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民终1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水城钢铁（集团）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六盘水市红桥新区红山大道。法定代表�：王琳松，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立琼，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六盘水正发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六盘水红桥新区六盘水钢材交易中心。法定代表人：向龙满，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吉玲，女，1974年3月25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龙正芬，女，1951年1月16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伟军，贵州济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华夏，贵州济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水城钢铁（集团）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水钢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六盘水正发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发公司）、吉玲、龙正芬企业借贷及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黔02民初1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水钢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黔02民初131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支持水钢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水钢公司向正发公司出借1000万元资金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且正发公司至今尚未偿还该1000万元借款。水钢公司已于2015年11月5日通过向正发公司交付银行承兑汇票的形式转移资金1000万元，该资金流转经正发公司于2016年5月5日出具的收条确认为尚未偿还的借款：“正发公司截止2016年5月5日止共向水钢公司借款人民币1000万元，用于偿还……”。正发公司所主张其已偿还的500万元与本案诉争�1000万元借款并无对应关系，实际情况是，因正发公司拖欠银行贷款500万元，水钢公司为避免承担连带责任代其垫付了500万元款项，该500万元款项之形成非因2015年11月5日水钢公司交付银行承兑汇票所产生，正发公司偿还与否仅能消灭500万元债务，与2015年11月5日所形成之债权债务无关。2、一审程序违法。（1）一审判决在未经组织庭审质证的情况下，以水钢公司一审提交之证据“不能核实其真实性”为由不予采信，系程序违法行为。正发公司认为水钢公司出具的500万元收条中已确认双方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但这500万元收条系因行为人张卫东在刚刚入职水钢公司不甚了解财务状况，而且是在未与正发公司对账的情况下出具，属重大误解行为，对此，张卫东已通过自书《情况说明》的形式予以澄清事实。水钢公司在向一审法院提交张卫东自书的该《情况说明》时，已经�确告知拟先提交证据复印件，待庭审质证时再出具原件，同时一审法院也可根据情况通知张卫东出庭作证以查明案件事实，但此后，一审法院并未通知张卫东出庭作证，也未通知水钢公司向法庭出示该《情况说明》原件以便庭审质证。以上可见，一审法院既不通知张卫东出庭作证，也不安排对该《情况说明》原件进行庭审质证，致使水钢公司举证权利未能实现，显属程序违法行为。（2）水钢公司在一审程序中的诉讼请求权利被剥夺。前面已提及，正发公司主张因500万元收条中双方已确认“账面无任何债务关系”，但该收条内容实际上是张卫东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签章出具，双方并未进行结算，正发公司尚拖欠水钢公司债务，因此，该500万元收条系张卫东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所出具，与客观事实不符，显失公平。据此，水钢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提出增加诉讼请求，要�一审法院对该收条所载之法律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并主张可依据民法通则规定确认所载之民事行为无效或者按照合同法规定的撤销相关条款，但一审法院无视民法通则及合同法之不同规定，以水钢公司只能选择适用民法通则或者合同法之一来主张权利为由不同意水钢公司的变更诉讼请求主张，系程序违法行为，剥夺了水钢公司的诉讼权利。（3）一审法院在诉讼活动中拒绝收取证据，隐匿据以认定案件事实的关键证据。一审程序中，经法院调查，正发公司所获得的10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已背书转让至水钢公司黔西南分公司，水钢公司黔西南分公司由代天涛承包经营，而代天涛又系龙正芬之子、吉玲的配偶，可见，前述1000万元款项已经流入正发公司账户。为证明上述事实，水钢公司拟提交《水钢工贸公司黔西南分公司承包经营协议》予以证明，但一审合议庭成员以超�举证期限为由不予收受，而该证据系对正发公司举证待证事项之反驳证据，属于在合理期限内提交。此后，水钢公司通过邮寄方式向一审法院送达该证据，但一审法院收取该证据后未组织质证，也未在判决书中体现，一审法院拒收证据的行为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排除一审法院隐匿证据或者其他失职行为之可能。正发公司、吉玲、龙正芬共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1、水钢公司依据《借条》和《连带责任保证书》主张2016年5月5日发生的1000万元，但实际仅产生500万元借款本金，且正发公司已就该500万元借款（水钢公司被钟山农信社强行划扣的款项）偿还完毕，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对此正发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六盘水农村商业银行场坝支行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一系列证�均能够予以证实，正发公司不再赘述。2、一审庭审程序正当，保持了人民法院作为裁判者的中立地位。一审法院在庭审前已依法向各方当事人送达了《举证通知书》，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作出明确告知，水钢公司在一审中自己不申请张卫东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而且一审庭审时，法官多次向水钢公司释明增加的诉讼请求必须明确具体，但是水钢公司的代理人始终没有提出具体的诉请，一审法院据此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符合法律规定。另外，水钢公司上诉称案涉1000万元借款最终流入吉玲（代天涛的配偶）实际控股的正发公司属无稽之谈，代天涛确系龙正芬之子，但是代天涛与吉玲已于2006年1月6日办理离婚登记，而正发公司于2010年6月7日才成立，代天涛在一审中参加旁听只是为了维护其母亲龙正芬的正当权益，代天涛与本案诉争的款项无任何关系。水钢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正发公司偿还借款1000万元；2、正发公司支付借款利息（按日百分之一计算至付清之日止，截止2016年6月24日计11.917808万元）；3、吉玲、龙正芬对正发公司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正发公司、吉玲、龙正芬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2月3日，钟山农信社作为甲方，正发公司作为乙方，水钢公司作为丙方签订《合作协议》，约定“为加强甲乙丙三方之间的互利合作关系，确保乙方与丙方之间贸易合同的顺利履行，甲方愿意为乙方与丙方之间的付款订货和货款结算提供授信融资支持。第一条贸易款项的付款方式……乙丙双方同意以银行承兑汇票作为双方买卖合同的付款方式，并由甲方作为乙方银行承兑汇票的签发行。……第二条承兑金额及保证金乙方在甲方申请签发承兑汇票金额为人民币肆仟万元整。乙�申请甲方承兑时应向甲方交存保证金，保证金为票面金额的50%”。2015年1月6日，钟山农信社作为甲方，正发公司作为乙方，水钢公司作为丙方，三方再次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的贸易款项付款方式及承兑金额及保证金条款与2013年12月3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一致。2016年5月4日，龙正芬、吉玲向水钢公司出具《连带保证担保书》，载明：“正发公司在钟山农信社场坝信用社申请签发银行承兑汇票，票据敞口金额共计人民币1000万元（大写：壹仟万元整），期限6个月，现正发公司已丧失偿还能力，水钢公司需为该公司垫付到期票款，吉玲（身份证号码：）、龙正芬（身份证号码：）自愿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在未归还水钢公司垫付的到期票款之前，保证人承诺不转移、抵押、变卖所有资产，保证期限为偿还完毕水钢公司垫付的到期票款本金及利息时止。利息约定：按同期银行贷款率计算。由此导致贵公司发生损失，保证人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及一切费用。之后为正发公司垫付到期票款的金额以水钢公司实际垫付金额为准。附保证人名下资产复印件。此连带保证担保书一经做出即不可撤销，贵公司有权单独以本连带保证担保书对保证人提起诉讼，保证人绝无任何异议”。2016年5月5日，正发公司向水钢公司出具借条一份，载明：“正发公司截止2016年5月5日止共向水钢公司借款人民币1000万元（大写：壹仟万元整），用于偿还正发公司于2016年5月5日及2016年5月23日各到期5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票款，正发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吉玲（身份证号码：），本人吉玲和正发公司全权承担……并自愿承担未偿还借款之前每月同期银行贷款利率2倍的利息。以上借款本金及利息于2016年12月31日前归还”。另查，2016年5月4日，六盘水农村商业银�股份有限公司(原六盘水钟山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向水钢公司发出银行承兑汇票到期通知，2016年5月5日，向水钢公司发出银行承兑汇票强制扣款通知书。因票据号为4020005127902663、402002127902664的两张承兑汇票到期，六盘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5月5日从水钢公司2872070001201100184551的账户转款500万元到正发公司2872070001201100194606的账户，用于支付当天到期的两张承兑汇票的敞口。2016年7月21日，水钢公司向正发公司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正发公司伍佰万元整，其中转款：贰佰伍拾陆万玖千捌百玖拾捌元壹角肆分（￥2569898.14），现金：贰佰肆拾叁万零一佰零壹元捌角陆分（￥2430101.86）。（此款为正发公司还水钢公司代正发公司垫付2016年5月5日钟山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场坝信用社到期伍佰万元整的承兑汇票）。原所签的借条原件，因水钢纪委工作需要，�时不归还正发公司。截止2016年7月21日水钢公司与正发公司账面无任何债务关系”。水钢公司主张其于2015年11月5日通过向正发公司交付两张无任何对价的银行承兑汇票（票据号码为4020005127902663、402002127902664），后正发公司持两张水钢公司背书转让的承兑汇票办理承兑或者贴现，交付了本案借款，现正发公司未予偿还，故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涉案的主合同性质为企业间借款合同，故应按企业间借款合同判断合同效力，进而确定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虽水钢公司未取得发放贷款资质，但没有证据表明其以发放贷款为主要业务或主要利润来源，故水钢公司与正发公司的企业间借款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法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借款合同有效。水钢公司主张出借本金1000万元，但其认为交付借款的方式为水钢公司于2015年11月5日�过向正发公司交付两张无任何对价的承兑汇票（票据号码为4020005127902663、402002127902664），后正发公司持两张水钢公司背书转让的承兑汇票办理承兑或者贴现，给付了本案借款。从该院在六盘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钟山农信社）调取的票据号码为4020005127902663、402002127902664的两张承兑汇票内容来看，这两张承兑汇票的出票人为正发公司，收款人为水钢公司，出票金额分别为500万元，出票日期为2015年11月5日，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5月5日。从对本案承兑汇票的经办人王荣军的询问以及钟山农信社、正发公司、水钢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的约定可以看出，在汇票的出票日，正发公司就需按照汇票金额的一半向银行缴纳保证金，故两张票据中已经包含了500万元的保证金。水钢公司在本案中并未举证证实票据号码为4020005127902663、402002127902664的两张承兑汇票的保证金�款项来源为水钢公司，且借条中记载的借款的目的也与水钢公司陈述的款项交付方式不一致，故水钢公司认为本案借款争议与正发公司归还银行的敞口垫付款500万元无关的主张不能成立。水钢公司主张借款关系成立，则应对款项的实际交付承担举证责任。现水钢公司能够举证证实因2016年5月5日4020005127902663、402002127902664的两张承兑汇票到期，水钢公司被钟山农信社于2016年5月5日从水钢公司2872070001201100184551的账户转款500万元到正发公司2872070001201100194606的账户，用于支付当天到期的两张承兑汇票的敞口。正发公司也认可水钢公司被扣划的这500万元，就是其借到的水钢公司垫付的500万元，但认为该500万元已在2016年7月10日偿还。对此，正发公司提供了2016年7月21日水钢公司出具的加盖了公司公章及财务专用章的“收条”予以证实，收条中载明：“截止到2016年7月21日水钢公�与正发公司账面无任何债务关系”。虽水钢公司认为该收条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但在补充质证时认可了收条中的公章、财务章及张卫东签名的真实性，及收条中所载的500万元款项情况属实，因张卫东系水钢公司财务部门负责人，其在收条中签名的行为系财务行为，水钢公司财务部及水钢公司在收条中加盖公章的行为系对收条内容的确认。现水钢公司不能举证推翻收条内容，仅凭水钢公司的财务人员张卫东入职时间短等理由，不能否认水钢公司对正发公司出具的收条的真实性。故从收条内容来看，正发公司偿还的500万元，与水钢公司主张的2016年5月5日的承兑汇票有关，且水钢公司也确认与正发公司账面无任何债务关系。故水钢公司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水钢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2515元，由水钢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水钢公司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1、《六盘水正发商贸有限公司产品销售量业务往来对账表39份》及《发货与实际付款差异表（未对账）》，证明自2011年3月起至2015年4月止水钢公司累计向正发公司发送71402.2吨钢材货物，正发公司尚拖欠4189.439吨钢材货款，金额为1688.057945万元，欲证明水钢公司于2016年7月21日向正发公司出具的《收条》所载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正发公司、吉玲、龙正芬的质证意见：对《六盘水正发商贸有限公司产品销售量业务往来对账表39份》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发货合计一栏所记数额不认可，因为该发货数字是水钢公司自行统计�双方实际发生的货物交易量要以正发公司的提货单为准；从这份证据的最后一页也就是2015年5月8日对账表显示双方财务余额为-71195.54元，即截止2015年5月8日正发公司仅差欠水钢公司71195.54元，而且该款正发公司已还清。结合一审中正发公司提交的客户往来对账单以及水钢公司出具的《收条》，已经能够证实截止2016年5月10日正发公司只差欠水钢公司500万元、截止2016年7月21日正发公司与水钢公司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水钢公司认为正发公司尚拖欠其4189.439吨钢材货款完全不属实。对水钢公司自行制作的《发货与实际付款差异表（未对账）》的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因为该差异表并非双方核对确认的依据，而且该差异表里面的对账单发货量、付款数量均与实际情况不符。2、《EMS国内特快专递详情单及邮件查询单》，证明水钢公司已在一审程序中向一审法�审判长邮寄送达《水钢工贸公司黔西南分公司承包经营协议》，但一审法院收取该证据后未组织质证，也未在判决书中提及该证据，不排除隐匿证据或者其他失职行为之可能，同时该承包经营协议也从侧面印证正发公司获得水钢公司的两张1000万元承兑汇票后，又背书转让至代天涛（正发公司实际控制人吉玲之配偶）承包经营的水钢工贸黔西南分公司，且水钢公司未获得任何对价。正发公司、吉玲、龙正芬的质证意见：不予认可，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具体理由同答辩意见。正发公司、吉玲、龙正芬在二审期间没有提交证据。本院对水钢公司提交的证据分析认定如下：对水钢公司提交的《六盘水正发商贸有限公司产品销售量业务往来对账表39份》，因正发公司、吉玲、龙正芬对其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是该份证据欲证实的是2011年3月起至2015年4月期间水钢公司与正发公司之间的产品交易业务往来情况，而本案诉争的1000万元借款系因案涉两张银行承兑汇票正发公司是否属于无对价取得所产生，且本案诉争的1000万元借款的来源、去向等事实演变情况已有充分证据在案佐证，故本院对该份证据在本案中的证明目的不予支持，水钢公司如认为其与正发公司之间尚存有货款争议，可另行提起诉讼解决。水钢公司提交的《发货与实际付款差异表（未对账）》系其自行制作而成，正发公司、吉玲、龙正芬又对其真实性予以否认，故本院不予采信。对于水钢公司提交的《EMS国内特快专递详情单及邮件查询单》，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但是该份证据与本案诉争的1000万元借款无实质意义上的关联性，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详尽的理由将在说理部分作进一步阐释。本院除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以确认外，另查明，六盘水农村商业银行场坝支行曾于2016年8月4日向水钢公司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兹有贵公司担保的出票人正发公司在我行申请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5张，于2016年5月23日到期，出票人未及时按约定时间缴存到期票据款项导致我行垫付，垫付本金500万元，现该公司已将全部垫付款项及相应利息还清。”本院认为，综合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水钢公司是否已向正发公司出借1000万元且正发公司未予清偿；（二）一审程序是否违法。现围绕上述争议焦点问题详述如下。（一）关于水钢公司是否已向正发公司出借1000万元且正发公司未予清偿从水钢公司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并据以阐述的事实和理由进行分析，水钢公司主张其已向正发公司出借1000万元借款实际上是指“水钢公司在2015年11月5日向正发公司交付了两张出票金额合计10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票据号码分别为4020005127902663、402002127902664），正发公司无对价取得该两张承兑汇票后办理了承兑或者贴现，正发公司一直未向水钢公司偿还该1000万元”，而根据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认定以下事实：前述两张银行承兑汇票的出票日为2015年5月5日，到期日为2016年5月5日，每张汇票的出票金额为500万元，共计1000万元，但该1000万元的出票金额中包含了出票人正发公司已向付款行钟山农信社交纳的500万元保证金，故该两张银行承兑汇票的实际敞口金额仅为500万元。2016年5月5日，因该两张银行承兑汇票到期，而正发公司未如期归还，钟山农信社遂按照之前其与正发公司、水钢公司签订的三方《合作协议》强制划扣了水钢公司账户中的500万元至正发公司账户，用于支付当日到期的该两张银行承兑汇�的敞口；2016年7月21日，正发公司向水钢公司支付了500万元，该500万元系水钢公司于2016年5月5日代正发公司向钟山农信社垫付的两张银行承兑汇票的敞口，至此，正发公司与水钢公司之间的上述债权债务关系清结。另一方面，正发公司虽于2016年5月5日向水钢公司出具了一份1000万元的《借条》，但据该《借条》的内容进行分析，正发公司签章确认的1000万元从借款用途上看又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用于偿还正发公司在2016年5月5日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票款500万元”，二是“用于偿还正发公司在2016年5月23日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票款500万元”，如前所述，正发公司与水钢公司之间就2016年5月5日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票款500万元已清结，而2016年5月23日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票款500万元则由正发公司自行偿还，对此六盘水农村商业银行场坝支行于2016年8月4日向水钢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足以证实。第三，水钢公司认为其于2016年7月21日向正发公司出具的《收条》系因该公司财务负责人张卫东在不了解公司财务状况且未进行双方对账的情况下出具，属于重大误解行为，但水钢公司对其主张并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实，且该收条除了张卫东签名以外，还加盖有水钢公司印鉴，综观全案证据，已足以认定张卫东事后的陈述与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相悖，故本院对张卫东自书的《情况说明》不予采信。因此，本院判定水钢公司主张其向正发公司出借1000万元且正发公司未予清偿的事实不能成立，水钢公司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应依法予以驳回。（二）关于一审程序是否违法首先，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且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决定是否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而本案中水钢公司并未在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张卫东出庭作证；一审法院已对张卫东自书的《情况说明》组织各方当事人在庭后（2016年10月27日）进行质证，并在判决书中对该《情况说明》进行了分析认定，故水钢公司所提“一审法院既不通知张卫东出庭作证，也不安排对该《情况说明》原件进行庭审质证，致使水钢公司举证权利未能实现，显属程序违法行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次，水钢公司认为张卫东是在基于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的情况下才向正发公司出具了“双方账面无任何债务关系的《收条》”，并在一审庭审中要求确认该《收条》无效或者申请撤销，但从一审庭审笔录的记载来看，经一审法院当庭向水钢公司多次释明“是认定无效还是申请撤销并是否需要中止本案审理时”，水钢公司不作正�回答，一直未能提出具体明确的诉求，且水钢公司对其主张的“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也未提交任何关联证据加以证实，故一审法院合议庭经休庭合议后按驳回处理并无不当，不存在剥夺水钢公司诉权的问题。最后，水钢公司认为一审法院拒绝收取或者隐匿影响本案事实认定的关键证据即《水钢工贸公司黔西南分公司承包经营协议》，但经查阅一审卷宗并向一审法院核实，水钢公司并未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一审庭审时及一审庭后（2016年10月27日）再次组织当事人质证时提交，水钢公司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水钢公司虽在二审期间提交了《水钢工贸公司黔西南分公司承包经营协议》，但经本院综合分析判定，该份证据从关联性上看与本案诉争的1000万元借款无关，从内容上看也不能推翻本案在卷证据已足以佐证的案件基本事实，故水钢公司的此项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综上所述，水钢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2515元，由水城钢铁（集团）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游小兰审 判 员 徐 彬审 判 员 干秋晗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李文权书 记 员 黄 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