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05民终21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向梅，女，1974年3月18日生，汉族，住贵州省纳雍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仁吉，贵州黔信（毕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胜杰，贵州黔信（毕节）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纳雍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住所地：纳雍县雍熙镇沿河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525215592285A。法定代表人：周文，纳雍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理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赵新春，贵州本芳（黔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向梅与上诉人纳雍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因均不服贵州省纳雍县人民法院（2017）黔0525民初2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于2017年10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向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仁吉、吴胜杰，上诉人纳雍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新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当事人双方申请延长审理期限一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向梅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在判决时，对证据采信和事实认定方面存在错误。首先，在事实认定方面，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认定了被上诉人理事长付善齐在大会上口头宣布上诉人向梅等六人停职一事。事实上，付善齐理事长在会上是要求上诉人等配合省联社专案组进行调查，并没有要求停职。从被上诉人一审时提交的证据来看，其为证明上诉人任会计一职时，出具了聘用通知文件和任职通知，由此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单位在聘用或者解聘方面是比较严肃的，对于要求职工停职或者开除时，不可能用口头的方式处理。同时，在一审庭审第二次开庭时，被上诉人提交了一份关于上诉人向梅和袁松等人停职文件，但该文件没有送达上诉人，上诉人也不知道此事。该文件发出时间也是代启荣一案案发不久。如果该文件真实存在，就能否定了付善齐理事长在大会上口头通知上诉人停职一事。其次，上诉人在2011年5月至2015年7月15日前，被上诉人并没有解除与上诉人劳动关系，上诉人仍然系被上诉人职工。被上诉人安排上诉人向梅在资产保全部参加清收不良贷款，这一事实有一审法院对周明亮和陈明英的调查笔录、上诉人在信用社催收不良贷款的凭证等可以证实，也即说明上诉人在被解聘前仍然在被上诉人单位上班的。但被上诉人并没有按正式职工的工资标准支付上诉人工资，被上诉人解释，上诉人催收不良贷款，已经支付了劳务费用。事实上，只要是被上诉人单位在职人员，被安排催收不良贷款的，只要追收成功，都提取相应费用作为奖励。而一审法院虽然对上诉人在2011年5月至解除合同之前为被上诉人催收不良贷款的这一事实，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仅凭被上诉人的辩解，就把被上诉人单位对催收不良贷款的奖励当作了上诉人劳务费。二、一审法院在适用法律方面存在错误。一审法院认定了上诉人在未被上诉方解聘之前仍然在被上诉人单位工作的事实，但在支付工资报酬方面，仅按当时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这明显不正确且对上诉人不公平。应按当时信用联社正式职工平均工资支付。在2011年4月前，上诉人系被上诉人单位会计，虽然在2011年4月之后没有履行会计工作职责，但其仍然是被上诉人单位正式职工，仍然按被上诉人单位要求履行工作职责，其工资收入仅按最低工资标准计算，无法律依据，且不合情不合理，被上诉人单位一般普通职工，每月工资不低于6000元。上诉人工资补发，虽不能按照会计职位工资标准计算，但最起码参照工作多年的正式职工标准计算，或者按2011年4月前一年的平均工资计算。纳雍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辩称，纳雍农村信用联社是基于向梅在任城关镇会计期间，未履行会计职责，监督管理严重失职，致使发生严重经济案件，因此，纳雍联社解除向梅的劳动关系，有相应的事实及法律依据。解除劳动关系后，由于纳雍联社解除劳动关系是向梅过错导致，所以纳雍联社不应支付经济补偿金。向梅被停职后纳雍联社已按最低生活标准支付至作出解除劳动关系决定之日，虽然向梅停职后参与清收不良贷款，但该清收行为已经获得相应劳务报酬，所以我们认为向梅的上诉请求不应得到法律支持。纳雍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上诉请求：一、撤销贵州省纳雍县人民法院（2017）黔0525民初226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向梅对纳雍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主张的事实与理由：一、对贵州省纳雍县人民法院（2017）黔0525民初226号民事判决认定上诉人纳雍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根据被上诉人向梅在任期内的过失及给上诉人造成损失的情况按照程序解除与被上诉人向梅劳动合同关系符合法律规定及规章制度的规定的问题，上诉人纳雍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无异议。二、在上诉人纳雍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解除与被上诉人向梅劳动合同关系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以上诉人纳雍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在被上诉人向梅停职配合调查期间支付的生活费用低于贵州省纳雍的最低工资标准为由判令上诉人纳雍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支付被上诉人向梅经济补偿金没有法律依据。（一）被上诉人向梅因代启荣案件而被停职配合调查，且最终查实其对代启荣案件的发生存在严重失察行为。因此，自被上诉人向梅被停职调查之日起即不应该再享受工资待遇。（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十一条适用的前提为劳动关系正常履行的情况下存在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情形，而本案被上诉人向梅系因代启荣案件而被停职配合调查，因此其不属于劳动关系正常履行的情形，故本案即使存在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支付的情形，也不应适用该条款。（三）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十一条时的解决措施属于劳动行政部门的专属权利，不属于人民法院的管辖范围。因此，即便上诉人纳雍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存在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支付的情形，人民法院也不应管辖。（四）人民法院认定上诉人纳雍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未按照最低工资待遇支付被上诉人向梅的时间为2013年1月至12月以及2014年1月至12月，由于上诉人纳雍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发放工资系通过银行账户进行且被上诉人向梅在领取工资时就已经知晓其实际领取的工资数额的问题，故被上诉人向梅就应当在知晓该情况时的一年之内向上诉人纳雍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或者仲裁机关主张权利，其未主张权利，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其请求即不应再获支持。故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补足被上诉人向梅工资差额也超过诉讼时效。（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的规定，即便存在未足额支付最低工资待遇，也应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逾期不支付的，则可加付赔偿金。也就是说，当出现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支付的情形时，应由劳动行政部门予以处理，而非由人民法院处理。（六）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为解除劳动合同或者终止劳动合同，而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工资并不属于前述情形，且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工资法律已经规定了具体的救济措施及处理方式，故人民法院不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扩大经济补偿金的适用范围，进而判决上诉人纳雍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承担经济补偿金支付义务。综上，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正确适用法律，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向梅的一审诉讼请求。向梅辩称，被解除劳动合同后自己向省联社进行复核，2016年3月18日收到贵州省信用合作联社的复核答复书，向梅不服该复核答复书在一年内向法院提起诉讼，没有过诉讼时效。纳雍联社主张向梅有重大工作失误，导致发生重大经济案件，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向梅作为单位会计，工作职责是什么，与代启荣犯罪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也需要纳雍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提交证据，向梅从未受到纳雍农村信用联社任何书面或口头的停职通知，纳雍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只是将向梅调配到其内部部门清收不良贷款，应视为职工岗位变动，在2015年7月15日之前向梅一直在纳雍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清收城区不良贷款，应按照同工同酬的规定支付向梅相应的岗位工资。因此，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应当支持经济补偿金。一审中纳雍信用合作联社没有提供证明向梅工作过错，其解除与向梅的劳动关系不符合劳动部关于处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政策性问题的复函第二条的规定，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存在违法行为，应当支付向梅经济补偿金。一审原告向梅向纳雍县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县联社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17.25万元；2.判令被告县联社向原告向梅支付2011年4月至2015年7月的工资42万元、公积金8万元、住房增量补贴17万元、家属补助3.84万元，共计70.84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3年11月，原告向梅经招考录用到被告县联社工作。2007年9月15日至2011年3月任城关信用社会计，与代启荣为同事关系。2011年4月，代启荣违规挂失支取客户存款等违法犯罪行为被发现，县联社时任理事长付善齐在大会上口头宣布向梅等六人停职配合省联社专案组进行调查。代启荣案件结束后，原告向梅一直处于停职调查待处理阶段，其中一段时间被安排在资产保全部参加清收不良贷款，由被告县联社根据其清收效益按规定向其支付劳务报酬。此外，2011年5月至2011年12月，被告县联社发放给原告向梅离岗人员工资共计6267元；2012年1月至12月，发给向梅离岗人员工资每月830共计9960元；2013年1月至2013年12月，发给向梅离岗人员工资每月830元共计9960元；2014年1月至12月，发给向梅离岗人员工资每月950元共计11400元；2015年1-7月，发给向梅离岗人员工资每月1100元共计7700元，上述工资数额为应发工资数额，具体上卡发放时扣除相关社会保险费用等。2015年7月15日，被告县联社经调查作出《纳雍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关于对代启荣案件中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处理的决定》（纳信联[2015]235号），认定原告向梅任城关信用社会计期间，代启荣违规挂失支取客户存款455笔，金额1271.69万元，占涉案损失金额1357.48万元的93.68%，给被告县联社造成重大损失。该处理决定还同时认定原告向梅作为城关信用社会计，不严格执行会计制度和操作流程，致使城关信用社存在严重风险隐患，最终酿成重大经济案件。被告县联社根据省联社（黔农信发[2004]42号）《贵州省农村信用社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试行）》、《贵州省农村信用社案件责任追究办法》（黔农信办发[2009]223号）、《贵州省农村信用社案件损失赔偿指导意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通过召开党委会讨论并经员工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给予原告向梅解除劳动合同处理，赔偿损失13.43万元的处理决定。处理决定作出后，被告县联社于2015年7月15日向原告向梅送达了告知书，并于次日向原告向梅送达了纳信联[2015]235号《纳雍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关于对代启荣案件中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处理的决定》。原告向梅对该处理决定不服，于2015年8月15日向被告县联社申请复议，被告县联社于2015年8月26日作出《行政复议答复书》，维持对向梅的处理决定。向梅于2015年9月15日签收了该答复书，仍对该行政答复不服，继续向省联社毕节审计中心提出复核，该中心作出维持被告县联社对原告向梅的原处理意见，原告向梅于2016年3月18日签收了复核书。2017年1月5日，原告向梅向纳雍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仲裁委员会以其申请超过仲裁时效为由作出不予受理决定书。原告向梅不服，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另查明，被告县联社属于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系经批准成立的金融机构，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的规定以自愿入股形式成为省联社的社员社，接受省联社的管理、指导，对员工的管理则按照省联社制定的相关规章制度执行，被告县联社适时组织员工进行了学习。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被告县联社解除与原告向梅的劳动合同关系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原告向梅与被告县联社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已解除的事实，双方并无分歧。庭审查明，原告向梅在任城关信用社会计期间，对代启荣数百笔违规办理挂失取款行为严重失察，导致代启荣犯罪行为屡屡得逞，给被告县联社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事实足以认定。被告县联社结合向梅的失职情况，通过党委会研究并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进行表决方式对其进行问责处理，符合相关法律及制度规定。代启荣案件的发生并非不可防范或存在不可抗力情形，该案的发生，其中违规操作和监管缺失占据较大比例，作为会计的向梅未能发挥其事后监督作用，其诉称已履职尽责，无失职情形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三十九条均赋予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被告县联社根据原告向梅在任期内的过失及给被告县联社造成的损失情况按照程序解除其劳动合同关系符合法律规定及规章制度的规定，原告向梅主张被告县联社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不合法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原告向梅主张按停职前的月工资标准补发工资的请求能否得到支持的问题。原告向梅在2011年4月代启荣犯罪案件发生后，即被要求停职配合调查，在代启荣案件结束后，处于停职待处理阶段，此期间的向梅已不再履行城关信用社会计职责，自然不能按此岗位支付停职后的工资，原告主张按停职前的工资标准补发停职期间工资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鉴于原告向梅因代启荣案件被停职配合调查，属于接受单位的安排，且其在此期间确实按被告县联社的安排参与了不良贷款的清收，为被告提供了一定的劳动，双方的劳动关系在此期间依然存在。加之，原告于2015年7月15日收到纳信[2015]235号《纳雍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关于对代启荣案件中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处理的决定》文件后，一直向被告县联社及其上级部门申请复核和反映，其最终收到答复书是2016年3月18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仲裁调解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原告向梅于2017年1月5日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时未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被告县联社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八条“国家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最低工资的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报国务院备案。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第九十一条“用人单位有下列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情形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经济补偿，并可以责令支付赔偿金：1、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2、拒不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报酬的；3、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4、解除劳动合同后，未按照本法规定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的”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的规定精神，按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2010年至2015年度关于调整贵州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文件之规定向原告向梅发放最低工资，已发放的工资低于当时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应当予以补足支付其差额部分。根据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文件规定：2010年10月1日至2011年8月31日，贵州省纳雍的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730元，2011年9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期间贵州省纳雍的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830元，2013年1月1日调整为每月950元，2014年7月1日调整为每月1100元，2015年10月1日调整至每月1500元。结合原告的工资发放情况可计算出，2011年5月至12月，被告县联社已向原告向梅发放了6267元，已达最低工资支付标准，无需补足；2012年1月至12月及2015年1-7月，被告县联社均已分别按当时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了最低工资，亦无需另行补足；2013年1月至12月，被告县联社向原告向梅发放工资为每月830元，低于当时当地最低工资每月950元，应补足原告向梅工资差额为（950-830）元×12个月=1440元；2014年1月至12月县联社向原告向梅发放工资为每月950元，低于当时当地最低工资每月1100元，应补足原告向梅工资差额为（1100-950）元×6个月=900元。综上所述，县联社应补足原告向梅的最低工资差额为2340元。关于被告县联社应否向原告向梅支付经济补偿金的问题。被告县联社解除与原告向梅的劳动关系符合法律和规章制度的规定，原告以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主张经济补偿金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该项请求不予支持。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十一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七项的规定，被告县联社因存在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向原告支付工资的情形，被告县联社应向原告向梅支付经济补偿金。原告向梅于2015年7月15日被解除劳动合同前，已在被告单位工作21年8个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按向梅在被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平均工资1100元计算，被告县联社应向原告向梅支付22个月的经济补偿金24200元。至于原告主张的公积金、住房增量补贴及家属补助等属于福利待遇，不属于工资范畴，人民法院无管辖权，原告在一审中主张，依法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五条、第四十八条、第五十条、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十六条第七项、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五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纳雍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向梅支付经济补偿金24200元；二、被告纳雍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向梅最低工资差额2340元；三、驳回原告向梅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5元，由被告纳雍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承担。本案二审当事人向本院提交证据的情况：上诉人向梅向法庭提交了书证《纳雍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会议纪要（第1期）“纳雍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二0一二年薪酬分配方案”》（复印件），因该证据不是新证据，且该证据中没有涉及停职配合调查人员的规定，故该证据仅听取意见未质证不作为证据使用。向梅还在二审庭审中提交了书证《关于印发〈纳雍农村信用合作联社2017年清收压降不良贷款奖励方案〉的通知（纳信联﹝2017﹞44号）》，因该书证不是新证据，且不涉及本案争议期间节点，故未组织质证不作为证据使用。本案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有三：一是向梅的劳动争议诉求是否超过仲裁时效；二是纳雍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解除与向梅的劳动关系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对向梅是否应当支付经济赔偿金；三是2011年4月4日至2015年7月15日停职期间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该期间的工资报酬应当是多少。本院认为，针对第一个焦点问题向梅于2015年7月15日收到纳雍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处理决定后，申请了复议、复核，最终收到答复是在2016年3月18日。因此，向梅向仲裁机关申请仲裁并未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纳雍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主张向梅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成立。2017年1月5日收到纳雍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向梅仲裁申请作出纳劳（人）仲不字﹝2017﹞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后，于2017年1月16日向人民法院起诉，并未超过《不予受理通知书》指定的期限，因此，上诉人纳雍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关于超过仲裁时效的主张不予支持。针对第二个焦点问题，经过向梅申请进行了复议、复核的《纳雍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关于对代启荣案件中相关责任人员进行问责处理的决定（纳信联﹝2015﹞235号）》载明：“向梅2007年10月至2011年3月任纳雍联社城关信用社会计，2011年停职至今。向梅任城关信用社会计期间，不严格执行会计制度和操作流程，监督管理严重失职，致使发生重大经济案件。在审查挂失凭证上，向梅作为监督管理的第一道防线，未对代启荣多达数百笔的异常挂失引起重视，严重失察，审查流于形式，致使监督岗位制约作用失效；在授权密码管理上严重违反规定，泄露业务主管授权密码，致使主管授权密码变为明码，长期公开、公共使用，主管授权密码作为防控案件风险的重要作用严重丧失，为代启荣作案提供了可乘之机，致使代启荣作案屡屡得逞；在内控监控上向梅作为会计主管丧失工作原则，对城关信用社长期混用业务用章、柜员违规办理业务、代启荣长期利用其他柜员号办理柜面业务的违规行为严重失察，监督管理严重失职、不制止、不报告，纵容违规行为发展和蔓延。在城关信用社任会计期间，经过联社统一法人改革及案件专项治理后，规章制度不断健全，内控制度日趋完善的情况下，代启荣仍疯狂作案458笔、金额2870.35万元。”该决定还载明：“经2015年7月13日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纳雍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单方解除与向梅的劳动关系，在程序上经过了职工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因此，向梅主张未经工会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上诉人向梅主张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与事实不符，纳雍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单方解除与向梅的劳动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并不符合第四十六条规定，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一审法院依据第八十五条第二项判决支付经济补偿金适用法律不当，该条规定的劳动行政部门行使管理职权的情形，不是人民法院判决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法律条款，在此予以纠正，上诉人纳雍上诉请求不予以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针对第三个焦点问题：2011年4月4日作出了《关于袁松等同志停职的通知（纳信联办发﹝2011﹞1号）》文件，该文件载明“经2011年4月4日代启荣案件专案组会议研究决定，袁松、向梅、周明亮、高巍扬、朱兴参、陈明英六名同志即日起停职配合调查，停职期间每月计发基本生活费600元”，该文件明确了向梅在停职期间每月计发的是基本生活费600元，纳雍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和向梅对每月计发基本生活费是明知的，但纳雍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对向梅清收不良贷款的事实是认可的，但主张该清收行为是委托行为，没有劳动关系，而是劳务关系，该上诉主张与《纳雍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关于对代启荣案件中相关责任人员进行问责处理的决定（纳信联﹝2015﹞235号）》载明的事实不符，向梅与纳雍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劳动关系从向梅参加该单位工作至作出《纳雍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关于对代启荣案件中相关责任人员进行问责处理的决定（纳信联﹝2015﹞235号）》时止。2011年4月4日至2015年7月15日期间，向梅按单位的要求配合省联社专案组调查，领取了600元不等的生活费，但县联社在此期间又明确了向梅参与清收不良贷款的工作，清收不良贷款作为纳雍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业务工作的一部分，向梅停止了会计职务，但并未停止其在纳雍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其它工作，纳雍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主张与向梅之间在2011年4月4日至2015年7月15日期间是劳务关系与事实不符，此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其应当获得相应工资，由于在此期间的工资双方之间没有相应约定，一审法院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计算不当，上诉人向梅主张其与纳雍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在2011年4月4日至2015年7月1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上诉主张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采信，应当依向梅个人工资计算，从纳雍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提交的向梅前11个月（《向梅2010年5月至2011年3月工资统计》）的工资表明，向梅每月工资2500元，因2011年4月份工资向梅已按照原会计岗位领取相应工资，故向梅在停职后又被单位安排参加清收不良贷款工作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应以2500元的月工资标准从2011年5月计算至2015年7月15日共计51.5个月为128750元，一审判决认定2011年5月至12月纳雍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已向梅发放了6267元，2012年1至12月已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830元/月支付，2013年1至12月向向梅发放工资每月830元，2014年1至12月向向梅发放每月工资950元，2015年1至7月按每月1100元发给向梅，前述工资支付事实当事人双方均未对此提出异议，按此计算，纳雍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在2011年5月至2015年7月共计发放了6267元+830×12+830×12+950×12+1100×7＝45287元，128750元－45287元＝83463元，即纳雍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尚需支付向梅2011年5月至2015年7月期间的工资83463元。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由纳雍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支付经济补偿金适用法律错误，对纳雍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于2015年7月15日之前解除与向梅劳动关系前至2011年4月4日期间的工资计算标准以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计算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贵州省纳雍县人民法院（2017）黔0525民初226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即“驳回原告向梅的其他诉讼请求；二、撤销贵州省纳雍县人民法院（2017）黔0525民初22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即“一、被告纳雍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向梅支付经济补偿金24200元；二、被告纳雍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向梅最低工资差额2340元”；三、由上诉人纳雍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诉人向梅工资差额83463元；四、驳回纳雍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其他上诉请求；五、驳回上诉人向梅的其他上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共计15元，由上诉人纳雍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负担10元，由上诉人向梅负担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 莺审 判 员  田 川审 判 员  朱 莉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王 江书 记 员  张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