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绍嵊行初字第5号
原告宋贤明，农民。
被告嵊州市公安局，住所地：嵊州市剡湖街道官河横路258号。
法定代表人张永明，局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胡鑫江、张兴达，系嵊州市公安局工作人员。
原告宋贤明不服被告嵊州市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及行政赔偿纠纷一案，于2013年10月1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3年10月22日以（2013）绍嵊立调字第12号予以诉前登记，2014年2月7日立案受理后，于2014年2月12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等诉讼文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4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宋贤明，被告委托代理人胡鑫江、张兴达到庭参加诉讼。2014年4月15日，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本案审限延长至2014年8月6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7月16日，嵊州市公安局作出嵊公行决字（2013）第1249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书主要内容为：宋贤明于2013年7月9日下午15时许伙同王玉兰、程苏珍、徐银仙、张国祥、张国兴、杨美珍、芦仲贤、宋良君、相灿娟等人携带信访材料去北京天安门广场上访，后在天安门广场附近被北京公安民警发现并制止。经查，宋贤明于2012年5月11日曾因故意损毁财物被嵊州市公安局行政拘留三日。根据以上事实，嵊州市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3年7月16日对宋贤明作出警告的处罚。该决定书于同日送达宋贤明。
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以下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
1、宋贤明的询问笔录一份；
2、程苏珍询问笔录一份及信访材料；
3、王玉兰询问笔录三份；
4、徐银仙询问笔录一份；
5、张国祥询问笔录二份及信访材料；
6、张国兴询问笔录二份及信访材料；
7、芦仲贤询问笔录二份及信访材料；
8、杨美珍询问笔录三份；
9、宋贤明的训诫书一份；
10、王玉兰等九人的训诫书；
11、宋贤明等八人的基本身份信息材料；
以上十一项证据共同证明被告作出嵊公行决字（2013）第1249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12、受案登记表一份；
13、呈请扣押物品审批表四份；
14、证据保全决定书四份；
15、证据保全清单四份；
16、返还凭证四份；
17、传唤审批表一份；
18、传唤证一份；
19、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一份；
20、行政处罚审批表一份；
21、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一份；
以上十项证据共同证明被告作出嵊公行决字（2013）第1249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
同时，被告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
原告宋贤明诉称：因被告栽赃原告2012年5月11日故意损毁财物，致原告被行政拘留3日，现又以原告于2013年7月9日伙同他人去北京天安门广场上访，扰乱天安门公共场所秩序为由对原告处以警告处罚的行为，原告忍无可忍，才提起行政诉讼。事实上，信访人宋贤明、王玉兰、程苏珍、徐银仙、张国祥、张国兴、杨美珍、芦仲贤、宋良君、相灿娟等人并不是携带信访材料去天安门广场上访，扰乱天安门重要地区或重要部位的公共场所秩序，而是触及了大批腐败贪官的重要地位或重要部位而已，但被告为达到保黑护贪的目的，不择手段，将信访人当通缉犯一样抓捕。原告认为，嵊公行决字（2013）第124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颠倒，适用法律错误，今特依我国《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向嵊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为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自身的合法权利，希法院支持原告合理诉求：撤销嵊公行决字（2013）第1249号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还民公道；彻底追究被告故意制造冤假错案，打击报复信访人的刑事责任；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并赔礼道歉，恢复原告名誉损失费3万元。
被告嵊州市公安局辩称：1、原告于2013年7月9日下午，伙同他人携带信访材料去北京天安门广场上访，被北京民警发现并制止，其中部分人员携带有信访材料或有上访目的，该行为又经过原告等人的事前商量，系共同行为，构成扰乱天安门附近区域的公共场所秩序；2、被告于2013年7月11日受理本案并调查终结，依法履行告知义务后，于7月16日作出警告的处罚决定，整个办案程序合法；3、被告根据原告的违法行为事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作出处罚，适用法律正确。综合三点答辩理由，被告作出的嵊公行决字（2013）第1249号公安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所述理由不成立，请求事项无证据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之全部诉讼请求。
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对以下证据作如下确认：
被告证据1宋贤明询问笔录一份。原告认为笔录不真实，是被告在造假。本院认为，该证据能证明原告宋贤明因养蜂场被村里违规造围墙受损失并且被派出所拘留之事去北京上访的事实。
被告证据2程苏珍询问笔录一份及信访材料。原告认为该笔录程苏珍拒不签字，被告有造假嫌疑，且程苏珍的信访材料与原告无关。本院认为，程苏珍的询问笔录尚不能实现被告之证明目的，至于信访材料可以证明程苏珍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训诫时携带有信访材料。
被告证据3-4王玉兰询问笔录三份及徐银仙询问笔录一份。原告认为该些证据与原告无关。本院认为，该份证据尚不能实现被告之证明目的。
被告证据5张国祥询问笔录二份及信访材料。原告认为其与张国祥根本不认识，且张国祥的信访材料与原告无关。本院认为，该证据能证明2013年7月9日下午去北京天安门上访时，宋贤明也在其中，张国祥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训诫时携带有信访材料。
被告证据6张国兴询问笔录二份及信访材料。原告认为该证据张国兴拒不签字，有造假嫌疑，且张国兴的信访材料与原告无关。本院认为，该证据能证明2013年7月9日去北京天安门上访时，宋贤明也在其中，张国兴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训诫时携带有信访材料。
被告证据7芦仲贤询问笔录二份及信访材料。原告认为二份询问笔录前后不一致，该证据不真实，且芦仲贤的信访材料与原告无关。本院认为，该证据能证明2013年7月9日去北京天安门上访时，宋贤明也在其中，芦仲贤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训诫时携带有信访材料。
被告证据8杨美珍询问笔录三份。原告认为该份证据与原告无关。本院认为，该证据尚不能实现被告之证明目的。
被告证据9宋贤明的训诫书一份。原告认为其余九人的训诫书都有照片，唯原告的训诫书没有照片，且原告并未被训诫。本院认为，该证据能证明宋贤明在天安门地区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训诫的事实，且训诫书本身所反映的信息与宋贤明的基本身份信息相符。
被告证据10王玉兰等九人的训诫书。原告认为训诫书所反映的内容与询问笔录不一致，其中必有真伪。本院认为，该九份训诫书能证明王玉兰等九人于2013年7月9日下午在天安门地区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训诫之事实。
被告证据11宋贤明等八人的基本身份信息材料。原告认为该证据是被告利用职权得到，与处罚原告的事实无关。本院认为，该身份信息材料系被告办案所需，能证明宋贤明等人的基本身份信息。
被告证据12受案登记表一份。原告认为该份证据无报案人、无身份证号码、无工作单位、无报案人住址、无移送单位、无移送人、无联系方式，该份证据系造假，不能作为证据。本院认为，该受案登记表能证明被告受案是基于工作发现。
被告证据13-16呈请扣押物品审批表四份、证据保全决定书四份、证据保全清单四份、返还凭证四份。原告认为该些证据与原告无关。本院认为，该证据能证明程苏珍、张国祥、芦仲贤、张国兴之信访材料曾被依法扣押的事实。
被告证据17传唤审批表一份。原告认为该传唤审批表没有传唤部门，不能作为证据。本院认为，该证据能证明被告传唤原告经过审批。
被告证据18传唤证一份。原告认为该证据违反了《公安机关办案程序规定》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传唤证上没有到案时间和离开时间，且传唤时间为“2013年7月12日09时00分前到嵊州公安局治安警察大队接受询问”，但原告的询问笔录是2013年7月16日14时26分，询问地点变成嵊州市公安局三江派出所，因此这张传唤证违反公安机关办案程序。本院认为，该证据能证明被告对原告的传唤有合法传唤手续。
被告证据19-20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行政处罚审批表各一份。原告认为被告当时并没有告知原告处罚决定，且该行政处罚审批表审批人和审批部门不明。本院认为，该证据能证明被告就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向原告作了告知，且处罚审批并无不当。
被告证据21行政处罚决定书一份。原告认为该决定是被告以权代法所作。本院认为，该处罚决定书已就查明之事实作了阐明并作出了处罚。
根据上述质证、认证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确认事实如下：
2013年7月9日下午，原告宋贤明伙同王玉兰、徐银仙、程苏珍、张国兴、张国祥、芦仲贤、杨美珍等人共同去北京天安门广场上访，其中张国兴、张国祥、芦仲贤、程苏珍携带有信访材料，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北京公安民警发现并制止，北京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对这些人分别给予训诫。被告嵊州市公安局于2013年7月11日受理该行政案件，经调查终结并履行告知义务后，于7月16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对原告宋贤明作出警告的处罚决定。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三个：一是嵊州市公安局作出嵊公行决字（2013）第1249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程序是否正当；二是追究被告制造冤假错案、打击报复信访人的刑事责任，是否为本案行政诉讼的审查范围；三是原告要求被告赔礼道歉并且赔偿，是否有事实证据、法律依据及因果关系。
一、被告作出的嵊公行决字（2013）第1249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并无明显不当。
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之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故原告居住地公安机关即被告管辖该处罚案件并无不当；天安门地区系重点地区和敏感部位，原告宋贤明承认2013年7月9日下午到过北京天安门，再有张国祥、张国兴、芦仲贤共同证实原告到过北京天安门地区上访之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共同违反治安管理的，根据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在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中所起的作用，分别处罚。原告宋贤明于2013年7月9日伙同他人去天安门地区上访，再天安门地区属于重点地区和敏感部位。被告受理该案件，经调查终结，并依法履行告知义务后，对原告作出警告的处罚决定，并无明显不当。
二、追究被告制造冤假错案、打击报复信访人的刑事责任，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本案原告要求追究被告制造冤假错案、打击报复信访人的刑事责任，不属于本案行政诉讼的审查范围。
三、原告要求被告赔礼道歉并且赔偿缺乏法律依据，同时也缺乏因果关系。
结合争议焦点一之分析，鉴于被告对原告作出警告的处罚决定，并无明显不当，且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恢复原告名誉损失费3万元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赔偿范围，故原告的赔偿请求缺乏法律依据和因果关系，应予驳回。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宋贤明要求判决撤销被告嵊州市公安局所作嵊公行决字（2013）第1249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的诉讼请求。
二、驳回原告宋贤明要求追究被告故意制造冤假错案，打击报复信访人的刑事责任以及要求被告嵊州市公安局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损失费3万元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宋贤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至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时，应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至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绍兴银行营业部；户名：绍兴市非税收入结算分户；账号：09×××13-9008。汇款时应同时注明一审案件案号）。在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仍不预交并且未在上诉时依法申请司法救助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王洪丹
代理审判员 范卓娅
人民陪审员 李百荣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全周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