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密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2）高行初字第259号
原告秦XX，男，1978年4月12日生，汉族，农民。身份证号：000.
被告高密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
法定代表人韩寿英，局长。
委托代理人赵明霞，山东明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于昌永，男，1971年9月17日生，汉族，该局科员。
原告秦XX诉被告高密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以下简称计生局）计生行政征收一案，于2012年8月2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10月15日、2013年1月4日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两次开庭原告秦XX到庭，被告委托代理人赵明霞、于昌永到庭参加诉讼。因法律适用问题需要请示，本案依法于2012年11月22日中止诉讼，于2013年1月4日恢复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2年6月4日，被告计生局以原告违法生育第二个子女为由，作出高费征字（2012）第526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根据《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以下简称《计生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三款之规定，决定向原告征收34548元的社会抚养费。被告计生局在收到起诉状十日内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依据：
1、被告对秦XX的调查笔录。
2、原告秦XX写给相关部门领导的信件（共五份）。
1-2证据拟证明秦XX与王某某在未婚且不到法定婚龄的情况下，于1999年4月10日生育一男孩名为秦男甲（后改名为秦男甲1），于1999年9月21日交由秦XX的叔叔秦乙收养。2005年12月秦XX与王某某登记结婚，二人又于2011年2月13日生育一女孩名为秦女甲，违反了计划生育规定，应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的事实；
3、高费征告字（2012）第526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告知书》及送达回证。拟证明被告依法将告知书送达给原告，告知其违法事由、征收数额及陈述申辩的权利；
4、高费征字（2012）第526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及送达回证。拟证明被告依法作出征收决定书并送达原告，记载违法事由、征收数额及权利救济；
5、《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六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计划生育工作和与计划生育有关的人口工作。”、第十八条“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少数民族也要实行计划生育，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第四十一条“不符合本法第十八条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未在规定的期限内足额缴纳应当缴纳的社会抚养费的，自欠缴之日起，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收滞纳金；仍不缴纳的，由作出征收决定的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6、《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以下简称《计生条例》）第十九条至第二十六条、第四十二条“对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由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以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上一年度统计公报公布的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为基数，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和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情节，按照男女双方各自的子女数分别计征社会抚养费。”、第四十三条第三款（这是主要依据）“对不具有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和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情形之一而生育第二个子女的，按照第四十二条规定的基数的三至四倍征收社会抚养费。”，第四十四条第二款“对不符合法定结婚条件而生育第一个子女的，按照第四十二条规定的基数征收社会抚养费，并不再批准其生育第二个子女。”，第四十七条“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由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作出书面征收决定；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可以委托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作出书面征收决定。”，第四十九条至第五十二条。
7、《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十九条“送养人不得以送养子女为理由违反计划生育的规定再生育子女。”
8、《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六条“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晚婚晚育应予鼓励。”
9、关于血亲的法律定义：自然血亲是指出自同一祖先，有自然血缘联系的亲属，自然血亲无论旁系还是直系血亲，都只能因出生这一事实而发生，其血缘上的联系也只能因死亡而消亡。
10、高密市统计局出具的2010年高密市农民人均纯收入数额证明。
5-10号证据拟证明被告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对原告作出征收决定。
原告诉称：被告以原告违法生育为由向原告下达的高费征字（2012）第526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法律依据不足，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该决定书。理由如下：该案经过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书》不服。《行政复议决定书》省略并回避了行政复议申请书中原告曾经交纳社会抚费养的事实和征收依据等有利于原告的部分，美化了被告的《行政复议答复书》，并置原告的《行政复议答复书补充意见》于不顾，不加解释，继续引用被告在原告《行政复议答复书补充意见》中已被推翻的法律依据。最后做出维持决定的理由为“按申请人理解，人人都可以以合法送养为理由再次生育子女，这显然与我国的计划生育法律法规的精神相违背。”原告认为人人以合法送养为理由，在条件符合时再次生育子女是有法可依的，见《山东省计划生育条例》第二十九条，但不是人人都具备合法送养的条件，《收养法》、《计划生育法》对此有严格的限制和要求，因而合法送养后符合条件时再次生育并不破坏计划生育的有关法律法规，相反合法送养和抱养符合“幼有所育，老有所养”的国家立法精神，符合个人和社会的公共利益，而原告不知道行政复议机关的立法精神是什么，工作人员的个人看法怎么可以作为法律依据。由于被告的法律依据无立足之处，为了维护原告的利益，原告申请法院撤销被告的征收决定。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收养人收养他人为孙子女，确已形成养祖父母与养孙女关系的，就予以承认”。
2、《收养法》第七条“收养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的子女，可以不受本法第四条第三项、第五条第三项、第九条和被收养人不满十四周岁的限制。”第十七条“孤儿或者生父母无力抚养的子女，可以由生父母的亲属、朋友抚养。抚养人与被抚养人的关系不适用收养关系。”第二十三条“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法律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养子女与养父母的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法律关于子女与父母的近亲属关系的规定。养子女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第八条“收养人只能收养一名子女。”
1-2号证据拟证明原告依法送达秦男甲由其叔叔秦乙收养；
3、1999年山东省计划外生育费收款收据。拟证明原告1999年生育的秦男甲已交纳社会抚养费；
4、秦乙与秦男甲的户口本复印件。拟证明秦男甲已于1999年9月21日由其叔叔秦乙收养，并形成父子关系。
被告计生局在收到起诉状十日内向本院提交了行政答辩状，辩称：一、被告依法作出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根据被告的调查及原告的陈述，可以确认的事实如下：秦XX与王某某在未婚的情况下，于1999年4月10日生育一男孩为秦男甲1，于1999年9月21日将孩子送给秦XX的叔叔秦乙收养。2005年12月秦XX与王某某登记结婚，二人又于2011年2月13日生育一女孩名为秦女甲。《收养法》第十九条规定“送养人不得以送养子女为理由违反计划生育的规定再生育子女。”根据法律定义，亲生父母子女之间属于直系血亲关系，是基于自然的血缘联系而产生的亲属关系。自然血亲关系因出生而发生，因死亡而终止。可见送养孩子的行为，只能是解除父母与亲生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能否认血亲关系。本案中，原告将婚前生育的男孩秦男甲1交由其叔叔秦乙收养，不但违背了基本的辈分常理，也不符合收养法的立法精神。显然，原告名为送养子女，实为恶意逃避计划生育规定。根据《婚姻法》第六条“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晚婚晚育应予鼓励。”《计生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二款“对不符合法定结婚条件而生育第一个子女的，按照第四十二条规定的基数征收社会抚养费，并不再批准其生育第二个子女。”本案中，秦XX与王某某生育第一个子女秦男甲1时均未达到法定结婚年龄，依法不能再批准生育第二个子女，他们在2011年2月13日生育的第二个子女属于违法生育，应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二、被告依法作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计生条例》第四十二条“对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由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以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上一年度统计公报公布的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为基数，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和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情节，按照男女双方各自的子女数分别计征社会抚养费。”、第四十三条第三款“对不具有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和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情形之一而生育第二个子女的，按照第四十二条规定的基数的三至四倍征收社会抚养费。”因此被告依法向原告征收数额为每人34548元的社会抚养费并及时送达，程序合法，符合法律规定。综上，被告依法作出的高费征字（2012）第526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符合《计划生育法》《计生条例》及《收养法》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且该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予以维持。
经庭审质证，合议庭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认为：1-2号证据能证明秦XX与王某某在未婚且未达到法定婚龄情况下，于1999年4月10日生育一男孩名为秦男甲（后改名为秦男甲1）。该男孩于1999年9月21日落户到秦XX的叔叔秦乙名下。2005年12月秦XX与王某某登记结婚于2011年2月13日生一女孩名为秦女甲；3-4号证据可以证明被告依职权作出计生征收决定的程序合法；5-8号证据可以证明被告依照相关的法律、地方性法规依法作出征收决定；9号证据系对血亲的学术理解，本院不作认定；10号证据高密市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客观真实，应当作为被告征收的基数。
合议庭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认为：1-4号证据可以证明秦XX与王某某在未婚且未达到法定婚龄情况下于1999年4月10日生育秦男甲（后改名为秦男甲1），并于1999年9月21日将秦男甲落户在秦乙名下，与秦乙形成父子关系。1999年11月8日、12日由秦XX之父秦克学共交纳了35000元计划外生育费。但原告未提供相关的收养证明同时以上证据也无法证明原告生育第二个子女秦女甲具有合法性。
通过对以上证据的认定和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可以确认以下事实：1）秦XX，男，1978年4月12日生。王某某，女，1980年1月29日生。秦XX与王某某均系农村户口，且双方均非独生子女。秦XX与王某某在未婚且未达到法定婚龄情况下，于1999年4月10日生育一男孩名为秦男甲（后改名为秦男甲1）。该男孩于1999年9月21日落户到秦XX叔叔秦乙名下，与秦乙形成父子关系。在常住人口登记卡中“何时由何地迁来本市（县）”栏中注有“1999年9月21日收养”，但原告未提供相关的收养证明。1999年11月8日、12日秦XX父亲秦克学共缴纳了35000元的计划外生育费。2005年12月19日秦XX与王某某登记结婚，于2011年2月13日生一女孩名为秦女甲。2）被告遂以原告违法生育第二个子女为由，于2012年5月28日向原告送达了高费征告字（2012）第526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告知书，并告知原告在5日内有陈述、申辩的权利。6月4日被告向原告送达了高费征字（2012）第526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原告不服申请行政复议，高密市人民政府作出（2012）高复决字第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予以维持。原告遂提起本次行政诉讼。
本院还查明，1980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六条“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晚婚晚育应予鼓励。”1996年实施的《山东省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对非婚生育的从重处罚。”1998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十五条第一款“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第十六条“收养关系成立后，公安部门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为被收养人办理户口登记。”第十九条规定“送养人不得以送养子女为理由违反计划生育的规定再生育子女”。2002年颁布实施的《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二款“对不符合法定结婚条件而生育第一个子女的，按照第四十二条规定的基数征收社会抚养费，并不再批准其生育第二个子女。”
本案经审判委员会研究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作出的高费征字（2012）第526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是否合法。1）被告计生局作为计划生育管理的行政机关，有对违反计划生育规定的行为进行管理的职权。2）原、被告双方均无异议的事实是：秦XX与王某某均系农村户口且非独生子女。秦XX与王某某在未婚且未达到法定婚龄情况下，于1999年4月10日生育一男孩名为秦男甲（后改名为秦男甲1）。该男孩于1999年9月21日落户到秦XX叔叔秦乙名下，与秦乙形成父子关系。在常住人口登记卡中“何时由何地迁来本市（县）”栏中注有“1999年9月21日收养”，但原告未提供相关的收养证明。1999年11月8日、12日秦XX父亲秦克学共缴纳了35000元的计划外生育费。2005年12月19日秦XX与王某某登记结婚，于2011年2月13日生一女孩名为秦女甲。双方有争议的是：被诉的行政行为法律依据是否充分。根据《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二款“对不符合法定结婚条件而生育第一个子女的，按照第四十二条规定的基数征收社会抚养费，并不再批准其生育第二个子女。”的规定，秦XX夫妇不能再批准生育第二个子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十五条第一款“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第十六条“收养关系成立后，公安部门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为被收养人办理户口登记。”的规定，收养关系成立应当到民政部门登记后再办理户口登记，但原告未提供到民政部门登记的相关证明，故原告无法证明秦乙与秦男甲形成合法收养关系。根据该法第十九条规定“送养人不得以送养子女为理由违反计划生育的规定再生育子女”的规定，秦XX夫妇不能以将生育的第一个男孩名为秦男甲因落户到秦乙名下形成父子关系为由再生育第二个子女。也就是说，秦男甲是否落户到秦乙名下与秦XX夫妇是否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系不同的法律关系，二者无必然的联系。故原告认为因其第一个子女秦男甲已依法送养，其生育的女孩秦女甲系其第一个孩子，本院不予支持。3）对于原告在庭审中称，被告按基数的四倍来征收社会抚养费过重。根据《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三款“对不具有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和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情形之一而生育第二个子女的，按照第四十二条规定的基数的三至四倍征收社会抚养费。”第四十二条“对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由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以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上一年度统计公报公布的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为基数，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和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情节，按照男女双方各自的子女数分别计征社会抚养费。”本院认为被告以基数的四倍来征收社会抚养费系在该条例规定范围内，不存在社会抚养费征收数额过重的情形，故对原告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4）被告依法调查取证，于2012年5月28日送达《社会抚养费征收告知书》并告知原告在5日内有陈述、申辩的权利，于6月4日向原告送达了高费征字（2012）第526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被告高密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作出的高费征字（2012）第526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郝凤香
审 判 员 潘兆华
人民陪审员 葛文森
二０一三年一月四日
书 记 员 崔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