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4）鄂民再申字第0004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武汉市海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号广源大厦**楼。
法定代表人：顾俊卫，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静，湖北多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国旅（武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东西湖大道特*号。
法定代表人：顾振德，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宇，上海中建中汇（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程露，上海中建中汇（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蹇松柏，男。
再审申请人武汉市海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外旅游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中国国旅（武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国旅公司）、原审第三人蹇松柏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15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
海外旅游公司申请再审称：（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二）一、二审判决采信证据错误。武汉国旅公司提供的海外旅游公司与日本CHI株式会社签订的协议书系复印件，且印章为伪造。一、二审法院在明知上述情形时，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违反了相关证据法律规定。此外，武汉国旅公司自行打印的出处不明、无法佐证的“海外旅游公司发布的2014年4月22日-4月27日武汉直飞日本全景六日游旅游线路组团信息”亦不能作为证据予以采信。（三）二审判决认定蹇松柏的包机行为系职务行为，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武汉国旅公司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包机的机位全部为海外旅游公司的游客所使用。事实上，还有其他旅游公司的游客包括武汉国旅公司的游客乘坐了包机。海外旅游公司虽然在“中国公民出国旅游团队名单表”上加盖了出入境公章并由周山签字，但其目的在于向湖北省旅游局备案，这与委托包机行为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2、海外旅游公司未与武汉国旅公司签订任何委托包机的书面合同，蹇松柏个人也承认其委托武汉国旅公司包机的行为是个人行为，与海外旅游公司无关。3、海外旅游公司虽从事赴日旅游业务，但其是通过向蹇松柏购买机位的方式接送游客出入境，而非包机。4、海外旅游公司与武汉国旅公司业务往来中均使用对公账户，即使海外旅游公司在与客户业务往来中存在个人账户代公司付款的情形，也只是例外，且需公司认可。一、二审认定蹇松柏通过个人账户及其掌控的工作人员刘娅、赵静账户支付至武汉国旅公司员工陶颀个人账户的1636900元系海外旅游公司支付给武汉国旅公司的包机款，缺乏事实依据。5、蹇松柏既不是海外旅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亦无海外旅游公司授权其委托武汉国旅公司包机，仅凭蹇松柏的副总身份不能认定蹇松柏的包机行为系职务行为。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向本院申请再审。
武汉国旅公司提交意见称：蹇松柏系海外旅游公司副总，负责该公司的日本旅游业务。武汉国旅公司基于蹇松柏的上述身份和对海外旅游公司的信赖，与蹇松柏洽谈日本包机业务，并实际履行了委托包机合同。海外旅游公司对外发布旅游线路组团广告并实际使用了包机的机位，并在每一班次包机的游客名单表上加盖了出境备案专用章，经周山签名确认。海外旅游公司的上述行为表明其对蹇松柏的包机行为是明知且实际认可的。故本案委托包机合同的主体应为海外旅游公司，海外旅游公司与蹇松柏的内部承包关系不能对抗第三人。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本院驳回海外旅游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查过程中，海外旅游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关于2012年包机情况的说明》。该说明由海外旅游公司的工作人员张春梅出具，拟证明武汉国旅公司胁迫蹇松柏与其补签书面委托包机合同，蹇松柏自认其包机行为为个人行为，与海外旅游公司无关。张春梅在质证过程中对该说明进行了解释，并接受了武汉国旅公司的质询。
证据二、蹇松柏、朱志芬、徐畅的个人名片。拟证明蹇松柏及其掌控的工作人员以“悠游假期”和“日本株式会社CHI海外旅行社”的名义对外从事业务活动。
证据三、付款通知1份、湖北东方国际旅行社确认件1份、担保函11份、武汉直航日本包机确认件36份，拟证明蹇松柏以“悠游假期”的名义进行日本包机业务，蹇松柏的行为未经海外旅游公司认可，与海外旅游公司无关；乘坐包机的还有其他旅行社的游客，包机并非全部为海外旅游公司的游客所使用。
证据四：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3）鄂江岸刑初字第741号刑事判决书，拟证明蹇松柏伪造海外旅游公司的公章的行为已经法律文书确认。
对以上证据，武汉国旅公司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认为证据一不属于再审新证据，且张春梅曾经的身份为海外旅游公司的内部职员，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不具备证明力。认为证据二不属于再审新证据，且来源可疑，真实性存疑，另“悠游假期”未在工商部门注册，仅为海外旅游公司旗下的品牌，并非与海外旅游公司毫无联系。认为证据三不属于再审新证据，且其若为传真件，应有电信部门的相应记录作为佐证，现海外旅游公司无法提供电信记录，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均存疑。此外，武汉国旅公司认可其曾将部分游客交给海外旅游公司，但这属两公司之间的销售关系，与包机无关。海外旅游公司与武汉国旅公司就此部分游客结算费用时，费用不仅包含机票，还包括游客在日本的吃、住、行等，这更说明使用包机的游客系海外旅游公司的游客。认为证据四是真实的，但武汉国旅公司对蹇松柏伪造印章的行为并不知情，该证据并不影响二审判决的实体处理。
对上述存在争议的证据，本院认为：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均属二审开庭前已客观存在的证据，海外旅游公司在一、二审审理过程中本可以提交上述证据，却未予提交。海外旅游公司主张，公安机关对蹇松柏就刑事案件进行侦查时，封存了证据二与证据三。但海外旅游公司在一、二审审理中并未申请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上述证据，亦未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举证期限。故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不应作为再审新证据予以采信。武汉国旅公司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证据四依法予以采信。
本院审查查明，2014年9月29日，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鄂江岸刑初字第0074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以下事实：“2011年期间，蹇松柏找人刻制了市海外公司印章一枚，使用该印章私自与日本CHI旅游公司等单位签订合同，收取订金，及其他客户的旅游保证金。”
本院认为，2010年海外旅游公司正式任命蹇松柏为副总经理，主要负责日本旅游业务。蹇松柏委托武汉国旅公司向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湖北分公司（以下简称南航湖北分公司）申请2012年3月至5月期间武汉至大阪、静冈的往返包机供海外旅游公司的赴日游客使用，属于其职权范围。武汉国旅公司在与蹇松柏商洽上述包机合作事宜时，亦是基于蹇松柏的上述身份才与其达成口头协议并实际履行了相应义务。由于武汉至日本静冈、大阪不能直航，直飞两地只能通过包机才能实现，蹇松柏委托武汉国旅公司向南航湖北分公司包机后，海外旅游公司官方网站对外公开发布了武汉直飞日本静冈、大阪旅游线路组团广告，进一步印证了海外旅游公司对蹇松柏的包机行为清楚并明知。从包机的实际使用情况来看，海外旅游公司向湖北省旅游局备案的出境游客名单表与南航湖北分公司的出票名单一致，且每一出境班次包机的游客名单表上均加盖了海外旅游公司的出境备案专用章，并经海外旅游公司在湖北省旅游局备案的另一位副总经理周山的签名确认，足以证明诉争包机航班均由海外旅游公司使用这一事实。海外旅游公司虽主张，武汉国旅公司自行打印的“海外旅游公司发布的2014年4月22日-4月27日武汉直飞日本全景六日游旅游线路组团信息”不能作为证据采信，但该旅游线路组团信息系海外旅游公司官方网站所发布，且与前述海外旅游公司实际使用的包机航班相互印证，故一审法院采信该证据并无不当。海外旅游公司还主张，诉争包机航班并非全由海外旅游公司的赴日团队所乘坐，但其在本次再审中提供的相应证据不属再审新证据，且即使认定其证据效力，亦不能达到海外旅游公司的证明目的。虽然海外旅游公司与蹇松柏均承认双方实质上系内部承包关系，但该内部承包关系并未对外进行公示，不具备对抗第三人的效力。蹇松柏与日本CHI株式会社于2012年3月22日签订的协议上加盖的海外旅游公司的公章虽系伪造，但武汉国旅公司对此并不知情，故上述事实并不影响一、二审判决的实体处理。在武汉国旅公司诉海外旅游公司另案中，海外旅游公司认可其工作人员赵静通过个人名下的银行卡向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武汉分公司支付票款的行为系代表公司的行为，武汉国旅公司在与南航湖北分公司的包机过程中，也使用了陶颀等人的私人账户支付相关款项。由此可见，双方均存在通过各自工作人员的私人账户进行公司间交易的行为，且此类行为在旅游行业中较为普遍，一、二审认定蹇松柏、刘娅、赵静通过个人账户支付至武汉国旅公司员工陶颀个人账户的1636900元系海外旅游公司支付给武汉国旅公司的包机款，是正确的。本案中，蹇松柏委托武汉国旅公司包机系代表海外旅游公司履行职务，委托包机合同的主体应为海外旅游公司与武汉国旅公司。
综上，海外旅游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武汉市海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金莉萍
代理审判员 陈 川
代理审判员 卫逊敏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张 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