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武侯民初字第4666号
原告高蓉，女，满族，1964年1月5日出生，住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代理人汪琦鹰，北京市博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伟，男，汉族，1970年11月4日出生，住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
委托代理人吴文博，北京邦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毅，北京邦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高蓉与被告张伟合伙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9月22日受理后，被告张伟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向本院提出管辖异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被告张伟不服上诉，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后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9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蓉及其委托代理人汪琦鹰，被告张伟的委托代理人吴文博、李毅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高蓉诉称，原被告自2006年起共同合作为铁道部第二勘察设计院及地方测绘局提供的航空摄影服务项目，双方约定利益分成比例为各50%。2011年4月18日，双方就被告支付原告100万元签订了协议，但被告张伟未按协议履行，只支付了24万元。原告高蓉多次要求被告张伟支付，被告张伟总未予履行。故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张伟立即返还原告高蓉欠款76万元及利息（2012年6月16日至2014年9月30日，以76万元作为基数，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张伟辩称，原被告之间根本不存在欠款关系。2011年4月18日被告张伟确实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向原告高蓉出具了一份离职补偿调解书，是针对原告高蓉在被告张伟的公司工作，在离职时给予的经济补偿金。原告高蓉称双方有合作项目，但实际被告方无论个人还是公司均从未与第三方签订协议，更没有任何盈利。被告张伟支付24万元是依据2011年4月18日的调解书向原告作为员工离职作的经济补偿。原告高蓉主张的76万元是劳动争议范畴。请求驳回原告高蓉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告高蓉与被告张伟签订1份《协议书》，载明“今张伟与高蓉就解除合作相处关系一事达成如下协议：为高蓉与张伟共同合作相处几年的补偿张伟自愿付100万元人民币给高蓉，付款时间如下：2011年5月付30万元，2011年年底再付20万元，2012年上半年付30万元，2012年年底前再付最后20万元。以上协议双方共同遵守，双方各负各责、互不追究（包括一切法律事宜）。双方约定如有一方违反本协议，在高蓉户籍所在地法院提出诉讼”。《协议书》载明时间为“2011年4月18日”，有“高蓉”、“张伟”手写签名及捺印。《协议书》内容除“高蓉”、“张伟”手写签名及捺印外，其余均为打印体。两处“合作相处”中“作相”有删除痕迹。对此，原告高蓉解释当初签订协议时张伟认为“合作相处”提法不妥，改成“合作”，应删除“相处”2字，但删除的时候删除错了。
上述《协议书》签订后，被告张伟分5次向原告高蓉账户转款24万元。
被告张伟认为《协议书》上张伟的签名及捺印不是本人所书写及捺印，且形成时间也不是2011年4月18日，故提出鉴定申请。本院委托成都清源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鉴定所给出了《协议书》上签名及捺印是张伟书写及指印是张伟右手拇指所留的鉴定意见。对于被告张伟要求的形成时间鉴定，因被告方未能按照鉴定机构的要求提供对比样本而未做鉴定。
为了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反驳被告张伟的主张，原告高蓉还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1.云南项目合作往来的邮件，证明原被告在2006年至2007年就云南项目进行了合作，且从该项目获得利润；2.天津数雷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及公司章程，该章程里载明原被告2人是该公司股东，高蓉占60%，张伟占40%股份，两人有合伙关系。
被告张伟质证认为，往来邮件真实性不认可，被告公司确实与原告高蓉所称的项目进行过投标，但最终未中标。证据2的工商档案信息及内容与本案无关。
为了反驳原告高蓉的诉讼请求，支持自己的主张，被告张伟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1.天津数航公司营业资料，证明张伟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张伟答应给原告高蓉工作补偿是职务行为；
2.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发出的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证明原告高蓉曾在2013年4月在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高蓉陈述证据时称只有1份《调解书》，并未提及《协议书》。《调解书》是张伟书写，《协议书》不是张伟所写，形成时间也应是2013年4月以后；
3.开庭笔录，证明原告高蓉认可与天津数航伟业科技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工资领取至2011年4月；
4.劳动合同，证明原告与被告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天津数航伟业科技有限公司在2008年4月11日至2011年4月存在劳动关系；
5.领款证明，证明原告在天津领取工资的截止日期是2011年4月，与调解书、开庭笔录是相互映证的。
原告方质证认为，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实际上是原被告在2011年4月18日上午签订了《调解书》后，原告经咨询了解劳动补偿并不能明确说明原被告之间的合作关系，故才在当天下午才打印了《协议书》，原被告双方又再签订的《协议书》。高蓉与张伟在签订劳动合同前就存在合作关系，为了方便工作，才签订了劳动合同。
通过上述原被告提交的证据，本院还查明了以下事实：一、天津数雷科技有限公司于2011年4月21日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成立，注册资本50万元，由高蓉、张伟共同出资，高蓉占注册资本的60%，张伟占40%，高蓉为法定代表人。二、天津数航伟业科技有限公司于2005年10月11日成立，张伟为法定代表人，2008年4月11日，高蓉与天津数航伟业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为期一年的《劳动合同书》，在该公司的工资表上有高蓉领取工资记录。三、2013年4月，高蓉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张伟，诉讼请求与本案一致，在审理过程中，高蓉出具了1份《调解书》，被告方对《调解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并认为双方是雇佣关系，因存在“暧昧关系”，“高蓉离职时比较闹，所以才写了调解书”，后高蓉以双方进行庭外和解为由申请撤诉。四、2011年4月18日，原告高蓉与被告张伟签订了1份《调解书》，载明“今张伟和高蓉就工作补偿一事达成如下协议：为了高蓉在张伟公司工作几年的补偿，张伟愿付100万元给高蓉，付款时间如下：2011年5月付30万元，2011年底再付20万元，2012年上半年付30万元，2012年底前再付最后20万元。以上协议双方共同遵守，各负各责，互不追究（包括一切法律事宜）”，《调解书》内容均为手写，高蓉与张伟均签名。
上述事实有《协议书》、《成都清源司法鉴定中心报告书》、电子邮件、工商档案信息、法院卷宗材料，双方当事人陈述笔录等，收集在案，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原告高蓉与被告张伟签订的《协议书》虽被告张伟否认真实性，但经鉴定机构鉴定，系被告张伟签名及捺印，故本院对《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协议书》明确“为高蓉与张伟共同合作相处几年的补偿张伟自愿付100万元人民币给高蓉”，表明双方是合伙关系，被告张伟于2012年底前向原告高蓉付款100万元，现被告张伟已经支付24万元，故对原告高蓉要求被告张伟支付余款76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张伟认为，双方是劳动雇佣关系，张伟是代表天津数航伟业科技有限公司向原告高蓉支付经济补偿金，但从《协议书》的表述看，张伟的行为代表个人，故对被告张伟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张伟还认为《协议书》系虚假，且形成时间在2013年4月以后，关于《协议书》的真实性，已经鉴定机构予以确认，对于形成时间，因被告方未能提供对比样本而未做鉴定。现被告方无证据证明《协议书》的形成时间不是《协议书》上所书写的“2011年4月18日”，且即使形成时间在2013年4月以后，也仅能视为原被告双方对2011年4月18日《调解书》的进一步确认和对发生争议的约定诉讼管辖地补充，不能因此免除被告张伟应承担支付76万元及利息的民事责任。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张伟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高蓉支付76万元及利息（自2013年1月1日起至2014年9月30日止，以76万元为计算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1400元（高蓉预交），鉴定费7880元（张伟预交），共计19280元，由被告张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林 娜
人民陪审员 赵鸿欧
人民陪审员 沈 尤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岳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