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常商终字第2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常州市宏特电子元件厂。住所地常州市武进区横山桥镇东柳塘村。投资人朱新妹，该厂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吴涛，北京市惠诚（常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史红月，北京市惠诚（常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凯灵汽车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金坛经济开发区金胜东路8号。法定代表人徐福芳，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施国俊,金坛市金沙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常州市宏特电子元件厂（以下简称宏特厂）因与被上诉人江苏凯灵汽车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灵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金坛市人民法院（2013）坛商初字第05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7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8月18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宏特厂的委托代理人吴涛、史红月，被上诉人凯灵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施国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宏特厂一审诉称：宏特厂、凯灵公司自2008年开始发生业务往来，至2013年6月13日，宏特厂共向凯灵公司交付了价值2819446.4元的电容器产品，并开具了全部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中2012年7月至2013年6月，宏特厂分批向凯灵公司供应了金额为538564.6元的电容器产品，均已由凯灵公司检验合格入库。凯灵公司除了付清了2012年7月之前的2280881.8元外，对于2012年7月之后的产品仅支付了31018.2元的货款，尚欠507546.4元一直未付。2013年9月5日宏特厂向凯灵公司出具了对帐函，并致电凯灵公司会计主管，其表示已收到对帐函，且认可对帐函确定的金额。虽然宏特厂多次要求凯灵公司履行付款义务，凯灵公司仍拒不支付。现请求判令凯灵公司立即向宏特厂支付货款507546.4元，并赔偿从2013年9月5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暂计至2013年11月5日为5005.9元）；本案诉讼费用由凯灵公司承担。凯灵公司一审辩称：宏特厂所提供的产品，凯灵公司已付清全部货款。2012年7月之后的产品凯灵公司已支付了500000元，现凯灵公司已不欠宏特厂货款，请求驳回宏特厂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自2008年起，江苏凯灵汽车电器厂（后变更为凯灵公司）陆续向宏特厂购买电容器等产品，至2013年8月，宏特厂陆续开具了价税合计为2819446.4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凯灵公司均已将发票向税务机关申报认证。期间，凯灵公司陆续支付了价款，其中2012年7月之后支付了497200元。原审法院认为：凯灵公司向宏特厂购买电容器等产品，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已形成买卖合同关系，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宏特厂主张2012年7月之后供货金额为538564.6元，凯灵公司仅支付了31018.2元，因而尚欠507546.4元；凯灵公司则认为其在2012年7月之后支付了500000元，已付清了宏特厂在2012年7月之后所交付产品的价款。对此，宏特厂提供了快递详情单、凯灵公司的送检单和价税合计为60948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首先，快递详情单并无产品规格、数量等记载，送检单虽记载了产品规格和数量，但无相关价格或价款，部分送检单并无凯灵公司相关人员签名，且宏特厂主张的数量多于送检单记载的数量，对于多出部分的产品，宏特厂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向凯灵公司交付；其次，宏特厂提供的价税合计为60948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与送检单并无对应关系，故无法依据上述证据确定宏特厂在2012年7月之后的供货金额，宏特厂主张2012年7月之后的供货金额为538564.6元的证据不足。由于凯灵公司认为其在2012年7月之后支付了500000元，已付清了2012年7月之后的价款，因此可认定凯灵公司在2012年7月之后接受的产品价款为500000元，根据凯灵公司提供的付款证据，其在2012年7月之后支付的价款为497200元，故凯灵公司尚欠宏特厂2800元。宏特厂还主张凯灵公司在2012年7月之后支付款项大部分系用于归还其在2012年7月之前的欠款，仅有31018.2元支付的是2012年7月之后的价款；凯灵公司则认为该款均是用以支付2012年7月之后的价款。为此，宏特厂提供了价税合计为2819446.4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凯灵公司虽然对收到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向税务机关申报认证不持异议，但认为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认证不能反映双方的真实交易，发票中记载的产品并未全部交付。因增值税专用发票本身只是交易双方的结算凭证，只能证明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可能性，并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必然性。也就是说，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认证仅能证明双方曾发生过交易，对于买受人是否欠款，出卖人尚应提供交付凭证等证据相佐证。因此，宏特厂仅以凯灵公司收取其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均已由税务机关认证，来主张凯灵公司在2012年7月之前欠其价款，显然证据不足。关于宏特厂提供的对帐函，系宏特厂单方制作，不具有证明力。而宏特厂提供的电话录音资料，首先，凯灵公司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宏特厂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录音形成的时间，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通话双方人员，特别是通话人之一，凯灵公司会计主管身份的真实性；其次，即便该电话录音是真实的，那么，凯灵公司的会计主管是否有权对其中的金额予以表态，宏特厂仍未能举证证明；再次，即使凯灵公司的会计主管有权表态，也属于诉讼外的自认，仍不能免除宏特厂的举证责任；最后，电话录音的谈话内容也与本案书证证明的事实相矛盾。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上述有瑕疵的电话录音资料不能单独证明凯灵公司欠款507546.4元的事实。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江苏凯灵汽车电器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常州市宏特电子元件厂支付价款人民币2800元，并赔偿该款自2013年11月5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二、驳回常州市宏特电子元件厂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925元，（诉前）财产保全费3170元，合计人民币12095元，由常州市宏特电子元件厂负担12030元，江苏凯灵汽车电器有限公司负担65元。宏特厂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为：1、凯灵公司支付的价款497200元系支付2012年7月之前双方买卖交易形成的欠款，仅凭凯灵公司提供的7份付款凭证不能证明497200元是用于支付2012年7月至2013年6月间交付产品的货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应由凯灵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原审判决未正确认定增值税专用发票及认证抵扣资料的证明力。凯灵公司无任何证据否认42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及认证抵扣资料所体现的双方交易总金额为2819446.4元的长期持续性交易的真实性。根据我国税法规定，出卖人向买受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是一项法定义务。凯灵公司也无证据证明增值税发票系虚开或代开。鉴于国家税收的法定性、严肃性和权威性，如凯灵公司否认双方存在交易总金额为2819446.4元的持续性业务往来事实，法院应责令对收取发票并全部认证抵扣的事实作出合理解释并举证证明。否则，应认定双方存在持续性业务往来以及宏特厂实际供货2819446.4元的事实。3、原审判决未能适用优势证据规则认定凯灵公司结欠507546.4元货款的事实。本案中，针对凯灵公司是否结欠货款507546.4元这一关键事实，宏特厂提供了《快递详情单》、《物流查询记录》、《送检单》、《增值税专用发票》及认证抵扣证明、《对账函》以及《手机通话录音》等证据，各证据相互印证并形成证据链，具备较强的证据优势和证明力，而凯灵公司仅提供了单一证据《付款凭证》，不具备证据优势和证明力，依法不应采信。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并支持宏特厂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凯灵公司在二审庭审中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宏特厂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因为：1、宏特厂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凯灵公司欠款，原审中宏特厂未提供凯灵公司收货的证据，其也是凯灵公司是否欠款的关键证据。2、宏特厂在原审诉状中自认凯灵公司仅欠2012年7月至2013年6月的货款，但在原审阶段，凯灵公司提供了该期间的付款凭证，因此不欠宏特厂该期间的货款。宏特厂代理人在原审庭审阶段也认可2012年7月之前的货款已经全部结清。综上，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期间，上诉人宏特厂向本院申请调取被上诉人凯灵公司财务账册，并提交以下证据：1、宏特厂于2008年7月30日至2013年6月13日向凯灵公司供货的工作日记和发货记录，证明上诉人在此期间实际供货时间、次数、数量及价款；2、宏特厂2008年至2013年的应收账款明细账，证明上诉人在此期间向凯灵公司开具了价税合计2819446.4元的增值税发票和凯灵公司结欠货款情况；3、凯灵公司2009年至2013年的已付货款凭证，证明凯灵公司付款情况。凯灵公司经质证认为：证据1系工作日记和根据工作日记整理出的发货明细记录；证据2装订零散，账册内纸张新旧不同，系拼凑形成，证据1、2均系宏特厂单方制作并掌握，因此不具有真实性。对证据3的证明力不能理解。凯灵公司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供新证据，也未按照本院要求提供相关财务账册。本院经审理查明，双方无争议的事实：从2008年至2013年，凯灵公司陆续向宏特厂购买电容器产品。2008年10月24日至2013年8月12日，宏特厂陆续开具了42份价税合计为2819446.4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凯灵公司均已将发票向税务机关申报认证并抵扣。期间，凯灵公司陆续支付了价款，其中2012年7月之后支付了497200元。双方有争议的事实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1、关于供货的起止时间。宏特厂当庭陈述为2008年7月30日（第一次供货）至2013年6月13日（最后一次供货），并提供发货记录、2013年6月13日的送检单予以证明。凯灵公司当庭表示不清楚，亦未按照本院要求限期核实。2、关于供货的总金额。宏特厂认为供货的总金额就是42份增值税发票上载明的2819446.4元，并提供认证抵扣资料、应收账款明细账、发货记录予以印证。凯灵公司认为没有收到价值2819446.4元的货物，具体收到多少金额的货物不清楚，也可能存在代开虚开或者折让退货等情形，但却未提供任何证据，亦未按照本院要求限期核实。3、关于2012年7月以后的供货金额。宏特厂认为2012年7月以后供了价值538564.6元的货，并提供发货记录、应收账款明细账、部分快递详情单及物流查询记录、17张送检单、2012年8月2日至2013年8月12日开具的13张价税合计609480元的增值税发票予以印证。凯灵公司在庭审中自认2012年7月以后收到价值50万元的货。4、关于2012年7月以后的应付款金额。宏特厂认为凯灵公司总共付款231.19万元（含被上诉人2012年7月后支付的49.72万元），比截止到2012年6月30日的供货多付31018.2元，故该31018.2元应从2012年7月以后的应付金额中减去，即被上诉人还应支付507546.4元。（2819446.4-2311900=538564.6-31018.2）。为此，宏特厂提供了应收账款明细账、凯灵公司207.7万元已付货款明细和186.2万元的付款凭证、2013年9月23日与被上诉人财务主管薛国松的通话录音（录音中受话人自认尚欠50余万元货款）等证据予以印证。凯灵公司认为其在2012年7月以后支付的49.72万元对应的就是50万元的货物，故仅应再支付2800元，并提供了7张付款日期分别为2012年8月2日、2012年9月10日、2012年10月8日、2012年11月26日、2012年12月6日、2013年2月1日、2013年4月7日的付款凭证予以证明。5、关于交易习惯。宏特厂陈述为先货后票再滚动付款，即宏特厂先供货，产品交付并经检验合格入库后，凯灵公司通知宏特厂按照开票通知单开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挂账后凯灵公司分批次滚动付款。但每次付款没有明确指向，即每笔付款与每次交货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每次交货与每张增值税发票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每笔付款与每张增值税发票之间也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对此，凯灵公司当庭表示不清楚，亦未按照法庭要求限期核实。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2008年至2013年期间，宏特厂向凯灵公司的供货金额是否为增值税发票上记载的281.94464万元？2、7张总金额为497200元的付款凭证是用于支付2012年7月之前还是之后的货款？关于争议焦点1，本院认为，综合当事人双方提供的证据，可以认定2008年7月30日至2013年6月13日，宏特厂向凯灵公司交付了价值281.94464万元的货物，理由如下：1、从证据证明力上来看，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是由权威国税部门监督制作开具的重要商业结算凭证，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发票金额交易的可能性。虽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一般不能将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认证或抵扣资料单独作为交付标的物的证据予以认定。但是，若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出具及认证、抵扣与其他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买卖合同一方当事人履行了交付义务，则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作为定案证据予以采信。本案中，宏特厂除了提供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及认证抵扣证明外，还提供了部分送检单、2008年至2013年发货记录、记载连续的财务账册及付款凭证等证据来补强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证明效力。上述证据与增值税专用发票及认证抵扣资料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具备较强的证据优势和证明力。而凯灵公司否认收到价值281.94464万元的货物，却未提供存在代开、虚开或者退货、折让等情形的任何反证，故对宏特厂提交证据的证明力应当予以认定。2、从举证责任上看，当事人对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凯灵公司否认收到价值281.94464万元的货物，却提不出任何反证。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要求双方当事人提供财务账簿进行核对，宏特厂提供了记载连续的账册，凯灵公司经本院释明，在规定的期限内仍未能提供财务资料。且凯灵公司作为有限责任公司，依法必须设置会计账簿对业务事项和涉税事项进行账务处理，亦有能力提供账册以核对货款结算情况，但其却拒不配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的规定，应推定宏特厂于2008年至2013年期间，向凯灵公司的供货金额为增值税发票上记载的281.94464万元。3、从商业判断上看，对于正常的商事主体而言，在长达5年的持续交易中，购货方在未收到发票所列货物也不支付发票价款的情况下，销货方却要自行承担17%的增值税，持续开具多达42份的增值税发票并允许购货方认证抵扣17%进项税额，这严重不符合商事主体基于自由和理性的心态所作出的商业选择和商业判断。关于争议焦点2，本院认为，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双方自2008年开始即发生长期持续性的产品买卖关系，直至2013年结束。这就意味着，凯灵公司于2012年7月之后分7次支付的497200元货款并不能由凯灵公司单独决定其所对应的供货期间以及具体交货批次，而是要结合双方的交易习惯和举证责任来认定。一方面，从双方的交易习惯看，宏特厂主张系先货后票再滚动付款，且货、票、款非一一对应。该交易习惯较符合宏特厂作为供应商先供货再收款的商业惯例，亦可通过宏特厂提交的发货记录、2012年7月以后送检单，增值税专用发票，付款凭证及财务账簿上记载的时间、金额予以印证。如2012年7月以后最早送检日期为7月4日，最早开票日期为8月2日，最早付款日期也为8月2日，即使如凯灵公司所称支付的是2012年7月以后的货款，也是供货在前、开票付款在后。而2012年7月以后的13张价税合计609480元增值税发票金额大于宏特厂主张的同期供货金额，恰可以印证先货后票的交易习惯，多出部分可以推定为对应2012年7月以前的供货。又如根据凯灵公司提供的7张付款凭证日期，凯灵公司在2013年4月7日最后一次付款5万元后，宏特厂又于4月14日、5月10日、6月9日和6月13日分四次供了8万余元的货，如果是先货后款，则这四次货款肯定没有结清；如果是先款后货，该5万元付款又不能涵盖后四次供货，均无法印证凯灵公司货款已结清的答辩意见。因此，在凯灵公司未提供反证的情况下应予以认定先货后票再滚动付款的交易习惯。根据该交易习惯，可以认定宏特厂陈述每次开票时间都是基于真实的交易关系，并在已经履行供货义务后的盖然性较高。另一方面，结合双方在长期业务往来中采取“先货后票、滚动付款”的交易习惯，凯灵公司7月份以后支付的价款应按照宏特厂供货批次的先后顺序冲抵所欠货款，而不应人为割裂双方间的长期持续交易关系。因此，凯灵公司的单一证据--7张付款凭证不符合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不能证明该497200元款项是用于支付2012年7月之后供货所欠货款。凯灵公司如要证明付款凭证上的497200元货款是用于支付2012年7月之后上诉人供货形成的货款，必须先要证明2012年7月之前的货款已全部付清。本案中，凯灵公司拒不配合法庭组织双方核账要求，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2012年7月之前的货款已全部付清，故对其认为497200元款项是用于支付2012年7月之后供货的答辩意见依法不应采信。综上，本院认为，2008年至2013年期间，宏特厂向凯灵公司供应了价值281.94464万元的货物，扣除凯灵公司已付货款231.19万元，凯灵公司尚欠507546.4元，宏特厂要求凯灵公司支付货款507546.4元的上诉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至于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因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在多年交易中也未明确具体的付款期限，宏特厂提供的对账函所涉内容亦未提及付款期限，故应以宏特厂提起诉讼之日作为其主张逾期付款利息起算之日，并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损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金坛市人民法院（2013）坛商初字第0500号民事判决；二、江苏凯灵汽车电器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常州市宏特电子元件厂支付货款507546.4万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即2013年11月5日至判决确定的付款期限届满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损失；三、驳回常州市宏特电子元件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925元，（诉前）财产保全费3170元，合计人民币12095元，由凯灵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926元，由凯灵公司负担。宏特厂已经预交的一、二审诉讼费法院不再退还，凯灵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应负担的一、二审诉讼费合计21021元迳付宏特厂。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姜旭阳代理审判员  史 亮代理审判员  朱少尉二〇一四年九月三十日书 记 员  周颖滢附录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的基本义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第一百六十一条【支付价款的时间】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七十三条第一款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