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6民终183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曾建明，男，1953年4月20日出生，武汉铁路局襄阳供电段退休职工，住襄阳市樊城区幸福小区12栋2单元3楼左室。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耀春，襄阳市樊城区中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洪大龙，男，1963年6月1日出生，武汉铁路烟草专卖局襄阳管理处干部，住襄阳市樊城区铁路大院48栋。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春献，湖北三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曾建明因与被上诉人洪大龙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鄂0606民初18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25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曾建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贾耀春，被上诉人洪大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春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曾建明上诉请求：撤销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鄂0606民初1847号民事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洪大龙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判决对案件的基本事实未作认定。本案的案由是“委托合同纠纷”，原审争议的主要问题是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原审判决对此未予评判；2、原审判决采信证据错误。2004年4月，曾建明为追索30000元款项将襄樊铁路金利集团经贸公司（下称金利经贸公司）诉至法院，该案经过一审、二审、发回重审后，樊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04）樊民三初字第429号民事判决，驳回了曾建明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生效）。本案原审判决仅引用上述民事判决书部分内容，就简单推导出“虽然金利经贸公司在向曾建明退款时仅退款70000元，但金利经贸公司并非系因曾建明与交款人姓名不一致而拒付，而是以该款被案外人吴大哲领走拒付”。事实并非如此，（2004）樊民三初字第429号案件在审理时，法院追加了吴大哲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如果是吴大哲将30000元领走，为何最终未判决吴大哲承担责任。该案中，金利经贸公司答辩称，曾建明所说的100000元并不是其所交，而是襄樊铁路分局供电段所交，金利经贸公司账面反映是吴大哲、曾建明和洪大龙合伙出资款，其中30000元系吴大哲领走，曾建明领取70000元。吴大哲答辩称，其与曾建明、洪大龙、ＸＸ明合伙作生意，为了车皮让ＸＸ明去金利经贸公司拿30000元，该款不是吴大哲个人的，2002年2月23日，吴大哲、洪大龙和曾建明一起结算，吴大哲将其欠曾建明和洪大龙的钱还给他们，双方的账已结清。最终法院以曾建明没有向法院提交金利经贸公司收受其100000元或欠其30000元款项的证据驳回其诉讼请求，而未能提交该证据的责任在洪大龙。二、原审法院程序违法。原审时，曾建明曾依法向原审法院提交了《调取证据申请书》和传唤洪大龙到庭参加诉讼的申请。申请的主要原因是，洪大龙因30000元的事曾被襄铁公安处调查过，当时襄铁公安处制作有询问笔录，该笔录对30000元款项的去向有记载，对本案处理有影响。但是原审法院既未调取证据，又没有说明理由。另外，只有洪大龙本人到庭才能说明100000元款项的交付过程。原审时，原审法院要求洪大龙代理人庭后核实交款过程并书面告知法院，但洪大龙代理人亦未按原审法院要求提交核实材料。
洪大龙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在原审中没有证据证明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委托关系，并且也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委托过错，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曾建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洪大龙返还曾建明30000元，并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02年7月9日起至起诉时止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1年7月10日，洪大龙收到曾建明交付的100000元后，以其本人为交款人通过湖北熙特贸易发展公司的账户将100000元支付给金利经贸公司。同日，金利经贸公司以“预收账款”的名义出具了100000元的收款凭证。2002年7月9日，金利经贸公司通过襄铁金利集团捷利矿业有限公司的账户向曾建明退款70000元。2004年4月19日，曾建明将金利经贸公司诉至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要求该公司退还货款30000元及利息。该案历经一审、二审、发回重审，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在重审时查明：2001年5月，曾建明与吴大哲合伙做生意，并以与金利经贸公司共同经营的形式挂靠在金利经贸公司名下；2001年7月10日，曾建明以预付货款的形式向金利经贸公司的洪大龙交了100000元，洪大龙于当日将该款交给金利经贸公司；2001年7月13日，曾建明与吴大哲因车皮计划需用款，便由金利经贸公司的ＸＸ明将30000元以退还货款的方式交给吴大哲；2001年7月14日，吴大哲出具收条载明：收到返还预收货款30000元；后因曾建明、吴大哲与金利经贸公司未能继续合作，曾建明要求金利经贸公司返还其缴纳的款项；2002年7月9日，金利经贸公司退还曾建明70000元；后曾建明要求金利经贸公司退还其剩余30000元，但金利经贸公司以款已付清为由拒退。2005年3月31日，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04）樊民三初字第429号民事判决：驳回曾建明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2014年6月3日，曾建明向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申请对（2004）樊民三初字第429号案件进行再审，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9日作出（2014）鄂樊城民申字第00014号民事裁定：驳回曾建明的再审申请。曾建明不服向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9日作出（2015）鄂襄阳中民申字第00022号民事裁定：对曾建明的再审申请不予受理。一审法院另查明：2013年12月9日，曾建明以洪大龙诈骗其3万元为由向襄阳铁路公安处刑警支队一大队报案。2013年12月31日，武汉铁路公安局襄阳公安处以洪大龙的行为不属于犯罪行为为由作出不予立案决定。一审法院认为，曾建明欲通过洪大龙向金利经贸公司缴纳100000元以参与金利经贸公司的经营活动，而洪大龙在收取曾建明100000元后即将该款交至金利经贸公司，且经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生效的（2004）樊民三初字第429号民事判决查明，金利经贸公司在收取曾建明的100000元后，同意曾建明以共同经营的形式挂靠在该公司名下进行经营活动，曾建明通过洪大龙向金利经贸公司缴纳100000元的目的已全部实现。虽然金利经贸公司在向曾建明退款时仅退款70000元，但金利经贸公司并非系因曾建明与交款人姓名不一致而拒付，而是以该款已被案外人吴大哲领走为由拒付。综上，不论洪大龙是以何人名义缴款，均未影响曾建明因该100000元在金利经贸公司享有的经营及退款权利，至于金利经贸公司能否足额退款，系曾建明与金利经贸公司之间的争议，而曾建明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洪大龙就金利经贸公司不能全额退款的相关事宜作过约定，故曾建明要求洪大龙支付其3000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曾建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50元，由曾建明负担。
二审中，根据曾建明的申请，本院调取了襄阳铁路公安处对洪大龙所作的询问笔录。洪大龙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与其在本案庭审中陈述基本一致，并无曾建明所称洪大龙承认本案诉争的30000元款项已还给金利经贸公司的相关内容。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关于“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的规定，本案中，洪大龙受曾建明委托将100000元交付给金利经贸公司，由于双方当事人未签订书面委托合同，且双方当事人对曾建明委托的事项又陈述不一致，因此，在双方当事人就委托事项约定不明的情况下，洪大龙只须将曾建明的100000元款项交至金利经贸公司即完成委托事务，至于以何种方式、何人名义交付款项并不影响对洪大龙完成受托事务的认定。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虽然金利经贸公司账薄记载的是“供电段”、“预收账款”，但并未因此拒付曾建明70000元剩余款项，而是以曾建明的合伙人吴大哲将其中30000元领走为由拒付。由此看来，金利经贸公司对收到曾建明100000元款项的事实是认可的，故洪大龙已完成曾建明所委托的交款事务。由于曾建明并无证据证明其与洪大龙之间就退款事宜作出过约定，因此，曾建明请求洪大龙归还30000元款项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曾建明申请法院调取证据和洪大龙本人出庭问题。本院根据曾建明的申请调取了公安机关对洪大龙的询问笔录，从询问笔录的内容看，洪大龙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亦不能证明其应当对诉争的30000元款项承担返还义务。本案中，洪大龙已委托代理人出庭应诉，洪大龙本人应当对其委托代理人的诉讼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因此，曾建明所申请调取的证据及洪大龙本人是否出庭对认定本案事实并无影响。故一审法院对曾建明的此项申请的处理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曾建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50元，由曾建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剑波
审判员 褚玉梅
审判员 赵 炬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记员 王晓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