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民终763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唐金龙，男，1978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唐某，男，2004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钟名吉，男，1950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罗菊英，女，1956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县。	上述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会林，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雪杏，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南山区蛇口人民医院，住所地南山区蛇口工业区七路36号。	法定代表人：黄勇跃，系该医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耀玮，广东深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甘俊平，男，汉族，1979年1月7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系该医院职员。	上诉人唐金龙、唐某、钟名吉、罗菊英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南山区蛇口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5）深南法民重字第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4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唐金龙、唐某、钟名吉、罗菊英上诉请求：1、撤销重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在重审起诉时提出的各项诉讼请求；2、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重审法院要求上诉人重新鉴定的理由违反法律规定。重审法院以“广东省恒鑫司法鉴定所在《广东省医疗损害鉴定机构名录》中属于鉴定范围地域为部分地市的机构名单之列，其对本次医疗损害的鉴定超出了其受理地域范围”为理由，要求上诉人重新鉴定。该理由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关于重新鉴定，《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医疗损害鉴定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作出的医疗损害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一）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四）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对有缺陷的鉴定结论，可以通过补充鉴定、重新质证或者补充质证等方法解决的，不予重新鉴定”。由此可知，重审判决书中要求上诉人重新鉴定，并没有法律依据。另外，《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十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司法鉴定机构可以接受委托进行重新鉴定：（一）原司法鉴定人不具有从事原委托事项鉴定执业资格的；（二）原司法鉴定机构超出登记的业务范围组织鉴定的；（三）原司法鉴定人按规定应当回避没有回避的；（四）委托人或者其他诉讼当事人对原鉴定意见有异议，并能提出合法依据和合理理由的；（五）法律规定或者人民法院认为需要重新鉴定的其他情形”。就本案而言，广东省恒鑫司法鉴定所在《广东省医疗损害鉴定机构名录》中的“受理地域范围”，并不等同于《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十九条规定的“登记的业务范围”。广东省恒鑫司法鉴定所“登记的业务范围”包括医疗过错鉴定，而且其还是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选定的二十家医疗损害鉴定机构之一。因此，重审法院以“本次医疗损害的鉴定超出了其受理地域范围”而“三次告知原告须重新委托鉴定……原告坚持不再申请鉴定，原告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的判决违反法律规定。实际上，由以上的法律规定结合《广东省医疗损害鉴定机构名录》综合考虑可知，广东省高院之所以规定医疗损害鉴定机构的“受理地域范围”，其立法目的，是为了减轻当事人诉累，为双方当事人在医疗纠纷发生后能尽快通过合法途径理性解决问题，以及为法院提高诉讼效率创造条件。故“受理地域范围”不是限制当事人进行医疗损害司法鉴定的障碍，而是维护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工具。一审法院仅以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出具的“未对死者做死因鉴定，故不予受理”的《答复函》，而做出驳回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的判决。上诉人才不得不在一审上诉阶段，委托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进行司法鉴定，并最终给出了鉴定意见。由此可知，仅一家鉴定机构以未作死因鉴定而不予受理，并不等同于其他所有的鉴定机构均认为本案不具备受理条件。本次鉴定意见无疑是对一审判决理由的否定，且二审裁定也认定一审法院仅凭此《答复函》而判决上诉人败诉属于认定事实不清、程序不当；那么在重审阶段，对于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做出的本次鉴定意见，法院不进行细致地调查研究就再次草率地不予采信，要求上诉人重新鉴定，加重了上诉人的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规定，被上诉人若不承认本次鉴定意见所指出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重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无法提出任何证据以反驳本次鉴定意见的前提下，以超出“受理地域范围”为由要求上诉人重新鉴定，这违反了法律规定，有明显偏袒被上诉人之嫌。二、重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自行火化尸体是未作尸检以确定死因的原因，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颠倒了事件发生的因果关系。重审判决认定：“由于原、被告发生本次医疗纠纷后，原告在未对钟×花作尸检以确定死因的鉴定前已自行将钟×花的尸体予以火化，且在重审中仍然坚持不申请鉴定，因此导致鉴定机构无法做出司法鉴定以确定被告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应由原告方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以上重审法院要求上诉人重新鉴定的做法不符合法律规定，而认定上诉人在确定死因鉴定前自行火化尸体是导致鉴定机构无法确定被上诉人过错的原因，也是错误。本次医疗纠纷发生于2012年12月25日19点30分（患者入院时间）到26日10点36分（患者死亡时间），而上诉人在2012年12月26日，已经在被上诉人出具的《死亡告知书》中签署同意尸检。但直到2013年元旦，被上诉人也未安排尸检事宜，并在拖延中不断误导上诉人，导致上诉人因头七入土的风俗于2013年1月1日将尸体火化入葬。重审法院无视上诉人签署的同意尸检的《死亡告知书》，采信被上诉人超过一审举证期限提供的、被人为剪切过的12月29日医患双方沟通的视频，而且，这份视频中的内容模棱两可，并有误导当事人不进行尸检的可疑情节。但在一审中质证时，一审法院绕开了全体上诉人和一审代理律师，仅通知上诉人唐金龙一人到场质证。这不仅剥夺其他上诉人唐某、钟名吉和罗菊英的质证权利，而且侵犯上诉人聘请律师代理诉讼的权利。重审法院无视该视频的种种瑕疵，在白纸黑字的书证与疑点重重的视听资料面前采信于后者，这既违反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七条，《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104条、108条的规定，也不符合一个理性人应有的判断，更何况以维护公平正义为职业的法官。三、重审法院无视上诉人提出的、证明被上诉人具有过错的多项有力证据，而对被上诉人逾期提交的证明材料全部采信，且对被上诉人隐瞒伪造病历的行为视而不见。重审判决认定：“结合案件其他事实，原告也并无直接、充分证据证明被告的诊断存在医疗过错，故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根据上诉人在一审申请封存的视频资料及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可知，从死者钟×花2012年12月25日19:00入被上诉人处，并在当日20:00对钟×花进行相关妇科检查，其中一项为阴道流水的PH值测试，结果为阳性，从而确诊其阴道流水为羊水，并以“难免流产，稽流流产”将钟×花收住入院。但直至2012年12月26日02:10钟×花休克晕厥，除12月25日晚八点多护士交班进入过一次钟×花所在病房外，在长达7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再无任何医护人员入过钟×花所在病房巡视，上诉人唐金龙因妻子钟×花疼痛难忍、烦躁不安曾高达八、九次到被上诉人处的医生值班室及护士站，央求被上诉人处的医护人员前去对钟×花进行诊治，但皆无人理会。临床医师诊疗从书之《妇产科疾病诊疗指南》、《妇产科急症诊断与处理》等妇产科专业指导类教材都明确指出，对稽留流产、难免流产，应及时清除宫腔，尽早使胚胎及胎盘组织完全排出，清宫前应做凝血功能检查，以了解凝血功能状态，警惕弥漫性血管内凝血的发生，如有异常及时纠正。但被上诉人却对患者钟×花的痛苦视而不见，隐匿相关的药物使用记录及化验结果，并在患者家属签署手术同意书后，又未及时进行必要的手术；当患者出现危象之时，又在抢救中不及时使用关键药物，最终造成患者死亡。被上诉人在抢救前后的诊疗行为严重违反诊疗规范，未尽到医者应当担负的高度谨慎注意义务，具有严重过错，按照《侵权责任法》第54条规定，理应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综上，被上诉人在本案医疗行为中存在过错，请求撤销重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深圳市南山区蛇口人民医院辩称，一、重审法院要求上诉人申请鉴定是正确的，上诉人不申请鉴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上诉人提交的广东省恒鑫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是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单方委托进行的鉴定，没有组织双方进行听证，没有听取双方的陈述和意见，只凭上诉人单方提供的不知真伪的病历是不能客观公正地作出鉴定意见的，况且该鉴定所也不在广东省高院规定的鉴定机构名录中，所以该鉴定意见书在本案中属于无效证据，不应采纳。本案发回重审的理由是“本案尚有继续进行鉴定的必要”，证明二审法院也不认可上诉人提交的广东省恒鑫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将案件发回重审就是给上诉人申请鉴定的机会，但上诉人在重审中明确表示不申请鉴定，故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当事人申请司法鉴定，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由人民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并通过双方协商或摇珠方式确定鉴定机构，而不是单方委托鉴定。二、关于尸检问题。进行尸检不是被上诉人的法定义务，也不属于被上诉人法定的告知义务。被上诉人已告知上诉人不做尸检的不利后果，在钟×花死亡当天上诉人是同意尸检的，但第二天就反悔了，拒绝进行尸检，这才有了2012年12月29日在医务科谈话告知的过程，谈话结束时上诉人说要回家考虑一下再答复，但是上诉人于2013年1月1日就将尸体火化。被上诉人没有单方委托进行尸检的权利，而上诉人是可以单方委托进行尸检的，所以，本案中没有委托尸检而产生的后果不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三、被上诉人不存在隐瞒伪造病历的行为。患者死亡后，病历在双方共同确认下进行的封存，并且双方在重审中亦确认如果进行鉴定以封存的病历为准。重审时补交的《死亡病历讨论记录》形成于病历封存之后，《住院病人温馨提示》是双面复印时漏印的，况且被上诉人主动补交上述病历证明上诉人根本没有隐瞒伪造病历的故意。综上所述，被上诉人在诊疗过程中没有违反医疗常规的情况，钟×花的死亡与被上诉人的诊疗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所以，被上诉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上诉人唐金龙、唐某、钟名吉、罗菊英于2013年4月2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赔付医疗费8583元；2、被告赔付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1440497.6元（893062+547435.6=1440497.6；2014年深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4653.10元）；3、被告赔付丧葬费45196.5元；4、被告赔付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误工费、交通费和住宿费14413元；5、被告赔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以上5项费用合计1608690.1元）；6、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2月25日22时26分，钟×花因“停经17+周，阴道流水伴下腹阵痛3+小时”入被告处治疗。门（急）诊诊断为“1、难免流产；2、稽留流产？”而入院治疗。23时10分，医生陈玉阁签名的住院病历显示：“作辅助检查：2012.12.25我院B超：宫内妊娠中孕，未见胎心搏动，考虑胎儿停止发育，大小约17周+4天左右；待排子宫先天发育异常。诊断：1、稽留流产；2、难免流产。”2012年12月26日，被告医院出具《病危通知书》显示：“目前诊断：1、心肺复苏术后；2、稽留流产；3、难免流产；4、羊水栓塞？5、DIC？主要病情：患者因‘停经17+周，阴道流水伴下腹阵痛3+小时’入院，入院后给予对症处理，准备行引产处理，2012年12月26日2点10分，患者上厕所出现昏厥，2时35分呼吸、心跳停止，即行持续胸外心脏按压，急请麻醉科行气管插管、球囊加压给氧，分次静注‘肾上腺素’（共计5㎎）、‘阿托品’（共计2㎎），‘多巴胺’升压，‘碳酸氢钠’纠酸、‘罂粟碱、氨茶碱’扩张冠脉及支气管，‘地塞米松’抗过敏等，至4时20分左右患者自主心律恢复，继续球囊通气转ICU继续抢救。目前予呼吸机辅助呼吸，‘肾上腺素’强心、‘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等血管活性药物维持血压、‘复方氯化钠、706代血浆’等扩容、‘碳酸氢钠’纠酸等积极抢救治疗措施，患者随时都有可能再次出现心跳停止、MODS、DIC甚至死亡。”2012年12月26日，钟×花在被告处死亡。被告医院出具《24小时内死亡记录》显示：“死亡时间：2012年12月26日10时36分，死亡原因：羊水栓塞、肺栓塞，死亡诊断：1、羊水栓塞、肺栓塞；2、弥漫性血管内凝血；3、多脏器功能衰竭；4、心肺复苏术后；5、稽留流产；6、难免流产”。同日，被告也出具《死亡告知书》，主要内容显示：“死亡原因：羊水栓塞、肺栓塞；家属是否同意尸检意见：同意尸检，家属签字唐金龙，2012年12月26日12时07分”。2013年1月1日，原告将死者钟×花的尸体火化。	在原审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对被告医院的如下视频录像进行证据保全，以证明被告在给钟×花治疗期间存在医疗过错等事实：																											地点位置																							时间																															8楼护士站																							2012年12月25日18：00至2012年12月26日6：00																															8楼西边走廊																							2012年12月25日18：00至2012年12月26日6：00																															8楼电梯房前																							2012年12月25日18：00至2012年12月26日6：00																															5楼ICU病房及门口																							2012年12月26日3：00至11：00																															B超室或B超室前走廊																							2012年12月25日22：00至23：30																															1楼挂号处和急诊号处																							2012年12月25日18：00至22：30																															0835床所在的病房																							2012年12月25日22：00至2012年12月26日3：00																法院对原告的上述证据保全申请予以准许，并于2013年5月8日前往被告处将上述视频录像提取复制至移动硬盘中，原、被告双方确认封存后交由法院备存。2013年6月4日，法院组织原、被告双方对上述视频监控录像当庭进行播放并质证。原告认为视频监控录像可以证明：1、患者罹患入院急诊时间是2012年12月25日19时；2、患者办理住院时间拖延至22时26分是因被告方打错科室及电脑死机等原因导致；3、患者从2012年12月25日19时入院后到2012年12月26日2时05分患者晕厥，期间7个多小时内，除一次常规护士交班巡房外，再无任何医生或护士巡房或会诊；4、患者丈夫及原告唐金龙因患者疼痛难忍、烦躁不安曾八、九次到医生值班室及护士站央求医生及护士查看诊治，但均无人理会。被告认为，视频监控录像不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内容，不能证明被告存在过错，应通过充分的病理材料予以证明。2012年12月26日17时45分原、被告签订了病理封存书并封存了病历。在本案庭审中，四原告认为被告提交供法庭核对的病历资料原件，有一份《死亡病例讨论记录》（2012年12月31日，共4页）在原审中没有提交；另《住院病人温馨提示》、《护理计划》、《护理记录单》在原审中分别只有一页，本案庭审分别提交了两页。四原告认为应以封存的病历为准，而不能以此次提交的原件为准。被告陈述《死亡病例讨论记录》是在死者死亡后对病案的讨论记录，《住院病人温馨提示》等原件是一页双面，在原审复印时漏了另一面；且封存的病历仍在被告处保管。原、被告均表示如果进行鉴定，应以封存的病历资料作为鉴定依据。在原审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对被告的医疗行为进行医疗损害技术鉴定，原、被告双方协商一致同意确定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为鉴定机构，法院予以同意并委托该中心进行医疗损害技术鉴定。经法院提交相关委托鉴定材料送交该鉴定中心，2014年3月25日，该鉴定中心出具《答复函》称：“被鉴定人钟×花未做死因鉴定，且根据目前资料，无法进行死因推断，死因的确定是进行损害责任纠纷司法鉴定的必要基础，经本中心集体讨论后，认为缺乏鉴定基础，不予受理。”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于2014年11月13日单方委托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进行审查，审查事项为被告对死者钟×花生前的诊疗行为中是否存在过错？被告的诊疗行为与患者的损害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鉴定（患方认可被告对患者钟×花的最后死亡这个诊断无异议）。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没有组织原、被告进行听证。审查意见为：被告对患者钟×花的医疗行为中的过失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为同等因素，其参与度为41-60%。2015年7月10日，法院组织双方进行鉴定质证，并告知鉴定机构的选择范围，四原告表示不同意重新鉴定。	在重审开庭时，四原告表示仍然坚持不申请鉴定，如果被告申请鉴定，四原告无异议。被告认为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不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规定的医疗鉴定机构编录之列，故不应采纳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的审查意见；另被告表示不申请鉴定。被告提供了2012年12月29日与原告唐金龙现场对话的视频录音材料，内容为：原告唐金龙在签署上述同意尸检的《死亡告知书》时一直对钟×花是否为“羊水栓塞”死亡存在争议而未作尸检，原告曾要求不再进行尸检，双方多次协议，被告为此还表示所有尸检及鉴定费用由被告垫付，被告当时另行向原告唐金龙送达一份《关于尸检问题的知情告知书》，告知其不同意钟×花作尸检以鉴定死因问题将产生的不利后果。原告承认了上述与被告沟通的事实经过，但认为被告没有说一定要做尸检，且当时被告说如果原告方同意死亡结论为“羊水栓塞”就可以不作尸检，所以当时原告就没有要求作尸检鉴定了，原告承认被告送达过一份材料，但无法确认就是被告上述所说的《关于尸检问题的知情告知书》。钟×花住院期间花费医疗费8583.51元，其中自费3250.65元，其余为医保账户结算。	另查，原告钟名吉、罗菊英生有钟×花、钟××两女，原告唐金龙系钟×花丈夫、原告唐某是原告唐金龙与钟×花的儿子，除原告钟名吉为城镇户口外，其他原告均为农村户籍。另原告主张钟×花在深圳居住满一年以上，并且有固定收入，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原件。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根据法律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四原告提出被告因对钟×花的诊治存在医疗过错给四原告造成损害故提出各项损害赔偿诉求，关于被告是否存在医疗过错，根据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出具的《答复函》，由于死者钟×花未作死因鉴定，且根据目前资料，无法进行死因推断，因死因确定系进行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司法鉴定的必要基础故不予受理。由于在原、被告发生本次医疗纠纷后，原告在未对钟×花作尸检以确认死因的鉴定前已自行将钟×花的尸体予以火化，且在重审中仍然坚持不申请鉴定，因此导致鉴定机构无法作出司法鉴定以确认被告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应由原告方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于2014年11月13日接受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单方委托进行审查，但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在《广东省医疗损害鉴定机构名录》中属于鉴定范围地域为部分地市的机构名单之列，其对本次医疗损害的鉴定超出了其受理地域范围。法院三次告知原告须重新委托鉴定并告知其鉴定机构的选择范围，原告坚持不再申请鉴定，原告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告主张被告在重审中补交的《死亡病例讨论记录》及《住院病人温馨提示》等，属于伪造、隐匿、篡改病历资料，应推定被告存在过错。因《死亡病例讨论记录》是在死者死亡后对病案的讨论记录，形成时间在病历封存之后，《住院病人温馨提示》等双方已封存且在被告处保管，原、被告亦确认如果鉴定应以封存的病历为准，故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第二项规定的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以及第三项规定的伪造、篡改或销毁病历资料的情形。结合案件其它事实，原告也并无直接、充分证据证明被告的诊断存在医疗过错，故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综上，经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唐金龙、原告唐某、原告钟名吉、原告罗菊英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163元，由各上述四原告负担。四原告申请免交诉讼费，法院已予以批准。	二审中，上诉人提供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出具的钟×花死亡待遇决定书，被上诉人对此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中，上诉人提供钟×花的深圳市居住证、深圳日立电线有限公司的在职证明、工资单、社会保障卡、住房公积金，证明其事故发生时在深圳工作居住满一年以上。	二审中，根据上诉人的申请，本院委托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医疗损害鉴定，委托鉴定事项为：深圳市南山区蛇口人民医院对钟×花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2018年1月3日，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书，其分析说明为：1、关于钟×花死亡原因的说明。由于患者死亡后未进行尸检，病理学死亡原因不明，根据提供的病历资料。对患者病情变化、发展过程进行分析，目前也仍无法明确导致其病情变化及临床死亡的病因，考虑可能的原因有羊水栓塞、胎盘过早剥离或子宫破裂所致的内出血，也不排除有肺栓塞的可能性。由于死亡原因不明，本中心仅能就目前资料对医方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进行鉴定，无法对诊疗行为的过错与患者死亡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及过错参与度进行鉴定。2、对医方诊疗行为进行分析。（1）关于保胎药达芙通的适用。医方予以达芙通保胎治疗，具备药物适用适应症，五禁忌证，不存在过错。（2）关于米索前列醇适用的争议。目前资料，无证据表明患者使用了引产药物及并因使用米索前列醇导致羊水栓塞。（3）关于引产前的准备。医方对患者的病情未善尽高度注意义务，辅助检查及输血准备工作的实施欠及时积极，存在过错行为。（4）关于病情变化的抢救。医方输血措施不及时，存在过错。其鉴定意见为：深圳市南山区蛇口人民医院在对钟×花死亡诊疗过程中存在对患者病情未尽高度注意义务，入院后未及时、积极地完善相关辅助检查及输血准备工作，以及在患者病情变化抢救时输血措施实施不及时的过错行为。	经双方核对，双方确认钟×花以下损失项目以及金额（依照广东省2014年度人身损害赔偿标准）：1、医疗费3250.65元(自费)；2、死亡赔偿金893062元；3、被扶养人生活费547435.6元、4、丧葬费45196.5元；5、误工费1746元；6、住宿费3150元；7、交通费1500元；8、精神损失费100000元；9、鉴定费14990元；合计人民币1610330.75元。	本案其余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本案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家属钟×花的死亡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鉴于本院委托的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为“因钟×花死亡后未进行尸检，死亡原因不明，该中心无法对诊疗行为的过错与钟×花死亡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及过错参与度进行鉴定，仅能就目前资料对被上诉人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进行鉴定。被上诉人在对钟×花死亡诊疗过程中存在对患者病情未尽高度注意义务，入院后未及时、积极地完善相关辅助检查及输血准备工作，以及在患者病情变化抢救时输血措施实施不及时的过错行为”，故本院认定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家属钟×花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上诉人在2012年12月26日钟×花的《死亡告知书》上签字同意尸检，但又在2013年1月1日将钟×花尸体火化，未进行尸检，造成鉴定部门无法对钟×花死亡后果与被上诉人诊疗行为的过错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鉴定，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基于上述事实，本院酌定被上诉人应对上诉人家属钟×花的医疗损害承担40%的赔偿责任。经双方核对，钟×花的各项损失合计人民币1610330.75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即被上诉人应赔偿上诉人各项损失合计人民币644132.30元（1610330.75×40%）元。据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其合理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不合理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5)深南法民重字第11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深圳市南山区蛇口人民医院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赔偿上诉人唐金龙、唐某、钟名吉、罗菊英各项损失人民币644132.30元。	三、驳回上诉人唐金龙、唐某、钟名吉、罗菊英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上诉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受理费人民币7163元，由上诉人负担4295元（法院同意免交），被上诉人负担2868元。二审受理费人民币7163元，由上诉人负担4295元（法院同意免交），被上诉人负担286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杰晖	审判员  李小丽	审判员  唐国林		二〇一八年五月七日	书记员  袁旭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