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04民初30944号
原告：上海寻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
法定代表人：邵怡蕾，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静，女。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团结，上海众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瑷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法定代表人：卓骏，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仲维理，上海市通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静，上海市通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上海寻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寻羊公司)与被告上海瑷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瑷玛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0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审理中，被告瑷玛公司于2016年11月30日对系争技术服务协议印章的真实性及协议书完整性和连贯性提出异议，申请进行司法鉴定；本院遂委托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7年5月16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2017年8月15日本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静、刘团结，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寻羊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瑷玛公司支付服务费403,129.10元及自2016年3月25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的迟延付款违约金；2.判令瑷玛公司赔偿损失100,782.30元，按服务费403,129.10元的25%计算；3.判令瑷玛公司返还寻羊公司垫付的货款20,860.66元并支付自2016年3月25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的利息损失，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
事实和理由：瑷玛公司为了与巴西网络商业平台合作，开展对巴西出口业务，请寻羊公司提供人脉、技术服务，寻羊公司随即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给予支持。为此，寻羊公司与瑷玛公司签订书面技术服务协议，就服务内容、合作期间、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根据协议约定，每月固定服务费为10万元，每月10日前支付完毕，延期支付则按照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支付逾期服务费；在月支付固定服务费的基础上，瑷玛公司应按照有效订单金额的15%向寻羊公司支付技术服务费。合作期满后，瑷玛公司以各种理由拒付服务费。寻羊公司为维护合法权益起诉至法院。
瑷玛公司答辩称：不同意寻羊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瑷玛公司与寻羊公司没有签署过技术服务协议，不应承担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寻羊公司也没有向瑷玛公司提供过实际的服务。瑷玛公司成立于2015年11月9日,主要从事供应链管理及物流领域的技术服务与咨询，而寻羊公司提供的技术服务协议中提供的技术服务内容是以电子商务、市场采购、营销模式为主，显然超出了瑷玛公司的经营范围；另外，该协议约定的合作期限为2015年11月1日至2016年2月29日，服务起始时间早于瑷玛公司的成立时间。寻羊公司实际是与爱马商业(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爱马公司)签订的技术服务协议。
寻羊公司围绕其诉讼请求提交了如下证据：1、《技术服务协议》，证明寻羊公司与瑷玛公司之间的技术服务合同关系；2、增值税发票五张，证明寻羊公司为瑷玛公司提供了技术服务，并开具了发票；3、瑷玛公司法定代表人卓骏与寻羊公司法定代表人邵怡蕾的微信记录，证明两位法定代表人分别就两公司之间所签技术服务合同的付款问题进行了确认，卓骏提出以香港爱马公司代为支付服务费及其他款项，及多次修改合同的事实；4、寻羊公司与香港爱马公司签订的技术服务协议，证明该份协议是因为由香港爱马公司代瑷玛公司支付服务费需要有相对应的合同才签订的，实际履行的技术服务协议仍旧是寻羊公司和瑷玛公司之间的协议。5、寻羊公司员工张静与瑷玛公司员工殷某某的微信记录，证明本案系争的技术服务协议在签订过程中存在换页的事实，由香港爱马公司代瑷玛公司支付服务费，并与寻羊公司之间签订内容、金额完全相同的合同。后者的合同签订后，并未明确表示过寻羊公司与瑷玛公司之间的合同就此作废；至于系争合同的换页事实也是瑷玛公司要求的。6、采购邮件18份；7、北京五明商略网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发票；证据6和证据7证明寻羊公司履行了技术服务合同的服务，自己出资邀请案外人高某某与提供服务支持，并向高明支付了12万元服务费；8、付款记录，证明寻羊公司为瑷玛公司垫付了货款20,860.66元；9、殷某某为系争项目发给邵怡蕾的电子邮件，证明殷某某是瑷玛公司的员工。10、五张错版的增值税发票，因寻羊公司与瑷玛公司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多次将瑷玛公司的名称写错而开具的名称错误的服务费发票，证明两家公司具有签订系争技术服务协议的合意的。
瑷玛公司质证意见为：对于证据1技术服务协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瑷玛公司与寻羊公司并未签订过完整的技术服务协议，虽然经过磋商，但最终并没有签订完整连贯的技术服务合同，故对该份协议上瑷玛公司的印章、卓骏的签字及协议的完整性和连贯性申请司法鉴定。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这些发票现在仍在寻羊公司，瑷玛公司没有收到过。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微信的内容不排除有删减的情况而导致意思产生歧义；另外卓骏除了是瑷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之外，也是香港爱马公司的执行董事，微信中卓骏的身份并不必然代表瑷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无法证明寻羊公司所要证明的事实。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认可该证据的关联性，寻羊公司所说与香港爱马公司签订技术服务协议是支付服务费的需要并不是事实；首先，瑷玛公司与寻羊公司之间不存在服务合同的基础法律关系；其次，香港爱马公司是经营跨境电子商务的企业，而瑷玛公司是香港爱马公司在境内设立的专门负责物流的企业，寻羊公司曾是香港爱马公司的股东，对两家公司的运营情况十分清楚，所以才会与香港爱马公司签订技术服务协议而不是与瑷玛公司签订协议。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是瑷玛公司认为聊天记录可以删减，由此会导致歧义产生，故并不确认该证据的完整性；从现有的聊天记录可以证明瑷玛公司与寻羊公司并未达成签署技术服务合同的一致意见，其中6月13日的殷某某发送给张静的信息内容为“合同改成香港爱马的了，生效日期也改为2015年9月1日至12月31日了”，6月27日张静回复“好的，我今天把旧的合同寄过去”，殷某某回复“新合同我今天寄出”，可以证明最终与寻羊公司签订技术服务协议的主体是香港爱马公司。如果只是为了支付外币而签署合同，完全不需要回收寻羊公司和瑷玛公司的合同文本。证据6、7、8均不予确认，上述证据是寻羊公司与案外第三人之间的交易，与瑷玛公司无关，更与本案无关。对证据9真实性无异议，该邮件恰能证明寻羊公司曾系香港爱马公司的股东，邮件实际上是寻羊公司作为香港爱马公司的股东与其他股东讨论香港爱马公司关于跨境电子商务业务内容，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0真实性无异议，发票上购买方的名称虽然与瑷玛公司的名称相似，但均与瑷玛公司名称不同，不能证明寻羊公司与瑷玛公司就技术服务协议达成了缔约的合意。
瑷玛公司针对其答辩提交如下证据：1、瑷玛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证明瑷玛公司的成立时间是2015年11月9日，经营范围为供应链、物流领域内，不涉及电子商务；2、殷某某与张静的邮件记录，证明瑷玛公司与寻羊公司就签署技术服务协议经过多次磋商，但未最终达成一致，最终决定由香港爱马公司与寻羊公司订立技术服务协议。3、电子邮件9页，第1、2页为合作意向书，由寻羊公司法定代表人邵怡蕾发送给卓骏的，卓骏既是瑷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香港爱马公司的执行董事，邮件发送的时间是2015年2月10日，当时双方通过邮件意向设立一家跨境电子商务公司，即香港爱马公司，当时瑷玛公司尚未成立；第3-6页是为设立香港爱马公司双方进行的协商；第7页是卓骏发给邵怡蕾的邮件，称已经成立了香港爱马公司，表达了愿意与寻羊公司进行股权交易的意愿；第8-9页为邵怡蕾发给卓骏的邮件，对采购节点的预估，并约定了合作模式、结算方式等，其中10万元每月及14%采购额每月的标准即为本案技术服务协议中的支付方式。瑷玛公司认为，2015年8月22日香港爱马公司已经成立，但瑷玛公司尚未成立，从证据第8页所称的SKU信息结合寻羊公司提交的证据6的采购邮件附件为SKU的履行情况，可以看出寻羊公司在与瑷玛公司没有签订技术服务协议的前提下，仍有相关履约情况的邮件，正是在履行香港爱马公司的股东和寻羊公司的合作模式，而非履行寻羊公司与瑷玛公司的技术服务协议。
寻羊公司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寻羊公司与瑷玛公司的实际合作时间早于瑷玛公司成立时间，即使是电子商务领域，瑷玛公司也可以经营；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所有修改过的文本在尾页处都盖有瑷玛公司的公司的公章，卓骏也都签过字，虽然有些合同文本已经还给了瑷玛公司，但涉案的系争合同在寻羊公司；另外，后期寻羊公司与香港爱马公司签订的合同并没有废止本案系争合同。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对卓骏的身份也无异议；寻羊公司与香港爱马公司确实有合作，在后面的时间履行中包括了股权合作及为瑷玛公司单独提供的技术服务，而寻羊公司与香港爱马公司的协议是在瑷玛公司的安排下，因解决支付问题而签订，仅为配合瑷玛公司用于支付结汇，签订时间是在寻羊公司与瑷玛公司签订协议之后。
庭审中，瑷玛公司对系争技术服务协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申请对技术服务协议的真实性、完整性、连贯性及瑷玛公司印章及卓骏签字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本院于2017年1月5日委托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系争技术服务协议中瑷玛公司的公章与卓骏的签字的真实性及技术服务协议的完整性和连贯性进行鉴定，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7年5月16日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经鉴定，结论为：《技术服务协议》第七页“乙方：上海瑷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处的“上海瑷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印章印文与样本材料上供比对的“上海瑷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印章引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乙方授权代表”处：“卓骏”签名笔迹是卓骏本人所写；《技术服务协议》纸张为A4规格，其上打印文字为激光打印形成，左上角均留有多次装订痕迹，进一步检验，发现第1页至第7页之间存在不同次数的装订痕迹，其不能一一对应。测量检验发现：第1页至第5页上每页打印体文字的基准线之间基本处于同一状态，其上打印体页边距和字间距均基本一致，而第6页与第7页在基准线、打印体页边距和字间距等数据上均与前5页存在明显差异，呈现出非一次形成的周期性痕迹。综上，依据现有材料条件，《技术服务协议》非一次打印形成，存在换页特征。
寻羊公司质证表示认可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该结论如实反映了双方对合同文本的更换事实，因瑷玛公司属新设公司，且名字拗口难写，签订合同时，双方在瑷玛公司名称上，均多次出现拼写错误，殷某某指示张静收到其寄给寻羊公司的“一套完整版、一套只有首页和尾页”的纸质合同后，将完整版签署并盖骑缝章，交还给瑷玛公司，寻羊公司自行替换掉首尾页后自行留档，张静收到后按照瑷玛公司的指示照办了。瑷玛公司质证表示认可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寻羊公司与瑷玛公司在协商签订技术服务协议的过程中，第一次由于文本中瑷玛公司的名称打印错误没有签约，第二次是关于合作日期的修改不符合财务规定也没有签约，最后直接决定由寻羊公司与香港爱马公司签订技术服务协议；寻羊公司陈述的更换首尾页的事实确实发生过，但与鉴定结论所述的不一致页码并不吻合，而且在决定由香港爱马公司与寻羊公司签订协议后，瑷玛公司就要求回收全部磋商的合同文本，寻羊公司也寄回了文本，但是直至本案诉讼，瑷玛公司才知道寻羊公司并未将全部协商文本归还，而是变造了本案系争的技术服务协议，该协议内容瑷玛公司并不认可，印章与签字的真实性仅仅是形式上的，协议内容并不是瑷玛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3月18日，瑷玛公司员工殷某某告知寻羊公司员工张静“发票抬头写错了，上海瑷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张静回复“麻烦你帮我快递回来吧，我作废重开”，随后张静发送电子邮件给殷某某，内容为“附件是这次开票的服务协议，里面的公司抬头我改过来了，麻烦你查收核对后打印盖章回寄给我”，邮件附件是技术服务协议(1)，附件中的技术服务协议首部和尾部的乙方为上海爱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合作期限自2015年11月1日起至2016年1月30日止；2016年3月23日张静微信告知殷某某“合同发票都已收到，谢谢”“有一份完整的给我的，一份首页和盖章页的我加盖公章后回寄你，对吧”，殷某某回复“对的”，次日早上，殷某某微信告知张静“完整的是我的，昨天说错了不好意思，这两页是给你的，完整的是我们留档的合同”，3月30日张静微信告知殷某某“小殷，你寄过来的我们这边的留存的2页上面也没盖瑷玛的骑缝章，我不需要快递给你了吧？我们只是留存”，殷某某回复“两页是给你的，我们要一份完整的就好”；2016年4月1日，殷某某向张静发送一段微信语音，张静回复“我们实际执行的是9月份开始的，合同因为爱玛没有注册下来后面签的，实际执行时9月-12月”，殷某某回复两条微信语音；4月7日，张静微信问殷某某“在吗？付款的事情后来怎么说，需要变更合同吗？”殷某某回复“应该是需要的，我这两天都没看见我们财务”；4月26日，张静问殷某某“在吗？卓总回国了吗？麻烦帮我盯下40万元的事情”，4月27日殷某某回复“在么，还是改合同，还是需要改合同”；4月48日张静发送电子邮件给殷某某，内容是“麻烦查收附件并根据贵司要求修改合作日期”，邮件附件是技术服务协议(1)，附件中的技术服务协议首部和尾部的乙方为上海爱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合作期限自2015年11月1日起至2016年1月30日止；5月9日，殷某某回复电子邮件，邮件内容只有附件，邮件附件是技术服务协议(1)，附件中的技术服务协议首部的乙方是上海瑷玛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尾部的乙方为上海爱玛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合作期限自2015年11月1日起至2016年2月29日止。2016年5月20日殷某某微信张静“张静你好，我们财务说，我们现在的上海爱马没有人民币结余了，付款要是急的话能不能用香港爱马付，如果用香港爱马付就不需要发票了，你们直接开给我们一张外销invoice就可以，我这边发票就退还给你”，张静回复“我问下我们财务在回你”；6月2日张静微信问殷某某“你们会计确认40万怎么支付了吗？直接香港打给寻羊账户吗？”，殷某某回复“香港爱马支付”；6月13日殷某某微信告诉张静“合同改成香港爱马的了，生效日期也改为2015年9月1日至12月31日了，实际的日期，你看一下吧”，张静回复“好的，没有问题的话我要打印出来签字盖章给你吗？”，殷某某回复“对。”当日，殷某某发送电子邮件给张静，内容是“你好张静，合同抬头和合同生效日期已做修改，烦请检阅，下午我会带上卓总签好字的文件去寻羊，谢谢。”邮件附件是技术服务协议，附件中的技术服务协议首部和尾部的乙方为爱马商业(香港)有限公司，合作期限自2015年9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当日下午，张静微信问殷某某“合同我先寄给你吧”，殷某某问“已经签好了？”张静回复“她一直再催，她走之前我追让她签的。”6月23日殷某某微信问张静“合同寄出了吗”，张静回复“我下午叫闪送送过来。”6月27日殷某某微信张静“另外我们财务说该合同之前的旧合同也要一起寄来的”，张静回复“好的，我今天把旧的合同寄过去。”6月28日殷某某微信张静“旧合同收到了，是不是还有几份是当时改的啊”；两人的微信聊天记录自2016年7月20日后就没有了。
另查明，上海瑷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11月9日，法定代表人是卓骏，股东是爱马商业(香港)有限公司。
以上事实，除有当事人陈述为证外，另有工商登记信息、微信聊天记录、寻羊公司员工张静与瑷玛公司员工殷某某的微信记录、殷某某与张静的邮件记录律师服务合同及发票等证据证实，本院均予确认。其他证据或与本案无关或缺乏其他证据相印证，本院不予采信。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寻羊公司与瑷玛公司是否签订了技术服务协议？寻羊公司认为：寻羊公司与瑷玛公司签订了技术服务协议，而且在签订协议的过程中由于瑷玛公司的名称生僻难写，发生过多次笔误更换文本的过程；寻羊公司与香港爱马公司签订的技术服务协议只是用于支付服务费。瑷玛公司认为：寻羊公司与瑷玛公司曾经就签订技术服务协议的事宜进行了磋商，也拟定过多次协议文本，但是由于多次将瑷玛公司名称写错以及合作期限写错而没有最终签订，故寻羊公司与瑷玛公司之间没有协议关系，最终与寻羊公司签订技术服务协议的是香港爱马公司。
本院认为，根据司法鉴定结论，寻羊公司提交的技术服务协议第1页至第7页之间存在不同次数的装订痕迹，其不能一一对应。测量检验发现：第1页至第5页上每页打印体文字的基准线之间基本处于同一状态，其上打印体页边距和字间距均基本一致，而第6页与第7页在基准线、打印体页边距和字间距等数据上均与前5页存在明显差异，呈现出非一次形成的周期性痕迹，首先，通过寻羊公司与瑷玛公司的陈述，双方均确认在协议磋商过程中存在多次更换协议文本的事实，结合寻羊公司员工张静与瑷玛公司员工殷某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和邮件往来，可以看出涉及技术服务协议文本换页的唯一一次聊天内容出现在2016年3月18日的微信聊天中，留在寻羊公司的是首页和尾页。之后在2016年4月28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和2016年5月9日殷某某发给张静的电子邮件中有出现修改合作期限的内容，但并未提及文本换页，而技术服务协议中的合作期限横跨第5页和第6页。司法鉴定认定技术服务协议存在换页的依据中虽然装订痕迹可以以双方曾经发生的换页事实来解释，但出现不同打印体文字基准线、页边距、字距差异的文本页码是前5页与最后2页，与双方商议更换的首尾页并不一致，也与合作期限所涉及的页码不一致；即使该协议尾页的印章和签名确系瑷玛公司公章以及卓骏所签，但合作期限系协议主要内容，协议的不完整、不连贯无法确认是否系缔约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其次，在2016年6月2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张静问殷某某“你们会计确认40万怎么支付了吗？直接香港打给寻羊账户吗？”，殷某某回复“香港爱马支付”；6月13日殷某某微信告诉张静“合同改成香港爱马的了，生效日期也改为2015年9月1日至12月31日了，实际的日期，你看一下吧”，张静回复“好的，没有问题的话我要打印出来签字盖章给你吗？”，殷某某回复“对。”而两人当日的电子邮件也显示，殷某某将寻羊公司与香港爱马公司的技术服务协议文本发送给了张静。6月13日下午，张静就通过微信告知殷某某，寻羊公司与香港爱马公司之间的协议寻羊公司已经签好，并于6月23日快递给了殷某某；6月27日殷某某微信张静要求将之前的旧合同寄回，在收到旧合同后又询问是否还有修改过的合同。结合以上微信和邮件内容，寻羊公司与瑷玛公司确实在磋商技术服务协议签订时修改过合作期限和瑷玛公司的公司名称，最后将签约主体也更改为香港爱马公司，对此寻羊公司也提交了其与香港爱马公司签订的技术服务协议；瑷玛公司认可寻羊公司与香港爱马公司所签技术服务协议的真实性。综合上述两点，可以认定寻羊公司与瑷玛公司之间最终没有签订技术服务协议。
从而引出本案第二个争议焦点：寻羊公司是否实际向瑷玛公司提供了技术服务？寻羊公司主张，技术服务协议的签订晚于寻羊公司提供技术服务，并提供了相应的电子邮件和采购单，用以证明寻羊公司已经实际提供了技术服务。瑷玛公司认为寻羊公司所提供的电子邮件和采购单的时间均早于瑷玛公司的成立时间，且内容涉及电子商务，瑷玛公司只是供应链公司，不涉及电子商务的经营业务；且卓骏有多重身份，首先是香港爱马公司的执行董事，其次才是瑷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寻羊公司与香港爱马公司签订了技术服务协议，邵怡蕾与卓骏的电子邮件往来不必然是在实际履行寻羊公司与瑷玛公司的技术服务，而是其作为香港爱马公司的股东与其他股东所做的业务交流，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寻羊公司举证证明实际履行技术服务的电子邮件均在2015年9月至10月期间，瑷玛公司在那时尚未成立，寻羊公司提交的技术服务协议中的合作期限是2015年11月1日至2016年2月29日，与寻羊公司举证其履行技术服务的时间并不吻合。而寻羊公司与香港爱马公司签订的技术服务协议，合作期限自2015年9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该期限与寻羊公司举证的电子邮件时间比较吻合；另外，寻羊公司对卓骏的多重身份并无异议，瑷玛公司所举证的邵怡蕾与卓骏的邮件往来，虽然内容上与本案无关联，但可以印证寻羊公司举证的证据不能排他的证明其实际是为瑷玛公司提供了技术服务。
综上所述，既无证据证明寻羊公司与瑷玛公司之间未签订技术服务协议，也无证据证明寻羊公司实际向瑷玛公司提供过技术服务，故寻羊公司要求瑷玛公司支付服务费及其他费用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海寻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846元，由上海寻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孙海虹
人民陪审员 毛静芳
人民陪审员 朱虹霞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王廉超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