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602民初2906号
原告：襄阳长春外国语学校（襄阳四中实验中学）。
法定代表人：王元山，该学校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昆、覃松，湖北联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秦某，女，1974年3月24日出生，汉族，无业，住襄阳市襄城区。
被告：任某，女，2001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学生，住襄阳市襄城区。系秦某女儿。
法定代理人：秦某，系任某之母。
原告襄阳长春外国语学校（襄阳四中实验中学）（以下简称长春外国语学校）与被告秦某、任某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16日作出（2017）鄂0602民初989号民事裁定，以案涉纠纷不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为由驳回长春外国语学校起诉，长春外国语学校不服，向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10日作出（2017）鄂06民终2916号民事裁定，该裁定撤销本院（2017）鄂0602民初989号民事裁定，本案指令本院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长春外国语学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昆、被告秦某（同时系被告任某的法定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长春外国语学校起诉请求：1.秦某、任某立即向长春外国语学校支付学费欠款6600元；2.诉讼费用由秦某负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7月12日，秦某、任某与长春外国语学校签订《襄阳长春外国语学校/襄阳四中实验中学教育教学合同书》，约定任某在长春外国语学校接受初中教育及双方的权利义务。合同第一条约定，任某三年学费为23400元，遇政府调整时按调整执行。2013年8月15日，襄阳市物价局对襄阳市教育局作出“关于对襄阳长春外国语学校的收费标准的批复”（襄价费规[2013]155号文件）。文件批准长春外国语学校初中学费收费标准为每人每学期5000元，收费标准自2013年秋季执行。按照文件规定，任某、秦某共计应向长春外国语学校补交三年学费6600元。任某现已初中毕业，一直拖欠学费，经多次催交未果，故诉至法院。
被告秦某（同时系被告任某的法定代理人）辩称，其依据原告学校要求和双方签订的教育教学合同的约定，于2013年7月12日，原告一次性收取被告方三年共计23400元的学费，其它学杂费另算和另交。我方理解该一次性收费就是按照政府规定标准的收费。既然2013年7月12日被告方一次性交费完毕，则意味着双方合同中关于学费交纳的权利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即使此后原告方确实存在经报批下发的调整有关学费标准的文件，也不适用于此前已经发生的一次性交费人员。况且校方提供的教育教学合同是打印的格式合同，合同中虽然有“遇政府调整时按调整执行”的字样，也应该作出有利于被告方的理解和解释。2013年7月12日签合同并一次性收到学费23400元之后，8月25日新生正式报到时校方没有告知学费要调整（增加），如果校方告诉被告方涨价，则被告方不会选择上原告这个学校。关于合同第一条括弧内的文字内容，原告方当时并没有明确提醒或注明是什么意思，也没有作出明确的解释，原告方在诉讼中的解释不合理不合法，应该作出有利于被告方的理解和解释，原告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请求法院依法裁判。
经审理查明，2013年6月，被告秦某之女任某小学毕业后，拟在长春外国语学校读初中。2013年7月12日，任某为甲方名义、秦某以甲方家长（法定代理人）名义与作为乙方的长春外国语学校签订《襄阳长春外国语学校/襄阳四中实验中学教育教学合同书》，该合同是由长春外国语学校事先拟定、提供并打印好重复使用的格式文本。合同共计十七条，合同第一条约定，任某就读长春外国语学校初中年级，“向长春外国语学校缴纳三年学费23400元（遇政府调整时按调整执行），该费的实缴以乙方出具的收据实际到账为准，……。”合同第十六条约定，任某应缴费用缴齐合同生效（乙方同意的减免缓除外）。合同还约定了规范教、学双方相关权利义务的其它条款。据此合同，原告长春外国语学校于签订合同的当天即2013年7月12日按照每学期3900元的标准，一次性收取秦某、任某学费23400元。长春外国语学校于同日开具的收据载明该费用系“学杂费”。其它费用另收。
2013年8月15日，襄阳市物价局对襄阳市教育局作出“关于对襄阳长春外国语学校的收费标准的批复”（襄价费规[2013]155号文件），文件批准长春外国语学校初中学费收费标准为每人每学期5000元，收费标准自2013年秋季执行。原告长春外国语学校据此批复文件并依照《襄阳长春外国语学校/襄阳四中实验中学教育教学合同书》第一条中关于“遇政府调整时按调整执行”之约定，认为被告方每年应当补缴2200元学费，三年应当补缴6600元学费。上述费用经索要无果，故诉至法院。
本院认为，本案纠纷系因秦某、任某与长春外国语学校在履行双方订立的《襄阳长春外国语学校/襄阳四中实验中学教育教学合同书》过程中的欠费争议引起，属于教育培训合同学费纠纷，当事人系争的教育培训合同在合同法中无对应类型，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的无名合同的范畴，适用合同法总则的规定。任某、秦某在签订合同的当日，即2013年7月12日按照原告当时每学期3900元的学费标准一次性交纳了三年（六个学期）合计23400元的学费，原告长春外国语学校一次性收取了秦某、任某学费23400元。因为是一次性交清三年的学费，根据生活经验法则，通常情况下应该理解成任某、秦某已经完成了双方所签订的教育培训合同约定的全部三年的学费缴纳义务。
此后，2013年8月15日市物价部门核发“关于对襄阳长春外国语学校的收费标准的批复”（襄价费规[2013]155号文件），该文件批复襄阳长春外国语学校每人每学期可按5000元收费标准收费。原告据此要求被告方按增高的标准补交学费6600元。对于该问题，本院认为，其一，市物价部门批复的学费标准每人每学期可按5000元收费，是对社会力量办学学费标准的指导标准，意在规范社会力量办学收费标准最高不得超过某一标准限度，不至于偏离合理的收费价格轨道，该收费标准应该认定为最高标准，不是强制收费标准，不具有强制实施效力。因文件生效时间在被告方一次性交费行为完成之后，双方如要变更收费标准，仍须双方平等协商进行确定。在原、被告双方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原告以后续批复的文件所许可的学费标准要求被告方补交学费缺乏依据。其二，《襄阳长春外国语学校/襄阳四中实验中学教育教学合同书》是由长春外国语学校事先拟定并打印好的格式文本，可用来与众多拟在原告学校上学的就读者签订同类合同重复使用。该合同符合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关于格式合同的特征，属于格式条款。其三，该合同第一条中关于学费标准“遇政府调整时按调整执行”的文字表述，具有模糊性和不周延性，其中的“调整”存在“增高”或者“降低”的可能。原、被告基于各自不同的立场可有不同的理解：原告理解为“降低标准可退费，增高标准应补交”或者“降低标准不退费，增高标准应补交”，被告方理解为“降低标准应退费，增高标准不补交”。上述理解都是对“遇政府调整时按调整执行”的通常解释。依照合同法第四十一条关于不利于格式条款提供者解释规则之规定，对“遇政府调整时按调整执行”可作出有利于被告的“降低标准应退费，增高标准不补交”的解释。据此，被告方拒绝按后续增高的学费标准补交学费并无不妥。
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条、第八条、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第四十一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襄阳长春外国语学校（襄阳四中实验中学）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襄阳长春外国语学校（襄阳四中实验中学）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聂志军
审判员 钱 丽
审判员 张 锐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明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