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海中法民一终字第82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仕琼，男，1960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来娃，女，1956年12月9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妚尾，女，1965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来南，女，1951年9月14日出生，汉族。
以上四上诉人委托代理人：马杰，海南祥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四上诉人委托代理人：涂少奇，海南祥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来英，女，1954年4月8日出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承栋，男，1955年7月8日出生，汉族。
以上两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周义桀，海南东方国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仕琼、周来娃、周妚尾、周来南因与被上诉人周来英、吴承栋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2013）琼山民一初字第10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宋泽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李必雄、审判员詹晓黔参加的合议庭，并于2014年5月20日对案件进行了开庭审理，上诉人周来娃及其与周仕琼、周妚尾、周来南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马杰、涂少奇和被上诉人周来英、吴承栋及其委托代理人周义桀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涉案土地位于海口市府城镇城东社区那梅村高坎坡，土地四至：东至吴和锐、吴承良宅，南至荒地、西至张华宅、北至电石厂路，土地面积为120平方米，登记在周行德名下。涉案土地的登记档案材料，1986年5月《用地申请表》，该表的主要内容：“申请人为周行德（职务：离休干部）、处理方法：经讨论同意征用荒地120平方米（负责人：张桂煌）”；1987年8月24日《琼山县非农业建设用地核发证书登记表》的主要内容：“户主为周行德、减免罚款面积为80平方米、罚款面积40平方米、罚款金额400元、已交金额320元，尚欠金额为无”。1987年8月25日原琼山县国土局核发证号为NO0009674号《宅基地使用权审核证》登记人为“周行德”。1987年12月26日，吴承栋弟弟吴承良交纳了涉案土地及吴承良本人的购买土地款共计4320元。1992年12月原琼山县国土局颁发琼山国用（府城）字第02146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登记人为“周行德”，2001年11月2日换发证为琼山籍国用（2001）字第01-01915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以上涉案土地的证件及办证相关交费收据手续一直由周来英、吴承栋持有。1987年后，周来英、吴承栋开始使用涉案土地至今。1992年，周来英的父亲周行德去世。周行德去世后，1992年7月7日19日周仕琼在《字契》上签名，《字契》的内容为：“1987年11月5日，经我和父亲协商讨论同意姐姐周来英、姐夫吴承栋利用父亲（周行德）的离休名字购买三公里一块土地，其土地需要一切款项全部由姐姐和姐夫负责，父亲和我都没有付过什么钱，其土地权全部属于姐姐周来英和姐夫吴承栋永远所有，我家没有什么理由争取，……”。2001年周行德的妻子范秀花去世。2010年3月8日，周来英、吴承栋找周来南在周来英、吴承栋提供的已打印好的《承诺书》上签名，当时碰上周某，周来南便让周某将《承诺书》的内容念给其听，该《承诺书》的主要内容：“我承诺，1992年我父亲（周行德）逝世后留下的那块宅基地（府落于府城镇城东管区那梅队），是周来英和吴承栋用我父亲（周行德）的名义出钱购买的，所有权属于周来英和吴承栋永远所有，我和我家的后代没有什么权力或理由争侵，特此承诺”，后周某作为证人在该承诺书上签字，并代签了周来南的名字，周来南在自已的名字上盖了手印。2010年间，周来英、吴承栋欲将涉案土地过户至自己名下，遭到周来英的其他兄弟姐妹即本案周仕琼、周来娃、周妚尾、周来南的反对。为此，周来英、吴承栋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琼山籍国用（2001）字第01-01915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中所划定的120平方米土地系周来英、吴承栋出资购买。原审法院于2010年11月24日作出（2010）琼山民一初字第432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周来英、吴承栋的诉讼请求。周来英、吴承栋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1年5月10日作出（2011）海中法民一终字第535号民事裁定，以周来英、吴承栋的诉讼请求非民事诉讼中的诉为由，裁定撤销（2010）琼山民一初字第432号民事判决，驳回周来英、吴承栋的起诉。2013年10月21日周来英、吴承栋遂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另查，2010年12月29日，张桂煌出具证明书，该证明书载明：“1987年吴承良来我队商谈购置高坎坡宅基地事宜，说是他和他哥哥吴承栋两史弟要在我们这里一起买地建房，后来他们为了减免罚款，都以离休干部亲戚的名义出面购地办手续，当时土地款是吴承良一起交的”，张桂煌在诉讼中出庭对其证明书的签字予以认可。
原审法院判决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涉案土地使用权是否系周来英、吴承栋借用周行德名义由其出资购买的。根据周来英、吴承栋陈述，结合张桂煌、周某的证言及《字契》和《承诺书》书证的内容，及双方当事人为近亲属关系这一特殊情况，能证实涉案土地使用权系周来英、吴承栋以周来英父亲周行德的名义申请购买并出资，该土地款是由吴承良代交这一事实。且《土地使权证》及交费收据自1986年以来均在周来英、吴承栋手中持有，同时1987年以来该地均由周来英、吴承栋使用至今。故足以认定本案土地使用权虽登记在周行德名下，但实际应归周来英、吴承栋所有。对此，周仕琼、周来娃、周妚尾、周来南提出辩驳，认为涉案土地的使用权是父亲周行德的个人遗产，并提供杜海玲、杜宏光的证人证言予以佐证。但某证人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周仕琼、周来娃、周妚尾、周来南又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故原审法院对周仕琼、周来娃、周妚尾、周来南的证人证言不予采信。故周来英、吴承栋要求确认涉案土地的使用权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确认位于海口市府城镇城东管区那梅队四至范围：东至吴和锐、吴承良宅，南至荒地、西至张华宅、北至电石厂路登记在周行德名下琼山籍国用（2001）字第01-0191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12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归周来英、吴承栋所有。本案受理费650元（周来英、吴承栋已预交），由周来英、吴承栋自行负担。
上诉人周仕琼、周来娃、周妚尾、周来南上诉称：原审认定事实明显错误，证据认定不符合证据规则，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错判。具体理由如下：一、根据我国物权法的规定，结合本案证据，讼争土地应属土地权属证上登记的周行德所有，原审认定错误。我国《物权法》第十七条明确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根据琼山国用（府城）（2001）字第01-01915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记载，本案讼争土地的使用人系周行德，面积120平米，土地四至为东至吴和锐、吴承良宅，南至荒地，西至张华宅，北至电石厂路。填报于1992年5月13日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卡上登记的权利人为周行德；填报于2001年的土地登记卡上也清楚记载，该宗土地的权利人为周行德；2001年5月18日填报的琼山市土地证书年检登记表上登记的权利人仍然是周行德，而此次登记时周来英、吴承栋为代理人。以上证据清楚地证明，涉案土地的权利人确为周行德。尤其值得指出的是，1992年4月，周行德就已去世，如该宗土地真是周来英、吴承栋主张的那样，系其夫妻共有，为什么不办理过户手续？而在父亲周行德去世9年后，吴承栋还亲自填报土地系父亲周行德所有？唯一的解释就是，该宗土地就是父亲周行德所有。而周来英、吴承栋所主张该宗土地为其所有，却没有购买该宗土地的任何凭证，包括购买土地的合同、缴费凭证等，在此情形下，原审法院凭什么要认定“与不动产权属证书上记载不一致”？，就此关键点而言，原审显然没有证据予以证实。
二、原审认定讼争土地的使用权人系周来英、吴承栋，证据明显不足。原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涉案土地使用权是否系两原告借用周行德名义由其出资购买的。根据原告陈述，结合张桂煌、周某的证言及《字契》和《承诺书》书证的内容……能证实涉案土地使用权人系原告周来英、吴承栋以原告父亲周行德的名义申请购买并出资”，如此认定，完全是主观臆断，毫无根据。（一）周来英、吴承栋所称之所以借用父亲周行德的名义购买土地，是因为其父周行德作为退休干部，可以少交罚款，即少交土地款，那么，原审是否查明，海口市，或当年的琼山市，有无这样的政策或文件？为什么吴承良购买的土地，是以吴承良和其父亲吴和锐共同购买？如真要利用这样的政策，为什么不同时写上父亲和自己的名字？所以这样的借口，是不攻自破的。（二）原审认定，购买土地使用权的钱由周来英、吴承栋所出资，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吴承良代交的两宗土地费用，凭什么就可以直接认定是代吴承栋所交，而不能认定是代周行德所交？周行德和吴承良毕竟也是亲戚关系，代交，并不能否认该笔钱系权利人周行德所出。原审认定，毫无依据。（三）原审认定的证人证言，依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不能正确表达意思的人，不能作证。”依据上述规定，张桂煌、周某等二人均不具备证人资格，此二人证言不具有证据效力，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1、周来英、吴承栋在一审中申请出庭的张桂煌，不具备证人资格。张桂煌在接受庭审询问时，许多问题都不知道，比如：“你是什么时候到那梅村担任什么职务？”、“那梅村是什么时间成立的？”，证人张桂某做出“记不清楚了”、“不知道”的回答，当问及地是卖给谁的，其也是含糊其辞作答。张桂煌签名的《证明书》上说“我是府城镇城东社区那梅队人，1987年在队里担任负责人职务”，其出具的书面证言，明显与其在庭审中的回答不符，既然张桂煌是那梅队人，怎么记不清自己在何时担任何种职务，怎么不知道那梅村何时成立？那他在书面证言上为什么就可以清楚地表述自己1987年担任那梅村负责人？由此可见，《证明书》是他人事先打印好后，张桂煌签名的，根本不是张桂煌的真实意思表示。这些矛盾之处，恰好说明，张桂煌不知道相关的案件情况，不具备证人的资格，其证言不具有证据效力。退一步讲，如因张桂煌年迈记忆力衰退，不能正确表达意思，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张桂煌也不能作证，不具有证人资格。2、周来英、吴承栋在一审中申请出庭的证人周某，也不具备证人的资格。根据庭审笔录，周某并不知道当年周行德向府城镇城东社区那梅队申请购买土地的整个过程，她并不了解相关案件情况，周某知道的“事实”是从周来英、吴承栋处得来的，周来英、吴承栋作为本案利益纠纷的一方当事人，其所述均是对自己有利的情况，并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实际上周某的证言，等同于周来英的陈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七条之规定：“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客观陈述其亲身感知的事实。”而周某的证言，系传来证言，且来自于案件当事人，故其证言依法不能作为有效的证言使用，不具备证据效力。所以，原判以张桂煌、周某二人证言，作为认定周来英、吴承栋以周行德名义申请购买涉案土地的事实，明显认定证据错误，认定事实错误。（四）作为证据的《字契》与本案无关联性，《承诺书》也并非周来南所签，此两份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周来英、吴承栋在一审中举出的周仕琼的《字契》，以及周某代签的《承诺书》，都是在周仕琼、周来娃、周妚尾、周来南与周来英、吴承栋父亲周行德1992年4月去世后形成的。首先，该两份证据的出现，就是造成死无对证的局面。那么，周行德是具有书写能力的退休干部，周来英、吴承栋为什么不在父亲生前要求其出具土地权属的证明，而是采用这种遮遮掩掩，内容不明确的方式来证明土地权属呢？此外，该两份证据，存在如下疑点：1、该《字契》内容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证明该《字契》中所指的土地就是涉案土地。一是《字契》中的土地座落并不确定，仅表述为土地位于“三公里”，而本案的土地位于“那梅村高坎坡”，有明确的四至，即东至吴和锐，西至张华宅，南至高坎石础，北至电石厂公路，《字契》中的不明确座落，怎么就与涉案土地的座落突然相符了呢？明显是难圆其说，强词夺理。二是《字契》中的土地无具体的面积，只是“一块土地”，至于面积大小，不得而知。而涉案土地的面积为120平方米，详见一审证据《琼山县非农业建设用地核发证书登记表》和《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卡》。《字契》中的“一块土地”的面积，怎么会正好与涉案土地的面积相符呢？三是购地时间明显不符，《用地申请表》载明的时间是周行德申请购买土地的时间是“一九八六年五月”，而《字契》中的时间为“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两者之间有一年半的时间差。上述矛盾之处，足以证明该《字契》与本案无关，《字契》中的土地也并非指涉案土地。据本案周仕琼陈述，周来英、吴承栋在父亲周行德去世后，要求其写一份材料，说在三公里处有块地系其夫妇以父亲周行德名义购买。周仕琼以为除那梅村那块地以外，还有一块地，而父亲生前并没有提及，以为与父亲名下的位于那梅村的120平米的土地无关，故出具了该《字契》。本案中，周仕琼明确表示，该《字契》上的土地，并非指涉案土地，如强行认定与涉案土地有关，则根本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故该《字契》不能作为认定本案讼争土地权属的依据。2、《承诺书》是周来英、吴承栋事先打印好后由周某代签的，并非周来南本人亲笔所签，也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并且《承诺书》的内容有涂改的痕迹，也存在周来英、吴承栋与他人串通伪造的可能，该《承诺书》不具备客观真实性，也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主要事实的证据。据周来南回忆，当时自己患病，生活困难，周来英、吴承栋告诉她，反正她没钱投入盖房，父亲留下的土地对她来说用处不大，所以父亲留下来的土地，就交由周来英、吴承栋使用，周来英夫妇可以给予其一些钱做补偿，并告诉她周仕琼也签了同意周来英夫妇使用土地的东西。周来南本人没有读写能力，并不知道《承诺书》的内容，就糊里糊涂按了手印。故此份《承诺书》，不具有证明效力。三、即使周仕琼、周来南出具了所谓的《字契》、《承诺书》，也存在当时周来英、吴承栋与周仕琼、周来南串通，侵害周来娃、周妚尾法定继承权的可能。本案存在一个重大疑点是，为什么周来娃和周妚尾没有向周来英、吴承栋出具类似“《字契》”、“《承诺书》”之类的书面材料？如涉案土地真为周来英、吴承栋所有，作为兄弟姊妹，周来英、吴承栋应该一视同仁，理直气壮地要所有家中兄弟姊妹为其出具证明，正大光明地去办理土地过户手续，为什么一直瞒着周来娃和周妚尾。由此可见，认定涉案土地系周来英、吴承栋所有，证据存在诸多疑点。五、周来英、吴承栋在一审中提交的缴费收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作为原判认定吴承良代周来英、吴承栋缴纳土地款的证据。该组收据，没有注明具体缴纳的是哪个地址土地的水费，无法证明就是涉案的土地，无法证明吴承良代缴水费的事实，更无法证明周来英、吴承栋缴纳了土地款的事实。周来英、吴承栋在一审中举出的吴承良缴纳水费的收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所以，原判据此作出的查明“1987年12月26日，吴承栋弟弟吴承良交纳了涉案土地及吴承良本人的购买土地款共计4320元”，明显是查而不明，查明错误。六、原审认定，涉案土地系周来英、吴承栋以其父亲周行德名义购买，所采信的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则。周来英、吴承栋在一审中举出的证据：《用地申请表》、《非农业建设用地核发证书登记表》、琼山籍国用（2001）字第01-0191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琼山国用（府城）字第0214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申请人”、“户主”、“土地使用者”，均为周行德，这些证据均证明涉案土地的权利人为周行德。这些证据来源于国土部门，具有最高的证明效力。而周来英、吴承栋在一审中所举出的《字契》、《承诺书》、收据、证人证言等证据，不具备关联性、存在真实性不确定等情况，不足以推翻前述物权证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一）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前述《用地申请表》等四个证据均由国家机关出具，其证明效力显著高于周来英、吴承栋举出的《字契》、《承诺书》、收据等证据，故，涉案土地使用权依法属于周行德。七、本案系物权权属争议，应该严格依据《物权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来审理，而原判却依据《物权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物权法》第三十三条仅规定了物权保护的方式，即利害关系人的诉权，并非确认物权的标准。综上，原判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导致判决错误，请求：一、依法撤销原判；二、改判驳回周来英、吴承栋在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周来英、吴承栋承担。
被上诉人周来英、吴承栋答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二、周仕琼、周来娃、周妚尾、周来南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周仕琼、周来娃、周妚尾、周来南的上诉状里写了很多，但是上诉状里大都是对一些事实和周来英、吴承栋提交的证据主观臆断和推断，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反驳。就本案的事实而言，无论是从书证或者是从证人证言以及土地的使用状况都能够互相的佐证，证明一审认定事实是正确的。特别是周来英、吴承栋有土地来源，当时村负责人当庭作证的书面材料，对土地使用权属于周来英、吴承栋的事实，周来南和周仕琼都以书面承认的，这个事实是不可否认的。周来英、吴承栋一直在使用这个地，所有证件的原件都在周来英、吴承栋的手上，而且从周来英、吴承栋使用的状况来讲，都能充分证明这个地都属于周来英、吴承栋所有，周仕琼、周来娃、周妚尾、周来南所说的都是臆断，没有相应的证据反驳。三、土地证颁证的名义和实际使用权是属于谁的，法院可以根据事实来确认，没有任何的错误。周仕琼、周来娃、周妚尾、周来南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应当予以驳回。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虽然本案所涉土地使用权登记在周行德的名下，但以下事实足以证明是周来英、吴承栋以周行德的名义申请用地，并对该土地享有使用权。第一，用于申请用地的购地款是吴承栋的弟弟代其缴纳；第二，该土地的证件及办证相关交费收据等一直由周来英、吴承栋持有；第三，周来英、吴承栋从1987年至今一直占有使用该土地；第四，1992年7月7日，周仕琼签名的《字契》载明周来英、吴承栋以周行德的名义购买土地，并负责所需一切款项，土地权全部属周来英、吴承栋永远所有；第五，2010年3月8日，按有周来南手印的《承诺书》载明，本案所涉土地是周来英、吴承栋以周行德名义出钱购买，所有权永远属于周来英、吴承栋所有。第六，本案诉讼过程中，张桂煌（原那梅队队长）证明，1987年吴承栋、吴承良兄弟一起买地建房，为了减免罚款，都以离休干部亲戚的名义办理手续，地款是吴承良一起交的。综上，原审判决确认周来英、吴承栋享有本案所涉土地使用权正确，依法应予维持。周仕琼、周来娃、周妚尾、周来南上诉主张无充足的证据和理由，依法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周仕琼、周来娃、周妚尾、周来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宋 泽
审判员 李必雄
审判员 詹晓黔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符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