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1民终12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运通。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全有。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又茹。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德洪。
原审第三人：武汉铁路局，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八一路2号。
法定代表人：汪亚平，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魏秋阳，系该局工作人员。
上诉人张运通、张全有、张又茹因与被上诉人张德洪、原审第三人武汉铁路局物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5）鄂江岸民初字第003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1月，张运通、张全有、张又茹诉至一审法院，称张维涛、文桂英夫妇膝下现有子女张运通、张全有、张又茹、张德洪。父亲张维涛1945年10月参加铁路工作，自60年代初就和老伴文桂英及子女们居住在铁路局江码367号（原编号为292号）和江码361号公房内长达四十年之久。在旧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作为承租人张维涛和共同居住人是共同享有公房使用权的，因为在福利分房制度中，同住亲属人口是分房面积的一个重要因素。张运通、张全有、张又茹的家庭在那个年代分房条件十分苛刻的情况下，能分到两套公有住房，就是基于家庭人口众多、共计九口人，这足以证明共同居住人构成分房的重要条件，如果当时共同居住人只有父母加一个独生子，是不可能分到两套住房的。随着岁月流逝，孩子们都长大成人纷纷在外成家立业，1997年7月张维涛去世，张又茹将母亲文桂英接到宜昌居住以便亲自赡养，自此，江码361号、367号以及后来加盖的自建房全部被张德洪租给生意人使用，每月收获租金，除少许向武汉铁路局缴纳房租外其余全部据为己有，而张德洪用出租房屋的租金交纳武汉铁路局房屋租金是经过张运通、张全有、张又茹共同商量决定的，两套房屋的维护保养张运通、张全有、张又茹均参与。2005年1月母亲文桂英去世，张德洪瞒着张运通、张全有、张又茹偷偷去武汉铁路局将江码361号、367号两套公房的承租权过户在自己名下。由于他们的违法行为，导致本该由张运通、张全有、张又茹共同购买诉争房屋产权的权益变成了由张德洪一人获得。现在诉争房屋已经拆迁，张德洪不仅获得江码361号、367号两套房屋的所有拆迁补偿款，甚至连其他家庭成员出资加盖面积的拆迁补偿款也作为附属房屋拆迁款一并给了张德洪一人所有。2013年4月下旬，张运通、张全有、张又茹在外地得知此事后，觉得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严重侵犯，张运通、张全有、张又茹认为，父母对武汉铁路局江码361号、367号两套公房享有特定的承租权，该承租权含有专属的财产权利，不能由张德洪一人获得。事后，张运通、张全有、张又茹找到父亲张维涛生前所在单位江岸车辆段，该单位房管负责人证实：该单位职工租住的公房如有需要变更承租人，需要填写申请表并由单位领导审批，其没有看到过张德洪有申请表以及审批材料；如果说住房交易所有，可以去那里查。张运通、张全有、张又茹随后去住房交易所查看，发现别人家房屋变更承租人都有审批材料，四大盒档案全是装有审批手续的材料，唯独没有张德洪的任何审批材料。后住房交易所出具文字材料说明没有张德洪有任何审批材料，其是用什么手段办成的？又是如何披上合法外衣蒙混过关的？请求判令：确认张德洪将原武汉铁路局所属的江码361号和367号公房拆迁款据为己有的行为侵害了张运通、张全有、张又茹的合法权益，张德洪将所得拆迁款中约1200000元返还给张运通、张全有、张又茹，本案诉讼费用由张德洪负担。
张德洪一审中未到庭应诉及答辩。
武汉铁路局述称，张运通、张全有、张又茹与张德洪的纠纷是家庭内部纠纷，当时在办理张德洪事情的时候，他的家人已经到我单位去过，但是张德洪拿来的住房凭证小本子已经换成了张德洪的名字。后来张运通、张全有、张又茹到我单位，我单位也查过了现在没有资料，但不代表是曾经没有资料，也不代表没有合法办理手续。因为之前的相关手续已经存在我单位下属的江岸建筑段，移交到我单位已经是第四个单位了。但是我单位办理相关手续是根据台账和本人的住房凭证，两相吻合的就办理，并且因为从住房凭证名称变更为张德洪到涉案房屋买断、拆迁，期间应该相隔了八年，张运通、张全有、张又茹一直没有主张权益，所以就让张德洪买断了，拆迁的时候就直接拆迁了，也就是现在的情况。至于住房证怎么变成张德洪的名字，台账上写着更改，2005年由父亲张维涛变更为儿子即张德洪。张运通、张全有、张又茹的诉讼请求都是针对张德洪的，且针对我单位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我单位不发表意见。此外，本案涉及租赁行为和租赁登记行为是两个概念。如果是租赁行为，张运通、张全有、张又茹方必须拿出证据证明我单位的做法错误的，如果是租赁登记行为，张运通、张全有、张又茹必须拿出证据证明登记的要件是什么从而证明我单位行为错误。对于租赁关系，一个是张维涛和我单位，一个是张德洪与我单位，我单位认为这是两个租赁关系，前一个租赁关系随着张维涛死亡自然消灭，另一个是新的租赁关系。在本案中，我单位的行为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具备侵权要件，所以本案无论怎样处理，都与本单位无关。
一审法院查明，根据武汉铁路局江岸车辆段劳动人事科出具的张维涛的人事档案载明，张维涛育有张晋跃、张运通、张全友（有）、张又茹、张德惠、张德红（洪），张运通、张全有、张又茹对此予以认可。
涉案房屋位于武汉市江岸区江码平房361号、367号，使用面积均为22㎡，原承租人为张维涛，后于2005年9月27日变更登记房主姓名为张德洪。
2013年5月8日，武汉铁路局江岸车辆段出具《证明》载明：路局住房交易中心：兹有我单位职工张维涛（已去世），膝下现有子女张运通、张全有、张又茹，称其父亲张维涛原有铁路江岸江码租赁住房361号、367号，已被其子张德洪在其母亲文桂英（后母）去世后，调整变更成自己的姓名，并购买了100%产权。请路局住房交易中心查询为盼。
2013年5月8日，武汉铁路局武汉北车站出具《协助调查书》，载明：武汉铁路局住房交易所，武汉北车站老职工张在福（已去世）原住江岸区二七街江岸码头287号。张在福去世后由其子张维涛（原江岸车辆段职工，已去世）居住。现因武汉市二七、江码片住房拆迁，由于历史久远，住房证遗失，需要调查江岸码头287号住房实际户主情况。请你们协助张维涛之子张运通（江岸车辆厂职工）查询江岸码头287号户主信息。谢谢！
2013年12月31日，武汉铁路局住房交易所出具《情况说明》，载明：现查武汉铁路局住房台账显示为张维涛江码两套住房（台帐号：211、202）在还是公租房期间，2005年9月27日经其子张德洪申请，由武铁房地产公司房管室为其办理了过户手续。（台账记录复印于后）后铁路局进行数次机构改革，先是2007年武铁房地产公司房管室合并入武铁土地房管所，2011年武铁土地房管所的房管业务并入武铁住房交易所。在2011年住房交易所接收的过户资料中并未发现张德洪的过户资料，仅为台账记录，经询问当时武铁房地产公司房管室当时办事人员（张幼（又）茹在场），其称肯定有过户资料，可能在前几次机构合并移交过程中遗失。2013年5月前，从未有人来住房交易所对此两套住房过户提出过异议或是要求暂停办理买断手续要求。因拆迁，2013年3月，张德洪按规定在住房交易所办理了住房房改买断手续。
2014年3月24日，一审法院立案受理了张运通、张全有、张又茹诉武汉铁路局、张德洪房屋行政登记一案，张运通、张全有、张又茹要求确认武汉铁路局为张德洪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以及颁发武铁成房201300477号和20××78号房屋产权证的行为违法。2014年11月19日，一审法院作出（2014）鄂江岸行初字第00041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张运通、张全有、张又茹的起诉，并载明张德洪在武汉铁路局住房交易所办理了住房房改买断手续，但并未向房屋登记机构申请颁发房屋所有权证，张运通、张全有、张又茹主张的武汉铁路局住房交易所为张德洪作出的房改买断、“房屋过户”及“颁证”行为事实上是武汉铁路局对其自有房屋进行管理和处分。
一审审理中，经一审法院询问，张运通、张全有、张又茹称位于武汉市江岸区江码平房361号、367号均经过改建、扩建且认可是张德洪找人来做的，张运通、张全有、张又茹并未提交证据其有参与出资、建房。
一审开庭后，经一审法院核实，张德洪的户籍所在地为武汉市江岸区江岸码头367号，且张运通、张全有、张又茹认可张德洪在涉案房屋居住。张运通、张全有、张又茹户籍所在地不在涉案房屋处且不在涉案房屋居住。
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房屋系武汉铁路局管理的公有住房，原属武汉铁路局的自有房屋，原承租人为张维涛。张德洪系张维涛的儿子，户籍所在地为涉案房屋所在地，也是涉案房屋的实际居住人，张运通、张全有、张又茹户籍所在地并不在涉案房屋所在地且未在涉案房屋居住。张维涛、文桂英死亡后，2005年9月27日房屋所有权人即武汉铁路局依据法律、政策规定和张德洪的申请，依法变更房屋承租人并办理了涉案房屋的住房证，其选择合同相对方并无不妥，且在变更承租人时涉案房屋所有权人仍为武汉铁路局。而自涉案房屋变更承租人至房屋拆迁，张运通、张全有、张又茹并未向张德洪、武汉铁路局主张任何权利，张德洪取得涉案房屋的拆迁权益系依据其已于2005年办理的涉案房屋住房证并在其后购买了完全产权。现张运通、张全有、张又茹认为张德洪将涉案房屋拆迁款项据为己有的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并要求张德洪返还其中的四分之三，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武汉铁路局变更承租人的行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参与了涉案房屋的改建工程、有权取得相应房屋拆迁款项，故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张德洪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一审法院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进行案件事实的认定和裁决。经合议庭评议，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张运通、张全有、张又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600元、邮寄送达费40元、公告送达费260元，共计15900元由张运通、张全有、张又茹负担。
判后，张运通、张全有、张又茹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第一项，张德洪将所得拆迁款中约30万元返还给张运通、张全有、张又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将本案定性为物权纠纷，属于认定案由错误，导致整个庭审活动都出现偏离，本案实为继承权纠纷。二、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法院认定张德洪系涉案房屋的实际居住人，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一审法院认定武汉铁路局依据法律、政策规定和张德洪的申请，依法变更房屋承租人并办理了涉案房屋的住房证，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武汉铁路局在张维涛的其他三个子女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单独给张德洪办理了承租权变更手续，且没有经过任何审批手续。离婚协议证据不是原件，缺乏真实性，一审法院没有核对原件属认定证据错误。总之，张维涛及其妻子对涉案房屋享有特定的承租权，该承租权含有专属的财产权利，将此专属的财产权利让给张德洪一人获得，侵犯了其他继承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张德洪未应诉及答辩。
原审第三人武汉铁路局述称，坚持其一审的述称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一审庭审中，法官问“原告方起诉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否是继承纠纷？”张运通、张全有、张又茹的委托代理人回答“不是，我们是要求确认我们的承租权。”法官又问“原告方认为你们起诉所依据的法律关系是？”张运通、张全有、张又茹的委托代理人回答“我们认为应该是物权纠纷。”
二审中，张运通、张全有、张又茹自述涉案房屋已于2013年8月进行了拆迁，武汉市黎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对张德洪进行了补偿。
本院认为，涉案房屋原系武汉铁路局自有并自行管理的公有住房，原承租人为张维涛。张维涛及其配偶文桂英去世后，武汉铁路局内设的公房管理机构变更张维涛之子张德洪为房屋承租人，并为其办理了涉案房屋的住房证。虽然武汉铁路局住房交易所称未发现张德洪办理变更手续的资料，可能遗失，但武汉铁路局在本案审理中并未对张德洪办理相关变更手续的合法性提出异议，亦认可张德洪的公房承租人身份。武汉铁路局作为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有权决定或选择承租人，现张运通、张全有、张又茹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武汉铁路局变更承租人的行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张德洪在其后又根据其公房承租人身份购买了涉案房屋的完全产权，张德洪基于其取得的涉案房屋产权与案外人签订拆迁协议并获得拆迁款，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张运通、张全有、张又茹要求确认张德洪将原武汉铁路局所属的江码361号和367号公房拆迁款据为己有的行为侵害了张运通、张全有、张又茹的合法权益，张德洪将所得拆迁款中约1200000元返还给张运通、张全有、张又茹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张运通、张全有、张又茹还称本案应为继承权纠纷，涉案房屋的承租权应为张维涛及其妻子的遗产。本院认为，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张运通、张全有、张又茹的一审诉讼请求系认为张德洪取得拆迁款的行为侵犯了张运通、张全有、张又茹的权益，并要求张德洪返还，张运通、张全有、张又茹的一审代理人亦当庭认为本案的案由应为物权纠纷，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将本案案由认定为物权纠纷，定性准确，并无不当。张运通、张全有、张又茹认为涉案房屋的承租权应为张维涛及其妻子的遗产，但该理由与其一审诉讼请求并不相符，且即使如张运通、张全有、张又茹所称张德洪侵犯了其继承利益，其他继承人也应要求实际取得公房使用权的继承人给予相应的补偿，而并非由部分继承人直接要求分割基于房屋产权而取得的拆迁款。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实体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张运通、张全有、张又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骆朝辉
审判员 李斌成
审判员 安林锋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舒 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