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13民终4072号
上诉人:王义伦，男，1954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泗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嘉文，江苏盛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丽君，江苏盛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江苏泗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3001397888753，住所地泗阳县众兴镇北京中路21号。
法定代表人：朱彩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光辉，江苏中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义伦因与被上诉人江苏泗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泗阳农商行）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2017）苏1323民初44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并于2017年11月16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公开听证。上诉人王义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丽君和被上诉人泗阳农商行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光辉到庭参加听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义伦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自1983年起存在劳动关系，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泗阳农商行负担。事实和理由：一、王义伦原为泗阳农商行的信贷代办员，属于临时工。劳动法实施后，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各类职工享有的权利是一样的。过去的临时工与正式工的区别已不存在，仅是在劳动合同期限上有所不同。用人单位如在临时性岗位上用工，应当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并依法为劳动者缴纳各种社会保险。因此，临时工的称谓已经不存在，代办员的称谓也不应再有，应根据劳动法的规定保障代办员作为劳动者应有的权利。二、中国人民银行的《通知》等文件不应成为认定农村信用社与代办员之间系委托与被委托代办有关业务关系的依据，中国人民银行的《通知》等文件只是部委规章，效力上低于劳动法，本案中王义伦与泗阳农商行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应适用劳动法，而不是上述文件。三、即便农村信用社与代办员之间系委托关系，信用社授权代办员办理业务是基于劳动合同的授权，而不是基于委托合同，信用社解除合同时，通常对代办员给予相应补偿，可见双方之间形成了劳动关系。四、代办员在提供劳动的同时，必须接受信用社的管理，双方形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
泗阳农商行二审辩称：泗阳农商行与王义伦之间系委托代理关系，不存在劳动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义伦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确认王义伦与泗阳农商行自1983年3月起存在劳动关系。
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泗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合社改制为江苏泗阳农村合作银行，后改制为泗阳农商行，工商登记成立日期为2007年6月15日。王义伦曾在穿城农村信用代办站做代办员，代办有关信用社的业务，信用社按照代办站办理的业务量多少，分档次、按比例支付代办员手续费。因信用代办站撤销，2000年王义伦再未从事相关业务。因养老金问题，经协商未果，王义伦于2017年5月27日向泗阳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同日，泗阳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泗劳人仲不字[2017]第30号不予受理通知书，王义伦不服，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劳动关系是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提供职业性劳动，完成用人单位安排的工作事项，用人单位支付报酬，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劳动关系是以劳动者提供劳务本身为目的，劳动者在人格、经济、组织上从属于用人单位。本案中，首先，从农村信用社的历史沿革看，其在各村设立信用站，信用站与信用社的关系是代办交账制，代为办理存贷业务，按照规定比例计提手续费。王义伦作为信用站的代办员主要在家中从事代办业务，其并非信用社的职工，不参加信用社的考勤，其工作内容、时间安排均由王义伦自己支配，并不受信用社的管理，信用社与代办员之间虽然存在一定的业务指导、管理，但该工作是双方之间委托与被委托关系的业务指导和规范要求，并非劳动关系中用工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管理关系，故不能认定王义伦在人身上从属于信用社。其次，在经济上，王义伦与信用社之间不存在工资发放制度的约定，王义伦是按照代办站办理的业务量多少，按比例获得提成，信用社并不支付固定的工资，也没有最低工资的约定，其获得提成的数额完全取决于王义伦办理的业务量多少，并不是由信用社决定，故在经济上，二者不具有从属性。最后，在组织上，王义伦不在信用社内部享受调动、晋职升迁或者晋级等待遇，故在组织上也不从属于信用社。庭审中，王义伦提供的奖励证书均不能证明其与信用社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王义伦提供的党员名册，仅能证明党员关系的管理，并不能以此认定与信用社存在劳动关系。在委托关系中，存在一定的监督、指导和管理，王义伦提供的县农村信用社代办站管理暂行办法属于委托关系的管理性规定，不属于劳动关系的管理。王义伦与信用社未形成人身隶属方面的从属性和组织上的成员性，不符合建立劳动关系的特征，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泗阳农商行于2007年6月成立，王义伦要求确认自1983年3月起与泗阳农商行存在劳动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王义伦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王义伦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王义伦负担。
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王义伦、泗阳农商行均没有异议，但王义伦认为遗漏了原泗阳农村信用社为其扣缴社会保险的事实。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泗阳农商行在二审中认可曾经在王义伦的报酬中扣缴过部分费用作为社会保险费用，但因社会保险部门不同意为代办员办理社会保险，后将该部分扣缴费用退还给王义伦，王义伦对扣缴费用被退还的事实予以认可。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王义伦与泗阳农商行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本院二审期间，王义伦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王义伦提交的信用站管理实用手册、江苏泗阳农村商业银行志虽具有真实性，但其内容不能反映出原信用社与王义伦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对于赣榆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解除非在编人员劳动协议书，该协议订立主体并非本案当事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泗阳县农村信用社聘用协储员协议书，该协议订立主体为泗阳县农村信用社与王义伦，订立时间为1998年1月1日，且内容系针对协储员的岗位责任、考核、报酬，与本案争议问题没有关联性。王义伦提供的证据均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
本院认为，劳动关系是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提供职业性劳动，完成用人单位安排的工作事项，用人单位支付报酬，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王义伦自述自1983年起即在原泗阳农村信用社担任代办员。当时劳动法尚未颁布实施，故本案系劳动法实施前企业与外聘人员之间的遗留问题，且该问题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不能当然适用劳动法的规定确定双方当时的权利义务。界定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应根据王义伦的工作特点、性质确定。中国人民银行作为金融机构的管理机构，作出的《关于加强和规范农村信用社和规范农村信用社代办义务管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代办员的身份性质给予了明确的界定，即“农村信用社与代办员之间是委托与被委托代办有关业务的关系，代办员不是农村信用社的职工，其办理业务的场所不是信用社的营业机构。”依据上述意见，代办员与农村信用社之间系委托代理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王义伦称上述意见与劳动法相抵触，应按劳动法的规定认定其与泗阳农商行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本院认为，中国人民银行的上述意见是根据代办员的身份性质、工作特点，对代办员与农村信用社之间的关系进行界定和管理，各农村信用社应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处理与代办员之间的权责。在代办员与农村信用社系委托代办业务关系的前提下，双方的权利义务当然不适用劳动法，故不存在《意见》与劳动法规定相抵触的问题。具体在本案中，王义伦不能举证证明其自1983年担任代办员时起即在工作上隶属于原泗阳农村信用社管理，亦不能证明泗阳农村信用社向其发放以劳动关系为前提的相对固定的工资。相反，王义伦不参加信用社的考勤，其工作内容、时间安排均由王义伦自己支配，并不受信用社的管理，双方应为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关系，而非劳动关系。信用社与代办员之间虽然存在一定的业务指导、管理，但该种指导、管理在委托代理关系亦大量存在，不足以据此认定双方之间系劳动关系。
综上，王义伦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数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王义伦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振亚
审判员 朱 庚
审判员 仲召虎
二○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二日
书记员 蔡金鑫
附录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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