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弥勒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云2504民初220号
原告：苏琼芝，女，1956年4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弥勒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琼，云南湖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告：弥勒市河湾水泥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弥勒市新哨镇新发村。
法定代表人：杨明辉，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阮荣兴，云南白龙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原告苏琼芝与被告弥勒市河湾水泥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7年2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苏琼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琼、被告弥勒市河湾水泥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阮荣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苏琼芝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被告与原告于2013年3月1日签订的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属于无效合同；2.依法确认被告于2016年12月31日终止原告劳动关系的行为违法，责令被告为原告安排工作并支付自2016年12月起每月支付二倍工资至为原告安排工作之日止；3.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自2007年3月1日起至今为止两倍工资中的1/2，合计人民币120500元；4.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自2006年4月1日至2007年3月31日止两倍工资中的1/2，合计人民币9600元；5.判决被告向弥勒市保险经办机构补缴原告自2006年3月1日起的社会保险或者判决由被告补偿经弥勒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的被告自2006年3月1日起至今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由原告个人通过其他渠道缴纳；6.判决被告支付原告2016年年终奖5000元；7.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6年3月1日，被告招收我为其食堂后勤人员，工资为800元/月。2010年5月起我的工种变更为负责厂区卫生，工资为600元/月直至2010年11月，2010年12月至2013年3月工资调为800元/月，2013年4月工资调为1100元/月，2013年5月至2016年12月工资调为1200元/月。我在被告单位工作期间，被告一直未为我办理社会保险。自2006年3月我工作之日起至2013年2月期间，被告未与我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我认为，我与被告的劳动合同关系应视为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关系。2013年3月1日，因我不懂法，就糊里糊涂在被告准备好的期限至2016年12月31日止的劳动合同上签了名字。我认为，我与被告签订的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属于无效合同。2016年12月2日，被告向我下发了《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通知我于2017年1月1日前到办公室办理相关手续。2016年12月31日后，被告未为我安排工作。我认为，我并未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故被告于2016年12月31日与我终止劳动关系的行为违法，被告应安排我工作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之规定，每月支付我二倍工资直至违法行为消除止。被告未在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与我签订劳动合同，此后也未与我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被告应当自2007年3月1日起支付我两倍工资中的1/2直至为我安排工作为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七条之规定，支付我自2006年4月1日起至2007年3月31日止两倍工资中的1/2。被告在我工作期间一直未为我办理社会保险，其应补缴我自2006年3月31日起的社会保险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补偿我经弥勒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的被告自2006年3月1日起至今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由申请人个人通过其他渠道缴纳。综上，被告的上述行为及不发放我2016年年终奖等行为均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了我的合法权益。我于2017年1月19日向弥勒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同年1月24日，仲裁委员会作出不予受理案件的通知书。为维护我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审理中，原告变更陈述其实际到被告处工作时间始于2007年3月1日。
被告弥勒市河湾水泥制造有限责任公司辩称：1.我公司与原告建立劳务用工的时间为2010年8月，而非2006年3月；2.我公司与原告之间的用工关系是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我公司与原告签订的《劳动合同》合法有效。原告于2010年8月在我公司从业时已满54岁，超过了法定退休年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之规定，双方之间建立的是劳务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此外，原告于2013年1月1日起与石林政恒货物装卸服务有限公司存在劳务雇佣关系，原告每月从我公司及石林政恒货物装卸服务有限公司同时领取两份报酬，每天在我公司工作四小时左右，说明其与我公司之间建立的是劳务雇佣关系；3.我公司于2016年12月2日向原告送达《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送达通知书仅起到通知原告苏琼芝劳务关系届满，我公司不愿再与其建立劳务关系，我公司的通知行为并未违法；4.原告主张2016年年终奖5000元的主张不能成立，因为年终奖不属于劳动报酬，年终奖及奖金是用人单位根据劳动者的工作表现，结合公司的效益情况而对员工给予的一种奖励，属于用人单位行使自主用工权的一种体现，且原告与另一企业存在劳务关系，原告苏琼芝主张年终奖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我公司与原告建立的是劳务关系，不是劳动关系，故原告苏琼芝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
综合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1.原、被告何时建立用工关系；2.原、被告于2013年3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是否合法有效；3、原、被告之间建立的用工关系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4.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应否予以支持。
原告围绕诉讼请求，提交如下证据：
1.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信息一份，欲证明被告系2002年依法成立的企业，其用工关系受国家劳动法调整。
2.考勤表、工资表（均为复印件）三十三份、活期存折（复印件）二份，欲证明原告在被告单位的工作情况及部分工资信息。
3.云南省劳动合同书（复印件）一份，欲证明被告于2013年3月1日与原告签订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事实。
4.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复印件）一份，欲证明被告于2016年12月31日终止与原告劳动关系的事实。
5.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一份，欲证明原、被告的劳动争议纠纷已经过劳动仲裁前置程序。
6.证人李某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欲证明原告自2007年3月起在被告处工作，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
7.证人罗某出庭作证证言：我与苏琼芝以前是夫妻，2007年3月3日，周志毅和芦斌来找我和苏琼芝去水泥厂煮饭，答应给我们二人800元/月，当时我们是在新发小学煮饭，3月4日我和苏琼芝就到水泥厂煮饭。2008年我与苏琼芝离婚后我就出去了。我当时和苏琼芝在水泥厂煮饭的时候，水泥厂不打考勤。当时有两三天是在学校煮了抬进公司卖给工人吃的，之后就一直是在水泥厂煮饭。做饭的地方是公司的房子。水费、房租公司都不收，我们只是承担电费。做饭的菜和米是我们自己出钱买的，做出的饭菜公司要求我们卖给公司工人每碗饭菜2.5元，后来我觉得亏就退出来了，苏琼芝还一直煮饭到建厂。
经质证，原告提供证据1，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力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证据2，被告对三张考勤表的真实性、合法性、证明力均有异议，认为没有单位经办人员的签章，且其中一份考勤表有涂改，公司档案也查不到这三份考勤表。对工资表及活期存折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只能证明被告发放劳务报酬给原告；证据3，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力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证据4，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力有异议，认为只能证明原被告之间的劳务关系届满，起到告知原告的作用；证据5，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该证据能充分证明原、被告之间属于劳务关系，所发生的争议不属于劳动法法律法规调整的范畴；证据6，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力均不认可；证据7，被告认为证人所述时间2007年3月与事实不符，应是2008年3月，且当时的经营者是周志毅，原告煮饭是为周志毅个人发生的有偿服务关系，与被告公司没有关系。
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1、2、3、4、5，来源合法，内容真实，能证明原告欲证明的事实，予以采信；证据6，证人未出庭作证，且不存在属于法定免予出庭作证的情形，也无其他证据印证，故对该证言的真实性及待证事实不予采信；证据7，除所述时间“2007年3月”无其他证据印证，且与本院依职权取得的证据相矛盾不予采信外，其余证言能与其他证据相印证，予以采信。
被告针对其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欲证明被告为从事水泥生产的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为杨明辉。
2.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文件一份，欲证明被告经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批复进行日产2000吨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技改，以前的生产设备和厂房全部拆除，原告是技改后才进入公司工作。
3.石林政恒货物装卸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劳动证明一份，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身份证（均为复印件）各一份，包装设备承包附加协议（复印件）一份，水泥包装、装车承包合同（复印件）二份，欲证明2013年起，被告将水泥的包装和车间的清洁工作发包给陈正文经营的石林县正文货物装卸服务部（石林政恒货物装卸服务有限公司）负责，而原告自2013年1月起除与被告存在劳务关系外，还与石林政恒货物装卸服务有限公司建立劳务关系。
4.股权转让协议书、资产转让协议书各一份，欲证明原告不是2007年3月起就帮周志毅煮饭。
经质证，被告提供的证据1，原告无异议；证据2，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力有异议，认为无论公司是否技改，原告一直是公司负责后勤的人员。与本案无关；证据3，原告对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身份证复印件、包装设备承包附加协议复印件、水泥包装、装车承包合同复印件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劳动证明的真实性及这组证据的证明力有异议，认为与客观事实不符，不能否认原告与被告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原告是利用晚上的时间到石林政恒货物装卸服务有限公司工作的；证据4，原告对真实性、关联性、证明力均不认可，认为与原告了解的情况不符，即便两份协议是真实的，受让方是个人，不是依法成立的企业，责任主体仍然是被告方。
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1、2、3、4，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证据1，能证明被告待证事实。证据3，只能证明原告与石林政恒货物装卸服务有限公司存在用工关系，不能证明被告待证事实。证据2、4，无法证明被告待证事实。
本院依职权调取如下证据：
1.向被告原法定代表人芦斌调取的“弥勒县河湾水泥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工资表”8页，欲证明自2008年3月起至2008年11月止，原告及其丈夫罗某承包被告公司食堂后，公司每月补助其800元的事实。
2.向被告原股东周志毅所作的调查笔录1份，欲证明原告夫妻二人于2008年3月承包公司食堂，公司每月补助其800元，及原告于2010年8月在公司从事卫生工作。
3.向被告原法定代表人芦斌所作的调查笔录1份，欲证明原告提交的考勤表3页（2010年8月26日一9月25日、2010年9月26日一10月25日、2010年10月26日一11月25日）来源合法、内容真实，原告在公司从事卫生工作时的月工资为600元，以及原告以其丈夫罗某的名义承包公司食堂。
4.向被告调取的原股东会决议1份、新股东会决议1份、股权转让协议4份、股权转让完毕证明4份（均为复印件），欲证明被告股权转让等情况。
经质证，证据1，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只能证明原告夫妻从公司领过款项的事实，不能证明是补助款。被告对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该材料无提供人芦斌的签名认可，合法性无法确认。只能证明是公司支付原告家补助费，不能证明原告是公司的员工；证据2，原告无异议。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与公司不是劳动关系，而是劳务关系；证据3、4，原、被告均无异议。
本案经本院审理确认如下法律事实：弥勒市河湾水泥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原为弥勒县河湾水泥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2年11月7日，系弥勒县源源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与刘兆清共同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弥勒县源源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和刘兆清为公司股东，后公司由刘兆清承包经营，刘兆清系公司法定代表人。2007年9月，弥勒县河湾水泥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将其全部资产以及所有股东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了周志毅、周小勇、芦斌，芦斌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0年8月，周志毅、周小勇、芦斌将其持有的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了弥勒县西梭白煤矿和周艳娇，弥勒县西梭白煤矿和周艳娇成了公司的股东。2014年，弥勒县西梭白煤矿整合到云南国能煤电有限公司后，弥勒县西梭白煤矿被注销，该煤矿持有的公司的全部股份转让给了弥勒市新哨镇西梭白红砖厂，同时，周艳娇持有的公司的全部股份也全部转让给了弥勒市新哨镇西梭白红砖厂，弥勒市新哨镇西梭白红砖厂成了弥勒市河湾水泥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的唯一股东，直至现在。2008年3月，原告以其丈夫罗某的名义承包了周志毅、周小勇和芦斌经营的弥勒县河湾水泥制造有限责任公司食堂，双方口头约定，由原告及其丈夫罗某自带食材，做好菜饭每碗按2.5元卖给公司员工，公司每月补助原告夫妇800元，电费由原告夫妇承担。2008年，原告与罗某离婚后，原告独自一人继续承包公司食堂。2010年8月，原告为弥勒县河湾水泥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清洁工，负责公司卫生工作，月工资为600元，2010年12月原告月工资调为800元，2013年4月原告月工资调为1100元，2013年5月至2016年12月，原告月工资调为1200元。2013年3月1日，原、被告签订《云南省劳动合同书》，约定期限至2016年12月31日止。2016年12月2日，被告向原告下发了《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通知原告于2017年1月1日前到公司办公室办理相关手续。2016年12月31日后，被告未为原告安排工作。2017年1月19日，原告向弥勒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同年1月24日，仲裁委员会作出不予受理案件的通知书。
本院认为，一、关于原、被告何时建立用工关系及原、被告之间建立的用工关系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的问题。从上述查明的事实来看，原告与被告发生用工关系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2008年3月起至2010年7月止。此间，原告认为其系被告单位招用的食堂后勤人员，被告每月支付其800元的工资，据此，原告主张其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但从上述查明的事实来看，原、被告之间的用工关系，不属于劳动关系。理由为：首先，原告于2008年3月进入被告单位食堂做饭时，是基于以原告的前夫罗某的名义承包被告单位食堂后进入的，这从被告单位2008年3月至2008年10月的工资核算表上只有原告前夫“罗某”的名字而无原告名字可以证实，只是这期间应支付给原告前夫罗某的800元均由原告领取，故该表领款栏内均有原告“苏琼芝”签名字样。当时，在被告单位做饭的是原告与前夫罗某二人，但被告每月支付给他（她）们的只是800元。其次，自2008年3月起至2010年7月止，原告每月从被告单位领取的800元钱不是工资而是补贴。从上述查明的事实可知，被告单位每月支付给原告及其前夫的这800元，是基于双方当时的口头约定，原告及其丈夫罗某自带食材，做好菜饭每碗按2.5元卖给被告单位员工，被告每月补助原告夫妇800元，因此，这800元是对原告夫妇二人的补贴，而非支付原告一人的工资。再次，从被告单位2008年3月至2008年10月的工资核算表上可以看出，属于被告单位的员工，被告单位均从其名下的工资里扣缴了相关的保险费，而只有原告的前夫“罗某”名下，被告单位只是扣缴电费，并未扣缴保险费，由此也可以看出，原告及其前夫不享受被告单位员工的待遇。故此间，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第二阶段，自2010年8月起至2013年12月31日止，原、被告之间建立的用工关系为劳动关系。此间，原告在被告单位从事卫生清洁工作，被告每月按时支付原告工资报酬，原、被告之间虽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故原、被告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且属于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关系。第三阶段，自2013年12月3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原、被告签订了履行期限为三年的书面劳动合同，故原、被告之间建立的用工关系亦为劳动关系。
对于被告辩称，本案的原告与被告建立用工关系时，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不具备劳动者主体资格，即使在被告单位从事卫生清洁工作，也只能与被告单位形成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劳动关系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工作，从用人单位领取劳动报酬和受劳动法律、法规保护所产生的法律关系，其特征是劳动力与用人单位的生产资料相结合，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有明显的从属关系，即存在人格、经济、身份上的依附性，以及主体上的不平等性，劳动者所提供的劳动具有职业性。关于劳动者的主体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滿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法律只对劳动者的年龄下限作出强制性规定，而对劳动者的年龄上限并未作强制性规定。显然，只要未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的有劳动能力的人员，均可成为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达到或超过法定年龄的劳动者，能否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劳动合同终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条例将劳动合同终止的条件解释为“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属于下位法对上位法的扩大性解释，理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显然，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是劳动合同终止的前提条件，即达到或超过法定年龄的劳动者，只要未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都可以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达到或者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含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劳动合同关系的终止的确定标准问题的答复》［（2015）民一他字第6号］已明确，应当以劳动者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为标准。同时，从《工伤保险条例》有关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因工伤死亡的，应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请示的答复》［（2012）行他字第10号］的精神来看，不仅未将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农民工排除在外，而且明确了对于此类人员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死亡的，可以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进行工伤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显然，该条适用的条件是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并不是劳务关系存在的基本前提。综上所述，本案的原告2010年8月起与被告单位建立劳动关系时，虽然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并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原告也未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故原、被告之间的用工关系为劳动关系而非劳务关系。
二、关于原、被告于2013年3月1日签订的《云南省劳动合同书》是否合法有效及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本院确认原告于2010年8月起至2013年12月31日止，与被告建立的劳动关系为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关系。对原、被告于2013年3月1日签订的《云南省劳动合同书》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该合同是合法有效的。理由为：首先，原告并无证据证实在签订该合同时，被告对其采取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其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订立。其次，该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由此可知，原、被告协商一致，将合同的无固定期限变更为三年的固定期限，符合法律的规定，此外，法律也并未禁止双方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变更为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关于原告主张的被告应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补缴原告社会保险费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一百条规定：“用人单位无故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的，可以加收滞纳金。”《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缴费单位逾期拒不缴纳社会保险费、滞纳金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或者税务机关申请人民法院依法强制征缴。”可见，追缴社会保险费是上述行政机关的职权。另外，从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对甘肃省高院《关于王某与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申请再审一案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法研[2011]31号）来看，明确了征缴社会保险费属于社会保险费征缴部门的法定职责，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于问题的解释(三)》(法释[2010]12号)第一条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依据此司法解释条文的内容，劳动者是在符合上述规定的情形下，向用人单位主张损害赔偿责任而非要求用人单位补缴社会保险费。显然，从此条规定的文义看，不包括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补缴社会保险费的情形。综上所述，征缴社会保险费是社保管理部门的职责，社保管理部门与缴费义务主体之间是管理与被管理的行政法律关系。被告单位不按规定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金，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原告应向社保管理部门寻求解决。此外，原告主张被告单位应支付其2016年年终奖5000元，有责任提供证据但未提供证据证明。
综上所述，原告在履行劳动合同期限届满前，被告按法律规定向原告下达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以及合同期限届满后，未安排原告工作符合合同约定，也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规定，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一百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三款、第三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苏琼芝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苏琼芝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常树文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邵 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