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1民终368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科进自动化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广东路38号。
法定代表人张家铭，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吴健，男，该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秦祖龙，江苏宁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苗珍，男，1978年5月12日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兰鲁光，男，1979年1月13日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苗珍，男，1978年5月12日生。
上诉人南京科进自动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苗珍、兰鲁光（以下简称苗兰二人）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6）苏0106民初2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5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科进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吴健、秦祖龙，被上诉人苗珍暨被上诉人兰鲁光的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苗珍、兰鲁光一审诉称：科进公司、崔庆和与苗兰二人之间系合伙关系，四方共同约定以科进公司名义对外承接溧阳的信息服务全覆盖工程项目。2015年2月10日，苗兰二人及科进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家铭就工程项目成本及利润分配签署《会议纪要》，约定由科进公司向苗兰二人支付所垫付的成本167679.60元，并向苗兰二人及崔庆和支付利润合计9万元。之后，崔庆和将其享有的3万元利润分别转让给苗兰二人，并通知了科进公司，但科进公司至今未支付任何款项。现请求判令科进公司向苗珍、兰鲁光支付257679.60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科进公司一审书面辩称：张家铭虽系科进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并非实际管理人，且其曾系南京科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沃公司）的大股东，故不能代表科进公司的利益，其签署《会议纪要》属于双方代理，应认定无效。科进公司对张家铭签署《会议纪要》的事实不知情，不知道是否是张家铭本人签字以及在何种背景下签字；《会议纪要》载明的内容应有相应的证据佐证，以证明成本如何计算、为何要进行利润分配等问题。“溧阳天目湖智慧农业生长因子监控系统项目”的最终竣工验收日期是2015年7月23日，《会议纪要》却在2015年2月10日对项目成本和利润进行核算，两者前后矛盾，且科沃公司从未向科进公司开具过任何正规发票。综上，请求驳回苗珍、兰鲁光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10月10日，科进公司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以下简称常州移动公司）就农业科技推广服务农业信息服务全覆盖工程建设项目签订《技术合同书》一份，约定：常州移动公司向科进公司购买生长因子监控设备及辅材、网络版环境监控软件、视频监控设备及辅材等设备，合同总价款为24.88万元（固定价）；科进公司负责派遣专业技术人员对设备进行安装、调通和联网测试、保修及售后服务等，项目实施在合同生效后两个月内完成；常州移动公司在收到初验合格证书及合同总价90%的发票后支付合同总价款的90%计223920元，合同总价的10%计24880元作为项目服务保证金，在验收结束一年后收到服务合格证书及10%的发票后支付。双方还约定了其他相关事宜。
2014年12月9日，科进公司与江苏汉宇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宇公司）就溧阳市农业科技推广服务农业信息服务全覆盖工程建设项目（远程视频监控系统二期）生长因子监控系统签订《项目分包合同书》一份，约定：汉宇公司将其总承包的生长因子监控系统分包给科进公司，分包合同总价款为418210元；分包工程定于2014年12月10日开工，竣工日期为2015年1月5日；平台使用费为分包合同总价款的5%，分包人应承缴分包合同价款的5.6%税点的税费由总包人代缴，在总包人支付分包合同价款时，一并扣除平台使用费和税费；根据发包人对各个子系统验收的实际情况，向总包人支付的总合同款项比例或子系统专项款项，由总包人在收到合同款项的三个工作日内，向分包人支付同比例的分包合同款或生长因子专项款。双方还约定了其他相关事宜。
2015年2月10日，张家铭与苗兰二人共同签署《会议纪要》一份，主要内容为：经苗珍、兰鲁光、张家铭、许某核对协商一致，溧阳一期、二期项目总利润为12万元，苗兰二人投入的总成本为167679.60元，科进公司投入的总成本为188929.90元；溧阳项目一期视频外包合同款39215元由科进公司与外包方结算；在一期、二期合同款总金额的90%汇至科进公司账户并收到科沃公司提供的正规发票后，科进公司在三个工作日内将科沃公司前期垫付的成本167679.60元及苗兰二人、崔总个人所得8.1万元转入科沃公司账户（利润部分按合同支付比例90%计算）；在一期、二期合同总金额的10%（即项目质保金）汇到科进公司账户并收到科沃公司提供的正规发票后，科进公司将苗兰二人、崔总个人所得9000元转入科沃公司账户；科沃公司提供发票为软件服务费发票，质保期内的硬件产品由张家铭负责维护，质保期内的平台软件由苗珍负责维护；张家铭、苗兰二人签署科沃公司股东会决议和股份转让协议，同意张家铭将其所持20%的股份转让给苗珍，将20%的股份转让给兰鲁光，科沃公司自成立之日起的债权、债务全部由苗兰二人承担。各方还约定了其他相关事宜。该《会议纪要》附有核算总表，该表载明了一期、二期项目款具体明细，苗兰二人及张家铭均签字确认。
2015年9月23日，刘建忠向科进公司转账341903.39元。苗兰二人称，该款系汉宇公司按《项目分包合同书》约定支付的95%的合同款并扣除部分税费及管理费后的部分。2015年11月2日，常州移动公司向科进公司支付223920元。苗兰二人称，该款系常州移动公司按《技术合同书》的约定支付的90%的合同款。
2015年10月5日，崔庆和出具《声明》一份，内容为：“本人崔庆和认可2015年2月10日张家铭、苗珍、兰鲁光签订的关于溧阳项目一期二期成本核算、利润分配讨论《会议纪要》的约定，本人自愿将《会议纪要》中约定的本人应得利润3万元人民币，赠与兰鲁光、苗珍各1.5万元，由南京科进自动化有限公司（张家铭）转入南京科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账户。特此声明！”2015年12月9日，崔庆和将该《声明》邮寄送达科进公司，科进公司于2015年12月10日签收。
2016年2月25日，科沃公司向科进公司开具了总金额为257679.60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苗珍于2016年2月26日将该发票邮寄科进公司。2016年2月27日，科进公司签收该邮件。
一审法院另查明：科进公司于2003年1月24日登记设立，张家铭系股东之一，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科沃公司于2014年10月13日登记设立，股东为苗珍、兰鲁光、张家铭。2015年6月10日，张家铭退出科沃公司，股东变更为苗珍、张家铭。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会议纪要》涉及的溧阳一期、二期工程与《技术合同书》及《项目分包合同书》的内容能够相互印证。从《会议纪要》的内容可以看出，该纪要系相关当事人对溧阳一期、二期工程成本与利润的结算。《会议纪要》由苗兰二人及张家铭的签字确认，并载明科进公司向“苗珍、兰鲁光、崔总”三人支付相关款项，再结合张家铭的科进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科进公司与常州移动公司、汉宇公司签订项目合同的事实及苗兰二人陈述的其与科进公司、崔庆和之间系合伙关系，四方共同约定以科进公司名义对外承接溧阳的信息服务全覆盖工程项目，足以认定张家铭系代表科进公司与“苗珍、兰鲁光、崔总”三人签署的《会议纪要》。因崔庆和（崔总）在《声明》中明确表示认可《会议纪要》的内容，故《会议纪要》系科进公司、苗兰二人、崔庆和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科进公司关于《会议纪要》无效的相关辩解意见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会议纪要》规定，在一期、二期合同款的90%汇至科进公司账户，并且在科沃公司向科进公司提供正规的发票后，科进公司应在三个工作日内支付苗兰二人垫付的成本167679.60元、苗兰二人与崔庆和共三人的个人所得8.1万元。现科进公司已收到溧阳一期合同款223920元，溧阳二期合同款341903.39元（扣除平台使用费和税费后），该款已达到一期、二期合同款的90%，并且，科进公司已签收了由科沃公司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因此，成本及个人所得付款条件均已成就，但科进公司至今未付款，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根据崔庆和出具的《声明》，其已将享有的个人所得债权全部转让给苗兰二人，并将该事实通知了科进公司，故科进公司应向苗兰二人支付成本及个人所得合计248679.60元（167679.60元+8.1万元）。
根据《会议纪要》规定，在一期、二期合同款的10%（项目质保金）汇至科进公司账户，同时科沃公司开具相应的发票后，科进公司应再支付苗兰二人、崔庆和三人的个人所得9000元。现苗兰二人未提交证据证明项目质保金已汇入科进公司账户，故其主张该9000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科进公司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其放弃了在一审中质证与抗辩的权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科进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苗珍、兰鲁光248679.60元；二、驳回苗珍、兰鲁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166元，减半收取2583元，由苗珍、兰鲁光共同负担68元，科进公司负担2515元。
宣判后，科进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苗兰二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并由苗兰二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主要理由有：一审法院以案涉《会议纪要》作为定案依据系认定事实错误。1.张家铭于2015年2月10日签订案涉《会议纪要》及其核算总表系受苗兰二人胁迫所为，并非科进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应作为定案依据。2.科进公司在溧阳一期、二期项目上的总成本支出为510552.3元，并非188929元。苗兰二人在前述项目上的总成本实际支出应为25573元，核算总表所载苗珍经办的杂费8.6万元及软件平台费5万元系其无理要求，并无实际支出。3.核算总表仅记载一期纳税额22487.27元，遗漏记载二期纳税额，而科进公司向常州移动公司、汉宇公司开具发票的实际纳税额为72128.7元，故12万元的利润计算有误。4.崔庆和没有参与案涉工程，也无实际投入，无权参与利润分配。一审诉讼中，崔庆和并未参与诉讼，2015年10月5日的《声明》可能不真实。5.就科沃公司2016年2月25日开具给科进公司的257679.60元的增值税发票，科进公司已经退回。
为支持其上诉请求，科进公司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1.溧阳一期项目科进公司购买材料成本费用支出发票16张，金额为82619.1元；
2.溧阳二期项目科进公司购买材料成本费用支出发票53张，金额为127460.6元；
3.邬可健等技术研发人员自2014年7月至2015年3月期间工资支出凭证18张，金额为159879.44元、差旅费为13195元及工作内容清单；
4.房租发票2张，金额为96993.6元，物业费发票1张，金额为3267元，以及快运费发票1张，金额为168元，案涉工程应付其中2间房屋7个月的房租费30492元、物业费1524.6元。
证据1－4拟证明科进公司实际支出成本为510552.3元。
5.科进公司分别向常州移动公司、汉宇公司开具的发票，拟证明科进公司虽然收到565823.39元工程款但需缴纳72128.7元税金，实际收取工程款为493694.69元。
6.证人许某的证言，拟证明张家铭在《会议纪要》上签名是受苗兰二人的胁迫，并非真实的意思表示，纪要内容有重大错误，与事实不符。科进公司上诉时提供了许某出具的书面证明，主要内容为“由于该系统管理软件的用户名和密码掌握在苗珍处，如科进公司不认可苗珍提出的成本，则该项目后续实施难以继续，最终会影响项目竣工和验收回款，在此情况下，考虑到项目继续实施及前期投入的回报，张家铭签署了《会议纪要》。”科进公司申请许某到庭作证，该证人陈述：其本人在科进公司时负责市场营销，现在江苏科誉阳电器有限公司做销售；商谈案涉《会议纪要》系在科进公司张家铭的办公室，自2015年2月10日下午二、三时开始直至次日凌晨二时许结束；在讨论过程中，双方均不认可对方主张的成本投入，苗珍提出如果不能讨论出一个结果，大家都不要走（证人感受到一定程度的逼迫），并没有采取锁门等暴力行为，证人也未做出要离开的动作，在下午的工作时间内，还有其他公司员工正常上班；由于溧阳项目一期基本是外购件，对二期中部分由科进公司自行生产的设备遂按照一期中同类设备的价格推算相应的成本，形成了科进公司成本为18万余元的金额；苗珍就其经办的二期软件平台费５万元出示过一份合同复印件，就杂费8.6万元未见相关支出凭证；根据溧阳一期、二期项目的合同总额减去相关成本计算出总利润为12万元；双方在当晚六、七时左右对数字进行了调整，《会议纪要》及其核算总表中记载的就是双方调整后的数字，主要是取消了人工成本投入，相关内容是一起讨论出来的结果并签的字，形式上是达成一致的。
7.照片5张，拟证明科进公司自行研发生产制造其中3张照片中的设备，价值为88983.00元（未包含前期的研发费用支出），应列入科进公司支出的成本费用予以扣除。
被上诉人苗珍、兰鲁光答辩称：1.案涉《会议纪要》系经张家铭与苗兰二人商谈，并有许某作为见证人在场的情况下签字确认，科进公司称其不知是否张家铭本人的签字与其提供的证据自相矛盾。2.当时已对合作中各自投入的成本进行了核算，不知科进公司在二审中自行列支的费用是如何形成的，且其陈述了苗兰二人投入成本仅为25573元不是事实，实质上是想更多地侵占款项。3.对于科进公司如何与常州移动公司、汉宇公司沟通并开具7万余元发票的事实并不知情。4.崔庆和介绍案涉项目并陪同多次前往现场。科进公司虽然主张崔庆和提供的材料虚假，但经崔庆和本人签字的《声明》以及联系方式已经提供给科进公司。5.苗兰二人已履行《会议纪要》中的义务，向科进公司开具了发票。综上，请求驳回科进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决。
被上诉人苗珍、兰鲁光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就上诉人科进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不予认可，不知道相关发票的用途，发票载明的用途与案涉工程无关；证据2中确有一些材料支出，但不知其中很大一部分材料的用途；证据3系科进公司恶意增加的成本，与《会议纪要》约定的合作方式不同，且苗兰二人不知情科进公司如何发放工资；证据4亦与双方约定的合作方式不一致；认可证据5的真实性，但不清楚科进公司向汉宇公司有无开具以及如何开具的发票；证据6中证人许某现在张家铭出资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另一家公司任职，部分证言真实，关于会谈起止时间的陈述不实，实际是从当日下午晚饭前后开始直至次日凌晨一时许，且是张家铭要求许某代表其对相关费用进行核算，在核算完成之后，张家铭提出异议、要求修改，然后才在办公室打印出《会议纪要》由各方签字，虽然没有吃饭，但是中间有出去散步、抽烟、喝水和吃饼干；认可证据7中3张照片是科进公司生产的设备，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本院认证意见：苗兰二人对科进公司提供证据1－4、证据7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成立与否涉及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本院将在说理部分予以综述；另因苗兰二人对大部分证据材料的内容不知情，结合证据1、2中部分发票的形成时间晚于案涉《会议纪要》的形成时间，以及证据3中反映工资发放金额的证据材料仅是科进公司单方的记账凭证，反映工作内容的工作周报均是打印文字，或者抬头处没有具体的工作人员及相应的工作时间，或者部门经理批阅落款处没有名字，故对其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就苗兰二人认可科进公司证据5、6、7真实性的部分，本院予以确认，另因科进公司分别向常州移动公司、汉宇公司开具发票的时间为2015年9月、12月，在本院指定的期限内，要求苗兰二人核实科进公司的开票信息，苗兰二人未向本院提供反证，故对科进公司主张一期、二期税额为72128.7元的事实可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持异议，依法可予确认。
二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分别陈述或者共同确认以下事实：
1.张家铭本人就苗兰二人具体的胁迫行为陈述称：当时双方发生多次争吵，其本人有高血压、身体不好，每晚要吃降血脂的药物，要求换个时间商谈，苗珍不同意，并称不签就不能走，其将随身携带的饼干与大家分食，没有发生肢体冲突，没有采取其他求助措施。另，崔庆和寄送的2015年10月5日《声明》，其本人已经收到，不再坚持《声明》内容不真实的上诉主张。
科进公司认可在一审答辩状上加盖了科进公司公章，但当时委托的律师对情况不了解，答辩状内容系其主观推测，张家铭本人当时在国外，故没有出席一审庭审，现收回一审答辩意见，以二审上诉意见为准。
苗兰二人陈述其就案涉工程的成本支出为杂费8.6万元、软件平台5万元、交换机8500元、一期支出成本17073.03元（四项金额合计实为161573.03元），如果与核算总表记载的投入成本167679.60元有出入可能系计算错误；另确认核算总表中没有包括二期税额。
依据核算总表，以一二期合同额减去双方成本支出、一二期管理费、一二期税额、一期视频外包金额后为总利润，双方共同确认如果该总利润仍高于12万元，则同意保持12万元的金额不变。
经计算，248800+418210－188929.9－167679.63（实际应为161573.03）－33350.5－44330.26－72128.7－39215＝121376.01(实际应为127482.61)＞12万。
以上事实，有核算总表及本院庭审笔录在案为证。
经双方当事人确认，二审归纳争议焦点为：张家铭签订案涉《会议纪要》（含核算总表）时是否受到胁迫而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
本院认为：我国《合同法》中的胁迫是指行为人以将要发生的损害或者以直接实施损害相威胁，使对方当事人产生恐惧而与之订立合同。因胁迫而订立的合同须具备四项构成要件：一是胁迫人具有胁迫的故意，即胁迫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将会对受胁迫方从心理上造成恐惧而故意为之的心理状态。二是胁迫者必须实施了胁迫行为。三是胁迫行为必须是非法的。四是必须要有受胁迫者因胁迫行为而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思与胁迫者订立的合同。本案中，科进公司上诉主张受苗兰二人胁迫，张家铭签订案涉《会议纪要》（含核算总表）并非科进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成立。主要理由如下：
从证人许某证言以及张家铭本人的一致陈述来看，苗珍在会议过程中提出“不谈出结果大家都不要走”并不能构成上述法律规定的胁迫。2015年2月10日，双方举行会议的名称就是溧阳项目一期二期成本核算、利润分配讨论，苗珍前述语句所表达的意思是要求会议能够形成决议，并非以将要发生的损害相威胁，亦非直接实施的损害，科进公司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苗兰二人具有胁迫的故意。此外，证人许某在出具的书面证明中提及“系统管理软件的用户名和密码掌握在苗珍处……考虑到项目继续实施以及前期投入的回收，张家铭签署了《会议纪要》”，但在出庭作证之时以及张家铭本人的陈述中均未提及苗珍掌握系统管理软件用户名和密码的因素，故本院对许某出具的书面证明不予确认。
双方进行会商的场所在科进公司张家铭的办公室，属于张家铭、许某熟悉的环境，当日下午的办公时间内亦有其他工作人员在场，即使如证人所言，从苗珍前述表达中感受到“一定程度的逼迫”，但是依据常理，该“逼迫”也未达到胁迫所要求的使对方当事人产生恐惧的程度。
苗珍除前述语言表达以外，并没有采取锁门等阻止人员离开的行为，证人许某明确其没有做出要离开的表示，张家铭也陈述其没有采取求助措施，双方没有肢体冲突。商谈过程中亦有间歇的休息时间，张家铭与许某同意并实际继续与苗兰二人商谈，最终落实到书面文字并予签字确认，故苗珍前述语言表达的行为并不具有非法性。
在商谈成本核算、利润分配的过程中，相互不认可对方主张的成本不失为商业谈判中的常态，需要通过不断地磋商、相互妥协或者退让等方式寻求双方均可以接受的方案，才能形成商业谈判的最终结果。证人许某证言表明双方就科进公司投入成本的主要分歧在于二期项目中部分科进公司自行生产设备的人工成本，后以一期同类设备价格推算该部分设备的成本，形成的一致意见。科进公司在二审诉讼中虽然提供若干证据拟证明其投入成本远高于《会议纪要》中所记载的18万余元，但并没有提供证据证实以一期同类设备价格推算自行生产部分设备的成本违反经济理性。结合以上对是否构成胁迫行为性质的分析意见，科进公司主张张家铭在《会议纪要》及核算总表上签字确认的内容并非表达真实意思的意见不能成立。同理，就苗兰二人投入的成本部分，以及崔庆和参与分配事项，系双方经过商事谈判后一致确认的结果，张家铭作为科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经营范围内的经营活动，应由科进公司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故科进公司应就张家铭签字确认的《会议纪要》及其核算总表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就核算总表中遗漏的二期税额问题。现经查实，加入一二期税额72128.7元整体计算以后，总利润的余额仍高于会议决议的12万元。根据双方当事人在二审诉讼中的一致确认，应保持溧阳一期、二期项目总利润为12万元的金额不变。
科进公司针对本案诉讼，在一、二审程序中提出了不同的抗辩意见，其在一审诉讼中主张张家铭并非公司实际管理人，不能完全代表科进公司的利益，二审中又予撤回，另行提出张家铭受到胁迫的抗辩，也即认可张家铭有权利代表科进公司，对此矛盾陈述，科进公司并未提供合理的解释，有违民事诉讼中的诚实信用原则。此外，科进公司在一审诉讼中主张科沃公司未向其开具正规发票，作为请求一审法院驳回苗兰二人案涉诉讼请求的理由之一，又在上诉意见中陈述其将科沃公司于2016年2月25日开具的发票主动退回，但就退回发票的原因未作合理解释，且双方当事人未就开票问题形成实质性的诉辩冲突，故本院对此不予理涉。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案件主要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就苗兰二人投入成本金额167679.60元，高于各分项合计后的实际金额161573.03元，苗兰二人在二审诉讼中承认系计算错误，故科进公司就错误计算的部分不应承担给付责任，科进公司目前应向苗兰二人支付的成本投入及利润合计为242573.03元（161573.03元+8.1万元），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一）（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6）苏0106民初28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及一审诉讼费用的负担；
变更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6）苏0106民初28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南京科进自动化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苗珍、兰鲁光248679.60元”为，南京科进自动化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苗珍、兰鲁光242573.03元。
二审案件受理费5166元，由上诉人科进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陆正勤
代理审判员 董岩松
代理审判员 曹廷生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胡 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