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兴民二初字第1253号
原告：南宁六篮通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雷泽识，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黄清华，广西金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韦海玲。
被告：包少文。
以上两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刘真武，北京市尚衡律师事务所广西分所律师。
原告南宁六篮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六篮通公司）与被告韦海玲、包少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8月2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9月24日、2016年1月13日、2016年5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六篮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雷泽识及委托代理人黄清华、被告韦海玲与包少文及共同的委托代理人刘真武到庭参加诉讼，证人韦某参加了第一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六篮通公司诉称，被告韦海玲原为原告公司的员工，2008年11月7日韦海玲向原告借款50万元，原告于当日通过银行向被告韦海玲账户汇入50万。后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韦海玲仍不还款。同时，被告包少文系韦海玲的丈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规定，夫妻共同债务应当由夫妻共同承担，故被告包少文应对韦海玲的债务共同承担偿还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两被告共同连带偿还给原告借款50万元；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韦海玲、包少文共同答辩称，第一，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原告称其2008年11月7日向被告韦海玲借款50万元，原告及雷泽识曾于2009年底向南宁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控告韦海玲涉嫌职务侵占罪，侵占公司财产100多万，包括本案所涉的50万元。2010年南宁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作出认定：韦海玲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不属于经济犯罪行为。原告在时隔四年多后，又提出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第二，原被告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首先，原告提供的中国农业银行的转账支票、进账单虽然注明用途为借款，但这是原告自己的意思表示，被告韦海玲对该笔款项的性质没有做出任何意思回复，双方没有对该笔款项形成借贷关系；其次，原告公司的财务制度不完备，原告在对公账号的转账事宜上都是标注用途为借款，被告韦海玲为公司出纳，非常清楚该情况；再次，被告韦海玲作为公司出纳，在大股东韦某的安排下已经将转入的50万元全部用于处理韦某和雷泽识的相关事务；第三，原告的资金账户与股东韦某和雷泽识存在混同情形，且原告还欠韦某款项651653元，欠雷泽识130000元。在此情形下，被告韦海玲担任原告的财务人员，其接受大股东韦某的安排已经将转入的50万元用于处理股东韦某和雷泽识的相关事务，是符合原告公司内部的实际情况，也符合股东与被告的做事方式与习惯。
原告对其陈述事实提供的证据有：
1、中国农业银行转账支票、进账单、记账凭证，拟证明被告韦海玲向原告借款50万元，且双方没有约定还款时间，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2、婚姻登记档案证明，拟证明两被告的夫妻关系；
3、企业查询单，拟证明被告韦海玲与韦某成立了其他公司，韦海玲与韦某之间的资金往来与本案没有关系；
4、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广西科桂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书，拟证明韦某与雷泽识的个人纠纷与本案无关；
5、中国农业银行支付系统专业凭证，拟证明韦海玲从公司所借的50万元是公司通过销售所得收入，为公司资产；
6、中国农业银行取款业务回单，拟证明六篮通公司经营并未受雷泽识与韦某个人纠纷影响，雷泽识仍根据公司经营需要向六篮通公司投入资金13万元。
被告为其辩解提供的证据有：
1、六篮通公司的章程，拟证明六篮通公司的股东是韦某（占股82%）和雷泽识（占股18%），根据章程的规定，原告向他人提供担保、借款应由股东会决议；
2、合伙协议书，拟证明被告韦海玲是六篮通公司推选的清算人；
3、收条，拟证明六篮通公司的股东雷泽识收到案外人韦斯强房款235505.88元；
4、协议、合同书，拟证明六篮通公司的股东雷泽识与案外人韦斯强达成协议，退款30万元给韦斯强；
5、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中国农业银行存款业务回单，拟证明被告帮助雷泽识和韦某向韦斯强汇款307000以清理债务；
6、中国农业银行取款回单、存款回单，拟证明被告为原告向横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还贷款188000元；
7、中国农业银行取款回单，拟证明被告向原告股东韦某转账5000元；
8、横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原告股东韦某和雷泽识向横县农村信用联社借款150万，被该信用社起诉的事实；
9、韦某所写的证明、情况说明，拟证明韦某是六篮通公司的大股东，韦海玲是公司的出纳，韦某主持日常业务工作，其有权安排公司正常运转所需资金应对各种事务，韦海玲对所有款项的支配都是听从韦某的命令，公司2008年11月7日转账到被告韦海玲账户下的50万已经全部按照韦某的指示用于处理韦某与雷泽识的相关事宜；
10、中国农业银行广西区分行进账单，拟证明韦海玲所持有的进账单与原告所提供的进账单内容存在区别，并无用途为“借款”的内容；
11、《公司登记注册入资证明》、南宁市杰银瑞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告书，拟证明原告注册资本50万，股东韦某、雷泽识已经在2007年10月15日一次性足额缴足；
12、电脑咨询单，拟证明截止2016年1月12日原告的注册资本依然为50万元；
13、银行卡取款凭条，拟证明被告韦海玲担任出纳期间也向雷泽识、韦某汇款。
庭审中，被告申请的证人韦某出庭作证，并接受了质询。证人韦某证明：韦某是六篮通公司的大股东，韦海玲是公司的出纳，公司的所有财务支出都是韦某负责，韦海玲作为出纳听从韦某的指示。公司并没有出借50万元给韦海玲，该50万是韦海玲根据韦某的安排用于偿还韦某和雷泽识所欠的横县农村信用社的150万元贷款本息和案外人韦斯强的房款，韦海玲只是经办人。2008年11月至12月韦海玲将50万元分次转出也是根据韦某的指示操作的。
在诉讼过程中，本院依原被告的申请调取了证据：1、南宁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关于协助调查雷泽识控告韦海玲涉嫌职务侵占案的复函》；2、韦海玲农业银行账户62×××16于2008年11月-2008年12月的流水情况。
经过开庭质证，各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如下：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两被告对证据2无异议，对其他证据均有异议，认为：证据1中的支票是真实的，但这只是原告的意思表示，双方并没有形成借贷的合意，这笔款是被告用来帮原告的两位股东韦某和雷泽识处理相关事宜的款项。证据1中的进账单与被告提供的进账单原件不符，是银行事后改动过的；证据3与本案无关，且该公司并没有实际运营；证据4与本案无关，是雷泽识和韦某之间的事情；证据5不能证明原被告形成了借贷关系；对证据6的关联性有异议，恰好能证明原告的资金与两股东的资金存在混同。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均有异议，认为：证据1、2是真实的，但与本案没有关联；证据3、4与本案无关，是案外人韦斯强与雷泽识、韦某的借款关系，并不是韦斯强与六篮通公司的借款关系，六篮通公司也没有委托韦海玲偿还债务；证据5与本案无关，且付款金额与签订协议的金额不一致；证据6、7与本案无关，是韦海玲与韦某之间的经济往来，且证据6是被告凑出来的汇款凭证，被告陈述该笔款是用于偿还横县农村信用社的事实是虚假的；证据8与本案无关，相反能说明韦某的证词不是事实；证据9说明韦某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可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证据10与原告提交的进账单不一致，是因为原告在向银行调取证据的时候，由于转账支票左上角的部分内容无法复印出来，因此银行工作人员为了证明该转账支票和进账单是同一笔款，就在进账单的票据种类、票据张数、票据号码、用途处添加了相关内容，该进账单与转账支票的内容是相符的，且转账支票上写了借款足以证明存在借款的事实；证据11、12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13其实是韦海玲汇给雷泽识的工资；对证人韦某的证人证言有异议，认为证人所说的证言是虚假的，与原告的证据不一致，不应采信。
对本院调取的证据，原告认为证据1是真实性，但对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理由不予认可，原告后来还多次申请复议并到检察院进行了申诉；证据2是真实的，从该证据看钱是韦海玲自己使用的。被告认为证据1正好说明双方没有对50万元达成借款的合意，是韦某授权的行为，复函中表示检察院作出了同意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决定；证据2不管账转到了何处，所有的账都是根据韦某的指示操作的。
本院对上述当事人均无异议的证据予以认定，即原告提供的证据2。
对上述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证据1能否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本文将在下文进行综合分析；证据3、4与本案事实没有直接关联；证据5仅能证明本案50万资金的来源；证据6与本案事实无直接关联。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证据1证明原告六篮通公司注册资本为50万元，股东是韦某（占股82%）和雷泽识（占股18%）；证据2是两股东之间的内部协议，双方约定韦某为合伙负责人；证据3-7是被告用于证明50万款项用途的证据，该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本文将在下文进行综合分析；证据8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性；证据9及韦某出庭的证人证言能否否认双方存在借贷关系，需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证；证据10与原告证据1的进账单虽不一致，但原告对此作出了合理解释，故该进账单的内容实质是与支票相符的；证据11-13与本案无直接关联。
对本院调取的证据：证据1系南宁市公安局经济犯罪支队出具的复函，该复函对六篮通公司控告韦海玲涉嫌职务侵占案件从报案到不予立案进行了情况说明，该证据具有较高的证明力；证据2系银行出具的账户流水情况，该证据本文将在下文进行分析。
综合全案证据，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
2007年10月22日，原告六篮通公司成立，注册资本为50万元，公司股东为韦某（占股82%）、雷泽识（占股18%），雷泽识为公司法定代表人，韦某为实际负责人，韦海玲为公司出纳。
2008年11月7日，韦海玲在中国农业银行转账支票上书写“出票日期：贰零零捌年壹拾壹月零柒日，人民币：伍拾万元整，收款人：韦海玲，用途：借款，出票人：六篮通公司（印章）、雷泽识（印章）”。
2008年11月7日，被告韦海玲的农行账户62×××16进账50万元，2008年11月11日，被告的同一账户进账56万元，该两笔款项于2008年11月11日至2008年12月9日分多次转账及现金支取，2008年12月9日该账户的余款为65元。之后，该账户仍存在资金往来情况。
2009年原告六篮通公司法定代表人雷泽识向南宁市公安局经济侦查支队报案称被告韦海玲侵占公司财产106万（包括本案涉及的50万元及另外的56万元），涉嫌职务侵占罪。2009年6月24日南宁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受理了该控告，南宁市公安局经济侦查支队经过调查后认为：公司经营期间，六篮通公司的经营由韦某负责，雷泽识未参与公司的实际经营，对公司的资金运作情况不了解，从公司登记资料显示，韦某作为公司的大股东，可以依法按出资比例对公司的财产进行处置，韦海玲是在韦某的授意下处置公司财产，其主观上没有故意占有的动机，也没有占有公司财物。据此，2009年7月24日南宁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对该案作出了不予立案的决定。
2009年4月2日，韦海玲向韦某在广西农村信用社的账户存入188000元用于偿还韦某向横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的贷款。2009年4月25日，韦海玲转账5000元给韦某。2009年6月12日，雷泽识与韦某与案外人韦斯强达成协议，约定雷泽识与韦某向韦斯强退房款30万。2009年7月至9月，被告韦海玲通过其自己账户及被告包少文、儿子包志昌的账户转给韦斯强307000元。以上三笔款合计50万元。
另查明，韦某与雷泽识于1997年4月25日登记结婚，于2009年5月25日判决离婚。韦海玲系韦某的姐姐。
2015年8月24日，原告起诉至法院提出前述诉讼请求。
审理期间，由于双方争议较大，本院未能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本案诉讼时效是否已过？2、本案是否存在借贷关系？3、借贷关系的主体？
关于诉讼时效问题
本案被告韦海玲于2008年11月7日书写了用途为“借款”的转账支票并于当天收到了该笔款项，但该借款并未约定借款期限。2009年6月24日，原告向公安机关提出控告，认为韦海玲涉嫌职务侵占，2009年7月24日，公安机关作出不立案的决定并通知原告，2015年8月24日，原告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返还借款。被告认为，原告在收到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通知后，应当知道其民事权利受到了侵害，诉讼时效应从原告收到不予立案的通知书开始计算，故至被告起诉时，已超过了诉讼时效。原告认为，本案并未约定借款期限，应适用最长诉讼时效，同时，原告向公安机关报案是要求追究被告的刑事责任而不是民事责任，故诉讼时效并未超过。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是对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而中断适用的前提是诉讼时效已经起算，同时该条所规定的诉讼时效中断的前提是权利人请求保护民事权利，而本案由于借款期限并未约定，在原告向公安机关报案时诉讼时效并未起算，同时权利人请求保护的并非是民事权利，而是要求追究被告的刑事责任，故本案并不适用此条的规定。由于双方未约定借款期限，庭审中，原告陈述在公安机关不立案后曾要求债务人韦海玲履行还款义务，但被告韦海玲否认原告找过她让她还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的规定，本案的履行期限仍未确定，故本案的诉讼时效并未经过，被告的抗辩不成立。二、本案是否存在借款关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原告主张借贷关系存在，需对产生借贷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原告提供了记载用途为“借款”的转账支票，该支票一方面证明借款关系，一方面证明款项已交付，而被告抗辩双方并不存在借贷关系，针对被告的抗辩事由，本院作如下分析：第一，被告抗辩在支票上写“借款”是因为原告公司在对公账号的转账事宜上都是写借款，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此外，被告抗辩写借款是因为理解错误，真实用途是“还借款”，其并不知道写“借款”和写“还借款”区别这么大。本院认为，一般人的认知能力都能区分“借款”和“还款”的区别，更何况作为一名出纳人员，故该抗辩理由不成立。第二，被告抗辩该款项是韦海玲根据韦某的安排转出并根据韦某的指示用于处理韦某和雷泽识的相关事宜，因此并非是韦海玲个人向公司的借款。那么该笔款究竟是借款还是韦某授意下的公司财产处分行为？区分两者的标准就是该笔款究竟是用于公司还是用于个人，如果是因为公司事务处分该财产那么韦海玲行使的是职务行为，如果是因为私人事务处分该笔款那么在无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应按支票上所书写的“借款”认定。对于该笔款的用途，韦某和韦海玲都陈述是用于处理韦某和雷泽识的事宜，先不论该笔款是不是按两人所说的用于处理韦某和雷泽识的事宜，即使是用于处理韦某和雷泽识的事宜，也不能认定是用于公司，因为韦某和雷泽识虽然是公司的股东，但自公司成立以后，公司与个人的财产和人格就是相互独立的，个人债务不能认定为是公司的债务，更何况该笔款的用途并非如双方所说的用于处理韦某和雷泽识的事宜，因为根据银行流水，该笔款在进入韦海玲的账户后就在一个月左右陆续转出或取现，而被告对每笔款的去向并不能作出合理解释，也无证据证明每笔款是用于公司的事务，故该笔50万元应认为是用于个人，本案借贷关系成立。关于被告抗辩由于公司尚欠韦某债务651653元，故韦某有权自行处分该笔50万元，本院认为，公司是否欠韦某个人债务并无生效法律文书予以确认，即使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也不能否认本笔不是借款关系。三、关于借贷的主体
由于本案并不存在借条、借款合同，仅存在转账支票和进账单，在转账支票和进账单上也只写明了收款人，而收款人是否就是本案借贷关系的借款人，需要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进行综合分析。本案中，韦海玲和韦某都认可该笔款是韦某安排韦海玲从公司转出到韦海玲账户的，且该笔款的处分也完全是根据韦某的指示，故韦海玲在该笔款的来往中，是作为韦某指定的款项代收人的角色，在款项进入账户后，韦海玲对该笔款也完全无处分权，故真正的借款人是韦某，本案的借款关系的主体是原告与韦某。
综上所述，本案的借贷关系主体是原告与韦某而非原告与韦海玲，故原告要求被告韦海玲返还借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南宁六篮通贸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原告南宁六篮通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费。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谢 玲
人民陪审员 何 贞
人民陪审员 卢采频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梁静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