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三中民终字第1325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1，女，1952年6月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吕凤刚，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明，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2，男，1978年8月19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史晓英，北京市华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魏文慧，北京市华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原告郭×3，女，1955年7月5日出生。
原审原告郭×4，女，1958年1月12日出生。
原审原告郭×3、郭×4之委托代理人司×（郭×4之女），女，1983年7月28日出生。
原审原告吴×，男，1978年7月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吴×1（吴×之父），男，1950年2月13日出生。
上诉人郭×1因与被上诉人郭×2、原审原告郭×3、郭×4、吴×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朝民初字第279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郭×1及委托代理人周明，被上诉人郭×2的委托代理人史晓英、魏文慧，原审原告郭×3、郭×4及委托代理人司×、原审原告吴×的委托代理人吴×1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6月，郭×1起诉至一审法院称：被继承人关×1与郭×6共育有四个子女，即郭×1和郭×3、郭×4及郭×2的父亲郭×7。郭×6于2003年3月1日去世，关×1于2013年9月5日去世。郭×7于2013年5月31日去世。郭×7去世后，由于其妻子和儿子郭×2与关×1往日积怨，经多次劝告均拒绝对关×1报丧、看望、问候。致使关×1悲愤交加，很快病逝。早在关×1不能自理开始，郭×7即表示其因病不能赡养和照顾关×1。近五年来，关×1均由郭×1与郭×3、郭×4接到家里生活。
北京市朝阳区201号房屋系关×1的个人财产。2013年8月28日，关×1病危时召集我与郭×3、郭×4立遗嘱。时间紧迫没有见证人，众人商议以全程摄像证实遗嘱的真实性。在场人为三个女儿全家人，由郭×1的配偶吴×执笔，二次宣读确认，关×1亲自按了手印，在场人员签名。关×1遗嘱表示，其名下存款及全部财产由三个女儿平均分配（给郭×1的儿子吴×一份，但没有表述具体份额），不给郭×7及其家人。现郭×1诉至法院要求北京市朝阳区201号房屋由郭×1与郭×3、郭×4各继承百分之三十三的份额，由吴×继承百分之一的份额。
吴×诉称：我同意郭×1的诉讼请求及诉讼意见。
郭×3诉称：郭×1所述涉案房屋系关×1的个人财产。我母亲关×1出院那天（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将我叫到床前，说“三个人平均分，别打架”，也说过不给郭×2、给吴×。我要求北京市朝阳区201号房屋由我与郭×1、郭×4及郭×2各继承四分之一的份额。
郭×4诉称：涉案房屋是关×1个人财产。关×1说过“三个人平均分，别打架”，具体遗嘱内容我记不清楚了。我要求北京市朝阳区201号房屋由我与郭×1、郭×3及郭×2各继承四分之一的份额。
郭×2辩称：我认可涉案房屋系关×1的个人财产，我不知道关×1生前立有遗嘱。本案中有一个代书遗嘱，还有一个辅助遗嘱的录像。关×1是一个文盲或者半文盲，本案遗嘱是否存在，需要看关×1是否有要立遗嘱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从证据显示，在2013年7月26日关×1住院，2013年8月30日第二次住院，2013年9月5日死亡。所谓的遗嘱形成时间是在关×1病重期间，且不是在医院，而是将关×1接到郭×1家中。关×1在视频中几次强调“医院”，但郭×1多次告知她“这个是家”，因此无法确定关×1是否意识清醒。录像中从没有看出关×1表示要立遗嘱、确定遗嘱代书人、遗嘱内容，也就是说关×1并没有立遗嘱的意思表示，也没有立遗嘱的行为。关×1不是猝死，有时间找见证人。代书遗嘱需要有两个无利害关系人在场作证，证明遗嘱是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而从录像看，在场的都是继承人及其家属。因此，郭×1提供的遗嘱并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本案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吴×不是法定继承人，故涉案房屋应由郭×1、郭×3、郭×4与我各继承四分之一份额。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被继承人关×1于2013年9月5日去世，其配偶郭×6于2003年3月11日去世，其父关文福、其母祁善云（曾用名祁善修）均于2000年前去世。
关×1与郭×6育有子女四人，即：郭×1、郭×3（别名郭华兰）、郭×4和郭×7。郭×7于2013年5月31日去世，郭×2为郭×7之子。
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北里314号楼2层4单元201号房屋所有权于2010年1月5日登记在关×1名下，为关×1个人财产。
一审审理中，郭×1提供其配偶吴×1于2013年8月28日执笔的书证一份记载，“关×1在病危时，要求把二女儿郭×3、三女儿郭×4都叫到跟前来（都到大女儿郭×1家）说做最后的遗嘱，交待病逝后的遗产分配等事宜。内容如下：一、病逝后不必通知郭×7遗妻和其儿子郭×2一家，郭×7死后他们都不来告诉我，不看看我，所以不必通知他们。二、我病后这么长时间，都是由郭×1、郭×3、郭×4全心全意照顾，我的全部遗产由这三个女儿平均分配，不要打架，和睦相处。不给郭×7他们及家人。遗产包括东八里庄房产一处及我名下的全部存款及财产。”郭×1、郭×3及郭×4三家人员在该书证上签署姓名及日期。
郭×1表示，关×1不识字，但认识自己的名字，其姓名由吴×1代签，关×1自己在姓名处捺印。
郭×3、郭×4及吴×对上述书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郭×2表示，该书证不符合代书遗嘱的要件：关×1姓名并非自己签写，且无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在场作为见证人签名，故本案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郭×1另提供视听资料，用以证明2013年8月28日晚关×1订立遗嘱的过程。该视听资料图像显示的在场人为关×1、郭×1、郭×4、郭×3；其中关×1没有明确的订立遗嘱及授意代书遗嘱的意思表示。吴×1曾将上述书证内容向关×1宣读。
就关×1是否表述过遗嘱内容问题，郭×1表示，其问过关×1一句话，“老太太当时回答了，视频内容听不清楚”；关×1用手指了一下，郭×1说“给他点儿？”，关×1没有反对，这个“他”指的就是吴×。
郭×3、郭×4表示，在视听资料中没有听见关×1表述遗嘱内容，也没有看到指定吴×的遗产份额。
郭×2另表示，从视听资料中无法看出关×1有立遗嘱的意思表示，也没有委托他人代书，在整个过程中没有太多表达，反而是郭×1在诱导、沟通，其配偶在录像；在场均为利害关系人；没有看到指定吴×的遗产份额，且在上述书证中也没有提出由吴×继承遗产的表述。
郭×1还提供医药费票据明细等证据材料，用以证明其与郭×3、郭×4对关×1尽到主要赡养义务。郭×1、郭×3、郭×4、吴×表示，2010年7月2日之前关×1独自生活，子女均对其进行了照顾；7月2日之后由郭×1、郭×3、郭×4三人将其接到家里轮流照顾，关×1房屋出租所得作为其生活费。
郭×2表示，郭×7在2010年7月2日患癌症之前，关×1的赡养由郭×7负责，郭×7患病之后由郭×1三人负责照顾，郭×3、郭×4尽的义务更大一些，郭×7依然去看望关×1，故四个子女都尽到了赡养义务。经询，各方当事人表示，关×1生前有退休金，子女均不向老人交生活费。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以录音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
本案中，北京市201号房屋所有权于2010年1月5日登记在关×1名下，其时其配偶已经去世，该房屋在关×1去世后为其遗产。
郭×1持有的《遗嘱》并无被继承人关×1亲笔签名，亦无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和签名，致使该书证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郭×1提供的2013年8月28日视听资料，亦无法弥补该《遗嘱》存在的形式瑕疵。且该视听资料中，关×1并无明确自主表达订立遗嘱及授意代书遗嘱的意思表示。故郭×1要求本案按照遗嘱继承处理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
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
本案中，郭×1、郭×3、郭×4和郭×7为关×1的继承人。郭×7先于关×1去世，郭×2对郭×7应当继承的遗产份额享有代位继承权。根据本案情况，郭×1、郭×3、郭×4和郭×7均对关×1尽了赡养义务，故郭×3、郭×4及郭×2要求与郭×1各继承该房屋四分之一份额的请求，法院予以支持。吴×并非关×1继承人，其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一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继承人关×1名下北京市201号房屋由郭×1、郭×3、郭×4及郭×2继承，四人各享有四分之一的份额；二、驳回郭×1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吴×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判决后，郭×1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法院判决，依法改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郭×2承担。其上诉理由是：1.一审法院认定关×1的四个子女均尽到了赡养义务系认定事实不清，郭×1照顾关×1生活起居、看病吃药，并为关×1养老送终，系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应分得遗产的三分之一；2.一审法院认定郭×7生前对关×1尽到了赡养义务系认定事实不清，关×1在2010年7月之前一直独自生活，而在该日期之后关×1便在三个女儿家轮流居住，绝大多数时间由郭×1照顾。郭×7因患病无力照顾关×1，其去世后，郭×2及其家人并未对关×1尽过赡养义务；3.一审法院虽认定遗嘱不符合形式要件而不予认定，但遗嘱内容系关×1真实意思表示，在分割遗产份额时应尊重关×1的意志对郭×1进行照顾。
郭×2、郭×3、郭×4同意原判。
吴×同意郭×1的上诉请求。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另查明，在本院审理过程中，郭×1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关×1的门诊病历记录、医学影像学诊断报告、丰台区社区居民委员会、刘×、吴×、田×、胡×出具的《证明》、关×1的工资申诉信件、补发关×1工资的证明、郭×4的诊断证明、调回郭×7的信件，以证明关×1哮喘病史40余年，长期需要人照顾，郭×1一直照顾关×1的生活起居，被评为“社区孝星”；郭×1为关×1的生活尽心尽力，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为家庭和睦做出了贡献。2.检验科体液室报告单、门诊药品清单，以证明郭×2未照顾关×1，不了解关×1的病情，关×1在订立遗嘱时神志清醒。3.北京银行电子回单，以证明关×1的房屋出租事宜一直由郭×1之夫吴×1打理，尽到了赡养义务。郭×2不认可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认为不能证明郭×1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郭×3、郭×4的质证意见与郭×2一致。吴×对郭×1提交的证据予以认可。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死亡证明、身份证明、房屋所有权证、《遗嘱》、视听资料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继承人、受遗赠人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根据上述规定，遗嘱为要式法律行为，需符合法定的形式方能具有法律效力。本案中，郭×1持有的遗嘱在形成过程中并无合法的遗嘱见证人在场见证，亦无关×1本人签名，故该遗嘱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而不具有法律效力，应认定为无效遗嘱。郭×1提交的视听资料亦无法证明了该遗嘱的订立具备法定的形式要件，一审法院认定涉案遗嘱无效，将本案按照法定继承处理并无不当。
本案中，郭×1主张其对关×1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应多分得关×1的遗产。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对被继承人生活提供了主要经济来源，或在劳务等方面给予了主要扶助的，应当认定其尽了主要赡养义务或主要扶养义务。郭×1主张自己应当多分遗产，即应举证证明自己对关×1的生活提供了主要经济来源或在劳务等方面给予了主要扶助，现郭×1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述事实，故其要求多分遗产的理由不充分。位于北京市201号房屋登记在关×1名下，关×1死亡后，该房屋应由其法定继承人郭×1、郭×3、郭×4、郭×2继承。郭×1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修正）》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4884元，由郭×1负担1221元（已交纳）；由郭×3、郭×4及郭×2各负担1221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9768元，由郭×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胡林强
审 判 员 万丽丽
代理审判员 赵 卉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屈赛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