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济商终字第50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明。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翔。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贵红。
上诉人杨明、李翔因返还财产纠纷一案，不服邹城市人
民法院（2012）邹民初字第15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被告杨明与邹城市妇联家政公司的经理是朋友，原告在该公司工作时与被告相识。2011年初，双方约定由被告杨明（乙方）为原告王贵红（甲方）办理调往兖矿鲍店煤矿工作的手续。2011年2月10日双方签订《委托协议》。协议约定：“一、委托标的：甲方工作关系调往兖矿集团煤业公司鲍店煤矿的调令；二、委托时间：自委托协议生效之日起，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委托权限：协助办理调动手续。期间甲方不得另行委托他人办理相同事项，乙方不得在同一事项中另行接受他人相同委托；四、委托费用及支付方式：委托经费共两万元整，一次打入乙方指定银行账户。委托期间，前期包干使用陆仟元。如因不可抗拒因素，至委托期满之日止，无法达成委托标的，乙方应退回甲方剩余经费壹万肆仟元整”。协议订立后第二日即2月11日，原告王贵红在中国工商银行邹城支行铁山分理处，将人民币20000元存入被告杨明银行卡内。同年2月16日，被告杨明转被告李翔2000元。被告李翔向被告杨明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杨明转王贵红委托协调调动工作给2000元现金正”。2012年1月6日，被告杨明将其在中国工商银行邹城支行定期存款14000元以转账的方式付给原告王贵红，其中存款本金14000元，利息228.67元。2012年5月25日，原告诉至本院，要求被告返还人民币20000元。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的证据有：
1、2011年2月11日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填单）一份，用以证明原告付给被告杨明人民币20000元。
被告杨明质证意见，对此认可。
被告李翔质证意见，对此认可。
2、2011年2月10日双方签订的《委托协议》一份，用以证明付给被告杨明2万元的原因和事情过程。
被告杨明质证意见，对此认可。
被告李翔质证意见，对此认可。
3、借条复印件一份，内容为“借条2011年11月27日借王贵红1.4万元整，月息200元，一个月后返还，立字为据杨明”。用以证明被告曾向原告借款1.4万元。
被告杨明质证意见，该借条是假的，借条签字是复印件没有日期，也没有手印。
被告李翔质证意见，与本人无关
4、购买电视机的发票一张，用以证明所买电视机，是李翔让原告购买的。
被告杨明质证意见，与本人无关。
被告李翔质证意见，对原告提交的发票，不予认可。
被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的证据有：
1、银行联网核查结果证明复印件、银行取款凭证各一份，用以证明返还原告人民币14000元。
原告质证意见，该款是被告向我另借的款，不是我诉讼的被告为我办调动的钱。
被告李翔质证意见，与本人无关。
2、发票22张，用以证明为原告办理工作调动，支付招待费等790元。
原告质证意见，不认可。对此事本人不知情，被告应让参加消费的人出庭作证。
被告李翔质证意见，有此事，不过谁支付的钱不清楚。
被告李翔对自己的主张，未提交证据。
原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委托协议》，违背了社会的公序良俗，应为无效合同。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因此，被告应返还原告人民币20000元。被告主张已归还14000元，并提交了银行的有关凭证。原告认可已收到14000元。对被告李翔所收人民币2000元，该款可由被告杨明向被告李翔另行主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杨明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王贵红人民币6000元（已扣除14000元）。二、驳回原告对被告李翔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原告承担210元，二被告负担90元（原告已垫付，被告付给原告）。
上诉人杨明、李翔均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违反法定程序。1、关于14000元，一审判决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认定意见，从而抹杀了被上诉人制造伪证、恶意诉讼的事实，故意帮助被上诉人逃避做伪证应负的法律责任；2、关于李翔所述2012年初家中被王贵红入室抢夺的事实，被上诉人在庭审中承认自己是从李翔家中“拿走”海信液晶电视机，并提交法庭虚假发票狡辩称电视机“是李翔让原告买的。”李翔当庭反诉，提交被抢电视机的发票及被抢清单，被庭审法官拒绝接纳。原审判决将委托协议中协助关系改成了代理关系，把合法的委托关系直接定性为违反公序性质，扭曲了案件事实；委托关系由受托方“为”委托方办理事务，是一种代理关系，而“协助办理”，只能是受托方根据委托方的办理进度，协助解决相应的困难。“委托协议”中，明确界定了协议的前提是：为了解决被上诉人夫妻分居的困难，这连全国户籍调迁都认可的正当理由，并不违反国家和企业的法律、法规政策规定，但是，被上诉人在委托期间，自始至终没有提交申请调动工作应有的申请报告或结婚证以及配偶工作单位证明，直至错过了委托期限，才找上诉人索要返还款项。委托事项之所以没能完成，是被上诉人主观上曲解委托协议，客观上婚姻关系波折，自己对委托事项应有的权利义务不作为等自身原因造成的，致使上诉人无法行使受托的“协助”义务，上诉人不存在过错。三、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双方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委托协议，将委托权限限定为“协助办理”，并无法律禁止，也未滥用权利，且已实际履行，应适用合同法的规定。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判定被上诉人反复制造并当庭使用伪证，蔑视法律承担相应的责任；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从李翔家入室抢夺财产损失价值12368.68元（含两年利息）；被上诉人承担委托协议约定的包干不退前期费用6000元；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负担。
被上诉人王贵红未做书面答辩，在本院审理时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上诉人与我签订合同就是欺诈合同，如果上诉人想给我办工作调动就不会把14000元在银行存了一年。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相一致。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李翔提交海信液晶彩色电视机产品使用指南和2007年6月25日济宁九龙家电有限公司邹城九龙家电商城海信电视发票一份，证明在2012年4月，被上诉人王贵红和另外一个人到其家中抢走海信电视、机顶盒和电饭锅等财产的事实。经质证，被上诉人王贵红主张是我于2011年自己购买康佳牌电视机，因为上诉人没有尽到义务，所以我将自己的电视机从上诉人李翔家取走。另外，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杨明提交济东分局接处警现场处置备案单，证明被上诉人王贵红多次到其家中闹事。经质证，被上诉人主张是事实，当时治安大队说我们是经济纠纷，让我起诉。
本院认为，2011年2月10日，上诉人杨明、李翔与被上诉人王贵红签订委托协议，约定被上诉人委托上诉人协助办理工作调动手续，后被上诉人将20000元交与上诉人杨明，2012年1月6日，上诉人杨明将14000元支付给被上诉人王贵红事实清楚。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上诉人是否应予退还被上诉人6000元。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委托协议，内容违反社会公序良俗，应为无效合同，因无效合同所取得的财产，应予返还，因上诉人已经返还14000元，余款6000亦应当予以返还，被上诉人诉讼请求应予支持。上诉人杨明主张委托合同属于有效合同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李翔上诉主张被上诉人王贵红应将在其家中抢走的海信电视机等财物予以返还，因在一审审理期间未提出反诉，故二审不予审理。综上，上诉人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59元，由上诉人杨明、李翔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延存
审 判 员 孙 红
代理审判员 林春艳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七日
书 记 员 朱静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