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865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建阳，男，1966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季晓琳，广东开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强，广东开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春阳，男，1967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进武，广东海际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建阳因与被上诉人陈春阳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1民初117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建阳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高建阳无需返还陈春阳300000元及无需支付该款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7年9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2.判令陈春阳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本案为农村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涉土地属于农村集体所有，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长沙埔村第五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长沙埔村五社）作为出让方与陈春阳签订《土地有偿使用合同书》。高建阳并非合同主体，不能成为土地使用权的出让方。陈春阳在原审庭审中确认《土地有偿使用合同书》中其签名和公章的真实性。而且《土地有偿使用合同书》的签订日期是2010年4月1日，先于其与高建阳于2010年4月13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土地转让协议书》签订的前提是陈春阳与第五经济合作社签订《土地有偿使用合同书》，陈春阳是明确知晓其签订土地转让的主体是第五经济合作社。《土地有偿使用合同书》不但有签订主体的签字和盖章，更有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长沙埔村民委员会作为鉴证方予以盖章确认，显然《土地有偿使用合同书》是更为正式的合同。长沙埔村第五经济合作社出具的《证明》，足以证明高建阳只是代表长沙埔村第五经济合作社与陈春阳进行商谈、签署合同及代收定金，高建阳并非作为土地使用权出让方。原审法院认为高建阳是个人行为，并非代表长沙埔村第五经济合作社明显错误。原审法院完全割裂了《土地有偿使用合同书》、《土地转让协议书》，而且忽视了长沙埔村第五经济合作社出具的《证明》的效力。虽说《土地有偿使用合同书》和《证明》中长沙埔村第五经济合作社的公章并不一致，但是《土地有偿使用合同书》出具的时间为2010年4月1日，《证明》出具的日期为2017年11月7日，长沙埔村第五经济合作社在此期间已经经过了数次换届，换届后更换公章也符合常理。原审法院以此不予采纳明显未能客观全面核实证据和查清案情。2.在陈春阳与第五经济合作社签订《土地有偿使用合同书》后，高建阳代表第五经济合作社与陈春阳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是对《土地有偿使用合同书》履行中具体付款义务的变更，付款方式由一次性付清变更为分期付款。陈春阳声称高建阳在《土地有偿使用合同书》中自行添加土地面积和土地使用费单价、总价，是虚假陈述。陈春阳无任何证据证明土地面积数在合同签署时为空白，为高建阳事后自行添加。退一步说，陈春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签署合同时允许空白，即为授权高建阳填写。原审法院认为陈春阳实际支付30万元的时间系与高建阳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书》时，而非签订《土地有偿使用合同书》时，故陈春阳履行的是《土地转让协议书》，这明显认定事实错误，逻辑错误。3.高建阳作为第五经济合作社社长，有权代表第五经济合作社与陈春阳进行商谈、签署合同及代收定金。陈春阳自始知悉高建阳的代表行为，故高建阳的代表行为法律后果应由第五经济合作社负责。
陈春阳辩称：其不同意高建阳的全部上诉请求。本案事实清楚，经原审法院审理查明事实与本案实际发生的事实相符，适用法律正确，是客观公正的判决。高建阳在其上诉状中陈述的事实理由是其原审庭审当中已经陈述过的事实理由，其上诉理由只是对一审的重复。其在二审庭审当中无提供新的证据推翻原审查明的事实。对于高建阳上诉状中的其他方面理由，陈春阳均不予认可。高建阳提交的证明，我方对该证明其已经过了举证期限，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
陈春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高建阳返还陈春阳支付的土地转让款共300000元及按国家同期逾期贷款利率支付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还清全部土地转让款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一审诉讼费由高建阳承担。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4月13日，陈春阳与高建阳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书”，约定：高建阳将位于长沙埔村五社罗盘地两块（一块8亩、一块4.3亩）转让给陈春阳，每亩43万元，8亩地总额344万元，4.3亩地总额184.9万元；陈春阳××××五社签订正式土地有偿使用权协议时支付8亩地的款项30万元给高建阳，5月12日前付100万元，余下款7月起每月付高建阳50万元且在6个月内付清；陈春阳在2010年9月10日前支付高建阳4.3亩地款项80万元，余款104.9万元在8个月内付清；如高建阳违约需双倍返还陈春阳全部投资款，如陈春阳违约不按约定时间付款，高建阳收回土地。2010年4月13日、4月15日，陈春阳分两次向高建阳支付上述地块转让款共300000元，高建阳个人向陈春阳出具收款收据。
原审诉讼中，高建阳提供了“土地有偿使用合同书”和证明，拟证实陈春阳实际与长沙埔村五社签订土地使用协议，其只是代长沙埔村五社收取土地使用费并已交给长沙埔村五社。其中“土地有偿使用合同书”约定：长沙埔村五社将土名罗盆地的地块给陈春阳做厂房宿舍住宅等有偿使用，总面积12.3亩；土地有偿使用费一次性付清；使用年限70年；长沙埔村五社协助陈春阳办理该地使用手续等等。合同中两行重复字体“每亩43万，共528.9万”与其他正文内容排版不一致。该合同的甲方法人代表由高建阳签名，加盖了长沙埔村五社公章，见证方为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长沙?村民委员会，落款日期为2010年4月1日。2017年11月7日证明的主要内容为：“我社于2010年4月1日与陈春阳签订‘土地有偿使用合同书’，将罗盆地土地12.3亩租给陈春阳使用，每亩43万，共528.9万。合同签订后，陈春阳向我社支付了30万元定金，由高建阳代收，该笔款项已支付给我社社员。”经庭审质证，陈春阳对“土地有偿使用合同书”的签名和公章予以认可，但认为当时高建阳担心其他村民对涉案地块使用权是高建阳本人的说法有意见，高建阳才要求陈春阳签订该合同书，并且双方签订该合同书时，土地总面积是空白没有填写的，也没有两行重复字体“每亩43万，共528.9万”，是高建阳事后加工打印的，签订该合同后并没有加盖长沙埔村五社和村委会公章，也没有交一份给陈春阳保存，在此之后高建阳又与陈春阳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书”，在该协议书中双方才明确约定了土地价格和面积，可是在陈春阳支付了30万元后，高建阳称不够钱搞定两块地要求加钱，陈春阳有所怀疑不再同意付款，实际上陈春阳亦未能使用两块土地；对于证明的三性不予认可，认为证明上的长沙埔村五社印章与“土地有偿使用合同书”的印章不一致，陈春阳一直是与高建阳接洽，从未与长沙埔村五社或村委会的干部或其他人接触过，高建阳根本没有任何授权。
以上事实，有土地转让协议书、收款收据、土地有偿使用合同书、证明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但是，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的企业，因破产、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依法发生转移的除外。”涉案土地属于村集体所有土地，高建阳与陈春阳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书”，约定由高建阳转让涉案土地给陈春阳作厂房宿舍住宅等非农业建设，可见该协议书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故原审法院认定“土地转让协议书”无效。“土地转让协议书”及收款收据充分证实高建阳以其个人名义与陈春阳签订涉案土地转让协议且以个人名义收取陈春阳转让款300000元，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现陈春阳主张高建阳返还300000元及支付该款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7年9月1日起计算至还清上述转让款之日止的利息合理合法，原审法院予以支持。高建阳抗辩其经过长沙埔村五社的授权并代表该社与陈春阳签订协议和收取土地转让款，对此原审法院认为，首先，“土地转让协议书”的甲方为高建阳本人，并非长沙埔村五社，陈春阳与高建阳双方在该协议中不但明确约定了土地转让面积、价格和付款方式等，还约定了双方的违约责任：其次，“土地转让协议书”虽然约定8亩土地的付款方式是在陈春阳××××五社签订“土地有偿使用合同书”时陈春阳支付30万元，但30万元的实际支付时间系陈春阳与高建阳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书”当日，并非签订“土地有偿使用合同书”时，而且收款收据由高建阳本人出具，并非由长沙埔村五社向陈春阳出具，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陈春阳××××五社按照“土地有偿使用合同书”的约定实际履行；再有，“土地有偿使用合同书”中“每亩43万，共528.9万”的文字格式、内容均明显与合同书的其他部分不一致，且合同书所约定的“一次性付清土地有偿使用费”与“土地转让协议书”约定的付款方式、实际履行情况均相互矛盾，“土地有偿使用合同书”与证明的长沙埔村五社公章亦不一致，高建阳对此并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故高建阳提供的上述证据形式上存在瑕疵，内容相互矛盾，证明效力低，无法证实高建阳只是代表长沙埔村五社与陈春阳签订协议书和收取土地转让款并且陈春阳对此知情，故高建阳以其并非适格的诉讼主体为由抗辩无需承担责任缺乏理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本案陈春阳主张的是基于合同无效产生的返还请求权，诉讼时效起算点应当从“土地转让协议书”被确认无效之日起计算，因此，陈春阳的主张并未超过诉讼时效，高建阳抗辩诉讼时效已过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高建阳向陈春阳返还300000元及支付该款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7年9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800元，由高建阳负担（自本判决送达之日起三日内，高建阳向本院交纳受理费5800元）。”
经本院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高建阳提交了加盖有“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长沙埔村民委员会”印章、日期为2018年5月18日的《证明》一份，载明：“兹有我村高建阳（身份证号码：）于2008年6月至2011年6月担任长沙埔村第五经济社社长，特此证明。”拟证明高建阳当时是长沙埔村五社社长，其实代表长沙埔村五社与陈春阳签订协议及代收款项，是职务行为。
陈春阳发表质证意见如下：陈春阳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高建阳原审中也提交了一份《证明》，若要证明高建阳是长沙埔村五社的社长，则《证明》应该加盖长沙埔村五社的公章，而非长沙埔村委会的公章。陈春阳对该印章提出了质疑。原审庭审中，高建阳的代理人称高建阳是长沙埔村五社的社员，这在原审庭审笔录中有记录。该《证明》不能起到证明高建阳是长沙埔村五社社长的效力，故陈春阳对该证据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对高建阳的上诉，本院评析如下：
高建阳上诉认为其是代表长沙埔村五社与陈春阳签订协议及代收款项，是职务行为，其不是合同主体。对此本院认为，高建阳与陈春阳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书》，陈春阳转账300000元至高建阳账户，高建阳以个人名义出具了收据，说明双方实际履行的是《土地转让协议书》。高建阳虽然提交了《土地有偿使用合同书》，但该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为“土地有偿使用费一次性付清”，与本案实际履行的付款方式不一致，且该合同中两行重复字体”每亩43万，共528.9万”与其他征文内容排版不同，存在明显的瑕疵。高建阳二审虽然提交了《证明》一份，但该证明内容仅载明高建阳担任社长的情况，无法证明高建阳履行职务与陈春阳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书》的事实。综上，本案证据无法证实高建阳系代表长沙埔村五社订立《土地转让协议书》的事实，高建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法院以《土地转让协议书》无效为由，判决高建阳返还300000元款项并支付相应利息，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高建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高建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欢
审判员 庞智雄
审判员 李 琦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曹筱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