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民终577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百得利之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八里庄街道五孔桥35号院29号。法定代表人：徐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源源，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思远，男，1990年12月3日出生，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住北京市东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玉清，男，1964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玉奎，男，1963年10月10日出生，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部战区军队人员，住北京市石景山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玉奎，男，1963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中国解放军中部战区政治部军队人员，住北京市石景山区。上诉人北京百得利之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得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赵玉清、赵玉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8民初93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百得利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涉案车辆销售价格为1743000元。依据《车辆认购单》，购车款为1598000元，加价提车，加价145000元，共计1743000元。依据赵玉奎自述及工商部门调查文件，涉案车辆价格为1743000元，没有其他标的物的交易，此种价格及交易行为系百得利公司自主、合法经营行为，并不违法。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赵玉奎为少缴纳车辆购置税要求百得利公司分开开票。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非法解除了部分合同内容。四、一审法院程序违法。赵玉奎未向法庭提交任何代理手续，也没有提交相关材料证明其与赵玉清之间存在亲属关系，不具备作为赵玉清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资格。一审法院在未履行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擅自增加赵玉清作为一审原告明显违反法定程序。赵玉奎并非本案适格原告，一审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赵玉奎的起诉，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赵玉奎的全部诉讼请求，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五、百得利公司与赵玉清订有书面仲裁协议，百得利公司在一审法院首次开庭前提交书面仲裁协议并申请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但一审法院以管辖权异议应于答辩期内提出为由，拒绝了百得利公司的申请，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六条的规定，以有书面仲裁协议为由对受理民事案件提出异议的时间为首次开庭前，故一审法院应裁定驳回起诉。赵玉清、赵玉奎共同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百得利公司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确凿，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赵玉清、赵玉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百得利公司归还强制赵玉清、赵玉奎购买不明汽车用品款项145000元。并判定百得利公司出售车辆存在欺诈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判令百得利公司多收款项返还赵玉清、赵玉奎所付汽车用品款，并三倍赔偿435000元；2.判令百得利公司归还非法侵占车辆售买人赵玉清的个人财务的购车原始发票，因一车两票，百得利公司提供的车辆保险票据不符，要求退还赵玉清一年保险费用36398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3月29日，赵玉清与百得利公司签订《车辆认购单》，载明赵玉清在百得利公司处购买梅赛德斯奔驰GL500车辆，车身颜色代码197，内饰颜色代码121，数量1，单价1598000元，底盘号：××，备注：加价提车。赵玉奎于2014年3月30日代赵玉清向百得利公司支付车款1598000元。同日，赵玉奎代赵玉清向百得利公司另行支付款项145000元。百得利公司收款后，向赵玉清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1张，载明“购车单位：赵玉清，车辆类型：越野车，厂牌型号：梅赛德斯-奔驰4663CC越野车汽油GL5004MATIC，产地：美国，价税合计：1598000元，销售单位：北京百得利之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等内容，此外，百得利公司向赵玉清开具北京增值税普通发票4张，载明的货物名称均为汽车用品。一审诉讼中，百得利公司表示未向赵玉清交付价值145000元的汽车用品，并称上述款项与1598000元共同构成实际车款，分开开具发票的目的系为了避税。赵玉清、赵玉奎对百得利公司的上述陈述提出异议。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当事人提交的有效证据，以及一审开庭笔录等。一审法院认为，依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车辆认购单》、付款记录等证据，可以认定赵玉清与百得利公司之间存在机动车买卖合同关系，该买卖合同关系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形式及内容均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按照双方签订的《车辆认购单》及购车发票，所显示的车辆价款均为1598000元，故百得利公司关于145000元属于车辆价款的一部分，性质属于加价的辩称，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且百得利公司自认其以汽车用品的名义开具145000元发票的目的系为了避税，该行为违反法律规定，该院不予支持，百得利公司应立即将相关款项返还赵玉清，故对于赵玉清的该项诉讼请求，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对于赵玉清主张百得利公司欺诈一节，因其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百得利公司存在欺诈行为，故对于赵玉清要求百得利公司支付三倍赔偿金435000元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对于赵玉清要求百得利公司退还保险费36398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对于百得利公司辩称赵玉奎并非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并非该案适格原告的辩称，该院认为，该案《车辆认购单》显示的购车人信息为赵玉清，与车辆发票显示的购车单位信息一致，赵玉奎虽实际支付了车辆价款，但应认定为赵玉奎代赵玉清支付购车款，不能认定其与赵玉清同为车辆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故对于百得利公司的该项辩称，该院依法予以采信。综上所述，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百得利公司返还赵玉清款项14500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赵玉清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赵玉奎对百得利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外，赵玉奎出示的《车辆认购单》原件备注仅载明：加价提车。2016年12月12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庭笔录载明：百得利公司于今日开庭时提交管辖异议申请，现已超过答辩期，本院不予受理，是否听清？百得利公司称听清了。上述事实，还有当事人在本院审理期间的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赵玉清与百得利公司之间签订的《车辆认购单》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综合赵玉清、赵玉奎与百得利公司一、二审诉辩主张，结合查明的事实，本案争议焦点为涉案车辆价款是1598000元还是1743000元。对此，本院认为，百得利公司虽称《车辆认购单》载明加价提车，加价145000元，但赵玉奎出示的《车辆认购单》原件仅载明加价提车，并未载明加价145000元，在百得利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有效证据推翻赵玉奎出示的《车辆认购单》原件的情况下，本院认定当事人之间达成的《车辆认购单》仅载明加价提车，并未载明加价145000元。百得利公司虽称145000元属于车辆价款的一部分，赵玉奎为少缴纳车辆购置税要求百得利公司分开开票，但赵玉奎对此予以否认，且为了避税而以汽车用品名义开具145000元发票的行为本身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百得利公司以其违法行为作为主张145000元为车辆价款的一部分的依据不应得到支持。百得利公司虽称赵玉奎曾自认145000元为车款的一部分，与赵玉奎、赵玉清当庭陈述及赵玉奎、赵玉清通过诉讼方式要求百得利公司退还不明汽车用品款项145000元不符，结合《车辆认购单》及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均载明车辆价款为1598000元、北京增值税普通发票货物名称均载明为汽车用品的事实，在百得利公司未向本院提交充足证据证明当事人曾就车辆价款为1743000元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确认涉案车辆价款为1598000元。经本院审查，赵玉清、赵玉奎均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并非一审法院擅自增加赵玉清为原告；赵玉清委托赵玉奎作为其诉讼代理人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并依法提交了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材料，故百得利公司关于一审法院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因赵玉奎并非涉案车辆买卖合同的主体，一审法院据此判决驳回了赵玉奎对百得利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不持异议，故百得利公司关于一审法院应裁定驳回赵玉奎的起诉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在人民法院首次开庭前，被告以有书面仲裁协议为由对受理民事案件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审查。”百得利公司虽称其在一审法院首次开庭前提交书面仲裁协议并申请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但依据一审法院庭审笔录记载，百得利公司未明确表示提出管辖权异议系因有书面仲裁协议，且百得利公司提交管辖权异议申请的时间为开庭时，并非在首次开庭前，故百得利公司该抗辩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百得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200元，由北京百得利之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杜卫红审 判 员 刘 慧审 判 员 邵 普二〇一八年九月五日法官助理 杨颜金书 记 员 康 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