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粤52行初2号
原告：邢文荣，男，1958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揭阳市榕城区。
委托代理人：郑旭，广东冠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晓佳，广东冠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榕城区政府大院。
法定代表人：吴汉通，区长。
委托代理人：卢小盼，揭阳市榕城区法制局办事员。
委托代理人：李伟东，广东榕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邢楷昭，男，香港居民，1963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香港九龙黄大仙，现住揭阳市榕城区。
委托代理人：许杰华，广东榕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惠堎，广东榕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揭阳市榕建房地产开发公司。住所地：揭阳市榕城区望江北路东湖公园内。
法定代表人：郑双英，经理。
委托代理人：杨望明，广东益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邢文荣不服被告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政府于1996年4月28日作出榕府国用总字（1996）第05250925619号（1996）第xxx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行政行为，于2016年3月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3月3日立案后，于2016年3月15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书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5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邢文荣的委托代理人郑旭、吴晓佳，被告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卢小盼、李伟东，第三人邢楷昭及委托代理人许杰华、黄惠堎，第三人揭阳市榕建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榕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杨望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于1996年4月28日为第三人邢楷昭位于揭阳市榕城区新兴滨江村14号的房屋所占的土地核发榕府国用总字（1996）第05250925619号（1996）第xxx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确权用地面积为419.5平方米。
原告邢文荣诉称，一、被告核发给第三人邢楷昭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将原告部分用地错误登记在其用地范围内，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分别于1994年3月31日和4月12日与第三人榕建公司签订《建设小幢住宅商品房合同》，向其承让该公司所有的滨江村第4幢至第6幢共三小幢住宅国有土地使用权，三住宅的建设用地面积包括这三幢住宅北面六米通道一半面积（第4幢通道另一半面积系第三人邢楷昭于1994年3月31日向榕建公司购买，即此六米通道系邢楷昭与原告共用，双方构成相邻关系）。原告于1994年先在上述第5和6幢住宅用地上建成房屋并于1995年10月5日入住。至原告入住当日，第三人邢楷昭才开始打桩，着手建造地面建筑物。
2016年1月22日，第三人邢楷昭以相邻权纠纷为由起诉原告，原告从其向榕城区人民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中，才获知被告于1996年4月28日向邢楷昭核发榕府国用总字（1996）第05250925619号（1996）第xxx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确权用地面积419.5平方米中包含了原告第4幢住宅用地大部分面积（目前原告正着手在第4幢住宅用地上建造建筑物），另外，第三人邢楷昭同时背着原告擅自将双方共用六米通道面积申报并由被告错误登记在其核发给第三人邢楷昭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的用地范围内。被告上述土地颁证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属于明显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
二、被告核发给第三人邢楷昭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依法应予以撤销。（一）被告核发给第三人邢楷昭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事实错误，面积有误，程序违法。1、被告上述土地颁证行为认定事实错误，登记面积有误。（1）被告对邢楷昭享有该宗土地使用权的土地权属来源认定错误。第三人邢楷昭于1994年3月31日与榕建公司签订《建设小幢住宅商品房合同》向榕建公司购买第1幢住宅用地，从而获得该宗土地使用权，并非由其直接向被告征地所得。但在被告发证内档资料中的《土地登记申请表》“权源证件名称”一栏填写的是粤府征函（1984）178号（1984）xxx号，批准用地机关是原揭阳县国土局，没有文号记载。另外，被告在《地籍调查表》中确认邢楷昭享有该宗土地使用权的土地权源是粤府征函（1984）178号（1984）xxx号批文和揭国土管91（21）号批文，这明显与邢楷昭取得土地权属来源的事实依据不符。因此，被告认定邢楷昭享有该宗土地使用权的土地权属来源系错误的。（2）被告核发给第三人邢楷昭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登记用地面积有误。如上所述邢楷昭获得该宗土地使用权系榕建公司所转让的，根据邢楷昭与榕建公司签订的《建设小幢住宅商品房合同》，其向榕建公司购买土地总面积为402.88平方米（包含推销公共用地计75.07平方米），其中住宅用地面积327.81平方米（呈梯形状，包含与原告第4幢相邻的六米通道一半面积）。而被告核发给第三人邢楷昭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登记的用地面积为419.5平方米（呈长方形状，长24.82米，宽16.90米，包含与原告相邻的六米通道全部面积及第4幢住宅用地大部分面积）。由此可见，上述国土证登记的用地面积及范围与邢楷昭向榕建公司购买的用地面积及范围不一致，是把原告的建设用地错误登记在该证用地范围内，属于事实错误。（3）由于土地权属来源不清，申请资料缺失，被告仅以地籍调查表中载明的内容作为土地登记依据，未尽形式和实质审核职责，导致核发给第三人邢楷昭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没有登记土地使用期限，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十二条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的规定和《土地登记规则》的有关规定，依法应当予以撤销。（二）被告的土地证登记程序违法。该证登记的时间为1996年4月28日，其发证登记程序应严格按照国家土地管理局颁布的《土地登记规则》（1989年11月18日颁布，1995年12月28日修正，以下简称《规则》）规定执行。按照《规则》第六条的规定，土地登记的程序主要包括（一）土地登记申请（二）地籍调查（三）权属审核（四）注册登记（五）颁发土地证书。但是，被告为第三人邢楷昭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明显不符合《规则》的规定，主要表现为：首先，在《土地登记申请书》的“申请人”系邢楷昭，“土地所有权性质”一栏填写的是“国有”，但该审批表却是榕城区新兴镇新兴南村地籍申报审批表，那就奇怪了，第三人邢楷昭系申请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但被告却是按申请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程序办理，这种做法显然违法。其次，涉案土地使用权系榕建公司转让给邢楷昭，但其提交的《土地登记申请表》“土地权属来源”一栏却填写的是“粤府征函（1984）178号（1984）xxx号批文”，根本不是其权属来源证明，也就是说邢楷昭没有提交真正土地权属来源的任何材料。而且按《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邢楷昭应与榕建公司进行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申请，但邢楷昭没有通过榕建公司进行变更登记申请，而是擅自违法进行初始土地登记，蒙混过关。因此，被告没有依法审核第三人的土地权属来源证明等材料，程序不合法。再次，依转让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在权属审查直至发证期间并无需在土地原所属的村或居委会张榜公告，只有在核发《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过程中才需要此程序。因此，本案被告在《土地登记审批表》初审意见公榜一栏中载明“经公榜20天，无异议”显然属程序错误。最后，在“地籍调查”程序中没有通知相邻土地的使用者（原告）参与现场指界。涉案土地的南面相邻土地系原告所有，原告在被告颁发土地证时已建有房屋，但被告没有依法通知原告作为相邻土地使用人参与指界。因此，《界址调查表》上界址没有邻方指界人签章确认，属程序严重违法。这表明第三人邢楷昭早就存在不可告人的目的，违法申办了该土地证，同时也表明被告滥用职权，没有进行现场调查就违法发证给第三人邢楷昭。
综上所述，被告核发给第三人邢楷昭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事实错误，程序违法，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法应予以撤销。请求：1.撤销被告核发给第三人邢楷昭的榕府国用总字（1996）第05250925619号（1996）第xxx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2.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提供了如下证据：
1.原告的身份证；2.榕府国用总字（1996）第05250925619号（1996）第xxx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3.第三人的身份证和工商登记信息资料；4.《民事起诉书》；5.原告与榕建公司签订的《建设小幢住宅商品房合同》、收据；6.规划总平面图；7.原告房屋建成照片；8.第三人邢楷昭与榕建公司签订的《建设小幢住宅商品房合同》；9.榕建公司证明书；10.榕城区新兴镇新兴南村地籍申报审批表。
被告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政府辩称，一、原告不是本案发证土地的权利人，对本案发证土地没有任何合法权益，与本案土地发证没有利害关系，被告颁发给邢楷昭《国有土地使用证》没有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提起诉讼主体不适格，应予以驳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原告不是本案发证土地的权利人，原告没有取得任何土地使用权证，对本案发证土地没有任何合法权益，与本案土地发证没有利害关系，被告颁发给邢楷昭《国有土地使用证》没有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对原告的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关于原告资格的规定，原告提起诉讼主体不适格。原告诉称被告核发给第三人邢楷昭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将原告部分用地错误登记在其用地范围内，严重侵害其合法权益没有任何依据。因为原告根本没有取得其所说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证，原告根本不拥有土地使用权，即使有原告所称的其与第三人榕建公司签订的《建设小幢住宅商品房合同》，该合同也只是原告与第三人榕建公司的权利义务关系，原告也没有取得任何土地使用权，不能以此证明被告核发给第三人邢楷昭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将原告部分用地错误登记在其用地范围内，原告对本案发证土地没有任何合法权益，原告也不能证明被告颁发给邢楷昭《国有土地使用证》侵害其合法权益。
二、被告原办理土地权属确认、登记、发证的职权已经划归揭阳市人民政府，原告以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政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1996年7月31日，揭阳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已撤销榕城区国土局，设立揭阳市国土局榕城分局，揭阳市国土局榕城分局为揭阳市国土局的派出机构，榕城区不再设置国土管理机构，土地调查、权属确认、登记、发证的职权由揭阳市国土局行使，揭阳市国土局榕城分局已经没有土地调查、权属确认、登记、发证的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的规定，被告原办理土地权属确认、登记、发证的职权的已经划归揭阳市人民政府，原告以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政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
三、原告起诉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依法应予以驳回。被告颁发给第三人邢楷昭《国有土地使用证》的时间是1996年4月28日，颁证时有进行公告，原告早已知道该发证事实，而原告在2016年3月1日才向榕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早已超过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即使原告对本案争议土地享有权利，也早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原告的起诉依法也应予以驳回。
四、被告的颁证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以维持。1996年2月2日，第三人邢楷昭申请对其位于揭阳市榕城区新兴滨江村14号的房屋所占的土地进行登记，提交了申报表、申请人身份证明、有关权属来源证明等材料，经地籍调查、权属审核、注册登记等程序后，被告于1996年4月28日给予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被告颁发给邢楷昭《国有土地使用证》符合当时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被告的颁证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以维持。原告主张被告核发给第三人邢楷昭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事实错误、面积有误、程序违法没有任何依据。因为：1、本案土地权属来源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予以认定完全正确。2、本案土地面积正确。被告是在现场实地测量后按测得面积进行登记，是完全正确的。原告称邢楷昭与第三人榕建公司签订的《建设小幢住宅商品房合同》中约定的土地面积为402.88平方米，与国土证登记的用地面积419.5平方米不一致，以此推论出被告把原告的建设用地错误登记在该证用地范围内，这完全是逻辑的错误。因为邢楷昭与第三人榕建公司签订的《建设小幢住宅商品房合同》也只是邢楷昭与第三人榕建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能以此就认定是被告登记的土地面积错误。3、原告主张由于土地权属来源不清，申请资料缺失，被告仅以地籍调查表中载明的内容作为土地登记依据，未尽形式和实质审核职责，导致核发给第三人邢楷昭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没有登记土地使用期限，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十二条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的规定和《土地登记规则》的有关规定，依法应当予以撤销，没有任何依据。4、本案土地登记完全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不存在原告所说的登记程序违法问题。因为：第一，申报审批表中的申请人为邢楷昭，完全符合要求，被告并不是按原告所说的“按申请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程序办理”。第二，邢楷昭申办土地使用权证时提交的权源证明是完整充分的。第三，原告主张张榜公告程序错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被告进行张榜公告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第四，原告主张在“地籍调查”程序中，没有通知相邻土地的使用者（原告）参与现场指界，程序严重违法也没有任何依据。因为原告根本没有取得土地使用权，不是相邻土地的使用者，根本不需要通知原告参与现场指界。
综上，原告不是本案发证土地的权利人，对本案发证土地没有任何合法权益，与本案土地发证没有利害关系，被告颁发给邢楷昭《国有土地使用证》没有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提起诉讼主体不适格；被告原办理土地权属确认、登记、发证的职权已经划归揭阳市人民政府，原告起诉被告的主体不适格；原告起诉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原告的起诉依法应予以驳回。被告的颁证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以维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或诉讼请求。
被告于2016年3月29日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如下：
1.《关于印发﹤揭阳市国土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的通知》（揭市机编（1996）78号）；2.《印发揭阳市国土资源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揭市机编（2001）37号）；3.《关于市国土局第一管理所和第二管理所更名的批复》（揭市机编（2004）1号）；4.揭阳市编委《印发揭阳市国土资源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揭市机编（2013）103号）；5.邢楷昭居民身份证；6.榕城建筑公司收款收据。7.地籍申报审批表；8.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卡；9.《关于榕城港务管理局征用土地的复函》（粤府征函（1984）178号）；10.《关于县港务管理局将部分土地和人员划拨、转移给榕城镇东郊村使用和安置的请示》［（91）揭港字第13号］；11.《关于县港务局将部分土地和人员划拨转移给榕城镇东郊村使用和安置请示的批复》（揭府函（1991）38号）；12.《关于要求国有土地划拨给东郊村集体使用的报告》；13.协议书；14.关于申请办理土地权属转移的报告；15.《非农建设用地单位申请权属转移、改变用途审批表》［揭国土管（91）19号］；16.《非农建设用地单位申请权属转移、改变用途审批表》［揭国土管（91）21号］及红线图；17.汕头市非农业建设用地许可证；18.相关法律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3）《广东省土地管理实施办法》（1991年8月23日发布）；（4）《土地登记规则》（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国家土地管理局修改）。
第三人邢楷昭述称，一、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根据上述规定，行政诉讼的原告，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其一，其请求保护的权益必须是合法权益；其二，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不利影响，是由具体行政行为直接造成的。而本案原告明显不符合上述条件。第一，《物权法》第六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原告主张榕城区人民政府颁发给第三人邢楷昭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将其部分用地登记在第三人邢楷昭的范围内，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但没有提供任何经国土部门确权的登记证书。原告并没有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其请求保护的权益并非合法权益，也不是榕城区人民政府颁证行为的直接利害关系人。第二，原告居住房屋所在土地没有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地上建筑物也没有取得房地产权证，房屋的建设也没有任何报建审批手续，该建筑物明显属违章建筑，原告请求保护的权益并非《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合法权益。第三，原告虽然持有其与榕建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主张其享有土地使用权的理由于法无据。首先，如上所述，土地使用权必须经国土行政部门登记确认，原告的土地使用权并没有经政府确权。其次，榕建公司并非涉讼土地的合法使用权人，无权转让土地使用权，榕建公司与原告签订的《建设小幢住宅商品房合同》系无效合同，原告以该买卖合同为由，认为已取得土地使用权没有合法依据。再次，既然原告与榕建公司签订了合同，那么原告与榕建公司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原告认为其权益受到侵害的，应当依据买卖合同向合同相对人主张权利，原告起诉榕城区人民政府，要求确认颁证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据上，原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其起诉应当予以驳回。
二、第三人邢楷昭依法申请土地使用权，榕城区人民政府经审查向第三人邢楷昭颁发土地使用权证，完全符合法律规定。1996年，第三人邢楷昭根据法律规定提交土地使用权申请，并提交相关资料，榕城区人民政府作为当时的土地权属登记部门，依法审查第三人邢楷昭提交的资料，依据事实和法律，向第三人邢楷昭颁发土地使用权证，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原告的主张明显违背事实，应予驳回。
三、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榕城区人民政府的颁证行为发生在1996年4月28日，至今已经超过19年。榕城区人民政府向第三人邢楷昭颁发土地使用权证后，依法发布土地登记公告，原告早已知道第三人邢楷昭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的事实。原告在公告期限内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却于2016年3月1日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榕城区人民政府颁发给第三人邢楷昭的《土地使用权证》，原告的起诉，明显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应当予以驳回。
四、原告所诉具体行政行为已被新的具体行政行为所取代，而作出两个具体行政行为的主体并不相同，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原告的起诉依法应予驳回。根据《广东省城镇房地产权登记条例》第八条“下列房屋所有权及其所占用土地的使用权相统一的房地产应当办理登记：（一）新建房屋建成后交付使用时，房地产权利人持土地使用证明及其他有关文件申请办理确认权属登记，换领房地产权证，并注销土地使用证；……”的规定，揭阳市人民政府于1996年12月27号颁发给第三人《房地产权证》后，被告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已依法被注销。被告颁发给第三人《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已经被揭阳市人民政府颁发给第三人《房地产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所取代，而作为上述两个具体行政行为的主体并不相同，故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因此，原告诉请撤销已被注销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的起诉依法应予驳回。
五、第三人邢楷昭依法申请土地使用权，被告经审查向第三人邢楷昭颁发土地使用权证，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六、撤销被告颁发给第三人邢楷昭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没有任何积极的社会效果。
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以维护第三人邢楷昭合法权益，维护法律尊严。
第三人邢楷昭未提供证据。
第三人揭阳市榕建房地产开发公司述称，一、第三人榕建公司转让给原告、第三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权源合法。1991年10月28日，第三人榕建公司的上级公司“榕城建筑公司”，取得了由揭阳县国土局核发的、位于榕城新兴滨江村的31.53亩国有土地使用权，用于建设住宅、商品房，批准用地文号为揭国土管（91）21号，权源合法。
二、第三人榕建公司分别与原告、第三人签订的“建设小幢住宅商品房合同”，合法有效。“榕城建筑公司”在合法取得涉案该宗土地使用权后，即将该宗用地交由有房地产开发资质的下属公司即第三人榕建公司进行规划、开发、建设。在该宗用地东侧建设了7幢5—7层的楼房，在该宗用地的西侧，规划建设6幢住宅。为加快该宗用地开发建设，1994年3月31日、4月12日，第三人榕建公司与原告签订了“建设小幢住宅商品房合同”，第三人榕建公司将该宗用地西侧规划图的第4、5、6幢住宅用地，转让给原告，其中第4幢建筑面积290.29平方米，摊销公共用地66.48平方米，合共356.77平方米；第五幢建筑面积250.80平方米，摊销公共用地57.43平方米，合共308.23平方米；第6幢建筑面积228.80平方米，摊销公共用地52.40平方米，合共281.4平方米。1994年3月31日、1999年9月16日，第三人榕建公司与第三人签订了“建设小幢住宅商品房合同”，第三人榕建公司将该宗用地规划图的第1幢、第2幢的一半住宅用地，转让给第三人邢楷昭，其中第1幢建筑面积327.81平方米，摊销公共用地75.07平方米，合共402.88平方米；第2幢一半的建筑面积119.7平方米，摊销公共用地27.41平方米，合共147.11平方米。合同记载的转让土地使用权内容，四至清楚，建筑面积、摊销公共用地面积明确，不会产生位置重复，更不会因内容而产生歧义。合同履行后，第三人榕建公司与原告、第三人榕建公司与第三人一直没有任何纠纷。
三、涉案《国有土地使用证》如何办理、取得，第三人榕建公司一概不知。按照第三人榕建公司分别与原告、第三人签订的“建设小幢住宅商品房合同”第三条约定，作为承让人的甲方，建设住宅可自行提供设计方案和图纸，但需办理报建报批手续，作为出让人的乙方负责配合。但直至第三人榕建公司接到人民法院送达的本案诉讼材料前，涉案《国有土地使用证》何时办理、如何取得，第三人榕建公司一概不知，从没有任何单位或个人就办证向第三人榕建公司要求协助、提供任何资料和盖章。
综上，涉案宗地权源合法，转让合法；“建设小幢住宅商品房合同”内容清楚无歧义；涉案《国有土地使用证》如何办理、取得，第三人榕建公司一概不知，更没有提供任何资料和盖章。第三人榕建公司在本案中没有任何过错，请人民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判决。
第三人榕建公司提供了如下证据：1.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2.汕头市非农业建设用地许可证、非农建设用地单位申请权属转移、改变用途审批表；3.滨江村住宅区总平面图；4.建设小幢住宅商品房合同。
本院于2015年3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庭审时各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质证。经庭审质证，原告提交的规划图出现添加的内容，并非榕建公司最初的规划图，本院不予认可，对于其他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原告、被告、第三人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取得程序和收集方法合法，可以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
经审理查明，1996年2月2日，第三人邢楷昭申请对其位于揭阳市榕城区新兴滨江村14号房屋所占的土地进行登记，并向被告提交了《榕城建筑公司收款收据》等材料，被告在编号为011593《榕城区新兴镇（办事处）新兴南村（居委）地籍申报审批表》中“土地登记申请表”栏目载明：土地权属来源批准用地机关：揭阳县国土局，日期文号：19991年10月28日，但无文号记载，面积：419.46㎡，用途：住宅，权源证件名称：粤府征函［84］178号，实际用地面积中独自使用419.46㎡，其中：建筑占地419.46㎡；被告在“地籍调查表”栏目中载明：土地权源：粤府征函（1984）178号（1984）xxx号、揭国土管91（21）号；“界址调查表”栏目中上界址邻方无指界人签章确认，表中调查员和审核员中加盖同一人印章。被告在邢楷昭《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卡》中载明：土地来源：购买，批准用地机关：县国土局，批准日期、文号：揭国土管（91）21号。被告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政府于1996年4月28日向邢楷昭核发榕府国用总字（1996）第05250925619号（1996）第xxx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1996年12月27日，揭阳市房产管理局为第三人邢楷昭颁发粤房地证第××号《房地产权证》。
另查明，1991年10月23日，原揭阳县国土局向榕城东郊村委会核发《非农建设用地单位申请权属转移、改变用途审批表》（以表代文）载明建设项目：三来一补加工区，批准用地文号：揭国土管（91）19号，批准用地面积：31.53亩（原批粤府征函［84］178号作废），审批（审核）意见：同意划拨国有旧基地31.53亩作为东郊村委会三来一补加工区用地。1991年10月28日，揭阳县国土局向第三人榕建公司的上级公司“榕城建筑公司”核发《非农建设用地单位申请权属转移、改变用途审批表》（以表代文）载明建设项目：住宅商品房，批准用地文号：揭国土管（91）21号，批准用地面积：31.53亩（原批揭国土管（91）19号作废），审批（审核）意见：一、同意土地使用权转移31.53亩作为建住宅商品房用地。二、有关权属转移的补偿费可按双方协议书执行。榕城建筑公司取得的揭阳县国土局《汕头市非农业建设用地许可证》（列（1991）144号）中载明：批准机关文号：揭国土管字（91）21号，批文时间1991年10月28日，用地项目：住宅、商品房，批文用地面积31.53亩（21017平方米），但没有载明发许可证时间。
再查明，第三人榕建公司分别于1994年3月31日、1999年9月16日与邢楷昭签订了《建设小幢住宅商品房合同》，将该宗用地规划图的第1幢（属于揭阳市榕城区新兴滨江村14号的房屋所占的土地）、第2幢的一半住宅用地转让给邢楷昭，其中第1幢建筑面积327.81平方米，摊销公共用地75.07平方米，合共402.88平方米；第2幢一半的建筑面积119.7平方米，摊销公共用地27.41平方米，合共147.11平方米。第三人榕建公司分别于1994年3月31日、4月12日与邢文荣签订《建设小幢住宅商品房合同》，将该宗用地西侧规划图的第4、5、6幢住宅用地转让给邢文荣，其中第4幢建筑面积290.29平方米，摊销公共用地66.48平方米，合共356.77平方米；第五幢建筑面积250.80平方米，摊销公共用地57.43平方米，合共308.23平方米；第6幢建筑面积228.80平方米，摊销公共用地52.40平方米，合共281.4平方米。
2016年1月26日，榕建公司出具《证明书》证明：至今邢楷昭尚未要求该公司协办有关房地产契约事项。2016年3月1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诉请如前。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1.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政府是否属于适格的被告；2.邢文荣是否具有原告资格；3.邢文荣的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4.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政府为邢楷昭核发榕府国用总字（1996）第05250925619号（1996）第xxx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8修正）第五条、第九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五条、第六条，《土地登记规则》第四条、第七条之规定，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政府具有对辖区内土地进行土地权属和用途变更登记、核发证书的职责，因此，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政府为适格被告。
关于邢文荣是否超过起诉期限的问题。邢文荣因不服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政府核发《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因此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有关起诉期限的规定，即因不动产提起诉讼，其起诉期限最长为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规定的除外。”本案中，原告邢文荣因第三人邢楷昭以相邻权纠纷为由向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其于2016年1月22日从邢楷昭提交的证据材料中开始获知被告于1996年核发榕府国用总字（1996）第05250925619号（1996）第xxx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行政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解释》第四十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因此，邢文荣的起诉期限应当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核发榕府国用总字（1996）第05250925619号（1996）第xxx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之日起计算，故邢文荣于2016年3月1日提起行政诉讼，并未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被告与第三人邢楷昭辩称原告邢文荣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邢文荣是否具有原告资格的问题。本案中，榕建公司分别与邢文荣、邢楷昭签订了《建设小幢住宅商品房合同》，使得邢文荣因此获得该宗用地西侧规划图的第4幢住宅用地土地使用权，邢楷昭相应获得该宗用地西侧规划图的第1幢住宅用地土地使用权。邢文荣和邢楷昭获得土地使用权系由于分别购买了榕建公司土地而形成的，而且第4幢住宅用地与第1幢住宅用地存在相邻关系，现邢文荣主张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政府为邢楷昭核发榕府国用总字（1996）第05250925619号（1996）第xxx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将其部分用地错误登记在邢楷昭用地范围，侵犯其合法权益，故邢文荣与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政府核发榕府国用总字（1996）第05250925619号（1996）第xxx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邢文荣具有原告资格。被告与第三人邢楷昭辩称原告邢文荣不具有原告资格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政府为邢楷昭核发榕府国用总字（1996）第05250925619号（1996）第xxx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问题。本案中，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政府提交的编号为011593《榕城区新兴镇（办事处）新兴南村（居委）地籍申报审批表》中“土地登记申请书”申请人一栏的“邢楷昭”字样的签名，可以认定邢楷昭办理了涉案土地变更登记。但从本案现有证据分析，邢楷昭申请的土地登记应该是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依照《土地登记规则》的相关规定，只有初始土地登记（总登记）需要将登记审核的结果予以公告，对变更土地登记行为并没有公告程序的规定。
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土地登记规则》（（1995）国土［法］字第184号，以下简称《规则》）第十条规定，土地登记申请者申请土地使用权登记，必须向土地管理部门提交土地登记申请书、单位、法定代表人证明、土地权属来源证明等。委托代理人申请土地登记的，还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资格身份证明。该《规则》第三十七条规定，依法转让土地使用权或因买卖、转让地上建筑物、附着物等一并转移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双方当事人应当在转让合同或者协议签订后三十日内，涉及房产变更的，在房产变更登记发证后十五日内，持转让合同或者协议、土地税费缴纳证明文件和原土地证书等申请变更登记。根据上述规定，变更登记应由土地使用权转让双方当事人在规定的时间内共同持转让合同或者协议、土地税费缴纳证明文件和原土地证书等申请变更登记。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关于变更土地登记的若干规定》规定，土地管理部门根据变更土地登记申请人提交的资料和变更地籍调查结果对申请人资格、变更内容、变更依据进行审核。本案已查明的事实表明，第三人邢楷昭在申请变更登记时未提交与榕建公司签订的《建设小幢住宅商品房合同》、榕建公司的法人营业执照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等必须提交的相关资料。榕建公司也出具其未参与本变更登记程序证明，故不能证明在变更登记程序中土地使用权转让双方共同向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变更登记。被告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政府在邢楷昭依法必须提交的变更登记材料不齐，尤其未提交《建设小幢住宅商品房合同》的情况下给邢楷昭发证，主要依据不足。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政府提供的《土地登记发证审批表》、《土地登记卡续表》、《地籍调查表》所依据的土地权属来源证明文件为粤府征函（1984）178号（1984）xxx号和揭国土管91（21）号，但粤府征函（1984）178号（1984）xxx号已经作废，揭国土管91（21）号系榕建公司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批文，而非邢楷昭取得土地使用权来源依据。被告在榕建公司未办理土地使用权确权登记，未能提供土地使用证原件的情况下，即向第三人邢楷昭核发土地使用权证，违法了《土地登记规则》第三十六条：“申请土地使用权、所有权、他项权利变更时，必须向土地管理部门提供原土地证书”的规定，其发证行为违反法定程序。
综上，1996年4月28日，被告给邢楷昭办理揭阳市榕城区新兴滨江村14号419.46平方米的土地权属变更手续并核发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行为，事实依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属违法的行政行为。原告请求撤销被告核发给邢楷昭的土地使用权证理由成立，依法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政府于1996年4月28日为第三人邢楷昭核发的榕府国用总字（1996）第05250925619号（1996）第xxx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黄永练
审 判 员 陈 锋
审 判 员 姚奕声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八日
书记员（代） 吴满和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