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闽05民终685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安县博思包袋加工厂，住所地福建省惠安县螺阳镇蔡厝工业区。经营者：蔡锦桥，男，1983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惠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柳复荣，福建伟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剑伟，福建伟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福建众益太阳能科技股份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鲤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泰华路。法定代表人：陈光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康琼红，福建尚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幼婷，福建尚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蔡锦桥，男，1983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惠安县。上诉人惠安县博思包袋加工厂（下称博思包袋厂）因与被上诉人福建众益太阳能科技股份公司（下称众益公司）、原审被告蔡锦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2017）闽0502民初6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博思包袋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剑伟，被上诉人众益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幼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博思包袋厂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众益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涉案货款已于2017年1月23日结算清楚，双方相应终止了买卖合同关系，博思包袋厂既未多收众益公司货款，也未拖欠其任何货物，一审法院认定并非客观事实。二、博思包袋厂在一审中所提交的监控照片、微信聊天记录、录音及向公安机关调取的现场出警情况记录表等，都证实了双方于2017年1月22日至1月23日期间就涉案合同发生重大纠纷，并反复沟通协调，此外，众益公司采购员吴端平出具给博思包袋厂的两份退货单，也载明2017年1月22日博思包袋厂将至少2.6万件的电池盒、卡板等产品配件退还给众益公司，结合众益公司于2017年1月23日向博思包袋厂付款92148.87元的事实，众益公司至今未能对该付款金额的计算依据作出合理解释，因此，即便本案目前没有经双方签章确认的结算凭据，但以上证据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和内心确信，即双方已终止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已解除买卖合同，并结清货款。三、博思包袋厂提交的证据足以表明博思包袋厂共向众益公司交付货物价值503467.35元，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386839.98元，也超过了众益公司所支付的484695.6元货款，故博思包袋厂无需承担退款责任。四、即使按照一审法院和众益公司双方的买卖合同仍然存在，众益公司又有何理由向博思包袋厂主张退款，合同未终止，双方应依约履行各自义务以实现合同目的。众益公司未诉求解除合同便主张退还货款，缺乏依据。众益公司辩称，博思包袋厂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双方未在2017年1月23日进行结算，涉案款项没有结算清楚，博思包袋厂提交的2017年1月23日结算单是博思包袋厂为规避合同义务单方编造的，众益公司的采购员并没有出具退货单给博思包袋厂，实际上博思包袋厂也没有将配件退还给众益公司，众益公司将另行提起诉讼主张。博思包袋厂一审提供的70份送货单里的35份，送货的标的物与本案无关，且至今众益公司也没有收到。涉案货款并未于2017年1月23日结算清楚。众益公司支付92148.87元是因为蔡锦桥答应众益公司若能再先预支付编号为WW007514、WW007766订单货款，帮助其解决工人工资问题，其将于2017年2月底继续履行完毕交货义务。众益公司为按时向客户交货被迫答应博思包袋厂的要求，但其未能按时履行义务，且擅自单方终止合同，众益公司对其擅自单方解除合同的行为已无异议，经众益公司多次催促其仍拒不履行义务，致使众益公司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根据法律规定，博思包袋厂应返还货款和相应的定金。众益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博思包袋厂、蔡锦桥退还众益公司货款102285.02元及利息（自2017年1月18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2.博思包袋厂、蔡锦桥双倍返还众益公司定金、赔偿众益公司经济损失合计138532.02元；3.博思包袋厂、蔡锦桥支付众益公司实现债权产生的一切费用；4.博思包袋厂、蔡锦桥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7月21日至2017年1月18日期间，众益公司与博思包袋厂先后签订1份《采购订单》（合同标的为2736.18元）、8份《委外订单》（合同标的总计491986.02元）及2份《模具交易合同》（模具费总计16640元），约定众益公司向博思包袋厂购买台灯龙骨袋、充气袋等货物。关于付款方式，《采购订单》约定“月结90天”，8份《委外订单》均约定“预付30%定金，余款货到验收合格付清”，其中有3份《委外订单》还备注载明：预付30%定金，余款按分批出货，依次支付。订单签订后，众益公司共支付定金147223.02元给博思包袋厂，其中编号尾号为7305订单定金19917元、尾号7324订单定金2112元、尾号7409订单定金6579元、尾号7413订单定金26358.62元、尾号7514订单定金76561元、尾号7766订单定金15695.4元。从2016年9月18日开始至2017年1月22日期间，博思包袋厂多次向众益公司交付货物，货值总计为386839.98元。2017年1月22日，众益公司与博思包袋厂因涉案买卖合同发生纠纷，次日众益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支付92148.87元给博思包袋厂。截至2017年1月23日，众益公司共支付款项484695.6元给博思包袋厂，其中模具费用16640元、货款（包含定金）468055.6元。2017年3月8日，众益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博思包袋厂退还部分货款。一审法院认为，众益公司与博思包袋厂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综合计算博思包袋厂提供的《送货单》所涉总货值（386839.98元）及众益公司已经实际支付的货款数额(468055.6元)，博思包袋厂尚未交付货值为81215.62元的货物。众益公司请求判决博思包袋厂退还其货款102285.02元，法院予以部分支持，关于众益公司主张的利息，现无证据证明众益公司在诉讼前有向博思包袋厂主张过退款，应认定众益公司以提起诉讼方式要求退款，博思包袋厂未及时退还货款，确给众益公司造成损失，该损失应自起诉之日即2017年3月8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众益公司要求自2017年1月18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算，超出法院依法核定部分，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博思包袋厂是否应当双倍返还定金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认定博思包袋厂是否应当双倍返还定金的前提在于认定博思包袋厂是否有履行约定的债务。众益公司与博思包袋厂于2017年1月22日发生纠纷后，众益公司于2017年1月23日支付最后一笔款项92148.87元给博思包袋厂，而截至2017年1月22日众益公司共支付包含定金在内的货款375906.73元、博思包袋厂已交付386839.98元的货物，结合双方在订单中关于预付30%定金余款货到付清的约定，可以证明截至2017年1月22日，对博思包袋厂已交付的货物，众益公司尚未能按照货到付清的约定支付全部货款，将众益公司支付的定金全部抵作价款后，众益公司尚欠博思包袋厂货款10933.25元未支付。众益公司在收到博思包袋厂交付的货物后，未能按约支付全部货款，应认定为不履行约定债务的一方，其无权要求返还定金。至于2017年1月23日众益公司支付的92148.87元，其中10933.25元是支付拖欠的货款，余款81215.62元应视为是其预付给博思包袋厂的货款，博思包袋厂未能举证证据其已经交付该批货物，应承担退还货款的责任。众益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与博思包袋厂约定该笔款项为定金，现众益公司要求博思包袋厂双倍返还定金，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关于众益公司要求蔡锦桥共同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59条规定：“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当事人。有字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但应同时注明该字号经营者的基本信息。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以登记的经营者和实际经营者为共同诉讼人。”博思包袋厂在营业执照上有登记字号，且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一致即蔡锦桥，故应以博思包袋厂为被告。众益公司以蔡锦桥为共同被告，要求其承担共同付款责任，于法相悖，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八十九条、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九条规定，判决：一、博思包袋厂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退还货款81215.62元及其利息给众益公司（利息从2017年3月8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众益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912元，由众益公司负担3255元，由博思包袋厂负担1657元。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双方均对博思包袋厂交付的货物金额有异议。对双方均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双方有争议的事实，本院将结合证据及已查明事实予以评析。本案争议焦点：博思包袋厂是否已向众益公司交付同等金额货物。本院认为，众益公司主张其已向博思包袋厂转账支付货款484695.6元但仅收到货物382410.58元，并因此诉求博思包袋厂返还多支付的货款并承担违约责任。一、二审期间，博思包袋厂均抗辩称双方在2017年1月22日-1月23日期间进行协商并结算，博思包袋厂交付涉案订单中已完工尚未交付的货物，以及部分半成品和原材料，并开具发票，众益公司支付该笔货物货款92148.8元，之后，双方尚未履行完毕的订单终止履行。故，双方实质争议方向在于2017年1月23日众益公司向博思包袋厂支付的92148.8元是WW007514和WW007766订单的预付款还是双方结算后确认的众益公司尚应支付的对价。本院做如下阐析：一、众益公司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或合理解释其向博思包袋厂支付92148.8元系预付货款。第一，众益公司主张92148.8元系WW007514订单总金额255205.92元的35%-之前已交货工人返工费扣款2405.002元+WW007766订单总金额52318的10%所得，但两份需同时预支付货款的订单却采用不同的支付比例，这在双方多次交易中未曾出现。在预支付货款金额相当精确甚至返工费金额计算到厘的情况下，众益公司却不能合理、准确的说明整个计算标准和计算过程，也无法提供返工扣款支付凭证、支付对象。按照订单交易条款的约定，返工费应由博思包袋厂一方支出，而众益公司提供的计算标准显示系其自行返工，这与约定以及双方通常交易方式均不一致，现博思包袋厂否认该笔支付款项，并对众益公司主张的计算方法提出异议，众益公司的解释缺乏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不能作为该货款金额的计算依据。第二，众益公司并未有主动或先行支付货款的交易习惯，其主张预付款行为与双方采用的先发货后付款的一般交易方式相违背。除两份采购订单约定“货到验收合格后15天内支付”货款外，其余以委外订单方式签订的合同均约定付款方式为“预付30%定金，余款货到验收合格付清（且收到17%增值税发票）”。其中，编号为WW007324、WW007409、WW007413订单均手写备注“预付30%定金，余款按出货批次，依次付清（整单结束后开具增值税发票）”，结合双方整个阶段的交易往来方式及明细，可以推定双方的交易方式：众益公司向博思包袋厂下单，并按约定比例不定时预付定金，博思包袋厂在众益公司下单后即开始备货并陆续向众益公司发货或由其自行提货，众益公司不定期支付部分货款。根据众益公司提供的“惠安县博思包袋加工厂每份订单交货货值统计情况”（下称“众益公司统计情况表”），在2017年1月23日前，众益公司支付除模具外的货款375906.8元（484695.6元-92148.8元-8000元-8640元=375906.8元），博思包袋厂已交付货物价值为382410.58元，即使按照WW007514和WW007766订单的履行情况，“众益公司统计情况表”显示已收到货物190880.2元（174050.38元+16829.82元=190880.2元），支付货款183667.13元（254050.38元+21765.55元-92148.8元=183667.13元），无论仅就两订单还是全部订单，众益公司均未完全支付货款，在博思包袋厂交付货值大于众益公司支付货款的情形下，众益公司称系支付预付款的主张与实际不一致。综合双方交易记录显示，众益公司支付定金和货款都在博思包袋厂已履行部分交付义务的情况下，故其预支付货款行为也不符合双方正常的交易习惯。第三，众益公司主张系因博思包袋厂以无法发工资不能生产为由要求预支付剩余部分货款理由不成立。1.根据双方交易期间的统计表以及证据送货单记录，自2016年9月18日起博思包袋厂即有规律的几乎每日都向众益公司交付货物，但在2017年1月23日之后即不再有交付货物的情形，该行为明显反常。在众益公司主张其系因急于向国外交付货物才迫于同意预支付货款的陈述下，并没有证据证明之后其有向博思包袋厂催讨货物，或者为此做出更多的努力，与其所述迫切程度不相称。2.根据博思包袋厂提供的众益公司员工吴端平签字确认的退货单显示，在2017年1月22日，博思包袋厂向众益公司退还由其提供给博思包袋厂生产安装必须的电池盒及卡板，结合编号为WW007514委外订单备注的“供方收齐需方所提供的合格的太阳能板和卡板后三十天交货”以及众益公司自认由其提供电池板和卡板给博思包袋厂安装，可以推定，退回电池板和卡板后，博思包袋厂不可能继续进行生产或者安装产品。在众益公司无法合理解释该退货行为而博思包袋厂无法继续生产的情形下，众益公司主张支付预付款与实际不相符。3.在双方已于2017年1月22日发生矛盾与冲突，博思包袋厂要求结算后再决定是否继续合作的情形下，若双方未能达成结算一致意见而众益公司即预支付货款不符合一般情理，与通常商事交易规则相悖。二、双方采用交付货物后出具增值税发票，现博思包袋厂已出具与货款相当的增值税发票。二审期间，博思包袋厂向本院提交证据增值税发票七张总金额476695.52元，拟证明根据双方先交货再付款开票的合同约定，博思包袋厂已向众益公司交付至少价值476695.52元（含税价）的货物。众益公司质证对三性有异议，增值税发票货物载明内容与合同约定的货物内容不一致，且编号05554992的增值税发票开票日期发生在交易前，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该组发票购买方显示均是众益公司，销售方是博思包袋厂。众益公司确认收到编号03302299金额为92148.8元的增值税发票且无异议，而该发票载明的货物与其他发票载明的货物名称一致，且增值税发票票面总金额与众益公司主张的支付货款金额相当。在众益公司确认收到博思包袋厂出具的部分增值税发票但没有合理理由未能向本院提供其持有的增值税发票进行核对，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众益公司自认双方存在约定金额为10290元，实际付款11010.3元的交易，这与博思包袋厂提供的签订于2016年4月25日编号JY16042501F和编号JY16042502F购销合同金额一致，也与编号05554992的增值税发票金额一致。综上，本院对众益公司的抗辩不予支持，对该组证据予以采纳。第一，截至2017年1月22日，众益公司支付货款（除模具合同8000元外）384546.73元（11010.3元+19917元+68005.55元+76561元+40666.14元+50000元+16947.08元+85744.26元+15695.4元=384546.73元），博思包袋厂向众益公司出具发票金额为275343.24元（11010.3元+51967.08元+63310.8元+63310.8元+85744.26元=275343.24元），众益公司主张收到货物382410.58元，现尚欠109203.49元（384546.73元-275343.24元=109203.49元）发票未开具。至2017年1月22日，双方就货款、货值、发票实际已达成一致意见，双方均已按约履行相当的合同义务，即众益公司已支付货款，博思包袋厂已交付相当的货物并应开具等额增值税发票，故博思包袋厂于2017年1月23日将尚未开具的金额109203.48元的增值税发票给众益公司。第二，众益公司在一审2017年6月30日的审理笔录中自认在2017年1月23日支付货款后，当天继续从博思包袋厂提取WW007514和WW007766订单的货物。但根据前述分析，至2017年1月22日，博思包袋厂所交付的该订单货物已经超过众益公司支付的货款，因此众益公司在2017年1月23日支付货款并有提取货物的行为，说明当天众益公司有从博思包袋厂提取在众益公司提供的“众益公司统计情况表”表格载明之外的货物而未予以记录，在众益公司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推翻自认前，可以推定博思包袋厂称当天系将已生产但尚未交付的产品及部分原材料和半成品交付给众益公司的主张成立。且根据双方多次的交易习惯以及合同约定的增值税发票开具时间点，在众益公司支付完毕92148.8元货款当天，博思包袋厂同样开具了92148.8元的增值税发票，可以确认博思包袋厂已向众益公司交付了92148.8元的货物。综上，尽管众益公司提供了转账凭证拟证明已预支付货款但未收到同等金额的货物，但其无法合理解释预支付金额的计算过程，且该行为与双方频繁、多次的交易方式不符。在博思包袋厂已开具相当金额的增值税发票，而众益公司无法提供其持有的入库单凭证，也无法合理说明其拒不提供增值税发票的原因，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结合博思包袋厂已将生产安装所需要的电池盒、卡板等材料退还给众益公司的行为，根据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优势规则，推定博思包袋厂已向众益公司支付了同等金额货物。众益公司主张退还多支付的货款没有法律和事实上的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博思包袋厂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2017）闽0502民初60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福建众益太阳能科技股份公司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4912元，均由被上诉人福建众益太阳能科技股份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海清审 判 员 王一平审 判 员 陈美雅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李祖山书 记 员 庄晓思附：引用的法律条文执行申请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