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3民终168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龙岗区供销合作联社大棚社，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大棚镇王母圩。法定代表人：刘洪波。委托诉讼代理人：洪治军，北京金诚同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柱华，北京金诚同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男，2011年12月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立新，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聂美莲，女，1973年3月2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系被上诉人刘某的母亲。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立新，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深圳市龙岗区供销合作联社，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岗镇龙西路。法定代表人：陈伟明。委托诉讼代理人：洪治军，北京金诚同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柱华，北京金诚同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市龙岗区供销合作联社大棚社（以下简称大鹏供销社）因与被上诉人刘某以及原审原告聂美莲、原审被告深圳市龙岗区供销合作联社（以下简称龙岗供销社）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5)深龙法鹏民初字第2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大鹏供销社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从上诉人所有的物业二楼摔落受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的唯一证据是派出所对一个六岁男童的询问笔录，但该证据存在多处疑点，例如，以一个六岁男童的身高，他在篮球场是无法看到五米多高楼顶上的情况的，况且是在冬天的黄昏时分，但他却描述得非常详细，显然不是他亲眼所见真实情况。该孤立证据缺乏证明力，不能作为认定被上诉人从上诉人所属物业摔落的根据。而且，六岁男童所指的楼房，也并非一审判决所认定的“大鹏街道王母街××号B栋”。2、怀疑为被上诉人摔落的物业为大鹏街道王母街36号B栋，用途为私有仓库，位于王母街道后面的内巷，并非处于临街。该物业与王母街××号物业相连，共用上下楼楼梯，是××号楼人员上下的通道，但一审判决却正常使用楼梯的基本事实于不顾，称“没有防护设施防止他人上下”。3、一审判决在事实查明部分援引原告聂美莲单方陈述，称很多小孩在涉案物业附近玩耍，被上诉人两分钟时间就不见了。这也明显不符合事实，被怀疑的涉案物业及旁边一楼物业均为仓库，日常停放运货车辆、工人在此搬运货物，从未有小孩在此玩耍。原告聂美莲经营的商铺与该物业相距近百米，涉案楼房约五米高，被上诉人当时才三岁，不可能两分钟就到达涉案楼房楼顶，且该陈述与前述六岁男童的说法也不一致。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基本归责原则为过错责任原则，被上诉人除无充分证据证明其受伤与上诉人存在因果关系之外，上诉人更是毫无过错。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的物业处于商业区域，因此应采取措施排除危及儿童人身安全的危险因素，否则应承担侵权责任。但这—裁判逻辑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没有法律依据。第一，上诉人的物业并非临街商铺，而是位于后巷的私人仓库，处于商业区域之说没有依据。第二，上诉人的物业并不存在所谓危及儿童人身安全的危险因素。如前所述，楼梯是共用的上下通道，不可能封闭，至于儿童在二楼玩耍之说，更是毫无根据，怀疑被上诉人摔落的二楼是屋顶，并非儿童玩耍之地。第三，即便上诉人的物业处于商业区域，也不能因此加重上诉人的安全保障和注意义务，正常情况下，不可能有一个才学会走路的小孩单独爬上五米多高的房屋屋顶，上诉人也不可能预见并采取防范措施。从《侵权责任法》第37条的规定可见，只有商场、宾馆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才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并不是位于所谓商业区域的建筑物的所有人或管理人对任何人均有安全保障义务。一审判决故意混淆商业区域与公共场所，在无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认定上诉人存在过错，并判令上诉人承担责任。按此判案观点，假设被上诉人自行攀爬位于商业区域的一棵树摔伤，树的所有人或管理人就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这显然于法无据，于理不通。三、一审判决认定的部分赔偿金额没有依据，违反法律规定。1、交通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2条规定，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但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没有正式票据的情形下，认定交通费为2000元。2、护理费。虽然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被上诉人护理期为365曰，但医嘱并未载明被上诉人需要护工护理，被上诉人也未举证证明聘请护工和支付费用。值得注意的是，事发时被上诉人为三岁儿童，正常情况下就需成人护理、照看，事实上，无论是事发时还是事发出院后，被上诉人均是在其母亲的商铺玩耍，由其母亲自行看护，其母亲也并未停业经营专门进行护理，因此不存在另外支付护理费用问题。3、住院伙食补助费。被上诉人在诉讼请求中并未主张该赔偿项目，但一审判决却自行判决住院伙食补助费5100元，明显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不告不理”原则。4、康复理疗设备费。该项目非法定赔偿项目，一审判决认定无法律依据。如果发生康复费用，实际上已经列入医疗费，不能重复计算。如果是残疾辅助器具费，应有医嘱和实际支出证明。5、鉴定费。虽然鉴定费用是必然支出的费用，但被上诉人进行两次重复鉴定，导致鉴定费用增加。6、残疾赔偿金。被上诉人为农村户口，应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一审判决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被上诉人的残疾赔偿金，缺乏证据。判决书所依据的内地居民采集表等证据，上诉人从未收到，未经质证，严重违反程序。四、一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1、本案自2015年6月立案受理，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第一次通知2015年7月7日开庭，但却改期将近一年后才开庭审理。之后，在未依法作出裁定的情况下，案件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案件直至今年7月4日才作出判决，一件普通的民事案件竟耗时超过两年。2、一审法院依法指定了举证期限，但却违反程序允许被上诉人在受案一年后增加诉讼请求，陆续提交新证据，且有些证据未经质证就采信，严重损害上诉人的诉讼权利，显失公平。被上诉人刘某答辩称：一、上诉人否认侵权事件的基本事实，否认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没有因果关系，是在滥用诉讼权利，拖延赔付时间，无视幼儿的生命健康权利，从事故发生至今未支付分文医疗费用，哪怕是基于人道主义补偿也没有，建议审判庭给予谴责。实际上，在一审法院调取的深圳市公安局大鹏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刘洪波亲口承认被上诉人在其管理的公共场所摔下楼，并承认在坠落处，原来有60公分的围墙，后来被人拆掉了，缺口有1.5米长，而被上诉人就是那个拆掉的缺口处坠落致残。二、一审法院适用的法律正确，被上诉人没有异议。三、关于一审认定的赔偿金问题：1、交通费，被上诉人提供了往返多家医院的加油票作为票据，被上诉人曾在龙岗区中心医院、龙岗区南澳医院、深圳市大鹏妇幼保健医院、深圳市儿童医院、深圳市人民医院、深圳市康宁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治疗，周期长达一年，一审酌情认定为2000，并无不妥。2、护理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及标准认定，于法有据。3、伙食补助费，被上诉人起诉状中要求的营养费包含住院伙食补助费，在庭审中，被上诉人也提供了书面的计算方法给一审法院，明确了营养费包含伙食补助费。一审法院未超过被上诉人总的赔偿金额认定，于法有据。4、康复理疗设备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明确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包括残疾辅助器具费，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费用，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本案中，被上诉人还是一个两岁的幼儿，在事故发生后造成了八级伤残的后果，必要的辅助器有助于恢复四肢运动能力，能早日下地行走，恢复语言表达功能，当属于必要费用。5、鉴定费，被上诉人前往深圳市人民医院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进行伤残鉴定，被告知目前在深圳××××深圳市康宁医院具有神经类的鉴定资质和经验，关于脑神经损伤须由康宁医院出具司法鉴定报告是人身损害赔偿鉴定的司法鉴定常识，加上被上诉人的伤残等级分别由两个鉴定机构出具独立鉴定意见，并未重复鉴定。6、残疾赔偿金，一审认定的城镇标准计算赔偿金依据充足。为证明被上诉人的居住时间，被上诉人提供了内地居民采集表、其父母的居住及经商信息等，足以证明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的合理性。上诉人仅从自身的角度指责一审的审判结果不公，但一审在考虑赔偿总金额时已进行了公平的评估，如：被上诉人主张医疗费，误工费、后续治疗费等近10万元未获支持。四，关于程序违法的问题。1、一审法院依职权向被上诉人发出了三份举证通知书，被上诉人在举证期内提出了司法鉴定申请，调查取证申请，增加诉讼请求申请，持续治疗的医疗费用证明等等补充材料。2、一审在经被上诉人申请后，允许先行司法鉴定，再组织开庭审理，加上被上诉人受伤初期伤情严重，在起诉后的一年内都在持续治疗，产生了新的医疗费。3、一审在被上诉人提交了司法鉴定意见后，转为普通程序，并向被上诉人送达了转普裁定，缴交了诉讼费，后被上诉人依据伤残结果增加了伤残赔偿金的请求，于法有据。原审原告聂美莲的答辩意见与被上诉人刘某的答辩意见一致。原审被告龙岗供销社的答辩意见与上诉人大鹏供销社的上诉意见一致。刘某、聂美莲于2015年6月2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大鹏供销社赔偿原告医疗费人民币50891.06元（39578.54元+11312.52元）；2、大鹏供销社赔偿原告交通费人民币3000元、营养费人民币10948元、误工费人民币15000元（5000元/月×3个月），护理费人民币54096元（8360元+45736元）、康复理疗设备费人民币10252元（4452元+5800元）、鉴定费人民币5934.5元；3、大鹏供销社赔偿原告后续治疗费人民币12000元、残疾赔偿金人民币245688元；4、龙岗供销社承担连带赔偿责任；5.大鹏供销社、龙岗供销社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1月27日18时左右，原告刘某在大鹏街道王××街××楼楼顶摔下地面，同日原告刘某被送往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接受治疗，并于2015年2月28日出院，住院31天。出院医嘱为：注意休息，加强营养；一个月后返院复查头颅CT，了解颅内情况；加强肢体康复锻炼；警惕外伤后继发性癫痫发作；如有不适，随时来诊。后原告因伤于2015年3月3日前往深圳市大鹏新区南澳医院接受治疗，并于2015年3月23日出院，住院共计20天，出院医嘱为：继续门诊康复治疗，定期随诊；加强饮食营养，保证运动治疗所需能量供应；加强看护，建议专人日常生活护理，防止再次跌倒。另原告刘某亦在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深圳国泰门诊部等有过治疗或复查。经原告聂美莲委托对原告刘某2015年1月27日头部外伤所致精神状态（包括智力）及其伤残程度做鉴定，2015年11月10日，原告刘某经深圳市康宁医院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所鉴定为：被鉴定人刘某目前的精神状态诊断为“脑损害所致轻度精神发育迟滞”，相当于“轻度智力缺损”，目前符合《道标》（GB/18667-2002）八级伤残的评定条件（委托鉴定的时间是2015年8月21日）。2016年3月15日，经原告聂美莲对原告刘某的人身损伤伤残等级参照《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标准进行检验鉴定以及营养期、护理期进行评定，深圳市人民医院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出具《人身损伤伤残鉴定意见书》鉴定原告刘某的伤残等级为一处八级、一处十级（委托鉴定时间为2015年8月13日）；颅脑损伤的营养期为60日、护理期为365日。另查，根据被告大鹏供销社提交的土地权属的批复，涉案物业所在的土地属于国有土地，由大鹏供销社使用，涉案的物业由被告大鹏供销社管理和使用，其将涉案的物业出租给案外人作为仓库使用。根据现场勘察的情况，涉案物业为两层的楼房，上楼的楼梯处于楼房的外侧，没有防护设施防止他人上下。二楼的楼面边沿砌有围栏，其部分区域的围栏已经完全脱落。涉案物业所在的街道为王母街，是大鹏的老街，属于商业区域，原告刘某的父母在距离涉案物业不远处，即王母街××号经营新飞文具店。据原告聂美莲称，原告刘某经常在涉案物业附近玩耍，那里有很多小孩一起玩，当时其在看管店铺，准备吃饭，小孩不愿意吃就跑出去，两分钟时间就不见了。根据原告所申请法院调取的询问笔录显示，询问人杨宇轩，其称2015年1月27日下午18时许，其当时在大鹏王母街一个废弃的篮球场那里玩，当时他有看到有个小朋友从一栋楼顶掉下来，他不认识那个小朋友，对于当时那个小朋友坠落的过程，其称那个小朋友当时在楼顶往楼下扔石头，扔了几下，又抓了一下一条绳子，然后没站稳就摔下来了，摔下来的时候头撞到地上的一块石头。再查，关于两被告之间的关系，根据两被告的工商登记资料，两被告均为企业法人，具有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根据两被告提交的租赁合同书，被告大鹏供销社将涉案物业出租给案外人使用，事故发生在租赁期限内。又查，针对原告的主张，结合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以及庭审调查的情况，原审法院对本次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认定如下：一、医疗费：原、被告双方确认的医疗费总额为人民币50710.36元，被告对其中四笔医疗费用有异议，认为其没有病历本相佐证，分别是：2015年4月30的医疗票费据显示的医疗费用1752元、2015年5月7日的医疗费票据显示的1704元、2015年6月3日的医疗费票据显示的3366元，2015年8月3日的医疗费票据显示的医疗费用3456元。原告称，上述异议的费用都是2015年3月3日至2015年3月23日原告在南澳医院住院出院后去复查所产生的费用，由于每次都是直接门诊的吴医生直接开单缴费后复诊，没有在病历本上作记录，并表示庭后五个工作日内提交相关诊断治疗的资料，逾期未提交责任由其自行承担。在原告自行指定的上述期限内，其并未提交上述证据材料。上述被告有异议的医疗费用，由于没有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与原告所受伤害的关联性，原审法院对该部分医疗费用不予确认，故原告因此次伤害所支付的医疗费用为人民币40432.36元（50710.36元-1752元-1704元-3366元-3456元）。二、交通费：原告主张交通费为人民币3000元，并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加油站的加油发票予以证明，原审法院认为，加油站发票无法证明其作为交通费支出与原告治疗关联性，原审法院根据原告住院天数、住院地点及伤情酌情认定交通费为人民币2000元。三、营养费：原告主张的营养费为人民币10948元，并提交了4张购买食用菌的发票予以证明，原审法院认为，食用菌的发票无法证明其作为营养费支出与原告治疗康复的关联性，原审法院根据，原告的受伤情况、医嘱情况以及鉴定报告所确定的营养期60日的情况酌情认定营养费为人民币3000元。四、误工费：原告主张误工费人民币15000元，原审法院认为，误工费乃是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情况确定，原告尚是未成年人，不存在误工和减少收入的情况，故原审法院对原告主张的该项损失不予确认。五、护理费：原告主张护理费人民币54096元（8360元+45736元），原审法院认为，根据鉴定报告所确定的护理期365日，原审法院根据原告的受伤情况酌定护理人员为1名，并根据原告所主张的上一年度居民服务业年平均工资予以计算，护理费为人民币50856元（50856元/年÷365天/年×365天×1）。六、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在诉状中并未明确主张该项损失，原审法院认为，住院伙食补助费乃是法定的赔偿项目，而原告主张营养费金额以及总的赔偿金额超出了原审法院认定的其所明确列明的各项损失的金额，应当认定为原告主张的总的损失金额当中包含了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住院51天，住院伙食补助费按100/天计算，计为人民币5100元。七、康复理疗设备费：原告主张的人民币10252元（4452元+5800元），并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予以证明：深圳市益康专业体育用品批发行开具的收款收据两张，其中一张项目为按摩床，金额为人民币5800元；另一张项目为跑步机，金额为人民币3200元；鹏新电器经销店开具的收款收据（项目为料理机、电压力锅，金额为人民币648元），原审法院认为，虽然医院没有明确出具原告康复需要相关的辅助器具，但医院出具的医嘱记载了需要加强肢体锻炼，且鉴定报告亦确定原告的伤情构成一处八级和一处十级，同时考虑到原告还是个未成年人，辅助器具的配备和使用有助于其肢体功能的恢复，而原告提交的相关证据未能充分证明其实际支出的相关费用与原告康复治疗的必要性与充分性，原审法院酌情认定辅助器具费用为人民币5000元。八、鉴定费：原告主张鉴定费为人民币5934.5元，并提交相关的票据予以证明，原审法院认为，虽然相关票据没有明确列明是鉴定费用，但鉴定费用为必然发生的费用，原告所主张的金额亦未超出合理的范围，原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九、残疾赔偿金：原告主张残疾赔偿金为人民币245688元，原审法院认为，原告所受伤害的一处八级和一处十级，原告主张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原告提交的内地居民采集表显示，原告刘某自2012年9月13日即在深居住，原告聂美莲自2014年3月24日即在深居住，原告父亲刘东朋所开办的深圳市龙岗区大鹏××文具店于2007年5月二十日开办成立，符合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的条件，原告主张的残疾赔偿金为人民币245688元未超出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的金额，原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十、后续治疗费：原告主张后续治疗费为人民币12000元，并向原审法院提交了由深圳市大鹏新区通健推按中心出具四张收据予以证明，列明的项目为康复费，金额共计人民币12000元。原审法院认为，出院医嘱记载的是门诊康复治疗，而原告提交的单据既非正式的发票，也非医院门诊所出具，无法充分有效地证明后续治疗费支出的真实情况，依法应当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原审法院对原告的该项诉求不予认可。原审法院认为：原告刘某是无行为能力人，原告聂美莲作为其法定监护人，怠于履行其监护职责，导致原告刘某自行外出玩耍，造成原告刘某意外伤害，是本次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原告聂美莲应对事故的发生承担相应的责任。涉案物业处于商业区域，附近来往的人员众多，儿童出现在该区域情况应是普遍存在的，且儿童普遍具有攀爬玩耍的心理和行为，被告大鹏供销社作为涉案物业的实际权利人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排除涉案物业可能危及儿童人身安全的危险因素。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情况，涉案物业是二层的楼房，其上下二楼的楼梯处于物业外侧，二楼楼面周围的围栏部分已经脱落，儿童能够比较容易地上到二楼，在二楼玩耍时也容易发生危险，被告大鹏供销社未能采取相应的措施排除涉案物业可能危及儿童人身安全的危险因素，是本次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被告大鹏供销社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为充分保障原告刘某作为儿童和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原审法院根据上述责任划分，酌情认定原告刘某所受伤害的各项损失由被告大鹏供销社负担40%，由原告的法定监护人自行承担60%。原告刘某因本次事故产生的各项损失合计为人民币358010.86元（40432.36元+2000元+3000元+50856+5100元+5000元+5934.5元+245688元），由被告大鹏供销社赔偿原告刘某人民币143204.34元，其余损失由原告的法定代理人自行承担。原告诉求超出原审法院认定的部分，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需要说明的是：一、原告聂美莲作为原告刘某的法定代理人，并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其起诉应当予以驳回；二、被告大鹏供销社、龙岗供销社系独立的法人，应当独立地承担民事责任，原告主张被告龙岗供销社对被告大鹏供销社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虽然被告大鹏供销社将涉案物业出租给案外人使用，原告刘某是否主张案外人承担赔偿责任乃是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并不能据此免除被告大鹏供销社作为涉案物业的实际权益人的赔偿责任，其与案外人若因此而发生纠纷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二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深圳市龙岗区供销合作联社大鹏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赔偿原告刘某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143204.34元；二、驳回原告刘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884.36元（原告刘某已预交），由原告刘某承担人民币1840.8元，被告大鹏供销社承担人民币1043.56元。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3月31日，上诉人与案外人许振城签订《房地产租赁合同》，上诉人将深圳市龙岗区大鹏街道王母街26号、29号、38号等房产出租给许振城，建筑面积3637平方米；同日，上诉人与许振城又签订《龙岗区供销社大鹏社安全、消防管理工作责任书》，该合同约定上诉人对许振城所负责的安全消防管理工作进行检查监督。深圳市公安局大鹏派出所于2015年1月28日对案外人刘洪波的询问笔录载明：刘洪波称，“有个孩子在大鹏街道王母街××号楼顶玩耍时不小心摔下来；38号产权归大鹏供销社所有，我是大鹏供销社法人代表；现在楼顶上的围墙有个角被人拆掉，缺口大概有1.5米长”。另原审于2016年7月5日将本案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并于2017年7月4日审结。本案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关于本案事故责任的认定问题。本案中，被上诉人刘某在大鹏街道王母街××号楼顶摔下地面、该物业所在的土地由大鹏供销社管理和使用的事实,有深圳市公安局大鹏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上诉人与案外人许振城签订的《房地产租赁合同》和大鹏供销社土地权属批复证实，本院予以确认。因该物业围墙存在被人拆掉的缺角，大鹏供销社未及时维修，而聂美莲亦存在怠于履行其监护的职责行为，故原审认定上诉人大鹏供销社未能采取相应的措施排除涉案物业可能危及儿童人身安全的危险因素，在本次事故中承担40%的赔偿责任，聂美莲未履行监护人的职责，由其自行承担本次事故60%的责任，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对此，上诉人上诉主张原审认定本案事实不清，责任认定错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赔偿金额的认定问题。交通费，虽然被上诉人仅提供了加油站的发票无法证明其交通费实际支出的费用，但原审根据其在多家医院治疗的事实，酌定交通费为人民币2000元，处理合理，本院予以确认。护理费，被上诉人年幼，需护理人员为1名，且根据鉴定报告所确定的护理期365日，原审认定护理费为人民币50856元，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确认。鉴定费，被上诉人是从楼顶摔下地面，其申请深圳市康宁医院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所鉴定、深圳市人民医院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人身损伤伤残鉴定）鉴定，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其合理的鉴定费5934.5元,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本院予以确认。至于住院伙食补助费、康复理疗设备费、残疾赔偿金，原审认定的理由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在此不再详述。对此，上诉人上诉主张原审认定上述赔偿项目金额错误，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程序问题。本案一审是2015年6月2日立案，2015年8月13日至2016年3月15日期间为鉴定时间，2016年7月5日原审将本案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并于2017年7月4日审结本案。因案情需要，且被上诉人以鉴定结果再补足证据材料等，故原审虽审期略长不妥，但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本院不作调整。对此，上诉人上诉主张原审程序违法，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1338.54元，由上诉人深圳市龙岗区供销合作联社大鹏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杰晖审判员  李小丽审判员  谢 佳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林楚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