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皖16民终13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曹文英，女，1947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桂玲，安徽赵长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亳州市西郊综合服务中心,住所地安徽省亳州市亳鹿路**号。法定代表人：周瞳，该中心的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林，男，西郊综合服务中心的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玉锋，男，西郊综合服务中心的职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闫循芝，女，1942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鹿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春，安徽董志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曹文英因与被上诉人亳州市西郊�合服务中心（以下简称西郊综合服务中心）、闫循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2017）皖1602民初3876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曹文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桂玲、被上诉人西郊综合服务中心的法定代表人周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林、孙玉锋，被上诉人闫循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曹文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西郊综合服务中心、闫循芝借曹文英钱事实清楚，1996年闫循芝为征地向曹文英借钱，分四次借款72000元，约定利息2％，不断更换借据后，至2008年10月10日，共欠曹文英322000元，由闫循芝出具借条，加盖西郊综合服务中心印章。曹文英在90年代曾用名江文英，并有证人证明，因�文英家庭出身不好，用江文英名字干零活。曹文英的钱是父亲出卖山西老宅的钱，曹文英瞒着家人将钱借给闫循芝，没敢用其真名，写的是其曾用过的江文英名字，借条上曹文英与江文英系同一人。该款与西郊综合服务中心、闫循芝所说的“江文英”没有任何关系，该“江文英”已经到庭声明该借款不是其的钱。闫循芝在公安局做询问笔录时也认可借过曹文英钱，庭审时承认该借条系其出具，也实际收到该款。闫循芝在2016年7月22日的询问笔录和公安局笔录均回答借过曹文英钱，此次庭审却说没有借过曹文英钱。一审合议庭要求曹文英申请追加另一个“江文英”为被告，曹文英没有追加，因为“江文英”已经到庭做笔录声明，本案借款不是其的钱。即使是另一个“江文英”的钱，也不应追加被告，应为原告。西郊综合服务中心辩称，一审西郊综合服务中�出示证据证明曹文英不是江文英。本案立案时的证据是花戏楼新华社区的证明，该证据是伪造的。曹文英指使证人做伪证，前后矛盾。闫循芝与江文英签订的借贷合同，当事人是闫循芝与江文英，该权利义务仅限于签约当事人。谯城区公安分局出具的曹文英户籍证明身份信息，曾用名并无江文英的登记。曹文英在漫长的70余载生活中，没有留下任何与江文英同为一人的文字记载，明显不符合生活逻辑，更违于常理。曹文英不是借贷合同当事人，不是江文英合法授权委托人，没有借贷合同权利转让证据，因此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闫循芝辩称，一审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裁定，驳回上诉。曹文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西郊综合服务中心、闫循芝立即偿还曹文英借款本金322000元，利息495880元（此利息自2008年10月10日计算至2015年3月10日，2015年3月10日之后的利息另行计算至还清全部借款之日），并责令西郊综合服务中心、闫循芝加倍支付判决生效后的逾期偿还利息直至偿还清全部借款时止，西郊综合服务中心、闫循芝之间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1日，曹文英持2008年10月10日闫循芝、西郊综合服务中心出具的借条向该院起诉，要求闫循芝、西郊综合服务中心返还借款及利息。该借条内容为：“今借到江文英现金322000元整，叁拾贰万贰仟元整，借款人闫循芝2008年10月10日”，闫循芝在借条“借款人”字上加盖“安徽省亳州市西郊综合服务中心”印章。该院于2015年10月26日作出（2015）谯民一初字第0166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亳州市西郊综合服务中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原告曹文英人民币322000元；二、驳回曹文英要求�循芝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三、驳回曹文英的其他诉讼请求。曹文英、西郊综合服务中心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3日作出（2016）皖16民终第614号民事裁定。裁定认为：因借条载明的出借人系江文英，闫循芝原审提交书面申请称江文英与曹文英没有任何关系，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条规定，传票通知闫循芝到庭核实江文英是否有其人及其真实身份并提供相关证据，否则将承担不利的后果。如确有江文英其人，则应查明曹文英取得载明债权人系江文英的借条是否合法，是否有权主张该债权，从而作出正确裁判。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案重审时，在开庭前，前往河南省鹿邑县鸣鹿办事处西关三里胡堂爱心养老院对闫循芝进行询问，闫循芝否认向曹文英借过款，称2008年10月10日出具的借条，借的就是江文英的钱，当时借款时都是一万、两万借的，累计到2008年10月10日利滚利算到322000元，约定月息是2分，每次都是江文英送现金到西郊综合服务中心办公室，是江文英让闫循芝打的2008年的借条，不是本案曹文英的钱，并称与曹文英没有经济往来。后经公开开庭审理，该院作出（2016）皖1602民初3381号民事裁定书，以原告曹文英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曾用名“江文英”，且借款及书写该借条的闫循芝否认曾向曹文英借款，并称与曹文英没有经济往来，该笔借款就是借江文英的，且曹文英亦未提交从江文英处受让该笔债权的相关证据为由，裁定驳回原告曹文英的起诉。曹文英不服，提起上诉。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14日作出（2017）皖16民终88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认为：“现借条的持有人系曹文英，闫循芝对借款的事实并未否认，一审在未查明曹文英取得载明债权人系江文英的借条是否合法的情况下，径行驳回曹文英起诉不妥。曹文英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一审认为曹文英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属适用法律错误。审理时为查明事实，应向当事人释明是否追加江文英为被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2016）皖1602民初3381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定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审理”。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本案中，曹文英持有的借条上“今借到江文英现金322000元整……”，曹文英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曾用名“江文英”，且借款及书写该借条的闫循芝否认曾向曹文英借款，并称与曹文英没有经济往来，该笔借款就是借江文英的，且曹文英亦未提交从江文英处受让该笔债权的相关证据，加之曹文英在2017年11月10日的庭审过程中，明确表示不申请追加江文英为被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故曹文英不是该笔债权的合法债权人，不享有诉�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零八条之规定，裁定：驳回曹文英的起诉。案件受理费11979元，待本裁定生效后退还。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曹文英是否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曹文英持有的借据，载明出借人系江文英。曹文英称其“自上小学一二年级时就叫江文英”，应当提供上学时的学籍档案予以证明。其称“2008年后才用的曹文英名字”，按照其年龄推断，近�十余年，应留下其曾用名“江文英”的相关书面证据，但至今仍不能提供，故目前难以确认曹文英即是借据上载明的“江文英”。现有证据证明确实存在“江文英”其人，该“江文英”亦与西郊综合服务中心之间存在借款关系。该“江文英”虽出具书面证言，证明其与本案借款无关，因其未出庭作证，故对该证言真实性无法确认。一审为查明事实，向曹文英释明是否追加该“江文英”为被告，曹文英因放弃追加的权利而产生的不利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因曹文英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其与借据上的“江文英”系同一人，亦不能证明该借据系从“江文英”处合法取得，故一审根据现有证据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曹文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赵 亮审 判 员  朱晓非代理审判员  李红波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二日书 记 员  邓欣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