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03民初8134号
原告：潘晓萍,女,1979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饶苍平，浙江永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庙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中河北路**号*楼****室，现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汉嘉国际**楼。
法定代表人：张群，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海斌、胡高鸳，浙江浙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潘晓萍为与被告杭州庙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庙街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原告潘晓萍因不服杭州市下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下城区仲裁委）下劳人仲案字(2017)第0511号仲裁裁决书，于2017年11月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本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并于2017年12月27日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潘晓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饶苍平，被告庙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海斌、胡高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潘晓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业务提成188单，每单按100元计，计提成18800元；2、被告支付原告2017年4月13日-2017年8月16日期间双倍工资19000元；3、被告支付原告高温费562.5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7年4月13日至2017年8月16日在被告处工作，担任公司业务员职务。当时双方约定底薪工资3000元加业务提成。跑一单按100元计。原告工作期间曾多次要求与被告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但都被拒绝。2017年9月，因上述劳动争议事项，原告向下城区仲裁委提出劳动仲裁请求，该委于2017年10月25日裁决驳回原告的全部仲裁请求。原告认为：原被告间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劳动关系，原告提供了相应的劳动，完成了被告要求的工资任务，被告应当向原告承担劳动报酬支付等义务。杭州市下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结果显然违法。
原告潘晓萍围绕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1、仲裁裁决书1份，证明原告申请仲裁被驳回请求且认定原告推广188份卡券的业务。
2、微信记录（6月30日）1份，证明被告公司员工张瀚林与原告直接对接联系；
3、微信记录（8月16日）1份，证明被告公司员工与原告直接联系；
4、卡券合作协议188份，证明原告给被告完成了188份卡券推广业务。
被告庙街公司辩称：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所陈述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被告与案外人杭州智付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由智付公司协助甲方拓展原告的卡券中心合作商户，合同签订的合作期限为2017年4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智付公司成功拓展有效商户后，被告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向智付公司智付佣金。本案中，原告实为与智付公司下属分销商认识，从而为智付公司拓展其承接的被告业务，而非被告招聘的员工。就卡券合作佣金，被告已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全额支付给智付公司。至于智付公司是否与下属分销商及原告结算，被告无从得知，且与被告无关。被告招聘新员工，会进行入职登记、参加入职培训、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员工oa账号、发放工牌及安排办公区域等，被告会通过oa对员工进行打卡考勤，即使业务员也需要每日上下班打卡，如有业务无法回公司则通过oa考勤。被告实际的考勤方式、工资发放标准、入职办理的手续均与原告陈述的不同，故原被告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诉请均不成立。
被告庙街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合作协议1份，证明自2017年4月1日-2017年6月30日被告与杭州智付有限公司建立合作关系；
2、解除协议1份，证明杭州智付科技有限公司团队内部或分销商的款项结算由杭州智付科技有限公司自行负责；
3、后台系统数据打印件1份，证明被告就成功推荐卡券后的数据结算和接收单位为杭州智付科技有限公司，非原告；
4、证人笔录1份，证明原被告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及被告与杭州智付科技有限公司合作模式及结算情况；
5、合同领用簿1份，证明《卡券合作协议》均由杭州智付科技有限公司向被告领取；
6、情况说明1份，证明原告在仲裁庭中陈述《卡券合作协议》从张瀚林处领来，其为杭州智付科技有限公司团队负责人；
7、2017年3-7月工资表1份。
8、2017年4-8月人事异动表1份。
上述证据7-8共同证明张瀚林及原告非被告单位的员工。
9、第三方平台数据清单1份。
10、交行回单及有效单明细1份。
上述证据9-10共同证明被告已将有效单据应支付的金额支付给杭州智付科技有限公司；
11、证明1份，证明第三方平台数据的真实性；
12、考勤统计列表1份，证明被告对其员工的考勤记录。
上述证据3、5、9、11可以与原告证据4卡券号相互对应，证据5上有记载系杭州智付科技有限公司法人领取卡券并有，证据3说明卡券信息是由杭州智付科技有限公司录入我工作平台，证据9说明被告与杭州智付科技有限公司间金额已经结算。
13、仲裁庭审笔录1份，证明原告的卡券是从张经理处领取的。
经庭审质证，本院认证如下：（一）对于原告潘晓萍提交的证据，被告庙街公司对证据1，三性无异议，仲裁裁决书查明事实的最后一段“188份卡券均系杭州智付科技有限公司领取…”,而右下角是原告本人填写的，不认可原告直接为被告提供劳动，认可杭州智付科技有限公司为被告提供的业务；证据2，是另案宁国平与张瀚林经理的聊天记录，张瀚林是杭州智付科技有限公司下面的分销商，与原告无关；证据3，对双方身份无法核实，微信内容还有一段话说“数据我们的渠道经理已与帅老板核实的”，帅老板实际就是杭州智付科技有限公司的法人，帅老板在仲裁时做为证人提供证人证言的，实际原告是与杭州智付科技有限公司发生的劳动关系，而非被告；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是被告打印好，分给合作伙伴，由他们持着卡券去拓展业务的，卡券有编号，是杭州智付科技有限公司走着的。对证明对象有异议。本院认为，证据1，系仲裁裁决书，本院予以确认；证据2、3，无法确认微信聊天人员的身份，本院不予确认；证据4，被告庙街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
（二）对于被告庙街公司提交的证据，原告潘晓萍对证据1、2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被告与杭州智付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的合作关系与本案无关；证据3真实性无法确认，哪怕被告与第三方结算，与原告无关，其中23单的卡券就算结算给了第三方，被告也应当支付给原告；证据4，对证人的效力有异议，证人系杭州智付科技有限公司的法人，与被告有业务往来、利害关系，证言不可信，证人笔录第三页第7行，说了仅给了几十份，但现原告提供了188份，证人所述与事实相矛盾，三性均有异议；证据5三性均有异议，是被告方记载的卡券由谁领去，由单方制作的；证据6三性均有异议，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杭州智付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有利害关系；证据7-8单方制作，不予认可；证据9-10，被告将23单支付给了杭州智付科技有限公司，只能说是被告的错误行为；证据11，与本案无关；证据12，单方记录，三性均不认可；证据13，真实性无异议，认为两个姓张的并非同一人。本院认为，证据1、2、3、4、5、9、10、11，能够互为印证《卡券合作协议》的签订及履行情况，本院予以确认；证据7、8、12，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本院不予确认；证据13，原告潘晓萍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6，无法确认是否是原告所述的“张经理”，故本院不予确认。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案件事实如下：
2017年4月1日，庙街公司与案外人杭州智付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一份，约定：合作项目和范围：杭州智付科技有限公司协助庙街公司在杭州主城区内拓展庙街“卡券中心”合作商户。向庙街公司推荐商户入驻庙街公司“卡券中心”，最终以庙街公司与商户成功签约确认杭州智付科技有限公司推荐成功；杭州智付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协助庙街公司与商户签订合作协议，并负责商户设备安装、使用培训、技术指导及售后服务；杭州智付科技有限公司应积极推动合作商户进驻庙街微店并购买门店通硬件产品；合作期限自2017年4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合作方式：杭州智付科技有限公司向庙街公司支付保证金5000元，用于保证杭州智付科技有限公司积极有效开展业务，待合作期满后如无扣除保证金情形，庙街公司全额无息返还；杭州智付科技有限公司所推荐的商户须为有效商户，有效商户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有企业营业执照或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有线下实体门店；与庙街公司签约《卡券合作协议》；在庙街公司首次活动优惠额度不低于其他渠道优惠额度；配合庙街公司安装有效核销系统；确保卡券上线30天内，完成3笔有效核销（不含刷单、不含测试订单）；庙街公司宣传资料可进驻其场所进行展示；双方合作费用：对佣金、销售分成、推荐奖励、结算条款等均作了具体约定。上述合同签订后，杭州智付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帅琼伟多次到庙街公司签收领取《卡券合作协议》。庙街公司根据后台系统录入有效卡券数量向杭州智付科技有限公司结算费用。2017年9月29日，庙街公司与杭州智付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解除协议》，双方协商一致同意解除合作协议。
《卡券合作协议》左上角为合同编号。甲方：庙街公司；乙方为空白，由商户填写；1、合作期限。2、合作内容。乙方委托甲方在卡券中心进行优惠券创建，并通过卡券中心进行分发，消费者持本优惠券至乙方消费即可享受相应优惠。3、乙方优惠券具体规则以预留电子邮箱往来邮件为准。4、使用限制。本券为优惠凭证，不可在乙方店铺兑换现金。5、消费者购买、使用优惠券的短信通知费用由甲方承担，乙方支付甲方2条/张的优惠券核销效果费用，此费用暂不收取，收取时由双方邮件确认为准。6、甲方可对乙方的优惠券进行加价分发，加价所得归甲方所有。7、乙方义务。乙方向消费者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自行承担发票开具及纳税义务；乙方需要保证所销售的商品质量及服务质量，并拥有良好的商品售后服务，甲方不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不利后果，如给甲方造成损失，乙方须承担赔偿责任；乙方允许甲方在合作期间使用乙方LOGO，店铺图片，商品图片及文字说明等。本合同产生的纠纷，由双方当事人协商，协商不成的，可以向合同签订地法院提起诉讼。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左下角甲方（盖章）：庙街公司，授权代表处为空白，签订日期为空白。合同签订地杭州市江干区。右下角乙方（签章）、授权代表均由乙方填写。
庭审中，潘晓萍确认系从张经理处领取188份《卡券合作协议》，并在合同左下方授权代表处签名。经核对合同编号，前述188份《卡券合作协议》均由杭州智付科技有限公司在庙街公司处签字领取。
另查明，2017年8月25日，下城区仲裁委受理了潘晓萍与庙街公司劳动争议案件。2017年10月25日，下城区仲裁委作出下劳人仲案字（2017）第0511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潘晓萍的全部仲裁请求。潘晓萍不服该裁决，于2017年11月6日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被告是否构成事实劳动关系。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就此，劳动者可以提供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或其他劳动者的证言证明其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本案中，原告潘晓萍未能有效证明其身份，亦未能证明被告庙街公司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对其适用，其受被告的管理以及被告庙街公司支付了原告潘晓萍工资或与工资相类似的劳动报酬。原告潘晓萍提交了188份《卡券合作协议》，并确认系经由张经理招聘并从其处领取该188份《卡券合作协议》，但原告潘晓萍未能证明该张经理的身份以及与被告庙街公司的关系。且前述188份《卡券合作协议》左下方的授权代表处的签名系由原告潘晓萍本人所签，而非被告庙街公司所填写。由此无法证明原告潘晓萍与被告庙街公司存在实际用工关系。综上，原告潘晓萍所举证据尚不能证明其与被告庙街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故本院对其基于劳动关系所提出的各项诉请不予支持。关于业务提成。原告潘晓萍已经持《卡券合作协议》向商户推销了业务，实际完成了一定的业务量，可按照民事法律关系主张权利。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潘晓萍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潘晓萍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案件受理费，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本院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由本院另行书面通知。
审 判 员 刘新玉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代书记员 蒋丽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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