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鼓行初字第165号
原告方秀青，女，汉族，1977年3月1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陆宏飞，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朱卫峰，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住所地南京市鼓楼区定淮门大街1号。
法定代表人车道正，局长。
委托代理人郑超，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挹江门派出所教导员。
委托代理人严欢，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法制大队民警。
第三人庞梁国，男，汉族，1982年5月2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万遂，江苏苏泓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方秀青因要求确认被告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以下简称鼓楼公安分局）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职责的行为违法，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5年10月20日立案受理后，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2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方秀青及其委托代理人陆宏飞、朱卫峰，被告鼓楼公安分局党委委员谢凯及委托代理人郑超、严欢，第三人庞梁国的委托代理人万遂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方秀青诉称，庞梁国系南京某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某服务中心）负责人梁某之子，因该服务中心的房屋居于原告承租的房屋两侧，庞梁国欲将原告承租房的屋顶作为过道，以方便服务中心人员往来。基于安全因素，原告一直未同意，但庞梁国多次带人砸开原告屋顶的铁门，强行通过。2014年4月29日下午，庞梁国又一次强行砸开原告屋顶铁门，并在屋顶运输建筑垃圾和材料，导致墙体开裂。于是，原告欲与庞梁国当面沟通，但被庞梁国无端殴打，最终导致原告左膝关节髌骨内后部骨挫伤，右膝外侧半月板前、后角损伤，构成轻微伤。2014年4月29日下午，原告向被告所辖挹江门派出所报警，挹江门派出所久拖一年未对庞梁国的行为进行处理，严重超出了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现诉请：1、确认被告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职责的行为违法；2、判令被告依法履行职责，对庞梁国打人行为进行处罚。
原告提交的证据有：
1、接处警工作登记表，证明被告打印文书不严谨，同样编号不应出现多份打印盖章的原件，可以说明被告其他材料也出现同样问题；
2、出院记录，证明原告的伤已经严重到一定程度，而且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庞梁国和证人陈述有可能作假，本案应继续侦查；
3、检查报告单、诊断证明书，证明原告的受伤情况；
4、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证明原告的损伤程度属于轻微伤；
5、关于禁止使用门面房屋顶平台的通知，证明部队有关部门出于安全考虑，发出通知，严禁无关人员随意在门面房屋顶平台上行走或活动，原告所反映的庞梁国及其工作人员经常在上面行走是有事实的；
6、某服务中心工人施工及门面房照片，证明2014年4月29日至5月26日，某服务中心不顾原告反对强行砸门锁，在原告的屋顶堆放垃圾，运输建筑材料，导致门面房因为上述行为屋顶漏水，业主报怨，这是治安案件引起的背景及导火线；
7、原告受伤照片，证明方秀青的伤不是庞梁国和证人陈述的拿指示牌砸到膝盖这么简单；
8、录音四段，第一段是陆宏飞、方秀青与王润立的谈话录音，证明汪学玲在场，王润立本人没有亲眼看到方秀青与庞梁国打架的过程，王润立在公安机关所做的陈述可能为假；第二段是方秀青和宇庆玲的手机通话录音，证明宇庆玲现在还在南京国悦颐养护理院上班，证明宇庆玲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可能为假；第三段是原告方秀青20**年12月14日到南京市公安局信访中心试图调取其相关信访记录的录音，证明原告从未停止过要求依法处理庞梁国，依法调查该事件的态度；第四段是方秀青与张翠红的电话录音，证明事发当天该中心存在监控视频，由庞梁国及其母亲保管，庞梁国及其母亲未向公安机关提交有关证据，存在隐瞒证据的情形。
被告鼓楼公安分局辩称，2014年4月29日，方秀青报警称：XX庵9号，打架纠纷。经现场了解是因庞梁国占用方秀青租用的公共平台引发纠纷。后方秀青经医院诊断为右膝半月板损伤，被告挹江门派出所受理治安案件。经鉴定、重新鉴定、组织调解等程序，2015年8月27日，被告挹江门派出所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并向双方送达。综上，被告依法履行了法定职责，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提交的证据有：
1、接处警工作登记表，证明2014年4月29日办案单位挹江门派出所接处警情况；
2、受案登记表，证明原告的病情诊断出来后，挹江门派出所受理了治安案件；
3、方秀青的询问笔录3份、庞梁国的询问笔录、胡永翠、宇庆玲的询问笔录、王润立的询问笔录，证明从接处警开始，办案单位就对相关人员及时依法进行了询问调查；
4、庞梁国出具的我的要求、某服务中心的情况反映、庞梁国提供的短信内容、现场指示牌被砸坏的照片、租赁合同、原告方秀青病历诊断数份，证明办案单位除对相关人员进行询问调查外，还对其他证据进行了取证；
5、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证明对原告的伤情进行了鉴定；
6、方秀青在法医处的照片、鉴定委托书，证明被告对原告进行了重新鉴定；
7、挹江门派出所接警民警、办案民警的说明，证明接处警情况和相关后续工作情况；
8、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证明挹江门派出所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
9、方秀青的申诉材料，证明方秀青的伤情是经过时间恢复，也一直为此在看病，直到今年7月10日还在做病情检查；
10、原告于2015年8月27日提交的照片，证明办案单位一直在收集相关证据。
被告提交的法律依据有：
1、《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处罚法》）；
2、《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办案程序规定》）。
第三人庞梁国述称，第三人没有多次带人砸开原告屋顶的铁门，2014年4月29日下午，第三人也没有砸开原告屋顶铁门运输垃圾和建筑材料，也没有对原告进行殴打，被告公安机关的行为是合法合理的。
经庭审质证，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及合法性不予认可，认为公安机关立为其它案件显然不妥，应当立为治安案件；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自报案之日至受案登记之日一共27天，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且受案后未向原告出具受案回执；证据3中方秀青20**年4月29日的陈述中未提出要求调解，2015年8月24日的笔录中，方秀青提出接受调解是在认定庞梁国打人事实成立的前提下才同意调解，2015年8月27日的笔录没有方秀青的签字，真实性不予认可，笔录的询问人是实习民警，对合法性也不予认可，对庞梁国的笔录真实性及合法性不予认可，对王润立、胡永翠、宇庆玲在询问中陈述真实性不予认可，三人是某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其证言不具有客观性；对证据4中庞梁国出具的我的要求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某服务中心的情况反映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短信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认可，对照片的形成时间无法确认，对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病历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据5的真实性认可，但该鉴定书不完整，隐藏了鉴定意见所附的照片；对证据6真实性及合法性不予认可，鉴定委托书仅是被告的单方委托，无法确定鉴定中心是否启动了鉴定程序；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对证据8的合法性不予认可；对证据9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据10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不持异议，认为能够证明被告的行政行为合法。
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对证据1－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4、5不持异议；对证据6、7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8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人的陈述不能证明被告存在违法的情形，第三段录音与第四段录音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第三人对证据1－7质证意见同被告，认为原告提供的照片不足以证明某服务中心使用了相关平台；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王润立、宇庆玲的陈述，应以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为准。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1、原告提交的证据，经审核，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
2、被告提交的证据，系被告履行职责过程中收集的证据材料，经审核，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4年4月29日18时49分，原告方秀青与第三人庞梁国因占用公共平台发生纠纷，方秀青拨打110报警，称其被庞梁国殴打。被告鼓楼公安分局所属挹江门派出所办案民警接警后，于18时54分到达位于本市XX庵9号的事发现场，并将双方当事人带回派出所调解。事发时，某服务中心的监控探头未能正常使用，办案民警未能调取监控视频材料。当日，办案民警向方秀青、庞梁国调查。方秀青陈述，“我是承包XX庵9号门面房的，最近门面房漏水，发现是养老院装修在上面放垃圾导致。我就去和工人打招呼，遇到了这个小伙子（指庞梁国）。他说你不要和我讲，你再讲我就一刀捅死你，不让你出养老院的门。话没有讲完，就动手打我了，有一拳打在了我的头上，脚踹到我的膝盖。我就还手，拿花来挡。后来我报警，坐在沙发上，他又上来打我，用手抓我，我就向收银台和电梯口让。我上楼时有他们的工作人员陪同，他还口出狂言，说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我要到医院检查，他要承担责任。”庞梁国陈述，“当日19点多钟，我在XX庵9号养老院吧台值班，进来了一个女的（指方秀青）。在没有打招呼的情况下，坐电梯到二楼，后下来对我说要这样那样，否则就把养老院的门堵上。我说此事与我没有关系，请找物业和部队调查。她说不行，完了就对我恐吓，说如果再这样，就把你们养老院的门封上，今天是最后一次警告。我让她走，她不走，我的同事就和她拉扯上。她气急了，就拿一盆花砸我，我就和她拉扯上了。我只是和她拉扯，双方没有打架。当时我们的一个医生和护士长也在现场。”
2014年5月3日，办案民警向胡永翠、宇庆玲、王润立调查。胡永翠陈述，“我是某服务中心的护工，2014年4月29日18点左右，我看到在我们大厅，一个女的和庞总吵架。吵着吵着两人就要打起来，我们就上去拉架。拉开后，那女的拿我们大厅的指示牌要打庞总，给我们拦下了，她摸摸腿。”宇庆玲陈述，“我是某服务中心的护工，4月29日晚上，我听到楼下有响声就下楼了。我看到一个女的穿着红衣裳，短衣，拿着我们大厅的指示架要打庞总，结果在拿的时候，底下有个大盘，打到她自己的腿上了，她用手还摸摸，他们互相没有殴打。”王润立陈述，“我是某服务中心的护士长，4月29日18点多，我在国悦中心上班。当时我在吧台，看到小方（指方秀青）从大门进来，通过大厅的电梯上楼，过了四五分钟就下来了，到了电梯找庞总，讲了很多。庞总就说你不要跟我讲这些，这事我不管，找物业。我看到就说，他不管这事，年轻人不管这事。小方听到后就用语言威胁，说明天把垃圾搬到门口，封你们的大门。说着他们两人就争起来，我们一看就上去拉，小方就拿起大厅里的一个花盆砸，把花盘砸掉，最后我们把他们分开了。他们双方用手对指，相互都想打对方，被我们拦住了。我当时挡在他们的中间，背对着小方。”2014年5月21日，被告以庞梁国涉嫌殴打方秀青为由，对该案件予以受案登记。
事发当日，方秀青前往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分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右膝关节内侧半月板后角损伤，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同年5月16日，原告治愈出院。2014年7月2日，原告伤情经南京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鉴定，确认原告的损伤程度属轻微伤。2014年7月3日，办案民警将鉴定结论告知庞梁国，庞梁国表示，其对方秀青的伤情没有异议，是方秀青拿养老院的指示牌自己砸到自己导致，不是其造成，同时表示，希望公安机关能够调解双方纠纷。原告对伤情的鉴定意见不服，要求重新鉴定。南京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提交重新鉴定的情况说明一份，主要内容为：方秀青提出重新鉴定的要求后，挹江门派出所民警带方秀青到南京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咨询重新鉴定事项，因案情不明，后期检查不全，提议进一步详细调查，争取全面收集证据。办案民警的工作日志中记载，2014年10月12日，南京市公安局法医鉴定中心表示原鉴定结论正确，予以维持，未出具其它鉴定结论。2014年10月15日，办案民警将重新鉴定维持的情况告知庞梁国，庞梁国表示没有异议，并希望派出所帮助协调。民警表示，方秀青对重新鉴定结果不认可，××，至今仍然没有表示要调解。办案民警的工作日志记载，2014年10月、11月、12月，办案民警多次询问方秀青是否愿意调解，方秀青一直说自己的病没有看好，要住院治疗，未明确作出是否愿意调解的意思表示，并表示要恢复后再和民警联系。2014年9月，承办民警找汪学玲作证，汪学玲拒绝作证。
2015年8月24日，方秀青再次来到挹江门派出所，认为其被庞梁国殴打一事，派出所至今没有处理，并表示其目前还是可以接受调解，但调解结果必须让其满意。同年8月25日，办案民警将方秀青愿意调解的情况告知庞梁国，庞梁国表示，其现在拒绝接受调解。2015年8月27日，被告作出鼓公（挹）行终止决字[2015]3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以方秀青报称庞梁国殴打一案没有违法事实为由，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终止调查。同日，被告将该终止调查决定告知方秀青。
诉讼中，原告向法庭提交2015年12月其与王润立、宇庆玲和张翠红的通话录音。王润立表示，事发当日，方秀青进来时（指进某服务中心），其在现场。方秀青与庞梁国在一起争执时，其并不在现场。张翠红表示，其于2014年1月1日到某服务中心工作，事发当日，某服务中心有无装修以及视频的情况，其并不清楚。宇庆玲表示，事发当日，方秀青与庞梁国争吵时其并不在现场，两人被拉开后，其才到现场。
本院认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治安管理工作。”被告作为南京市鼓楼区公安机关，依法负有管理本行政区域内治安案件的法定职责。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受理报案、控告、举报、投案后，认为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应当立即进行调查；认为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应当告知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投案人，并说明理由。”被告于2014年4月29日接到原告的报警后，办案民警依法出警到案发现场。随后，办案民警对纠纷的当事人及现场人员进行了调查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因案发现场的监控视频未能正常使用，现场人员汪学玲拒绝作证，故无法调取该视频材料，亦无法向汪学玲询问调查。在收集原告的医院治疗材料后，办案民警就原告的伤情依法委托鉴定。因此，被告在接到方秀青的报案后，履行了案件调查的法定职责。虽然方秀青认为庞梁国对其实施了殴打行为，但现场人员胡永翠、宇庆玲、王润立2014年5月在公安机关均表示未看到庞梁国对方秀青实施了殴打行为，并表示方秀青拿指示牌砸到了自己。王润立、宇庆玲在2015年12月与原告的谈话中均表示，方秀青与庞梁国争执时其并不在现场，这与两人在2014年5月接受办案民警询问时的陈述存在差异。因距离案发时间较为久远，无法排除证人记忆错误的可能性，且两人在两次陈述中均没有作出庞梁国对方秀青实施殴打行为的陈述。而张翠红则陈述，其对事发当日视频的情况并不知晓，故无法证明原告主张的庞梁国隐藏视频材料的事实。综合上述情况，本院认为，办案民警在案件的调查中，依法履行了调查职责。《办案程序规定》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经过调查，发现行政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公安派出所、县级公安机关办案部门或者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以上负责人批准，终止调查：（一）没有违法事实的；（二）违法行为已过追究时效的；（三）违法嫌疑人死亡的；（四）其他需要终止调查的情形。终止调查时，违法嫌疑人已被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应当立即解除。”虽然原告右膝等处存在损伤，但并无证据证明系庞梁国殴打所致。被告根据调查的情况，作出终止案件调查的决定，并无不当。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对报案、控告、举报或者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主动投案，以及其他行政主管部门、司法机关移送的违反治安管理案件，应当及时受理，并进行登记。”《办案程序规定》第四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对报案、控告、举报、群众扭送或者违法嫌疑人投案，以及其他行政主管部门、司法机关移送的案件，应当及时受理，制作受案登记表……”本案中，方秀青与庞梁国于2014年4月29日发生纠纷，方秀青于当日报案。办案民警依法出警，并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询问。根据上述规定，被告对该案及时受理登记。被告于案发后的第22天，即2014年5月21日才对本案予以受案登记，违反了及时受理的要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被告于2014年4月29日开始对本案展开调查，2015年8月27日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该案件的办理期限共计约为16个月。案件办理过程中，原告的伤情鉴定期限不应计入办案期限。被告于2014年5月22日对方秀青的伤情委托鉴定，南京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于2014年7月2日作出鉴定书。原告不服该鉴定意见申请重新鉴定，鉴定机关以需进一步医学检查为由并未实际展开重新鉴定。而根据办案民警的工作日志，鉴定机构于2014年10月12日作出维持原结论的意见。因此，2014年5月22日至同年10月12日属于原告的伤情鉴定期限，不应计入被告的办案期限。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可以调解处理。《办案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并履行的，公安机关不再处罚。对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不履行的，应当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依法予以处罚；对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害赔偿纠纷，公安机关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告知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调解案件的办案期限从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达成协议不履行之日起开始计算。”本案的调查程序在2014年10月12日已基本结束，此时，虽然庞梁国提出要求公安机关调解双方矛盾，但方秀青一直未明确表示愿意调解，直至2015年8月24日，原告表示愿意调解，而庞梁国则表示拒绝调解。因此，整个办案过程中，办案民警未实际组织方秀青与庞梁国进行调解，双方亦没有达成调解协议，故被告认为组织双方调解的期限应予以扣除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在扣除鉴定期限后，被告办理本案的期限达11个月，明显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关于治安案件办理期限的规定。
综上，被告在接到原告方秀青的报警后，依法对该治安案件进行了调查取证。因并无证据证明庞梁国对方秀青实施了殴打行为，被告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原告要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对庞梁国打人行为进行处罚的诉讼请求，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办理该案未及时履行受案登记的职责，案件终止调查决定未在《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期限内作出，系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因判决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没有意义，故本院确认被告未及时受案且未在法定期限内办理案件的行政行为违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被告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对方秀青与庞梁国的治安纠纷案件未及时受案且未在法定期限内办理的行政行为违法。
二、驳回原告方秀青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 彭
人民陪审员 段和平
人民陪审员 吴丽莉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见习书记员 张智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