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赣07民终383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建军，男，1972年6月2日生，汉族，个体户，住于都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松岩，北京市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智峰，北京市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九龙，男，1965年5月28日生，汉族，于都县行政服务中心主任，住于都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观胜，男，1966年3月27日生，汉族，于都县果茶局局长，住于都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肖雄，男，1965年10月28日生，汉族，于都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住于都县。
被上诉人王九龙、刘观胜、肖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严长蓬，江西海融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秀英，女，1962年2月18日生，汉�，无业，住于都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金莲，女，1940年8月1日生，汉族，无业，住于都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曾洁，女，1986年9月16日生，汉族，教师，住于都县，系被上诉人李秀英女儿。
被上诉人李秀英、谢金莲、曾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文忠，于都县贡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
原审第三人：易小荣，男，1959年3月14日生，汉族，无业，住于都县。
上诉人李建军因与被上诉人王九龙、刘观胜、肖雄、李秀英、谢金莲、曾洁、原审第三人易小荣共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于都县人民法院（2015）于民一初字第10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李建军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将本案发回重审；2、判令由被上诉人王九龙、刘观胜、肖雄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并非涉案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下称：《协议书》）的一方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被上诉人王九龙、刘观胜、肖雄无权依据该《协议书》直接对上诉人提起诉讼及主张权利。二、曾宪平、李秀英与被上诉人王九龙、刘观胜、肖雄签订《协议书》，将涉案土地使用权50%份额转让给王九龙、刘观胜、肖雄的行为是一种典型的无权处分行为。三、即使一审法院认为曾宪平享有本案讼争土地权利的50%份额，那么曾宪平处分共有不动产的行为也必须经过占不动产份额三分之二的按份共有人同意，否则不能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力。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断章取义，对于基本事实认定不清，且认定法律事实和判项之间自相矛盾，存在严重的“越�裁判”情况，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查明。首先，根据物《物权法》第一百零一条：“按份共有人可以转让其享有的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份额。其他共有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的权利。”之规定，按份共有人享有对于共有不动产份额的优先购买权。而本案中，曾宪平、李秀英在未告知上诉人的情形之下，与王九龙、刘观胜、肖雄签订共有不动产份额的转让协议，侵害了上诉人的优先购买权。一审法院只引述《物权法》第一百零一条的前半部分，而对于后半部分的规定只字不提，显然是在适用法律方面断章取义。其次，根据“于国用（2009）第1164号、116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登记记载，上诉人为涉案土地使用权证所登记的唯一权利人，曾宪平或其继承人不是涉案土地登记权利人，王九龙、刘观胜、肖雄怎能有权要求曾宪平或其继承人对于涉案土地权利予以“转移占有并办理变更登记”？再次，根据一审法院对于法律事实的认定，本应驳回王九龙、刘观胜、肖雄的诉讼请求，但一审法院却又在判决内容中莫名其妙的直接确认登记于上诉人名下的涉案土地使用权由王九龙、刘观胜、肖雄享有50%份额，该判项不仅违反了《物权法》第九条关于不动产物权以登记为准的法律规定，而且超越了人民法院应有的裁判权限，侵犯了不动产登记管理部门对于土地使用权登记的行政权。五、一审法院在毫无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拒绝上诉人在本案中依法提出的鉴定申请，这也是一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的具体体现之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当事人申请鉴定，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出。”之规定，诉讼当事人有权向法院提出鉴定申请，只要是在法定期限内提出，鉴定事项与案件事实有关且并不违法，人�法院均应当依照当事人的申请予以委托鉴定。本案中，王九龙、刘观胜、肖雄与曾宪平、李秀英签订的《协议书》及相关收款凭据是否真实为本案的重要基础事实，理应通过鉴定程序予以重点查明，但一审法院却在判决中主观的认为：“原告与曾宪平的转让协议以及原告所持收条即使属于曾宪平事后补具，亦属事先达成约定，事后补签协议，并无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的必要”。对于本案中重要证据的真伪不予查明，严重侵犯了上诉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属于审判程序违法。六、根据上诉人目前所了解、掌握的情况，王九龙、刘观胜、肖雄向法院提交的其三人与曾宪平、李秀英所签订的《协议书》、《收条》均系伪造，王九龙、刘观胜、肖雄、李秀英等人已涉嫌构成我国《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的虚假诉讼罪。鉴于上述事实，上诉人在二审程序中仍坚持申请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于王九龙、刘观胜、肖雄与曾宪平、李秀英签订的《协议书》的真实性、形成时间以及相关收款凭据中“曾宪平”签字的真实性予以鉴定（申请鉴定事项以上诉人向二审法院提交的鉴定申请书为准）。并且，上诉人要求王九龙、刘观胜、肖雄在二审程序中向法院提交《协议书》、《收条》的原件，以供法院及上诉人核对真伪并作为鉴定检材。七、一审法院做出的（2015）于民一初字第1088号补正民事裁定书违法。一审法院遗漏了当事人，即曾宪平的儿子曾铭。一审判决书书写方式错误，当事人基本情况如果是自然人的判决书上应当写明：当事人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名族、职业或者工作单位、职务、住所。如职业或者工作单位、职务不明确可以不表述。而一审判决书均未表述出原告的职务、单位，三位原告刘观胜、王九龙、肖雄为地方官员，身份明确�不存在记录不详的情况，其中原告王九龙当时为老建办主任，现任于都县综治办主任，刘观胜是当时的于都县城管局局长，现任果茶局局长，肖雄时任于都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三位官员介入公安机关取得了通过非正常手段取得的正常渠道无法取得的证据，事发后经我方调查，公安机关对此案没有任何立案手续，仅是通过询问方式找到李建军、易小容做询问笔录，按照相关法规这两份笔录均应为机密，曾宪平在做询问笔录时已经肺癌晚期，不可能做出这样一份笔录，我方要求追究于都县公安局泄漏当事人机密材料的责任。
被上诉人王九龙、刘观胜、肖雄辩称：一、本案是确权之诉，《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可见，答辩人的协议书也是土地之物权取得的重要依据之一。本案协议书中所涉讼争土地虽然已由上诉人变更登记归其个人享有，但上诉人仍承认转让人李秀英、曾宪平享有50%的份额（即本案讼争土地）。在这里答辩人是协议书中所转让的土地的受让人，上诉人是协议书所涉转让土地的持证人，李秀英、曾宪平是协议书所涉转让土地的共有人，都与本案讼争土地存在直接利害关系，都是讼争土地的利害关系人。根据我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之规定，答辩人将与本案讼争土地存在直接利害关系人的上诉人和李秀英等人作为共同被告，就同一宗土地权属归属所提起的确权之诉，不仅有上述实体法法条依据，也完全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的规定。由此可见，上诉人以其“非协议书当事人”，答辩人“无权依据该协议书直接对上诉人提起诉讼及主张权利”的上诉理由，在本案确权之诉中不能成立。二、上诉人诉称的“曾宪平、李秀英与被上诉人王九龙、刘观胜、肖雄签订协议书将涉案土地50％份额转让给王九龙、刘观胜、肖雄”中所指称之“涉案土地”，是原审第三人易小荣持有的于国用[2007]第0193、0194号使用权证载有的土地，“其50%份额属于转让人李秀英、曾宪平夫妻享有”之事实不仅在转让时存在，转让后直至一审庭审时上诉人也已经完全认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当事人陈述也是物权取得的重要证据，怎么能说李秀英、曾宪平与答辩人不存在协议书中的50%份额的土地？上诉人自己都承认李秀英、曾宪平享有协议书中所涉50%份额的土地，不存在无份额土地可处分的无权处分法律事实。三、答辩人与李秀英、曾宪平签订转让协议时，本案讼争的土地权证的持证人是易小荣，不是上诉人。李秀英、曾宪平是以持证人第三人提供的于国用[2007]第0193、0194号土地证及其复印件与答辩人签订的协议书。答辩人购买受让的土地也是于国用[2007]第0193、0194号土地证所载的属于李秀英、曾宪平份额的土地，上诉人在2010年3月1日与曾宪平签订的协议也已经认可曾宪平享有50%的份额，而且明确的是享有于国用[2007]第0193、0194号土地证所载土地份额。可见，李秀英、曾宪平等人在征得当时持证人易小荣同意并由其提供了相应的土地证复印件的前提下，不存在上诉人所说“未经三分之二的按份共有人同意”的事实。上诉�在答辩人与李秀英、曾宪平签订协议书之时，未取得讼争土地的物权，并非协议书中被转让的土地的物权人，在法律上不存在转让与否的“同意权”。四、一审判决在适用法条上并不存在仅适用前半部分法条的事实。一审法院之所以会对民法通则和物权法规定的“按份共有人有权转让其份额”做特别提示，是因为按份共有人转让其所有的份额是按份共有人对物权所享有的主权利。优先购买权是物权共有人的从权利。本案是答辩人提起的物权确权之诉，对其所受让的物权是否为有权人所转让是本案的关键，原审法院就此做出说明是完全必要的，不存在适用法律断章取义问题。至于上诉人认为该法条后一句有“其他共有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问题，因本案审理的并非上诉人的优先购买权侵权之诉，李秀英、曾宪平是否侵犯了上诉人的优先购买权并不在本案�理范围。更何况曾宪平、李秀英转让其土地给答辩人时，该宗土地的物权登记人是第三人，不是上诉人，也就是说答辩人受让的是第三人持有的于国用[2007]第0193、0194号土地证所载50%份额的土地，上诉人并非该证的土地登记物权人。上诉人并不具备该物权共有人的法律地位，也就不存在法律上的优先购买权，更不存在侵犯优先购买权的法律问题。再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一条“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期间，按份共有人之间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下列情形确定：（三）转让人未通知的，为其他按份共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最终确定的同等条件之日起十五日；（四）转让人未通知，且无法确定其他按份共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最终确定的同等条件的，为共有份额权属转移之日起六个�”。之规定，上诉人的优先购买权，既使自本案一审2016年1月13日第一次庭审起算，也应当在2016年7月13日前行使。上诉人至今未向法院提起优先购买权之诉，根本就不存在优先购买权了。本案讼争土地使用权属于曾宪平、李秀英夫妻享有，上诉人在于都县公安机关和本案一审庭审时均已认可。证明上诉人持有的于国用（2009）第1164、116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所记载的上诉人个人享有与真实权利人（即与曾宪平、李秀英共有）不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之规定，答辩人对持证人提起确权之诉完全合法。本案的案由为共有权确认纠纷，本案涉及土地的权属确认是涉及该宗土�其他法律关系的前提。上诉人没有注意本案要处理的是确权法律关系，而是把涉及本案所有的法律关系杂糅在一起，违背了正常的法律逻辑。一审判决书“原告有权要求曾宪平或其继承人继续履行合同，转移占有并办理变更登记其所持共有份额”是在查明本案讼争土地使用权属于曾宪平、李秀英所有的份额的基础上，从民事法律关系和法院依法履行民事审判职能角度，根据“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作出的判决；而其后的“而原告在本案一半要求分割或办理变更登记的诉求与法相悖，其诉求不予支持”,是根据物权的变更登记属于行政职权范畴，这是从行政法律关系角度作出的判决。一审判决理清了法律关系，依法对本案纠纷做出了清晰正确的处理，也充分体现了司法权和行政权各司其职，依法行使。上诉人将其说成严重的越权�判，显然在故意混淆民事与行政法律关系。五、答辩人对上诉人提出的鉴定申请从未反对，并多次将上诉人认为要鉴定的曾宪平出具的收条、签订的协议书原件带到原审法院，先后三次交给了原审法院。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要求鉴定的收条、协议书都是在曾宪平生前制作的；收条、协议书所涉内容也就是“答辩人购买了曾宪平所有的50%份额的土地使用权”，而上诉人对曾宪平享有50%的土地份额之物权并无异议，原审法院才认为鉴定没有必要性。答辩人在这里再次表明，只要二审法院认为有必要鉴定，答辩人完全赞成鉴定。六、对于协议书、收条的真实性，协议书、收条的签字人曾宪平生前在向于都县公安机关所写的陈述信中就已经确认了，毋容置疑。七、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是代理人通过合法手续到公安局调取的。被上诉人王九龙等也有民事权利，其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程序完全合法，并没有利用其职务的便利。一审法院所作的裁定上的合议庭组成人员是因为笔误导致。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李秀英、谢金莲、曾洁口头辩称：我方完全赞同被上诉人王九龙、刘观胜、肖雄一方的答辩意见。李秀英、曾宪平实际享有诉争土地50%的份额，该份额已经在上诉人李建军售让之前就与原土地使用证持有人易小荣沟通过转让事宜，在易小容同意之后，转让给了王九龙、刘观胜、肖雄三人，三售让人也支付了相应的对价，应依法享有该份额，不存在认定事实不清的问题。曾铭只是寄养在曾宪平家中，在曾宪平的户籍信息中没有曾铭的信息，因此一审法院不存在遗漏当事人的情况。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易小荣述称：我把土地转让给李建军，曾宪平是知�的。
一审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被告李建军所持于国用（2009）第1164号、第116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所载土地原告享有679.62㎡的土地使用权，并判令被告分割登记或变更登记与被告李建军按份共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2月9日，第三人易小荣取得位于都县××（××中段段原大米饲料厂所属车间）的两宗出让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为商住用地，面积分别为372.44㎡、986.8㎡，土地证号分别为于国用（2007）第0193号、第01**号，其四址分别东堡坎邻荒地、西道路、南自墙基邻过道、北自围墙邻过道；东自围墙邻道路、西自墙自堡坎邻荒地、北自围墙邻菜地和自围墙邻过道。易小荣系与曾宪平及案外人孙悝、严泽峰共同出资，各持四分之一份额，但权利人登记为易小荣一人。同年9月20日，易小荣与被告李建军签订《协议书》一份，将上述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建筑以单价1050元/㎡，总价1427200元的价格转让，其中建筑物不另计价。2009年7月17日，原告作为受让人与被告李秀英、曾宪平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受让其所享有的份额，转让价1033000元、转移登记税费30000元，合计1063000元。曾宪平当日分别向原告出具了收条。同年10月15日，被告李建军申请办理了上述土地的使用权变更登记，取得于国用（2009）第1164号、第116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2009年10月17日，易小荣向被告李建军出具了价款1200000元的收据。
2010年3月1日，被告李建军向曾宪平出具《协议》一份，明确“于国用（2007）第0193号、第0194号土地面积1359.24㎡，李建军、曾宪平两人各一半”，附注内容依次为：李建军注“已付50万，余款十四万七”，曾宪平注“已收李建军余额十四万七千元，已收清”，李建军于2015年2月9日注“经我核对�误”。原告方付款后未取得相应的土地使用权，随后向于都县公安部门报案，称李建军、曾宪平利用土地转让实施诈骗。2015年2月9日，于都县公安局对被告李建军进行调查询问，李建军陈述曾宪平与其约定共同购买土地，各占一半份额；曾宪平起初只占有原20%份额，2010年3月1日以后分两次支付了647000元后即付清了地价款，占有了50%份额。2015年2月15日，曾宪平向于都县公安局作出书面说明，表示被告李建军认可其享有一半份额，但其对易小荣将土地使用权为被告李建军办理转移登记、李建军以土地抵押办理贷款之事不知情。曾宪平向公安机关表示李建军受让的于国用（2009）第1164号、第116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登记的1359.24㎡土地，曾宪平仍享有一半土地，并向公安机关出具了李建军签名的土地归属协议。被告李建军也向公安机关确认了该协议的真实性。原告方提起本案诉讼后，曾宪平于2015年11月30日去世，被告李秀英系曾宪平之妻，谢金莲为曾宪平之母，曾洁为曾宪平与李秀英婚生女。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订立转让动产或者不动产权利合同的标的物，可以是已经取得的物，也可以是将来可取得的物。原告与曾宪平签订的转让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给付了相应对价，被告李建军与曾宪平之协议及其陈述均承认曾宪平（其继承人）享有本案讼争土地权利的50%份额，因此讼争土地为被告李建军与曾宪平等额按份共有。民法通则和物权法规定，按份共有者有权转让其份额，曾宪平与原告签订的共有份额的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原告有权要求曾宪平或其继承人继续履行合同，转移占有并办理变更登记其所持共有份额。但是，本案讼争土地的登记权利人先后为第三人易小荣、被告李建军，曾宪平虽享有份额但均未�记为权利人之一。因此，原、被告之间应待确认原告之份额后依相关程序办理物权变更登记。如被告李建军认为共有人侵权，其可另行主张权利。而原告在本案一并要求分割或办理变更登记的诉请与法相悖，其诉请不予支持。由于双方当事人对于曾宪平（其继承人）现在享有该土地50%份额的权益并无异议，被告李建军亦认可，故原告与曾宪平的转让协议以及原告所持收条即使属于曾宪平事后补具，亦属事先达成约定，事后补签协议，并无对其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的必要。被告李建军对转让协议及其收款凭据所持异议，实际属于否认原告当然取得共有权。综上，原告依照合同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当然取得相关权益，应予确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一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王九龙、刘观胜、肖雄与被告李秀英和谢金莲、曾洁之亲属曾宪平签订的转让合同有效；二、登记于被告李建军名下于国用（2009）第1164号、第116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1359.24㎡），原告王九龙、刘观胜、肖雄享有50%份额；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150元，由被告李秀英、谢金莲、曾洁负担。
二审期间，2016年12月30日，李建军向本院提交了《鉴定申请书》，请求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于王九龙、刘观胜、肖雄与曾宪平、李秀英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中“曾宪平”签名的真实性、形成时间以及相关《收条》中“曾宪平”签名的真实性予以鉴定。2017年4月18日，李建军申请对《土地转让协议书》原件与加盖有于都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公章并注明“此件与原件相符”的《土地转让协议书》复印件中的两个“王九龙”的签名是否为同一人所签�行鉴定。王九龙、刘观胜、肖雄亦表示同意鉴定。本院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西政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7年6月15日，西政鉴定中心作出（2017）鉴字第207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其鉴定意见为：1、送检标称时间为“二00九年七月十七日”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原件、复印件及三份《收条》上“曾宪平”署名字迹与供检的曾宪平样本字迹不是源自同一人书写。2、上述三份《收条》上正文字迹及“曾宪平”署名字迹是同一人书写。3、上述《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原件及复印件上“王少龙”署名字迹是源自同一人书写。4、不能确定上述《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原件、复印件及三份《收条》的形成时间是否为2009年7月。李建军对此鉴定结论不持异议。被上诉人方对鉴定结论第1项持有异议，要求重新鉴定。本院认为，因曾宪平于2015年2月15日对所签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及收款的事实予以了追认，被上诉人李秀英亦在转让协议中签名，本院对协议及收条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上述第1项鉴定结论与本案的处理不具有关联，本院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定，因此，不存在重新鉴定的必要。
二审经审理查明：2007年2月9日，原审第三人易小荣取得位于都县××（××中段段原大米饲料厂所属车间）的两宗出让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为商住用地，面积分别为372.44㎡、986.8㎡，合计1359.24平方米，土地证号分别为于国用（2007）第0193号、第01**号。原审第三人易小荣系与曾宪平及案外人孙悝、严泽峰共同出资，各持四分之一份额，但权利人登记为易小荣一人。2007年9月3日，上述四人与上诉人李建军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将上述两块土地以1300元／平方米的价格转让给李建军。同日，李建军通过建行向易小荣转账33万元。同年9月6日，易小荣、曾宪平、孙悝、严泽峰签署了出让案涉土地地皮款分配表，约定每人可分得25万元。同年9月20日，易小荣与李建军签订《协议书》一份，将上述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建筑以单价1050元/㎡，总价1427200元的价格转让，其中建筑物不另计价。2009年7月17日，被上诉人王九龙、刘观胜、肖雄与曾宪平、被上诉人李秀英签订了一份《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其内容为：曾宪平已经征得持证人易小荣的同意，自愿将其在案涉1359.24平方米土地中所享有一半的份额即679.62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给王九龙、刘观胜、肖雄，转让价格为1520元／平方米，转让费共计1033000元，受让人以现金形式一次性付给曾宪平。受让人另向曾宪平一次性支付现金3万元用于办理土地转移登记过程中需交纳的相关税费，两项合计1063000元。曾宪平应当在本协议�订之日起三个月内办理好国有土地使用权转移登记手续；三个月内曾宪平应当随时将办理产权转移登记信息告知王九龙等三人。同日，曾宪平分别向王九龙、刘观胜、肖雄出具了一张收条，收条内容为，曾宪平分别收到王九龙、刘观胜、肖雄购买案涉土地款354340元，三张收条合计的总金额为1063020元。同年10月15日，李建军申请办理了上述土地的使用权变更登记，取得于国用（2009）第1164号、第116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案涉土地的使用权人由易小荣变更登记为李建军。同年10月17日，易小荣向李建军出具了其购买案涉土地款已支付1200000元的收据。2010年3月1日，李建军向曾宪平出具《协议》一份，确认“于国用（2007）第0193号、第0194号土地面积1359.24㎡，李建军、曾宪平两人各一半”，附注内容依次为：李建军注“已付50万，余款十四万七”，曾宪平注“已收李建军余额十�万七千元，已收清”。2014年冬，王九龙、刘观胜、肖雄向于都县公安局报案，称李建军、曾宪平利用土地转让实施诈骗。2015年2月9日，于都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对李建军进行了调查询问，李建军陈述曾宪平与其约定共同购买土地，各占一半份额；曾宪平起初只占有原20%份额，2010年3月1日以后分两次支付了647000元后即付清了地价款，占有了50%份额。2015年2月15日，曾宪平向于都县公安局出具了一份打印材料，其在材料中陈述，其在征得易小荣的同意后，于2009年7月17日将其享有的土地使用权份额679.62平方米，全部有偿转让给了王九龙等人建房，并签订了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根据协议约定，其收取了王九龙等人的购地款及包干税费。
另查明：一审诉讼期间，2016年1月12日，易小荣向一审法院出具了一份《情况说明》，其内容为：1、2007年9月20日，本人将�涉土地转让给李建军，李建军受让后付清了本人土地转让款。2009年10月15日，本人将土地过户给了李建军。2、本人将案涉土地转让给李建军时，没有保留份额，系一次性全部转让给了李建军，李建军支付的是该土地全部转让款。3、曾宪平将案涉土地份额转让给王九龙等人没有征得本人同意，实际也无需征得本人同意，因本人已于2007年将案涉土地转让给了李建军，本人对该土地已经没有所有权和处分权了。
二审诉讼期间，2016年12月30日上午本院询问调解时，原审第三人易小荣向本院提交了一份《证明》，其内容为：“我名叫易小荣（身份证号：），原持有的于国用[2007]第0193、0194号两本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中记载的1359.24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属于我与曾宪平两人按份共有，各占50%份额。曾宪平所享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679.62平方米，本人同意了其�让给王九龙、刘观胜、肖雄等三人。情况属实，特此证明。证明人（签名）：2015年月日附：易小荣身份证复印件1页”。易小荣陈述，2015年11月左右，刘观胜持此《证明》到其公司叫其签字，其予以了回绝，并说不是事实的东西其不能签字。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本法所称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本案所涉的土地，属于用益物权。《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2009年7月17日曾宪平、李秀英转让土地时，案涉土地的权利人为易小荣，曾宪平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对案涉土地享有50%的份额，�其无权转让案涉土地。2009年10月15日，案涉土地登记的权利人为李建军。即使曾宪平于2010年3月1日经李建军确认其拥有案涉土地50%的份额，曾宪平或其继承人，享有的仅是案涉土地二分之一份额的债权，因其对案涉土地未办理权属登记，故其不享有案涉土地的物权，其对案涉土地不具有处分权。《物权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条是关于对共有物处分和重大修缮的规定。按照上述规定，即使曾宪平、被上诉人李秀英办理了案涉土地的权属登记，其份额也只有案涉土地的二分之一，其要转让案涉土地，必须经过案涉土地登记的权利人易小荣或者李建军的同意，而易小荣、李建军均否认同意转�案涉土地，故曾宪平、李秀英的土地转让行为，属于无权处分，该转让行为不得履行。《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本条是关于善意取得制度的规定。本案未发生标的物的转移，即案涉土地转让未进行变更登记，故不能发生善意取得的效果，被上诉人王九龙、刘观胜、肖雄与被上诉人李秀英等人仍然是一种债的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上诉人王九龙、刘观胜、肖雄因被上诉人李秀英等人未取得案涉土地的物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案涉土地使用权不能转移，其可要求被上诉人李秀英等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该要求可另行主张。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适用法律及处理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三款、第九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于都县人民法院（2015）于民一初字第108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
二、撤销于都县人民法院（2015）于民一初字第108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三、驳回被上诉人王九龙、刘观胜、肖雄要求确认“李建军持有的第（2009）1164、1165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中记载的1359.24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王九龙、刘观胜、肖雄享有679.62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1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50元，鉴定费16180元，合计18480元，由上诉人李建军负担8090元，被上诉人王九龙、刘观胜、肖雄负担1039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军
审判员 傅忠
审判员 彭莉
二〇一七年九月六日
书记员 钟琳
书记�曾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