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106民初5292号
原告：刘文德，男，1946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现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健，江苏苏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京市下关区房屋拆迁安置办公室，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建宁路***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延山，该办公室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士勇，江苏苏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京市鼓楼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建宁路***号。
法定代表人：林海滨，该办公室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士勇，江苏苏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京市土地储备中心，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中山路***号。
法定代表人：王东，该中心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段然，江苏天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德军，江苏天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京外滩投资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姜圩路10号。
法定代表人：田伟民，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继林，江苏鼎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志贤，江苏鼎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文德与被告南京市下关区房屋拆迁安置办公室（以下简称下关拆迁办）、南京市鼓楼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鼓楼征收办）、南京市土地储备中心（以下简称储备中心）、南京外滩投资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滩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文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健，被告下关拆迁办、鼓楼征收办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士勇，被告储备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段然，以及被告外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志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文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四被告支付原告自2014年6月3日至2017年2月3日临时安置补助费共计21408元；2.四被告立即将原告的材料报送南京市鼓楼区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审核。事实和理由：2010年11月，南京市下关区国有资产经营中心（后名称变更为被告外滩公司）和被告储备中心共同委托被告下关拆迁办对南京市原下关区滨江区域实施老城改造项目（E），2013年6月2日，在房屋已被被告下关拆迁办拆除的无奈的情况下，原告和被告下关拆迁办签订了《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原告要求提供产权调换房进行产权调换，被告下关拆迁办同意提供65平方米的产权调换房，原告根据被告下关拆迁办的要求填写了书面声明，被告下关拆迁办加盖了公章。原告在安置过渡期后要求被告下关拆迁办给予原告产权调换，但被告下关拆迁办以原告声明的内容中有需要经过资格审查并报南京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以下简称南京房改办）审核等为由，拒绝给予产权调换，并声称原告只能调换45平方米住房。2016年8月原告将南京市鼓楼区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以下简称鼓楼房改办）起诉至南京铁路运输法院。2017年1月南京铁路运输法院以原告和被告下关拆迁办未向鼓楼房改办申报为由，驳回起诉。原告认为产权调换面积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被告下关拆迁办无权再次认定原告的住房面积，不得拒绝将原告的相关材料报送审核。原告在外过渡已经超过合同约定的一年过渡期，被告方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南京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各被告应当支付原告临时安置补助费，原告同时保留根据规定要求双倍调整临时安置补助费的权利。原告多次要求被告方履行义务，均遭拒绝。现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下关拆迁办、鼓楼征收办辩称：1.2013年6月2日原告与被告下关拆迁办签订《南京市城市拆迁补偿协议》，2004年被告下关拆迁办依法被撤销，但未进行清算，也未办理事业单位注销手续，根据有关规定，被告下关拆迁办仍具有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但被告鼓楼征收办并非本案适格主体。2.原告陈述的65平方米产权调换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下关拆迁办没有承诺给原告提供65平方米产权调换房，且早已向原告释明，按相关规定原告只享有45平方米的房屋，但原告一直不愿接受，原告主张不符合规定，故被告下关拆迁办无法办理手续，根据《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三项规定，建筑面积不小于原面积，且价值相当，该办法解释第二条规定，两者差价额度不超过被拆迁房屋20%，原告的拆迁面积23.88平方米，评估价值244674元，原告取得调换房价值不超过293608.8元，被告与建设单位签订的产权调换房单价为7800元/平方米，原告可以取得调换房面积37.64平方米。3.原告主张本案过渡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013年6月2日签订的《南京市城市拆迁补偿协议》系货币补偿专用合同，被告下关拆迁办已按合同约定一次性发放原告12个月的过渡费，根据南京市人民政府文件（宁政发2010第262号）《关于调整规范房屋拆迁补助费标准政策的通知》第一条第三款规定，执行货币补偿一次性发放12个月，被告下关拆迁办已将过渡费发放完毕，原告主张没有依据。4.原告至今未取得产权调换房屋是由于其自身未按规定申购，导致时间过长，和被告方无关。
被告储备中心辩称：被告储备中心作为拆迁人，委托被告下关拆迁办实施相关工作，原告房屋在拆迁范围内，签订的补偿协议所约定的补偿事项中，没有约定被告储备中心为原告报送申购产权调换房的资料，被告储备中心未收取原告的资料，也未委托被告下关拆迁办为原告提供资料，原告要求被告储备中心将其资料报送给鼓楼房改办，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他意见同被告下关拆迁办的答辩意见。
被告滨江公司辩称：同意被告下关拆迁办、储备中心的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坐落于南京市××号房屋（丘号为613071-10，建筑面积为109.12平方米，以下简称方家营房屋），为二层混合结构建筑，房屋所有权人为原告与其前妻闫玉华，根据原告提供的2007年12月房屋所有权证记载，该房屋一层东间（23.88平方米）归原告所有。
2010年11月被告储备中心与南京市下关区国有资产经营中心（后名称变更为被告滨江公司）获得宁拆许字[2010]039号《房屋拆迁许可证》，获准对南京市滨江地块进行拆迁。三被告另签订委托拆迁协议，被告储备中心与南京市下关区国有资产经营中心共同委托被告下关拆迁办对该滨江改造一号地块项目具体实施拆迁。
2013年6月2日，因原告的方家营房屋在上述拆迁范围内，被告储备中心与南京市下关区国有资产经营中心（甲方、拆迁人）、原告（被拆迁人、乙方）按照《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市政府第227号令），签订了一份《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货币补偿专用）》，约定甲方经批准于2010年11月18日至2013年12月31日，在南京市下关区滨江地块，委托被告下关拆迁办实施滨江老城改造E项目的房屋拆迁；被拆迁房屋为方家营房屋；协议当事人同意按照由江苏大新房地产地价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房屋拆迁评估结果，确定被拆迁房屋的货币补偿金额为244674元；甲方应当以双方约定的货币方式，支付下列补助费用：拆迁补助费1194元，过渡补助费8024元（12个月），空调拆装补助费200元，装修19104元，提前搬家奖励50000元，合计78522元；乙方同意于2013年4月27日，将被拆迁房屋腾空，交由甲方拆除；甲方同意出具《南京市房屋拆迁补偿款专项存款证实书》，并付清本协议所约定的各项费用；协议各方履行完毕上述约定后，拆迁补偿工作即告完成；本协议拆迁补偿款合计323196元，封闭货币补偿金额244674元，已预付拆迁补偿款20000元，实际划款金额58522元等等。
在上述合同附件中，有一份打印字体的由原告签字、捺印的并由被告下关拆迁办加盖协议专用章的《声明》，内容如下：“本人刘文德，原住方家营530-24号，同住家庭人口2人，现拟申购65地块65㎡的产权调换房（注：系勾选）。本人承诺：尽快提供相应的申购资料；所提供的家庭成员、住房、收入等情况真实无误；按照区危旧房改造项目被拆迁资金封闭管理的要求，自愿将房屋货币补偿金额244674元进行封闭，暂不划出。本人已知道上述材料需经市、区两级房改办审核，应符合有关申购条件，此申购方案经资格审查通过后，方可生效。上述声明是本人意愿的真实表达，如有隐瞒、虚报和谎报。本人愿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应的法律责任。”
原告方的方家营房屋于2010年4月27日被拆除。原告根据相关规定向拆迁实施单位即被告下关拆迁办提交了申购产权调换房的相关资料。被告下关拆迁办对此进行了初步审核，但认为原告不符合申购65平方米而只符合申购45平方米产权调换房的条件，故未将原告的相关资料提交鼓楼房改办审核处理。
2013年，南京市下关区与鼓楼区合并为南京市鼓楼区。
关于被告下关拆迁办、鼓楼征收办的主体问题。2004年南京市机构编制委员会下发（2004）7号文即《关于撤销鼓楼区等八区房屋拆迁安置办公室的通知》，撤销鼓楼区、下关区等八区房屋拆迁安置办公室，要求上述单位收到批文后即到市机构编制管理部门办理事业单位法人注销手续等等。2013年12月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政府曾向南京市产权交易中心出具公函，称原下关拆迁办已变更为鼓楼征收办，其购置的房产及其他相关资产归鼓楼征收办统一管理等等。但被告下关拆迁办至今并未按照规定办理注销等相关手续。
2016年7月原告另案向南京铁路运输法院起诉被告鼓楼房改办、第三人鼓楼征收办拆迁不履行法定职责纠纷，2017年1月该院作出（2016）苏8602行初801号行政裁定，认为原告并未向鼓楼房改办提交申购产权调换房的资料，其要求鼓楼房改办履行审核原告购买产权调换房资格的职责，没有事实依据，不符合提起行政诉讼的条件，遂判决驳回原告刘文德的起诉。
2017年1月23日，原告另案向本院起诉南京市鼓楼区房屋拆迁安置办公室，要求支付原告自2014年6月3日至2017年2月3日临时安置补助费共计21408元；并立即将原告的材料报送鼓楼房改办审核。2017年4月21日本院对该案作出（2017）苏0106民初770号民事裁定，以南京市鼓楼区房屋拆迁安置办公室并非《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的合同主体等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起诉。
2017年1月23日，原告向鼓楼房改办邮寄了有关申购65平方米产权调换房的申购资料，被拒收。2017年2月原告另案向南京铁路运输法院起诉鼓楼房改办，要求鼓楼房改办立即接受原告申请材料并对资格进行审核通过。2017年8月4日南京铁路运输法院对该案作出（2017）苏8602行初255号行政判决，确认鼓楼房改办对刘文德于2017年1月23日提出的申请拒收的行为违法。
2017年6月，原告因要求被告方向鼓楼房改办提交有关申购资料未果，遂诉至本院即本案，并主张原告寄送材料的行为并不能免除被告方的申报义务，要求判如所请。
因原、被告双方意见分歧较大，致使本案未能调解解决。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房屋所有权证复印件、相关裁判文书以及本院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依法订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原、被告双方就方家营房屋的拆迁补偿等事宜所签订的《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本案中，根据《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的约定，被告方对原告的方家营房屋实施的是货币拆迁补偿，在房屋拆除、费用付清之后，拆迁补偿工作即告完成。但根据原、被告双方共同确定的《声明》，被告下关拆迁办作为拆迁实施单位，还应当在原告申购产权调换房时协助办理相关手续，对原告的房屋货币补偿金额244674元进行封闭管理，同时应将原告提供的申购产权调换房的资料送交鼓楼房改办、南京房改办进行审核，该义务是被告方的合同附随义务，应当及时履行。被告下关拆迁办对原告申购资料的初步审查判断，不能成为怠于履行将该资料送交鼓楼房改办合同附随义务的理由。因此，对被告方主张其有初步审核权、无需将不符合规定的原告资料送交鼓楼房改办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原告要求被告下关拆迁办将其有关申购产权调换房的资料送交鼓楼房改办的诉讼请求，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储备中心、外滩公司系委托被告下关拆迁办实施拆迁行为的委托人，应与被告下关拆迁办共同履行上述义务，原告要求被告储备中心、外滩公司共同履行上述义务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下关拆迁办根据有关规定应当办理注销手续，但至今未依法办理注销手续，继续进行民事活动，故其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原告要求被告鼓楼征收办履行有关义务，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主张的过渡费用问题。根据《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的约定，被告方对原告实施的是货币拆迁补偿，其中过渡补助费8024元（12个月）系以货币方式一次性发放，已经履行完毕，故对原告要求再支付过渡补助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南京市下关区房屋拆迁安置办公室、南京市土地储备中心、南京外滩投资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原告刘文德申购65平方米产权调换房的相关资料送交南京市鼓楼区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进行审核处理；
二、驳回原告刘文德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35元，减半收取168元，由原告刘文德负担68元，被告南京市下关区房屋拆迁安置办公室、南京市土地储备中心、南京外滩投资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共同负担100元（此款原告已预交，被告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该100元给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杨向涛
二〇一七年八月三十日
书记员 汪慧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