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长治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晋0421民初62号
原告王福娥，女，1943年5月15日出生，汉族。
原告付晓军（系王福娥之子），男，1975年12月1日出生，汉族。
原告付枝兰（系王福娥三女），女，1973年4月18日出生，汉族。
以上三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张俊德，男，1951年1月4日出生，汉族。
原告付秀兰（系王福娥长女），女，1962年5月20日出生，汉族。
原告付俊兰（系王福娥次女），女，1971年9月17日出生，汉族。
被告付外只(曾用名付外则)，男，1953年5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
被告张密珍（系付外只妻子），女，1956年3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
二被告的委托代理人王培平，山西双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福娥等五人与被告付外只、被告张密珍返还原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福娥的委托代理人张俊德和原告付晓军、付枝兰、付秀兰及付俊兰，被告付外只和张密珍共同委托的代理人王培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五原告系母子关系，籍贯系长治县某某乡某某村，原告王福娥的丈夫付海云（1992年病故）与被告付外只系同胞兄弟，付海云为兄，被告付外只为弟。双方同住一院，原告住该院北房东三间，被告住该院北房西两间。1989年，原告全家农转非迁入长治市内居住后，原告应被告要求将住房借给被告居住。期间，原告王福娥与被告对原告的房产买卖事宜因条件未成就未能成交。原告看在同宗本族份上，同意被告继续借住该房。2015年以来，村上进行不动产登记，被告以该住房属其所有为由，对原告将房产申报登记在自己名下，提出异议，双方因此发生争执。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特提起诉讼主张权利，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将侵占的三间北房归还原告。
被告辩称，原告在诉状中所陈述的不是事实，一、关于本案的事实。（一）被告付外只与付海云（原告王福娥的丈夫）系亲兄弟关系，两家人曾共居住于位于某某乡某某村的一处院内，其中哥哥付海云一家居住于该院内北房（堂屋）的东三间，弟弟付外只一家居住于该院内北房西两间。上世纪80年代末，包括付海云在内的原告一家人迁入长治市城区居住，原告家北房东三间就空置了，并没有借给被告居住。（二）原告一家迁入长治市城区居住后，在城区新民菜场的祥和小区修建了三层楼房一座，于是付海云就动了将原籍某某村的北房东三间（即本案诉争房屋）出售给弟弟付外只的想法，但此事还未开始进行，付海云就罹患重病，并于1992年不幸病故。1993年，遵照付海云生前的遗愿，双方共同请付海云和付外只的姐夫冯修好作为中间人从中协调，并于1993年10月30日由冯修好代笔起草了一份《卖房契约》，约定原告王福娥以2500元的价格将本案诉争房屋卖给了被告，该契约同时约定，“交款时间三年交清，钱齐拿回房产使用证，否则卖主有权卖给他人”等内容。双方签订了《卖房契约》后，被告将购房款2500元交给了冯修好，由冯修好转交给了原告王福娥，王福娥收到购房款后也将诉争房屋的《宅基地使用证》交由冯修好转交给了被告付外只。（三）双方的《卖房契约》签订并得以履行后，两家人本应该和谐相处，但事与愿违，两家人却因为家庭琐事产生了矛盾，并发展到几乎没有往来的地步。为了改变这种局面，1995年1月20日，两家人共同邀请邻居李敏青作为旁证人又签订了一份《协议书》，该协议除对1993年10月30日双方所签订的《卖房契约》中的内容进一步强调确认外，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该协议还约定了两家“从即日起恢复正常来往，不得随意欺肆对方。如在生活中，对方如有困难，双方当事人尽力协商解决。以此为证，永不反悔”，实际上这份协议的重点是为了解决两家的矛盾。二、原告的诉请已丧失诉讼时效。按双方1995年1月20日《协议书》的约定，被告最迟在1995年1月20日就占有了诉争房屋，而实际上被告早在1993年10月30日就合法取得并开始占有使用诉争房屋，上述事实原告是应当完全知情的。而被告占有使用诉争房屋已逾20年，这表明，原告的诉请已丧失了法定诉讼时效期限。上述事实表明，签约后，被告已依约给原告足额支付了购房款2500元，被告对诉争房屋是依约购置的房产，属于合法拥有，并不存在原告在诉请中所称的被告侵占了原告房屋的事实。原告之所以要不惜以毁掉亲情为代价和被告对簿公堂欲要回本已不属于自己的房屋，完全是听信了某某村可能会被搬迁的传言，而一旦诉争房屋搬迁，就会蕴藏升值利益。综上，被告认为，原告作为被告的亲属，不顾诉争房产已出售给被告的真实情况，欲非法占有诉争房产，希望法庭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驳回原告的无理诉求。
原告为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一，2015年10月29日，长治市城区新民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书面证明二份，证明本案五原告主体适格。
证据二，宅基地使用证登记存根一份，证明宅基地户主是本案原告王福娥的丈夫，宅基地使用证显示了建房时间与结构，是一院多户。
被告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一，没有异议。原、被告都是近亲属。对证据二，原告提供的是调取的记录，真正的宅基地使用证在被告手里，宅基地是原告的，为什么宅基地使用证在被告手里，就是当年交易的时候被告出钱原告拿的宅基地使用证。档案上登记的信息认可，但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被告为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一，协议两份，第一份协议证明是由付海云和付外只共同的姐夫冯修好代写的协议，原告已经将本案诉争房屋卖给被告。第二份协议说明签定协议前双方关系紧张，该协议确定了第一份协议的内容，通过协议想双方和好。
证据二，被告家的宅基地使用证和争议房屋的宅基地使用证，证明房屋的分配，被告把钱给原告后，原告把宅基地使用证给了被告，买卖房屋的协议已经履行，要不原告的宅基地使用证不可能在被告处。
原告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一，证据的形式上，买主签字不是原告王福娥签字，真实性有异议，希望法院核实；假如是原告王福娥签字，该协议也是无效的协议，按照原告提供的宅基地使用证存根，三间房屋登记的户主是原告王福娥的丈夫付海云，房屋是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原告的丈夫付海云是1992年农历4月13日去世的，原告王福娥没有权利将房屋卖给被告，其余四原告都是法定的继承人，原告王福娥仅仅有一半的财产，部分权利人无权处分全部财产，该协议是无效的。如果该协议是真实的话，仅仅是卖房契约，只能说明2500元卖给被告，钱交没交，应以交钱的收据为准，被告没有提供收据。第二份协议只能证明原、被告之间的关系，双方关系不好经中间人说和，只能说明这个，其他说明不了。
对证据二，宅基地使用证真实性没有异议，提供被告自己的宅基地使用证与本案无关。被告持有原告的宅基地使用证不是合法与善意取得，是被告撬开原告的箱子取得的证书。
综合原、被告双方的举证、质证意见，本院对当事人双方提供的证据认证意见如下：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认证意见如下：证据一，被告认可，本院予以认定。证据二，经本院核实，该宅基地存根与原件相一致，本院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认证意见是：证据一，1993年10月30日原告王福娥与被告付外只（即付外则）签定“卖房契约”，该协议虽然是由冯修好代写，但协议中双方确认了买卖房屋并交付购房款和宅基地使用证的意思表示，还确认了院内树木的处理方式，本院认为该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1995年1月20日原告王福娥与被告付外只（即付外则）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系由被告付外只执笔，旁证人李敏青在场并签名确认，该协议中写明“将胞兄付海云（已故）之妻王福娥其子付晓军三间北房并归于其弟付外则及其子付志飞所有及居住，房屋权同归付外则所有，院内树木（壹杨壹槐壹榆）归兄嫂及其子付晓军所有，随用随伐，经双方协议，一致同意，永不反悔。从即日起往前一切手续均无效，以此证为准”，本院认为该协议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
经审理查明，原告王福娥的丈夫付海云与被告付外只系同胞兄弟关系，两家人原来共同居住在某某村一处宅院，1989年，原告全家农转非迁入长治市内居住。1992年，付海云因病去世。1993年10月30日，原告王福娥与被告付外只签订买卖某某村的三间房屋的协议，1995年1月20日双方再次签订协议书，明确某某村的三间房屋归被告付外只所有，且双方争议的房屋的宅基地使用证由被告持有。
本院认为，合法的房屋买卖合同受法律保护。原告王福娥的丈夫付海云去世后，原告王福娥作为户主将房屋出售给付海云的弟弟即被告付外只，符合客观事实，且第二份协议对双方买卖房屋的事实再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买卖房屋确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且作为该三间房屋的法定继承人的原告付晓军、付枝兰、付秀兰及付俊兰当时均已成年，其对母亲王福娥出卖房屋的行为
应当是知情的。在被告付外只与原告王福娥签订买卖房屋协议并占有、使用该房屋后，作为该房屋的法定继承人的原告付晓军、付枝兰、付秀兰及付俊兰并未提出异议，而是在相关部门进行物权登记时开始主张其权利。本院认为，对于原告付晓军、付枝兰、付秀兰及付俊兰对该房屋依法享有的法定继承权，自继承开始之日已经超过二十年，依法不予保护。因此，原告王福娥与被告付外只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因此，对于原告主张被告返还房屋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福娥、付晓军、付枝兰、付秀兰及付俊兰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承担。
审 判 长 赵 杰
人民陪审员 方红达
人民陪审员 孟银波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牛杰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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