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豫14民终35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廉春伟，男，1973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月霞，河南华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崇站，男，1972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虞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威，河南浩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闫亚东，男，1976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商丘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玲，女，1977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商丘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靖淋，河南京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商丘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华商大道与归德南路交叉口，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400175001080U。未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上诉人廉春伟因与被上诉人张崇站、闫亚东、张玲以及原审第三人商丘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2017）豫1402民初7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书面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廉春伟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2、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在原审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2015年5月1日闫亚东、张玲将豫Ｎ×××××号客车及周辛庄至商丘班线的经营权转让给了上诉人，闫亚东、张玲也足额收到了转让款，且双方在商丘交运集团客运有限公司十一分公司办理了转让变更手续，上诉人一直对涉案车辆占有并实际经营，根据物权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上诉人与闫亚东、张玲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已发生效力；2、虽然上诉人与闫亚东、张玲签订车辆转让协议发生在张崇站与闫亚东民间借贷诉讼中，但上诉人对此并不知情，且法院在上诉人与闫亚东、张玲签订车辆转让协议时也未对涉案车辆进行查封，上诉人又足额支付了转让款，上诉人依法取得了涉案车辆的所有权，要求不得执行涉案车辆并解除对该车的查封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不予支持错误。被上诉人张崇站答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张玲答辩称：1、张崇站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廉春伟与闫亚东、张玲签订车辆转让协议时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张崇站合法权益的情形，原审法院主观臆断双方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从而认定车辆转让协议无效，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廉春伟是善意第三人，其与闫亚东、张玲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合法有效；2、2015年5月1日，闫亚东、张玲与廉春伟签订车辆转让协议时接收了车辆转让款50万元，并协助廉春伟到商丘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办理了过户手续，作为动产已经完成交付，车辆所有权已经归廉春伟所有，法院查封该车辆错误；3、廉春伟支付的50万元购车款，包括10万元现金、4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闫亚东对廉春伟和杨洋的欠款，闫二卫就是闫亚东），闫亚东、张玲也出具了收条。请求二审依法改判。被上诉人闫亚东和原审第三人商丘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均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上诉人请求确认其与闫亚东、张玲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有效、确认豫Ｎ×××××号客车归其所有以及不得执行该车辆，并解除对该车的查封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5月1日原告廉春伟与被告闫亚东、张玲签订车辆转让协议一份，该协议约定：甲方（闫亚东、张玲）把所有的豫Ｎ×××××号客车和周辛庄至商丘线路经营权转让给乙方（廉春伟），车价50万元。双方于协议签订同日在商丘交运集团客运有限公司十一分公司办理了车辆班线经营合同的变更，车辆所有权及经营权由闫亚东变更为廉春伟。同时查明，在张崇站诉闫亚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原告张崇站于2015年4月30日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查封被告闫亚东所有的福田牌豫Ｎ×××××号客车。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商梁民初字第1107号民事裁定，查封豫Ｎ×××××号客车。案外人廉春伟（本案原告）对查封的车辆提出书面异议称：闫亚东已于2015年5月1日与其签订了豫Ｎ×××××号客车的转让协议，协议上载明车辆转让款50万元。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商梁民初字第1107-1号民事裁定，驳回了案外人廉春伟的异议。2015年11月18日原告廉春伟诉被告张崇站、闫亚东、张玲执行异议之诉，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受理后，以不符合执行异议立案的情形及立案条件为由，作出（2015）商梁民初字第5067号民事裁定，驳回了原告廉春伟对被告张崇站、闫亚东、张玲的执行异议之诉。原告廉春伟不服上诉至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1日作出（2016）豫14民终3928号民事裁定，指令对本案进行审理。涉案车辆转户时，廉春伟把40万元的借条交还给张玲，张玲打下50万元款的收到条，第一份借条显示“今借廉春伟现金壹拾万元整”，落款日期2014年2月20日，借款人闫二卫；第二份借条显示“今借杨洋现金贰拾万元整，月息1分5厘，借款期限2014年9月2日至2015年3月1日，借款人闫亚东。两份借条共计30万元，其中闫亚东借杨洋现金款20万元。同时查明：2017年1月19日张崇站与闫亚东签订和解协议，内容为：如被告闫亚东不能按协商还款，愿以国产福田豫Ｎ×××××号客车为抵押物过户给原告张崇站，同时用周辛庄至商丘市的营运线路全部抵押。该和解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原告廉春伟质辩意见无证据支持。一审法院认为，公民在民事活动中，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法律和社会公德，不得有通谋虚伪行为而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本案中原告廉春伟虽与被告闫亚东、张玲签订有书面车辆转让协议，该车辆50万元价款收到条有瑕疵，张玲从廉春伟手中收回欠条及所打50万收条不能相互印证，另收到10万元现金无证据证明其真实性。签订书面协议及车辆转户均在同一天进行完毕，且发生在张崇站与闫亚东之间借贷诉讼之中。在车辆转户交易中，当事人即本案被告张玲提供的两份借条证据中，一份借条借款人闫二卫身份不清，与本案无关联；另一份借条借款人虽是闫亚东，但债权人并非廉春伟，而是杨洋，与本案无关联。综上，原告廉春伟未提供车辆足额支付价格有关凭据，属举证不能，被告闫亚东、张玲所举证据借条及收条，二者不一，不能相互印证，存在重大瑕疵，属于法律上的通谋行为，均应依法承担不利后果，所提证据及质证意见均不予采纳，故原告廉春伟与被告闫亚东、张玲所签订车辆转让协议应依法认定无效，其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六条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一、原告廉春伟与被告闫亚东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无效；二、驳回原告廉春伟诉被告张崇站、闫亚东、张玲执行异议之诉；三、驳回原告廉春伟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廉春伟承担。二审中，上诉人廉春伟提交商丘交运集团客运有限公司十一分公司2017年7月27日出具的证明一份，用以证明廉春伟2015年5月1日购买了闫亚东的豫Ｎ×××××号客车，该公司于2015年5月29日才收到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对豫Ｎ×××××号客车的查封裁定。张崇站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认为不是新证据，廉春伟即是商丘交运集团客运有限公司十一分公司的工作人员，该证据也没有负责人的签字，不应采信。张玲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无异议。本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经审查后认为，该证据是原审中就可以搜集到的证据，上诉人逾期提交且理由不能成立，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且没有负责人或经办人的签字，上诉人也无法陈述是谁加盖的印章以及出具的该证据，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事实相同。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廉春伟虽然提交了其与闫亚东、张玲2015年5月1日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和50万元车款收到条（廉春伟陈述40万元是抵闫亚东、张玲原来出具的两张借条的债务，10万元是廉春伟支付的现金），但其中20万元借条的债权人是案外人杨洋，而非廉春伟，且闫亚东在2016年2月27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中陈述购买该车时是向廉春伟借款40万元，并未表述向杨洋借款的事实；10万元借条的借款人是闫二卫，而非闫亚东，且廉春伟和闫亚东、张玲均未提交闫二卫和闫亚东为同一人的相关证据；二审中廉春伟对支付的10万元现金陈述是借的几个亲戚朋友的款，但无法陈述借的谁的款以及每人的出借金额，明显与事实不符，且张玲在2016年7月11日与廉春伟的通话录音中也否认收到了廉春伟的购车款现金。再者，廉春伟认可其与闫亚东、张玲转让车辆需向商丘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交纳2000元手续费的事实，但无法提交已经交纳该款的相关证据。因此，廉春伟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支付了50万元的购车款以及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原审据此驳回其诉讼请求正确。廉春伟如与闫亚东、张玲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可另行主张权利。上诉人廉春伟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廉春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 峰审 判 员  文志林代理审判员  刘瑞英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田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