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豫04民终289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舞钢硕基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舞钢市武功乡田岗村，组织机构代码：791944605。
法定代表人冯志超，职务：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孙国全，河南银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信融钢材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市金水区勤工路新科电子市场704房，组织机构代码：573585763。
法定代表人李玲，职务：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董军芳，金博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席悦，金博大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舞钢硕基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硕基公司)与被上诉人河南信融钢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融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硕基公司原审诉求：要求信融公司支付欠款1219909.6元、利息173557.28元，合计1393466.88元，并要求信融公司自2016年1月25日起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利息至实际履行还款之日。舞钢市人民法院作出（2016）豫0481民初258号民事判决书后，硕基公司与信融公司均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硕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孙国全，信融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董军芳、席悦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4年12月31日，信融公司与南宁广发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合同编号为GFHT20142001的钢材采购合同，约定信融公司向南宁广发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供应一批总价款为10756373.31元的钢材。该合同签订后，信融公司为了向南宁广发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供货，于2015年1月14日与硕基公司签订了一份钢材买卖合同，约定信融公司向硕基公司采购价值约一千万元的钢材，钢材价格为（GFHT20142001号合同价格硕基公司采购单价运输费用）*0.5+(供方的采购单价+运输费用)；2015年1月21日至2015年3月23日，硕基公司又先后同信融公司签订了八份钢材买卖合同，其中2015年3月20日及2015年3月23日的钢材买卖合同信融公司未进行签章确认，经过双方签章确认的六份合同总价款为6218214.72元。2015年1月23日至2015年3月26日间，硕基公司为向信融公司供货从第三方处购买了总价值为4994351.61元的钢材，第三方向硕基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2015年信融公司员工张凌云同硕基公司签订了一份欠款协议，确定截止2015年5月15日，信融公司共欠硕基公司货款1996357.6元、运费623552元、利润600000元，共计3219909.6元，硕基公司于2015年5月25日前支付2000000元，余款于2015年5月31日前付清，硕基公司于当日，即2015年5月15日向信融公司开具总价款为4996357.6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15年5月21日，信融公司分两次向硕基公司付款人民币2000000元。下余款项信融公司未支付，硕基公司为此提起诉讼。原审另查明2015年4月13日运输人申志勇收到信融公司代硕基公司支付的运费32100元，硕基公司提供的运输费支付凭证中并未包含此项运费支出。
原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两个：一、双方之间形成的买卖合同关系应该以哪一份合同来确认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双方为了实现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签订了两套不同的买卖合同。第一套买卖合同为双方于2015年1月14日的买卖合同，双方约定了成本加利润加运费以确定合同价格。第二套买卖合同为双方自2015年1月21日至2015年2月9日签订的六份买卖合同，该六份买卖合同就每笔货物的单价作出了明确的约定，为固定的合同价款。双方之间就上述两套买卖合同均进行了签章确认，该两套合同对双方均发生法律效力，但双方之间以何种买卖合同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应当以双方对该买卖关系的实际履行情况来确认。硕基公司完成采购后以及其接近采购成本价的价格向信融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如果双方按照2015年1月21日至2015年2月9日签订的六份买卖合同来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并由硕基公司支付运费，硕基公司明显无法保证其作为出卖人在此次买卖合同关系中的应得利益，明显有违交易习惯，且其增值税专用发票价格也明显与双方约定的合同价格差异较大，因此双方之间的买卖关系，应当以双方于2015年1月14日签订的钢材买卖合同来确定各自的权利义务。第二个争议焦点为2015年5月15日签订欠款协议能否作为双方之间结算的依据。2015年5月15日签订的欠款协议，双方均未在该协议上进行签章确认，而是由双方的员工代为在该协议上签字。双方也均未就该协议的签订出具授权委托书以确定双方的代理权限。但硕基公司在协议签订后按照约定向信融公司出具了协议约定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且在本次诉讼中以该协议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应当视为硕基公司以其实际行动对该欠款协议进行了追认。信融公司在收到该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并未提出异议，且按照该协议的约定履行了第一阶段的2000000元的付款义务，也应当视为信融公司以其实际行动对该欠款协议进行了追认，该协议应当作为双方之间进行结算的依据。综上，硕基公司要求信融公司按照双方签订的借款协议履行还款义务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应当予以支持，但信融公司代硕基公司支付的运费32100元应当予以扣除，故信融公司还应当向硕基公司支付人民币1187809.6元。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河南信融钢材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舞钢硕基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支付人民币1187809.6元；二、驳回原告舞钢硕基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诉讼费22342元(其中，案件受理费,17342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舞钢硕基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2342元，被告河南信融钢材贸易有限公司负担20000元。
硕基公司提出上诉，上诉请求：原审判决少判32100元，请求人民法院改判信融公司支付硕基公司欠款1219909.60元（而非1187809.6元）。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信融公司少承担欠款32100元，信融公司应支付硕基公司1219909.60元（而非1187809.6元）。2015年1月14日双方签订一份总的《钢材买卖合同》，合同约定运费由硕基公司承担。但是约定钢材价格却为：（信融公司与南宁广发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的合同价格供方采购单价运输费用）×0.5+(供方采购价格+运输费用）,也就是减去成本后，双方各得一半利润。其后，双方为履行2015年1月14日的合同，分别签订8份《钢材买卖合同》，价格均是按照2015年1月14日签订总《钢材买卖合同》约定，8份合同总价为6530937.63元，硕基公司因履行合同支付运输费用623552元，信融公司支付运费32100元（该运费是履行2015年3月23日、2015年3月20日的两份信融公司没有盖章合同支付的)。按照双方合同的约定，在硕基公司承担运费的情况下（即承担655652元)，信融公司应支付硕基公司6530937.63元，扣除信融公司已经支付的300万货款及垫付的32100元运费，信融公司还应支付硕基公司3498837.63元，而信融公司不愿支付3498837.63元，不与硕基公司对账。直到2015年5月，因硕基公司没有给信融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信融公司也无法给南宁广发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并结算，在这种情况下，2015年5月13日、14日经过协商后确定，信融公司不再按《钢材买卖合同》约定的价格支付货款,而是按硕基公司的购货成本加已付运费及固定利润支付，即购货成本4996357.6元，已付运费623552元、固定利润60万元，共6219909.6元，这样信融公司际少付货款311028.03元。双方迖成协议后，2015年5月15日，信融公司派张凌云与硕基公司对账并签订《欠款协议》，因32100元运费应由信融公司承担，故在协议中没有显示。故原审判决不应在欠款中减去信融公司应承担的运费32100元。根据上述事实和理由，特提起上诉，请二审法院依法判决。
信融公司答辩称，按照双方约定运费由硕基承担，因此信融公司代为垫付的运费冲抵货款，双方于2015年1月14日签订的合同并未生效也没有实际履行，双方合伙模式改为正常的购销模式来进行合作，基于此双方签订了6份合同，这6份合同的价款都包含利润及运费。但硕基公司并未全部履行合同，也未及时将发票提供，导致信融公司无法与南京公司进行结算并办理回款，造成极大的损失。信融公司已经按照时间的实际供货量足额支付钢材款，不欠付硕基的任何费用，因此硕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
信融公司提起上诉，上诉请求：、撤销舞钢市人民法院（2016)豫0481民初258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硕基公司对信融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由硕基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2015年1月14日双方签订的《钢材买卖合同》生效，并以此作为双方杈利义务关系的依据属事实认定错误。2015年1月14日合同明确约定，合同自预付款到达供货方账户之日起生效。后因双方改变合作模式，不再采取合伙方式合作，因而未支付300万的预付款。因此，2015年1月14日合同并未生效，双方实际上是按2015年1月14日后签订的6份合同履行合同权利义务，而非按2015年1月14日签订的合同履行权利义务。(2)从合同内容看，2015年1月14日签订的合同与6份合同在钢材价格、结算方式、付款方式、合作模式等方面均发生了实质改变，双方合作模式由合伙变正常的购销合作关系，2015年1月14日签订的合同并未实际履行。从2015年1月14日合同关于钢材价格的约定可以看出，双方商量的是按合伙的模式进行合作，利润五五分成，风险共担。合同签订后，硕基公司考虑到与第三方的结算周期过长，与信融公司系第一次合作，且第三方又为国企流程繁琐等因素，不同意再以合伙的模式进行合作，而要求按正常的购销合同模式进行合作，这从2015年1月14日合同与6份合同的内容可以看出，后者在钢材价格、结算方式、付款方式、合作模式等方面均发生了实质改变。后来签订的合同价格中已包含税费、运费和硕基公司的利润等。也正基于此，信融公司按照商定也未再按2015年1月14日签订的合同约定支付预付款。因此，2015年1月14日合同并未生效亦未实际履行。(3)从交易惯例看，如2015年1月14日合同已生效并履行，信融公司没有必要再签订后来的6份合同。正因为双方合作模式的改变，才导致该合同未生效也未履行，而是按照6份合同约定的正常购销合同的新的合作模式履行。首先，如按2015年1月14日合同履行，双方根本没有必要再签订6份合同，并在该合同中明确合同价格、税票、运费及付款时间。硕基公司只需按照上诉人指示供货，也只需保留着与第三方的采购合同及合同支付凭证、运费支付凭证及双方的确认单即可，然后根据前面凭据核算成本和利润就行。那么，为什么双方还要再签订与2015年1月14日合同内容做了实质性改变？其次，从合同签订时间和供货时间可以看出，6份合同并不都是合同履行后才签订的，而是先签订合同后履行的，这显然与2015年1月14日签订的合同钢材价格约定的成本形成机制相矛盾。合同还没履行，价格、运费当然还不确定，那么如何能作为计算成本和利润的依据呢？这亦明双方并非按2015年1月14日合同约定的合伙分成的模式履行，而是按照普通的购销合同模式进行供货和合作。6份合同价款中均已包含运费和利润，硕基公司不再参与信融公司利润分成。再次，一审判决以硕基公司向信融公司提供的增值税总额来推论双方是按照2015年1月14日份合同履行的推论错误。按照常理，既然合同约定硕基公司提供增值税票并承担运费，那么税费和运费也是信融公司的采购成本。那么，硕基公司就应按信融公司支付的全部价款提供发票。否则，硕基公司未提供发票这一百多万金额就无法抵扣税款。如硕基公司确已履行完毕655万的供货义务或621万的供货义务，信融公司没理由不让硕基公司提供全部发票，这显然不符合常理和逻辑。从硕基公司只提供199万余元发票说明双方是按6份合同覆行权利义务的，也充分说明硕基公司只完成499万余元的供货义务，信融公司已交付完毕硕基公司全部货款。综上，一审错误推论认定以2015年1月14日合同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进而判定信融公司承担责任错误。事实上，信融公司已支付完毕硕基公司全部货款。二、一审认定《欠款协议》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错误。1.信融公司对《欠款协议》签署并不知情，也从未授权或委托任何人与硕基公司对账和签署协议，信融公司也仅是在2016年3月21日去法院时，才第一次知道还有《欠款协议》的存在，这点已在一审庭审中予以申明并提出异议；2.无论《欠款协议》是真是假，协议的签署，未经信融公司的授权和事后确认，仅是所谓张凌云个人意思和行为，不能代表信融公司的意思和行为。结合本案，双方合作以来每次合同无论标的大小，都需签订书面合同并由双方公司传真确认。《欠款协议》标的达一百多万，而且协议内容更事关所谓的货款、利润、运费、发票、结算款等合同履行重要内容的确认，既没有签章无授权文件，这显然不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也不符合常理和情理；3.从双方签订的6份合同看，合同价款均高于市场价，这说明合同价款已包含合理利润，一审判决认定欠款协议的效力并判定信融公司支付运费和利润显然错误；4.一审判决以硕基公司提供499万余元发票，信融公司未提出异议并履行付款义务，认定《欠款协议》的效力认定事实错误。提供发票、按合同约定付款是双方应当履行的的义务。信融公司按照其履行的499万多元合同义务提供499万多元的发票，信融公司没有理由对此提出异议，更无理由要求其提供超额提供发票。信融公司可做的，只是根据硕基公司履行合同的情况付款，以避免承担违约责任。但一审判决却把双方正常履行义务的行为强行推理为对一个根本不知道其存在的《欠款协议》的追认，进而将此协议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并认定欠款金额显属错误。综上，一审错误推论认定信融公司追认了《欠款协议》的效力，并进而错误的判定信融公司未支付完毕硕基公司货款，事实上信融公司已支付完毕硕基公司全部货款。三、一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硕基公司应就其履行合同义务情况提供证据，按照一审认定双方履行的2015年1月14日合同的逻辑，硕基公司应提供其采购成本，但是硕基公司至今也未提供其与第三方的采购合同、发货清单、承运单据或双方确认单以证明其已履行合同情况，所提交的仅是单方制作的、可随意更改的、无任何第三方签字签章确认的发货表格，以及不知何时、为谁供货而产生的运费支付凭证来证明其主张。一审法院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却适用《民法通则》第108条和《担保法》18条，判定信融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系法律适用错误。
硕基公司答辩称，1.2015年1月14日双方签订的合同无效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该理由不成立。该合同2015年1月14日签订后信融公司没有支付300万元的货款，但是双方为了履行该合同的内容，先后签订了8份钢材买卖合同，标的均是2015年1月14日的合同标的。双方履行合同按照后来签订的8份合同履行的，原审不仅仅依据2015年1月14日的合同作出的判决；2、信融公司认为欠款协议不能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理由是错误的。该欠款协议在签订之前，信融公司负责人田雪和硕基的负责人冯志超通过QQ聊天对双方的协议内容已经初步达成了欠款协议的内容，因信融公司不同意按照原来合同约定的方法进行计算，把支付方式改为信融公司支付硕基公司的进货成本加固定利润的方法进行支付，这种情况下，双方于2015年5月15日信融公司派张凌云与硕基公司对账后确认硕基公司的购货成本是4996357.6元，支付运费623550元，支付固定利润60万元，这种情况下，经双方对账确认签订欠款协议。从协议内容看，该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订立后信融按照约定2015年5月20日按照欠款协议又支付硕基公司200万元，信融公司按照欠款协议履行了部分义务。综上，信融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二审驳回信融的上诉请求。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相一致。
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所涉“欠款协议”是否能够作为本案结算依据的问题。根据信融公司于2015年5月15日签收硕基公司为其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4996357.6元，并按照本案所涉“欠款协议”第二条约定履行了2000000元付款义务的事实表明，信融公司以其实际支付欠款的形式对本案所涉“欠款协议”进行了追认，故原审认定该协议真实有效，并将该协议作为双方之间进行结算的依据正确。信融公司上诉称其对《欠款协议》签署并不知情，也从未授权或委托任何人与硕基公司对账和签署协议，对该“欠款协议”不予认可的理由不能成立；二、关于2015年1月14日双方签订的《钢材买卖合同》能否作为确定双方杈利义务关系的依据问题。2015年1月14日双方签订《钢材买卖合同》后，为履行该合同，双方又依次签订8份合同。合同约定的货物履行完毕后，双方于2015年5月15日经友好协商，对债权债务、运费、利润及增值税票开具等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欠款协议”一份。硕基公司已依照该协议履行全部义务，信融公司亦履行大部分义务，现信融公司诉称2015年1月14日双方签订《钢材买卖合同》不能作为确定本案双方杈利义务关系依据已无实际意义，故对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原审对本案适用法律是否正确问题。由于本案并未涉及担保及责任承担问题，原审对本案处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四、关于信融公司垫付的32100元运费承担问题。因2015年5月15日，双方对账并签订《欠款协议》已对运费问题作出处理，现信融公司主张其此前垫付的32100元应予扣减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对此处理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综上，硕基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信融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审理程序合法，但适用法律部分错误，处理结果部分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舞钢市人民法院（2016）豫0481民初25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原告舞钢硕基实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变更舞钢市人民法院（2016）豫0481民初25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将“一、被告河南信融钢材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舞钢硕基实业有限公司支付人民币1187809.6元”变更为“被告河南信融钢材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舞钢硕基实业有限公司支付人民币1219909.6元”。
一审诉讼费22342元(其中，案件受理费17342元、保全费5000元)，由河南信融钢材贸易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6093元，由河南信融钢材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小青
审 判 员 王光辉
代理审判员 李华亮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四日
书 记 员 王 伟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使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