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津民终43号上诉人（一审被告）：上海亿洲航道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沪南路*********号（单号）**幢***室。法定代表人：陈仕能，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冯忞，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阙东丽，上海瀛泰（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中信富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安顺北里18号楼安顺2街*号。法定代表人：刘志强，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杨文贵，北京市海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彭先伟，北京市海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陈仕能。委托代理人：冯忞，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阙东丽，上海瀛泰（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郑翠娣。委托代理人：冯忞，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阙东丽，上海瀛泰（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亿洲航道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亿洲公司）与被上诉人中信富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富通公司）、一审被告陈仕能、一审被告郑翠娣船舶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海事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4）津海法商初字第967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上海亿洲公司及一审被告陈仕能、郑翠娣的委托代理人冯忞、阙东丽，被上诉人中信富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彭先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信富通公司起诉称：2013年1月8日，中信富通公司作为出租人，上海亿洲公司作为承租人，达成关于“汇通3”轮融资租赁项目合意，并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租赁物为“汇通3”轮，租赁本金为3800万元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利率为8.32%。《融资租赁合同》签订后，上海亿洲公司多次拖欠、延期支付租金，截至起诉时，上海亿洲公司共欠付三期以上租金，合计9053320.48元。因此，根据《融资租赁合同》和《保证合同》的约定，中信富通公司请求法院判令上海亿洲公司付清“汇通3”轮《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未付的全部租金26889945.95元、与拖欠的租金相对应的滞纳金、租赁物的名义货价等一切应付款项，以及上述款项的利息（自应当支付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赔偿中信富通公司为实现上述债权支出的律师费和其他一切法律费用，上海豪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豪海公司）、陈仕能、郑翠娣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由该四方连带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财产保全申请费、执行费等其他费用。后中信富通公司撤回对上海豪海公司的起诉，并请求法院判令：上海亿洲公司赔偿中信富通公司截至2015年9月30日，欠付租金17231866.43元、未到期租金16865194.99元、滞纳金2968694.2元、名义货价5万元，扣除保证金760万元，租赁合同索赔合计29515755.62元；赔偿中信富通公司遭受的其他损失，包括用以财产保全的担保金500万元截至2015年4月30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74083.33元、律师费233200元、差旅费19569元、中信富通公司办理“汇通3”轮船舶登记手续费用1416元，合计528268.33元。上述费用共计30044023.95元。陈仕能、郑翠娣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由该三方连带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上海亿洲公司、陈仕能、郑翠娣辩称：在《融资租赁合同》中，中信富通公司的基本义务是向上海亿洲公司交付可供使用的船舶，但经上海亿洲公司多次催促，中信富通公司始终没有办理船舶营运手续，导致船舶至今无法投入使用。因此，上海亿洲公司在本合同项下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中信富通公司无权主张租金，也无权主张包括律师费在内的其他损失。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10月19日，上海亿洲公司与案外人邱国华签订《船舶买卖合同书》，约定邱国华出售“汇通3”轮，船舶价款为1100万元。购船款项由上海亿洲公司通过融资租赁方式解决。2013年1月8日，中信富通公司作为出租人，上海亿洲公司、案外人安徽昌汇运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汇公司）以及邱国华作为承租人，签订“汇通3”轮《融资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租赁本金（即中信富通公司购买租赁物的价款）为3800万元，租赁利率为8.32%，该利率为浮动利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三到五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乘以1.3算出，如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调整，本合同下租赁利率应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基准利率的调整度作相应调整，作同方向、同点数调整，调整时间为每年1月1日；保证金为380万元，名义货价为5万元；租金支付周期为每三个月一期，租金支付方式为等额本息，期末后付；担保方式为上海豪海公司、陈仕能、郑翠娣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起租日为中信富通公司向上海亿洲公司、昌汇公司、邱国华支付租赁物转让价款之日；计息方式为本合同项下租赁款项自起租日起（租赁款投放日）开始计算利息，每日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每日应计利息=该日借款本金余额×借款年利率÷360；中信富通公司支付租赁物转让价款即视为租赁物的完整所有权转移至中信富通公司，且其将租赁物完整地交付给上海亿洲公司、昌汇公司、邱国华使用；如签订本合同、使本合同生效或履行本合同需要取得有关部门审批同意并进行相关登记的，上海亿洲公司、昌汇公司、邱国华承诺办妥相关审批和登记手续；上海亿洲公司、昌汇公司、邱国华在本合同中的租金支付义务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和不可撤销的，不应被抵销、迟延、反请求、终止，不以租赁物的性能为条件，在整个租赁期限内，上海亿洲公司、昌汇公司、邱国华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承诺其须根据《租金支付表》的规定或中信富通公司的要求支付当期租金或其他应付款项，每逾期一日，中信富通公司可依据本合同第15条的规定收取滞纳金。此外，该《融资租赁合同》还作出以下约定：第15.1条约定，如任何一期租金或本合同项下其他应付款项到期未付，自该租金或款项应付之日起至上海亿洲公司、昌汇公司、邱国华实际清偿日止，每逾期一日，中信富通公司将按逾期租金或其他逾期款项的万分之十收取滞纳金。滞纳金将从每次支付的租金中首先扣抵，直至付清全部逾期租金或其他款项及滞纳金为止。第15.3条约定，如上海亿洲公司、昌汇公司、邱国华在租赁期间发生本合同项下任何一期租金或其他应付款项未按时足额支付，中信富通公司有权提前终止本合同，并采取以下任何一种措施：（1）要求上海亿洲公司、昌汇公司、邱国华立即付清全部租金、滞纳金、违约金及一切其他应付款项；（2）径行收回租赁物，并要求赔偿其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其收回租赁物的费用、租赁物变现的费用以及租赁物变现所得抵偿上海亿洲公司、昌汇公司、邱国华应付的全部租金、滞纳金、违约金及一切其他款项后仍不足的部分。第17.4条约定，上海亿洲公司、昌汇公司、邱国华同意承担因本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而产生的所有费用（如有），包括但不限于双方为签订本合同而聘请律师的费用、中信富通公司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执行费及其他任何实际支出费用。同日，昌汇公司和邱国华、中信富通公司、上海亿洲公司签订“汇通3”轮《船舶买卖合同》，合同约定：鉴于上海亿洲公司、昌汇公司和邱国华向中信富通公司申请融资租赁业务，并于2013年1月8日签订《融资租赁合同》，昌汇公司和邱国华作为租赁物所有权人将租赁物出售给中信富通公司，上海亿洲公司、昌汇公司和邱国华再作为联合承租人以融资租赁方式向中信富通公司共同承租租赁物；“汇通3”轮买卖价款为3800万元，由中信富通公司根据与上海亿洲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及账户监管合同约定，汇入上海亿洲公司银行账户；第5条船舶交接条款约定，各方共同确认，本船由昌汇公司和邱国华直接交付给上海亿洲公司，船舶交接细节条款由上海亿洲公司、昌汇公司和邱国华另行协商；本船的所有权即自船舶交付之日起归中信富通公司所有，此后本船的相关风险由上海亿洲公司承担；第6条船舶文件交付条款约定，昌汇公司和邱国华应将现有的所有船检证书及船舶技术图纸无偿提供给上海亿洲公司，以上证书及图纸等资料的所有权属于中信富通公司；第8条费用负担条款约定，船舶交付后所发生的与购买和所有权登记，光租登记有关的税、费以及其他开支等各项费用由上海亿洲公司承担。同日，中信富通公司、上海亿洲公司、昌汇公司和邱国华四方签署《确认函》，约定四方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鉴于该合同租赁物的实际使用人为上海亿洲公司，故四方同意该合同项下承租人的所有权利和义务由上海亿洲公司承担，昌汇公司和邱国华无需承担相关权利和义务。之后，上海亿洲公司、昌汇公司、邱国华共同向中信富通公司出具《扣款委托书》，委托中信富通公司在支付租赁本金3800万元之前，直接扣除760万元作为保证金，并承诺上海亿洲公司将严格按照《融资租赁合同》之附件《租金支付表》的规定按时足额支付租金。2013年1月14日，中信富通公司、上海亿洲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三元（分）支行订立《账户监管协议》，设立涉案《融资租赁合同》项下资金监管账户。同日，中信富通公司向资金监管账户汇入3040万元。2013年1月17日，该资金监管账户向邱国华账户汇入2660万元。2013年1月20日，上海亿洲公司向中信富通公司发出《律师函》，称因昌汇公司和邱国华拒绝提供船检证书等相关资料，致使无法完成相关审批和登记手续，租赁船舶无法正常营运。要求中信富通公司在收到《律师函》之日起5日内，完成该船的相关审批和登记手续。2013年2月26日，中信富通公司分别向昌汇公司和邱国华发出《公函》，要求其在收到《公函》之日起10日内，提供与租赁物相关的船检证书、船舶技术图纸，协助办理相关登记手续。2013年3月1日，上海亿洲公司向中信富通公司发出《律师函》，要求中信富通公司在收到该《律师函》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协调处理好船舶登记相关事宜。2013年4月28日，中信富通公司与上海亿洲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同日，上海亿洲公司向中信富通公司支付282万元。2013年5月6日，一审法院受理邱国华诉中信富通公司船舶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上海亿洲公司系该案第三人。在该案庭审中，邱国华当庭向中信富通公司和上海亿洲公司各提交一份船舶资料，上海亿洲公司没有接收。同年11月20日，中信富通公司、上海亿洲公司、邱国华三方达成《和解协议》，约定：中信富通公司应于2013年11月26日前，以与上海亿洲公司设立的监管账户的资金向邱国华支付购船余款340万元，如到期未付，中信富通公司应支付购船余款380万元；上海亿洲公司同意协助履行该付款义务，该付款义务履行完毕，即中信富通公司向邱国华支付船舶尾款的义务完全履行完毕。同日，一审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确认了上述《和解协议》。2013年9月29日，中信富通公司将“汇通3”轮船舶所有权证书变更到自己名下。2013年10月15日，上海亿洲公司向中信富通公司支付200万元。2013年10月25日，上海亿洲公司向中信富通公司支付364万元。2013年11月28日，监管账户向邱国华账户汇入380万元，该款项因上海亿洲公司的申请，被上海海事法院采取了保全措施。2014年1月6日，上海亿洲公司给中信富通公司《回函》，要求中信富通公司积极办理新的船检证书和国籍证书，并及时提供给上海亿洲公司。2014年7月8日，上海亿洲公司向中信富通公司支付100万元。2014年7月16日，上海亿洲公司向中信富通公司支付200万元。因上海亿洲公司没有向中信富通公司支付剩余租金，成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船舶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中信富通公司为出租人，上海亿洲公司为承租人。中信富通公司与上海亿洲公司、邱国华、昌汇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是各方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中信富通公司与上海亿洲公司均应依其约定享受权利并履行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上海亿洲公司是否应当支付中信富通公司租金、滞纳金、名义货价，以及各项费用的数额及计算依据；2、上海亿洲公司是否应当支付中信富通公司保证金利息、船舶登记手续费用、律师费、差旅费，以及各项费用的数额和计算依据；3、陈仕能、郑翠娣是否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关于上海亿洲公司是否应当支付中信富通公司租金、滞纳金、名义货价。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融资租赁合同》的约定，中信富通公司支付租赁物转让价款即视为租赁物的完整所有权转移至中信富通公司，且中信富通公司将租赁物完整地交付给上海亿洲公司使用。上海亿洲公司承诺办妥相关审批和登记手续。在《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船舶买卖合同》中约定，船舶由邱国华和昌汇公司直接交付给上海亿洲公司，所有船舶检验证书及船舶技术图纸也由邱国华和昌汇公司提供给上海亿洲公司。由此可见，租赁船舶是上海亿洲公司选择的，应由邱国华和昌汇公司直接交付给上海亿洲公司，所有船舶检验证书及船舶技术图纸也应由邱国华和昌汇公司无偿提供给上海亿洲公司。现中信富通公司已按约定支付了租赁物转让价款，应视为已将租赁物完整地交付给上海亿洲公司。上海亿洲公司、陈仕能、郑翠娣虽主张邱国华将船舶资料交给了中信富通公司，只有中信富通公司才能办理船舶相关营运手续，但2013年10月30日，邱国华在另案庭审时向上海亿洲公司提供了一套船舶资料，而上海亿洲公司没有接收，故对该三方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上海亿洲公司、陈仕能、郑翠娣虽主张《融资租赁合同》是中信富通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上海亿洲公司不得不签署，但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而在该三方提供的办理船舶国籍证书的《办事指南》提交材料一栏中注明：委托证明及委托人和被委托人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委托时）。经一审法院向天津海事局和天津市船舶检验处核实，办理船舶相关营运手续的主体，虽然应当是船舶所有人，但船舶所有人可以委托个人代为办理相关手续，而被委托的个人，并不要求必须是船舶所有人单位的人员。由此可见，船舶所有人作为办理船舶营运手续的义务人，可以委托本单位以外的他人代为办理船舶营运手续。故对上海亿洲公司、陈仕能、郑翠娣认为只有中信富通公司才能办理船舶国籍证书、船检证书等营运手续的主张，不予支持。按照《融资租赁合同》的约定，办理船舶相关营运手续的义务人是上海亿洲公司。同时，《融资租赁合同》第7.1条约定，上海亿洲公司在本合同中的租金支付义务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和不可撤销的，不应被抵销、迟延、反请求、终止，不以租赁物的性能为条件；第15.3条约定，如上海亿洲公司在租赁期间发生任何一期租金或其他应付款项不能按时足额支付，中信富通公司有权提前终止合同，并要求上海亿洲公司立即付清全部租金、滞纳金、违约金及一切其他应付款项。因中信富通公司已按约定支付了租赁物转让价款，而上海亿洲公司未能按《融资租赁合同》的约定支付到期租金，故中信富通公司有权提前终止合同，并要求上海亿洲公司立即付清全部租金、滞纳金、名义货价及一切其他应付款项。关于上海亿洲公司应支付中信富通公司租金的数额及计算依据。一审法院认为，因各方在庭审中均确认，上海亿洲公司已支付1-3期租金，每期租金为282万，未产生滞纳金。因此可以确定，前三期租金，上海亿洲公司已支付完毕，未产生滞纳金。2014年7月8日，上海亿洲公司支付100万元，2014年7月16日，上海亿洲公司支付200万元。之后，上海亿洲公司未再支付租金。中信富通公司主张该300万元，应先扣除第4-6期滞纳金后，再冲抵第4期租金。上海亿洲公司主张该300万元应先冲抵第4期租金，再抵扣滞纳金，并扣除由中信富通公司发放贷款时已抵扣的保证金760万元。同时，租赁利率应自2015年1月1日，按照6%的年利率进行调整。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按照《扣款委托书》的约定，中信富通公司在支付租赁物价款前，先抵扣760万作为保证金。按照《保证金合同》的约定，若承租人在《融资租赁合同》或者本合同项下出现任何违约时，出租人有权自行使用保证金补偿出租人因承租人违约行为而遭受的损失。故当上海亿洲公司不能及时支付租金时，中信富通公司可以用该保证金进行冲抵。因第4-7期租金的支付日分别为2014年1月15日、4月15日、7月15日和10月15日，而上海亿洲公司仅在2014年7月8日、7月16日支付了100万元和200万元租金。因此，可以用该保证金直接冲抵第4-7期未支付的租金。冲抵后，上海亿洲公司尚欠中信富通公司第7期租金68万元。同时，按照《融资租赁合同》的约定，租赁利率为8.32%，该利率为浮动利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三到五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乘以1.3算出，如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调整，本合同下租赁利率应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基准利率的调整度作相应调整，作同方向、同点数调整，调整时间为每年1月1日。因2014年11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三到五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调整为6.00%，故本案租赁利率应自2015年1月1日调整为7.8%。因第8期租金支付日为2015年1月15日，按照《租金支付表》剩余本金为22944851.6元。又因每期租金由本金和利息组成，每日应计利息=剩余本金×借款年利率÷360。故第8期租金中，自2014年10月16日至12月31日利息为408316.38元〔22944851.6×（6.4%×1.3÷360）×77〕，自2015年1月1日至1月15日利息为74570.77元〔22944851.6×（6%×1.3÷360）×15〕，第8期利息合计为482887.15元。又因第8期本金为2332141.47元，故第8期租金为2815028.62元，剩余贷款本金为20612710.13元。又根据等额本息计算公式，每期租金=〔剩余本金×期利率×（1+期利率）^还款期数〕÷〔（1+期利率）^还款期数-1〕，（^表示乘方），《融资租赁合同》约定每三个月为一个还款期，故每期利率为1.95%（7.8%÷4）。又因第9-16期租金共计8期，因此，第9-16期每期租金为2808821.2元〔20612710.13×1.95%×（1+1.95%）^8〕÷〔（1+1.95%）^8-1〕，第9-16期租金共计为22470569.6元。因此，上海亿洲公司应支付中信富通公司已到期，但尚未支付的第7期租金68万元，第8期租金2815028.62元，第9期租金2808821.2元，第10期租金2808821.2元，共计9112671.02元。上海亿洲公司应支付中信富通公司第11-16期未到期租金16852927.2元（2808821.2×6）。关于上海亿洲公司应支付中信富通公司滞纳金的数额及计算依据。一审法院认为，中信富通公司与上海亿洲公司在《融资租赁合同》中约定的滞纳金，其性质应为违约金。因此，日万分之十的滞纳金约定，明显过高。中信富通公司在庭审中主动将滞纳金调整为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上海亿洲公司、陈仕能、郑翠娣对此也表示认可，故本案滞纳金应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为准。因第1-3期租金未产生滞纳金，第4-6期部分租金由保证金进行了冲抵，也未产生滞纳金。第7期租金经保证金冲抵后，还剩68万元租金未支付。又因中国人民银行六个月到一年期年贷款基准利率，于2014年11月22日由6%调整为5.6%，2015年3月1日调整为5.35%，2015年5月11日调整为5.1%，2015年6月28日调整为4.85%，2015年8月26日调整为4.6%。故第7期租金中，2014年10月16日至11月21日产生滞纳金16773.33元〔68万×37×（6%÷360×4）〕，2014年11月22日至2015年2月28日产生滞纳金41888元〔68万×99×（5.6%÷360×4）〕，2015年3月1日至5月10日产生滞纳金28699.78元〔68万×71×（5.35%÷360×4）〕，2015年5月11日至6月27日产生滞纳金18496元〔68万×48×（5.1%÷360×4）〕，2015年6月28日至8月25日产生滞纳金21620.22元〔68万×59×（4.85%÷360×4）〕，2015年8月26日至9月30日产生滞纳金12512元〔68万×36×（4.6%÷360×4）〕，滞纳金合计为139989.33元。第8期租金中，2015年1月16日至2月28日产生滞纳金77069.23元〔2815028.62×44×（5.6%÷360×4）〕，2015年3月1日至5月10日产生滞纳金118809.85元〔2815028.62×71×（5.35%÷360×4）〕，2015年5月11日至6月27日产生滞纳金76568.78元〔2815028.62×48×（5.1%÷360×4）〕，2015年6月28日至8月25日产生滞纳金89502.27元〔2815028.62×59×（4.85%÷360×4）〕，2015年8月26日至9月30日产生滞纳金51796.53元〔2815028.62×36×（4.6%÷360×4）〕，滞纳金合计为413746.66元。第9期租金中，2015年4月16日至5月10日产生滞纳金41742.20元〔2808821.2×25×（5.35%÷360×4）〕，2015年5月11日至6月27日产生滞纳金76399.94元〔2808821.2×48×（5.1%÷360×4）〕，2015年6月28日至8月25日产生滞纳金89304.91元〔2808821.2×59×（4.85%÷360×4）〕，2015年8月26日至9月30日产生滞纳金51682.31元〔2808821.2×36×（4.6%÷360×4）〕，滞纳金合计为259129.36元。第10期租金中，2015年7月16日至8月25日产生滞纳金62059.34元〔2808821.2×41×（4.85%÷360×4）〕，2015年8月26日至9月30日产生滞纳金51682.31元〔2808821.2×36×（4.6%÷360×4）〕，滞纳金合计为113741.65元。故上海亿洲公司应支付中信富通公司第7-10期租金滞纳金，共计926607元。关于上海亿洲公司应支付中信富通公司名义货价的数额及计算依据。因《融资租赁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名义货价的金额为5万元，故上海亿洲公司应支付中信富通公司名义货价5万元。同时，按照《融资租赁合同》的约定，名义货价是上海亿洲公司在付清全部租金及其它应付款项（包括可能产生的滞纳金、违约金、经济损失赔偿金等）后，上海亿洲公司购买租赁物的价款。因此，上海亿洲公司在向中信富通公司支付完全部租金、滞纳金、名义货价及其他一切应付款项后，“汇通3”轮的船舶所有权应归上海亿洲公司所有。关于上海亿洲公司是否应当支付中信富通公司律师费、差旅费。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融资租赁合同》第17.4条约定：上海亿洲公司同意承担因本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而产生的所有费用（如有），包括但不限于双方为签订本合同而聘请律师的费用、中信富通公司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执行费及其他任何实际支出费用。现中信富通公司主张的律师费、差旅费是其为履行《融资租赁合同》，实现涉案债权而实际支出的费用，因此上海亿洲公司应当支付上述费用。关于律师费的数额及计算依据。上海亿洲公司主张律师费是中信富通公司与律师自行协商确定的，不具有合理性，但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对其主张不予支持。现中信富通公司提供了委托代理合同、发票和银行付款水单，能够相互印证，证明中信富通公司已经实际支付律师费233200元。故上海亿洲公司应支付中信富通公司律师费233200元。关于差旅费的数额及计算依据。对于中信富通公司为将船舶所有权证书送至东莞海事局太平海事处而产生的差旅费，中信富通公司提供了机票费2530元和交通费876元的票据，故上海亿洲公司应支付中信富通公司该部分差旅费为3406元。对于2014年6月30日至7月3日，中信富通公司为收取欠付租金和滞纳金产生的差旅费，中信富通公司虽主张费用为7730元，但仅提供机票费4640元，住宿费2128元，交通费362元的票据，故上海亿洲公司应支付中信富通公司该部分差旅费为7130元。对于2015年3月10日，中信富通公司为与上海亿洲公司沟通欠付租金事宜，到上海产生的差旅费，中信富通公司虽主张费用为8433元，但仅提供机票费7740元，交通费399元的票据，故上海亿洲公司应支付中信富通公司该部分差旅费8139元。综上，上海亿洲公司应支付中信富通公司差旅费18675元。关于上海亿洲公司是否应当支付中信富通公司船舶登记手续费，一审法院认为，因“汇通3”轮《船舶买卖合同》第八条费用负担约定：船舶交付后所发生的与购买和所有权登记，光租登记有关的税、费以及其他开支等各项费用由上海亿洲公司承担。故上海亿洲公司应当支付中信富通公司船舶登记手续费1416元。关于上海亿洲公司是否应当支付中信富通公司保证金利息，一审法院认为，中信富通公司虽向法院支付了保证金，但并没有提供损失的相关证据，且该项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故对中信富通公司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关于陈仕能、郑翠娣是否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陈仕能、郑翠娣作为涉案《融资租赁合同》的保证人，与中信富通公司签订了《保证合同》，约定为确保债务人履行其在《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义务，保证人同意向债权人提供连带保证责任。保证范围为，债务人在《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对债权人承担的所有付款义务，包括但不限于租金（租金本金和利息）、保证金、手续费、滞纳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名义货价、提前还款费用、其他应付款项以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执行费及其他实际支出费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因此，对中信富通公司诉请的各项费用，陈仕能、郑翠娣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陈仕能、郑翠娣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上海亿洲公司追偿。综上，上海亿洲公司应该支付中信富通公司到期租金9112671.02元，未到期租金16852927.2元，滞纳金926607元，名义货价50000元，律师费233200元，差旅费18675元，船舶登记手续费1416元，上述费用共计27195496.22元。陈仕能、郑翠娣对上述全部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陈仕能、郑翠娣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上海亿洲公司追偿。在上海亿洲公司、陈仕能、郑翠娣支付完上述全部款项后，“汇通3”轮船舶所有权归上海亿洲公司所有。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上海亿洲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中信富通公司到期租金9112671.02元，未到期租金16852927.2元，滞纳金926607元，名义货价50000元，律师费233200元，差旅费18675元，船舶登记手续费1416元，共计27195496.22元；二、陈仕能、郑翠娣对上述应付未付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陈仕能、郑翠娣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上海亿洲公司追偿；三、驳回中信富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92020元，由中信富通公司承担18206元，由上海亿洲公司、陈仕能、郑翠娣承担173814元；本案诉讼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上海亿洲公司、陈仕能、郑翠娣承担。上海亿洲公司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中信富通公司的所有诉讼请求，并由中信富通公司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和保全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于2015年4月30日组织开庭，完成了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及最后陈述等所有程序，却在同年9月22日，将中信富通公司同日传真提交的《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传真给上海亿洲公司，要求上海亿洲公司对该申请发表意见并参加开庭。上海亿洲公司当即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不予开庭的申请书》及《对〈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的异议》，明确指出中信富通公司的申请不应得到准许，请求法庭不予开庭，但一审法院径行开庭，并支持了中信富通公司该申请中的部分诉讼请求，严重违反程序，应当发回重审。（二）中信富通公司作为涉案船舶的出租人，负有保证上海亿洲公司占有和使用该船舶的基本义务，不仅要保证该船舶船体本身的适用性，还必须使该船舶具备船舶可以航行和营运的法定证书和文件，以确保船舶不存在航行和营运的法律障碍，才能视为完整地交付租赁物。而一审法院在天津海事局和天津市船舶检验处明确办证主体是船舶所有人的情况下，以船舶所有人可以对外委托为由，错误认定上海亿洲公司系办理船舶营运手续的义务人。涉案船舶融资租赁合同中关于由上海亿洲公司办妥审批和登记手续的约定属于无效的格式条款。而上海亿洲公司与中信富通公司之间另一个船舶融资租赁合同的所有权证书、船检证书、船舶国籍证书均是由中信富通公司办理的事实，亦能证明中信富通公司是办理证书的主体。因此，中信富通公司作为办证的义务和权利主体，始终未能办理船舶营运手续，导致涉案船舶至今未能投入营运。（三）中信富通公司未能履行完整交付租赁物义务，构成违约，上海亿洲公司有权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拒绝支付租金，亦不承担中信富通公司所诉损失的赔偿责任。（四）一审判决认定的中信富通公司损失数额不合理。中信富通公司在法庭辩论终结后无权主张第10期租金到期，进而无权主张2015年5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的滞纳金。一审判决认定上海亿洲公司应承担律师费、诉讼费、保全申请费缺乏合同依据，差旅费与上海亿洲公司是否违约没有因果关系。中信富通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一）按照合同约定，上海亿洲公司支付租金和相关费用的数额是在不断变化的，2015年4月30日开庭后，中信富通公司为明确不断变化的租金和相关费用的数额而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截至2015年9月30日的费用明细，因此本质上不是对诉讼请求的变更。一审法院未违反程序，未损害上海亿洲公司的利益。一审期间，中信富通公司主动调低了滞纳金计算的比例。（二）根据买卖合同涉案船舶由案外人昌汇公司和邱国华直接交付给上海亿洲公司，且上海亿洲公司与中信富通公司的船舶融资租赁合同约定，需要取得有关部门审批同意并进行相关登记的，上海亿洲公司、昌汇公司、邱国华承诺办妥相关审批和登记手续。因此，上海亿洲公司负有办理营运手续的义务，中信富通公司只负有辅助、配合的义务。上海亿洲公司在另案中拒绝接受邱国华提交的船舶资料，也未向中信富通公司提出辅助办理的要求，故上海亿洲公司存在怠于办理相关营运手续的行为。（三）上海亿洲公司与中信富通公司之间另一个船舶融资租赁合同的相关营运手续是由中信富通公司代为办理的，但并不由此改变合同约定的办证主体。一审被告陈仕能及郑翠娣陈述意见称，同意上海亿洲公司的上诉意见。二审期间，各方均未补充提交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船舶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中信富通公司、上海亿洲公司、昌汇公司和邱国华于2013年1月8日签订了“汇通3”轮《融资租赁合同》《船舶买卖合同》以及《确认函》，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应依约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在涉案融资租赁合同关系中，中信富通公司是出租人，上海亿洲公司是承租人，陈仕能、郑翠娣为该融资租赁合同项下保证合同的保证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上海亿洲公司以中信富通公司未办理涉案船舶营运手续为由拒绝支付租金的主张是否成立；二、中信富通公司所诉损失的范围是否合理。涉案融资租赁合同所指向的租赁物为上海亿洲公司选定，根据涉案《融资租赁合同》项下《船舶买卖合同》中船舶交接条款的约定，涉案船舶由邱国华和昌汇公司直接交付给上海亿洲公司。而对于涉案船舶实体权利的交付，涉案《融资租赁合同》第4条明确约定，中信富通公司支付租赁物转让价款即视为租赁物的完整所有权转移至中信富通公司，且其将租赁物完整地交付给上海亿洲公司、昌汇公司、邱国华使用。据此，在中信富通公司于2013年1月14日，扣除保证金760万元后将购买涉案船舶的价款3040万元汇入了为涉案融资租赁合同履行而设立的资金监管账户，且涉案船舶已移交给上海亿洲公司的情况下，中信富通公司已完成涉案船舶的实体交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和海上设施检验条例》的相关规定，涉案船舶进行营运应当取得船舶所有权证书、船舶国籍证书、船舶检验证书等营运手续。涉案各方当事人对于办理涉案船舶营运手续的主体存在争议。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一审审理期间，一审法院曾就办理营运手续的主体问题向天津海事局和天津船舶检验处进行核实，上述主管机关答复为办理船舶相关营运手续的主体，虽然按规定是船舶所有人，但船舶所有人可以委托个人代为办理相关手续，而被委托的个人，并不要求必须是船舶所有人单位的人员，只要被委托的人提交船舶所有人出具的委托授权书，并按要求提交相关资料，加盖船舶所有人印章就可以办理。而上海亿洲公司、陈仕能、郑翠娣三方一审期间提交的办理船舶国籍证书《办事指南》中关于提交材料一栏所载明的“委托证明及委托人和被委托人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委托时）”亦能印证主管机关所答复的内容。据此，本院确认，办理船舶营运手续的主体，可以是船舶所有人，亦可以由船舶所有人委托他人代为办理。其次，涉案《融资租赁合同》第9.2.6条约定，如签订本合同，使本合同生效或履行本合同需要取得有关部门审批同意并进行相关登记的，上海亿洲公司、昌汇公司和邱国华承诺办妥相关审批和登记手续。故根据合同约定，涉案船舶营运手续的办理主体应为上海亿洲公司。同时根据上述主管机关的答复，中信富通公司作为船舶所有人，在上海亿洲公司办理营运手续时负有配合、辅助义务。对于上海亿洲公司提出的该条款系无效格式条款的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将格式条款定义为，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而本案中，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涉案融资租赁合同存在被格式化、定型化的情形，故上海亿洲公司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最后，根据涉案《融资租赁合同》项下《船舶买卖合同》第6条船舶文件交付条款“邱国华和昌汇公司应将现有的所有船检证书及船舶技术图纸无偿提供给上海亿洲公司，若上海亿洲公司提出要求，邱国华和昌汇公司应将其现有的船舶的其他技术档案及时交给上海亿洲公司”的约定，邱国华和昌汇公司负有向上海亿洲公司提供其所持有的船舶资料的义务，上海亿洲公司亦应予接收。而在2013年10月30日另案邱国华诉中信富通公司、上海亿洲公司船舶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庭审中，邱国华向上海亿洲公司、中信富通公司分别提交一份船舶资料，上海亿洲公司没有接收。上海亿洲公司一审期间提交了数份致中信富通公司、邱国华和昌汇公司的函件，意图证明其多次催促中信富通公司办理营运手续，但至本案成讼前，上海亿洲公司没有向邱国华要求交付船舶资料，亦未要求中信富通公司配合其办理营运手续，故上海亿洲公司作为涉案船舶营运手续的办理主体，存在怠于履行合同义务情形，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六条规定的同时履行抗辩权，其适用的逻辑前提系当事人之间基于同一双务合同互负债务，而在中信富通公司不负有办理船舶营运手续合同义务的情况下，上海亿洲公司以中信富通公司未办理涉案船舶营运手续为由拒绝支付租金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审庭审中，各方均认可一审法院以《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保证金760万元以及上海亿洲公司于2014年7月8日、7月16日支付的300万元先行冲抵第4—7期的租金，并确认上海亿洲公司自第7期开始欠付租金68万元，之后各期租金均未支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四十八条的规定，承租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租金。承租人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要求支付全部租金；也可以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同时，根据涉案《融资租赁合同》第15.3条的约定，如上海亿洲公司在租赁期间发生任何一期租金或其他应付款项不能按时足额支付，中信富通公司有权提前终止合同，并要求上海亿洲公司立即付清全部租金、滞纳金、违约金及一切其他应付款项。故中信富通公司在本案中选择终止涉案船舶融资租赁合同，并要求上海亿洲公司赔偿相应损失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中信富通公司在涉案船舶融资租赁合同下的损失范围和数额。因上海亿洲公司欠付到期租金，构成违约，其应当承担到期租金及其滞纳金、未到期租金的支付责任。二审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对于一审法院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基准利率的调整对合同下租赁利率进行相应调整以及由此认定的第8—16期租金数额均无异议，同时对于一审法院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作为认定滞纳金数额的计算依据亦无异议。各方当事人争议在于到期租金的范围及由此产生的滞纳金数额。上海亿洲公司认为至2015年4月30日法庭辩论终结时涉案融资租赁合同到期租金为9期，故到期租金应计算至第9期，且欠付的到期租金的滞纳金应结算至2015年4月30日。本院经核查，中信富通公司起诉时的诉讼请求为，判令上海亿洲公司付清“汇通3”轮《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未付的全部租金26889945.95元，及与拖欠的租金相对应的滞纳金、租赁物的名义货价等一切应付款项，以及上述款项的利息（自应当支付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赔偿中信富通公司为实现上述债权支出的律师费和其他一切法律费用。中信富通公司在该请求中未明确到期租金范围和滞纳金的结算截至日，而在涉案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到期租金和滞纳金数额不断变化下，中信富通公司于2015年4月30日、2015年9月30日分别以书面形式明确了截至该日的损失范围和数额，该行为本质上并非是对其诉讼请求的变更，故一审法院认定的到期租金范围和滞纳金的数额并无不当，本院对于上海亿洲公司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此外，根据《融资租赁合同》第17.4条“上海亿洲公司同意承担因本合同签订和履行而产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双方为签订本合同而聘请律师的费用、中信富通公司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执行费及其他任何实际支出费用”的约定，一审法院判令上海亿洲公司向中信富通公司支付律师费、差旅费、诉讼费、保全申请费具有合同依据，且上述费用与涉案融资租赁合同的履行具有联系，故上海亿洲公司的相关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海亿洲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192020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按一审判决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92020元，由上诉人上海亿洲航道工程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彤代理审判员  杨泽宇代理审判员  张 昕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日书 记 员  赵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