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即墨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鲁0282行初1号
原告于普霞。
委托代理人王守福、王松，山东海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即墨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住所地：即墨市新兴路78
号。
法定代表人杨岩，局长。
委托代理人韩志，即墨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法制科科长。
委托代理人王翠云，山东一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即墨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即墨市振华街***号。
法定代表人张军，市长。
委托代理人刘翔宇，即墨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原告于普霞不服被告即墨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作出的即费征字[2015］312-2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及被告即墨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即复决字[2015］第5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5年12月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1月4日立案，因原告的起诉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要求原告修改，原告修改后，本院于2016年3月10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5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于普霞的委托代理人王守福、被告即墨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的委托代理人韩志、王翠云、被告即墨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刘翔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即墨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于2015年9月15日作出即费征字[2015］312-2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认定以下事实：原告于普霞与刘洪勇于2015年3月10日在即墨市人民医院违法生育第四个子女（男孩）。根据《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对原告违法生育行为征收社会抚养费104508元（壹拾万肆仟伍佰零捌元整）。限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逾期自欠缴之日起每月加收欠缴社会抚养费的千分之二的滞纳金。原告不服，向被告即墨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即墨市人民政府于2015年11月11日作出即复决字[2015］第5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即墨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作出的即费征字[2015］312-2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
原告于普霞诉称，原告因怀孕于2015年3月9日到即墨市人民医院要求引产，即墨市人民医院当日收住院，次日引产不成功，娩出一活体男婴。被告即墨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于2015年9月15日作出即费征字[2015］312-2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决定对原告征收社会抚养费104508元。原告不服，向被告即墨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即墨市人民政府于2015年11月11日作出即复决字[2015］第5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即墨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作出的即费征字[2015］312-2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原告认为，原告及配偶从来没有要求活产，造成活体男婴娩出的责任完全在于即墨市人民医院，且即墨市人民医院事后伪造、变造病历，依法应为社会抚养费的承担义务人，原告及配偶不应承担社会抚养费。请求撤销两被告的行政行为，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
原告提交的证据有：1.于普霞住院门诊病历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入院时要求引产。2.行政复议决定书复印件一份；证明被诉行政行为。
被告即墨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辩称，一、答辩人作出的即费征字[2015］312-2《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内容适当，应予维持。二、原告在诉状中称“因怀孕到即墨市人民医院要求引产，引产不成功，娩出一活体男婴，造成活体男婴娩出的责任完全在于即墨市人民医院……”，缺乏依据。1、原告于2014年10月21日拒绝参加B超孕检，镇、村多次找到原告动员做引产均遭拒绝。2、原告怀孕9个多月后联系村计生主任到医院引产。2015年3月9日，原告于普霞孕39+4周时去即墨市人民医院住院要求引产，但在于普霞入产房后，原告于普霞及丈夫刘洪勇坚决要求活产，由刘洪勇在分娩记录上的签字为证。因此，原告于普霞从怀孕、拒绝参加B超孕检、到要求活产，均系原告的真实意思，其应对其行为承担法律后果。三、原告的起诉超过法定期限，应予驳回。
被告即墨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提交了证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依据：证据一、违法生育查处立案审批表、调查终结报告书各1份。证明事项：证明刘洪勇、于普霞因违法生育，被告依法立案查处。证据二、对刘洪勇、于普霞的调查笔录各1份，照片2份。证明事项：1、证明刘洪勇、于普霞系农村居民，居住在即墨市移风店镇道头村；2、证明刘洪勇、于普霞的婚育情况，于1992年6月登记结婚，1993年10月30日合法生育第一个子女，2000年12月19日合法生育第二个子女，2006年9月20日违法生育第三个子女（男孩，已处理），2015年3月10日在即墨市人民医院违法生育第四个子女（男孩）的事实，并认可孩子未办理《出生医学证明》。证据三、刘洪勇、于普霞的常住人口户籍证明各1份。证明事项：证明刘洪勇、于普霞的身份信息情况，证明刘洪勇、于普霞居住在即墨市移风店镇道头村89号。证据四、即墨市移风店镇道头村民委员会婚育证明1份。证明事项：证明刘洪勇、于普霞婚育情况及违法生育第4个子女（男孩）的事实。证据五、原告于普霞的住院病历1份。证明事项：1、证明于普霞2015年3月9日在怀孕39+4周时，到即墨市人民医院住院要求引产，但在于普霞入产房后，刘洪勇、于普霞坚决要求活产，刘洪勇在分娩记录签字为证；2、证明于普霞于2015年3月10日22时50分在即墨市人民医院生育一个男孩。证据六、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介绍信1份。证明事项：证明2015年3月9日，即墨市移风店镇计生办、道头村计生办为于普霞开具免费接受引产服务介绍信。证据七、即墨市统计年鉴第63页“4-5农村经济总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情况”1份。证明事项：证明2014年度即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7418元。证据八、即费征告字【2015】312-2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告知书1份。证明事项：证明被告2015年9月9日告知原告于普霞征收抚养费的事实、理由、依据、征收标准和权利等。证据九、即费征告字【2015】312-2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告知书送达回证1份，照片1份。证明事项：证明被告2015年9月9日送达原告于普霞即费征告字【2015】312-2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告知书，程序合法。证据十、即费征决字【2015】312-2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1份。证明事项：证明被告2015年9月15日作出即费征决字【2015】312-2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的事实、依据和权利。证据十一、即费征决字【2015】312-2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送达回证1份，照片1份。证明事项：证明被告2015年9月15送达原告于普霞即费征决字【2015】312-2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程序合法。证据十二、徐可福、赵玉德、刘纪鹏行政执法证各1份。证明事项：证明徐可福、赵玉德、刘纪鹏为行政执法人员。证据十三、社会抚养费征收委托书2份。证明事项：证明被告根据《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将社会抚养费征收有关事项委托给即墨市移风店镇人民政府行使。证据十四、《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证明事项：证明被告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被告即墨市人民政府辩称，一、答辩人作出的即复决字[2015］第5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二、即复决字[2015］第5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准确，内容适当。
被告即墨市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复议程序合法性的以下证据、依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2、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3、受理通知书。4、提出答复通知书。5、行政复议决定书。6、即墨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答复书。7、送达回证。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即墨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提交的证据提出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有异议，两份调查笔录载明当事人拒绝签字，但由四名在场人签字，从调查笔录看徐可福、赵玉德应系调查人，另两人梁启菊、王明典，从笔录看于普霞和刘洪勇的笔录一字不差，两份调查笔录的内容应当体现的是计生局代理人的意思，而非原告及配偶的意思；内容完全一致的原因可能是调查人对两名被调查人均在场的情况下作的笔录，没有分开询问，两名被调查人均在场的情况下进行询问无法律依据；照片也体现不出摆在茶几上的是调查笔录，更体现不出调查笔录的内容出自原告及配偶之口；计生局没有举证证实梁启菊、王明典在场。对证据3无异议。对证据4有异议，生育第几胎是否违法不应当是村委会证明的内容。对证据5住院病历第2页入院记录“原告今日入院要求引产…”、第3页初步诊断“要求引产…”、第6页出院记录“入院诊断要求引产…”这些均无异议，这些证据清楚表明原告住院是要求引产。第5页产妇住院分娩协议书是市人民医院事后伪造，原告住院时要求引产由配偶与医院签署了引产手术协议书，第6页的协议书上刘洪勇三字不是其本人所签，协议书均应当是事前签署，第5页分娩记录是胎儿生产后形成的，市医院是将胎儿脚印印在分娩记录上后让刘洪勇签字确认原告所生胎儿的脚印，分娩记录手术指征后的内容是医院事后填写，从“签字”和“为证”这四个字分为两行，尤其是因先盖的脚印，后“为证”二字无处填写，可证明这些文字是事后填加的，且这些文字也不是“手术指征”的内容，刘洪勇没有坚决要求活产，若刘洪勇坚决要求活产也不应当填写在“手术指征”处，这个内容只有是“手术指征”的内容才是合法有效的。对证据6无异议，可以印证原告确实到医院引产。对证据7、8、9无异议。证据10和原告收到的一致。对证据11、12、13均无异议。对证据14先不谈质证意见。
针对原告的质证意见，被告即墨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辩称，对于原告所提证据2的异议，对刘洪勇调查笔录的时间是2015年5月27日15时55分至16时5分，对于普霞的调查时间是2015年5月27日16时10分至16时30分，对于原告所称两份调查笔录内容一致的情况，刘洪勇与于普霞夫妻二人对调查人所做的回答基本一致，因此，调查笔录内容记载基本一致是正常的。调查人员对于普霞、刘洪勇做的调查是真实的，由村干部梁启菊、王明典作为在场人证明，并在调查笔录上签字，作为调查人员也在调查笔录中签字，故被告做的调查笔录符合法律程序，无任何不当之处。对于证据4所提的异议，作为原告所在村的村委会对原告方的生育情况非常清楚，村委会出具该婚育证明证实原告二人的婚育符合实际情况，也是恰当的。对于原告于普霞对住院病历所提的异议，原告称该证据是市医院事后伪造，原告未向法庭提交证据证实其主张。原告主张分娩协议中刘洪勇的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也没向法庭提交证据。原告主张在分娩记录一栏中刘洪勇签字的目的是确认孩子脚印，对于“手术指征”部分是医院事后填写，原告对此未向法庭提交证据，原告的陈述不符合常理，至于原告主张“手术指征”手写部分内容，原告主张这非“手术指征”的内容，此处填写无效，我们认为原告的该主张无依据，无论这段文字的表述是否是“手术指征”的情形，但他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在孕妇于普霞进产房后坚决要求活产，家属签字为证，这说明原告于普霞夫妇的真实意思表示，要求活产而非引产。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即墨市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经庭审质证，被告即墨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提出以下质证意见：证据1有异议，无法证实原告主张的于普霞要求引产的表述。对证据2无异议。
经庭审质证，被告即墨市人民政府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提出以下质证意见：同即墨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的质证意见；另，原告入院时称要求引产，不能否认原告在产房时其丈夫坚决要求活产的事实。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被告提交的证据来源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性，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
经审理查明，原告于普霞与刘洪勇于1992年6月登记结婚，均系初婚，次年10月生育第一胎女孩，2000年12月生育第二胎女孩，2006年9月生育第三胎男孩，2015年3月10日在即墨市人民医院生育第四胎男孩。2015年5月27日，被告立案查处原告违法生育案。被告经调查于2015年9月9日向原告下达即费征告字（2015）312-2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告知书》。告知了原告违法生育的事实、违反的法律规范和拟处理决定，并告知了原告有陈述、申辩和权利。2015年9月15日，被告作出即费征字[2015］第312-2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决定对原告于普霞征收社会抚养费104508元，并告知了原告救济的权利。原告不服，向被告即墨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即墨市人民政府经复议，于2015年11月11日作出即复决字[2015］第5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向原告邮寄送达了复议决定书。
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对于原告于2015年3月10日生育第四胎一男孩的事实没有争议，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原告称没有生育第四胎孩子的主观故意，其到医院要求的是做引产手术，不要求生产活体，造成生产活体婴儿的责任在即墨市人民医院，因此，被告不应向原告征收社会抚养费。被告认为从原告怀孕，到拒绝孕检、再到产房后要求活产，均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不符合本法第十八条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14年5月修订）第四十二条规定，对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由县级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以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上一年度统计公报公布的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为基数，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和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情节，按照男女双方各自的子女数分别计征社会抚养费。从上述规定看，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根据相关计划生育的法律、法规规定管理的行政相对人是实施生育行为的公民，管理的是生育行为，对不符合法律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社会抚养费。现行法律没有规定对没有生育故意，而又生育了孩子的公民，可以不征收社会抚养费。如果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可以认定某些公民的生育属于非故意生育而不征收社会抚养费，尚无法律规定，属于违法行政。因此，原告主张的因自己没有生育孩子的故意，被告不应征收社会抚养费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依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于普霞要求撤销被告即墨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作出的即费征字[2015］312-2《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的诉讼请求。
二、驳回原告于普霞要求撤销被告即墨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即复决字[2015］第5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新峰
人民陪审员 黄桂花
人民陪审员 苏 磊
二〇一六年五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韩 爽
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2016）鲁0282行初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