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湘11民终292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建光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志明，湖南人和人（永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薇，湖南人和人（永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东安县塘复锰矿
法定代表人：李有名，该公司矿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友君，湖南慎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竺林，东安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上诉人邓建光与被上诉人东安县塘复锰矿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东安县人民法院（2017）湘1122民初12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1日立案受理，因案情简单，本院进行了书面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邓建光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与第二项，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判决理由不是被上诉人起诉请求的理由。根据民事诉讼法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法院只能按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和判决，被上诉人以上诉人不履行上交固定收入的理由请求法院解除合同，一审法院以合同到期为由解除合同，判决理由与起诉理由不一致，明显超出了审理范围，违反了民事诉讼法不告不理的原则；2、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楚，本案合同既未达到约定解除的条件，也未达到法定解除的条件。一审判决以合同到期符合法定解除条件为由判决解除合同系认定事实不清；3、上诉人未能办证是由于国家政策变化的原因，属于不可抗力，不符合双方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的情形；4、被上诉人两次登报声明遗失东安县塘复锰矿的营业执照及私自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影响了上诉人办证，被上诉人构成重大违约，对于未能按时办证应负全部责任；5、上诉人不应再支付被上诉人固定收入50893元。上诉人从2013年6月1日起至2016年5月31日间应交纳的固定收入为125万元。2016年6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只应上交50万元。因上诉人在2017年4月23日应环保监察组的要求正式停止开采，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因不可抗力及国家政策变化导致乙方不能正常开采，甲方应相应免除应缴的固定收入金。故2017年4月23日停止开采后上诉人便无需上交固定收入。2016年6月1日到2017后4月23日开采期限不足一年，上诉人应上交的固定收入最多应不超过50万元。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垫付矿山环境治理备用金1282440元，并于2013年6月1日上交50万元，故上诉人计付金额已达1782440元，应与上诉人欠付的175万元固定收入相互抵销。抵销后被上诉人还应返还上诉人32440元。
东安县塘复锰矿答辩称：一、一审法院判决没有超出一审原告诉讼请求范围，没有违反不告不理的原则；二、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合同解除条件成就，答辩人有权按法定或约定解除双方合作协议；三、变更营业执照和国家政策都不影响办理采矿许可证顺延，是被答辩人没有积极履行办证义务；四、东安县塘复锰矿采矿许可证已到期，已不具备继续履行合同的前提条件；五、关于支付固定收入金50893元的问题，是被上诉人应支付的。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请求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
东安县塘复锰矿向一审法院起诉的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解除原告与被告于2013年5月31日签订的《合作协议》；2.依法判令被告给付原、被告双方约定的收益158.24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对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即原告东安县塘复锰矿与被告邓建光于2013年5月31日签订《合作协议》就锰矿合作开采事宜达成了合意。2013年6月1日被告邓建光向原告东安县塘复锰矿支付了第一年的固定收入500000元，之后未再向原告支付固定收入。2013年6月8日被告向湖南省国土资源厅缴纳矿山环境治理备用金2244440元。在原、被告合作期间，东安县塘复锰矿取得的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为2013年5月14日至2016年5月14日，到期后经东安县塘复锰矿申请，湖南省国土资源厅予以延期15个月，直至2017年8月14日到期。
原、被告双方对被告是否收到原告催款通知书、《终止<合作协议>协商公函》有争议。被告认为原告上述通知书、公函均未发给被告本人，被告没有收到，故不知情。原告提供的两份催款通知书上有签收人沈生海签名确认，而被告也确认沈生海系被告雇佣的员工，故原告的送达符合法律规定，视为送达给被告。至于《终止<合作协议>协商公函》，原告提供了送达回证，送达回证上有二名见证人签字，属于留置送达的方式，符合法律规定，也应视为被告已经收到。综上所述，可以认定被告已经收到原告2015年8月4日、2016年11月5日发出的催款通知书和2017年3月24日发出的《终止<合作协议>协商公函》。
原、被告双方对2013年6月8日被告向湖南省国土资源厅缴纳矿山环境治理备用金2244440元构成有异议。原告认为该款系被告2013年办理新的采矿许可证必须缴纳的费用，而被告认为该款中1282440系被告替原告垫付的2009年12月4日至2012年12月4日下欠的矿山环境治理备用金。为此被告提供了矿山环境治理备用金缴费票据、徐斌证言、湖南省矿产资源非税收入缴费单，对2份矿山环境治理备用金缴费票据原告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徐斌的证人证言原告认为不符合证据的“三性”，本院认为证人徐斌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并且证人证言上面只有签名，没有任何能够证明证人身份的信息，不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本院不予采信；对于湖南省矿产资源非税收入缴费单原告认为该份证据系复印件，应与原件核对，本院认为该份证据系原告从湖南省国土资源信息中心调取，加盖了湖南省国土资源信息中心档案资料管理专用印章及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印章，该份证据来源、形式合法，符合证据的“三性”，本院予以采信。综上所述，可以认定2013年6月8日被告向湖南省国土资源厅缴纳矿山环境治理备用金2244440元，其中1282440元系原告2009年12月4日至2012年12月4日欠缴，剩余962000元为被告缴纳2013年至2016年的矿山环境治理备用金。
另查明，2009年至2012年原告东安县塘复锰矿与深圳市冠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进行了合作，双方产生了纠纷，经（2013）永中法林民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2014）湘高法民二终字第4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原告东安县塘复锰矿应给付深圳市冠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人民币1341660元，此款为办证费用和押金。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合法有效，双方都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权利及义务。本案系合同纠纷，争议的焦点为：被告欠缴原告的固定收入金额为多少？被告缴纳的2009年至2012年的矿山环境治理备用金是何性质，是否可以抵扣原告的固定收入？《合作协议》是否符合法定或约定的解除条件？原告法定代理人李有名是否具有诉讼资格？现评析如下：
一、关于本案被告应支付给原告固定收入的金额
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第三条约定：“乙方给甲方的固定收入为每年伍拾万元。签订合同时乙方一次性付清甲方当年的固定收入伍拾万元，第二年的固定收入在当年6月1日前付清伍拾万元，第三年的固定收入在当年6月1日前付清贰拾伍万元（因采矿许可证开始领证已过半年时间，甲乙双方约定，第三年乙方减交贰拾伍万元），以后每年乙方给付甲方的固定收入按乙方交给县政府价款同比例增加。若乙方上交县政府的价款下调，乙方每年付给甲方的固定收入保持50万元不变。付款时间为每年的12月5日。若乙方没有进行开采，甲方所收的固定收入不退。但若因政策等原因导致采矿终止或中止，乙方所交纳的固定收入按实际采矿日期计算，多余部分由甲方退还给乙方（注：《合作协议》中的甲方为本案的原告，乙方为本案的被告，后文不再赘述）。”根据此款的约定，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的固定收入金额为2013年6月1日至2014年5月31日500000元，2014年6月1日至2015年5月31日500000元，2015年6月1日至2016年5月31日250000元，2016年6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500000元，2017年6月1日至2017年8月5日（原告诉讼请求中确定的截止日期）83333元，共计1833333元，其中被告已经支付2013年6月1日至2014年5月31日的固定收入500000元，故法院认定被告应支付给原告的固定收入为1333333元。
二、关于被告缴纳的2009年至2012年的1282440元矿山环境治理备用金的性质认定
被告缴纳的1282440元矿山环境治理备用金系原告在与被告合作之前欠缴的费用，应当认定为原、被告合作之前，原告的债务。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第4.14条约定：“甲方负责处理和承担合作前东安县塘复锰矿所有债权、债务（与深冠华公司的官司除外）。”被告缴纳的矿山环境治理备用金并不属于原告与深圳市冠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官司中涉及的债权、债务，因此不属于约定的除外情形，该笔债务仍由原告承担。因此，被告要求从应支付给原告的固定收入中抵扣其缴纳的2009年至2012年的1282440元矿山环境治理备用金的主张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抵扣后被告仍需支付原告固定收入50893元。
三、关于《合作协议》是否符合法定或约定解除条件
原告虽然在2017年3月24日向被告发出《终止<合作协议>协商公函》,但原、被告双方未能就终止协议达成合意，该协议并没有协商解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第2.5条约定：“合作期限以采矿许可证确定的有效期以及再延续登记的时间为准，直至采矿依法闭坑或乙方认为该矿没有价值为止。若乙方在规定的时效内不依法延续采矿许可证，则视为乙方自行放弃合作权利，甲方有权另行处置。”在合作期间，东安县塘复锰矿的采矿许可证期限于2017年8月14日到期，而被告未能依法进行延续。因此，原、被告双方的合作期限到期，符合约定的合同解除条件，原告有权解除合同。
四、关于原告法定代理人李有名是否具有诉讼资格问题
《合作协议》由东安县塘复锰矿与邓建光签订，因履行《合作协议》产生纠纷，东安县塘复锰矿有权依据法律规定提起诉讼，其作为原告是合法、适格的。原告东安县塘复锰矿作为企业，其在起诉时提交了营业执照、法人代表身份证明等证据均能证实，目前原告方的法定代表人为李有名，因此李有名作为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参与诉讼也是适格的。至于被告所述，原告采取欺骗手段擅自变更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属于以欺骗手段取得行政许可，应予撤销的主张，属于行政诉讼的范畴，不是民事诉讼审理范围，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东安县塘复锰矿与被告邓建光2013年5月31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二、被告邓建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固定收入50893元；三、驳回原告东安县塘复锰矿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上诉人邓建光向本院提供两份证据：证据一：《关于东安县塘复锰矿办理采矿延续登记有关情况》及相关部门回复和《关于东安县塘复锰矿未能及时办理变更延续登记的情况说明》，拟证明：1、上诉人在采矿许可证期限内积极履行合同义务依法办理了采矿权证延续登记，上诉人没有违约；2、由于政府政策原因，现采矿权延续登记正在依法办理过程中，双方的合同期限并未到期；证据二：《省级发证矿山采矿登记资料清单和办事流程》和《永州日报》第7584期和《关于变更东安县塘复锰矿企业法人代表的申请》及内资企业登记表，拟证明：1、采矿权延续登记及调整矿区范围需提交企业法人营业执照；2、被上诉人在合同期限内私自挂失东安县塘复锰矿营业执照，违法变更东安县塘复锰矿企业法人代表。违反合同的协助义务，阻碍上诉人办理延续登记，构成严重违约。
被上诉人进行质证认为证据一的《关于东安县塘复锰矿办理采矿延续登记有关情况》及相关部门回复已经查实，是已经认可的事实，关于《关于东安县塘复锰矿未能及时办理变更延续登记的情况说明》，我方一直没有看到原件，没有任何原件核实是否真实且有些部分不是事实；对证据二的《省级发证矿山采矿登记资料清单和办事流程》不是正规的材料，不能加以证实办证的流程，关于《永州日报》第7584期不是新证据，已经查实，不予质证；关于《关于变更东安县塘复锰矿企业法人代表的申请》及内资企业登记表，在一审也已经查实，不属于新证据。
被上诉人东安县塘复锰矿向本院提供一份新证据：湖南省国土资源厅的证明，拟证明对方还有96.2万矿山环境治理费用金没有交。
上诉人质证我们已经交了一部分费用，且该费用是否交纳与本案无关。我方垫付的128万元其实是在合同签订之前被上诉人欠缴的备用金。
经双方举证质证，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证据一中的《关于东安县塘复锰矿办理采矿延续登记有关情况》被上诉人不表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一中的《关于东安县塘复锰矿未能及时办理变更延续登记的情况说明》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二中的《省级发证矿山采矿登记资料清单和办事流程》，未加盖相关职能部门的公章，对其真实性本院无法核实，故不予采信。对证据二中的《永州日报》第7584期和《关于变更东安县塘复锰矿企业法人代表的申请》及内资企业登记表，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但该份证据证实的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作协议》后上诉人应缴纳的矿山环境治理备用金还有部分未完全缴纳，与本案无关。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争执的焦点问题为：一、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是否达到解除条件；二、上诉人是否应支付被上诉人固定收入。对此，本院评析如下：
一、关于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是否达到解除条件的问题。根据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第2.5条之约定：“合作期限以采矿许可证确定的有效期以及再延续登记的时间为准，直至采矿依法闭坑或乙方认为该矿没有价值为止。若乙方在规定的时效内不依法延续采矿许可证，则视为乙方自行放弃合作权利，甲方有权另行处置（甲方为本案的被上诉人，乙方为本案的上诉人）”，在合作期间，被上诉人东安县塘复锰矿的采矿许可证期限于2017年8月14日到期，到期后，上诉人邓建光未能依法进行延续。按照合同的约定，双方的合作期限到期，符合约定的合同解除条件，被上诉人东安县塘复锰矿有权解除合同。上诉人提出“未能办证是由于国家政策变化的原因，属于不可抗力，不符合双方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的情形”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上诉人是否应支付被上诉人固定收入的问题。根据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第三条约定：“乙方给甲方的固定收入为每年伍拾万元。签订合同时乙方一次性付清甲方当年的固定收入伍拾万元，第二年的固定收入在当年6月1日前付清伍拾万元，第三年的固定收入在当年6月1日前付清贰拾伍万元（因采矿许可证开始领证已过半年时间，甲乙双方约定，第三年乙方减交贰拾伍万元），以后每年乙方给付甲方的固定收入按乙方交给县政府价款同比例增加。若乙方上交县政府的价款下调，乙方每年付给甲方的固定收入保持50万元不变。付款时间为每年的12月5日。若乙方没有进行开采，甲方所收的固定收入不退。但若因政策等原因导致采矿终止或中止，乙方所交纳的固定收入按实际采矿日期计算，多余部分由甲方退还给乙方”，根据此款的约定，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的固定收入金额为2013年6月1日至2014年5月31日500000元，2014年6月1日至2015年5月31日500000元，2015年6月1日至2016年5月31日250000元，2016年6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500000元，2017年6月1日至2017年8月5日83333元，共计1833333元，其中被上诉人已经支付2013年6月1日至2014年5月31日的固定收入500000元，故上诉人应支付给被上诉人的固定收入为1333333元。庭审中双方均认可上诉人替被上诉人缴纳了1282440元矿山环境治理备用金，此备用金系双方合作之前被上诉人欠缴的费用，故应从上诉人应当支付给被上诉人的固定收入中抵扣，抵扣后上诉人仍需支付被上诉人固定收入50893元。上诉人上诉人提出“上诉人不应再支付被上诉人固定收入50893元。上诉人从2013年6月1日起至2016年5月31日间应缴纳的固定收入为125万元。2016年6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只应上交50万元。因上诉人在2017年4月23日应环保监察组的要求正式停止开采，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因不可抗力及国家政策变化导致乙方不能正常开采，甲方应相应免除应缴的固定收入金”，但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实2017年4月23日后因政策原因导致不能开采的事实，“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上诉人上诉还提出“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判决理由不是被上诉人起诉请求的理由。根据民事诉讼法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法院只能按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和判决，被上诉人以上诉人不履行上交固定收入的理由请求法院解除合同，一审法院以合同到期为由解除合同，判决理由与起诉理由不一致，明显超出了审理范围，违反了民事诉讼法不告不理的原则”，经查，本案原审原告的第一项起诉请求为“请求依法解除原告与被告于2013年5月31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一审法院的判决亦是围绕该项诉请展开，并未超出原审原告的诉请范围。
上诉人上诉还出“被上诉人两次登报声明遗失东安县塘复锰矿的营业执照及私自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影响了上诉人办证，被上诉人构成重大违约，对于未能按时办证应负全部责任”，经查，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未能及时办证是由于被上诉人两次登报声明遗失东安县塘复锰矿的营业执照及私自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导致的，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综上，上诉人邓建光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72元，由上诉人邓建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海燕
代理审判员 唐英虎
代理审判员 熊孝航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廖 娜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