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齐民一终字第5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景堂、于洪泽等128名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红岸食品厂股东。
诉讼代表人徐景堂，住齐齐哈尔市。
诉讼代表人于洪泽，住齐齐哈尔市。
诉讼代表人石淑新，住齐齐哈尔市。
诉讼代表人张延庭，现住齐齐哈尔市。
诉讼代表人韩广雁，住齐齐哈尔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红岸食品厂，住所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海牙路8号，组织机构代码：12843XXXX。
法定代表人郭胜君，该厂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董长青，1966年6月26日出生，个体业主，现住天津市北辰区。
委托代理人季红，黑龙江红岸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景堂、于洪泽等128人、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
区红岸食品厂（以下简称红岸食品厂）为与原审第三人董长
青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
基区人民法院（2015）富民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
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
人徐景堂、于洪泽等128名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红岸食品
厂股东诉讼代表人徐景堂、张延庭、韩广雁，上诉人红岸食
品厂法定代表人郭胜君，被上诉人董长青委托代理人季红到
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红岸食品厂于1957年成立，系集体所有制企业，隶属于富拉尔基区计划经济局。2001年，红岸食品厂根据其资不抵债、停产歇业等情况，采取了经济补偿入股，债权转为股权方式的股份制改造，改造为由187名股东组成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在该企业制定的章程中第三章（股份取得、股东权利和义务、股份转让出的条件及程序）第十二条规定“股东大会在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向股东以外的本企业职工或其他法人转让其股权，大会不同意或不一致同意转让的，其股权由其他股东购买。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对转让的股权有优先购买权。”2007年，红岸食品厂在停产多年的情况下，原领导班子（邸俊杰、杨永山、霍金龙等）于2007年3月26日经召开会议研究作出“红岸食品厂整体产改出售领导班子会议决定”，决定“依据齐齐哈尔市政府（2005）齐办35号文件精神，用厂土地出让金安置职工。厂土地进行国家评估及企业负债情况，双方达成议项决定：1、购售方一次性出资338.7万元（包括土地、厂房、设备、二车间门市房）。2、补交社会保险局2001年3月1日至2007年1月1日企业所欠部分163.5万元。3、还借款及欠款45.7万元。4、一次性支付遗嘱费1.3万元。5、还退休职工工资20%即22.9万元。6、剩余补发经济补偿金105.3万元。以上共计338.7万元。”该决定作出同时，红岸食品厂制订了与“整体产改出售领导班子会议决定”基本内容相一致的“整体产改出售方案”和“整体出售职工安置方案”。在“红岸食品厂产改工作职工大会纪要”中体现，红岸食品厂（原领导班子）于2007年3月31日召开“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职工大会”，就该厂出售问题进行表决，在表决的名单上有表示同意的职工签名96个，其中有3人的签名系他人代签，有4人不是股东，有24人经鉴定不是本人签字。另有1名职工签字表示不同意出售。在红岸食品厂的该职工大会会议记录上体现“（当时）参加人员有富拉尔基区产改办工作队队长邵连奎，成员董成刚、张志国，富拉尔基区经济计划局副局长韩基岩及该厂领导班子成员4人。红岸食品厂在册职工136人，到会103人。内容为通过整体产改出售安置方案。”（在审理中，徐景堂、于洪泽等128人对该表决名单上的职工签字提出异议，认为该名单上的职工签字有41人不是本人签字，要求进行文字鉴定，并于2009年8月25日向本院提供了其中24人的文字鉴定笔迹，要求对该24人进行文字鉴定，对另外17人未申请进行鉴定。本院于2009年9月11日经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黑龙江省普利斯司法物证鉴定中心对该24人的签字进行文字鉴定，结论为该24人的签字均不是本人签字。在审理中，徐景堂、于洪泽等128人与红岸食品厂对黑龙江省普利斯司法物证鉴定中心作出的该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均无异议，董长青提出异议。但不要求进行重新鉴定和补充鉴定）。2007年4月3日，红岸食品厂（原领导班子）向富拉尔基区经济计划局递交了“关于进行整体产权出售的请示”，该请示内容为“为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解决现经营体制远远适应不了目前市场经济发展的问题，用我厂土地出让，安置解决职工一次性补偿。于2007年3月31日召开职工全体大会，通过同意。因此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要求红岸食品厂进行整体产权出售。”富拉尔基区计划经济局接到该请示后于2007年7月5日向富拉尔基区产改办递交了“关于红岸食品厂整体出售的请示”，该请示内容为“我局所属集团企业红岸食品厂，由于历史负担沉重，已停产多年，为更好地安置职工，解决陈欠多年职工工资及养老金等问题，以稳定社会安定团结。经企业全体职工大会决议通过和整体出售申请，经我局领导班子研究同意，企业整体出售给天津市北晨区民营企业法人代表董长青。”2007年7月6日，富拉尔基区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对红岸食品厂实行整体出售作出批复，批复内容为“经区产改领导小组审定，产改办主任办公会研究，区政府主管区长同意，该企业实行整体出售给天津市北晨区民营企业法人代表董长青。望严格按改制程序抓好实施工作。优惠政策按齐政办发（2004）55号、（2000）13号文件执行。”2007年7月9日，富拉尔基区经济计划局以富经计发（2007）10号文件对红岸食品厂整体出售作出批复，同意红岸食品厂整体出售给天津市北晨区民营企业法人代表董长青。红岸食品厂于2007年7月在富拉尔基区广播电视局电视台向全体职工播发了“企业出售公告”，公告内容为“因深化企业制度改革需要，拟将本厂产权整体出售。现已通过《企业产权改革出售方案》及《职工安置方案》，望未签属意见的职工在7月20日前，回厂签属意见，请全体职工互相告知。”2007年9月，经红岸食品厂委托，齐齐哈尔红岸资产评估事务所以2007年9月27日为评估基准日对该厂的全部资产及负债情况进行了评估，并于2007年10月26日作出齐红评字（2007）第103号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结果为净资产：-1，166，175.49元。红岸食品厂与董长青分别于2007年12月27日、12月28日签订了关于红岸食品厂整体出售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红岸食品厂原领导班子成员邸俊杰、霍金龙、杨永山在该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上均签了字。协议书主要内容为“董长青（甲方）购买红岸食品厂整体产权，经双方协商，并由厂职工大会表决同意，决定对红岸食品厂（乙方）深化产权改革，整体出售给董长青。1、董长青出资购买红岸食品厂整体产权安置职工（包括土地、厂房、设备、二车间门市房）。2、乙方经区经济计划局、区产改办并经市政府有关部门确认，协助甲方办理一切交接手续，甲方给乙方经济补偿安置资金338.7万元。3、甲方一次性垫付全部经济补偿金并一次性交到红岸食品厂并由经济计划局监管，待并轨资金到位后统一发放，如没有并轨资金由购买方支付补偿金。4、社保所有费用，2001年3月1日至2006年12月31日，其中企业部分163.5万元，个人部分33万元，共计196.5万元。个人部分由董长青代交。待发放职工经济补偿金时扣回（职工自愿，如职工不同意扣款，自行负责。）退休职工档案管理费每日每年60.00元×10年，计600.00元由董长青交，共计10.6万元，待发欠退休职工工资时扣回（退休职工自愿，如退休职工不同意扣款，自行负责）。2006年12月31日前所欠养老保险企业部分待红岸食品厂职工解除劳动合同后由董长青全部交齐，红岸食品厂职工在2007年1月1日开始接续养老保险费用。5、在交易中所发生的各种费用由甲方承担。6、原企业债权债务归甲方承担。7、此协议为基本协议，如出现其它问题双方协商解决，如一方违约，由违约方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对方50%罚款。”补充协议主要内容为“根据甲乙双方协商同意在2007年12月27日协议书部分补充。1、职工经济补偿金为职工工龄满一年发放305.00元，待并轨资金到位后统一发放，如没有并轨资金由购买方支付全部补偿金，职工并解除劳动合同。职工补偿金发放工龄截止到2006年12月31日。2、待协议签定起，乙方无条件提供各种相关证件及手续，并在2008年3月2日前办理所有交接手续（产权、设备、土地、二车间门市房等等）。并提供甲方在产权过户过程中需要的所有相关资料。3、职工发放补偿金时全部扣除2001年3月1日至2006年12月31日职工所欠社保费个人部分，并全部扣除退休职工十年职工档案管理费每人600.00元，全部交由甲方代为协调处理。4、甲方总计出资338.7万元（其它款项甲方不负责）。5、甲方在与乙方签定本协议后，出现任何因乙方及乙方职工纠纷等原因影响甲方不能正常维修、生产、产权过户等等由乙方负责并按违约处理。”（在审理中，徐景堂、于洪泽等128人对该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提出异议，认为这两个协议的主题是红岸食品厂将企业整体出售，也就是自己卖自己，是无权的，整体出售实际上是将187名股东的股权转让，而股权转让必某某经本人同意。依据红岸食品厂企业章程第十二条关于“股东大会在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向股东以外的本企业职工或其他法人转让其股权，大会不同意或不一致同意转让的，其股权由其他股东购买。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对转让的股权有优先购买权”的规定，董长青不具备购买企业产权的资格，其与红岸食品厂之间在进行产权处分时未按企业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应股权转让手续，因此，即使职工签字属实，由于没有召开股东大会，没有股东大会的“一致同意”，红岸食品厂是无权向董长青出售企业产权的。另外，整体出售还包括企业的资产，而作为股份合作制的企业，股东的股权和资产是一致的，当时的股权是由固定资产所变，企业资产属于全体股东共有，对于共有的资产必某某经三分之二以上共有人同意，如果是共同共有，应当经全体共有人同意，而这次处分却是企业进行的处分，而不是股东进行的处分，因此这两个协议都是无效的。红岸食品厂也提出异议，认为这两个协议未向职工宣布，签署时间也不对，是其厂做的不对。）2008年1月22日和3月4日红岸食品厂原领导班子在富拉尔基区计划经济局工作人员的监督下与董长青进行了交接，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企业组织机构代码证、生产许可证、房屋所有权证（17本）、土地使用权证（1本）、设备、房屋、电线、电表等交付董长青，并约定在2008年3月4日之后所发生的各种费用及任何事情由董长青负责。红岸食品厂截止2004年欠缴养老保险费1，146，828.36元、档案费10万元。（在审理中，经本院调查，齐齐哈尔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富拉尔基区分局于2014年5月13日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证明“红岸食品厂截止2004年欠缴养老保险费1，146，828.36元、档案保管费10万元，当时企业用房产抵押上述所欠资金，后因单位房产没有变现，抵押房照已退还红岸食品厂。导致上述业务未办理。）董长青于2007年12月27日向红岸食品厂交付购厂预付款人民币86万元，红岸食品厂于同日将该86万元以存折形式交给富拉尔基区经济计划局代为保管。董长青分别于2008年3月14日、3月17日将红岸食品厂（坐落于富拉尔基区科研办事处海牙路8号）房产16所变更至其名下。在审理中，董长青称其向红岸食品厂的领导班子成员（邸俊杰、杨永山、霍金龙）交过养老保险费，但其领导班子成员以职工告状不同意卖厂子为由拒收，因无红岸食品厂配合提供缴纳欠费的相关资料，董长青自己去社保局也无法办理，因此，董长青未给职工缴纳养老保险费。
另查，红岸食品厂在富拉尔基区产改办监督指导下于2008年6月12日改选董事会及监事会，选举徐景堂、金伟、郭胜君、张著、石淑新为董事会成员，徐景堂当选为董事长。选举于洪泽、吴玉兰、张延庭为监事会成员，于洪泽当选为监事长。该厂于2008年7月31日作出“关于免去徐景堂同志董事长职务的决议”（该决议内容为：经徐景堂同志请求，董事会讨论，并报监事会批准，作出免去徐景堂董事长的决议。经董事会投票选举结果，郭胜军同志以4票当选董事长。）选举郭胜君为董事长。该厂董事会及监事会成员在该决议均签字认可。在红岸食品厂的工商登记中未对法定代表人进行变更登记，仍为邸俊杰。
2009年4月，徐景堂等128人以红岸食品厂为被告、以董长青为第三人诉至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人民法院，要求确认红岸食品厂与董长青分别于2007年12月27日、2007年12月28日签订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无效，并诉讼费由红岸食品厂承担。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是指对国有中小型企业、城镇集体企业采取由企业全体职工出资入股，买断原企业产权，或者由全体职工与企业共同出资入股，吸收其他出资人参股，组建成为劳动合作与资本合作并存的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行为。股份合作制是兼有合作制与股份制两种经济形态的特点，实行劳动合作和资本合作的一种新型公有制经济形式。股份合作制企业是劳动合作和资本合作相结合，职工既是在企业工作的劳动者，又是企业的股东，具有双重身份，职工的企业股东身份与其本人的劳动关系紧密相连、不可分离，因此其不同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本案系属企业产改后出售，即红岸食品厂在进行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后又将企业予以出售。由于股份合作制改造，只是企业法人组织形式或投资主体发生变更，是内部结构调整，法人资格并不中断，因此红岸食品厂与董长青签订的企业出售协议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应为有效。红岸食品厂企业章程第十二条关于“股东大会在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向股东以外的本企业职工或其他法人转让其股权，大会不同意或不一致同意转让的，其股权由其他股东购买。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对转让的股权有优先购买权。”的规定，是对股份转让出售的条件及程序的规定，属于股权转让，而本案红岸食品厂向董长青出售的是有型资产，不是符号或以股权代表的有型资产，因此应属产权转让，即企业整体出售。而且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是全体发起人就企业的设立与经营管理达成的协议、对全体发起人、董事会、监事会成员以及高级管理人员、企业本身具有约束力。对他人不具有约束力，因此，红岸食品厂是否召开股东大会、股东大会是否“一致同意”，是其企业内部问题，对董长青的购买行为不具有约束力。另外，红岸食品厂（原领导班子召集）于2007年3月31日也召开了“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职工大会”，就该厂出售问题进行了表决，虽经鉴定在表决的名单上有24名职工不是其本人签字，但有60余名职工签字表示同意是真实的，红岸食品厂也于2007年7月在富拉尔基区广播电视局电视台向全体职工播发了“企业出售公告”，证明红岸食品厂的出售行为是公开进行的。因此，在无证据证明红岸食品厂与董长青签订的出售协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无证据证明双方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况下，徐景堂、于洪泽等128人要求确认红岸食品厂与董长青签订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无效的主张，不符合《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的情形，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由于红岸食品厂在富拉尔基区产改办监督指导下已于2008年6月12日改选徐景堂为董事长，而且根据该厂于2008年7月31日作出“关于免去徐景堂同志董事长职务的决议”，是在经徐景堂请求免去其董事长职务后选举的郭胜君为董事长。因此，虽然在红岸食品厂的工商登记中未对法定代表人进行变更登记，但该厂实际已改选郭胜君为董事长即法定代表人，郭胜君可以作为红岸食品厂的法定代表人参加诉讼。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徐景堂、于洪泽等128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00元，鉴定费19，200.00元，由徐景堂、于洪泽等128人负担。
徐景堂、于洪泽等128人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对董长青提供的一系列虚假证据全部采用，而对徐景堂、于洪泽等128人提供的一系列确凿证据不予采信，做出了有悖法律准则，有失公允的裁判。并且，徐景堂、于洪泽等128人诉讼意见书中有关法律规范的相关问题，企业性质定位等观点是有理有据、毋庸置疑的，原审法院却没有采纳。主要阐述于以下方面：1、在原审庭审中，徐景堂、于洪泽等128人提交了红岸食品厂原董事会董事陈振来、原厂监事会监事关于2007年5月20日红岸食品厂没有召开全厂职工（股东）关于厂整体出售大会的证言。这对于本案的正确裁决事关重大。事实是2007年5月20日原厂董事会（邸俊杰、霍金龙、杨永山）向厂股东索要照片、身份证复印件，称并轨用，然后在没有字头的纸上让大家签字，之后，邸俊杰等在签字的纸上填上了他和董长青想要的字头，这是原领导邸俊杰与董长青恶意串通的事实，而一审法院对此不公事实未做调查核实就做出了不公裁决。2、原审法院在审理中提及企业整体出售所依据的是齐齐哈尔市（2004）55号文件及（2000）13号文件，这两份文件仅适用于国有企业，对集体企业和股份制企业并不适用，并在2005年时就废除了，关于集体企业可以参考的规定，在诉讼代理意见书中已经阐述明白。请二审法院予以核查。3、关于董长青购买红岸食品厂的资产，不是股权转让一说，这是董长青玩弄法律术语，严重损害了红岸食品厂股东权益。4、《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在签定合同时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这是合法性原则。合法性指合同的主体内容、形式和程序都必某某合法，否则就是违法行为。
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确认红岸食品厂与董长青于2007年12月27日签订的协议及2007年12月2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无效。
红岸食品厂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严格依法适用指令再审和发回重审若干问题的规定》，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红岸食品厂对企业出售材料及内容进行核实，对原董事会董事陈振来、原监事会监事崔荣海、于洪泽、吴玉兰等人的了解，认为徐景堂等128人所述的事实和出具的证据是真实的。在红岸食品厂原法定代表人邸俊杰、原董事霍金龙、杨永山与董长青签订的协议书和补充协议及职工安置方案非常不合理、不公平。对邸俊杰、霍金龙、杨永山与董长青恶意串通损害红岸食品厂及全体职工股东利益的行为应依法纠正。红岸食品厂坚决支持徐景堂等128人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原判错误有悖法律准则，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对原审法院将发回重审案件作出的错误判决予以纠正，对原审判决书中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情况进行重新核实。
徐景堂等128人及红岸食品厂的答辩意见与上诉意见一致。
针对徐景堂等128人及红岸食品厂的上诉请求及理由，董长青答辩称：1、徐景堂等128人上诉请求确认红岸食品厂与董长青于2007年12月27日签订的协议及2007年12月2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无效不应得到支持，该两份协议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股份合作制企业是劳动合作和资本合作相结合，职工既是在企业工作的劳动者，又是企业的股东，具有双重身份，职工的企业股东身份与其本人的劳动关系紧密相连，不可分离。因此其不同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本案系属企业产改后出售，即红岸食品厂在进行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又将企业予以出售。由于股份合作制改造只是企业法人组织形式或投资主体发生变更，是内部结构调整，法人资格并不中断，因此，红岸食品厂与董长青签订的企业出售协议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应为有效。原判认定案件事实客观、真实。由此认定红岸食品厂与董长青签订的协议及补充协议应属产权转让即企业整体出售，向董长青出售的是有形资产，不是符号或以股权代表的有形资产。红岸食品厂与董长青签订的协议和补充协议是经红岸食品厂与董长青充分协商、在区政府主管部门的监督下达成，是严格遵守《合同法》的规定签订的。同时，红岸食品厂经过职工（股东）会议的多次讨论、通过，上级主管部门的审批，企业资产的审计、评估，决定实行产改，企业资产整体出售，并在富区电视台连续七天滚动播出企业资产整体出售，望职工周知。而第三人董长青经区政府的引荐，董长青对出售企业的考察，决定购买并于2007年12月27日、28日分别签订了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具备合同成立的要件：合同的主体双方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双方均为真实的意思表示；合同内容合法，依法成立。根据《合同法》第八条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红岸食品厂协助董长青办理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后续在履行期间红岸食品厂职工因谋取不当利益而发生纠纷，这属于企业内部矛盾，不应中止合同的履行，对合同履行中出现的违约责任属于红安食品厂的过错，红岸食品厂应当依法全面履行合同。红岸食品厂资产整体出售的程序合法。红岸食品厂先后召开两次职工会议。第一次会议于2007年3月31日召开职工会议，会上区领导做了企业资产整体出售的动员报告，介绍、审议红岸食品厂整体出售方案。于2007年5月20日召开全体职工、退休职工大会。在这次表决会上，到会140人占职工人数77.35%，超过职工（股东）三分之二的比例。证明职工（股东）大会是合法有效的，也证明红岸食品厂产权整体出售合法有效，符合《黑龙江省股份合作制企业暂行办法》、《企业章程》、市、区政府文件精神。
2、董长青与红岸食品厂签订的协议书、补充协议书中明确阐明是“企业资产整体出售”，董长青出资购买红岸食品厂的全部财产，而不是收购红岸食品厂职工的股权。厂企业章程第十二条的规定“股东大会在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向股东以外的本企业职工或其他法人转让其股权，大会不同意或不一致同意转让的，其股权由其他股东购买。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对转让的股权有优先购买权。”上诉人以此认为答辩人是收购红岸食品厂的股权是错误的。混淆了合同的性质，双方当时签订的是资产转让合同，也就是资产买卖合同，并非股份转让合同，前者为财产，后者为股份，民事法律关系有本质的区别。答辩人购买资产后，成为资产的所有权人，与出卖资产企业的股权无关。而上诉人错把财产权当作股权，将资产转让混为股权转让，引用企业章程第十二条关于股权转让的相关规定及《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的“无权处分”，是对本案合同的性质和章程理解发生重大错误，所以不存在无财产处分权而导致合同无效的后果。
3、上诉人代理人的意见理所当然地提出有利于被代理人利益的观点、意见，维护被代理人的合法权益，而代理人提出的观点不能认定都是合法的，也不是法院定案的依据。
4、上诉人提出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况，答辩人董长青是在富拉尔基区广播电视局电视台播发的“企业出售公告”得知红岸食品厂企业整体出售的消息，又基于富区政府相关部门领导的引荐，与企业法定代表人邸俊杰取得联系，经多次商谈企业出售事宜、考察后双方决定签订协议。这都是在红岸食品厂领导班子成员及其主管部门富区经济计划局领导下共同协商后达成的协议内容，根本不存在相互勾结，采取不正当手段，欺骗、贿赂职工的事实。相反，协议书签订后确有个别职工向董长青索要钱财，董长青曾向富区公安局报过案，职工才不再向董长青索要钱财。所以上诉人的说法不能成立。
5、上诉人提出红岸食品厂陈振来证言，红岸食品厂于2007年3月31日召开的整体产改出售“全体职工”会议记录，陈振来在这次会议上负责职工签到工作，签到名单中有陈振来的亲笔签名。2007年5月20日红岸食品厂召开的全体职工关于企业改制整体出售、职工安置方案会议，有在职职工、退休职工、遗属到会参加记录，陈振来也在职职工签名单中签名。红岸食品厂企业整体出售经全体职工通过后，于2007年7月20日在富拉尔基区电视台连续七天滚动播放“企业出售公告”，全区的人们都知道。陈振来提出“协议”和“补充协议”只有邸俊杰、霍金龙、杨永山三人签名，可以说明，即使没有他们三人签名，只有企业法人的公章加盖，其协议和补充协议也是生效的。陈振来的证言材料是上诉人的诉讼代表人的意思打字形成的，让陈振来签名，陈振来在2010年以后患脑梗塞现已不能正确表达意思，根据《证据规则》的规定，证人必某某出庭作证，进行质证方才有效，法庭没有采纳该证言是正确的。红岸食品厂于2007年3月31日、2007年5月20日召开的企业改制整体出售大会不仅是全体职工参加，而且有富区产改办领导邵连奎、董辰刚，富区经济计划局副局长韩基岩到会参加，均有证明为证。基于以上事实证明，陈振来的证言材料是虚假的。
6、董长青原是富拉尔基区居住的居民，后到天津开办企业，全家人户籍在天津登记，在天津有居住地，是天津市民，这一切都是公开的事实。这个问题与案件毫无关系。
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二审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审理中，上诉人提交原红岸食品厂董事会董事陈振来及监事会监事吴玉兰、于洪泽、崔荣海的书面证明佐证其上诉主张，但上述证据内容在原审审理时已经提交，不属于新证据，故在二审审理期间，各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认为，民事主体在参与经济活动中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依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红岸食品厂在进行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之后，虽然其企业形式不同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但其企业法人组织形式或投资主体发生变更，是内部结构调整，法人资格并未中断，红岸食品厂与董长青之间签订的出售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效力性规定，合法有效。
红岸食品厂企业章程第十二条关于“股东大会在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向股东以外的本企业职工或其他法人转让其股权，大会不同意或不一致同意转让的，其股权由其他股东购买。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对转让的股权有优先购买权。”的规定，是对股份转让出售的条件及程序的规定，该企业章程是就企业的设立与经营管理达成的协议、对全体发起人、董事会、监事会成员以及高级管理人员、企业本身具有约束力，对他人不具有约束力。因此，红岸食品厂是否召开股东大会、股东大会是否“一致同意”，是其企业内部问题，对董长青的购买行为不产生约束力。另外，红岸食品厂（原领导班子召集）于2007年3月31日也召开了“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职工大会”，就该厂出售问题进行了表决，虽经鉴定在表决的名单上有24名职工不是其本人签字，但有60余名职工签字表示同意是真实的。红岸食品厂也于2007年7月在富拉尔基区广播电视局电视台向全体职工播发了“企业出售公告”，证明红岸食品厂的出售行为是公开进行的。因此，原审法院在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况下，认为徐景堂、于洪泽等128人要求确认红岸食品厂与董长青签订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无效的主张不符合《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的情形而予以驳回，并无不当。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徐景堂等128人及红岸食品厂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0.00元，由徐景堂、于洪泽等128人负担100.00元，由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红岸食品厂负担10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晓明
审 判 员 李颖莉
代理审判员 王红娜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张毓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