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深中法房终字第4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富怡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
上诉人深圳市富怡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因房地产开发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2）深罗法民三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一）涉案项目“某某大厦”所在的深圳市罗湖区和平路西某某大厦地块，原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下简称“中行深圳分行”）历史用地。2001年2月19日，中行深圳分行作为甲方与深圳市富怡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简称“富怡达公司”）作为乙方就双方在该地块上合作开发某某大厦事宜，签订一份《合同书》，约定：甲、乙双方商定在拟建的物业中，高层住宅的80%作为对甲方原历史用地及其上盖建筑物的补偿并属甲方拥有，其余20%高层住宅归乙方所有；该项目进行过程中，甲方将按实际进度分期支付给乙方甲方分成部分的投资款；合同还约定其它一些权利义务。
双方确认的《项目总投资估算表》显示，预计开发建设投资总额为人民币7100万元，其中土地费用人民币1000万元、前期工程费人民币150万元、基础设施建设费人民币50万元、建筑安装工程费人民币3600万元、开发间接费人民币100万元、管理费用人民币370万元、财务费用人民币70万元、开发期税费人民币350万元、其他费用人民币700万元、不可预见费人民币710万元。
（二）《合同书》签订后，2001年12月12日，深圳市xxx作为甲方，与双方共同作为乙方，签订一份《深圳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深地合字（2001）xx号），确定：涉案地块即H105-0047号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合计为人民币12，922，111元；该地块住宅部分建筑面积13，400㎡中，中行深圳分行占80%，为微利房，性质为自用，富怡达公司占20%，性质为商品房。
该合同约定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地价款）人民币12，922，111元，由富怡达公司于2001年12月5-21日期间全额支付。
（三）2001年12月25日，中行深圳分行作为甲方与富怡达公司作为乙方，就某某大厦合作开发及回购事宜，签订《合作建房补充合同（一）》（以下简称《补充合同（一）》）约定：甲、乙双方于2001年2月19日签订了关于在和平路甲方历史用地合作建房的“合同书”，现就有关增加功能、施工面积、物业分配和投资、回购等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合同第一条就功能及规模要求约定，根据规划国土局的规划要点及甲方的实际需求，经双方反复磋商，拟定总建筑面积为18，816㎡，其中：（1）、住宅（含公寓）13，400㎡；（2）、托儿所820㎡；（3）、金库、清分及装卸区1，950㎡；（4）、其它配套（含地下人防、地下设备用房、库务办公、机械车库、管理用房及地上设备用房等）2，646㎡。其中金库、清分及装卸区是新增项目，新增加的投资单独列出预算。……需补交的地价及其它相关费用全部由甲方负担；合同第二条约定，根据合作建房合同和通常的分配惯例，以及甲、乙双方实际的投入情况，经甲、乙双方多次友好协商，拟定以下分配方案：1、住宅（含公寓）的80%（10，720㎡）作为对甲方原历史用地及其上盖建筑物的补偿，归甲方拥有，其余20%（2，680㎡）住宅归乙方所有；2、在本补充合同第一条中的第（2）、（4）项物业归乙方所有，第（3）项归甲方所有。在工程竣工后，甲方全部收购分配给乙方的所有物业。乙方不得将分配的物业转售给任何第三方；合同第五条就计价及付款方式进行约定，甲方按以下价格出资和回购：1、住宅（含公寓）部分，甲方分成部分按单价3，500元每㎡计算，乙方分成部分住宅按单价6，500元每㎡计算。2、金库、清分及装卸区按单价4，200元每㎡计算（若发生补交地价，由甲方直接支付）。3、托儿所及其它配套用房按单价3，000元每㎡计算。综上所列各项物业之单价及调整后各项物业面积统计，该项目预计总投资金额调整后约为73，530，000元（已包括绿化、管道外接、水、电、室外配套费用，不包括金库、清分及装卸区和库务办公用房项目的设备资金，即铲车升降机、空调、安防库门、金库逃生门、解钞车等）。甲方须将分成物业，即本补充合同第一条第（1）项住宅部分分成的物业和第二条第（3）项金库、清分及装卸区的物业，按上述单价计算投资款，在与市国土局完成土地合同签订后十个工作日内，先付20%，其后根据开工、封顶、竣工验收三个阶段分别再按30%、30%、15%比例支付，剩余的5%在取得房产权证后，并结合实际查丈结果调整实际投资款尾数支付给乙方。甲方回购乙方的其它物业，即按本补充合同第一条第（1）项住宅部分分成的物业和第一条第（2）项的托儿所以及第一条第（4）项的其它配套物业，按第五条单价计算回购款，在与市国土局完成土地合同签订后十个工作日，甲方先付乙方20%作为定金，在乙方办理完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后十个工作日内，再支付40%并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竣工验收达优良标准后再支付35%，剩余的5%在取得房产证后，并结合实际查丈结果调整实际回购款尾数支付给乙方。……甲方在支付完上述所有费用的同时，即拥有中怡花园全部产权和物业管理权（包括红线范围内的绿化、管线等）。乙方应免费为甲方办理全部物业的产权登记等手续，并移交产权证书及全套项目资料后，甲方付清本条规定款项。
2004年3月23日，中行深圳分行作为甲方与富怡达公司作为乙方，再次签订《某某大厦“甲方回购物业”定向认购书》，协议约定，某某大厦《补充合同（一）》中约定：“甲方回购物业”应在“乙方办理完《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后十个工作日内签订房买卖合同”。因甲方的金库用地手续至今仍未办妥，导致目前仍无法申办《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进而无法签订“甲方回购物业”的房屋买卖合同。为使某某大厦的总体进度不因此而受阻滞，经双方友好协商，签署本《定向认购书》，以暂时替代某某大厦“甲方回购物业”的《房屋买卖合同》，继续推进某某大厦的合作。1、甲方自签署此《定向认购书》后，立即支付“回购物业房款”的40%（即人民币11，127，200元），以确认对该部分物业的回购，其中，该支付金额的一半作为甲方“回购物业”的定金，另一半作为预付款；2、乙方收到甲方的认购房款后，不得将所分配的某某大厦物业转售给任何第三方，否则，应双倍返还甲方定金，并返还甲方预付款及预付款金额50%的违约金。合同还约定其它一些权利义务。
上述《深圳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补充合同（一）》及《某某大厦“甲方回购物业”定向认购书》签订后，中行深圳分行依约向富怡达公司支付了款项，如下：2001年12月29日，支付人民币14，700，000元（富怡达公司在中行深圳分行提交的证据22即某某大厦《合作建房补充合同（一、二）收支款项记录分析汇总表》确认该款包括地价）；2002年6月14日，支付人民币13，713，000元；2004年1月16日，支付人民币13，713，000元，2004年3月25日，支付人民币11，127，200元；2004年12月3日，支付人民币11，617，900元；2005年1月13日，支付人民币4，779，100元；2007年11月6日，支付人民币204，400元；2009年1月14日，支付人民币1，680，000元（该款由中行深圳分行直接支付给案外人某某建工深圳分公司，富怡达公司向中行深圳分行出具收据表明收到该款项）；2010年12月1日，支付人民币2，000，000元（该款由中行深圳分行直接支付给案外人某某建工深圳分公司，富怡达公司向中行深圳分行出具收据表明收到该款项）。以上各项合计人民币73，531，600元。富怡达公司对上述款项的支付时间及金额不持异议，但双方对部分款项的性质（即是属于工程款还是回购款）存在争议。
（三）2004年5月26日，中行深圳分行作为甲方与富怡达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合作建房补充合同（二）》（以下简称《补充合同（二）》），约定：1、新增设计费用220，000元，新增监理费用140，000元，新增管理费用270，000元；2、由于双方签定《合同书》并取得《建设用地许可证》后，甲方要求增加金库功能，并须在国土规划局办理增加金库规划立项手续，因此耽误时间6个月。在此钢筋涨价，平均上涨485元／吨，按总钢筋量2100吨计，并考虑11%的定额取费及税金，新增费用1，131，000元；3、某某大厦门窗玻璃改用安全玻璃，甲方同意一次性补偿乙方435，000元，以上三项费用合计人民币2，196，000元。
2004年6月30日，深圳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作为甲方，与双方共同作为乙方，签订《深圳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补充协议书》，协议约定，乙方因增加金库及增建立体车库应补交地价人民币9，453，510元。
2006年1月25日，中行深圳分行作为甲方与富怡达公司作为乙方，签订《某某大厦新增建设内容的部分款项支付协议》，协议约定：就合作建设某某大厦的《合同书》和《补充合同（一）》以及《补充合同（二）》范围之外的一部分新增建设内容的款项支付达成一致意见……。本次支付新增建设内容款项总额为2，014，420.71元。
2006年9月6日，中行深圳分行作为甲方与富怡达公司作为乙方，签订《某某大厦幼儿园室外楼梯建设合同》，约定：甲方全权委托乙方建设某某大厦幼儿园新增消防楼梯，该项目合同包干造价为人民币483，699元。
2008年12月25日，中行深圳分行作为甲方与富怡达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合作建房补充合同（五）》（以下简称《补充合同（五）》）约定：甲、乙双方合作建设的某某大厦于2004年竣工并投入使用，鉴于甲方自行组织建设的某某大厦立体车库是某某大厦项目的配套工程，其规划验收必须同某某大厦主体工程规划验收统一进行。为了尽快推进和完成某某大厦整体规划验收，经双方协商，甲方委托乙方办理立体车库规划验收及相关事宜，委托代理费用为人民币262，500元。
上述五份合同签订后，双方确认中行深圳分行已依约付清了全部款项共计人民币14，410，129.71元。
（五）2007年8月9日，中行深圳分行作为甲方与富怡达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合作建房补充合同（四）》（以下简称《补充合同（四）》），协议约定，甲、乙双方于2001年2月签署协议合作建设某某大厦项目，经双方共同努力，项目于2004年底竣工并投入使用。为了尽快推进项目结算和房产确权工作，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项目结算。对乙方提出的的合同外增加项目及预算造价的要求，双方本着“以合同为依据、以友好合作关系为基础、实事求是解决问题”的原则，拟委托具有工程审核能力和资质的第三方审核机构对乙方提出并经甲方认定的某某大厦合同外增加项目及预算造价（包含项目建设中由于工程设计变更、工料机涨价、设计规范调整、增加金库报建和容积率提高导致可分配面积增大等因素造成的建设成本增加和其他费用支出）进行审核。鉴于合同外增加项目及其预算造价涉及情况较为复杂，经双方协商同意，某某大厦合同外的结算价增加额最高不得超过人民币13，575，300元。除此之外，乙方同意不再向甲方提出任何有关某某大厦项目增加费用的要求。如经分割查丈后，某某大厦的总建筑面积与其合同总建筑面积有差异，无论差异多少，甲、乙双方同意，不再就建筑面积的差异部分进行再分配，相互之间也不再进行经济上的补偿（除非本合同条款不能落实），并确认此分割查丈为最终结果，双方不得对此有异议。二、结算款款项的支付。（一）依照甲、乙双方及某某建工深圳分公司2007年2月15日签署的《某某大厦施工总承包结算款支付协议书》（以下简称“三方协议”），甲方已于2007年2月15日支付给某某建工深圳分公司预付款人民币2，000，000元。（二）本合同签订后三天内，甲方向乙方支付人民币320，000元，以启动和推进该项目后续收尾工作。（三）鉴于乙方欠某某建工深圳分公司工程款的具体情况，为加快工程收尾、规划验收的办理房地产证等后续工作，在乙方完成某某大厦主体工程竣工备案工作后10日内，依据“三方协议”的约定，由甲方直接向某某建工深圳分公司支付人民币8，800，000元。同时，向乙方支付人民币520，000元。（四）某某大厦项目取得《规划验收合格证》后三天内，甲方向乙方支付人民币320，000元，以推进某某大厦房地产证的办理工作。（五）在乙方办妥全部为甲方名下的某某大厦房地产证并经甲方核验无误后，甲、乙双方依据本合同某某大厦合同外结算造价的实际增加额和甲、乙双方于2001年1月25日签署的《补充合同（一）》中关于办证保证金（人民币3，676，500元）的规定，剩余款项按“三方协议”和本合同的约定支付。甲、乙双方明确，以上（一）、（二）、（三）、（四）中的全部款项均为本合同第一条结算造价最高增加额人民币13，575，300元的组成部分。合同还对其它一些内容进行约定。
前述《补充合同（四）》签订当日，双方作出《会议纪要》确认：1、中行深圳分行明确表示，某某大厦项目所涉及的税费应由富怡达公司缴交的部分，全部由中行深圳分行承担。中行深圳分行将按相关税费的缴款进度，将相应款项实时支付至富怡达公司在中行深圳分行开立的账户上。在中行深圳分行监管下，由富怡达公司向政府主管部门缴交；3、鉴于富怡达公司已向中行深圳分行承诺了办妥某某大厦房产证的时限，中行深圳分行同意向富怡达公司支付640，000元的某某大厦房产办证奖励费（具体支付进度在《补充合同（四）》第二条（二）、（四）款中已明确）；4、《补充合同（四）》所列的某某大厦合同外结算造价增加人民币13，575，300元中，包含有富怡达公司要向政府主管部门缴交的人民币1，611，800元税费款和中行深圳分行的人民币640，000元的某某大厦房产办证奖励费，但不包括办证保证金人民币3，676，500元；5、本纪要与《补充合同（四）》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上述《补充合同（四）》签订及《会议纪要》作出后，中行深圳分行依约向富怡达公司支付款项，如下：2007年2月15日，支付人民币2，000，000元；2007年9月10日，支付人民币320，000元；2007年11月23日，支付人民币520，000元、8，800，000元；2008年2月1日，支付人民币100，000元；2008年6月10日，支付人民币200，000元；2008年10月7日，支付人民币20，000元。以上各项合计人民币1，1960，000元。中行深圳分行已支付的款项人民币1，1960，000元与《会议纪要》确定税费款人民币1，611，800元，两项合计人民币为人民币13，571，800元。双方确认《会议纪要》约定的税费款人民币1，611，800元，中行深圳分行尚未支付，而对该款的支付，双方并未约定具体时间。
（六）双方认可的《某某大厦项目工程结算统计表》（以下简称《结算统计表》）显示项目工程总金额为人民币49，519，721.78元，该统计表并未显示双方的签章和形成时间。经双方盖章、填报时间为2010年1月6日的《某某大厦项目建设工程项目统计表》（以下简称《项目统计表》）显示项目工程总金额为人民币49，473，526.78元。
（七）某某大厦由富怡达公司组织开发建设，于2002年开始正式施工，主体工程由某某建工深圳分公司承建。某某大厦于2004年10月9日取得电梯验收合格文件，于2004年10月30日取得《深圳市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于2004年11月15日取得《燃气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于2007年1月8日取得《建筑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并于2007年11月15日取得《深圳市房屋建筑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备案收文回执》。
（八）因涉案回购房产纠纷，中行深圳分行曾向原审法院起诉富怡达公司（2011）深罗法民三初字第1122号等94案，要求富怡达公司将94套回购房产过户登记至中行深圳分行名下，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中行深圳分行已依约向富怡达公司支付包括回购款、地价款在内的工程款项合计人民币99901729.71元，富怡达公司亦确认收到该款项，因此，中行深圳分行关于其已依约足额向中行深圳分行支付包括回购款在内的工程款项的诉讼主张，原审法院予以采纳”，并判决富怡达公司协同中行深圳分行办理某某大厦北座401等94套回购房产产权转移登记至中行深圳分行名下的手续。该94案一审判决后，中行深圳分行未提出上诉，富怡达公司提出上诉后又撤回上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富怡达公司撤回上诉，上述94案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该94案判决在执行过程中，中行深圳分行已支付全部过户税费人民币550797.65元，目前已完成过户手续。
富怡达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1、判令中行深圳分行与富怡达公司进行某某大厦项目工程结算，支付尚欠的工程费用共计19，334，115.38元；2、判令中行深圳分行承担与本案有关的一切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富怡达公司具备房地产开发资质，本案属于房地产开发经营合同纠纷；双方签订的《合同书》及系列补充合同、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及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对于工程款的支付：1、双方确认《补充合同（二）》、《深圳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补充协议书》、《某某大厦新增建设内容的部分款项支付协议》、《某某大厦幼儿园室外楼梯建设合同》、《补充合同（五）》约定的款项共计人民币14，410，129.71元，中行深圳分行均已全额支付；2、《补充合同（一）》约定“工程款”人民币45，710，000元及“回购款”人民币27，820，000元共计人民币73，530，000元，中行深圳分行认为已全额支付，富怡达公司确认中行深圳分行已付人民币73，531，600元，且对各款的支付时间及金额不持异议，但富怡达公司认为上述“工程款”人民币45，710，000元已付清，回购款已付人民币16，687，200元，而对争议的人民币1，134，400元，因付款凭证注明为“工程款”，富怡达公司主张应为支付合同外项目的工程款，而非中行深圳分行主张的回购款；3、对于《补充合同（四）》约定的工程款（即合同外增加额不超过人民币13，575，300元部分）中，双方确认中行深圳分行已支付人民币11，960，000元，对于该《补充合同（四）》及会议纪要约定的税费款人民币1，611，800元，双方确认尚未支付；以上第1-3项中行深圳分行已付款总额为人民币99，901，729.71元；4、富怡达公司认为除上述合同约定的工程款外，中行深圳分行应与富怡达公司进行结算，并支付合同外包括地价款差额（人民币2，922，000元）、建筑安装费用差额（13，519，721.78元）、测量面积差价（14，139，246元）、超期服务费（12，246，557.3元），扣除中行深圳分行超额支付工程款（11，134，400-补充《补充合同（四）》未付1，615，400=9，519，100）及依据新增协议、《补充合同（四）》已付款项（2，014，420.71＋11，960，000=13，974，420.71元）后，中行深圳分行仍应支付工程款费用共计人民币19，334，115.38万元。本案的争议焦点包括：一、对于争议的11，134，400元，应属于工程款还是回购款；二、《补充合同（四）》可否作为最终结算依据；三、富怡达公司要求中行深圳分行支付的四项合同外工程款是否成立。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双方对约定的回购款总额不持异议，对实付款项总额及各款支付时间、金额也不持异议，但富怡达公司认为中行深圳分行是支付了工程款人民币5684.44万元（比合同约定多支付的人民币1113.44万元，为合同外尚未结算的工程款）和回购款人民币1668.72万元（比合同约定少支付了人民币1113.08万元）；对于双方争议的5笔共人民币1113.44万元，因付款凭证仅注明为“工程款”，富怡达公司主张应为支付合同外项目的工程款，而中行深圳分行主张应为合同约定的回购款。经查，合同约定付款进度如下：《补充合同（一）》中明确约定工程款（投资款）人民币4571万元分期按20%（与市国土局完成土地合同签订后十个工作日内）、30%（开工）、30%（封顶）、15%（竣工验收）和85%（取得房产权证）支付，回购款人民币2782万元分期按20%（与市国土局完成土地合同签订后十个工作日内）、40%（办理完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十个工作日内）、35%（竣工验收达优良标准后）和5%（取得房产权证后，支付时结合实际查丈结果调整实际尾数支付）；双方在《补充合同（二）》中第2.6条约定，因正式竣工验收日期的不确定，为保证双方的利益，对《补充合同（一）》中的付款条款，做以下补充：（1）若经过双方努力，达至2.1款约定的目标，按原付款进度支付第三次进度款和回购款；（2）若经过双方努力，仅达至2.2款约定的目标，按原第三次进度款和回购款的70%支付，另30%待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再行支付，其余不变。对于双方争议的5笔款项中，中行深圳分行主张2004年12月3日支付的人民币11，617，900元是“15%投资款（即工程款，下同）＋35%回购款”的70%、2005年1月13日支付的人民币4，779，100元是“15%投资款＋35%回购款”的30%、2007年11月6日支付的人民币204，400元是95%合同总款（投资款＋回购款）的差额补差、2009年1月14日支付的人民币1，680，000元及2010年12月1日支付的人民币2，000，000元共同是“5%投资款＋5%回购款”，富怡达公司以上述付款凭证仅注明“工程款”为由，主张上述5笔争议款项全部为“工程款”。原审法院认为：1、双方对付款总额及各款付款时间、金额并无争议，而上述全部款项支付的时间及金额与《补充合同（一）》、《补充合同（二）》中约定的付款进度及付款金额相吻合，且付款总额与《补充合同（一）》约定的总额也基本相符（约定付款总额人民币7353万元，实付人民币7353.16万元）；2、富怡达公司认为中行深圳分行支付的工程款超过《补充合同（一）》约定金额（约定工程款4571万元，实付5684.44万元，多支付1113.44万元，与富怡达公司在（2012）深罗法民三初字第23号案向中行深圳分行主张欠付的回购款人民币11，132，800元金额相当），该超出金额是中行深圳分行支付合同（指双方就合作建设某某大厦签订的系列合同）外项目的工程款，主要是金库、立体车库以及在包括超红外线等事项所引起的建造成本的增加的工程费，对此中行深圳分行予以否认，而金库在《补充合同（一）》已有约定不属于合同外项目、立体车库系中行深圳分行自建亦不属于合同外项目、超红线规划审批系由中行深圳分行付费给富怡达公司代为处理、对因建造成本增加产生的工程费双方并无约定如何承担，上述多支付的“合同外工程款”亦未见于双方签订的系列合同中，且富怡达公司确认至今尚未结算，在没有充分的合同和事实依据下，中行深圳分行自愿向富怡达公司超额支付该笔巨额工程款，也与常理不符；3、富怡达公司于2007年9月11日向中行深圳分行提交的《某某大厦﹤合作建房补充合同（一、二）﹥收支款项纪录分析汇总表》中对依据《补充合同（一）》支付的全部款项均以“工程款”陈述，而未详细区分投资款（工程款）和回购款，可见双方在合作建房过程中并没有非常严格区分两种款项；4、已经生效的（2011）深罗法民三初字第1122号等94份民事判决书均认定中行深圳分行已依约足额向富怡达公司支付包括回购款在内的工程款项。综上，富怡达公司认为中行深圳分行向富怡达公司支付的争议款项人民币1113.44万元系“合同外项目工程款”，缺乏合同和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中行深圳分行认为该部分款项为回购款，其付款事实与《补充合同（一）》和《补充合同（二）》约定的付款进度和金额基本一致，且已经生效裁判文书确认，对中行深圳分行认为《补充合同（一）》约定的工程款人民币45，710，000元及回购款人民币27，820，000元均已全部付清的主张，原审法院予以采信。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应从两个方面分析，一是《补充合同（四）》应否认为是结算性文件，二是如果认为是结算性文件，是否存在所载结算条款在签订后被解除或变更的情形。首先，某某大厦已于2004年10月30日取得《深圳市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且双方于2007年8月9日签订的《补充合同（四）》明确约定：甲、乙双方于2001年2月签署协议合作建设某某大厦项目，经双方共同努力，项目于2004年底竣工并投入使用；为了尽快推进项目结算和房产确权工作，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项目结算。对乙方提出的合同外增加项目及预算造价的要求，双方本着“以合同为依据、以友好合作关系为基础、实事求是解决问题”的原则，拟委托具有工程审核能力和资质的第三方审核机构对乙方提出并经甲方认定的某某大厦合同外增加项目及预算造价（包含项目建设中由于工程设计变更、工料机涨价、设计规范调整、增加金库报建和容积率提高导致可分配面积增大等因素造成的建设成本增加和其他费用支出）进行审核。鉴于合同外增加项目及其预算造价涉及情况较为复杂，经双方协商同意，某某大厦合同外的结算价增加额最高不得超过人民币13，575，300元。除此之外，乙方同意不再向甲方提出任何有关某某大厦项目增加费用的要求。如经分割查丈后，某某大厦的总建筑面积与其合同总建筑面积有差异，无论差异多少，甲、乙双方同意，不再就建筑面积的差异部分进行再分配，相互之间也不再进行经济上的补偿（除非本合同条款不能落实），并确认此分割查丈为最终结果，双方不得对此有异议。而对于该合同（四）及会议纪要约定的结算款（合同外增加款），除税费人民币1，611，800元外，其余款项均已支付，而该税费未约定支付时间，故不属于《补充合同（四）》约定的“除非本合同条款不能落实”的情形。原审法院认为，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审核不是合作建房双方之间结算的必然程序，双方在《补充合同（四）》中明确约定合同外的结算价增加额最高不得超过人民币13，575，300元、除此之外富怡达公司同意不再向中行深圳分行提出任何有关某某大厦项目增加费用的要求、对查丈面积差额双方均不得主张经济补偿等内容，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明确清晰，应认定双方已以协商的方式对业已产生和可预见的费用进行结算，即双方已经达成结算条款，该《补充合同（四）》应视为结算性文件。其次，富怡达公司认为《补充合同（四）》已被变更，不能作为最终结算依据，理由如下：1、2008年12月1日双方共同委托第三方对单项工程造价进行审定，故某某大厦项目整体工程至今未进行全面结算；2、《补充合同（四）》签订之后，富怡达公司仍为中行深圳分行处理其自建的立体车库超红线违规之事宜；3、《补充合同（四）》签订后双方又于2010年1月6日签订确认了《某某大厦项目建设工程项目统计表》；4、2011年4月20日会议纪要显示中行表示同意对建造成本增加进行估算和补偿；5、富怡达公司于2011年5月31日致函（《关于某某大厦项目超期服务成本补偿事宜的函》）中行深圳分行建议超期服务费计算值由人民币26，958，672元调整为人民币23，800，000元，并由中行深圳分行审议给予富怡达公司人民币32，000，000元五年期优惠贷款支持，而中行深圳分行已签收确认；以上事实均应视为对《补充合同（四）》结算条款的变更，故该《补充合同（四）》不应作为最终结算依据。结合庭审情况及双方证据，原审法院认为：1、双方于2008年12月1日委托深圳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对涉案项目进行工程造价结算审定，后者于2009年11月25日完成一份《工程造价审查书》认为某某大厦（桩基础）报审造价为2，409，100.75元，核增减值为-26，508.43元，但富怡达公司、中行深圳分行及某某建工深圳分公司三方签订的《某某大厦项目三算审核及其配合作协议书》约定“三算最终审定结果以造价管理部门核定并由三方共同确认为准。该三算审定成果文件可作为项目成本资料存入工程档案，但不作为三方之间工程款项及费用的结算依据，也不涉及三方之间债权债务关系。”，故该委托审定行为不应认定为是对《补充合同（四）》中结算条款的变更；2、就因立体车库超红线办理更改规划事宜，中行深圳分行已另行委托富怡达公司代理办理相关手续，并向富怡达公司支付相应的费用，并非对涉案工程项目的增加或更改，故不构成变更结算条款的情形；3、其一，对于建筑安装工程费总额为人民币49，519，721.78元的《结算统计表》，双方对其真实性均不持异议，但对其形成时间存在争议，该统计表为打印的表格，未由双方签署盖章并注明日期，无法确认其产生时间，且仅为对建筑安装费用而非整个项目的结算，所涉项目费用亦全部在《补充合同（四）》签订前已产生，该《结算统计表》也没有变更结算条款之内容记载，不足以认定是对《补充合同（四）》中结算条款的变更；其二，对于建筑安装工程费总额为人民币49，473，526.78元的《工程统计表》，经双方盖章确认且载明填表日期为2010年1月6日，其中项目名称与《结算统计表》一致，仅“基坑变形观测合同”和“土方工程施工合同”两栏数据比《结算统计表》中相应栏目有所调整，数据均比后者略小，该《工程统计表》从名称上并非结算文件，从内容上只是对建筑安装费用进行统计而非针对整个项目，从文字上亦无变更之前结算条款之意思表示，且该表所涉费用全部为《补充合同（四）》签订之前产生，没有证据显示其中部分或全部费用系结算条款签订后新增的工程款，故富怡达公司认为该《工程统计表》已变更《补充合同（四）》中结算条款，依据并不充分；其三，即便上述《工程统计表》是双方重新核算后形成的文件，该文件也只是对建筑安装费用这一部分进行了重新认定，并无证据表明双方对除建筑安装费用之外的其它各项费用也进行了重新核算认定，或需要对整个工程款项重新核算认定，而《工程统计表》所载明建筑安装费用总额小于《结算统计表》所载明总额，意味着中行深圳分行多支付了，而不是少支付了款项，无法证明中行深圳分行应补交工程款；其四，因涉案工程由富怡达公司组织施工，除中行深圳分行自建项目外，所有工程由富怡达公司选任项目承包人进行施工，并向承包人支付工程款，而中行深圳分行的主要义务则是依据合同约定向富怡达公司支付工程款、回购款和其它约定的款项，上述无论是《结算统计表》还是《工程统计表》，均是对富怡达公司向外支付的建筑安装费用汇总，是富怡达公司建设涉案工程的成本，该成本的减少不会导致中行深圳分行应付款项减少，该成本的增加也不必然导致中行深圳分行应付款项的增加，除非合同有明确约定或有法律依据（如显失公平）；4、富怡达公司提供的2011年4月20日会议纪要，系其单方制作，中行深圳分行不予认可，虽富怡达公司已向中行深圳分行送达该份会议纪要，但仅以中行深圳分行签收该份文件的行为不能推定为中行深圳分行已认可该文件的内容，富怡达公司以此为据主张已变更《补充合同（四）》中结算条款，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5、富怡达公司于2011年5月31日致函中行深圳分行要求支付超期服务费和审议优惠贷款，虽富怡达公司已向中行深圳分行送达该函件，但该函件仅为富怡达公司建议，且仅以中行深圳分行签收该份函件的行为，不足以推定为中行深圳分行已同意富怡达公司在该函件上的主张，故不足以认定已变更《补充合同（四）》中结算条款。综上，富怡达公司主张的变更结算条款的事由，均依据并不充分，无法采信，富怡达公司亦未提供其它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对此结算条款确已进行变更或解除，或出现法定或约定事由，需重新进行结算。因此，《补充合同（四）》中约定的结算条款仍有效，应作为双方就涉案工程结算的依据，而除了过户税费款人民币1，611，800元，双方之间签订的系列合同约定的其它全部款项，中行深圳分行均已支付，故富怡达公司诉请中行深圳分行与富怡达公司进行某某大厦项目工程结算，缺乏充分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对于第三个焦点，富怡达公司本案主张的合同外工程款由地价款差额、建筑安装费用差额、测量面积差价、超期服务费四部分构成，其所持理由为富怡达公司实际支付的地价款和建筑安装费用相比《项目总投资估算表》金额均有所增加，实测建筑面积与《补充合同（一）》约定的面积亦有所增减，且因中行深圳分行增建项目、变更规划等原因造成富怡达公司超期为涉案项目服务，导致富怡达公司建设管理成本增加；中行深圳分行则认为前三种费用已经结算，且已全部付清，富怡达公司要求增加没有依据，后一种费用没有合同依据，均不应支付。原审法院认为：1、对于前三项费用，双方在《补充合同（四）》已明确约定结算条款，确定合同外增加的费用不得超过人民币13，575，300元，除此之外富怡达公司同意不再向中行深圳分行提出任何有关某某大厦项目增加费用的要求，双方对查丈面积的差额不再向对方主张经济补偿，且在履行过程中除《补充合同（四）》约定的1，611，800元税费之外，双方相关合同约定的其它全部款项，均已支付，在《补充合同（四）》结算条款未被变更或解除的前提下，富怡达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地价款差额、面积差价、建筑安装费用差额系结算条款签订后新增的费用，双方亦未就富怡达公司主张的费用的金额及其承担订立合同进行约定，富怡达公司在本案向中行深圳分行主张前述地价款差额、面积差价、建筑安装费用差额，既缺乏事实依据，也没有合同依据；2、从《结算统计表》显示，涉案工程建筑安装费用与《项目总投资估算表》相比，确实有大幅增加（增加约人民币13，510，000元），但该《结算统计表》载明的建安费用除《补充合同（一）》约定建设内容外，还包括其后根据其它合同新增建设项目，而中行深圳分行除了支付《补充合同（一）》约定的款项（人民币73，530，000元）外，还根据嗣后签订的《补充合同（二）》等系列合同支付了新增项目、涨价补偿、合同外增加款等款项共计18，265，920.71元（其中《补充合同（二）》人民币2，196，000元、新增支付协议人民币2，014，420.71万元、幼儿园楼梯建设合同人民币483，699元、《补充合同（四）》已付人民币13，571，800元），已对在《项目总投资估算表》基础上增加的建安费用进行了相应补偿，富怡达公司仅以《结算统计表》与《项目总投资估算表》中建安费用存在差额为由，主张中行深圳分行应补充支付建安费用，依据并不充分；3、对于超期服务费，在涉案合同履行过程中，中行深圳分行要求部分加建、规划审批等事宜客观上对富怡达公司完成整个工程的时间跨度可能存在一定影响，但双方未就此延迟完成工程各方应承担的责任（包括中行深圳分行是否应支付超期服务费）进行约定，且对于可能导致工期延长的各加建项目，双方均另行签订合同，并由中行深圳分行支付建设费用，对于立体车库超红线导致的规划审批事宜，则双方约定由富怡达公司办理审批手续，并由中行深圳分行向富怡达公司支付人民币262，500元的办理费用，富怡达公司为规划审批提供一定服务并已取得一定的报酬，双方在就上述各项加建工程及规划审批签订合同时，应当可预见它们对工期延长产生一定影响，其约定的费用也应当考虑到这一影响，富怡达公司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为涉案工程提供超期服务的内容及其服务成本明显超过了所取得的上述费用（报酬），构成显失公平，故其要求中行深圳分行支付超期服务费，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4、已经生效的（2011）深罗法民三初字第1122号等94份民事判决书，均认定中行深圳分行已依约足额向富怡达公司支付包括回购款在内的工程款项；5、对于尚未支付的过户税费人民币1，611，800元，该款是指定用于回购房产过户至中行深圳分行名下时缴纳税费之用，现所涉房产已经办理过户手续，中行深圳分行为此已缴纳税费共计人民币550，797.65元，而根据双方的约定，如上述税费款项不足以缴纳全部卖方税费时应由中行深圳分行补足税费，但未约定如该款多于实际应缴税费时超出部分应返还中行深圳分行，故超出部分应视为富怡达公司的收益，因此，富怡达公司要求中行深圳分行支付该部分税费款，扣除中行深圳分行实际缴纳的税费款项后，应予支持，即中行深圳分行应向富怡达公司支付税费款项人民币1，611，800-550，797.65=1，061，002.35元。
综上，中行深圳分行应向富怡达公司支付过户税费款项人民币1，061，002.35元，富怡达公司要求中行深圳分行与富怡达公司进行工程结算并支付地价款差额、面积差价、建筑安装费用差额、超期服务费等相关费用，均缺乏充分依据，原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中行深圳分行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十五日内向富怡达公司支付过户税费人民币1，061，002.35元；二、驳回富怡达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付款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人民币137，804.70元，由富怡达公司负担人民币130，238.70元，中行深圳分行负担人民币7，566元。
上诉人富怡达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不应认定《补充合同（四）》为双方的最终结算依据，而应当以《某某大厦项目建设工程项目统计表》为依据对建筑安装工程费进行结算，并对其他未结款项一同进行结算。
首先，《补充合同（四）》约定的结算条款显失公平。富怡达公司与中行深圳分行于2007年8月9日签署《补充合同（四）》，约定某某大厦合同外的结算造价增加额最高不得超过人民币13，575，300元。而根据双方在2010年1月06日确认的《某某大厦项目建设工程项目统计表》，项目的建筑安装工程费是49，473，526.78元，比双方在项目立项时确定的3600万多了13，473，526.78元。可见，仅仅是建筑安装费，就已经相当于《补充合同（四）》约定的合同外结算造价最高额。而事实上，双方未结算的款项除了建筑安装工程费之外，还有土地出让价、面积差价与后期服务费等款项。可见，《补充合同（四）》设计的结算条款显失公平，不应作为结算的最终依据。
其次，《补充合同（四）》已被变更，对双方不再具有约束力。富怡达公司与中行深圳分行在签署《补充合同（四）》之后，于2010年1月16日重新书面确认《某某大厦项目建设工程项目统计表》，且该表载明的每一工程款项均已由富怡达公司代为垫付给施工方。可见，在《补充合同（四）》签订之后，双方已以事实行为对《补充合同（四）》进行了变更，《补充合同（四）》对双方已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因此，双方应当以最后盖章确认的《某某大厦项目建设工程项目统计表》为依据重新核算建筑安装工程费，并对其他相关未结款项一同进行结算。
二、富怡达公司请求结算的款项均有相应的事实根据，中行深圳分行应当进行结算并支付。
首先，关于富怡达公司要求中行深圳分行支付其已垫付的建筑安装工程费。双方于工程立项时签署的《项目总投资估算表》确定建筑安装工程费为3600万元，并据此确定某某大厦项目总投资7353万元。但后由于中行深圳分行要求增加设计、规划变更、建设标准提高等多重因素导致建造成本增加，双方已于2010年1月6日重新核算并签署《某某大厦项目建设工程项目统计表》，确定建筑安装工程费达49473526.78元，即尚余13473526.78元未结算。况且，原审法院已认定《某某大厦项目建设工程项目统计表》属于富怡达公司为建设某某大厦向施工方支出的建造成本，而且事实上系由于中行深圳分行的原因而导致的成本增加，当然应当由中行深圳分行承担。
其二，关于富怡达公司要求核算的单项工程面积差价。双方于2007年8月9日签署《补充合同（四）》，但实际竣工面积于2007年12月26日方确认。虽然面积差价不是在签署《补充合同（四）》之后产生的费用，但是在双方签署《补充合同（四）》之后才得知单项工程面积差距巨大。因此，原审法院不应以《补充合同（四）》之约定否定富怡达公司的该项主张。
其三，关于富怡达公司要求核算的超期服务费。因中行深圳分行增加设计、变更规划（增加金库和立体车库），需另行办理金库的用地手续以及中行深圳分行自行建造的立体车库超红线图严重违法违规等等原因，使得项目收尾工作超期，因此，富怡达公司为项目收尾工作提供的超期管理服务与费用应由中行深圳分行承担。
综上，原审法院认定《补充合同（四）》为双方最终结算依据损害了富怡达公司的合法权益，故请求：1、判决撤销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深罗法民三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判决；2、改判支持富怡达公司在原审中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3、由中行深圳分行承担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中行深圳分行答辩称：1、某某大厦合作建房项目中行深圳分行既出地又出资，实际投入超过1亿元，整体建安成本和土地费用全部由中行深圳分行承担，富怡达公司并未承担任何建造成本，富怡达公司在这个项目已经获得了相应对价，根本不存在不公平或者不合理的情况。2、中行深圳分行与富怡达公司通过合作建房《补充合同（四）》就某某大厦项目以协商的方式对项目进行了整体的结算，并就此确立了增加的上限和不再提出增加任何费用要求的约定，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3、《补充合同（四）》从来没有进行过变更，相关结算和兜底合意始终都是合法有效的。4、富怡达公司请求所谓结算款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中行深圳分行和富怡达公司之间设立的是房地产开发经营合同法律关系，中行深圳分行已经依据合同约定支付了约定的款项，也就是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房地产开发经营合同纠纷案件，当事双方签订《合同书》及系列补充合同、协议均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审判决认定其有效，适用法律正确，各方均应严格履行。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补充合同（四）》中结算条款的效力问题。当事双方在《补充合同（四）》中确认了某某大厦合同外造价增加额的上限，是双方自愿协商的结果，应视为对某某大厦合作项目的最终结算，不论富怡达公司实际上是获利或是亏损，均要受该合同条款的约束。富怡达公司虽认为《补充合同（四）》中的结算条款显失公平，但该《补充合同（四）》签订于2007年8月9日，而某某大厦早在2004年底已竣工并投入使用，作为承建方的富怡达公司不可能在工程完工多年后认可对己方严重不利的结算结果，对其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富怡达公司上诉称2010年1月16日的《某某大厦项目建设工程项目统计表》是双方以事实行为对《补充合同（四）》的变更，但该统计表的内容只是富怡达公司对外支付款项的明细，不是对涉案工程的结算，中行深圳分行答辩称该统计表专为缴纳物业专项维修资金所做，并非重新结算，该说法亦得到深圳市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中心复函的印证。故原审法院认定双方对《补充合同（四）》的结算条款并未变更，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富怡达公司的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8584元，由上诉人富怡达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龚 萍
代理审判员 唐 毅
代理审判员 朱 宽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廖冉冉（兼）
附录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