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p t ” >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晋09民终8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闫某1，男，1951年1月22日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俊杰，山西杰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闫某2，男，1947年8月29日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某3，男，五台县人，系闫某2之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俊鹏，山西五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崔某，男，1947年8月29日出生。
上诉人闫某1因与被上诉人闫某2、原审被告崔某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五台县人民法院（2017）晋0922民初6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月17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闫某1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白俊杰、被上诉人闫某2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某3、高俊鹏、原审被告崔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闫某2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返还土地补偿款8.5万元；2、诉讼费由闫某1、崔某承担。事实及理由：2013年7月同煤集团资源整合，开发闫某2所在××村。确认支付包括闫某2在内的8户土地补偿款共计40万元。其中，应付闫某28.5万元。2013年7月22日，时任村会计的崔某从白家庄信用社一次性支取了全部补偿款后，当天交付时任村支书的闫某1。闫某1收款后，仅付给其中6户，未付给闫某2与刘建峰。经闫某2多次索要拒付。闫某2曾向五台县公安局报案，五台县经侦大队调查处理一年多，也仅确认了未支付给闫某2与刘建峰的事实，至今未果。土地补偿款是国家征用农民土地的合理补偿费用，闫某1作为时任村领导，崔某作为村会计，在行使相关权利过程中无故拒付闫某2的补偿款，系不当得利行为。请求判令闫某1、崔某尽快返还闫某2土地补偿款8.5万元。
闫某1一审辩称：1、本案应追加白家庄镇砂岩村委会为被告，因为征地补偿全部事务是由村委会负责，答辩人作为村委会干部是职务行为，否则答辩人作为一个普通村民肯定不会参与这事。2、闫某2所述基本事实错误，并且诉讼时效已过，发放征地补偿款那天，会计拿回钱根本没有交给答辩人，答辩人也没有接触这钱，全部由会计一手掌管操办发放，并且就在发放款项的当天，因有人阻拦同煤集团施工，同煤集团的技术员将答辩人叫到工地协商处理，等处理完毕后回来，村委会已经锁门没人了，并且此后直至现在，闫某2等人从未找答辩人要过这个钱，也未说过未领到补偿款这回事。3、闫某2已经领了这部分钱，因为他们八户的钱全部从信用社领回来，由会计统一发放，随后第二天他们就按照原先约定领到钱后腾房，全部将房腾空，被同煤集团拆除，如果他们领不到钱的话是不会主动腾房的，肯定会有个说法的，关于领钱过程有人见证。综上，答辩人既未经手补偿款，也未侵占补偿款，闫某2向公安机关报案还调查了一年多，确认答辩人无事后闫某2又起诉到法院，纯粹是在无理取闹，所以闫某2起诉无理无据，法院应该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以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
崔某一审辩称：当时8户人家已确定拆迁，已经盖下彩钢房临时居住，县里承认同华煤业给付赔偿款后应扣除彩钢房费用，40万每户补偿款不一，当时从信用社取回就给付了闫某1。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案佐证。一、对闫某2提供崔某证明材料一份，证明目的是：8户土地补偿款的发放情况。闫某1的质证意见是：1、崔某是本案被告，所以其所说不能作为证据使用；2、崔某在证明中所反映的事实表述错误；3、崔某这份证明内容中反映的事实与本质工作不符，崔某在本案中负责发放补偿款，是直接经办人，在证明中对发与不发不知道，所以对此表示质疑。闫某1的质证意见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二、对闫某2提供五台县白家庄镇砂岩村原党支部、村委会存在严重经济问题的材料一份。闫某1的质证意见是：1、这份材料是反映村干部的一份具体工作材料，并不是法律意义上所讲的证据；2、具体是村民个人的证言还是单位证据并不知情。此意见与案件有关联性，但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崔某在白家庄乡政府确认后从当地信用社领取补偿款的事实双方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认可。三、对闫某2提供的砂岩村委会计处复印的8户补偿款的结算明细表一份，证明目的是：闫某2的补偿款85000元，签名是闫某3，但闫某3未领取过此款，也未签过名，也不是闫某3父亲所写。崔某的质证意见：85000元是确认数字，具体是否闫某3签名已记不清。闫某1的质证意见：签字是核对金额数字，并不是领款签字。反映出8户补偿款明细是确认数字签名，并非领取补偿款签名，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四、对闫某1提供证人罗某，证明目的是：闫某2已向崔某领取土地补偿款。闫某2质证意见：未领取过补偿款。崔某的质证意见：我未给闫某2发放过补偿款。罗某庭审证言为：”我是白家庄砂岩村人，是砂岩村委打扫卫生的，有一天我在村委打扫卫生，下午3点多，因闫某1书记不在，我在窗外看见闫某2在闫某1家的西房（当时的村委办公室），向会计崔某取了地钱，闫某1的老婆还取了袋子让他装钱，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取走多少钱不知道、是否签字也不知道。”上述证言证实的具体时间不清、金额多少不知、是否办理相关领款手续也不知，含糊其辞，证词缺乏全面、真实、客观性，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一审庭审中，闫某1声称土地补偿款40万元均为申请人（崔某）领取并发放给以下6户。
一审庭审后，崔某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一审法院向五台县公安局经侦大队职权调取6户（包括闫树良、闫三斤、闫振华、闫二虎、闫耀章、闫新章）询问笔录，经一审法院职权调取如下：
五台县公安局经侦大队2015年12月17日询问梁俊婵笔录，”我是白家庄镇砂岩村人，我丈夫叫闫三斤，2013年腊月里，我和我丈夫向原村支部书记闫某1手里一共领取了3万元现金的补偿款，扣除12960元的彩钢房钱，实际领到17040元，领钱时候没有签名”；
五台县公安局经侦大队2015年12月17日询问闫振华笔录，”我是白家庄镇砂岩村人，2013年7月份，我向原村支部书记闫某1手里一共领取了3万元现金的补偿款，是闫某1从他抽屉里拿出钱来交给我的，当时崔某也在场，一起领取的还有闫二虎，领钱时候没有签名，往镇三支中心报的时候是闫二虎替我签的名”；
五台县公安局经侦大队2015年6月24日询问吕云梅笔录，”我丈夫叫闫新章，2014年5月份，我向原村支部书记闫某1手里一共领取了5.5万元现金的补偿款，扣除5980元的彩钢房钱，实际领到49020元，当时崔某不在场”；
五台县公安局经侦大队2015年6月25日询问贾海英笔录，”我丈夫叫闫耀章，2013年6月份，我向原村支书闫某1手里一共领取了4万元现金的补偿款，扣除6480元的彩钢房钱，实际领到33520元，当时崔某在场，申报补偿名单的时候我丈夫在上边签过名，但这次领钱时没有给我看”；
五台县公安局经侦大队2015年12月17日询问闫二虎笔录，”我是白家庄镇砂岩村人，2013年7月份，我向原村支部书记闫某1手里一共领取了9.5万元现金的补偿款，是闫某1从他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钱来交给我的，扣除12960元的彩钢房钱，实际领到77040元”；
五台县公安局经侦大队2015年6月24日询问白美花笔录，”我丈夫叫闫树良，大概在2013年夏天的一天，我听人们说能领地钱了，我就到了原村支书闫某1家西房里，闫某1给了我4.5万元现金的土地补偿款，我问他用不用签字，他说不用，我知道你取了就行了，然后在一张纸上我丈夫名字后划了个勾，我拿上钱就回家了，当时没有他人在场”。
五台县公安局经侦大队2015年6月19日询问崔某笔录，”我是白家庄砂岩村村委会计，2013年6、7月，闫某1安排我去白家庄信用社将村里的8户村民的土地赔偿款共计40万元领回村里，这40万元当中包括闫某2的8.5万元、刘建峰的3万元。我就把这40万元现金一起交给闫某1了。具体签字的情况是：镇三支中心开好转账支票后，信用社再按赔偿的人名和数额打好存折，按规定是本人持身份证领取自己的存折，但这次村支书闫某1安排要扣取村民盖彩钢房的费用，就安排我取了现金，我当时替刘建峰签字并取出了他的3万元土地赔偿款，剩下的我随便找了几个人替他们签字并取出了对应的现金。回来后，我就将40万元赔偿款和土地补偿明细表一起给了闫某1。这40万元赔偿款，包括闫二虎、闫耀章、闫新章、闫振华、闫三斤、闫树良6家共28.5万元，剩下的就是闫某28.5万元，刘建峰3万元。后来我听说其中6户的土地补偿款是村支书闫某1发放的，剩下闫某2和刘建峰两户发了没有我就不知道了。往镇三支中心报补偿名单时，村民在名单上签了字，但是在领回土地赔偿款发放的时候，村民就没有再签字了”。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3年7月同煤集团资源整合，开发白家庄镇砂岩村。确认支付包括闫某2在内的8户土地补偿款共计40万元，其中应付闫某28.5万元。2013年7月22日，时任会计崔某从白家庄信用社一次性支取了全部补偿款后，当天交给时任村支书的闫某1，闫某1收款后，仅付给其中6户（包括闫树良、闫三斤、闫振华、闫二虎、闫耀章、闫新章），未付给闫某2。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闫某2、闫某1、崔某的陈述、庭审笔录、补偿款明细、调取证据申请、五台县公安局询问笔录。
一审法院认为，从五台县公安局经侦大队询问梁俊婵、闫振华、吕云梅、贾海英、闫二虎、白美花6人的询问笔录推断，28.5万元土地补偿款现金确系闫某1一人经手发放。闫某1的辩解及申请证人出庭的证言有悖事实的客观性，不合乎常理，综合案件分析，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故此辩解及证言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闫某1亦未提供闫某2领取该项补偿款的相关依据，闫某2的诉求理应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第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闫某1一次性返还原告闫某28.5万元土地补偿款。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25元，减半收取962.5元，由被告闫某1负担。
上诉人闫某1主要上诉理由：一、本案所涉征地补偿款事务由村委会负责，闫某1作为村干部系履行职务才参与到补偿款发放事宜中，在本案所涉补偿款从信用社取回村委会、闫某2的补偿款被谁领取未有确凿证据证实、也证明不了系闫某1和崔某占有的情况下，所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村委会应作为本案承担责任的当事人参加诉讼。一审法院驳回闫某1追加村委会为被告的申请是错误的；二、本案在起诉前已经五台县公安局进行过调查，至今没有结果。”先刑后民”的审判原则应该在本案中适用；三、被上诉人闫某2一审所举两份证据中崔某的证明不符合证据规定，村委会反映村干部违纪违法的材料也不符合证据形式，而且反映内容大部分与本案无关。闫某2所举证据不能支持自己的主张，更证明不了案件事实。所以闫某2起诉不能成立；四、一审证人罗某已经对本案领取补偿款领取的事实进行了证明，一审法院认定罗某证词缺乏全面、真实、客观性是主观臆断，没有结合当时的情况具体分析认定该证词的客观性。本村村民都是先拿到补偿款后才腾房让拆除的，所以罗某能够证明闫某2已经领取了补偿款；五、一审法庭辨论终结后，崔某又申请一审法院向五台县公安局经侦大队调取相关询问笔录，但这些询问笔录也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使用：1、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应在举证期间提供这部分证据，而不是在法庭辨论终结后，一审法院显然调取证据程序不合法；2、一审法院调取的闫树良、闫三斤等六户的询问笔录，该六户都是闫某2的直系亲属，根据最高院证据规定，上述六人不符合证人身份，且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对此提出过异议，而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是错误的；3、闫某2在起诉前曾在五台县公安局以刑事案件报案，公安部门通过询问调查取证，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最后没有立案。该调查笔录是公安机关侦查过程中的取证材料，并不是该案的定性证据材料，这些询问笔录也没有经过法定程序的确认，所以法院不能作为同一案件的证据来采纳。如果这些笔录是客观真实的话，公安机关就可以据此刑事立案。所以不是从公安机关调取回来的材料都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六、本案从开始至起诉前，闫某2都没有向闫某1主张过权利，诉讼时效已超。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予以改判或发还重审。
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
一、关于闫某2的补偿款发放是否属村委会职务行为、本案是否追加村委会参加诉讼的问题，因闫某1、崔某未举证据证明从金融机构支取闫某2所有的土地补偿款系代表村委会行使职务行为，故本院对上诉人闫某1关于追加村委会参加诉讼的理由及主张依法不予支持。
二、关于本案是否适用”先刑后民”审判原则的问题。本院认为，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在举证原则、证明标准、归责原则、主体地位等存在诸多差异。上诉人闫某1主张本案应适用”先刑后民”原则，并无明确的法律依据予以支持，且其所述的刑事案件与本案并非基于同一法律关系，刑事案件的审结与否也并不影响本案的审理和责任认定。
三、针对上诉人闫某1关于已领取土地补偿款的六户村民均系闫某2直系亲属、在公安机关所作陈述不能采信、崔某系本案当事人、其所作陈述不能作为证据采信、崔某在一审辨论终结前申请法院调查取证不符合法律规定等上诉理由，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证据包括当事人的陈述、证人证言等，且法律对当事人的近亲属不能作证并无禁止性规定。同时，一审法院根据崔某申请到公安机关调取相关材料并组织当事人质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
四、关于本案是否超诉讼时效的问题。本院认为，闫某2提起本案诉讼前公安机关曾对本案相关情况予以侦查，诉讼时效处于中断状态，闫某2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诉讼时效。
原审判决依照法定程序审核证据并对相关证据予以采信，符合证据的审核认定原则。原审法院结合案情、证据综合作出”28.5万元土地补偿款现金确系被告闫某1一人经手发放”的认定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25元由上诉人闫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吕建文
审判员樊永生
审判员徐飞
二0一八年一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王尉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