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兴民初字第2569号
原告何青杰，男，1961年5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
委托代理人杨彩娥，宁夏诚托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廉发祥，男，1958年1月1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
委托代理人杨彩娥，宁夏诚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高新文，男，1965年6月2日出生，汉族，宁夏清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
委托代理人马晓明，宁夏塞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宁夏清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
法定代表人高新文，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马晓明，宁夏塞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银川市兴庆区草原管理站，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
法定代表人官平，该站站长。
委托代理人祁占虎，宁夏大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牛虎，男，1974年7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
委托代理人付娇龙，宁夏瀛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何青杰、廉发祥及杨永贵诉被告高新文、宁夏清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新农业公司）、银川市兴庆区草原管理站（以下简称草原管理站）、牛虎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4月13日立案受理。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准许，杨永贵撤回了本案的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何青杰、廉发祥及二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杨彩娥，被告高新文、清新农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马晓明，被告草原管理站的委托代理人祁占虎，被告牛虎的委托代理人付娇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何青杰、廉发祥诉称，2007年1月7日，被告高新文、清新农业公司将其承包的1000亩河滩地转包给原告何青杰，后双方又于2007年12月20日和2008年4月1日分别签订《土地转包补充合同书》和《土地转包合同书》，约定转包期限自2007年1月1日至延长期结束。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在开发的土地上陆续投入近500万元，后被告高新文为了增加承包费，与二原告及杨永贵于2012年6月29日签订一份《土地租赁合同》，约定被告高新文将涉案1000亩土地租赁给二原告及杨永贵，租期自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止。2015年春季，被告高新文将涉案土地非法出租给被告牛虎，且被告草原管理站同意该非法转租行为。后被告牛虎指使他人抢夺土地，强耕强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原、被告于2007年1月7日签订的《土地开发承包转让合同书》、2007年12月20日签订的《土地转包补充合同书》、2008年4月1日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书》、2012年6月29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继续履行；判令被告高新文与被告牛虎之间签订的土地流转协议无效；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河滩荒地承包使用合同》和《土地承包合同》各一份（均为复印件），证明被告清新农业公司与原陶乐县林业局于1999年1月1日签订《河滩荒地承包使用合同》，约定被告清新农业公司承包涉案1000亩河滩地，承包期限30年，自1999年1月1日至2030年1月1日。2009年1月30日，被告高新文与被告草原管理站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约定被告高新文承包涉案河滩地，承包期限10年，自2009年1月30日至2018年12月30日。
被告高新文、清新农业公司认为上述证据均为复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对，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被告草原管理站对上述《河滩荒地承包使用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土地承包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被告牛虎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同被告草原管理站一致。
2、《土地开发承包转让合同书》、《土地转包补充合同书》、《土地转包合同书》各一份，证明原告与被告清新农业公司分别于2007年1月7日、2007年12月20日、2008年4月1日签订上述合同，合同对承包土地的范围、承包期限、承包费等事项进行约定，被告草原管理站对被告清新农业公司的转包行为认可，原告实际于2008年4月17日使用涉案河滩地，并以被告高新文应向原告偿还的借款抵顶承包费，承包期限至2018年12月30日。
被告高新文、清新农业公司对上述证据中2007年1月7日签订的《土地开发承包转让合同书》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2007年12月20日签订的《土地转包补充合同书》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补充合同无合同相对方即丙方的签名，故该补充合同无法律效力；对于2008年4月1日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书》，该合同已履行完毕，且有改动，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被告草原管理站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且认为2007年1月7日签订的《土地开发承包转让合同书》未经发包方同意，属无效合同；2007年12月20日签订的《土地转包补充合同书》无承租方，应属未生效合同；对于2008年4月1日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书》，虽然增加了承租方（丙方）杨永贵、尤全林等人，但主张该合同权利的主体不是本案原告，而是杨永贵、尤全林等人，且该合同约定的承租期已届满。被告牛虎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
3、《土地租赁合同》二份（均为原件，内容一致），证明2012年6月29日，被告高新文与二原告及杨永贵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约定被告高新文将涉案河滩地租赁给二原告及杨永贵，租赁期限自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双方当事人应当继续履行该合同。
被告高新文、清新农业公司认为上述《土地租赁合同》中的承租方在签订合同时无原告何青杰，原告何青杰的署名是其事后添加，篡改了合同签约主体，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被告草原管理站、牛虎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同被告高新文、清新农业公司一致。
4、借条二十九份、收条五份、《证明》二份、《承诺书》一份，证明被告高新文多次向二原告及案外人借款，本息合计168万元。后经双方与其他债权人协商，所有债权均转移给原告，并以该债权抵顶本案的土地承包费，且上述债权足以支付三十年的土地承包费。
被告高新文、清新农业公司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且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被告草原管理站认为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证明》属于证人证言，认为应当出庭接受法庭质询，而《承诺书》中并未表述以借款抵顶承包费的内容，故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牛虎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
5、《协助执行函》（复印件）、《民事裁定书》各一份，证明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在强制执行清新农业公司与唐江、唐成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中，涉案河滩地经公安机关协助执行，于2008年4月17日收回，土地收回后交付原告使用，原告实际承包土地的时间应从2008年4月17日计算。
被告高新文、清新农业公司认为上述证据中的《协助执行函》为复印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民事裁定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草原管理站、牛虎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同被告高新文、清新农业公司一致。
6、《接处警登记表》五份、《紧急求助》一份、《银川市公安局兴庆区分局来客登记单》一份，证明2015年3月至4月期间，原告在经营涉案河滩地时，被告牛虎等人阻止原告耕作，抢占土地，原告向公安机关报案，被告牛虎存在侵占原告承包地的事实。
被告高新文、清新农业公司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且《紧急求助》系原告自书材料，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被告草原管理站对《接处警登记表》和《紧急求助》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银川市公安局兴庆区分局来客登记单》的登记时间为2013年5月8日，与本案无关，故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被告牛虎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同被告草原管理站一致。
7、《银川市兴庆区草原管理站文件》一份（照片打印件）、《兴庆区草原管理站2013年春节值班表》一份（照片打印件）、《兴庆区草原管理站2013年粮食综合补贴公示表》一份（照片打印件）、《证明》一份，证明原告何青杰多次找被告草原管理站，反映被告高新文不履行合同，伙同他人阻挠原告耕种土地，且被告高新文每年领取粮食补贴，被告草原管理站不扣取承包费，说明被告草原管理站与被告高新文共同损害国家和他人利益。被告草原管理站明知原告与被告高新文之间的合同未到期，还在被告高新文、牛虎之间签订的流转合同中盖章确认，明显违法，该流转合同应是无效合同。
被告高新文、清新农业公司认为上述证据除《证明》之外，均为复印件，且《证明》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参加法庭质询，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被告草原管理站、牛虎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同被告高新文、清新农业公司一致。
8、证人张某、何某、郑某的证言，证明被告高新文、牛虎干扰原告耕种土地，原告多次找被告草原管理站反映情况，草原管理站认可原告与被告高新文的合同。
被告高新文、清新农业公司认为证人张某、何某与原告系朋友关系，存在利害关系，证人郑某当时作为起草合同的律师，陈述2008年4月1日签订《土地转包合同书》时只有原告何青杰和被告高新文在场，因此，对于三位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被告草原管理站、牛虎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同被告高新文、清新农业公司一致。
被告高新文、清新农业公司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高新文与被告牛虎之间签订的土地流转协议得到被告草原管理站的认可，该协议属有效协议。原告诉请要求履行合同，但未明确具体要履行哪份合同。被告清新农业公司与原告何青杰于2007年1月7日签订的《土地开发承包转让合同书》已履行完毕，且2007年12月20日签订的《土地转包补充合同书》中无合同相对方签名，该合同并未生效。而2012年6月29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中的合同当事人并无原告何青杰，原告何青杰的名字是其事后补签的，故原告何青杰不是该份合同的当事人，且该合同未得到土地主管部门的认可，原告也未向被告高新文支付该合同约定的租金。综上，二原告与被告高新文、清新农业公司之间的土地流转关系已完全终结，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高新文、清新农业公司为证明自己的抗辩理由向本院提供一份2012年6月29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复印件），证明双方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中合同当事人无原告何青杰，原告何青杰的签名是事后补签的。
二原告认为上述证据系复印件，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草原管理站、牛虎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无异议。
被告草原管理站辩称，原陶乐县土地管理部门将涉案河滩地出租给被告清新农业公司，租赁期限自1999年1月1日至2014年1月1日。2009年1月30日，被告草原管理站与被告高新文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约定被告草原管理站将涉案河滩地承包给被告高新文，承包期为10年，自2009年1月30日至2018年12月30日，且约定不得擅自转包、转让、抵押。2014年3月27日，被告高新文向被告草原管理站提出申请，请求将涉案河滩地流转给被告牛虎经营。2014年4月2日，被告高新文与被告牛虎签订《土地流转合同》，约定被告高新文承包的涉案河滩地转包给被告牛虎，并约定被告高新文欠付被告草原管理站的14万元承包费由被告牛虎交纳。被告草原管理站作为土地发包方在该合同中签章同意，被告牛虎对涉案河滩地在剩余承包期内享有经营权，原告请求法院确认被告高新文与被告牛虎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应予驳回。2015年3月至4月，原告何青杰多次向银川滨河新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滨河管委会）反映其与被告高新文之间的土地流转情况，被告草原管理站调查了解后认为，被告高新文、清新农业公司将国有土地擅自转租给原告何青杰等人，未经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即发包方的同意，应属无效民事合同。被告草原管理站不是原告所诉合同的当事人，原告起诉被告草原管理站主体不适格。原告诉请继续履行其与被告高新文、清新农业公司签订的四份合同，因签约主体各不相同，故原告的该项诉请应另案处理。
被告草原管理站为证明自己的抗辩理由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1、《国有土地使用权承租证明书》和《土地承包合同》各一份（均为复印件），证明原陶乐县草原站将涉案土地出租给被告清新农业公司，租期15年，自1999年6月1日至2014年1月1日，原陶乐县土地管理局给被告清新农业公司颁发了《国有土地使用权承租证明书》。2009年1月30日，被告草原管理站与被告高新文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双方约定被告草原管理站将涉案河滩地承包给被告高新文，承包期限10年，自2009年1月30日至2018年12月30日。
二原告认为上述证据均为复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对，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被告高新文、清新农业公司、牛虎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无异议。
2、《民事私下调解协议书》、《申请书》、《土地流转合同》各一份（均为复印件），证明被告高新文向被告草原管理站申请办理土地流转手续，并提供《民事私下调解协议书》和《申请书》，被告草原管理站同意了其与被告牛虎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
二原告认为上述证据均为复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对，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被告高新文、清新农业公司、牛虎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无异议。
3、《银川滨河新区管理委员会答复函》一份（复印件）、《银川市兴庆区草原管理站情况说明》二份，证明原告何青杰多次向被告草原管理站和滨河管委会反映土地纠纷，被告草原管理站和滨河管委会均依法予以答复。
二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被告高新文、清新农业公司、牛虎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无异议。
被告牛虎辩称，被告牛虎与被告高新文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经被告草原管理站同意，该合同合法有效，被告牛虎依法取得了涉案河滩地的承包经营权。被告牛虎在取得承包经营权后，及时向被告草原管理站交纳了被告高新文拖欠的承包费。原告与被告高新文、清新农业公司之间的纠纷与被告牛虎无关，被告牛虎对双方的纠纷也毫不知情，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被告牛虎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原告与被告高新文、清新农业公司之间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均属无效合同，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牛虎为证明自己的抗辩理由向本院提供《民事私下调解协议书》和《土地流转合同》各一份，证明原告廉发祥对被告高新文和被告牛虎之间签订《土地流转合同》是知情的，且被告牛虎已代被告高新文向原告廉发祥偿还了借款，被告牛虎按照调解协议履行了义务。被告高新文和被告牛虎之间签订《土地流转合同》经过被告草原管理站确认，该合同合法有效。
二原告认为《民事私下调解协议书》中无被告何青杰的签名，且原告廉发祥及杨永贵签字解除合同的行为侵犯了原告何青杰的权益，虽然被告高新文和被告牛虎之间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经过被告草原管理站确认，但该《土地流转合同》应属无效协议，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被告高新文、清新农业公司、草原管理站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无异议。
本院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陈述，确认以下案件事实：
1999年1月1日，原陶乐县草原站将位于原陶乐县黄泥岗的1000亩河滩地出租给被告清新农业公司，租期15年，自1999年1月1日至2014年1月1日，原陶乐县土地管理局给被告清新农业公司颁发了《国有土地使用权承租证明书》。2004年2月，因行政区划调整，陶乐县被撤销，涉案河滩地由被告草原管理站管理。2007年1月7日，被告清新农业公司与原告何青杰签订一份《土地开发承包转让合同书》，双方约定：被告清新农业公司将涉案河滩地转租给原告何青杰，租期8年（合同约定租期8年，但双方在明确租期起止日期时写为“自2007年元月至2014年元月”）。2007年12月20日，被告清新农业公司又与原告何青杰签订一份《土地转包补充合同书》，双方约定：被告清新农业公司和原告何青杰将涉案河滩地转租给丙方（丙方项下为空白），租期自2007年1月1日至延长期结束。2008年4月1日，被告清新农业公司、原告何青杰与案外人杨永贵、尤全林、尤孙阳、蔡生祥三方签订一份《土地转包合同书》，合同约定：被告清新农业公司和原告何青杰将涉案河滩地转租给丙方（杨永贵、尤全林、尤孙阳、蔡生祥），租期7年（合同约定租期7年，但双方在明确租期起止日期时写为“自2008年4月1日至2014年4月1日”）。2009年1月30日，被告高新文与被告草原管理站签订一份《土地承包合同》，合同约定：被告草原管理站将涉案河滩地承包给被告高新文，承包期限10年，自2009年1月30日至2018年12月30日，被告高新文不得擅自转包、转让、抵押。2012年6月29日，被告高新文与二原告及杨永贵签订一份《土地租赁合同》，合同约定：被告高新文将涉案河滩地出租给二原告及杨永贵，承租期限自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2013年7月16日，被告高新文与被告牛虎、原告廉发祥、案外人杨永贵签订一份《民事私下调解协议书》，协议约定：因被告高新文欠被告牛虎110万元、欠原告廉发祥18万元、欠案外人杨永贵30万元，故被告高新文将涉案河滩地转让或出租给被告牛虎，被告牛虎代被告高新文给原告廉发祥偿还借款18万元；涉案河滩地由被告牛虎使用后，被告牛虎将土地再转租给案外人杨永贵，转租期限自2014年1月至2014年12月，以抵偿被告高新文欠案外人杨永贵的借款30万元。2014年3月27日，被告高新文以无力经营土地，拖欠土地承包费14万元为由，向被告草原管理站提出申请，请求将涉案河滩地流转给被告牛虎。2014年4月2日，被告高新文与被告牛虎签订一份《土地流转合同》，合同约定：被告高新文将涉案河滩地转包给被告牛虎，土地流转后，被告牛虎承担被告高新文与被告草原管理站于2009年1月30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全部权利和义务，被告高新文不再享有涉案河滩地的任何权利与义务；被告高新文拖欠被告草原管理站的2013年11月之前的承包费14万元由被告牛虎负责偿还，2013年11月之后的承包费由被告草原管理站和被告牛虎进行结算，并由被告牛虎负责交纳。被告草原管理站在上述《土地流转合同》中盖章确认。上述《土地流转合同》签订后，被告牛虎与二原告因接管涉案河滩地发生纠纷，现涉案河滩地由被告牛虎进行耕种。后原告何青杰以被告高新文与被告牛虎之间转包涉案河滩地侵犯其合法权益为由，向滨河管委会进行信访，滨河管委会于2015年4月22日作出银滨函（2015）75号《关于何青杰反映高新文承包草原管理站土地相关情况答复函》，认为被告草原管理站同意被告高新文和被告牛虎之间就涉案河滩地的流转，并予以备案；至于被告高新文与原告何青杰之间的土地流转关系，未经被告草原管理站同意并依法进行变更，对原告何青杰提供的相关材料，滨河管委会无权、无责任进行真实性和合法性的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发生的阻挡生产问题，建议协商处理或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审理中，原告何青杰、廉发祥自认其二人与杨永贵共同承租涉案河滩地，且陈述三人系合伙承租，未划分各自经营的土地面积，经营期间的费用由三人平均分担。原告廉发祥认为涉案《民事私下调解协议书》是其受骗所签，且只收取了调解协议中约定的80000元。经本院向案外人杨永贵调查，其陈述涉案《民事私下调解协议书》中针对被告牛虎代偿的30万元已通过承租涉案河滩地的形式履行完毕，且陈述涉案2012年6月29日《土地租赁合同》的合同当事人中并无原告何青杰。
本院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土地开发承包转让合同书》、《土地转包补充合同书》、《土地转包合同书》、《土地承包合同》、《土地租赁合同》，有被告草原管理站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承租证明书》、《申请书》、《关于何青杰反映高新文承包草原管理站土地相关情况答复函》，有被告牛虎提供的《民事私下调解协议书》、《土地流转合同》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相关陈述佐证，经本院开庭质证和审查，具备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关某，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认为，被告清新农业公司与原陶乐县草原站之间的土地租赁关系，因行政区划的调整，由现土地发包方即被告草原管理站与被告高新文重新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由被告高新文取得涉案河滩地的土地使用权，该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被告清新农业公司与原告何青杰于2007年1月7日签订的《土地开发承包转让合同书》，因被告高新文与二原告及杨永贵于2012年6月29日签订《土地租赁合同》，双方对合同当事人、租赁期限等主要内容均进行重新约定，应视为双方当事人已协商解除了2007年1月7日签订的《土地开发承包转让合同书》，故原告请求继续履行该合同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对于被告清新农业公司与原告何青杰于2007年12月20日签订的《土地转包补充合同书》，因双方约定将涉案河滩地转租给丙方（丙方项下为空白），但该合同的丙方处无具体合同相对方，因此，该合同至目前尚未成立，故原告请求继续履行该合同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对于被告清新农业公司、原告何青杰与案外人杨永贵、尤全林、尤孙阳、蔡生祥三方于2008年4月1日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书》，该合同约定涉案河滩地转租给丙方（杨永贵、尤全林、尤孙阳、蔡生祥），案外人杨永贵等人作为涉案土地的承租方即合同的相对方享有相应的权利，原告不得代替合同相对方主张权利，故原告请求继续履行该合同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对于被告高新文与二原告及杨永贵于2012年6月29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该合同约定被告高新文将涉案河滩地出租给二原告及杨永贵，虽然该合同未经土地发包方即被告草原管理站的同意或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被告高新文作为土地使用权人，将涉案河滩地出租给二原告及杨永贵，租期在被告高新文与被告草原管理站约定的承包期内，该《土地租赁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被告高新文与被告牛虎于2014年4月2日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根据该合同的内容，被告高新文将其承包的涉案河滩地转包给被告牛虎，双方对转包期限及承包费的交纳等进行了约定，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且被告草原管理站作为发包方同意双方的流转行为，故二原告主张该合同无效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告高新文与二原告及杨永贵于2012年6月29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是否应继续履行的问题。由于被告高新文与被告牛虎、原告廉发祥、案外人杨永贵于2013年7月16日签订了一份《民事私下调解协议书》，双方约定原告廉发祥及案外人杨永贵同意被告高新文将涉案河滩地转让或出租给被告牛虎，应视为原告廉发祥及杨永贵同意解除其与被告高新文于2012年6月29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虽然原告廉发祥认为上述《民事私下调解协议书》是受骗所签，但未向本院提供相关证据，且其自认已部分履行，而案外人杨永贵自认《民事私下调解协议书》中与其相关的权利义务已履行完毕，故原告廉发祥认为《民事私下调解协议书》是受骗所签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虽然《民事私下调解协议书》中无原告何青杰的签名，但原告何青杰、廉发祥及杨永贵三人共同承租涉案河滩地，且原告何青杰、廉发祥陈述三人系合伙承租，经营期间的费用由三人平均分担。原告廉发祥及杨永贵作为合伙人同意解除《土地租赁合同》，视为二人同意对合伙经营河滩地权益的处理，虽然原告何青杰作为合伙人未同意解除合同，但如合伙人出资额相等，应当考虑多数合伙人的意见。综上，本院确认原告何青杰、廉发祥及杨永贵与被告高新文于2012年6月29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已解除，故原告何青杰、廉发祥要求继续履行该合同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二）项、第九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5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何青杰、廉发祥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00元，公告费300元，由原告何青杰、廉发祥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何小军
人民陪审员 贾玉清
人民陪审员 雷泽兰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莫芫清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十五条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
第一百二十五条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草地等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有权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等农业生产。
第一百二十八条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
第一百三十四条国家所有的农用地实行承包经营的，参照本法的有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九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
……
（二）合同解除；
……
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第十五条国有土地可以由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发包方和承包方应当订立承包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土地承包经营的期限由承包合同约定。承包经营土地的单位和个人，有保护和按照承包合同约定的用途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第55条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书面协议，又协商不成的，如果合伙人出资额相等，应当考虑多数人意见酌情处理；合伙人出资额不等的，可以按出资额占全部合伙额多的合伙人意见处理，但要保护其他合伙人的利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八条土地使用权人作为转让方与受让方订立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后，当事人一方以双方之间未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