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韶曲法行初字第17号
原告：邓新修，男，19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
委托代理人：卢仕苗，广东慨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龙映东，男，19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韶关市人，住韶关市曲江区。
被告：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人民政府。地址：韶关市曲江区。
法定代表人：刘日夫，镇长。
委托代理人：谭程建，韶关市曲江区马坝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第三人：邓国修，男，19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
委托代理人：杨伟胜，男，19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
原告邓新修诉被告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人民政府及第三人邓国修林业行政裁决纠纷一案，不服被告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人民政府于2014年8月8日作出的《关于转溪村委会下邓村民小组邓新修与邓国修下石背山林地使用权属争议的处理意见》，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4年10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1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邓新修及委托代理人卢仕苗、龙映东，被告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谭程建，第三人邓国修及委托代理人杨伟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邓新修诉称：被告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人民政府2014年8月8日作出的《关于转溪村委会下邓村民小组邓新修与邓国修下石背山林地使用权属争议的处理意见》是错误的，“下石背”山是经过转溪村委会下邓村民小组村民代表会议决定分配给我家的自留山，我家持有曲江县人民政府1984年10月1日颁发的№057895号《曲江县自留山证》为据。该证记载“户主：邓新修，马坝区氵算溪乡下邓村；地名：下石背；种类：松茶；四至：东至中间门山查树横过为界，南至斗禾冲以坪为界，西至老曹屋以路为界，北至甫子队以新造石为界”。原告管业该“下石背”山至2011年政府征用前没有发生过争议是不争的事实。该山的上段部分种丰产林，2005年11月15日我家分得“丰产林款557.10元”，交给下邓村小组“15%”“83.00”元，有下邓村小组出具的№0012992号《收据》为据；该山的下段部分我用铲车推好，于2009年9月18日租给杨品胜搞种养，订有《山地租赁合同》为据。
被告马坝镇人民政府2014年8月8日作出的《关于转溪村委会下邓村民小组邓新修与邓国修下石背山林地使用权属争议的处理意见》在认定事实上和适用法律上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一、违背“重证据”原则，具体事实如下：我下邓村1984年调整分配自留山（从多山的农户中抽出部分来分配给无山的农户）是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家长）会讨论决定的，这一重要事实不仅有当时马坝公社（现马坝镇）驻新寨大队（现转溪村委会）干部邓反修同志证实，而且还有分得自留山的农户邓保修、邓富强、邓镜修、邓伙修、邓信修等村民证实！并有新、老余屋两个村民小组的村长和部分村民的证人证言证实。我持有曲江县人民政府1984年10月1日颁发的№057895号《曲江县自留山证》，该证记载地名“下石背”及“四至”清楚。2005年11月15日下邓村分配给我“下石背”山上段部分种丰产林的“丰产林款557.10元”，村小组提留“15%”“83.00元”，证明下邓村小组确认“下石背”山是我家的自留山。2006年8月我用铲车推好该山的下段部分，2009年把它租给杨品胜搞种养，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证明下邓村全体村民都认可我享有“下石背”自留山使用权。二、违背以“事实为根据”原则，盲目采信第三人为争夺征地款而提出的争议。现有证据证明，2005年分配丰产林款时，第三人邓国修分得“白面岭丰产林款457.98元”，下邓村提留“15%”“68.00元”（有№0012994号《收据》为证），邓国修当时己知我领取了“下石背丰产林款”。2006年8月我用铲车推“下石背”山下段、2008年冬我在该山上建一新坟、2009年把该山下段出租给杨品胜，为什么邓国修也没有提出异议。被告2014年2月27日作出的马府（2014）2号“处理决定”和5月13日作出的“回复”均证明：邓国修持有“印有‘曲江县人民政府’印章的空白自留山证原件二份”，其后来提供的“编号为№0599652号的《曲江县自留山证》”是否与之有关。并且，下邓村的自留山证编号为“6位”，新、老余屋村的自留山证编号也是“6位”，而第三人邓国修提供的《曲江县自留山证》编号是7位数的，明显虚假。三、违背“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盲目支持第三人讼争。被告明知县人民政府是1984年确权我享有“下石背”自留山的，第三人邓国修在2011年政府征用该山部分林地后为争夺征地款才提出争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超过“二十年”）第三人已经丧失了讼争的权利，被告还作“处理意见”支持其争议，明显不当。四、把原告的自留山确权为“共有”，分“50%”给第三人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我家享有“下石背”自留山使用权是经过本村村民代表（家长）会决定的，曲江县人民政府给我颁发了№057895号《曲江县自留山证》，而该“处理意见”却认定“下石背山的争议林地使用权属归邓新修、邓国修共同所有，双方各占50%”（却不明确哪一部分归谁），明显违反《广东省林地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七条“林权证是处理林木、林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依据”之明确规定和国家林业部（第10号令）《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及《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核发的林权证，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之明确规定。我家管业“下石背”自留山30年，该“处理意见”明显违反国家“坚持政策稳定连续性的原则”，违反2002年7月9日《广东省林地林权登记换发证工作方案》“稳定自留山政策不变，坚持自留山归农户无偿使用，使用权长期不变，并允许继承、转让、实行多种形式经营的政策”之明确规定。
现有证据证明，被告调处本案纠纷明显“和稀泥”，对于本案纠纷，被告马坝镇人民政府曾于2013年8月15日作出《调解终结告知书》；2014年2月27日作出马府（2014）2号《关于马坝镇转溪村委会下邓村民小组下石背山林地使用权属争议案件的处理决定》；5月13日作出《关于马坝镇转溪村委会下邓村民小组邓新修与邓国修下石背山林地使用权属争议及征地款分配案件的回复》（确认“下石背山的林地使用权属以编号为№057895号自留山证上的有效记载事项为准”）；其8月8日再作出截然不同的该“处理意见”，这是为什么。此外，被告在本案行政复议期间（2014年8月20日至10月17日）还去搞调查收集证据（并指导第三人取证），进行争议山勘界活动是明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三条之明确规定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规定，被告在该时间段收集的证据应当认定为无效。
原告认为，该“处理意见”偏护第三人邓国修，偏信其狡辩，盲目采信其2014年5月13日（被告就本案纠纷作出了第三次“处理”）以后才提交的虚假№0599652号《曲江县自留山证》明显不当。事实上，第三人邓国修说该自留山证是其母亲死后，从其母亲房间抽屉里找到的，其母亲是11年前去世的，按照当地农村风俗，老人去世后即清理其遗物、焚烧其生活物品，既然其当时找到了该自留山证，为什么不在2014年5月13日前提交。下邓村和附近几个村的自留山证编号都是六位数的，而该自留山证为七位数，明显虚假。被告认为曲江县人民政府1984年10月1日颁发给我的№057895号《曲江县自留山证》因“区相关部门无存档”而否认其有效性明显不当。事实上下邓村和相邻的老余屋村、新余屋村的自留山证都没有交区相关部门存档，韶关市山林土地权属纠纷调解处理办法》第七条明确规定“当事人持有的《林权证》或《自留山证》，县（市、区）、乡镇均无存档，但当事人所在村委会或乡镇管辖范围内的其他持证人在同一时期领取的《林权证》或《自留山证》都属这种情况的，该证应当认定为有效凭证”，第三人邓国修为讼争提供的№0599652号《曲江县自留山证》（编号7位数）明显属于伪证，其指使邓水权等作虚假证明属于严重妨害司法公正行为。第三人邓国修的诉讼行为给我造成交通费和误工损失不少于30000元，依法应当判令其承担赔偿责任。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2014年8月8日作出的《关于转溪村委会下邓村民小组邓新修与邓国修下石背山林地使用权属争议的处理意见》，限被告重新作出处理，第三人邓国修赔偿原告交通费和误工损失30000元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原告对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1、马坝镇人民政府2014年8月8日《关于转溪村委会下邓村民小组邓新修与邓国修下石背山林地使用权属争议的处理意见》；2、马坝镇人民政府2013年8月15日《调解终结告知书》、2014年2月27日《关于马坝镇转溪村委会下邓村民小组下石背山林地使用权属争议案件的处理决定》、5月13日《关于马坝镇转溪村委会下邓村民小组下石背山林地使用权属争议及征地款分配案件的回复》；3、原马坝公社驻队干部邓反修2013年元月28日证词；4、邓保修、邓富强、邓镜修、邓伙修、邓信修2013年元月28日证词；5、转溪村委会老余屋村民小组、新余屋村民小组《证明》；6、№057895号《曲江县自留山证》；7、№0012992号《收据》；8、邓新修与杨品胜于2009年9月18日订立的《山地租赁合同》及《收条》；9、№0012994号《收据》；10、《调查、调解笔录》；11、韶曲府行复受（2014）05号《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12、韶曲府行复决（2014）0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以上证据用于证明被告作出的《关于转溪村委会下邓村民小组邓新修与邓国修下石背山林地使用权属争议的处理意见》是错误的。
被告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人民政府辩称：我府2014年8月8日作出的《关于转溪村委会下邓村民小组邓新修与邓国修下石背山林地使用权属争议的处理意见》程序合法、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告邓新修与第三人邓国修关于下石背山林地使用权属争议纠纷一案，原告于2013年9月10日向本府提交调解处理申请书，本府依法组成协调工作组，经过询问当事人，翻阅相关证据材料，到现场调查取证，询问知情证人，征询双方当事人的调解意向进行调解处理，本案已调查调处终结。邓新修认为，其与邓国修争议的林地名叫下石背山，四至是：东至中间门（村名）山楂树（邓国修称塘梨树）横向过为界；南至斗禾冲（村名）下坪为界；西至老曹屋（村名）以路为界；北以甫子队（村名）以新造石为界。整块山的面积约30亩（邓国修称20亩）。1984年下邓村在村的大厅开会划分自留山，根据当时党中央的政策规定，要求农村每家每户要有自留山，所以村小组商议决定，由多山的农户抽出部分林地，另行分给无山的农户，当时因邓国修持有多块山地，下邓队则通过开家长会来调整分配，邓新修当时没有山岭，因此，下邓队将邓国修原有的下石背山划分给邓新修，其后他分得了该块下石背山，从颁发自留山证后邓新修取得该山的使用权。1984年调整自留山时，重新分得自留山的还有邓保修、邓镜修、邓伙修、邓信修及邓富强等户，老余屋及新余屋也有类似情况。原告邓新修向本府提供的证明材料有：1、曲江县人民政府1981年10月1日颁发的编号为№057895的《山林所有证》；2、时任公社驻队干部邓反修书面证言；3、邓新修与杨品胜于2009年9月18日签订的《山地租赁合同》及杨品胜山林承包租金的收条；4、新余屋与老余屋的部分村民书面证言。邓国修认为，争议的林地名叫下石背山，此山解放前和解放后是他家的祖宗山，人民公社时代所有权已归了下邓村，但在管理使用上都是按照历史习惯，历史上属谁家的山就由谁家管理使用，所以该山一直归他家使用至今，曲江县人民政府还于1984年10月1日给其颁发了自留山证。2011年因马坝镇征用该山的部分面积时，邓新修拿出该山的自留山证，自留山证中清楚注明下石背山四至为：东至中间门塘梨树横过为界，南至斗禾冲下坪为界，西至老曹屋路为界，北至铺子队新造石为界，邓新修说该下石背山是其家的而引起争议，该山以前从来都没有争议过，对于此自留山证，当时因为邓新修亲属的原因，该证的取得存在重大瑕疵，并且在邓新修的手中自留山证有三份，而对于该自留山证的颁发，自己当时不知情。第三人邓国修向本府提供的证明材料有：1、曲江县人民政府1984年10月1日颁发的编号为№059965的《曲江县自留山证》；2、新曹和斗禾冲村民小组三个村民提供的书面证言；3、29户村民“关于下石背山岭的证明书”一份；4、邓水权在№057895号自留山证复印件上提供“本证不是本人填写”的书面证言。
我府依据争议双方提供的自留山证和经营管理状况，参照《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以公平原则依法作出此《处理意见》合理合法，恳请曲江区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维持。
被告对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1、№057895《山林所有证》；2、№057895《自留山证》；3、《山地租赁合同》及收条；4、收据；5、邓反修书面证言；6、№059965的《自留山证》；7、邓水修书面证言；8、下石背山岭证明书；9证明。
以上证据用于证明被告作出的《关于转溪村委会下邓村民小组邓新修与邓国修下石背山林地使用权属争议的处理意见》是正确的。
第三人邓国修辩称：被告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人民政府的处理意见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法规不当，草率处理。
1、下邓村1981年经村民大会决定，对村集体所有的耕地按人口进行分配承包义务，对山岭也按土改复查原有基础各户进行承包管理，本案争议的下石背岭解放前后都是我家的山是无可争辩事实，依法依规第三人在1981年就已取得了该下石背岭的承包经营权，当年就已完成分田分岭任务，从未作过调整，我家还领取了1984年10月1日填发的（曲江县自留山证编号№059965），并对该下石背山依法依规进行管理，摘茶子等收取高压线路种杆款（见证明及下石背山岭证明书以及集体林权证书上相邻山主的山界签名认可事实）。2、原告人提供的所谓自留山证［№057895号］，马坝镇政府对该证的取得来源是否合法，不经调查，对该证的效力也未确认，该证的来源以及是否规范登记未作认定。1981年分给我家的承包山（下石背）为什么84年补发证时出现一山二证？且在2014年2月27日的政府处理决定马府（2014）2号认为原告提交的［№057895号］自留山证，该证有涂改存在瑕疵，但又认可双方都持有自留山证，草率的断定将该争议山定为共同所有，双方各占50%，这种处理意见不但没有解决纠纷，反为今后留下后患。（见马府（2014）2号和邓水权证言及情况说明）3、原告提供的非法将第三人山岭下石背山出租合同，在未经我承包经营权人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我家的承包山出租给演山老杨屋杨品胜，并签订承租期30年的承包合同，虽然承租人后经第三人邓国修制止后，至今未有再继续履行合同，但马坝镇却把此合同书用作邓新修对该山有管理的凭据，这是错误认定。更为明显的是下石背山根本就无与丰产林公司签订过种丰产林合同，更无实际种有丰产林，马坝镇也不调查原告提交的0012992号丰产林款收据的来源事实经过，再说，当年种丰产林清杂人员清杂时我母亲杨东娥就曾制止过，说我家的茶山不准种丰产林，并委托斗禾冲的徐金昌（相邻山主）看护，不准他们对我下石背岭山清杂种丰产林。依法应对该租山合同认定无效，收款收据与事实不符，更不能用作原告邓新修经营管理的凭据。（见伐木记录单和徐金昌的证明材料）
第三人认为，根据土地承包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二十四条本纠纷案应定性为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范畴，第三人邓国修家自1981年分田分岭到户至今已合法取得下石背山的承包经营权，并由曲江县人民政府颁发了自留山证，编号№059965，四至界址清楚，并有相邻山主证言核实，且一直由第三人邓国修一家经营管理，依据现行有效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五条，以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六十条），请求曲江区人民法院依法依规撤销马坝镇政府作出的《关于转溪村委下邓村民邓新修与邓国修下石背山林地使用权属争议的处理意见》，尊重历史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确认下石背山的承包经营权归属第三人邓国修承包户所有。
第三人对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1、《关于转溪村委下邓村民邓新修与邓国修下石背山林地使用权属争议的处理意见》；2、关于请求保护我家下石背山林使用权的说明；3、下邓村民小组《山林所有证》；4、邓国修№059965号《自留山证》；5—8、证明；9、伐木记录单。
以上证据用于证明被告作出的《关于转溪村委会下邓村民小组邓新修与邓国修下石背山林地使用权属争议的处理意见》是错误的。
经审理查明：原告邓新修与第三人邓国修发生争议的林地位于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转溪村委会下邓村民小组辖区内，争议林地双方均称为“下石背”，争议四至为东至中间门山楂树（第三人邓国修称塘梨树）横过为界，南至斗禾冲下坪为界；西至老曹屋以路为界；北至甫子队以新造石为界，争议面积约30亩。原告邓新修与第三人邓国修均为马坝镇转溪村委会下邓村民小组村民，争议双方均未能提供“土地改革时期”、“四固定”的登记凭证。在八十年代初的林业“三定”（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时期，原告邓新修于1984年10月1日领取由曲江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曲林证№057895号《自留山证》，该证第二栏记载“地名：下石背，四至：东至中间门塘梨树横过为界，南至斗禾冲以坪为界，西至老曹屋以路为界，北至甫子队以新造石为界。”1984年10月1日，第三人邓新修领取由曲江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曲林证№059965号《自留山证》，该证第一栏有记载“地名：下石背，四至：东至中间门山楂树横过为界，南至斗禾冲以坪为界，西至老曹屋以路为界，北至甫子队以新造石为界”。此后，双方按各自《自留山证》所载范围对林地进行经营管理至本案纠纷前，双方从未发生过任何使用权属纠纷。时至2011年，因第三方工业园开发需征用包括部分争议林地在内的林地而引发原告邓新修与第三人邓国修对“下石背”林地使用权属纠纷；纠纷发生后，双方均向被告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人民政府（下称被告马坝镇人民政府）提出调处该林地使用权属纠纷要求，2014年2月27日，被告马坝镇人民政府作出马府{2014}2号《关于马坝镇转溪村委会下邓村民小组下石背山林地使用权属争议案件的处理决定》，在该具体行政行为复议期间，被告马坝镇人民政府自行撤销了马府（2014）2号并作重新调查处理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下石背山林地使用权属问题，邓新修提供了编号为№057895的曲江县人民政府自留山证和相关经营管理凭证；邓国修则提供了曲江县人民政府1984年10月1日颁发的编号为№059965的《曲江县自留山证》，经查实，双方持有的自留山证区相关部门均无存档备案。因双方当事人一直未能达成调解协议，2014年8月8日，被告马坝镇人民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规定、《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七条、第十二条的相关规定，作出《关于转溪村委下邓村民邓新修与邓国修下石背山林地使用权属争议的处理意见》，将下石背山的争议林地使用权属归邓新修、邓国修共同所有，双方各占50%。原告邓新修对被告马坝镇人民政府所作的处理意见不服，向韶关市曲江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复议机关认为该处理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处理得当，2014年10月15日，复议机关作出韶曲府行复决（2014）0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马坝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转溪村委下邓村民邓新修与邓国修下石背山林地使用权属争议的处理意见》；原告邓新修遂以被告马坝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错误为由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作出《关于转溪村委下邓村民邓新修与邓国修下石背山林地使用权属争议的处理意见》及判令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另查明：2009年9月18日，原告邓新修与案外人杨品胜签订《山地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原告邓新修）将地名为下石背的山地约30亩租给乙方（案外人杨品胜）作种养使用，……”。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被告马坝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转溪村委下邓村民邓新修与邓国修下石背山林地使用权属争议的处理意见》程序不合法。理由是林业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林权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应当主动、互谅、互让地协商解决。经协商依法达成协议的，当事人应当在协议书及附图上签字或者盖章，并报所在地林权争议处理机构备案；经协商不能达成协议的，按照本办法规定向林权争议处理机构申请处理。”及《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申请调处林权争议，应当向人民政府林权争议调处机构递交《林权争议调解处理申请书》，并按照被申请人数提交副本。”，据此可知，林业行政裁决行为应以行政相对人的申请而启动，原告邓新修与第三人邓国修因“下石背”林地使用权发生使用权权属纠纷，但审查被告马坝镇人民政府提交作出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材料中，并没有当事人应当提交的《林权争议调解处理申请书》方面的证据材料，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在行政诉讼中，被告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承担举证责任。”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和第四十三条的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供据以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被告没有提交当事人向其提出申请行政裁决的材料，即无证据证明被告受理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因当事人的申请而启动行政裁决程序，由此被告将承担在行政诉讼中举证不力的后果，故以现有证据来审查，被告属于主动作出本案具体行政行为，被告该主动作为的行为与上述规定当事人“应当向人民政府林权争议调处机构递交《林权争议调解处理申请书》，”的调处林地纠纷程序相悖，被告主动作为的行为属于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
被告马坝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转溪村委下邓村民邓新修与邓国修下石背山林地使用权属争议的处理意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理由是《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对当事人提供的材料，人民政府林权争议调处机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人民政府林权争议调处机构对争议的森林、林木和林地进行实地调查取证时，应当通知当事人及有关人员到场，被调查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如实提供有关证明材料。必要时，可邀请有关单位协助。”，据此，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进行调查、核实，是被告马坝镇人民政府在调处林权争议纠纷时应当履行的工作职责，本案双方当事人均提交了主张“下石背”使用权属的《自留山证》及其他材料，从审查被告马坝镇人民政府提交全部证据材料中，没有证据证明被告马坝镇人民政府依照上述规定曾对当事人提供的材料进行过调查与核实，以现有证据审查，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形。
最后是原告邓新修提出因第三人邓国修的诉讼行为造成损失要求赔偿的问题，因本案只对被告作出行政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原告邓新修要求第三人邓国修赔偿的问题不属本案处理解决范畴，原告邓新修应循其他途径解决。
综上所述，被告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转溪村委下邓村民邓新修与邓国修下石背山林地使用权属争议的处理意见》具体行政行为程序不合法、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原告邓新修及第三人邓国修诉求本院撤销《关于转溪村委下邓村民邓新修与邓国修下石背山林地使用权属争议的处理意见》于法有据，理由充分，本院应予支持；被告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人民政府请求本院维持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第（3）目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人民政府2014年8月8日作出的《关于转溪村委下邓村民邓新修与邓国修下石背山林地使用权属争议的处理意见》。
二、责令被告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人民政府在本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本案受理费50元，由被告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冯伟强
审判员 晏玉娟
审判员 卢 苇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书记员 罗华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