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7）湘01刑终338号
原公诉机关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其华，男，1983年10月5日出生于福建省大田县，汉族，初中文化，无业，住大田县。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于2016年5月2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长沙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苗晓阳，湖南三协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毛利明，湖南三协律师事务所律师。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审理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陈其华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于2017年2月22日作出（2016）湘0104刑初697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陈其华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原审被告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审理期间，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向本院借阅案卷并出具书面意见。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09年开始，外来传销人员有组织地在长沙市各区建立流动传销窝点，以“连锁业投资、异地纯资本运作”为名的“自愿连锁经营”传销组织，按所谓“五级三晋制”组成层级，以发展下线人员为返利依据，引诱、发展他人继续参加传销活动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该组织采取人传人、“上线”发展“下线”的“五级三阶晋升”方式不断吸收新来人员加入并发展壮大，即：新人加入该组织时要按人民币3800元／份的“申购”标准缴纳费用，其中包括500元的服装费以及3300元的资格费（所交的申购费用名义上为申购服装等产品，实则并无实物购销流通）。参与传销人员通过自己申购或发展新人申购累计份数获得相应5级传销业务级别身份：1-2份为“实习业务员”；3-9份为“业务组长”；10-64份为“业务主任”，65-599份为“业务经理”；600份以上为“高级经理”（又称“老总”）。参与传销人员根据传销活动业务开展情况按3个晋升阶段的不同条件进行晋升：第一个晋升阶段条件是底层的“实习业务员”，其以自己以及发展的新人申购份数依次达到“业务组长”、“业务主任”级别的份数后自动晋升；第二个晋升阶段是“业务主任”晋升“业务经理”，条件是：自己以及下线申购的份数达到65份，自己发展的直接下线中有2人达到“业务主任”级别；第三个晋升阶段是“业务经理”晋升“高级经理”，条件是：自己以及下线申购的份数达600份，自己发展的直接下线中有2人达到“业务经理”级别。为逃避打击，该“自愿连锁经营”组织还要求参与传销人员每人直接发展“下线”不超过3个，每人直接申购份数不超过21份。
2009年7月，被告人陈其华经他人介绍在广西南宁加入该传销组织，发展了余某（另案处理）和刘某4、施某为直接下线，2009年12月晋升为经理，2010年5月晋升为高级经理。2009年下半年，陈其华将传销团队带到湖南长沙继续开展传销活动。余某发展了下线张某1（已服刑）。2011年，被告人陈其华安排余某这条线传销人员转移到长沙市岳麓区的窝点，余某与张某1将该条线的传销人员累计发展达250余人。2014年2月，被告人陈其华正式脱离该传销组织。2014年6月26日，公安机关在长沙市岳麓区黄鹤小区窝点一举抓获了张某1等25名传销涉案人员（均已判刑）。截止2014年2月，陈其华累计发展下线传销人员150余人，共计非法获利人民币20余万元。
2016年5月26日，被告人陈其华在福建省厦门市被公安机关抓获。
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户籍证明，常住人口信息，在逃人员信息登记表，到案经过，立案决定书，银行交易明细账单，网络结构图，辨认笔录，刑事判决书，同案人余某等人的供述，鉴定意见，讯问同步录音录像，被告人陈其华的供述和辩解等。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陈其华组织、领导以“自愿连锁经营”为名号称“纯资本运作”的非法传销组织，要求参与者以缴纳份额费用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以发展人员的数额作为返利依据，引诱参与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其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且系情节严重。被告人陈其华系与他人共同犯罪，且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陈其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可以从轻处罚。根据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原审判决：一、被告人陈其华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二、追缴被告人陈其华违法所得人民币二十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原审被告人陈其华及其辩护人上诉称：（1）其于2011年5月便脱离了传销组织，此后原传销组织内部人员发展的新下线不能认定为陈其华的下线人数；认定其发展下线人数达150人的证据不足；（2）原审判处追缴其犯罪所得20万元没有依据。
此外，其辩护人还称：（1）陈其华不是传销组织的发起者，也未进行有效管理，并非本案关键人物；（2）原审判决量刑过重，请求对其从轻改判。
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检察人员书面意见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
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确认。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过庭审质证并查证属实的证据予以证明：
1、上诉人陈其华的身份资料及在逃人员信息登记表等，证明其身份情况、刑事责任年龄；其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于2015年5月15日被登记上网追逃。
2、公安机关出具的抓获经过、到案经过说明，证明2016年5月26日，厦门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第三大队民警通过线索摸排在厦门市集美区将网上在逃人员陈其华抓获。同年6月2日，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将陈其华押回长沙。
3、银行交易明细账单，证明陈其华用于传销活动的农业银行和工商银行账户的资金交易情况。
4、陈其华、张某2、张某3、黄某1手绘网络结构图、传销组织电子网络结构图，证明本案传销体系的组织机构及陈其华在传销组织中的级别、发展下线等情况。
5、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明张某1等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的受案、立案经过。
6、岳麓区人民法院（2015）岳刑初字第296号刑事判决书及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长中刑二终字第00912号刑事裁定书、岳麓区人民法院（2016）湘0104刑初28号刑事判决书及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湘01刑终421号刑事裁定书，证明陈其华的下线传销人员张某1、张某2、黄某1、宁某1、林某1、黄某2、黄某3、刘某1、万某、刘某2、谢某1、刘某3等人的已判决情况。其中，张某1、张某2、黄某1于2012年晋升为高级经理；张某2的下线张某3、武某1于2013年3月晋升为高级经理，黄某3于2014年2月晋升为高级经理，万某于2014年3月晋升为高级经理；黄某1的下线刘某1、刘某3于2014年1月晋升为高级经理，黄某2于2014年2月晋升为高级经理；宁某1于2014年2月晋升为高级经理，谢某1于2014年3月晋升为高级经理。
7、同案人余某的供述：（1）2008年4月左右，在一偶然情况下其通过电话认识陈其华；经了解，双方都有处男女朋友的意思。后其在南宁经陈其华介绍缴纳3800元加入“自愿连锁经营业”组织，之后陈其华将传销团队带到长沙，其住在星沙松雅小区。2010年8月，陈其华用其QQ与张某1聊天，以房屋中介工作的名义邀张某1到长沙。张某1在其介绍下加入传销组织，不久就发展张某2、黄某1、宁某1三个直接下线，通过这三个直接下线不断的发展，在三年时间共发展传销人员几百人。（2）2011年底或2012年初，陈其华将团队搬至岳麓区东方红镇一带。其于2012年5月晋升高级经理，同时晋升的还有刘某4、施某等人，由陈其华带队外出旅游。2011年4月左右，其在上总前担任陈其华团队的申购总管，负责新人的申购，要求新人提供身份证复印件、申购款的汇款单，填写申购单，再将上述资料交陈其华。以其名义开设的银行卡用于接收传销资金，卡和U盾都交陈其华，发工资时由陈其华将钱转到其另外的银行卡上，由其再逐步发给下面经理室的成员。下面的高级经理其认识的有张某1、黄某1、张某3、张某2、宁某1、黄某2等人。（3）其在2014年4月2月离开传销组织，当时张某1选择单干，其下线主要在张某1这边，张某1选择单干后完全架空其及陈其华，故二人一起脱离。其在2012年5月到2014年2月期间拿过返利，陈其华以银行转账方式发给其，陈其华从传销组织的返利也拿到此时。（4）余某庭审供述，其根据陈其华的指示先后在长沙办了两张农业银行卡交陈其华用于接收申购资金。陈其华将第一卡退还给其要求办理销户并重办一张卡给他，直到2013年底或2014年初陈其华才把第二张卡还其。2014年2月陈其华告诉其：他离开传销组织。
8、余某的农业银行卡查询记录，证明余某2009年12月开设尾数为3955的农业银行账户，2011年5月23销户；2011年5月28日开设尾数7277的账户，2014年1月26日销户。
9、同案人张某1的供述：2010年底，其经余某介绍加入“连锁经营业”。其三名直接下线是张某2、宁某1、黄某1。2012其升为高级经理。2014年3、4月，余某因传销组织三代老总后主线没什么分红，就把她的这条线交其管理。余某没走时，其下线把钱打到余某银行卡由余某分配，其只负责落实她吩咐的事。余某走后，由其来分配，但税收或说公积金每月还是打给她。另外，宁某1、张某2、黄某1还有部分直接下线没有上总，余某对于这些没有上总的下线发展的下线还有500元一个人的返利拿。
10、辨认笔录，证明同案人传销人员张某1、张某3均辨认出陈其华。
11、同案人张某2的供述：（1）2011年9月，其经人介绍加入“连锁经营业”，是张某1的直接下线。张某1的另两个直接下线是黄某1和宁某1，张某1的直接上线是余某，余某的上线是陈其华。2012年11月，其成为高级经理。至案发时其下线有100多人，其中达到高级经理的有张某3、武某1、龙某、武某2、张家等。（2）其见过陈其华两次。2011年11月，其因发展下线情况不好、生活困难，想离开传销组织，张某1带其在车站北路一咖啡厅见老总陈其华，说陈其华在这一行做的不错，陈其华与其聊天做思想工作，叫其继续做下去；2012年5月左右，陈其华请许多传销人员在车站北路的秦皇食府吃饭，其也去了。
12、同案人黄某1的供述：2011年，其经张某1介绍加入“连锁经营业”组织，成为张某1的直接下线，2012年12月晋升高级经理。张某1的上线是余某，余某的上线是陈其华。张某1的直接下线是其、宁某1、张某2。其直接下线是王仉红，王仉红的下线为王某，王某的下线为陈某1、黄某2。陈某1的下线为刘某1，刘某1的下线是罗某。黄某2的下线是刘某3、黄某4、陈某2，刘某3、刘某2都是高级经理。2013年3月至6月张某1的下线是一个组管理，其做四个月的组长，当时自律总监是张某3，申购总监是余某。分成两个组管理后，其担任一个组申购总监，另外还帮余某代收下面的申购卡。
13、同案人宁某1的供述：2012年7月，其经张某1介绍加入“连锁经营业”传销组织。其于2014年2月晋升高级经理。其直接下线是谢某1、宁某2、叶某，谢某1的下线是林某1、谢某2、付丽娟。其所在传销组织中，高级经理有十几个，共分两个团队，其在黄某1的团队，这个团队的高级经理有其和林某1、刘某2、黄某4、陈某2、黄某2、刘某1、杨某、罗某等人。
14、同案人林某1的供述：2012年9月，其经谢某1介绍到长沙加入“连锁经营业”，成为谢某1的下线，其直接下线是林某2、池清理。其于2014年4月晋升为高级经理，黄某1带其与宁某1、谢某1、龚某、黄某2等人一起去四川旅游。
15、湖南省湘楚司法鉴定所出具的湘楚司鉴字（2015）第006号、第02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陈其华及同案人余某、谢某1、陈某1、王某等人组织、领导传销组织并发展下线的人数和层级、获利分红及使用的银行账户的相关情况。
16、上诉人陈其华的供述和辩解，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光盘：（1）2009年6月左右，其在南宁经ＸＸ介绍加入“自愿连锁经营业”传销组织，该组织采取“五级三阶晋升”方式不断吸收新来人员加入并发展壮大。所谓“五级”，是指实习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高级经理（又称“老总”）。新人加入传销组织，至少购买l份产品，第一份价格3800元（含500元服装费），从第2份开始到21份上价格3300元，每人购买产品份额最多不超过21份，但每份产品都没实物，叫“纯资本运作”。加入组织后购买l-2份，可获得实习业务员身份；传销参与者及其下线累计购买3-9份，可获得业务组长身份；传销参与者及其下线累计购买10-64份，可获得业务主任身份；参与者及其下线累计购买65-599份，可获得业务经理身份；参与者及其下线累计购买600份以上，可获得高级经理身份；每个参与者直接发展的下线不得超过三人。“三阶制”是指三个晋升的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实习业务员晋升到业务组长再晋升到业务主任，实行“当月当日当时”晋升制，只要购买达到相应份额就可晋升，没附加条件。第二个阶段是从业务主任晋升到业务经理，须同时满足两条件（参与者累计购买份额达65份；培养出两名直接的业务主任），即“次月一日晋升制”。第三个阶段是从业务经理晋升到高级经理，须满足两条件（参与者累计购买份额达600份；培养出三个直接的业务经理），即“隔月一日晋升制”。（2）2009年7月，其跟着ＸＸ搬到长沙县开展传销活动。之后其发展余某、刘某4、施某作为直接下线。2009年12月上经理以后，担任能力配合总管；2010年1月担任能力总管，2月担任自律配合，3月担任自律总管；5月1日上高级经理。其记得其下面的高级经理有6个，具体是余某、张某1、黄某1、张某3、张某2、张某4，其他不记得名字。（3）2011年5月，其将余某这条线安排到岳麓区东方红小区，自己就离开传销组织，在雨花区和天心区做生意，但还和他们经常有联系。余某上总前在其团队担任申购总管，她的工资系由其以转账方式发放。其从传销组织中累计获返利20万元。
本院认为，上诉人陈其华组织、领导以“自愿连锁经营”为名、号称“纯资本运作”的非法传销组织，要求参与者以缴纳份额费用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以发展人员的数额作为返利依据，引诱参与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其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且系情节严重。在共同犯罪中上诉人陈其华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上诉人陈其华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从轻处罚。
上诉人陈其华及其辩护人称：“陈其华于2011年5月便脱离传销组织，此后原传销组织内部人员发展的新下线不能认定为陈其华的下线人数；认定其发展下线人数达150人的证据不足”。经查，（1）有同案人余某、张某1、张某2的供述、银行交易明细账单等证据能相互印证，证明陈其华在2014年2月前并未真正脱离传销组织，且未采取积极行为阻止同案人实施传销犯罪活动和继续发展下线人员，亦未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2）有传销组织网络结构图、陈其华及同案人的供述、鉴定意见、生效裁判文书等证据能相互印证，证明截至2014年2月，陈其华直接下线余某这条线中的张某2、黄某1的下线人数分别达60人以上，宁某1的下线人数达30以上，即2014年2月前陈其华组织、领导的参与传销人员累计至少已达150人以上。原审已根据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就低予以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条之规定，陈其华组织、领导的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120人以上，应认定为“情节严重”。故对该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
上诉人陈其华及其辩护人称：“原审判处追缴其犯罪所得20万元没有依据”。经查，关于陈其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犯罪所得，原审判决根据其供述就低予以认定，其犯罪所得应予以追缴。故对该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
上诉人陈其华的辩护人称：“陈其华不是传销组织的发起者，也未进行有效管理，并非本案关键人物”。经查，陈其华加入传销组织后，带队到长沙积极实施传销活动，参与时间较长，在传销组织中层级较高，累计发展的下线人数多，且担任过申购总管、能力总管、自律总管等职务，对传销组织的建立、壮大起关键作用。故对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上诉人陈其华的辩护人称：“原审判决量刑过重，请求对其从轻改判”。经查，原审判决对上诉人陈其华的犯罪事实、犯罪情节及其具有的如实供述的法定从轻处罚情节均进行了综合评判，对其在法定量刑幅度内量刑，量刑适当。故对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欧阳华
审 判 员 蒋家来
代理审判员 赵 喆
二〇一七年九月八日
书 记 员 周仁兰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