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晋11民终20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花富龙，农民。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泽良，河北谐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晋军，农民。上诉人花富龙因与被上诉人徐晋军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交城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晋1122民初5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公开询问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花富龙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山西省交城县人民法院（2017）晋1122民初576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存在过错，缺乏事实方面和法律方面的依据。1、本次事故被上诉人对此应当承担全部责任而非主要责任，因为修理工作需被上诉人独立完成，事故完全是由被上诉人疏忽大意造成。2、上诉人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提交了证明定作人即上诉人在选任方面不存在任何过错的证据，但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未体现法院对该证据认定方面的质证意见，反而不合常理的直接得出“上诉人怠于考证，未考察被上诉人是否有营业执照，是否具有修理铲车的资质及技术”结论。上诉人凭借社会成员正常的判断，选任具有固定营业场所且对外宣传具有修理铲车技能的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铲车进行修理，这完全已尽到相应的合理注意义务。上诉人认为，所谓的考证是否具有相应资质或资格的义务并非应当由一个普通老百姓去承受，而应当由相关行政主体依照法律法规去监督和规范。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所承担责任的认定，从某种角度来看是上诉人为政府监管部门失职行为埋单：如果政府主管部门监管到位，被上诉人的营业场所不会存在，那么上诉人不可能找到被上诉人要求修理铲车。二、上诉人出于公平原则，已对被上诉人尽到人道主义关怀，不应承担过多责任。事故发生后，上诉人第一时间将被上诉人送至交城县医院、太原显微外科医院接受救治，并为被上诉人垫付11053.7元医疗费。徐晋军辩称，该与上诉人是劳务关系，该为上诉人提供劳务过程中受伤，上诉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徐晋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药费等各项损失共计279718.88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6年12月15日午9时左右，被告给原告打电话让其过去修理铲车，当原告到达修理现场时，被告的父亲、被告的三弟和四弟均在现场，原告便开始查看铲车是什么问题，于是拿被告方汽车的电瓶对接了一下，发现是铲车的马达出现了故障，被告的父亲便让原告回去拿新马达更换。当他把新马达拿到修理现场时，铲车旁边没有人在场，原告便开始更换马达。换好后，发动了马达，当时铲车旧了，已经分不清是否是空档，但原告看见档位是在空档上。由于铲车刚发动油压并没有起来，该车的转向等都是油压控制的。后来油压起来后，铲车开始走动了，而此时原告正在铲车下面，检查高压泵的弹簧，由于原告所穿的修理衣服较为破旧，被铲车轮胎上的防滑链挂住摔在地上，将原告双臂碾伤，造成原告受伤的事故。事发后，被告将原告送往交城县人民医院、太原显微手外科医院接受治疗，经诊断为左手掌不全离断、右前臂不全离断等，住院15天，花费医疗费104953.28元。2017年5月15日，原告经山西省文水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构成七级伤残。另查，原告徐晋军系农业家庭户口，其与妻子生有一子一女，儿子徐正罡生于2006年7月11日，女儿徐正怡生于2011年7月28日；原告的父亲徐立高出生于1954年2月7日，母亲连秋莲出生于1956年9月22日，系山西省交城县夏家营镇郑村人，农业家庭户口，双方共生育有两男一女三个子女。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请求被告赔偿医药费：104953.28元；误工费：150天×114元（41729元÷365天）=17100元；护理费：60天×101元（36933元÷365天）=606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0元/天（根据山西省太原市的出差补助计算）×15天=1500元；营养费：100元／天×15天=1500元；交通费：1000元；残疾赔偿金：9454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20年×40%：75632元；被扶养人生活费：49473.6元（父亲徐立高63周岁17年×7421元×40%×1/3；母亲连秋莲60周岁20年×7421元×400/×1/3；儿子徐正罡10周岁8年×7421元×40%×1/2；女儿徐正怡5周岁13年×7421元×40%×l/2）：鉴定费25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合计279718.88元。一审法院认为，一、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原告系在给被告修理铲车的过程中受伤的这一事实，双方均无异议。原告主张双方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而被告主张双方系承揽合同纠纷。根据庭审中查明的案件基本情况，修理铲车一般需要修理人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一般由修车人自行决定工作的操作规程和劳动过程，独立完成工作，车主一般只关心修车的结果，双方一般不存在人身的依附性，故本案原、被告属承揽合同关系。二、本案中，原、被告各自承担的责任及责任比例。在承揽合同中，因履行合同所产生的风险，由完成工作成果的承揽人承担，定作人一般不承担责任，除非定作人存在过错，由定作人依据过错责任的大小承担责任。本案中，原告在发动铲车后误以为是空档，因铲车启动将其挂倒致伤。而原告作为具有一定专业技术的修车工人，在工作过程中应具有充分的安全注意知识和意识，而正是原告忽略了安全注意事项，导致本案结果的发生，原告应承担本案的主要责任。被告应让具有合法营业执照、具有专业技能和专业资质的修理人员进行修理。本案中被告怠于考证，未考察原告是否有营业执照、是否具有修理铲车的资质及技术，仅凭所挂牌匾任用原告修理，被告对原告受伤应承担次要责任。结合本案的具体案情，由原告承担本案损失的70%，被告承担本案损失的30%为宜。三、原告的各项经济损失。（1）医疗费。根据原告诉请及医疗费的相关证据和庭审中被告的质证意见，认定原告的医疗费为104953.28元；（2）误工费。根据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及鉴定日期，原告的误工期为150天。原告主张按照2016年山西省农、林、牧、渔业标准计算即17100元（41729元÷365天×150天）予以认定；（3）护理费。原告主张6060元[60天×101元（36933元÷365天）]予以认定；（4）住院伙食补助费1500元（100元×15天），被告认为应按每天50元标准计算，予以支持，故该项费用为750元；（5）营养费1500元（100元×15天），被告认为应按每天50元标准计算，予以支持，故该项费用为750元；（6）交通费1000元，原告未提供相关票据，但鉴于原告就医治疗时确实花费了交通费的客观事实，本院酌情认定交通费为500元；（7）残疾赔偿金。原告请求的75632元[9454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年×40%]，其计算标准、方式、结果均符合法律规定，予以认定；（8）被扶养人生活费49473.6[（17年×7421元×40%×1/3）+（20年×7421元×40%×1/3）+（8年×7421元×40%×1/2）+（13年×7421元×40%×1/2）]其计算标准、方式、结果均符合法律规定，予以认定；（9）鉴定费2500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认定；（10）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认定。上述原告的各项损失共计277718.88元。根据划分的责任比例，被告承担30%的责任，即83315.66元，核减被告已支付的11053.7元，被告赔偿原告7226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花富龙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徐晋军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元；营养费、交通费、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鉴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72262元（已核减被告花富龙支付的11053.7元）；二、驳回原告徐晋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496元，由原告徐晋军负担3859元，由被告花富龙负担1637元，原告已预交。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损害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本案事实及维修车辆的行业习惯，可以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承揽合同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的损害或者造成自己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经营的车辆维修处的营业执照载明：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潘东元，组成形式为个人经营。上诉人仅凭所挂牌匾即选任被上诉人修理车辆，对被上诉人是否有经营资质、是否实际有营业执照等情况怠于考证，在选任上存在过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原判以此判令上诉人承担30%的责任无明显不当，应予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花富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30元，由上诉人花富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艳丽审判员  穆沛华审判员  张晓玮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樊振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