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赣04民终18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江西宝成鞋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九江市武到工业园东北角。法定代表人：徐逍峰，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放，江西一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剑，江西一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九江世纪联合混凝土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宋溪镇田塅村。法定代表人：吴建农，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叶青松，江西修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王艳波，男，1966年8月7日出生，汉族，浙江省温州市人，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上诉人江西宝成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宝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九江世纪联合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江世纪联合公司）、原审第三人王艳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武宁县人民法院（2016）赣0423民初29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放、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青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江西宝成公司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江西省武宁县人民法院（2016）赣0423民初2999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九江世纪联合公司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供货款价值为355497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一、二审本诉及反诉的全部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案外人何维霞在2015年12月份便是上诉人公司员工，以上诉人员工的身份接收被上诉人开具给“景德镇市东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发票是错误的，与事实不符。1、2015年7月何维霞是为承包江西宝成鞋业有限公司厂房建设工程的原审第三人王艳波个人做财务工作，并不是上诉人公司的员工。至于上诉人公司营业执照要变更时，变更资料上有何维霞签名，经上诉人在一审判决后了解到是当时招商单位武宁县船滩镇政府工作人员刘礼起填写的，因为当时刘礼起联系不上上诉人，但知道原审第三人王艳波及王艳波的员工何维霞在上诉人的厂房工地施工，于是刘礼起为了把营业执照变更任务完成，就填写了何维霞的名字，该名字并不是何维霞本人所签。2、被上诉人举证的《税务登记表》（时间：2015年5月7日）与《增值税专用发票增量申请表》（时间：2016年7月27日）中两个“何维霞”的签名很容易分辨出两个签名不是出自一个人之手，申请表上何维霞签名是本人所签。因为何维霞从2016年4月6日已经与上诉人达成劳动合同，成为上诉人的员工（有劳动合同、工资表可以佐证），所以2016年7月27日《增值税专用发票增量申请表》签字才是何维霞本人所签。3、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举证的《工资领条》中何维霞领取福利厂的工资时间为2015年9月2日，通过该领条恰恰可以证明2015年9月2日之前何维霞并非就职于上诉人公司，另外通过对比可知，该领条何维霞字迹与2015年5月7日《税务登记表》中何维霞的签字也是不一致的，说明《税务登记表》中的何维霞签名也不是本人所为。综合以上几点足以证明何伟喜爱在2016年4月6日之前并未就职于上诉人公司，不是上诉人公司的员工。何维霞在2015年12月份签收被上诉人开具给景德镇市东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发票，是在完成原审第三人王艳波指派的工作，与上诉人无关。二、一审法院仅以被上诉人提供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存根联复印件便认定“发票”的真实性是错误的。一审中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37份增值税发票存根联均为复印件，在上诉人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的情况下，仍未向法庭及上诉人提供增值税原件予以核对。然而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提供发票存根复印件便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并采信了上诉人的证据（一审判决书第七页第三段），一审对该组证据的认定缺乏事实支撑，显然是错误的。三、一审判决错误理解及适用《关于部分货物适用增值税低税率和简易征收办法征收增值税政策的通知》，存在枉法裁判情形。1、被上诉人在引用《关于部分货物适用增值税低税率和简易征收办法征收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这一文件目的是为了证明其只能提供税率为6%的增值税发票，因此上诉要求提供税率为17%的发票与约定不符。但是事实上，采取何种税率征收是根据纳税人的财务处理情况确定的，并不意味着采用6%税率的纳税人就开不出税率为17%的增值税发票。只是按规定他自己不能直接开出（依据《通知》的规定，选择依6%征收率计算税率，开票人则不得在自己财务账目中抵扣进项税额。）可以到税务机关去开具。被上诉人以此为由不向上诉人提供税率为17%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2、一审采信已经废止失效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商品混凝土实行简易办法征收增值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0）37号文件，认定被上诉人无需根据上诉人的要求开具17%征收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适用法律错误，并且是错误理解《通知》文件精神。四、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供合同约定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形下，一审判决上诉人给付货款是错误的。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上诉人在收到被上诉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才承担付款义务，否则上诉人有权拒绝付款。一审法院在已经查明被上诉人自己打印好一个所谓的开票证明，通过原审第三人偷偷加盖上诉人的公章，以图证明其开具付款单位为“景德镇市东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增值税发票是上诉人的批示不能成立的情形下，仍然错误的以何维霞作为上诉人的员工接受了该发票为由判决上诉人支付货款显然是错误的。事实上本案根本没有查明被上诉人开具的抬头为“景德镇市东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增值税发票是否真实开具？开具的发票又是给了谁？在被上诉人没有按约定提供发票的情形下，上诉人有权拒绝支付余下的货款。五、上诉人的反诉请求于法有据，依法应当支付。根据双方的约定，上诉人支付货款之前本应先收到被上诉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由于当时上诉人处于筹建阶段，财务工作人员尚未到武宁来，所以都是根据原审第三人王艳波告诉的水泥吨数在没有收到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形下先行付款了。现在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将之前的水泥款增值税专用发票足额开具的反诉请求应当得到依法支持。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九江世纪联合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案外人何维霞、胡昊以上诉人员工的身份接收被上诉人开具的发票抬头为“景德镇市东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增值税发票是正确的。（一）案外人何维霞、胡昊是上诉人员工。1、上诉人向武宁县国税局提交的《税务登记表》经办人签章一栏中明显有何维霞于2016年1月11日的签名，这充分说明何维霞当时就是上诉人的员工。如果何维霞不是上诉人的员工，为什么此表中要签上何维霞的名字呢？上诉人说是招商人员在填表时签上何维霞名字的，当时上诉人单位员工那么多，为何偏偏要写上何维霞的名字呢？上诉人不能自圆其说，其理由难以成立。2、上诉人于2016年7月27日向武宁县国税局提交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增量申请表》中，会计栏、购票员栏、开票员栏都是何维霞的签名，这足以说明何维霞是上诉人的员工。上诉人以与何维霞签订《劳动合同》的时间来否定在签订《劳动合同》之前已对何维霞用工的事实是无任何理由和法律依据的。3、上诉人将被上诉人制作的18份《九江世纪联合混凝土有限公司每月预拌砼应收款结算确认单》作为证据向法庭提交，足以显示上诉人对结算确认单的认可，而代表上诉人在该结算确认单上对货款金额及欠付情况进行签字确认的人员均为胡昊，这充分说明胡昊是上诉人员工，已授权代理办理相关事宜。上述3点足以说明何维霞、胡昊实为上诉人员工，两人向被上诉人领取增值税发票的行为属职务行为。（二）退一步说，即使何维霞、胡昊不是上诉人的员工，其二人的行为也构成表见代理。1、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预拌混凝土购销合同》后，在履行中与被上诉人联系的是王艳波、胡昊、何维霞。所供应的混凝土全由王艳波、胡昊签收，数量和价款及收付情况均由胡昊签字确认。被上诉人与胡昊共核算了18次，胡昊在18张结算确认单上签字确认被上诉人供砼货款为3556650元，上诉人对此从未有异议。胡昊每次签字确认后，上诉人均能按数付款，并已支付货款3336380元，上诉人对最后拖欠的220270元尾款也完全认可。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胡昊是上诉人的工作人员，自己是在与上诉人做交易，向上诉人履行合同义务，胡昊具有上诉人赋予其代理权的表象。一审中上诉人将由被上诉人制作的由胡昊签字的18张结算确认单作为证据提交，这充分说明上诉人对胡昊的签字确认行为表示认可。2、何维霞手持由上诉人出具的盖有上诉人公章且内容为“要求将发票抬头填写为景德镇市东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公函来到被上诉人处要求领取增值税发票，被上诉人见此公函后有理由相信何维霞是上诉人的工作人员，于是同意何维霞领走20份增值税发票，何维霞的行为具有上诉人赋予其代理权的表象。上述两点，即使何维霞、胡昊不是上诉人员工，但二人具有上诉人赋予其代理权的表象。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何维霞、胡昊是上诉人员工，将37份增值税发票交给何维霞、胡昊不存在过错，符合民法意义上善意相对人的特征，何维霞、胡昊的领票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由上诉人承担责任，应当视同上诉人已向被上诉人领取37份增值税发票。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不存在枉法裁决情形。（一）被上诉人当时依法只能开出3%税率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不能开专用发票。1、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部分货物适用增值税低税率和简易征收办法征收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9】09号）文件规定，自2009年1月1日起，一般纳税人销售自产的商品混凝土（仅限于以水泥为原料生产的水泥混凝土），可选择按简易办法依照6%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2、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简并增值税征收率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57号）第二条规定：“财税【2009】09号文件第二条（三）项和第三条‘依照6%征收率’调整为‘依照3%征收率’”。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简并增值税征收率有关问题的公告》（2014年第36号）规定：一般纳税人销售自产的以水泥为原料的商品混凝土可选择按简易办法依照3%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同时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依照上述三个文件规定，被上诉人选择了简易征收办法计算和缴纳增值税，并于2012年12月19日经武宁县国税局核准，核准期限至2015年12月31日止。后又于2015年12月20日再次经武宁县国税局核准，核准期限从2016年1月1日起至永久。因而被上诉人当时依法只能开具3%税率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完全不能开出17%税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二）一般纳税人不能在国税部门代开任何增值税发票依据税法规定，只有小规模纳税人和自然人才能到国税局申请代开增值税发票，一般纳税人不能到国税局代开发票，被上诉人为一般纳税人，依法不能到国税局申请代开增值税发票。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可以到国税部门申请代开17%的增值税发票是完全错误的，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为“原告选择按简易办法征收率3%计算缴纳增值税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也不违反双方合同约定”是在充分理解和正确适用法律后作出的，完全不存在枉法裁判情形。三、被上诉人已按约给付了全部增值税发票，履行了合同义务，一审判决上诉人给付货款完全正确。（一）双方签订的《预拌混凝土购销合同》第二条二款（2）项约定：“供方应当在需方付款前向需方提供税务发票”。因税务发票形式多样，有普通发票，有专用发票，有不同税率的发票。本合同并未约定必须开具17%税率的专用发票，被上诉人开具3%税率的增值税普通发票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二）被上诉人依据上诉人的公函要求，将发票抬头填写为景德镇市东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是在履行上诉人要求变更合同的义务。（三）被上诉人已将三十七份增值税发票全部交给上诉人员工何维霞、胡昊，有发票签收单为证。即使何维霞、胡昊当时不属于上诉人员工，但二人的行为构成了表见代理，应当视为上诉人领取了全部发票。（四）上诉人财务部现任向会计将何维霞转给她的37份发票拿到武宁县国税局向分管责任人黄洋咨询，询问该发票抬头为景德镇市东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有办法能在上诉人单位入账的问题，黄洋向本案承办法官刘梦三当面介绍了向会计向其咨询情况。（五）本案主审法官刘梦三、上诉人代理律师陈剑、上诉人现任的向会计、被上诉人代理人叶青松于2017年8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在武宁县国税局林副局长办公室协商如何解决本案纠纷问题，林副局长提出两个方案供选择：一是上诉人将37份发票原件和原来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书拿到武宁县国税局审查，直接将发票抬头改为“江西宝成鞋业有限公司”，武宁县国税局在上面盖章，并向上诉人出具证明备查。二是上诉人将37份发票原件退回被上诉人，由被上诉人作废后重新向上诉人开具37份抬头为“江西宝成鞋业有限公司”的发票。最后上诉人向会计、代理人陈剑都同意了第二个方法，并提出采取退回一张重开一张的方法。由于无论采取上述那个方法，均都暴露上诉人实际已收到被上诉人已给付的37份发票的事实。上诉人最后均未实施。上述五点足以说明上诉人已经收到被上诉人交付的37份增值税发票的事实，被上诉人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一审判决上诉人支付拖欠的货款完全正确。四、如果依上诉人在一审庭审质证中的陈述，上诉人无权向答辩人索取发票。上诉人在一审庭审质证中陈述：“2015年至2016年上半年何维霞并非反诉原告的员工，其一直就职于景德镇市东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任会计一职，何维霞完全有理由签收原告开具给案外人景德镇市东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发票，何维霞签收发票的行为与被告无任何关联”。2015年12月1日，上诉人出具了一份盖有上诉人公章的公函，内容为“根据需方江西宝成鞋业有限公司的请求，九江世纪联合混凝土有限公司所供混凝土之货款等票据抬头一并填写为景德镇市东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此公函意在要求变更合同条款并何由维霞于2015年12月4日交给被上诉人财务人员。依据此公函，收票人变更为景德镇市东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即上诉人自愿将受票权转移给了该公司。按照上诉人的认为，被上诉人是将增值税发票交给作为收票权利人景德镇市东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会计何维霞，这样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不损害上诉人利益。即使被上诉人将发票交给上诉人，上诉人得票后仍然要将此发票交给收票权利人景德镇市东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财务入账。据此，上诉人无权向被上诉人索取已由收票权利人领走的增值税发票。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王艳波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九江世纪联合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判令江西宝成公司立即支付九江世纪联合公司混凝土货款22027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欠付货款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从2016年2月26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诉讼费用由江西宝成公司承担。江西宝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1、要求九江世纪联合公司提供货款价值355497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款总额为516534.10元）；2、反诉诉讼费由九江世纪联合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江西宝成公司因厂房一期工程建设需预拌混凝土，于2015年7月1日与原告九江世纪联合公司签订《预拌混凝土购销合同书》，合同约定，由供方先期供货，货款于每批次浇筑后三天内核对并全部结清，在结算过程中，双方应凭需方签认的供方随车送货单为结算依据，供货起止时间为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7月1日。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工地运送混凝土11656立方米，货款共计3556650元。被告于2015年6月26日至2016年2月18日陆续向原告支付货款3336380元。上述供应的混凝土货款总量及已付货款金额均有原告制作的应收款结算确认书（从2015年8月24日至2016年2月25日共18张）予以确认，并有“胡昊”签字确认。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于2015年12月1日向原告出具了证明一份，内容为“兹有江西宝成鞋业有限公司于2015年7月1日与九江世纪联合混凝土有限公司就本公司所承建的‘江西宝成鞋业有限公司一期工程’签订预拌混凝土购销合同，该合同目前正在有效履行中。根据需方江西宝成鞋业有限公司的请求，九江世纪联合混凝土有限公司所供混凝土之货款等票据抬头一并填写为‘景德镇市东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需方保证此行为不会对合同编号为SJ-2015-07-01的《原合同》构成任何权益变更和侵蚀。”，原告于2015年11月29日至2016年2月28日共计开具37份共计货款为3556650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现被告认为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没有向被告提供过一份税务发票，导致被告在纳税时无法根据税法规定提供有效增值税和发票抵扣进项税款，给被告造成巨大损失，故其不予支付余欠原告工程款，并要求原告提供货款价值355497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因原、被告双方协商未果，故诉诸法院。另查明，何维霞曾于2016年1月11日作为经办人代表被告在武宁县国税局办理税务相关事宜，在被告于2016年7月27日向国税局提交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增量申请表中，会计及开票员等处均注明为何维霞。又查明，何维霞分两次签收过原告公司开具给被告公司的20张货款价值1966385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并注明其中220270元未付款，胡昊亦签收过17张货款价值1590255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江西宝成鞋业有限公司向原告九江世纪联合混凝土有限公司购买预拌混凝土，双方形成了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原、被告均应依合同履行各自义务。对于被告认为原告应在被告付款前先向其提供增值税发票的主张。法院认为，首先，被告诉称其至今未收到原告任何增值税发票，但从原告提交的发票签收单可知，何维霞及胡昊曾分三次共签收原告交付给被告的增值税发票价值货款3556650元，签收的增值税发票总额与原、被告交易的混凝土总价款完全吻合，且其中注明的增值税发票220270元未付款也与本案欠付款数额相一致。虽被告对何维霞及胡昊签收发票的行为并不认可，但从被告提交给国税局的申请文件可知，被告将何维霞注明为其公司会计，作为提交给国家税务部门的正式申请文件，其中填写的信息内容应当属实，且具有可信度，在被告无相反证据反驳的情况下，法院依法认定何维霞即为被告公司的会计。作为被告公司的会计，原告有理由相信何维霞签收增值税发票属履行职务行为，其行为即代表被告。同样，原告制作的结算确认书上确认的货款总金额及尚欠货款金额与被告在庭审中认可的金额完全一致，且该结算确认书本身即由被告作为证据提交，足以显示被告对该结算确认单的认可，而代表被告在确认单上对货款金额及欠付情况进行确认的人员均为胡昊，故原告亦有理由相信胡昊在双方混凝土交易过程中的行为即代表被告，胡昊代表被告签收增值税发票的行为也同为履行职务行为。其次、从原告提交的涉及本案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复印件可知，原告已应被告要求开具抬头为“景德镇市东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全部混凝土增值税普通发票，在何维霞、胡昊已代为接收被告交付的增值税发票的情况下，法院依法认定原告已将涉及双方混凝土供应的全部增值税发票交付给被告。至于应按何种征收率开具增值税发票的问题，从原告提交的证据可知，原告选择按简易办法征收率3%计算缴纳增值税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也不违反双方合同约定，法院依法予以认定。综上，原告已依约在被告付款前向其提供了全部税务发票，对被告要求原告提供货款价值355497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款总额为516534.10元）的反诉诉请，法院不予支持。依据双方合同约定，在原告依约履行发货及开具税务发票的义务后，被告亦应给付原告全部货款。现被告未支付货款的行为已构成违约，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欠付货款220270元的诉请，法院予以支持。因被告未及时支付原告货款，已造成原告利息损失，原告要求被告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损失至付清货款之日止的诉请不违反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因双方未约定欠付货款的具体给付期限，故可从原告起诉至法院之日起计算。判决：一、被告江西宝成鞋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原告九江世纪联合混凝土有限公司混凝土货款220270元及利息损失（以欠付款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从2016年12月26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反诉原告江西宝成鞋业有限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日期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04元，由被告江西宝成鞋业有限公司承担；反诉费4482元，由反诉原告江西宝成鞋业有限公司承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以下新证据：证据1、王艳波出具的《证明》，证明：2015年7月至2016年2月何维霞是其个人聘用的会计；证据2、劳动合同及工资表，证明：何维霞是在2016年4月6日才进入上诉人的公司，成为上诉人公司的员工。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因为王艳波系本案第三人，又未到庭接受质询，所以对该证据的证明力有异议，不能作为本案证据采信；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这个证据仅能证明何维霞与上诉人是在2016年4月6日后才签订了劳动合同，不能代表双方在2016年4月6日之前没有劳动关系。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以下新证据：证据1、武宁县国家税务局关于商品混凝土征税及发票开具相关规定说明。证明：1、一般纳税人不得在国税局代开任何发票；2、2009年1月1日起一般纳税人销售自产的商品混凝土可以选择按简易办法6%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从2014年7月1日起，增值税征收率已经由6%调整至3%；3、在企业办理并核准简易征收期间，不得按一般纳税人纳税17%开票和纳税。证据2、王艳波2017年12月5日寄还给被上诉人开给上诉人的37份增值税发票原件，证明：被上诉人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开票给上诉人了。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在双方约定要求开具17%税率的增值税的情形下，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开具符合约定的增值税发票，如果因其企业本身原因不能开具的话，那么被上诉人应当将税率差异所产生的税收金额赔偿给上诉人，也就是在价款中扣减相应税率的费用。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该证据恰恰证明了被上诉人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向上诉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也证明了该部分发票没有给付上诉人而是给了第三人王艳波。经过当事人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证明》与《劳动合同》并不足以否定何维霞与上诉人在2016年4月之前双方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被上诉人提交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37份增值税发票原件总额与上诉人的付款相吻合，对其证明目的将结合全案，待后论述。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江西宝成公司与被上诉人九江世纪联合公司签订的《预拌混凝土购销合同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也不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预拌混凝土购销合同书》第三条结算方式与付款约定“供方应在需方付款前向需方提供税务发票”，但并未明确要求供方应当开具17%税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对此项约定不明确，双方可以补充协议，不能补充协议的，则按照交易习惯来确定。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部分货物适用增值税低税率和简易征收办法征收增值税政策通知》和武宁县国家税务局出具《关于商品混凝土征税及发票开具相关规定说明》，被上诉人可以按照简易办法依照3%征收率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开具17%税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经核对，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37份增值税发票原件与一审提交的发票存根联复印件核对无异，本院予以认定。依据2015年12月1日《证明》载明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将票据抬头改成“景德镇市东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并加盖了江西宝成鞋业有限公司的公章，结合胡昊、何维霞签字的发票签收单和结算确认单，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已经履行了开具税务发票的义务，上诉人应当向其支付剩余货款。对上诉人称何维霞签收税务发票不能代表公司行为，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江西宝成鞋业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086元，由上诉人江西宝成鞋业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叶常青审 判 员 刘 欣审 判 员 郑敏红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王 鑫书 记 员 余 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