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最高法民申385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郝茹莎，女，1974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敬东，上海汇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谦，上海汇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万向信托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体育场路429号天和大厦12-17层及4层（401-403）。法定代表人:肖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海波，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程程，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郝茹莎因与被申请人万向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向公司）信托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浙民终1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郝茹莎申请再审称，原审判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之情形，应予再审。请求：1、依法撤销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浙民终184号民事判决，并重新审理本案；2、依法改判支持郝茹莎的原审诉讼请求；3、判令万向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一、原审法院对信托基础认识错误。本案中，一、二审法院认定万信-证券结构化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71号（以下简称71号）信托计划同时具备了证券投资信托、结构化信托、集合资金信托这三种类型的信托特征，那么就应当同时遵守证券投资信托、结构化信托、集合资金信托涉及法律法规的规定。原审法院仅通过援引结构化信托的概念来说明71号信托计划的合法性，在适用法律上出现了重大疏漏，基础认识错误。71号信托计划不是“母子信托”，具体表现为：1、总计只有一个信托，即71号信托计划，万向信托公司也仅就71号信托计划向监管部门进行了备案；2、每一期信托单元不是信托，只是万向信托利用合同的工具进行信托计划内部进行记账的产物，根本不属于《信托法》项下所称信托；3、每一期信托单元的委托人（受益人）都是71号信托计划的委托人（受益人）；4、但71号信托计划不是每一期信托单元的委托人（受益人）。因此，71号信托计划显然不具备母子信托的特征，根本就不是母子信托。结构化信托不具备天然的融资功能，结构化信托只有借助信托资产的债权运用方可与所谓融资挂钩。从合规角度来说，受托人应当自主决策，运用信托财产进行证券投资。但是受托人如将信托财产的投资管理权让渡给了劣后委托人（受益人），那么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结构化信托成了融资的工具和平台。这种做法显然已经走出了合规的边界，直接构成了违法。银监会11号文第21条明确规定受托人需亲自管理、自主决策、不得将投资管理职责委托他人行使。《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强信托公司结构化信托业务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银监通[2010]2号，以下简称2号文)更是在第1条表明对于信托公司在结构化信托业务方面的自主管理能力的要求。因此，结构化信托本身并不具备也不可能实现“融资功能”。一、二审法院关于结构化信托具有天然融资功能的认识错误。二、原审法院对于诉争信托计划存在认识错误。1、对于“不属于非法出借证券账户的”认定明显错误。原审法院承认71号信托计划下挂的信托单元是通过71号信托计划的证券账户在进行证券交易，但对委托人拥有投资决策权的事实视而不见，对出借账户的实质含糊其辞。但根据合同约定，委托人自行决定信托财产管理运用、委托人代表具有投资决策权，委托人发送投资指令，这些才是真正的事实，是判断证券账户出借的事实基础。从约定角度看，合同表明受托人只是委托人投资指令的执行者，所谓的审查要求与股民炒股应遵循的内容并无实质区别，并无审核的意思表示。从信托合同的约定以及实际操作可以看出，在正常情况下，郝茹莎的股票交易通过71号信托计划的证券账户完全可以、且实际上依据自己的投资指令顺利完成。因此，本案中“出借证券账户”的特征非常清晰、事实非常清楚。受托人在设计71号信托计划时就已经定性自己是通道的角色，因此在信托合同中明确信托财产的管理处分由委托人自行决定，并据此进而明确由委托人代表行使信托财产的投资决策权，由委托人代表发出委托人投资指令，这些必然导致证券账户出借的实质和结果。万向公司违反证券法第80条关于“禁止法人出借自己或者他人的证券账户”的禁令。2、对于“不属于非法融资证券的”认定明显错误。一审判决认为证券法第142条只规制证券公司，而非信托公司。这种表述显然曲解了证券法的规定，对融资融券制度缺乏正确的认识。实践中，除经批准的证券公司外，其他任何机构都不能从事融资融券业务。结构化信托本身并不具备融资功能，71号信托计划实际上是借了结构化信托这样合法的外衣，通过信托合同的约定以让渡“投资决策权”的方式使得郝茹莎借入对应优先级委托人1.2亿元的资金用于证券买卖，万向公司还从中收取信托报酬。万向公司在未取得《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的情况下，变相从事融资业务，已经构成了非法从事融资融券业务的情形，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10条，信托合同应属无效。3、对于“不构成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认定明显错误。71号信托计划是万向公司作为金融机构向市场推出的格式化的投资于证券市场的金融产品。万向公司作为金融机构，其发行的金融产品具有相当的社会公信力。因此，这种产品一旦违法，对社会造成影响和冲击是显而易见，直接破坏了金融秩序，影响证券市场的平稳和健康。本案万向公司通过信托合同的约定设立71号信托计划，提供场外配资服务并出借证券账户，已经严重违反证券法及国家金融秩序，显著加剧了证券市场的价格波动，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三、伞形信托就是一个打着创新旗号的违法产品。从信托性质来看，伞形信托属于违法信托产品。以证券投资为目的的伞形信托，属于证券投资信托，如前文所述，证券投资信托必须由受托人亲自履行投资决策事项，不能将投资管理职责委托他人行使。伞形信托明确将投资决策权让渡给了委托人，这显然是违反了法律规定。另外，伞形信托假借结构化信托的合法形式，变相地向次级/劣后级委托人提供对应优先级的资金，供次级/劣后级委托人买卖股票的行为，同样构成了非法从事融资业务的情形，违反了证券法第142条及合同法相关规定。这种伞形信托产品其实就是以规模化从事证券市场融资业务为目的，以让渡信托财产投资决策权为变种手段，以出借证券账户为证券投资路径和融资保障措施。这些变种都是以违规为代价，从而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和强制性规定，最终导致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结果。监管部门对于伞形信托的违法性早有定论。2015年9月17日，证监会再度明确伞形信托的非法性并明确提出了清理要求。证监会发布了《关于继续做好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通知》，要求甄别、确认涉嫌场外配资的相关账户并明确了信托产品账户清理的范围。本案71号信托计划完全符合该监管文件指出的涉嫌场外配资的信托产品账户的三个认定标准，完全属于场外配资的违法行为。四、“郝茹莎因股票投资失败而被强制平仓”、“信托合同对认购风险进行了特别提示”，这种说法纯属万向公司逃避法律责任的托辞。郝茹莎遭受的损失并未因为“强制平仓”，实系郝茹莎在毫不知情地情况下早在2015年9月17日就已经失去了对证券账户的控制，而此时，信托净值并未跌破平仓线，但郝茹莎却丧失了交易机会。在证券账户失控后的两个交易日内，信托净值受包括伞形信托在内的非法场外配资被集中清理的大环境影响下跌破了平仓线。当时郝茹莎连补仓的渠道都已经被切断，这是郝茹莎没有预料到的情况。对此，万向公司不仅没有任何解释，反而还在一审过程中提交其单方制作的证据，说明万向公司于2015年9月18日收盘后向郝茹莎发送跌破平仓线的短信，营造出郝茹莎的损失是因为跌破平仓线而遭到强制平仓的假象。通过本案的证据可以知晓，郝茹莎本身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在投资出现亏损的情况下已陆续补仓约3,000余万元。万向信托称郝茹莎眼看着4,000万元投资本金及3,000余万元的补仓投入接连遭受损失而置之不理，显然不符合常理。万向公司书面答辩称：一、诉争信托计划符合《信托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系合法有效的信托产品。诉争信托计划符合结构化信托、集合资金信托及证券投资信托的相关要求。诉争信托计划作为一种集合信托计划，符合银监会关于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相关要求。本案中,万向公司将包括郝茹莎在内的多名委托人交付的资金进行集中管理、运用、处分的资金信托业务活动属于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符合《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对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要求。在子信托单元中，郝茹莎作为劣后委托人及委托人代表享有投资建议权，并通过IT账户系统向受托人提交指令建议。万向公司作为受托人收到指令建议后，根据信托文件的规定进行审查，审查通过后发出交易指令。信托单元本质上是“结构化证券投资信托”产品，本案一、二审法院援引《中国银监会关于加强信托公司结构化信托业务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予以说明，并无不妥，结构化信托合法合规。伞型结构化证券投资信托仅仅只是技术创新，不改变结构化信托法律关系的性质，与信托的效力无关。郝茹莎主张伞型结构化证券投资信托无效没有事实依据。本案一、二审法院对诉争信托性质的认定正确，不存在郝茹莎所称的认识错误。诉争信托产品并非是个别信托公司的个别行为，在信托行业内具有广泛的普遍性，涉及的信托产品规模在万亿规模以上，系特定监管时期形成的信托产品，目前均已经被监管部门叫停。二、本案终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不存在郝茹莎所称的认定错误。诉争信托不存在非法出借账户的情形。在信托计划存续期间，万向公司作为受托人始终对信托股票账户享有控制权，并在此基础上随时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执行风控措施。万向公司依据其受托人权限和责任对次级委托人提交的指令进行审查，并享有拒绝执行指令的权利。如果存在如郝茹莎所言的违法出借证券账户的情况，则万向公司必然丧失对该股票账户的控制权，也无法执行风控措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继续做好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通知》系要求清理、整顿相关的信托产品账户而非对信托计划本身的效力或是否违法作出认定，是司法实践中的普通共识。本案中，也不存在诉争信托计划被证监会列为违规项目的情形，证监会依法对场外配资中证券违法违规案件作出的行政处罚亦不包括万向公司及诉争信托计划。郝茹莎并不能直接地、不受约束地根据自己的指令建议和意志来完成股票配置。所有的交易指令都是由受托人所控制的资产管理系统（软件系统）发出的，而受托人是根据该系统来管理次级受益人的指令建议并执行风控措施。IT技术的应用实现高效率的指令传递，并不意味着万向公司没有对投资指令进行审核，更不能以外观操作引起的错觉来颠覆其法律关系的判断。三、诉争信托系依法合规的信托产品，根本不构成非法融资融券。本案所涉信托计划为合法的结构化股票投资信托产品，不涉及融资融券业务，万向公司也未违法从事融资融券业务。本案中，万向公司作为信托受托人，从未向郝茹莎或任何信托委托人出借资金或证券。至于案外人上海金元百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优先级受益人和郝茹莎作为次级受益人的分配关系，这是按照结构化信托的规定和不同委托人的风险偏好作出的安排，是结构化融资的应有之义，也不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因此，郝茹莎混淆结构化信托与融资法律关系，并直接在《再审申请书》中称诉争信托计划系“借钱给委托人用于炒股”等内容，是对法律关系的判断错误。本案信托计划系万向公司从事的依法合规的结构化信托业务，与融资融券业务并无关系。结构化信托的融资功能仅仅是结构化形式所产生的附随效果，并不能据此认定为存在融资法律关系。诉争信托计划系合法、正当的证券投资，不存在损害社会公众利益的情形。信托公司从事结构化信托业务，与证券公司的融资融券业务并无关系，诉争信托的法律关系也不是融资法律关系。郝茹莎以万向公司违规从事融资融券业务进而主张万向公司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显然不成立。四、由于信托单元财产单位净值低于止损线后，郝茹莎未及时追加增强信托资金，万向公司根据《信托合同》执行了止损线风险控制措施，后依据郝茹莎提出的提前终止信托单元申请，已依法完成对信托财产的清算、分配。诉争信托单元财产单位净值于2015年9月18日低于止损线，万向公司于当日收盘后通过系统短信通知郝茹莎追加增强信托资金，郝茹莎于2015年9月21日未追加增强信托资金，万向公司按照《信托合同》第8.30条止损线风险控制之规定，自2015年9月21日起对信托单元项下持有的全部证券资产进行变现操作。此后，郝茹莎于2015年10月31日向万向公司提出提前终止信托单元的申请，万向公司根据该申请对信托财产进行了清算、分配，并于2015年11月4日出具清算报告，后分别于2016年11月3日、2016年11月5日针对停牌股票进行了第二次信托财产分配，信托财产现已全部分配完毕。因此，万向公司严格依据《信托合同》，谨慎有效的执行了止损通知及信托单元变现操作，并依据郝茹莎的申请对信托单元进行了清算分配。综上所述，本案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清除，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郝茹莎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是：一、诉争信托计划的效力如何认定；二、万向公司是否违法从事金融业务；三、万向公司强制平仓是否具有过错。具体分述如下：一、关于诉争信托计划效力如何认定的问题。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信托公司证券投资信托业务操作指引》、《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等关于设立信托计划的相关要求，万向公司为依法设立的信托公司，符合设立资管计划的主体条件，诉争71号合同由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依法向浙江省银监局事前报告审核，符合《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中对于信托计划书的相关规定，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十一条无效信托的条件。并且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强信托公司结构化信托业务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明确规定了结构化信托业务是指信托公司根据投资者不同的风险偏好对信托受益权进行分层配置，按照分层配置中的优先与劣后安排进行收益分配，使具有不同风险承担能力和意愿的投资者通过投资不同层级的受益权来获取不同的收益并承担相应风险的集合资金信托业务。本案中万向公司设立的71号合同对信托计划投资限制与信托单元投资限制作出了具体的规定，通过IT技术完成不同子信托单元的组合配置合法合规。证监会发布的《关于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意见》和《关于继续做好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通知》是要求清理、整顿相关的信托产品账户，并不是对信托计划本身效力是否违法作出认定。因此诉争信托计划符合法律法规，原审法院认定71号合同合法有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二、关于万向公司是否违法从事金融业务的问题。第一，万向公司并不构成出借证券账户。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信托公司证券投资信托业务操作指引》的通知第二十一条规定：证券投资信托设立后，信托公司应当亲自处理信托业务，自主决策，并亲自履行向证券交易经纪机构下达交易指令的义务，不得将投资管理职责委托他人行使。结合双方在71号合同中的约定，本案诉争信托计划是采用母子信托模式，子信托通过母信托的账户进行投资交易，组成不同的资产组合进行独立交易，万向公司针对一个集合信托开立一个证券账户，以信托资产配置证券资产，并无不当。万向公司依照相关规定对指令建议进行审查后再发出交易指令，始终对信托财产以及信托股票账户享有控制权，能够自主决定交易指令的发出以及执行风控措施。因此万向公司并未出借账户，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并无不当。第二，万向公司并没有从事非法融资融券业务。根据《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融资融券是指向客户出借资金供其买入证券或者出借证券供其卖出，并收取担保物的经营活动。71号合同中第三条关于信托目的规定，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自愿将其合法所有的资金委托给受托人并加入信托计划，指定受托人将本信托计划项下的信托计划资金投资于股票、场内货币型基金、债券逆回购等。71号合同第8.23条亦明确约定投资限制中规定不得进行融资融券交易。根据本案实际情况，万向公司与郝茹莎签署的信托合同并不符合融资融券的业务规定，万向公司也未向郝茹莎出借资金或者证券，并且诉争的信托计划属于结构化信托，其结构化形式所产生的融资功能，是其本质具有的附随效果，并不能因为信托属于结构化信托并具有融资功能，就将其认定为融资法律关系即万向公司开展融资业务，原审法院认定诉争信托不属于非法融资融券正确。第三，诉争信托计划并没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根据71号合同中关于信托利益的计算与分配、风险承担等规定可知，诉争信托合同只约束郝茹莎以及万向公司双方，并不对外产生效力，并且2015年的股灾形成和扩大的影响因素众多，不能因为股灾的发生就认定由诉争的信托计划导致，并且进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原审法院认定股灾发生并不能归咎于伞形信托，更得不出单个伞形信托合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结论，并无不当。三、关于万向公司强制平仓是否具有过错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郝茹莎在投资71号信托计划时，万向公司明确告知郝茹莎，即信托计划不承诺保本和最低收益，具有一定的投资风险，适合风险识别、评估、承受能力较强的合格投资者。同时信托计划资金的用途亦已告知郝茹莎，即主要投资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已经公开发行并挂牌交易的上市流通中的股票、场内货币型基金、债券逆回购等等。另外71号信托计划说明书中亦对投资风险、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包括市场风险、经营风险、资金回收风险、安全生产风险、法律与政策风险等进行了释明。根据本案实际情况，郝茹莎的信托单元净值于2015年9月18日低于止损线，万向公司在当日收盘后根据信托合同的相关要求，通过系统短信通知郝茹莎追加增强信托资金，郝茹莎在2015年9月21日未按时追加增强信托资金，故万向公司按照信托合同中止损线风险控制的规定，对郝茹莎信托单元项下的全部证券资产进行变现操作，符合合同约定，郝茹莎主张万向公司存在主观过错，但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万向公司强制平仓并无过错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郝茹莎的再审申请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之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本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郝茹莎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虞政平审 判 员 王展飞审 判 员 张爱珍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夏根辉书 记 员 杨九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