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11民终76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鲍晓东，男，1972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景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延升，浙江万申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练加荣，男，1966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景宁畲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邱玲，女，1971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被上诉人练加荣、邱玲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蓝礼剑，浙江五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毛锡富，男，1946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景宁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柳新梅，女，1949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上诉人鲍晓东因与被上诉人练加荣、邱玲、毛锡富、柳新梅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浙1127民初6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鲍晓东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鲍晓东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四位被上诉人于2015年4月29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不是为了履行（2015）丽景商初字第78号民事调解书，而是为了抢先办理登记，与民事调解书的履行毫无关系。（2015）丽景商初字第78号民事调解书的本质在于对当事人之间以物抵债调解协议的确认，仅是对当事人之间的以物抵债协议的内容是否合法作出判断，物权变动仍要进行登记和交付，该民事调解书不具有物权变动的效力。当事人如果要实施对民事调解书具有延续性的后续行为，应当是向法院申请执行，由法院出具办理过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但练加荣、邱玲并没有采取该途径来办理过户手续，可以说民事调解书赋予的延续作用己经由当事人主动放弃或中止。事实上，法律对于以房抵债生效法律文书或者调解协议的后续延续作用己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调控政策下人民法院严格审查各类虚假诉讼的紧急通知》第二条第5项规定，当事人对以房抵债生效法律文书或者调解协议申请执行的，原则上不得出具以房抵债裁定书或者要求登记机构办理过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当事人要求以房产清偿债务的，应当采取拍卖等执行变价措施。四位被上诉人形成过户合意及办理案涉房屋转移登记手续依据是2015年4月29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四位被上诉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行为并不是为了履行民事调解书，民事调解书的履行与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之间不存在直接关系，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四位被上诉人在2015年4月29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不是出于履行民事调解书的需要，而是为了抢先办理登记，企图以此来对抗买受人鲍晓东早己合法占有该房屋的事实。本案中，练加荣在2015年2月10日即己明知案涉房屋由鲍晓东购买所得、办理了委托公证手续、付清房款、实际入住等情形下，仍然于2月11日向法院申请对该房进行查封，并以民间借贷关系向法院起诉毛锡富；又于2月13日与毛锡富等达成以房抵债的协议。在达成民事调解协议后练加荣又故意不予解除案涉房屋的保全，直到同年4月29日早上才申请法院解除查封，并于当日与毛锡富、柳新梅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立即申请办理了过户登记手续，并在当日领取了房产证，将解除查封、签订买卖合同、申请办理过户、缴纳契税、领取新的房产证等事情在一天之内快速办完。练加荣的行为明显就是为了争抢时间，抢先将案涉房屋登记到自己名下，而不是为了履行民事调解书的需要。二、四位被上诉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申请过户登记的行为存在主观故意、相互串通的情形，严重损害了鲍晓东的权益。毛锡富、柳新梅在练加荣提起民间借贷纠纷诉讼之前，当然知晓其与鲍晓东的房屋买卖交易，但可能出于一房二卖替儿还债以及获得练加荣另外支付的177410元现金差价的目的，毛锡富、柳新梅置鲍晓东利益于不顾，将案涉房屋出卖给练加荣、邱玲。而练加荣在2015年2月10日因案涉房屋产权问题与鲍晓东在景宁县公安局鹤溪派出所发生争执，在争执过程中，已经通过鲍晓东提供的房屋买卖合同、购房款收条及公证书等材料知晓鲍晓东与毛锡富、柳新梅之间的房屋买卖交易，而且练加荣在（2016）浙1127民初13号案件庭审中回答法官提问时，明确表示其不予解除案涉房屋的保全，原因是在于该房产己经实际被鲍晓东控制，作为出借人在当时那样的情形下就是本着赌一把的心态，能拿回多少算多少。由此可见，练加荣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明显知道鲍晓东与毛锡富、柳新梅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关系。因此，就鲍晓东与毛锡富、柳新梅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而言，练加荣不属于善意第三人。四被上诉人在明知案涉房屋已经转让给鲍晓东的情况下，仍然为了各自利益而相互串通，通过合法手段，掩盖非法目的，侵害鲍晓东权益。三、鲍晓东对案涉房屋享有的民事权益，并非一般债权，法律应予以特殊保护。鲍晓东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其己与毛锡富、柳新梅达成房屋买卖合同，且购房款全部付清，鲍晓东己实际进行装修、占有并入住房屋的事实。《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规定，在审理一房数卖案件纠纷时，如果数份合同均为有效且各买受人均要求履行合同，一般应按照己经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合法占有房屋以及买卖合同成立先后等顺序确定权利保护顺位。恶意串通先行办理登记的买受人，其权利不能优先于己经合法占有该房屋的买受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在符合己支付全款、实际占用财产、对未办理产权过户无过错三个构成要件的情况下，法院应当对买受人予以特殊保护，不得查封房产。己查封的，应当解封，从而停止对该房屋的执行。因此，鲍晓东对案涉房屋所享有的权利属于民法理论中的“物权属性的债权”，而原审法院片面的将该民事权益予以排除，显然属于法律适用错误。
练加荣、邱玲辩称，一、练加荣、邱玲与毛锡富、柳新梅之间不存在恶意串通买卖房屋的行为。2014年1月10日，毛锡富、柳新梅的之子毛长青向练加荣借款50万元，毛锡富自愿为该款提供保证，并以案涉房屋作为抵押。后借款人毛长青未按约归还借款，练加荣于2015年2月11日向景宁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一致同意将案涉房屋作价80万元抵偿该笔债务。因此毛长青向练加荣借款时，毛锡富同意以案涉房屋作抵押，这是当事人对房屋物权变动所形成的初始合意。在借款纠纷案件审理过程中所达成的调解协议即以房抵债，已成为当事人之间就房屋物权变动所达成的最终合意，其合法性已被法院民事调解书确认，故恶意串通、谋取不法利益的违法情形，已经审查排除。二、练加荣、邱玲与毛锡富、柳新梅于2015年4月29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办理过户登记系自觉执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权利义务而选择的一种履行方式，该房屋买卖合同并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鲍晓东利益的情形。三、鲍晓东与毛锡富、柳新梅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虚假买卖。毛锡富、柳新梅之子毛长青因归还贷款临时周转需要，于2014年12月28日向鲍晓东借款60万元，月息三分五，并且毛长青将伪造的案涉房屋房产证交给鲍晓东作为借款抵押，鲍晓东要求办理买卖委托公证手续，实际上鲍晓东与毛锡富、柳新梅之间不存在房屋买卖的真实合意。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鲍晓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确认被告毛锡富、柳新梅与被告练加荣、邱玲在2015年4月29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二、判令将位于景宁县房屋的所有权人恢复至被告毛锡富、柳新梅名下。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2月8日，原告鲍晓东与被告毛锡富、柳新梅经严澄介绍，双方达成购买坐落于景宁县房屋的合意，于同日办理了签订买卖合同、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等事项的委托公证书，并于同日与委托代理人严澄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同时将60万元购房款打入被告毛锡富指定的银行账户，由被告毛锡富、柳新梅及案外人毛长青出具了收条一份。2015年2月11日，被告练加荣以与被告毛锡富存在民间借贷为由向该院申请诉前保全，查封本案所涉房屋。2015年2月13日，被告练加荣与被告毛锡富、柳新梅达成以房抵债调解协议，由该院确认该调解协议并出具（2015）丽景商初字第00078号民事调解书。2015年2月，原告鲍晓东搬入本案所涉房屋居住。2015年4月29日，被告练加荣、邱玲与被告毛锡富、柳新梅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并向该院申请解除房屋保全，随后以新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2015年5月6日，原告鲍晓东申请财产保全要求查封被告练加荣名下坐落于景宁县房屋，并于2015年5月12日提起与被告毛锡富、毛长青、练加荣、邱玲确认合同无效之诉，因该案涉及被告毛长青刑事犯罪，依法移送公安。2016年1月6日，原告鲍晓东再次起诉被告毛锡富、柳新梅、练加荣、邱玲，要求确认2015年4月29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并将案涉房屋产权登记恢复至被告毛锡富、柳新梅名下。2016年7月15日该院以（2016）浙1127民初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确认被告毛锡富、柳新梅与被告练加荣、邱玲于2015年4月29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二、被告练加荣、邱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被告毛锡富、柳新梅将坐落于景宁畲族自治县红星街道阳光城小区6幢2单元104室房屋产权恢复登记至被告毛锡富、柳新梅名下。”，被告不服，提起上诉，2017年4月14日，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浙11民终970号之一民事裁定书撤销原判，发回该院重审。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告主张四被告2015年4月29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理由是四被告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利益的行为，故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四被告2015年4月29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否存在上述情形并认定无效。虽然本案原告与被告毛锡富、柳新梅于2014年12月8日达成房屋买卖协议，并履行了付款义务，双方达成卖房协议在前，但双方并未完成物权变更登记。2015年2月13日，四被告间达成以物抵债调解协议，该院出具的（2015）丽景商初字第00078号民事调解书予以确认，四被告为履行该调解协议于2015年4月29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据此办理了案涉房屋的过户手续。因此，可以认定被告毛锡富、柳新梅与被告练加荣、邱玲2015年4月29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行为是为履行（2015）丽景商初字第00078号民事调解书的延续，其主观上不具有恶意损害本案原告利益的动机和故意，仅仅是出于履行该民事调解书的需要。且双方合同是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也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故应认定四被告间2015年4月29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成立并生效，原告要求认定合同无效并将案涉房屋产权登记恢复至被告毛锡富、柳新梅名下的诉讼请求该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鲍晓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原告鲍晓东承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在原审法院（2015）丽景商初字第78号案件中，债权人练加荣与债务人毛长青、担保人毛锡富以及房屋共有人柳新梅平等协商后在原审法院主持调解下自愿以案涉房屋折价抵偿借款，原审法院根据调解协议内容制作了民事调解书。嗣后，毛锡富、柳新梅和练加荣、邱玲于2015年4月29日向景宁县房地产管理处申请办理案涉房屋产权转移登记。虽然毛锡富等四人申请转移登记时并未以民事调解书作为转移登记的依据，而是以另外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作为转移登记的依据，但毛锡富、柳新梅申请转移登记仍然是基于与练加荣以房抵债的合意履行房屋交付义务的行为，原审法院认定毛锡富、柳新梅的该行为属于自觉履行调解书确定的义务的行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故鲍晓东以练加荣、邱玲与毛锡富、柳新梅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为由，要求确认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诉请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鲍晓东主张其付清全款并实际入住案涉房屋，对案涉房屋享有的民事权益并非一般债权，应予特殊保护。对此，本院认为，根据鲍晓东一审提交的出警经过，鲍晓东系通过锁匠开锁进入案涉房屋，且毛锡富否认是其自愿将案涉房屋交付给鲍晓东的，鲍晓东主张其是合法占有案涉房屋，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故鲍晓东关于练加荣、邱玲系恶意办理登记的买受人，其对案涉房屋享有的权益应受特殊保护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鲍晓东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上诉人鲍晓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江云
审 判 员 金红萍
审 判 员 苏伟清
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日
代书记员 王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