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新40民终207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勇，男，1972年1月31日出生，汉族，第四师七十一团职工，住新源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平，男，1965年10月8日出生，汉族，第四师七十一团职工，住新源县。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杰，男，1974年8月6日出生，汉族，第四师七十一团职工。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熊莉，新疆天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新源县元利恒农机农业综合开发专业合作社，住所地新源县别斯托别乡铁勒喀拉村。
法定代表人：杨纪伟，该合作社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湘沅，该合作社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宿传喜，该合作社员工。
上诉人刘勇、刘平因与被上诉人新源县元利恒农机农业综合开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源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14日作出的（2016）新4025民初11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0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杰、熊莉、上诉人刘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杰、熊莉、被上诉人合作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湘沅、宿传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勇、刘平上诉请求：l、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由合作社支付制种费用175298元及利息5858.94元，两项合计181156.94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合作社承担。事实和理由：1、其在”1-3”地块制种玉米的纯度，经鉴定纯度达98.1％，合作社认定其制种玉米不合格没有依据，因此合作社应当支付制种费用175298元及利息5858.94元。2、其种植的”1-3”地块制种玉米是合格产品，合作社在没有鉴定的情况下认定”1-3”地块制种玉米不合格，并采取不收购制种玉米以及不进行对账、结账、付款等方式，强迫其签订了《制种玉米生产补充合同》和《补充协议》，导致其价值267万余元的制种玉米，只能按商品玉米出售55万元。因此，其在受合作社欺诈、胁迫、乘人之危情况下签订的《补充合同》、《补充协议》，依法应当予以撤销。
合作社辩称，”1-3”地块的制种玉米不合格，是制种商牡丹江市绿丰种业有限公司技术人员经鉴定后确认的，其将鉴定结果向刘勇、刘平告知后，刘勇、刘平对”1-3”地块的制种玉米不合格的事实认可，双方对不合格的制种玉米采取了封样。此后双方签订了《制种玉米生产补充合同》和《补充协议》。现刘勇、刘平提出《补充合同》和《补充协议》是胁迫签订的，但没有提供受胁迫的证据，因此《补充合同》和《补充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按照法律规定，鉴定应由双方共同委托第三方对封样制种玉米进行鉴定，因刘勇、刘平单方委托鉴定程序不合法，故对鉴定报告不予认可。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勇、刘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撤销其与合作社签订的《补充合同》和《补充协议》；2、判令合作社偿付剩余的制种费用195298元、利息5858.94元，合计201156.94元；3、合作社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勇、刘平系合伙关系。2015年1月8日，刘勇以其名义与合作社签订《玉米制种生产合作合同》主要约定，合作社提供优质制种土地503亩（1-3号地块）由刘勇耕种；刘勇承担每亩800元承包费用，合作社垫付机耕费、种子等费用，在结账时从刘勇应得制种费用中扣除；如同一品种在同一区域有60%的制种户产量达到400公斤，合作社按照每公斤5元结算刘勇应得制种费用；经合作社调查，如种子无流失，投入和技术措施到位，合作社将保证先按每亩地2000元统一支付60%制种费用，剩余40%参与整个区域制种田的平均单价计算制种费用；刘勇将所有种子交付合作社后，合作社在每年12月30日结清当年制种费用，否则按应付总款的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双倍支付利息；并约定制种其它相关条款。签订合同后，合作社按照约定提供制种土地500.85亩，刘勇、刘平进行玉米制种。在种植过程中，合作社按照制种操作规程，分别对刘勇、刘平在铺膜、放苗、抽雄等环节进行验收，均给刘平出具”制种玉米生产环节合格证”。玉米种子收割后，刘勇、刘平与合作社于2015年10月18日签订《制种玉米生产补充合同》，约定内容是，由于刘勇、刘平2015年玉米制种地抽雄不及时，造成玉米种子纯度不合格，双方经友好协商，特制定补充协议。1、刘勇、刘平现制种地的产量，合作社按1.5元／公斤收购；2、经刘勇、刘平、合作社和牡丹江市绿丰种业有限公司共同协商，三方将共同承担刘勇、刘平的损失。［其计算方法：每方承担损失：2000元-（刘勇、刘平的产量×1.5元／公斤÷3）；3、刘勇、刘平制种地的收割费和烘干费由合作社承担；4、结算方法：每亩按1650元结算。与此同时，刘勇、刘平与合作社对不合格玉米种子包装后分别保存了样品。签订该补充合同后，合作社按照补充合同约定价款结算了刘勇、刘平应得制种费，并陆续支付部分制种费，并以预留保证金为由，至今未偿付剩余制种费20000元。2015年12月28日，合作社作为甲方，刘勇、刘平作为乙方，双方又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对2015年生产不合格种子，在原合同、补充合同基础上经商达成以下协议：1、甲乙仍执行双方已达成协议。2、甲方按合同给乙方兑现后，合同终止，乙方不得因此事再与甲方纠缠。”此后，刘平个人委托河南省依斯特种子质量检测有限公司对保存的不合格玉米种子样品进行了检验，出具了”检验报告”，检验玉米样品纯度为98.1%。
另查，刘勇、刘平与合作社在签订《补充合同》和《补充协议》之前，未对玉米种子进行鉴定。按合作社处理制种惯例，由合作社对制种进行室内鉴定后，口头告知种植户种子是否合格，给种植户不出具鉴定文书。
一审法院认为，刘勇、刘平与合作社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合作合同》、《补充合同》及《补充协议》，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约定全面履行各自义务。刘勇、刘平为了能够顺利取得制种费用，在未对玉米种子进行鉴定情况下，即同意按照不合格种子标准计算其1-3号地的制种费用并与合作社签订《补充合同》和《补充协议》进行确定，是刘勇、刘平处理各自权益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刘勇、刘平在已履行《补充合同》和《补充协议》后又以合作社存在欺诈胁迫手段为由要求撤销《补充合同》和《补充协议》，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合作社按照《补充合同》约定价款计算应付刘勇、刘平制种费用合理合法，予以支持。但合作社以预留保证金为由，扣留刘勇、刘平20000元制种费用无依据，不予支持，故对刘勇、刘平要求偿付制种费195298元中的20000元予以支持，对其余部分不予支持。同理，对刘勇、刘平要求合作社偿付为此产生的利息5858.94元的诉求不予支持，对合作社抗辩的合理部分予以采纳。刘勇、刘平单方委托作出的玉米种子检验报告效力无法对抗其与合作社被告签订的《补充合同》和《补充协议》，故对该检验报告的效力不予认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合作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偿付刘勇、刘平制种费用20000元；
二、驳回刘勇、刘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180元，由刘勇、刘平负担2030元，由合作社负担15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刘勇、刘平提出撤销《制种玉米生产补充合同》和《补充协议》并要求合作社支付制种费用175298元及利息5858.94元是否有依据。
刘勇、刘平在签订《制种玉米生产补充合同》后，虽然对玉米种子样品委托河南省依种子质量检测有限公司进行了检验，同时该公司出具了《检验报告》，但刘勇、刘平委托鉴定系单方委托行为，不符合司法鉴定的委托程序，故刘勇、刘平提供的《检验报告》证据，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证据予以采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本案中，刘勇、刘平主张《制种玉米生产补充合同》、《补充协议》的签订是受到合作社欺诈、胁迫，请求予以撤销补充合同及协议。但就签订补充合同过程中合作社存在欺诈、胁迫的事实，刘勇、刘平所提供的《检验报告》的证据，由于证据来源不合法，不具有证明本案事实的效力，同时刘勇、刘平又不能提供其他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在签订补充合同过程中合作社存在欺诈、胁迫的事实，因此刘勇、刘平应当承担举证不能不利后果。据此，刘勇、刘平提出的撤销《制种玉米生产补充合同》、《补充协议》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同理，刘勇、刘平要求合作社支付制种费用175298元及利息5858.94元的上诉请求，因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刘勇、刘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60元，由上诉人刘勇、刘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 明
审判员 彭红梅
审判员 马晓梅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五日
书记员 孙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