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0913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郭×1，男，1972年5月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马颖秋，北京市八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男，1936年5月1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雅斌，北京中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郭×1因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3）丰民初字第178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郭×1及其委托代理人马颖秋，被上诉人张×之委托代理人李雅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10月，张×起诉称：我的妻子李×1于2011年1月11日病故。李×1去世时父母早亡，无子女，我是其唯一的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李×1的遗产有其与我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丰台区××102号房屋一套（以下简称102号房屋）、存款若干。李×1去世后，郭×1以所谓的“遗嘱”为由占据102号房屋。“遗嘱”并非李×1真实意思表示，是郭×1为争抢李×1的财产杜撰的无效证据，郭×1无权继承李×1的遗产。我与李×1虽是再婚夫妻，但相濡以沫共同生活20年，夫妻感情深厚。李×1病重后，郭×1将其私自转移，将夫妻俩生生分开，却宣称是我抛弃李×1，实在是用心险恶！其目的只有一个：抢夺财产。石景山法院确认了本案郭×1与李×1无赡养关系。现我要求法院依法确认郭×1所持“遗嘱”无效，同时确认上述102号房屋由我继承。
郭×1辩称：李×1与张×是夫妻关系，但李×1遗留的102号房屋是李×1个人财产，不是夫妻共同财产。李×1并非我将其私自转移，而是李×1离家出走后，张×不让李×1回家，由民警将我叫到派出所。在派出所找张×所有家属找不到的情况下，我才将李×1接回家，这是2009年的事情。李×17月份到我家里后，9月份病重。李×1到我家后心情不好，所以留下代书遗嘱。遗嘱内容是将102号房屋遗留给我，我将老人养老送终。同时我们要求追加几个被告，郭×2、李×2、郭×3也一同照顾老人，他们也对李×1尽了赡养义务，同样有继承权。我为李×1支付医疗费、生活费、丧葬费等共计89977.3元，另有十几年后墓地续租费用，应由张×支付。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之一是102号房屋是否系张×与李×1的夫妻共同财产。依据查明事实，该房屋系李×1在与张×结婚前既已取得的平房拆迁置换而来，应属李×1婚前财产的转化，故102号房屋应系李×1的个人财产。本案另一争议焦点在于郭×1所持《遗嘱》是否真实有效。依据查明的事实，李×1在《遗嘱》显示日期前两个月，已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且其患有严重的脑梗死，并出现言语不能症状。苗×在出庭作证时，明确陈述《遗嘱》上的手印系李×1右手食指所按，但其无法回答“李×1”系谁书写，故其陈述明显违反常理。综上，法院对郭×1所持遗嘱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定。张×作为李×1的唯一法定继承人，李×1的遗产应由张×单独继承。郭×1称其及其家人均应作为李×1的继承人并分得李×1遗产，但郭×1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对李×1扶养较多，故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对于郭×1为李×1医疗、生活、丧葬等支出的合理费用，应由李×1的法定扶养义务人张×负担。法院将依据查明的相关事实酌情确定张×应支付的具体数额。据此，原审法院于2014年7月判决：一、坐落于北京市丰台区××102号房屋归张×所有；判决生效后七日内，郭×1协助张×办理上述房屋的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二、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张×给付郭×1补偿款三万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决后，郭×1不服，上诉至本院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二、改判驳回张×的诉讼请求，102号房屋归郭×1所有，由张×向郭×1支付补偿款89977.3元。郭×1主要上诉理由：一、写遗嘱时李×1意识清楚，其未曾患有判决书所写的“脑梗死，言语不能”等疾病或症状，遗嘱为李×1真实意思表示，应当认定为有效；二、证人苗×在庭审中明确陈述：遗嘱中“李×1”的签名是代书人所写，但原审判决却写：证人不能回答“李×1”的签名是谁书写；三、我方对李×1尽扶养义务，但原审判决未予认定；四、被上诉人对被继承人有遗弃情节，应当少分或者不分遗产；五、我方曾申请法院向石景山公安分局老山派出所了解李×1被赶出家门的情况，但原审法院未予采纳我方申请，导致对该事实未查明；六、我父母等人也对李×1尽了主要的扶养义务，应当共同参加诉讼，继承李×1的遗产。张×辩称：同意原审判决，不同意郭×1的上诉请求。
经审理查明：张×与李×1于1992年11月16日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两人均系再婚，李×1在婚前亦无子女。郭×1系李×1之妹李×2之子。李×1于2011年1月11日死亡。李×1之母李×3于1983年1月18日死亡，李×1之父先于李×3死亡。
1993年8月23日，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法院出具（1993）崇民初字第67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崇文区××5号内的五间房屋由李×1与其他四兄弟姐妹共有，各占五分之一份额，五间房屋总价值为三千四百零五元；五间房屋中的西房北侧二间归李×1所有，李×1向李×4（李×1之姐）支付房屋差价款六百八十一元；另三间房屋归李×2所有，并由其按上述五分之一的份额向其他权利人支付房屋差价款。1999年8月30日，李×1（乙方）与北京城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甲方）签订了《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房屋补偿协议》，约定：甲方因国强危改项目建设，需要拆迁乙方××5号房屋；乙方有正式住房2间，在册人口及实际居住人口均为一人，即李×1；甲方以丰台区××102号房屋补偿乙方；甲方支付乙方补偿款共计313324元。李×1于2002年6月14日取得上述102号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2000年6月15日，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法院出具（2000）崇民初字第941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李×1经（1993）崇民初字第67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取得的崇文区××5号西房2间应系李×1与其前夫王×的夫妻共同财产；李×1给付王×西房1间的房价款四千四百零一元。
原审庭审中，郭×1出示了时间为“2009年8月1日”的《遗嘱》，主要内容为：李×1名下有位于北京市丰台区××102号房屋，其死亡后该房屋由郭×1继承。落款处有“立遗嘱人：李×1”、“代书人：李×5”、“见证人：苗×”等字样。张×对此《遗嘱》不予认可。苗×出庭作证时称，《遗嘱》中“李×1”名字处的手印系李×1本人右手食指所按。但当法庭问其“李×1”三字是谁书写时，其未能回答。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关于李×1的病例记录第十二页（住院时间自2009年6月1日至2009年6月17日）中载：入院后患者哭泣，情绪低落，请精神科会诊诊断焦虑抑郁状态，精神分裂症。北京市垂杨柳医院关于李×1在2009年9月的病情病历显示，李×1为多发脑梗死，言语不能，精神差。
另查，李×1自2009年7月至其死亡，一直在郭×1处居住，由郭×1照料。郭×1称其支出医疗费、护理费、丧葬费等共计72708.93元及该费用的五年利息17268.37元，共计89977.3元。但郭×1提供的凭证多为收据，不是正式发票。另，李×1系北京市生物化学制药厂退休工人，享有退休金及医疗保险。
原审庭审笔录记载：法官问证人苗×，遗嘱中“李×1”的签名谁写的，苗×未予回答。被告郭×1问证人苗×，遗嘱中“李×1”的签名是李×1本人写的，还是代书人或见证人写的，证人苗×回答是代书人写的。郭×1称遗嘱代书人和见证人均系郭×1的朋友，由其叫来为李×1代书和见证遗嘱内容，李×1与遗嘱代书人和见证人不相识。
二审期间，张×向法院提供的其2006年至2009年医院住院病历记载：张×被诊断为直肠癌术后、高血压病、脑出血后遗症等疾病。张×提供该证据拟证明张×患有多种疾病，生活不能完全自理，需由李×1照顾，2009年张×已无遗弃李×1的能力。郭×1认为张×提供的病历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二审新证据，不同意发表质证意见，不同意张×的证明目的。郭×1承认张×的日常生活需由李×1照顾。郭×1向法院提交2009年8月5日的《赠与书》一份及102号房屋产权证等，证明李×1有将102号房屋赠与郭×1的意思表示，并有将房屋及房产权证等实际交付的行为，赠与已实际履行。张×认为郭×1出示的证据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二审新证据，不同意发表质证意见，不同意郭×1的证明目的。经本院审查，郭×1出示的2009年8月5日的《赠与书》上没有李×1的签名，赠与书上的手印不能确定为李×1所按，故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该证据难以采信。庭审中，郭×1称2009年7月底后102号房屋由李×1交付给他使用。2009年9月起李×1住院，先在垂杨柳医院，后转到松堂医院直到死亡。自李×1住院到死亡，李×1的财产由郭×1及家人保管，费用由郭×1及家人支付。
原审期间，郭×1曾向法院提交了一份由石景山派出所民警黄×所写的《情况说明》记载了2009年7月29日李×1由郭×1从老山派出所接走的情况。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要求法院到老山派出所调查2009年7月29日李×1离家出走的原因和整个事情的经过。经本院向老山派出所民警黄×调查查明：郭×1向原审法院出示的《情况说明》内容系黄×所写，但“黄×”的签名不是黄×本人所写。该《情况说明》是2011年4月26日，老山东里居委会毕×带着郭×1一起于找到黄×，在毕×和郭×1的要求下所写，关于书写该份《情况说明》的用途黄×并不清楚，郭×1也未向其说明。《情况说明》中所写的：李×1因石景山区××18号门锁已换，家人将房屋出租，其不能回家，联系其家人也不管等情况系黄×听李×1所述。黄×未查实李×1所述的房屋被出租、门锁被换等情况是否真实，黄×本人未向张×及张×的子女打过电话，其仅根据李×1提供的电话与郭×1取得联系，并由郭×1将李×1接回。经本院与老山东里居委会电话联系得知，毕×原系老山东里居委会治保主任，现已去世。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结婚证、证明信、死亡证明、民事调解书、拆迁协议、民事判决书、房产证、《遗嘱》、证人证言、票据、调查笔录、《情况说明》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郭×1出示的遗嘱是否有效；二、张×是否存在更换门锁，不让李×1回家的情节；三、郭×1及其家人是否对李×1的遗产享有继承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经庭审调查，遗嘱见证人陈述郭×1提供的遗嘱中“李×1”的签名为代书人代写，故本院认为该遗嘱不符合法定的形式要件。另外，根据李×1在《遗嘱》显示的日期前两个月，已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且其患有严重的脑梗死，并出现言语不能症状等情况，原审判决对郭×1出示的遗嘱的效力不予认定，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
郭×1主张张×对李×1有更换门锁，不让李×1回家等遗弃行为，要求不分或少分给张×遗产。经本院向老山派出所民警黄×调查，黄×表示其在《情况说明》所写的内容系李×1的陈述，对于李×1陈述的房屋被出租、门锁被换、家人不接电话等情况未进行核实。黄×未向张×及张×的子女打过电话要求到派出所接回李×1。因此，现有证据难以认定，李×1系因张×遗弃而离家出走，结合李×1的医院病历不能排除李×1因自身患有精神疾病而不能回家，故郭×1要求不分或少分给张×遗产，本院不予支持。张×作为李×1丈夫有权继承李×1的遗产。
郭×1的母亲与李×1系姐妹关系，2009年7月29日郭×1从老山派出所接回李×1后，郭×1全家基于亲属关系而对李×1进行帮助和照顾，并为李×1办理了丧事，其行为值得社会倡导、表扬和学习，但郭×1据此要求继承李×1的遗产，本院不予支持。继承权是法定的权利，我国继承法规定被继承人的父母、子女、配偶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现已查明李×1无子女，其父母先于李×1死亡。根据法律规定李×1的丈夫张×系李×1唯一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原审判决根据郭×出示的票据及李×1生前其财产由郭×1及其家人保管、费用由郭×1及其家人支付的实际情况，在判决张×单独继承李×1遗产的同时，要求张×给予郭×1补偿款3万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郭×1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6921元，由张×负担16670元（已交纳），由郭×1负担251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6921元，由郭×1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高 英
审判员 林 立
审判员 任淳艺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记员 ＸＸ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