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19民终856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东莞市棋纺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良边香市小区东五巷**号。法定代表人：陈超群，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马其友，广东名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达钦，广东名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柴庆国，男，1975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潜江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陵县千里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江陵县沙岗镇沙普路。法定代表人：金升相。委托代理人：徐宗江，湖北章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东莞市棋纺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棋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柴庆国、江陵县千里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里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4）东二法虎民二初字第2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棋纺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改判柴庆国、千里公司支付棋纺公司2013年5月货款2000元及利息（以2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3年8月15日起计至全部货款付清之日止）；三、改判蔡庆国、千里公司支付棋纺公司2013年6月货款221142.37元及利息（以221142.37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3年8月15日起计至全部货款付清之日止）；四、柴庆国、千里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柴庆国非案涉买卖合同相对方的事实认定错误。首先，棋纺公司与千里公司签订案涉买卖合同，千里公司指定收货地点和收货人为柴家制衣厂，而柴庆国为千里公司的股东，且在东莞市××镇成立柴家制衣厂，柴庆国与千里公司的经营范围、工作人员混同，两者应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次，《购销合同》千里公司下方显示“东莞柴家制衣厂”、地址显示为“东莞市××镇南栅六区民昌路11巷3号”，该地址正是柴庆国设立的柴家制衣厂的注册登记地址，说明二者属于混同经营。再次，在一审法院向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调取的（2014）中二法民二初字第36号一案的庭审笔录等资料显示，该案的中山森麦服饰有限公司提交千里公司开票资料、税务登记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证书、千里公司客户许可证、柴家制衣厂开户账号、柴家制衣厂简介、王祖超身份证复印件、企业信息、结算资料卡等证据，足以证明二者混同经营。第四，棋纺公司提交陈自建分别与柴庆国、褚桂美的通话录音，在录音中柴庆国与褚桂美多次承认拖欠棋纺公司货款20多万元。柴庆国作为千里公司的股东，千里公司主张无法辨认柴庆国的声音，且对录音真实性不予确认，不符合常理。且通话录音中，柴庆国多次提到因为中山森麦服饰有限公司的原因导致柴庆国、千里公司无法按时向棋纺公司支付货款，结合另案有关事实，可以认定柴庆国、千里公司与棋纺公司及中山森麦服饰有限公司交易中，存在混同。（二）棋纺公司已按合同约定履行交货义务，一审查明事实错误。首先，棋纺公司提交加盖有千里公司公章的送货单传真件，千里公司否认送货单公章的真实性，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同时送货单显示的传真号码与购销合同千里公司签章处显示的传真号码完全一致，且根据棋纺公司提供的快递单等证据，结合双方交易过程，应认定送货单传真件的真实性。其次，棋纺公司通过快递及货运的方式向柴庆国、千里公司交货及送达送货单，对于托运单、邮单、收款收据等单据上没有千里公司签收记录的原因在于货运公司未保留相关底单，但货运公司2016年3月3日已出具证明予以证实。柴庆国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千里公司辩称，棋纺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于录音千里公司不清楚。棋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柴庆国、千里公司向棋纺公司支付2013年5月货款2000元及利息（以2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3年8月15日起计至全部货款付清之日止）；2.柴庆国、千里公司向棋纺公司支付2013年6月货款221142.37元及利息（以221142.37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3年8月15日起计至全部货款付清之日止）；3.柴庆国、千里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棋纺公司主张与柴庆国、千里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柴庆国、千里公司拖欠其货款，提交了以下证据予以证明：一、《购销合同》一份。《购销合同》显示的合同编号为kt130502006，左上方供方处打印为棋纺公司，需方处打印为“江陵县千里服装有限公司（东莞柴家制衣厂），签订日期为2013年5月7日。《购销合同》除了约定货物的品名、颜色、款号、大小、数量、单价及金额外，还约定了交货日期、结算方式及期限、违约责任等。《购销合同》第二页供货方处加盖了棋纺公司的印章，需方处加盖了“江陵县千里服装有限公司”字样印章。棋纺公司主张《购销合同》反映了棋纺公司与柴庆国、千里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委托书》一份。《委托书》显示委托方为“湖北省江陵县千里服饰有限公司（东莞柴家制衣厂）”，受托方为棋纺公司，主要内容为“委托方因加工森麦服饰有限公司产品，因本公司暂时资金运作紧张，与其受托方所签订的合同（合同号：kt130502006）暂时不能按期支付货款，为了确保森麦服饰有限公司的产品货期，现要求棋纺纺织品有限公司先安排出货，未付货款在出货后一月之内（日期：2013年06月30日前）付清予棋纺纺织品有限公司，如逾期未能支付，棋纺纺织品有限公司可以直接到森麦服饰有限公司收取所有剩余货款，委托方愿意承担所有损失以及相关法律责任”，该《委托书》右下方委托方处有“金升相2013-6-6”字样签名及加盖了“江陵县千里服装有限公司”字样印章。三、《2013年6月对账单》（以下简称《对账单》）一份。该《对账单》标题显示为棋纺公司，左上方显示“TO柴家”，日期为2013年7月10日，当中提及的送货期间为2013年6月6日至同月24日，但《对账单》上没有任何人签名或盖章确认。四、2013年6月的数份《送货单》。这些《送货单》左上方记载的送货对象为“柴家”、“柴家制衣厂”、“千里服装有限公司（柴家制衣厂）”、“柴家制衣”，《送货单》还记载了送货日期、货物名称、品名、颜色等，每张《送货单》均有人签名予以签收并加盖了“江陵县千里服装有限公司”字样印章，但是签收人字迹潦草，无法辨认，部分印章的痕迹也较为模糊。另外，棋纺公司主张上述《送货单》均为传真件，显示的传真号码为“076989339520”，传真日期部分为2013年6月-7月期间，部分显示为2008年；棋纺公司主张《送货单》中左上方收货人名字均由棋纺公司书写，至于传真号码出现2008年，是因为传真件没有将日期调好，实际的传真日期为2013年。五、货物托运单、快捷速递、顺风速运、广州市海珲物流有限公司货物运输收款收据等单据，其中只有一份编号为7690124982116的快捷速运单有人签收，但棋纺公司主张系因千里公司将资料发给棋纺公司并由棋纺公司方予以签收，其余单据则未显示有人签收；棋纺公司表示由于其持有的单据属于客户联，其曾向物流公司主张过打印快件的寄送信息，但物流公司并未提供。第二次庭审之后，棋纺公司又向一审法院提交一份《证明》，后予以撤回。六、电话录音。棋纺公司主张电话录音分别发生于陈自建与柴庆国、陈自建与褚桂美之间，柴庆国在录音中曾经确认欠款的事实；还主张，两段录音均发生在2014年棋纺公司送货之后、起诉之前，大概在2014年3月左右，但未明确具体的日期。千里公司表示褚桂美并非千里公司的员工，且千里公司也无法辨认柴庆国的声音，故对录音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另查明：千里公司否认涉案证据中显示的“江陵县千里服装有限公司”字样印章以及“金升相”签名的真实性，进而否认涉案《购销合同》、《委托书》以及《送货单》的真实性，并表示千里公司从未委托柴庆国代为签订涉案合同或签收涉案货物。为证明其主张，千里公司申请以从湖北省荆州市金联安防伪印章制作鉴别管理有限公司调取的《证明》为样本（该印章样本经湖北省潜江市公安局核实，系千里公司在公安部门的备案印章），申请对《购销合同》、《委托书》以及《送货单》中加盖的“江陵县千里服装有限公司”字样印章与千里公司在公安部门备案登记的印章是否为同一枚印章以及对《委托书》中“金升相”签名是否为金升相本人所签进行同一性鉴定。一审法院根据千里公司的申请，委托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事项进行司法鉴定。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以《送货单》为传真件且印章严重变形，双方均未能提供《送货单》原件为由，未受理此项鉴定申请；至于《购销合同》以及《委托书》的印章与《证明》的印章同一性鉴定，因千里公司未按规定缴纳相关鉴定费用，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终止了该鉴定事项。另外，关于千里公司申请的《委托书》中“金升相”的签名是否为其本人所写的同一性鉴定，因千里公司无法提供同时期金升相签名的自然样本，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未受理此项鉴定申请。另，一审法院根据棋纺公司的申请，向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调取了（2014）中二法民二初字第36号案件【以下简称36号案件】的一审民事判决书、编号为SM-QL-132-010的《童装产品定造合同》、（2014）中中法民二终字第638号民事调解书、一审开庭笔录等。36号案件的一审原告为中山森麦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麦公司）、被告为千里公司，在该案的庭审过程中，千里公司对上述《童装产品定造合同》的真实性予以了确认。棋纺公司为证明《购销合同》、《委托书》中加盖的“江陵县千里服装有限公司”印章的真实性以及《委托书》中“金升相”签名的真实性，申请以千里公司在编号为SM-QL-132-010的《童装产品定造合同》中加盖的“江陵县千里服装有限公司”印章及“金升相”在该合同上的签名为样本，对《购销合同》、《委托书》中加盖的“江陵县千里服装有限公司”印章及金升相签名的同一性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根据棋纺公司的申请，委托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事项进行司法鉴定。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康怡司鉴中心[2015]文鉴意字第128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12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购销合同》及《委托书》中加盖的“江陵县千里服装有限公司”字样印章与编号为SM-QL-132-010的《童装产品定造合同》中加盖的“江陵县千里服装有限公司”的印章系同一枚印章盖印而成；另外，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康怡司鉴中心[2015]文鉴意字第129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12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委托书》中“金升相”签名字迹与编号为SM-QL-132-010的《童装产品定造合同》中“金升相”签名字迹为同一人所写。棋纺公司对上述两份《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予以确认。千里公司对12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12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证明目的持有异议，其认为：棋纺公司提出鉴定申请的时间已经超过举证期，12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的印章没有与千里公司的备案印章进行对比。另外，千里公司对12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该鉴定结论只是证明《委托书》中“金升相”三字与对比样本是同一人所写，不能证明是金升相本人所写；还认为根据金升相本人的陈述，《委托书》及编号为SM-QL-132-010的《童装产品定造合同》中“金升相”的签名均非其本人所写。因此，千里公司认为两份鉴定报告均不能证明棋纺公司与千里公司之间存在购销合同关系。再查明：一审庭审中，棋纺公司主张《送货单》上的收货人名称之所以写成“柴家”或“柴家制衣厂”，系因为柴家制衣厂与千里公司存在混同经营的情形，千里公司与棋纺公司签订了涉案买卖合同，并指定收货地点和收货人为柴家制衣厂，故柴庆国、千里公司需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千里公司则主张如下：一、柴庆国至今仍为千里公司的股东，其又在虎门××了个体工商户东莞市虎门柴家制衣厂，但千里公司与柴家制衣厂之间并无业务往来，更不存在混同经营的情形。另外，虽然千里公司与案外人森麦公司之间有业务往来，但双方的交易款项已全部结清。二、千里公司对外只使用在公安部门备案的公章，并未使用其他印章，而且千里公司在另案中并没有确认编号为SM-QL-132-010的《童装产品定造合同》上加盖的“江陵县千里服装有限公司”的真实性，在另案中当事人是调解结案。三、千里公司并未授权柴庆国对外以千里公司的名义签订案涉合同，而且千里公司现已以柴庆国伪造公司印章向公安机关报案了。四、千里公司从未与棋纺公司进行过任何交易，褚桂美是东莞市虎门柴家制衣厂的员工，而非千里公司的员工。五、从现有证据来看，案涉合同是由棋纺公司与柴庆国签订，但是棋纺公司提交的送货单没有原件，棋纺公司是否已经实际送货也是存疑的。另，“东莞市虎门柴家制衣厂”系于2012年4月19日在工商部门登记成立的个体户，经营者为柴庆国，经营地址为广东省东莞市××镇南栅第六工业区民昌路11巷3号；该厂已于2014年5月16日注销登记。本案中，一审法院根据棋纺公司关于财产保全的申请，依法作出（2014）东二法虎民二初字第264-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担保物以及冻结柴庆国、千里公司银行内存款230000元或查封、扣押柴庆国、千里公司相应价值的财产。本案一审中，因棋纺公司申请鉴定并垫付了鉴定费8880元。以上事实，有《购销合同》、《委托书》、《对账单》、《送货单》、货物托运单、快捷速递快递单、顺丰速运快递单、广州市海珲物流有限公司货物运输收款收据、录音及文字整理资料、[2015]文鉴意字第128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2015]文鉴意字第129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2014）中二法民二初字第36号民事判决书、《童装产品定造合同》、（2014）中中法民二终字第638号民事调解书、（2014）中二法民二初字第36号案的开庭笔录以及一审法院的庭前调查笔录、鉴定笔录、庭审笔录等附卷为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柴庆国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对棋纺公司提交的证据及棋纺公司、千里公司当庭的陈述放弃质证和抗辩的权利。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柴庆国、千里公司与棋纺公司之间是否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二、柴庆国、千里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混同经营的情况；三、棋纺公司是否已经履行了送货的义务，柴庆国、千里公司应否向棋纺公司支付案涉货款及利息。关于焦点一。一、关于棋纺公司与千里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一审法院分析如下：首先，千里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在《委托书》中的“金升相”字样签名并非金升相本人所签；其次，12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购销合同》及《委托书》中加盖的“江陵县千里服装有限公司”字样印章与编号为SM-QL-132-010的《童装产品定造合同》中加盖的“江陵县千里服装有限公司”系同一枚印章所盖；虽然千里公司主张该印章与其在公安部门备案的印章不一致，且提出了鉴定申请，但因未缴纳鉴定费用而使鉴定终止，其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因此，一审法院对《购销合同》及《委托书》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并认定棋纺公司与千里公司之间存在案涉买卖合同关系。二、关于棋纺公司与柴庆国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问题：案涉《购销合同》系以“江陵县千里服装有限公司（东莞柴家制衣厂）”的名义与棋纺公司签订，但合同上仅加盖了千里公司的印章；且《委托书》也是加盖了千里公司的印章，并由千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金升相签名确认；棋纺公司在本案中亦主张其与千里公司之间系合同关系，其系以千里公司、原柴家制衣厂混同经营为由主张柴庆国承担清偿责任。因此，本案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柴家制衣厂系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一审法院仅认定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为棋纺公司及千里公司。关于焦点二。首先，千里公司的经营地址位于湖北省，而由柴庆国经营的原东莞市虎门柴家制衣厂的经营地址位于广东省，二者的经营地址明显不同，且相距甚远。其次，棋纺公司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千里公司与原东莞市虎门柴家制衣厂的人员、财务、资产等存在混同的情形。因此，棋纺公司主张千里公司与柴庆国经营的原东莞市虎门柴家制衣厂是混同经营的企业，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焦点三。一、关于《送货单》的认定问题：首先，棋纺公司提交的《送货单》虽然抬头显示为“柴家”或“柴家制衣厂”，但是签收人字迹潦草、无法辨认，且由于这些《送货单》只有传真件，上面加盖的印章由于严重变形导致无法鉴定真伪。其次，棋纺公司主张案涉货物通过快递向柴庆国、千里公司送达，但其提交的货物托运单、快捷速递邮单、顺丰速运邮单、广州市海珲物流有限公司货物运输收款收据等送货给对方的单据均没有签收记录，千里公司亦否认收到案涉货物的情况下。因此，仅凭《送货单》及快递单并不足以证明棋纺公司已经送交了涉案货物的事实。二、关于电话录音问题：虽然棋纺公司主张电话录音发生在柴庆国、褚桂美与陈自建之间，但是棋纺公司并未明确录音发生的确切时间，也无证据显示录音的内容就是发生在棋纺公司主张的上述人员之间，故在千里公司未予确认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电话录音的关联性不予确认。三、关于《委托书》是否足以认定送货事实的问题：案涉《委托书》中提及要求棋纺公司先行发货、未付货款在出货后一个月之内付清，并载明逾期不能付款的后果，但是当中并未明确提及在出具《委托书》之时千里公司已经累欠棋纺公司货款，更未提及欠款的金额；且《委托书》的出具时间在2013年6月6日，而棋纺公司在其制作的《对账单》上所显示的送货期间为2013年6月6日至同月24日，即《委托书》的出具日期在棋纺公司主张的送货期间之前。因此，《委托书》并不足以证明千里公司欠棋纺公司货款的事实。综上，在棋纺公司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已履行《购销合同》所约定的送货义务的情况下，棋纺公司主张千里公司支付案涉货款和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棋纺公司因申请鉴定垫付了鉴定费8880元，该鉴定费应由千里公司承担。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棋纺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适用普通程序收取一审受理费为4800元、保全费1670元，合计6470元，均由棋纺公司负担；鉴定费8880元，由千里公司负担。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棋纺公司向本院提交：一、证明、广州市海珲物流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用以证明棋纺公司通过快递及货运的方式向柴庆国、千里公司交付案涉货物以及送货单。广州海珲物流有限公司于2016年3月3日出具证明称，其公司中山市货运站于2013年6月6日接受棋纺公司委托运输一批布匹66条到东莞市××镇南栅第六工业区民昌路11巷3号东莞市虎门柴家制衣厂，货运单号为NO2488540，其公司按棋纺公司要求将布匹送达到站，东莞市虎门柴家制衣厂人员签收上述货物，因间隔时间久远，其公司未保留上述货运底单。二、录音光盘、文字记录和名片，用以证实经千里公司确认，柴庆国、褚桂美为千里公司的员工，有在千里公司任职。三、千里公司的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开票资料、结算资料卡、营业执照以及王祖超的身份证，用以证实柴家制衣厂与千里公司之间存在财务、业务、人员混同。棋纺公司称，千里公司交付给中山市森麦服饰有限公司的的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开票资料加盖有柴家制衣厂的公章。对此，千里公司认为，不清楚证据一、二是否真实，褚桂美是柴家制衣厂的员工。不确认证据三的真实性。另查，本院在（2016）粤19民终2851号案件中查明，褚桂美在加盖有“江陵县千里服装有限公司”字样公章的对账单中签名。以上另查事实，有前述证据及本院庭审笔录等为证。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针对上诉人棋纺公司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结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购销合同的实际交易相对方；二、棋纺公司是否已交付案涉货物。关于争议焦点一。棋纺公司主张柴庆国、千里公司为案涉购销合同的实际交易相对方，并提交《购销合同》、《委托书》、送货单等为证。对此本院认为，案涉《购销合同》的需方以及《委托书》的委托方均注明是千里公司和东莞柴家制衣厂，《购销合同》注明的需方地址、联系方式、传真号码均属于柴家制衣厂。虽然送货单为传真件，但其顶部或底部显示的传真号码与案涉《购销合同》载明的需方传真号码相一致，送货单记载的客户名称为“柴家”、“柴家制衣厂”、“千里服装有限公司（柴家制衣厂）”等，并显示有褚桂美的签名和千里公司的盖章。关于褚桂美的身份，本院已在另案中查明褚桂美系千里公司的员工，而千里公司在本案中又陈述褚桂美系柴家制衣厂的员工。柴庆国作为柴家制衣厂的经营者，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对棋纺公司提交的前述证据及棋纺公司、千里公司的当庭陈述放弃质证和抗辩的权利。考虑到柴庆国同时作为千里公司的股东，柴家制衣厂、千里公司存在一定的人员混同，结合上述证据，可以认定千里公司、柴庆国共同向棋纺公司订购案涉货物，千里公司、柴庆国为案涉购销合同的实际交易相对方。关于争议焦点二。棋纺公司主张其是通过物流公司托运货物至柴家制衣厂，由柴家制衣厂员工签收货物后，再由千里公司加盖公章后将送货单回传至棋纺公司，并提交送货单、托运单、货物运输收款收据以及物流公司的证明等为证。对此本院认为，虽然送货单为传真件，但其顶部或底部显示的传真号码与案涉《购销合同》载明的需方传真号码相一致，且有千里公司、柴家制衣厂员工褚桂美的签名及千里公司的盖章确认，千里公司对公章真实性不予确认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反驳。千里公司、柴家制衣厂于2013年6月6日向棋纺公司出具《委托书》要求棋纺公司先安排出货，与棋纺公司提交的送货单、托运单显示的时间能够相互对应，再结合物流公司出具的证明、托运单及货物运输收款收据，根据上述证据可以确信棋纺公司于2013年6月已履行送货义务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对此予以采信。案涉《购销合同》约定余款在交货后45天付清，棋纺公司最后一次送货时间在2013年6月24日，故棋纺公司诉请柴庆国、千里公司支付2013年6月货款221142.37元及利息（以221142.37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3年8月15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本院予以支持。棋纺公司还主张2013年5月货款余款2000元，但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对此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棋纺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对有理部分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4）东二法虎民二初字第264号民事判决；二、限柴庆国、江陵县千里服装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东莞市棋纺纺织品有限公司支付货款221142.37元及利息（以221142.37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3年8月15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三、驳回东莞市棋纺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4800元、保全费1670元，合计6470元，由柴庆国、江陵县千里服装有限公司负担6242.85元，由东莞市棋纺纺织品有限公司负担227.15元；本案二审受理费4800元，由柴庆国、江陵县千里服装有限公司负担4617.14元，由东莞市棋纺纺织品有限公司负担182.86元。由于东莞市棋纺纺织品有限公司同意预交的诉讼费由败诉方直接支付给胜诉方，故本院无需另行退收。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潮辉审判员  邓晓畅审判员  殷莉利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九日书记员  谭震聪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