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杭下商初字第1203号
原告：浙江信义房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苏宜杰。
委托代理人：沈玲、王会惠。
被告：王卫华。
委托代理人：胡佩琴。
原告浙江信义房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义公司）为与被告王卫华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于2015年4月2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杨政独任审判，于同年5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信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沈玲、王会惠，被告王卫华的委托代理人胡佩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信义公司起诉称：2014年7月22日，原告与案外人汪某签订《房地产经纪委托合同》，委托原告出售座落于杭州市下城区华庭公寓X号XXX室的房屋。2014年10月7日、2014年10月11日原告带领有意购买该房屋的被告前后四次现场察看了该房屋，并签订《房地产经纪确认书》，确认原告的带看过程及相关居间购买服务的约定。原告秉持一贯服务热忱，为该房屋买卖营造最有利的交易条件而努力，但是被告与卖方汪某却私下签定买卖协议，现已办理完成该房屋的过户手续。依据被告与原告签订的《房地产经纪确认书》第2.1条约定：“乙方促成了买卖交易的，甲方按该房地产成交金额的1%向乙方支付佣金／服务费。”第6.1条又约定：“甲方确认：甲方如就乙方员工陪同验看的上述房产与卖方在签订本确认书之日起的6个月内以任何形式及条件自行成交或通过其他中介代理公司成交，视为乙方履行了居间义务。甲方应依照本协议第2.1条佣金／服务费的条款向乙方支付佣金服务费。”经查，被告与卖方汪某以人民币395万成交该房屋，据此，被告应向原告支付人民币39500元中介服务费。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王卫华支付佣金服务费39500元。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原告信义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房地产经纪委托合同》一份，以证明汪某委托原告出售案涉房屋，被告在原告代理期限内看房的事实；
2、《房地产经纪确认书》四份，以证明被告确认了原告的带看房屋过程、佣金服务费约定等；
3、《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一份，以证明被告与卖方通过其他中介代理公司成交，成交价为3950000元的事实；
4、房屋权属登记信息查询记录一份，以证明卖方与被告已经完成房屋过户，原告得以主张服务费的事实。
被告王卫华在答辩期间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称：1、被答辩人诉称“签订《房地产经纪确认书》，确认……及相关居间服务的约定”与事实不符。答辩人未委托被答辩人购房，双方未签订任何居间协议。被答辩人（店长张某）自行获得答辩人的电话号码，主动联系答辩人看房，答辩人当场告知被答辩人不购房。在被答辩人张店长的工作下，觉得了解一下目前的房情也无妨，答应前往看房。在看房结束路上，被答辩人张店长出示事先准备好的所谓“看房确认书”，希望答辩人在看房后，对“带人看房工作”一事上给予证明。当答辩人提出“为何需要签字”的顾虑后，被答辩人解释为“仅是证明员工带领看房的工作量”、“并无任何服务费用”。在其再三催促下，答辩人考虑其内部管理要求，为了不影响其工作，故而签字，仅仅起到证明目的，并非对于相关条款内容的确认与委托。《房地产经纪确认书》中委托人一栏也非答辩人签名。2、《房地产经纪确认书》相关条款无效，对答辩人无法律约束力。首先，如上所述，答辩人签名系根据被答辩人的要求而为，主观上是为了证明被答辩人的员工工作，并非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更非对其内容进行确认。若被答辩人想要以条款约束答辩人，则明显违背民事活动的诚实与信用原则，并构成民事欺诈。第二，退一步说，被答辩人没有尽到明确告知义务。相关条款对答辩人尽是义务约束，显然对答辩人不利。格式条款系被答辩人提供，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其应当尽到明确告知义务，但其无证据证明已尽该义务。第三，被答辩人伪造条款内容，相关条款应当无效。被答辩人在答辩人签名后，私自添加“1%”等手写内容，并未经答辩人签名确认，对于如此重大的条款变更，没有经过答辩人确认显然不符常理。《房地产经纪确认书》第九条约定：“本合同一式三份，自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即生效”，事实上，答辩人从未取得其中一份，也没有签过一式三份，若有，被答辩人完全可以拿出来确认是否一致。第四，《房地产经纪确认书》相关格式条款属于消费者保护法禁止的霸王条款，应认定无效。答辩人看房初，并未有买房意愿，答应随被答辩人看房只是了解房情。以后因父母突然同时生病，感到年老需要照顾，才有买房意愿。《房地产经纪确认书》上的看房时间是被答辩人自行填写，非答辩人确认的实际时间。事实上，当答辩人买房时，答辩人出于诚信，也希望和多次要求被答辩人促成交易，但被答辩人因其工作人员办事能力和推三阻四的态度，无法给出答辩人满意的价格，也不能帮助答辩人约见卖方汪某，进行直接面谈，不能促成双方交易。最终，迫使答辩人寻求其他中介机构进行交易，答辩人也支付了相应的费用。俗话说，货比三家，如答辩人也需支付被答辩人佣金，显然违反市场交易活动的一般原则和规律，该限制交易行为对消费者构成侵害。被答辩人却通过限制条款，强迫消费者只能在其处交易，显然违背市场原则。3、被答辩人诉称“答辩人与卖方汪某却私下签订买卖协议”与事实不符。被答辩人曾起诉汪某，后撤诉。另案查明汪某并非独家委托被答辩人，事实上，答辩人并非从被答辩人处得知房产信息，也是通过多家中介联系的。既然汪某非独家委托被答辩人，对于答辩人来说，可以通过多渠道了解房产信息，并通过其他中介促成交易，完全遵循市场原则并符合法律规定。怎能说是私下签订买卖协议？被答辩人客观上没有促成交易，怎能按成交后来主张佣金？综上，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被告王卫华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房地产经纪确认书》一份；
2、王卫华与杭州华邦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邦公司）签署的《房地产买卖居间协议》一份；
3、王卫华与华邦公司签署的《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一份；
4、汪某民事答辩词一份；
5、汪某与华邦公司签署的《杭州市房屋出售委托合同》一份；
6、看房证明一份；
7、华邦公司看房确认书二份。
证据1-7共同证明：1、案涉四份确认书是用于证明看房的次数，好统计原告员工工作量，且原告没有向被告解释确认书的内容，也确认不收取被告任何费用的。2、确认书中被告只是签了自己的名字，其他内容如看房人和时间等都是原告后来补的。3、王卫华已支付过华邦公司中介费用，一套房不可能需要支付两次中介费。4、原告并没有约房东与被告见面，而且也没有帮助被告将房屋价格降低，原告又如何能收取中介费？
经庭审质证，对原告信义公司提交的证据，被告王卫华质证认为：对证据1，认为与被告无关，且认为汪某与华邦公司也签订过委托合同的。对证据2，认为该四份确认书更加说明确认书系为了统计员工工作量，不然也不用签订四份。且确认书是在马路边上签订。确认书中载明一式三联，但被告从未拿到过。就算如原告所说给过被告，那原告手上应当还有二份的。且上面手写的1%、客户名字、落款时间都是原告书写的，被告只是签了名字。且签名当时就问询过用途，原告说是为了证明工作量且不发生任何费用的。对证据3-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被告之所以找其他的中介公司是因为原告的员工张某没有能够及时联系房东。在联系原告前，被告与其他的中介公司都有联系看房的。原告只是帮助被告看了四次房。据此，本院对证据1-4形式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对于被告提出的部分异议，将在后文中予以阐述。
经庭审质证，对被告王卫华提供的证据，原告信义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被告所述确认书系为了证明看房工作量的理论没有依据，合同是用于约定权利义务的，不可能用于计算工作量。确认书中也不存在被告签署时是空白的说法，被告签字时确认书上面的内容就是现在显示的内容。对证据2、5、6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些证据都是被告、汪某与华邦公司签署的，被告、汪某、华邦公司三方有利害关系。对证据3、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据4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汪某在另案中的答辩意见与本案无关。事实上，汪某、被告是跳过原告到华邦公司达成交易的，故该三方的说法原告不予认可。对证据7，认为只是华邦公司工作人员手写的内容，不能证明任何的看房过程以及事实。据此，本院对证据1、3、4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2、5、6、7能够相互印证王卫华通过华邦公司与汪某成交案涉房产的事实，本院对该节事实予以确认。
综上有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如下案件事实：
信义公司系一家专业从事房屋居间服务的中介机构，2014年10月7日、10月11日，该公司工作人员陪同客户王卫华分别实地验看了下城区金都华庭公寓X-
XXX室等多处房产，同时，王卫华作为委托人（甲方）在受托人（乙方）信义公司提供的四份《房地产经纪确认书》上签名确认。
根据四份《房地产经纪确认书》记载：甲方委托乙方居间购买房地产；乙方推荐房源供甲方挑选，根据甲方要求，乙方提供的经纪服务还包括房产使用状况调查、行情调查、确定成交意向、通过网上操作系统订立交易合同、办理产权过户等；甲方认可乙方针对验看房地产已向甲方就使用状况、行情等进行了居间介绍；甲方确认于乙方员工陪同验看上述房产之前，其本人没有看过该房产也没有与该房产所有权人有过接触，也没有任何一家中介代理及个人向其推荐或陪同验看过该房产；甲方确认甲方如就乙方员工陪同验看的上述房产与卖方在签订本确认书之日起6个月内以任何形式及条件自行成交或通过其他中介代理公司成交，视为乙方履行了居间义务；甲方应依照本协议约定向乙方支付佣金服务费。其中，四份确认书中关于“佣金／服务费”的部分格式条款内容，均被信义公司删划，并在“乙方促成了买卖交易的，甲方按该房地产成交金额”之后手写更改为“的1%”向乙方支付佣金／服务费。
另查明，杭州市下城区华庭公寓X幢XXX室原系案外人汪某所有，其就该房产出售事宜曾委托华邦公司、信义公司等多家房地产经纪公司进行居间服务。王卫华与华邦公司于2014年10月28日订有《房地产居间买卖协议》一份，就王卫华等人委托华邦公司居间购买华庭公寓X幢XXX室房产事宜达成一致，合同约定王卫华应向华邦公司支付代理费30000元整。在华邦公司的经纪服务下，2014年10月31日，案外人汪某（卖方）与王卫华等人（买方）签订《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一份，约定汪某将下城区华庭公寓X幢XXX室的住宅转让给王卫华等人，转让价格为3950000元。现该房屋已变更登记所有权至王卫华等人名下。
再查明，信义公司曾于2015年2月12日向本院起诉汪某，主张其私下成交构成违约。在该案审理中，信义公司认可汪某非独家委托，后撤回该案的起诉。
本院认为，本案中，信义公司主张王卫华与卖方汪某私下成交涉案房屋，故应根据《房地产经纪确认书》约定支付中介服务费。综合诉辩双方意见，本院就双方所争议的焦点问题逐一分析如下：
关于王卫华与汪某是否构成私下成交的问题。虽然，信义公司陪同王卫华实地验看了多处房产，但就涉案华庭公寓X幢XXX室房产，汪某委托了包括信义公司在内的多家房地产经纪公司进行居间服务，并非独家委托给信义公司，由此，王卫华存在多重渠道可获得该房源信息，信义公司无证据证明其系房源信息的唯一提供者。事实上，王卫华与华邦公司之间订有正式的《房地产居间买卖协议》，通过华邦公司经纪服务，最终与汪某成交，该行为不能被认定系私下成交行为。综上，信义公司主张的私下成交不能成立。
关于《房地产经纪确认书》相关条款的约束力问题。首先，如上所述，王卫华的交易行为并非私下成交，其不能被认定构成违约进而应依《房地产经纪确认书》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其次，《房地产经纪确认书》虽载明“甲方确认甲方如就乙方员工陪同验看的上述房产与卖方在签订本确认书之日起6个月内以任何形式及条件自行成交或通过其他中介代理公司成交，视为乙方履行了居间义务”，且应依照本协议约定支付佣金服务费。但该条款对消费者作出了不合理的限制，显然有失公允。既然涉案房源非独家委托，消费者就有通过对服务、价格等多重因素进行比较并据以选择合适的中介服务机构成交的权利，信义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明显限制了消费者的选择权，也限制了其他中介机构提供服务的平等权利，故对王卫华不产生法律约束力。再者，退一步讲，信义公司在四份《房地产经纪确认书》中删划了部分关于“佣金／服务费”的格式条款，并手写更改为“的1%”，其结果加重了对王卫华的约束。四份《房地产经纪确认书》均系在客户看房后签署，其本质系作为看房行为的确认，对于相关条款的适用，信义公司有义务尽到合理告知义务，否则有误导消费者之嫌。但信义公司无证据证明就上述更改条款行为，已尽到告知王卫华的义务或已征得王卫华明确同意，由此，其主张按该标准收取费用亦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信义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四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二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浙江信义房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88元，减半收取394元，由原告浙江信义房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案件受理费，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本院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由本院另行书面通知。
审 判 员 杨 政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日
代书记员 蒋丽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