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05民初35867号
原告：云南倍利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滇池度假区良晨水逸二期3幢6单元第1层商铺。
法定代表人：赵铮，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疆，北京市浩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帮友金服（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523号楼3层20305。
法定代表人：孙立军，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怀东，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云南倍利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倍利公司）与被告帮友金服（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帮友金服公司）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7年8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云南倍利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疆、帮友金服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怀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云南倍利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双方于2017年3月14日签订的《投管所金融超市项目经营合同》（以下简称经营合同）；2.判令帮友金服公司返还加盟费及保证金共计23万元。事实和理由：2017年3月14日，我公司与帮友金服公司签订经营合同，帮友金服公司授权我公司使用其投管所金融超市经营体系从事经营活动。合同签订后我公司支付了加盟费及保证金23万元（其中保证金3万合同签订前即已支付）。之后我公司发现帮友金服公司隐瞒了曾经受过工商处罚的信息，合同签订过程中存在承诺不实、虚假宣传的情形，帮友金服公司在合同签订时亦没有注册商标资源，同时帮友金服公司亦未按合同约定履行督导、培训、门店设计等合同义务，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基于帮友金服公司的上述行为，我公司有权依法解除合同。同时双方合同为特许经营合同，我公司在合同签订后合理期限内亦有权单方解除合同，故我公司提出上述诉讼请求。
帮友金服公司辩称，合同签订后，我公司已经履行了对云南倍利公司的培训义务，并向云南倍利公司提供了经营手册，帮助云南倍利公司建立了营销网络。双方合同不存在法定解除和约定解除的情形，我公司申请商标注册在合同签订之前。同时在合同签订，对方付完款并拿到我们的商业秘密后立即提出解除合同，导致我公司无法从事后期的督导、门店设计、装修等合同义务。对方违约在先，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7年3月14日，云南倍利公司与帮友金服公司签订经营合同，双方约定云南倍利公司使用帮友金服公司的投管所金融超市经营体系（包括但不限于商标、商号、专利和专有技术、产品经营模式等）在云南省昆明市南市区开设一家投管所金融超市投管所门店从事经营活动，期限自2017年3月14日至2019年3月13日。云南倍利公司应向帮友金服公司支付首年服务费用20万元，该笔费用包含帮友金服公司对云南倍利公司进行培训的费用、督导费用、指导投管所门店筹备、设计、布局等，云南倍利公司应在合同签订之日一次性支付。双方合同对与经营有关的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
合同签订当天，云南倍利公司向帮友金服公司支付了20万元的服务费。同时在双方正式签订合同之前，云南倍利公司已经于2017年3月3日向帮友金服公司支付了3万元保证金。
合同签订前后，帮友金服公司两员工曾赴云南出差，云南倍利公司认可见到过其两位员工当中的一位，双方系对合同进行洽谈和签署。并无直接证据证明帮友金服公司员工在此期间对云南倍利公司进行了业务培训。
双方合同签订，并未实际履行，帮友金服公司认可云南倍利公司亦未实际开店经营。2017年3月30日，云南倍利公司通过律师以电话沟通的方式明确向帮友金服公司律师提出要求解除合同、全额退还费用。帮友金服公司提出让云南倍利公司以书面形式向帮友金服公司反馈，云南倍利公司自述于当天通过其法务张阁麟发送了解除合同的书面通知，并当庭向提交落款时期为2017年3月30日的《解除合同告知函》及显示由孙立军签收的快递单复印件作为证据。
2017年4月12日，云南倍利公司法定代表人赵铮再次赴帮友金服公司，再次要求全额退还已交费用，帮友金服公司未同意，双方协商未果。
另查一，帮友金服公司当庭提交其与昆明大唐策众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等六家单位签订的《服务合作合同》，以证明其为云南倍利公司匹配了资金渠道，履行了双方合同义务。该六份合同签署日期为2017年3月15日至2017年3月17日，合同为原则性条款，约定的合作方式为六家单位将有贷款需求的客户信息提供给帮友金服公司，帮友金服公司支付相应的佣金。针对上述六份《服务合作合同》，云南倍利公司当庭提交其中五家单位的出具的《情况说明》，称：2017年3月中旬，我的朋友赵铮给我打电话说是要有几份合同要帮朋友盖章，是一个关于市场调查的，当时合同拿过来的时候，对方并没有盖章，是空白的，只知道对方的名字叫帮友金服，在此我公司也特别声明，当时盖章只是为了帮赵铮，并没有任何与帮友金服合作的意向。
另查二，2017年4月1日，帮友金服公司向云南倍利公司发送了《投管所系统（加盟商）用户使用说明书》、《投管所视觉识别系统（1）》两个文件，同时当天帮友金服公司以快递的形式向云南倍利公司发送《催促履行合同通知书》称：我公司为贵公司匹配了六家资金渠道，且已建立好一切对接工作和对接人员，但贵公司对我公司的督促合作并不予配合，请贵公司马上派人与我公司进行工作对接，否则所出现一切延误，均由贵公司负责。
另查三，帮友金服公司于2016年8月25日在第35、36类服务上申请了“投管所”商标注册，商标初审公告日期为2017年7月27日，在双方经营合同签订之后。因违反广告法第二十五条第一项从事“对未来效果、收益或者与其相关的情况作出保证性承诺，明示或者暗示保本、无风险或者保收益等”宣传活动，帮友金服公司于2016年4月14日被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罚款10万元的行政处罚。
以上事实，有经营合同、《服务合作合同》、《情况说明》、《解除合同告知函》、《投管所系统（加盟商）用户使用说明书》、《投管所视觉识别系统（1）》、微信及电话通信记录、网页打印件、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云南倍利公司与帮友金服公司签订的经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系合法成立并发生法律效力的合同。通过该合同，帮友金服公司将其经营资源授权云南倍利公司使用，为云南倍利公司提供培训和经营指导，云南倍利公司向帮友金服公司支付服务费用。该合同符合特许经营合同的基本特征，应同时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及《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规制。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应当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约定，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可以单方解除合同。本案中，虽然双方经营合同对被特许人云南倍利公司的单方任意解除权并无约定，但云南倍利公司有权依据该条例行使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云南倍利公司已经于2017年3月30日通过电话沟通的方式明确向帮友金服公司代理人提出解除合同并返还全部费用，此时距离双方合同签订仅半个多月，考虑到云南倍利公司并未实际使用帮友金服公司的经营资源开店从事经营活动，同时帮友金服公司亦无证据证明对云南倍利公司实施了培训，而帮友金服公司所谓的签订六份合同，为云南倍利公司匹配了资金渠道亦并不成立，云南倍利公司明确向帮友金服公司提出解除合同，系在双方合同订立后的合理期限内，云南倍利公司单方主张解除，应予支持，双方合同于2017年3月30日解除。
帮友金服公司虽提出证据证明在2017年4月1日向云南倍利公司发送了相关经营资料，但该发送行为是系在双方合同已经解除之后，同时也没有证据证明云南倍利公司实际使用了上述经营资料，故该节不应作为云南倍利公司无权解除合同的有效抗辩。
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云南倍利公司所付的23万元中的3万元为保证金，双方合同中对此并无约定，该款款项在双方合作关系解除的情况下帮友金服公司应予返还。对于20万元服务费用，合同已经明确该笔费用包含帮友金服公司对云南倍利公司进行培训的费用、督导费用、指导投管所门店筹备、设计、布局等支持工作，而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帮友金服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对云南倍利公司提供了培训，同时云南倍利公司并未实际开设投管所门店，帮友金服公司也未提供后期的督导、指导投管所门店筹备、设计、布局等支持工作，根据双方合同签订后并无实际履行的客观情况，上述服务费用，帮友金服公司应予全额退还。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云南倍利投资有限公司与被告帮友金服（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2017年3月14日签订的《投管所金融超市项目经营合同》于2017年3月30日解除；
二、被告帮友金服（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云南倍利投资有限公司服务费及保证金共计23万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375元，由被告帮友金服（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缴纳）。保全费1670元，由被告帮友金服（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审 判 长 崔树磊
人民陪审员 孙冀鹏
人民陪审员 张根管
二〇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唐铁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