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桂01民终150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善璋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建宙，广西志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爱英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晓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贤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昇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莹
以上六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达好，广西弘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xx(曾用名:杨友孙)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英伟，南宁市邕宁区衡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梁善璋因与被上诉人曾爱英、黄晓、黄贤、黄桂、黄昇、黄莹、被上诉人杨xx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南宁市邕宁区人民法院（2016）桂0109民初11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没有提出新的事实，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故本案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梁善璋上诉请求：一、撤销南宁市邕宁区人民法院(2016)桂0109民初1102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适用法律上存在诸多错误，上诉人不应承担责任，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责任。1、本案被上诉人诉称死者黄xx和杨xx、黄某1、黄某2、梁万益等人与梁善璋之间存在着雇佣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死者黄xx、杨xx、黄某1、黄某2、梁万益等所处的地位显然不符合雇佣关系的法定条件。首先，被上诉人没有提供证实自己是雇佣的充足证据。再次，被上诉人对雇佣关系法律特征方面的证据，如雇佣合同、工资发放单据及存在人身隶属依附、管理关系等方面的必要证据，均不能依法提供。2、死者黄xx和杨xx、黄某1、黄某2、梁万益等与梁善璋之间建筑施工关系的性质应属于加工承揽关系。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杨xx的调查笔录，和杨xx、黄某1、黄某2、梁万益在庭上所说，也完全证实整个施工过程均由他们自主安排，他们之间是以杨xx为领头的紧密型的合伙施工队。虽然梁善璋与本案死者黄xx和杨xx、黄某1、黄某2、梁万益等人没有签订书面承揽合同，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的规定，在他们之间所存在的法律关系明显符合承揽合同关系的法律规定。黄xx等人在一起实施承揽施工建房活动时，未系安全带作业致使自己坠楼死亡与梁善璋无任何关系。3、上诉人对死者黄xx的身体损害后果不负有任何的法律责任，上诉人没有义务努对死者黄xx进行赔偿。本案黄xx作为承揽人之一与其他合伙人共同承揽房屋建造工程合同，其他合伙人在明知其在酒后实施高空作业工作未加劝阻，最后造成黄xx坠亡事件。应由其和其合伙人共同承担所造成的损害。上诉人梁善璋不应对此负有任何法定的责任。且上诉人对杨xx、黄xx、黄某1、黄某2、梁万益的承揽施工活动也不存在任何现场监督与管理指示上的不当行为，梁善璋对此不存在作为定作人一方的过失行为及责任。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在已经赔偿死亡赔偿金之后就不应再另行要求赔偿精神抚慰金。
曾爱英、黄晓、黄贤、黄桂、黄昇、黄莹答辩称，坚持一审意见。
杨xx答辩称，1、杨xx与黄xx之间不构成雇佣关系或承揽关系，杨xx在本案中不需承担民事责任。2、梁善璋雇黄xx工作，属于雇佣关系，对安全负责，应承担主要责任。3、黄xx本人也有过错，其无视安全，酒后擅自参加工作，措施不当，没有及时避险，导致事故发生应负次要责任。
曾爱英、黄晓、黄贤、黄桂、黄昇、黄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梁善璋、杨xx共同赔偿死亡赔偿金189340元、丧葬费2049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共计259832元；二、案件诉讼费用全部由梁善璋、杨xx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xx与黄某1、黄某2、梁万益、黄xx等人自2014年初开始组成一支建筑施工队，承建农村村民的楼房，无建筑施工资质。平时，一旦有房主想找该施工队承建楼房，杨xx便作为该施工队的代表去跟房主针对建房的具体事宜进行协商确定。
2015年农历十月份，梁善璋请人工在其位于南宁市邕宁区的祖屋宅基地打好地基，拟建设一栋五层楼房。2016年2-3月份，杨xx出面与梁善璋就建房事宜进行协商。最终，梁善璋、杨xx口头约定：梁善璋将其楼房以包工不包料形式，按楼面每平方米85元交由没有建设资质的被告杨xx负责召集人员建设；梁善璋自己购买建筑材料，并提供水电、顶木、模板、起重机械等施工设备工具。之后，杨xx召集施工队成员黄某1、黄某2、梁万益、黄xx等人自带砌刀、锤子等建房的基本工具，于2016年3月中旬进场为梁善璋建房。建房过程中，到场施工建房的人数并不固定，有时四五人，有时七八人。本案事故发生前，杨xx及黄某1、黄某2、梁万益、黄xx等人在建设梁善璋楼房过程中，每层楼哪一天开工、起重机械设备在哪个位置安装等事项由房主梁善璋决定；杨xx及黄某1、黄某2、梁万益、黄xx等人根据个人技能分别负责不同工种；他们建造梁善璋楼房的出工天数主要由黄xx登记、记录，部分工钱也由黄xx按每平方米85元从房主梁善璋处结算、领取后，按各施工人员的出工天数平均核算并发放。杨xx也按照其出工天数参与分配每平方米85元的建房工钱，未从中赚取差额利益。
2016年9月24日，梁善璋的楼房开始建第五层，梁善璋按照当地习俗宴请当天在场施工建房的黄某1、黄某2、梁万益、黄xx等人吃午饭。杨xx当天未到场施工，也未参加梁善璋宴请的午饭。席间，梁善璋和黄xx喝米酒。午饭后，黄某1、黄某2、梁万益等人先去施工，黄xx和房主梁善璋继续吃饭、喝酒。当天下午15时50分许，黄xx吃完饭后也去施工，在操作起重设备、用斗车吊送建房材料至四楼楼顶时，从四楼坠落到地面受伤，随后被送往南宁市邕宁区人民医院救治，经该医院抢救无效于次日死亡。事故发生时，梁善璋、杨xx均不在现场。事故发生后，梁善璋的楼房处于停工状态，至今未建完第五层。
黄xx在医院抢救治疗产生的医疗救治费用共10199.1元，梁善璋、杨xx已分别垫付医疗救治费用8900元和5000元；黄xx死亡后，梁善璋、杨xx又分别支付曾爱英、黄晓、黄贤、黄桂、黄昇、黄莹丧葬费5000元和2000元。
因与梁善璋、杨xx就赔偿事宜协商未果，曾爱英、黄晓、黄贤、黄桂、黄昇、黄莹于2016年11月9日诉至法院。
另查明：1.黄xx出生于x年x月x日。本案事故发生前，黄xx的父母已病故。黄xx生前与曾爱英系夫妻关系，共同生育黄晓、黄贤、黄桂、黄昇、黄莹五个子女。
2.在建房过程中，房主梁善璋未要求施工人员制作安全防护栏、防护网或采取其他安全防护措施，也未向施工人员提供制作安全防护栏、防护网或采取其他安全防护措施所需的材料；施工人员杨xx、黄某1、黄某2益、黄xx等人亦未自行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只是在施工过程中互相提醒要注意安全。
3.庭审中，曾爱英、黄晓、黄贤、黄桂、黄昇、黄莹确认梁善璋和杨xx在事发后已分别支付给其13900元和7000元的事实，基于此在本案中不再主张赔偿医疗救治费用，只要求梁善璋、杨xx对其余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同时明确从主张赔偿的丧葬费损失总额中扣减梁善璋、杨xx已经支付的丧葬费7000元；梁善璋和杨xx均当庭明确表示：梁善璋和杨xx出于人道主义已分别支付给曾爱英、黄晓、黄贤、黄桂、黄昇、黄莹的13900元和7000元，如果梁善璋、杨xx不需承担责任，则不要求返还已支付的款项；如果梁善璋、杨xx需承担赔偿责任，则要求扣减已支付的款项。
4.曾爱英、黄晓、黄贤、黄桂、黄昇、黄莹明确其主张的各项损失参照《2016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计算。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受害人黄xx与梁善璋、杨xx存在什么法律关系，杨xx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本案的民事赔偿责任应如何划分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
雇佣一般是指根据当事人约定，一方于一定或不定的期限内为他方提供劳务，他方给付报酬的契约，包括人事关系、劳动关系、劳务关系。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包括加工合同、定作合同、修理合同、复制合同、测试合同、检验合同、建造合同。两者主要区别在于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是否由一方指定工作场所、提供劳动工具或设备，是否限定工作时间，定期给付劳动报酬，所提供的劳动是否是接受劳动一方生活经营活动的组成部分。本案中，梁善璋将其楼房以包工不包料形式交由杨xx召集黄某1、黄某2、梁万益、黄xx等人施工建房，按照计量方式给付劳动报酬，由梁善璋自己购买建筑材料，并负责提供水电、顶木、模板、起重机械等施工设备工具，每层楼哪一天开工、起重机械设备在哪个位置安装等事项由房主梁善璋决定，杨xx及黄某1、黄某2、梁万益、黄xx等人自带砌刀、锤子等建房的基本工具进场施工建设该房。施工人员杨xx、黄某1、黄某2、梁万益、黄xx等人以直接提供劳务为目的，按楼面每平方米85元即工作量领取总的劳务报酬，并按每人出工天数平均分配所得工钱，其提供的劳动是梁善璋的生产经营活动组成部分，因此梁善璋与施工人员杨xx、黄某1、黄某2、梁万益、黄xx等人之间不符合承揽合同关系的特征，是存在劳务关系而非承揽关系。梁善璋没有提供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也没有尽到安全监督管理义务和雇主应尽的安全保证责任，且事发当天宴请受害人黄xx及其他施工人员吃午饭，席间和黄xx喝酒，在黄xx酒后施工时又未加制止，导致受害人黄xx在施工过程中坠楼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梁善璋过错严重，应当承担本案主要民事责任。
梁善璋辩称其与杨xx、黄xx等人建立的是承揽合同关系，并非雇佣关系；本案案由不应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应是生命、健康权纠纷；黄xx在梁善璋家里施工建房时坠楼受伤，之后死亡，与梁善璋并没有因果关系，梁善璋不需要承担责任。但梁善璋的辩解意见与本案中梁善璋将其楼房以包工不包料形式交由杨xx召集黄某1、黄某2、梁万益、黄xx等人施工建房，按照计量方式给付劳动报酬，由梁善璋自己购买建筑材料，并负责提供水电、顶木、模板、起重机械等施工设备工具，每层楼哪一天开工、起重机械设备在哪个位置安装等事项由房主梁善璋决定的客观事实不相符，曾爱英、黄晓、黄贤、黄桂、黄昇、黄莹和杨xx均不予认可，梁善璋也未能提交证据证实其辩解意见，故对其上述辩解意见不予采纳。
受害人黄xx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明知高空作业有安全风险的情况下仍酒后施工，且自身也没有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从而造成自身坠楼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其自身也存在过错，应自行承担本案次要民事责任。
杨xx作为施工队的代表出面与梁善璋就建房事宜进行协商并参加建房，将其列为本案被告有利于查明事实、分清责任，因此，杨xx是本案适格被告。杨xx和其他施工人员一样，也按照其出工天数参与分配每平方米85元的建房工钱，未赚取差额利益。而且，事发当天杨xx未到场施工也未参加被告梁善璋的宴请。杨xx辩称其不是包工头，黄xx在工作过程中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与其无因果关系，其没有赔偿责任，符合本案事实和法律规定，对其辩解意见予以采纳。
曾爱英、黄晓、黄贤、黄桂、黄昇、黄莹诉称杨xx是工头、其在接受梁善璋的雇请后，又雇请黄某1、黄某2、梁万益、黄xx等人施工建设梁善璋的楼房，要求杨xx与梁善璋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梁善璋辩称其与杨xx、黄xx等人建立的是承揽合同关系，并非雇佣关系；梁善璋把建房的工作承包给杨xx来做。但杨xx对此均不予认可，且曾爱英、黄晓、黄贤、黄桂、黄昇、黄莹和梁善璋也均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杨xx是承包梁善璋楼房的承建工程后，雇佣黄某1、黄某2、梁万益、黄xx等人施工建房，对黄某1、黄某2、梁万益、黄xx等人的施工行为进行监督管理，并从施工工钱中赚取差额利益的包工头，故对曾爱英、黄晓、黄贤、黄桂、黄昇、黄莹上述主张不予支持，对梁善璋上述辩解意见也不予采纳。因此，杨xx和受害人黄xx之间不构成雇佣关系或承揽关系，杨xx在本案中不需承担民事责任。
综上所述，法院充分考量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确定梁善璋和受害人黄xx对本事故造成的损失分别承担70%和30%的民事责任，即梁善璋承担本案70%的民事责任，受害人黄xx自己承担本案30%的民事责任。曾爱英、黄晓、黄贤、黄桂、黄昇、黄莹要求梁善璋、杨xx连带承担本案全部民事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二、关于曾爱英、黄晓、黄贤、黄桂、黄昇、黄莹主张的各项损失有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如何计算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因此，曾爱英、黄晓、黄贤、黄桂、黄昇、黄莹主张参照《2016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计算各项损失，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医疗救治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受害人黄xx坠楼受伤后被送往医院抢救产生的医疗救治费用共10199.1元，梁善璋、杨xx已分别垫付医疗救治费用8900元和5000元，共13900元，超过本案实际开支的医疗救治费用10199.1元；曾爱英、黄晓、黄贤、黄桂、黄昇、黄莹确认梁善璋和杨xx已分别垫付上述医疗救治费用的事实，基于此在本案中不再主张赔偿医疗救治费用，对此予以确认。
2.死亡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受害人黄xx生于1958年3月1日，其因本案事故坠楼受伤后被送往医院抢救无效，于2016年9月25日死亡时未满60周岁；户口簿记载其生前职业是“粮农”。故曾爱英、黄晓、黄贤、黄桂、黄昇、黄莹主张死亡赔偿金按照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467元/年的标准计算20年，为189340元，合法合理，予以支持。
3.丧葬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本案事故造成受害人黄xx坠楼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后，梁善璋和杨xx已分别支付曾爱英、黄晓、黄贤、黄桂、黄昇、黄莹丧葬费5000元和2000元，共7000元。六原告主张本案丧葬费按照职工月平均工资4582元/月计算6个月，为27492元，扣减梁善璋和杨xx已经支付的7000元，还有20492元未得到赔偿，符合本案事实和法律规定，予以确认。
4.精神损害抚慰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案事故造成受害人黄xx坠楼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使曾爱英、黄晓、黄贤、黄桂、黄昇、黄莹遭受了失去亲人的精神打击和心灵创伤。曾爱英、黄晓、黄贤、黄桂、黄昇、黄莹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合法合理，予以支持。但曾爱英、黄晓、黄贤、黄桂、黄昇、黄莹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数额偏高。结合梁善璋及受害人黄xx的过错程度、梁善璋的赔偿能力及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法院酌情支持曾爱英、黄晓、黄贤、黄桂、黄昇、黄莹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0元，该款应全部由梁善璋负责赔偿。
综上，受害人黄xx坠楼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导致的损失有：医疗救治费用10199.1元、死亡赔偿金189340元、丧葬费27492元，共计227031.1元；此外还有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0元。
庭审中，曾爱英、黄晓、黄贤、黄桂、黄昇、黄莹确认事发后梁善璋已支付其共13900元，杨xx已支付其共7000元的事实；梁善璋和杨xx均当庭明确表示：梁善璋和杨xx出于人道主义已分别支付给曾爱英、黄晓、黄贤、黄桂、黄昇、黄莹的13900元和7000元，如果梁善璋和杨xx不需承担责任，则不要求返还已支付的款项；如果梁善璋和杨xx需承担赔偿责任，则要求扣减已支付的款项。双方当事人当庭明确的上述意见，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确认。因此，上述医疗救治费用、死亡赔偿金及丧葬费损失共计227031.1元中，杨xx已支付给曾爱英、黄晓、黄贤、黄桂、黄昇、黄莹的7000元，曾爱英、黄晓、黄贤、黄桂、黄昇、黄莹不需返还。至此，医疗救治费用、死亡赔偿金及丧葬费余下损失220031.1元（227031.1元-7000元），应由梁善璋赔偿70%即154021.77元（220031.1元×70%），扣减其已支付给曾爱英、黄晓、黄贤、黄桂、黄昇、黄莹的13900元，尚应赔偿140121.77元；由受害人自行承担30%即66009.33元（220031.1元×30%）。据此，梁善璋尚应赔偿曾爱英、黄晓、黄贤、黄桂、黄昇、黄莹医疗救治费用、死亡赔偿金及丧葬费共140121.77元，并赔偿曾爱英、黄晓、黄贤、黄桂、黄昇、黄莹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0元，两项合计165121.77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梁善璋赔偿曾爱英、黄晓、黄贤、黄桂、黄昇、黄莹医疗救治费用、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共140121.77元；二、梁善璋赔偿曾爱英、黄晓、黄贤、黄桂、黄昇、黄莹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0元；三、驳回曾爱英、黄晓、黄贤、黄桂、黄昇、黄莹其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51元，由曾爱英、黄晓、黄贤、黄桂、黄昇、黄莹共同负担971元，由梁善璋负担1680元。
二审中,梁善璋向本院提交了一份《收据》，用于证明2016年5月23日杨xx收到工程款17900元，本案工程是包给杨xx承包，其和黄xx没有发生任何关系。
曾爱英、黄晓、黄贤、黄桂、黄昇、黄莹经质让后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黄xx没有收到工程款。杨xx经质让后认为,对真实性有异议，不是本人签字，17900元不完全是杨xx收的，有部分是受害人黄xx收的。
二审中,梁善璋向本院提交证人梁某1、梁某2、梁某3出庭作证申请,本院予以准许。证人梁某1、梁某2、梁某3出庭作证。
梁善璋对证人陈述没有异议。曾爱英、黄晓、黄贤、黄桂、黄昇、黄莹认为，证人可以证明一个问题，杨xx是施工队的工头。杨xx认为，三个证人和梁善璋是兄弟，有利害关系，作证效力不可信，梁某2讲的是假话，三个证人陈述的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庭后，梁善璋向本院申请对《收据》上的签名作笔迹鉴定。
本院对证据认证如下：仅凭梁善璋提交的《收据》，不能证明本案工程是包给杨xx承包，从一审的证据可以看出,杨xx等人建造梁善璋楼房的出工天数主要由黄xx登记、记录，部分工钱也由黄xx从梁善璋处结算、领取后，按各施工人员的出工天数平均核算并发放。杨xx也按照其出工天数参与分配建房工钱，未从中赚取差额利益。故不能认定本案工程由杨xx承包。上述事实是清楚的，因此，本院认为无鉴定笔迹的必要，故对梁善璋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对于证人证言，由于三个证人没有直接参与梁善璋房屋建造的协商过程，上述证人证言缺乏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黄xx与梁善璋、杨xx存在何种法律关系问题。雇佣合同，是雇员从事雇主授权或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或其他劳务活动，雇员获得劳务报酬，雇主获得雇员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利益的劳务活动的约定。雇佣合同具有以下两个显著特征：1.以完成一定的劳动为标的；2.雇员的工作不具有独立性。雇主对雇员存在身份上的支配和从属关系。承揽关系是双方约定一方为他方完成一定工作，他方在承揽方交付工作成果后支付报酬的合同。其特征表现为：以交付工作成果为标的，承揽人工作具有独立性，定作人给付报酬等。本案中，梁善璋系与杨xx协商，而杨xx是黄某1、黄某2、梁万益、黄xx等人的施工队代表，后杨xx召集黄某1、黄某2、梁万益、黄xx等人一起施工建房，建造房屋过程中，施工人员是流动的，不确定的，每日开工时间、工作时间由杨xx、黄某1、黄某2、梁万益、黄xx等人自行决定，并非固定，也不由梁善璋决定。梁善璋与杨xx、黄某1、黄某2、梁万益、黄xx等人不存在身份上的支配和从属关系。同时，杨xx、黄某1、黄某2、梁万益、黄xx等人应完成一定的施工工作，将房屋建成交付给梁善璋，即杨xx、黄某1、黄某2、梁万益、黄xx等人以交付工作成果为标的，故梁善璋与杨xx、黄某1、黄某2、梁万益、黄xx等人存在的是承揽关系，并非雇佣关系。一审法院对此的认定欠妥，本院予以纠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黄xx作为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造成自身损害的，梁善璋作为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梁善璋在指示或者选任承揽人中存在过失。首先，梁善璋拟建造的是五层楼房，虽然是农村建房，但对建造五层楼房，在选任承揽人的问题上应考虑有无相应的资质，但杨xx、黄某1、黄某2、梁万益、黄xx等人均无此方面的资质。其次，事发当天中午，梁善璋宴请黄xx及其他施工人员吃午饭，席间和黄xx喝酒，在黄xx酒后施工时未加制止，对此，梁善璋亦存在一定过错。因此，梁善璋对黄xx的死亡，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综合全案证据，考虑到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本院确定梁善璋应承担本案40%的赔偿责任。曾爱英、黄晓、黄贤、黄桂、黄昇、黄莹要求梁善璋、杨xx连带承担本案全部民事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一审判决认定，黄xx坠楼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导致的损失有：医疗救治费用10199.1元、死亡赔偿金189340元、丧葬费27492元，共计227031.1元。一审法院对此的认定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梁善璋应赔偿曾爱英、黄晓、黄贤、黄桂、黄昇、黄莹医疗救治费用、死亡赔偿金及丧葬费共90812.44元（227031.1×40%）,扣减其已支付的13900元，尚应赔偿76912.44元。杨xx已支付的7000元,系杨xx出于人道主义支付，杨xx在一审时已表示,如其不需承担责任，则不要求返还已支付的款项。本院认为，该款项不能从梁善璋应赔偿的款项中扣出。
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案事故造成黄xx坠楼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使曾爱英、黄晓、黄贤、黄桂、黄昇、黄莹遭受了失去亲人的精神打击和心灵创伤。曾爱英、黄晓、黄贤、黄桂、黄昇、黄莹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合法合理，应予以支持。梁善璋主张在已经赔偿死亡赔偿金之后就不应再另行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认为,死亡赔偿金与精神损害抚慰金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赔偿金，梁善璋的主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合全案，考虑到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本院确定梁善璋应赔偿曾爱英、黄晓、黄贤、黄桂、黄昇、黄莹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一审判决梁善璋赔偿曾爱英、黄晓、黄贤、黄桂、黄昇、黄莹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0元过高，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梁善璋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上诉请求部分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南宁市邕宁区人民法院（2016）桂0109民初1102号民事判决的第三项。
二、变更南宁市邕宁区人民法院（2016）桂0109民初1102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为：梁善璋赔偿曾爱英、黄晓、黄贤、黄桂、黄昇、黄莹医疗救治费用、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共76912.44元。
三、变更南宁市邕宁区人民法院（2016）桂0109民初1102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为：梁善璋赔偿曾爱英、黄晓、黄贤、黄桂、黄昇、黄莹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
上述履行的各项义务，义务人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一审人民法院或与一审法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一审案件受理费2651元，由曾爱英、黄晓、黄贤、黄桂、黄昇、黄莹共同负担1590.6元，由梁善璋负担1060.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602元，由曾爱英、黄晓、黄贤、黄桂、黄昇、黄莹共同负担2161.2元，由梁善璋负担1440.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 骁
审判员 农虹菲
审判员 朱俊萍
二〇一七年八月三十日
书记员 倪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