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0106民初9791号原告：姚晨，男，汉族，1979年2月16日生�住江苏省泰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海波，泰兴市泰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住所地在南京市中山北路30号益来国际广场39层。法定代表人：全先刚，该公司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文，江苏方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姚晨诉被告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以下简称安邦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16年10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鹿海彬独任审判于2016年11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姚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海波，被告安邦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姚晨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安邦保险公司赔偿原告车辆维修费50515元、交通费4000元，共计54515元�事实和理由：2014年12月2日，案外人喻俊国驾驶原告所有的沪Ｃ×××××小轿车，沿湖南省浏阳市社港镇社大公路由南向北行驶至沅田村地段时，因喻俊国驾车遇紧急情况采取避让措施不当，致使车辆失控驶入路边稻田，造成车辆损坏。该起事故经公安部门现场查勘认定喻俊国负全部责任。事发后，原告及时向被告报案，被告派人员到现场勘察并同意将受损车辆送到4S店维修。事后，原告多次持维修费票据向被告理赔遭拒，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安邦保险公司辩称：1、原告超过合理时间向被告报案，并擅自撤离事故现场，导致缺乏现场第一资料，无法核实车辆真实损失信息，被告有权依据合同约定拒赔；2、本案中并不存在原告无法履行通知义务的情形，其迟延报案并擅自将事故车辆拖离现场导致对事故原因无法核实，存在重大道德风险；3、依据原告陈述，不能排除原告车辆在拖走时存在二次受损，因施救不当导致的车辆再次受损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原告姚晨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驾驶证、行驶证，证明案涉车辆系原告所有以及喻俊国具备驾驶资格；2、事故认定书，证明事故经过；3、交强险保单及商业险保单，证明原告在被告处投保险种及不计免赔险；4、修理费发票2张，证明案涉车辆维修费；5、维修清单，证明车辆维修明细；6、付款凭证，证明原告已支付维修费用；7、被告出具的拒赔通知书，证明原告理赔遭拒；8、被告人员名片，证明事故发生后，被告工作人员负责事故处理。被告对证据1、2、3、7真实性认可；对证据4、5、6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组证据无法证明维修费用系案涉交通事故所致；被告对证据8真实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经本院审核，对上述证据1-7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8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确认。被告安邦保险公司为反驳原告诉请，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投保单，证明原告投保时已对其告知说明合同约定；2、公司内部申请单，证明案发时间为2014年12月2日14:38，2014年12月3日8:46，有人向被告报案，2014年12月4日向交警部门报案，证明原告报案超过了正常合理的报案时效。原告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存有异议，但对该证据显示的案发时间及报案时间无异议，向交警部门报警的时间为2014年12月3日上午。本院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2中的事发时间及报保险时间予以确认，对报警时间原告称是2014年12月3日，被告称是12月4日，但鉴于被告证据系自行出具，故对报警时间无法确认。本院查明事实如下：2014年4月22日，姚晨为其所有车辆沪Ｃ×××××小轿车在安邦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辆损失保险，每次事故责任限额151920元，并投保不计免赔特别险，保险期间自2014年4月23日零时至2015年4月22日二十四时；在保险单特别约定条款第二条约定：“保险车辆单方肇事后，被保险人必须第一时间通知本公司，凡通知不及时或未经本公司同意擅自撤离现场，造成无法收集第一现场资料者，本公司有权拒绝赔偿”。合同条款第十八条约定：“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应当及时采取合理的、必要的施救和保护措施，防止或者减少损失，并在保险事故发生后48小时内通知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2014年12月2日14:38，案外人喻俊国驾驶原告所有的沪Ｃ×××××小轿车，沿湖南省浏阳市社港镇社大公路由南向北行驶至沅田村地段时，因喻俊国驾车遇紧急情况采取避让措施不当，致使车辆失控驶入路边稻田，造成车辆损坏。2014年12月23日，该起事故经公安部门现场查勘认定喻俊国负全部责任，其中在“当事人自认为伤势轻微”处，喻俊国签字。事故发生后，姚晨一方于2014年12月3日8:46向安邦保险公司报案，关于未能及时报案的原因，姚晨称当时喻俊国受伤导致不能及时报案，但对于何种伤情及有无就诊记录，姚晨经本院询问后无法回答。姚晨称当时车辆底盘压到一个树桩，导致整个底盘损坏，发动机无法启动，外观有损失，第二天联系拖车拖走的。安邦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到达现场时，案涉车辆已被拖走。姚晨称无法提供事故现场照片。经本院询问，姚晨称案涉车辆购买于2007年，事发时�经驾驶7年，车型为别克SGM7240CWAT。后该车经湖南申湘汽车天程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维修，共计产生维修费用47515元，姚晨刷卡付款；此外，姚晨称另行购买3000元配件。关于姚晨主张的交通费用，其并未提交证据。2015年9月18日，安邦保险公司对案涉车辆定损维修费用49743元。后姚晨向安邦保险公司申请理赔，2015年12月30日，该公司以保险单特别约定第二条拒赔。本院认为，姚晨与安邦保险公司签订的车辆损失保险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安邦保险公司已就特别约定条款第二条约定：“保险车辆单方肇事后，被保险人必须第一时间通知本公司，凡通知不及时或未经本公司同意擅自撤离现场，造成无法收集第一现场资料者，本公司有权拒绝赔偿。”对姚晨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该条款对姚晨具有约束力，姚晨应依约�行。一、关于喻俊国是否及时通知了安邦保险公司的问题。合同条款第十八条约定的被保险人通知保险人的时间为保险事故发生后48小时内，合同特别约定的单方肇事的，被保险人必须第一时间通知保险人。因案涉事故被交警部门认定为单方事故，故在适用通知条款时应适用特别约定之“第一时间”、并应限定在普通条款约定的48小时之内通知保险人。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八条的规定，道路交通事故有当事人不能自行移动车辆情形的，当事人应当保护现场并立即报警。本案中，喻俊国驾驶车辆发生单方事故后，身体受伤轻微，车辆不能移动，该情形属于《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中需要“保护现场并立即报警”的情况。保险合同约定的“第一时间”和“立即”应当是一个较短的时间，喻俊国所述事故发生时间为12月2日14:38，但其通知�邦保险公司的时间在12月3日8:46，报警的时间最早在12月3日，时间相隔18个小时之久，该行为明显不属于“第一时间通知保险人”和“立即报警”情形。并且事故发生后，喻俊国并不存在无法通知保险人或者报警的情况。二、关于喻俊国是否存在擅自撤离现场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乘车人、过往车辆驾驶人、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发生事故后，驾驶员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保护现场，只有特殊情况下才允许撤离现场。如事故中出现了人员伤亡需要及时医疗救治等，离开现场则具有了合理性和必要性，因生命权高于财产权，保险公司不应在危及生命的情形下苛求驾驶员不得离开现场。但驾驶员作为现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是否饮酒、是否具有驾驶资格、是否存在禁驾事由等因素，均是确定其是否承担驾驶事故责任及保险公司确定是否赔偿损失的依据。若允许驾驶员在无合理事由的情况下擅自离开现场，在目前道路交通事故频发的现状下极易诱发道德风险，亦违反保险法中最大诚信原则。因此，应根据受伤情况的程度判断驾驶员离开现场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本案中，驾驶员喻俊国自述伤势轻微，并且没有任何诊疗记录，故其离开事故现场没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同时，在安邦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到达现场前，事故车辆也被撤离现场，造成安邦保险公司无法收集第一现场资料。综上，驾驶员喻俊国未在第一时间通知保险公司或者报警，并擅自撤离现场，造成�邦保险公司无法收集第一现场资料，严重违反了合同约定，安邦保险公司援引上述免责条款行使拒赔抗辩权，不仅有利于当事人慎重缔约、履约，更有利于鼓励驾驶员在发生事故后履行法定义务和践行违法行为自负的理念，故对于安邦保险公司之抗辩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姚晨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63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581.5元，由原告姚晨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鹿海彬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王 颖本判决所引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力、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