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甬鄞民初字第173号
原告：朱建军，暂无固定职业。
委托代理人：王飞天，浙江甬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史祝君，浙江甬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宁波梅湖牧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高钱。
法定代表人：闻尧祥，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剑平，浙江甬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朱建军为与被告宁波梅湖牧业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甬劳仲不字（2013）第23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于2014年1月7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王凯适用简易程序，于2014年2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建军及其委托代理人王飞天，被告宁波梅湖牧业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剑平到庭参加诉讼。原、被告双方在申请庭外和解的期限内未能达成和解。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朱建军起诉称：被告前身为原全民所有制的鄞县梅湖万猪场，1999年10月转制成立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12月，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建设管理中心与被告签订了《整治关闭货币补偿协议》，被告获得了7197.98万元的补偿费。被告为了迎合部分职工的要求，竟然将同工同酬的同为合同制员工分成“老员工”和“新员工”。2013年9月23日通过对32位所谓“老职工”按每年7.6万元的标准支付安置补偿费的方案。这些职工原是被告改制前国营单位鄞县梅湖万猪场的职工，经1999年改制，原全民身份的职工的工龄被全部买断，国家对这些职工支付了工龄买断费，之后，这32位职工成为被告合同制员工。
原告于1998年1月成为被告的前身鄞县梅湖万猪场临时工。被告改制后，包括原告在内的另21名临时工等，于2001年2月与买断工龄的32名“老员工”一样，在招聘后成为合同制员工（即被告所称的“新员工”），享受同工同酬待遇。但被告2013年9月23日通过了对所谓的“老员工”安置方案：即只要原来是全民身份的职工，按转制后在被告处工作的实际工龄，以每人每年7.6万元的标准支付安置补偿费，每位“老员工”的平均享受的补偿费在一百万元左右。而同为合同员工的“新员工”，每人平均却只有二十万元左右。前者补偿费竟然是后者的5倍之多。
根据民法通则、劳动法的规定及劳动合同的约定，改制后的原全民身份的职工的身份不再保留，其工龄也已买断，32位员工已获得了补偿。之后他们是重新参加工作，其身份与新员工一样，都是合同制员工，权利义务完全相同。在长达十多年时间内，被告对所有合同制员工，始终按同工同酬的原则，支付劳动报酬和养老保险，所有职工享受同等福利待遇。现被告被政策性关闭后，对21名所谓的“新员工”的安置补偿方案，按被告的说法已出台了两次，却始终没有正式以被告的名义公布过此方案。而极不正规的所谓“方案”，既未经过全体职工大会和全体股东会议通过，甚至于没有形成正式有效的文件格式发给原告。21名“新员工”中已有18名员工，在抗争无效的情况下，极不情愿地领取了安置补偿费。
综上，原告认为，被告在对原告的安置补偿方案上，没有采取同工同酬的原则，较32名“老员工”，没有一视同仁，其行为完全显失公平。被告违反了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原告的利益受到极大损失。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安置补偿费98.8万元（7.6万元／年×13年）。
被告宁波梅湖牧业有限公司答辩称：一、被告前身为鄞县梅湖万猪场，1999年10月转制成立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金500万元，30多名原全民所有制职工均为公司股东。转制后，通过股东们的共同努力，公司得到了较好的发展。期间，先后有几名员工退休，至这次公司政策性关闭时，尚有老员工32名。这批老员工平均年龄已达到51岁，面临着“退休太早，（再）就业太老”的尴尬境地，公司认为有责任为这批老员工解决后顾之忧。正是考虑到以上的这些情况，应这批老员工的要求，经股东会讨论表决，以超过2／3表决权的多数通过了《关于32名老员工安置补偿办法》（以下简称《老员工补偿办法》）并已经付诸实施。这充分显示了公司对这批老员工的尊重，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被告认为，《老员工补偿办法》的制定与实施，不仅是必要的，也是恰当和符合情理的；二、原告在诉状中声称“被告违反了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致“原告的利益受到极大损失”的说法没有依据，不能成立。按照劳动法规定，原告应得补偿85780元，按公司新职工补偿办法规定，可得补偿246647.4元；三、原告在诉状中一再强调新、老员工一直享受同工同酬待遇，而据此认为应该享受同等待遇，公司的21名新员工中，18名并非股东，这次因环保方面的原因实施政策性关闭，被告只要严格按劳动法的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及其他应该支付的费用（实际支付远超劳动法规定），就没有任何问题，与同工同酬无关，与劳动合同、权利义务等也毫无关系。原告于2001年2月成为公司合同工。根据公司《新员工招收办法》规定，原告等员工作为第一批新员工，从2004年1月1日起享受工龄津贴等相应待遇。2005年6月，国有股退出时，原告出资2万元成为公司股东，占股比例0.4%，其余情况与另外18名新员工基本一致。因此，按新员工待遇享受安置补偿，不仅恰当、合理，也符合公司规定；四、本案并非劳动争议，而是公司盈余分配方面的纠纷，属于公司自治范畴，以资本多数决为原则，司法应审慎介入，不宜越俎代庖。本案中，占公司股权61.2875%的前五位大股东，是为公司的中小股东让利1200余万元，双方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不存在任何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情况，原告所谓显失公平之说根本不能成立。综上，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提供证据及被告质证意见如下：
（1）参加养老保险职工增、减联系表一份，拟证明原告于2001年2月成为被告合同制员工。被告于2001年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为原告缴纳养老保险，按公司的说法，2004年开始转正享受工龄津贴。被告对该证据没有异议，原告于2001年2月成为公司合同制员工，开始享受养老保险，2004年内部转正，开始享受工龄津贴；
（2）劳动合同一份，拟证明原告与被告的劳动合同关系，应与其他员工一样，同等享受劳动报酬、养老保险和其它福利待遇。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新、老员工和临时工的待遇有所区别；
（3）《老员工补偿办法》一份，拟证明该补偿办法没有经过全体职工大会和全体股东会议表决通过，被告将同为合同制员工的职工分为老员工和新员工，两者安置补偿费相差巨大显失公平。按照被告的划分，原告属于新员工而不是老员工，不在该补偿办法的32名员工之中。被告对该证据无异议，该补偿办法是大股东对老员工的让利；
（4）《新职工补偿办法》一份，拟证明该补偿办法没有经过全体职工大会和全体股东会议表决通过，被告将同为合同制员工的职工分为老员工和新员工，两者安置补偿费相差巨大显失公平。被告对该证据无异议，原告知悉该《新职工补偿办法》，另案原告胡亚红当时也在场，其表示反对，后来又讨论通过了《关于21名新员工的安置补偿办法（二）》［以下简称《新员工补偿办法（二）》］。
被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提供证据及原告质证意见如下：
（1）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各一份，拟证明公司股东的出资情况。原告对该证据无异议；
（2）整治关闭决定的通知、整治关闭货币补偿协议各一份，拟证明东钱湖管委会要求被告单位限期整治关闭并进行货币补偿的事实。原告对该证据无异议，认为除了该货币补偿，公司还有其他资产；
（3）召开股东会议的通知、《新职工补偿办法》、《新员工补偿办法（二）》各一份，表决单若干份，股东会决议一份，拟证明被告于2013年8月2日发出通知，8月19日召开股东会议并进行表决，以69.2%的表决权同意通过了《新员工补偿办法（二）》。原告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被告只通知了10位自然人股东，而公司股东不只有10位，因此程序上不合法，虽然另案原告胡亚红参加了会议也签了字，但被告当时并没有出台《老员工补偿办法》，否则胡亚红不会签字。对相关股东签字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4）召开股东会议的通知、《老员工补偿办法》各一份，拟证明被告于2013年9月5日发出通知，9月23日召开股东会议并进行表决，以68.225%的表决权同意通过《老员工补偿办法》。原告对该证据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程序不合法，没有通知全体股东，也是侵犯中小股东的权利。原告对该补偿办法不予认可，但既然已经实施，就要求按照该补偿办法对原告进行安置补偿；
（5）《新员工招收办法》及第一批新员工名单各一份，拟证明原告属于被告规定的新员工。原告对该证据无异议，但认为根据劳动法，对职工应当一视同仁。
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综合分析认证如下：原告证据（1）、（2），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原告证据（3）、（4），被告无异议，具有真实性，予以认定。被告证据（1）、（2）、（5），原告无异议，予以认定。被告证据（3）、（4），原告对股东签字的真实性无异议，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在本案中本院予以认定。
综上，结合原、被告的庭审陈述，本院确认案件事实如下：被告宁波梅湖牧业有限公司前身为原全民所有制的鄞县梅湖万猪场，1999年10月转制成立有限责任公司。2001年2月，被告开始与原告朱建军签订劳动合同，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原告等7人于2004年1月开始享受工龄补贴，成为被告《新员工招收办法》规定的公司第一批“新员工”。2012年7月20日，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作出了《关于梅湖牧业有限公司实行整治关闭决定的通知》。同年12月5日，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建设管理中心与被告签订了《整治关闭货币补偿协议》。2013年8月19日，被告召开股东会议，对“新员工”的二个补偿办法进行商议并表决，包括另案原告胡亚红在内的10名自然人股东同意按《新员工补偿办法（二）》对包括原告在内的公司21名“新员工”进行安置补偿，安置补偿金额为在第一种安置补偿金额的基础上，每人增补58000元。第一种安置补偿即《新职工补偿办法》规定，经济补偿金标准按2012年个人全年收入的月平均工资为基数，工作年限按员工来场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之日起算；另还规定了住房公积金、2013年1月至6月的计酬、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补贴、福利和奖励措施。2013年9月23日，被告召开股东会议，表决通过了对公司32名“老员工”的安置补偿办法，其中另案原告胡亚红对该安置补偿办法投了不同意票。该《老员工补偿办法》规定：安置补偿金额按服务年限，每年补偿人民币7.6万元，个人所得税由员工自负。原告因对安置补偿办法有异议，向宁波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该委于2013年11月25日作出了甬劳仲不字（2013）第23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决定不予受理。原告不服，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用人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用人单位决定提前解散的，劳动合同终止。本案双方争议的是因被告被政策性关闭而致双方劳动合同终止后的经济补偿问题，而同工同酬是指用人单位对于从事相同工作岗位、付出相同劳动、取得相同工作业绩的劳动者，支付大体相同的劳动报酬，故原告所主张的同工同酬原则并不适用于本案。原、被告双方发生劳动争议的，可以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或不愿意调解的，可以依法申请劳动仲裁。被告在被政策性关闭之后，分别就“老员工”和“新员工”制定了不同的安置补偿办法，根据该两种不同的安置补偿办法的规定，其补偿标准均高于我国劳动法规定的补偿标准，故被告制定的该两种不同的安置补偿办法均不违反我国劳动法的规定。也就是说，被告无论依据其制定的该两种不同的安置补偿办法中的任何一种补偿办法对原告进行补偿，均符合我国劳动法的规定。虽然该两种安置补偿办法规定的安置补偿费金额相差较大，对原告而言，被告对原告等人按照《新员工补偿办法（二）》进行补偿而对其他员工按照《老员工补偿办法》进行补偿，显然存在一定的不合理，但这不属于劳动争议的范畴。因此，原告要求按照《老员工补偿办法》的规定请求被告支付安置补偿费，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朱建军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朱建军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收到本院送达的上诉案件受理费缴纳通知书七日内，凭判决书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收费窗口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如银行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财政局非税资金专户，帐号：37×××92，开户银行：宁波市中国银行营业部。如邮政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室。汇款时一律注明原审案号。逾期不交，作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员 王 凯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代书记员 史朦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