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赣05民终20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宋绍荣，男，1965年3月4日生，汉族，江西省新余市人，住新余市渝水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宗小平，男，1973年11月16日生，汉族，江西省新余市人，住新余市渝水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义建，男，1960年2月22日生，汉族，江西省新余市人，住新余市。
三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龚玲，江西鑫淼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章玉龙，男，1975年12月22日生，汉族，江西省新余市人，住新余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勇，江西弘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章振宇，男，1971年10月31日生，汉族，江西省新余市人，住新余市渝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阳惠，江西弘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宋绍荣、宗小平、胡义建（下称三上诉人）因与被上诉人章玉龙、章振宇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2017）赣0502民初29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4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宋绍荣、胡义建及三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龚玲，被上诉人章玉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勇，被上诉人章振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阳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三上诉人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2017）赣0502民初2970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请。2、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章振宇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明显错误。章振宇与章玉龙合伙经营何保寨煤矿期间，参与了煤矿的经营管理，其明知该煤矿的股东情况，但其却受章玉龙一人委托对合伙财产擅自进行处分，明显损害了上诉人的权益，其代理行为具有违法性，章振宇应当作为本案共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章振宇未经上诉人同意，擅自将上诉人的股份转让，损害的是上诉人的权益，上诉人以其为侵权人作为被告也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仅以章振宇不是合伙人而否认其不是适格被告并驳回上诉人的诉请显然与法律相悖。2、章振宇与上诉人的协议合法有效。该协议上诉人有理由相信章振宇的行为系受到章玉龙委托，章振宇的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因为两被上诉人系亲兄弟关系，在协议中，章振宇明确受到章玉龙委托，在合伙资产处置过程中，章玉龙委托章振宇办理，在合伙经营过程中，章玉龙委托章振宇进行管理，这些均足以让上诉人有理由相信章振宇有代理权。3、即便章玉龙未追认章振宇签订协议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8条，章振宇对此也应当承担责任。4、协议显失公平，当事人应当向法院请求撤销，但被上诉人自始至终未向法院提出撤销请求，一审法院认定协议无效不符合法律规定。
章玉龙辩称，1、章玉龙从未授权章振宇与三上诉人签订过任何协议，对2012年章振宇与三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不知情，事后也没有追认,也未同意协议内容，该协议对章玉龙没有任何约束力。上诉人对章振宇没有得到章玉龙的授权是明知的，主观上不存在善意，表见代理不成立。2、该份协议既不是章玉龙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是章振宇的真实意思表示，两被上诉人对该份协议不承担任何民事责任。两次矿山转让款为60万，不可能在只获得60万的情况下同意向上诉人支付230万的款项，不符合常理和逻辑，该协议不是两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以该协议来主张权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该份协议的形成在程序上严重违法。该份协议是在2012年12月由渝水公安分局组织下形成的，公安分局对报案没有任何受案或立案通知，公安机关没有权利对民事案件调查和组织调解，因此程序严重违法，该协议无效。4、上诉人提到2008年3月份被上诉人将诉争煤矿转让给阮光达，转让费300万已由被上诉人实际收取，没有事实依据；双方签订的协议约定阮光达占股份90%，没有出现转让款、数额的书面或口头约定，而且，事实上该协议签订之后阮光达从未向两被上诉人支付过上诉人所称的300万转让款，两被上诉人也未收到相关款项。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章振宇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章振宇不是适格被告有事实法律依据，应当予以维持。本案的案由是合伙纠纷，并不是侵权，案件经过多次程序，上诉人未对案件性质提出异议，根据查清的事实，章振宇不是适格当事人。2、章振宇代表章玉龙与毛朝彬签订的何保寨煤矿转让协议，客观上无法履行，章振宇在只拿到60万转让款的情况下与胡义建签订的分配协议，有违常理，内容违法。3、章振宇不是合伙人，也未得到章玉龙的授权委托，事后章玉龙也未进行追认，章振宇与胡义建签订的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也并非是法律意义上的善意方，依法不构成表见代理；2012年12月返还协议的构成形成程序、内容都违法，应当视为无效合同，上诉人就此提起的诉讼也不应当得到支持。从案件庭审查明的事实来看，章玉龙只收到了60万，上诉人主张230万，显然没有事实依据，依据合同无效的法律规定，章振宇保留要求上诉人返还已支付的70万的权利。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维持。
三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章玉龙、章振宇连带返还三上诉人的云南省石屏县何保寨煤矿（下称何保寨煤矿）转让分配款160万元及逾期支付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自2013年7月1日起至返还转让分配款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1月28日，乙方何永刚（江西省新余市人，住新余市渝水区××办事处××村委××村，身份证号码：）与甲方石屏县何保寨煤矿签订承包协议书，约定何永刚承包何保寨煤矿矿界范围内的煤炭开采经营权，承包期限自2005年元月28日至2035年元月28日止，承包费共计63万元；2005年1月30日前煤矿处于探矿阶段，甲方有义务协助乙方办理《何保寨煤矿生产许可证》和《何保寨煤矿安全生产许可证》等证件，费用由乙方承担等等。2005年6月9日，甲方何永刚与乙方章玉龙签订《石屏县何保寨煤矿转承包协议书》，约定何永刚将何保寨煤矿的开采和经营权转让给章玉龙，承包期限自2005年6月9日至2035年元月28日止等等。2005年5月，章玉龙邀请三上诉人共同投资经营开采何保寨煤矿，并口头约定四人各占25%股份。2005年9月20日，经四股东章玉龙、宋绍荣、宗小平、胡义建表决通过《何保寨煤矿股东决议》，同意聘请黄建林为该矿技术负责，技术入股资金十万元，扩股按5%增扩，章玉龙、宋绍荣、宗小平、胡义建签字同意，黄建林在股东决议上签字。后因何保寨煤矿《安全生产许可证》未办理下来，该煤矿一直未开采经营，作为入技术干股的黄建林成为股东的条件不成就，其实际上尚未成为何保寨煤矿的股东。为办理有关手续和为经营作准备，章玉龙先期投入部分资金，三上诉人入伙后又投入部分资金。章振宇在煤矿当司机。三上诉人于2006年11月离开煤矿。2008年3月15日，章振宇受章玉龙委托，甲方章振宇与乙方阮光达签订《关于何保寨煤矿合作经营的协议》，约定甲方将何保寨煤矿90%的股份转让给乙方，转让价为300万元，甲方保留10%的股份。2008年8月8日，章振宇受章玉龙委托，章振宇与阮光达作为甲方与乙方毛朝彬签订《关于石屏县何保寨煤矿承包经营权转让的协议》，将何保寨煤矿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毛朝彬，约定转让价为478万元，协议签订后三日内，乙方支付60万元给甲方章玉龙（章振宇）享受，支付218万元给阮光达享受，乙方在办理完何保寨煤矿《采矿许可证》后支付甲方50万元，办理完《安全生产许可证》后支付甲方150万元，该200万元归甲方章玉龙（章振宇）享受，在取得证书后的一个月内付清。后因未取得相关证书，毛朝彬未支付其余的200万元给章玉龙（章振宇）。2008年7月14日，胡义建向渝水公安分局刑侦队反映何保寨煤矿投资情况，随后几日渝水公安分局刑侦队民警又找到宗小平、姚志刚、宗绍荣了解案情，并制作询问笔录。2012年10月23日，渝水公安分局刑侦队民警到云南省石屏县找到张自祥了解其外甥毛朝彬与章振宇关于何保寨煤矿转让事项，张自祥向刑侦队提供了毛朝彬与章振宇2008年8月8日的何保寨煤矿转让协议书。刑侦队随后找到章振宇。2012年12月10日，在渝水公安分局刑侦队民警主持下，甲方章振宇与乙方胡义建签订《协议书》：一、甲方一次性付给乙方人民币230万元；二、付款方式为自双方签字之日起当天甲方付给乙方70万元整，其余160万元于2013年6月30日前全部付清；三、甲、乙双方结清款后，乙方所涉及的任何人员不得以任何理由为借口向甲方索要任何费用，否则所造成的一切责任由乙方承担；四、何保寨煤矿上的所有债权债务自甲方付清款后与乙方无任何关系；五、本协议一式三份、双方各执一份，一份留档，双方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协议签订后，章振宇将70万元转入渝水公安分局指定的一个私人账户，胡义建于2012年12月12日在渝水公安分局领取30万元、2013年5月8日领取30万元、2014年1月21日领取10万元。
另查明，2006年1月4日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公告（第1号）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矿井名单（第三批），其中云南省第175号为石屏县何保寨煤矿。一审法院在庭审时要求三上诉人提供有关何保寨煤矿的合伙投入资金、转账凭证等材料及合伙事务账本，三上诉人在一审判决时尚未提供。双方在合伙期间的出资情况无法查清。一审庭审时经当庭征求双方意见，双方均不同意组织合伙清算。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合伙协议纠纷。关于章振宇是否为本案适格主体问题。因双方未签订合伙协议，2005年9月20日《何保寨煤矿股东决议》上，宋绍荣、宗小平、胡义建、章玉龙一致同意聘请黄建林以技术入股资金十万元，视为全体股东会议，由全体股东签字，如果章振宇是股东，应当在股东决议上签字，但章振宇未签字，故章振宇不是股东，即不是合伙人。根据三上诉人等人向渝水公安分局的陈述，均未提及章振宇是何保寨煤矿的合伙人。阮光达向渝水公安分局陈述，其在与章振宇签订何保寨煤矿转让协议的时候，章振宇持有章玉龙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章振宇是受章玉龙全权委托办理何保寨煤矿转让事宜。另，在再审庭审中，胡义建在庭审中亦明确表示章振宇不是何保寨煤矿的合伙人。因此，章振宇不是本案适格被告。
关于2012年12月10日在渝水公安分局刑侦队民警主持下章振宇与胡义建签订的《协议书》是否有效的问题。章振宇不是合伙人，协议书虽描述章振宇是受章玉龙委托，但章玉龙对此不予认可，三上诉人未提供章玉龙的授权委托书，视为未授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在章玉龙未追认的情况下，该协议对章玉龙不发生法律效力。公安机关主持调解的依据是2008年8月8日章振宇和阮光达与毛朝彬签订的《关于石屏县何保寨煤矿承包经营权转让的协议》，该协议为章振宇受章玉龙委托所签，章振宇实际获得转让款为60万元，其他200万元在办理完《采矿许可证》和《安全生产许可证》后的一个月内支付，但该矿早在2006年1月4日被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公告（第1号）关闭，因此相关证书已确定不能办理，该协议属于客观上的履行不能，章振宇就无法取得毛朝彬剩余200万元转让款；章振宇在没有取得相关转让款的情况下，与胡义建签订《协议书》，向胡义建支付人民币230万元，显然不是真实意思表示，且与事实不符。章振宇并非合伙人，又无章玉龙的授权，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伙事务连账本都没有，亦无相关凭证，双方未就合伙事务进行过清算，在章振宇不是合伙人、无章玉龙授权、且合伙事务未清算的情形下与胡义建签订的协议，显然有悖常理，亦显失公正，对章玉龙不发生法律效力，故一审法院不予认定。
关于合伙清算问题。涉案合伙事务无账本，无相关凭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未提供相关证据，且均不同意进行合伙清算，故一审法院不组织双方进行合伙清算。
关于章玉龙提出本案所涉何保寨煤矿于2006年1月4日因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被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依法吊销采矿许可证并责令关闭，所有合伙事务违法，违法所得应予没收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在合伙时并不知煤矿会被关闭，只是后来在合伙事务执行过程中，因无法办理相关证书才使得煤矿不能经营，不应笼统认为合伙事务违法，违法所得应予没收。故对章玉龙该意见不予采纳。
一审法院判决：1、驳回宋绍荣、宗小平、胡义建的诉讼请求；2、案件受理费19200元，由宋绍荣、宗小平、胡义建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三上诉人向本院申请调取渝水公安分局阮光达、章振宇、章玉龙的有关银行转账凭证，本院依当事人申请调取了该份证据。通过质证，上诉人认为：该转账凭证可以证实阮光达向章振宇转账的事实；结合阮光达、章振宇、张自祥（其称呼毛朝彬为外甥）等人的笔录、煤矿的转让协议，可以印证阮光达付给章振宇的转让款不少于218万元。章玉龙认为：公安机关对相关人员的调查不合法；阮光达的陈述前后矛盾，无论阮光达说的转账300万或者160万都没有转账凭证来印证，阮光达说章振宇有出具收条，但又提供不了收条来印证；章振宇的笔录提到收款以转账凭证为准；所以上述证据均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章振宇认为：同意章玉龙的意见；该组证据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只是一种推理；章振宇与阮光达煤矿转让协议里没有转让款，该协议第一条就提到章振宇引进阮光达的资金、技术、设备经营何保寨煤矿；章振宇的银行流水不能证实阮光达支付了转让款；现有证据无法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阮光达、章振宇、章玉龙三人之间的银行流水、转账凭证不能证明阮光达支付了转让款给章振宇或章玉龙，对此本院不予采信。
庭后，三上诉人向本院申请调取阮光达、章振宇、章玉龙在农业银行的，自2008年3月至2008年8月期间的银行流水明细。本院依当事人申请调取了阮光达、章振宇、章玉龙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裕康支行、石屏城郊分理处、石屏县支行的银行流水及相关收付款凭证。通过质证，三上诉人认为：从调取的银行流水明细及收款凭证，结合章振宇、阮光达在公安的笔录，以及阮光达收取的218万元的转让款，可以证实阮光达支付了79万元转让款给章振宇，一笔是40万元，一笔是39万元。章振宇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阮光达银行取款凭条上的账号与明细清单上的账号不一致，无法证实章振宇收取了该款项。况且阮光达当时介入了矿山经营事项，该款项的转入不排除是对矿山的投入，章振宇即使收到了该款也不能认定是转让款。该组证据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章玉龙认为：与章振宇代理人意见一致。法院调取的银行凭证上未注明是股权转让款，双方的合作经营协议书未有过股权转让款的约定，无法证实79万元是章振宇收取阮光达的股权转让款。本院认为，根据本院查处的银行流水及收取款凭证，可以证实，阮光达通过银行为分两次转款共79万元给章振宇，一次为40万元，一次为39万元。
本院审理查明，阮光达于2008年3月15日转款79万元给章振宇。
其余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属合伙协议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章振宇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2、2012年12月章振宇与胡义建签订的协议是否有法律效力？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首先，相关各方没有签订合伙协议，在2005年9月20日《何保寨煤矿股东决议》里没有章振宇的签名；其次，三上诉人向渝水公安分局的陈述，均未提及章振宇是何保寨煤矿的合伙人；第三，阮光达向渝水公安分局陈述，其在与章振宇签订何保寨煤矿转让协议的时候，章振宇持有章玉龙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第四，胡义建在一审法院再审庭审中明确表示章振宇不是何保寨煤矿的合伙人；本案的案由是合伙协议纠纷，故章振宇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首先，章振宇不是合伙人；其次，2012年12月章振宇和胡义建签订的协议书虽然描述“现章振宇受弟弟章玉龙全权委托与宋绍荣、宗小平全权委托人胡义建就转让费分配问题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但三上诉人未提供章玉龙的授权委托书，事后也未得到章玉龙的追认。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该协议对章玉龙不发生法律效力。第三，章振宇和胡义建签订的协议是就何保寨煤矿转让费分配的协议，何保寨煤矿章振宇共转让了两次，一次是转让90%的股份给阮光达，转让协议上没有注明转让费多少钱，通过调取当事人相关笔录和银行转账记录，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阮光达支付了转让款给章振宇或章玉龙；第二次转让是章玉龙（章振宇）和阮光达一起将何保寨煤矿转让给毛朝彬，按照合同约定章玉龙（章振宇）要收到转让款260万元，实际只收到60万元，因无法办理《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剩余款项无法取得；第四，章振宇非何保寨煤矿合伙人，在既没有章玉龙的授权委托书，事后也没有得到章玉龙追认的情况下，章振宇和胡义建于2012年12月签订的协议没有法律效力，本院不予认可。
综上所述，宋绍荣、宗小平、胡义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200元，由宋绍荣、宗小平、胡义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杰
审判员 宋 彦
审判员 熊 乔
二〇一八年六月七日
书记员 陈梦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