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京民申143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利利，女，1979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蓉蓉，女，吉林省榆树市黑林镇振兴村村民委员会推荐。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北京送变电公司线路器材厂，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良乡昊天大街2号。
负责人：王海波，厂长。
被申请人（二审被上诉人）：北京送变电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良乡昊天大街8号。
法定代表人：马增茂，经理。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北京荣盛意祥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吴店村南1号楼-中2。
法定代表人：杨小明，总经理。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北京海利发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韩村河镇下中院村猪槽峪。
法定代表人：张迪，厂长。
再审申请人刘利利因与被申请人北京送变电公司线路器材厂（以下简称线路器材厂）、北京送变电公司（以下简称送变电公司）、北京荣盛意祥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盛意祥公司）、北京海利发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利发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2民终96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刘利利申请再审称，一审和二审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错误，造成错判、漏判，特此申请再审，请予以改判。具体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一、二审错误臆断刘利利与劳务公司形成劳动关系。判决明显与常理相悖，缺乏相关证据证明，导致劳动关系认定错误。其表现如下：一、二审判决认定申请人刘利利于2008年3月进入线路器材厂工作至2015年4月是与劳务公司构成劳动关系。但本案仅涉及两家劳务公司，即海利发公司与荣盛意祥公司。但这两家劳务公司在这期间或未成立，或当庭明确否认与刘利利存在劳动关系。（二）线路器材厂负有举证证明刘利利与其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举证责任。一、二审庭审与判决明显在有意歪曲民事诉讼相关证据规则，严重违背了举证责任的适用规则，毫无章法，属于枉法适用。在本案审理中，线路器材厂自认、并经判决确认了线路器材厂对厂里提供劳务的所有人员采用了相同的规章制度，进行了同样的考勤、证照发放。这些事实均表明了线路器材厂对刘利利的劳动者身份进行了无差别管理，在无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足以确认刘利利即为线路器材厂的员工。线路器材厂若想否定此事实，主张刘利利为其他用人单位的员工，就须提供充足的证明刘利利与其他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在本案中，线路器材厂主张劳务公司才是刘利利的用人单位，就应向法庭说明刘利利明确的用人单位；既然线路器材厂提出刘利利系来自“海利发公司”或“荣盛意祥公司”的劳务外包人员，就应举出2009年至2015年2月期间，以“海利发公司”或“荣盛意祥公司”名义对刘利利进行招工招聘的“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信息，劳务公司对刘利利进行工作考勤的记录，以及举出以“海利发公司”或“荣盛意祥公司”名义向刘利利发放工资的记录。但一、二审中，线路器材厂均未举出上述任何证据。（三）一、二审判决混淆了工资发放“个人”、“承包方”与“劳务外包公司”三个不同性质的主体，并错误地将其混同为一个主体。在本案中，个人、承包方与劳务外包公司是三个不同性质的主体，不能简单地混同于一个法律主体。刘利利曾向法庭说明她工作期间、不同时期由不同的“个人”代表线路器材厂向其发放工资，但她并不知道有其他劳务外包公司的存在。一、二审判决在缺乏证据证明劳务公司与刘利利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况下，即将发放工资的个人行为等同于公司行为，是对法律主体的臆想混同，法律适用完全错误。（四）判决违反证据采信基本规则，对被申请人证据偏听偏信，并有意隐匿刘利利的举证、质证与辩论意见，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导致劳动关系事实认定错误。本案因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认可了刘利利在线路器材厂从事其业务的工作，接受了器材厂的劳动规章制度和劳动管理，这些事实已得到了一、二审判决的确认。据此，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认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刘利利提交的证据和当庭审理确认的事实均已证明了她与线路器材厂构成劳动关系的事实，完成了其应负担的举证义务。一、二审判决却认为刘利利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与线路器材厂建立劳动关系”，这是对证明规则的错误适用，错误判定了刘利利所履行的举证责任的性质与内容。同时，一、二审判决采信对方提交的所有证据支持线路器材厂的主张，进一步暴露了一、二审判决全面违反相关诉讼证据规则的状态。（五）刘利利已与线路器材厂之间形成事实劳动关系，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一、二审有意规避了审理刘利利与线路器材厂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事实，不适用相关法律规定，严重损害了刘利利的合法权益。本案中，虽然刘利利与线路器材厂之间没有书面的劳动合同，但其与线路器材厂之间的劳动关系符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规定。在本案中，线路器材厂主张荣盛意祥公司或海利发公司或其他劳务公司才是刘利利的用人单位，那么就应向法庭举出以劳务公司名义进行招工招聘的“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信息和工作考勤信息，至少应举出以“海利发公司”、“荣盛意祥公司”或其他劳务公司的名义向刘利利发放工资的记录。但一、二审中，线路器材厂均未举出上述任何证据。（六）本案受到共同审理的其他同类案件当事人的案情的影响，导致对刘利利劳动关系的认定错误。本案一、二审庭审时，法庭均将20多起同类案件合并一起审理，但刘利利的案情存在特殊性，一、二审法院却未做到以刘利利本案为核心的一案一审，在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上做出与其他当事人存在雷同的“复制判决”，判决内容多处与刘利利的案情与诉求无关。本案中由于刘利利案情的特殊性，刘利利曾在线路器材厂工作是不争的事实，而本案中的两家劳务公司均未与刘利利签订劳动合同，且均明确声明刘利利不是其劳务公司的员工，线路器材厂也未证明刘利利为任何一家劳务公司的员工，并不涉及刘利利与劳务公司之间关系的确定问题。因而，应当基于已认定的事实，直接判定刘利利与线路器材厂成立劳动关系。为避免法官受到其已审理过的其他类似案件的影响，刘利利曾在一审开庭前提出过回避申请，但被驳回。而本案的审理过程和判决，法官明显是受到其他当事人案情的误导影响，均将刘利利的劳动关系归属于线路器材厂或是某一家劳务公司作为审理的重点，导致审理时未能就本案的争议焦点查明事实，反而沿用其他案件的审理思路，导致本案的错误判决。（七）判决错误地以高建军、梁容（荣）、窦要忠（音）、杨小明为劳务公司职员为据，来判定劳务公司与刘利利之间形成劳动关系。一、二审法院仅根据上述个人管理或发放工资的行为就直接认定刘利利与海利发公司或荣盛意祥公司或“劳务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存在明显的证据采信错误，从而导致案件的错误判决。（八）被申请人的责任范围。1.线路器材厂的责任范围。线路器材厂与刘利利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应当根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以及相关法律的规定承担相应的用人单位责任。2.送变电公司的责任范围。送变电公司应该对线路器材厂的上述法律责任承担补充责任。3.海利发公司/荣盛意祥公司的责任范围。即便认定刘利利与劳务公司形成劳动关系，按照《劳动合同法》第92条的规定，非法劳务派遣“给被派遣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海利发公司、荣盛意祥公司应当对线路器材厂的法律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九）一、二审审判程序存在严重违法，剥夺与限制了刘利利的诉讼权利。1.一审程序问题。一审中，法院坚持使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严重剥夺了刘利利的诉讼权利；其次，在有关法官回避的问题上，一审法院在答复刘利利回避申请的时间以及理由上都存在问题；并且，在一审中刘利利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法院也没有尽到应有的义务。再者，在二审阅卷的过程中，竟然发现一审卷宗中存在未经刘利利质证的证据，一审法院的此种行为实在是难以容忍。由于一审存在严重的程序问题，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权利，从而最终导致案件的错判。2.二审程序问题。首先，在一审明显存在严重程序问题的情况下，其判决的实体问题应该受到严重的质疑。二审法院在此种情况下应该发回重审，就算不发回重审，应慎重审理本案，而不应该仓促结案，更不能直接维持一审原判。其次，根据《民事诉讼法》第93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进行调解，但在本案二审的审理过程中，在线路器材厂对劳动方提出的调解金额尚未给予答复的情况下，法官当庭直接出言否定了劳动方的调解方案，严重违反法院调解的自愿原则。3.一、二审判决有意隐匿刘利利的举证、质证与辩论意见。4.一、二审法庭未尽调查取证职责。一、二审庭审中，劳动者一方曾反复提出请法庭传唤证人出庭、调取相关证据，但法庭或拒绝，或不予全面调取，反而以此判定劳动者一方未履行举证责任。其行为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审判人员必须认真审核诉讼材料，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的规定。5、一、二审判决被申请人之间“是否承担连带责任另案处理”不符合法律的规定。综上所述，很明显，本案是一、二审法院联合制造的一起错案与冤案，应当予以纠正。特请求贵院依法撤销原一、二审判决，对该案重新审理，并作出公正判决。
本院经审查认为，刘利利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其曾在线路器材厂内提供劳动，并不足以证明其与线路器材厂建立劳动关系。线路器材厂否认与刘利利存在劳动关系，主张其厂将劳务外包给海利发公司和荣盛意祥公司，由后者自行招用员工，自行根据承包的任务安排工作进度，负责对各自员工进行管理并支付工资。线路器材厂就上述主张提交了其与海利发公司和荣盛意祥公司签订的多份劳务合同及资金往来凭证。上述劳务合同内容显示，线路器材厂提供生产场所、机器设备、原材料等工作条件，在明确产品规格标准、核定任务数后，将相关生产任务交由海利发公司、荣盛意祥公司自行组织人员完成，线路器材厂对生产过程中的质量、安全等问题进行监控管理，对成品进行质量验收，同时规定海利发公司和荣盛意祥公司指派专门管理人员对各自员工进行管理；上述资金往来凭证能够证明线路器材厂根据任务成果向海利发公司和荣盛意祥公司支付劳务费用。荣盛意祥公司认可其公司与线路器材厂所签劳务合同及资金往来凭证的真实性，主张刘利利系其公司员工，并提交了其公司与刘利利签订的劳动协议。刘利利虽否认该协议中其本人签字的真实性，但经法院释明后表示不申请进行笔迹鉴定，且刘利利在庭审中明确陈述其在线路器材厂工作期间先后接受海利发公司高建军、河南某劳务公司老板、荣盛意祥公司杨小明的管理，由梁荣、杨小明等发放工资。综上，刘利利关于其与线路器材厂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不能成立。刘利利基于劳动关系要求线路器材厂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加班费、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未缴纳社会保险补偿等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一、二审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所作处理并无不当，刘利利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刘利利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徐 东
审判员 符忠良
审判员 彭红运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九日
书记员 张劲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