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2民终960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利利，女，1979年10月20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杨玉心，女，北京大学学生，拱辰街道办事处后店村村民委员会推荐。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文艺，女，北京大学学生，拱辰街道办事处后店村村民委员会推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送变电公司线路器材厂，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良乡昊天大街2号。
负责人：王海波，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臧育青，女，该厂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卫东，男，北京送变电公司职员。
被上诉人：北京送变电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良乡昊天大街8号。
法定代表人：马增茂，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卫东，男，该公司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荣盛意祥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吴店村南1号楼-中2。
法定代表人：杨小明，总经理。
原审被告：北京海利发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韩村河镇下中院村猪槽峪。
法定代表人：张迪，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建军，男，该公司职工。
上诉人刘利利因与被上诉人北京送变电公司线路器材厂（以下简称线路器材厂）、被上诉人北京送变电公司（以下简称送变电公司）、被上诉人北京荣盛意祥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盛意祥公司）、原审被告北京海利发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利发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1民初53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利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杨玉心、范文艺，被上诉人线路器材厂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卫东、臧育青，被上诉人送变电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卫东，原审被告海利发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建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利利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1.确认我与线路器材厂于2008年3月至2015年3月存在劳动关系；2.线路器材厂向我支付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1500元；3.线路器材厂向我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4125元；4.线路器材厂向我支付2008年3月至2011年6月加班费138070元；5.线路器材厂向我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9000元；6.线路器材厂向我支付2008年3月至2011年6月30日期间未缴纳养老保险损失9548元、未缴纳失业保险损失984.54元，为我补办2011年7月至今的社会保险登记和补缴各项社会保险费；7.送变电公司对线路器材厂的上述责任承担补充责任；8.荣盛意祥公司对我的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我于2008年5月到送变电公司下属的线路器材厂工作，先后从事统计、质检、编程工作，我在职期间，除春节外全年无休且未支付加班费，线路器材厂未与我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未为我缴纳社会保险，违反法律规定与我解除劳动关系，给我造成损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未确定我在线路器材厂劳动的期间与事实，错误认定线路器材厂与荣盛意祥公司之间存在劳务外包关系，并依此错误认定我与线路器材厂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而是与荣盛意祥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适用有关证据方面的法律错误，在当事人之间的举证责任分配、调查收集证据、证据出示、质证及审核认定方面存在明显错误；一审法院在认定法律关系及法律责任方面适用法律错误，错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违法适用传票传唤，限制我的委托代理权，以增加诉累方法逼迫我放弃诉讼权利，限制我举证质证权利，纵容对方当事人滥用诉权，对是否承担连带责任另案处理不当。
线路器材厂辩称，我厂同意一审判决。刘利利的部分诉讼请求在仲裁和一审中没有提出过。刘利利与荣盛意祥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不受我厂管理，没有证据证明其与我厂存在劳动关系。一审程序合法，刘利利全部诉请均无法律依据。
送变电公司辩称，我公司意见与线路器材厂一致，且我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
海利发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刘利利的上诉请求。
荣盛意祥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出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意见。
刘利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我与线路器材厂于2008年3月至2015年3月存在劳动关系，并判令线路器材厂支付我:1.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34125元；2.2008年3月至2015年3月期间加班费138070元、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9000元；3.2008年3月至2011年6月30日期间未缴纳养老保险损失9548元、未缴纳失业保险损失984.54元，为我补办2011年7月至今的社会保险和补缴各项社会保险费；4.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15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线路器材厂为送变电公司下属全民所有制分支机构（非法人），其经营范围包括铁塔、铁件、铝金具加工制造等。
2012年3月1日，线路器材厂与海利发公司签订劳务合同书，约定2012年3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期间，海利发公司采用劳务输出的方式派出部分员工参与线路器材厂生产工作，线路器材厂将铁塔、金具产品加工等委派给海利发公司完成，并提供相应的工作场地、设备和工器具。双方并于合同中约定：未经线路器材厂书面同意，海利发公司擅自更换、抽调人员造成停工、误工、返工的，海利发公司应支付违约金并赔偿损失；海利发公司于每道工序完成后，应以书面形式通知线路器材厂进行质量验收；海利发公司应明确工作管理人员，原则上不得随意更换；线路器材厂对海利发公司的工作情况，不定期进行安全和质量方面的监督检查；海利发公司人员应遵守线路器材厂的规章制度。2013年2月15日，线路器材厂与海利发公司签订有效期至2014年1月31日的劳务合同书，双方约定，海利发派出人员采用计时工资制，日工资标准为70元/工日，线路器材厂按工资额的15%支付海利发公司管理费。此后，线路器材厂与海利发公司分别签订了期限为2014年2月1日至2015年2月17日、2015年2月24日至2015年6月30日的两份劳务合同书，合同中的主要内容均与2012年度、2013年度的劳务合同书的相关约定保持一致。上述劳务合同书中，高建军作为海利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合同书尾部签字。
2014年2月1日，线路器材厂与荣盛意祥公司签订有效期至2015年2月17日的劳务合同书，约定荣盛意祥公司以劳务输出形式派出部分员工参与线路器材厂生产工作，线路器材厂将金具产品加工等任务委派给荣盛意祥公司完成，并提供相应的工作场地、设备和工器具。该合同还约定，线路器材厂支付劳务承包费用按完成产值的7%×（1+15%管理费）即产值的8.05%计算，其他合同约定与上述线路器材厂与海利发公司之间的劳务合同书内容一致。上述劳务合同中，杨小明在合同书尾部签字。
另，依据劳务合同约定，海利发公司和荣盛意祥公司需分别向线路器材厂派出工作管理人员，负责本公司人员的管理事宜，经查，海利发公司的驻厂管理人员为高建军，工资发放人员为梁容，荣盛意祥公司的驻厂管理人员为杨小明。2014年2月，线路器材厂分别向海利发公司、荣盛意祥公司支付费用1206223元和245834元。
2015年10月8日，刘利利以线路器材厂、海利发公司、荣盛意祥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北京市房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房山区仲裁委）申请仲裁，请求确认与线路器材厂于2008年3月至2015年3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裁决线路器材厂：1.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42000元、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1000元；2.支付2008年3月至2015年3月法定节假日加班费32000元、休息日加班费210000元、带薪年休假费15000元；3.补办2011年7月至2015年9月21日社会保险登记和补缴社会保险费，支付2008年3月至2011年6月30日未缴纳养老保险损失8000元、未缴纳失业保险损失5000元。2016年3月28日，房山区仲裁委作出京房劳人仲字[2015]第2702号裁决书，驳回了刘利利的申请请求。刘利利不服该仲裁裁决，于法定期间内以线路器材厂为被告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依职权追加海利发公司、荣盛意祥公司为被告参加诉讼。
诉讼中，刘利利主张其与线路器材厂存在劳动关系，并称其于2008年3月经工友姚文琴介绍入职线路器材厂，在板班车间工作，2011年起任质检员，工作期间工资按月以现金形式支付。刘利利陈述，2008年3月至2012年年底期间一直由梁荣负责发放工资，高建军负责管理；2013年老板换成了窦要忠（音同），他开了一家劳务公司，刘利利称2013年至2015年2月期间其自窦要忠（音同）处领取工资；2015年3月至4月老板又换成了杨小明，由杨小明负责发放工资。刘利利称2015年4月板班班长张志荣通知其解除劳动关系，离职时，工资已与杨小明结算完毕。
为证明其与线路器材厂存在劳动关系，刘利利提交送变电公司岗位证书作为证据。该岗位证书载明，姓名刘利利，工作单位北京送变电公司，作业工种质检员，有效日期2012年9月30日至2014年9月30日，证书上盖有北京送变电公司技术考评委员会印章。对于该岗位证书，线路器材厂不认可其真实性，并主张其公司无技术考评委员会，无上述印章，亦无资格发放技术考评证书。刘利利另提交班组安全施工（管理）记录和一份出勤记录，线路器材厂主张上述班组安全施工（管理）记录和出勤记录上未加盖线路器材厂公章且系自行书写记录，对相关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本案审理中，依刘利利申请，一审法院前往北京市房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房山疾控中心）调取刘利利2008年至2015年的全部体检记录及诊疗记录，该中心人员答复称房山疾控中心在人员体检后即将全部检查结果及相关材料转交用人单位，其中心不留存任何人员的体检和诊疗记录。
本案审理期间，荣盛意祥公司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刘利利于2015年3月12日至3月31日期间与我公司签订劳务协议，被我公司雇佣工作。2015年3月12日至3月24日，刘利利在线路器材厂负责放样工作，2015年3月25日后，刘利利随我公司到河北霸州皓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工作，后刘利利因霸州离北京太远、回家不便，于2015年3月31日辞职，刘利利工作期间所有工资均已结清，不同意刘利利的诉讼请求。”荣盛意祥公司提交其与刘利利签订的有效期为2015年3月12日至2015年3月31日的劳动协议一份，刘利利否认该协议尾部其本人签名的真实性，但经法庭释明后，其表示不申请对签名进行笔迹鉴定。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从双方陈述可知，刘利利曾在线路器材厂内工作，但对于刘利利劳动关系的归属，双方观点不一。刘利利主张其为线路器材厂提供劳动、接受线路器材厂的管理，故与线路器材厂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线路器材厂主张其与海利发公司、荣盛意祥公司之间存在劳务外包关系，海利发公司、荣盛意祥公司的员工与其无关。
关于刘利利是否接受线路器材厂管理的问题。本案中，线路器材厂与海利发公司、荣盛意祥公司之间签订了劳务合同书，从该劳务合同书的具体约定以及各方的陈述可知，线路器材厂负责提供生产场所、机器设备、原材料，回收成品，海利发公司、荣盛意祥公司负责按照线路器材厂的任务指令自行组织人员进行生产。线路器材厂对生产过程中的质量、安全等问题进行监控管理，对成品进行质量验收。据此可知，线路器材厂与海利发公司、荣盛意祥公司之间存在劳务外包关系，线路器材厂系在海利发公司、荣盛意祥公司人员在其厂址内工作的情况下，基于正常经营管理的需要，进行适度的安全、质量方面的监控管理，并非全面参与海利发公司、荣盛意祥公司的人员管理，亦非对刘利利进行劳动用工管理。
另，刘利利主张与线路器材厂存在劳动关系，提交加盖有送变电公司技术考评委员会印章的岗位证书作为证据。线路器材厂不认可其公司存在北京送变电公司技术考评委员会的印章，刘利利亦未能举证证明该印章为线路器材厂所有，据此，该岗位证书尚不足以证明刘利利与线路器材厂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且刘利利于庭审中明确陈述，其于2008年3月至2012年年底期间接受高建军的管理，由梁容发放工资，2013年至2015年2月期间，由河南某劳务公司的老板窦要忠(音同)发放工资，2015年3月至4月期间由荣盛意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小明发放工资，由此可知，刘利利对于线路器材厂所采用的劳务外包用工形式存在主观认知，亦明确知悉各阶段劳务外包的承包方及管理人员名称，并自承包方管理人员处领取工资。另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荣盛意祥公司提交其与刘利利签订的2015年3月12日至3月31日期间的劳动协议，刘利利虽否认其签名的真实性，但经法院释明后表示不申请进行笔迹鉴定，法院视为其认可签名真实性。荣盛意祥公司与刘利利所签劳动协议，从本质上判断，应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据此，综合考量线路器材厂与海利发公司、荣盛意祥公司之间存在劳务外包关系，线路器材厂并未对劳务人员进行全面的用工管理，刘利利明知存在劳务外包并自承包方处领取工资，刘利利与荣盛意祥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等客观情形，法院依法认定刘利利系与劳务外包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而非与线路器材厂存在劳动关系。刘利利要求确认与线路器材厂存在劳动关系，并基于劳动关系存续而要求线路器材厂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加班费、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未缴纳社会保险补偿等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刘利利所诉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之请求，未经仲裁前置程序，法院对此不予处理。刘利利与海利发公司、荣盛意祥公司之间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待遇支付以及线路器材厂是否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等争议，可以另案处理。
判决：驳回刘利利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刘利利补充提交：1.《劳务合同书》两份（2012年3月1日、2013年2月15日签订）、《铁塔流水线加工承包协议书》、《铁塔包装、装车发料承包协议书》、《铁塔锻工质检运输维修工生产协议书》及一审庭审笔录，欲证明劳务合同在一审中未经质证，三份协议书在一审中未经出示。上述证据均复印自一审案卷。2.良乡医院诊疗中心病历及调取病历过程的录像光盘，欲证明线路器材厂保存有线路器材厂员工的体检记录。线路器材厂称证据1中的三份协议书是其公司一审所提交合同的附件，对证据2不予认可，认为北京市房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医院诊疗中心是不同单位。送变电公司和海利发公司的质证意见与线路器材厂一致。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根据刘利利、荣盛意祥公司及线路器材厂的陈述，可以确认刘利利在线路器材厂内工作的事实，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利利与线路器材厂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线路器材厂否认与刘利利存在劳动关系，主张其厂将劳务外包给海利发公司和荣盛意祥公司，由后者自行招用员工，自行根据承包的任务安排工作进度，负责对各自员工进行管理并支付工资。就上述主张，线路器材厂提交其厂与海利发公司和荣盛意祥公司签订的多份劳务合同及资金往来凭证。上述劳务合同内容显示，线路器材厂提供生产场所、机器设备、原材料等工作条件，在明确产品规格标准、核定任务数后，将相关生产任务交由海利发公司、荣盛意祥公司自行组织人员完成，线路器材厂对生产过程中的质量、安全等问题进行监控管理，对成品进行质量验收，同时规定海利发公司和荣盛意祥公司指派专门管理人员对各自员工进行管理；上述资金往来凭证能够证明线路器材厂根据任务成果向海利发公司和荣盛意祥公司支付劳务费用。荣盛意祥公司认可其公司与线路器材厂所签劳务合同及资金往来凭证的真实性，主张刘利利系其公司员工，并提交了其公司与刘利利签订的劳动协议。刘利利虽否认该协议中其本人签字的真实性，但经法院释明后表示不申请进行笔迹鉴定，且刘利利在庭审中明确陈述其在线路器材厂工作期间先后接受海利发公司高建军、河南某劳务公司老板、荣盛意祥公司杨小明的管理，由梁荣、杨小明等发放工资，由此可知，刘利利对线路器材厂的用工形式存在主观认知。因线路器材厂实际提供了工作场所、原料设备等生产条件，基于正常经营管理、保障生产安全和保证产品质量的需要，线路器材厂作为发包单位，要求劳务外包人员遵守其规章制度，外包公司不得随意减少劳务人员，以及协助外包公司人员办理一些证照手续等，亦属常理。刘利利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其曾在线路器材厂内提供劳动，并不足以证明其与线路器材厂建立劳动关系。据此，一审法院对刘利利要求确认2008年3月至2015年3月其与线路器材厂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刘利利基于劳动关系要求线路器材厂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加班费、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未缴纳社会保险补偿等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刘利利要求补办社会保险登记和补缴社会保险费的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范围；刘利利要求线路器材厂支付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未经仲裁前置程序，原审法院对上述二项诉讼请求不予处理，符合法律规定。刘利利要求送变电公司与线路器材厂承担补充责任、荣盛意祥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请求，亦未经仲裁前置程序，本院不予处理。
综上所述，刘利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刘利利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宋 猛
代理审判员 张 洁
代理审判员 张玉贤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杜文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