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闽08民终180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汀县涂坊镇中华村民委员会，住所地福建省长汀县涂坊镇中华村。法定代表人：丘清声，村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饶如清，长汀县大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长汀县涂坊镇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住所地福建省长汀县涂坊镇中华村。负责人：涂旺生，村民小组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长汀县涂坊镇中华村第八村民小组，住所地福建省长汀县涂坊镇中华村。负责人：丘春鹏，村民小组长。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水莲，福建万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丘思强，男，1959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长汀县。原审第三人：郑明军，男，汉族，1971年5月14日出生，住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原审第三人：曹辉发，男，汉族，1968年7月2日出生，住福建省长汀县。原审第三人:曼图林业（江西）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洪都北大道636号西格玛商务中心2204、2205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00078410574XM。负责人胡德洁，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巨兵，曼图林业（江西）有限公司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云行，曼图林业（江西）有限公司职工。上诉人长汀县涂坊镇中华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华村委会”）因与被上诉人长汀县涂坊镇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长汀县涂坊镇中华村第八村民小组、原审被告丘思强、原审第三人郑明军、曹辉发、曼图林业（江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曼图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连城县人民法院（2017）闽0825民初2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0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华村委会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我国森林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了严格的林权登记、发证、持证制度，只有依法持有林权证，持证人才拥有该林权证记载范围内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或所有权。本案中两被上诉人未向法院提交《福建省长汀县林权证》原件，也未提交其承包或以其它形式取得案涉山场林木、林地所有权的相关证据，故被上诉人在法律上对案涉山场并未取得物权。同时上诉人全村的所有山场在1982年之前之后均由上诉人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且在行使管理职权过程中从未有任何村民或村民小组提出异议。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山场的林木、林地所有人与使用人是被上诉人属认定事实错误。2.2003年上诉人将全村所有山场进行公开招标不存在无权处分的任何事由，被上诉人的村民也参加了招标会议。丘思强中标后对案涉山场进行了实际的经营管理并依法取得林权证，被上诉人从未对案涉山场行使过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中华村第五、第八村民小组辩称：1.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福建省长汀县林权证》（第XX号）盖有长汀县林业局公章，且与一审向吴某所作的询问笔录相互印证。丘思强申请林权登记时的主要权利依据亦为《福建省长汀县林权证》（第XX号），被上诉人的上述林权证在林业“三定”后由长汀县人民政府颁发确认权属，此后并没有依法变更林木林地权属证书，故该林权证合法有效，被上诉人是案涉山场的林木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2.中华村委会一审提交的证据的效力不及于《福建省长汀县林权证》（第XX号），不能以此否定该份林权证的真实性、合法性。3.中华村委会将案涉山场转让给丘思强未经被上诉人同意，丘思强与中华村委会签订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转让合同》无效，丘思强不具有善意。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丘思强辩称，同意中华村委会的上诉意见。丘春鹏与其等五人是合伙参加招标的，当时被上诉人也有村民参加，一审判决错误。曼图公司述称，1.两被上诉人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是本案所涉林权的权利人，无权对他人之间的合同提起诉讼，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2.两被上诉人与原长汀县涂坊公社中华大队曹田组不论从设立的法律依据、任务、性质、范围等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组织，两被上诉人以涂坊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主张其为中华大队曹田组的延续没有依据。3.本案证据证明中华村委会是案涉林权的真正权利人，其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对案涉林权占有、投入、管理、处分、收益，与丘思强签订的转让合同经过民主议定程序，内容合法，应受法律保护。4.案涉林权从2005年起至今已多次流转，多次办理了林权变更登记，两被上诉人若有异议早就应当提出，但两被上诉人从未在公示期内提出，表明其与案涉林权毫无关联。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驳回两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郑明军、曹辉发未作答辩。中华村第五、第八村民小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确认中华村委会与丘思强签订的关于黄伯坑山场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转让合同》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2年7月30日，长汀县人民政府向原长汀县涂坊公社中华大队曹田村颁发《福建省长汀县林权证》（第XX号），确认座落于原长汀县涂坊镇中华大队：地名为山羊坑，林班号7，小班号3-16，面积2271亩；地名为老虎坑子，林班号9，小班号10-26，面积1151亩；地名为黄木坑（又名黄伯坑），林班号7，面积2691亩等山场的山权、林权为原长汀县涂坊公社中华大队曹田村所有。原长汀县涂坊公社中华大队曹田村现已变更为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和第八村民小组。2003年，中华村委会对本案所涉林地进行林改。2003年7月30日，中华村委会召开村二委扩大会议，记录了支部书记关于进行林改问题的讲话内容。2003年8月24日，中华村委会召开村民代表及小组长会议，记录了丘某3关于林权制度改革的讲话内容，讲话内容的下方有参加会议人员签章，共签了18个名字。会议没有体现对会议内容的讨论和表决过程。2004年10月31日,中华村委会与丘思强签订一份《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转让合同》，约定中华村委会将黄伯坑山场中面积2613亩的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转让给丘思强经营，山场的四至如下：东至山脊、南至溪、西至山脊、北至米升岽；属1996年林业基本图7林班，转让经营期限为叁拾年。2004年12月12日，丘思强对上述林地填报林权登记申请表，申请表中“林地所有权权利人”载明为“涂坊镇中华村委会（曹田组）”，“集体林地所有权权利人意见”一栏有加盖长汀县涂坊镇中华村委会印章，范林华私章，还加注“村民小组长：丘春忠”字样。“主要权利依据栏”载明“1.1982年长汀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汀涂中华字第XX号林权证。”2006年1月8日,丘思强与曹辉发、郑明军签订一份《林木所有权、林地使用权转让承包合同》，约定丘思强将如上所述的黄伯坑山场中面积2613亩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林木经营权转让给曹辉发、郑明军经营。2006年1月10日，中华村委会出具一份证明，同意丘思强将上述山场的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转让给曹辉发、郑明军承包经营。2006年1月10日，曹辉发、郑明军对上述林地填报林权登记申请表，申请表中“林地所有权权利人”载明为“涂坊镇中华村”，“集体林地所有权权利人意见”一栏有加盖长汀县涂坊镇中华村委会印章，范林华私章。“主要权利依据栏”载明“1.1982年长汀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汀涂中华字第XX号林权证。”2007年6月28日,郑明军、施志秋与阙祖文、吴连福签订一份《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转让承包合同》，约定郑明军将如上所述的黄伯坑山场中面积2613亩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转让给阙祖文、吴连福经营。2007年9月29日,曼图公司与阙祖文签订一份《森林资源转让合同》，约定阙祖文将如上所述的黄伯坑山场中面积2613亩的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转让给曼图公司经营。2007年10月19日，曼图公司对上述林地填报林权登记申请表，申请表中“林地所有权权利人”载明为“长汀县涂坊镇中华村委会”，“集体林地所有权权利人意见”一栏有加盖长汀县涂坊镇中华村委会印章，范辉昌私章。“主要权利依据栏”载明“1.1982年汀涂中华字第XX号林权证。”2007年11月2日，长汀县人民政府颁发汀林证字（2007）第XXXX号《林权证》给曼图公司，林权证所涉山场即为本案所涉山场。森林、林木、林地状况登记表中“林地所有权权利人”登记为长汀县涂坊镇中华村委会。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郑明军上述《林权证》所涉山场含于长汀县人民政府于1982年7月30日颁发给曹田村的《福建省长汀县林权证》（第XX号）的黄木坑山场。2007年10月13日，中华村委会召开村民代表复议集体林权地制改革的决议，载明范四妹坝—黄百坑，面积2204亩，承包期限30年，每年每亩交林地使用费0.75元，范林华中标等内容。会议记录下方载明“与会人员同意上述决议”下方有23人签名。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该院认定如下：1.关于长汀县人民政府于1982年7月30日向原长汀县涂坊公社中华大队曹田村颁发的《福建省长汀县林权证》（第XX号）是否合法有效，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和第八村民小组是否为该山场林地及林木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的问题。该院认为，长汀县人民政府于1982年7月30日向原长汀县涂坊公社中华大队曹田村（即现在的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和第八村民小组）颁发的《福建省长汀县林权证》，至本案开庭审理时并没有被有关部门依法撤销，而且丘思强、郑明军及曼图公司填报的《林权登记申请表》“主要权利依据栏”，均记载为“1982年汀涂中华字第XX号林权证”，所以该林权证应为合法有效。林权证是物权的主要凭证，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和第八村民小组应为本案所涉山场的林地及林木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2.关于丘思强与中华村委会签订《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转让合同》，是否存在善意的问题。丘思强对本案所涉林地填报林权登记申请表时，申请表中“林地所有权权利人”载明为“涂坊镇中华村委会（曹田组）”，而且如上所述“主要权利依据栏”记载为“1982年长汀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汀涂中华字第XX号林权证。”所以，丘思强与中华村委会签订《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转让合同》，并不存在善意。3.关于中华村委会将本案所涉林地转让给丘思强是否取得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和第八村民小组同意的问题。丘思强对本案所涉林地填报林权登记申请表时，申请表中“集体林地所有权权利人意见”有加注“村民小组长：丘春忠”。但中华村委会或丘思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丘春忠系第五村民小组或第八村民小组的小组长，而且也没有另一村民小组长的签名。另外，中华村委会或丘思强也未提供证据证明中华村委会召开的几次会议，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和第八村民小组的时任小组长有参会并表决通过会议内容，且二个村民小组有另行召开村民会议对本案所涉林地转让给丘思强进行表决通过。可见，中华村委会将本案所涉林地转让给丘思强并未取得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和第八村民小组的同意。4.关于中华村委会提供的证据的认定问题。（1）中华村委会提供《中华大队松脂基地合同及公约》、《长汀县涂坊乡（镇）中华松脂基地合同》、《长汀县涂坊公社中华大队社员自留山清册》、《长汀县完善落实集体山林经营管理体制情况统计表》、《长汀县涂坊乡中华村经营形式登记表》、《关于承包松树砍伐合同》、《归还我们的林权（报告）》、《权属证明》、《协议书》、《中华大队售让涂坊公社林场合同书》各一份，提出本案涉诉山场在1982年林业三定之前、之后均未体现为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第八村民小组所有，中华大队的林地未分到各生产队（村民小组），为中华村集体所有。该院认为，《中华大队松脂基地合同及公约》、《协议书》、《中华大队售让涂坊公社林场合同书》均系在1982年7月30日长汀县人民政府向曹田村颁发林权证之前的合同公约、协议及合同书，均不足以否定1982年曹田村的《林权证》的真实性和合法性；《长汀县涂坊乡中华松脂基地合同》载明“山林权属应以县级以上发证机关所发证件为凭……”，所以也不能否定1982年长汀县人民政府向曹田村颁发的《林权证》的真实性和合法性；《长汀县涂坊公社中华大队社员自留山清册》是社员自留山的分配清册，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虽然其中一张汇总表有载明“山地总面积数27964”、“人口数1333”，但不足以否定1982年曹田村的《林权证》的真实性和合法性；《长汀县完善落实集体山林经营管理体制情况统计表》、《长汀县涂坊乡中华村经营形式登记表》、《关于承包松树砍伐合同》、《归还我们的林权（报告）》、《权属证明》也同样不足以否定1982年曹田村的《林权证》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所以，中华村委会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2）中华村委会提供《中华村2016年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公示》提出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中华村第八村民小组收取生态公益林“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是对中华村委会2003年林改的追认，中华村委会与丘思强签订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提供招标通告存稿、招标记录各一份，提出2003年中华村委会的林改程序合法。该院认为，《中华村2016年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公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招标通告存稿、招标记录没有加盖单位印章，真实性不能确认，不作为本案定案依据。5.关于郑明军提供的证据的认定问题。郑明军提供的长汀县林权调处办制作的丘某1、丘某2、范辉昌、丘某3、范某、丘春鹏、赖某、丘某4、丘某5等人的询问笔录，提出中华村山场历来都是由中华村村委会管理，山场收入统一归村集体。2003年林改，村委会将山场采取承包经营，有召开村民代表村小组长会议并进行公告，第五村民小组的涂九古，及第八村民小组的流明生参加招标。案涉山场原为长汀县林产化工厂松脂基地，由村委会与林化厂签订松脂基地合同，其他组村民均可到案涉山场采松脂；提供长汀县林权调处办制作的钟何华的询问笔录，提出1998年钟何华与中华村委会签订林木砍伐合同，有关山价款归村集体统一收入；提供中华村委会关于林权招标记录，提出中华村委会对案涉山场进行公开招标。该院认为，上述长汀县林权调处办制作的询问笔录，除丘春鹏的询问笔录外，均属于未到庭参加诉讼的证人证言，其真实性不能确认，不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丘春鹏的陈述也只能证明第一次招标时，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和第八村民小组有5、6个人进行阻止，所以招标未成功。第二次，丘春鹏应人之邀参加了投标，中华村第八村民小组还有涂升文参加了投标，案涉山场原为长汀县林产化工厂松脂基地，其他组村民也可到案涉山场采松脂。所以丘春鹏的陈述也不足以证明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和第八村民小组同意通过招标方式对本案所涉山场进行林改;中华村委会关于林权招标记录没有参加人员签名也没有记录人员签名，其真实性不能确定，不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一审判决认为，林木、林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1982年7月30日，长汀县人民政府颁发了《福建省长汀县林权证》（第XX号）将座落于原长汀县涂坊镇中华大队地名为黄木坑（又名黄伯坑），林班号7，面积2691亩的山场确权给原长汀县涂坊公社中华大队曹田村（现为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和第八村民小组）。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和第八村民小组即为该山场的林木、林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2003年3月3日颁布的闽政（2003）8号《关于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第四条第一款规定,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范围主要是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尚未明晰的集体商品林及县级人民政府规划的宜林地。第五条第（四）项规定，将坚持政策稳定性、连续性的原则作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之一，且规定对已明确林木所有权、经营权和林地使用权，并为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改革形式，且大部分群众满意的均应予维护，不得打乱重来。因此，对本案中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和第八村民小组在“林业三定”时已取得林权证确认权属的林木所有权、经营权和林地使用权，按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应保持稳定和连续。中华村委会未经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和第八村民小组同意，擅自与丘思强签订《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转让合同》，将上述黄伯坑山场中面积2613亩的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转让给丘思强经营，侵犯了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和第八村民小组的合法权益。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和第八村民小组主张中华村委会与丘思强签订的合同无效，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丘思强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属对其诉讼权利的处分，依法缺席审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长汀县涂坊镇中华村民委员会与丘思强于2004年10月31日签订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转让合同》无效。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长汀县涂坊镇中华村民委员会与丘思强负担。二审诉讼期间，中华村委会提交：1、2017年9月19日长汀县涂坊镇中华村委会会议记录复印件，证明：中华村委会于2017年9月19日召开本村老党员、老干部、村民代表、村民小组长、村二委成员会议，到会人员均表态不服连城县人民法院的判决，并要求上诉；案涉山场历史以来都是由村委会经营管理，被上诉人从未经营管理本案涉诉山场；2013年林改时，中华村委会的所有山场包括生态公益林全部“重新洗牌”（生态公益林的补贴按本村人口平均分配、案涉山场则通过公开招标方式进行发包）。2、2015年、2017年长汀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分配统计表，证明：2013年林改时，中华村委会的所有山场包括生态公益林全部“重新洗牌”，生态公益林的补贴按本村人口平均分配、案涉山场则通过公开招标方式进行发包，本案被上诉人和各户村民以领取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的方式接受并认可了2013年的林改。丘思强、曼图林业公司质证同意中华村委会的主张，两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证据1，形式上、内容上均不足以证明中华村委会的主张，关于案涉山场历史以来都是村委在经营管理等观点是上诉人一面之词，不足以认定。证据2，首先，该证据无法证明中华村委会的主张，上诉人提出是按人均分配，不是按比例，但其中五、九组的比例就不对。此外如果是生态公益林的话，根据《关于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第四、第五条的规定，生态公益林不列入改革范围，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同意以公开招标的方式出让涉讼林木林地。丘思强、两被上诉人、曼图公司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中华村委会提交的证据将结合全案的证据作出综合判断。上诉人中华村委会、原审第三人曼图林业公司对一审判决认定“1982年7月30日，长汀县人民政府向原长汀县涂坊公社中华大队曹田村颁发《福建省长汀县林权证》（第XX号）”有异议，认为该林权证并没有实际颁发，被上诉人也没有向法庭提交持有林权证的证据，只有林权证存根联的复印件。此外，一审遗漏认定中华村委会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对案涉诉山场一直进行经营管理，两被上诉人、丘思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对当事人没有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查明，1979年3月21日甲方中华村委会（原长汀县涂坊人民公社中华大队革命领导小组）与乙方长汀县松香厂签订《关于建立松脂原料基地的合同》，将包含案涉山场在内的山场交由乙方经营，乙方支付补贴每亩2500元，甲方行使管理权。1987年9月21日甲方中华村委会与乙方长汀县林产化工厂签订《松脂基地合同》，约定将案涉山场交由乙方建立松脂基地，由乙方一次性付给甲方开办基地经费每亩2500元，并委托甲方对基地内的山林进行保护和管理。另查明，2003年8月24日中华村委会就林权制度改革及当前工作召开村民代表及小组长会议，会议就案涉山场的承包经营进行了讨论并确定。一审判决认定“2003年8月24日，中华村委会召开村民代表及小组长会议，记录了丘某3关于林权制度改革的讲话内容，讲话内容的下方有参加会议人员签章，共签了18个名字。会议没有体现对会议内容的讨论和表决过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当事人没有异议的事实与二审纠正及查明的事实一并作为二审的事实认定。综上，当事人没有异议的事实与二审另查明的事实一并作为二审的事实认定。本院认为，案涉“黄伯坑”山场的权属在1982年7月30日长汀县人民政府作出的《福建省长汀县林权证》（第XX号）存根联中记载为中华大队曹田组，但根据1979年3月21日中华大队与长汀县松香厂签订《关于建立松脂原料基地的合同》及1987年9月21日签订的《松脂基地合同》，再结合长汀县林业局对中华村的村民代表所作的询问笔录及其汀林［2008］155号《关于汀领集接访字［2008］第08051553号信访件有关事项的调查情况反馈》的内容，可以认定案涉山场长期以来实际为中华村委会占有、经营、处分及收益，中华村委会上诉认为全村的所有山场在1982年前后均由上诉人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且在行使管理职权过程中从未有任何村民或村民小组提出异议的主张成立，本院予以采信，所以从上述证据可以明确案涉山场属于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尚未明晰到村民个人的集体商品林。2003年中华村进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于2003年8月24日召开村民代表及小组长会议，就林权制度改革将全村除生态公益林外的其余集体山场（其中包含案涉山场）以公开招标的形式实行承包经营管理进行讨论并确定施行，此后，2007年10月13日又以村民代表会议的决议对2003年8月24日的会议再次予以认可，该事实有上诉人提交的两次会议记录及上述长汀县林业局汀林［2008］155号《关于汀领集接访字［2008］第08051553号信访件有关事项的调查情况反馈》予以证明，中华村委会以民主议定的方式对案涉山场的经营权进行了调整，两被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明对此提出了异议及该村民代表会议存在违法的情形，应认定其认可中华村村民代表会议的决议，而中华村村民代表会议关于集体林权制度的改革决议不仅符合《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闽政［2003］8号）中规定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范围和原则，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有关涉及村民利益事项讨论决定的规定，故应认定该林改决议的合法性。本案讼争合同中，丘思强作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据招标通告参与招投标后中标，并与中华村委会签订了《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转让合同》，实际占有交付的标的物，该合同的签订和履行符合中华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会议决议，因此两被上诉人认为中华村委会与丘思强签订的合同未经其同意属无效的理由没有依据，不予采信。此后经发包方中华村委会同意丘思强将案涉山场转让给曹辉发、郑明军经营，郑明军办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郑明军、曹辉发后又将案涉山场进行流转，现为曼图林业公司经营管理，并且对案涉山场已办理了不动产登记手续，在多次林权流转过程中两被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对案涉山场的林权登记提出了异议。综上，两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中华村委会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98年修订）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八）项、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连城县人民法院（2017）闽0825民初240号民事判决；驳回长汀县涂坊镇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长汀县涂坊镇中华村第八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上诉人长汀县涂坊镇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长汀县涂坊镇中华村第八村民小组共同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长汀县涂坊镇中华村第五村民小组、长汀县涂坊镇中华村第八村民小组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丁 斌审 判 员  许虹菁审 判 员  卢维善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张毅晖书 记 员  林 晶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98年修订）第十七条村民会议由本村十八周岁以上的村民组成。召开村民会议，应当有本村十八周岁以上村民的过半数参加，或者有本村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通过。必要的时候，可以邀请驻在本村的企业、事业单位和群众组织派代表列席村民会议。第十九条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八）村民会议认为应当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项。第二十一条人数较多或者居住分散的村，可以推选产生村民代表，由村民委员会召集村民代表开会，讨论决定村民会议授权的事项。村民代表由村民按每五户至十五户推选一人，或者由各村民小组推选若干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