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滨功民初字第2041号
原告杨秀娟。
委托代理人查秉泽，天津高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志强，天津高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天津易买得超市有限公司，住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大街16号。
法定代表人文盛郁，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毕红景，天津易买得超市有限公司塘沽店人事科长。
原告杨秀娟诉被告天津易买得超市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7月31日立案受理，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夏叶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秀娟的委托代理人查秉泽与被告委托代理人毕红景到庭参加了诉讼。在审理期间，原被告双方均向本院申请了和解期限，但在期限内，并未达成一致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于2010年8月18日进入被告处塘沽店工作，2010年8月至2012年3月职务为收银员，2012年4月至2014年4月职务为广播员，上述时间内，原告均有加班事实，并由部门的排班表、考勤表证实，但被告未支付上述延时加班费。2014年4月17日被告因失火需要维修暂停营业，对包括原告在内的部分员工放假，但是工资照常发放。2014年5月4日，被告召集原告所在部门员工开会，要求原告所在部门员工至市区光华桥店上班，原告因离家远，对被告擅自变更劳动合同履行地点表示不同意。后被告向原告发送通知，要求原告上班，原告到塘沽店上班后，被告无故以原告旷工为由，与原告解除了劳动合同，被告系违法解除合同。且被告未能支付原告2014年5月工资，故请求判令：1、被告支付2012年4月份至2014年3月份延时工作时间加班费9884元；2、被告支付2014年5月份工资1650元；3、判令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5048元；4、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原告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
1、旷工通知书，再次劝告通知书，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函及原告打卡记录，证明被告没有事实依据，未遵循程序，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2、证人证言三份，证明被告针对相同情况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对原告有歧视；
3、工资明细，证明原告的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3131元；
4、2012年11月至2014年5月打卡记录，证明原告打卡上下班时间；
5、2013年4月至2014年2月排班表，证明原告存在延时加班。
被告辩称，不认可原告的诉请。我公司属于综合工时制，在劳动合同中有标注，员工加班需要上报，并且考勤统计表我们都经过员工认可的，原告对于人事部门提出的数据从来没有提出异议。原告对于超过工时的部分也从未提出过调整工时或者岗位。被告无需支付加班费。而关于辞退一节，被告并未调整原告的工作地点，只是在一个月期间内由于公司的实际情况暂时将原告在内的部分员工调整至其他门店帮忙，原告不服从合理的工作安排，且擅自不去上班，在被告多次催促后，原告仍坚持回原岗位上班并没有按照主管安排的工作，被告认为原告的到岗并不是完成工作，应属旷工。原告曾称要离职，但一直未办理手续，故最终被告以旷工为由与其解除了劳动合同。被告无需支付经济赔偿金。2013年5月工资被告认可仲裁裁决的数额。
被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旷工通知书，再次劝告通知书，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函，原告于2014年7月3日到店领取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函，证明被告给原告发送上班通知，指明让原告去公司上班并不是塘沽店上班；
2、邮局查询结果的回执，证明原告收到通知书；
3、员工承接基准，证明公司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的依据；
4、员工惩戒规定培训效果反馈表，证明原告经过培训，知晓了相应制度；
5、劳动合同，证明合同中明确规定了原告的工作地点、岗位、工时制、薪资标准；
6、2013年3月-2014年4月工资明细单，证明截止2014年4月，公司全额发放工资；
7、企业实行综合工时制变更许可通知书，证明公司实行综合工时制经过了劳动局批准；
8、2012年4月-2014年3月考勤统计表，证明考勤经过员工确认，上交到人事部；
9、2012年11月至2014年5月打卡记录，证明原告的打卡记录；
10、公司加班管理规定，证明公司对于加班有相关规定，原告经申请才能加班；
11、2013年4月至2014年3月原告的休假和加班申请单，证明原告的休假及加班情况。
经审理查明，2010年8月18日原告进入被告处工作，为收银员岗位。原、被告双方签订有书面劳动合同，最后一份合同期限自2013年9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合同约定原告实行综合工时制，月薪为税前1650元。2008年8月22日经批准，被告收银员、营业人员实行综合工时制，计算周期为半年，2011年9月，经被告变更申请，对被告收银员实行综合工时制，计算周期仍为半年。
2012年4月，原告调整至收银员所在部门的广播岗，工作时间为上一天休一天的倒班制，每天上7点半下22点，中间含中、晚两次吃饭时间2小时。则据此计算原告2012年4月至6月倒班工作出勤562.5小时，延时加班62.5小时。7月至10月出勤737.5小时，延时加班69.5小时。被告自2012年11月起实行指纹打卡考勤制度，从打卡记录看，原告2012年11月至12月，原告倒班工作出勤375小时，延时加班41小时；2013年1月至3月，原告倒班工作出勤537.5小时，延时加班37.5小时；2013年4月至6月，原告倒班工作出勤550小时，延时加班50小时；2013年7月至12月，原告倒班工作出勤1070小时，延时加班70小时；2014年1月至3月，原告倒班工作出勤503小时。被告仅就上一天休一天之外的延时加班及法定节假日加班支付了相应加班费。原、被告均认可加班费基数为天津市最低工资标准计算。2012年4月至2013年3月，天津市最低工资为1310元，2013年4月至2014年4月，天津市最低工资为1500元。
2014年4月17日因商场地下一楼失火电梯设备需要维修被告暂停营业，原告便未再出勤。2014年5月4日，被告召集原告所在部门全体人员开会，提出由于塘沽店目前处于暂停营业的状态，暂时将该部门全体人员派往被告光华桥店支援一个月，为此，被告给予全体支援人员每天14元交通补贴，工作时间为每天8点至15点，每周双休。原告随即表示因孩子太小，不能服从安排，在原告既未请假被告也未同意其不出勤的情况下，原告未前往光华桥店工作。2014年5月14日，被告向原告发函，载明原告于2014年5月6日起未履行请假手续未到店上班，属于旷工行为，要求其于2014年5月19日前到店恢复上班，否则将按公司制度进行处理。2014年5月19日，原告前往塘沽店出勤，被告仍要求其支援光华桥店，原告仍不同意，并自行在塘沽店其他部门帮忙。原告虽称其在其他部门帮忙系经店长同意，但并未提出证据证明。2014年5月19日，被告再次向原告发再次劝告通知书，称原告未于2014年5月19日按规定时限到店上班，现再次通知于2014年5月22日前恢复上班，否则将与之解除劳动合同。2014年5月20日原告仍旧前往塘沽店打卡，后因原告所在岗位的全体人员指纹打卡记录转入光华桥店，原告无法再在塘沽店打卡。2014年5月23日，被告向原告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函，告知由于原告旷工行为严重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公司已要求其恢复工作，原告未按时限上班，依据《员工惩戒基准》及《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条规定，公司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该函件发出后原告拒收。2014年7月3日，原告前往被告处收取上述解除函件。另，被告的《员工惩戒基准》4.1.3条规定，不遵守公司规定，连续无故旷工三天或一年内旷工累计5天，予以解除劳动合同。原告于2012年8月签字知晓并自愿遵守执行被告的2012版惩戒基准。
被告未支付原告2014年5月工资，原告主张其2014年5月全月工资为1650元。原告陈述其已收到被告支付的2014年4月工资。
2014年6月，原告就本案的全部诉讼请求向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该会于2014年7月28日做出仲裁裁决：一、自本裁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支付原告2014年5月出勤日工资436.78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仲裁请求。被告认可仲裁裁决。
以上事实有劳动合同、旷工通知书，再次劝告通知书，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函、工资明细单、企业实行综合工时制变更许可通知书、打卡记录、排班表、仲裁裁决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劳动者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本案中，被告系由于原告所在塘沽店暂停营业的情形下，将包括原告在内的收银部门人员暂时派往光华桥店工作一个月，并在工作时间及其交通费用方面均做出了合理的安排。被告的上述工作安排系针对特殊时期合理的工作调配，并不是对原、被告双方正在履行的劳动合同的工作地点的变更。原告作为被告的劳动者应服从原告合理的工作安排。原告称其因孩子太小无法前往光华桥店工作，但原告原本的工作时间就是从7点半工作至22点，服从被告安排后的工作时间反倒会大大缩短，原告的理由并不成立。原告在既未得到被告同意也未请假的情形下，自2014年5月4日至5月18日未到岗上班，已旷工达15天之久。2014年5月19日、20日，原告于接到旷工通知书后，仍前往塘沽店而非至安排的光华桥店工作，原告称其在塘沽店其他部门帮忙并不是其本职工作也无证据证明经过了被告的认可，故不能认为是已到岗上班，该期间仍应认定为旷工。在被告反复要求其服从安排前往光华桥店工作的情形下，原告仍拒绝到岗工作，应认定为原告旷工。被告据此种严重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告称被告的惩戒基准未经过民主程序，不应作为解除劳动合同的依据，但原告在知晓并自愿遵守被告惩戒基准的前提下，旷工已超过15天并经多次通知仍不复工，远超过惩戒基准规定的“旷工三天”的标准，甚至远超过一般劳动纪律的容忍限度，被告此时与原告解除合同，并无不妥。而原告所称解除行为未经工会同意，程序违法，但被告本无工会而非有工会未经同意，被告的解除并不违法。故原告主张被告系违法解除应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原告主张的加班费部分，被告虽经劳动行政部门批准对原告所在岗位施行以半年为周期计算工时的综合工时制，但对超出综合工时的延时加班部门仍应支付延时加班费。原告自2012年4月至收银部门的广播岗后，实行上一天休一天的工时制度，每天7点半至22点工作，原告虽未有打卡记录等证明其工作时间，但依据上述工时制度，可计算出原告2012年4月至6月出勤时数为562.5小时，故原告2012年4月至6月加班时数为62.5小时，原告主张按最低工资1310元为基数计算，则加班费应为706元（1310÷21.75÷8×1.5×62.5）。2012年7月至10月，依据上述工时制度，可知原告出勤737.5小时，2012年11月后依据打卡记录可知，原告2012年11月至12月出勤375小时，则2012年7月至12月，原告的总出勤时间为1112.5小时，延时加班112.5小时，则加班费应为1270元（1310÷21.75÷8×1.5×112.5）。2013年1月至3月，原告倒班工作出勤537.5小时，延时加班37.5小时，加班费应为423元（1310÷21.75÷8×1.5×37.5）；2013年4月至6月，原告倒班工作出勤525小时，延时加班25小时，加班费应为323元（1500÷21.75÷8×1.5×25）；2013年7月至12月，原告倒班工作出勤1070小时，延时加班70小时，加班费应为905元（1500÷21.75÷8×1.5×70）；2014年1月至3月，原告倒班工作出勤503小时，而自2014年4月17日，被告已安排原告休息并全额支付了工资，故2014年1月至3月，按照综合工时制计算工时并无加班时间。以上2012年4月至2013年12月加班费共计3627元（706＋1270＋423＋323＋905）。
2014年5月工资部分，原告2014年5月1日至3日为正常休假，从5月4日起至5月22日，原告并未向被告提供任何本职劳动，故该期间被告无需支付5月工资。但鉴于被告认可仲裁裁决的支付2014年5月工资436.78元，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照准。原告主张2014年5月系被告全月放假，应支付全月工资。但事实上，2014年5月4日起，被告即已安排工作给原告所在部门全体员工，原告所述放假情形已消失，故原告的上述理由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被告天津易买得超市有限公司支付原告杨秀娟2012年4月至2013年12月延时加班费3627元；
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被告天津易买得超市有限公司支付原告杨秀娟2014年5月工资437元；
三、驳回原告杨秀娟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5元，由原告负担3元，被告负担2元，被告应负担部分由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迳行给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夏 叶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纪雅璇
附：法律释明：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五条：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二）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
（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对用人单位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四）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2、《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