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新23行终6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桂英，女，1953年2月5日出生，现住昌吉市佃坝乡。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昌吉市公安局，住所地：昌吉市世纪大道100号。
法定代表人谢斌，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高翔，该局佃坝乡派出所副所长。
委托代理人杨国胜，该局法制大队民警。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昌吉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昌吉市建国西路169号。
法定代表人马红军，该市市长。
委托代理人刘艮生，该市法制办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米敦，新疆同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桂英因公安治安管理处罚一案，不服昌吉市人民法院（2016）新2301行初6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桂英到庭、被上诉人昌吉市公安局负责人未到庭，委托工作人员高翔、杨国胜到庭，昌吉市人民政府负责人未到庭，委托工作人员刘艮生、委托代理人米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6年4月19日，原告在北京中南海周边滞留，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后街派出所予以训诫。同日，该局出具《训诫书》，训诫内容如下：“中南海周边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也不允许信访人员滞留或聚集，你应当到相关的信访接待部门去反映自己的问题。对违反上述规定，不听劝阻，情节严重的，公安机关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予以处理”。
2016年4月20日，被告昌吉市公安局对原告王桂英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予以立案。随后，被告昌吉市公安局对案件进行调查，并对原告及相关人员进行询问。2016年4月28，被告昌吉市公安局经内部审批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被告昌吉市公安局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予以告知，告知其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其享有陈述权和申辩权。同日，被告昌吉市公安局作出昌公（佃）行罚决字（2016）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原告作出拘留十日行政处罚的决定。原告称被告昌吉市公安局于2016年5月6日向原告送达该处罚决定书。同日，昌吉市拘留所以原告经审查患有严重疾病为由，作出昌拘拒字（2016）005号不予拘留决定书，决定不予收拘原告。
2016年5月30日，原告因对被告昌吉市公安局作出昌公（佃）行罚决字（2016）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向被告昌吉市人民政府提起复议申请。同日，被告昌吉市人民政府决定受理该申请。2015年6月2日，被告昌吉市人民政府作出昌市政复答字（2016）5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并送达被告昌吉市公安局。2016年6月7日，被告昌吉市公安局作出行政复议被申请人答复书。被告昌吉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6月28日作出昌市政复（2016）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被告昌吉市公安局作出的昌公（佃）行罚决字（2016）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2016年6月29日向原告及被告昌吉市公安局予以送达。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理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综上，被告昌吉市公安局对原告王桂英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在其法定职权范围之内，故其处罚主体适格。被告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履行了立案、审批、传唤、调查、告知等法定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执法程序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一）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二）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三）扰乱公共汽车、电车、火车、船舶、航空器或者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的；（四）非法拦截或者强登、扒乘机动车、船舶、航空器以及其他交通工具，影响交通工具正常行驶的；（五）破坏依法进行的选举秩序的。”本案中，中南海周边并非信访场所，原告在该场所滞留，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故原告王桂英要求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理由不足以否定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根据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本案中，被告昌吉市公安局作为被告昌吉市人民政府的工作部门，其有权受理原告的复议申请。被告昌吉市人民政府收到原告的复议申请书后，经审查认为被告昌吉市公安局作出昌公（佃）行罚决字（2016）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故在法定复议期间内依法作出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被告昌吉市公安局作出的昌公（佃）行罚决字（2016）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综上，原审认定被告昌吉市公安局对原告王桂英作出的昌公（佃）行罚决字（2016）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及被告昌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昌市政复（2016）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判决一、驳回原告王桂英要求撤销被告昌吉市公安局作出的昌公（佃）行罚决字（2016）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原告王桂英要求撤销被告昌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昌市政复（2016）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王桂英上诉请求撤销昌吉市法院一审判决，撤销昌吉市公安局的行政处罚决定及昌吉市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事实理由是上诉人在2016年4月19日去北京府右街中南海附近的邮政局寄信时，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后街派出所民警拦住进行了训诫，当天中午即被送到马家楼，上诉人没有实施闹访的行为。上诉人并没有在训诫后不听劝阻继续滞留中南海，更没有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没有实施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没有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被上诉人公安局作出的处罚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昌吉市政府予以维持其处罚决定没有法律依据，一审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昌吉市公安局答辩称，被上诉人是在2016年4月19日到北京上访，被北京公安局查获，出具了训诫书，昌吉市公安局实施调查，调查笔录都证实上诉人北京上访的情况。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处罚适当，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昌吉市人民政府答辩称，复议机关受理复议申请后，按程序调取了行政处罚的相关材料，经过审查作出了行政复议决定书，昌吉市政府的复议决定程序合法，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合法有效，请求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予以驳回。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对查明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理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本案中，上诉人王桂英居住地为昌吉市佃坝乡，昌吉市公安局对其违法行为有治安管理权。上诉人王桂英是去北京上访期间，在中南海附近被北京西城公安局民警拦住训诫后，被送往了马家楼。中南海不是信访接待场所，王桂英是在该场所被北京西城公安局训诫的。故此王桂英上诉认为其是到府右街中南海附近的邮政局寄信，并未滞留的说法与客观事实不符。被上诉人昌吉市公安局在立案后进行调查相关工作人员，并履行了相应行政处罚的程序，认定上诉人行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事实清楚，处罚适当，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昌吉市人民政府作为昌吉市公安局的本级人民政府，上诉人不服昌吉市公安局的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向其提起复议，昌吉市人民政府有权利受理上诉人的复议申请并依法作出复议决定。根据审查，昌吉市人民政府复议程序合法，认定被上诉人公安局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上诉人王桂英上诉认为昌吉市公安局行政处罚行为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昌吉市人民政府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应当撤销的理由均不能成立。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王桂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高玉莲
代理审判员 马雪静
代理审判员 李建萍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九日
书 记 员 陈晓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