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浙杭行初字第56号
原告来先根。
被告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金志鹏。
委托代理人陈春鸿。
委托代理人金立明。
原告来先根不服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政府2014年8月13日对申购人来某甲的《滨江区农转居拆迁安置房申购表》的审批行为，于2015年3月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5年3月9日立案后，于2015年3月10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4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来先根，被告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金立明、陈春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政府于2014年8月13日对申购人来某甲的《滨江区农转居拆迁安置房申购表》予以审批同意，申购表的主要内容为将来某乙的准购面积确定为50㎡，将来某甲的准购面积确定为70㎡，两者合计共120㎡。
原告来先根起诉称，原告及妻子陈某和儿子来某甲都是出生后户口落于现滨江区长河街道江二社区并在此拥有合法住宅，滨江区长河街道江二村荡坊园×号住宅原系1994年原告母亲来某乙（户主）申请，经萧山市长河镇人民政府批准”原基翻建”而来。原告及家人对此房屋拥有合法所有权及居住权。2007年3月16日，被告委派下属机构提供”征用”格式合同与原告签订拆迁顺序号（2007）007号《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协议书载明经现场调查核实拆迁建筑面积共235.75平方米，原告家常住在册人口4人。2011年原告儿子来某甲结婚，次年孙女来某丙出生。该房屋实际居住人口为6人。2009年，被告已对原告上述住宅实施彻底拆除。2014年11月19日，被告委派下属机构提供格式合同与原告儿子来某甲签订滨农宅顺序号（2014）1793号《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户购房协议书》，协议书载明，根据被告2014年8月13日批准的《滨江区农转居拆迁安置房申购表》给予原告家庭提供2人拆迁户购房安置，最大可安置面积120平方米。原告认为：被告该行政行为实际剥夺了原告家庭4人（原告夫妻、儿媳金某和孙女来某丙）的拆迁户购房申购资格及房屋拆迁应得的征收补偿款。依该处理，被告实际征收原告以上房产235.75平方米，但却只给予120平方米补偿，由此造成原告115.75平方米合法房产的损失。被告负责实施征收给予的补偿明显不到位。原告经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在复议答复中说明其行为的主要理由是”因来先根夫妻双方已享受过福利分房”、”农居混杂户中，居民已参加福利分房，子女为非农户口并在杭州市区，该类情况中，子女可按居民方性质给予安置，其余人员不作安置且不再增补新增人员”，并认为上述理由是符合《滨江区农村多层住宅建设问答》、《区农村多层住宅安置政策补充意见》以及被告下属杭州市滨江区农村多层住宅建设管理中心滨农建（2006）82号《关于农村多层住宅安置政策的解释说明》的规定的。后行政复议经杭政复（2014）433号行政复议决定予以维持。原告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其次，被告自定的住宅安置政策规定与法律对物权及征收补偿的规定不相符合，处理征收补偿行政行为的结果明显不当，扣减原告应得征收补偿的理由不能成立。最后，被告处理征收补偿程序违法。2009年原告住宅已被拆迁，被告直至2014年11月提供产权调换房屋，程序违法。为此，请求：一、撤销被告于2014年8月13日批准的《滨江区农转居拆迁安置房申购表》；二、判令被告给予原告家庭提供6人产权调换房屋拆迁户购房申购资格或按市场价提供征收房屋货币补偿；三、判令被告给予原告家庭提供4人（来先根、陈某、金某和来某丙）的临时安置补偿费280000.00元。诉讼中，经本院释明，原告同意撤回其第三项诉讼请求。
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杭州市人民政府杭政复（2014）43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拟证明被诉行政行为经过杭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的事实；2、被告在杭政复（2014）433号行政复议案件中的《行政复议答复书》，拟证明被告在行政复议中答复的事实；3、申请建房户主为来某乙的《农村私人建房用地呈报表》，拟证明原告的案涉房屋系经合法审批建造的事实；4、滨江区建设项目被拆迁农户人口情况调查表，拟证明原告的家庭人口情况；5、拆迁顺序号（2007）007号《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拟证明滨江区长河街道征迁安置管理中心与原告户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时，原告常住在册户口数为4人；6、滨农宅顺序号（2014－1793）号《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户购房协议书》，拟证明案涉拆迁的具体安置方式；7、原告儿子来某甲的结婚证；8、原告孙女来某丙的《出生医学证明》；9、原告儿子来某甲的独生子女证，证据7－9拟证明原告儿子来某甲独生子女的身份及其婚姻生育情况；10、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江二社区居民委员会《户口登记表》，拟证明登记当时原告妻儿都是农业户口，原告当时已非农业户口的事实；11、原告及其妻子、儿子、儿媳、母亲的身份证、原告孙女的市民卡，拟证明原告及其妻子、儿子、儿媳、母亲、孙女的身份；12、申购户主为来某甲的《滨江区农转居拆迁安置房申购表》，拟证明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侵犯原告权益的事实。上述证据均系复印件。
被告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政府答辩称，一，因建设滨江区通信技术广场项目，需拆迁来先根户房屋。该房屋1994年建造，户主为来某乙，家庭成员为来某乙（母）、来先根、陈某（妻）、来某甲（儿子）。四人中来某乙为农业户口，其余三人均为非农户口。2007年3月16日，动迁机构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征迁安置管理中心与来先根户签订了《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协议书明确了补偿、安置适用的政策。杭州市滨江区农村多层住宅建设管理中心、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征迁安置管理中心于2009年3月27日、2014年8月6日向杭州市房改办查询，来先根与妻陈某享受过房改房，面积为87.5平方米，来某甲未享受过房改房，根据滨江区安置政策，该户四人中来先根与妻陈某因享受过福利分房，不属安置人口，来某乙、来某甲为安置人口，2014年8月19日，我府批准该户的安置面积为120㎡，其中来某甲为独生子女按两人计算。来先根儿媳金某和孙女来某丙不是拆迁房屋的批地建房人员，其户口在杭州市上城区抚宁巷×号×室，不符合新增人口安置条件。二，我府对来先根户《滨江区农转居拆迁安置房申购表》的批准程序合法。根据来先根户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来先根户同意按照《滨江区多层住宅建设实施细则》杭政办函（2004）250号文件的规定进行安置。根据该户上报的资料，申购表记载的申购人员为来某甲、来某乙，申购时间为2014年8月7日，经江二社区上墙公布，无异议后逐级审核上报，符合《滨江区多层住宅建设实施细则》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我府遂于2014年8月13日对该户的安置面积进行了审批。三，我府对来先根户《滨江区农转居拆迁安置房申购表》的批准适用法律准确。根据《滨江区多层住宅建设实施细则》第二条，安置对象为实施范围内符合农民建房条件的人员，来某乙、来某甲为安置对象。《滨江区农村多层住宅建设政策问答》第六条、第七条，农业人口每人为40㎡，加每人增购10㎡，来某乙为（40＋10）㎡；独生子女按两人计算，每人40㎡，居民户口减半计算为20㎡，加上可按优惠价申购的30㎡，来某甲为（20＋20＋30）㎡。根据《区农村多层住宅安置政策补充意见》第三条，农居混杂户家庭成员限直系三代（户主本人及其父母、子女）；根据滨农建（2006）82号文件第四条，农居混杂户中，居民已参加福利分房，子女为非农户口并在杭州市区，该类情况中，子女可按居民性质给予安置，其余人员不作安置且不在增补新增人员。因此，来先根儿媳、孙女不符合安置条件。被诉行政行为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1、滨江区长河街道征迁安置管理中心与来先根2007年3月16日签订的《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拟证明滨江区长河街道征迁安置管理中心因通信技术广场项目进行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并与来先根户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事实；2、申购户主为来某甲的《滨江区农转居拆迁安置房申购表》及包括《滨江区农转居拆迁安置人口、面积审定表》、《通信技术广场项目被拆迁农户人口情况调查表》、来某甲、来某乙、来先根、陈某、来某丙等人的身份、户籍情况、有无享受住房政策等情况的证明在内的安置审核资料，拟证明来先根户户籍、享受住房政策的情况及根据上述情况作出对《滨江区农转居拆迁安置房申购表》审批行为的事实；3、滨农宅顺序号（2014－1793）号《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户购房协议书》，拟证明来先根户根据《滨江区农转居拆迁安置房申购表》批准的面积购买安置房屋的事实。上述证据均系复印件。被告向本院提交的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依据为：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滨政办（2000）67号《关于转发滨江区农村多层住宅建设实施细则的通知》、《滨江区农村多层住宅建设政策问答》、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区办（2003）76号《关于印发区农村多层住宅安置政策补充意见的通知》、杭州市滨江区农村多层住宅建设管理中心滨农建（2006）82号《关于农村多层住宅安置政策的解释说明》、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滨政办（2001）28号《滨江区农村多层住宅购房办法》。
经庭审质证，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认为：证据1，不具备合法性；证据2中的《滨江区农转居拆迁安置房申购表》，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该表上“申购人签章”一栏“来先根”的签名并非原告所签；证据3，不具备合法性。对被告提供的其他证据的三性及证明对象，原告未明确提出异议。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认为：证据3、8－11，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的三性及证明对象，被告未明确提出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证据1，该证据作为证明滨江区长河街道征迁安置管理中心因通信技术广场项目进行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并与来先根户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证据，具备合法性，在该证据同时具备真实性、关联性的情况下，予以采信；被告证据2中的《滨江区农转居拆迁安置房申购表》，其可以证明被告作出对《滨江区农转居拆迁安置房申购表》审批行为的证据，但鉴于原告在诉讼中主张该申购表“申购人签章”一栏“来先根”的签名并非原告本人所签，被告对原告的主张未予否认，故该证据不能证明上述申购表系原告来先根提出申购；被告证据3，系被诉行政行为作出以后签订的协议，不能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故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
原告证据2、3、6、10、11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原告证据8、9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
其余对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具备证据三性，可以证明相关待证事实，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2007年3月16日，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征迁安置管理中心因通信技术广场项目建设，与来先根户签订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协议中有来先根户同意由滨江区农村多层住宅建设管理中心按照《滨江区多层住宅建设实施细则》、杭政办函（2004）250号文件的有关规定，进行农居拆迁安置等约定。2014年8月13日，被告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政府对经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江二社区居民委员会、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政府长河街道办事处、杭州市滨江区农村多层住宅建设管理中心逐级审核上报的《滨江区农转居拆迁安置房申购表》进行审批，准许农民来某乙、居民来某甲分别购买50平方米和70平方米的农转居拆迁安置房，两人合计准购面积为120平方米。该申购表“申购人签章”一栏“来先根”的签名并非原告来先根本人所签。
来先根不服被告的上述审批行为，向杭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杭州市人民政府于2015年2月16日作出杭政复（2014）433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
本院认为，根据案涉《滨江区农转居拆迁安置房申购表》，该农转居拆迁安置房的申购需由当事人申请，而本案中相关申购表“申购人签章”一栏“来先根”的签名并非原告来先根本人所签，同时也无证据证明被准许购房的来某甲、来某乙曾提出过购买农转居拆迁安置房的申请。被告在此情况下作出批准，显属主要证据不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政府于2014年8月13日对《滨江区农转居拆迁安置房申购表》进行审批的行政行为。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被告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时，应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农行杭州市西湖支行；户名：浙江省财政厅非税收入结算分户；账号：19000101040006575401001。汇款时应同时注明一审案件案号）。在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仍不预交并且未在上诉时依法申请司法救助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长 秦方
审判员 徐斐
审判员 李洵
二〇一五年六月五日
书记员 金玲
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