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嘉峪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嘉民一终字第2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崔云。
委托代理人黄伟，甘肃人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军。
委托代理人郭玉喜，嘉峪关市文珠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崔云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嘉峪关市城区人民法院（2014）嘉城民一初字第9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崔云及其委托代理人黄伟、被上诉人刘军的委托代理人郭玉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审理查明，2012年3月，刘军、崔云及侯天理三人收购玉门市发福矿业有限公司，在公司股权转让过程中，原股东顾继海主张三位受让人拖欠股权转让款79万元，遂向甘肃省玉门市人民法院起诉刘军、崔云、侯天理及玉门发福矿业公司要求给付股权转让款79万元。玉门市法院审理查明并认定：2012年3月19日，玉门市发福矿业公司原股东闵昌发、顾继海与刘军、崔云及侯天理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原股东顾继海将名下50%的股权转让于刘军、侯天理，其中46.5%的股权以120万元转让于刘军，3.5%的股权以10万元转让于侯天理；原股东闵昌发将名下50%的股权转让于崔云、侯天理，其中46.5%的股权以120万元转让于崔云，3.5%的股权以10万元转让于侯天理，工商登记变更前支付50%价款，变更后支付剩余价款”。2012年3月18日刘军向崔云个人农行账户汇款100万元，3月19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崔云受刘军和侯天理委托办理股权转让事宜，当日崔云向闵昌发支付股权转让款50万元，3月21日，崔云向闵昌发支付股权转让款50万元，又从个人另一建行账户向闵昌发支付股权转让款30万元。2012年4月6日，刘军又向崔云个人农行账户汇款100万元，2012年4月20日，崔云向闵昌发支付50万元。2012年7月12日，刘军向崔云转款1万元委托其向闵昌发支付。据此崔云总计向闵昌发支付股权转让款181万元，闵昌发自己留下130万元，其余51万元转交给顾继海。至此崔云、侯天理已付清股权转让款，顾继海从闵昌发处收到刘军股权转让款41万元，刘军尚拖欠顾继海股权转让款79万元。玉门市法院认为，刘军向崔云支付的200万元用途不明，不能证明其付清股权转让款，遂于2013年7月25日作出（2013）玉油民初字第30号民事判决，判决刘军向顾继海支付股权转让款79万元，玉门发福矿业公司在刘军股份利益范围内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判决生效后已执行完毕。
玉门市法院审理判决的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执行完毕后，刘军向嘉峪关市城区人民法院起诉崔云返还159万元，主张两项诉请，一项为借款80万元，一项为79万元不当得利。刘军主张向崔云支付的200万元，其中120万元委托其代付股权转让款，其余80万元为崔云向其借款，崔云却用刘军的钱付清自己的股款，仅代刘军支付股款41万元，崔云获取不当得利79万元。崔云抗辩刘军支付的200万元，没有明确具体用途，亦没有明确委托由其全部代付股权转让款，崔云用其中150万元支付股权转让款，其余全部用于公司经营，崔云后续也向公司投入资金。故80万元不存在借款事实，79万元不构成不当得利。
另查，在股权转让款支付过程中，刘军、崔云及侯天理三人的股权转让款均由崔云代为直接向原股东闵昌发支付。侯天理应付的20万元股款实际由崔云支付，侯天理本人未出资支付股权转让款。崔云向闵昌发支付的181万元股款，由闵昌发出具给侯天理10万元收条，出具给崔云91万元收条。由顾继海出具给刘军70万元收条，出具给侯天理10万元收条。刘军向崔云支付的200万元，其中150万元由崔云用于向闵昌发支付股权转让款，其余50万元用于公司经营，向冯建林支付10万元，向金塔宏运耐材公司支付30万元。2012年3月26日刘军、崔云、侯天理三人签订玉门发福矿业公司章程中约定，刘军出资额31.8万元，参股比例53%；崔云出资24万元，参股比例40%；侯天理出资额4.2万元，参股比例7%。公司注册资金60万元。2012年3月30日，原股东闵昌发、顾继海与崔云、刘军、侯天理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由崔云任法定代表人和执行董事、刘军任监事、侯天理任厂长。公司没有账户，统一使用崔云个人账户向外付款。
再查，在原股东顾继海起诉刘军、崔云、侯天理、玉门市发福矿业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中，法庭询问刘军为什么会多支付崔云80万元？崔云与刘军是否有其他私人经济往来？本案刘军当时的委托代理人称双方没有私人经济往来，多支付80万元是因为公司在后续经营中还需要费用。法庭询问崔云对于原股东顾继海主张欠款79万元的意见，崔云称应当由其与刘军各承担一半。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刘军向被告崔云支付200万元，原告主张其中120万元系委托被告代其支付的股款，剩余80万元系向被告崔云的出借款。关于原告主张80万元借款的诉讼请求，原告没有证据证实其与被告之间有借贷关系，故原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刘军向崔云另支付的120万元，其中41万元用途已由玉门法院生效判决确认为崔云代刘军支付股款。在整个股款支付过程中，均由被告崔云与原股东闵昌发单独进行。在公司股权转让款尚未付清，亦未征得原股东债权人同意迟延付款的情况下，按照交易习惯，崔云收取刘军的200万元应当首先替刘军付清股款。被告关于将该款用于公司经营的抗辩属于公司内部经营纠纷，与原告刘军主张的个人资金无关，该抗辩本院不予采纳。据此，被告崔云应当返还刘军79万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1、被告崔云返还原告刘军79万元，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清；2、驳回原告刘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110元，由被告崔云承担9495元，原告刘军承担9615元。
宣判后，被告崔云不服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要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刘军诉讼请求。其理由如下；根据刘军、崔云、侯天理三人签订的公司章程约定，刘军是大股东占53%的股份，其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应改为137.5万元。2012年3月19日，刘军委托崔云支付了70万元股权款，原股东顾继海出具收据。刘军作为大股东操控着整个股权转让的过程，每一笔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均是在其授意下进行，最后一笔付款（2012年7月12日）其转款1万元委托崔云支付给闵昌发账户，刘军对其拖欠顾继海股权转让款是明知的。一审判决认定，刘军支付给崔云的200万元，按交易习惯应首先支付刘军的股权转让款，没有事实依据。刘军支付的200万元没有明确告知崔云具体用途。崔云用其中150万元支付共同的股权转让款，其余50万元用于公司经营所需。崔云个人没有占用刘军的款项，没有从200万元中获取个人利益，不存在不当得利。一审法院认定崔云从200万元中获取个人利益79万元，没有证据证明。综上刘军的起诉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要求二审法院改判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刘军辩称，刘军支付崔云2**万元是委托其办理股权转让事宜，由崔云与闵昌发之间交付股权转让款，崔云支付闵昌发股权转让款181万元，其中的150万元来自于刘军支付的200万元，崔云自己仅支付30万元。当顾继海起诉刘军、崔云、侯天理及玉门发福矿业公司拖欠股权转让款时，玉门法院认为崔云和侯天理已付清股权转让款，刘军拖欠股权转让款79万元，判决刘军支付。这说明崔云用刘军的钱支付了自己应付的股权转让款。崔云从中获取个人不当利益。故一审法院判决崔云返还不当得利款79万元，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刘军支付给崔云2**万元的具体用途和崔云在股权款支付过程中是否存在不当得利的行为。刘军支付给崔云的200万元，双方没用书面明确其用途。但从付款的时间和该款的流转去向，可证明刘军委托崔云先办理与原股东闵昌发、顾继海的股权转让款交付事宜，具体由崔云与闵昌发之间交接办理。从崔云的账户向闵昌发账户共支付股权转让款181万元，其中的150万元崔云认可来自于刘军支付的200万元，另崔云从其他个人账户支付30万元，后刘军又转款1万元委托崔云支付。其他的50万元由崔云用于公司经营所需。从刘军、崔云、侯天理与闵昌发、顾继海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证明，崔云应向闵昌发支付股权转让款120万元，刘军向顾继海支付股权转让款120万元，侯天理向闵昌发、顾继海支付20万元。而实际付款只有刘军的151万元和崔云的30万元。玉门法院认定：崔云向闵昌发支付的120万元已付清，侯天理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20万元已付清。刘军支付顾继海41万元，尚欠顾继海79万元未付。据此可证实崔云占用刘军110万元付清自己与侯天理的股款。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是指一方获得利益，他方受到损失，获得利益和受到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一方获得的利益没有合法依据。故崔云占用刘军的资金先交付清自己的股权转让款份额，再交付刘军的，其占用刘军资金的行为没有法律依据。由此崔云在股权款支付过程中少出资交付股权款，获得的利益构成不当得利，崔云应返还刘军79万元。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依法不予支持。本案事实清楚，一审判决结果正确，但一审案由确定不当，一审已将原告刘军主张的民间借贷纠纷因证据不足，依法驳回诉请。本案争议的焦点是79万元不当得利，故本案应以主案由确认为不当得利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崔云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9110元，由崔云承担9495元，刘军承担961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700元，由崔云承担。
审判长 刘宏伟
审判员 邢剑影
审判员 王兴运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六日
书记员 王 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