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鄂民四终字第0007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港集团长江物流湖北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186号福星城市花园*栋*层。
法定代表人：ＸＸ伟，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秦筱，湖北森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赵燕萍，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汉口建设大道***号。
代表人：郁宝玉，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建新，上海海复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应送波，上海海复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港集团长江物流湖北有限公司（下称上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下称保险公司）多式联运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武汉海事法院（2014）武海法商字第009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4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郭载宇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陈茁、代理审判员胡正伟参加评议的合议庭，于2015年5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上港公司委托代理人秦筱、赵燕萍，被上诉人保险公司委托代理人张建新、应送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保险公司诉称，2013年6月，武汉帝元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帝元公司）委托上港公司将两集装箱手术用巾从中国武汉运往日本东京。上港公司签发了编号为SIPG2013083和SIPG2013084的两套清洁提单。同年7月，货物运抵目的港后发现湿损。涉案货物系医疗手术用巾，一经湿损即丧失使用价值，且根据日本法律规定不能作其他用途使用，故涉案货物被认定为全损。保险公司作为上述货物的运输保险人，于2014年3月25日向收货人白十字株式会社赔付保险金199796.55美元，并取得代位求偿权。上港公司作为海上货物运输承运人，应妥善谨慎运输货物，并向收货人交付完好货物，涉案货物全损发生于承运人责任期间，上港公司应赔偿保险公司所遭受的损失。因此，保险公司请求法院判令上港公司赔偿保险金损失199796.55美元及利息（自保险金赔付之日2014年3月25日起至上港公司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并负担本案诉讼费用。
上港公司辩称，编号为SIPG2013083和SIPG2013084的两套清洁提单，系上港公司按照货物托运人帝元公司要求，为办理信用证手续而签发的预借提单，不是海运提单。上港公司系货物代理人和船舶代理人，不是承运人，不应就涉案货损承担赔偿责任。此外，保险公司索赔数额没有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因此，请求法院驳回保险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审理查明：2013年1月1日，上港公司与案外人上海海华轮船有限公司（下称海华轮船公司）签订代理协议，约定由上港公司作为海华轮船公司的湖北（经上海中转）至日本、台湾、香港、东南亚航线的湖北地区货物运输代理。同日，上港公司与案外人上港集团长江港口物流有限公司（下称上港长江公司）签订《集装箱内支线运输协议》，约定上港公司集装箱及货物从上海港往返武汉、黄石、九江的内支线运输，由上港长江公司负责。
2013年3月22日，上港公司（乙方）与案外人帝元公司（甲方）签订了《销售合同》，约定由上港公司“负责代理将甲方的集装箱货物从起运港经水路通过中转港，运往目的港，并在起运港签发全程提单”，帝元公司“就其出运的货物支付运费及附加费给乙方”。随后，帝元公司将两票纯棉纱布制成品交上港公司从中国武汉运往日本东京。货物发票号分别为WDC130612（1）、WDC130613（1），记载的出卖人为帝元投资（香港）有限公司（下称帝元香港公司），买受人为白十字株式会社，货物CIF总价为188034.56美元。2013年6月14日，上港公司签发了两份抬头为诺邦海运公司（NuovanShippingco，ltd）的多式联运提单（编号分别为SIPG2013083和SIPG2013084），该两份提单载明托运人均为帝元香港公司，收货人为凭托运人指示，通知方为白十字株式会社，承运船舶为XUTONGJI6，集装箱箱号分别为TGHU3698555、TGHU3698987。
上述货物由上港长江公司运至上海港后，上港公司将涉案货物交由海华轮船公司运往日本。2013年6月27日，海华轮船公司签发了两份提单（编号为HHWUH130××××1901、HHWUH130××××2101），该两份提单记载的托运人、货物发票号均与上港公司签发的诺邦海运公司提单一致，但收货人和通知方均记载为诺邦海运公司，承运船舶为FUHAI9HAO，集装箱号分别为TGHU9601020、GVCU5355084。
2013年6月9日、6月20日，帝元香港公司就涉案货物向保险公司投保货物运输险，保险公司出具两份保单（编号为AWUHA2624213Q001602A、AWUHA2624213Q001516V），保险金额共计206838.02美元。同年7月15日、17日，诺邦海运公司向白十字株式会社发出到货通知单，该通知单记载承运船舶为XUTONGJI6。日本关东海关为涉案货物出具输入许可通知书，该通知书亦载明收货人为白十字株式会社。白十字株式会社收货后发现货物湿损严重，遂委托日本海事鉴定协会对涉案货物损坏情况进行鉴定。该公估机构于2013年9月10日出具公估报告，认定涉案货物湿损系淡水从底部浸入集装箱所致，最有可能发生在武汉到上海的支线船舶运输区段或集装箱堆场，同时认定涉案货物属于医疗用品，一经湿损即丧失使用价值，且不能循环利用，只能作为垃圾处理。因日本销毁货物的处理费用明显高于中国，收货人白十字株式会社于2014年2月24日声明将货物退回中国处理。据此，白十字株式会社委托双日株式会社就涉案货损向保险公司索赔，并接收保险赔偿金。经与被保险人协商，保险公司就涉案货物赔付保险赔偿金199796.55美元，白十字株式会社出具了收据及权益转让书。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涉案货物系从中国武汉港运往日本东京港，故本案纠纷具有涉外因素。保险公司、上港公司均选择中国法律作为处理涉案争议所适用的法律，原审据此确定以中国法律作为调整本案纠纷的准据法。根据保险公司、上港公司双方的诉辩主张，原审归纳本案争议焦点是：一、上港公司是否应就涉案货物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二、保险公司的索赔数额是否合理。
一、上港公司是否应就涉案货物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判断此问题，关键在于识别上港公司在货物运输过程中的法律地位。保险公司认为，上港公司系组织涉案货物全程运输的无船承运人，涉案货物在运输期间损坏，上港公司应承担承运人的赔偿责任。上港公司认为，涉案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发生湿损，应当由实际承运人，即海华轮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上港公司作为货物运输代理人，不应承担货物损坏的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下称《海运条例》）第七条第二款规定：“无船承运业务，是指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以承运人身份接受托运人的货载，签发自己的提单或者其他运输单证，向托运人收取运费，通过国际船舶运输经营者完成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承担承运人责任的国际海上运输经营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管理规定》第二条规定：“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是指接受进出口货物收货人、发货人的委托，以委托人的名义或者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办理国际货物运输及相关业务并收取服务报酬的行业。”从上述规定可知，无船承运业务和货物运输代理业务是国际货物运输中两种不同的业务范畴，货物运输代理人是货方的代理人，其以委托人的名义或者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办理国际货物运输及相关业务，并收取代理费或佣金。无船承运人则以自己的名义接受托运人的货载，签发提单，收取运费，再通过实际承运人完成货物运输，其在货物运输中处于船方与货方之间，并通过屏蔽船、货联系方式，来赚取运费差价。区别无船承运人与货物运输代理人，应从合同约定、收入取得方式、提单签发、业务操作模式等因素综合进行判断。
从本案合同约定和收入取得方式来看，上港公司与帝元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虽然名为销售合同，但合同内容并不涉及货物销售，而是就涉案货物运输事宜签订的合同，该合同第6条A项约定“由乙方负责代理将甲方的集装箱货物从起运港经水路通过中转港，运往目的港”。上港公司据此提出该合同系货物运输代理合同，但根据该条款B项“甲方（帝元公司）就其出运的货物支付运费及附加费给乙方（上港公司）”的约定，上港公司向托运人收取的并不是代理费或者佣金，而是运费及附加费。同时，该合同第9条第四款约定“乙方需按照甲方船期要求配船、配箱，如乙方责任出现货物损失，由乙方承担相应责任（不可抗力因素除外）。”可见，合同约定的乙方责任亦是运输合同项下承运人的责任。
从提单签发角度来看，上港公司向托运人签发的既不是自己的提单，也不是实际承运人海华轮船公司的提单，而是抬头为诺邦海运公司的提单。该提单虽记载上港公司作为诺邦海运公司的代理人，但上港公司并未举证证明诺邦海运公司授权其签发提单，亦未证明其行为得到诺邦海运公司的追认，故其签发诺邦海运公司提单的行为构成无权代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下称《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的规定，应认定上港公司签发的是自己的提单，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亦应由其自身承担。上港公司提交武汉帝元医用材料有限公司的提单预借保函，用以证明诺邦海运公司提单为预借提单，并非正本提单，但提单是否预借并不能免除承运人的管货责任，托运人的保函并不影响收货人就承运人责任期间的货物损失向承运人主张赔偿。另外，上港公司可以按照托运人的要求，未经诺邦海运公司授权，自行签发预借提单，更可印证其无船承运人的法律地位。
从业务操作模式来看，无船承运人对托运人来说是承运人，对实际承运人来说则为托运人，实际承运人在目的港系按照无船承运人的指示放货，即无船承运人实际控制目的港货物，而货物运输代理人的业务性质和盈利方式，决定其没有控制目的港放货的必要。本案中，实际承运人海华轮船公司提单上的收货人记载为诺邦海运公司，收货人需凭上港公司签发的诺邦海运公司提单向诺邦海运公司申请换单方能提取货物。而根据上港公司当庭陈述，诺邦海运公司系其在目的港的换单代理人，即诺邦海运公司系按照其指示向收货人放货。可见，上港公司虽然不是海华轮船公司提单上的托运人，但其仍通过上述操作实际控制了目的港货物，其行为符合无船承运人的业务操作模式。
从上述因素综合考量，上港公司在涉案货物运输过程中的角色更符合无船承运人的特征，其法律地位应认定为无船承运人，其对涉案货物损失应承担运输合同项下的承运人的责任。根据《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涉案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发生毁损，上港公司作为承运人，如无法定免责事由，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日本海事鉴定协会出具的公估报告，涉案货物损失发生于运输区段，且上港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货物损失系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所造成，故其应就涉案货物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二、关于保险公司索赔数额是否合理。帝元（香港）公司就涉案货物向保险公司投保货物运输险，货物受损后，保险公司依据保险合同向被保险人白十字株式会社赔付保险赔偿金后，依法取得代位求偿权。保险公司的代位求偿权以收货人对承运人所享有的赔偿请求权为基础，其索赔数额亦不应超过上港公司作为承运人承担赔偿责任的金额。涉案货物因湿损而丧失基本功能，经公估人认定为全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下称《海商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货物灭失的赔偿额，按照货物的实际价值计算；货物损失的赔偿额，按照货物受损前后实际价值的差额或者货物的修复费用计算”及第二款“货物的实际价值，按照货物装船时的价值加保险费加运费计算”的规定，上港公司对涉案货物损失的赔偿数额为货物的CIF价，即188034.56美元。因此，保险公司索赔数额应为188034.56美元，其向被保险人支付的超出该数额的保险赔偿金，原审不予保护。
关于保险公司主张的利息损失，一审法院认为，保险金理赔后至保险人实际取得代位求偿权期间，追偿的责任尚处在不确定状态中，由此责任形成的债权也不确定，责任人是否应承担责任、承担多大的责任，均处在不确定状态，只有在当事人对责任和债务没有争议时，或者由法院作为裁判后，当事人仍不履行其应当履行的义务才产生迟延履行的责任问题。因此，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后至其向责任人追偿的期间内，理赔款不应计算利息，对于保险公司主张的利息损失，原审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保险公司作为涉案货物的保险人，向被保险人即收货人赔付保险赔偿金后，可以行使其代位求偿权，要求承运人上港公司赔偿其损失。上港公司作为无船承运人，应就涉案货物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其赔偿数额为188034.56美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及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上港集团长江物流湖北有限公司赔偿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188034.56美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付清；二、驳回保险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956元，因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人民币7978元，由保险公司负担人民币567元，上港公司负担人民币7411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上港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保险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全部诉讼费由保险公司负担。理由：1、原审未查清事实，错误认定上港公司为涉案运输中的无船承运人。其一，根据《销售合同》第6条约定，上港公司并非以承运人的身份接受托运人的货物，不能自行决定运输路线，其仅是托运人的货运代理人、承运人的船务代理人，其向托运人收取的费用也仅为代理佣金及代收代付船公司运费。其二，上港公司在托运人要求并出具提单预借保函的前提下，在货物装船前签发了预借提单，该预借提单与船东提单在法律后果上不同，不能仅依此认定其为承运人。涉案运输的实际承运人海华轮船公司委托上港公司签发两份船东电放提单才真实反映本案所涉国际货物运输过程及责任的认定。且根据船东电放提单，承运人承担“船舷到船舷”的货物风险。其三，上港公司不具备《国际海运条例》规定的无船承运人的资质，其无法从事无船承运业务。其四，诺邦海运公司是上港公司在日本的货运代理人，其在目的港换单的行为是为完成贸易流程，不表明上港公司在目的港实际控制货物。2、保险公司没有代位追偿权。海华轮船公司签发的电放提单载明收货人与通知人均为诺邦海运公司，与保险公司在起诉状所称的“收货人白十字株式会社”不具有关联性。因此，白十字株式会社不是电放提单载明的合法收货人，无权将保险代位求偿权转让给保险公司。上港公司已尽到代理订舱的合同义务，因其不是承运人，关于承保保单约定的赔偿对象所指明的运输船舶与实际运输船舶不符，以及赔偿金额如何确定等问题，无法抗辩。二审庭审时，上港公司补充上诉理由：本案是国际货物运输合同纠纷，签发的是多式联运海运单，货物出现管理上的过失造成的损失应由管货方承担责任，上港公司不是管货责任主体，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保险公司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首先，上港公司是涉案运输的承运人而非代理人。根据《销售合同》的约定，上港公司承担的是承运人的义务。上港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在签署提单时诺邦海运公司的存在，且得到过诺邦海运公司的授权。即使上港公司是其自己所称的船方代理，也是在一审诉讼中才予以披露，保险公司可以选择向上港公司主张权利；其次，上港公司强调其不具备无船承运人的资质并不影响其承担承运人的责任；再次，保险公司是基于收货人的代位求偿权而非基于托运人，提单是否预借与本案无关，收货人也无从知晓。因此，上港公司签发的提单即使是其所称的预借提单，亦不能免除上港公司作为承运人在涉案货物运输中承运人义务。
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上港公司向法庭提交了一组证据：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组成明细表和税务发票，增值税发票注明收费名目为代理业务费，拟证明上港公司仅为货运代理人，而非无船承运人，不能开具运费发票，且上港公司已将涉案运输费用转交给实际承运人海华轮船公司。
保险公司质证后认为，对该组票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可人，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不能仅依据发票项目名称来界定上港公司在涉案运输的法律地位，上港公司收取全部费用后，再向实际承运人支付，符合无船承运人经营模式和特征。
本院认为，双方对于上述票据的形式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认可其形式真实性。但仅凭该证据不能认定上港公司的身份为货运代理人。
保险公司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诉辩双方的观点，本院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上港公司在涉案运输中的法律地位及法律责任；（二）保险公司有无代位追偿权。
（一）上港公司在涉案运输中法律地位及法律责任
上港公司主张其仅为帝元公司的货运代理人及船方船务代理人，因此其不应对货物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综合涉案合同约定内容及履行情况、提单签发及业务操作模式，应认定上港公司为涉案运输中的多式联运经营人。《海商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规定“本法所称多式联运合同，是指多式联运经营人以两种以上的不同运输方式，其中一种是海上运输方式，负责将货物从接收地运至目的地交付收货人，并收取全程运费的合同。”本案中，上港公司与帝元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第6部分“责任义务”约定“A.甲方（帝元公司）委托乙方（上港公司），由乙方负责代理将甲方的集装箱货物从起运港经水路通过中转港，运往目的港，并在起运港签发全程提单；B.甲方就其出运的货物支付运费及附加费给乙方”，第9部分“具体操作事宜双方需遵守”第四条约定“乙方需按甲方要求配船、配箱，如乙方责任出现货物损失，由乙方承担相应责任（不可抗力因素除外）”。合同还约定运费为“甲方（帝元公司）阳逻工厂至日本目的港的包干运输及操作费用”。可见，涉案《销售合同》虽名为销售合同，但并不涉及所有权流转，而是约定由上港公司全程负责涉案货物运输事宜，包括从起运港武汉，经上海港中转，至目的港日本有关港口，涉案货物运输包含长江水路运输和海上运输。以上关于全程运输流程、签发全程提单以及运费包干支付、货损责任承担等事项的约定，符合《海商法》第一百零二条关于多式联运合同规定，该《销售合同》实为多式联运合同。这是其一。其二，关于涉案运输事宜的履行，上港公司依约向帝元公司签发了起运港为武汉，经上海港中转至日本东京港的多式联运提单，并分别与海华轮船公司签订过《服务合约》、与上港长江公司签订过《集装箱内支线运输协议》，委托上港长江公司与海华轮船公司分别完成涉案货物的内河支线运输和海上运输。上港公司签发多式联运提单、后续签约及委托运输行为实为组织履行多式联运合同而实施的行为。其三，至于上港公司称其签发的多式联运提单是以诺邦海运公司名义签发、其为诺邦海运公司的代理人的说法，本院认为，上港公司一方面称其为诺邦海运公司的代理人，但未提交诺邦海运公司有效的身份证明及其为诺邦海运公司代理人的证据，另一方面却陈述诺邦海运公司为上港公司在目的港的换单代理人，且其向法庭提交了其与诺邦海运公司所签的《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甲方（上港公司）同意乙方（诺邦海运公司）为在日本的货运代理人”，反而进一步印证诺邦公司为上港公司在目的港代理人，故可据该多式联运提单签发情况将上港公司认定为多式联运经营人。依照《海商法》第一百零四条第一款“多式联运经营人负责履行或者组织履行多式联运合同，并对全程运输负责”之规定，及《海商法》第一百零四条第二款“多式联运经营人与参加多式联运的各区段承运人，可以就多式联运合同的各区段运输，另以合同约定相互之间的责任。但是，此项合同不得影响多式联运经营人对全程运输所承担的责任”之规定，上港公司作为多式联运经营人，虽然其与区段承运人海华轮船公司、上港长江公司分别签订了区段运输合同，其仍应对全程运输负责，无论货损发生在哪一运输区段，上港公司都应承担涉案货物损失赔偿责任。
（二）保险公司有无代位追偿权
上港公司认为海华轮船公司签发的提单载明收货人为诺邦海运公司，非白十字株式会社，即保险公司向白十字株式会社赔偿后，白十字株式会社无权转让保险代位求偿权。本院认为，涉案运输的操作流程是，上港公司接受托运人帝元公司的货物，向托运人出具运输单证，安排实际承运人上港长江公司和海华轮船公司进行武汉港经上海港中转，直至最终运抵日本的海上货物运输。上港公司所签发的以诺邦海运公司为抬头的提单是涵盖国内支线运输和海上运输的全程多式联运提单，该提单位载明实际收货人为白十字株式会社。根据《海商法》第一百零六条“货物的灭失或者损坏发生的运输区段不能确定的，多式联运经营人应当依照本章关于承运人赔偿责任和责任限额的规定负赔偿责任”之规定，上港公司作为组织履行涉案货物运输的多式联运经营人，应对全程运输负责，在涉案货损所发生区段不能确定的情况下，应承担承运人的赔偿责任。涉案货物的收货人在目的港收到湿损货物，通过向保险公司理赔获得赔偿，并向保险公司出具权益转让书后，保险公司获得代收货人之位向赔偿责任人即上港公司请求赔偿的权利。
综上，上港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审判程序合法，实体处理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956元，由上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郭载宇
审 判 员 陈 茁
代理审判员 胡正伟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陈银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