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渝四中法民再终字第0001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汪勇，男，41岁，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委托代理人：汪顺国，男，土家族。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丝绸厂。
诉讼代表人：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丝绸厂破产管理人。
负责人：罗峰，破产管理人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冉俊清，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张宗会，男，土家族。
再审申请人汪勇因与被申请人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丝绸厂（以下简称酉阳县丝绸厂）职工债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2）渝四中法民终字第00751号民事判决，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月16日作出（2013）渝高法民申字第01121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汪勇及其委托代理人汪顺国，被申请人酉阳县丝绸厂的委托代人冉俊清、张宗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0年12月17日，一审原告汪勇起诉至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酉阳县人民法院）称，1992年6月4日酉阳县丝绸厂根据该县就业局和原蚕桑局联合下发酉就发（1992）14号招工文件，汪勇被录用，同年7月被送往合川培训，投产后汪勇在该厂任职。1994年9月，酉阳县丝绸厂将汪勇辞退。1995年4月中旬，双方在该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一、酉阳县丝绸厂撤销对汪勇的辞退处分，收回丝绸厂安排工作；二、补发被辞退期间的生活费；三、厂方按规定在劳动部门补办其被辞退前的合同用工手续。后不久酉阳县丝绸厂就停产，协议第二、三条至今未得到落实。酉阳县丝绸厂在实施破产清理工作中，依据酉劳临调（1994）100号文件，将汪勇错误地为定性为临时工，况且文件中的255个名额也无原告的名字，汪勇多次申诉，2010年3月5日酉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专题答复，认定为汪勇的用工性质为合同工（参照合同制工人管理），但酉阳县丝绸厂拒不按有效文件执行，继续错误将汪勇认定为临时工。故起诉请求对汪勇按合同制工人管理并给予安置待遇。
酉阳县丝绸厂一审答辩称，首先，汪勇招入时是按合同工招的，我们是择优选为合同制工人，汪勇未按程序转为合同制工人，仍属于合同工，对于其是合同工的事实，汪勇也不否认；其次，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汪勇为合同工，只是参照合同制工人管理，并不是享有合同制工人的待遇；再次，汪勇申请仲裁已经超过了仲裁时效。综上，应驳回汪勇的诉讼请求。
酉阳县人民法院一审查明：1992年6月4日，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就业服务管理局下发酉就发（1992）14号文件《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就业服务管理局、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蚕桑局关于酉阳县丝绸厂招工的通知》记载：“……决定开办酉阳县丝绸厂，面向全县城镇、农村招收合同工400名……招工条件及要求按蚕桑局下发的招工简章办理……”。同日酉阳县丝绸厂《招工简章》记载：“……进厂后均为合同工，参照合同制工人的管理办法，实行全员劳动合同管理，以后根据工作表现和业绩，城镇青年按劳动部门下达的指标择优转为合同制工人；农村青年按劳动部门下达的指标择优转为农民合同制工人。……被录取者交纳集资款2500元，其中1000元作为培训期间的食宿、车船、培训等费用开支，1500元作为股金……凭录取通知书于6月24日、25日在县蚕桑局报到缴款……”。汪勇于同年7月被录用后送往合川培训，投产后汪勇在酉阳县丝绸厂处上班。汪勇交纳集资款2500元。
1994年9月1日，冉桂香等人因工作业绩较为突出等原因被转为劳动合同制工人。1994年9月14日，酉阳县丝绸厂将汪勇辞退。1995年4月12日，在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主持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一、撤销对汪勇的辞退处分，收回丝绸厂安排适当工作。二、补发被辞退期间的生活费，按67元／月补发从1994年9月14日-1995年4月11日。三、厂方按规定在劳动部门补办其被辞退前的合同用工手续。调解书送达后不久酉阳县丝绸厂停产，致使调解书第二、三项未得到落实。1997年2月汪勇离厂。1997年9月至1998年2月酉阳县丝绸厂出租给浙江的个人生产经营，但一直没有正常生产。酉阳县丝绸厂原名称为“四川省酉阳县丝绸厂”，1997年12月22日，酉阳县丝绸厂变更企业登记名称为“酉阳恒泰丝绸厂”并沿用至今。申请宣告破产使用名称为“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丝绸厂”。1998年6月，酉阳县丝绸厂由政府宣布完全关闭。1998年9月，酉阳县丝绸厂被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注销了营业执照。
2010年3月5日，酉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专题答复，认定汪勇的用工性质为合同工（参照合同制工人管理）。2010年酉阳县丝绸厂破产清算管理小组在实施破产清理工作中，依据酉阳府办发（2007）77号文件，将汪勇作为临时用工人员，并于2010年9月14日进行了公告。汪勇于2010年12月8日向酉阳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作出酉阳县劳仲不字（2010）第17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汪勇于2010年12月17日诉至酉阳县法院，诉讼中经该院释明，汪勇同意变更酉阳县丝绸厂诉讼名称为“酉阳恒泰丝绸厂”。
酉阳县丝绸厂生产期间，其合同制工人（如冉桂香等人）与合同工（即没有签订书面合同被酉阳县丝绸厂认定为临时工的汪勇等）在工资待遇方面均相同。酉阳县丝绸厂的职工安置方案中，“合同制工人”补偿年限是从进厂之日到酉阳县丝绸厂被宣告破产之日，补交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发放基本生活费1540元；“合同工”补偿年限是从进厂之日到酉阳县丝绸厂停产之日，按其实际领取工资的年限补偿1至4年不等，未支付生活费1540元。另据酉阳县丝绸厂账面反映，汪勇所交纳集资中，被扣培训费1410元，已退还109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有三，分别评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汪勇请求是否超过时效问题。本案争议因酉阳县丝绸厂破产清算组公布的《职工安置补偿表》所认定事实而产生，而酉阳县丝绸厂破产清算组公示职工安置补偿表时间为2010年9月14日，故应当认定双方争议发生的时间为此时。本案争议属于因企业破产所产生的职工权益的争议，应当认定为劳动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的规定，汪勇于2010年12月17日提起诉讼，没有超过仲裁时效。
二、关于汪勇身份认定及补偿问题。国发（1986）77号《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第二条规定：“企业在国家劳动工资计划指标内招用常年性工作岗位上的工人，除国家另有特别规定者外，统一实行劳动合同制。企业招用一年以内的临时工、季节工，也应当签订劳动合同。”国发第41号《全民所有制企业临时工管理暂行规定》第二条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的临时工，是指使用期限不超过一年的临时性、季节性用工。”1995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施行，“同工同酬”原则确立，无论是否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只要不是使用期限在一年内的临时性、季节性工人，均享受在册工人同等待遇。1996年11月7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临时工等问题的请示﹥的复函》规定：“《劳动法》施行后，所有用人单位与职工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各类职工权利平等。历史意义上的“临时工”自此不复存在。本案汪勇自被酉阳县丝绸厂招用后一直工作到企业完全停产之日，其实际连续工作年限均在三年以上，从事的是企业日常性工作，不属于临时性和季节性工作。故酉阳县丝绸厂将汪勇认定为“临时工”违反了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规定。双方虽未签订劳动合同，应当是属于事实上的劳动合同制工人。
但同时，劳动法律关系基于事实和法律判断，双务、对等、继续性是劳动法律关系之基本特征。因酉阳县丝绸厂于1998年2月完全停产，同年6月由政府宣布关闭，9月被酉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注销营业执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终止……（五）用人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加之此后，汪勇等人事实上再未向酉阳县丝绸厂提供劳动，酉阳县丝绸厂亦未对汪勇进行有效管理，双方均未尽义务，不存在劳动法上人权利义务关系。应当认定双方之间劳动权利义务关系终止于1998年。据此，酉阳县丝绸厂应按合同制工人给予汪勇进行安置补偿至1998年9月份。至于冉桂香等合同制工人安置补偿标准当否属另一法律关系。
三、集资款。酉阳县丝绸厂没有证据证明其从职工交纳的集资款中扣减培训费，是经得职工本人同意，或者经过了职工大会同意，根据1996年10月30日劳动部劳部发（1996）370号《企业职工培训规定》第八条“企业应建立健全职工的培训规章制度，根据本单位的实际对职工进行在岗、转岗、晋升、转业培训，对学徒及其他新录用人员进行上岗前的培训”的规定，酉阳县丝绸厂对其职工进行培训是其法定义务；根据《企业职工培训规定》第九条“企业应将职工培训列入本单位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保证培训经费和其他赔偿条件”的规定，支付职工培训费是酉阳县丝绸厂的法定义务，因此酉阳县丝绸厂没有经职工同意从职工交纳的集资款中扣减部分费用作为培训费没有事实根据已经和法律依据。酉阳县丝绸厂应当按照汪勇持有的交纳集资款的收据所载明的金额全额返还集资款，并应当从缴款之日起至还清本息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存款利率支付利息。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第七十二条、第一百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六）项，第四十七条、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项，《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第二条、第三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重庆市劳动局﹤关于临时工等问题的请示﹥的复函》，《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的规定》第二条、第四条之规定，经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判决如下：一、酉阳县丝绸厂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按照合同制工人相同标准对汪勇进行安置补偿并补发生活费1540元，安置补偿年限计算至1998年9月；二、酉阳县丝绸厂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按汪勇所持有的集资款交纳收据所载明的金额返还集资款，并从交纳之日起至还清本息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存款利率给付利息；三、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酉阳县丝绸厂负担。
汪勇对该一审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并针对酉阳县丝绸厂的上诉理由答辩如下：1.原判决就“1998年6月酉阳县丝绸厂由政府宣告完全关闭，同年9月被酉阳县工商局注销营业执照”之事实认定的证据没有当庭出示并经质证，依法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2.《劳动合同法》施行于2008年1月1日，而本案起止时间近20年，《劳动合同法》无溯及力，一审判决依据《劳动合同法》第44条判决属于适用法律不当；3.一审既然已经认定汪勇是劳动合同制工人，理应判决其与同厂安置的合同制工人享受同等安置待遇，原判带有明显的歧视。
酉阳县丝绸厂对该一审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改判驳回汪勇的一审诉讼请求，并针对汪勇的上诉理由答辩如下：1.汪勇系临时工身份，一审法院按合同制工人相同标准安置错误；2.一审法院判决酉阳县丝绸厂返还汪勇集资款并承担利息错误；3.汪勇诉讼已超过仲裁时效；4.缴纳社会保险不属于人民法院管辖范畴。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
本院二审认为，二审中双方有以下争议焦点：1.本案是否超过仲裁时效；2.职工安置身份的认定及安置补偿标准；3.社会保险费的主张是否应当受理；4.集资款是否应当退还以及利息的计算。针对以上焦点问题，作如下评判：
一、本案是否超过仲裁时效的问题。本案是因汪勇看到酉阳县丝绸厂破产清算组于2010年9月14日公布的《职工安置补偿表》后，认为公布的安置补偿方案侵犯其合法权益，遂于2010年9月20日申请仲裁，并于同年11月22日提起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的规定，汪勇在知道其权利受到侵犯后，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申请仲裁没有超过仲裁时效。
二、关于职工安置身份的认定及安置补偿标准的问题。根据1996年11月7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临时工等问题的请示》的复函规定，《劳动法》施行后，所有用人单位与职工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各类职工权利平等。历史意义上的“临时工”自此不复存在。本案汪勇从被酉阳县丝绸厂招用后一直工作到1997年2月离厂，其实际连续工作年限在三年以上，与李运才等35人和酉阳县丝绸厂签订劳动合同的工人一样均是从事企业日常性工作，故酉阳县丝绸厂将汪勇认定为“临时工”违反了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规定。双方虽未签订劳动合同，同样应当认定属于事实上的劳动合同制工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项的规定，用人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用人单位决定提前解散的，劳动合同终止。本案中，酉阳县丝绸厂于1998年9月被酉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注销营业执照，此后汪勇事实上再未向酉阳县丝绸厂提供劳动，酉阳县丝绸厂也未对汪勇进行管理。因此，汪勇与酉阳县丝绸厂之间在企业被注销营业执照后就不存在劳动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原判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认定补偿的期间从参加工作之日起至1998年9月并无不当。
三、社会保险费的主张是否应当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本案中，汪勇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是要求用人单位向社保保险经办机构补缴社会保险费用而不是请求赔偿损失，该项诉讼请求不符合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不应作为民事案件受理。故汪勇要求酉阳县丝绸厂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审理。
四、集资款是否应退还以及利息的计算。根据1996年10月30日劳动部《企业职工培训规定》［劳部发（1996）370号］第八条“企业应建立健全职工的培训规章制度，根据本单位的实际对职工进行在岗、转岗、晋升、转业培训，对学徒及其他新录用人员进行上岗前的培训”和第九条“企业应将职工培训列入本单位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保证培训经费和其他赔偿条件”的规定，酉阳县丝绸厂对其职工进行培训和支付职工培训费均是其法定义务，酉阳县丝绸厂在没有经得职工本人同意或者经过职工大会同意的情况下便从职工交纳的集资款中扣减培训费，违反了相关的规定，应当向职工进行退还并支付相应利息。由于一审法院已对集资款的交纳数额以及退还的数额进行了认定，故汪勇即使不持有集资款收据，也仍然可以根据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要求酉阳县丝绸厂退还集资款，因此一审法院判决酉阳县丝绸厂按汪勇所持有的集资款收据所载明的金额返还集资款属于判决不当，但由于该判决对案件的执行没有影响，故本院对此不再改判。综上，一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以维持。上诉人汪勇和上诉人酉阳县丝绸厂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汪勇负担5元，由上诉人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丝绸厂负担5元。
再审申请人汪勇再审诉称，首先，对生效判决认定其身份性质为合同制工人，不属临时工，并按照合同制工人安置补偿标准（即每工作一年补偿一个月，每月2047.67元）判决进行安置补偿，补发生活费1540元，及判令返还集资款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无异议。其次，认为生效判决就酉阳县丝绸厂终止于1998年9月之事实认定错误。酉阳县丝绸厂在本案一、二审中出示了酉阳县工商局《关于酉阳县丝绸厂注销营业执照的证明》（1998年9月6日出具）、酉阳县蚕桑局《关于同意丝绸厂关闭的批复》（1998年6月25日出具）均为虚假证据，原判以此证据认定本案事实不当。事实上，酉阳县丝绸厂至申请宣告破产之日，均没有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吊销、注销营业执照等登记。2013年9月3日，《酉阳县工商局群众来访回复函》中明确，“1997年12月26日，经企业申请，多局核准后，企业名称由‘四川省酉阳丝绸厂’变更‘重庆市酉阳恒泰丝绸厂’，在此之后，我局未收到该企业提交的其他登记材料”。综上，酉阳县丝绸厂应当按汪勇19年（1992年进厂之日起至2010年申请宣告破产之日止）工作年限计算安置补偿金和养老保险费。请求判决：一、撤销本院（2012）渝四中法民终字第00751号民事判决和酉阳县人民法院（2011）酉法民初字第0497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维持酉阳县人民法院（2011）酉法民初字第0497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改判确认被申请人酉阳县丝绸厂按照其公示的《合同制工人安置补偿办法》规定的年限和标准计算再审申请人的安置补偿费和社会保险费。
被申请人酉阳县丝绸厂再审辩称，1.再审申请人提起诉讼，超诉讼时效。2.再审申请人既然主张的是确认之诉而非给付之诉，则对再审申请人主张的确认身份性质，就不应当适用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只能适用合同法、民法的有关规定。同时，对再审申请人主张的退还集资款，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则在本案中不应合并审理，只能分开审理，原合并审理，程序违法。3.再审申请人的身份性质，属临时工。生效判决认定其属事实上的劳动合同制工人，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安置补偿，只能按照临时工的安置补偿标准处理。4.按照酉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注销证明和政府的关闭批复，被申请人终止于1998年9月，再审申请人的安置补偿时间以此标准予以确定。5.生效判决判令退还集资款并支付利息错误。6.生效判决对再审申请人主张的社会保险费诉求予以了驳回正确。请求再审法院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
再审中，汪勇向本院提交以下几组证据：第一组证据，包括：1.2013年9月3日，酉阳县工商局出具的《群众来访回复函》。2.酉阳县工商局于1998年8月20日以酉工商（1998）86号作出的《关于吊销企业营业执照公告》及附件。3.1998年6月18日、1998年8月27日、1999年5月22日、1999年6月15日发行的《酉阳报》公告4份。4.1997年12月22日，《企业换照注册登记书》。该组证据用以证明被申请人在原一审、二审庭审中举示的《关于酉阳县丝绸厂注销营业执照的证明》证据复制件虚假，复函明确表明没有查到酉阳县丝绸厂的注销登记，该厂已更名为酉阳恒泰丝绸厂。第二组证据，包括：1.酉阳县人民政府酉府函（1992）号《关于同意成立酉阳县丝绸厂的批复》。2.《关于原酉阳县丝绸厂改革工作情况的汇报》。该组证据用以证明被申请人酉阳县丝绸厂系由政府批准设立，隶属于酉阳县丝绸公司，主管部门不是酉阳县蚕桑局，县蚕桑局没有权利对其进行关闭。第三组证据，包括：1.1992年1月24日，酉阳县丝绸厂的《征地情况表》，2.《生活费花名册》。该组证据用以证明土地户截止至2010年4月，被申请人仍然在给土地户职工发放生活费，该批职工不但属于合同工，还属于固定工。
酉阳县丝绸厂质证认为，除第二组证据中的《关于原酉阳县丝绸厂改革工作情况的汇报》这份证据属新证据外，其余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同时，该组证据不能达到再审申请人的证明目的。酉阳县蚕桑局是政府主管职能部门。对第一组证据，具有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但不具关联性，不能证明酉阳县丝绸厂仍然存续。对第三组证据，具备证据的三性，但不能证明双方的劳动关系仍然存续，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
再审中，酉阳县丝绸厂提交如下证据：1.酉阳县就业服务管理局作出的酉劳招（1994）426号《关于招收合同制工人的通知》。2.酉阳县劳动服务公司作出的酉劳招（1994）372号《合同制工人录取通知书》。3.酉阳县社会劳动力管理处作出的酉劳临调（1994）100号《关于同意使用临时工的通知》。4.劳临合（1994）233号《临时（季节）工劳动合同书》。5.酉阳县劳动局作出的酉劳资（1995）字第164号《关于同意李运才等十七位同志转正定级的批复》。6.《劳动合同书》。证明只有具备这六种村料，才应被认定为合同制工人。否则，其身份性质只能认定为临时工。
再审申请人汪勇质证认为，被申请人所举示的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在原庭审中，均已举示，系复制件，是伪造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
本院审查认为，再审申请人和被申请人所举示的其他证据，均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四条规定的“新的证据”，不予采信。
结合本案的事实争点即酉阳县丝绸厂或者重庆市酉阳县恒泰丝绸厂是否被吊销、注销营业执照，及何时停止生产、关闭之事实，本院结合全案证据评析如下：经本院审查，汪勇出示的《酉阳县工商局群众来访回复函》系复印件，该回复函载明内容一方面如汪勇再审申请诉称所讲，该厂设立、变更登记变迁情况，且自1997年12月26日变更为“重庆市酉阳恒泰丝绸厂”之后，该局未查询到该企业提交的其他登记申请材料。另一方面，该回复函还载明，对于该局1998年9月6日出具的《关于酉阳县丝绸厂注销营业执照的证明》是否为该局出具，须进一步核查，故对于1998年的证明是否为该局出具并没有持肯定或否定意见。汪勇出具的酉阳县工商局酉工商（1998）86号作出的《关于吊销企业营业执照公告》及附件，该证据系复印件，该证据没有将“酉阳县丝绸厂”或者“重庆市酉阳县恒泰丝绸厂”纳入吊销公告之列，但不能反推该“酉阳县丝绸厂”没有被吊销企业营业执照。汪勇提交的《生活费花名册》，仅针对被占用土地的职工所发放的生活费，该以“生活费”之名所发放的费用系针对特殊人群、特殊对象发放，不能以此推定双方的劳动关系仍继续存续。而酉阳县丝绸厂破产管理人在本案一审中出示的酉阳县工商局于1998年6月出具的《关于酉阳县丝绸厂注销营业执照的证明》载明内容：兹有原“酉阳县丝绸厂”因经济效益滑坡，经营管理不善，企业处于倒闭状态，且未参加九七年的企业年检，已于九八年六月在我局办理注销登记。结合“酉阳县丝绸厂”于1997年12月26日变更为“重庆市酉阳恒泰丝绸厂”之事实，原以“酉阳县丝绸厂”之名登记的企业因为更名为“重庆市酉阳恒泰丝绸厂”而注销之事实可予认定。而汪勇虽然质疑原酉阳县蚕桑局于1998年6月25日出具的《关于同意丝绸厂关闭的批复》系虚假证据，但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否定该证据的效力。“重庆市酉阳恒泰丝绸厂”于1998年9月停业之事实各方无异议。虽然汪勇认为双方是协议放假，但该事实没有得到酉阳县丝绸厂破产管理人的认可，汪勇也没有出示任何证据证明该事实。
另查明，本案被申请人酉阳县丝绸厂并不特指原“四川省酉阳丝绸厂”或者“重庆市酉阳恒泰丝绸厂”，而是对先前以不同名称命名的但属同一经济实体的该丝绸厂的泛称，该事实可从破产企业管理人“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丝绸厂管理人”的称谓可知。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二审判决确认的其余事实相同，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债权人应当在人民法院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债务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不必申报，由管理人调查后列出清单并予以公示。职工对清单记载有异议的，可以要求管理人更正；管理人不予更正的，职工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职工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是指债务人的职工对于管理人根据《企业破产法》第48条第2款规定所列清单记载的内容有异议，请求管理人予以更正，而管理人不更正的，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请求确认上述清单记载的费用数额及相关事项的民事诉讼。职工破产债权具体包括债务人拖欠职工的工资，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
本案的焦点有二：一是再审申请人汪勇要求按酉阳丝绸厂申请宣告破产之日止为安置补偿费计算年限；二是再审申请人请求债务人支付欠缴社会保险费的请求应否得以支持。针对焦点，作如下评述：
关于焦点一，即汪勇要求按酉阳丝绸厂申请宣告破产之日止为安置补偿费计费年限问题。
劳动关系包括劳动合同关系与事实劳动关系。事实劳动关系，是指无书面合同或者因履行无效劳动合同而存在劳动关系的一种状态。事实劳动关系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劳动行为已经发生；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从属关系已经形成，包括人格上的从属性和经济上的从属性；三是欠缺形式要件，即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在建立劳动关系时未以法律要求的形式订立劳动合同。劳动行为已经发生，是指即劳动者按照用人单位的要求，付出一定的体力和智力，完成工作内容，创造成果，并归用人单位所有，才意味着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已经从法律上形成一种劳动关系。反之，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既无口头约定，又无实际付出劳动，不可能形成劳动关系。司法实践中，对于事实劳动关系的认定，如果劳动者没有给用人单位提供劳动，用人单位也没有给其发放劳动报酬，双方之间更没有保留劳动关系、停发劳动报酬的特别约定之情形下，认定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同时，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所称的“企业富于职工、请长假职工、请长病假人员、外借人员和带薪上学人员”所享受的待遇，均是以双方保留劳动关系为前提，且一般是双方所确立的是劳动合同关系而不是事实劳动关系。事实劳动关系中，没有“企业富余职工、请长假职工、请长病假人员、外借人员和带薪上学人员”之说。
本案中，汪勇没有与酉阳县丝绸厂订立书面的劳动合同，但在一定的期限内，双方成立过事实劳动关系。后来因为酉阳县丝绸厂因各种原因经营不善，以至于当地政府因政策原因关停。之后，双方未实际在履行事实劳动关系的权利义务，也即汪勇没有在酉阳县丝绸厂上班，为其完成工作内容，创造劳动成果，酉阳县丝绸厂也未向其行使管理和监督等权利和职责，更未向其发向劳动报酬和有关福利待遇。故双方劳动关系不再存续。由于现有证据不能确认双方事实劳动关系存续的最后届至时间，只能以酉阳县蚕桑局作出酉蚕发（1998）8号作出《关于同意丝绸厂关闭的批复》，宣布完全关闭，并由主管部门成立管厂办接管该厂财产为最后届至时间。同时，部分劳动者与用工方曾于2010年所补签的《酉阳县丝绸厂临时性用工清退协议》也明确载明，该清退协议所载的“甲乙双方补签临时性用工清退协议”、“乙方在丝绸厂的服务年限”等内容，均证实双方在此之前即已经终止劳动关系，2010年10月的协议系事后履行补签手续，该协议内容还证实劳动者认可自己与酉阳县丝绸厂的“服务年限”即为事实劳动关系存在时间。综上，由于在酉阳县蚕桑局作出关闭批复之前，酉阳县丝绸厂已经实际停业，不存在宣布之后才停业的事实，故可以以此期日为双方事实劳动关系终止的最后期日。至于说该厂随后是否被吊销或者注销营业执照，是否宣布破产，均不影响双方事实劳动关系终止这一客观事实。故生效判决认定汪勇在此时间与酉阳县丝绸厂终止劳动关系正确。
破产企业职工的保护是现代各国破产法的一般原则。破产法对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和报酬的保护，属于对劳动者已付出劳动的获取劳动报酬权的保护；对劳动者因企业破产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金的保护，属于对劳动者未来损失的保护。因企业破产解除劳动合同对劳动者的补偿，可以依据劳动合同约定的补偿，也可以在没有约定时依据劳动法及其相关规定进行补偿。故对破产企业职工债权的范围，即包括先前因为履行劳动合同所应当享有的工资报酬、福利待遇、也包括双方终结劳动关系后，用人单位应当给予劳动者的经济补偿等，以上费用因为破产企业在破产之前没有及时兑现而欠下的债务，故应当作为职工破产债权，在企业破产之际予以清偿。对于职工安置补偿金，因系企业破产劳动者未来损失的保护，该权利的请求与保护，以企业破产之际劳动者与企业尚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本案由于酉阳丝绸厂申请宣告破产之际，汪勇与酉阳县丝绸厂已经不存在劳动关系，汪勇要求给安置补偿费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案所涉补偿费，可视为双方劳动关系终止后企业按实际工作年限给予的经济补偿。
综上所述，汪勇要求按酉阳县丝绸厂实际宣告破产的时间计算安置补偿费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二，即汪勇要求按酉阳丝绸厂支付社会保险费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条规定，“国家发展社会保险事业，建立社会保险制度，设立社会保险基金，使劳动者在年老、患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获得帮助和补偿。”
根据《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等规定，我国实行社会保险统筹保险制度，保险费统一由税务机关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设立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向用工单位及其职工征收、征缴和管理。故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缴纳养老保险费是用人单位、职工的法定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四十八条之规定，债务人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作为破产企业职工债权，职工有权主张。
结合本案，酉阳县丝绸厂从建厂、招录汪勇工作至被政府责令关闭，酉阳县丝绸厂一直未给汪勇申请社会保险个人账户，没有确立社会保险关系，致使双方事实劳动关系存续期间，酉阳县丝绸厂逃避了其应该承担的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故汪勇有权就双方劳动期间酉阳县丝绸厂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用提出请求。但其前提条件是，劳动者已经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设立了个人社会保险账户，且应该由酉阳丝绸厂承担的社会保险费是明确、具体的。由于汪勇是否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设立职工个人保险账户这一事实不清楚，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劳动者的工资数额、用人单位与职工之间缴纳保险金的系数、应当缴纳的金额均不清楚，应当由用人单位缴纳和劳动者自行承担的社会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等无法测算。社会保险费费的征收、管理是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法定职责，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各自缴费比例、系数等问题政策性较强，均须先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或者劳动社会保险行政机关依职权核定，人民法院不能直接确定其比例、系数和具体数额。故该请求人民法院难以支持。汪勇可以先行向相关行政职能部门请求解决落实。
综上，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理由不成立，其请求不予支持。原判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2）渝四中法民终字第00751号民事判决。
再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再审申请人汪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何庆华
代理审判员 万华瑜
代理审判员 尹宏桂
二〇一四年七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曹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