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2民终396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尹丽，女，1970年4月19日出生，汉族，北京市赢嘉律师事务所主任。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吉荣，女，1979年1月8日出生，汉族。
原审第三人:北京市赢嘉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石佛营西里**号丰苑大厦*座319。
负责人:尹丽，主任。
上诉人尹丽因与被上诉人吉荣、原审第三人北京市赢嘉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赢嘉所）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2民初6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尹丽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吉荣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双方针对合作项目的投入分别为：吉荣100000元、尹丽83840元，该认定错误。根据尹丽与吉荣签订的《项目合作合同》和《会议决议》的约定，双方共同出资设立合作项目，经费具体包括：联通114所有投资费用、聘用114接线员和工薪律师的工资、租房费用、网费，上述费用由尹丽与吉荣各自承担百分之五十。尹丽承担了联通114项目的房屋租金32400元及押金5400元、电话费、网费1512元、电费110元，因此尹丽的实际出资额为117862元，比吉荣多出资17862元，故尹丽不应返还吉荣8080元。
吉荣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也未参加本院法庭询问。
赢嘉所陈述称，本案纠纷与赢嘉所无关，一审判决赢嘉所不承担任何责任正确。
吉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尹丽返还出资款100000元；2.尹丽与赢嘉所承担连带责任；3.诉讼费用由尹丽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吉荣原为赢嘉所律师。2013年5月24日，赢嘉所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签订了《中国联通北京市分公司电话导航业务受理单》及《中国联通北京市分公司电话导航业务受理协议》。该电话导航业务的开展方式为，当事人通过114导航平台的法律咨询分配到赢嘉所，赢嘉所据此承揽业务。同日，吉荣和尹丽分别以赢嘉所名义向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复兴门营业厅刷卡支付100000元和83840元。一审庭审中吉荣和尹丽均认可该两笔款项为下文所述合同项下的出资。
2013年5月25日，吉荣（甲方）与尹丽（乙方）签订《项目合作合同》，内容为：一、甲、乙双方共同出资设立该项目的所有经费，具体包括联通114所有投资费用、聘用114接线员和工薪律师的工资、租房的费用，该项目的投资费用由甲、乙双方各自承担总经费的百分之五十。二、本项目产生的收益（扣除所有成本）甲、乙双方按照五五分成制，即每人获得收益的百分之五十。三、甲方负责114热线项目的内部管理，包括114热线所有案源的洽谈、对114热线接线员的培训。乙方负责114热线项目外部事物的处理，包括所有案源的办理、指导工薪律师办理案件。四、以甲方名义在银行开设一个账户作为114热线项目共同账户，该账户资金的支取需凭双方身份证原件进行。114热线项目利润每三个月进行结算一次。五、本合同期限为1年，自2013年5月25日起至2014年5月24日止。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2013年5月31日，赢嘉所及尹丽、吉荣、刘军、党京共同签署了1份《会议决议》，其中第六条内容为：“114电话导航业务所需费用由尹丽和吉荣各负担一半，收益由以上二人按五五分成。不作为赢嘉律师所的收入。”
上述协议签订后，赢嘉所通过114导航平台承揽业务，曾于2013年6月5日与案外人康健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后康健解除委托关系，退还代理费。
2013年7月8日，吉荣以赢嘉所为被告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其返还因《项目合作合同》产生的不当得利100000元。一审法院作出判决驳回吉荣诉讼请求后，吉荣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具判决书维持原判，该判决书“本院认为”处载明：根据查明的事实，虽然与中国联通办理导航业务的相对方系赢嘉所，但无论结合吉荣与尹丽个人签订的《项目合作合同》，还是结合盖有赢嘉所公章的会议决议内容，均显示该导航业务相关费用均由吉荣和尹丽个人负担，收益亦由其二人获得，并未作为赢嘉所的收入。
2013年7月31日，吉荣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赢嘉所为其出具离职证明，该仲裁委于2013年10月16日作出裁决，同意吉荣的申请。此后吉荣未在赢嘉所执业。
2014年1月20日，一审法院受理吉荣与尹丽、赢嘉所合同纠纷一案，吉荣请求确认其与尹丽签订的《项目合作合同》无效，一审法院在判决说理部分确认该合同为合法有效的合同。
一审法院认为，吉荣与尹丽签订的《项目合作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合法有效的合同。赢嘉所及尹丽、吉荣、刘军、党京共同签署了《会议决议》，其中第六条就114导航业务的费用负担和收益分配作出约定，即费用由吉荣与尹丽各负担一半，收益亦由二人五五分成，不作为赢嘉所的收入，该条款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对三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
上述协议签订后，吉荣与尹丽应当按照双方的约定展开合作。现吉荣认为，律师承接案件只能以律所名义而不能以个人名义，而本案没有一个关于吉荣、尹丽和赢嘉所的三方协议，致使诉争合同无法履行，合同目的落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吉荣与尹丽共同投资114电话导航业务,该业务以赢嘉所的名义开展并不违背双方投资目的的实现。且《项目合作合同》约定了双方共同开设一个账户作为收益分配账户，《会议决议》第六条对通过该业务获取的收入流向作出了约定，双方对收益进行分配亦具有现实可行性，因而《项目合作合同》可以按照约定履行。赢嘉所曾通过114平台承揽业务，虽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显示未产生收益，但其与本案诉争合同没有直接关系，是该业务本身存在的风险，可见诉争合同在事实上已经履行。目前，合作项目履行期限已经届满，双方亦无意继续合作，合同终止。综合合同的履行情况，有证据证明的双方针对合作项目的投入为：吉荣100000元、尹丽83840元；无证据证明合作项目有收益或其他损失。即项目总的支出为183840元，收益为0元。按照合同约定，费用负担和收益分配作出约定，即费用由吉荣与尹丽各负担一半，收益亦由二人五五分成。二人应各自负担91920元。故尹丽应向吉荣支付8080元。
吉荣所称尹丽承诺一个月内返还出资款，因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至于吉荣起诉赢嘉所并要求其与尹丽承担连带责任，与在先生效判决结果矛盾，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诉讼原则，应予驳回。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二、驳回吉荣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尹丽提交了房屋租赁合同2份、房屋租金发票2张、房屋租金和押金收据各1张、电费发票1张、赢嘉所证明1份，欲作为二审新的证据，证明其还为双方合作项目实际支出了房屋租金、电费、网费等费用共计34022元，加上其之前的出资83840元，尹丽实际出资为117862元，比吉荣多出资17862元。本院经审查认为：首先，上述材料中除赢嘉所证明外，其他材料的形成时间均早于本案一审诉讼的立案时间，但尹丽并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过上述材料；其次，2份房屋租赁合同的签订时间分别为2013年3月20日和2013年4月1日，均早于尹丽与吉荣于2013年5月25签订涉案《项目合作合同》的时间，且2份房屋租赁合同也没有涉及双方合作项目的任何内容，故不能有效证明租赁相关房屋的用途是为了履行涉案合作项目；第三，尹丽系赢嘉所主任，与赢嘉所存在利害关系，故在赢嘉所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赢嘉所出具的证明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综上，上述材料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作为二审新的证据予以采纳。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尹丽与吉荣为履行中国联通114电话导航业务签订了《项目合作合同》，为此尹丽与吉荣分别向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复兴门营业厅支付了相关费用83840元和100000元。《项目合作合同》及涉案《会议决议》均约定，中国联通114电话导航业务所需全部费用由尹丽与吉荣各负担一半，因此尹丽与吉荣对于上述已付费用应各自负担91920元。现尹丽仅付款83840元，与双方约定不符，一审法院据此判决尹丽向吉荣支付款项808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尹丽上诉主张其为履行双方合作项目另行支出费用34022元，但尹丽未能提供有效证据对此予以证明，且涉案《会议决议》中所记载的房屋租金、押金及网费等费用，也不能表明与涉案双方合作项目有关，故本院对其此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尹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尹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闫 飞
审 判 员 周 岩
审 判 员 潘 伟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吕小彤
书 记 员 张淨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