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09民初10149号
原告：冯琳，男，1991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弋阳县。
委托代理人：朱纪华，杭州市义蓬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蒋阿木，男，1934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被告：蒋建娥，女，1965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被告：蒋建明，男，1966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被告：蒋建军，男，1968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四被告委托代理人：刘琳娜，浙江法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冯琳诉被告蒋阿木、蒋建娥、蒋建明、蒋建军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陈龙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7月24日、2017年8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冯琳及其委托代理人朱纪华，被告委托代理人刘琳娜到庭参加两次庭审，被告蒋建军到庭参加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冯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原、被告双方于2017年2月17日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无效。
事实和理由：2017年2月15日12时37分许，原告冯琳驾驶浙Ｄ×××××号小型普通客车沿萧山区横一线由北往南行驶至义隆路路口时，与沿义隆路由东往西行使被告蒋建娥驾驶的无号牌二轮电动车相碰撞，造成二轮电动车上乘员童凤花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被告蒋建娥受伤，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2017年2月17日，原告父亲冯恩德在其配偶被挟持情况下，在交警部门未作出事故责任认定下，在未经原告授权的情况下在杭州市萧山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与四被告签订《人民调解协议》1份。协议订立后，原告因不同意协议内容拒绝在授权委托书上签字确认。
被告蒋阿木、蒋建娥、蒋建明、蒋建军辩称：一、原、被告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符合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并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二、《人民调解协议》签订后，原告已经按照协议内容履行部分款项支付义务。即便原告的父亲未经原告授权，但原告的付款行为应当视为其已经同意协议内容。
原告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1份，欲证明原告与被告蒋建娥驾驶的电动车发生碰撞，事故一方系原告而不是原告父亲冯恩德的事实；2.《人民调解协议》1份，欲证明原告的父亲冯恩德在未经原告授权的情况下与四被告签订《人民调解协议》的事实；3.民事起诉状副本1份，欲证明四被告于2017年4月5日提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时，四被告认为尚无法与原告就赔偿问题达成一致的事实。经质证，被告认为：对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冯恩德与冯琳系父子关系；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对象有异议。事故发生后，被告曾多次联系原告，但原告手机关机，被告无法与原告取得联系。被告知晓原告的父亲冯恩德前往交警队进行事故处理，故被告找到原告父亲、母亲，要求共同协商事故赔偿事宜。之后，由原告父亲冯恩德与被告方共同前往杭州市萧山区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故《人民调解协议》中仅有冯恩德的名字。现原告已经支付部分款项，在被告无法与原告取得联系的情况下，被告有理由相信冯恩德系接受冯琳的授权而签订该协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因被告方在开庭前无法找到《人民调解协议》原件，故将冯琳及保险公司列为被告提起该案诉讼。但被告方在开庭当天找到协议书原件，故撤回该案起诉。被告在起诉之前，多次试图与原告及原告父亲联系，但对方均不认可该协议内容，被告才在诉状中称“因无法与被告就赔偿问题达成一致，故向贵院提起诉讼”。经审查，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来源形式合法、内容客观明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予以采纳。
被告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保险单2份，欲证明原告父亲冯恩德在事故发生后代表原告在交警队处理相关事宜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仅能证明冯恩德向交警部门提交保险单的事实。经审查，本院认为，该证据来源形式合法、内容客观明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予以采纳。
原告针对被告的答辩和法庭调查，向本院补充提交中国农业银行绍兴柯东支行回单补制凭证1份，欲证明原告的堂哥冯璐于2017年2月18日向被告蒋建军转账支付60000元的事实。经质证，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该60000元是原告按照《人民调解协议》的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可以证明原告以其行为认可《人民调解协议》。经审查，本院认为，该证据来源形式合法、内容客观明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予以采纳。
为查明本案事实，本院干警陈龙、贺一豪于2017年8月8日前往杭州市萧山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向负责原、被告之间调解事项的人民调解员裘柏荣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内容形成备忘录1份。经质证，原告对备忘录的“三性”予以认可。被告对备忘录中“冯恩德、蒋建明、蒋建军表示将自己进行调解，并在我办公室旁边的房间自行协商”的内容不认可，调解是在裘柏荣的组织下进行的；对“我当着蒋建明、蒋建军的面告诉冯恩德必须将授权委托书交冯琳签字后带回来给我”的内容不认可，裘柏荣只告诉被告要取得蒋阿木、蒋建娥的授权委托书，没有当被告面要求冯恩德带回冯琳的授权委托书。经审查，本院对本院依职权调查所形成的备忘录予以采纳。
根据对以上证据的认证和法庭调查，本院认定以下事实：2017年2月15日12时37分许，原告冯琳驾驶浙Ｄ×××××号小型普通客车沿萧山区横一线由北往南行驶至义隆路路口时，与沿义隆路由东往西行使被告蒋建娥驾驶的无号牌二轮电动车相碰撞，造成二轮电动车上乘员童凤花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被告蒋建娥受伤，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原告冯琳的父亲冯恩德出面向杭州市公安局大江东产业集聚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事故中队提交被保险人为冯琳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单各1份。2017年3月28日，杭州市公安局大江东产业集聚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大江东公（交）认字2017第00001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冯琳的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过错作用与蒋建娥的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过错作用基本相当，故冯琳负事故同等责任，蒋建娥负事故同等责任，童凤花无事故责任。”
2017年2月17日，原告冯琳的父亲冯恩德与被告蒋建明、蒋建军前往杭州市萧山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就上述交通事故的赔偿问题进行协商，原告冯琳的父亲冯恩德出面与被告蒋建明、蒋建军、蒋阿木、蒋建娥签订《人民调解协议》1份，约定：“一、冯琳一次性赔偿及补偿童凤花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办丧事的误工费、交通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人民币580000元。二、付款时间及方式：协议达成支付80000元，2017年2月28日下午3点前支付220000元，同时死者家属提供好车辆保险理赔所需的一切手续。余款280000元待车辆保险理赔款到位后一次性付清。死者家属协助车主通过司法途径向保险公司理赔。三、此协议双方签字后生效”。上述协议内容确定后，冯恩德在当事人一栏签字确认，被告蒋建军、蒋建明在签署自己名字的同时代签了未到场的蒋阿木、蒋建娥的名字。因冯恩德未提供冯琳的授权委托书，蒋建军、蒋建明未提供蒋阿木、蒋建娥的授权委托书，负责本案调解的人民调解员裘柏荣向冯恩德、蒋建军、蒋建明均进行了释明并要求各方将授权委托书交冯琳、蒋阿木、蒋建娥签字后带回杭州市萧山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但此后，经裘柏荣多次催讨，冯恩德未将授权委托书带回并表示冯琳不同意上述《人民调解协议》的内容。
另查明，冯恩德的侄子冯璐（身份证号码）与冯恩德共同前往杭州市萧山区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冯璐在上述《人民调解协议》签订当日通过支付宝方式向被告方支付款项20000元。次日，冯璐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方支付款项60000元。
再查明，蒋阿木、蒋建娥、蒋建明、蒋建军曾作为原告于2017年4月5日向本院提起（2017）浙0109民初4991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要求：“1.被告冯琳赔偿原告因亲属童凤花在交通事故中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356521.29元；2.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中心支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付责任，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范围内优先赔付。”蒋阿木、蒋建娥、蒋建明、蒋建军在起诉状中诉称：“……原告系童凤花的法定继承人，因无法与被告就赔偿问题达成一致，故向贵院提起诉讼……”后，蒋阿木、蒋建娥、蒋建明、蒋建军于2017年4月27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本院裁定予以准许。蒋阿木、蒋建娥、蒋建明、蒋建军于2017年06月22日作为原告再次向本院提起（2017）浙0109民初9614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要求被告冯琳支付原告因亲属童凤花在交通事故中死亡造成的赔偿款500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损失。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冯琳的父亲冯恩德出面与被告蒋阿木、蒋建娥、蒋建明、蒋建军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是否合法有效。第一，冯恩德与被告蒋阿木、蒋建娥、蒋建明、蒋建军签订《人民调解协议》时，不具备原告冯琳的委托代理人身份，冯恩德的行为构成无权代理。第二，冯恩德与被告蒋阿木、蒋建娥、蒋建明、蒋建军签订《人民调解协议》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虽然在一般社会生活中，父亲出面代替子女处理子女的个人事项实属正常，但处理事项的范围应与子女的年龄、学历、智力等因素相符，一般也仅限于日常家事范围，包括购物、保健、衣食、娱乐、医疗、接受馈赠等等。本案中，原告冯琳系成年人，需处理的事项是交通事故后的损害赔偿，并不当然属于父亲可代理完成的日常家事行为。从人民调解协议出具的过程来看，蒋建明、蒋建军代替蒋阿木、蒋建娥在《人民调解协议》中签字，调解工作人员也向被告蒋建明、蒋建军说明必须带回蒋阿木、蒋建娥的授权委托材料。被告方理应知晓冯恩德作为原告冯琳的父亲，在未取得冯琳委托授权的情况下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并不当然发生法律效力，被告方作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原告所提交的起诉状中的相关内容对此亦可予以印证。据此，仅凭冯恩德系原告冯琳父亲的身份关系，并不足以建立被告方对冯恩德代理行为的合理信赖，冯恩德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第三，原告冯琳作为被代理人，对上述《人民调解协议》明确表示拒绝予以追认。冯恩德的侄子冯璐虽于《人民调解协议》签订的当日、次日分别支付赔偿款20000元、60000元，但仅凭现有证据和庭审调查，并不足以认定冯璐的两次付款行为系接受原告冯琳的指示而为的事实，也不足以认定原告冯琳对协议进行追认并开始履行协议义务的事实。综上，冯恩德出面与被告方签订《人民调解协议》的行为属无权代理，也不构成表见代理，原告冯琳对此亦未作追认，该《人民调解协议》应属无效。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据充分且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被告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申请人为被告蒋阿木、蒋建娥、蒋建明、蒋建军，被申请人为原告冯琳的《人民调解协议》（于2017年2月17日签订）无效。
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被告蒋阿木、蒋建娥、蒋建明、蒋建军负担。
原告冯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蒋阿木、蒋建娥、蒋建明、蒋建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陈 龙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贺一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