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化民初字第490号
原告高某某，男，回族，生于某某年某月某日，青海省某某回族自治县（以下简称某某县）人，住某某县某某镇某某村某号。
委托代理人刘某某，甘肃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高某某，青海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高某某，男，回族，生于某某年某月某日，青海省某某县人，住某某县某某镇某某村某号。
委托代理人陆某某，青海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韩某某，某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高某某诉被告高某某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2015年11月3日原告起诉至本院。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高某某及其委托代理人刘某某、高某某，被告高某某及其委托代理人陆某某、韩某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高某某诉称，一、本案涉及的《协议书》合法有效，其约定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1、原、被告及案外人高某某于1999年成立某某预制厂，该厂系家庭成员共同投资经营，以高某某名义登记注册的个人独资企业。2002年1月，原、被告因经营管理问题发生纠纷，原告起诉至化隆县法院，并申请对高某某及该厂的财产进行诉前保全，2002年1月31日，经办案法官协调，高某某与父亲高某某及弟弟高某某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约定高某某自愿将甘都镇桥头预制厂的所有产权转让归高某某所有，其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不再担任厂内任何职务，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涉厂内具体事务，该厂的债权债务、产权等归高某某所有或承担，信用社贷款由高某某负责偿还；协议签订后由高某某负责办理法定代表人更换手续，并补偿高某某15万元，高某某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涉厂内任何事务，三方签订了《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并捺印表示认可。原、被告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的《协议书》是原、被告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据此，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2、《协议书》签订后，原告已实际履行了协议，而被告亦应全面、适当的履行相应义务。二、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符合民事诉讼法对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
据此，请求法院1、依法确认原、被告于2002年1月31日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2、请求判令被告履行协助将某某村预制厂投资人姓名变更为原告的义务；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开庭审理中，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1、《协议书》、《补充协议》复印件各1份。原告称上述证据证明，2002年1月31日，原、被告及高某某自愿达成《协议书》和《补充协议》，约定高某某自愿将甘都镇桥头预制厂产权转让给高某某，其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不再担任厂内任何职务，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涉厂内具体事务；预制厂的债权债务由高某某承担，贷款由高某某负责偿还；协议签订后，由高某某负责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并补偿高某某15万元，高某某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涉厂内任何事务。被告质证称，1、真实性不持异议；2、协议签订程序不合法；3、协议未经家庭成员一致同意，协议无效。
第二组证据：1、2002年1月24日高某某诉预制厂（高某某）民事诉状；2、化隆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3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3、化隆县人民法院向县工商局出具的《证明》（上述材料复印件各1份）。原告称上述证据证明，2002年1月，高某某与高某某因甘都镇桥头预制厂的经营管理问题发生纠纷，高某某将高某某以侵权为由起诉至化隆县法院，并申请对其财产进行诉前保全。2002年1月25日，法院对高某某（及其三儿子高某某）在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循化支行的相关账户进行了冻结。2002年1月31日，经办案法官协调，高某某与高某某、高某某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并由二位法官依约定起草了《协议书》和《补充协议》，高某某、高某某、高某某均按手印予以认可。《协议书》、《补充协议》系高某某与高某某、高某某在化隆县法院协调下自愿达成并由办案法官代为执笔、且有见证人见证的情况下签订，对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被告质证称，《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方向有异议。民事诉状和《证明》是复印件，不符合证据规则不予认可，要求原告出示原件。
第三组证据：收条复印件一份。原告称该证据证明，原告依约定向高某某付款15万元，高某某出具了收条。被告质证称，真实性不持异议，证明方向不予认可，与协议内容不一致，不能证明履行了《补充协议》内容。
第四组证据：2003年11月6日农村信用合作社收回贷款凭证复印件一份。原告称该证据证明，高某某依据《协议书》第五条约定，偿还了该厂2002年1月31日前在化隆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30万元借款，且实际负责该厂投资经营。被告质证称，真实性不持异议，还款实际上是高某某偿还，证明方向不予认可。
第五组证据：1、《税务登记证》；2、化乡企字2000第61号《关于启用印章的通知》；3、人银户管证字第86号、176号《开户许可证》；4、涉案预制厂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以上材料复印件各一份）。原告称上述证据证明，《协议书》、《补充协议》签订后，被告将持有的预制厂经营管理的相关资料及公章、财务专用章等移交给了原告，被告对上述二协议的内容清楚知晓，予以认可且实际履行。被告质证称，证明方向有异议，材料不真实，我已登报申明，材料是原告从家里的保险柜盗走的。
第六组证据：1、桥头镇村委与原告签订的《协议书》；2、《青海省河道采砂申请书》；3、《河道采砂许可证》；4、《安全资格证书》；5、《关于成立某某预制厂工会委员会的批复》；6、甘都桥头预制厂与桥头村韩哈尼果签订的《协议书》；7、《供沙协议》；8、《0.5-1.0CM砾石采筛协议》；9、（2012）东法执字第34号《执行通知》、《报告财产令》；
10、（2011）东民二初字第36号《民事判决书》；11、（2012）青民二终字第10号《民事判决书》；12、完税证、税收罚款收据；13、缴款书；14、《土地原始登记表》（以上材料复印件各1份）；15、《劳动合同》复印件4份，甲方：化隆甘都镇桥头预制厂（高某某），乙方：尔沙、乙布拉、马慧青、马国强。原告称上述证据证明，1、原告实际经营管理该预制厂，根据各管理部门的要求，办理了相关证书。2、原告以该预制厂负责人的名义实施了各项民事法律行为。被告质证称，《协议书》是个人行为，没有公司印章。《河道采砂许可证》、《供沙协议》等证据及第8组至第15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方向有异议。
第七组证据：高某某与马某某于2009年8月6日签订的《婚姻解除协议》复印件1份。原告称该证据证明，2001年至2009年，高某某与马某某在大连、西宁等地同居，期间未参与预制厂的投资、经营、管理。被告质证称，真实性不发表意见，证明方向有异议。
第八组证据：2013年12月23日化隆县工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复印件1份。原告称该证据证明，原告自2002年1月签订协议书至2013年12月期间，始终在向县工商局主张变更该预制厂投资人名称为本人；其次，被告未依约全面履行义务导致投资人名称无法变更，以致酿成纠纷。被告质证称，真实性无异议，证明方向不予认可。
第九组证据：1、桥头村村委出具的《证明》1份。2、调查笔录4份。原告称上述证据证明，1、2002年高某某与高某某侵权纠纷的起因及化隆县人民法院对该纠纷的处理经过。2、高某某、高某某、高某某于2002年1月31日签订的《协议书》、《补充协议》系三方真实自愿的意思表示。3、协议签订后高某某向高某某支付了15万元，高某某与高某某即退出了预制厂的经营管理，赴外地做生意，高某某全面负责该厂至今，后来，双方因征地补偿款事宜发生纠纷，酿成本案。被告质证称，真实性有异议，要求证人出庭作证。
第十组证据：马某某、高某某、马某某、高某某出庭作证的证言。证人马某某作证称，原、被告签订协议时叫我参加，作为中间人，当时高某某给了15万钱后签的协议。证人高某某作证称，协议达成后高某某办了牛羊育肥厂，当时听我叔叔说预制厂归给高某某了。证人马某某作证称，2002年当时厂里发生了矛盾，厂子归给了原告，2013年10月份听说双方都投资了些，但厂子归给原告了，村民都知道。证人高某某作证称，2003年到高某某家是他说厂子归给高某某了，今年元月16日双方发生矛盾，我们参与了调解，调解时高某某承认厂子归给原告。被告质证称，证言不可信，马某某和原告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言不能合法有效证明原告诉求，不予认可。
被告高某某辩称，一、某某预制厂名为个人独资企业，实为家庭成员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的家族式企业，家庭成员有高某某、高某某、高某某、高某某、高某某。二、某某预制厂注册成立于1992年，从事预制板、空心砖的加工销售业务。生产经营中，被告高某某负责厂内全盘工作，是该厂的法定代表人；原告高某某负责对外联络、办理相关证照等业务；高某某负责厂内的生产、经营及销售工作，其他家庭成员主要从事后勤及生产工作。1994年因企业效益不佳，该厂暂时停产。被告举家搬迁至海南州同德县，由家庭成员共同出资注册成立了“同德县畜产品综合加工厂”从事畜产品加工开发、销售及牛羊绒加工销售业务，至1998年底被告将该企业交由原告负责经营管理，被告和其他家庭成员又撤回至化隆县。自1999年起在家庭成员的共同努力下使甘都桥头预制厂恢复了生产，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期间，被告仍然是该厂的法定代表人，负责全盘工作，原告继续负责对外业务工作，高某某负责生产经营和销售工作，其他家庭成员主要从事后勤及生产工作。但由于市场原因，预制厂自2004年至2009年期间处于停产状态。自2010年起原、被告及高某某等家庭成员又共同出资恢复了预制厂的生产经营。期间，被告还是继续担任该厂的法定代表人，负责全盘工作；原告继续负责对外业务工作；高某某还是负责生产经营和销售工作。某某预制厂自1992年成立至今已二十三年，被告的家庭成员包括原告在内，均对该厂的发展壮大和生产经营做出过不懈努力，流下了辛勤汗水，被告及家庭成员至今并没有对该厂进行过一次清算，没有进行过分家析产，没有分享过分文权益。而今原告想独占家庭成员几十年的劳动成果，是被告所始料不及的，也是被告所不能答应的。三、关于原、被告2002年1月31日签订的《协议书》效力问题。1999年预制厂恢复生产后，恰逢国家上马“公伯峡”水库建设工程，砂石料需求量很大。被告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从化隆县农信社贷款了30万元，欲购置机械设备。但2002年1月化隆县法院以原告诉被告侵权纠纷一案为由，以（2002）化民初字第01号《民事裁定书》冻结了被告之子高某某名下的在循化县建设银行的存款262705元。办案人员以调解为名，利用被告不识字，以“要是在协议书上签字，我们就解冻存款，反之我们就不给解冻”要挟被告在由办案人员提前书写好的《协议书》上按了手印。同时，又胁迫高某某签订了所谓的《补充协议》，致使高某某退出预制厂，实现了原告独吞家庭财产的目的。时至2015年5月原告将被告告上法庭后，经他人解读该《协议书》的内容时被告这才方梦初醒，原来被告被自己的儿子（原告）以莫须有的“罪名”不仅占有了预制厂的财产，且把被告踢出了预制厂。鉴于上述情况，被告及高某某前往化隆县法院查询2002年原告诉被告侵权纠纷一案详情时，获悉2002年并没有此案的立案登记记录，也没有档案材料。表明（2002）化民初字第01号《民事裁定书》属原告与法院办案人员勾结所制作的假案，依此假案而产生的所谓《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当然不具有法律效力，原告的诉求也当然不能受到法律保护。其次，甘都桥头预制厂为家庭企业，所涉及人员均没有到庭参加庭审或者调解，家族企业成员之一对企业资产（包括个人权益）的处分未经全体成员同意，所以《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同时又侵害了家庭成员的合法财产权益，也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无效行为。四、虽然甘都桥头预制厂自2004年至2009年期间处于停产状态，但家庭成员并没对该企业资产进行过分家析产。2010年高某某将个人房产抵押第三方融资40万元，与原告共同继续对某某预制厂进行投资，恢复生产，其中根据原告之子的记录，高某某投资达33万余元。期间，被告还是继续担任该厂的法定代表人，负责全盘工作；原告继续负责对外业务工作，高某某还是负责生产经营和销售工作。上述事实充分证明，原、被告及家庭成员均在继续管理和经营着某某预制厂，而没有分家析产。
综上所述，某某预制厂为被告与原告及其他家庭成员共同共有的家族式企业，原告以虚假诉讼方式，强迫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协议书并非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时，被告在签订该协议之时，也未经全部家庭成员的同意。被告认为该协议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无效协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另，签订的协议已经超过了法定的履行期限，2002年1月31日双方签订协议以来13年内没有履行法人变更义务，视为原告已经放弃了法人资格的变更请求权，根据民诉法第135条的规定，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
开庭审理中，被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1、个人独资企业《营业执照》；2、《组织机构代码证》；3、《税务登记证》（以上材料复印件各一份）。被告称上述证据证明，某某预制厂成立于1992年，名义是个人企业，实际系被告家庭成员高某某、高某某、高某某、高发土梅、高阿乙舍及原告高某某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的家族式企业；被告任该厂法定代表人，全体家庭成员均为该厂共同共有人等的事实。原告质证称，真实性无异议，证明方向有异议，恰恰证明是个人独资企业，其它家庭成员年小，没有投资。其次，2002年后厂里的手续都交给了原告，被告没有手续，不存在家族企业的说法。
第二组证据：《证明》复印件一份。被告称该证据证明，某某预制厂因企业生产效益不佳，于1994年暂时停产。被告举家搬迁至海南州同德县，有家庭成员共同出资注册成立了“同德县畜产品综合加工厂”，从事畜产品加工开发、销售及牛羊绒加工销售业务。至1998年底被告将企业交由原告负责经营管理，被告和家庭成员又撤回至化隆县等的事实。原告质证称，真实性无异议，证明方向有异议，不能证明被告举家搬迁到同德县后又撤回化隆县的事实，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
第三组证据：《金纬路兰州一碗香拉面分家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被告称该证据证明，化隆县甘都镇预制厂自1999年恢复生产至2004年，因企业生产效益不佳于2004年至2009年停产，期间，被告家庭成员在省外从事拉面生意等的事实。原告质证称，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无关联性。
第四组证据：《借款借据》复印件三份。被告称上述证据证明，被告以自己的名义于2002年1月15日、1月22日从化隆县农信社贷款19万元，以马胡三的名义于2002年1月15日从化隆县农信社贷款10万元，合计贷款29万元等的事实。原告质证称，借款凭证是银行的专属材料，被告不可能持有，据此不能认定借款的事实。再者，被告出示的马胡三贷款与本案无关，被告贷款是个人行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
第五组证据：1、《协议书》；2、《补充协议书》；3、《收条》；4、化隆县（2002）化民初字第02号《民事裁定书》；5、循化县建设银行记账凭证；6、《证明》；7、高某某身份证（以上材料复印件各一份）。被告称上述证据证明，1、原告为实现独吞家庭共有财产，获知被告贷款的事由与法院办案人员共同弄虚作假，以所谓“侵权”纠纷案将被告的上述贷款中的262705元以（2002）化民初字第01号《民事裁定书》予以冻结；2、且被告“如果在协议上签字，即可解除冻结，反之就要扣划冻结的款项”为要挟，逼迫被告在法院办案人员提前写好的协议书上盖了指印。被告对协议书的内容因为不识字而无从知晓，协议内容并不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3、被告在协议书上盖指印的第二天，化隆法院就以（2002）化民初字第02号《民事裁定书》解除了冻结；4、化隆县甘都镇预制厂为家庭成员共同共有，签订此协议时家庭成员没有全部到场；5、因贵院（2014）化民初字第226号案件被告与三子高某某到循化县建设银行查询了当年被法院冻结和解除冻结的情况，并查询了当年所谓“侵权”案件的情况时，化隆县法院对本案既没有立案登记，也没有案件档案材料，证明当年的侵权案件是人为制作的假案等的事实。原告质证称，真实性无异议，证明方向有异议。根据民诉法的规定，当事人可以申请诉前财产保全，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协议签订被告受胁迫，不能证明其证明方向，恰恰证明了原告的诉求，法院办案合法。高某某的身份证情况不真实。
第六组证据：1、结算凭证复印件一份；2、《进账单》复印件三份；被告称此证据证明，2002年元月被告虽然与原告签订了《协议书》，但被告及其家庭成员一直在某某预制厂从事生产经营管理活动等的事实。原告质证称，第一份证据没有原件，不予质证。中国银行的三份证据材料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方向，属个人收款与预制厂无关。
第七组证据：1、化隆县法院（2009）化民督字第13号《支付令》复印件一份；2、《支付令异议书》复印件一份；3、借款借据复印件二份；4、《收回贷款凭证》复印件一份；被告称上述证据证明，1、截止2009年6月30日某某预制厂拖欠化隆县农信社贷款本息合计744282.63元始终未还，被告和高某某提出支付令异议；2、被告和高某某向农信社归还贷款本息138666.21元；3、进一步证明某某预制厂仍然由被告家庭成员共同经营管理等的事实。原告质证称，支付令真实性无异议，支付令不能说明其生效还是失效。异议书证明了贷款是各自的，与企业投资无关。借款是两个不同的自然人，甘都预制厂转让给原告后与本案无关联性。
第八组证据：1、高某某记账记录；2、原告之子高云的记账记录；3、欠条；4、《房屋产权抵押协议书》；5、《银行存款凭证》（以上材料复印件各一份）。被告称上述证据证明，1、某某预制厂自2010年起恢复生产后，由高某某和原告共同继续投资，共同开发生产经营；2、高某某以房产抵押的方式进行融资，恢复该厂的生产经营活动，且高某某的投资达33万余元等的事实。原告质证称，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证据的真实性无法印证，证明内容不予认可，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即使有投资也应是另一个法律关系。其次，证据上没有签名。
第九组证据：《内部参考》复印件一份，被告称此证据证明，某某预制厂成立的时间及企业性质等的事实。原告质证称，与合同效力的证明无关。
第十组证据：高某某、高某某、高阿乙舍等证人出庭作证的证言。证人高某某作证称，厂子是我们家庭共同财产，协议签了没有我不知道，我不识字。证人高某某作证称，1、1992年成立预制厂，那时候我们都小，厂子是父亲操持的，发生矛盾是因为2002年化隆法院冻结我的一笔存款，我有很多证明的东西。原、被告签订的协议是无效的，是逼迫签订的，预制厂是父亲一手办起来的，某某村预制厂为家族式企业，各家庭成员为该厂的共同所有人；2、某某村预制厂自建厂至今从未分家析产；3、高某某与高某某签订协议时，其他家庭成员没有到场，不知道协议内容，签订的协议未经其他家庭成员的同意。证人高阿乙舍作证称，企业是家庭共同财产，签订协议的事情我不知道。证人马彪作证称，2010年2月12日至大概4月份我在预制厂干活，我的钱到现在还没给。证人马春庆作证称，2002年我在预制厂里拉沙子，2010年预制厂被淹没了，我去要钱却不给。证人韩德祥作证称，2002年底到2003年初我在预制厂拉了沙子，期间，高某某负责全厂的全盘工作、高某某负责对外联络工作、高某某负责具体的生产和销售工作。
经审理查明，原告高某某的第一组证据为《协议书》、《补充协议》各一份。《协议书》由原、被告捺印，其真实性应予采信。原告诉求与该《协议书》内容直接相关具有关联性，应予认定。该《协议书》的合法性，应结合案件审理查明事实及依据法律规定予以判定。《补充协议》内容不涉及本案审理的诉求范围，不具有关联性，应不予认定。原告的第二组证据：1、民事诉状；2、《情况说明》3、《证明》。经审查，民事诉状所涉案件属另一案件、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联性，应不予认定。《情况说明》、《证明》并不能作为认定原、被告之间的《协议书》是否合法的依据，《协议书》的真实性、关联性属证明问题，其合法性即效力问题属判断问题而非证明问题；其次，《协议书》是否合法即《协议书》效力作为价值判断范畴，只要法律、行政法规认为协议有效或无效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就应当认定协议有效或无效，上述两份证据的证明并不影响《协议书》效力的认定，该两份证据应不予采信。原告的第三组至第七组证据欲证明其依约履行了协议内容或者证明其实际取得了某某预制厂的经营权利和相关证件，被告未参与预制厂的投资、经营、管理等事项。经审查，原、被告是否实际履约或未履约均非《协议书》是否具有合法效力的依据，不能因为原、被告单方或者双方均已实际履约或未履约作为《协议书》是否有效或无效的认定依据。原告的第三组至第七组证据与本案诉求无关联性，应不予认定。原告的第八组证据即化隆县工商局的《情况说明》。经审查，作为公文证明，其真实性、合法性应予采信。可以认定原告向化隆县工商局主张变更预制厂法定代表人姓名为本人的事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应予认定。原告的第九组证据：1、桥头村村委的《证明》；2、调查笔录。经审查，桥头村村委出具的《证明》与原告诉求无关联性，应不予认定。调查笔录结合第十组证据予以综合审查认定。第十组证据为证人证言。经审查，证人证言结合双方意见，进一步可以认定原、被告签订《协议书》的真实性，与本案审理诉求无关联性的证明内容，应不予认定。
被告的第一组证据：1、《营业执照》；2、《组织机构代码证》；3、《税务登记证》。经审查，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原告没有异议，作为公文证明，其真实性、合法性应予采信。本案审理的内容并非是家庭共有财产的认定或分家析产，是否属家庭共有财产不属本案审理的内容范围，故被告所称的企业是家庭共有财产的证明方向，应不予认定。被告的第二组证据《证明》、第三组证据《金纬路兰州一碗香拉面分家协议书》、第四组证据《借款借据》。经审查，证明方向与本院审理的诉求内容不具有关联性，应不予认定。被告提交的第五组证据：1、《协议书》；2、《补充协议书》；3、《收条》；4、化隆县（2002）化民初字第02号《民事裁定书》；5、循化县建设银行记账凭证；6、《证明》；7、高某某身份证复印件；经审查，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其真实性应予采信。本院在2002年对相关款项的冻结或解除如存在违法情形，应依法通过相应法律程序予以查明解决，本案中不应审查解决，冻结或解除冻结作为诉讼程序本身是一种法律制度，并不能称之为“要挟、逼迫”手段，被告称解除冻结为“要挟、逼迫”的证明内容，本院不予采信。《补充协议》、收条、高某某身份证与本案审理的诉求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第六组证据：1、结算凭证一份；2、《进账单》；第七组证据：1、《支付令》；2、《支付令异议书》；3、借款借据、《收回贷款凭证》；第八组证据：1、高某某记账记录；2、原告之子高云的记账记录；3、欠条；4、《房屋产权抵押协议书》；5、《银行存款凭证》。第九组证据《内部参考》。经审查，不论是结算、借款、融资、抵押还是投资，上述证据与本案审理的内容无关联性，应不予认定。第十组证据：高某某、高某某、高阿乙舍证言，经审查，是否属家庭共有财产、协议是否侵害第三人合法权益均不属本案审理的内容，其证言应不予认定；马彪、马春庆、韩德祥的证言，经审查，证言内容对本案审理的原告诉求成立与否不具有关联性，其证言不予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被告于2002年1月31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否有效；被告是否应当履行协助将某某村预制厂投资人姓名变更为原告。
首先，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书》效力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无证据证明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书》存在上述协议无效的情形。
其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规定即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本案中原、被告具有签约的民事行为能力，同时作为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被告一并具备法人行为能力。民事法律关系中，意思表示真实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意思与表达一致，即行为人最终表达出来的是其内心真实的意志和想法，没有出现表达错误或失误，做到“表里如一”；二是自由表达意思，即行为人对自己意志的表达是完全出于其自愿表达出来的，没有因为其他因素的影响导致其不能表达本意。意思表示不真实依法主要表现为欺诈，胁迫，乘人之危，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的情形，本案中无证据证明上述情形的存在。另，被告认为本院在2002年对相关款项的冻结或解除存在违法情形，由此认为协议签订存在胁迫，对此本院在审理查明中予以说明并不予认可此种情形。
再次，被告认为存在胁迫情形，法律也给予了相应的救济途径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四条所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的权利。该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了行使撤销权的时效即：“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应当行使撤销权，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综上，可以认定被告签约意思表示属真实，《协议书》内容也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签定《协议书》的行为属民事法律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之规定，该《协议书》对原、被告应具有法律约束力。正如在审理查明中所述，确认合同效力是价值判断的范畴，合同效力的认定，非经国家裁判机关裁决，当事人及任何第三人都无权认定合同效力。合同效力是一种法律状态，合同是否有效，应按合同的构成要件予以判断，法律不应强求当事人随时随地的对合同效力进行审视，从而使交易处于不确定状态。如果说以时效为借口让有效的协议（合同）成为无效，或以“民事关系的稳定”为借口使无效合同经过时间的延续达到与有效合同的事实结果，都是违背立法宗旨，即合同效力的判定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
原告请求被告履行协助将某某村预制厂投资人姓名变更为原告的诉求，本院认为，原告虽向化隆县工商局进行过主张，但协议的签订主体是原、被告，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主张权利应当向合同的签约主体即被告及时进行主张，但原告无证据证明其向被告进行过主张。依《协议书》的约定，协议在签约当日生效。原告的该项请求作为一项请求权，依法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原告请求被告履行协助将某某村预制厂投资人姓名变更为原告的诉求，应自协议签订之日起次日起二年内向人民法院请求法律保护，但其既无证据证明向被告进行过主张，也无证据证明有诉讼中止、中断等情形，另外，作为权利被侵害的认识上，自协议书签订后至2015年5月原告向本院提起第一次诉讼止，其一直未实现某某村预制厂的法定代表人的姓名变更，权利未得到实现，也未提起诉讼主张，原告的此项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被告抗辩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本案经合议庭合议并报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第五十七条、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2002年1月31日原告高某某与被告高某某之间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
二、驳回原告请求被告履行协助将某某村预制厂投资人姓名变更为原告的诉求。
本案诉讼费200元，由原、被告各承担1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孙成祖
审判员 刘 颀
审判员 韩忠良
二〇一六年四月八日
书记员 张生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