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沙行初字第14号
原告于淳，女，汉族，住大连市。
委托代理人潘媛媛，辽宁智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联合路100号。
法定代表人于建军，局长。
委托代理人耿洪涛，男，该局法规处副处长。
委托代理人王海英，女，该局工伤处副处长。
第三人大连市规划局沙河口分局，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星辰街40号。
法定代表人孙道明，局长。
委托代理人丛峻峰，男，大连市规划局法律顾问。
原告于淳诉被告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第三人大连市规划局沙河口分局撤销工伤认定决定一案，原告于2014年4月10日向本院提交起诉材料。本院于2014年4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5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于淳及其委托代理人潘媛媛，被告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委托代理人耿洪涛、王海英，第三人大连市规划局沙河口分局的法定代表人孙道明及委托代理人丛峻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4年1月14日作出大人社工伤认字第201306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主要内容为：2013年3月26日（星期二）09：20左右，于良在本单位办公楼5楼闲置的办公室坠落，经市公安局沙河口分局工作人员现场勘查，确定于良属于高坠死亡，排除他杀。于良所受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不认定为工亡。
原告于淳诉称，原告之夫于良是大连市规划局沙河口分局局长。2013年3月26日早晨上班时间，于良在单位办公楼5楼办公室擦试玻璃时意外从窗户坠落，且现场窗台留有抹布。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处在调查时询问了大连市规划局沙河口分局的工作人员，其证实在事件发生前几日曾安排单位过几日进行卫生扫除。因此，于良是在单位进行卫生扫除时意外从窗户坠落。后经大连市公安局沙河口分局工作人员现场勘查，确定于良属于高坠死亡，排除他杀。于良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受到的伤害，因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之规定，于良的死亡完全符合工亡的条件。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大人社工伤认字第2013069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并责令被告依法重新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于良同志在上班时间因擦玻璃而意外坠落的事故为工亡。
以上主张，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结婚证，用以证明原告与于良系夫妻关系；2、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用以证明于良死亡事实；3、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用以证明被告向原告作出的认定决定及该决定书违法。
被告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4年5月4日向本院递交答辩状，并在庭审中辩称，一、事实依据。2013年9月27日，大连市规划局沙河口分局向我局递交于良工伤认定申请。我局受理后先后派人到大连市规划局沙河口分局、大连市检察院反渎职局、大连市公安局沙河口分局及富国街派出所进行了调查，情况如下：1、对大连市规划局沙河口分局有关人员调查情况证实，于良死亡当日单位无人接到打扫卫生通知，也无人看到于良擦玻璃。于良高坠死亡所处房间，是其任副局长时办公室，于良升任局长后该办公室长期闲置。2、到大连市公安局沙河口分局调查于良案件30余张现场勘查照片显示，于良高坠死亡房间灰尘很大，无打扫卫生迹象，窗户左角窗台上抹布叠放整齐，无使用过的痕迹，窗台下无于良足迹；于良高坠于窗户右侧的开扇窗口，落地点在窗户左前方约3米处，不是自然垂直坠落，右侧开扇窗处和于良尸体附近地面均无抹布。大连市公安局沙河口分局通过勘查和调查，确定于良的死亡属于高坠死亡，排除他杀。3、富国街派出所关于于良案件对第三人单位工作人员徐光辉、刘富清、王哲等人询问笔录证实，于良死亡当日比平时早1小时左右到单位，在单位食堂用的早餐，餐后没多久，于良同门卫说一会儿有人来，不用登记直接上来。办公室主任徐光辉在食堂用餐时看见于良，但未和于良说话。于良死亡当天上午9：10左右，该局人员王哲给于良送材料时看到于良表情沉重，抽了很多烟。4、关于于良工伤认定申请表中事故经过的表述，从大连市规划局沙河口分局了解的情况，是大连市规划局责成填写的，受伤害经过也是市局委派分局填写的；从大连市规划局了解的情况，事故经过是家属定的，写好后又经家属修改的，申报当天是家属催着去的。二、职权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四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本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三、法律依据。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586号）规定，于良所受事故伤害不符合第十四条应当认定为工伤和第十五条视同工伤认定。综上所述，原告请求撤销我局作出的大人社工伤认定字第2013069号工伤认定决定理由不成立，请法院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
以上主张，被告向本院提交以下事实证据：1、大人社工伤认字第201306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用以证明本案具体行政行为，不认定于良工亡；2、大连市规划局关于拟申报于良因工伤亡的商请函，用以证明在工伤认定申请前曾向被告发函询问；3、大连市公安局沙河口分局关于对大连市规划局沙河口分局10月10日来函的回复，用以证明公安机关确定于良死亡属于高坠死亡，排除他杀。4、于良案件到市检察院反渎职局调查情况；5、于良案件到沙河口公安分局调查情况；6、被告关于查阅于良案件询问笔录的函及于良案件到富国街派出所调查情况；7、对孙洁（大连市规划局党办副主任）调查笔录；8、对徐光辉（第三人办公室主任）调查笔录；9、对刘富清（第三人门卫）调查笔录；10、对刘艳（第三人副局长）调查笔录；11、对田明久（第三人监察大队科长）调查笔录。另外，被告申请调取公安机关事故现场勘查材料，本院依法调取了在大连市公安局沙河口分局处保存的于良死亡现场勘查照片。被告还提供了《工伤保险条例》作为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被告当庭提供了《工伤认定程序中止通知书》，用以证明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合法。
第三人大连市规划局沙河口分局述称，2013年3月26日9：20分左右，我局工作人员于良在本单位坠落死亡，经大连市公安局沙河口分局工作人员勘查，现场有抹布，死亡原因为高坠死亡，排除他杀。于良系我局工作人员，我局为其缴纳工伤保险费。于良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死亡，应家属要求，按工伤申报，我局报给大连市规划局，在公安机关死亡原因证明没有证明是自杀的情况下，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17条的规定向被告申请了工伤认定。于良在我市规划部门先后工作30余年，我局作为用人单位均应当为其申请工伤认定，因此我局在有效的期间向被告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书，我局认为申请工伤认定的行为完全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17条及《工伤认定办法》第4、6条、大连市工作规定及法律规定的要求。
以上主张，第三人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工伤认定申请表，用以证明第三人向被告提出申请；2、大连市规划局对于良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用以证明于良是第三人单位局长；3、辽宁省社会保险费专用收据，用以证明第三人已经为全局工作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用；4、大连市公安局沙河口分局关于对大连市规划局沙河口分局10月10日来函的回复，用以证明于良死因系高坠死亡，排除他杀。
在法庭审查时，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3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组证据与不予认定工伤决定无直接关联，对证据4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份证据只有被告工作人员签字无被调查人签字，且证明内容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性；对证据5的来源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该书面证据由被告单方面出具；对证据6真实性有异议，认为从表述的内容上不能得出不构成工亡认定的结论；对证据7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被调查人没有到庭进行质证，且其证明内容与于良的工亡认定没有直接联系；对证据8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是证人证言，证人没有出庭作证，且笔录内容证明单位当天有清洁卫生的计划，被告调查中提到的于良文件柜前有脚印，被告有义务去调查该文件柜中是文件还是打扫工具；对证据9基本没有异议，但认为该证据是证人证言，证人没有出庭作证；对证据10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性，且该份证据内容提到各办公室自行清扫；认为证据11是证人证言，证人未到庭质证，且证据内容中提到的检察院询问只是例行公事，与于良死亡没有关联性。另外，对于被告申请法院调取的照片没有异议，但认为该组照片无法证明于良是否符合认定工亡的条件。对被告当庭提供的《工伤认定程序中止通知书》没有异议，但认为本案并不存在中止的事项。
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认为证据1是本案待审查的具体行政行为；证据2、3与本案争议及关联性不大；证据4、5、6的形式要件及程序均不符合调查取证的法律规定，不具备证据效力；证据7是证人证言，因被调查人系大连市规划局工作人员，并非第三人单位工作人员，其没有出庭作证，且该证据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联性；对证据8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事发的房间并不是闲置状态；对证据9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10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该份证据证明打扫由办公室主任徐光辉安排，打扫卫生是各自负责，于良对自己办公室有打扫的责任；对证据11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内容有异议，田明久没有看到跳楼的事实，但笔录中有两次“跳楼”的说法不真实，与公安机关结论不符。另外，对被告申请法院调取的证据，认为在诉讼期间人民法院调查的相关资料不能用来证实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对被告当庭提供的《工伤认定程序中止通知书》，认为已超过了举证期限，不具备证据效力。
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
原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被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3认为社会保险不含工伤保险，公务员不缴纳工伤保险；对证据1、2、4没有异议。
经法庭质证，原告提供的证据具有真实性、客观性、关联性，被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被告提供的证据4、5、6中的情况说明系被告单方书写的调查情况，不属于证据种类，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提供的其他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均依法予以采信。第三人提供的证据3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第三人提供的其他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采信。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认定以下事实：原告之夫于良生前系第三人大连市规划局沙河口分局工作人员，2012年3月8日由副局长提升为局长。2013年3月26日（星期二）早9时20分许，于良在第三人单位办公楼5楼其任副局长时使用的办公室坠落死亡，当日，大连市公安局沙河口分局工作人员进行了现场勘查，并于2013年10月14日函告第三人单位：通过勘查和调查，确定于良的死亡属于高坠死亡，排除他杀。
2013年4月27日，第三人向被告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认定于良因工死亡的申请。被告于2013年9月27日受理后，进行了调查，并分别于2013年10月18日、11月19日、12月25日对第三人办公室主任徐光辉、第三人门卫刘富清、第三人副局长刘艳、第三人监察大队科长田明久、大连市规划局党办副主任孙洁作了调查笔录。调查显示，第三人单位在事发当日并未通知和组织擦玻璃及清扫卫生活动。
2013年11月26日，被告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及《大连市工伤认定工作规定》第二十条规定，决定暂时中止工伤认定程序，并向第三人送达了《工伤认定程序中止通知书》。
2014年1月14日，被告作出大人社工伤认字第201306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于良所受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或者《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七项规定，不认定为工亡。
另查，大连市检察院反渎职局与于良约定2013年3月26日（事发当日）上午前往于良办公室谈话，当日9时后，检察院工作人员到达于良处，未见到于良。
本院认为，被告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是劳动行政部门，具有对管辖区域内发生的伤害是否是工伤作出认定的职权。《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对应当认定工伤和视同工伤的情形作了明确规定，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于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高坠死亡是否符合认定工亡的条件。
关于事实认定一节，被告经过对大连市规划局及沙河口分局的工作人员进行调查，制作了调查笔录，原告及第三人认为该部分调查笔录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均未到庭，故对该部分证据均有异议。调查笔录与证人证言在内容上虽都是知晓案件有关情况的人所作的与案件有关的陈述，但二者截然不同。调查笔录的取证主体必须是相关的法定主体进行，笔录的内容必须经过被调查人的核对，笔录的制作更加规范，要有两名调查人的法定要求和格式要求。故本案被告提供的调查笔录不同于证人证言，被调查人不出庭并不影响调查笔录的证明效力。对原告及第三人关于调查笔录不应被采信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对于被告申请法院到公安机关调取的照片证据，第三人认为不能作为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人民法院不得为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调取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而本案中被告申请法院调取的由公安机关保管的证据材料是被告在作出工伤认定时已经调查了解的证据，不属于上述规定中“未收集”的证据范畴。故对第三人的抗辩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于良作为第三人单位的局长，到其原办公室窗台上并非局长职务要求和工作职责范围，根据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事发当日第三人单位有打扫卫生的活动，且于良在当日已经事先预约了检察院工作人员，按照原告所述于良又在事先约好的时间内去擦玻璃，难圆其说。故对原告及第三人主张的于良因擦玻璃坠落的事实，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法律适用一节，被告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认为于良所受伤害不属于前述两款法律条文规定的情形，故不应认定为工亡。原告及第三人认为对于不得认定工伤的法律规定只有《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列举的“故意犯罪、醉酒或者吸毒、自残或者自杀的”情形，而被告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系法律适用错误。对于原告及第三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因《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明确规定“职工符合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符合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是先提条件，在此基础上有“故意犯罪、醉酒或者吸毒、自残或者自杀的”才不认定为工伤。现被告认为于良的死亡不符合第十四条规定的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不予认定工亡，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关于工伤认定程序一节，原告及第三人当庭主张被告超过法定期限作出工伤认定，程序不合法。被告提供了《工伤认定程序中止通知书》予以辩驳，第三人认为该证据系被告超过举证期限提出，不能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告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补充相关的证据：……（二）原告或者第三人在诉讼过程中，提出了其在被告实施行政行为过程中没有提出的反驳理由或者证据的。”原告及第三人在被告进行工伤认定及本次起诉过程中均未提出程序违法问题，而是在开庭审理时提出，被告当庭提供补充证据，符合法律规定。故对原告及第三人的程序不合法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被告依据相关证据作出的大人社工伤认字第201306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并无不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于淳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朱晓宇
审 判 员 刘 杰
代理审判员 陈莹莹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杨 丹
附相关法律规定：
《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第375号令）
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
第十四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
（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
（四）患职业病的；
（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
（六）在，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
第十五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
（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二）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
（三）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告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补充相关的证据：
……
（二）原告或者第三人在诉讼过程中，提出了其在被告实施行政行为过程中没有提出的反驳理由或者证据的。
第五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四）其他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人民法院不得为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调取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