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杭下民初字第398号
原告：沈国海。
委托代理人：李庆峰、刘大金。
被告：卢静。
委托代理人：柯荣明。
原告沈国海与被告卢静返还原物一案，本院2014年2月20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石敏独任审理，于同年4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沈国海的委托代理人李庆峰、刘大金，被告卢静的委托代理人柯荣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沈国海诉称，2008年1月，被告及其父亲卢某为筹建大唐美术馆，在上城区河坊街安荣巷XX号（吴山花鸟城后面）的场地举行书画作品展览。因出展名家作品较少，故向原告提出，借用一批书画作品原件，展览结束后归还，被告同意。同年1月16日，被告到原告处取走了朱关田、钱君陶、吴山明、何水法所作字画原件各一副，卢坤峰所作的花鸟画一副；17日，又到原告处取走曾密所作的花鸟画（镜框）一副。展会结束后，被告将吴山明与卢坤峰的作品归还。但一直没有归还其余作品，原告多次催促后，被告及其父亲卢某声称展览用的东西全部都已经搬到萧山某地，要找出来相当麻烦，所以一直拖着没有归还。综上，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根据物权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故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被告返还朱关田书法（3平尺，市场价值2万元）、钱君陶画（3平尺，市场价值8万元）、何水法牡丹画（4尺3开，市场价值6万元）、曾密花鸟图（2平尺，市场价值5万元）各一副；不能返还原物的，则按照书画的市场价值折价赔偿：朱关田书法2万元，钱君陶画8万元、何水法画6万元、曾密花鸟画5万元，共计21万元；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为证明上述事实，原告沈国海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收条2张，证明2008年1月16日，被告到原告处取走了朱关田、钱君陶、吴山明、何水法所作字画原件各一副，卢坤峰所作的花鸟画一副；17日，又到原告处取走曾密所作的花鸟画（镜框）一副。
被告卢静辩称，原告诉讼主体和诉讼事实不清，陈述的所谓“事实”并非客观真实，无权主张被告返还系争的书画作品。客观事实是2008年1月4日，原告和卢某共同在上城区河坊街安荣巷XX-
XX号三楼合作筹建大唐美术馆的，由于工商名称核准时三个名称都不合格，结果核准了浙江大唐美术馆的名称，并报浙江省民政厅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部门核准。筹建浙江大唐美术馆是原告和卢某二人合伙筹建的，二人在2008年曾经签订过一份合作经营协议书，这份证据证实了是原告和卢某合伙经营浙江大唐美术馆的事实，并非原告所诉的被告与卢某筹建大唐美术馆的事实。事实上，是被告卢静于2008年1月初进了筹建中的浙江大唐美术馆，并在元月10日签订了一份劳动合同，合同中明确卢静的工作是仓库保管员，被告卢静的确是在2008年1月16日及2008年1月17日，在浙江大唐美术馆内根据工作流程，签署过有关字画的收条，但其他日期也签署过有关字画的收条，一般是一份留底，一份交予浙江大唐美术馆，当时因为是原告和卢某两位领导，到底交给哪一位已记不清楚了，当时交付的每副字画都是卷着的，交接时因被告不懂字画，而字画上往往是画家自取的称号被告也不知道是谁的字画，所以也没有打开过，对于字画作品的具体内容以及是否真迹、尺寸大小等一概不知，被告只是根据领导怎样说而怎样做的，所以不存在原告诉状中陈述的借用，试想一下，如果是被告本人借用，在收条中为何不写清楚“某某今向某某借到字画几幅，以及写明归还时间”之类的内容；况且，被告在浙江大唐美术馆工作之前根本就不认识原告，原告也没证据证明被告去过原告的地方，被告只是在大唐工作时才认识原告。同样被告在2008年3月27日的中国美术学院研究会在浙江大唐美术馆内展览时，完成了仓库进出手续，从参展的资料方证明原告是大唐美术馆的总领导，在这次参展的艺术春天资料中的两只手机和两只电话号码全部是原告的，这更证明原告是浙江大唐美术馆的总领导。后来，被告因其他原因，在2008年7月10日辞了职，同时将仓库帐移交给浙江大唐美术馆，并按领导要求清点了库存，移交给了新的仓库保管员任某。因此，原告主张被告返还诉争的书画作品，没有事实依据，因为被告不占用该物品，也无需返还，如果原告因该系争得书画物品不能取回而产生的纠纷，应该起诉的主体是浙江大唐美术馆，其后果应该由其合伙人承担，也就是由原告和卢某承担。原告在诉状中所称的朱关田、钱君旬作品并非真实。最后，对于讼争的字画作品的所谓的市场价值，更是无从谈起的。其他的先不说，单就朱兴田是何许人也，不得而知，朱兴天是书法家吗？他所谓的书法作品市场价值有可能是3万元吗？还有钱君旬更不知是谁，中国有钱君旬这样市场价值8万元的字画吗？绝对是匪夷所思。对于书画作品的内容、尺寸、价格等都是原告单方的一厢情愿的自我认定而已，根本就不具有客观的采信价值。因此，原告主张的要求折价赔偿是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综上所述，原告的主张是不能成立的，由于被告仅仅是浙江大唐艺术馆的员工，前后工作均已交接完毕，不占有该系争的书画物品。因此原告的诉求显然不当。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为证明答辩事实，被告卢静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企业名称预核准申请书，
2.浙江省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预登记通知书，
3.浙江省文化厅关于同意筹备建立浙江大唐美术馆的审查意见，
4.合作经营协议书，
证据1-4用以证明原告与卢某共同合伙开办大唐美术馆的事实。
5.艺术春天画册，
6.浙江大唐文化艺术公司的基本信息宣传网页，
证据5-6用以证明原告为大唐美术馆的合伙人的事实；因为手机及电话均为原告的联系方式。
7.关于“艺术春天”展览相关事宜的协议，用以证明被告在2008年3月27日的中国美术学院研究生会在浙江大唐美术馆内展览时，完成了仓库进出手续。
8.劳动合同，用以证明被告是大唐美术馆的工作人员的事实。
9.辞职申请报告，用以证明被告于2008年7月10日辞去大唐美术馆的保管员工作的事实。
10.证明，用以证明被告已经将所负责的仓库库存交接完毕的事实。
11.收条、劳动监察询问通知书，用以证明大唐美术馆存在的事实。
原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经双方当事人当庭举证、质证，本院认证如下：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对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内容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从书写的内容上看，不是朱关田和钱君陶的名字，而是朱兴田和钱君旬，对书画作品的内容、尺寸及市场价值根本无法证明，对曾密的镜框，是画还是镜框无从认定，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因此，本院对该证据的形式真实予以确认。
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3、4，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仅仅能证明原告与卢某有合作意向，不能证明两者有真正的合作关系；因此，本院对2008年2月26日原告与卢某就浙江大唐美术馆的具体经营事宜达成过合作经营协议书的事实予以确认。对证据2，原告认为是复印件对真实性有异议；本院认为被告不能提交原件核对，对该证据不予确认。对证据5、6、7，原告认为不能证明原告与卢某间有合作关系；因被告未提交相应证据佐证，对上述证据的证明力不予确认。对证据8、9、10、11，原告均有异议，认为大唐美术馆未成立，故证据的证明力无法成立；本院认为用人单位是否依法成立不能归责于员工，上述证据形成证据链，能相互佐证，故本院对被告在2008年1月10日与单位名称为大唐美术馆的签订劳动合同并于7月10日办理交接、辞职手续的事实予以确认。
综上，根据双方当事人当庭举证、质证及陈述的情况，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
被告卢静在2008年1月10日与名称为浙江大唐美术馆的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于7月10日办理交接、辞职手续。被告卢静于2008年1月16日、1月17日出具二张字条，载明收到卢坤峰、朱兴田、钱君旬、吴山明、何水法五幅字画及曾密花鸟（镜框）一幅。现原告沈国海以被告卢静未将字画返还为由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如所请。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借条一般应载明物品的名称、数量、归还日期，及出借人、收取人的姓名等。而被告卢静出具的字条仅为收到几幅字画，没有显示是从原告沈国海处收取。且现有证据证明卢静出具字条时间正好是其在浙江大唐美术馆从事仓库保管员工作，浙江大唐美术馆是否依法成立与雇员无关。因此，被告卢静陈述其出具字条收取字画的行为系职务行为符合常理，其辞职后已办理交接手续。故原告沈国海主张被告卢静返还字条上的字画或折价赔偿的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沈国海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450元，减半收取由原告沈国海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450元，对财产案件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湖滨分理处，帐号：12×××68，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石敏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日
书记员 王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