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浙金商终字第7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义乌市路邦针织袜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寿国成(已故)。委托代理人：赵品伟。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金阳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金阳盛。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虞景勇。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虞华君。原审第三人：赵品伟，男，1959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江东街道西谷村*号。原审第三人：赵洋恺。委托代理人：吴锦浦。上诉人义乌市路邦针织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邦公司）为与被上诉人金阳春、金阳盛、原审第三人赵品伟、赵洋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4）金义商初字第14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认定：1999年7月13日，赵品伟、蒋雪珍发起设立了义乌市路邦针织袜业有限公司，并于1999年7月16日领取了工商营业执照，注册资本50万元，其中赵品伟出资30万元占60%，蒋雪珍出资20万元占40%。公司登记住所地为义乌市青口工业区西谷村（即赵品伟家中）。1999年7月15日，赵品伟在义乌江东街道西谷村申请安装了负荷为50KVA的用电变压器，用于路邦公司的生产。原审庭审中，被告承认该用电设备于2001或2002年间拆除。1999年10月6日，金阳春通过其妻子潘如菊向路邦公司汇款200万元，用途为进袜机，并由赵品伟出具收条一份，载明收到金阳春银行汇票一张，金额200万元。1999年10月7日，路邦公司收到金阳盛现金交款20万元，注明为金阳盛投资款。1999年11月份，经金阳盛联系，路邦公司申请安装了负荷为100KVA的用电变压器，地址在东新屋村（金阳盛家里）。1999年12月20日，赵品伟、金阳春、金阳盛签订“义乌市路邦针织袜业有限公司章程”一份，其中约定路邦公司由赵品伟、金阳春、金阳盛三人共同投资组建，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20万元，赵品伟出资1152000元，占36%，金阳春出资1088000元，占34%，金阳盛出资960000元，占30%，章程经股东签名、盖章，在公司注册后生效。两原告及赵品伟均以股东的身份在上述章程中签字确认，并加盖了“义乌市路邦针织袜业有限公司”的公章，但双方没有到工商部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路邦公司从西谷村搬至东新屋村。2000年初，以两原告的出资作部分购机款，路邦公司从意大利进口的50台袜机到货，其中的8台转让给了案外人金旭阳，余下的42台放置在东新屋村进行生产，两原告及赵品伟、蒋雪珍均共同参与了路邦公司的经营管理。2003年9月30日，路邦公司与义乌市国土资源局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获得了东苑工业园14亩工业用地使用权。2003年12月份，经赵品伟联系，路邦公司申请安装了负荷为315KVA的用电变压器，地址为东苑工业区。2004年，路邦公司用自有资金及三方投资建成了东苑工业区厂房并投入使用。路邦公司从东新屋村搬迁至东苑工业区进行生产，赵品伟、金阳盛均驻厂参与管理经营。后因三方存在分歧，2005年4月公司停业至今，未进行清算。另查明，2002年，路邦公司聘用曾环坤为公司技术员工，并签订了用工合同，赵品伟、金阳春、金阳盛代表路邦公司均在上述用工合同上签字确认。2004年期间，路邦公司因为经营需要向建设银行、稠州城市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借款，在提交的公司股东会决议、最高额抵押合同、借贷质押合同及其他相关材料中，赵品伟、金阳春、金阳盛均作为股东共同签名的。2006年10月、11月，浙江省国税局稽查局分别对赵品伟、金阳春、金阳盛、吕朝锋（路邦公司会计）、吴厚栋（路邦公司管理人员）做了询问笔录，上述人员在笔录中均提到路邦公司由两原告及赵品伟三股东共同出资经营。2002年5月1日，路邦公司与金阳春的妻子潘如菊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一份，约定路邦公司将2002年2月26日向东苑特色工业小区受让地块中的四亩土地转让给潘如菊建造库房，地价按每亩18万元计算，交款日期与方式按东苑工业小区所规定的条款执行。路邦公司在2003年3月实际取得该宗土地后即交付四亩土地给潘如菊。2004年1月路邦公司取得该宗土地的使用权证。嗣后，潘如菊在争议的四亩土地上建造四层厂房一幢，占地面积为896.1平方米，建筑总面积为3674平方米。2010年9月7日，路邦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其与潘如菊于2002年5月1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无效。2010年10月26日，原审法院作出（2010）金义商初字第2934号民事判决，确认双方于2002年5月1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无效。该民事判决书于2011年3月15日发生法律效力。2012年8月31日，原告金阳春以合同纠纷为由向原审法院起诉被告赵品伟、金阳盛、路邦公司，要求终止赵品伟、金阳春、金阳盛于1999年12月20日订立的协议（即路邦公司章程）。该案在诉讼过程中，赵品伟对1999年12月20日章程中其本人签名真实性有异议并申请笔迹鉴定。原审法院委托浙江汉博司法鉴定所进行笔迹鉴定，2013年3月18日，该所出具浙汉博（2013）文鉴字第8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章程中赵品伟的签名是其本人所书写。2013年11月20日，原审法院作出（2012）金义商初字第2150号民事判决，认为赵品伟、金阳春、金阳盛签订章程后实际共同经营，形成了对公司共同出资的合意，虽未经工商登记，但三人公司已实际形成，在未经股东会决议的情况下终止章程于法无据，故驳回了原告诉请。金阳春收到判决后不服上诉至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年2月20日，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浙金商终字第2号民事判决，维持原判。路邦公司登记注册后，其工商登记的股权情况历经多次变动。2002年12月10日，赵品伟与蒋雪珍办理了路邦公司注册资本变更手续，将公司出资由50万元增加为100万元，其中赵品伟出资60万元占60%，蒋雪珍出资40万元占40%。2007年12月18日，路邦公司的股权变更为孙黄央出资5万占5%，赵品伟出资5万占5%，蒋雪珍出资20万占20%，俞城波出资20万占20%，徐云芳出资额50万占50%。2011年6月20日，路邦公司的股权变更回赵品伟出资60万元占60%，蒋雪珍出资40万元占40%。2013年6月9日，原属蒋雪珍的出资40万元转让给赵洋恺，路邦公司的股东变更为赵品伟、赵洋恺。原审庭审中，金阳春、金阳盛认为他们汇给路邦公司的220万元就是章程中所约定的投资款。公司帐册及相关材料由赵品伟管理，原审庭审中询问帐册下落，赵品伟表示均已遗失。金阳春、金阳盛于2014年4月15日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原告金阳春、金阳盛为被告路邦公司的股东。路邦公司原审中答辩称，1998年1月9日，赵品伟申请办理义乌市青口路邦制袜厂开业登记，经营地址为原义乌市青口乡西谷村，组织形式是个体工商户；1999年7月12日，义乌市青口路邦制袜厂申请歇业，并于1999年7月13日核准注销；1999年7月13日同日，义乌市路邦针织袜业有限公司申请设立，并于1999年7月16日核准成立，经营地址同为原青口乡西谷村，注册资金50万元，其中赵品伟占60%，蒋雪珍占40%，公司用电户口为赵品伟办袜厂前（1997年7月15日）申请安装的50KWA工业用电；2002年2月26日，路邦公司与义乌市东苑特色工业小区管委会签订进区用地落实协议，取得14亩工业用地，经办人为赵品伟；2002年12月1日，路邦公司的注册资金由50万元变更为100万元，赵品伟、蒋雪珍的持股比例不变；2003年1月13日，路邦公司经营范围增加了进出口业务；2004年6月2日，路邦公司的经营期限由五年延长至十年；2005年2月27日，路邦公司的住所由西谷村变更为东苑工业园；2005年12月12日，路邦公司的工商登记注册号由3307822302244变更为3307822012917；2006年3月8日，路邦公司的经营范围增加技术进出口业务；2007年4月24日，路邦公司的经营范围剔除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2007年12月18日，路邦公司的股权变更为孙黄央出资5万占5%，赵品伟出资5万占5%，蒋雪珍出资20万占20%，俞城波出资20万占20%，徐云芳出资额50万占50%；2007年12月21日，路邦公司的注册号由3307822012917变更为330782000028523；2008年8月13日，路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赵品伟变更为寿国成；2011年6月20日，路邦公司的股权变更回赵品伟出资60万元占60%，蒋雪珍出资40万元占40%，法定代表人由寿国成变更为俞城波；2011年11月18日，路邦公司法定代表人由俞城波变更为寿国成；2013年6月9日，蒋雪珍40%的股权转让给赵洋恺，路邦公司的股东变更为赵品伟、赵洋恺；上述路邦公司的重大事项变更，包括与原告发生纠纷之前的重大事项变更，两原告均没有参与，证明两原告不是实际投资人，更不是股东。路邦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正常生产经营，并非原告诉称缺少资金，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赵品伟夫妇并没有协商邀请两原告入股路邦公司的事宜，更没有将路邦公司迁入原告金阳盛的东新屋村厂房。赵品伟、金阳春、金阳盛系三人合伙经营（2005年4月散伙），未经股东蒋雪珍同意，三人合伙擅自挂靠路邦公司名义经营，原告没有参与过路邦公司的经营管理，更没有对路邦公司进行投资的事实。三人合伙的经营地址在青口乡东新屋村金阳盛家里，而路邦公司经营地址是青口乡西谷村，后迁入东苑工业区；三人合伙经营的用电户口安装在东新屋村，用电容量100KVA，并于散伙后的2005年7月15日销户，而路邦公司用电户口的安装地址在西谷村，用电容量50KVA，后迁入东苑工业区，用电容量为315KVA。路邦公司后来受让了14亩工业用地，其中4亩转让给原告的妻子潘如菊，剩下10亩的土地出让金均由路邦公司交纳，建厂房的资金也由路邦公司赵品伟支付，虽然出让金首笔款项792000元曾由原告垫付，但后来已退还原告，因此路邦公司在东苑工业区的厂房与三人合伙经营无关。赵品伟及两原告的三人合伙系借用路邦公司的名义或挂靠路邦公司经营，其中金阳春以其妻潘如菊的名义汇入路邦公司的200万元款项用途很明确，为购买袜机所用。在当时购买进口袜机需要指标，有指标可以享受优惠的价格。两原告及赵品伟三人合伙购买的50台袜机是在金阳盛东新屋村厂房里使用，并没有投入路邦公司，当时路邦公司的经营地址在青口乡西谷村赵品伟家。赵品伟与两原告的三人合伙在2005年4月底散伙，而路邦公司一直都存在。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2007年两原告以同样的案由向法院起诉，申请确认股东资格，案号（2008）义民初字第480号，后原告申请撤诉，2008年3月11日法院准予撤诉裁定生效，原告现在再次主张显然已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赵品伟原审中述称，同意被告的答辩意见。补充如下：路邦公司申请设立后，原来的路邦制袜厂还在生产经营。路邦公司向原市计委申请技改项目得到批复，我将这个消息告诉原告，本来市场上的袜机要8.5万元每台，通过技改项目可以优惠到6.5万元。原告金阳盛主动找到我，称也要买袜机，双方沟通后，金阳盛说先打给我200万元的购机款，我以个人名义收了该200万元买袜机的钱。后原告金阳盛说要装变压器，但需要以公司名义装，我就将路邦公司的名称借给他们装了变压器。之后两原告一直打我电话，提出三个人合伙做生意，因为两原告不懂袜子行业，也没有技术和市场，如果和我合作还可以得到优惠的指标。2000年袜机正式开机后，三个人商量合伙的事项，我提出三个人重新成立一家公司，但原告说不用了，直接挂靠我的公司经营就可以了。2000年下半年三个人就因合伙事务开始吵，直到2005年4月三人散伙了。赵洋恺原审中述称，同意被告的答辩意见。补充如下：蒋雪珍转让股权给赵洋恺是合法有效的，应受到法律保护。路邦公司不存在增资扩股的问题。三人合伙名为合伙实为挂靠路邦公司经营，三合伙人之间的分配与路邦公司无关。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两个：第一个问题，两原告向路邦公司支付220万元是对路邦公司的增资入股还是与赵品伟形成三人合伙？第二个问题，两原告能否实际取得路邦公司的股东身份？关于第一个问题，应当认定两原告向路邦公司支付220万元是对路邦公司的增资入股，理由是：1、两原告与赵品伟签订是“义乌市路邦针织袜业有限公司章程”而非两原告与赵品伟的个人合伙协议，该章程明确路邦公司由两原告及赵品伟共同投资经营，并加盖了路邦公司的公章确认；2、两原告支付的220万元均是转入被告路邦公司的账号，并不存在其他三人合伙的账号；3、东新屋村的工厂以路邦公司的名义安装了用电设施，以路邦公司的名义进行生产，产品是路邦公司的注册商标“纤莉美”牌长短袜，再以路邦公司的名义统一销售，因此并不存在如被告所称两原告、赵品伟在东新屋村合伙生产袜子，同时还有另一个路邦公司单独在西谷村生产经营的情况；4、原审庭审中，赵品伟提出其个人向三人合伙出资了200万元，但又称相关的资料已销毁，因此不能认定赵品伟又向其所称的三人合伙单独出资的事实；5、路邦公司经营过程中向金融机构借款，提供的相关材料均由两原告与赵品伟作为路邦公司股东签字确认；6、国税局对赵品伟、金阳春、金阳盛、吕朝锋（公司会计）、吴厚栋（管理人员）做的询问笔录中均明确路邦公司由两原告及赵品伟三股东共同出资经营。关于第二个问题，尽管公司法有规定，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但不能因此得出工商登记是股权产生的生效要件，股权的工商登记并非设权性登记，而是宣示性登记，旨在使公司的有关登记事项具有公示效力。就公司内部纠纷而言，股东资格的认定更应注重实质要素，如签署公司章程、出资证明以及实际以股东的身份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等都是股东资格认定的实质特征。本案中，两原告向路邦公司增资220万元增加了路邦公司的经营实力，并不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虽然1999年12月20日的章程没有另一股东蒋雪珍的签字，但加盖了路邦公司的公章，两原告作为原路邦公司外部的第三人对路邦公司进行投资，明确成为路邦公司的股东，两原告作为公司外部的第三人基于对公司盖章同意行为的信赖，并无审查公司该同意行为内部意思形成过程的义务，因此公司盖章同意的行为应当对其产生拘束力。退一步讲，即使没有公司盖章，由于蒋雪珍系赵品伟的妻子，其虽然没有在章程上签字，但从原告提供的证据来看，其对于两原告投资入股路邦公司的情况应当是明知的，蒋雪珍没有提出反对，反而与两原告、赵品伟一同参与了路邦公司的经营管理（具体负责销售），因此，可以认定蒋雪珍以其行为同意了两原告的增资入股路邦公司的行为。而后，路邦公司的股权在工商登记层面虽历尽多次变更，但这些变更并不受两原告的掌控，工商登记中出现过的股东孙黄央、俞城波、徐云芳、赵洋恺等人均无证据显示参与过路邦公司的经营管理，不能因为这些股权变动的情况否定之前两原告增资入股的效力。因此应当认定两原告已经取得被告公司的股东资格。综上，原告的诉请合理、合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判决:确认原告金阳盛、金阳春为被告义乌市路邦针织袜业有限公司股东。案件受理费80元，由被告义乌市路邦针织袜业有限公司负担。上诉人路邦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一审法院对两被上诉人投资的220万元认定为增资款是错误的，两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赵品伟挂靠上诉人合伙经营，实则是两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赵品伟挂靠上诉人路邦公司形成的一个合伙关系，当时原审第三人赵品伟是路邦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合伙于2005年4月底结束。两被上诉人投资的220万元，是作为自己购买袜机的款项，并不是对路邦公司的增资，如果是增资，则需经过工商部门备案登记，并有出资、验资等手续。当时两被上诉人投资时也并不是想以股东身份参与路邦公司的经营，而是想借助路邦公司的平台。对于虚假的章程，只能说明两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赵品伟达成的合伙意向，因为虚假章程并没有在工商局备案登记，也无法得到工商部门的登记。二、章程与合同是有根本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章程适用公司法，合同适用合同法。一审法院对章程与合同的错误理解，是造成误判的重要原因，章程只能在公司法的基础上履行完毕合同义务和所有法律程序之后，提交工商部门备案登记的一个法律文书，合同是反映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愿的表现。被上诉人提供的路邦公司章程，不是一个增资章程，没有增资的内容，纯属是一个刚设立的公司。所谓三股东按股权及320万元注册资本是一次到位，它的日期是1999年12月20日是伪造的。而路邦公司的章程是1999年7月13日通过合法登记的，同样的名称不可能第二次注册，只能变更，路邦公司的资本金50万元，如果路邦公司要变成被上诉人所说的三人股东、达到320万注册资本的话，两被上诉人必须先从蒋雪珍和赵品伟处购买股权向工商部门变更登记，取得股东资格后再进行增资、验资备案登记，记入公司名册，这才合法。所以，光凭一个无效章程，且又是个虚假的章程作为依据，来认定显然是不符合法律规定和无效的。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两被上诉人金阳春、金阳盛共同答辩称：被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赵品伟、赵洋恺均陈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事实和理由。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供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两被上诉人金阳春、金阳盛是否具有路邦公司的股东资格。一审中，两被上诉人提供了1999年12月20日赵品伟与两被上诉人签订的《义乌市路邦针织袜业有限公司章程》，章程中第五条明确载明，公司由赵品伟、金阳春、金阳盛三人共同投资组建。赵品伟、金阳春、金阳盛作为股东在“股东签章”处签名，“义乌市路邦针织袜业有限公司”加盖印章确认。金阳春、金阳盛认为其打入路邦公司的220万元款项是投资款，路邦公司虽不予认可，但其抗辩认为是金阳春、金阳盛与赵品伟的个人合伙款又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明，而一审中两被上诉人提供的路邦公司向金融机构借款时提供的董事会决议等相关材料均有金阳春、金阳盛与赵品伟作为路邦公司股东的签字确认。且浙江省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对赵品伟做的询问笔录中，赵品伟也陈述“路邦公司是1999年7月成立，后来在1999年年底出于为了把公司做大，再加上我自己资金也较少，金阳春和金阳盛考虑到我做袜子比较有经验，于是我们三个人就合伙了，写了一个章程，章程约定我占公司股份36%，金阳春占公司股份的34%，金阳盛占公司股份的30%，这个章程没有到工商管理部门变更登记过”，该陈述与两被上诉人陈述的事实基本一致，与两被上诉人提交的《义乌市路邦针织袜业有限公司章程》的内容也相吻合，因此可以认定金阳春和金阳盛投入路邦公司的220万元款项应为投资款。虽然事后路邦公司未按章程约定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变更登记，但并不能因此否认金阳春和金阳盛是路邦公司的股东，上诉人以此作为抗辩理由不能成立。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义乌市路邦针织袜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高 耘审 判 员  张淑英代理审判员  范继军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代书 记员  梁昊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