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闽01行终5号上诉人（一审被告）福州市园林局，住所地福州市南江滨西大道193号东部办公区7号楼10层。法定代表人杨晓，局长。委托代理人孙伟，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施晓航，福建大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第三人）福州市晋安河公园管理处，住所地福州市鼓楼区六一北路***号。法定代表人郑其新，主任。委托代理人金惠敏，福建大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春梅，福建大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福州正之阳体育文化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州市福马路晋安河公园内。法定代表人王顺海，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张亚俊，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林城，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福州市园林局、福州市晋安河公园管理处因与被上诉人福州正之阳体育文化用品有限公司其他行政行为纠纷一案，不服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2017）闽0111行初9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福州市园林局的委托代理人孙伟、施晓航，上诉人福州市晋安河公园管理处的委托代理人金惠敏、陈春梅，被上诉人福州正之阳体育文化用品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亚俊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本案有效证据可证明如下事实：1993年5月28日，集滔公司和第三人签订《房产租赁合同》，约定“一、（租赁范围）晋安酒楼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及其附属空地约叁仟平方米……三、租赁期限：壹拾伍年，自一九九四年元月一日起至二OO八年一月……七、……2、乙方承租本合同项下房产用于经营娱乐性服务业，待乙方为此经营目的而开发的经济实体成立后，该经济实体即成为本合同的当然承租方……乙方如需转租，须征得甲方书面同意”（原告证据1、被告证据8）。1993年5月28日，集滔公司和第三人签订《房产租赁补充合同》，约定，“一、晋安酒楼未完工工程……由乙方出资完成”（原告证据3）。1993年6月29日，集滔公司设立佳美公司，工商登记信息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黄赐贵”（原告证据5、被告证据9）；原告、被告和第三人均确认，佳美公司是集滔公司基于1993年5月28日《房产租赁补充合同》第七条关于“七、……2、乙方承租本合同项下房产用于经营娱乐性服务业，待乙方为此经营目的而开发的经济实体成立后，该经济实体即成为本合同的当然承租方”的约定而设立的公司；各方确认“黄赐贵”是佳美公司法定代表人，也是集滔公司的有权签订人（被告《证据清单》证据10至11证明对象之1，2017年11月2日一审法院询问笔录）。1993年9月2日，福州市规划管理局作出榕规（93）138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划许可内容为，“建设单位：福州市晋安河公园管理处……建设规模：建筑面积2620平方米……”（原告证据6可以证明）。1994年8月20日，第三人和佳美公司签订《“晋安酒楼”房产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约定，“……晋安酒楼扩建部分的产权归晋安河公园管理处所有（指扩建部分是来自晋安酒楼建设许可证中审批的贰仟陆佰贰拾平方米减去一仟伍佰平方米后的面积）……”（原告证据10）。第三人制作《基建项目资金送审表》（制作时间不明），经1996年2月被告批注、1998年2月20日福州市财政局批注、1998年2月25日审计机关批注，报送内“总投资：80万元人民币；总投资来源：由承租方（台湾集滔有限公司）出资；建筑面积：1300平方米”（原告证据9）。1997年3月，佳美公司向第三人递交《关于对晋安酒楼进行修建完善的报告》，称“我佳美娱乐有限公司……一九九三年向晋安河公园承租晋安酒楼……我司意将不改变原来设计四层框架结构的基础上，进行重新设计加固完善修建三、四层……投资改建完善的工程费用由我司承担……合同期间我公司拥有使用权，合同期满后所有不动产归晋安河公园管理处国有……”，报告经第三人、被告分别于1997年3月9日、1997年3月13日批复同意（原告证据4）。1997年5月10日，集滔公司和第三人签订《晋安酒楼房产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约定，“一、……新改、扩建部分的产权归甲方所有，但甲方在租赁期内享有使用权……二、考虑到乙方在改、扩建中对晋安酒楼基础加固改造，及改、扩建投资较大，因此甲方同意……将该酒楼的租赁期延至二O一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止”（原告证据2）。1999年2月14日，福州市城市规划局作出榕规（99）建043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划许可内容为，“建设单位：福州市晋安河公园管理处……建设规模：总建筑面积800平方米……”（原告证据7）；随后，福州市建设委员会作出榕施（99）138号《施工许可证》（原告证据8）。2008年12月12日，第三人与佳美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一、甲方同意解除1993年5月28日签订的“晋安酒楼”租赁合同至2008年12月30日终止合同。二、乙方在承租期间与第三方所签订转租、转让等相关事宜，由乙方在2008年12月30日终止合同执行前，由乙方自行负责处理，与甲方无关，甲方不负任何法律责任”（被告证据10）。2008年12月12日，原告和第三人签订《租赁合同》，约定，“第三条租赁期……自2009年1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止（共计五年）……第十一条提前终止合同……2、租赁期间，如遇国家建设，导致本合同不能继续履行，本合同即自动终止，甲方不负责赔偿，乙方应无条件服从。但甲方有义务向征地方争取本酒楼的内部装修补偿费……”（原告证据13、被告证据11）；后该合同租赁期被延长至2014年4月30日（被告证据22）。2011年5月17日，福州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研究城区内河综合整治等问题的会议纪要》[2011]139号专题会议纪要中记载，“……6、……组织台江区、晋安区，对晋安河、光明港整治工程进行拆迁摸底，测算后报市政府……”（原告证据14）。2011年6月16日，第三人向原告作出《关于终止租赁合同函》，称，“……现依照福州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2011]139号……依据贵我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上述情形可提前终止合同。现特通知贵单位，终止租赁合同，并于2011年6月30日前做好拆迁准备……”（原告证据17，被告证据12）。2011年6月17日，原告向第三人致件《关于要求赔偿装修、设备、经济损失的函》，称“你处2011年6月16日关于终止租赁合同的函已收悉，从函中我司才知2008年12月12日你处出租的‘晋安酒楼’大楼系无产权的违章建筑……2008年12月12日的合同签订后，我司与集滔公司投入大量资金，多次对大楼装修、添置设备。为此，你处应赔偿我们所有的装修、设备和经济损失……”（第三人证据）。2011年6月17日，第三人向被告致件《关于三家租赁经营户拆迁的情况反馈》榕园（2011）26号，称，“我处……于2011年6月16日分别向……福州正之阳体育文化用品有限公司等三家承租经营户送达了终止经营合同的函……尤其是正之阳公司在函中所提及赔偿问题，已超出我处能够解决问题的权限范围，故恳请局有关部门给予协助解决为感”（原告证据20）。2011年6月27日，福州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研究城区内河综合整治等问题的会议纪要》[2011]176号专题会议纪要，记载“有关晋安河沿线建筑涉及拆迁问题……（3）对涉及市园林局拆迁建筑内的承租户，未满租期的由市园林局按照合同条款约定提出赔偿方案，市政府法制办给予把关，涉及结构和装修补偿的由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审核……”（原告证据15）。2012年7月18日，福州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研究城区内河综合整治等问题的会议纪要》[2012]208号专题会议纪要，记载“二、会议议定以下事项……5.……由市园林局负责，晋安河酒楼、新华美酒楼即组织清退，确认8月底前拆迁酒楼……”（原告证据16、被告证据14）。2011年7月29日第三人向原告作出《关于停止经营的通知》，称，“依据贵方与我处签订租赁合约中的相关条款，自2011年8月1日终止合同停止营业……”（被告证据13）。2012年7月31日，被告向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致件《福州市园林局关于市政府专题会议纪要[2012]208号办理情况的反馈》榕园查[2012]67号，称，“由于‘新华美酒楼’原租赁承包方‘福州市佳美娱乐有限公司’于2008年底将其转给现租赁承包方‘福州正之阳体育文化用品有限公司’承包经营……”（原告证据21）。2013年4月8日，福州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向第三人作出《〈关于福州市内河整治改造工程涉及福州正之阳体育文化用品有限公司的房屋、构筑物及可搬迁设备的征收补偿费评估的报告〉征求意见函》，记载“根据福州市晋安河公园管理处二O一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出具的《关于确认晋安酒楼建筑面积及建成时间函》及相关材料，晋安酒楼主体一层1500平方米由福州市晋安区公园管理处于1991年建设，扩建及附属设施由福州正之阳体育文化用品有限公司于1993年建设。纳入评估范围内的房屋建筑物面积以委托方提供的《新华美酒楼》平面图上数据整理而得，其中A座主体结构房屋只包含福州正之阳体育文化用品有限公司扩建部分，不包含福州市晋安河公园管理处建设的1500平方米部分”（原告证据18）。2013年6月13日，福州市财政局向第三人作出《关于内河整治改造工程涉及福州正之阳体育文化用品有限公司的房屋构筑物及可搬迁设备的征收补偿费评估合规性审核的批复》榕财建（2013）181号，记载“经评估，福州市内河整治改造工程涉及福州正之阳体育文化用品有限公司的房屋构筑物及可搬迁设备的征收补偿费……评估价值为3734425元”（原告证据19）。2015年5月，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在发给被告等行政机关的《文件办理告知单》中称，“同意装修赔偿金额按公园与正之阳公司达成一致的装修赔偿计算方法……同意市园林局提出的意见，正之阳公司不应获得3650平方米建筑物的赔偿，鉴于市财政已对新建建筑物拆迁补偿费进行了评审（相当于证据保全），市园林局应提前告知正之阳公司准备移交、组织清退，一个月内收回交由市建委进行拆除……正之阳公司可通过司法途径主张自己的权益”（原告证据23）。2015年8月11日，被告向郭见忠作出《信访事项处理答复意见书》榕园查[2015]157号，称，“1993年5月，乙方台湾集滔有限公司……承租公园拥有的晋安酒楼1500平方建筑物和3000平方空地……合同生效后集滔公司按约定在榕成立佳美公司，全权负责晋安酒楼（曾称‘……新华美酒楼’）等的经营管理，1997年，佳美公司……公园根据市、局领导批示，同意延长租赁期5年并签订了补充协议……租赁期间，佳美公司陆续出资扩建建筑物，晋安酒楼建筑总面积达到5150平方（其中经财政评估认定的扩建、新建部分为3650平方米）。2008年12月30日合同到期后，乙方正之阳公司（具体代理人黄赐贵）与公园签订租赁合同，租赁范围……（即包括上述5150平方米），租期5年（2009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该合同约定‘乙方如需对租赁场所进行改建，须征得甲方书面同意并报经有关部门审批后方可施工，费用由乙方承担，改建部分产权自形成之日起无条件、无偿归甲方所有。’‘租赁期间，如遇国家建设，导致本合同不能继续履行，本合同即自动终止，甲方不负责赔偿，乙方应无条件服从。但甲方有义务向征地方争取本酒楼的内部装修补偿费’……该合同生效后，因正之阳公司替公园支付给前乙方佳美公司押金15万元，公园与正之阳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将该押金转成租金，延长合同租赁期4个月至2014年4月30日……合同履行期间，公园按照市政府关于晋安河整治要求，于2011年6月16日、8月1日向正之阳公司发出通知要求停止营业、终止合同的通知……自此市园林局和公园开始与正之阳公司谈判赔偿，正之阳公司一直以其继承了3650平方米建构筑物使用权为由，要求获得3650平方米建构筑物的拆迁赔偿共计3734425元。但市园林局和公园均认为与正之阳公司签订的合同中已明确‘甲方不负责赔偿，乙方应无条件服从，但甲方有义务向征地方争取本酒楼的内部装修补偿费’，据此，正之阳公司不应获得3650平方米建筑物的赔偿。今年5月，市园林局就‘晋安酒楼拆迁赔偿补偿事宜’行文上报市政府，根据市政府批示精神……正之阳公司不应获得3650平方米建筑物的赔偿”（原告证据22、被告证据1）。2015年12月7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关于“晋安酒楼”装修补偿确认书》，（原告证据24）；原告庭审确认，约定的装修补偿款已全部向原告支付。2016年9月1日，2016年9月25日，集滔公司、佳美公司分别出具《确认书》，（原告25、26证据）。2016年11月29日，因原告起诉福州市人民政府，诉请确认福州市人民政府强制拆除晋安酒楼扩建部分建筑物为违法、判令福州市人民政府按评估价3734425元赔偿违法强拆给原告造成的损失，第三人被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追加为（2016）闽01行初272号、（2016）闽01行赔初9号的诉讼第三人（被告证据2至7）。2017年6月12日，原告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二、关于本案争议事实的认定：原告称其2008年12月1日与集滔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佳美公司向原告转让讼争租赁范围内“剩余租赁期”和改建的原主体1500平方米、扩建的3650平方米建筑物全部权利义务，集滔公司2008年12月2日向第三人致件《关于变更原晋安酒楼承租主体的报告》告知转让合意事实；被告、第三人对原告前述事实主张均予否认，称第三人没有收到集滔公司2008年12月2日致第三人的《关于变更原晋安酒楼承租主体的报告》，并称第三人与集滔公司2008年12月12日签订《协议书》关于“……二、乙方在承租期间与第三方所签订转租、转让等相关事宜，由乙方在2008年12月30日终止合同执行前，由乙方自行负责处理，与甲方无关，甲方不负任何法律责任”的约定已否认佳美公司与原告间转让协议的效力。对该争议事实，一审法院分析与认定如下：首先，四项证据事实，证据事实一：第三人与佳美公司2008年12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以“一、甲方同意解除1993年5月28日签订的‘晋安酒楼’租赁合同至2008年12月30日终止合同”约定提前解除了与佳美公司通过1993年5月28日、1997年5月10日与集滔公司签订给佳美公司的租赁期自1994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0日的租赁合同；证据事实二：第三人与原告2008年12月12日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自2009年1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止”；证据事实三：被告2012年7月31日向福州市人民政府报告称“……原租赁承包方福州市佳美娱乐有限公司于2008年底将其转给现租赁承包方福州正之阳体育文化用品有限公司……”；证据事实四：被告2015年8月11日在《信访事项处理答复意见书》中称“……2008年12月30日合同到期后，乙方正之阳公司（具体代理人黄赐贵）与公园租赁合同……因正之阳公司替公园支付给前乙方佳美公司押金15万元，公园与正之阳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延长合同租赁期4个月至2014年4月30日……”。其次，四项证据事实中的五个证明事实细节，事实细节1：第三人于2008年12月12日同日同时与佳美公司签订提前解除合同的《协议书》、与原告签订《租赁合同》，签约日距旧合同终止日18天，距新合同履约起始日20天；事实细节2：被告确认，因原告替第三人向佳美公司履行义务，而获得将租赁期延长至2014年4月30日的合同利益；事实细节3：第三人在2008年12月12日与原告签订《租赁合同》时的原告合同代理人是佳美公司法定代表人、集滔公司有权签约人“黄赐贵”，即佳美公司法定代表人“黄赐贵”就该合同的签订起到重要的穿针引线作用；事实细节4：被告将原告与第三人《租赁合同》的签订时间由“2008年12月12日”以强调的书写方式颠倒为“2008年12月30日合同到期后”，即被告将原告与第三人《租赁合同》签订时间有意识地置后写成是佳美公司与第三人租赁合同终止之后；事实细节5：第三人与被告把佳美公司确认为“前乙方”、“原租赁承包方”，把原告确认为“乙方”、“现租赁承包人”，即被告与第三人均确认佳美公司、原告分别是讼争租赁物的前法律关系主体、后法律关系主体。根据“先有案件事实（通过证据来证明事件或行为），后有法律评判（案件事实是否构成法律事实、法律事实产生何种效力）”的法律适用规则，一般而言，若无行为事实则无行为效力可言，此时的诉讼主张是“案件事实（行为或事件）的有或无的客观存在性”，唯当行为事实成立后才有行为效力否定之评价，即对某个事实（行为或事件）是否产生法律效力的诉讼主张，所以，被告、第三人以第三人与佳美公司2008年12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来否定佳美公司与原告间“剩余租赁期”转让合意的效力时，其实暗含着第三人对该转让合意的“知道”行为事实；前述五项证明事实细节还进一步证明到，第三人在2008年底对于佳美公司与原告间“剩余租赁期”转让合意，不但“知道”而且“同意”；被告对于第三人就此项转让合意的“知道且同意”行为事实也许在2008年底是“不知道”的，但至迟在2012年7月31日向福州市人民政府报告称“……原租赁承包方福州市佳美娱乐有限公司于2008年底将其转给现租赁承包方福州正之阳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时表明其对于第三人就此项转让合意的“知道且同意”作出“知道且同意”的意思表示。同理，本案被告、第三人以其与佳美公司2008年12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来否定佳美公司与原告间就租赁物（原主体1500平方米、扩建3650平方米建筑物）转让合意的效力时，也暗含着第三人对该项转让合意的“知道”行为事实；而且，原告证据18可证明的第三人在2013年3月27日向晋安河整治活动评估机构福州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作出“……扩建及附属设施由福州正之阳体育文化用品有限公司于1993年建设……”这一将租赁物的建设人由客观上的“佳美公司建设”改述为“原告建设”的陈述内容，更加证明，第三人至2013年3月27日对于佳美公司与原告间租赁物（原主体1500平方米、扩建3650平方米建筑物）转让合意是不但“知道”而且“同意”的行为事实；当然，被告对于第三人就此项转让的“知道且同意”也许在原告就租赁物赔偿争议发生之前是“不知道”的，所以，在赔偿争议发生以后，被告才“知道”了第三人就此项转让的“知道且同意”，从而以第三人与佳美公司2008年12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为据否定转让合意行为效力的诉讼理由来表达被告自己“不予同意”的意思表示。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其一，佳美公司与原告之间就“剩余租赁期”和改建的原主体1500平方米、扩建的3650平方米建筑物全部权利义务确有达成转让合意的行为事实，其二，第三人确有自2008年年底始至2013年3月27日前就两项转让合意作出过“知道且同意”的意思表示行为事实，据此，对于被告、第三人以否定转让合意行为效力的方式来否定转让合意行为客观存在性、否定第三人对于两项转让合意“知道且同意”行为事实客观存在性的诉讼理由，一审法院均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一、原告诉请合法性审查的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存在被告通过其于2015年5月向福州市人民政府“行文上报”，于2015年8月11日向郭见忠作出《信访事项处理答复意见书》榕园查[2015]157号的行政公文，已将“正之阳公司不应获得3650平方米建筑物的赔偿”由“内隐意思”进行“外显表示”，形成向自福州市人民政府至不特定信访人公开作出的完整意思表示，据此，一审法院确认原告诉请合法性审查的被诉行政行为的客观存在性，对被告基于错误理解原告诉意而提出的信访不可诉、原告无权起诉信访答复意见的答辩主张不予采信。二、原告请求保护的法律权利是否存在根据一审法院所认定的“对于佳美公司与原告之间就‘剩余租赁期’和改建的原主体1500平方米、扩建的3650平方米建筑物全部权利义务的转让合意事实，第三人于2008年年底作出过‘知道且同意’的意思表示行为事实”的案件事实，结合第三人在2013年3月27日向晋安河整治活动评估机构福州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作出“……扩建及附属设施由福州正之阳体育文化用品有限公司于1993年建设……”的意思表示行为事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三十条的关于国家登记或者合法建造事实行为是物权设立的法律事实的规定，原告关于其因受让自佳美公司的“剩余租赁期”和改、扩建建筑物（原主体1500平方米、扩建3650平方米）全部权利义务而产生对扩建3650平方米建筑物的征迁补偿权益而与被诉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诉讼主张成立。三、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对原告法律权利义务产生影响第三人是被告所举办的承担“管理园林绿化、美化城市环境”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依照1987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五十条第二款、第五十五条第（一）（二）项、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的规定，第三人自其成立就是在法律上具有“独立人格”的民事主体，其人格独立性不但是指“以自己的名义”作出民事行为，更指“以自己独立意思表示”作出民事行为。然而，本案中，1.第三人在与佳美公司就约定租赁期延长五年、允许佳美公司对租赁物进行改扩建等民事活动中均系在“取得被告同意”后以“执行被告意思表示”为自己的意思表示后方可作出民事行为；2.被告于本案提交14份证据中的12份证据均为第三人制作或者持有原件的证据，第三人非但不作为自己的证据提交，庭审中反复以“同意被告意见”陈述，向一审法院表达其“执行被告意思表示”的诉讼意思表示；3.第三人将其在2008年年底已就佳美公司向原告两项转让合意作出过“知道且同意”的意思表示以及于2013年3月27日向晋安河整治活动评估机构作出的“……扩建及附属设施由福州正之阳体育文化用品有限公司于1993年建设……”意思表示，在被告作出“正之阳公司不应获得3650平方米建筑物的赔偿”意思表示后，以“同意被告意见”陈述内容表达了对“自己的意思表示”的全面否认。综前所述，一审法院认为，自1985年始的事业单位改革一直把现实存在的“政事不分”作为重点改革内容，因此，被告知道其基于对第三人举办者的职能，向第三人发出的意思表示必将为第三人所不能拒绝地必须执行，且必将通过第三人的执行而实现于第三人与相对方的民事活动中，被告却未遵守改革要求，即2006年8月31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印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通知》国发〔2004〕10号关于“……政事分开，实行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与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能分开……凡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能够自主解决的……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外，行政机关不要通过行政管理去解决”的规定，仍积极追求通过第三人的执行行为而将被告自己的意思表示实现于第三人与相对方的民事活动中的现实结果。而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一百一十四条关于“国家机关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的规定，被告基于其对第三人举办者职能而在行政公文中记载的意思表示，必将为对行政权予以充分尊重的司法机关所直接采信而被覆盖以司法公信力。据此，一审法院确认，被告的“正之阳公司不应获得3650平方米建筑物的赔偿”意思表示，是被告以其第三人举办者的职能，向第三人发出的具有执行力的行政指令，该行政指令通过第三人的执行而对原告的法律权利义务产生影响力；被告、第三人关于被告作出的“正之阳公司不应获得3650平方米建筑物的赔偿”意思表示是没有强制力的指导行为的答辩主张和陈述主张，一审法院不予认可。另外，一审法院认为，福州市人民政府通过[2012]208号专题会议纪要中作出的“由市园林局负责……新华美酒楼即组织清退”工作部署，是在要求被告作好晋安河整治活动中的“指导、协调”工作，即要求被告以社会关系安定稳定建设为基础，在法律框架内完成晋安河沿线酒楼的清退工作，因此，被告本应当通过帮助第三人调查取证以查明历史事实、帮助第三人组织法律专家以充分调研法律关系组成、组织第三人和原告等相关民事主体进行平等协商等行政指导行为，促成各方民事主体达成合意赔偿方案，然后再将该合意方案向福州市人民政府“行文上报”；被告未经行政指导而迳行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是被告对福州市人民政府工作部署的未尽职履行，并非原告所陈述的福州市人民政府[2012]208号专题会议纪要通过“由市园林局负责……新华美酒楼即组织清退”工作部署授予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权力来源的诉讼主张，故原告以此诉讼主张为由要求一审法院判令被告重新作出予以赔偿的决定的履责请求，不能成立。四、原告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被告无证据证明原告对被诉行政行为及诉权或起诉期限的“知道或应当知道”时间，故一审法院采信原告关于其于2016年9月收到郭见忠转交的《信访事项处理答复意见书》榕园查[2015]157号时才知道被诉行政行为的自认，据此确认原告于2017年6月12日向一审法院起诉的行为未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8号第四十一条第一款所规定的2年起诉期限。五、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评价鉴于被告已确认其无任何行政职权依据作出被诉行政行为，一审法院确认被诉行政行为超越职权；鉴于被告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其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程序证据与程序规则，一审法院确认被诉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鉴于被告未尽职履行福州市人民政府的工作部署，作好调查取证、法律调研、组织协商等各项行政指导工作而迳行作出被诉行政行为，一审法院确认被诉行政行为的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鉴于被告以对第三人举办人的职能，对可以且应当由第三人独立解决的民事争议作出被诉行政行为，一审法院确认被诉行政行为滥用职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第（一）、（二）、（三）、（四）、（五）项的规定，判决一、撤销被告福州市园林局于2015年8月11日作出的“正之阳公司不应获得3650平方米建筑物的赔偿”的行政决定；二、驳回原告福州正之阳体育文化用品有限公司关于“判令被告重新作出予以赔偿决定”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福州市园林局负担。上诉人福州市园林局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其具体理由为：一、上诉人作出《信访事项处理答复意见书》是根据市政府工作部署及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合同而作出的答复意见，合法有据，一审法院确认该意见书属于行政行为，并确认该行政行为滥用职权等，没有法律依据，应予以撤销或改判。该意见书仅起指导作用，被上诉人要实现赔偿，应通过民事程序解决。上诉人基于《租赁合同》第十一条第二款的约定作出了被上诉人不应获得3650平方米建筑物的赔偿的答复。上诉人的上述主张与市政府相关会议纪要精神一致。二、被上诉人只是案涉“晋安酒楼”承租人，并非所有人，被上诉人主体不适格，无权主张赔偿。“晋安酒楼”属于国有资产，晋安酒楼的收回拆除属于政府处置国有资产，不属于拆迁，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有因受让而产生“征迁补偿权益”是错误的。三、一审法院将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1、12予以排除，但在争议事实的认定中又确认了该两份证据，并以该两份证据认定上诉人“知情且同意”转让行为的事实，一审对这一争议事实认定前后矛盾、明显错误。四、一审法院以上诉人“知道且同意”的这一错误论证结果，认定上诉人是因受让佳美公司的全部权利义务而产生相关权益，进而认定其与意见书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应当予以改判。五、2008年12月12日的《租赁合同》是对权利义务的重新约定，该合同明确约定遇国家建设需要，晋安河公园管理处不负责赔偿，被上诉人应当无条件服从。综上，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人福州市晋安河公园管理处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其上诉理由基本同上诉人福州市园林局。被上诉人福州正之阳体育文化用品有限公司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主要理由为：一、《信访事项处理答复意见书》对答辩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同时上诉人福州市园林局将该行为外化，故行政行为客观存在。（一）该答复意见与晋安酒楼的拆除及答辩人的合法权益存在重大利害关系；（二）上诉人将该行政行为由“内隐意思”进行“外显表示”，该行政行为系客观存在。二、答辩人继承了集滔公司所享有的权利义务，答辩人系晋安酒楼3650平方米建筑物的合法权利人，依法享有该部分建筑物的征迁补偿权益。（一）答辩人继承了1993年5月28日《房产租赁合同》中台湾集滔公司所享有的全部权利义务。（二）晋安酒楼3650平方米建筑物系由集滔公司出资建造，集滔公司系该部分建筑物的合法建造者，该权利由答辩人继承。三、福州市园林局与福州市晋安河公园管理处“知道且同意”佳美公司与答辩人之间的转让行为，答辩人因受让佳美公司的全部权利义务而享有诉争3650平方米建筑物的征迁补偿权益。四、2008年12月12日的《租赁合同》系集滔公司与第三人租赁合同的延续，答辩人继承集滔公司剩余的租赁期限及相应改扩建建筑物的征迁补偿权益。一审中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和法律依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相关证据均经一审开庭质证。本院认为，被上诉人福州正之阳体育文化用品有限公司是否能够获得3650平方米建筑物的赔偿属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福州市晋安河公园管理处间的民事争议，应通过民事诉讼途径予以解决，故本院对各方当事人间包括协议的解除、转让、继受等在内的民事纠纷不予审查。信访处理意见往往不构成新的行政行为，不会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故当事人对信访处理意见不服提起的行政诉讼，一般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但本案中，上诉人福州市园林局在《信访事项处理答复意见书》中作出了内容为“正之阳公司不应获得3650平方米建筑物的赔偿”的行政行为，鉴于行政行为具有效力先定性的特征，上述内容势必会对被上诉人在寻求民事救济时造成一定的影响，具有可诉性。任何行政行为均须有法律根据，具有从属法律性，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或授权，行政主体不得作出任何行政行为。上诉人福州市园林局未能就作出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出示相关职权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福州市园林局超越职权并撤销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裁判结论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福州市园林局与上诉人福州市晋安河公园管理处各负担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小倩审 判 员 杨 以审 判 员 郑 鋆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林 华书 记 员 陈佳怡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第18页共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