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6）津0116行初315号原告刘丽娟，女，汉族，1962年1月15日出生，无业，住天津市滨海新区。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开发区永丰街23号。法定代表人苗宏伟，局长。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唐山道26号。法定代表人赵飞，局长。原告刘丽娟诉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以下简称滨海新区公安局）、天津市公安局政府信息公开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法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丽娟诉称，其向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申请公开“接警单号20000140608223527025的警情的管辖单位一栏‘塘沽新村派出所’的管辖权的事实证据及依据和是否移送有管辖权单位的事实证据及依据”的信息，后该局作出津滨公答[2016]第107号《不予公开告知书》，认为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属公安机关在履行刑事司法职能中形成的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围，决定不予公开。原告不服，向天津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后天津市公安局作出复议决定，维持了被诉《不予公开告知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如何界定公安机关的行为是刑事侦查行为还是具体行政行为请示的答复意见》的规定，刑事司法行为是《刑事诉讼法》明确授权的行为，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应举证证明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是其在实施《刑事诉讼法》明确授权的行为中所形成的信息。原告认为，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形成的信息，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围，故滨海新区公安局、天津市公安局在事实认定、适用法律等方面存在严重错误。请求：1.撤销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作出的津滨公答[2016]第107号《不予公开告知书》；2.责令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对原告的信息公开申请重新作出处理；3.撤销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作出的津公复决字[2016]18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经审理查明：原告刘丽娟于2016年7月10日以邮政挂号信方式向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邮寄了《天津市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信息申请表》，申请公开“接警单号20000140608223527025的警情的管辖单位一栏‘塘沽新村派出所’的管辖权的事实证据及依据和是否移送有管辖权单位的事实证据及依据”的信息。被告于2016年7月11日收到了原告的上述申请，并于2016年7月26日作出津滨公答[2016]第107号《不予公开告知书》，告知原告其申请的信息属于公安机关在履行刑事司法职能中形成的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围，决定不予公开。原告不服向天津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该局于2016年11月28日作出津公复决字[2016]18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滨海新区公安局作出的《不予公开告知书》。原告不服，诉至本院。另查，2014年6月8日，案外人张静堂报警称其嫂子刘亚娟被孩子的音乐老师即本案原告刘丽娟诈骗57万余元。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下属的新村派出所于当日将上述报警受理为刑事案件（津滨公塘（刑）受案字[2014]8863号），建议进行立案侦查。后原告刘丽娟分别于2014年6月10日、11日退还35万、25万给案外人刘亚娟，共计60万。后原告刘丽娟于2014年6月13日5时36分57秒拨打110报警，称被案外人刘亚娟等人胁迫转账60万元。天津市公安局DS三台合一接警平台以原告的本次报警与张静堂2014年6月8日的报警系同一警情为由，进行了归并。新村派出所于2014年6月13日通知原告到该派出所，原告当日到达该派出所后，民警告知原告此次报警与2014年6月8日张静堂所报警情系同一案件，进行归并处理，并口头告知其张静堂所报警案件已于2014年6月8日受理，后原告在《执法信息公开情况记录表》中签字确认。2014年7月31日，原告刘丽娟再次拨打110报警，称被刘亚娟等人敲诈勒索60万元，新村派出所于当日受理了该案，后被告于2014年10月30日作出津滨公塘（刑）不立字[2014]123号《不予立案通知书》，决定对原告刘丽娟2014年6月13日、2014年7月31日的报警不予立案。原告刘丽娟对该《不予立案告知书》不服，先后提起复议、复核，该不予立案决定均被维持。后原告向滨海新区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但未获支持。又查，2016年1月5日，原告以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对其2014年6月13日5时36分57秒的报警未履行法定职责为由诉至本院。本院于2016年4月19日作出（2016）津0116行初3号行政裁定书，以原告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原告不服，提出上诉，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14日作出（2016）02行终282号行政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后原告分别于2016年5月31日、2016年6月21日、2016年7月21日以“滨海新区公安局在其2014年6月13日报警后只有一位警察出警且拖延2小时18分51秒才出警的行政行为违法”、“滨海新区公安局口头告知其‘该案2014.6.8已受理’的行政乱作为违法，并要求被告依法对此案予以立案审查”、“滨海新区公安局没有对‘该案2014.6.8已受理’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并要求被告依法对此案予以立案审查”为由起诉来院。本院于2016年8月5日分别作出（2016）津0116行初128号、170号、182号行政裁定书，以被诉行为系公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原告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为由，裁定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原告不服，提出上诉，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19日分别作出（2016）02行终446号、447号、448号行政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再查，自2015年10月至今，原告围绕其报警案件及案外人张静堂报警案件就报警后的接警、处警、案件登记、案件的证据及法律依据等事项先后向滨海新区公安局及其塘沽分局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116件次、向天津市公安局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25件次，共计141件次。其中，原告因对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及其塘沽分局作出的信息公开答复不服，向天津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32件次。原告因对滨海新区公安局作出的信息公开答复及天津市公安局作出的复议决定不服，进而向本院提起包括本案在内的行政诉讼案件13件次。本院认为，原告因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对其2014年6月13日所报“被刘亚娟等人胁迫转账60万元”及2014年7月31日所报“被刘亚娟等人敲诈勒索60万元”的警情的处理结果不满，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继而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经审查，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已对原告上述报警于2014年10月30日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原告对该决定不服，先后提起复议、复核及检察机关立案监督，均未被支持，原告如对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的上述处理有异议，应当依法行使救济权利。但是，原告采取多次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继而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引发了大量政府信息公开行政争议以及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现原告就包括涉案信息在内与滨海新区公安局处理其上述报警有关的信息向二被告及滨海新区公安局塘沽分局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141件次，继而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包括本案在内的多起行政诉讼案件。原告通过反复大量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继而提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以期达到扩大影响的目的，给行政机关及人民法院造成了不必要的工作负担，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明显不具有诉讼的正当性与权力救济的必要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条“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立法本意相悖，已构成诉讼权利的滥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八）项、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刘丽娟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本院予以退还（原告已预交本院）。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孙国文审 判 员  秦秀敏代理审判员  刘清华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冯凯莉附：法律释明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六）重复起诉的；（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的；（十）不符合其他法定起诉条件的。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