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4）高民申字第63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叶宏俊，女，1980年10月2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杨曙光，北京大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显国，男，1976年12月20日出生。
叶宏俊因与王显国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二中民终字第001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刘珊担任审判长，法官杨咏梅、李宝刚参加的合议庭，通过法庭询问等方式对本案进行了审查。再审申请人叶宏俊及其委托代理人杨曙光、被申请人王显国到庭参加了询问。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叶宏俊申请再审称：其申请再审事由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法定情形。其申请再审请求是：1、依法撤销本案二审判决，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其申请再审的事实与理由为：
（一）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原审法院仅依被申请人提交的《撤销赠与告知书》就认定《协议书》的性质为被申请人对再审申请人的赠与。事实上，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2009年3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双方对婚内财产约定并非赠与。原审法院认为，涉诉房屋系被申请人于婚前购买的经济适用房，且在婚前已将贷款还清，故其与再审申请人签订的《协议书》应属于赠与合同性质。而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不动产物权的变更，经依法登记，发生法律效力，未经登记的，不发生法律效力。被申请人与再审申请人签订《协议书》后，未进行产权变更登记，该赠与财产的权利未发生转移，被申请人可以撤销赠与。再审申请人认为该《协议书》实质是双方对财产的婚内约定。而原审法院并未从《协议书》的具体内容和形式作出分析和判断，就认定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2009年3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的性质为赠与合同。
1、被申请人于2011年10月5日作出《撤销赠与告知书》，该《告知书》恰恰是法院认定《协议书》为赠与合同的基础。被申请人在《告知书》中写明，“涉诉房屋是由我的父母出资购买，属于婚前财产。结婚后，婚姻关系出现危机。出于挽救婚姻之目的，与你签订《协议书》，同意涉诉房屋与你共有。该协议的性质是把我的婚前财产赠与你一半，协议的性质是婚内赠与合同。但此后不久，你还是起诉离婚，鉴于此情，我决定行使法律赋予的任意撤销权，撤销对你的赠与。”首先，被申请人除该《告知书》并未提交其他相应证据证明，告知书表示，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为其对再审申请人的单方赠与。但究竟为赠与合同还是双方约定，不可仅凭被申请人在确权诉讼后的一纸文书而草率认定。其次，《合同法》第185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与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而《婚姻法》第19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以上述法条可以看出，依据《婚姻法》第19条规定作出的婚内财产约定，是基于婚姻关系而发生的法律行为，只要双方作出书面约定，即可改变约定财产的权属，而无须借助于合同法上的赠与、互换、转让等行为。婚姻双方当事人具有最密切的人身关系，夫妻之间，不能以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等民法一般概念作为处理财产关系的准则，只以约定为最重要的标志，双方作出书面约定，即可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至于约定的内容是否公平，财产是否交付或登记，都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一旦约定做出，不经双方协商一致，不可以单方面改变，更不存在撤销的问题。而赠与是一般民事主体之间财产流转的一种形式，赠与是合同关系，可以附义务，可以撤销，须依赖交付或登记转移物权。虽然不排除婚内存在赠与合同，如果双方订立了赠与合同，可以按照赠与来处理；但如果双方是书面约定财产归属，那么就应当按照婚内财产约定来对待，而不能再把它硬拉到赠与上来。
2、《协议书》通篇内容都未表述是被申请人将其婚前财产赠与给再审申请人。并且，被申请人在起诉书和庭审陈述中对《协议书》的性质有明确表述，如：被申请人与再审申请人曾是夫妻，婚后由于感情问题而分居，出于挽救婚姻之目的，双方签订《协议书》约定该房屋夫妻共有。
3、被申请人在此前与其父母针对涉诉房屋进行的恶意诉讼，意图使该房屋的所有权人由被申请人变更为被申请人父母，以此达到使再审申请人无法参与分割的目的。后该诉讼经法院依法查明是被申请人故意隐瞒事实真相，欺瞒法院作出判决。
以上种种不难看出，被申请人向再审申请人出示《撤销赠与告知书》的目的是为了掩饰《协议书》订立的真实的出发点，即双方对于财产的约定，而并非是被申请人对再审申请人的赠与行为。离婚时，再审申请人有权要求依据《协议书》约定与被申请人合理分割涉诉房屋。
（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应适用《婚姻法》第19条而不应适用《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以下简称“《婚姻法（三）》”）第6条。《婚姻法》第19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婚姻法（三）》第6条规定，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产赠与另一方，赠与方在赠与房产变更登记之前撤销赠与另一方，赠与方在赠与房产变更登记之前撤销赠与，另一方请求继续履行的，人民法院可按照合同法第186条的规定处理。《合同法》第186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从法理上看，原审法院混淆了婚姻法上的财产约定与合同法上的赠与行为。本案如果按照《婚姻法（三）》解释，那么已经约定明确的房产权属，被申请人都可以通过“赠与房屋未登记”而撤销，即使已经登记过户，依照合同法第192条、第193条的规定，被申请人仍有多种撤销的理由，这就使《婚姻法》第十九条关于婚内财产约定的规定变得毫无意义。如前所述，《协议书》是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采用夫妻约定财产制的体现。该《协议书》约定的被申请人婚前财产归双方共同所有，是双方意思的真实表示。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协议书》并不存在无效、可变更、可撤销的情形。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双方自愿签订了房屋归属协议，其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被申请人也未举证证明再审申请人曾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是自己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了协议，也没有举证证明《协议书》是因重大误解而订立或订立时存在显示公平的情形。因此，该《协议书》是真实、合法、有效的。该案不应适用《婚姻法（三）》第6条的规定。被申请人与再审申请人在签订协议时，并无赠与的意思表示，故该协议并非赠与合同。被申请人通过《撤销赠与告知书》撤销《协议书》的行为，是混淆协议性质。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协议书》是双方对婚内的财产约定。《协议书》内容可以反映出的就是夫妻当事人对被申请人婚前财产的分配约定。除此以外，该协议本身并不具有赠与的相关形式和内容要件。
综上所述，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及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请求依法再审。
被申请人王显国发表意见称，尊重法院判决，请求法院依法处理。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双方诉争的《协议书》内容的性质是婚内财产赠与行为还是夫妻约定财产共有的行为。如果双方诉争的《协议书》内容的性质被认定为夫妻约定财产共有的行为，本案就因案件性质认定错误进而适用法律错误而依法进行再审；但如果双方诉争的《协议书》内容的性质被认定为婚内财产赠与行为，本案就因案件性质认定和适用法律正确而依法予以维持，进而依法应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本案中，正如二审法院在判决理由中所称，位于北京市丰台区梅市口路15号院8号楼803室的房屋产权人登记为王显国，其于2009年3月12日与叶宏俊签订《协议书》，将涉案房屋由王显国单独所有约定为与叶宏俊二人共同共有，因当时双方并未离婚，故王显国这一行为实质属于婚内赠与性质。王显国作为赠与人在房产变更登记前可以撤销赠与。后王显国向叶宏俊作出了撤销《协议书》的行为，且涉案房产也未发生权属变更，故王显国要求确认其向叶宏俊作出的撤销《协议书》之行为有效的诉讼请求，合理有据，应予支持。本院认为，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案二审判决不存在应当再审的法定情形。
综上，再审申请人叶宏俊的申请再审事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法定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叶宏俊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刘 珊
审判员 杨咏梅
审判员 李宝刚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八日
书记员 李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