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池行终字第0001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敏生，男，1959年1月出生，汉族，住池州市贵池区。
委托代理人：李燃，安徽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池州市贵池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安徽省池州市翠微苑小区梅龙路*号。
法定代表人：刘自斌，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徐立祥，池州市贵池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章战勒，安徽安贵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朱敏生与被上诉人池州市贵池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一案，因上诉人朱敏生不服贵池区人民法院（2014）贵行初字第0002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朱敏生及其委托代理人李燃、被上诉人池州市贵池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委托代理人徐立祥、章战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
原审法院查明的实事是：原告为原贵池县木闸公社张岭村人，1977年5月经原木闸公社推荐先后担任木闸林业站专职林业员（不属招工）、农业技术员、林业站站长，工资由原安徽省贵池县革命委员会林业局发放。1989年12月原告被评定为林业技师，1992年12月被任命为原贵池县林业局林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1994年3月在安徽农业大学林学专业成人高等教育教学班脱产学习，1994年11月毕业，并获专业证书。1994年7月始，原告先后被原贵池市林业局下属单位贵池市苗圃聘为党支部书记、主任（技术职称为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此后多次续聘至今。1996年12月至1999年11月，原告与原贵池市林业局签订合同，被聘用为木闸林业站技术干部，但在此期间，原告一直在原贵池市苗圃工作，工资也由苗圃发放。1995年元月，原中共贵池市委组织部下发贵组资字（1995）02号《关于朱敏生同志工资待遇的通知》，决定原告在苗圃任职期间按付科级套改工资，定为四级职员一档，从1994年7月起执行。2007年8月，原池州市贵池区人事局贵人资函（2007）250号《关于刘晨辉等同志工资套改的复函》所附套改花名册记载，原告参加工作时间为1994年7月。2010年7月27日，被告向贵池区林业局发送贵人社资函（2010）267号《关于朱敏生同志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后工资待遇的函》，其中附表确定原告工作时间为1994年7月，工作年限17年。2000年10月，池州市贵池区苗圃向池州市贵池区政府提交贵林办字（2000）第124号《关于要求解决区苗圃职工养老保险的请示》，要求解决退休职工养老保险问题，并附在职职工花名册，其中原告参加工作时间填写为1977年5月，原告在其填写的社会保险登记表中首次参加工作时间亦填写为1977年5月。2014年10月23日，池州市贵池区社会劳动保险事业管理局作出《关于贵池区苗圃养老保险参保情况的说明》，认定原告养老保险从1994年7月开始补缴。2010年12月、2011年6月、2013年12月，池州市贵池区林业局就原告工龄确认问题，三次向池州市贵池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书面请示，认为原告工龄应从1977年起算。后因原告信访，2014年2月，池州市贵池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池州市贵池区信访局提交贵人社函（2014）9号《关于朱敏生同志来访事项情况的回复》，回复称：1994年7月，中共贵池市委组织部《关于调整苗圃领导班子报告的批复》（贵组干字（1994）18号）文件同意市林业局关于聘用原告担任市苗圃党支部书记职务。1996年12月，原贵池市人事局《关于乡镇推广机构聘用技术干部的批复》（贵人字（1996）63号）同意贵池市林业局聘用原告为乡镇林业站聘用制技术干部（事实上，原告自1994年7月起一直在苗圃工作）。1998年4月，中共贵池市委组织部同意市林业局聘用原告为苗圃主任。认为原告或属苗圃聘用人员或属于乡镇林业站聘用制技术干部，均不属于劳人险局（1983）17号文件中表述的“国家农业技术干部”，所以原告工龄从组织部门同意聘用时算起。回复还称：经核实，原贵池市委组织部《关于朱敏生同志工资待遇的通知》（贵组资字（1995）02号）文件确定原告工资为四级职员一档，是按原告从1994年7月起参加工作计算，之后组织部门没有对其工资进行过变更。并称对原告反映问题，已多次向原告本人或通过区林业局口头答复。
原审法院认为，关于诉讼时效问题，因原告在发现被告于2010年对其工龄认定自1994年7月计算后，多次通过其所属主管单位向被告申请改正，直至2014年，池州市贵池区社会劳动保险事业管理局作出《关于贵池区苗圃养老保险参保情况的说明》，认定原告养老保险从1994年7月开始补缴，原告信访后，被告才予以书面答复。至此，原告才知道被告并未应其要求改变该具体行政行为，被告辩称其曾多次向原告本人及其所属主管单位予以答复，亦并无证据证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三条“由于不属于起诉人自身的原因超过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因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而不能提起诉讼的，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的规定，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工龄确认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条“国务院劳动行政部门主管全国劳动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劳动工作”的规定，被告作为辖区内的劳动行政机关，具有作出对原告工龄进行确认的法定职权。本案原、被告对原告1977年连续计算，实际是对劳人险局（1983）17号《劳动人事部保险福利局关于农民技术员工龄计算问题的答复》中“农民技术员经考核录用为国家农业技术干部前，他们被录用前最后一次聘用为县、社专职农业技术员的工作时间，可以和录用后的工作时间，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中“国家农业技术干部”的理解问题。因原告身份至今仍为聘任制干部，结合中共中央组织部、劳动部劳人干（1987）4号《关于补充乡镇干部实行选任制和聘用制的暂行规定》第五条“聘用期满，工作需要，本人称职，经严格考核合格的，可以续聘，但不得沿用过去的办法转为国家固定干部”的规定，《劳动人事部保险福利局关于农民技术员工龄计算问题的答复》中“国家农业技术干部”应不包含聘任制干部，被告辩称原告工龄认定不能参照此答复的意见予以采纳。其次，原告虽于1996年与原贵池市林业局签订《贵池市乡镇农技推广机构聘用技术干部合同书》，合同期限自1996年12月1日至1999年1月30日止，但原告自1994年7月到原贵池市苗圃工作后，一直与苗圃签订聘用合同，并实际在苗圃工作至今。该聘用合同并未按照原贵池市“三定”领导小组《关于乡镇农业“六站”“三定”和“三权”回收下步工作安排意见》中关于“经批准聘用的农民技术员，均应在所在站上岗工作，不允许一身兼多职”的规定实际履行。综上，被告作出对原告工龄自1994年7月在原贵池市苗圃工作开始计算认定并无不当。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朱敏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负担。
上诉人朱敏生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首先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因上诉人工作时间是1977年5月，有贵池县（市、区）林业局、人事局、劳动局、组织部等部门留存的原始档案佐证，上诉人单位也多次请求被上诉人纠正；其次，一审判决依据不足，一审采信的证据4是一份假证；另上诉人要求合并计算工龄诉求，符合劳人险局（1983）17号《劳动人事部保险福利局关于农民技术员工龄计算问题的答复》文件精神。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支持上诉人的诉请并由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池州市贵池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答辩称，上诉人是1977年5月参加工作的，这是事实，身份是农民技术员，关键在于其工龄是否能合并连续计算，劳人险局（1983）17号文明确规定，农民技术员需经考核录用为国家农业技术干部，才能将以前的工龄，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上诉人的身份至今仍为聘用制干部，故不能适用合并计算连续工龄。另对上诉人称其档案记载一直是1977年5月参加工作，上诉人认为参加工作时间和认定工龄起始时间是相同的，这是错误的，对工龄的认定和计算必须是经过严格的程序和政策支撑，其他任何部门的材料亦不能作为依据。故一审判决正确，希二审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二审中上诉人提供了七组新证据，经审查一审庭审和证据材料，这七组证据皆非新证据，故本院不予确认。二审中被上诉人没有提供新的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争议的焦点是对劳人险局（1983）17号文件的理解和适用问题。
本院认为，上诉人1977年5月参加工作，从事的是农民技术员工作，1994年7月被聘为聘任制干部，对此双方并无争议，可以确认。从现有的证据材料来看，上诉人身份至今仍为聘任制干部，并非“国家农业技术干部”，也就是通常所称的“国家固定干部”，因此上诉人作为聘任制干部要求适用劳人险局（1983）17号文件中合并计算连续工龄的上诉要求显然不当，本院不予支持。另对于工龄的计算，应由辖区内劳动行政机关确认，其他部门并无此职权，不能因上诉人档案或其它行政机关材料已中有工龄记载就理解为对工龄的确认。上诉人的此项上诉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朱敏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胡善慧
审判员 朱晓琳
审判员 田 蓓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王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