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襄垣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晋0423民初716号
原告高峰。
原告ＸＸ。
被告芦继军。
委托代理人付艳玲，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被告王爱华。
被告郭树桐。
原告高峰、ＸＸ诉被告芦继军返还原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1月2日作出(2017)晋0423民初1186号民事判决书，判后被告芦继军不服上诉，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2日作出（2018）晋04民终888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原判事实不清，依法裁定发还重审，本院于2018年6月4日受理该案。依据被告芦继军的申请，依法追加王爱华、郭树桐为被告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高峰，被告芦继军及其委托代理人付艳玲、被告王爱华、郭树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请求判决：1、被告返还原告龙工50型装载机一台，价值约7万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17年3月4日至2017年8月18日止期间的用车租金44000元，以每月8000元计算；3、诉讼期间的租金待确定后另行计算。原告当庭放弃第三项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2017年3月4日，被告以每月8000元（不含司机工资）租用了原告之父高某1的装载机一台，高某1于2017年3月30日意外死亡。二原告作为高某1的法定继承人于4月10日到被告处要求返还装载机并支付租金，遭到被告的拒绝。原告涉诉本院。
被告芦继军辩称，1、被告租用原告父亲50型装载机的事实不存在，且装载机已被原告高峰和第三人王某开走，原告诉讼应予以驳回。2017年3月1日，高某1在芦继军煤场借走现金5万元整，2017年3月4日，高某1用装载机干活抵债，大概4月2、3日原告二人去煤场开车，说是其父亲高某1死了，要开走装载机，被告不同意。同年4月10日，二原告又去被告煤场要车，被告一再告知原告装载机是其父亲用于抵账的。大概过了七八天，王某给王爱华打电话说要开车，次日，王某去了煤场，说要开车，被告�之高某1欠我们5万元钱，这才几天啊！离抵债5万元还差多呢，这时，王某看在与被告芦继军是同学的份上，同意干到6月份，再来开车。直到6月2、3日的一天，王某、高峰和王某的司机张某三人一同到工地将车开走，之后，被告再没见过装载机。上述事实可以证实，原告父亲与被告之间无租赁关系，且50型装载机已被原告高峰和第三人王某开走。原告起诉事实失实，应驳回其诉讼请求。2、被告对装载机所有权人是高某1提出异议，如果原告无法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装载机的所有权人为高某1，应裁定驳回原告起诉。
被告王爱华辩称，同意芦继军答辩意见。
被告郭树桐辩称，同意芦继军答辩意见，装载机的事情我不是太清楚，只是听说来，具体事情是芦继军和王爱华操作的。
根据诉辩意见，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1、龙工50型装载机一台是否属于高某1所有或由高某1合法占有，该装载机现在是否存在，由谁控制，三被告应否返还原告该装载机或赔偿损失，损失应如何计算；2、三被告是否应给付原告占用装载机期间的租金，租金应如何计算。
原告举证如下：
1、襄垣县公安局古韩镇派出所接处警、值班登记表，其中“处警情况”栏载明，“2017年3月4日，高某1将铲车（龙工850装载机）开东南上煤站，芦继军称其与高某1约定每月8000元租金，管加油，不管修理，2017年3月30日高某1去世，其子高峰找到芦继军，要将铲车开走，芦继军称高某1曾借其5万元未还，不让其开走铲车。”证明：2017年4月10日，原告去被告洗煤厂开装载机，被告不让原告开走装载机；被告与高某1约定装载机租金每月8000元。
2、证人高某1、安国其证明材料，证明装载机是高某1的，高某1将该装载机租给被告。
3、装载机合格证复印件，证明装载机是高某1在襄垣县购买的，所有权是高某1。
4、光盘，内含共7个通话记录，前面4个是我和芦继军的通话记录，后面3个是我和王某的通话记录，其中2017年6月1日21是26分的通话与本案无关。证明我没有去开车，开车的时候我不在现场。
5、（当庭提交）高某1生前的记工本，证明高某1将龙工50型装载机一台租赁给被告芦继军。
6、原告高峰手机号为139XXXX****中国移动通信语音详单。
7、原告陈述，“我找过王某，但因为费用的问题没有达成协议，没有达成协议王某开走车和我没有关系，芦继军有义务保护车，王某开走车的时候应该通知我，但是他没有通知我，是他们私下达成协议。我大概是在四月十几号找王某要车，王某给我说是去要过车，回来和我说要写委托书，但是我没有写，我没有给�某要车费用。后来王某去要车没有我就不清楚了，和王某大概在4月份表达过暂时不需要他要车，没有其他人在场，只有我们两个人在场。拒绝王某要车我没有给芦继军说过。”
被告质证意见为，证据1只能证明2017年4月10日当日装载机在洗煤厂，之后装载机的去向不能证明；租金8000元是抵债价格，没有明确确定租金。证据2证人高某2、安国其没有到庭作证，不符合证据规则；高某2是被告洗煤厂的司机，不是高某1的司机，高某1是否与被告存在租赁的事实，高某2不能证明;物权的证据不在于证言，原告应当提供装载机的发票，和其它装载机的所有权的书证，从而得出购买价格和时间，原始权利人是否为高某1本人，否则涉案的装载机所有权或合法占有人是否为高某1，原告应承担不利后果。证据3合格证不能与涉案的装载机相对应，并不一定是本案涉案的装载机�合格证，且也无法证明合格证所示的装载机的权利人为高某1;合格证为复印件，复印件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没有唯一性，不产生法律效力。证据4，庭审前收到原告的光盘，听了光盘中的录音，6月1号的高峰与王某对话与本案没有关系，对高峰与王某的其它对话不予认可，理由是原告仅提供录音资料，但没有申请证人出庭，无法核实真实性，更无法解读其中的含义，该证据依法不能认定；关于高峰和芦继军的对话，内容中芦继军的陈述与上次庭审一致，车已经被王某开走，原告高峰在现场；录音上能显示高峰委托王某去要铲车的事实，不管高峰当时是否在场，都是高峰委托王某去要铲车的。
证据5真实性有异议，在本案初审、中院审理期间原告没有提供该证据；无法证明所记载的内容系高某1亲笔书写；证据所显示的1号车是否为本案涉案车辆；租金事�无法证实。证据6通话详单应该是真实的。证据7原告这段陈述不真实，所陈述的内容不能否定芦继军申请的证人出庭作证的真实意思表示，高峰的陈述没有经过王某的当庭质证，内容无法核实。
被告举证了：
证人王某的出庭证言，王某陈述，“与高峰早就认识，与芦继军同学，和王爱华是同村人。我想证明是当天和高峰、我的司机去洗煤厂和芦继军开走装载机，具体时间长了，记不太清楚，是高峰去我家楼下叫我，让我要车，我就给芦继军打电话，芦继军说我要用就开走吧。去过两次洗煤厂，第一次是4月份，我一个人去的，去了洗煤厂见到王爱华和芦继军，在洗煤厂泵房和他们俩谈的，去了才知道是同学芦继军经营的洗煤厂。芦继军说是装载机抵账，当时高某1和我提过装载机用于抵账。2017年过了年后大概3月份，开这辆车在我工地干活，当时�了高某13万元，当时谈的时候一次性给5万，分期为6万，准备买该装载机，没有给完钱。当时手里有点现钱，差一千多，和司机小孩凑够3万给了高某1。当时高某1有两辆车，一辆新的，一辆旧的，我当时开的旧装载机，在建恒加油站我们换的车，我把新车开走，高某1把旧车开到洗煤厂。第二次是6月初就把装载机开走了，当时是高峰在我家楼下看到我，就和我说起来去开车的事情，我当时给芦继军打电话了，芦继军说不用车你们开走吧，等用的时候再开回来。当时我和高某1之间有点账，我让高峰先去煤场，我就给司机小孩打电话，去接上小孩，去了煤场芦继军当时不在，就打电话让芦继军来，才打开门把装载机开走。当时高峰自己开的白色车去的煤场。当时芦继军就说高峰不在场就不放车，我开走车当时没有给高峰，当时和芦继军说的是活话，芦继军如果要用就给他用。过了6月底，我就在我家那条街给了高峰钥匙。我和高峰之间的账比较复杂，当时高峰给了我几千元，我就把钥匙给了他。当时刚从煤场开出车的时候高峰想开走车，我没有给他车，就让我的司机开走了。现在装载机让高峰开走了，我把钥匙给了高峰让他开走的。中国移动通信语音详单2017年6月1号晚上上礼可能喝多了，高峰给我打电话的，大概说的是不知道能不能要上车，如要不上车就走其它程序。在第一次审理的时候出具的笔录中，开始说的是高某1借我6万，后来借2万，共8万元，在中院的证言忘记了。当时和芦继军要车的时候，芦继军说高某1欠5万元，我就当时骗芦继军说高某1欠我8万，我觉得钱欠多了就能把车要回来，其实只是为要车骗芦继军的，因为和芦继军是同学，只能说多点才好要车。”
证人张某（小名“小孩”）的出庭证言，张某陈述�“和芦继军不认识，去年6月份见过面，和王爱华和郭树桐不认识，和高峰不认识，去年6月份见过。我要证明当时和王某去东南上煤场开走装载机，当时芦继军和高峰在场，当时我一个人先去装载机旁边，高峰、王某和芦继军一起去装载机旁给我钥匙，我就把车开走了，开到岭后工地上。当时在煤场看到有白色的车，后来王某说是高峰自己开车去的。后来车哪里了我就不知道了。”
原告对被告所举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人王某是被告的证人，他的话存在矛盾，不能采信；证人张某的证言，我当时没有去过现场，没有见过张某，不认识他就没必要对他发问。
本院的认证意见为，原告所举证据1是书证，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作为本案定案依据；证据2两证人未出庭作证，被告不予认可，真实性难以确认，不具证明力；证据3合格证不能证明就是涉案装载机的合格证，不具证明力；证据4其中2017年6月1日21时26分的通话录音与本案无关联性，不具证明力，其余7个通话录音，与本案其它证据，能证明2017年6月初王某开走装载机时原告高峰并不在场；证据5记工本不能证明是高某1所写，不具证明力；证据6语音详单关于2017年6月1日21时26分的通话详情，结合原告提供的该通话录音，可证明该详情与本案无关联性，不具证明力；证据7原告陈述，能证明原告找过王某向被告要装载机，从未告知被告已拒绝王某向被告要车。被告所举证据两证人的证言，结合本案其他证据，能证明原告委托王某叫其司机张某一起从被告经营的洗煤厂开走了涉案装载机。
经审理查明，三被告芦继军、王爱华、郭树桐在972煤站旁合伙经营一洗煤厂，三被告庭审中表示同意平均承担合伙责任。2017年3月4日，高某1将一台龙工50型装载机开到被告�营的洗煤厂，让被告使用，双方约定：被告自找司机，自己加油，不管修理，装载机使用费每月8000元。不料高某1于2017年3月30日死亡。高某1的法定继承人有年迈的母亲李改花，两个儿子，长子名ＸＸ，次子名高峰。2017年4月10日15时许原告高峰、ＸＸ到被告洗煤厂要装载机，被告芦继军称其父亲借其5万元，不让原告开走，双方发生纠纷，原告高峰报警，襄垣县公安局古韩派出所出警处理。后原告高峰找到王某委托其向被告要车。2018年4月的一天王某到被告洗煤厂找到被告芦继军、王爱华，经协商约定被告使用装载机到六月底。后原告也从未告知被告已拒绝王某替其要车。2017年6月2日或3日上午王某叫其装载机司机张某到被告洗煤厂找到芦继军将装载机开走。高某1的母亲出具声明表示放弃对装载机的继承权。
本院认为，高某1将龙工50型装载机开在被告洗煤厂，被告芦继军在襄垣县公安局古韩派出所出警处理中称，“其与高某1约定装载机每月租金8000元，管加油，不管修理。”证明双方形成租赁关系，被告使用高某1装载机，应按约定支付租金。被告实际使用高某1装载机三个月少三天，期限是从2017年3月4日至原告高峰委托王某开走装载机的时间2018年6月2日或3日，应支付租金为3×8000－8000÷30≈23466元，三被告同意平均分担合伙责任，故三被告应每人承担7822元，负连带偿还责任。因原告已委托王某从被告处开走装载机，原告再主张被告返还装载机，于法无据，应驳回原告的该主张。被告抗辩原告父亲高某1借其5万元，三被告未提起反诉，可另行起诉。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达不成一致协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芦继军、王爱华、郭树桐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分别给付原告高峰、ＸＸ7822元，共计人民币23466元，互负连带偿还责任。
驳回原告高峰、ＸＸ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原告高峰、ＸＸ负担1985元，被告芦继军、王爱华、郭树桐负担51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秦丽斌
人民陪审员 连环震
人民陪审员 史志芬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王艳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