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青岛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青海法海事初字第348号
原告：刘政礼，男，1947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省长岛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方义，北京贾方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乘希，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ConocoPhillipsChinaInc.),住所地利比里亚共和国蒙罗维亚市布洛德大街**号（80BroadStreet,Monrovia,Liberia）。
代表人：马博威（MarkThomasWheeler），该公司总裁。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萌，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恩忠，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25号。
法定代表人：杨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艳晖，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雯，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政礼与被告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菲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以下简称中海油公司）海上污染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0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刘政礼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方义、郭乘希，康菲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萌、郭恩忠，中海油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艳晖、刘晓雯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政礼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康菲公司和中海油公司连带赔偿因环境污染给其造成的经济损失10万元。（二）判令康菲公司和中海油公司承担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1年7月5日，国家海洋局公布康菲公司与中海油公司合作开发的蓬莱19-3油田发生溢油，确定该起事故为海洋溢油污染重大责任事故。原油污染及消油剂造成渤海海水质量急剧下降，大量微生物死亡，致使刘政礼所从事的海产养殖业遭到严重损失。财政部从蓬莱19-3油田生态损害赔偿资金中拨付1.76亿元用于山东海域近海岸的生态恢复，说明山东渔民受到漏油损害。农业部和康菲公司签订的协议说到，受到潜在损害的地区都应该赔偿。因此，康菲公司与中海油公司依法应对刘政礼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康菲公司辩称，刘政礼的起诉或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主要理由：（一）刘政礼主张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造成其养殖损失，但未提交海域使用权证和养殖证，因此，其不具有合法的养殖权利，无权提起索赔。（二）刘政礼提交的证据既不能证明其养殖物遭受损失的事实，也不能证明损失的具体数额，其诉称的损失不应得到认定。（三）刘政礼未能证明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与其主张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而康菲公司和中海油公司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蓬莱19-3油田溢油未到达刘政礼指称的养殖区域，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与刘政礼诉称的损失之间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山东省被排除在《关于解决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渔业损失赔偿和补偿问题的协议书》的范围之外是合理的。（四）刘政礼未能证明其适时提起了诉讼，其起诉已经超出了诉讼时效期间。
中海油公司辩称，刘政礼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主要理由：（一）刘政礼未提交海域使用权证和养殖证，其对指称的养殖区域没有合法的养殖权利，无权提起任何索赔。（二）刘政礼索赔的养殖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三）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的污染物并未到达刘政礼指称的养殖区域，与其诉称的损失没有因果关系。（四）中海油公司不是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的责任者，刘政礼无权向其提起索赔。
刘政礼向本院提交了56份证据，包括以下三组：
第一组证据：长岛县砣矶镇大口东山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1份。该组证据拟用以证明刘政礼具有合法的养殖权利和索赔权利。第二组证据：2011年9月至2013年4月制作的反映养殖物死亡和油污现场的视频9段及照片6页、2012年3月16日购买苗种收据1张、自制的《2011年康菲油污事故中国渤海渔民损失登记表》（以下称养殖户损失登记表）1份、刘政礼两名委托诉讼代理人律师调查问卷26份。该组证据拟用以证明刘政礼养殖物遭受污染损害的事实及损失数额。第三组证据：经过公证的中国新闻网《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调查处理报告发布》、国家海洋局网站《处理溢油事故要慎用消油剂》、国土资源部网站《海洋局北海分局应对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纪实》、财政部网站《关于下达蓬莱19-3油田事故生态损害赔偿资金预算（第一批）的公示》及附件《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赔偿资金的分配表》、中国海洋报《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领导视察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生态修复项目》等网页报道或资料共10篇；论文2篇。该组证据拟用以证明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与刘政礼的养殖损失之间具有关联性，康菲公司、中海油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康菲公司向本院提交了24份证据，包括以下四组：
第一组证据：康菲公司致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环保处《关于蓬莱19-3油田B平台东北方向发现油膜的报告》《关于蓬莱19-3油田C平台C**井井涌事故的报告》，经公证的康菲公司网站《关于蓬莱19-3油膜的最新进展》等6篇报道网页。该组证据拟用以证明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发生后康菲公司及时通报了国家海洋局并及时有效开展了溢油应急响应及清理回收工作。第二组证据：渤海地图、经公证的国家海洋局网站《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联合调查组关于事故调查处理报告》（以下简称《联合调查组报告》）网页、《2011年中国海洋环境状况公报》网页；经公证的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网站《2011年北海区海洋环境公报》网页、《2012年北海区海洋环境公报》网页；山东海事司法鉴定中心鲁海司鉴字[2017]第2号《蓬莱19-3油田溢油事件对山东近岸海域和岸滩环境污染影响司法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司法鉴定意见书》）；经公证的中央人民政府网站、央视网、齐鲁网等网站发布的《蓬莱19-3油田污染外缘线未达山东近海》等报道网页；天津海事法院(2003)津海法事初字第190号民事判决书、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00)南市经终字第131号民事判决书各1份。该组证据拟用以证明蓬莱19-3油田溢油未到达刘政礼指称的养殖区域。第三组证据：经公证的烟台市海洋与渔业局网站2010年至2012年《烟台市海洋环境公报》网页、《2013年烟台市主要海洋产业产值达2054.1亿元，增长18.9%》报道网页等。该组证据拟用以证明烟台地区水产养殖未受到蓬莱19-3油田溢油的影响。第四组证据：经公证的农业部网站《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渔业索赔行政调解达成一致》报道网页、康菲公司网站《康菲石油就渤海湾事件相关事宜的解决达成协议》报道网页。该组证据拟用以证明康菲公司和中海油公司已经完全赔偿补偿了蓬莱19-3油田溢油事件可能造成的养殖渔业和天然渔业资源损害。
中海油公司向本院提交了8份证据，包括如下两组：
第一组证据：国家海洋局网站《联合调查组报告》网页、国家海洋局北海环境监测中心2011年9月《蓬莱19-3油田溢油岸滩及近岸海域调查报告》、新浪网《中海油漏油事件致约3400平方公里海域水质下降》报道网页。该组证据拟用以证明蓬莱19-3油田溢油未到达刘政礼指称的养殖区域，同时表明中海油公司不是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的责任者。第二组证据：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2011年北海区海洋环境公报》；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2011年山东省海洋环境公报》；烟台市海洋与渔业局2011年、2012年《烟台市海洋环境公报》等。该组证据拟用以证明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发生后刘政礼指称的养殖区域内水质适宜开展养殖活动。
本院应各方当事人申请，向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调取与本案相关的证据。该分局于2017年3月28日作出《关于调取证据的复函》，并附105份鉴定报告及55份卫星遥感解译图，又于6月6日作出《关于协助调查函相关情况的复函》。
当事人各方均对本案相关证据发表了质证意见。对于刘政礼提交的证据，康菲公司和中海油公司仅认可经过公证的相关证据的真实性，同时对刘政礼提交的大部分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可。对于康菲公司提交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刘政礼当庭询问了鉴定人，认为该意见书严重违反法律；对康菲公司提交的其他证据，刘政礼总体上否认其证明力，未逐一发表具体质证意见；中海油公司对康菲公司提交证据的证明力均未提出异议。对于中海油公司提交的证据，刘政礼总体上否认其证明力，未逐一发表具体质证意见；康菲公司未对中海油公司提交证据的证明力提出异议。对于本院调取的证据，各方当事人对其证明力均未提出异议。
本院综合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意见,对本案证据认定如下：
（一）关于刘政礼提交的证据
网页资料已办理公证，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鉴于损失认定系本案争议的重要焦点之一，本院对刘政礼提交的与损失有关的证据在之后判决说理部分集中分析认定。
（二）关于康菲公司提交的证据
《联合调查组报告》网页资料经公证下载于国家海洋局官方网站，各方当事人对该报告系国家海洋局公布均无异议，本院对其证明力予以认定。其他网页资料也均经过公证，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关联性和证明力将在裁判理由部分进行分析阐述。《司法鉴定意见书》系康菲公司委托鉴定机构作出，刘政礼对其合法性提出异议，但未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本院对其合法性予以认定。渤海地图、康菲公司致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环保处报告、两份民事判决书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纳。
（三）关于中海油公司提交的证据
对国家海洋局网站《联合调查组报告》网页资料的真实性和证明力，本院予以认定。新浪网新闻报道网页系中海油公司自行下载打印，刘政礼否认其真实性，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中海油公司提交的其他证据均系政府机关公开发布的文件，刘政礼没有提出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
（四）关于本院调取的证据
鉴于各方当事人对本院所调取证据的证明力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对本院复函两份及所附的鉴定报告、卫星遥感解译图均系该分局以及环渤海地方海洋环境监测机构依职权在持续进行科学监测、调查的基础上作出的结论，上述证据能够真实、充分地反映监测区域内的海洋环境情况，本院对其证明力予以认定。
本院根据审查认定的证据，结合庭审情况，认定案件事实如下：
2011年6月4日和17日，位于渤海中南部的蓬莱19-3油田B平台和C平台C**井先后发生溢油事故，造成渤海海域污染。该油田以对外合作方式由中海油公司与康菲公司合作勘探开发，中海油公司拥有51%的权益，康菲公司拥有49%的权益，双方组成联合管理委员会，审查批准该油田开发中的重要事项。
2011年7月中下旬，在辽宁绥中东戴河、河北唐山浅水湾、河北秦皇岛昌黎黄金海岸岸滩发现油污。2011年9月，国家海洋局北海环境监测中心出具《蓬莱19-3油田溢油岸滩及近岸海域调查报告》，载明上述油污来自蓬莱19-3油田B平台和C平台。
2011年8月18日，由国家海洋局牵头，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交通运输部、农业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能源局参加，成立了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联合调查组，对溢油事故发生的原因、性质、责任以及污染损害等情况进行调查。2012年6月21日，联合调查组发布了《联合调查组报告》，该报告认为：康菲公司在作业过程中违反了油田总体开发方案，在制度和管理上存在缺失，对应当预见到的风险没有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最终导致溢油；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是造成重大海洋溢油污染的责任事故；按照签订的对外合作合同，康菲公司作为该油田的作业者承担溢油事故的全部责任；溢油事故造成蓬莱19-3油田周边及其西北部面积约6200平方公里的海域海水污染；溢油事故造成蓬莱19-3油田周边及其西北部海底沉积物受到污染；2011年7月中下旬在辽宁绥中东戴河岸滩、河北唐山浅水湾岸滩、河北秦皇岛昌黎黄金海岸岸滩发现油污，在以上区域采集的油样经油指纹分析鉴定，均与蓬莱19-3油田溢油油指纹一致；溢油事故致使蓬莱19-3油田周边及其西北部受污染海域的海洋浮游生物种类和多样性明显降低，生物群落结构受到影响。对比该报告所附《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海水污染范围图》，刘政礼所指称的养殖区不在受污染海域范围内。
2012年4月，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与康菲公司、中海油公司签订了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补偿协议，约定康菲公司和中海油公司总计支付16.83亿元人民币，用于渤海海洋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渤海入海石油类污染物减排、受损海洋生境修复、溢油对海洋生态影响的监测和研究等。2014年4月30日，财政部根据国家海洋局致函，发放了第一批生态损害赔偿资金共计6.41亿元人民币，其中山东省获得1.76亿元。
农业部经过行政协调，与康菲公司、中海油公司以及有关省级人民政府就解决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渔业损失赔偿和补偿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康菲公司出资10亿元人民币，用于解决河北、辽宁省部分区县养殖生物和渤海天然渔业资源损害赔偿补偿问题；康菲公司、中海油公司分别从海洋环境与生态保护基金中列支1亿元和2.5亿元人民币，用于天然渔业资源修复和养护等方面工作。农业部制订了渔业资源养护与渔业生态修复总体方案和有关管理办法，计划用三年时间修复渤海因溢油污染受损的渔业资源。2012年，农业部和河北、辽宁、天津、山东四省市人民政府联合启动了渤海渔业资源修复行动，向渤海投放各类水生生物苗种34亿尾。
2017年3月28日，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向本院出具《关于调取证据的复函》表明：蓬莱19-3油田溢油处置中，该分局会同环渤海地方海洋部门，共采集油污样品105批次，符合分析鉴定要求的油污样品294个；该分局根据卫星遥感数据解译形成了《卫星遥感解译图》。该分局以复函附件的形式向本院提供了105份鉴定报告及55份卫星遥感解译图。其中，鉴定日期自2011年6月至2013年7月的105份鉴定报告显示：1.国家海洋局北海环境监测中心在蓬莱19-3油田附近海面、海底采样送检16次共计63个样品，经鉴定53个样品与蓬莱19-3油田原油样品油指纹一致，1个样品为与蓬莱19-3油田溢油不一致的原油，9个样品为燃料油；在青岛团岛采样送检1次3个，在东营采样送检1次1个，经鉴定均为燃料油。2.烟台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在长岛北长山岛、南长山岛、大钦岛、小钦岛、大黑山岛、小黑山岛、南隍城岛、砣矶岛、庙岛采样送检15次62个样品，经鉴定8个样品为与蓬莱19-3油田溢油不一致的原油，54个样品为燃料油；在蓬莱采样送检4次10个，在龙口采样送检2次4个，在招远采样送检2次2个，在莱州采样送检2次3个，在芝罘崆峒岛采样送检1次1个，经鉴定均为燃料油。3.东营市海洋与渔业局在东营垦利采样送检1次1个，经鉴定为燃料油。4.长岛县海洋与渔业局在小钦岛采样送检1次2个，经鉴定为燃料油。根据上述报告内容，国家海洋局北海环境监测中心及相关地方海洋部门在山东近海和岸滩共采集送检油污样品89个，经鉴定均与蓬莱19-3油田油样不一致。
2017年6月6日，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向本院出具《关于协助调查函相关情况的复函》表明：本次溢油事故溢油量难以估算，溢油事故的两个溢油源均位于海底，B平台溢油是从地底溢出，C平台溢油是井涌侧漏，溢油流速不均匀，目前国内外均没有较好的技术对这类溢油进行溢油量估算；国家海洋局组织直属及环渤海地方海洋监测机构开展了全方位立体化海洋环境监视监测，通过船舶巡航、飞机监视、卫星遥感监测、溢油雷达监测、水下机器人探测、浮标监测、岸滩巡视等手段，充分掌握了此次溢油事故的发生发展过程和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经统计，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中，康菲公司使用消油剂总剂量37.1桶，共6307公斤。
康菲公司委托山东海事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蓬莱19-3油田溢油事件是否对山东省所辖的近岸海域和岸滩环境造成污染影响。2017年3月30日，山东海事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蓬莱19-3油田溢油事件的溢油没有到达山东近岸海域或者岸滩，对山东近岸海域和岸滩环境未造成污染影响。
刘政礼系山东省长岛县砣矶镇东山村渔民，其提交的长岛县砣矶镇大口东山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显示其自2011年至2013年在该村从事虾夷贝养殖，但刘政礼未向本院提交海域使用权证和养殖证。
刘政礼提交的用以证明养殖受损和油污事实的照片和视频显示：在拍摄和录制现场，养殖绳、养殖笼、网具及海滩上有成分不明的黑色物质；岸滩堆有数量不清、来源不明的扇贝笼、浮漂和扇贝壳；岸滩有不明性质的疑似黑色油渣、油渍、块状油污；岸滩上油污正在燃烧；养殖户的扇贝笼、网箱等养殖物资收存在岸边及场院；岸滩堆积有扇贝壳；各养殖海区仍在继续养殖；由养殖区捞取出扇贝活体；网箱养鱼箱水面漂浮死鱼；鲍鱼养殖户展示死亡鲍鱼苗壳；刘政礼两名委托诉讼代理人在牟平、长岛进行现场取证。以上照片和视频未表明其是否拍摄或录制于刘政礼指称的养殖区域。
2016年12月11日至13日，刘政礼两名委托诉讼代理人向烟台牟平的个体养殖户发放并回收了26份律师调查问卷。被调查人均表示2011年在渤海发现油污。
刘政礼为证明其养殖损失而提交的其自行制作的养殖户损失登记表列明损失包括：购买海产品苗种的名称、数量和金额，预计销售海产品三年合计收入金额，实际销售海产品收入合计金额，工人工资支出三年合计金额，购买渔具、船、车辆等生产工具支出金额，燃油费，船舶、车辆、渔具等修理费与折旧费，损失金额（预计销售收入-
实际销售收入）。刘政礼为证明其养殖投入情况提供的购买苗种收据显示：2009年购买虾夷贝苗450万粒、金额18000元；2010年购买虾夷贝苗450万粒、金额22500元；2011年购买虾夷贝苗450万粒、金额27000元。
刘政礼于2013年7月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为海上污染损害责任纠纷。因康菲公司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注册的法人，本案具有涉外因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关于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的规定，本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本案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政礼从事养殖活动的合法性、养殖物是否受损以及损失数额；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与刘政礼诉称的养殖损失之间是否具有关联性;刘政礼的起诉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中海油公司是否应对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一）关于刘政礼从事养殖活动的合法性、养殖物是否受损以及损失数额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三条规定，单位和个人使用海域，必须依法取得海域使用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十一条规定，单位和个人使用国家规划确定用于养殖业的全民所有的水域、滩涂的，使用者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本级人民政府核发养殖证，许可其使用该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刘政礼既未提交海域使用权证，也未提交养殖证，其提交的村委会证明只能证明养殖的事实，不足以证明养殖的合法性，因此，其关于赔偿养殖收入的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刘政礼为证明其养殖损失，提交了9段视频、6页照片、26份律师调查问卷、购买苗种收据、养殖户损失登记表。但上述证据中，视频、照片仅能显示沿海养殖场景，不能反映其是否是在刘政礼指称的养殖区域内拍摄或录制；律师调查问卷系刘政礼委托诉讼代理人在烟台市牟平区就当地养殖户调查所形成，与刘政礼指称的养殖区域和诉称的养殖损失均无关系；购买苗种收据，只能证明刘政礼曾购买过苗种，不能证明投放时间、地点和数量；养殖户损失登记表系刘政礼单方制作，性质上属于当事人陈述，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由于刘政礼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刘政礼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其养殖物的受损范围及具体金额，其关于赔偿养殖损失的主张不能成立。
（二）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与刘政礼诉称的养殖损失之间是否具有关联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被侵权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请求赔偿的，应当提供证明以下事实的证据材料：（一）污染者排放了污染物；（二）被侵权人的损害；（三）污染者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刘政礼以被侵权人身份提出索赔请求，应当举证证明涉案溢油事故与其诉称的损失之间具有关联性。
刘政礼为证明蓬莱19-3油田溢油造成其养殖损失，提供了照片、视频、律师调查问卷、财政部网站网页报道等证据。虽然有关照片和视频能够显示在拍摄或录制现场存在成分不明的疑似黑色油渣、油渍、块状油污，律师调查问卷的被调查人也均表示2011年在渤海发现了油污，但以上证据均未表明上述疑似油渣、油渍或块状油污系来自于蓬莱19-3油田的溢油。刘政礼提交的财政部网站《关于下达蓬莱19-3油田事故生态损害赔偿资金预算（第一批）的公示》及附件《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赔偿资金的分配表》的网页报道仅能证明山东省从财政部获得第一批生态损害赔偿资金1.76亿元。根据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与康菲公司、中海油公司签订的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补偿协议的约定，有关生态损害赔偿资金的实际使用会超出事故受污染区域而面向更广大的渤海区域，故不能根据财政部向山东省划拨上述资金的事实推定包括刘政礼所指称养殖区在内的山东近海及岸滩在事故污染区域内。而本案各方当事人均提交的《联合调查组报告》及其所附图片表明：蓬莱19-3油田溢油的污染海域未包括山东沿海养殖功能区，刘政礼指称的养殖区不在该污染海域内；受污染沉积物所在海域小于并包含在海水环境受污染海域范围内，与刘政礼所指称的养殖区未重合；受污染的岸滩、受污染海洋生物所在海域也均与刘政礼所指称的养殖区不重合。而且，本院依据各方当事人申请向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调取的105份鉴定报告表明，涉案溢油事故发生后国家海洋局北海环境监测中心等在山东近海或岸滩采集的送检油样样品均非该起事故的溢油。因此，刘政礼未能举证证明其诉称的养殖损失与蓬莱19-3油田溢油之间存在关联性。
刘政礼为证明康菲公司使用消油剂造成了其养殖损失，提交了国家海洋局网站《处理溢油事故要慎用消油剂》网页报道，并申请本院向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调取康菲公司在溢油事故处置中使用消油剂的证据，该分局向本院出具的《关于协助调查函相关情况的复函》主要表明康菲公司在此次溢油事故处置过程中使用了消油剂以及使用的数量，而没有显示消油剂使用及扩散的范围，故刘政礼不能据此证明其诉称的养殖损失与康菲公司使用消油剂具有关联性。
鉴于刘政礼未能举证证明其养殖的合法性以及养殖损失，也未能举证证明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与其诉称的养殖损失之间存在关联性，其要求赔偿损失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没有必要进一步评判刘政礼的起诉是否超出诉讼时效期间以及中海油公司是否应对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问题。
综上，刘政礼未能举证证明其养殖行为的合法性和养殖损失，也未能举证证明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与其诉称的养殖损失之间存在关联性，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请求康菲公司和中海油公司赔偿经济损失，本院不予支持。
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刘政礼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刘政礼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刘政礼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于喜富
审判员 李 军
审判员 王妍娥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张文文
附：本判决书适用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十五条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六条被侵权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请求赔偿的，应当提供证明以下事实的证据材料：
（一）污染者排放了污染物；
（二）被侵权人的损害；
（三）污染者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