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阳中法民一终字第23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大权，男，1967年8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贵州省思南县，现住广东省阳春市。
委托代理人：谭光锐，广东春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严尚思，男，1979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春市。
委托代理人：蒋经邦，男，1972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春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严朝志，男，1978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春市。
委托代理人：蔡文锋，广东丽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朱大权、严尚思因与被上诉人严朝志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阳春市人民法院（2014）阳春法民一初字第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2年9月，严尚思与严朝志口头约定由严朝志承揽严尚思的房屋主体工程，房屋位于阳春市甲镇乙村委会丙村a号，约定工程包工不包料，工钱按照160元／㎡计算。严朝志于2013年4月将房屋的主体工程完工后，由于第二层开始需要上料，严朝志遂将上料工作分包给朱大权完成，由朱大权负责红砖、立柱的石子、沙、水泥等上料工作，工钱按照每个红砖5分半计算，每向上一层增加0.5分钱，依此类推，在每层封顶后结算，由严朝志从严尚思处领取工钱再支付给朱大权。朱大权称四楼有一个木架，但没有护栏，双方确认施工现场没有搭建排山等防护设施。2013年8月20日15时左右，朱大权在给严尚思房屋上料的过程中从三楼跌落受伤，朱大权当即被送至阳春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至2013年10月11日，共53天，用去住院医疗费81104.77元。朱大权的伤情经医生诊断为：1、L3椎体爆裂性骨折；2、左胫腓骨远端骨折；3、L3、L4椎体棘突及L3双侧横突骨折；4、双跟骨骨折；5、左侧筛板凹陷性骨折；6、颈椎病；7、全身多处皮肤软组织挫伤；8、失血性贫血（中度）。医嘱意见：住院期间留有陪人壹名，出院后建议全休壹个月。就医的阳春市人民医院在朱大权入院治疗时对朱大权作了全面的身体检查，当中并无朱大权血液含有酒精的记录。事故发生后，严朝志支付了27000元给朱大权，严尚思支付了30000元给朱大权。朱大权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1、严尚思、严朝志连带赔偿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误工费共42557.45元给朱大权；2、严尚思、严朝志连带赔偿残疾赔偿金143434.28元、被扶养人生活费71593.63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1000元、后续治疗费43800元、鉴定费6120元给朱大权。严尚思认为朱大权是在饮酒后工作过程中受伤，严尚思申请证人熊兴顺出庭作证，证人熊兴顺在庭审中陈述：是朋友严深打电话通知其出庭作证的，事发当日，其在黎湖帮朋友做安装水电工作，在准备工作时看到有三个人在出事的楼下喝啤酒，并不认识那三个人，后在工作过程中，听到外面有人从楼上摔落地，20分钟后其出外看，发现摔伤的是其中喝酒的一个人。原审法院要求其在庭审后提交其开庭前一日的通讯记录但其逾期未提供。2014年2月14日，原审法院根据朱大权的申请，依法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其伤残等级以及后续治疗费、护理依赖程度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14年6月16日作出中大法医鉴中心（2014）临鉴字第L4955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朱大权因伤致残等级符合道路交通事故九级伤残二项，体内固定物取出必然发生的后续治疗费用为43800元，未达护理依赖等级。朱大权用去鉴定费4120元，鉴定产生的交通费2000元。朱大权对该鉴定结论提出异议，认为朱大权左胫骨远端粉碎性骨折应为八级伤残，且鉴定结论适用《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作为鉴定标准和依据错误，本案是人身损害事故，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人身损害护理依赖程度评定》来确定朱大权的护理依赖程度。鉴定中心于2014年8月19日对此作出如下答复：1、朱大权左胫、腓骨远端粉碎性骨折已行钢板内固定术，术后复查左小腿X光片见其左胫、腓骨远端骨折端对位对线好，外周见骨痂生成，内固定在位，无松脱。并无骨折端成角或旋转畸形。2、《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其效力高于一切地方自行制定的规范和标准，《人身损害护理依赖程度评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下发的行业标准，在国家标准已经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行业标准的条文不适用。另查明，朱大权出生于1967年8月13日，户籍所在地为贵州省思南县三道水乡山村庙林山组，是农业家庭户口，其与妻子王应梅共生育了五个子女，分别为女儿朱凤仙（1990年6月2日出生）、女儿朱娇娇（1994年11月2日出生）、女儿朱兰兰（1996年12月2日出生）、女儿朱某甲、儿子朱某乙。朱大权的父亲朱友德已去世，母亲任廷英（1939年5月5日出生）健在，二人只生育了朱大权一人。朱大权诉称其1997年来到阳春市开始从事建筑行业，曾经在阳春市河西高坡、城云路、体育中心附近等地居住，后来在阳春市甲街道办事处戊村委会某某工棚住了一年多，在2009年开始就在阳春市甲街道丁村民委员会租住黎佩良的房屋至今，朱大权为证明其在城镇工作和居住提供了居住证以及朱大权于1999年11月26日、2012年12月7日在阳春邮政储蓄银行红旗邮政所和朝阳营业所开立银行账户的证明等证据，从银行账户的流水记录来看，近年来朱大权在阳春春城地区有存收款项的流水记载。
原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一是朱大权与严尚思、严朝志之间以及严尚思、严朝志之间构成劳务关系还是承揽关系的问题；二是如何确定本案当事人的责任大小的问题；三是朱大权的相关损失应当按照农村居民还是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的问题。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朱大权与严朝志之间应是承揽关系。理由是：劳务关系是以直接提供劳务为目的，承揽则是以完成工作成果为目的，提供劳务是完成工作成果的手段。承揽合同的当事人之间不存在支配与服从的关系，承揽人在完成工作中具有独立性，劳务关系中的受雇人在一定程度上要受雇用人的支配，在完成工作中须听从雇用人的安排、指挥。如果当事人之间存在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由一方指定工作场所、提供劳动工具或设备，限定工作时间，定期给付劳动报酬，所提供的劳动是接受劳务一方生产经营活动的组成部分的，可认定为劳务关系，反之则应当认定为承揽。两者的实质性区别是：提供劳务者是以纯粹劳务去获得雇主报酬，承揽人则是以其对于技术、设备的掌控或者对他人劳务的管理来获得收益。本案中，严尚思将其阳春市甲镇乙村委会丙村a号房屋的建设工程发包给严朝志，两人之间是承揽关系；庭审中，严朝志确认严尚思将建房的工钱（包括朱大权负责的上料工程报酬）支付给其，其再按“每个红砖5分半计算，每向上递增一层增加0.5分钱，以此类推，在每层封顶后结算支付工钱”的方法支付报酬给朱大权，由此可见，朱大权要进行用吊机上砖等工作，是以其对技术、设备的掌控来获得收益的，也就是说朱大权是独立完成上料工作的，并非受严朝志、严尚思支配的情况下完成的，应认定严朝志将其承揽的建房工程中的上料工作发包给朱大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四条“承揽人可以将其承揽的辅助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承揽人将其承揽的辅助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的，应当就该第三人完成的工作成果向定作人负责”的规定，朱大权与严朝志之间是承揽关系，不能单凭其跌伤当日由谁通知其完成上料工作，其就与通知者构成劳务关系，因此，朱大权诉称与严朝志、严尚思构成劳务关系，理据不足，不予支持。故本案应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不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规定，本案中双方确认朱大权和严朝志均不具备从事建筑工程施工的相应资质，因此，严尚思选任没有资质的严朝志承揽其建造房屋工程，以致严朝志选任了没有资质的朱大权承揽房屋上料工作，严尚思、严朝志在选任方面均有过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同时，严尚思确认其没有为朱大权上料工作提供任何安全保护措施，没有履行其作为屋主的安全保护谨慎注意义务，因而严尚思在安全生产监督方面也存在一定过失，而朱大权明知自己不具备从事建筑施工作业的资质及在作业中未注意安全，没有履行自我安全保护的谨慎注意义务，是本案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因此，朱大权对其自身损害结果的发生有重大过失。综合双方当事人上述的过失行为对本案事故发生的作用力，酌情确定由朱大权承担60%的责任，严朝志承担15%的责任，严尚思承担25%的责任为宜。严尚思主张朱大权是因为喝酒导致跌伤，根据朱大权的诊断证明及住院记录，并未显示朱大权有喝酒的情况，且严尚思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佐证其申请出庭作证的熊兴顺的证言成立，故严尚思提供的证据未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依法不予采纳严尚思该主张。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指出，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因素，确定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的标准。本案朱大权虽然是农业家庭户口，但其已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而是从事房屋建筑行业，且在春城居住一年以上，其的主要生活来源及居住地均在城镇，有关损害赔偿费用依法应当根据当地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据此，朱大权方主张本案的伤残赔偿金及被扶（抚）养人生活费参照当地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以及参照《广东省2014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依法确认朱大权有如下经济损失：1、医疗费：81104.77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5300元（100元／天×53天）；3、误工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的规定，朱大权认为其发生事故时是从事建筑行业，误工费应当按照建筑行业标准计算，但朱大权没有提供其因误工实际减少收入的证据，应当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标准计算为适宜，故误工费为32598.7元／年÷365天×（住院53天＋出院全休30天）=7412.86元；4、残疾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的规定，朱大权在定残之日年满46岁，其的伤残赔偿金计算年限应为20年，残疾赔偿金为32598.7元／年×20年×22%=143434.28元；5、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的规定，朱大权共生育了五个子女，其中女儿朱凤仙、朱娇娇在朱大权定残时均已成年，因此，朱大权的被扶养人为朱大权的母亲任廷英、女儿朱兰兰、女儿朱廷玲、儿子朱廷江四人，本案朱大权虽有四个被扶养人，但由于朱大权被评为两项九级伤残，因而，被扶养人生活费累计没有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故任廷英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4105.6元／年×5年×22%×1人=26516.16元，朱兰兰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为24105.6元／年×1年×22%÷2人=2651.62元，朱廷玲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为24105.6元／年×7年×22%÷2人=18561.31元，朱廷江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为24105.6元／年×9年×22%÷2人=23864.54元，合计为71593.63元；6、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案朱大权被评为两项九级伤残，给其今后的生活带来了一定的不便，从而给其造成一定程度的精神痛苦，因此，朱大权诉请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结合双方在本次事故中的过错程度，酌情确定赔偿朱大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4400元为宜；7、鉴定费4120元以及鉴定产生的交通费2000元；8、后续医疗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的规定，经鉴定，朱大权体内固定物取出必然发生的后续治疗费用为43800元，而且朱大权作为外来阳春务工者，将其经鉴定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处理，有利于减轻当事人的讼累，节省司法资源，故支持朱大权这一诉请；以上8项合计为362165.54元。结合本案各方在事故中的过错程度，严朝志应承担15%的责任，即赔偿54324.83元（362165.54元×15%）给朱大权，抵减严朝志已经支付的27000元后，还应当赔偿27324.83元给朱大权；严尚思应承担25%的责任，即赔偿90541.39元（362165.54元×25%）给朱大权，抵减严尚思已经支付的30000元后，还应当赔偿60541.39元给朱大权。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判决：一、严朝志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经济损失27324.83元给朱大权；二、严尚思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经济损失60541.39元给朱大权；三、驳回朱大权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077元，由朱大权负担4376元，严朝志负担547元，严尚思负担1154元。
上诉人朱大权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认定朱大权与严朝志构成承揽关系错误，朱大权与严朝志应构成劳务关系。理由为：1、朱大权何时为严朝志上料是由严朝志安排，上料多少及种类都是由严朝志决定并受其支配。工作场所是在严朝志指定的特定范围内，朱大权为严朝志提供劳务，并且仅限于为严朝志上料。2、从证据上看，证明朱大权是由严朝志雇佣为上料工人并由严朝志安排为严尚思楼房上料的证据有：（1）阳春市公安局城北派出所的《证明》。该派出所已出具证明证实朱大权自2012年8月起由严朝志聘请为工人负责建房材料上料工作，朱大权受伤是因严朝志安排为严尚思从事建房上料工作过程中受伤。（2）严朝志提供的手机通讯记录显示事发前及事发当天双方均有通话记录，证明是严朝志安排朱大权进行上料工作。（3）严尚思提供的工程款签领单据，载明工程款全部由严朝志签名领取，证明严尚思是将建房工程发包给严朝志建设施工并由严朝志签领工程款项。严朝志从严尚思处签领工钱，实际上不是代朱大权签领，朱大权从没有委托严朝志从严尚思处签领工钱，而是严朝志签领工程款后，再按照每个红砖5分钱、每向上一层增加0.5分钱计算报酬给朱大权，严朝志支付给朱大权的是劳务报酬而不是承揽价款。二、严朝志、严尚思对朱大权跌落受伤应共同承担70％的赔偿责任。朱大权与严朝志构成劳务关系，在本案中，严朝志、严尚思存在如下过错：1、严朝志明知自己不具有从事建筑工程施工的资质而承揽严尚思的建筑工程并且雇佣朱大权从事上料工作，具有主观过错。2、严朝志在承建严尚思楼房过程中，没有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也没有为其雇佣人员配备安全防护设备。3、严尚思在建楼房没有取得合法准建、规划手续却仍然建造楼房，建房行为本身不合法。4、严尚思是在建房本身不合法前提下，仍将建房工程发包给严朝志承揽建设，具有选任过失。5、因在建楼房模板向外突出，影响上料路线，朱大权在锯开向外突出模板过程中从在建楼房高处跌落。若严朝志在楼房校模时能将向外突出模板主动锯掉，本案事故则完全可以避免。原审判决严朝志承担15％赔偿责任、严尚思承担25％赔偿责任，而判决朱大权承担60％责任，明显违反公平原则。请求二审依法改判严朝志、严尚思共同承担70％的赔偿责任，即由两人共同赔偿196515．88元给朱大权。
上诉人严尚思答辩称：不同意上诉人朱大权的诉讼请求，请求二审驳回上诉人朱大权的上诉请求并改判上诉人严尚思不承担赔偿责任。
被上诉人严朝志答辩称：一、严朝志承揽严尚思楼房的主体工程，将上料工作发包给朱大权，屋主严尚思知道且表示同意。严朝志多次电话联系朱大权来上料，但朱大权以工作忙未能安排为由一再拖延，严朝志无奈之下决定自己上料。2013年8月20日是农历七月十四节日，严朝志没有到严尚思楼房工地做工，也没有安排任何人到该工地做工，按民间习俗，8月20日即农历七月十四属鬼仔节，按建筑行规这一天不开工。朱大权是屋主严尚思的父亲在城北市场遇到并叫其上料，朱大权又是酒后做工，整件事与严朝志无关，严朝志在本案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过错赔偿责任。
上诉人严尚思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认定严尚思是房屋建造人错误，房屋的建造人为严朝义，严尚思已提供了阳春市国土局的行政处罚告知书、处罚决定书予以证明。二、原审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朱大权的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及误工费没有事实依据。三、原审支持朱大权的后续治疗费错误。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只对朱大权行体内取出物手术费用作出鉴定意见，并无对行体内取出物手术的必要性作出鉴定意见，且该费用尚未发生，不能确定具体金额。四、原审支持朱大权的精神抚慰金错误。本案严尚思承担的是选任过失责任，并非侵权责任，依法不适用精神抚慰金赔偿规定。五、原审没有剔除朱大权医疗费中9430．54元自费药错误。六、原审判决赔偿责任划分错误。本案中朱大权不具有起重特种设备操作资质，未采取任何安全措施高空作业，且酒后作业，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应承担80％以上的责任。朱大权是受严朝志直接选任并直接向严朝志提供劳务，接受劳动成果的是严朝志，房屋建造人对此不能管理和支配，严朝志应比严尚思承担更多的赔偿责任。请求二审撤销原判第二项，驳回朱大权对严尚思的起诉或诉讼请求。
上诉人朱大权答辩称：一、严朝义与严尚思为父子关系，本案涉案房屋位于阳春市甲街道乙村委会丙村，涉案房屋右边为严朝义家庭居住的老屋，涉案房屋左边为严尚思大哥的房屋，既然严朝义已有一处仍可居住的房屋，那么按照农村一户只有一处宅地的原则，涉案房屋只能认定为由严尚思建造及居住。严尚思是施工工程的发包人，严朝志是从发包人严尚思处领取工程款项。通话记录显示一直是由严尚思与严朝志及朱大权联系建房事宜。阳春市国土资源局的《土地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对违法用地进行的处罚，且按照阳春市的习惯一般是对户主进行处罚，该处罚不能作为认定房屋权属的依据。二、原审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朱大权的赔偿款项正确。事发前朱大权的收入来源于房屋建筑业而非农业收入，朱大权户籍地是贵州省思南乡，但自1997年起为谋生计离开农村到阳春市务工，从事建房材料上料等工作，在阳春务工过程中一直租赁春城范围内的房屋居住，2009年至今一直租用黎佩良位于阳春市甲街道丁村委会己村的房屋居住，朱大权的工作及生活范围均在城区，且没有在阳春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朱大权提供的丁村委会的《证明》、1999年11月26日在阳春市春城红旗邮政储蓄所开办的存折、2012年12月7日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阳春市朝阳营业所开办的存折等证据可证实朱大权在城镇居住及收入来源于城镇。三、朱大权主张的后续治疗费应得到支持。经司法鉴定，朱大权体内固定物取出必然发生的后续治疗费为43800元，而严尚思无相反证据证明该费用不是必然和必要发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的规定，原审判决支持后续治疗费正确，且应由严尚思与严朝志承担主要责任。四、严尚思与严朝志应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给朱大权。朱大权伤残程度被评为两个九级，造成朱大权生活及工作不便，事发后失去生活来源，而朱大权有5个儿女和年迈母亲需要抚养，该事故给朱大权造成极大精神痛苦，故朱大权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金依法有据。五、自费药只是医保的一种类型，不能因此免除责任人的责任，朱大权支出的医药费均是因本案事故而支出。六、严尚思以所谓“起重特种设备资质”为由认为朱大权应承担主要责任的主张不成立。1、朱大权发生事故是在尚未操作吊机之前的上料准备阶段，因需锯掉严尚思、严朝志施工向外突出的模板而跌落地面。2、严尚思主张的“起重特种设备资质”无法律依据。其所谓的“起重特种设备资质”不在《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第412号令）规定的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目录中。上诉人严尚思的上诉请求不成立，请求二审依法驳回。
被上诉人严朝志答辩称：本案中朱大权的受伤与严朝志没有关系。
本院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清楚、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是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争议的焦点是：一、严尚思是否本案涉讼房屋的建造人，其作为本案主体是否适格；二、朱大权与严朝志是雇佣关系还是承揽关系；三、朱大权的经济损失数额应如何确定；四、朱大权、严尚思、严朝志对本案事故的责任应如何分担。对于争议焦点一，严尚思与其父亲严朝义共同居住生活，虽然阳春市国土资源局的《土地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发给户主严朝义，但严朝志证实其是向严尚思承揽房屋建设工程，也是严尚思支付工程款，且一直是严尚思与其及朱大权联系房屋建造事宜，故应认定严尚思是房屋的实际建造人。对于争议焦点二，朱大权自带工具为严朝志上料，按实际上料数量计付报酬，双方形成的是承揽关系，不是劳务关系。对于争议焦点三，朱大权提供的城北村委会证明及阳春市春城红旗邮政储蓄所存折、朝阳营业所存折，证明朱大权虽是农业家庭户口，但事故发生前已在春城镇居住生活满一年，并有固定收入，故其经济损失应按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经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作出鉴定，朱大权体内固定物取出必然发生的后续医疗费为43800元，该费用是朱大权必须支出的费用，原审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并无不妥。朱大权在事故发生后构成伤残，给其今后生活带来不便，造成一定程度的精神痛苦，原审根据过错程度酌定由严尚思、严朝志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并无不妥。自费药是医保不予报销的用药，但该药物是因朱大权受伤所用，该药费应纳入朱大权的经济损失范围。对于争议焦点四，朱大权在工作过程中不注意安全，是发生事故的主要原因；严尚思选任没有建筑资质的严朝志承揽房屋建设工程，存在选任过失，且没有为朱大权的上料工作提供安全保护措施，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严朝志选任没有资质的朱大权承揽房屋上料工作，亦存在选任过失，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原审确定由朱大权自负60%责任，严尚思承担25%的赔偿责任，严朝志承担15%的赔偿责任，处理并无不妥。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处理正确；两上诉人上诉理据不足，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787元，由上诉人朱大权负担2473元，上诉人严尚思负担131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关 衡 勋
审判员 何 桂 霞
审判员 司徒达国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一日
书记员 林 宗 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