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浙06民终22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沙飞儿工艺品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袍江新区海塘路2幢。法定代表人：黄祥周，系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浩，浙江秦国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金木，男，1953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继胜，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孟强，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绍兴沙飞儿工艺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沙飞儿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金木买卖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7）浙0602民初100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沙飞儿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王金木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首先，沙飞儿公司与王金木之间不存在租赁关系，实际是由于王金木系公务员身份而借用沙飞儿公司名义对外出租。1.沙飞儿公司在成立之初已向绍兴县久春纺织绣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春纺织公司)承租了涉案生产车间一的1-2层，没有必要再向王金木承租涉案生产车间一的3-4层。2.假如王金木真将涉案生产车间一的3-4层出租给沙飞儿公司，如此大面积的厂房出租，却未有书面租赁合同对租金、支付时间、租赁期限等重要内容进行约定，实有违交易习惯。就如沙飞儿公司与久春纺织公司之间，以及王金木与沃尔特（绍兴）工艺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尔特公司）之间均签有书面的租赁合同，按此推断，若真的存在租赁，双方不可能不签订书面的租赁合同，因此，双方未有书面的租赁合同，恰恰证明双方之间不存在租赁关系。3.2016年10月10日多方签订的《协议书》不能证明涉案生产车间的3-4层由沙飞儿公司实际占有和使用，更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租赁关系。由于涉案生产车间的1-2层由沙飞儿公司实际承租，3-4层系王金木借用了沙飞儿公司名义对外出租，为方便对外联络，故协议中久春公司及王金木授权沙飞儿公司处理相关租赁的交接工作。该协议书的第一条，实际的意思是王金木授权沙飞儿公司处理3-4层的对外交接工作，不能证明双方存在租赁关系。4.王金木的真实身份为公务员，可以印证由于不方便才借用沙飞儿公司名义对外出租的事实。根据社保资料，王金木为绍兴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正式员工，身份为公务员，故借用沙飞儿公司名义对外出租涉案厂房，其庭审时谎称只是普通企业职工，企图掩盖借用的事实。王金木这一虚假陈述，更说明沙飞儿公司的陈述可信度较高。由于沙飞儿公司系名义出租人，沙飞儿公司与案外人杨建立及林德、林银海签订的《租房合同》，落款处载明收款人为沙飞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在情理之中。其次，退一步讲，即使认定双方存在租赁关系，王金木对租赁期限、租赁物交付情况等事实负举证责任，根据其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租赁是从何时开始、租赁物又是从何时交付，一审判决认定从沙飞儿公司成立之日起就开始计算租金显然是缺乏依据的。1.根据与案外人杨建立、林德、林银海的《租房合同》，应先预缴一年租金30万左右，沙飞儿公司向王金木代转租金25万元及支付设备转让款15万元合计40万元实属正常。一审判决以40万元多付为由认定涉案厂房3-4层在出租给杨建立、林德、林银海之前沙飞儿公司已经实际占有使用是错误的，以此推断沙飞儿公司在公司成立开始就占有使用更是荒谬。2.租金的起算点应从案外人杨建立、林海及林银海实际承租之日起计算。王金木若认为是在该日期之前出租的，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最后，关于15万元设备款事宜，沙飞儿公司已在所付的40万元款项中支付完毕，该设备买卖与本案并无关联。王金木辩称，沙飞儿公司确实向王金木承租案涉生产车间一的3-4层，理由如下:第一，根据王金木一审提交的证据3可知，沙飞儿公司系该厂区的实际使用、管理人，且该厂区内的水电及门卫均由其管理;第二，沙飞儿公司抗辩称代租，但次承租人杨建立及林德、林银海的租金直接由沙飞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祥周个人收取，此后其并未将收取的租金及押金等款项交付给王金木;且在转租合同解除后，其也未通知王金木向次承租人退还剩余租金，明显不符合常理;第三，沙飞儿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存在代租的事实，且王金木早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不存在通过沙飞儿公司代租的客观需要;第四，沙飞儿公司抗辩称其已付40万元款项中，扣除15万元设备款后，剩余25万元为代租的租金，但根据沙飞儿公司与实际承租人杨建立(生产车间一3层)、林德和林银海(生产车间一4层)签订的租房合同约定的年租金标准以及该两份租房合同解除后按实计算实际可收取的租金总额为152000元(其中杨建立需支付租金65000元、林德和林银海需支付租金87000元)，沙飞儿公司显然多付给王金木款项，明显有违常理，也印证了沙飞儿公司与王金木之间不是代租而是租赁的事实;第五，根据王国强的陈述，完全可以证明沙飞儿公司向王金木承租案涉生产车间一3-4层的事实。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金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沙飞儿公司立即向王金木支付欠款263990元，并支付其中15万元自2016年3月2日起、113990元自2017年2月1日起均计算至实际付清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暂计至2017年8月22日止分别为10521.57元和2757.78元，合计13279.36元）。王金木变更诉请为：沙飞儿公司立即向王金木支付欠款263990元（其中租金113990元、设备款15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0月20日，案外人沃尔特公司（甲方）及王金木（乙方）、沙飞儿公司（丙方）签订《设备及物品买卖协议》一份，载明：1.由于甲方流动资金困难，于2014年7月2日向乙方借得300000元，因没有能力归还借款，甲方已把公司内所有机器设备（详见附件），折价200000元抵债给乙方。2.现因各方所需，甲乙丙三方协商同意，把原沃尔特公司内所有机器设备及其他物品（详见附件），折价150000元卖给丙方。3.甲乙二方抵债价格同实际有出入，有甲乙双方自行协商解决，同丙方无关。……案外人沃尔特公司（甲方）与王金木（乙方）签订《厂房租赁合同》一份，载明的内容为甲方将位于绍兴市袍江工业区纵横支路的5000平方米（三层、四层）的厂房租赁给乙方使用，租赁期限为10年，从2014年2月1日起至2024年1月31日止，双方同意将王金木借给董鹏飞110万元及利息作为前三年租金，借款由沃尔特公司担保。第四年租金为年45万元，以后每年增加2%，租前一星期内支付……2016年10月10日，绍兴康盛印染有限公司（甲方）、沙飞儿公司（乙方）、久春公司（丙方）、王金木（丁方）签订《协议书》一份，载明的内容为甲方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得沃尔特公司名下位于袍江14号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建筑物及其他相应的权利。因该拍卖系带租拍卖，为理顺原承租人等各方关系，保证各方权益，现经多方协商，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特订如下协议条款，共同信守：一、乙方为解放接管上述拍品时的实际使用、管理人，甲方接管上述拍品，乙方表示全力协助配合。二、乙方表示可全权代表丙方、丁方处理原与沃尔特公司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事宜，丙方、丁方表示同意并已授权给乙方。三、乙方同意丙方与沃尔特公司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于2017年6月29日终止（生产车间一的1-2层）；丁方与沃尔特公司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于2017年1月31日终止（生产车间一的3-4层）……。五、办公楼二层乙方现使用的办公室，甲方同意乙方无偿最长使用至2017年6月29日，底层及3-5层则有乙方在2016年11月30日前负责腾退，逾期不搬离的甲方可视作乙方（丙方、丁方）的废弃物处理。……2016年3月27日，沙飞儿公司（甲方）与案外人林德、林银海（乙方）签订《租房合同》一份，载明：一、甲方将位于袍江海塘路的厂房4楼出租给乙方使用，租赁期限2016年4月11日至2017年4月10日，计12个月，甲方二年内按照此价格不变动，第三年后每年上浮5%房租费。二、本四楼房屋，建筑面积共计2284.4平方米，每平方60元每年租金为人民币137064元，按年结算。……该份合同落款处载明：“黄祥周账户农行：62×××74，开户行农行绍兴柯岩支行”。2016年7月10日，沙飞儿公司（甲方）与案外人杨建立签订《租房合同》一份，载明：一、甲方将袍江海塘路的厂房3楼出租给乙方使用……。二、本3楼房屋，建筑面积计2284.4平方米，每平方75元每年租金为171330元，按年结算……。五、房屋租赁期为3年，从2016年7月10日至2019年7月9日。……该份合同落款处载明：“黄祥周账户农行：62×××74，开户行农行绍兴柯岩支行”。另认定，王金木自认已收到沙飞儿40万元租金，剩余租金113990元及15万元设备款，合计263990至今未付。沙飞儿公司自认公司成立时间为2015年5月29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王金木、沙飞儿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租赁关系；二、关于涉案厂房即袍江14号地块生产车间一3-4层的实际占有及使用期限。三、关于设备款15万元是否能一并主张。该院分述如下：一、关于王金木、沙飞儿公司是否存在租赁关系，该院认为，首先，根据上述王金木提供的证据3中的相关约定，涉案的生产车间一仍存在出租，3-4层的承租人为王金木，且办公楼由沙飞儿公司实际占有及使用，另根据双方庭审陈述，可以认定沙飞儿公司占有及使用生产车间一及办公楼；其次，沙飞儿公司抗辩其系代租，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对此抗辩该院不予采纳。同时，王金木提供的证据4，沙飞儿公司分别与案外人杨建立及林德、林银海签订租房合同，从该两份合同中落款处载明的“黄祥周账户农行：62×××74，开户行农行绍兴柯岩支行”字样，可以认定租金系沙飞儿公司收取，即双方之间不存在代租合同关系；最后，沙飞儿公司抗辩其已向王金木支付40万元款项，扣除15万元设备款后，余款25万元为代租金，故要求王金木返还多付的租金，但沙飞儿公司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对此抗辩该院不予采纳。综上，该院认为，王金木、沙飞儿公司之间存在租赁关系。二、关于涉案厂房即袍江14号地块生产车间一3-4层的实际占有及使用期限。庭审中，沙飞儿公司辩称，即使其与王金木之间存在租赁关系，则沙飞儿公司实际占有及使用涉案厂房的时间也应当从案外人杨建立、林德及林银海实际承租之日起计算，该院认为，根据上述实际承租人承租生产车间一3—4层承租的时间及约定的租金标准，实际承租人杨建立需支付租金65000元，林德、林银海需支付租金87000元，合计152000元，加之15万元的设备款，沙飞儿公司仅需支付给王金木302000元，但沙飞儿公司在庭审中陈述已向王金木支付40万元，这与常理不符，据此，亦可以认定沙飞儿公司将上述生产车间一3-4层出租给杨建立，林德、林银海之前，已经实际占有使用。综上，该院认为，沙飞儿公司自其公司成立之日即2015年5月29日起即占有及使用上述生产车间一3-4层。王金木主张的租金，该院认为可参照案外人杨建立，林德、林银海的租金标准计算，年租金为308394元，沙飞儿公司于2015年6月1日起至2017年1月31日止的租赁期为20个月，即沙飞儿公司应付租金为308394元/年÷12个月×20个月=513990元。故沙飞儿公司尚应支付的租金为513990元-40万元=113990元。三、关于设备款15万元是否能一并主张。该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之诉，且该设备款的存在是基于双方之间存在租赁关系所产生，为减少诉累，可在本案中予以一并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沙飞儿公司支付给王金木房屋租金113990元、设备转让款15万元，合计263990元，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依法减半收取2730元，由沙飞儿公司负担，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结清。二审中，上诉人沙飞儿公司向本院提交了证据1.厂房租赁合同（出租方为沃尔特公司、承租方为久春公司）1份（复印件）；证据2.厂房租赁合同（出租方为久春公司、承租方为沙飞儿公司）（复印件），以证明沙飞儿公司从久春公司处承租了涉案厂房的一、二层，并签订了书面的《厂房租赁合同》，有自己的经营场所，没有必要再向被上诉人租赁厂房。证据3.王金木的社保信息（打印件），以证明王金木系绍兴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职工，系公务员，可以印证沙飞儿公司关于王金木系公务员身份而借用沙飞儿公司名义对外出租的说法，同时证实王金木对自己的身份作了虚假陈述，其所作的其它相关陈述可信度亦不高。证据4.申通快递面单（原件）及申通快递物流信息（打印件）各一份，以证明沙飞儿公司曾向一审法院邮寄了证据，作为补充证据，一审判决未将该组材料作为证据。经质证，王金木认为，首先，一审判决时间为2018年5月10日，沙飞儿公司提交的快递单中载明的寄件时间也是2018年5月10日，且不说快递单上面没有加盖时间，故沙飞儿公司提供的证据均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其次，其提交的证据属于复印件的均不予认可，即使证据1、2的厂房租赁合同是真实的，也不能证明沙飞尔公司与王金木之间没有租赁关系；对于王金木的社保信息打印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且王金木早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不需要借用沙飞儿公司的身份去租赁厂房。经审查，本院认为，根据证据4，沙飞儿公司在一审判决后向一审法院寄送证据1、2、3，一审法院未予审查并无不当；上述证据1、2为复印件，真实性难以确认，本院不予认定；对于证据3，王金木认可曾系绍兴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上班，但该事实不影响本案处理，故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被上诉人王金木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沙飞儿公司应否向王金木支付租金，如需支付则应当如何计算租金。首先，王金木与沙飞儿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均予以认可；王金木同时主张双方存在房屋租赁关系，沙飞儿公司则抗辩双方之间系代出租关系。沙飞儿公司已经向王金木支付了40万元双方亦予以确认，但对于40万元的支付对象、具体支付时间双方均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又各执一词，且双方签订的《设备及物品买卖协议》也未约定支付时间，在没有明确约定及证明40万元支付对象的情况下，应根据支付方的意思确定付款的性质，现沙飞儿公司主张其中15万元系支付设备款，应当予以确认。其次，王金木主张与沙飞儿公司之间存在房屋租赁合同关系，但未提供书面的租赁合同。双方争议的租赁房屋为原沃尔特公司所有生产车间一3-4层。从王金木提交的《厂房租赁合同》看，沃尔特公司将生产车间一3-4层出租给了王金木，租赁期限自2014年2月1日至2024年1月31日。之后，沙飞儿公司就上述讼争生产车间一3-4层分别于2016年3月27日、2016年7月10日与案外人林德、林银海以及杨建立签订租房合同。沙飞儿公司现主张王金木借用其名义对外出租，但王金木予以否认，沙飞儿公司也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王金木委托沙飞儿公司对外出租。即使如沙飞儿公司所称其系受王金木委托出租，但是，沙飞儿公司以自己名义与案外人签订租房合同，明确约定租金支付至沙飞儿公司法定代表人银行账户，也未有证据证明案外人知晓实际出租人为王金木，故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只能由沙飞儿公司向案外人主张租金，沙飞儿公司收取租金后也应当支付给王金木。更何况，从沙飞儿公司与案外人签订合同的时间看，如果沙飞儿公司系受王金木委托对外签订租房合同，则沙飞儿公司在2016年3月、7月收到案外人租金后即应支付给王金木，事实上根据沙飞儿公司的陈述，其于2016年9月份支付王金木租金20万元，且租金金额显然与租房合同约定租金不符，沙飞儿公司的陈述难以令人信服。再结合2016年10月10日四方签订的《协议书》约定以及双方庭审陈述，沙飞儿公司系自主将讼争生产车间一3-4层出租给案外人林德、林银海以及杨建立，基于王金木租赁权设立在先的事实，沙飞儿公司从王金木处承租讼争房屋已达到高度盖然性，应当认定双方之间存在房屋租赁合同关系。最后，根据沙飞儿公司与案外人林德、林银海以及杨建立签订的《租房合同》，租金按年结算，合计年租金为308394元。另沙飞儿公司支付王金木设备款15万元，故沙飞儿公司支付王金木40万元并未与常理不符，一审判决关于承租人杨建立需支付租金65000元以及林德、林银海需支付租金87000元合计152000元部分的说理有所不当。但是，沙飞儿公司自2015年5月29日成立时即承租了生产车间一1-2层，结合四方签订的《协议书》，沙飞儿公司是生产车间一1-4层的实际使用、管理人，王金木又授权沙飞儿公司处理其与沃尔特公司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事宜，沙飞儿公司自成立时同时承租生产车间一3-4层已达到高度盖然性。王金木要求沙飞儿公司自2015年6月1日起支付租金应当予以支持。沙飞儿公司将讼争生产车间一3-4层出租给案外人收取租金的标准可作为确定双方租金的参照，一审判决确定的租金并无明显不当。另外，本案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以及房屋租赁合同关系，故案由应当确定为买卖合同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审判决笼统确定本案为合同纠纷，有所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沙飞儿公司尚欠王金木租金263990元，鉴于一审判决金额并无不当，判决结果仍可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王金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460元，由上诉人王金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安洁审判员  陆卫东审判员  彭丽莉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俞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