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民终69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被申诉人）：陈德勋，男，白族，1933年5月7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代理人：王汉彬，广东五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汤惠娟，系陈德勋的妻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诉人）：伟丰投资有限公司（WELLFINEINVESTMENTLIMITED）。住所地：香港中环德辅道中99-105大新人寿大厦2楼。法定代表人：梁展峰，董事。委托代理人：李科萍，广东朗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德勋因与被上诉人伟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丰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伟丰公司不服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4）珠中法民四初字第28号民事判决，向珠海市人民检察院申诉。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作出粤检民抗字（2012）329号民事抗诉书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3）粤高法审监民抗字第8号民事裁定，指令由原审法院再审本案。原审法院作出（2013）珠中法审监民再字第11号民事判决，陈德勋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基本情况2003年12月29日，陈德勋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伟丰公司支付陈德勋承包利润4212575元。2、判令伟丰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主要事实和理由是：1991年11月3日，伟丰公司与珠海市红旗华侨实业总公司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和房产开发合同书》，购得红旗区6.4万平方米土地。伟丰公司因无力顾及房产开发的筹建管理工作，与陈德勋于1992年3月18日签订《协议书》，约定由陈德勋负责招聘技术人员、财务、管理人员组成筹建办公室，全面负责实施承包兴建，伟丰公司按所得利润的30%支付给陈德勋，作为陈德勋承包筹建所得的利益。此后，陈德勋按照《协议书》的约定，招聘人员，开展筹建工作，并于1992年5月8日以伟丰公司的名义与珠海经济特区中珠房产联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兴建珠海市××区××路商品住宅区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合作开发用地面积为25121M2,建筑面积为45000M，的广安路商品住宅区。该住宅区已于1995年竣工验收并销售完毕，伟丰公司由此获得3150万元的收入，扣除成本及税费，净利润为17375250.54元。根据《协议书》，伟丰公司应支付陈德勋承包利润5212575元，但伟丰公司仅于1992年6月29日向陈德勋支付了100万元，直至今日尚欠余款4212575元。原审法院查明：1、1991年11月3日，伟丰公司与珠海市红旗华侨实业总公司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和房产开发合同书》，购得红旗区6.4万平方米土地。2、1992年4月23日，珠海市红旗国土管理局给伟丰公司办理了《国有土地建设用地许可证》，允许伟丰公司开发广安路小区项目。3、1992年5月8日，伟丰公司与珠海经济特区中珠房产联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兴建珠海市××区××路商品住宅区协议》。4、1992年3月18日，陈德勋与伟丰公司代表梁展峰签订了《协议书》，约定:伟丰公司由于工作繁忙，无力顾及房屋开发的筹建管理工作，为增强经济效益，加速商品房的开发建设，双方经协商就陈德勋方承包筹建管理工作一事达成如下协议。伟丰公司拟在珠海地区以及其他地区征用土地或与地皮方合作兴建商品房，由陈德勋方负责招聘技术人员、财务、管理人员组成筹建办公室，全面负责实施承包兴建，其主要任务是:负责办理用地红线，土地使用证，建设许可证，建筑许可证，设计要点，设计方案，报建，设计钻探，五通一平，工程任务的委托施工，测量并进度的监督管理，配合伟丰公司对外销售房屋等工作。伟丰公司按所得利润的30%支付给陈德勋，作为陈德勋承包筹建所得的利益，付款办法届时另行面议。5.1998年8月22日，陈德勋、伟丰公司又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根据双方于92年3月18日所签协议条款的规定，由陈德勋全面负责实施，承包兴建伟丰公司的房屋项目，伟丰公司按所得利润的30%支付给陈德勋，作为陈德勋承包所得的利益。协议签订后，伟丰公司按协议已经付给了陈德勋人民币100万元。陈德勋多次提出，要求伟丰公司按双方所定协议条款的规定，兑现伟丰公司应当按比例支付陈德勋应当获得的利益，至今没有付给。伟丰公司表示公司已将所得利润再次投入，难以全部付陈德勋应当得到的利益，提出你公司项目全部结清，按公司所得实际的毛利润，双方派人进行清算核对，在双方都认可的前提下，将收入、支出等全部结清后，双方再行结算税后各自所得，分期分配支付，如能一次支付时，争取一次性支付给陈德勋，如支付现金有困难，也可以用实物抵账(即土地房屋)。本补充协议经双方签字后生效，92年3月18日所签协议如与本补充协议相抵触时，则以本协议条款为准。另外，原审法院根据陈德勋的申请，于2005年3月16日委托珠海正德合伙会计师事务所对伟丰公司在珠海市××区××路小区项目的全部收益进行了审计。审计结果认定，伟丰投资有限公司在该小区所取得的土地收入为29678180.00元，所支付的土地开发费用为12061366.93元，土地转让收益总额为17616813.07元。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企业承包合同纠纷，伟丰公司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的企业，系涉港商事合同纠纷，合同的履行地在中国珠海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三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依法对该案有管辖权。当事人双方没有明确本案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二款关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规定，本案合同的履行地在中国内地，因此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实体法。陈德勋与伟丰公司于1992年3月18日签订《协议书》和1998年8月2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是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反映了双方的真实意愿，内容也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原审法院确认该《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应当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珠海正德合伙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伟丰公司在珠海市××区××路小区项目收益的审计报告证实，伟丰公司在该小区所取得的土地收入为29678180元，所支付的土地开发费用为12061366.93元，土地转让收益总额为17616813.07元。依照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和《补充协议》的约定，陈德勋应获得伟丰公司所得利润的30%，即陈德勋按照协议约定应得的承包筹建利益为17616813.07元×30%=5285043.92元。伟丰公司虽然已支付了100万元，但尚拖欠陈德勋4285043.92元未付，对陈德勋已经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陈德勋请求合法，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但由于陈德勋在起诉的时候仅要求伟丰公司支付欠款4212575元，对于其他款项未作请求，这是陈德勋对其实体权利的处分，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原审法院认可。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二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二款、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作出（2004）珠中法民四初字第28号民事判决:伟丰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陈德勋支付拖欠款人民币4212575元。原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1072.88元，由伟丰公司负担。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原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影响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首先，原审判决系公告送达，送达的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伟丰公司的注册地在香港。根据2001年8月7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涉港澳台当事人公告送达期限和答辩、上诉期限的请示的复函》的规定，“……对港澳台当事人在内地诉讼时的公告送达期限和答辩、上诉的期限，应参照我国《民事诉讼法》涉外编的有关规定执行”，而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1991年起施行，现已失效）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七）项的规定，涉案件公告送达时，视为送达的日期为公告之日起6个月。原审判决的公告期只有60天，影响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不符合法律规定。其次，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陈德勋就惠丰公司、伟丰公司按照协议从在红旗区飞跃路商品住宅区所获得收入中应支付给陈德勋的部分欠款，于2007年向原审法院起诉。惠丰公司、伟丰公司并未到庭参加诉讼。原审法院作出（2007）珠中法民四初第72号民事判决。后原审法院以该案送达法律文书的程序不当，影响当事人诉讼权利为由裁定对该案再审。再审期间，原审法院对该案的三份主要证据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包括：1、标称时间为1993年12月26日、落款单位为“珠海市惠丰房产开发公司”的《承诺书》；2、标称时间为1992年3月18日、甲方为“伟丰投资有限公司”、乙方为“陈德勋”的《协议书》；3、标称时间为1998年8月23日，甲方为“伟丰投资有限公司”、乙方为“陈德勋”的《补充协议》。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1]文字第134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西政鉴定意见），鉴定意见包括：《协议书》与《补充协议》正文字迹为同一人书写，二者相距的书写时间可能在1-2年时间范围内；《协议书》、《补充协议》印文与各自书写字迹之间，均为先盖章后写字；其盖印时间在1993年-1995年间的可能性大；《协议书》上“陈德勋”署名圆珠笔蓝色字迹与《协议书》标称时间明显不符，其应形成于文书被污染之后。上述经鉴定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亦是本案中陈德勋提交的证据。结合本案其他证据材料，可以确认如下事实：第一，原审判决依据的主要证据正是上述《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现《司法鉴定意见书》证实陈德勋提交的上述两份协议书均为先盖章后写字，《协议书》上“陈德勋”的签名与标称时间不符，应形成于文书被污染后，且上述两份协议书形成时间、盖印时间很可能并非标称时间；第二，根据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做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标称时间为1992年3月18日的《协议书》上的“梁展峰”的签名，分析为摹仿形成；第三，在与本案相关的（2010）珠中法民再字第14号案的庭审过程中，陈德勋多次表示伟丰公司的公章归其管理，涉案的协议均是经其书写后由梁展峰签名，印章是其让办公室主任盖的。综合上述查明事实，陈德勋在诉讼过程中提出的两份协议书是由其先书写后盖章的说法与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做出的协议系“先盖章后写字”鉴定结论明显不符，亦有违常理，且其提出的协议书由梁展峰签名的说法也与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做出的该签名是临摹而成的鉴定结论相悖，结合陈德勋多次承认公章归其管理的事实，可以确定本案的主要证据《协议书》、《补充协议》系伪造，并非伟丰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陈德勋无权要求根据上述协议主张涉案工程30%的利润。原审法院再审过程中，伟丰公司称同意抗诉机关的意见。另外，抗诉机关提到的证据并非现在本案审理中伟丰公司提交的全部证据，如后来的关键证据—2013年10月9日，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对《协议书》、《补充协议》的签名真伪进行鉴定提出的鉴定意见，该鉴定意见证实《协议书》上梁展峰的签名是伪造的，《补充协议》存在利用梁展峰签名进行文件变造的可能性。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的专家在（2010）珠中法审监民再字第14号案的二审时出庭接受质询，证明了这种变造的可能性较大。上述鉴定意见书以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开庭笔录再次充分印证了陈德勋伪造证据的事实。所以恳请法院慎重考虑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驳回陈德勋的诉讼请求。陈德勋辩称，抗诉机关的抗诉理由不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请再审依法予以维持。原审法院再审另查明：一、珠海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于2012年7月11日向陈德勋做了调查笔录，陈德勋在笔录中陈述：《协议书》和《补充协议》均为陈德勋本人书写，《协议书》的书写及梁展峰的签名均为落款时间，后来才加盖公章。陈德勋认可当时伟丰公司的公章由其管理。《补充协议》书写时间是落款时间，但梁展峰一再推托，直到2000年12月才盖章及签名。二、在（2010）珠中法民再字第14号一案的庭审过程中，陈德勋陈述：伟丰公司和惠丰公司的公章都在伟丰公司的办公室，归陈德勋管理。《协议书》的印章是陈德勋让办公室主任盖的。两份证据均是陈德勋本人写的，《协议书》、《补充协议》都是经过肖铭与梁展峰同意的。三、在本案再审庭审过程中，陈德勋陈述：梁展峰在《协议书》上的签字时间是落款时间，公章是之后加盖的，大约在1992年上半年，是陈德勋自己拿去办公室盖的。《补充协议》上梁展峰的名字是落款时间所签，由于肖铭将伟丰公司的公章带走了，后来重新刻了一个新公章，《补充协议》在一年多以后才加盖了新刻的公章，是陈德勋让当时伟丰公司的会计把《补充协议》连同其他资料一起拿去盖章，盖章时陈德勋不在现场。四、在（2010）珠中法民再字第14号一案的审理期间，惠丰公司向原审法院申请对《协议书》、《承诺书》、《补充协议》中公章的真伪以及文字及公章的形成年份进行鉴定。原审法院委托了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主要为：1、送检《承诺书》上惠丰公司印章与样本是同一枚印章所盖；2.送检《协议书》、《补充协议》上的“伟丰投资有限公司”的印章印文是同一枚印章所盖。3、《承诺书》上书写字迹和印文无条件采用理化检测法确定形成时间，但根据常规检验方法所获情况显示，正文书写字迹于1997年以后书写的可能性大，盖印时间在1996年至2000年间的可能性大。4、《协议书》、《补充协议》正文字迹为同一人书写，二者相距的书写时间可能在1至2年时间范围内。5、《协议书》、《补充协议》印文与各自书写字迹之间，均为先盖章后写字；其盖印时间在1992年至1995年间的可能性大。6、《协议书》上“陈德勋”署名圆珠笔蓝色字迹与《协议书》标称时间明显不符，其应形成于文书被污染之后。在该案二审过程中，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委托了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委托鉴定事项为：伟丰公司与陈德勋于1992年3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1998年8月2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上“梁展峰”的签名与所送同名样本是否同一人所写。该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认为：《协议书》上“梁展峰”签名与所送同名样本并非同一人所写，《补充协议》上“梁展峰”签名与所送同名样本为同一人所写。五、陈德勋认可其1992年1月至1996年6月在伟丰公司任职发展部总经理，每月领取工资。梁展峰是伟丰公司国内业务部总经理。截止2010年5月21日，伟丰公司的董事是萧铭（肖铭）、王伟。2010年8月30日，梁展峰被委任为伟丰公司的董事。2010年10月14日，梁展峰辞去伟丰公司的董事一职。2010年10月19日，梁展峰再次被委任为伟丰公司的董事。2010年11月2日，伟丰公司董事会授权梁展峰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伟丰公司章程第18条第（10）、（11）项规定：签署协议，分配利润或抽取佣金给高管是公司董事的权力。六、在原审法院（2010）珠中法民再字第14号案审理过程中，伟丰公司提交了向陈德勋支付100万元的凭证，付款事由为工程业务费，其中40万元汇至陈德勋指定的广东长城建设工程公司第八工程处综合发展部的账户，60万元以现金支付的方式，广东长城建设工程公司第八工程处综合发展部向伟丰公司出具了收到100万元工程业务费的收据。陈德勋认可该100万元实际是其本人收取，并称是伟丰公司支付案涉协议书的利润分成，同意在本案中扣除。原审法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一致。原审法院再审认为，一、关于法律适用问题。伟丰公司系在中国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本案系涉港合同纠纷，本案合同履行地在广东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五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依法对本案有管辖权。因双方当事人没有明确约定处理本案所适用的法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二款“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的规定，本案的合同履行地在广东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与本案有最密切联系，因此，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实体法。二、关于案由，原审法院确定的案由是企业承包合同纠纷，但在《民事案由规定》中没有这个案由，经审查陈德勋在本案中起诉所依据《协议书》的内容，对比《民事案由规定》的规定，原审法院再审认为双方是因合同关系而引起的纠纷，故案由应定为合同纠纷。三、关于陈德勋与伟丰公司于1992年3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和1998年8月2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是否真实，伟丰公司是否需要向陈德勋支付案涉项目的利润分成的问题，是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对该问题，原审法院再审作如下分析认定：1、关于落款时间为1992年3月18日的《协议书》，上面有陈德勋和梁展峰的签名，并加盖了伟丰公司的公章。陈德勋在本案中陈述《协议书》是其本人书写，当天让梁展峰签名，后来才盖章，而西政鉴定意见认为《协议书》是先盖章后写字，两者存在矛盾。对此，原审法院认为，西政鉴定意见是原审法院在另案委托的司法鉴定，程序合法，双方对鉴定意见均未提出异议，应予以采纳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根据查明的事实，陈德勋认可《协议书》的内容由其本人书写，伟丰公司的公章在《协议书》产生当时由其管理，是其让伟丰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在《协议书》上加盖的公章，结合西政鉴定意见关于《协议书》是先盖章后写字的认定，可以认定陈德勋是在加盖了印章的空白纸上书写了《协议书》，即《协议书》的制作是由陈德勋单方完成的。另外，关于梁展峰在《协议书》上签名的效力，首先，根据伟丰公司的章程，分配利润给高管是董事的权力，而梁展峰在《协议书》标称时间之时并非伟丰公司的董事，仅是国内业务部负责人，在没有伟丰公司授权的情况下，其无权代表伟丰公司与陈德勋签订《协议书》；其次，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另案中委托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对《协议书》上梁展峰的签名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梁展峰的签名不真实。因此，从现有证据来看，《协议书》的形成过程中并没有伟丰公司有权的负责人参与，不能认定《协议书》的内容是伟丰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2、关于落款时间为1998年8月22日的《补充协议》，首先，根据再审查明的事实，陈德勋虽然对《补充协议》上梁展峰签名时间的陈述前后矛盾，但其明确《补充协议》是其书写后再加盖伟丰公司的公章，与西政鉴定意见认为《补充协议》是先盖章后写字相互矛盾；其次，陈德勋陈述《补充协议》上伟丰公司的公章是1999年重新刻的，但西政鉴定意见认为《协议书》与《补充协议》为同一枚公章，两者亦相互矛盾；最后，如前对《协议书》的分析，梁展峰在《补充协议》制作时并非伟丰公司的董事，其无权代表伟丰公司与陈德勋签订该协议。因此，陈德勋对《补充协议》的陈述与鉴定意见相矛盾，且现有证据不能反映《补充协议》是经陈德勋与伟丰公司协商一致后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更为重要的是，《补充协议》以《协议书》作为基础，在原审法院不予认定《协议书》的情况下，《补充协议》缺乏真实存在的基础，故对《补充协议》不予认定。3、关于伟丰公司支付陈德勋100万元的性质问题，陈德勋主张是支付《协议书》约定的利润分成，伟丰公司主张为支付给陈德勋的工资奖金。在双方对各自的主张均没有确切证据证明的情况下，陈德勋作为伟丰公司的高管，伟丰公司解释为奖金更具合理性。因此，在原审法院不能认定《协议书》是伟丰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陈德勋凭伟丰公司向其支付100万元这一事实主张伟丰公司有实际履行《协议书》的行为，从而佐证《协议书》真实存在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分析，原审法院再审认为《协议书》、《补充协议》均不是伟丰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陈德勋根据这两份协议要求伟丰公司支付利润分成的理据不足，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处理结果不当，原审法院再审予以改判。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于2015年12月7日作出（2013）珠中法审监民再字第11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原审法院（2004）珠中法民四初字第2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陈德勋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审案件受理费31072.88元，由陈德勋负担。二审当事人的意见陈德勋不服原审法院再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法院（2015）珠中法审监民再字第11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伟丰公司向陈德勋支付人民币4212575元。主要事实和理由是：原审法院再审判决认为1992年3月18日《协议书》、1993年12月26日的《承诺书》和1998年8月22日《补充协议》不是伟丰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无效的协议是错误的。（一）关于1992年3月18日《协议书》、1993年12月26日的《承诺书》和1998年8月22日《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1、1992年3月18日《协议书》经双方盖章签字，已经产生法律效力，合法有效。伟丰公司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该份协议书无效。该协议书“伟丰投资有限公司”的印鉴为真实的，是伟丰公司一直使用的印鉴。2、1998年8月22日《补充协议》经双方盖章签字，已经产生法律效力，合法有效。伟丰公司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该份协议书无效。该协议书“伟丰投资有限公司”的印鉴为真实的，是伟丰投资有限公司一直使用的印鉴。协议书上有“梁展峰”的签名，且该签名为其本人所签。而且，梁展峰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关于时间的鉴定也并非肯定的结论，而是“可能”的一个结论，依法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二）陈德勋和伟丰公司履行合同的行为能够和协议书等相互映证，充分证明《协议书》、《承诺书》和《补充协议》合法、有效，是各方真实意思的表示。1、陈德勋已提供了大量的证据材料证明已履行自己的承包合同约定的义务，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从项目开发过程来看，几乎全部工作都是由陈德勋进行，其间几乎没有伟丰公司的其他管理人员参与，履行形式完全符合《协议书》中双方的约定。2、伟丰公司向陈德勋支付100万元也能充分证明协议书的真实性。伟丰公司向陈德勋地支付的100万元款项虽自认为是工资和奖金，但没有任何证据来加以证明，而且其在付款单中却明确是“工程业务费”，完全不符合工资和奖金的发放形式，而比较符合分红款的形式，故100万元应依法认定为利润分红款。（三）伟丰公司十分心虚，在用谎言掩盖事实真相、用恶意诉讼的方式来拖延时间的同时，也在用仲裁的方式来恶意转移伟丰公司的财产，以逃避法院以后的执行。伟丰公司答辩称：（一）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6年第3期刊载类似案例认为，印章真实不等于协议真实。本案中，陈德勋以印章真实主张协议有效不能成立。1、《协议书》、《补充协议》均为先盖章后写字，不合常理；2、作为基础的《协议书》中梁展峰的签名不真实，陈德勋不能合理说明；3、陈德勋称《补充协议》上伟丰公司的公章是重新刻的，与鉴定结论《协议书》与《补充协议》为同一枚公章相互矛盾；4、陈德勋称《补充协议》是在1998年8月22日写的，在2000年12月份才由梁展峰签的名、盖的章，与鉴定结论《协议书》（落款日期1992年3月18日）与《补充协议》相距的书写时间可能在1-2年时间范围内，《补充协议》的盖印时间在1992年-1995年间的可能性相互矛盾；5、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两位鉴定人员出庭逐一答复了《补充协议》检验过程中所发现的末页上的书写压痕与首页的书写字迹未呈现对应一致的关系，末页纸张上页边的装订孔明显多于首页，末页纸张黄化斑点明显多于首页，第2页布局的异常等情形后，最终明确分析《补充协议》存在利用梁展峰签名进行文件变造的可能性并且这种可能性较大；6、鉴定文件证实，《协议书》上“陈德勋”署名与标称时间不符，其应形成于文书被污染之后，证实陈德勋知道伪造证据经不起鉴定，就恶意处理纸张企图干饶司法鉴定，导致西政鉴定的多个时间表述为可能性；7、关于《补充协议》上梁展峰的签名时间及盖章时间等形成过程，陈德勋在本案一审、二审、再审及接受公安机关调查时，前后陈述矛盾，难以自圆其说；8、陈德勋自认两协议的内容由其本人书写，答辩人公司的公章其时由其管理；9、本案历经一审、二审、再审，伟丰公司数年来自始至终否认加盖过两协议印章。上述种种不合常理，足以证实是陈德勋在加盖了印章的空白纸上书写了两协议。（二）陈德勋从无履行合同的行为，其仅是一名公司高管，拿着工资做其职务范围内的工作，所获100万元是公司基于其高管身份所发的奖金。本院查明的事实、判决理由和结果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再审判决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主要是陈德勋提交的案涉证据能否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存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及其证明标准有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可见法律对于本证和反证的证明标准或要求是不相同的，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所进行的本证，需要使人确信待证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才能认定该事实存在，而反证只需使本证陷于真伪不明的状态，人民法院就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人民法院对陈德勋提交的案涉证据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了鉴定，鉴定结论显示，案涉证据疑点甚多，真伪不明。陈德勋提交的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存在，故对陈德勋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再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40500.60元，由陈德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建平审判员  陈志坚审判员  黄秋生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黄妙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