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05民终212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伟川，男，汉族，1953年8月3日出生，湖北省嘉鱼县人，现住金沙县。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张瑞，男，金沙县沙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许勇，男，汉族，1970年9月21日出生，贵州省金沙县人，住金沙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远征，男，汉族，1985年10月14日出生，四川省都江堰市人，住四川省都江堰市。上诉人刘伟川因与被上诉人许勇、潘远征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金沙县人民法院（2016）黔0523民初24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原告刘伟川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二被告支付货款116450元；2、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3年原告因供煤炭给金沙回沙酒厂，由于酒厂资金困难，回沙酒厂就用酒抵债，因此，原告通过被告潘远征介绍将在回沙酒厂抵债的酒卖给被告许勇，原告将酒卖给被告许勇后，被告说现在资金有困难，等过段时间酒卖得差不多了再支付，直到2014年1月，被告许勇欠原告货款共计金额116450元，为此原告向被告许勇追讨此款，许勇说早就用烟和现金与潘远征进行结算，因此，原告在多次私力救济无果的情况下，只能采取公力救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审被告许勇辩称：两年前我和潘远征已把货款结算清楚，我与原告没有生意往来，我和原告没有交道，我和原告一点关系也没有，不认识原告，也没有打过一张条子给原告，该案与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刘伟川有问题就只能找潘远征，钱我已经支付给潘远征了，我不可能支付第二次钱，而且潘远征在两年多以前就已经承认钱已经付清。潘远征未答辩。原审经审理查明：原告刘伟川起诉被告许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审法院曾于2016年6月13日立案受理，庭审中被告许勇辩称其与原告刘伟川无买卖合同关系，自己是与本案被告潘远征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双方已经结算清楚。2016年7月23日原审依法向潘远征调查核实，潘远征认可是其与许勇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已经结算清楚。原告刘伟川于2016年8月29日申请撤诉，原审法院准许撤诉。2016年9月14日原告刘伟川将许勇、潘远征列为被告，再次起诉，要求二被告支付货款116450元。另查明：庭审过程中，原告刘伟川表示不和被告潘远征打交道，只找被告许勇要钱，其也未提供证据证明与被告潘远征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审认为：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刘伟川提供的用于证明与许勇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据《给许勇送酒明细账》系原告自己打印，没有刘伟川、许勇签字确认，不能证明刘伟川与许勇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虽然许勇对收到的酒的件数不持异议，但是许勇表示自己与刘伟川之间并没有生意往来，不存在买卖关系，对刘伟川所说的酒的单价及总的酒款不清楚，自己是与潘远征按照酒厂的价格结算，两年前已经通过用烟抵债和陆续支付方式结算清楚。从原告提供的证据《给许勇送酒明细账》来看，送酒次数为6次，每次送酒的金额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第一次送酒时间2013年8月2日至最后一次送酒时间2014年1月10日期间，原告在被告许勇没有支付任何款项，也没有与被告许勇进行对账确认的情况下还继续向被告许勇送酒，这显然不符合一般的交易习惯。在2016年6月13日刘伟川诉许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潘远征作为证人出具了《证明》一份，证实自己与许勇系亲戚关系，介绍刘伟川卖酒给许勇时，因刘伟川的酒是酒厂给刘伟川的抵债酒，不具备发票和正规进货证明，许勇拒绝了刘伟川，是自己将酒卖给许勇的。2016年7月23日原审依法对潘远征核实，《证明》是潘远征出具的，内容真实，其与许勇的酒款已经结算清楚。原告提供了证人杨某的《证人证言》，拟证明酒的总件数37件，蓝钻24件，单价为3850元/件，红钻13件，单价为1850元/件，合计116450元，但证人杨某出庭作证时表示，酒的单价是原告告诉自己后，自己告诉潘远征的，具体单价记不清了，潘远征介绍卖酒时自己不在场。原告提供的证人杨某出具的《证人证言》与杨某出庭作证的证词不吻合，且相互矛盾，对证人杨某的证词不可采信。原告刘伟川提供2016年4月19日的录音光盘，拟证明原告向被告许勇追讨酒款的过程，但该录音中被告许勇并未认可欠原告酒款，也未承认与原告存在买卖关系。原告刘伟川主张的酒的单价，被告许勇辩称并不知晓，自己是按照回沙酒厂的价格与潘远征进行结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原告刘伟川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与被告许勇、潘远征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也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许勇、潘远征欠其货款116450元，应由原告自行承担不利后果。综上，原告刘伟川提出的诉讼主张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为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原审判决：驳回原告刘伟川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30元，公告费560元，由原告刘伟川负担。宣判后，上诉人刘伟川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许勇认可收到上诉人提供的酒的数量和种类，也认可其担心酒的来源不正，而亲自到酒厂取货的事实，一审对该事实不予认定错误。一审向潘远征作调查笔录时，潘远征未提供身份证复印件，而是以照片形式提供，不符合证据的三性原则，即使潘远征所述是事实，许勇也未提供其与潘远征进行结算的证据予以佐证。且潘远征与许勇系亲戚关系，一审仅根据二人认可的事实认定二人已进行结算系认定事实错误。本案的客观事实是：上诉人经潘远征介绍，将酒卖给许勇，证人杨某也证实了该事实，上诉人与许勇之间买卖合同关系成立，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判或发回重审。被上诉人许勇二审答辩意见同一审。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刘伟川提供的证据能否证明其与许勇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本院认为，本案中，刘伟川主张其与许勇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潘远征系介绍人，而许勇则主张其系与潘远征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双方就货款已结算清楚，与刘伟川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潘远征也证明系其将酒买给许勇，双方已结清，而刘伟川系用该批酒作为清偿欠潘远征的煤款。刘伟川主张其与许勇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据是《给许勇送酒明细》及证人杨某的证言，但《给许勇送酒明细》系刘伟川自行制作，无许勇签字确认，证人杨某虽证实刘伟川系与许勇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杨某系刘伟川的生意伙伴，且杨某在其提供的书面证言中称：酒的价格是其在中间协商定的，但其在庭审中则称：酒的价格系其问刘伟川后，其告诉潘远征的，证言前后不符，且无其他证据予佐证，应不予采信。加之，刘伟川在买酒之前并不认识许勇，而本案刘伟川共向许勇供酒6次，每次均未要求许勇对其所供酒的数量及价格签字确认不符合常理。综上，许勇收到刘伟川所供酒的事实不能得出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唯一结论，刘伟川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许勇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应承担举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刘伟川关于其与许勇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应由许勇支付其酒款116450元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刘伟川仅以潘远征系其向许勇买酒的介绍人为由请求刘伟川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无法律依据，亦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拟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30元，由上诉人刘伟川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孝春审判员  王 云审判员  罗 珣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高 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