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栗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赣0322民初281号
原告魏模禾，男，1962年7月7日生，汉族，上栗县人，农民，住上栗县。
原告戴细纯，男，1944年4月24日生，汉族，上栗县人，农民，住上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明安，男，1974年4月2日出生，汉族，上栗县人，农民，住址同上，。（系戴细纯之子）
原告戴铭许，男，1957年5月26日生，汉族，上栗县人，退养职工，住上栗县。
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启萍，男，1966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上栗县人，教师，住上栗县。
被告魏模良，男，1965年4月7日生，汉族，上栗县人，农民，住上栗县。
被告杨章林，男，1958年4月13日，汉族，上栗县人，干部，住上栗县，公民36031119580413251X。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伟，上栗县148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魏模禾、戴细纯、戴铭许与被告魏模良、杨章林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魏模禾、戴铭许及戴细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明安、三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启萍、被告魏模良、杨章林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魏模禾、戴细纯、戴铭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二被告支付原告入股红利227499元及相应利息，其中魏模禾应得11666元，戴细纯应得58333元，戴铭许应得52500元；2、由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上栗县杨岐山百福煤矿（下称百福煤矿）于1993年开办，由被告魏模良、杨章林共同入股经营，共投资600万元，三原告以隐性股东名义分别入股100000元、50000元、45000元在被告魏模良名下，并约定三原告不参与经营管理，每年只领取红利。2011年4月16日，因煤矿“3改6”提升改造，二被告将百福煤矿转让给江某，告之三原告转让金为900万元，由此，二被告按该转让金额退还了我们所有股金和红利。一年过后，我们得知百福煤矿转让款实际为1600万元，有二被告与江某签订的合同为凭，据此，二被告尚有700万元转让款未分配。我们多次要求二被告进行分配，但一直未解决，故诉至法院。
魏模良、杨章林辩称：三原告所诉与事实不符。百福煤矿于2011年4月与江某融资扩股，转让款合同上为1600万元，实际为1200万元。1200万元的分配是：160万元为煤矿原股东10%持股，900万元退股分红，另有140万元为煤矿开支（包括三原告缴社保费用等）。900万元已按股东缴纳股金数量退股分红，三原告也已按各自缴纳股金退股分红。认可三原告分别入股100000元、50000元、45000元股金在魏模良名下，三原告不参与经营管理。另外，该案已超过诉讼时效。请求驳回三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有：2011年4月16日《杨岐山百福煤矿合股协议书》，证人江某的证词，及900万转让款缴纳税款267300元的凭证，以上证据双方无争议，但三原告坚持百福煤矿转让款应以协议约定的1600万元为准，本院对以上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有争议的证据有：1、被告提交的2011年4月百福煤矿融资扩股资产平衡表，扣税凭证三份，收款收据三份，领条一张，职工补缴社保花名册一份，拟证明2011年4月百福煤矿转让给江某，转让款实为1200万元，开支情况为：退股分红900万元，原股东入股160万元，投资大发煤矿亏损60万元，缴职工社保314000元，缴纳个人所得税款267300元，矿长领取工资218700元，以上收支平衡；2、原告提交魏龙文等4人证明，拟证明百福煤矿社保工资是由职工个人缴纳，被告收支账目不真实的目的。
关于第一组有争议证据的认定。
首先，原、被告双方认可的事实有：2011年4月16日，百福煤矿转让给江某，煤矿与江某签订了一份《杨岐山百福煤矿合股协议书》，约定煤矿“3改6”提升改造，百福煤矿转让给江某，转让款为1600万元，百福煤矿原股东仍占10%股份，江某占90%股份。其次，协议签订后的付款情况，有江某、曾金明的证词证实。①江某（1959年11月2日出生，抚州市乐安县人，身份证号）出庭作证证实，他实际是和抚州市乐安县本地几个股东合伙购买百福煤矿，江某共筹集股金1440万元，分期交到了介绍人也是新股东之一——曾某处（庭后经了解，为曾金明），再由曾某转交给魏模良等老股东。曾某拿到转让款后，并未将1440万元股金全部交给百福煤矿的原股东，至于到底交了多少，江某不清楚。②庭后，本院调查曾金明（1963年3月10日出生，抚州市乐安县人，身份证号），曾金明称：江某签订买矿协议后，邀了抚州市乐安县本地6-7人合伙买矿，当时所有乐安县××股东××将款××（萍乡人，介绍人）账户的，也有打入被告魏模良账户的，二个账户的款共计多少，只有罗雪明清楚，但魏模良只开具1040万元的票据，因为魏模良只收到1040万元的转让款。最后，庭后，本院调查百福煤矿原所有股东魏模良、杨章林、黄积明、戴名日（隐名股东）、邓建云，五人证实：百福煤矿从开办到转让前，都是由魏模良（出资189万元）、杨章林（出资175万元）、邓建云（出资160万元）、黄积明（出资76万元）四人出资合伙经营，资金共计600万元，其中戴名日及魏模禾等三原告是魏模良名下的隐性股东。该矿于1993年成立，证照齐全，法人代表是杨章林，以后一直未变更营业执照、法人代表、股东投资情况等，亦未增资扩股。后来，百福煤矿走下坡路，于2011年4月16日转让给江某，当时合股协议约定原股东持股10%，是应江某的要求而写，江某买矿付款后，原百福煤矿魏模良等4人（所有股东，包括三原告等及其他隐性股东）实际已全部退出，股东的所有股金和红利已全部分配。江某实付转让款1040万元，1040万元分配见百福煤矿融资扩股资产平衡表，另有160万元转让款未支付，实际是江某用来给魏模良、戴名日管理煤矿的，以后，矿上的盈、亏，都与原股东无关。综上，本院认定：2011年4月16日，百福煤矿转让给江某时，江某实际只支付1040元转让款给百福煤矿原股东，魏模良等4股东的投资款600万元已在900万元转让款中退股分红。协议上约定，原股东持有10%股份，仅指魏模良、戴明日持股，以后，煤矿的盈亏，与原股东无关。
关于第二组有争议证据的认定。该组证据系证人证言，证人应出庭作证，且应有其它书证佐证，原告均未提交，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百福煤矿于2011年4月16转让给江某时，转让款到底是1200万元还是1600万元？是否存在700万元未分配？三原告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
百福煤矿于1993年由魏模良（出资189万元）、杨章林（出资175万元）、邓建云（出资160万元）、黄积明（出资76万元）四人出资共计600万元成立，为集体所有制企业，法人代表为杨章林，戴明日及魏模禾、戴细纯、戴铭许等三原告系魏模良名下的隐性股东，三原告出资分别为100000元、50000元、45000元，隐性股东不参与煤矿经营管理。该矿成立时，证照齐全，到2011年让给江某前一直未变更营业执照、法人代表等股东投资，亦未增资扩股。以后，煤矿“3改6”提升改造，2011年4月16日，百福煤矿转让给江某，煤矿与江某签订了一份《杨岐山百福煤矿合股协议书》，书面约定转让款为1600万元，百福煤矿原股东仍占10%股份，江某占90%股份。但协议签订后，江某实际只支付1200万元转让款给魏模良等原股东。魏模良等原股东拿到转让款后，将900万元用于退股分红，所有实名和隐名股东对900万元退股分红分配金额无争议，另140万元用于投资亏损、职工缴社保款、缴所得税款及支付工资等，还有160万元用于原股东在新矿入股。经原4名有经营管理权的实名股东协商，原股东入股，仅魏模良、戴明日二人入股，其他股东实际已退出。一年余后，魏模禾等三原告得知协议上约定了转让款为1600万元，认为自己另有700万元转让款未分到红利，遂起诉到本院，但三原告未提交煤矿实际转让款为1600万元的有力证据。故本院确认被告不存在700万元转让款未分配属实。江某买矿后，因经营不善，百福煤矿现已停产。
本案系合伙协议纠纷。原告魏模禾、戴细纯、戴铭许等三原告诉请被告继续支付红利，三原告应提交合伙期间的盈亏、添置财产及账目等情况。魏模禾等三原告不能提交煤矿实际转让款为1600万元的证据，且三原告不参与煤矿的经营管理，对百福煤矿分配900万元后的余款分配无决定权，故对魏模禾等三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经调解未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魏模禾、戴细纯、戴铭许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4712元，由原告魏模禾、戴细纯、戴铭许共同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胡冬梅
审 判 员 黄琼燕
审 判 员 李 玲
二〇一六年十月十八日
代书记员 朱先林
注：本文引用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