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民终139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联邦快递（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XX路XX号XX楼。法定代表人CHEONGGEKPINAUDREY，董事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叶臻东，该公司员工。委托代理人陈承，广东增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鑫益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XX镇XX路XX号XX幢XX室。法定代表人郝静，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徐翔，上海市世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联邦快递（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联邦公司）与被上诉人上海鑫益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益公司）因航空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5）长民二（商）初字第42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联邦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叶臻东、陈承，被上诉人鑫益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徐翔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联邦公司与鑫益公司签有一份《国际出口及国内限时服务费结算协议书》，该协议书于2007年11月14日起生效，约定鑫益公司委托联邦公司为其提供国际出口及/或国内限时服务，鑫益公司承诺负担国际出口快递运费（与托运相关之运费及国际空运提单上所载之费用）、国际出口快递关税（与托运相关之关税及海关所估算之税额）、国内限时服务运费（与托运相关之运费及国内货物托运单上所载之费用）；鑫益公司在联邦公司处开立的联邦快递账号为275417939，鑫益公司承诺对该账号所产生的全部运费及关税承担付款责任；鑫益公司应在收到账单后30天内将账单结清，若鑫益公司未于账单日起14天内提出异议，即代表其对相关运费账单无异议；鑫益公司交予联邦公司托运的每票货件，都应受相关国际空运提单（适用于国际出口快递）或国内货物托运单（适用于国内限时服务）的条款和其中提及的标准运送条款所约束。2014年3月，案外人G先后将六票货物交给联邦公司，以运交收件人H。案外人G填写了六份联邦公司印制的国际空运提单（国际空运提单号分别为803502051730、803502051719、804586195260、804586195249、804586195216、804586195205）。案外人G在填写上述国际空运提单时均使用了鑫益公司的联邦快递账号275417939，同时在上述运单正面的运费付款方式栏目选择的是由收件人付款，并填写了收件人的联邦快递账号536974504。上述国际空运提单项下货物均已交付收件人，且产生运费、附加费79,076.52元（人民币，下同），但收件人未向联邦公司支付运费，联邦公司遂就上述费用向鑫益公司发送账单要求鑫益公司付款。账单日期为2014年6月28日，付款到期日为2014年7月28日。上述国际空运提单正面第9栏“必需的签名”（RequiredSignature）处以较小字体的格式条款载明“使用本空运提单即构成贵方对本空运提单背面合同条款的同意，贵方保证本次托运货件中不包含危险货品。如合同条款所述，包括华沙公约在内的某些国际条约可适用于本次托运的货件。本公司对于损坏、遗失或延误的责任亦因此收到限制”，该栏的“寄件人签字”（Sender’sSignature）处空白，且在“寄件人签字”的下方以较小字体的格式条款载明“这并未授权没有收件人签字可递送本货件”。上述国际空运提单背面的《国际契约条款修正》中“对于契约条件之同意”部分载明:“一旦贵公司交付本公司托运货件，不论贵公司有否于空运提单上签署，即构成贵公司、贵公司作为代理商代表任何对托运货件享有利益的其它人，已同意所有于这份不可商协的空运提单上之条款。”该条款中“付款之责任”部分载明:“即使贵公司给本公司不同的付款提示，贵公司仍须首先负责与托运货件有关之所有费用，包括运费、可能的附加费，海关税项及关税估算之税款（其中包括本公司以同额预付之费用）、政府罚金、税金、本公司律师费及法律费用。”另查明，在联邦公司办理的运输业务中，当国外收件人向其托运货物时，联邦公司存在两种做法：有时给国外收件人书面确认是否予以承运；有时则不给国外收件人书面确认，而是直接向国内出口商取件，且在此情况下，当国内出口商将货物交给联邦公司运输时，联邦公司仍然让出口商填写与本案系争国际空运提单一样的单据，寄件人一栏存在着仍然填写中国境内出口商名称的做法。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前提焦点是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运输契约关系。联邦公司对此以寄件人使用鑫益公司的联邦快递账号所填写的国际空运提单及随附形式发票，主张鑫益公司是托运人，应履行支付运费的义务，并称虽然寄件人在运单上填写收件人的账号，选择由收件人付费，但在收件人未向联邦公司支付运费时，不能免除鑫益公司的付款责任。鑫益公司则以其与国外客户之间的电子邮件主张系争货物运输的托运人为收件人而非鑫益公司，运输费用系由联邦公司与收件人而非鑫益公司协商确定，鑫益公司仅受收件人的指示办理货物运输事宜，属所涉运输业务的经办人。运单上特别注明运费到付，且注明了收件人的联邦快递账号，故鑫益公司没有义务向联邦公司支付运费。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庭审中所作陈述以及我国相关法律规定，联邦公司关于其与鑫益公司之间存在运输契约关系的主张，难以成立。理由如下：首先，无论按照《中国民用航空快递业管理规定》第十四条，还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本案联邦公司举证的六票国际空运提单，仅为其主张与鑫益公司之间存在航空货物运输合同关系的初步证据。所谓初步证据，意即当该国际空运提单的形成存疑，不足以凭国际空运提单的表面记载事项来认定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托运与承运的意思表示时，或有其他证据足以否定当事人之间的运输契约关系时，该国际空运提单就不能作为认定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运输契约关系的唯一证据。庭审中，联邦公司称当国外收件人向其托运货物时，联邦公司存在两种做法：有时给国外收件人书面确认是否予以承运；有时则不给国外收件人书面确认，而是直接向国内出口商取件，且在此情况下，当国内出口商将货物交给联邦公司运输时，联邦公司仍然让出口商填写与本案系争国际空运提单一样的单据，寄件人一栏存在着仍然填写中国境内出口商名称的做法。显然，在此情况下，如果仍然以国际空运提单上记载的国内出口商来认定托运人，则有悖于运输契约关系成立的基本事实。有鉴于此，原审法院认为，不能仅以系争国际空运提单的表面记载来认定联邦公司与鑫益公司之间是否存在航空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其次，鉴于本案鑫益公司与系争货物的国外收件人均开设有联邦快递账号，因此，联邦快递与鑫益公司以及与国外收件人之间分别存在着两个概括性运输合同关系。如何就概括性运输合同关系框架下具体货物的运输，区别其托运人，就成为联邦公司举证责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况且，鑫益公司已经提出证据证明其系经国外收件人指示通过联邦公司运输货物，并约定由国外收件人支付运费。在此情况下，联邦公司既然主张其与鑫益公司之间存在航空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就应当举证证明本案系争六票货物系由鑫益公司托运，托运的意思表示系由鑫益公司作出。但是，联邦公司就此举证责任仅提供了国际空运提单和形式发票予以证明。对于国际空运提单，正如前文所述，尚不足以达到联邦公司的证明目的。对于形式发票，从其主体来看是案外人G出具给国外收件人的，其内容显然并不存在托运的意思表示。在国际货物运输实践中，托运人就具体批次货物向承运人或其代理人托运时，往往要根据承运人的要求，向承运人提交《托运委托书》等类似书面文件，并附随商业发票（CommercialInvoice）、装箱单（PackingList）等商业单据，藉以表达托运货物的意思表示。这是国际货物运输的普遍性、习惯性和规范性做法。本案联邦公司就系争六票货物的运输，显然没有采取这种普遍性、习惯性和规范性做法，其作为知名国际快递企业，理应承担由于其自身不规范做法所导致的举证不利后果。再次，本案系争国际空运提单及其背面的契约条款均系联邦公司拟定印制而成。联邦公司在运输业务中，不区分真正的托运人是谁，而是千篇一律地将出口商记载于国际空运提单的寄件人栏目。这种做法有悖于国际货物运输实践。众所周知，国际货物运输中存在这样一种方式，即由进口商向承运人托运，指示承运人向出口商收取货物并运输，或通知出口商将货物交由承运人予以运输，此种情形常见于FOB、FCA贸易术语项下的交货，其所使用的运输单据常将运费支付方式记载为由收货人付费（ToBePaidByTheRecipient）或运费到付（FreighttoCollect）。在此情况下，如果仅凭国际空运提单的表面记载来认定运输契约关系，势必加重出口商的义务，将本不应由出口商承担的运费加在了出口商的身上。联邦公司作为格式条款的提供方，理应依法就此向出口商作出提示和说明。显然，本案联邦公司并未尽到该方面的义务。同时，就此情形下真正托运人是谁的问题发生歧义时，依我国现行《合同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应当作不利于联邦公司的解释。最后，联邦公司作为承运人未收到运费即向国外收件人交货，不能排除本案的实际托运人系收件人而非作为经办人的鑫益公司。综上所述，联邦公司在本案对鑫益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为规范国际货物运输市场的经营秩序，维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原审遂判决：驳回联邦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865.90元，由联邦公司负担。判决后，联邦公司上诉称，本案的运输业务系鑫益公司要求其上门取件，并为其提供航空快递运输，鑫益公司系本案运输合同的托运人。现联邦公司已履行运输义务而运费却未收到，故鑫益公司理应向联邦公司偿付运费。据此，联邦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鑫益公司答辩称，其不同意联邦公司的上诉请求，要求维持原判。双方当事人二审期间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系争航空货物运输合同的托运人是否为鑫益公司。从联邦公司提供的证据来看，即便是能够初步认定航空货物运输合同关系成立的航空货运单上，也未记载鑫益公司为托运人。虽然该航空货运单上记载了鑫益公司的联邦快递账号，但也不能以此认定鑫益公司就是系争运输合同的托运人。更何况，鑫益公司亦未在上述航空货运单上签章确认，同时鑫益公司亦否认其系本案运输合同的托运人。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本院认为联邦公司主张其和鑫益公司存在运输合同关系的证据并不充分，其要求鑫益公司支付运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865.90元，由上诉人联邦快递（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严耿斌
审判员 金 成
审判员 季伟伟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日
书记员 郑雯晴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