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昌民一初字第309号
原告：张树成，男，1966年4月13日生，汉族，农民，住吉林市昌邑区。
原告：张淑华，女，1957年10月17日生，汉族，农民，住吉林市昌邑区。
原告：宋桂云，女，1966年6月7日生，汉族，农民，住吉林市昌邑区。
被告：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亦庄开发区荣华南路**号。
法定代表人：葛永利，董事长。
原告张树成、张淑华、宋桂云诉被告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十九局）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树成、张树华、宋桂云的委托代理人唐加丽，被告中铁十九局的委托代理人吕民祥、焦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三名原告诉称：2007年被告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承建长吉城际铁路（含吉林九站标段），2011年1月长吉城际铁路正式通车。由于被告违章施工，造成九站通溪河道堵塞，2012年6月18日大雨过后，原告家承包的用于种植梨树的承包地再次被淹，原告种植的3.7万株梨树树苗被毁，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达1,912,600.00元。故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贵院，要求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912,600.00元；要求被告承担本案产生的一切诉讼费用。
被告辩称：一、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任何客观事实。1、本案中、答辩人在承建长吉铁路2标段施工期间，所有的施工工序和方案完全是按照水利部、设计图纸和建设单位以及监理部门的批准文件来施工的，无任何违章施工之处，更无任何违法行为。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实施了防洪排导工程，完成了水利部批复水土防治任务，并没有造成通溪河河道堵塞，原告所称造成堵塞无任何证据加以证明；2、原告主张土地被淹没有任何证据，且无法形成证据链。张树成、张淑华、宋桂云承包土地是口粮地，擅自种植梨树改变了土地用途。宋桂云等三人是否购买了梨树？到底购买多少棵？购买3.7万株梨树合同签订情况？什么时间购买的？谁去购买的？单价多少？树款总金额多少？这么大数额的款项采用哪种付款方式？收款人是谁？经办人又是谁？如何运输的？承包地能否种下3.7万株梨树苗？何时种植的？诉状中称3.7万株梨树树苗被毁，1,912,600.00元损失是如何计算出来的？依据是什么？梨树树苗赔偿标准是否经过具备鉴定资格的机构鉴定？三名原告承包土地是如何分配承包的？被淹是否属实？是全部被淹？还是部分被淹？还是仅仅在排水沟地头极少部分被淹？与原告相邻的土地为什么没有被淹？难道河水堵塞只会单独淹没原告的土地吗？！很显然是违背自然规律的。二、答辩人修建的便桥与本案损害之间无因果关系。1、答辩人在承建长吉城际铁路施工任务的同时，还担负着双吉车站铺轨基地和存轨场及1标段九台南站W3、W4股道的铺轨任务，根据设计要求和现场地理环境的实际情况，必须在前哨屯河头台子1号中桥与既有铁路桥之间修建一座跨度约为9.4米的便桥，主要是用来运送钢轨和道渣等铺轨使用的，而且试运行期间和通车后如果工程质量出现缺陷，修复时运送工程材料还需要继续使用。铺轨的施工方案是按照有利于符合设计要求，并经过监理站和建设单位层层审批后实施的，并且在工程建设期间开展了监理、监测工作，实施了防洪排导工程，完成了水利部批复的水土防治任务，工程建成通车后并经水利部主持验收合格，答辩人无任何过错；2、根据吉林市吉量工程勘测工程有限公司《测绘报告》，原告土地标高是183.55米，头台子1号中桥设计百年一遇的水位是183.12米，原告土地比百年一遇的头台子一号桥水位还高出0.43米，答辩人的便桥还处在头台子1号中桥下游方向，可想而知，就是达到百年一遇水位时，原告的土地也不可能被淹，所以原告的诉讼请求完全是一起欺诈行为；3、假如土地被淹属实，完全是原告方承包土地北侧排水沟被堵塞排水不畅造成的。针对这一事实，在（2011）昌民一初字第1099号案件开庭审理之前，主审法官同本案原、被告一起到过现场进行了勘察和拍照。其原因是：原告的树苗地处在两条公路的夹角中，公路高于树苗地，村民将盖板安放在排水沟上面后乱建板房，下面仅有一个方形涵和直径五十公分左右圆管，下雨时被杂草树枝赌上造成排水不畅，导致原告的树苗地被淹，就是在春季积雪融化时该条排水沟也被杂物堵塞，这就是客观事实。同时，三名原告明明知道排水沟排水不畅，应主动采取措施清除水沟内的杂物，避免损失扩大，恰恰相反，原告方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履行减损义务存在过错，按照法律规定，理应对损失承担一定责任。此外，原告应当向排水沟的权属管理部门和乱建房屋的人员主张自己的权利。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根据，其梨树树苗土地是否被淹与答辩人施工架设的便桥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答辩人在施工过程中也无故意和过失行为，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同时，请求法院在调查核实基础上，对原告的诉讼欺诈行为予以制裁！坚决维护法律尊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在庭审时被告又补充答辩意见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既没有事实根据，也没有证据，被告的施工行为与原告的损害结果没有因果关系，我们施工是依法施工，没有任何过错行为，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请求法院对原告的诉讼欺诈行为进行调查，纠正其违法行为，以维护法律的权威，我们也保留向检察机关控告的权利。根据原告的起诉所称我们违章施工造成他们损害结果，原告所称的我们违章施工原告也知道是在三年以前，他们也知道，所以原告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原告自称2011年1月份长吉铁路正式通车，据此我们在通车以前辅助设施要交给业主，我们既不是所有人，也不是管理人，如此看来桥和我们也没有关系，故原告的起诉没有事实依据，原告所诉的侵权自始不存在。至于法官问我们为何要提出鉴定申请，是因为本案是一般侵权纠纷，举证责任应在原告，我们之所以申请鉴定，是要协助合议庭便于尽早全面准确权威的查明案件事实，关于申请的内容本身作以下三点说明，申请的内容关系到本案基本事实，涉及通溪河上下游的客观情况，苗木地的标高，及处于原告诉称的苗木地和被告违章施工点中间的既有公路桥的标高以及原告诉称的苗木地田头沟的方形涵洞和圆形涵管，排水行洪能力及标高。如此便于确定即便是原告所诉称的损害事实发生，是否与被告所在施工点的施工行为有关系。
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焦点问题是：三名原告要求被告赔偿1,912,600.00元的请求是否应予支持。
三名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
1、农村集体耕地承包合同书二本及繁荣村委会作出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原告对本案诉争土地享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且共同经营使用，原告具有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
2、协议书、收条各一份，证明2011年11月份原告以18.5万元的价格从潘国田处购买了五年生嫁接的苹果梨树苗3.7万棵，且进行栽种的事实，2年后每棵苹果梨树销售价格为52元；
3、关于繁荣村村民宋桂云耕地被淹情况的说明一份及照片二张，证明2012年6月份强降雨，因被告中铁十九局在通溪河洋桥处河道内修建的桥墩影响了河道的正常排水，水位上涨，造成原告栽种的3.7万棵五年生嫁接梨树被淹的事实；
4、三座桥的照片五张，证明（2011）昌民一初字1099号民事案件时，昌邑区法院法官踏查现场时拍照的，这五张照片可以直观地让人看到被告新建的头台子一号桥、便桥和原铁路桥的位置、三座桥的跨度、孔数及通溪河水流经三座桥的地势和形状。证明了被告在新建的头台子一号桥和原铁路桥之间违章修建便桥，便桥的两端是违章铺设的便道，便道及便桥桥墩几乎是将通溪河水拦腰掐断，必然影响了水流速度，造成排洪不畅，引起上游被淹的客观事实；
5、（2011）昌民一初字第1099号民事判决、（2012）吉中民一终字第481号民事判决、吉林市检察院不提请抗诉决定书、（2013）吉民申字第1492号民事裁定各一份，证明1）本案诉争的原告的承包责任田，在2011年7月份雨季，因为被告修建的长吉城际铁路违章修建辅助设施、便桥，又未进行清除，造成排水不畅，水位上涨，致使原告的承包地被淹，给原告造成了经济损失的事实，且在诉讼中，原告又提到了2012年3.7万棵梨树又被淹的事实，此案昌邑区法院作出了生效判决，认定了被告存在过错，其过错与侵害事实存在因果关系，构成侵权行为。该判决得到了中级法院、高级法院的维持及检察院的不予抗诉的支持。同一侵权而引发本案，理应得到支持；
6、照片一张，证明2013年7、8月雨季，原告承包地再次被淹的事实；
7、2013年繁荣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了自从被告修建长吉城际铁路后，排水不畅，造成原告等人的承包责任田被淹，在被告修建长吉城际铁路前没有发生该种情况，证明了被告侵权的因果关系成立；
8、限期整改通知书一份，证明因被告存在侵权过错，违章修建便桥，改变河道原貌，至2013年汛期将至也未拆除，经开区防汛抗旱指挥部责令限期拆除；
9、便桥拆除的照片一张，被告将违章建筑的便桥拆除的事实；
10、证人潘国田（男，1967年12月18日生，汉族，农民，住九台市波泥河镇波兴村三组）证实：三年前一个姓李的到我那里买树苗，要苹果梨苗，我问他多少地，他说一垧多，要四万多棵，我们经过协商定价每棵五块我给送到地方，实际起了三万七千多棵，七米二的车，拉两车，我又给他找的工人，头一天拉二十五、六个工人干了三天，开春又来了十七、八个人剪枝，那时给我了12万多，还欠我4万元，说开春给我，当年秋天时栽的，第二年开春四月份左右我去了，没有钱，七月份左右给我打电话我又去了，说涨水了，问我能不能活了，我说泡三天什么树都得死了，他说树都死了没有钱给我，为此我们还发生了口角，到现在还差我4万元没有给我。当时和原告签订过协议，原告问我种什么树苗，我说你要是种苹果梨的树苗，两年之后我准能给你卖出去，第二天出欠条时给了12万还是14万记不清了，打我卡里的，九台农村信用社的卡。头一天买苗拿了46000元订金，后期又拿了9万多，最后算账欠我4万元。协议是手写的还是打印的记不清了。原告买的树苗是已经长三年了，实际是四年，第一年糖李子树，第二年嫁接，卖给他时已经第四年了。树是我带人种的，工钱不在树苗钱内，我给找的人，他们直接和工人结账，一天130元，车费都他付。梨树苗行距25-30，株距30。宋桂云给完我钱，欠我四万元，她给我出的欠据，在我这里呢（向法庭出示），我收到钱以后，没给宋桂云出条。
对上述证据，被告质证意见为：证据1承包合同书1-56号乙方签字张淑华，盖章人是张树成，张树成、宋桂云、张淑华是什么关系，没有宋桂云的名字，承包书不是宋桂云的，承包内容旱田没有，水田0.1公顷，说明这块地是水田，原告改变了土地用途，根据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十条和第十七条的规定，原告种果树属于违法行为，承包合同书也约定了不准改变土地用途，其行为属于违约行为，应予以没收。承包合同书1-7号乙方签字是张树成，盖章也是张树成，也没有宋桂云，承包期限从1996年1月1日起到2005年12月30日止，该承包书已到期，承包内容显示旱田0.21公顷，水田0.91公顷，属于基本农田，原告改变了土地用途，如果种水田不存在被淹的情况，土地管理法规定，违反土地用途规定耕种土地属于违法行为。两份合同当中显示的承包耕地内容与起诉书中的耕地没有对应关系，这两份合同中并没有显示出土地位置是否在十八中，与原告起诉的土地位置是否对应，没有显示出对应关系，这份证据证明了这块地属于基本农田，该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具备，不予认可。对情况说明所记录的内容不予认可，承包期限是1996年到2005年与合同上的时间不对应，该责任田实际由谁共同经营和使用，这个内容也不属实，该材料是孤证，无法证明宋桂云是本案适格原告，这份材料证据形式上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证据形式，对其合法性也不予认可，从该证据的出具时间是诉讼之后出具的，与情与理与法村委会都是站在村民的立场上表达意见，我们认为村委会与村民有利害关系，该证据不具备证据效力；证据2真实性不成立，涉及棵数及几年生问题在现场勘验中说的是一万棵，三年生，2011年11月13日签定，2011年11月13日履行，收条的内容不构成对协议的履行，其中显示“收款人潘国田，一次性支付18.5万元”，这么大的数额是如何支付的，买多少棵数付多少钱与本案没有关系。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证据3是虚假的，作为防汛指挥部办公室不具备对桥梁、河流判断的资格，2012年6月18日出具的，而原告诉状称2012年6月18日大雨过后被淹的，该内容与诉状主张的时间不对应，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是否影响泄洪应由水利部门作出判断，这份材料反应的是目测，不是行业专业部门的测量，故内容虚假。对所附照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也不予认可；证据4三座桥所在位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恰恰说明河道是畅通的，没有堵塞，我们的桥梁建筑是合法建筑；证据5吉林市检察院不提请抗诉决定书至今没有收到，是否抗诉应是由省级检察院作出，吉林市检察院没有对同级法院抗诉的权利，吉林市检察院不提请抗诉决定书不真实，（2011）昌民一初字第1099号民事判决、（2012）吉中民一终字第481号民事判决、（2013）吉民申字第1492号民事裁定违背客观规律，是枉法裁判，我们还再向上级法院和检察机关申诉，并且国资委已向吉林市中院发出了函件，而且此案非彼案，本案诉争的侵权事实与这些案件也没有对应关系；证据6只显示被水侵泡，不是被淹，而且今年怎么淹的与本案没有关系，2013年拍照的与其诉讼主张没有关联性；我们对照片和现场进行比对，发现照片反应出来的苗木地的水是从十八中方向流向原告的苗木地的，在地头排水沟人为堆有墙皮土，墙皮土堵塞了原告地头的排水沟，导致原告的苗木土水无法排出，原告诉称的河水倒灌与照片反应的也不符，如果是倒灌，田地里的水应是混浊的，而照片上显示的是清澈的；证据7虚假的，该证据陈述内容与现场客观情况不符，村委会初俊龙是他们本村的村民，有利害关系，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证据8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我们修建这座桥梁是经过合法批准，该证据也是防汛抗旱指挥部出的，其出具的行政主体不适格，出具没有听取我单位的申辩，其中记录的内容没有依据客观材料，遗漏了客观情况，没有调查，实际上河道变宽了，原告所说的改变原貌与事实不符，该材料与原告起诉状中的诉权结果不具有因果关系，在实体上我们修的过程中是经过合法批准的，该具体行政行为违反行政法规规定程序，不符合规定，依法自始不成立；证据9拆不拆与我们没有关系，恰恰证明河道是不存在堵塞问题，与原告证明的主张没有关联性；证据10证人说没有给对方打过收条、对协议是手写的还是机打的没有意见，是姓李的人找他交易的也没有意见，在种了树苗以后第二年树苗死了没有意见，证人和原告出示的证据2矛盾，说明原告提供的证据2是虚假的，证人所说的价值将来能卖到50到60元没有科学性，他所约定的收购价格不能认定损失依据，且证人证实没有出具收条，与原告证明的损失没有关联性，证人证言与我方行为没有关联性，与损失没有因果关系。
被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
1、水利部《关于新建铁路长春至吉林城际铁路水土保持方案的复函》（水保函【2007】167号）一份，证明被告的整个过程是合法进行的，事先经过批复的，被告无过错；
2、《TA1-2重点控制工程施工（方案）报审表》及双吉站铺轨基地及存轨场施工方案一份，证明被告的施工方案是经监理站和建设单位批准的，被告无过错；
3、水利部《关于印发新建铁路长春至吉林城际铁路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鉴定书的函》一份，证明被告的施工过程和结果经鉴定符合标准，施工工序和所建工程是合格的，施工过程中无违章行为，被告无过错；
4、2012年5月12日吉林市吉量工程勘测有限公司测绘报告及测绘资质证书各一份，证明头台子一号桥和便宜桥在通溪下游，与原告土地的直线距离2395.18米，原告的承包地高出头台子一号桥和便桥河床3.8米。原告的土地在通溪河的上游，河水不可能倒流；
5、（2011）昌民一初字第1099号案件主审法官同本案原被告共同勘查的现场照片十张，证明既有公路桥跨度只有7.4米不影响排水，施工便桥9.4米更不可能堵塞河道。原告土地的排水沟上面乱建板房，私自安放排水管直径过小、杂物堵塞，导致排水不畅造成被淹。该排水沟汇水直接排入7.4米公路桥；
6、铁道部第三勘查设计院头台子一号桥设计说明一份，证明头台子一号桥设计百年一遇洪水的水位是183.12米，原告的土地高于头台子一号桥和便桥水位0.43米，河水不会倒流，被告无过错，头台子一号中桥位于前哨屯河，即通溪河；
7、铁路工程监理站证明一份，证明头台子一号中桥位于前哨屯河，便桥位于头台子一号桥下游，我们于2011年元月没有施工，更不存在违章施工的事情；
8、建设单位证明一份，证明从施工到运营今，未遇百年一遇的洪水，头台子一号中桥和双吉站及相邻土地至今没有被淹，通溪河无堵塞，附双吉站图纸一张，说明双吉火车站建设成后站房室内标高为183.20公分；
9、繁荣村村民刘玉芝出具的证言附照片一张，证明其承包土地与原告的地相邻，从2011年至今收成良好，没有被淹过；
10、繁荣村村民陈凯出具的证言附照片一张，证明其承包土地位于十八中附近，自2011年至今收成良好，没有被淹过；
11、沈阳铁路局吉林房产段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双吉站标高比本案争议的地段低，设备运行良好，从2011年至今没有被淹过；
12、气象资料一份，证明2012年6月18日吉林市出现降雨天气，降雨量没有达成百年一遇的降雨标准，仅达到30.6毫米，从而证明铁路线和站房也没有被淹过；
13、照片28张，证明2013年7月26日原告家及相邻树苗长势良好，地头的排水沟有杂物堵塞，排水不畅，村民私建滥建，导致积水，堵塞与我们施工便桥没有关系；
14、视频光盘一份，证明头台子村民王万振作为代表证实其家土地处于头台子村下游，玉米长势良好，在2012年没有被淹过；
15、九站通气河水文数据测量报告一份，证明原告在十八中的苗木地即便遭受过水淹也与十九局施工便桥没有因果关系；
16、2013年12月25日长春铁路运输检察院对姜巍的询问笔录一份，证明姜巍及防洪抗旱指挥部所作的被告方存在违章施工的问题是无效的，在这份证据中真实反应十九局的施工经水利部作出批准，防洪抗旱指挥部没有权力对此问题作出认定。防洪抗旱指挥部作出整改函之前进行的现场调查是姜巍一人去的，违反程序。该涵在寇家村，与宋桂云家土地不是一个水系，没有关系，在函件中提出的整改依据是无效的。7月12日的说明，是宋桂云自己找的，现场调查应是两人，而只是姜巍一人去的，程序不合法，姜巍注明是宋桂云自述，不是水利办的意见，当时该桥面没有过水痕迹，无明显阻水现象，没有漫出河道，没有经水利办批准改变河道面貌是错误的。另外，照片是上一个案子共用的证据；
17、2013年11月7日吉林市气象灾害防御科技中心出具的气象证明一份，证明便桥在2009年、2010年就存在了，当时降雨量达到60毫米以上，原告的地都没有被淹，2012年原告主张的土地被淹当天降雨量仅达到30.6毫米，却诉称被淹了，明显不符合常识；
18、原告出具的收条二份，本案证人潘国田出具的收条是伪造的，潘国田当庭说其没有出过收条，说明该证据是伪造的，另被告发现此案之前的另一案件宋桂云出示的另一收条证据和本案中的收条文字笔迹相同，也说明原告伪造证据。
对上述证据，原告质证意见为：证据1《关于新建铁路长春至吉林城际铁路水土保持方案的复函》，该证据为复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对，证明不了被告所要证明的问题，该证据对被告证明的内容不具有关联性。该复函仅是对建设单位在工程施工前对水土保持编报的方案作出的答复，但该复函中没有一句话能够证明在工程的设计和施工中被告可以在头台子一号中桥和既有铁路桥间修建便桥是合理合法的，是合法审批的，更不能证明被告修建便桥不会影响泄洪排水，反而该复函中的主体工程防治区和临时设施防治区的内容均体现出施工临时设施要拆除干净，进行迹地整治、恢复，避免影响河道泄洪或造成新的水土流失，故被告至今都没有拆除便桥，存在过错；证据2双吉站施工方案的审批表有异议，该证据材料是被告编报的关于“双吉站铺轨基地及存轨场施工方案”，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提供的该施工方案内容不全，且属被告施工方单方意思所作，从施工方案内容看，根本没有提及便桥的事项，根本不能证明被告建筑便桥是经过合法审批、也不能证明不拆除便桥是为了修双吉铺轨工程而要继续使用。即便建筑便桥是为了施工使用，也不能因为施工而免除给原告造成的财产损失的赔偿责任。并且该施工方案尾页（14页）处明确表明“施工后立即恢复桥、涵附近原来的地貌，以利于排水”，该工程于2010年末施工完毕，至今该便桥没有被拆除，证明被告没有及时履行恢复原貌的义务，存在过错；证据3《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鉴定书的函》为复印件，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因该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鉴定书的作出是依据2007年8月份工程施工前建设单位编报的《水土保持方案》，和按照该方案内容的履行而作出验收鉴定书，但施工方被告恰恰是在施工过程中擅自修建的便桥，该便桥的修建所带来的影响泄洪排水等因素，没有纳入施工前建设单位编报的《水土保持方案》之中，所以该证据是不能作为被告不存在违章施工，不存在过错的证据使用。在该函第三页验收组要求建设单位应及时落实水土流失保护工作，及时清运工程弃土，防止因暴雨大风等造成水土流失。同时，该证据材料中的验收基本情况表中体现工程建设时间为2008年4月份至2010年12月份，所以被告在施工过程中违章添设的辅助设施便桥，在工程结束后至今均没有及时拆除，存在重大过错；证据4测绘资质证书是复印件，对其真实性有异议，测绘报告、测绘资质证书不属于双方当事人共同委托的或者法院指定的鉴定单位作出的鉴定报告，是被告单方委托测绘的，该测量报告仅是简单机械的数据测量，并不能科学论证被告所主张的事实。并且本案原告土地与便桥相距达千米，不是紧密相邻，本案不能简单的以原告承包地和头台子一号桥的高程来确定原告土地能否被淹，还应考虑其他地势地貌，昌民一初第1099号判决书和经开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作出的限期整改通知书及繁荣村委会出具的情况说明均可以证明被告侵权行为成立；证据5现场照片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该照片不是法院勘查现场时拍设的，原告对其又不认可，属于被告单方拍设，是其单方行为，故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取证形式不合法，照片内容也不能证明其所要主张的事实，且原告提供的繁荣村委会的情况说明等证据材料可以对其进行反证；证据6不是原件，其真实性无法核实，对其合法性、关联性也有异议，因该设计说明中没有设计需要建筑便桥，故建设便桥是未经审批的违章建筑行为，被告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存在侵权的因果关系，不能仅凭地点高程简单凭据；证据7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问题均有异议。本案是由于被告添设的辅助施工的便桥影响了洪水的泄洪，与被告提供的该份证据材料和主张没有关联性；证据8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因为出证单位是建设单位，与被告施工单位具有特定的利害关系，故其做出对被告有利的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同时作证必须是对亲身感知、和看到的事实予以作证，因为该建设单位不是诉争案件的基层单位，非当地社区、村委、街道等当地部门，故其做出的证词其真实性有异议，其证明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属实，其无权出证；对证据9、10无法核实是否为证人本人亲自出证，自愿出证，也无法核实照片中的土地是否为证人的承包地，按照证据规则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质询，否则其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据11、12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证明不了对所要证明的内容，不能证明被告不存在侵权，原告提供的第1099号判决及繁荣村委会作出的情况说明及经开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作出的限期整改通知足以反驳被告所提供的该证据；证据1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问题均有异议，质证意见同证据5；证据1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问题均有异议，首先被告在摄像时原告并不在场，是被告单方所作，视频中的说话人是否为本村村民，是否是证人王万振及其土地位置的具体情况均无法核实认定，如果属于证人证言，按照证据规则规定，证人应出庭作证，并且证人所证实的内容与被告的侵权行为和原告宋桂云土地被淹一事并无关联性；证据15不属于新证据，出具单位松原分局不是庭审后新设立的单位，而是本案庭前就设立的，被告在一审辩论终结前就应提出该证据，而未能提供，应当视为放弃该举证权利，故该证不属于庭审后新发现的证据。该证据取得的形式及来源不合法，内容不真实，对证明的问题也有异议，松原分局是否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是否具备司法鉴定资格，是否属于人民法院鉴定机构指定的鉴定单位，是否属于本案争议的专业业务而有权力和能力进行有效鉴定均是无法核实的，且证据材料不属于依据法定程序由双方当事人其同选定或由法院指定的鉴定部门，又不是依据鉴定程序取得的鉴定材料，故该证据来源不合法，该证据材料属于被告单方取得的证据材料，真实性无法核实，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据16证明问题有异议，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如果该证据材料属于检察院针对姜巍相关行为取得的材料，原告认为如果该材料属于刑事侦察取得的材料，是否经过法院对该份笔录取得的程序是否合法，内容是否真实，是否经过法院对该刑事案件进行生效的判决，如果不存在生效判决确认的情况下，被告单方取得属于尚在侦察阶段的涉秘证据材料，该证据来源不合法，内容和取证程序都是无法认定的，如果该笔录属于被告向姜巍调取证据不能，而由铁路运输检察院进行调查核实，在对姜巍涉嫌刑事调查的话，检察院取得该询问笔录，原告认为证据来源形式也不合法，本案一审法院没有作出判决，检察院不能事先行使监督权利，无权对证人调查核实，故来源也是不合法的，从该笔录的内容来看，该证据应属于证人证言，依据证据规则规定，证人应出庭作证，未能出庭作证的，其证言不能作为证据采信。原告向法院提交的函件是防汛抗旱指挥部以单位的名义出具的，故本案姜巍的个人证言是不能推翻单位出具证明的效力。该证据也不属于新证据；证据17也不属于新证据，理由同证据15。同时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证明被告所要证明的问题；证据18也不属于新证据，理由同证据15。2011年5月28日的收条代理人不清楚，该证据又无原件，该两份收条无法证明被告所要证明的是假证的说法，2011年5月28日的收条与本案潘国田的收条并没有关联性，并且从肉眼直观上看，两份收条也不存在被告所说的出自同一人手笔，故收条与所要证明的问题均与本案无关。
本院进行的现场勘查争议树苗地及相邻地平面图和现场勘查通溪河流向及桥涵情况图各一份及相关勘查照片。
原告代理人质证表示没有全程跟踪，对法院踏查结果不发表意见，由当事人自己核实；被告对现场勘查的结果无异议。
对上列证据，本院综合分析评判如下：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证据2、证据10，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对原告提供的证据3、证据4、证据5、证据6、证据7、证据8、证据9，证据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信。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证据2、证据3、证据4、证据5、证据12、证据15、证据17，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对被告提供的证据6、证据7、证据8，证据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信；对被告提供的证据9、证据10、证据11、证据13、证据14、证据16、证据来源不合法，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提供的证据18中的2011年11月13日的收条与原告提供的证据2中的收条系同一证据，但不能证明被告所主张的事实；2011年5月28日的收条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信。
对本院进行的现场勘查争议树苗地及相邻地平面图和现场勘查通溪河流向及桥涵情况图各一份及相关勘查照片的证明力予以采信。
通过庭审调查及对以上证据的分析和认定，本院对以下事实予以确认：2011年11月13日，原告宋桂云与潘国田签订协议，双方约定宋桂云购买潘国田五年嫁接苹果树苗3.7万棵，单价每棵5元，总价款为18.5万元。协议约定潘国田保证成活率为100%，二年后潘国田负责回收，回收价格为每棵52元。宋桂云购买后，由潘国田帮助栽植在位于吉林市第十八中学西侧的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繁荣村一社的承包地内，该承包地面积为1.2公顷，由三名原告共同经营。2012年春，三名原告对苗木进行了剪枝等田间作业经营。2012年6月18日，吉林市区降雨，24小时降雨量为30.6毫米，致使三名原告树苗地积水。
2009年4月，被告所属的长吉城际铁路项目经理部负责承建双吉站铺轨基地及存轨场施工，因施工需要在通气河（俗称通溪河）头台子段修建辅助临时桥梁，即临时便桥，该临时便桥长12.5米，断面面积25.9㎡，现已拆除。该临时便桥至上游三名原告的树苗地直线距离为2395.18米，两地间通气河流经河段上有桥梁六座。其中，与临时便桥近邻的上游长吉城际铁路线头台子1号中桥为三孔24米，再上游依次分别是头台子村桥，断面面积为19.2平方米，桥长10米；头台子村圆管桥，断面面积为7.1平方米；配电处圆管便桥，断面面积为4.9平方米，桥长5.5米；铁路苗圃钢轨桥，断面面积为11.3平方米，桥长7.5米；近邻苗木地下游公路桥，断面面积为12.2平方米，桥长12米。与临时便桥近邻的下游长图铁路线头台子桥为五孔，桥长约39.3
米，距长图铁路线下游350米处，有一圆涵断面面积为20.5平方米。
另查明，三名原告曾以2011年7月1日在该承包地种植的丁香树苗被淹系被告修建的临时便桥致通气河排水不畅，导致承包地被淹，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赔偿损失144万元，并要求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和长吉城际铁路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本院于2012年4月11日判决被告赔偿原告财产损失120万元，被告不服该判决向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2年10月16日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2013年3月22日吉林省吉林市人民检察院对被告提请抗诉的申请审查后，决定不提起抗诉，2013年8月6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被告的再审申请。现三名原告请求判令被告赔偿经济损失1,912,600.00元。
本院认为：侵权行为一般是因过错侵害他人的财产、人身，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行为人虽无过错，但法律特别规定应对受害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其他侵害行为，也属于侵权行为。从构成要件区分，侵权行为可分为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一般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有过错直接致人损害，因此适用民法上的一般责任条款的行为。特殊侵权行为指行为人虽无过错，但他人的损害确系与行为人有关的行为、事件或特别原因所致，因此适用民法上的特别责任条款或民事特别法的规定应负民事责任的行为。就本案而言，属一般侵权行为案件，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不符合特殊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不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三名原告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据不足以证明事实主张的，应承担不利后果。现三名原告对主张被告赔偿经济损失1,912,600.00元的诉讼请求的证据不足，故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树成、张淑华、宋桂云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2，013.00元，保全费5000.00元，合计27，013.00元由原告张树成、张淑华、宋桂云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戴维国
代理审判员 瞿明越
人民陪审员 李晓梅
二〇一四年八月六日
代理书记员 徐惠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