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东民初字第07686号
原告邬康（WUKANG），男，1950年9月16日出生。
被告邬江，女，1949年4月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庆生，男，1945年7月13日出生。
原告邬康（WUKANG）诉被告邬江物权保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5月22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邬康（WUKANG）与被告邬江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庆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邬康（WUKANG）诉称：北京市东城区××号××单元××号房屋系原、被告之父邬析零所有的房屋。2006年，原告经家庭协议购买了上述房屋。邬析零委托其子女讨论细节，邬析零同意房款保管办法由子女协商决定。后经包括原、被告在内的女子协商，制定了《××房屋处置协议》，随后被告邬江代邬析零收了原告房款。2006年9月，邬江将上述房屋钥匙交付给原告。自此，该房屋由原告占有、使用、收益。后邬江于2011年1月以不正当方式，将上述房屋过户到邬江名下。被告邬江于2006年4月就买卖房屋与原告立约并代邬析零收取房款后，《××房屋处置协议》即成立并生效。房屋交付原告至今已9年。邬江将涉诉房屋过户给其自己的行为不能解除家庭协议，也不能解除其与原告之间的合同关系。《××房屋处置协议》第12条约定，交付房款后，下列权利责任转移，即××号房屋产权、支配权、管理权全部转移至原告。这一约定将涉诉房屋的长期占有、使用、收益、居住权利已转移至原告。被告邬江作为《××房屋处置协议》的立约人，接受款项后有终身履行该条款的义务。故原告起诉要求确认原告对北京市东城区××号××单元××号房屋有权居住使用；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邬江辩称：一、原告邬康从未取得过涉诉房屋的产权。原告曾起诉要求确认其与邬析零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但已被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与原产权人邬析零之间未成立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二、被告邬江现为涉诉房屋的合法产权人。居住权是附属于所有权的，原告没有本权，原告的占有、使用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原告主体不适格。三、《××房屋处置协议》为违法的、无效的协议，已自然消亡，原告无法凭借该协议取得涉诉房屋的占有权。《××房屋处置协议》既不是原告与邬析零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也不是其与被告邬江签订的同意其占有涉诉房屋的协议。该协议只是邬析零的四个子女之间对邬析零的房产预先处置的约定，这一点已被人民法院判决认定。2006年，邬析零是坚决不同意将涉诉房屋卖与原告的，但原告却隐瞒了这一情况，《××房屋处置协议》的订立违反合同法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也违背了其他子女的真实意愿，自始不具有法律效力。另外，原告已经搬出涉诉房屋，丧失占有人的身份，原告无权主张居住权。综上，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告邬康、被告邬江及案外人邬飞、邬枫系姐弟关系，四人均系邬析零的子女。北京市东城区××号××单元××号房屋（即涉诉房屋，以下简称“××号房屋”）原系邬析零承租的公房。2000年12月15日，房屋产权单位根据房改政策将该房屋出售给了邬析零，后邬析零取得了该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
2006年初，邬析零女婿王庆生提出以五十万元的价格购买涉诉房屋，邬析零让邬江、邬飞、邬枫、邬康四位子女讨论房屋买卖事宜。
2006年3、4月间，邬康与邬江、邬飞、邬枫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商讨房屋出售事宜，并拟定了《××房屋处置协议》，该协议包含的内容有：立约人为邬江、邬飞、邬枫，邬康；四子女同意将××号房屋视为邬析零的房产处置；将××号房屋于全体立约人之中，作继承买卖预处置之理由与预处置之制约：邬析零多次表示因年迈、脑力衰退而不能管理自己的存款及财产，希望四个孩子商量处理××号房屋的细节；立约时，经邬飞再次确认此项意思表达明确；每个立约人因之获得××号房屋的四分之一之权利；房屋年久失修，需要有能作决定的管理机制，继续现在的共有共管状态可能使房屋造成危险情况。继承买卖预处置与市场买卖基本相同，不同点如下：所涉及全部款项，无论存于何处仍为邬析零所有；在邬析零可能需要这笔钱款的情况下，不得将款过继于他人；预处置成立前，四位立约人每人享有××号房屋的四分之一之权利；全体立约人同意××号房屋价格为50万元人民币；邬康保持自己的四分之一的权利；邬康付给其余三位立约人每人125000元人民币或等值美元币，换取全部××号房屋权利之转让予邬康；2006年4月13日前将房款以电汇或支票方式汇出；过户拟在2006年10月或12月邬康假期间进行，如果由于邬析零疾病或情绪等原因，或其他无法抗拒的原因在上述期间不能办理过户手续，过户时间则顺延至下一个可能的时间。
2006年4月7日，邬康向邬江、邬飞汇款美元31210元，折合人民币25万元，向邬枫汇款人民币12.5万元，折合美元15605元。同年9月，邬康从邬江处取得了涉诉房屋的钥匙，后将涉诉房屋对外出租。
2007年8月30日，邬析零与其妻子（双方于1990年4月登记结婚）办理了离婚手续，同年9月5日，邬析零与其前妻签订离婚协议书并经公证，约定涉诉房屋在离婚后归邬析零所有。2010年4月15日，邬析零签署书面声明，称其身后的财产分配问题由四个子女协商解决。
2010年9月15日，邬析零签署《委托书》，委托其女婿王庆生办理涉诉房屋的出售事宜。2010年10月27日，邬飞将邬康汇给其及邬枫的款项31210美元退还邬康，并存入邬康的账户。2010年11月10日，邬析零致信邬康，称不同意邬康购买涉诉房屋，也不同意邬江、邬飞、邬枫将房屋权利转让给邬康。2010年11月12日，邬江将邬康所汇钱款在扣除采暖费后将余款退还邬康，并存入邬析零名下的账户。
2011年1月27日，邬析零与邬江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邬析零将涉诉房屋出售给邬江。此后邬江取得该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
2011年9月28日，邬析零去世。
另查，2012年2月，原告将邬江、邬飞、邬枫诉至本院，要求确认原告与邬析零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本院经审理认为，《××房屋处置协议》约束的主体为上述四人，内容为上述四人对邬析零的房产的预先处置。该内容未取得作为产权人的邬析零的同意，上述协议对邬析零不发生法律效力。邬析零亦不同意原告购买××号房屋，故原告以该协议为依据主张其与邬析零形成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缺乏事实依据。原告称邬江系作为邬析零的代理人代理其出售房屋，亦没有事实依据。故本院于2013年12月作出（2012）东民初字第0338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经其他子女同意决定购买××号房屋，但未与邬析零直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房屋处置协议》仅为四子女之间对邬析零房产予以预先处置的约定，不具有房屋买卖合同的性质。上述协议未经邬析零认可，且事后明确表示不同意将××号房屋出售给原告，故上述协议对邬析零不发生法律效力。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8月作出（2014）二中民终字第02446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房屋处置协议》，（2012）东民初字第03385号民事判决书，（2014）二中民终字第02446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根据查明的事实，《××房屋处置协议》是在邬析零尚为××号房屋产权人的情况下，原告及被告等邬析零的四位子女关于对邬析零房产预先处置的约定，该协议不具有房屋买卖合同的性质，原告与原产权人邬析零未成立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此时，××号房屋上的权利不能依据该协议发生转移。在被告邬江取得××号房屋所有权后，该房屋上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所有权利均转移至邬江享有。关于原告诉称在邬江取得涉诉房屋所有权后，《××号房屋处置协议》对邬江仍具有约束力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原告无法依据该协议主张对××号房屋享有居住使用的权利。故，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邬康（WUKANG）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0元，由原告自行承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邬康（WUKANG）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邬江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敖文燕
代理审判员 高 韩
人民陪审员 顾 兵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孙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