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粤民申835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佛山市顺德区全兴水产饲料有限公司，住所地佛山市顺德区。法定代表人：黄昭斌，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康华忠、颜利民，均为该公司职员。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潘惠炳，男，汉族，住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华，广东天道勤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伍国明，男，汉族，住佛山市顺德区。再审申请人佛山市顺德区全兴水产饲料有限公司（下称全兴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潘惠炳、第三人伍国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6民终49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全兴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1、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的《饲料购销合同》已附有再审申请人的银行账号等信息，被申请人未提交书面证据证明再审申请人存在授权第三人伍国明收款的事实，应由被申请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在无法排除被申请人与第三人伍国明存在其他款项往来之可能的情形下，一审法院不确认被申请人向第三人伍国明转账即为向再审申请人支付的货款。2、双方在2013年7月25日至2016年5月30日期间曾对账不少于18次，被申请人均在《客户账款核对表》上签字确认，并未提出异议，应视为对账款的确认。综上，一审法院判决由被申请人向再审申请人支付货款595349.75元及违约金119069.95元的判决是正确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二）二审法院认定主要事实错误。二审法院对再审申请人提交的《全兴粤销字(2015)第036号饲料购销合同》、18份《客户帐款核对表》、及5份《出货单》的真实性并未采纳，也就是说二审法院间接否定了双方签署、多次核对形成的合同、客户帐款核对表及出货单，这显然是错误的。1、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双方自2009年交易之初，至2016年6月止，基本上每月都有核对往来帐目，包括交易货物明细、被申请人给付的款项、累计欠款金额等都有核对和确认。签署合同、按月或者间隔适当的时间双方核对往来账款，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确认，多年来己形成了书面的、固定的交易习惯。一审期间再审申请人有提交由被申请人签署的《客户帐款核对表》有18份之多，这些由被申请人签署的甚至加盖手印的《客户账款核对表》，从签名人来看，均为潘惠炳本人签署，其从未否认；而从笔迹形成时间上来看，存在着明显的时间先后，作为一个智力正常的常年从事贸易的成年人，不可能从来不看对账单而随便签署，甚至加盖手印，因为生意人不可能不知道对账单的法律效力；更何况，两次加盖手印的对账单是由再审申请人公司财务与其亲自对账。二审法院仅凭被申请人的只言片语就将双方多年来形成的交易习惯和书面证据材料予以否认是明显错误的。自2009年至2016年6月，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双方以签署合同、基本上每月核对往来帐款并签名确认的书面形式确定了双方的交易习惯。被申请人对双方2015年1月以前交易的真实性、《客户帐款核对表》的正确性是认可和没有争议的，也就是说2015年1月前被申请人签署的《饲料购销合同》、《客户帐款核对表》是真实的，第三人伍国明并没有骗取被申请人签署合同与客户帐款核对表。现双方2015年2月以后也只是一直延续这样的交易习惯而已，可被申请人居然声称第三人伍国明骗其签署了《客户帐款核对表》，从二审的判决结果看二审法院居然采纳了如此荒谬的理由。3、二审法院认为被申请人在交易过程中至少履行了部分的付款义务，再审申请人公司应对应收账款管理有严格规范的管理措施，再审申请人未能履行相应的举证责任对此再审申请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的认定是偏面和有失公允的。理由其一、再审申请人财务人员已按被申请人或第三人的通知将被申请人汇入的款项记入在被申请人名下，并已抵扣其欠款。其二、再审申请人不单单只是入账，入账后再审申请人有将入账信息制作成《客户账款核对表》交与被申请人核对并签名确认。其三、被申请人对其给付的涉案款项经多次对帐且从未向再审申请人提出过异议。其四、再审申请人的财务人员对无异议的款项也不可能都去银行具体查核（从提供给二审法院的银行流水看，无法显示具体由谁支付）。其五、被申请人向第三人银行账号转账且金额如此之大，被申请人从未提及，再审申请人也是直到一审开庭时才知晓，但再审申请人作为一家公司，在发货收款后，按时与被申请人核对双方往来账目，已经尽到自己的义务。4、从再审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来看，被申请人自2013年6月至2016年6月一直未能完全结清货款，或多或少都有拖欠再审申请人货款的行为，但与被申请人一直声称他是以预付款交易，从来没有拖欠货款的说法不相符，且其对2015年1月前的交易情况也是认可的，被申请人说法前后矛盾。另2015年的《饲料购销合同》【全兴粤销字(2015)第036号】给予被申请人25万元的信用额度，且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再审申请人有放大信用额度至60万元，作为一名老生意人不可能不用好这一信用额度，在养殖用料高峰期结清货款也与行业习惯不符。5、即使退一步说，按照二审法院的思维推定第三人的行为为表见代理，但二审法院对一些基本事实和交易过程的认定完全错误。其一、按照现有的发货单据，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2015年3月1日至2016年7月1日的饲料交易量为1221844元，再加上2015年2月28日前确认的欠款数114038.75元上述期间内被申请人支付的货款应不少于1221844元+114038.75元=1335882.75元。现按被申请人的说法其在上述期间内已汇给第三人伍国明1088059元，二者相减其差额为：1335882.75元-1088059元=247823.75元。从上可知并非二审法院所说的被申请人所付货款数额已远超其确认的欠款数额，相反被申请人拖欠再审申请人货款的事实是真实、可信的。其二、二审法院犯了以被申请人的上诉理由为蓝本，先入为主的基本错误，二审判决书只字不提再审申请人提供的《饲料购销合同》、多份《客户货款核对表》及出货单的真实性，以及本案的定性应为被申请人拖欠货款和违反合同的行为。其三、二审时再审申请人已按照二审法院的要求提供涉案的出货单据，但二审法院并未组织质证，再审申请人按要求将涉案出货单据于2017年7月28日寄出，二审法院急于在2017年7月30日就下达了判决书，武断的认为第三人构成表见代理，被申请人所付货款数额已远超其确认的欠款数额的错误判决（后附2015年3月1日至2016年7月1月经被申请人签署的出货单据以及汇总统计金额）。（三）二审法院认定第三人伍国明构成表见代理理由不成立。1、第三人伍国明系再审申请人业务员，但再审申请人并未委托其有权收取货款，签署合同等，第三人伍国明的职权仅限于联络客户、跟单等一般性工作，二审法院错误的采纳被申请人的主张，将第三人的权限无限扩大。2、退一步讲，即使第三人有代为收取了部分货款的行为，但收取货款后再审申请人就即时的将被申请人给付的货款记入被申请人名下，通过帐目核对和签名确认，被申请人已经排除了未入帐的部分用途是用于支付涉案的货款，也就是说郭某贞汇给第三人的其他款项有其他用途，并非都是用来支付涉案货款。否则，被申请人完全可以拒绝签名确认或向再审申请人提出异议。3、郭某贞汇给第三人账户的款项，并未标注款项的用途是用于购买饲料（被申请人提供的部分流水清单上有其他人打给被申请人的款项就有明确标明为饲料货款），加上双方每月的对帐确认，也已排除其他款项的用途是购买饲料。4、被申请人一直认为第三人用欺骗的手段骗其签署合同、客户帐款核对表并于一审法院开庭审理前向公安机关以诈骗为由举报要求追究第三人的刑事责任，被申请人在未与再审申请人核对具体金额、未经开庭审理前选择报警，再审申请人认为，这恰恰说明，其与第三人之间应当存在其他交易，因第三人逃避债务，恶意将其损失强行转加给再审申请人。5、二审法院判决书认为被申请人已通过向第三人账户汇款的方式向再审申请人支付货款达1088059元被申请人所付货款数额已远超其确认的欠款数额584929.75元，及后继续供货35420元的欠款。这也说明其与第三人应当存在其他交易。（四）二审法院的部分程序错误。1、二审法院对再审申请人提交的合同、18份核对表及出货单的真实性不予明确认可，可其既不将本案退回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也不在二审法院不认可申请人合同、客户帐款核对表、出货单的前提下，对被申请人是否有拖欠货款的行为进行调查审理。再审申请人已按二审法院的要求提交2015年至2016年7月的大部分出货单据，但二审法院没有继续组织双方质证，对被请人是否拖欠货款的事实进行调查，仅按被申请人辩称的所谓理由，选择性的摘取作为本案的定性证据。2、被申请人一审、二审时均认为第三人有涉嫌诈骗、或职务侵占的嫌疑，建议法院将本案中止审理，或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定性。再审申请人也提议若二审法院无法对双方证据的真实性定性或被申请人所说的第三人有犯罪嫌疑成立，也同意法院中止本案审理，并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以厘清第三人的行为后定性本案但二审法院执意仅凭被申请人的辩解理由作为本案的定案根据，以致本案根本事实不清，定性错误。（五）二审法院判决逻辑错误。二审法院的判决以被申请人的上诉状为蓝本犯了先入为主的基本错误，只字未提再审申请人所提交的证据，以及不对二审期间再审申请人提交的出货单据进行质证。二审法院的判决仅仅参照被申请人的上诉理由，为偏袒被申请人，在二审判决中对再审申请人所提交的书面证据只字未提，错误地做出了判决。终上所述，被申请人拖欠货款的事实清楚，第三人更不构成表见代理法律关系。综上，请求撤销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6民终4954号民事判决，改判被申请人向再审申请人支付欠款595349.75元及违约金119069.95元（合同规定违约方须承担20%的违约责任），合计714419.7元，本案一审、二审、再审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潘惠炳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被申请人从2009年起向再审申请人处购买饲料，起初再审申请人是要求被申请人将款项打到再审申请人的银行账户。至2010年，再审申请人指派业务员负责与被申请人联系。业务员要求被申请人将货款转到其名下的账户，并称系因为再审申请人为了方便业务员收取客户货款，所以以业务员的名义开设银行账户，再审申请人的财务人员再通过该账户将款项转入公司账户。再审申请人都以此方式对客户进行货款的往来。从2010年1月到2010年11月期间，再审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供的收款账户户名为伍国明，账号为06×××36。从2010年12月到2012年11月期间，再审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供的收款账户户名仍为伍国明，账号为08×××71。到2012年12月开始，再审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供的银行账户户名仍为伍国明，账号为62×××76。从2010年开始，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销售行为均由伍国明全权代表。到2015年2月为止，双方的销售额已达到700万元之多。从2015年2月份到2016年的6月份，被申请人向伍国明的上述账户汇款达到110多万元，这金额与再审申请人同时期销售给被申请人的货物价值相若。（一）被申请人向伍国明支付的货款应视为申请人收到被申请人的货款。在一审庭审中，再审申请人对2015年2月前与被申请人的销售情况确认已经履行完毕，而且确认其销售饲料的流程是客户落单。客户将货款打到公司账户，再审申请人查收后再向客户发货。也就是说，再审申请人确认双方之间的销售模式，同样确认再审申请人通过业务员送货给被申请人后，被申请人向再审申请人支付货款的交易习惯。但被申请人从2010年开始至今都没有将货款打到再审申请人的账户，而系打入业务员的银行账户。就算再审申请人声称其与被申请人签订过销售合同，但在销售合同约定的再审申请人银行账户中也没有收取过被申请人的货款，再审申请人也没有向被申请人提供过其他的任何公司账户。这都充分说明业务员的收款行为完全符合法律当中的表见代理情形，被申请人有理由相信业务员收到被申请人的货款即代表再审申请人收到被申请人的货款。况且，双方之间在2010年1月至2015年2月份前的交易额达到700万元如此之巨大，说明再审申请人认可以业务员的账户作为收取被申请人的货款之用。另外，再审申请人在一审庭审中声称已收到其账款核对表当中所列的货款，但其又拒绝说明相关货款是谁转入的，那么再审申请人到底如何确认有关货款就是被申请人所支付的呢？是否存在再审申请人没有把被申请人的全部付款都录入其收款的明细？还是由于业务员收到被申请人货款后，没有如数返还给再审申请人？对此，再审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付款给业务员有可能存在被申请人与业务员之间其他的经济往来关系，但没有提出任何的证据加以证明。（二）被申请人虽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合同、账款核对表，但在被申请人能提出充分证据可以推翻再审申请人相关证据的情况下，二审法院以事实为依据对案件进行认定是完全正确的。从2010年开始，被申请人为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交易创设记录簿，将所有的交易明细，付款情况，都无一遗留地记录在册，虽然该记录为被申请人的自身行为，但这两本记事簿都不是现在所补写的，都是被申请人多年一直坚持记录的，这都可以与再审申请人的所有送货单据进行核对。记事簿配合被申请人提交的付款明细，都很清晰地反映出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交易情况，形成充分的证据链来证明被申请人已付清全部货款。虽然被申请人确实在账款核对表上签名，但这个签名并不是被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三）再审申请人再审申请的其中一个新的理由为，其2015年3月至2016年7月共发货1221844元，另加上2015年2月28日被申请人确认拖欠的114038.75元，而被申请人只支付了1088059元，为此，被申请人仍拖欠247823.75元。对此，被申请人认为，首先再审申请人提交的所有《客户账款核对表》都是由于业务员将部分货款截留，没有完全将被申请人的货款返还到再审申请人处，而再审申请人又不核实被申请人的缴款情况，因此，有关的核对表根本就不能反映被申请人与再审申请人货款往来的真实情况。所以有关核对表不能作为计算欠款的依据。其次，再审申请人提交的出货单中都没有明确的金额，何来得出120多万元的货款呢。再次，从再审申请人提交的2015年3月至2016年5月《客户账款核对表》来分析，由于再审申请人将这段时间其认为已收到被申请人货款的金额全部已列出（实质为业务员不完全的返还），再加上其认为被申请人拖欠的起诉欠款本金金额合计为1087249.75元，而这个金额应该就系双方在此期间的销售金额，这与被申请人在此期间支付的1088059元非常吻合。所以被申请人根本没有拖欠再审申请人的任何货款。（四）关于业务员有可能涉嫌职务侵占罪或者诈骗罪的问题。在一审诉讼期间，被申请人已向公安部门报案，但再审申请人对于这个问题不配合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又不向公安部门反映业务员的情况，反而只向被申请人追讨货款，二审法院根据现有证据进行判决是非常正确的举措。综上，请求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根据再审申请人全兴公司的再审申请理由及请求，本案焦点问题为潘惠炳是否拖欠全兴公司的货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全兴公司主张潘惠炳拖欠货款未付，应当举证证明。经查，潘惠炳主张相关货款支付给伍国明，由伍国明再转交全兴公司，并提供了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全兴公司对潘惠炳的主张予以否认，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已约定了公司收取货款的银行账号，没有授权伍国明代公司收取货款。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签订的一系列《客户账款对账表》表明，潘惠炳上述支付货款的方式，全兴公司是明确知悉并认可的，而且全兴公司也无证据表明不同意或者通知潘惠炳不得采用上述支付货款的方式。因此，全兴公司不能举证推翻潘惠炳支付货款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审判决认定潘惠炳向伍国明支付货款的行为系向全兴公司支付案涉货款的行为，适用法律正确，并无不当。至于潘惠炳是否拖欠全兴公司的货款未付。二审判决对此有详细的分析。从2015年2月28日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客户帐款对账表》反映，潘惠炳当时尚欠全兴公司饲料款114038.75元。2016年5月30日双方当事人最后一次对账，潘惠炳确认尚欠全兴公司货款584929.75元，随后全兴公司继续供货35420元给潘惠炳；而从潘惠炳提交的银行转账流水记录反映，自2015年3月25日起至2016年6月13日止，潘惠炳已通过向伍国明账户汇款的方式向全兴公司支付货款达1088059元，潘惠炳所付货款数额已远超其确认的欠款数额。而全兴公司未能进一步提交充分的证据，故其主张潘惠炳拖欠货款，依据不足。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现全兴公司在再审申请中提供多份该公司的《出货单》，拟证明自2015年3月1日至2016年7月1日的饲料交易量为1221844元，再加上2015年2月28日前确认的欠款数114038.75元，上述期间内潘惠炳支付的货款应不少于1221844+114038.75=1335882.75元，减去潘惠炳通过伍国明支付的1088059元，还欠247823.75元未偿还。对此，本院认为，上述《出货单》并无明确的金额，全兴公司主张交易量为1221844元，但未能提供计算标准和方法，因此，全兴公司主张潘惠炳欠247823.75元的货款未偿还，依据不足。其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全兴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佛山市顺德区全兴水产饲料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陈良军审判员  陈小虎审判员  陈可舒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书记员  李翠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