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三中民终字第1591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北京京北鑫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怀柔区北房镇经纬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刘振辉，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恋，北京王晓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陈景峰，男，1955年3月30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陈秋红，女，1957年8月27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陈爱民，男，1965年6月29日出生。
以上三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任保华，北京市星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京北鑫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北鑫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景峰、陈秋红、陈爱民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2014）怀民初字第057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8月，陈景峰、陈秋红、陈爱民诉至原审法院称：我们系兄弟姐妹关系。我们的父亲陈×1于2006年4月8日与京北鑫民公司签订了《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及相关的《补价协议》，约定京北鑫民公司应向陈×1支付相应的房屋拆迁补价款。陈×1依照该协议完好履行了自己的义务。2011年陈×1去逝。2013年京北鑫民公司向我们交付楼房后，尚拖欠我们房屋拆迁补价款未付。期间我们多次找到京北鑫民公司索要欠款，均无果。故诉至法院，要求京北鑫民公司立即向我们支付房屋拆迁补价款163990元。
京北鑫民公司辩称及反诉称：不同意陈景峰等三人的诉讼请求。陈景峰等三人的父亲陈×1与我公司于2006年4月8日签订《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双方就北京市怀柔区×区×号院的拆迁补偿数额达成共识，约定各项补偿款共计706010元。在此之后，因陈×1的家庭内部矛盾，我公司与陈×1经过协商又签订了《补价协议》，约定我公司再向陈×1支付163990元补价款。至此，北京市怀柔区×区×号院的拆迁补偿款共计870000元。陈×1购买了三套回迁房，房款共计530183元，此款直接从总拆迁补偿款中扣除后，我公司只需再向陈×1支付339817元拆迁款即可。事实上，2006年10月18日，我公司向陈×1的银行账户汇入了405543元补偿款，多支付了65726元。另外，陈景峰等三人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基于上述理由我公司提出反诉，要求陈景峰等三人将我公司多支付给陈×1的65726元补偿款返还。
陈景峰等三人对反诉答辩称：京北鑫民公司的反诉没有事实依据，不同意京北鑫民公司的反诉请求，京北鑫民公司计算的拆迁补偿款总额和应扣除的款项有误。我们三人经计算，京北鑫民公司并未多支付给陈×1补偿款，京北鑫民公司尚欠我们的拆迁补偿款为225073元。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陈×1与京北鑫民公司签订的《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补价协议》及《房屋回迁安置协议》均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陈×1依约将被拆迁房屋腾退给京北鑫民公司，京北鑫民公司理应基于上述协议的约定将扣除回迁安置房购房款及其他款项后的拆迁补偿款及时足额支付给陈×1。现陈×1已经去世，陈景峰等三人作为陈×1的法定继承人，有权就未支付的拆迁补偿款向京北鑫民公司主张权利。经核算，京北鑫民公司应给付的拆迁款扣除回迁房购房款及其他费用后数额为211144元，陈景峰等三人主张163990元，符合法律规定，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对于京北鑫民公司辩称其已足额支付补偿款的意见以及对多支付的补偿款要求陈景峰等三人返还的反诉请求，法院认为，在拆迁补偿款的计算中，京北鑫民公司以253193元补偿款的《补价协议》中约定的金额已支付为由未将该笔款项纳入拆迁补偿款总额的计算范围，但京北鑫民公司未提供证据对该款项已支付的情况予以证明，故对该项事实难以确认；另外京北鑫民公司将陈×1名下收据上载明的款项从拆迁补偿款中扣除，但京北鑫民公司单就上述费用向陈景峰等三人出具收款凭证表明上述费用系陈×1另行交纳，京北鑫民公司亦另行收取，不应从京北鑫民公司应给付的拆迁补偿款总额中扣除。综上，京北鑫民公司主张的拆迁补偿款计算依据不足，对其辩称意见不予采纳，对其反诉请求不予支持。对于京北鑫民公司辩称陈景峰等三人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法院认为，虽陈×1与京北鑫民公司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约定了拆迁补偿款的给付期限，但双方后续签订的回迁安置协议亦约定了拆迁补偿款用于支付购房款等款项，且最后一份回迁安置协议中并未对扣除房款等款项后的拆迁补偿款给付期限有明确约定，故陈景峰等三人于回迁安置房全部交付完毕后二年内向京北鑫民公司主张权利并无不妥，对京北鑫民公司此项辩称意见不予采纳。据此于2014年11月判决：一、北京京北鑫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陈景峰、陈秋红、陈爱民拆迁补偿款十六万三千九百九十元。二、驳回北京京北鑫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决后，京北鑫民公司不服，上诉至本院称：陈×1的拆迁补偿款总额为870000元，扣除三套房屋的购房款506506元，该公司通过转帐支票支付了405543元，多支付42049元。补价款163990元的《补价协议》未生效，请求撤销原判，改判该公司无需支付陈景峰等三人拆迁补偿款163990元，并由陈景峰等三人返还该公司多支付的42049元。陈景峰等三人同意原判。
经审理查明：陈景峰、陈秋红、陈爱民系同父异母之兄弟姐妹。陈景峰等三人之父陈×1与其前妻王×1共生育两名子女，分别为儿子陈景峰、女儿陈秋红。陈×1与其再婚妻子王×2共生育一名儿子即陈爱民。王×1于1962年5月去世，王×2于1979年8月3日去世，陈×1于2011年7月20日去世。2006年4月8日，京北鑫民公司（拆迁人、甲方）与陈×1（被拆迁人、乙方）签订《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约定如下：……甲方因北京市怀柔区×住宅小区一期工程项目建设，需要拆迁乙方在拆迁范围内北京市怀柔区×区×号所有的房屋。……拆迁补偿款、补助费及其他奖励费总计706010元，甲方应在乙方将原宅基地内房屋腾空并交甲方拆除之日起30日内，将拆迁补偿款、补助费向乙方开具领款凭证，办理领款事宜。……乙方应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7日内完成搬迁，并将原宅基地上房屋交甲方拆除。……同日，京北鑫民公司与陈×1签订《补价协议》一份，约定怀柔区×区×号房屋拆迁补价款253193元。后京北鑫民公司与陈×1又签订《补价协议》一份，约定北京市怀柔区×区×号房屋拆迁补价款163990元。京北鑫民公司与陈×1分别于2006年8月27日、2009年3月10日签订共计三份《房屋回迁安置协议》，约定陈×1于拆迁后购买北京市怀柔区×住宅小区×号楼×单元×室商品房一套（以下简称×号楼×室房屋）、×号楼×单元×室商品房一套（以下简称×号楼×室房屋）、×号楼×单元×室商品房一套（以下简称×号楼×室房屋），其中×号楼×室房屋购房款为131261元，其他款项为13126.1元；×号楼×室房屋购房款为152099元，其他款项为15209.9元；×号楼×室房屋购房款为177100元，其他款项为17710元。上述协议中关于其他款项的约定为购买地下室、维修基金、煤气报装、契税、产权证办理、小区物业费、有线电视等费用一律按商品房购买对待，费用自行承担，收费按国家有关规定收取，其中契税按国家相关政策执行，此款项以实际为准，多退少补。其中，×号楼×室房屋的回迁安置协议中关于其他款项的约定处手写注明：其他款项以17710元为准，不再多退少补。上述协议中均约定购房款及其他款项从拆迁补偿款中扣除。
原审庭审中，陈景峰等三人提供京北鑫民公司出具的收据九张，载明2008年11月6日，陈×1就×号楼×室房屋向京北鑫民公司交纳补房款4853元，地下室及入住费用补缴款6498元；2009年3月16日陈×1就×号楼×室房屋向京北鑫民公司交纳补房款4853元，入住费用9460元；2013年10月17日陈秋红就×号楼×室房屋向京北鑫民公司交纳补房款30130元、装修押金及垃圾清运费1300元、维修基金9010元，物业费595元、地下室及入住费用20734元。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有三：第一，陈×1与京北鑫民公司约定购买的回迁安置房系于2013年10月17日陈秋红就×号楼×室房屋补齐款项后由京北鑫民公司向陈景峰等三人交付完毕，故陈景峰等三人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第二，上述费用均系陈×1及陈秋红另行向京北鑫民公司交纳，京北鑫民公司应支付的拆迁补偿款不应将上述费用扣除；第三，陈秋红就×号楼×室房屋交纳的其他款项共计31639元，但回迁安置协议明确约定其他款项17710元，不再多退少补，陈秋红多交纳的款项京北鑫民公司应当予以返还。京北鑫民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陈×1所交纳的费用系从拆除补偿款中扣除后京北鑫民公司为其出具的收据，并非陈×1另行交纳；陈秋红多交纳的费用系京北鑫民公司与陈秋红达成合意后由陈秋红自愿交纳，故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京北鑫民公司不予认可。京北鑫民公司提供售楼价格清单三份，载明×号楼×室房屋的补交面积差价款为4853元，其他款项补交数额为9460元；×号楼×室房屋的补交面积差价款为4853元，其他款项补交数额为6498元；×号楼×室房屋的补交面积差价款为30130元，其他款项补交数额为13929元。上述清单均无陈×1签字，证明目的为陈×1应补充交纳的补偿款应从拆迁款总额中扣除。陈景峰等三人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京北鑫民公司另提供领款单及转账支票存根一份，用以证明京北鑫民公司于2006年10月8日支付给陈×1拆迁补偿款405543元。陈景峰等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经询问，京北鑫民公司与陈×1签订的三份《房屋回迁安置协议》中约定的三套回迁安置房屋均已实际交付使用，其中×号楼×室房屋于2008年11月交付，由陈爱民居住使用；×号楼×室房屋于2009年3月交付，由陈景峰居住使用；×号楼×室房屋于2013年3月交付，由陈秋红居住使用。
本院审理中，京北鑫民公司提供日期为2006年4月8日《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该协议载明陈×1应得拆迁补偿款总计为616807元。京北鑫民公司主张该协议与补价款253193元的《补价协议》对应，欲证明陈×1的拆迁补偿款总额为870000元。陈景峰等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京北鑫民公司申请证人陈×2出庭作证，陈×2出庭证明其曾协助陈×1与京北鑫民公司协商，陈×1持有补价款163990元的《补价协议》，因陈×1去世前称有欠款，其就把该协议给了陈景峰等三人。陈景峰等三人对此予以认可，主张京北鑫民公司欠款未还。陈景峰等三人认为因为该款要等到最后一套回迁安置房交付后才支付，该事件无法预知，所以上述《补价协议》未写明时间。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及二份《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三份《房屋回迁安置协议》、二份《补价协议》、收据、领款凭证等相关书证、证人证言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京北鑫民公司应否给付陈景峰等三人拆迁补偿款。在京北鑫民公司与陈景峰等三人对已给付的拆迁补偿款及三套回迁安置房屋的购房款数额无争议的情况下，关键在于查明陈×1应领取的拆迁补偿款总额。原审查明陈×1与京北鑫民公司签订了一份《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及二份《补价协议》，并据此计算了陈×1应得的拆迁补偿款总额。经核算，京北鑫民公司未给付的拆迁补偿款为211144元。因陈×1已经去世，陈景峰等三人作为陈×1的法定继承人，有权就未支付的拆迁补偿款向京北鑫民公司主张权利。陈景峰等三人依据其持有的《补价协议》主张163990元，符合法律规定。二审期间，京北鑫民公司提供日期为2006年4月8日的《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主张陈×1的拆迁补偿款总额为870000元。但该协议与补价款163990元的《补价协议》看不出矛盾关系，陈×1的证人证言印证了陈×1的真实意思表示，且陈景峰等三人关于该《补价协议》未写明时间的解释更为合理，因此本院无法推翻上述《补价协议》。京北鑫民公司主张该公司多支付陈景峰等三人拆迁补偿款42049元，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京北鑫民公司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790元，由北京京北鑫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至原审法院）。反诉案件受理费722元，由北京京北鑫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4431元，由北京京北鑫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胡新华
代理审判员 陈 静
代理审判员 张 弘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仵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