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渝03民终277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女，1952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南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小川，重庆峡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2，女，1962年3月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南川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3，男，1968年3月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南川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4，女，1976年8月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南川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5，男，1964年6月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南川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6，男，1931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南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重庆市南川区和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第三人：王某7，男，1971年5月1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南川区。
原审第三人：张某，女，1970年8月1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南川区。
上诉人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以下简称王某1等五人）因与被上诉人王某6、原审第三人王某7、张某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2016）渝0119民初25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某1等五人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所谓的遗嘱在形式上是无效的，而且遗嘱上的签字不可能是杨家恒签的。遗嘱的代书人杨家俊一审出庭时也说没有看见杨家恒签字，且杨家恒因病情已经没有能力在遗嘱上签字了。王某6又以《产权分割书》的方式再次将诉争房屋分给王某7、张某，本身就证明了遗嘱无效。
王某6辩称，杨家恒是在2004年一场大病后，认为自己时日不多的情况下订立的“遗嘱”，处分我们夫妻的财产给六个子女，后来杨家恒病情好转，逐渐恢复，于2014年去世。但当时订立的“遗嘱”已经实际执行了，十多年来都没有起过纠纷。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王某1等五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王某7、张某述称，同意王某6的意见。
王某1等五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继承分割杨家恒位于重庆市南川区×街道×居委×组的房屋（即南川集建（91）字第××号、南川集建（91）字第××号集体土地使用证对应房屋）；如果上述房屋被征收，则要求继承分割该房屋的安置还房（即××号、××号《重庆市南川区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载明安置房屋）。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某6与杨家恒(已于2014年3月30日去世)系夫妻关系，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王某7六人系王某6、杨家恒的婚生子女，张某系王某7之妻（双方于2011年2月16日登记结婚）。王某1、王某2分别于1981年、1985年结婚，王某4于1996年结婚，三人结婚后搬出另居。王某5、王某3分别于1985年、1990年结婚，结婚后即与父母分家各居。王某7一直与其父母共同居住。王某6与杨家恒在夫妻关系期间，先在重庆市南川区×街道×居委×组（原×组、下同）共同修建了一楼一底的瓦房一栋，后又在×居委×组的川湘公路边修建了两楼一底的房屋一栋（土地使用证号：川集建（91）字第××号，证载建筑占地64.55平方米）），并购买了与该栋房屋相邻的郑长远的房屋（土地使用证号：南川集建（91）字第××号，证载建筑占地111.36平方米），后经改建，两栋房屋（即本案讼争房屋）之间已相连。王某5、王某3分别在结婚后与其父母分家时，其父母王某6与杨家恒将位于在重庆市南川区×街道×居委×组（原×组、下同）的一楼一底的瓦房一栋分给二人居住（各占二间排面）。后王某3将分得的瓦房卖掉，另行修建了房屋，王某5将分得的瓦房进行了拆除重建，二人都在1991年对修建的房屋重新办理了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证。
2004年2月1日，王某6、杨家恒立下“遗嘱”（由杨家恒之弟杨家俊代书），该遗嘱载明“立遗嘱人有子女6个人：王某1、王某9（王某5）、王某2、王某3、王某7、王某8（王某4）。为了二立遗嘱人逝世后6个子女对其家庭财产的继承权不发生纠纷，特立此遗嘱。一、房屋财产：座落在×居委会×组砖混房屋基的一楼一底的旧瓦房（注：即瓦房）一栋，靠王孝全一边的两个排面（垂直延伸到屋后）的一楼一底归王某3所有；靠上观山顶小路的两个排面（垂直延伸到屋后）的一楼一底归王某9所有；靠川湘公路边的两楼一底的一栋房屋归王某7所有。在二立遗嘱人逝世前如王某9、王某3对所属旧瓦房变卖或其他处理，王某9、王某3必须妥善安排遗嘱人的生活居住。二、其他财产：1、王某1、王某8各得金戒子一个，杨家恒现戴一对金耳环给王某2；2、下列财产归王某9所有：两开大柜一个、角柜一个、大桌子一套、三平床一个、靠背凳四个、柜子两个、被盖三床、王某6戴的金戒子一个；3、下列财产归王某3所有：大桌子一套、靠背凳四个、被盖三床、金戒子一个；4、除上述归王某1、王某2、王某8、王某9、王某3的财产以外的其余家庭财产全部归王某7所有。此遗嘱经二立遗嘱人签字盖章后即产生法律效力。”王某6、杨家恒在“遗嘱”上签名并捺了印。
2016年，因南川石雷路扩宽改造项目工程建设，需对讼争房屋实施拆迁。同年4月11日，王某6与王某7、张某签订了一份《产权分割书》，其内容为“兹有×居委×组居民王某6与次子王某7、次儿媳张某共同长期居住，居住期间，次子王某7与次儿媳张某两夫妻因家庭问题导致分居，且在房屋改建中，张某也投入了大量资金，鉴于上述原因，结合家庭实际和三方当事人意思，产权分割如下：一、根据产权人王某6的意愿，现王某6与次子王某7、次儿媳张某居住在×居委×组共同所有，位于重庆市南川区×街道×居委×组南川集建（91）字第××号和由王某6购买郑长远南川集建（91）字第××号所列产权归王某6与次子王某7、次儿子张某共有，其它子女无权享有。二、鉴于次子王某7、次儿媳张某两夫妻因家庭问题而导致分居，以及出资改建的实际情况，产权人王某6自愿将现有房屋产权79.11平方米赠予次儿媳张某所有，余下产权归次子王某7所有”。同日，王某7与张某作为被拆迁人与拆迁人重庆市南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分别签订《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二人均选择以统建还房安置方式进行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安置协议书确定，王某7被拆迁房屋的补偿建筑面积为381.21平方米，王某7选择359.87平方米面积的4套统建还房；张某被拆迁房屋的补偿建筑面积为79.11平方米，张某选择89.67平方米面积的1套统建还房。对于未列入统建还房安置置换面积的41.34平方米被拆迁房屋，王某7以优惠回购的方式购买安置房屋45.54平方米。
一审审理中，王某6陈述，“遗嘱”中王某6、杨家恒的签名、捺印均系二人本人所为，但王某1等五人对“杨家恒”签名、捺印的真实性不认可，并提供了重庆市南川区红十字会博爱医院出具的证明，该证明载明杨家恒2004年1月6日因病情危重，进入该医院外科治疗，住院期间（2004年1月6日—2004年1月28日）神智不清，没有表达能力，拟证明杨家恒在“遗嘱”中的签名、捺印不真实。经释明，王某1等五人表示对“杨家恒”的签名、捺印不申请司法鉴定。同时王某6、王某7、张某提出，2000年左右，王某7与前妻王敏在后面房屋（即购买的郑长远的房屋）上改建第一层并修建了第二层，2010年又与现在的妻子张某修建了第三层和第四层，同时改建了靠街房屋的门面。王某1等五人对二人主张的事实不认可，提出房子是其父母在上世纪90年代改、扩建的。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在一审中争议的焦点是：1、诉讼时效的问题；2、讼争房屋是否属于杨家恒的遗产；3、安置还房的权属。
焦点1。按照《继承法》规定，继承权纠纷的诉讼时效期限为2年，从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王某6及王某7、张某从被继承人杨家恒死亡时起至王某6与王某7、张某签订《产权分割书》时止并未改变讼争房屋的现状、或者对该房屋进行处置变卖，因此在签订《产权分割书》前，不存在权利被侵犯的情形。从王某1等五人认为王某6与王某7、张某签订《产权分割书》侵犯其权利之日到一审起诉之日，未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故对王某6提出的超过诉讼时效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
焦点2。按照《继承法》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人对遗产依法享有继承权。讼争房屋中由王某6与被继承人杨家恒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间修建和购买的部分，依法属于系王某6与被继承人杨家恒的夫妻共同财产。王某6与被继承人杨家恒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间于2004年2月1日所立的“遗嘱”，有王某6、被继承人杨家恒的签名和捺印，并且在一审诉讼中王某6对各自的签名、捺印也予以认可系二人本人所为。王某1等五人虽对杨家恒签名、捺印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但未申请司法鉴定，又无其他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同时其提供的重庆市南川区红十字会博爱医院证明，无相应的病历档案资料予以辅证，亦不能充分证明杨家恒在当时无民事行为能力，故王某1等五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遗嘱”的证明力，予以确认。王某6、杨家恒以“遗嘱”的形式将夫妻共同财产包括讼争房屋在内的所有房产以及其他财产分配给六个子女。房产分儿不分女，王某6、杨家恒的做法符合中国一般农村家庭父母分割家产的传统习俗和方式，同时，王某6、杨家恒将已分给王某3、王某5的房产与分给王某7的房产一并列入“遗嘱”，亦说明王某6、杨家恒写“遗嘱”的真实目的是把财产确定分割给各个子女。因此，从该“遗嘱”的内容判断，该“遗嘱”名为遗嘱，实质上是王某6、杨家恒将夫妻共同财产分别分割给各子女的一个书面形式的确认，非法律意义上的遗嘱。由于王某6与被继承人杨家恒通过“遗嘱”的形式将讼争房屋中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部分已分给王某7，因此讼争房屋中的该部分房屋的权利已归王某7所有，依法不属于被继承人杨家恒的遗产范围。
焦点3。王某6与王某7、张某在《产权分割书》中确认，改建房屋时张某提供了大量资金，王某7、张某因家庭问题分居，三方因此对讼争房屋进行分割，张某分得部分房产。从王某6的辩解和事实看，王某6参与签订分割协议，仅是为了方便王某7、张某在拆迁时对房屋分户，该行为不产生变更王某6与被继承人杨家恒所立的“遗嘱”的效力。王某7系讼争房屋的权利人，其与妻张某对于该房屋的处理系婚内财产分割，合法有效。王某7、张某按照《产权分割书》确定的房产份额，分别与拆迁人签订《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由此取得的讼争房屋的安置还房应分别归王某7、张某所有。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某1等五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王某1、王某2、王某3已预交1150元），由王某1、王某2、王某3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当事人在二审中争议的焦点是：王某1等五人要求继承分割杨家恒位于重庆市南川区×街道×居委×组的房屋，或继承分割该房屋的安置还房的主张，应否支持。
经查，杨家恒因2004年重病后，与丈夫王某6决定将财产分配给六个子女，遂由杨家俊代笔书写了“遗嘱”，杨家恒、王某6在该“遗嘱”上签字确认，根据该“遗嘱”的内容，杨家恒与王某6的三个儿子王某3、王某5、王某7各获得一处房产，女儿王某1、王某4各获得金戒指一个，王某2获得金耳环一对等。王某3、王某5虽然认为其获得房屋的土地使用权在1991年就已经得到国土部门的确权，并非杨家恒、王某62004年立“遗嘱”之后，但王某3、王某5获得的房屋最初仍是从杨家恒、王某6处取得，杨家恒、王某6将自己最后一处房产分给小儿子王某7，并再次书面确认财产的分配，合情合理。杨家恒、王某6立下的书面依据虽名为“遗嘱”，但实际是生前对自己财产的处分，是杨家恒、王某6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而且“遗嘱”的内容已经执行，只是杨家恒、王某6后一直随王某7生活，而未变更给王某7的房屋权属。2014年杨家恒去世后，王某6仍一直随王某7生活，王某6之所以2016年4月11日又再次签署《产权分割书》是为了征地拆迁的需要。现王某1等五人要求继承分割杨家恒位于重庆市南川区×街道×居委×组的房屋，或继承分割该房屋的安置还房，没有依据，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王某1等五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勇
审 判 员 蔡 伟
代理审判员 张海瑞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文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