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定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琼9021民初342号
原告：文家宝，男。
委托代理人：吴昌平，海南鹏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韩非，海南鹏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海南兆祥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孟由炜，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许抒香，海南大兴天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丽霞，海南大兴天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文家宝与被告海南兆祥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祥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原告文家宝于2016年5月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二章“第一审普通程序”的有关规定，本院于2016年6月22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文家宝及其委托代理人吴昌平、被告兆祥公司委托代理人陆丽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文家宝诉称：符利原为被告兆祥公司法定代表人（现法定代表人为孟由炜，符利为股东之一和主要决策工作人员）。2013年，被告通过定安县住建局审批，在定安县定城镇定雷路龙福花园建设公园一号B栋大楼。2015年3月27日，符利与原告签订一份《外钢管脚手架承包合同书》（以下简称承包合同）。合同约定符利将公园一号B栋大楼范围的外钢管脚手架工程承包给原告搭建，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包质量、包进度、安全通道等，承包价格为外钢管脚手架价格为每平方米38元，搭设卸料平台每个350元，付款方式为被告按原告每月搭设完成工作量的80%支付，外脚手架主体搭设完成后10日内付至搭设完成工作量80%，拆完外架项目完成清场后10日付清余款。工期为365天，时间从进场搭设外架至外架拆除完为止。超过合同工期，被告按合同面积每平方米每天补款0.15元给原告。合同同时约定其他条款。
原告认为，符利签订承包合同是兆祥公司法人行为。首先，兆祥公司为公园一号B栋大楼的业主；其次，符利是兆祥公司主要股东，虽然合同签订时法定代表人已经变更为他人，但这是公司内部事务，原告对法定代表人变更不知情，当时，定安范围内符利代表兆祥公司众所周知，兆祥公司大量的贷款也是符利操作的，所有的工程都是符利操作的；再次，被告提交的合作协议书中第二条第1项的约定明确了兆祥公司授权符利就公园一号B栋大楼建设对外签订合同。根据《民法通则》第4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6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2条的规定，符利对外签订合同的行为是兆祥公司行为，本案应以兆祥公司为被告。
承包合同签订当日，原告即进场施工，并于2015年10月25日完成搭设工程任务。经被告派郑学财、陈继胜两人与原告工作人员张昌浩现场确认，工程量�11983.5平方米，卸料平台20个。按双方约定的合同价格，被告应付原告工程款总计462373元（11983.5×38+20×350）。可被告仅支付3万元，尚欠工程款432373元。依据承包合同“超出合同工期，每平方米每天补款0.15元”的规定计算，被告应向原告支付逾期违约金161777.25元（11983.5平方米×90天×0.15元）。
现被告工程建设已停工，双方的合同已超期，被告没有支付工程款，也没有进行建设，已构成根本性违约，如果被告不依约及时建设，将会造成脚手架钢管的腐烂而危及安全。此外，依据《合同法》第268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法释[2002]16号）第一条的规定，原告应对公园一号B栋大楼拍卖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拖�的工程款432373元、逾期违约金161777.25元（违约金自2016年3月28日计至2016年6月28日）；2、解除双方签订的《外钢管脚手架承包合同书》；3、确认原告对被告位于定安县定城镇定雷路龙福花园公园一号B栋大楼拍卖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兆祥公司辩称：一、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原告的起诉属于诉讼主体错误，依法应驳回其诉讼请求。1、原告起诉状中陈述被告的工作人员符利与其签订承包合同。事实上，符利并非被告的员工，也非决策工作人员，符利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与原告签订的合同系个人行为，与被告无关，且被告完全不清楚符利是否与原告签订任何协议。根据《合同法》第32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本案中，原告提交的承包合同没有被告的盖章确认，被告也未授权符利代理被告与原告签订任何合同，原、被告间没有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及行为，不成立合同关系。2、原告关于解除双方合同的主张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解除合同的前提是双方之间存在有效的合同关系，如前所述，原告与符利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被告并不清楚、也不确认。如果原告能够举证证明其与符利之间存在合同关系，那么，应当主张解除的是其与符利之间的合同，而不是与被告之间的合同。就合同的订立形式而言，被告不是合同的相对人，不存在解除合同的前提条件。同理，原告主张的违约责任的依据是与符利签订合同中的违约责任条款，相应的责任应指向符利个人而不是被告。3、原告陈述其完成合同工程量并经被告派员丈量、收到被告支付的3万元，完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告未与原告签订合同，不需支付任何价款，也不可能派员丈量，原告在起诉状中的陈述缺乏事实依据。
二、被告不需向原告支付任何款项，原告主张的工程款优先受偿权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依法应当驳回。原告无法证明其提供了脚手架劳务。仅有的证据是一份打印的工程量及照片，该材料无法反映施工内容、工程量确认、结算合同主体、结算法律依据等。亦即，原告根本没有证据证明其已经实际提供劳务服务以及提供劳务的内容等，更没有证据证明其任何行为与被告有关，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法定的首先受偿权应在工程竣工之日六个月内提起，本案中，原告无法证明其与符利签订的合同的真实性，因此，合同中相关的施工、竣工、结算等情况均无证据予以证明，不符合优先受偿权的法定条件。原告向不是合�相对人的被告主张优先受偿权更是严重错误的，依法应予驳回。
三、本案系原告自行提起的错误的诉讼，搞错了被告主体。相应的诉讼费用应当由原告自行全部承担，与被告无关。
综上，原告的起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本院对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审查认证如下：
原告文家宝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五份证据材料：
证据1、企业机构档案登记资料，拟证明符利是兆祥公司股东之一，其出资800万，其父亲符定官也有出资，符利是公司决策人员。兆祥公司质证对证据三性（即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下同）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只能证明法定代�人是孟由炜、符利是股东之一。经审查，本院认为，该证据能作为认定符利为公司股东的依据，但不能仅凭出资情况判断决策权，对原告拟证明的符利为决策人员的主张不予采纳。
证据2、承包合同，拟证明兆祥公司将脚手架工程分包给原告。兆祥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真实性有异议：除合同首尾两页有签章外，其余部分没有骑缝章确认，被告不是相对人，亦无法辨认真实性；对证明内容也有异议，不能证明被告是合同相对方。经审查，本院认为，虽然合同书未加盖骑缝章，但民商事活动中不规范的形式较多，细微瑕疵不应阻碍经济活动顺畅运行，本院对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该合同可作为认定符利与文家宝签订合同的依据。至于被告拟证明的系兆祥公司与文家宝签订合同，因主体问题乃本案纠纷争议焦点，就该主张本院综合全案案情在“本院认为”部分详细阐述。
证据3、《公园一号B栋外钢管架子班工程量》，证据4、现场照片九张，两份证据拟共同证明原告所完成的工程量。兆祥公司质证表示，《公园一号B栋外钢管架子班工程量》上签名的三人身份不明，对其证据三性均有异议；照片是否指向涉案工地不清楚，也显示不出与被告、与任何乙方有关，对其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经审查，因《公园一号B栋外钢管架子班工程量》中没有符利签字确认，原告也无证据证实其关于签字三人身份的主张，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至于现场照片，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但对拟证明的工程量不予确认。
证据5、《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拟证明被告公司是涉案建筑物的业主。兆祥公司质证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为过期的许可证，施工单位也非原告，原告拟证明的内容与本案无关。经审查，结合原告提交三方协议书中的甲方主体以及协议反映的工程停工事实，本院认为该证据可佐证兆祥公司为B栋大楼业主。
被告兆祥公司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两份证据材料：
证据1、兆祥公司、海南佳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盛公司）、符利三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拟证明符利并非被告公司的代表、员工，符利以其个人名义对外签订的合同债务由其个人承担。文家宝质证对证据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协议书明确“兆祥公司同意由佳盛公司和符利自筹建造资金、自行组织施工、自行签订相关合同”，�则是业主兆祥公司授权符利对外签订合同。本院认为，原、被告对三方签订合同及合同约定内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至于双方各自拟证明的内容涉及对该协议性质的理解与认定，待“本院认为”部分再详加论述。
证据2、佳盛公司与海南旭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峰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拟证明三方协议书签订后，B栋大楼工程由旭峰公司全权负责，原告不是施工人，被告与本案工程无关，此外，符利是佳盛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只能代表佳盛公司或者其本人。文家宝质证称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合同约定的内容是土建工程，与本案的外钢管工程无关。经审查，因土建工程与本案脚手架工程无关，对原告拟证明的文家宝非施工人的主张不予采纳，但两工程均指向B栋大楼，且《劳务�包合同》有佳盛公司盖章和符利作为公司代表确认，该证据可佐证本案各方身份。
根据上述证据以及原、被告双方的陈述，本院确认以下案件事实：
兆祥公司成立于2009年12月10日，是一家从事房地产项目、旅游项目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符利为该公司股东、原法定代表人。符利同时还是佳盛公司法定代表人。2012年7月9日，定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就公园一号工程向兆祥公司颁发《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2014年4月15日，兆祥公司进行工商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由符利变更为孟由炜。
2015年3月15日，兆祥公司、佳盛公司、符利三方签订《合作协议书》。《合作协议书》约定合同目的是为了解决兆祥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符利在任职期间所欠三笔债务（该债务导致兆祥�司陷入经营困境，公园一号B栋楼被逼停工）。《合作协议书》第二条约定：兆祥公司同意佳盛公司和符利自筹资金，自行组织施工，自行签订相关施工、材料购销合同，于2015年12月30日前完成公园一号B栋大楼及其附属配套工程，完成工程竣工验收；符利完成工程建设后，兆祥公司同意用B栋楼中7000平方米房产解决协议确认的三笔债务以及符利、佳盛公司自筹资金参与本合作的债务，所有债务解决完毕，7000平方米房产的剩余价值归属符利、佳盛公司，在7000平方米房产外，符利、佳盛公司不享有兆祥公司任何权益。《合作协议书》第三条约定：各方确认，本协议不代表符利、佳盛公司是兆祥公司的代表、代理或者员工，符利、佳盛公司系以自身名义对外签订合同，由此产生的所有事项均由其自行负责解决承担。《合作协议书》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兆祥公司、佳盛公司均在协议书上加盖公章，兆祥公司加盖孟由炜私印，佳盛公司还由法定代表人符利签名确认，符利也作为一方合同相对人单独签字确认。
2015年3月20日，佳盛公司将公园一号B栋楼的土建工程分包给旭峰公司，符利作为佳盛公司代表人在双方签订的《建筑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上签字。
2015年3月27日，符利与文家宝签订承包合同书，将公园一号B栋大楼脚手架工程发包给文家宝。合同书详细约定了工程价款、付款方式、违约责任等内容。合同签订后，文家宝积极组织工人搭建脚手架，符利向文家宝支付工程款3万元。文家宝现以工程发包人为兆祥公司、工程量已经兆祥公司确认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一、符利签订涉案承包合同是个人�为还是代表兆祥公司的法人行为？二、如果承包合同约束的是兆祥公司，文家宝完成的工程量是多少，应得工程款多少？兆祥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合同应否应予解除？三、文家宝是否享有对B栋大楼的优先受偿权？
一、关于合同主体问题。自然人与法人人格相互独立。公司法以法律的形式赋予公司独立的人格，这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也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前提。法人人格独立，意味着公司独立于股东，成为以自己的名义、财产进行民事活动承担民事责任的独立主体。在此情形下，若文家宝主张的符利履行兆祥公司职务行为或接受兆祥公司委托从事相关工作，行为后果确由法人承担，但本院对上述两点主张均不予采纳。
就职务行为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八条规定“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企业法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可见，在民商事活动中，对职务行为的认定适用外观主义原则，行为人在客观上具备执行职务的特征，又以法人名义实施，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该行为是执行职务的行为，就可认定行为后果由接受职务的企业法人承担。本案中，涉案合同中不仅没有加盖兆祥公司印章，也未明确合同一方为兆祥公司，更没有任何条款内容能显示符利是以兆祥公司名义签订该合同，合同签订后兆祥公司也未通过支付工程款项或其他任何行为表示接受该合同的法律后果，因此，不能仅因符利曾任兆祥公司法定代表人、现为兆祥公司股东就确认其所签订合同代表兆祥公司。即便文家宝主观相信符利彼时仍为兆祥公司法定代表人，认为符利对外可代表公司从事民商事活动，但符利更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然人，具有自然人独立之人格与责任。因此，不管文家宝是否知情兆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不论符利再次之前代表兆祥公司对外从事过多少经济活动，因承包合同的签订缺乏“法人名义”外观，本院对原告主张的涉案合同一方当事人为兆祥公司的主张不予支持。倘若缺乏“法人名义”的外观条件，仅凭文家宝对符利代表兆祥公司的主观相信就认定签约行为为法人行为，则势必强加法人诸多额外经济责任，极大地束缚法人的经济自由�发展，结果只能是相悖于法人人格独立原则，破坏市场经济健康运行。对文家宝反复利用兆祥公司为B栋大楼业主这一事实强化职务行为观点之主张，因兆祥公司与符利法律地位相互独立，不能以业主身份掩盖“法人名义”缺失之职务行为构成要件的缺陷，本院不予采纳。
就授权委托行为而言。文家宝以《合作协议书》第二条“兆祥公司同意”的约定为据，认为兆祥公司与符利之间构成授权委托关系；兆祥公司则以《合作协议书》第三条“自身名义、自行负担”之约定为由，认为符利的行为与公司无关。本院认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判断合同性质的主要依据。结合《合作协议书》协议目的以及三方权利义务的约定，本院认为，该协议乃三方合作进�房地产开发以共谋利益：兆祥公司通过让与7000平方米房产权益摆脱三笔债务导致的经营困局；符利、佳盛公司通过自行投资建设获得7000平方米房产的权益。三方各自独立，并不存在授权委托内容。更何况，文家宝所依据的合同条款也没有“代表”、“代为”、“以兆祥公司名义”等能认定授权委托关系之词。因此，本院对授权委托关系的主张不予采纳。
综上，符利不是以兆祥公司名义签订合同，兆祥公司不承担民事责任。符利与兆祥公司之间不存在授权委托关系，二者间虽有合作关系，但债是特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作为承包合同书之外的兆祥公司对合同不负担任何责任。符利签订涉案承包合同是个人行为，只约束合同双方。
二、关于工程款及违约救济问题。我国现有的法律、司法解释中，可突破合同相对性，向工程合同之外的第三人请求工程款的，唯有以保护实际施工人利益为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之规定。本案中，兆祥公司与文家宝不存在合同关系，也没有证据显示兆祥公司向符利发包工程且兆祥公司尚欠符利工程款，更何况文家宝主张的工程量亦无证据予以证实。因此，对于文家宝的工程款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同理，因兆祥公司非合同相对方，对文家宝关于违约金及解除合同之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至于文家宝关于脚手架长期闲置易损毁进而危及他人生命财产安全之忧虑，本院认为，若其主张的合同解除条�成就，其完全可以依法向合同相对人符利行使合同解除权。
关于优先受偿权问题。本院认为，优先受偿权规定的是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虽然公园一号业主是兆祥公司，但兆祥公司并非涉案脚手架工程发包人，文家宝关于优先受偿权的诉求不应得到支持。
综上所述，文家宝没有证据证明与兆祥公司存在合同法律关系。兆祥公司非合同相对方，文家宝无权向兆祥公司请求工程款及违约责任，亦不能向兆祥公司请求优先受偿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文家宝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9741.5元，由原告文家宝负担（已交）。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宋长清
人民陪审员 岑运伟
人民陪审员 程作道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罗 勇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四十三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五十八条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企业法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