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武汉中民终字第0061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汉南区纱帽街通津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武汉市汉南区纱帽街通津村。
法定代表人：徐洋赛，该村委会主任。
委托代理人：何志新，湖北力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甫伟（农户），男，1970年2月20日出生，汉族。
原审第三人：武汉市汉南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武汉市汉南区纱帽正街。
法定代表人：李忠，该区区长。
委托代理人：游道祥，武汉市汉南区人民政府法制办工作人员。
上诉人武汉市汉南区纱帽街通津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通津村村委会）因与被上诉人杨甫伟（农户）、原审第三人第三人武汉市汉南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汉南区政府）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武汉市汉南区人民法院（2014）鄂汉南民一初字第001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4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通津村村委会的委托代理人何志新，被上诉人杨甫伟（农户），原审第三人汉南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游道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5月12日，杨甫伟（农户）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确认其享有二线（地块名）四至东路、西路、南黄克胜、北沈祖福的14亩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2、本案的诉讼费由通津村村委会负担。
一审法院查明，杨甫伟（农户）系武汉市汉南区纱帽街通津村7组村民，其在农村一轮土地承包时实际承包14亩耕地。2005年5月，通津村村委会有关人员向杨甫伟（农户）宣布二轮延包方案，向其说明根据二轮延包方案，其家庭应承包土地为9.2亩，要求其退出多余的4.8亩土地时，遭杨甫伟（农户）拒绝。通津村村委会未与杨甫伟（农户）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汉南区政府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杨甫伟（农户）在武汉市汉南区纱帽街通津村土地承包经营面积为9.2亩。后杨甫伟（农户）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只确定其9.2亩的土地经营权，剥夺了其4.8亩的土地承包权，遂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撤销汉南区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并判令汉南区政府确认其14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后经一审法院作出（2013）鄂汉南行初字第00012号行政判决书，撤销了汉南区政府对杨甫伟（农户）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土地登记行政行为。嗣后，杨甫伟（农户）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明，2005年《通津村依法完善农村土地二轮延包实施方案》载明，“通津村依法完善二轮延包确权确地的依据是：必须以1998年12月二轮延包的人口、劳力、面积为依据。原则是：不准推倒重来，不准重新丈量土地、不是重新分地；核心是依法完善。按照1998年二轮延包时的依据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本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即界定为98年人口，劳力的人员，享有承包本集体经济组织土地的使用权利”，“全村以组为单位，按1998年人口劳力标准测算的超地户，其多余的面积分档次、结合地块按比例处置，一部分退还村委会，用于调整给缺地较多农户，确权确地；另一部分留给原耕种者继续耕种，不能确权，签订其他承包合同”，“二轮延包后新增人口要地问题，应遵循‘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对个别人多地少，矛盾十分突出的特殊户，今后由村民代表会议协商表决，在村机动地中适当调整”。2003年4月20日，杨甫才（农户）与通津村村委会签订《村土地承包合同》，约定通津村村委会将集体土地14亩发包给杨甫伟（农户）承包经营种植业，杨甫伟（农户）在承包期内必须按国家税费改革政策规定的税费缴税，土地承包合同有效期为1年，自2003年1月1日至2003年12月31日止。
又查明，本案诉争的14亩土地一直由杨甫伟（农户）耕种至今，通津村村委会未将上述土地分配给其他村民耕种。通津村耕地现已全部被征收，但杨甫伟（农户）未与通津村村委会签订承包地征收补偿合同，也未腾退土地。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条第一款“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保持长期不变，就是为了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随意收回承包方的承包地。
杨甫伟（农户）在一轮承包时共承包14亩耕地并持续耕种，对这一事实本案当事人均无异议，应予以确认。通津村村委会辩称，在2005年完善二轮延包时，经民主议定程序，确定了通津村土地分配标准，并收回杨甫伟（农户）的4.8亩土地，但其现有证据既不能证明二轮延包分配方案系民主议定程序产生，也不能证明通津村二轮延包的具体分配标准。对于通津村村委会的辩称意见，不予采纳。杨甫伟（农户）与通津村村委会未签订土地承包合同，通津村村委会未经杨甫伟（农户）同意，单方面收回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杨甫伟（农户）从一轮承包至今一直持续的耕种本案诉争土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款第（一）项“因发包方违法收回、调整承包地，或者因发包方收回承包方弃耕、撂荒的承包地产生的纠纷，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发包方未将承包地另行发包，承包方请求返还承包地的，应予支持”的规定，对于杨甫伟（农户）要求确认其享有14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杨甫伟（农户）享有位于武汉市汉南区纱帽街通津村二线（地块名）四至：东路、西路、南黄克胜、北沈祖福共14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案件受理费80元，由通津村村委会负担。
一审判决后，通津村村委会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杨甫伟（农户）的诉讼请求。主要理由：一、原判决自相矛盾，通津村完善二轮延包的实施方案确系客观存在的事实。二、原判错误否认了通津村村委会依村民自治原则和民主程序制定的《完善农村土地二轮延包工作的实施方案》的客观事实和二轮延包中土地分配的具体标准。三、原审错误的理解和引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及省、市、区人民政府在完善农村二轮延包时依据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原则。四、原判认定通津村村委会在承包期内随意收回承包方的承包地明显错误。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和本村的实际，杨甫伟（农户）未确权的4.8亩地适用的是其他方式的承包方式（不确权），目的是为了准备解决本组少数人多地少、矛盾十分突出的特殊户的要地问题，符合土地承包法规定的两种承包方式。完善二轮延包方案是贯彻执行省、市、区关于完善农村二轮延包的政策并结合本村的现实，因地制宜，在政府各部门的正确引导、参与下，依民主议定程序做出的，内容合法，程序公正。
被上诉人杨甫伟（农户）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要求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汉南区政府述称，要求支持上诉人通津村村委会的上诉理由和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围绕上诉人通津村村委会的上诉理由及请求，本院评判如下：
杨甫伟（农户）系通津村村委会村民，其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实际承包通津村村委会14亩耕地属实，双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的规定，杨甫伟（农户）依法享有其承包的通津村村委会14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2005年，通津村村委会在完善二轮延包时，未与杨甫伟（农户）重新签订新的土地承包合同，也未经杨甫伟（农户）的同意，单方面收回了杨甫才（农户）4.8亩土地承包经营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通津村村委会在完善二轮延包时，杨甫伟（农户）全家没有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杨甫伟（农户）也没有通知通津村村委会自愿交回承包土地，因此，通津村村委会在完善二轮延包时收回杨甫伟（农户）4.8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没有法律依据。现上述4.8亩承包土地被通津村村委会违法收回后未分配给其他农户耕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杨甫伟（农户）有权要求通津村村委会返还上述承包土地并确认其享有14亩土地承包经营权。上诉人通津村村委会上诉称其在完善二轮延包时，其二轮延包方案和分配标准符合村民自治原则和民主程序，收回杨甫伟（农户）4.8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合法的上诉理由，不符合前述法律的规定，其要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杨甫伟（农户）的诉讼请求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武汉市汉南区纱帽街通津村村民委员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申 斌
审判员 王 阳
审判员 张文霞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五日
书记员 赖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