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吉民申字第182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北京亚洲蕉叶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
法定代表人：郑作风，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贾永珍，北京市汉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柳翰霖，男，汉族，1985年11月19日出生，住吉林省敦化市。
委托代理人：何永存，吉林敦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杨海，男，汉族，1957年9月12日出生，住重庆市渝北区。
再审申请人北京亚洲蕉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蕉叶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柳翰霖及一审被告杨海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4）延中民一终字第5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北京蕉叶公司申请再审称：（一）柳翰霖与亚洲蕉叶饮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洲蕉叶集团）存在加盟合同，二者系加盟关系。1.2009年，敦化市公安局在杨海诈骗案中曾调取并收到《亚洲蕉叶集团特许经营合同书》（以下简称《特许经营合同》），并将其作为杨海诈骗案的证据，由此可见该《特许经营合同》客观存在；2.柳翰霖虽表示《特许经营合同》是虚假的，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3.杨海在其诈骗案的庭审中明确表示柳翰霖一方有《特许经营合同》的原件，自审查起诉至开庭庭审，杨海多次要求对该合同中柳翰霖的签名进行鉴定，但均未鉴定；4.《特许经营合同》是本案关键证据，且该合同对加盟费有如下约定：……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乙方（柳翰霖）不得要求返还加盟费。（二）涉案款项50万元系柳翰霖交纳的加盟费。1.根据敦化市人民法院（2010）敦刑初字第354号刑事判决，杨海表示涉案款项50万元是基于加盟事项产生的加盟费用；亚洲蕉叶集团的账目中存在该款项，且亚洲蕉叶集团仍然认为该款项系加盟款。最终敦化市人民法院在该刑事判决中，因此款项系加盟款项而未认定为诈骗款；2.杨海在本案一审庭审及二审书面答辩中均明确表示涉案款项系加盟费；3.敦化市森林物资经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敦化物资公司）在以原告、第三人身份起诉或参加诉讼后，于2013年11月4日出具《证明》一份，证明涉案款项50万元系柳翰霖加盟亚洲蕉叶集团的加盟费。如果此《证明》系真实的，则该证据毫无疑问证明了涉案款项的性质确系加盟费。（三）北京蕉叶公司收取涉案款项50万元系代收加盟费，并非不当得利。1.根据亚洲蕉叶集团作出的《亚洲蕉叶饮食集团高级职员聘用合同》（以下简称《高级职员聘用合同》）、人事任免决定，杨海当时的职权可以办理连锁加盟店，并有权对人事、公司财务做出决定。故涉案款项如确系柳翰霖所有，因其系根据杨海的指令将涉案款项汇入北京蕉叶公司的账户，而杨海的指令行为并未超出其职权范围，故北京蕉叶公司代收涉案款项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并非不当得利；2.根据亚洲蕉叶集团出具的《情况说明》可知，北京蕉叶公司收取涉案款项系代收加盟费的行为。（四）退一步讲，根据上述（二）、（三）中的证据，即使亚洲蕉叶集团与柳翰霖未签订《特许经营合同》，亦可知涉案款项系加盟费，北京蕉叶公司收取涉案款项仍系代收加盟费，并非不当得利。（五）关于本案证据问题。2015年3月30日二审庭审中，柳翰霖一方向法院明确表示，亚洲蕉叶集团与柳翰霖曾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书；同时根据（2010）敦刑初字第354号刑事判决，双方当时还应签订有特许加盟意向协议书。这两份证据与加盟事项直接相关，与本案直接相关，为查明本案事实，理清法律关系，柳翰霖应向法院提交，法院亦应要求其提供。但在原一、二审中，柳翰霖均未提交上述两份证据。（六）关于本案当事人，涉案款项50万元系自敦化物资公司账户汇出，亚洲蕉叶集团与柳翰霖系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书、《特许经营合同》等协议的双方当事人，故敦化物资公司、亚洲蕉叶集团系本案重要当事人。本案裁决与上述两公司直接相关，其应参加诉讼，以查明事实，但在原一、二审中，两公司始终未参加诉讼。（七）关于本案管辖，原审法院均认为杨海未实际占用涉案款项，其不是不当得利人，即杨海并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既然如此，本案依法应由北京蕉叶公司住所地法院，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管辖。综上，请求依法将本案提起再审，撤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4）延中民一终字第559号民事判决，予以改判。
本院认为：（一）关于北京蕉叶公司取得柳翰霖50万元款项是否具有合法根据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中，柳翰霖系以杨海和北京蕉叶公司取得50万元构成不当得利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北京蕉叶公司现对其收到柳翰霖50万元款项这一事实没有异议，但主张该笔款项系柳翰霖支付给亚洲蕉叶集团的加盟费，其收取该笔款项系代收加盟费的行为。对其该项主张，北京蕉叶公司应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1.根据杨海在公安机关对其作出的多次《讯问笔录》中的陈述可知，落款人为亚洲蕉叶集团和柳翰霖的《特许经营合同》是杨海做的假合同，落款处的柳翰霖签名是杨海冒充柳翰霖签的字。且北京蕉叶公司一直未能提供该份证据的原件。虽然其提供了敦化市公安局出具的《调取证据通知书》，但该通知书仅能证明敦化市公安局收到过《特许经营合同》的原件，但不能由此推断出该合同上柳翰霖的签字是真实的这一结论，北京蕉叶公司仍应提供该合同的原件以核实其上柳翰霖签字的真伪。同时，北京蕉叶公司在一审庭审时陈述称《特许经营合同》的原件在“公司”，无论其所述的“公司”是北京蕉叶公司还是亚洲蕉叶集团，其均有能力收集到该份证据并提交给法院，该证据并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但北京蕉叶公司却一直未提供该份证据的原件，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北京蕉叶公司以亚洲蕉叶集团与柳翰霖签订有《特许经营合同》为由主张双方之间存在加盟关系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2.北京蕉叶公司在本次再审审查期间提供了亚洲蕉叶集团出具的两份《情况说明》和一份《说明》，用以证明50万元系柳翰霖加盟亚洲蕉叶集团的加盟费，北京蕉叶公司收取该笔款项系代收行为。但因亚洲蕉叶集团在原审审理过程中一直未出庭作证，亦未参加本院组织的听证，故对其证人证言不应予以采信。且亚洲蕉叶集团的单方意见不能作为认定50万元款项法律性质及其与柳翰霖之间是否存在加盟关系的依据。此外，杨海系本案当事人，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且其在本案中的陈述与其在公安机关对其作出的多次《讯问笔录》中的陈述不符，故其在本案中发表的意见亦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至于敦化物资公司出具的《证明》，仅能证明本案所涉50万元系柳翰霖通过其账户汇给北京蕉叶公司这一事实，无法证明该50万元的法律性质。综上，亚洲蕉叶集团的证人证言、杨海在本案中的陈述及敦化物资公司出具的《证明》均无法证明本案所涉50万元系加盟费，判断该50万元的法律性质仍应以亚洲蕉叶集团与柳翰霖之间是否成立加盟关系为依据。如前所述，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亚洲蕉叶集团与柳翰霖之间存在加盟关系，故对北京蕉叶公司关于50万元系加盟费的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3.虽然北京蕉叶公司是亚洲蕉叶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但二者并非同一公司，在法律上各自为独立的主体。因此，即便亚洲蕉叶集团与柳翰霖之间存在加盟关系，北京蕉叶公司仍应提供证据证明亚洲蕉叶集团授权其收取本案所涉50万元。如前所述，亚洲蕉叶集团的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北京蕉叶公司有权代收本案所涉50万元。且北京蕉叶公司提供的《高级职员聘用合同》亦无法证明其收取50万元的行为具有合法依据。因为杨海要求柳翰霖将50万元汇到北京蕉叶公司账户内的行为，并非是杨海履行职务的行为，而系其为达到非法占有该笔款项的目的而实施的个人行为，故而北京蕉叶公司收取该50万元亦非是接受来自亚洲蕉叶集团的指示。因此，北京蕉叶公司关于亚洲蕉叶集团已依法授权其代收本案所涉50万元款项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认定北京蕉叶公司收取本案所涉50万元构成不当得利，并判令其返还该笔款项及孳息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均无不当。（二）关于本案证据的问题。此次再审审查期间，北京蕉叶公司提交了一份《申请书》，请求法院调取亚洲蕉叶集团与柳翰霖签订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书、特许加盟意向协议书和《特许经营合同》。但因北京蕉叶公司在原审审理过程中未提交该《申请书》，在再审审查期间请求法院调取证据不符合法律程序。故对其该项请求，本院不予准许。（三）关于本案当事人的问题。如前所述，本案柳翰霖系以杨海和北京蕉叶公司为被告提起不当得利之诉，且北京蕉叶公司亦认可其已收到了柳翰霖50万元款项这一事实，故亚洲蕉叶集团和敦化物资公司并非本案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原审法院对北京蕉叶公司要求追加亚洲蕉叶集团为本案当事人的主张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北京蕉叶公司在本次再审审查期间提交《追加当事人申请书》，再次要求追加亚洲蕉叶集团和敦化物资公司为本案当事人不符合法律程序。故对其该项请求，本院亦不予准许。（四）关于本案的管辖问题。对于北京蕉叶公司提出的管辖异议，原审法院已作出终审裁定，确认北京蕉叶公司的管辖异议不成立。且该问题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的情形，故北京蕉叶公司以此为由申请再审，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北京蕉叶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北京亚洲蕉叶科技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常文敏
代理审判员 宋姜美
代理审判员 刘陆璐
二〇一六年二月四日
书 记 员 姜剑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