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28民终22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大安，男，生于1952年9月21日，汉族，住湖北省利川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兴田（系刘大安之子），男，生于1976年8月26日，住湖北省利川市，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钱永生，男，生于1956年2月6日，汉族，住湖北省利川市，
上诉人刘大安因与被上诉人钱永生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利川市人民法院（2017）鄂2802民初29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大安上诉请求：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被上诉人在一审判决中称小地名“上响榜”的土地在2001年3月土地二轮延包前属于上诉人的责任地。上诉人的儿子成年后户口变更为非农户口，按照土地二轮延包政策其责任地应当退出，应由上诉人的三弟接管该土地而不是由被上诉人接管。2001年3月土地二轮延包时村里没有任何领导知晓和参与，龙河村委会组织调整土地时上诉人并不知情也没有参与，丈量土地的小队会计是被上诉人的表亲。上诉人委托其兄刘大松照管土地，刘大松耕种不过来，就让被上诉人耕种，所以上诉人一直未曾提出异议。双方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登记的方位不准确，刘大安的土与刘大权的田都不与“上响榜”接界，上诉人的“中塘”实际上包含�被上诉人的“上响榜”。2017年卫星定位，在全组31名村名的见证下，也将这块地纳入了刘大安的权属范围。一审庭审时被上诉人称涉案土地是1983年农村土地调整时承包所得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2、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权属争议属产权不明晰，应由政府重新进行确权，不应由人民法院管辖和受理，所以本案应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
钱永生辩称，第二轮土地承包前，刘大安的长子刘兴田的户口转为非农户口，所以他的责任田被调出。2001年3月土地二轮延包时，负责我们10组片区的村干部让会计通知我承包刘兴田的田土，上诉人当时在利川做生意，全家在利川租房居住，家中田土委托其二弟刘大松管理、使用。在村会计、刘大松和我三人丈量土地后，我分得“上响榜”0.5亩土地并于2005年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16年12月底。上诉人强行在该地上�植柚子树，我便起诉到法院，一审期间，法院的工作人员也到现场勘查绘图，并判决刘大安将“上响榜”地块返还给我。
钱永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返还原告位于利川市××××组小地名为“上响榜”、面积为0.5亩的旱地一块；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钱永生、被告刘大安同属利川市××××组村民。在农村土地第一轮承包时，被告刘大安承包经营了“上响榜”地块。在第二轮土地延包时，被告的儿子因参加工作，户口性质变化为非农户口，按照当时土地延包政策，属于应调出土地的承包户。柏杨坝镇龙河村民委员会根据该村的实际情况，将原由被告承包经营的地名“上响榜”、面积0.5亩的土地调整给原告承包经营。原告取得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该地块名“上响榜”、面积0.5亩、旱地，四至界线�东刘大安土界、南刘大权田界、西土坎、北土坎，承包期限1998年10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承包合同编号2043110049。原告承包后一直经营管理该地块，被告从无异议。2016年12月，被告未经原告许可在该地块种植柚子树，被告认为该地块四至范围位于被告承包经营的名为“中塘”的地块范围内。被告编号为2043110034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被告承包了地名为“中塘”、面积0.9亩的旱地，四至界线为东河沟、南刘红军的田、西山沟、北山沟。经现场勘验并经“上响榜”、“中塘”两地块的其他相邻权人刘红军、刘大权确认四至界线，“上响榜”、“中塘”两地块南边的地界位于同一条线上，并列且互不重合，“上响榜”地块并不包含在“中塘”地块中。以上事实有原、被告提交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法院制作的现场勘查图以及原、被告陈述在卷佐证，足以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原告钱永生在柏杨坝镇××土地二轮延包时，取得地名“上响榜”、面积0.5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一直经营管理该地块，十多年以来，被告刘大安均未曾提出任何异议。2016年被告未经原告同意，没有法定事由，占用该地块栽种树木，侵害了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故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该地块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被告辩称原告承包的“上响榜”地块包含在被告承包的“中塘”地块内。经现场勘验，“上响榜”、“中塘”两地块的南面边界位于同一线上，并列且互不重合，同时两地块其它三面界线不重合，两地块不可能相互包含与被包含，故被告的该辩称理由，不予支持。被告辩称被告第一轮土地承包经营的地块不应由村委会在土地二轮延包时随意划出。因农村土地第二轮延包，村民委员会对所属�地进行重新发包，可以调整本村村民的承包地块，即使被告认为“上响榜”本应由自己延续承包而未取得承包经营权，也因不属人民法院受案审理范围，也不予审理，故对被告的该辩称理由，不予支持。被告辩称原告承包的“上响榜”地块，是从被告第一轮承包的“中塘”地块中调整出去的一部分，被告的承包经营权证上记载的“中塘”地块四至界线应载明与“上响榜”地块相邻。因被告承包的“中塘”地块的承包经营权证上记载的四至界线是否载明与原告承包的“上响榜”的地块相邻，均不能否定原告承包“上响榜”地块的合法性，且原告承包的“上响榜”地块四至界线清晰，故对被告的该辩称理由，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被告刘大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钱永生位于利川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为地名“上响榜”的土地。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被告刘大安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刘大安向本院提交了两份证据，第一份证据：龙河村十组村民签名捺印的“关于刘大安田土确权的证明申请”原件1份，证明争议土地属上诉人刘大安所有。第二份证据：刘大权土地权属证明复印件1份，证明“上响榜”这块土并不与刘大权的田接界。经质证，被上诉人钱永生对该二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且刘大权的地块与被上诉人的地块是接界的，一审法院的工作人员进行了现场勘查并绘图，村书记也参与了勘查过程。本院认证，上诉人刘大安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规定的二审中的新的证据，第一份证据不是土地权属的合法凭证，第二份证据系复印件，所载内容无法辨识，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对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钱永生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现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属凭证，上诉人刘大安与被上诉人钱永生各自持有的权属凭证所载的四至界限能够与由一审法院制作并经双方当事人签字确认的《现场勘查图》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双方争议的“上响榜”地块系被上诉人钱永生承包经营的土地，上诉人刘大安称双方承包的地块存在权属争议与查明事实不符，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刘大安关于龙河村委会在土地二轮延包期间对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所作的调�不当的上诉理由，系其与该村委会之间因土地承包而产生的纠纷，与本案审理的物权保护纠纷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本院不予审理。
综上所述，上诉人刘大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刘大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汪清淮
审 判 员 胡 明
审 判 员 王颖异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五日
法 官 助 理 杨艳云
书记员（兼） 杨艳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