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08民初4740号
原告：北京农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27号中关村大厦15层1506。
法定代表人：杨健，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庆，男，北京农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黎霞，北京市汉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小东，男，1976年7月26日出生，住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
被告：聂爱珍，女，1976年11月25日出生，住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
被告李小东、聂爱珍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常辰，男，河南省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村民，住河南省修武县。
被告李小东、聂爱珍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古丽琴，女，河南省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村民，住河南省修武县。
被告：常小珍，女，1974年6月22日出生，住河南省修武县。
被告：刘建中，男，1974年6月20日出生，住河南省修武县。
被告：薛玉玲，女，1974年6月9日出生，住河南省修武县。
被告：黄磊，男，1976年4月27日出生，住河南省修武县。
被告：马武松，男，1980年10月1日出生，住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
被告：王建强，男，1976年1月9日出生，住河南省修武县。
被告：刘汝良，男，1963年4月15日出生，住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
被告：刘群成，男，1970年4月2日出生，住河南省修武县。
被告：范永生，男，1973年7月22日出生，住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
被告：张卫星，男，1971年3月16日出生，住河南省修武县。
被告：赵秀丽，女，1970年10月26日出生，住河南省修武县。
被告：杜建设，男，1970年5月13日出生，住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
被告：李凤敏，女，1969年9月15日出生，住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
被告常小珍、刘建中、薛玉玲、黄磊、马武松、王建强、刘汝良、刘群成、范永生、张卫星、赵秀丽、杜建设、李凤敏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君山，河南宁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北京农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信公司）与被告李小东、聂爱珍、常小珍、刘建中、薛玉玲、黄磊、马武松、王建强、刘汝良、刘群成、范永生、张卫星、赵秀丽、杜建设、李凤敏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农信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庆、黎霞，被告李小东、聂爱珍共同委托代理人杨常辰、古丽琴，被告常小珍、刘建中、薛玉玲、黄磊、马武松、王建强、刘汝良、刘群成、范永生、张卫星、赵秀丽、杜建设、李凤敏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君山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农信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李小东、聂爱珍给付拖欠的借款本金4999543.6元;2、判令李小东、聂爱珍支付2016年11月29日至2017年1月5日期间的借款本金利息24997.72元、逾期违约金251227.07元、逾期罚息100365.6元、律师代理费10万元（主张利息、逾期违约金、逾期罚息自2017年1月6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按照合同约定标准计算）;3、判令被告常小珍、刘建中、薛玉玲、黄磊、马武松、王建强、刘汝良、刘群成、范永生、张卫星、赵秀丽、杜建设、李凤敏对上述第1、2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事实与理由：农信公司与李小东、聂爱珍于2016年8月12日签署《借款合作协议》及李小东、聂爱珍自2016年11月29日至2016年12月5日于农信公司农信金融平台申请的《借款单》约定，农信公司向李小东、聂爱珍共发放借款4999543.6元，借款期限不超过10日，到期还本付息，用于定向支付李小东、聂爱珍于猪交所平台提交的购买生猪订单使用。李小东、聂爱珍未能于2016年12月9日、10日、15日按期支付上述到期借款4999543.6元及相应的利息，经催告后仍无还款表示。被告常小珍、刘建中、薛玉玲、黄磊、马武松、王建强、刘汝良、刘群成、范永生、张卫星、赵秀丽、杜建设、李凤敏作为李小东、聂爱珍的连带责任担保人，应当对上述债务责任承担责任。
被告李小东、聂爱珍辩称，认可借款本金金额为4999543.6元。借款合同协议是李小东、聂爱珍签署的，借款单是通过网上登记注册后自己申请的。农信公司超过北京经营范围放贷，双方签订的借款合作协议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借款单无效。李小东、聂爱珍只同意归还借款本金，其他损失由农信公司自行承担。此外，担保合同也无效。借款单约定的利息、违约金、罚息超过国家标准依法不予支持。律师费不是必然要发生的费用，不同意承担。
被告常小珍、刘建中、薛玉玲、黄磊、马武松、王建强、刘汝良、刘群成、范永生、张卫星、赵秀丽、杜建设、李凤敏辩称，首先，本案的主合同即借款合同是无效的，因此作为从合同的担保合同依法也认定为无效。其次，农信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矛盾百出，造假手段低劣。从合同是必须以他种合同的存在为前提，自身不能独立存在的合同。从合同的成立以主合同的成立为前提。本案的从合同《最高额担保函》签订日期为2016年8月8日，而主合同《借款合作协议》却签订于2016年8月12日，完全是本末倒置。被告常小珍、刘建中、薛玉玲、黄磊、马武松、王建强、刘汝良、刘群成、范永生、张卫星、赵秀丽、杜建设、李凤敏在签订《最高额担保函》时，《贷款合作协议》尚未诞生。第三，本案的债权人与债务人恶意串通，哄骗常小珍等十三人在《最高额担保函》上签下名字之后再进行变造和加工，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农信公司为债权人，李小东、聂爱珍为债务人，双方当时为了各自利益，恶意串通以申请国家农业补贴为名欺骗诱导常小珍等十三人在《最高额担保函》上签名，但当时金额栏是空白的，并没有进行填写。之后，通过变造的方式增加上了金额的大、小写并伪造了常小珍等十三人的手印。13份《最高额担保函》中的“伍佰万”大小写完全是一种笔迹。另外，农信公司业务员还诱骗刘建中、薛玉玲、刘群成在空白纸上签名，准备择机陷害。第四，由于是欺骗加造假方式炮制的担保材料，所以农信公司提供的相关证据也是矛盾百出。《最高额担保函》上显示的是为债务人李小东提供担保，而《借款合作协议》上的债务人即借款人却是李小东和聂爱珍两个人，根本不一致；《最高额担保函》填写的担保时间是2016年8月8日至2018年8月8日，而《借款合作协议》上打印的授信期限为2016年8月12日起至2017年8月11日止，并不一致。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8月12日，李小东、聂爱珍（借款人）与农信公司（贷款人）签订《借款合作协议》（协议编号：XXX），该协议第二条约定，1、授信产品：售猪贷；2、授信额度：人民币500万元；3、授信期限：2016年8月12日起至2017年8月11日止；上述授信有效期内，借款人有权依照约定用途一次性或分多次向贷款人申请使用授信额度内的贷款；授信期间，授信额度可以循环使用，借款人未使用的授信余额与已使用但尚未偿还的贷款余额之和不得超过总授信额度；授信期间，如借款人资信或贷款人自身情况发生变化，贷款人有权自行调整授信额度及授信期限，并书面或口头通知借款人之日起生效；第三条约定，就本协议授信额度下每笔贷款的提取，由任一借款人或相关被授权人通过手机移动端“智农通”（下载地址：znt.nxin.com）或其他与本贷款相关的客户端（以下统称“农信金融平台”）提交《借款单》，经贷款人审核后放款。《借款单》直接作为本协议的附件，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协议任一借款人或相关被授权人执行上述操作，均视为其代表本协议整体借款人意愿，对本协议借款人全部生效。
2016年11月29日至2016年12月5日期间，李小东通过“猪交所”平台签署17份《借款单》，向农信公司共计借款4999543.6元（其中，2016年11月29日发生三笔借款，共计919699.8元；2016年11月30日发生四笔借款，共计1201653.5元；2016年12月5日发生十笔借款，共计2878190.3元）。该17份《借款单》均约定借款期限为不超过10日，到期还本付息；借款交付方式为贷款人直接代借款人支付其于猪交所平台提交的生猪购买订单；借款起息日为借款人猪交所平台生猪购买订单支付之日；借款利率约定为分类计息：（1）自起息日起算，实际用款天数在三天（含本数）以内的，借款利息=借款金额×0.10%；（2）自起息日起算，实际用款天数超过三天（不含本数）的，借款利息=借款金额×0.10%+借款金额×0.05%×（实际用款天数-3）；违约金=逾期本息×5%；罚息=逾期本息×0.09%×逾期天数。17份《借款单》均作为协议编号为XXX的《借款合作协议》附件，与其具有同等效力。
诉讼中，农信公司提交常小珍、刘建中、薛玉玲、黄磊、马武松、王建强、刘汝良、刘群成、范永生、张卫星、赵秀丽、杜建设、李凤敏向农信公司出具共计十份《最高额担保函》，主要内容为前述担保人自愿为债务人李小东与农信公司自2016年8月8日至2018年8月8日期间因申请农信金融平台（jr.nxin.com/sh.nxin.com或其他客户端）农富贷产品所签署的编号为（空白）的《借款合作协议》而形成的一系列债权于最高额度人民币伍佰万元整（小写￥5000000.00）内（即累计贷款余额不超过该额度）向贵公司提供担保，即就债务人与贵公司上述债务在借款本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全部债权范围内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各债务期限届满（含提前到期）之日起两年。担保人保证在收到贵公司依照约定按本函所附任一联系方式发出的履行担保义务通知后15日内无条件清偿上述全部担保债务。《最高额担保函》下方担保人签字处均有上述13人签字，日期均载明为2016年8月8日。对此证据，常小珍、刘建中、薛玉玲、黄磊、马武松、王建强、刘汝良、刘群成、范永生、张卫星、赵秀丽、杜建设、李凤敏仅对担保函中担保人处的签字及手印认可，但称担保函中的“伍佰万”及“5000000.00”是后加的，上面的手印也不是本人的。为此，常小珍等13人提供了照片用以证明农信公司业务员李某拍照时担保函上的额度是空白的。为此，农信公司申请业务员李某到庭作证。李某称担保函上手写部分中，李小东名字是其填写，为的是给担保人看是给李小东担保。此外，担保函上500万元李某认可是其本人填写的，手印是李小东摁的。
诉讼中，农信公司提交业务员李某手握《最高额担保函》与常小珍等13人合影的照片，除马武松的照片中《最高额担保函》最高额度处系空白外，其余合影照片中《最高额担保函》上最高额度均写明为500万元。此外，涉及常小珍的照片为两张，其中一张显示李某向常小珍出示文件，但文件内容无法确认。对此证据，常小珍等13人表示不予认可，认为该补拍的照片是哄骗拍的，因为常小珍等13人提供的照片显示最高额度处是空白。农信公司业务员李某称因为贷款程序本身是先收集材料，再评估额度，当时为了省劲其就将额度空下了。之后，拍照的时候最高额度处没有金额，农信公司没有通过，因此补拍了有金额的照片。马武松的照片之所以没有金额是因为没有去找他，具体原因记不清了。李某还称担保函都是其拿给担保人看的，由李小东拿着李某的手机拍照。
诉讼中，李小东、聂爱珍以及常小珍等13人称之所以认为农信公司超范围经营系因为营业执照核定没有说是否是网上贷款。农信公司不允许网上贷款。签订合同、担保函的相对方、发放贷款用途都应该在北京范围内，在北京经营。对此，农信公司认为其是北京市金融局批复同意试点互联网小额贷款，发放在北京市进行就没有违规。农信公司发放贷款的服务器也在北京。
诉讼中，李小东、聂爱珍对17份借款单实际放款时间和金额没有异议。
另查，北京市金融工作局于2014年11月17日作出《关于筹建农信公司的批复》（京金融【2014】179号），该批复第一条载明：同意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在海淀区单独发起筹建农信公司，试点互联网小额贷款业务，业务范围在北京市行政区划内发放贷款。2015年3月16日，北京市金融工作局作出《关于同意农信公司设立的批复》，该批复第三条载明：批准农信公司在北京市范围内发放贷款。
以上事实，有原告农信公司提交的《借款合作协议》、《借款单》17份、《最高额担保函》10份、合影照片，被告常小珍、刘建中、薛玉玲、黄磊、马武松、王建强、刘汝良、刘群成、范永生、张卫星、赵秀丽、杜建设、李凤敏共同提交的合影照片，证人李某证言等证据材料以及本院开庭笔录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借款合作协议》、17份《借款单》以及10份《最高额担保函》的合同效力。对此，本院分别予以评述。
第一，关于《借款合作协议》及17份《借款单》的合同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下列情形属合同无效：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农信公司的业务范围系由北京市金融工作局批准。依照现有证据，即便农信公司超出其经营批准范围开展业务经营，也属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处罚范畴，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即不属于合同无效情形。据此，李小东、聂爱珍以及常小珍等13人关于借款合同效力的辩称，本院不予采纳。现李小东、聂爱珍对农信公司主张的借款金额和放款时间均无异议，故李小东、聂爱珍应当向农信公司共同偿还2016年11月29日至2016年12月5日期间产生的17份《借款单》所对应的借款本金4999543.6元以及借款期限内（10日）的利息共计22497.96元。关于农信公司主张的逾期违约金、逾期罚息及律师代理费一节。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据此，逾期违约金、逾期罚息及律师代理费总和不应超过年利率24%。现农信公司并未提交律师代理人的支付凭证，且逾期违约金及逾期罚息总和已超过年利率24%的标准，对于超过部分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借款发生的实际时间为2016年11月29日发生三笔借款（919699.8元）、2016年11月30日发生四笔借款（1201653.5元）、2016年12月5日发生十笔借款（2878190.3元），故李小东、聂爱珍应当以919699.8元为基数，自2016年12月9日起计算逾期违约金及逾期罚息，以1201653.5元为基数，自2016年12月10日起计算逾期违约金及逾期罚息，以2878190.3元为基数，自2016年12月15日起计算逾期违约金及逾期罚息，均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对农信公司超出部分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第二，常小珍等13人是否应当依照《最高额担保函》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院认为，对于该项责任的认定，则应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及《最高额担保函》签署过程予以综合判断。
首先，常小珍等13人是否做出最高额为500万元担保的意思表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1、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2、意思表示真实；3、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本案中，依据查明事实，农信公司业务员李某持事先拟制好的《最高额担保函》找常小珍等13人签字确认，在第一次合影中，最高额度处均未填写，可知李某当时并未将担保函中确定的最高额度向常小珍等13名担保人做出明确告知。虽然之后业务员李某持其填写好最高额度的《最高额担保函》（除马武松）再次找到常小珍、刘建中、薛玉玲、黄磊、王建强、刘汝良、刘群成、范永生、张卫星、赵秀丽、杜建设、李凤敏12名担保人，并合影，但依据现有证据，该合影并非前述12人手持，亦无该12人的书面追认。本院认为，该合影本身无法体现出保证人对代填内容的追认。而对于所涉马武松的《最高额担保函》，农信公司业务员李某则明确表示没有找其合影。据此，依现有证据，农信公司无法证明常小珍等13人对担保的最高额度明确知悉，进而做出确认或追认认可的意思表示。
其次，未填写最高额度的《最高额担保函》的性质。本院认为，李小东、聂爱珍与农信公司签订的《借款合作协议》系授信合同，即在未来一段特定时间内，在授信额度范围内向农信公司进行相应借款。基于《借款合作协议》的特殊性质，因此最高额担保系对该段期限内连续发生的借款合同提供保证，其核心便是最高额债权额度的确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规定，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不特定债权确定后，保证人应当对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权余额承担保证责任。根据该条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前提条件便是最高债权额限度的确定。现农信公司无法证明本案所涉13人已对500万元最高额担保金额表示认可，且《借款合作协议》形成时间亦晚于《最高额担保函》签订时间。而保证合同具有从合同性质，其保证金额及保证范围应从属于主债权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规定：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本案中，常小珍等13人在签订最高额为空白的《最高额担保函》时，《借款合作协议》尚未签订，授信金额亦未确定，即保证合同所从属的主债权尚不明确，常小珍等13人对担保的最高额度并不知悉。故最高额为空白的《最高额担保函》存有重大瑕疵。农信公司作为专业开展小额贷款业务的金融公司，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依法合规开展金融活动，维护金融秩序，遵守金融行业规则。农信公司在未取得保证人事先授权的情况下，有义务就授信的具体额度及代填的最高额金额在事后向保证人及时进行明确说明、告知，并在取得保证人追认认可的情况下，方能要求保证人承担相应责任。本案中，农信公司在授信金额和最高额保证金额均未得到常小珍等13人确认或追认的情况下，无权要求常小珍等13人承担保证责任。据此，农信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李小东、被告聂爱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北京农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支付借款本金4999543.6元以及借款期限内利息22497.96元；
二、被告李小东、被告聂爱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北京农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支付借款逾期违约金及逾期罚息（以919699.8元为基数，自二Ｏ一六年十二月九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1201653.5元为基数，自二Ｏ一六年十二月十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2878190.3元为基数，自二Ｏ一六年十二月十五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均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
三、驳回原告北京农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9434元，原告北京农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已预交，由被告李小东、被告聂爱珍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按照普通程序的交费标准交纳相应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宋 硕
人民陪审员 郑东涛
人民陪审员 刘长生
二〇一八年六月六日
书 记 员 马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