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杭民终字第2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松青。
委托代理人：孙夏青。
委托代理人：袁华汀，浙江泽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甘雨。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叶卫菊。
上诉人孙松青与被上诉人孙甘雨、叶卫菊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4）杭江民初字第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2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孙松青系孙甘雨之姐。孙甘雨与叶卫菊于2004年11月24日登记结婚。2009年9月叶卫菊和孙甘雨夫妻分居。2010年7月叶卫菊曾向原审法院起诉离婚，后经调解和好。2011年5月9日叶卫菊再次起诉离婚。2011年7月26日原审法院判决准予叶卫菊与孙甘雨离婚。
2011年5月19日，孙松青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孙甘雨支付租金105万元。经原审法院审理认为，该案因涉嫌虚构债务等事实行为，涉嫌经济犯罪，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遂于2011年11月23日裁定驳回孙松青的起诉。2011年9月，经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检察院建议，原审法院依职权将孙松青等提供的部分证据委托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出具华夏物鉴中心（2011）文检字第285号文书检验司法鉴定意见书。该意见认为：“检材一、检材二近期形成，与两者标称形成时间差不符；检材四、检材五纸张使用顺序与标称形成时间顺序相矛盾；无法判断检材三、检材六、检材七之间，及与检材一、检材二、检材四、检材五是否为同期形成，无法判断检材一、检材二与检材四、检材五是否为同期形成。”检材一即本案中孙松青提供的由孙甘雨出具的2005年2月22号欠条，检材二即2008年2月16日孙甘雨出具的欠条，检材三即2009年2月5日孙甘雨出具的欠条，检材四即2007年2月27日孙甘雨出具的欠条，检材五即2006年1月28日孙甘雨出具的欠条。2012年8月9日，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分局作出杭公治撤字（2012）第80号撤销案件决定书，认为该局办理的孙甘雨等妨害作证案没有犯罪事实，决定撤销此案。2013年6月19日，孙松青向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起诉诉讼，诉请判令：1、孙甘雨、叶卫菊支付所欠摊位租金105万元；2、孙甘雨、叶卫菊赔偿从2011年5月19日至付清之日的经济损失（暂计算至2013年5月18日，以银行一至三年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为133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孙甘雨、叶卫菊承担。因叶卫菊提出管辖权异议，该案被移送至原审法院进行审理。
原审法院另查明：2005年2月至2010月2月，孙甘雨、叶卫菊转租了孙松青位于四季青服装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四季青服装市场北区1103摊位经营服装。2011年6月13日叶卫菊在接受原审法院询问时曾陈述：“从2005年开始做到2009年，期间一直都没有签过合同，租金在2005年是18万元，在2006年摊位是老公与妹妹做的，我只要付租金9万元，2007年的租金有大概是18万元，2008年和2009年的租金都是20万元。在2009年8月底的时候孙甘雨把1103号摊位租出去了，租金是15万多。”孙松青在上述期间亦需按年分别向四季青服装市场交纳5—8万左右的租金。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因双方当事人对于孙甘雨、叶卫菊于2005年2月至2010年2月共五年租赁了孙松青位于杭州市四季青服装市场1103号摊位从事服装经营的事实没有异议，故双方存在摊位租赁的法律关系。双方主要争议焦点在于摊位租金的问题，对此原审法院认为，第一、虽然孙松青提交的由孙甘雨签订的租赁合同、出具的欠条真实性存疑，但叶卫菊在2011年接受法院询问以及本案审理中均承认其每年应当向孙松青交纳摊位租金以及每年应当交纳租金的具体数额，上述陈述已构成了摊位系有偿租赁，孙甘雨、叶卫菊应当交纳相应租金以及具体数额事实的自认。第二、叶卫菊陈述五年租金均已支付给了孙松青，多数年份租金支付均由孙甘雨完成，但孙甘雨对此表示租赁期间没有钱付租金。孙甘雨、叶卫菊的陈述截然相反，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叶卫菊对于其与孙甘雨在租赁期间曾支付过租金的事实未能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第三、根据庭审调查，除2006年叶卫菊怀孕生育外，其他年份叶卫菊均是直接参与了摊位的日常经营，故其应当知晓在此期间家庭重大开支、生意资金情况；另外摊位租金从2005年起每年至少在18万以上，即使按叶卫菊所说在2006年与孙夏青合伙做生意，租金亦有9万，五年总额按叶卫菊的陈述有85万之巨，但相对家庭总收入按叶卫菊关于2005年总收入大概20—30万，2006、2007年收入大致30—40万的陈述，此项租金支出应属于家庭生活的重大开支；但叶卫菊对于此项支出资金走向情况、如何支付情形却基本上不知情，仅口头陈述由孙甘雨一人支付完毕。这有违社会一般夫妻家庭生活常态。综合以上分析，叶卫菊对于其已全部支付完租金的主张负有积极的举证责任，因其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则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故原审法院对于孙松青要求孙甘雨、叶卫菊支付五年摊位租金的诉请予以支持。
关于具体的租金计算，鉴于孙松青与孙甘雨系姐弟关系，且租赁合同、欠条的真实性存疑，故租金数额原审法院按叶卫菊自认数额计算为85万元。对孙松青提出的因孙甘雨、叶卫菊迟延支付租金故因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催讨之日至付清之日的利息损失的主张，原审法院认为孙甘雨、叶卫菊在孙松青催讨后未能及时支付租金，已构成违约，故孙松青此项主张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利息损失从2011年5月19日暂计至2013年5月18日为110580元。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二十六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4年11月25日判决：一、孙甘雨、叶卫菊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孙松青摊位租金850000元，并赔付迟延支付的利息损失110580元（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1年5月19日暂计至2013年5月18日，后另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孙松青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447元，孙松青负担2904元，孙甘雨、叶卫菊负担12543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孙甘雨、叶卫菊承担；孙甘雨、叶卫菊应负担的诉讼费用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交纳原审法院。
宣判后，孙松青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原审法院对事实不做认真调查，偏听偏信叶卫菊的谎言，致使判决错误。2、摊位租金数额按叶卫菊自认数计算为850000元是没有依据的。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
孙甘雨答辩称：同意孙松青的上诉理由和请求。
叶卫菊未在法定期间提出答辩状。
孙松青在二审举证期间提交以下证据：
1、2011年6月24日叶卫菊鉴定申请书；
2、2011年6月28日原审法院（2011）杭江民初字第835号案件庭审笔录；
3、本院（2014）杭商终字第571号民事判决书；
4、房屋所有权证、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2012年12月4日原审法院（2012）杭江商初字第1451号案件庭审笔录；
5、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2007年2月15日浙江九星服饰有限公司通告、2006年6月1日发票、2006年6月6日收据；
6、农行卡交易记录、农行清泰门支行证明、银行凭证；
7、证明、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2010年6月13日原审法院询问笔录；
8、农行卡号交易记录；
9、2014年4月23日本院（2014）浙杭商终字第571号案件调查笔录。
上述证据经出示，孙甘雨表示无异议。
本院经审核认为：上述证据除证据2外均形成于原审庭审结束之前，孙松青未能举证证实确系其于原审庭审结束之后所新发现，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二）项关于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之法定情形，本院均不予采纳。证据2系本院审理的其他民事纠纷案件之判决书，与本案孙松青诉称的叶卫菊欠付租金之数额的主张间不具有关联性，叶卫菊在该案中的矛盾陈述也不足以认定孙松青诉称的“叶卫菊是个惯于说假话，亦毫无诚信之人”的主张，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孙松青就其主张的叶卫菊所欠租金数额所提交的由孙甘雨签名的欠条之真实性已在双方当事人前案诉讼中经原审法院委托司法鉴定确认存在疑问，孙松青就该司法鉴定结论不能提交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原审判决对司法鉴定结论予以认定据此对孙松青提交的欠条不予认定并无不当。孙松青不能提交确凿的证据证实其关于叶卫菊所欠租金数额的主张，原审判决根据叶卫菊在诉讼中自认的应付租金数额以及叶卫菊不能举证证实其辩称的其已付清该租金的主张之事实，判令叶卫菊和孙甘雨共同支付孙松青8500**元租金并赔付迟延支付的利息损失并无不当。孙松青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636.3元，由上诉人孙松青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胡宇
审 判 员 陈艳
代理审判员 丁晔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王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