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05民初64743号
原告：孙淑芬，女，1947年4月26日出生，汉族，北京市第二十四中学退休教师，现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华，北京西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孙伯川，男，1940年6月3日出生，汉族，现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逊（被告孙伯川之子），男，1963年10月19日出生，北京华贸第一太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朝阳区。
被告：孙逾，男，1967年8月3日出生，汉族，现住北京市西城区。
原告孙淑芬（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孙伯川、被告孙逾（以下合称二被告、各称姓名）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伯川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逊、孙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淑芬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要求判令二被告于2015年6月25日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2、要求确认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金蝉北里0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归原告、孙伯川共有；3、要求判令孙逾将涉案房屋返还给原告，并将产权变更登记至原告和孙伯川名下。事实和理由：我和孙伯川于1998年6月29日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婚后无子女。二被告系父子关系。涉案房屋系我和孙伯川婚后共同购买所得，当时使用了原告和孙伯川的工龄，使用了原告作为教师的优惠政策，所以该房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2015年6月25日，孙伯川在未经我同意的情况下，私自与孙逾签订了《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交易价格远低于市场价值，且已将房产转移登记至孙逾名下。我认为二被告在明知涉案房产属于我和孙伯川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况下，通过向房屋登记机关隐瞒房产真实情况，将房屋所有权非法转移登记的行为，严重侵害了我的合法权益，其行为应认定为无效。
二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1、涉案房产是孙伯川的个人财产。截止1996年，孙伯川在卫生系统工作的工龄已达34年，技术职称为主治医师，已达到享受国家福利分房的条件。所以，才向所属上级单位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局提出住房申请。朝阳区卫生局随即对孙伯川的居住情况进行了解，确认孙川享有福利分房的资格，并于次年，按照国家相关政给孙伯川分配了涉案房屋。所以，涉案房屋是以孙伯川在卫生系统的工龄、资质为条件，按照国家相关规定享有的福利分房，是孙伯川为国家工作多年应享受的福利待遇，是孙伯川救死扶伤一辈子得到的住房。所以，涉案房屋是孙伯川的个人财产，孙伯川有权处分，与原告无关，孙伯川的处分行为不需经过原告的同意。2、孙逾确实没有为购买涉案房屋支付对价，但孙逾是否支付对价与原告无关。而且孙伯川曾向孙逾借款，当初，孙伯川购买朝新嘉园房屋、原告的儿子盛军购买房屋的时候，孙伯川都从孙逾处借钱了，具体多少钱，孙逾也没有算，父子之间没有那么细着算账，而且也都是十几年前的事。3、孙伯川和孙逾的交易文档中涉及孙逾和孙伯川的签字都是本人书写。4、即使当初购买涉案房屋时使用了原告的工龄，也不能因此认定原告享有物权，只能说原告享有债权。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结合当事人陈述及现有证据，认定如下事实：
原告、孙伯川于1998年6月29日登记结婚，二人均系再婚，婚后无子女。孙伯川与郝桂金原系夫妻，二人育有长子孙逊、次子孙逾，郝桂金于1994年去世。原告与盛金堂原系夫妻，二人育有独生子盛军，盛金堂于1994年去世。
孙伯川原系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医院医生。经孙伯川申请，1996年3月，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局向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医院核定《朝阳区卫生局房改售房调查表》，核定孙伯川在八里庄医院参加工作时间为1962年9月。
1999年8月，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局向北京市第二十四中学、北京市东城区教育局核定《朝阳区卫生局房改售房调查表》，核定原告系北京市第二十四中学高级教师，于1966年9月参加工作，于1994年7月建立公积金。
2000年由孙伯川（买方、乙方）与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局（卖方、甲方）签订《房屋买卖契约》，约定孙伯川购买涉案房屋，建筑面积65．5平方米，甲方根据文件规定，同意乙方享受以下折扣：1、工龄折扣（成本价年折扣率0．9%）；2、单方教师优惠5%，双方教师优惠10%。甲方同意按成本价每平方米1485元出售，总房价43754元。此外，乙方另付维修基金1703元、房屋产权登记费19．65元、工本费和印花税20元。乙方购房后，供暖费、高压水泵、电梯费用等收取仍按职工承租供方的办法执行，若有新规定时，按新规定执行。
后孙伯川依约交付房款及相关费用合计74959．65元。
2000年7月25日，涉案房屋登记至孙伯川名下，房屋性质为成本价出售住房，共有人一栏为空白。
2015年6月16日，孙伯川（出卖人）、孙逾（买受人）签订了《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经纪成交版）》，约定孙逾购买涉案房屋，房屋成交价格1030000元。
2015年6月25日，孙伯川、孙逾签订了《北京市国有土地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并在北京市朝阳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留存。该申请书所载的格式性询问内容包括“1、申请登记事项是否为申请人真实意思表示？2、申请登记的房屋或份额是否为夫妻共有？”在上述两项问题的询问中，二被告均认为涉案房屋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2015年6月25日，涉案房屋转移登记至孙逾名下，单独所有。
经询，孙逾称并未支付涉案房屋对应的购房款，称二被告之间存在债务关系，但就债务的数额、发生情况并未举证。原告不认可二被告之间存在债务。
本案争议焦点为：涉案房屋是否为孙伯川和原告的夫妻共同财产。
针对此节，原告提交了《单位出售公有住房房价计算表（房改表三）》复印件，其中列明孙伯川工龄37年、女方工龄28年，合计65年。年工龄折扣率0．9%、成本价1485元、标准价高限1396元，实际房价43754元。原告认为根据该表，可以认定，购买涉案房屋时实际使用了原告的工龄优惠，故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二被告则认为即使使用了原告的工龄优惠，也不应认定原告对涉案房屋享有物权。
本院认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原则上应认定为夫妻共同所有。婚后购买所得房屋，房屋权属证书登记在一方名下的，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涉案房屋购买于原告和孙伯川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实际使用了二人的工龄优惠，虽然该款项以孙伯川的名义支付，但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包括两种情形：其一、针对标的财产，作出处分行为一方无处分权。其二、针对标的财产，作出处分行为一方不具有完全处分权。本案中，涉案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孙伯川未经原告同意，即作出处分行为，属于无权处分。
针对无权处分所涉财产，物权法虽然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以阻断所有权人追回无处分权人处分财产的情形，但物权法规定的善意取得构成要件为：要求受让人受让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需以合理的价格受让，且拟转让的动产或者不动产已转移登记或已完成交付。本案中，涉案房屋虽然已转移登记至孙逾名下，但作为受让人的孙逾并未实际支付交易对价或举证证明足以折抵己方应支付房屋的债权，故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情形。针对受让人不符合善意取得制度的情形，夫妻另一方主张追回房屋的法律基础系物权法中关于返还原物之物权请求权，而非合同无效之债权请求权。所以，原告以孙伯川未经其同意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本院不予支持。
合同无效的事由具有法定性，无权处分行为并不当然导致合同无效。合同法及民法总则均规定，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所以，审查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系认定合同是否无效的法定要件。
本案中，应从如下几个方面审查，认定二被告之间是否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
其一、涉案房产形成于原告和孙伯川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依通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孙伯川以己方不知或对此有异议为由，在未征得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即自行主张涉案房屋属于个人财产并处分的行为，存在明显恶意。
其二、二被告系父子关系，存在利害关系，且涉案房屋的交易未见二被告就孙逾实际支付交易价款或交易价款折抵孙逾债权的举证。故可以认定二人存在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恶意。
其三、原告与孙伯川曾于2016年4月15日诉至本院，要求离婚，虽然被法院驳回，但2017年1月11日再次诉至本院要求离婚，现该案尚在审理中。本案中，二被告之间针对涉案房屋的交易时间发生在2015年6月，距离原告与孙伯川之间第一次离婚诉讼仅约一年时间，存在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可能。
所以，本院认定二被告之间针对涉案房屋的交易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即二被告于2015年6月16日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经纪成交版）》无效。
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所以，涉案房屋仍应转移登记至孙伯川名下，至于就该房屋的分割处理，由当事人另案处理。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孙伯川与被告孙逾二〇一五年六月十六日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经纪成交版）》无效；
二、被告孙逾于本判决书生效后七日内配合被告孙伯川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金蝉北里房屋转移登记至被告孙伯川名下；
三、驳回原告孙淑芬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035元，由被告孙伯川、被告孙逾负担（已由原告孙淑芬预交，于本判决书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原告孙淑芬）。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黎伟伟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李雅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