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韶中法行终字第2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政辉，男，1963年7月12日出生，汉族，广东省韶关市人。
上诉人刘政辉的委托代理人：杨宗兵，广东瑞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政辉的委托代理人：张鼎铭，广东瑞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石养，男，1964年4月24日出生，汉族，广东省韶关市人。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观保，男，1957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广东省韶关市人。
上诉人刘石养、刘观保的委托代理人：吴伟强，广东众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韶关市曲江区小坑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邓会成，镇长。
委托代理人：欧家成，韶关市曲江区司法局小坑司法所所长。
委托代理人：李洁婷，韶关市曲江区小坑镇人民政府综合治理管理办公室科员。
上诉人刘政辉、刘石养、刘观保诉被上诉人韶关市曲江区小坑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小坑镇政府）林业行政裁决纠纷一案，不服韶关市曲江区人民法院（2014）韶曲法行初字第1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院经审理查明：争议林地的所有权是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小坑镇下坪村委会山下村民小组。上诉人刘政辉、刘石养、刘观保属于山下村民小组的村民，刘政辉与刘石养、刘观保争议的是林地的使用权。上诉人刘政辉称争议地名为“反子田”，刘观保、刘石养称争议地名为“反使田”，争议四至：东至坑口，南至埂，西至埂，北至埂，面积约86.3亩。
上诉人刘政辉主张使用权的主要证据：一是1983年曲江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曲林证N0.008156号《自留山证》，该证第三栏记载的地名：反子田，四至：东至进大山出贱林，南至以下坑，西至和北至没有记载相关内容；二是2013年9月1日的证明材料，证明争议山范围属于刘政辉使用的山岭；三是曲江区林改办的《林地林权勘察登记卡》及山形图；四是2013年8月18日山下村民签名的证明材料；五是山下村民小组长刘志平的证明。以上证据证明争议山的使用权属于刘政辉。
上诉人刘石养、刘观保主张使用权的主要证据：一是1983年曲江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曲林证N0.008168号《自留山证》的第二联大队存查联复印件，第二联记载的地名“反使田”，四至：东至刘伦才，南至埂，西至埂，北至埂；二是1984年的《曲江县生产责任制合同书》，该合同记载的承包责任山山名“反使田”，四至：东至伦才，南至埂，西至埂，北至埂，有效期至1999年9月30日止；三是2013年8月8日山下村民小组村民42人签名的证明材料。以上证据证明争议山的使用权属于刘石养、刘观保。
2011年，因上诉人刘石养、刘观保在争议地砍竹子，刘政辉前往阻止，遂引发使用权纠纷。随后，刘政辉向小坑镇政府提出申请要求处理使用权。
2013年5月28日，小坑镇政府作出曲小府（2013）12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认为：根据争议双方提供相关的有效证据，以及调查询问和调解笔录的记载及村委会提供证明，刘政辉提供的曲林证N0.008156《自留山证》，据查阅韶关市档案局档案资料属实，林改档案存在，历史来源清属实，刘石养、刘观保提供的《曲江县生产责任制合同书》记载的“反使田”，依据国家以及省、市林木林地处理的相关规定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三条第一、二款、第十二条第四款、《韶关市山林权属纠纷调解处理办法》第八条、第九条的规定，决定：反子田，面积约93亩，四至：东至坑口、南至埂、西至埂、北至埂，使用权归申请人刘政辉使用。刘石养、刘观保不服向曲江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复议期间，小坑镇政府以刘石养、刘观保提交了新的证据为由，于2013年8月21日作出《关于撤销曲小府（2013）12号文的通知》并重新调查处理。
2014年6月26日，小坑镇政府作出曲小府（2014）24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认为：根据争议双方提供的有效证据，以及调查询问和调查笔录及证明，刘政辉提交的曲林证N0.008156号《自留山证》，据查阅曲江区档案局档案资料该证一至三联相符，但该证记载的“反子田”四至只记载东、南；西、北的四至没有记载，该证中的“反子田”与争议山以坑为界，坑的北面的林地比较吻合；刘石养、刘观保提交的曲林证N0.008168号《自留山证》第二栏与曲江区档案局存放的曲林证N0.008168号《自留山证》第三联不相符，曲江区档案局存放的第三联没有“反使田”林地内容记载；刘石养、刘观保提交的《曲江县生产责任制合同书》，该合同有效期至1999年9月30日止，依据规定，刘石养、刘观保提交的证据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从双方提供的自留山证与双方争议的林地来看，争议山以坑为界，坑的北面的林地与刘政辉提交的《自留山证》比较吻合，而以坑为界，坑的南面的林地，争议双方没有提供有效证据。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三条第一、二款、第十二条第四款、《韶关市山林权属纠纷调解处理办法》第八条、第九条的规定，决定：1、争议山以坑为界，坑的北面的林地（面积约32.2亩）使用权属、林木所有权和林木使用权归刘政辉所有；2、以坑为界，坑的南面的林地（面积约54亩）林木双方当事人各半分开管理使用，双方界线以坑口（黄泥坜）东向西方向约300米处，坑尾埂西向东方向约230米处，界线的东面林地、林木归刘观保、刘石养使用管理，界线的西面林地、林木归刘政辉使用管理。刘政辉对小坑镇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不服，向韶关市曲江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
2014年9月23日，韶关市曲江区人民政府作出韶曲府行复决（2014）0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小坑镇政府作出的曲小府（2014）24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刘政辉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小坑镇政府作出的曲小府（2014）24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
另查明：韶关市曲江区档案馆对争议双方提供的曲林证N0.008156号、N0.008168号《自留山证》均有存档，刘政辉提交的曲林证N0.008156号《自留山证》第一联和第二联大队存查联及第三联公社存查联记载的内容一致；刘观保、刘石养未能提供曲林证N0.008168号《自留山证》的第一联，其提供第二联大队存查联有记载地名“反使田”，四至：东至刘伦才，南至埂，西至埂，北至埂，第三联公社存查联没有记载有地名“反使田”及四至界限内容。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刘政辉与刘观保、刘石养之间发生的林地使用权争议属于个人之间林地使用权属争议，小坑镇政府依据上述法律授权履行法定职责调处本案是其职责所在，小坑镇政府作为本案纠纷发生所在地的乡级人民政府，在经过受理、调查、勘察现场、调解、裁决等步骤依法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与上述法律规定是相吻合的，故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在程序上是合法的。至于双方提交《自留山证》的效力问题，《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以下简称林权证），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第十条：“处理林权争议时，林木、林地权属凭证记载的四至清楚的，应当以四至为准；四至不清楚的，应当协商解决；经协商不能解决的，由当事人共同的人民政府确定其权属。”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第二项规定：“证明同一事实的数个证据，其证明效力一般可以按照下列情形分别认定：（二）鉴定结论、现场笔录、勘验笔录、档案材料以及经过公证或者登记的书证优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刘政辉提交的曲林证N0.008156号《自留山证》第三栏记载的“反子田”四至范围只记载东至和南至，而西至和北至则无记载内容，该证记载内容与档案馆保存的曲林证N0.008156号《自留山证》记载内容一致，故刘政辉提交该证的证明效力与档案馆保存的档案材料的证明效力一致。刘观保、刘石养提交的曲林证N0.008168号《自留山证》第一、二栏与档案馆保存的曲林证N0.008168号《自留山证》是相同的，但刘观保、刘石养提交该证第三栏记载有“反使田”内容，与档案馆保存的曲林证N0.008168号《自留山证》第三栏无记载内容是不相符的，按照行政诉讼证据规定，档案馆保存的曲林证N0.008168号《自留山证》的证明效力明显优于刘石养、刘观保提交的N0.008168号《自留山证》的证明效力，故刘石养、刘观保提交的《自留山证》证载内容应以档案馆保存的证载内容为准。因双方提交的权属凭证存在四至不清的情况，小坑镇政府依照上述规定在结合经营管理的情况，依法作出确认争议双方的林地使用权属范围，该具体行政行为所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予维持；刘政辉及刘观保、刘石养诉求撤销曲小府（2014）24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理据不足，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维持小坑镇政府2014年6月26日作出的曲小府（2014）24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
上诉人刘政辉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被上诉人小坑镇政府和原审法院没有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裁判和做出处理决定。1、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以下简称林权证），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核发的林权证，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被上诉人和原审法院并没有按照法律的明确规定进行裁判。上诉人刘政辉提供的曲江县人民政府颁发的NO.008156的《自留山证》合法有效，是裁判的依据，该证记载的“反子田”山名，属于刘政辉使用的山岭；上诉人刘石养、刘观保提供的曲江县人民政府颁发的NO.008168的《自留山证》，第一联和第三联均没有记载争议的“反子田”山名，其提供的第二联有“反使田”的记载，但造假痕迹明显。其一，其本人持有的第一联和镇政府持有的没有相关记载，第二联为大队（村委）留存的却用钢笔填写了一块“反使田”山名；其二、当时所有的《自留山证》都是毛笔填写的，但刘石养、刘观保提供的N0.008168的《自留山证》第二联关于“反使田”山名的记载却是用钢笔填写的，造假痕迹一目了然。2、《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伪造、变造、涂改本办法规定的林木、林地权属凭证的，由林权争议处理机构收缴其伪造、变造、涂改的林木林地权属凭证，并可视情节轻重处以1000元以下的罚款。《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伪造、变造、涂改有关森林、林木和林地权属材料的，由人民政府林权争议调处机构认定其无效，收缴其伪造、变造、涂改的森林、林木和林地权属材料，并可由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处以1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刘石养、刘观保提供的证据造假痕迹如此明显，被上诉人及原审法院没有按照上述法律规章的规定裁决。二、被上诉人和原审法院没有按照客观事实作出裁判。上诉人刘政辉的NO.008156的《自留山证》虽然没有载明西至和北至界址，但是2011年3月22日进行的林地勘界调查已经对相邻的山场界址进行了确认，明确了四至界线，当时相关的权利人都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刘石养、刘观保不是争议的“反子田”山岭的权利人。现刘石养无法提供有效的权属证书，是没有任何权利主张刘政辉拥有的山岭使用权。综上所述，请求：一、撤销韶关市曲江区人民法院（2014）韶曲法行初字第16号行政判决；二、撤销小坑镇政府2014年6月26日作出的曲小府（2014）24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三、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上诉人刘石养、刘观保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刘政辉持其父亲刘伦才《自留山证》记载的地名“反子田”，四至：东出贱林进大山、南以下坑主张权属；刘石养、刘观保持父亲刘佰松《自留山证》记载的地名“反使田”，四至：东刘伦才，南硬，西硬，北硬主张权属。刘伦才自留山证南以下坑，说明本座山以坑为界，两边分开，南边的林地面积属于刘石养、刘观保的山岭，北边是刘政辉的山岭，两个自留山证合为一座山岭，所以争议双方的《自留山证》四至清楚，各自管理使用。到2011年林改前都未发生过相邻纠纷。二、自2011年春，曲江区林业部门组成的林改工作组进行踏山绘图登记办证，原则上，旧证换新证，刘政辉持其父刘伦才《自留山证》是东出贱林进大山，南以下坑，刘政辉为争山改为东坑口贱林交界，南硬，西硬，北硬，改变了原《自留山证》的界址。三、刘石养、刘观保的《自留山证》合法有效，可查原下坪乡政府发证，现下坪村委会档案有存根联存档为据，上级无存根纯属工作失误，与刘石养、刘观保无关。四、刘石养、刘观保在争议山上经营耕种管理了几十亩竹山，有长期耕种的事实。综上所述，请求：撤销小坑镇人民政府2014年6月26日作出的曲小府（2014）24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
被上诉人小坑镇政府答辩称：双方争议山岭，刘政辉称“反子田”，刘石养称“反使田”，面积约86.3亩，四至：东至坑口、南至埂、西至埂、北至埂，该林地所有权归下坪村委会山下村小组所有，双方争议的是林地的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刘政辉提交的证据：一、1983年曲江区政府颁发的N0.008156《自留山证》一至三联（大队、档案局、社员保管联）；二、2013年8月18日山下村民签名的证明；三、2013年9月1日“反子田”四至证明材料；四、曲江区林改办的《林地林权勘察登记卡》及山形图（有争议山周边人签名认定）；五、2013年7月30日山下村民小组长的证明材料；六、2013年8月8日下坪村委会的证明材料。刘观保、刘石养（俩兄弟）提交的证据材料：一、1983年曲江区政府颁发的N0.008168《自留山证》；二、1984年10月10日《承包责任制合同》；三、2013年8月8日山下村民签名的证明。刘政辉提交的证据一《自留山证》一至三联均记载有争议地“反子田”，四至：东出贱林进大山，南以下坑，西、北界至没有记载；刘政辉提交的证据二2013年8月18日下坪村委会山下村小组村民43户代表签名的证明争议山是刘政辉的；刘政辉提交的证据三、四称争议山周边人签名认可争议山属于刘政辉，但根据调查周边人签名是各自为了证实自家的山与争议山交界而领取自家林地林权证而签名，并不是签名认定争议山是属于刘政辉；刘政辉提交的证据五村小组长刘志平的证明，只能代表村小组长刘志平的观点。刘石养、刘观保提交的证据一《自留山证》第二联记载有争议地“反使田”，四至：东刘伦才，南埂，西埂，北埂，而在曲江区档案局查询的N0.008168《自留山证》第三联没有记载有争议地“反使田”；刘石养、刘观保提交的证据二《曲江县生产责任制合同书》，该合同书有效期为1984年9月30日至1999年9月30日止；刘石养、刘观保提交的证据三2013年8月8日下坪村委会山下村小组42户村民代表签名，证明争议山是刘石养、刘观保；现任村小组长刘志平在刘政辉提交证据二中及刘石养、刘观保提交的证据三中的证明签名，两份证明均有刘志平的签名。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二次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山下村小组的林地下放到各农户管理时，村集体没有集中划分，而是各家管回各家的祖宗山、土改山。从争议山实地勘察看，山口有部分竹，大部分范围还是杂树占多。根据争议双方提供的有效证据以及调查的情况，刘政辉提交的N0.008156《自留山证》，该证记载的“反子田”四至只记载东、南；西、北的四至没有记载，该证中的“反子田”与争议山以坑为界，坑的北面的林地比较吻合；刘石养提交的N0.008168《自留山证》第二联与曲江区档案局存放的N0.008168《自留山证》的第三联不相符，曲江区档案局存放的第三联没有“反使田”林地内容记载；刘石养提交的《曲江县生产责任制合同书》，该合同有效期至1999年9月30日止，依据国家及省、市林木林地纠纷处理的相关规定，刘石养、刘观保提供的上述二份证据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从双方提供的自留山证与双方争议的林地看，争议山以坑为界，坑的北面的林地与刘政辉提交的自留山证比较吻合，依证据决定以坑为界的北面林地权属归刘政辉管理使用；而以坑为界，坑的南面林地，争议双方没有提供有效证据，按各半原则划定权属。综上所述，请求：维持小坑镇政府作出的曲小府（2014）24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小坑镇政府作出的曲小府（2014）24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合法。
《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核发的林权证，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当事人未持有林权证或者林权证确定权属有错误的，下列材料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证据：……（四）20世纪80年代初，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开展的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时（即林业“三定”时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核发社员的自留山证、社员责任山证及林业生产责任书等有关确定山林权属和经营范围的材料、文件。”刘政辉提供的曲林证N0.008156号《自留山证》第一联社员联与第二联大队存查联和第三联曲江区档案馆存档联的证载四至内容一致，真实合法，是本案确定使用权的依据。该证记载的地名“反子田”，四至：东至进大山出贱林，南至以下坑，西至和北至没有记载相关内容，该证记载的四至不能证明已包括争议山中间坑以南的山岭。刘石养、刘观保未能提供曲林证N0.008168号《自留山证》的第一联社员联，其提供的第二联大队存查联虽然记载有地名“反使田”，四至：东至伦才，南至埂，西至埂，北至埂，但第三联曲江区档案馆存档联没有记载争议的“反使田”及四至界址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的规定，刘石养、刘观保提供的第二联曲林证N0.008168号《自留山证》不能作为本案确定使用权的依据；刘石养、刘观保提供1984年10月10日的《曲江县生产责任制合同书》，该合同记载的地名“反使田”，四至：东至伦才，南至埂，西至埂，北至埂，虽然该证记载的四至与争议山四至基本相符。但该合同期至1999年9月30日止，没有提供续签的承包合同，其村小组也未出具合法有效的证明材料证实争议山属于刘石养、刘观保承包的责任山。被上诉人根据《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六条：“森林、林木和林地权属凭证记载的四至界限（即山林座落位置东至、南至、西至、北至）清楚而面积与实地不相符的，应当以四至界限为准；四至界限不清楚的，应当协商；协商不成的，依照本办法确定其权属。”的规定，并结合经营管理的事实，对争议范围坑以南的林地使用权对半划分也是合法的。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所作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上诉理由不充分，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刘政辉负担25元，上诉人刘石养、刘观保负担2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万 靖
审判员 徐肇廷
审判员 李应富
二〇一五年三月四日
书记员 李羿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