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甘07民终23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易秀玲，女，裕固族，1989年1月2日出生，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人，农民，住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运通住宅楼*单元***室，系死者贺建星之妻。
上诉人（原审原告）：贺裕尊，女，裕固族，2014年3月25日出生，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人，住址同上，系死者贺建星之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贺德勤，男，�固族，1962年4月17日出生，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人，农民，住址同上，系死者贺建星之父。
上诉人(原审原告)：关玲，女，裕固族，1965年3月6日出生，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人，农民，住址同上，系死者贺建星之母。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学琦，系甘肃政剑律师事务所。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系甘肃政剑律师事务所。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掖市中心支公司。地址：张掖市甘州区西环路**号艺海宾馆*楼。
负责人：王世斌，系张掖市中心支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玮琼，系张掖市中心支公司柜面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仟林，系甘肃德言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易秀玲、贺裕尊、贺德勤、关玲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掖市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张掖人保寿险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甘州区人民法院（2015）甘民初字第70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易秀玲、贺裕尊、贺德勤、关玲及委托代理人周学琦、刘海、被上诉人张掖人保寿险公司委托代理人李玮琼、杨仟林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原告易秀玲与贺建星系夫妻，原告贺裕尊系贺建星、易秀玲之女，原告贺德勤、关玲系贺建星父母。2014年12月11日，贺建星以其本人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在被告处投保人保寿险百万身价惠民两全保险以及附加百万身价惠民意外伤害保险和附加百万身价惠民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并于同日在被告提供的人身保险简易投保单和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上签名确认。2014年12月25日，被�从原告提供的银行卡中扣划首期保险费1623元，12月26日，被告制作了完整的保险合同并于12月29日向原告送达，贺建星在被告提供的保险合同送达回执上签名确认收悉。合同约定保险期间为30年，交费期间为5年，人保寿险百万身价惠民保险组合（包含主险及两个附加险）年交保费1623元，保费按年缴纳，身故受益人为被保险人身故时生存的配偶、父母、子女，受益比例100%。人保寿险百万身价惠民两全保险合同以及人保寿险附加百万身价惠民意外伤害保险的基本保额均为50000元，且合同的保险责任均约定为“被保险人于年满70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零时之前，以乘客身份搭乘或作为驾驶员驾驶自驾车时遭受意外伤害，并且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内因该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或全残，我们按基本保险金额的10倍给付自驾车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另查明，2015年5月24日15时20分许，被保险人贺建星酒后驾驶青-E505**号小型普通客车由东向西行驶至张肃公路40公里＋800米处时，车辆驶入道路北侧水渠发生侧翻肇事，造成贺建星当场死亡、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2015年5月24日，受甘州区公安局交警大队委托，6月11日，甘肃申证司法医学鉴定所作出甘申司法毒物鉴字（2015）第286号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检验结果为贺建星血液中酒精含量32.20MG／100ML。6月13日，贺建星哥哥贺建刚对贺建星酒精含量提出异议，并申请重新鉴定，2015年8月5日，甘肃诚信司法鉴定所作出甘诚司鉴（2015）毒检字第0461号贺建星乙醇检验报告，检验结果为贺建星酒精含量33.76MG／100ML。2015年8月10日，甘州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第00665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贺建星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酒后驾车是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事故全部责任。后原告向被告申请理赔，被告认为原告未能提供完整的理赔资料，未予赔付，遂引起原告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规定：“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应当载明当事人双方约定的合同内容。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投保人和保险人可以对合同的效力约定附条件或者附期限”。合同行为是典型的双方法律行为，即双方当事人相对应的意思表示一致合同才能成立。保险合同的成立与其他合同一样都要经过要约和承诺两个步骤，在订立保险合同过程中，要约通常是由投保人提出，保险人承诺给予保险保障，保险合同成立。具体到本案中，被保险人贺建星于2014年12月11日投保，并于当�在被告提供的人身保险简易投保单和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上签名，12月25日，被告扣缴保费，12月26日，被告制作完成保险合同，12月29日，被告将一整套的保险合同文本给贺建星送达。本案原告一直主张，在贺建星签收人身保险简易投保单和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时，被告并未向贺建星提供保险合同条款及免责条款，也未向贺建星告知在哪些情形下被告将免赔。但是在2014年12月11日，有贺建星本人签名的人身保险简易投保单中第2页，投保人、被保险人声明和授权第2条约定：“本人已收到人保寿险提供的保险条款，人保寿险营销员、销售人员已向本人说明保险合同内容，并就保险责任、责任免除条款、投保提示、特别约定及相关释义等内容向本人进行了单独说明，本人已认真阅读上述条款，并已经知晓所有单独说明部分的概念、内容及法律后果”。此约定与被告在庭审�陈述的在向贺建星介绍该款保险产品时手持保险合同条款的文本，并就保险责任、免责条款等进行了解释和说明，贺建星是在已经知晓的情况下签名确认，该陈述与简易投保单中的约定能够互相印证。虽然人身保险简易投保单和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并没有附具体的合同条款及免责条款，但是贺建星在人身保险简易投保单和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的投保人处签名的行为，应认定贺建星在初步了解了保险合同及免责条款内容后有投保意向，系要约行为，而此时被告尚未作出承保或者不承保的决定。目前，保险公司已普遍建立电子化核保系统，销售人员将投保单上传给公司核保部，核保员书面审核后，认为可以承保，即点击电脑上的“通过”键，使之进入下一道印制保险单程序。按理，点击“通过”键时，即为保险人同意承保，亦即承诺。但我国在合同法上采取到达主义�即“承诺”送达要约人时才生效，亦即合同才成立。本案中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被告公司投保的流程也是使用电子化核保系统，贺建星投保的流程也如前所述，所以2014年12月29日，被告向贺建星送达保险合同时，贺建星与被告之间的保险合同法律关系才成立并生效。虽然原告诉称保险合同上明确载明合同生效日为2014年12月12日，故在合同生效时保险合同条款及免责条款并未向贺建星送达并告知。但是，根据最高法院（2000）5号答复中规定：“对保险法‘明确说明’所进行的解释是指：“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之前或者签订保险合同之时，对于保险合同所约定的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以及法律后果等向投保人作出解释”，由此可以看出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解释说明最后时限要求是“签订保险合同时”。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之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做提示或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出效力”。由于双方的保险合同实际上于2014年12月29日才成立并生效，而此时一整套合同文本及合同条款、免责条款已经送达于贺建星，贺建星也在保险合同送达回执上签名确认。而保险合同这样约定，实际上是加重了保险人的义务，使得贺建星更早获得保险保障，并没有损害贺建星的合法权益。在人保寿险百万身价惠民两全保险合同以及人保寿险附加百万身价惠民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的责任免除条款一栏，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有显著标志，该内容文义清晰，通俗易懂，并采取了黑粗体字印刷责任免除部分的内容，以区别于其他条款，足以引起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注意，其中包括了：“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的情形，鉴于酒后不得驾驶是生活常识，被保险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和机动车驾驶员，应该有所认识，无须过多的解释。最后，结合庭审后被告提供的录音证据，即贺建星在投保后，被告对其进行的电话回访录音，在该录音当中，贺建星也认可对合同内容特别是免责条款的内容已经了解。因此，被告已经尽到了免责条款的明确明确说明义务。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款，《中�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易秀玲、贺裕尊、贺德勤、关玲要求被告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掖市中心支公司赔付保险金1000000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原告负担。
宣判后，一审四原告均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或者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被上诉人签发给贺建星的保险单载明保险合同生效日为2014年12月12日零时零分，而一审判决却以认定的保险合同到达投保人贺建星的时间即2014年12月29日，作为合同生效日，该认定与合同约定的生效时间不符，违背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2、签订保险合同时，投保人贺建星只在被上诉人提供的投保单、投保提示书中签名，而投保单和提示书中均未附保险条款，保险人以何为载体，向投保人贺建星履行提示义务和明确说明义务。并且签订合同时，合同文本还不存在，合同文本是2014年12月26日才打印的，证明被上诉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和提示义务，因被上诉人未履行明确说明和提示义务，合同约定的免责条款对投保人无效。
经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异，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保险合同生效日期的问题。本院认为，投保人贺建星于2014年12月11日向被上诉人提出投保要求后，被上诉人给投保人出具人身保险简易投保单，简易投保单载明：“无论以何种交费方式，保险合同的生效仍需以保险合同成立，本人缴付保险费且人保寿险签发保险单为条件，本保险合同的生效日期以保险单上载明的日期为准。”双方约定的生效日期虽附有缴付保险费和签发保险单的条件，但最终约定以保险单载明的日期为准。保险单载明合同生效日为2014年12月12日零时零分。据此，应认定双方签订的《人保寿险百万身价惠民两全保险》、《人保寿险附加百万身价惠民意外伤害保险》、《人保寿险附加百万身价惠民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从2014年12月12日零时零分起生效。一审判决认定保险合同到达投保人贺建星时合同才生效错误，且与约定不符，应以双方约定的生效日期认定合同的生效日。
关于被上诉人张掖人保寿险公司是否履行提示义务的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本院认为，保险合同系典型的格式合同，合同内容不因投保人不同而发生变化。只要投保人选定投保险种后，相同险种的保险合同必然是一致的。投保人贺建星于2014年12月11日，向被上诉人提出投保要求后，投保人贺建星在简易投保单、投保提示书上签名确认，简易投保单载明：“本人已收到人保寿险提供的保险条款”。提示书中载明：“保险人已向投保人提供保险条款，投保人已认真阅读”。上诉人认为保险单载明保险合同制作时间是2014年12月26日，双方签订简易投保单和保险提示书是2014年12月11日，签订时合同文本还未制作，上诉人根本无从收悉保险条款，也无从阅读保�条款。对此，本院认为因确定险种的保险条款也是固定的，不因投保人不同而发生变化。投保人贺建星在2014年12月11日，虽未收到目前装订在贺建星保险合同文本中的保险条款，但二审时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贺建星投保险种的保险条款，经当庭质证，上诉人虽提出异议。但经本院审查认为，无论是装订在合同文本中条款，还是被上诉人当庭提交的文本，两份文本中均对责任免除条款以加黑、加粗的方式印刷在保险条款内。依据投保人贺建星签名确认的简易投保单、人身保险投保提示载明的内容，应认定被上诉人对免除保险责任的条款履行了提示义务。一审判决虽认定合同生效日期不妥，但因被上诉人向投保人贺建星履行了提示义务，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承担保险责任的请求及理由均不能成立。案经合议庭评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380元，由上诉人易秀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海全
审判员 齐 焕
审判员 郭永旺
二〇一六年十月十七日
书记员 李晓凤
【附本案适用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