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济民一终字第155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淞伟，男，1978年9月3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济南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韩玉兰（系上诉人杨淞伟之母），女，1952年5月2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济南市。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高广远，山东大正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房信宇，山东大正泰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济南历城东郊法律服务所，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李剑，主任。
委托代理人赵宗建，男，1972年2月14日出生，汉族，济南历城东郊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杨淞伟、韩玉兰因与被上诉人济南历城东郊法律服务所（以下简称东郊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15）历城民初字第17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3年4月19日，东郊法律服务所与杨淞伟、韩玉兰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杨淞伟、韩玉兰委托东郊法律服务所对杨淞伟、韩玉兰与康某某、高某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进行法律服务，并指派赵宗建为该案件的代理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根据基层法律服务收费标准的规定或双方协商，杨淞伟、韩玉兰应向东郊法律服务所交纳代理费18000元，另加一审判决数额的10%为代理费，差旅费由杨淞伟、韩玉兰负担，本合同有效期限自签订之日起至本案一审终结。杨淞伟代其母韩玉兰在合同落款处签字捺印。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后，东郊法律服务所工作人员赵宗建即依约代理杨淞伟、韩玉兰诉康某某、高某、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办理了诉讼保全、案件起诉、开庭审理、代收法律文书等法律服务。期间，杨淞伟、韩玉兰支付东郊法律服务所工作人员赵宗建代理费1万元，并支付其1万元代为交纳诉讼费用，东郊法律服务所工作人员赵宗建向原审法院交纳诉讼费用5380元。2015年5月14日，原审法院作出（2013）历城民初字第106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中心支公司赔偿杨淞伟、韩玉兰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等费用合计640947.36元，高建赔偿杨淞伟、韩玉兰死亡赔偿金、丧葬费、韩玉兰被扶养人生活费等费用106431.14元，扣除已赔偿的5万元，剩余费用为56431.14元，上述两项费用合计697378.5元。在（2013）历城民初字第1068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因康某某涉嫌交通肇事罪被提起公诉，原审法院依法中止审理该案。康某某被判处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后，原审法院依法恢复审理该案。该案交通事故纠纷中，高某雇佣的司机康某某驾车将路边的杨某甲、杨某乙、王某、莫某某撞伤，并与停在路边的三轮摩托车、二轮电动车刮碰，造成杨某甲死亡，杨某乙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王某、莫某某受伤，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经交警认定，康某某驾驶机动车未确保安全、驾驶机动车超载的违法行为对交通事故的发生起全部作用，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杨某甲、杨某乙、王某、莫某某、田某某、杨某丙不承担事故责任，事故受害人王某及死者近亲属向原审法院提起三起民事诉讼。案件审理中，杨某甲的近亲属即杨淞伟、韩玉兰主张，杨某甲的户籍所在地虽在济南市，但对其应按济南市城镇居民身份计算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杨某乙的近亲属杨某丁、赵某某主张，其住所地江苏省的城镇居民收入要高于山东省城镇居民的收入标准，应按江苏省的城镇居民收入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王某主张，康某某涉嫌交通肇事罪刑事案件审理中，其与受害人达成的赔偿责任范围之外另行补偿受害人的5万元不应计算在赔偿责任之内；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中心支公司主张，肇事车辆经检测制动不合格，且事发时超载，按商业险条款的规定，车辆超载的增加10%免赔率，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应按事故发生地的赔偿标准计算。经审查，原审法院认定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按山东省城镇居民收入标准计算，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中心支公司主张增加10%免赔率的理由不能成立，赔偿责任人与受害人达成的赔偿责任范围之外另行补偿的5万元应当计算在赔偿责任之内。杨某丁、赵某某、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中心支公司、王某对判决不服，分别提出上诉。另查明，《山东省基层法律服务收费标准》（鲁价费发（2011）212号）规定内容有：代理民事案件涉及财产关系的：基础服务费300-2000元／件，争议财产标的额超过1万元的，按下列比例分段累计计算：50万元-100万元（含）部分，按2%-3%收取；其他事项：（一）法律事务疑难、复杂、重大的，基层法律服务机构可与委托人在政府指导价上限基础上协商收费。双方对委托代理合同中书写的“另加一审判决数额的10%为代理费”条款产生争议。东郊法律服务所主张，合同内容是双方约定好的，“另加一审判决数额的10%为代理费”内容不是后加的，是当时书写的。当时协商过程是，该案在办理诉前保全时，杨淞伟、韩玉兰找的别的律师代理，办理保全措施后，该律师说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标准是按农民身份对待，杨淞伟、韩玉兰不甘心又找到东郊法律服务所，东郊法律服务所说争取给他按城镇居民身份赔偿，按法律服务所的收费标准代理费应该是3-4万元，经双方协商，降低了前面的数额为18000元，但另加了一审判决数额的10%为代理费，如按标准收费就不存在另加的10%，因双方协商所以另加10%的代理费。杨淞伟、韩玉兰主张，当时双方定的代理费就是18000元，东郊法律服务所工作人员赵宗建在合同中写了18000元后，杨淞伟就签字走了，合同中没有“另加一审判决数额的10%为代理费”的内容。经原审法院释明，杨淞伟、韩玉兰表示不申请对合同中“另加一审判决数额的10%为代理费”内容与合同中的其他书写内容是否是同一时间书写进行鉴定。
原审法院认为：东郊法律服务所与杨淞伟、韩玉兰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杨淞伟、韩玉兰对合同中书写的“另加一审判决数额的10%为代理费”条款提出异议，认为该内容是东郊法律服务所工作人员后加的内容，东郊法律服务所对此不予认可，并认为该条款是双方协商后书写的内容，不是后加的。对此，杨淞伟、韩玉兰不申请对该内容与合同中的其他书写内容是否是同一时间书写进行鉴定，亦无其他证据予以反驳，应认定该条款内容与其他书写内容是同一时间书写。依据《山东省基层法律服务收费标准》其他事项部分第（一）款的规定，东郊法律服务所所代理的案件是否属于法律事务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双方存在争议。首先，本案涉及的交通事故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两车损坏的严重后果，肇事司机亦被判处刑事责任，属于重大交通事故；其次，案件审理中涉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赔偿标准的认定、保险公司主张增加10%免赔率的认定、赔偿责任人另行补偿的款项能否在赔偿总额中扣除等问题，且部分案件当事人为此提出了上诉，尚未最终认定，在法律适用问题上存在争议；虽然双方在合同协商时仅涉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赔偿标准的认定问题，是按农民身份还是按城镇居民对待，为此杨淞伟、韩玉兰委托东郊法律服务所提供法律服务来主张个人权利，但案件审理过程中还涉及多处法律适用问题，在杨淞伟、韩玉兰不能证实合同中“另加一审判决数额的10%为代理费”内容系东郊法律服务所工作人员未经杨淞伟、韩玉兰认可私自后加的情况下，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应当尊重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约定；综上，东郊法律服务所要求杨淞伟、韩玉兰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代理费，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2013）历城民初字第1068号民事判决书一审判决认定的数额697378.5元，代理费为87737.85元，扣除杨淞伟、韩玉兰已付的代理费1万元及代收剩余的费用4620元（1万元-5380元），剩余代理费73117.85元杨淞伟、韩玉兰应当支付。杨淞伟、韩玉兰辩称，合同约定的“另加一审判决数额的10%为代理费”条款属于风险代理收费，亦属于加重杨淞伟、韩玉兰责任的格式条款，东郊法律服务所未履行相应的提示、告知程序，属无效条款。依据《山东省基层法律服务收费标准》其他事项部分第（一）款的规定，基层法律服务机构可与委托人在政府指导价上限基础上协商收费，该条款未规定基层法律服务机构在协商收费时的先行告知程序，且委托代理合同系双方协商一致后达成，不存在加重杨淞伟、韩玉兰责任的情形，杨淞伟、韩玉兰该辩称理由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据此，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杨淞伟、韩玉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东郊法律服务所代理费73117.85元；二、驳回原告东郊法律服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34元，分别由原告东郊法律服务所负担109元，被告杨淞伟、被告韩玉兰负担825元。
上诉人杨淞伟、韩玉兰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委托代理合同中韩玉兰的签名不是韩玉兰本人所写，韩玉兰对该合同内容不知情，该合同对韩玉兰不具有约束力，韩玉兰不应该承担合同义务。二、东郊法律服务所代理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不属于疑难、复杂、重大案件，根据《山东省基层法律服务收费标准》的规定，该案件的代理费最高为23400元，而原审判决认定该案件属于疑难、复杂、重大案件，应支付的代理费为87737.85元，已超出最高收费标准近4倍，严重违反了公平合理原则。三、如果该案件认定为风险代理，那么根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规定，东郊法律服务所应当履行告知义务，否则合同不成立。四、委托代理合同属于格式合同，加重了杨淞伟、韩玉兰的责任，违背了公平原则，应属无效。五、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赔偿金中有5万元系在刑事案件审理中获得的赔偿，不应计入计算代理费的基数。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按照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支付代理费18000元。
被上诉人东郊法律服务所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杨淞伟、韩玉兰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经审理本院认定，原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1.杨淞伟、韩玉兰认可（2013）历城民初字第1068号民事案件中的起诉状和授权东郊法律服务所代理的授权委托书均是韩玉兰本人签名。
2.杨淞伟、韩玉兰认可原审判决在计算杨淞伟、韩玉兰应向东郊法律服务所支付的代理费时，没有包含杨淞伟、韩玉兰在刑事案件中已经获得的赔偿款5万元。
本院认为：关于韩玉兰是否应当履行委托代理合同义务，虽然杨淞伟、韩玉兰和东郊法律服务所均认可委托代理合同不是韩玉兰本人签名和捺手印，系杨淞伟代韩玉兰签名捺手印，但是杨淞伟、韩玉兰认可（2013）历城民初字第1068号民事案件中的起诉状和授权东郊法律服务所代理的授权委托书均是韩玉兰本人签名，即韩玉兰对东郊法律服务所代理（2013）历城民初字第1068号民事案件知情，且东郊法律服务所已经代理杨淞伟、韩玉兰完成（2013）历城民初字第1068号民事案件诉讼，履行了委托代理合同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在合同当事人未签字或者盖章的情况下合同尚且成立，而本案系杨淞伟代韩玉兰在委托代理合同上签名捺手印，韩玉兰对东郊法律服务所代理（2013）历城民初字第1068号民事案件知情，因此委托代理合同对韩玉兰具有法律约束力，韩玉兰应当履行合同义务。关于委托代理合同中“另加一审判决数额的10%为代理费”是否为后加的内容，本院认为，从委托代理合同的文本形式看，第六条关于代理费合同条款打印内容的形式为在“代理费人民币”和“元”前后之间大约有3至4个文字宽度的空格。如果双方约定的代理费为18000元，那么完全可以直接在该空格中手写“18000”的内容，但是实际的合同文本形式为在空格处以插入的方式手写了“18000元另加一审判决数额的10%为代理费”的内容，该内容的位置在第六条第一行与第二行文字之间的空白处。由此可见，该“18000元另加一审判决数额的10%为代理费”内容为一次手写形成具有高度可能性，况且杨淞伟、韩玉兰未以出示自己持有的委托代理合同、申请司法鉴定等方式反驳，因此原审判决对委托代理合同内容予以确认并无不当。关于（2013）历城民初字第1068号民事案件是否属于疑难、复杂、重大案件，本院认为，该案涉及的交通事故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两车损坏的严重后果，肇事司机被判处刑事责任，该案审理中涉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赔偿标准的认定、保险公司主张增加10%免赔率的认定、赔偿责任人另行补偿的款项能否在赔偿总额中扣除等问题，在法律适用上存在争议，且部分案件当事人提起上诉，据此原审判决对杨淞伟、韩玉兰和东郊法律服务所在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风险代理收费条款作出认定并无不当。关于东郊法律服务所是否应当履行风险代理告知义务，本院认为，杨淞伟、韩玉兰依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认为东郊法律服务所应当履行风险代理告知义务无法律依据，在《山东省基层法律服务收费标准》中亦没有规定基层法律服务机构必须履行风险代理告知义务，杨淞伟、韩玉兰据此主张委托代理合同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委托代理合同是否因属于格式合同而无效，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本案中委托代理合同第六条关于代理费合同条款中约定的代理费数额为手写，并非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该合同条款不属于格式条款，杨淞伟、韩玉兰据此主张合同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鉴于杨淞伟、韩玉兰认可原审判决在计算杨淞伟、韩玉兰应向东郊法律服务所支付的代理费时，没有包含杨淞伟、韩玉兰在刑事案件中已经获得的赔偿款5万元，原审判决依据双方订立的委托代理合同等相关事实确定代理费数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68元，由上诉人杨淞伟、韩玉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德强
审 判 员 施 红
代理审判员 唐鸣亮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日
书 记 员 朱 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