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云0114民初2238号 原告：云南菱之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住所：云南省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信息产业基地春漫大道80号云南海归创业园2幢13楼1338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号：915301005631703964。 法定代表人：金兰英，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永才，广东凯行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富，云南菱之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经理。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大连叉车有限责任公司。住所：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营祥街1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号：91210200118516555F。 法定代表人：孟祥亭，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积德，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岩，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云南菱之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菱之力公司）与被告大连叉车有限责任公司（下简称大连叉车公司）联营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菱之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永才、金富，被告大连叉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积德、姜岩等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菱之力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项目合作款保底净利润70万元，另加70万元净利润所需承担的各项税费29.6828万元，共计99.6828万元。2、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实际增加部分合同为3T内燃叉车8台共计合同价格90万元和增加正面吊配件合同共计144.05万元，两项共计增加234.05万元的原告应分配利润26.1014万元（234.05万元÷893.85×99.6828=26.1014万元）。3、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前述1至2项共计125.7842万元从2016年1月1日起到完全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合计15.9327万元（按年利息8%计算，至起诉日为止的利息）。上述三项被告应支付原告款项合计141.7169万元。事实及理由:原告在2012年至2013年期间曾作为被告生产的产品在云南的代理商，因昆明铁路局拟采购三台正面吊和三台8吨集装箱堆垛车，原告负责具体实施，双方签的项目合作协议约定：项目中标后，由被告向原告支付净利润总计90万元，若价格在总价款954万元基础上上浮，则上浮价格为双方共有利润,由双方各占50%并由被告承担税费；若以中标成功的价格下浮，则下浮部分由双方各承担50%，但原告需要保证被告最低净利润大于或等于70万元。原告在实际工作中帮助被告增加8台3吨内燃叉抱车（合同金额90万元）、增加正面吊配件144.05万元，两项共计234.05万元，被告应依据利润分配比例支付给原告26.1014万元。但是被告从收到昆明铁路局支付的货款后一直没有向原告支付上述款项，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起诉请求法院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大连叉车公司辩称，一、对原告诉请1，原告没有履行合同约定的应尽义务，因此该项诉请缺少法律依据；二、对诉请2，诉请内容不是原告起诉依据的合同即案涉合同约定的内容，双方对此没有合意，该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有证据证明对此有合意的，可以另行起诉；三、对于诉请3和4有意见。四、对于事实和理由：1、原告陈述和事实不符，原告陈述片面强调了合作协议中应享有的权利，未能客观说明该合同中约定原告应尽的义务和原告有无履行该义务；2、不是由于原告的具体工作才中标的，而是被告完全按照招标要求的技术参数，且报价低于其他竞标人，按照正规程序竞标的；3、被告为竞标不得不抛弃原来应有的产品，转而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力重新研制制作购买符合招标产品技术要求的新产品，为此增加了投入，造成成本支出上升。原定的合同利润大大缩水，这是因为原告没有履行双方合同中约定其应履行的义务，因此被告认为原告起诉的事实和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因此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项目合作协议，正面吊及配件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3吨及8吨叉车买卖合同，买卖合同履行的相关资料，8吨内燃叉车技术参数资料，正面吊技术参数资料，以及被告大连叉车公司实际中标的相关文件及前述设备售后处理协议书等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附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原、被告双方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的性质及约定内容是什么。本院认为，原告菱之力公司与被告大连叉车公司之间于2013年11月12日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应属真实的合同约定，至于该协议是否是居间合同还是何种性质的合同关系，应依据具体合同内容及相应法律规定作出判断认定。第一、从该协议的具体约定内容评判，系由大连叉车公司具体生产供给相应机械车辆设备、由菱之力公司进行具体谈判，双方共同向购买方昆明铁路局出售正面吊3台（约定计划投标价280万元/每台）、8吨集装箱堆垛车3台（约定计划投标价38万元/每台），双方还就按前述计划中标价格销售后的利润分配作出具体约定：大连叉车公司保证支付给菱之力公司税后净利润总计90万元，若价格下浮且在满足中标成功的价格基础上下浮的，由双方各承担50%，但由大连叉车公司保证菱之力公司的最低净利润大于或等于70万元，如低于此利润价格成交，则相应下浮价格由菱之力公司承担；若销售价格上浮且中标价格高于前述价格，则上浮价格为双方共有利润并由各自占有50%，税款由大连叉车公司承担。以此评判认定，本案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上述项目合作协议，本质属于双方约定盈亏利润分配的销售相应正面吊及集装箱堆垛车等机械设备的联营合同的性质；并且其中的“保证菱之力公司的最低净利润大于或等于70万元”的约定内容，其实质属于联营保底条款。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从该规定可以看出所谓居间合同有以下三项本质特征：其一、合同标的是报告订合同的机会或媒介而不是履行销售合同而实际获取的利润分配；其二、居间有偿合同的居间业务具有经营盈利性质，只有（而且仅限于）居间人按照合同约定为委托人提供了中介或媒介服务，委托人据此实现了订立合同的目的（而不论所订合同履行及收益与否，居间人不参与所订合同的具体履行及获得履约收益），委托人就应承担支付中介或媒介服务对价报酬的义务（而不涉及所订合同具体履行所得收益或依法应承担的法律义务）；其三、居间合同是诺成的非要式合同，无需采用特定（如正式书面）形式，也无需履行特定程序（如附特定生效条件），而本案所谓的项目合作协议已订立不止一份的正式书面合同，还同时约定了特定销售价格情形成就时的利润分配方案。故本院依法确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的性质属于双方联营销售涉案机械设备的合同关系而非原告主张的所谓“居间合同关系”。本院对原告主张的双方之间存在居间合同关系的事实依法不予采信。2、前述合同是否履行完毕，双方有无违约行为。本院认为，原告菱之力公司提交的大连叉车公司与昆明铁路局昆明车务段、昆河铁路公司、广通车务段等单位签订的正面吊及配件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3吨及8吨叉车买卖合同，买卖合同履行的相关资料，以及昆明铁路局昆明车务段、广通车务段等单位出具的履行合同催告函、供应商不良行为认定记录单等证据材料具有相应的真实、合法及关联性；同时，被告大连叉车公司提交的该公司与昆明铁路局昆明车务段、广通车务段以及曲靖车务段等单位签订的内燃叉车及正面吊处理协议或内燃叉车处理协议等证据材料，也具有相应的真实、合法及关联性，前述证据相互印证，可综合证明以下事实：2013年12月31日，被告大连叉车公司分别与昆明铁路局昆明车务段、广通车务段、昆河铁路公司、曲靖车务段等单位签订了正面吊买卖合同、内燃叉车采购合同，分别约定由买受人以每台正面吊264.95万元、每台8吨空箱堆垛叉车33万元、每台3吨叉车10.5万元的价格购买前述机械设备和车辆，因出售人大连叉车公司不能按约定期限交货，该公司与昆明铁路局昆明车务段协商签订《内燃叉车、正面吊处理协议书》对相关配件安装、技术资料补全等事项作出补充约定，同时由大连叉车公司一次性支付违约补偿16万元给昆明车务段；该公司与昆明铁路局广通车务段协商签订《内燃叉车、正面吊处理协议书》对相关配件安装、技术资料补全等事项作出补充约定，同时由大连叉车公司一次性支付违约补偿17万元给广通车务段；该公司与昆明铁路局曲靖车务段协商签订《内燃叉车处理协议书》对相关配件安装、技术资料补全等事项作出补充约定，同时由大连叉车公司一次性支付违约补偿2万元给曲靖车务段。综合前述事实评判，原告菱之力公司与被告大连叉车公司在《项目合作协议》中约定的正面吊投标计划销售价每台280万元，与相应实际销售价每台264.95万元存在明显差异，并不一致；8吨集装箱空箱堆垛叉车投标计划销售价每台38万元，也与相应实际销售价每台33万元存在明显差异，并不一致。而其余的3吨叉车的销售事项及利润分配并不在前述项目合作协议约定范围之内。依据该项目合作协议第二条约定内容（菱之力公司负责业主方具体使用部门三个车务段的技术沟通，并在不违反招标法的情况下，使招标技术要求向大连叉车公司投标产品技术靠近）认定，原告菱之力公司并没有依据约定达成“使招标技术要求向大连叉车公司投标产品技术靠近”（直接体现为相关机械设备及车辆投标计划销售价与实际销售价的高度统一）的销售目的，尽管被告大连叉车公司已实际分别与昆明铁路局昆明车务段、广通车务段、曲靖车务段及昆河铁路公司达成买卖涉案正面吊及叉车的合同关系，但鉴于被告大连叉车公司因逾期交货或者质量问题并已承担相应违约赔偿，本院依法确认原、被告所订项目合作协议准备销售的正面吊及8吨集装箱空箱堆垛叉车虽已实际完成了销售，但原告菱之力公司并未依照合同履行所负的“使招标技术要求向大连叉车公司投标产品技术靠近”的销售合同义务，其行为构成违约并应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3、原告的诉讼请求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否支持。本院认为，基于前述两项事实认定情况，原告菱之力公司虽然提出了要求被告大连叉车公司支付项目合作保底净利润及应承担税费计99.6828万元、增加销售正面吊配件及3吨叉车应分配利润26.1014万元，以及拖欠前述款项的利息15.9327万元等的诉讼请求，但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相应事实成立，导致其诉请同样缺乏相应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法释〔2001〕33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院依法对原告菱之力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前所述，本院依法确认以下事实： 2013年11月12日，原告菱之力公司与被告大连叉车公司协商签订了《项目合作协议》，约定由大连叉车公司具体生产供给相应机械车辆设备、由菱之力公司进行具体谈判，双方共同向购买方昆明铁路局出售正面吊3台（约定计划投标价280万元/每台）、8吨集装箱堆垛车3台（约定计划投标价38万元/每台），双方还就按前述计划中标价格销售后的利润分配作出具体约定：大连叉车公司保证支付给菱之力公司税后净利润总计90万元，若价格下浮且在满足中标成功的价格基础上下浮的，由双方各承担50%，但由大连叉车公司保证菱之力公司的最低净利润大于或等于70万元，如低于此利润价格成交，则相应下浮价格由大连叉车公司承担；若销售价格上浮且中标价格高于前述价格，则上浮价格为双方共有利润并由各自占有50%，税款由大连叉车公司承担。2013年12月31日，被告大连叉车公司分别与昆明铁路局昆明车务段、广通车务段、昆河铁路公司、曲靖车务段等单位签订了正面吊买卖合同、内燃叉车采购合同，分别约定由买受人以每台正面吊264.95万元、每台8吨空箱堆垛叉车33万元、每台3吨叉车10.5万元的价格购买前述机械设备和车辆，因出售人大连叉车公司不能按约定期限交货，该公司与昆明铁路局昆明车务段协商签订《内燃叉车、正面吊处理协议书》对相关配件安装、技术资料补全等事项作出补充约定，同时由大连叉车公司一次性支付违约补偿16万元给昆明车务段；该公司与昆明铁路局广通车务段协商签订《内燃叉车、正面吊处理协议书》对相关配件安装、技术资料补全等事项作出补充约定，同时由大连叉车公司一次性支付违约补偿17万元给广通车务段；该公司与昆明铁路局曲靖车务段协商签订《内燃叉车处理协议书》对相关配件安装、技术资料补全等事项作出补充约定，同时由大连叉车公司一次性支付违约补偿2万元给曲靖车务段。大连叉车公司已实际承担赔偿逾期违约金合计35万元。 本院认为，原告菱之力公司与被告大连叉车公司之间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虽系双方自由协商达成，因其并不具有我国现行合同法规定的居间合同的本质特征，依法不属于居间合同，从其具体约定内容分析评判，属于双方合作共同向昆明铁路局的相关单位销售出卖涉案正面吊机械设备及8吨集装箱空箱堆垛叉车等专用车辆，导致该协议具有单位联营的属性，而联营的本质是盈亏责任风险共担。该合同中诸如“甲方（大连叉车公司）需保证乙方（菱之力公司）最低净利润≥70万元”、“如低于此利润价格成交，则相应下浮价格由甲方（大连叉车公司）承担，……税由甲方（大连叉车公司）承担”等等约定内容，本质属于联营（利润）保底条款，应依法认定无效；退而言之，即便依照该协议约定内容评判，也只有在乙方（即本案原告菱之力公司）负责与业主方（买受人）具体使用部门三个车务段进行技术沟通，并在不违反招标法情形下使招标技术要求向甲方（大连叉车公司）投标产品技术靠近（即实际中标采购价与计划投标价格等同），并最终实际以正面吊设备每台280万元、8吨空箱堆垛叉车每台38万元的销售价格完成销售的前提下，菱之力公司才得按约定获取前述销售利润。但原告菱之力公司并未履行上述合同义务促使协议约定的销售情形成就，应依法由原告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另，在被告大连叉车公司实际以明显低于协议约定的价格销售涉案正面吊设备及叉车专用车辆、并且因逾期或质量问题已实际承担了违约赔偿责任的前提下，原告菱之力公司避而不谈相应违约责任而一味强求所谓的利润回报，既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也显失公平合理，本院依法不予采纳及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法释〔2001〕33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百二十四条等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云南菱之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7，555元，由原告云南菱之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邓宗斌 人民陪审员  李永明 人民陪审员  王 坚 二〇一八年三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李品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