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渝高法民提字第00247号
抗诉机关：重庆市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周恒煦，男，汉族，1965年10月12日出生，住重庆市江北区大石坝九村**号附**号。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陈悦，女，汉族，1967年3月4日出生，住重庆市南岸区黄家巷**号7-1。
委托代理人：周恒煦，男，汉族，1965年10月12日出生，住重庆市江北区大石坝九村**号附**号。
以上二申诉人委托代理人：何怀东，重庆嘉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原被告、二审上诉人）：刘宗锧，男，汉族，1964年1月8日出生，住重庆市沙坪坝区六洞村**号5-2。
委托代理人：古国富，重庆君知奇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周恒煦、陈悦因与被申诉人刘宗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2）渝一中法民终字第00848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重庆市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5月9日作出渝检民抗（2013）101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3年6月3日作出（2013）渝高法民抗字第00117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蒋娟、宁学福出庭。申诉人周恒煦及其委托代理人何怀东、被申诉人刘宗锧及其委托代理人古国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1年3月31日，一审原告刘宗锧就与周恒煦、陈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起诉至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周恒煦、陈悦于2011年5月6日向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提出管辖异议申请。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5月12日将案件移送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一审原告刘宗锧诉称，周恒煦、陈悦系夫妻，1999年3月13日，周恒煦向刘宗锧借款135000元。2000年2月25日，周恒煦再次向刘宗锧借款234580元，共计369580元。其后，周恒煦未归还借款。请求判令周恒煦、陈悦共同偿还借款369580元并承担诉讼费。
一审被告周恒煦、陈悦辩称，双方不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周恒煦虽然向刘宗锧出具了两张借条，但不存在借款事实；第一张借条的形成是由于当时周恒煦为了在河南信阳开摩托车销售店，刘宗锧系河南嘉陵摩托销售有限公司的副总，周恒煦需要获得刘宗锧的销售支持，刘宗锧向其索要的回扣，当时约定赚了钱就支付；第二张借条包含了第一张借款的金额，还包含刘宗锧在周恒煦摩托车店内所占30%干股的分红，以及装修款、销售返利的配件款等；2001年到2002年期间，刘宗锧找周恒煦还过钱，本案已过诉讼时效。请求驳回刘宗锧的诉讼请求。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1999年3月13日，周恒煦向刘宗锧出具一张借条，载明现借到刘宗锧现金135000元等。2000年2月25日，周恒煦再次向刘宗锧出具一张借条，载明现借到刘宗锧现金234580元，用于嘉陵信阳专卖店投资等。其后，周恒煦未向刘宗锧支付借条载明款项。刘宗锧遂于2011年3月31日向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起诉，周恒煦、陈悦提出管辖异议，重庆市渝中区法院将本案移送至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另查明，周恒煦与陈悦于1991年10月16日登记结婚，至今仍系夫妻关系。
一审庭审中，刘宗锧对借款作了如下陈述：两笔借款均在郑州当面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周恒煦；资金来源分作三部分：其一，夫妻二人在嘉陵公司分别分得股票2000股，又购买了4000股，共计8000股，开盘时以23元多一股的价格出售获得一部分资金，其二，自己的积蓄，其三，向亲戚借了部分，因时间久远，已记不清楚向谁借了多少钱；双方于1998年通过周恒煦的姐姐周玫认识，刘宗锧当时是嘉陵厂在郑州负责销售的副总；借款给周恒煦用于摩托车进货；由于信阳摩托车停止上牌照后，周恒煦的摩托店关门了，周恒煦就回重庆了，刘宗锧回重庆后找过周恒煦，但没找到，电话也无法联系，找过周恒煦的姐姐周玫，但未能得知周恒煦的联系方式；并陈述原以为已过诉讼时效，后了解到这种情况没过诉讼时效，才起诉至法院，周恒煦的地址是刘宗锧的代理人到渝中区产权监理所查询得知；因为其与周恒煦关系较好，同时考虑到周恒煦有还款能力，当时借款没有约定利息及还款时间。
庭审中，周恒煦为证明其关于刘宗锧作为河南嘉陵公司副总，向周恒煦索贿，在周恒煦店里占干股，并且在2001年底找到周恒煦的姐姐周玫要求还款的主张，申请了证人周玫、曾杰、刘富强出庭作证，并举示一份吴银华的书面证言。证人周玫陈述，2001年至2002年期间，刘宗锧两次到单位找其要求周恒煦还钱，并将其带到曾杰的住处，要求其写了一份金额为15万元的保证书等；证人曾杰的陈述与周玫陈述基本一致，还陈述其听刘宗锧说一共有两张借条，后一张借条包括前一张借条的金额，但刘宗锧未说过是否是借款等；证人刘富强主要陈述其系周恒煦在河南信阳摩托车店的维修师傅，刘宗锧告知其在周恒煦店内占有干股等；吴银华书面证言主要载明，1999年3月其代表嘉陵集团与周恒煦签订河南信阳摩托车专卖店的销售协议，公司出资3.5万元为周恒煦装修门面，按销售业绩返利，以维修配件计算返利金额等。
刘宗锧质证认为周玫系周恒煦的姐姐，存在亲属关系，且周玫亦陈述刘宗锧系找周恒煦还钱；曾杰与刘富强陈述的刘宗锧占干股与本案无关；吴银华的证人证言与本案无关。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一、刘宗锧与周恒煦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二、如借款合同关系成立，本案涉讼两张借条是否存在包含关系；三、如借款合同关系成立，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
关于刘宗锧与周恒煦是否存在借款合同关系的问题。该院认为，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应当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刘宗锧虽然举示了两张周恒煦出具的借条原件，但双方借款合同关系成立应当以借款实际支付为前提。周恒煦对借款事实不予认可；刘宗锧对其资金来源仅陈述为出售股票、自有积蓄、及向亲戚的借款，并未举示股票交易记录、支取存款凭证等相关证据，亦未能清楚陈述向亲戚借款的对象及金额，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判断，刘宗锧在河南郑州大额借款给周恒煦，不通过银行转账而支付现金，又不能证明资金来源，不符合常理；刘宗锧与周恒煦认识仅一年左右，作为周恒煦摩托车销售店供应商的负责人之一，刘宗锧倾其所有、甚至向亲戚借款，用于借款给周恒煦，却仅以支持周恒煦业务为由，不约定利息及还款期限，亦不符合常理；刘宗锧在借款后长达十余年时间仅以联系不上周恒煦、以为过了诉讼时效为由不依法主张权利亦不符合常理。综上情况，刘宗锧因未能举示合法、充分证据证明借款的支付，其主张的借款关系不能成立，刘宗锧要求周恒煦、陈悦共同归还借款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该院不予支持。鉴于双方借款合同关系不能成立，争议焦点第二、三项不再赘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宗锧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844元，由刘宗锧负担。
刘宗锧不服一审判决，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周恒煦、陈悦偿还借款369580元。
周恒煦、陈悦辩称：刘宗锧举示的借条实际是其索贿的犯罪证据，不是真实借款。请求驳回刘宗锧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中，刘宗锧举示了以下证据材料：
第一组证据：1、刘宗锧存有的照片；2、周玫抄写的诗词。拟证明刘宗锧与周恒煦的姐姐周玫存在暧昧关系。
第二组证据：1、刘宗锧的证券开户资料；2、刘宗锧在海通证券的资金变动表；3、交通银行双碑支行流水清单；4、委托代理协议；5、资金转入表；6、银行利息清单；7、中国银行委托协议；8、刘宗锧妻子吴英股票账户交易明细。拟证明刘宗锧的资产情况，刘宗锧有资金的出借能力。
第三组证据：1、吴英、吴祥兴、冉启惠的身份证、常住人口登记表；2、刘宗锧与吴英的结婚证；3、吴英、冉启惠的股票账户证；4、冉启惠股票账户资金变动表；5、吴祥兴股票账户证；6、吴祥兴股票账户交易明细。拟证明刘宗锧的岳父、岳母的资产情况，刘宗锧有资金的出借能力。
第四组证据：证券持有变动表四份。拟证明刘宗锧及家人的股票交易情况，刘宗锧有资金的出借能力。
第五组证据：1、单位明细表；证明99年河南嘉陵公司支付给信阳专卖店2.36万元。2、银行取款凭证；证明99年期间刘宗锧通过银行取款项给周恒煦191695.54元。第1笔是支付的第一个借款，第2-6笔是证明第2张借条的借款。3、嘉陵专卖店协议及管理办法；证明周恒煦是信阳专卖店的负责人。4、河南嘉陵销售银行明细。拟证明周恒煦是信阳市浉河区跨世纪机电设备商行的负责人，刘宗锧通过银行取款给周恒煦191695.54元，周恒煦用该借款购车。
刘宗锧举示的证据，经周恒煦、陈悦质证，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周玫和刘宗锧有暧昧关系。对第二组证据中的第1份证据，因刘宗锧未举示证据原件，不认可其真实性，对第二组证据中的2-8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对第三组证据中的第3、5份证据，因刘宗锧未举示证据原件，不认可其真实性，对第三组证据中的其他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对第四组证据，因刘宗锧未举示证据原件，不认可其真实性，同时认为与本案无关联。对第五组证据中的第1份证据，因没有公章，不认可其真实性，对第五组证据中的其他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认为银行取款凭证不能证明刘宗锧款项来源，不能证明是刘宗锧的钱；认可周恒煦是信阳市浉河区跨世纪机电设备商行的负责人，但周恒煦交购车款的账上有余款，周恒煦购车交款与本案借款无关；刘宗锧的解释不合情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
该院认为，刘宗锧举示的上述证据经周恒煦、陈悦质证，对第一组证据、第二组证据中的2-8份证据、第三组证据中1、2、4、6份证据、第五组证据中的2、3、4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院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上述证据能证实刘宗锧于1999年3月至12月在河南省郑州市的工商银行取款六次共计191695.54元，刘宗锧具有借款的出借能力。第二组证据中的第1份证据，第三组证据中的第3、5份证据，第四组证据，因刘宗锧未举示证据原件，且周恒煦、陈悦不认可，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第五组证据中的第1份证据，因刘宗锧未举示该证据的来源，且周恒煦、陈悦不认可，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刘宗锧另申请证人何平、张鸿、唐彬琪出庭作证。1、证人何平到庭陈述：其与刘宗锧系亲戚关系，刘宗锧的母亲是其表姐。何平系从事安装信息集成等工程，在2000年2月份春节后（大约2000年2月20日左右），刘宗锧向其借款3万元，原因是刘宗锧说一个姓周的朋友差点钱，因为当时其有这个能力就答应，借款时刘宗锧出具了借条，刘宗锧于当年年底归还，还款后将借条撕毁了。2、证人张鸿到庭陈述：其与刘宗锧系亲戚，刘宗锧是其表姐哥。张鸿在朝天门市场从事个体服装批发。2000年2月20日左右，刘宗锧说有个朋友需要钱，向其借款4万元，后张鸿将现金4万元送到刘宗锧家里，刘宗锧出具了借条，刘宗锧于半年后归还，还款后借条就撕毁了。3、证人唐彬琪到庭陈述：其原系刘宗锧的妹夫，2005年前与刘宗锧妹妹离婚。唐彬琪系从事药品批发生意。1999年3月，刘宗锧称有个朋友需要钱，向其借款5万元，唐彬琪在重庆将现金5万元交付给刘宗锧，刘宗锧出具了借条，后于2000年上半年归还，还钱的时候把借条撕毁了。
二审审理中，周恒煦、陈悦申请证人周玫再次出庭作证。证人周玫到庭陈述：1、周玫与周恒煦系姐弟，照片是其到郑州看弟弟周恒煦时，周恒煦在开年终总结会，碰到刘宗锧，刘宗锧给周恒煦、周玫拍的照；2、抄写的诗词是因与同事坐火车，火车上遇见刘宗锧，无聊就在车上抄诗，不清楚诗是如何到刘宗锧手里的，只清楚一点未给刘宗锧诗；同时其与刘宗锧不存在暧昧关系。3、2002年，因周恒煦拒绝给刘宗锧钱，刘宗锧将周玫挟持，逼迫其写保证书。4、其余情况与一审出庭证言一致。
对刘宗锧申请出庭证人何平、张鸿、唐彬琪的证词，周恒煦、陈悦认为，证人均与刘宗锧是亲戚，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故证人证言真实性不应采信，证词与刘宗锧的资金实力无关。
对周恒煦、陈悦申请出庭证人周玫的证词，刘宗锧认为，证人周玫与周恒煦系姐弟，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不具有真实性。
二审审理中，由于周恒煦当庭陈述“因刘宗锧索贿从而导致周恒煦书写两张借条一事，已于去年向重庆市沙坪坝区检察院报案”。该院于2012年5月29日电话告知周恒煦的委托代理人，要求周恒煦在7日内提交其向重庆市沙坪坝区检察院的报案记录，如逾期不提交，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后周恒煦未提交相关报案记录。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相同。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一、关于刘宗锧是否履行借款的出借义务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本案中，虽然周恒煦在一审中申请证人周玫、曾杰、刘富强出庭作证，二审中再次申请证人周玫出庭作证，但三位证人证言均不能证实周恒煦向刘宗锧出具的二张借条系周恒煦向刘宗锧行贿所出；而刘宗锧提供的由周恒煦亲笔书写的两张借条中分别载明“现借到刘宗锧现金135000元、234580元”，且刘宗锧提供有1999年3月至12月在河南省郑州市相关工商银行六次取款共计191695.54元的银行取款凭证，二审中申请证人何平、张鸿、唐彬琪出庭作证，证实刘宗锧在借条形成的时间段具备向周恒煦出具借款的出借能力；同时结合该院要求周恒煦在一定期限内提交其针对向刘宗锧行贿的报案记录并讲明逾期不提交报案记录的后果的情况下，周恒煦至今仍不提交相关报案记录的事实；该院认为，刘宗锧提供的证据（周恒煦亲笔书写的两张借条、六次银行取款凭证、证人何平、张鸿、唐彬琪的证词）证明力明显大于周恒煦提供证据（证人周玫、曾杰、刘富强的证词）的证明力。因此，该院确认刘宗锧已经履行了借款的出借义务。二、关于周恒煦出具的两张借条之间是否存在包含关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1、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2、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3、原始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传来证据；4、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5、证人提供的对与其有亲属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一般小于其他证人证言。虽然证人曾杰在一审开庭时陈述“其听到刘宗锧说一共有两张借条，后面一张借条包括了前一张借条的金额”，但证人曾杰的证词属于间接证据，而刘宗锧举示的由周恒煦亲笔书写的两张借条属于直接证据；因此，借条的证明力一般大于证人证言；本案中，周恒煦也未举示其他证据证明其出具的后一张借条（2000年2月25日）的金额包含前一张借条（1999年3月13日）的金额，故该院认为，周恒煦出具的后一张借条（2000年2月25日）的金额不包含前一张借条（1999年3月13日）的金额。三、关于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出借人依据未约定还款期限的借条提起诉讼，从出借人要求借款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由于周恒煦出具的二张借条均未约定还款期限，因此，二张借条的诉讼时效应当从出借人刘宗锧要求借款人周恒煦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虽然周恒煦认为，刘宗锧于2001年到2002年期间，找过周恒煦还钱，本案已过诉讼时效；但周恒煦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且刘宗锧否认在此期间向周恒煦催要借款，因此，该院对周恒煦辩称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借款关系的事实不成立有误，该院予以纠正。但属因新证据改判，不属一审错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二百零六条、二百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撤销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1）江法民初字第3977号民事判决，即：驳回刘宗锧本案诉讼请求。二、由周恒煦、陈悦于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刘宗锧借款369580元。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844元，由刘宗锧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6844元，由周恒煦、陈悦共同负担。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原生效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理由是：
（一）刘宗锧举示的证据不能证明履行了出借义务。对现金交付的借贷，可根据交付凭证、支付能力、交易习惯、借贷金额的大小、当事人间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的交易细节经过等因素综合判断。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双方对刘宗锧是否履行了出借义务存在争议，依法应当由刘宗锧举证证明其完全履行了借条上载明的款项数额的交付。刘宗锧举示1999年3月13日借条一张，借款金额135000元，并提供1999年3月10日银行取款61400元凭证，然而，135000元借款中仍有73600元的资金来源没有举证证明。刘宗锧举示2000年2月25日借条一张，借款金额234580元，并提供1999年4月21日银行取款30000元凭证、1999年7月13日银行取款20000元凭证、1999年7月23日银行取款15000元凭证、1999年9月12日银行取款5000元凭证、1999年12月26日银行取款60295.54元凭证，然而，234580元借款中仍有104284.46元的资金来源没有举证证明，故刘宗锧举示两张借条所载明的369580元借款总额中尚有177884.46元的资金来源未举证证明，其举证责任并未完成，369580元借款总额中的177884.46元的资金来源仍是刘宗锧需要举证证明的待证事实。
对于第二张借条的形成，刘宗锧向二审法院陈述，1999年4月21日从银行取款30000元后借给周恒煦43210元；1999年7月13日从银行取款20000元后借给周恒煦20000元；1999年7月23日从银行取款15000元后借给周恒煦15000元；1999年9月12日从银行取款5000元后借给周恒煦5000元；1999年12月26日从银行取款60295.54元后借给周恒煦60295.54元，上述五次借款周恒煦每次都向刘宗锧出具借条，2000年2月25日在借给周恒煦91074.46元时，周恒煦出具了一个总的借条，并把此前五张借条全部销毁。对此，周恒煦不予认可。如果刘宗锧上述说法成立，那么此前周恒煦出具给刘宗锧的借条应是六张借条，即包括1999年3月13日周恒煦向刘宗锧出具的借款金额为135000元的借条。然而，按照刘宗锧的陈述，在2000年2月25日最后一次借款时，只把后五次借款合并到总借款当中，唯独没有把1999年3月13日第一次借款包括在内，其作法明显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
按照刘宗锧的陈述，双方的借贷是通过现金交付。1999年12月26日，刘宗锧从银行取款60295.54元后借给周恒煦60295.54元，2000年2月25日再次借给周恒煦91074.46元，两次上万元的大额现金借贷，居然还借贷了元角分，其作法明显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也不符合常理。
（二）刘宗锧申请证人何平、张鸿、唐彬琪出庭作证所作的证词并不具有证明力的优势。一审中，刘宗锧依据借条主张其与周恒煦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要求周恒煦和陈悦归还。对此，周恒煦主张该借条名为刘宗锧借给周恒煦借款，实为刘宗锧向周恒煦索要的回扣，并申请了证人周玫、曾杰、刘富强出庭作证。上述三个证人除周玫系周恒煦的姐姐外，曾杰和刘富强与周恒煦并无利害关系。二审中，刘宗锧为证明其确实借钱给周恒煦，申请了证人何平、张鸿、唐彬琪出庭作证，其中何平系刘宗锧表舅，张鸿系刘宗锧的表舅子，唐彬琪系刘宗锧原妹夫，三个证人均是刘宗锧的亲戚，均与刘宗锧存在利害关系。故刘宗锧申请的证人何平、张鸿、唐彬琪证词的证明力应小于周恒煦申请的证人曾杰和刘富强证词的证明力，本案二审判决既然未采信证明力较大的证人曾杰和刘富强的证词，当然更不应当采信证明力较小的证人何平、张鸿、唐彬琪的证词。
（三）二审并未排除本案明显不符合常理的地方。一审法院对刘宗锧主张其与周恒煦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作出了三个不符合常理的认定：1、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判断，刘宗锧在河南郑州大额借款给周恒煦，不通过银行转账而支付现金，其又不能证明资金来源，不符合常理；2、刘宗锧与周恒煦认识仅一年左右，作为周恒煦摩托车销售店供应商的负责人之一，刘宗锧倾其所有、甚至向亲戚借款，用于借款给周恒煦，却仅以支持周恒煦业务为由、不约定利息及还款期限，亦不符合常理；3、刘宗锧在借款后长达十余年时间仅以联系不上周恒煦、以为过了诉讼时效为由不依法主张权利亦不符合常理。二审中，刘宗锧除了对第一个不符合常理进行了举证证明外，对第二、三个不符合常理未举证证明。在对第一个不符合常理中的资金来源进行举证证明的过程中，如前所述，其举证责任并没有完成。对第二、三个不符合常理未予举证证明，故二审判决并未排除一审判决三个不符合常理的认定，对刘宗锧是否履行了出借义务仍然处于待证状态。
综上所述，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2）渝一中法民终字第00848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特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
本院再审对原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经再审另查明本院再审另查明，1999年3月13日，周恒煦向刘宗锧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现借到刘宗锧现金：￥135000.—（大写：壹拾叁万伍仟元正）。借款人：周恒煦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三日”；2000年2月25日，周恒煦再次向刘宗锧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现借到刘宗锧现金：￥234580.—（大写：贰拾叁万肆仟伍佰捌拾元正）用于嘉陵信阳专卖店投资。周恒煦2000.2.25”。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中刘宗锧已经履行了借款的出借义务，双方借款关系成立，且两张借条之间并不存在包含关系。针对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具体评判如下：
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贷款时生效。”因此，本案中刘宗锧提供借款时，双方的合同生效。根据《证据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在本案双方对刘宗锧是否履行了借款的出借义务发生争议时，刘宗锧作为出借人，应承担履行了借款的交付义务的举证责任。刘宗锧在一审中举示了两张借条。周恒煦对借条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仅辩解借条系刘宗锧索要的回扣而出具，并表示已向检察机关报案。但其并未提供刘宗锧向其索要回扣的证据。而作为本案重要证据的借条所载明的“现借到刘宗锧现金135000、234580元”的表述，实质就是借款交付的证明，是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如果借款人没有相反证据，那么就应当认定出借人完成了自己的举证责任，对于出借人的主张应予支持。
其次，从刘宗锧举示的证据分析：刘宗锧除一审中举示的周恒煦亲笔书写的两张借条外，二审中举示了六份银行取款凭证、河南嘉陵销售银行明细以及证人何平、张鸿、唐彬琪的证词。其中银行取款凭证及证人何平、张鸿、唐彬琪的证词能够证明刘宗锧在借条形成的时间段具备出借能力及借款的资金来源，与借条形成印证；河南嘉陵销售银行明细能够印证借条载明的借款的用途；且银行取款凭证反映的部分金额与河南嘉陵销售银行明细载明的周恒煦购摩托车的进货时间及金额也相印证，同时与刘宗锧陈述相吻合。故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锁链。
再次，从周恒煦辩解意见及举示的证据分析：对于周恒煦提出借款未实际发生并称借条金额的组成系刘宗锧在周恒煦摩托车店内所占30%干股的分红，以及装修款、销售返利的配件款等，系索要的回扣的抗辩意见。但周恒煦并未向法庭举示其主张的借款组成的1999年其摩托车店内销售利润情况、装修款及销售返利的配件款的相关账目或具体金额及以上款项与借条之间的联系的证据。同时其辩称借条系刘宗锧索要的回扣并称已向检察机关报案，但法院要求其提供报案记录其至今未向法院提供。
对周恒煦申请出庭作证的三个证人，其中周玫的证言，仅证明其与刘宗锧之间不存在暧昧关系。证人曾杰仅陈述刘宗锧并未说过是否是借款，但均不能证明周恒煦主张的借条系向刘宗锧行贿所出，也不能证明借款不成立。相反周玫证实“刘宗锧两次找到周玫要求周恒煦还钱”及曾杰证明的“听刘宗锧说有两张借条，后一张借条包含第一张借条的金额”，反而印证了刘宗锧关于借款事实成立的主张。证人刘富强证明刘宗锧在周恒煦店内占干股，但是否占干股与本案借条之间并无关联，不能因此否定借款事实的成立，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吴银华的书面证言亦不能证明借条金额的组成，不能达到周恒煦所要证明的目的，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对于周恒煦辩称第二张借条的金额包含第一张借条的金额的意见，因仅有证人曾杰陈述“听刘宗锧说有两张借条，后一张借条包含第一张借条的金额”，曾杰的该陈述系间接证据，而两张借条系直接证据。直接证据的证明力应大于间接证据。同时根据《证据规定》第七十条“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一）书证原件或者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副本、节录本；（二）……”，因周恒煦没有提供足以反驳刘宗锧借条所载明金额的证据，故本院认定两张借条所载明的金额为借款金额。
综上所述，刘宗锧举示了借条，并就资金的来源举示了部分银行取款凭证，同时举示了河南嘉陵销售银行明细以及证人何平、张鸿、唐彬琪的证词。虽然未举示借条所载明金额的全部资金来源，但借条载明了借款人和出借人，也载明了借款数额和借款时间，其中一张借条上还载明了借款用途，刘宗锧关于借条形成经过的陈述与其举示的证据之间亦无矛盾且相互印证。故刘宗锧举示的证据已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标准，刘宗锧已经对借款金额、款项的交付等借款合意、借款事实的发生完成了举证责任。周恒煦虽提出抗辩，但是纵观本案一、二审及再审，周恒煦并未提供确凿的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根据《证据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审法院在综合考虑双方当事人提供证据的证明力的情况下，认定刘宗锧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周恒煦提供的证据，从而对刘宗锧出借给周恒煦369580元这一事实予以认定并无不妥。故本院对原审认定刘宗锧已经履行了借款的出借义务这一事实予以确认。
另关于本案诉讼时效的问题。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因两张借条均未约定还款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出借人刘宗锧可以催告借款人周恒煦在合理期限内返还。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的规定，因周恒煦不能证明刘宗锧曾向其催要过借款，本案诉讼时效应当从刘宗锧要求周恒煦履行还款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故刘宗锧的起诉并未超过法定的两年诉讼时效期间。原审对此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原生效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判处适当，本院予以维持。抗诉机关的抗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2）渝一中法民终字第00848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郭洪波
审 判 员 李兴华
代理审判员 谭继权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牛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