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佛中法民一终字第25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德强，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公民身份号码×××0810。
委托代理人吴富朝，广东禅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孔繁钊，广东禅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廖海鸿，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公民身份号码×××0055。
委托代理人关仕平，广东广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何梅花，广东广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德强因与被上诉人廖海鸿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2015）佛明法荷民一初字第3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黄德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9497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19748.5元（黄德强已经预交），由黄德强负担。
上诉人黄德强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廖海鸿一审期间违反诚实信用，为达侵占借款的目的不惜编造荒谬理由否认双方的借款关系，证明其在本案的陈述不应予以采信。本案一审期间，廖海鸿已确认涉案《借款协议书》属其亲自签署，对于显示其名字、借款金额及利率等重要借款内容均加盖了指模予以确认，显属当事人签订合同之行为，上述《借款协议书》对廖海鸿有当然的法律约束力。《借款协议书》第五条约定：“本借款是乙方（廖海鸿）多次向甲方（黄德强）借款后尚未归还的余额，本协议生效后，以前乙方向甲方开立的所有借据作废。本协议生效后视为乙方已收到甲方出借款项。”据此，《借款协议书》所涉款项是已发生借款的余额，且数额达数百万元之巨，廖海鸿不可能在借款未实际发生的情况下，以“要约借款”为由对该种协议内容进行确认。《借款协议书》已明确涉案款项的性质是双方已实际发生的借款，并非廖海鸿所谓的“要约”而未发生的借款，廖海鸿显然是在收到借款的情况下才进行相应的签约确认行为。于《借款协议书》对款项性质已十分明确的情况下，面对黄德强的起诉，廖海鸿居然还感到“十分愕然”，并答辩称《借款协议书》是其个人要约借款的“意向书”，该理由明显与《借款协议书》记载的内容相矛盾，显然属于其个人为逃避债务杜撰而成。综合上述情况，廖海鸿于一审期间关于“双方末形成借款合意”、“黄德强未交付借款”的主张不具有可信性。二、黄德强已事实上向廖海鸿出借相应款项，但廖海鸿为逃避还款责任刻意隐瞒借款事实，声称未曾收到过借款，导致本案一审未能作出正确裁决结果，恳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本案中，黄德强主张归还的是廖海鸿多次借款后尚未归还的“欠款余额”。对此，廖海鸿已于《借款协议书》的相应位置以按捺指模的形式对欠款余额予以确认。若借款数额未实际发生，则廖海鸿不可能于《借款协议书》总对欠款余额作如此具体的确认。此情况下，廖海鸿一审期间将“老赖”的伎俩进行到底，拒不承认收到借款的事实，导致一审法院未能作出正确裁决。关于借款交付的问题，因双方借款往来的次数较多，且形式和金额各异，不便于黄德强进行管理。为加强对债权的保护，黄德强要求廖海鸿签订《借款协议书》对多次借款的数额予以汇总确认，对还款时间、利息进行统一约定，并以此代替原始借据作为廖海鸿收到借款的记账凭据，即《借款协议书》具有证明黄德强交付涉案借款事实的证明作用。《借款协议书》签订后，相应的借据已根据双方约定进行了作废处理。综上，一审判决对本案借款事实尚未查清，判决结果不当，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廖海鸿应立即向黄德强偿还借款本金394万元及支付利息（利息以394万元为本金，按月利率千分之十计算，自2014年12月23日起计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全部由廖海鸿承担。
被上诉人廖海鸿答辩称，一、黄德强与廖海鸿之间不存在任何借款关系，黄德强也从未向廖海鸿支付过任何借款，黄德强也自始无法对巨额款项于何时、何地、如何交付等细节作出说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也就是说，借款合同自出借人提供借款才生效。因此，借款关系的存在，仅仅以《借款协议书》来证明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借款的交付事实。如果没有实际支付借款，借款协议实际上是无效的。本案借款金额高达394万元，黄德强却无法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已向廖海鸿全额支付借款，亦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黄德强的资金来源和经济能力，更无任何汇款凭证或由廖海鸿出具的收据，单凭一份不明真伪的《借款协议书》就向廖海鸿主张偿还高额借款和利息明显不合理。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既然黄德强辩称其作为出借方，那么黄德强应当对双方之间存在的借贷关系以及款项交付事实负有举证责任。而在本案中，黄德强只提供了《借款协议书》，不能提供收据或者银行转账凭证等作为自己已将该笔高达394万元借款支付给廖海鸿的证据。因此，黄德强对款项的交付事实未能完成举证责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黄德强所述称的借款事实不存在，该《借款协议书》是由黄德强恶意造假拼凑而成的，存在重大漏洞和瑕疵，该《借款协议书》自始未成立生效。从《借款协议书》的内容和形式上看，该《借款协议书》存在诸多漏洞，存在严重造假嫌疑。1.出借人地址一栏未填写，借款担保出借人信息未填写，就连借款协议最关键的违约责任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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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约金标准都未填写，担保人处更是无人签名，而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甲方处日期也是没有填写。该《借款协议书》的借款金额高达394万元，为何借款人却对最能保障自己的权益的违约金条款和借款担保条款都未作约定，黄德强声称多年从事民间借贷业务，但如此高额的借款竟然毫无保障，这样漏洞百出的《借款协议书》显然是不符合常理和逻辑的，也是违背事实的，不符合正常交易习惯。2.就现有《借款协议书》所显示字迹的颜色深浅来看，很明显出借方“黄德强”及身份证号“××”的字迹均是后来填写上去的，不具有连贯性。3.事实上，廖海鸿当时签署的是一份“空白版”的《借款协议书》，当时该份《借款协议书》上并没有填写借款人的信息，更加没有甲方（出借方）的签名和手指模。因为廖海鸿当时签署的该份“空白版”的《借款协议书》是打算向案外人邓汝亮协商借款所用，因此该《借款协议书》上借款担保条款和违约责任条款以及最最重要的出借人信息部分均未填写，出借人处更是没有签名或是摁手指模，该《借款协议书》实际上处于协商阶段。因此，廖海鸿把该份“空白版”的《借款协议书》中承借方、借款金额、借款利率以及借款期限部分信息填写好并签名摁手指模后，就将《借款协议书》交给案外人邓汝亮持有。然而，案外人邓汝亮最终并没有与廖海鸿达成协议，也没有签署该份《借款协议书》，更谈不上先向廖海鸿支付任何款项，因此该《借款协议书》自始未成立生效，该《借款协议书》只是廖海鸿向案外人邓汝亮协商借款的意向书。至于黄德强是如何得到廖海鸿当时签署的该“空白版”的《借款协议书》，该“空白版”的《借款协议书》为何会流转到黄德强手中，黄德强何时在原本空白的借款方（甲方）处填写信息并签署名字，廖海鸿均是不得而知。综上所述，黄德强与廖海鸿之间既无借款的合意，更无借款款项实际交付的事实。黄德强提供的《借款协议书》是恶意造假拼凑而成的，不存在任何支付借款的事实，该《借款协议书》自始未成立生效，请法院维持原审判决，驳回黄德强全部上诉请求。
二审期间，上诉人黄德强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证据1.邓汝亮开设在广东高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竹支行2014年1月至6月30日的账户明细查询一份，证明黄德强在2014年期间多次现金向廖海鸿出借涉案的借款，部分用于出借的款项是从邓汝亮的账户提取现金。通过银行的流水可以看出，黄德强是有出借的能力的，而且每次取款也是比较大额，黄德强管理比较大的现金。流水是上半年的2、3、4、5月份都是有大额的柜台取款，有部分是借给了廖海鸿，有部分是用于其他方面。
证据2.《银行交易明细查询》、《借款协议书》各一份，《银行交易明细查询》证明黄德强与廖海鸿有款项往来，是廖海鸿向黄德强归还借款的情况。《借款协议书》证明黄德强有其他大额现金出借的情况，黄德强具备出借大额现金的条件。
经质证，被上诉人廖海鸿对黄德强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黄德强与邓汝亮的流水用于证明自己的经济能力，是不符合事实。黄德强在一审从未提及，该流水是特意查出来用以证明自己能够支付的借款事实。证据2过了举证期限，《银行交易明细查询》与本案无关，是廖海鸿与邓汝亮的交易往来，不是与廖海鸿的交易往来。因为邓汝亮与廖海鸿曾经有交易往来，才有涉案的借款协议书。第一次庭审的时候，在廖海鸿未提及邓汝亮的情况下，黄德强从未知道邓汝亮，是廖海鸿提及邓汝亮后，才按照廖海鸿的思路提交该交易明细的。对《借款协议书》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确认。黄德强要证明支付借款的事实，但是没有支付凭证，没有交易的痕迹，黄德强一直拿案外人的往来款证明自己的支付能力没有逻辑。
被上诉人廖海鸿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查，上诉人黄德强向本院提交的上述证据属案外人与被上诉人廖海鸿之间的账目往来，不足以证实涉案款项出借情况，对其关联性本院于本案中不予确认。
经审查，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起民间纠纷，借贷涉案金额高达394万元，黄德强作为债权人，应就与廖海鸿之间存在借贷行为，以及出借能力、支付方式等主要事实承担举证义务，而作为本起借贷关系所指的债务人，廖海鸿认为与黄德强之间债务关系并非客观真实有效，亦需承担责任相当的举证义务推翻黄德强主张。综合本案证据材料及各方陈述，围绕着双方讼争的廖海鸿应否向黄德强清偿394万元借款及利息问题，本院论析如下：
首先，涉案借贷金额巨大，黄德强仅以一张《借款协议书》不足以确凿证实其与廖海鸿之间的借款关系客观、真实、合法。根据黄德强向法院提交由廖海鸿签名确认的《借款协议书》，虽反映涉案款项性质为廖海鸿多次向黄德强借款后尚未归还的余款，双方之间存在债务关系，但对于所涉款项是何时、何地、如何交付等基本事实，黄德强未能作出合理解释，且庭审中陈述前后不一致，有悖常理和逻辑。其次，黄德强并无确凿的证据证明其资金来源和经济能力，亦无廖海鸿同时期出具的多次借款收据或转账凭证佐证涉案借款事实客观存在，其已完成案涉借款的实际交付。再者，《借款协议书》涉及借款金额高达394万元，但合同中对于违约责任、借贷担保条款等核心内容未作约定，上述行为明显不符合黄德强长期从事民间借贷业务的行业特性。相比之下，廖海鸿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对于涉案《借款协议书》如何出具，以及涉案款项出借对象等问题均作出合理解释，对此黄德强未能反驳推翻。综合上述分析，黄德强虽持有《借款协议书》，但基于其对涉案394万元借款形成具体时间、借款经过等基础事实陈述先后矛盾，资金来源、款项交付等核心证据缺失，对讼争债务举证不足前提下，原审法院驳回黄德强要求廖海鸿支付394万元借款及利息之诉请合法有据，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得当，本院予以维持。黄德强上诉主张廖海鸿应对《借款协议书》涉及的394万元款项及利息承担清偿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9497元，由上诉人黄德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立伟
代理审判员 陈 文
代理审判员 翁丰好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黄金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