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绍嵊刑初字第148号
公诉机关嵊州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叶某，经商。因妨害公务、扰乱公共秩序于2008年11月6日被嵊州市公安局决定行政拘留八日、并处罚款人民币二百元；因故意损毁公私财物于2011年7月6日被嵊州市公安局决定行政拘留四日。因本案于2014年6月20日被嵊州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24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嵊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郑国庆，浙江大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嵊州市人民检察院以嵊检公诉刑诉（2015）11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叶某犯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罪，于2015年2月2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年3月2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嵊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张霞英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叶某及其辩护人郑国庆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嵊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1、2012年9月，被告人叶某在其名下嵊州市东方纸业有限公司诉宁波奥威尔轮毂有限公司关于合同款纠纷一案中，向嵊州市人民法院出示盖有“宁波奥威尔轮毂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的“嵊州市东方纸业有限公司纸托数量”、“宁波万丰库存面纸”、“宁波奥威尔库存箱”等诉讼证据材料，一审法院据此判决被告宁波奥威尔轮毂有限公司败诉，应支付嵊州市东方纸业有限公司纸箱货款499912.74元并承担诉讼费用，被告提起上诉，二审裁定发回重审，后嵊州市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经鉴定，“嵊州市东方纸业有限公司纸托数量”、“宁波万丰库存面纸”、“宁波奥威尔库存箱”三份诉讼证据材料上的“宁波奥威尔轮毂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印文与宁波奥威尔轮毂有限公司提供的“宁波奥威尔轮毂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所形成。
2、2013年5月，被告人叶某在浙江励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诉其名下的嵊州市东方纸业有限公司关于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中，提起反诉，向嵊州市人民法院出具盖有“嵊州市建设局”印章印文的“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浙选字第（2002）0642046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浙地字第（2002）0642030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浙建字第（2008）0642025号”三份诉讼证据材料，后双方当事人先后撤诉。后在浙江省励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诉嵊州市东方纸业有限公司关于合同税费纠纷一案中，被告人叶某提起上诉时，将上述三份诉讼证据材料交给二审代理律师。经鉴定，“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浙建字第（2008）0642025号”上所盖“嵊州市建设局”印章印文系伪造。经查询，“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浙选字第（2002）0642046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浙地字第（2002）0642030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浙建字第（2008）0642025号”所属文号系他人单位相关文件所有。
3-4、2013年9月，被告人叶某在其个人诉嵊州市锦星房地产有限公司关于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中，向嵊州市人民法院出示盖有“嵊州市黄泽镇人民政府”印章印文的“关于黄泽镇七一村（2008）住宅用地地块青苗补偿说明”、盖有“嵊州市黄泽镇七一村村民委员会”和“嵊州市国土资源局黄泽国土资源管理所”印章印文的“征地补偿费付款情况证明单”、“青苗、地上物补偿清单”三份诉讼材料，一审判决驳回叶某起诉。被告人叶某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并提交了盖有“嵊州市锦星房地产有限公司”印章印文由江圣岳出具的“承诺书”一份诉讼材料，二审判决驳回叶某上诉，期间嵊州市锦星房地产有限公司的所有财产因被告人叶某的申请被裁定采取保全措施。经鉴定，“征地补偿费付款情况证明单”上的“嵊州市黄泽镇七一村村民委员会”印文和“嵊州市国土资源局黄泽国土资源管理所”印文、“关于黄泽镇七一村（2008）住宅用地地块青苗补偿说明”上的“嵊州市黄泽镇人民政府”印文均系伪造；“承诺书”上“嵊州市锦星房地产有限公司”印章印文不是印章盖印所形成；“江圣岳”签名字迹不是直接书写所形成。
嵊州市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人叶某在民事诉讼中，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以及公司、企业印章，应当以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和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并予数罪并罚。故对被告人叶某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处罚。
被告人叶某辩解称其未伪造涉案证件及印章，第1节被控事实中的涉案材料由奥威尔公司向其提供，第2节被控事实中的涉案证件系其从嵊州市行政审批中心建设局的窗口办来，第3-4节被控事实中的“补偿说明”由阮某书记给其，“证明单”及“补偿清单”从郑某、张某等人处办来，“承诺书”由江圣岳在奉华的爱尊客商务酒店向其提供。
辩护人郑国庆发表以下主要辩护意见：（1）在第1节被控事实中，人民法院在相关民事案件的审理中未认定涉案材料上的奥威尔公司合同专用章系伪造，且公安机关未对三份证据材料进行鉴定，不能认定该专用章系伪造；该公司以前有过其他合同专用章且未被收缴，无法证明作为鉴定使用的印章的来源合法性及唯一性。（2）在第2节被控事实中，尾号为2046的“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及尾号为2030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上面所盖的“嵊州市建设局”的印章印文真实性未经鉴定，尾号为2025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中的“嵊州市建设局”的印章虽经鉴定，但采用的样本本身的合法性未得到证明。（3）村委会既非国家机关、也非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且作为鉴定使用的样本印章系损坏后作废停用的，而非同一时期存档资料的村委会印章；侦查机关未对“国土所意见”上的经办人郑某及所负责人张某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作为鉴定使用的样本印章在涉案印文形成以后被修补过，这样得出的鉴定结论不能认定被告人伪造了印章；黄泽镇人民政府印章先后使用过三枚，作为鉴定使用的印文样本为2014年1月，此时该印章已停用多年，无法保证印章不走形变样；侦查机关未将“承诺书”上锦星公司及江圣岳签名的鉴定意见及时告知被告人；鉴定用的样本印章非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预留的印鉴，控方证据指向该印章启用时间矛盾。（4）被告人对其未伪造公文、证件、印章及对其提供的涉案材料来源的供述均稳定一致；无其他证据表明被告人实施了伪造公文、证件、印章的行为，现有证据只能证明被告人持有涉案材料并提交至人民法院进行民事诉讼。综上，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叶某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法庭宣告被告人叶某无罪。
经审理查明：
1、2012年9月，被告人叶某在其名下嵊州市东方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纸业公司）诉宁波奥威尔轮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威尔公司）合同款纠纷一案中，向本院出示盖有“宁波奥威尔轮毂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的“嵊州市东方纸业有限公司纸托数量”、“宁波万丰库存面纸”、“宁波奥威尔库存箱”等诉讼证据材料，一审法院据此判决被告宁波奥威尔轮毂有限公司应支付嵊州市东方纸业有限公司纸箱货款499912.74元并承担诉讼费用，奥威尔公司提起上诉，二审裁定发回重审，后本院裁定驳回起诉。经鉴定，“嵊州市东方纸业有限公司纸托数量”、“宁波万丰库存面纸”、“宁波奥威尔库存箱”三份诉讼证据材料上的“宁波奥威尔轮毂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印文与奥威尔公司提供的“宁波奥威尔轮毂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所形成。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庭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叶某的供述和辩解，证明“嵊州市东方纸业公司纸托数量”、“宁波万丰库存面纸”、“宁波奥威尔库存箱”这三份材料由其用于相关民事诉讼。
（2）证人蒋某的证言，证明其系奥威尔公司财务经理及上述民事诉讼委托代理人，2012年9月1日东方纸业公司起诉奥威尔公司要求支付货款，东方纸业公司在该民事诉讼中出具的东方纸业公司纸托数量、宁波万丰库存面纸、宁波奥威尔库存箱三份材料上面加盖的其公司合同专用章是假的，材料下面其等采购科吴某甲科长的签名是假的，东方纸业公司出具的账户余额确认函也是假的，上面显示的924938.41元这个数字是改动过的，出具的时间“2011年2月29日”明显是伪造的，印在账户余额确认函上面的其公司的公章也是假的。其公司公章在2009年5月用到现在未更换，合同专用章于2008年11月28日刻来，此前的合同专用章因破了而未使用。
（3）证人谈某的证言，证明其系上海安永华明会计事务所的项目负责人，其从2011年开始负责对奥威尔公司的年度财务审计工作。关于客户公司与其他公司的业务往来，其等会制作一份“账户余额确认函”交由客户公司核对并加盖公章，再由会计事务所发函给对方公司，对方公司核对后签字加盖公司印章及公司负责人签字后寄回事务所。对奥威尔公司2010年度的财务审计是从2011年1月开始的，事务所对该公司与东方纸业公司的财务审计制作了一份“账户余额确认函”，交由该公司盖章确认之后发函给了东方纸业公司，当时应付账款是44万多，东方纸业公司之后将这份函签字盖章后寄回事务所。事务所向东方纸业公司发过一次函，对方负责人签字盖章后寄回了事务所，注明日期是2011年2月28日，只此一张“账户余额确认函”。
（4）证人过红梅的证言，证明其系被告人叶某相关民事案件诉讼代理人，“东方纸业公司纸托数量”、“宁波万丰库存面纸”、“宁波奥威尔库存箱”这三份材料是叶某在诉奥威尔公司拖欠货款案中向其提供的，该案因奥威尔公司提出材料上对方公司公章系伪造，要求进行鉴定，案件发回重审后移交了公安机关，该三份材料原件其上交了负责二审的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5）证人吴某甲的证言，证明其系奥威尔公司采购科科长，其认为“东方纸业公司纸托数量”、“宁波万丰库存面纸”、“宁波奥威尔库存箱”、“奥威尔公司账户余额确认函”等诉讼证据材料中，确认函肯定是假的，其他三份材料不是公司盖章出具的，也是伪造的。确认函是负责公司财务审计的上海安永华明会计事务所发函给有业务往来的公司，经对方公司对账后，由对方公司负责人签字盖章后寄回事务所，不经过其等公司，不可能同时存在两份确认函的。其余三份材料，其公司采购部的仓库不出具这种格式的清单，上面的公司合同专用章经鉴定不是其公司原章盖印的，底部“已计入2010年12月底前的账户余额中”经鉴定也不是其写的。采购部向其他公司下单由采购员吕正杰（音）负责，收货由仓库收料员负责，具体流程公司有票据存根。
（6）证人吕某甲的证言，证明其于1995年至2010年9月在东方纸业公司工作，东方纸业公司与奥威尔有限公司的业务从开始一直到2010年9月都是其负责。“东方纸业公司纸托数量”这份材料其不清楚。关于“宁波万丰库存面纸”、“宁波奥威尔库存箱”两份材料，东方纸业公司为降低成本会一次性做得多一些成品，除了交货给对方公司之外的剩余成品就保存在公司仓库，方便下次供货。之后其等会按照仓库的产品数量列具一份库存清单，落款为东方纸业公司，由公司相关负责人签字后寄给奥威尔公司，方便他们知晓公司相关现有产品成品的数量，对方也有意向让其等出具这样的清单，方便他们下单，但该两份清单没有东方纸业公司的落款也没有公司相关负责人的签字。
（7）证人吕某乙的证言，证明其系奥威尔公司营销部营销员，公司的收货凭证不是涉案材料“东方纸业公司纸托数量”、“宁波万丰库存面纸”、“宁波奥威尔库存箱”的格式，公司仓库有专门的收货单票据。业务往来公司交货，公司收到货并点验之后，对方公司会开具奥威尔公司专门的收货单，再入库并制作采购入库单，这些票据公司财务部都有存根的。东方纸业公司从2010年1月10日起与其公司有业务，“东方纸业公司纸托数量”中出现了“QD-44-2”这种公司没有让东方纸业公司代为制作的纸托型号。东方纸业公司不是纸托业务直接生产商，而是由金华浦江亚泰纸塑有限公司制作的，从2010年5月5日起其公司就直接向浦江亚泰纸塑有限公司委托制作纸托业务了。“东方纸业公司纸托数量”中“数量”一栏与2010年5月5日至2011年4月30日公司委托浦江亚泰纸塑有限公司制作纸托的业务数量完全一致。上述三份材料上除格式、型号与公司账目有出入外，公司确认过的收货凭证或库存清单，除加盖公司印章外，肯定有公司仓库收货员或仓库保管员的签字，但三份材料上都没有。
（8）调取证据通知书及清单，证明嵊州市公安局从奥威尔公司调取2010年1月10日至2010年6月19日东方纸业公司到货记录、2010年5月5日至2013年4月11日浦江亚泰有限公司到货记录及收款发票、2011年4月13日至2011年8月21日东方纸业公司到货记录及送货单、采购入库单、收款发票，其中2010年5月5日至2013年4月11日浦江亚泰有限公司到货记录中2010年5月5日至2011年4月30日的供货“日期”、“名称”、“数量”、“名称（品名）”均与“东方纸业公司纸托数量”清单上的内容一致。
（9）奥威尔公司证明，证明奥威尔公司向嵊州市公安局提供该公司公章样本及合同专用章样本，确证在公司公章在2009年5月21日以来、公司合同专用章在2008年11月28日以来无其他备用或替代章。
（10）公章收缴证明，证明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分局于2009年5月21日收缴奥威尔公司的旧章，该公司重新刻制新公章。
（11）东方纸业公司诉奥威尔公司关于合同款纠纷案的相关卷宗材料，证明被告人叶某系东方纸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在2012年9月以来在民事诉讼中以上述三份清单等证据起诉奥威尔公司，后者被本院判决支付东方纸业公司货款49万余元；奥威尔公司不服提起上诉，2013年6月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发回重审；同年12月4日本院裁定驳回东方纸业公司起诉。
（12）涉案东方纸业公司纸托数量、宁波万丰库存面纸、宁波奥威尔库存箱等诉讼材料及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经本院委托，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被告人叶某向人民法院提交用于诉讼的《东方纸业公司纸托数量》、《宁波万丰库存面纸》、《宁波奥威尔库存箱》三份清单上所盖《奥威尔公司合同专用章》与奥威尔公司提供的《奥威尔公司合同专用章》印文不是用同一枚印章盖印；上述三份清单上“注：已计入2010年12月底前的账户余额中”字迹不是吴某甲所写；落款时间为2011年2月29日《账户余额确认函》上加盖的“奥威尔公司”的印文与“924938.41元”字迹，不具备鉴定条件。
2、2013年5月，在浙江励精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励精机械公司）诉被告人叶某及其名下的东方纸业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中，东方纸业公司提起反诉，被告人叶某向本院出具盖有“嵊州市建设局”印章印文的“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浙选字第（2002）0642046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浙地字第（2002）0642030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浙建字第（2008）0642025号”三份诉讼证据材料，后双方当事人先后撤诉。经鉴定，“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浙建字第（2008）0642025号”上所盖“嵊州市建设局”印章印文系伪造。经查询，“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浙选字第（2002）0642046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浙地字第（2002）0642030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浙建字第（2008）0642025号”所属文号系他人单位相关文件所有。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庭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吴某乙的证言，证明其系浙江盛久律师事务所律师，其在2013年励精机械公司诉东方纸业公司有关腾退房屋纠纷案中发现被告人叶某涉嫌伪造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三个文本，其中嵊州市建设局的公章是伪造的，相关编号是另一单位的。其从嵊州市规划局档案室复印了四份真实建设单位是嵊州市彩印包装厂（以下简称彩印包装厂）的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在嵊州市规划局的档案里未发现东方纸业公司的档案。
（2）证人过红梅的证言，证明2013年励精机械公司起诉叶某名下的公司关于腾退厂房方面的纠纷，一审判决原告胜诉，叶某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该案中，“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三份材料是叶某向其提供的，诉讼中对方指出三份材料系伪造、材料中的“嵊州市建设局”公章系伪造。叶某说这些材料都是公章落款方向其出具的，公章也是落款方敲印好之后给他的。励精机械公司起诉叶某有关于腾退房屋纠纷的，有损害赔偿纠纷的，有合同税费纠纷的。其之前印象中叶某在双方腾退厂房诉讼案件通过其提交了三份嵊州市建设局的土地证件到法院，具体出示情况以法院存档的案卷为准。
（3）证人周某能的证言，证明其系被告人叶某的代理律师，在励精机械公司诉被告人叶某名下公司的某二审案件中代理，叶某提出上诉之后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浙建字第（2008）0642025号”、“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浙选字第（2002）0642046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浙地字第（2002）0642030号”等三份材料给其，其会交给公安机关的。
（4）证人黎某的证言，证明其系嵊州市规划局测绘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上签发日期为2002年6月4日，但证件格式是2008年之后启用的新版证件格式，引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也是2008年1月1日才实施的，与签发日期矛盾，两份材料系伪造或因故补办的。嵊州市建设局于2008年4月之后将签发三份材料的权力下放到乡镇规划局一级，其对“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不能确定真伪，需向黄泽镇乡镇规划局进一步查证。签证权力下放前由乡镇一级规划员向嵊州市建设局提交审批，嵊州市建设局审批之后向建设单位发证并将证件的复印件保存归档。2011年时这块职能划归嵊州市规划局，在规划局档案室应该有证件存档。
（5）证人王某甲的证言，证明其自1984年以来一直在嵊州市规划局黄泽规划分局工作，1984年到2008年3、4月份单位名称为黄泽镇城镇建设办公室，2008年5、6月开始嵊州市建设局将村镇建设项目审批权限下方到五大建制镇，单位名称改成嵊州市黄泽镇建设规划局，到2011年12月1日起村镇建设项目的审批职能由嵊州市建设局移交到嵊州市规划局，单位名称改为嵊州市规划局黄泽规划分局，单位公章都随之改掉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浙建字第（2008）0642025号”发证日期为2008年10月1日，这份材料的印章应该是加盖“嵊州市黄泽镇建设规划局”的公章而非“嵊州市建设局”的公章，明显有问题，而且2008年单位签发这类证件所有内容都是用电脑打印的，这份材料填写内容是手写的跟实际不符。“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浙选字第（2002）0642046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浙地字第（2002）0642030号”两份材料上面打印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这部法是2008年1月1日颁布的，这之前签发类似建设项目公文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这与事实也是不符，其看这三份材料都是人为伪造的。其还查阅了其等档案室的公文存档，没有发现东方纸业公司的任何相关公文存档，如果一家建设单位审批过建设项目的话，其等档案室肯定有相关存档记录的。“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这些公文各自的发文号是只对应一份文书的，不可能同一个发文号对应不同的两份该类文书。
（6）励精机械公司诉被告人叶某及其名下的东方纸业公司关于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的相关卷宗材料，证明上述相关民事案件的诉讼情况，东方纸业公司在反诉励精机械有限公司在反诉期间向本院出具上述三份证件。后励精机械公司撤回起诉，东方纸业公司被裁定撤诉。
（7）调取证据通知书及三份涉案材料原件，证明公安机关于2014年6月30日从周某能处调取“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浙地字第（2002）0642030号”、“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浙选字第（2002）字第0642046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浙建字第（2008）0642025号”三份涉案材料原件，其中载明的用地单位或建设单位均为东方纸业公司。
（8）调取证据通知及清单，证明公安机关于2014年7月3日从嵊州市规划局规划管理处调取“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浙选证编号（2002）字第0642046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浙规证编号（2002）0642030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浙规证编号（2002）0642030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浙规证编号（2006）0642025号”复印件，其中载明的用地单位或建设单位均为彩印包装厂。
（9）调取证据通知书及反馈信息，证明嵊州市规划局档案室及嵊州市规划局黄泽规划分局均无建设单位为东方纸业公司的“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浙选字第（2002）0642046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浙地字第（2002）0642030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浙建字第（2008）0642025号”证件存档资料。
（10）嵊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说明，证明2011年4月，嵊州市建设局被拆分并组建嵊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嵊州市规划局，原嵊州市建设局档案已移交嵊州市规划局保管。
（11）调取证据通知及清单，证明嵊州市公安局从王某甲处调取不同时期的“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复印件多份，涉案材料的形式与印文内容均有与上述同期公文的不同之处，与证人王某甲的证言相互印证。
（12）绍公（司）鉴（文）字（2014）21号鉴定文书，证明经绍兴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从周某能处调取的浙建字第（2008）064202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上与嵊州市规划管理处档案科调取的样本《鹿山街道中心小学工程地形图》上相同内容的“嵊州市建设局”印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所形成。
（13）情况说明，证明因无法调取相关符合鉴定要求的合格印鉴样本，不能对“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浙选字第（2002）0642046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浙地字第（2002）0642030号”两份材料中的“嵊州市建设局”印章印文真实性进行鉴定。
根据相关案卷材料另查明，被告人叶某系彩印包装厂的投资人，其在励精机械公司诉其及彩印包装厂一案的二审委托了周某能律师，该案经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结案。
3-4、2013年9月，被告人叶某在其个人诉嵊州市锦星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星房产公司）关于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中，向本院出示盖有“嵊州市黄泽镇人民政府”印章印文的“关于黄泽镇七一村（2008）住宅用地地块青苗补偿说明”、盖有“嵊州市黄泽镇七一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七一村委会）和“嵊州市国土资源局黄泽国土资源管理所”（以下简称黄泽国土所）印章印文的“征地补偿费付款情况证明单”、盖有“嵊州市黄泽镇七一村村民委员会”印章印文的“青苗、地上物补偿清单”三份诉讼材料，一审判决驳回叶某诉讼请求。被告人叶某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并提交了盖有“嵊州市锦星房地产有限公司”印章印文的由江圣岳出具的“承诺书”，二审判决驳回叶某上诉，期间嵊州市锦星房地产有限公司的所有财产因被告人叶某的申请被裁定采取保全措施。经鉴定，“征地补偿费付款情况证明单”上的“嵊州市黄泽镇七一村村民委员会”印文和“嵊州市国土资源局黄泽国土资源管理所”印文、“关于黄泽镇七一村（2008）住宅用地地块青苗补偿说明”上的“嵊州市黄泽镇人民政府”印文均系伪造。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庭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吴某乙的证言，证明其系嵊州市人民政府的法律顾问，被告人叶某涉嫌伪造印章系在叶某与锦星房产公司的民事诉讼中发现的，据了解嵊州市黄泽镇人民政府、嵊州市黄泽镇七一村村民委员会从来没有办过土地青苗补偿的说明，也没有办过付款情况的证明。“征地补偿费付款情况证明单”中签名的“黄才钦”已于2011年8月前死亡，不可能再出现签字。该印章经初步比对，真实印章线条比较细，叶某提供的印章线条较粗，数字较模糊，差别比较明显，故向公安机关报案。
（2）证人过红梅的证言，证明2013年8月，叶某个人起诉嵊州市锦星房地产有限公司，要求被告返还200多万元投资款，一审驳回叶某起诉，叶某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该案中，“关于黄泽镇七一村（2008）住宅用地地块青苗补偿说明”、“青苗、地上物补偿清单”、“征地补偿费付款情况证明单”三份材料是叶某向其提供的，诉讼中对方指出三份材料上的“嵊州市黄泽镇人民政府”、“嵊州市国土资源局黄泽国土资源管理所”和“嵊州市黄泽镇七一村村民委员会”三颗公章系伪造的。叶某说这些材料都是公章落款方向其出具的，公章也是落款方敲印好之后给他的，该三份材料原件其上交了负责二审的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3）证人吕某丙的证言，证明其于2002年至2011年11月期间在黄泽镇政府做文书工作，黄泽镇政府的印章由其保管。2008年之前黄泽镇政府的印章更换过一次，之前使用的是原子印章，之后使用的为光敏印章，全称是“嵊州市黄泽镇人民政府”。
（4）证人徐某甲的证言，证明其从2011年开始做文书工作，保管单位印章，之前黄泽镇人民政府文书由吕某丙做。黄泽镇人民政府现在使用的印章编号为“3306830009799”，是2008年11月4日开始用的，之前使用的印章没有编号，而且至少从2004年就开始用了。嵊州市黄泽镇七一村村民委员会印章于2013年5月6日经镇政府同意新刻启用的，之前的印章因不能正常使用作废，现由其保管。七一村的印章在村里由村会计徐某乙保管。
（5）证人阮某的证言，证明其曾任嵊州市黄泽镇副书记、镇长、书记，其认为“关于黄泽镇七一村（2008）住宅用地地块青苗补偿说明”这份材料是伪造的，土地征用的补偿事宜是镇政府出面处理，有国家专项公款下拨，不可能让个人或企业来代付。2008年黄泽镇镇政府将七一村征用土地拍卖时，该地块都是沙滩地，没有苗木及地上物，不涉及青苗和地上物赔偿的。
（6）证人张某的证言，证明其系嵊州市国土资源局黄泽国土资源管理所副所长，该所印章是2002年开始使用，在2012年修理过一次，大小、字体都是不变的。涉案的“征地补偿费付款情况证明单”这份材料是假的，2011年时候的材料都是A4纸没有使用16K纸的，其没有见过这种内容的材料，上面其的签名好像是扫描上去的，使用的印章也与实际使用的大小不一致。
（7）证人王某乙的证言，证明其于2006年3月份到黄泽国土资源管理所工作，于2010年开始兼所里内勤，保管所印章，使用的一直就一枚公章，在2012年因为印章中间突起修理过一次，大小、字体都是不变的。
（8）证人郑某的证言，证明其于2006年到2010年在嵊州市浦口街道开发区国土资源管理所当土管员，2010年至今在嵊州市黄泽镇国土资源管理所当土管员，负责黄泽镇镇中片土地管理工作。“征地补偿费付款情况证明单”其从没见过，同时加盖村民委员会和国土资源所的印章是违背实际工作情况的，上面其和张某的签字不像是用笔直接写的，这份材料是其他人伪造的。土管所的印章平时是土管员王某乙在保管的。
（9）证人刘某的证言，证明其系嵊州市黄泽镇七一村村书记，涉案的“征地补偿费付款情况证明单”、“青苗、地上物补偿清单”两份材料是假的。其村没有土地开发，“中山新村”即现在的华丰新村是黄泽镇的土地，华丰新村路下15米的地方是村里的，向镇里有钱拿来过。当时开发这块土地时地上是沙滩，没有任何农作物。其从1993年开始担任黄泽七一村村书记，没有出具过“征地补偿费付款情况证明单”、“青苗、地上物补偿清单”两份材料，村里没有经过这么大资金的钱，材料上面签字的“黄才钦”也于签字时间前早就死了。村里的印章平时是村会计在管理的。
（10）证人徐某乙的证言，证明其在2005年后任七一村会计至今，平时保管村委的印章、管理村财务等工作。黄泽镇七一村村民委员会现在使用的印章是2013年5月6日开始新启用的，原来的印章不能使用作废了，由黄泽镇政府保管着，作废掉的印章是2007年或2008年换掉的。两份涉案材料上的时间是2011年8月2日，当时其已经是会计，但其没有敲过这样的章，没有处理过材料上面的事情。材料上面签字的“黄才钦”于2010年4月12日车祸死亡了，他原来是七一村党支部委员，分管文教卫生方面的事情，材料上面征地、青苗补偿之类事情他管不着，也没有签字权。
（11）证人江某的证言，证明2011年的时候，生意伙伴叶某向其等推荐嵊州市黄泽镇中山新村一块留拍土地，想让其等去竞拍。同年其父亲江圣岳通过嵊州市国土资源管理局向招投标中心公开招标竞拍到这块土地，并挂牌成立嵊州市锦星房地产有限公司。其等竞拍这块土地时嵊州市国土资源管理局是以“净地”公开竞拍的，不存在地上物与青苗补偿问题，这块地本身是荒置的沙地，没有什么地上物与作物的。即使存在地上物与青苗补偿问题，也应该是当地镇政府和国土资源管理所出面解决赔偿事宜，不需要叶某个人垫付这笔钱的。其与其父亲没有和叶某商议过任何关于这块土地的垫付款项事宜。
（12）嵊州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出具的证明，证明嵊州市黄泽镇七一村村民委员会于2007年9月27日向公安机关申请刻制公章一枚，编码为3306830005661；嵊州市黄泽镇人民政府于2008年11月4日向其局申请刻制公章一枚，编码为3306830009799。
（13）嵊州市黄泽人民政府证明，证明嵊州市黄泽镇七一村村民委员会因印章损坏，于2013年5月6日向嵊州市黄泽镇人民政府要求更换印章。
（14）调取证据通知及清单，证明嵊州市黄泽镇七一村村委会提供的无据支出证明单，上面有原黄泽镇七一村支委“黄才庆”的签名，与被告人叶某提供的材料上“黄才钦”签名不符。
（15）死亡证明及尸体检验报告，证明黄泽镇七一村支委黄才庆于2010年4月12日因车祸死亡。
（16）叶某诉锦星房产公司关于合伙协议纠纷案的相关卷宗材料，证明被告人叶某于2013年9月就该案向本院提起诉讼，期间提交了“关于黄泽镇七一村（2008）住宅用地地块青苗补偿说明”、“青苗、地上物补偿清单”、“征地补偿费付款情况证明单”三份材料作为证据。2014年1月13日本院判决驳回叶某诉讼请求。此后叶某提起上诉，2014年5月被二审法院驳回上诉。
（17）调取证据通知书及清单，证明嵊州市公安局从嵊州市黄泽镇人民政府调取2004年至2008年11月4日期间使用的“嵊州市黄泽镇人民政府”印章印模；从嵊州市黄泽镇人民政府调取2007年9月27日至2013年5月5日期间使用的“嵊州市黄泽镇七一村村民委员会”原印章印模（现已作废）；从嵊州市国土资源局黄泽国土资源管理所调取2002年至2014年期间使用中的“嵊州市国土资源局黄泽国土资源管理所”印章印模。从本院调取了“关于黄泽镇七一村（2008）住宅用地地块青苗补偿说明”、“青苗、地上物补偿清单”、“征地补偿费付款情况证明单”三份材料原件。
（18）绍公（司）鉴（文）字（2014）7号鉴定文书，证明《征地补偿费付款情况证明单》上与样本印鉴上“嵊州市黄泽镇七一村村民委员会”印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所形成；《征地补偿费付款情况证明单》上与样本印鉴上“嵊州市国土资源局黄泽国土资源管理所”印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所形成；《关于黄泽镇七一村（2008）住宅用地地块青苗补偿说明》上与样本印鉴上“嵊州市黄泽镇人民政府”印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所形成。
（19）调取证据清单及该案二审庭审笔录等卷宗材料，证明嵊州市公安局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调取该案二审的庭审笔录等卷宗材料，被告人将涉案“承诺书”作为新证据提交二审法院，“承诺书”所用纸张上有“爱尊客商务酒店连锁企业”字样，落款时间为2012年5月10日。
（20）证明，证明锦星房产公司提供的印鉴为2012年6月至2014年11月24日期间使用，无其他备用或替代章。
（21）绍公（司）鉴（文）字（2014）26号文件检验鉴定书，证明经绍兴市公安司法鉴定，《承诺书》上“嵊州市锦星房地产有限公司”可疑印章印文不是印章直接盖印所形成，《承诺书》上“江圣岳”可疑签名字迹不是直接书写所形成。
证明全案其他事实的还有户籍证明、抓获经过等证据，证实被告人叶某的出生日期等基本身份情况及其被公安机关于2014年6月20日抓获归案的过程等。
另查明，被告人叶某因妨害公务、扰乱公共秩序于2008年11月6日被嵊州市公安局决定行政拘留八日、并处罚款人民币二百元，因故意损毁公私财物于2011年7月6日被嵊州市公安局决定行政拘留四日，有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收集在卷。
本院认为，被告人叶某在民事诉讼中，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印章以及公司、人民团体印章，其行为已分别构成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罪及伪造公司、人民团体印章罪，应予数罪并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的基本犯罪事实成立，予以支持。第3-4节事实中的涉案材料由“说明”、“证明单”等形式作出，且被告人的行为已被评价至伪造国家机关印章，故不宜再对被告人作出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的认定。村委会既非国家机关，也非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作为基层性群众自治组织应纳入外延宽广的人民团体范畴。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欠准确，应予纠正。奥威尔公司以前虽有过其他合同专用章但已损坏并停用多年，相关鉴定意见由本院委托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操作规范，程序合法，内容客观且符合相关证据所指向的事实，本院对该鉴定意见予以采信。尾号为2025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中“嵊州市建设局”的印章经绍兴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系伪造，采用的样本来源于政府备案的文件资料并不违反规定。尾号为2046的“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及尾号为2030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上面所盖“嵊州市建设局”的印章印文虽未经鉴定，但该两证件系伪造的事实有相互印证的多份证据证明，可以认定。作为鉴定使用的黄泽国土所样本印章虽在涉案印文形成以后被修补过，但涉案的伪造印章明显小于样本印章，且印文位置均不吻合，故不影响对该印章系伪造的认定。作为鉴定使用的七一村委会样本印章系使用于2007年9月至2013年5月的印章并无不妥，涉案的伪造印章明显小于该样本印章，且印文位置均不吻合，故不影响对涉案印章系伪造的认定。
在第1节事实中，被告人叶某向人民法院提交盖有伪造的奥威尔公司印章的涉案诉讼材料，有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上海安永华明会计事务所人员佐证，三份伪造的涉案材料与东方纸业公司出具的与奥威尔公司不同的账户余额确认函具有内容上的关联性与连贯性，一同被被告人用于民事诉讼以图人民法院支持其虚假的诉讼请求。在第2-4节事实中，涉案的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系伪造有能相互印证的多份证据证实，国家机关证件的出具及印章的使用有很强的公信力，在没有明确的削弱这种公信力证据出现的情况下，本院对辩方之有关证件、材料来由正当的相关辩解不予采信。被告人利用伪造的证件、印章及其形成的虚假材料在上述案件的二审中使用，以便获取非法诉讼利益，该材料与其在一审中使用的有关虚假诉讼材料具有内容上的关联性与连贯性。涉案“承诺书”上锦星房产公司的印章印文虽不是印章盖印所形成，“江圣岳”签名字迹也不是直接书写所形成，但在既未对该印章及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也无江圣岳的证言等关键证据出现的情况下，只能证明该“承诺书”的内容存疑，而不足以证明被告人伪造了涉案印章及签名，辩方相关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被告人叶某作为东方纸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彩印包装厂的投资人，多次在民事诉讼中使用上述伪造的证件、印章及其形成的虚假的有利于自己及其名下公司的诉讼材料，欲获取非法诉讼利益。被告人虽对涉案证件、印章的来由有明确辩解，但均无法推翻能相互印证的多份证据所指向的事实，且无其他不能排除的合理怀疑，可以认定被告人伪造或指使他人伪造了涉案证件、印章。被告人叶某多次利用伪造的证件、印章形成的虚假材料作为证据提交法庭干扰司法，且有违法劣迹，应予从重处罚。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无罪辩解及辩护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为打击犯罪，维护正常的社会管理秩序，根据被告人叶某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二款、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叶某犯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犯伪造公司、人民团体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二○一四年六月二十日起至二○一七年十月十九日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刘安琳
人民陪审员 董伯千
人民陪审员 钱爱武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邢柯玲
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六十九条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伪造、变造、买卖或者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百八十条第二款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