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民终902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元本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和平思源工业区二区**幢第*层。组织机构代码：79255798—1。
法定代表人：傅波勇。
委托代理人：侯杰,广东深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一）：深圳市信合达数码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福园一路西侧润恒工业厂区*#厂房第***层。组织机构代码：064973215。
法定代表人：陈尚鸿。
委托代理人：温健光,广东盟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文华，广东盟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二）：深圳市江元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和一社区兴业西路**号办公楼305。组织机构代码：084626384。
法定代表人：郑洪明。
委托代理人：文华，广东盟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深圳市元本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本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信合达数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信合达公司）、深圳市江元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江元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5）深宝法民二初字第42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的规定，对本案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元本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本院：一、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支持元本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由深圳信合达公司、深圳江元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主要理由有：一、一审判决故意隐瞒了深圳信合达公司在法庭上对元本公司的有利陈述：深圳信合达公司在法庭上明确承认了与案外人中山市XX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存在合作关系。元本公司向法院提交了深圳信合达公司与深圳市信XX科技有限公司交易的全套资料，可以证实元本公司与深圳信合达公司也存在这种交易习惯。二、一审法院歪曲理解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原文如下：“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该条文的意思是增值税发票不能证实交付了货物。但是，一审法院却歪曲地认定增值税发票不能证实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这是玩弄文字游戏，混淆逻辑。元本公司认为，增值税专用发票是证实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直接证据，且为优势证据。否则，元本公司和深圳信合达公司双方就存在犯罪行为，法庭应当将本案移送公安处理。另请注意该条文中“仅以”二字，本案中不仅有采购订单、送货单、对账单、深圳信合达公司陈述等等证据，并且能形成一一对应关系，显然并非唯一证据。三、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证据价值：增值税专用发票是证实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直接证据，且为优势证据。关于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证据价值，在司法实践中不应当机械地予以限缩，而是应当结合民事证据规定中的证明制度进行综合判断。民事证据制度中的“优势证据”规则是，当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在增值税专用发票为媒介的买卖合同纠纷中，在买受人否认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关系的情况下，增值税专用发票完全可以作为认定双方买卖关系存在的优势证据。这是因为，增值税专用发票虽然只是买卖双方的结算凭证，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的情况下，并不能绝对化地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关系，这主要是考虑到当事人存在“虚开”的可能。但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国家法定书证，其记载要素全面，不仅记载有货物的名称、规格型号、单位数量，还标明了单价和金额。这些记载要素构成了买卖合同成立的主要内容。尤为关键的是，如果买受人一旦据此向税务机关进行了“进项税”的抵扣，则其本身就对双方买卖关系赋予了一种“自认”价值。否则，买受人何以享有抵扣权？因此，出卖人如果提供税务机关出具的买受人抵扣税款的证明文件，该证据就和增值税专用发票相互印证，在买受人不能提供充分的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关系。日常生活经验规则是民事证据制度的另一项重要的认证规则。在买卖合同纠纷中，根据日常生活经验规则，如果买受人未收到供货但收到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则为了防止自己使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法律风险，其正当的处置方式是应当主张出卖方及时供货，在其已经对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抵扣但又没有发生实际交易的情形时，应当作“退票”或“红票”等方式处理，而不是继续享有无交易的抵扣权。如果买受人已经将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其财务账册上应有相应的记录和财务凭证。因此，出卖人提供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和税务机关出具的买受人抵扣税款的证明文件后，买受人在其有能力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申报抵扣的合理性的情况下而拒不提供的，应当推定双方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且出卖人已履行了交货义务。因此，法院应当要求买受人对没有收到货物但却对增值税专用发票实施抵扣行为的合理性承担反向性的证明责任。四、电子邮件属于电子数据，是法定的证据种类，一审法院却武断地认为电子邮件没有证据效力。本案元本公司已经向法庭说明了采购订单和对账单是通过电子邮件往来的，并且书面申请了法院当庭查看电子邮件，法庭也当庭查看了这些电子邮件，显然具有证据效力。五、一审法院没有审理元本公司提供的新证据：案件开庭后，24件相同案件中，有一件在2015年10月30日开庭，深圳信合达公司承认了案件的多个重要事实，元本公司申请调取笔录和案卷，并提交了部分证据材料，一审没有审理。综上所述，元本公司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维护元本公司的合法权益。
另二审庭审调查时，元本公司补充如下上诉意见：2015年12月底，我方到XX公司调查取证，并找到了一个证人，但其不肯出庭作证；随后，XX公司清算组知道该情况，给我方出具了XX公司发票签收表，证明：1、元本公司与深圳信合达公司、深圳江元公司存在买卖关系，深圳信合达公司接收了元本公司的发票原件。2、深圳信合达公司接收了元本公司订购单原件和送货单原件。3、深圳信合达公司是购货单位。一系列证据证明元本公司与深圳信合达公司、深圳江元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XX公司在案件中的角色为代理人的角色，采购订单原件和送货单原件都是通过转手XX公司给深圳信合达公司。
两被上诉人深圳信合达公司、深圳江元公司共同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并无元本公司所称的故意隐瞒对元本公司有利陈述这一情节。事实上深圳信合达公司、深圳江元公司在法庭上从未承认过与案外人XX公司存在合作关系，深圳信合达公司、深圳江元公司自始至终说的是“受案外人XX公司的委托代为出口产品，”委托关系与合作关系区别明显。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本系列案元本公司唯一有效的证件就是增值税发票，其他材料数量不少，如采购订单、送货单、对账单等，这些材料要么不是原件不具有真实性；要么与深圳信合达公司、深圳江元公司无关不具有关联性，均非认定事实的证据，因此原审法院认为增值税发票是元本公司的唯一证据并无不妥，仅凭增值税发票不能认定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已交付货物，进而主张货款的。“在没有书面合同的场合，实际交付是判断双方买卖合同关系是否成立的重要标志”。本案中元本公司的货物是交付给了案外人XX公司，既然不存在交付货物，自然不能认定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审判决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三、关于涉案增值税发票的来龙去脉，深圳信合达公司、深圳江元公司已经补充证据予以说明，简而言之就是案外人XX公司委托深圳信合达公司、深圳江元公司代为出口产品，案外人XX公司为出口便利，将其供应商的发票开在深圳信合达公司、深圳江元公司的名下，在案外人XX公司向深圳信合达公司、深圳江元公司支付相应款项后，再由深圳信合达公司、深圳江元公司依据案外人XX公司的要求将该笔款项向其供应商支付。但由于案外人XX公司经营不善已关门歇业，众多供应商的货款都被拖欠，包括深圳信合达公司、深圳江元公司代其出口的代理费用也没有收回来，深圳信合达公司、深圳江元公司同样也是受害者，恳请法院能够查明事实后驳回其诉求。
上诉人元本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深圳信合达公司、深圳江元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35469.30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起诉日开始计至欠款付清之日止)；2、深圳信合达公司、深圳江元公司承担一切诉讼费。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元本公司主张深圳信合达公司拖欠其2015年1月至2月货款35469.30元未付。元本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采购订单（2份），其中采购订单号P00RD0000332的采购订单的需方加盖有名称为“深圳市信合达数码有限公司”椭园形印章，余1份订购单没有深圳信合达公司公司的公章，只有“黄XX”的个人签名；2、送货单（2份），客户签章处有“郭XX”的个人签名；3、对账单（1张），客户回签一栏处加盖有名称为“中山市XX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方形印章；4、增值税发票（4张）。元本公司称上述证据1、3是深圳信合达公司、深圳江元公司盖章后通过QQ发送给元本公司邮箱的扫描件，其余两项为原件。深圳信合达公司、深圳江元公司认为，该8份订单系扫描件，无法核实其公章的真实性，另一份是“黄XX”个人签名，但黄XX并非深圳信合达公司、深圳江元公司员工；深圳信合达公司、深圳江元公司从未收到过涉案货物，且签名签收货物的“郭XX”系XX公司员工，与深圳信合达公司、深圳江元公司无关；确认从XX公司转交的增值税发票并且用于抵扣，但与元本公司主张无关。元本公司提交证据中出现的签收涉案货物或在采购订单签名的“黄XX”、“郭XX”均在深圳信合达公司、深圳江元公司提交的中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中劳人仲案字（2015）3064号】仲裁裁决书附载的“被申请人支申请人工资表”的名单所列，黄XX、郭XX是案外公司XX公司员工。
另，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商事主体登记及备案信息查询单显示，深圳江元公司是深圳信合达公司唯一股东。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元本公司以买卖合同关系向深圳信合达公司、深圳江元公司主张货款，元本公司对买卖合同的成立及履行交货义务负有举证责任。元本公司提交的采购订单、对账单及应收货款明细是扫描件，深圳信合达公司、深圳江元公司不予确认，元本公司没有提供扫描件的基础来源，无法核实真实性，该两项证据没有证据效力；元本公司提交的送货单虽为原件，但深圳信合达公司、深圳江元公司否认收到过涉案货物，且签名签收货物的“姚XX”、“陶XX”系案外人XX公司员工，因此该送货单同样不能作为元本公司主张与深圳信合达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及其已履行交货义务的凭证。在本案，元本公司提供与深圳信合达公司有关联的证据就只有增值税发票，深圳信合达公司承认收到发票并用于抵扣，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由于深圳信合达公司自始至终都不确认其与元本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对元本公司履行交付义务的主张亦不认可。综上，深圳信合达公司、深圳江元公司不是涉案买卖合同的主体，不承担支付货款责任，元本公司诉求证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元本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343元，由元本公司承担。
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时元本公司向法院补充提交了6张“中山市XX科技有限公司（发票签收表）”，其上印有“购货单位（收票单位）：深圳市信合达数码有限公司”及“备注：发票原件后面已附订购单原件、送货单原件”字样，该签收表上还记载了元本公司等供应商的名称、税率、发票号码、发票金额、税额等内容。元本公司据此主张：1、XX公司向深圳信合达公司交付了增值税发票原件；2、XX公司向深圳信合达公司交付了订购单、送货单的原件；3、XX公司是深圳信合达公司的购货代理人；4、与元本公司等供应商建立买卖关系的是深圳信合达公司。深圳信合达公司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该签收表上记载的内容并不准确，其并未收到订购单和送货单的原件，深圳信合达公司是接受XX公司的委托代办出口和退税。
二审时深圳信合达公司向本院补充提交了以下证据：1、深圳市社会保险参保证明，用以证明曾XX为深圳信合达公司员工；2、中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用以证明李XX、王XX系XX公司员工；3、深圳信合达公司员工曾XX与XX公司员工李XX、王XX之间的往来电子邮件8封，用以证明XX公司委托深圳信合达公司代办车载DVD出口、深圳信合达公司向其收取代理费等事实；4、XX公司ICP/IP地址/域名信息备案信息查询单，载明XX公司官网备案网址为：www.e-tek.cn，而XX公司员工李XX、王XX向深圳信合达公司发送上述邮件时使用的邮箱的后缀均为“e-tek.cn”，用以证明上述邮件确系发生于深圳信合达公司与XX公司之间；5、广东省安证计算机司法鉴定所于2016年3月9日制作的粤安计司鉴[2016]第059号《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记载了该鉴定所提取上述8封电子邮件的过程，用以证明电子邮件的真实性。元本公司质证称上述邮件发生在深圳信合达公司和XX公司之间，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且不论两公司之间具体是何种合作关系，均应共同对外承担责任。
二审法庭调查时，元本公司确认其是与XX公司直接交易，但因XX公司称其与深圳信合达公司是合作关系，且收到的邮件中的订购单盖的是深圳信合达公司的印章，发票也是开给深圳信合达公司的，所以元本公司认为其是与深圳信合达公司建立买卖合同关系。
本院认为，元本公司未能提交其与深圳信合达公司之间的有效合同，深圳信合达公司称未收到过元本公司的货物，也未向元本公司支付过货款。根据元本公司提交的证据及其法庭调查时所作陈述，其是直接与XX公司进行交易，有关交易事项包括电子邮件往来、接收采购订单、送货、对账、开具发票均是与XX公司进行或根据XX公司的指令完成。本案中无证据证明深圳信合达公司委托XX公司向元本公司购买货物，亦无证据证明深圳信合达公司曾向元本公司确认其是买受人。因此，原审认定深圳信合达公司和深圳江元公司不是涉案买卖合同的主体，并无不妥。
关于增值税发票，深圳信合达公司称出于XX公司委托其代办货物出口及退税手续的需要，XX公司才要求其供货商将增值税发票开在深圳信合达公司名下。深圳信合达公司的该陈述有其二审时提交的电子邮件等证据予以证明，且市场上该种情形时有发生，故足资采信。XX公司和深圳信合达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税务、海关方面的法规规定，应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予以处理，追究其行政责任；但在民事责任上，仍应按照合同法等法律规定予以认定。故仅凭增值税发票，不足以认定深圳信合达公司与元本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至于深圳信合达公司与深圳市信XX科技有限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交易、存在何种交易，系该两公司之间的事务，元本公司并未举证证明与其有直接关联性。元本公司据此主张其与深圳信合达公司之间存在交易习惯，显然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元本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87元，由元本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程
审 判 员 陈 国 华
代理审判员 雒 文 佳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刘丽舒（兼）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