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齐商四终字第9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霍振发，住黑龙江省富裕县。
委托代理人赵杰，黑龙江弘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剑峰，住黑龙江省富裕县。
委托代理人姜华，黑龙江铭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富裕县农业局，住所地黑龙江省富裕县党政办公中心。
法定代表人郭广义，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晓春。
委托代理人任强波，黑龙江弘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霍振发、黄剑峰因与被上诉人富裕县农业局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富裕县人民法院（2014）富裕商初字第1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霍振发及其委托代理人赵杰，上诉人黄剑峰及其委托代理人姜华，被上诉人富裕县农业局委托代理人刘晓春、任强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国营富裕县良种场（以下简称良种场）是富裕县农业局下属单位，根据国家有关政策，2001年良种场进行产权制度改革，于2001年7月5日事业单位法人登记手续注销，转为企业。此后至本案原审辩论结束前，良种场未在富裕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富裕县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2001年7月3日会议纪要决定，改制后良种场等五个改制单位划归富裕县友谊乡和富裕县富裕镇管理，因为客观原因上述二乡镇未接收上述改制单位，改制后良种场仍然由富裕县农业局管理，该局聘用霍振发等人为产改后良种场留守人员，处理产改中的遗留问题。改制后原良种场的公章已收回，后因工作需要，原良种场的公章，在富裕县农业局的授权、委托范围内依然使用。霍振发留守期间填写上报的报表、档案等材料中，书写了“法定代表人霍振发”，并盖有良种场的公章，有的材料富裕县农业局也认可并盖有富裕县农业局公章，富裕县农业局加盖公章确认是一种追认。在霍振发留守期间办理或补办了原良种场职工的并轨、社保、医保、退休、五七工等手续，富裕县农业局都予认可。2011年9月5日，霍振发代表良种场与黄剑峰签订草原承包合同一份，该合同签订后已经实际履行。富裕县农业局于2012年12月27日向黄剑峰发出告知书，“根据富裕县纪委监察室《关于群众反应良种场有关问题的落实意见》”对黄剑峰发出告知，其主要内容为“一、原良种场经产权制度改革后，国有资产管理单位为富裕县农业局。霍振发是农业局雇佣的留守人员，不具备法人资格，农业局并没有委托霍振发对外发包草原。因此，你于2011年9月5日与霍振发签订的草原承包合同，农业局不认可，合同视为无效。你交纳的草原承包费与霍振发自行商议处理，农业局对此概不负责；二、讷河市金利建筑公司因施工造成原良种场草原植被破坏，支付了补偿金4万元。因原良种场草原系国有资产，补偿金应由管理部门县农业局收取，其他人无权获取。对你非法所得补偿金，请于1月15日上交农业局，逾期农业局将依法追缴”。该告知书发出后，富裕县农业局与霍振发、黄剑峰多次协商未果，后诉至原审法院。
原审法院认为，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于法人终止时消灭。良种场自事业单位法人注销登记时起，至本案辩论终结前，没有在富裕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设立国有企业法人登记。该事业单位法人依法终止后，民事主体资格消灭，不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实施的行为是无效民事行为，自始无效，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改制后的良种场也是一种组织，但是该组织不具备法人资格，不是法律所称的“其他组织”，无权以该组织的名义对外进行民事活动，它所从事的民事活动，所行使的民事权利和承担的民事义务，需在其主管部门富裕县农业局的授权、委托后才能行使，无富裕县农业局的追认，良种场所为的民事行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霍振发与黄剑峰所签草原承包合同，是霍振发在没有富裕县农业局对其授权、委托及事后追认的情况下，所从事的民事活动，霍振发与黄剑峰对履行该合同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承担责任。霍振发明知改制后的良种场不具有法人资格，不能以改制后的良种场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其还代表改制后的良种场对外签订合同，其行为是无效的民事行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霍振发不是改制后良种场的法定代表人，不能代表改制后良种场行使权利，其与黄剑峰签订草原承包合同的行为，超越留守人员职权，且没有富裕县农业局授权、委托及事后追认，所签订的草原承包合同无效。富裕县农业局是原良种场的主管部门，是改制后良种场的实际管理人，一直在管理改制后良种场的资产。改制后的良种场，现已不具备法人资格，已无权行使管理权，其管理权一直由其主管部门行使，因此富裕县农业局向霍振发、黄剑峰主张权利，符合法律规定。霍振发与黄剑峰所签订的草原承包合同是一个新的民事行为的开始，不是对改制后良种场遗留问题的处理，是霍振发超越留守人员职责的行为，该民事行为无效，不受法律保护。原良种场已被注销的事业单位法人公章，在改制后已被主管部门富裕县农业局收回。为了留守人员工作方便，富裕县农业局将公章交由霍振发使用，霍振发应在富裕县农业局授权范围内使用。霍振发超越留守人员职责和富裕县农业局授权范围，使用该公章与黄剑峰签订草原承包合同的行为是无效行为，不具有法律效力。无效民事行为，自始无效。在霍振发与黄剑峰所签草原承包合同履行期间，富裕县农业局应当得到的草原收入而未得到，该收入是富裕县农业局所受损失，霍振发与黄剑峰应当赔偿。黄剑峰在合同无效情况下取得的草原补偿款，不符合法律规定，该草原补偿款应由富裕县农业局收取，黄剑峰应将收取的草原补偿款交还给草原管理人富裕县农业局。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霍振发与黄剑峰所签草原承包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各自承担相应责任。给第三方造成损失，合同双方向第三方承担连带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五十五条第一项、第五十八条第一项、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六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第一款、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判决：一、霍振发代表良种场与黄剑峰于2011年9月5日签订的《草原承包合同》无效；黄剑峰应将所承包的原良种场草原返还富裕县农业局；二、霍振发与黄剑峰连带赔偿富裕县农业局经济损失40，000.00元；三、黄剑峰向富裕县农业局交还所得草原补偿款40，000.00元。以上各项于原审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案件受理费1，900.00元，由霍振发负担。
霍振发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诉讼主体错误，遗漏应当参加诉讼的诉讼主体。富裕县农业局无权起诉确认霍振发代表良种场与黄剑峰签订的合同无效，原审遗漏草原承包合同的发包方良种场参加诉讼。2011年9月5日，霍振发代表良种场与黄剑峰签订草原承包合同，并依约履行。作为行政机关的富裕县农业局只具有行政管辖权，与该草原承包合同没有民事上的利害关系，无权在原审中作为原告起诉。富裕县农业局虽自称是良种场的主管单位并有权处分此草原，但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没有证据证明富裕县农业局有权处分良种场的草原，有权代良种场收取承包费。本案合同的发包方是良种场，霍振发是良种场的法定代表人，确认合同无效的一方主体是良种场，而良种场却没有参加诉讼，原审判决遗漏了必要的诉讼主体。即使富裕县农业局能代表良种场行使权利，也应以良种场的名义，而不能以富裕县农业局为主体进行诉讼。良种场与富裕县农业局是不同的法律主体，良种场是改制过程中存在的企业，其根据富裕县富编发（2001）19号文件撤销事业单位转为企业，主体资格并没有消灭，也没有依法进行清算，其资产也没有转移，仅是富裕县政府为了进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产权改革的需要，而撤销了良种场事业单位资格直接转为了企业。文件规定的管理权为富裕县友谊乡，而友谊乡没有按文件规定接管，仍由富裕县农业局管理。该局是富裕县政府组成部门，行使的是行政管理权，无权行使本案的民事诉讼权利。本案草原承包合同如违反法律规定，富裕县农业局可以行使行政管理权，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而不具有民事上的权利。草原所有权归国家所有，使用权主体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集体，而不是国家行政机关。良种场有公章、工作人员、土地、草原等资产，自2001年改制开始到现在都以良种场名义行使权利，承担义务，存在主体资格，对外签订的合同有效；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案由为确认合同效力纠纷，原审判决良种场与黄剑峰签订的合同无效。合同纠纷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合同效力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进行确认，而不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本案涉及草原承包合同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的法律规定。本案草原承包合同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的相关规定，不应被确认无效。富裕县农业局作为行政机关，无权起诉，其起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诉法》关于起诉条件的规定。草原是国有草原，使用权人是良种场，富裕县农业局与本案草原承包合同无利害关系。本案也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明确规定：“草原所有权、使用权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有关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在草原权属争议解决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草原利用现状，不得破坏草原和草原上的设施”，富裕县农业局认为涉案草原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归其所有，不归良种场所有、使用，这种争议应当由有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对处理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三、原审判决存在的其他错误。（一）原审判决认定良种场因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所从事的民事权利与承担的民事义务，须由其主管部门授权、委托才能行使，否则良种场无权行使民事权利，即使行使，无富裕县农业局的追认仍然无效，所为的民事行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本案所涉草原是国家所有，良种场是使用权人，霍振发代表的是良种场，无需富裕县农业局授权；（二）原审判决认定2011年霍振发代表良种场签订的草原承包合同是新的民事行为的开始，不是对良种场遗留问题的处理，该认定错误，偷换概念；（三）即使原审判决认定合同无效，富裕县农业局应当也存在相应过错。霍振发行使的是职务行为，因合同无效所造成损失应由富裕县农业局或良种场承担。富裕县农业局不能只享有收取草原收益的权利，而不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合同真的无效，黄剑峰的损失也应由代表良种场的主管单位富裕县农业局来承担。富裕县农业局作为行政机关既不是草原的所有权人也不是使用权人，原审判决认定其收取损失款和补偿款没有法律依据。
黄剑峰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2011年9月5日，黄剑峰与良种场签订的草原承包合同无效，属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并且富裕县农业局作为原审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属诉讼主体错误。一、原审判决认定涉案草原承包合同无效及下列事实，属认定事实错误。（一）改制后的良种场应申请设立“国有企业法人”登记，属事实认定错误。良种场在2001年事业单位改制前其单位性质为“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依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条规定“实行企业化经营、国家不再核拨经费的事业单位和从事经营活动的科技性社会团体，具备企业法人条件的，应当申请企业法人登记”，良种场属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改制前，其依法应当申请“企业法人”登记，而并非需要申请“事业单位法人”登记。所以，本案不存在良种场申请事业单位法人“注销登记”的事实，亦不存在良种场重新申请“国有企业法人”设立登记的问题；（二）改制后的良种场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属事实认定错误。2001年富裕县事业单位产权制度改革前，良种场作为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依法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登记。改制后的良种场依法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民营企业法人”登记，良种场改制后没有依法进行“民营企业法人”登记属违规行为，但不属违反行政管理的强制性效力规定，不影响良种场民事主体资格的存在，亦不影响其对外签订的草原承包合同的效力。霍振发作为良种场场长对外签订草原承包合同的民事行为，应当认定有效；（三）霍振发无权代表良种场对外签订草原承包合同，属事实认定错误。2002年8月29日富裕县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会议纪要表明，良种场已经“改制到位”说明，良种场属“民营企业”的主体资格已毋庸置疑，原审证人时任富裕县农委主任孙德富证实，改制后到2003年霍振发主持工作时已属第三任场长。作为上级主管部门任命的场长，霍振发一直履行着“场长职责”。有权依法管理、处分属于良种场享有所有权、使用权的财产包括草原、土地。其中2004年2月25日对外签订的“鹿舍买卖合同”和“鸡舍买卖合同”是霍振发代表良种场履行场长职责的有效证明。改制后的良种场虽然没有依法办理“民营企业法人”登记，但其民事主体资格、组织机构仍然存在，霍振发作为良种场场长有权代表良种场对外行使草原发包权；（四）霍振发不是改制后良种场的法定代表人而是“留守人员”，属事实认定错误。良种场改制后问题颇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主管部门富裕县农委找到霍振发，请求其出任良种场场长，并向他明确了“场长负责制”的管理机制。时任富裕县农委主任孙德富、良种场党支部副书记韩洪君等多人均可证实这一事实，霍振发是良种场的场长而并非“留守人员”；（五）改制后的国营富裕县良种场“公章”已被富裕县农业局收回，属事实认定错误。良种场历经几次改制，但单位名称及公章均没有变化，富裕县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富裕县农委亦不曾下文收缴过“公章”，并且改制后的良种场对内进行场务管理、对外进行法律行为均使用该枚“公章”确认完成；二、原审判决认定涉案草原承包合同无效，属适用法律错误。（一）良种场是涉案草原的使用权单位，其有权对外发包草原。富裕县农业局作为涉案草原的行政主管部门只享有行政监督、管理权，而不享有经营权；（二）霍振发签署草原承包合同的行为应属表见代理，其在合同上的“签字”当属有效行为。2011年，黄剑峰与良种场签订草原承包合同之前，霍振发重新出任该场场长已经有八年之久，在此期间，霍振发代表良种场与职工签署解除劳动合同文本、统计上报签署良种场财务决算报表、对外签署“鹿舍、鸡舍买卖合同”等，其任职期间的所有表现及其行为，足以使黄剑峰有理由相信其是良种场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有权代表良种场签订涉案草原承包合同，该合同应当认定合法有效；（三）涉案草原承包合同因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应当认定合法有效。霍振发代表良种场与黄剑峰签订的草原承包合同，良种场改制后，虽然没有申请“民营企业法人”登记，但并不能影响合同效力。企业法人登记不属行政管理效力性强制规定，良种场没有申请民营企业法人登记并不影响其所签订草原承包合同的效力。在认定良种场的民事主体资格存在的前提下，未申请“民营企业法人”登记，不应认定合同无效；三、富裕县农业局作为原审原告，请求确认黄剑峰与良种场签订的草原承包合同无效，属诉讼主体不适格，其不享有诉权或其诉讼请求不成立。富裕县农业局作为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对涉案草原只享有监督管理权，无权干涉良种场作为草原使用权主体的经营活动。富裕县农业局与涉案草原承包合同不存在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综上，黄剑峰与良种场签订的草原承包合同合法有效，黄剑峰在合同签订及履行过程中没有过错，不应与霍振发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草原承包合同有效期内收取侵权人给付的40，000.00元补偿款亦不违反法律规定。
富裕县农业局答辩称：一、2001年至2003年4月，良种场进行产权制度改革，良种场的全体职工以土地折抵买断工龄安置补偿款，2003年4月，在签订解除劳动关系的协议后将土地进行了分配，全体职工包括霍振发在内，与良种场不再有任何关系，职工进入社区管理，成为下岗工人。良种场于2001年办理了事业单位注销登记手续，事业单位法人资格灭失，良种场已不存在，不可能再任命场长，人员全员下岗，办公室和厂部出卖上交富裕县财政局，剩余国有草原由富裕县农业局收回管理。2003年在免除吕辉场长职务后，聘用霍振发为留守人员，管理良种场职工档案、国用资产清查等工作。工资由富裕县财政拨款，农业局负责发放，因部分土地承包费富裕县农业局没有收回上交给富裕县财政局，至今没有向留守人员发放工资。但农业局同意以延长留守人员买断工龄安置土地的使用年限折抵留守人员的工资。霍振发并非良种场法定代表人，霍振发亦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实霍振发为良种场的法定代表人；二、良种场从2001年富裕县事业单位管理局对良种场的事业单位法人资格进行注销登记后，不再具有法人资格。良种场至今没有在富裕县工商局办理企业法人注册登记。良种场的财产和物品由富裕县农业局接管。霍振发是富裕县农业局根据政府文件要求聘用的改制企业的留守人员。良种场无法构成企业法人要求的法定条件，同时也没有履行企业法人注册手续。霍振发对良种场现在不是法人单位这一事实亦认可，原审判决良种场不具有法人资格，无从事民事行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因此，霍振发代表良种场和黄剑峰签订的草原承包合同自始无效；三、霍振发代表良种场和黄剑峰签订草原承包合同无效，黄剑峰向霍振发交纳的200，000.00元承包费，应当由霍振发退回黄剑峰。黄剑峰可以另行起诉霍振发予以解决。至于霍振发和其他留守人员的工资可以通过延长留守人员买断工龄安置土地的使用年限折抵留守人员的工资。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缔约主体具有缔结合同的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是合同成立的要件。良种场在2001年富裕县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时，其事业单位法人资格被注销，之后亦未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企业法人注册登记，其民事主体资格已经消灭，不具备从事民事行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良种场的事业单位法人资格被注销后，为办理职工退休等遗留问题，原良种场公章由霍振发保管使用，但该公章应仅为解决原良种场职工遗留问题使用，因良种场作为民事主体已不存在，霍振发未经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和授权，以良种场名义与黄剑峰签订草原承包合同并加盖原良种场公章的行为，属无权处分行为，超出其作为留守人员负责处理职工退休等遗留问题的职权，该行为属无效民事行为，故霍振发以良种场名义与黄剑峰签订的草原承包合同属无效合同。因讷河市金利建筑公司施工造成原良种场草原植被破坏，而支付给黄剑峰的补偿金40，000.00元，黄剑峰应返还给涉案草原的部门即富裕县农业局。因本案争议草原承包合同已实际履行，黄剑峰在履行期间应支付相应的承包费，草原由黄剑峰经营期间的收益应归黄剑峰所有，对于富裕县农业局主张的经济损失，本院不予支持。对于黄剑峰因本案草原承包合同无效产生的损失分担问题，黄剑峰可另行主张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黑龙江省富裕县人民法院（2014）富裕商初字第16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
二、撤销黑龙江省富裕县人民法院（2014）富裕商初字第16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5，700.00元，由上诉人霍振发负担1，900.00元，由上诉人黄剑峰负担950.00元，由被上诉人富裕县农业局负担2，85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世明
代理审判员 王 超
代理审判员 董 铭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于 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