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一中民终字第0506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1，男，1931年11月1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杨飞，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2，女，1963年9月7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1（王×2之女，兼王×2之委托代理人），1991年6月17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3，男，1961年1月15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女，1962年7月5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4，男，1988年12月6日出生。
以上三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吴小涛，北京市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2，男，1967年10月20日出生。
上诉人刘×1、刘×2、王×1因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3）海民初字第260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1及其委托代理人杨飞，上诉人刘×2、王×1（兼被上诉人王×2之委托代理人），被上诉人刘×3、李×、刘×4的委托代理人吴小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1在原审法院起诉称：18号院的宅基地及地上房屋原为我与妻子岳×共有。我们曾与刘×3、李×夫妇达成一致意见，由其二人对院内房屋进行翻建，并将翻建后的房屋登记在刘×3名下，但要求刘×3夫妇对我们进行赡养，并提供两间房屋归我们所有、使用；该协议也已实际履行。后18号院所在地区拆迁，我委托刘×3、李×办理拆迁补偿款的领取及选购拆迁安置房事宜。但二人却对我隐瞒拆迁补偿款及安置房屋的情况，并非法占有本应属于我的款项及房屋，还开始对我不尽赡养义务。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方向我返还18号院的拆迁补偿款及拆迁安置房屋。
刘×2在原审法院起诉称：我和王×1有100平方米的拆迁安置指标，在我和刘×3签订协议时，其并没有将拆迁补偿的真实情况告知我，故我和刘×3就拆迁安置指标所签订的协议应属于无效，现我要求被告方将我应得的补偿返还给我。
王×1在原审法院起诉称：在我母亲刘×2与刘×3签订协议时我尚未成年，但我母亲也没有权利处分我的财产。现我同意刘×2的答辩意见，要求被告方将我应得的拆迁份额返还给我。
王×2在原审法院起诉称：我的答辩意见及诉讼请求与刘×2、王×1的相同。
刘×3、李×在原审法院答辩称：18号院内房屋是我们共同出资翻建，原来老房拆除下来的材料由原告方变卖。根据我们与父母达成的协议，翻建后的房屋归我们所有，我们给老人提供两间房屋居住使用，但从未说过所提供的房屋归老人所有。拆迁时拆迁单位也是对刘×3进行拆迁，刘×2与王×1将其购房指标有偿转让给我们，刘×1则表示将其购房指标给孙子刘×4。我们一直在对老人尽赡养义务，也同意回迁的一居室房屋由老人居住使用，但不同意原告方的诉讼请求。
刘×4在原审法院答辩称：对我父母所陈述的答辩意见无异议，现我也不同意原告方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刘×1是刘×3、刘×2之父；李×系刘×3之妻、刘×4系二人婚生之子；王×2与刘×2原系夫妻关系，王×1为二人婚生之女。
18号院的宅基地是刘×1于1985年4月申请。1997年4月刘×1夫妇与刘×3、李×夫妇达成协议，由刘×3夫妇对院内房屋进行翻建。刘×1重新办理了原址建房的审批手续，建房时的家庭成员还包括：岳×（刘×1之妻）及刘×3、李×、刘×4。后刘×3、李×夫妇对院内房屋进行了翻建，翻建时并未使用所拆房屋的材料。
诉讼中，双方对是否曾约定翻建后的房屋归刘×3夫妇所有产生分歧，刘×1提出双方未做此约定，翻建后的房屋仍应归其所有，但其就此未向法庭提供充分证据。被告方则提出双方做过此约定，并就此向法庭提供刘×5的证言，刘×5本人亦出庭作证并接受法庭及双方当事人的询问。刘×5系刘×1的妹妹，刘×3的姑姑，其作证的主要内容为：刘×3曾申请在18号院外建房，但刘×1不同意，让刘×3在老院子（即18号院）翻盖房屋，盖房子的钱都是刘×3夫妇所出，刘×1没有花钱，房子盖好后也说是有老人住的地方就行，一直住到老，并没有说过房子给刘×1，拆迁时刘×1同意将所有回迁房都写在刘×3名下。另，在刘×1的诉状中也写有双方曾协商“将翻建后的房屋登记在刘×3名下”的内容。
2007年9月5日，李×作为刘×1的代理人，与北京海融达投资建设有限公司，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将18号院内房屋进行拆迁。协议中写明实际居住人口为8人：刘×1、岳×（已于2006年去世）、李×、刘×3、刘×4、刘×2、王×1、王×2。
协议中约定，拆迁单位共给付拆迁房屋补偿款931334元。其中区位补偿总价为749250元，该笔款项又可区分为关于宅基地使用权的补偿601250元，关于房屋的补偿148000元；此外，房屋的重置成新价为182084元。拆迁单位另给付拆迁补助费466225元，包括搬家补助费3700元，提前搬家奖励费200000元，特困户拆迁补助费（营业补偿）180000元，其它补助费（电话、空调等）1885元，并按“10080元／人”的标准支付8个人的周转费80640元。
上述款项中的营业补偿所对应的营业执照，为岳×名下的商店，该执照上写明商店的经营场所为18号院；诉讼中，被告方向法庭陈述该笔补偿所对应的营业执照为李×名下的商户，但其所提供的营业执照上写明该商户的营业地址。另，搬家时刘×2、王×1、王×2未在18号院内实际居住；上述款项由李×于2007年9月29日代领。
根据门头村村民委员会于2007年9月11日所发购房资格核准单，18号院户主为刘×1，家庭人口及成员岳×、李×、刘×3、刘×4、王×1、刘×2，按“50平方米／人”的标准，核准回迁面积的购房指标为300平方米（岳×已去世）。2007年10月25日，刘×2（兼王×1法定代理人）与李×签订协议书，将本人及王×1应得的回迁面积购房指标100平方米有偿转让给李×，李×向其支付款项100000元。诉讼中，被告方陈述，其与刘×1达成协议，即刘×1将其回迁面积的购房指标50平方米给付刘×4。对此，证人刘×出庭作证时陈述为：其是听李×说，刘×1曾说过将50平方米的购房指标给刘×4。
后被告方分别与北京京香伟业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协议，购买了4套回迁房屋，分别为刘×3名下的401室；李×名下的402室，303室房屋；刘×4名下的102室，该房面积58.69平方米，购房款总额为194989元，现该套房屋由刘×1出租并收取租金。另，被告方给付刘×150000元。
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建房施工许可证，《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及附件，拆迁款领取单，岳×名下的营业执照，刘×5的书面证言及法院对其所作笔录，刘×2、王×1与李×所签订的协议书，购房资格核准单，《回购回迁房协议》在案佐证。
原审法院判决认定：证人刘×5系刘×1的妹妹，刘×3的姑姑，和双方均有亲属关系，其本人也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故其有条件了解刘×1的家庭情况；加之在诉讼中，刘×5本人又出庭作证，接受法庭及双方当事人的询问；另，在刘×1诉状中所写“双方曾协商将翻建后的房屋登记在刘×3名下”的内容，也可对刘×5的证言所要证明的内容形成佐证。综合以上内容，可以确定刘×5证言的真实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即根据刘×5的证言，法院认定18号院内房屋确系刘×3夫妇所建，其也确系和刘×1就房屋的归属达成协议，即翻建后的房屋归刘×3夫妇所有，但刘×3应保证老人有居住的房屋。
根据刘×3夫妇建房的事实及双方所达成的协议，法院确定拆迁房屋补偿款中的房屋重置成新价182084元，及区位补偿总价中关于房屋的补偿148000元归被告方所有。而区位补偿总价中关于宅基地的补偿601250元，则由刘×1、岳×、刘×3、李×、刘×4按每人1／5的份额共有，即刘×1与岳×应得款项为240500元。
对于其它拆迁补助费的分割。其中的搬家补助费3700元、其它补助费（电话、空调等）1885元、提前搬家奖励费200000元，因搬家时在该房中实际居住的为刘×1及被告方，故上述款项应由刘×1与被告方平均分割。特困户拆迁补助费（营业补偿）180000元，应认定为对岳×名下的商店的补偿，故被告方应将该笔款项给付刘×1。另，被告方应将按“10080元／人”的标准支付的8个人的周转费，分别给付刘×1（含岳×的份额）、刘×2、王×1、王×2。
对于回迁房屋的分割，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首先，应确定刘×1是否同意将自己50平方米的购房指标转给刘×4。对此，刘×其证言中也曾涉及，但刘×5表示其是“听李×说”刘×1作出上述意思表示。基于此，在无其他证据加以佐证的情况下，法院对刘×5证言中这一部分内容不予采信，即无法认定刘×1同意将其购房指标转给刘×4。
另，需要明确的是，刘×1与刘×3夫妇就18号院翻建后房屋归属所达成的协议，不能对回购房屋发生法律效力，即不能根据该协议认定全部回迁楼房归被告方所有。
其次，对于刘×2（兼王×1法定代理人）与李×，就刘×2、王×1所得回迁面积购房指标100平方米，签订的有偿转让协议书，法院认为该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之处，故应为有效协议。
综上，根据刘×1所享有的回购面积，及已购房屋的面积情况，法院判定被告方应将102室房屋给付归刘×1，刘×1应向被告方支付该套房屋的购房款194989元。与被告方应给付刘×1、岳×的宅基地补偿款240500元相抵。被告方应再给付刘×1、岳×宅基地补偿款45511元。
另，因岳×在房屋拆迁前即已去世，故刘×1所分得上述回迁房及宅基地补偿款，特困户拆迁补助费（营业补偿），岳×分得周转费，包含岳×的遗产，对于遗产的分割继承，当事人可另案解决。
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第九十三条，第一百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判决：一、刘×3、李×、刘×4将一Ο二室给付刘×1，已履行；二、上述小区内的四Ο一室、四Ο二室，三Ο三室归刘×3、李×、刘×4共有；三、刘×3、李×、刘×4给付刘×1宅基地补偿款四万五千五百一十一元，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四、刘×3、李×、刘×4给付刘×1搬家补助费、其它补助费（电话、空调等）、提前搬家奖励费五万一千三百九十六元，已给付五万元，余款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五、刘×3、李×、刘×4给付刘×1其本人应得的，及岳×名下的周转费二万零一百六十元，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六、刘×3、李×、刘×4给付刘×1，对岳×名下的商店的营业补偿十八万元，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履行；七、刘×3、李×、刘×4给付刘×2、王×1、王×2各自应得的周转费一万零八十元，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刘×1、刘×2、王×1不服原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
刘×1的上诉请求是：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三、四项；判令刘×3、李×、刘×4返还刘×1拆迁补偿款25043元（拆迁总款项1397559元减去四套房总购房款1092116元、减去岳×和刘×1的周转费20160元、减去岳×名下的营业补偿款180000元、减去刘×2、王×1、王×2的周转费30240元、减去刘×3、李×、刘×4已给刘×1的拆迁补偿款5万元现金）；判令刘×3、李×、刘×4将拆迁安置的四套房屋过户至刘×1名下。上诉理由是：1、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案由应为返还原物纠纷，并非分割共有物纠纷，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2、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原审法院遗漏刘×1变更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的主张，侵犯了刘×1的诉讼权利，刘×1在原审中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刘×3、李×、刘×4向刘×1返还18号院的拆迁补偿款及拆迁安置的四套房屋；原审判决未认定李×一家伪造刘×1签名授权的事实；原审判决将区位补偿总款中的148000元认定为房屋补偿归李×一家所有系认定事实错误，基准房价是为计算区位补偿价而非对房屋的补偿；原审判决认定区位补偿总价由刘×1、岳×、刘×3、李×、刘×4按每人1／5的份额共有系认定事实错误，应由8位实际居住人按照1／8的份额共有；原审判决认定拆迁补助费中的搬家补助费3700元、其它补助费1885元、提前搬家奖励费200000元由刘×1及刘×3、李×、刘×4平均分割系认定事实错误，应由8位实际居住人按照1／8的份额共有；原审判决认定刘×1以共有人之一的名义主张分割共有财产系认定事实错误，刘×1是以被拆迁人的名义主张返还原本属于八位实际居住人的合法共有财产，并未主张分割共有财产；原审判决认定本案诉争的回迁房屋的地址错误；3、原审法院程序错误，本案为返还原物纠纷，并非分割共有物纠纷，原审法院依职权追加刘×2、王×1、王×2为原告，程序错误。
刘×2、王×1的上诉请求是：判令刘×3、李×、刘×4给付刘×2区位补偿款93656.25元和拆迁补助费25000元，共计118656.25元；给付王×1区位补偿款93656.25元和拆迁补助费25000元，共计118656.25元；一二审诉讼费由刘×3、李×、刘×4负担。刘×2、王×1的上诉理由是：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将区位补偿总款中的148000元认定为房屋补偿归李×一家所有系认定事实错误，基准房价是为计算区位补偿价而非对房屋的补偿；原审判决认定区位补偿总价由刘×1、岳×、刘×3、李×、刘×4按每人1／5的份额共有系认定事实错误，应由8位实际居住人按照1／8的份额共有；原审判决认定拆迁补助费由刘×1及刘×3、李×、刘×4平均分割系认定事实错误，应由8位实际居住人按照1／8的份额共有；原审法官在明知刘×2与李×签订的《协议书》正在进行的撤销诉讼尚未结案的情况下，判决认定刘×2与李×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系认定事实错误；2、原审法院程序错误，本案为返还原物纠纷，并非分割共有物纠纷，原审法院依职权追加刘×2、王×1为原告系程序错误。
刘×2、王×1针对刘×1的上诉理由和请求答辩称：我们同意刘×1的上诉理由和请求。
王×2针对刘×1、刘×2、王×1的上诉理由和请求答辩称：同意刘×1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亦同意刘×2、王×1的上诉请求及理由。
刘×1针对刘×2、王×1的上诉理由和请求答辩称：同意刘×2、王×1的上诉请求及理由。
刘×3、李×、刘×4针对刘×1、刘×2、王×1的上诉理由和请求答辩称：我方不同意刘×1、刘×2、王×1的上诉请求及理由。1、三上诉人关于案由的观点，以及由此观点而主张的原审程序错误的观点是错误的；2、三上诉人关于区位补偿总价中对房屋的补偿148000元不是对被拆迁房屋的补偿的观点也是错误的；3、三上诉人关于应该按照1／8得区位补偿款和拆迁补助费的观点是错误的，是不符合拆迁政策和法律法规的；4、上诉人刘×2、王×1关于刘×2与李×之间有偿转让刘×2、王×1的100平方米的回迁房购房指标所签的协议书无效的主张以及认为原审法院无权对此作出认定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原审法院根据已经查明的案件事实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职权认定该协议书有效是完全正确的。5、对上诉人刘×1的其他上诉主张的驳斥：（1）刘×1认为原审判决遗漏其变更诉讼请求的主张的观点是对判决书的错误理解，是错误的；（2）被拆除的平房（18号院）是1997年由刘×3、李×出资所建，这一点刘×1在其民事起诉书中也有表述和承认。证人刘×5也说明了这一事实。因此被拆除的平房的房屋所有权归刘×3、李×所有。刘×1不享有该平房的所有权，也不是共有人，只是享有两间房的使用权；（3）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地随房走”，也就是说房屋所有权归刘×3、李×夫妻所有时，宅基地使用权也应归刘×3、李×夫妻享有。刘×1不是18号院的宅基地使用权人；（4）刘×1在原审的民事起诉状中多次写明委托刘×3、李×夫妻代为办理拆迁补偿和购买回迁房等拆迁事宜，而且刘×1在第二次开庭时对刘×3、李×出具的委托书真实性，只是提出是一般授权而非特别授权。再者，在刘×1的律师持有法院的协助调查函向开发商调取的证据中，亦有我方提供的刘×1本人亲笔书写的委托书完全相同的委托书，进一步证明刘×1全权委托李×办理所有拆迁手续；（5）刘×1所有关于应由8个人均分的观点都是错误的；（6）刘×1在拆迁之时与我方达成口头协议，同意将四套房归我方一家三口所有，同意只要5万元的拆迁补偿款；（7）原审判决认定回迁房屋的门牌号是正确的。（8）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我方同意原审判决。
本院经审查，刘×2、王×1诉李×合同纠纷一案，刘×2、王×1请求撤销刘×2、李×于2007年10月25日签订的有关刘×2、王×1放弃18号拆迁回迁面积的《协议书》，原审法院已于2014年3月24日作出（2014）海民初字第27226号民事判决，驳回刘×2、王×1要求撤销刘×2、李×于2007年10月25日签订《协议书》之诉讼请求。该案正在二审审理中，尚未审结，该案一审判决尚未发生法律效力。
本院认为：刘×2、王×1诉李×合同纠纷一案的审理结果对本案的事实认定和处理存在影响。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明确，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不清，原审判决主文内容不明确。原审法院应在引导原告明确具体诉讼请求后，准确确定本案案由，进一步查明本案的基本事实，作出明确的处理结果。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不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3）海民初字第26059号民事判决；
二、本案发回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重审。
审判长 柳适思
审判员 王爱红
审判员 刘秋燕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赵梦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