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杭商终字第250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军，男，1970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临安市。
委托代理人董文亮，浙江浙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益民，1960年1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临安市。
委托代理人金言，吴燕，浙江天目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金志铭，男，1975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临安市。
委托代理人王峰，浙江泰易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临安市恒业照明电器有限公司，机构代码68582834-4，住所地临安市玲珑街道化龙村158号。
法定代表人吴军，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梅婷，浙江浙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吴军、刘益民因与被上诉人金志铭、原审被告临安市恒业照明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临安市人民法院（2015）杭临商初字第15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10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恒业公司系由吴军、刘益民于2009年4月7日投资设立的私营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控股或私营性质企业控股)。金志铭与恒业公司存在玻璃管买卖合同关系，恒业公司向金志铭购买玻璃管，经双方对账，恒业公司于2013年1月2日出具对帐单确认截止2013年1月2日止尚欠金志铭货款454000元,吴军、刘益民在该对帐单右下方欠款方栏中分别签名。对账后，恒业公司于2013年2月8日支付30000元，2013年4月24日支付60000元，2013年5月21日支付20000元，刘益民于2013年8月16日以承兑汇票方式支付50000元，合计支付金志铭货款160000元，恒业公司尚欠金志铭货款294000元。
金志铭一审诉讼请求：恒业公司、吴军、刘益民支付货款294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金志铭与恒业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恒业公司向金志铭购买玻璃管尚欠货款454000元，有金志铭提交的证据对帐单证实，恒业公司也予以确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金志铭自认恒业公司于对账后共计支付货款110000元，刘益民支付货款50000元，共计支付货款160000元，故金志铭主张恒业公司尚欠货款294000元的事实，该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吴军、刘益民在对帐单欠款人栏分别签名是否构成对恒业公司尚欠金志铭货款的债务加入。该院综合评述如下：一、债务加入是指第三人、债务人与债权人达成三方协议或第三人与债权人达成双方协议或第三人向债权人单方承诺由第三人履行债务人的债务，但同时不免除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债务承担方式，即第三人加入债的关系之中，与原债务人一起向债权人承担债务。二、案涉对帐单注明债务人为恒业公司，吴军、刘益民在对帐单下方欠款人栏中签字的行为，按通常理解，系对债务人恒业公司债务进行承担的意思表示。三、吴军、刘益民系恒业公司的自然投资人，公司确认债权债务的通常做法是盖公司印章或法定代表人签字，并不需要投资人或股东签字，吴军、刘益民在对帐单中签字的地点为恒业公司办公室，完全可以在对帐单中盖公司印章或由法定代表人吴军签字即可完成债务确认。吴军、刘益民在案涉对帐单欠款人栏中分别签字，吴军未特别注明法定代表人身份，刘益民也未特别注明签字系为证明公司债务。对账后，恒业公司支付部分货款，刘益民于2013年8月16日以承兑汇票方式支付金志铭货款50000元，印证了刘益民在对帐单中签字承诺债务承担的意思表示。综上，金志铭提出在其催讨货款过程中，吴军、刘益民表示如果公司不能支付其愿意个人偿还，并在对帐单中签字认可债务承担的意见，应予采纳。吴军、刘益民在对帐单中签字构成债务加入，应承担共同偿还责任。金志铭要求恒业公司、吴军、刘益民共同支付尚欠货款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刘益民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抗辩的权利。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诉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临安市恒业照明电器有限公司、吴军、刘益民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金志铭货款294000元。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710元，减半收取2855元，由临安市恒业照明电器有限公司、吴军、刘益民共同负担。
宣判后，吴军、刘益民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
上诉人吴军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吴军在对帐单中签字构成债务加入，是错误的，导致作出了错误的判决。从债务加入的概念可以看出，第三人要加入债务，必须要有明确的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本案中上诉人吴军自始至终都没有表示愿意为恒业公司承担债务。首先，从对账过程来看，2013年1月2日，被上诉人到恒业公司找刘益民对账，与刘益民对完账，刘益民签字后，此时吴军刚从外面回到办公室，被上诉人称吴军是恒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要求吴军在对帐单中签字确认尚欠货款金额，吴军核实金额后就在对帐单中签字了。对帐单的签字地点是在恒业公司办公室，但吴军、刘益民两个人的签字不是同一时间，没有加盖恒业公司印章，是因为印章被财务带出办事，无法加盖公章。而且，每次恒业公司与被上诉人发生业务的经手人都是刘益民，此前恒业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对帐单都是刘益民一人签字确认的，恒业公司也是认可刘益民的签字对账行为，货款也都是由恒业公司在支付的。因此，吴军作为恒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对帐单上签字是代表恒业公司，吴军对账、签字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根本就没有愿意为恒业公司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其次，在一审庭审中，金志铭也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吴军有为恒业公司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另外，被上诉人也已经明确，买卖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为被上诉人与恒业公司，对帐单上也显示是恒业公司尚欠货款，更能证明该笔债务系恒业公司的债务。最后，根据对帐单本身，也不能认定吴军有自愿替恒业公司支付货款的意思表示。吴军作为恒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对帐单已经明确该笔债务是恒业公司债务的情况下，在对帐单中签字，是无需再特别注明法定代表人身份。一审判决认为吴军未特别注明法定代表人身份，就认定吴军构成债务加入，加重了上诉人的责任，该认定明显是错误的，也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二、一审法院认定刘益民于2013年8月16日以承兑汇票方式支付金志铭货款50000元，该认定也是错误的。2013年8月16日支付给被上诉人的5万元货款，实际上是恒业公司支付的。因为金额为5万元的承兑汇票是恒业公司的，刘益民只是经手人，由他将该张承兑汇票交付给被上诉人，并非是刘益民个人名义支付的款项，收条本身也不能证明是刘益民个人支付的。而且该份收条上诉人只是在（2015）杭临商初第38号案件作为恒业公司的证据，用以证明对账后恒业公司已经支付的款项，被上诉人在质证时认可收到了恒业公司的该笔款项。退一步讲，即便该笔5万元的货款是刘益民个人支付的，也不能认定吴军有为恒业公司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三、“金志铭提出在其催讨货款过程中，吴军、刘益民表示如果公司不能支付其愿意个人偿还，并在对帐单中签字认可债务承担的意见，应予采纳。”，一审判决采纳被上诉人的该意见，明显是错误的。首先，在出具涉案对帐单时双方仍有业务往来，双方只是进行了对账，被上诉人并非是催讨货款；其次，在对帐单签字时，吴军根本未表示愿意为恒业公司承担债务，更不可能签字认可债务承担；再者，在出具对帐单时，恒业公司仍在正常经营，具有偿还能力，因此也不存在股东个人债务加入的情况。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金志铭对上诉人吴军的一审诉讼请求。
刘益民针对吴军的上诉答辩称：对上诉人吴军的上诉没有意见。
原审被告恒业公司针对上诉人吴军的上诉答辩称：吴军系恒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其签字系履行职务行为。
上诉人刘益民上诉称：一、上诉人刘益民在对帐单上签字的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一审法院认定为债务加入是错误的。1.上诉人刘益民的职务、工作职责系恒业公司合法任命、合理安排。恒业公司设立之初刘益民与吴军就口头明确约定了各自的职责和分工，实际中也是按照职责和分工从事不同的具体工作。从2011年3月10日起，恒业公司根据临安市政府的要求以文件形式下发了刘益民担任恒业公司的总经理，主管供应、销售、财务工作的职务及工作职责。故刘益民的职务、工作职责系恒业公司合法任命、合理安排。2.恒业公司与被上诉人的业务往来及货款的支付，主要由刘益民经手并证明。故恒业公司对外开展业务主要由刘益民负责，被上诉人作为多个玻管厂做业务销售的经销商，从2010年9月开始便与恒业公司发生了买卖合同关系，（2015）杭临商出字第38号庭审笔录中被上诉人也自认是和恒业公司发生买卖合同关系，而不是刘益民，也就是说刘益民仅仅是买方的经手人，并且买卖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合同。从送货单可知，被上诉人经销南通玻管、太仓玻管等多家公司的玻管，收货单位一栏均填写刘益民的名字,被上诉人与恒业公司玻管交易全部由刘益民经手，而接收工作主要由刘益民、公司生产厂长刘云涛操作，偶尔由法定代表人吴军操作。而被上诉人会在送货后不定期来恒业公司结账领款，填写领款凭证，通常由法定代表人吴军核准，主管供应、销售、财务工作的刘益民证明，双方不定期结账，此为双方长期形成的交易习惯。一审法院认为2013年1月2日的对帐单中，原审关于“吴军、刘益民系恒业公司的自然投资人，并不需要投资人或股东签字，吴军、刘益民在对帐单中签字的地点在恒业公司办公室，完全可以在对帐单中盖公司印章或由法定代表人吴军签字即可完成债务确认。吴军、刘益民在案涉对帐单欠款人栏中分别签字，吴军未特别注明法定代表人身份，刘益民也未特别注明签字系为证明公司债务。”的认定明显与事实不符。第一，对帐单上在有法定代表人签字的情况下并不需要加盖公司公章。加盖公章并非合同有效的必备条件，仅仅是合同成立的形式要件，法定代表人签字当然与加盖公司公章具有同等效力。第二，如果对帐单上没有加盖恒业公司的公章，便认定是吴军、刘益民的个人行为，那么所有送货单均没有加盖公章，并且收货单位均为刘益明，按照一审法院和被上诉人的逻辑，买卖双方便是刘益民和被上诉人了，但是（2015）杭临商初字第38号庭审笔录中被上诉人自认是与恒业公司发生买卖合同关系，这明显自相矛盾。第三，即便需要加盖公司印章，2013年1月2日对账当日，公司印章由财务带出办事，无法加盖。第四，从交易习惯来看，被上诉人明显知道对帐单中刘益民签字，仅仅代表对帐单中记载的数字经过经手人兼公司主管供应、销售、财务的总经理确认无误后的证明作用而已，刘益民履行的是职务行为。二、一审法院认定刘益民于2013年8月15日以承兑汇票方式支付给金志铭货款50000元，系事实认定错误。2013年8月16日支付给被上诉人的50000元货款，实际上是恒业公司支付的，刘益民因为主管财务工作仅仅是经手人而已。从收条载明的内容可知，被上诉人实际收到的并不是刘益民个人以现金或转账方式支付的货款，实际收到的是刘益民经手的中山市欧点照明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点公司）电汇单（粤B07985647号，委托日期2013年11月15日人民币伍万元正）。而欧点公司与恒业公司一直有业务往来，2014年8月16日被上诉人收到的电汇单便是欧点公司在业务往来中部分需要支付给恒业公司的结算款项，而恒业公司需要支付给被上诉人部分玻管款项，故刘益民将该承兑汇票背书给了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在收到电汇单的同时出具了该收条，而刘益民经手的款项也是恒业公司的经营款，是履行职务行为。一审法院仅凭上诉人一的陈述就认定对帐单中上诉人的签字系债务加入的观点错误且无证据证明。一审法院认定“金志铭提出在其催讨过程中，吴军、刘益民表示如果公司不能支付其愿意个人偿还，并在对帐单中签字认可债务承担的意见，予以采纳”的观点明显错误。被上诉人金志铭在一审中至始至终没有提供证据用以佐证以上观点，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金志铭一面之词、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就采纳了被上诉人的意见，明显错误。刘益民虽然在对帐单的欠款方一栏签署了个人姓名，但是按照常理和逻辑，被上诉人金志铭也是明知该行为系上诉人刘益民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另外，从出具对帐单的时间上来看，当时恒业公司还在正常生产经营，被上诉人也有通过对帐单不定期对账的习惯，所以2013年1月2日的对账，也仅仅表明截止对账当日恒业公司尚欠被上诉人454000元玻管款，刘益民也仅仅是履行职务签字认可对帐单记载的欠款金额，并未表示愿意为恒业公司承担债务。从常理来看，公司正常经营，具有偿还能力，而2013年1月2日买卖双方也仅仅是进行了对账，并未约定具体的还款日期，作为股东的刘益民没有理由作出个人急于加入公司债务承担的反常行为，而刘益民明显知道公司承担的是有限责任，且刘益民的认缴出资额仅为135000元，而2013年的对帐单中载明的欠款远远大于刘益民认缴的出资额，在企业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作为股东的刘益民也没有理由在未另行签订债务加入的书面协议下，随意、无故加重自身的负担，明显不合常理。综上所述，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刘益民的一审诉讼请求。
吴军针对刘益民的上诉辩称：对上诉人刘益民的上诉没有意见。
原审被告恒业公司针对上诉人刘益民的上诉答辩称：1、刘益民系恒业公司的总经理，管理日常工作，也是买卖行为的经手人。2、对帐当时被上诉人先找到刘益民进行对帐。3、2013年8月16日刘益民交给被上诉人5万元是代表恒业公司支付给被上诉人的，并不是其个人支付的。
被上诉人金志铭针对吴军、刘益民的上诉一并答辩称：一、吴军、刘益民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明确。恒业公司是由吴军、刘益民两名股东投资组建。2013年1月2日，对帐单上吴军、刘益民签名地点是在恒业公司的办公室。恒业公司与金志铭存在节能灯玻璃管买卖关系，这点吴军、刘益民非常清楚。金志铭到恒业公司对账，货款金额核对正确后，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五条“企业应当对其本身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的规定，在对帐单上加盖的应当是恒业公司的公章或财务章，而不应该是吴军、刘益民在对帐单“欠款方”处签名。如果吴军是恒业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在对帐单“欠款方”处签名是代表公司的话，那么作为股东身份的刘益民就没必要在“欠款方”处签名。显然，吴军、刘益民同时在对帐单“欠款方”处签名不是基于履行职务行为，而是另有含义。吴军、刘益民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商人完全知晓、理解“欠款方”三字的含义及其责任。吴军、刘益民同时在对帐单上“欠款方”处签名落款，在能盖公司印章而不盖，同时其签名时又不注明或告知其是代表公司签字或履行职务行为，则其行为就是其个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还款责任的意思表示。根据吴军的上诉状所说，金志铭与恒业公司的货款对账的惯例只需刘益民一人签字就确认，无需再让吴军另外签字。那么，2013年1月2日吴军、刘益民同时在对帐单上签字就是打破了这个惯例，是一个反常行为，已不再是基于履行职务行为，而是出于另外的意思表示。这就是，吴军、刘益民对恒业公司货款如恒业公司不能支付则由其两个人共同承担的意思表示。因此一审判决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的规定对吴军、刘益民的签字是基于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认定是正确的。恒业公司从2013年7、8月份就已停产，吴军、刘益没有按公司法规定对恒业公司进行破产或清算程序，导致公司债务不能正常清偿。在原审法院就有恒业公司不履行判决未能执行到位的案件。二、吴军、刘益民在上诉状陈述的事实自相矛盾。从2013年年初起恒业公司生产就处于半停半开的状态，正如吴军陈述：大概2013年7、8月份就已停产，原因是现金流断裂。对于为何未加盖公章，吴军在（2015）杭临商初字第38号案件庭审中陈述是“缺乏法律常识”，并不是如吴军、刘益民在上诉状中所说的是因为那天印章被财务带出办事。按照刘益民的说法，刘益民是公司财务的主管，签字当天并没有外出办事，印章就在公司里。显然，吴军、刘益民以印章被财务带出办事的理由是事后虚构的。吴军、刘益民公司身份存在混淆现象，使第三人不能识别吴军、刘益民的行为是履行职务行为。一审判决书根据恒业公司提交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恒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吴军，身份是该公司的总经理。而在刘益民提交的上诉状及证据1，刘益民才是恒业公司的总经理。因此，恒业公司管理存在混乱，不能识别是否是履行职务行为。三、刘益民在对帐单上签字后个人支付的5万元是履行对帐单上的货款的行为。2013年8月1日，刘益民交付的电汇单开票人是欧点公司，金额为5万元，但电汇单没有注明收款人。这就是说，这电汇单等同于见票即付的银行本票或现金支票，任何持票人就是权利人。从这份电汇单当中看不出是恒业公司在支付货款。这份电汇单上的5万元款项从没有进过恒业公司的账户。金志铭也是通过临安玲珑鑫宇电器配件店托收了该货款。金志铭不知道欧点公司与恒业公司有业务往来，吴军、刘益民也未告知过。刘益民在向金志铭交付该电汇单是并没有明确说明他是代恒业公司支付货款。从金志铭出具给刘益民电汇单的收条中写明的是收到刘益民交付的电汇单而不是恒业公司。如果刘益民认为他是替恒业公司交付电汇单的话，那么在金志铭出具收条时就会要求金志铭写明恒业公司而不是刘益民。这5万元电汇单怎么来，不是本案要关注的事实。而是在于谁在交付、以谁的名义交付。因此，金志铭是收到刘益民个人支付的5万货款，而不是恒业公司，并且金志铭也认为该5万元就是刘益民个人在履行对帐单中承诺的欠款义务。四、对帐单上的签字与送货单、领（付）款凭证上的签字不具有可比性。领（付）款凭证上刘益民是在“证明人”一栏里签字，“证明人”三字就能准确表达其含义。对帐单是债权凭证，刘益民、吴军在对帐单“欠款方”一栏里签字，“欠款方”三字就是双方存在债权债务法律关系最好的说明。买卖合同纠纷的司法解释第1条“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对证明存在买卖关系人民法院应当支持的规定就是最直接的法律依据。同理，刘益民在送货单上的签字也与对帐单不具有可比性。刘益民在送货单上的签字基于证明，不能想当然的认为在对帐单上的签字也是证明的意思表示。刘益民在一审时经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自己的诉讼权利。在二审提交的证据属于已失效证据。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
上诉人刘益民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恒业公司临恒业（2011）001号文件，欲证明自2011年3月10日起恒业公司书面任命刘益民为公司总经理，主管供应、销售、财务工作，该职务和工作职责系恒业公司的合法任命和合理安排；2、送货单，欲证明被上诉人经销南通玻管、太仓玻管等多家公司的玻管，收货单位一栏均填写上诉人刘益民的名字，被上诉人与恒业公司玻管交易全部由刘益民经手；3、领款凭证，欲证明恒业公司与被上诉人业务往来款的支付全部由刘益民经手并证明；4、材料入库单、浙江省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欲证明欧点公司与恒业公司一直有业务往来，收条中记载的电汇单是欧点公司在业务往来中部分需要支付给恒业公司的结算款项，恒业公司将该经营款通过刘益民经手背书给被上诉人用于抵扣欠款，该款项系公司款项，刘益民履行的也是主管公司财务的职责，系职务行为；5、对帐单，欲证明买卖双方有不定期对账的习惯，被上诉人认可刘益民作为公司总经理履行的职务行为。
被上诉人金志铭向本院提供银行凭证2份，欲证明欧点公司的5万元没有进入恒业公司帐户。
上诉人吴军及原审被告恒业公司未提交新的证据。
对上诉人刘益民提交的证据，上诉人吴军、原审被告恒业公司未持异议。被上诉人金志铭对上诉人刘益民提供的证据1的关联性有异议，也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该文件是公司内部文件，被上诉人不知情。该文件中刘益民是公司总经理，而恒业公司提交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证明吴军才是总经理，吴军与刘益民的职务冲突，故对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2的关联性有异议，业务经手与债务加入、承担不具有可比性。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在被上诉人填写该凭证时并没有刘益民在“证明人”处签字，此系事后添加。刘益民在“证明人”添加签字，与债务承担加入不具有可比性。证据4出库单，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被上诉人收到的是刘益民交付的，而不是恒业公司交付的。欧点公司的货款没有进入恒业公司帐户，是被上诉人通过临安玲珑鑫宇电器配件店托收，从该单据上无法体现欧点公司支付恒业公司款项。对证据5，交易习惯在合同法上有明确的定义，该对帐单仅仅是一份，而且该对帐单写的是“作废”，即是失效的凭证，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被上诉人金志铭提交的证据，上诉人吴军、刘益民质证认为，欧点公司开具的电汇单对应的承兑汇票，该电汇单是见票即付的，不需要再经过恒业公司的帐户。原审被告恒业公司对被上诉人金志铭提交的证据的对真实性未持异议，认为该笔款项是欧点公司支付给恒业公司的货款，并不是刘益民的个人行为。本院对上诉人刘益民及被上诉人金志铭提供的证据的形式真实性均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吴军、刘益民上诉提出其二人在2013年1月2日对帐单中签字系职务行为，对此，上诉人刘益民提供了送货单、领款凭证及2010年9月6日的对帐单，用以证明刘益民系代表恒业公司经办业务，上述证据虽可证明刘益民系双方玻管买卖业务过程中恒业公司一方的经办人，但仅以送货单中“收货单位”及领款凭证“证明人”栏签注刘益民，及2010年9月6日的一次对帐系刘益民签字的事实，尚不足以证明刘益民在2013年1月2日对帐单中签字的行为仅属职务行为。且2013年1月2日系双方最后一次对帐，恒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军亦在对帐单“欠款方”栏签字，吴军、刘益民作为企业的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对于对帐单中“欠款方”含义的理解与判断能力应高于常人。再则，代表公司确认债权债务通常应加盖公司印章或法定代表人签字，并不需要投资人或股东签字，吴军、刘益民作为恒业公司的自然投资人在案涉对帐单“欠款方”栏中分别签字，吴军未特别注明法定代表人身份，刘益民也未特别注明签字系为证明公司债务，应认为吴军、刘益民在案涉对帐单中签字行为构成债务加入。金志铭诉请吴军、刘益民与恒业公司共同承担支付货款的民事责任，其请求成立。上诉人吴军、刘益民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710元，由吴军、刘益民各负担2855元。吴军、刘益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办理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志军
审 判 员 韩 昱
代理审判员 王 超
二〇一六年一月五日
书 记 员 潘晓玲
?PAGE\\\\*MERGEFORMAT?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