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18民初9030号
原告：张小梅，女，1978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青浦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一峰，男，1976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青浦区。
被告：上海詹妮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
法定代表人：李会，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楠，上海东申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上海詹姆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赵巷镇沪青平公路XXX号XXX幢XXX层XXX区XXX室。
法定代表人：王娟，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楠，上海东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小梅诉被告上海詹妮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中，本院根据原告的申请，依法追加上海詹姆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原告张小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一峰、被告上海詹妮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及第三人上海詹姆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小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归还原告收条中强迫扣除的人民币219,000元干股分红款。事实和理由：根据干股分红协议书，原告与被告老板倪振国依据被告公司禹思华会计的账本簿子结算干股分红款时，被告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把原告的219,000元干股分红的钱，无理无据的，强迫从干股分红总额726,900元中扣除。
被告上海詹妮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请，原告实际上不享有被告的干股分红的权利，即使原告享有被告干股分红的权利，根据双方结算协议，也已经结算完毕，也是原告签字认可的。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当时的工作人员采取了胁迫、欺诈等行为。原告作为起诉依据的收条是2014年5月26日出具的，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第三人上海詹姆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述称：同意被告的答辩意见。实际上该干股分红是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但是第三人至2007年实际上已经不再经营了。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利润分配已经结束。涉及本案的219,000元是指2001年、2002年左右的款项，原告现在主张该款项，超过诉讼时效，而且该款项已经支付给原告，由原告父亲的名义购房，从原、被告的协议中也能看出。原告作为起诉依据的收条是2014年5月26日出具的，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于1995年进入第三人处工作。后原告至被告处工作，担任生产主管。第三人于1995年10月12日成立，被告于2005年10月12日成立。第三人与被告的原法定代表人均为倪振国，股东均为倪振国、倪振民。2016年4月28日，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由倪振国变更登记为王娟，股东也由倪振国、倪振民变更登记为王娟。同年4月29日，被告法定代表人由倪振国变更登记为李会，股东也由倪振国、倪振民变更登记为李会。
另查明：原告于2017年7月4日申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扣除的219,000元购房款。上海市青浦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原告与被告的争议不属本会受理范围决定不予受理。原告遂诉诸本院。
以上查明的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不予受理通知书、(2016)沪02民终7087号民事判决书予以证明，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
审理中，原告称：原告与第三人、被告都约定过干股分红，最早是在第三人处约定的，到了被告处也是默认的，在提供的视频录音中也能体现。被告强行扣除原告219,000元干股分红的钱，无理无据，被告应当将该款项返还给原告。
为证明其主张，原告提供以下证据予以证明：
1、原告与被告法定代表人倪振国的视频录音及文字整理材料，证明原告与被告法定代表人干股分红的时间段是2004年至2011年。
被告、第三人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该份录音进行过截取，并不是完整的录音内容。原告截取的内容无法看出录音对象是谁。原告自行整理的内容第14-17页可看出，倪振国的确给原告购买过房子。
2、被告法定代表人倪振国亲笔写的干股分配清单，证明干股分红的时间段与视频录音中干股分红的时间段是2004年至2011年是吻合的，原告与被告法定代表人具体分红款项的数额与原告和被告认可的会计禹思华的账本簿子上的利润是一致的。该笔款项都应该是分给原告的。
被告与第三人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份证据没有原件，也没有任何名字，也没有写是算给谁的，也没有说明是什么记录。
3、收条，内容为：“今收到2000年至2014年(2月份)干股分红13.43万人民币，(其中总额72.69万，扣除已分配7万，固定资产折旧30.36万，购房款21.9万)另加上二手设备尾款2万，总计收到15.43万元人民币。至此与公司账目结清。收款人：张小梅，日期2014年5月26日。付款单位：上海詹尼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盖章)，倪振国2014年5月26日。”收条内容是倪振国书写的，收款人是原告签字的。证明被告认可原告总额是726,900元，扣掉已分配的70,000元，固定资产折旧303,600元，购房款是219,000元，实际上收到的分红是134,300元，二手设备款的尾款是20,000元，共计收到154,300元。但是219,000元购房款是2002发生的金额，不是2004年至2011年干股分配的金额，是不应该扣除的。该收条上的收款人签名是原告本人签字的，但是内容和付款人是被告法定代表人亲笔签名的。原告是收到了154,300元的款项。原告所说的已分配70,000元在禹思华会计账本中都能看到，具体在提供的证据是相互印证的。
被告、第三人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认为原告只认可收条中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原告应该要么全部认可，要么全部不认可。该收条是原告本人签字的，应为认可。
4、原告与被告法定代表人倪振国计算干股分红中公司会计禹思华的账本簿子复印件及照片，证明原告726,900元干股分红总额的来源。该证据与视频录音原话第9段至12段相互印证。原、被告是根据会计禹思华的账本簿子来计算干股分红的。
被告、第三人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原告没有证据原件，原告所谓的相互印证的证据是没有原件、无法辨别真伪的证据。
5、章程复印件，证明原告从1998年1月1日开始就有10%干股分红的权利，证明了视频对话中第21段、22段中原告说“第一次签订的协议是98年，98年签订的协议”与被告法定代表人倪振国说“对的”是相互印证的。
被告、第三人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第三人只有2位股东，是倪振国、倪振明，2016年变更为1个股东“王娟”，因此从来没有这样一份公司章程。“张小梅”从来不是任何公司的股东，被告怀疑原告进行了伪造，该份章程只有最后一张有盖章，“张小梅”作为董事会签字，并不是“股东”签字，该证据上“张小梅”签字是盖章之后后补的，仅凭第三页不能推导出前两页的真实性。“张小梅”从来没有进行过出资义务。第三人是在1995年12月成立的，注册资金是50万元，而在章程上注册资金只有5万元。
6、原告与被告1997年1月1日签订的劳务合同，证明原告2001年至2002年买房是原告父亲买房，原告自己有钱买房，不存在向被告借钱去购房。同时证明原告是有经济能力自己购房的。
被告与第三人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份合同上只有印章。该份合同不能得出原告所说的证明目的。
7、购房款证明，证明视频录音中第13段最后一句话。219,000元是原告的父亲付款的，与被告没有关系。因为原告是技术骨干，因此被告用干股分红的手段留住原告。
被告与第三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代表该款项是原告的父亲支付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只能证明有219,000元付款，录音中没有表述219,000元是原告自己付的，原告是同意扣除219,000元的。按照政策，原告在上海买房，不能解决户口问题，只能原告父亲买房，才能解决原告及其妹妹同时在上海落户的问题。
审理中，被告称：原告同第三人是有员工激励相关的约定，但是第三人效益不好，所以没有实际发生激励。原告不是被告或第三人的股东，因此没有实际的干股分红。即使原告享有被告干股分红的权利，根据双方结算协议，也已经结算完毕，也是原告签字认可的。原告进入第三人处时19岁，根本不可能是业务骨干，因此不可能有分红。在视频协商中，被告没有强迫过原告，因此是原告自愿协商的。协议签完已经3年，买房过去十几年，都是超过诉讼时效的。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是否可以将收条中扣除的219,000元归还原告。第一，该收条为原告本人签字确认、被告及其时任法定代表人盖章并签字，且该收条不违反法律规定，具有法律效力。现原告确认已经收到了收条上最终确定的金额154,300元，故收条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原告再以收条中的某项扣款内容不当为由主张权利，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二，该收条签订日期为2014年5月26日，原告之前并未对收条中的扣款内容提出过异议，2017年6月29日才提起劳动仲裁，确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原告主张被告将收条中强迫扣除的219,000元干股分红款归还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小梅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张小梅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大为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三日
书记员 刘 杰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