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湘0104民初6298号
原告：长沙供水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市天心区人民中路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7700945339。
法定代表人：金凯军，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曙，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朱继民，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长沙市滨江新城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岳麓大道岳麓1号大厦301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663960141M。
法定代表人：雷鹏，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肖建雄，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熊屹，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长沙供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水公司）诉被告长沙市滨江新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江公司）供用水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王曙、朱继民及被告委托代理人肖建雄、熊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长沙供水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其拖欠的水费10534521.2元，支付逾期缴纳水费的违约金3139218.6元（按实际拖欠的水费数额每日万分之三标准，暂计算到2017年6月28日，之后的违约金支付至付清全部欠费为止）；2.请求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被告是长沙市滨江新城建设工作的开发主体单位。从2010年以来，被告一直在长沙市××新城××区从事城市拆迁腾地工作。由于该片区内被拆迁单位拖欠水费和被告在拆迁腾地过程中的种种原因，该片区自来水水费被长期拖欠。而该片区拆迁腾地后的实际受益单位系被告。为促进该片区内的原占地大户长沙船舶厂、长沙纺织厂等多家被拆迁单位早日腾地以满足被告拆迁腾地的工作要求，长沙市政府于2011年和2012年多次召开了滨江新城拆迁调度会议，协调处理水费欠费问题。原被告多次就水费欠费问题进行过协商。2012年1月12日，长沙市政府办公厅召开了关于解决滨江新城片区部分被拆迁单位拖欠自来水费和防止自来水浪费问题的专题会议。原被告作为主要当事方都出席并达成了共识。该会议最终形成了《关于解决滨江新城片区部分被拆迁单位拖欠自来水费和防止自来水浪费问题的会议纪要》。该纪要确定了被告作为滨江新城片区内的管理责任主体和自来水缴费主体，并明确确定了在2012年1月1日之前，滨江新城片区内数家企业所欠水费由被告负责承担的比例和具体数额。被告累计应承担水费欠费为5490447.29元。该纪要还明确了，从2012年1月1日以后，由被告承担该片区内的自来水的缴费义务。然而，从2012年至今，被告不但未付清2012年之前的历史欠费，反而累积拖欠新增的自来水水费。2015年1月，被告在向原告支付了一笔水费欠款之后至今，被告再未向原告支付任何水费。截止到2017年6月28日为止，被告总计已经拖欠原告水费金额高达10534521.2元之巨，并由此产生了巨额的违约金。被告管理该片区内的拆迁腾地工作已经完成，开发建设的滨江新城楼盘也早已开始销售获利。而被告拒不履行原被告双方在政府协调会上的约定，违背会议纪要的内容，长期拖欠巨额水费给原告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并事实上导致了国家水资源财产的大量流失。原告作为长沙市范围内承担为全体市民和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供水责任的保本微利形公益企业，不可能承受如此重大的损失和负担。2013年以来，原告曾多次与被告交涉并多次致函被告催付拖欠的水费，但被告至今无任何实际支付行为。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保护国有财产不流失，原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长沙市滨江新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辩称：一、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供用水合同关系，原告要求被告承担本案讼争水费没有合同依据。本案案由系供用水合同纠纷。原告与被告之间从未签订过涉及本案讼争水费的供用水合同。本案讼争的2012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间的欠缴水费，系长沙船舶厂、银太集团等被拆迁单位与原告之间基于供用水合同关系而产生，供水权利义务关系存在于上述被拆迁单位与原告之间。自来水具有商品属性，按照“谁使用，谁付费”原则，原告要求被告承担本案讼争水费没有合同依据。二、被告没有为被拆迁单位承担本案讼争水费的合同义务。虽然被告与长沙船舶厂、银太集团等被拆迁单位存在《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关系，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有约定被告为长沙船舶厂、银太集团等被拆迁单位承担水费的合同或协议条款。三、原告据以起诉的两份《会议纪要》，仅代表市政府部分相关领导对此事的看法和处理建议，该看法和处理建议对原、被告双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长府阅（2011）52号《会议纪要》和长府阅（2012）22号《会议纪要》既无原、被告双方的签字盖章，也无政府盖章。此后，原告下属城西分公司给被告2014年7月28日《关于水费缴纳的函》和2014年12月8日《关于按时支付2014年6-11月水费的函》以及2014年10月22日《关于滨江新城片区部分被拆迁单位用水管理及水费缴纳协调的会议纪要》，均证明原告同意2014年前所产生的水费进行统一协调处理。由此可见，原告也认为上述两份《会议纪要》对原、被告双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另外，被告也就上述两份《会议纪要》向市政府提出了异议，市政府相关领导批示由被告与水业集团协商妥处。因此，原告据以起诉的该两份《会议纪要》，既不代表原、被告双方达成了某种协议，也不是行政行为，仅代表市政府部分相关领导对此事的看法和处理建议，该看法和处理建议对原、被告双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四、原告据以起诉的两份《会议纪要》也未要求被告承担长沙船舶厂、银太集团等被拆迁单位的全部欠缴水费。长府阅（2011）52号《会议纪要》仅要求被告按比例承担2011年5月1日到拆迁合同约定的腾地时间内的部分水费，腾地时间后的水费不在此列。而被告与银太集团协议约定银太集团应在2011年3月28日前腾让所有用地；被告与船舶厂协议约定船舶厂应在2011年2月30日前腾空所有自管房用地。本案讼争的2012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间的欠缴水费均发生在长沙船舶厂、银太集团等被拆迁单位约定的腾地时间后。长府阅（2012）22号《会议纪要》也是先要求长沙船舶厂、银太集团等单位派人收取用户水费后交付被告。因此，即便按照该两份《会议纪要》的意见，在长沙船舶厂、银太集团等单位未遵照（2012）22号《会议纪要》履行的情况下，原告也不能要求被告承担长沙船舶厂、银太集团等单位的全部欠缴水费。五、原告把被告作为滨江新城片区内的管理责任主体和自来水费缴费主体不符合相关规定。国务院《城市供水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和自建设施对外供水的企业，必须经资质审查合格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长沙市城市供水用水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也明确规定：“城市供水企业应当与用户签订供水合同，定期抄表计量;用户应当按照规定标准按时缴纳水费。对城市居民用户，实行一户一结算水表，由供水企业与用户直接结算。”而被告没有自来水经营资质和管理权限，也没有专业单位的管理手段。长沙船舶厂、银太集团等用水单位未向被告交付过任何自来水费，被告也没有向长沙船舶厂、银太集团等用水单位追缴水费的法律依据和管理手段。即便按照原告据以起诉的两份《会议纪要》，被告也没有向上述用水单位追缴水费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原告把被告作为滨江新城片区内的管理责任主体和自来水费缴费主体不符合国务院《城市供水条例》和《长沙市城市供水用水管理条例》的上述规定。六、原告未取得本案讼争水费系原告怠于向自来水用户追缴和怠于履行相关义务所致。本案讼争的2012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间的欠缴水费，系长沙船舶厂、银太集团等被拆迁单位与原告之间基于供用水合同关系而产生，供水权利义务关系存在于上述被拆迁单位与原告之间。根据《长沙市城市供水用水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原告应当与长沙船舶厂、银太集团等用水单位直接结算。但原告却怠于向上述自来水用户追缴，才造成其未取得本案讼争水费，因此，其后果应由原告自行承担。另外，滨江片区原供水系统老化严重，原告没有及时处理片区供水系统存在的漏水和一表一户改造等问题也是造成水费虚高的主要原因。七、被告进行旧城改造是基于公共利益，原告也是主要受益单位之一；原告要求被告承担本案讼争水费，被告没有资金来源。被告进行旧城改造是基于公共利益，并不以追求利润为目的，也从未开发建设楼盘进行销售获利，被告的开发成本需湘江新区管委会核定和拨付，而本案讼争自来水费未被湘江新区管委会核定列入滨江新城片区开发成本，故被告无力承担被拆迁单位应缴纳的自来水费。原告起诉称被告系滨江片区拆迁腾地后的实际受益单位的主张不成立。事实上，滨江片区旧城改造后，原告破旧的供水系统一并得到改造，杜绝了水资源浪费，原告也是主要的受益单位。八、原告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本案欠缴水费的数量。原告提交的水费证据系其单方面制作，未经用水单位长沙船舶厂、银太集团等单位确认，也未经被告确认，不能证明其主张的欠缴水费金额。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被告承担长沙船舶厂、银太集团等被拆迁单位在2012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的全部欠缴水费及其违约金，没有法律和合同依据，其全部起诉理由均不成立，其全部诉讼请求均应驳回。请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公正判决。
原告长沙供水有限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2011年5月17日长府阅（2011）52号会议纪要》，拟证明纪要约定自2011年5月1日起被告拆迁范围内的发生的自来水水费部分由滨江公司负责承担；
证据二：《2012年3月27日市政府办公厅（2012）22号会议纪要》，拟证明1.纪要约定被告应付的2012年1月1日之前的水费数额；2.约定从2012年1月1日之后，滨江新城片区拆迁范围内的水费由被告承担；
证据三：《长沙水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请求协调解决长沙市滨江新城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欠缴水费的请示》和市领导批示公文，拟证明：1.原告一直在依照市政府会议纪要为滨江拆迁片区供水并为被告垫付了工程资金；2.原告从2013年5月开始多次致函被告要求其支付欠缴水费；但滨江公司未完全按照政府纪要约定履行，导致新旧欠费越积越多；3.2015年11月16日，市政府领导批示要求滨江公司依约履行；
证据四：《关于支付银太片区及长沙毛巾纺织印染厂水费欠费有关问题的复函》，拟证明：1.2013年8月8日，被告向原告复函同意支付2012年之前历史欠费；2.被告就2013年6月30日前所欠水费向其控股公司进行请示；
证据五：《2015年6月4日原告向被告的催款函及被告人员签收》，拟证明原告不断向被告主张权利催收水费；
证据六：《2017年4月25日原告向被告的催款函及被告人员签收》，拟证明原告不断向被告主张权利催收水费；
证据七：《被告拖欠水费明细单》（1、滨江公司汇总表两张2、银太和船厂汇总表各一张3、印染厂汇总表两张4、美雅汇总表两张5、银太及印染厂冲销表两张），拟证明：1.截至2017年6月28日，被告累计拖欠原告滨江拆迁片区水费即违约金数量明细；2.银太置业公司接水点欠费明细；3.市船舶厂接水点欠费明细；4.广州美雅集团长沙毛纺织厂接水点欠费明细；5.长沙毛巾纺织印染厂接水点欠费明细；6.各接水点欠费和被告陆续支付部分水费的明细；
证据八：《水表表数确认单4份》（1、2014年1月3日水表读数确认单和照片3张。2、2014年1月9日水表读数确认单和照片3张。3、2014年1月26日被告要求拆表销户确认单。4、2017年6月27日水表读数确认单），拟证明：1.原告不断向被告主张权利催收水费；2.被告拆迁范围内的水表读数确认；3.被告拆迁范围内的水表已经拆除完毕；
证据九：《2012年7月16日被告进账单两张》、《2012年12月12日被告付款单一张》、《2015年1月13日被告付款单一张》，拟证明：1.被告按照政府会议纪要约定，于2012年7月16日支付99万元水费；2.被告按照政府会议纪要约定，与2012年12月12日支付水费欠费410万元；3.被告按照政府会议纪要约定，于2015年1月13日支付水费246297元；
被告长沙市滨江新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为支持其抗辩理由，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被告与银太集团签订的《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拆迁补充协议》、被告与船舶厂签订的《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拆迁补充协议》，拟证明1.被告与银太集团存在《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关系，协议约定银太集团在2011年3月28日前腾让所有用地；被告没有代为银太集团承担水费的合同义务；2.被告与船舶厂存在《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关系，协议约定船舶厂在2011年2月30日前腾空所有自管房用地；3.被告没有代为船舶厂承担水费的合同义务；
证据二：《关于滨江拆迁片区内供水遗留问题的复函》，拟证明被告于2013年5月23日给原告发函，要求原告将片区DN80水表改为DN50水表，将片区内保留房屋改为一户一表，确保水资源不浪费，但原告没有及时处理；
证据三：《关于水费缴纳的函》、《关于滨江新城片区部分被拆迁单位用水管理及水费缴纳协调的会议纪要》、《会议签到单》、《银行进账单》，拟证明原告同意2014年前的所产生水费由长沙市水务局统一协调处理；原告迟至2014年10月22日仍未处理完毛纺织厂水表和银太集团水表供水系统存在的漏水和一表一户改造等问题；
证据四：原告下属城西分公司给被告《关于按时支付2014年6-11月水费的函》、《银行进账单》，拟证明原告再次同意2013年前所产生的水费进行统一协调处理；
证据五：《关于解决滨江新城片区部分被拆迁单位自来水费有关事宜的请示》、《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公文处理单》，拟证明被告母公司代被告向长沙市政府提出：对于2012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间的欠缴水费，长沙船舶厂、银太集团等被拆迁单位未向被告交付过任何自来水费，为此被告多次发函催告，因被告没有自来水费管理权限，也没有专业部门的管理手段，未有收效；供水权利义务关系存在于被拆迁单位与供水公司之间，由被告承担自来水费不符合相关规定；自来水具有商品属性，应按照“谁使用，谁付费”原则，由长沙船舶厂、银太集团等被拆迁单位缴纳该自来水费，不应由被告承担；本案讼争自来水费未被湘江新区管委会核定列入滨江新城片区开发成本，被告无力承担被拆迁单位应缴纳的自来水费；请市政府协调由原告向长沙船舶厂、银太集团等被拆迁单位追缴该自来水费。市政府相关领导批示由被告与水业集团协商妥处。
被告长沙市滨江新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对原告长沙供水有限公司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针对证据一、二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该两份《会议纪要》既无原、被告双方的签字盖章，也无政府盖章。该两份《会议纪要》，既不代表原、被告双方达成了某种协议，也不是行政行为，仅代表市政府部分相关领导对此事的看法和处理建议，该看法和处理建议对原、被告双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针对证据三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原告的“请示”只代表原告单方面的主张，市政府领导的批示只是要求被告依法履行义务，并未要求被告按原告“请示”的内容履行义务。针对证据四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同意向其控股公司进行请示的内容不是“被告2013年6月30日前所欠水费”，而是“关于长沙毛巾纺织印染厂、银太片区及长沙船舶厂等单位截止2013年6月30日所欠水费问题”。针对证据五、六对其内容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因为根据双方在2014年上下半年分两次达成的一致意见，该部分水费应当另行协调处理，即意味着该部分水费不再按照原会议纪要的内容来执行，但是函件内容是按照原会议纪要来发的，函件内容所谈到的水费金额不认可。针对证据七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汇总表仅加盖了原告自身公章，汇总表明细表均没有被告或者其他用水单位任何人的签字认可，表格从法律性质上属于原告的书面陈述，所以该证据本身不能证明本案的水费水量，水费水量必须根据其他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针对证据八，针对确认单照片既不是证据原件也不是证据复印件，按照确认单照片内容，应当有当事人书写的原件，被告要求提供真正的原件或者原件的复印件，照片中的数字与原告明细表中的数据部相符合，照片上面没有相对应的数据，且相互矛盾，关于物品照片因为没有确认单原件，没有任何意义，照片上面是7万多，明细表示100多万，关于销户函真实性、客观性、合法性没有异议，销户表上面的数据正好证实明细表上面的数字不真实，针对读数确认单关联性有异议，确认单只是签收不是确认，而且与明细表上面数字不符合，仅仅是某个时点的总额而不是本案水量的证据。针对证据九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水费金额与交的钱没有异议，但是付费金额不全。
原告长沙供水有限公司对被告长沙市滨江新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针对证据一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协议不能免除被告支付水费的义务；针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函件只是要求，我们没有义务满足其要求，供水公司的经营范围不包括管网改造及副表改造的职能，所以原告只能协助，不能参与，所以与水费支付无关；针对证据三催款函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不能证明被告在的主张，该函被告认为作为2014年前的欠费由税务局同意协调处理可以否定市政府的会议纪要，不具有关联性，而且原告意见是同意被告协调，而被告没有协调意味着其放弃协调的权利；2014年10月22日《关于滨江新城片区部分被拆迁单位用水管理及水费缴纳协调的会议纪要》三性均有异议，原告从不知道也未签署过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是被告自己主张，是被告自己陈述，代表的被告意见，对原告不具有约束力，会议纪要时间与签到单时间不一致，而且签到单是复印件没有原件，而且参与了会议不代表认可会议纪要；针对进账单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针对证据四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不能证明被告只对2014年1月1日的水费负责。针对证据五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报告显示被告是认可原告证据二的，证明被告是盈利性公司，银太集团等拆迁单位的土地为被告产生了经济效益，承担水费是其拆迁的成本，支付成本是其获得利益的手段，被告确实向有关政府部门要求协调处理，不向被告追缴水费而向拆迁单位追缴水费，但未获得批准，因为函件里面明确要求转换缴费主体，从被告转为被拆迁单位但此要求并且获得原告认可及政府部门的批准。
综合上述质证意见，原告证据与被告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对其证明目的本院结合查明事实予以综合认定。
经审理查明:为促进长沙市××新城××区内的原占地大户长沙船舶厂，长沙纺织厂等多家被拆迁单位早日腾地以满足拆迁腾地的工作要求，长沙市政府多次召开滨江新城拆迁调度会议，协调处理该区域水费欠费问题。
2011年4月25日，在市政府四楼东会议室召开会议，专题研究长沙船舶厂、长沙银太置业有限公司、长沙毛巾纺织印染厂、长沙锌厂、长沙造纸厂、长沙毛纺织厂等滨江新城片区被拆迁单位拖欠自来水费和在拆迁建设过程中造成自来水浪费有关问题。市政府督查室、市供水公司、岳麓区滨江新城拆迁指挥部、市滨江新城开发建设公司、长沙船舶厂、长沙银太置业有限公司、长沙毛巾纺织印染厂、长沙锌厂、长沙造纸厂、长沙毛纺织厂等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议定事项：一、关于拖欠水费本金和滞纳金问题。2010年8月前后被拆迁单位共有9户，拖欠水费情况如下：长沙船舶厂拖欠应收水费829.7722万元，拖欠滞纳金6069.0509万元；市城建开发公司拖欠水费182.9187万元，拖欠滞纳金1513.2180万元；长沙银太置业有限公司拖欠水费157.9437万元，拖欠滞纳金34.7787万元，长沙毛巾纺织印染厂拖欠水费314.4618万元，拖欠滞纳金1297.5933万元；长沙锌厂拖欠水费161.6819万元，拖欠滞纳金957.7951万元；长沙造纸厂拖欠水费88.1731万元，拖欠滞纳金778.0971万元；长沙毛纺织厂拖欠水费13.9496万元，拖欠滞纳金2.5317万元；市二十中学拖欠水费4.3147万元，拖欠滞纳金0.672万元；市裕湘小学拖欠水费0.2454万元，拖欠滞纳金0.0309万元。上述9个单位共计拖欠水费2356.4893万元，拖欠滞纳金1.1266亿元（不含2010年8月至今新拖欠款）。被拆迁单位应于2011年4月30日前，将欠费（本金）金额的50%及时支付到供水公司账户，剩余50%的水费由滨江公司与供水公司共同承担，上述单位所拖欠的滞纳金予以免交，由供水公司负责承担。二、关于新发生水费问题的解决办法。从2011年5月1日起至拆迁合同约定的腾地时间内，在此期间，各单位所发生的水费，由滨江公司牵头，仍按上述比例由用水单位、滨江公司、市供水公司承担；拆迁合同约定腾地时间期满但仍未腾地的，由用水单位承担所发生的水费，滨江公司与市供水公司将不再分担水费。三、关于“两水分离”问题。被拆迁单位迅速到市供水公司办理“两水分离”相关手续，市供水公司应开辟绿色通道，在2011年6月底前办理完毕，以确保滨江新城片区拆迁腾地和开发建设工作顺利推进。上述议定事项详见《长府阅（2011）52号关于滨江新城片区部分被拆迁单位拖欠自来水费和防止自来水浪费问题的会议纪要（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七日）》。
2012年1月12日，为落实长府阅[2011]52号会议纪要精神、解决滨江新城片区的用水和水费缴纳问题，市政府组织召开会议，专题研究长沙船舶厂、湖南银太集团有限公司等滨江新城片区被拆迁单位拖欠自来水费和市滨江新城开发建设公司在拆迁建设过程中造成自来水浪费有关问题。市供水公司、滨江公司、长沙船舶厂、银太公司等单位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听取了前阶段各单位落实长府阅[2011]52号会议纪要精神的情况汇报，并形成会议议定事项：一、关于各拆迁单位拖欠水费本金和滞纳金问题。（一）截至2012年1月1日，船舶厂和银太公司共计欠缴水费总额18301490.97元，按照欠费单位承担50%、滨江公司承担30%、供水公司承担20%的比例支付（滨江新城拆迁范围内的其他欠费单位同样适用此办法执行）。滨江公司承担部分为5490447.29元。其中，在2011年5月1日至2012年1月1日期间，船舶厂欠缴水费总额629437.16元，银太公司欠缴水费总额1957478.56元。按上述分摊比例，船舶厂需承担314718.58元、银太公司需承担978739.28元以及滨江公司需承担776074.72元，必须于2012年5月1日前交付到位。供水公司不再向银太公司追偿双方水费纠纷案件的诉讼费用。（二）鉴于被拆迁单位主体已经搬离滨江新城片区，为了督促滨江公司切实履行管理责任，防止水资源浪费，2012年1月1日明确滨江新城片区被拆迁范围内管理责任和水费缴纳主体为滨江公司。滨江新城片区被拆迁单位水表未与供水公司结算到户的用户水费，由船舶厂、银太公司等单位派人向欠费单位收取后交付滨江公司，滨江公司根据总表计量数补足差额交付供水公司。水表已与供水公司结算到户的用户水费由用户自行向供水公司交付。二、关于滨江新城片区内未搬离的居民住户用水问题（一）鉴于滨江新城片区内存在部分将要搬离不需户表改造条件的居民住户等实际情况，为了保证其正常用水，防止水资源浪费，由滨江公司负责出资并落实用水水源，完成供水主管网敷设，解决其正常用水。（二）对不需搬离且满足户表改造条件的居民住户，由滨江公司负责出资改造（其中主管网改造费用按实际发生工程量计费，内部管网改制企业政策750元/户标准计费），船舶厂、银太公司配合收集资料，供水公司应积极配合施工。上述议定事项详见《长府阅（2012）22号关于解决滨江新城片区部分被拆迁单位拖欠自来水费和防止自来水浪费问题的会议纪要（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按上述会议纪要，截至2012年1月1日，四家拆迁单位即银太置业有限公司、市船舶厂、广东美雅集团长沙毛纺织厂、长沙毛巾纺织印染厂欠缴水费共计19938950.29元，被告应承担比例为5981685.09元，被告于2012年12月17日之前向原告支付了509万元,欠费金额891685.09元（该欠费金额原告庭审表明不予主张）。
2012年1月1日至2017年6月28日，四家拆迁单位欠缴水费为：银太置业有限公司5121434.16元，市船舶厂834109.8元，广东美雅集团长沙毛纺织厂2091956.02元，长沙毛巾纺织印染厂3560218.7元，共计11607718.68元。被告于2013年9月22日向原告支付了400447元（汇款备注银太、船舶厂水费）、于2014年12月30日向原告支付426453元（汇款备注滨江拆迁片区1-5月水费）,于2015年1月13日向原告支付246297元（汇款备注2014年6-11月拆迁片区水费）,欠费金额10534521.68元。
本院认为：原告诉请被告支付水费，该资金缴费主体问题是本案争议的焦点。
一、原告主张债权的来源依据。根据《长府阅（2011）52号关于滨江新城片区部分被拆迁单位拖欠自来水费和防止自来水浪费问题的会议纪要（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七日）》、《长府阅（2012）22号关于解决滨江新城片区部分被拆迁单位拖欠自来水费和防止自来水浪费问题的会议纪要（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七日）》两份会议纪要的内容，确认鉴于被拆迁单位主体已经搬离滨江新城片区，为了督促被告切实履行管理责任，防止水资源浪费，2012年1月1日明确滨江新城片区被拆迁范围内管理责任和水费缴纳主体为被告。滨江新城片区被拆迁单位水表未与供水公司结算到户的用户水费，由船舶厂、银太公司等单位派人向欠费单位收取后交付被告，被告根据总表计量数补足差额交付供水公司。被告按上述会议纪要部分履行缴纳义务，视为对该义务的承受，故其应当继续履行缴纳义务。故对于2012年之后对该区域所产生水费，被告负有管理及缴纳义务（包括但不限于按表缴费、向实际用水单位收缴、对差额部分进行补足等）。关于被告的债务履行期限的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该条是对合同变更条件的规定，即当事人协商一致。上述两份《会议纪要》是各方为解决拖欠水费问题而达成的协议，其中“防止水资源浪费，2012年1月1日明确滨江新城片区被拆迁范围内管理责任和水费缴纳主体为被告”，系各方对债务履行的确认。现被告主张原告应与其协商水费的承担主体问题，但未提交双方达成一致的相应证据，故应当认定当事人没有协商一致，双方并没有变更原合同的债务履行方式，被告应当按《会议纪要》履行债务。
二、关于用水的实际数量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将各期水费抄表并告知被告，被告在收到相关数据后，怠于履行约定的“滨江新城片区被拆迁单位水表未与供水公司结算到户的用户水费，由船舶厂、银太公司等单位派人向欠费单位收取后交付被告，被告根据总表计量数补足差额交付供水公司。”义务，对于表数的计量即没有及时提出异议，也没有履行按表付费（向各单位收取并补足差额等）的义务。被告主张水费不实，应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被告没有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应由被告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于被告的该项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违约金部分，双方未在《会议纪要》涉及违约金的问题，且原告在多次催要过程中并未主张违约金，考虑到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酌情判定违约金从原告向本院起诉之日起计算。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一百八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限被告长沙市滨江新城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长沙供水有限公司支付水费10534521.2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实际欠款额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三的标准，自2017年8月2日计算至被告长沙市滨江新城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清偿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长沙供水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被告长沙市滨江新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10384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08842元，由被告长沙市滨江新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承担（此款已由原告先行垫付，待被告长沙市滨江新城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在给付上述款项时一并给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谷海涯
人民陪审员 张莲芳
人民陪审员 王昌元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胡旭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