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5民终252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雪芳，男，1969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强，江苏至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佳宇，江苏至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韩春丽，女，1984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永兴，江苏金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杨文光，男，1968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太仓市。
原审被告：太仓茂林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太仓市璜泾镇太海路璜时路口。
法定代表人：周军。
原审被告：周军，男，1957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韧捷，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以上两原审被告。
上诉人周雪芳因与被上诉人韩春丽、原审被告杨文光、太仓茂林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茂林公司）、周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2016）苏0585民初47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雪芳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改判；本案诉讼费用由韩春丽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借款事实认定错误。一是本案出借人为吴滔而非韩春丽，根据吴滔、詹如金、杨文光以及周雪芳的陈述，均能证实借款人是向吴滔借款，即借款人是向吴滔发出了要约，并由吴滔出面与杨文光及周雪芳签订借款协议，并由吴滔安排款项汇至杨文光处，整个借款合同的要约、承诺、签约过程韩春丽均未出现，当时的借款协议是由吴滔持有，而非韩春丽持有，借款人和担保人根本不知道出借人是韩春丽，韩春丽也未委托吴滔处理借款。二是涉案借款协议出借人一栏处原来是空白，这样就极有可能被利用而随意编造借贷事实；三是涉案1000万元债务，债务人已全部履行还款义务，本案1000万元出借系由张锦亚汇付300万元、史惠良汇付200万元，李月明汇付300万元，韩春丽汇付200万元，而还款是由杨文光汇付李月明800万元、汇付梁国宏200万元，资金支付、归还完全不能一一对应，韩春丽对800万元的还款是确认的，这说明还款是受指示归还的，归还的主体可能与出借时汇出主体不同，汇款的金额与出借时汇出的金额也不是一一对应，所以杨文光受指示还款至梁国宏处完全符合本借款合同履行的习惯和方式，从杨文光还款的时间（1月29日、2月1日）、还款的金额共计1000万元、汇款单上汇款事由均标注为“还款”，完全有理由相信杨文光是归还借款协议上的1000万元；四是韩春丽提供的史惠良、张锦亚、李月明签字的确认单以证明他们是代韩春丽支付涉案借款，但上述确认单中的“情况属实”及签名笔迹应当是出自一人之手，且三人均未到庭作证，相关证据不能予以认定。二、一审程序不当，应当追加梁国宏为当事人参加诉讼。本案争议焦点为杨文光汇付梁国宏的200万元是否系归还1000万元借款，梁国宏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一审法院应当追加其为当事人或向其取证，詹如金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中提到其与梁国宏系朋友关系，詹如金与韩春丽是夫妻，不能排除他们之间有恶意串通的嫌疑。三、本案债务已经清偿完毕，主债务已消亡，担保人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综上，本案存在诸多疑点，韩春丽利用借款协议瑕疵，利用款项往来不规范的漏洞，虚构借款未归还的事实，来骗取债务人及担保人财产。
韩春丽则表示服从原判。
杨文光述称：其向吴滔借款，吴滔打电话指示其向梁国宏还款200万元，梁国宏后来汇付给他的200万元是其向梁国宏的借款，梁国宏至今没有向其要钱，其与梁国宏之间没有其他经济往来。
茂林公司、周军述称：认可周雪芳的上诉意见。
韩春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杨文光、周军、茂林公司共同归还韩春丽借款200万元；2、判令杨文光、周军、茂林公司承担逾期还款的违约金（自2016年2月2日起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3、判令杨文光、周军、茂林公司承担韩春丽的律师费41160元；4、判令周雪芳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文光、周军系茂林公司的股东。2016年1月21日，案外人张锦亚向杨文光的银行账户转账100万元；2016年1月22日，案外人张锦亚、史惠良、李月明与韩春丽分别向杨文光的银行账户转账200万元、200万元、300万元、200万元。2016年1月29日，杨文光向案外人李月明转账300万元和500万元，向案外人梁国宏转账100万元；2016年2月1日，杨文光再次向梁国宏转账100万元；同日，梁国宏向杨文光转账200万元。
韩春丽主张上述转账给杨文光的合计1000万元系其出借给杨文光、周军及茂林公司的借款，当庭提交了相应的汇款凭证及《借款协议》。张锦亚、史惠良、李月明于2016年6月24日各自在上述转账凭证的复印件上签名确认款项系代韩春丽支付。《借款协议》的“甲方（出借人）”处有韩春丽签字，“乙方（借款人）”处盖有茂林公司的印章，并有周军、杨文光签字，协议内容为“今向韩春丽借到人民币现金壹仟万元整（10000000.00元整），还款期限10天，月利率，借款人逾期归还借款的，则按照逾期金额的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并承担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费、调查费等）。以上借款由周雪芳承担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自主债权人履行期满之日起二年，担保范围包括主债务及利息，违约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费、调查费等）。”茂林公司、周军、杨文光在上述内容下方的“借款人签名”处盖章或签名，周雪芳在“担保人签名”处签名，日期均为2016年1月22日；周军、杨文光、周雪芳在签名后还填写了各自的身份证号码及联系电话。该协议同时还备注了借款汇入杨文光的银行账户。同日，周军、杨文光还在借款协议下方的“借款凭据”落款处签名，确认“借款人杨文光、周军已经收到人民币壹仟万元整。以实际汇款记录为准”。
现韩春丽确认杨文光于2016年1月29日支付给李月明的800万元系上述1000万元借款的还款，尚余200万元未归还。因催要无着，韩春丽向法院提起诉讼。
关于借款过程，周雪芳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杨文光于2016年6月2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为“2016年1月，因本人所在的太仓茂林置业有限公司需偿还到期银行贷款，本人和周军就向吴涛（滔）临时拆借1000万元资金。1月22日，本人和周军在吴涛提供的一份借款合同上签了字，并加盖了茂林公司的公章。另外，按照吴涛的要求，本人请求申久公司的周雪芳总经理为此借款提供担保。借款合同签订后，吴涛并未直接向本人或周军付款，而在当天，本人账户陆续收到了张锦亚、史惠良、李月明、韩春丽四人分别汇来的共计900万元款项，加上张锦亚在1月21日所汇的100万元，本人账户合计收款1000万元。收到该1000万元后，本人就将全部款项汇给工商银行，用以偿还太仓茂林置业有限公司的到期贷款。然后，工商银行又向太仓茂林置业有限公司发放了1000万元贷款。这笔贷款到账后，本人又转到自己的银行账户，并按照吴涛的要求，在2016年1月29日至2月1日将其中的800万元汇至李月明账户，将另外200万元汇至吴涛指定的梁国宏账户。至此，本人已将1月22日所签借款合同项下的1000万元借款偿还完毕。2016年2月，在还清款项的情况下，本人又向梁国宏拆借了200万元资金，这笔借款与1月22日所签的借款合同无关。”
2016年5月31日上午，吴滔就本案的借款过程向公安机关陈述：“2016年初的时候，铁柱（詹如金）带着杨文光找到我，因为茂林置业在工商银行有一笔1000万元的贷款要到期了……其中我借800万元，还有200万元是韩春丽出借的……协议甲方出借人是空着的，乙方是杨文光，担保人是周雪芳个人……其实这笔生意是铁柱想做，但是他自己也在茂林置业里，不方便出面，就让他老婆韩春丽来找我，委托我出面借款，当时我借的800万元韩春丽给我写借条的，算我借给她，她自己拿出200万出借的。800万元是我找人凑的，分别是张锦亚300万，史惠良200万，李月明300万，还有200万是韩春丽的，都是打到杨文光账上的……我借出去的800万元都还给我的，我把韩春丽写给我的借条和杨文光写的协议都还掉，跟我就没什么关系了。这200万元我是事后才知道杨文光转给了梁国宏，为什么转给他我就不清楚了，你们要去问铁柱……”。
同日下午，詹如金就本案的借款过程向公安机关陈述：“我是茂林置业的经理……杨文光通过我帮忙介绍向其他人借款……在今年的1月21号，杨文光跟我说他估计明天要用1000万元，他说这笔借款是他和周军两个人共同用的，周军也签字，还说他去找周雪芳担保……我当天就找吴涛（滔），让张锦亚先打了100万元给杨文光，剩下的900万元是在1月22日打的，具体出资是吴涛找了张锦亚、李月明、史惠良三个人凑了800万元，我又找了韩春丽借了200万元，一共1000万元借给了杨文光……到期后，杨文光打了800万元给李月明，算作还给吴涛找的那三个人的借款，剩下200万元到现在都没有还，利息也没有付……对于200万元，杨文光让我去找周军要，因为周军和他是共同借款人……梁国宏和我是朋友关系，他和杨文光之间是否有债务纠纷我不清楚”
另查明：韩春丽于2016年4月1日与江苏金太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韩春丽就本案委托该所为一审诉讼代理人，该所指派邵永兴律师承办。经双方协商确定，律师费按诉讼金额的2%收取，计41160元，并明确该合同作为追偿律师费的证据使用。截至本案法庭辩论终结前，韩春丽尚未支付上述费用。
以上事实，有韩春丽提供的借款协议、汇款凭证、委托代理合同，周雪芳提供的情况说明、银行交易流水单，一审法院向公安机关调取的吴滔、詹如金的笔录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等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点：韩春丽是否系涉案1000万元借款的出借人？周军是否系涉案1000万元借款的共同借款人？杨文光于2016年1月29日、2月1日支付给梁国宏的200万元是否系涉案1000万元借款的还款？
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分析双方提供的证据，一审法院确认韩春丽系涉案1000万元借款的出借人。理由如下：1、合同具有相对性，民间借贷合同亦应当遵循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本案中，根据韩春丽提供的借款协议，双方当事人之间已通过书面形式订立了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明确了借贷关系的双方当事人，根据借款协议载明的内容，韩春丽为涉案借款的出借人；结合吴滔等人的陈述，虽不排除周军、杨文光、周雪芳签字时，借款合同出借人处为空白的可能，但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杨文光、周军、茂林公司、周雪芳在借款协议上签名或盖章时应当知道出借人处留有空白的法律后果，故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其理应向协议载明的出借人韩春丽履行还款义务。2、周雪芳主张吴滔为实际出借人，但吴滔本人对此并不认可，按其陈述，其出面向张锦亚、史惠良、李月明所借的800万元系借给韩春丽的并由韩春丽出具了相应的借条，在收回800万元款项后亦归还了韩春丽相应的借条，周雪芳也未能进一步就吴滔与韩春丽之间存在隐名代理关系予以证明。3、虽然涉案借款中800万元系由案外人张锦亚、史惠良、李月明支付，但案外付款人已签字确认款项系代韩春丽支付，周军、茂林公司虽抗辩仅凭汇款凭证无法证明相关汇款系涉案借款，但未能就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而发生资金往来举证证明。综上，周雪芳主张吴滔为实际出借人依据不足，结合借款协议和款项交付情况及相关当事人的陈述，一审法院依法认定韩春丽为涉案1000万元借款的出借人并已完成全部借款的交付义务。
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应当确认周军系涉案1000万元借款的共同借款人，理由如下：1、从借款协议的文义来看，并未注明借款主体，那么按一般理解，在落款的借款人处签字、盖章的均为借款主体，周军在借款人处签字，可以理解其为共同借款人。2、周军虽系茂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周军在借款协议落款的借款人处签名时并未区分其作为法定代表人而不是借款人的身份，且其姓名还书写在协议内容上方的“乙方（借款人）”一栏，如周军认为其不是借款人而是作为法定代表人签字，那么，他在签字时应当尽谨慎的注意义务，在签名前的位置注明“法定代表人”字样，对其身份予以明确，否则，债权人有理由认为周军作为共同借款人，负有还款义务。3、从借款协议下方的借款凭据来看，在没有茂林公司加盖印章的情况下，周军在正文及下方落款处均以借款人名义签名，并书写了个人的身份证号码，再次确认了其共同借款人的身份。4、周雪芳当庭表示其作为担保人，是为周军、杨文光及茂林公司共同借款而在借款协议上签字的，亦可佐证周军作为共同借款人的事实。综上，周军主张其在借款协议的借款人处签字系履行职务行为，依据不足，一审法院对此抗辩意见不予采信，依法确认周军为本案共同借款人，承担相应还款义务。
针对第三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杨文光支付给梁国宏的200万元系涉案1000万元借款的还款。理由如下：1、周军、茂林公司、周雪芳主张上述200万元系杨文光根据吴滔指示直接归还给梁国宏，但如前文所述，一审法院已确认涉案借款的债权人为韩春丽，并非吴滔；根据法律规定，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应以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为前提，本案中，韩春丽对该笔200万元还款并不认可，周军、茂林公司、周雪芳也未能就双方之间存在向第三人梁国宏还款的约定举证证明。2、吴滔对杨文光转给梁国宏200万元的原因不清楚，认为詹如金应当知道，但詹如金明确了涉案的200万元尚未归还，亦表示不清楚杨文光与梁国宏之间的债务关系；杨文光的银行交易流水单虽载明200万元系还款，但当时梁国宏亦有一笔200万元支付给杨文光，两笔200万元款项的关联性目前无法排除，亦无法排除杨文光因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向梁国宏打款的情形。
综上，周军、茂林公司、周雪芳主张支付给梁国宏的200万元系涉案1000万元借款的还款的意见，缺乏相应的证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韩春丽当庭确认杨文光借款后直接转账给李月明的800万元系1000万元借款的还款，于法不悖，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据此确认杨文光、周军、茂林公司尚欠韩春丽200万元借款未还，根据借款协议约定，借款期限为10天，即借款应于2016年2月1日归还，现借款人逾期不还，理应承担继续履行、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故对韩春丽要求杨文光、周军、茂林公司归还借款200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另，韩春丽主张对200万元借款自2016年2月2日起按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逾期还款违约金，具有合同依据且在法律规定的合理范围内，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双方在《借款协议》中约定如借款人逾期归还借款，应承担债权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一切费用包括律师费等，韩春丽与江苏金太律师事务所约定了本案律师费41160元，该收费符合法律规定及收费标准，截至法庭辩论终结前，韩春丽虽未付款，但该所已履行了合同义务，该款系韩春丽为实现债权必然会发生的费用，因此，韩春丽请求杨文光、周军、茂林公司支付律师费41160元的请求应予支持。
此外，周雪芳以担保人名义在借款协议上签字，明确其对杨文光、周军及茂林公司的1000万元借款承担连带责任担保，且担保范围包括主债务、违约金及律师费等，故对韩春丽要求周雪芳对杨文光、周军及茂林公司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现杨文光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后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放弃诉讼权利，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据此，依照《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杨文光、周军、太仓茂林置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共同归还韩春丽借款200万元；二、杨文光、周军、太仓茂林置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韩春丽逾期还款违约金（以20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2月2日起按照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三、杨文光、周军、太仓茂林置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韩春丽律师费41160元；四、周雪芳对上述第一、二、三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23673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8673元，由杨文光、周军、太仓茂林置业有限公司、周雪芳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周雪芳提供如下证据：一、太仓市国滔化纤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证明本案的实际债权人吴滔与本案另外一个重要利害关系人梁国宏均是太仓市国滔化纤有限公司的股东；二、杨文光尾号为6319农行卡交易明细表，证实杨文光在归还本案1000万元借款后又向梁国宏借款200万元，向王晶借款100万元，归还了苏州大港制衣有限公司的到期债务295万元；三、梁国宏汇款给杨文光200万元的交易凭证复印件，此凭证显示梁国宏汇款的时间为2016年2月1日15点45分，而杨文光于当天向梁国宏转账的时间为14点52分，若杨文光向梁国宏的转账为梁国宏向杨文光的借款，则梁国宏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就还款不符合常理；四、债务清偿协议复印件，缔约方是王晶、南通石水纺织品有限公司、杨文光、苏州尚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和周雪芳，证实杨文光在2016年2月2日向王晶借款100万元的事实。韩春丽质证认为：一、对太仓市国滔化纤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吴滔和梁国宏均不是本案当事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二、对证据二、三、四的真实性无法判断，杨文光和梁国宏之间200万元的往来，在以往庭审中已经查明，周雪芳陈述杨文光在归还1000万之后向王晶借款100万元，向梁国宏借款200万元，是其单方陈述并非事实。周军、茂林公司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没有异议。
梁国宏出庭作证陈述如下：我办公室和杨文光正好是楼上楼下，去年有一次我和他闲聊，想要把信用卡升级，问他如果卡上有钱就借我用一下，我用了几天就还给他了，我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属实。韩春丽对梁国宏的证言认可，周雪芳、周军、茂林公司认为梁国宏证言虚假。
史惠良出庭作证陈述如下：张锦亚是我母亲、李月明是我阿姨，我与韩春丽是朋友，涉案800万元是韩春丽让我把钱汇给杨文光的，其中李月明300万元，张锦亚200万元，我自己200万元，后来这800万元还到李月明卡上，我与吴滔并无经济往来。同时，史惠良提供加盖有太仓市公安局横泾派出所户口专用章的户口登记表，证明张锦亚系其母亲。韩春丽对史惠良的证言予以认可，周雪芳、周军、茂林公司不予认可。
二审另查明，2016年5月30日下午，杨文光就本案的借款过程向公安机关陈述：“我通过詹如金介绍认识了吴涛，向吴涛借款1000万元还贷资金，吴涛出面由四个人出资组成了这1000万元，分别是张锦亚出资300万元，史惠良出资200万元，李月明出资300万元，韩春丽出资200万元。然后我和吴涛一起找到了申久化纤的周雪芳，让他出面帮我担保这笔借款，他最终同意担保的。于是我、周军、周雪芳共同签订了一份借款协议，出借人当时没有填，因为吴涛讲他也是要从外面筹所以暂时不好写……我根据吴涛的要求将其中800万元转给了李月明，剩余200万元转给了梁国宏……因为我当时具体谁借我那1000万元都不知道，我是向吴涛借的，还款也是根据他的要求还的，所以我没有按照上述四人的出资情况打款，上述1000万元已经全部还清了……在我800万还了李月明，200万还了梁国宏之后的两天，茂林公司向大港制衣公司借款300万元到期，我自己出面向詹如金借款200万元以及上海的一个叫王抒刚借款100万元凑满了300万元还给了大港制衣公司，其中詹如金的200万元是他让梁国宏打给我账户上的，这笔钱我至今没有还，所以现在詹如金向周雪芳要求付款是他们故意将事情扯到周雪芳身上，因为他们知道我没钱付给他们，实际上作为周雪芳担保的那1000万元我已经全部还清。”
2016年5月31日下午，梁国宏就本案向公安机关陈述：“今年1月29日和2月1日，我分别向杨文光借了两次人民币100万，总共借了200万。我想把我农行卡升级到白金卡，银行说需要资金进出达到一定数额才可以，我就用这个农行账户向杨文光借钱，想把卡升级到白金级别。打了这两笔钱以后，还是没有能够升级，我就把钱打还给杨文光了……农行卡是储蓄卡，银行工作人员说储蓄卡可以升级到白金卡……这三笔钱具体的进出时间是第一笔打给我的是2016年1月29日16点31分，第二笔打给我的是2016年2月1日14点52分，第三笔我还给他的是2016年2月1日15点45分。我与杨文光除了这三笔钱之外，没有其他的经济往来。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韩春丽是否系涉案1000万元的出借人；二是杨文光于2016年1月29日、2月1日支付给梁国宏的200万元是否系本案的还款。
针对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民间借贷关系中，借据、欠条、借款协议等债权凭证为确定双方当事人法律地位以及权利义务的基本依据。本案中，首先，借款协议由韩春丽持有且协议中出借人处有韩春丽的签字，根据合同的相对性，韩春丽应为本案出借人，杨文光、周军、茂林公司、周雪芳辩称其在借款协议上签字和盖章时出借人处为空白，并无相应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其次，涉案借款中有800万元系案外人张锦亚、史惠良、李月明直接转给杨文光，而张锦亚、史惠良、李月明均在相应的转账凭证上签字确认上述款项系代韩春丽支付，二审期间史惠良亦出庭作证确认了以上代付的事实；再次，周雪芳辩称吴滔为实际出借人，但根据吴滔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其对此并不认可，其也认为韩春丽为涉案1000万元的出借人；最后，根据担保法的规定，担保人系为特定的债务提供担保，而非特定的债权人，周雪芳辩称其仅在出借人是吴滔的情况下才承担保证责任，并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韩春丽作为本案借款的出借人主体适格。
针对争议焦点二，首先，杨文光、周军、茂林公司、周雪芳辩称杨文光系受吴滔的指示向梁国宏还款，但吴滔对此并不认可，涉案借款的债权人为韩春丽，并非吴滔，吴滔亦无权指示杨文光如何进行还款，杨文光、周军、茂林公司、周雪芳也未能提供其他有关杨文光受韩春丽指示还款的证据；其次，二审期间梁国宏出庭对上述款项的性质作出了说明，证明上述款项系其向杨文光的借款，其已经于2016年2月1日归还给杨文光，该陈述与其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一致，杨文光、周军、茂林公司、周雪芳并无证据证明梁国宏存在虚假陈述；最后，杨文光称2016年2月1日梁国宏向其转账的200万元为杨文光向詹如金或梁国宏的借款，但该陈述并无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周雪芳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杨文光于2016年1月29日、2月1日支付给梁国宏的200万元系本案的还款。
综上，上诉人周雪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673元，由上诉人周雪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游冰峰
代理审判员 俞 渊
代理审判员 姚栋财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尹凌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