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115民初3963号
原告：霍振平，男，1976年7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阜南县，现住北京市大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胜文，北京市明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兴支行，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兴华大街（二段）13号院2号楼-2号-3号。
负责人：崔晓辉，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宁艳，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荣建，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霍振平与被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兴支行（以下简称：杭州银行）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23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霍振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胜文，被告杭州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宁艳、苏荣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
原告霍振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原告霍振平与被告杭州银行于2014年7月22日签订的《微贷卡最高额保证合同》；2.诉讼费由被告杭州银行承担。事实及理由：原、被告双方于2014年7月22日签订《微贷卡最高额保证合同》，后杭州银行起诉霍振平至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要求霍振平承担保证责任。杭州银行起诉后，霍振平通过调查（2017年10月份左右）发现本合同存在可撤销情形，本案合同是在杭州银行虚假陈述以及提供虚假材料的情况下签订，符合一方（杭州银行）以欺诈的手段，使对方（霍振平）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霍振平有权申请撤销本案合同。1.杭州银行明知案外人李新保（以下称李新保）没有偿还本金及利息的能力，仍与其签订《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微贷卡借款合同》（以下称借款合同），并串通李新保（李新保对杭州银行工作人员进行利益输送可证明，即打款）用虚假的资产证明及虚假陈述（濮阳市市辖区XX号楼X层XX室的房产证，该房产证是假的），欺骗霍振平承担保证责任。根据杭州银行操作流程，杭州银行肯定对XX室进行了外调，且考虑到杭州银行存在收取李新保违规款项的情况，说明杭州银行明知该房产是虚假的，且杭州银行和李新保恶意串通。当时霍振平签订保证合同前，杭州银行称李新保有担保（XX室的物保），并拿该房产证给霍振平看，使霍振平误以为李新保有还款能力，才做的担保，由于杭州银行提供虚假材料和虚假陈述，应当认定为欺诈，故本案合同应当撤销。2．杭州银行实地核查李新保的北京鑫安路达物流公司（以下称李新保公司）经营地址为：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XX号。但是，杭州银行拍照李新保公司的门头广告牌地址却变成了巨鸿物流2号，并将该照片作为李新保公司经营地址的上门核查照片。事实证明杭州银行和李新保恶意串通，存在欺诈，故本案合同应当撤销。3．杭州银行与霍振平签订本案合同前，杭州银行称保证金额为5万，但是杭州银行的起诉却变成了55万，而且杭州银行故意未将本案合同送达霍振平，说明杭州银行存在欺诈行为，本案合同应当撤销。4．从杭州银行提供的证据来看，本案合同是2014年7月22日签订的，而借款合同却是在2014年7月23日签订的，明显矛盾，说明杭州银行当时给霍振平看的是另外的虚假借款合同（即5万借款），只有这样霍振平才会签本案合同。因此杭州银行存在欺诈行为，本案合同应当撤销。5．另外，从杭州银行提供的本案合同伪造了王艳签字，更加佐证了杭州银行存在欺诈行为。
原告霍振平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微贷卡借款合同》；2.《微贷卡最高额保证合同》；3.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4.情况说明；5.短信记录。
被告杭州银行辩称，一、霍振平自愿与杭州银行签署《微贷卡最高额保证合同》。2014年7月22日，杭州银行与霍振平签订了合同编号为XX的《微贷卡最高额保证合同》，霍振平同意为李新保与杭州银行签署的编号为XX的《微贷卡借款合同》项下义务的履行提供不可撤销的最高额保证担保，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55万元，债权确定期间为2014年7周22日至2017年7月21日。该《保证合同》系杭州银行与霍振平真实意思表示，真实合法有效。二、杭州银行并不存在欺诈的行为，霍振平无权要求撤销。1.微贷卡为保证贷款，并非抵押贷款，杭州银行已尽到资产证明材料的审核职责。霍振平称杭州银行明知李新保无偿还能力，串通李新保用虚假资产证明欺骗其提供担保，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李新保提供的房产证系伪造，亦无证据证明李新保向杭州银行工作人员进行利益输送。另，本案所涉微贷卡，其性质为保证贷款，并非抵押贷款，无需对借款人李新保提供的房产证明进行实地核实，杭州银行已尽到对借款人李新保提供的房产证明材料审核的职责，即查看房产证原件并比对留存的复印件是否与原件一致。2.杭州银行工作人员与霍振平事先并不相识，不存在串通骗贷的可能。经调查，霍振平与李新保系朋友关系，李新保长期租住霍振平的房屋，另有一案外人张会亮（霍振平微贷卡贷款业务的保证人），三人互为朋友关系，三人于2014年找到杭州银行办理贷款业务，自愿互为担保人。同时，李新保向杭州银行申请贷款时也称其与霍振平为朋友关系，在杭州银行向李新保告知应提供的相关申请材料后，李新保和霍振平共同向杭州银行提供有关材料提出贷款申请，杭州银行向其提供贷款均是按照正常的贷款流程进行的，杭州银行工作人员事先与借款人李新保并不相识，不存在欺诈行为。如若存在欺诈行为，亦是借款人与保证人串通共同骗贷。3.《保证合同》明确载明最高额保证金额为人民币55万元，杭州银行并无欺诈行为。《保证合同》原件系由正反两页组成，杭州银行不可能存在替换印有最高额保证金额的页面欺骗霍振平的行为。故霍振平于签署《保证合同》时已清楚知晓保证金额。4.《保证合同》签署时间在《借款合同》签署时间之前并不能证明杭州银行存在欺诈行为。尽管《保证合同》系《借款合同》的从合同，但主从合同的签约顺序并无法律明文规定，《保证合同》并不必然要在《借款合同》成立后签订。且《保证合同》与《借款合同》签署时间仅相差一日，实践中，“先联系担保后办理贷款”系银行办理贷款的程序性习惯。三、霍振平的撤销权因经过法定时效期间而消灭。霍振平应于签署《保证合同》之当日便知道或应当知道其具有撤销权，霍振平应自签署保证合同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综上，《保证合同》真实合法有效，杭州银行并不存在欺诈行为，故霍振平无权撤销《保证合同》。
被告杭州银行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实地核查北京鑫安路达物流有限公司经营场所的照片、北京鑫安路达物流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机动车行驶本、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房产证复印件、李新保个人信用报告、李新保借记卡明细对账单；2.开庭笔录；3.杭州银行与李新保的通话录音。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7月22日，霍振平（甲方/保证人）与杭州银行（乙方/债权人）签订《微贷卡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为XX），载明：为确保李新保（债务人）在其与乙方签署的编号为XX的《杭州银行微贷卡借款合同》（主合同）项下义务能得以切实履行，甲方愿意提供不可撤销的最高额保证担保；本合同项下保证类型为最高额担保，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最高额保证的债权确定期间为2014年7月22日至2017年7月21日，最高额保证的最高债权额为55万元（其中主合同项下借款额度为50万元）。该合同末页“甲方（签章）”处有霍振平的签字及手印，还有“王艳”字样的签字及手印。霍振平称该《保证合同》系其单独与杭州银行签订，王艳并未在合同上签字及按手印，故合同的甲方为霍振平；杭州银行则主张，合同上虽有王艳的签字及手印，但王艳系作为霍振平的配偶身份对《保证合同》签订的事实进行确认，合同的甲方仅为霍振平。另查，王艳在杭州银行起诉李新保、鲁利花、霍振平、王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7京01**民初17467号）的开庭笔录中称《保证合同》上“王艳”的签字及手印均非其本人的。
2014年7月23日，李新保（甲方/借款人）与杭州银行（乙方/贷款人）签订《微贷卡借款合同》（编号为XX），载明：借款额度为50万元，额度有效期自2014年7月23日至2017年7月21日。
庭审中，霍振平主张李新保曾租住其房屋，李新保向杭州银行申请贷款需要保证人故而找到霍振平。霍振平基于对杭州银行审查贷款人资信的信任，故而与杭州银行签订《保证合同》。现霍振平主张杭州银行在签订《保证合同》时故意向其隐瞒李新保无偿还能力的事实，构成欺诈，故而要求撤销该《保证合同》。
根据杭州银行所提交的证据显示，李新保的申请材料中包含濮阳市市辖区XX楼X层XX室的房产证复印件（所有权人为李新保）、北京鑫安路达物流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及现场核查照片等资信材料。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霍振平主张杭州银行在签订《保证合同》时明知李新保无偿还能力，却故意向其隐瞒该事实，构成欺诈。然，霍振平并未就其上述主张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其要求撤销《保证合同》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霍振平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650元，由原告霍振平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杨会芳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二日
书记员 刘 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