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桂03民终219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覃定安，男，1954年2月2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阳朔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艾丽红，广西君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周水田，男，1976年11月2日生，汉族，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阳朔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泉任，广西寿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覃定安因与被上诉人周水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阳朔县人民法院（2017）桂0321民初2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覃定安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周水田赔偿上诉人覃定安经济损失54620.73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致猪花死亡的疾病在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付之前已潜伏于猪花身上。2、关于涉案猪花死亡造成的损失由上诉人承担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涉案猪花系患猪瘟、猪肺疫死亡，属于质量问题，其损失应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周水田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周水田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购猪欠款50000元；二、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覃定安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反诉被告赔偿反诉原告损失54620.73元；2、反诉案件受理费由反诉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周水田、覃定安二人均系福利镇周家山村村民。2017年1月20日，双方经协商后就涉案猪花的买卖事宜达成了口头协议，约定每头猪以30市斤为基数、800元为底价，每超重一斤即加收六元，所购买猪的总头数乘上800元再加上超出基数的重量乘上6元，所得出的数额即为总价款。同年1月22日，经点数过磅，周水田向覃定安出售的猪花数量共计185头，超重7912市斤，价款共计195470元。由于覃定安的猪圈与周水田的猪圈相隔仅50米左右，覃定安在双方将猪花点数过磅后于当天上午9时左右即将其向周水田购买的185头猪花及周水田向其附赠的7头猪花直接从周水田的猪圈赶至其自家的猪圈，而覃定安的猪圈此时仍另圈养有十几头重约130公斤的肉猪，该批肉猪在覃定安购得涉案猪花一个星期后被出售给他人屠宰。1月23日，覃定安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周水田支付猪花价款105470元。后由于涉案猪花因患病发生较大批次的死亡，截止2月20日已共计死亡47头，双方就尚余部分价款的支付问题产生争议，周水田为此于2月21日向该院提起本案的本诉，诉请该院判令覃定安向其支付猪花价款90000元。2月23日，覃定安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周水田支付猪花价款40000元，为此，周水田在庭审中将其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覃定安向其支付货款50000元。3月1日，覃定安向该院提起本案反诉，诉请该院判令周水田向其赔偿经济损失54620.73元。该院另查明，覃定安在中国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了农业保险，因涉案猪花死亡，覃定安向中国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阳朔支公司申请理赔，中国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阳朔支公司接到覃定安的申请后多次出险到现场进行了勘验（出险原因为“猪肺疫”），并分九次向覃定安支付保险理赔款共计9000元。为查明涉案猪花死亡的具体原因，覃定安于2月20日将一头死亡的猪花送至桂林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了解剖检验，桂林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经解剖检验后初步诊断认为该头猪花的死亡系由猪瘟与猪肺疫两种疾病交叉感染所造成。根据《猪病整治大全》一书的论述：（1）猪瘟是一种高度接触传染的病毒疾病，潜伏期一般为5-7天，短的2天，长的可达21天，根据病程长短和表现可分为最急性、急性、亚急性和温和型5种类型。（2）猪肺疫又名猪巴氏杆菌病，是由多杀性巴氏杆菌引起的一种急性、热性××。在猪群中发生本病时往往查不到传染来源，一般认为是内源性感染引起，因健康猪的鼻道深处和喉头内有30.6%带有多杀性巴氏杆菌，扁桃体带菌率达36%，当畜群拥挤、圈舍潮湿、长途运输或气候突变时畜体抵抗力下降，各种应激因素作用，使巴氏杆菌繁殖，毒力增强，引起发病。本病的发生一般无明显的季节性，但以冷热交替、气候剧变，潮湿、多雨发生较多，营养不良、长途运输、饲养条件改变等因素促进本病发生，经常集中发病。本病的潜伏期为1-5天，根据病程长短和临床表现分为最急性、急性和慢性型。一审法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情况及庭审情况，该院将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为：一、致猪花死亡的疾病是否在周水田向覃定安交付之前即已潜伏于猪花身上；二、因涉案猪花死亡造成的损失应由何方当事人承担。根据以上确认的案件事实，该院对本案的争议焦点作如下评述：一、致猪花死亡的疾病是否在周水田向覃定安交付之前即已潜伏于猪花身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本诉中，覃定安辩称周水田向其交付的猪花存在瑕疵，并进而主张周水田对其享有的货款给付请求权因此受到妨害，相应的举证责任应由覃定安来承担；本案反诉中，覃定安主张其对周水田的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成立，相应的举证责任亦由其承担。根据保险公司出险时所作的测量，死亡猪花的重量在15公斤至30公斤之间，而覃定安原有肉猪的重量则在130公斤左右，由此可以确定死亡的猪花应为覃定安向周水田所购买的猪花。对于猪花开始死亡的最早时间，覃定安主张猪花最早于1月23日即开始死亡，周水田则主张猪花最早于1月24日开始死亡。该院依覃定安申请到保险公司调取的证据显示保险公司最早系于1月25日出险到覃定安的猪圈，其时覃定安死亡的猪花已有六头，但该项证据并不能证成覃定安关于猪花最早系于1月23日开始死亡的主张，本案亦无其他证据能够证明猪花的最早死亡时间，此项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应由负有相应举证责任的覃定安来承担，猪花最早死亡的时间应确定为周水田所认可的1月24日。对于猪花的死亡原因，保险公司系以“猪肺疫”为原因到现场出险，桂林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经解剖检验后初步诊断也认为覃定安送检猪花的死亡系由猪瘟与猪肺疫两种疾病交叉感染所造成，由此可见猪肺疫是造成涉案猪花死亡的主要原因。而根据《猪病整治大全》一书的论述，冷热交替、气候剧变及饲养条件改变均会促进猪肺疫的发生，猪肺疫的潜伏期也仅为1-5天。就此而言，覃定安于1月22日将其向周水田所购的猪花赶到其自家的猪圈后，因猪花的饲养条件及环境发生变化，猪花完全有可能因此而染上猪肺疫并在经过一天多的潜伏期后于1月24日病发死亡，而覃定安向该院提供的证据并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的存在，故该院对其关于致猪花死亡的疾病在周水田向其交付猪花之前即已潜伏于猪花身上的主张不予采信。二、因涉案猪花死亡造成的损失应由何方当事人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涉案猪花嗣后因患猪肺疫、猪瘟而死亡的事实应认定为意外风险，应根据上述合同法确定的风险负担规则在当事人间分配标的物毁损、灭失的损失，由于覃定安未能举证证明致涉案猪花死亡的疾病在周水田向覃定安交付之前即已潜伏于猪花身上，猪花因患猪肺疫、猪瘟而死亡的这一风险所造成的损失应由覃定安自行承担。因此，覃定安不得以猪花发生较大批次死亡的事实来抗辩周水田对其享有的货款支付请求权或主张其对周水田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故该院对周水田要求覃定安向其支付尚欠货款50000元的本诉请求予以支持，对覃定安要求周水田向其赔偿违约损失54620.73元的反诉请求则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覃定安向原告周水田支付货款50000元。二、驳回反诉原告覃定安的诉讼请求。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1050元，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计525元，由被告覃定安负担；本案反诉案件受理费582元，由反诉原告覃定安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以下新证据：证据1、养殖业保险分户标的投保清单。拟证明上诉人覃定安因养殖育肥猪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保险数量是400×2.5头；证据2、已结案清单表。拟证明上诉人覃定安自2016年9月至2016年12月要保险公司的理赔月平均为5头/月，自2017年3月至2017年8月的理赔月平均数为6.5头/月，自2017年3月至2017年8月的理赔月平均数为6.5头/月，而自2017年1月25日至2017年2月17日的理赔月平均数为46头，相当于57.5头/月，是平时的9-10倍；证据3、广西武宣种畜场产品销售凭证。拟证明上诉人覃定案于2017年3月2日、2017年3月19日分别向广西武宣种畜场购买小猪216头、174头；证据4、证人证言，拟证明周水田的猪花在出卖前就已生病，曾于2017年1月3次请兽医到猪圈给猪治病；证据5、《猪病学》（第10版）内容简介。拟证明《猪病学》（第10版）是【美】齐默尔曼等主编、赵德明等主译的最新版的养猪业和猪病研究领域的经典著作；证据6、《猪病学》（第10版）P145猪病的传播与生物安全。拟证明传播性××指首个感染病例复制病原体，并传播给另一批易感动物。疾病状态分为：潜伏期（猪只被感染，但不具有传染性），前驱期（猪只被感染，但不持续性传染其他动物），康复期（不能抵御再次感染）及其他；证据7、《猪病学》（第10版）P560-563瘟病毒。拟证明猪瘟是一种高度接触性××，家猪和野猪是猪瘟病毒唯一的自然宿主。口鼻传播是是猪瘟最觉的传播方式，病毒最初在扁挑体内复制。猪瘟感染后有一定的潜伏期；证据8、《猪病学》（第10版）P837、P39巴氏杆菌病。拟证明多杀性巴氏杆菌是猪呼吸道疾病的一种重要的动物××病原，极少引起猪的原发性××。多杀性巴氏杆菌能够在持续在猪群中存在，其传播方式是通过污染的传播媒介或中间宿主进行传播。另上诉人向法庭提交证人周某证言，拟证明周水田的猪花在出卖前就已生病，曾于2017年1月3次请兽医到猪圈给猪治病的事实。经质证，被上诉人认为，证据1为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不予质证；证据2真实性、证明内容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证据3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证据4和证人周某证言不认可；证据5、6、7、8,是上诉人引用的观点，不能证明其主张，与本案无关。经二审查明，上诉人对一审查明的部分事实有异议，认为周水田向其附赠的7头猪花是附条件的，治不好不要钱。被上诉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综上，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是否与双方诉辩事由和本案基本事实有关联性、是否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庭审和其他证据予以综合分析和参考。但对有异议的事实部分，上诉人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故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覃定安主张被上诉人周水田赔偿损失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以及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的规定，上诉人覃定安与被上诉人周水田之间虽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互相履行了支付部分货款、交付猪花的义务，双方形成合法的买卖合同关系，受法律保护。上诉人覃定安上诉主张被上诉人周水田交付之前致猪花死亡的疾病已潜伏于猪花身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涉案猪花系患猪瘟、猪肺疫死亡，属于质量问题，其损失应由被上诉人承担。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的规定，涉案猪花系被上诉人周水田交付上诉人覃定安之后患猪肺疫、猪瘟而死亡的，上诉人覃定安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上诉主张，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涉案猪花因患猪肺疫、猪瘟而死亡所造成的损失应由上诉人覃定安承担。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实体处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165元，由上诉人覃定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 华审判员 郑文波审判员 周秋莹appoint二〇一七年十月十日书记员 唐 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