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刑终1207号
抗诉机关（原公诉机关）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成林，男，1972年12月4日出生，汉族，出生地广东省广州市，文化程度中专，原系广州市从化区协税护税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户籍地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因本案于2016年6月2日被刑事拘留，同月17日被逮捕。现被押于广州市从化区看守所。
辩护人胡昊，广东流溪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审理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李成林犯滥用职权罪、贪污罪、受贿罪一案，于2017年5月26日作出（2017）粤0184刑初145号刑事判决。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检察院不服，提出抗诉。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支持抗诉。原审被告人李成林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罗四方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李成林及辩护人胡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
（一）滥用职权犯罪事实
2011年至2012年，被告人李成林在担任从化市协税护税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会计期间，未履行副主任、会计的审核职责，在出纳员李某4违法套取的44万余元加油卡报销单上签名确认，明知是虚开的发票仍将其做入会计账册，致使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二）贪污犯罪事实
2013年初，被告人李成林在担任从化市协税护税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伙同李某4、李某5虚开发票，套取公款人民币77203元，用于其与李某5两家人的东北三省私人旅游开支。
（三）受贿犯罪事实
为鼓励招商引资，增加财税收入，2013年5月29日，从化市街口街道办事处与广州卓某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某公司”）签订《关于车船税代收代缴合作协议》，约定若卓某公司协助组织从化市外车船税税源到从化地方税务局缴纳，就按从化市地方留成部分的27%奖励给卓某公司。2014年11月，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业务员李某6为了能绕过卓某公司的业务员直接与卓某公司对接获取更高的返点奖励，寻求时任从化市协税护税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李成林的帮助，被告人李成林接受李某6的请托，利用其代征车船税缴交业务的职务便利，经与卓某公司负责人曹某玉沟通，帮助李某6在2015年1月至2015年8月缴交车船税业务过程中提高了返点奖励，期间被告人李成林从中扣留一个点的手续费共计159136元作为其帮助李某6提高返点的好处费。
2016年6月2日，被告人李成林主动向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检察院投案，并如实供述了其所犯罪行。
原判决以公诉人当庭宣读、出示并经质证的书证，证人证言，同案人的供述，被告人李成林的供述等作为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
原判决认为，被告人李成林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李成林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骗取的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李成林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应当对李成林以滥用职权罪、贪污罪、受贿罪数罪并罚。李成林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可以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李成林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100000元；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并处罚金100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五个月，并处罚金200000元，该罚金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次日起十五日内向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缴纳，由该院上缴国库。二、继续追缴被告人李成林伙同同案人李某4、李某5犯贪污罪的违法所得77203元，追缴后发还给广州市从化区协税护税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继续追缴被告人李成林犯受贿罪的违法所得159136元，追缴后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宣判后，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1、原审被告人李成林利用任职协税办副主任、主管车船税业务的职务便利为行贿人李某6向某公司说情，提高了李某6的车船税返点款（即“扶持奖励款”）比例，李某6虽然不明知李成林从中扣取了多少回扣，但其明知李成林一定从中扣取了回扣。2、证人曹某证实，李成林和李某6打过几次电话与其谈方案，最后向他们两人确定了26%的返点方案；公司将应给李某6的车船税返点款汇到了李某7、李远抄、李某8的账户，这些账户李某6提供过，李成林也提供过。曹某的证言与李成林的供述相互印证，李成林也供述上述三个账户最开始是其提供给曹某的，后来其也叫李某6把这三个账户发给曹某。3、李某6供述称，其了解到政府给卓某公司28%的扶持奖励金，李成林给其23%，李成林在这个差额中肯定获得一定比例的返点，但具体李成林从中拿几个点其不管，多出的点数就是李成林的。综上，李某6虽然没有与李成林明确约定送百分之多少的回扣给李成林，其也未必明知李成林具体拿到百分之多少的返点，但李某6默认并许可多出的点数就是李成林的，即李成林利用职务便利从中实际获取的所有好处费均在李某6默认并许可的范围之内，应以李成林实际获取的好处费金额来认定受贿金额。卓某公司通过李某7、李远抄、李某8三个人的账户转给李某6的车船税返点款总金额为3407879.42元，而李成林实际转给李某6的金额为2839048元，差额568831.42元就是李成林从中实际获取的好处费，即受贿金额；原审判决仅以总税款的1%即159136元作为受贿金额，造成量刑畸轻。
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支持原公诉机关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意见，认为：1、行贿人李某6称，原审被告人李成林与其约定卓某公司按24%的返点作为自己的扶持奖励时，就知道李成林会从中赚取返点差额，后来返点减为23%时，同样明知减少的部分是李成林索要的回扣。2、李成林供述称，其明确告知李某6要从提高的车船税返点中提取一部分手续费，李某6同意并表示只要确保有钱赚就行。因此，无论李成林截留的好处是1%还是更高的点数3%或是否存在对李某6隐瞒卓某公司真实返点数，都在李某6行贿意志许可范围之内。3、证人曹某称，其向李某6确认了26%的返点方案，李某6对此方案是知情的。4、卓某公司与李某6车船税业务往来款情况表、情况说明等书证及李成林的供述证实，李成林在帮助李某6与卓某公司进行车船税业务沟通过程中获得了568831.42元的手续费。
上诉人李成林及其辩护人提出如下意见：1、李成林不构成受贿罪。⑴李成林的工位设置和工作性质与卓某公司没有直接的利害或行政从属关系，李成林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卓某公司是基于平等关系和一般市场规律而提高李某6的返点；李成林作为合同工，在协税办的工作性质是辅助性质，对征收税款及返点等没有任何的决定权，所有业务均是按规定、流程办理；卓某公司决定的返点比例是自愿同意，支付给李某6的返点属于普通的业务提成，亦在规定的范围之内，不能认为李成林利用了职务便利帮助李某6提高返点。⑵李某6不符合行贿罪的主观构成要件，原审推断李某6明知26%的返点方案且默许李成林截留款项依据不足。李成林与李某6没有就李成林的“抽水”进行过任何商量，李成林本质上利用信息不对称，隐瞒卓某公司及李某6而制定两个返点方案，并分别得到卓某公司、李某6的同意并与双方进行独立核算，卓某公司、李某6均对李成林的“抽水”行为不知情，卓某公司、李某6均有利可图，且两个扶贫奖励款返点方案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规定或有损他人利益。2、李成林是初犯且具有自首情节，在滥用职权罪和贪污罪中是从犯，原审量刑过重。
经审理查明：
（一）滥用职权部分
2011年至2012年，上诉人李成林在担任从化市协税护税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会计期间，未履行副主任、会计的审核职责，在出纳李某4违法套取的44万余元加油卡报销单上签名确认，明知是虚开的发票仍做入会计账册，致使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上述事实有合同工信息表及任职情况、劳动合同，105张清远石油公司发票和费用报销单，106张报销单和发票，证人邹某、朱某1的证言，同案人李某5的供述，上诉人李成林的供述等证据足以证实。
（二）贪污部分
2013年初，上诉人李成林在担任从化市协税护税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伙同李某4、李某5虚开发票套取公款人民币77203元，用于其与李某5两家人的东北三省私人旅游开支。
上述事实有合同工信息表及任职情况、劳动合同，旅游报团表和行程表，4张从化市城郊街铨记小食店开具的发票、4张某1家邨农家菜馆发票、2张某2商行开具的发票，证人李某1、李某2、李某3、陈某1的证言，同案人李某5的供述，上诉人李成林的供述等证据足以证实。
（三）受贿部分
2012年12月，从化市地方税务局委托从化市协税护税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开展包括车船税等税种的代征税款业务。2013年5月，从化市街口街道办事处与卓某公司签订《关于车船税代收代缴合作协议》，街口街道办事处同意卓某公司协助组织在从化市外车船税税源到从化地方税务局缴纳，并按从化市地方留成部分的27%奖励给卓某公司作协税工作经费。2014年11月，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业务员李某6为了能绕过卓某公司的业务员直接与卓某公司对接上述业务，并获取卓某公司给予的更高的外市车船税税款返点奖励，向时任从化市协税护税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的上诉人李成林寻求帮助，李成林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帮助李某6在通过卓某公司代交外市车船税业务过程中获得卓某公司给予的更高的返点奖励，2015年1月至8月间李成林收取李某6给予的好处费共计人民币568831.42元。
2016年6月2日，上诉人李成林主动向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检察院投案，如实供述其所犯罪行。
上述事实有经原审法院、本院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
1、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检察院出具的破案报告、到案经过，证实：本案的侦破情况及上诉人李成林的到案经过。
2、广州市公安局从化区分局提供的常住人口登记表，证实：上诉人李成林的基本情况。
3、广州市从化区协税护税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供的《协税护税办合同工信息表》、《关于李成林等同志任职的通知》、劳动合同等，证实：上诉人李成林从2010年11月起任该办公室副主任。
4、《关于市外印花税、车船税奖励分成的通知》，内容为：经从化市政府研究，决定对各镇（街、园区）引进到从化市缴纳的车船税实行专项分成，车船税按从化市地方留成部分的30%专项分成给镇（街、园区），从2012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
5、《关于车船税代收代缴合作协议》，内容为：2013年5月29日，从化市街口街道办事处与卓某公司签订协议，街口街道办事处同意卓某公司协助组织在本市外车船税税源到从化地方税务局缴纳，并按从化市地方留成部分的27%奖励给卓某公司作协税工作经费。有效期从2013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
6、广州市从化区协税护税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具的《关于车船税委托代征情况说明》及提供的《委托代征协议》、《委托代征税务登记表》等相关附件，内容为：⑴根据广州市从化区地方税务局与该办签订的委托代征协议的规定，该办开展包括车船税等税种的代征税款业务。卓贤公司是从化区街口街道办事处引进的企业，街口街与卓某公司签订了车船税代收代缴合作协议。卓某公司工作人员携带车辆登记信息资料来该办代征工作站办理车船税申报纳税，该办工作人员按规定进行审核，代征税款并开具完税凭证；街口街定期与该办联系，提请协助核对车船税申报纳税情况，根据卓某公司工作人员每月提供的车船税申报纳税数据，经该办核对一致后报街口街道办事处。⑵在代征过程中，该办的具体职责有协助开展个体户纳税核定及其调整工作，协助征收、清算、催报、催缴个体户税费等。
7、广州市从化区街口街投资服务中心出具的《2012年-2015年街口街总部经济车船税汇总》、《2014年-2015年广州卓某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车船税兑现情况表》，证实：卓某公司缴纳车船税及获得奖励的情况。
8、经同案人李某6签认的邮件记录，其签认：其使用邮箱（283×××＠ｑｑ.ｃｏｍ）发车船税结算报表给李成林邮箱（ｘｓｈ×××＠126.ｃｏｍ）的记录。
9、经证人曹某签认的《广州卓某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与李某6车船税业务往来款情况说明》、《补充说明》、《广州卓某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与李某6车船税业务往来款情况》、《李某10车船税情况》、电子银行回单等，证实：卓某公司返还车船税扶持奖励款给李某6的情况。其中。2014年11月、2015年1月的支付途径为“客户拉卡”；2015年2月至11月，卓某公司多次转账到李某8、李某7、李远抄的账户共计300余万元。
10、上诉人李成林提供的李远抄、李某7、李某8的账户流水，证实：该三个账户收取曹某、卓某公司、广东律康财务咨询有限公司账户转入的款项，以及转出款项至李某6账户的情况。
11、经上诉人李成林确认无误的《广州卓某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与李某6车船税业务往来款情况表》，证实：李成林通过李某8、李某7、李远抄三个账户收取卓某公司支付的扶持奖励金3515550.93元（其中有107671.51元奖励金与李某6无关），转给李某6账户2839048元，即李成林实际获得568831.42元。
12、证人袁某的证言，其陈述：2013年4月至今其在从化市协税护税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任副主任。协税办根据与从化区地税局签订的委托代征协议，在协议代征的税则范围内代征税款，其中包括车船税，并按照相关规定解缴税款。卓某公司的工作人员以个人名义代理纳税人来协税办缴纳车船税，把纳税人相关纳税资料交给协税办，协税办就按照税收流程代征税款，最后出具完税凭证给经办人。李成林当时是协税办副主任，负责车船税的核对、统计和解缴税款，还有其他相关车船税业务也是他负责联系。
13、证人林某的证言，其陈述：从化有文件对引进从化市外地车船税在从化缴纳的企业进行奖励，2014年之前其依靠当时有资格做这个业务的卓某公司拉这块业务，他们给的返点只有15%。后李某6看到其做这个业务，问其能不能拓展一下，其告诉他卓某公司给的返点太低，如果找到税务方面的关系、有相关领导的支持，就能让卓某公司提高返利的点数。2014年上半年，李某6介绍从化协税办的李成林主任给其，通过李某6和李成林的关系、利用李成林在协税办的影响力让卓某公司提高返点，由李某6和李成林洽谈。2014年下半年，李成林与卓某公司谈妥提高车船税返点，并确定合作方案是其和李某6把拉回来的车船税业务交给卓某公司缴纳，卓某公司提高返点到23%。后合作了几单业务，卓某公司给的返点只有22%，其就把车船税业务拉到南沙。2015年春节后，其又通过李某6找李成林谈车船税业务合作事情，李成林说能通过卓某公司给24%的返点，实际上还得借用卓某公司名义报车船税，每次卓某公司返点时还扣5000元管理费。谈好24%返点后不久，李成林又通过李某6告诉其只能给23个返点。其怀疑少给的一个点是李成林截留的好处。每次先是其和李某6对好帐，再由李某6把对账单发给李成林，李成林再发给卓某公司，李成林代表其和李某6与卓某公司对账并督促卓某公司返点。返点是直接打到李某6的账户上。
14、证人曹某的证言，其陈述：2012年底，其到其哥曹艾华开的卓某公司负责开拓车船税业务。2014年11月，其代表卓某公司在广州开拓外地车船税到从化缴纳的业务过程中，李某6联系其称是从化协税办主任李成林介绍的，想拉车船税业务到从化并绕过业务员直接通过卓某公司缴交，其当时只同意给李某620%的返点。之后，李某6收了十几万元车船税款向某公司缴交。后来李某6可能不满意这个返点，就通过李成林再与其沟通，想提高返点，其同意采取李某6垫资、卓某公司给他26%返点的方案。虽然其没有和李成林、李某6坐在一起谈过方案，但他们两人都打过几次电话与其谈方案，最后其向他们两人都确定了这个方案，因此李某6肯定知道卓某公司给他的返点是26%。李成林帮助李某6与其谈判，由于李成林是从化协税办的领导，协税办主管车船税业务，很多具体业务必须由协税办给予支持，卓某公司不可能得罪协税办的领导，其得给李成林面子。卓某公司将26%的返点方案直接适用于李某6的原因有，首先是通过李成林介绍，李某6能直接与卓某公司对应；其次李某6必须有一定的业务量；其三李某6必须先垫付缴交给政府的税款。当时李某6前后提供了李某8、李某7、李远抄三个人的账户给其，李成林也提供过上述三个账户要求其转款过去。由于其对应的客户是李某6，因此每个账户其都与李某6核实确认过才进行汇款。
15、同案人李某6供述：其在太平财产保险公司工作期间，南沙和从化曾提出“总部经济”概念，鼓励从广州其他区引税到这两个地方，然后给予引进单位一定的奖励。其因在开展车险业务过程中经常要帮客户购买车船税，就把按属地应交给其他区的车船税通过中间人到南沙、从化缴交，以赚取返点奖励，其中从化区政府指定由卓某公司负责总体引进车船税业务。2015年2月前，其把收集到的车船税交给林某，他给其返点奖励15%-16%，其想直接与卓某公司联系以提高返点奖励。后其经介绍认识了从化协税办副主任李成林，并通过他与卓某公司协商，让卓某公司给其多出一点单，同时把其的车船税业务返点提高。李成林让其联系卓某公司的财务曹某，当时曹某给其的返点数比原来卓某公司给的点数高了一些，其也按照这个返点数做了一段时间。2014年11月，其和林某又请李成林帮忙向某公司打招呼，2015年春节后，李成林说他可以和曹某协商把车船税的业务返点提高到24%，其他不需要其二人管。当时其和林某心里明白，李成林想从中赚取返点差额，其了解到政府给卓某公司28%的扶持奖励金，李成林给其23%的返点，李成林在这个差额中会获得一定比例的返点；至于他最终能赚取多少个返点，其二人不清楚，也不管。因为其二人只能通过李成林去影响卓某公司提高合作条件，只要李成林能保证卓某公司给24%返点就可以。合作两三天后，李成林又说只能给23%返点，其当时认为他要把这1%留作自己的好处或利润，其想反对也没有用，只能默认。每半个月或一个月其就会把拉到卓某公司缴纳的车船税汇总结算表通过邮件发给李成林指定的邮箱，由李成林和卓某公司对账结算，卓某公司核对税额后通过转账方式把返点给其；另外，李成林说卓某公司因“出数需要”还分三次扣了管理费共15000元，每次扣5000元。其提供了其私人账户给李成林，但其不确定是不是卓某公司的账户转账返点款到其个人账户。其经手收取了李成林支付的车船税业务扶持奖励金共2839048元。其找李成林帮忙，一是通过他能够提高卓某公司给的返点，二是之前卓某公司有时会在月尾限制收单，其想通过李成林向某公司协商减少限制出单量，其和林某就能多赚钱。2015年9月后从化政策改变，不能引进车船税就停止做了。
16、上诉人李成林供述：2012年前后，从化出了一个关于鼓励增加税收、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文件，主要是对引进从化市外车船税在从化缴交的企业进行奖励；而协税办协助地税部门进行代征车船税。2014年，李某6想引进异地车船税到从化缴交，当时李某6和他的拍档林某是通过业务员和卓某公司缴税并获得返点。李某6想让其跟卓某公司协商不通过卓某公司的业务员而直接交给卓某公司，并给予较高的奖励返点数。其和李某6商量，如果其帮他从卓某公司那里谈成了业务并提高车船税返点，其要从中提取一部分手续费，他说可以，只要他赚的钱不低于市场就行。经过其与卓某公司的财务曹某沟通，曹某同意李某6不通过业务员直接与公司对接，返点为26%。最早的时候其当着李某6的面给曹某打了几次电话，确定了返点数，后来其对他隐瞒了真实的点数。其跟李某6他们说可以把车船税返点提高到24%，其他的由其操作，无须他们管；后其又跟李某6他们说要扣一个点，只能给23%，李某6他们也同意，这样就合作起来。每次李某6要与卓某公司结算，先把对账单通过邮件发给其，其审核后再转给卓某公司，卓某公司按照其的要求把全部返点款项（即25%或26%）打到其指定的李某8、李某7、李远抄三个账户，其再按23%或24%的金额转账给李某6提供的私人账户。上述三个账户最开始是其提供给曹某，后来其也叫李某6把这三个账户发给曹某，李某6知道这三个账户是其亲友的，其跟他说过卓某公司的返点先转入其亲友的账户，其再转给他；曹某也向李某6确认账户，李某6曾告诉其曹某有问过他是不是把钱转入这三个账户。在卓某公司与李某6的车船税业务往来过程中，其收取了50多万元手续费；另外，其分三次、每次扣了5000元管理费，共15000元，其有跟李某6明确讲过。当时政策上不允许李某6个人代理缴交异地车船税业务，只有卓某公司具有引进异地车船税资格，而卓某公司代办车船税过程中需要经过协税办，其是协税办副主任，卓某公司与其有工作上的便利关系，如果没有其的帮助，卓某公司可能不会给李某6做到这些业务，这也是李某6愿意给其手续费的原因。
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李成林犯滥用职权罪、贪污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且原公诉机关没有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上述事实予以抗诉，李成林亦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李成林的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罪以及受贿数额的多少。对于原审法院认定、原公诉机关的抗诉意见、李成林及其辩护人所提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1、关于上诉人李成林是否构成受贿罪
经查，现有证据证实，⑴从化市协税护税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受从化市地方税务局的委托代征车船税，在代征过程中，协税办有协助开展个体户纳税核定及其调整工作，协助征收、清算、催报、催缴个体户税费等职权。上诉人李成林作为协税办副主任，具有管理代征税收的职权；负责车船税的核对、统计和解缴税款，负责联系其他车船税相关业务。⑵卓贤公司与从化市街口街道办事处签订代收代缴车船税协议，协助组织从化市外车船税源到从化地方税务局缴纳，卓某公司工作人员携带车辆登记信息等资料到协税办代征工作站办理车船税申报纳税。⑶证人曹某称，李成林帮助李某6与其谈判，从化协税办主管车船税业务，卓某公司很多具体业务必须由协税办给予支持，而李成林作为协税办的领导，其不可能得罪他，必须给他面子；且李成林的介绍是卓某公司绕开业务员直接对接李某6、提高业务返点的原因之一。⑷证人林某、同案人李某6均称，经过李成林与卓某公司的曹某沟通后，卓某公司同意与其二人直接对接，且给其二人的业务返点提高至24%（后又降为23%），比没有找李成林之前要提高。⑸李成林供认，卓某公司代办车船税过程中需要经过从化协税办，其是协税办副主任，卓某公司与其有工作上的便利关系，没有其的帮助，卓某公司可能不会给李某6做到这些业务。综上，现有证据足以证实，李成林利用其担任从化协税办副主任的职务便利，为李某6向某公司承接代收代交车船税业务中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
2、关于受贿数额的认定
经查，⑴证人曹某称，卓某公司返点26%给李某6的方案是得到李成林和李某6两人的确认。⑵同案人李某6、上诉人李成林的供述共同证实，其二人没有就好处费的比例进行明确约定。李某6称，其知道李成林会从政府给卓某公司的返点与李成林所称的卓某公司给其的返点差额中获得利益，虽然其不清楚李成林具体获得多少返点数，但其认为多出的返点就是李成林的好处，只要李成林保证其能获得承诺的返点数；李成林亦称，其与李某6商量要从卓某公司给李某6的返点中提取一部分手续费，李某6同意并称只要他赚的钱不低于市场就行。即李某6对于以多少返点数向李成林行贿是一个概括的故意。⑶李成林曾供称，其提供了李某8、李某7、李远抄三个账户给卓某公司作为收取业务返点的账户，也让李某6发这三个账户给曹某，李某6告诉其曹某曾向他确认过收款账户；证人曹某称，李成林、李某6均提供过上述三个账户用于收取返点，其亦向李某6确认过。可见，李某6明知卓某公司的返点款是先到李成林指定的账户，再由李成林转给其，这与税款对账单先发给李成林，再由李成林转发给卓某公司的操作一致。⑷相关账户流水、涉案车船税业务往来款情况表等证据显示，除去转给李某6账户的2839048元，李成林实际获取好处费568831.42元。综上，虽然李某6与李成林没有就好处费的具体数额或具体比例进行明确约定，但李某6对李成林从卓某公司给其的返点数中扣除好处费是默许并认可的，故应当以李成林从卓某公司的返点款项中实际获取的数额作为认定李成林受贿的数额，即568831.42元。
本院认为，上诉人李成林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李成林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骗取的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李成林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李成林一人犯数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李成林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原判决认定李成林的犯罪事实基本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审判程序合法，对李成林犯滥用职权罪、贪污罪的量刑适当，惟认定李成林的受贿数额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抗诉机关的意见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根据李成林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百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2017）粤0184刑初145号刑事判决第一项中上诉人李成林犯滥用职权罪、贪污罪的定罪量刑部分和犯受贿罪的定罪部分，以及第二项中继续追缴上诉人李成林伙同同案人李冬华、李楚辉犯贪污罪的违法所得77203元，追缴后发还给广州市从化区协税护税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撤销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2017）粤0184刑初145号刑事判决第一项中上诉人李成林犯受贿罪的量刑部分，以及第二项中继续追缴上诉人李成林犯受贿罪的违法所得159136元，追缴后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三、上诉人李成林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6年6月2日起至2020年3月1日止。罚金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次日起十五日内向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缴纳）
四、追缴上诉人李成林犯受贿罪的违法所得568831.42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 兵
审判员 蔡丽君
审判员 许媛媛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六日
书记员 龚彩玉
黄藻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