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民终1037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潘卫东，男，1954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宣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为人，上海城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唐红琴，女，1976年1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南省尉氏县大马乡。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国平，上海嘉澜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候鹏飞，男，1950年2月2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北省保定市北市区，现住上海市闵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亮，上海合勤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程伟，男，1987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原审第三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张江支行，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科苑路201号一楼B段。负责人：张屹，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一痕，该银行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倪上春，女，1981年2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东海县，现住上海市宝山区。上诉人潘卫东、唐红琴因与被上诉人候鹏飞、原审被告程伟、原审第三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张江支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原审第三人倪上春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5）闵民五（民）重字第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潘卫东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在原审中的所有诉请。事实和理由：一、关于房产证。一审法院认定潘卫东将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以下简称系争房屋）卖给候鹏飞的理由之一是潘卫东将产权证交给候鹏飞，但在原审中潘卫东已解释了将房产证交给候鹏飞的理由是因为系争房屋原权利人因结欠银行贷款未还、潘卫东将产权证交给候鹏飞在银行上门催讨时出示给银行查看。二、关于购房款。1、一审法院认定候鹏飞支付了人民币（下同）170余万元钱款，然即使按照候鹏飞本人在一审中的陈述也只有150余万元，且已经重复计算。几笔钱款的陈述与候鹏飞在公安机关所作的笔录中的陈述也不一致。候鹏飞经常坐潘卫东的车，完全可以将潘卫东放在车内的借条擅自取走。仅凭借条也不能认定候鹏飞代潘卫东向案外人偿还了借款。2、环大环保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大公司）开具给福州A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是支票而非本票，环大公司显然不能将100万元直接支付给候鹏飞，而只能支付给某家单位，再由该单位在支票兑现后提取现金给候鹏飞。因A公司不是法人，无法提取现金（不是不能兑现），又因该两张支票的抬头都已填好分公司，故潘卫东只能应候鹏飞要求背书后交给他至其他公司兑现后提现。一审法院将支票改为本票显然有误。三、关于房屋转让书。两份《房屋转让书》都系候鹏飞伪造的。两份《房屋转让书》中承诺的过户日期均为2001年5月30日前显然不成立。即使第一份是笔误，第二份《房屋转让书》是2013年所写，而承诺的过户日期仍是2001年（2010年）。关于《房屋转让书》的真伪，应采信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而非上海市司法鉴定专家委员会出具的《司法鉴定咨询意见书》的咨询意见。五、候鹏飞陈述的购房过程多处自相矛盾，其在公安机关的两份笔录和起诉状中的陈述均不一致。如像候鹏飞所述潘卫东已于2005年即将房屋转让给候鹏飞并已实际交付，《房屋转让书》中应写成“壹佰柒拾叁万元购房款已支付（已收到）”。六、潘卫东与程伟、唐红琴签订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合法、有效，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候鹏飞）利益的情形。潘卫东与程伟、唐红琴在买卖系争房屋前素不相识，无任何利害关系，买卖合同约定的200万元（实际成交价230万元）并未过分低于市场价。程伟、唐红琴未能实地看房是因为看房时候鹏飞家中无人，无法进入，但看了其他结构相同的房屋。程伟、唐红琴仅仅是为了规避限购政策，使房屋买卖交易能够成功，法律并未禁止。上诉人唐红琴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在原审中的所有诉请。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潘卫东、程伟、唐红琴在涉案房屋交易过程中均存在恶意，损害了候鹏飞的利益”，该认定依据不足。一审判决将实地查看房屋、了解租赁情况认定为唐红琴应尽而未尽的谨慎注意义务，是不适当的加重唐红琴谨慎注意义务。一审判决认定的是潘卫东、程伟、唐红琴三人各自存在不同的恶意，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须以“恶意串通”为前提条件。唐红琴购房前根本不认识潘卫东，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二、一审判决认定唐红琴为购房，有违社会公序良俗，如此认定违背我国婚姻法的基本精神。唐红琴为购房，只是规避限购政策，但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构成无效行为。在法律上，不管出于何种目的或动机都是有效的。三、一审判决认定程伟并无受让系争房屋的真实意思表示，并非真正的房产受让人，因而其民事行为无效。该认定有失偏颇。四、一审判决本案购房合同无效，进而判决唐红琴将产权恢复登记至潘卫东名下，并先清偿债务涤除抵押权等，如此判决对唐红琴极不公正，使唐红琴成为本案最大受害者。上诉人潘卫东与上诉人唐红琴均同意对方的上诉请求以及事实与理由。被上诉人候鹏飞辩称：潘卫东和候鹏飞的房屋买卖关系真实有效，自2005年起至今，候鹏飞向潘卫东支付的款项都已经支付到潘卫东的账户以及潘卫东控制的账户；双方之间的合意既有《房屋转让书》又有实际付款情况。候鹏飞自2005年起一直居住在系争房屋中，没有任何人要求其支付房款及搬离房屋，直到唐红琴要求其搬离。潘卫东、程伟、唐红琴是恶意串通，潘卫东一房二卖，程伟、唐红琴以虚假的方式成为产权人具有恶意，系争房屋的成交价格在2008年时是173万元，到2013年仅售200万元，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唐红琴在买卖系争房屋时明知系争房屋内居住着候鹏飞，但唐红琴既未上门看过系争房屋，且购买系争房屋后进行多次抵押，具有恶意。原审被告程伟未作答辩。原审第三人中信银行述称：其不清楚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纠纷，但是唐红琴和其之间的借款是真实有效的，故其同意原审判决。原审第三人倪上春未作答辩。候鹏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潘卫东、唐红琴、程伟于2013年5月28日签订的关于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2、唐红琴、程伟将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的所有权恢复登记至潘卫东名下；3、潘卫东在重新取得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所有权之日起的10日内协助候鹏飞将上述房屋过户登记至候鹏飞名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系争房屋的原产权人为潘卫东，于2005年（一审法院误写为2015年）5月取得产权证。该房建筑面积119.27平方米。潘卫东取得系争房屋产权后，其本人未曾入住。2005年9月，经潘卫东同意，候鹏飞入住此房，并对房屋进行了装修，潘卫东亦将此房屋的产权证原件交由候鹏飞保管，产权证号为：沪房地闵字（2005）第XXXXXX，产权登记日期为2005年5月17日。候鹏飞一直居住至今。2005年3月31日，潘卫东向案外人陈某借款183,600元，借期为2005年4月1日至2005年4月20日，潘卫东出具了借条。之后该借条原件在候鹏飞处。2005年8月9日、10日，候鹏飞通过民生银行转账方式分别向潘卫东两次汇款10万元，共计20万元。2005年8月，候鹏飞受聘环大公司总顾问一职，任期为2005年8月1日至2010年7月31日。2005年11月11日，应候鹏飞要求，该公司开具两张金额均为50万元的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分行本票，收款人为A公司。潘卫东为A公司的负责人。A公司收到该两张银行本票后又背书转让给了上海XX经营部。环大公司开具证明表示，该100万元系公司支付候鹏飞的顾问费（报酬）。2007年2月8日，候鹏飞向潘卫东的招商银行个人账户中存款20万元。潘卫东分别于2005年11月18日、2006年6月16日、2006年7月15日向案外人车鸿瑞（系上海B有限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借款8万元、2万元、2万元，共计12万元（一审法院误写为14万元）。潘卫东分别出具了相应金额的三张借条。该三张借条均在候鹏飞处，由候鹏飞持有。2013年2月3日，潘卫东向候鹏飞出具一份《房屋转让书》，内容是：本人将闵行区XX路XX弄XX号楼XX室自2008年5月12日转让给候鹏飞先生名下，以抵偿所欠债务总计173万元整。房屋正式过户日期定为2001年（应为2010）年5月30日前（满五年），过户所需费用及税务和银行贷款，由本人承担、偿还。从房屋转让书签字生效起至正式过户期间，XX路XX弄XX号楼XX室房地产权证不可挂失，不可撤销，不可作担保、抵押使用。房屋转让书及房地产权证已交给被转让人候鹏飞先生共同作为过户的法律依据。然而在2011年1月27日，潘卫东向上海市闵行区房地产登记处申请补办系争房屋的产权证。上海市闵行区房地产登记处于2011年3月11日向潘卫东补发了系争房屋的产权证，新的产权证号为沪房地闵字（2011）第XXXXXX。程伟系上海C有限公司的中介人员。2013年5月28日，程伟与唐红琴经上海市A局婚姻登记处审查准予结婚登记。同日，潘卫东（卖售人、甲方）与程伟、唐红琴（买受人、乙方）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合同编号：1731967），该合同约定双方通过上海C有限公司春申路分公司居间介绍，由程伟、唐红琴受让潘卫东位于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弄XX号XX室的房屋（涉案房产），房屋的建筑面积为119.27平方米，房屋的转让价格为2,000,000元，双方于2013年6月30日之前共同至房地产交易中心申请办理转让过户手续。该合同补充条款（一）第10条约定：“甲方承诺与现有租客无租赁合同，无承诺居住期限，无该房屋的债务纠纷，无协议买卖该房屋，若与事实不符，甲方已收取的钱款应即日返还乙方，并按买卖合同承担违约责任。”上述合同还对双方当事人的其他权利义务作出了约定。2013年6月6日，潘卫东与程伟、唐红琴共同向上海市XX中心申请办理系争房屋的产权过户登记。同年6月17日，系争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至唐红琴、程伟名下。2013年6月18日，程伟与唐红琴签署《自愿协议书》，并经上海市闵行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审查准予登记。同日，唐红琴以配偶间变更产权为由向房地产交易中心申请变更系争房屋产权登记。2013年6月25日，经上海市闵行区房地产登记处核准，系争房屋的权利人变更登记为唐红琴一人。关于唐红琴与潘卫东之间的房款支付情况，一审法院查明，唐红琴先后共向潘卫东支付了192万元。一审另查明，案外人上海D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及上海市闵行区XX镇XX花园居民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均记载，候鹏飞于2005年9月18日入住系争房屋至今。2013年8月10日，唐红琴持系争房屋产权证至系争房屋处，要求候鹏飞搬离。候鹏飞遂向虹桥派出所报警。2013年9月2日，候鹏飞以潘卫东诈骗为由向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经侦支队报案。公安机关向潘卫东进行询问时，潘卫东表示，其与候鹏飞之间不存在债务关系或其他经济纠纷。系争房屋由其借给候鹏飞居住，双方未签订租赁协议，更未签订房屋转让协议，也未向候鹏飞收取过租金。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于2013年10月29日以候鹏飞控告潘卫东合同诈骗案无犯罪事实为由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候鹏飞故诉至法院。一审另查明，2013年7月12日，案外人Z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Z银行上海分行）（授信人）与案外人段某（授信申请人）签订《个人授信协议》一份，约定由授信人向授信申请人提供总额为贰佰贰拾肆万元整的授信额度，授信期间自2013年7月12日起至2023年7月12日止。关于“授信担保”，该协议约定：授信申请人所欠授信人一切债务由唐红琴以其所有或依法有权处分的财产作抵（质）押，双方另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或最高额质押合同。协议落款“抵押人”处由案外人段某及唐红琴签字。同日，案外人Z银行上海分行（抵押权人）与唐红琴（抵押人）签订《个人授信最高额抵押合同》一份，约定为担保段某与Z银行上海分行之间的授信协议项下所有债务及其他一切相关费用能够得到按时足额偿还，抵押人愿意以其所有的或依法有权处分的财产作为抵押物，抵押物名称及住所为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弄XX号XX室，面积为119.27平方米，评估值为贰佰捌拾万元。同年7月23日，经上海市闵行区房地产登记处核准，案外人Z银行上海分行登记为系争房屋的抵押权人，最高债权限额为224万元，债权发生期间为自2013年7月12日至2023年7月12日。此后，招商银行发放了贷款。之后招商银行的债权结清后，注销了抵押登记。2013年8月20日，案外人杨某（抵押权人、出借人）与唐红琴（抵押人、借款人）签订《房地产抵押借款合同》一份，约定由唐红琴向杨某借款1,000,000元，借款期限为一个月，自2013年8月20日起至2013年9月19日止；抵押物坐落于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弄XX号XX室，抵押物价值为3,500,000元。同年8月28日，杨某在系争房屋上又设定了100万元的抵押权。同年8月28日，经上海市闵行区房地产登记处核准，案外人杨某登记为系争房屋的抵押权人，债权数额为100万元，期限从2013年8月20日至2013年9月19日。之后，杨某注销了抵押登记。2014年12月22日，唐红琴与中信银行签订抵押借款合同，中信银行办理了系争房屋的抵押登记手续，向唐红琴发放贷款205万元。截止2016年5月26日，唐红琴尚欠银行借款本金2,013,845.65元。2015年10月29日，唐红琴与倪上春签订抵押借款合同，以系争房屋作抵押借款30万元，倪上春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2016年1月12日，唐红琴与案外人窦某签订抵押借款合同，借款金额50万元，窦某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之后，该抵押登记注销。在一审期间，一审法院委托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落款署名“潘卫东”的《房屋转让书》的落款签名之真伪进行司法鉴定。该鉴定中心经鉴定后出具了《文检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房屋转让书》的落款“潘卫东”不是潘卫东本人书写。候鹏飞对此鉴定结论提出异议，要求复检。一审法院遂又委托上海市司法鉴定专家委员会进行司法鉴定。该委员会出具了《司法鉴定咨询意见书》，咨询意见为：落款日期为“2013年2月3日”的《房屋转让书》落款“房屋转让人：签字：”处的“潘卫东”签名字迹倾向是潘卫东所写。在一审庭审中，潘卫东表示，候鹏飞在诉状中所述的22万元与候鹏飞在公安机关陈述的22万元金额总数一致，但对该钱款的构成以及支付给谁的，陈述不一致；至于候鹏飞提供的由潘卫东出具的借条，可能是候鹏飞擅自从潘卫东的轿车中取走；20万元的银行转账是候鹏飞向潘卫东的借款；两张50万元的银行支票，系候鹏飞要求潘卫东的公司兑现现金，由于潘卫东的公司无法兑现，故候鹏飞另找了一家公司，由潘卫东的公司将支票作了背书，与候鹏飞所述的房款无关；关于20万元的存款，系候鹏飞要求潘卫东帮忙融资的报酬以及去新加坡的成本；关于潘卫东出具给车鸿瑞的借条，潘卫东将借条放在自己车内。再查，潘卫东、唐红琴在一审的庭审中，以及在公安机关的询问中均表示唐红琴向潘卫东支付了购房款192元。另在一审庭中，潘卫东、唐红琴表示系争房屋的交易价格是230万元，其中30万元是装修补偿款。唐红琴表示其未支付该30万元补偿款。一审法院于2015年6月25日作出（2013）闵民五（民）初字第245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候鹏飞的诉讼请求。候鹏飞不服此判决，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上诉后，经审理，于2015年10月21日作出（2015）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263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3）闵民五（民）初字第2459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存在两个争议焦点：1、候鹏飞与潘卫东之间是否存在系争房屋的买卖合同关系？2、潘卫东、唐红琴、程伟之间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候鹏飞的合法利益？针对第一个焦点，一审法院认为，自2005年起，候鹏飞即居住至系争房屋内，并对房屋进行了装修，潘卫东从未向候鹏飞收取任何租金或使用费，而根据双方陈述，候鹏飞与潘卫东在2005年之前并不相识，而是通过案外人介绍相识，潘卫东将系争房屋交由候鹏飞长期无偿占有使用，不符常理。况且，如果潘卫东是将房屋无偿借给候鹏飞，亦无需将房屋产权证交由候鹏飞保管。潘卫东在公安机关的询问中表示其与候鹏飞不存在任何债务纠纷或经济纠纷，在本案的庭审中其否认收取候鹏飞任何房款。但从候鹏飞提供的银行存取款凭证、转账凭证证明候鹏飞先后向潘卫东支付数十万元的钱款，并且潘卫东向案外人借款的借据原件均由候鹏飞持有，亦证明候鹏飞代潘卫东清偿债务的事实。潘卫东对于候鹏飞的银行转账以及所持有的借据的解释，既缺乏相应依据，也不符合常理。候鹏飞通过其他公司向潘卫东作为负责人的公司开具银行本票，而银行本票不同于其他支票，见票即兑现，潘卫东表示两张共计100万元的银行本票是候鹏飞要求通过其公司进行兑现所作的解释明显不切实际。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候鹏飞通过银行存款、转账、银行本票、代潘卫东清偿债务的形式向潘卫东支付了170余万元钱款。关于2013年2月3日的《房屋转让书》，虽然经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认为落款非潘卫东本人亲笔所签，但经上海市司法鉴定专家委员会重新司法鉴定，落款“潘卫东”签名字迹倾向是潘卫东本人所写。而上海市司法鉴定专家委员会是由各司法鉴定机关具有丰富鉴定经验的专家组成，法院认为该委员会出具的司法鉴定结论更具有可采信度。再结合候鹏飞以多次方式支付潘卫东170余万元钱款的事实，法院认为《房屋转让书》是潘卫东本人出具，内容客观真实。综合上述分析，一审法院认定，潘卫东将系争房屋以173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候鹏飞，并且已实际交付房屋。候鹏飞与潘卫东就系争房屋存在真实、有效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潘卫东在已将系争房屋出售给候鹏飞的情况下，又将此房转让给程伟、唐红琴，潘卫东此举系一房二卖，明显属恶意之举。程伟系潘卫东、唐红琴就系争房屋买卖的中介人员。从潘卫东、唐红琴、程伟的陈述可知，程伟并无受让系争房屋的真实意思表示，并非真正的房产受让人。虽然其在《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中作为受让人签名，但该签名并非表示其真实受让房屋的意思，故按《民法通则》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的相关规定，该行为无效。购买不动产对普通家庭而言，是重大的经济事务，在购房过程中必然极为谨慎，查验房产真实性、合法性，实地查看房屋结构、装修，掌握房屋居住或租赁关系以及居住人员状况等，而唐红琴既未进入系争房屋实地查看房屋内的结构、装修，也未详细了解房屋的居住人员情况，就与潘卫东签订买卖合同受让系争房屋。并且，唐红琴为了取得系争房屋产权，与程伟办理结婚登记，在取得房屋产权后遂即与程伟办理了手续，唐红琴与程伟之间不存在以共同生活为目的结婚登记，而是为了取得系争房屋产权，此举有违社会公序良俗。唐红琴与潘卫东签订买卖合同受让系争房屋的过程中所表现的上述行为明显不符合正常房屋交易中应当尽到的谨慎注意义务，不符合善意受让人的条件，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潘卫东、唐红琴、程伟在系争房屋交易过程中，均存在恶意，损害了候鹏飞的利益，潘卫东、唐红琴、程伟签订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因无效合同而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由于目前系争房屋登记于唐红琴一人名下，故唐红琴应当办理恢复系争房屋产权登记的相关手续，将产权恢复登记至潘卫东名下。潘卫东应将已收取的192万元退还给唐红琴。由于唐红琴将系争房屋作为抵押担保，向中信银行、倪上春借款，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故在办理产权恢复登记前，唐红琴应清偿抵押担保所对应的债务后涤除抵押权。一审法院据此判决：一、潘卫东与程伟、唐红琴于2013年5月28日就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签订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合同编号：1731967）无效；二、潘卫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唐红琴人民币192万元；三、唐红琴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清偿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张江支行的借款本息等费用（具体金额以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张江支行出具的结算清单为准）、清偿倪上春的借款人民币30万元；四、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张江支行、倪上春于唐红琴清偿了抵押担保的债权后十日内分别办理注销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的抵押登记手续；五、唐红琴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张江支行、倪上春办理注销抵押登记手续后十日内，协助潘卫东办理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产权的恢复登记手续，将房屋产权恢复登记至潘卫东名下。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8,4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人民币43,400元，由潘卫东负担21,700元，唐红琴、程伟共同负担21,70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2005年11月11日，环大公司应候鹏飞要求，开具两张金额均为50万元的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分行支票，收款人为A公司。潘卫东为A公司的负责人。A公司收到该两张银行支票后又背书转让给了上海XX经营部。一审法院其余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潘卫东上诉认为其与候鹏飞之间不存在房屋买卖关系，与唐红琴签订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并阐述了理由。本院认为，关于房产证的问题，潘卫东对房产证为何在候鹏飞处解释为在银行上门催讨原产权人之债务时由候鹏飞出示产权证证明房屋产权人已变更为潘卫东，但为解决案外人催讨的问题可通过多种其他方式解决，而潘卫东该解释显然与常理相悖，故本院难以采信。关于支票的问题，根据一审已经查明的证据，一审法院虽将支票误认为本票，但候鹏飞此项举证是为了证明支票系环大公司应候鹏飞要求开具给A公司、潘卫东系A公司的负责人。潘卫东对环大公司支付给A公司100万元亦是认可，却未提供证据证明环大公司与A公司之间有其他经济往来，其所谓帮助候鹏飞兑现之理由亦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佐证，故潘卫东的相关理由，本院亦不予采信。关于《房屋转让书》中潘卫东签名真实性的问题，一审法院审理期间先后委托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以及上海市司法鉴定专家委员会，该两个机构的鉴定人均出庭接受质询。由于两个机构作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而上海市司法鉴定专家委员会是由上海市司法鉴定工作委员会决定设立的，专家鉴定人有上海市司法局核准登记，主要负责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鉴定。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采信上海市司法鉴定专家委员会的结论意见并无不当。关于候鹏飞的陈述存有矛盾的问题，本院认为，候鹏飞自2005年入住至今已相隔十余年，潘卫东、候鹏飞都承认最初二人关系很好，双方之前有合作关系，部分钱款往来的证据确实可能没有保存。因此，法院只能结合全案的证据和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综合判断。候鹏飞为此举证其通过代潘卫东清偿债务、汇款、支票、存款等多种方式向潘卫东支付了170余万元，而潘卫东的相应解释诸如其归还借款取得借条原件后被候鹏飞自行从其车里拿走、开具支票系为帮候鹏飞兑现等显然不符常理，难以令人信服。且潘卫东自候鹏飞入住后，既未向候鹏飞收取租金，亦未要求候鹏飞搬出，如潘卫东所述自2010年底开始和候鹏飞已无往来，若双方无买卖合同关系，潘卫东更可以要求候鹏飞迁出或支付租金，然潘卫东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向候鹏飞有过相应主张，而是明知房产证在候鹏飞处的情况下，以挂失的方式补办系争房屋房产证再另售他人。综合上述评判，本院认为候鹏飞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潘卫东提供证据的证明力，一审法院认定候鹏飞与潘卫东之间已就系争房屋形成买卖关系无误，本院予以认同。上诉人潘卫东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唐红琴上诉认为其系善意第三人，一审判决损害其合法权益。对此本院认为，善意取得的标准，应当采用严格标准，买受人不仅善意且无过失，需从合同签订是否符合常理、房价、履行等诸多方面综合判断。唐红琴反复陈述其购买系争房屋是为子女购买学区房，然二审庭审中，唐红琴对于系争房屋附近的学校究竟是小学还是中学，或是对口学校的名称，都不能陈述清楚。唐红琴对此辩解其系外来沪人员对学校要求不高，然要求不高不等于没有要求，既然其购房目的是为了子女入学，但关于对口学校的基本情况却一无所知，本院实难采信其所谓购房目的是为购买学区房。其次，唐红琴自述购买房屋时其子女一个已四年级，一个才1岁，此年龄均非急于进入中学、小学的阶段，唐红琴却用其“省吃俭用、东拼西凑的真金白银”在未实地查看系争房屋的情况下就购买了系争房屋，而对于系争房屋已有人居住、房屋内部是否有瑕疵等情形均不予关注，有违常理。再者，唐红琴规避限购政策，采用此方式购房的行为，本身亦不值得提倡。综合以上几点原因，一审法院认定唐红琴不符合善意受让人的条件，并无不当。唐红琴的相关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潘卫东、上诉人唐红琴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6,800元，由上诉人潘卫东负担38,400元，由上诉人唐红琴负担38,4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潘 兵
审判员 郑卫青
审判员 杨斯空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五日
书记员 强 颖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