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4民终252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祝文春，男，1966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珠海市香洲区。
委托代理人王先东、张奕、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丁波，男，1980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托代理人刘佩香，广东广和（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先玉，男，1964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珠海市香洲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建和，男，1973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珠海市香洲区。
上诉人祝文春因与被上诉人丁波、周先玉、王建和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2015）珠金法三民初字第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祝文春与丁波、周先玉、王建和以及杨士强于2007年3月20日签订《合作协议》，五人约定共同出资61万元成立上海医凯公司，其中丁波出资20.435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33.5%，祝文春出资人民币11.59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9%，王建和出资人民币8.235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3.5%，周先玉出资人民币12.81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1%，杨士强出资人民币7.93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3%；《合作协议》第七条约定：“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对外投资，对外合作、融资、担保，技术和产品等知识产权的处置，分立、合并、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以及公司章程的修改等重大事项为股东会特殊决议。在股东会作出特殊决议时，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其他一般决议必须经代表半数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东通过”。2007年5月10日，由丁波和杨士强经办注册了上海医凯公司，在登记注册中，除丁波外，其余四人均让自己亲属代持股份，并以各自亲属的名义进行了注册登记，其中周先玉的代持者为陈开勋，杨士强的代持者为贺金龙，王建和的代持者为易赛艳，祝文春的代持者为祝浩。
2007年6月，股东之一杨士强罹患癌症于2008年初去世，余下四名股东回购了杨士强所持股份，回购后，丁波占比股份为38.50%，周先玉占比24.14%，祝文春占比21.84%，王建和占比15.52,%，并支付相应对价。但相应工商登记并未进行变更。2012年11月10日，上海医凯公司召开股东会，祝文春及三被告参会，股东会决议解散上海医凯公司，各股东在上海医凯公司的股份的处置方案为，将上海医凯公司各股东所占有股份按照51%的比例折算后计算到珠海医凯公司，折算后丁波占有珠海医凯公司19.63%的比例，周先玉占珠海医凯公司12.31%的比例，祝文春占珠海医凯公司11.14%的比例，王建和占珠海医凯公司7.92的比例。在表决结果一栏，祝文春的意见是反对，其余三名股东的意见是同意。
三原审被告确认，为办理上海医凯公司的解散手续，依照2012年11月10日的股东会决议，三原审被告制作了日期为2013年7月19日的股东会决议，该决议上有丁波、祝浩、贺金龙、易赛艳、陈开勋的签名，并于2013年10月25日形成《上海医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清算报告》、该清算报告上清算组负责人及成员签字一栏有丁波、祝浩、贺金龙、易赛艳、陈开勋的签名，三被告认为上述临时股东会决议及清算报告系依照2012年11月10日股东会决议为解散公司向工商局提交的程序性文件，因此临时股东会决议并未送达祝文春，且认为该临时决议执行的是2012年11月10日的股东会决议，不需要向祝文春送达，祝文春确认未收到过2013年7月19日股东会决议，并在起诉后向上海市工商局申请调取注销上海医凯公司相关资料时才知悉，并认为该临时股东会决议及清算报告系伪造，祝文春及其股份代持人祝浩均不知晓且未在上述文件上签字。
三原审被告认为，临时股东会决议及清算报告只是执行2012年11月10日的股东会决议，按照程序向工商局提交的文件，因公司注销需要与工商局登记的股东需要一致，而上海医凯的隐名股东一直没有在工商局变更，所以该协议仍然为代签，与成立时签名一致，内容不违反实际的股东会决议。也不是伪造，实际成立时也是授权丁波代为签名登记文件，祝文春驳称，股东周先玉曾经明确告诉祝文春，2012年11月10日的股东会决议不会执行，2013年7月29日的临时股东会其未参加，因此2013年7月29日的临时股东会决议其不知晓，亦未签名，且祝文春股份代持人祝浩未参加临时股东会及在临时股东会决议上签名，该份决议上祝浩的签名是伪造的。公司清算报告未将上海医凯公司投资珠海医凯公司情况进行披露及评估，没有计算珠海医凯公司应该上交给上海医凯公司的技术转让费，祝文春未参与清算事宜，侵犯了祝文春的合法权益，并据此认为该清算报告无效，
原审法院认为：一、关于祝文春是否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三原审被告认为，本案中祝文春不是股东，也不是债权人等利害相关人，祝文春在本案中不是适格主体。原审法院认为，在案件审理过程当中，祝文春及三原审被告均确认，祝文春、丁波、周先玉、王建和、杨士强为上海医凯公司的实际股东，除丁波外，祝文春及王建和、周先玉、杨士强均让他人代持股份，并以亲戚的名义进行了注册登记，其中周先玉的代持者为陈开勋，杨士强的代持者为贺金龙，王建和的代持者为易赛艳，祝文春的代持者为祝浩。代持人与实际股东为显名股东和隐名股东的关系，祝文春及王建和、周先玉、杨士强为隐名股东，各方以持股比例及显名股东持股的方式及进行了注册登记，以上事实，表明三原审被告对祝文春的股东身份及在上海医凯公司的持股比例予以认可，因此祝文春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可以自己名义进行诉讼。二、关于本案的起诉时效。三原审被告辩称，临时股东会决议是2013年7月19日形成，如祝文春认为该决议无效，应当在该决议形成后60日内提起诉讼，其于2014年12月25日才提起，已经过了诉讼时效。庭审中，三原审被告确认，2013年7月19日的临时股东会决议并未送达祝文春，并认为也无须送达祝文春，因为该决议是依照2012年11月10日的股东会决议形成的，是为解散公司提交的程序性资料，原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召开股东会，应当提前通知股东参会，本案中，2013年7月19日的临时股东会祝文春并未参会，临时股东会决议也没有送达祝文春，祝文春是在起诉后才知晓三原审被告依照该份临时股东会决议解散了公司，且本案中祝文春的诉请是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之诉，并不是撤销之诉，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因此，祝文春并未超过法定期限提起诉讼，可以提起本案之诉。三、关于2013年7月19日临时股东会决议是否无效。三原审被告认为，2013年7月19日的临时股东会决议是执行各方于2012年12月10日的股东会决议，就该股东会决议形成的程序性文件，因成立上海医凯公司也是由丁波及王建和代签相关文件，基于此丁波及王建和代签名有取得相应授权，祝文春认为，2012年12月10日的股东会决议与2013年7月19日的股东会决议在形式上是两份独立的文件，2012年12月10日的股东会决议中，就公司解散事宜祝文春在表决意见一栏的意见是不同意，上海医凯公司并未将2012年12月10日的股东会决议作为解散公司的依据提交给工商局，而是形成了2013年7月19日的临时股东会决议，并依照该决议解散了上海医凯公司，在祝文春及其显名股东祝浩并未参加2013年7月29日的临时股东会，该临时决议并未送达祝文春，且该临时股东会决议上不合常理的出现了ＸＸＸ的签名。原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22条之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各方于2012年12月10日已经做出了股东会决议，该决议中，除祝文春外，其余股东均表示同意，符合各方《合作协议》第七条约定：“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对外投资，对外合作、融资、担保，技术和产品等知识产权的处置，分立、合并、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以及公司章程的修改等重大事项为股东会特殊决议。在股东会作出特殊决议时，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相关规定。虽然2013年7月29日的临时股东会决议在召集、表决程序上存在不规范之处，但就公司解散事宜，双方已经于2012年11月10日做出了股东会决议，祝文春对该决议虽未同意，但是知晓，2013年7月29日的决议内容与2012年11月10日的股东会决议内容是一致的，决议内容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等强制性规定的情形，祝文春请求确认该临时股东会决议无效的理据不足，不应予以支持。四、关于上海医凯公司清算报告是否无效的问题。祝文春认为，公司清算报告未将上海医凯公司投资珠海医凯公司进行评估，没有计算技术转让费，祝文春未参与清算事宜，据此认为该清算报告无效，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请求权基础为公司决议效力问题，祝文春诉请本院确认清算报告无效，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祝文春可另寻途径解决。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祝文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祝文春负担。
祝文春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改判确认2013年7月19日的临时股东会决议无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如下：上海医凯公司于2012年11月10日召开了股东会，该会议的参会人员为上诉人和三被上诉人，决议表决结果为上诉人反对，其他股东同意，因此决议得到占78.16%股权比例的股东通过，决议文件有三被上诉人的签名。涉案股东会议的来源即2013年7月19日的股东会，是一次并未真正召开的股东会，三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确认该决议系依照2012年11月10日的股东会决议，制作了日期为2013年7月19日的股东会决议，三被上诉人在该虚拟的股东会上安排了三被上诉人、上诉人及案外人贺金龙参会，制作了全部股东同意的表决结果，同时在没有得到上诉人同意的情况下在决议文件上签名。由此可见，两份决议形成的程序完全不同，内容差异较大、表决结果不同，且时间相距达八个月之久，不能因2012年11月10日的股东会决议得到通过就推断2013年7月19日的股东会决议是有效的。根据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会议应当由符合法律规定的召集人依照法律或公司章规定的程序，召集全体股东出席。并有符合法律规定的主持人主持会议，股东会议需要对相关事项作出决议时，应由股东依照法律、公司章程规定的议事方式、表决程序进行决议、达到法律、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比例时方可形成股东会决议。有限责任公司通过股东会对公司存续等重大事项作出决议，其实质是公司股东通过参加股东会议行使股东权利、决定变更其自身与公司的民事法律关系的过程。因此公司股东实际参与股东会议作出真实意思表示是股东会议及其决议有效的必要条件。因此2013年7月19日的临时股东会未按照公司法规定召集和召开，未通知上诉人按时参会，股东会决议是掌握公司控制权的股东擅自制作的，股东会决议因为未送达给上诉人，而且一审法院已经查明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没有送达上诉人，上诉人及其股份代持人祝浩均不知晓且未在上述文件上签字，故该决议不能产生法律效力，也是对上诉人合法权益的实质侵害。
丁波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请求二审驳回，《公司法》对股东会决议是否有效的判定的标准是第22条，规定的是股东会决议的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时才无效，上诉人上诉理由认为会议的召集程序不合法，认为没有参加股东会，没有作出真实意思，认为无效。这是法律之外的强加的内容，公司法第22条第1款强调的是内容违反法律法规时才无效。第2款规定股东会召集的程序和表决方式如果不符合规定时才能撤销，程序上的瑕疵股东享有的是撤销权。综上，股东会内容并没有违反法律法规，不应该认为无效。双方基于合作协议，去办的成立登记，如果认为程序上的瑕疵判无效，那么成立时的文件也应该无效，这样公司也就不能成立，上诉人应该尊重事实。
双方对原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原审查明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祝文春上诉请求支持其确认2013年7月19日股东会决议无效的原审诉请，其理由是上述股东会决议中代持人祝浩的签名系伪造，而该行为违反了我国《民法通则》关于意思表示真实的法律规定。据原审查明的事实，2013年7月19日的股东会召开并未按规定通知股东祝文春参加，决议上其代持人祝浩的签名也的确不是其本人签名，但是上述问题仍然属于股东会召集程序和表决方面的瑕疵，应当由祝文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60日内提出撤销之诉。现公司解散和清算内容已按资本多数决原则形成股东会决议，在其解散和清算等决议内容没有违法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况下，该决议不能被宣告无效。原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费100元由祝文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永红
代理审判员 崔拓寰
代理审判员 李 苗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五日
书 记 员 孔祥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