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闽01民终621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叶某（曾用名叶秀青），女，1959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1，女，1984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上述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思斌，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瑞芳，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2，男，1957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兴，福建合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运涵，福建合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3，男，1961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玲玲，福建理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叶某、李某1因与被上诉人李某2、李某3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2016）闽0111民初53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叶某、李某1上诉请求：1、依法判决撤销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2016）闽0111民初5388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判决；2、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李某2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严重违反“法不溯及既往”的法律原则，属适用法律错误。法不溯及既往，是指国家不能用当前制定的法律去指导人们过去的行为，更不能由于人们过去从事了某种当时是合法但是现在看来是违法的行为而依照当前的法律处罚他们。也就是说，新法颁布前人们的行为，只能按照当时的法律来调整。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享受本人工龄和已死亡配偶生前工龄优惠后所购公房是否属夫妻共同财产的函的复函》（以下简称《复函》）已经在2013年被废止，但被继承人于1999年11月10日立下公证遗嘱，2001年1月1日被继承人李德堂过世，继承开始。讼争房屋于2002年10月23日以实物置换方式安置取得、2003年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李榕依据公证遗嘱于2003年将讼争房屋所有权登记至其名下即已经对李德堂遗产进行了分割。上述行为均是发生在《复函》生效期间，遗产继承已经在此期间完结。即便此《复函》在2013年被废止后并出台了新的法律法规，但不能否认此前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事件，更不能用新的法律法规去规制此前的纠纷与对象。二、原审法院认为李德堂购置的房屋属于李德堂与唐秀珠夫妻共同财产明显与事实不符、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以改判。1、首先，原坐落于福州市鼓楼区1座301单元的房屋在购买时虽然使用了李德堂已死亡的配偶唐秀珠的工龄，但这并不意味着房屋即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房屋仍属于李德堂个人财产。2000年2月17日《复函》规定：“夫妻一方死亡后，如果遗产已经继承完毕，健在一方用自己的积蓄购买的公有住房应视为个人财产，购买该房时所享受的已死亡配偶的工龄优惠只是属于一种政策性补贴，而非财产或财产权益。夫妻一方死亡后，如果遗产没有分割，应予查明购房款是夫妻双方的共同积蓄，还是配偶一方的个人所得，以此确认所购房屋是夫妻共同财产还是个人财产；如果购房款是夫妻双方的共同积蓄，所购房屋应视为夫妻共同财产。”所以虽然李德堂购房时使用了唐秀珠的工龄，但该工龄优惠亦非唐秀珠的遗产，购买房屋时所享受的已死亡配偶的工龄优惠只是属于一种政策性补贴，而非财产或财产权益，并不具有可继承性。所以要确定所购房屋的归属，资金来源至关重要，关键在于判断购房款项是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有财产。根据李德堂立下的《遗嘱书》可以明确，因为购房时李德堂已84岁高龄，经济能力有限，故房屋房改时的购房款9942.97元由长子李榕出资，拆迁安置后共缴纳的包括购房款等有关费用共15568元亦是长子李榕出资的。此出资并未涉及到唐秀珠、李德堂的夫妻共同财产，因此，此房屋应属于李德堂的个人财产。2、其次，1998年李德堂购买房屋之时唐秀珠早已去世8年之久，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自其死亡时已经终止，且《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也明确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唐秀珠死亡后不可能再作为民事主体取得房屋的相关物权，故此房屋不可能作为唐秀珠的遗产组成部分，因此李德堂购买的房屋自然应当认定为其个人财产。3、最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的规定看，认定夫妻共同财产的前提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在唐秀珠死亡8年之后李德堂才于1998年购买了房屋，房屋的取得并不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当然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三、不动产物权登记具备公示效力、公信效力、对抗效力以及权利正确性推定效力，既然李榕2003年1月6日已将本案讼争房屋通过继承方式变更登记于自己名下，系本案讼争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应切实保护不动产真实物权人的合法权益。李德堂于配偶唐秀珠死亡后，由长子李榕个人全额出资购买了本案讼争房屋，李榕并于2003年以继承方式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即是实现了对遗产的分割，继承行为自此已经结束。自2003年李榕取得房屋所有权证时起，李榕已经是本案讼争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在李榕去世后，继承开始，其该房产遗产份额应由其法定继承人，即二上诉人继承所有。四、本案应属于继承权纠纷，被上诉人李某2之起诉已超过遗产继承最长诉讼时效，法院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2003年李榕依据公证遗嘱办理了讼争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即已经通过物权变动形式完成了遗产的继承、分割，不适用《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第25条的相关规定。实际上，本案系继承权纠纷，是一种确认之诉，是对各继承人是否享有继承资格以及继承份额等的确认，受诉讼时效限制。根据《继承法》第8条的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1990年12月1日唐秀珠因死亡被注销户口，逝世至今已逾27年之久，故被上诉人李某2的起诉早已超过遗产继承最长诉讼时效，法院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李某2辩称：1．司法解释复函后半段说得很清楚，即便一方死亡后如果房屋是用双方的积蓄购买的仍然应当属于夫妻共同财产。2．时效问题，根据会议纪要的规定，本案被上诉人并未表示放弃继承应当视为接受继承，是分家析产不适用诉讼时效。另外，上诉人是2003年才办理的房产证，假设适用20年的时效也应当从2003年计算，至今并未超过20年的诉讼时效。3．司法解释是对法律的解释其本身并不存在溯及既往与否的问题。
李某3辩称：一、上诉人回避案件重要事实，其对案件事实的描述多处不实。本案一审中，被上诉人李某2和李某3均对上诉人提交的（99）榕公证内民字第7703《遗嘱公证书》签名的真实性均提出的质疑，李德堂在世时多数时间是与李某3共同生活，该份遗嘱的内容与李德堂的实际经济情况不符（李德堂为离休南下干部享受高额退休金及全额公费医疗等福利，经济状况良好有积蓄，相反长子李榕罹患癌症经济负担很重）。早年间李德堂为了处理兄弟间的矛盾曾经召集三名儿子对于名下主要财产进行了分配，李德堂神志清楚时并没有提及修改分配方案的意见，因此一审法院在李某2和李某3的强烈要求下依申请进行了遗嘱书中李德堂签名的笔迹鉴定。鉴定结论明确了《遗嘱书》中李德堂的签名与其同一时期（1998-1999年间）签订的购房合同中的签名不一致。该份遗嘱书为打印制作的遗嘱书，李德堂于1999年11月所谓制作该份遗嘱时已经82岁高龄正在住院治疗中，其显然不会电脑打字，公证员仅仅证明了“李德堂”在其面前签字按捺指印并没有代书行为，因此从其形式上看不是自书遗嘱亦不是代书遗嘱，其遗嘱内容多处与事实相互矛盾。由于该份公证遗嘱制作时没有留下任何影像资料，没有制作《遗嘱书》时李德堂精神鉴定报告，签字时李德堂是否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均不得而知，相反笔迹鉴定报告否认了《遗嘱书》中李德堂签名的真实性。且该份《遗嘱书》在明确唐秀珠已经过世的情况下，没有进行分家析产，没有了解其处分遗产的权属的情况下即制作了这份《遗嘱书》亦不具有合法性。二、上诉人主张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享受本人工龄和已死亡配偶生前工龄优惠后所购公房是否属夫妻共同财产的函的复函》已经失效。该份《复函》做出时间是2000年2月17日，晚于李德堂制作遗嘱的1999年11月10日，该复函还没有公布就凭借其认定了李德堂做出遗嘱时处分的财产为其个人财产显然是荒谬的，且该复函于本案一审受理前早已失效。即便适用该复函，复函的第一句话即规定“夫妻一方死亡后，如果遗产已经继承完毕……”显然复函的主张的亦是在完成继承的情况下才能适用，本案中唐秀珠的遗产没有进行继承这点是毫无疑义的，因此上述人主张适用该复函没有法律依据。
李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坐落于福州市晋安区其附属间由李某2、叶某、李某1、李某3按份共有，并确认各方的权利份额（李某2为三分之一）；2．叶某、李某1、李某3协助李某2办理上述房屋的所有权登记手续，将李某2登记为共有权人；3．诉讼费用由叶某、李某1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讼争屋位于福州市晋安区附属间（权证号榕房权证Ｊ字第××；单元房屋建筑面积101.25平方米，其中共有面积10.02平方米；附属间建筑面积5.47平方米，其中共有面积1.26平方米），产权人登记为李榕；产权证附记中载明“2002年11月13日继承受李德堂产业。李德堂于2002年10月23日拆迁交换受福州市鼓楼区城建拆迁工程处产业”。李德堂，男，1917年2月28日出生，2001年2月14日死亡注销户口；李德堂配偶唐秀珠（曾用名唐依刘），1926年1月11日出生，于1990年12月1日死亡注销户口；李德堂与唐秀珠生前育有三子，即李榕、李某2、李某3；李榕于2007年7月死亡，其配偶为叶某，双方育有一女李某1。
1998年7月17日，李德堂向福州民天集团公司购买位于福州市鼓楼区政策性住房，购房标准为100平方米，在个人购房成本价交款计算表中的实际得价计算方式为：本套成本价-
成本价＊（0.6%＊夫妇工龄和＋现住房折扣率），最终李德堂支付购房款9942.9元。之后，上述房屋遇拆迁，李德堂于2002年10月23日以实物置换方式安置为讼争房屋。
1999年11月10日，李德堂在福州市公证处立下遗嘱，内容为“我妻子唐秀珠，于1990年12月1日病故，我与其共生有三个儿子：长子李榕、次子李某2、三子李某3均已成家立业，无生有女儿。我原住所的房屋福州市鼓楼区满洲桥15号）1座301单元，系我于1998年11月单位房改时购买的。由于我本人经济有限，无积蓄，上述房产房改购房时，所缴纳房款人民币9942.97元全部由长子李榕出资，现古田路48号1座301单元已被福建亚协房地产有限公司拆迁，拆迁后在福州市晋安区产（306单元房）及一间附属间（24号）作为安置房，安置房共缴纳房款等有关费用计人民币15568元，亦是长子李榕出资。为恐我本人去世后，我的子女对上述房产发生继承纠纷，特立遗嘱如下：上述房产在我本人去世后，全部由我的长子李榕继承，其他子女无权继承，不得纷争”。该公证书编号为（99）榕公证内民字第7703号。2016年12月5日，李某2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分割讼争房屋，引发诉讼。
另查，审理中，李某2对遗嘱公证中李德堂的签名提出异议，向一审法院申请笔迹鉴定。经一审法院委托，2017年7月23日福建中闽司法鉴定所作出闽中闽司鉴所【2017】文鉴字第04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1、遗嘱中“李德堂”的签名与1998年-1999年间的购房及拆迁材料上的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笔迹；2、遗嘱中“李德堂”的签名与1953-1963年的工作档案中的签名字迹倾向为同一人笔迹。
一审法院认为，原位于福州市鼓楼区1座301单元房屋，是以李德堂名义购置的单位房改房，其购置时享受的优惠政策之一是李德堂夫妻的工龄和，因此该房屋应属于李德堂与唐秀珠的夫妻共同财产，唐秀珠享有其中二分之一的权利份额。唐秀珠死亡后，其继承人未分家析产，因此讼争房屋二分之一产权份额归李德堂所有，另二分之一产权份额应由李德堂、李某2、李榕、李某3各享有四分之一。上述房屋遇拆迁后，李德堂以产权置换方式安置了位于福州市晋安区附属间，即本案讼争房屋。李德堂2001年死亡之后，李榕通过继承方式将讼争房屋变更登记于其名下。但是，1999年11月被继承人李德堂在福州市公证处办理公证遗嘱，将讼争房屋的所有产权处分归李榕所有，但其只有权对自己名下的财产进行处分，而无权对讼争屋的全部产权进行处分。因此，李某2、李某3对讼争屋各享有八分之一的继承权，因李榕已于2007年死亡，故其对讼争房屋享有的八分之六权利由其第一顺序继承人叶某、李某1共同继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享受本人工龄和已死亡配偶生前工龄优惠后所购公房是否属夫妻共同财产的函的复函》（【2000】法民字第4号），已经在2013年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1997年7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间发布的部分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第十批）的决定》（实施日期：2013年4月8日）所废止，不能作为本案审理的依据，故叶某、李某1关于讼争房屋系属李德堂个人财产、并不属于李德堂与唐秀珠夫妻共同财产之辩称，不予采纳。《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第25条载明“被继承人死亡后遗产未分割，各继承人均未表示放弃继承，依据继承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应视为均已接受继承，遗产属各继承人共同共有；当事人诉请享有继承权、主张分割遗产的纠纷案件，应参照共有财产分割的原则，不适用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叶某、李某1抗辩本案已逾诉讼时效，亦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被继承人李德堂、唐秀珠的遗产即位于福州市晋安区附属间（权证号榕房权证Ｊ字第××）由李某2、李某3各继承其中八分之一的产权份额，由叶某、李某1共同继承其中八分之六的产权份额。二、驳回李某2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叶某、李某1提出讼争房产不属于李德堂与唐秀珠夫妻共同财产及李榕为讼争房合法所有权人的上诉理由，经查，最高人民法院曾于2000年向司法部律师公证司发出《复函》，内容：“夫妻一方死亡后，如果遗产已经继承完毕，健在一方用自己的积蓄购买的公有住房应视为个人财产，购买该房时所享受的已死亡配偶的工龄优惠只是属于一种政策性补贴，而非财产或财产权益。夫妻一方死亡后，如果遗产没有分割，应予查明购房款是夫妻双方的共同积蓄，还是配偶一方的个人所得，以此确认所购房屋是夫妻共同财产还是个人财产；如果购房款是夫妻双方的共同积蓄，所购房屋应视为夫妻共同财产”。虽然《复函》因与现行房改政策不一致于2013年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1997年7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间发布的部分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第十批）的决定》所废止，但《复函》作为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在讼争房产权于2003年登记在李榕名下时仍属有效规定。一审法院认为《复函》已被废止而不能作为审理本案依据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本案原房改房于1998年房改时，使用了被继承人李德堂及其已于1990年去世的配偶唐秀珠的工龄优惠。根据李德堂于1999年所立的公证遗嘱，原房改房的购房款由长子李榕全部出资，原房改房拆迁安置的讼争房缴纳的房款亦是李榕出资。该公证遗嘱早于《复函》的规定，遗嘱所称购房款由李榕出资较为客观，被上诉人李某2、李某3虽然对李榕出资购房提出质疑，但并不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故根据当时有效的《复函》规定，本案房改房的购房款并非李德堂与唐秀珠夫妻双方的共同积蓄，则原房改房不应视为李德堂与唐秀珠夫妻的共同财产，应属于李德堂的个人财产。一审法院将讼争房认定为李德堂、唐秀珠的共同财产没有依据，本院予以纠正。李德堂将个人所有的讼争房公证遗嘱由李榕继承是对个人财产的处分，依法有效。李德堂于2001年去世后，原房改房拆迁安置的讼争房依有效遗嘱应由李榕继承，李榕于2003年通过遗嘱继承取得讼争房的产权有效，至此讼争房作为李德堂的遗产已继承完毕，李某2、李某3均无权对讼争房主张权利。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予以采纳。
综上所述，叶某、李某1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2016）闽0111民初5388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李某2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均由被上诉人李某2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林守霖
审判员 俞贤忠
审判员 杨淑艳
二〇一八年一月八日
书记员 朱石磊
附注：本裁判文书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