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甘民二初字第39号原告：张致福。原告：刘多春。原告：张虎。原告：马时达。原告：张桂英。五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袁超锋，甘肃率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五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路哲，甘肃率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甘肃省物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酒泉路181号。法定代表人：贠振荣，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伟，甘肃玉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建民，甘肃玉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致福、刘多春、张虎、马时达、张桂英与被告甘肃省物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物产集团）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1月5日立案后，被告物产集团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裁定驳回后，物产集团提出上诉，经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9月27日和2016年10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致福、刘多春、张虎、马时达及五名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袁超锋、路哲，被告物产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高建民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股权转让对价8345万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834.5万元；3.判令被告承担利息损失515.3万元；4.判令被告承担原告其他损失1700万元；5.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9月17日原告与被告经充分协商，就张掖市捷安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捷安物流）的股权转让事宜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原告将捷安物流的100%股权整体转让给被告，且约定双方以评估价为基础确定不高于9500万元的股权转让价格。合同签订后，原告按协议书约定向被告移交了公司名下的土地、房屋、铁路专用线、设备及地上附着物等资产、公司财务账册及其他相关资料，将公司的控制权及实际经营权移交给了被告。在原告的督促下，经评估程序双方也就本次股权交易的价格达成了一致的确认意见，但被告却反悔不愿履行，并多次以资金紧张等种种借口为由拒绝履行股权转让协议，故意不正当地阻止履行条件的成就，故意制造障碍阻止双方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原告已将公司巨额资产、公司大额交易合同及公司的实际经营权移交给被告，被告实际接收了公司的经营权长达1年之久。被告丧失商业诚信，多次提出要求毁约，以种种理由拒绝履行合同、故意设置障碍阻止合同履行的行为给原告造成了极大损失。被告物产集团口头辩称，原告起诉状所附证据只有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经与其他材料比对，该协议书上五名股东的签名不是本人所签。申请对该协议书上五名股东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并申请延期审理本案。对于原告当庭提交的证据，申请法庭给予反驳证据的举证期。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当事人举证情况如下：原告举证共六组：第一组证据为2014年9月17日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欲证明：双方2014年9月17日就捷安物流的股权转让事宜经协商签订书面《股权转让协议书》，并约定了合同的生效条件。被告质证后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双方对股权转让的最终价格没有约定明确。第二组证据为合同履行情况的证据11份。包括：1.2014年9月24日《文件、证照移交清单》1份（共2页）；2.2014年9月24日《印鉴移交表》1份；3.2014年10月15日《张掖市捷安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印章移交表》1份；4.2014年9月24日《银行账户资料移交清单》1份；5.2014年9月24日《税务资料移交清单》1份；6.2014年9月27日《铁路重要文件》移交材料1份；7.2014年9月27日《合同文书移交表》1份（共3页）；8.《张掖市捷安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货物代发合同统计目录》1份；9.2014年9月29日《张掖市捷安物流公司资产清单》、《低值易耗品清单》、库房移交的《房屋建筑面积统计表》各1份；10.2014年9月29日材料移交的《材料清单》1份（共3页）；11.2014年9月28日《维修物品清单》移交材料1份。欲证明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原告按合同约定将公司的文件、证照、印章、各类财产、材料、经营设施及经营合同等全面向被告进行了移交，履行了合同。被告接受了原告的履行已对捷安物流公司实际控制、经营、收益至今；虽然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甘肃省国资委批准后方可生效的合同生效条件，但在批准前双方已经进行了实际履行，应视为双方改变了合同的生效条件。被告质证后对第1至7份真实性认可，对8至11份的真实性不认可。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所有移交材料均无法证明我公司实际接收，该11份证据所涉的全部材料，无我公司公章，接收人非经我公司授权的负责接收人员。第三组证据为经评估后双方对股权交易价格的协商确定情况的证据4份，包括：1.2015年4月22日双方《会谈备忘录》1份；2.2015年4月28日双方《会谈备忘录》1份；3.2015年4月29日双方《会谈备忘录》1份；4.张桂英《书面意见》1份。欲证明依据评估结果，双方经多次会谈对股权转让价格达成了一致意见以8345万元的评估价格完成本次股权转让交易；被告书面承诺在2015年5月10前向国资委履行报批手续。被告质证后对第1-3份真实性无异议，对第4份真实性有异议；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会谈备忘录》未加盖我公司公章，应为双方进行的初步沟通、协调，并非是对《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补充约定，不是该协议的必要组成部分；我方参加会谈并在《会谈备忘录》上签字的人员，并未获得授权对《股权转让协议书》内容进行修改或达成补充约定，亦未获得事后追认，故该《会谈备忘录》无法产生基于《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相同合同约束力，双方亦未约定《会谈备忘录》与该协议具有同等效力或为必要附件；双方在2015年4月22日、28日的会谈中尚未就《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最终股权转让价格达成一致意见，故截止2015年4月28日《股权转让协议书》缺少生效要件，29日就价格仅仅达成了8345万元的意向，无法履行报批手续。第四组证据为原告多次督促被告履行合同的书面函件，包括：1.2015年5月26日《关于尽快给予答复的督促函》及编号1025979256506号《EMS特快专递投递单》各1份；2.2015年6月6日《再次督促函》及编号1049824265915号《EMS特快专递投递单》各1份；3.2015年7月29日《坚决要求履行合同的敦促函》及编号1049829458515号《EMS特快专递投递单》各1份。欲证明双方经多轮会谈确定8345万元的股权转让交易价格后，原告多次督促被告按合同约定履行报批手续，被告拒不按约定及承诺履行报批，其行为明显属于故意阻止合同生效条件的成就。第五组证据为被告拒不履行报批手续，恶意阻止约定的合同生效条件成就情况，包括：1.被告2015年4月3日《告知函》1份；2.原告向甘肃省国资委申请公开被告是否履行报批手续的《获取信息申请书》1份；3.2015年9月18日甘肃省国资委《关于张致福等同志的复函》1份；4.2016年1月19日甘肃省国资委《关于张致福等同志的复函》1份。欲证明根据甘肃省国资委的多次明确答复，截止本案诉至法院被告都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和被告自己的书面承诺就本股权转让事项履行向国资委报批手续，被告所谓“国资委至今未作出批复同意”明显系故意阻止合同生效条件的成就，根据《合同法》第45条第二款的规定，应当视为合同生效条件已成就。被告质证后对第四组、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原告证明目的前为“改变”后为“阻止”，本身相互矛盾；虽经多次会谈但未对价格最终确认，仅有意向；我方无法持约定8500万元的合同向省国资委报备8345万元。第六组证据为由于被告拒不履行合同给原告造成损失的情况，包括：1.2014年12月10日原告与民乐县金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项目投资合作协议》1份；2.2015年6月3日民乐县金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告知函》1份。欲证明被告拒不履行合同导致原告可得利益损失，根据《合同法》第113条及双方《股权转让协议书》第八条第3款的约定应由被告予以赔偿。被告质证后对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被告举证共三组：第一组证据为《股权转让协议》签名页，欲证明该协议并非五名股东亲自签名按印，签署和转让行为无效，且不适用时候追认。原告质证后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刘多春的签名是张虎代签，刘多春当庭认可是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被告依据协议接收了捷安物流，并以此为基础多次商谈转让价格。第二组证据为：1.甘肃省木材总公司关于向张掖市捷安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对外付款的申请；2.兰州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3.捷安物流出具的收据；4.付款情况说明。与证明被告于签约次日向原告指定账户支付了2000万元转让款；甘肃省木材总公司作为被告的全资子公司与捷安物流无其他任何业务资金往来；被告没有义务和理由代原告偿还债务。原告质证后对第1、4份真实性有异议，对第2、3份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2000万元是付给捷安物流的，原告未收到。第三组证据为：1.股权转让协议书；2.企业内资基本信息。欲证明被告依约按时足额向原告支付了约定的2000万元，但原告未依约履行转让全部股权手续的义务；原告诉请中应扣除该2000万元且该款未开具发票；原告未依约提供1000万元资产的担保；因省国资委未批准，股权转让协议未生效；未报备并非被告违约，而是双方未就价格达成一致且原告未工商登记变更、未提供担保导致；原告五人所持股份比例不同，无法确定向每名股东付款的数额，诉讼请求不明确。经原告质证后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关于原告举证：第一组股权转让协议，被告质证后虽然对五人的签名存有异议，但对签订该协议书的事实没有异议，对协议书内容也予以认可，本院予以认定；第二组捷安物流财产交接表11份，被告质证后对1-8份真实性认可，对9-11份有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明力综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第三组为商谈价格的3份备忘录及张桂英的说明，被告对备忘录真实性无异议，予以确认，张桂英的说明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分析认定；第四组、第五组证据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予以确认；第六组关于原告其他损失的证据，被告对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不予认定。关于被告举证：第一组股权转让协议签名页，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予以确认；第二组被告付款2000万元证据4份，原告对付款凭证和收据真实性无异议，予以确认，其他两份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第三组股权转让协议和企业基本信息，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予以确认。因双方当事人对交接清单上签名人员的身份存在争议，经本院依职权向兰州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调取《人员参保信息查询》一份，在交接清单上签字的黎高阳所属单位为甘肃省木材总公司。2016年11月29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原告对证据无异议，被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说明黎高阳在签字时是甘肃省木材总公司工作人员。根据当事人举证质证及本院审查认定情况，查明本案事实如下：2014年9月17日，张致福、刘多春、张虎、马时达、张桂英作为甲方，甘肃省物产集团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书甲方中刘多春的签名由张虎代签，张桂英的签名由张致富代签。该协议书中与本案纠纷有关的主要内容有：张致福、刘多春、张虎、马时达、张桂英等五人共同拥有捷安物流100%的股权（其中张致福占40%、刘多春占30%、张虎占10%、马时达占10%、张桂英占10%，五人为本协议甲方）。甲方同意将其拥有的位于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火车站西路29号（张掖火车站西1公里处）捷安物流100%的股权整体转让给乙方，其中包括土地（须有土地使用权证）、房屋及建筑物、铁路专用线、机械设备及地上附着物；由乙方的上级主管单位甘肃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国资委）委托的中介机构对甲方转让的股权进行审计和评估，双方以评估价为基础确定转让价格，但不得高于9500万元；第一次付款于协议生效后15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转让款2000万元，第二次付款在甲方将转让100%股权所涉及的所有各项手续全部办理至乙方名下后15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转让款6500万元；在乙方将第一次转让款2000万元汇入甲方指定的银行账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甲方将捷安物流名下的土地（须有土地使用权证）、房屋及建筑物、铁路专用线、机械设备及地上附着物全部移交给乙方；在乙方向甲方支付剩余转让款之前，甲方应将捷安物流的财务账册及其他相关资料全部移交给乙方。甲方对资料真实性、股权合法性、职工安置、债权债务向乙方作出了承诺，双方还约定甲方为了此次股权转让向乙方提供价值不少于1000万元的资产进行担保，期限二年；乙方必须经主管单位省国资委批复同意后履行协议条款；任何一方违约，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承担本协议总金额百分之十的违约金及因违约造成的各项损失；协议还约定双方签字盖章后，待乙方主管单位省国资委批复同意后方可生效；协议附甲方提供给乙方的所有资产清单。该协议上有甲方五名个人签字按印，乙方物产集团签字盖章。根据物产集团的异议，经本院开庭时审查，张致福、张虎、马时达的签名为本人所签，刘多春的签名为张虎代签，且刘多春当庭认可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张桂英的签名为张致福代签，经本院传唤张桂英进行询问，张桂英认可张致福代签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2014年9月18日，物产集团指示下属企业甘肃省木材总公司向捷安物流付款2000万元。2014年9月24日至10月15日，双方对捷安物流的文件、证照、印章、各类财产、材料、经营设施及经营合同进行了交接，物产集团接收了捷安物流的资产并进行了经营管理。2015年4月3日，物产集团致函五名原告称：“…我集团公司申请甘肃省国资委委托评估机构对捷安物流公司资产进行了评估，但贵方与我集团公司尚未按照《协议书》第一条第2款就最终转让价格达成一致，而且甘肃省国资委至今未作出批复同意。…为加快解决该事项，建议双方尽快就妥善处理善后事宜进行接洽和商议”。2015年4月22日、4月28日、4月29日，张致福、刘多春、张虎、马时达与物产集团代表马维德等人在物产集团就转让价格进行了协商并形成了《会谈备忘录》。根据会谈备忘录记载，在2016年4月28日的会谈中物产集团提出：1.国资委评估程序合法，无再行评估的必要；2.双方协商确定的价格不得超过国资委评估价8345万元。我方同意以国资委评估价8345万元价格上报省国资委，履行合同审批生效程序。在2016年4月29日的会谈中物产集团提出：我方给公司管理层汇报后，承诺在2015年5月10日前按8345万元向省国资委申报确定的收购项目。因物产集团未按照会谈备忘录承诺的内容向省国资委申报，五名原告于2015年5月26日、6月6日、7月29日向物产集团多次发函敦促履行。由于五名原告向省国资委申请获取物产集团申报《股权转让协议》相关信息，2015年9月18日、2016年1月19日，省国资委两次复函五名原告称，截止复函日期未收到该《股权转让协议》。本院认为，虽然物产集团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在答辩阶段也未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进行答辩，但为了保障当事人权利，正确审理本案，对物产集团在质证阶段的反驳意见及辩论发言中的主要观点应当依法予以回应。关于本案主体问题。虽然《股权转让协议书》上刘多春、张桂英的签名由他人代签，但二人在诉讼中已明确表示代签行为及转让股权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该代签行为并未对协议书的履行产生影响，也未损害物产集团的权益，且物产集团对自己的签字盖章均予以认可，并履行了部分合同义务。因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为合法有效的合同。本案原告主体适格，对物产集团关于笔迹鉴定及延期审理的申请，因原告认可二人签字非本人所签，经合议庭评议后已当庭告知物产集团的申请不予准许。关于物产集团认为原告五人应分别起诉，以及无法确定应当分别付给五名原告多少转让款的辩解理由，与其认为已向捷安物流支付2000万元的事实相矛盾，且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辖终101号民事裁定书已认定五名原告有不可分割的共同权利义务，本案属于必要的共同诉讼，因此，五名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是共同权利，并未加重物产集团的义务或履行成本，至于其内部如何划分与物产集团无关，故物产集团此项辩解理由明显不能成立。关于协议书履行问题。《股权转让协议书》中虽然约定了经物产集团的主管单位省国资委批准后生效，但在省国资委批准之前，物产集团于协议签订次日就通过下属企业甘肃省木材总公司向捷安物流支付了第一次付款2000万元，虽然原告以收款方为捷安物流为由否认该款为履行协议的款项，但该2000万元系支付给办理交接手续之前由原告控制之下的捷安物流，应当视为物产集团履行了协议约定的第一次付款义务。之后，原告于2014年9月24日至10月15日将捷安物流的资产向物产集团进行了移交。虽然物产集团否认11份清单上签名的接收人是自己的员工，但认可了前8份清单的真实性，并认可了捷安物流现由双方共同管理。第1、2、4、5、6、7份交接清单中接交人为黎高阳，第9、10、11份交接清单中监交人为黎高阳。根据本院依职权调取的参保信息反映，黎高阳为甘肃省木材总公司工作人员，自2005年8月1日参保，至本院调查时兰州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信息系统中黎高阳的缴费信息正常。因此，应当认定为黎高阳代表物产集团下属甘肃省木材总公司接收了捷安物流的资产。并且，如物产集团未实际接收捷安物流的资产，作为国有资产经营者，付出2000万元巨款后两年时间不闻不问，反而由收取了2000万元款项却未交付资产的原告积极主张权利，显然不合情理。因此，对物产集团已付款2000万元及接收了捷安物流资产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协议生效问题。虽然协议书第十条约定了报省国资委批复同意后生效，但双方在省国资委尚未批复同意的情况下已部分履行了协议，即物产集团付款2000万元及接收了捷安物流的资产。根据《会谈备忘录》记载，双方确定股权转让价格为8345万元的依据为省国资委委托的中介机构作出的评估意见。显然省国资委已获知该转让事项，为维护国有资产权益，以便能够对物产集团受让捷安物流的价格是否合理作出判断，省国资委才委托了中介机构对捷安物流资产进行价格评估，并需待物产集团与出让方最终确定价格之后予以申报，才能审核是否批准。而物产集团在2015年4月29日对转让价格协商一致并作出承诺后，即负有在2015年5月10日前向省国资委申报的义务，其以不进行申报的方式对抗对方当事人的履行请求，显然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因此，在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损害他人利益、且已部分实际履行的情况下，应当认定该《股权转让协议》已生效。关于转让价格问题。双方协议书第一条对于股权转让价格约定为以物产集团的上级主管单位省国资委委托评估的价格为基础，但转让价格不得高于9500万元，该条款仅约定了转让价格的来源及封顶上限，并未明确具体数额。第二条付款期限中虽然约定第二次付款为6500万元，但因受第一条限制，该条款属于原则性条款，并非确定的付款金额。因此在物产集团支付了2000万元并接收了捷安物流的资产后，双方对于剩余转让价款发生了分歧。经双方多次协商，最终于2015年4月29日经会谈后达成了一致意见，以省国资委委托的中介机构作出的评估价8345万元确定了收购价格，同时物产集团承诺于2015年5月10日前向省国资委申报该收购项目。由于协议书对转让价格并未明确约定具体数额，之后双方的协商结果《会谈备忘录》应视为对《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补充，经双方签字确认后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虽然物产集团辩称在《会谈备忘录》上签字的人员没有公司授权，但因物产集团对于己方签字人员的身份不持异议，其中有物产集团副总、财务部长、法律顾问及物产集团下属甘肃省木材总公司负责人，且会谈地点在物产集团会议室，显然属于单位行为，因此物产集团该辩称不能成立，应当依法确认双方就转让价格为8345万元达成了一致。关于物产集团辩称未申报是因为协议价格8500万元，无法以评估价格8345万元申报的理由，因双方最终按照省国资委委托评估价格为8345万元予以确认，并未超过协议约定不高于9500万元的上限，对国有资产并无损害，且协议约定本身并无固定股权转让价格，故此辩解理由显然不能成立。关于违约责任。经原告多次发函督促履行，截至2016年1月9日省国资委复函原告，物产集团并未就此项目向省国资委进行申报，违背了自己于2015年4月29日作出的承诺，属于违约行为，应当按照协议书的约定承担商定转让总价8345万元10%的违约金834.5万元。物产集团认为原告未开具2000万元转让款发票、未转让股权的行为属于违约的理由，因物产集团违反承诺不向省国资委申报，导致协议书约定的转让行为不能完成，后续履行陷于停滞，故该辩解理由不能成立。关于1000万元担保问题。因协议书中对1000万元担保财产的方式约定不明，双方作出了不同解释，原告认为是在转让款中留1000万元作为担保，物产集团认为应当另行提供价值1000万元的财产作为担保。根据协议书中不得高于9500万元的约定，以及两次付款合计8500万元的约定，在转让款中留1000万元作为担保并不损害物产集团利益，也能够合理解释9500万元与8500万元之间的差额原因，本院予以确认。虽然物产集团接收捷安物流已超过两年时间，但鉴于股权尚未转让给物产集团，该1000万元仍应继续作为担保，待股权登记至物产集团名下的同时付清。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问题和其他损失问题。因物产集团违约，按照协议书约定应承担股权转让总价10%的违约金834.5万元，在主张物产集团承担违约金的同时，原告主张的利息缺乏约定基础与法律依据。根据原告举证，其他损失系与他人约定共同开发项目，因资金不到位，他人要求承担的违约金及不予分配房屋的价值，因协议书中并未约定股权转让款将用于将该项目，且该证据并不能显示损失已经发生，故该款项不予支持。根据上述认定，双方经商定确认的股权转让价款为8345万元，物产集团已支付2000万元，双方约定的担保财产为1000万元，剩余5345万元应当由物产集团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支付给原告；同时，原告应当在判决生效后30日内将所持捷安物流100%的股权转让给物产集团；物产集团应当在股权登记至本公司或指定代持股人名下后15日内将作为担保财产的1000万元付给原告。综上，为鼓励市场交易，促进经济发展，建设诚信社会，根据本案事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甘肃省物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原告张致福、刘多春、张虎、马时达、张桂英支付股权转让款5345万元及违约金834.5万元；二、原告张致福、刘多春、张虎、马时达、张桂英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将张掖市捷安物流有限责任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被告甘肃省物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三、在张掖市捷安物流有限责任公司100%的股权登记至被告甘肃省物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或其指定持股人名下后十五日内，甘肃省物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作为担保的剩余1000万元股权转让款支付给原告张致福、刘多春、张虎、马时达、张桂英；四、驳回原告张致福、刘多春、张虎、马时达、张桂英关于利息及其他损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11540元，由原告张致福、刘多春、张虎、马时达、张桂英承担122308元，被告甘肃省物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担489232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甘肃省物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担。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崔 军代理审判员 周 雷代理审判员 魏万武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书 记 员 张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