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豫03民终207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伟，男，1969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长安，男，1951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后杭，河南先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娅姝，河南先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占文，男，1971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沈丘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可可，河南君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鑫鑫，河南君友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荣英，女，1932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相玲，女，1974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崔成龙，男，1995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
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麻伟波，河南诚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可敬，男，1938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
上诉人李伟、刘长安、张占文因与被上诉人李荣英、李相玲、崔成龙、李可敬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2016)豫0305民初31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伟，上诉人刘长安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后杭，上诉人张占文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可可，被上诉人崔成龙及其与被上诉人李荣英、李相玲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麻伟波，被上诉人李可敬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伟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驳回李荣英、李相玲、崔成龙对李伟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李荣英、李相玲、崔成龙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李伟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一审庭审中，李伟、李荣英、李相玲、崔成龙、李可敬及张占文均认可本案事故发生时间是在中午午休期间，事故是因非施工人员操作设备引发的，并非因建筑施工引发的事故，故本案事故发生与发包人是否选任无资质施工人员无任何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而发包人因选任无资质施工人员承担责任的前提为因施工事故引发的责任，故李伟不应当承担任何赔偿责任。2、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关于建设施工合同责任的相关规定，农民自建2层以下住宅的建设活动，并不适用建筑法，无需要求发包方选任有资质的施工单位，而本案李伟是在二层上加盖一层，即仅盖一层建筑，无需选任有资质的施工单位，一审法院判令李伟承担赔偿责任无法律依据。二、受害人崔新红为操作吊机的施工人员，其知道吊机承重杆已被拆除的事实，却立于危险位置。受害人对事故发生有明显过错，一审判令其仅承担5%的责任明显过低。请求法院依法支持李伟的上诉请求。
李荣英、李相玲、崔成龙答辩称：崔新红死亡是因为其正为李伟出资兴建的三层房屋进行施工导致，李伟是受益人，而且李伟违法选用没有施工资质的刘长安进行施工也对崔新红死亡有直接的影响，李伟具有明显过错，应当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李伟也没有设置安全防护措施，没有尽到安全防护义务，对崔新红的死亡有过错，应当承担本案赔偿责任。综上，李荣英、李相玲、崔成龙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李伟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李可敬答辩称：认可李伟的上诉意见。
刘长安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刘长安不承担242071元的赔偿责任；2、本案二审诉讼费用由李荣英、李相玲、崔成龙、张占文、李伟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刘长安与死者崔新红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事故的发生于刘长安无关。1、一审原告未提交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刘长安与崔新红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刘长安与崔新红都是给李伟打工的，一审判决责任分析部分明确指出“本案工程发包人是李伟，联系施工队伍也是李伟，支付工程款的人同样也是李伟”；另一审认定李伟将工程发包给刘长安，没有有效证据予以支持，只是主观推断；而客观事实是本案所涉工程工人是由李伟选用的，工程是李伟直接管理的，包括刘长安在内的所有工人均是以“天工”的结算方式直接与李伟进行结算的，因此，本案实际雇主是李伟，刘长安不应承担雇主责任。2、事故发生时间2016年5月8日中午13:30分左右，事发当时已经是完工下班期间，本案事故不是发生在施工活动中，因此，崔新红的死亡不适用法律关于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的规定，应按照一般侵权确认责任比例。3、该案中,刘长安仅仅是参与了吊机的拆除工作；李可敬作为李伟的父亲，代表李伟在现场组织、安排吊机的拆除工作。并将上料机电源拆除，把上料机从原来平房边缘的位置移动至平房里面的安全位置。因此，刘长安在上料机拆除过程中是不存在过错的。4、崔新红本身就是负责开吊机的，也参与了上料机的拆除工作。在事故发生时，其不但没有阻止张占文擅自使用吊机，更是在明知吊机存在安全隐患的情况下进入危险区域。因此，崔新红自身的过错是较大的。5、张占文不属于工程施工人员，其擅自接通上料机电源，并将上料机移动至平房边缘，危险操作是导致本案事故发生的直接因素。张占文应对本案事故的发生负主要责任。二、一审判决责任划分有失公允，应当重新划分。1、根据建设部《关于加强村镇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第三条第(三)项的规定：对于村庄建设规划范围内的农民自建两层(含两层)以下住宅的建设活动，县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以为农民提供技术服务和指导作为主要工作方式。由此可知，李伟选用无施工资质的刘长安、崔新红、李军政等人进行施工，具有明显过错；2、张占文没有经过任何起重机操作培训，也没有取得特种设备操作人员资格证，未经培训操作起重机，使起重机及小推车下落砸中崔新红，导致崔新红死亡，张占文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存在明显过错。3、死者崔新红明知起重机钢管被拆除，未注意到自身安全，在有隐患的起重机下站立，最终被失控起重机砸中致死，其对自身的死亡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一审对刘长安、李伟、张占文、死者崔新红的责任划分明显不公；刘长安在该起事故中不存在过错，却承担最重的责任；一审法院明显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错误。综上所述，刘长安仅是打工人员，与崔新红共同受雇于李伟，对崔新红的死不应承担责任；李伟违法使用无资质的施工队伍，张占文未经培训操作特种设备，二人应当对崔新红的死承担主要责任；死者崔新红在有隐患的起重机下站立，其自身也有重大过失，其对自身的死亡也应承担较重的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楚，责任划分不恰当，因此李长安特提出上诉，望二审法院查明事实，维护刘长安的合法权益，依法裁决，判如所请。
李荣英、李相玲、崔成龙答辩称：刘长安系死者崔新红的雇主，应当组织、负责工人施工任务的安全，但刘长安却在施工中拆除了对起重机有承重作用的钢管，这是导致崔新红死亡的前提性、直接性、重要性条件，刘长安具有明显过错，对雇主的归责原则应当是过错原则，应当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综上，李荣英、李相玲、崔成龙认为，一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刘长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李伟答辩称：刘长安是承包方，李伟只负责给刘长安工钱，刘长安负责施工及人员调配和管理，如果不是因为施工，刘长安李伟都不认识。因此，李伟没有雇佣崔新红，也不认识崔新红。拆除吊机配重是崔新红和刘长安协商的，但拆除吊机配重是刘长安单独进行的。在施工期间，崔新红是吊机的专职使用者，应当预见到吊机下方是危险的。刘长安应当承担本案赔偿责任。
李可敬答辩称：我认为刘长安的上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李伟和刘长安的分工是，李伟负责工料和工程款，刘长安负责施工和管理，安全属于管理的一部分，刘长安对崔新红的死亡存在过错，刘长安也是现场的总指挥，刘长安应当承担本案50%-60%的责任。
张占文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张占文不承担赔偿责任；2、一审诉讼费、二审诉讼费由李荣英、李相玲、崔成龙、刘长安、李伟、李可敬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未查清本案事实。张占文并不认识刘长安，因邻居李伟家要加盖房屋建房，李伟找到刘长安为其建房，事发时的小推车是被李伟借走，不是被刘长安借走。二、一审法院针对本次事故确定的赔偿责任比例错误，张占文对于事故的发生没有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于受害人的损失应由李可敬、李伟、刘长安共同承担。李伟承担赔偿责任基于以下原因：首先，张占文借小推车给李伟使用，双方之间是无偿借用关系。张占文出于善意借小推车给李伟，受益方是李伟，因此，对于受害人的死亡，李伟基于建房的受益方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其次，李伟选用没有施工资质的人员进行施工建房，对于由此发生的事故，李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三，李伟明知道刘长安拆掉了对起重机有承重作用的钢管，但没有加以制止，也没有在起重机周围设置警示标识，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阻止事故的发生。基于此，李伟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李可敬承担赔偿责任基于以下原因：首先，涉案建房工程是在李可敬的宅基地上原有的房屋上加盖，同时，并无证据证明加盖房屋的出资人是李伟，从一审法院查明的部分事实中可以看出，在建房的过程中，李可敬也参与其中，故不能仅以出资作为判断标准；其次，根据农村宅基地一户一宅的审批原则和相关规定，结合实践建房的一般经验，即便建房出资人是李伟，但李可敬作为宅基地使用权人和建房的受益人，也应该与李伟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第三，刘长安在拆除起重机的钢管时，李可敬已经预见到了拆除会造成的安全隐患，但也没有有效阻止刘长安的拆除行为，也没有在起重机周围设置禁用和警示标识，故对于受害人崔新红的死亡，李可敬的过错是显而易见的。刘长安承担赔偿责任基于以下几点：首先，刘长安承包涉案建房工程，但其自身没有任何的建房和施工资质，不具备安全施工的作业条件；其次，刘长安常年承包建房工程，即使没有相关资质，但基于其多年承包建房工程的经验，应当知道拆除起重机承重钢管的后果，但其不仅不听劝阻，一意孤行，拆除后，也不设置警示和禁用标识，导致张占文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启用起重机并致使本案事故发生，故刘长安对于事故的发生应负主要责任，应承担大部分的赔偿责任；张占文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基于以下事实和理由：张占文的小推车在事发前已多次被李伟借走，事发当天，因张占文自己要用小推车，就去李伟家取回，出门后碰到了受害人崔新红。崔新红告诉张占文，小推车在楼顶上，让张占文上去取，自己在楼下帮忙接车。张占文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启动了起重机的开关装置。事故现场用以建房的起重机并不是复杂精密的仪器，对于操作人员也没有上岗要求，农村建房一般都要用到，比较常见。张占文启动机器之前观察了周边，没有发现异常，就开动了机器，随即，张占文连人带车一并掉了下去，张占文本人也身受重伤。对于张占文而言，本次事故完全是一起意外，对于事故的发生，张占文完全无法预见。综上，张占文对于受害人家属表示同情，但对于受害人死亡的后果，张占文没有过错，也不存在过失行为，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张占文自身家庭困难，但也愿意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对受害人家属给予适当的补偿。三、一审法院对于受害人的赔偿标准计算错误，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赔偿证据不足。一审法院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符合法定的赔偿标准和条件，应该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赔偿费用。综上所述，张占文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后予以改判，维护张占文的合法权益。
李荣英、李相玲、崔成龙答辩称：张占文在将小推车推至房顶准备使用时，应当出于谨慎核实起重机的操作要领或者请教他人起重机的安全操作方法后再使用小推车，但张占文却直接开动起重机使得自己及小推车连同起重机一并下落并致使崔新红受伤死亡，张占文具有明显过错，应当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综上，李荣英、李相玲、崔成龙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张占文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李伟答辩称：是李伟借的小推车，但这与崔新红的死亡没有直接关系。没有经过李伟同意，张占文不应当私自用吊机吊小推车，张占文也是一个施工队的包工头，张占文应当知道吊机配重已经被拆除，应当预见到危险性，张占文是崔新红死亡的直接肇事者，所以张占文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李可敬答辩称：不能以李可敬是李伟的父亲就让李可敬承担责任，张占文是该起事故的肇事者，张占文本身也是包工头，应该知道操作的后果，应该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
刘长安对李伟和张占文的上诉共同答辩称：刘长安和崔新红都是给李伟干活的，是经李军政介绍的，我们做的都是按天计算工资，李伟承诺我们大工一天180元，小工150元，所有的建筑材料及施工工具都是李伟提供，怎样干活、人员多少也是李伟安排好的。刘长安不是包工头，与李伟没有任何承诺。崔新红是在中午死亡的，肇事者张占文不是李伟家干活的工人，他的行为和死者属于他们之间的行为，他们出的事故，也应当由他们自己承担责任，与刘长安无关。拆除上料机是二层不用，三层楼板已经上好，下午要用到三层上，同时拆除机器，李可敬也在场，已经移离工作部位，移到了后方太阳能边上，也是安全部位。刘长安是干活的工人，到点上工，下班后的所有时间与做工现场无关，现场在李伟家房顶，谁到现场必须通过李伟家同意，因为这是私人住宅。工地的现场监管人员就是李伟。刘长安在拆除起重机的过程中已经尽到了必要的安全防范义务，该起重机所在的位置是平房二层，按照常理，也不可能要求在其周围设置安全警示标识。
张占文对李伟和刘长安的上诉共同答辩称：1、李伟无论是作为受益方还是工程发包方，对于本案事故的发生均应当承担赔偿责任。2、崔新红在事故发生当天应该是不知道起重机的承重设备被拆除的事实，如果崔新红知道，不可能让张占文去启动机器，自己也不可能帮忙接小推车。3、刘长安与李伟之间是雇佣关系还是发包关系，一审时没有让第三人参与前两次开庭调查，也不允许张占文阅卷，双方之间的关系应以法庭查明的为准，但是刘长安对吊机的承重设备进行拆除，没有设置警用标识，因此导致张占文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启动机器，导致事故的发生，刘长安的过错是明显的，应当对本案事故承担大部分的赔偿责任。
李荣英、李相玲、崔成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李伟、刘长安、张占文、李可敬共同赔偿李荣英、李相玲、崔成龙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850012.65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等由李伟、刘长安、张占文、李可敬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李可敬与李伟系父子关系，2016年5月，李伟个人出资在洛阳市××××号宅基地加盖房屋（原二层房屋上加盖），为此，李伟经他人介绍找到刘长安，并口头约定工钱，由刘长安承包施工该房屋加盖工程，之后刘长安找到崔新红等人到场进行施工，施工过程中，李伟向刘长安支付过部分劳务款。2016年5月8日，刘长安拆掉施工过程中对吊机起到支撑、配重作用的钢管，拆除过程中，李可敬提醒刘长安拆除钢管会造成安全隐患，并一度进行了阻止，但未果。当天下午二时许，张占文去该建房工地取回刘长安借走的小推车，并将小推车放至当时位于楼房上方的起重机绳索的钩子上后，启动了起重机开关，此时起重机失去控制连同小推车及张占文一同下落砸在了正在起重机下方的建房施工人员受害人崔新红，并致其死亡。另查明，崔新红系城镇居民家庭户口（户籍信息登记在其岳母汪素珍名下）出生于1971年4月5日，李荣英（农村户口）系其母亲（现有六个子女），出生于1932年4月14日，李相玲系其妻子，出生于1974年12月18日，崔成龙系其儿子，出生于1995年11月14日，崔新红父亲崔木森于2002年4月病故。庭审中，汪素珍于2016年12月30日申请撤回对李可敬、李伟、刘长安及张占文的起诉。再查明，2016年5月8日，李伟支付李相玲现金5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原告的主体资格问题，经查明汪素珍系死者崔新红的岳母，不是死者崔新红法律意义上的继承人，故其无权就本案纠纷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且其书面申请撤回起诉，故本案适格的原告应为：李荣英、李相玲、崔成龙，三人分别系死者崔新红的母亲、妻子、儿子，三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关于本案的责任承担问题，该院分析如下：一、李可敬不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本案的房屋系李伟出资兴建，虽然地点位于李可敬的宅基地位置，但本案加盖房屋的出资人是李伟，工程发包人也是李伟，联系施工队伍也是李伟，支付工程款的人同样也是李伟，故，李可敬与本案的发生并无过错，也与崔新红的死亡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应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二、李伟违法选用没有施工资质的刘长安进行施工，具有明显过错，应当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承包建筑工程的单位应当持有依法取得的资质证书。另根据建设部（建质[2004]216号）《关于加强村镇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第三条第（三）项规定：“对于村庄建设规划范围内的农民自建两层（含两层）以下住宅（以下简称农民自建低层住宅）的建设活动，县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以为农民提供技术服务和指导作为主要工作方式”。据本项规定，“农民自建低层住宅”是指农民自建的两层（含两层）以下的住宅。而崔新红死亡时正在进行三层房屋的加盖，因此，被告李伟违法选用无施工资质的刘长安进行施工，具有明显过错，应当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三、刘长安系死者崔新红的雇主，且在施工中拆除对起重机具有承重作用的钢管，与崔新红的死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应当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四、张占文应当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张占文在讨要被刘长安借走的小推车时，当时小推车位于楼房顶上，张占文在房顶将小推车放置于起重机准备下降时，没有证据证实张占文懂得如何操作起重机，在此情况下，如果张占文出于谨慎起见，在核实起重机的操作要领或者请教他人起重机的安全操作方法后，本案发生的机率就会下降，但张占文却直接开动起重机使得自己及小推车连同起重机一并下落，砸住崔新红并致其死亡，过错也是显而易见的，亦应当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关于本案的责任比例，该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受害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故意、过失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但侵权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受害人只有一般过失的，不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第三条之规定：二人以上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受害人崔新红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工地现场应当注意自我安全保护，对于本案的发生，本院酌定其自身承担5%的过错责任，其余李伟、刘长安、张占文的行为间接结合导致本案的发生，应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确定赔偿责任比例，该院酌定李伟、刘长安、张占文分别承担20%、40%、35%的赔偿责任。李荣英、李相玲、崔成龙的合法损失该院依法计算如下：1、丧葬费21335元；（河南省上一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42670元/年，计算6个月）；2、死亡赔偿金：511520元（河南省城镇居民201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25576元/年，计算20年）；3、被扶养人生活费6572.5元：李荣英（系崔新红母亲），有六个子女，1932年4月14日出生，按河南省农村居民2015年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计算5年；4、精神损害抚慰金该院酌定60000元；5、交通费本院酌定1000元。以上共计600427.5元。按照该院确定的责任比例，李伟、刘长安、张占文分别赔偿李荣英被扶养人生活费1314.5元、2629元、2300.375元。李伟赔偿李荣英、李相玲、崔成龙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共计113771元（118771元-5000元）；刘长安赔偿李荣英、李相玲、崔成龙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共计237542元；张占文赔偿李荣英、李相玲、崔成龙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共计207849.25元。李荣英、李相玲、崔成龙的诉讼请求超出的部分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李伟赔偿李荣英被扶养人生活费1314.5元；二、刘长安赔偿李荣英被扶养人生活费2629元；三、张占文赔偿李荣英被扶养人生活费2300.375元；四、李伟赔偿李荣英、李相玲、崔成龙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共计113771元；五、刘长安赔偿李荣英、李相玲、崔成龙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共计237542元；六、张占文赔偿李荣英、李相玲、崔成龙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共计207849.25元；七、驳回李荣英、李相玲、崔成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李伟、刘长安、张占文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双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本案诉讼费4750元，由李荣英、李相玲、崔成龙承担238元，由李伟承担950元，刘长安承担1900元，张占文承担1662元。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除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外，另查明：李伟与刘长安口头约定，施工人员的报酬按天计算，大工180元/天，小工150元/天，由刘长安组织施工。李伟为此购买了起重机用于施工。
本院认为：一、关于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李伟经人介绍找到刘长安为其建房，由刘长安联系施工人员并组织施工，双方之间约定按天计算报酬；李伟为此购买了起重机用于施工。根据以上事实，刘长安及崔新红等施工人员提供劳务，李伟提供主要劳动工具并按提供劳务的时间支付报酬，双方之间的关系属于劳务合同关系，而非承揽合同关系。二、关于责任承担问题。张占文在未了解起重机状况的情况下，未经允许擅自启动起重机，造成起重机下方的崔新红被砸身亡，过错明显，且系直接侵权人，应承担较大的责任，本院酌定其承担40%的赔偿责任。刘长安作为施工的具体组织者，拆除对起重机起到支撑、配重作用的钢管后，未采取安全措施，也未设置警示标识，对本案事故的发生有一定过错，本院酌定其承担20%的赔偿责任。李伟作为建设方，将房屋交给不具有施工资质的刘长安等人施工，且监管不到位，也存在一定过错，一审酌定其承担20%的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崔新红作为施工人员，对起重机的状况应当是了解的，在张占文启动起重机时，其站立在起重机下方危险区域，对造成自己的损害亦有一定过错，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院酌定其近亲属李荣英、李相玲、崔成龙自担20%的损失。李可敬系协助李伟对施工现场进行管理、监督，其本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三、关于死亡赔偿金的标准问题。李荣英、李相玲、崔成龙均系居民户口，一审法院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综上，刘长安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李伟、张占文的上诉请求，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2016）豫0305民初3193号民事判决第一、四项；
二、撤销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2016）豫0305民初3193号民事判决第七项；
三、变更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2016）豫0305民初319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刘长安赔偿李荣英被扶养人生活费1314.5元；
四、变更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2016）豫0305民初3193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张占文赔偿李荣英被扶养人生活费2629元；
五、变更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2016）豫0305民初3193号民事判决第五项为：刘长安赔偿李荣英、李相玲、崔成龙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共计118771元；
六、变更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2016）豫0305民初3193号民事判决第六项为：张占文赔偿李荣英、李相玲、崔成龙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共计237542元；
七、驳回李荣英、李相玲、崔成龙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4750元，由李荣英、李相玲、崔成龙承担750元，李伟承担1000元，刘长安承担1000元，张占文承担2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309元，由李伟承担1069元，刘长安承担1500元，张占文承担1539元，李荣英、李相玲、崔成龙承担20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鑫杰
审判员 邢 蕾
审判员 索如意
二〇一七年六月八日
书记员 姚显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