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118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弘，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近苇，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负责人：林泰松，该所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凌，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弘因与被上诉人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国信信扬律所）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5）穗天法民二初字第27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张弘上诉请求：判令国信信扬律所退回律师费25000元，并计算定期利息。事实和理由：一、（2014）穗中法民一终字1589号案，张弘经国信信扬律所刘某乙民律师推荐，委托国信信扬律所张某乙律师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一审判决认定张弘与国信信扬律所订立《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由张某戊在场确认，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张某戊根本没有在场。2013年11月21日，刘某乙来电第一次提出律师费25000元。叫张弘在指定银行（工行育蕾街支行9558—8036—0214—9737—355刘某乙）交款。张弘到工行石牌支行转账，工行石牌支行打出刘某乙的相片，认定后，张弘就转了25000元。再到国信信扬律所，国信信扬律所给张弘发票。然后才给张弘看这份“无标的”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但是之前说清楚是为了要回孩子才请律师的。国信信扬律所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张弘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依照《民通意见》68条，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依照《民通意见》69条，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这25000元，应当退回。二、一审判决书第9页一审法院认为：“……张丽丽律师代张弘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上诉状、证据清单、调查取证申请书并参加庭审，……做出了有利于张弘的改判，……二审庭询，……张弘一方答与上诉状一致，没有变更和补充。”这与事实不符。（一）“上诉状、证据清单、调查取证申请书”是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提交的，而不是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张某乙律师不肯去，是指使张弘代理人张某戊去提交的。请律师就像请一个老板一样来指挥工作。张某乙律师也没有参加判后答疑；张某乙律师写的上诉状更是不符合事实，不能提交。（二）2012年12月31日张某丙起诉抚养费，2013年7月10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每月400元。一审所指“有利于张弘的改判”就是指这400元，根本不是张某乙律师作出的，只是回归原状而已。（三）张某乙律师写的上诉书：“张某丙…殴打张弘及其年迈的父母”，张某丙只是殴打张弘及其年迈的母亲，没有殴打张弘的父亲。临上诉之前，张弘代理人张某戊赶快把这句话改为“殴打张弘及其年迈的母亲”，重新打印，急忙递交。提交的上诉状是委托代理人张某戊写的，不是张某乙律师写的。2014年3月26日在中院开庭，张某丙当庭把一份答辩状交给黄钜审判员，黄钜审判员就交给张某乙律师。张某乙律师就一直拿在手里。庭审结束后，张某戊要回这份答辩状，张某乙律师才交给张某戊。打开一看，张某丙没有签名。另外，在(2014)穗中法民一终字1589号一案，二审期间对张弘在一审法定举证期限内提供的证据，没有一条审查过，也不作答疑，张弘花25000元请了国信信扬律所的律师并无作为。
被上诉人国信信扬律所辩称，不同意张弘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1.张弘与国信信扬律所签订的委托合同是双方自愿达成的，合法有效。2.国信信扬律所已经按照委托合同的约定提供了法律服务，不存在违约的情形，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弘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国信信扬律所退还诉讼费（律师费）25000元。2.诉讼费由国信信扬律所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1月21日，张弘（甲方）与国信信扬律所（乙方）订立《民事委托代理合同》，载明：甲方因与张某丙离婚纠纷一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聘请乙方的律师作为委托代理人。第一条委托代理事项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委派律师在下列事项、案件中担任甲方的委托代理人：1.对方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张某丙2.案由：离婚3.受理机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4.涉及标的无第三条乙方的义务（一）乙方委派张某乙律师作为上述案件中甲方的一审委托代理人，甲方同意上述律师指派其他律师助理配合完成辅助工作，但乙方更换代理律师应取得甲方书面认可；（二）乙方律师应当充分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尽心尽责地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完成本合同约定的被委托事项，最大限度地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三）乙方律师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作出专业的判断，客观地告知甲方所委托事项可能出现的风险；（四）乙方律师应当根据法律规定的时限、时效以及审理机关的要求，及时提交证据，按时出庭，及时办理受委托的事务；第四条甲方的义务（一）甲方应当明晰诉讼风险告知书（见附件）的详细内容，真实、详尽和及时地向乙方律师叙述案情，提供与委托代理事项有关的全部证据、文件及其他事实材料，并对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若甲方隐瞒证据、伪造证据，因此出现的一切后果由甲方自行承担；（二）甲方应当积极、主动地配合乙方律师的工作，甲方对乙方律师提出的要求应当明确、合理、合法；（三）甲方应当按照本合同规定的时间和金额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和工作费用；（四）甲方指定张某戊为与乙方律师联系的联系人，负责转达甲方的指示和要求，提供文件和资料等，甲方更换联系人应当书面通知委托代理人；（五）乙方尊重甲方对委托代理事项作出的独立判断和决策，但甲方非根据乙方律师提供的法律意见、建议、方案作出的决定而导致的损失，由甲方承担。第五条律师代理费（一）经双方协商同意，甲方应向乙方一次性支付律师代理费25000元等内容，后附《诉讼风险告知书》。签订合同时，张弘及其父亲张某戊、国信信扬律所指派的律师张某乙在场。
同日，张弘支付了律师费25000元，国信信扬律所开具了相应金额的发票。张弘还向张某乙律师出具了《授权委托书》，载明：现委托张某乙律师在我方与张某丙离婚一案中，作为我方二审诉讼的委托代理人，委托权限如下1.代为提起上诉2.代为承认、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3.参加开庭审理，代收法律文书。
后国信信扬律所指派的律师为张弘拟写上诉状、调查取证申请书、证据清单，经张弘签名确认后提交给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年2月20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张弘发出庭询传票，2014年3月26日，张某乙律师、张某戊参加庭询，庭询中审判人员询问张弘方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与上诉状是否一致，有无变更和补充？张弘方答与上诉状一致，没有变更和补充。
2014年4月16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穗中法民一终字第1589号民事判决书，列明张弘的法定代理人为张某戊、委托代理人为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某乙，查明：“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一致。二审中，张弘向本院提交其计算机办公软件应用资格证书、宋某出具的证明、张某丙所画的漫画、修理单据、张弘母亲门诊病历、照片、暨南大学文件等各项材料，张某丙对此表示对于未在一审法定期间提交的材料，不同意质证，且该材料均不能证明张弘的主张”；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对于张弘在二审才提交的材料，因未在一审法定举证期限内向原审法院提交，且张某丙对此表示不同意质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该材料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新证据’，本案不予审查。……张弘的父亲张某戊在一审亦当庭承认张弘有三级智力××……”；判决“一、维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3）穗天法民一初字第1366号民事判决第一、三、四项及对一审受理费的处理；二、变更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3）穗天法民一初字第136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张某丙、张弘的婚生儿子张某丁由张某丙携带抚养，张弘每月支付抚养费400元至其年满18周岁止。”
本案庭审中，双方确认《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合法有效；张某戊表示张弘没有残疾。
一审法院认为，张弘与国信信扬律所订立《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有张弘的法定代理人张某戊在场确认，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张弘、国信信扬律所之间诉讼代理合同关系成立、有效。按照合同的约定，国信信扬律所指派了张某乙丽律师作为张弘与张某丙离婚案件二审的诉讼代理人，张丽丽律师代张弘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上诉状、证据清单、调查取证申请书并参加庭审，张某乙丽律师代理的（2014）穗中法民一终字第1589号案判决亦做出了有利于张弘的改判，因此，国信信扬律所履行合同义务并无不当。关于张弘诉称上诉状描述不属实的问题，二审庭询笔录显示，审判人员询问张弘某乙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与上诉状是否一致，有无变更和补充时，张弘某乙答与上诉状一致，没有变更和补充。张弘的父亲张某戊作为张弘的法定代理人与张某乙律师一同参与了庭询，却未对上诉状内容提出异议，张弘现以国信信扬律所指派律师所拟写的上诉状描述不属实为由主张退还律师费，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张弘还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未对张弘在（2014）穗中法民一终字第1589号案审理期间所提交的证据进行审查为由，认为国信信扬律所没有提供法律服务，与（2014）穗中法民一终字第1589号判决书载明的事由不符，一审法院对张弘主张的该项事由不予采信。现《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张弘要求国信信扬律所返还律师费，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6年12月7日作出判决：驳回张弘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20元，由张弘负担。
二审中，张弘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张弘离婚案中张某乙律师撰写的上诉状与张弘一方自行撰写的上诉状，拟证明国信信扬律所没有提供适当的法律服务。国信信扬律所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这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这恰恰证实国信信扬律所按照委托合同的约定提供了法律服务，草拟了法律文书。和张弘所谓的自行撰写的上诉状对比，我方律师所撰写的上诉状，在法律关系方面的内容基本一致，恰恰体现了国信信扬律所委派的律师提供了委托合同所要求的法律服务。
二审中，张弘确认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时，张某戊在场。张弘称是国信信扬律所让其交费和开具发票后，才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和出具授权委托书。张弘另称张某乙律师撰写的上诉状中“殴打上诉人及其年迈的父母”不符合事实，其没有提交，修改为“殴打上诉人年迈的母亲”后才由张弘自行提交给法院，张某乙律师没有参加判后答疑。国信信扬律所确认上诉状是张弘自行提交的，确认张某乙律师没有参加判后答疑，并表示不清楚是否张弘先交费后才签订合同。
经审理，一审法院查明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国信信扬律所是否应退回律师费并计付相应利息。二审中张弘主张国信信扬律所退回律师费并计付相应利息的依据为：1.委托代理合同是受欺诈、强迫签订的；2.委托代理合同没有标的；3.离婚案二审中，张某乙律师看过张弘一审提交的材料认为有胜诉的机会，在上述情况下，张弘才委托张某乙律师代理该案的二审，但在离婚案二审中法院认为张弘未在一审法定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对张弘二审提交的证据材料不予审查，这是张某乙律师的责任。4.张某乙律师撰写的上诉状内容不符合事实。5.离婚案二审中，张某丙提交的答辩状没有签名，张某乙律师对此没有提出异议，而且庭审过程中张某乙律师没有将该答辩状向张某戊出示，直到庭审后才给张某戊看。
针对张弘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本院评析如下：第一，张弘与国信信扬律所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时，张某戊亦在场，即便如张弘所称，该委托代理合同是交费之后才签订，仅凭此也不能证明张弘是受欺诈、胁迫签订合同。一审法院确认委托代理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无不当。第二，该委托代理合同第一条中“涉及标的：无”，该条款联系上下文，并结合张弘与张某丙离婚纠纷案上诉请求，很明显是指张弘与张某丙离婚纠纷二审案件未涉及财产分割，而非指该委托代理合同无标的，因双方在合同第五条明确约定了律师代理费为25000元。第三，张弘与张某丙离婚纠纷二审案件中，二审法院对张弘二审提交的材料未予审查，认为未在一审法定举证期限内提交，依据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而张某乙律师并未代理该案一审，二审未予审查不能归责于张某乙律师。且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也附有诉讼风险告知书，对未能举证、超时举证风险进行了提示。而从该离婚案二审判决结果来看，二审将张弘每月应支付的抚养费由一审判决的800元改判为400元，张弘的上诉请求也部分得到支持。第四，对比张某乙律师为张弘撰写的上诉状以及张弘一方修改后并提交的上诉状，可见两份上诉状主要内容均一致，按照张弘一方修改内容，即使个别字句如张弘所称不符合事实，也不能否认张某乙律师依照合同提供了起草上诉状等法律服务。第五，张弘与张某丙离婚纠纷二审庭询中，张某丙提交的答辩状没有签名，张某乙丽律师没有当庭将该答辩状向张某戊出示，该情形并未影响该案审判的结果，不能视为张某乙律师因此违反委托代理合同。综上，张弘主张退回律师费的理由不成立，对其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理据充分，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张弘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50元，由上诉人张弘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革花
审判员 张朝晖
审判员 练长仁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七日
书记员 尤志华
陶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