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茶陵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茶法民二初字第3号
原告王金华，男，1963年3月17日，汉族，茶陵县人，农民，现住茶陵县。
委托代理人陈林，湖南挚友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江西莲花大山岭国家粮食储备库。
住所地，江西省莲花县大山岭。
法定代表人，朱小平。
委托代理人陈智军，湖南挚友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原告王金华与被告江西莲花大山岭国家粮食储备库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15年1月12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龙祥、人民陪审员李之、向寿哲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8月18日进行了开庭审理，后变更合议庭组成人员，于2015年11月3日和2016年3月23日由审判员龙祥、人民陪审员李之、谭六生进行了第二次开庭审理，原告王金华及其委托代理人陈林，被告江西莲花大山岭国家粮食储备库法定代表人朱小平、委托代理人陈智军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金华诉称，原告多年来从事农业经纪业务。2013年3月5日，原、被告订立一份《原粮基地订单合约》，由原告组织种植优质稻黄花粘800亩，生平一号200亩，预计总产量为1000吨，被告以本库普通稻挂牌价格上浮15％全部收购。订立合同后，原告随即与火田镇芙江村土里屋组、上杨家屋组、火田庙贝村联系并订立了《优质稻原粮收购合同》，以给予各农户先行供种、待收购之后扣回种子款、收购价格比当时当地中等杂交中、晚稻市场价格每百斤多10元的优厚条件组织村民进行生产，共计组织生产1350亩。被告为支持原告的生产，提供了930斤的水稻种子。晚稻收割之后，当时的江西省粮食收购保护价为135元/百斤，按合同约定，被告应当按155.25元的价格收购。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开秤收粮，但被告只同意按128元/百斤收购，导致原告无法向各农户收粮，经多次协商仍未果。至2013年12月，各农户只得将优质稻以普通稻价格售于他人，并拒付原告垫付的种子款。原告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应受法律保护，各方应依约履行。被告拒绝按约定价格回收稻谷属违约行为，造成原告垫付的种子款无法收回，可期待利益受损，应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故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因违约所造成损失235200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交了如下证据：
一、原、被告2013年3月5日订立的《原粮基地订单合约》，证明双方约定由原告组织生产优质稻黄花粘800亩，生平一号200亩，预计总产量1000吨，被告按普通稻挂牌价上浮15%全部收购。被告质证对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合同约定履行的义务人是原告王金华，而不是其他人，双方已预见了国家粮食收购政策可以发生变化，故订立了免责条款。
二、原告与火田镇芙江村土里屋组订立的《优质稻原粮收购合同》、麻芙村土里屋组证明一份，对组长陈光平调查笔录一份，证明原告基于与被告的合同，组织人员生产，在土里屋组先行供种720斤，该组发动农户进行黄花粘、生平一号优质稻生产，共计240亩。晚稻收割之后，原告未收购稻谷，该组农户将优质稻以常规稻的价格售于他人，未支付原告垫付的种子款10800元（每斤15元）；
三、原告与火田镇麻芙村上杨家屋组订立的《优质稻原粮收购合同》、麻芙村上杨家屋组证明一份，及该组种粮大户杨小林调查笔录一份，证明原告为该组垫资供种1080斤，发动农户进行黄花粘、生平一号优质稻生产，共计270亩，约定收购价为比常规稻谷每百斤多10元，该组农户将优质稻按常规稻价格123-125元/百斤出售他人，未支付原告所垫付的种子款。
四、原告与火田庙贝村订立的《优质稻原粮收购合同》，火田庙背村委会证明一份，证明原告垫资供种3360斤，在该村组织黄花粘、生平一号优质稻840亩，约定收购价比常规稻每百斤多10元。晚稻收割后，原告未依约收购稻谷，该村农户将优质稻按常规稻价格123-125元/百斤出售他人，未支付原告垫付的种子款；被告质证认为。
被告对证据二、三、四质证认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否则不应采信；原告与他人签订的合同，与被告无关，且面积1350亩与原、被告约定的面积不符；原告与他人签订的中晚稻合同与原、被告所订早稻合同无关联性。
五、《关于印发2013年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的通知》、《2013年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各一份，证明：1、湖南、江西均属于执行最低收购价预案的地区，2013年中晚稻最低收购价为135元/百斤，执行时间为2013年9月18日至2014年1月31日；2、收购点应按最低收购价挂牌收购农民交售的中晚稻，2013年挂牌价即指最低收购价135元/百斤。被告质证认为，对文件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文件第七条明确规定，启动最低保护价格后，收购价格不能低于也不能高于最低收购价，粮食企业没有权利制定价格，当年早籼稻132元/百斤，中晚稻135元/百斤。
六、原告与被告法定代表人朱小平通话录音及整理资料二份，证明：1、被告拒绝按原来约定的挂牌价（135+15%）元收购，也不同意按最低保护价135元/百斤收购，而只同意按常规稻130-132元/百斤收购原告的优质稻；2、被告提供了价值9000元的优质稻种子，并准备以此9000元作为违约责任，推卸其他的违约责任。被告质证认为，录音不是原始载体，通话人员不清，不是本人的声音，内容不清，时间不清，不能采信。
在庭审中播放二份录音后，原告当庭提出申请，请求法庭对该二份对话录音资料复制件的真实性、完整性进行鉴定，本院技术部门就录音复制件是否存在鉴定的可行性咨询了有关鉴定机构，获得肯定答复，为此，本院委托了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进行鉴定，但被告法定代表人朱小平拒绝进行现场采样，因被告否认其录音的真实性，故此，致使对录音无法进行鉴定，本院依法终止了鉴定程序。
七、原告代理人对证人谭世福调查笔录一份，证明被告提供了十包种子共1000斤给原告，即录音中所提到的被告以此种子款作为违约责任；被告质证认可送种子的事实。
八、亚华种业有限公司茶陵元庆农资经营部谭界明《种子销售卡》二张，证明原告2013年度从该农资经销部购进黄花粘稻谷种子2200公斤，单价20元/公斤；被告质证认为，该销售卡明显系补开的，4400斤的量与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不相符，不应认定。
九、莲花县欣康种植专业合作社与王金华合同兑现结算表、亏损责任划分书、王金华粮食种植亏欠明细表，证明原告与莲花欣康种植合作社合作在莲花种植稻谷，被告法定代理人朱小平系该种植合作社代表人，王金华2013年9-10月份向被告莲花大山岭粮库所送稻谷系莲花合作项目中的，与茶陵县火田镇的种植合同无关联；被告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十、刘发喜证明、王霖证明各一份，证明从火田镇拖运稻谷至莲花，每吨运费55元；被告质证认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且没有证据证明该两位证人具备系道路运输资格。
十一、刘运苟、刘晚生、刘梦生证明各一份，证明该三人为原告进行稻谷包装、装车，报酬为55元/吨；被告质证认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55元/吨的上车费没有其他证据证明。
十二、刘发喜证明一份，证明该证人多次送稻谷到莲花大山岭粮库，该库装卸工收取下车费8元/吨；被告质证认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8元/吨的下车费没有其他证据证明。
十三、茶陵县统计局证明一份，证明火田镇2013年早稻、晚稻单产分别为477公斤、530公斤；被告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被告江西莲花大山岭国家粮食储备库辩称，一、原、被告订立原粮基地订单合约的目的是向原告订单生产特定品种优质稻，而不是向其他人订单生产，或委托原告向其他人订单生产。但原告订立合同后，没有按照合同的约定自行连片种植优质稻，反而在没有经过被告允许的情况下组织他人生产，其行为首先违反了合同的约定；二、原、被告所订《原粮基地订单合约》第五条约定：“如因国家政策和受重大自然灾害影响双方协商解决，但互不追究责任，自行处理”。在订立合同前，虽然国家有最低保护价收购粮食政策的规定，但一直没有真正启动。而合同签订后，国家在2013年启动了最低保护价收购政策，根据政策规定，粮食收购企业不能压级压价、也不能抬级抬价，只能执行国家所规定的最低价收购政策。被告作为国有粮食收购企业，只能执行国家政策规定，执行最低保护价收购政策。双方合同中约定的收购价格与国家政策相冲突，不应当执行。双方已经预见此种情况的发生，故都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为支持其答辩，提交了如下证据：
一、2013年3月5日《原粮基地订单合约》，证明：1、被告向原告而不是向其他人订单种植特定品种优质稻；2、双方在合同第五条约定“如因国家政策调控和受重大自然灾害影响双方协商解决，但互不追究责任，自行处理。”原告质证无异议，但国家宏观调控对本案合同没有影响。
二、江西省粮食局“关于做好2013年早籼稻最低收购价收购工作的通知”[中储粮（2013）38号]、“关于做好2013年中晚稻最低收购价工作的通知”[中储粮赣（2013）51号]、《江西省粮食局（2013）25号文件江西省粮食收购工作纪律》，证明：国家政策规定，国有粮食收购企业只能按照国家规定的最低保护价格收购粮食，执行保护价是早籼稻132元/百斤，中晚籼稻135元/百斤，粮权属国家所有，不属于粮食企业；原告质证认为，其一，最低保护价是以国标三等中晚稻为标准品，优质稻不在其列；其二，最低保护价是指敞开收购农民交售的余粮，原、被告的商业订单生产不在其列，对合同之内的粮价应按合同执行。
三、江西省莲花县粮食局2015年8月3日证明一份，证明2012年莲花县没有启动最低保护价收购工作，2013年才启动；原告质证认为，原告不清楚是否启动，但与本案订单合同无关；
四、原告2013年3月7日出具的种子“欠条”，证明被告向原告订单的优质稻应为早稻品种；原告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所写种子款在9月送粮时付清的欠条，意指在9月送粮时扣回种子款，而不是指9月份送完全部粮或整个合同履行完毕，合同约定的履行时间为2013年12月31日止；
五、莲花县粮食局2013年7月1日“抄告单”及被告的“公告”，证明：被告在国家实行最低保护价收购政策之前的挂牌价格为普通早稻112元/百斤，普通中晚稻115元/百斤；原告质证认为，这只是粮食系统内的建议意见，对外没有效力，也根本没有执行。
六、原告2013年10月中下旬向被告交售粮食的码单19张，证明原告在2013年10月中下旬向被告送粮135吨，被告按国家规定最低保护价收购的事实，是原告未按合同约定交售粮食，而不是被告拒收；原告质证认为，该批交售的粮食是原告与莲花欣康种植合作社在莲花县合作种植项目中的，与本案的订单合同没有关联性。
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结合双方质证意见以及庭审中的陈述，本院对证据作如下分析认证：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与被告提交的证据一相同，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二、三、四，有村委会、村民小组、组长及种粮户等多方面的证据证实原告组织了1000多亩的优质稻生产并垫付了种子款，本院予以认定，但对原告超出合同组织的350亩优质稻，本院不予处理；对证据五，系政府部门文件，对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据六，虽然原告方遗失了录音原始件，但通话的内容确与本案相关，经有关鉴定机构答复可以对真实性进行鉴定后，本院依法委托了鉴定，但被告方法定代表人拒不参加抽样，视为其放弃权利，由此产生的举证不能的后果，由被告方承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对证据七，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对证据八，被告方质证意见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九，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十、十一、十二，原告旨在证明火田送粮至莲花的到库费用，证言之间基本吻合，加上当年收购成本价后，与被告在录音中陈述的128-130元/百斤的价格基本吻合，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十三，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
对被告方提交的证据一，原告方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但对其中合同内容的理解，在双方存在争议的时候，由本院依法予以解释；对证据二，被告旨在证明2013年启动了最低保护价预案，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对证据三，系行政部门所出具的证明，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但对其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四，原告对“欠条”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但被告拟证明双方系早稻订单生产，与合同约定的签订时间、履行时间不符，原告的质证意见合理，本院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证据五，系被告单方的公告及粮食部门的内部文件，且其真实性无法查证，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六，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但对其关联性不予采信。
根据原、被告的证据及庭审陈述，结合以上证据的分析认定，本院确认以下基本事实：
2013年3月5日，原、被告订立一份《原粮基地订单合约》，约定由原告组织种植优质稻黄花粘800亩，生平一号200亩，预计总产量为1000吨，被告以本库普通稻挂牌价格上浮15％全部收购。订立合同后，原告随即与火田镇芙江村土里屋组、上杨家屋组、火田庙贝村联系并订立了《优质稻原粮收购合同》，以给予各农户先行供种、待收购之后扣回种子款、收购价格比当时当地中等杂交中、晚稻市场价格每百斤多10元的条件组织村民进行生产，共计组织生产1350亩。被告为支持原告的生产，提供了930斤的水稻种子。晚稻收割之后，江西省粮食收购已启动最低保护价执行预案，中晚稻价格为135元/百斤，原告即联系被告交售粮食，但被告以当时市场价格低为由，只同意按128元-130元/百斤收购，双方多次协商未果。原告为回收所组织优质稻，不对其他农户违约，曾要求被告按135元/百斤的保护价收购，但仍未获同意。至2013年12月份，原告所组织的其他农户因原告未收粮，纷纷将优质稻按普通稻售于他人，并拒付原告所垫付的种子款。原告遂以被告拒绝按约定价格回收稻谷属违约行为，造成其垫付的种子款无法收回、可期待利益受损为由，于2015年1月12日诉至本院，要求被告赔偿种子损失款71700元，预期利益损失163500元
庭审中，双方确认每亩约需4斤种子，每斤价格约为10元。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应受法律保护。本案原、被告订立的《原粮订单生产合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遵照履行。合同订立后，原告王金华组织了1350亩优质稻的生产，保障了订单可以顺利履行，履行了合同义务，而被告拒绝按约定的价格收购优质稻，则属违约行为，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被告辩称合同的相对人、义务人是王金华，故王金华组织他人生产违背了合同约定，但从合同内容看，并未限定只能由原告王金华本人进行连片种植。从湖南的农业生产条件来看，要求由王金华个人承包种植1000余亩稻田，难以实现。而且，被告的合同目的是为了收购优质稻谷，限定由原告本人种植亦毫无必要。因此，对被告该项辩称，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辩称2012年未启动最低保护价预案，2013年也有可能不启动，因而，2013年订立合同时是以市场价为基础上浮15%，2013年启动最低保护价后，粮食企业只能严格执行最低保护价，不能抬价，也不能压价，双方已经预见到这一政策的变化，故而在合同第五条约定，如因国家政策的变化导致合同不能履行，另行协商解决，互不予追究责任，被告因此免责。但从我国的稻谷最低保护价政策规定来看，最低保护价是以国标三等稻谷（即普通稻）为基础的定价，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广大农民的利益，让广大农民的粮食有处可送，而本案当中，原、被告间的订单生产系商业合同行为，是优质稻的订单生产，故不应受普通稻最低保护价“不能抬级抬价”的约束。而且，我国近年来一直大力推广优质稻的生产发展，最低保护价政策在近十余来均在执行，如果按被告方的理解，只要一启动最低保护价预案，则优质稻谷价格与普通稻谷价格同等对待，显然与国家发展优质稻的产业政策相矛盾，其辩称不能成立。最低保护价预案启动之后，即为实行政府指导价，亦为被告的挂牌价，从原告方提交的湖南、江西省粮食系统及生产、收购、加工企业发展优质稻谷的公开报道来看，对优质稻按最低保护价上浮10%、20%甚至更高价格进行收购，都是通行的做法，是竞争使然，被告辩称启动最低保护价预案后优质稻与普通稻谷同价亦与其他粮食部门、生产企业的做法相背。因此，原告要求按到库的最低保护价上浮15%确定合同价格符合合同的约定，被告拒不收购系违约行为。被告辩称其同意按135元/百斤的最低保护价收购，而是原告拒不送粮，但从原告所提交录音资料所反映的内容来分析，被告法定代表人朱小平自始至终没有同意按135元/百斤的价格收购，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原告拒绝送粮，故对其辩称，本院不予采信。被告作为国家粮食储备库，对发展订单农业的价格风险的预见性以及执行最低保护价的有关政策的理解能力，明显要高于原告方，如其欲以最低保护价作为政策变化、不再履约的免责条款，应当在合同当中明确予以约定，但其没有予以明确，事实上，从录音资料的内容来看，被告违约拒收之时，也没有以最低保护价执行后不能抬级抬价为由进行抗辩，而是要求原告以低于最低保护价的价格送粮，故其违约行为没有任何有效的理由。被告的违约行为，不仅给原告造成了损失，也间接给广大农户造成了损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原告造成的损失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垫付给其他农户的种子款无法收回的直接经济损失，其二，是如果合同履行之后原告的可得收益，即间接损失。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违约方应给予守约方全面的赔偿，原告要求赔偿的直接损失，有村、组、村民等多方面的证据予以证实，种子数量与生产面积相符，本院予以采信，但其要求按1350亩计算面积超出了合同约定，不予采纳，按15元/斤计算亦不合理，应按双方认可的10元/斤计算，即：1000亩*4斤/亩*10元/斤-被告提供的种子款9300元=30700元。原告要求赔偿的间接损失，合同单价可按135元*115%=155.25元/百斤确定，原告主张的成本价格：市场123元+10元+5.9元/百斤=138.9元到库价，与被告录音当中同意按128-130元/百斤的到库价格进行收购基本相符，本院予以采纳，那么每百斤的价格差155.25元-138.9元=16.35元。确认其间接损失为：总1000亩*亩产量1000斤（取平均值477+530=1007公斤/2=约1000斤）*16.35/100斤=163500元。
综上所述，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江西莲花大山岭国家粮食储备库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王金华种子款损失30700元，预期可得利益损失163500元；
二、驳回原告王金华过高部分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4828元，由被告江西莲花大山岭国家粮食储备库承担4000元，由原告王金华承担82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提起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七日内，按本判决确定的诉讼费向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上诉费。现金缴纳的，直接向农行驻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收费点缴纳；汇款或转帐的，开户行：农业银行株洲市荷塘支行，收款单位：代收法院诉讼费财政专户，帐号：18-161101040002686。逾期未缴纳的，将承担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的后果。
审 判 长 龙 祥
人民陪审员 李 之
人民陪审员 向寿哲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刘李容
附相关法律条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