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苏05行终32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少松，住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
委托代理人刘庆聚，系上诉人的父亲。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市公安局虎丘分局，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科秀路28号。
法定代表人王宇，局长。
出庭负责人谢文雷，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崔进生，该局法制大队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市公安局，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路3998号。
法定代表人李京生，局长。
出庭负责人黄戟，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方，法制支队副大队长。
原审第三人张某1，住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
法定代理人张某2，系原审第三人的父亲。
委托代理人李志远，江苏剑桥人（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少松因诉治安管理行政处罚一案，不服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2016）苏0508行初32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7年9月6日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少松的委托代理人刘庆聚，被上诉人苏州市公安局虎丘分局（以下简称公安虎丘分局）出庭负责人谢文雷以及委托代理人崔进生，被上诉人苏州市公安局出庭负责人黄戟以及委托代理人王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6月3日19时许，刘少松及其妻子周阳带儿子刘恒屹（2岁）在苏州市虎丘区绿宝广场三楼莫莉幻想游乐场游玩，期间刘恒屹与张某1进入一辆游戏车内玩耍，刘少松及其妻子站在车外等候，而张某1的父亲张某2则坐在车外稍远约4米处等候。游玩中，两小孩因争抢方向盘发生争执，张某1对刘恒屹有推挤的动作，刘少松用手伸入车内碰击张某1的头部。张某2发觉后上前与刘少松进行交涉，并喊张某1出来，张某1走出游戏车时手摸头部。在双方交涉过程中，刘少松又用手推搡张某1头部。张某2当场进行报警后，双方继续在现场争执，而后刘少松夫妻带着儿子离开现场，张某2也带着儿子跟随其后，后狮山派出所民警将双方带至所内处理。公安虎丘分局于次日受理案件，经调查询问、调取现场监控视频及现场勘验、辨认后，认定刘少松存在故意殴打他人的行为，并于同年6月15日作出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告知刘少松拟作出的处罚内容及陈述申辩权利，同日，虎丘公安分局作出虎公（狮）行罚决字(2016)933号行政处罚决定并送达刘少松。刘少松不服，于同年6月16日向苏州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次日受理后，通知公安虎丘分局进行答复，并于同年6月28日决定追加张某1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同年7月13日，苏州市公安局举行公开听证，听取各方意见。经延期后，苏州市公安局于同年9月8日作出苏公复决字(2016)23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公安虎丘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刘少松仍不服，在法定期限内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对于是否殴打张某1的情况，刘少松先后陈述为：“用左手推了这个小男孩的头部，把他推到一边了”、“有无弄到对方我不清楚”、“握着拳头冲向玩具车，其用意在于吓唬一下对方小孩”，而其妻子周阳在2016年6月4日的笔录中称“我老公用手把对方小男孩的头推一下，把对方孩子推开”。
再查明，张某1的母亲陆蓉蓉系本案公安虎丘分局网监部门的工作人员，本案接处警单位系公安虎丘分局下属狮山派出所。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公安虎丘分局具有对本辖区内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作出治安管理行政处罚决定的法定职责。
关于刘少松是否构成殴打张某1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本案起因系两小孩争抢游戏车内方向盘，方向盘距刘少松之子较近，张某1年龄又较刘少松之子稍大，争抢过程中对刘少松之子造成推挤。在监控视频中可见，此时刘少松用手伸入车内，而后张某2即上前理论并叫张某1出来。对于刘少松是否用手击打张某1头部，双方各执一词。张某1陈述其因与小朋友争抢方向盘被小朋友的爸爸打了一下头部，张某2也陈述其目睹刘少松用手打张某1头部一下，结合张某1走出游戏车时手摸头部以及双方争执过程时，刘少松仍然用手推搡张某1头部，对于公安虎丘分局认定刘少松构成殴打张某1的结论，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刘少松对此前后陈述不一致，先陈述用手推张某1头部，后又否认手接触到张某1，而其妻子周阳亦陈述刘少松用手推第三人头部，故原审法院对刘少松的陈述不予采信。
关于行政处罚的幅度问题。《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殴打不满十四周岁的人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本案张某1案发时尚不足4周岁，公安虎丘分局根据具体案情，对刘少松处以行政拘留十三日，并处五百元罚款，在上述法定的处罚幅度之内，并无不妥。
关于行政处罚程序的合法性问题。一、办案人员是否属于回避的情形。《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一条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公安办案程序规定》）第十四条均规定办案民警有以下三种情形的应当回避：（一）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近亲属的；（二）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三）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的，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本案接处警民警系公安虎丘分局下属狮山派出所民警，而张某1的母亲陆蓉蓉系公安虎丘分局网监部门工作人员，分属公安虎丘分局不同部门，工作地点亦不同，故本案狮山派出所办案人员不属上述规定应当回避的情形，本案不适用回避。二、关于刘少松称在办案过程中存在变相羁押，侵犯其人权及人格尊严的情况。根据《公安办案程序规定》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对被传唤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及时询问查证，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案情复杂，违法行为依法可能适用行政拘留处罚的，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不得以连续传唤的形式变相拘禁违法嫌疑人”。本案因刘少松可能适用行政拘留，2016年6月4日对刘少松的传唤经呈请延长传唤至二十四小时，而后于同年6月7日、6月8日、6月15日对刘少松的传唤后询问查证的时间均在八小时内，未违反上述关于询问查证的时间规定，故原审法院对刘少松认为公安虎丘分局对其的询问查证属于变相羁押的意见亦不予采纳。
关于苏州市公安局行政复议程序的合法性问题，苏州市公安局受理刘少松的行政复议申请后，通知公安虎丘分局进行答复，并通知具有利害关系的张某1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经听证程序并依法延期后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
综上，公安虎丘分局作出的虎公（狮）行罚决字(2016)933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苏州市公安局作出的苏公复决字(2016)23号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刘少松要求撤销被诉行政行为及行政复议决定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遂判决驳回刘少松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刘少松负担。
上诉人刘少松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明显故意偏袒被上诉人。（一）公安虎丘分局提供的证据明显虚假，一审法院对此视而不见，仍予认定。证据５“呈请行政处罚报告书”，实际落款时间是2016年6月13日，而6月15日被上诉人还在对上诉人进行调查过程中，被上诉人故意将报告书有落款时间的第二页不予提供，其目的是为了掩盖其违反“先调查，后裁决”原则，违法办案、程序违法的行为。证据15“传唤拘留通知情况表”上所显示2016年6月8日9时记录的通知家属时间与当日询问笔录中实际记载13时15分才开始询问的时间明显不一致，证明该证据造假；证据9不存在告知陈述和申辩权利的内容；证据10对上诉人的询问笔录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九条的规定，采用威胁、引诱的办法，以达到让上诉人承认殴打的事实；证据19的辨认笔录和照片，更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因为张某1无民事行为能力，张某2与张某1有利害关系，证明力低下；监护人陆蓉蓉，一是事发时不在现场，二是与办案人员是同事和上下级关系；证据11张某1的询问笔录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张某1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回答内容、言辞明显看出是出自大人之口，其监护人陆蓉蓉和办案人员是上下级关系，办案人员做调查时不会不询问监护人身份，而且张某1的表述明显与监控视频画面不相符；证据12张某2的询问笔录与事实不符，其称所坐的位置距玩具车2米，而实际距离4米多。（二）本案争议焦点是上诉人是否用拳头对张某1实施了殴打行为。被上诉人据以作出的处罚决定是以勘验笔录结论、张某1陈述为证据，但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上诉人对张某1实施了殴打行为。1、上诉人在询问笔录中虽然在受到折磨、威逼、诱导的情况下陈述不一致，但一直否认用拳头殴打了张某1；2、根据张某26月7日的询问笔录以及行政复议意见、被上诉人公安虎丘分局答复书中的辩称意见和上诉人6月15日的询问笔录等，可以说明张某1及其监护人张某2的笔录是虚假的，陈述的不是事实，上诉人最多就是和张某1接触到而已；3、被上诉人的勘验笔录及照片认定上诉人实施了殴打行为违背常理，如认定上诉人实施了殴打行为，应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条的规定，委托专门鉴定机构对上诉人出拳速度重力及可能给被害人造成的后果作出鉴定结论。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实施殴打行为的依据就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张某1及其监护人的一家之言，不能令人信服，特别是对于明显虚假的证据予以认定是在故意办错案。（三）一审判决仅仅认定了被上诉人询问查证的时间未超过八小时，回避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三条规定的公安机关传唤后应当及时传唤查证的规定，是在避重就轻替被上诉人开脱。从询问笔录记载时间看出，到案经过时间是6月3日19时许上诉人被传唤至派出所，但询问笔录显示是6月4日2时到达，刻意隐瞒了六个小时，而直到10时10分才开始做笔录，10时45分结束后继续留置关押，17时才离开，在一夜未眠的精神折磨下，加之被上诉人询问的诱导，所以才有了上诉人不同的陈述。其他几次询问笔录记载的到达离开时间、询问时间都充分说明了被上诉人的行为就是故意留置。另外，《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明确规定了“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应当回避。事发当晚，张某1的监护人陆蓉蓉就到了派出所，办案民警应当调查其身份信息，而且其作为上级分局网络大队的干警，不可能不认识，肯定会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一审判决显然故意忽略了这一违反程序规定而应撤销决定的事实，还认为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二、一审办案程序违法。宣判是庭审过程中的其中一个环节，但是开庭宣判时只是给上诉人送达了开庭传票，而未给代理人送达出庭通知书；本案的立案时间为2016年11月14日，作出判决是2017年5月17日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一条的规定，为了达到未超过审限的目的，在判决书中，立案时间改为2016年11月17日。综上，本案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是被上诉人为了替其干警出气刻意对上诉人合法权益侵害，其行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一条、八十二条、八十三条、九十四条、九十五条的规定，一审法院无视案件事实，对被上诉人事实认定错误及违反程序办案违法办案的行为视而不见，所作出的判决必定是错误的、不合法的，缺乏判决的公正性。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一审判决；2、撤销虎公（狮）行罚决字[2016]93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苏公复决字（2016）23号行政复议决定；3、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公安虎丘分局辩称，被上诉人作出的虎公（狮）行罚决字[2016]93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认定清楚，证据充分。法律正确，量罚得当，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苏州市公安局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在行政复议时提出其没有故意殴打张某1行为，并认为没有司法鉴定机构对伤情进行鉴定。经查，视频资料、在场监护人张某1、张某2言辞证据资料等可以证实。有关事件起因，公安虎丘分局已在处罚幅度中予以考量。故该局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以殴打十四岁以下儿童对刘少松予以行政拘留十三日的处罚并无不当。被上诉人作出维持的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内容适当。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张某1述称，张某1的监护人张某2作为事件亲历者，所描述的事实是客观事实；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一条规定的回避情形，本案中负责处理事件的出警人员并非应回避人员；公安机关所作处罚幅度在法定幅度范围内的，处罚完全符合法理和情理。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请。
原审原告刘少松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1、虎公（狮）行罚决字(2016)93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不暂缓执行行政拘留决定书；3、暂缓执行行政拘留决定书；4、收取保证金通知书；5、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6、苏公复决字(2016)2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原审被告公安虎丘分局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有：1、受理登记表；2、调查报告；3、虎公（狮）行罚决字(2016)93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4、不暂缓执行行政拘留决定书；5、报告书3份；6、到案经过；7、勘验笔录、照片（共17张）；8、传唤证3份；9、行政处罚告知笔录；10、对刘少松的询问笔录（2016年6月4日、2016年6月7日、6月8日、6月15日）；11、对张某1的询问笔录（2016年6月4日、6月11日）；12、对张某2的询问笔录（2016年6月4日、6月7日、6月11日）；13、对周阳的询问笔录（2016年6月4日）；14、对刘海琴的询问笔录（2016年6月7日）；15、传唤/拘留通知情况表3份；16、刘少松个人信息查询表；17、张某1病历复印件；18、调取证据通知书及监控录像；19、张某1、张某2的辨认笔录及照片；20、执行回执；21、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22、警情受理告知单存根；23、视听资料制作说明书；24、调解协议书；25、暂缓执行拘留决定书申请；26、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回执；27、对祁荣昌询问笔录（2016年11月30日）；28、刘伯臣电话访问笔录及录音光盘；29、刘少松接受询问传唤时进入办案区检查填写的表格（四份）。
原审被告公安虎丘分局提供的法律法规依据有：《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办案程序规定》、《公安机关执法办案场所办案区使用管理规定》。
原审被告苏州市公安局向原审法院提供如下证据及依据：1、苏公复决字(2016)2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行政复议申请材料；3、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4、行政复议提交答复通知书;5、行政复议答复书；6、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7、第三人提交的意见书；8、行政复议听证通知书；9、行政复议听证笔录；10、行政复议期限延长通知书；11、行政复议案件审批表；12、送达回执。
原审第三人张某1未向原审法院提供证据。
刘少松提出上诉后，原审法院将上述证据均随案移送本院。
二审中，刘少松对公安虎丘分局提供的证据５呈请行政处罚报告书、证据15传唤拘留通知情况表、证据9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据10对刘少松的询问笔录、证据12对张某2的询问笔录有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证据系公安虎丘分局在本案调查处理过程中形成，符合合法性、真实性要件，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应予以认定。刘少松对公安虎丘分局提供的证据19张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证据11对张某1的询问笔录有异议，认为张某1系未成年人，上述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本院认为，张某1虽系未成年人，但刘少松是否殴打其头部的待证事实相对简单，张某1作为案件的亲历者，其陈述及辨认与其年龄、智力状况相适应，能够正确表达意思，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定。
二审庭审后，上诉人刘少松代理人向本院寄来“调取证据申请”称，为查实治安行政处罚作出的具体时间，要求调取狮山派出所办案人员到被上诉人公安虎丘分局分管局长签字时，到达分局大厅、办公室的视频监控资料。本院经审查认为，首先，上述“调取证据申请”落款“申请人”处，既没有上诉人刘少松的签名，也没有代理人的签名，其形式要件不符合法律规定；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调取证据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调取证据申请书。据此，上述由上诉人刘少松委托代理人向本院寄来的“调取证据申请”因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故本院不予准许。
本院经审查认定，原审法院对证据认证正确，本院认定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关于“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的规定，被上诉人公安虎丘分局具有对本辖区内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作出治安行政处罚的法定职责。
本案争议焦点为：一、上诉人是否具有殴打原审第三人张某1行为的事实。二、被上诉人公安虎丘分局办案程序是否违法。
关于争议焦点一，上诉人是否具有殴打原审第三人张某1行为的事实。本案起因系两小朋友争抢游戏车内方向盘，在争抢过程中张某1对刘少松之子造成推挤，刘少松遂上前处置，期间刘少松有伸手进入游戏车内对张某1头部碰击行为。对于该行为是否系刘少松用手殴打张某1头部，双方各执一词。本院认为，当孩子之间发生争执之时，家长应当采用豁达的心态看待孩子之间的冲突，理智引导孩子在争执过程中学会一些交往技巧，比如宽容别人、谦让同伴、坚持自我、勇敢面对责任等，让孩子运用智慧中来解决问题。本案中，刘少松系成年人，张某1则在案发时尚未满4周岁，且其父张某2就在案发现场附近，刘少松在处置两小朋友之间的争执时，未进行沟通、引导，而是直接对张某1头部作出肢体碰击行为，殊为不当。上诉人刘少松认为，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其对张某1实施了殴打行为。本院认为，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中对涉诉行政行为的证明责任无需达到刑事审判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虽然本案被上诉人提供的监控录像不能显现或证实刘少松用手伸入车内的后续动作，但是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出：刘少松快速出拳进入案发游戏车内并快速回收，拳头回收后即甩手；张某1抱住右侧额头从游戏车内出来；张某1父亲张某2上前与刘少松交涉，双方争执过程中刘少松又用手推搡张某1头部；再结合张某1、张某2在调查笔录中均陈述，刘少松用拳头殴打张某1右部额头，并对案发现场进行准确辨认。因此，被上诉人公安虎丘分局提供的视听资料、当事人陈述和申辩、证人证言等证据，已形成完整、闭合的证据链，构成明显的优势证据，可以证实刘少松对张某1实施殴打的违法事实。刘少松对于是否殴打张某1，予以否认，但是其对与张某1头部接触过程先后陈述不一致，本院不予采信。综上，被上诉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殴打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的规定，对刘少松处以行政拘留十三日的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处罚幅度未明显失当。
关于争议焦点二，被上诉人公安虎丘分局办案程序是否违法。1、接处警的狮山派出所民警对本案的处理是否应当回避的问题。《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一条及《程序规定》第十四条均规定办案民警有以下三种情形的应当回避：（一）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近亲属的；（二）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三）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的，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上诉人认为，张某1的母亲陆蓉蓉是公安虎丘分局网监部门工作人员，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狮山派出所办案民警应当回避。被上诉人辩称，张某1的母亲陆蓉蓉与狮山派出所办案民警分属虎丘分局不同单位、不同工作地点，与办案民警并无利害关系。我局共计六百多名公安干警，三千多名警务辅助人员，每天都有涉及其亲属的治安纠纷或案件，六百多名公安干警遍布于全区公安机关各单位和部门，如若都需要指定管辖，工作量巨大，不符合实际需求。另外，即使指定管辖至外县区公安机关管辖，因不同地域，跨区县调查取证，办案也极不方便，不符合及时处理公安治安案件办理实情。再者，如类似情形指定管辖，将导致有关市局直属单位民警亲属的相关治安案件事务都需要指定到外地市的情形，不符合事理要求。本院认为，本案接处警民警系与张某1的母亲陆蓉蓉分属公安虎丘分局不同部门，工作地点亦不同，并权衡公安虎丘分局案件处理中的实际情况，本案狮山派出所办案人员不属上述规定应当回避的情形，本案不适用回避。2、被上诉人提交的“呈请行政处罚报告书”证据合法性问题。上诉人认为，“呈请行政处罚报告书”实际落款时间是2016年6月13日，而被上诉人故意将报告书有落款时间的第二页不予提供，其目的是为了掩盖其违反“先调查，后裁决”原则，违法办案，程序违法的行为。被上诉人辩称“呈请行政处罚报告书”落款时间是2016年6月13日，但呈请是办案人员呈请领导审批的内部程序，如果案情复杂，还要继续会商；本案经集体会商后认为有些事实需要进一步核实，故在6月15日又对刘少松进行询问，最终领导批准的时间为6月15日。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对“呈请行政处罚报告书”时间为2016年6月13日，而在6月15日又对刘少松进行询问的原因作出了合理解释，本院予以采信。另，根据《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据以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和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本案被上诉人未能完整提供“呈请行政处罚报告书”的第二页做法欠妥，虽不影响本案的实际处理结果，但本院在此予以指正，并建议被上诉人认真对待行政诉讼准备工作，依法按期举证，提高应诉工作质量。3、关于“传唤拘留通知情况表”记录时间与当日询问笔录中实际记载时间不一致问题。上诉人认为，上诉人6月8日9时24分到达派出所，下午13时才做笔录，13时55分做完笔录，直到了下午5时才放行，而通知家属时间却是上午9时。被上诉人认为，6月8日的传唤应该是以传唤证上所记载的时间为准，是上午9时24分，由于需要做一些相应的准备工作，导致询问时间为13时15分，传唤时间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认为，《公安办案程序规定》第五十五条规定：“对被传唤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及时询问查证，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案情复杂，违法行为依法可能适用行政拘留处罚的，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不得以连续传唤的形式变相拘禁违法嫌疑人”。经核查，狮山派出所作出的虎公（狮）行传字﹝2016﹞42号传唤证上载明，刘少松于2016年6月8日9时24分到达狮山派出所接受询问，于当日17时离开，且均有刘少松签名确认，因此，传唤调查询问时间未超过8小时，不违法上述法规规定。但是被上诉人提交的6月8日询问笔录虽载明对刘少松的询问时间为2016年6月8日13时15分至2016年6月8日13时55分，但是该份笔录上传唤刘少松“到案时间”及“离开时间”均为空白，亦无刘少松签字确认。鉴于该询问笔录上的不规范对案件定性并无实质影响，不影响上诉人的实际权益，故不宜以此撤销该行政行为或确认违法。建议被上诉人在工作中加强对执法人员培训，进一步规范调查询问笔录记载事项，提高办案质量。3、关于是否给予刘少松陈述和申辩权利的问题。本院认为，上诉人在二审过程中对公安虎丘分局在作出行政处罚前告知其陈述、申辩权利的事实，没有异议；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底部亦注明：被告知人以其没有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为由拒绝签字，并有两名执法人员签章且注明日期，故本院对上诉人该上诉理由不予支持。4、关于询问笔录记载到案经过时间是6月3日19时许，但询问笔录显示是6月4日2时到达，10时10分才开始做笔录，10时45分结束后继续留置关押，17时才离开，是否存在以传代拘的问题。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提交的“到案经过”记载刘少松到案时间是6月3日19时许，但询问笔录显示是6月4日2时到达，10时10分才开始做笔录，10点45结束后继续留置关押，17时才离开，存在“以传代拘”违反规定的问题。被上诉人辩称，因为双方是民事纠纷，民警本着以人为本的态度先行进行了调解，6月3日19时许至6月4日2时间6个小时是在进行调解工作。到6月4日的上午10时10分才开始对刘少松进行询问是因为在调解未果的情况下，公安机关要保证刘少松合理的休息时间。本院认为，《公安办案程序规定》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对被传唤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及时询问查证，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案情复杂，违法行为依法可能适用行政拘留处罚的，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不得以连续传唤的形式变相拘禁违法嫌疑人”。本案中，“到案经过”载明2016年6月3日19时许，张某2报警称其儿子张某1头部被打，狮山派出所民警将涉嫌殴打他人的刘少松口头传唤至狮山派出所。2016年6月4日的询问笔录则载明刘少松到案时间为6月4日2时，6月4日17时离开，并由刘少松签字确认。因刘少松可能适用行政拘留，2016年6月4日对刘少松的传唤经呈请延长传唤至二十四小时。因此，经核查，狮山派出所对刘少松的传唤未超过二十四小时，不违反上述法规规定。对于上诉人提出的到案时间、询问时间等不一致、间隔过长问题，被上诉人作出相对合理的解释，本院予以采信。但是建议被上诉人在今后的传唤调查过程中，注意当事人到案后询问查证的及时性，及时、妥善处理矛盾纠纷，进一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另，上诉人主张，一审开庭宣判时只给上诉人送达开庭传票，未给诉讼代理人送达出庭通知书，构成程序违法，缺少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于2016年11月17日受理本案，于2017年5月17日作出判决，未超出法定六个月的审理，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审理超期的上诉理由，缺少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被上诉人公安虎丘分局作出的虎公（狮）行罚决字(2016)933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上虽然存在某份证据材料完整性和询问笔录上相关事项记载的不严谨规范，但均不足以构成程序违法。苏州市公安局作出的苏公复决字(2016)23号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复议结果正确。上诉人刘少松提出上诉，没有新的事实、证据，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刘少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蕾
审判员 周剑鸣
审判员 孙 莹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严立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