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5民终95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汕头市兴裕发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汕头市潮阳区谷饶茂二工业区。法定代表人：张泽文，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更生，广东练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汕头市潮南区陈店樱梦文胸厂，住所地汕头市潮南区陈店镇。经营者：周琦彪，男，汉族，1960年1月24日出生，住汕头市潮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漩，广东潮之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汕头市兴裕发实业有限公司（下称兴裕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汕头市潮南区陈店樱梦文胸厂（下称樱梦文胸厂）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2015）汕阳法民二初字第6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6年10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1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兴裕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更生，被上诉人樱梦文胸厂的经营者周琦彪、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兴裕发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二、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樱梦文胸厂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程序错误，遗漏了重要的诉讼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本案是郭娟与樱梦文胸厂签订加工承揽合同，加工承揽合同产生的权利义务应由郭娟承担。本案的处理结果也与郭娟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郭娟应作为本案的被告或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法院遗漏了重要的诉讼主体，属于程序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兴裕发公司确认了郭娟与樱梦文胸厂签订的全部《外发加工合同书》是错误的。郭娟是否有以兴裕发公司的名义与樱梦文胸厂签订《外发加工合同书》，以及樱梦文胸厂提交的《外发加工合同书》是否真实，由于郭娟没有到庭，上述事实是存疑的。即使上述事实是真实的，也无法说明郭娟签订合同属于代理行为。郭娟不是兴裕发公司的授权代理人，也不是该司员工，樱梦文胸厂也没有理由相信郭娟有代理权限，故郭娟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郭娟于2014年向樱梦文胸厂接了加工单后，转部份给兴裕发公司加工，因此，兴裕发公司应郭娟的要求向樱梦文胸厂发出了要求樱梦文胸厂向兴裕发公司付款的申请，樱梦文胸厂拖至2015年才付还该款。樱梦文胸厂一审提交的兴裕发公司的申请没有写明年份，鉴定机构也无法确认印章和笔迹形成时间，故一审法院认定该申请的时间是2015年，是错误的。即使该申请的时间确实是2015年，也只能说明郭娟的订单有一部分由兴裕发公司加工而已，不能据此认定兴裕发公司对郭娟签订合同的行为予以确认。三、一审法院判令解除四份《外发加工合同书》是错误的。樱梦文胸厂提交的四份《外发加工合同书》，除9835号合同中有“2015年3月28日前，成品交货AB杯款齐色齐码各150件”和9836号合同中有“2015年4月18日前，成品交货AB杯款齐色齐码各200件”的约定之外，其余合同均未约定交货时间。合同中的清单时间不是交货时间,而是定作方向承揽方交清订单原材料的时间。一审法院认定合同写明的清单时间是交货时间，是错误的。因此，本案合同履行期间未到期，合同双方应按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而不是解除合同。四、一审法院判令兴裕发公司赔偿樱梦文胸厂经济损失467292元是错误的。樱梦文胸厂一审提交其向兴裕发公司交付原材料的多份签收单，但签收单上的签收人有部分无法确认，樱梦文胸厂没有举证证明这些签收人是代表兴裕发公司签收，及与兴裕发公司的关系。故樱梦文胸厂不能证明其已经履行了向兴裕发公司交付原材料的义务。樱梦文胸厂主张兴裕发公司尚欠的产品数量，只是其单方陈述，并没有相关证据证明。合同虽然约定每件综合材料费28元，但该约定是合同约定的特殊情况下双方认可的计算方法，并不代表在非约定的情况下仍为28元。因此，一审法院单凭樱梦文胸厂单方陈述，认定兴裕发公司尚欠的产品数量及价格，进而判令兴裕发公司赔偿樱梦文胸厂经济损失467292元，于法无据。如前所述，合同没有约定交货时间，故兴裕发公司没有违约，不应赔偿樱梦文胸厂的经济损失。樱梦文胸厂二审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兴裕发公司上诉纯属故意捏造事实，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一审判决程序正确，没有遗漏诉讼主体。2015年2月开始，郭娟代表兴裕发公司与樱梦文胸厂在兴裕发公司住所地签订了四份《外发加工合同书》。合同履行过程中，兴裕发公司于2015年4月26日向樱梦文胸厂递交《樱梦订单货款申请426》，内容为：“周总由于我司最近资金周转紧缺，此单送货已快到尾声，送货金额72488元，请周总支持预支5万做资金流动，谢谢！”该内容明确证实，该单尚未完工，兴裕发公司以其自己的名义向樱梦文胸厂申请预支货款。兴裕发公司以自己的行为直接确认了郭娟以其名义与樱梦文胸厂签订《外发加工合同书》的代理行为，故本案的法律后果直接由兴裕发公司承担，一审法院没有追加郭娟为本案被告是正确的。二、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加工合同关系。1.兴裕发公司主张郭娟转部分产品给兴裕发公司加工，并提交了兴裕发公司与郭娟签订的《加工合同》和《9835款清单结算》。但是，该《加工合同》中的款号、款式、杯型、颜色、码数等内容与本案2015年2月2日、2015年3月6日所签订的两份《外发加工合同书》及2015年4月15日合同外增加234件的内容完全一致，说明兴裕发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是伪造的。兴裕发公司上诉称2014年郭娟转部分产品给其加工，但是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2.《樱梦订单货款申请426》中的款号9835#、杯型、颜色、订单数量等内容完全对应本案2015年2月2日、2015年3月6日所签订的两份《外发加工合同书》及2015年4月15日合同外增加234件的加工所涉及的内容。这说明兴裕发公司是对本案的前两份《外发加工合同书》以及合同外增加的加工产品向樱梦文胸厂申请预支加工款，樱梦文胸厂也已经按申请预支了加工费。3.在前两份合同的履行过程中，郭娟代表兴裕发公司分别于2015年4月1日、2015年4月20日与樱梦文胸厂签订另外两份《外发加工合同书》，樱梦文胸厂完全有理由相信郭娟是代表兴裕发公司签订合同。2015年4月26日的《樱梦订单货款申请426》兴裕发公司盖章处有郭娟的签名，说明郭娟是兴裕发公司的员工。郭娟在2015年10月26日的录音材料中，也承认自己是兴裕发公司的员工，以及兴裕发公司、樱梦文胸厂之间存在四份合同的加工事实。2015年4月1日、2015年4月20日《外发加工合同书》涉及的9836、9837款式，与前两份合同所涉及的9835款式基本是同时履行的，在履行过程中也是由振彬、刘秀川、马光华等向樱梦文胸厂收取9836、9837的原材料，由马光华、翁创旭向樱梦文胸厂收取9836、9837返工的货物。三、兴裕发公司违约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本案合同应解除。本案四份《外发加工合同书》对履行期间、交货地点进行了明确约定。合同中，清单日期即交货日期，系加工的货物完工并返回之日，指本合同全部产品的交货日期。其中，2015年2月2日签订的合同清单日期为2015年3月8日；2015年3月6日签订的合同清单日期为2015年4月6日；2015年4月1日签订的合同清单日期为2015年4月30日；2015年4月20日签订的合同清单日期为2015年5月25日。四份合同均明确约定交货地点为汕头市潮南区陈店陈围市场南二横街89号，即樱梦文胸厂经营所在地。兴裕发公司应当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间、交货地点将货物交付樱梦文胸厂验收。然而，兴裕发公司自2015年7月15日起拒绝向樱梦文胸厂交货。上述事实，有兴裕发公司的送货单、樱梦文胸厂的返工单、三个款号文胸的明细表、《对通知函的回复函》及录音材料为证。可见，兴裕发公司严重违约，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樱梦文胸厂有权解除本案四份《外发加工合同书》。四、兴裕发公司必须赔偿樱梦文胸厂的经济损失共计467292元。本案四份《外发加工合同书》对违约行为的赔偿有明确约定。其中，第四条是对延期交货与其他的约定，“4.1由于乙方责任造成不能出货，则按此款数量的零售价赔偿，并承担延误客户合同期的违约金”。第五条是关于加工费结算方式的约定，“5.2清单后，如出现非合格产品（非甲方因素情况下），由甲方收回，非合格产品率低于合同数量的3%，按材料综合费28元/件扣除，非合格产品超过3%和乙方交货成品数量少于合同数量按80元/件扣除乙方加工费”。合同签订前后，樱梦文胸厂严格依照合同约定向兴裕发公司提供原材料，兴裕发公司收到后在材料出库单等材料上签名确认，再根据樱梦文胸厂提供的原材料进行加工制作。兴裕发公司在一审中并未就其没有收到樱梦文胸厂的原材料提出抗辩，应视为已收到原材料。樱梦文胸厂的证据材料中已经明确列明了原材料的送货名称、数量等内容，以及兴裕发公司接受樱梦文胸厂原材料的签收人。故樱梦文胸厂已经依约交付全部原材料。如前所述，兴裕发公司拒不交货，已构成严重违约，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樱梦文胸厂因此遭受巨大经济损失，兴裕发公司应予以赔偿。因此，兴裕发公司应按合同第五条约定的原材料价格28元/件，赔偿樱梦文胸厂的经济损失共计467292元。樱梦文胸厂于2015年11月10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解除双方当事人于2015年2月2日、2015年3月6日、2015年4月1日、2015年4月20日签订的四份《外发加工合同书》；二、判令兴裕发公司赔偿樱梦文胸厂经济损失共计467292元（28元/件×16689件=467292元）；三、本案诉讼费用由兴裕发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2月2日、2015年3月6日、2015年4月1日、2015年4月20日，郭娟在兴裕发公司的住所地以该司名义先后与樱梦文胸厂签订了四份《外发加工合同书》；其中，2015年2月2日的《外发加工合同书》约定：加工9835#文胸B杯型3300件，加工费6.5元/件，总金额21450元，清单日期为2015年3月8日；2015年3月6日的《外发加工合同书》约定：加工9835#文胸A、B杯型9140件，加工费6.5元/件，总金额59410元，清单日期为2015年4月6日；2015年4月1日的《外发加工合同书》约定：加工9836#文胸A、B杯型10500件，加工费7.2元/件，总金额75600元，清单日期为2015年4月30日；2015年4月20日的《外发加工合同书》约定：加工9837#文胸A、B杯型5400件，加工费7元/件，总金额37800元，清单日期为2015年5月25日。四份《外发加工合同书》均还约定：1.由于乙方（加工方）责任造成不能出货，则按此款数量的零售价赔偿，并承担延误客户合同期的违约金，如超期一天，按该货品的总价的1%扣款，超出两天，按该货品的总价的2%扣款，以此类推，如是甲方（供应方）原因（材料不齐）造成不能按期交货，双方另行定货期，并签字生效；2.清单后，如出现非合格产品（非甲方因素情况下），由甲方收回，非合格产品率低于合同数量的3‰，按材料综合费28元/件扣除，非合格产品超过3‰和乙方交货产品数量少于合同数量按80元/件扣除乙方加工费；3.预支加工费结算：乙方交付合格入库产品数量达总量50%（含50%），甲方按该产品入库量工价总额支付乙方60%的加工费（可预支一次，需提前申请后5个工作日支付预支款）；4.加工费结算：全部交货清单后七个工作日，由双方相关负责人进行对账，核对无误，则由甲方出具结算清单并双方签字确认，甲方15个工作日支付乙方加工费。四份《外发加工合同书》签订后，樱梦文胸厂向乙方（加工方）送去9835#原材料23单，其中，振彬签收8单，张秀虹签收1单，刘秀川签收1单，马光华签收6单，签收人签字的字体无法辨认的7单，即樱梦文胸厂向乙方（加工方）提供了12674件9835#文胸的原材料（2015年4月15日补充加工234件）。樱梦文胸厂也收到乙方（加工方）9835#货物27单，计14625件，同时，樱梦文胸厂还退还乙方（加工方）返工3257件，其中刘晓杰签收3单，马光华签收14单。乙方（加工方）尚欠樱梦文胸厂9835#的文胸1306件。樱梦文胸厂向乙方（加工方）送去9836#原材料13单，其中刘秀川签收1单，振彬签收4单，马光华签收5单，3单无法辨认收货人签名。即樱梦文胸厂向乙方（加工方）提供了10500件9836#文胸的原材料。樱梦文胸厂收到乙方（加工方）9836#货物8单，计5772件，樱梦文胸厂退货返工7单计5398件，其中马光华签收3单，翁灿旭签收3单，1单收货人无签字。乙方（加工方）尚欠樱梦文胸厂9836#的文胸10126件。樱梦文胸厂向乙方（加工方）送去9837#原材料11单，其中，振彬签收5单，马光华签收5单，1单无法辨认收货人签名。即樱梦文胸厂向乙方（加工方）提供了5400件9837#文胸的原材料。樱梦文胸厂收到乙方（加工方）9837#货物2单，计513件，樱梦文胸厂退货返工3单计370件，其中马光华签收2单，1单收货人无签字。乙方（加工方）尚欠樱梦文胸厂9837#的文胸5257件。2015年4月26日，兴裕发公司向樱梦文胸厂递交《樱梦订单货款申请426》，主要内容：周总，由于我司最近资金周转紧缺，此单送货已快到尾声，送货金额72488元，请周总支持预支5万做资金流动，谢谢！兴裕发公司汇款账号：张莹在农业银行汕头谷饶支行账号62×××73，张莹在工商银行汕头谷饶支行账号62×××67。2015年5月5日，周琦彪通过工行账户62×××63向张莹工行账户62×××67转账5万元。另查，《外发加工合同书》中之“清单日期”系加工的货物完工并返回之日。又查，诉讼中，樱梦文胸厂于2015年12月14日向一审法院递交申请，提出对自己提交的一份《樱梦订单货款申请426》，兴裕发公司提交的一份《加工合同》（落款时间为2014年3月8日）和一份《9835款清单结算》（落款时间为2015年5月5日），三份材料中加盖的“汕头市兴裕发实业有限公司”印章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6年7月22日，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司鉴中心[2016]技鉴字第403号《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无法判断检材1《樱梦订单货款申请426》、检材2《加工合同》和检材3《9835款清单结算》上“汕头市兴裕发实业有限公司”印文形成的具体时间和形成的先后顺序。樱梦文胸厂支付了鉴定费3300元。再查，四份《外发加工合同书》均约定，由于乙方责任造成不能出货，则按此数量的零售价赔偿，并承担延误客户合同期的违约金。但庭审中，樱梦文胸厂表示只要求按合同约定的材料费每件28元计算经济损失。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郭娟以兴裕发公司的名义与樱梦文胸厂签订四份《外发加工合同书》，该代理行为对兴裕发公司是否有效；二、四份《外发加工合同书》是否应予解除；三、樱梦文胸厂造成的损失如何确定。关于郭娟以兴裕发公司的名义与樱梦文胸厂签订四份《外发加工合同书》，该代理行为对兴裕发公司是否有效的问题。其一，四份《外发加工合同书》均是樱梦文胸厂在兴裕发公司的住所地订立的；其二，在合同履行期间，兴裕发公司于2015年4月26日向樱梦文胸厂递交《樱梦订单货款申请426》向樱梦文胸厂预支5万元做资金流动。故此，无论形式还是实际上，兴裕发公司以自己的行为直接确认了郭娟以其名义与樱梦文胸厂签订《外发加工合同书》的代理行为，产生了有权代理的法律效果，该行为直接对兴裕发公司发生法律效力。兴裕发公司提出没有与樱梦文胸厂签订过《外发加工合同书》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关于四份《外发加工合同书》是否应予解除的问题。本案中，四份《外发加工合同书》的清单日期分别为：2015年3月8日、2015年4月6日、2015年4月30日、2015年5月25日。但兴裕发公司未能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致使樱梦文胸厂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故樱梦文胸厂请求解除案涉四份《外发加工合同书》，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关于樱梦文胸厂造成的损失如何确定的问题。本案中，樱梦文胸厂按四份《外发加工合同书》的约定向兴裕发公司提供了原材料，但兴裕发公司尚欠樱梦文胸厂9835#文胸1306件、9836#文胸10126件、9837#文胸5257件，共计16689件。四份《外发加工合同书》均约定：由于乙方（加工方）责任造成不能出货，则按此款数量的零售价赔偿，并承担延误客户合同期的违约金，如超期一天，按该货品的总价的1%扣款，超出两天，按该货品的总价的2%扣款，以此类推，如是甲方（供应方）原因（材料不齐）造成不能按期交货，双方另行定货期，并签字生效；清单后，如出现非合格产品（非甲方因素情况下），由甲方收回，非合格产品率低于合同数量的3‰，按材料综合费28元/件扣除，非合格产品超过3‰和乙方交货产品数量少于合同数量按80元/件扣除乙方加工费。即双方在合同中约定，材料综合费每件28元，由于加工方的责任造成不能出货，则按此款数量的零售价赔偿，并承担延误客户合同期的违约金。本案加工合同所涉的原材料系由樱梦文胸厂提供，兴裕发公司不能按约出货直接导致樱梦文胸厂原材料等的损失。因此，樱梦文胸厂主张按合同约定的材料费每件28元计算经济损失，属于樱梦文胸厂自愿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应予准许。因此，本案造成樱梦文胸厂的经济损失可确定为16689件×28元/件﹦467292元。综上所述，案涉四份《外发加工合同书》，系樱梦文胸厂与兴裕发公司之间订立的加工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且四份《外发加工合同书》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确认有效。兴裕发公司未能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交货义务，致使樱梦文胸厂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故樱梦文胸厂请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四份《外发加工合同书》，于法有据，应予照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加工合同所涉的原材料系由樱梦文胸厂提供，兴裕发公司至今尚欠樱梦文胸厂委托加工的文胸16689件。兴裕发公司不能按约出货直接导致樱梦文胸厂原材料等的损失，因此，樱梦文胸厂主张要求兴裕发公司赔偿原材料的经济损失，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充分，理由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一、解除樱梦文胸厂与兴裕发公司之间签订的四份《外发加工合同书》；二、兴裕发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樱梦文胸厂经济损失467292元。案件受理费8308元，减半收取4154元，由兴裕发公司负担。鉴定费3300元，由樱梦文胸厂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为查明郭娟、张秀虹、刘秀川、马光华、刘晓杰、翁旭灿的身份情况，本院于2016年11月23日向汕头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调查取证。经查证，刘晓杰为兴裕发公司在职员工，自2014年12月起通过该司办理参保手续并连续缴费至今，公民身份号码。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与本案的证据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加工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争议最大的焦点问题是郭娟以兴裕发公司的名义与樱梦文胸厂签订四份《外发加工合同书》，是否可认定为兴裕发公司与樱梦文胸厂之间的加工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樱梦文胸厂对其诉讼主张，有提供《外发加工合同书》、出库单、入库单、发货单、退货单（返工）以及兴裕发公司出具的《樱梦订单货款申请426》等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樱梦文胸厂提供《外发加工合同书》、《樱梦订单货款申请426》等证据，以证明郭娟以兴裕发公司的名义与樱梦文胸厂签订四份《外发加工合同书》，兴裕发公司向樱梦文胸厂申请预支加工款5万元的事实。经审查，郭娟以兴裕发公司的名义与樱梦文胸厂签订的四份《外发加工合同书》虽然没有加盖兴裕发公司的公章，但兴裕发公司以公司名义向樱梦文胸厂出具的《樱梦订单货款申请426》是由郭娟本人制表的，并加盖了兴裕发公司的公章。《樱梦订单货款申请426》涉及的订单内容与本案2015年2月2日、2015年3月6日两份《外发加工合同书》的内容能够互相对应，并且兴裕发公司也已收取樱梦文胸厂预支的加工款5万元。因此，上述证据足以认定郭娟能够代表兴裕发公司，其以兴裕发公司的名义与樱梦文胸厂签订四份《外发加工合同书》，实际上为兴裕发公司与樱梦文胸厂之间的加工合同关系。兴裕发公司辩称郭娟2014年曾将樱梦文胸厂部分订单转给其加工，按要求其直接向樱梦文胸厂申请货款，而樱梦文胸厂直至2015年才支付给兴裕发公司。兴裕发公司为其辩解提交了《加工合同》（落款时间为2014年3月8日）和《9835款清单结算》（落款时间为2015年5月5日）作为证据。但是，由于兴裕发公司未能提供其与郭娟存在加工合同关系的其他交易凭证，特别是双方货物交接及款项往来的有关单据，无法证明郭娟作为中间人将樱梦文胸厂部份订单转给兴裕发公司加工并从中赚取差价的事实，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本院对兴裕发公司提交的上述两份证据不予采信，对兴裕发公司上诉关于《樱梦订单货款申请426》是2014年按郭娟的要求发给樱梦文胸厂的，其直至2015年才收到樱梦文胸厂支付的加工款5万元等主张不予采纳。樱梦文胸厂在一审还提供了出库单、退货单（返工）等证据，以证明兴裕发公司的员工张秀虹、刘秀川、马光华、刘晓杰、翁灿旭、振彬等人签收原材料及退货返工的事实。二审期间，本院经调查取证，证实其中刘晓杰为兴裕发公司在职员工。故樱梦文胸厂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兴裕发公司有接收到本案合同项下退货返工货物的事实。综上，樱梦文胸厂提供的证据以及本院调查取证的结果，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从郭娟代表兴裕发公司签订加工合同、兴裕发公司接收合同项下退货返工货物、兴裕发公司向樱梦文胸厂提出预支5万元的申请、樱梦文胸厂向兴裕发公司支付加工款5万元等四个方面，证明樱梦文胸厂与兴裕发公司存在涉案加工合同关系的事实。因此，兴裕发公司上诉关于本案遗漏诉讼主体的意见，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关于郭娟代表兴裕发公司与樱梦文胸厂签订的四份《外发加工合同书》直接对兴裕发公司发生法律效力的认定正确，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中，四份《外发加工合同书》的清单日期分别为2015年3月8日、2015年4月6日、2015年4月30日、2015年5月25日。兴裕发公司未能按照合同的约定如期完成货物的加工和交付，致使樱梦文胸厂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故樱梦文胸厂请求解除案涉四份《外发加工合同书》，合理合法，应予支持。一审法院判令解除双方签订的四份《外发加工合同书》，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双方当事人在四份《外发加工合同书》中，对于合同履行的违约责任有明确的约定。樱梦文胸厂在本案中主张按合同约定的材料费每件28元计算经济损失，该经济损失的计算标准低于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属于自愿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一审法院对樱梦文胸厂关于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兴裕发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308元，由上诉人汕头市兴裕发实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林 立审判员 姚焕丹审判员 翁晓红二〇一六年十一月××日书记员 陈 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