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吉02民终358号上诉人（申请执行人）：沈伟林，男，1952年11月26日生，住吉林市昌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春国，吉林明达伟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案外人）：邓剑峰，男，1981年7月3日生，住广东省东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玉芬（系邓剑锋岳母），女，1948年12月22日生，住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玉洁，吉林保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被执行人）：杨连义，男，1950年11月27日生。原审第三人：吉林吉化江城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吉林市丰满区。法定代表人：杨连义，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景敏，吉林北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沈伟林因与被上诉人邓剑峰、杨连义、原审第三人吉林吉化江城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安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2017）吉0204民初30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沈伟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沈伟林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以邓剑峰与建安公司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协议及补充协议无效，并非案件审理范畴为由，驳回沈伟林的诉讼请求。实质上等于未对本案进行全面审理，以上两协议是否有效与案件执行直接相关。建安公司是诉争房屋的所有权人，法院依据生效法律文书执行杨连义持有的建安公司的股权时，确认建安公司资产范围势必将诉争房屋列入其资产范围进行评估，这是执行杨连义股权应该履行的程序。2004年7月21日本案诉争房屋被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于2008年5月13日解封。而邓剑峰与建安公司买卖协议签订的时间为2007年11月8日，是在法院查封期间，其买卖行为是无效的。诉争房屋仍然属于建安公司所有。在（2012）昌执外异字第5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给邓剑峰下限期举证通知书，要求其提供购买诉争房屋所支付的房款来源原件，邓剑峰在期限内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支付了135万元的购房款。另外，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还调取了建安公司财务科长段阿杰证言。其证实没有听说卖办公楼的事情，也没有在收据上签字，企业也没有收到房款。以证据证明建安公司与邓剑峰的买卖关系不真实。另外2010年3月10日，本案争议房屋因另一案件被保全查封时，建安公司曾以超标的为由提出过保全异议。而并未主张该房屋已经出卖。直至2012年7月份，在法院执行过程中邓剑峰才提出异议，可见所谓房地产买卖协议书及房地产买卖补充协议明显是虚假的。退一步讲，即使是真实的，也因违法而无效。二、一审适用法律明显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对申请执行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准许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本案应当审理案外人邓剑峰是否对诉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也就是应审理所谓房地产买卖协议书及房地产买卖补充协议是否有效，是否存在真实的诉争房屋买卖关系。一审判决明显违反了上述规定，不仅适用法律错误，并且造成本案未全面审理。邓剑峰辩称，第一，本案沈伟林与杨连义个人之间是债权债务纠纷，却查封了已经取得产权证的邓剑峰名下的房屋，无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第二，沈伟林查封杨连义在建安公司的股权，进而要处置股权对应的公司资产，无任何法律依据，与公司法相关规定相悖。第三，关于邓剑峰与建安公司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效力问题，一方面沈伟林作为合同之外的人无权就合同效力进行主张。另一方面买卖合同一经成立即产生法律效力，在解除查封或撤销查封后，当事人自然可以办理变更手续，因此该合同及补充协议并不违背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关于不得转让查封财产的强制性规定。该规定是针对行政机关对不符合变更条件的房地产在办理产权变更登记问题上所作出的行政管理性的规定，而非针对房地产转让合同效力的强制性规定。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依法维持。建安公司述称，沈伟林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与一审庭审中的陈述没有新的变化，一审判决对此已经作出全面客观的论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沈伟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邓剑峰与建安公司于2007年11月8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协议》、2007年11月17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补充协议》无效；2.对邓剑峰名下的坐落于吉林市昌邑区吉林大街219号（证号：S000247194号）房屋许可执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沈伟林与杨连义民间借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2年7月2日作出（2012）船民二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沈伟林的诉讼请求。沈伟林提出上诉，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1日作出（2012）吉中民三终字第287号民事判决，判决撤销（2012）船民二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杨连义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沈伟林借款82.5万元及利息。执行过程中，一审法院依沈伟林的申请根据（2012）昌执外异字第5号裁定驳回邓剑峰的异议请求，认定邓剑峰诉争的房产是杨连义的可供执行财产，于2017年5月23日作出（2012）执字第397号执行裁定，查封邓剑峰名下坐落于吉林市昌邑区吉林大街219号房屋产籍即本案诉争房屋。邓剑峰以其为诉争房屋所有权人，被执行人为杨连义而非邓剑峰为由提出异议。一审法院于2017年8月31日作出（2017）吉0204执异51号执行裁定，裁定：一、案外人邓剑峰的异议请求成立；二、中止对坐落于吉林市昌邑区吉林大街219号证号S000247194号房屋的执行。沈伟林不服该裁定，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另查明，杨连义为建安公司法定代表人。本案诉争房屋原产权人为建安公司。2004年7月21日，诉争房屋被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2008年5月13日解除查封。2007年11月8日，建安公司与邓剑峰签订《房地产买卖协议》，同年11月17日又与邓剑峰签订《房地产买卖补充协议》，将诉争房屋以135万元的价格出卖给邓剑峰，并出具收据两份。2010年3月10日，昌邑法院裁定查封诉争房屋产籍，建安公司以超标的查封为由提出保全异议申请，昌邑法院于2011年9月6日作出（2010）昌民二字第131-4号民事裁定，裁定异议请求成立。2012年3月9日，昌邑法院作出（2012）昌民二初字第131-2号民事裁定，裁定查封诉争房屋产籍，邓剑峰以房屋买卖协议有效，交付了购房款，并对房屋占有使用为由提出异议申请，昌邑法院于2013年6月19日作出（2012）昌执外异字第5号执行裁定，以“案外人（邓剑峰）没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已交付购房款”为由裁定驳回邓剑峰的异议请求。建安公司交到法院200万元后，昌邑法院于2013年8月7日作出昌民执字第253号裁定，裁定解除查封。2013年8月12日，昌邑法院作出（2012）昌民一初字第547-3号民事裁定，裁定查封诉争房屋，邓剑峰提出保全异议申请，昌邑法院于2013年9月3日作出（2012）昌民一初字第547-4号民事裁定，裁定保全异议请求成立，而该裁定于2013年12月19日被昌邑法院以（2012）昌民一初字第547-7号民事裁定予以撤销，同年12月20日，昌邑法院作出（2012）昌民一初字第547-5号民事裁定，裁定解除查封。邓剑峰于2013年12月21日取得诉争房屋的产权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申请执行人提起诉讼旨在恢复对异议标的的执行，在诉讼中，申请执行人仅就是否对执行标的的继续执行有诉讼利益，因此其诉讼请求为“请求对执行标的的许可执行”，该执行标的是被执行人的合法财产。本案中，（2012）执字第397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并非邓剑峰、建安公司，而是杨连义。沈伟林要求许可执行的诉争房屋原产权人为建安公司，非被执行人杨连义的合法财产。建安公司将诉争房屋出卖给邓剑峰，邓剑峰已取得物权，故沈伟林要求确认案外人邓剑峰与第三人建安公司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协议》、《房地产买卖补充协议》无效，非本案审理范畴，其要求对登记在邓剑峰名下的诉争房屋许可执行，亦不符合法律规定。关于沈伟林提出邓剑峰与建安公司房屋买卖协议无效后，建安公司是诉争房屋实际所有权人，法院执行杨连义在建安公司享有的股权，应确认建安公司的资产范围，将诉争房屋列入其资产进行评估，为防止建安公司财产被转移后股权缩水，其要求确认案外人邓剑峰与第三人建安公司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协议》、《房地产买卖补充协议》无效，许可执行诉争房屋即许可查封诉争房屋产籍，符合法律规定的主张，依前述所论，沈伟林要求确认案外人邓剑峰与第三人建安公司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协议》、《房地产买卖补充协议》无效，非本案审理范畴，退而言之，即使邓剑峰与建安公司之间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诉争房屋仍为第三人建安公司的财产，亦无相关法律规定，法院执行被执行人在第三人处的股权，并对第三人的财产进行评估，因此可以查封第三人的财产。一审法院依据沈伟林的申请根据（2012）昌执外异字第5号裁定驳回邓剑峰的异议请求，认定诉争房屋仍属建安公司是杨连义的可供执行财产，查封邓剑峰名下的诉争房屋产籍不当。沈伟林提出的该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不予采纳。综上，本案中，沈伟林要求确认案外人邓剑峰与第三人建安公司于2007年11月8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协议》、2007年11月17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补充协议》无效及对诉争房屋许可执行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沈伟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950元由沈伟林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未均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异。本院认为，沈伟林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对申请执行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准许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第二十五条：“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一）已登记的不动产，按照不动产登记簿判断。”本案中，沈伟林申请执行的诉争房屋已经登记在案外人邓剑峰名下，根据上述法律之规定，邓剑峰对诉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所有权，故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沈伟林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关于沈伟林提出确认邓剑峰与建安公司于2007年11月8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协议》、2007年11月17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补充协议》无效的主张，沈伟林对上述两买卖合同的标的，并无请求权基础，且邓剑峰已经取得了涉案房屋的物权，故沈伟林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沈伟林的上诉请求依法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950元，由上诉人沈伟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福祝代理审判员  关 晶代理审判员  张 蕾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代理书记员  王丽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