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二中民（商）终字第0160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任大勇，男，1971年4月4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葆葆儿童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玉环县芦浦镇漩港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林冲，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葛�泰，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任大勇因与被上诉人浙江葆葆儿童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葆葆儿童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4）西民（商）初字第190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月1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巩旭红担任审判长，法官周维、钟声参加的合议庭，并于2015年1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任大勇、被上诉人葆葆儿童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葛祥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葆葆儿童公司在一审中起诉称，葆葆儿童公司与任大勇根据买卖对账单的统计，于2011年11月2日以欠条的方式确定了任大勇拖欠葆葆儿童公司货款人民币86732.69元，任大勇承诺在2011年12月底前支付30000元，余款在2012年3月底前付清。
任大勇向葆葆儿童公司出具欠条后于2012年1月12日给付葆葆儿童公司货款23027.03元。至起诉之日止，任大勇仍拖欠货款63705.66元。故葆葆儿童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判令：1、任大勇给付葆葆儿童公司货款63705.66元；2、任大勇从2012年4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货款之日止，以拖欠货款金额为基数，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向葆葆儿童公司给付利息。
任大勇在一审中答辩称，不同意对方诉讼请求。履行期最后一天是2012年3月31日，葆葆儿童公司发ems是3月31日而任大勇收到是4月份，诉讼时效已过；写欠条是事实，但是双方不是欠条的问题，是合作，当时是基于继续合作的目的才签署了欠条，葆葆儿童公司答应给任大勇继续供货但是没有履行，做生意要讲诚信，希望法院公平处理。
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葆葆儿童公司向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欠条；2、ems底单、催款函。
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任大勇向法院提交如下证据：
1、开户许可证；2、北京丽家丽婴�童用品有限公司对账单；3、葆葆儿童公司对账单；4、退厂单；5、库存明细。
通过对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进行审查，并结合当事人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的陈述，一审法院认定以下事实：
一、2011年11月2日，任大勇向葆葆儿童公司出具了欠条，内容为：根据2010年5月9日，葆葆儿童公司与任大勇买卖往事的对账单。任大勇欠葆葆儿童公司货款人民币98752.69元，计余欠人民币86732.69元。任大勇承诺在2011年12月底前付30000元，余款在2012年3月底前付清。
二、2014年3月31日向任大勇发出了催款函。催款函内容为：任大勇欠葆葆儿童公司产品款86732.69元，于2012年1月12日归还23027.03元，尚欠63705.66元，任大勇承诺2012年3月底付清，至今未付，据此发函催收。任大勇收到此函件。
一审法院认为：
一、关于葆葆儿童公司的债权的确定，双方虽然没有签订正式的买卖合同，但双方基于过往�交易记录而对货款结算做出的确认，能够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任大勇主张双方系合作关系的抗辩意见，缺乏证据支持，法院不予采纳。任大勇向葆葆儿童公司出具的欠条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所涉债权债务关系应予确认，任大勇应当依照约定向葆葆儿童公司履行给付义务。
二、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诉讼时效期间是法律规定的一种重要法律事实，诉讼时效期间实质上系维护债权人利益的法律制度，促使债权人及时向债务人行使权利，避免可能因债务人财产状况恶化等原因而影响债权的实现。可见，诉讼时效期间设置的本意在于促使当事人积极保护自己的权利，避免社会关系处于长期不稳定的状态。但依诉讼时效期间设置的本意，权利人只要尽了足够的注意，以恰当的方式主张权利，债务人就不应免除责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葆葆儿童公司在诉讼时效的期间内以特快专递的方式将其主张债权的催款函向任大勇的住所地进行了送达，任大勇也收到了该信函。因此，应当视为葆葆儿童用品公司尽了足够的注意，并以恰当的方式向任大勇主张了权利。作为债务人的任大勇不应因诉讼时效问题免除民事责任的承担。因此，法院对于任大勇就诉讼时效问题所提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三、关于葆葆儿童公司主张的利息。
《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故葆葆儿童公司基于任大勇逾期付款提出给付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双方共同签署的欠条中明确约定了分期履行的期限，利息的起算时间应当为每个履行期届满之日次日分别起算，但葆葆儿童公司�请要求从2012年4月1日起算，应视为葆葆儿童公司对其自身权利的处分，法院不持异议。关于利息的计算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
综上所述，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任大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浙江葆葆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六万三千七百零五元六角六分并偿付利息损失（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自二〇一二年四月一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日止）。如果任大勇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任大勇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为：一、一审判决对于诉讼时效的认定有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诉讼时效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开始计算。普通诉讼时效是2年，欠条中约定的还款日期是2012年3月底，葆葆儿童公司是在2012年3月30日知道权利被侵害的，诉讼时效应该到2014年3月30日止。即使葆葆儿童公司发送的快递是催款函，而催款函中并没有写明还款期，而是要求速还。直至任大勇接到法院传票，双方也没有进行过任何沟通和联络。任大勇签收邮件的日期是2014年4月3日，从该日期起诉讼时效中断，重新计算，到2014年4月2日也已经满2年。而葆葆儿童公司的起诉状时间是2014年7月23日，明显超过诉讼时效，胜诉权消灭。而原审法院认为发送过催款函诉讼时效就未过，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二、一审判决没有认定清楚双方权利义务关系，任大勇有证据证明却没有要求提供，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任大勇于2004年开始与葆葆儿童公司合作，开发国内销售市场，双方一直采取先货后款的结算方式。双方合作模式是葆葆儿童公司先发货，葆葆儿童公司以门店每月实际销售开具增值税发票，再由门店将货款电汇到葆葆儿童公司账户。因葆葆儿童公司是小公司，基本事情都由其法定代表人林冲负责与任大勇直接协调解决。2008年下半年开始，由于葆葆儿童公司管理混乱，以及和台州隆大集团进行合资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给任大勇的正常经营带来了致命性的影响。这些情况葆葆儿童公司的林冲、周晓都是知道的，并且明确表示要承担责任。由于后续的问题处理不及时，造成2009年北京地区几个大的门店的合同中断，产生了大批退货。在这种情况下任大勇于2009年至2011年数次去葆葆儿童公司所在地商谈解决问题。此时，葆葆儿童公司的名称已由玉环葆葆儿童用品公司更改为浙江葆葆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在事情的处理上本着双方的信任和为了后期的共同发展，新公司的董事周晓、杨显川和副董事长林冲与任大勇于2010年5月9号签订了第一份对账单，并达成后期内销市场的初步规划。作为继续合作的条件，葆葆儿童公司财务负责人周晓，以及实际负责人杨显川以及法定代表人林冲共同承诺给予任大勇铺货15万，降低出厂供货价格等一系列优惠政策，据此双方才在2011年11月2日的欠条上签字。因为当时门店退货等一系列问题，任大勇已经将近1年没有大的销售回款，资金严重紧张，根本没钱给葆葆儿童公司。林冲、周晓、杨显川明知如不继续合作，任大勇根本没有能力还所欠欠款，也没有义务承担因葆葆儿童公司的过失造成的经济损失。而且在2011年1-9月期间，北京丽家宝贝也作出了终止与葆葆儿童公司的合同，全部货物清退的决定，共计产生退货3万7千多元。本着双方继续合作的态度，本次清退货物在葆葆儿童公司对上诉人的继续合作等条件的许诺下，任大勇没有要求任何补偿。签完欠条后，任大勇离开浙江回北京，开始进行准备工作开发新客户，但在计划订货的时候却被葆葆儿童公司告知，要求先打款后发货，且价格大幅度提高等情况。这一切对于任大勇来说都是无法接受的。后来任大勇电话和林冲联系解决办法，林�表示其做不了主，一拖再拖。任大勇跟周晓，杨显川联系，其也相互推脱。签订欠条时，周晓和杨显川表示在2011年底和任大勇签订合同，并说合同会尽快报集团审批执行，然后快递给任大勇，正是因为这个看似美好的规划，任大勇才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这个精心编织的看似合理，合法，照顾双方利益的陷阱，而没有拿到任何实质有利的证据。但从2011年11月开始，葆葆儿童公司就开始对此事不理不睬，避重就轻。在多次协商无果的情况下，为了减少损失，任大勇于2011年底将办公室、库房退租，并在与林冲协商后，于2012年1月将货值在2万-3万的与退货无关的新品退还给葆葆儿童公司，但因为周晓等人的原因，迟迟未予提货，造成了不少货物丢失的损失。在这种状态下自2012年开始到2014年将近2年6个月的时间里，葆葆儿童公司一直采取回避，置之不理的态度，直至2014年8�的开庭。综上所述，任大勇认为因为葆葆儿童公司的不守诚信、不作为以及内部的管理混乱，才造成了今天的局面。葆葆儿童公司的在明知诉讼时效已过的情况下进行诉讼，显然已背离了诚信以及对法律的尊重，而且双方签署欠条是有原因的，并不是简单的借款。一审法院在没有调查清楚的情况下就做出判决，显然属于认定事实不清。综上，任大勇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任大勇向葆葆儿童公司支付30000元，诉讼费均由葆葆儿童公司承担。
葆葆儿童公司服从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其针对任大勇的上诉理由在二审中口头答辩称：葆葆儿童公司在2年诉讼时效期内向任大勇发送了催款函，依照法律规定，属于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情形。双方之间并非合作关系，任大勇的主张没有证据证明。从欠条的内容来看，双方是买卖合同关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二审审理期间，任大勇提交变更登记情况、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收款收据、网页下载材料、名片等证据，证明双方之间是合作关系。葆葆儿童公司提出上述证据并不属于新证据，且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以上事实，有葆葆儿童公司提供的欠条、催款函、ems底单等证据，以及当事人陈述意见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葆葆儿童公司与任大勇虽然没有签订正式的买卖合同，但根据双方交易的对账单据和最终确认欠款金额的欠条，可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任大勇主张双方系合作关系，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纳。任大勇向葆葆儿童公司出具的欠条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任大勇应当依照其确认的欠付货款金额和承诺的付款时间，向葆葆儿童公司履行付款义务。任大勇未按照约定时间向葆葆儿童公司支付货款，葆葆儿童公司有权要求其赔偿逾期付款而产生的利息损失。任大勇提出在其出具欠条后，向葆葆儿童公司退还了部分货物，但其在一审、二审审理中均确认所退货物并非欠条所列货款对应的货物，故任大勇所述退货问题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如双方存在纠纷，任大勇可另行通过合法途径解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葆葆儿童公司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以特快专递的方式邮寄催款函向任大勇主张债权，任大勇亦收到了该函件，应视为诉讼时效中断。任大勇认为葆葆儿童公司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葆葆儿童公司要求任大勇支付货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任大勇的上诉理由和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696元，由任大勇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至一审法院）。
二审案件受理费642.64元，由任大勇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巩旭红
代理审判员 周 维
代理审判员 钟 声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李 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