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2民终12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毛阿满。
上诉人（原审原告）：奚菊花。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小菊。
上诉人（原审原告）：毛家梅。
上诉人（原审原告）：毛爱玲。
上述五位上诉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沈国峰，浙江象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冬罗。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友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任和宝。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小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昌乾。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根良。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俞志福。
上诉人毛阿满、奚菊花、陈小菊、毛家梅、毛爱玲因与被上诉人王冬罗、林友康、任和宝、王小福、张昌乾、郑根良、俞志福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23日作出的（2015）甬象石民初字第205号民事判决，于2015年12月15日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王冬罗、林友康系邻居，分别居住于象山县石浦镇天门路89号、91号。2015年5月，因王冬罗、林友康的五楼屋顶平台共同需要补漏，王冬罗出面联系了俞志福准备补漏作业。在补漏作业前，屋顶的隔热层旧水泥板需要先清理，为此俞志福帮王冬罗联系了王小福。2015年5月19日，俞志福带着王小福、任和宝一起查看屋顶现场，王冬罗、林友康均在场，在俞志福帮忙讨价后，王冬罗与王小福达成的屋顶清理价钱为3400元。因清理需要多个人手，王小福联系了张昌乾，张昌乾又联系了毛行国和郑根良两人。2015年5月22日上午，任和宝、王小福、张昌乾自带电动吊机和吊桶，毛行国和郑根良各自带三轮翻斗车，一起开始屋顶清理作业，其中王小福负责在五楼平台清理旧水泥板，张昌乾负责在五楼平台将水泥板垃圾装入吊桶，任和宝负责在五楼平台升降吊机，将吊桶内的垃圾吊到楼下并将空桶吊上来，毛行国和郑根良负责在楼下巷道装运垃圾，将吊桶内的垃圾倒入三轮翻斗车并运走垃圾。在清理作业过程中，五人均戴有安全头盔。当日下午13时左右，任和宝操作吊机将装满垃圾的吊桶吊到楼下地面，毛行国接住吊桶后将垃圾倒入三轮翻斗车，任和宝随后开始起吊空桶，在起吊过程中空桶突然从空中落下，砸中在车上整理垃圾的毛行国头部，毛行国当场被砸落车下，头部出血并昏迷。毛行国随即被送往象山县××十字台胞医院进行抢救，后经抢救无效于2015年5月23日死亡。事故发生后的当日下午，象山县公安局石浦派出所对任和宝、王小福、张昌乾、郑根良四人分别作了询问笔录，其中对于干活报酬及空桶掉落原因，任和宝陈述：通过补漏人俞志福介绍，其和王小福向房东包来屋顶旧水泥板清理活，并与张昌乾、郑根良、毛行国一起干活，干活钱说好平均分配，吊桶是用半个柴油桶做成，一根钢丝绳通过系两个铁钩勾住空桶吊垃圾，空桶掉下来，其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事后看过钢丝绳还是好的没有断掉，在起吊过程中，其也未动过吊机开关，铁钩有没有什么问题其不清楚。王小福陈述：补漏人叫其去做屋顶清理活，然后其和任和宝去找房东包来了清理活，清理作业由五人一起干活，大家说好平均分配干活钱，补漏人是没有分的，但给点香烟钱是有的，其未看到空桶掉落经过，也未去注意钢丝绳与吊桶事后是否连着。张昌乾陈述：干活时五个人都戴着安全帽，吊桶是由柴油桶做的，在听到任和宝说“倒霉了，倒霉了”时，其往楼下看到毛行国已躺在地上，其不知道吊桶怎么掉下去的，当时也没听到什么声音。郑根良陈述：其是被张昌乾叫过去干活，五个人一起清理五楼屋顶隔热层，毛行国在装了一桶垃圾后，在车上把垃圾弄平时，其看到空桶在上升过程中掉下来砸在毛行国身上，毛行国的安全帽被砸坏，其不知道空桶是什么原因掉下来的。事故发生后的2015年5月25日，象山县石浦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对王冬罗、林友康、俞志福三人分别作了调查笔录，对于干活报酬支付，王冬罗陈述：其叫补漏人俞志福联系王小福，经过讨价，其和林友康后来是以3400元的价钱将水泥板清理包给王小福，所有干活人的报酬均在内，在谈好价钱后，其还叫王小福他们注意安全。林友康陈述：其只知道屋顶清理作业是干活人包去，对后面的事情不清楚，毛行国砸伤时其不在场。俞志福陈述：在屋顶补漏前，王冬罗让其联系旧水泥板清理人，其帮忙联系了王小福，王冬罗后来是以3400元价钱将清理活包给王小福，开始清理时其不在场。事故发生后，王冬罗支付款项23300元，林友康支付款项22000元，任和宝、王小福、张昌乾各支付款项22000元，郑根良支付款项1000元，五人合计支付112300元。原审另查明，受害人毛行国于1956年2月27日出生，死亡时未满60周岁，其生前近亲属有父亲毛阿满、母亲奚菊花、妻子陈小菊、儿子毛家梅、女儿毛爱玲。毛阿满出生于1937年10月6日，奚菊花出生于1942年1月1日，俩夫妻共生育毛行国等两子两女。陈小菊出生于1957年3月16日，毛家梅出生于1978年5月7日，毛爱玲出生于1979年9月18日。
毛阿满、奚菊花、陈小菊、毛家梅、毛爱玲于2015年6月25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王冬罗、林友康、任和宝、王小福、张昌乾、郑根良、俞志福赔偿毛阿满、奚菊花、陈小菊、毛家梅、毛爱玲因毛行国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625718元，扣除已支付的112300元，尚需赔偿513418元，并互负连带赔偿责任。
王冬罗在原审中辩称：本起事故系人为造成，其不应承担责任。
林友康在原审中辩称：其不应承担责任，屋顶清理工作由干活人包去，应由干活人自己承担责任。
任和宝、王小福、张昌乾在原审中辩称：从人道主义出发愿意作出补偿，任和宝、王小福、张昌乾与毛行国、郑根良在干活过程中各司其职，一起清理搬运屋顶垃圾，3400元干活报酬平均分配，系一个共同体，各方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也不存在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屋顶清理受益人系两个房东，任和宝、王小福、张昌乾、毛行国、郑根良应是受雇于王冬罗、林友康，故王冬罗、林友康应对毛行国的死亡承担责任。毛行国在事故中亦存在一定过错，在吊桶起吊过程中，毛行国应意识到危险性却未离开下方中心点，才导致事故发生。
郑根良在原审中辩称：其不应承担责任，也不清楚屋顶清理价钱，其给任和宝、王小福、张昌乾干活报酬按50元一车计算。毛行国亦负责装运垃圾，郑根良的车子开出去后，毛行国的车子就要开进来。
俞志福在原审中辩称：其仅是屋顶清理活的介绍人，毛行国也不是其介绍过来，俞志福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责任。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存在两个争议焦点：一、受害人毛行国与王冬罗、林友康、任和宝、王小福、张昌乾、郑根良、俞志福相互之间的法律关系，及各方应承担的责任；二、毛阿满、奚菊花、陈小菊、毛家梅、毛爱玲诉请的各项费用损失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毛阿满等五人认为任和宝、王小福、张昌乾与王冬罗、林友康存在承包关系，与毛行国存在雇佣关系，王冬罗、林友康在选任上有过错，郑根良存在操作失误，俞志福介绍业务存在利益，应互负连带责任。王冬罗、林友康认为清理作业系承包给任和宝、王小福、张昌乾，其不应承担责任。任和宝、王小福、张昌乾认为清理价钱系点工形式，并非承包关系，毛行国等五人共同清理屋顶，属于松散型劳务协作关系，五人均是受雇于王冬罗、林友康。俞志福认为其仅是帮忙介绍干活人，不应承担责任。郑根良认为其是为任和宝、王小福、张昌乾装运垃圾，并根据装运车次向任和宝、王小福、张昌乾结算干活报酬，其不应承担责任。原审法院认为，承揽关系是指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等工作，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承揽人可以将其承揽的辅助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但应当就该第三人完成的工作成果向定作人负责。雇佣关系是指雇佣人与雇工约定，雇工利用雇佣人提供的条件，在雇佣人的指示、监督下，以自身的技能为雇佣人提供劳务，并由雇佣人支付报酬的劳务法律关系。雇工与雇佣人之间存在一种人身依附关系，雇工的劳动义务不能转移，必须亲自履行。故雇佣关系与承揽关系的最主要区别在于劳动者是提供劳务过程还是交付工作成果。落实到本案，从屋顶清理价钱的达成过程，及询问笔录、调查笔录的内容来看，王冬罗、林友康同意支付3400元对价的目的，就是需要王小福、任和宝交付工作成果即完成隔热层旧水泥板的清理，该双方之间符合承揽关系的法律特征。开始清理时，王小福、任和宝、张昌乾三人自带吊机等作为劳动工具，亦进一步印证了上述双方之间的承揽关系。任和宝、王小福承揽清理作业后，王小福联系了张昌乾加入，张昌乾又联系了郑根良、毛行国加入，对于该五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张昌乾自认其参与平分干活报酬，故张昌乾应认定为加入的共同承揽人。对于郑根良及毛行国的加入性质，任和宝、王小福、张昌乾均主张该两人亦参与平分干活报酬，原审法院认为，郑根良及毛行国各自提供一辆三轮翻斗车参与清理，分担的工作只需各自完成垃圾的装车及运载即可，既具有屋顶清理的辅助性，又具有各自独立性，属于分包分揽关系，即任和宝、王小福、张昌乾将屋顶清理的垃圾装运辅助工作，分包给郑根良、毛行国各自独立完成，郑根良、毛行国以各自交付的工作成果再向任和宝等领取报酬。郑根良辩解其干活报酬系按50元一车向任和宝等结算，亦印证了两者之间的分包分揽关系，故予以认定。毛阿满等五人主张毛行国系受雇于任和宝、王小福、张昌乾，任和宝、王小福、张昌乾主张干活五人系受雇于两房东，依据不足，不予采信。对于俞志福与王小福等人之间的关系，及俞志福应承担的责任，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查明事实，及调查笔录、询问笔录内容，俞志福仅是帮助房东将清理作业介绍给王小福，不具有中介利益，故不需承担法律责任。至于任和宝、王小福、张昌乾提及的完工后需给俞志福一点香烟钱，该意思表示属于好意施惠、人际情谊交往行为，可以多给、少给或不给，在法律上并不发生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据此，毛阿满等五人针对俞志福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分析，原审法院认为，王冬罗、林友康将五楼屋顶清理作业承揽给不具备相应资质及安全生产条件的王小福等三人施工，在人员的选任上存在过失，故应共同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任和宝、王小福、张昌乾作为共同承揽人，在作业过程中未充分注意安全义务，保障生产作业安全进行，致发生毛行国被空桶砸伤头部后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事故，该三人均有一定过错，故任和宝、王小福、张昌乾亦应共同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受害人毛行国作为垃圾装运工作独立承揽人之一，其在将吊桶垃圾倒入自己的三轮翻斗车并将空桶挂回铁钩后，理应先检查一下铁钩是否勾妥空桶，在空桶起吊后，还应马上离开吊桶下方，但毛行国疏于自我安全防范，在起吊后仍站于空桶下方，是造成本案事故的主要原因，自身应承担主要责任。郑根良亦系垃圾装运工作独立承揽人之一，其对事故的发生不存在过错，故不应承担责任。根据法律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相应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的，一般情况下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故原审法院根据查明事实及分析论述，确定本案事故中各方承担的责任比例为：受害人毛行国自负50%，王冬罗、林友康共同承担20%，任和宝、王小福、张昌乾共同承担30%。
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原审法院认为，毛阿满等五人主张的具体赔偿项目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予以确定，现审核确认如下：一、医疗费，毛阿满等五人主张4500元。因未提供任何医疗费票据，故不予确认；二、死亡赔偿金（包括被扶养人生活费），毛阿满等五人主张534344元。原审法院认为，毛行国系农村居民，死亡时未满60周岁，故死亡赔偿金应计算为485660元（24283元／年×20年）；毛阿满、奚菊花共生育四个子女，该两人在事故发生时分别年满77周岁、73周岁，应系被扶养人，扶养年限分别为5年、7年，该两人的生活费应计算为48684元（16228元／年×12年÷4），上述两项合计534344元。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合并计入死亡赔偿金项，故毛阿满等五人对本项金额计算正确，予以确认；三、精神损害抚慰金，毛阿满等五人主张50000元。原审法院认为，因本起事故致毛行国死亡，给毛阿满等五人的精神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毛阿满等五人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理由正当，应予支持，但主张金额过高，根据受害人毛行国的过错大小及年龄因素，原审法院确认本项金额为25000元；四、丧葬费，毛阿满等五人主张26874元。本项金额计算正确，予以确认；五、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毛阿满等五人主张10000元。毛阿满等五人为办理毛行国丧葬事宜实际存在误工损失，原审法院酌情确认本项金额为3000元。毛阿满等五人因受害人毛行国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计死亡赔偿金534344元、丧葬费26874元、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3000元，合计564218元，由王冬罗、林友康按20%的责任赔偿112843.60元，由任和宝、王小福、张昌乾按30%的责任赔偿169265.4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计25000元，确定由王冬罗、林友康赔偿10000元，由任和宝、王小福、张昌乾赔偿15000元。毛阿满等五人作为死者毛行国的近亲属，有权要求侵权人赔偿。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一、毛阿满、奚菊花、陈小菊、毛家梅、毛爱玲因毛行国死亡造成的赔偿项目计死亡赔偿金534344元、丧葬费26874元、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3000元，合计564218元，由王冬罗、林友康按20%的责任赔偿112843.60元，由任和宝、王小福、张昌乾按30%的责任赔偿169265.40元；二、毛阿满、奚菊花、陈小菊、毛家梅、毛爱玲因毛行国死亡造成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计25000元，由王冬罗、林友康赔偿10000元，由任和宝、王小福、张昌乾赔偿15000元；上述一、二两项相加后，王冬罗、林友康共应赔偿122843.60元，扣除已经支付的45300元，尚需赔偿77543.60元；任和宝、王小福、张昌乾共应赔偿184265.40元，扣除已经支付的66000元，尚需赔偿118265.40元；三、驳回毛阿满、奚菊花、陈小菊、毛家梅、毛爱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8”934元，减半收取4467元，由毛阿满、奚菊花、陈小菊、毛家梅、毛爱玲负担2359元，王冬罗、林友康负担843元，任和宝、王小福、张昌乾负担1265元。
宣判后，毛阿满、奚菊花、陈小菊、毛家梅、毛爱玲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事实不清。原审法院把原审被告的陈述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毛阿满等五人在庭审中明确不予认可的部分，原审法院却当作证据使用。原审判决认定毛行国为次承揽人没有事实和证据基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的依据均为王冬罗、林友康、任和宝、王小福等人在派出所所作的询问笔录，这些陈述并未提到毛行国作为次承揽人，也没有提到毛行国提供工具、对工作进行指派、管理等，不能认定毛行国为次承揽人。原审判决认定毛行国提供三轮翻斗车参与清理垃圾，没有证据支持。退一步讲，即使王小福、张昌乾、任和宝承揽清理垃圾工程后又将运输垃圾的项目再次发包，发包的对象也是郑根良。根据郑根良的陈述，运输垃圾是张昌乾指示的，郑根良又指示毛行国参与清理运输垃圾，所以毛行国只是根据郑根良的指示、指派参与清理工作。二、原审法院对责任比例分担不合理。本案没有证据显示毛行国再次承揽清理垃圾项目，也不具备承揽条件，原审法院认定毛行国一方承担50%的责任没有事实依据。王小福、张昌乾、任和宝承揽清理垃圾工程后，未使用正规工具作业，而是用自制的半机械化的吊机清理垃圾，作业未经审批，操作人员也未取得相应的证件，故毛行国死亡的直接原因系任和宝、张昌乾、王小福等人违法操作、违法作业引起，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原审法院判令作为受害方的毛行国承担50%的责任，不合情理。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正确。原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不正确，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无证据支持，法律关系认定错误，致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毛阿满等五人的诉讼请求。
王冬罗、林友康辩称：屋顶清理工作已经承包出去，其作为房屋所有权人不应承担责任。
任和宝、王小福、张昌乾辩称：原审判决任和宝、王小福、张昌乾承担30%的责任过高，应平均承担责任。
郑根良辩称：其和毛行国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对原审判决没有意见。
俞志福辩称：对原审判决没有意见。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各方当事人对毛行国在清理垃圾作业过程中受伤经抢救无效后死亡并无异议，争议在于受害人毛行国与王冬罗、林友康、任和宝、王小福、张昌乾、郑根良、俞志福相互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及各方赔偿责任分担。本院认为，王冬罗、林友康、任和宝、王小福、张昌乾、郑根良、俞志福、毛行国在本次清理垃圾作业过程中均未签订书面的合同，事故发生后各方在派出所的陈述不尽一致，且受害人毛行国已经死亡，故本案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应结合当事人陈述、价格确定、施工作业方式及行业习惯等因素综合认定。综合本案的证据，2015年5月19日查看屋顶时任和宝、王小福和房屋所有权人王冬罗、林友康在场，屋顶清理垃圾价格经讨价还价确定为3400元，后王小福联系张昌乾加入，符合承揽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原审认定王冬罗、林友康与任和宝、王小福、张昌乾之间存在承揽关系正确。毛行国、郑根良未参与价格协商，也无充分的证据表明其后任和宝、王小福、张昌乾与毛行国、郑根良之间就共同承揽形成一致意见，结合郑根良陈述的其干活报酬按车装运结算，工具自行提供，郑根良的车子开出去，毛行国的车子就要开进来，原审法院认定郑根良、毛行国与任和宝、王小福、张昌乾就垃圾装运作业形成分包分揽关系，并无不当，原审法院对此已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认定，本院不再予以赘述。关于责任比例，毛行国在施工过程中应注意施工安全谨慎作业，在吊桶垃圾倒入自己的车辆后应检查吊桶是否挂牢铁钩并离开危险区域，原审法院认定毛行国疏于安全防范判令其自身承担50%的责任，王冬罗、林友康作为定作人存在选任过失承担20%的责任，任和宝、王小福、张昌乾作为承揽人未充分履行施工安全义务承担30%的责任，该责任划分基本合理，俞志福系介绍人，也未参与清理垃圾作业，原审法院判决俞志福不承担责任，郑根良系垃圾装运作业分包承揽人，对事故发生不存在过错，不承担责任，并无不当。综上，原审法院对本案法律关系的认定及责任比例分配正确，判决得当，上诉人毛阿满、奚菊花、陈小菊、毛家梅、毛爱玲之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934元，由上诉人毛阿满、奚菊花、陈小菊、毛家梅、毛爱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节祥
审 判 员 张 华
审 判 员 王 慧
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七日
代书记员 沈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