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吉01民终291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九台支行，住所地九台区站前路40号。
负责人王泽旭，九台支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姜艳芳，吉林创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田淑芹，女，汉族，1950年12月27日生，住长春市宽城区。
委托代理人姜万国，吉林阳光博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九台支行（以下简称九台邮储支行）因与被上诉人田淑芹储蓄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法院（2014）九民初字第20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九台邮储支行的委托代理人姜艳芳、被上诉人田淑芹的委托代理人姜万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田淑芹在原审时诉称，2010年九台邮储支行下属单位苇子沟镇营业所工作人员李春雨让田淑芹给其顶任务，往其所在的银行存款，答应给付百分之十的利息。在2010年6月22日，李春雨以田淑芹的名字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苇子沟镇营业所开一个一元的存折，存折账号XXX。6月23日送到长春，6月24日，田淑芹在长春往这个存折上存款300万元。2010年7月20日田淑芹在长春汇到李春雨的账号上，李春雨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苇子沟镇营业所以田淑芹名字转开了一个100万元的存折，账号为XXX，现存折在本人手中完好，发现存在名下的存款不见了，经询问银行是被人用卡的形式支取，而田淑芹未办理银行卡，田淑芹向九台邮储支行讨要存款，九台邮储支行拒付，田淑芹与九台邮储支行已形成储蓄合同关系，银行负有其保障其资金安全，并及时支付存款本金的义务，银行没有尽到其安全保障义务，且对内部工作人员和工作系统严重管理不善，应承担合同责任。现田淑芹诉至法院请求九台邮储支行返还存款400万元及利息。
九台邮储支行在原审辩称，一、田淑芹诉状中“本人未办理银行卡”的陈述不成立。本案双方无异议的事实是：田淑芹在九台邮储支行开立了账号分别为XXX、XXX的存折。按照规定，储户在办理与存折绑定银行卡业务时，必须提供存折的密码。储户名称为田淑芹的银行卡XXX与XXX存折绑定的卡，储户名称为田淑芹的银行卡XXX为与XXX存折绑定的卡，所以，如果没有田淑芹本人提供存折的密码，是不可能办理这二张银行卡的。二、田淑芹向九台邮储支行索要400万元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其一，账号为XXX即存款数额为100万元存折中的85万元系从与该存折绑定的田淑芹的银行卡XXX转出，转入田淑芹账号为XXX的存折，也就是说，该85万元仍然为田淑芹所有，只是转入其所有的另一账户。其二，账号为XXX即存款数额为300万元存折中的220万元，系李春雨代田淑芹从与该存折绑定的田淑芹银行卡XXX支取，李春雨提供了其本人及田淑芹的身份证件，银行予以支付完全符合规定。其三，与账号XXX即存款数额为300万元存折绑定的银行卡XXX分别以低于五万元以下的金额支出8笔，共计14万元，与账号为XXX即存款数额为100万元存折绑定的XXX，分别以低于五万元以下的金额支出21笔，总计15万元。按照有关规定。只要取款人输入正确的密码即能够支取。其四，与账号XXX即存款数额为300万元存折绑定的银行卡XXX分别支取4笔，总计66万元均系田淑芹本人支取。综上，田淑芹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九台市苇子沟邮政支局系九台邮储支行委托储蓄单位。2010年6月22日田淑芹在九台市苇子沟邮政支局办理了一张账号为XXX的存折，卡标志处空白，该存折显示：2010年6月24日，现存3，000,000.00元。自2010年6月29日至2010年7月12日卡取金额共计2，505，000.00元自2010年7月12日至2013年12月21日汇总压495，000.00元，剩余289.42元，至2014年3月21日，存折账户剩余289.67元。与该存折一体卡账号为：XXX。2010年7月22日，田淑芹在九台市苇子沟邮政支局另办一张账号为：XXX的存折。卡标志处空白。该存折显示：2010年7月22日，转开1，000，000.00元，2013年12月21日，汇总压1000300.00元，剩余197.55元，至2014年3月21日，剩余197.72元。该账户金额实际以“卡取”的形式支出。与该存折一体卡账号为：XXX。2009年10月11日，田淑芹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开立了账号为XXX的账户。2010年9月1日，该账户转入850000元，对方账号为：XXX，即田淑芹本人的银行卡账号。庭审中，九台邮储支行提供了一份2010年7月22日，带有田淑芹田淑芹签字的通用凭证一份，交易内容为有折卡申请。复核人为李春雨。该通用凭证非田淑芹本人签字。同时九台邮储支行提供九台市邮政局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XXX的账户于2010年6月22日开户当天，同时办了一张卡，卡号为：XXX，办理有折卡申请业务凭证为一张通用凭证，在邮政储蓄系统中明确记载，但因该网点装修改造，将该张通用凭证丢失。
原审法院认为，田淑芹、九台邮储支行之间系储蓄存款合同关系。田淑芹所提供的两枚存折可以证明，田淑芹在最初办理存折的时候没有办理一体银行卡。本案中，九台邮储支行对争议银行卡是否确实为田淑芹本人申请办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故不能证明田淑芹账户的存款金额以卡取的形式被支出系田淑芹本人行为。邮政储蓄机构负有保护储户存款安全的义务,现田淑芹存款被他人冒取，去向不明，九台邮储支行应当依法承担返还存款的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储蓄管理条例》第九条、第十四条之规定，原审判决：九台邮储支行于判决生效之日一次性返还田淑芹储蓄存款315万元及利息。（利息包含：以315万元为本金，利率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同期活期存款利率为标准，自存款之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以85万元为本金，利率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同期活期存款利率为标准，自2010年7月22日起计算至2010年9月1日止）。案件受理费38800由九台邮储支行负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宣判后，九台邮储支行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中止审理移交检察机关侦查刑事犯罪，或改判、发回重审。主要上诉理由是，原判认定事实有误。与田淑芹两张存折绑定的两张银行卡是其本人意思表示，而且田淑芹也使用了该两张银行卡。存折密码是办理银行卡的必要条件，能够办出两张银行卡，足以证明田淑芹提供了存折密码。与尾号6256的存折绑定的银行卡曾向田淑芹另一存折（尾号为4335）转款85万元，田淑芹也表示收到了该85万元，足以证明田淑芹使用了银行卡。李春雨代理田淑芹从田淑芹尾号为5277的存折绑定卡（尾号为5649）取款220万元，李春雨提供了其与田淑芹的身份证复印件，并签字为“田淑芹李春雨代”符合银行的规定。另有66万元是低于5万元的取款，只需储户提供密码即可，九台邮储支行并无过错。不应承担返还责任。本案涉及刑事犯罪应当中止诉讼。田淑芹在原审否认委托李春雨代取220万元款项，同时表示其他取款凭单上的田淑芹签名均非田淑芹本人所签。李春雨冒名取款的行为已经被原审判决认定，属于职务犯罪，且李春雨在2010年7月10日至2014年1月10日期间，多次向田淑芹尾号为4335的存折转款。转款金额为4506300元，田淑芹却以民事诉讼方式向九台邮储支行索要存款，李春雨、田淑芹涉嫌共同犯罪，应由检察机关一并予以侦查。
田淑芹二审答辩称，九台邮储支行的上诉理由自相矛盾，本案涉及的两张存折均为李春雨代办，并非田淑芹本人开立，且存款之后保存在田淑芹手中，田淑芹没有委托任何人代取款项，田淑芹更没有亲自办理或者委托他人办理与之绑定的银行卡。2014年10月28日九台市邮政局向公安机关报案称，九台市苇子沟支局支局长李春雨利于职务之便，私办子卡，多次支取田淑芹账户存款，累计400万元，构成职务侵占，要求公安机关依法处理，足以证明李春雨所在单位对李春雨私自办卡冒名取款的事情是明知的，这是由于九台邮储支行业务管理存在漏洞造成，与田淑芹无关。本案不应中止诉讼，因为储户储蓄卡密码泄露造成存款被他人骗取是属于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的民事案件范围。田淑芹曾委托李春雨代为理财，并向李春雨账户共计转款912万元，李春雨当时口头许诺支付10%的利息，因此，李春雨是否向田淑芹支付款项与本案无关。
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审理过程中，九台邮储支行提供如下证据：证据1.李春雨向田淑芹尾号为4335存折存入共计4506300元的明细原件3张及转账凭单12张（其中10张为原件，其余2份为复印件），10份凭单原件记载金额共计2776000元，复印件记载金额共计145万元。2010年9月1日由被上诉人尾号为5839的卡转入尾号4335的卡中85万元，在转款凭单复印件上有李春雨的签字，应该是李春雨转给田淑芹的；第二份是2010年11月2日李春雨转入被上诉人尾号4335卡内60万元的凭单复印件，证明李春雨向被上诉人所有的尾号4335存折中连续转入该部分款项，证据是九台邮储支行档案中的存档，尾号4335的存折就是一审所认定的田淑芹收到85万元的存折。证据2.33张取款凭单的原件，共计4270698元；1张转账凭单的原件，转账凭单共计50万；证明李春雨向田淑芹尾号4335号存折内转款后，田淑芹本人将这些款项取走。证据3.2016年9月8日立案申请书一份，证明九台邮储支行以李春雨涉嫌贪污罪在九台区检察院进行举报，对于李春雨涉嫌贪污进行初查，现在是否立案不清楚，所以本案应中止审理。田淑芹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能确定，对公章的真伪不能确定，加盖的公章不认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明问题也有异议，因为邮政储蓄银行李春雨的账户与田淑芹的账户之间的交往仅仅提供单方的转账，并没有提供双方的转账，且两笔转给李春雨名下农行的款项共计355万元，可以证明田淑芹与李春雨之间的交往不仅仅限于邮政储蓄银行的款项，不能证明九台邮储支行的主张；对证据2不予质证，证据2是田淑芹从其自己账户中取款凭证，不能与九台邮储支行举证的证据1的转款进行一一对应，田淑芹名下的折一共进过多少钱、是否有其他人向这张折转款都不清楚，九台邮储支行应向法庭证明，证据2没有诉讼价值，转款进入账户与是否取款并不发生所有权的变更；证据3的时间是2016年9月8日，而在2014年10月28日九台邮储支行已就本案向九台公安分局以职务侵占进行过报案，时至今日也没有任何结论，所以这份立案申请书是九台邮储支行为了中止诉讼目的而做的。田淑芹二审提供如下证据：证据1.邮政储蓄银行转账凭单6份、农业银行取款业务回单1份，证明从2010年6月份至2011年9月11日，田淑芹一共向李春雨的账户8笔款项，一共912万元，其中有6笔款项转入李春雨名下邮政储蓄银行的卡号为XXX的卡内，转入557万元，一笔是田淑芹卡转，转入李春雨农行卡XXX的卡内，转入270万元，还在2010年8月31日现金存入李春雨农行卡XXX卡内，转入85万元。九台邮储支行质证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6份转账凭单真实性无异议，对中国农业银行的取款业务回单无法确定真实性，同时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这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85万元是从田淑芹自己名下的卡之间互相转款。
本院认为，田淑芹将400万元存入九台邮储支行，双方之间形成了储蓄合同关系，九台邮储支行应当尽到妥善保管储户存款的合同义务。田淑芹存款时使用的是尾号为6256以及尾号为5227的银行存折。存款后，400万元款项被以存折绑定的银行卡取方式取走。九台邮储支行提出其不应当承担返还责任，取款系田淑芹本人行为，田淑芹提出其本人未办理绑定银行卡的业务，也未委托他人代办银行卡或代为取款，银行作为保管储户存款及办理银行卡业务的机构，按照法律规定及行业规则应负有保管原始办卡凭证的职责，九台邮储支行一、二审均不能提供田淑芹办理与存折绑定的银行卡业务的原始凭证、影像资料等能够证明田淑芹本人或委托他人办理该业务的证据，故其该项上诉理由缺乏证据支持，依法不能成立。九台邮储支行提出九台邮政局苇子沟支局的局长即案外人李春雨自2010年7月10日至2014年1月10日期间，向田淑芹尾号为4335的存折转款4506300元，李春雨已经将本案涉及的400万元款项支付给田淑芹，田淑芹不应向九台邮储支行索要，二审中，田淑芹提出其与李春雨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其曾向李春雨转款912万元并提交了邮政储蓄银行转账凭单、农行卡取款业务回单等证据对九台邮储支行提供的证据加以反驳，从双方提供的银行凭证原件、复印件体现的金额看，2010年至2014年李春雨支付给田淑芹的款项为450万余元，2010年6月份至2011年9月11日田淑芹支付李春雨的款项为912万元，田淑芹支付给李春雨的款项数额远超过李春雨付给田淑芹的款项数额，差额超过本案争议的款项数额400万元。从转款的时间来看，田淑芹付给李春雨的最后一笔款早于李春雨向田淑芹支付的最后一笔款项，即田淑芹转款912万元之后近3年的时间中，李春雨陆续返还了450万余元。综合审查双方往来付款的金额、时间，应当认定田淑芹一方的反驳观点成立，其与案外人李春雨存在其他经济往来，不能确认李春雨向田淑芹付款450万余元就是本案争议款项。至于本案是否应中止诉讼，因九台市邮政局2014年向公安机关报案及九台邮储支行2016年向检察机关举报的内容均为案外人李春雨涉嫌职务侵占、贪污，且公安机关至今未作出结论，检察机关也未向九台邮储支行出具立案手续，无法确认田淑芹、李春雨之间的转款行为是否已经涉嫌刑事犯罪，本院在二审审理过程中也未发现刑事犯罪线索，故应认定本案不符合中止诉讼的法定情形。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8800元由上诉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九台支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芳芳
代理审判员 梁 明
代理审判员 梁欣华
二〇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刘 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