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云26民终2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曹某，女，汉族，1990年7月8日生，云南省文山市人，初中文化，住文山市平坝镇者安村民委小坝子村，现住文山市。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某，男，汉族，2012年11月3日生，云南省文山市人，住文山市。法定代理人：曹某，系何某母亲。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德友，男，汉族，1965年9月6日生，云南省文山市人，初中文化，住文山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朱举娥，女，汉族，1966年9月18日生，云南省文山市人，小学文化，住文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江、赵晓青，云南鼎祥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杰，男，壮族，1984年11月25日生，云南省文山市人，初中文化，住。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家攀，云南圆和圆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上诉人曹某、何某、何德友、朱举娥因与被上诉人王杰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文山市人民法院（2017）云2601民初41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5月3日、5月25日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法庭调查、调解，上诉人曹某、何某、何德友、朱举娥及其他们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刘江、赵晓青，被上诉人王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家攀共到庭参与法庭调查、调解，调解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曹某、何某、何德友、朱举娥上诉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三）项之规定，查清本案事实后撤销原判决，并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本案一审判决认定受害人何云贵的相关经济损失赔偿按农村居民计算，完全错误。本案受害人何云贵于2013年10月就离开了文山市平坝镇者安村，前往文山市城区务工，收入来源一直来源于城镇并非农村，也一直在文山市城区生活，且自2014年1月起，何云贵夫妻俩固定租住在文山市，直到受害人何云贵死亡。何云贵到城镇连续工作、居住、生活达四年以上，应当按照城镇居民计算。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文山中心支公司给付的10万元不应当进行抵扣。保险公司赔付的系驾驶人座位险，系保险公司的赔付，并且没有赔付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因此不应抵扣被上诉人王杰应当赔偿因何云贵死亡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该笔赔偿属于受害人何云贵死亡的人身保险赔偿，不能因此减轻被上诉人王杰的赔偿责任。一审判决错误判决没有支持原告提出的精神抚慰金。何云贵在提供该次帮工中死亡，给原告四人造成极大精神损害，故在本案中上诉人请求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当得到支持。王杰答辩称：一审认定何云贵与王杰间属于帮工关系存在不当之处，双方应为雇佣关系。何云贵系王杰通过罗猛介绍后临时安排为王杰开车，双方口头约定了报酬，何云贵是在答辩人的监督和控制下进行劳务活动，双方应为雇佣关系而非帮工关系。本案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划分责任，王杰在此次雇佣过程中不存在任何过错责任，依法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何云贵在驾驶车辆时持有“B2”类机动车驾驶证，未饮酒，事故发生时所驾车辆的转向系、制动系、照明信号装置功能有效，发生交通事故，是何云贵本人操作不当发生的交通事故，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曹某等主张何云贵相关损失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无证据支持。至一审辩论终结前，曹某等提供的所有证据不能证明何云贵的经济收入来源于城镇，二审提交的两份证明只能证明何云贵在城镇居住，不能证明其收入主要来源于城镇。保险公司支付的10万元保险赔偿应当予以抵扣。何云贵系单方肇事，故车上人员的伤亡只有座位险可以理赔，其他保险不符合理赔条件。座位险是王杰交清保费后获得的最高保额，是为了保障车上人员遭受人身伤亡后，能够得到保险赔偿，从而减轻自身赔付责任购买的险种。曹某等提出的精神抚慰金不应得到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应已经包含了精神抚慰金，况且该事故是何云贵自身原因造成的，应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因此请求精神抚慰金于情于理无依据。曹某、何某、何德友、朱举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决王杰赔偿因何云贵死亡所产生的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共计832715元；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王杰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何云贵生于1988年11月12日，在2016年12月6日的交通事故中死亡。曹某、何某、何德友、朱举娥分别系何云贵的妻子、儿子、父亲、母亲。2016年12月6日，何云贵受王杰的安排，驾驶王杰所有的云Ｈ×××××号小型普通客车（载邓世荣、冯君、谢建萍、王海丽）由文山驶往砚山方向，00时10分许，行至以河线K231+300M路段时，其所驾驶的车辆侧滑后驶入道路左侧的路坎下，造成何云贵受伤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乘车人邓世荣、冯君受伤及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经砚山县公安局交通警察一大队《砚一公交认字[2016]第00066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何云贵驾驶机动车夜间在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行驶未降低行驶速度，是造成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认定由何云贵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邓世荣、冯君不承担此事故的责任。王杰所有的云Ｈ×××××号车经云南云通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云通司鉴中心[2016]车鉴字第09234号车辆技术鉴定意见书），该车损坏变形部件呈新鲜碰撞痕迹，均因事故碰撞所致，发生事故时转向系、制动系、照明信号装置部件齐全，连接完好，功能有效，主要性能符合GB7258-2012及GB/T18344-2001中的相关技术要求。事故发生后，王杰承担了何云贵丧葬费2万元（支付给何云贵亲属），因云Ｈ×××××号车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文山中心支公司投保限额为10万元的驾驶人座位险，该保险公司已给付10万保险金给何云贵亲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告主张其亲属何云贵系王杰的雇员，但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王杰自认事发当天系其喊何云贵驾驶其车辆去昆明帮其接朋友到文山，故认定王杰与何云贵之间是帮工关系，王杰作为被帮工人，应对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何云贵亲属因何云贵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为：1.丧葬费39452元；2.死亡赔偿金180400元（9020元/年×20年）；3.被抚养人生活费：47651.50元[7331元/年×（18-5）÷2]；合计267503.50元。上述何云贵亲属的经济损失，由王杰承担，王杰已经支付的2万元和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文山中心支公司已给付的10万元保险金，应扣抵，故王杰应再赔偿何云贵经济损失147503.50元。四原告诉请的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不予支持。四原告关于应按城镇居民计算本案经济损失的主张，因四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不予支持。王杰关于其与何云贵系帮工关系的辩解，本院予以采纳；关于其不应承担何云贵亲属经济损失的辩解，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王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曹某、何某、何德友、朱举娥经损失147503.50元。二、驳回曹某、何某、何德友、朱举娥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130元，由曹某、何某、何德友、朱举娥负担9982元，由王杰负担2148元。本案二审中，除曹某等提出，一审遗漏认定何云贵生前于2013年后就在文山城区务工并租房居住生活直至死亡的事实外，其余一审认定的本案法律事实，双方均未提出异议，对一审认定的本案法律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曹某等人为证明二审主张的上述事实，除一审提交了《租房协议》1份、证明1份、营业执照1份外，二审庭审中又补充提交了《证明》2份。王杰的委托代理人质证认为，对一审提交的以上证据材料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不能证明举证观点；对二审中补充提交的2份《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属于新证据，且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证明举证观点。本院认为，王杰对曹某等一审提交的证据材料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未提供相反证据证明；曹某一审提交的2014年1月2日与古云生签订的《租房协议》系原件，与他们二审提交的文山市开化街道西山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能够相互印证，证明曹某、何云贵于2014年1月起至2016年12月租住在文山市的事实；曹某一审提交的文山市宏伟不锈钢加工店《营业执照》及该店经营者杨小斌出具的《证明》及二审提交的文山市平坝镇者安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能够相互印证，证明何云贵20**年10月离开居住地到文山务工，于2014年3月至2016年6月间，在文山市宏伟不锈钢加工店工作的事实。另，本案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认可，何云贵发生交通事故当天是受王杰的雇请，驾车从昆明接人到文山，后应乘车人之请又从文山到砚山，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如本次的临时雇请，双方之前曾有过几次，该事实也得到了一审出庭证人罗猛的证实，应当得到采信。综合以上分析与认定，除确认一审认定的本案法律事实外，本院二审认定如下事实：何云贵于2013年10月到文山务工，于2014年1月2日至2016年12月租住在文山市；于2014年3月至2016年6月间，在文山市宏伟不锈钢加工店工作。2016年12月5日，何云贵受王杰的临时雇请，按王杰的安排驾驶王杰的车辆接送乘车人。综合各方当事人诉辩主张，本案二审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主要是：1.何云贵的相关经济损失应按何标准计算？2.保险公司赔付的10万元驾驶人座位险赔偿金应否抵扣王杰在本案中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3.曹某等人主张的精神抚慰金应否支持？关于何云贵的相关经济损失应按何标准计算的争议。本院认为，何云贵生前已从农村到文山城区务工，并租房居住在文山城区近三年，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何云贵的经济损失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关于保险公司赔付的10万元驾驶人座位险赔偿金应否抵扣王杰在本案中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的争议。本院认为，何云贵的亲属在何云贵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后，依据王杰与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获得的保险赔偿，与其亲属依据何云贵与王杰间存在劳务关系，依法请求由雇主承担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损害的赔偿，是不同的两个法律关系，法律并没有禁止公民在遭受人身侵害时获得多方赔偿，因此何云贵的亲属可以依据不同的法律关系，向赔偿义务人请求获得赔偿。王杰投保的驾驶人座位险，属于人身保险，并且是不特定人的人身保险，其在投保该险种时并未指定受益人，也不能指定受益人，该保险的赔偿金应当由发生交通事故时的驾驶员获得，驾驶员死亡时由其亲属获得赔偿金，从该角度理解，驾驶人座位险赔偿金的受益人某种程度上又为特定的人，即发生交通事故时的驾驶员或驾驶员的亲属。只有当投保人是事故时的驾驶员时，该赔偿金才应赔付给投保人。本案事故发生时，驾驶员是何云贵，其死亡，因此该保险赔偿金应当赔付给其的亲属，受益人并非王杰，其请求以此赔偿金抵扣其对何云贵亲属的赔偿责任无合法依据，不能成立。关于曹某等人主张的精神抚慰金应否支持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何云贵受雇为王杰驾车，是在从雇佣活动中遭受的损害，但损害事实的发生是因何云贵操作不当引发，其对自身遭受的损害负有主要过错，雇主王杰在选任驾驶人员进行长途驾驶及对受雇佣人员安全驾驶教育上存在疏忽的过错，应承担次要责任，根据本案实际，本院确定由王杰承担30%的责任，何云贵自行承担70%的责任。因王杰在本案中不存在非法侵害何云贵的故意，也不应承担事故发生的主要责任，因此，其亲属曹某等人请求王杰赔偿精神抚慰金不符合《最高人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及第三条规定的条件，不应得到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基本事实清楚，但未认定何云贵长期在城镇打工居住及受王杰雇佣驾车的事实不当，本院予以补充认定。一审认定王杰与何云贵间属于义务帮工关系不当，因此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判处不当，本院根据查明事实认定双方属雇佣关系，依法作出改判。曹某等上诉主张何云贵的损失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及所获得的驾驶人座位险赔偿金10万元不应折抵王杰的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但请求赔偿精神抚慰金无合法依据不予支持，根据二审认定事实，何云贵死亡造成的损失应当计算为：1.丧葬费39452元；2.死亡赔偿金572220元（28611元/年×20年）；3.被抚养人生活费121043元[18622元/年×（18-5）÷2]；合计732715元。根据各自过错，由王杰承担30%的赔偿责任，即219814.50元，扣除王杰先行支付给曹某等人的丧葬费20000元，王杰实际还应赔偿199814.5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文山市人民法院（2017)云2601民初4144号民事判决；二、由王杰于收到本判决后三十日内一次性赔偿给曹某、何某、何德友、朱举娥因何云贵死亡造成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等经济损失199814.50元（已扣除王杰先行支付的丧葬费20000元）；三、驳回曹某、何某、何德友、朱举娥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案件受理费12130元，由王杰负担2911元，由曹某、何某、何德友、朱举娥共同负担9219元；一审案件受理费12130元，参照二审比例负担，由王杰负担2911元，由曹某、何某、何德友、朱举娥共同负担921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书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如果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若义务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权利人可在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二年内向云南省文山市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审判长  邹祖俊审判员  张 祺审判员  曾志萍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黄雅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