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丰民初字第4733号
原告黄婉珍，女，1974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南安市。
委托代理人杜侨生、丁华，福建志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泉州浦西万达广场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泉州市丰泽区。
法定代表人丁本锡，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郭熠、陈德龙，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黄婉珍与被告泉州浦西万达广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万达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0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2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婉珍及其委托代理人杜侨生、丁华，被告万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郭熠、陈德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1年5月31日，原、被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约定被告将址在泉州市丰泽区XX号店面出售给原告，总购房款为5104910元，合同并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具体约定。2011年10月9日，原告依约向被告支付了全部购房款，被告于2013年2月17日向原告交付诉争店面。原告接收店面后却发现，被告未按其规划设计、广告宣传、现场沙盘、承诺及合同约定进行建设，存在严重的欺诈行为，导致原告所购买的店面未能实现购房时的预期目的和功能。被告的行为已构成欺诈及根本违约，给原告造成巨大经济损失。2014年7月10日，原告书面发函给被告通知解除双方就诉争店面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现该合同解除已发生法律效力。故起诉至法院，请求判决确认原、被告于2011年5月31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为2011053110026）已于2014年7月11日解除。
被告辩称，一、首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解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但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欺诈并不产生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而是产生合同变更或撤销的法律后果。因此，原告提出该项诉讼理由与其诉求之间不存在法律关联性。其次，被告在缔约、履约过程中不存在原告诉称的欺诈行为。被告在签订合同时已向原告出示了“泉州浦西万达广场商业综合体项目”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等相关证件，从上述证件可以看出项目用地及建设范围均不包括二期用地，据此，原告对其购买房产所在项目的基本情况是明知的。再次，关于二期用地的远景规划是真实存在的，被告也已就二期用地与泉州市国土资源局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只要政府交地即可投入建设，故被告对二期用地建设内容的描述并非虚假宣传，也不存在欺诈。最为关键的是，由于二期用地分期交付、分期建设且开发时间取决于政府的交地时间，因此被告从来没有向原告宣传或承诺过二期用地的开发时间。二、被告不存在原告诉称的违约并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行为。原告主张被告违约，首先需明确被告违反了哪条合同约定。但被告从未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向原告承诺过关于二期用地的任何建设事宜，更没有向原告宣传或承诺过二期用地的开发时间，故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关于二期用地的任何合同约定，更谈不上违约。其次，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补充协议》第十三条明确约定：“一切广告、宣传资料以及展示的样板间、沙盘所示意内容，仅作为要约邀请，不是要约或承诺，均不作为双方确定权利义务的依据，其中涉及的资料、图示、数据等均以政府主管部门批文及交付时的实际情况为准”。再次，原告已于2013年2月17日实际接收了诉争房屋，于2013年8月2日取得房屋权属证书，并已对诉争房屋进行装修及出租。由此可见，原告已实际接受了被告的履约，原告通过其行为清楚地表明其购房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同时，从原告购买的一期项目现场实际情况看，诉争房屋所在的金街路段前通万达主商场、后通宝洲路，完全可以保证正常通行，根本不存在所谓“断头路”的情况。三、原告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时间已超过双方约定的30天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限，其解除合同的权利已经消灭。原告在庭审时已明确陈述其在2013年2月17日诉争房屋交付使用时，已知悉泉州浦西万达广场二期的建设现状，且该现状截至法庭辩论终结时止均未发生变化。据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六《补充协议》第十四条第4款的约定，原、被告双方已明确“除双方另有约定外，如果出现法定或约定的合同解除事由，原告应在合同解除事由发生后30日内向被告发送合同解除的通知，逾期行使视为原告放弃合同解除的权利”。综上，被告不存在任何欺诈行为，也不存在根本违约的情况，原告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经审理查明，原、被告于2011年5月31日签订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址在泉州市丰泽区XX号店面，总购房款为5104910元。该合同附件六《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在签订本合同及补充协议前，甲方已依法向乙方明示五证即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乙方对前述规定、文件等已仔细阅读并同意遵照执行”；该协议第十四条第4款约定：“除双方另有书面明确约定外，如出现法定或约定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及本补充协议的事由，甲方自该事由发生之日起30日内未收到乙方解除合同的书面通知，则视为乙方放弃本合同及本补充协议的解除权及责任追究权”。该合同及补充协议签订后，原告依约向被告支付了全部购房款。2013年2月17日，被告将诉争店面实际交付原告使用，原告在被告出具的《房屋交接单》上签字确认同意接收该店面。2013年8月2日，诉争店面的房屋所有权登记至原告名下，原告取得了相应的《房屋所有权证》。2014年7月10日，原告以国内特快专递的方式向被告邮寄一份《解除合同通知函》，该函件于2014年7月11日妥投被告。另查明，据经规划审批的泉州浦西万达广场商业综合体室外工程总平图、步行街平面图及泉国用（2010）第200329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地字第350503201020055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等证据所载，整条“万达金街”规划东至刺桐路，但分为一期、二期两块用地项目进行规划建设。截至法庭辩论终结时止，“万达金街”建设东至滞洪路及水口湖，仅完成了一期用地范围的建设；从“万达金街”东部出口途经滞洪路可以到达宝洲路，滞洪路的宽度约为18米。以上事实，有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现场勘验的情况等加以证明，本院予以认定。
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一）被告是否存在原告主张的欺诈行为，原、被告就诉争店面所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因此应予解除。（二）被告是否存在原告主张的根本违约，该违约行为是否致使原告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而有权单方解除合同。（三）原告于2014年7月11日向被告送达《解除合同通知函》是否已超过合同解除权行使的期限，是否发生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
原告认为，关于焦点一，被告在广告宣传、现场沙盘、报纸及合同中均承诺万达金街建设至刺桐路，总长度960米，月租金达到250－300元／平方米，被告在庭审中也确认万达金街规划至刺桐路。原告正是基于被告上述宣传内容才决定向被告购买诉争店面。但被告实际交付的店面并未按规划图纸、广告宣传及合同约定进行建设，未将万达金街建设到刺桐路，仅是建设到滞洪路，成为一条“断头街”，由此导致人流量稀少，店面几乎无人承租，业主投入大量资金却没有任何回报，故被告客观上确实存在欺诈行为。
关于焦点二，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六《合同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被告在签约时已依法向原告出示了“五证”，据被告提供的“五证”之一《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标明的附图即总平面红线图及建施图所载，万达步行街规划东至刺桐路，这是被告向原告承诺应交付的配套设施范围，属于被告应履行的合同义务。但被告实际向原告交付的店面仅连接至滞洪路及水口湖，并未连接至刺桐路。原、被告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四《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第一条、附件五《临时管理规约》第四条亦明确约定物业的位置东至刺桐路。被告主张万达步行街系分期建设，原、被告在合同中并未约定二期项目何时交付，故被告不存在违约。但万达步行街的建设如何分期是被告自行确定的，与原告无关，被告应按合同约定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所标明的红线范围向原告交付店面，而被告实际交付的店面明显不符合上述约定。另，被告的宣传资料及销售广告中均载明万达金街东至刺桐路，且该宣传广告的内容均在被告开发规划的范围内，显然被告对诉争店面相关道路设施所作的说明和允诺具体明确，原告正是基于该店面与刺桐路相连才决定购买，故“万达金街店面道路通至刺桐路”这一允诺明显对原告购买诉争店面及该店面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应当视为要约，系被告的合同义务。综上，被告在宣传资料、广告及合同中均明确允诺并约定了诉争店面道路东至刺桐路的内容，但被告所交付的店面明显与上述约定不符，故被告已构成根本违约，导致了原告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原告依法有权解除合同。
关于焦点三，原告于2014年7月11日送达被告《解除合同通知函》时并未丧失合同解除权。被告未按双方合同的约定将其所谓的“二期用地”开发完成，由于道路建设属附属设施，被告尚未将这些附属设施交付原告使用；诉争房屋亦尚未办理房屋权属证书，合同尚未履行完毕，故原告仍享有合同解除权。退一步讲，即使原告的合同解除权消灭，原告于2014年7月10日向被告发函通知解除诉争合同，被告于2014年7月11日收到该解除合同的通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的规定，诉争合同已于2014年7月11日原告发函送达被告时产生解除的效力。另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被告在收到原告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函》三个月内未向法院提起确认之诉，事实上已发生了合同解除的法律效力。
原告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证据1商品房买卖合同，拟证明原告向被告购买诉争店面的事实及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证据2个人购房借款合同、证据3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拟共同证明原告已向被告支付了全部购房款。证据4房屋交接单，拟证明被告于2013年2月17日向原告交房的事实。证据5投诉书、证据6大万商字（2013）30号《关于恳请市领导督办解决泉州浦西万达广场二期用地拆迁事宜的函》、证据7泉丰泉办信（2013）23号《关于欧阳良博信访事项处理答复意见书》、证据8泉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询问笔录，拟共同证明原告向各部门投诉的事实。证据9被告宣传资料、证据10新闻报道、证据11照片示意图，拟共同证明原告购买店面所在位置的现状及被告广告宣传、沙盘承诺开发建设的范围；被告未按广告宣传、现场沙盘、规划设计、承诺及合同约定进行开发建设的事实。证据12解除合同通知函、证据13EMS快递详单及查询回单，拟共同证明原、被告双方就诉争店面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已于2014年7月11日解除。证据14规划与建设施工图纸、证据15广告宣传册，拟共同证明万达金街规划东至刺桐路，并无被告所称的一期、二期，现被告未按照当时的宣传及规划图纸建设至刺桐路。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形式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无异议，但对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合同主文第二条约定的相关材料，被告在签订合同时已经向原告出示，原告应当清楚其购买店面的具体情况；合同附件四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合同双方分别为被告与物业公司，被告从未与原告在合同中约定万达金街东至刺桐路；合同附件六合同补充协议第十三条关于广告宣传效力的约定是要约邀请不是要约；合同附件六合同补充协议第十四条约定当事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期限为30天，而原告直到2014年7月11日才向被告主张解除合同，明显已超过行使解除权的期限。对证据2、3、4的真实性及证明对象均无异议。对证据5的真实性有异议，如原告能提供原件，证明原告对万达金街分期建设的情况是清楚的，且原告在投诉书中主张的是对401电台进行拆迁而不是要求解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同。对证据6、7、8的真实性均有异议，原告未能提供原件。对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10、11的真实性有异议，相关新闻报道的内容均是根据原告等部分万达金街业主的陈述所撰写，真实性无法确认；该组照片无法证明被告已通过合同的方式向原告承诺二期项目开发建设的事实，且被告对二期项目暂缓开发并无任何过错，也不存在虚假宣传。对证据12、13的形式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的关联性、内容的真实性及证明对象均有异议，被告虽有收到原告邮寄的邮件快递，但该邮件内并无《解除合同通知函》，且快递详情单上也未明确原告主张解除的是否为诉争合同；二期项目暂缓开发是政府主管部门逾期拆迁及交地，被告对此并无任何过错，更不存在所谓的欺诈；原告已实际接收诉争店面并进行装修投入使用，现该店面无法经营系原告自身经营不善，与二期项目暂缓开发无关；该证据证明原告已超过期限才主张解除合同。对证据1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证明被告严格按规划设计进行施工，二期规划与诉争店面无关。对证据15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均有异议，按合同补充协议的约定，双方已明确被告所有宣传内容均不作为双方合同履行的依据，诉争店面的实际情况以交房时为准，无法以该宣传内容证明被告存在欺诈。
被告认为，关于焦点一，原告的诉讼请求是要求确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但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欺诈并不产生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而是产生合同变更或者撤销的法律后果，故原告提出该项诉讼理由与其诉讼请求之间不存在法律关联性。另，从事实上讲，被告在诉争合同的缔约、履约过程中亦不存在任何欺诈行为。被告关于泉州浦西万达广场二期项目的远景规划是真实存在的，被告也已就二期用地与泉州市国土资源局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只要政府交地即可立即投入建设。因此，被告对二期项目远景建设内容的描述并非虚假宣传，也不存在欺诈。二期项目暂时未能开发的原因是政府因拆迁问题无法向被告交付建设用地，被告对此不存在任何过错，更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最关键的一点是，二期项目是分期交付、分期开发，且被告从未在任何合同、文件、广告、宣传资料中向原告承诺过二期项目的开发时间。综上，原告主张被告“欺诈”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
关于焦点二，原告对其购买的店面所在项目的范围和建设情况是明知的，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二条明确约定“出卖人在签订本合同时，已向买受人出示上述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等相关证件的原件或复印件”，从相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附图可以清楚地看出：该项目的用地及建设范围并不包括二期用地，一期和二期项目是分期报建、分期开发。双方签订的合同附件六《补充协议》亦明确约定“乙方即买受人已现场了解该房屋所处建筑建设现状、进度及房屋相邻建筑、设备设施情况、周边环境的不利影响及项目内外情况，清楚整个项目规划审批情况”。上述合同中没有任何条款涉及二期项目的建设事宜，被告亦未向原告承诺过二期项目的建设时间。原告主张在《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四《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第一条载明“物业位置”是东至刺桐路的整条步行街，由此可认定二期项目也纳入《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范围。但该《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是被告与物业公司签订的，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条款与原告无关，更不能理解为原、被告之间关于项目建设范围的约定。
关于焦点三，原告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时间已经超过双方约定的30天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限，其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已经消灭。据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六《补充协议》第十四条第4款的约定：除双方另有书面约定外，如出现法定或约定的合同解除事由，原告应在该事由发生之日起30日内向被告发出解除合同的书面通知，逾期行使则视为原告放弃合同解除权。基于该约定，原告行使合同解除权的除斥期间应当认定为30天，自合同解除事由发生之日起算。原告要求解除诉争合同的事由是“被告未按其广告宣传、现场沙盘、规划设计、承诺及合同约定进行泉州浦西万达广场二期的建设”。原告在庭审中明确陈述：自2013年2月17日诉争店面交付使用时，其已经知悉泉州浦西万达广场二期的建设现状，且该现状截至庭审时均未发生变化。如原告据此要求解除合同，则应自2013年2月17日起开始计算30天的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限，故原告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截止时间应为2013年3月19日。但原告向被告送达《解除合同通知函》并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时间是2014年7月11日，显然已超过双方约定的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限。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的规定，原告解除诉争合同的权利已经消灭，其无权要求解除合同，更无权要求法院对此予以确认。
被告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证据1泉规函（2010）259号《泉州市城乡规划局关于下达浦西城市综合体项目用地规划设计条件的通知》、证据2泉地（2010）合15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证据3泉地（2010）补合18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证据4泉地（2014）补合7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补充合同》、证据5泉州浦西万达广场一期项目用地红线图，拟共同证明据泉州市城乡规划局对泉州浦西城市综合体项目用地进行的整体规划，用地四至为南临江滨路、北至宝洲路、西侧与现有商住小区相邻、东侧为刺桐大桥引桥，该规划范围涵括了一期和二期用地；被告与泉州市国土资源局签订的合同约定的土地使用权出让范围包含了一期和二期用地，但两地块系分期交付、分期建设，故被告从未向原告宣传或承诺过二期项目的建设时间；被告取得的用地红线图清楚体现了一期项目的用地范围及在一期用地旁还规划有二期用地；泉州浦西万达广场二期项目的规划情况是真实的，被告也已就二期建设用地与泉州市国土资源局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故被告对二期项目建设的描述并非虚假宣传，也不存在欺诈。证据6商品房买卖合同、证据7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证据8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证据9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据10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拟共同证明被告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已向原告出示了其所购买房产所在一期项目的“五证”，故原告对该项目的规划界址和建设范围应当是明知的，从上述“五证”可清楚地看出合同中约定的泉州浦西万达广场商业综合体的规划界址和建设范围并不包含二期用地。证据11投诉书，拟证明原告对一期、二期用地的规划及分期建设情况有清楚的了解，不存在被欺诈的情况；同时，原告亦清楚地知道二期项目暂时无法建设的过错并不在于被告，而是由于政府无法完成拆迁、交地造成的。证据12商品房买卖合同，拟证明双方明确约定被告发布的广告、宣传资料及展示的样板间、沙盘所示意的内容，仅作为要约邀请，不是要约或承诺，不是合同的组成部分，均不作为双方确定权利义务的依据。证据13房屋交接单、证据14部分金街现场照片及视频，拟共同证明被告已于2013年2月17日将诉争店面交付给原告，原告在交房时并未提出任何异议，同时原告已对诉争店面进行了装修并已实际投入经营使用；据现场照片及视频所示，诉争店面所在的金街可以保证人流正常通行，根本不存在所谓“断头路”的情况，故本案不存在原告诉称的因被告违约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况。证据15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拟证明原、被告明确约定该房屋由原告自行依法用于商业用途，并享有相应收益，经营风险由其自行承担，对于房屋的经营及回报，被告无承诺且没有任何的责任。证据16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拟证明被告有权销售诉争店面。证据17诉争店面的《房屋所有权证》，拟证明诉争合同已履行完毕，被告依约履行了合同的所有约定。证据18泉州浦西万达广场总平图、证据19泉州浦西万达广场商业综合体室外工程总平图、证据20泉州浦西万达广场商业综合体四号建筑步行街平面图，拟共同证明泉州浦西万达广场二期项目真实存在，且已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被告不存在欺诈；原告所购买的诉争店面坐落于一期地块，被告在签订合同时向原告出示了“五证”等相关材料，其内容均显示的是一期建设的情况，原告依据二期规划内容主张被告存在虚假宣传，不仅与事实不符，亦与双方合同履行无关。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可以看出用地情况及万达金街规划东至刺桐路，用地规划并未体现分为一期、二期建设的问题。对证据2、3、4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无法证明被告主张的证明对象，证据2该份合同明确约定出让地块东至刺桐大桥；证据4该份合同是2014年才签订的，原、被告签订合同时，被告并未出示给原告，其向原告出具的是证据2的附图；原告向被告购买诉争店面时，被告承诺系整体开发，并未如实陈述分开开发的情况，构成欺诈；该三份合同所约定的均是被告与政府之间的合同关系，不能以此对抗原告而免除原、被告签订的合同所约定的被告的合同义务。对证据5的真实性有异议，被告在向原告出售诉争店面时并未出示该份红线图，只是根据沙盘及宣传广告等材料告知原告总体规划东至刺桐路，现被告以该份红线图主张万达金街规划分为一期、二期，显然构成对原告的欺诈。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7、8、9、10的真实性有异议，被告在签订合同时并未向原告出示上述证件，也未告知原告整体项目分为一期、二期规划建设的情况。对证据1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被告主张的证明对象，亦无法证明原告知道分为一期、二期规划建设的情况。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合同第23条关于合同附件与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约定属被告提供的格式条款，应认定为无效。对证据13、14、1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被告主张的证明对象，原告购房时根据被告提供的材料判断万达金街建设至刺桐路，但因被告的违约行为造成原告的损失，导致原告无法达到合同目的。对证据16、17的真实性均有异议，证据17的该份《房屋所有权证》不是原告去办理的，且房屋权属证书还应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办理房屋权属证书只是商品房买卖合同履行的义务之一，不是合同履行完毕的标志。对证据18、19、20的真实性有异议，被告在出售诉争店面时并未向原告出示上述材料，亦没有将万达金街分为一期、二期规划的情况告知原告；上述图纸显示规划用地东至刺桐路，该规划影响到原告决定是否购买诉争店面，但被告至今未按规划完成建设，故被告存在严重的违约行为。
对于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及争执的焦点，本院分析认证如下：关于焦点一，据被告提供的经规划部门审批的泉州浦西万达广场商业综合体室外工程总平图、步行街平面图及《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等一系列证据可以认定泉州浦西万达广场步行街总体规划东至刺桐路。因此，被告在售房时出具给原告的宣传资料、销售广告等材料中关于“万达金街”规划东至刺桐路的表述是客观真实的。庭审中，原告对“万达金街”规划东至刺桐路亦无异议，但主张被告实际未按规划设计要求、双方合同约定及其宣传资料内容建设至刺桐路，该行为已对原告构成欺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依照该规定，本案被告的行为是否对原告构成欺诈，应当以其行为是否导致原告作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即与被告就诉争店面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为判断标准。被告如确实存在原告主张的未依约将“万达金街”建设至刺桐路的情形，该行为亦是对原告构成违约而非欺诈。另，《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故合同一方当事人如存在欺诈行为，对方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是请求撤销或变更合同的权利，并无权要求解除合同。综上，原告主张被告的行为构成欺诈与事实不符，以此要求解除双方就诉争店面所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亦于法无据。
关于焦点二，首先，据被告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相关附图等证据所载，“万达金街”分两期规划建设，一期项目仅规划至滞洪路及水口湖，二期项目完工后方可建设至刺桐路。被告在售房时向原告出具的销售广告及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相关附件虽均作了“万达金街东至刺桐路”的表述或图示，但并未向原告明确承诺在交付诉争店面时就应当将“万达金街”建设至刺桐路。反之，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八条关于诉争店面交付条件的约定为：“3、小区内部道路、绿化……等公共配套建筑、基础设施按规划设计要求建设完成。分期建设的，该商品房所在分期建设部分应按规划设计要求全部完成”，本案诉争店面位于“万达金街”一期项目的范围，故被告在向原告交房时仅需按规划设计要求完成一期项目公共配套设施建设即可，原告以此为由主张被告构成违约，显然与事实不符。其次，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及现场勘验的情况看，“万达金街”的现状并非原告所主张的“断头路”。虽然该商业街目前确实尚未实际建设至刺桐路，但行人可通过“万达金街”东部出口途经滞洪路到达宝洲路，且滞洪路并非狭窄的巷道，其宽度有18米左右，宝洲路亦是繁华商业路段。故原告主张“万达金街”未建设至刺桐路而形成一条“断头路”并非事实，其主张的诉争店面无人承租、原告未能达到购房时的预期经营收益与此亦无必然的因果关系。再者，诉争店面于2013年2月17日实际交付原告使用，原告在房屋交接单上并未对“万达金街”未建设至刺桐路提出异议；接收该店面后，原告对其进行了装修、出租，并已于2013年8月2日取得相应的《房屋所有权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出卖人应当履行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标的物的单证，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本案中，被告已依约向原告交付其所购买的店面，并协助原告办理房屋权属证书，履行了《商品房买卖合同》项下作为出卖人应承担的主要合同义务，房屋权属登记部门亦依法对原告对诉争店面所享有的不动产物权进行了登记确认。现原告以诉争店面无法达到预期的经营收益为由主张被告构成根本违约并据此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三，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六《合同补充协议》第十四条第4款明确约定：“除双方另有书面明确约定外，如出现法定或约定的乙方（即本案原告）有权解除本合同及本补充协议的事由，甲方（即本案被告）自该事由发生之日起30日内未收到乙方解除合同的书面通知，则视为乙方放弃本合同及本补充协议的解除权及责任追究权”。据此，原告行使合同单方解除权的期限为该解除事由发生之日起30日内。据庭审查明的事实，自2013年2月17日被告将诉争店面交付原告使用之日起至本案庭审辩论终结时止，“万达金街”均仅建设至滞洪路及水口湖，故原告在该交房之日起对“万达金街”未建设至刺桐路这一事实就已明知，其以此为由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期限至2013年3月19日届满。但原告直至2014年7月11日才向被告送达《解除合同通知函》，要求解除双方就诉争店面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显然已超过合同约定的解除权行使期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原告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即使原告的合同解除权已于2013年3月20日消灭，但原告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函》于2014年7月11日送达被告后，被告未在三个月内向法院提起异议之诉，事实上已发生了合同解除的法律效力。本院认为，适用该条款的前提是合同解除的通知方具有解除权且以法定方式送达对方当事人，而原告在向被告发出上述《解除合同通知函》时已不享有合同单方解除权，故不存在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的合同相对方应当提出异议的问题，法院亦不能以异议期届满为由认定无合同解除权一方的解除权成立。因此，原告在其合同单方解除权行使期限届满后送达被告的解除合同通知并不产生合同解除的效力。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被告就诉争店面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原告已于2013年2月17日实际接收该店面，并对其进行了装修及出租，相应的房屋权属证书亦已于2013年8月2日取得。现原告以被告未将“万达金街”建设至刺桐路导致诉争店面难以出租、原告无法取得购房时的预期收益为由主张解除双方签订的上述《商品房买卖合同》。本院经审理认为，据规划审批图纸及“五证”等相关证据所载，“万达金街”分为一期、二期规划建设，二期项目完工后方能建设至刺桐路，而被告从未向原告明确承诺过二期项目的完工或交付使用的时间，故原告主张被告的行为构成欺诈及根本违约均与事实不符。另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买卖合同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界定，出卖人负有的主要义务是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并转移该标的物的所有权。本案中，被告已依约向原告交付其所购买的店面并履行了协助原告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义务，完成了作为出卖人应尽的主要合同义务。至于原告是否能完全实现其购房时的预期收益，属于原告应自行承担的投资风险，不能以此作为认定被告行为构成根本违约的依据。此外，原告在办理诉争店面的交房手续时就已明知“万达金街”尚未建设至刺桐路，但未能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行使合同单方解除权，其在合同解除权消灭后送达被告的《解除合同通知函》无法产生合同解除的法律效力。因此，原告要求确认诉争合同已经解除的诉求，依据不足，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五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黄婉珍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47534元，由原告黄婉珍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 伟
审 判 员 徐翰毅
代理审判员 吕千虹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李 宪
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
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五条：出卖人应当履行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标的物的单证，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
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