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2民终1094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炫文，女，1988年8月13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珺，北京市一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申伯涛，男，1988年10月11日出生，北京市一格律师事务�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犀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西路15号2-2702。
法定代表人：涂小书，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枫，男，1978年10月2日出生，北京犀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法务，住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
上诉人王炫文因与上诉人北京犀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犀牛文化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6民初191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炫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确认王炫文与犀牛文化公司在2014年6月25日至2016年10月1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犀牛文化公司依据的《考勤管理制度》未经过民主程序制定，对王炫文没有约束力；犀牛文化公司没有通知王炫文到岗，直接寄送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没有给予王炫文沟通协商的机会，在解除程序上违法。
犀牛文化公司辩称，不同意王炫文的上诉请求。
犀牛文化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王炫文与犀牛文化公司在2014年12月22日至2016年3月2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事实和理由：王炫文于2014年12月22日入职，其本人亦在仲裁阶段自认其于2014年12月22日入职；犀牛文化公司给王炫文发放工资的时间也是从2014年12月开始；同时期其他入职人员可以证明王炫文于2014年12月入职；一审法院仅仅以劳动合同上注明的日期认定王炫文的入职时间是不符合事实的。
王炫文辩称：不同意犀牛文化公司的上诉请求。
王炫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与犀牛文化公司自2014年6月25日至2016年10月1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犀牛文化公司支付2015年11月1日至2016年6月15日期间拖欠工资25000元；3、继续履行劳动合同；4、犀牛文化公司承担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炫文与犀牛文化公司签订了试用期为2014年6月25日至2014年8月25日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其工作岗位为文员。王炫文试用期工资为每月2500元，转正后工资为每月2800元。2015年10月19日起，王炫文未再向犀牛文化公司提供劳动。2016年3月29日，犀牛文化公司向王炫文邮寄送达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王炫文已签收。
2015年11月5日，王炫文以犀牛文化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北京市丰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丰台区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1
.确认与犀牛文化公司自2014年12月22日起至2016年6月15日止存在劳动关系；2.犀牛文化公司支付2014年12月22日至2016年6月15日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万元；3.犀牛文化公司支付2015年11月1日至2016年6月15日期间工资2.5万元。2016年8月15日，丰台区仲裁委作出京丰劳人仲字[2016]第141号裁决书，裁决：1.王炫文与犀牛文化公司自2014年12月22日起至2016年3月29日止存在劳动关系；2.犀牛文化公司支付王炫文2015年11月1日至2016年3月29日基本生活费5978.48元；3.驳回王炫文的其他仲裁请求。
一审审理中，王炫文主张2014年6月25日起至2016年10月19日，与犀牛文化公司一直存在劳动关系；犀牛文化公�与其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系违法解除，且未支付其2015年11月1日至2016年6月15日期间工资；其本人于2015年10月因先兆流产请假15天并提交了病假条，后均以微信照片的方式向公司请假。就上述主张，王炫文提交了劳动合同书、诊断证明书、银行对账单、工资表等加以佐证。上述诊断证明书显示，王炫文最后一张假条为2015年12月31日开具，医院建议休息一周。犀牛文化公司对劳动合同书、诊断证明书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银行对账单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对工资表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表示认可。犀牛文化公司主张王炫文自2014年12月22日至2016年3月29日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公司只收到王炫文交来的2015年10月28日的书面15天的病假条，其余假条王炫文未交至公司，对王炫文不上班的原因不知情；因王炫文长期不来公司上班，2016年3月29日犀牛文化公司以王炫文旷工违反公司制度为由，向其发放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一审法院认为，鉴于双方均对劳动合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法院对该份证据予以采纳。根据劳动合同上显示内容，王炫文与犀牛文化公司劳动关系建立于2014年6月25日，犀牛文化公司虽主张该日期被王炫文利用职务便利更改过，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法院对此难以采信。王炫文主张2015年10月后其已将假条通过微信照片的形式提交至单位，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事实，且犀牛文化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法院难以采信。劳动者应当依劳动合同的约定提供劳动义务，王炫文自2015年10月19日后未再到岗上班，2015年11月起亦未履行请假手续，且根据其提交的病假条，医院开具的休假期仅至2015年年底，之后王炫文不再持有医院病假条也未到岗工作。因王炫文长期无故不到岗参加工作，犀牛文化公司于2016年3月29日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并无不当，故双方劳动关系应于2016年3月29日解除。考虑到2015年11月1日至2016年3月29日期间，犀牛文化公司未有效地督促王炫文工作且王炫文怀孕待产等情节，参照《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第二十七条“用人单位没有安排劳动者工作的，应当按照不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70%支付劳动者基本生活费”的规定，犀牛文化公司应支付王炫文上述期间的基本生活费用。王炫文主张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判决：一、王炫文与北京犀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自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五日至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止存在劳动关系；二、北京犀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王炫文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一日至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基本生活费五千九百七十八元四角八分；三、驳回王炫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犀牛文化公司在本院审理期间主张王炫文的入职时间为2014年12月22日，并申请证人王×出庭作证。王×称其为犀牛文化公司员工，记得王炫文大概在2014年年底入职。王炫文称王×为犀牛文化公司员工，有利害关系，且并非为王炫文办理入职的人员，对其证言不予人可。经查，王炫文在仲裁阶段主张其入职时间为2014年12月22日，而犀牛文化公司认可双方在2014年6月25�至2016年3月2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在一审审理期间，王炫文主张其入职时间为2014年6月25日，犀牛文化公司称双方劳动合同签订时间虽为2014年6月25日，但存在篡改情况，王炫文实际入职时间为2014年12月22日。双方就王炫文的入职时间前后陈述均不一致，而双方劳动合同签订的日期2014年6月25日，约定该合同于该日生效；该时间与犀牛文化公司在仲裁阶段认可的王炫文入职时间一致；犀牛文化公司在诉讼中虽称该份合同存在篡改，但未能举证；该公司提交的证人证言亦无法证明王炫文的入职时间。故本院依据双方劳动合同签订日期，认定王炫文的入职为2014年6月25日。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王炫文与犀牛文化公司于2014年6月25日签订当日生效的劳动合同，并在仲裁阶段认可双方自2014年6月25日存在劳动关系。现该公司主张王炫文的入职时间为2014年12月22日，双方劳动合同存在篡改，但犀牛文化公司未能就合同存在篡改举证，提交的证人证言亦不足以证明该公司主张。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劳动合同，认定王炫文的入职时间为2014年6月25日，双方在2014年6月25日至2016年3月2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是正确的，本院予以确认。
劳动者应当完成劳动任务，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王炫文自2015年10月19日后未再到岗上班，在10月28日向犀牛文化公司请病假15天。王炫文称此后通过微信照片的形式向犀牛文化公司提交假条，但未能就此举证，犀牛文化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且根据查明�事实，王炫文所持有的医院病假条中，最后一张假条为2015年12月31日开具，休息一周；此后，王炫文不再持有医院病假条，长期无故不按时出勤，不提供劳动，有违劳动者勤勉义务。在此情况下，犀牛文化公司于2016年3月29日与王炫文解除劳动合同，并无不当。王炫文主张犀牛文化公司违法与其解除劳动关系，要求确认2016年3月29日以后至2016年10月1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王炫文上诉要求本案发回重审，于法无据，不予采纳。
综上，犀牛文化公司与王炫文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对双方的上诉请求均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王炫文、北京犀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各负担5元（均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晓云
代理审判员
刘洁
代理审判员
易晶晶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付鑫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