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红民一初字第128号
原告李后三，男，1967年12月5日生，哈尼族，农民，文盲，红河县人。
被告李毛举，男，1952年9月28日生，哈尼族，农民，文盲，红河县人。
第三人李目者，男，1972年12月8日生，哈尼族，农民，文盲，红河县人。
原告李后三与被告李毛举、第三人李目者返还原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7月17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白高卫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后三、被告李毛举、第三人李目者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后三诉称，2014年10月6日早上10点，我把自家的6只羊（1公5母，其中3只怀孕）放到山野放养，当日下午3点被告趁人不在将6只羊偷偷赶回其家里，我就向石头寨派出所报案，经调解达成如下协议：1、双方当事人同意委托派出所工作人员代为进行山羊DNA鉴定。2、如鉴定结论出来之后，存在争议的4只山羊在鉴定结果出来之前意外死亡的情况下，无山羊归属权的一方按照鉴定结论出来后的市场价格，以现金支付方式，补偿给有山羊归属权的一方，在此之前，双方不得因山羊争议问题引发纠纷，否则后果自负。我估算加上怀孕的3只山羊又生了3只小羊，所以原告羊一共就发展为9只。2015年3月22日，被告在我不知情下处理了双方争议的山羊，致使原告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故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1、依法判令被告归还原告的9只山羊（价值约8000元）；2、判决被告补偿原告其他费用共计5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李毛举辩称，现争执的山羊是我和第三人李目者家共有的山羊，具体事实及经过是，2012年农历8月15日，我从李目者家分3只羊（1公2母）来我家饲养，双方约定繁殖下的小羊两家平分，到2014年1月26日止共发展为12只，当天中午13点，原告李后三之妻李成尼、李成尼之弟李爱山、原告李后三之亲家杨羊成三人牵走了我放养在“香六六冲”（地名）的4只山羊（3母1公，其中一只母羊怀孕），么索村委会同东村民李然山、李上抽看见后告诉我妻子，当天晚上18点我与妻子、儿子、咪卡村长李皮斗、副组长李牛斗到原告家，看见羊关在其家，问其缘由，原告妻子说以为羊是其家的就拉回来了，如果错的话我们可以拉回去，但是第二天说羊是其家的，当晚我向村委会反应要求解决纠纷，因原告不来无法解决。2014年1月27日，我向石头寨乡派出所、司法所反映，派出所的工作人员要求进行羊的DNA鉴定，并要求每户交纳10000元鉴定费，后来因云南省内尚未有山羊DAN的鉴定机构，故退还了预交的10000元鉴定费。2014年8月17日中午，双方争执的山羊一共6只（其中2只为后来产下的小羊）自己回到我家里，两个月后，该6只羊陆续死亡，此事我告知了石头寨乡派出所、么索村委会。2015年2月6日石头寨乡社会矛盾调处中心对双方纠纷调解未达成协议。综上，原告起诉我私自处理山羊9只，没有事实依据，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李目者述称，大约在四年前，我把自家的3只母山羊（2只大羊，1只小羊）给被告李毛举饲养，双方约定繁殖的小羊两家各分一半，后来其中一只大羊因患病我就拉去卖了。原、被告争执的山羊是我家与李毛举共有，我认得出其中的大山羊，繁殖的小山羊不是我饲养的所以认不出来。
综合原、被告诉、辩主张及第三人的陈述，本案争议焦点是：原、被告争执的山羊归属权属谁所有？
针对以上争议，原告李后三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证人李拥才、李学发、李伟者出庭作证，李拥才证言：我是原告的女婿，原、被告争议的山羊是原告家的，原告忙的时候我帮他放养过羊，最后一次帮他放羊的时间大概是2013年的7-8月份。李学发证言：我与原告是同一个村子的人，我于2014年8月6日在么索村委会咪卡村篮球场曾拍摄过争议山羊的照片，当时原告赶羊路过篮球场时，我用手机拍摄的，所以我猜想羊是原告家的。李羊保证言：我与原告是邻居，原告家有4只羊的时候，原告忙时我帮他放养过，我忙时原告也帮忙放养我家的，我认为争议山羊是原告家的。2、《么索村委会咪卡村民事实情况说明申请》一份、照片一组，欲证实争议山羊的归属权为原告所有。3、《协议书》一份，《补充协议书》一份、《收款凭条》一张，“返还原物”情况说明申请书一份，欲证实纠纷处理经过。
经质证，被告李毛举对原告申请的证人证言中对证人李学发拍摄的争议山羊照片无异议，对所作证言有异议，认为争议的山羊不是原告的，而属被告家。对证据2、3均无异议。
第三人李目者的质证意见与被告李毛举的质证意见一致。
被告李毛举为支持其答辩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申请证人李习卜、李伟者、李勒举出庭作证，李习卜证言：我与被告是亲家，我认为争议山羊是被告家的，2013年9月份，当时山羊未被拉去原告家，因被告家的羊来吃我家的蚕豆、青菜，我就去被告家反映，得知被告生病在县医院打针，我就帮被告放养山羊两个星期，当时有11只山羊，至于原、被告争议山羊是否在其中不清楚。李伟者证言：我与被告是隔四代的家门，也是邻居，山羊未拉去原告家之前，当被告忙的时候，我帮忙放养过他家的羊，至于山羊的数量及原、被告争议的山羊是否在其中我不清楚。李勒举证言：我与被告是同一个村子的，争议山羊是被告家的，被告经常在我的田地叫“香六”的地方放羊，但是我不清楚原、被告争议的山羊是几只。2、《调解终结书》一份，欲证实双方纠纷经石头寨乡社会矛盾调处中心调解未达成一致意见，并证实双方委托的山羊DAN鉴定在云南省内无相关的鉴定机构。3、《补充协议书》一份，欲证实2014年2月27日双方在么索村委会签订的协议书具有法律效力。
经质证，原告李后三对被告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有异议，认为三名证人的证言并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2、3，均无异议。
第三人李目者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第三人李目者未提供证据。
根据各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本院认为，原告李后三申请出庭作证的三名证人证言不能确切证明原、被告所争执的山羊归属权属于原告所有，且被告李毛举也提出相反证据，故对三名证人所作证言本院不予以采信。证据2、3内容是原、被告对山羊归属权发生纠纷后在相关部门进行经过，与本案需要解决的实质内容无关联，故本院不作认定，仅作参考。被告李毛举申请出庭作证的三名证人证言也不能确切证明原、被告所争执的山羊归属权属于被告所有，且与原告李后三提供的证据相冲突，故对三名证人所作证言本院不予以采信。证据2、3内容是原、被告对山羊归属权发生纠纷后在相关部门进行经过，与本案需要解决的实质内容无关联，故本院不作认定，仅作参考。
根据庭审和质证，本院确认本案的法律事实如下：
2014年1月26日起，原告李后三与被告李毛举对4只山羊的归属权发生纠纷，为此双方向红河县石头寨乡派出所、石头寨乡社会矛盾调处中心、石头寨乡么索村委会请求解决，于2014年2月27日双方在石头寨乡派出所、石头寨乡社会矛盾调处中心、石头寨乡么索村委会工作人员的主持下达成协议：双方同意对争议的4只山羊及各自家的母羊的血样和毛发取样后由石头寨乡派出所委托有关机构对山羊DNA进行鉴定，待鉴定结论出来后再确定4只山羊的归属权。同时双方各自向石头寨乡派出所交了人民币10000元作为鉴定费和保证金。经石头寨乡派出所向云南省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云南省动物研究所等单位联系，确认目前云南省内尚无对山羊DNA检测设备，于是石头寨乡派出所将原、被告所交的鉴定费和保证金各人民币10000元分别退还了原、被告。2015年2月27日原告李后三向本院起诉，在诉讼过程中，于2015年4月29日原告李后三以证据不足为由撤回了起诉。2015年7月17日原告李后三又向本院起诉，称争执的4只山羊现已发展到9只，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李毛举返还其9只山羊或者人民币8000元。被告李毛举辩称，双方争执的4只山羊属其家所有，于2014年1月26日被原告李后三的妻子等人牵到李后三家后发展到6只山羊，因山羊认主人家而于2014年8月17日6只山羊自动回到我家，但两个月后6只山羊已经陆续死亡，故原告李后三的主张无事实依据，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原、被告所争执的山羊双方都坚持称山羊归属权属自己所有，但双方都不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因此，原告李后三主张被告李毛举返还9只山羊或者人民币8000元的诉讼请求，因所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后三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李后三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白高卫
二〇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书记员 白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