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桂行终630号
上诉人（一审第三人）防城港市防城区大菉镇那蕾村百里口一组。
诉讼代表人谢绍益，该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谢乃胜，男，汉族，1949年10月28日出生，住防城港市防城区。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防城港市防城区大菉镇那蕾村百里口二组。
诉讼代表人谢乃旺，该组组长。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防城港市防城区大菉镇那蕾村百里口三组。
诉讼代表人谢乃寿，该组组长。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防城港市防城区大菉镇那蕾村百里口四组。
诉讼代表人谢乃由，该组组长。
上列三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胡雪松，广西东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防城港市防城区防北路。
法定代表人荣毅宏，该区区长。
委托代理人黄海鹏，防城港市防城区司法局干部。
一审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防城港市中心区市政大楼。
法定代表人何朝建，该市市长
委托代理人韦昊良，防城港市法制办公室干部。
委托代理人卢振佳，防城港市法制办公室干部。
上诉人防城港市防城区大菉镇那蕾村百里口一组（以下简称百里口一组）因林地使用权处理决定纠纷一案，不服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桂06行初1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0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百里口一组的诉讼代表人谢绍益及其委托代理人谢乃胜、被上诉人防城港市防城区大菉镇那蕾村百里口二组（以下简称百里口二组）的诉讼代表人谢乃旺、防城港市防城区大菉镇那蕾村百里口三组（以下简称百里口三组）的诉讼代表人谢乃寿、防城港市防城区大菉镇那蕾村百里口四组（以下简称百里口四组）的诉讼代表人谢乃由及其委托代理人胡雪松，一审被告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防城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黄海鹏，一审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防城港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韦昊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各方诉争的山岭分为两幅，第一幅为大松木柳林排茶山（又称作柳林茶山），四至界至为：东至榕木坪岭岐；南至本队坡田面；西至本队坡田面；北至牛路岭，面积16亩，争议的标的物为林地权属。第二幅为柳林垌茶油山（又称作那其茶油山），四至界至为：东至百里口四组现种速生桉树山岭岐分水；南至百里口三组谢乃寿承包山小坜为界；西至那润组田边为界：北至山坜为界，面积43亩，争议的标的物为林地权属。对于防城区政府在《林地处理决定》中认定的事实，其中争议山林地块的坐落、四至和由来，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2013年7月29日，防城区政府曾就本案讼争山林权属作出过《关于防城区大箓镇那蕾村百里口一组与百里口二组、三组、四组山林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防区政处（2013）9号），其中以“尊重事实，考虑历史和现实的情况，遵循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生产生活和经营管理的原则”为依据，将讼争山林确权给百里口一组。2015年9月21日，经百里口二、三、四组起诉，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防行初字第24号《行政判决书》，其中认为，“百里口二、三、四组与百里口一组，自解放后，经历两次分开合并，合并期间对两争议山林的经营管理应当视为当时集体的共同管理行为。防城区政府在处理决定中认定解放后至今百里口生产队没有划分过百里口上、下两个生产队，与事实不符，属事实不清。同时，防城区政府在处理时，忽视了四个小组作为整体取得两争议山林的共同权属的事实，仅依据百里口一组自1981年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的长期经营管理事实，将两争议山全部确权给百里口一组，不符合《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林业部第10号发布）第十一条的规定”，并最终判决撤销了该防区政处（2013）9号处理决定。另查明，防城区政府所作出的本次讼争《林地处理决定》，相比于防区政处（2013）9号处理决定多出的查明事实有：“1964年，百里口一、二、三、四组划归大箓公社那茂大队管辖，登记为百里口上队（即现在的百里口一组）、百里口下队（即现在的百里口二、三、四组）。土地山林按‘三包四固定’时期划定管理使用收益所有，没作重新调整。”及“再查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均提供了防城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1981年6月12日签发的《大箓公社那蕾大队百里口生产队山界林权证》，证号分别为：4539；4540。4539号证书上登记有那其屋背后茶山、柳林尾分水界茶油山、柳林垌茶油山、大松木柳林排茶山、樟木根茶山五幅山林，4540号证书上登记有那江坡山场茶山、那江坡瓦厂坜茶山、荡芦东龙茶山、荡芦垌山塘沟垌山、那其风木田茶山、那其半岭排茶山、那其茶油山七幅山林。以上山林曾经为百里口一组和百里口二、三、四组共同所有。1981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百里口二、三、四组管理使用4539号证书上登记的那其屋背后茶山、柳林尾分水界茶油山、樟木根茶山三幅山林，4540号证书上登记的那江坡山场茶山、那江坡瓦厂坜茶山、荡芦东龙茶山、荡芦垌山塘沟垌山、那其风木田茶山、那其半岭排茶山、那其茶油山共十幅山林。百里口一组管理使用4539号证书上登记的柳林垌茶油山、大松木柳林排茶山、樟木根茶山共三幅山林。”两处。百里口二组、三组、四组认为，防城区政府重新作出的《林地处理决定》和防城港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防城区政府作出的《林地处理决定》和防城港市政府作出的防政复决（2015）34号行政复议决定，并判令防城区政府重新对柳林茶山、那其茶油山的林地所有权作出确认。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关于防城区政府作出的《林地处理决定》是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属于“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在新事实部分，防城区政府对“1964年，百里口一、二、三、四组划归大箓公社那茂大队管辖，登记为百里口上队（即现在的百里口一组）、百里口下队（即现在的百里口二、三、四组）。”和证号分别为：4539、4540的防城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于1981年6月12日签发的《大箓公社那蕾大队百里口生产队山界林权证》的新事实加以确定。在新理由方面，虽然仍然以“尊重事实，考虑历史和现实的情况，遵循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生产生活和经营管理的原则”作为主要理由，仍然以百里口一组“长期经营管理收益”作为直接事实依据。但是在具体的理由中，增加了“争议的两幅山在‘三包四固定’时期，山上的茶油树就由百里口一组管理使用收益。”的内容作为新的事实支撑。此外，对于4539、4540两幅山权证的查明，也可作为反向理由，即百里口二、三、四组已拥有两证上12幅山林中的另外10幅山林权属，从合理性上逆推百里口一组应获得至少两幅山林权属，也即本案讼争的两幅山林的所有权。因此，防城区政府在《林地处理决定》中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均比防区政处（2013）9号处理决定增添了新的内容，并未违反《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关于将争议林地全部确权给百里口一组是否有充分的事实依据，证据是否确凿的问题。该《林地处理决定》所认定的事实和理由仍然缺乏相关的证据、依据支撑。首先，根据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防行初决第24号行政判决来看，除了防城区政府在当时未对百里口一组和百里口二、三、四组曾经两次分离、合并之事实，尤其是对“三包四固定”后，百里口生产队分为上、下两个生产队，其中上队即百里口一组，下队即百里口二、三、四组的事实加以查明外，更重要的是，该判决书认为防区政处（2013）9号处理决定中所依据的当时的证据不能证明百里口一组具有长期经营管理收益争议山林的事实。其次，关于该处理决定在被上述判决撤销后，防城区政府补充调查的新证据，和原有的用以证明百里口一组具有争议山林权属的旧证据是否能成为本次《林地处理决定》的新理由的问题。综合所有防城区政府的举证，仍可能作为其处理依据的证据有：对谢乃寿的调查笔录，可证实百里口生产队分为百里口上、下队时，也对山林权属进行了分割；对唐光禄的问话笔录，证实其在与百里口一组签订购买松木协议后，顺利地对争议山上松木进行了砍伐而无人阻止；对黄如金、黄建辉的调查笔录，其均称争议山林自土改（解放）后即由百里口一组管理、使用、收益。故对上述证据加以进一步判断，首先，谢乃寿的证词并未对分队后争议山林的实际管理人系第三人进行自认；其次，百里口二、三、四组也提交了三份证词，分别是钟恒瑶（1948年生，70年代曾仍防城各族自治县大箓镇村委会支部副书记和主任）、钟志德（1931年生，那蕾村下屯映组人）、钟恒心（1943年生，那蕾村细那良组人），均证明争议山由百里口下队（即百里口二、三、四组）管控，由此与防城区政府的调查形成了“一对一”的证词。其次，对于唐光禄的笔录，其与第三人方签订合同砍伐林木的时间是近期的2011年，且也不能直接证明争议山仅由百里口一组管控的事实；此外，对于百里口二、三、四组已拥有4539、4540两证上12幅山林中的另外10幅山林权属的问题，防城区政府虽然在查明事实中对此作为新事实加以陈述，但新增证据内并无任何证据支撑该事实，甚至就连4539、4540号《大箓公社那蕾大队百里口生产队山界林权证》本身也未在法定期限内作为证据提交。因此，防城区政府作出的《林地处理决定》所依据的基本只有言词证据，且未对百里口二、三、四组提出的相反证言予以核实，在被相关生效判决撤销后，仍未能以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处理结果，故确权依据不充分，应予撤销。遂判决：撤销防城区政府2015年9月21日作出的防区政处（2015）9号《关于防城区大莱镇那蕾村百里口一组与百里口二组、三组、四组林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和防城港市政府2015年12月30日作出的防政复决（2015）3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责令防城区政府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防城区政府负担。
百里口一组上诉称：其持有1981年6月12日防城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颁发的4539、4540号《林权证》，该两证包含现争议的大松木柳林排茶山、柳林垌茶油山等12幅，被上诉人拥有4539、4540号《山界林权证》中记载的除现争议山外的10幅山岭。1981年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后，上诉人一直管理收益争议的大松木柳林排茶山、柳林垌茶油山并种植有八角、松树、油茶树，2011年8月上诉人将现争议山岭山上的松树出售给唐光禄砍伐，上诉人只有60多人，仅仅拥有柳林垌茶油山、大松木柳林排茶山山林，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山岭。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撤销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桂06行初15号行政判决，维持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
被上诉人百里口二组、三组、四组答辩称：1.其与百里口一组争议的是大松木柳林排茶山和柳林垌茶油山，对《山界林权证》中记载的除现争议山外的10幅山岭没有异议，该10幅山岭与本案没有本质联系；百里口一组以属其所有的山林少于三答辩人来推断争议地的所有权理由不成立。2.1981年领取《山界林权证》后，争议地一直由三答辩人经营管理收益至今，并于1982年在争议地种有松树。3.百里口一组在二审提交的1981年6月12日防城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颁发的4539、4540号《山界林权证》，属于一审程序中无正当理由未提供而在二审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二审法院依法不应采纳。请求驳回百里口一组的上诉，维持原判。
防城区政府答辩称：1.其作出的防区政处（2015）9号林地处理决定中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均比防区政处（2013）9号处理决定增添了新的内容，没有违反《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2.百里口一、二、三、四组四个生产组的山林、土地、耕畜、农具均按照1962年“三包四固定”时期固定的分配，没有重新作出分配，30多年没有任何单位和个人提出异议。3.一审判决认定百里口四个小组曾经两次分开合并的历史事实，被上诉人只认可四个小组作为整体取得两争议山林共同权属的事实，而不顾四个小组共有的4539、4540两个证号上取得的其他10幅山林的共同权属的事实，不顾共同取得的70%山林由被上诉人占有的现状，不顾自1981年体制下放至2011年11月的30年由百里口一组在争议山林经营管理收益的事实，正是尊重事实，考虑历史和现实状况。其是在遵循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原则，结合实际情况，公平、公正作出处理，确定争议山林权属。4.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证人都没有自解放后参与到争议山林的直接经营管理活动中，并且对争议山林的种植经营情况事实不清，颠倒是非，作虚假陈述。其通过调查争议山林周边的那批、那润两组直观了解争议山林现实经营管理现况的村民证实，争议山林一直由百里口一组经营管理收益，从来没有争议。因此，其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维持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防城港市政府答辩称：其作出的防政复决（2015）34号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维持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二审期间，上诉人百里口一组和一审被告防城区政府均提交了新的证据，本院依法当庭组织当事人质证。对于当事人二审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1.关于上诉人提交的防城各族自治县1981年6月12日核发的4539、4540号《山界林权证》，拟证明该证记载有现争议的大松木柳林排茶山和柳林垌茶油山在内的12幅山林，现争议的两幅山林属上诉人所有，且除此外上诉人无任何其他山林，其余10幅山林属于被上诉人所有的事实。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对该证据质证，被上诉人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也与防城区政府处理决定中认定的该事实一致，但又认为该证据属于在一审程序中无正当理由未提供而在二审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不应予以采纳，一审被告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本院认为，百里口一组在二审新提交的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但与本案中认定的事实密切相关，当事人对该事实亦无异议，故可作为本案的参考依据。2.关于防城区政府提交一份《百里口一、二、三、四组山林纠纷卷宗目录》作为新证据，拟证明该目录中第七项《山界林权证》系申请人即被上诉人提供，与上诉人提交的《山界林权证》相印证。被上诉人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证据是逾期提交的证据，也不属于新证据，不应予以采纳，上诉人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本院认为，防城区政府在二审中提交的该证据，亦不属于新证据，但与本案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事实能够印证，亦可作为本案的参考依据。另外，被上诉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有部分异议，一是“1964年，百里口一、二、三、四组划归大箓公社那茂大队管辖，登记为百里口上队（即现在的百里口一组）、百里口下队（即现在的百里口二、三、四组）。”中的“1964年”应为“1962年”，一审被告对此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二是“4539、4540号《山界林权证》上登记的12幅山林归属”，被上诉人认为一审被告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只有争议的两幅山林与本案有关联，上诉人和一审被告均认为有关联，本院将结合案件事实予以认证。
经二审审理，本院确认一审法院采信的证据合法有效，可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上诉人二审中对一审查明事实部分提出的异议部分成立，但不影响对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据此，除了“1962年，百里口一、二、三、四组划归大箓公社那茂大队管辖，登记为百里口上队（即现在的百里口一组）、百里口下队（即现在的百里口二、三、四组）。”外，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防城区政府将争议林地确权给百里口一组是否有充分的事实依据，证据是否确凿。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争议山林地块的坐落、四至和由来，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经查明，百里口一组和百里口二、三、四组四个生产组有曾经两次分开合并的历史事实，该四个生产组的山林、土地、耕畜、农具均按照1962年“三包四固定”时期固定的分配，没有重新作出分配，30多年没有任何单位和个人提出异议。百里口一组和百里口二、三、四组对本案4539、4540两个《山界林权证》取得12幅山林的共同权属的事实均无异议，只是对登记在4539号证书上的柳林茶山、那其茶油山权属有争议。对于被上诉人已拥有4上述12幅山林中的另外10幅山林权属的问题，防城区政府在本案处理决定已加以陈述，虽然没有证据直接证明该事实，一审也认定该4539、4540号《山界林权证》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但该事实在防城区政府的两次处理时，上诉人和被上诉人都提交了相关证据进行说明，在二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此事实均无异议，而且上诉人二审期间提交的4539、4540号《山界林权证》也能够与前述事实相印证。百里口一组上诉称被上诉人拥有4539、4540号《山界林权证》中记载的除现争议山外的10幅山岭，1981年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后，上诉人一直管理收益争议的大松木柳林排茶山、柳林垌茶油山并种植有八角、松树、油茶树，其仅仅拥有争议的柳林垌茶油山、大松木柳林排茶山山林，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山岭，这些事实与本案查明的事实相符。因此，防城区政府在本案争议地的处理过程中，充分考虑历史和现实状况，遵循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原则，结合实际情况，再次作出处理决定，确定本案的争议山林权属归上诉人所有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以防城区政府作出的《林地处理决定》所依据的基本只有言词证据而认为确权依据不充分予以撤销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错误，判决结果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桂06行初15号行政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防城港市防城区大菉镇那蕾村百里口二组、防城港市防城区大菉镇那蕾村百里口三组、防城港市防城区大菉镇那蕾村百里口四组的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100元，由百里口二组、三组、四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辉
代理审判员 韩胜强
代理审判员 蒋新江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廖倪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