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泰中民终字第005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景涛。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睿。
两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魏伟（特别授权），江苏堰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俊。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小波。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戴秀英。
委托代理人黄俊（特别授权），系被上诉人戴秀英的外孙。
上诉人王景涛、王睿因与被上诉人黄俊、黄小波、戴秀英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法院（2015）泰姜民初字第004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5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2014年8月17日8时55分左右，王睿驾驶苏M×××××小型轿车由北向南行驶至328国道35KM＋900M处，与由北向南左转弯向东由黄九法骑行的电动自行车发生事故，致两车受损、黄九法及乘坐电动自行车的高春珠受伤。高春珠在送医院途中死亡，黄九法在送医院后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黄九法、高春珠是夫妻。2014年8月20日王睿（乙方）委托其父亲王景涛与受害人的亲属即黄俊、黄小波、戴秀英（甲方）在交警队主持下进行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约定：1、乙方一次性赔偿甲方因黄九法、高春珠在交通事故中死亡引起的医药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车损、精神损害抚慰金、参与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等合计97.5万元。2、8万元已押于交警队账户，于2014年8月22日押4万元到交警队账户，另43.5万元费用于2014年9月10日押于交警队账户，余款42万元待甲方提供相关去保险公司赔偿的手续后3个月内由王睿支付，逾期违约金每日200元至还款之日。3、甲方积极配合乙方对保险进行理赔或诉讼……4、甲方对乙方的行为表示谅解，不追究其法律责任。5、双方其他无争议。本协议经双方签字即发生效力。
（二）2014年9月9日交警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王睿、黄九法负此事故的同等责任，高春珠无责任。该认定书于2014年9月15日送达给王景涛。
（三）2014年9月10日王景涛出具书面承诺：调解协议书中关于金额43.5万元的还款日期，经双方重新协商后，约定至2014年9月25日。如超过此约定期限，本人变卖财产，按协议中的约定违约金每日200元执行。
（四）截止2015年4月14日黄俊、黄小波、戴秀英方已收到调解协议中约定的12万元及42万元，12万元系王景涛支付，42万元系保险公司支付。
（五）黄俊、黄小波、戴秀英方于2015年1月诉至法院，要求王睿、王景涛支付43.5万元。王景涛遂提起本案诉讼，王睿亦要求撤销调解协议。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或者在订立时显失公平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是当事人因对合同关系中某种事实因素主观认识上的错误而订立的合同，此处的误解不能是故意的。
本案中双方自愿签订调解协议，目的是早日化解矛盾纠纷。双方基于各自对事故责任的预估，提出调解方案，最终在赔偿数额上达成一致意见。双方在交警队尚未作出事故认定的情形下签订调解协议，表明双方没有以交警队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作为确定赔偿数额的依据。双方应当预见到调解时参考的事故责任与认定的事故责任可能不一致，王景涛将可预见的差异解释为“重大误解”，与法不符，不予采信。况且调解的最大特征是相互体谅，妥协退让；作出一定的让步本是双方在调解时的应有之义。
显失公平的合同是指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合同。本案中王景涛父子与受害者亲属在处理交通事故方面不存在谁更有优势或者谁更有经验的问题。从事故后果看，黄九法与高春珠在事故中死亡，黄俊和黄小波、戴秀英遭受巨大精神伤害，宝贵的生命和精神伤害虽无法直接用金钱衡量，但也只能用金钱进行抚慰。此种精神伤害及相应财产损失对比97.5万元赔偿款，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另一方面，王景涛在调解时认为王睿可能负事故的主要责任，交警队认定王睿与黄九法负事故同等责任，在司法实践中机动车方的赔偿责任在扣除交强险理赔外相差20%左右，亦不属于显失公平的情形。王景涛及王睿称调解协议显失公平，与法不符，不予采信。
综上，王景涛及王睿要求撤销调解协议，与法不符，应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景涛及王睿要求撤销2014年8月20日与黄俊、黄小波、戴秀英签订的调解协议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依法减半收取40元，由王景涛负担。
上诉人王景涛和王睿均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一审判决关于重大误解的解释明显与事实不符，签订调解协议时，上诉人王景涛认为王睿负事故的主要责任，才以此为基础与对方达成调解，而最终的事故责任认定是王睿负同等责任，因此显然构成“重大误解”。2、在交警部门处理交通事故时，商谈的赔偿总额为135万元，最终确定上诉人赔偿数额为97.5万元，经计算上诉人所承担的责任比例为72.2%，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中认定的是上诉人承担同等责任，即上诉人的赔偿总额应为67.5万元，与97.5万元相比，上诉人赔偿的数额远远超过应承担数额的30%，明显显失公平，加重了上诉人的赔偿义务。3、王睿并未授权王景涛决定最终赔偿的数额，王景涛也没有将调解协议确定的赔偿数额告知王睿，故该协议对王睿不生效，上诉人王睿要求撤销该调解协议。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撤销上诉人王景涛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调解协议。
被上诉人黄俊、黄小波、戴秀英共同答辩称：1、王景涛与王睿系父子关系，行驶证是王景涛的，所以王睿说不清楚调解协议情况纯属狡辩。2、当时签调解协议之前王睿已经被交警部门释放，根据交警部门操作的惯例，如果达到主要责任王睿是不会被释放出去的，所以签订协议的时候两上诉人对于同等责任是知晓的。对方在签订赔偿协议后对于付款问题整天推三阻四，如不是我方先行起诉要求上诉人付款，对方也不会要求撤销该调解协议。且双方之后还签订了补充协议，上诉人还出具了承诺书，该承诺书是在交警部门作出事故责任认定书之后出具的，所以不存在重大误解问题。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任何新证据，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有调解协议、交通事故认定书、送达回执、承诺书及当事人庭审陈述等在卷佐证，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或者在订立时显失公平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重大误解的合同是指一方当事人由于缺乏必要的知识、技能、信息或交易经验，对合同的性质、对方当事人、合同的主要内容等发生错误认识，使订立合同的后果与其本意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而订立的合同；显失公平的合同则是指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对方缺乏经验，在订立合同时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导致双方权利义务极不对等的合同。本案中，在案涉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双方当事人从积极妥善处理交通事故、早日化解矛盾纠纷的角度出发，本着公平合理、互谅互让、自愿协商的原则，在交警部门的组织之下共同签订调解协议书，对案涉交通事故的经过、被上诉人方的损失、上诉人方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及其履行期限等各项内容均予以明确约定。案涉调解协议签订之时，交警部门尚未对本起交通事故责任作出认定，双方当事人是在交警部门结合其处理交通事故的知识和经验，对案涉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及上诉人方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作出初步预估并提出调解方案后，双方自行协商并最终达成调解协议，可见双方签订上述调解协议时，并未以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作为签订调解协议的依据，调解协议的内容也未完全违背上诉人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称其签订调解协议时认为应负事故主要责任、而最终事故责任认定为同等责任，构成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方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案涉调解协议最终确定的赔偿总额为97.5万元，该数额系双方当事人根据交警部门初步测算的135万元总损失为基础确定的，上诉人作为机动车肇事一方，即便其负同等责任，但其通常应承担的赔偿数额与调解协议确定的金额相比并未差距较大，且结合案涉交通事故造成被上诉人方两名近亲属死亡的严重后果来看，亦未造成双方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极不对等的失衡状况，故上诉人认为案涉调解协议属于显失公平的合同的上诉理由，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上诉人王景涛与王睿系父子关系，案涉交通事故发生之后，王睿委托王景涛作为其特别授权代理人，代为处理本起事故。王景涛在王睿的授权下，与被上诉人方就交通事故赔偿事宜进行协商，并最终达成调解协议，后亦向上诉人方出具了按期履行赔偿义务的承诺书，故上诉人王睿作为被代理人，其应对代理人王景涛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现上诉人王睿称其并未授权王景涛决定最终赔偿的数额、其对调解协议确定的赔偿金额不知情，上述调解协议对其应不生效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亦不予采纳。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王景涛、王睿负担（已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于 焱
审 判 员 刘艳生
代理审判员 王小莉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侯永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