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1385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海珠区辰鸿贸易行，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
投资人：刘雄科，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日衡，广东金石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叶菁，广东金石行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梧州分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
负责人：周忠海，经理。
委托代理人：唐保定，广西通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法定代表人：蒙贵飞，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唐保定，广西通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梧州市忠海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苍梧县。
法定代表人：周忠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忠海，住广东省化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德旺，住广东省化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莫舒茗，住广东省化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邹俊，住四川省隆昌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美强，住湖南省宁乡县。
上诉人广州市海珠区辰鸿贸易行（以下简称“辰鸿贸易行”）与被上诉人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梧州分公司（以下简称“建工分公司”）、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工公司”）、梧州市忠海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忠海公司”）、周忠海、周德旺、莫舒茗、邹俊、朱美强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5）穗海法民二初字第39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辰鸿贸易行曾于2014年以本案建工分公司、建工公司、忠海公司为作为原审被告，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建工分公司、建工公司、忠海公司支付货款3244840元及违约金。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原审法院(2014)穗海法民二初字第1938号民事判决书查明：为证明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辰鸿贸易行向原审法院提供了《钢材购销合同》和《授权委托书》各壹份。经核实，《钢材购销合同（合同编号：20130929001）》约定：由辰鸿贸易行（供方）向建工分公司（需方）供应钢材；交货地点位于广西梧州市苍梧县龙湖路华光豪庭项目部；供货数量为2500-3000吨；计量方式为锣纹点条、线材过磅；需方应提前3天将每批次的所需钢材以传真或电话方式通知供方，经双方确认后，供方须按需方要求将钢材运抵交货地点；第一批三个月内的结算价，按广州钢材批发网当天网上同规格、同品牌钢材价格上浮230元每吨，第二批按月结算价，按广州钢材批发网当天网上同规格、同品牌钢材价格上浮160元每吨，不含税；供方按需方要求钢材供货到600吨，从第一批货到工地日起三个月为一阶段，需方全额支付货款。以后每批钢材送货月结；供方指定由向某乙、向某丙负责收款；需方指定由邹俊负责签署钢材送货单、结算单等有关单据；需方应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付款，逾期未付款未超过3天的，需方除应付请货款外，还应按所欠货款自送货日期每天另加10元每天每吨向供方交纳违约金，逾期超过10天的，视为需方根本违约，供方有权停止供应钢材，并追究需方的违约责任；需方如期未付全部货款，供方有权到工地进行维权活动，维护公司合法权益，供方享有优先权用需方的全部财产作抵押等措施及包括自身投资开发并承建的“华光豪庭”项目等，一切损失由需方承担。该《钢材购销合同》盖有辰鸿贸易行的公章并由签约代表向某丙签名，同时“需方”处盖有“建工分公司”印章并由签约代表邹俊签名。《授权委托书》载明“兹有本公司建工分公司现授权委托邹俊副经理负责与辰鸿贸易行签署‘华光豪庭’钢材购销合同，编号：20130929001，地址位于：广西梧州市苍梧县龙湖路华光豪庭项目部。特此证明”的内容。落款处同样盖有“建工分公司”印章，落款日期为2013年9月29日。庭审中，原审法院询问辰鸿贸易行供需双方如何完成签名及盖章的问题，辰鸿贸易行对此解释称：辰鸿贸易行的签约代表向某丙并非其员工，与其属于业务合作关系，向某丙持有其公章前往广西梧州签署涉案《钢材购销合同》；涉案《钢材购销合同》的条款内容由向某丙决定及提供给“邹俊”，“邹俊”返回梧州市的办公室在《钢材购销合同》上加盖公章并提供了涉案《授权委托书》。为证明送货之事实，辰鸿贸易行向原审法院提供了九张《送货单》，拟证明建工分公司的工作人员邹俊签收了货款3244840元的钢材。经核实，上述九张《送货单》载明的送货价值（以送货时间为序）分别为310901元、304499元、349394元、58491元、934055元、487680元、525665元、154835元和119320元，货款总额合计3244840元，钢材重量合计801.39吨，送货单位及经手人处由“向某丙”签名，收货单位及经手人由“邹俊”与“朱美强”签名。经核实，九张《送货单》上九处“邹俊”签名的字体与签署方式并不相同，但辰鸿贸易行明确地表示确认九处“邹俊”签名均为“邹俊”本人在涉案工地现场签署。为证明涉案《钢材购销合同》和《授权委托书》上的“建工分公司”印章与备案印鉴不一致的事实，建工分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供了《梧州市公安局印章信息查询复函》以及建工分公司《年检报告书（2012年度）》各壹份。经核实，梧州市公安局证实建工分公司在2008年12月3日在梧州市政务中心办理刻制“建工分公司”（光敏材质）编号为4504050029950的中文公章一枚，无办理过遗失补办手续，并提供其备案印章的式样；建工分公司在梧州市长洲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报备的《年检报告书（2012年度）》上使用的公章与前述备案印章一致，报备时间2013年6月21日。庭审中，合议庭组成人员对辰鸿贸易行提供的《钢材购销合同》原件、《授权委托书》原件与建工分公司提供的《梧州市公安局印章信息查询复函》原件、《年检报告书（2012年度）》原件进行比对，发现四份文件上所加盖的“建工分公司”印章确有不同：1、《钢材购销合同》与《授权委托书》上的印章相似；2、《梧州市公安局印章信息查询复函》与《年检报告书（2012年度）》上的印章相似；3、《钢材购销合同》、《授权委托书》上的印章与《梧州市公安局印章信息查询复函》、《年检报告书（2012年度）》上的印章均存在差异，体现在印章中“梧州分公司”字体的粗细程度较为不同，其中在辰鸿贸易行提供的两份印文较细，在建工分公司提供的两份印文较粗。此外，建工分公司、建工公司、忠海公司均否认邹俊为其聘请的员工，辰鸿贸易行也没有提供直接的证据证明邹俊与建工分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鉴于上述情形，原审法院将涉案《钢材购销合同》与《授权委托书》有关印章真伪的举证责任分配给辰鸿贸易行，辰鸿贸易行的委托代理人当庭以口头方式表示申请对上述印章的真伪进行鉴定，但在庭后辰鸿贸易行以“有足够证据证明‘邹俊’是建工分公司指派到案涉项目部的工作人员”为由，向原审法院申请撤回鉴定。另，辰鸿贸易行向原审法院补充提交了视频光盘、手机截图、工程概况牌、中标通知书、过磅单、称重单、销售发货单、运输费用收据以及钢材购货明细单等证据材料若干。其中，工程概况牌、中标通知书拟证明涉案“华光豪庭”项目由忠海置业公司开发并由建工公司承建的事实；视频光盘、手机截图拟证明辰鸿贸易行在涉案工地现场张贴的“春节值班表”与“施工人员联系表”均标注有“邹俊”的姓名、单位名称及联系电话等信息，可以表明“邹俊”即为建工公司员工的身份；过磅单、称重单、销售发货单、运输费用收据以及钢材购货明细单等证据，拟证明辰鸿贸易行所交付钢材的购买来源及送货等事实。建工分公司、建工公司、忠海公司对上述补充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1、确认涉案工地确为忠海置业公司开发、建工公司承建；2、辰鸿贸易行拍摄的视频与照片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因为涉案工地为开放场所，任何人都有可能进入，故所谓在工地现场张贴的“春节值班表”与“施工人员联系表”不排除他人（甚至辰鸿贸易行的有关人员）自行张贴而成，其合法性与关联性亦不予确认；3、辰鸿贸易行所谓的购货明细表载明的钢材重量、金额与过磅数量并不相符，而且过磅单、称重单等单据中所写的客户（货主）名称多为空白，甚至出现“林某乙”、“深圳市凌益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等与本案无关的民事主体，可见辰鸿贸易行是否真实购进钢材并交付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故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原审法院责令辰鸿贸易行提供其供应给建工分公司的钢材购买渠道与付款凭证。为此，辰鸿贸易行提供了五份《钢材购销明细表》和五份《付款业务回单》。经核实，五份《钢材购销明细表》的供货方均为“林某丙”，五份《付款业务回单》的付款方均为辰鸿贸易行，收款方均为“广州市天河区东圃顺道泰室内装饰部”，但五份《钢材购销明细表》和五份《付款业务回单》的购销金额与付款金额并非一一对应。根据上述查明事实，原审法院(2014)穗海法民二初字第19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辰鸿贸易行的诉讼请求。辰鸿贸易行不服提起上诉，之后辰鸿贸易行在二审过程中撤回上诉。本案诉讼中，辰鸿贸易行补充提交了2014年4月12日“莫某乙”以建工分公司名义（甲方）与“向某丙”以辰鸿贸易行名义（乙方）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收据》等作为证据。其中《钢材购销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供应钢材，交货地点为广西梧州市龙湖路华光豪庭项目部，供货数量为2500-3000吨，计量方式为锣纹点条、线材过磅，甲方应提前3天将每批次的所需钢材以传真或电话方式通知乙方，经双方确认后，乙方须按甲方要求将钢材运抵交货地点，第一批三个月内的结算价，按广州钢材批发网当天网上同规格、同品牌钢材价格上浮230元每吨，第二批按月结算价，按广州钢材批发网当天网上同规格、同品牌钢材价格上浮160元每吨，不含税，乙方按甲方要求钢材供货到800吨，从第一批货到工地日起三个月为一阶段，甲方货到90天内支付全额货款，以后每批钢材送货月结等等。在该合同下方由“莫某乙”代表甲方签名并加盖指模，在其签名前面有“莫舒”字样并划掉，由“向某丙”代表乙方签名并加盖指模。《收据》中记载辰鸿贸易行收取违约金500000元，并由“莫某乙”在收据上签名确认。
辰鸿贸易行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建工分公司、建工公司、忠海公司、周忠海、周德旺、莫舒茗、邹俊、朱美强共同向某丁鸿贸易行支付货款3244840元和违约金（从2014年1月5日起至货款清偿之日止，按每天8013.9元的标准计付）；2.由建工分公司、建工公司、忠海公司、周忠海、周德旺、莫舒茗、邹俊、朱美强共同承担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现辰鸿贸易行在本案诉讼中提交了一定的新证据，故本案不属于重复诉讼。根据辰鸿贸易行提交的两份《钢材购销合同》，一份由莫舒茗以建工分公司名义签订，一份由周德旺以建工分公司名义签订，现建工分公司否认周德旺、莫舒茗上述行为是代表建工分公司，辰鸿贸易行提交的新证据不足以证实周德旺、莫舒茗的行为是代表建工分公司，另外，辰鸿贸易行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实忠海公司、周忠海、周德旺、朱美强在本案中与辰鸿贸易行存在合同关系，或基于其他原因需承担还款责任，故辰鸿贸易行要求建工分公司、建工公司、忠海公司、周忠海、周德旺、朱美强承担还款责任的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现辰鸿贸易行陈述“莫某乙”实际就是周德旺，诉讼中，周德旺没有向原审法院提出答辩意见及提交证据，根据本案辰鸿贸易行提交的证据，再结合辰鸿贸易行、建工分公司、建工公司、忠海公司、周忠海、周德旺、莫舒茗、邹俊、朱美强的陈述，原审法院认定“莫某乙”与周德旺为同一人。两份《钢材购销合同》分别由周德旺、莫舒茗以建工分公司名义签订，现建工分公司否认其委托周德旺、莫舒茗与辰鸿贸易行签订合同，故周德旺、莫舒茗作为行为人应承担合同的权利、义务。根据辰鸿贸易行现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周德旺、莫舒茗尚欠辰鸿贸易行货款3244840元，故周德旺、莫舒茗应将所欠辰鸿贸易行的货款清还给辰鸿贸易行，并支付相应的违约金，对于违约金的计算，辰鸿贸易行要求按照合同约定方式计算，确定从2014年1月5日起按每天8013.9元的标准计付，原审法院予以采纳，但应减除已实际支付的违约金500000元，且不得超过本金。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莫舒茗、邹俊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辰鸿贸易行支付货款3244840元，并从2014年1月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每天8013.9元的标准计付违约金给辰鸿贸易行（违约金总额以3244840元为限，同时减除已支付的500000元）；二、驳回辰鸿贸易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建工分公司、建工公司、忠海公司、周忠海、周德旺、莫舒茗、邹俊、朱美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受理费40759元，由莫舒茗、邹俊负担。受理费40759元已由辰鸿贸易行预交，辰鸿贸易行同意由莫舒茗、邹俊在履行判决义务时将应负担的受理费40759元直接支付给辰鸿贸易行。
判后，上诉人辰鸿贸易行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断错误。（一）本案案涉两份《钢材购销合同》对建工分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首先，莫舒茗非法挂靠建工分公司承建案涉工程，对外以建工分公司的名义实施与施工相关的民事行为，该行为表现在：1.案涉工程施工现场围墙悬挂建工分公司的名称及标识；2.项目部内、外粘贴印有建工分公司工作人员名单、名单中包括了邹俊、朱美强；3.莫舒茗、邹俊与辰鸿贸易行代表洽谈购销钢材时向辰鸿贸易行代表出示其为建工分公司公司工作人员的名片；4.莫舒茗、邹俊以及建工分公司的名义管理施工现场及人员；5.签订《钢材购销合同》时某乙俊向某丁鸿贸易行提供了建工分公司完整的资质材料；6.《钢材购销合同》是在案涉项目部办公场所内签订的；7.《钢材购销合同》甲方加盖了建工分公司的公章；8.无论是《钢材购销合同》抬头位置，还是《送货单》的收货单位位置均书写建工分公司名称，可见辰鸿贸易行自始至终都只认可建工分公司并与建工分公司发生交易；9.从两份《钢材购销合同》到《送货单》均反映邹俊系建工分公司的代表，其行为代表着建工分公司；1.朱美强在《送货单》中作为建工分公司代表签收钢材，并经手向辰鸿贸易行支付50万元违约金。因此，辰鸿贸易行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莫舒茗、邹俊、朱美强的行为代表建工分公司。其次，建工分公司允许莫舒茗挂靠、使用其名义及资质承建案涉项目就意味着建工分公司已授权及默认莫舒茗对外以其名义从事与承建案涉工程有关的民事行为。建工分公司虽然在诉讼中否认《钢铁购销合同》中甲方公章的真实性，认为该公章是伪造的，但是，伪造公章属于刑事犯罪行为，从第一次诉讼至今已有两年之久未见建工分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处理。结合莫舒茗已经组织人员对案涉项目进行部分主体施工，以及建工分公司存在违法被挂靠的行为，同时考虑到建工分公司在佛山市顺德区的工程项目也曾经使用未经备案的项目章与辰鸿贸易行签订及履行钢材购销合同的行为，可以认定建工分公司对外使用多枚印章，亦可推定建工分公司知道及默认莫舒茗等人对外使用其名义对案涉工程进行运营管理及从事与工程施工有关联的民事行为，包括以其名义向辰鸿贸易行购买建筑钢材的行为。但在辰鸿贸易行向项目部供应钢材前后均为表示反对。再次，根据2005年5月25日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作出的《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项目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四条规定：建筑施工、矿工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因此，莫舒茗为完成涉案项目施工工作对外以建工分公司的名义招聘施工及管理人员的，该人员与建工分公司之间形成劳动关系，邹俊或莫舒茗指派以建工分公司名义实施与承建涉案工程项目相应的民事行为后果也应由建工分公司负责。辰鸿贸易行提交的《钢材购销合同》、建工分公司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税务登记证》、莫舒茗、邹俊《名片》、《送货单》、《春节值班表》、《施工人员联系表》、《视频光盘》、《工程概况牌》、《施工协议》、《民事起诉状》（建工分公司起诉劳务分包人翁某）、朱美强《银行转账凭证》、《收据》等证据足以证明上述事实。综上，本案案涉两份《钢材购销合同》对建工分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审法院认定“辰鸿贸易行提交的新证据不足以证明莫舒茗、邹俊上述行为代表辰鸿贸易行”是错误的。（二）辰鸿贸易行与建工分公司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建工分公司依法也应当向辰鸿贸易行支付钢材款。退一万步，即使案涉的两份《钢材购销合同》对建工分公司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是，建工分公司是案涉工程的法定施工单位，辰鸿贸易行确实向案涉工程供应了3244840元钢材，因此，双方存在事实上的钢材买卖合同关系。据此，建工分公司也应当向辰鸿贸易行支付钢材款3244840元。（三）建工公司、忠海公司、周忠海、周德旺、莫舒茗对本案货款本息承担清偿责任，建工分公司、邹俊、朱美强依法确认相应责任。基于前述事实，建工公司作为建工分公司的总公司，应当对建工分公司的欠款承担清偿责任；莫舒茗作为实际施工人亦应对本案货款本息承担清偿责任；周忠海系建工分公司的负责人，周德旺系忠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忠海、周德旺又系父子关系。显然，周忠海、周德旺系案涉项目实际所有人、控制人及受益人，周忠海、周德旺对案涉钢材款本息负有连带清偿责任；忠海公司作为案涉钢材的受益人及周忠海、周德旺的家庭经营公司亦应对本案货款本息承担清偿责任，建工分公司、邹俊、朱美强由法院根据其行为依法确认责任。（四）原审法院只判决莫舒茗、邹俊承担责任严重损害了辰鸿贸易行的合法权益。首先，从案涉工程施工现场围墙悬挂建工分公司的名称及标识、两份《钢材购销合同》的甲方、《送货单》的收货一栏名称均可说明，辰鸿贸易行是因为看到建工分公司是案涉项目的承建商，相信建工分公司具备履行合同能力才签订合同及供应钢材的，从《名片》、《春节值班表》、《施工人员联系表》等证据可知，邹俊、朱美强是建工分公司在案涉工地的工作人员，其对外实施与工作内容有关的民事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建工分公司承担。其次，在供货前辰鸿贸易行对莫舒茗、邹俊履行合同能力一无所知，辰鸿贸易行是不会抛开建工分公司直接与莫舒茗、邹俊发生交易的。再次，莫舒茗、邹俊均为三十左右的年青人，莫舒茗因无经济能力及五组织施工经验而在案涉工程到一半时未能继续施工，现已不知去向；邹俊亦无正当职业、无固定收入，莫舒茗邹俊根本没有经济实力履行案涉合同及原判决内容，如若法院不查明事实、分清责任，只判决莫舒茗、邹俊承担本案责任，那本判决最总也是一纸空文，无法达到社会效果及法律效果的统一。最后，周忠海、周德旺与莫舒茗是老乡（均为广东化州人），周德旺与莫舒茗父亲又是朋友，周忠海、周德旺作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控制人，其在将案涉工程交给莫舒茗组织施工前未对莫舒茗是否具备履行施工能力作充分了解，导致现在的局面，而原审法院又将这种不利的局面交由辰鸿贸易行承受是不公平的，严重损害了辰鸿贸易行的合法权益。
本院认为，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莫 芳
审 判 员 汤 瑞
代理审判员 马 莉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日
书 记 员 林燕贞
陈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