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鲁民终50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新乔。
委托代理人：吴柏昌，广东千里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奕，广东千里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泰安市劳动就业训练中心天外宾馆，住所地山东省泰安市。
法定代表人：范清涛，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霞，山东泰山蓝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翠萍，山东泰山蓝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何新乔因与被上诉人泰安市劳动就业训练中心天外宾馆（以下简称天外宾馆）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泰民四初字第2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新乔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称，何新乔经营香港新福珠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福公司），并担任新福公司的董事长。新福公司与天外宾馆于1994年签订《泰安东方大酒店合同书》，合资成立了泰安东方大酒店（以下简称东方大酒店）。2005年8月，新福公司与天外宾馆签订《协议书》，约定天外宾馆在2005年10月前向新福公司补偿人民币350万元。但天外宾馆并未按照《协议书》约定，在2005年10月前向新福公司补偿人民币350万元，且也未进行酒店的清算工作。经新福公司多次催促，天外宾馆仍拖欠100万元补偿款拒不支付，并以拖欠补偿款的手段胁迫何新乔于2013年12月28日在《保证书》上签字。为早日取得100万元补偿款，何新乔因此被迫在《保证书》上签字。天外宾馆企图通过胁迫何新乔签订《保证书》，达到侵吞新福公司股权的目的，《保证书》内容显失公平。何新乔在受胁迫之下签订该内容显失公平的《保证书》，也违背了新福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五第三款、《合同法》五十四条、《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何新乔请求判令：一、撤销何新乔于2013年12月28日签字的《保证书》；二、本案诉讼费由天外宾馆承担。
天外宾馆辩称，一、本案何新乔不是适格主体，何新乔诉称的《保证书》是新福公司作出的，何新乔仅是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在保证书上签字，该《保证书》不是何新乔以自然人的身份向他人作出的对自身有法律约束力的保证，因此何新乔不是申请撤销该《保证书》的适格主体，应当依法驳回何新乔的起诉。二、何新乔出具该承诺书的时间为2013年12月28日，而起诉申请撤销的时间为2014年12月29日，已超过一年的法定撤销时间，因此该申请撤销的行为依法应不予支持。三、该《保证书》是新福公司对天外宾馆与其签订的《协议书》中的意思表示的重申与保证，并不存在显失公平和胁迫的情况，合法有效，依法也不应被撤销。
原审法院查明：1994年6月23日，新福公司与天外宾馆签订《泰安东方大酒店合同书》，约定共同投资、联合经营东方大酒店，何新乔作为新福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合同上签字盖章。2005年8月31日，天外宾馆（甲方）与新福公司（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天外宾馆自愿补偿新福公司人民币350万元，解除合资合同，注销合资企业，何新乔代表合同乙方在合同上签字盖章。2013年12月28日，新福公司向天外宾馆出具《保证书》，载明：我公司于2005年8月31日与天外宾馆（实际运作是泰安市劳动就业办公室）签订了投资补偿协议，天外宾馆支付我公司投资补偿款350万元，从此解除合资合同，注销合资企业，双方不得追究因合资引起的任何责任，截至2013年12月27日，天外宾馆先后分四次，合计共支付我公司投资补偿款350万元。我公司保证坚决履行2005年8月31日签订协议书各项条款及内容，自此以后，我公司与东方大酒店、天外宾馆（泰安市劳动就业办公室）所有的权利义务关系均已终结，不再有任何经济纠纷和债务问题。”何新乔作为新福公司法定代表人在保证书上签字盖章。2014年12月29日，何新乔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撤销其于2013年12月28日签字的《保证书》。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诉争保证书是新福公司向天外宾馆作出，与《保证书》相关的联营合同、解除协议亦是新福公司与天外宾馆签订，权利义务主体均明确指向新福公司，体现的是公司意思表示，何新乔在相关协议及《保证书》上签字盖章行为均是履行其当时作为新福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权利义务的承担者仍是新福公司，新福公司如认为《保证书》存在可撤销事由可作为利害关系人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何新乔以其自身名义提起涉及公司权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其起诉依法应予驳回。该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裁定：驳回何新乔的起诉。
上诉人何新乔不服原审裁定，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驳回起诉的裁定，判令撤销上诉人于2013年12月28日签字的保证书；二、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本案涉及的《保证书》是上诉人本人作出，且《保证书》签署的格式不符合认定公司行为的相关规定。因此一审裁定认定“本案诉争《保证书》是由新福公司向天外宾馆作出”并非事实。一、《保证书》虽加盖授权人签字章，但并无新福公司授权人在签字栏亲笔签字，《保证书》盖章的格式不符合认定为公司行为的相关规定。新福公司是在香港登记注册的公司，对于新福公司作出民事行为的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适用法》第十四条“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的规定，应当适用新福公司登记地法律香港法律予以认定。根据香港《公司条例》第32条规定，（1）代表公司订立的合约，可按下列方式订立--（b）凡合约如在个人之间订立，则法律规定须以书面形式订立并由承担合约责任各方签署者，可由公司的代表以书面形式订立，并由根据公司明订或默示的授权而行事的人签署。从上述规定中可以看出，要代表公司订立合同，必须是有授权的人在公司授权人签字章中进行签署，才能使文件的效力及于公司，具有相应法律效力。在本案保证书中，新福公司的印章上清晰显示一条横线，横线下面有“authorizedsignature（s）（有权签字人的签字）的字样，该印章属于典型的授权人签字章。在使用授权人签字章的文件上，签字章真正生效必须经过新福公司授权的人在授权人签字章的签字栏上签字确认。而本案中，授权人签字章签字栏并无经新福公司授权的人签字确认，也没有证据证明新福公司授权何新乔签署《保证书》，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保证书》是新福公司作出与事实不符。二、《保证书》上何新乔签字代表的是何新乔自身的意志，是何新乔自身作出的行为。1、新福公司属于在香港登记注册的公司，公司并无设置“法定代表人”职位，且何新乔至今也无取得新福公司关于签订《保证书》等相关文件的授权。2、如果何新乔要代表新福公司作出《保证书》，那么何新乔应当在新福公司的授权人签字章上签署自己的名字。但恰恰相反，《保证书》上授权人签字章签署栏处空空如也，何新乔却在授权人签字章以外的地方签名，并加盖自己的指印，这是不符合授权人签字章的一般签署习惯的。3、根据一般交易习惯，作出公司行为的文件一般不会加盖个人指印，而何新乔在其签字上加盖指印，且没有在签名上另外加盖印章，这个做法能清晰体现出，何新乔签字代表的是何新乔个人的意思表示，而非公司行为。4、被上诉人在上诉人作出《保证书》后直至起诉为止，长达一年时间内，并无提出要求新福公司在授权人签字章上补充签字并出具新福公司授权人的相关授权文件，也可以反映出，被上诉人认可何新乔以自身名义作出该《保证书》的事实。综上所述，涉案《保证书》是上诉人以自身名义作出，何新乔并非新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并无在授权人签字章上签字确认。一审裁定认为“签订《保证书》是何新乔作为新福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何新乔的诉讼主体不适格”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作出公正的裁决。
被上诉人天外宾馆辩称，一审法院民事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理由如下：一、上诉人何新乔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首先，从《保证书》的形式上看，何新乔是在《保证书》打印的“法人代表（签章）”处进行了签字，落款打印的也是“香港新福珠宝有限公司”，并且《保证书》上也加盖了授权章。该《保证书》的出具主体即为新福公司。上诉人何新乔本人不是出具该《保证书》的主体，与该《保证书》的内容也没有利害关系，无权申请撤销该保证书，显然不是适格的原告。另外，虽然根据香港《公司条例》“凡合约如在个人之间订立，则法律须以书面形式订立并由承担合约责任各方签署者，可由公司的代表以书面形式订立，并由根据公司明订或默示的授权而行事的人签署”。但本案中，何新乔系新福公司的董事长，以及新福公司之前涉及到东方大酒店事宜时签订的所有协议的授权人，特别是新福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泰安东方大酒店合同书》第2页，联营各方中既明确表明何新乔系新福公司“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在一审的庭审中，法官问：“从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及原告出具的保证书内容显示，均是以香港新福珠宝有限公司这一主体做出的，原告以个人名义提起诉讼有何法律依据”时，上诉人的回答是“原告是新福公司法定代表人，他的行为根据民法通则及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属于公司的行为，法律明确规定可以由其作为代表”。故何新乔有权代表公司出具《保证书》，上诉人在二审上诉前均是认可的。其在《保证书》上签字并加盖授权章的行为，理应认定为新福公司的明示或默示授权人代表新福公司出具该《保证书》，虽然其本次签字位置与授权章的横线稍有偏离，但是签字位置是更贴近“法人代表（签章）”处，更能说明其签字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作为新福公司的代表，而不是其本人作为自然人的行为。其次，从《保证书》的内容来看，通篇的保证人均是以“我公司”作为主体，而非“我本人”，涉及的内容也均是关于新福公司，而非何新乔本人，上诉人起诉时提交的《保证书》上没有加盖授权章，但上诉人提交的《保证书》上加盖了新福公司的授权章。并且，作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当事人，其应当清楚其所出具的《保证书》的内容是本人的权利义务，还是单位的权利义务。其在上诉状中所称保证书是其自身的意志显然与事实不符。综上，无论是从形式还是内容的真实意思表示来看，均是新福公司作出，而非何新乔的个人行为，何新乔作为本案原告主体不适格，原审裁定驳回其起诉正确。二、新福公司作出该保证系其真实自愿的行为，并非受胁迫所为，不应被撤销。2005年8月31日，新福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协议书》，是在东方大酒店被吊销营业执照，无法继续经营，且自成立以来便连年亏损的情况下做出的，被上诉人自愿补偿给新福公司350万元，并明确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在该协议约定的补偿款350万元分批支付完毕后，新福公司向被上诉人出具了该《保证书》，新福公司进一步明确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已经终结的意思表示，这是对原2005年8月31日新福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协议书》内容的重申，且在出具该《保证书》前所有款项已经支付给新福公司，新福公司所谓胁迫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因此，该《保证书》没有法定的撤销事由，不应被撤销。
本院查明：
一审庭审中，何新乔提交证据及其要证明的事实如下：证据1，东方大酒店合同书、联合创办东方大酒店章程，用以证明新福公司与天外宾馆合资成立东方大酒店，新福公司持有东方大酒店30%股权。证据2，协议书，用以证明新福公司与天外宾馆签订协议书，约定双方注销酒店并进行清算。证据3，保证书，用以证明天外宾馆至2013年12月仍拖欠100万元拒不支付，天外宾馆以拖欠补偿款的手段胁迫新福公司董事长何新乔在保证书上签字，保证书违反公司法相关规定及协议书约定，剥夺了新福公司在酒店清算后按股权比例分配酒店财产的权利，存在显失公平涉外情况。
东方大酒店合同书有关条款。第二章联营各方，第一条本合同的各方为：甲方天外宾馆，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王某；乙方新福公司，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何新乔。第四十三条，本合同的签订、解除、履行，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合资合同于1994年6月23日签署，天外宾馆签署为：法定代表王某；新福公司签署为：新福公司授权签字章法定代表何新乔。
联合创办东方大酒店章程有关条款。第三章合作各方，第三条，甲方天外宾馆，法定代表王某，职务总经理；乙方新福公司，法定代表何新乔，职务董事长。1994年6月23日，甲方天外宾馆法定代表王某签字，乙方新福公司法定代表何新乔在新福公司授权人签字章处签字。
本院查明的其它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相同。
本院认为：
本案为撤销权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保证书》上何新乔的签章是否属于职务行为，新福公司与何新乔当中哪一方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
一审中，当事人选择适用内地法律解决本案实体争议，本院予以确认。
围绕《保证书》上何新乔的签章是否属于职务行为问题。上诉人何新乔主张《保证书》是其本人作出，《保证书》虽加盖授权人签字章，并无新福公司授权人在签字栏亲笔签字，《保证书》盖章的格式不符合认定为公司行为的相关规定。其上诉理由是新福公司是在香港登记注册的公司，对于新福公司作出民事行为的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适用法》第十四条的规定，以新福公司登记地香港地区《公司条例》第32条规定进行认定。被上诉人天外宾馆对何新乔的上诉予以抗辩，称何新乔本人不是出具该《保证书》的主体，与该《保证书》的内容也没有利害关系，《保证书》的出具主体即为新福公司，何新乔系新福公司的董事长，新福公司之前涉及到东方大酒店事宜签订的所有协议的授权人，一审庭审中何新乔确认是新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他的行为根据民法通则及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属于公司的行为，何新乔有权代表公司出具《保证书》。本院认为，案涉《保证书》上，有新福公司授权章，同时只有何新乔的签章。至于何新乔的签章系个人行为还是新福公司职务行为，应从新福公司签订、履行合资合同的整个过程进行判断。首先，新福公司在与天外宾馆签订的东方大酒店合资合同书、合资东方大酒店章程、解除合资合同协议书中，均明确何新乔为新福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文件落款处，新福公司均有授权章，何新乔以法定代表身份签字。何新乔的法定代表人身份，各方当事人没有异议。故在与天外宾馆合资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何新乔的新福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是明确的。至于新福公司是否设置法定代表人职位，属于新福公司内部管理行为，不影响公司对外经营时的法律效力。况且，何新乔在一审法院起诉时，称何新乔经营新福公司，担任新福公司的董事长。这是何新乔在诉讼时对自己在新福公司任职的进一步确认。其次，《保证书》上签字的人员只有何新乔一人，何新乔与新福公司没有提出其他人在《保证书》上签章的异议。《保证书》的内容是解决解除合资合同的后续问题，合资合同只涉及新福公司与天外宾馆两个企业法人，《保证书》中主体为“我公司”，只有新福公司一个企业法人，没有何新乔本人的称谓，更没有涉及自然人作为民事主体的内容。《保证书》落款中为新福公司，新福公司加盖授权签名章，签名“法人代表（签章）：何新乔”，别无他人签章，从形式上排除了可能引起异议的其他人的存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按照法律规定精神，何新乔在《保证书》上签章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效力及于新福公司。至于何新乔的签名是否完全在授权签名章的横线上，不影响何新乔签名代表新福公司的效力。再者，上诉人何新乔主张对新福公司民事行为的效力进行判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适用法》第十四条规定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适用法》第十四条规定的内容，是对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该条法律规定并非调整企业法人的民事行为的效力问题。企业法人民事行为的效力，应根据企业法人具体的民事行为，对应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判断行为的效力。何新乔上诉中主张对新福公司民事行为的效力进行判断，法人的民事行为效力与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不是同一个法律概念，适用法律依据不同。新福公司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适用法》第十四条的规定，而新福公司民事行为的效力则应当适用内地与之对应的法律规定。上诉人何新乔上诉主张的民事行为的效力问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适用法》第十四条规定不对应。故上诉人何新乔的该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关于本案诉争《保证书》是新福公司向天外宾馆作出，与《保证书》相关的联营合同、解除协议亦是新福公司与天外宾馆签订，权利义务主体均明确指向新福公司，体现的是新福公司意思表示，何新乔在相关协议及《保证书》上签字盖章行为均是履行其当时作为新福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权利义务的承担者仍是新福公司等事实的认定清楚，被上诉人天外宾馆的辩解意见成立。上诉人何新乔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本案中，与天外宾馆合资合同签订、履行等直接利害关系的为合同一方新福公司，并非何新乔个人，一审法院关于何新乔原告主体不适格的认定，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裁定驳回何新乔的起诉，处理得当。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宫恩全
审判员 赵 童
审判员 董 兵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刘福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