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闽02民终280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胜容，女，1984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华春，男，1981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晖，福建鼎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郑祖权，男，1981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尤溪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友菊，曾用名郑友菊，女，1981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尤溪县。
上诉人胡胜容、李华春、郑祖权、被上诉人邓友菊因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6）闽0206民初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胡胜容、李华春、郑祖权、邓友菊四人，以及胡胜容、李华春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胡胜容、李华春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并改判郑祖权、邓友菊向胡胜容、李华春支付尚未退还的投资款项28100元及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利息暂计至起诉之日2015年12月24日为2192.22元，本息共计30292.22元）。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李华春主张与郑祖权商定由郑祖权受让合伙经营的店面并由郑祖权偿付李华春的出资，但李华春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该项主张，因此对李华春的该项主张不予采纳”是错误的。因为在案证据表明，郑祖权在李华春离开合伙店面后并未立即关闭店门歇业而是又继续经营，胡胜容与郑祖权的电话录音稿中倒数第4行胡胜容说“做沙县小吃还是挺好的，之前我们弄的那个店，我觉得你一个人就有钱赚的了。”郑祖权回答“没有，我后面那个店请人做也最多就赚六七佰块钱，后面做就更没有。”这段话在一审庭审时郑祖权辩解称“我是随便说说的”，但这样的解释难以令人信服，也就是说，郑祖权承认其的确继续经营了。另外，胡胜容、李华春的证据中公证书及胡胜容与郑祖权的电话录音中，内容都是胡胜容向郑祖权要求其偿付托管费及合伙投资款并详细列出了两项款项的数额，郑祖权并未对胡胜容的短信内容提出过异议，如果之前双方未一致同意由郑祖权受让合伙经营的店面并由郑祖权偿付李华春的出资，郑祖权作为正常人不可能不提出任何反驳意见，这极其不符合常理。还有，如果郑祖权不同意李华春退伙，李华春作为合伙人为了收回出资，肯定会想办法把小吃店盘出去，不可能即行离开已投入近3万元的店而不予理睬。另外，胡胜容、李华春举证的结算单就是当时李华春与郑祖权对李华春投资开店的项目及数额的列出，一审开庭时郑祖权对该数额是认可的，该结算条一审判决也作为证据采信了。综上可知，郑祖权当时是在同意受让合伙经营的店面并由郑祖权偿付李华春的出资后，李华春离开该店并由郑祖权继续经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的规定，胡胜容、李华春有权要求郑祖权退还合作开店投入的资金并有权要求郑祖权赔偿其拖延退回前述资金达一年八个月造成的利息损失。2.郑祖权、邓友菊当时为夫妻，且邓友菊对本案案涉合伙开店事宜知情，依法也应对案涉资金承担责任。
针对胡胜容、李华春的上诉，郑祖权辩称，郑祖权与李华春一起合伙开店，李华春看到店里没有什么生意，在开业第三天就自己跑了，说其做不来，要回去了，人就走了，没有经过协商，没有征得郑祖权的同意，也没有清算，没有分账。因为开店很累，合伙人又跑了，郑祖权被迫无奈只好关店，后来也没有转让店里面的东西。
针对胡胜容、李华春的上诉，邓友菊辩称，其和郑祖权在郑祖权开店前就感情破裂分居了，其对于郑祖权和李华春合伙开店完全不知情，其既不知情，也没有参与经营，其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
郑祖权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胡胜容、李华春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李华春也承认与郑祖权是五五分帐，那么双方投入的投资款就都要计入出资额。双方合伙投入的总投资是62889.50元，扣掉李华春已经投入的28100元，郑祖权比李华春还多投入了6689.5元，故李华春还应当支付给郑祖权3344.5元。一审法院采纳李华春的单方说法是错误的，郑祖权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谁做生意是不需要交房租的，何况郑祖权、李华春要花那么多的钱去转让店面过来，如果没有房东的同意谁敢去花几万元转让一个没有保障的店面呢？开店做生意的第一步就是要确定店面稳定，然后才敢支付转让费给上一个店主，如果没有交房租给房东，房东怎么可能同意签订合同呢？包括店里面的设备也都是开店的必须品，如锅碗瓢盆、灶台、洗水池、抽油烟机、桌子、椅子、高压锅等等都是店里的必须品，并不是一台所谓的扁肉机就可以开店的。哪怕是只开了一天店，这些物品也都是缺一不可的。1.转让费。李华春本人对转让费的数额也记忆模糊，说不清楚。在法庭上都是用好像、感觉之类的话来叙述当时转让的情形。由于小吃店的事宜基本都是郑祖权亲力亲为，所以郑祖权记得非常清楚，当时的转让费就是33000元。法院直接认定转让费为30000元是没有任何根据的，郑祖权也有证人可以证明当时的转让费是多少钱，证人即便是郑祖权的朋友也是可以作为辅助证明的，况且李华春说转让费是30000元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因此，真实的店面转让费应当认定为33000元而非30000元。2.郑祖权出资购买的厨具设备不是无偿提供给合伙经营的店面使用的，一审判决郑祖权投入小吃店的设备的投资不算在共同的投资款里面是错误的。郑祖权已经叫出售设备的店老板补了一个设备清单作为证据，双方合伙开店的设备就是在那个店里购买的。3.一审法院对于郑祖权支付的店面押金（押一付三）12000元不予支持也是错误的。李华春对于店面租金为每月3000元也是清楚的，但李华春硬说没有交纳租金，这符合常理吗？33000元只是店铺的转让金而并不包含押金和租金，在租房合同没有到期之前转让店面房东都是要求后租人重新交纳押金的，要不然押金的意义何在？4.对于2015年3月9日的通话录音中，胡胜容提及双方一起经营的店说郑祖权就有钱赚了，郑祖权明确说了“没有”，郑祖权所说的后面那个店指的是在浙江省开的店也没有生意，郑祖权本人又不会做其他的生意，所以郑祖权在与李华春合开的小吃店倒闭以后就去浙江省找当时在那里开店的父亲，后来由父亲出资在浙江省临海市开了家沙县小吃店，结果也没有生意，最多也就赚六七佰元钱。但是，郑祖权在浙江省先后开的两家店都是以倒闭告终，要不然也不会连自己女儿的托管费都要欠胡胜容的。如果郑祖权以前是一个没有信用的人的话，胡胜容也不可能会让郑祖权拖欠了长达一年多的托管费，所以在与胡胜容的通话录音中提及的“后面那个店”是指双方合开的店面倒闭之后再另外开的店。由于郑祖权投资的金额比李华春更多，故郑祖权不应当再偿付给李华春任何款项了。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
针对郑祖权的上诉，胡胜容、李华春辩称，郑祖权主张的合伙投资款项没有证据支持。1.2015年3月9日胡胜容与郑祖权的通话录音中所提及的店面的确是指本案案涉的沙县小吃店。从该通话录音稿的上下文可以看出指的就是合开的店而不是其他的店，没有任何歧义。郑祖权在一审庭审中也仅是辩解“我是随便说说的”，并未提出是指另外的店，现在郑祖权在其上诉状中又说是指其他的店，这种前后矛盾的说法和解释难以令人信服。2.郑祖权并非像其在上诉状中所说的是有信用的人，郑祖权在与胡胜容签署民事调解书后并未按时履行，胡胜容申请强制执行后，郑祖权对其拖欠的女儿托管费用至今也未支付分文。
针对郑祖权的上诉，邓友菊辩称，其同意郑祖权的上诉意见，合伙做生意就要盈亏自负。
胡胜容、李华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郑祖权、邓友菊退还胡胜容、李华春28100元并支付利息（其中7000元自2014年4月21日起计付利息、另21100元自2014年5月9日起计付利息，均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郑祖权、邓友菊付款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
李华春与郑祖权于2014年5月合伙经营一家沙县小吃店。双方口头约定五五分账，但未明确约定各自出资比例。郑祖权负责炒菜，李华春协助店内事务，营业收入统一放在店内的一个抽屉里，从未记账也未分配过盈余。李华春自称合伙经营一周后他就提出散伙，后由郑祖权一人经营。郑祖权自称合伙经营三天后李华春就离开了，郑祖权自己经营10多天就停止经营。
郑祖权曾向李华春借款7000元，胡胜容于2014年4月21日转账支付郑祖权7000元，后双方协商确定该笔7000元计入李华春的合伙出资款。
李华春就合伙事务曾支付店面转让费27000元（其中7000元系胡胜容于2014年4月21日转账支付给郑祖权，另20000元系李华春于2014年5月9日以现金支付）、押金500元、运费220元、广告费380元，合计28100元；郑祖权有提供一些厨具、设备给合伙经营的店面使用；由郑祖权支出730元购买扁肉机一台；购买食材等支出由郑祖权支付。
郑祖权主张其出资34789.50元。李华春对郑祖权的该主张不予认可。
郑祖权主张合伙经营共同支出62889.50元，包括店面转让费33000元、店面租金12000元（其中押金3000元）、旧的厨具、设备折价14404元、购买食材支出3485.50元等，此外郑祖权还支付1000元定金。李华春主张店面转让费仅为30000元，另支出店面转让定金1500元（李华春先支付500元、郑祖权再支付1000元），购买扁肉机730元，对郑祖权主张的支付店面租金12000元不予确认，对郑祖权主张的旧厨具、电器的价款、购买食材支出金额不予认可。
胡胜容于2015年3月9日通过电话联系郑祖权，向其催讨欠款，通话过程中胡胜容提及之前双方一起经营的那个店面，郑祖权自己做就有钱赚了，郑祖权说没有，后面那个店请人做也最多赚六七百元，后来就更没有赚了，胡胜容又问那个店有没有转掉，郑祖权称没人想接手，没有转出去。
2015年12月5日，胡胜容向邓友菊催讨午托班费用时，邓友菊提到胡胜容夫妇说要与郑祖权合伙开店，她曾提醒胡胜容要慎重考虑，邓友菊还说她与郑祖权已经分居两年多了。
证人胡某在胡胜容经营的午托班负责做饭，其于2016年2月23日出庭作证称，曾听到李华春和郑祖权说两人合伙做生意，由郑祖权做师傅教李华春；李华春曾说因挣钱不多想把店面转给郑祖权，但具体二人如何结算费用她不知情。胡胜容、李华春、邓友菊对胡某的证言没有异议。郑祖权称不认识胡某，对其陈述有异议。
证人严某系郑祖权的朋友，其于2016年3月24日出庭作证称，她知道李华春和郑祖权合伙开店，与前手经营人协商后确定以33000元的价格受让店面，支付转让费后没几天又向店面的房东支付了三个月的租金和一个月的押金，共计12000元，支付转让费和租金时她和李华春、郑祖权都在场。严某还陈述：店里的经营收入放在一个抽屉里，至于如何分配她不清楚；李华春在店里帮忙三天就走了，郑祖权自己经营了一周左右就停止经营；店里的设备是郑祖权买的，李华春曾说结算后该出的钱再补给郑祖权。郑祖权、邓友菊对证人证言没有异议。李华春、胡胜容认为严某与郑祖权关系密切，对严某陈述的李华春和郑祖权一起去交房租不认可。
另查，胡胜容与李华春于2010年6月8日登记结婚。郑祖权与邓友菊于2013年7月15日登记结婚，于2015年12月8日登记离婚。
郑祖权与邓友菊的女儿曾在胡胜容经营的午托班学习，截至2015年3月8日，郑祖权、邓友菊拖欠2014年2月至2015年1月的费用12000元未付。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可认定李华春与郑祖权之间存在合伙关系。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合伙双方口头约定五五分账，虽未明确约定出资比例，根据个人合伙共同经营、共担风险的特点和公平原则，双方应各出资50%。李华春与郑祖权合伙经营最短三天最长一周，在李华春单方离开后合伙关系即终止，因此在理清合伙经营期间的对外债权债务后，李华春与郑祖权应按各50%的比例分配合伙财产、承担亏损。目前双方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合伙体对外有债权未实现或有债务未清偿，故推定对外债权债务已经结清。合伙双方共有的财产包括店面营业收入和店内厨具、设备，因合伙经营共同的支出应包括店面转让费、押金、运费、广告费、购买食材费用等。因李华春与郑祖权未就合伙经营事宜进行充分协商并明确约定各自的权利义务，在实际经营过程中也没有对收支情况进行记录，导致店面经营收入、厨具、设备价值、购买食材费用等具体收支金额无法查明，合伙双方对此均存在过错，均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考虑到双方合伙经营的时间很短，由郑祖权提供的用于经营的厨具、设备最终也由郑祖权控制和处理，李华春未经手，郑祖权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这部分厨具、设备的价值，因此该部分厨具、设备的价值可不计入郑祖权的出资，也不计入合伙双方共有财产进行分配。另店面营业收入留在店内由郑祖权控制和处理，店面经营所需食材也由郑祖权经手购买，李华春未提供证据证明营业收入扣除购买食材的支出尚有结余，郑祖权也未举证证明营业收入不足以支付购买食材的费用，因此一审法院推定营业收入与购买食材的支出相互冲抵，余额为零。关于合伙体的其他支出项，双方对购买扁肉机支出730元、定金支出1500元、运费220元、广告费380元没有异议，予以确认。对于店面转让费的金额和是否支出店面租金12000元双方存在争议，郑祖权提供了与其关系较为密切的证人严某的证言，但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故对郑祖权主张的转让费为33000元及另支出店面租金12000元不予采纳，对李华春主张的店面转让费30000元予以采纳。郑祖权主张的其他支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合伙经营的共同支出包括店面转让费30000元、购买扁肉机支出730元、定金1500元、运费220元、广告费380元，合计支出32830元，应由郑祖权与李华春各负担50%，即16415元；李华春已经支出28100元，则郑祖权还应偿付李华春11685元（28100-16415）。李华春主张与郑祖权商定由郑祖权受让合伙经营的店面并由郑祖权偿付李华春的出资，但李华春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该项主张。证人胡某虽然提到曾听李华春说想把店转给郑祖权，但证人胡某受雇于李华春的配偶胡胜容，与李华春夫妇关系较为密切，其证言也不足以证明李华春与郑祖权曾就店面转让事宜达成协议，因此，一审法院对李华春的该项主张不予采纳。李华春与胡胜容系夫妻关系，二人确认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且已查明确有7000元款项由胡胜容经手支出，因此胡胜容可以与李华春一起共同主张权利。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邓友菊是合伙人或参与合伙出资和经营，相反，胡胜容、李华春提供的录音证据表明邓友菊不赞成李华春与郑祖权合伙开店，邓友菊与郑祖权早已分居，也未实际参与合伙经营，因此邓友菊不必与郑祖权共同清偿尚欠李华春、胡胜容的债务。双方合伙关系终止后，郑祖权应在合理期限内与李华春进行结算并及时支付其应缴出资，但郑祖权至今未清偿，还应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赔偿因此给李华春、胡胜容造成的损失。合伙经营发生在2014年5月，双方均未能明确合伙终止的具体日期，一审法院酌定郑祖权自2014年6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逾期付款利息。对李华春、胡胜容请求判令郑祖权、邓友菊返还出资281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部分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郑祖权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付李华春、胡胜容出资款1168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11685元为基数，自2014年6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二、驳回胡胜容、李华春的其他诉讼请求。
在本院二审期间，除了胡胜容、李华春提出一审开庭时证人胡某已经没有在其两人经营的午托班负责做饭之外，本案各方当事人对于一审法院查明认定的事实均表示没有其他异议，本院对各方均无异议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中，胡胜容、李华春补充提交：涉讼的合伙投资的店面照片，拟证明：涉讼的店面位于翔安区××西××村村口，紧邻亲亲幼儿园，地点好，故双方不可能要放弃该店面；微信记录的照片，拟证明邓友菊与郑祖权一直有联系，故有理由怀疑两人离婚是为了躲避债务。对此，郑祖权质证认为，其对于店面照片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照片与本案争议不具有关联性。邓友菊质证认为，其与郑祖权确实早已分居了，其与郑祖权确实没有联系，其是通过女儿及郑祖权的姐姐才知道郑祖权的手机号码，其知道后立即就告诉胡胜容了，故其对胡胜容、李华春主张的证明内容不予认可。
二审中，郑祖权补充提交其在一审开庭之后去补开的购买冰箱等设备和原料的小票，主张购买冰箱和原料的钱都是其支出的，但当时没有留发票，故现去补开了票据。对此，胡胜容、李华春质证认为，这些票据不是正式发票，是随便手写的，故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郑祖权确认其当时没有与李华春讲好其投入的设备要折价多少金额作为其出资额。另外，郑祖权还提出，在向前面的租户盘下并接手涉讼店面时，上家租户的租期离租期届满还有20多天，当时其与房东谈好店面月租金是3000元、押一付三，其在第一期支付了店面押金3000元以及租金9000元，当时其把租赁合同原件和房东的收条都放在店面的抽屉里，但是小吃店刚开张没几天李华春就跑掉了，留下其一个人也开不下去只得关闭，其对店里的东西全部都不要了并直接去了浙江省，所以其现在没有那份租赁合同和收条了。对此，李华春表示其不予确认，并提出因为当时上家租户的租期还有20多天才届满，所以两人接手店面时是根本还不需要马上支付房租的，后来其在双方开店后才三天就退出了。郑祖权则提出当时在与房东签订租赁合同的第二天就需要支付租金，但其确认其对此没有证据可以证明。
李华春在二审中陈述：双方合开的小吃店开张后，一天的营业收入好的时候600元，不好的时候也就是400元，其算了一下没什么赚的，一个人做还能赚，但两个人做就没什么赚。同时，李华春还陈述：做沙县小吃店一个人做不过来，还要请人帮忙；其之前是在单位上班的，做沙县小吃太累，也不赚钱，所以觉得自己不适合。
本院认为，李华春与郑祖权在本案中均确认两人曾经合伙开小吃店，依法可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根据双方的陈述，当时双方口头约定五五分账，因此，虽然双方未明确约定具体的出资比例，但根据个人合伙共同经营、共担风险的特点和公平原则，依法应当认定双方应当各出资50%。李华春在本案中主张其在小吃店开张一周后就与郑祖权商定由郑祖权受让合伙经营的店面并由郑祖权偿付李华春的出资。李华春提供的证人胡某虽然表示其曾听李华春说想把店转给郑祖权，但证人胡某曾经受雇于胡胜容且与李华春夫妇关系较为密切，其证言也不足以直接证明李华春与郑祖权曾就店面转让事宜达成协议。李华春、胡胜容在一审提交的电话录音证据亦不能直接证明谈话内容涉及的店铺就是本案涉讼的合伙小吃店，郑祖权对此亦不予认可。因李华春对其上述主张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故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纳并无不当，依法可予认定。郑祖权在一审中主张李华春是在小吃店开张后三天就擅自走掉，之后郑祖权因无法继续经营就关店了。李华春则主张其离开后涉讼小吃店由郑祖权独自继续经营，但未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而且，李华春亦表示开沙县小吃店一个人做不过来，还要请人帮忙。因此，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各自的陈述认定李华春与郑祖权的合伙经营最短三天最长一周，在李华春单方离开后合伙关系即告终止并无不当，可予确认。
对于两合伙人而言，在理清合伙经营期间的对外债权债务之后，李华春与郑祖权依法应当按照各占50%的比例分配合伙财产、承担亏损。因双方在本案中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小吃店在合伙期间存在对外债权未实现或存在对外债务未清偿，故一审法院推定双方合伙期间的对外债权债务已经结清，可予认定。双方合伙期间共有的财产应当包括店面营业收入和店内厨具、设备等物品，双方合伙经营期间共同的支出应当包括店面转让费、押金、运费、广告费、购买食材费用等。鉴于李华春与郑祖权并未就合伙经营事宜进行充分协商并明确约定各自的权利义务，在实际经营过程中也没有对收支情况进行记录，导致店面经营收入、厨具、设备价值、购买食材费用等具体收支金额无法查明，一审法院认为合伙双方对此均存在过错，均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该认定于法不悖，依法予以确认。本案双方当事人合伙经营的时间很短，由郑祖权提供的用于经营的厨具、设备后续也由郑祖权掌握，李华春并未经手，郑祖权也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这部分厨具、设备的价值。另外，郑祖权在二审中补充提交的补开票据并非正式发票，李华春对此也不予认可，现郑祖权以此主张其支出了相应的购置费用，其主张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合以上情况，一审法院认定郑祖权提供的部分厨具、设备的价值可以不计入郑祖权的出资，也不计入合伙双方共有财产进行分配，属于合理裁量范围，依法可予确认。李华春、郑祖权合伙开店的营业收入留在店内由郑祖权掌管，店面经营所需食材也由郑祖权经手购买，李华春未提供证据证明营业收入扣除购买食材的支出尚有结余，郑祖权也未举证证明营业收入不足以支付购买食材的费用，因此一审法院推定营业收入与购买食材的支出相互冲抵，余额为零，亦属合理裁量，亦可予确认。李华春、郑祖权对于合伙体的其他支出项目包括购买扁肉机支出730元、定金支出1500元、运费220元、广告费380元没有异议，一审法院予以认定正确。双方对于店面转让费的具体金额和是否支出店面押金、租金12000元存在争议，但郑祖权明确表示其无法对此提供直接证据加以证明，而郑祖权提供的证人严某与其关系较为密切，严某的证言也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郑祖权主张转让费为33000元且其另外还支出店面押金、租金12000元，因证据不足，依法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定店面转让费的金额可按照李华春主张的金额即30000元予以确定并无不当，依法予以确认。郑祖权对于其主张的其他支出，亦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依法亦不予采信。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合伙经营的共同支出包括店面转让费30000元、购买扁肉机支出730元、定金1500元、运费220元、广告费380元，合计支出32830元，应由郑祖权与李华春各负担50%即16415元，本院依法予以确认。郑祖权认可李华春当时已经支出28100元，故郑祖权还应当偿付李华春11685元。李华春与胡胜容系夫妻关系，二人确认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且28100元中确有7000元款项由胡胜容经手支出，故一审法院认定胡胜容可与李华春共同主张权利并无不当。
在李华春与郑祖权合伙开店期间，虽然郑祖权与邓友菊尚处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本案现有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邓友菊是合伙人或有参与合伙出资和经营，胡胜容、李华春在一审中提供的录音证据亦体现邓友菊不赞成李华春与郑祖权合伙开店。鉴于邓友菊与郑祖权早已分居，也没有证据证明邓友菊有实际参与合伙经营，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邓友菊不必与郑祖权共同清偿尚欠李华春、胡胜容的债务，依法予以维持。双方合伙经营发生在2014年5月，在合伙关系终止后，郑祖权应当在合理期限内与李华春进行结算并及时支付其应缴出资，因双方均未能明确合伙终止的具体日期，故一审法院酌定郑祖权自2014年6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逾期付款利息，可予确认。
综上所述，胡胜容、李华春以及郑祖权各自提出的上诉请求，均证据不足，不能成立。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02元，由胡胜容、李华春负担210元，由郑祖权负担9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光辉
代理审判员 袁爱芬
代理审判员 刘国如
二〇一七年三月一日
书 记 员 张 艳
附本案所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
第一百七十条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