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内05民终8号上诉人（一审被告）闫国臣，男，1956年1月26日出生，现住通辽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好平，内蒙古大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周占良，男，1963年9月22日出生，现住通辽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晋哲，内蒙古兴哲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闫国臣因与被上诉人周占良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奈曼旗人民法院（2015）奈民初字第38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此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闫国臣上诉请求：一、改判驳回周占良的诉讼请求；二、由周占良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有误：关于保证期间，保证合同中未约定保证期间，故保证期间应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2014年4月19日）起六个月，因周占良未在此期间向闫国臣主张过权利，故闫国臣应免除保证责任；周占良要求闫国臣在借据复印件上书写“担保期两年，中间多次索要过”，于次日即将闫国臣诉至法院要求其承担保证责任，可见周占良在保证期间内并未向闫国臣索要过欠款，而是为了实现诉讼目的；闫国臣未在2015年10月12日的借据复印件上签字或按手印，据此可以推定所书写内容不是闫国臣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具有合法性。关于和解协议的效力：和解协议已经全部履行完毕；在李某刑事案件卷宗内无被上诉人周占良对和解协议提出异议的材料，故周占良对和解协议明知，且至今未提出异议。刑事判决书已对和解协议的效力予以确认，故该协议对周占良具有约束力。依据不诉不理的原则，一审法院无权对和解协议的效力进行确认。关于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效力问题。诉争借款已经被认定为诈骗罪的涉案款项，借款人李某亦受到刑事处罚，故借款合同无效。保证合同作为从合同亦无效。周占良为获高利出借款项，存在过错，闫国臣碍于情面，且对李某实施诈骗行为不知情，故不存在过错。周占良辩称，本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周占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闫国臣偿还借款本金408000元，利息3672元（408000元×0.005×18个月，从2014年4月19日至2015年10月19日，本息合计444720元，利随本清）；二、诉讼费用由闫国臣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李某经手于2013年4月19日从原告处借款本金30万元，由被告闫国臣提供担保。李某为原告出具了借据一枚，约定借款期限为2013年4月19日至2014年4月19日，李某在借款人处签字并加盖了奈曼旗某1石油制品有限公司公章，闫国臣在担保人处签字。借据上借款金额为408000元，包括按月利率30‰计一年利息108000元。2015年10月12日原告向被告闫国臣催要借款，被告在借据复印件上书写“担保期两年，中间多次索要过”。2015年7月30日李某因涉嫌犯骗取贷款罪、诈骗罪被通辽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2015年12月25日被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犯骗取贷款罪、诈骗罪判处有期徒期十年六个月。在该案审理过程中，2015年8月17日以赵某、王某1、王某2为代表的部分债权人与李某丈夫胡某1、其子胡某2达成和解协议，其主要内容是：“胡某1、胡某2以拥有的奈曼旗某1石油制品有限公司100%股份转让给赵某、王某1、王某2等52名债权人，用以抵偿52名债权人全部的1858.85万元债务。债权人受让股份后，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终结”。52名债权人中包括原告债权，在达成和解协议的授权委托书中由被告闫国臣签了原告“周占良”名字并捺印。协议签订后，奈曼旗某1石油制品有限公司变更为奈曼旗某2石油制品有限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赵某。现原告诉至法院，要求由被告闫国臣承担保证责任，偿还借款本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涉案借款是否已经通过和解履行完毕；二、李某借款行为构成诈骗罪是否导致本案借款合同无效；三、本案是否已超过保证期间。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李某刑事案件债权人与胡某1、胡某2达成和解协议的“授权委托书”中，原告的签名及捺印均为被告闫国臣所为，对该协议的内容原告不认可，闫国臣为其签字、捺印的行为原告方亦不认可，被告闫国臣也没有证据证明原告授权其行为。故不能认定原告属于该“和解协议”之中当事人，该协议对原告不具有约束力，从而不能认定涉案借款已通过和解履行。关于第二焦点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之规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根据上述规定，结合本案案情，原告是基于对担保人的信任将款项借给李某，原告的出借行为没有构成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借款合同无效情形，被告也没有有效证据证明该借款合同存在无效情形，故应认定本案借款合同有效。在借款的过程中，原告方不存在过错，被告闫国臣的担保行为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故保证合同有效，被告闫国臣应对涉案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根据担保法规定，债权人与保证人之间可以约定保证期间，本案中在原始借据上双方虽然没有书面约定保证期间，但被告闫国臣在2015年10月12日在借据复印件上书写的“担保期间两年”应视为对该笔借款保证期间的有效约定，虽然被告闫国臣辩称其书写内容并非真实意思表示，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故涉案借款保证期间应从2014年4月19日起按2年计算，原告于2015年10月14日起诉，没有超过保证期间。本案借款借据金额中有108000元利息是按月利率30‰计算的，对此双方认可，现原告要求合同期内利息按月利率20‰主张，逾期利息按月利率5‰主张，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应予支持。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予以支持。被告的抗辩理由缺乏法律依据及证据支持，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被告闫国臣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的十日内向原告周占良偿还借款本金30万元，自2013年4月19日起按月利率20‰计算支付利息至2014年4月19日，自2014年4月20日起按月利率5‰计算支付利息至实际清偿日止。案件受理费7971元，保全费1520元，由被告闫国臣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闫国臣出示三组新证据：证据一、2014年6月19日，周占良向公安机关报案材料一份（复印件），拟证明借款时是奈曼旗某1石油制品有限公司借款，借款目的是用于加油站经营的事实；证据二、奈曼旗某2石油制品有限公司的证明一份，拟证明周占良通过和解协议已取得公司30万元份额的事实；证据三、2015年6月16日的授权委托书一份及身份证复印件五份，拟证明王某系有权代理。周占良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这是追究李某涉嫌刑事犯罪的事实，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周占良既不是该公司股东也不是该公司股权持有人，股权转让未经周占良同意；对证据三真实性有异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闫国臣出示的证据一为复印件，未与原件核对，故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二虽加盖出具单位的公章，所证实内容与和解协议系闫国臣代替周占良签订的事实相矛盾，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三中载明的代理权限不包括调解及和解，故该证据不能证明受托人王某具有代理周占良签订和解协议的权限。二审查明事实及采信的其他证据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保证人应依约承担保证责任。双方就保证担保的方式、期限、范围未做约定的情况下，应视为连带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保证担保的范围应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本案中，上诉人闫国臣虽主张已过保证期间，应免除其保证责任，但从其在借据复印件上书写“担保期两年，中间多次索要过”的内容看，闫国臣表达的是周占良向其主张过权利，其未免除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故上诉人闫国臣应依约承担保证责任。上诉人闫国臣主张债务已清偿，但有关转让债权、债务及办理企业变更登记的授权委托书上周占良的名字均系闫国臣代写，且无证据证明周占良对此有过授权，故有关债务清偿的和解协议对周占良无约束力。关于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效力问题，本案中被上诉人周占良对借款人实施诈骗行为不知情亦无过错，亦不存在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故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有效。上诉人闫国臣应依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综上所述，闫国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971元，由上诉人闫国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雁北审判员  石 莹审判员  王丽华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王宏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