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江孜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藏0222民初7号
原告重庆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万州区。
法定代表人唐亚莉，女，汉族，系重庆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谢朝洲，男，1954年2月23日生，汉族，系重庆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被告章勇，男，1962年9月4日生，汉族，打工，识字，系四川省蓬安县人，现住四川省蓬安县。
委托代理人陈岗，北京市（拉萨）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重庆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安公司)与被告章勇之间的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月14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央金卓嘎担任审判长、审判员白玛、代理审判员德央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后因代理审判员德央借调至拉萨市城关区法院，不能继续参加本合议庭，本院于2016年5月16日更换审判员，由审判员边巴普赤参加合议庭审理本案，于2016年5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建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谢朝洲，被告章勇的委托代理人陈岗，证人陈万中、成正科、郑帮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建安公司诉称，被告章勇在江孜县人民法院（2013）江民初字第131号合同纠纷一案中诉称：“2010年，被告建安公司在承建日喀则地区军分区二线整治工程三标段工程时（以下简称三标段工程），我在该工程中投入486300元资金并由工程项目负责人冯太平出具凭证，同时，我还向该工程提供材料共计230000元，也由冯太平出具了欠条。该工程完工后，被告一直拖欠两项款未付……”。江孜县人民法院以之前的（2012）江民初字第67号生效支付令中表明冯太平系建安公司承建三标段工程的项目负责人为由，支持冯太平对于建安公司具有表见代理权的指控，以（2013）江民初字第131号民事判决书，判令我方支付材料款欠款235000元和欠款486300元共计721300元。判决生效后，江孜县人民法院受理章勇的执行申请，冻结了我公司银行账号流动资金。在江孜县人民法院（2013）江民初字第131号合同纠纷案的审理过程中，由于冯太平和章勇串通，没有在庭审中出示我方支付给章勇资金的证据，导致该案判令我方向章勇支付材料款235000元和欠款486300元共计721300元。实际上，被告章勇在原告项目部领取的资金远远超过721300元，原告单位出纳员陈万中打给被告章勇的资金多达166余万元。另外受被告章勇委托，原告给章勇欠款的其他案外人打款150余万元。原告多次向被告章勇催收超额支付的款项，被告章勇不但不予返还多收的资金，反而向原告索要其交给冯太平的所谓保证金和材料款。综上所述，原告为了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特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规定起诉至贵院。恳请法院依法查清案件事实，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超额支付的款项。
原告向法庭提供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2013）江民初字第131号和（2014）日中民一终字第25号两份民事判决书。2.八份领款条及银行转账单。
被告章勇的委托代理人辩称：1.本案诉讼时效已过。冯太平向章勇出具欠条凭证都是在2011年，章勇起诉建安公司则是在2012年，当时原告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而未主张权利，到了2015年10月才起诉，诉讼时效明显已过。2.返还超额领取款项问题。原告方提出请求返还超额领取的保证金和材料款，那么对于超额的定义和证据是什么？3.本案工程总造价是480余万元，后追加300多万元，这么大的工程账目应该是清楚的，但原告并未提供相应工程账目清单，并且这项工程总体上是亏损的。4.工程支付问题。章勇受冯太平的委托管理工程相关事宜，章勇只是经手人，不是实质上的权利人，章勇跟冯太平在账目算清后才出具的欠条，与本案无关。综上所述，请求法院驳回原告方的诉讼请求。
被告向法庭提交证人成正科和郑帮喜的证人证言予以证明。
本院依职权传唤当时工程的财务经办人陈万中到庭作证，同时通过电话对当时工程项目负责人冯太平进行了调查并根据同步录音内容制作了调查笔录。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本案诉讼时效是否已过。2.原告是否向被告超额支付了保证金及材料款965000元，是否应当予以返还？
经本院庭审质证，双方当事人对本院依职权传唤的证人陈万中的证人证言及项目负责人冯太平的调查笔录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双方当事人对以下涉及本案争议焦点的证据持有异议：
一、被告证人成正科的证词，原告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辩称其法院依职权调查冯太平的录音笔录中，冯太平已明确冯太平、章勇、成正科等人系合伙关系，证明成正科与章勇之间有共同利害关系，根据证据规则，其证词不能采信。本院认为，证人成正科的证词不能明确证明案件事实，且无关联性，根据证据“三性”规则，本院不予采纳。
二、被告证人郑帮喜的证词，原告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辩称证人证词表述反复无常，证人声称他是从章勇处先后领取6次工资，特别说明最后一次在清欠办从章勇处领取36800元工资，事实上其最后一次工资是在清欠办从我公司员工陈万中处领取的，并有郑帮喜本人签字的凭据，故郑帮喜在做伪证。本院认为，根据原告提供的反驳证据，即一份郑帮喜署名的领条，其证人郑帮喜的证词不能客观反应待证事实，故本院不予采纳。
三、原告所提交的（2013）江民初字第131号和（2014）日中民一终字第25号两份民事判决书，被告对此提出诉讼时效已过的质证意见，辩称当时本案被告起诉本案原告后，法院于2013年11月18日受理，本案原告当时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应当主张权利，但并未主张，而在2015年12月23日才向法院起诉，诉讼时效明显已过。本院认为，诉讼时效是从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算，本案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应当是2014年9月10日，即由日喀则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4）日中民一终字第25号终审判决时。本案原告于2015年12月23日起诉被告，显而未过诉讼时效，故原告所提交的上述两份证据证明诉讼时效未过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可。
四、原告所提交的八份领款条及银行转账单，被告对此提出此证据只能证明领款的事实，并不能证明钱被我方占为己有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结合当时出具领款条经办人陈万中的相关证词，此证据只能证明公司向被告章勇的个人账户上打款的事实，而不能证明该款项的用途及超额支付的事实，其属于不具有完全证明力的证据，且原告方未能补充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不予采纳。
经审理查明，2010年原告承建西藏日喀则地区军分区二线整治工程三标段时，委托冯太平为此工程的项目负责人，被告章勇负责管理工程日常事宜。施工期间，被告章勇与工程项目负责人冯太平在原告处先后共同签写七份领款条，章勇独自签写一份领款条后，原告建安公司先后向被告章勇个人银行账户上打入965000元，并将此款用在该工程施工开支上。同时查明，在2013年11月18日，章勇起诉重庆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后，我院做出（2013）江民初字第131号民事判决书，判令重庆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向章勇支付材料款欠235000元和欠款486300元共计721300元。后因重庆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不服此判决，提出上诉。日喀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10日做出（2014）日中民一终字第25号民事判决书，维持原判。
以上事实，有各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我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当事人的陈述意见在案佐证。
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首先应当界定诉讼时效起算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被告于2013年11月18日基于此合同纠纷起诉本案原告请求支付工程欠款，本院于2014年5月12日做出（2013）江民初字第131号民事判决书，后因本案原告不服上诉，上级法院于2014年9月10日做出（2014）日中民一终字第25号民事判决书。因此，本院认为，本案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应当是2014年9月10日，即由日喀则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4）日中民一终字第25号终审判决时，而本案提起诉讼的时间为2015年12月23日，显而未过诉讼时效。
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首先应当界定超额的概念。超额即超出规定数额。本案中，原告提交的八份领款条和银行转账单以及两份民事判决书,只能证明在施工期间原告向被告个人账户上转账965000元及法院判令原告应向被告支付材料款及保证金欠款共计721300元的事实，而不能证明上述两项款之间存在的联系以及超额支付款项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主张的事实，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故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重庆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的诉讼费9650元，由原告重庆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缴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日喀则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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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长 央金卓嘎
审判员 白 玛
审判员 边巴普赤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旦增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