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01民终575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雷文健，男，1968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陶红辉，女，1971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律学，湖北诚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勤，女，1969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中堂，湖北翰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徐红伟，男，1974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新洲区，上诉人雷文健、陶红辉因与被上诉人赵勤及原审被告徐红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6)鄂0106民初字34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雷文健、陶红辉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判决；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中，人民法院对该案件事实部分认定不清。一审法院对原审被告徐红伟出具的165万元的借条的真实性及事实和法律关系的认定属于错误认定，雷文健不是转借人，徐红伟才是诉争款项的实际借款人。2、雷文健在整个案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为一个居间人，且在整个居间过程中，雷文健没有从中收取任何的利益及好处，居间的初衷也是想让财务室的同事们赚取一点利息。3、关于2011年5月28日、2011年5月30日，雷文健向被上诉人赵勤出具的借条括注了易正武及王中才，易正武及王中才为此款项的实际借款人，对于这一事实赵勤是知情的，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表示其对这一事实是认可的，二审法院应依职权追加易正武及王中才为本案被告，以便查明本案事实。4、关于雷文健向赵勤所借款实际本金及利息及涉案款项是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该借款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该款项是原审被告徐红伟用于了工程投资，雷文健也未从中获利。不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赵勤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徐红伟述称，同意雷文健、陶红辉上诉请求。赵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雷文健立即返还欠款本息1966500元；2、本案诉讼费由雷文健承担。在诉讼过程中，赵勤申请追加陶红辉为共同被告，认为，赵勤借款给雷文健时，雷文健与陶红辉婚姻关系存续，且以陶红辉的名义购置了房屋多套，离婚后又将一套房屋过户给了陶红辉，根据法律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为此请求判令陶红辉对雷文健的欠款向赵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诉讼过程中，赵勤又申请追加徐红伟为共同被告，认为，赵勤主张的借款中，徐红伟在750000元及利息的欠条上签字，徐红伟必须共同参加诉讼。一审法院查明，赵勤与雷文健系同事关系。2009年1月9日，雷文健向赵勤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赵勤人民币柒拾伍万元，月息2%（徐红伟）”。该借条上另有徐红伟的签名。关于该签名的形成，徐红伟陈述：“有一次我去学校，碰到赵勤，赵勤说找雷文健要钱，雷文健说是我用的钱，要赵勤找我还钱。因为确实是我用的钱，我对赵勤说你要不信，我就签个字。”“在借条上签字的时间不是借条上的时间，是赵勤遇见我补签的。”“相隔一年多。”赵勤陈述：“我以前根本不认识徐红伟，有一天在麻将室碰到徐红伟和雷文健，就让徐红伟签的字。”2011年5月30日，雷文健在该借条背面写明：“截止2011年5月30日止欠利息壹拾陆万捌仟元整。”2011年5月28日，雷文健向赵勤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赵勤人民币壹拾伍万捌仟元整，月息2%。（易正武）（注：本金10万）”。2011年5月30日，雷文健向赵勤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赵勤人民币柒拾肆万零伍佰元整（王中才）月息1.5%。（注：本金62万）”。2010年1月1日，雷文健向刘莉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刘莉人民币壹拾伍万元整，年息20%”。2014年4月26日，刘莉与赵勤签订《转让协议》，约定：刘莉将雷文健2010年1月1日出具的借条的债权150000元转让给赵勤。2014年4月27日，刘莉向雷文健发出通知，通知已将上述债权转让给赵勤，由雷文健接到通知后向赵勤支付150000元债权及利息。雷文健于2014年4月29日在此通知上签名确认。在庭审中，雷文健提供了徐红伟于2007年12月11日出具的借条复印件一张，载明：“借到人民币壹佰陆拾伍万元整（月息2%）。”另提供了一张明细单，该明细上有11人的名字，每人人名后都附有金额，其中赵勤名下记载为：“55万＋2万＋2万（11.9号）＝59万＋2万＝61万－1万＝60（12.9）”，赵勤在该数字后签字。雷文健与陶红辉于1992年4月24日登记结婚，于2011年7月20日协议离婚。离婚协议约定“双方婚姻在一起购买的共同财产的债务用所得收益还债务外，余下各自承担一半个人在外的债务，男方由男方承担，女方由女方承担；双方共同债权各归各；所有房产及不动产归女方所有，男方和女方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含商品、单位分房等）。”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案涉借款的借款主体，雷文健主张，雷文健只是武汉高建建筑安装工程公司项目经理易正武、王中才、徐红伟等人与包括赵勤在内的教职工之间资金借贷的居间人，所有借款资金雷文健并未经手，只是见证人，借款均由易正武、王中才、徐红伟等人使用，借款主体应为易正武、王中才、徐红伟等人。为此，雷文健提供了徐红伟出具的165万元借条及载明有赵勤等人的签字“165万”的明细加以证明。法院认证，徐红伟出具的165万元借条，该借条落款时间为2007年12月11日，与案涉各项借条时间、金额均不相同，之间缺乏关联性的证据。该借条中并未载明具体的债权人，庭审中徐红伟陈述该借条系“向高建公司财务出具”，而非向赵勤或雷文健所主张的其他教职员工出具。庭审中雷文健陈述该165万元借条系“财务室交给我的”，借条原件“在我这里”，该借条原件系由雷文健持有，持有人亦非赵勤。根据雷文健提供的载明有赵勤等人的签字“165万”的明细，结合雷文健、徐红伟所述，可能的事实是包括赵勤在内的教职工将借款交到武汉高建建筑安装工程公司财务室，财务室工作人员王治珍、陈文英将赵勤等人分别记录后，再借给徐红伟等人，由徐红伟等人在财务室办理相关借款手续，后将相关利息交付给财务室，再由财务室将利息支付给包括赵勤在内的教职工，假如上述可能符合客观事实，则居间人也是王治珍、陈文英，而非雷文健，雷文健认为其是居间人，并无证据加以证明。且民间借贷的居间人，其作用是劝说出借人将金钱借给特定借款人，或者劝说借款人向特定的出借人借款，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就借贷数额、利率高低、期间长短等进行说和，促进借贷关系的成立。善意的居间人在民间借贷关系中不享受任何实体权利，也不承担任何实体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的有关规定，居间人是为委托人与第三人进行民事法律行为报告信息机会或提供媒介联系的中间人。根据前述证据，徐红伟等人向财务室出具借条，其并未与包括赵勤在内的教职工直接建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165万”的明细也非徐红伟等人出具，根据上述法律事实，无论是雷文健还是王治珍或者陈文英其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居间的法律特征。而见证人是特地为某一法律行为的发生而进行证明的人，见证人是为了证明而作的证明。在民间借贷关系中，无论是以担保人、保证人、见证人的身份签名的，都必须在其姓名前注明身份或明确约定，否则将承担约定不明确、或相应的法律责任。目前没有证据证明雷文健在案涉借款作为见证人签字。如果雷文健所述属实，上述行为只能存在代借或转借两种情况。代借，是指代借人自己不实际使用借入的款项，而是将借入的款项交给有实际需求的借款人使用，由实际使用人最终承担偿还本金或支付利息的义务。代借人承担的法律责任，依据其是否以自己的名义借款而定。如果代借人以自己的名义向出借人借入款项，转手交给实际用款人使用，就符合了转借的特征，代借人本人就是借款人，承担将来向出借人还本付息的义务。即使出借人知悉款项被实际用款人使用，也不能免除代借人的义务。如果代借人是以实际用款人的名义向出借人借入款项，交给实际用款人使用，那么实际用款人就是借款人，承担还本付息义务。代借人的行为符合我国民法所规定的委托代理的法律特征，即使代借人签署借贷合同或借条，只要言明是替实际用款人借款，并且出借人也认可是借给实际用款人而不是代借人，则此时代借人接受借款人的委托，以借款人的名义代替借款人向出借人借款的行为。代借的行为人不承受实体权利和实体义务。转借，是指借款人将借入的金钱又出借给他人的行为。转借过程中存在着前后两次借贷行为，且两次借贷行为在性质上都是民间借贷。前一民间借贷合同的出借人只对其第一手借款人有清偿债权的请求权，除了特别的约定外，不能请求后一民间借贷合同的第二手借款人对其清偿。除依法定程序享有代位请求权外，前一民间借贷合同的第一手借款人只对其第一手出借人负有偿还责任，后一民间借贷合同的二手借款人只对前一民间借贷合同的第一手借款人、第二手出借人即转借人负有偿还义务。结合本案，第一，从文义上理解，出具该“165万”的明细可说明所谓财务室已经收到了该笔借款，符合民间借贷合同交付生效的特征；第二，该明细上不仅写明了借款的数额，还约定了利息、借款期限及结算方式等，如果所谓财务室对借款只是起转交、联系作用的话，是无权代替徐红伟等人就这些事项进行约定的；第三，在借款的实际履行过程中，是由徐红伟等人将借款利息直接交付给了所谓财务室，再由所谓财务室将相应部分利息交付给赵勤等人，由此可以看出所谓财务室具有向赵勤等人借款的意思表示；第四，赵勤出借的现金虽经所谓财务室交付给了徐红伟等人，但三方没有达成合意。徐红伟在庭审中陈述“借条给了财务室王会计”，“只知道是职工的钱，具体不知道是谁的钱”，因此，案涉徐红伟的借款符合转借的法律特征。关于转借人，是所谓财务室还是雷文健，第一，各方当事人在庭审中均陈述，所谓财务室的指向是武汉高建建筑安装工程公司财务室，同时各方当事人均认可，案涉借款为私人之间的民事行为，无论是武汉科技大学城建学院后勤集团或者武汉高建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均未参与，目前也没有证据证明武汉科技大学城建学院后勤集团或者武汉高建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组织、参与了案涉借款。第二，如前所述，财务室工作人员王治珍、陈文英不是案涉借款的居间人，根据前述分析判断，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具有代借、转借的行为，且赵勤从未以向王治珍、陈文英提供过款项为由，向其二人主张权利。第三，雷文健持有徐红伟出具的不同时期的多份借条原件、“165万”的明细，在出借借款时未在借条上载明出借人的，一般情况下基于日常经验规则，则推定持有人为出借人。因借款人应当知晓不填写出借人的法律风险、即所谓“借款人借款是实，则还款理所当然，而无需过问最后应向谁还款”，只要借款人无合理异议的，法院可以推定借条持有人为实际出借人，而无需深入到借条持有人与实际出借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当中进行审查。现徐红伟对雷文健持有其本人出具的借条原件并未提出合理异议，而雷文健又向赵勤出具了借条，雷文健在庭审中多次陈述，案涉借款由其“牵线搭桥”，后来“财务室撤销，部分账目不见了，我才在借条上签名”，而雷文健在借条上签字只能存在三种身份：借款人、保证人或见证人。这几类人因其性质、关系等不同，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具有很大的区别。但是无论是何种身份，签字时均应明示自己是何种身份，即应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否则不能就此推定签字人的实际身份。雷文健在借款人处签名，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应当知晓其法律后果。据此，雷文健应为案涉徐红伟的借款的转借人。但需要注意的是，该“165万”的明细中，没有证据证明其中包括有易正武、王中才的所谓借款。关于2009年1月9日雷文健向赵勤出具的借条，徐红伟在此借条载明的借款人处签名的认定。法院认证，庭审查明，徐红伟并非与雷文健共同在2009年1月9日的借条上签名，而是在雷文健出具借条之后，在赵勤向雷文健要求返还借款时，雷文健表明徐红伟系实际用款人时，“相隔一年多”后，徐红伟才在借条上签字。如前所述，在法律上讲，一个简单的签名意味着一种法律责任，甚至多种法律责任。案涉借条中，雷文健已经作为借款人身份签名，雷文健是借款人无疑。徐红伟如果作为保证人身份签字，但其在借据上签字时，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承担保证责任，目前通过其他事实也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赵勤也请求其承担保证责任，徐红伟在借条上的签名不能认定为保证人。从签名形式上看，徐红伟紧接着在借条上“借款人雷文健”之后签名，徐红伟签名的这段距离与日常民间借贷的借条的借款人签名形式基本相符，故徐红伟不应作为见证人。但是，徐红伟系在雷文健向赵勤出具借条之后的一段时间再在借条上签名，该签名并未改变原债权人与原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原债务人雷文健并没有脱离债的关系。民事权利的放弃必须采取明示的意思表示，才能发生法律效力。默示的意思表示只有在法律、法规有明确的规定，以及交易习惯或者当事人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才能发生法律效力。在各方对是否免除债务人的债务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应当推定为债权人不免除债务人的履行义务，徐红伟的签字应定性为债务加入。徐红伟在借条上签名的单方承诺，如果债权人赵勤依据该承诺要求徐红伟履行债务清偿义务，则相当于接受了徐红伟发出的债务加入要求，转化为徐红伟与赵勤达成的两方合意，而如果债权人赵勤明确或者以行为表示不接受徐红伟的单方承诺，债务加入是以合同要约邀请、要约、承诺的过程而成就其法律效力，因为并无任何债务加入合意形成，自无债务加入法律效果产生。徐红伟单方意思表示，不是合同，债权人赵勤得享有受领或拒绝该允诺的权利。根据民法原理，无论共同借款行为，还是债务加入，具有共同的合意应是其成立或生效与否的必要要件。在庭审中，赵勤明确表示不向徐红伟主张权利，此举实为债权人赵勤拒绝徐红伟的债的加入，2009年1月9日借条的债务人仍为雷文健。关于2011年5月28日雷文健向赵勤出具的借条括注了易正武、2011年5月30日雷文健向赵勤出具的借条括注了王中才的认定。法院认证，雷文健主张该括注是向赵勤明示了案涉借款的实际使用人。第一，并无证据证明各方当事人就该括注的内容达成过一致。且各方当事人均拒绝提供易正武、王中才的身份信息，目前不足以使易正武、王中才与他人相区别。法院无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九条的规定，认定易正武、王中才属于该条规定的“明确的被告”，通知其参加诉讼，查清事实。第二，如前所述，雷文健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为易正武、王中才的代借人或转借人。第三，即使雷文健所述属实，实质是借款人易正武、王中才并不亲自参与到借贷活动中，而是委托雷文健进行借贷，出借人并不知晓实际借款人，实际借款人易正武、王中才与经办人雷文健之间系隐名代理关系，即实际借款人为委托人，经办人为受托人。在经办人未披露实际借款人之前，就出借人而言，经办人系借款人，在经办人雷文健以括注方式披露实际借款人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及第三款“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第三人选定委托人作为其相对人的，委托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以及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的规定，赵勤依然有权选择雷文健作为相对人。关于本案法律适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适用的通知》第三条的规定，“本《规定》施行后新受理的一审案件，适用本《规定》；本《规定》施行后，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再审案件，适用《规定》施行前的司法解释进行审理，不适用本《规定》”，原审2014年10月14日立案，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规定。关于雷文健向赵勤借款的实际本金及利息。法院认证，赵勤以雷文健向其出具的借条主张权利，借条是借贷双方在履行权利义务关系时，由借款人向出借人出具的债权凭证。借款合同关系是出具借条行为的基础关系，借条不仅反映了一个借款合同的存在，更重要的是证明借款合同出借人对出借义务的履行，着重确认的是借款人的还款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民间借贷合同为实践性合同，自出借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正因为民间借贷具有这样的法律特征，当事人之间往往由借款人直接出具一张借条作为凭据。通说认为，借条既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的直接证据，也是证明款项已经实际交付的直接证据，因此，借条是民间借贷案件中最重要的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一般情况下，只要出借人出示的借条是真实有效的，其就完成了举证责任，借条足以证实双方存在借款事实，有效的借条就代表着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是法院认定当事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书面凭证。这种认定正是基于对人们日常生活交易习惯做法的尊重与认可，有现实生活的基础，自有其合理的法理基础，人民法院不能对此无睹。在审慎审查借条的真实性后，除非有确凿的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借条所记载的内容，一般不轻易否定借条的证明力。但在现实生活中，借条一般产生于熟人之间，这种主体关系有时使得表象的借条不足以反映客观的事实。借条载明的法律关系有时并非简单的债权债务关系，仅审核借条的真实性，尚不能达到“案件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审判要求。应当注重对借款具体交付形式的实质性审查，借款的交付当然是其中的重点。包括徐红伟在内的各方当事人均陈述借款为现金交付，在现实生活里，当事人根据自己的交易习惯，以便利为原则，出借人有用转账方式借出款项的，也有用现金方式借出款项的，两种支付方式均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普遍性，不能片面苛求出借人必须提供交付现金的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第七条规定，对现金交付的借贷，可根据交付凭证、支付能力、交易习惯、借贷金额的大小、当事人间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的交易细节经过等因素综合判断。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均确认，“原始借条已经收回，把利息算上去之后，重新打的借条”，“是把以前借条收回了，很多小借条，后来累积的”，因此，雷文健向赵勤出具借条实际是双方当事人就以前的借款进行结算后出具的凭据，如果强求当事人提供交付凭证，不符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关于实际本金及金额，如前所述，借条上的金额是结算金额，分别载明了本金和利息，在雷文健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借条上所载明的金额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应当确认借条上所载明的数额为实际借款的本金和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第七条规定，出借人不得将利息计入本金谋取高利。审理中发现债权人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的，其利率超出第六条规定的限度时，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赵勤主张的借款本息分别为：2009年1月9日本金75万元，2011年5月30日利息16.8万元；2011年5月28日本金10万元，利息5.8万元；2011年5月30日本金62万元，利息12.05万元；刘莉对雷文健的债权15万元，虽然案涉借条上所载明的利息的利率计算标准不明、起止时间不明，但是从借条出具之日截至到赵勤诉请之时，借条上所约定的利率显然未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也未发现赵勤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应当按照借条所载明的本息金额偿还。关于案涉2009年1月9日借条所载明的75万元，是否为雷文健提供的“165万元”明细单中赵勤签字“60”万的本息相加而来。法院认证，第一，根据当事人陈述及法院前述所确认的事实，75万元与“60”万元借款主体不同；第二，没有直接证据证明75万元与“60”万元之间的关联性；第三，即使75万元系“60”万元本息相加而来，从“60”万的借款之日2007年12月11日至今，按同期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本息相加，早已超过75万，未加重雷文健的义务。在目前证据所能证明的事实的情形下，不能得出75万元系“60”万元本息相加而来的结论。案涉借款未约定还款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雷文健应当承担本案民事责任。关于案涉借款是否为雷文健与陶红辉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法院认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以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据此，我国婚姻法规定的夫妻财产制是以婚后所得共同制为普遍原则。在夫妻共同财产制下，既然结婚后夫妻的收入是共同的，即一方婚后取得的收入和财产基本都归夫妻共同所有，至于这些收入和财产是否由夫妻另一方真正享有，在所不问；那么，夫或妻一方对外所形成的债务，即夫妻一方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之间产生的债务，原则上也应由夫妻双方承担连带义务，至于是否为个人擅自所负的债务，也应在所不问。既然婚姻法规定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那么根据权利、义务、责任相统一原则，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由夫妻共同承担自是应有之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所以对夫妻对外债务负担采“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标准”，其主要意旨是通过扩大债权担保范围，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交易安全和社会诚信。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涉及到债权人利益和配偶方利益的衡量，在对外债务的负担上，最高人民法院显然是倾向了债权人利益。从这一规定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夫妻财产共有制或者约定财产归各自所有但第三人不知道该约定的情况下，夫或妻一方所负的债务应该由夫妻双方共同偿还。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认为：“基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释义》的解释，以及婚姻法第四十一条删除了1980年婚姻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男女一方单独所负债务，由本人偿还’的规定，当时我们认为，婚姻法第四十一条所指的‘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宜理解为限于夫妻内部关系，效力不能及于债权人一方。”《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性质如何认定的答复》基本内容是，在不涉及他人的离婚案件中，由以个人名义举债的配偶一方负责举证证明所借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如证据不足，则其配偶一方不承担偿还责任。在债权人以夫妻一方为被告起诉的债务纠纷案件中，对于案涉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认定。可见，最高人民法院仍然将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区分为两种场合，即不涉及他人的离婚案件和债权人提起的债务纠纷。这两种不同场合下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最高人民法院继续坚持“内外有别”原则，在离婚诉讼这一对内关系上，采“夫妻共同生活标准”，由以个人名义举债的配偶一方负责举证证明所借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如证据不足，则其配偶一方不承担偿还责任。在债权人提起的债务纠纷这一对外关系上，继续适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标准”，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首先推定为共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补充规定》补充增加了两款规定，分别作出了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不受法律保护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及夫妻债务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了虚构债务和违法犯罪所负债务不认定为共同债务，并确立了七项审判原则。进一步表明了最高人民法院对虚假债务、非法债务否定性评价的鲜明立场。据此，陶红辉除应当举证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的情形，还应当举证证明雷文健所借债务所借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系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审核陶红辉所提供的证据，其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理财凭证、银行贷款合同，只能证明陶红辉的财务状况，不能证明雷文健与陶红辉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仅靠陶红辉取得的收入和财产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故不具备直接证明上述情形的证明能力。而夫妻一方举债的情形在现实生活中非常复杂，实践中不仅存在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举债给其配偶造成损害的情况，也存在夫妻合谋以离婚为手段，将共同财产分配给一方，将债务分给另一方，通过离婚恶意转移财产给另一方，借以达到逃避债务、规避法律，损害债权人利益目的的情形，这种现象目前在生活中并不少见，此有损社会道德，与婚姻法精神相悖，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夫妻对婚前财产以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归属的约定，逃避债务的，该约定无效。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确认该约定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无论是通过行政程序还是诉讼程序离婚，应当先以共同财产清偿债务。如债务人在离婚时因放弃分割共同财产而使债务难以清偿，那么，这种民事行为就违背婚姻法规定的债务清偿的程序和原则，且侵害了债权人合法民事权益，从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属我国民法规定的无效民事行为的范畴。所以在审理这类债务案件时，应当依法将债务人原来的夫妻共同的财产清偿共同债务，即该债务由债务人与原配偶共同偿还。夫妻债务认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应当体现双向保护的原则，既要依法保护善意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又要依法保护夫妻特别是未举债一方的合法权益。既不能让夫妻一方承担不应该承担的债务，更不能让本该承担债务的夫妻一方逃避责任，不能轻易把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为个人债务。审查雷文健与陶红辉双方的离婚协议，其中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及对债务承担的份额，约定“双方婚姻在一起购买的共同财产的债务用所得收益还债务外，余下各自承担一半个人在外的债务，男方由男方承担，女方由女方承担；双方共同债权各归各；所有房产及不动产归女方所有，男方和女方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该约定前后矛盾，且对双方的财产和债务做了极其不合常理的分割，则不排除债务人夫妻双方串通以离婚为手段逃避债务的可能。本案中，雷文健在庭审中多次陈述，徐红伟出具的借条原件“在我这里”，而在庭审中，徐红伟出具的相关借条原件证据由陶红辉向法院提交，极其不合常理，可以推定雷文健、陶红辉至今仍有密切的往来。虽然也可能存在有合理的理由或特殊的原因，但在雷文健与陶红辉目前对此没有证据证明的情形下，对这种情况，法官在处理时更要非常慎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之精神，夫妻对共同债务所承担的责任是连带责任。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债务首先是以共有财产来偿还的，如果共有财产不足或没有可供执行的共有财产的，自然任何一方均负有对该项债务足额清偿的义务。夫妻的这种身份关系使其在财产制度上类似于合伙，但无疑这种身份关系不能否定任何一方作为民事主体的独立性，主体的独立必然带来财产的独立，就必然出现夫妻对共同债务的连带责任。实质上，夫妻共有财产并非是另一个主体财产，如观念上的家庭，它并不是法律关系的主体，自然也不是共有财产的所有人，它的权利主体仍为有着夫妻关系的两个独立的自然人，所以，以共有财产偿债仍是以个人财产偿债。虽然共有财产可以区分，但因为夫妻共同债务是连带债务，故无区分的必要。未经债权人同意，连带债务人间有关债务承担的约定对债权人不生效力，该连带债务不因夫妻关系解除而解除，离婚协议不能成为免除连带责任的事由。夫妻对共同债务的连带责任一经形成，与夫妻关系是否还继续存在没有关系。因为连带责任表明了夫妻作为民事主体地位的独立性，夫或妻均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因此才可能独立承担责任，才可能成为连带责任的主体。虽然夫妻关系不存在，但他们在这个债权债务关系中的法律地位没有变化，债权是对人权，依此产生的请求权总是相对于一个特定的义务主体，相对于特定的人而言，身份关系的变化是一个与债权债务无关的法律事实。故此，离婚引起的身份关系的解除并不影响当事人在这个连带的债权债务关系中的地位，仍为连带债务的主体。而且，由于离婚协议中有关债务承担的约定，涉及对债权人权利的限制，可能会给债权人的债权带来更大的风险，故非经债权人同意，离婚协议所涉及的债务承担部分，对债权人不产生拘束力。该协议充其量也只能作为在陶红辉应赵勤的请求偿还债务后，向雷文健追偿的依据。关于2014年4月26日刘莉将对雷文健的债权150000元转让给赵勤，雷文健于2014年4月29日在此通知书上签名确认的认定。法院认证，雷文健与陶红辉于2011年7月20日协议离婚，陶红辉并未在通知上签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的规定，此150000元的债权转让，对陶红辉不发生效力。综上所述，判决：一、雷文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赵勤借款本息共计1966500元。二、陶红辉对雷文健上述债务在181650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案件受理费22499元、保全费5000元，由雷文健、陶红辉共同负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认为，关于案涉借款的借款主体问题。2009年1月9日，雷文健向赵勤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赵勤人民币柒拾伍万元，月息2%（徐红伟）”。该借条上另有徐红伟的签名。徐红伟系在雷文健向赵勤出具借条之后的一段时间再在借条上签名，该签名并未改变原债权人与原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原债务人雷文健并没有脱离债的关系。徐红伟的签字应定性为债务加入。在庭审中，赵勤明确表示不向徐红伟主张权利，而选择雷文健为还款人，是对自身权利的处分，符合法律规定。2009年1月9日借条的债务人仍为雷文健。2011年5月30日，雷文健在该借条背面写明：“截止2011年5月30日止欠利息壹拾陆万捌仟元整。”2011年5月28日，雷文健向赵勤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赵勤人民币壹拾伍万捌仟元整，月息2%。（易正武）（注：本金10万）”。2011年5月30日，雷文健向赵勤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赵勤人民币柒拾肆万零伍佰元整（王中才）月息1.5%。（注：本金62万）”。2010年1月1日，雷文健向刘莉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刘莉人民币壹拾伍万元整，年息20%”。2014年4月26日，刘莉与赵勤签订《转让协议》，约定：刘莉将雷文健2010年1月1日出具的借条的债权150000元转让给赵勤。2014年4月27日，刘莉向雷文健发出通知，通知已将上述债权转让给赵勤，由雷文健接到通知后向赵勤支付150000元债权及利息。雷文健于2014年4月29日在此通知上签名确认。各方当事人均陈述借款为现金交付。上述借条均为雷文健向赵勤出具，雷文健在借款人处签名，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应当知晓其法律后果。雷文健向赵勤出具借条实际是双方当事人就以前的借款进行结算后出具的凭据，据此，雷文健应为案涉借款的借款人。关于雷文健是否为案涉借款居间人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的有关规定，居间人是为委托人与第三人进行民事法律行为报告信息机会或提供媒介联系的中间人。雷文健主张，雷文健只是武汉高建建筑安装工程公司项目经理易正武、王中才、徐红伟等人与包括赵勤在内的教职工之间资金借贷的居间人，所有借款资金雷文健并未经手，只是见证人，借款均由易正武、王中才、徐红伟等人使用，借款主体应为易正武、王中才、徐红伟等人。但是徐红伟等人系向财务室出具借条，其并未与包括赵勤在内的教职工直接建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165万”的明细也非徐红伟等人出具，根据上述法律事实，雷文健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居间的法律特征。雷文健认为其是居间人，并无证据加以证明，雷文健、陶红辉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以采纳。关于是否追加易正武、王中才为本案当事人问题。2011年5月28日雷文健向赵勤出具的借条括注了易正武，2011年5月30日雷文健向赵勤出具的借条括注了王中才。雷文健主张该括注是向赵勤明示了案涉借款的实际使用人。但雷文健并无证据证明各方当事人就该括注的内容达成过一致。借条也无易正武、王中才签名。易正武、王中才不具备与本案争议事实的关联性，并无必要通知其参加诉讼。关于案涉借款是否系雷文健与陶红辉的夫妻共同债务问题。涉案借条并无陶红辉的签字，陶红辉也未事后追认。赵勤也无证据证明该借款用于雷文健与陶红辉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本案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中规定的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形，不应认定为雷文健与陶红辉的夫妻共同债务。故对雷文健、陶红辉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依法予以采纳。综上所述，雷文健、陶红辉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6)鄂0106民初字3403号民事判决；二、雷文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赵勤借款本息共计1966500元；三、驳回赵勤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2499元、保全费5000元，由雷文健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2499元，由雷文健负担11249.5元，由陶红辉负担5624.75元，由赵勤负担5624.7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叶 钧审判员 李 文审判员 刘 阳二〇一八年八月六日书记员 熊雪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