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603民初12129号
原告：绍兴擎炬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柯桥区兰亭街道花街。
法定代表人：朱忠良，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楼丽萍，浙江元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绍兴市诚杰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柯桥区兰亭街道娄宫绍大线***号。
法定代表人：杨月娟。
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国海，系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华娣，浙江剡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绍兴擎炬纺织有限公司诉被告绍兴市诚杰服饰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2016年12月13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本案依法由代理审判员杜国光独任审判，于2017年2月16日、2017年2月28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依法转为普通程序，组成由审判员周力佳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杜国光、人民陪审员俞海青参加评议的合议庭，于2017年4月27日、9月7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楼丽萍、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华娣四次庭审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国海到庭参加第三、四次庭审。本案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理期限六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4年3月至4月期间，原、被告曾有服装面料业务往来，原告向被告陆续供货共计米数9,446.20米、货款金额85,106.10元，由被告员工顾国海、唐银娥代表被告签收。原告认为顾国海、唐银娥的签收行为系职务行为，签收货物后的付款责任应由被告承担。因至今被告未付清上述货款，故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85,106.1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辩称，原告的陈述没有事实依据，原、被告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与原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是案外人苏州汇德丰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德丰公司”），被告仅系汇德丰公司的加工厂，本案所涉面料系汇德丰公司与原告订购好后由汇德丰公司指令原告送至被告处进行加工，并且原告在前一案件即（2016）浙0603民初10498号案件中陈述的基础法律关系即不当得利与在本案中陈述的基础法律关系即买卖合同关系不一致，自相矛盾，其诉讼请求与提供的证据也是自相矛盾的，要求驳回原告所有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
1、码单五份，用以证明原告向被告供应服装面料，价值共计85,106.10元的事实；
2、被告的工商基本信息（打印件）一份、社保记录（打印件）一份，用以证明顾国海系被告的股东，唐银娥系被告员工的事实；
3、（2016）浙0603民初10498号案件中证人证言笔录（系盖有本院档案证明专用章的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在该笔录第三页上，被告申请的证人凌某陈述服装加工厂即被告开具全额发票给出口对象，包括面料在内的发票，汇德丰公司是被告的出口单位，即本案在码单上载明的汇德丰公司，由被告向原告购买面料，这个面料是用到汇德丰公司的，被告加工好给出口单位，进一步证明原告与汇德丰公司之间没有买卖关系，汇德丰公司不是原告买卖合同相对方的事实；
4、照片打印件四份，用以证明原告供给被告的货物已经由被告加工成服装，尚存放在被告仓库内，证人凌某陈述的“这批货物加工好后已经出口了”不属实的事实；
5、（2016）浙0603民初10498号案件中被告提交的加工合同复印件四份，用以证明被告与汇德丰公司不是纯粹的加工关系，而是含加工在内的服装买卖关系，合同明确载明双方是购货方、供货方，被告向汇德丰公司提供全额的增值税发票，双方凭增值税发票结算货款而不是结算加工费，也与证人凌某的证言一致，即被告开具给汇德丰公司全额发票包括一部分面料的发票，进而证明被告和汇德丰公司之间是含加工在内的成品服装买卖关系的事实；
6、样衣一件，用以证明被告仓库的库存不仅是4月16日的码单项下布匹制作的货物，还有别的库存的事实。
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经质证认为：证据1，对顾国海签收的四份码单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从记载的文字看，收货单位为“苏州汇德丰进出口有限公司”，作为“诚杰工厂”只是备注，在两个单位之间显然“诚杰工厂”只是附属关系，可以证明收货单位系汇德丰公司，而非被告；对于唐银娥签字的一份码单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证据2，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唐银娥仅系一般的操作工，不能证明其在码单签字是一种职务行为。证据3，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原告断章取义，证人凌某本身就是汇德丰公司的员工，是该笔交易的具体经办人，该证言中明确陈述，买卖合同交易方系原告与汇德丰公司，而关于发票开具的情况，符合进出口加工的惯例，并涉及到相关的退税问题，不能据此认定本案面料采购方是被告。证据4，对其三性均有异议，系原告自行拍摄，拍摄于哪里无法核实，该证据的第一页上显示供应商是汇德丰公司，能与码单上的汇德丰公司相互印证，原告主张本案系买卖合同关系，又否认收货单位是汇德丰公司，该证据与原告的诉求相矛盾。证据5，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仅能证明被告与汇德丰公司存在加工承揽关系，而开具全额增值税发票的情况能与证人凌某的证言相印证，这是被告与汇德丰公司之间的交易惯例，为了便于出口，外贸中都是通过加工企业直接发出去，很多的加工企业都是开具全额增值税发票，然后再由汇德丰公司将原料的发票开给加工企业，虽然被告开具了全额增值税发票，但是不能据此证明被告既是加工方又是面料提供方。证据6，该裙子确系被告加工，但基本上都已按汇德丰公司的要求出口，剩余的仅系出口后多余的尾单，差不多有200件左右，鉴于目前汇德丰公司无法联系，所以对剩余部分无法完成交付，原告的该份证据并不能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被告为证明其反驳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
7、（2016）浙0603民初10498号案件民事庭审笔录及证人证言笔录各一份（均系盖有本院档案证明专用章的复印件），用以证明本案与（2016）浙0603民初10498号案件是基于同一客观事实，在该庭审笔录第二页原告在陈述诉讼请求的时候，原告当庭变更诉讼请求，要求被告返还原告货物或赔偿相应损失，在该案承办法官让原告明确法律关系时，原告明确陈述其是基于不当得利要求返还货物，并认为是基于原、被告之间的加工合同关系，被告是加工方，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在诉讼中已有自认，与原告发生买卖关系的是汇德丰公司，而非被告，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的事实；
8、货物入库凭证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被告已经将本案所涉服装送到汇德丰公司指定的货柜公司的事实；
9、加工合同复印件四份，用以证明被告自2011年起是汇德丰公司在绍兴的加工工厂之一，之前双方签订的是书面加工合同，后来形成了一定的交易惯例，所以双方都是口头合同，一直到2014年5月，被告还是汇德丰的加工工厂之一的事实；
10、执行裁定书复印件一份及限期举证通知书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在2014年的时候证人林某系汇德丰公司在绍兴地区的员工，本案所涉合同履行都是林某经办的事实；
11、加工合同一份、开票明细一份以及对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六份，开票明细一份以及对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五份，开票明细一份以及对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九份，用以证明按照证人林某当时的陈述，被告把全额增值税发票开给汇德丰公司，然后汇德丰公司再将原料发票开还给被告的事实。
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经质证认为：证据7，庭审笔录中关于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确实存在，但变更是基于证据上的考虑，原、被告之间没有购销合同，只有五份码单，面料还在被告仓库内，事后经过向原告的业务员、原告法定代表人的妻子进一步核实后，原告认为变更法律关系不妥当就做了撤诉处理，现原告认为双方是买卖合同关系；对于该庭审笔录第二页第十六行最后一句“原告认为是基于加工合同关系，被告是加工方。原告认为是基于不当得利要求返还”的内容，原告是陈述过的，但该笔录没记全，后来承办法官询问是什么关系，原告的代理人陈述是基于原告向被告供货，因被告收货的行为故要求返还，原告对前一句做了纠正的陈述，是真实意思；对于该庭审笔录第二页第二十二、二十三行的“审：原告主张不当得利要求返还并赔偿损失。原告不认为与二被告存在买卖关系？原代：是的”的内容记录有误，原告的代理人当时并没有做出回答，不能据此推定原告的回答是“是的”；对证人证言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被告断章取义，仅以该证言来证明原告与汇德丰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是孤证；证言中证人自述其2014年的社保缴纳在泽彩公司，具体时间为2014年1至6月，而讼争业务发生时间为2014年3至4月，证人凌某与汇德丰公司没有业务关系，说明证人凌某没有参与具体整个交易过程，只是听说，泽彩公司与汇德丰公司是同一个老板，能够证明在财务方面的情况，关于财务如何做账有统一性，发票是服装厂开的，包括了面料的款项，证言也能证明原告的交易相对方是被告，而不是汇德丰公司。证据8，对其三性均有异议。证据9，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认为其与汇德丰公司有交易惯例，为何本案不遵守交易惯例而签订这样一份加工合同，可以证明被告与汇德丰公司之间并不是像被告所陈述的，虽然名称是加工合同，但写的内容却是购货方、供货方，并由被告开具给汇德丰公司包含面料款在内的全额增值税发票，并不是纯粹的加工费发票，被告与汇德丰公司之间实际上是含加工在内的服装买卖关系。证据10，对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证据11，该组证据只能证明被告与汇德丰公司是名为加工合同、实为包含加工行为在内的买卖合同关系，发票中含有面料款，但被告称仅仅是加工关系，如按被告所述则不应包含面料款，应仅有加工费，否则违反税法相关规定，恰好能够证明含面料款的全额发票是由被告开给汇德丰公司，也就是说货款由被告向汇德丰公司结算，原告是无法去向汇德丰公司要求付款的，所以原告只能向被告请求付款，原告的合同相对方是正确的；该组证据与本案是没有关联性的，不能达到被告要证明的目的，若原告与汇德丰公司之间是买卖面料的关系的话，则在该加工合同的主体中也应有原告，但并没有出现原告，所以纯粹是被告与汇德丰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
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向案外人汇德丰公司的员工林某制作询问笔录一份（证据12）。林某陈述，原告系汇德丰公司的面料商，被告系汇德丰公司的加工厂，2014年的时候，由汇德丰公司的业务员林某联系原告，要求其生产面料，生产完毕后送到汇德丰公司的加工厂即被告处，由被告的员工顾国海代为签收该批货物；按照交易惯例，汇德丰公司跟加工厂谈的是全额的经销发票，面料发票由财务指定的面料商开进来，或者由汇德丰公司开给加工厂，加工厂根据面料款以及自己的加工费，开总票给汇德丰公司；汇德丰公司与被告从2011、2012年就开始交易了，时间久了，就不是每次都订立加工合同，就按形成的交易惯例来操作。对于以上该份笔录，原告质证认为：虽然林某能说出原告法定代表人的手机号码，但是因为林某是被告提供的证人，被告经常与原告法定代表人联系，熟知他的号码，其完全可以提供给林某，不能仅凭知晓号码就证明林某与原告法定代表人进行联系并交易；林某的陈述与前一案件中的证言有不一致的地方，出庭作证时其陈述案涉货物已经全部出口，现在又改为发了部分，其证言前后不一致；林某仅仅证明了其曾是汇德丰公司的员工，却无证据证明其与原告洽谈业务过程中持有汇德丰公司的授权委托书或者介绍信等材料；关于开票过程的陈述，她不是财务人员，原告不予认可，但能够证明包含面料款在内的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由被告开给汇德丰公司，其他书面证据亦可印证其证言，发票上面包含了双方交易的主体，因为如果没有一个真实的交易关系，是不能够随便开具发票的，否则是虚开发票；林某的陈述仅是孤证，没有其他证据来证明，也没有其他证人证言来相互印证，故原告对该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被告质证认为：对该笔录的三性均无异议，且其在（2016）浙0603民初10498号案件中的证人证言与该笔录的陈述相对稳定，内容基本一致，具有客观合法性；通过林某的陈述可以证明林某系汇德丰公司在绍兴地区的业务员，工作主要是找面料商和加工厂，2008年进入汇德丰公司，2010年做汇德丰公司的全职业务员，2014年5月老板跑掉、公司解散；林某陈述了整个交易流程和惯例以及开票的情况，被告开具全额发票给汇德丰公司、汇德丰公司将面料发票开给被告就是因为被告仅系汇德丰公司的加工点，并不是原料采购商；被告是汇德丰公司的加工工厂，从2011、2012年就开始有交易了，而且林某对被告提供的加工合同和发票的三性均是认可的；林某也确认了原告系汇德丰公司的面料商，陈述了与原告的合作协商过程、经办人等详细信息，也清楚地陈述了原告法定代表人的手机号码，并展示了其手机里原告法定代表人的号码，综上，可以证明林某的陈述具有客观合法性，应予采纳。
针对原、被告的举证、质证意见，并结合双方的陈述，本院认证如下：证据12系本院依职权所作询问笔录，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证据1，被告对于顾国海签字的四份码单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四份码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对于唐银娥签字的一份码单的真实性有异议，而被告自认唐银娥确系其员工，故对唐银娥是否签收该批码单下的货物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但被告仅作简单否认，本院询问其是否申请对唐银娥的签字予以鉴定，被告亦予以拒绝，其应承担相应的不利法律后果，故本院对唐银娥签字的码单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2、3，被告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依法均予以确认。证据4，系原告单方拍摄，且被告对其三性均有异议，本院不予确认。证据5、9属同一份证据，虽系复印件，但被告已在（2016）浙0603民初10498号向本院出示并经双方质证无异议，且结合证据12中汇德丰公司员工林某的陈述，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6，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7，对庭审笔录，原告虽对笔录记载的部分内容提出了异议，但其在庭审结束后核对时并未予以补正，应承担相应不利法律后果，且该笔录系本院的法律文书，故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证人证言，与证据3属同一证据，且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亦予以确认。证据8，系复印件，本院无法确认其真实性，故不予认定。证据10，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11，原告对其真实性并未提出异议，并结合证据12中汇德丰公司员工林某的陈述，本院对其本身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综上，经审理本院确认如下事实：2014年3月21日、4月4日、4月16日，原告陆续将米数总计为9,446.20米、价值共计85,106.10元的服装面料送至汇德丰公司指定的加工厂即被告处，由被告的员工顾国海、唐银娥在原告提供的码单上签字确认。现原告认为原、被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要求被告支付货款85,106.10元，被告则否认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双方遂起讼争。
另查明，原告原名称为绍兴县擎炬纺织有限公司，于2016年8月31日变更为现名称。
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主张原、被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则否认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认为与原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是案外人汇德丰公司，被告仅系汇德丰公司的加工厂，本案所涉面料系汇德丰公司与原告订购好后由汇德丰公司指令原告送至被告处进行加工。本院认为，第一，原告提交五份的码单中有四份码单的收货单位处明确记载为“汇德丰进出口有限公司（诚杰工厂）”，仅有一份码单的收货单位记载为“诚杰（苏州汇德丰）”，且其背后仅有“苏州汇德丰”字样的复写痕迹，并无“诚杰”以及“（）”等字样的复写痕迹，原告称可能是写的轻，没有复出来，至于为何码单上会出现汇德丰公司，原告称被告向原告购买的面料做成服装后要发往汇德丰公司，为了避免混同受被告的指示作特别的标注加以区别，但按照行文规则来看，码单中记载汇德丰公司的名称较为详细，却仅将被告记载为“诚杰工厂”或者“诚杰”，五份码单中有四份码单中均以括号标示“诚杰工厂”并书写在汇德丰公司名称之后，可见被告仅处于附属地位，同时，对于其所称的被告的指示行为原告并无证据予以证明，并且码单的记载影响权利归属，一般而言，当事人不会允许随意添加与交易无关主体的信息，故原告上述的解释不符合常理。第二，原告在（2016）浙0603民初10498号案件的庭审过程中经本院反复询问并释明后，均未正面回答其与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当时原告的法定代表人亦到庭参加诉讼，但在庭审过程中并未明确提出肯定或者否定的意见，原告陈述其仅是向被告供应面料，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被告返还面料，而原告在码单中已明确记载收货单位、单价、数量、金额等相关内容的情况下仍无法对双方是否存在买卖关系得出结论，有违常理，并且其陈述的交易过程中多次刻意回避其与汇德丰公司之间的关系，仅陈述是被告方的顾国海与原告联系并购买面料，但对双方是如何谈的、在何处谈的却称时间长了不清楚，顾国海本人当庭对此予以明确否认，称只是在汇德丰公司指令原告送面料至被告处时才第一次联系，两方陈述明显龃龉，而原告关于双方当事人交谈及业务联系过程的陈述过于简单，可信度较低。第三，被告为证明其是汇德丰公司指定的加工厂提供了其以往与汇德丰公司签订的加工合同、双方之间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开票资料等，这些加工合同虽系被告与案外人汇德丰公司签订，但可与林某在（2016）浙0603民初10498号案件中的证人证言以及其在本案询问笔录中的陈述相互印证，可以确定被告系汇德丰公司的加工厂，故仅凭被告对案涉货物的签收行为无法确定其系本案所涉买卖合同相对人，至于汇德丰公司与被告之间开具发票的惯例是否符合现行财务和税务规范，是行政管理事项，与民事法律事实的认定不具有直接的关联性，并且针对本案所涉交易原、被告双方以及案外人汇德丰公司均未开具过发票，故仅凭被告与汇德丰公司之间以往的开票流程也无法证明被告系本案所涉买卖合同相对人。第四，林某在（2016）浙0603民初10498号案件中的证人证言以及其在本案的询问笔录中均称，其作为汇德丰公司的业务员跟踪本案所涉交易，本案所涉面料系汇德丰公司向原告订购，并由汇德丰公司指令原告将上述面料送至汇德丰公司指定的加工厂即被告处，这与被告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与码单中载明“汇德丰进出口有限公司”字样的事实也能呼应，虽然林某仅作为汇德丰公司的业务员跟踪了本案所涉的交易，但该节证言能够与当事人陈述及书证相互印证，故本院予以采信。综上，本院认为，仅凭原告现在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与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绍兴擎炬纺织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928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周力佳
代理审判员 杜国光
人民陪审员 俞海青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边筱香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