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黔民终534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廖启，男，1966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成绍军，贵州名城（桐梓）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文住英，男，1953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王菊，女，1981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廷伟，贵州智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廖启、文住英因与被上诉人王菊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黔03民初1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廖启、文住英共同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改判或发回重审；二、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不清。上诉人申请对贵州兴霖矿业有限公司进行司法审计但未获准许，该公司从成立至今，公司的相关债权债务不明，股东是否按照约定缴纳出资不明，公司成立后收了部分保证金，被上诉人也以个人名义收了部分保证金。在上诉人接管公司后，许多缴纳保证金的个人均要求公司或者上诉人偿还保证金，但公司记录的保证金数额和实际应偿还的保证金数额存在一定的差额。故此，若不进行司法审计，本案的案件事实将不能查清楚。被上诉人在开庭审理时承认缴纳了三十万元的出资，但上诉人在接管公司后，并未见到被上诉人已经缴纳出资的相关票据或者银行流水。正是在被上诉人的欺诈和隐瞒之下，上诉人才与被上诉人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被上诉人隐瞒出资是欺诈行为，该协议的该部分内容不应当予以履行。提交到工商登记机关的股权转让协议是2015年3月31日签订的，该协议无股份转让款的约定。2015年4月16日的协议，已经违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事实，同时被上诉人具有隐瞒事实致使上诉人签订协议的欺诈行为。既然3月31日的协议已交工商登记，具有公示效力，4月16日的效力并不能够对抗具有公示效力的合同的效力，否则将导致合同效力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构不利。二、一审判决证据不足。一审判决对于上诉人关于司法审计的申请只字不提，致使一审判决在证据方面对上诉人明显不利。一审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及其代理人均称已经缴纳三十万的出资，但一审当中并无被上诉人已经缴纳出资的相关证据。本案作为股权转让纠纷，应当查明基于股权转让款项下转让方的出资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值。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应当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已经出资三十万元的证据，仅凭在法庭中的陈述，何以能够据此就作为定案的依据。故此，一审判决证据明显不足。
王菊辩称，一、本案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予维持。本案是合同买卖关系，标的是股权，合同双方都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签订协议时双方自愿，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及形式都是合法有效的。双方于2015年4月30日还一起到工商登记部门变更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被答辩人已经占有了答辩人20%的股权，双方协议及其他任何文件都没有显示在被答辩人支付股权转让款时还需要对公司进行所谓的司法审计。二、关于公司的出资问题，公司法明确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实行的是认缴制，至于谁已出资了多少，不是本案审理范围。被答辩人认为存在欺诈和隐瞒，而廖启是原股东之一，对于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他是了解的，在2015年4月16日签订协议当天公司还开了股东会，股东会还由廖启主持，另外在《变更登记责任承诺书》中除了老股东签名之外，还有公司新股东廖启、文住英签名认可，廖启还由他的爱人实际经营公司到现在。从这一系列表现来看，根本看不出有任何欺诈和隐瞒的情形，另外在2015年4月16日两被答辩人在实际接管公司之后且在答辩人起诉之前，将近一年的时间，被答辩人均未提出任何异议，在答辩人起诉要求付款时，被答辩人才突然想出所谓欺诈和隐瞒，显然无任何说服力。三、被答辩人认为股权转让协议应以2015年3月31日签订的为准的说法，无事实及法律依据，首先答辩人不可能一分钱不要把价值几十万的股权送给对方。其次2015年4月16日所签协议是廖启受让15%，文住英受让是5%，从2015年4月30日工商变更登记来看，也是按照这一比例进行登记的。
王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二被告支付原告股权转让款40万元及利息9.6万元（从2015年5月21日起至2016年4月20日，超过此期限支付，照此方法另行加算）；2、诉讼费用由二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贵州兴霖矿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11月21日，法定代表人王菊，注册资本2000万元，经营范围为硅石矿、铁矿等开采、加工、销售，住所地遵义县××××村，批准设立机关为贵州省遵义市遵义县工商局。公司设立时股东为廖启、王菊、黄经茗三人，廖启认缴出资780万元、出资比例39%，王菊认缴出资400万元、出资比例20%，黄经茗认缴出资820万元、出资比例41%。2015年3月22日，甲方王菊、乙方廖启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一、甲方王菊愿以40万元的价格将本人在贵州兴霖矿业有限公司20%的股份出让给乙方，乙方廖启愿以甲方的价格购买该股份。二、甲方承诺，该股份出让金包含前期甲方的投入资金以及现股份的全部价值，该笔款项到账后甲方将不再有其他款项要求。三、乙方承诺，在股权转让后，于工商部门变更后二十个工作日内乙方一次性支付甲方40万元。…”。同日，贵州兴霖矿业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讨论通过了上述协议决定，全体股东王菊、廖启、黄经茗在会议记录上签名确认。2015年3月31日，转让方王菊与受让方廖启、文住英签订《贵州兴霖矿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一、股东王菊将原认缴出资4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20%，转让给廖启15%，认缴出资额为300万元；转让给文住英5%，认缴出资额为100万元；全部转让给廖启和文住英，认缴出资额400万元由廖启、文住英于2020年12月30日前缴足。二、从2015年3月31日起，股东认缴2000万元，其中廖启认缴19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95%；文住英认缴1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5%。三、至2015年3月31日止，本公司债权债务已核算清楚，无隐瞒，转让和受让股东均已认可，股权转让前，股东个人以公司名义在帐外发生的债务由本人承担责任。四、王菊转让出资之日起，不得再以公司名义对外从事任何活动。…”。同年4月16日，转让方王菊，受让方廖启、文住英再次签订《贵州兴霖矿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和股东决议，现就转让出资事宜订立如下条款：一、股东王菊将原认缴出资4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20%，转让给廖启15%，认缴出资额为300万元；转让给文住英5%，认缴出资额为100万元；全部转让给廖启和文住英，认缴出资额400万元由廖启、文住英于2020年12月30日前缴足。二、合同签订后，受让方需将转让金额在工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成功后20日内全部支付给转让方。三、从2015年3月31日起，股东认缴2000万元，其中廖启认缴19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95%；文住英认缴1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5%。四、至2015年4月16日止，本公司债权债务已核算清楚，无隐瞒，转让和受让股东均已认可。股权转让前，股东个人以公司名义在公司帐外发生的债务由股东本人承担责任。五、王菊转让出资之日起，不得再以公司名义对外从事任何活动。…”。同日，贵州兴霖矿业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讨论通过了上述协议决定，全体股东王菊、廖启、黄经茗在会议记录上签名确认。2015年4月30日，贵州兴霖矿业有限公司在遵义市遵义县工商管理局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股东由廖启、王菊、黄经茗变更为廖启、文住英，其中廖启认缴出资额1950万元、文住英认缴出资额100万元。变更前股东股权比例分别为王菊20%、文住英0%、廖启39%、黄经茗41%，变更后股东股权比例分别为王菊0%、文住英5%、廖启95%、黄经茗0%。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被告廖启、文住英是否应支付原告王菊股权转让款4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针对该焦点问题，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本案中，2015年4月16日，王菊与廖启、文住英最后一次签订《贵州兴霖矿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王菊在贵州兴霖矿业有限公司20%的股权以40万的价格转让给廖启和文住英，并约定其中15%转让给廖启、转让金额30万元，另5%转让给给文住英、转让金额10万元，该决议已经贵州兴霖矿业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召开股东会一致同意通过，故本次股权转让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规定。其次，原、被告系平等的民事主体，双方在自愿协商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且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之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义务。被告主张原、被告之间签订有多份协议，但经审查几份协议主要内容均一致，被告亦认可双方签订的几份协议主要内容一致，且每次协议均有当事人的签名确认，最后一次形成的转让股权合意亦经贵州兴霖矿业有限公司重新召开股东大会讨论决定通过，故应认定为当事人协商一致重新签订协议，是对之前协议达成协商一致变更的行为，双方约定事宜应以最后一次协议约定为准。被告方主张双方的协议是在原告的威胁下签订的，显失公平，但仅提供了傅国兵出具的书面证人证言材料一份，证人并未出庭接受质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且本案中被告亦未提供其他有力证据予以佐证，故被告的该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第三,被告方主张公司全体股东的首次出资额不低于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也不得低于法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其余部分由股东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现由于双方并未实际履行出资义务，故认为协议约定内容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但我国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并未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首次实缴出资进行限制，适用的是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故被告的该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第四，原、被告双方约定股权转让款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成功后20日内支付，现双方已于2015年4月30日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被告应按约定在2015年5月10日内支付原告股权转让款40万元，被告未按约履行支付义务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虽双方并未就违约责任进行约定，但被告迟延支付股权转让款势必会对原告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至于违约金的数额，由于双方未进行约定，一审法院确定为自2015年5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支付至欠款偿清为止。至于被告主张原告有挪用公司资金的行为，与本案无关，不予审查。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廖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菊股权转让款30万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5年5月10日计算至欠款偿清为止)；二、由被告文住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菊股权转让款10万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5年5月10日计算至欠款偿清为止);三、驳回原告王菊其余的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740元，由被告廖启、文住英共同负担。
经二审审理查明：2015年4月16日，转让方王菊，受让方廖启、文住英签订的《贵州兴霖矿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了股权转让对价，即股东王菊将原认缴出资4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20%，转让给廖启15%，转让金额为30万元；转让给文住英5%，转让金额为10万元。协议还约定了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为工商变更登记后20日内，股权已于2015年4月30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二审查明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综合双方当事人二审期间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如何确定2015年4月16日双方签订的《贵州兴霖矿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
本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效力的确定不仅要符合合同法的一般规定，还要符合公司法的特殊规定。股权受让方之一廖启本人即为公司股东，受让方文住英系公司股东以外的其他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规定，王菊与文住英的股权转让应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股权转让已经公司原股东会决议同意。同时，该次转让协议也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廖启、文住英虽主张王菊存在隐瞒和欺诈，认为王菊没有真实出资且公司账目不清，但王菊是否真实出资，一是转让方在协议中已明确告知受让方需要在2020年12月30日前缴足王菊认缴的400万元出资，并不存在隐瞒和欺诈，转让方的认缴也不违反法律规定；二是股权转让已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受让方已实际取得了股权。至于公司账目是否需要审核清楚，双方并未在合同中约定，且该项内容未约定也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故廖启、文住英主张王菊存在隐瞒和欺诈并无足够证据支持，其相应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该次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也符合合同法和公司法的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有法律约束力。因转让方的义务已履行完毕，受让方未在约定的时间支付转让价款，已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之规定，转让方请求受让方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利息损失于法有据，应予支持。一审判决廖启、文住英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同期银行贷款利息损失正确，但利息起止时间有误，王菊请求支付利息的起算时间为2015年5月21日，该时间是双方协议付款到期日的后一日，一审判决支持的利息起算时间为2015年5月10日，超过了原告王菊的请求时间，本院予以纠正。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第三条第（八）款第7项“一审判决未明确履行期限的，二审判决应当予以纠正”的规定，判决应当具有明确的履行期限，一审判决案涉利息的截止日为“欠款清偿为止”，应当纠正为计算到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
综上所述，廖启、文住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判决主文表述有误，本院予以变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黔03民初16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驳回王菊其余的诉讼请求；
二、变更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黔03民初16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由廖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菊股权转让款3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3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5年5月21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
三、变更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黔03民初16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由文住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菊股权转让款1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1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5年5月21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
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上诉人廖启、文住英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段建桦
审 判 员 范淑婷
代理审判员 谭董新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李茂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