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京02民终561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毛线厂，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二区**号。法定代表人：张建海，厂长。委托代理人：王雷生，男，1985年2月22日出生，汉族，北京毛线厂职员，住该单位宿舍。委托代理人：卫爱民，北京市当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商建房地产开发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42号。法定代表人：许丽明，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陈婷，北京市大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和利安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85号京宝大厦307室。法定代表人：汪曦佳。上诉人北京毛线厂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商建房地产开发公司（下称“商建公司”）、北京和利安商贸有限公司（下称“和利安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6民初364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8�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饶林生、李琴、耿燕军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此案。北京毛线厂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法院民事裁定，确认被上诉人商建公司与被上诉人和利安公司于2004年4月22日签订的《北京芳星园综合停车楼项目转让合同书》无效；2、被上诉人商建公司、和利安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上诉的事实和理由：第一，北京毛线厂因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起诉商建公司的时间为2012年5月28日，北京毛线厂起诉商建公司、和利安公司的本案申请立案的时间是2012年12月24日，在本案一审期间，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也在审理，并不存在“一事二理”的问题；第二，原一、二审法院及最高法院对于商建公司、和利安公司之间转让土地使用权事实的认定，并不影响一审法院对本案合同效力的认定，因为在先案件中，北京毛线厂并没有提出确认商建公司、和利安公司之间转让土地使用权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也没有提出相关的证据，法院自然也没有审理合同的效力；综上，一审法院民事裁定关于“在毛线厂诉商建公司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中，毛线厂认可综合停车楼相关争议在该案中一并审理，综合停车楼转让的相关事实在该案中已经生效裁判予以认定。该案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于2014年12月19日作出(2013)高民终字第27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已生效;之后商建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后维持北京高院终审判决”的认定是错误的。商建公司对于北京毛线厂的上诉，答辩称：1、本案诉争的《北京芳星园综合停车楼项目转让合同书》（下称“《转让合同》”）涉及的转让标的即综合停车楼的权属问题、《转让合同》的效力以及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已在商建公司与北京毛线厂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中一并审理，该案判决已生效具有既判力，北京毛线厂在该案判决生效后再次起诉，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诉讼原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关于“重复起诉”的规定，依法应予驳回起诉，原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根据北京高院终审判决关于“综合停车楼按照规划建筑面积5945.16平方米，应全部视为商建公司已取得的分配合作利益”的认定，北京毛线厂对综合停车楼不享有任何权利，该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主张《转让合同》损害其作为第三人的合同权益没有法律及合同依据，不具备作为适格原审原告的起诉条件，应当驳回起诉；3、《转让合同》及转�行为真实合法有效，未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4、北京毛线厂第一次向一审法院起诉确认《转让合同》无效的立案时间为2012年12月24日，该案因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中止诉讼、北京高院终审判决生效后方才恢复审理，而北京毛线厂在一审法院组织开庭三次后提出撤诉，一审法院于2015年12月24日做出（2013）丰民初字第01554号民事裁定，裁定准许北京毛线厂撤诉，故北京毛线厂关于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与本案一审同时进行、不存在“一事二理”的上诉理由不成立；综上，生效判决具有既判力，北京毛线厂在北京高院终审判决生效后就同一合同、同一诉讼标的再次起诉，在本案中提出了完全否定北京高院终审判决的诉讼请求，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诉讼原则，构成重复起诉，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和利安公司对于北京毛�厂的上诉，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北京毛线厂一审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商建公司与和利安公司于2004年4月22日签订的《转让合同》无效；二、依法判决商建公司与、利安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为：一、在北京毛线厂诉商建公司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中，北京毛线厂认可综合停车楼相关争议在该案中一并审理，综合停车楼转让的相关事实在该案中已经生效裁判予以认定，该案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于2014年12月19日作出(2013)高民终字第27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已生效;之后商建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后维持北京高院终审判决；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认定:“2004年4月22日，商建公司作为项目转让方、和利安公司作为项目受让方签订《转让合同》，商建公司将综合停车楼项目以600万元转让给和利安公司开发建设。2004年4月28日，商建公司作为项目转让方、和利安公司作为项目受让方，共同向北京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申请转让原由商建公司开发建设的综合停车楼项目。2004年12月8日，和利安公司取得综合停车楼土地使用权证。2005年12月22日，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以2005规(丰)建字0307号就综合停车楼向和利安公司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划建筑规模5945.16平方米。2007年11月30日，和利安公司取得综合停车楼《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综合停车楼现仍未建设”；“综合停车楼虽然是住宅楼和商场的服务型配套建筑，但使用面积没有分摊到住宅楼与商场中，单独计算建筑面积并独立办理产权登记。商建公司已将综合停车楼有偿出售，转让合同中约定面积为3000平方米，但转让的标的实为�栋楼而非部分，综合停车楼的建设方已是转让合同的受让方。综合停车楼按照规划建筑面积5945.16平方米，应全部视为商建公司已取得的分配合作利益”；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21日对该案作出的(2015)民申字第402号《民事裁定书》认定：“第二，原判决根据案涉综合停车楼规划建筑面积5945.16平方米，其使用面积并未分摊到住宅楼与商场中，且商建公司已经将该楼有偿出售的实际情况，将上述5945.16平方米认定为商建公司已分得的合作利益，并无不当”，即对综合停车楼的权属问题、转让行为的有效性及产生的法律后果再次作了确认；综上，综合停车楼项目（建筑及土地使用权）作为毛线厂与商建公司合作范围的一部分，转让的相关事实及证据已在双方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纠纷一案中予以认定，北京毛线厂就《转让合同》提出确认无效的诉讼请求，实系不服生效裁判认定事实，其应依照审判监督程序主张救济，另行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北京毛线厂的起诉。本院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第二款规定“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北京毛线厂以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于2016年1月6日所提本案诉讼的原审原告北京毛线厂、原审被告商建公司与此前于2012年以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纠纷为由所提诉讼案件的当事人存在重复，且北京毛线厂在该2012年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纠纷案中亦提交了涉案《转让合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针对该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二审做出民事判决，最高人民法院针对该案再审做出民事裁定，均对综合停车楼项目（建筑及土地使用权）作为毛线厂与商建公司合作范围的一部分，以及转让的相关事实及证据进行了认定，本案虽涉及的当事人及所提诉讼请求与此前2012年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的当事人及请求不完全一致，但其实质为否定此前2012年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的有关裁判结果，故北京毛线厂所提本案诉讼已构成重复起诉；有鉴于此，一审法院驳回北京毛线厂的起诉并无不当，所作裁定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饶林生审 判 员 李 琴审 判 员 耿燕军二〇一七年七月五日法官助理 赵 楚书 记 员 谭雅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