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厦民终字第25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增良，男，汉族，住福建省永定县。
委托代理人胡文民、张玲玲，福建九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市银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金山街道高林村高林培训基地二楼。
法定代表人洪三定，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必燕、俞琳林，福建同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贵州淇铃交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清毕路。
法定代表人黄淞钰，总经理。
第三人齐梅林，男，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
上诉人王增良因与上诉人厦门市银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下称银城公司）、原审第三人贵州淇铃交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下称淇铃公司）、齐梅林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3）湖民初字第30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增良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银城公司立即向王增良支付工程款67万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1年7月1日起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2、银城公司承担本案鉴定费19000元。
原审判决查明，齐梅林挂靠银城公司承包了“厦门海德科液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新建1#厂房”工程。2007年9月6日，齐梅林以银城公司名义与海德科公司签订一份《建设施工合同》。合同约定：海德科公司将位于厦门同安工业集中区湖里园的“厦门海德科液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新建1#厂房”工程发包给银城公司；工程内容包括土建、水电安装，全套设计施工图内范围（不含围墙栏杆，电动大门，供电、供水，1#厂房水、电材料，卫生间装修，绿化及2号厂房所有范围）；合同价款采用包干固定价格方式，金额为270万元等。
2007年11月29日，齐梅林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王增良签订一份《建设安装工程承包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厦门同安工业集中区的“厦门海德科液压设备1#厂房”工程发包给乙方；工程内容为1#楼钢结构（通用厂房），包括钢结构图作总说明内所有项目（含铝合金门窗、卷闸门）；工程总价为128万元，如变更工程内容或数量时，则承包总价以甲方中标价的90%作为结算数额（不含总包单位管理费、配合费、挂靠费、报建费）；合同签订后，预埋螺栓安装完成3日内甲方支付乙方合同总价之5%，计64000元；主要架构件进场后由甲方或业主确认质量无误后，并提供相应的检测资料，甲方3日内支付乙方合同总价之30%，计384000元；主结构安装完成后由乙方书面通知甲方或业主对主结构安装现场初步验收合格后，甲方3日内支付乙方合同总价之30%，计384000元；彩钢瓦安装完成后，由乙方书面通知甲方或业主对主结构安装现场验收合格后，本工程单项施工完毕，由乙方书面通知甲方3日内支付乙方合同总价20%，计256000元；工程竣工验收合格10日内，甲方支付乙方合同总价10%，计128000元；乙方根据工程保修书之日起满1年后14日内，甲方支付余款64000元等。
上述《建设安装工程承包合同》签订后，为讼争工程验收需要，银城公司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淇铃公司补充签订一份《工程承包合同》。该合同除约定的甲乙方与《建设安装工程承包合同》中约定的不一致外，其余合同内容均一致。王增良作为该承包合同的乙方委托代理人在该合同中签字确认。该《工程承包合同》无落款日期。
2008年6月1日，王增良出具一份《委托书》，载明：“因本人王增良身患疾病，不能正常工作，现委托罗富隆先生（身份证：352624197504040514），负责厦门海德科液压机械设备1#厂房钢结构施工一切事宜。因本人身体医治须大量资金，对接下来的工程施工无法垫付资金。经被委托人罗富隆先生与总包方齐梅林先生协商，在齐梅林先生的大力支持下商定，在现有基础上后续施工的材料及工人工资由齐梅林先生垫付（垫付的金额在合同总额中扣除），待工程施工后结算。罗富隆先生必须秉着保证质量、保证安全的前提进行施工。望总包方加予管理和监督（本委托书一式三份，并附本人疾病证明）。特此委托！委托人：王增良。被委托人：罗富隆。总包方：齐梅林。二〇〇八年六月一日。”王增良在上述委托人处签字确认。罗富隆在上述被委托人处签字确认。齐梅林在上述总包方处签字确认。
2008年6月5日，王增良作为乙方，委托罗富隆与作为甲方的齐梅林签订一份《补充合同》。合同约定：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签订本补充合同，本补充合同与原合同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厦门海德科液压机械设备1#厂房钢结构工程前期施工进度到钢结构外墙檩条安装完毕，屋面檩条未安装，前期施工进度工作量和款项全部待本工程竣工验收后结算；甲方委托梁桂枝，乙方委托罗富隆，为驻工地负责联系有关事宜；本补充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签字后与原合同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本补充合同条款如有未尽事宜，按原合同，工程结束，款项付清后自然终止等。
王增良至今已通过借支方式从齐梅林处领取工程款37万元。王增良在其向齐梅林出具的借条中均称齐梅林为讼争工程的总承包人。
另查明，经王增良申请，法院委托福建东霖伟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对本案讼争工程厦门海德科液压机械设备公司1#楼钢结构通用厂房工程造价进行鉴定。福建东霖伟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于2013年12月9日作出《厦门海德科液压机械设备公司一号楼钢结构通用厂房工程造价鉴定报告》（报告编号：东霖鉴字JD-20130010），鉴定结果为厦门海德科液压机械设备公司1#楼钢结构通用厂房工程（扣除地梁、砖料墙体、屋顶的彩钢瓦及墙面彩钢板后）的造价为1133759.47元。经法院再次委托，福建东霖伟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于2014年9月12日作出《厦门海德科液压机械设备-1#楼工程造价鉴定书》（报告编号：东霖鉴字JD-2014002），鉴定结果为：1.厦门海德科液压机械设备公司1#楼钢结构通用厂房工程（扣除地梁、砖料墙体、屋顶的彩钢瓦、墙面彩钢板、屋面檩条后）的造价为1059572.41元；2.厦门海德科液压机械设备公司1#楼钢结构通用厂房工程（扣除地梁、砖料墙体、屋顶的彩钢瓦、墙面彩钢板、屋面檩条后）（未计劳保及企业管理费）的造价为999415.78元；3.厦门海德科液压机械设备公司1#楼钢结构通用厂房工程（扣除地梁、砖料墙体、屋顶的彩钢瓦、墙面彩钢板、屋面檩条、钢构面漆后）的造价为977182.12元；4.厦门海德科液压机械设备公司1#楼钢结构通用厂房工程（扣除地梁、砖料墙体、屋顶的彩钢瓦、墙面彩钢板、屋面檩条、钢构面漆后）（未计劳保及企业管理费）的造价为924065.27元。王增良为此支付鉴定费共计19000元。
以上事实有王增良提交的业经庭审质证的《建设安装工程承包合同》、《补充合同》各1份，《发票联》2份，银城公司银城公司提交的业经庭审质证的《建设施工合同》、《工程承包合同》、《委托书》各1份，《借条》8份作为证据加以证实，还有《厦门海德科液压机械设备公司一号楼钢结构通用厂房工程造价鉴定报告》（报告编号：东霖鉴字JD-20130010）、《厦门海德科液压机械设备-1#楼工程造价鉴定书》（报告编号：东霖鉴字JD-2014002）、当事人的陈述及法庭审理笔录佐证。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齐梅林挂靠银城公司承包了“厦门海德科液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新建1#厂房”，并将其中的钢结构厂房即讼争工程发包给王增良。王增良称齐梅林系代表银城公司与其签订《建设安装工程承包合同》，并非齐梅林个人将讼争工程发包给王增良。但王增良在其出具的《委托书》明确齐梅林为总包方，在其向齐梅林出具的借条中均称齐梅林为讼争工程的总承包人，之后作为《建设安装工程承包合同》补充的《补充合同》亦是委托罗富隆与齐梅林签订，据此可以认定王增良在讼争工程签订时即已知晓本案讼争工程的发包方系齐梅林。王增良自认银城公司与淇铃公司签订的《工程承包合同》系为了讼争工程验收需要而补签的，该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并认为其据以主张权利的合同是王增良有签名但甲方尚未签名盖章的合同及齐梅林与王增良签订的《建设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故原审法院认定实际履行讼争工程的合同双方为王增良与齐梅林，讼争工程系齐梅林发包给王增良的。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王增良应向合同相对方主张权利。银城公司并非其合同相对方，故王增良的诉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王增良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0500元、鉴定费19000元，均由王增良负担。
宣判后，王增良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王增良上诉称，一、原审程序严重违法。1、本案系发回重审的案件。之前原审法院认定的法律关系是“承揽合同纠纷”，并据此作出了（2012）湖民初字第2244号民事判决书。后经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依法作出了（2013）厦民终字第706号民事裁定书，以王增良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王增良为讼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原审认定王增良与厦门市银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事实上的承揽关系，并据此驳回王增良要求支付工程款的诉求不当，亦导致本案事实未予查清”为由将该案发回重审。但重审期间，原审却将法律关系认定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原审的这一行为，实际否定了生效法律文书（2013）厦民终字第706号民事裁定书认定的法律关系，明显不当。而且重审期间，原审向各方出具的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告知书等法律文书，体现的均是“承揽合同纠纷”，但最后原审又称本案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造成当事人无所适从。2、原审违法认定被上诉人与案外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原审判决是建立在被上诉人是被挂靠人，而不是实际的建设合同施工方的基础上。在此先暂且不论该基础是否正确，单单从这一认定所涉及、影响的当事人角度而言就是错误的。被上诉人是实际承包人还是被挂靠人，与建设单位“厦门海德科液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该事实不但将直接影响相关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效力，而且将影响合同权利义务的享受和承担。根据原审判决认定的这一关系，建设单位“厦门海德科液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将不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相关的合同方将变成“厦门海德科液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与齐梅林。这一认定，直接损害了作为建设单位的案外人“厦门海德科液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的合法权益。二、原审对相关事实视而不见，导致错误认定“齐梅林挂靠银城公司承包了厦门海德科液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新建1#厂房”。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自从2011年7月发生诉讼开始，前后历经十几次开庭审理，也历经了同安区人民法院、原审法院、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理。但之前被上诉人从未主张过其不是“厦门海德科液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新建1#厂房”的承包人，或是被挂靠的事实。只是主张其将讼争工程转包给了他人，而没有转包给上诉人而已。直到原审追加原审第三人齐梅林后，因被上诉人与齐梅林恶意串通，才在最后一次的庭审中提出其是被挂靠人的主张，并将相关的付款责任全部推给齐梅林。2、本案诉讼过程中，被上诉人自行向原审提交了其与建设单位“厦门海德科液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之间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在证据来源中，特别注明“与业主签订”。而且被上诉人还在2011年9月，根据该合同对建设单位“厦门海德科液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提起了诉讼，以承包人的身份要求建设单位（发包人）支付工程款。此外被上诉人还提供了其持有的、与原审第三人贵州淇铃交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钢结构工程承包合同》，以及上诉人出具的《委托书》、《疾病证明书》、《借条》等。这些事实，充分证明被上诉人是实际向建设单位“厦门海德科液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承包讼争工程在内的承包人，而不是齐梅林挂靠的被挂靠人。而且还证明了被上诉人将讼争工程转包给上诉人的事实。3、双方发生纠纷后，被上诉人一直主张上诉人不是讼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先是认为他将工程发包给了福建九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后在原审将该公司追加为第三人以及相关谎言被揭穿后，被上诉人又主张工程是发包给陈荣松施工。在该谎言再次被揭穿后，又称工程转包给了贵州淇铃交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该公司也被追加为第三人，并说明了其不是讼争工程的施工人后，被上诉才承认上诉人是实际施工人。另外，在诉讼中，被上诉人还提供了大量的证据，意图证明上诉人施工的工程量没有那么多、工程质量不合格、实际领取的工程款比上诉人主张的多、上诉人无权要求劳保费及企业管理费。尤其是被上诉人还就此对上诉人提起了反诉。如果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确实没有合同关系，则被上诉人根本就无权抗辩，也没有提起“反诉”的前提条件。这些情况，不仅证明了被上诉人用实际行动接受和认可上诉人是其合同相对方，被上诉人以齐梅人的名义与上诉人签订《工程承揽合同》的事实，而且还证明被上诉人行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三款规定的抗辩权利。4、原审在审理（2012）湖民初字第2244号案期间，被上诉人明确承认向王增良送达了《厦门市银城建筑工程公司质量隐患整改通知书》，只是对其中“王增良”的签名的真实性提出“无法确认”的质证意见。在之后的（2013）厦民终字第706号案件审理期间，被上诉再次确认了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但原审对这份足以证明上诉人主张的《工程承揽合同》的相对方是被上诉人的证据视而不见，却采信上主诉人虚构的、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挂靠”的事实。试想一想，如果双方之间没有合同关系，被上诉人凭何向上诉人发出这份通知呢？被上诉人又为何要在发回重审后，开始极为否认《厦门市银城建筑工程公司质量隐患整改通知书》中印章的真实性呢？5、原审在审理（2012）湖民初字第2244号案期间，被上诉人明确“梁桂枝、齐梅林”是其临时雇佣人员，曾在涉案工程项目部工作。上诉人因不服（2012）湖民初字第2244号民事判决而提起上诉后，被上诉人提交了一份上诉《答辩状》，其中明确“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陈述，与其洽谈、联系将该钢结构项目承包给他的是梁桂枝、齐梅林两人，但目前双方均无法联系这两个人。梁桂枝、齐梅林两人是否曾与上诉人洽谈、联系这些事实无法确认。梁桂枝、齐梅林是该项目部临时雇请的人员，无权与他人洽谈、联系钢结构项目的承包事宜，其行为更不能代表答辩人”。原审在重审期间，被上诉人还提交了一份其在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对建设单位“厦门海德科液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提起诉讼时的庭审笔录，其中被上诉人明确“梁是我们公司人员，由王增良派驻讼争工程的现场项目负责人”。此外，被上诉人还提交了一份由“梁桂枝”出具的《关于雇佣王增良在项目部工作的情况说明》中，不但明确其受上诉人雇佣在海德科1#楼钢结构厂房项目担任管理人员的事实，同时还证明了“齐梅林在项目部担任财务职务”的事实。6、2014年1月16日，被上诉人向原审提交了一份《情况说明》。其中明确“上诉人介绍罗富隆继续完成工程，但罗富隆仅做点工工作，恢复开工后的工人工资、施工材料均由齐梅林支付”。但原审却将这一事实，故意曲解为罗富隆是上诉人的代理人，并作为判案的理由之一。以上上诉人自认梁桂枝、齐梅林两人是其工作人员的事实，尤其是被上诉人还称这两人无权与他人洽谈、联系钢结构项目的承包事宜的陈述，均证明原审认定“齐梅林挂靠银城公司承包了厦门海德科液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新建1#厂房”的事实错误。如果齐梅林与被上诉人之间真的存在挂靠关系，梁桂枝、齐梅林这两人怎么无权与他人洽谈、联系钢结构项目的承包事宜呢？何况原审时，齐梅林一再声称其确实无权与他人洽谈、联系钢结构项目的承包事宜。但遗憾的是，原审完全置被上诉人之前诉讼中自认的事实而不顾。三、本案的其他问题。1、本案属于间接代理发生的纠纷，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第四百零三条的规定处理。但原审却一直没有从传统的直接代理观念中转化过来。2、本案系根据（2013）厦民终字第706号民事裁定书发回重审的案件，原审对此一直心存不满。因此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内，以及（2013）厦民终字第706号民事裁定书已经认定上诉人是实际施工人的情况下，仍迟迟不作出判决。直到被上诉人编造出“涉案工程系齐梅林挂靠”新的谎言，以及提供了案例——（2010）厦民终字第2700号民事判决书后，才简单地套用该判决的判案理由，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从司法实践方面而言，被挂靠人也是需要承担责任的。直接规定这一方面问题的规定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司法解释第三条就明确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虽然不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但从该司法解释的立法本意上来看，被挂靠人既然同意他人挂靠，就需需承担相应的挂靠责任。否则，被挂靠人将成为只享受权利，而不承担义务的主体。何况，挂靠关系的发生，一般都是以规避法律规定为目的的违法行为，并不对外公示，外人根本无从得知，更无法获取相关的证据。原审判决，从表面看是免除了被挂靠人的责任，实质是纵容被挂靠人与他人恶意串通，公然践踏诚实信用的规则。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其原审诉求。
被上诉人银城公司答辩称，一、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为一审判决错误认定齐梅林挂靠被上诉人的事实，但是本案大量证据证实，上诉人在签订合同时就明知齐梅林挂靠人。1、上诉人自己举证的其与齐梅林于2007年11月29日签订的《建设安装工程承包合同》第一条第4项约定：“工程造价中约定如变更工程内容或数量时，则承揽总价以甲方中标价的90%作为双方结算数额（不含总包单位管理费、配合费、挂靠费、报建费），该条款中明确约定工程价款不含总包单位的挂靠费，证实上诉人在签订合同时就明知齐梅林是挂靠人。2、本案的涉讼钢结构工程由齐梅林以个人名义直接发包给王增良，齐梅林直接与王增良签订合同，合同的甲方为齐梅林，乙方为王增良，无任何一个地方体现有被上诉人，上诉人自已在庭审中也确认其实际履行是的与齐梅林签订的这份《建设安装工程承包合同》。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工程款也由齐梅林以预支的方式直接支付给上诉人，上诉人收款时向齐梅林出具的收据均写到：“现借到总承包人齐梅林工程款……”。3、上诉人于2008年6月1日出具的《委托书》与上诉人自己举证的齐梅林与罗富隆于2008年6月5日签订的《补充合同》中，上诉人均称齐梅林为“总包方”，进一步证实上诉人明知齐梅林以工程总承包人的身份，将钢结构直接发包给他王增良本人施工的事实。本案大量证据证实，上诉人在签订合同时就明知齐梅林挂靠人的事实，也明知与其签订合同的相对方是齐梅林。但是，上诉人担心齐梅林无付款能力，一直违背事实谎称是被上诉人与其签订合同，要求上诉人向其支付工程款。根据福建省高级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疑难问题的解答》第3条：“问：被挂靠单位（出借名义的建筑施工企业）是否应对挂靠人在施工过程中的转包、购买施工材料等行为承担责任？答：挂靠人以自己的名义将工程转包或者与材料设备供应商签订购销合同，实际施工人或者材料设备供应商起诉要求被挂靠单位承担合同责任的，不予支持。”上诉人的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据此驳回其诉求是正确的。二、上诉人故意隐瞒事实，导致本案因事实不清被发回重审，浪费诉讼资源。上诉人与齐梅林于2007年11月29日签订《建设安装工程承包合同》，其作为合同的一方，一直持有该合同，也明知齐梅林是挂靠人，却故意隐瞒事实不将合同拿出来，还违背事实称是被上诉人与其签订合同，直至答辩人提供与贵州淇铃公司的合同，主张上诉人是以代理人的身份参与涉讼工程，上诉人担心其失去诉讼主体资格，才举证并确认本案真正履行的就是上诉人自行与齐梅林签订的合同。上诉人居心不良，明明是自己隐瞒事实导致案件错综复杂，在大量的证据面前，却仍不客观面对事实，反而恶人先告状，称被上诉人与齐梅林恶意串通，提出被上诉人是被挂靠人的主张，还称原审对被发回重审的案件心存不满，才驳回其诉求。上诉人的这些上诉理由严重违背事实，缺乏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显然不能成立。综上，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淇铃公司未作陈述。
原审第三人齐梅林述称，上诉人上诉请求是不能成立的，他不具备资格签订合同。当时我和他签订合同的时候，他为了做项目，只是支付了定金。其他意见同意银城公司的答辩意见。另外，齐梅林还陈述称，其并非挂靠银城公司的承包人。
经审理查明，上诉人对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提出异议，认为1、其有出具委托书的事实，但实际是没有履行的。后续的工作是被上诉人自己去完成的；2、其确实是向齐梅林领取工程款，但齐梅林是被上诉人派驻工地的总负责人和财务。其他异议同上诉状一致。其他到庭当事人对于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无异议。审理过程中，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民事庭审笔录。证明：1、被上诉人确实对上诉人主张了合同权利，向上诉人下发过整改通知书。2、被上诉人是直接向建设单位承包工程的相对方，而不是原审判决认定的被挂靠方。
本院认为，本案系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引发的纠纷，原审判决定本案案由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并无不妥。讼争工程实际系由王增良施工，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关键的问题在于王增良的合同相对方是谁。根据查明事实，王增良据以主张权利的《建设安装工程承包合同》的签订人系齐梅林与王增良，其出具的委托书、借条以及补充合同中，均称齐梅林为讼争工程的承办人。因此，原审判决认定讼争合同的相对方系齐梅林与王增良，并无不妥。王增良主张，齐梅林系代表银城公司与其签订合同，但未提供足够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王增良向银城公司主张支付工程款，没有法律依据，原审判决驳回其诉求正确。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0元，由上诉人王增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洪德琨
代理审判员 章 毅
代理审判员 黄南清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八日
代书 记员 潘婉燕
附：本案所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