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浙甬商终字第84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诸暨市鑫润袜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骆方。
委托代理人：俞岚。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英利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建华。
委托代理人：李辉滨。
委托代理人：王旭凯。
上诉人诸暨市鑫润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润公司）为与被上诉人宁波英利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利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2012）甬东商初字第10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2年10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2年11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鑫润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俞岚、被上诉人英利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辉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2008年，鑫润公司（甲方）与英利公司（乙方）签订《联合出口合同》一份，约定：鑫润公司、英利公司联合出口商品，货物分批出运，每批数量以外销合同或出口报关单为准；甲方的责任为：对国外进口商的资信进行咨询，并将有关情况告知乙方，会同乙方与出口商洽谈有关贸易条款，与供货工厂洽谈有关购销合同条款，负责出口商品的质量、交货期、知识产权和收汇等，承担出口过程中的有关费用；乙方的责任为：根据甲方提供的情况，对进口商进行资信核查，根据双方洽谈的有关条款，以书面、电邮或口头等形式与进口商签订外销合同，与供货工厂签订购销合同，为甲方提供单证章及负责出口单证制作和货物出口报关、报检、运输等手续，出口收汇后按甲方指令负责结汇并支付工厂货款；出口收汇后，乙方根据通过认证的工厂增值税专用发票、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发票等退税凭证，及时申报出口退税，根据收汇当日银行汇率，将货款支付给工厂；工厂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与结算金额应当相符，如结算时收汇未齐或未退报关单，乙方先按收汇当日银行牌价结算收汇款部分；在甲方收到足额外汇及所有单据后，甲乙双方按以下换汇成本核算：退税率为17%的产品，换汇成本=银行当日收汇牌价X1.158；退税率为13%的产品，换汇成本=银行当日收汇牌价X1.116；退税率为11%的产品，换汇成本=银行当日收汇牌价X1.098；退税率为9%的产品，换汇成本=银行当日收汇牌价X1.074；退税率为5%的产品，换汇成本=银行当日收汇牌价X1.035；如遇国家外贸、退税、汇率和利率等政策变化而对一方或双方产生明显不利时，合同应据公平合理原则作相应调整，以减轻受影响方的损失等。合同签订后，鑫润公司、英利公司即开始履行《联合出口合同》，并按约进行结算。
2010年4月至2011年5月，鑫润公司、英利公司共计办理了八笔商品出口业务，鑫润公司发给英利公司的发货清单载明的收货人为林理怀。2010年5月至2011年6月，鑫润公司、英利公司先后签订《商品购销合同》八份，合同总金额为4447774.50元。之后，鑫润公司向英利公司开具价税总额为4447774.41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英利公司据实际收汇及退税金额陆续向鑫润公司付款1655216.15元（英利公司提供的清单显示为1655216.37元，其中1652113.37元由鑫润公司提供的证据加以证明，另外3103元英利公司称系2009年合同结算后余额）。
鑫润公司于2012年6月11日向原审法院起诉称：鑫润公司与英利公司素有商品贸易往来，自2010年4月至2011年5月，鑫润公司按合同约定和英利公司要求，陆续向英利公司供应袜子等商品共计4134142.50元（有双方签订的合同及鑫润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为凭），英利公司陆续向鑫润公司付款1655216.15元，至今尚欠货款2478926.35元。请求判令：英利公司支付鑫润公司货款2478926.35元。
英利公司在原审中答辩称：鑫润公司、英利公司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关系，长期以来，向鑫润公司采购货物的真正买方是林理怀和吴小莲夫妻，英利公司实际只是为鑫润公司提供外贸代理服务，并按双方签订的《联合出口合同》约定的出口商品退税率的比例赚取代理佣金。因涉案的出口贸易业务系以英利公司名义出面，出口退税事宜也由英利公司出面办理。为办理出口退税事宜，英利公司与鑫润公司针对每笔业务另行签订虚假的购销合同，鑫润公司就相关业务向英利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在鑫润公司与买方林理怀和吴小莲夫妻确认货款后，再由买方将款汇至英利公司账户，英利公司即按双方约定比例扣除代理佣金后，将买方支付的货款及出口退税款转付至鑫润公司账户内。请求驳回鑫润公司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鑫润公司、英利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关系。鑫润公司称该公司与英利公司就所涉货物签订过八份《商品购销合同》、鑫润公司向英利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英利公司向鑫润公司支付过部分货款，双方存在买卖关系，英利公司应将其余货款支付给鑫润公司。英利公司称向鑫润公司采购货物的是林理怀和吴小莲，英利公司为鑫润公司提供外贸代理服务。该院认为：双方之间不存在货物买卖关系。理由如下：一、2008年鑫润公司、英利公司签订过《联合出口合同》，表明英利公司的主要职责是办理货物出口及退税等外贸代理手续（包括与供货工厂签订购销合同），出口商、出口商品及收汇等均由鑫润公司负责，出口收汇后英利公司按鑫润公司指令负责结汇并支付工厂货款，根据该合同，鑫润公司、英利公司之间不是买卖关系；二、英利公司提供的发货清单、出口货物报关单、场站收据、提单、商品购销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收外汇银行凭证、付款银行凭证、付款凭证以及上述证据，可以证明《联合出口合同》签订后鑫润公司、英利公司在履行该合同；三、发货清单是鑫润公司制作，上述发货清单上有的明确写明收货人为“林理怀”，有的在括号内注了“林理怀”，表明鑫润公司明知货物的买家是林理怀，鑫润公司法定代表人骆方的陈述也可以印证该事实；四、根据我国外贸实务现状及交易惯例，广泛存在由生产商与代理出口商直接缔结出口产品购销合同，再由生产商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给代理出口商以及由代理出口商收取生产商货物、并办理出口、退税等情形，故不能仅凭出口产品购销合同及增值税专用发票认定买卖关系的相对方，还应结合当事人真实意图及交易惯例等探究当事人之间的实际关系。英利公司称案件所涉的《商品购销合同》系为办理出口退税需要而补签，先由其将盖好章的合同传给鑫润公司，再由鑫润公司盖章后寄给英利公司，鑫润公司对此并无异议。合同传真时间表明《商品购销合同》实际签订时间明显晚于合同上落款时间和交货时间，与鑫润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时间较为接近，上述合同应系鑫润公司、英利公司为退税而签订。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鑫润公司、英利公司之间并非买卖关系，故应当认定鑫润公司、英利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在实施民事行为时应实事求是、讲究信誉，依据真实意思表示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鑫润公司与英利公司签订的《联合出口合同》合法有效，案件所涉的八份《商品购销合同》实质是鑫润公司、英利公司为履行《联合出口合同》而签订的辅助性合同，不能证明鑫润公司、英利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货物买卖关系。《联合出口合同》约定货物的收汇责任在鑫润公司，也即鑫润公司不能将收款责任归责于英利公司，鑫润公司无权在未收回外汇的情况下要求英利公司支付其余货款。鑫润公司要求英利公司支付货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12年8月29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鑫润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631元，减半收取13315.50元，由鑫润公司负担。
鑫润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原审法院仅凭鑫润公司与英利公司在2008年签订的空白《联合出口合同》，认定事实以及判决结果均有误。《联合出口合同》中所有货物、品名、数额以及签订时间均为空白，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双方不具有法律效力。二、原审法院认为双方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认定有误，双方当事人之间应是买卖合同关系。鑫润公司与英利公司签订了《商品购销合同》，鑫润公司按约发货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英利公司已支付部分货款，故购销合同关系成立并已实际履行。既然原审法院认为《商品购销合同》是《联合出口合同》的辅助性合同，就等于认可该份合同的法律效力。三、英利公司认为《商品购销合同》是虚假的，双方之间是代理关系，该主张缺乏证据支持，不能成立。（一）英利公司提供的《联合出口合同》对双方当事人不具有约束力，该合同仅能证明英利公司与林理怀之间是购销或是其他业务关系，不能否认买卖合同关系存在。《商品购销合同》的传真时间虽然晚于合同履行时间，但不能仅凭传真时间就认定合同实际签订的时间在交货之后。即使合同签订时间在交货之后，买卖合同也已经实际履行。而且，在合同签订后，鑫润公司向英利公司交付全部货物，丧失了对货物的实际控制权，英利公司应当向鑫润公司支付货款。（二）即便本案双方之间不是外贸代理，英利公司仍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和付款责任。如果英利公司认为是以自己名义与第三方进行外贸合作，则英利公司与鑫润公司之间的关系不属于外贸代理关系，则属于行纪合同关系。根据合同法有关规定，英利公司仍应向鑫润公司承担法律责任。（三）英利公司不能以未收款为由拒付货款。英利公司已将鑫润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抵扣，表明英利公司已经收汇，英利公司应向鑫润公司支付货款。英利公司认为未足额收汇，缺乏证据支持。即便双方之间不是外贸代理法律关系，英利公司仍应向鑫润公司支付货款。四、本案货代公司宁波市一洲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洲公司）与英利公司有关联，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林朝阳是英利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建华的妻子。鑫润公司将货物交付给一洲公司后，由一洲公司负责将货物装运出口并负责寄送提单，并由英利公司下属的宁波英豪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豪公司）负责办理海关报关等业务，故鑫润公司交货后货物实际控制权一直掌握在英利公司手中。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支持鑫润公司在原审中的诉讼请求。
英利公司答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联合出口合同》有效，完全正确。鑫润公司认为《联合出口合同》是空白合同，对双方不具有法律效力，没有事实依据。合同约定由英利公司为鑫润公司提供劳务，英利公司按照退税款比例向鑫润公司收取代理佣金，鑫润公司负责收汇并承担出口过程中的费用，因此，合同中对于实际业务数量、金额等内容未作约定。二、原审法院认为涉案八份购销合同是《联合出口合同》的辅助性合同，并无不当。因双方当事人之间同时存在《商品购销合同》和《联合出口合同》两份合同，涉案八份《商品购销合同》是为了履行《联合出口合同》以及办理退税需要而签订，而且，签订《商品购销合同》时间在后，与鑫润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的时间相近。双方当事人签订合同后，双方的操作流程、方式与涉案八份合同中约定一致，即由林理怀下单给鑫润公司，鑫润公司与林理怀先行确认，货物通过英利公司出口然后交付给林理怀，林理怀收货后付款，英利公司收汇后转付给鑫润公司。涉案发货清单与发货登记表上的收货人是林理怀，骆方的录音资料以及汇款凭证均显示林理怀将汇款凭证传真给骆方，骆方再传给英利公司，上述证据可以印证向鑫润公司采购货物的是林理怀和吴小莲夫妻。三、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外贸代理关系，林理怀是鑫润公司的真正客户。鑫润公司隐瞒双方的外贸代理法律关系，并否认《联合出口合同》效力的主张不能成立。原审法院根据我国外贸实务现状及本案代理合同性质，认定双方不存在买卖以及英利公司是鑫润公司的外贸代理商，并无不当。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鑫润公司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证据1.应收货款汇总单据一份，2010年至2011年明细分类账二份，结合原审中鑫润公司提供的应收货款汇总，拟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购货关系及货款往来情况；证据2.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及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注册登记证书复印件两份，拟证明鑫润公司具备货物进出口资格，可自行办理进出口业务的事实；证据3.装箱单八份，拟证明鑫润公司发给英利公司的货物系宁波英利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利集团）下属货运公司一洲公司自提的事实；证据4.工商登记信息资料三份，拟证明一洲公司系英利集团关联货运公司，负责货物报关的英豪公司亦系英利集团下属公司；结合在原审中英利公司提供的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以及鑫润公司提供的企业询证函，拟证明英利公司与外方签订买卖合同且已全部结汇，以及英利公司自认尚欠鑫润公司货款的事实。英利公司经质证认为：证据1是鑫润公司单方制作，不具有法律效力。对于英利公司为鑫润公司代理出口货物总金额及鑫润公司负责收汇金额，在原审法院时双方当事人均予以确认；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鑫润公司虽具有货物进出口资质，但鑫润公司仍需要委托外贸代理企业出口；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法确定，且与本案没有关联；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虽然一洲公司、英豪公司与英利公司均属于英利集团下属关联企业，但上述三家公司均系独立核算、独立承担责任的企业法人，鑫润公司委托英利公司代理出口时，英利公司曾向该公司推荐过一洲公司，但这并不代表涉案货物所有权系英利公司或英利公司下属的货运公司掌控。本院经审查认为：对证据1，因上述财务账单系鑫润公司单方制作，仅能证明双方之间有业务往来，不能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英利公司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因证据3、4不属于二审新的证据，本院对此不予认定；本院对鑫润公司与一洲公司、英豪公司有业务往来的事实予以确认，但上述证据不能证明涉案货物由英利公司及英利集团控制的事实；故英利公司异议成立，本院对证据1、3、4均不予认定。
二审中，英利公司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为：证据1.《出口代理协议》一份；证据2.出口货物报关单一份；证据3.《商品购销合同》一份；证据4.增值税专用发票七份；证据5.鑫润公司“郭小姐”与英利公司员工黄灵芝的QQ聊天记录三张，上述证据拟证明鑫润公司虽具备外贸易经营资格，但直至2012年度鑫润公司仍在委托英利公司进行外贸代理业务；而且鑫润公司委托英利公司代理的操作方式与讼争八笔业务的操作方式相同，即鑫润公司与英利公司名义上是买卖关系，但实际上鑫润公司委托英利公司以自营外贸业务名义办理退税，双方另行签订外贸代理协议，英利公司在代为收汇后，按照代理协议约定的退税比例扣除代理佣金后汇款给鑫润公司；货代公司均由鑫润公司自行决定的事实。第二组证据为：证据6.讼争的八笔外贸业务出口货物报关单及相应的出口收汇批次核销信息登记表共55页；证据7.《出口收汇核销管理办理实施细则》一份，拟证明英利公司未按照逐笔核销的方式进行核销，而是按照批次核销方式以总量对应的原则进行核销，因此英利公司虽已核销但尚未收汇的事实。鑫润公司经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组证据形成时间均为2012年，与本案无关；证据1恰恰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原来存在的是买卖合同关系；证据5来源于网络，双方当事人身份无法核实，故真实性无法确定；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组证据只能证明英利公司核销方式，不能证明英利公司未全额收汇的事实，根据我国出口收汇核销的相关规定，英利公司只有在全额收汇后才能进行核销。本院经审查认为：因证据1能够反映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真实交易情况，可以证明英利公司与鑫润公司存在代理关系，以及由英利公司将涉案货物代理出口、收汇以及收取佣金的流程，本院对证据1予以确认；因鑫润公司对证据2、3、4的真实性无异议，故对证据2、3、4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因上述证据形成时间在涉案八笔业务发生后，故对关联性不予认定；鑫润公司对证据5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6、7的关联性有异议，因英利公司是否已将涉案业务核销以及收汇与本案合同性质无关，鑫润公司异议成立，故本院对证据5-7均不予认定。
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鑫润公司与英利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英利公司是否应向鑫润公司支付货款。首先，关于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问题。鑫润公司认为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联合出口合同》未实际履行，双方当事人之间实际履行的是《商品购销合同》。而英利公司认为双方当事人是外贸代理服务合同关系，《商品购销合同》是为了配合《联合出口合同》履行而签订。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实际履行的应是《联合出口合同》，双方之间系外贸代理法律关系。首先，《联合出口合同》签订时间较早，能够反映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而《商品购销合同》签订时间较晚，与鑫润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时间较为接近，而且该合同对于商品的具体品名、单价、数量、规格、型号以及违约责任等权利义务均未作明确约定，与我国外贸商业惯例不相符，鑫润公司亦无证据证明《联合出口合同》未实际履行；而英利公司为办理出口报关、退税等需要与鑫润公司补签《商品购销合同》，该公司作为鑫润公司外贸出口代理人，可能性较大。其次，根据涉案外贸业务的实际操作流程，也可以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外贸代理关系。根据英利公司在原审审理中提供的发货清单、付款明细、录音资料等证据，表明林理怀、吴小莲是涉案货物实际收货人，骆方也认可向鑫润公司采购的是林理怀和吴小莲夫妻；而林理怀在向英利公司汇款时，均先将汇款情况通知鑫润公司，鑫润公司再通知英利公司结汇，该行为也符合外贸代理业务一般特征。如果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林理怀无需通知鑫润公司向英利公司汇款情况。此外，英利公司在二审中提供的《出口代理协议》与英利公司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据可以相互印证，证实英利公司代理鑫润公司货物出口、收汇以及收取佣金的流程。本院认为，因英利公司是鑫润公司代理人，涉案《商品购销合同》未实际履行，故英利公司无需承担付款义务。而鑫润公司认为即使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也应当由英利公司承担行纪责任的主张，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鑫润公司的上诉理由，缺乏充足证据支持，本院难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6631元，由上诉人诸暨市鑫润袜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亚平
审 判 员 王文海
审 判 员 徐 栋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五日
代书记员 李军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