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湖民初字第43号
原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
法定代表人洪波。
委托代理人曲晓冬，福建明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厦门航新阳货运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法定代表人王兆锦，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林浩夫、苏融馨，福建天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昆明市强琳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
法定代表人王强。
委托代理人李志远，云南锦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昆明新圆春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昆明市官渡区。
法定代表人刘新华。
原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安保险公司）诉被告厦门航新阳货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新阳公司）、昆明市强琳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强琳公司）、昆明新圆春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圆春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2年12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天安保险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曲晓冬，被告航新阳公司委托代理人林浩夫，强琳公司委托代理人李志远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新圆春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天安保险公司诉称，案外人厦门红相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相公司）于2012年1月1日向原告投保国内航空货物运输险，被保险标的物为TCD-100×1一件（有载调压开关故障诊断系统），保险金额为300000元，被保险人为红相公司。2012年1月10日，被告航新阳公司出具航空货运分单给红相公司，由其承运TCD-100×1一件，目的地昆明文山。之后，被告航新阳公司将承运的货物空运到昆明后，转委托给被告强琳公司运输，被告强琳公司又转委托给被告新圆春公司运输。此后，被告新圆春公司出具证明确认前述货物丢失。原告与红相公司经协商，根据损失清单、装箱清单、买卖合同、发票、技术开发合同、使用手册等，最终确认诉争丢失货物价值296430元。原告于2012年3月30日向红相公司支付了保险赔偿金296430元，赔付后红相公司将向三被告追偿的权利转移给原告。故请求判令：1、三被告连带赔偿原告支付的保险赔偿款296430元，并向原告支付迟延付款损失（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2年3月30日支付保险金赔偿款之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付款之日止）；2、三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被告航新阳公司辩称，对原告陈述的其将诉争货物委托被告航新阳运输，被告航新阳公司又转委托运输给被告强琳公司，被告强琳公司又转委托运输给被告新圆春公司的事实无异议。一、原告系基于保险人代位求偿权起诉被告航新阳公司，依据被告航新阳与红相公司关于赔偿责任的特别约定，仅应按照每千克20元的赔偿标准进行赔付。红相公司与被告航新阳公司2011年12月5日签订的《托运人货物运输协议》中第三条约定“甲方须按货物实际价值自行购买保险；如果甲方没有购买保险，在出现货损、货差、货物丢失时，乙方按国家民航规定的每公斤100元整进行赔付”。2012年1月9日，涉案货物的《货物托运书》中亦明确记载“（托运人）未办理运输声明价值的货物，承运人最高赔偿限额为毛重每千克20元”。结合本案事实，红相公司早在2012年1月1日就已经向原告按照保险金额300000元进行投保，但在与被告航新阳公司订立运输合同时，并未披露已经投保的事实及保险金额，也未声明货物价值。依据上述约定，红相公司首先未向承运人声明运输货物价值，其次虽自行购买保险，但隐瞒保险事实和投保金额，性质上属于虚假陈述货物实际价值，因此应适用与承运人的运输合同中“没有购买保险”的约定，承运人得以主张赔偿责任限额，即每公斤20元整。二、原告所提供的证据均无法证明红相公司所托运货物可以达到该保险赔偿价值。首先，原告提供的货物损失清单显示，红相公司声明损失的货物包括“TCD-100”开关系统一套和“ThinkPad”笔记本电脑一台，而后者超出保单记载的投保货物范围，对超出投保范围的货物，原告无须理赔，更无权要求被告航新阳赔偿。其次，原告提供的与北京国电瑞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电瑞通公司）签订的《货物买卖合同》项下货物，并无证据证明系本案涉案投保货物，并且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载的货物数量居然为“0.4台”，显然无法作为货物价值的有效证明。再次，原告提供的《技术开发（委托）合同》证明，原告与云南电网公司文山供电局（以下简称文山供电局）之前签订的合同性质为技术开发（委托）合同，原告接受文山供电局委托从事开关故障诊断新技术研究，合同价款的性质为科研项目的技术研发工作报酬，而非某一套设备的商品价值，原告以此作为保险货物价值的依据，不能成立。三、原告系基于保险人代位求偿权起诉包括被告航新阳公司在内的三被告，法律关系不清，适用法律不明，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强琳公司辩称，一、原告代位的是红相公司，因此原告所享有的权利义务即为红相公司享有的权利义务，而被告强琳公司并未与案外人红相公司有运输合同关系，因此原告起诉被告强琳公司毫无依据。二、被告航新阳公司与被告强琳公司是运输合同关系，被告航新阳公司通过航空公司将诉争货物委托给被告强琳公司运输时未声明保价，被告强琳公司按普通货物（7公斤）收取运费。被告强琳公司在昆明地面接到诉争货物后又转委托给被告新圆春公司进行下一流程的运输。三、因为被告航新阳公司通过航空公司将货物委托给被告强琳公司运输时未声明保价，被告强琳公司转委托给被告新圆春司公司运输时也未声明保价，被告新圆春公司对诉争货物只收取了20元的运费。四、因被告强琳公司只负责从机场到地面的运输，被告强琳公司收到的只是一个纸箱（电表），运输的也只是一个纸箱，对纸箱里面的货物被告强琳公司认为只是电表。综上，被告强琳公司与原告毫无关系，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及诉讼请求。
被告新圆春公司提交书面答辩状辩称，原告起诉三被告承担保险赔偿款没有依据。理由如下：一、2012年1月10日，被告新圆春公司从强琳公司收到转托的TCD-100×1系电表，按照现在市场价值该物品仅为700元左右，而原告起诉要求赔偿296430元。两相对比之下，原告要求被告新圆春公司承担的连带赔偿责任与被告新圆春公司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联系，在现今社会之中，没有任何一款电表价值能达到296430元，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红相公司在原告处投保金额达到该数目，原告要求之赔偿款同被告新圆春公司承运之物并非同一物品，因此被告新圆春公司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二、即便是原告诉称的标的物与被告新圆春公司所承运之物为同一物品，被告新圆春公司也不应承担如此巨额赔偿责任。强琳公司与被告新圆春公司之间的托运单中载明若托运物未参加托运投保，货物发生遗失或损坏，货运公司最高只按照运费的5倍承担责任，即被告新圆春公司最多承担100元的责任。三、在被告新圆春公司所收货物运单中，未载明其所托运货物的名称（实际为电表）及货物的实际价值和真实价值，故原告所提供之证据缺乏真实性。四、原告将被告新圆春公司列为被告，实为主体错误，被告新圆春公司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
经审理查明，2011年12月5日，案外人红相公司（甲方）与被告航新阳公司（乙方）签订一份《货物运输协议》，约定：甲方自愿将发往全国各地的货物交给乙方承运；甲方将货物交给乙方承运时，应将货物品名、数量、包装方式等信息书面告知乙方；甲方将货物交给乙方承运时，甲方须按货物实际价值自行购买保险；如果甲方没有购买保险，在出现货损、货差、货物损失时，乙方按国家民航规定的每公斤人民币100元整进行赔付；如果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出现包装损坏、货物丢失、损失等情况，在乙方应该积极配合甲方收集资料、证据提供给保险公司进行赔付，如果因材料不全导致责任无法认定的则由乙方负责赔付等。2012年1月9日，红相公司填写了一份航新阳公司的《货物托运书》，载明“托运人姓名、地址”为红相公司，“收运人、地址”为冯跃、云南电网公司文山供电局修试所文山市和谐路1号，货物“毛重”7公斤，“货物品名”为“TCD-100×1”，其中“运输声明价值”一栏及“运输保险价值”一栏空白未填写。该《货物托运书》底部“承运人重要提示”载明：“根据《中国民用航空货物国内运输规格》、《厦门航空有限公司货物国内运输总条件》规定，当货物每千克价值超过人民币20元，托运人可以向承运人填报货物运输声明价值，并按规定缴交声明价值险加费，已填报货物运输声明价值的货物，以声明价值为最高赔偿限额；未办理运输声明价值的货物，承运人最高赔偿限额为毛重每千克人民币20元。”该单运输的运费为220元。2012年1月10日，航新阳公司为红相公司上述托运的货物办理了从厦门市至云南省昆明市的航空托运，当日该货物被空运至昆明市后，航新阳公司委托强琳公司将上述托运的货物从云南省昆明市运输至文山市，强琳公司在昆明机场接收上述货物后，又转委托新圆春公司将上述货物运送至目的地文山供电局（货单号WS0012162）。
2012年2月4日，新圆春公司出具一份《货物丢失证明》，载明：“2012年1月10日，昆明市强琳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将一件货物重量为7KG，包装为纸箱，交由我司托运到文山，货单号WS0012162，不知是在运输途中丢失还是在仓库丢失，此件货确已丢失。”2012年2月6日，强琳公司出具一份《货物运输情况证明》，确认2012年1月10日航新阳公司将一件用纸箱包装的、重量为7公斤、品名为TCD-100（电表）的空运货物（空运单号：731-74367790）委托强琳公司托运到文山，强琳公司对应单号为0163748，接到此票货物委托后强琳公司进而再委托新圆春公司将这票货托运到文山，新圆春公司对应的货运单号为WS0012162。2012年2月24日，航新阳公司亦出具一份《货物运输情况证明》一份，主要内容为：2012年1月9日红相公司将重量为7公斤、品名为TCD-100×1（有载调压开关故障诊断系统，内含一套笔记本电脑THINKPAD4177-GMC）委托给航新阳公司托运到云南省文山市，航新阳公司于2012年1月10日办理了从厦门至昆明市的航空托运（单号731-74367790），此票货物到达昆明市后，进而委托强琳公司负责从昆明市至文山市的运输递送，强琳公司开出的物流单号为0163748，据了解，强琳公司未承担实际的递送工作，而是委托新圆春公司负责托运递送工作，新圆春公司对应此票货物开具的货运单号为WS0012162，2012年1月17日新圆春公司回复该票货物在昆明市至文山市托运的途中货物丢失。
另查明，2012年1月1日，红相公司就其交由航新阳公司承运的品名为TCD-100×1的货物一件向天安保险公司投保了国内航空货物运输保险。保险金额为300000元，保险费为180元。本案讼争的TCD-100×1的货物丢失后，天安保险公司于2012年3月30日向红相公司赔付了296430元保险理赔款，红相公司确认收到上述理赔款并确认天安保险公司有权代位红相公司行使权利。2012年9月24日，红相公司出具一份《情况说明》，表示其公司向天安保险公司投保的品名为“TCD-100×1”的货物系指有载调压开关故障诊断系统一套，其中“×1”是一套的意思。而航新阳公司、强琳公司则表示其承运的“TCD-100×1”系货物型号，其中“×1”并非原告所称的数量。
本案审理过程中，关于涉案货物的价值，天安保险公司提供了以下证据：1、红相公司出具的货物运输保险损失清单，载明损失货物：品名为有载调压开关故障诊断系统（规格TCD-100、单价290000、数量1）；品名为TCD-100所配笔记本电脑（规格Think、单价6430、数量1）；2、红相公司与案外人北京国电瑞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电瑞通公司）之间签订的《货物买卖合同》，合同载明卖方国电瑞通公司以290000元的价格将开关振动声学检测单元等物品出卖给红相公司，并向红相公司开具了相关的增值税发票；3、红相公司与案外人厦门市领洋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洋公司）签订的《货物买卖合同》，载明领洋公司以每台64**元的价格将20台ThinkPad电脑出售给红相公司，领洋公司亦开具关于一台ThinkPad6430元的增值税发票；4、红相公司与案外人云南电网公司文山供电局的《技术开发（委托）合同》一份，载明红相公司与云南电网公司文山供电局约定云南电网公司文山供电局委托红相公司开发变压器有载调压开关的故障诊断新技术研究，合同价款为990000元，其中合同9.1项的分项报价中体现测试主机的价款为298000元，红相公司亦向云南电网公司文山供电局开出了包含测试主机298000元在内的增值税发票。航新阳公司、强琳公司对天安保险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表示均不予认可。
以上事实，有天安保险公司提交的保险单、航空货运分单、货物运输情况证明（航新阳公司）、货物运输情况证明（强琳公司）、货物丢失证明（新圆春公司）、物流凭证、托运单（新圆春公司），被告航新阳公司提交的货物运输协议、托运书，以及本案的法庭审理笔录为证。
本院认为，红相公司就其交由航新阳公司承运的品名为TCD-100×1的货物在托运前向天安保险公司投保了航空货物运输保险，货物在运输过程中丢失后，天安保险公司向红相公司支付了相应的保险理赔款，红相公司亦确认由天安保险公司代位行使其关于货物的权利，依法天安保险公司取得代位求偿的权利，有权代位行使红相公司关于丢失货物的请求赔偿权。红相公司将品名为TCD-100×1货物交给航新阳公司托运至云南电网公司文山供电局修试所文山市和谐路1号，航新阳公司在货物空运至云南昆明后转委托强琳公司托运，强琳公司又转委托新圆春公司托运，新圆春公司在承运货物的过程中丢失货物。航新阳公司出具的《货物运输情况证明》明确载明红相公司委托航新阳公司运输的货物为有载调压开关故障诊断系统并含一套笔记本电脑THINKPAD4177-GMC，而从强琳公司、新圆春公司出具的《货物运输情况证明》及《货物丢失证明》可以看出，红相公司委托航新阳公司运输的货物在强琳公司委托新圆春公司从昆明运输至文山的过程中丢失。因此，航新阳公司、强琳公司提出的关于托运货物名称中TCD-100×1中“×1”并非为原告所称的数量，仅系航新阳公司、强琳公司对红相公司所托运的货物称谓不一致，不影响三被告在运输过程中丢失红相公司托运的载调压开关故障诊断系统（含一套笔记本电脑THINKPAD4177-GMC）的事实。航新阳公司系直接与红相公司订立托运合同的承运人，应当对货物的丢失依约承担赔偿责任，强琳公司、新圆春公司作为货物从昆明至云南电网公司文山供电局运输区段的承运人，应依法对货物的丢失与航新阳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根据红相公司与航新阳公司于2011年12月5日签订的《货物运输协议》中的约定，红相公司将货物交给航新阳公司承运时，红相公司须按货物实际价值自行购买保险；如果红相公司没有购买保险，在出现货损、货差、货物损失时，航新阳公司按国家民航规定的每公斤人民币100元整进行赔付。即红相公司将货物委托航新阳公司承运时，应自行购买保险，出现货损、货差、货物损失时由保险公司赔付，若未购买保险红相公司则参照民航的规定按每公斤人民币100元整进行赔付。由于红相公司在托运前已经向天安保险公司投保了国内航空货物运输保险并获得了相应的保险赔偿，因此，根据该《货物运输协议》的约定，航新阳公司无须承担每公斤货物按100元进行赔付的义务。而红相公司2012年1月9日填写的《货物托运书》中承运人重要提示部分明确载明，“根据《中国民用航空货物国内运输规格》、《厦门航空有限公司货物国内运输总条件》规定，当货物每千克价值超过人民币20元，托运人可以向承运人填报货物运输声明价值，并按规定缴交声明价值险加费，已填报货物运输声明价值的货物，以声明价值为最高赔偿限额；未办理运输声明价值的货物，承运人最高赔偿限额为毛重每千克人民币20元。”本案中，红相公司既未向航新阳公司声明运输价值，亦未向航新阳公司缴交声明价值险加费，因此，航新阳公司赔偿红相公司的限额为毛重每千克人民币20元，即140元（7公斤×20元）。由于天安保险公司取得了代位行使红相公司关于讼争货物的权利，因此，航新阳公司应依约赔偿天安保险公司140元，强琳公司、新圆春公司作为货物从昆明至云南电网公司文山供电局运输区段的承运人，对此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天安保险公司要求航新阳公司、强琳公司、新圆春公司连带赔偿其支付给红相公司的保险赔偿款296430元及迟延付款损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八十八条、第二百九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三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厦门航新阳货运服务有限公司、昆明市强琳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昆明新圆春物流有限公司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原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140元。
二、驳回原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5746元，由被告厦门航新阳货运服务有限公司、昆明市强琳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昆明新圆春物流有限公司负担50元，原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负担5696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自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迎春
人民陪审员 郭前进
人民陪审员 黄禹水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日
书 记 员 曾莉侠
附页：
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二百八十八条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
第二百九十条承运人应当在约定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将旅客、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
第三百一十一条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三百一十二条货物的毁损、灭失的赔偿额，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法律、行政法规对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和赔偿限额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三百一十三条两个以上承运人以同一运输方式联运的，与托运人订立合同的承运人应当对全程运输承担责任。损失发生在某一运输区段的，与托运人订立合同的承运人和该区段的承运人承担连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四十五条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
前款规定的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已经从第三者取得损害赔偿的，保险人赔偿保险金时，可以相应扣减被保险人从第三者已取得的赔偿金额。
保险人依照第一款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不影响被保险人就未取得赔偿的部分向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本案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