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6）冀01刑终820号
原公诉机关河北省高邑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红，女，1978年7月22日生，汉族，群众，大专文化，河北省平山县人，住石家庄市，原石家庄市东大法律事务所主任。2013年10月9日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行贿罪被高邑县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同年12月19日被高邑县人民检察院监视居住，2013年12月31日被高邑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刑事拘留，2014年1月14日被逮捕，2014年7月18日被高邑县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
辩护人刘新维，河北仙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河北省高邑县人民法院审理河北省高邑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陈红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行贿罪一案，于2015年6月3日作出（2014）高刑初字第76号刑事判决书。被告人陈红提出上诉，本院经过审理于2015年11月23日作出（2015）石刑终字第00595号刑事裁定书，发回河北省高邑县人民法院重新审判。河北省高邑县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6月26日作出（2015）高刑初字第103号刑事判决书。原审被告人陈红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被告人陈红原任石家庄市东大法律服务所主任。2011年至2012年8月间，被告人陈红违规代理冯峥嵘从深圳委托的虚假“以房抵债”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在长安区法院代理23件（起诉书指控的24件，其中一件属于桥西法院所办理），上述虚假案件均是由冯峥嵘提供深圳等地房屋买卖双方身份信息及虚假借贷材料，被告人陈红在明知此类案件的诉讼目的是为了规避深圳当地房地产限购政策，且案件被告不在长安法院管辖区居住，法院无诉讼管辖权的情况下，为使案件在石家庄市长安区法院进行审理，与法院的法官张紫元串通制作虚假案件被告住所地信息，为使案件能顺利在张紫元所在的西兆通法庭审理，被告人陈红伙同张紫元采取上述做法来规避法院诉讼管辖权，从而使上述虚假的案件能够在张紫元所在法庭审理。被告人陈红在上述民事案件未开庭审理、主审法官未主持调解的情况下指派其法律事务所工作人员赵某、冯某1以及其朋友刘某等人或其本人亲自在调解协议上签字，使得上述案件以调解方式结案，并使案件中所涉及房产得以过户，最终致使案件当事人少缴纳房产交易税，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并造成特别恶劣的社会影响。2011年至2012年8月间，被告人陈红为了办理该类案件共收受深圳冯峥嵘汇款1558287元，除部分款项用于交纳案件受理费及相关支出外，其供述尚有1465957元用于个人支出。
另查明，被告人陈红在案发后已将上述款项退缴至高邑县人民检察院。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
关于被告人滥用职权的证据：
1、证人赵某的证言证：我在长安区法院代理过“以房抵债”的案子，案子是石家庄东大法律服务所主任陈红交办的，委托书是当事人签了名的空白委托书，这样的案子共同点是原告在外地，被告在石家庄的民间借贷纠纷，案子里面的借条等证据都是陈红给我的，有时为了立案，陈红主任让我替当事人按过手印，我还在空白的借条或欠条这些证据上替当事人按过手印，我没见过我的委托人，也没见过对方当事人，对方都是代理人到庭。这些案子都是以调解结案，没有开庭，调解笔录和调解协议法院都已经弄好了，我到法院后直接签个字就行了。办理这些案子的主审法官是张紫元和吴林枫。
出示的（2012）长民初字第2363号潘嘉玲诉严奎树一案，该案的起诉书不是我制作的，是陈红给的，让我去立案，我填的空白委托书，借条原件是陈红给的，询问笔录和庭审笔录是我签的名，但没有开庭，事后也没有收到调解书。
出示的（2012）长民初字第736号吴陈军诉杨泳案，该案是我代理的，我只是在调解协议上签了个字，其它的我不清楚，签字是陈红主任让我签的，起诉书不是我弄的，授权委托书不是我写的，证据也不是我提交的，我没收到过该案的调解书。
出示的（2012）长民初字第643号袁新利诉袁明福、肖润娥案，该案是我代理的，委托书签字不是我写的，调解协议上签字是我签的，我就签了个字，其它的什么也不知道，调解内容我不清楚，也没收到过调解书，到法院签字是陈红让我去的。
出示的（2012）长民初字第2174号郭莉丽诉梁凌新、石文金案，该案是我代理的，授权委托书不是我签的字，我只是后来在调解协议上补签的字，协议内容我不清楚。是陈红对我说案子已经调解好了，你去签个字就行了。
存在相同或相似状况的卷宗还有（2011）年度长民初字第2173号、第2316号、第1441号、第2091号、第2176号、第2195号、第1440号、第1315号、第1322号、第1317号、第2090号、第1823号、第1906号、（2012）年度长民初字第5146号、第516号、第5146号、第614号、第735号、第85号、第18号。
2、证人冯某1的证言证：我叫冯某1，我在长安区法院代理过“以房抵债”案件。时间是2011年，是我表姐陈红让我代理的，她是石家庄东大法律事务所主任，是她让我拿着材料到长安区法院立案庭立的案，交的诉讼费，之后，她让我到西兆通法庭签的字，其它的事不用我管。出示的（2011）年度长民初字第2090号、第2091号、第2195号、第2176号、第2174号、第2173号、第1317号、第2316号；（2012）年度长民初字第736号、第614号、第735号、第643号、第516号、第85号民事卷宗中的授权委托书、调解协议中的“冯某1”的签名是我签的，都是陈红让我签的，上述案件是否开庭审理，是否在法官主持下进行调解我不知道，我没见过审理上述案件的法官，我不知道这些案件案情，我也不认识上述案件的当事人，不是案件的当事人委托我当的代理人，都是陈红给的委托书让签的字。
3、证人刘某的证言证：我叫刘某，工作于河北英汇律师事务所，自2003年一直在该所工作。2011年陈红找到我，她说她手上有几个借款的民事纠纷案子，让我做当事人的代理人，因我在平山县，案子在石家庄长安区法院开庭，所以她就找我要了我所的手续包括委托书、律师函等，她说到时案子开庭的时候我再去就可以，这些案子的当事人本人没有找过我代理。事后我只是在调解协议上签过字，别的我都没有参与。
出示的（2011）年度长民初字第1823号、第1814号、第1906号民事卷宗，该三卷中的律师事务所函、授权委托书不是我签的名字，仅调解笔录是我签的名字，这些案子我没有开过庭，也没有参加过该案的调解；案件的当事人胡力元、陈朝明、胡孝转、陈仁杰没有找过我让我当他们的代理人。上述三案调解笔录上的签名是陈红后来给我说案子调解好了，让我去长安区法院找案子的主审法官张紫元，后我就去长安区法院找到张紫元，张让我在调解笔录上签的名。
出示的（2011）年度长民初字第1316号、第1440号、第1441号民事卷宗经辨认，我没有参与过这三个案子的诉讼活动，我不清楚调解书中为什么有我的名字，三案的被告李君、庄仍和、张莉娜、韩佳佳均没有找过我让我当他们的代理人。
4、书证侦查机关调取的被告人涉案卷宗反映了上述涉案卷宗审理情况。
5、书证深圳市地方税务局出具的关于渎职犯罪系列案件所涉房产交易税费计算结果函及附表证实所涉系列渎职犯罪案件导致的税收损失。
6、书证侦查机关高邑县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经到石家庄市公安局长安分局流动人口管理中队查询调查材料证实涉案被告未在石家庄市长安区居住，未办理过暂住证。
7、书证侦查机关调取的串号为354016054604549手机的手机取证报告记录了该机同137××××1666（冯峥嵘手机）、156××××9698（陈红手机）、151××××5862（冯某2手机）的短信发送内容。
8、被告人陈红的供述：2011年5月份，冯峥嵘找到我给我说他有几个朋友有借款纠纷案子，案子的当事人都是外地的，冯峥嵘让我代理一下，因为我和张紫元的关系，我就给他说了，我让他看了冯峥嵘给我的案件起诉状、借据、原、被告身份证复印件，我当时给他说的是有几个外地的借贷案子，基本上都可以调解，他说可以做。然后张紫元就告诉我几个他们西兆通法庭所管辖的地址，张紫元给我说如果要想把这些案子让他来审理，就必须把这些案子的被告住所地写成西兆通法庭所管辖的地址，我清楚这些案子被告诉状中现住西兆通法庭所管辖的地址是虚假的，我这样写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西兆通法庭有管辖权，这样张紫元才能审理这些案子，他让我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他们西兆通法庭对这些案子有管辖权，只有这样这些案子才能分到他的名下。然后我就按照张紫元给我的西兆通法庭管辖的地址，把这些地址写成案子诉状被告的住所地，之后，我把制作好的诉状通过电子邮件发递给冯峥嵘，冯再让案子的原告在诉状上签字摁手印，之后冯峥嵘再把签字摁手印的诉状给我邮寄回来。因为我和张紫元的关系，我不好出面代理，我就找了赵某、刘某、冯某1作为这些案子的原、被告代理人，有时是我拿着材料到长安法院立案，也有时让赵某或冯某1立案，之后张紫元或他的书记员就通知我到法庭调解。我没有参加过调解，调解协议内容是冯峥嵘打电话告诉我，我再将冯峥嵘的授意调解协议内容事先告诉张紫元，之后张紫元制作好调解笔录后给我说一下，我再通知赵某、刘某和冯某1到西兆通法庭去签字，然后法庭制作调解书，案子就结了。我在长安区法院大概代理了20多起案件，办理这些以房抵债案子是为挣一些代理费。
通过查看银行明细，从2011年5月16日至2012年8月30日在办理以房抵债案子中，冯峥嵘共给我1558287元。这些钱有正常的诉讼费支出，有送给法官的，剩下的都是我和张紫元消费支出了。第一项，我和张紫元在一块生活，我们两个人的钱都是在一块合着，我们俩的花费也是共同支出的，张紫元从2010年5月至2012年7月共从我这拿走30万元左右，用于向寺庙捐款和供养寺庙师傅；第二项，我和张紫元向贫困山区捐款10万元左右；第三项，张紫元从我这拿走8万元左右用于印发佛教用品；第四项，张紫元拿款借给其同学5万元；第五项，2010年至2011年期间，石家庄长安区西兆通法庭丢失了一本卷宗，张紫元为了补偿这件事，从我这拿走42万元，他让我用我的名义共同购买了案中的一套纠纷村证房，位置在北二环向北的南高营村；第六项，我和张紫元买相机花费2万元；第七项，2011年张紫元买表两块用款8万元；第八项，张紫元购买名人字画用款30万元；第九项，2011年张紫元让我给他舅舅2万元；第十项，2011年张紫元买佛像拿走3万元；第十一项，张紫元拿走2万元；第十二项，冯峥嵘让我办理以房抵债案的正常诉讼费用，数额记不清了；第十三项，在办理以房抵债案期间，送给法官计5.2万元。
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证实了被告人串通各法院审判人员违规代理虚假诉讼的事实。
关于被告人受贿的证据：
9、证人王某的证言证：2012年8月底，我当时在振头法庭，陈红过来找我，说我是张紫元的媳妇，你还认识我吗？她说有一个案子当事人双方说好了能调解，我问立案了没有，他说已经立案了，已经到振头法庭了，我说你找书记员吧。该证言证实了被告人同张紫元的关系。
10、书证侦查机关调取的平安银行深圳分行集中作业部银行交易清单证实了2011年5月至2012年8月王力然、刘向宁分46笔向冯某2账户，账号：62×××21上转款1558287元的事实。
11、证人冯某2的证言证：出示的工商银行账号62×××21交易流水明细经辨认，这张卡是我的名字，身份证号也是我的，该卡是我女儿陈红拿我的身份证办的，是她一直使用，王力然、刘向宁向该卡汇款一事我不知道。我不认识王力然、刘向宁，我与他们两人没有经济往来。
12、书证被告人书写的自述材料反映了被告人在案件侦查阶段对自己行为性质的认识。
13、书证被告人当庭提供涉案人冯峥嵘书写的情况说明亦证实冯峥嵘通过王力然、刘向宁汇给被告人虚假案件费用的事实。
14、书证被告人当庭提供邮政快件存根7份证实在案件处理过程中王力然给其邮寄相关案件资料的事实。
15、书证侦查机关调取的石家庄市桥东区法院、长安区法院、新乐市法院的诉讼费专用票据证实了涉案虚假诉讼案诉讼费的收取、结算情况。
16、被告人陈红在庭审时又供述：公诉人出示的供述是我在监视居住期间做的，都是不真实的，当时那样说是为了推卸责任，我也不清楚我当时为什么那么说，我在办理案件之前不知道那些案件都是虚假的，案子都是我去深圳和当事人签订的委托手续，我认为案子是真实的，另外，我没有和张紫元一起受贿，我和他只是朋友关系，并非特定关系人。冯峥嵘给我的钱我认为属于代理费、办公费等费用。
17、书证侦查机关提供的河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证实被告人在办案过程中已将1465957.00元退缴侦查机关。
原判认为，被告人陈红身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其在代理案件诉讼过程中，本应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依法办事，自觉维护法律的尊严和社会公平正义，但其在执业中明知委托人的要求是非法的，仍为其提供帮助，由其本人或指使他人伪造证据，并串通法院审判人员进行虚假案件的诉讼，从而使虚假诉讼所涉不动产利用法院出具的法律文书得以过户，使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虚假诉讼达到规避房屋限购政策和少缴税费的目的，其虽不具有犯滥用职权罪的主体身份，但其的上述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的共犯，并致使国家税收遭受重大损失，且情节特别严重，造成特别恶劣的社会影响，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滥用职权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予以认定。
对于其辩护人所述深圳市地方税务局出具的房地产税费计算表不能作为计算被告人涉案损失依据的辩解，原判认为，深圳市地方税务局是深圳市房产交易税费的征收机关，其根据深圳市房地产权登记中心提供的信息，依据现行房产交易税收政策计算得出相关房产交易的应缴税费数额，是真实可信的。根据税费计算明细表显示，深圳市地方税务局在计算税费时已注意到房产的类型、房产持有年限、买卖双方名下房产套数，并作了相应的计税区分，同时并有《深圳市地方税务局、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关于实施存量房交易计税价格核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告》、《房地产登记税（费）一览表》和相应说明证实计税的依据，因此该计算结果是真实可信的，其可作为计算被告人所造成损失的依据，故对其辩解不予采纳。
被告人陈红与张紫元交往密切，生活上互相照顾，具有共同的利益，是社会道德规范所公认的婚外情人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可以认定被告人陈红系张紫元的特定关系人，尽管被告人陈红在审理时当庭对此予以否认，但是纵观全案的证据来分析，可以认定被告人陈红在侦查机关的供述和案件的其他证据更具有关联性，据此认定被告人陈红和张紫元具有特定关系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张紫元为冯峥嵘推荐介绍陈红作为冯峥嵘办理虚假案件的代理人，并利用职务上的职权帮助请托人办理虚假案件，该过程中，张紫元自己虽未亲自出面收受请托人送与钱财，但默许请托人将贿赂款交给特定关系人陈红。在共同犯罪中，张紫元是权利主体，被告人陈红是行为主体，二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收受冯峥嵘给付贿赂款，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陈红具有受贿情节并无不当，但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陈红伙同张紫元犯受贿罪的具体数额不清，证据不足；《刑法修正案九》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实施后，受贿罪量刑应以具体的数额为准，将陈红在各法院办理的所有案件所收受的款项都按照二人共同受贿款来认定，有悖刑法罪行相适应原则的精神，且石家庄市中级法院发回重审的原因也是如此，案件发回重审后，本院已就该问题向公诉机关出具《补充侦查意见函》，但公诉机关至审理结束并未就此问题作出补充侦查意见，致使本院对该案受贿数额无法认定，因此本院认为，对于本案受贿罪的指控暂不予支持，待公诉机关查清事实后可另案再行处理。
纵观全案，被告人陈红在伙同他人滥用职权的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是从犯，量刑时应对其减轻处罚；对于涉案款项1465957元，是为办理虚假案件所收的费用，应认定为非法所得，鉴于被告人已将涉案款退还侦查机关，在量刑时亦可对其酌情从轻处罚。
综上，对被告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二款第（二）、（四）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判决如下：1、被告人陈红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侦查机关已扣押被告人的1465957元违法所得，由侦查机关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原审被告人陈红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1、本案涉及的长安区人民法院的民事调解书上没有上诉人陈红的名字，都是东大法律服务所指派的人员办理的，所以陈红个人不涉及滥用职权罪，涉及的行为是单位行为。2、造成损失没有证据证明，深圳地方税务局的证明是无效的。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红滥用职权犯罪的事实清楚，正确，有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的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红身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其在代理案件诉讼过程中，在明知委托人的要求是非法的前提下，串通法院的审判人员，由其本人或指使他人伪造诉讼材料，进行虚假案件的诉讼并出具法律文书。给国家税收遭受重大损失，且情节特别严重，并造成特别恶劣的社会影响，其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的共犯，应依法予以惩处。陈红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所提第一项理由，经查本案所涉及东大法律服务所工作人员代理的案件，均是在陈红与张紫元事先预谋后，受陈红的指使从事了诉讼活动的某一环节，并非全部过程。工作人员只是在陈红的指派下为陈红提供一些帮助。即不了解案情也非真正的代理。而且现有证据亦能够证实陈红的涉案违法所得即没有用于给付单位工作人员报酬也没有用于单位开支。系其个人串通国家工作人员进行的共同犯罪。故对其所提此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关于其所提其他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原判已进行了充分的驳辩，本院对原判的观点予以认可。故亦不予采纳。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一）项、第二百三十三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刘 斌
审判员 王英辰
审判员 张立新
二0一六年二0一六年十一月八日
书记员 王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