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p t ; ” >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辽02民终638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伟，男，1980年3月22日生，汉族，大连珠江国际大厦有限公司职员，住大连市甘井子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博，辽宁君广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孔丹，女，1984年7月21日生，汉族，大连南瓜坊广告有限公司职员，住大连市中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彦，男，1980年8月24日生，汉族，大连丰立凯机电有限公司职员，住大连市中山区。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雪松，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衣贤鸿，男，1984年10月22日生，汉族，无职业，住大连市中山区。
上诉人高伟因与被上诉人孔丹、被上诉人王彦、原审第三人衣贤鸿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7）辽0204民初15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博，被上诉人王彦，被上诉人王彦和孔丹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雪松，原审第三人衣贤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1、被上诉人王彦出具的与上诉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证据是复印件，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程序违法。2、上诉人已经举证证明向被上诉人转款，根据举证规则，应由被上诉人举证证明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错误。3、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王彦在2016年5月10日微信中表述是双方事后对于解决相关问题的讨论，不能证明双方是借款，那么一审法院应审查双方之间是何种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在没有审查的情况下确认双方不是借贷关系，属事实认定错误。4、一审判决对上诉人转款给被上诉人王彦10万元人民币以及32万元港币用于王彦买房一节事实也存在认定错误，按照王彦举证的个人流水可以看出王彦将款项分散转出，其中转给孔丹20万元，孔丹又转回后支付房款，而一审法院认定房款与上诉人无关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对于上诉人转款给被上诉人用于买车的事实认定同样错误。5、一审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居间服务合同关系属适用法律错误，如果被上诉人认为双方是居间关系，举证责任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没有提供居间服务合同，双方也没有约定居间服务的费用，原审第三人也不具有股票基金等理财主体资格。上诉人将款项借给被上诉人时，上诉人并不知道有第三人存在，直到2016年2月被上诉人迟迟不偿还上诉人的借款及利息，在上诉人多次催要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才向上诉人明确其将款项转借给第三人，虽然上诉人与第三人有过直接接触，但只是在被上诉人没有偿还本金的情况下上诉人才主张权利，不能以此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居间服务合同关系。
孔丹、王彦辩称，1、一审法院以微信截图作为证据认定事实正确，结合上诉人与第三人衣贤鸿的微信聊天记录，充分证明微信截图聊天记录是真实的。2、一审判决举证责任配置正确，上诉人仅提供银行转账凭证，只能证明双方有经济往来的事实，不能证明双方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在被上诉人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不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之后，上诉人应继续对自己主张的民间借贷关系进行举证，故一审法院举证责任配置符合法律规定。3、一审法院根据各方提供证据审查事实和各方法律关系后给予的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4、被上诉人已经提供证据证明收到上诉人转入的10万元人民币后又转给第三人进行投资，收到32万元港币后，因上诉人要购买港股从被上诉人处抽回投资款项，后来因操作失败又继续投资理财，被上诉人孔丹账户存入的27万元也是其母亲转入的款项用于购买房屋，故上诉人仅凭汇款凭证推测款项用于被上诉人买车买房错误。5、上诉人故意隐瞒对自己不利的证据，对部分证据断章取义，不全部出示，最初称不认识第三人，后经被上诉人举证，其与第三人经济往来频繁，包括三张信用卡的垫付原因都无法说明，并与第三人在微信中多次达成关于还款80万元的一致意见，足见其根本没有足够证据证明本案属民间借贷，经一审法官释明后仍然坚持民间借贷，故一审法院依法进行裁决合法有据。6、上诉人系虚假诉讼，其一家三口住在50平方米的公寓里，月工资2000元左右，有孩子抚养，上诉人把钱都借给被上诉人买车买房，不符合常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频繁大额经济交往过程中没有借据就是因为双方之间是居间服务关系，上诉人明知款项转给案外人，案外人也向其还款，双方对还款事实和欠款金额也进行了确认，上诉人在一审时故意隐瞒该节事实就是想规避双方之间的往来关系和法律关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衣贤鸿述称，同意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
高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二被告偿还借款本金67725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高伟与被告王彦是多年好友，被告王彦与被告孔丹系夫妻，第三人衣贤鸿是被告王彦的表妹夫。
2014年8月16日，原告高伟妻子初晨通过自己名下渤海银行账户转账给被告王彦民生银行账户两笔款项分别是4.7万元、4.7万元；以同样方式，8月19日转款5万元；8月20日转款两笔分别是0.4万元、4.4万元；9月26日转款1.88万元。2014年11月11日，原告通过自己名下大连银行账户转账给被告王彦上述账户18.8万元。2014年12月23日，原告通过自己名下中国银行账户转账给被告王彦上述账户5万元。2015年8月13日，原告通过自己名下香港汇丰银行账户转账给被告王彦上述账户港币32万元（双方议定折合人民币26.4万元）。2014年11月19日，原告通过自己名下民生银行账户转账给被告王彦2万元，以同样方式，11月20日转款2.7万元；11月21日转款1.88万元；12月11日转款14.9万元；12月23日转款20万元；2015年3月10日转款两笔分别为5万元、3万元；4月15日转款3.76万元；4月21日转款9.4万元；4月22日转款4.4万元；4月23日转款5万元；6月20日转款两笔分别是17万元、2.7万元；8月14日转款10万元、10月12日转款2.5万元。上述款项共24笔，合计金额1755200元。
被告王彦收到原告上述款项当日即通过自己名下民生银行账户转账至第三人衣贤鸿民生银行账户，且第三人认可收到原告的款项情况如下：2014年8月16日转款两笔分别是4.7万元、4.5万元；8月19日取现5万元；9月26日转款1.84万元；11月18日转款18.4万元、11月19日转款1.84万元、11月20日转款4.6万元；12月11日转款13.8万元；3月10日收王星股份10万元；另，被告于2015年1月5日转款23万元。上述款项共10笔，合计金额87.68万元。
被告王彦收到原告上述款项当日或次日即通过自己名下民生银行账户转账至案外人刘啸川招商银行账户款项情况如下：2015年4月15日转款13.72万元；4月21日转款14.2万元；4月22日转款4万元；4月23日转款4.05万元；6月21日转款两笔分别是5万元、4.3万元；8月14日转款1.87万元。另，2015年8月19日被告王彦转给被告孔丹20万元，当日孔丹转给刘啸川四笔分别是5万元、5万元、5万元、5万元。上述款项共11笔，合计款项67.14万元。
2014年8月31日，被告王彦通过自己名下民生银行账户转账给原告民生银行账户0.6万元；以同样方式，11月6日转款1.37万元；11月30日转款1.32万元；12月11日转款0.6万元；2015年1月2日转款1.94万元；1月6日转款1.5万元；1月27日转款0.05万元；1月30日转款0.2万元；3月7日转款4.94万元；4月3日转款1万元；5月7日转款5.66万元；5月22日转款0.36万元；6月2日转款0.36万元；6月9日转款两笔分别是3万元、0.36万元；6月11日转款2.66万元；6月16日转款0.36万元；6月25日转款44万元；7月1日转款2.66万元；7月6日转款3万元；8月18日转款5.135万元；9月17日转款两笔分别是2.2万元、1万元；9月22日转款3万元；9月29日转款2万元；10月3日转款2.32万元；10月30日转款两笔分别是1.5万元、4.3万元；11月10日转款两笔分别是3万元、1万元；11月29日转款0.7万元；12月1日转款0.5万元；12月9日转款2万元，12月29日转款1万元；12月30日转款1万元。上述款项共35笔，合计金额1065950元。
2016年4月20日，第三人衣贤鸿通过自己名下民生银行账户转给原告广发银行账户2.5万元；以同样方式，5月16日转款0.6万元；5月26日转款1万元。10月1日转入原告民生银行账户内0.3万元；通过同样方式，10月9日转款0.2万元；10月31日转款0.15万元；11月10日转款0.85万元；11月19日转款0.3万元；12月10日转款2万元；2017年2月1日转款0.3万元；3月11日转款0.4万元。上述款项共11笔，合计金额8.6万元。
另查，被告王彦民生银行账户流水记载：2014年12月23日，原告分两笔合计25万元转至被告王彦账户后账户余额为410258.73元，当日王彦转账至自己另一账户内8.62万元并支付两笔车款29万元后账户余额为34037.73元。2015年1月5日进账24.5万元，当日及次日，即分三笔转账至第三人账户23万元，转账至原告账户1.5万元。被告王彦和孔丹民生银行账户流水记载：2015年8月5日，案外人崔国华转账至王彦账户10万元后余额为101887.43元，8月9日支付房款5万元；8月21日案外人姜秀艳转账至孔丹账户27万元，孔丹于当日及次日分两笔将该款转至王彦账户，8月24日支付房款25万元后余额为312707.23元，之后该账户内发生多笔交易：期间主要进账有案外人陈义成9.6万元、通过工商银行47万元、刘啸川12笔59.7万元；主要支出有孔丹19万、张听伟3.6万元、刘啸川17.1万元、韩东2.5万元，9月7日支付房款614134元。被告王彦民生银行账户记载：自2015年10月12日原告最后一次转款2.5万元之日起至2015年12月30日该账户转款至原告账户9笔合计15万元。
再查，原告提交与被告王彦微信记录记载：2015年8月13日，原告：”收钱吧，32万港币”、”够不？不够的话我再去透支信用卡”、”但那些卡全透了，也就不到十万”。10月12日，原告：”没问题”、”一会给你转两万先用着”。2016年3月2日，被告：”......，我昨天催他了，他说昨天给你打电话延迟一天帮你垫还，没给你打电话？”、原告：”还垫还啊？不是说到了一笔钱吗？”，被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天天问，冻结有什么原因的、我也听不懂”，2016年4月23日，原告：”大连卡4月30日还45000，还有一周，能提前办就提前办了吧”，被告：”我通知他”。2016年5月10日，被告：”你给我转的钱36万8千，我八月份以内开始还你，还不上的话我把车给你”。2016年5月21日，原告：”显鸿那边拜托你了”、”大连那个卡差一万五没垫还，他不怕利息高吗？””他现在什么意思？”，被告：”我还没联系上他，他昨天跟我说昨晚周一肯定给解决”，原告：”他以前说话就这么不靠谱吗”、”我现在对他完全不敢相信了”。
被告提供与原告微信记录记载：2016年4月8日，原告：”提醒下显鸿，下周一广发那个卡是还款日，还六万，只能刷出三万五，他答应我还两万五进去，垫还三万五”。2016年5月12日，原告：”今天没戏了？”，被告：”你直接给他打个电话”，原告：”兄弟，你想想办法吧”，被告：”我给他打了N个催款电话”。2016年5月21日，原告：”这些钱里有我父母全部的积蓄，我就算命不要了，这钱也的要回来”、”他是你弟弟”。2016年5月21日，原告”让他写个还款计划给我吧”。2016年5月29日，原告：”那天谈的，抹的我也同意了，利息超限费滞纳金我也同意了，再把我征信拖成这样的前提下，我都同意了，你有难处，你的告诉我，现在的情况让我看不懂，那小子要是不出来或者不还钱，我就的一直等下去是不是这情况？”、”彦，我这次就看这两卡怎么办到最后，我给他机会了，你也看到了，如果连基本的信用都没有了，我也没必要在和他谈别的了，全部过程你都很清楚，我也不再逼他了，没意义了”。2016年10月2日，原告：”显鸿又一次的承诺没做到了，我实在没办法了......显鸿上个月还说卖车还我三万......时间我给了，信用是自己磨没的，你帮我把在他那的两张卡拿回来呗，垫还的那点钱我还不至于没有，我怕卡在他那，哪天又被透现了，我不想再跟他有任何联系了，累了”。
第三人提供与原告微信记录记载：2016年5月15日，原告：”我的征信不能受损，我要贷款买房子的，你这不是要我命吗”、”97万我给你抹七万不够意思吗”、”这些钱我拿不回来家里人对我意见已经很大了，我可以拖拖，但是征信不能受损啊”。2016年5月28日，原告：”你这样办事不行吧，咱俩约定好的事情，你的讲信用，是不是？”。2016年9月10日，原告：”钱哪去了”、”凑了一宿，一分没有？”，第三人；”把卡号发给我”。2016年10月26日，原告：”怎么又没下文了”。2016年11月2日，原告：”你现在还我了多少”，第三人：”我办公室有本记的，等我去看看”，原告：”几万，你都有账吗”，第三人：”有”，原告：”这样太乱了”、”还有通过彦的”、”到时候查转账都差（查）不清楚”，第三人：”乱就是还卡弄的，没事你定个数”，原告：”再有，当时你和我砍到还我80万，说的是十一前还清”。2016年11月9日，原告：”你说你啥时候能整利索”，第三人：”哥，有些事咱电话说，或者见面说都行，我不知道怎么去说”，原告：”总之，咱俩心里都明白”。2016年11月18日，原告：”你把你给我钱的账发给我，咱俩对一下”，第三人：”周一还能到一些”。2016年11月19日，原告：”那就周一把账对一对”，当事人：”好”。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是原告高伟以其与被告王彦、孔凡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而提起的诉讼。因此原告应当举证证明其与二被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庭审中，原告提交了其向被告王彦转款的凭证，但只能证明原告向被告王彦转款的事实，对于原告所主张的是基于借贷的合意而转款，二被告并不认可，则原告有义务对双方之间存在借贷的合意进行举证。
原告主张2014年12月23日转款25万元系被告向其借款买车，该款2015年2月5日已转至第三人名下，即使被告王彦期间使用该款数日，也改变不了款项进入第三人账户的事实。原告主张2015年8月转款10万元人民币和32万港币系被告向其借款买房，二被告交易流水证实三笔购房款的支出均有其他案外人的进款予以支付，与原告该两笔转款无关。原告提供2015年10月12日与被告王彦微信记录中提及借款2.5万元一节，一审法院认为：综合考虑原、被告与第三人之间近两年期间资金往来流转的状况，不能仅就某笔款项口头表述过借款而改变转款的目的和属性。退一步讲，即使该笔2.5万元确属于借款，之后被告王彦转给原告款项合计15万元，也无法排除该笔2.5万元业已偿还完毕的可能。即便被告王彦在2016年5月10日微信中表述”你给我转的钱36万8千，我八月份以内开始还你，还不上的话我把车给你”，也仅是双方事后对于解决相关问题的讨论，而不能证明原告向被告汇款时双方即已约定案涉款项即是借款。因此原告所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的合意。
对于二被告辩称原告通过被告将款项给付第三人及案外人刘啸川用于投资，其提供银行交易流水予以证实在收到原告款项后及时将款项予以转出，第三人除对此予以认证外，还提交直接给付原告款项的银行交易凭证及微信记录，上述证据均能够证实原告与第三人之间不仅就拖欠款项的数额进行过确认，还就款项的继续给付进行过多次的磋商。
民间借贷系借款人向出借人借款，到期后偿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行为。综合本案银行交易流水、微信记录等证据可以认定，原告筹措资金，乃至透支银行信用卡向被告支付款项的直接目的是为挣取高额利息回报，而非将该款项借予被告。现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且现有证据所查明的事实均与原告所主张的借贷关系相悖。在经过法庭释明后，原告坚持其与被告之间系借贷关系，故其主张二被告偿还借款67725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高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578元（原告已预付），减半收取，退回原告5289元，由原告负担5289元。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未提供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补充查明：2015年10月12日被上诉人王彦通过微信给上诉人发送语音信息，内容为：”今天呐，今天按正常来讲，你那剩下的四万就应该到了，完了要是说，明天到的话你再借我两万五用一下，完了用一周，你要如果着急你就拿走啊。”
本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王彦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上诉人自2014年8月16日起至2015年10月12日止通过自己和妻子的银行账户共向被上诉人银行账户转款1755200元，上诉人主张转账系出借给被上诉人的款项，被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根据以上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应举证证明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而被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24笔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上诉人依据银行汇款凭证主张双方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应视为举证责任已完成。
其次，被上诉人主张其系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理财关系中的居间人，其与上诉人之间系居间合同关系。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居间人对委托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没有实质介入权，居间人只负责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为委托人与第三人订约居中斡旋，传达双方意思。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王彦没有签订过居间合同，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也没有签订过委托合同，即各方当事人之间没有形成过书面合同，现有材料也没有关于三方当事人已达成口头居间协议和委托协议等方面的证据，故被上诉人主张本案系居间合同关系，无书面凭证和其他证据佐证。
再次，从客观事实角度来考察，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将175万余元全部转账给被上诉人王彦，被上诉人王彦收到汇款后将款项转给过原审第三人87万余元，也转给过案外人刘啸川67万余元，还有21万元左右的款项，被上诉人王彦没有说明去向；2014年12月23日上诉人转账给被上诉人王彦25万元之后，王彦将款项和账户内其他款项一起转账给自己其他账户部分款项，又支付自己车辆购车款29万元，在2015年1月5日进账24.5万元之后才转给原审第三人23万元。以上事实说明，上诉人将款项支付给被上诉人王彦之后，上诉人已失去款项控制权，款项均由被上诉人王彦实际分配、管理，由其决定把款项再支付给谁、什么时间支付以及支付的数额，甚至是其可以占用款项用于购买车辆。还款时，除原审第三人直接转账给上诉人8.6万元之外，剩余前后35笔转账的106万余元均是通过被上诉人王彦将款项返还给上诉人，王彦称从中扣除月息2%。被上诉人王彦还收到过案外人刘啸川的12笔转账共计59.7万元，原审第三人亦陈述其是将款项返还给被上诉人王彦。也就是说，王彦不只是介绍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认识，提供双方订立合同的机会，而是实际参与到全部过程当中，借款还款基本都是通过其来操作，其在其中控制款项用途，其也不是按照居间服务行业通常的一次性收取居间报酬的惯例来收取费用，而是按照借款额度按笔收取利息。而且，原审第三人二审庭审中明确陈述其不清楚上诉人的投资款是否都已经返还完毕，其没有和上诉人核算过账目，没有承诺最后会偿还上诉人80万元，并表述”我只针对王彦算账，王彦给我的钱中有多少是上诉人的我不清楚”。如果认定被上诉人王彦只是居间人，那么上诉人的转账有多少是属于给原审第三人的借款或者是投资款，有多少是属于给案外人刘啸川或其他案外人的借款或投资款，原审第三人又返还了多少借款或投资款，在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的法律关系中是无法核对清楚的，各方的银行往来汇款数额也无法说明以上问题。因此，从公平原则和权利义务对等原则角度，结合本案的客观事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王彦之间也不符合居间合同法律关系特征，双方的法律关系性质不能认定为居间合同关系。
第四，被上诉人王彦主张上诉人已经向原审第三人催款，双方协商过如何还款。被上诉人为此提供的证据系上诉人、被上诉人王彦和原审第三人的微信记录截图以及原审第三人的陈述。在各方当事人提供的微信记录中，上诉人确实从2016年2月到11月向原审第三人催要过款项，但上诉人没有与原审第三人直接形成书面借款协议或委托投资协议，原审第三人亦不认可其同意过偿还上诉人80万元。同时，被上诉人王彦发给上诉人的微信中有向上诉人借款2.5万元的明确表述，2016年5月10日王彦发微信给上诉人亦陈述”你给我转的钱36万8千，我八月以内开始还你，还不上的话我把车给你”。因此，三方微信往来不仅证明上诉人曾经向原审第三人要求还款，而且也证明了被上诉人王彦有向上诉人借款的意思表示并且对上诉人的部分转账亦承诺过由其还款。因此，上诉人向原审第三人催款的行为应视为在被上诉人王彦未还款的情况下，其采取直接向实际用款人主张权利的方式来实现尽快索回借款的目的。
基于以上理由，本院认为，上诉人转账给被上诉人王彦的款项应认定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的借款，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王彦承担还款责任，应予支持。被上诉人孔丹与被上诉人王彦系夫妻关系，案涉借款发生在双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应属夫妻共同债务，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孔丹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本院予以支持。具体还款数额，上诉人在本案中未要求利息，并且将收到的回款按照本金计算从转出的款项中扣除，扣除后的数额作为其尚未获偿的本金，对此本院予以照准。上诉人转出的款项共计1755200元，还款部分包括被上诉人王彦的转账1065950元、原审时上诉人主张王彦在此过程中另还款的55000元、原审第三人转账给上诉人的86000元，还款共计1206950元，故被上诉人应承担的还款数额为548250元（1755200元-1206950元）。原审中，上诉人主张其曾经替被上诉人王彦垫付过一笔瓷砖款43000元，之后王彦将瓷砖款还给了上诉人，上诉人为此提供的微信往来等证据不能直接证明此节事实存在，故上诉人关于该笔款项应从王彦还款总额中扣除的诉讼主张，本院无法支持。
综上所述，高伟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7）辽0204民初1560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孔丹、王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上诉人高伟借款本金548250元；
三、驳回上诉人高伟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289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高伟承担647元，由被上诉人孔丹、王彦共同承担464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578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高伟承担1295元，由被上诉人孔丹、王彦共同承担928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杨学超
审判员金艳
审判员司玉峰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
书记员郑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