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桂12民终748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韦某。
上诉人（一审被告）：杨某甲。
上诉人（一审被告）：杨某乙，叁级智力残疾。
法定代理人：韦某，系上诉人杨某乙之母亲。
上述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韦美群，系韦某之妹。
上诉人（一审原告）：杨某丙。
委托代理人：梁志娟，系杨某丙之妻。
委托代理人：雷洋，广西昭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杨某丁。
上诉人韦某、杨某甲、杨某乙，上诉人杨某丙因与一审被告杨某丁遗嘱继承纠纷一案，均不服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2015）金民初字第14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吴亚玲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郑燕华、代理审判员黄忠任参加的合议庭，于2016年5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书记员刘清华担任法庭记录。上诉人韦某及其与上诉人杨某甲、杨某乙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韦美群，上诉人杨某丙的委托代理人梁志娟、雷洋到庭参加诉讼。一审被告杨某丁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黄国珠黄某与其丈夫（先于黄国珠黄某和杨燕洲杨某戊去世）生育有大女杨某丁、次子杨某戊三子杨某丙三位子女。1979年，杨燕洲杨某戊与被告韦某结婚，后生育被告杨某甲、杨某乙。杨燕洲杨某戊、韦某一直赡养和照顾黄国珠黄某的生活。1988年，杨燕洲杨某戊、韦某夫妇购得金城江镇新建路376XX号（后为河池市金城东路275XX号）面积为60.80平方米的宅基地一块，后出资建成五层混合结构的房屋一栋。该房地产的土地登记于黄国珠黄某的名下（国有土地使用证编号：河国用（2001）字第678XX号），房屋则登记于黄国珠黄某与杨燕洲杨某戊的名下（房屋所有权证编号：河房权证字第××XX号）。2011年9月10日，黄国珠黄某与杨燕洲杨某戊、原告杨某丙、被告杨某丁、被告韦某签订《协议书》一份，内容为“一、位于现××××XXXX号房地产权利人虽登记为黄国珠黄某、杨燕洲杨某戊，但实为杨燕洲杨某戊、韦某共同所有。二、鉴于黄国珠黄某已被登记为现××××XXXX号的房地产权利人，为避免麻烦，黄国珠黄某、杨燕洲杨某戊、韦某夫妇、杨某丁、杨某丙均同意黄国珠黄某名下的房地产份额由杨燕洲杨某戊、韦某继承，杨某丁、杨某丙自愿放弃继承。见证人：杨冬意（捺印）、黄海智（捺印）、韦氏（捺印），协议人：杨某丙（捺印）、黄国珠黄某（捺印）、杨某丁、杨燕洲杨某戊、韦某（捺印）”。2013年1月17日，杨燕洲杨某戊因病去世。2013年1月21日，原告杨某丙将黄国珠黄某老人接到宜州市与其共同生活。2013年4月11日，黄国珠黄某立下《遗嘱》一份，其中内容为“本人与二子杨燕洲杨某戊合建有一幢楼房位于河池市××XX号，现本人已年老力衰，为防去世后子女们对房产继承产生纠纷，特趁本人头脑尚还清醒之际，委托广西超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吴湘宜、李文静现场代书遗嘱。如果本人去世，则将座落于河池市××XX房产中属于本人的部分房产由三儿子（捺印）杨某丙继承，其他子女无权继承”。因本案涉及的房地产权属问题，2014年6月30日，韦某、杨某甲、杨某乙诉至该院，请求：确认2011年9月10日黄国珠黄某与杨某丁、杨某丙、杨燕洲杨某戊、韦某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该院审理后于2014年11月3日作出（2014）金民初字第1257号民事判决：韦某和杨某丁、杨某丙、黄国珠黄某、杨燕洲杨某戊于2011年9月10日签订的《协议书》属有效合同。后杨某丙不服该判决于2015年1月27日上诉至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24日作出（2015）河市民一终字第63号民事判决，认定上述《协议书》中载明：“河池市××XX号的房屋虽登记在黄国珠黄某名下，实际上为韦某和杨燕洲杨某戊共同所有，上述载明的内容实质上是对房屋真正权利人的确认，并不属于黄国珠黄某对自身财产的处分，杨某丙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知晓本人在《协议书》上签字即可认定其认可《协议书》所载明的对房屋真正权利人的确认，故杨某丙上诉称河池市××XX号的房屋属黄国珠黄某所有，即使《协议书》有效，该份协议书属于已经被撤销的遗嘱，不应当有效力的主张没有证据证实并且与其曾经自认的事实不相符合，本院不予采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黄国珠黄某去世后，原告杨某丙按照黄国珠黄某立下的《遗嘱》的内容与被告就遗产继承问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遂起诉至该院，请求确认2013年4月11日黄国珠黄某的《遗嘱》有效，杨某丙对河池市金城江区新建东路164号房产享有继承权，即其应享有的土地份额为100%，房产份额为62.5%。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关于本案房地产的权利人是谁的问题。黄国珠黄某、韦某、杨燕洲杨某戊、杨某丁、杨某丙于2011年9月10日签订的《协议书》经该院（2014）金民初字第1257号民事判决及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河市民一终字第63号民事判决确认为有效协议，合同当事人对本案房地产的权利应以该《协议书》为依据确定。从该《协议书》的订立目的看，在《协议书》的事由部分载明“为明确位于现××××XXXX号的房地产权属”而签订本协议，而协议的第一条内容为：“位于现××××XXXX号房地产权利人虽登记为黄国珠黄某、杨燕洲杨某戊，但实为杨燕洲杨某戊、韦某共同所有。”该内容明确了本案房地产的权利人为杨某戊韦某，而黄国珠黄某只是名义上的登记权利人，而实际上其对本案房地产并未享有权利。虽然协议的第二条约定黄国珠黄某名下的房地产份额由杨燕洲杨某戊、韦某继承，杨某丁、杨某丙自愿放弃继承，该内容似与第一条内容相矛盾，但该约定的前提是“鉴于黄国珠黄某已被登记为现××××XXXX号的房地产权利人，为避免麻烦”而作出。由此可认定虽然《协议书》在表述上有一定的瑕疵，但纵观上、下文，本案房地产的实际权利人为韦某及杨燕洲杨某戊，黄国珠黄某只是名义上的登记权利人。关于本案《遗嘱》的效力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的规定，公民可以根据该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黄国珠黄某于2013年4月11日由广西超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吴湘宜、李文静二人代书并作为见证人的情况下立下《遗嘱》，黄国珠黄某作为立遗嘱人、吴湘宜、李文静作为代书人和见证人在《遗嘱》上签字，该《遗嘱》符合法律规定的代书遗嘱构成要件，且无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原告请求确认本案《遗嘱》有效，该院予以支持。关于本案房地产的继承问题。根据上述，本案房地产的实际权利人为韦某及杨燕洲杨某戊，杨燕洲杨某戊于2013年1月17日死亡，在其没有留下遗嘱的情况下，其对该房地产所享有的份额产生法定继承，其法定继承人有韦某、杨某甲、杨某乙、黄国珠黄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讼争房地产为杨燕洲杨某戊、韦某共同共有，在杨燕洲杨某戊、韦某对讼争房地产其各人所享有的份额有约定的情况下，该院确认杨燕洲杨某戊享有二分之一的份额，该份额亦作为杨燕洲杨某戊的遗产由其法定继承人韦某、杨某甲、杨某乙、黄国珠黄某均等继承，其中黄国珠黄某继承的份额为八分之一。根据前述，黄国珠黄某以立《遗嘱》的方式将自己所享有的遗产份额指定由原告杨某丙继承，该《遗嘱》立于本案《协议书》之后，应按照《遗嘱》处分其遗产，故该院确认杨某丙对讼争的房地产享有八分之一的份额。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遗嘱人黄国珠黄某于2013年4月11日所定立的《遗嘱》合法有效；二、原告杨某丙对位于河池市金城江区新建东路164XX号（房屋所有权证号：河房权证字第××X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号：河国用（2001）字第678XX号）的房地产享有八分之一的份额；三、驳回原告杨某丙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杨某丙负担12元，被告韦某、杨某甲、杨某乙负担88元。上诉人韦某、杨某甲、杨某乙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杨燕洲杨某戊的母亲黄国珠黄某一直随杨燕洲杨某戊、韦某夫妇生活，由夫妻赡养和照顾，1988年夫妻购买宅基地并建成五层混合结构的房屋一栋。出于孝心，该房屋的土地登记于黄国珠黄某名下，房屋登记于黄国珠黄某与杨燕洲杨某戊名下。2011年9月10日，黄国珠黄某年事已高，为防止房屋产权问题日后生歧，黄国珠黄某与杨燕洲杨某戊、韦某、杨某丁（黄国珠黄某女儿）、杨某丙签订《协议书》一份，内容：一、位于河池市××XX号房地产权利人虽登记为黄国珠黄某、杨燕洲杨某戊，但实为杨燕洲杨某戊、韦某共同所有。二、鉴于黄国珠黄某已被登记为现××××XXXX号的房地产权利人，为避免麻烦，黄国珠黄某、杨燕洲杨某戊、韦某夫妇、杨某丁、杨某丙均同意黄国珠黄某名下的房地产份额由杨燕洲杨某戊、韦某继承，杨某丁、杨某丙自愿放弃继承。2013年1月17日，××，杨某戊去世，因家有残疾儿子及个人身体原因，经协商由杨某丙将其母亲接到宜州市与其生活。2013年4月11日，黄国珠黄某立下《遗嘱》，内容为：“本人与二子杨燕洲杨某戊合建有一栋楼房位于河池市××号，现本人已年老力衰，为防去世后子女们对房产继承产生纠纷，特趁本人头脑尚还清醒之际，委托广西超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吴湘宜、李文静现场代书遗嘱。如果本人去世，则将座落于河池市××XX房产中属于本人的部分房产由三儿子杨某丙继承，其他子女无权继承。”因涉及到房屋产权问题。三上诉人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2011年9月10日黄国珠黄某与杨燕洲杨某戊、韦某、杨某丁、杨某丙签订《协议书》有效，该请求得到一、二审法院的支持。2015年7月13日，杨某丙以遗嘱继承为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按2013年4月11日黄国珠黄某立的所谓《遗嘱》，索要黄国珠黄某享有河池市金城江区新建东路164XX号房产62.5%的房产份额和100%的土地份额。遗憾的是，这本来就是一份无效的所谓《遗嘱》却被一审法院确认为有效，并支持被上诉人享有部分所有权份额。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理由是：1、公民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前提条件就是要有属于立遗嘱人个人的财产。本案黄国珠黄某不拥有河池市金城江区新建东路164XX号房产权利，一审判决书第六页：“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24日作出（2015）河市民一终字第63号民事判决，认定上述《协议书》中载明：河池市金城江区新建东路164XX号的房屋虽登记在黄国珠黄某名下，实际上为韦某和杨燕洲杨某戊共同所有。上述载明的内容实质上是对房屋真正权利人的确认，并不属于黄国珠黄某对自身财产的处分”和第七页：“本案房地产的实际权力人为韦某与杨燕洲杨某戊，黄国珠黄某只是名义上的登记权利人”，既然不是自己的财产，怎么可能指定给他人“继承”，很显然，基础法律关系都不存在，黄国珠黄某对讼争房并不享有所有权，所谓《遗嘱》当然无效，一审判决认定遗嘱有效，令人难以信服。2、一审法院判决擅自变更原告请求事项，违反法律程序。本案杨某丙（原告）请求继承讼争房中黄国珠黄某的房产份额，而判决则处分杨燕洲杨某戊的遗产问题，脱离本诉审理案件并作出实体判决，严重违反法律程序。综上所述，恳请二审法院：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一审原告杨某丙的诉讼请求；3、案件受理费由一审原告杨某丙负担。上诉人杨某丙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黄国珠黄某只是名义上的登记权利人是错误的。（一）一审法院仅仅凭《协议书》的内容来判断本案是片面的。1、《协议书》的格式存在缺陷，一般情况下合同协议会写明“本协议一式几份，各协议人一份”，但本案的《协议书》没有该项注明，所有的《协议书》原件都被韦某拿走了，事后韦某也没有把原件或者副本交给杨某丙，最后导致杨某丙错过对《协议书》撤销的时间。2、《协议书》签订时间是2011年9月1010日，是上诉人杨某丙一家举行儿子婚礼的日子，趁着杨某丙家人都忙着招呼宾客的时候，韦某拿出事先拟好的《协议书》让上诉人杨某丙签字按手印，并且还让上诉人杨某丙代替母亲黄国珠黄某签名，有乘人之危之嫌，《协议书》的内容没有经过各协议人充分协商，所以上诉人对该《协议书》的内容一直持有保留意见。（二）《协议书》中的“事由”部分与事实情况不相符。1、《协议书》陈述“一九八八年，杨燕洲杨某戊、韦某夫妇共同购置了位于现××××XXXX宅基地一间，之后建成五层半的楼房一栋”与事实不符；2、根据上诉人提供的《买卖契纸》，契约双方是黄国珠黄某与黄英莲，立契内容为“卖主黄英莲因急需用钱愿将沿江街第六组165XX号房卖给黄国珠黄某价钱壹万元”，证明了本案房屋土地河池市金城江镇新建路376XX号（后改为河池市金城东路275XX号）为黄国珠黄某1988年购买，所以本案房产的土地使用证登记于黄国珠黄某名下；黄国珠黄某购得该地后，拿出出售老房子的钱与杨燕洲杨某戊合建了楼房，所以本案房屋所有权证一直是黄国珠黄某名字，后面才加上杨燕洲杨某戊作为房屋共同所有权人。因此，黄国珠黄某是本案房地产实际权利人。（三）上诉人提供的《遗嘱》及录像光盘中，黄国珠黄某亲口确认“本人与二子杨燕洲杨某戊合建有一幢楼房位于河池市××XX号。”所以，本案楼房是黄国珠黄某与杨燕洲杨某戊合建的，黄国珠黄某是本案房地产实际权利人。1、上诉人提供的《遗嘱》及录像光盘，黄国珠黄某本人对于本案房地产的来源做了陈述，一审法院也认定遗嘱人黄国珠黄某于2013年4月11日所立《遗嘱》合法有效，其中《遗嘱》内容为“本人与二子杨燕洲杨某戊合建有一幢楼房位于河池市××XX号，特趁本人头脑尚还清醒之际，”该《遗嘱》的内容对本案所涉房地产的由来做了说明。2、录像视频中黄国珠黄某吐字清楚，头脑清醒，在录像视频2分16秒至4分03秒，黄国珠黄某确认河池市××XX号楼房是她本人与杨燕洲杨某戊合建。3、录像视频中提到韦某的部分是录像视频4分04秒至4分48秒，黄国珠黄某说房产不给除小仔以外的其他子女继承，且整个立遗嘱的过程中黄国珠黄某都没有说过本案涉及的房地产是由韦某、杨燕洲杨某戊出资，为了孝顺她登记在她的名下的。（四）退一步讲，如果杨燕洲杨某戊、韦某为了孝顺母亲，他们出资为母亲购得房地产并将该房地产登记在母亲黄国珠黄某名下，那么杨燕洲杨某戊、韦某的行为可以视为子女对母亲的赠与，该房地产属于母亲黄国珠黄某的个人财产；而且出于孝顺母亲为目的的赠与是属于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是不可以任意撤销的。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协议书》的第一条与第二条是相互矛盾的，上诉人认为应该根据《物权法》的规定认定黄国珠黄某是本案房地产实际权利人。（一）《协议书》的第一条与第二条互相矛盾，一审法院做出了对被上诉人有利的解释是有失偏颇的，理由如下：1、如果按照《协议书》第一条约定“但实为杨燕洲杨某戊、韦某共同所有”，那么黄国珠黄某就没有本案房地产份额；如果按照《协议书》第二条约定“黄国珠黄某名下的房地产份额由杨燕洲杨某戊、韦某继承”，那么黄国珠黄某对本案房地产又是有份额的。由此可见《协议书》第一条与第二条互相矛盾，《协议书》对黄国珠黄某所占房地产份额约定不明确。2、一审法院认为《协议书》第二条约定的前提是“鉴于黄国珠黄某已被登记为现××××XXXX号的房地产权利人，为避免麻烦”而作出的。上诉人纵观《协议书》上、下文，认为《协议书》第二条“为避免麻烦”指的是杨燕洲杨某戊、韦某明知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守法律，物权变动需要进行登记，但杨燕洲杨某戊、韦某因为变更登记手续繁琐就没有按照《物权法》规定对物权变动进行变更登记。根据《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那么杨燕洲杨某戊、韦某就应该承担本案房地产权利不发生物权变动的后果，本案房地产权利人仍是黄国珠黄某。3、《协议书》第二条还提到了“继承”问题，财产继承是指因公民死亡时对其个人的财产进行继承而发生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其中所指的“其个人的财产”应该是实际存在的财产，并且对该财产享有实际权利。如果按照一审法院认定黄国珠黄某不是本案房地产实际权利人，那么杨燕洲杨某戊、韦某就没有实际存在的财产可以继承，杨燕洲杨某戊、韦某也就必要在《协议书》第二条约定黄国珠黄某名下份额由他们继承。由此可见，杨燕洲杨某戊、韦某也是承认黄国珠黄某是有实际份额的，一审法院认定黄国珠黄某不是本案房地产实际权利人是错误的。（二）根据《物权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按照土地使用证登记黄国珠黄某享有的土地权利份额是100%，按照房屋产权证登记黄国珠黄某享有的房产权利份额是50%。后因二子杨燕洲杨某戊先于母亲黄国珠黄某死亡，根据《继承法》规定黄国珠黄某继承了二子杨燕洲杨某戊12.5%的房产份额，所以按照《遗嘱》上诉人杨某丙继承母亲黄国珠黄某的房地产为土地份额为100%，房产份额为62.5%。为了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上诉人杨某丙应享有河池市金城江区新建东路164XX号土地份额为100%，房产份额为62.5%。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韦某等三人承担。针对韦某、杨某甲、杨某乙的上诉，杨某丙的答辩意见同其上诉状的事实与理由。
针对杨某丙的上诉，韦某、杨某甲、杨某乙的答辩意见同其上诉状的事实与理由。
一审被告杨某丁在二审期间未发表陈述意见。
各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供新证据。
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诉争的房地产的实际权利人是谁？2、本案诉争的2013年4月11日的《遗嘱》的效力如何确定？3、本案诉争的房地产应如何继承？
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诉争的房地产的实际权利人是谁的问题。上诉人杨某丙主张黄国珠黄某为本案诉争房地产的实际权利人，在本案一审时提供了一系列证据，其主张及相应的证据在原告韦某、杨某甲、杨某乙诉被告杨某丙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中已经过法院审查，并经一审（2014）金民初字第1257号民事判决书及二审（2015）河市民一终字第6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黄国珠黄某、韦某、杨燕洲杨某戊、杨某丁、杨某丙于2011年9月10日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诉争的房地产虽登记在黄国珠黄某名下，但实际为韦某和杨燕洲杨某戊共同共有。现本案中上诉人杨某丙并没有提供新的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上述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故本院对上诉人杨某丙主张黄国珠黄某为本案诉争房地产的实际权利人不予支持。上诉人杨某丙主张即使退一步讲如果杨燕洲杨某戊、韦某称为了孝顺母亲，出资为母亲购得房地产并将该房地产登记在母亲黄国珠黄某名下，应视为子女对母亲的赠与，该赠与属于道德义务性质，不可任意撤销。对此，本院认为，虽然房地产登记在黄国珠黄某名下，但不能直接认定是杨某戊韦某赠与，上诉人并没有提供证据证实杨燕洲杨某戊与韦某有赠与的意思表示，也没有提供相应的法律依据，同时从2011年9月10日签订的《协议书》内容来看，明确了本案房地产的权利人为杨某戊韦某，黄国珠黄某只是名义上的登记权利人，亦证实杨燕洲杨某戊与韦某并无赠与的意思表示。故本院对上诉人杨某丙关于诉争房地产登记在黄国珠黄某名下即视为杨燕洲杨某戊与韦某赠与的主张不予采信。
二、关于本案诉争的2013年4月11日的《遗嘱》的效力如何确定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的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8条规定：“遗嘱人以遗嘱处分了国家、集体或他人所有的财产，遗嘱的这部分，应认定无效。”2013年4月11日黄国珠黄某立下的《遗嘱》中内容为“本人与儿子杨燕洲杨某戊合建有一栋楼房位于河池市××XX号，现本人已年老力衰，为防去世后子女们对房产继承产生纠纷，特趁本人头脑尚还清醒之际，委托广西超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吴湘宜、李文静现场代书遗嘱。如果本人去世，则将座落于河池市××XX房产中属于本人的部分房产由三儿子（捺印）杨某丙继承，其他子女无权继承”，该《遗嘱》中黄国珠黄某对遗产的范围认为是“本人与儿子杨燕洲杨某戊合建有一栋楼房位于河池市××XX号”，但《协议书》中却已经明确诉争房地产的权利人为杨某戊韦某，黄国珠黄某只是名义上的登记权利人。黄国珠黄某将他人财产认为属于其财产并列为遗产范围指定由其三儿子杨某丙继承，属于处分了他人财产，该部分应属于无效。但由于杨燕洲杨某戊先于黄国珠黄某死亡，黄国珠黄某作为杨燕洲杨某戊的母亲与杨燕洲杨某戊的妻子韦某及儿子杨某乙、杨某甲四人均为杨燕洲杨某戊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享有继承权，故黄国珠黄某可因继承杨燕洲杨某戊的部分遗产份额而享有对诉争房地产的部分财产权利，就其继承的份额其指定由杨某丙一人继承属于其自由处分权利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因此这部分属于有效。一审认定《遗嘱》全部有效存在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三、关于本案诉争的房地产应如何继承的问题。本案位于河池市××XX号房地产的实际权利人为杨燕洲杨某戊及韦某，属于共同共有，故杨燕洲杨某戊享有二分之一份额，杨燕洲杨某戊于2013年1月17日死亡，由于其没有立下遗嘱，其对该房地产所享有的份额应由其四位法定继承人均等继承，故黄国珠黄某因继承杨燕洲杨某戊的房产份额而享有诉争房地产八分之一份额。根据上述，黄国珠黄某在《遗嘱》中指定杨某丙继承自己的遗产份额，故本院确认杨某丙对于诉争房地产享有八分之一的份额。一审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杨某丙以《遗嘱》为由主张享有诉争房地产的62.5%房产份额和100%土地份额，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上诉人韦某等三人主张杨某丙在一审时请求继承诉争房产中黄国珠黄某的房产份额，而一审却处分了杨燕洲杨某戊的遗产，属于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本院认为，一审时杨某丙请求继承黄国珠黄某的遗产，由于杨某丙先于黄国珠黄某死亡，在审理时必然要先确认杨某丙的遗产范围后才能确认黄国珠黄某的遗产范围，故一审审理程序合法，本院对上诉人韦某等三人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韦某等三人的关于一审审理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只对其上诉理由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上诉人杨某丙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存在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2015）金民初字第1424号民事判决第二、第三项；
二、变更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2015）金民初字第142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遗嘱人黄国珠黄某于2013年4月11日所立《遗嘱》中处分了他人财产份额的内容无效，处分自己因继承杨燕洲杨某戊的遗产而享有的财产份额的内容有效。
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韦某、杨某甲、杨某乙负担80元，由上诉人杨某丙负担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上诉人韦某、杨某甲、杨某乙已预交100元，由其负担20元，由本院退回80元给其本人；上诉人杨某丙已预交100元，由其负担80元，由本院退回20元给其本人。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亚玲
审 判 员 郑燕华
代理审判员 黄忠任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刘清华
附：本案判决所适用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第三条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
（一）公民的收入；
（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
（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
（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
（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
（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
（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38.遗嘱人以遗嘱处分了国家、集体或他人所有的财产，遗嘱的这部分，应认定无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