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甘南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黑0225民初1716号
原告刘利。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诚，内蒙古布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甘南县通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志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季辉民，黑龙江太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国斌。
第三人：齐齐哈尔市翔宇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邵宇波。
原告刘利与被告甘南县通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通达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14日立案受理后，原告申请追加齐齐哈尔市翔宇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翔宇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蔡诚、被告通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季辉民、于国斌、第三人翔宇公司法定代表人邵宇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利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通达公司与第三人翔宇公司共同承担返还购车款64，000.00元；2、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及其他费用。事实和理由：2012年，原告刘利购买小学生校车，从事接送学生工作。按当地政府要求，须将该车辆登记在被告名下，进行统一管理。于是，原告刘利交给被告购车款共计170，000.00元，由其代原告刘利购车，被告为此给原告刘利出具了收条，车辆由原告刘利直接从厂家提回，原告刘利缴纳了相关税费，将车辆落户在被告处。时至2016年，原告在一次偶然机会得知的车辆购买价格为106，000.00元，被告隐瞒购车款真实数额。原告认为，原告交给被告购车款共计170，000.00元，购买车辆价款为106，000.00元，尚余64，000.00元，被告不当得利64，000.00元，应将该64，000.00元购车款返还给原告。翔宇公司与被告合谋串通，隐瞒购车款的真实数额，案件处理结果与其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特申请追加翔宇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要求其与本案被告甘南县通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共同承担连带返回购车款64000元。
被告通达公司辩称，被告不存在不当得利，不应当向原告返还购车款，应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理由如下：被告与原告系校车承包关系。2012年，按照甘南县政府的指定和要求由被告负责甘南县学生的送子车辆的管理和经营并负责统一购置车辆，以上事实经包括原告在内的校车承包人同意后，包括原告在内校车承包人每人向被告交纳了通过被告购置车辆的定金50,000.00元/辆，经甘南县相关领导包括原告在内的承包人对于翔宇公司提供的送子车辆的样板车进行检验认可后，被告与翔宇公司签订了合同，约定了购买车辆的具体事宜，并对车辆提出了特殊要求，2012年6月21日，被告与翔宇公司签订了购买车辆的合同，在合同中约定了每辆车的要求，按合同约定每台车包括每辆车特殊要求在内，每台车单价为170,000.00元，由包括原告在内的承包人，自己到车辆生产地无锡提车，运费自担，具体详见汽车销售合同。合同签订后，被告将定金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给翔宇公司，具体详见转账凭证，提车前经包括原告在内的每位车辆承包人认可，包括原告在内的每位车辆承包人另向被告公司需补交120,000.00元的车辆购车款，这样包括原告在内的每位承包人又向被告公司交纳了通过被告公司购置车辆的120,000.00元车辆购车款，被告也是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将所收取的款项支付给翔宇公司。提车时由于车胎不符合包括原告在内的每位提车人的要求，经被告与汽车销售方及原告在内的提车人协商同意由销售方第三人翔宇公司向包括原告在内的每位承包人每辆车退款6,000.00元。退款时，领款人在销售方的书面领款凭证签字并书写身份证号予以确认。翔宇公司收到被告的购车款后，除因车胎问题返还的6,000.00元外，应包括原告在内的承包人减少落户税费的要求，向被告公司出具了两张购置车辆的票据，其中一张为106,000.00元的汽车统一发票，用于车辆落户和除于洪润单张外包括原告在内的其他车辆承包人每两人开在一起的客车配置增值税统一发票（单人为58,000.00元，两人为116,000.00元）用于被告公司入账，通过以上事实证明被告将收取的170,000.00元购置车辆的款项全部支付给了汽车销售方，而因车胎原因由销售方向包括原告在内的每一位承包人返还6,000.00元，被告不存在不当得利，没有向原告返还款项的义务。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法律规定，本案的时效为2年，应从原告起诉状中自认的车辆落户时间开始计算。原告追加翔宇公司作为本案的第三人，无事实依据，翔宇公司与原告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并且原告在事实理由中称翔宇公司与被告公司合谋串通隐瞒购车款，该理由不成立，事实是被告收取了原告交纳的购车款而从翔宇公司购车，所有款项的走向均有账可查，有票据可证，不存在串通的事实，另外，如按照原告所述成立，原告在起诉时应将翔宇公司列为被告，而非在贵院开完同样事件的两起案件（原告为于洪润、陆光明），翔宇公司出庭为被告公司作证后提出申请。原告追加翔宇公司为第三人的真正目的，是想恶意的通过追加第三人的方式，达到造成翔宇公司或者其法定代表人无法为被告公司出庭作证的目的。翔宇公司对原告没有任何权利义务，在本案不承担任何结果，不符合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与诉讼的条件。综上，原告的诉讼不应成立，请求驳回诉讼请求。
第三人翔宇公司述称，第三人不是本案当事人，从合同相对性原理，第三人与原告没有任何法律关系。第三人与被告没有合谋串通、隐瞒购车款的事实。购车款的价格有合同约定，170，000.00元并没有隐瞒，被告通达公司已交齐车款，第三人已依据被告的实际交款金额如数开据了发票。2012年，被告通达公司购买校车，于2012年6月21日与第三人签订校车买卖合同。整个合同谈判过程中，第三人没有和原告中的任何一位接触并洽谈购车事宜。按照第三人与通达公司的合同约定，通达公司向第三人支付了全部款项，第三人按客户的要求开出了票据，有合同及票据为证。车辆购买的价格和配置合同中有明确约定，买卖双方都认可，法院也有笔录为证，且实车与合同约定的配置完全相符，包括原告在内的提车人除轮胎外，没有提出异议。提车时，由于汽车轮胎不是想象的子午胎，第三人同意退给通达公司每台6，000.00元（即每台车价减6，000.00元），并告知提车人提车后回到通达公司领取，但因当时包括原告在内的提车人不同意回到甘南县通达公司领取，要求在提车地点兑现，第三人与通达公司协商，将每台车6，000.00元以现金的方式直接交给原告（有包括原告在内的提车人的签字单为证），之后原告将所定校车提走。车辆提回后，应客户要求，第三人按照包括原告在内的每位提车人实际购车钱款数额，开具了二张发票，一张是用于车辆落户的车辆购置发票，一张是完税的车辆购置的增值税发票，其中增值税发票除一个是58，000.00元的外，其他的是两个58，000.00元开在一起的。另外，2016年11月1日前，向购车人开具两张发票也是当时的国家规定所允许的。以上足以证明第三人同通达公司的校车买卖是光明的、合法的，与原告毫无关系，根本不存在第三人与通达公司中通隐瞒购车款之事。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现在随着科学的进步，汽车工业的飞速发展，汽车包括校车的配置和价格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不能拿现在的汽车包括校车的价格和配置同2012年的汽车包括校车的价格和配置相比较。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机动车销售发票复印件一张（刘利的车辆识别代码及架子号尾号9204），证明原告分两次向被告交纳购车款170，000.00元的事实。被告通达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没异议，认为该证据同时证明原告对于170，000.00元的价格通过被告购买车辆的事实是认可的无异议的。第三人异议称该证据与其无关，第三人没有从原告手中收取任何款项；2、公司与车主安全责任书复印件一份及合同书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与被告公司系挂靠关系，原告刘利系该校车（车牌号黑BJ42**）车主，对于校车的原始配置问题“以后因校车原始配置不齐，不给予检车和停运的，由公司全权负责”，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第三人认为与其无关，不发表质证意见；3、照片两张，证明该车性质及原始配置，被告与第三人质证意见一致，对真实性有异议，同时该组证据无法证明购车时的车辆状况；4、2012年4月5日国务院颁布的《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和2012年4月10日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共同发布的《专用校车安全技术条件国家标准》，证明在本案中购车款的实际价格为106,000.00元，并且配置均属于最基本的国家配置标准，被告剩余64,000.00元购车款，其应该举证证明每项配置的项目及花费数额，被告与第三人质证意见一致，对该证据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5、销售合同复印件一份、付款凭证复印件三张，证明2012年6月21日被告与第三人签订汽车产品销售合同，之后被告将收取包括原告在内的21台购车人的购车款，共计3，570,000.00元，全部支付给了第三人，被告公司不存在不当得利。6、汽车产品销售统一发票和配置款的黑龙江增值税统一发票复印件及包括原告在内的购车人领取6,000.00元退款的明细复印件各一份，证明2012年8月2日第三人开具了原告本案所涉及车辆的汽车销售发票和原告与另案当事人合在一起的车辆配置完税的增值税发票，数额分别为106，000.00元、116,000.00元（两个人，每个人分别58,000.00元），进而证明被告公司不存在不当得利的事实。关于第5项，原告认为该销售合同其不知情，其不是合同当事人，该组证据证明不了购车款的去向及花销明细，与本案没有关联，关于第6项，原告对被告出具的106,000.00元的发票没有异议，对被告和第三人共同出具的116,000.00元的发票的真实性及关联性有异议，对甘南校车补偿款明细关联性有异议，第三人对第5项、第6项证据无异议；7、购车合同复印件一份、刘利机动车销售发票复印件一张、刘利的配置地增值税发票复印件一张、退款明细一份，证明第三人没有与被告串通。原告对106，000.00元的发票无异议，对116,000.00元的增值税发票有异议，同时认为补偿明细与本案没有关联，被告无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第1项、第2项、第4项真实性采信，第3项缺乏关联性，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第5项、第6项原告无证据反驳，真实性采信；第三人提交的证据第7项原告无证据反驳，予以采信。
结合原告陈述及举证质证情况，认定如下事实:
2012年，按照甘南县政府的要求，被告通达公司负责甘南县校车的管理和经营，并负责统一购置车辆。经与原告刘利等人协商，原告刘利于2012年5月3日向通达公司交纳了50，000.00元的校车款，同年7月16日，原告刘利又向通达公司交纳了120，000.00元校车款，通达公司为原告刘利出具了两张上述款项收据。同年7月29日，通达公司向校车经营人出具了合同书，约定车辆提回办理落户发证直到正常经营，办理一切相关手续等，如公司全权办理，在办理期间出现其他费用（如中介）或不正常的费用，都由公司承担，车主只承担落户正常费用，如以后因校车原始配置不齐，不给予检车和停运，由公司全权负责，承担后果。
2012年6月21日，通达公司与翔宇公司签订了汽车产品销售合同，约定购买校车型号为解放CA673PFD80Q，车辆座位数41座，校车单价为170，000.00元，购买21辆校车合计3，570,000.00元，交车方式为自提，运费自负，交车地点为无锡，对购买车辆做了车辆配置的十一项特殊要求。同年8月2日，翔宇公司向通达公司出具了价税合计106，000.00元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一张，另出具了黑龙江增值税普通发票，金额税额合计116，000.00元/2辆。原告刘利在无锡市提车时，因车胎问题，包括原告刘利在内的21位校车经营人分别获得校车补偿款6，000.00元。
2017年1月1日，原告刘利与通达公司签订了牌照号为黑BJ42**的校车安全责任书。
本院认为，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包括一方无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他方因此利益受到损失。本案中，被告通达公司根据甘南县人民政府的指导购置校车，其与第三人翔宇公司签订的汽车产品销售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其中关于校车配置、车辆价格等约定系双方平等自由协商，对合同双方有约束力，不受合同外他人干涉。包括原告刘利在内的权利人分两次向被告通达公司交纳了校车款170，000.00元，并签订了合同书，形成新的合同关系，原告刘利等21人依法取得了校车所有权。该校车款由通达公司全部转付给第三人翔宇公司（有汇款凭证证实）。关于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记载的金额低于上述价款，因涉案校车另有黑龙江省增值税58，000.00元/辆，有正规的增值税发票，通达公司及翔宇公司关于该款系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外其他费用、校车特殊配置费的辩解意见具有说服力，包括原告刘利等人分别已领取车胎退款6，000.00元，原告刘利实际支付了校车款164，000.00元，均系有据支出，被告通达公司、第三人翔宇公司于本案中并无取得不当利益，原告主张其利益受到损失，被告通达公司与第三人翔宇公司恶意串通，取得不当利益缺少证据支持。
另外，关于被告通达公司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问题，原告主张被告通达公司构成不当得利，应在诉讼时效届满前提出。原告刘利于2012年从被告通达公司处取得了涉案校车的所有权，按常理其在取得车辆所有权时就应核实涉案车辆价款及车辆相关其他情况，其应知晓权利是否遭受侵害，2012年车辆交付至原告起诉时已四年有余，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被告通达公司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成立。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利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400.0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贾传富
审 判 员 张 丹
人民陪审员 吴 克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李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