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永行初字第23号
原告永福县堡里乡波塘村第十四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潘石连，该村民小组组长。
原告永福县堡里乡波塘村第十五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李清涛，该村民小组组长。
原告永福县堡里乡波塘村第十六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潘火生，该村民小组组长。
原告永福县堡里乡波塘村第十七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侯六生，该村民小组组长。
原告永福县堡里乡波塘村第十八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梁龙生，该村民小组组长。
原告永福县堡里乡波塘村第十九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梁国忠，该村民小组组长。
原告永福县堡里乡波塘村第二十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梁玉明，该村民小组组长。
原告永福县堡里乡波塘村第二十一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莫年保，该村民小组组长。
原告永福县堡里乡波塘村第二十二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梁桂福，该村民小组组长。
原告永福县堡里乡波塘村第二十三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潘庆荣，该村民小组组长。
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蒋光辉，广西同盛吉成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韦元培，农民。
被告永福县人民政府，住所地：永福县永福镇凤城路73号。
法定代表人ＸＸ，县长。
委托代理人周子健，永福县法制办公室干部。
第三人永福县堡里乡波塘村第二十四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林天明，该村民小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刘忠，永福县永福镇人民政府干部。
原告永福县堡里乡波塘村第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原告）不服被告永福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确权一案，于2014年4月3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5月4日立案受理，同月5日向被告送达行政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向第三人永福县堡里乡波塘村第二十四村民小组（以下简称第三人）送达行政起诉状副本和参加诉讼通知书。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对第三人提交的第1617号《山林所有权证书》有异议，于2014年5月4日申请司法鉴定，本院决定延期审理一个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7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诉讼代表人潘石连、李清涛、潘火生、侯六生、梁龙生、梁国忠、梁玉明、莫年保、梁桂福、潘庆荣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蒋光辉、韦元培，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周子健，第三人的诉讼代表人林天明及其委托代理人刘忠，证人梁林生等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于2013年11月28日作出的永政处字（2013）47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以第三人持有的1981年12月26日《山林所有权证书》将争执地登记在权属证书上，该证书真实、合法、有效，可作为确定权属的凭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及证言，不能证明第三人的权属证书为假证，原告部分村民于1983年以后用争执地及相邻土地开办波塘林场，该行为不属于原告对争执地有经营管理的事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五条、第十条第（五）项、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林业部令第10号）第六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处理决定，一、原告与第三人争执的辽歪岭（又名辽槐岭）林地权属归第三人所有，其四至界限为：东以板栗沟为界，南以岭梁倒水为界，西以谢家横路为界，北以大沟为界，面积约627亩。
被告于2014年3月28日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1、确权申请书，证实被告是依据第三人的申请进行确权处理；2、答辩书，证实被告依法通知原告进行答辩，程序合法；3、第三人的《山林所有权证书》，证实第三人对争执地享有权属；4、现场勘查图，证实争执土地的位置、四至范围、面积及争执地内的林木分布情况；5、调解会议记录，证实被告组织双方调解，并听取双方陈述的事实和事由及对证据的质证和意见，但双方未能达成调解协议。6、林地租赁协议，证实争执林地为第三人集体所有；7、原告提供的座谈会记录二份，梁林生等五人证明1份，梁玉德、林小明证明1份，莫继生证明1份，不能证实争议山场为波塘大村集体所有；8、被告向赖正熙、韦运华、潘田送、侯余杰、莫新甫、邓代生、袁桂生、侯务生的调查笔录各1份，谢应松、谢应仁、谢运贵的证明各1份，证实在林业“三定”时，波塘村的工作开展及填证情况，第三人对争执林地有经营管理的事实，但是邓代生陈述争执地归原告所有，该陈述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9、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五条、第十条第（五）项、第十八条第一款（二）项，《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林业部令第10号）第六条，证明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经质证认为，证据1、2、4、5无异议，予以认可；证据3虽然是《山林所有权证书》，但该证书系假证，不具有合法性，不予认可；证据6是纠纷发生后，第三人强行将争执地出租，依法不能作为认定第三人对争执地有经营管理的事实；证据7这些证明均证实争执地属于波塘大村集体，被告不予采信是错误的；证据8的证人证言及证明，不能证实波塘大队在1981年实行林业“三定”，相反，原告有充足证据证实，1982年波塘大队才开始实行林业“三定”，第三人的证书填发时间早于波塘大队林业“三定”时间，该证书是虚假的，不予采信。被告错误适用法律，被告仅凭第三人虚假的《山林所有权证书》为依据，将争执地确权给第三人，适用法律错误。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第三人的质证意见与被告基本一致。
原告诉称，一、争执林地辽歪岭自解放以来一直由原告集体管业，第三人一直未对争执林地进行管业，而被告以第三人提供虚假的《山林所有权证书》为依据，将争执地确权给第三人，显然是错误的。其一、争执林地自古以来是原告的水源林，解放后从未分配给任何一个村民小组，在1982年到1993年期间，经大队同意，梁林生等人在争执林地及相邻土地上开办林场，在此期间，第三人一直没有提出异议和阻止；另外，波塘大队的现任村干部及历任干部、老党员、贫农代表，一致证实争执林地属于原告村集体所有，可是被告以其证词没有相关历史资料佐证，一概不予采信；其二、被告以第三人提供虚假的《山林所有权证书》为依据，将争执地确权给第三人所有是错误的。根据当时具体办理林业“三定”工作的人员回忆，永福县的林业“三定”工作是在1982年才开始的，这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厅相关负责人2013年9月5日在广西法治日报《山林权属纠纷百问答》中明确回答“广西区统一进行了林业“三定”工作也是从1982年才开始实行的。”是相符合的。第三人持有的《山林所有权证书》在各级政府及村民委员会至今未找到存根和档案，是第三人在事后用一份空白的《山林所有权证书》私自填写的，其四至界线没有经过相邻林地所有权人签字认可，是一份虚假的材料。二、被告以第三人提供的《林地租赁协议》为证据，认定第三人对争执林地有经营管理的事实，将争执林地确权给第三人是错误的。其一、2006年8月，原告与第三人就争执林地已经发生纠纷，被告也认可该事实，按法律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在争议解决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利用的现状，更不得单方将争执土地租赁给他人使用。第三人与他人签订的《林地租赁协议》是2007年3月，被告以此认定第三人对争执林地经营管理的事实，显然与现行法律法规相冲突的。其二、该《林地租赁协议》上虽盖有村民委员会的公章，但是村民委员会的干部否认在该协议上盖章，也没有签署任何意见，形式不合法。综上所述，原告起诉，要求撤销被告永福县人民政府于2013年11月28日作出的永政处字（2013）47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判令被告对本案争执林地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告为证实其主张，提供下列证据：1、中共永福县委文件永发（1982）69号《关于建立和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若干问题的处理规定》，2、永福县堡里乡人民政府1982年12月份林业“三定”工作人员谢阳等人的《工资报销花名册》，3、2013年9月5日广西法治日报第3版《山林权属纠纷百问答》，4、谢阳的证明，5、邓兴福的证明，6、韦元培的工作日志，证据1-6均证实永福县堡里乡的林业“三定”工作是在1982年才开始的，第三人于1981年取得的《山林所有权证书》是无效；7、韦元培、韦树荣、侯余杰、李兴祥、莫家友、邓代生、韦松山、谢应文、谢应仁的证明各1份，8、谢应文、谢应良、谢荣光的证明1份，证据7、8证实争执地辽歪岭从大包干后，是波塘大村集体的山场、牧场及水源林，1982年及其以后十多年时间，在该地上开办过林场的事实；9、张振林的证明1份、黄建勋和石高星的证明1份，证实1982年经林业部门批准在波塘大队办了一个林场，当时未有纠纷；10、堡里乡波塘村民委员会的证明，证实当时担任村干部的门连生等五人没有在《林地租赁协议》上盖过村民委员会的公章，且也没有在上面签署意见，因为该林地属于纠纷地，不具备出租条件；11、调解意见书，证实2006年12月4日，原告与第三人因争执辽歪岭林地，经堡里乡波塘村民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双方未达成协议的事实；12证人梁林生的证言，1982年其组织潘化凤等人与波塘大队及原告村屯订立协议，并经县林业局批准开办波塘林场，后在该地上建有房屋6间，种植有300多亩的杉树，由于保管资料的潘化凤去世，原订立的协议及账目已无法找到。
对原告提供的上列证据，被告质证认为：证据1-6除对韦元培的工作日志的真实性有异议外，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其内容不能证实永福县堡里乡的林业“三定”工作是在1982年才开始的；证据7、8、9中的韦元培既是原告的诉讼代理人，其又以证人身份出现，其所出具证明不能采信，其他证人未出庭接受当事人的质询，其真实性无法核实，不予采信；证据10为村级组织的证明，但是出具证明的证人未到庭作证，接受当事人质询，其真实性无法核实，不予认可；证据11为村级调解组织的调解意见书，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其内容不予认可；证据12其证人陈述的事实，其中兴办林场一事予以认可，林场是属于借土养苗的性质，其他陈述无相关材料在案佐证，不予认可。
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与被告质证的意见基本一致。
被告永福县人民政府辩称，一、原告提出争执山场一直是大村集体的水源林，没有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1983年到1993年期间，原告有村民曾在争执山场办过林场，该行为属于借土养苗，不能作为原告经营管理事实的依据；原告提供的证据是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证人的书面证明，并无相关政府部门确定权属的证据材料予以佐证，被告不予认可，并无不当。二、第三人持有的《山林所有权证书》，填证时间上与当时的永福县的林业“三定”工作时间相符合，第三人还有提供同时期无争议的其他林地的《山林所有权证书》予以证实；另外，被告对当时主持波塘村的乡林业“三定”工作组领导、村干部进行调查了解，证实第三人取得的《山林所有权证书》具有合法性；原告主张第三人持有的《山林所有权证书》系伪证，无充分证据证实；因此，第三人持有的《山林所有权证书》作为认定辽歪岭争执山场的主要依据。三，第三人提交的《林地租赁协议》，上有波塘村民委员会盖章认可，且第三人已向租赁方收取了3年的租金，该行为可以佐证第三人对争执地经营管理的事实。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请求法院予以维持。
第三人述称，一、原告提供的证据缺乏合法性、真实性，没有证明力，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因为原告提供的中共永福县委文件永发（1982）69号《关于建立和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若干问题的处理规定》、永福县堡里乡人民政府1982年12月份林业“三定”工作人员谢阳、韦元培等人的《工资报销花名册》、2013年9月5日广西法治日报第3版《山林权属纠纷百问答》、谢阳、邓兴福的证明、韦元培的工作日志等，只说明1982年永福县林业“三定”工作正在进行之中，不能证实是从1982年开始的，相反，第三人提供的桂林地区行政公署文件桂行（1980）159号《批转永福县落实山界林权试点工作总结》及永福县人民政府永政布（1981）第七号《关于稳定土地权、山权、林权若干规定的布告》，证实永福县林业“三定”试点工作，从1980年10月30日到11月18日在寿城公社山南大队进行，1981年在全县全面展开；因此，第三人于1981年12月26日取得的《山林所有权证书》是符合规定的，是合法、有效的证书。二、第三人对争执林地有长期管理的事实。从大包干后，第三人在争执地内种植玉米、板栗等作物，1989年种植香菇，1999年砍伐松木出售，2007年还将争执地租赁给潘田送等人，还收取承租人三年的租金，在1983年第三人的村民廖承钦等人还出面阻止原告的村民梁林生等人用争执地开办林场。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为证实其主张，提供下列证据：1、桂林地区行政公署文件桂行（1980）159号《批转永福县落实山界林权试点工作总结》，2、永福县人民政府永政布（1981）第七号《关于稳定土地权、山权、林权若干规定的布告》，3、《永福县落实山界林权试点工作总结》第1页，证据1-3证实永福县林业“三定”试点工作，从1980年10月30日到11月18日在寿城公社山南大队进行，1981年在全县全面展开；4、第1617号《山林所有权证书》，5、地名分别为岭头田屋场地、赖家门口的《山林所有权证书》各1份，证实被告于1981年12月26日颁发给第三人的第1617号《山林所有权证书》真实有效；6、林权证书，证实争执林地不是公共山场。
对第三人提供的上列证据，原告经质证认为，证据1、2、3与本案无关，因为永福县林业“三定”试点工作的时间与堡里乡林业“三定”时间不同，不能以此推断，堡里乡林业“三定”时间是在1981年开始的；证据4、5系《山林所有权证书》，但是该证填写时间早于堡里乡林业“三定”时间，是矛盾的，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不予采信；证据6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认可。
被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与第三人的诉讼意见基本一致。
本院依职权调查的证据，1、向侯水保、廖小连的询问笔录，证实堡里乡波塘村林业“三定”时期颁发的《山林所有权证书》在堡里乡波塘村民委员会没有查找到存根；2、永福县堡里乡人民政府的证明，证实堡里乡林业“三定”时期颁发的《山林所有权证书》在堡里乡人民政府没有查找到存根。
原告、被告及第三人经质证，对法院调查的证据无异议，认可其证据效力。
经庭审质证，对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进行审查，本院对证据作如下确认：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确认如下，证据1、2分别为第三人的确权申请书和原告的答辩书，证据4、5为被告在确权过程中依法制作的现场图和调解会议记录，证实本案争执山场的地点、范围及被告的处理程序，具有合法性和客观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证据9为现行生效法律、法规和规章，依法予以确认。证据3为被告依法颁发的《山林所有权证书》，该证书登记日期为1981年12月26日，该时间是在永福县林业“三定”试点工作后，与1981年全县林业“三定”全面铺开的时间相吻合，且证书记载的内容包括本案的争执地，与案件具有关联性，可以作为确定本案争执地的权属凭据；原告主张该证书系假证，是无效的权属凭证，其提供的中共永福县委文件永发（1982）69号《关于建立和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若干问题的处理规定》、永福县堡里乡人民政府1982年12月份林业“三定”工作人员谢阳、韦元培等人的《工资报销花名册》、2013年9月5日广西法治日报第3版《山林权属纠纷百问答》、谢阳的证明、邓兴福的证明、韦元培的工作日志等证据证实，因这些证据均不能否定1981年林业“三定”工作在全县全面铺开的事实，其理由将在本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进行认证中予以论述。证据6系第三人与潘田送等人在2007年出租争执地签订的协议，但是在2006年原告与第三人就争执地发生纠纷，申请波塘村民委员会调处，经调解双方未能达成协议，因此，第三人的行为违反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2002年通过）第七条“在权属纠纷解决之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争议范围内的土地、山林、水利的利用现状，不得破坏地上农作物、附着物或者砍伐有争议的林木。”规定，该行为不能作为第三人对经营管理事实的根据。证据7中除梁林生等五人证明于1982年曾占用部分争执地开办波塘林场一事，被告和第三人对此事予以认可，经查属实，该事实本院认可外，其他证据不予采信，因为中座谈会记录的成员无第三人的代表参加，参加讨论人员无权决定第三人山场界线的划分，其作出第三人山场界线是从大岭沟以外到石阶路野鬼岭沟以内的决定，该决定无相应证据证实，是无效的决定，不予采信；梁玉德、林小明、莫继生证明，证实1982年波塘村才开始填发《山林所有权证书》，与前述认定的1981年在全县全面铺开林业“三定”的时间相矛盾，不予采信。证据8中的赖正熙、莫新甫、袁桂生、侯务生的证言相互证实，在林业“三定”时期，波塘村进行《山林所有权证书》登记、发证工作，与前述1981年在全县全面铺开林业“三定”的时间相吻合，予以采信；谢应松、谢应仁及谢运贵均为永福县堡里乡波塘村第二十五村民小组的村民，与案件无利害关系，其证实第三人对争执林地经营管理，与韦运华的陈述相符合，予以采信；邓代生陈述已记不清楚争执山场是哪一个生产队的，其陈述未具有客观性，而侯余杰陈述在1979年其担任村干部之前，波塘林场已经开办了，其权属应为波塘村大集体所有，该陈述与原告自述是1982年林场开办相矛盾，不具有真实性，故邓代生和侯余杰的二人陈述，不予采信；潘田送系《林地租赁协议》的承租方，其陈述的事实，同前证据6认定一样，不予作为第三人经营管理事实的依据。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确认如下，证据1，《关于建立和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若干问题的处理规定》只对建立林业生产责任制的原则、形式及必须解决好的几个问题作出规定，没有规定永福县的林业“三定”工作是从1982年开始的，与案件无关联性，不予采信；证据2系永福县堡里乡人民政府1982年12月份林业“三定”工作人员谢阳等人的《工资报销花名册》，该证据只证明谢阳等人在1982年12月份从事林业“三定”工作，并不能证实堡里乡的林业“三定”工作是从1982年12月份才开始的；证据3为《山林权属纠纷百问答》，该文章为《广西法治日报》中一种问答形式，其作出的回复不具有法律上效力，且与永福县林业“三定”工作的时间相矛盾，不予采信；证据4、5为谢阳、邓兴福的证明，二人陈述在1982年冬才参加堡里乡的林业“三定”工作，被分配到波塘大队开展工作，该陈述只证实二人到波塘大队开展林业“三定”工作的时间，不能证实波塘大队的林业“三定”工作是在1982年才开始的；证据6为韦元培的工作日志，因韦元培是原告的诉讼代理人，现又以证人的身份出现，其所提供的工作日志是其本人所记，无充分合法证据证实该工作日志内容的真实性，被告和第三人予以否认，不予采信。因此，原告以证据1-6，主张波塘大队的林业“三定”工作是从1982年才开始的，事实和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证据7、8、9、10，其中的韦元培的证明，韦元培是原告的诉讼代理人，其又以证人身份出现，与案件有利害关系，其所出具证明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不予采信，其他证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且未提交其身份证明证实其身份情况，真实性无法核实，不予采信。证据11证实2006年原告与第三人就争执地发生纠纷，经调解双方未达成协议，该部分事实与本案有关联性，予以认可，至于调解意见书中的作出权属决定，对原告与第三人未具有约束力，不予采信。证据12系证人证言，其出庭作证1983年兴办波塘林场一事，被告和第三人认可开办林场一事，对此本院予以认可，其他陈述无充分证据在案佐证，不予采信。
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原告、被告和第三人均无异议，这些证据取证程序合法，与本案件事实具有关联性，依法予以采信。
根据上述确认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经审理查明，原告与第三人争执林地称辽歪岭（又称辽槐岭），位于堡里乡波塘村辖区内，其四至界限为：东以板栗沟为界，南以岭梁倒水为界，西以谢家横路为界，北以大沟为界（详见附图），面积约627亩。
1981年12月26日，第三人取得1617号《山林所有权证书》，其证书“辽歪岭”记载林地与本案争执地四至界限相一致。1983年到1993年，波塘村第14、15、18、20村民小组村民潘化凤、梁林生等人将争执地及与争执地相邻的部分山场用来兴办波塘林场，办林场时，曾遭到第三人村民廖承钦、廖承飞、林六二等人阻止。后林场因经营管理性质没有确定及缺乏管理，没有产生经济效益，而自行解散。林场解散后，相关村民小组及承包户恢复对各权属林地进行管理。
在大包干后，第三人的村民在争执地内种植玉米、板栗等作物，1989年砍树木种植香菇，1999年砍伐松木卖给堡里乡黄源村木材加工厂。
在2006年原告与第三人就争执地发生纠纷，申请波塘村民委员会调处，经调解双方未能达成协议。第三人申请确权，被告经调处，双方未能达成协议，2013年11月28日，被告作出的永政处字（2013）47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原告不服，申请复议，2014年4月10日，桂林市政府作出的市政复决字（2014）5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的处理决定。
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对第三人的第1617号《山林所有权证书》提出异议，申请司法鉴定，经送交广西科桂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该中心认为送检的样本材料不具备比对条件。2014年6月10日，该中心出具作退案处理的复函。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第一款规定，单位之间性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据此，被告永福县人民政府具有调处本案的法定职权。
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个。第一，第三人持有的第1617号《山林所有权证书》是否可作为确定权属的依据。第二，原告和第三人对本案争执地是否有经营管理的事实。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第三人持有的《山林所有权证书》是政府颁发权属证书，该证填发时间是1981年12月26日，与永福县林业“三定”工作的时间是吻合的，原告无充分证据否定第三人的权属证书存的真实性、合法性，被告认可该证书作为本案确定权属的凭证，证据充分，理由成立，本院以采纳。原告以永福县林业“三定”工作是在1982年才开始的，主张第三人持有的《山林所有权证书》不具有合法性、真实性，但是所提供的证据均不能证实其主张，因而，原告主张撤销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事实和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第三人的村民在争执地上种植玉米、板栗等作物及砍伐林木出售的事实，可以认定原告对争执地有经营管理的事实，相反，原告主张兴办林场作为经营管理的事实，但是开办林场的时间晚于第三人的取得争执地的权属证书的时间，且第三人的村民对开办林场一事进行过阻拦，故不能证实原告对争执地有合法经营管理行为。因此，被告以第三人持有合法有效的权属证书，结合第三人对争执地经营管理的事实，将争执地确权归给第三人所有，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永政处字（2013）37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实体处理恰当，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被告永福县人民政府于2013年11月28日作出的永政处字（2013）47号《行政处理决定书》。
本案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户名：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农行桂林高新支行，账号：20×××16］，上诉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后七日内未预交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文中杰
审 判 员 韦国平
人民审判员 刘启惠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五日
代理书记员 申振中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判决：
（一）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判决维持。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单位之间性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
三、《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
第十八条权属纠纷实行属地管辖、分级调处：
（二）同一乡（镇）内发生的单位之间的土地、山林权属纠纷，由乡（镇）人民政府调解，经调解达不成协议的，由县级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
第五条权属纠纷的调处，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考虑历史和现实状况，积极疏导，充分协商，遵循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的原则。
第十条下列证据，可以作为调处权属纠纷，确定权属的证据材料（以下简称权属凭证）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以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核发的土地、山林权属证书；
四、《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林业部令第10号）
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以下简称林权证），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