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湟中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青0122民初7号
原告：武汉贝斯特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XXX，住所地武汉市江汉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李六兵，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晓亮，男，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光华，青海盛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宝邦，身份号码XXXX，男，1982年8月6日生，汉族，农民，住海东市互助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红珊，青海西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武汉贝斯特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陈宝邦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武汉贝斯特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晓亮、谢光华，被告陈宝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红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武汉贝斯特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我公司与被告之间无事实劳动关系；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10月20日，被告向湟中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确认我公司与其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该仲裁委员会裁决支持了被告的请求，并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5月10日左右，申请人陈宝邦经人介绍，到自称是武汉贝斯特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包人的李飞龙，在中国移动青海公司西宁市湟中县多巴工地从事架线施工……”，故该仲裁委员会认为“作为实际施工人的李飞龙，对外以被申请人武汉贝斯特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名义进行施工，并雇用民工进行实际施工，陈宝邦是李飞龙雇用的劳动者，对其雇用的陈宝邦，由其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方武汉贝斯特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担用工主体责任……”据此认定我公司与被告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既无事实依据，亦无法律依据，且该裁决书中对我公司的证据及有理有据的抗辩不予采信未说明理由。现我公司认为，湟中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湟劳人仲裁字（2016）第99号《仲裁裁决书》适用的法律及裁决结果均错误。理由如下：依照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定劳动事实关系事项的通知》第一条之规定“同时具备下列条件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劳动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本案不具备上述条件；第二条之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本案中不存在上述凭证；第四条之规定“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或者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我公司对李飞龙的身份并不知悉，与其不存在承揽关系，故对其在外以我公司名义承揽工程的事实不承担任何责任。《仲裁裁决书》以李飞龙“自称”认定我公司与其存在承揽关系显然错误。综上，我公司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现请求予以确定，望判如所请。
陈宝邦辩称，1.湟中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湟劳人仲裁字（2016）第99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结果有效。2016年5月10日，我经人介绍到原告方承揽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位于湟中县多巴镇通信线路工程的工地上从事架线工作。李飞龙自称是原告公司涉案工程的项目负责人，故原告公司属于用工主体。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应认定我与原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原、被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湟中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湟劳人仲裁字（2016）第99号《仲裁裁决书》复印件、湟中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送达回执》复印件、郭江峰《关于写给陈宝邦<承诺书>的情况说明》复印件、寻之建《关于<承诺书>的说明》复印件、青海盛通律师事务所对寻之建所作的询问笔录、《青海移动2016至2017年通信设备安装工程施工服务集中采购框架协议_武汉贝斯特》复印件、附件1《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通信工程施工管理办法（2015年修订）》复印件、附件《施工安全生产协议书》、《劳务采购协议（编号：LW2016016）》复印件、湟中县公安局多巴分局对徐元孝所作的《询问笔录》复印件、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对陈宗生、马卫青、马成义、田生祥所作《调查笔录》的复印件、青海大学附属医院住院志复印件、青海大学附属医院手术记录复印件、青海大学附属医院阶段小结复印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医院出院通知书复印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医院病人费用清单复印件、病历复印件、《承诺书》复印件、工业和信息化部文件工信部规（2008）75号《关于发布<通信建设工程概算预算编制办法>及相关定额的通知》复印件、《关于陈宝邦承诺书情况说明》复印件、《证明》、《关于西宁移动多巴农村项目的情况说明》、青警院司鉴中心（2017）文鉴字第094号青海警官职业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等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双方对2016年12月12日湟中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湟劳人仲裁字（2016）第99号《仲裁裁决书》各持己见，原告认为该仲裁认定的事实及适用法律均错误，其从未承揽过被告所述的工程，对李飞龙的身份及涉案工程从何处承揽的情况均不知悉。被告认为该证据证明李飞龙作为原告公司员工，其行为代表原告公司执行事务。经审查，湟中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12月12日作出的湟劳人仲裁字（2016）第99号《仲裁裁决书》载明：“经审理查明，2016年5月10日左右，申请人陈宝邦经人介绍，到自称是武汉贝斯特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包人李飞龙……”，认定部分主要事实与本案客观事实不一致，故对其证明效力本院不予认定；2.被告对原告提交的郭江峰及寻之建出具的《关于写给陈宝邦<承诺书>的情况说明》均不予认可，认为郭江峰出具《承诺书》的行为代表原告公司意愿；3.被告对原告所提交寻之建的询问笔录不予认可，认为此份笔录中缺少寻之建的捺印且多处相互矛盾，不具有证明效力；4.被告对原告提交的《劳务采购协议（编号为LW2016016）》不予认可，认为无法确定该协议是否已生效，且该协议与本案无关联；5.原告对被告提交的湟中县公安局多巴分局对徐元孝所作的《询问笔录》及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对陈宗生、马卫青、马成义、田生祥四人所作的《调查笔录》均不予认可，认为徐元孝陈述的事实与本案无关，其余人的陈述均不能证明被告与其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6.原告对被告所提交的青海大学附属医院住院志、青海大学附属医院手术记录、青海大学附属医院阶段小结、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医院出院通知书、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医院病人费用清单及病历的复印件均不予认可，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7.原告对被告所提交的李飞龙及郭江峰出具的《承诺书》持有异议，认为李飞龙与郭江峰的身份情况不详，二人自称是原告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及员工，属于自说自证，而事故发生后其公司并未授权郭江峰以公司名义处理纠纷；8.双方对各自提交的《青海移动2016至2017年通信设备安装工程施工服务集中采购框架协议_武汉贝斯特》各持己见，原告认为其涉案的工地并非原告公司承包架线工程的工地，被告对此持相反意见；9.被告对原告提交的工业和信息化部文件工信部规（2008）75号《关于发布<通信建设工程概算预算编制办法>及相关定额的通知》，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证明方向持有异议，认为原告以该文件证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与其未签署相关通信线路工程合同的事实没有任何依据，该文件属于指导性文件，并无强制性，原告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可以自行选择是否参照文件执行，本案涉及的工程应以原告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为准。而原告认为其中标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的通信设备安装工程，并非通信线路工程，且在湟中县多巴镇未有中标的工程项目；10.被告对原告提交的李飞龙出具的《关于陈宝邦承诺书情况说明》持有异议，认为该说明不具有法律效力，该证据与李飞龙所出具的《承诺书》证明的事实完全相反；11.原告对被告提交的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西宁分公司出具的《证明》持有异议，认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西宁分公司与其未签订湟中县多巴镇西街2公里处的《架线工程施工合同》，故不能证明“多巴1、2、3、4村宽带项目”工程属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西宁分公司，且移动公司对被告受伤治疗的事宜未进行多次协调，其表述的“领取施工材料的相对方是武汉贝斯特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事实不清，没有证明效力。经审查，上述证据因双方各持己见，且均未提交其他证据加以印证，不足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故本院对其证明效力均不予认定。
本院在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委托青海警官职业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对李飞龙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签订的《施工安全生产协议书》首页和尾页“武汉贝斯特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14项目部”的印章真伪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施工安全生产协议书》中首页及尾页盖印的'武汉贝斯特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14项目部'两枚印章印文经检验确认为同一印章盖印形成。与委托方提供的该单位正在使用的相同内容的印章印文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经庭审质证，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其证明方向有异议，认为：（1）鉴定请求的事项与鉴定结论不一致；（2）原告申请鉴定的印章加盖于2015年，而提供鉴定比对的印模是其现在使用的印章，该印章并非公司公章未在公安机关备案，对此部门印章的真实性无法确定，故不予认可；（3）该鉴定意见与本案无关联。经审查，该证据证明的内容与本案待证事实之间不具有关联性，且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不予认定。
诉讼中，李飞龙之亲属石延平向本院提交被告与李飞龙签订的《一次性赔偿协议书》和由被告出具的《收条》，经质证，双方均不持异议，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1月22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移动公司”）与原告签订《青海移动2016至2017年通信设备安装工程施工服务集中采购框架协议_武汉贝斯特》，约定由原告提供2016年至2017年通信设备安装工程施工服务，其中包括移动公司核心机房、传输设备、宏基站设备和室外WLAN（含天馈线）、电源配套设备的新建、改建、扩建工程施工服务。2016年5月10日，李飞龙以个人名义雇佣被告在湟中县多巴镇西街西2公里处从事电线架线工作，期间不慎被高压电击伤跌落。后被送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医院、青海大学附属医院治疗。湟中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12月12日作出湟劳人仲裁字（2016）第99号《仲裁裁决书》，认定“申请人陈宝邦（被告）与被申请人武汉贝斯特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告）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原告不服该仲裁裁决，在法定期间内提起民事诉讼。
另查明：2017年5月11日，被告与李飞龙自愿达成的《一次性赔偿协议书》明确载明：“一、乙方（被告）与甲方（李飞龙）存在雇佣关系，与武汉贝斯特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告）、中国移动青海分公司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二、甲方向乙方一次性支付赔偿金共计750000元（柒拾伍万元整）……；三、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甲乙双方雇佣关系解除，甲乙双方终结有关补偿问题的一切权利义务关系……”。被告于当日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石延平（李飞龙之委托人）一次性各项赔偿金柒拾伍万元整（750000元）”。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湟中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12月12日作出湟劳人仲裁字（2016）第99号《仲裁裁决书》载明：“2016年5月10日左右，申请人陈宝邦经人介绍，到自称是武汉贝斯特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包人的李飞龙，在中国移动青海公司西宁市湟中县多巴工地从事架线施工……”该裁决书认定的主要事实与本案客观事实不符，故本院不将其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鉴于被告与李飞龙已于2017年5月11日自愿达成的《一次性赔偿协议书》明确载明：“一、乙方（被告）与甲方（李飞龙）存在雇佣关系，与武汉贝斯特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告）、中国移动青海分公司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并经双方签字确认，该协议充分证明被告与李飞龙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事实，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为平等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原告武汉贝斯特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陈宝邦之间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陈宝邦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学军
审 判 员 邓旼旼
人民陪审员 梁成忠
二〇一八年二月四日
书 记 员 蒋洪伟
附：本案所依据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第七十六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