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2民终988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重型机床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闫伟伟，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瑞，山东海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烟台市牟平区永泰机械配件制造厂。
法定代表人：荣宏寿，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忠良，山东前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青岛重型机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型机床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烟台市牟平区永泰机械配件制造厂（以下简称永泰制造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2017）鲁0282民初42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重型机床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永泰制造厂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程序违法。一、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不是对账单，被上诉人也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证明系对账单，其应提交其他证据证明上诉人至今尚欠货款165837元。该公司主张在2014年4月9日以前，上诉人欠款金额为265837元，也未提交证据证明。而且所谓的欠条注明截至2014年4月9日欠款仅有165837元，当天上诉人又付款100200元，故上诉人目前欠款至多为65637元。特别说明的是，上诉人账户在2014年4月9日当天付款后，余额为47万元，如上诉人还欠被上诉人款项，其完全有能力一次性结清，不必另外出具欠条；而且，上诉人当天收到的发票金额为100200元并据此付款，被上诉人未提出异议。上诉人累计付款73万元，全部欠款在其支付100200元后已经结清。二、关于高红身份。上诉人认可高红系负责仓库保管的工作人员，其出具收条后前往财务处，由财务人员付款100200元。非经财务人员，其他工作人员包括法定代表人在内均，均无法说明欠款金额。对账需要双方核对全部送货单和付款记录。根据高红职责和对账惯例，高红出具的单据不能证明欠款金额。经落实，高红自认出具所谓的对账单只是根据被上诉人要求，确认高红之前收取的被上诉人的齿轮总值为165837元。三、关于闫立松身份。无论闫立松是否系上诉人工作人员，录音中，被上诉人未向闫立松出具对账单，也未说明2014年4月9日当天付款100200元的事实，闫立松被误导的同时也未明确认可欠款165837元。综合上述三点，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欠款165837元证据不足。四、一审审理程序违法。1、一审的录音证据存在剪切，不完整且属于存疑的录音资料。一审法院未通知被录音的当事人出庭接受质证，程序违法。2、一审庭审笔录及判决载明被上诉人提交汇款通知单，但并未入卷和质证。
被上诉人永泰制造厂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2014年4月9日以前，上诉人欠被上诉人货款26万余元。同年4月8日，被上诉人开具金额为100200元增值税发票，于次日交付给上诉人并收到付款100200元。高红经对账后确认上诉人尚欠165837元并出具对账单。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录音资料、通话记录、网络媒体公开信息截图共同证明上诉人法定代表人闫伟伟的父亲闫立松认可高红系工作人员，在被上诉人要求在对账单中加盖公章时，闫立松表示单据没有问题、无异议，并在诉前调解阶段要求和解。另外，一审法院调取的另案诉讼代理手续，亦证明高红代表上诉人对外签署单据和发票、闫立松担任上诉人总经理一职。二、上诉人一审答辩称双方不存在业务联系，但又认可收取发票和付款，前后矛盾。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永泰制造厂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判令重型机床公司支付欠款165837元；2、诉讼费由重型机床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4年4月9日高红向永泰制造厂出具“牟平永泰机械齿轮款：壹拾陆万伍仟捌佰叁拾柒元正（￥165837）青岛重型机床有限公司高红2014.4.9”。2、永泰制造厂工作人员与重型机床公司法定代表人闫伟伟的父亲闫立松录音中，闫立松认可高红是重型机床公司的工作人员，认可重型机床公司欠永泰制造厂款。3、永泰制造厂提供的重型机床公司在网络媒体公开信息的截图上闫立松是重型机床公司的经理。闫立松在（2015）即商初字第1557号案件作为重型机床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该委托书上写明闫立松的工作单位为重型机床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一是闫立松是否是重型机床公司工作人员。二是高红出具欠条是否是职务行为。对于焦点一，综合分析永泰制造厂提供的重型机床公司在网络媒体公开信息的截图上闫立松是重型机床公司的经理及（2015）即商初字第1557号案件重型机床公司委托公司工作人员闫立松作为公司委托代理人的证据，应认定闫立松是重型机床公司的工作人员。对于焦点二，永泰制造厂提供的证据证明高红曾经作为重型机床公司的工作人员为其他债权人签字，永泰制造厂提供的闫立松录音证据证明闫立松认可高红是职务行为，也认可欠永泰制造厂款。原审法院认为永泰制造厂提供的证据已形成证据链，应认定高红是职务行为，重型机床公司尚欠永泰制造厂货款165837元。对此货款，重型机床公司应予偿付。综上所述，永泰制造厂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重型机床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所欠永泰制造厂货款165837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617元,由重型机床公司负担。
二审经审理查明，2014年4月9日重型机床公司支付永泰制造厂货款100200元；同日，重型机床公司工作人员高红为永泰制造厂出具单据，载明“牟平永泰机械齿轮款：壹拾陆万伍仟捌佰叁拾柒元正（￥165837）青岛重型机床有限公司高红2014.4.9”。
另查明，闫立松系上诉人重型机床公司法定代表人闫伟伟之父，曾作为工作人员接受公司委托，代表该公司参加（2015）即民初字第1557号案件审理。本案起诉前，2017年3月9日录音中，被上诉人工作人员指出欠款16万余元，询问闫立松何时能付款。闫立松并未否认欠款金额，仅表示今年八九月份差不多能付。2017年4月12日，一审起诉后，闫立松在录音中要求同被上诉人解决纠纷，被上诉人主张欠款为16万元，闫立松未表示异议仅主张诉讼成本高、建议双方和解。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同原审判决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上诉人的欠款金额。本院认为，截止到2014年4月9日高红出具单据时，上诉人欠付被上诉人的货款金额为165837元，理由如下：1、单据内容。单据注明“被上诉人齿轮款165837元”，上诉人主张没有“欠条”或者“欠付”字样，且出具原因系高红应被上诉人要求，针对高红担任保管员期间收到价值165837元的齿轮而出具单据。但是本院认为，高红作为工作人员，在被上诉人未提出对账要求的情况下，其没有必要计算之前的供货总值并出具单据，也不可能在对外出具单据时，仅出具单据证明自己的收货金额，应当同时统计其他同事的收货金额，在汇总后一并出具给被上诉人。
故上诉人该主张不成立，单据系因对账而出具，证明截止到欠条出具时，上诉人欠款金额为165837元。2、2014年4月9日当天的付款100200元与欠条金额165837元之间的关系。上诉人主张欠条出具后，其付款100200元，该笔付款应从欠条金额中扣除。本院认为，欠条出具和付款系同一天，双方结算并出具单据时，应当扣除全部已付款，故欠条中的165837元系上诉人扣除当日已付款100200元后的剩余欠款。特别说明的是，如果当日系在欠条出具后付款，上诉人应在在付款后要求撤回之前的欠条，扣除付款后重新出具。但是，上诉人付款时间为上午十点至十一点，距离下午五点等日常下班时间尚有六个小时，如果出具欠条在付款之前，上诉人在当日也有充足时间要求被上诉人撤回之前欠条、扣除已付款。但是上诉人付款后未提出异议，即使在之后的录音中，无论是起诉前还是起诉后，对于被上诉人在录音中明确主张欠款为16万余元，上诉人仅辩称资金困难或者要求和解，未对金额提出异议。高红和闫立松作为公司工作人员，代表公司与被上诉人进行业务接洽，其出具欠条和陈述应视为职务行为。而且，高红和闫立松在出具欠条和对外陈述时，应当在确认欠款金额的基础上出具欠条和审慎回复。尤其在被上诉人多次主张欠款的多个录音中，闫立松既未主张自己不清楚账目、无法回复，也未要求重新对账，亦对金额未提出异议。综上，根据欠条内容和录音，本院认定上诉人欠款金额为165837元。上诉人主张一审证据中的四份录音系同一录音剪切而成，但未说明哪一段存在剪切、如何被剪切，在一审时仅质证称闫立松无权代表公司，也未申请鉴定，且四份录音分别发生在主张债权、庭前和解的不同场景，故上诉人该主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已经向上诉人出示被上诉人提交的付款通知单并入卷保存，上诉人亦进行质证，故一审程序合法，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重型机床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617元，由青岛重型机床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高大海
审判员 朱见晓
审判员 刘歆鑫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彭晓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