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鲁民终11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唐春玲，女，1967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长岛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宁喜民，山东博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景刚，山东博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葛长才，男，1957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长岛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葛茂亮，男，1982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长岛县。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霞，山东宏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宋英华，女，1946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长岛县。原审原告：高源，女，1992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长岛县。原审原告：高悦，女，1999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长岛县。上诉人唐春玲与被上诉人葛长才、葛茂亮，原审原告宋英华、高源、高悦海上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青岛海事法院（2016）鲁72民初19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唐春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宁喜民，被上诉人葛长才、葛茂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霞到庭参加诉讼。原审原告宋英华、高源、高悦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唐春玲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根据本案的基本事实，可以确定本案纠纷的法律性质不是雇佣关系，而是帮工关系。高长合是在被上诉人家庭经营的海区人工投礁养殖区潜水溺亡,高长合潜水是与葛长才合作进行的，葛长才抛放氧气管必须是在高长合的船上进行投放，因为在海水养殖区内的潜水作业，必须是两个人配合才可以潜水作业。李光金出庭作证的证言，可以证明高长合是在帮工潜水作业时死亡。高长合潜水时胸前挂着的捕捞网兜，可以证明高长合潜水的目的，是为被上诉人查看海底筑礁养殖的状况和捕捞养殖的海参第养殖物。高长合的这种潜水捕捞行为，没有葛长才、葛茂亮的指使是不可能的，所有海底养殖区域的养殖人都会严格看管的，决不会允许他人擅自潜水捕捞。发生事故的海水养殖区域，是葛长才、葛茂亮的家庭养殖经营区域，高长合潜水查看葛长才、葛茂亮投礁区域的海珍品养殖状况或者捕捞养殖海珍品，与葛长才、葛茂亮的海水养殖存在直接的利益关系，在该养殖区域作业发生的人身损害事故，利益享有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高长合在葛长才、葛茂亮的海水养殖区域内，潜水查看人工投礁处海珍品养殖状况和捕捞海珍品，符合帮工的法律特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条的规定：“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葛长才、葛茂亮辩称：第一，原审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第二，高长合的补充观点及上诉状所陈述的上诉理由及观点，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证实不了死者与葛长才、葛茂亮存在帮工关系或雇佣关系。高长合庭审中展开的观点论述是主观臆断，是想象和理解的，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第三，高长合的观点中所说的利益关系，不知是何种利益关系，有何法律和事实依据，高长合未能举证证明。第四，一审中死者的亲哥哥高长树曾书面在立案过程中写的证明，如果没有这份证明，高长合根本无法立案，因为高长合没有证据立案，且在一审开庭中，高长合有代理人，明确知道按照证据规则，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但是在一审中很重要的证人高长树想来证明雇佣关系但没有到庭，显然足以证明死者与葛长才、葛茂亮根本不存在所谓的雇佣或者帮工或者其他任何法律关系。因此，高长树也不敢违背事实说假话做假证，也证明一审认定本案事实清楚，判决公正。宋英华、高源、高悦未作答辩唐春玲、宋英华、高源、高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葛长才、葛茂亮支付高长合死亡赔偿金85576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1997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12日下午两点左右，身着潜水服的高长合在葛茂亮经营的海上养殖区潜水后不久即非正常起浮，同在现场的葛长才召唤正在海上作业的葛茂亮雇工李光金一起将高长合捞起并送医，高长合经长岛县大钦岛卫生院救治未果，诊断结论为：呼吸循环衰竭、临床脑死亡、××。葛长才陈述，当日下午，自行驾驶船舶的高长合在葛茂亮的养殖海区附近遇到钓鱼后休息的葛长才，高长合因曾看到其在海上钓起过海参，遂要求到水下采捕，葛长才制止未果。高长合穿着潜水衣入水后，葛长才还将高长合的氧气管向水下进行过抛放。葛长才原系长岛县大钦岛乡北村村党支部副书记，因病离职并将承包的海上养殖区转让给其子葛茂亮从事海带养殖。自2015年起，葛长才经常在海上钓鱼。2016年上半年，葛茂亮海区曾被投放废弃轮胎等物件充当人工鱼礁，相应海区设有标识，高长合就是在投放废弃轮胎的海域位置进行潜水时发生意外。高长合从事海上网箱养鱼，潜水服等衣物系其出海作业的正常装备。一审法院认为，唐春玲、宋英华、高源、高悦以高长合在接受葛长才、葛茂亮雇佣期间死亡为由提起诉讼，要求葛长才、葛茂亮承担赔偿责任。现葛长才、葛茂亮不承认与高长合存在雇佣关系，则本案争议焦点为高长合是否曾接受过两被告雇佣并在从事雇佣期间发生意外死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唐春玲、宋英华、高源、高悦主张高长合与葛长才、葛茂亮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即应当举证证明高长合确实曾经接受过葛长才、葛茂亮雇佣的事实，但唐春玲、宋英华、高源、高悦未完成该举证。事发海域由葛茂亮经营，证人李光金证明葛茂亮的五名雇工中并无死者高长合；葛长才在事发现场与高长合进行过交流以及在高长合潜入水中后向水中抛放过氧气管的事实，都不足以认定葛长才本人或者代表葛茂亮对高长合进行过雇佣。鉴于唐春玲、宋英华、高源、高悦诉请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唐春玲、宋英华、高源、高悦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940元，由唐春玲、宋英华、高源、高悦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相同。本院认为，本案为海上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根据当事人各方在本案中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问题为，高长合与葛长才、葛茂亮间是否存在帮工关系?葛长才、葛茂亮应否对高长合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帮工关系一般是指帮工人受被帮工人之邀，无偿为被帮工人提供劳务，并按被帮工人的意思，在一定时间内完成某项工作的行为。本案中，2016年6月12日下午2点左右，高长合身着潜水服在潜水后死亡。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高长合死亡地点位于葛茂亮经营的海上养殖区；高长合自驾船舶进入该养殖区；高长合下水后、死亡前，葛长才曾向其抛放过高长合自带的氧气管，高长合死亡时胸前挂着捕捞网兜。上述查明事实仅是高长合死亡前后客观状况的记载，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高长合受邀帮工的过程，也无法证明高长合下水是为葛长才、葛茂亮提供劳务或按照葛长才、葛茂亮的指示为该两人完成工作。不同的法律关系均可能造成上述查明事实的结果，如雇佣关系、帮工关系、自行采捕等等。因为高长合已经死亡，高长合亲属已经无法查明高长合下水的原因，正是基于此，高长合亲属在本案审理期间对于高长合下水与葛长才、葛茂亮是否有关在一、二审期间作出了雇佣关系、帮工关系、双方无法律关系但根据收益结果葛长才、葛茂亮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不同判断，而葛长才、葛茂亮也提出了高长合系自行下水偷捕等。由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导致不同的法律后果，因此，判断死者与葛长才、葛茂亮之间的法律关系是是否支持死者亲属赔偿请求的条件。由于唐春玲、宋英华、高源、高悦作为本案原告，在审理中未能证明高长合与葛长才、葛茂亮存在的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唐春玲、宋英华、高源、高悦未完成该举证义务，对其在本案中证明的事实无法认定。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无论是按照该解释第十一条规定的“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还是该解释第十四条规定的“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因唐春玲、宋英华、高源、高悦既未能在一审审理中按其主张证明高长合与葛长才、葛茂亮存在雇佣关系，也未能在二审审理中按其主张证明存在帮工关系，因此，对其请求葛长才、葛茂亮承担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唐春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940元，由唐春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童审判员  董兵审判员  王磊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八日书记员  王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