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浙丽行终字第2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叶青。
委托代理人吴荣步。
委托代理人瞿华斌。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吴加银。
委托代理人李晓丽。
委托代理人占康宁。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昌姿。
委托代理人胡永隆。
委托代理人张小青。
原审第三人吴华娟。
上诉人庆元县人民政府、上诉人吴加银为与被上诉人吴昌姿、原审第三人吴华娟房屋行政登记一案，不服龙泉市人民法院（2013）丽龙行初字第2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7月18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庆元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吴荣步、瞿华斌，上诉人吴加银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晓丽、占康宁，被上诉人吴昌姿的委托代理人张小青、胡永隆，原审第三人吴华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1989年5月4日，原告之父吴宗寿（已于2011年12月29日去世）对原坐落于庆元县城镇北门村弦歌坊14号（现为松源街道弦歌坊巷11号）的房屋进行初始登记。1990年6月29日，吴宗寿取得庆字第00884号房屋所有权证。2001年3月23日，吴宗寿夫妇提出要求产权变更的申请，申请由他人代笔，吴宗寿代妻子金柳叶签名。同年3月27日，庆字第00884号房屋所有权证被注销。同年3月28日，第三人吴加银向庆元县房管处提出转移登记申请，并提供了（84）浙庆证字第73号公证书，收件时间2001年3月28日。第三人吴加银在房管处提供的格式申请书里签署的时间为2001年3月23日，初审时间为2001年3月27日，初审意见为“根据本人申请、公证书复印件，该房屋属吴宗寿于84年过继给继子吴加银管业，权属清楚，四至墙界无误。因房屋转移过户原庆证字第00884号证于2001年3月27日注销，旧证存本档案内。”征询异议公告栏里写有“经征询，无异议，请领导批示。”同年3月30日审批意见为：根据吴宗寿、金柳叶产权变更申请办。同年4月3日，第三人吴加银领取了庆房权证松源镇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2011年12月29日，原告父亲吴宗寿去世。2013年10月22日，第三人吴加银和吴华娟向庆元县房管处提出增加共有人申请，并共同填写了浙江省庆元县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经询问第三人吴加银和吴华娟无异议后，将第三人吴加银庆房权证松源镇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注销，向第三人吴加银和吴华娟颁发了房屋所有权人为第三人吴加银和吴华娟的庆房权松源街道字第A19309号房屋所有权证。原告要求第三人协商分割吴宗寿的遗产，但遭到第三人吴加银的拒绝。2013年11月14日，原告从庆元县房地产管理处得知，吴宗寿原坐落于庆元县城镇北门村弦歌坊14号房屋，产权人已登记为第三人吴加银和吴华娟。原告认为被告把吴宗寿的房产转移登记给第三人吴加银的行为侵害了其合法权益，提起行政诉讼。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房屋登记行为是依申请行政行为，应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被告在办理房屋产权转移登记过程中，应根据专业知识和生活常识进行审慎审查。被告认为吴宗寿与第三人吴加银之间房屋产权转移登记是基于吴宗寿的赠与。根据建设部1997年10月27日发布的《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因房屋买卖、交换、赠与、继承、划拨、转让、分割、合并、裁决等原因致使其权属发生转移的，当事人应当自事实发生之日起30日内申请转移登记。申请转移登记，权利人应当提交房屋权属证书以及相关的合同、协议、证明等文件。”以及1999年9月3日修改的《浙江省城市房屋产权产籍管理条例》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申请房屋产权登记，权利人应提交下列文件：（一）房屋产权登记申请书；（二）权利人合法有效的身份证明；（三）房屋产权的合法来源证明。”被告在办理吴宗寿与第三人吴加银房产转移登记时，只收取了吴宗寿、金柳叶签名的要求产权变更的申请、第三人吴加银（84）浙庆证字第73号公证书等材料，并未对办理转移登记的原因进行审查并收取相关资料，第三人也未提交办理转移登记时房屋产权的合法来源证明材料。从被告提供的证据看，第三人吴加银没有提交房屋权利转移的依据，产权人变更的主要证据不足。被告认为吴宗寿夫妇要求产权变更的申请可以当作赠与协议的主张，未提供其他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合同或协议是双方的行为，要求产权变更的申请只是吴宗寿及金柳叶作为一方向庆元县房管处提出的申请，相对方并不是第三人吴加银。被告认为要求产权变更的申请可以当作赠与协议的主张，不予采信。办理转移登记是基于赠与的事实，证据不足。被告在庭审中也陈述到办理转移登记需要双方到场，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办理转移登记时吴宗寿到场，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是吴宗寿委托他人办理。要求产权变更的申请是他人代写，对办理转移登记是不是吴宗寿的真实意思，被告没有尽到审慎审查义务。对征询无异议也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在被告格式申请书上也没有吴宗寿签字。被告收到第三人吴加银提交的格式申请书时间为2001年3月28日，但被告在2001年3月27日就签署了初审意见。在未收到第三人吴加银提交格式申请书的情况下就进行了初审。因此，该房屋转移登记认定的事实主要证据不足，程序违法。鉴于转移登记在诉讼前已被房屋登记机构注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被诉房屋登记行为违法，但该行为已被登记机构改变的，判决确认被诉行为违法”的规定，应判决确认被告为第三人吴加银办理的转移登记行为违法。原告的诉讼主张，予以支持。第三人吴加银的诉讼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确认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办理原庆元县城镇北门村弦歌坊14号房屋（庆字第00884号房屋所有权证）所有权转移登记，以及为第三人吴加银颁发庆房权证松源镇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的登记行为违法。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负担。
上诉人庆元县人民政府上诉称，1、本案赠与事实清楚，应予以认定。根据1999年9月3日修改的《浙江省城市房屋产权产籍管理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申请房屋产权登记，权利人应当提交下列文件：（一）房屋产权登记申请书；（二）权利人合法有效的身份证明；（三）房屋产权的合法来源证明。”对照上述规定，本案争议焦点集中于转移登记时有无房屋产权的合法来源证明，而对于合法的产权证明的形式，相关规范性文件并未拘泥于固定的格式。本案中，赠与人用申请书的形式表达了愿意赠与的意思表示，而吴加银向房屋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办理过户的转移登记手续，这显然又是一种同意接受赠与的行为和意思表示。一审法院不采信赠与行为，以此认定产权来源证明缺乏，显然是没有全面正确把握本案赠与这一民事行为的有关事实而作出的错误判断；2、吴宗寿未在格式申请书上签名不应作为认定发证机关登记行为违法的理由。原《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是：“本办法所称房屋权利申请人是指已获得了房屋并提出房屋登记申请，但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的法人，其他组织和自然人。”为此，本案只需吴加银提交格式化申请表即可；3、时间记载上的笔误造成的瑕疵不应作为程序违法的理由。工作人员将时间签到前面没有任何意义，为此无需弄虚作假。工作人员也确实在纸质的申请书上签署过意见，但不可能吴加银申请书未提供就签署意见。结合复审意见签署的时间和申请书提供的时间均为2001年3月28日，为此，2001年3月27日的初审时间应是误将28日写为27日。综上，一审法院对本案判决庆元县人民政府转移登记行为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并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吴加银上诉称，1、法律并未规定赠与行为必须以双方签字的书面《赠与合同》作为其成立或生效的条件，《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旨在要求行政部门履行审慎审查义务，而非规定书面赠与协议系办理登记的唯一要件和唯一形式，应当注意到“相关证明文件”亦可，因此载明权利人申请转移登记意愿的申请书亦属于符合该条规定的文件，现有的证据足以表明将案涉房产赠与继子吴加银是吴宗寿自始至终真实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引用此条规定认定证据不足，属于适用条款的教条主义错误；2、办理转移登记确需双方到场，但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双方必须同时到场。产权转移的办理流程本身是一个动态过程，行政机关不可能对双方到场情况进行全程录音录像，故也不存在到场情况的客观证据。吴宗寿向行政机关所提交的申请书，就是其到场的最有力证据；3、吴宗寿的申请书申请人处签名经鉴定为吴宗寿的亲笔签名，这是吴宗寿真实意思的最有力证据。况且，案涉房产自2001年转移登记直至吴宗寿去世，其始终未对此产权变更提出异议，更值得一提的是，吴宗寿于2012年的公证遗嘱中的真实意思表示亦再次印证了其产权转移的意思系真实的；4、上诉人的格式申请书中不需要原权利人签字，原权利人的意思已经单独体现在其另行提交的《要求产权变更的申请》中。同时，不排除上诉人吴加银或者经办人员在填写申请表时间上出现笔误的可能，但是这个笔误不影响办证程序的合法性。5、此外，一审法院未对鉴定意见于庭审中出示和接受双方质证，程序违法。案涉房屋的转移登记发生在2001年，被上诉人作为吴宗寿的女儿，其应当知道该事实，而其在2013年才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了起诉期限。综上，一审判决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吴昌姿答辩称，1、庆元县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缺乏必要的证据。吴宗寿的《要求产权变更的申请》系行政案件立案后补充的证据，在2013年11月14日上午，答辩人以及答辩人的两位代理人一同前往庆元县房地产管理处查询涉案房屋登记的档案材料时，并未发现该证据；2、吴宗寿的《要求产权变更的申请》不能作为本案房屋变更登记的权利来源。该申请从头到尾并未出现过任何有关赠与的表述，在房屋产权人吴宗寿没有明确赠与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庆元县人民政府即将房屋进行变更登记，依据不足。况且该份申请到底是申请人先签名，还是代书人先写了申请内容，吴宗寿是否清楚申请的内容，吴宗寿本人是否到过房管处，均不明确。3、根据《契税暂行管理条例》规定，本案中如果赠与的条件成立，那么吴加银也应当缴纳契税，否则房产管理部门是不能够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手续的。此外，本案中房屋进行转移登记时，房产部门的初审时间居然早于吴加银的申请时间，这么严重的错误不是“笔误”、“瑕疵”能够掩盖的；4、本案并未超过起诉期限，上诉人吴加银以答辩人是吴宗寿的女儿，就必然知道该房产已经过户，该推断毫无根据。综上，一审法院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
原审第三人吴华娟中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但其在庭审中表示同意上诉人庆元县人民政府及吴加银的上诉意见。
二审庭审中，各方围绕法庭归纳的吴加银申请房屋变更登记提交的材料是否齐全，庆元县人民政府颁证程序是否合法等争议焦点，进行了质辩。吴昌姿在一审中对本案《要求产权变更的申请》形成时间以及申请中吴宗寿的签名是否本人所签申请了司法鉴定。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于2014年4月18日出具了鉴定意见书，但原审法院未对该证据进行质证并载入判决书中，据此二审庭审中法庭组织各方对该证据进行了质证。经质证，上诉人庆元县人民政府、吴加银及原审第三人吴华娟对鉴定意见均无异议，被上诉人吴昌姿则认为，即使鉴定结论虽明确申请书系吴宗寿本人签名，但该申请书未涉及赠与二字，其赠与意思不明确，且申请书上内容是吴宗寿签名后还是签名前所写不能确定，该申请书仍不能作为房屋转移过户的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系依当事人的申请而作出，符合证据三性原则，应予采信。上诉人对申请书提出的质疑缺乏证据支持，对该质证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综合庭审质辩的情况，本院确认原判认定的事实清楚。
本院认为，根据1999年9月3日修改的《浙江省城市房屋产权产籍管理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申请房屋产权登记，权利人应当提交下列文件：（一）房屋产权登记申请书；（二）权利人合法有效的身份证明；（三）房屋产权的合法来源证明。”本案中，对于（一）、（二）两项申请材料已经完备，其核心在于权利人是否提交了房屋产权的合法来源证明。从吴加银向颁证机关提交的《要求产权变更的申请》来看，房屋原产权人吴宗寿在该申请书中提到“本人年事已高，尤加身体欠佳，同意将房产过户给继子吴加银名下，请给予办理有关手续为盼”，并附有亲笔签名。该申请书形式上虽非赠与合同或协议，其内容也未涉及“赠与”二字，但从该文字所表达的内容来看，吴宗寿将房屋赠与吴加银的意思明确，颁证机关据此认定权利人已经提交房屋产权合法来源的相关证明文件并予以转移登记，并无不当。虽然本案中颁证行为存在着初审时间早于权利人申请时间的错误，但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质影响，不宜以存在该瑕疵为由确认颁证行为违法。上诉人庆元县人民政府及吴加银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上诉人二审中提出本案申请人未缴纳契税即进行了房屋转移登记，故颁证程序违法的理由。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第二条规定的转移土地是指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从该规定看，对于农村集体土地上房屋的转移登记是否需缴纳契税易产生歧义，在此前提下认定颁证机关办理房屋转移登记程序违法理由尚不充分。综上，原审法院判决确认庆元县人民政府为吴加银颁发庆房权证松源镇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行为违法不当，吴昌姿诉请撤销庆元县人民政府其后颁发给吴加银、吴华娟A19309号房屋所有权证缺乏前提，该诉请应予驳回。至于本案中涉及到的吴宗寿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完全的处分权、赠与行为的效力如何以及吴昌姿对案涉房产是否享有继承权等，系民事权益争议，不属本案处理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龙泉市人民法院（2013）丽龙行初字第27号行政判决；
二、驳回吴昌姿要求撤销庆元县人民政府颁发给吴加银、吴华娟的产权证号为A19309的房屋所有权证的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均由吴昌姿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建民
审 判 员 邹一峻
审 判 员 黄力芝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代书记员 叶 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