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湘03民终64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彭文生，男，1960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泸溪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彭九莲，女，1962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芦溪县。
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某2，男，1985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湘潭市岳塘区。系彭文生、彭九莲的女婿。
上诉人（原审原告）：谭某2，男，1985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湘潭市岳塘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谭某1，女，2015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湘潭市岳塘区。
法定代理人：谭某2，男，1985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湘潭市岳塘区。系谭某1之父。
上诉人（原审被告）：湘潭市第五人民医院，住所地湘潭市雨湖区北二环路**号。
法定代表人：黄学杰，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军辉，男，1974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系该院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贺妞，湖南众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彭文生、彭九莲、谭某2、谭某1与上诉人湘潭市第五人民医院（以下简称五医院）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2017）湘0302民初27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彭文生、彭九莲、谭某2、谭某1上诉请求：1.撤销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2017）湘0302民初2775号民事判决，依据事实证据，依法依规改判；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不认同一审法院认定的：“杨阳是在何琼医生带教下协助何琼医生进行治疗、诊断工作”。理由有:1.整个病案病历中均无“何琼”医生亲笔签名，不存在何琼带教杨阳的情况，且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已经否认了何琼参与对患者彭某的诊疗。2.在病案病历中，所有“杨阳”医生的签名均为独立签名。《医学教育暂行管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临床实践过程中产生的有关诊疗的文字材料必须经临床带教教师或指导医师审核签名后才能作为正式医疗文件。”3.患者有选择医生的权利，在五医院提供的《湘潭市第五人民医院入院患者医患谈话记录》中诊断结论为分裂样精神疾病，主管医师签名为：杨阳。这份谈话记录是患者与医疗机构签署的一份合同协议，这份协议明确了患者的治疗方案、措施，用药以及给患者治疗的主治医师就是杨阳。也就是说患者（家属）已经和医疗机构约定了杨阳作为患者的主管医师。既然是主管医师，那么未必还有主主管医师？4.杨阳当时未取得执业医师资格，参与对患者的诊治必须征得患者以及患者家属的同意。《医学教育暂行管理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在安排和指导临床实践活动开始前，应尽到告知义务并得到相关患者的同意。”5.根据《执业医师法》第十四条规定，“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不得从事医师执业活动。”《湘潭市第五人民医院心理治疗记录单》医师签名：杨阳；《湘潭市第五人民医院抗精神药物治疗检测记录单》使用抗精神类药物，医师两个签名均为：杨阳。并无其他医师签名，属于杨阳独立操作，独立进行的医师执业活动。6.五医院明明知道杨阳非精神科医师，甚至没有执业医师证，而杨阳对自己的行医资质应该是心知肚明的。而且，杨阳医生的违法行医非临时性的，而是持续性的，参与精神诊断，抗××药物治疗，认知治疗等等。上诉人认为病案记录不完整。上诉人在一审取证阶段提供了医院提供的关于患者的所有病案记录的复印件，在庭审过程中又得到了双方的质证,确认我方所提供的病案记录是患者的全部病案记录。这份书证证明的是五医院的病案记录不全，主要有几个方面：1.无病程记录。2.无疾病诊断书。3.无抢救记录。均不符合《病历书写规范》。一审判决书中并没有就这一事实做说明。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中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从而否认上诉人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是错误的，因为本案的案由是医疗服务合同案，《合同法》里规定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竞合，上诉人主张的是违约责任，追偿的是违约之债，而不是侵权。违约之债适用“完全赔偿原则”，上诉人在庭审中已经说明了是参照湖南省2017年交通事故赔偿办法进行赔偿。也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因为这条解释只适用侵权，不适用违约责任。可以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二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的，应当支付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以及由死者生前扶养的人所必须的生活费等费用”。根据《湖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湖南省内的所有医疗机构都属于经营者，不管其是否具有公益性质。在一审判决书中所附法律条文也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但判决书中并没有依据此条款进行判决。上诉人已经否认了患者死亡的原因是“自缢”或者“自杀”，并且提供了公安机关的相关证据，雨湖区广场派出所出警记录以及先锋派出所《彭某死亡案》卷宗证明，彭某死亡一案公安机关正在侦查中，死亡原因不明。没有证据表明患者有自杀或者自缢行为。上诉人认为不能因为医疗机构公益性质而减免责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为杨阳医生并无医师资质，所以上诉人否认其对患者做出的任何疾病诊断结论。上诉人否认家属同意医院对患者进行封闭式治疗，家属只同意入院治疗，但并没有同意进行封闭式治疗。封闭式治疗是在医院未通知家属，也未征得家属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五医院对家属探视病人有严格的时间限定。既然是女儿患重病，家属不可能冷血到不去医院陪护病人，而确实是五医院拒绝家属进行陪护。另外一起黄思达案也是如此，如果不是医院拒绝陪护，母亲怎么可能不去陪护重病的子女？父母不去医院陪护和照顾自己的孩子本身就不符合常识和逻辑。所以一审法院认为父母主观上不去医院陪护自己的孩子，未尽到相应的注意、陪护义务是不对的。医院虽然不是监护人，但负有监护职责，医院应对患者的生活料理、人身安全等方面予以保障。因为实行封闭治疗和管理，除了医院方面，其他单位和个人(包括监护人）均无法接触病人，不具备对病人实际监护的条件，医院既然同意接受病人入院，就意味着同意承担必要的、原来由监护人承担但因病人入院后无法承担的监护责任。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没有对视频证据进行充分说明，该证据证明的是值班医生逃岗回家睡觉的事实和医务人员没有尽到护理义务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也就是说，如果五医院作为履行合同义务的一方，不能够证明自己正确的完全的履行了合同的义务，那么就应该要承担责任。上诉人认为对患者彭某的精神疾病诊断缺乏依据，没有根据《精神疾病诊断规范》要求进行。而且五医院周泽慧医生签名的《心理测试总体报告》显示彭某各项心理均正常。其报告中有：其逻辑推理、学习能力、判断力、和行为能力等均正常，建议无抑郁状态。既然无心理问题，怎么可能有精神疾病？而且一审法院认定患者是因为××才去医院是错误的，患者无××史。请求法院根据事实，适用正确的法律依据判决。按照湖南省湘潭市2016年统计数据计算因彭某受伤急救后死亡而造成的损失：1.死亡赔偿金：31607元/年*20年=632140元；2.扶养费：22665元/年*18年/2=203985元；3.丧葬费：58241元/年/12*6个月=25872元；4.医疗费：105515元；5.住院伙食补助费：50元/天*12天=600元；合计968112元。上诉人特提出上诉请求，为了正确适用法律，依法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二审法院对本案依法改判。
湘潭市第五人民医院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杨阳是在何琼医生带教下协助何琼医生进行治疗、诊疗工作正确。彭文生等人自行提供的门诊病历可以清楚的证明，2016年5月12日，精神科何琼主治医师对彭文生陪同来就医的彭某进行接诊。《精神疾病患者入院告知书》也明确告知了死者家属彭文生，彭某的主管医生是何琼，彭文生签字表示确认。五医院也提供了入院记录、长期医嘱单等证据证实了彭某的主治医生就是何琼。彭文生等人对此知晓并认可，并非彭文生等人所称整个病历中无何琼医生亲笔签名。双方也并未约定杨阳为彭某的主治医生，《湘潭市第五人民医院入院患者医患谈话记录》、《精神疾病住院治疗知情同意书》系何琼主治医生对患者进行诊断后，在何琼医生的带教下，杨阳医生对于彭某的相关病情、以及监护责任、医疗风险等予以告知，并非作为主治医生安排和指导临床实践活动，不需要征得患者及家属的同意。同时，杨阳医生于2014年12月31日就已经获得了由国家卫生计生委统一发放的国家医师资格证，充分说明杨阳不是非法行医，且具有独立从事医疗活动的技术能力。杨阳医生的专业类别虽然为临床医学，但是这并不代表其不能从事精神疾病的治疗，广义的内科学包含精神医学等非用外科手术治疗之专科，而内科学是临床医学的一个专科，是其他临床医学的基础，故杨阳在何琼主治医生的带教下进行工作、并给予相关记录符合《精神卫生法》和《执业医师法》。杨阳医生独立签名也未违反《医学教育暂行管理条例》，根据规定，只有在临床实践过程中产生的有关诊疗的文字材料才必须经带教老师审核签名后才能作为正式的医疗文件，而《抗××药物治疗检测记录单》、《湘潭市第五人民医院心理治疗记录单》，仅仅是杨阳医生在何琼医生进行治疗和检测后对患者有无药物反应等进行记录，并非进行诊疗处方，故不需要两人签名。并且，彭某是自缢身亡，而非因为杨阳医生的医疗行为导致，两者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彭文生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二、彭文生等人通过自己提交的病案资料反推五医院病案记录不全没有事实依据，五医院在一审中就另外提供了彭某的医嘱等资料，疾病诊断书并非必须出具的证明，抢救也不属于五医院精神护理治疗范围，且关于抢救的记录也在出院记录中详细予以了记载，彭文生等人称病案记录均不符合《病历书写规范》与事实不符。三、五医院认为本案既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支持彭文生等人主张的死亡赔偿金，更不能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支持上诉人主张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上诉人依据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二条主张被抚养人生活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死者彭某系利用自己的贴身衣物上吊自杀，并非五医院提供的药品和医疗服务造成其死亡，如彭文生等人认为五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然而上诉人在提出鉴定申请后又予以撤销，应当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五医院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并且，根据2014年3月15日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人身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也不存在上诉人称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四、彭文生等人在彭某发生行为冲动、拿头撞墙、拿刀欲自杀等难以管理的情形下，为求系统治疗才到五医院就诊，彭文生签署了《精神疾病住院治疗知情同意书》，同意医师按医学常规选择心理治疗及其他诊疗等综合治疗，彭文生等人称只同意入院治疗未同意封闭式治疗与事实不符。并且，虽然实行的是封闭治疗，但是探视与监护有着本质区别，五医院只对探视有时间规定，对于情况特殊的病人会要求家属及监护人留院陪护，对于具有严重自杀倾向的彭某，五医院就做了相应要求，并向彭文生进行了明确告知，彭文生签字确认，却拒不履行监护义务，反而认为五医院拒绝监护人进行陪护，完全是颠倒是非。五、彭文生等拒不进行陪护，亦不请人陪护，才是真正没有尽到监护和陪护义务。五医院对住院病人和病房的管理是严格、合法的，履行了相应的注意义务：1.入院有提示；2.监护有加强；3.管理有制度、医疗有巡逻，如此等等，一应俱全。五医院并非护理机构，且值班护士按规定进行了巡查，彭文生等认为五医院没有尽到护理义务与事实不符。六、五医院对于彭某的精神疾病诊断合理合规，《心理测试总体报告》仅仅是检查的一个项目，五医院结合患者心电图数据、图形报告、心理疾病专家诊断系统报告单、植物神经功能检查等进行综合分析后进行的诊断，并无不合理。七、本案系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彭文生等人却按照侵权之诉的赔偿标准要求计算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八、彭文生等人未能举证证明五医院存在有违反约定义务或者法定义务的违约行为，也不能证明五医院的违约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五医院不应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综上，彭某的死亡本身就是一个意外事件，并且，本案上诉人未依约尽到监护职责，应当自行承担监护不力的全部责任。五医院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湘潭市第五人民医院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湘0302民初277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缺乏事实依据。一审判决无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法治原则和“调整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的协议”之合同基本概念，肆意强加我国法律对某一项民事权利给予了特殊保护的想当然理论，并以此来妄断本案一个普通医疗服务合同当事人双方之间自愿签订《住院治疗知情同意书》、《家属及监护人留院陪护协议书》、《精神疾病患者入院告知书》的明确约定为无效。如此，既无事实依据，亦无法律依据，其认定是错误的。一审法院以与本案无关的其他患者前一日上吊自杀的事件推断上诉人违反合同约定义务，并认为上诉人理应对病人负有特殊的注意义务均毫无事实依据。另一案件的死者系用家属送来带有裤带的裤子上吊自杀，其直接原因是死者的故意，间接原因是家属的监护失职，拒不陪护且无视上诉人的管理规定，将带有裤带的裤子自行交给患者导致其死亡，其死亡结果与上诉人的诊疗行为无关。一审法院不能片面分析。本案彭某死亡结果的直接原因是受害人用自己的贴身衣物上吊自杀，是受害人的故意行为，其间接原因完全是死者监护人的监护失职。作为死者的父母及丈夫，是法定监护人，但其在送入院后，既不留人自行陪护，亦不请托护工进行陪护，是典型的故意行为，也严重违反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约定，被上诉人应当自行承担违约责任。二、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本案系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彭某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其利用自己的内裤上吊自杀，而与上诉人的诊疗行为并无关系，被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上诉人有违反约定义务或者法定义务的违约行为，也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违约行为与损失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不能要求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一审法院明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0条“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在××院治疗的××人，受到伤害或者给他人造成损害，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适当给予赔偿。”无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相关协议，即医疗服务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却将举证责任倒置到上诉人一方，认为上诉人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已经尽到了高度的注意义务，明显偏袒被上诉人。同时，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违约之诉不能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一）致人残疾的，为残疾赔偿金；（二）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三）其他损害情形的精神抚慰金。”即死亡赔偿金亦属于精神损害抚慰金范畴，一审法院认定死亡赔偿金并非精神损害抚慰金之范畴没有法律依据。趋利，人之本能，如此判决，其示范性将给所有医院的正常秩序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凡是绝症和重度××患者、甚至老年痴呆等，都可能被其亲人一窝蜂的送去医院进行跳楼上吊等各式各样的自杀，如此，最终损害的将是全中国人民的基本健康医疗保障体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明显偏袒被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彭文生、彭九莲、谭某2、谭某1等人辩称：一审法院认定医疗机构和患者签订的《住院治疗知情同意书》、《家属及监护人留院陪护协议书》无效是符合法律法规的。所以这两份协议里约定的由患者家属入院陪护的约定自然也是无效的。不可能协议无效，但协议里约定的内容单独有效。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家属对封闭式治疗中的患者有进行陪护、照看的监护职责是错误的。由医疗机构提供的入院协议书上，写明了患者家属需入院陪护且约定患者入院以后的一切后果由患者家属承担，这种带有约定患者死亡而医疗机构免责的格式化条款是不平等的，患者家属不签署意味着不能正常入院治疗，所以该协议内容是无效的，而且是法律规定属于无效的条款。但《××患者入院告知书》中并未约定“如患者发生自伤，自杀……，概由监护人承担全部责任”类似的不平等格式条款，该份告知书存在于病案记录中，属于有效约定，对方对探视制度进行了约定，第二条：探视制度：“为了让患者安心接受治疗，一般入院前10天应避免探视，在此期间患者家属通过电话了解患者有关情况，亲友探视时间：每天14:30—17:00，非探视时间请勿探视”。彭文生等人认为该《××患者入院告知书》就是患者和医疗机构之间监护职责转移的约定，该约定合法有效。彭文生等人二审提交了补充证据，上诉人湘潭市精神卫生中心与被上诉人王立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二审民事判决书及其生效判决所依据的事实—即医疗机构承担全部监护职责的事实。在王立案中，认定该事实客观存在的证据就是《××患者入院告知书》，在二审中，彭文生等人已经向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调取。我方主张医疗机构负担全部的监护职责的协议也是《××患者入院告知书》，该份告知书明确约定了家属探视的时间，已经约定了家属在病人入院前10日不得探视的硬性规定。所以，彭文生等人已经和医疗机构达成了患者入院以后监护职责全部转移的陪护协议。一审法院根据其他患者前一日上吊自杀推断五医院违反合同约定义务，并且在诊疗过程中应该要承担特殊的注意义务是正确的。因为经营者发现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有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危险的，应当立即向有关行政部门报告和告知消费者，并采取停止服务。在本案中，五医院主张患者彭某系在卫生间洗澡水管上自缢，然而事发前一日五医院就有患者黄思达以同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所以医疗机构有责任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报告行政部门和告知消费者，以及停止某些服务来规避危险的发生。本案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属于特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调整的范围。××人的入院治疗，接受的非一般疾病入院治疗所要求的诊疗服务，更多的是护理和照看的监护服务。这种特殊的护理、照看监护职责始终贯穿于××人整个诊疗活动中，与治疗活动密不可分。对于丧失行为能力的患者来说，医疗机构不可能仅仅只为其提供诊疗服务。五医院认为患者自杀是故意的，这种认定是荒唐的，因为五医院的病案记录中明确记载患者彭某系无认知能力人，重度××患者，既然无认知力，又怎么会有主观故意？患者彭某在五医院治疗期间受重伤，并没有证据证明其是自杀或者自缢，该事实主张应由五医院承担举证责任，彭文生等人主张患者彭某受重伤原因不明，依据就是湘潭市雨湖区先锋派出所出示的《彭某死亡案》卷宗。所以彭文生等人不同意一审法院认定自缢的事实，也不同意五医院认定的患者自缢自杀的事实。死者彭某的父母和丈夫是法定监护人，但对于无民事能力的××患者来说，监护职责分法定监护职责和约定监护职责，天下哪里父母不心疼儿女的，故意不去医院陪护亲生子女。所以，五医院主张的患者父母故意不去医院陪护生病的女儿，不符合民法基本原则“公序良俗”精神，也不符合众所周知的事实。医患双方对患者封闭化治疗的事实不存在争议，但患者封闭式治疗的措施是对患者人身自由权的限制，无论是有行为能力或者无行为能力的人，人身自由权是受法律保护的最基本的权利，未经患者监护人书面同意，医疗机构不能私自对患者进行剥夺人身自由权的特殊治疗。所以医疗机构对患者的封闭式治疗，在事实上需要承担全部的监护职责。家属是否同意进行封闭治疗，履行医疗服务的医疗机构负有举证责任，医疗服务合同应该依据合同或者约定进行，逾越医疗服务合同强加给患者的封闭式治疗是违法行为。彭文生等人一直主张的是同意入院治疗，不主张签署同意封闭治疗。由于一审判决没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0条，“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在××院治疗的××人，受到伤害或者给他人造成损害，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适当予以赔偿。”彭文生等人支持该法律法规对本案的适用。并且认为根据该规定，五医院应该要承担赔偿责任，而一审判决书应当引用该法律法规。虽然彭文生等人不认可一审法院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判决，但不同意五医院“违约之诉不能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的观点。本案二审中，答辩人没有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答辩人对一审中适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同样持反对态度，该解释明确指出仅适用侵权纠纷，不适用违约之诉的合同纠纷。彭文生等人反对“趋利，人之本能”的观点，人之本能为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才是中华的传统美德，推己及人，莫以小人之心度之。送患病的亲人就医为善，医者违约滥治为恶。秉公执法为善，滥用职权为恶。总之，彭文生等人主张《住院治疗知情同意书》、《家属及监护人留院陪护协议书》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但《××患者入院告知书》有效，一审法院对该事实认定错误。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五医院应该要承担特殊的照顾和高度注意义务的认定结论，彭文生等人表示认可。彭文生等人不认可一审法院认定患者系自杀自缢的事实，也不认可一审法院认定的患者父母故意不去医院陪护患者的事实，反对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彭文生、彭九莲、谭某2、谭某1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四原告各项损失共计978,392元（其中：死亡赔偿金632,140元、扶养费203,985元、丧葬费25,872元、医疗费105,51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3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护理费3380元）；2.判令由被告负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彭某（已去世，系原告彭文生、彭九莲的女儿、原告谭某2的妻子、原告谭某1的母亲）因患精神疾病于2016年5月12日被家人送至被告处精神科住院治疗，经诊断为分裂情感障碍-
抑郁相。入院记录并有记载“主诉：急起疑人监视，行为乱，易激惹，睡眠差，并自杀倾向30天。……补充说明：有严重的自杀行为”等。彭某入院时，原告彭文生在被告五医院印制的“精神疾病住院治疗知情同意书”上签字，“知情同意书”第3条写明：“凡愿住本科治疗的××患者均需由其监护人护送入科，并每天留有24小时陪护负责监护患者人身安全及个人生活料理，……如患者发生自伤、自杀、……，概由监护人承担全部责任。医务人员只承担医疗护理职责，而不承担监护责任”。原告彭文生并在被告五医院印制的“家属及监护人留院陪护协议书”上签字，陪护协议书写明：“因××病房特殊原因，患者易发生1.自杀自残，……院方要求家属及监护人留院陪护，如发生上述意外伤害情况需要转院治疗或其他治疗需要等，均由家属负责，与院方无关”。2016年5月14日7时左右，发现彭某在病房卫生间的水龙头上用自己的贴身衣服上吊自杀，后被告医院就地进行急救，并拨打了“120”，后于当日8时52分转院到湘潭市中心医院紧急救治。经湘潭市中心医院抢救无效，彭某于2016年5月26日14时40分死亡。湘潭市中心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显示死亡原因为：呼吸循环衰竭。彭某在湘潭市中心医院住院期间共计开支医疗费105,515.07元，原告已预交40,000元，尚欠湘潭市中心医院医疗费65,515.07元。
另查明，1.在彭某上吊自缢的前一日即2016年5月13日4时许，被告医院的另一住院患者黄思达在被告医院的病房卫生间水龙头上上吊自杀，后经抢救无效死亡；2.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四原告向法院申请对彭某诊断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进行司法鉴定，但在本案开庭时又当庭申请撤回鉴定申请。3.彭某在被告处住院治疗时，其主治医生为何琼，杨阳是在何琼医生的带教下协助何琼医生进行诊治活动；同时，杨阳已于2014年12月31日取得国家医师职业资格证书。4.彭某自缢当时及前一晚，原告及其家属未在病房进行陪护，也未聘请或安排其他人员进行陪护。
综合查明的事实，法院确认四原告因彭某死亡而造成的损失如下：1.死亡赔偿金，原告主张31,607元/年×20年=632,140元；但根据湖南省统计局提供的2016年度数据，法院将该项费用计算为31,284元/年×20年=625,680元，对超出该金额的部分，法院不予支持。2.被扶养人生活费，即原告谭某1（系死者彭某的女儿，事发时尚未年满1周岁）的生活费按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为21,420元/年×17年零5个月÷2=187,425元，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的规定，该被扶养人生活费应计入死亡赔偿金，故不应另行计算。3.丧葬费，原告主张25,872元，未超过相关法律规定标准，法院予以支持。4.医疗费，原告主张105,515元，经审查，死者彭某生前在湘潭市中心医院抢救共发生医疗费105,515.07元，该费用虽只支付40，000元，未全部结清，但该欠付费用确要由原告支付，故对该医疗费105,515元法院予以支持。5.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主张100元／天，共计1300元，原告的主张超过了相关标准，法院支持按50元/天标准计算，住院12天，共计600元；6.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主张1000元，因本案原告请求被告承担医疗服务合同的违约责任，原告的该精神损害抚慰金主张不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同时，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要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等六方面情况确定，本案中，被告五医院过错表现为过失，过错程度不高，且被告五医院作为公益单位，获利不高，承担经济责任的能力不高，加之彭某系自杀，故对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7.误工费，原告主张按照300元/天，计算13天，合计3900元。本案中，彭某系因发生精神障碍而被家人送至被告处进行治疗，之后又因自缢而被送至湘潭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而非被告或者其他人侵权所致，不存在误工的实际情况，法院对该项费用不予支持。8.护理费，原告主张按照260元/天，计算13天，合计3380元。本案中，彭某在被告处自缢后被送至湘潭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在此治疗期间，彭某均在重症监护室，不需要护理人员进行护理，法院对该项费用不予支持。以上损失共计757,667元。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对彭某在被告处住院治疗精神障碍期间因自缢经抢救无效导致呼吸循环衰竭死亡的事实没有争议，法院对这一事实予以确认。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被告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及是否应当赔偿因彭某死亡所造成的损失。
对于上述焦点，法院分析如下：1.被告五医院主张，根据双方签订的《住院治疗知情同意书》、《家属及监护人留院陪护协议书》、《精神疾病患者入院告知书》的约定，患者彭某上吊自缢的责任和损失，与被告无关，均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法院认为，五医院与原告彭文生签订的相关同意书、协议书、告知书中关于“如患者发生自伤、自杀、……，概由监护人承担全部责任”、“如发生上述意外伤害情况需要转院治疗或其他治疗需要等，均由家属负责，与院方无关”的条款，违反了我国法律对公民人身的健康安全和生命安全给予特殊保护的有关规定，这种有关人身伤害的侵权行为的免责条款应当认定为无效。2.原告彭文生送彭某到被告医院住院治疗，被告予以接收并进行诊治，双方形成医疗服务合同法律关系。彭某在被告处住院期间因自缢经抢救无效而呼吸循环衰竭致死亡，被告未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高度的注意义务，正确、完全地履行其相应的专门职责，采取了必要的防备措施，特别是在彭某事发的前一日还发生了其他患者在病房卫生间水龙头上上吊自杀的事件，被告仍未引起重视并予以整改，属被告违反了合同约定的义务，应对彭某发生的死亡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被告医院的注意义务属特殊的注意义务，作为专门的××医院，被告从事的医疗活动具有较高的专业性和技术性，理应对病人负有特殊的注意义务，并有着与其他非××医疗单位不尽相同的专门职责，而非因被告履行了告知义务或原告未派人陪护就免除被告医院的责任。3.同时，在本案中，被告医院作为从事××防治的专门医疗机构，在较大程度上带有一种公益性质，故应考虑医院方的实际情况。又因为××患者的行为具有冲动性、突发性、隐蔽性等特点，因而具有发生意外事件的高度危险性。由于此类风险常常是突发且无法预见的，故防不胜防；医院作出的各种保护、防范措施均属被动性的，因而此类事件在医疗实践中往往不可能完全杜绝；如果在发生此类事件后，一味的让医院方承担全部责任的话，对医院一方也是不公平的，对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也会起到一定的消极作用。何况被告在收治彭某时已将可能存在的高度风险告知了原告，原告对此表示理解并签字才将彭某留在被告处住院治疗，而且彭某的家属，尤其是原告彭文生、彭九莲及原告谭某2作为彭某的监护人，在被告已明确告知并要求在彭某住院治疗期间进行陪护治疗的情况下仍未对彭某进行陪护治疗，其并未尽到相应的注意、陪护义务，故原告对彭某的死亡具有较大责任，因此可以相应减轻被告的民事责任。4.彭某系用自己的贴身衣服进行的自缢，其自缢行为难以预估，其自缢工具系彭某自己的物品，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彭某自缢，也应相应减轻被告的民事责任。综上，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法院酌情认定由被告承担40%的责任，由原告自行承担60%的责任。即被告应向原告赔偿303,066.8元（757,667元×40%）。故对原告的诉请，法院前述确认的损失金额和责任比例，予以支持，超出法院所认定的金额及比例部分不予支持。另外，1.根据合同法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原告坚持主张要求被告承担合同违约责任，是其对自己诉讼权利的自由选择，法院予以支持。2.对于原告提出的杨阳作出的诊断结论及对患者作出的各项治疗和检查均系非法的辩论意见，根据查明的事实，杨阳当时并非独立进行治疗、诊断，只是在何琼医生的带教下协助何琼医生进行治疗、诊断工作，故不能认为杨阳的行为属于非法。3.对于被告所辩称的原告选择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提起本次诉讼，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答辩意见，法院认为，第一、如前述所分析，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确实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故法院不予支持；第二、对于原告所主张的死亡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受害人死亡的应当赔偿死亡补偿费等合理费用，也就是说，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实际系对因彭某死亡、丧失了劳动力而给予原告的一种死亡补偿费用，原告主张该项费用并无不当，故法院对被告的上述答辩意见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百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湘潭市第五人民医院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彭文生、彭九莲、谭某2、谭某1因彭某死亡造成的损失共计303,066.8元（757,667元×40%）；二、驳回原告彭文生、彭九莲、谭某2、谭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584元，由原告彭文生、彭九莲、谭某2、谭某1负担7584元，被告湘潭市第五人民医院负担6000元。
二审中，彭文生等人提交一份证据，即（2015）潭中民三终字第149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彭某的家属已经与五医院达成监护职责的转移协议，监护职责已经转移到五医院，家属无法在医院进行陪护履行监护职责。五医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王立案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王立与五医院之间诉讼具体情况与本案也有差异，另案判决书并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本院对该份证据认证认为，（2015）潭中民三终字第149号民事判决书系本院作出的法律文书，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二审中，谭某2向本院申请调取本院（2015）潭中民三终字第149号案卷宗中的《精神疾病患者入院告知书》，因（2015）潭中民三终字第149号案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对谭某2的申请不予准许。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审认定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为：一、五医院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合同法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死者彭某2016年5月12日被家人送至五医院精神科住院治疗，与五医院之间成立医疗服务合同关系。五医院作为专门的××医院，理应采取必要的防备措施，保障患者的合法权益。彭某在五医院住院期间自杀身亡，五医院未提交证据证明自己尽到了高度的注意义务，可以认定五医院违反了合同义务，应对彭某的死亡承担违约责任。五医院主张，根据双方签订的《住院治疗知情同意书》、《家属及监护人留院陪护协议书》、《精神疾病患者入院告知书》的约定，患者彭某上吊自杀，与五医院无关，应由彭某自行承担。本院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五医院与彭文生签订的相关文书中关于“如患者发生自伤、自杀、……，概由监护人承担全部责任”、“如发生上述意外伤害情况需要转院治疗或其他治疗需要等，均由家属负责，与院方无关”的条款，违反了我国法律对公民人身的健康安全和生命安全给予特殊保护的有关规定，这种有关人身伤害的侵权行为的免责条款没有法律效力。二、关于各赔偿项目及具体数额问题。一审查明彭文生等四人因彭某的死亡而造成的损失共计757667元，但对被抚养人生活费未计入赔偿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的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应计入死亡赔偿金，一审对该项费用未予计算在内，属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被抚养人谭某1（死者彭某的女儿，事发时未满1周岁）的生活费按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为187425元（21420元/年*17.5年÷2）。经计算，彭文生等人因彭某死亡而造成的损失共计945092元。上诉人五医院称死亡赔偿金亦属于精神损害抚慰金范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三、一审判决五医院承担40%的责任是否适当。本次事故的发生，与医院没有按约定履行义务相关，也和患者自身疾病、家属作为监护人未进行陪护有关，结合本案的实际，一审判决五医院承担40%的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二审确认的损失金额，五医院应向彭文生等人赔偿378036.80元（945092.80元*40%）。上诉人五医院称彭某的死亡与五医院没有关系，五医院不应承担责任，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四、关于杨阳是否是在何琼医生带教下协助何琼医生进行治疗、诊断工作。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杨阳当时并非独立进行治疗、诊断，只是在何琼医生的带教下协助何琼进行治疗、诊断工作，《湘潭市第五人民医院精神科入院记录》和《湘潭市第五人民医院精神疾病患者入院告知书》均显示，彭某的主治医生是何琼。一审认定杨阳是在何琼医生带教下协助何琼医生进行治疗、诊断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五医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当予以驳回。彭文生等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2017）湘0302民初2775号民事判决；
二、湘潭市第五人民医院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彭文生、彭九莲、谭某2、谭某1因彭某死亡造成的损失共计378036.80元；
三、驳回彭文生、彭九莲、谭某2、谭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湘潭市第五人民医院的上诉。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3584元，由原告彭文生、彭九莲、谭某2、谭某1负担7584元，湘潭市第五人民医院负担6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584元，由彭文生、彭九莲、谭某2、谭某1负担3584元，湘潭市第五人民医院负担10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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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韩小平
审 判 员 向兴礼
审 判 员 张防修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法官 助理 张成东
代理书记员 严冰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