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苏04民终5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常州千盛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金坛市经济开发区汇贤北路1号。法定代表人许波，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杨松生，江苏六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州立渝弹簧有限公司，住所地金坛市金城镇后关路6号。法定代表人田月芳，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黄一武，江苏金天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常州千盛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盛公司）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2015）坛民初字第13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情况：千盛公司诉称，2013年5月15日，常州仲裁委员会作出2012常仲裁字第366号仲裁裁决，解除双方房屋租赁关系，常州立渝弹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渝公司）于裁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迁出案涉房屋将其返还我公司。裁决书于2013年6月4日送达双方，立渝公司在履行期届满（2013年7月4日）后未履行义务，经我公司向常州中院执行，立渝公司于2014年11月11日迁出房屋。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和民诉法解释第506条、507条规定，立渝公司应双倍补偿从裁决确定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2014年11月11日止计算1年4个月零8天的租金损失。由于合同已解除，租金损失不能按照合同约定标准，而应当按照当时当地同类地段厂房出租市场价格确定，需法院委托进行租金价格评估。我公司参照金坛市红太阳科技工业园厂房出租价格以每年每平方米120元初步计算租金损失不少于300000元。我公司就此迟延履行金申请执行及申请仲裁均未果。故起诉请求判令：立渝公司支付迟延履行金（暂定60万元，根据租金评估价格再作调整）；诉讼费由立渝公司承担。立渝公司辩称，一、我公司未能在仲裁裁决规定的期限内腾让交付房屋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迟延履行。仲裁裁决主文超越了千盛公司的请求事项，未给我公司合理履行期限导致履行不能。千盛公司仲裁请求为支付租金，如在2013年5月9日未将房屋返还，逾期期部分租金应增加。但裁决违背千盛公司初衷，未给我公司足够合理的履行期限，对可能出现的逾期租金未裁决，引发双方再次发生争议。原租赁合同正常履行中被提前解除，我公司作为一个正常生产经营企业，大量机械设备30天内难以搬空，我公司主观上不具有拒不搬迁的故意。因此，从迟延履行的构成要件分析，仅具备“有效债务”这一要件，而对于债务已届履行期、履行须为可能、债务人无正当理由未履行债务、须有可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这几个要件均不符合。二、千盛公司要求我公司承担以市场价格确定的双倍租金损失的迟延履行金无法律依据。千盛公司所称的法律规定不适用于本案，我公司没有迟延履行主观故意且不可归咎于我公司。对于迟延履行金的适用应当充分考虑被执行人的主观恶性、经济承受能力因素，不是一律双倍补偿。非金钱给付义务迟延履行金计算无明确规定，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无效的租赁合同，当事人可参照合同约定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故我公司腾房之前的占有使用费不应按市场价格确定。三、千盛公司未因我公司迟延履行造成实际损失。我公司于2014年11月11日腾空交房后，千盛公司的厂房一直闲置至今，千盛公司既没有使用，也没有对外出租。千盛公司所谓的损失不是我公司延迟腾空造成的，千盛公司根本没有实际损失。故我公司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迟延履行，从平衡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出发，千盛公司不合法合理的请求应当予以驳回。我公司同意按照双方合同约定的11万/年的标准，支付自2013年7月4日至2014年11月11日期间的占有使用费。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千盛公司、立渝公司于2005年5月10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千盛公司将位于金坛市经济开发区汇贤北路1号的房屋出租给立渝公司使用，租期自2005年5月10日至2010年5月9日，租金第一年免收，第二年起每年120000元。2009年1月1日，双方又签订1份房屋租赁合同，租期自2009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年租金110000元。2012年12月10日，千盛公司因与立渝公司房屋租赁纠纷向常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3年5月15日，常州仲裁委员会作出2012常仲裁字第366号仲裁裁决，对上述合同作出认定，并认定立渝公司未付2011年和2012年租金，千盛公司己于2012年9月8日通知立渝公司解除房屋租赁合同并支付租金，裁决内容为：解除双方的房屋租赁合同关系；立渝公司于裁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迁出涉案房屋；立渝公司支付2011年11月1日至裁决作出之日止的租金265833.3元等内容。该仲裁裁决书于2013年6月4日送达立渝公司。该仲裁裁决经千盛公司申请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完毕，并出具（2013）常执字第0464号执行结案通知书，其中载明立渝公司已于2013年7月24日支付执行款项265833.3元，并于2014年11月11日迁出，仲裁裁决书裁决内容履行完毕。千盛公司又向常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立渝公司支付迟延履行金800000元及履行期间租金损失，仲裁委员会出具通知书，明确对迟延履行金不予受理。千盛公司于2015年4月21日诉至法院。原审庭审中，立渝公司对迟延履行金计算期限没有异议。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因迟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引发的纠纷，立渝公司迟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仲裁裁决书确定立渝公司于裁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迁出涉案房屋，该裁决书于2013年6月4日送达立渝公司，立渝公司于2014年11月11日迁让，千盛公司主张自2013年7月4日至2014年11月11日计算迟延履行金，立渝公司亦无异议，法院对此计算迟延履行金的期间予以确认。双方争议焦点为房屋租金（即占有使用费）标准及是否按照租金的两倍计算迟延履行金。关于租金标准，双方在2009年3月30日签订的《租赁协议》中约定，租期自2009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年租金110000元；该合同虽然因立渝公司未按约支付租金而被解除，但在约定的租期内年租金110000元系双方当时真实意思表示，同时参照相关司法解释中关于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可主张参照合同约定租金标准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的规定，可以按照双方在租赁合同中约定的租金标准即年租金110000元确定立渝公司占有使用费的标准。千盛公司要求按市场评估价确定租金，法院认为并无必要，故不予采纳。关于千盛公司主张立渝公司按租金标准的两倍支付迟延履行金。本案中，千盛公司在租金损失得到补偿的情况下并无证据证明还存在其他损失，立渝公司已租赁本案所涉房屋作为生产厂房使用多年，短期内搬迁存在困难，且原租赁期至2015年年底，故法院综合考虑申请人的损失、被执行人的主观恶性、经济承受能力等因素，酌定立渝公司在原租金的基础上增加支付30%的迟延履行金。综上，法院确定立渝公司支付千盛公司迟延履行金193148元（110000元/年÷365天×493天×1.3）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零六条、五百零七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常州立渝弹簧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常州千盛电子有限公司迟延履行金人民币193148元。二、驳回常州千盛电子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800元，由常州千盛电子有限公司负担6645元，常州立渝弹簧有限公司负担3155元。（该款常州千盛电子有限公司已预交，常州立渝弹簧有限公司应与上述义务一并给付常州千盛电子有限公司）。上诉人千盛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违反了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明文规定。在已经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应依法严格按规定作出裁判。任何违反法律规定随意作出裁判的行为都是错误的。根据规定，被执行人未按裁判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非金钱给付义务双倍补偿申请人损失。即使有人认为该司法解释规定内容不合理，但在没有作出修改之前，仍然按照规定内容执行。这体现了人治和法治的区别。因此，任何认为迟延履行金双倍补偿损失不合理的观点，都属于学理上研讨的范畴，并不能作为法院判决的依据。因此，被上诉人的答辩观点不应得到法院支持。二、已有明确规定的惩罚性补偿标准不能随意调整。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507条后段规定了有损失和无损失两种情形。前者按规定适用双倍补偿损失，只有后者才可以由法院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本案属于有损失的情形，原判将无损失可由法院决定的情形适用于本案，明显错误。正如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应依法给付双倍工资一样，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惩罚性补偿标准，不能在司法中随意加以调整。三、被上诉人造成上诉人的损失应通过评估确定。本案中，上诉人受到的损失应当是在被上诉人迟延履行期间同类地段同类厂房按照市场租赁价格确定的实际损失，并非双方以前约定的租金。损失是动态的客观存在，按照市场价值行情而变化，非同一期间相等时间损失数额并不具有可比性。而租金是静态的主观约定，在合同约定期间内的租金数额是恒定不变的。损失和租金之间是价值和价格的关系，两者并非同一概念，除期间不同有区别外，还有熟人之间给予优惠价或象征性地收取租金等情况。本案就有这种情况：俞静伟为台商，双方企业原为俞静伟及家人投资设立的关联企业；俞海明兄弟数人在大陆，与俞静伟为堂兄弟关系。双方企业原先均由台商（下称投资方）交给俞海明兄弟（下称管理层）管理。首份租赁合同于2005年5月10日签订，租赁期5年，俞海明在首份合同未到期的情况下，未经投资方同意，利用管理上诉人公章的便利条件，于2009年1月1日以双方名义重新签订租赁合同，并将原定每年12万元租金降为每年11万元。后因俞海明兄弟侵占财产（已判缓刑）导致投资方与管理层反目，双方为此发生多起诉讼。经法院调解，被上诉人企业股权由投资方全部转让给管理层。上诉人在申请仲裁时曾主张后面签订的续租合同无效，但未被裁决采纳。上述事实可以说明原合同约定的每年11万元租金价格严重背离了市场价值，上诉人并不认可。这就好比卖方将一个价值10元的物品以1元优惠价出售给买方，如果买方损坏了卖方数个同样物品，那么买方赔偿卖方的损失就应以每个10元价值计算而不能按出售价格每个1元计算，因为损坏物品并不是买卖合同的标的物。同理，本案合同已经解除，依法终止履行，租金损失不能再按合同计算，并且解除合同并非合同无效，原判按解除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计算损失没有道理。如果被上诉人按裁决履行承租他人厂房过渡，向他人支付租金只能按市场价协商确定，并不可能要求他人按照其与上诉人原约定的租金标准履行。江苏省高级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出租人违约行为导致合同解除的，承租人可以要求出租人赔偿其租金差额损失及相关费用，这也充分说明损失并不能按原约定标准计算。上诉人起诉时暂定60万元的请求数额，已按估算的市场价打7.5折。原判按每年11万元×1.3作出裁决，只是实际损失即市场价的24%。如此判决无疑是对被上诉人不履行生效裁决违法行为的变相鼓励和支持。本案中，上诉人遭受到的损失应通过评估市场价确定，原审法院拒绝上诉人评估损失的申请有失公正。四、不履行裁决的违法性质比合同违约行为更为恶劣。被上诉人在原审答辩时声称没有给予合理的搬迁时间，这在此前特别是被上诉人不服仲裁裁决申请撤销时均未提出，这显然是被上诉人为本案应诉才找出的理由。被上诉人迁出，仅是将机械设备等物品从上诉人厂房、场地中搬离，不能考虑被上诉人的生产问题，裁决给予30天的迁出时间，已经足够被上诉人完成搬迁。被上诉人为了自己能够继续赚钱，不愿意找厂房过渡，违法赖在上诉人厂房内继续生产长达一年多时间，直到自己新建的厂房全部完成后才搬离。这一事实充分说明原判认定被上诉人短期内搬迁存在困难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判明显是为被上诉人违法行为开脱。裁决文书不是合同约定，被上诉人拒绝履行裁决的侵权行为性质要比合同违约行为更为恶劣，所以法律才作出特别的惩罚性规定。被上诉人不履行生效裁决继续占用上诉人厂房生产一年多时间产生的经济效益，与原判确定的远低于租金市场价的区区十多万元的所谓延迟履行金相比，显然是九牛一毛。被上诉人不履行裁决付出的违法成本太低了，甚至于根本不存在违法成本、反而是赚到了，因为如按照裁决履行迁出义务就需要支付二次搬迁费用，且在搬迁过程中也无法进行生产、另外还要按照市场价支付过渡厂房租金。原判无视裁决具有超越合同的强制执行法律效力和已经有明确规定的惩罚性补偿标准，一味迁就并采信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以根本不成立的短期内搬迁存在困难、原租赁期至2015年为理由减免被上诉人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纯属显失公平的枉法裁判。五、原判将延迟履行金按违约金处理适用法律明显错误。原判将原合同约定租金认定为被上诉人收到的损失，另外增加30%虽然表述为迟延履行金，但实质是按违约金处理的。原判按合同违约处理延迟履行金，法律适用明显错误。合同已经裁决解除，并不存在继续履行合同的义务。被上诉人未按裁决履行搬迁义务，实质上是侵占上诉人房产的侵权行为，并且法理对此作出了明确的惩罚性规定，这根本不能按合同违约处理。原判将规定按损失2倍计算的延迟履行金改变为按损失1.3倍计算，显属无视相关规定的违法滥用司法裁判权。六、处理无效合同的房屋占有使用费不能在本案中适用。除了增加30%延迟履行金外，原判认定上诉人损失就是参照无效合同以约定租金标准计算的占有使用费。原判将四年半前签订的并已裁决解除的合同作为依据、并参照无效合同处理本案侵权纠纷，是明显错误的。首先，在本案中不存在（或没有认定存在）合同无效的事实。其次，解除合同与合同无效为不同的法律概念：无效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义务自始全部无效，因合同取得的财产（包括租金等对价）应当全部返还，约定的对价不论是否支付均作为损失（租赁合同约定租金无效只能表述为占有使用费）处理，由双方按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无效合同属于缔约过失责任，没有侵权故意，损失赔偿范围仅限于信赖利益即正当的孳息要求例如房屋占有使用费等，这仍然属于原物返还的范畴；合同解除为嗣后解除，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合同性质和履行情况处理，已履行完结的租金等对价不予追溯，相关争议只能以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补救措施进行处理。解除合同与无效合同具有不同法律特征，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债务纠纷中，债权人可以主张债权，并不存在债务人主张履行债务的问题，因为债务人主张履行就没有就妇女。对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司法解释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内容解读，其中当事人只能限制解释为权利人。这和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中的当事人只能限制为非违约一方权利人一样，如果认为义务人或违约一方当事人也可以按规定主张支付或赔偿权利显然是说不通的。对此，省高院司法意见第三十条就明确规定了要求参照无效合同约定租金标准支付房屋使用费的请求只能是出租人。因此，原判在本案中采纳实施违约侵权行为的承租人提出的要求也与规定内容精神指示相悖。最后，本案处理的并非是单纯的合同解除问题，而是被上诉人未按裁决履行义务按规定支付的延长履行金。延迟履行金已经由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以双倍损失计算，原判无视本案中并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和法律已作出合同解除后终止履行、按双倍补偿损失计算延迟履行金等明确规定，将合同无效只能以占有使用费名义出现的租金适用于本案，显属牵强附会。七、原判对本案的认定事实和判决理由均不成立。原判第4页详细列出了判决理由，上诉人认为这些理由均不成立。详述如下：1、关于损失。上诉人损失必须通过评估确定，原合同租金标准并非损失。法律明确规定合同借出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终止履行就是当事人没有合同履行义务，原判仍按合同租金标准确定义务违反法律规定，故原判决据此认为上诉人租金损失得到补偿的情况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法律明确规定延迟履行金按双倍损失补偿，上诉人据此要求按损失双倍补偿，原判认为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还存在其他损失根本就是不必要。2、关于未搬理由。被上诉人使用上诉人厂房多年根本不能作为原判认为被上诉人可以不按裁决迁出的理由。原判认为被上诉人短期内搬迁存在困难的理由更是让人觉得有一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感觉。裁决已经给予30天迁出时间，法院执行后被上诉人仍占有上诉人厂房一年多时间，被上诉人搬迁需要这么长时间吗？被上诉人声称有大量机械设备难以在30天搬空的事实根本就不存在，被上诉人也未举证证明自己从2013年6月4日收到裁决后就开始进行搬迁的相关事实证据，何况，一直到2014年11月11日才搬迁结束，什么搬迁需要持续一年多时间，明显违反了日常生活常识，原判如此认定毫无事实依据，是为被上诉人违法行为寻找开脱理由。原判以原租赁期至2015年底作为判决理由，同样是在合同解除后仍将依法终止履行的合同内容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明显违反法律规定。事实上，被上诉人在主观上根本不想搬迁，在客观上没有搬迁，直到其新建厂房全部完成后才搬迁。因此，被上诉人不履行裁决的违法行为主观恶性尤为恶劣。3、关于经济承受能力。被上诉人企业注册资金845万元，法院调解是以422万元转让价由投资方将被上诉人企业的全部股权转让给管理层，转让时企业不但没有亏损，反而还有不少于771万多元的未分配利润（投资方当时并不知情），后被上诉人又通过诉讼得到上诉人返还欠款有91万多元，并且被上诉人非法占有上诉人厂房继续生产也得到了不菲的收益，即使按上诉人主张的评估损失双倍补偿也只有80万元左右，这根本不存在被上诉人没有经济承受能力的问题，而且被上诉人也从未提出没有经济承受能力并为此提供证据。总之，原判混淆了法定情形，将应当在本案中适用已造成损失按双倍补偿损失的规定偷换成未造成损失由法院根据情况决定的规定加以适用。八、其他不服原判的异议或者需要加以说明的问题。1、最高法院关于延迟履行债务利息计算的司法解释（下称延迟利息司法解释）的颁布并不影响本案中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相关规定的适用。理由如下：一是在颁布时间上，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颁布在延迟利息司法解释的后面，那种认为延迟利息司法解释相关规定那个改变了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相关规定的观点不能成立。二是最高法院相关责任人就颁布迟延利息司法解释答记者问时已说明：由于央行日后可能不再公布贷款基准利率，规定日万分之一点七五的固定加倍利率从倍数上看好像降低了，但实际上与以前执行的双倍贷款基准利率是基本一致的，是以近十年贷款基准利率平均值换算过来的，这说明迟延利息司法解释与民诉法规定的加倍支付利息不存在冲突，迟延利息司法解释是民诉法规定双倍利息的具体化，并有利于司法实践操作。因此，那种认为迟延履行金因金钱给付义务计算标准降低导致非金钱给付义务计算标准也应随之降低的观点并没有依据。2、本案一审诉讼费按比例承担不公平。按照规定，诉讼费由败诉方负担；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法院根据案情决定双方各自负担的数额。上诉人在本案中提出的诉讼请求是要求被上诉人支付迟延履行金，本来可以不确定数额，但由于财产案件必须写明具体数额以便法院立案时计算诉讼费，就暂定60万元等损失评估后再作调整。上诉人按规定的双倍损失计算迟延履行金并无不当，只要法院认为上诉人要求支付迟延履行金理由成立，即使请求数额部分过高不予支持，也不能视为上诉人败诉。这就相当于有争议金额的知识产权民事侵权案件，只要法院认定侵权事实成立并判决赔偿，即使权利人要求赔偿数额过高部分不予支持，因权利人对此无过错，法院也会根据案情决定诉讼费全部由侵权人承担。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增加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的迟延履行金数额（暂定40685元待评估损失后再作调整）。被上诉人立渝公司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在确定迟延履行金的标准上，原审判决既考虑了上诉人利益，没有以目前上诉人将厂房出租给金坛群达硅材料整理有限公司的租金（8万元/年），也没有按原合同约定的租金（11万元/年）为标准，同时也兼顾了被上诉人腾空搬迁的实际困难，和上诉人自2014年11月11日至2015年4月28日期间近半年厂房闲置的实际情况。原审法院按原合同租金价格的1.3倍确定迟延履行金符合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迟延履行金是由人民法院裁定，由被执行人交纳用以弥补申请人损失，同时惩戒被执行人违法行为的款项，属人民法院执行权调控的范畴，具有司法强制性、惩罚性、救济性、补偿性。我国法律关于迟延履行金的规定就是给予申请执行人在执行程序中一定的司法救济，促使私权被侵犯的损失得以降低，是对权利人法定权利得不到及时实现所给予的适当补偿，目的在于保护债权人的权利。而上诉人不顾本案发生的前因后果和被上诉人腾空后厂房闲置近半年（迟延腾空实际未造成上诉人经济损失）、目前的出租价格明显低于原合同的租金价格等一系列的实际事实，一味强调司法解释规定，且要求以市场价格的双倍补偿，实属于法无据，于理不容。综上，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本案事实与原审相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因被上诉人未按照生效的仲裁裁决书确定的期间迁出涉案房屋所导致，即被上诉人未按照生效的仲裁裁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非金钱给付义务，上诉人作为申请执行人向被上诉人主张迟延履行金。对于此种情况，应在执行程序中一并处理，而非由申请执行人另行提起诉讼。因为该种迟延履行金依附于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非金钱给付义务，且其是法院执行机构在民事强制执行过程中对被执行人采取的一种惩罚性强制执行措施。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2015）坛民初字第135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常州千盛电子有限公司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退还常州千盛电子有限公司。二审案件受理费7403元，由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退还常州千盛电子有限公司。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丁 飞代理审判员 张 玺代理审判员 刘岳庆二〇一六年六月八日书 记 员 马筱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