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05民初29914号
原告北京金丽堂酒业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西路48号院9号楼4层2单元3A02。
法定代表人董锐彬，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李建一，男，1953年1月2日出生，汉族，北京金丽堂酒业销售有限公司法律顾问，住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52-42号。
委托代理人周光国，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五矿（营口）产业园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管委会新联大街东1号。
法定代表人王兆华，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建荣，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五矿集团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五号。
法定代表人何文波，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邹杰，男，1958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中国五矿集团公司法律顾问，住北京市西城区甘家口16号楼5门801号。
原告北京金丽堂酒业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丽堂公司）与被告五矿（营口）产业园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产业园公司）、中国五矿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五矿集团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李增辉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张爱恭、王璧珠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金丽堂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周光国、李建一，被告五矿产业园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建荣，被告五矿集团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邹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
原告金丽堂公司起诉称：2015年1月7日，金丽堂公司与五矿产业园公司签订《买卖合同》，约定五矿产业园公司从金丽堂公司采购五种茅台酒合计1124箱，应在收货后支付总货款7005432元。2015年1月8日，金丽堂公司将1124箱茅台酒送至五矿产业园公司指定的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3号五矿广场A座，五矿集团公司的人员签字验收。但是，五矿产业园公司、五矿集团公司至今未向金丽堂公司支付任何款项。现金丽堂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判令五矿产业园公司、五矿集团公司连带支付货款7005432元以及相应利息。
被告五矿产业园公司答辩称：第一、本案为恶意诉讼，五矿产业园公司与金丽堂公司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争议与纠纷，金丽堂公司故意隐瞒2015年1月7日出具的《授权承诺书》关键证据，虚构出不真实的买卖纠纷，故意将与本案毫无关联的五矿集团公司列为被告，意图施加压力，故意将形式上虚假的《买卖合同》作为唯一主要证据，由此编造虚假事实理由。第二、金丽堂公司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与五矿产业园公司不存在任何争议或债权债务关系的事实经过其书面确认，金丽堂公司为了帮助关系密切的案外人朱丹减免涉嫌诈骗刑事犯罪的责任，自愿向朱丹提供一批白酒，商定价值7005432元，用于抵偿朱丹拖欠五矿产业园公司的债权，为此三方达成一致意见付诸实施，朱丹向五矿产业园公司出具借条，金丽堂公司向五矿产业园公司出具《授权承诺书》，要求五矿产业园公司将白酒价款直接给付朱丹，由此朱丹有金钱可以抵消朱丹拖欠的债权，作为实施三方达成一致抵债行动的一部分，金丽堂公司要求五矿产业园公司配合签订形式上虚假的《买卖合同》，由此取得对朱丹债权的完备凭据和财务账目处理，并与朱丹出具借条相对应。第三、金丽堂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2015年1月7日出具的《授权承诺书》已要求五矿产业园公司将这一批白酒的价款直接支付朱丹，并承诺不会以本公司与朱丹的任何纠纷向五矿产业园公司主张权利并自愿放弃抗辩权，因此金丽堂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付款请求权。综上，请求依法驳回金丽堂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告五矿集团公司答辩称：五矿集团公司与金丽堂公司没有合同关系，金丽堂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五矿集团公司收到了货物，五矿集团公司并非适格被告，不应承担连带责任，故不同意金丽堂公司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金丽堂公司认为其与五矿产业园公司存在茅台酒买卖关系，并提交《买卖合同》复印件、发货单、证明、证人证言予以证明，内容分别为：
一、金丽堂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五矿产业园公司于2015年1月7日签订的《买卖合同》文本复印件一份，载明：双方就金丽堂公司经营的酒类产品销售事宜达成协议，合同总计价款7005432元；双方同意在金丽堂公司仓库现场交付给五矿产业园公司授权的接收人，双方同意在交付标的物之时进行现场验收；金丽堂公司承诺标的物系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进货渠道符合有关规定，质量符合产品商标、包装及说明书载明指标；五矿产业园公司同意在接收上述买卖标的物后二十四日内将上述合同总价款支付给金丽堂公司。
二、2015年1月8日，金丽堂公司出具发货单一张，载明：客户名称为五矿产业园公司，销货货物为国内飞天茅台50件，出口飞天茅台50件，茅台珍品37520件，茅台名将560504件，茅台名将1000500件，金额合计7005432元。孙岐杰在发货单收货人签章处签字确认。
三、北京锦云通运输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我公司负责给金丽堂公司提供仓储和物流服务，2015年1月8日晚上，我公司找了三辆货车，装载了1124箱茅台酒，晚上11点出发，送到了东四十条桥西南的五矿广场，并搬运到五矿集团公司四层的一间大会议室，自称是五矿集团公司的孙姓负责人签收了；以上事实属实，我公司愿意对上述证明事实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四、于海东出具的证言：于海东是北京锦云通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给金丽堂公司提供仓储服务，市内发货也负责运输，2015年1月7日金丽堂公司的董锐彬给我电话，让我1月8日晚上送1124箱茅台酒到东四十条桥西南的五矿广场，由于车辆紧张，我就给经常合作的饶代坤电话，让他安排三台货车，饶代坤安排了三台货车1月8日晚上11点从公司仓库出发，把1124箱茅台酒运到五矿广场，我亲自押车，并指挥人员把1124箱茅台酒搬到五矿集团公司四层的一间会议室，五矿集团公司5个人接货，其中三个人在会议室坐着，两个人来回配合我们搬运，由于货物比较多，而且货车只能停到路边，靠人工一箱一箱搬到四层去，一直忙到快天亮了才搬运清点完毕，清点完毕后，一位姓孙的负责人签署了发货单，之后他们还打开一瓶茅台酒，几个人品尝了；以上事实属实，本人愿意对上述证明事实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五矿产业园公司否认其与金丽堂公司存在真实的茅台酒买卖关系，对金丽堂公司所持《买卖合同》复印件持有异议，但认可签订过《买卖合同》，对发货单真实性无异议，认可孙岐杰系五矿产业园公司上级单位投资发展部总经理，五矿产业园公司在五矿集团公司租赁场地接受物品，收货与五矿集团公司无关，对证明与证人证言真实性均持有异议。
五矿产业园公司认为诉争茅台酒为金丽堂公司、朱丹、五矿产业园公司之间的债务抵销行为，关于抵销事实，五矿产业园公司提交情况说明，载明：我司因开展煤炭贸易需要，2012年和鄂尔多斯151煤矿的实际经营单位浙江中秦能源有限公司签订采购合同，在我方支付2亿元预付款后，对方未能根据协议供煤，且预付款不知去向。2013年5月，我司向公司注册地辽宁营口公安机关报案，案件受理后，公安机关以涉嫌合同诈骗罪对嫌疑人叶兆平、朱丹、王黎晓等人批捕。2014年8月，营口市检察院将案件移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诉讼。在司法机关震慑下，嫌疑人开始积极退赃，我司先后收到叶兆平等人退回的现金、白酒、车辆、房产等实物资产。2015年1月，朱丹主动提出可以向其朋友董锐彬借一批酒给我们，并承诺货款由其负责结算。在此情况下，我司安排杨海洲、孙岐杰两同志和朱丹一起前往董锐彬的公司，在董锐彬的办公室朱、董二人经过讨价还价约定货款总价700万元，朱丹当场给董锐彬打了700万元的借条，董锐彬还要求朱丹在借条上写了身份证号码，约定了还款时间和逾期惩罚性利息。在安排发货前，董锐彬提出为了公司销售业务需要，希望与我公司签订一个销售合同，我司为了规避风险，在同意签订合同同时，要求对方出具了《授权承诺书》，董锐彬承诺货款与朱丹结算，放弃对我司的抗辩。董锐彬发货后，朱丹也确实支付过货款，支付了100万元左右后，因资金紧张暂停支付。为此，五矿产业园公司提交《授权承诺书》、确认书、承诺书予以证明，内容分别为：
一、2015年1月7日，金丽堂公司向五矿产业园公司出具《授权承诺书》一份，载明：本公司要求贵司依照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约定，将合同总价款7005432元直接支付给朱丹（身份证号×××），并承诺不会以本公司与朱丹的任何纠纷向乙方主张权利并自愿放弃抗辩权。
二、2015年，朱丹与五矿产业园公司签订确认书，约定：双方确认朱丹已将白酒一批（具体产品名称、规格等详见清单）交付给五矿产业园公司，用于支付天之城生活艺术领地C3、C4、C5幢商品房所在土地的出让金，五矿产业园公司享有该批白酒的处置权，朱丹对此无异议。
三、2015年12月25日，朱丹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为解决五指山天之城房产（C3-C5）土地出让金问题，本人朱丹先后交给贵公司现金100万元、茅台系列白酒一批（详见附件）及二手奔驰轿车一辆，现因五指山房产存在重大瑕疵，本人同意将以上现金和资产直接退还给贵公司，或由贵公司在处理五指山房产的后续问题时自行处置，本人无异议。附件载明内容为国内飞天茅台50件、出口飞天茅台50件、茅台珍品37520件、茅台名将560504件、茅台名将1000500件。
金丽堂公司认可上述《授权承诺书》真实性，但认为可以体现双方买卖关系已经成立，五矿产业园公司未将货款支付给朱丹，金丽堂公司与朱丹之间不存在货款经济纠纷，对确认书、承诺书不予认可，朱丹除了介绍五矿产业园与金丽堂公司进行洽谈外，并未参与货物交付，确认书、承诺书对金丽堂公司没有约束力。
金丽堂公司否认五矿产业园公司所述事实，并称：2015年1月7日，朱丹带五矿产业园公司人员到金丽堂公司位于朝阳区望京的办公室，双方就五矿产业园公司采购1124箱茅台酒达成《买卖合同》。由于朱丹介绍五矿产业园公司一次性购买7005432元茅台酒，朱丹提出让金丽堂公司把购酒款项借给朱丹短期使用，金丽堂公司同意该要求，并于2015年1月7日出具了一份《授权承诺书》，指令五矿产业园公司将款项直接给付给朱丹。2015年1月8日，金丽堂公司聘请物流人员将1124箱茅台酒送至五矿产业园公司指定的五矿广场A座，并由孙岐杰签收。金丽堂公司与朱丹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收货方也并非朱丹，金丽堂公司对朱丹的借款尚未成立。
诉讼中，本院为全面查清案情依法向朱丹发出追加第三人通知书，但其户籍地、经常居住地、办公地址均无法有效送达，故未能追加成功。
诉讼中，本院赴营口市人民检察院、营口市人民法院调取了朱丹涉嫌合同诈骗一案的卷宗，其中包含朱丹与五矿产业园公司于2015年签订的确认书，各方对卷宗真实性不持异议，但金丽堂公司认为：金丽堂公司对朱丹涉嫌刑事犯罪毫不知情，朱丹被逮捕后，清偿了五矿产业园公司损失，检察院以没有非法占有结果为由撤回起诉，由此可见，朱丹为了免于刑事处罚清偿损失款项，是在五矿产业园公司配合情况下欺瞒金丽堂公司，居间介绍金丽堂公司与五矿产业园公司签订买卖合同，介绍五矿产业园公司从金丽堂公司处买酒，朱丹系介绍人，朱丹与五矿产业园公司之间存在合谋。五矿产业园公司认为金丽堂公司是明知朱丹用酒抵债情况的。
上述事实，有金丽堂公司提交的《买卖合同》、发货单、证明、证人证言，有五矿产业园公司提交的《授权承诺书》、承诺书、确认书，有法院调取的刑事卷宗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金丽堂公司认为其与五矿产业园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提供《买卖合同》复印件、发货单、证明、证人证言予以证明，而五矿产业园公司否认与金丽堂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称金丽堂公司是为了帮助案外人朱丹减免涉嫌诈骗刑事犯罪的责任，自愿向朱丹提供一批白酒，用于抵偿朱丹拖欠五矿产业园公司的款项，朱丹为此向金丽堂公司法定代表人董锐彬出具700万元借条，五矿产业园公司提交《授权承诺书》、确认书、承诺书予以证明。
现双方当事人对上述货物交付的同一事实持有不同观点，并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金丽堂公司所交《买卖合同》复印件、发货单，虽然符合买卖合同交易的一般形式，但是其还向五矿产业园公司出具《授权承诺书》，要求五矿产业园公司依照买卖合同约定将合同价款7005432元直接支付给朱丹，并承诺不会以公司与朱丹的任何纠纷向五矿产业园公司主张权利并自愿放弃抗辩权，实际上放弃了向五矿产业园公司主张货款的权利，又与买卖合同交易中买方向卖方支付货款的履约方式不一致，金丽堂公司对此安排也未能作出相对合理的解释，因此双方提交的现有证据均不足以否定对方证据的证明目的。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之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诉讼中，本院调取了朱丹涉嫌合同诈骗一案的刑事卷宗，其中包括朱丹与五矿产业园公司于2015年签订的确认书，明确记载朱丹已将白酒一批（具体产品名称、规格等详见清单）交付给五矿产业园公司，用于支付土地出让金，五矿产业园公司享有该批白酒的处置权，上述白酒清单与本案诉争白酒明细一致，同时与五矿产业园公司提交的朱丹出具的承诺书内容相符。尽管上述确认书未经由金丽堂公司确认，但因上述刑事卷宗属于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同时还有朱丹出具的承诺书相印证，故证明力大于一般书证，本院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同时考虑到金丽堂公司未能提交《买卖合同》的原件，根据上述证据审核认定规则，判定五矿产业园公司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金丽堂公司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因此，金丽堂公司依据现有证据向五矿产业园公司主张货款，依据不足，本院对此不予支持。金丽堂公司可在补充证据后另行解决，或者单独与朱丹解决相关货物争议。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七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北京金丽堂酒业销售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六万三千八百二十五元，由原告北京金丽堂酒业销售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增辉
人民陪审员 张爱恭
人民陪审员 王璧珠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张 琦
书 记 员 宋春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