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赣民再103号抗诉机关：江西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萍乡市鑫森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萍乡市环城南路元件一厂四楼。法定代表人：刘钦，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俞飞，江西宏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珂，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仇宝新，男，1953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闸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辉，江西建辉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萍乡市鑫森房地产有限公司（简称鑫森公司）与被申诉人仇宝新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30日作出（2012）萍民再字第7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江西省人民检察院经审查于2016年3月9日作出赣检民监〔2014〕91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6）赣民抗11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谢玉美、周慧琴出庭。鑫森公司法定代表人刘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俞飞、王珂，仇宝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书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再审判决认定双方合同中约定的200万元购房款已经付清，缺乏证据证明。（1）从查明的案件事实来看。双方于2008年12月31日签订买卖合同后，鑫森公司在2009年1月5日向仇宝新开具了三张收据，其中两张收据上注明余下的150万元“转钟某银行账”。但2009年1月5日之前鑫森公司仅收到仇宝新支付的现金10万元，随后鑫森公司意识到这种转付他人账户存在较大风险，遂于2009年1月15日将其向仇宝新的借款支付方式更改为向鑫森公司在中国银行的账户，为加强其效力性，鑫森公司特意请安源区公证处的公证员一起向仇宝新送达《催款函》，该函明确要求仇宝新必须将余下的190万元交付给鑫森公司，而非之前收据上注明的转钟某账户。之后从2009年2月29日至5月4日鑫森公司法定代表人刘钦分10次收到仇宝新现金共40万元。对于余下的150万元，仇宝新未向鑫森公司支付。对此笔巨额款项，仇宝新提供的只是钟某个人于2009年2月26日签名“此款已收到”，而对此刘钦并不知情。（2）从本案的法律关系来看。如果按照再审判决的认定，鑫森公司与仇宝新之间存在商品房买卖关系，仇宝新支付的是购房款，仇宝新必须向合同相对人交付购房款才能认定其已经完成商品房买卖合同所应履行的付款义务。鑫森公司虽然于2009年1月5日在所开的收据上注明将款项转入钟某账户，但在2009年1月15日，债权人鑫森公司通过公证的方式撤销了其于1月5日向债务人作出的向第三人履行的指示，确定债务人必须直接向债权人鑫森公司履行义务。因此，在2009年1月15日之后，作为债务人的仇宝新，如果要完成他与鑫森公司之间商品房买卖合同所确定的合同义务，就必须按照鑫森公司的要求，直接向鑫森公司支付余下的款项，而不得再向第三人支付款项，否则其合同义务不能认定已经履行完毕。（3）再审认定仇宝新可能以其他方式向钟某履行支付了150万元购房款的义务，缺乏证据证明。本案中，在鑫森公司明确要求余下190万元款项必须支付给鑫森公司以及鑫森公司、钟某均已明确否认仇宝新向他们支付150万元款项的情况下，再审判决不顾债权人已明确更改履行方式，却仅凭与双方当事人均有利害关系的钟某个人签名，就认定仇宝新已经按照鑫森公司的要求向钟某支付150万元的事实，证据不足。2、再审判决认定本案为商品房买卖合同不是抵押借款合同，属认定事实错误。（1）从《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内容看，虽然明确了所购商品房的地点、面积及总价款200万元，但合同大部分条款都是空白状态，购房者普遍关心的房子的单价、交付日期、违约责任等没有约定，不符合商品房买卖的常规，说明签合同时双方的关注点都不在房子，而是总价款200万元上。（2）从合同的补充协议上看，进一步说明双方是抵押借款。双方约定如果鑫森公司在一年内能将200万元购房款退给仇宝新，并支付月利率2%的资金占用费，仇宝新必须无条件地将房产退还给鑫森公司，这说明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只是借款关系的表面形式，《合同补充协议》才是双方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鑫森公司作为一家专门从事房地产的公司，非常清楚争议房产在当时的市场价值，故其以极其低廉的价格与对方签订多处空白的不完善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正是说明鑫森公司与仇宝新都非常清楚，双方关注的只是借款数额及利息，房产仅是作为一个抵押物的存在，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实质为抵押借款。（3）鑫森公司与仇宝新签订合同的同时，钟某与鑫森公司签订了借款协议，明确约定“因乙方（钟某）急需资金周转，向甲方借流动资金解决当务之急，甲方以新时代农贸市场面积1681.71平方米价值800万元向上海广地房地产抵押借款贰佰万元整，利息（月息）2%”，同样印证了当时是因钟某借款，鑫森公司用房产作抵押向仇宝新借款，而不是以200万元的价格卖掉价值可能千万元的房产借给钟某。同样是月息2%，也证明鑫森公司是没有获得任何利益的情况下帮钟某借款周转。2010年6月7日一审开庭时，钟某也当庭证实鑫森公司不卖房子，仇宝新也不买房子，是钟某为还仇宝新的欠款向鑫森公司借抵押物，并出具了书面说明提交法庭。鑫森公司称，1、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以买卖为名，行借贷之实，当事人之间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1）统计汇总明细中仇宝新自认双方之间系借贷关系。（2）《商品房买卖合同》表面上具备买卖合同的主要条款，但绝大多数条款内容为空白，不符合基本常理。（3）合同附件五足以证明双方是以买卖为名，行借贷之实。（4）合同对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及履行方式证明双方是以买卖为名，行借贷之实。（5）钟某与鑫森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及钟某的证言印证仇宝新与鑫森公司是以买卖为名，行借贷之实。（6）本案的基本事实为：钟某因开发商城人防办资金紧张而向鑫森公司借钱，鑫森公司自身资金也不宽裕，钟某介绍仇宝新借钱给鑫森公司，再由鑫森公司转借给钟某，条件是鑫森公司以其房产作抵押。2、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依据鑫森公司在2008年12月15日起诉状中的描述、刘钦所打的50万元收条、鑫森公司开出的两张总额为150万元的收据以及钟某在收据后面的签名，认定仇宝新已向鑫森公司支付200万元购房款属认定事实错误。（1）仇宝新根本不具备200万元的支付能力。（2）仇宝新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3）即使仇宝新已经向钟某付款，该付款行为也不对鑫森公司发生效力。请求撤销再审判决，改判撤销鑫森公司与仇宝新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仇宝新辩称，1、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正确。关于本案鑫森公司是否收讫了200万元购房款，证据确凿、充分，有鑫森公司出具的收据、钟某在收据上面载明的、经法庭质证钟某确认的签字，以及11张鑫森公司法定代表人刘钦出具的收条予以证明；鑫森公司在2009年12月15日最初提交的起诉状中也认可了该事实；200万元购房款鑫森公司收取了50万元，钟某陆续收到仇宝新转付现金1295430元，并于2009年2月20日出具了总的收据，只是由于2月26号所有房款全部付清，钟某在鑫森公司的收据上背书确认，原件才已收回。仇宝新处仅存复印件。2、本案案由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所涉合同是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该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合意，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请求驳回鑫森公司的申诉请求。鑫森公司向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撤销鑫森公司与仇宝新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5月18日，鑫森公司委托江西萍乡方维资产评估事务所对于站前东路与朝阳路交汇处新时代园的店面进行评估，以2005年4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为每平方米人民币8200元。评估结论的使用期限为一年。2008年12月31日，鑫森公司与仇宝新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仇宝新（买受人）向鑫森公司（出卖人）购买朝阳路新时代园B幢一层116号房，用途为农贸市场，建筑面积为1681.71平方米，总价款为200万元人民币，付款以收款凭证为准。双方还在该合同后面附签一份补充协议，约定：因鑫森公司急需资金，同意将坐落在安源区后埠街五里井社区朝阳路一楼房产116号农贸市场（建筑面积1681.71平方米）以优惠价200万元出售给仇宝新，仇宝新同意认购此房产。自合同签字之日起一年之内，如果鑫森公司能将购房款200万元退还给仇宝新，并向仇宝新支付资金占用费（具体数额按月利率2%的标准以占用资金的实际时间计算），那么仇宝新必须无条件将房产退回给鑫森公司，本合同宣告终止。为合同办理备案、撤案及其他事项所需相关费用均由鑫森公司承担。鑫森公司通知仇宝新可以还款时，仇宝新必须无条件现场签字办理撤案手续。该合同已经萍乡市房地产管理部门登记备案。2009年1月1日，鑫森公司开具收据收到仇宝新购房款50万元，鑫森公司当庭亦认可收到50万元，并提供了鑫森公司法定代表人刘钦签字的分11次付款50万元的便条。2009年1月5日鑫森公司开具二份收据收到仇宝新购房款150万元，二份收据上均注明：转钟某银行账。2009年2月26日，钟某在此二份收据背面签字，并注明此款已收到。2009年1月1日，鑫森公司与钟某签订借款合同，鑫森公司借给钟某200万元。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判决：驳回鑫森公司的诉请。案件受理费23000元，由鑫森公司承担。鑫森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撤销鑫森公司与仇宝新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鑫森公司上诉，维持原判。二审诉讼费23000元，由鑫森公司承担。鑫森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鑫森公司以显失公平为由要求撤销《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请求应当得到支持。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二审判决认定本案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属认定事实错误，本案实质上就是抵押借款合同。2、二审判决认为“仇宝新已经按合同约定和鑫森公司指示履行了支付购房款的义务”，属认定事实错误。3、仇宝新在签订合同时与人恶意串通，有欺诈的行为，鑫森公司申请撤销合同的理由成立。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一、二审一致。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关于本案所涉合同性质问题。本案所涉商品房买卖合同具备合同法规定的必要条款，符合法定形式要件。合同应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关于合同约定的200万元购房款是否付清问题。鑫森公司作为原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之时，在其提交的第一份写于2009年12月15日的民事起诉状中即清楚地表明“仇宝新向鑫森公司支付了人民币贰佰万元整”。本案认定仇宝新已付清200万元购房款的证据还有11张鑫森公司法定代表人刘钦出具的收条，证实鑫森公司已收到仇宝新向其支付50万元的事实；有由鑫森公司于2009年1月5日出具的载明“今收到仇宝新购房款、转钟某银行账”、钟某于2009年2月26日在其背面分别书“此款以收到”并签名确认的收据两张，证实仇宝新按指令向钟某支付了150万元的事实。在本案中，不能简单根据钟某银行账户没有仇宝新转入的150万元款项的记录否认仇宝新已付200万元购房款的事实。钟某银行账户没有仇宝新转入150万元款项的记录不能排除仇宝新以其他方式履行了支付150万元购房款的义务。关于本案当事人是否存在恶意串通和欺诈行为问题。鑫森公司开具的三次收据、公证送达催款函以及萍乡市人民检察院新调取的关于钟某2009年1月1日至2月26日其银行账户没有收到任何款项等证据与要证明的仇宝新与钟某恶意串通、存在欺诈行为的事实无关联，对待证事实无证明力。鑫森公司三次开出收据，应系鑫森公司与仇宝新之间协商确定究竟谁为收款人的过程。2008年12月31日鑫森公司与仇宝新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次日，鑫森公司即与钟某签订了《借款协议》，协议约定将售房款200万元借给钟某，借款利息为月息2%，借期为六个月。无疑，鑫森公司卖房收取借款目的在于转借给钟某。因此，鑫森公司最终于2009年1月5日开具的收据，确定150万元的收款人为钟某，仇宝新同意并接受这一指令，不能认定为是仇宝新与钟某恶意串通或欺诈的结果。而关于《催款函》问题，属鑫森公司单方变更此前双方确定的收款权利人情形，关于钟某银行账户没有仇宝新转入150万元款项的记录问题，不能排除仇宝新以支付现金等其他方式履行了支付义务，故亦不能以公证送达《催款函》以及萍乡市人民检察院新调取的关于钟某2009年1月1日至2月26日其银行账户没有收到任何款项等事实认定仇宝新与钟某存在恶意串通与欺诈行为。综合本案相关证据来看，钟某与本案双方当事人均存在着利害关系，本案仅凭钟某所提供的“鑫森公司新时代一层农贸市场与仇宝新购房合同的说明”及其在一审法庭所作证言来认定仇宝新与钟某恶意串通、存在欺诈行为的事实，证据明显不足。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维持该院（2011）萍民三终字第15号民事判决。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认定如下：再审庭审中，鑫森公司提交了如下新的证据材料：1、萍乡市城区市场建设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萍市建办〔2007〕01号），用以证明双方签订买卖合同之时，涉案房屋价值已经超过1379万元，具备交付条件，但仇宝新并未要求鑫森公司交房，可以印证双方之间是借贷关系。仇宝新质证认为，涉案房屋不存在价值超常的问题。2、涉案房屋原产权证、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2014）安执字第166-1号、仇宝新以涉案房屋作价入股物业公司的说明、萍乡市房产档案馆出具的仇宝新入股的物业公司以过户后的涉案房屋抵押贷款时关于房屋价值的说明，用以证明2015年仇宝新自认涉案房屋的市值为3250万元，间接证明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显失公平，之所以在显失公平的情况下签订买卖合同，是因为双方之间的真实意思是借贷。仇宝新质证认为，鑫森公司作为成熟的开发商，应该清楚涉案房屋的价值，不存在显失公平。本院认为，因仇宝新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并无异议，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于鑫森公司以上述证据来证明其与仇宝新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是否存在显失公平问题，则应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材料和相关法律规定进行综合分析判定。再审庭审中，仇宝新提交了如下新的证据材料：1、钟某出具的收条，用以证明仇宝新在2009年1月6日以前已支付款项88.85万元。鑫森公司质证认为收条均为复印件，对其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因收条均为复印件，其真实性无法核实，应不予采信。2、刘钦与钟某签订的借款协议，用以证明仇宝新已按鑫森公司的指令支付了款项。鑫森公司质证时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其不能证明鑫森公司已经收到仇宝新支付的200万元。本院认为，该借款协议签订于2009年1月1日，与本案已经查明的仇宝新相关付款事实在时间上不相吻合，对于仇宝新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3、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2013）安民初字第1450号民事判决书，该民事判决书判令鑫森公司履行合同义务而鑫森公司未提出上诉，用以证明鑫森公司认可了购房合同，本案属于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鑫森公司质证认为，已向纪委提交异议，故未上诉。本院认为，上述判决书是依据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萍民再字第7号民事判决作出，从推理逻辑上分析，上述判决书并不能证明本案当事人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4、鑫森公司与案外人白洁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关于白洁购买商铺的补充的协议》《借条》等，案外人钟荣华与鑫森公司借款合同纠纷判决书，文素洁、文雪英与鑫森公司（刘钦）借款合同纠纷判决书及《协议》等。鑫森公司质证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涉及的是鑫森公司与案外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本案并无关联性，不予采信。再审庭审后，鑫森公司提交了《关于鑫森公司与仇宝新以名为买卖，实为抵押借款，民间借贷关系一案的事实补充说明》材料，所附证据材料包括：1、钟某的收条、向戴宇黄买六合彩、欠六合彩的高利息、书面证明等；2、2014年11月13日仇宝新与刘钦的手机通话录音、录像；3、钟某在信用社借款90万元的证据材料；4、2010年6月底由钟某在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复印的与钟某有关的诉讼资料。本院认为，本案诉讼自2009年12月至今，已近7年，上述证据材料早已存在，且相关材料反映的主要是钟某与案外人之间的关系，与本案缺乏关联性，真实性亦难以核实，鑫森公司在再审庭审后提交，并无充足的理由，对上述证据材料不予采信。本院再审查明：1、2009年1月5日鑫森公司开具二份收据收到仇宝新购房款150万元，二份收据上均注明：转钟某银行账。2009年2月26日，钟某在此二份收据背面签字，并注明此款已收到。刘钦对此不知情。2、2009年1月1日至2月26日期间，钟某的银行账户没有收到任何款项。3、原一、二审及再审期间，在鑫森公司及证人钟某对收到150万元真实性提出异议后，仇宝新未向法庭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向钟某支付了150万元。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一审、二审及再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再审认为，根据当事人的再审请求、答辩及庭审情况，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性质如何认定。2、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3、仇宝新是否已经付清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200万元购房款。一、关于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性质如何认定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将本案定性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并认定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并无不当。第一，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对于项目建设依据、商品房销售依据、买受人所购商品房的基本情况、计价方式与价款、付款方式及期限、争议解决方式作出了明确约定，约定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具备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必要条款，符合以书面方式订立的形式要件，且该商品房买卖合同已经萍乡市房地产管理部门登记备案。第二，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为附条件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其中所附条件是指合同当事人自己约定的、未来有可能发生的、用来限定合同效力的某种合法事实。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附件五：合同补充协议”部分关于退还购房款和支付资金占用费的约定，属于对《商品房买卖合同》效力所附的条件，当该条件成就时，则商品房买卖合同归于失效，鑫森公司向仇宝新退还购房款和支付资金占用费；当前述条件不成就时，则仇宝新可以200万元购得涉案房屋。从形式上看，这两种结果均不违背仇宝新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目的，也均在鑫森公司可以预见的范围，虽然鑫森公司可能更侧重于取得200万元用于周转，但并不能以鑫森公司的主观动机来认定合同性质，否则有违合同的明确约定。第三，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不属于抵押借款合同。抵押借款合同包含了抵押合同和借款合同两方面的内容，其中借款合同为主合同，抵押合同为从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在借款合同中，贷款人的出借义务、收回借款及利息的权利，借款人的还款义务是确定的。而在本案中，从《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看，鑫森公司退还200万元及支付资金占用费、仇宝新收回200万元及收取资金占用费并不是在订立合同时就明确的，只是一种可能发生的事实，为上述合同中所附条件。因此，上述合同不属于借款合同。既然借款合同不成立，则其从合同抵押合同也无从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有权处分的正在建造的建筑物可以抵押。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以正在建造的建筑物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登记。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并无关于抵押的相关约定，不符合抵押合同的构成要件。第四，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不属于民间借贷合同。民间借贷合同属于借款合同的一种。如前所述，因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不属于借款合同，自然也不能认定为民间借贷合同。鑫森公司主张以统计汇总明细、《商品房买卖合同》及附件五来认定其与仇宝新之间为借贷关系，该主张与《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规定不符，应不予支持。鑫森公司主张以2010年1月16日钟某所出具的证明、2010年6月7日钟某的证言来证明鑫森公司是以涉案房屋向仇宝新进行抵押借款，因上述证明和证言反映的主要是合同的订立过程，且该证明目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不符，应不予支持。鑫森公司主张以2009年1月1日其与钟某签订的《补充协议》来证明其是以涉案房屋向仇宝新进行抵押借款，因《补充协议》涉及的是鑫森公司与第三人钟某之间的法律关系，对其与仇宝新之间《商品房买卖合同》性质的认定并无必然的联系，应不予支持。二、关于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存在显失公平情形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2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本案中，鑫森公司是一家1999年起从事房地产开发、房屋销售的专业公司，对房屋价格、房地产市场并不缺乏经验。历次审理中，鑫森公司均提交2005年《资产评估报告书》来证明合同所涉的房屋价值远超200万元。鑫森公司与仇宝新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于2008年12月31日。可见，在签订合同时，鑫森公司对于涉案房屋的价值是清楚的，对于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是明知的，但其仍愿意接受，并将该合同提交房管部门登记备案，其与仇宝新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非缺乏经验所致。因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附有解除条件，鑫森公司可以通过退还200万元及支付资金占用费来解除其与仇宝新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从而终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可见，《商品房买卖合同》已经赋予了鑫森公司对其权利义务予以权衡选择的权利，《商品房买卖合同》对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设置并未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另外，本案并无证据显示仇宝新与鑫森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存在利用其优势的情形。综上所述，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2条关于显失公平情形的规定，并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鑫森公司主张以《资产评估报告书》、萍乡市城区市场建设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涉案房屋原产权证、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2014）安执字第166-1号、仇宝新以涉案房屋作价入股物业公司的说明、萍乡市房产档案馆出具的仇宝新入股的物业公司以过户后的涉案房屋抵押贷款时关于房屋价值的说明来证明《商品房买卖合同》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因上述证据材料并不能证明鑫森公司在签订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存在缺乏经验、仇宝新存在利用其优势的情形，与双方权利义务是否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亦缺乏必然的联系，上述证据材料并不能达到鑫森公司的证明目的，对鑫森公司关于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存在显失公平情形的主张应不予支持。鑫森公司以显失公平为由要求撤销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诉讼请求，亦应不予支持。三、关于仇宝新是否已经付清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200万元购房款的问题仇宝新为证明其已经付清了200万元购房款，所提供的证据主要包括：鑫森公司分别于2009年1月1日和1月5日开具的三张总金额为200万元的收据；2010年3月11日仇宝新对萍乡市安源区公证处违法行为的投诉材料。原审法院对三张收据予以采信，并结合鑫森公司2009年12月15日向法院提交的起诉状中认可仇宝新向其支付了200万元的表述，认定仇宝新已经付清了200万元购房款。鑫森公司为证明仇宝新未付清200万元购房款，所提供的证据主要包括：鑫森公司于2009年1月5日出具的总金额为150万元的收据两张，收据均注明“转钟某银行账”；萍乡市安源区公证处的《公证书》、鑫森公司2009年1月15日的《催款函》、萍乡市公证处对仇宝新投诉的答复、萍乡市公证处的证明；萍乡市湘东区人民检察院协助查询存款通知书及各银行的回复。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在仇宝新和鑫森公司已就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购房款收款人在收据中确定为钟某的情况下，鑫森公司所提供的通过公证变更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购房款收款人的证据材料，因双方当事人对于变更收款人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仇宝新亦未向鑫森公司支付相关款项，对鑫森公司主张其为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收款人的主张不予支持。但综合本案相关证据材料和查明的事实分析，应认定仇宝新并未付清200万元购房款。首先，鑫森公司已推翻其在2009年12月15日起诉状中对于已经收到仇宝新购房款200万元的承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对于2009年12月15日起诉状中的表述，鑫森公司在2010年5月25日另行提交民事诉状予以变更，指出仇宝新未向其支付200万元购房款，并在一审庭审时作了相应变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鑫森公司于2009年1月5日出具的总金额为150万元的收据两张，收据均注明“转钟某银行账”，鑫森公司现已举证证明，在2009年1月1日至2月26日期间，钟某的银行账户没有收到任何款项，由此可见仇宝新并未按照其与鑫森公司的约定向钟某转账，该证据足以推翻鑫森公司对于仇宝新已向其支付了200万元的购房款事实的承认。其次，仇宝新未举证证明其已经支付了200万元购房款。本案200万元购房款是否已经付清，应由仇宝新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在原一、二审、再审及本院再审期间，在鑫森公司及证人钟某对收到150万元真实性提出异议后，仇宝新并未向法庭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其向钟某支付了150万元，仇宝新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并认为该合同并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正确。但原审判决认定仇宝新已经付清200万元购房款，则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因鑫森公司的诉请在于以显失公平为由撤销其与仇宝新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仇宝新是否付清200万元购房款，与认定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存在显失公平情形及是否应予撤销之间，并无关联性。原审法院对于仇宝新购房款支付事实的错误认定，并未导致裁判结果错误，原审法院裁判结果仍是正确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萍民再字第7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田甘霖代理审判员  李振峰代理审判员  江都颖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刘 鹏附：本案适用的有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予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应当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