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3民终185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凌毅，男，1963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娄伟骅，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锐，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梁亚淑，女，1972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登峰，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贺志忠，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史某，男，1973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上诉人凌毅、上诉人梁亚淑因与被上诉人史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5民初102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凌毅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史某与梁亚淑向凌毅连带清偿借款本金330万元及利息（2015年8月11日之前的利息58万，之后的利息以33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计至还清所有借款为止），并判令史某与梁亚淑负担一、二审诉讼费、财产保全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史某将部分借款用于偿还赌债，梁亚淑对该部分借款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争议焦点是史某所负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对此，一审法院认定史某将部分借款用于偿还赌债，纯属“推论”，均没有关联的直接证据相印证，且无视凌毅的证明力更强的事实主张和证据。(一)史某借款的实际用途是用于电子商务和购买学位房，史某的账户在借款期限内既有大额出账，也有来自案外人的大额入账，更符合生产经营的款项往来，故借款用途并非偿还赌债。1.凌毅与史某之间存在电子产品经营业务往来关系。2013年2月17日，史某以做电子商务为由向凌毅借款150万元，基于双方长期的业务往来关系，并考虑到对史某与梁亚淑的家庭经济能力的了解，凌毅才答应出借低息、短期借款。2013年10月21日，史某以购买学位房为由再次向凌毅借款180万元，凌毅考虑到史某在这两次借款期间一直按约定偿还利息，方才答应再次借款。事后证实，2013年10月至2014年2月之间，史某亦按照约定偿还利息。由此可见，史某借款实际是生产经营的资金周转和家庭购房的开支。如果是用于偿还赌债，史某无法保持每月固定偿还利息，凌毅也不会在第一次借款本金未还清的情况下，再次出借180万元。2.一审庭审调查时，史某亦承认两笔借款发生时有向凌毅明示借款用途是电子商务和购买学位房，后又主张所有借款用于偿还赌债，其说法前后矛盾且不符合常理。史某提供的银行流水证明，其账户在借款期限内既有大额出账，同时也有来自案外人的大额入账，更符合生产经营的款项往来，故借款用途并非用于偿还赌债。(二）史某与梁亚淑提交的证据均与涉案两笔借款的用途没有任何直接联系，一审法院在判断本案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时，没有全面、客观地审核。1.从梁亚淑提交的史某的深圳市康宁医院门诊病历及医院证明来看，史某的治疗时间为2011年11月9日至2012年10月8日，而涉案两笔借款发生时间均在2013年之后，且梁亚淑并没有完整提供治疗终结时的医生意见。2.史某去澳门的出入境记录时间为2010年至2011年期间，而涉案两笔借款发生时间均在2013年之后，与本案无关。退一步讲，该证据也无法证明史某是去赌博。3.凌毅提交的工商登记信息表证实，史某收到借款后的转款对象窦某、易某、石某、赵某等人，与史某均有生产经营业务往来。其中，易某是深圳市铭某电子有限公司的大股东，石某是深圳市凯某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窦某、赵某与史某原系深圳市奔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上述公司的主营业务均是电子产品。工商登记信息显示，直到2015年7月20日，史某才退出深圳市奔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即史某在借款时仍是上述公司的股东，其与公司股东、有业务往来的合作伙伴之间存在转款属正常经营行为。一审庭审时史某声称某系德州扑克的玩家、庄家，仅仅是其一面之词，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4.史某的转款对象庄某于2014年4月21日因开设赌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与史某的款项没有任何联系。一审法院认定史某转给庄某的款项仅有一笔，即2013年10月22日史某的招商银行尾号1728账户转出的款项，而史某收取借款本金180万元的收款账户是其交通银行尾号8235账户。可见，庄某的款项并非来自凌毅转给史某的借款本金，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仅依据庄某犯开设赌场罪，便认定史某所借330万元借款中的大部分款项是用于偿还赌债，显然是以偏概全，没有事实依据。综上，站在凌毅的角度，作为债权人，基于双方长期的业务往来关系及对史某与梁亚淑的家庭经济能力的了解，在史某明确表态借款用途是用于生产经营的情况下，凌毅已尽善意和必要注意义务。事实上，史某收到款项的实际用途也是流向其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生意伙伴，综合生产经营活动的性质、梁亚淑与凌毅在其中的地位作用、凌毅是否善意等具体情况，应当依法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据以判决的法律依据之一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梁亚淑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四项及判令凌毅负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梁亚淑对史某借款用于偿还信用卡等部分的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存在错误，应由凌毅举证证明该两笔费用系夫妻共同债务，而非由梁亚淑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正确。史某未征得梁亚淑的同意而借款用于偿还赌债，梁亚淑对此予以认可。但是，一审法院认定梁亚淑对史某用于消费、取现、支付宝支出、还信用卡的169915元和119000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梁亚淑持反对意见。一、两笔借款均未征得梁亚淑同意，对超出日常家事代理权范围的借款，应由出借方凌毅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承担举证责任，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系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基于“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从一审判决的表述可知，一审法院对此举证责任进行了倒置，认定应由梁亚淑对“非夫妻共同债务”进行举证，免除了实际需要承担举证责任的凌毅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的举证责任，因此，一审法院对两笔借款的性质的认定，违背了超出日常家事代理权范围债务的举证规则。二、梁亚淑已完成初步的举证责任，证明两笔款项的实际用途及未流向梁亚淑的个人账号，结合其他证据，梁亚淑对借款属于史某的个人债务的举证已达到较高程度的盖然性，应由凌毅进一步举证证明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梁亚淑已初步证明了史某借款330万元未征得梁亚淑同意，且从银行流水可知，借款是用于支付史某的个人赌债，未有任何一笔款项流入梁亚淑的个人账号，且一审法院对门诊病历、通话记录、当票、澳门报警回执等其他证据均已采信。对于“借款合意及未用于家庭生活”的证明只需达到较高程度的盖然性即可，并不需要达到高度盖然性。梁亚淑已证明所有借款均未征得双方同意且绝大部分款项都用于偿还赌债，在此情况下，凌毅应当进一步证明借款系夫妻共同债务。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梁亚淑的如上请求。凌毅对梁亚淑的上诉辩称：一、史某借款并非用于偿还赌债，梁亚淑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1.史某在借款时声称的用途为电子商务和购买学位房，属正常的家庭生产经营开支。从史某的银行流水来看，借款期间窦某与史某之间有大额资金往来，其不仅与史某于2001年11月6日共同创立深圳市奔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2012年7月31日共同创立深圳乐某科技有限公司，且其还是深圳赛格电子市场奔某电脑配件店的负责人，上述公司均从事电子数码产品经营，其与史某之间的大额转账，属于双方在经营公司中密切的资金往来款项。此外，史某在借款后的资金往来对象还包括易某、石某、赵某、郑某、张某等人，从凌毅提供的工商登记信息资料证实，上述交易对象均是从事电子产品经营的公司股东或个体工商户负责人，在史某借款的期限内，均与史某存在资金往来，既有多笔资金出账，也有来自上述交易对象的多笔入账，均符合公司之间业务往来的交易习惯。2.梁亚淑提供的证据均无法证明史某借款系用于偿还赌债。凌毅已举证证明史某收到借款后的转账交易对象是从事电子产品经营的公司股东或个体工商户负责人，梁亚淑称用于偿还赌债，但其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上述公司股东或个体工商户负责人是赌债债主。对比梁亚淑提供的病历、港澳通行证、刑事判决书、短信聊天记录等与借款期限不相符的证据，凌毅提供关于交易对象身份的证据更具有高度盖然性。3.从夫妻共同生活的范围来看，家庭生活开支不仅包括夫妻双方的日常生活开支，还包括夫妻一方的生产经营活动的支出。如上所述，史某系从事电子产品经营的公司股东，借款的实际用途均与业务往来的合作伙伴或同类经营范围的公司股东存在密切联系，借款属于夫妻一方正常生产经营所负的债务，故梁亚淑应当对史某的全部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梁亚淑应当对史某用于消费、取现、支付宝支出、还信用卡的169915元和119000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1.梁亚淑应当对借款没有用于家庭生活开支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本案中，梁亚淑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凌毅与史某就借款事宜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史某与梁亚淑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处分代理权限存在约定且凌毅对此知悉，因此，梁亚淑应当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其配偶的借款并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事实进行举证，否则应视为夫妻共同债务。2.梁亚淑仅以款项未流向其个人账号即主张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是错误的。史某用于消费、取现、支付宝支出、还信用卡的169915元和119000元，即使未流入梁亚淑的账户，也是夫妻一方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或家庭受益，应当属于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综上所述，相对于赌债债主，凌毅在主观上是善意的，其凭与史某多年的信任基础及史某是两家业务往来公司的大股东，最后才答应低息、短期借款，事后证实，史某借款后有按约偿还利息，更重要的是借款后的款项流向，史某是转账给从事电子产品经营的公司股东或个体工商户负责人，也有来自上述公司股东或个体工商户负责人的入账，这符合生产经营资金的交易往来。梁亚淑以史某借款系用于偿还赌债，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对借款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恳请二审法院结合事实和相关法律，驳回梁亚淑的上诉请求。梁亚淑对凌毅的上诉辩称：一、史某有不良嗜好，曾在深圳市康宁医院治疗长达一年，但其赌瘾一直没有治好。二、史某在澳门和深圳赌博，在澳门主要是在海立方等赌场，在深圳主要是德州扑克，一审中史某提交的证据显示史某在澳门曾经因输了数百万元而滞留澳门长达59天，甚至典当身上仅有的手表，梁亚淑因长时间找不到史某而前往澳门寻找，这在一审庭审笔录中有表述。三、史某提供证据显示其转账均是支付因赌博而产生的债务，需要提醒法庭的是，庄某因涉嫌赌博而被判刑，且梁亚淑了解到姜某、柳某等人均涉嫌赌博被判刑或被行政处罚，梁亚淑已提交了调取证据申请书。四、梁亚淑是政府工作人员，有稳定的工作，没有大额举债的主观动机和目的。五、史某在借条或借据上明确表示借款属于私人借款，借款金额高达300多万元，梁亚淑并不知情，该金额已明显超出日常家事代理的权限和范围。六、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相关规定，应该在判断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为了夫妻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认定夫妻共同债务，但本案中，根据史某提供的证据显示，没有用于家庭任何支出，比如购买房子、车辆等。七、根据一审中史某及梁亚淑提供的证据以及二审新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借款用于偿还史某的个人债务，也就是说因赌博而发生的债务，从双方举证的角度来说，梁亚淑已尽到了自己所能尽到的举证义务，且从高度盖然性的角度来说，已经可以确认史某所借款项已全部用于偿还赌债或因赌博而发生的欠债的还款等。史某对凌毅的上诉辩称，凌毅认为我没有去澳门，我已提供出入境记录及在澳门滞留的记录。史某对梁亚淑的上诉没有答辩意见。凌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史某与梁亚淑向凌毅连带清偿借款本金330万元及利息（其中2015年8月11日之前的利息为58万元，之后的利息以33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1%自2015年8月11日起计至还清所有借款为止）及负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2月17日，史某以做电子商务为由向凌毅借款，并向凌毅出具借据，内容为：史某向凌毅借款150万元，利息为借款总金额的1%，借款期限内，史某每月需向凌毅支付利息15000元，借款时间为2013年2月17日到8月17日。2月18日，凌毅通过熊凌的账户给史某的招商银行尾号1728账户转账150万元。2013年10月21日，史某以购买学位房为由向凌毅借款，并向凌毅出具借条，内容为：史某向凌毅借款180万元，期限为1个月，月利率1%，于2013年11月21日一次性还清。10月22日，凌毅通过幸国财的账户给史某交通银行尾号8717账户转账180万元。借款之后，史某一直未偿还借款本金，亦未支付借款利息。2015年8月11日，凌毅与史某就借款本金及利息进行了对账，史某重新给凌毅出具借据，内容为：截止2015年8月17日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389.4万元，还款期限为2015年8月17日至2020年8月17日，月利率1%，2015年12月31日前还款9.4万元，2016年8月17日还款50万元，2017年8月17日还款80万元，2018年8月17日还款100万元，2019年8月17日还款150万元，2020年8月17日归还全部本息余款1859483元。之后，史某分别于2017年4月19日支付利息8000元，5月20日支付利息6000元，6月19日支付利息5000元，7月18日支付利息5000元。史某与梁亚淑于1999年5月24日登记结婚。2015年5月20日，双方因感情不和在深圳市南山区民政局登记离婚。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处理如下：1.深圳市南山区某苑2栋房地产所有权归女方所有，房屋因为是女方单位福利分房，暂时还没有办理房产手续，等办理房产手续之时，男方必须协助女方办理一切相关手续；2.女方名下有汽车帕萨特粤Ｂ×××××一辆，所有权不变，归女方所有；3.双方各自名下现有银行存款保持不变，归各自所有；4.婚前双方各自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男女双方各自的私人生活用品归各自所有。双方对债务处理如下：双方确认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没有发生任何共同债务，任何一方如对外负有债务的，由负债方自行承担。凌毅提交三份工商登记查询单，显示史某借款之后的转账对象窦某、易某、石某均在深圳经营公司，窦某、赵某与史某原系同一家公司股东（投资人）。2013年2月18日，史某收到150万元借款后，当天转给易某90万元、石某16万元、史某的交通银行账户320970元，使用支付宝网上消费四笔（9980元、25元、20元、830元）共计10855元；2月19日转给赵某12000元、郑某49985元；2月20日使用支付宝网上消费100元，转给王虹林72800元。史某向其交通银行账户转账320970元后，2013年2月20日以消费形式向窦某转出23200元，2月23日消费159元、取现3000元，2月28日信用卡还款10010元、以消费形式向窦某转出9300元，3月12日以消费形式向窦某转出21200元，3月16日信用卡还款5万元，3月18日转出15000元、以消费形式向窦某转出6万元、取现12000元，3月19日信用卡还款2万元，3月26日取现6000元，3月27日以消费形式向窦某转出6600元,3月29日信用卡还款15010元，3月30日信用卡还款5万元，3月31日信用卡还款5万元。2013年10月22日，史某收到凌毅180万元借款后，当天以刷卡消费的方式分两次共向窦某转出150万元，分五笔对外转出181000元，其余款项用于消费和取现。同日，窦某向史某的招商银行账户转账100万元，史某随即转给吴冬梅234600元、庄某5万元、李合庆5万元、王虹林76595元、王虹林150800元、吴永奕3万元、郑某429506元、孙海斌5万元。2013年10月23日，窦某向史某的招商银行账户转账19万元，史某随即转给王虹林18.2万元。史某主张窦某与其系合伙人关系，所借款项均用于偿还赌债，支付给易某、石某、庄某等人的款项均为赌债。庄某因开设赌场罪于2014年4月21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2011年至2012年期间史某因病理性赌博症多次到深圳市康宁医院门诊就诊，史某对自己沉迷赌博深感愧疚但又无法控制，经常背着妻子赌博，导致婚姻关系恶化。2010年至2011年期间史某有多次去澳门的出境记录。2014年3月史某前往澳门赌博多日未归，梁亚淑去澳门寻找未果，向澳门警方报警。另查，梁亚淑系政府工作人员，有稳定的收入。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凌毅与史某之间借贷关系明确，凌毅给史某出借借款，史某应当按约定及法律规定偿还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凌毅给史某出借330万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凌毅请求史某偿还借款本金330万元，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凌毅与史某约定月利率1%，截止2017年7月18日史某已支付利息24000元，该款项为借款150万元自2013年2月18日至4月7日期间的利息，自2013年4月8日起，史某应按约定的月利率1%支付利息。对于借款180万元，史某应从借款之日即2013年10月22日起按月利率1%支付利息。关于梁亚淑的还款责任。梁亚淑与史某原系夫妻关系，两人于2015年5月20日离婚，涉案借款发生在两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史某收到凌毅的借款后，当天即将借款转给多名案外人，其中庄某因开设赌场罪而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结合史某的深圳市康宁医院的门诊病历，史某被诊断为患有病理性赌博症，以及梁亚淑与史某离婚时的财产状况，一审法院对史某将借款偿还赌债的主张予以采信，但根据史某的银行交易记录，一审法院认为史某并非将全部款项用于偿还赌债，也有部分用于个人生活消费。梁亚淑对史某将借款偿还赌债部分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对于用于个人或家庭生活消费部分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史某在收到150万元借款之后，直接转给案外人1330085元，其余169915元用于消费、取现及还信用卡，史某直接转给案外人部分，因该款项并非为夫妻共同生活所支出，梁亚淑不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消费、取现及还信用卡169915元系史某用于个人或家庭生活，梁亚淑依法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史某在收到180万元借款之后，直接转给案外人1681000元，其余119000元用于消费和取现，同理，梁亚淑应当对用于消费和取现的119000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被告史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凌毅借款本金15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年利率12%标准，自2013年4月8日起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二、被告梁亚淑对被告史某的上述借款本金中的169915元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史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凌毅借款本金18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年利率12%标准，自2013年10月22日起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四、被告梁亚淑对被告史某的上述借款本金中的119000元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原告凌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824元，由被告史某与梁亚淑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异议。本院另查明：一、二审中，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如下：（一）凌毅。1.深圳市奔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2001年至2015年期间史某与窦某、赵某是该公司股东，三人之间在业务上有密切的资金往来。2.深圳乐某科技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史某与窦某于2012年8月10日合资成立该公司，与涉案借款发生的时间相近，印证涉案借款用于生产经营，且2013年9月至12月期间窦某累计向史某转账上百万元，印证史某在借款期间正常经营公司。3.深圳市铭某电子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易某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大股东，该公司经营范围与史某的公司经营范围同类，史某收取涉案借款当天向易某转账90万元系正常生产经营活动。4.深圳市凯某科技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石某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大股东，该公司的经营范围与史某的公司经营范围同类，史某收取涉案借款当天向石某转账16万元系正常生产经营活动。5.深圳赛格电子市场奔某电脑配件店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窦某是该个体工商户负责人，且2013年9月至12月期间，该个体工商户累计向史某转账上百万元，印证史某在借款期间正常经营公司。6.深圳赛格电子市场辉某电脑展销部、深圳市福田区赛格电子市场新某电子经营部、深圳市福田区赛格电子市场金某经营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唐某、郑某、张某分别是上述个体工商户负责人，史某收到涉案借款前后，唐某、郑某、张某与史某有多笔业务上的资金往来。梁亚淑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需要特别说明是，凌毅所要证明的是史某的经营往来，但事实上史某无论是借款还是还款均在个人之间发生，如果是经营往来应当是公司对公司，且史某是因赌博而欠下了巨债，在2015年已完全退出公司，至今也没有购买任何社保。史某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易某、石某是与我赌博的人员，所产生的往来也是因赌博而产生。（二）梁亚淑。1.工作证明和学生证明，证明梁亚淑有正当职业和稳定收入，孩子也在比较好的学校上学，没有购买学位房的需求。2.律师函及电子邮件，证明史某赌博的事实。凌毅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2.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是梁亚淑单方制作，未提供证据证明律师函送达情况，且电子邮件收件人是海立方市场部，并不是律师函注明的澳门某博彩公司。史某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没有意见。（三）史某。1.出入境记录、各大赌场的金卡会员卡，证明史某经常在澳门赌博。2.广东嘉德信律师事务所诉讼通知书，证明史某被催收信用卡款项。3.社保参保证明，证明史某自2015年至今没有工作，也没有缴交社保，现在刚刚找到工作，还没有参保。凌毅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涉案借款发生时间是2013年2月、10月，史某在澳门逗留时间是2014年3月8日至5月6日，且其没有提供证据印证逗留原因与赌博有关。2.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是律师事务所出具，不是司法机关出具。3.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梁亚淑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印证了梁亚淑在答辩时的意见，且史某的出入境记录可以判断其频繁前往澳门目的是为了赌博，时间从2010年到2014年，也是在举债期间，史某提供的无论是在澳门滞留59天的记录，还是其频繁来往澳门的记录，以及史某提供的在澳门赌场的会员卡，均能证明史某曾在澳门有赌博记录，且史某提供的会员卡是黑金卡，从海立方官网查询到，只有达到最高端的消费记录，才会发放黑金卡或金卡。梁亚淑曾委托律师向澳门某博彩公司发送律师函，希望该赌场提供消费记录，但该赌场以有违澳门当地法律为由不予提供。2.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史某因赌博而通过办理几十张信用卡作为拆借之用，这只是其中的一份，无力偿还后被银行追债。3.证据3的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也说明史某如果不是赌债，不会从2015年至今没有工作，甚至没法缴交社保。二、二审中，梁亚淑向本院申请调取下列证据：1.姜某因开设赌场而被公安机关网上通缉的证据；2柳某因开设赌场而被派出所行政拘留的证据；3.史某在澳门某博彩公司的消费积分明细。本院认为，合法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史某对其与凌毅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无异议，结合借据、借条及转账凭证，本院予以确认，因此，本案争议焦点是涉案借款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据此，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基本原则为前一规定，例外情况为后一规定。本案中，史某在其与梁亚淑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经营电子商务需要和购买学位房为由向凌毅分别借款150万元和180万元，凌毅基于对史某的信任而出借款项，史某收到借款后除用于消费、取现、偿还信用卡的169915元和119000元外，将大部分款项径直转给案外人，据此，本院对两类用途不同的款项分析如下：一、关于用于消费、取现、偿还信用卡的款项169915元和119000元。即使史某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向凌毅举债，但根据深圳市消费水平及上述款项的具体使用情况，也可以认定史某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举债后的上述款项用于家庭生活支出，因此，上述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梁亚淑应当对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共同还款义务。另，一审法院在正确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况下，不是据此认定梁亚淑对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共同还款义务，而是依据凌毅的诉请认定梁亚淑对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实体处理欠妥，但基于共同还款义务和连带清偿责任的偿债范围与方式基本一致，且当事人对此均未提出具体的异议及理由，本院予以维持。二、关于用于消费、取现、偿还信用卡的款项169915元和119000元以外的其他款项。一方面，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证明凌毅以购买学位房为由借款180万元后，实际上并未用于购买学位房；另一方面，凌毅在借款当天即将大部分款项转给多个案外人，结合史某与梁亚淑在离婚协议中对财产分配的约定，可以认定史某举债的行为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同时，结合相关证据，不能排除史某举债后将款项用于赌博或偿还赌债；因此，作为债权人的凌毅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史某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举债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难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梁亚淑无需承担共同偿还义务。另，关于梁亚淑在二审中提出的调查取证申请，一方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二款“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之规定，梁亚淑的上述申请已超过举证期限；另一方面，如上所述，在根据现有证据已经可以对涉案款项的实际用途作出认定的情况下，本案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五条“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所规定的情形。因此，本院对梁亚淑的申请不予准许。另，梁亚淑仅需对部分款项承担民事责任，一审法院认定其全额负担诉讼费不当，本院径直调整。综上所述，凌毅与梁亚淑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21824元，由被上诉人史某与上诉人梁亚淑共同负担其中的5000元，被上诉人史某自行负担1682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0000元，由上诉人凌毅负担36000元，上诉人梁亚淑负担4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飞审判员 黄国辉审判员 付璐奇二〇一八年八月十日书记员 何明辉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