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20民终19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寿全，男，1967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
委托代理人：钟凌志，广东品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何伏球，广东品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少英，女，1967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
委托代理人：陈旭成，广东卓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丽琴，广东卓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上诉人何寿全因与上诉人黄少英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5）中二法民一初字第1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何寿全与黄少英于2009年11月15日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何寿全为黄少英承建位于中山市小榄镇绩东一的两幢住宅楼（小幢539平方米、大幢1700.6平方米），工程包干造价小幢的住宅楼为543900元、大幢的住宅楼为1578401元，总造价为2122301元，图纸变更或增加的工程则相应调整。合同签订后，何寿全进场施工，黄少英亦支付了施工期间的工程进度款。2012年6月20日，何寿全出具“黄少英住宅工程结算清单”，清单反映黄少英住宅工程的工程款为2556149.38元，黄钜堂的工程款为578227.4元，什费11699元，共计3146075.78元，预付款2450000元，余额696075.78元。该清单未经黄少英确认。2014年11月25日，何寿全以黄少英尚欠其工程款未予支付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1.黄少英支付工程款30000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完毕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黄少英承担。
原审庭审中，何寿全称上述工程实由何寿全挂靠中山市纬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纬泰公司）承包施工，现该工程已完工并交付黄少英使用，其确认纬泰公司出具的收据均作为其与该司收取的工程款。黄少英表示其不确认何寿全提交的结算清单上载明的工程量及结算金额，为此，何寿全向原审法院申请对涉案工程的工程量及工程造价委托具备资质的鉴定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在委托评估过程中，黄少英表示其同意按何寿全提交的结算清单上总工程款2556149.38元作为双方的结算价。此后，何寿全未按期预交评估费用，原审法院终止评估程序。
原审法院另查明：何寿全曾于2014年6月12日对黄钜堂、罗娴心提起诉讼［案号为（2014）中二法民一初字第821号］，在该案庭审中，黄钜堂、罗娴心主张其妹妹黄少英已代其向何寿全支付全部工程款，原审法院依法追加黄少英作为该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后因该案中，双方对已付工程款存在争议，何寿全、黄钜堂、罗娴心及黄少英均明确表示，已付的工程款优先支付黄少英的工程款，该案的处理需以解决何寿全与黄少英的纠纷为前提，而何寿全未在该案中向黄少英主张权利，故原审法院驳回了何寿全的诉讼请求。但该案庭审中，何寿全就前案与本案一致的付款凭证收款收据及清单发表不同的意见。何寿全、黄少英再就双方提交的证据及庭审陈述，整理双方诉讼意见如下：
一、何寿全确认已收取的相关款项：
1.对于2010年4月28日出具的200000元付款凭证及后附出票日期为2010年4月28日支票存根，何寿全确认收到上述支票款200000元；
2.对于2010年5月8日出具的100000元付款凭证（备考载明支票号），何寿全确认收到上述款项；
3.对于2010年6月24日出具的241376元收款收据（背面载明支票号），何寿全确认收到上述款项；
4.对于2010年8月2日的200000元收据及后附出具日期为2010年7月31日的支票存根（支票号为53640463），何寿全确认收到上述支票款200000元；
5.对于2010年9月16日的300000元收款收据及后附2010年9月16日现金交款单，何寿全确认收到上述款项；
6.对于2010年9月16日的258624元收款收据及后附2010年9月21日现金交款单，何寿全确认收到上述款项；
7.对于2010年11月14日的200000元付款凭证及后附东莞银行支票，何寿全确认收到上述款项；
8.对于2011年9月30日的100000元无折现金存款客户回单，何寿全确认收到上述款项；
9.对于2011年5月5日的200000元转账交易明细，何寿全确认收到上述款项；
10.对于2011年5月24日的200000元的收据及后附转账交易明细，何寿全确认收到上述款项；
11.2011年7月21日的200000元的个人业务凭证，何寿全确认收到上述款项；
12.2011年12月10日的100000元的收款收据，何寿全确认收到上述款项；
13.对于2013年9月18日的20000元的收款收据，何寿全确认收取了10000元现金；
14.对于2013年3月21日中国银行特种转账借方传票的50000元转账记录，何寿全确认收取上述50000元款项。
二、何寿全不确认收取的款项及对应的付款凭证：
1.对于2010年4月14日纬泰公司出具的200000元收据，何寿全认为上述2010年4月14日与2010年4月28日的款项是同一笔，黄少英不确认。
2.对于2010年8月2日的200000元的付款凭证及后附出具日期为2010年8月20日的支票存根（支票号为53640469），何寿全认为上述付款凭证没有当事人签名其不予确认，后附的支票已被退票。何寿全在前案中确认收到2010年8月2日的200000元的付款凭证及后附出具日期为2010年8月20日的支票存根（支票号为53640469）的款项，本案第一次庭审时何寿全述称出具日期为2010年7月31日支票与2010年8月20日支票存根同一笔款项，因出票日期2010年7月31日支票退票，黄少英于2010年8月20日重开支票。第二次庭审，黄少英补充了证据证明2013年7月31日的支票已出票，何寿全则表示出票日期为2010年8月20日支票已被退票。另外支票存根是吴平娟的签名，何寿全、黄少英均确认吴平娟是何寿全的财务。黄少英主张2010年7月31日支票与2010年8月20日支票存根及对应的收据、付款凭证不是同一笔借款。黄少英辩称何寿全两次庭审陈述不一致，第一次庭审时何寿全称已经收到出具日期为2010年8月20日的支票，2010年7月31日的支票被退票，但黄少英证明了2013年7月31日的支票没有退票，何寿全却改口2013年8月20日的支票被退票，故若退票，请何寿全举证。从黄少英提交的证据也可以知道支票未必是纬泰公司收取，也可能通过他人账户入账。
3.2011年3月8日何寿全出具的400000元付款凭证（备考载明：2013.3.30支票306××××4430、00207014），何寿全在前案中确认收到该400000款项，不确认收取2011年5月5日的转账200000元及2011年7月21日转账200000元，并认为上述两次转账并非用于偿还涉案工程款，但在本案庭审中何寿全认为该付款凭证与2011年5月5日的200000元农业银行转账凭证、2011年7月11日的200000元工商银行业务凭证对应，属同一笔，付款凭证中记载是用两张支票支付的，但因支票退票，随后黄少英于2011年5月5日、2011年7月21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何寿全。黄少英辩称何寿全在（2014）中二法民一初字第821号原告诉黄钜堂、罗娴心一案中，已经在庭审中承认确认收到上述款项，现再次改口，黄少英对此不予确认。
4.2012年1月10日的100000元付款凭证，该付款凭证上没有何寿全的签名或其挂靠的纬泰公司的盖章，何寿全认为其不确认该付款凭证的真实性，其认为该款项与2011年12月10日属同一笔。黄少英不确认何寿全意见。
5.2012年12月13日与2013年2月4日的收据是复印件，没有原件，何寿全不确认收到上述款项。黄少英辩称当时何寿全做账需原件，将复印件交给黄少英。
6.2013年6月14日的80000元收据及后附出具日期为2013年7月19日的支票存根（支票号为1030443016611075）、出具日期为2013年10月3日的支票存根（支票号为306××××443009542713，金额为90000元），何寿全述称其没有收到上述支票的款项，因出具日期为2013年7月19日的支票退票，黄少英于2013年9月18日支付了何寿全10000元现金及开具了一张90000元的支票，所以何寿全出具2013年9月18日的20000元收据。黄少英不确认何寿全的意见，其认为何寿全应提交退票证明，证明支票已经被退票。
7.有关黄钜堂转账给何寿全的50000元，何寿全认为该转账记录不是支付本案的工程款项，且黄少英没有提供相应的收据证明与本案有关。黄少英则认为黄钜堂已在前案中明确其所付的款项也优先支付黄少英的工程款，故该款项应作为黄少英已支付的工程款。
8.有关黄少英提交其于2013年3月21日转出100000元的银行交易明细，该交易明细没有银行的盖章，且对方账号无法看清。黄少英在限期内补正提交了中国银行特种转账借方传票的50000元转账记录，何寿全表示仅收到50000元，另外50000元没有收到。
原审法院又再查明：从何寿全与黄少英均确认的收款凭证及支票存根看，一般支票付款，何寿全会在收据或付款凭证上写明票据号码。另外，从付款的情况看，何寿全与黄少英之间存在先开收据再付款的情况。原审法院要求双方在指定期限内补充提交有关的银行流水账记录、支票进账记录、挂靠关系证明、纬泰公司的银行流水账记录，但双方只提交部分记录，未按要求提交所有资料。
原审法院认为：何寿全与黄少英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何寿全为黄少英的住宅工程施工，因该工程实由何寿全挂靠、借用纬泰公司的名义承建，故施工合同无效。鉴于以上工程已施工完毕并经黄少英验收、投入使用，何寿全有权请求按合同约定或实际的工程量价款进行结算。对双方诉争涉案工程总价款的问题，何寿全与黄少英虽未就涉案的住宅工程进行结算，但在何寿全申请对涉案工程量及工程造价委托评估过程中，黄少英确认涉案工程的总造价为2556149.38元，且何寿全也未按期预先缴纳评估费用，故视为双方均同意涉案工程总造价为2556149.38元。有关什费单11699元，何寿全称上述费用是其代黄少英支付的新开户水电费用、测量费用、开线费用等，但其并未就此进行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
此外，对于黄少英是否拖欠何寿全工程款及黄少英的付款情况，需结合有关的付款凭证及何寿全、黄少英的陈述加以确定。何寿全在前案中确认黄少英与黄钜堂已支付2450000元用于涉案的工程款，且黄钜堂表示其与黄少英所支付款项优先用于黄少英的工程款，而何寿全在本案第一、二次庭审变更为黄少英已支付工程款为2385000元，第三次庭审中再次变更为黄少英仅支付2185000元，最后何寿全又提交代理词确认黄少英共支付2385000元。何寿全多次变更其主张，原审法院将根据黄少英提交的收款收据、转账交易明细、付款凭证及支票存根并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作以下分析：对于付款凭证中存在争议的2010年4月14日纬泰公司出具收据中200000元款项，因何寿全确认纬泰公司出具的收据均作为其与该司收取的工程款，该收据中有中山市纬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盖章，纬泰公司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其应清楚知道出具收据的法律后果，现何寿全未能举证证明纬泰公司没有收到上述款项，故原审法院认定何寿全收到该200000元；对于争议的2011年3月8日何寿全出具的付款凭证（备考载明：2013.3.30支票306××××4430、00207014）中400000元款项，何寿全在前案诉讼中确认已经收取该款对其产生债务清偿的效果，但随后在本案则变更诉讼意见，认为没有收取。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四款规定：“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撤回承认并经对方当事人同意，或者有充分证据证明其承认行为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且与事实不符的，不能免除对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何寿全在作出前述400000元款项已经收取并属于支付本案工程款的自认后，不具有法定事由撤回自认且未经黄少英同意，原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并认定何寿全已经收取上述400000元用于清偿本案的工程款；对于争议的2010年8月2日的付款凭证及后附出具日期为2010年8月20日的支票存根（支票号为53640469）中200000元款项，同理，何寿全在前案诉讼中及第一次庭审时均确认已经收到了该款项，故何寿全在作出前述200000元款项已经收取并属于支付本案工程款的自认后，不具有法定事由撤回自认且未经黄少英同意，原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并认定何寿全已经收取该款用于清偿本案的工程款；对于争议的2012年1月10日的100000元付款凭证，因付款凭证中没有何寿全及其挂靠的纬泰公司的签名或盖章确认，黄少英无法证明何寿全已收到上述款项，原审法院对黄少英的主张不予采信，认定何寿全没有收取该100000元款项；对于争议的落款日期为2012年12月13日、2013年2月4日的收据，因黄少英没有提交证据原件，且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其余的收据均有原件，与黄少英辩称何寿全收取该收据做账的方式不同，故原审法院对黄少英的意见不予采纳，无法认定何寿全收取了上述款项；对于争议的2013年6月14日的80000元收据及后附出具日期为2013年7月19日的支票存根（支票号为1030443016611075）、出具日期为2013年10月3日的支票存根（支票号为306××××443009542713，金额为90000元），因2013年9月18日的收款收据中清楚注明其对应出票日期为2013年10月3日金额为90000元的支票，且载明先前7月19日已开支票80000元，该收据载明的情况与何寿全主张的情况对应，且在何寿全举证了纬泰公司在出票日期期间并未有入账情况，而黄少英未能举证该支票已经出票，故黄少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原审法院认定何寿全没有收取上述的80000元；对于争议的黄钜堂转账的50000元，虽黄钜堂并不是本案当事人，但其在前案中承认其支付的款项优先支付黄少英的工程款，且何寿全作为收取款项的一方，其辩称该款不属于支付工程款应对此进行举证，何寿全未就此进行举证，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为此该50000元应作为黄少英向何寿全支付的工程款；对于争议的何寿全提交其于2013年3月21日银行交易明细转账中的100000元，因黄少英仅在限期内补正其中50000元的交易转账记录，另外50000元没有证据予以证明，故黄少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法院认定黄少英于2013年3月21日仅支付50000元。综上所述，黄少英已向何寿全支付3210000元（200000元+200000元+100000元+241376元+200000元+200000元+300000元+258624元+200000元+400000元+100000元+200000元+200000元+200000元+100000元+10000元+50000元+50000元），其已足额支付了涉案工程价款，故原审法院对何寿全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何寿全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50元，由何寿全负担（何寿全已预交）。
宣判后，上诉人何寿全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黄少英仅向何寿全支付了工程款2385000元，原审判决认定黄少英已向何寿全支付工程款3210000元与事实不符，且违背双方当事人的交易习惯及常理。对于双方往来的款项，何寿全作如下分析：1.何寿全确认收到2010年4月14日的收据及2010年4月28日的支票存根所载明的200000元，但二者属于同一笔款项，该笔款项何寿全向黄少英开具收据后，黄少英才向何寿全交付支票；何寿全未收取2010年4月28日付款凭证上所载明的200000元，该款项由黄少英单方制作，何寿全并未在该付款凭证上签名；何寿全确认收到2010年5月8日付款凭证上载明的100000元，该款项由支票支付；何寿全确认收到2010年6月24日收款收据载明的241370元；何寿全确认收到2010年8月2日收据上载明的200000元，该款项系通过出票时间为2010年8月20日的支票所支付，出票时间为2010年7月31日的支票出现退票，何寿全已将该支票返还黄少英；何寿全未收到2010年8月2日付款凭证上载明的200000元，该付款凭证系由黄少英单方制作，未经何寿全签名确认；何寿全已收到2010年9月16日收款收据载明的两笔款项300000元及258624元；何寿全已收到2010年11月14日付款凭证上载明的200000元，该款项通过开票时间为2010年11月30日的东莞银行支票进行支付；何寿全已收到黄少英于2011年9月30日通过中国银行无折现金存款支付的100000元；何寿全确认其已收到2011年3月8日付款凭证上载明的400000元，该付款凭证上载明的两张支票出现退票，黄少英遂分别于2011年5月5日及2011年7月21日通过农业银行中山小榄横海支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山小榄绩东一分理处银行账户各向黄寿全转账支付200000元；何寿全确认收到2011年5月24日黄少英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200000元；何寿全未收到2012年1月10日付款凭证上载明的100000元，该付款凭证由黄少英单方制作，且未经何寿全签名确认；何寿全未收到2012年12月13日收据上载明的80000元；何寿全未收到2013年2月4日收据上载明的20000元；虽然黄少英称其通过2013年6月14日的收据、出票时间为2013年7月19日的中国银行支票、出票时间为2013年10月3日的广发银行支票及2013年9月18日的收款收据等四张收款凭证向何寿全支付270000元，但何寿全仅实际收取了10000元。2013年6月14日收据上载明的80000元本来系通过出票时间为2013年7月19日的中国农业银行支票所支付的，但该支票出现退票，黄少英遂将出票时间为2013年10月3日、金额为90000元的广发银行支票交付给何寿全，因该广发银行支票载明金额比上述收据上载明的80000元多出10000元，故黄少英要求其再向何寿全支付现金10000元，何寿全向其出具20000元的收款收据，何寿全遂向黄少英出具了2013年9月18日的收款收据，并将款项形成过程记载于收款收据之上。二、从双方当事人共同认可的事实可知双方的交易习惯为：若黄少英通过支票或银行转账方式支付款项，何寿全均向黄少英出具收据、收款收据或在黄少英提供的付款凭证上签名确认。何寿全收取支票原件并不代表其已实际收取了支票所载明的相关款项，黄少英仍需进一步举证证明其已履行付款义务，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三、对于双方争议的2011年3月8日何寿全出具付款凭证中载明的400000元，原审法院以何寿全已在（2014）中二法民一初字第821号案中确认已收取该款项为由认定何寿全对该款项构成自认，适用法律有误。自认仅应在同一案件中作出方对当事人产生拘束力。四、原审中，何寿全申请对涉案支票支付情况进行调查取证，但原审法院并未采纳，因此原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同时导致了本案事实认定不清。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请求判令：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黄少英向何寿全支付工程款30000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完毕之日止）；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黄少英承担。
针对何寿全的上诉，黄少英答辩称：何寿全称其仅收到工程款2385000元，与事实不符，黄少英实际已向何寿全支付工程款3425000元。二、何寿全收取支票后，若支票被退票，何寿全应提供证据佐证。因黄少英提供的支票的出票人既有其工厂也有他人出票的支票，何寿全收取支票后既可承兑亦可背书转让。因此，何寿全要求黄少英举证证明涉案支票已承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举证责任在黄少英。三、何寿全在另案及本案一审中均多次明确表示其已收到2011年3月8日的400000元款项，其在二审期间否认收到该款项，与事实不符。四、若法院能调取涉案支票的承兑情况，黄少英亦同意法院进行调查取证。综上，何寿全要求黄少英向其支付30000元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请求予以驳回。
上诉人黄少英亦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对黄少英已经支付的部分房屋工程款没有进行认定，对黄少英不公。一、黄少英在2012年9月29日通过支票的形式向何寿全支付了房屋工程款75000元。该笔款有纬泰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及两张支票的复印件佐证，且何寿全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亦多次确认其已收到该笔款项，故原审法院因疏漏而未对此进行认定，请求二审法院进行补正。二、黄少英在2013年10月3日通过支票（票据号码：306××××4430\\\09542713）向何寿全支付了工程款90000元，原审法院对此没有进行认定，请求二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2013年6月14日，黄少英向何寿全出具了出票日期为2013年7月19日、金额为80000元的支票，何寿全同时向黄少英出具了该80000元的收据。其后，因该支票未兑现，何寿全遂于2013年9月18日要求黄少英进行兑现，并多支付20000元，即要求黄少英支付100000元。因黄少英当时只有一张出票日期为2013年10月3日、金额为90000元的支票，黄少英遂用该金额为90000元的支票向何寿全换回上述80000元的支票，并另外向何寿全支付了现金10000元，何寿全再向黄少英开具了20000元的收据。故上述四份收款凭证证明黄少英实际已向何寿全支付工程款100000元，也即何寿全向黄少英开具的上述两份收据中载明的金额。原审法院未理清上述四份证据之间的关联关系，认为上述四份证据仅能证明黄少英向何寿全支付工程款10000元，与事实不符，对黄少英不公。综上，请求确认黄少英已向何寿全支付了下列工程款：1.2012年9月29日支付了工程款75000元；2.2013年10月3日通过支票（支票号码306××××4430\\\09542713）支付了工程款90000元；3.何寿全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针对黄少英的上诉，何寿全答辩称：黄少英在一审期间没有提出反诉，且原审判决驳回何寿全的诉讼请求，现黄少英在上诉请求中要求确认其向何寿全支付了相关的工程款，属于确认之诉，违反了法定程序，请求予以驳回。
二审期间，何寿全、黄少英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一审庭审时，何寿全确认其收取了2012年9月29日收款收据载明的75000元，并称该款项系通过该收款收据载明的两张支票进行支付；黄少英主张2010年4月14日收据上载明的200000元通过现金支付给何寿全，同时确认2010年4月28日付款凭证及编号为53640452的中国农业银行支票存根上何寿全字样的签名并非何寿全本人所签，而是何寿全的出纳所签。二审期间，黄少英确认其于2013年3月21日通过其银行账户向何寿全转账支付工程款50000元。本院根据何寿全的申请，分别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调查涉案部分支票的承兑情况。经核实，涉案编号为53640469，出票时间为2010年8月20日，金额为200000元的中国农业银行支票已于2010年9月26日被中山市小榄镇利民印刷器材商行申请注销；涉案编号为306××××443009542713，出票时间为2013年10月31日，金额为90000元的支票截止至2016年4月15日尚未承兑，该支票付款账户余额为17.51元；涉案编号为306××××443000207014，出票时间为2011年3月30日的支票系统自动作废。
又查明：何寿全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起诉状载明黄少英已向其实际支付的涉案工程款为2537848.38元，因涉案工程的工程款为2567848.38元（包括什费11699元），故其在本案中向黄少英主张的工程款为30000元（2567848.38元2537848.38元）。一审期间，何寿全在第一次庭审时确认其已收取的涉案工程款为“250多万元”，第二次庭审时其确认已收到的涉案工程款为“253万多元”，第三次庭审时其又改称认可黄少英已支付的工程款为2185000元。对于为何何寿全在提起本案诉讼及一审前两次庭审时确认其已收取的涉案工程款的数额与其此后确认的数额不一致的问题。何寿全主张，因涉案工程款发生时间较久，且双方当事人往来款项较多，相关支付凭证交付较为混乱，致使何寿全开始时未能准确确定其已收取的涉案工程款的具体数额。
再查明：何寿全分别与黄少英、黄钜堂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何寿全分别为黄少英、黄钜堂承建住宅。涉案建设工程为涉及黄少英住宅的建设工程。
本院认为：本案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何寿全提交的黄少英住宅工程结算清单载明涉案的黄少英住宅建设工程的工程款为2556149.38元，黄少英对此予以确认，原审法院遂认定涉案的黄少英住宅建设工程的工程款为2556149.38元。针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上述事实，何寿全与黄少英在二审时均未提出异议，故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上述事实予以确认，即本院认定涉案的黄少英住宅建设工程的工程款为2556149.38元。因何寿全、黄少英及黄钜堂在（2014）中二法民一初字第821号案中均明确表示黄少英、黄钜堂已付工程款优先支付黄少英住宅建设工程的工程款。但何寿全与黄少英对于黄少英住宅建设工程已付的工程款数额存在争议，故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黄少英是否拖欠何寿全涉案黄少英住宅建设工程的工程款。
二审庭审时，何寿全明确其已收取的涉案工程款为2310000元，具体包括下列款项：2010年4月14日收据载明的200000元（通过出票日期为2010年4月28日的支票支付）、2010年5月8日付款凭证载明的100000元、2010年6月24日收款收据载明的241376元、2010年8月2日收据载明的200000元、2010年9月16日收款收据载明的300000元、2010年9月16日收款收据载明的258624元、2010年11月14日付款凭证载明的200000元、2011年9月30日中国银行回单载明的100000元、2011年5月5日中国农业银行转账交易凭证上载明的200000元、2011年5月24日收据载明的200000元、2011年7月21日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载明的200000元、2011年12月10日收款收据载明的100000元，2013年9月18日收款收据载明的20000元中通过现金收取的10000元。何寿全对于黄少英主张已支付的其他工程款不予确认。
因此双方存在争议的工程款为：1.2010年4月14日收据载明的200000元及2010年4月28日付款凭证载明的200000元，黄少英主张该两笔款项共计400000元已实际支付，但何寿全则主张该两笔款项实际为同一笔款项，其仅收取了200000元；2.2010年8月2日付款凭证载明的200000元，黄少英主张该笔款项已通过支票号码为53640469、出票日期为2010年8月20日的支票进行支付，但何寿全否认其已收取该笔款项，并主张该支票被退票，实际并未承兑；3.2011年3月8日付款凭证上载明的400000元，黄少英主张该笔款项通过付款凭证上载明的编号为306××××443000207014的银行支票进行支付，但何寿全主张该支票存在退票，并未实际承兑；4.2012年1月10日付款凭证上载明的100000元，何寿全主张其并未收取该笔款项；5.2012年9月29日收款收据上载明的75000元，何寿全在二审期间主张其并未收取该笔款项；6.2012年12月13日收据上载明的80000元，何寿全主张其并未收取该笔款项；7.2013年2月4日收据上载明的20000元，何寿全主张其并未收取该笔款项；8.2013年6月14日收据上载明的80000元、2013年10月3日广发银行支票载明的90000元及2013年9月18日收款收据上载明的20000元，何寿全主张其仅通过现金的方式收取了上述2013年9月18日收款收据上载明的20000元中的10000元；9.黄钜堂于2013年3月15日向何寿全转账支付的50000元，何寿全确认其已收到该笔款项，但其否认该笔款项用于支付涉案工程款；10.黄少英主张的其于2013年3月21日向何寿全转账支付50000元，何寿全在二审时否认其已收到该笔款项。
对于双方存在争议的上述款项，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一、对于2014年4月14日收据载明的200000元及2010年4月28日付款凭证上载明的200000元，黄少英主张该张付款凭证上载明的款项为两笔不同的款项，何寿全则主张该两笔款项为同一笔款项。虽然黄少英主张2010年4月14日收据上载明的200000元通过现金进行支付，2010年4月28日付款凭证上载明的200000元通过编号为53640452、出票日期为2010年4月28日的中国农业银行支票进行支付，但上述收据及付款凭证上并未载明相关款项的支付方式。同时，上述付款凭证上收款人一栏虽然签有何寿全字样的签名，但黄少英与何寿全均确认该签名并非何寿全本人所签，黄少英虽然主张该签名为何寿全出纳所签，但其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佐证，因此不能认定何寿全已对黄少英支付了2010年4月28日付款凭证上载明的200000元进行了确认。此外，根据黄少英提交的其与何寿全结算的相关单据可知，何寿全与黄少英一般通过支票或银行转账的方式对涉案工程款进行结算。上述2010年4月14日的收据上载明的工程款200000元数额较大，黄少英主张该款项其系通过现金的方式向何寿全进行支付与双方的结算习惯不符。因此，何寿全关于2010年4月14日的收据上载明的200000元与2010年4月28日付款凭证载明的200000元为同一笔款项，黄少英系通过上述编号为53640452、出票日期为2010年4月28日的中国农业银行支票进行支付的说法更可信，本院予以采信。故本院认定2014年4月14日收据上载明的200000元与2010年4月28日付款凭证上载明的200000元及编号为53640452、出票日期为2010年4月28日的中国农业银行支票上载明的200000元为同一笔款项。
二、对于2010年8月2日付款凭证载明的200000元，黄少英主张该笔款项其已通过支票号码为53640469、出票日期为2010年8月20日的支票向何寿全进行了支付。本院就该支票的承兑情况向中国农业银行中山分行进行调查，该行的反馈资料显示该支票已2010年9月26日被付款单位中山市小榄镇利民印刷器材商行申请注销，且反馈资料中未有该支票已实际承兑的信息。因此，本院认定何寿权并未收取该笔款项。
三、对于2011年3月8日付款凭证上载明的400000元，黄少英主张该笔款项通过付款凭证上载明的编号为306××××443000207014的银行支票进行支付。本院就该支票的承兑情况向广发银行中山分行进行调查，该行的反馈资料显示该支票系统自动作废，且反馈资料中未有该支票已实际承兑的信息。因此，本院认定何寿全并未收取该笔款项。
四、对于2012年1月10日付款凭证上载明的100000元，何寿全主张其并未收取该笔款项。因黄少英提供的付款凭证上没有收款人的签名，也未能提供其他交易凭证证实其确已向何寿全支付了该笔款项，因此本院认定何寿全并未收到该笔款项。
五、对于2012年9月29日收款收据上载明的75000元，何寿全虽然在二审期间主张其并未收取该笔款项，但其在一审期间确认其已收取了该笔款项。同时，该收款收据上加盖有纬泰公司的印章并载明该笔款项通过两张支票进行支付，现何寿全否认其已实际收取了该笔款项，但其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该收款收据载明的两张支票存在退票或其他不能承兑的情况，故本院对何寿全的该主张不予支持，本院认定何寿全已实际收取该笔款项。
六、对于2012年12月13日收据上载明的80000元，何寿全主张其并未收取该笔款项。因黄少英既未能提供该收据的原件也未能提供证据证实该收据上载明的支票已交付何寿全并已被实际承兑，因此本院认定何寿全并未收取该笔款项。
七、对于2013年2月4日收据上载明的20000元，何寿全主张其并未收取该笔款项。因黄少英既未能提供该收据的原件也未能提供其他交易凭证证实该收据上载明的款项已实际支付给何寿全，故本院认定何寿全并未收取该笔款项。
八、对于2013年6月14日收据上载明的80000元、2013年10月3日广发银行支票载明的90000元及2013年9月18日收款收据中载明的20000元。何寿全主张其仅通过现金的方式收取了2013年9月18日收款收据中载明的20000元中的10000元，对于其余款项并未收取。结合何寿全与黄少英关于上述2013年6月14日收据及2013年9月18日收款收据形成过程的陈述可知，两人对于上述两张收据的形成过程的说法基本一致。即双方均确认因2013年6月14日收据中所附金额为80000元的农业银行支票被退票，黄少英遂向何寿全交付了编号为306××××443009542713、出票日期为2013年10月3日、金额为90000元的广发银行支票，因广发银行支票金额比农业银行支票金额多10000元，黄少英遂再以现金方式向何寿全支付工程款10000元，并由何寿全向黄少英出具了上述日期为2013年9月18日、金额为20000元的收款收据。对于双方的上述交易过程，2013年9月18日的收款收据上亦有记载，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本院就上述编号为306××××443009542713的广发银行支票的承兑情况向广发银行中山分行进行调查，该行的反馈资料显示该支票并未承兑，因此本院认定何寿全就2013年6月14日及2013年9月18日两张收据载明的金额，仅通过现金方式收取了其中的10000元。
九、对于黄钜堂于2013年3月15日向何寿全转账支付的50000元，何寿全确认其已收到该笔款项，但其否认该笔款项用于支付涉案工程款。因黄钜堂在（2014）中二法民一初字第821号案中已确认其向何寿全支付的款项优先用于支付黄少英主张建设工程的工程款，现何寿全否认黄钜堂向其支付的该50000元为涉案的工程款，但何寿全并未举证证明其与黄钜堂存在其他交易，故本院认定黄钜堂向何寿全支付的该50000元为涉案建设工程的工程款。
十、对于黄少英主张的其于2013年3月21日向何寿全转账支付的50000元，黄少英在一审时已提交相应的银行交易明细及转账凭证进行佐证，何寿全在一审时亦明确表示其已收到该笔款项，现何寿全在二审期间否认其已收到该笔款项，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进行佐证，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因此本院认定何寿全已收到该笔款项。
综上，现有证据可以直接证明，黄少英已向何寿全实际支付的工程款为2485000元（200000元+100000元+241376元+200000元+300000元+258624元+200000元+100000元+200000元+200000元+200000元+100000元+75000元+10000元+50000+50000元）。另何寿全在提起本案诉讼时自认其已收取涉案工程款为2537848.38元，且其在一审期间前两次庭审中对此均予以确认。该自认事实清晰明确，且结合本院上述查证支付工程款的证据和情况，并无损害黄少英的权益，故本院可予采纳该自认事实，即认可何寿全已收取的涉案工程款为2537848.38元。至于其后何寿全又改称，认可收到黄少英工程款为2185000元，经查，何寿全在二审期间又再次改称收到工程款为2385000元，故何寿全本身反悔的陈述也前后不一，也没有相反证据予以推翻原已自认的收款事实。而其以时间较久，款项往来较多和混乱故未能准确确定已收款项数额的解释，与其在起诉时确认已收工程款准确到元角分的事实明显不符，且也不合常理。故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应予确认何寿全已承认收取工程款2537848.38元的事实，以及不采纳何寿全其后反悔陈述和主张。何寿全虽然主张黄少英应向其支付什费11699元，但何寿全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且黄少英对此并不认可，故原审法院对何寿全主张的该部分费用不予支持并无不妥。因涉案的黄少英住宅建设工程的工程款为2556149.38元，故黄少英尚欠何寿全涉案工程款为18301元（2556149.38元2537848.38元）。何寿全主张黄少英就拖欠的涉案工程款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双方当事人未上诉的部分，本院不予审理。
综上，何寿全及黄少英的上诉请求部分有理，本院对有理部分予以支持。原审认定有误，导致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5）中二法民一初字第130号民事判决；
二、黄少英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何寿全支付拖欠的工程款18301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从2014年11月2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
如果黄少英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50元（何寿全已预交），由何寿全负担200元，由黄少英负担2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00元（何寿全、黄少英已分别预交550元），由何寿全负担500元，由黄少英负担6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官 琳
代理审判员 陈爱玲
代理审判员 马燕清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龙战江
梁杏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