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p t ” >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冀02民终437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夏贺利，男，1985年2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遵化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一帆，女，1979年11月15日生，满族，现住遵化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丹，女，1981年10月9日出生，汉族，现住遵化市。
上诉人夏贺利与被上诉人杨丹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遵化市人民法（2018）冀0281民初5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夏贺利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一帆、被上诉人杨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发还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审理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一审法院将双方签订的《车辆转押协议》认定为转让实属错误。
被上诉人答辩要求维持原审判决。
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夏贺利与杨丹之间的协议；2、由夏�利赔偿购车款及手续费损失57840元。
原审理查明：杨丹经案外人王志强介绍并向其微信支付500元定金后，与夏贺利以57500元的价格于2017年11月1日签订《车辆转押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为：夏贺利保证对涉案车辆享有质押权，享有转押权利，保证涉案车辆系所有人抵押，保证涉案车辆非租赁、盗抢、诈骗车辆，转押时同时交付车辆相关权属、权利证书及手续，如原车主需取回车辆，双方协商后应积极配合夏贺利取回车辆，转押之后的交通事故及所产生的法律责任、经济纠纷与夏贺利无关，如涉案车辆不是所有人抵押，发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经济纠纷与杨丹无关。协议签订后，杨丹向夏贺利提供的POS机刷卡支付57340元，其中57000元为价款，340元为手续费，杨丹向王志强微信支付的500元定金抵顶价款，夏贺利如约将涉案车辆交付杨丹，并随车交付登记车主孟庆轩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孟庆轩购车发票一张、车辆行驶证一份、孟庆轩借款6万元借条一份、车辆保险单一份、孟庆轩签订的《车辆抵押转让协议书》一份，上述《车辆抵押转让协议书》主要内容：孟庆轩欠乙方借款6万元，自愿以涉案车辆作抵押，如到期不能偿还欠款，则涉案车辆归乙方所有，乙方取得涉案车辆所有权，该协议乙方处为空白。
2017年11月7日上午，杨丹的丈夫杨明驾驶涉案车辆在遵化中实检测中心办理验车手续时，被四名不明身份人员强行将杨明及涉案车辆带至天津市蓟州区，将杨明打伤后扔在路边驾车逃离。经遵化市人民法院向天津市蓟州区公安分局新华街刑侦队核实，该队经侦破查明：涉案车辆系抵押车，车主将该车又抵押给他人，车辆装有定位装置，抢车人系来遵收车人员，因恐杨明报警，几人将涉案车辆及杨明强行带至蓟州区，将杨明打伤扔在路边后逃离，现相关涉案人员已因涉嫌非法拘禁被批准逮捕，涉案车辆暂扣于蓟州区公安分局，因蓟州区公安分局认为原告杨丹及强行收车人员虽均有抵押手续，但均非实际车主，因此未同意双方要求放车之请求。另，本案受理后杨丹申请对涉案车辆以扣押方式保全至遵化市人民法院，被遵化市法院裁定驳回申请。
审理中夏贺利称其系”众泽典当投资”员工，其与杨丹签订《车辆转押协议》是代理”众泽典当投资”的行为，其称”众泽典当投资”没有营业执照，与新时代汽车会馆是一家，汽车会馆负责洗车、汽车装具，其不清楚营业执照登记上有没有二手车买卖业务，王志强原系”众泽典当投资”员工。夏贺利另称涉案车辆是其与老板刘正坤、王志强一起以43000元从河北黄骅市盛鼎名车会馆转押而得，价款是老板刘正坤所出，车辆到手后包了真皮座椅，更换了四只轮胎，并交纳了保险。
原审法院认为：一、从双方之间签订的《车辆转押协议》的性质分析：杨丹主张该协议性质为转让，夏贺利则主张为转押，双方争议较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质权人在质权存续期间，未经出质人同意转质，造成质押财产毁损、灭失的，应当向出质人承担赔偿责任”，上述法条规定了责任转质，质权人据此享有了质押期间未经出质人同意即可转质的权利，简而言之即法律是不禁止质物转质的。具体到本案，夏贺利虽与杨丹签订了转押协议，但并不符合转质特点，本案转质成立的前提有二:一是涉案车辆应系夏贺利享有质权的质物；二是夏贺利将该车辆交于杨丹是用于其对杨丹所负债务的担保，但如夏贺利所述，涉案车辆是以43000元的价格从河北黄骅市盛鼎名车会馆转押而得，然后其又以57500元的价格将车辆转押给杨丹，其或”众泽典当投资”与河北黄骅市盛鼎名车会馆均无债权债务关系，因此该名车会馆并不构成向夏贺利或”众泽典当投资”的转质，同理，夏贺利与杨丹亦无债权债务关系，双方均认可在洽商涉案车辆转押之前互不相识，因此双方之间亦不能构成转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因双方并不存在转质（押）的前提和基础，虽协议竭力规避买卖、转让等用词，但综合分析双方之间的关系，双方交易的方式、价格、目的及真实意思表示，认为《车辆转押协议》虽名为转押但实为转让，双方之间形成了对涉案车辆的买卖合同关系。特别是当前社会债权人随意处置抵（质）押车辆、多重抵押、多重转手、抵（质）押车辆被其他权利人抢走后公安机关以系经济纠纷不予立案等现象屡见不鲜，合同关系虽遵循意思自治原则，但针对刻意规避法律禁止性规定及有违交易安全的约定，仍需法律加以规制，不能仅从合同字面文意理解，而应究其本意和目的。
二、从夏贺利是否有权对涉案车辆进行处分分析：如上所述，夏贺利或”众泽典当投资”与河北黄骅市盛鼎名车会馆之间并不构成转质，但其以43000元向该会馆购得涉案车辆是否取得了该车的所有权，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该条规定构成善意取得的条件有三：（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如符合以上条件，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受让人即可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但本案河北黄骅市盛鼎名车会馆转手涉案车辆时，随车手续有登记车主孟庆轩出具的6万元借条及《车辆抵押转让协议书》，该协议述明如果甲方（孟庆轩）到期不能偿还欠款，则甲方（孟庆轩）归乙方所有，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抵押权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不得与抵押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抵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该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质权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不得与出质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质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因此不论是抵押物还是质押物，我国法律是绝对禁止流押、流质的，因此夏贺利或”众泽典当投资”明知涉案车辆是抵（质）押物而仍向河北黄骅市盛鼎名车会馆购买并不构成善意，且随车转让汽车销售发票显示该车2015年3月21日的购置价为119800元，而其于2017年以43000元价格购得亦难以认定价格合理。综上，被告夏贺利或”众泽典当投资”之行为不构成善意取得，因未取得涉案车辆的所有权，夏贺利将涉案车辆转让给杨丹的行为属无权处分。
三、从无权处分买卖合同的效力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从而确立了将合同效力和物权效力相区分，将物权变动原因与结果相区分之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继而明确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出卖人无权处分的买卖合同亦为有效，双方之间签订的名为转押实为转让的协议是有效的。
四、从是否应支持杨丹的诉请角度分析：杨丹起诉时要求确认双方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无效，夏贺利退还购车款或返还涉案车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五项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之间的协议并不符合合同无效的法定要件，因此杨丹坚持诉请可能导致被驳回，但其购买车辆仅一周后就被另外宣称对涉案车辆享有抵押权的人员将涉案车辆抢走，就涉案车辆在其手中被强行抢走这一事实杨丹本身并不存在过错，根据双方签订的《车辆转押协议》，原告应明知涉案车辆系质押车辆，其亦不构成善意取得，因其未取得涉案车辆的所有权，导致其不能向公安机关追回涉案车辆而产生经济损失，究其原因系夏贺利无权处分行为所致，本案双方均存在过错，杨丹之过错在于贪图便宜而购买权属不明晰之车辆，夏贺利之过错在于无权处分之行为，因夏贺利自述其系”众泽典当投资”员工，”众泽典当投资”的广告宣传牌上列明有收售抵押车、查封车业务，因此夏贺利在与杨丹签订《车辆转押协议》时具有明显的优势地位和误导宣传，因此其过错程度远大于杨丹，审理中鉴于杨丹对法律关系、法律知识的理解能力及程度，向其阐述了合同无效及合同有效的概念及各自产生的法律后果，经释明后杨丹变更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请为解除合同、由夏贺利赔偿损失，关于无权处分买卖合同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作出了明确规定：”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杨丹选择解除合同并主张赔偿其购车款损失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予以支持。虽购车款为57500元，但杨丹通过POS机向夏贺利刷卡支付的340元消费手续费也应属杨丹的实际损失，且该手续费究其性质来讲亦属商家所应担负范畴，因此对杨丹的损失确定为57840元。
四、从夏贺利是否应为承担责任的主体分析：夏贺利主张其系”众泽典当投资”员工，其与杨丹签订协议系代理”众泽典当投资”之行为，不应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民事主体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该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通过上述法律条文可知，代理应该是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法律行为，但本案中夏贺利未能提供”众泽典当投资”的授权委托书，且其是以自己的名义与杨丹签订《车辆转押协议》，其亦通过POS机直接收取杨丹的购车款后将涉案车辆交付杨丹，合同的签订及整个交易过程均发生在双方之间，杨丹针对的交易对象亦为夏贺利，因此夏贺利之行为不符合代理的特征，根据合同相对性之原则，夏贺利应直接向杨丹承担责任，就涉案车辆被抢给其造成的损失夏贺利可另案解决。
综上，根据本案审理情况，本案案由应变更为买卖合同纠纷。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一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百一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遂判决：一、解除原告杨丹与被告夏贺利之间的《车辆转押协议》；二、由被告夏贺�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原告杨丹损失57840元，原告杨丹在获得赔偿款后立即向被告夏贺利返还孟庆轩的身份证复印件、孟庆轩购车发票、×××号车辆行驶证、孟庆轩借款6万元借条、×××号车车辆保险单、孟庆轩签订的《车辆抵押转让协议书》。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47元，减半收取623.5元，保全费600元，由被告夏贺利担负。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一致。
本院认为：原审法院从上诉人夏贺利与被上诉人杨丹所签订的《车辆转押协议》的内容和交易的实质认定双方形成了对涉案车辆的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不妥。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上诉人应直接向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46元，由上诉人夏贺利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夏春青
审判员杜娟
审判员贾会贤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郭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