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锦江民初字第4529号
原告易桂芳，女，出生于1961年10月5日，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代理人黄学军，四川高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
法定代表人姜建清，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江涛，女，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员工，住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代理人吴晓琴，女，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营业部员工，住成都市青羊区。
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住所地：成都市锦江区。
负责人官学清，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关向东，四川尚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营业部。住所地：成都市。
负责人陈汀，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营业部行长。
委托代理人关向东，四川尚上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易桂芳与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商银行）、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以下简称工行四川分行）、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营业部（以下简称工行四川分行营业部）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4年9月29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郭莉适用简易程序于2014年11月18日、2014年12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在2014年11月18日的开庭审理中，原告易桂芳及其委托代理人黄学军、被告工商银行的委托代理人江涛、吴晓琴，被告工行四川分行及工行四川分行营业部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关向东到庭参加诉；在2014年12月17日的开庭审理中，原告易桂芳的委托代理人黄学军、被告工商银行的委托代理人江涛、吴晓琴，被告工行四川分行及工行四川分行营业部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关向东到庭参加诉。审理中，双方当事人未能达成和解协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易桂芳诉称，易桂芳系各被告单位的员工，工作时间长达几十年。2012年，各被告无视国家法律法规，在易桂芳不自愿的情况下，逼迫易桂芳填写内退申请，于2013年1月强制易桂芳脱离原工作岗位，导致易桂芳的工资收入减少。各被告的违法行为严重侵犯了易桂芳的劳动权益。现易桂芳不服四川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川劳人仲案字（2014）第110号仲裁裁决，起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1、确认各被告强制易桂芳内退的行为无效；2、各被告恢复与易桂芳内退前的正常劳动关系及相应的工资福利绩效等待遇；3、各被告补偿内退期间易桂芳减少的工资收入（计算至2014年7月31日止，补发工资金额为163400元）；4、本案仲裁费用和诉讼费用由各被告承担。庭审中，易桂芳请求计算第二项请求减少的工资收入至各被告实际履行给付义务止。
被告工商银行辩称，根据法律规定，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可以作为诉讼主体，本案中，易桂芳与工行四川分行营业部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与工商银行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不应当将工商银行列为本案被告。工商银行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具有独立的诉讼权利，依法可以作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并以总行授权其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易桂芳将工商银行列为本案被告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应得到支持。
被告工行四川分行辩称，工行四川分行营业部系易桂芳的用人单位，工行四川分行营业部虽然无独立的法人资格，但依法办理了工商登记取得了营业执照，并与易桂芳签订了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根据法律规定，工行四川分行营业部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是本案适格被告。且根据法律规定，在工行四川分行营业部自身的财产不足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责任的，执行机构直接变更工行四川分行营业部的上级行直至总行为被执行人即可。易桂芳将工行四川分行列为本案被告于法无据。对于易桂芳提出的各项主张，工行四川分行同意工行四川分行营业部的答辩意见和主张。请求法院驳回易桂芳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工行四川分行营业部辩称，本案中易桂芳的内退合法有效。易桂芳与工行四川分行营业部合意内退，双方的劳动合同经双方合意后已经变更，内退的法律事实已经形成，双方合意内退的行为并不违反法规政策禁止性规范。易桂芳诉称工行四川分行营业部实施“强制、欺诈和胁迫”的行为不是事实，相反易桂芳自愿签署了《内退申请》才是事实。易桂芳提交了亲笔签名或亲笔书写的内退申请书，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工行四川分行营业部没有违反“内退自愿”的原则，同时也足以证明易桂芳是明知签署内退申请书的法律后果的。工行四川分行营业部作为用人单位，依法享有生产指挥权、内部管理权和用工权，工行四川分行营业部为实现企业经营管理目标，通过劳动组合、岗位调整、内部退养等方式实施企业内部管理行为是完全合理合法的。易桂芳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工行四川分行营业部实施了强制、欺诈、胁迫，也不足以确认工行四川分行的行为违背了法规政策规定。易桂芳内退合法有效，且双方劳动关系已经依法变更，易桂芳要求恢复原正常劳动关系和内退前的工资福利绩效等待遇以及赔偿损失的请求没有依据，不能成立，请求法院驳回易桂芳的全部诉讼请求。易桂芳自内退离岗之日起计算至提起仲裁申请时，已经超过了一年的仲裁时效期间，且无仲裁时效中止、中断等情形，请求驳回易桂芳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易桂芳出生于1961年10月5日，2009年8月1日，工行四川分行营业部与易桂芳签订一份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易桂芳实际工作单位为工行四川分行营业部下属单位工商银行成都春熙支行（以下简称工行春熙支行）。
2008年7月21日，工商银行制定《工商银行员工内部退养管理办法》（工银发（2008）82号）并印发工商银行各一级分行、直属分行、直属机构等。《工商银行员工内部退养管理办法》主要内容为，员工距法定退休年龄5年以内的，可申请内退；员工办理内退，由本人自愿提交书面申请，各分支机构逐级报送，总行集中审批，经总行批准后，办理以下手续——填写《员工内部退养审批表》、变更《劳动合同书》相关内容、解除或终止《岗位协议书》、签订《内部退养协议书》；内退员工退养费由退养费基数和退养费增长额两部分构成，《工商银行员工内部退养管理办法》明确了退养费基数的计发方式和退养费增长额的计发方式。《工商银行员工内部退养管理办法》后附《工商银行员工内部退养审批表》和《工商银行员工内部退养协议书》。
2012年8月27日，易桂芳签署一份《内退申请》，主要内容为，易桂芳1961年10月5日出生，根据工行四川分行员工内部退养实施细则（工银川发（2008）149号）文，易桂芳已达到内退年龄，符合内退条件，自愿申请内退。该《内退申请》的内容为打印，由易桂芳本人签名。庭审中，易桂芳陈述该申请系在受胁迫、不自愿的情况下写的。为此，易桂芳申请了证人工行绵阳支行的陶钢、工行乐山分行的郭英、工行攀枝花分行的丁守华、工行雅安分行的周敏慧出庭作证，拟证明工行对员工内部退养所采取的政策是强制内退，同时提交了工行金牛支行工作人员与邵霞的谈话录音、工行高新支行副行长张强与解志英的谈话录音、工行四川分行工作人员在工行绵阳分行与内退员工集体对话的录音予以证明。
2012年12月10日，工行四川分行人力资源部签发了《关于同意叶淑清等一百三十六同志办理内部退养的批复》（工银川人内退审（2012）12号），同意为易桂芳办理内部退养手续，内退起薪时间从2013年1月1日起执行。
另查明，易桂芳2012年1月至12月的平均工资为8600余元，已扣除其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个人应缴部分2237.02元。易桂芳2013年1月至2014年6月平均工资为1540.71元，已扣除其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个人应缴部分2979.73元，易桂芳银行明细显示另发放有注释为“报销”或“补贴”的款项。工行四川分行营业部陈述“报销”或“补贴”系工商银行发放给内部退养人员的福利，平均每月1000元。庭审中，双方当事人确认内退前后工资差额为绩效工资部分。
2014年6月4日，四川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易桂芳的仲裁申请，易桂芳仲裁请求为：1、确认工商银行、工行四川分行、工行四川分行营业部“一刀切”强制易桂芳内退无效；2、工行四川分行营业部恢复强制易桂芳内退前的原正常劳动关系及工资福利绩效等待遇；3、工行四川分行营业部赔偿因强制内退给易桂芳造成的收入减少的损失。四川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4年8月11日作出川劳人仲案字（2014）第110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易桂芳的仲裁请求。易桂芳不服该仲裁裁决，向本院提起诉讼。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原告易桂芳提交的录音光盘、仲裁庭审笔录、易桂芳银行明细、证人陶钢、郭英、丁守华、周敏慧的证言；被告工商银行、工行四川分行、工行四川分行营业部提交的《工商银行员工内部退养管理办法》（工银发（2008）82号）、劳动合同书、内退申请、《关于同意叶淑清等一百三十六同志办理内部退养的批复》（工银川人内退审（2012）12号）、易桂芳工资表及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在案为证。
本院认为，易桂芳与工行四川分行营业部签订劳动合同，并被安排至工行四川分行营业部下属单位工作，双方建立劳动关系，工行四川分行营业部系易桂芳的用工单位。
工行四川分行营业部辩称易桂芳的仲裁申请已经超过了法定的仲裁时效期间，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本案中涉及的内部退养实质是双方当事人对劳动合同的变更，双方劳动关系并未解除。则本案的仲裁时效期间应当从易桂芳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易桂芳于2012年8月27日签署内部退养申请，工行四川分行人力资源部于2012年12月10日作出同意易桂芳内部退养的批复，易桂芳从2013年1月1日开始执行内部退养待遇。易桂芳主张其系在被欺诈、胁迫的情形下签署了内退申请，认为其权利受到了侵害，从上述时间点可以看出，则其至早在2012年8月27日就应当知道，即使易桂芳之前不清楚，至迟自易桂芳开始领取内部退养待遇的时候就应当知道双方劳动合同发生了变更。即使自2013年1月1日开始计算，易桂芳至迟应当在2013年12月31日申请仲裁，而易桂芳在2014年6月申请仲裁，其仲裁申请也超过了法定的一年的仲裁时效期间。易桂芳认为其一直在主张权利，其仲裁时效期间中断。对此，本院认为，易桂芳虽然提交了一组照片及网络报道以证明其仲裁时效中断，但一方面易桂芳不能证明照片所显示的具体时间及其参加了照片及网络报道中所显示的行为，另一方面，易桂芳陈述照片显示的维权时间为2013年1月、2014年1月23日，网络报道显示的时间为2014年3月，即使2013年1月可以引起仲裁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至2014年1月23日也已经超过了一年的仲裁时效期间，不能再次产生仲裁时效的中断的法律后果，易桂芳也无证据证明其存在仲裁时效中止的客观情况。故此，对易桂芳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条文全文附后）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易桂芳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元，由原告易桂芳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郭 莉
二〇一五年六月八日
书记员 张媛媛
附：本判决所适用法律条文全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六条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
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
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