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绍商终字第5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行。
负责人：朱骅。
委托代理人：朱光全。
委托代理人：胡坚。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同益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闻建兔。
委托代理人：陈亚平。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虞奥盛特化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史宣霞。
委托代理人：沈伟良。
原审被告：上虞市章氏砖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章娟芬。
原审被告：章娟芬。
两原审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ＸＸ。
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行（以下简称“建行上虞支行”）为与被上诉人浙江同益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益公司”）、上虞奥盛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盛特公司”）、原审被告上虞市章氏砖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章氏公司”）、章娟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2013）绍虞越商初字第2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6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陈哲宇担任审判长，审判员胡春霞、代理审判员孙世光参加的合议庭，并于2014年6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朱光全、被上诉人同益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亚平、奥盛特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沈伟良及原审被告章氏公司、章娟芬的共同委托代理人Ｘ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章氏公司因生产经营周转需要向建行上虞支行借款950万元，建行上虞支行与章氏公司于2012年6月15日签订《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合同约定：章氏公司向建行上虞支行借款950万元，借款期限为12个月（2012年6月15日至2013年6月14日止），借款用途为生产经营周转；贷款利率为固定利率，即起息日基准利率上浮25%，在该借款期内该利率保持不变，利息结算为每月的第20日，到期一次还本；若章氏公司逾期不支付借款本金及利息，建行上虞支行有权对逾期贷款本息自逾期之日起按该合同约定贷款利率上浮50%计收罚息，并承担建行上虞支行因实现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律师费等）。2012年6月15日，建行上虞支行又与同益公司、奥盛特公司、章娟芬签订《保证合同》三份，同益公司、奥盛特公司约定保证范围虽选择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及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及建行上虞支行实现债权所需的各项费用等，但同时约定主合同项下本金700万元及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及建行上虞支行实现债权所需的各项费用等。章娟芬约定保证范围选择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及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及建行上虞支行实现债权所需的各项费用等。保证方式均为连带担保责任，保证期限为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借款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2年。上述借款曾由章志庆提供抵押担保，建行上虞支行与章志庆于2012年6月15日签订《抵押合同》并办理了抵押登记，约定将章志庆所属房地产（以虞证登字第162257号抵押登记证为准）为章氏公司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抵押范围为借款合同项下本金85万元及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及建行上虞支行实现债权所需的各项费用。建行上虞支行按约定于2012年6月15日向章氏公司的账户发放了贷款，但章氏公司在合同到期后未支付借款本金9499975.7元及利息387096.52元，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章志庆已归还了借款本金85万元及支付了相应的利息，建行上虞支行已撤回对章志庆的起诉，该院已经准许。现章氏公司尚欠建行上虞支行本金为8649975.70元及利息、罚息606251.41元（计算至2014年2月12日），章氏公司未作清偿，同益公司、奥盛特公司、章娟芬亦未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遂成讼争。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建行上虞支行与章氏公司之间签订的《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建行上虞支行与同益公司、奥盛特公司、章娟芬签订的《保证合同》均合法有效，约定的利息未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对各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同益公司辩称《保证合同》中是原法定代表人闻秋娥签名及《保证合同》没有法律效力等，该院认为该《保证合同》公章系真实，且建行上虞支行有理由相信该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闻秋娥是代表公司签订《保证合同》，故该辩解该院不予采纳。奥盛特公司辩称在借款发生后半年发生了股权转让，对该借款担保不知情，本案存在以贷转贷的情况，改变了借款用途，增加了担保人的担保风险和责任，本担保人不应该承担担保责任。该院认为奥盛特公司主体现仍存在且适格，至于存在以贷转贷的情况，改变了借款用途辩称缺乏事实依据，且不影响建行上虞支行与章氏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之事实的认定，该院亦不予采信。同益公司、奥盛特公司辩称《保证合同》中保证金额是本金700万元不是950万元，根据合同约定建行上虞支行自己在订立合同时已经明确保证金额是本金700万元，且《保证合同》又系建行上虞支行提供，应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同益公司、奥盛特公司该辩称该院予以采纳。章氏公司在借款到期后，未按时归还借款本金及支付逾期利息，已构成违约，建行上虞支行有权主张要求其归还借款本息。同益公司、奥盛特公司、章娟芬也应依《保证合同》约定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章娟芬经该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法可作缺席判决。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章氏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归还建行上虞支行借款本金8649975.70元及利息、罚息606251.41元（计算至2014年2月12日，从2014年2月13日起至实际还款日止，仍按合同约定利率计算利息），利随本清。二、同益公司、奥盛特公司对章氏公司给付本金700万元及其相应利息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章娟芬对章氏公司的上述第一项给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建行上虞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1010元，财保费5000元，合计86010元，由章氏公司、同益公司、奥盛特公司、章娟芬负担。
上诉人建行上虞支行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为保证上诉人与原审被告章氏公司签订的贷款合同的履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同益公司、奥盛特公司分别签订了编号为6564359992012540、6564359992012541的《保证合同》。在上述合同中，合同第一条“保证范围”为选择条款，合同双方在该条款中明确载明：“本合同的保证范围为以下第壹种”，即贷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违约金、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支出的费用。虽然在“保证范围”的第二条选择中记载了“柒百万”的描述，但那并非是当事人当时真实意思的表示，且根据合同条款的单一性、确定性，上诉人在一审中也向法庭书面明确了被上诉人的保证范围系第一种。然而原审判决对上诉人的该事实主张视而不见，片面地根据格式条款的解释对本案重大事实予以了回避。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虽然，担保合同文本由上诉人制作，但并不是所有的单方制作的合同都是格式条款。本案中，担保范围属于担保合同的核心要素，是经过合同当事人充分协商确定的，虽然合同中存在两个担保范围的描述，属于对担保范围约定不明的情况，但也不能当然地根据格式条款的方式限制上诉人的权利。根据我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之规定，被上诉人应对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综上，请求改判被上诉人同益公司、奥盛特公司对上诉人与原审被告章氏公司签订的编号为XC6564351132012111《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被上诉人奥盛特公司、同益公司均未在法定期间内提交书面答辩状。奥盛特公司在庭审中答辩称：首先，本案金融借款合同涉及两个刑事犯罪，一个民事责任。担保人无需承担担保责任。一、从银行方面讲，是违法放贷，从借款方讲，是骗取贷款。本案的借款所依据的购销合同关系是虚假的，借款人所提供的资产负债表利润损益表也是不真实的。二、被上诉人并未为本案讼争借款提供担保。上诉人提交的保证合同，是前一次空白的担保手续留下来，存留在借款人处，这次借款是背着两个担保人将前一次的空白借款合同移作本案用。这违背了担保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也是涉嫌犯罪的。这也能清楚解释主债务是950万元，但是两个担保人的担保却是700万元的原因。因为银行方面使用了前一次的空白合同，而前一次的贷款确实是700万元。银行贷款的普遍习惯是空白的合同先盖章、签字交给银行，但是空白合同上担保金额一般是写好的。理由如下：首先，合同的盖章与前一次提供担保时的盖章是同一时间形成。其次，奥盛特公司在前一次提供担保的法定代表人与本案借款发生时的法定代表人不是同一个人。同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本案发生时的法定代表人也发生了变更。经过两个担保人的回忆，只盖了一次章。当然，该事项主要的操作人是借款人章娟芬，但是被上诉人认为不能排除银行方面的违规操作。从民事责任来讲，根据我国担保法司法解释40条，担保人不应该承担担保责任。
被上诉人同益公司在庭审中答辩称：2012年6月15日，被上诉人同益公司没有与上诉人签订编号为6564359992012540的保证合同。事实上，在一审判决后，根据在保证合同上签名的闻秋娥回忆，同益公司于2011年替章氏公司担保过一笔金额为700万元的贷款。当时有两名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和一名章氏公司的工作人员拿着保证合同去湖北荆州让同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闻秋娥签字，当时合同上只有保证金额700万元是填写的，其他都是空白的。闻秋娥只是在保证合同上签了两个名字，其他包括日期都没有填写。事实上，其也仅签过这两份合同。之后，2012年6月15日，同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已经变更。因此被上诉人同益公司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其他答辩意见同奥盛特公司的答辩意见一致。
原审被告章氏公司、章娟芬在庭审中陈述意见称：原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适当。一、对于奥盛特公司讲到借款人有涉嫌构成借款诈骗罪的相关答辩意见，完全是奥盛特公司的主观臆断。对于本案所涉及的贷款被用于借款合同所约定的贷款用途，在一审中已经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二、奥盛特公司认为本案中出现两次贷款合同，属于移花接木，亦系其的主观判断。三、对于同益公司提到就同益公司与上诉人所签订保证合同过程中上诉人方的工作人员与章氏公司工作人员找闻秋娥去签字的过程的表述，也系同益公司的单方主观臆断。同益公司和奥盛特公司对于其所提出的保证合同不成立或者根本就没有签订保证合同的抗辩，两被上诉人应当提供有效证据证明。
上诉人在一审庭审后提交了被上诉人同益公司的董事会（股东会）决议，在二审庭审中提交了被上诉人奥盛特公司的董事会（股东会）决议，以证明两被上诉人对其为借款人进行担保是通过充分的内部授权的，对担保金额为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进行了明确的确认。被上诉人同益公司对同益公司的董事会（股东会）决议中签名和盖章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奥盛特公司的董事会（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不清楚；被上诉人奥盛特公司认为董事会（股东会）会决议中担保方的盖章是真实的，但是看不出会议时间，无法辨认。2012年6月，当时奥盛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不是章铁矿，如果是章铁矿，则该份董事会（股东会）一定是在2012年6月份之前形成的。因此，该份董事会（股东会）也是后面填写的，并不是本案所涉的担保合同发生时奥盛特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样，同益公司的这份董事会（股东会）决议也是如此。从内容讲，该决议是原来的担保所遗留下来的，无法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原审被告章氏公司、章娟芬对上述证据无异议。
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系上诉人在一审庭审结束后提供，可视为二审中的新证据。被上诉人同益公司、奥盛特公司对与其相关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从该证据内容看，同益公司、奥盛特公司在董事会（股东会）决议上签字的股东分别为闻秋娥、闻建兔和章铁矿、张翠茹，而根据同益公司和奥盛特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在为本案讼争借款提供担保当时，同益公司、奥盛特公司的股东分别为闻晓冬、闻建兔和张翠茹、章永亮，故无法证明上述董事会（股东会）决议系为本案讼争的借款提供担保所作，本院不予认定。
经审理，原审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同益公司、奥盛特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范围一节事实认定有误，应予纠正。本院另认定：2012年6月15日，上诉人与同益公司、奥盛特公司分别签订了编号为6564359992012540、6564359992012541的《保证合同》。在上述合同的“第一条保证范围”一栏中，双方约定：本合同的保证范围为以下第壹种，即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债务人应向乙方（即建行上虞支行）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国外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乙方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当事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间内提起上诉，而在二审中对一审判决提出异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予审查。经审查，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同益公司、奥盛特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两被上诉人对该合同中加盖的公章的真实性并无异议，可视为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应认定为合法有效。两被上诉人虽辩称该两份《保证合同》系两被上诉人为原审被告章氏公司之前700万元贷款提供担保时遗留下来的空白合同后由上诉人添加相关内容所形成，但其既未能提供其曾为原审被告之前的700万元贷款提供担保的证据，也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主张，且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均对此予以否认，故本院不予采信。且该两份《保证合同》手写内容的字体与本案讼争的《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及上诉人与原审被告章娟芬签订的《保证合同》的手写内容的字体比较一致，三份《保证合同》的编号亦具有连续性，亦可印证该两份《保证合同》系为本案讼争借款提供担保的事实。另，若如两被上诉人所言，该两份《保证合同》系为原审被告章氏公司之前总额为700万元的贷款提供担保而遗留的合同，则700万元贷款合同所对应的保证合同中列明的保证范围也应为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而无需明确载明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本金700万元及利息、违约金、赔偿金等。此外，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而上诉人提供的董事会（股东会）决议无法证明被上诉人同益公司和奥盛特公司为本案提供担保系经过了公司股东会的决议，但鉴于该法未明确规定公司违反上述规定对外提供担保将导致担保合同无效，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关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之规定，从维护合同稳定和交易安全角度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宜认定为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另，公司内部的决议程序不得约束第三人，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同益公司、奥盛特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应为有效，两被上诉人应当依约承担保证责任。
本案二审中的主要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同益公司、奥盛特公司为本案讼争借款提供担保的保证范围是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还是主合同项下本金700万元及利息、违约金、赔偿金等。本院认为，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签订的《保证合同》的保证范围虽然存在两个选项，一为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债务人应向乙方（即建行上虞支行）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国外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乙方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二为主合同项下本金柒佰万元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债务人应向乙方（即建行上虞支行）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国外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乙方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但合同明确约定本合同的保证范围为以下第壹种，故从合同的文义看，其已排除了对第二种的适用，虽然上诉人在第二项中手写了“柒佰万元”的范围，而按常理上诉人在第二项中应载明“此处空白”，其作为一个金融机构，未尽审慎注意义务，在行为上存在瑕疵，但作为签订合同的双方，对合同内容都有审查义务，该行为并不足以否定双方的保证范围为第壹种的约定。故被上诉人同益公司、奥盛特公司应对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对于原审法院认为《保证合同》系由上诉人提供，就该保证范围的约定应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只有在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情况下，才存在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而本案中，对于保证范围约定的条款本身并不存在不同的理解，故不应适用该条的规定，本院予以纠正。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2013）绍虞越商初字第24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及诉讼费负担部分，即原审被告上虞市章氏砖业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归还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行借款本金8649975.70元及利息、罚息606251.41元（计算至2014年2月12日，从2014年2月13日起至实际还款日止，仍按合同约定利率计算利息），利随本清。一审案件受理费81010元，财保费5000元，合计86010元，由原审被告上虞市章氏砖业有限公司、被上诉人浙江同益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上虞奥盛特化工有限公司、原审被告章娟芬负担；
二、撤销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2013）绍虞越商初字第24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三、被上诉人浙江同益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上虞奥盛特化工有限公司、原审被告章娟芬对原审被告上虞市章氏砖业有限公司的上述第一项给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驳回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时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据实调整为19650元，由被上诉人浙江同益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上虞奥盛特化工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哲宇
审 判 员 胡春霞
代理审判员 孙世光
二〇一四年九月一日
书 记 员 张银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