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珠中法民一终字第97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珠海市鸿丰电子塑料玩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吴士芳，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朱春苗，广东君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连珍，女，1964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武宣县东乡镇邓寺村民委龙塘村**号，公民身份号码：4522251964********。
委托代理人：谢曜晖，广东星石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珠海市鸿丰电子塑料玩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丰公司）与被上诉人刘连珍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不服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4）珠斗法五民初字第1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1年10月11日，刘连珍与鸿丰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从2011年10月11日起至2014年10月11日止。2014年2月10日，刘连珍以回家为由向鸿丰公司申请辞职；经鸿丰公司同意后，刘连珍于2014年3月10日正式离职，刘连珍离职时交回了厂牌和工咭。证人冯某于2005年3、4月期间入职鸿丰公司，2010年9月离职，具体日期不详。冯某在鸿丰公司工作期间，刘连珍也在鸿丰公司工作。刘连珍于2014年3月17日向珠海市斗门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诉，请求裁定确认2002年7月24日至2014年3月10日期间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该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裁决：一、确认双方于2011年10月11日至2014年3月1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刘连珍不服，遂提起本案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刘连珍与鸿丰公司于2011年10月11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前，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刘连珍主张2002年7月24日至2014年3月10日期间一直在鸿丰公司工作。刘连珍为证明其入职鸿丰公司时间为2002年7月24日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刘连珍的员工卡，刘连珍主张该卡背面的数字就是其入职日期，原审法院审查后认为该员工卡正面并没有鸿丰公司明显清晰的盖章，员工卡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另一方面，该卡背面的“0002072410”数字并不是正常的年月日的书写方式，且刘连珍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规定，刘连珍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原审法院对刘连珍2002年7月24日入职鸿丰公司的主张不予支持。鸿丰公司辩称刘连珍在2011年10月11日之前可能曾经入职过鸿丰公司，且在2011年10月11日之前又自行离职。原审法院认为，鸿丰公司系劳动密集型企业，公司一线普通工人流动性大，不能排除刘连珍于2011年10月11日之前曾入职鸿丰公司又自动离职的可能性，鸿丰公司的该项答辩意见，原审法院予以采信。
根据原审法院依法认定的证据《劳动合同》和刘连珍的离职申请书，原审法院确认刘连珍与鸿丰公司于2011年10月11日至2014年3月1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根据原审法院依法采信的证人冯某的证言，原审法院确认刘连珍与鸿丰公司于2005年4月至2010年9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002年7月24日至2005年4月和2010年9月至2011年10月11日期间，刘连珍与鸿丰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双方均无法举证证明各自的主张，故原审法院对上述两段期间内刘连珍与鸿丰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不予认定。
关于鸿丰公司辩称刘连珍如果于2011年10月11日之前曾经入职过鸿丰公司，其请求的确认劳动关系之诉也已经超过仲裁时效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确认劳动关系争议属于劳动争议，劳动争议仲裁是诉讼前置程序，而仲裁时效不等同于诉讼时效。确认劳动关系之诉，是民事诉讼中的确认之诉，确认之诉不同与给付之诉和变更之诉。只有给付之诉和变更之诉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确认之诉不受诉讼时效限制。鸿丰公司的答辩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如下：一、确认刘连珍与鸿丰公司于2005年4月至2010年9月和2011年10月11日至2014年3月1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刘连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元，由鸿丰公司负担。
一审判决后，鸿丰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案件受理费由刘连珍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仅凭一位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就确认刘连珍与鸿丰公司于2005年4月至2010年9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属于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在原审中，为了查明2011年10月11日之前刘连珍与鸿丰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法院依法通知了冯某、卓某、张某三位证人出庭作证。其中冯某早年已辞职，与刘连珍是老乡也是关系亲密的朋友，卓某、张某现仍在公司工作。原审法院对证人冯某辞职前刘连珍一直在鸿丰公司处工作的证言予以采信，并据此直接认定刘连珍与鸿丰公司于2005年4月至2010年9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鸿丰公司认为，证人冯某与刘连珍是关系亲密的朋友，并且冯某与刘连珍一样已辞职，冯某与刘连珍及本案均存在利害关系。因此，冯某既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又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作证，系孤证。原审法院在这样的情形下，仅凭一位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直接认定了案件事实，显然是证据不足，无法令人信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确认刘连珍与鸿丰公司于2005年4月至2010年9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没有法律依据。综上，原审法院判决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刘连珍答辩称，从2002年至2014年一直在工厂工作，但是由于刘连珍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仅认定其中一部分的劳动关系，刘连珍也服判。证人与刘连珍没有利害关系，部分证人还在鸿丰公司处工作，应当是与鸿丰公司有利害关系。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鸿丰公司一审对冯某证人证言质证时称，冯某的证言只能证明冯某本人在鸿丰公司工作期间有关刘连珍的劳动关系存续情况，而不能证明冯某离职以后刘连珍劳动关系的存续。一审庭审时法庭询问鸿丰公司：“刘连珍2011年10月11日入职之前是否曾经入职过鸿丰公司？如果有，具体什么时候做过，什么事后离职”，鸿丰公司代理人回答：“根据其他工人的反映刘连珍在2011年10月11日入职之前在公司做过。具体之前什么事后做过什么时候离职不清楚”。一审庭审时法庭询问鸿丰公司：“刘连珍是否于2011年10月11日前曾入职鸿丰公司”，鸿丰公司回答：“应该有”。在一审进一步法庭调查之后，鸿丰公司改称“刘连珍可能于2011年前曾入职鸿丰公司”。
另查明，刘连珍于一审时提交了工牌，二审对其工牌原件亦予以了核实。证人张某、卓某均在一审出庭作证时提交了工牌。经核实，刘连珍的工牌正面及背面的格式与该两位证人的工牌基本一致，刘连珍的工牌因过于陈旧，是否盖有公章已看不清。鸿丰公司于一审时当庭提交离职申请书，拟证明刘连珍离职时交回了工牌、工卡，并称怀疑是刘连珍在2011年前曾入职鸿丰公司且有自行离职行为才会保留工卡。刘连珍回应称旧厂牌是其特意保留的，其还有一个新厂牌，是告诉鸿丰公司旧厂牌掉了，要求鸿丰公司补办的，新厂牌离职时交给了鸿丰公司。
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二审的争议焦点为2005年4月至2010年9月期间刘连珍与鸿丰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结合双方的诉辩意见、当庭陈述及提交的证据，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证人冯某一审出庭作证时陈述从其入职鸿丰公司到离职，刘连珍一直在鸿丰公司工作。鸿丰公司代理人对该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实际上认可了冯某的证人证言能够证明其在职期间刘连珍的劳动关系情况，根据民事诉讼规则，已构成鸿丰公司的自认。并且，鸿丰公司在回答法庭关于“刘连珍2011年10月11日前是否曾经入职过鸿丰公司”问题时，接连两次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在作出肯定性陈述之后，又于一审庭审时改称“可能有”，有违诚信，本院不予接纳。此外，刘连珍的工牌与证人张某以及卓某工牌的格式基本一致，刘连珍关于其保留有厂牌的解释亦没有不合理之处。纵观整个案件情况，结合冯某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鸿丰公司的陈述以及刘连珍的陈述和提交的厂牌，2005年4月至2010年9月期间刘连珍与鸿丰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具有高度盖然性，原审法院据此予以确认，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鸿丰公司上诉主张原审法院以与刘连珍有利害关系的冯某的证人证言这一孤证进行认定，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
综上，鸿丰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得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鸿丰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何 敏
代理审判员 李 灵
代理审判员 诸葛亭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罗发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