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沪0113民初16807号原告：朱玮，男，1982年8月11日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宇虹，上海市东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大帅，上海市东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朱柏林，男，1954年10月31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被告：倪达利，男，1953年10月1日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上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万春，上海乾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晔，上海乾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朱玮与被告朱柏林、倪达利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黄文颋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玮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大帅，被告朱柏林，倪达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万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玮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两被告签订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2、判令两被告将上海市宝山区海滨三村XXX号XXX室房屋产权恢复登记至原权利人朱柏林名下；3、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朱玮系被告朱柏林独子，被告朱柏林原为被告倪达利的下属。上海市宝山区海滨三村XXX号XXX室房屋(以下简称“系争房屋”)原产权登记人为被告朱柏林一人，其配偶暨原告母亲汪志香名字未登记在产证中，后者于2003年去世。2006年3月25日，两被告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合同，被告朱柏林将系争房屋产权过户给了被告倪达利，原告直至2016年底才知道此事。原告认为，系争房屋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在配偶汪志香过世后，原告依法享有继承权，有权继承房产份额。两被告恶意串通，私下处分系争房屋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现特向法院起诉，请求判如所请。被告朱柏林答辩称：系争房屋来源、家庭成员结构及房屋买卖合同签订情况如原告所述，认同原告的全部诉请；目前其实际居住在系争房屋内；关于售卖房屋一事，被告朱柏林称因其向被告倪达利借款4万元，无法归还，才和其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但并没有过户给倪的意思。被告倪达利一共才支付4万元房款即借款。被告倪达利答辩称：两被告买卖房屋行为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合法有效；系争房屋于2006年即已过户，至今已10年多，原告早已知晓此事，本案系原、被告父子串通提起的恶意诉讼；被告朱柏林确曾向其借款4万元，但被告亦支付了全部购房对价；另外，被告朱柏林售房原因是因其老宅动迁，系争房屋卖后可变为无房户，按照当时动迁政策又可分房。综上，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请。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朱玮系被告朱柏林之子。1986年8月14日，被告朱柏林经其工作单位上钢五厂受配系争房屋，配房人员包括其妻汪志香和原告朱玮。2000年3月29日，被告朱柏林与上海海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公有住房买卖合同》，出资购买系争房屋为产权房，并将产证登记为被告朱柏林一人，其时家庭成员亦包括其妻汪志香。后者于2003年12月21日死亡。2005年11月23日和2006年3月25日，两被告分别签订《房屋转卖协议书》和《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主要约定被告朱柏林将系争房屋卖给被告倪达利，转让价款19万元，2005年11月30日前向被告朱柏林支付定金4万元，余款于2006年2月1日前付清等。被告倪达利于2006年3月25日经核准登记为系争房屋的权利人。被告朱柏林在上述合同签订后一直居住在系争房屋至今。就两被告签订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原告表示合同中没有约定房屋交付和过户时间，也没有约定违约责任，被告朱柏林一直居住在系争房屋，两被告买卖房屋不是正常的交易行为。对此被告倪达利称，交易当初就同意让朱柏林居住在系争房屋，等倪达利老后再搬入；被告倪达利同时出示了朱柏林签字的4万元房屋定金收条和金额为10万元的上海市房地产业销售统一发票，证明其已向被告朱柏林支付了相应房款对价；关于剩余房款的支付凭证，倪达利表示由于部分房款是现金交割，且距今时间较长，其只能提供部分收据。对此被告朱柏林表示，其只收到定金4万元，未收到其他房款。庭审中，朱柏林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曾向倪达利主张过剩余大部分房款。为证明两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原告申请被告朱柏林的兄长朱森林作为证人到庭，朱森林称其朱家老宅动迁，朱柏林有12万元动迁款由其保管，后朱柏林说被告倪达利出了点事，要求其将上述12万元转账给倪达利，作为倪向朱柏林的借款，后其将12万元通过建行转账给了倪达利。被告倪达利表示，被告朱柏林在老宅动迁时将分得的房子也卖给了倪达利，后被其转卖；证人所述的12万元其确已收到，但与本案无关；并坚称是被告朱柏林一直在向自己借钱，并在庭审中出具了多张借条作为佐证。对此被告朱柏林称，借条是其所误写，其没有向倪达利借过钱。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另出具了汪志香丧礼时的吊唁本复印件及原告结婚时与被告倪达利的合影照片，证明被告倪达利出席了汪志香的追悼会以及原告的婚礼，非常熟悉了解原告家庭情况，理应知道原告对系争房屋有权继承，其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并非善意。对此被告倪达利反驳称，产权公示信息就被告朱柏林一人，其当然相信朱柏林有完整处分权，上述证据并非直接证据，原告是无理推断；如按其意大家相互熟识的话，那上述证据也能反证原告早已知晓房产转让一事，十多年来未提异议，应视为追认。被告朱柏林称，其与倪达利自1987年开始就相识，自己曾在倪的公司打工，90年代也将系争房屋借给其居住一年，但没有向倪要过租金。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两被告是否存在恶意串通侵害原告权益的情形。按照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朱柏林与倪达利恶意串通，原告应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院认为，认定恶意串通需要结合主客观情况来综合判断，原告既要提供证据证明两被告有主观上的串通合意，还需提供证据证明二人实施了串通行为。首先从主观上来看，原告未能证明两被告有串通合意。原告在庭审中提供了原告结婚照片、吊唁签名等证据以证明倪达利参加了原告的红白事必了解原告家庭成员结构，应该知晓原告所主张的其在系争房屋内享有继承份额一事，被告倪达利购买系争房屋非善意取得。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均为间接证据，仅能证明被告倪达利与原告家庭成员相识，目前也无任何直接证据证明倪达利明知原告所主张的朱柏林不具有完整处分权的情形，更无法达到证明倪达利签订合同时有主观恶意的证明目的；况且，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朱柏林是原告朱玮的生父，原告系其独子，被告倪达利又参加了原告的婚礼，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在逻辑上证明被告二人在主观上有串通侵害朱玮权益的合意，相关主张有悖常理，本院不予采信。其次从合同订立、履行等客观行为上来看，本案中，两被告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具备房屋状况、价款等主要条款并已过户完毕；订约前房屋产权登记在被告朱柏林一人名下，物权登记具有公示、公信效力，倪达利有理由相信朱柏林对系争房屋享有完整的处分权，其已尽到了足够的审查义务。另从双方争议的房款、房屋交付上来看，原告及被告朱柏林均主张被告倪达利未足额支付房款，被告倪达利也未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其已支付了全部房款，但根据其出具的10万元售房发票和4万元定金收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倪达利已交付了相应款项；况且，系争房屋交易至今已十多年，如要求买方提供全部完整支付凭证，对倪达利的举证责任则过于严苛；同时本院也注意到，作为卖方的朱柏林在庭审中未说明亦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在之前十余年间曾向被告倪达利主张过剩余大部分房款，此与常理不符；进一步从朱柏林在庭审中的表述上来看，其称曾借给被告倪达利12万元，但却无法提供倪达利的借据；其称从未向倪达利借款，但却称借据是其误写，上述种种疑点前后矛盾无法自圆，从已查明的事实来看，两被告之间确存在多次借贷关系，金钱往来较为频繁，房款与借款交叉不易分辨，其关于未收到全部房款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房屋交付一节，系争房屋目前虽由被告朱柏林实际居住，但本院认为，房屋是否交付并非房屋买卖合同成立与否的必要条件，单此孤证无法证明两被告无真实交易，更与原告关于两被告恶意串通的主张无关。因此，原告提供的证据亦无法证明两被告有恶意串通之客观行为。综上所述，原告提供的证据未能形成有效证据链，没有达到民事诉讼中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无法证明两被告达成房屋买卖协议的行为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无效情形，故原告要求确认该合同无效、恢复产权登记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原告朱玮要求确认被告朱柏林和倪达利签订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恢复产权登记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150元和保全费5,000元(原告已预缴)，均由原告朱玮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黄文颋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周秋娟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26lt;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6gt;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