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辽民一终字第0006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阳市兴氏木制品制造厂。
法定代表人：张兴忠，该厂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仁财。
委托代理人：马志宇，辽宁才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兴忠。
委托代理人：李仁财。
委托代理人：马志宇，辽宁才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市于洪区造化街道办事处。
法定代表人：王永亮，该街道办主任。
委托代理人：李晓蕾，辽宁申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丛海。
委托代理人：杨占家，辽宁开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何禹霖，辽宁开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王忠昆，该单位区长。
委托代理人：李晓蕾，辽宁申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市于洪区土地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
法定代表人：金川，该单位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明春，辽宁明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高艳双，辽宁明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侯明哲。
委托代理人：张明春，辽宁明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高艳双，辽宁明熙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沈阳市兴氏木制品制造厂（以下简称集体厂）、张兴忠因与上诉人刘丛海、沈阳市于洪区造化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街道办）及被上诉人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区政府）、沈阳市于洪区土地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原沈阳市于洪区土地拆迁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征收办）、侯明哲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沈中民二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4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集体厂、张兴忠的委托代理人李仁财、马志宇，上诉人刘丛海及其委托代理人杨占家、何禹霖，上诉人街道办、被上诉人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李晓蕾，被上诉人征收办、侯明哲的委托代理人张明春、高艳双到庭参加诉讼。
集体厂、张兴忠向一审法院起诉称：1997年9月19日，集体厂登记注册，企业性质为集体所有制，法定代表人张兴忠，注册资金55万元。张兴忠在其住所地上建造了办公楼、厂房及其附属设施等，并依法取得了房屋所有权证。(编号分别为：于房造化村房字第06-00**号、06-0068、06-0068)，建筑面积总计为2,872．25平方米。2007年1月23日，张兴忠与刘丛海成立沈阳市兴氏木制品制造厂(与集体厂重名，以下简称“合伙厂”)，企业性质为普通合伙企业，合伙人分别为刘丛海和张兴忠。注册资金为15万元，其中刘丛海出资10万元，张兴忠出资5万元、二合伙人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出资。同年1月15日，合伙厂正式注册登记成立，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刘丛海。2007年1月24日，集体厂约500平方米的房屋无偿提供给刘丛海使用，使用期限为2年、从2007年1月25日至2009年1月25日。至拆迁时该房屋无偿使用期限早已过期近两年。
因丁香湖新城建设，需要征用集体厂。2010年11月1日，街道办、沈阳市于洪区大拆迁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洪大拆迁中心）在没有查清真实产权权属的情况下擅自与刘丛海签订《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1、有证房货币补偿金额为5,614,125元；2、无证房货币补偿金额为208，883元；3、过渡期补偿费为215,419元(2,872．25平方米×3个月×25元／月／平方米)；4、地上附属物补偿164,624元，上述合计8,082,998元。现街道办、洪大拆迁中心已经将上述8,082,998元款项打入刘丛海的个人帐户。
集体厂、张兴忠认为，街道办、洪大拆迁中心作为实施政府拆迁的具体机构，不能认真进行审核，在没有弄清产权权属的情况下，就草率地与非拆迁权益所有人刘丛海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并将巨额拆迁款项盲目地支付给刘丛海的行为，严重地侵犯了集体厂及张兴忠的合法权益，理应承担拆迁给付义务，并赔偿给集体厂及张兴忠造成的实际经济损失；刘丛海在明知此巨额拆迁款项与其无任何关系的情况下，采取故意欺骗的手段，将巨额拆迁款项据为已有，理应在已经实际收取拆迁款范围内承担连带给付责任。集体厂及张兴忠保留向刘丛海追究刑事责任的权利。
根据村委会和主管部门证明，集体厂的全部厂房、办公楼及辅助设施均为张兴忠个人投资兴建，其集体厂虽为集体所有制企业，但所在村居委会等证明村里无任何的资金投入，其财产归张兴忠个人所有。
综上所述，根据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集体厂和张兴忠为被拆迁人，集体厂及张兴忠现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判令区政府、征收办、街道办及侯明哲履行拆迁义务，将由集体厂及张兴忠享有的拆迁补偿款8,082,998元连带支付给集体厂及张兴忠，并从2010年11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逾期付款标准赔偿相应的利息(暂计算至2012年1月31日，此项利息为18.64185万元)；以上共计8,269,416.5元；2、刘丛海在已经实际收取拆迁款范围内承担连带给付责任；3、上述原审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律师费用等。
街道办一审未到庭进行答辩。
征收办一审答辩称：1、征收办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2、征收办办理拆迁工作的行政行为合法，并尽到了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审查义务，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区政府一审答辩称：我方不是适格被告。
侯明哲一审答辩称：1、侯明哲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2、侯明哲在处理委托事务的过程中已经尽到了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审查义务，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刘丛海一审答辩称：l、2006年1月，张兴忠向我借款人民币130万元，用集体厂土地和三处房产做抵押，约定还款期限为2006年7月，但到期后，张兴忠仍然没有还款。后通过顶帐方式，我合法取得现征收房屋的证照及合伙照，实际取得争议房屋的所有权，故才由动迁部门确定其为适格的被拆迁人；2、刘丛海借钱给张兴忠，不存在价格差异问题，请求驳回集体厂及张兴忠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7年9月19日，集体厂成立，1999年8月24日，该厂因未按规定接受年度检查被吊销营业执照。2006年4月13日，集体厂补办取得于洪区造化镇小方士村房屋所有权证三份，总面积2,872.25平方米，所有权性质为私有。
2007年1月23日，张兴忠与刘丛海合伙成立了合伙厂，工商档案表明，张兴忠出资5万元，刘丛海出资10万元，张兴忠无偿提供500平方米办公楼，期限至2009年1月。合伙企业的执行合伙人为刘丛海。
2007年1月24日，沈阳市兴氏木制品制造厂出具《房屋无偿使用证明》一份，内容为：“房屋所有权单位沈阳市兴氏木制品制造厂将坐落在沈阳市于洪区造化镇小方士村一处500平方米房屋无偿提供给刘丛海使用。使用期限为2年，从2007年1月25日至2009年1月25日”。
2007年1月26日，张兴忠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2007年1月25日，沈阳市兴氏木制品制造厂从沈阳市工商行政局申领了营业执照，注册号：2101142400028，企业性质为合伙企业，注册资金壹拾伍万元人民币，其中刘丛海出资壹拾万元，张兴忠出资伍万元。现就上述情况作如下澄清说明：一、注册资金壹拾伍万元人民币全部是刘丛海出资，张兴忠没有出资。出资资料中张兴忠出资伍万元是由于经办人错误理解委托人意思、沟通不到位导致的误操作行为。二、申领合伙企业营业执照仅仅是为了办理营业执照的流程方便、简捷。是为了承接房产和办理动迁手续。当发现以上错误时，营业执照已经打印出来，为此特作以上说明。张兴忠保证不以营业执照登记的出资内容主张任何权利。沈阳市兴氏木制品制造厂营业执照复印件及张兴忠身份证复印件附后”。
2009年9月20日，涉诉房屋所在范围下达拆迁通告。
2010年11月1日，刘丛海(合伙厂)与街道办、洪大拆迁中心签订《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一份，约定拆迁补偿有证房屋、无证房、过渡期补偿及地上附属物共计8,082,998元。
2012年，集体厂、张兴忠曾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在该案审理工程中，于洪区小方联合企业总公司、于洪区造化镇小方士社区居民委员会于2012年2月7日出具情况说明，表明集体性质的兴氏木制品制造厂是张兴忠个人所有的实体。说明内容为：“1997年5月，张兴忠从我村(于洪区造化镇小方士村)租用集体工业建设用地一宗，面积为7,209.06平方米，年租金为2万元，由张兴忠按年向我村缴纳。1997年6月，张兴忠开始筹备该企业并出资进行施工建设，我村村民刘少全同志负责全面施工。后在村里协助下办理了建筑面积为3,020平方米(后实测面积为2,872.25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证。沈阳市兴氏木制品厂的全部厂房、办公楼及其附属设施设备均为张兴忠个人独立完成的，村里及上级主管单位于洪区民政企业公司、于洪区小方联合企业总公司没有任何的实际投入。1998年7月30日，沈阳市兴氏木制品制造厂与我村正式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就土地租赁等问题进行了约定，并在第3条中明确载明：“在租赁期间如遇动迁或国家征地、厂房、办公楼及设备的补偿归企业所有，土地补偿与企业无关，由村委会处理”。而在此案中，针对集体厂、张兴忠的诉讼主张，街道办、洪大拆迁中心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征收办、该办公室工作人员秦俭、张俊明的证明，该两位工作人员出庭作证。该证明载明：2010年造化街道丁香湖地区(小方士村)沈阳市兴氏木制品制造厂房屋拆迁工作由我办秦俭、张俊明负责，企业的房产信息核档及拆迁补偿款发放由造化街道办事处专门人员负责。在拆迁过程中，针对沈阳市兴氏木制品厂的拆迁，我工作人员公告并根据村委会提供的联系方式电话通知该厂负责人到小方士拆迁工作办公室(小方士村委会)协商拆迁事宜。该厂负责人张兴忠接到通知后到我办公室提交了沈阳兴氏木制品制造厂的营业执照(2007年登记的企业执行合伙人是刘丛海)、房屋产权证的复印件。我们要求其提供营业执照及房屋产权证明的原件。张兴忠称该企业不是张兴忠个人的，企业是我与刘丛海合伙办的，原件在刘丛海处，并在我方工作人员多次要求下才向我们提供了刘丛海的联系方式。在此期间，我工作人员认真查看了造化街道办事处提供并经过核对后的企业核档信息，该信息并无特殊异议标注。此后，关于该厂拆迁事宜我工作人员均是与刘丛海协商的。造化街道办事处委托沈阳实诚房产评估事务所对该厂房及相关设备、地上附属物进行了评估，之后谈迁组与刘丛海就该厂房拆迁达成一致，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在此期间，该厂房的承租人张作贤也多次来咨询拆迁补偿事宜，张兴忠再未出现。2010年11月，在大芳士村委会二楼办公室发放拆迁补偿款时，张兴忠、张作贤、刘丛海、小方士村委会主任均在现场。张兴忠、张作贤、刘丛海对该厂房的拆迁补偿款的发放无异议，刘丛海当场缴纳了欠缴村里的企业管理费。在该拆迁补偿协议达成之前，厂房承租人张作贤对该厂范围内的无证房屋的所有权提出了异议，法院对该无证房的拆迁补偿款进行了查封。上述陈述皆是事实，当时在场工作人员均可证明。刘丛海提供了向小方士村缴纳管理费的收款收据。
2010年11月，该企业动迁。
一审法院另查明：洪大拆迁中心为个人独资企业，该企业于2011年11月18日注销，投资人为侯明哲。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本案各方当事人的诉争焦点为一，涉案被拆迁主体应是集体厂，还是合伙厂；二，侯明哲（原洪大拆迁中心的负责人）与街道办是否存在侵权行为，应否承担侵权责任；三，区政府、征收办、街道办、侯明哲的主体是否适格。
一、关于涉案被拆迁主体应是集体厂还是合伙厂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虽通过一审庭审中原洪大拆迁中心的负责人侯明哲的陈述和在（2012）沈中民二初字第31号、（2013）辽民一终字第00115号一案中，洪大洪大拆迁中心及街道办的抗辩及涉案《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内容可知，与街道办和洪大洪大拆迁中心实际签订《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主体是合伙厂和刘丛海，但涉案的补偿款是基于被拆迁的房产及设施所取得的，那么，如何界定被拆迁的房产归属合伙厂所有，是审理本案的核心，亦是重点。
1、关于涉案房产是否归合伙厂所有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从合伙企业档案显示，该公司注册资金共计人民币15万元（实际全是刘丛海投入），且资产中并未包括涉案房产及设施；其次，从原告提供的2007年1月24日出具的房屋无偿使用证明内容可知，刘丛海曾使用的涉案的一部分房产是由集体厂无偿借用的，亦表明合伙厂资产中并未包括涉案房产。
2、关于2007年1月26日张兴忠出具的《情况说明》应如何认定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从该情况说明的内容来看，仅反映两个问题，一是该说明只是对合伙厂的出资情况进行了澄清说明，即合伙厂注册资本15万元全部由刘丛海出资；二是对申领合伙企业营业执照仅仅是为了办理营业执照的流程方便、简捷予以解释。虽说明中亦有“（办理合伙企业营业执照）是为了承接房产和办理动迁手续”的表述，但该表述无法体现是承接哪一房产和办理哪一房产的动迁手续，也无法证明与涉案被动迁房产存在关联。
3、关于刘丛海提出张兴忠从其处借款，并于事后用涉案土地及三处房产抵债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认为，虽一审庭审中，刘丛海向法庭提供了借款协议、借据、情况说明以及证人海风涛的证言等证据材料，用以证明张兴忠从其处借款130万元，并用集体厂的土地及三处房产作抵押，事后，张兴忠也未能还款而将抵押的土地及三处房产抵顶刘丛海的事实。但一方面，一审庭审中，张兴忠对以房抵顶借款一事予以否认，且刘丛海亦未向法庭提供张兴忠同意以房抵顶借款的协议或相关明确承诺等证据；另一方面，即便如刘丛海所述事实存在，刘丛海和合伙厂也不能直接享有涉案房产的所有权。理由：（1）虽借款时，张兴忠用三处有证房产作抵押，但因双方既未设定抵押，亦未签订抵押合同，不符合抵押权设立的法定条件；（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六条之规定，“抵押权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不得与抵押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抵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条亦规定，“订立抵押合同时，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在合同中不得约定在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时，抵押物的所有权转移为债权人所有。”《担保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的，可以与抵押人协议以抵押物折价或者以拍卖的、变卖该抵押物所得的价款受偿；协议不成的，抵押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均为抵押权流质条款禁止的规定，即抵押权的行使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或者通过与抵押人协议，或者通过法院诉讼，否则抵押权人无权擅自处分抵押财产。（3）从本案现有证据来看，刘丛海与张兴忠在债务未受清偿后，就以房抵债一事并未进行协商，且刘丛海亦未通过诉讼程序来确认涉案的三处房产归其所有，故刘丛海提出用抵押的三处房产抵顶张兴忠的借款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刘丛海无权处分涉案房产。
鉴于此，一审法院认为，从涉案的现有证据来看，无法证明涉案被动迁房产归合伙厂所有，即本案的被拆迁主体应是集体厂，而非合伙厂。
二、关于侯明哲与街道办是否存在侵权行为，应否承担侵权责任的问题。虽一审庭审中，征收办及侯明哲提出其办理拆迁工作的行政行为合法，并已经尽到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审查义务，故其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如上所述，因被拆违的涉案房屋并非合伙厂的资产，而街道办及侯明哲在办理拆迁工作中，既未尽到审慎义务，又未认真核实合伙厂名下资产的情况下，便与合伙厂及刘丛海签订了《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并将8,082,998元拆迁补偿款支付给刘丛海，此举侵犯了集体厂及张兴忠的合法权益，街道办及侯明哲应依法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三、关于区政府及征收办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虽与刘丛海签订合同的主体系街道办及侯明哲，而非区政府及征收办，但鉴于街道办系区政府的派出机构，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故区政府应成为本案的适格被告，其应承担因街道办的侵权行为所产生的侵权责任。至于征收办，因其在此次拆迁过程中只是负责监督工作，且又不是涉案合同主体，其不应成为本案的适格被告。
四、关于本案的法律后果应如何处理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因涉案被拆迁房产并非刘丛海和合伙厂所有，故刘丛海与街道办和拆迁公司所签订的协议应属无效，而刘丛海收到涉案动迁补偿款的行为系属不当得利，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刘丛海理应将该笔款项返还给集体厂及张兴忠，并于2011年11日（刘丛海实际收到款项之日）起向集体厂及张兴忠支付相应的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区政府、街道办及侯明哲应对刘丛海的上述返还义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九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条、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刘丛海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集体厂、张兴忠动迁补偿款人民币8,082,998元。二、刘丛海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集体厂、张兴忠支付动迁补偿款人民币8,082,998元的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从2011年11月1日起至2012年1月31日止）。三、街道办、侯明哲、区政府对刘丛海的上述给付义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四、驳回双方当事人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3,157元，由刘丛海负担。
集体厂及张兴忠上诉的请求和理由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刘丛海自2010年11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逾期付款标准支付动迁补偿款8,082,998元的利息，确认张兴忠与刘丛海没有130万元的借贷关系，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2010年11月1日，刘丛海实际收到拆迁补偿款808万元，即侵权结果发生日，应当自该日起计算利息。起诉时为方便计算诉讼费，我方将利息计算至2012年1月31日。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计算至被执行人履行完毕之日。本案中利息应当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或判决实际履行完毕日。刘丛海侵占我方拆迁款，致使我方无法重建、生产，从出租利益损失比较，我方请求的利息标准不能弥补损失，故法院应当采用具有惩罚性的利息标准，及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逾期付款利率，而非同期存款利率。二、张兴忠130万元债务的相对人是案外人海凤涛，刘丛海在本案庭审过程中均有自认，故该债权与刘丛海无关，而且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请求二审法院明确认定张兴忠与刘丛海没有130万元的借贷关系。三、区政府、街道办及侯明哲应首先承担财产损害赔偿责任，刘丛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是由于区政府、街道办及侯明哲未尽审慎义务，没有核查清楚被拆迁房屋的产权，将拆迁补偿款发放给刘丛海，从而导致本案纠纷，故首先应由区政府、街道办及侯明哲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刘丛海不是直接责任人，其行为构成了侵权和不当得利的竞合，应当在收取的8,082,998元补偿款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一审判决未就上诉人交纳的二审诉讼费进行裁判。
区政府、街道办二审答辩称：关于利息计算的起始时间不发表答辩意见。一审判决判令将拆迁补偿款返还给集体厂及张兴忠是错误的。一审判决存在程序问题，一是没有论述集体厂与张兴忠为何能共同接受返还款项，一审判决认为被拆迁房屋的所有者是集体厂，而该厂营业执照虽被吊销但并未注销，则张兴忠不应作为拆迁补偿的主体。二是本案涉及房屋确权和行政诉讼两个法律关系，不应一并进行处理。区政府和街道办不应成为民事确权诉讼的被告，也不应承担补充责任。关于张兴忠130万元债务问题，大量证据可以证明海凤涛将其债权转让给刘丛海，刘丛海与张兴忠已就债权债务如何承担达成一致，一审判决对此论述并无错误。区政府、街道办没有任何错误，不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侯明哲二审答辩称：一、街道办是《城市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的拆迁人，洪大拆迁中心手街道办委托，在拆迁过程中就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拆迁及安置补偿问题进行协调，并未实际参与拆迁工作，不是该协议的主体。洪大拆迁中心在代理权限内实施的法律行为应由委托人承担民事责任，故侯明哲不是本案的责任主体。二、我方在拆迁工作过程中，已经尽到法律所规定的形式要件审查义务，没有过错，不应承担法律责任。1、2010年街道办公告通知被征收人办理被征收财产登记，张兴忠向街道办提交了合伙厂营业执照、房产证的复印件，同时声明刘丛海为该厂负责人，有权办理征收事宜，并将刘丛海的联系方式告知工作人员，故我方有理由相信刘丛海能够代表合伙厂办理拆迁安置补偿事项。2、我方受街道办委托发布征收公告，张兴忠已经知晓征收的事实，并提交了合伙厂营业执照、房产证、土地证的复印件以及刘丛海的联系方式。我方通过张兴忠提供的联系方式找到刘丛海，并受到刘丛海提交的上述3份原件，经审查与复印件一致，最终确定刘丛海为被拆迁人。3、合伙厂的营业执照是张兴忠本人亲自办理，张兴忠知道同名企业的存在，在登记申报过程中提交的是合伙厂的营业执照和房产证复印件。领取补偿款时，张兴忠在现场但并未向工作人员提出异议，其认可拆迁补偿款的发放并积极的予以协助。一审法院就上述事实予以确认，但又认为我方没有尽到审慎义务，属于自相矛盾。征收行为是行政行为，不应作为民事侵权的法律关系予以认定，一审法院认定法律关系错误。
征收办二审答辩称：我方负责征收监督工作，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其他答辩意见与区政府、街道办、侯明哲一致。
刘丛海二审答辩称：刘丛海是案涉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有权领取拆迁补偿款，不构成不当得利，不应向集体厂及张兴忠返还拆迁补偿款，也无需支付利息。刘丛海与张兴忠的借款关系以我方的上诉意见为准。
街道办上诉的请求和理由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驳回集体厂及张兴忠要求街道办承担给付责任的诉讼请求，判令集体厂及张兴忠承担二审诉讼费用。一、一审法院将张兴忠与刘丛海之间的以房抵债行为认定为流质，并据此认定刘丛海无权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存在错误。张兴忠将房产证原件交给刘丛海的行为是一种担保行为，不符合法律关于抵押及担保的规定，而是双方对于以房抵债在意思表示和行为上达成一致。一审法院应当根据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及客观行为所表现的主观意愿来确定房屋所有权及动迁补偿主体。即使形成了抵押关系，抵押物也可以通过双方协议折价抵债。从张兴忠与刘丛海登记同名合伙企业以及张兴忠出具的说明可以看出，双方已就以房抵债达成合意，房屋转让行为真实有效。但房屋征收期间不能办理转移登记，故刘丛海作为房屋的权利人可以被认定为被征收人。二、一审法院认定集体厂为案涉房屋所有权人，并据此认定刘丛海及合伙厂并非被拆迁人、街道办未尽审慎的审查义务进而侵犯张兴忠的权利，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物权法规定不动产的产权以登记作为生效要件，但被拆迁人获得的补偿款是一种货币补偿，拆迁协议所形成的是债的法律关系，法律性质已发生变化。故双方权利人作出意思表示即可发生法律效力，不以行政机关确认为要件。2、张兴忠出具的《情况说明》称办理与集体厂同名合伙企业的目的是承接房产和办理动迁手续，而集体厂除案涉三处有证房产和另案诉争的无证房外，并无其他房产，则集体厂及张兴忠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具体承接的房产不包括案涉房产。一审法院认定“无法证明该情况说明中所述的承接房产与被动迁房产存在关联”错误。3、双方当事人虽然没有办理产权的变更登记，但对于转让房产及动迁的补偿对象已经达成了一致。4、秦俭、张俊明出具《情况说明》证明，张兴忠明知拆迁，并要求拆迁单位找刘丛海商谈拆迁事宜，拆迁补偿款支付时张兴忠也在现场，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三、一审法院认定街道办未尽审慎审查义务，判令街道办承担侵权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秦俭、张俊明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张兴忠明知拆迁补充协议的签署和补偿款的发放而未提出异议，街道办已经尽到了合理审查的义务。在张兴忠未能提供任何反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应当予以采信。而拆迁办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的行为是房屋征收过程中的行政行为，该行为是否存在过错或违法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审理范围，应当通过行政诉讼解决。一审判决存在法律关系混乱以及超出民事审理范围裁判的严重错误。另外，一审判决对于本案主体的认定存在问题，如认定集体厂为“假集体真个人”，则补偿款应当返还给张兴忠；如认定案涉房屋为集体厂集体所有，补偿款应当返还给集体厂。一审判决第一项同时确认了集体厂和张兴忠两个主体。存在错误。
集体厂、张兴忠二审答辩称：一、集体厂及张兴忠与刘丛海没有债务关系，向案外人海凤涛借款130万元时曾以房产作为抵押，但未办理抵押登记。即使张兴忠曾以房屋抵押，则刘丛海的行为也违反了物权法、担保法禁止流质的规定；即使街道办主张的“以物抵债”成立，如张兴忠反悔，刘丛海主张继续履行以房抵债的请求法院也不应支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拆迁补偿协议》的相对人和权益人是谁，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是《拆迁补偿协议》的相对人和权益人，从以房抵债和房产抵押两个角度来说，刘丛海都不应当成为《拆迁补偿协议》的相对人和权利人。二、案涉被拆迁房屋没有发生转让，故基于拆迁补偿协议产生的债权也没有发生转让。街道办主张张兴忠注册合伙厂的目的是为了承接房产和办理动迁手续，街道办应当就此承担举证责任。张兴忠是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产权登记簿及出安全证可以证明，一审法院认定正确。即使房屋发生了产权的转让，在没有办理变更登记前，房屋仍属于张兴忠，街道办应当根据房屋的权属登记进行补偿，而无权审查转让合同。刘丛海出具的情况说明系其个人书写，张兴忠没有参与也不知情，故不具有证明效力。征收办作为本案当事人，其工作人员出具的证明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征收办没有依法建立拆迁档案，不能提供收发文件记录及录音录像记录，其证明张兴忠提供拆迁资料不应采信。被征收土地上存在四个被拆迁人，张兴忠作为合伙厂的股东，告知街道办刘丛海是倍征收企业负责人及联系方式，并不武当。张兴忠在提交合伙厂手续的同时，也提交了集体厂的手续。张兴忠调取的证据可以证明征收办及秦俭、张俊明在其他案件中曾经非法支付补偿款。三、征收办及秦俭、张俊明出具的说明一审已经进行质证，一审法院在判决中未予表述，不违反法定程序。街道办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被补偿人认定错误，应当是集体厂及张兴忠。张兴忠、集体厂认可现有《拆迁补偿协议》中关于补偿款的约定，对于遗漏和缺补少补通过另诉解决。《拆迁补偿协议》是平等主体签订的民事合同，街道办错误的认定被拆迁人，属于民事侵权。
区政府二审答辩称：同意街道办的上诉意见。
征收办、侯明哲二审答辩称：同意街道办的上诉意见。其他意见同此前的答辩意见。
刘丛海二审答辩称：同意街道办的上诉意见。
刘丛海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集体厂及张兴忠的全部诉讼请求，判令其承担本案上诉费用。一、刘丛海是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集体厂及张兴忠无权提起诉讼。张兴忠与案外人海凤涛签订借款协议借款130万元，并以集体厂名下3,020平方米厂房、办公楼作为抵押。因海凤涛无力支付，故刘丛海承接了海凤涛的合同权利义务。借款协议约定张兴忠以用于抵押的三处房屋顶账，动迁补偿款归刘丛海，而无证房补偿款归张兴忠。由于区政府冻结该区域的房产过户，故双方商定以企业权属转移实现房产过户，由张兴忠将集体厂变更注册为刘丛海所有。因集体厂的营业执照已被吊销，故张兴忠申领了同名的合伙企业营业执照。合伙厂由刘丛海全部出资，设立目的是承接抵押房及办理动迁手续。在动迁过程中，张兴忠以合伙厂的相关手续办理动迁是以，并参与从申报到领款的全过程，张兴忠并未主张集体厂的存在，也未提出任何要求。二、刘丛海实际领取了580万元拆迁补偿款，一审判令刘丛海向集体厂及张兴忠返还补偿款8,082,998元及利息，系认定数额错误。
集体厂、张兴忠二审答辩称：一、张兴忠与案外人海凤涛签订《借款协议》，该债权与刘丛海无关，刘丛海也没有提供付款的证据。从海凤涛的证言来看，借款6个月后海凤涛将债权转让给刘丛海，则刘丛海与张兴忠不存在原始借贷关系。张兴忠没有接到债权转移的通知，根据法律规定，该债权转让对张兴忠不发生效力。且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应当认定张兴忠与刘丛海没有130万元的借贷关系。二、没有证据证明张兴忠与刘丛海就房产顶账、动迁款归刘丛海所有达成合意。法律禁止流质，而以房抵债在张兴忠反悔的情况下，刘丛海主张履行抵债协议法院不应支持。无论是房产抵押还是房产抵债，产权没有变更，动迁补偿款就应当向张兴忠支付。三、刘丛海实际收取的补偿款为8,082,998元。
区政府、街道办二审答辩称：同意刘丛海的上诉请求，没有其他意见。
征收办、侯明哲二审答辩称：同意刘丛海的上诉请求，没有其他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9月26日，沈阳市于洪区征地拆迁管理办公室发布《拆迁通告》，载明“市政府决定对丁香湖地块实施征地拆迁”，拆迁范围“东至大榆路……在此范围内的大方士、小方士、英守三个自然村”。二审审理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对于本案案涉土地征收属于集体土地征收均无异议。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1]20号）第一条规定：“农村集体土地的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以下简称土地权利人）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涉及农村集体土地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集体土地征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所调整之行政征收行为，而本案系沈阳市人民政府在实施集体土地征收的过程中，街道办作为具体实施单位就集体厂及张兴忠主张权利之财产与刘丛海签订了《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并向其发放了补偿款，进而实施了拆迁。现集体厂及张兴忠认为区政府、征收办、街道办、侯明哲在具体实施集体土地征收的行政行为过程中侵犯其财产所有权，并据此以财产损害赔偿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则本案系因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款而引发的纠纷，不属于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之规定，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而关于刘丛海应否向集体厂及张兴忠返还案涉补偿款一节，亦属于该案涉集体土地征收补偿纠纷的具体处理问题。综上所述，集体厂及张兴忠以财产损害赔偿为由提起民事诉讼存在不当之处，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人沈阳市兴氏木制品制造厂、张兴忠的起诉。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孙维良
审 判 员 唐云涛
代理审判员 郝 宁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孙梦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