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鄂民申11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仁旭，女，1946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谷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仁斌，系刘仁旭胞弟。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谷城县天正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谷城县城关镇西关街**号。法定代表人：张恩元。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庆飞，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正华，谷城县城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再审申请人刘仁旭因与被申请人谷城县天正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正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06民终324号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刘仁旭申请再审称，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款第一、二、四、六、十一项的规定，应当再审。事实和理由：（一）有新的证据证明天正公司负有为刘仁旭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的义务。（2015）鄂谷城民一初字第00121号民事裁定书认定：1.1999年9月10日，鑫洋公司（以下简称鑫洋公司）以文件形式下发谷鑫织字（1999）12号鑫洋公司参加养老保险单位、个人承担办法的通知，载明：“一、参保职工，九九年元月以后养老金（内退人员、下岗付生活费人员、后勤在岗人员）单位和个人各承担50%；二不够享受内退、下岗付生活费待遇的，及在本单位各承包点在在外打工人员，九九年元月起单位每月负担10元，其余由个人承担；上述人员的享受办法，办理内退手续后，不再做调整更改。”2.2005年7月1日被告下发谷天织字（2005）02号养老保险交付办法及享受待遇的通知，载明：“一、要求新增参保人员一次性补齐87年12月—05年12月养老金；二、参保人员养老金交付办法：在外就业的每季度结算一次，最迟不得超过半年，超过半年的，公司将申报到劳动部门对欠缴人员实行挂账（停交），以后本人申请启动时，劳动部门对其计算的滞纳金、利息均由参保人自己负担；三、根据公司经济状况及谁用人谁负担养老金的原则，对这次新增参保人员，不再享受公司支付给个人每月10元养老金补贴，同时也不享受内退待遇；4、新增参保人员，女年满40周岁，工龄满20年；男年满45周岁，工龄满20年，可享受返还破产前个人垫资的部分养老金。”上述裁定书认定的内容足以说明，天正公司不仅负有为刘仁旭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的义务，而且也对其它部分与刘仁旭情况相同的工友进行了部分的履行。（二）原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原审裁定认定“鑫洋公司因经营不善，资不抵债，通过破产改制后重组为谷城县天正纺织有限公司是在政府及主管部门主导下进行的”，但综观两审裁定，均未给出证据证明这一基本事实。2.原一审裁定表述过“2000年9月1日，谷城县企业改革脱困办对鑫洋公司破产预案报呈谷城县人民政府批准，经谷城县人民政府批准后，2000年9月10日，鑫洋公司申请破产”。仅以鑫洋公司的破产是“经谷城县人民政府批准后”进行的为由，认定鑫洋破产改制重组为天正公司是政府主导，理由显然不充分。鑫洋公司破产所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第八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债务人经其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后，可以申请宣告破产”，也就是在当时，企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申请破产时，报经上级主管部门同意是法定程序，并不能由此判定这一法律行为就是由政府主导的。不能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破产的行为都认定为政府主导。从目前两审裁定认定的内容判断，政府及其主管部门在鑫洋公司破产程序中，只是依法参与和履行了自己的法定义务，而整个破产宣告过程完全由人民法院依据法定程序进行的。至少目前没有证据证明鑫洋公司破产改组为天正公司是由政府主导的。（三）原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原裁定认定鑫洋公司重组为天正公司为政府主导的改制行为的主要证据——政府审批文件，虽然不足以认定这一事实，也未在审理过程中予以出示，更谈不上质证。而天正公司自始至终均未出示任何证据。（四）原裁定遗漏刘仁旭诉讼请求。刘仁旭主要诉求之一是要求天正公司依法为刘仁旭补办参加社会保险的手续和缴纳相应费用或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一审所引用的2000年10月民事审判工作会议所指出的内容整句是“企业职工下岗、整体拖欠职工工资是在企业制度改革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中出现的特殊现象，不是履行劳动合同中的问题，由此引发的纠纷，应当由政府有关部门按照企业改制的政策规定统筹解决，不属于劳动争议，不应以民事案件立案审理。”显然此文件并未把社会保险列入不予受理的范围，原审裁定遗漏了刘仁旭的这一主要诉求。（五）原裁定适用法律明显错误。刘仁旭的主要诉求之一是要求天正公司为刘仁旭依法补办参加社会保险的手续及费用或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既包括改制前鑫洋公司未履行的法定义务，也包括改制后的天正公司未履行的法定义务。它并非是在企业改制过程中出现的纠纷，而是在刘仁旭与天正公司的劳动关系存续的过程中产生的。据湖北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改组职工劳动关系处理工作的通知（鄂政办发［2001］65号）第二条第三款“企业改组时，确因劳动合同到期不能续签的职工，企业可依法终止其劳动合同，并按规定发放一次性生活补助费；对劳动合同期限未满而解除劳动关系的职工，企业必须按规定程序，与职工平等协商，除法律、法规规定由企业直接解除劳动合同的以外，一般应征得职工同意后，才能解除劳动合同，并按规定发放经济补偿金或一次性安置费”。刘仁旭1983年进入原谷城县棉织厂，至鑫洋破产时止，已经连续在该用人单位工作超过10年，显然已经与用人单位形成事实的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关系，天正公司如要与刘仁旭解除劳动关系，显然应按照“对劳动合同期限未满而解除劳动关系的职工”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否则说明天正公司默认了这一劳动关系的存续。由于天正公司没有为刘仁旭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刘仁旭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是属于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范围。对于刘仁旭要求补办社会保险的诉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的规定，应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因政府调整划转企业国有资产引起的纠纷是否受理问题的批复》第一条仅将不予受理的范围限定在“对国有资产的调整、划转过程中”，不能随意扩大使用。本院经审查认为，刘仁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款第一、二、四、六、十一项申请再审，认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裁定；原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原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原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原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经审查，刘仁旭提交的相关证据已经在原审过程中向法院提交，并不属于新证据；原审裁定均是驳回刘仁旭的起诉，并不存在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情形。刘仁旭主张原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以及原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但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本案再审复查的争议焦点是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二条分别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因企业自主进行改制引发的争议，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但经询问，刘仁旭与天正公司均认可刘仁旭的社会保险可以补办，双方的主要争议在于补缴费用由谁承担的问题，而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刘仁旭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刘仁旭原系集体所有制××谷城县棉织厂（后更名为鑫洋公司）职工，而天正公司系由郭晓林等人出资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两家企业系两个独立的主体。本案所涉的企业改制中，天正公司需要对集体所有制企业鑫洋公司的人员进行总体承接，必须由政府及主管部门主导进行，相关改制并非天正公司一家自主进行的改制。故，原审裁定依据前述司法解释，认为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范围，裁定驳回刘仁旭的起诉，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刘仁旭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杨文雄审判员  梅启勇审判员  李治国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戈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