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云25民终14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学顺，男，1954年7月24日生，汉族，现住福建省松溪县。上诉人（原审原告）董学顺，男，1964年10月18日生，汉族，现住福建省连江县。二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王平，云南王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卫斌，男，1983年7月9日生，汉族，现住云南省石屏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龙健瑜，男，1974年6月11日生，汉族，现住云南省昆明市。二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郑志宏，开远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黄学顺、董学顺因与被上诉人杨卫斌、龙健瑜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石屏县人民法院（2016）云2525民初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学顺、董学顺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杨卫斌签订的和解协议约定以杨卫斌在石屏县向红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哨冲他克亩铅矿财产权益作为担保，该财产权益既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的应当办理抵押登记的财产，也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的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财产。该项担保是担保合同成立时即生效设立的，无需登记设立。故，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没有对约定的担保财产权益进行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龙健瑜为“善意第三人”明显不当。被上诉人杨卫斌将出资1560万元人民币购买的石屏县向红经贸有限责任公司74%的股权低价转让给被上诉人龙健瑜，并以年检为由将双方约定由石屏县公安局保管的以保证《和解协议》履行的探矿权证取出，以完成交易。被上诉人龙健瑜积极配合被上诉人杨卫斌，两人恶意串通，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对二被上诉人的非法行为视而不见，认定被上诉人龙健瑜为善意第三人，属于严重认定事实错误。综上所述，恳请二审法院：1.撤销石屏县人民法院（2016）云2525民初43号民事判决；2.依法确认被上诉人杨卫斌与龙健瑜签订的《石屏县向红经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无效；3.一、二审诉讼费由二被上诉人承担。杨卫斌二审中没有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其口头辩称，2013年8月杨卫斌与上诉人黄学顺、董学顺在石屏县公安局签订和解协议时还没有取得向红经贸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其还不是向红经贸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因此其将石屏县向红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位于哨冲他克亩铅矿的财产权益进行抵押是无效的。龙健瑜二审中没有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其口头辩称，其在与被上诉人杨卫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前并不清楚哨冲他克亩铅矿的实际情况，并且对于石屏县向红经贸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变更情况系通过石屏县工商局查询了解的。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8月26日，经石屏县公安局主持调解，被告杨卫斌与原告黄学顺、董学顺达成《和解协议》，约定：原告黄学顺、董学顺同意被告杨卫斌退还人民币1220万元；协议生效后，原告黄学顺、董学顺即办理领取被告杨卫斌取保候审保证金100万元的相关手续，余款人民币1120万元在2014年底一次性支付完毕；协议履行完毕以后，原告黄学顺、董学顺不得以山金公司股权转让事由再度行使对被告杨卫斌的刑事控告权以及主张民事权利；协议签字生效当日，原告黄学顺、董学顺即办理石屏县山金矿业开发有限公司95%的股权转让手续，转让给被告杨卫斌或被告杨卫斌指定的人；被告杨卫斌以在石屏县向红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哨冲他克亩铅矿财产权益作为应付款项担保。2014年4月10，被告杨卫斌和罗斌毅与石屏县向红经贸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陶东升、宋军潇签订《石屏县向红经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宋军潇以人民币370万元将石屏县向红经贸有限责任公司74%的股权转让给被告杨卫斌，当日宋军潇向石屏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石屏县向红经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完毕证明》，证实协议已履行完毕。2014年4月17日，石屏县向红经贸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经工商登记变更为被告杨卫斌和罗斌毅。2015年2月3日，被告杨卫斌与被告龙健瑜签订《石屏县向红经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被告杨卫斌将其持有石屏县向红经贸有限责任公司74%的股权以人民币370万元转让给被告龙健瑜。2015年2月6日，石屏县向红经贸有限公司的股东由被告杨卫斌变更为被告龙健瑜，法定代表人由罗斌毅变更为被告龙健瑜。一审法院认为，原告黄学顺、董学顺与被告杨卫斌达成的《和解协议》中约定的财产权益担保，在被告杨卫斌于2014年4月17日登记取得石屏县向红经贸有限责任公司74%股权以后，双方未进行抵押物登记，为此，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被告杨卫斌以人民币370万元受让取得石屏县向红经贸有限责任公司74%的股权后，于2015年2月3日与被告龙健瑜签订《石屏县向红经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人民币370万元转让给龙健瑜，并于2015年2月6日进行了股东变更登记。原告黄学顺、董学顺诉称被告杨卫斌以1560万元购买得石屏县向红经贸有限责任公司74%的股权后，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持有的石屏县向红经贸有限公司74%的股权以人民币370万元低价转让给被告龙健瑜，属于恶意串通，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确认被告杨卫斌与被告龙健瑜于2015年2月3日签订的《石屏县向红经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意见，无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提供证据”之规定，原告黄学顺、董学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诉讼主张，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遂判决驳回原告黄学顺、董学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黄学顺、董学顺承担。一审提交的证据均已随案件移送至本院，双方当事人均坚持一审的举证及质证意见。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依上诉人黄学顺、董学顺的申请向石屏县公安局副局长唐文炜进行了调查询问。经过质证，上诉人黄学顺、董学顺对该《调查笔录》的三性均予以认可，并欲证明登记在石屏县向红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名下的哨冲他克亩铅矿系被上诉人杨卫斌高价买来低价出售，被上诉人龙健瑜与被上诉人杨卫斌签订股权转让行为系恶意串通的行为；被上诉人杨卫斌、龙健瑜对于该《调查笔录》的三性均予以认可。本院认为，由于上诉人黄学顺、董学顺，被上诉人杨卫斌、龙健瑜对于该《调查笔录》的三性均予以认可，本院对该《调查笔录》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但是该《调查笔录》并不能证明登记在石屏县向红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名下的哨冲他克亩铅矿在杨卫斌将其持有股权转让给被上诉人龙健瑜时的实际价值，故对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上诉人黄学顺、董学顺与被上诉人杨卫斌之间签订的《和解协议》中约定的用来担保的财产权益是否能够对抗第三人？2.被上诉人杨卫斌与被上诉人龙健瑜之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是否是恶意串通侵害了上诉人黄学顺、董学顺的利益？本院认为，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当事人未办理抵押物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的规定，本案中上诉人黄学顺、董学顺与被上诉人杨卫斌于2013年8月26日签订的《和解协议》中约定的用作担保的财产权益，在杨卫斌于2014年4月17日登记取得石屏向红经贸有限责任公司74%的股权以后，并未进行登记。而被上诉人龙健瑜在与被上诉人杨卫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后，于2015年2月6日完成了股东变更登记，取得了杨卫斌持有的石屏县向红经贸有限责任公司74%的股权。故，上诉人黄学顺、董学顺与被上诉人杨卫斌之间约定的财产权益担保由于未经抵押登记而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由于二上诉人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杨卫斌、龙健瑜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因此，对于上诉人黄学顺、董学顺认为被上诉人杨卫斌串通被上诉人龙健瑜，以不合理的低价转让其持有的石屏县向红经贸有限责任公司的74%的股权损害了二上诉人的利益，应确认该转让协议无效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黄学顺、董学顺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莫云辉审 判 员  刘淑平代理审判员  焦 艳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一日书 记 员  刘 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