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朝民（商）初字第32527号
原告张志生，男，1983年4月26日出生。
被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三元桥支行，营业场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1号首层。
负责人李自强，行长。
委托代理人李东芳，女，1982年2月8日出生，蒙古族，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职员，住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28号珠江帝景小区B区9号楼2302。
原告张志生与被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三元桥支行（以下简称中信三元桥支行）借记卡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李有光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张志生本人，中信三元桥支行的委托代理人李东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
原告张志生起诉称：张志生在中信三元桥支行办理的储蓄卡（卡号6226＊＊＊5427）于2013年8月26日在上海ATM机被无故支取53070元，但是储蓄卡一直在张志生手中，张志生一直在北京，从未去过上海。经协商未果。张志生认为中信三元桥支行管理不善应承担全部责任，故起诉来院，要求中信三元桥支行垫付张志生银行卡上被无故转走的存款53070元，并支付利息1702元（以53070元为基数，自2013年8月26日至2014年7月24日，以中国人民银行活期存款利率的标准计算），向张志生支付精神损失费1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告张志生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材料予以证明：1、中信银行卡一张；2、借记卡账户交易明细清单；3、借记卡内账户信息查询；4、证人张×的证言。
被告中信三元桥支行答辩称：从调取的张志生借记卡账户交易流水看，张志生不认可的交易有8笔，均发生在2013年8月26日，其中7笔为ATM自助机具提取现金，一笔为ATM自助机具转账，均发生在归属为中信银行无锡分行的同一台A**机具上，具体位置目前尚未查知。最后一笔转账交易收款人为“贤崇宇”。按其证件号码与通信地址经与中信银行无锡分行联系查询，发现当日该人有一笔32950元的金额入帐，交易号与张志生银行卡ATM转账交易号一致。另经核实，张志生涉诉的银行卡未开通短信通业务，已开通个人网银业务，该卡片设定的日ATM转账限额为5万元。目前很难判断借记卡内资金被提取及转账的具体原因和真实情况，包括交易是否张志生本人操作；张志生是否曾将银行卡交付他人使用；如是盗刷，如何套用张志生个人信息复制伪造卡片，通过何种途径获取张志生个人信息，如何获知交易密码；张志生在密码保管方面是否存在过错等。故案件应先移交公安机关处理，待基本事实查清后再区分当事人的过错大小及责任承担问题，如果不按先刑后民处理，则张志生应先就本人不曾离京及卡未离身进行举证，以证明上述提款与转账非其本人操作，非其将卡片交予他人使用。如确实盗刷，则张志生存在未能妥善保管个人信息与个人交易密码，缺乏安全意识，未合理设置银行卡ATM转账的单日限额等三方面过错。中信三元桥支行不存在任何违反借记卡合同的违约情况，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中信三元桥支行提交如下证据予以证明：1、中信三元桥支行回复的邮件；2、张志生信息查询记录；3、涉案银行卡的交易清单；4、涉案银行卡ATM转账收款人信息查询记录及其收款账号交易清单；5、个人业务挂失止付申请表》、《个人业务挂失止付申请表》（含处理结果）；6、中信银行总行2009年12月29日下发的《关于借记卡ATM自助转账有关问题的通知》及中信银行内联网系统提取该证据的截屏。
经本院组织双方举证、质证，双方对张志生证据2、3、对中信三元桥支行证据1-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中信三元桥支行以没有验卡机器为由对张志生证据1的真实性提出无法确定，但认可张志生是涉案6226＊＊＊5427号银行卡持卡人。本院就此予以确认。中信三元桥支行以证人与张志生存在亲属关系，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为由，不认可证言。本院认为中信三元桥支行的异议于法有据，该证据不能单独成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张志生以单方内部材料为由，对中信三元桥支行证据6的形式要件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证据来自中信银行内部网站系统，现无其他证据证明该内部规定曾告知张志生或对外公开发布，故该证据亦不能单独成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本院根据上述认证查明：2012年5月30日张志生在中信三元桥支行开立6226＊＊＊5031号借记卡，并开通网上银行。同年8月7日，张志生到中信三元桥支行办理个人业务挂失止付，理由是该卡丢失。8月14日，张志生再次到中信三元桥支行办理挂失新开业务，取得6226＊＊＊5427号新卡。2013年8月26日，6226＊＊＊5427号银行卡接续发生7笔ATM支取业务、一笔ATM转账业务，金额分别为两笔3000元、4笔3015元、1笔2010元、一笔3.3万元，交易后当日帐内余额24.27元。最后一笔转账，收款人为“贤崇宇”。同日，“贤崇宇”7314＊＊＊5996号账户内ATM转账入款32950元，柜员交易号与上述最后一笔转账的相同。
同年8月28日，张志生就涉案银行卡向中信银行客服口头申请挂失。后，张志生至派出所报警，现尚无定论。
诉讼中，中信三元桥支行提出：张志生未开通短信通（账户变动短信提醒）；根据中信银行总行关于借记卡ATM自主转账有关问题的通知，自2010年1月1日起新办理的增量借记卡，系统默认关闭ATM自助转账，支持客户申请开通ATM自助转账并调整ATM自助转账限额，最高为每日每卡转出限额5万元，张志生ATM每日转账限额自设为人民币5万元；最后一笔转账发生在中信无锡分行的ATM机具上，具体地点无法查知。张志生否认自行设定转账限额，否认认识收款人，并称卡片未离其身，其亦未离京，8月29日晚上去太阳宫附近的中信银行ATM机上取款时告知余额不足才发现被盗刷。张志生的姐姐出庭证实张志生在款项支取之日未离京。后中信三元桥支行质疑张志生所述发现被盗刷卡时间与口头申请挂失时间不符。张志生解释称具体时间记不清了。
以上事实，有双方提交的上述证据和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张志生在中信三元桥支行开立借记卡，双方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基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形成的合同关系，交易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本案在张志生与中信三元桥支行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的情况下，中信三元桥支行应保障储户的存款安全，其中包括对储户信息安全保障义务，即银行首先要对所发的银行卡本身的安全性予以保障，防止储户信息、密码等信息数据被轻易盗用，其次银行应保证其服务场所、系统设备安全适用。中信三元桥支行之所以必须履行上述合同义务，首先是基于合同交易方式电子化的要求，通过银行提供的机器，只要输入了储户的信息和密码，机器就视作储户本人在进行交易，即使该信息和密码是盗取的也无从识别，因此银行对储户资金支付安全的保障义务就应当相应扩张至对储户信息和密码的保障；其次是从收益和风险相一致的要求看，电子化交易下，银行避免了对取款人身份的书面审查，但从经济上获取收益，因此对潜在的风险及危险的发生负有防范和制止义务；再次是银行作为经营者对自己的服务设施、设备的性能和服务场所的安全情况比储户更多的了解，也具有更加强大的力量和更为专业的知识，更能预见可能发生的危险和损害，更有可能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危险的发生。
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涉案取款行为发生于江苏省无锡市，张志生否认其在此期间离京，在发现银行卡内金额减少时，其也向银行挂失并前往公安机关报案。现没有证据证明张志生与他人恶意串通损害中信三元桥支行的利益，也没有证据证明张志生对密码泄露存在过错。现中信三元桥支行也不能证明是张志生所持作为储蓄合同凭证的真借记卡进行取款操作。犯罪嫌疑人能够利用伪造复制的卡片进行取款，表明该借记卡不具有唯一的可识别性，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银行卡系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即银行卡背面的磁条信息容易被复制且不能被识别。故本院认为，中信三元桥支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未尽到安全保障的违约行为。
我国合同法在违约的归责原则上采用严格责任原则，不论违约的当事人主观上有无过错，只要不是依照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可以免责的事由，就必须承担违约责任。故中信三元桥支行应当赔付张志生因此而造成的损失。张志生要求中信三元桥支行存款53070元，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有事实、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张志生要求中信三元桥支行给付2013年8月26日至2014年7月24日的活期存款利息损失，计算所得应为171元（四舍五入取整），其计算有误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张志生要求中信三元桥支行赔付精神损失费用100元，缺乏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三元桥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张志生五万三千零七十元及利息一百七十一元；
二、驳回原告张志生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五百八十六元，由原告张志生负担二十一元（已交纳），由被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三元桥支行负担五百六十五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有光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记员 张 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