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6民终41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炯炯，男，1983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新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汀，男，新昌县城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卢伯康，男，1953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新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晶晶，浙江元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炯炯因与被上诉人卢伯康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新昌县人民法院（2016）浙0624民初15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20日、2017年1月23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炯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汀、被上诉人杨来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晶晶两次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炯炯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卢伯康支付王炯炯股权转让款375000元，并支付自2012年7月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1.杨来明委托代付股权转让款关系不能成立。2012年6月26日王炯炯与杨来明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股权转让款于2012年6月30日前一次性以现金方式支付给王炯炯，杨来明没有支付股权转让款。杨来明也没有支付王炯炯的股权转让款，王炯炯提供证据7证明杨来明应支付王小伯阳股权转让款140万元，该事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定。杨来明承认其中20万元支付给另一名股东潘亚芹，退一万步说，王小伯阳收到了杨来明160万元款项，是王小伯阳的股权转让款140万元和潘亚芹的20万元股权转让款，但王炯炯的股权转让款分文未付。
2.王小伯阳与王炯炯的委托代收关系不成立。王炯炯没有委托王小伯阳代收杨来明的股权转让款，王小伯阳也没有代收杨来明支付王炯炯的股权转让款，更无证据证明王小伯阳代收了王炯炯股权转让款的事实。王小伯阳与王炯炯的委托代收关系不能成立。
3.杨来明无论是在（2015）绍新儒商初字第65号案件中的陈述，还是本案中提供的证据9及证据10，均证明杨来明交付给王小伯阳的款项是新昌县联谊汽车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谊公司）的款项，而非本案的股权转让款，杨来明的陈述不一致，根本不存在委托代付关系。
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代理行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终止以后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该代理行为有效。王炯炯与卢伯康的股权转让协议不存在代理签订合同的问题，王炯炯没有委托王小伯阳代收股权转让款，王小伯阳也没有代收王炯炯的股权转让款，杨来明没有代为卢伯康支付股权转让款，卢伯康更没有委托杨来明支付股权转让款。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属适用法律错误。
卢伯康辩称，王小伯阳当时是法定代表人，且由其管理公司，以及王小伯阳与上诉人之间为父子关系，股权转让款杨来明支付给了王小伯阳。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只是为了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股权转让协议也是从工商档案室查询来的，转让方及受让方是没有该份转让协议的，实际转让款是以200万元。卢伯康不提起上诉是尊重原审法院且数额不大。
王炯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卢伯康支付王炯炯股权转让款375000元，并支付自2012年7月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相应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由卢伯康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新昌县儒岙天姥山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姥山公司）与联谊公司（乙方）曾于2012年6月签订公司转让协议一份，约定：甲方自2012年7月1日起将新昌至儒岙、新昌至长诏茅洋、儒岙区间公交线路、车辆及经营权转让给乙方，转让价格为人民币2000000元整。当日预付定金50000元，定金在6月28日付款时扣除。转让后甲方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乙方法定代表人。甲方原股东不再享受股东权益，不再履行股东义务……，天姥山公司转让前的债权债务关系、股东利益关系、公司内部经济问题及交通事故违章由王小伯阳负责处理，与乙方无涉等。庭审中，卢伯康明确该份转让协议系2012年6月20日签订，王炯炯亦未提出异议。
2012年6月26日，王炯炯、卢伯康签订天姥山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一份，约定：王炯炯将其持有的天姥山公司股权以3750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5%）的价格转让给卢伯康，卢伯康于2012年6月30日前将股权转让款以现金方式一次性直接交付给王炯炯，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双方在天姥山公司的股东身份发生置换，即出让方不再享有股东权利不再履行股东义务等。
2012年12月17日，天姥山公司的公司名称在工商管理部门变更登记为新昌县凯顺客运有限公司，公司股东持股比例从原先的潘亚芹占总股本20%、王炯炯占总股本24%、王小伯阳占总股本56%变更为梁志振占总股本17.5%、卢伯康占总股本17.5%、杨来明占总股本65%。公司法定代表人由王小伯阳变更为杨来明。
另查明，2012年6月28日，杨来明向王小伯阳所有的账号为10×××85的账户汇款900000元、现存150000元。同日10时22分，杨来明在中国工商银行柜员号为02873的柜台取款550000元，交付予王小伯阳，王小伯阳于该日10时24分在同一柜台办理存款业务，将550000元款项存入其所有的账户。同日，王小伯阳向杨来明出具收条一份，书面确认其已收到天姥山公司转让款2000000元。杨来明在（2016）浙0624民初1567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明确其交付给王小伯阳的1600000元款项，其中1120000元系其本人支付给王小伯阳的天姥山公司股权转让款，180000元系其本人支付给王小伯阳之子即本案原告的天姥山公司股权转让款，另外300000元系其代替本案卢伯康支付给王炯炯的天姥山公司股权转让款。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四个：一、王炯炯主张的债权有无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二、卢伯康受让王炯炯持有的15%的天姥山公司股份，应当支付的股权转让金额为多少；三、王炯炯之父王小伯阳于2016年5月16日出具的证明（证据11）是否具有证明力；四、杨来明支付至王炯炯之父王小伯阳账户的其中300000元款项，能否在卢伯康应付王炯炯的股权转让款中作为已付款予以扣除。
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案王炯炯、卢伯康双方之间签订的天姥山公司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卢伯康应于2012年6月30日前向王炯炯付清股权转让款，故案涉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12年6月31日起算二年。王炯炯于2016年5月4日向该院提起诉讼，距诉讼时效起算时间虽已近4年，但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王炯炯主张其曾在2014年6月28日向卢伯康邮寄送达要求卢伯康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书面通知，卢伯康对此也予以认可，故案涉债权因王炯炯方在诉讼时效期间内要求卢伯康方履行债务而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其诉讼时效期间应当重新计算。据此，王炯炯主张案涉债权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
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即便证据11，天姥山公司与联谊公司签订的公司转让协议真实存在，其签订主体为天姥山公司与联谊公司两个独立法人，约定事项为公司之间财产权、经营权的整体转让。而王炯炯、卢伯康之间签订的天姥山公司股份转让协议系两个自然人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两份协议的签订主体不同，约定内容有别，依法应属于相互独立的民事契约。虽然，两份协议均与天姥山公司有关，但从公司转让协议与天姥山公司股份转让协议签订的时间先后以及工商登记变更情况来看，关于联谊公司股东个体受让天姥山公司股东股份的公司股份转让协议签订在后，并且王炯炯、卢伯康双方已按该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可见天姥山公司并未按照公司转让协议整体转让、合并，而是通过股东所持股份转让即按照天姥山公司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改变了内部持股结构。卢伯康在未举证证明王炯炯、卢伯康双方曾就股份转让价款除天姥山公司股份转让协议外另有约定的情况下，仅以公司转让协议约定的转让价款金额否定转让股东与受让股东在股份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金额，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另，该院向新昌县道路运输管理局局长李萌、副局长王晓忠所作的谈话笔录证据13，被谈话人亦说明：其二人仅知晓联谊公司与天姥山公司两个公司之间进行协商合并，联谊公司应支付转让款2000000元的情况，至于之后卢伯康等人实际以何种形式取得天姥山公司经营权以及约定支付的对价金额，被谈话人并不知晓。可见，该份谈话笔录亦不能推翻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天姥山公司股份转让协议约定股权转让价款金额为375000元的事实。据此，该院认为卢伯康受让王炯炯持有的15%的天姥山公司股份，应当按照天姥山公司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向王炯炯支付股权转让款375000元。
对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据证据6鉴定报告显示，王小伯阳在鉴定当时即2016年5月24日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考虑到卢伯康提供的证据11证明出具时间与王小伯阳被鉴定确认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时间仅存在8天之差，而根据鉴定报告记载，王小伯阳不能辨认个人事务的权利和义务，不能完整正确作出自己意思的表达系因脑部器质××变、脑血管病所致精神障碍，属于慢××变和表现为持续××症，在卢伯康未举证证明王小伯阳的病症系证明出具以后突发××变所致的情况下，该院认为出具证明当时，王小伯阳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可能性较大。虽然吕航天医生在该院所作的谈话笔录中对王小伯阳的神志状况作了判断性陈述，但王小伯阳住院系在2015年12月份，距证据11证明出具时间较久，况且医生仅是对王小伯阳当时的神志状况作了相应判断，并未综合考虑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认定的多项因素，因此也不能据此证明王小伯阳在证明出具时具有民事行为能力。该院对卢伯康提出的证据11证明所载内容系王小伯阳真实意思表示的主张依法不予采信，对该证明的证明力依法不予认定。
对于第四个争议焦点，即杨来明支付至王炯炯之父王小伯阳账户的其中300000元款项，能否在卢伯康应付王炯炯的股权转让款中作为已付款予以扣除的问题，该院综合考虑、分析多方面因素后，认为应当予以扣除。理由如下：虽然该300000元的具体交付主体为杨来明而非卢伯康，但杨来明本人明确该300000元系卢伯康委托其支付，卢伯康对此也予以认可。该院认为，在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当时付款人与收款人对款项用途存在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应以付款人所作意思表示为准，故依法应当认为卢伯康已于2012年6月28日向王炯炯之父王小伯阳交付了300000元股权转让款。至于王炯炯之父王小伯阳接收股权转让款的行为是否对王炯炯产生法律效力，该院认为，王炯炯之父王小伯阳当时同为天姥山公司的股东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父子二人同时转让股权和收取股权转让款，基于二人有特殊身份关系，并且王炯炯在庭审中也未反应其与父亲存在家庭关系恶化或异常的情况，故在家庭安宁生活的事实外观之下无其他反常情节时，应当认为卢伯康基于对家庭关系的信任，有理由相信王小伯阳代为接收股权转让款后能够向王炯炯告知并交付。虽然，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王小伯阳接收股权转让款系经王炯炯委托，但王小伯阳接收款项的行为属于可以使王炯炯获得利益，而非增加王炯炯负担或损害王炯炯利益等可能有违王炯炯之意愿的行为，故从王小伯阳所为的行为性质来分析，卢伯康亦有理由相信王炯炯之父具有代为接收款项的权利，因此在履行对象认知上，不应当推定卢伯康存在过错，王炯炯之父王小伯阳接收股权转让款的行为对王炯炯依然产生法律效力。另外，按照常理分析，王炯炯之父王小伯阳代王炯炯接收股权转让款后，即便未进行实际交付，双方也会及时相互联系、告知，王炯炯应当能够及时知晓股权转让款有无具体支付的情况。如若当时，王炯炯之父王小伯阳未如实告知收款情况，王炯炯则定会及时向卢伯康提出异议，而本案王炯炯、卢伯康之间已于2012年12月17日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且王炯炯仅于2014年6月底向卢伯康邮寄催款通知一份，未有其他催讨行为，故该院认为，王炯炯当时对于其父王小伯阳代收股权转让款的行为已经知晓和认可的可能性相对较高，现其又诉请卢伯康全额支付，该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本案卢伯康已经按约向王炯炯支付股权转让款300000元，尚欠股权转让款75000元未予支付。鉴于债务人逾期交付股权转让款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主要为利息损失，故卢伯康在支付股权转让款75000元的同时，应支付自2012年7月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相应利息损失，该院对原告诉请中超出上述认定部分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卢伯康支付王炯炯股权转让款75000元，并支付自2012年7月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相应利息损失。限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王炯炯的其他诉讼请求。受理费70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2420元，合计诉讼费9420元，由王炯炯负担7536元，由卢伯康负担1884元。限于该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缴纳。
本院二审期间，卢伯康向本院提交由新昌县交通运输局、新昌县道路运输管理局、新昌县儒岙镇人民政府、联谊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以证明当时大家认为股权转让以及公司转让是一个意思，天姥山公司股权转让价格是2000000元。
为查明事实，本院依职权向新昌县交通运输局、新昌县道路运输管理局、新昌县儒岙镇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调查核实该份证明的真实性，形成询问笔录三份，上述单位的有关负责人均确认证明上公章的真实性。经质证，王炯炯对证明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份证明仅加盖了公章，没有法定代表人和承办人的签字，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联谊公司本身属于被上诉人杨来明的公司，该份证明与王炯炯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不一致，不是事实。该份证明所涉签订于2012年6月20日的公司转让协议，王炯炯与杨来明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在2012年6月26日，公司转让协议没有实际履行，联谊公司向天姥山公司也没有支付，公司转让协议上面也没有其他股东的签名。该份证明无效，且与杨来明提供的证据11相悖。新昌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对事实是不清楚的，儒岙镇人民政府相应负责人也说是在新昌县交通运输局盖章的基础上加盖了公章，其是不知晓的。卢伯康对新昌县交通运输局、新昌县道路运输管理局、新昌县儒岙镇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的询问笔录无异议。
本院又依职权向天姥山公司原股东潘亚芹调查股权转让的情况，形成询问笔录一份，潘亚芹确认天姥山公司的股权转让价为2000000元。经质证，王炯炯认为潘亚芹说其转让转让款为200000元，根据杨来明的说法也不是200000元，其陈述与事实完全不符。卢伯康对潘亚芹的询问笔录无异议。
经审查，根据本院依职权调查的情况，对卢伯康提供的证明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依职权向潘亚芹形成的询问笔录，亦依法予以认定。
另，王炯炯在一审中提交了（2015）绍新儒新商初字第65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该民事判决已确认2016年6月20日公司转让协议的真实性，故卢伯康在本案一审中提交的证据9公司转让协议真实性应予以确认。
上诉人王炯炯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审理，二审查明如下事实：天姥山公司（甲方）与联谊公司（乙方）于2012年6月20日签订公司转让协议一份，约定：甲方自2012年7月1日起将新昌至儒岙、新昌至长诏茅洋、儒岙区间公交线路、车辆及经营权转让给乙方，转让价格为人民币2000000元整。2012年6月26日，王炯炯、卢伯康向新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天姥山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一份，该协议载明王炯炯将其持有的天姥山公司股权以3750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5%）的价格转让给卢伯康，卢伯康于2012年6月30日前将股权转让款以现金方式一次性直接交付给王炯炯。另查明，2012年6月28日，杨来明向王小伯阳账号为10×××85的账户汇款900000元、现存150000元。同日10时22分，杨来明在中国工商银行柜员号为02873的柜台取款550000元，王小伯阳于该日10时24分在同一柜台办理存款业务，将550000元款项存入其所有的账户。杨来明在另案庭审中明确其交付给王小伯阳的1600000元款项，其中1120000元系其本人支付给王小伯阳的天姥山公司股权转让款，180000元系其本人支付给王小伯阳之子即王炯炯的天姥山公司股权转让款，另外300000元系其代替卢伯康支付给本案王炯炯的天姥山公司股权转让款。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王炯炯主张与卢伯康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关系且要求卢伯康支付股权转让款375000元，现卢伯康抗辩股权转让款为300000元且已经付清。故本案争议焦点一是股权转让价款的金额应如何确定；二是股权转让款有无付清。
关于股权转让价款金额的问题。首先，天姥山公司的原股东潘亚芹确认存档于新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讼争股权转让所涉的股东会决议并非属实，实际股权总体转让价格为2000000元。潘亚芹作为天姥山公司三个股东之一，其关于股权转让价款的陈述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其次，王炯炯据以主张权利的股权转让协议来源于新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并非由王炯炯自己持有，结合潘亚芹的陈述，卢伯康关于讼争股权转让协议系为了办理股权变更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的主张得以印证。最后，卢伯康在二审中提交了新昌县交通运输局、新昌县道路运输管理局、新昌县儒岙镇人民政府等出具的证明，结合天姥山公司与联谊公司于2012年6月20日签订的公司转让协议，可以进一步佐证当时天姥山公司的总体股权转让价为2000000元。据此，王炯炯与卢伯康之间虽然签订了天姥山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但该份存档于新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股权转让协议关于股权转让价款的约定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王炯炯据此主张股权转让款为375000元，本院不予采信。根据王炯炯所持有的股权比例15%计算，其转让给卢伯康的股权价款应为300000元。
关于股权转让款有无付清的问题。根据一审查明的王小伯阳与杨来明的汇款、存款、取款记录，杨来明于2012年6月28日向王小伯阳交付1600000元的事实可予以确认。杨来明在另案中陈述1600000元中包括其受卢伯康委托支付王炯炯的股权转让款300000元，现杨来明与卢伯康一致确认上述事实，结合王小伯阳与王炯炯为父子关系以及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于2012年6月30日前付清股权转让款的期限约定，杨来明于2012年6月28日向王小伯阳支付的款项应包括了受卢伯康委托支付王炯炯的股权转让款300000元。王炯炯现主张没有委托王小伯阳收取股权转让款，但其于2014年6月28日催告卢伯康支付股权转让款之前两年，并未向卢伯康提出异议，有违常理，王小伯阳与王炯炯之间系父子关系，在家庭关系正常的情况下，可推定王炯炯知晓王小伯阳代收了卢伯康支付的股权转让款300000元且无异议，据此，杨来明已经付清股权转让款300000元。
鉴于王炯炯主张的股权转让款已经付清，债权已经消灭，王炯炯于2014年6月28日有无催告卢伯康支付股权转让款本院不再审查。
综上所述，上诉人王炯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应予纠正，但鉴于卢伯康未上诉，判决结果仍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人民法院关于适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王炯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靓
审 判 员 陆卫东
代理审判员 王 瑜
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曹颖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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