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津02民终56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16号2层212B-213A号，15层1501-1505，16层1603、1605号。主要负责人：刘光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洪卫，北京尚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庞玉楼，男，1976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东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伟，男，1978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东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东区十一经路78号万隆太平洋大厦1、19、20层。主要负责人：ＸＸ，总经理。原审被告：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住所地天津南开区长江道与南丰路交口东南侧清新大厦301、401室。主要负责人人：田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宝，男，该分公司员工。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寿北京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庞玉楼、刘伟及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天津分公司）、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以下简称渤海天津分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2017）津0110民初23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人寿北京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洪卫，被上诉人庞玉楼、刘伟，原审被告渤海天津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宝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太平洋天津分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人寿北京分公司的上诉请求：1、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2017）津0110民初2321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为支持人寿北京分公司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由庞玉楼和刘伟将差额支付给人寿北京分公司；2、诉讼费用由庞玉楼、刘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基本事实不清，判决结果没有事实依据。案外人方浩媛依据保险合同和法律的规定，向人寿北京分公司提出代为求偿的申请，人寿北京分公司依据其申请，对涉案车辆进行查勘定损并支付了赔偿款项，系人寿北京分公司履行合同义务，一审判决仅凭询价及主管判断就认为人寿北京分公司的诉讼请求不合理，酌情作出的判决结果无事实依据。对车辆进行定损维修是专业问题，需要专门的人员以专业知识加以判断，人寿北京分公司作为专业保险公司，严格按照理赔程序对涉案车进行定损，并出具定损单，最大限度使车辆维修费用具有合理性，在赔付时已尽最大审慎义务。涉案车辆为知名品牌捷豹的高档车型，对涉案车辆维修的4S店系捷豹路虎品牌中国特许授权经销商，人寿北京分公司有理由相信捷豹路虎4S店出具的维修工艺方案具有合理性。一审对于施救费用的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吴苑在事故中是无责方，涉案车辆在事故中受到的全部损失（车辆损失和施救费）理应由全责方赔偿。案外人方浩媛选择向人寿北京分公司申请代为求偿，其在得到赔偿后将对全责方的索赔权转让与人寿北京分公司，人寿北京分公司在本案中的代位求偿权产生于全责方对案外人方浩媛的侵权，人寿北京分公司在赔偿后，有权向全责方索赔全部损失，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判决全责方承担赔偿责任。庞玉楼辩称，服从一审判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伟辩称，服从一审判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太平洋天津分公司未答辩。渤海天津分公司辩称，案外人方浩媛单方把涉案车辆车拖走，并没有通知渤海天津分公司与庞玉楼、刘伟，人寿北京分公司自己单方拆解的照片渤海天津分公司不予认可，无法确认人寿北京分公司拆解的是否为涉案车辆，对人寿北京分公司的定损项目与金额渤海天津分公司不予认可，渤海天津分公司服从一审判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人寿北京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庞玉楼、刘伟、太平洋天津分公司、渤海天津分公司赔偿人寿北京分公司损失329387元（首先由太平洋天津分公司和渤海天津分公司在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超出保险责任限额的部分由庞玉楼、刘伟承担连带责任）；2.诉讼费由庞玉楼、刘伟、太平洋天津分公司、渤海天津分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8月29日，案外人方浩媛为其所有的京Ｎ×××××号捷豹牌小型轿车在人寿北京分公司投保了机动车商业保险，其中机动车损失保险责任限额484600元，附加不计免赔特约条款，保险期间自2014年8月30日至2015年8月29日止。2014年10月2日9时30分，庞玉楼借用刘伟所有的津Ｋ×××××号小型客车，在东丽区外环线由北向南行驶至老机场客运信号灯下时，其车前部与吴苑驾驶的京Ｎ×××××号小型客车后部相撞，至两车损坏、高美君受伤的交通事故。经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东丽支队张贵庄大队认定，庞玉楼的行为违反了“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超车：（一）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之规定，负全部责任，吴苑和高美君无责任。事故发生后，方浩媛将车辆送至北京燕英捷燕顺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燕英公司）进行维修，燕英公司于2015年4月7日出具维修明细，载明维修费共计327787.43元，方浩媛在该明细上签字确认。人寿北京分公司于2015年4月17日出具了京Ｎ×××××号车辆的损失情况确认书，核定车辆损失327787元，方浩媛对其定损结果签字确认。在处理事故过程中，另发生施救费1600元。2015年3月31日，方浩媛向人寿北京分公司出具授权书，授权燕英公司代为领取上述理赔款，人寿北京分公司于2015年4月17日将329387元理赔款付至燕英公司的银行账户。方浩媛于2015年4月18日签署权益转让书，将其对津Ｋ×××××号车辆的索赔权利转让给人寿北京分公司，人寿北京分公司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另查明，事故发生时，刘伟为津Ｋ×××××号车辆在太平洋天津分公司处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其中财产损失险赔偿限额2000元；为该车辆在渤海天津分公司投保了机动车商业保险，第三者责任险赔偿限额为50000元。诉讼过程中，为核实京Ｎ×××××号车辆的实际损失，一审法院前往天津市空港经济区捷豹4S店进行询价，该4S店维修人员根据事故现场照片估算涉案车辆的维修费为50000元。关于如何确认车辆零件维修、更换的必要性，该4S店维修人员的答复是按照车主的要求进行处理。一审法院认为，津Ｋ×××××号车辆分别在太平洋天津分公司和渤海天津分公司处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机动车商业保险，庞玉楼驾驶该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并负全部责任，人寿北京分公司依据财产保险合同向方浩媛赔偿车辆损失后，有权向太平洋天津分公司、渤海天津分公司、庞玉楼追偿，太平洋天津分公司、渤海天津分公司应当首先在保险责任限额内进行赔付，超出赔偿限额的部分，再由庞玉楼负责赔偿。刘伟作为津Ｋ×××××号车辆的所有人，与庞玉楼系车辆借用关系，人寿北京分公司未举证证明刘伟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刘伟在本案不承担赔偿责任。关于太平洋天津分公司、渤海天津分公司有关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取得代位求偿权，人寿北京分公司于2015年4月17日赔付保险金从而取得代位求偿权，于2017年3月1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未超出诉讼时效，太平洋天津分公司、渤海天津分公司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京Ｎ×××××号车辆的实际损失数额。人寿北京分公司依据其提供的机动车辆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零部件更换项目清单、车辆拆解照片、4S店维修明细（账单草稿账单）主张涉案车辆损失为327787元，一审法院认为人寿北京分公司主张的车辆损失超出合理范围，理由如下：第一，涉案交通事故发生在天津市境内，在事故发生地具备维修条件的情况下，方浩媛并未选择就近修车以防止损失扩大，而是将车辆送至北京捷豹4S店维修，客观上增加了车辆损失扩大的危险程度，人寿北京分公司在此基础上对车辆定损有失真实性；第二，对方车辆在涉案交通事故中负全责，意味着对方车辆是事故的最终责任承担者，京Ｎ×××××号车辆损失的确定直接影响到对方车辆的利益，但方浩媛未通知对方即将车辆进行维修，致使车辆损失无法查明，方浩媛对此后果具有过错，人寿北京分公司主张四被告承担全部车辆损失有失公平；第三，事故现场照片显示京Ｎ×××××号车辆只是尾部受损，车身并未发生明显变形，但人寿北京分公司出具的定损报告和4S店维修账单显示，车身总成和车辆前部亦进行了更换，一审法院询价过程中，天津空港经济区捷豹4S店维修人员亦表示，4S店完全根据车主的要求对车辆进行维修，也就是说车主直接决定了车辆的某个部位是否修理、是否更换，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在对方车辆负全责的情况下，方浩媛单方将车辆送至4S店维修增加了道德风险，人寿北京分公司将该风险全部转由四被告承担缺乏合理性。综合上述分析，人寿北京分公司主张的车辆损失过高，应当重新认定涉案车辆的合理损失。庞玉楼、刘伟、太平洋天津分公司、渤海天津分公司依据渤海天津分公司的定损报告和天津市会龙二手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鉴定评估报告主张涉案车辆损失为52000元，但人寿北京分公司对其主张不予认可，庞玉楼、刘伟、太平洋天津分公司、渤海天津分公司认可的证据系其单方作出，缺乏客观性、公正性，一审法院对其主张的车辆损失数额不予采纳。因涉案车辆已不具备重新鉴定条件，对其合理损失应当结合以下几方面认定：第一，涉案车辆系因被追尾发生的经济损失，且事故现场照片显示车辆前部完好、车身没有明显变形，其损失范围应以车辆尾部损失为限；第二，双方各自提供的定损报告、人寿北京分公司提供的4S店维修账单、庞玉楼、刘伟、太平洋天津分公司、渤海天津分公司认可的鉴定评估报告虽然缺乏客观性，但对车辆配件价格的认定相近，上述证据以及一审法院向捷豹4S店的询价结果均作为一审法院确定车辆损失的参照材料；第三，事故现场照片仅能反映涉案车辆尾部外观受损的情况，故不能仅依据事故现场照片确认车辆的损失部位，还应适当考虑车辆尾部其他配件的受损状况。根据以上三点分析，一审法院酌情认定京Ｎ×××××号车辆的合理损失为100000元，太平洋天津分公司应当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范围内赔偿人寿北京分公司2000元，渤海天津分公司应当在机动车商业保险范围内赔偿人寿北京分公司50000元，庞玉楼应当赔偿人寿北京分公司48000元，人寿北京分公司主张的其他车辆损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施救费1600元，系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依法应当由保险人即人寿北京分公司承担，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一、太平洋天津分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人寿北京分公司保险金损失2000元；二、渤海天津分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人寿北京分公司保险金损失50000元；三、庞玉楼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人寿北京分公司保险金损失48000元；四、驳回人寿北京分公司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120元，太平洋天津分公司负担18元，渤海天津分公司负担473元，庞玉楼负担454元，人寿北京分公司负担2175元。本院二审期间，人寿北京分公司围绕着上诉请求提交了如下证据：1、重大案件询问笔录1页；证明被保险人案外人方浩媛向人寿北京分公司进行索赔，庞玉楼和刘伟不愿意赔偿。2、关于XF更换车身证明，证明涉案车辆需要更换整个车身。经质证，庞玉楼不认可人寿北京分公司二审期间证据的真实性；刘伟、渤海天津分公司对于人寿北京分公司二审期间提供的证据均不予认可。庞玉楼、刘伟、太平洋天津分公司、渤海天津分公司均未提供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人寿北京分公司二审期间提供的证据1属于证人证言，因方浩媛未出庭接受质询，本院不予认定；二审期间提供的证据2，庞玉楼、刘伟、渤海天津分公司虽不认可，但该证据2为负责对涉案车辆京Ｎ×××××号捷豹牌小型轿车修复的燕英公司出具，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当庭出示了原件，客观真实，本院予以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人寿北京分公司主张的施救费1600元，为方浩媛将涉案车辆从交管部门指定的天津存放场地拖运至北京燕英公司的费用。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庞玉楼驾驶分别在太平洋天津分公司和渤海天津分公司处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机动车商业保险的津Ｋ×××××号奥迪小轿车发生交通事故，并经交管部门认定负全部责任，人寿北京分公司依据财产保险合同向方浩媛赔偿车辆损失后，有权行使代为追偿权。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庞玉楼应该向人寿北京分公司赔付的涉案车辆京Ｎ×××××号捷豹牌小型轿车的车损金额是多少？2、刘伟是否应该与庞玉楼向人寿北京分公司承担连带赔付责任？3、庞玉楼、刘伟是否应向人寿北京分公司赔付其所主张的施救费1600元。关于第1个争议焦点，因庞玉楼驾驶津Ｋ×××××号奥迪小型轿车，追尾吴苑驾驶的京Ｎ×××××号捷豹牌小型轿车，造成京Ｎ×××××号捷豹牌小型轿车受损，燕英公司对京Ｎ×××××号捷豹牌小型轿车进行了修理，修理费用为327787.43元，并经人寿北京分公司定损确认，对于该损失的发生庞玉楼应承担主要责任，而人寿北京分公司在京Ｎ×××××号捷豹牌小型轿车的定损修复过程并未通知利害关系人即本案其他当事人，程序上存在瑕疵，对于损失应承担次要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京Ｎ×××××号捷豹牌小型轿车损失金额为100000元过低，本院根据双方的责任比例和车辆损失情况，认定庞玉楼应承担京Ｎ×××××号捷豹牌小型轿车损失金额200000元为宜。因津Ｋ×××××号车辆分别在太平洋天津分公司和渤海天津分公司处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机动车商业保险，太平洋天津分公司、渤海天津分公司应当首先在合同保险责任限额内进行赔付，超出赔偿限额的部分，再由庞玉楼负责赔偿。关于第2个争议焦点，人寿北京分公司未举证证明津Ｋ×××××号奥迪小轿车所有人刘伟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一审判决刘伟不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人寿北京分公司主张刘伟与庞玉楼向人寿北京分公司承担连带赔付责任，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3个争议焦点，人寿北京分公司主张的施救费1600元，为方浩媛将涉案车辆从交管部门指定的天津存放场地拖运至北京燕英公司的费用，并非保险事故发生后，方浩媛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人寿北京分公司的该项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人寿北京分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2017）津0110民初232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即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保险金损失2000元、原审被告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保险金损失50000元；二、撤销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2017）津0110民初2321号民事判决第三项、第四项，即被上诉人庞玉楼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保险金损失48000元、驳回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其他的诉讼请求；三、被上诉人庞玉楼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保险金损失148000元；四、驳回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120元，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负担1248元，被上诉人庞玉楼负担1381元，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负担18元，原审被告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负担47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741元，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负担2675元，被上诉人庞玉楼负担206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赵立新审 判 员  梁 辉代理审判员  夏维娜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曹丽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