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0112民初2162号原告杨百花(曾用名杨柏花)，女，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闵行区，现住上海市闵行区。原告张凌燕，女，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闵行区，现住上海市闵行区。原告张某，男，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闵行区，现住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理人张凌燕，女。上列三某某共同委托代理人陆艳，上海市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三某某共同委托代理人刘路，上海市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马桥企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注册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张志清，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诸顺民，上海市福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赵欧，上海市福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市闵行第一房屋征收事务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张某，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李某，女。被告杨伯瑞，男，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闵行区，现住上海市闵行区。原告杨百花、张凌燕、张砚承与被告上海马桥企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桥企业投资公司)、上海市闵行第一房屋征收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闵一公司)、杨伯瑞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于2016年1月18日由本院立案受理。依法由代理审判员周颖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3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百花、张凌燕(同时作为原告张砚承的法定代理人)以及三某某共同的委托代理人陆艳、刘路，被告马桥企业投资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赵欧，被告闵一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某，被告杨伯瑞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百花、张凌燕、张某共同诉称，三某某系祖孙三代，户籍所在地均位于上海市闵行区房屋(以下简称工8号房屋)，该房屋由案外人杨某某(系原告杨百花的父亲)申请，经原上海县某委员会许可后建造。2014年3月8日，被告马桥企业投资公司、闵一公司发布《马桥产业园(工农村)基地房屋补偿安置方案》，补偿范围为工农7-8队、10-13队。某村八组8号房屋被列入补偿安置范围内，该房屋内在册户口共4人，分别为案外人杨某某及三某某。被告杨伯瑞系原告杨百花的兄长。同年，三被告签订《上海市集体土地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未将三某某认定为补偿安置对象，理由是原告杨百花、张凌燕曾在某大队6生产队房屋动迁安置，原告张某属于未成年人。三某某认为，某大队6生产队房屋系原告杨百花前夫所有。1985年10月，某大队6生产队房屋因故拆迁，安置房屋为上海市闵行区昆阳路XXX弄XXX号XXX室，居住面积为27平方米。2003年10月，因夫妻感情破裂，原告杨百花与其前夫离婚，其前夫在外赌博欠债，将昆阳路房屋抵债还钱。三某某目前居住困难。原告张某系未成年人从未享受过动拆迁安置。综上，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三被告签署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严重损害了三某某的合法权益，应当认定无效。故三某某起诉法院要求判令：确认三被告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诉讼中，三某某进一步明确，其请求权基础为合同第五十二条第二款，即双方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现三被告未通知三某某即签署协议，损害了三某某的利益。被告马桥企业投资公司辩称，其根据房产证x**号宅基地使用权证与被告杨伯瑞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主体符合法律规定。关于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内容，充分保障了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双方系自愿公平地签订协议，亦符合法律规定。原告杨百花、张凌燕在1985年已按照当时的动拆迁补偿政策按人口享受过动拆迁补偿利益。而本案中，某村八组8号房屋载明的家庭情况是被告杨伯瑞的父母、被告杨伯瑞及其妻儿。被告马桥企业投资公司根据家庭成员情况考虑动拆迁，与三某某无关联性。综上，被告马桥企业投资公司不同意三某某的诉讼请求。被告闵一公司辩称，其同意被告马桥企业投资公司的辩称意见。被告杨伯瑞辩称，其在动拆迁时与村里的动迁办反应，应当将三某某的份额计算进去。因为三某某的户口都在老房子内，所以其认为三某某具有份额。村里称需要调查后才能决定，后来也没有和村里协商过。虽然其认为三某某有利益，但是为了响应村里的号召，其签署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经审理查明，原告杨百花与原告张凌燕系母女关系，原告张某系原告张凌燕之子。被告杨伯瑞与原告杨百花系兄妹关系，案外人杨某某系二人之父。根据签发日期为1998年8月24日的某村八组8号房屋的户口簿登记载，该房屋的户主为案外人杨某某，其余在册的户籍人员包括原告杨百花、张凌燕、张某。其中，原告杨百花、张凌燕的户口于2011年9月14日由上海市闵行区昆阳路XXX弄XXX号XXX室迁入该户，原告张某于2012年10月9日于该户内报出生。根据日期为2001年9月17日的《上海市房地产转让、登记申请书》记载，位于上海市闵行区某村8组蛇浜9号房屋内的人员情况为5人，即案外人杨某某夫妇二人及被告杨伯瑞一家三口，其中被告杨伯瑞为户主。根据发证日期为2001年11月2日、编号为沪房地闵字(2001)第XXX号的《上海市房地产权证》的记载，位于上海市闵行区某村8组蛇浜9号房屋的权利人登记为被告杨伯瑞，权属性质为集体所有，用途为农民住宅。2014年3月，《马桥产业园区(工农村)基地房屋补偿安置方案》公布，该方案确定的补偿安置方法为由被补偿人选择货币补偿安置或产权房屋调换。选择产权房屋调换的，应当结清货币补偿金额及产权调换房屋价格的差价。2014年5月24日，被告马桥企业投资公司(作为甲方)、被告闵一公司(作为实施单位)与被告杨伯瑞(作为乙方、被补偿人代表)签订《集体土地居住房屋补偿安置协议》(适用货币补偿和产权房屋调换)，约定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的货币补偿款数额、乙方选择产权房屋调换方式补偿后甲方提供给乙方的三套安置房屋的基本情况(包括坐落、建筑面积、房屋单价及总价等)、安置的家庭成员(包括户主杨伯瑞、父亲杨某某、母亲张某、儿子杨某、儿媳华某、孙女杨某)。协议还就其他事项作出了约定。另查明，某村八组8号房屋于1980年10月21日获批建造。后又分别于1982年1月7日、1982年10月12日及1984年9月18日获批扩建。根据1984年9月18日的造房施工许可证记载，该时房屋由某大队8生产队杨某某社员共5人申请建房用地，其中夫妻2对，十六岁以上4人。庭审中，被告马桥企业投资公司称，上述造房施工许可证记载的5人为案外人杨某某夫妇二人及被告杨伯瑞一家三口。被告杨伯瑞对此表示确认。还查明，原告杨百花的前夫为案外人张某某。1985年10月4日，案外人张某某与上海市闵行开发区征地动迁办公室签订《闵行开发区动拆迁定位协议书》，约定马桥公社紫藤大队第六生产队社员张某某户，家庭核定常住人口三人，原住面积52.99平方米，上述房屋由动拆迁部门拆除。按动拆迁房屋分配政策根据房源，双方同意定位安排地址位于昆阳新村XXX弄XXX号XXX室(临时居住)，面积为14.50平方米。实际分27平方米，待新房竣工后分配。根据1985年的住房动拆迁调配报批单的记载，上述紫藤六队张某某户的房屋，租赁户名为案外人张某某、原告杨百花、原告张凌燕。又根据1988年的住房动拆迁调配报批单的记载，案外人张某某户最终获得安置房屋位于上海市闵行区昆阳路XXX弄XXX号XXX室。2003年10月22日，原告杨百花与案外人张某某登记离婚。双方离婚协议书约定，上海市闵行区昆阳路XXX弄XXX号XXX室归原告杨百花所有。现因三某某认为某村八组8号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上未将其三人记载为家庭成员、其三人未被认定为动迁安置对象，三被告就此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当属无效，遂以诉称事由诉诸法院。以上事实，由三某某提供的户口簿、建房用地批复、造房用地许可证、造房施工许可证、马桥产业园区(工农村)基地房屋补偿安置方案、集体土地居住房屋补偿安置协议、闵行开发区动拆迁定位协议书、住房动拆迁调配报批单、离婚证、离婚协议书，由被告马桥企业投资公司提供的集体土地居住房屋补偿安置协议、房地产权证、房地产转让登记申请书、宅基地勘丈图、宅基地面积计算表、闵行开发区动拆迁定位协议书、住房动拆迁调配报批单，以及各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为证。上述证据具有真实性，且与本案相关联，本院确认其证据效力。庭审中，被告马桥企业投资公司还陈述，此次被拆迁的某村八组房屋内分立了两本户籍，三某某的户籍在8号内、被告杨伯瑞该户的户籍则在9号内。虽存在两本户籍，但被拆迁房屋仅为一间，不存在两间房屋。被告杨伯瑞对上述情况表示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三某某的诉请依据为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双方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则合同无效之规定。则三某某需证明三被告之间具有合谋订约以侵害三某某权利之行为。现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某村八组8号房屋的动迁属协议动迁。而该房屋《上海市房地产权证》记载，房屋的权利人为被告杨伯瑞，则由被告杨伯瑞作为该户的代表与两被告签署房屋补偿安置协议，其主体适格。从协议约定的内容看，被告杨伯瑞户选择以货币补偿安置和产权房屋调换方式作为补偿安置方法。由此，协议以被动迁房屋的建筑面积为基础，计算出该房屋的补偿款，加上该房屋的装饰补偿款后得出货币补偿款总额。再根据货币补偿款总额调换成产权房屋，获得共计三套安置房屋。上述协议皆由动拆迁双方协商确定，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中未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范的内容。现也未有证据显示三某某主张的三被告恶意串通损害三某某利益的情形。故三某某的诉讼请求，不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百花、张凌燕、张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40元，由原告杨百花、张凌燕、张某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代理审判员 周 颖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董琪华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