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桂05刑终31号
原公诉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罗梦。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4年5月2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海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刘忠义，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桥南街道办事处广元路南社区居民。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蔺光华。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4年8月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1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海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黄建辉，广西桂三力律师事务所北海分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金英。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4年5月2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海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杨锐，广西盛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安金。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4年5月2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海市第一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罗长英。曾因本案于2013年7月14日至8月10日被刑事拘留。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4年5月2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海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莫积奎，广西嘉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审理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罗梦、蔺光华、陈金英、张安金、罗长英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于2016年1月6日作出（2015）海刑初字第149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罗梦、蔺光华、陈金英、张安金、罗长英均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查了全部的卷宗材料，讯问了上诉人罗梦、蔺光华、陈金英、张安金、罗长英，听取了北海市人民检察院的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北海市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5月12日向本院申请延期审理，本院经审查，决定同意延期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
厦门金日制药有限公司［后更名为金日制药（中国）有限公司］、厦门金日科技有限公司为金日实业有限公司（中国香港）全资子公司，国家商务部批准厦门金日制药有限公司为直销企业，以直销方式销售自产的保健产品，直销区域为福建省厦门市的六个区（思明区、海沧区、湖里区、集美区、同安区、翔安区）范围内，不能超区域、超范围经营直销。2013年7月，厦门金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日公司”）授予被告人罗长英为厦门金日科技有限公司系列保健产品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的经销权（批发、零售）。
2013年4月，在被告人罗梦、蔺光华的主导下，“金日公司神雨系统长城团队”（以下简称“长城团队”）的传销组织在北海市海城区开始运作，以被告人罗长英在北海市海城区滨城大厦A座23A开设的金日社区店（后转移至北海市海城区祥和大厦东楼601、602室）作为介绍金日产品、推广会员的场所，在北海市进行“人际网络”的传销，要求参加者以缴纳16800元、20000元、22000元不等费用的方式购买金日产品获得加入资格，按照每个会员发展2个直接下线、以2的倍数递增的方式组成层级，采取“抱团经营”的方式分配下线，参加者可把自己发展的人员分配到自己的直接线下，也可以为了利益最大化分配到别人的线下，通过采用“对碰奖”、“532津贴”等本质上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依据的计酬、返利方式，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所谓“对碰奖”，即会员每发展两个人就是一“碰”，每一“碰”可以获得相应的提成。所谓“532津贴”，即会员发展1-2人，就可以拿到所发展的第一代会员的对碰工资的5%，会员发展3-4人，就可以拿到所发展的第二代会员对碰工资的3%，发展5人以上可以拿到所发展的第三代会员对碰工资的2%。该传销组织分为见习主任、主任、经理、高级经理、区域总监、全国总监、全球总监等层级。
2013年4月，被告人陈金英、张安金加入“长城团队”。被告人罗梦是“长城团队”的发起者，负责对接传达会议精神、收取新加入会员缴纳的“入门费”、录入新加入会员报单工作，被告人蔺光华负责“长城团队”整体工作安排、编排新加入会员的名单，罗梦、蔺光华均是总监级别，是“长城团队”的领导核心；王宝林（另案处理）在“长城团队”被称作“政委”，负责“长城团队”整体工作安排；被告人陈金英、张安金是高级经理，并担任“长城团队”讲师，负责“长城团队”的培训教育工作；被告人罗长英是北海金日社区店的店长，在“长城团队”中负责接待会员、接待会员带朋友来听讲座、帮助会员订购产品等服务工作，罗长英是高级经理。2014年2月27日，罗梦、蔺光华等成立“长城团队市场发展委员会”，人员组成有：王宝林、罗梦、蔺光华、张安金、陈金英、罗长英。“长城团队市场发展委员会”成为“长城团队”最高管理层。罗梦、蔺光华、陈金英、张安金、罗长英分工合作，不断发展人员加入“长城团队”。蔺光华于2014年3月退出“长城团队”的管理层。2014年3月起，罗梦、陈金英、张安金、罗长英及王宝林等人介绍、发展“长城团队”的会员及非会员加入“云数贸”（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贸易）项目。“云数贸”项目没有产品，该项目以2的倍数递增的方式组成层级，“长城团队”的会员及非会员只要交纳1800元“入门费”，即可发展下线取得返利，第一个月返利1800元，第二、三个月返利2000元，非会员还可通过累积返利获得“金日健康会员”资格加入“长城团队”从而发展下线取得提成。罗梦安排王平以其个人名下工商银行账户62×××76收取“入门费”。据统计，自2014年3月5日至4月24日止，收取1800元“入门费”共计1757份，金额为3162600元。
被告人罗梦以其名下工商银行账户21×××08、62×××59收取“长城团队”新加入会员交纳的费用。据统计，自2013年4月1日至6月15日止，收取16800元费用共计107份；自2013年5月3日至2013年9月11日止，收取20000元费用共计548份；自2013年7月8日至2014年3月22日止，收取22000元费用共计593份，上述金额合计25803600元。
被告人罗梦非法获利947222.12元，被告人蔺光华非法获利3215302.95元，被告人陈金英非法获利569218.8元，被告人张安金非法获利273003.48元，被告人罗长英非法获利511619元。
2014年5月25日，被告人罗梦、陈金英、张安金、罗长英在北海市海城区祥和大厦东楼601、602室被公安机关查获归案。2014年8月8日被告人蔺光华在北海市火车站候车厅被公安机关抓获。
破案后，公安机关从祥和大厦东楼601、602室扣押“长城团队”培训名单、荣誉证书等相关资料，金日系列产品等；从被告人蔺光华处扣押市场计划、授权书、福利兑换申请表；从被告人陈金英处扣押工资发放表、会员结构图、手机、银行卡等物品；从被告人罗长英处扣押两台手机等。
另查明，被告人陈金英、张安金在北海市第一看守所羁押期间，为逃避刑事处罚，相互传递信件进行串供。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有一审庭审质证、认证的到案经过证明，提取笔录及扣押物品清单，对账工资发放表，“云数贸”结构图及会员结构图，市场计划，长城团队培训登记表，关于核查直销企业是否办理服务网点相关核查手续的函，中国工商银行凭证，存款人开户资料及单位客户信息查询，查询结果说明材料，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企业注册资料查询，授权书，情况说明，常住人口基本信息，银行个人信息查询及银行账户流水清单，证人李某甲、秦某、宫某、何某、唐某、李某乙、欧某、胡某、方某、钟某、史某甲、郭某、蒋某、陈某甲、孙某、李某丙、战某、李某丁、杨某甲、赵某甲、陈某乙、马某、史某乙、李某戊、袁某、张某甲、简某、任某、赵某乙、陈某丙、余某、陈某丁、李某己、张某乙、李某庚、陈某戊、刘某甲、文某、黄某、赵某丙、杨某乙、赵某丁、朱某、陈某己、刘某乙、肖某、刘某丙、温某、张某丙、石某的证言，被告人罗梦、蔺光华、陈金英、张安金、罗长英的供述，勘验检查笔录，辨认笔录，照片及电子数据等证据予以证实。
原判认为，“长城团队”以推销金日产品为名，要求参加者购买16800元、20000元、22000元金日产品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按照每个会员发展两个直接下线、以2的倍数递增的方式组成层级，采用“抱团经营”的方式分配下线，通过采用“对碰奖”、“532津贴”等本质上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依据的计酬、返利方式，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的方式进行经营活动。“云数贸”的经营模式是以投资网络项目为名，夸大盈利前景，要求“长城团队”的会员及非会员缴纳1800元的“入门费”来获得发展下线取得返利的资格，非会员还可通过累积返利获得“金日健康会员”资格加入“长城团队”从而发展下线取得提成。“云数贸”也是以2的倍数递增的方式组成层级。“云数贸”的本质是利用“长城团队”的平台在“长城团队”的会员及非会员中实施所谓的网络项目的传销活动，并发展更多的非会员加入“长城团队”取得会员资格实施传销活动，因此，“云数贸”是“长城团队”所实施的传销活动的补充形式。“长城团队”的参加者人数超过30人，其组织内部分为见习主任、主任、经理、高级经理、区域总监、全国总监、全球总监等层级。被告人罗梦、蔺光华是总监级别，被告人陈金英、张安金、罗长英是高级经理级别。被告人罗梦、蔺光华、陈金英、张安金、罗长英在“长城团队”的层级均在三级以上。被告人罗梦、蔺光华、陈金英、张安金、罗长英作为管理层，利用“长城团队”进行金日产品传销活动，共收取参加者缴纳的传销资金人民币25803600元，被告人罗梦、陈金英、张安金、罗长英等人利用“长城团队”运作“云数贸”项目，共收取参加者缴纳的传销资金人民币3162600元。被告人罗梦、蔺光华、陈金英、张安金、罗长英不具有直销员资格，从事的不是直销经营，却欺骗参加者“长城团队”从事的是直销经营，并夸大盈利前景，通过实施上述传销活动从参加者购买商品和缴纳的费用中非法获利；被告人罗梦、陈金英、张安金、罗长英通过利用“长城团队”的平台，以投资“云数贸”项目为名，夸大盈利前景，要求参加者缴纳1800元的“入门费”，从参加者缴纳的费用中非法获利，并引诱更多的人加入“长城团队”实施传销活动。综上，被告人罗梦、蔺光华、陈金英、张安金、罗长英在主观上均具有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故意和骗取财物的故意，在客观上均实施了传销行为，扰乱了经济社会秩序。被告人罗梦、蔺光华、陈金英、张安金、罗长英是“长城团队”的管理层，是“长城团队”所实施的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且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在共同犯罪活动中，被告人罗梦、蔺光华均起主要作用，均是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陈金英、张安金、罗长英均起次要作用，均是从犯，应当从轻处罚。被告人陈金英、张安金在看守所被羁押期间有串供行为，在量刑时予以考虑。被告人罗长英曾因本案于2013年7月14日被刑事拘留，2013年8月10日被予以释放，共羁押27天，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罗梦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一十万元；二、被告人蔺光华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八十万元；三、被告人陈金英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六十五万元；四、被告人张安金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六十五万元；五、被告人罗长英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六、依法继续追缴被告人罗梦犯罪所得的赃款人民币947222.12元、被告人蔺光华犯罪所得的赃款人民币3215302.95元、被告人陈金英犯罪所得的赃款人民币569218.8元、被告人张安金犯罪所得的赃款人民币273003.48元、被告人罗长英犯罪所得的赃款人民币511619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上诉人罗梦上诉提出，“长城团队”这一团队名是报备金日公司通过的，“长城团队”获得金日公司的认可。北海金日社区店在北海市的工商局办理了个体营业执照，成为金日公司在北海市的营业网点。新会员汇到其银行账户的费用其已全部交给金日公司。此外，上诉人罗梦及其辩护人提出，金日制药（中国）有限公司是经国家相关部门合法登记注册的直销企业，罗梦得到金日公司的授权。返利和提成由金日公司发放，罗梦在北海经营金日公司保健品完全是按照金日公司制定的模式进行，罗梦只是金日公司整个销售体系的一员。本案没有被害人，罗梦的行为没有社会危害性。罗梦持聘书、授权书、工商营业执照经销金日公司的保健产品，是合法经营，而不是非法传销。原判认定罗梦非法获利947222.12元有误，没有获利这么多。加入“云数贸”是凭个人意愿的，罗梦没有组织、领导“云数贸”。综上，罗梦的行为不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请求本院撤销原判，改判罗梦无罪。
上诉人蔺光华上诉提出，其开了金日中心店，取得销售金日公司产品的资格，并办理了营业执照，销售产品等机制完全按照金日公司的规定运行，每笔钱都汇入金日公司的银行账户，由公司向会员发放产品，并对开发人进行奖励，其所得的提成都是金日公司按它的分配模式计算好，扣过税后汇入其银行账户。其只是在“长城团队”中销售业绩突出，不是“长城团队”的领导者。“长城团队”由罗梦向金日公司申报，得到金日公司的认可，是以会员加入后购买产品的金额作为返利依据，不是“人际网络”的传销组织。其没有引诱他人参加，也没有骗取财物。综上，原判将“长城团队”认定为传销组织，认定其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本院撤销原判，宣告其无罪。
上诉人蔺光华的辩护人辩称，在二审阶段蔺光华通过学习和自我反省，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向二审法院提交了认罪悔过书，认罪态度良好，具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蔺光华没有参与“云数贸”传销活动，情节相较于其他上诉人要轻。蔺光华在“长城团队”中没有起重要作用，在经销金日公司的产品时不完全知道所从事的活动的性质。原判认定金日公司通过两个第三方账户向蔺光华的银行账户共转款300多万元，并据此认定蔺光华非法获利300多万元，但其中有120万元左右是物流补贴，由金日公司汇给蔺光华后，蔺光华再转给罗梦，最后由罗梦发放给社区店的店主，因此，原判将该300多万元全部认定为蔺光华非法获利的数额不当。综上，蔺光华虽然是“长城团队”的早期人员，但退出比较早，对整体的影响不大，在本案中的作用较小，并有认罪情节，原判量刑过重，请求本院对蔺光华改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
上诉人陈金英及其辩护人提出，“长城团队”在北海有多家门店，并有一系列产品，每家门店都有金日公司授予的批发、零售权。“长城团队”的成员都是支付购买产品的款项给金日公司，由金日公司发放销售补贴。陈金英不是“长城团队”的发起人，也不是组织、领导者，没有收取过会员缴纳的款项，也没有从所推荐的会员中获得任何提成。陈金英获取的收入全部是金日公司按规定发放的销售补贴，所获得的569218.8元销售补贴不是非法获利。综上，陈金英的行为不符合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构成要件，原判认定事实不清、定性错误，请求本院撤销原判，改判陈金英无罪。
上诉人张安金上诉提出，“长城团队”是在获得金日公司的授权书和北海市工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的情况下在北海销售金日公司的产品，其全部收入均是金日公司支付的销售提成，本案的责任主体应是金日公司，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定性有误，请求本院依法改判。
上诉人罗长英对原判认定的罪名无异议，上诉提出其不是“长城团队”的发起人，也不是组织者、领导者，只是其经营的社区店被作为发展人员的平台，其属于在传销活动中承担协调职责的人员，其行为属于一般情节，而不应认定为情节严重。其在传销活动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其参加传销活动是基于对金日公司的营销方法存在认知错误，犯罪主观恶性小。其归案后如实供述，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工作，且系初犯、偶犯。综上，原判量刑过重，罚金过高，请求本院撤销原判，对其改判更轻的刑罚。
上诉人罗长英的辩护人对原判认定罗长英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无异议，辩称销售方式和奖金制度等均由金日公司制定，“长城团队”按照金日公司的机制运行，罗长英在“长城团队”中仅是接待会员、展示产品，没有参与核心经营，不是组织、领导者，原判认定罗长英情节严重错误。罗长英是从犯，归案后如实供述，原判量刑过重，罚金过高，请求本院对罗长英减轻处罚。
北海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原判认定上诉人罗梦、蔺光华、陈金英、张安金、罗长英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程序合法，五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本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犯罪事实及采信的证据与原判一致。本案证据来源合法，均经一审庭审质证、认证，查证属实。各证据相互之间印证、吻合，已形成证据链，足以证实上诉人罗梦、蔺光华、陈金英、张安金、罗长英实施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在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蔺光华、陈金英、张安金、罗长英分别向本院提交认罪悔过书，请求本院判处更轻的刑罚，并分别通过家属向本院缴纳罚金，其中蔺光华缴纳罚金人民币20000元，陈金英缴纳罚金人民币6000元，张安金缴纳罚金人民币6600元，罗长英缴纳罚金人民币40000元。
针对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诉及辩护意见，综合评判如下：
1、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罗梦、蔺光华、陈金英、张安金、罗长英的行为是否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经查，根据上诉人罗梦、蔺光华、陈金英、张安金、罗长英的供述，宫某、史某甲、郭某、史某乙、李某戊、任某、陈某丁、秦某、李某乙、钟某、陈某甲、欧某、唐某等几十名证人的证言，辨认笔录，银行账户流水清单，罗长英的手机的微信内容截屏照片等证据，足以证实“金日公司神雨系统长城团队”以被告人罗长英开设的北海金日社区店作为介绍金日产品、发展会员的场所，要求参加者以缴纳人民币16800元、20000元、22000元不等的费用购买金日产品的方式成为会员后获得发展新会员的资格，按照每个会员只发展2个直接下线，以2的倍数递增的方式组成层级，采取“抱团经营”的方式分配下线，采用“对碰奖”、“532津贴”等本质上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返利依据的方式，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其中被告人罗梦、蔺光华是“长城团队”的发起人，是总监，罗梦负责对接传达金日公司的会议精神、收取新会员缴纳的费用和新会员的报单及编排等工作，蔺光华负责“长城团队”整体工作的安排、新会员的编排等工作；被告人陈金英、张安金是高级经理，负责“长城团队”的教育培训工作；被告人罗长英是高级经理、北海金日社区店的店长，负责接待会员、帮助会员订购产品等工作，2014年2月，罗梦、蔺光华、张安金、陈金英、罗长英等人组成“长城团队市场发展委员会”，成为“长城团队”的最高管理层，传销期间罗梦的工商银行账户收取新会员缴纳的费用共人民币25803600元的事实，各上诉人和证人对“长城团队”发展会员组成层级、分配下线的模式和计酬、返利的方式，以及五上诉人在“长城团队”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作出了基本一致、吻合的供述和证言。根据证人温某的证言、授权书、关于核查直销企业是否办理服务网点相关核查手续的函等证据，可以证实金日公司只授予北海金日社区店在北海市海城区享有该公司系列产品的经销权，上诉人也供认在北海只获得经销权，但五上诉人却在北海以直销的名义发展会员、推销商品。根据上诉人罗长英的供述，李某甲、何某、李某乙、钟某等证人的证言，证实缴纳费用购买产品后就获得发展新会员、销售产品的资格，可见新会员购买产品不是单纯为了消费产品，而是为了获得发展下线的资格，正常的销售资格的获取不会以缴纳费用购买产品成为会员为前提，这种加入方式符合传销的“拉人头”的本质特征，实际上是以发展人员为最终目的。此外，“长城团队”以2的倍数组成层级，必须发展两个会员才能产生对碰奖，这意味着如果仅发展一个会员，无论该会员销售多少商品，也无法获得对碰奖，这种机制也反映出本案是以发展人员作为最终目的，而不是单纯以销售商品的数量作为返利的依据。综上，结合全案的证据，足以证实五上诉人在只获得金日公司经销权的情况下，对参加者慌称“长城团队”开展的是直销经营、隐瞒没有获得直销授权的事实，通过北海金日社区店开展非法传销活动，要求参加者以购买商品的方式变相缴纳费用，依靠下线人员再发展新会员缴纳费用来非法获利，五上诉人的行为符合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构成要件，原判认定五上诉人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正确。五上诉人为了尽量多地获取返利，最大化地利用金日公司的返利机制，以金日公司的名义开展直销活动，实际上从事的是传销活动，五上诉人是从金日公司获得返利不影响本案的定性。上诉人罗梦及其辩护人以获得金日公司的授权，返利和提成由金日公司发放等为由主张罗梦的行为不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蔺光华的辩护人提出蔺光华在“长城团队”中没有起重要作用，在本案中的作用较小，陈金英的辩护人提出陈金英的行为不符合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构成要件的辩护意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2、关于原判认定上诉人罗梦、蔺光华、陈金英等人非法获利是否准确的问题。经查，上诉人罗梦、蔺光华、陈金英、张安金、罗长英名下的银行账户流水清单、中国工商银行凭证、情况说明等证据显示，在五上诉人通过“长城团队”，不具有直销授权而以直销的名义销售金日公司的产品及发展人员加入，实际从事传销犯罪活动的2013年4月至2014年4月期间，金日公司通过第三方账户分别转返利款人民币947222.12元、3215302.95元、569218.8元、273003.48元、511619元到罗梦、蔺光华、陈金英、张安金、罗长英的银行账户，原判将五上诉人在从事传销犯罪活动期间所获得的上述返利全部认定为非法所得并无不当。此外，上诉人蔺光华用于接收返利款的银行账户流水清单显示，除了在2013年12月20日转过76800元到罗梦的尾号为5381的银行账户外，没有转过其他款项到本案已调取到的罗梦的银行账户。综上，罗梦及其辩护人，蔺光华的辩护人，陈金英的辩护人提出原判认定上诉人非法获利的数额不当的上诉及辩护意见无事实依据及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纳。
3、关于上诉人罗梦及其辩护人提出罗梦没有领导、组织“云数贸”，加入“云数贸”是凭个人自愿的上诉及辩护意见，经查，罗梦向“长城团队”的会员推荐“云数贸”，组织投资“云数贸”的事实，有上诉人陈金英的供述，钟某、蒋某、杨某甲、何某、陈某甲等证人的证言予以证实，罗梦在侦查阶段亦曾供认其推荐“长城团队”的会员购买“云数贸”，安排王平统计财务，让购买“云数贸”的人把钱转帐到王平的账户，并安排人统计好“云数贸”的推荐人，该供述与上述言词证据相互印证、吻合，足以证实罗梦组织“长城团队”的会员加入“云数贸”项目，并安排人员负责“云数贸”的各项工作，起组织、领导作用，上诉人罗梦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该项上诉及辩护意见与已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4、关于上诉人罗长英的辩护人提出原判认定罗长英情节严重错误的辩护意见，经查，上诉人罗梦、蔺光华、陈金英、张安金、罗长英在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共同犯罪中各司其职，分工合作，不断发展人员加入“长城团队”传销组织，对“长城团队”成员的不断增加，“长城团队”的不断发展壮大均起到相应的作用，依法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罗梦的银行账户在“长城团队”开展传销活动期间收取新会员交纳的费用共人民币258036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条第（二）项的规定，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因此，本案五上诉人的行为均属“情节严重”。上诉人罗长英的辩护人提出的该项辩护意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罗梦、蔺光华、陈金英、张安金、罗长英以推销商品为名，要求参加者以购买商品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的规定，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在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共同犯罪中，上诉人罗梦、蔺光华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上诉人陈金英、张安金、罗长英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鉴于上诉人蔺光华、陈金英、张安金、罗长英在二审审理期间分别提交认罪悔过书，并均通过家属缴纳罚金，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可酌情从轻处罚，综合本案的具体情况，本院决定对蔺光华从轻处罚，对陈金英、张安金、罗长英减轻处罚。上诉人罗长英曾因本案于2013年7月14日至同年8月10日期间被刑事拘留27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原判认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唯根据上诉人蔺光华、陈金英、张安金、罗长英在二审阶段的认罪、悔罪表现，可对其判处更轻的刑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第二百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2015）海刑初字第149号刑事判决第一、六项和第二至五项的定罪部分。
二、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2015）海刑初字第149号刑事判决第二至五项的量刑部分。
三、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蔺光华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8月9日起至2019年8月8日止；已缴纳罚金人民币20000元，尚未缴纳的罚金自本判决生效次日起二个月内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缴纳，逾期未缴纳的，强制缴纳）。
四、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金英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三十五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5月26日起至2018年11月25日止；已缴纳罚金人民币6000元，尚未缴纳的罚金自本判决生效次日起二个月内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缴纳，逾期未缴纳的，强制缴纳）。
五、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安金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三十五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5月26日起至2018年11月25日止；已缴纳罚金人民币6600元，尚未缴纳的罚金自本判决生效次日起二个月内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缴纳，逾期未缴纳的，强制缴纳）。
六、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罗长英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5月26日起至2016年7月29日止；已缴纳罚金人民币40000元，尚未缴纳的罚金自本判决生效次日起二个月内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缴纳，逾期未缴纳的，强制缴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庞福萍
审判员 沈晓晓
审判员 彭 湘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陈嘉成
附：本刑事判决书引用的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二审的判决、裁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都是终审的判决、裁定。
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四、对符合本意见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的传销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
对符合本意见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的传销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五）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
（一）组织、领导的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一百二十人以上的；
（二）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
（三）曾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一年以内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受过行政处罚，又直接或者间接发展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六十人以上的；
（四）造成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的；
（五）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