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津02行终1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翠霞，女，1959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北辰区。
委托代理人姚春红，北京圣运（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万新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天津市津滨大道与天山南路交口。
法定代表人王世平，主任。
委托代理人ＸＸＸ，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万新街道办事处法制科科长。
委托代理人魏学文，天津魏学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天津市东丽区万新街道办事处杨台社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天津市东丽区万新街道杨台村。
负责人于长旺，主任。
委托代理人李金明，天津市东丽区万新街道办事处杨台社区管理委员会委员。
上诉人刘翠霞因要求确认被上诉人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万新街道办事处强制拆除其房屋行为违法一案，不服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津0103行初16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翠霞及其委托代理人姚春红，被上诉人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万新街道办事处的委托代理人ＸＸＸ、魏学文，原审第三人天津市东丽区万新街道办事处杨台社区管理委员会的委托代理人李金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刘翠霞系刘某之女，刘某拥有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核发的东丽集建98字第01308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该证载明：土地使用者刘某，地址程林街杨台村，土地用途宅基地等内容，2004年刘某去世。2014年3月25日，第三人通知原告因原告房屋涉及拆迁事宜，由于原告在搬迁期限内未与第三人达成拆迁补偿协议，为此通知原告于2014年3月27日9点到杨台村委会参加听证会并提出合理诉求。后第三人又于2014年3月31日以告知书形式将听证会结果及第三人的决定告知原告，原告提出的拆一还二，超出《万新街道城中村改造村（居）民拆迁还迁办法》，第三人不予支持。因原告拒不搬迁的滞留行为，造成重点工程建设不能顺利开工。经第三人研究决定，对原告住宅按照《万新街道城中村改造村（居）民拆迁还迁办法》予以补偿安置。请原告于2014年4月2日之前完成搬迁，并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如逾期，第三人将协助原告完成搬迁。2014年4月9日，原告位于万××街××村集体土地上的房屋被拆除。原告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被告强制拆除行为违法。
原审法院认为，由于原告主张被告是实施主体，而被告否认强制拆除行为由其作出，那么在确认强制拆除行为是否违法的争议问题前，应当首先解决是否是被告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的争议问题。因此，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的涉诉房屋是否为被告所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对于被告否认作出的行政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四）项的规定，原告也应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证据只能证明被告工作人员曾出现在拆除现场，不能直接证明被告工作人员当时正在实施拆除行为。被告坚持其并没有强拆原告的房屋，而是第三人自主进行的拆除，仅认可其工作人员是在现场协助维持秩序，并非直接实施拆除行为，并提供了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因此，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是被诉拆除行为的实施主体，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翠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翠霞负担。
原审法院判决后，上诉人刘翠霞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确认被上诉人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万新街道办事处强制拆除其房屋的行为违法。理由是：1、本案实质是因雪莲路的建设而实施的拆迁，而被上诉人称是因杨台村整体撤村进行“城中村”改造而实施的拆迁没有事实依据。2、本案是被上诉人主导并组织的强拆，被上诉人称其仅是协助搬迁，在现场维持秩序没有事实依据。因被上诉人的负责人李某及工作人员在强拆现场，且在涉案房屋被强拆之后，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承认是被上诉人组织强拆的。被上诉人提交的协助搬迁方案，现场指挥及具体实施均由被上诉人工作人员负责。综上，雪莲路建设需要征收上诉人房屋，是政府行为，不涉及“城中村”改造，因未达成安置补偿协议，被上诉人制定协助搬迁方案，由其组织强拆了上诉人房屋。依据法律规定，被上诉人没有强拆上诉人房屋的权利，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后，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万新街道办事处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雪莲路建设是“城中村”改造的一部分。被上诉人没有实施对上诉人房屋的强制拆除行为，对上诉人房屋实施拆除的是原审第三人的自治行为，由于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对拆迁安置补偿没有达成一致，故原审第三人对上诉人的房屋实施强制拆除。因涉及的被拆迁户较多，原审第三人没有足够的人力维持现场秩序，故申请被上诉人配合协助搬迁，被上诉人派了部分工作人员到现场维持秩序，并对被拆迁户屋内物品进行清点。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原审第三人述称，同意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因为被征收的土地属村集体所有，故拆除上诉人的涉诉房屋是原审第三人组织实施的。
上诉人在原审期间提交了如下证据：1、《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2、录音整理文字；3、强拆现场照片6张；4、2016-228号《告知书》；5、东丽政函[2006]83号《关于报批东丽区2006年度第二十二批次土地征收的函》，津国土房资准[2006]412号《关于批准东丽区2006年第二十二批次土地征收的函》；6、东丽区2006年度第22批次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科技档案。
被上诉人在原审期间提交了如下证据：1、杨台村《关于撤销杨台建制村的请示》；2、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文件东丽政复[2008]2号《关于同意撤销军粮城镇民生村等六个建制村的批复》；3、天津市东丽区民政局文件津丽民[2008]29号《关于同意撤销万新街道小王庄、杨台建制村的批复》；4、《万新街“城中村”改造暂行办法（北片）》；5、商谈笔录两份；6、《听证告知书》；7、《告知书》；8、《万新街城中村改造配合杨台社区管委会实施程福巷范围内住宅协助搬迁方案》；9、万新街道党委和办事处文件《万新街关于批准撤村的村队启用新公章的通知》。
原审第三人在原审期间未提交证据。
上诉人在本院的庭审中提交了如下证据：1、“人民网”及“政民零距离”的截图共2份，证明被上诉人是涉诉房屋的拆迁主体；2、2015年8月20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工作人员的交谈录音（光盘两张及整理的文字材料），证明蔡某是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负责上诉人房屋的拆迁工作，是被上诉人组织的拆迁；3、被上诉人于2015年5月22日提交的本案答辩状，证明被上诉人制作了搬迁方案，并根据搬迁方案组织实施的拆迁；4、中共天津市东丽区委文件《东丽区整体村域房屋拆还迁规定》，证明被上诉人是涉诉房屋的拆迁主体；5、公安局询问笔录六份，证明涉诉房屋的拆迁主体是被上诉人；6、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关于张贵庄路两侧土地实施征收工作的函》，证明涉案土地是征收而不是“城中村”改造。
经庭审质证，各方当事人对对方当事人在原审中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原审的质证意见一致。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对上诉人在本院提交的证据认为不属于新证据，不同意质证。
合议庭经评议认为，原审法院认证意见正确，本院予以认定。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1-5均不能证明是被上诉人对其涉诉房屋实施了强拆，本院不予认定；证据6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亦不予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刘翠霞的涉诉房屋于2014年4月9日被拆除，上诉人主张是被上诉人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被上诉人则主张其并没有强制拆除上诉人的房屋，涉诉房屋是原审第三人实施的拆除，其是应原审第三人的要求派了部分工作人员到现场维持秩序，配合协助搬迁，并未直接实施拆除行为。原审第三人亦认可涉诉房屋是其组织实施的拆除，并认可被上诉人的上述意见。对此，本院认为，上诉人对其所诉的被上诉人实施了对其房屋进行了强制拆除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尚不能证明涉诉房屋是被上诉人实施的拆除，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是被诉拆除行为的实施主体。综上，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证据不足，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刘翠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曹 伟
代理审判员 吕本文
代理审判员 张 杰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刘金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