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金民终字第47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元林，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靖宇，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
法定代理人：郭元林，系郭靖宇父亲。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靖宁，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
法定代理人：郭元林，系郭靖宁父亲。
上诉人（原审原告）：覃朝相，住广西。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锡珍，住广西。
上述五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龙国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泰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
法定代表人：徐昭。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泰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广东分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
负责人：滕青芳。
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平春朵。
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江子君。
上诉人郭某、郭靖宇、郭靖宁、覃某、何某因与被上诉人国泰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泰人保公司）、国泰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广东分公司（以下简称国泰人保广东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2）穂越法民一初字第20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8月10日，覃廷燕（与郭某是夫妻关系，生育儿子郭靖宁、郭靖宇；覃某是覃廷燕的父亲，何某是覃廷燕的母亲）向某人保广东公司（系国泰人保公司的分公司）投保《国泰意外宝综合意外保障计划（全面型）》（意外身故或××的保险金额为50万元）和《国泰意外宝综合意外保障计划（基本型）》（意外身故或××的保险金额为50万元，投保人在该保险合同的告知事项中回答有关“最近三个月是否已购买或正申请投保其它保险公司的保险且已投保或申请金额超过100万元以上”时勾选“否”），被保险人为覃廷燕，身故受益人依法定继承顺序，保险期间自2011年8月10日零时起至2012年8月9日二十四时止。保险合同约定：被保险人于本合同有效期间内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自意外伤害事故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身故的，本公司按保险单载明的保险金额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本合同效力终止；“意外伤害事故”指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为直接的原因致使身体受到伤害，不包括无明确外来意外伤害导致的后果，如过敏、原发性感染、猝死等；“明确说明与如实告知”：订立本合同时，我们会向您明确说明本合同的内容。我们会就您、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书面询问，您应当如实告知。您故意或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我们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率的，我们有权解除本合同。我们通知解除本合同时，若您因身故、住所不明或其他原因致使通知不能送达的，则我们可以将该项通知传达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您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我们对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您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我们对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应当退还保险费；“保险事故的通知”您或受益人应于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十日内通知我们。如果您或受益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我们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我们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或不可抗力导致的延误除外。若因不可抗力而不能在规定的十日内通知我们的，应在不可抗力消除后十日内通知我们；“申请意外身故保险金特别证明文件资料”：申请意外身故保险金时，除提供一般证明文件资料外，还应提供下列特别证明文件资料：（1）医院或公安部门出具的被保险人死亡诊断书或验尸证明书。必要时我们可以要求提供意外伤害事故证明文件；（2）若被保险人为宣告死亡，须提供人民医院出具的宣告死亡判决书……。
覃廷燕生前向中意人寿广东分公司投保了定期寿险30万元，保险期间为2010年5月19日至2011年5月19日；交通意外伤害保险30万元，保险期间为2010年5月26日至2011年5月26日；意外伤害保险20万元，2010年6月24日至2011年6月24日。覃廷燕生前向华泰财产险浙江分公司投保了全自驾车意外险166万元，保险期间为2010年7月19日至2011年7月18日。覃廷燕生前向泰康人寿广东分公司投保了意外伤害保险60万元，保险期间为2010年7月23日至2011年7月22日。覃廷燕生前向合众人寿福建分公司投保了个人综合意外保险30万元，保险期间为2010年8月4日至2011年8月3日。覃廷燕生前向民生人寿广东分公司投保了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20万元，保险期间为2010年8月5日至2011年8月4日。覃廷燕生前向太平洋财产险东莞分公司投保了意外伤害保险20万元，附加意外烧伤保险20万元，保险期间2010年8月21日至2011年8月22日。覃廷燕生前向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投保了私家车意外伤害保险100万元，保险期间为2010年8月21日至2011年8月20日。覃廷燕生前向太平洋人寿广东分公司投保了意外伤害身故、××保险25万元，保险期间为2010年8月23日至2011年8月22日。
郭某、郭靖宇、郭靖宁、覃某、何某称覃廷燕于2011年9月13日被植物割伤右小指，后到东莞市常平医院进行治疗，2011年9月22日转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进行治疗。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对覃廷燕诊断为：1、心肺复苏术后；2、缺血缺氧性脑病；3、右小指割伤。2011年10月22日，覃廷燕死亡，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作出的死亡记录记载覃廷燕的死亡原因为：“心跳、呼吸骤停导致猝死”，死亡诊断为：1、心肺复苏术后；2、缺血缺氧性脑病；3、右小指割伤；4、泌尿系统感染。覃廷燕死亡后，郭某、何某向医院表明其不同意对覃廷燕进行尸检，2011年10月23日，覃廷燕的遗体被火化。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出具的死亡医学证明书显示导致覃廷燕死亡的直接原因为“心跳、呼吸骤停，猝死”，引起上述病因的疾病或情况为“心肺复苏术后，缺血缺氧性脑病”。此后，郭某向某人保广东公司提出理赔申请。2012年2月27日，国泰人保广东公司出具《不给付通知书》，其中内容：惟根据目前的申请材料，尚不足以证明被保险人身故属于意外伤害事故所致，且被保险人本次投保之保险产品，国泰意外宝综合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条款明确约定“猝死”不属于“意外伤害事故”范畴，故本公司决定本次不予给付保险理赔金。
诉讼中，原审法院为查明事实，向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调查覃廷燕的医疗情况，该医院回复覃廷燕的病情好转后，家属却强烈要去转出普通病房，不符合常理，医院曾建议家属继续让覃廷燕在ICU病房治疗；覃廷燕的死亡是否因植物中毒或毒蛇中毒无法确定；关于该医院在住院病案所写“根本死亡原因是有××案室录入失误，主治医生没有作出这样的诊断。
上诉人郭某、郭靖宇、郭靖宁、覃某、何某在原审时的诉讼请求为：1、国泰人保公司、国泰人保广东公司共同向郭某、郭靖宇、郭靖宁、覃某、何某支付身故保险金人民币100万元；2、国泰人保公司、国泰人保广东公司共同向郭某、郭靖宇、郭靖宁、覃某、何某支付2012年1月6日至保险金全部付清之日经济损失（暂计2012年1月6日至2012年4月26日期间经济损失人民币8433.33元，按照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3、国泰人保公司、国泰人保广东公司共同承担案件所有诉讼费。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覃廷燕的死亡原因是否属于涉案保险合同约定的“意外伤害”而死亡。根据原审法院向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调查的情况显示，覃廷燕的主治医生并未作出覃廷燕根本死亡原因是有毒植物的中毒所致的诊断，覃廷燕的死亡是否因植物中毒或毒蛇中毒无法确定。而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出具的死亡医学证明书已载明覃廷燕的死亡原因为“心跳、呼吸骤停导致猝死”，引起上述原因的疾病为心肺复苏术后，缺血缺氧性脑病，该证明书并未显示覃廷燕是因意外伤害导致死亡，且该证明书已认定覃廷燕为猝死，因此覃廷燕的死亡并不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因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而使身体受到伤害”所致；且涉案保险合同约定猝死不属于意外伤害身故情形，故覃廷燕的死亡不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因意外伤害导致的身故。且在覃廷燕死亡后，郭某等人并未及时通知国泰人保广东公司，且郭某、何某不同意尸检并立即将覃廷燕的遗体火化，导致国泰人保广东公司不能对覃廷燕的死亡进行勘查、核定，或向鉴定机构申请对覃廷燕之死作死因鉴定，对覃廷燕是否因意外事故导致死亡无法确定。因此，退一步讲，即便涉案保险合同有效，国泰人保广东公司作为保险人，也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对涉案保险事故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综上，郭某、郭靖宇、郭靖宁、覃某、何某要求两国泰人保公司、国泰人保广东公司依照保险合同或者保险法规定承担保险责任依据不足，对其相应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郭某、郭靖宇、郭靖宁、覃某、何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76元由郭某、郭靖宇、郭靖宁、覃某、何某负担。
上诉人郭某、郭靖宇、郭靖宁、覃某、何某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调查的事实由错误。原审法院到广州军区总医院调查医疗情况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存在重大疑问和瑕疵，没有证据效力。原审法院做成的《谈话笔录》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不能确认，没有证据效力。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原审法院以“根据本院向广州军区总医院调查的情况显示，覃廷燕的主治医生并未作出覃廷燕根本死亡原因是有毒植物的中毒所致的诊断”为由，因此错误作出了“覃廷燕的死亡是否因植物中毒或蛇毒中毒无法确定”的认定。原审法院以“广州军区总医院出具的死亡医学证明书已载明覃廷燕的死亡原因为‘心跳、呼吸骤停导致猝死’，引起上述原因的疾病为心肺复苏术后，缺血缺氧性脑病，该证明书并未显示覃廷燕是因意外伤害导致死亡，且该证明书已经认定覃廷燕为猝死”为由，因此错误的认定“覃廷燕的死亡并不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因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而使身体受到伤害’所致”。原审法院错误的认定“在覃廷燕死亡后，原告方并未及时通知被告二，且原告方不同意尸检并立即将覃廷燕的遗体火化，导致被告二不能对覃廷燕的死亡进行勘察、核定或向鉴定机构申请对覃廷燕作死因鉴定，对覃廷燕是否因意外伤害事故导致死亡无法确定”。三、原审法院未依法正确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直接损害了郭某、郭靖宇、郭靖宁、覃某、何某的实体权利。郭某、郭靖宇、郭靖宁、覃某、何某已经依法向原审法院提交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深中法民终字第887号、第888号民事判决书，该两份判决书所涉及的案件也是被保险人覃廷燕在2011年9月13日发生的同一件意外伤害导致身故引起的保险合同纠纷，该两份判决书均确认被保险人覃廷燕系意外伤害导致身故的事实，且当事人没有相反证据推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四）项，对于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四、郭某、郭靖宇、郭靖宁、覃某、何某提交的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已经足以认定被保险人覃廷燕系意外伤害事故导致身故，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国泰人保公司、国泰人保广东公司应当承担保险责任。综上，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郭某、郭靖宇、郭靖宁、覃某、何某诉讼请求（判令国泰人保公司、国泰人保广东公司共同向郭某、郭靖宇、郭靖宁、覃某、何某支付身故保险金人民币100万元；判令国泰人保公司、国泰人保广东公司共同向郭某、郭靖宇、郭靖宁、覃某、何某支付2012年1月6日至保险金全部付清之日经济损失（暂计2012年1月6日至2012年4月26日期间经济损失人民币8433.33元，按照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判令国泰人保公司、国泰人保广东公司共同承担案件一审诉讼费。二、依法判令国泰人保公司、国泰人保广东公司共同承担案件二审诉讼费。
被上诉人国泰人保公司、国泰人保广东公司共同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郭某、郭靖宇、郭靖宁、覃某、何某的上诉请求。一、郭某、郭靖宇、郭靖宁、覃某、何某主张被保险人为中毒意外身故，但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力后果。且根据被保险人生前病历显示，被保险人的死亡原因非中毒意外，故国泰人保公司、国泰人保广东公司不应支付意外身故保险金。尽管东莞市常平医院的《出院诊断证明书》上记载有“急性中毒”的诊断，但该诊断已被广州军区总医院排除。因此，郭某、郭靖宇、郭靖宁、覃某、何某提供的常平医院《出院诊断证明书》等资料不足以证明被保险人覃廷燕死亡原因为中毒意外。原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与广州军区总医院主任医师李伟峰的《谈话笔录》确认了广州军区总医院病案室在《住院病案首页》关于“有××案室编码人员录入错误，该描述并未得到责任医生的认可。郭某、郭靖宇、郭靖宁、覃某、何某主张被保险人死于意外中毒，诉请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但其目前所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被保险人死于中毒，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力后果。此外，因郭某、郭靖宇、郭靖宁、覃某、何某在被保险人死亡后未及时通知保险公司，拒绝尸检，并在被保险人死后1天就立即火化了尸体，导致无法进一步查证被保险人的死亡原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二、根据广州军区总医院《医学死亡证明书》记载，被保险人死亡原因为“心跳、呼吸骤停、猝死”，而非意外中毒。此外，郭某、郭靖宇、郭靖宁、覃某、何某放弃治疗被保险人的行为也是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重要原因。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被保险人本次事故不属于意外身故保险金的理赔范畴。三、覃廷燕作为投保人，在投保时有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行为，且足以影响国泰人保公司、国泰人保广东公司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故根据保险合同及《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国泰人保公司、国泰人保广东公司有权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经审查，本院确认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本院另查明，2011年9月13日14时50分，覃廷燕因右手小指开放性外伤前往东莞市常平医院进行门诊治疗，当日15时40分，覃廷燕出现神志不清、昏迷等情形，16时05分，覃廷燕办理入院手续，进行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呼吸骤停，昏迷查因：中毒进行CT检查显示，双肺下叶吸入性炎症，双侧少量胸腔积液，颅脑、上腹部CT螺旋平扫未见异常，经治疗，自主呼吸改善，脱离呼吸机，意识转清，脑功能恢复，于9月20日转入手外科处理右小指割伤伤口，但于9月21日23时，患者再次出现呼吸骤停伴心跳停止，出现深度昏迷情形，病情再次恶化原因未明，经家属要求，同意转上级医院治疗，于2011年9月22日出院，出院诊断：1、呼吸、心跳骤停；2、急性中毒（原因不详）；3、急性-
缺血缺氧性脑病；4、吸入性肺炎；5、右小指割伤；6、窦某动过缓；7、重症肌无力未排除；建议到上级医院继续治疗。
2011等9月22日，覃廷燕转入广州军区总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1、心肺复苏术后；2、缺血缺氧性脑病；3、吸入性肺炎；4、右小指割伤。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毒性物质检查结果未有阳性。结果发现，；核磁共振MRI未见明显异常，蝶窦炎，右侧乳突积液，进行对症治疗后，肢体抽搐好转，但意识仍未清醒，遂于9月30日转入高压氧科，患者意识有好转，10月9日，患者出现呼吸急促等，经口气管插管后转入ICU科加强监护治疗；患者于10月10日脱机拔管，于10月12日转入呼吸科；××患者反复不明原因发生呼吸、心跳骤停，建议住监护室加强监护治疗，家属坚决要求转入普通病房并拒绝心电监护，要求给予一般支持治疗，由家属自行陪护；10月22日6时25分，患者出现呼吸困难，意识丧失，经抢救无效于7时45分死亡。广州军区总医院在覃廷燕的住院病历首页注明，入院初步诊断：心肺复苏术后、缺血缺氧性脑病，出院诊断：主要诊断为右指开放性外伤，其他诊断为缺血缺氧性脑病、心肺复苏术后，损伤、中毒的外部原因是有毒植物的中毒，根本死亡原因是有机植物的中毒。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覃廷燕的死亡是否因意外事故导致，国泰人保公司与国泰人保广东公司是否应向郭某、郭靖宇、郭靖宁、覃某、何某支付意外身故保险金。
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首先，覃廷燕系2011年9月13日因右小指外伤到东莞市常平医院治疗，之后于2011年9月22日转入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入院初步诊断到最后死亡诊断均记载有“右小指割伤”，覃廷燕就医的病历、病案、医嘱、出入院记录等病程的相关记载显示，从2011年9月13日入院至2011年10月22日死亡，整个治疗是个连续的过程，入院的起因系右小指外伤，继而出现昏迷、心跳、呼吸反复骤停，引发缺血缺氧性脑病，最终因心跳、呼吸骤停导致猝死，从覃廷燕的受伤起因、治疗过程及死亡原因来看，覃廷燕的身故并非自身疾病所致，而是由右小指外伤引起，在无证据证明该外伤系其自身故意伤害或疾病导致的情况下，应认定覃廷燕的身故系意外伤害所致；其次，虽然原审法院向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调查的情况显示覃廷燕的死亡是否因植物中毒或毒蛇中毒无法确定，但从覃廷燕治疗过程看，东莞常平医院、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均是针对覃廷燕昏迷、呼吸、心跳骤停的症状进行救治，并无证据显示覃廷燕是由于疾病致死，在覃廷燕确有外伤的情况下，其是因何种原因中毒，并不影响覃廷燕系意外伤害致死的判断；最后，广州军区总医院《医学死亡证明书》记载的死亡原因为“心跳、呼吸骤停、猝死”，但结合医疗过程中的相关医案记载，不能否定覃廷燕的死亡系右小指外伤后引起呼吸、心跳骤停而最后导致，即其死亡是有明确外来意外伤害导致。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为，覃廷燕系因意外伤害致死，符合涉案保险合同约定的意外身故保险金赔付条件。
至于国泰人保公司、国泰人保广东公司辩称覃廷燕投保时有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行为，但国泰人保广东公司未提证据证明其在法定期限内行使合同解除权，其以此理由拒赔，本院不予采纳。
国泰人保广东公司是国泰人保公司依法设立并取得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其可以作为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当事人参加诉讼，但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应与国泰人保公司共同负担，郭某、郭靖宇、郭靖宁、覃某、何某诉请国泰人保公司、国泰人保广东公司共同支付覃廷燕的意外身故保险金，可以支持。但对于迟延支付保险金的经济损失，因国泰人保广东公司迟延支付保险金系因双方当事人就覃廷燕的死亡原因存在争议，并非故意拖延，故郭某、郭靖宇、郭靖宁、覃某、何某诉请国泰人保公司、国泰人保广东公司支付迟延支付保险金的经济损失，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郭某、郭靖宇、郭靖宁、覃某、何某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十六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国泰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国泰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广东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郭某、郭靖宇、郭靖宁、覃某、何某支付意外事故保险金100万元。
二、驳回郭某、郭靖宇、郭靖宁、覃某、何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3876元，均由国泰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国泰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广东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灯
审 判 员 庄晓峰
代理审判员 吴 湛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徐施阮
谢春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