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吉08民再1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夏某，现住通榆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德立，住址同上。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孙某1，现住通榆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绳海深，开通镇社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孙某2，住址同上。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赵某1，住址同上。
二被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一霖，开通镇社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夏某与孙某1、孙某2、赵某1婚约财产纠纷一案，夏某、孙某1不服本院2017年2月28日作出（2017）吉08民终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7年12月7日作出（2017）吉08民申106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夏某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德立，孙某1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绳海深，赵某1及孙某2、赵某1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一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夏某申请再审称，请求法院撤销二审判决第二项，案件受理费由对方承担。理由为，一二审法院对于彩礼交到孙某1父母手中这一事实均予以认定，孙某1的父母没有证据证明何时将钱交到孙某1手中，而且在我和孙某1婚姻存续期间所有的开销均由我负担，那么彩礼的返还主体应当是孙某1及父母，因此二审法院判决的第二项，存在彩礼给付主体错误的问题；在本案中，二审法院不应当适用《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因为孙某1的父母取得彩礼款的行为构成了不当得利，应当适用《民法》关于不当得利的返还规定，因此本案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依法应当提起再审程序。
孙某1申请再审称，原审法院认定夏某给付彩礼款致使家庭困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夏某有房有地有车，与孙某1离婚时还有100多只羊，夏某家不是困难户、低保户；居民生活是否困难应以民政部门出具相关证明为准。二审法院以同样的理由对案件事实予以认定，并增加了返还数额也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虽然我接收了18万元现金，但给付该款时婚约双方约定结婚用品、饰品及相关日用开销均从此款中支出，且夏某将此款中五万元出借给第三人，故没有剩余资金，我不应返还彩礼款13万元。
孙某2、赵某1辩称：彩礼款是男方给女方的，不是给女方父母，孙某2、赵某1从未支配彩礼款，故二人不是彩礼款返还主体。
夏某一审诉讼请求为：要求孙某1、孙某2、赵某1返还彩礼款18万元。事实与理由：2014年11月2日夏某和孙某1订婚，2015年1月29日在通榆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结婚前分三次给付孙某1、孙某2、赵某1彩礼款18万元。由于双方性格不合，常因家庭琐事发生口角，致使夫妻感情破裂，于2015年10月12日在通榆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协议离婚。由于婚前给付孙某1、孙某2、赵某1彩礼款18万元，致使夏某家庭外债很多，生活非常困难，故诉至法院要求孙某1、孙某2、赵某1返还彩礼款18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夏某与代理人夏德利是父子关系。孙某2、赵某1是夫妻关系，与孙某1是父母子女关系。2014年11月2日夏某和孙某1订婚，2015年1月29日在通榆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结婚前分三次给付孙某1、孙某2、赵某1彩礼款18万元。由于夏某和孙某1性格不合，常因家庭琐事发生口角、打架，致使夫妻感情破裂，于2015年10月12日在通榆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中未涉及彩礼款。
一审法院认为：孙某1、孙某2、赵某1应当适当返还夏某彩礼款。夏某与孙某1结婚时间较短，且原告夏某提供的证据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能够证实夏某给付彩礼款致使家庭外债较多，生活非常困难，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的规定，夏某要求返还彩礼18万元的请求过高，应当适当返还。
孙某2、赵某1提出18万元彩礼给付了孙某1，自己不应承担返还责任，但夏某提供的证人王某证实第一次给付彩礼款5万元，是经自己给付赵某1的，第二次证人赵某22给付彩礼款10万元又系放在孙某2、赵某1家中，并且上述事实孙某2、赵某1均予认可，故可以认定该彩礼款系孙某2、赵某1占有、使用。孙某1提出给付的彩礼款，已经全部花销完了，诉讼中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其抗辩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一审判决：孙某1、孙某2、赵某1返还夏某彩礼款10万元。案件受理费3900元，由孙某1、孙某2、赵某1负担2300元，夏某负担1600元。
夏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依法改判孙某1、孙某2、赵某1返还彩礼款13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证人证言已经证明夏某分三次给付孙某1、孙某2、赵某1彩礼款18万元，而且证人明确说明彩礼款交给女方父母孙某2和赵某1手中，原审法院判决孙某1、孙某2、赵某1共同返还是正确的。但是，对支出数额认定过高，孙某1谎称欠款支出，却出示不了证据。假设对方有开销，但实际婚姻关系存续9个月，同居4个月，孙某1用于生活开销5万元，已经超出实际生活水平。所以，一审判决返还10万元，数额太低，请求二审法院按照最初一审法院的判决，判决孙某1、孙某2、赵某1返还彩礼款13万元。
孙某1、孙某2、赵某1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为：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夏某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概括为：1、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彩礼款是指男方给付女方的彩礼，不是男方给付女方父母的。给付彩礼时，孙某1尚与父母共同生活，所以第一次彩礼款交付到赵某1手中和第二次彩礼款在孙某2和赵某1家中给付孙某1并无不当。自孙某1与夏某2015年1月29日登记结婚之日起，孙某1就与夏某共同生活，不再与父母共同生活，孙某1经济独立。而且孙某1与被上诉人从确立婚约关系，到登记结婚的三个月中，孙某2、赵某1从未支配和使用过孙某1的彩礼款。一审判决孙某2、赵某1共同返还彩礼款，既无事实依据，又无法律依据；2、夏某不是困难户、低保户，有房、有地、有车，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婚前给付并导致生活困难的。因此，原审适用法律错误。
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一致。
二审法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的规定，当事人是指离婚的双方当事人，因此，承担返还彩礼义务的是孙某1，而不能是孙某1的父母。一审判决孙某2、赵某1返还彩礼款，适用法律错误。对于返还彩礼的数额，由于婚前给付18万元彩礼款，与当地生活水平相比数额较大，且双方婚后共同生活不足十个月，婚前给付彩礼导致男方负债、生活困难，综合考虑结婚和婚后生活支出，以及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一审判决返还10万元偏低，夏某请求增加返还彩礼款数额的上诉理由，应予支持。
二审判决如下：撤销通榆县人民法院（2016）0822民初1370号民事判决。孙某1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夏某彩礼款13万元。驳回夏某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900元，孙某1负担2900元，夏某负担1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孙某1、夏某各自负担3900元。
再审期间各方均未提供新的证据，再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焦点为：彩礼款应否返还，返还主体及返还数额如何确定？
本院再审后认为，一、关于彩礼款应否返还问题，夏某与孙某1结婚前，夏某家分三次给付孙某1家彩礼款共计18万元，对给付彩礼款数额各方无异议，应予确认。后夏某与孙某1虽然缔结婚姻关系，但结婚时间较短，给付对方彩礼数额较大，夏某亦提供证据能够证实因给付彩礼款致使家庭外债较多，导致家庭生活困难，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规定，彩礼款应酌情返还。
二、关于彩礼款返还主体问题，按照农村风俗习惯，给付彩礼款现象比较常见，但是接受的主体不应仅限于缔结婚姻关系的男女本人，虽然彩礼的给付是建立在男女双方交往或结婚的前提之下，彩礼的给付、接受往往不是交往中的男女而是他们的父母等近亲属，本案中夏某提供婚姻介绍人王某证言证实第一次给付彩礼款5万元，是自己给付赵某1的，证人赵某22证实第二次给付彩礼款10万元又系放在孙某2、赵某1家中，上述事实孙某2、赵某1均予以认可，可以认定该彩礼款接受的主体应为孙某1及其父母孙某2赵某1，孙某2、赵某1作为彩礼款返还主体适格，应与孙某1承担共同返还义务。
三、关于返还彩礼数额认定问题，考虑夏某、孙某1及其父母的客观经济条件及夏某、孙某1婚后共同生活时间较短的事实，结合彩礼款在给付后，双方陈述的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形式的消费，一审法院判令返还彩礼款10万元适宜。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令孙某1、孙某2、赵某1共同返还彩礼款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二审法院判令彩礼款返还主体仅限孙某1一人应予纠正。夏某的部分再审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吉08民终45号民事判决。
二、维持吉林省通榆县人民法院（2016）吉0822民初1370号民事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6800元，赵某1、孙某2、孙某1负担3900元，夏某负担29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红
审 判 员 陈兆杭
代理审判员 李金玉
二〇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刘晶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