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辽民三终字第00115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广州市柱峰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邓昆，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黄道潘，男。
委托代理人：朱照环，广东金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大连中远船务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梁岩峰，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周伟，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唐雪莲，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州市柱峰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柱峰）因与被上诉人大连中远船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船务）船舶物料和备品供应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海事法院（2012）大海商初字第2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上诉人的其委托代理人黄道潘、朱照环，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周伟、唐雪莲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广州柱峰一审诉称：广州柱峰和大连船务之间存在长期钢材贸易关系。2012年1月9日双方对账确认，大连船务欠广州柱峰货款10021943.48元。后大连船务在2012年1月17日向广州柱峰支付了货款1535669.44元，其余欠款8486274.04元至今尚未支付。故广州柱峰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大连船务向广州柱峰支付货款8486274.04元及其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并请求法院判令大连船务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大连船务一审辩称：广州柱峰和大连船务之间存在长期钢材供应协议，但在该协议下，广州柱峰应向大连船务返还合同款项。即使大连船务拖欠广州柱峰合同款项，因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大连船务履行协助执行义务、暂停向广州柱峰支付货款8486274.04元，大连船务亦不应向广州柱峰支付款项。
大连船务一审反诉称：2007年12月1日，大连船务与广州柱峰、河北吉泰特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吉泰”）签订《钢材供应长期战略合作协议》。将大连船务的钢材采购业务交由广州柱峰独家代理，并约定广州柱峰的代理费为每吨20元。但广州柱峰在随后的履行过程中，通过隐瞒事实、虚高报价的方式向大连船务供应钢材，致使大连船务遭受了共计人民币15084321.25元的巨额经济损失。2014年7月21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大刑二终字第322号刑事裁定书，确认了广州柱峰“通过高报价的方式向大连船务供应钢材，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等上述事实，并以“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对大连船务当时的总经理曹玉明作出刑事处罚。广州柱峰隐瞒事实、虚高报价并获取高额利润的行为属于典型的民事欺诈，并且构成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属于无效的民事行为，其因此获得的不当得利应予以返还。故大连船务提出反诉，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广州柱峰向其返还不当得利15084321.25元及其利息（自2010年1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并承担全部法律费用。
广州柱峰一审反诉辩称：刑事判决书和刑事裁定书并未对广州柱峰做出任何有效裁判，与本案无关。广州柱峰与大连船务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合同且已真正履行，而刑事裁判文书中的三方合同仅是有待履行的合同，还需经招投标才能履行，故双方应以履行的合同为准。广州柱峰未违反法律规定，并未导致合同无效，大连船务的不当得利之诉没有法律依据，请法院予以驳回。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12月1日，大连船务与广州柱峰、河北吉泰特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吉泰）签订《钢材供应长期战略合作协议》，约定河北吉泰为钢材生产厂家，大连船务为用户，广州柱峰为大连船务的代理，代理费为每吨20元，广州柱峰负责每季度将预付款付给河北吉泰，大连船务按照钢材出厂价加20元／吨代理费的价格，向广州柱峰支付货款。协议履行过程中，广州柱峰通过隐瞒事实、虚高报价的方式向大连船务供应钢材，经审计署确认，在2007年12月1日至2009年底，大连船务因此遭受损失15084321.25元。2012年1月，广州柱峰向大连船务发出企业询证函，载明根据广州柱峰的账簿记录，截止2011年12月31日，大连船务尚欠广州柱峰合同款项10021943.48元，大连船务盖章确认该欠款。广州柱峰发出的企业询证函载明：“本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后大连船务向广州柱峰支付了1535669.44元，尚有8486274.04元未予支付。2012年7月2日，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大连船务送达（2012）邢民二初字第11号、第1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大连船务在（2012）邢民二初字第11号、第12号案件执行终结前，暂停向广州柱峰支付货款8486274.04元。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大连船务与广州柱峰、河北吉泰签订《钢材供应长期战略合作协议》，以及大连船务与广州柱峰之间的贸易往来，大连船务与广州柱峰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代理合同关系，双方应遵循诚信原则，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
按照约定，广州柱峰应按照钢材出厂价加20元／吨代理费的价格，向大连船务报价，但2007年12月1日至2009年底，广州柱峰违反合同约定虚高报价，使得大连船务因此向广州柱峰多付合同价款15084321.25元，广州柱峰依据合同无法取得该15084321.25元，故该款项系广州柱峰的不当得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之规定，广州柱峰应向大连船务返还上述不当得利15084321.25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广州柱峰还应向大连船务支付上述款项产生的利息，故对大连船务提出的广州柱峰向其支付上述款项自2010年1月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广州柱峰和大连船务之间的合同并未于2009年底终止，2009年底之后，双方之间仍然存在钢材贸易，大连船务应向广州柱峰支付合同价款。现大连船务尚欠8486274.04元合同价款未付，根据企业询证函的记载，上述8486274.04元款项在2011年12月31日前已经产生，但该函并未要求大连船务付款，广州柱峰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上述8486274.04元合同价款的应付日期。后大连船务收到（2012）邢民二初字第11号、第1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根据该通知书，大连船务自2012年7月2日起至（2012）邢民二初字第11号、第12号案件执行终结止，不能向广州柱峰支付货款8486274.04元，现广州柱峰未证明（2012）邢民二初字第11号、第12号案件已经执行终结，故大连船务虽欠广州柱峰8486274.04元，但目前不应予以支付。故对广州柱峰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广州市柱峰贸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反诉被告广州市柱峰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反诉原告大连中远船务工程有限公司返还不当得利15084321.25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自2010年1月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案件受理费71204元，由广州市柱峰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案件反诉费56153元，由广州市柱峰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上诉人广州柱峰上诉称：1、一审认定广州柱峰与大连船务之间是代理关系错误，双方应当是买卖合同关系，也从未约定仅在河北吉泰钢材价格基础上加20元作为售价的条款，广州柱峰基于买卖合同关系不存在虚高报价，不存在不当得利，审计署审计结果错误。2、一审认定大连船务欠广州柱峰8486274.04元，而以（2012）邢民二初字第11、1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驳回上诉人的实体诉讼请求，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本院依法撤销一审第一、二项，改判大连船务向其支付欠款8486274.04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大连船务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大连船务二审答辩称：第一，邢台市中级法院向大连船务发出了（2012）邢民二初字第11、1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中，明确要求大连船务履行协助执行义务，不向广州柱峰支付欠款。第二，广州柱峰在履行双方和河北吉泰共同签订的《钢材供应长期战略合作协议》中，违反合同约定，虚高报价，获得不当得利1500余万元。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查明的广州柱峰与大连船务、河北吉泰签订合作协议的事实，大连船务尚欠广州柱峰8486274.04元的事实和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大连船务暂停向广州柱峰支付货款8486274.04元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上述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中，上诉人广州柱峰对一审认定其虚高报价，获得15084321.25元不当得利的事实提出异议，认为双方与河北吉泰签订的《钢材供应长期战略合作协议》中，并未约定广州柱峰与大连船务之间钢材贸易的价格，并提供了其单方委托广州明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所作的《广州市柱峰贸易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拟证明与大连船务在2008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发生钢材贸易期间，其没有不当得利。大连船务对该审计报告提出异议：第一，此审计报告所依据的材料未经双方质证，广州柱峰提供的财务资料也不完整，又是因其是单方委托，故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第二，此审计报告不能对抗国家审计署审计报告、（2013）甘刑初字第393号刑事判决书。大连船务认为广州柱峰提供的证据不应予以采信。广州柱峰公司自认，在国家审计署审计期间，其现在向法庭提供的审计报告所依据的材料因当时找不到而未向国家审计署提供，其现在也未向国家审计部门对审计结果提出异议。本院认为，广州柱峰所提供的审计报告从形式上看，为单方委托；从形成时间上看，距事发时间近6年；从审计依据的资料看，广州柱峰没有证据证明所用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而国家审计署所作的审计结果是国家机关所作的审计，其编制日期为2009年7月30日，距事发时间很近，依据的资料比较全面和客观，可见，国家审计署所作的审计报告的证明力远远大于广州柱峰提供的审计报告。且上述事实已为大连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3）甘刑初字第393号刑事判决书所确认。综合以上情况，本院对广州柱峰提供的证据不予采信。广州柱峰虽对其未取得1500余万元不当得利的事实提出异议，但其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其异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对于一审查明的该部分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
1、2007年12月1日，河北吉泰作为甲方，大连船务作为乙方，广州柱峰作为丙方，三方签订了《钢材供应长期战略合作协议》。其中1.1条款约定：“甲方为乙方的主要材料生产厂家，乙方为甲方的直供用户，因经营上的需要甲乙双方自愿委托丙方代理在甲方签订钢材合同和支付货款（丙方应以和乙方所签合同为准）”。1.2条款约定：“乙方为甲方的直接用料单位，丙方所签订的本协议标的资源量每年40000吨（或逐年递增）钢材全部供乙方生产所需，不得另行销售”。2.1.1条款约定：“钢材资源总量每年40000吨”。2.1.3条款约定：“具体品种、数量及交货期由乙方提前三个月以书面形式提供给丙方，由丙方通知甲方按清单按时生产发货”。2.2.1条款约定：“协议签订后，丙方负责每季度将预付款付给甲方，锁定每季度的10000吨的钢材资源和价格（按所锁定的季度前一个月5日前的价格执行，再加20元／吨）。货到开票15日内，乙方必须将到货款支付给丙方”。2.2.2条款约定：“价格执行乙、丙双方约定的价格“。2.2.3条款约定：”丙方需在甲方正常生产周期要求的时间内完成订货，并在约定日期前向甲方付清合同总价款”。
2、2012年6月，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原告河北吉泰与被告广州柱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作出（2012）邢民二初字第11号民事裁定，冻结广州柱峰银行存款550万元或查封、扣押等值的财产。在审理邢台市吉泰特型钢厂与广州柱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作出（2012）邢民二初字第12号民事裁定，冻结广州柱峰银行存款700万元或查封、扣押等值财产。同年7月，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大连船务发出（2012）邢民二初字第11、1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称广州柱峰在大连船务有货款共计8486274.04元，责令大连船务在两案诉讼终结前，暂停支付货款。
上述事实，有经过一审举证、质证的《钢材供应长期战略合作协议》、（2012）邢民二初字第11号、12民事裁定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在卷佐证，可以认定。
本院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第八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本案存在两个法律关系：一是广州柱峰与大连船务之间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二是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二审的焦点在于：1、广州柱峰是否存在虚高报价、获得不当得利的事实；2、大连船务是否应当将欠款返还广州柱峰。
关于广州柱峰是否存在虚高报价、获得不当得利的事实，广州柱峰认为其与大连船务是买卖合同关系，其报价可以随行就市、自行确定，进而不存在虚高报价；大连船务认为双方是委托代理关系，且对价格已经确定，广州柱峰违约虚高报价，获得不当得利。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本案中，三方合作协议在用词上，写明“甲乙双方自愿委托丙方代理……”；主要条款中还约定广州柱峰按照大连船务要求的钢材品种和数量向河北吉泰订购钢材；合同目的也是为了实现大连船务与河北吉泰钢材买卖。综合上述情况，可以认定在三方合作协议中，广州柱峰与大连船务是委托合同关系，广州柱峰是大连船务的代理人。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而对于经过国家审计署审计、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裁判确认的广州柱峰虚高报价、获得不当得利1500余万元的事实，广州柱峰没有充足的相反证据推翻上述事实。可见，广州柱峰的该项上诉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
关于大连船务所欠广州柱峰8486274.04元是否应当返还的问题，双方各持异议。本案中，从2010年1月1日起至2011年12月31日，大连船务与广州柱峰在业务往来中欠广州柱峰款项8486274.04元；2012年经司法机关确认，广州柱峰在2007年至2009年末期间，从大连船务不当得利15084321.25元。根据法律规定，广州柱峰要求大连船务支付欠款的请求应当予以支持，大连船务要求广州柱峰返还不当得利的请求亦应当予以支持。两者相抵，广州柱峰应当给付大连船务欠款6598047.21元并给付相应利息。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因其他民事案件向大连船务发出协助执行通知时，双方互欠债务的事实并未依法确定，而确定后，一审以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大连船务不能向广州柱峰支付货款8486274.04元为由，判令大连船务不履行偿还债务的责任，有违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亦不利于减少当事人诉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利息的计算方法，本院酌定以6598047.21元为基数，自2010年1月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有不当之处，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2012）大海商初字第20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变更（2012）大海商初字第20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广州市柱峰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大连中远船务工程有限公司6598047.21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自2010年1月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如果广州市柱峰贸易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三、驳回广州市柱峰贸易有限公司、大连中远船务工程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71204元，由大连船务负担；案件反诉费56153元，由广州柱峰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27357元，由大连船务负担45853.2元，由广州柱峰负担81503.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何 宝 岩
代理审判员 刘 善 超
代理审判员 张 岩 松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林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