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津0110民初3153号原告：柴俊勇男，1954年8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天津市东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益红，天津鼎名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孙安起男，1954年1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天津市东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益红，天津鼎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闫利华男，1956年6月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天津市东丽区。第三人：天津市东丽区新立街道大郑村村民委员会（组织机构代码K0031072-5），住所地天津市东丽区新立街道大郑村。负责人：殷寿春，该村委会主任。原告柴俊勇、孙安起与被告闫利华及第三人天津市东丽区新立街道大郑村村民委员会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5月3日、5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17年5月16日，本院依据原告申请通知天津市东丽区新立街道大郑村村民委员会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因案情复杂，本院于2017年7月7日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0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柴俊勇、孙安起及二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益红，被告闫利华均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天津市东丽区新立街道大郑村村民委员会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柴俊勇、孙安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原、被告的合伙关系；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此后，二原告变更其诉讼请求，最终确定为：1.请求原、被告三人合伙购买的厂房的租金净收益100000元（2009年5月至2017年12月），判令被告给付二原告各33333.33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5年7月25日，原、被告共同出资375000元，以被告名义购买了天津市东丽区新立街道大郑村村民委员会原五金厂（下称“原五金厂”）的厂房，占地面积2613㎡、建筑面积1327㎡，共计45间，作为仓库使用（下称“涉案厂房”）。现被告拒不承认原告的合伙人身份，其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因此，原告诉如所请。被告闫利华辩称，涉案厂房系由被告个人竞拍购买，与二原告无关，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天津市东丽区新立街道大郑村村民委员会述称，涉案厂房是村集体资产，不能归个人所有，但如果原、被告仅就合伙期间的租金收益进行分割，则与第三人无关，第三人也不要求分割。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被告提供《厂房买卖协议书》、《专用收据》（被证13-14）各一份，经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亦予确认。依据该证据可确认，被告与第三人于2005年7月25日签订《厂房买卖协议书》1份，约定由被告自第三人处购得原五金厂厂房，即涉案厂房（占地面积2613㎡、建筑面积1327㎡），被告应向第三人支付375000元。协议同时约定，厂院占地面积内买方有“独家使用权”。同日，第三人向被告出具收据，确认收到购买厂房款375000元。二、原、被告均认可，三方就天津市东丽区新华电脑锅炉配件厂（下称“新华厂”）成立合伙关系。新华厂于1999年7月注册成立，负责人为被告，该厂于2009年8月7日注销，按工商备案的《清算报告》载明，清算人为被告，企业债权、债务的处理方式为“已清理完毕”。三、二原告主张，涉案厂房系由原、被告三方共同出资所购，三方就涉案厂房成立合伙关系，被告予以否认。二原告提供《合资购买厂房协议书》1份、《专用收据》2份、《修建厂房工程协议书》1份、《修建厂房附加协议书》1份、《现金凭单》1份（原证2-8）。其中，《合资购买厂房协议书》对原、被告三人共同出资购买涉案厂房的合意进行了明确约定：协议载明“三股东合股经营企业（新华厂）的基础上，共同集资购买大郑村原五金厂厂房”，将新华厂和涉案厂房进行了明确的区分，协议同时载明“每个股东从家中出资现金100000元，另从新华厂支出2005年-2007年三股东的分红款75000元用于投资购买涉案厂房共计375000元”。原告提供的《专用收据》又可证明二原告已按上述协议约定完成共同出资的事实。被告虽对二原告已出资一节予以认可，但认为原告出资的目的系为“追补”新华厂的亏损，而并非为了出资购买涉案厂房，此主张即与《合资购买厂房协议书》的约定明显矛盾。被告虽主张原告提供的《专用收据》上加盖了新华厂的印章，并认为据此可证明该出资系为向新华厂的出资，但该收据上已明确注明款项用途为“集资购买大郑村原五金厂厂房款现金”，原告提交的《现金凭单》亦注明该款项性质为“孙安起投资款买五金厂现金100000元”，足以说明该款项用途系指向涉案厂房。另应注意的是，如涉案厂房系被告个人所有，则修缮该厂房时即无需二原告参与。涉案厂房系于2005年即已“购买”，但直到2015年5月，原、被告还共同作为合同甲方，就修缮涉案厂房一事与案外人先后签订过两份工程协议书。因此，被告的上述主张，显然与证据相悖。此外，被告就其主张亦未提供其他有力反证，本院对其抗辩意见依法不予采纳，对原告主张的上述事实予以确认。四、被告提供《租厂房协议书》若干、2017年3月28日《租金记账单》1份（被证1-10），以证明涉案厂房的租金收益。《租厂房协议书》经原告质证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租金记账单》经原告质证无异议，且其明细均载明系“五金厂收入”，又能与《租厂房协议书》相印证，故该组证据与涉案厂房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采信。依据该证据可确认，自2009年5月起，被告即已将涉案厂房对外出租，现承租人已付租金对应的租赁期限已截止到2017年12月28日。期间，被告共收取租金305530元（被证10）。五、涉案厂房修缮费用支出情况（一）被告提供5组票据，拟证明修缮涉案厂房的费用支出情况。就被告主张的费用核算方式（2017年8月16日证据交换笔录），原告提出如下质证意见，本院经认证后认为：1.针对被告主张的“第1页记账”计入票据（编号分别为：1-4至1-6；1-9；1-16；1-27；1-31；1-36、37；1-40至61；1-63、64）。（1）原告对其中编号为1-4的票据不认可。该票据未经二原告签字确认，故本院不予采信。（2）原告对其中编号为1-46至1-49的票据不予认可，但经原告确认，该票据均由原告柴俊勇签字确认（9月27日证据交换笔录倒数1-4行；p4第1行），故本院对该组证据均予采信。（3）原告对其中编号为1-50至54的票据不予认可，认为该费用已经在2005年至2006年报账完毕，不应重复计算，原告就其主张提供2008年8月26日协议一份（原证10）为证。经质证，被告认为该协议第9条所约定的费用支出系在购买涉案厂房前以承租方式使用厂房时的厂房维修费用，被告就其主张提供两份租房协议为证（被证35）。经质证，原告认为该租房协议与本案无关。被告提供的两份租房协议签订时间分别为1998年和2003年，均在出资竞买涉案厂房之前（2005年），而按照原告提供的2008年8月26日协议第9条所约定，第9条费用系指“2006年5月31日至2005年8月16日期间”所产生的厂房修缮费用，从时间看，被告上述证据与阅读时间不符，显然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因此，本院对被告上述证据依法不予采信。经本院核对，被告该组票据中编号为1-49至55及1-57至1-60的票据，其票据日期均不在上述协议第9条约定期限内，因此，该费用不应从支出总额中扣除。此外，编号为1-56的票据，未注明日期，也无法证明其已包含在上述协议约定期限内，故其费用亦不应予以扣除。经本院核对，编号为1-61；1-63、64的票据，其日期均在上述协议约定期限内，故该票据金额应从支出总额中扣除。（4）原告对其他票据均认可，本院予以采信。（5）经本院按上述经采信票据核算，其总额为36670元。被告主张该组票据合计支出38797元（2017年8月16日证据交换笔录p2第14-17行），与其举证不符，本院对被告上述主张不予采纳，并对该组票据支出总额应为36670元的事实予以确认。2.针对被告主张的“第2页记账”计入票据（编号分别为：2-9；2-14至2-19），经原告质证无异议，本院亦予采信。经本院按上述经采信票据核算，其支出总额为14856元。被告主张该组票据支出总额为16986元，与其举证不符，因此，本院对被告上述主张依法不予采纳，并对该组票据支出总额应为14856元事实予以确认。3.针对被告主张的“第3页记账”计入票据（编号分别为：3-3；3-5；3-19；3-36；3-61），经原告质证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经本院按上述经采信票据核算，其总额为32169元。被告主张该组票据合计支出33338.1元，与其举证不符，本院对被告上述主张不予采纳，并对该组票据支出总额为32169元的事实予以确认。4.针对被告主张的“第4页记账”计入票据（编号分别为：4-3至4-5；4-8；4-17；4-29；4-35；4-42至4-43；4-45至52），经原告质证无异议，本院均予采信。原告认为其中编号为4-50的票据与涉案厂房无关。该票据载明用途为“东丽区新华厂发北京庆冬公司邮箱付业务”，而被告亦确认，涉案厂房与新华厂“不是一个单位”（第1次庭审笔录p47-10行），故本院对该证据关联性依法不予认可。经本院按上述经采信票据核算，其总额为80615元。被告主张该组票据支出总额为82733元，与其举证不符，本院对被告上述主张不予采纳，并对该组票据支出总额应为80615元的事实予以确认。5.针对被告主张的“第5页记账”计入票据（编号分别为：5-2至5-5；5-13至5-15；5-19；5-21；5-24、25；5-43；5-50；5-52；5-54至5-57；5-63、64；5-87）。（1）原告对其中编号为5-15的票据的真实性不认可，仅认可该票据10000元以内的金额。该证据未经二原告签字确认，故应按原告自认金额确定其支出金额为10000元。原告另主张，5-15票据系5-2至5-14票据的汇总，但经本院核算，5-2至5-14票据的汇总金额与5-15票据金额并不一致，因此，本院对原告上述主张依法不予采纳。（2）原告对其中编号为5-19的票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该证据未经二原告签字确认，故本院不予采信。（3）原告认为其中编号为5-50的票据与涉案厂房无关，但经原告确认，该票据系经原告孙安起签字确认（9月27日证据交换笔录倒数1-4行；p4第1行），且该票据注明“五金厂建罩棚买方钢管支出现金”，足以证明该支出与涉案厂房有关。因此，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4）原告认为其中编号为5-21的票据系手写填写，故不予以认可，但该票据实系机打收据，且由收款人注明收款金额及签字确认，其形式符合交易习惯，应属真实可信。因此，本院对该证据依法予以采信。（5）原告认为其中编号为5-54的票据金额中应扣除C型钢“定金”1000元，但并未就其主张提供证据，故本院对原告的上述意见不予采纳，对该证据予以采信。（6）原告对其他票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均予采信。（7）按照本院采信的证据核算后确认，被告主张该组票据支出总额为60592.5元，在本院核算金额范围以内，本院对被告主张的金额予以照准。六、被告主张涉案厂房除修缮费用外还另有如下支出，均为被告所垫付（被证20）：1.新华厂于2003年12月31日向“北京奥林匹亚公司”付“销油箱业务款”65000元；2.新华厂于2003年12月31日向“北京A**锅炉”付“销油箱业务费”55000元；3.新华厂于2009年5月31日向张宝群支付“建厂帮忙提供的制作油箱的技术资料和配件来源等提成业务费”265000元；4.新华厂2008年10月11日至2009年8月16日期间的“工人工资和制作油箱外加工、发油箱运输费”等合计109760.3元。被告就其主张提供《现金付款凭单》若干、1996年5月24日《协议书》1份、《现金付款收条》1份、《油箱数量清单》1份、《专利证书》1份等证据（被证18-27；被证30-33）。然而，上述证据仅能反映新华厂的费用支出情况，与涉案厂房并无关系，故均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七、被告主张其因管理涉案厂房应获得工资报酬，并主张其自2008年10月1日至2017年3月8日期间应取得工资3060000元（8.5年×360000元/年），被告就此提供《协议书》1份（被证21）为证。然而，该证据系三方对新华厂管理的约定，与涉案厂房无关，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故本院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纳。本院认为，按照法律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共同合伙经营。本案中，原、被告三方签订的《合资购买厂房协议书》对共同出资进行了约定，该协议中“经三个股东商议在合股经营企业（新华厂）的基础上”的约定又说明原、被告就涉案厂房亦采用与新华厂相同的合作方式，均为合伙。同时，协议各方亦如约履行了出资义务，且又在厂房修缮过程中共同出面对外协商及共同核定部分修缮费用，比照上述法律规定，足以认定双方就涉案厂房成立合伙协议关系。被告虽主张涉案厂房系以其个人名义竞拍购买，但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其与第三人间的外部合同关系与原、被告三方间的内部合同关系并不冲突，故被告抗辩不能否定合伙协议的存在。经本院核算，涉案厂房的租金收入为305530元，修缮厂房支出为224903元。被告主张其因管理涉案厂房应获得工资报酬，但三方于涉案厂房《合资购买协议书》（原证2）中并未厂房经营期间应向被告工资，此外，被告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三方有如此约定。因此，本院对被告的上述主张依法不予采纳。此外，被告亦未证明涉案厂房还有其他支出。如被告认为其就新华厂与二原告存在其他纠纷，可另案主张，与本案无关。因此，经本院核定涉案厂房2009年5月1日至2017年12月28日的租金收益应为80627元（305530元-224903元)。个人合伙组织的利润，由合伙人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的比例分配,未约定的，各合伙人平均分配。本案中，由于原、被告未明确约定利润分配比例，且三方出资比例均等，故其收益应以各合伙人平均分配为公允。因此，被告应向二原告各支付26876元（80627元÷3人）。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部分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在上述范围内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闫利华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柴俊勇支付原五金厂厂房自2009年5月1日至2017年12月28日期间的合伙收益款26876元；二、被告闫利华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孙安起支付原五金厂厂房自2009年5月1日至2017年12月28日期间的合伙收益款26876元；三、驳回原告柴俊勇、孙安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67元,由原告柴俊勇、孙安起各负担142元，由被告闫利华负担118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贵全代理审判员  张 梁人民陪审员  黄建平二〇一七年十月十日书 记 员  常 婧本判决依照的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一条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第三十四条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有执行和监督的权利。合伙人可以推举负责人。合伙负责人和其他人员的经营活动，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４６．公民按照协议提供资金或者实物，并约定参与合伙盈余分配，但不参与合伙经营、劳动的，或者提供技术性劳务而不提供资金、实物，但约定参与盈余分配的，视为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