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州市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6）鲁0781行初12号原告周文强。原告赵秀芹。原告黄素梅。原告周亦如。原告周翔宇。以上两原告法定代理人黄素梅。以上五原告委托代理人刘敬敬，青州云门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青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地址：青州市凤凰山东路。负责人陈波，大队长。委托代理人陈林，山东潍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牛志伟。第三人叶红健。原告周文强、赵秀芹、黄素梅、周亦如、周翔宇诉被告青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第三人叶红健交通行政确认一案，于2016年2月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素梅、原告周文强、赵秀芹、黄素梅、周亦如、周翔宇的委托代理人刘敬敬，被告青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委托代理人陈林、牛志伟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叶红健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5年10月23日16时30分许，周伟驾驶小型轿车与对行的叶红健驾驶的轻型厢式货车相撞，后两车超火，事故致周伟、马开磊死亡，叶红健等人受伤。2015年11月10日，青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青公交认字（2015）第00844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周伟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在对面有会车可能情况下越线超车的行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叶红健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被告青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依据：1、受理交通事故案件登记表；2、询问笔录；3、光盘一张；4、尸检报告；5、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6、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64条；7、全国人大法工委关于事故认定是否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的答复。原告诉称，2015年10月23日16时30分许，周围驾驶鲁VQ33**小型轿车（载马开磊）沿青州市南环路由西向东行驶至青州南环路弥河大桥越线超车时，与对行的叶红健无证驾驶的鲁SGV3**轻型厢式货车（载吴华明、尹顺超）发生事故，致周伟、马开磊死亡，叶红健、吴华明、尹顺超受伤。被告在接到报警，经现场勘查后，认定周伟是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根据公安部下发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车辆驾驶人有饮酒或者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麻醉药品嫌疑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按照《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及时抽血或者提取尿样，送交有检验资格的机构进行检验；车辆驾驶人当场死亡的，应当及时抽血检验”及《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三十三条：“车辆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其检验体内酒精、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麻醉药品含量：（一）对酒精呼气测试等方法测试的酒精含量结果有异议的；（二）对涉嫌饮酒、醉酒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的规定，被告应对周伟进行血液酒精检测以确定周伟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否达到国家规定的饮酒驾驶酒精含量标准，而被告未对周伟进行酒精检测，只凭主观臆断，认定周伟是饮酒驾驶，其行为既无法律依据，亦无事实根据，不符合法定程序，被告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请求依法撤销青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青交认字[2015]第00844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作出的认定周围酒后驾驶的行政行为。原告提供以下证据：1、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2、火化证明；3、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被告辩称，一、原告的起诉不符合行政案件的受理范围，应驳回原告的起诉。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3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案件的证据使用。同时依据全国人大法工委关于事故认定是否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的答复法工办复字（2005）1号文件的规定，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二、答辩人对周伟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章行为查明事实清楚。因事故发生后，周伟的尸体焚烧严重，无法提取血样进行血液中的乙醇浓度的鉴定，但答辩人通过对张修起、谭田、李国亮、钟景永、刘夕风所作的询问笔录，足以证实周伟事故发生前饮酒的事实。根据《山东省实施办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发生交通事故的车辆驾驶人拒绝或者躲避酒精、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麻醉药品检测，有其他相关证据可以认定驾驶人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机动车的，驾驶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答辩人对周伟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章行为查明事实清楚。第三人未作述辩。经庭审质证，对本案证据作如下确认：被告提交的1-5号证据是被告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客观形成的证据材料，上述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相关联，对本案事实具有证明力，认定为有效证据。原告提交的1-3号证据经质证被告无异议，认定为有效证据。经审理查明，2015年10月23日16时30分许，周伟驾驶小型轿车与对行的叶红健驾驶的轻型厢式货车相撞，后两车超火，事故致周伟、马开磊死亡，叶红健等人受伤。2015年11月10日，青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青公交认字（2015）第00844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周伟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在对面有会车可能情况下越线超车的行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叶红健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本院认为，本案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本案争议的一个焦点。原告认为本案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理由是：其一，被告在道路交通事故中对周伟酒后驾驶事实的认定属于行政确认行为，因酒后驾驶的认定致使保险公司不予理赔，对周伟亲属的权利产生了实际影响。认定酒后驾驶虽然属于交通事故认定书的一部分事实，但该事实对当事人的权利产生了有别于责任分配的独立影响，因此认定酒后驾驶的行为应当可诉。其二，全国人大法工委关于交通事故认定是否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的答复中指出，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牵连的民事赔偿不服的，可以提起民事诉讼，给予了当事人相应救济渠道。但对酒后驾驶这一事实认定不服，牵连的不是民事赔偿问题，而是保险理赔问题，当事人不服这一事实认定没有相应救济渠道。因此，认定该行为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等于给予了当事人一个救济渠道。其三，根据公安部下发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车辆驾驶人有饮酒或者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麻醉药品嫌疑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按照《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及时抽血或者提取尿样，送交有检验资格的机构进行检验；车辆驾驶人当场死亡的，应当及时抽血检验。”的规定，被告未抽取血样检验属于交通事故中的程序合法性问题，属于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2015年1月5日全国人大法工委关于交通事故认定是否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的答复（法工办复字[2015]1号）明确：“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的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案件的证据使用。因此，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果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牵连的民事赔偿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根据上述规定，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原告认为酒后驾驶的事实认定对当事人的权利产生了有别于责任分配的独立影响，因此认为酒后驾驶的行为应当可诉，对此经审理认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全国人大法工委的答复精神，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一个整体不具有可诉性，不仅意味着交通事故认定书中的责任认定不可诉，同时意味着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对其他事实的认定亦属该事故认定书的一部分，同样不具有可诉性。原告关于交通事故认定过程中程序违法可诉的主张，经审理认为，本案被告未抽取血样进行检验，属于认定酒后驾驶的证据是否充分的问题，属于事实认定范畴，并非在事故认定过程中存在程序合法性问题，因此对原告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人叶红健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的审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九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周文强、赵秀芹、黄素梅、周亦如、周翔宇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建华审 判 员  赵莹莹人民陪审员  郭庆滨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王紫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