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二中少民终字第1189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2，男，1945年2月14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1，男，2005年12月7日出生。
上诉人兼刘×1之法定代理人（原审原告）程××（刘×1之母），1982年2月20日出生。
上列三上诉人之委托代理人屈冬冬，北京市博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兼车向东之法定代理人（原审被告）曹芝兰（车向东之母），1946年2月14日出生。
上诉人兼车向东之法定代理人（原审被告）车国耀（车向东之父），1940年7月7日出生。
上列二上诉人之委托代理人车向宇（曹芝兰、车国耀之子），1967年1月22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车向东，男，1968年3月6日出生。
上诉人刘×2、刘×1及其法定代理人程××，上诉人曹芝兰、车国耀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5）西少民初字第00031号民事判决，均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2、程××，上诉人刘×2、程××、刘×1之共同委托代理人屈冬冬，上诉人曹芝兰、车国耀之共同委托代理人车向宇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车向东及其法定代理人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10月，刘×2、刘×1及其法定代理人程××（以下简称程××等三人）诉至原审法院称：2011年7月9日，车向东在西城区安德路持刀刺伤刘×3胸部，伤及主动脉导致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事后得知车向东为精神残疾，监护人为曹芝兰，车向东独自一人居住在北京市西城区×××201号。刘×3生前有被扶养人刘×2及刘×1。请求判令对方给付我方死亡赔偿金863800元、刘×1的被扶养人生活费168054元、丧葬费3475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以上共计1166612元；本案诉讼费由对方负担。车向东、曹芝兰、车国耀辩称：程××等三人向车向东提起民事赔偿，不作异议。但是本案的关键证据是车向东的精神残疾证。因为对方出示残疾证复印件，从而将曹芝兰、车国耀作为被告，我们认为不合法。车向东没有精神残疾，我们从刑事案件以来就一直不予认可，对于残疾证，我们已经经过了一审二审再审，法院也作出了对我们有利的判决，就是残疾证并不具有最终确定监护人的效力，从来也没有任何法律程序确定车向东的监护人就是曹芝兰和车国耀，对于曹芝兰和车国耀的监护人身份存在异议，程××等三人以车向东有精神残疾为由将曹芝兰、车国耀列为本案被告不合适。对于程××等三人的各项赔偿，在刑事判决书中已经体现了被害人刘×3负有一定的责任，车向东不能承担全部责任。还有对于各项赔偿的计算标准也有异议，本案经历了一审、二审后发回重审，至今四年了，应该以事发时上一年度收入的标准来计算，而不是本案审理时的上一年收入标准来计算。法院在未出示曹芝兰、车国耀房产原件的情况下就将曹芝兰的房产查封，侵犯了曹芝兰的合法权益，不符合法律规定。我们完全不同意程××等三人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公民的生命权、身体权受法律保护。侵害他人造成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本案中，车向东与刘×3发生争执后，持刀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导致受害人刘×3死亡，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受害人刘×3未能冷静处理矛盾并发生互殴，对案件的发生亦负有一定责任，具有过错，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具体比例由法院酌定。对于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曹芝兰、车国耀能否作为车向东的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本案的诉求是基于车向东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经鉴定车向东在案发时为酒精所致精神障碍，2011月7月9日实施违法行为时受所患疾病影响，控制能力削弱，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在该刑事案件一审、二审过程中，曹芝兰、车国耀作为车向东的监护人参加刑事诉讼，并代为提起上诉。根据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规定，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中依法负有赔偿责任的人包括刑事被告人、刑事被告人的监护人。曹芝兰、车国耀作为车向东案发时的监护人在刑事案件中维护了车向东的合法权益，亦应在基于该刑事案件的民事赔偿上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车国耀、曹芝兰所提其不应作为被告的抗辩意见法院不予采纳。对于程××等三人的全部损失：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刘×1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但应计入死亡赔偿金项下；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故对于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具体赔偿数额将结合双方的责任比例综合予以确定。因车向东在案发时为限制行为能力人，故应先从车向东的个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曹芝兰、车国耀进行赔偿。据此，原审法院于2015年6月判决：一、判决书生效后七日内，车向东赔偿刘×2、刘×1、程××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共计九十五万九千九百五十元八角。二、如车向东的个人财产不足以支付上述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其监护人曹芝兰、车国耀进行赔偿。三、驳回刘×2、刘×1、程××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车向东、曹芝兰、车国耀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决后，程××等三人，曹芝兰、车国耀不服，均上诉至本院。程××等三人称：程××等三人因车向东的行为，遭受了极大的精神伤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只适用于单独提起要求支付精神损失的民事诉讼，而程××等三人在民事诉讼中一并主张了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各项损失，上述司法解释条款不适用于本案。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对方赔偿我方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曹芝兰、车国耀称：原审判决列明曹芝兰、车国耀是车向东的法定代理人不合法，本案的被告人同时代理本案其他被告人，不能保证庭审公正，也不能实现证据的质证和法庭陈述及辩论；书证应当提供原件，程××等三人提交的车向东残疾人证是复印件，原审法院未要求与原件进行审核，程××等三人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且原审法院未要求程××等三人说明是否合法取得该残疾人证复印件，属严重违法审理行为；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2）二中行终字第612号行政判决书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均写明“被诉残疾人证填写监护人的行为不具有最终确定监护人的法律效力”，故程××等三人以该残疾人证复印件向曹芝兰、车国耀主张民事权利，没有法律依据，但原审法院未执行上述生效判决；原审法院片面强调曹芝兰、车国耀曾出席刑事庭审，回避不谈曹芝兰、车国耀是遵照法院要求，回避不谈法院出庭传票的强制力；车向东并非精神病残疾人，《北京市残疾人基础信息登记表》内容是虚假的，虽然北京安定医院的诊断证明书诊断车向东是精神病残疾人，但没有任何治疗和用药记录，北京安定医院诊断记录中对于车向东2007年4月20日持刀自伤事件的描述与车向东当时就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6医院住院志中的记录不一致，车向东在安定医院的病历内容是为了表示其精神不正常而编造的。程××等三人从1979年就跟车向东是邻居，其不知道车向东是精神残疾，这证实了车向东不是精神病残疾人，且车向东通过监狱司法通道写来的证明也说明了其为了骗取社会保障福利而托人帮助办理了残疾人证。另外，《京公强治司鉴（2011）精鉴字第201号精神病司法鉴定意见书》明确写有“不符合精神分裂症诊断”，佐证了车向东不是精神病残疾人。曹芝兰、车国耀作为利害关系人又否认车向东患有精神病，原审法院认定车向东是精神病残疾人，属严重违法审判；涉案纠纷发生于2011年，程××等三人提起诉讼也是该年，应以2010年的财政数据为标准计算赔偿金。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车向东及其法定代理人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未发表诉讼意见。
经审理查明：2011年7月9日21时许，车向东在北京市西城区安德路75-1号至75-3号门前因琐事与刘×3发生口角并互殴，后车向东为报复刘×3回到家中将尖刀放在衣兜内再次返还现场，车向东不顾他人阻拦冲向刘×3，二人再次厮打，车向东即持尖刀猛刺刘×3胸部一刀，刘×3因伤及主动脉，导致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经北京市公安局强制治疗管理处鉴定中心鉴定，被告车向东诊断为酒精所致精神障碍，案发时系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
2012年2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一中刑初字第62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车向东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曹芝兰、车国耀对上述判决不服，提出上诉，2012年5月4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车向东现在北京市延庆监狱服刑。
刘×2系刘×3之父。程××系刘×3之妻。刘×1系刘×3之子，于2005年12月7日出生。此外，刘×3曾于2001年5月28日经原审法院调解离婚，婚生女刘颖慧（1989年10月9日出生）由其母张桂君自行抚养。在原审法院审理中，刘颖慧递交声明，表示其放弃对刘×3财产的继承权，不参加诉讼，对本案不主张任何权利。
车国耀、曹芝兰系夫妻，二人系车向东之父母，车向东已经于2007年7月3日经原审法院调解离婚，婚生女车紫祺（1996年11月3日出生）由车向东自行抚养。
另查，2010年11月11日，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向车向东颁发残疾人证，载明车向东为精神残疾人，壹级，监护人为曹芝兰。后曹芝兰提起行政诉讼，将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及第三人车向东诉至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请求宣告核发给车向东的《残疾人证》无效并予以撤销。2012年6月12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判决驳回曹芝兰的起诉。后曹芝兰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2年9月19日出具（2012）二中行终字第612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判决书查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北京安定医院病历及诊断证明载明，车向东患有精神分裂症，于2009年7月22日首次就诊，后多次门诊治疗。后曹芝兰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经审查后决定不对该案提起再审。同时该通知书载明：“为车向东核发残疾人证，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关于被诉残疾人证将车向东之母曹芝兰填写在“监护人”一栏的问题，原审生效判决已明确告知曹芝兰，被诉残疾人证填写监护人的行为不具有最终确定监护人的法律效力，如果曹芝兰对其担任车向东的监护人存在争议，可通过相关法律程序解决。”
曹芝兰、车国耀为证明车向东没有精神残疾向原审法院提交了车向东的腹部刀刺伤的住院病案复印件、车向东的驾驶证复印件、对女儿监护权的民事调解书复印件，以及车向东于2013年7月23日手写的两份关于办理残疾证的证明。程××等三人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对于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残疾证复印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北京市申领审批登记表、户口簿、常住人口登记卡、证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2）一中刑初字第622号刑事判决书及相应卷宗、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2）高刑终字第259号刑事裁定书及相应卷宗、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2）二中行终字第612号行政判决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07）西民初字第9593号民事调解书、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01）西民初字第3752号民事调解书及放弃继承权声明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其监护人为共同被告。本案中，车向东与刘×3发生争执后，持刀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导致受害人刘×3死亡，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生效刑事判决书及相关材料，车向东为酒精所致精神障碍，实施上述违法行为时系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在该刑事案件一审、二审过程中，车向东的父母车国耀、曹芝兰作为车向东的监护人参加刑事诉讼，并代为提起上诉。另，根据生效行政判决书中查明的事实，可以确定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向车向东颁发残疾人证及评残类别和等级为精神残疾一级的事实。虽曹芝兰、车国耀坚持对该残疾人证的异议，认为车向东不是精神病残疾人，曹芝兰亦提起上述行政诉讼要求确认该残疾人证无效并予以撤销，但其诉请并未得到法院支持，该残疾人证现仍处于合法有效状态。原审法院根据本案上述具体情况及相关法律规定，确认车国耀、曹芝兰系本案车向东之监护人、法定代理人及本案被告之诉讼主体地位，并无不当，依据当事人所提交证据及生效行政判决书对残疾人证复印件所证明事项予以确认，亦无不妥。车国耀、曹芝兰坚持车向东并非精神病残疾人，残疾人证复印件不应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原判确定其二人为车向东法定代理人及监护人有误的上诉主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本案一审法庭辩论终结于2015年，原审法院据此确定的刘×3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年度计算标准并无不当，车国耀、曹芝兰上诉坚持主张应按2010年财政数据作为刘×3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标准，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被害人死亡，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单独提起民事诉讼”系与“在刑事诉讼中一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相对，程××等三人将此解读为“单独提起要求支付精神损失的民事诉讼”，显属理解法律有误，原审法院未予支持程××等三人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于法有据，程××等三人上诉坚持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另，原审法院根据本案实际情况和相关法律规定，确定的程××等三人损失范围和数额以及责任比例和承担均无不当。被上诉人车向东及其法定代理人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原判处理正确，本院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5300元，由刘×2、刘×1、程××负担2754元（已交纳），车向东、曹芝兰、车国耀负担12546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至原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15300元，由刘×2、刘×1、程××负担2300元，车向东、曹芝兰、车国耀负担13000元（均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春燕
审 判 员 艾 明
代理审判员 王 磊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祁 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