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虹民四（民）初字第2243号
原告叶耿昌。
被告上海首联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宜玲。
委托代理人庄菁，上海中夏旭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倪耘，上海中夏旭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叶耿昌诉被告上海首联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联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叶耿昌，被告首联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庄菁、倪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叶耿昌诉称，2012年5月KEYLINKLIMITED欲在上海设立公司，以经营咖啡连锁店，为此，KEYLINKLIMITED负责人刘宜玲签署授权委托书，委托原告代表KEYLINKLIMITED处理公司设立时需要办理的相关事宜。此后，原告为设立公司做了大量工作。2012年9月29日，首联公司经批准设立，刘宜玲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2年10月15日，原被告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原告担任中国区总部总经理，每月工资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26，000元（税后），并自2013年4月1日起调升至43，000元（税后），还约定了其他的福利待遇。原告领取工资至2013年3月。2013年4月25日，刘宜玲在未通知原告的情况下，更换公司门禁，解散员工，致使原告无法进入公司工作，其行为已经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现起诉，要求被告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1、支付2013年4月的工资43，000元（税后）及各项补贴款（包括伙食补贴3，000元、租房补贴8，000元、全额育儿补贴7，000元和租赁车辆补贴5，500元）；2、补偿原告十二个月的工资516，000元、十二个月的租房补贴96，000元，补偿原告及家属回台机票20，000元；3、赔偿违约金100万元；4、支付2013年5月1日至2013年5月15日期间的工资14，333元。
原告提供了以下证据：
1、授权委托书，证明被告的投资人KEYLINKLIMITED授权原告负责办理被告公司的设立事宜，原告有权在2012年5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期间，委任公司董事、监事、经理，并可代表被告签订合同、章程等；
2、民事起诉状，该起诉状是被告另案起诉原告和黄某某二人其他财产权纠纷一案中提供，诉状中认定由于公司法人代表刘宜玲长期在台湾工作，所以公司由原告负责经营管理，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3、2012年10月15日签订的劳动合同，证明被告聘任原告担任中国区总部总经理，并约定了原告的各项待遇；
4、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及对账单，证明被告向原告支付工资的情况。2013年1月之前，被告以现金支付原告工资，2013年1月起，原告的工资部分由公司账户支付，部分由原告个人账户支付；
5、原告的名片、完税证明、原告签署的规章制度、原告作为公司员工领取文具的领用表、会议记录、内部公文、原告代表公司与其他公司或其他员工签订的合同、员工档案、视频和照片等，均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6、公司公章、执照、照件交接签收单，证明原被告合法交接了上述物品，从而证明原告在被告公司是担任职务的；
7、公司部分员工的劳动合同及三名台籍员工申请就业证的体检证明，被告认可了与这些员工的劳动关系，并承诺支付离职补偿金，却不认可与原告的劳动关系；
8、汽车租赁合同、房屋租赁合同及部分汇款凭单、机票证明，证明被告应按劳动合同的约定支付原告应享有的费用。
被告的质证意见：
1、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无异议，该委托书是委托原告办理公司的设立事宜，不包括签订劳动合同的授权；
2、诉状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本人也是KEYLINKLIMITED的股东之一，故刘宜玲委托原告管理被告公司，即刘宜玲与原告之间存在委托管理关系，原告参与盈利分配，原被告之间没有劳动关系；
3、对2012年10月15日签订的劳动合同的真实性有异议，刘宜玲当时并不在上海，不可能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原告掌管着公司的公章，该合同是原告使用公司公章私自制作的，并非被告的意思表示；
4、对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及对账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该证据的内容显示收款人和付款人均系原告，不能证明是被告向原告支付的工资；
5、原告的名片等证据均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6、公司公章、执照、照件交接签收单与原告欲证明的内容之间没有关联性；
7、公司员工的劳动合同并非出于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体检报告与本案无关，被告认可这些员工在被告处付出过劳动，并同意支付遣散费，但并未追认过这些员工的劳动合同；
8、对汽车租赁合同等证据均不予认可，被告从未承诺向原告支付上述费用，原告所依据的劳动合同本身即是原告虚构的。
针对被告的质证意见，原告的补充意见：
2012年8月20日至26日期间，刘宜玲来上海，原告与刘宜玲就劳动合同的细节内容进行了协商和确定，因公司当时尚未取得公章，刘宜玲将双方协商确定的文本带回了台湾。2012年9月29日，公司取得公章，并由原告保管。2012年10月15日，原告将与刘宜玲协商确定的劳动合同的电子文本打印为书面文本，因刘宜玲当时不在上海，因此原告使用公司的公章在劳动合同上盖章。原告并提供了刘宜玲的出入境记录，以证明原告与刘宜玲协商确定劳动合同内容的事实。
经质证，被告对出入境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不认可原告欲证明的内容。
被告首联公司辩称，原告与刘宜玲系朋友关系，同时也是KEYLINKLIMITED的股东之一。2012年5月，刘宜玲作为KEYLINKLIMITED的负责人，委托原告在上海设立公司，授权原告办理设立公司的诸项事宜，但是未授权原告与他人签订劳动合同。原告擅自使用公司公章，在未与公司协商的情况下自行制作的所谓劳动合同对公司没有约束力。原告2013年4月27日取得就业证，而2013年4月25日起，原告已不在被告处工作，故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综上，被告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提供了以下证据：
1、刘宜玲的通行证，根据通行证的签注信息，2012年10月15日期间，刘宜玲并不在大陆，因此原告并未与刘宜玲协商签订过劳动合同，所谓的劳动合同是原告利用保管公章之便自行制作的；
2、总经理委派书，证明被告公司的总经理是刘宜玲，而不是原告，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符；
3、2013年3月工商银行对账单及公司记账凭证，证明原告利用管理之便向自己发放报酬，被告对其行为不予认可，且报酬的数额与原告提供的劳动合同中的数额不一致；
4、派出所受案回执，证明原告与刘宜玲产生矛盾，刘宜玲到上海之后发现公司的公章、营业执照都不知去向，即报警，并更换了公司门禁；
5、被告在新闻晨报登载的遗失声明，因原告拒绝归还公司公章，被告只得登报挂失。
经质证，原告对总经理委派书、2013年3月工商银行对账单及公司记账凭证和新闻晨报登载的遗失声明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刘宜玲的通行证的真实性有异议，对派出所受案回执不予认可。原告认为，原告担任的是公司的品牌总经理，与刘宜玲担任的总经理一职并无冲突。
经审理查明，2012年5月，因KEYLINKLIMITED投资在上海市虹口区设立首联公司，刘宜玲以KEYLINKLIMITED负责人的名义签署授权委托书，委托原告代表KEYLINKLIMITED“处理公司设立时所需要办理的相关事宜，其权限如下：1、设立时有关部门所需递交的资料全权委托叶耿昌签名（落款叶耿昌）；2、叶耿昌可签名委派代理人去办理设立时的相关事宜；3、叶耿昌可签名委任董事、监事、经理；4、叶耿昌代表‘首联’签订合同及章程；5、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6、代理期限：2012年5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2012年9月29日，首联公司经批准设立，股东（发起人）为KEYLINKLIMITED，刘宜玲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3年4月25日，被告更换了办公场所的门禁。2013年5月14日，原告向上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上海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2013年4月税后工资43，000元、伙食补贴3，000元、租房补贴8，000元、租赁公车补贴5，500元、按劳动合同条款支付终止合同补偿金516，000元、租房补贴96，000元、返台机票25，000元、支付违约金100万元。该委经审理，对原告的请求均不予支持。原告不服裁决，向本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2012年10月15日，原告在甲乙双方分别为被告和原告的劳动合同上签名，并使用被告的公章在甲方落款处盖章。该合同的期限自2012年10月15日至2015年10月14日，包括以下内容：
1、“甲方聘用乙方为中国区总部之总经理职务”，原告“全面负责总部各项运营与管理”；
2、原告的月工资26，000元（税后），2013年4月1日起调升至43，000元（税后）；
3、“补贴待遇：乙方享受一年四次之台湾来回机票交通费补贴（人民币共20，000元／年），一日三餐伙食补贴（人民币共3，000元／月），此外，甲方还应承担费用并提供独立主管宿舍供乙方居住。甲方同意乙方自行租赁宿舍，甲方在合同期限内每月补贴乙方租赁宿舍费用8，000元整（宿舍要求需2010年后新建房，至少三室二厅）。”
4、“育儿安家待遇：甲方提供乙方家属三位育儿全额教育津贴，及家属一年四次之台湾来回机票交通费补贴（家属每人享受人民币20，000元／年）。”
5、“甲方在合同期限内补贴乙方每月5，500元作为汽车租赁交通费。”
6、“甲方除第七条第一小条规定外，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停薪、欠薪、不承担不支付福利待遇或补贴等）提前终止合同，均为甲方违约，甲方应一次性偿付乙方相当于十二个月工资（以调升工资为准，人民币516，000元）和相当于十二个月的租房补贴（人民币96，000元）及乙方及其家属之回台湾机票费（每人人民币5，000元，以实际来沪人数计算）的违约金。乙方因甲方违约提出终止本合同的不免除甲方的违约责任的承担。”
7、“甲方特别承诺并保证，乙方作为台籍引进的高阶专业人才主管，甲方依本合同第五条有义务在合同期限内安置乙方家属并承担费用，甲方不得在合同期限内将乙方调岗、调降工资，如甲方对乙方执行调岗、调降工资，则必须取得乙方的书面同意，否则甲方违约，甲方应就每次违约行为单独给付乙方违约金人民币1，000，000元。本合同继续履行。乙方因甲方违约提出终止本合同的，甲方还应按照本条第（二）项约定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再查明，原告2013年4月27日取得就业证。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原告提供的授权委托书、劳动合同，上海劳动仲裁委沪劳人仲（2013）办字第304号裁决书等可予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2012年10月15日签订的劳动合同是否出于原被告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认为，首先，系争劳动合同由原告持被告公司公章在合同甲方落款处盖章，并由其本人在合同乙方落款处签名，形成原被告双方签署的劳动合同，此一行为显然不包括在公司对其的授权范围之内，亦有违民事法律行为的基本准则。其次，原告自述该劳动合同的内容系原告与刘宜玲于2012年8月事先商定，因当时尚未取得公司公章，故未签署。若如原告所述，刘宜玲可以先行代表被告签名确认合同内容，而事实上，合同甲方落款处并无刘宜玲的签名，刘宜玲或者被告亦未在事后对该劳动合同进行追认。因此，以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该劳动合同出于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要求被告按照该劳动合同的约定，支付2013年4月的工资43，000元（税后）及各项补贴款（包括伙食补贴3，000元、租房补贴8，000元、全额育儿补贴7，000元和租赁车辆补贴5，500元）、补偿原告十二个月的工资516，000元、十二个月的租房补贴96，000元、补偿原告及家属回台机票20，000元、赔偿违约金100万元、支付2013年5月1日至2013年5月15日期间的工资14，333元等，本院均不予支持。此外，原告于2013年4月27日始取得就业证，其时，原告已不被允许进入被告的工作场所，故原告认为其与被告之间系劳动关系，显然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叶耿昌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20，215.5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陆 卫
代理审判员 陶 勇
人民陪审员 唐尚德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杨嘉豪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