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152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子灏(广州市天河区沙东斯灏服装店经营者)，住广东省吴川市。
委托代理人：易学超，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嘉慧，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远均，住重庆市梁平县。
委托代理人：宋文，广东法仕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陈霞，住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
上诉人杨子灏因与被上诉人刘远均、原审被告陈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39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刘远均表示其向广州市天河区沙某灏服装店送货，陈霞予以签收，截至2013年4月1日，共计送了货款金额为224932元的货物。为此，提交送货单五张：
1、2013年3月14日的送货单，载明：收货单位为益某2B97档；货号802#，1箱，数量单价为203×31=6293元；空白处写有176683+6293=182976元；合计金额182976元，并有陈霞的签名。
2、2013年3月22日的送货单，载明：收货单位为益某2B97档；货号805#，3箱，数量单价为381×32=12192元；空白处写有182976+12192=195168元；合计金额195168元，并有陈霞的签名。
3、2013年3月26日的送货单，载明：收货单位为益某2B97档；货号802#，数量单价为250×31=7750元；货号803#，数量单价为250×31=7750元；3箱，7750+7750=15500元；空白处写有195168+15500=210668元，210668-15000=195668元；合计金额195168元，并有陈霞的签名。
4、2013年3月31日的送货单，载明：收货单位为益某2B97档；货号802#，3箱，数量单价为478×31=14818元；空白处写有195168+14818=210486元；合计金额210486元，并有陈霞的签名。
5、2013年4月1日的送货单，载明：收货单位为益某2B97档；货号803#，3箱，数量单价为466×31=14446元；空白处写有210486+14446=224932元；合计金额224932元，并有陈霞的签名。
庭审中，杨子灏称其曾经经营过广州市天河区沙某灏服装店，之后档口出租给了他人，但营业执照从未向他人出租，并否认其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悬挂在档口。
庭后，杨子灏向法院提交其与朱某于2012年5月10日签订的《租赁合同》一份，该合同约定杨子灏将沙河服装城益民市场B区二楼97档半档租赁给朱某经营，彼此并不能影响对方经营；租赁期从2012年6月5日至2013年6月4日止，净收年租为140000元；在租赁期间，商铺由朱某引起的一切债权债务由朱某负担，与杨子灏无关等内容。杨子灏表示其只是将沙河服装城益民市场B区二楼97档半档租赁给朱某经营，陈霞并非租赁合同的当事人，杨子灏一直都是广州市天河区沙某灏服装店的实际经营者，从未将营业执照使用权出租或转让给任何人。
经查，广州市天河区沙东斯灏服装店地址为广州市天河区濂泉路27号广东益某服装城2B97档，经营者为杨子灏，商事主体类型为个体工商户。
原审法院审理的（2013）穗天法民二初字第4982号案件中，2014年6月5日，经询问，杨子灏称其将案涉铺位出租给朱某经营，陈霞是朱某的妻子。
2014年10月20日，原审法院工作人员前往州市天河区濂泉路27号广东益某服装城2B97档送达案件材料，在该档口悬挂的营业执照上显示的经营业者为杨子灏，档口负责人称该档口是杨子灏出租给他们的，并表示杨子灏不在此处。
刘远均为追回货款,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给,请求判令:1.杨子灏、陈霞立即向刘远均连带支付货款224932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逾期罚息利率标准从2013年4月2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原审法院认为，刘远均提交2013年3月14日至4月1日五张送货单上明确注明了每次送货的种类、数量、价格及欠付货款的金额，相应的金额能够一一对应，并由陈霞签字予以确认，该种送货形式及对帐的方式符合日常的经验，原审法院依法确认陈霞为货物的实际收货人、交易的向对方，陈霞理应承担付款义务。陈霞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视为放弃抗辩的权利。原审法院对刘远均送货事实及金额予以确认，刘远均主张陈霞支付货款224932元有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杨子灏向法院提交《租赁合同》，称其将沙河服装城益民市场B区二楼97档半档租赁给朱某经营，并称陈霞为朱某的妻子。但杨子灏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陈霞与朱某之间的关系，对此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本案中，杨子灏一再强调从未将营业执照出租给他人使用，并且其一直都是广州市天河区沙某灏服装店的实际经营者，然根据原审法院工作人员现场了解的情况以及拍摄的照片可知，杨子灏的营业执照悬挂在沙河服装城益民市场B区二楼97档，杨子灏在明知出租一半档口给他人从事与广州市天河区沙某灏服装店相类似业务的情况下，却未将该档口从中间进行隔离，亦未有明显的标示表明该档口由两家不同的经营主体在使用，因此刘远均送货时有理由相信沙河服装城益民市场B区二楼97档为完整的一个档铺。同时，刘远均在送货单上写明的收货单位为“益某2B97档”，可见，刘远均相信收货单位为该档口的经营业者。综上，刘远均向杨子灏主张欠付货款亦无不当。
杨子灏、陈霞未支付相应的货款，客观上给刘远均造成了损失。鉴于陈霞最后一次收货及确认欠付货款的时间为2013年4月1日，原审法院酌定自2013年4月2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以224932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逾期付款利息。
陈霞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依法可作缺席判决。
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于2015年9月19日作出如下判决：一、杨子灏、陈霞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远均货款224932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自2013年4月2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以224932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二、驳回刘远均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杨子灏、陈霞未按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计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050元、公告费1000元，均由杨子灏、陈霞负担（公告费已由刘远均预交至相关单位，杨子灏、陈霞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起七日内迳付刘远均）。
杨子灏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杨子灏系广州市天河区沙某灏服装店的经营者，从未出租过营业执照，与朱某仅为租赁合同关系，从未参与朱某的经营活动,亦不认识陈霞。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杨子灏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依法无须承担支付货款和利息的责任。其次，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刘远均提交的多份《送货单》均证明，“陈霞”系本案货物的联系人和收货人，刘远均与陈霞之间是否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与杨子灏没有任何关系；况且，杨子灏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单位名称是广州市天河区沙某灏服装店。这与送货单上收货单位明显是不相符的，杨子灏不可能是买卖合同的买方。（二）本案不构成表见代理，刘远均作为主张表见代理存在的一方，应由其承担举证责任。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刘远均提交的《送货单》根本无法证明陈霞的行为代表答辩人的意思表示。刘远均亦无法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杨子灏与涉案交易有关系，包括联系订货、收货、付款等任一交易环节，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原审法院因为收货单位写着“益某2B97档”的送货单，和杨子灏的营业执照悬挂在档口就推定：刘远均有理由相信收货单位为该档口的经营业者，构成表见代理。那么如果刘远均相信与之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是该档口营业执照上的经营业者，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在收货单位上注明杨子灏单位名称，却用“益某2B97档”这样一个模棱两可的地址来代替？况且送货单上很明显有地址一栏，刘远均完全可以直接在地址栏填上。而且杨子灏与朱某的经营业务有明显的区别、标识，是足以使行内人区分的。刘远均作为买卖合同的当事人，相对于毫不知情的杨子灏来说，确定买卖合同的向对方更具操作性和风险可控性。但是，刘远均对此从未核实过，持有合理的怀疑却选择忽略，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三）由于本案的陈霞原审不出庭，本案无法认定刘远均送货单的真伪，更不排除刘远均伪造或与陈霞串通造假的可能，仅凭刘远均提供的送货单上出现“陈霞”及“益某2B97档”极不完整的信息不能就认定欠款成立。刘远均身在重庆，向陈霞供货并每次送到广州的“益某2B97档”，无论是刘远均直接送货还是委托运输公司送货均存在难以解释或缺乏辅助证据的重大问题：假若刘远均亲自或委托员工每次从重庆直接送货到广州的“益某2B97档”给陈霞，从2013年3月14日至4月1日合计16天的送货频率及送货金额来分析，不符合交易习惯，也不存在这一可能性，如果刘远均本身常驻在广州做生意，也无法提供相应的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假若通过货运公司送货到广州的“益某2B97档”给陈霞，那么刘远均也缺少货运公司的运输单据。（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刘远均除提交《送货单》外，至今没有提交其它证据证明刘远均与陈霞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及陈霞未支付涉案货款，刘远均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即刘远均主张的买卖合同关系不成立。（五）本案刘远均无任何证据证明杨子灏允许陈霞使用或陈霞对外使用了“广州市天河区沙某灏服装店”的名称或营业执照，原审法院推定“刘远均相信收货单位为该档口的经营业者”不当。（六）原审法院判决逾期付款利息的起算时间明显错误，由于刘远均所提供的所谓《送货单》没有约定具体的付款期限，也没有证据证明刘远均向任何被告曾催款，按《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规定以及司法实践，逾期付款利息的起算时间只能从刘远均起诉之日起的合理时间开始计算利息。二、原审法院遗漏了必须通知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朱某,遗漏了必须共同承担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的陈霞，依法应撤销原审判决。从刘远均于2014年7月8日提交的《民事起诉状》上已列明了被告三朱某（后删除），足以证明刘远均是清楚知道陈霞与朱某为夫妻并共同经营档口,且杨子灏在一审也提交了朱某的《租赁合同》，显然朱某是杨子灏所出租的半档商铺的实际经营人,遗漏了必须通知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朱某，故本案应发回重审。故，杨子灏二审请求判令：1.撤销原审判决；2.驳回刘远均全部诉讼请求；3.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刘远均承担。
被上诉人刘远均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
原审被告陈霞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与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二审中，本案审理的焦点问题是：1.杨子灏是否为涉案交易相对方?2.送货单的效力问题?
关于杨子灏是否为涉案交易相对方的问题。送货单显示，货物交付的地点是杨子灏经营的商铺。而该商铺悬挂的营业执照显示经营者是杨子灏。该些表象足以使刘远均相信交易的对象是杨子灏。杨子灏称其将档口出租给朱某，一则因未对商铺进行隔断，从表面无法判断涉案商铺实为朱某及杨子灏分别经营。二来，即使杨子灏陈述属实，商铺却悬挂杨子灏是经营者的营业执照，杨子灏与朱某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产生对外公示力，反而给送货人造成混淆，该法律后果应由杨子灏自行负担。在涉案责任负担之后，杨子灏与朱某之间是否存在内部的责任分配以及如何分配应由其自行处分，不能以此对抗刘远均在本案的主张。
至于送货单的效力问题。原审中，刘远均提交的送货单有原件，可以初步证明其主张。陈霞未到庭视为放弃抗辩，原审中，杨子灏亦无证据推翻该些送货单的真实性，因此，原审采信该些送货单正确。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依法应予维持。杨子灏上诉理由理据不足，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上诉人杨子灏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革花
审 判 员 张朝晖
代理审判员 汤 瑞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罗永娟
蔡静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