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01民终95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盈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法定代表人：***，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涛，湖北中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杰，湖北中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建彬，男，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华芳，女，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建彬，系李华芳丈夫。上诉人深圳市盈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智公司）因与上诉人郭建彬、李华芳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6民初5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盈智公司上诉请求：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6民初512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依法改判：1、郭建彬向盈智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自2015年7月1日起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以713万元为基数，按每月1%计算）；2、李华芳对郭建彬的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事实和理由：1、盈智公司主张的债权属于郭建彬、李华芳的夫妻共同债务，应由郭建彬、李华芳共同清偿。2、一审法院对郭建彬、李华芳主张的债权是否属于郭建彬、李华芳的夫妻共同债务不予裁判于法无据，在本案中对是否属于郭建彬、李华芳的夫妻共同债务进行审理，不仅是盈智公司合法权利得到保护的必要条件也是提高司法效率的有益方式。郭建彬名下财产已经严重不足以清偿债务，在此情况下，盈智公司对郭建彬之妻李华芳提起诉讼，明确本案债务是否为郭建彬、李华芳夫妻共同债务是盈智公司合法权利得到保护的必要条件。如果按一审法院的要求由盈智公司另案起诉，不仅不能及时保护盈智公司的合法权益，而且会增加人民法院的诉累，浪费宝贵的司法资源，公正与效率俱不存已。3、一审法院依职权调整违约金不当，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综上，一审判决有误，二审法院应予以纠正。上诉人郭建彬、李华芳上诉请求：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6民初51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项久刚是安徽省万泉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万泉公司）的前法定代表人，项久刚与郭建彬商量变更万泉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法定代表人为了方便工商变更登记，项久刚与郭建彬签订所谓的股权转让协议仅仅是为了变更工商登记使用，并未实际履行。事实上，郭建彬并未占有项久刚在万泉公司的股份，项久刚随时可以行使其在万泉公司的股东权利。既然郭建彬与项久刚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是虚构的，那么项久刚将本来就不存在的股权转让款转让给盈智公司更是无从说起，该债权转让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审法院未查明郭建彬与项久刚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真实性、是否应该履行，就判决郭建彬向盈智公司偿还股权转让款及利息完全错误。2、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导致实体判决不公。一审案件从立案到开庭，郭建彬、李华芳一直均未收到开庭传票，一审法院不经依法传唤郭建彬、李华芳直接开庭审理，剥夺了郭建彬、李华芳的诉讼权利，程序严重违法。综上，一审判决有误，二审法院应予以纠正。盈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郭建彬向盈智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713万元；2.郭建彬向盈智公司支付自2015年7月1日起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3.李华芳对郭建彬的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4.郭建彬、李华芳共同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9月19日，万泉公司登记设立，登记股东为项久刚，出资额1287万元，比例64.35%；郭建彬，出资额713万元，比例35.65%。2011年12月13日，郭建彬将其持有的万泉公司35.65%股权转让给湖北太阳岛体育发展有限公司。2012年5月10日，项久刚将其持有的万泉公司股份中的28.7%股权转让给湖北太阳岛体育发展有限公司。2015年6月25日，项久刚、郭建彬、万泉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郭建彬以人民币713万元收购项久刚持有的万泉公司的713万元股权；郭建彬应于2015年6月30日前支付股权转让款，逾期支付，则承担未付金额每月1%的违约金；郭建彬每六个月应至少支付未付款余额的三分之一，逾期未支付，项久刚有权全额追索；项久刚有权将协议项下权益转让给第三方，对此郭建彬、万泉公司无异议；万泉公司为郭建彬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同日，万泉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决议同意项久刚将股权以人民币713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郭建彬。同日，郭建彬出具欠条，载明“兹欠项久刚人民币713万元，系应付给项久刚转让安徽省万泉置业有限责任公司713万元股权的股权转让款。”2015年7月15日，万泉公司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郭建彬，比例35.65%，湖北太阳岛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比例64.35%。2016年8月30日，项久刚与盈智公司签订协议，约定，项久刚将上述713万元的应收款的全部权益转让给盈智公司。同日，项久刚向郭建彬通过顺丰快递发出《债权转让通知书》，通知郭建彬已将上述全部债权转让给盈智公司，与此相关的其他一切权利也一并转让。上述转让通知虽经顺丰快递两次投递，但一次被退回，一次被拒收。为此，盈智公司委托与郭建彬有关联的王奎植与其联系，王奎植以彩信向郭建彬发送了《债权转让通知书》、又以短信的形式向郭建彬发送了上述债权转让的内容。一审法院另查明，郭建彬与李华芳于1996年8月15日登记结婚。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案涉项久刚与郭建彬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项久刚与盈智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项久刚与盈智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上述713万元的债权转让给盈智公司，项久刚与郭建彬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不属于具有人身专属性的合同，同时合同中也没有不得转让合同权利的约定，加之该转让行为也不是法律禁止的，因此，作为债权人的项久刚将上述债权转让给盈智公司不违反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合同法设立债权转让必须通知这一条款的立法本意是及时解决经济纠纷、鼓励交易、促进经济的快速流转。其立法精神在于使债务人明确债务履行的对象以便做必要的准备，避免因未及时通知而给债务人造成损失；目的在于一方面尊重债权人对其权利的行使，另一方面维护经济秩序的相对稳定，债务人得知债权转让的通知的时间作为其向谁履行其履行义务时间上的界限，确保履行义务的明确有序，依法进行。至于通知的时间和方式，法律并无明文规定。因此，对通知应理解为使债务人知晓债权转让的事实、债务人能知向谁履行义务即可。本案项久刚向郭建彬通过顺丰快递发出《债权转让通知书》，未能实际送达。盈智公司委托王奎植以彩信、短信的形式向郭建彬发送了债权转让的相关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第三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的规定，彩信、短信等数据电文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根据生成、储存或者传递数据电文方法、鉴别发件人，可以视为王奎植发送，但双方当事人没有约定使用数据电文，也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郭建彬收到了该彩信、短信，因此，盈智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起诉之前郭建彬收到了债权转让通知。但是，在本案中盈智公司向人民法院起诉，郭建彬在收到应诉通知书及盈智公司起诉状副本及相关证据后，没有依法提出抗辩，所以诉讼后郭建彬就应当已经知道其与项久刚的债务已由项久刚转让给了盈智公司。以直接起诉方式履行债权转让通知义务，法律并无禁止，众所周知，在私权领域，法无禁止即可为。我国合同法对债权转让的通知主体没有明确的规定，如前所述，债权转让的效力关键是只要向债务人进行通知，债务人知晓债权转让的事实，债务人能知向谁履行义务就行。所以对于是由原债权人或债权受让人向债务人通知均是可行的。如规定只能由一方履行通知的义务，则实践中可能出现由于履行通知义务的一方不能及时向债务人通知或故意不通知债务人，使得原有的债权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中，不利于债务人履行义务，原债权人或受让人的利益就会受到严重威胁，不利于交易的有序，快速进行，阻碍了经济正常的发展。据此，诉讼可以达到使债务人知晓的目的，应当可以构成通知的一种方式。债权转让通知是形成权，一经通知便对债务人发生效力，原债权人脱离债的关系，受让人成为新的债权人。如果以盈智公司起诉时没有向郭建彬履行通知义务未取得权利为由，驳回盈智公司的请求后，因盈智公司已于诉讼中通知了郭建彬，该债权转让对郭建彬发生了法律效力，盈智公司可立即再行起诉郭建彬，无疑会增加了当事人的讼累，也浪费了司法资源，既不可取、也不负责。即使盈智公司在起诉前未将债权转让通知郭建彬，系通过诉讼方式对郭建彬进行债权转让的通知，郭建彬已知道了债权转让的事实，盈智公司与项久刚转让债权对郭建彬是成立、合法、有效的。郭建彬应当向盈智公司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713万元的义务。关于李华芳作为郭建彬的配偶，是否应对郭建彬因股权转让形成的债务共同承担责任。郭建彬因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债务，合同关系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对签约当事人产生权利和义务，一般不涉及合同外第三人的权利和义务，由合同法进行规范和调整。这主要表现为合同主体相对、内容相对、责任相对。合同一方当事人只能向另一方当事人提出合同上的请求和提起诉讼，而不能向与合同无关的第三人提出合同上的请求及诉讼。除法律、合同另有规定以外，只有合同当事人才能享有合同规定的权利，并承担该合同规定的义务，当事人以外的任何第三人不能主张合同上的权利，更不负担合同中规定的义务。运用合同法解决合同纠纷的侧重点应当是依法明确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确定合同之债的承担者、承担范围、承担方式，着重强调合同的相对性，在合同纠纷案件中直接确定债务人配偶的共同责任与合同相对性原则有冲突。如果在普通的合同纠纷案件中确认债务人配偶的共同责任，会在当事人中形成比马龙效应、在案件受理中形成蝴蝶效应：只要债权人起诉债务人配偶就会得到法院支持，那就债权人而言，不会增加任何诉讼成本，即可免却以后可能须再追加债务人配偶责任的风险，债权人自然会选择列债务人配偶为共同被告，如此一来，则可无限扩张至任何类型案件，从最初出现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扩张至买卖合同、租赁合同等其他合同纠纷案件，还可出现在侵权责任纠纷案件中，从列债务人配偶为共同被告，还可能出现要求列债权人配偶为共同原告的情形，如此必然造成民事诉讼的混乱局面。不仅不能促进矛盾纠纷最终化解，反而破坏社会的和谐稳定。列债务人配偶作为共同被告，异化了诉讼的内容，出现了不合理的诉讼规则。人民法院不仅需要审理原、被告之间的债权债务情况，还需要审理债务人的婚姻状况及夫妻共同财产和债务状况，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在同一案件中审理并判决，表面看提高了诉讼效率，实则不必要地增加了法官工作量、加大了审理难度。是否需要追究债务人配偶的共同责任其实是不确定的，只有在债务人用个人财产和夫妻共同财产不足以抵偿债务或遭遇债务人配偶阻碍时，才涉及追究债务人配偶责任的问题，法院将不确定的情形假设为已确定在债务案件中一并处理，浪费了司法资源、降低了诉讼效率、不利于案件的及时有效处理。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了债务人配偶对债权人的责任，但该条款属于婚姻法的范畴，其实是针对夫妻离婚时债务的处理，是基于夫妻身份关系变化而产生的法律后果。它注重解决的是夫妻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对一方债务的承担及其与债权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是为了更好的调整夫妻财产关系和保障债权人的利益，故和诉讼中合同之债是有所区别的。从逆向思维的角度考虑，如果将债务人配偶纳入诉讼的目的是为了将来顺利地执行其名下的财产，那么，在所有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案件中，是不是可以起诉所有承担给付义务的个人的配偶，答案肯定是不行的。为当事人着想，最大限度地保护权利人的利益是应该提倡的，然而良好的愿望要有良好的方式，方式不恰当，往往会造成事与愿违的结果。合同之诉中将当事人的配偶作共同被告起诉，超出了合同诉讼审判阶段所应考虑的范畴，如前所述，在合同纠纷案件中确认债务人配偶的共同责任存在诸多弊端，不应是中立、平等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司法裁判所指引的导向。在事实上，不一并确认债务人配偶的共同责任并不影响债权人的实体权利。在合同债权确认后，相对人可以另行起诉确定该债务是否为对方夫妻共同债务。这样既保证了审判效率，也确保了债权人的利益。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为未付金额每月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二条规定，依法合理调整违约金数额，公平解决违约责任问题，对于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所约定的过分高于违约造成损失的违约金或者极具惩罚性的违约金条款，人民法院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等关于调整过高违约金的规定内容和精神，合理调整违约金数额，公平解决违约责任问题。对于违约金数额过分高于违约造成损失的，应当根据合同法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原则，坚持以补偿性为主、以惩罚性为辅的违约金性质，合理调整裁量幅度，切实防止以意思自治为由而完全放任当事人约定过高的违约金。人民法院依法调整过高违约金时，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以违约造成的损失为基准，综合衡量合同履行程度、当事人的过错、预期利益、当事人缔约地位强弱、是否适用格式合同或条款等多项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综合权衡。该司法解释赋予在违约金数额明显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时，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适当调整违约金。郭建彬未按照约定期限给付股权转让款，相对方的损失，一般而言应为逾期付款利息，目前在盈智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还有其他损失的前提下，违约金每月1%明显超过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30%，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在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导致双方利益严重失衡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关于公平原则的规定进行调整，尤其是在被告未到庭的情况下。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在综合考量前述因素基础上，酌情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30%计算。综上所述，判决如下：一、郭建彬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盈智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713万元；二、郭建彬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盈智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自2015年7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以713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利率的130%计算；三、驳回盈智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1,710元，由郭建彬负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盈智公司从项久刚受让债权713万元，盈智公司也以合理方式通知郭建彬，郭建彬作为债务承受人理应向盈智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盈智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涉案债务用于郭建彬与李华芳的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夫妻双方愿意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因此，盈智公司诉请李华芳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综合衡量合同履行程度、当事人的过错、预期利益、当事人缔约地位强弱等多项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判决郭建彬以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130%的基准向盈智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盈智公司与郭建彬、李华芳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807元，由上诉人深圳市盈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负担12107元，上诉人郭建彬、李华芳负担617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曹文兵审 判 员 黎伟雄审 判 员 王 勇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杨丰菀书 记 员 孙泽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