面的个性化辅导方案，并按科目设置，每科目安排老师一对一辅导袁喆。学生通过辅导提高成绩的过程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不仅需要我方的针对性培训，也需要学生一方的切实配合。我方认为袁喆最终的高考成绩未达到北京市理科一本线，但考试成绩不理想是由于袁喆个人原因导致的。在培训过程中，袁喆不配合执行教学方案，多次出现不完成作业和学习任务的情况，根据辅导协议中的约定，袁喆出现一次不按标准执行情况，就可以将退费标准减少8%，而袁喆有20多次不按标准执行，上述情形属于袁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因此我公司不需要向其退费。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4月23日，伟博万利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袁喆签订《课外托管辅导协议》（以下简称辅导协议）一份。辅导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有：1、甲方自2014年4月23日至5月30日期间，为乙方提供辅导，总费用为36000元。2、甲方根据乙方实际情况、测试结果和相关分析，为乙方选派授课教师进行授课，如乙方不满意，甲方需根据乙方的需求为其调换辅导教师。3、甲方按照辅导计划为乙方提供辅导，可临时增加课时续签协议。甲方根据乙方所用教材制定相配套的辅导方案。4、每次授课前，甲方授课老师检查乙方作业，将完成情况记录在教案中。甲方为乙方指定一名学习管理师，负责监管授课教师的教学。5、甲方应为乙方定制个性化辅导教案，辅导教案需由乙方监护人签字可留用复习。6、甲方适时调整授课计划、师资安排和授课内容，优化乙方学习计划。7、乙方或乙方监护人有权对甲方指派的教师进行问题反馈和辅导监督，若对授课教师不满意，可以向甲方申请调换。8、乙方应积极配合授课教师按计划完成授课并按时完成作业，配合检查，及时改正。9、乙方需按甲方为其制定的学习方案执行，甲方承诺乙方在海淀区一模考试总成绩405.5分为起点到高考考试的总成绩达到一类本科分数线。10、如乙方执行了甲方所制定的学习方案，但是乙方在高考考试总成绩上没有提高到一类本科分数线，甲方需按协议退还乙方学费，具体执行标准参照《托管学生作业记录单》、《托管学生语文、英语、物力、化学、生物知识点检查记录单》、《托管学生每周成绩测验单》，每发生一次不按标准执行的情况，退费标准减少8%。若由于乙方自身原因造成高考没能达到目标，如没能完全完成学习计划，考试作弊、发生意外等，由此造成高考没能达到目标分数与甲方无关。
辅导协议签订时，袁喆已年满十八周岁，辅导协议落款处，“乙方签字”处空白，“乙方监护人”处为母亲杨传武签字，并留有联系电话。诉讼中，袁喆亦认可其母亲代其签字的效力。
上述协议签订后，袁喆分三次向伟博万利公司支付了培训费36000元及住宿费1500元。伟博万利公司根据辅导协议约定为指定了一名学习管理师，并分科目为安排对应的授课教师，开展了一对一的教学辅导。辅导期间，最终实际授课总课时超过原定总课时约十几小时。
伟博万利公司为证明其履行合同义务情况，向法院提交了袁喆各科目辅导计划、教学进度每周反馈表、托管学生作业检查表、教学跟踪表、英语单词每日检查表、模拟试卷范本以及与袁喆家长的通话记录等证据材料。其中作业检查表显示有袁喆签字确认的未完成作业情况就达31次。袁喆仅对上述证据中数学科目的辅导计划予以认可，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主张系伟博万利公司单方制作，且对作业检查表中部分袁喆签字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对于通话记录中显示的袁喆母亲手机号码予以认可，但提出通话记录不能证明伟博万利公司就袁喆学习情况与家长联系，且通话记录显示的联系次数也明显不足。
诉讼中经法庭询问，1、伟博万利公司确认各科目辅导计划未经袁喆家长签字确认，但表示该计划经袁喆方口头认可，且在整个辅导过程中，袁喆未就该计划的执行和变更提出异议。但袁喆家长对口头同意情况予以否认。2、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最终袁喆高考成绩未达到北京市理科一本录取分数线。3、就袁喆主张的辅导协议中关于扣减退费的约定条款，袁喆确认在签订辅导协议时，确实了解过该条款，但主张伟博万利公司曾表示如出现未按标准执行情况，会及时同时家长，与家长协商后确定。对此承诺，伟博万利公司不予认可。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课外托管辅导协议、课程列表、教育费收据、北京教育考试院成绩证明、各科目辅导计划、教学进度每周反馈表、托管学生作业检查表、教学跟踪表、英语单词每日检查表、模拟试卷范本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袁喆与伟博万利公司于2014年4月23日签订的辅导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在袁喆实际高考成绩确未达到理科一本录取分数线的情况下，根据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应如何确认。
对此，袁喆主张辅导协议中关于扣减退费的约定系格式条款，应属无效。根据法律规定，格式条款的无效应满足一定法律规定的情形，如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或格式免责条款造成对方人身伤害或因故意、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等等。本案中，双方签订的辅导协议，虽由伟博万利公司提供，但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性质和目的，双方之间建立的是教育培训合同关系。从教育培训行为要达到的合同目的，即在短期通过集训的方式提高甚至大幅度被培训者的学习成绩角度审查，教育培训合同关系具有其特殊性。即合同目的的达成，在双方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后，还需要各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积极配合，密切合作，共同按照既定的计划和步骤积极努力。单凭任意一方的努力，合同目的均难以完成。故伟博万利公司在提供的格式合同中，对于培训过程中受培训者应积极配合、履行既定计划的义务进行约定和明确，并就上述义务在未能全面履行的情况下，相应的减少培训方的责任进行约定，不属于格式条款无效的情形。且根据法院当庭询问，在辅导协议签订的过程中，双方就有关免责条款进行了具体沟通，虽然双方对沟通内容和有无附加承诺陈述不一致，但根据辅导协议中有关免责条款的表示内容，相关免责条款的约定是明确且具体的。因此袁喆提出的该条款系无效条款的主张，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
根据辅导协议履行情况，袁喆在接受伟博万利公司提供的辅导教学过程中，的确存在几十次未完成作业即协议约定的未按标准执行的情况。该情况说明在履行合同过程中，袁喆在完成指定学习、复习计划过程中，未能积极合作。上述情况对于最终能否提高学习成绩会造成实质性影响。因此袁喆在履行合同中确实存在违约情形，在这一情形下，袁喆就未达到成绩提高目标，要求伟博万利公司退还全部教育费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但诉讼中，经法院审查双方合同履行行为亦发现，伟博万利公司未能严格根据辅导协议约定，将定制的个性化辅导教案交由合同约定的“袁喆监护人”即袁喆母亲签字认可。上述行为亦属于违约行为。虽然没有证据证明袁喆在后续的辅导培训过程中，就上述辅导计划提出异议，但计划执行前的沟通和必要解释，无疑对于家长了解孩子的学习过程，督促或提醒孩子严格执行培训计划以便切实提高考试成绩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培训计划的合理性以及针对性亦需要听取接受培训一方的意见。故伟博万利公司就其上述违约行为，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根据本案教育培训合同的具体情况，伟博万利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的形式应为退还相应的教育费。就具体退还数额，法院将根据违约情形以及教育培训合同实际履行情况依法予以判定。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一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北京伟博万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袁喆教育费五千元；二、驳回袁喆的其他诉讼请求。
判决后，袁喆不服提出上诉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在合同履行期间，伟博万利公司并未向袁喆家长出示个性化辅导教学方案。本案的焦点问题实际上是伟博万利公司是否依约提供个性化辅导教学方案与服务。伟博万利公司在合同中约定的扣除退费的执行标准也不明确。原审法院认定袁喆未完成作业三十一次也与事实不符。且，该合同免除责任的条款理应属于格式条款，应该无效。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我的全部上诉请求。
伟博万利公司对袁喆的上诉未出具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双方在二审审理期间均未提供新证据，原审法院对证据的审核符合法律规定，据此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上述，有上诉人在本院的陈述在案证实。
本院认为：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格式条款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和合同免责条款的无效），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本案中，双方订立的《课外托管辅导协议》，为伟博万利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合同，该合同的免责条款以补充协议的形式，由双方特别是袁喆的监护人进行了签署确认，应视为伟博万利公司予以了说明，且不具有法定无效的情形，双方应按照协议履行。该合同履行期间，袁喆有未按照标准完成作业的情况，其作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人，对未完成作业的情况进行了签字认可，虽然袁喆的高考成绩未达到一类本科分数线，但伟博万利公司仍可依据合同免除退款责任。一审法院鉴于伟博万利公司亦存在违约行为，酌情判定伟博万利公司返还部分培训费用，已经承担了相应的违约责任。综上所述，袁喆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七百元，由袁喆负担六百元（其中三百五十元已交纳，剩余二百五十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北京伟博万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一百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七百元，由袁喆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永钢
代理审判员 白 云
代理审判员 王玲芳
二〇一五年五月八日
书 记 员 赵倬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