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28民终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向旭，男，1985年8月9日出生，土家族，湖北省建始县人，住建始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发忍，湖北正典律师事务所。委托诉讼代理人：向绍国，湖北正典律师事务所。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世峥，男，1980年12月17日出生，土家族，湖北省建始县人，住建始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阳彬彬，女，1981年8月23日出生，土家族，湖北省建始县人，住建始县。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安，湖北夷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向旭因与被上诉人郑世峥、阳彬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建始县人民法院（2017）鄂2822民初19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向旭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建始县人民法院（2017）鄂2822民初1954号民事判决，判令被上诉人偿还上诉人28万元，并按月利率2%的标准支付自2017年7月20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此后三个月，谢某每月以微信或支付宝转账方式给郑世峥转款5600.00元，郑世峥亦于同日以同样方式将此款转给向旭”错误。（1）上诉人于2017年4月19日将借款支付给被上诉人，到了同年5月19日应该支付第一个月利息时，被上诉人以现金方式向上诉人支付第一个月利息5600元，而并非一审认定连续三个月均以支付宝或微信方式支付；（2）微信或支付宝转账是可以查阅相关交易明细的，有详细的流水单，在证人谢某未提交交易流水单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仅凭证人谢某陈述就认定谢某每月以微信或支付宝转账方式给被上诉人郑世峥转款5600元显然错误；（3）如证人谢某陈述事实真实，其能够很容易的向法庭提供支付利息的交易流水单来证实事实，但证人并没有提供反映客观事实的证据，其陈述显然虚假。2、一审法院认定”2017年4月19日，李家翠通过郑世峥介绍，给谢某借款28万元，约定月利率2%，按月支付利息”错误。（1）郑世峥从未介绍过上诉人之母李家翠给谢某借款，上诉人及上诉人之母在给被上诉人转款之前与谢某根本不认识，谢某本人陈述也是到2017年9月份才见到上诉人及其母亲，在此之前均不认识，在上诉人向阳彬彬支付借款28万元之前，被上诉人从来没有提及过要将此款借给谢某、李浩或李德发，也从未见过谢某、李浩或李德发，不存在”李家翠通过郑世峥介绍，给案外人谢某借款”；（2）一审法院查明的借款履行方式也与人们通常的”介绍”借款方式不一样。如果真是郑世峥介绍上诉人母亲李家翠给谢某借款，那么介绍之后的事宜就应该由上诉人或其母亲李家翠与借款人谢某直接联系，无需将借款支付至被上诉人处，亦无需由被上诉人每月来支付利息。一审法院查明介绍借款的履行方式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3）被上诉人从来没有向上诉人及母亲介绍给他人借款。真正介绍借款，应该是介绍人在出借方与借款方介绍双方的真实身份情况、借款来源、借款后的用途、借款人的信用以及是否有偿还能力等相关事宜，最后由双方自主决定是否借贷。而本案中，上诉人在向阳彬彬账户支付28万元时，与谢某、李浩或李德发未有任何形式的联系，更不用说了解其身份信息、借用用途及是否有偿还能力等情况，怎么可能给案外人谢某借款达28万元之巨。3、一审法院认为”案外人谢某出于资金周转需要，通过二被告向李家翠借款，谢某为要约人，李家翠为受要约人。二被告在此过程中并无希望李家翠给二被告借款的意思表示，李家翠同意出借，即同意要约，承诺借款。该承诺是指承诺给二被告介绍的特定借款人借款”错误。（1）上诉人及其母亲从来没有收到过案外人谢某向其发出的借款28万元的要约，上诉人及其母亲更未向其”要约”作出承诺；（2）上诉人及其母亲没有也不可能有与谢某建立借贷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3）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支付借款的行为系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被上诉人阳彬彬将268800元转出给其他人与上诉人无关。4、一审认为”谢某与李家翠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被告阳彬彬将李家翠出借的资金转入谢某指定的李德发账户时生效。谢某通过被告阳彬彬转交给李家翠实际性质为借条的合同，系谢某对其与李家翠先前达成的口头借款合同的书面确认”错误。（1）李家翠与谢某之间不存在借贷合同关系，也就不存在阳彬彬将李家翠出借的资金转入谢某指定的李德发账户时生效。谢某通过被上诉人阳彬彬转交给李家翠实际性质为借条的合同，系谢某对其与李家翠先前达成的口头借款合同的书面确认”错误。（2）上诉人及其母亲与谢某并不认识，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口头上的借贷合同关系。更谈不上阳彬彬转交给李家翠的合同系谢某对其与李家翠先前达成的口头借款合同的书面确认问题。5、本案的客观事实为：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以每月2分的利息借款28万元后再以每月4分的利息转借给谢某或其他人。（1）从证人谢某在法庭的陈述来看，其系承包工程劳务的包工头，与被上诉人很早就认识，其长期通过郑世峥借钱，从而可以证实被上诉人长期从事民间借贷事务，被上诉人将从上诉人处借来的28万元转借给谢某也符合正常的逻辑关系；（2）从款项走向来看，在上诉人将28万元借款汇至被上诉人阳彬彬账户后，被上诉人在扣掉11200元后将余下的268800元转入李德发账户，这11200元刚好是28万元借款按月利率4分计算后利息，也是现在专门从事民间放贷业务在支付借款本金时扣除头息的一贯作法；（3）被上诉人及证人谢某陈述的被上诉人扣除11200系偿还谢某欠被上诉人的借款的说法也违背常识。被上诉人及证人谢某均未提交谢某欠被上诉人11200元的证据。（4）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供的所谓“合同”来看，该合同中对借款金额、借款期限等按填空方式填写了，而在利息一栏却留下不填，显然是被上诉人在刻意隐瞒转贷赚取利差的事实。最后，上诉人无与案外人缔结民间借贷合同的意思表示，事实应为二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然后转借案外人谢某。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被上诉人郑世峥、阳彬彬答辩称，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理由如下：2017年6月18日，李家翠问郑世峥打钱的方式“是发个卡号还是现金？”郑回答：“我来联系他，看他怎么说”，李家翠回答：“好的，谢谢”，上述信息即已证明该资金来自于第三人，并非中间人就是借款人。从答辩人与上诉人之母后期的手机短信内容足以认定，实际借款人为第三人谢某，上诉人之母对此也知情，后因借款无法收回，故引发了答辩人与上诉人及其母亲之间的矛盾，上述事实均足以认定，答辩人并非实际借款人，而是借款的中间介绍人。2、原审判决认定法律关系正确。原审判决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认定出借人李家翠对外借款的特定对象是谢某，答辩人的介绍行为不属于借款的意思表示，借款合同的当事人是借款人谢某和出借人李家翠，该认定证据充分，符合法律规定。答辩人帮出借人居间介绍需要资金的人，该行为属于“居间”而不属于“借贷”，合同性质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且介绍行为不具有担保性质，答辩人不应负担28万元的还款义务。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向旭一审提出诉讼请求：1、郑世峥、阳彬彬立即偿还借款本金280000.00元，并按月利率2%支付自2017年7月20日至实际偿还之日的利息；2、由郑世峥、阳彬彬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19日向旭转入阳彬彬中国银行账户的资金280000.00元是向旭借给郑世峥、阳彬彬的借款，还是向旭通过郑世峥、阳彬彬“搭桥”借给他人的借款。向旭认为，该笔资金系向旭借给郑世峥、阳彬彬的借款，湖北省农村信用社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客户回单）“附加信息及用途”已经载明该款为借款，借款利息亦是郑世峥通过微信或者支付宝转账方式直接支付；郑世峥、阳彬彬认为，转入阳彬彬账户的该笔资金实际借款人为谢某（曾用名李浩，下同）。郑世峥、阳彬彬为证明其抗辩主张，提交了阳彬彬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郑世峥与向旭之母李家翠的短信记录、郑世峥与向旭的短信记录，谢某持有的账户名为“李德发”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银行卡复印件、“李德发”身份证复印件、阳彬彬拍摄的谢某书写的“合同”照片打印件、建始县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照片打印件（谢某因冒用“李德发”身份证办理护照、驾驶证、邮政储蓄卡，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予以证明，并申请证人谢某出庭作证；一审法院认为，向旭与郑世峥、阳彬彬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以下事实：2017年4月19日，向旭10时22分向阳彬彬中国银行账户转入280000.00元，10时54分阳彬彬向谢某持有的账户名为“李德发”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转入268800.00元。当日，谢某在一份格式合同上填写以下内容：甲方债务人李浩、乙方债权人李家翠，借款金额280000.00元，借款期限一年，自2017年4月19日至2018年4月19日，合同尾部甲方签名处谢某签署“李浩”，并捺印，乙方签名处空白。谢某将此“合同”通过被告阳彬彬交与李家翠。此后连续三个月，谢某每月以微信或者支付宝转账方式给被告郑世峥转款5600.00元，被告郑世峥亦于同日以同样方式将此款转给了向旭，2017年9月7日，谢某交付李家翠现金3000.00元。综上，一审法院结合向旭与郑世峥、阳彬彬的陈述以及向旭诉状自认的事实认定：郑世峥与李家翠原系建始县城管执法大队同事。2017年4月19日，李家翠通过郑世峥介绍，给案外人谢某借款280000.00元，约定月利率2%，按月支付利息。履行交付借款方式为，由李家翠之子向旭向阳彬彬中国银行账户转入280000.00元，阳彬彬在扣除谢某欠款11200.00元后向谢某持有的账户名为“李德发”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转入268800.00元。当日，谢某将实际性质为借条、借款金额为280000.00元的“合同”通过阳彬彬转交李家翠。此后连续三个月，谢某每月以微信或者支付宝转账方式通过郑世峥支付李家翠利息5600.00元，2017年9月7日，谢某以现金方式支付李家翠利息3000.00元。因谢某未按月支付利息，由此成讼。一审法院认为，民事合同的订立须具备一定的法定形式，并采要约、承诺方式进行。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本案中，案外人谢某出于资金周转需要，通过郑世峥、阳彬彬向李家翠借贷，谢某为要约人，李家翠为受要约人。郑世峥、阳彬彬在此过程中并无希望李家翠给郑世峥、阳彬彬借款的意思表示。李家翠同意出借，意即同意要约，承诺借款。该承诺是指承诺给郑世峥、阳彬彬介绍的特定人借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依此规定，谢某与李家翠之间的借款合同自阳彬彬将李家翠出借的资金转入谢某指定的“李德发”账户时生效。谢某通过被告阳彬彬转交给李家翠的实际性质为借条的“合同”系谢某对其与李家翠先前达成的口头借款合同的书面确认。至此可以看出，郑世峥、阳彬彬在促成李家翠与谢某达成民间借贷交易中仅起牵线搭桥作用，郑世峥、阳彬彬非担保人，更非借款义务人。向旭要求郑世峥、阳彬彬承担涉案款项的返还义务，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相应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法应予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向旭的诉讼请求。二审中，上诉人向旭没有提交新证据，被上诉人郑世峥、阳彬彬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1、中国银行人民币转账汇款业务回单一份及微信转账记录，拟证明：案外人谢某已向上诉人支付2017年8月至2018年1月的利息；2、被上诉人郑世峥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清单，拟证明：被上诉人一方与案外人谢某一直以来也有经济往来。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来源清楚、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上诉人向旭与被上诉人郑世峥、阳彬彬是否成立民间借贷关系。民间借贷属民事合同，需经合同各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始得订立，又因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属实践性合同，故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需由出借人交付借款方能生效。因此，欲主张成立民间借贷合同，需向法庭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当事人就借款事宜达成合意且出借人已实际交付借款。本案中，上诉人向旭在一审中仅提交一份转账记录以证明其向被上诉人阳彬彬转账28万元，但无借据或借款合同等证据证明双方就借款事宜达成合意，亦不能证明上诉人向旭所汇款项即为其出借给被上诉人郑世峥、阳彬彬的借款，未能完成主张成立民间借贷关系所应负担的举证责任，应当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上诉人向旭上诉称，微信、支付宝等电子支付平台均有相应的交易记录，证人谢某在一审中未提交通过上述支付平台支付利息的交易凭证等反映客观事实的证据，属于虚假陈述。对此，本院认为，民事证据根据其性质不同，分为电子数据、证人证言等八个种类，当事人可以根据待证事实选择不同的证明方法和证据类型。本案在一审中，证人谢某出庭作证且已具结，一审法院认定其出具的证言已达到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足以证明待证事实，故未要求证人另行出具支付平台的交易凭证，程序并无不当。此外，证人并非民事诉讼当事人，其对待证事实并无举证证明责任，上诉人向旭主张其作虚假陈述，应当由其自行负担举证证明责任，故对上诉人向旭的上述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向旭上诉称，上诉人向旭及其母亲李家翠并不认识谢某，对其的资信状况、还款能力并无实际了解，不可能出借28万元的大额借款，且上诉人向旭与其母亲李家翠从未收到过谢某借款的要约，也不可能对其要约进行承诺，双方无订立民间借贷的合意，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向旭与谢某成立民间借贷合同有误。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民事主体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本案一审中，被上诉人郑世峥、阳彬彬向法庭提交了其与上诉人向旭之母李家翠的手机短信记录，从短信内容可知，李家翠对该笔借款系出借给第三人的事实是知情的，其在明知该笔款项会经由被上诉人郑世峥、阳彬彬出借给第三人，而仍然通知上诉人向旭将该笔款项转账至被上诉人阳彬彬账户，足以认定李家翠具有委托被上诉人郑世峥、阳彬彬代为寻找缔结民间借贷合同机会的意思表示，而此后被上诉人郑世峥亦代为收取利息并支付给上诉人向旭之母李家翠，足以认定被上诉人郑世峥、阳彬彬的行为构成代理，故上诉人向旭及其母亲虽未直接与谢某就缔约事宜进行磋商并达成合意，但被上诉人郑世峥、阳彬彬基于上诉人向旭之母李家翠的委托与谢某缔结民间借贷合同，其行为的法律效果应当归属于被代理人，即本案上诉人向旭及其母亲李家翠。因此，对上诉人向旭的上述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最后，上诉人向旭认为，本案的客观事实为被上诉人郑世峥、阳彬彬以月息2分向上诉人向旭借款28万元后，又将该笔借款以月息4分出借给谢某，扣除的11200元系首月利息，并非谢某偿还其他债务。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上诉人向旭虽提出上诉理由，但其并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上述事实，而在一审中，关于此11200元的性质有被上诉人阳彬彬的陈述及证人谢某当庭出具的证言予以证明，根据民事诉讼优势证据规则，对上诉人向旭主张的上述事实，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上诉人向旭要求被上诉人郑世峥、阳彬彬偿还借款本金28万元及按月利率2%支付自2017年7月20日至实际还款之日的利息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案件受理费5500元，由上诉人向旭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向 蕾审判员 吴 卫审判员 宋九龙二〇一八年三月一日书记员 赖宏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