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船民一初字第6号
原告：杨春英，女，汉族，农民，住吉林市船营区。
原告：张聪，女，汉族，吉林农业大学学生，户籍所在地，吉林市船营区。
委托代理人：张明志，男，汉族，吉林市公交公司司机，住吉林市船营区。
被告：吉林市船营区欢喜乡吉兴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吉林市船营区黄旗街枫岚香谷9号楼。
法定代表人：李荣田，村长。
被告：吉林市船营区欢喜乡吉兴村三社，住所地：吉林市船营区黄旗街枫岚香谷*号楼。
负责人：白玉茹，女，汉族，吉兴村三组村民组长，住吉林市船营区。
委托代理人：郭占辉，吉林松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广忠，男，汉族，无职业，住吉林市船营区。
原告杨春英、张聪与被告吉林市船营区欢喜乡吉兴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吉兴村委会）、被告吉林市船营区欢喜乡吉兴村三社（以下简称吉兴村三社）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纠纷一案，原告杨春英、张聪于2013年10月17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2014年4月20日作出（2013）船民一初字第1078民事判决。吉兴村三社不服，提起上诉，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8月18日作出（2014）吉民一终字第573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春英、原告张聪的委托代理人张明志、被告吉兴村三社的负责人白玉茹、委托代理人郭占辉、李广忠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吉兴村委会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春英、张聪诉称：2006年初吉林市鸿博房地产开发公司、广泽房地产开发公司先后征用我村土地建楼房，我家土地在征用范围内，开发公司将征地补偿款支付给我村。我村三社给付村民土地补偿款时没有分给我家，经询问答复说我家不属于村民，所以至今我家人没有享受到村民待遇。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1、被告给付土地补偿费53，200.00元；2、被告给付此款利息12，768.00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吉兴村三社辩称：第一，被答辩人不具有本社村民资格，不符合发放拆迁安置补偿费的条件。
答辩人为本社村民发放拆迁安置补偿费，是针对在2006年5月19日国家发布《拆迁公告》之前，具有本社村民资格且享有土地承包权的村民，因国家占用集体所有的“机动地”和“永久窖”地块，发放的拆迁安置补偿款项。然而，被答辩人不具有本社村民资格，且不享有土地承包权，故无法取得拆迁安置补偿费。一是，被答辩人杨春英之夫张明志在1993年期间，国家给予办理了“农转非”手续，即丧失了村民资格，并且家庭承包地已在二轮土地承包期间被依法收回，被答辩人没有承包地；二是，被答辩人在发布《拆迁公告》之后第三天，将其女儿户口一并从临江街转入黄旗街，不符合取得安置补偿费条件；三是，答辩人在发放安置补偿费期间，被答辩人的户籍虽然迁入了黄旗街道，但究竟迁入吉兴村哪个社，并不确定，甚至是几委几组的户籍也未登记；四是，答辩人经民主议定程序，综合上述三点事实，村民会议曾三次开会一致研究决定，不予发放拆迁安置补偿费。依据最高法院审理农村土地承包案件《司法解释》第24条规定，村民小组依据民主议定程序，有权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需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方可取得。因此，被答辩人不符合发放安置补偿费的条件，答辩人不予发放安置补偿费，符合法律规定，毋庸置疑。
第二，吉兴村委会没有给被答辩人补分承包地。
首先应当说明，被答辩人杨春英之夫张明志在办理“农转非”手续之后，承包地已在二轮土地承包时被收回，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那么，如果被答辩人是本社村民或者说是其他社的村民的话，吉兴村委会也就没有必要收回张明志的家庭承包地，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其次，如果吉兴村委会收回张明志的承包地，作为被答辩人是其家庭成员，不可能熟视无睹，任凭村委会随意收回家庭承包地。况且，时至今日，被答辩人并未对村委会收回其家庭承包地的行为主张权利，已经完全可以说明，吉兴村委会的决定是正确的，无可非议。相对而言，吉兴村委会在收回承包地之后，自然不存在为被答辩人再补分承包地行为，符合客观事实。
当然，被答辩人抗辩以持有土地承包合同书为证，实际上是一种自欺欺人行为而已。因为，土地承包合同书，白纸黑字，一目了然，在承包合同书上明确记载合同相对人是张明成，并非是被答辩人。即便在合同书的边缘上存在标记“杨秀英”名字的情况，但并非是被答辩人杨春英的名字，况且也不是被答辩人杨春英本人的签名，谈不上是笔误。虽然村委会曾出具一份说明，证明合同书边缘上的“杨秀英”与杨春英是同一个人，但也无法抗拒张明成是合同相对人的事实。甚至可以进一步分析判断，如果变更土地承包合同，也应当履行相关的法律程序，否则等于侵害他人土地承包权。换句话说，该份合同也不具有代签的可能性，况且也不符合客观事实，并且违反法律规定。不仅如此，被答辩人持有的承包合同书，恰恰与人民政府存档的原件不相一致，甚至还存在涂抹勾划事实，答辩人有理由质疑，被答辩人持有的土地承包合同书，涉嫌伪造。另外，在原一审庭审中，吉兴村委会义正严词指出，被答辩人“不具有村民资格，从未补发过承包地”，显然村委会否认了证据效力性。为此，被答辩人持有他人土地承包合同书，并不能证明吉兴村委会为其补分承包地的事实。
第三，被答辩人弄虚作假，滥用诉讼权利，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
2008年，被答辩人为了索要安置补偿费，向本法院提起诉讼，并提供了舒兰市七里乡七里村出具的书面证据，证明自己在婚前的原籍没有承包地的事实。虽然该案被依法驳回起诉，但是本法院却采信了该份证据，甚至认定被答辩人合法取得土地承包权。针对本案，本法院原一审判决参照另案认定的事实，在此前提下，又再次认定被答辩人取得土地承包权直至耕种至今的事实。
但是，经答辩人到被答辩人的原籍即七里乡七里村村委会调查中发现，被答辩人提供七里村出具的证据，系伪造或者是开具的假的证明，实际上被答辩人的承包地份额根本没有被收回。调查中，该村现任万姓会计（原为村长）介绍说，他们村对待结婚外嫁的村民，承包地从来都不收回。由此可见，本法院的另案裁决认定的事实和本案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之所以存在瑕疵问题，均来源于被答辩人提供证据不真实所致。另外，被答辩人在答辩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为此领取了部分土地补偿费，答辩人将提出反诉，要求返还。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依据法律与事实，判决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被告吉兴村委会未向本院提供书面答辩。
为证实自己提出的事实与主张，原告杨春英、张聪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1、民事裁定书三份，证明2006年至今土地补偿从未给两原告发过；
2、占地补偿明细表，我家曾收到吉兴村三社土地分配补偿款；
3、村民参选证，证明我已经参加选举，明确表示我是三社的村民，我曾有过一切村民待遇；
4、吉兴村村民委员会及欢喜乡人民政府证明两份，证明两原告是吉兴村村民，是农业户口，杨春英是三社的户口，张聪于2006年5月迁入黄旗街；
5、村民分配补偿款明细，证明以上补偿款53200元，没有分配给两原告；
6、农村集体耕地承包协议书，证明原告家有耕地0.076公顷；
7、吉兴村委会证明一份，证明集体承包合同书中的杨春英和杨秀英是一个人；
8、黄旗派出所证明一份，证明我们一直在吉兴村居住；
9、证明一份，范淑霞签字，船营区欢喜乡民政办公室盖章，吉兴村民委员会印章，证明是吉兴村三社社员；
10、临江派出所常驻人口信息，证明原告户口变动日期为2005年11月13日；
11、房屋所有权证一份，证明在吉兴村三社的房屋所有权人是杨春英；
12、七里乡七里村证明一份，证明因结婚户口迁出土地被收回。
被告吉兴村三社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均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虽然人民法院文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作为二被告已经向中级人民法院和本法院提出撤诉的申请，其次，民事裁定书予以裁决的结果对于原告所要证明的问题没有关联性；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原告不具有吉兴村三社社员资格，对三社发放的土地补偿费没有合法性；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参加选举并不等于是本社的村民；对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原告不具有本社村民资格，并且在2013年4月将户口迁入临江街的事实不符，无法证明是本社村民，并且两份证明存在瑕疵，村委会在原一审否认证明效力；对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发放土地补偿款是经过民主议定程序合法发放与原告没有关系；对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明确记载合同的相对人是张明成，并非张春英本人，并且这份合同与土地乡政府存档的合同不相一致，无法证明原告享有承包地的资格；对证据7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村委会在另案证明的问题，否定了杨春英是本社社员的资格，在名册上不存在，无法证明是同一人的事实，即便杨春英、杨秀英是同一人，也不能证明杨春英享有土地经营权；对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合法、关联性有异议，这份证据只能够证明两位原告的关系和自然身份状况，但不能证明是吉兴村三社的社员事实，派出所没有这个权利和职责，该证明没有证明在被告在向村民发放补偿款是吉兴村三社的社员；证据9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这份证据是2010年签署的，是为了证明原告生活困难，其无法证明在吉兴村三社发放补偿款2006年5月19日之前具有本社成员资格取得补偿款；证据10系复印件，真实性我有质疑，不符合证据合法性；原告从临江街转入黄旗街到具体是哪个村民小组，哪个社并不清楚，并且转入几委几组不清楚，我们认为是空挂户口；证据1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仅以房屋所有权证，无法证明村民资格。很多市区居民在农村购买房屋也不能视为本社社员，应该有其他户籍相佐证，并且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也应该由吉兴村村民议定程序才能证明村民资格；证据1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杨春英在七里乡没分得土地，与原告说土地被收回是相矛盾的，与我方向法庭提供的土地台账包括视频资料的内容均证明七里村没有将杨春英土地收回，基于原告提供的证据与我方提供的证据相矛盾，请求法院对此证据予以调查取证。
为证实自己提出的事实与主张，被告吉兴村三社向本院提供证据：
1、《农村集体耕地承包合同书》两份，一份是欢喜乡人民政府提供的存档资料，另一份是在原一审卷宗复印的。证明乡政府存档合同书相对人是张明成，虽然被他人涂改，但承包合同具体内容仍然是张明成，被他人标记“杨秀英”并非是原告姓名；而原告持有合同书中的姓名是“杨秀英”也并非是原告姓名，合同具体内容恰是张明成，故涉嫌伪造；
2、《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台帐》一份，这份证据是吉兴村委会提供的。证明台帐第六页倒数第一行记载是张明成的姓名，土地承包面积0.76亩，承包地名为下坎地和学校东，面积分别为0.4亩及0.36亩，与存档合同书记载一致。在承包合同书被他人涂改情况下，应当以台帐为准，佐证第一份证据证明的问题；
3、《关于农林街棚户区建设项目的拆迁公告》一份，这份证据是吉林市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提供的。证明吉林市人民政府于2006年5月19日发布《拆迁公告》并予以实施拆迁工作。同时证明，只有确定了拆迁补偿安置方案，人民政府才能发布拆迁公告的事实；
4、《常住户口登记卡》一份，这份证据是在原一审卷宗复印的。证明吉林市人民政府发布拆迁公告之后的第三天，即2006年5月22日，原告将户口从临江街4委25组迁入黄旗街，具体迁入哪社未登记，几委几组不详，故不具备村民资格的事实；
5、七里村《土地台帐》复印件一份，这份证据是舒兰市七里乡七里村委会提供的。证明原告父亲杨清名下家庭承包地，在1987年期间为7.52市亩。原告杨春英在1990年结婚之后，家庭承包地为7.28亩，除水田被淹（河滚沙压）减少0.32市亩，旱田增加0.08市亩，原告杨春英的承包地未被收回的事实；
6、自书视频文本一份，这份证据是被告随行调查时拍摄的，文本是经视频内容整理，视频资料在原二审卷宗保存（视频资料本次庭审未提供）。证明原七里村村长、现任万姓会计在接受调查时称，凡是七里村结婚出嫁，承包地不收。从帐上看，承包地没收。佐证第五份证据的真实性；
7、《决定书》两份，这份证据是被告召开村民会议作出的书面决定，并由参会村民签名确认。证明村民会议针对原告要求发放安置补偿费问题，曾在2007年6月8日作出不予发放的决定，再次组织村民会议进行讨论与研究，最后村民会议作出决定，不予发放土地补偿费；同时证明原告私领拆迁补偿款，侵害村民利益，应予收回的事实；
8、《结婚证》一份，这份证据是在原一审卷宗复印的。证明原告杨春英结婚时间是1990年10月28日。佐证第五份证据关于1990年期间，原告杨春英父亲杨清名下承包地份额未减少、原告杨春英承包地未收回的事实；
9、《吉兴村占地安置人员劳务合同书》一份，这份证据是在原一审卷宗复印的。证明1993年期间，国家占用吉兴村4社集体土地，为原告杨春英之夫张明志办理了“农转非”手续，并安排至吉林市交通公司工作。同时证明吉兴村委会收回承包地依据的事实。
原告杨春英、张聪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证据1是张明成代签的；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台账的土地是我和我母亲张聪承包的；证据3、4没有异议；证据5复印件真实性有异议；证据6没看到光盘真实性有异议；证据7真实性有异议；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地已经收回了；证据9证明内容有异议，张聪和杨春英没有改变身份。
被告吉兴村委会未向本院举证。
本院针对上述证据，分析评判如下：对杨春英、张聪提供的证据1-5、8、9及吉兴村三社提供的证据1-4、8、9，因双方当事人对真实性均没有异议，故予以采信；对杨春英、张聪提供的证据6、7，虽吉兴村三社提出异议，但因证据来源于吉兴村委会，来源渠道合法，内容真实，并具有关联性，故予以采信。对杨春英、张聪提供的证据10因系复印件，吉兴村三社提出异议，本院不予采信；对杨春英、张聪提供的证据11、12，因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对吉兴村三社提供的证据5，因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6，因证据来源不具有合法性，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7，因该两份决定书内容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不予采信。
通过对以上证据的分析评判，本院确认如下事实：杨春英原系舒兰市七里乡七里村村民，1990年10月28日与吉兴村三社村民张明志登记结婚，户口迁入吉兴村三社并在此生产、生活，1991年6月20日杨春英、张明志生育长女张聪。1993年8月因吉林市公交公司占用吉兴村土地安置村民，为张明志办理了“农转非”手续，杨春英及女儿张聪仍为农业人口并继续在此生活。1999年1月，张明志的哥哥张明成代杨春英（张聪）签订了农村集体耕地承包合同书，并由杨春英母女耕种。2010年3月18日吉兴村委会出具证明，证实：“我社村民杨春英、张聪是我三社社员，生活贫困，特此证明。”并由吉林市船营区欢喜乡民政办公室加盖印章。2013年9月22日吉兴村委会出具证明，证实：“杨春英是吉兴村三社户口，由于长女张聪上学，2003年4月户口从吉林市船营区黄旗街迁入本区临江街，又于2006年5月迁回吉林市船营区黄旗街。”同日，吉林市船营区欢喜乡人民政府证明证实，杨春英、张聪是农业家庭人口。另查明，1998年由于长女张聪上学，杨春英将户口从吉林市船营区黄旗街迁入本区临江街，又于2006年5月迁回吉林市船营区黄旗街。吉兴村三社向本社村民发放征地补偿款，分别于2006年9月发放1，300元／人、2007年9月发放500元／人、2008年1月发放1，800元／人、2011年3月发放5，000元／人、7月发放14，000元／人和2012年12月发放4，000元／人，每人合计26，600.00元，但未向杨春英、张聪发放。2013年10月21日杨春英、张聪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给付两人土地补偿费53，200.00元；2、给付此款利息12，768.00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本院认为，在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生活并依法登记常住户口的人，应当具有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杨春英与吉兴村三社村民张明志登记结婚，并将户籍迁入吉兴村三社，在此劳动、生活，与其他村民共同为吉兴村三社这一集体经济组织创造财富，属于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张聪作为父母均系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后代，并且落户于该集体经济组织，亦应享有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待遇。吉兴村与杨春英（张聪）签订农村集体耕地承包合同书，并由杨春英母女耕种亦证明了杨春英、张聪系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作为农村集体耕地承包经营户代表的张明志因国家计划占地安置，办理了“农转非”户口，仅是张明志一人，并不影响其妻女的村民身份关系；虽为女儿求学杨春英及女儿张聪户口迁出又迁回，但其农业人口身份关系并没有改变，其一直在吉兴村三社生产、生活，不影响其村民身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但已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务院备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对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土地补偿费在性质上是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补偿，土地补偿费的分配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收益分配不同，它并不考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于集体经济组织的贡献大小，只要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即应当享有均等分配土地补偿费的权利。杨春英、张聪作为吉兴村三社村民，应享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待遇。吉兴村三社拒绝向杨春英、张聪发放相应的征地补偿款项，侵害了杨春英、张聪的合法权益，杨春英、张聪要求吉兴村三社发放征地补偿款项并偿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合理，应予支持。关于吉兴村三社主张杨春英在舒兰市七里乡七里村承包土地未被收回，不应再分配土地，本院认为，应否分配土地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范围。吉兴村三社就该项主张向本院申请调取证据，因不属于人民法院调取证据范围，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吉兴村三社主张杨春英、张聪不具有吉兴村三社村民资格，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吉兴村委会对本案诉争的征收土地补偿费分配款不享有所有权及分配权，故不应承担本案的民事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吉林市船营区欢喜乡吉兴村三社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给付原告杨春英、张聪征收土地补偿费分配款每人26，600、00元，合计53，200.00元；
二、被告吉林市船营区欢喜乡吉兴村三社向原告杨春英、张聪偿付利息损失，自每笔征地补偿款项发放的次月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为基准计算，与上款一并给付原告杨春英、张聪。
如果被告吉林市船营区欢喜乡吉兴村三社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449.00元由被告吉林市船营区欢喜乡吉兴村三社负担，原告杨春英已预交，被告吉林市船营区欢喜乡吉兴村三社于给付上款时一并给付原告杨春英。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耀和
人民陪审员 王东威
人民陪审员 刘翠艳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日
代理书记员 王微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