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黑01民终4783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桐田昌幸（KIRITAMASAYUKI），男，1960年1月6日出生，无固定职业，住日本。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智，黑龙江龙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于天洋，男，1990年7月3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雄，黑龙江龙房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张君，女，1988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
上诉人桐田昌幸、于天洋因与被上诉人张君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2016）黑0103民初99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桐田昌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智，上诉人于天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雄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张君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桐田昌幸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张君承担还款责任；2.张君、于天洋给付利息；3.本案公证费用由张君、于天洋承担；4.诉讼费用由张君、于天洋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判决于天洋返还桐田昌幸人民币50万元正确，但未判决张君承担责任，未支持桐田昌幸主张的利息及公证费不符合法律规定。张君应承担偿还人民币50万元的责任。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于天洋应返还桐田昌幸人民币50万元。于天�为债务人而桐田昌幸为债权人。双方债权债务发生的时间在2014年9月，而于天洋、张君离婚时间是2016年12月19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从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来看，中国在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上，采取的是以债务的发生时间为原则，以特殊约定为例外的判决标准，即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只要不存在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债权人明知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情形，则一律认定为夫妻共�债务。本案中，该债务属于于天洋、张君共同债务，双方以离婚为由逃避债务违反法律规定，应由该二人共同承担责任。二、法院应判决于天洋、张君给付桐田昌幸利息。桐田昌幸不可能在没有任何利益的情况下交给于天洋使用人民币50万元，不可能不存在利息。年利息20％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三、公证费1500元应当由于天洋、张君承担。为了防止证据毁损、灭失，从而影响人民法院公正审判，以及为了提供证据的合法性及卷宗存档，桐田昌幸将与于天洋的相关微信的内容进行证据保全公证并向法院提交了公证书，因此所产生的公证费用应当由于天洋、张君承担。由于于天洋违约违法行为造成本案诉讼，于天洋作为败诉方应当承担桐田昌幸所支付的证据保全费用即公证费用。
于天洋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于天洋与桐田昌幸存在委托理财关系属于�定事实错误。事实是桐田昌幸将人民币50万元打给于天洋的爷爷于××，而于××借用了于天洋的银行卡，因此桐田昌幸和于天洋之间没有形成任何委托理财的事实，桐田昌幸在一审中有关证明委托理财的主要证据是一张于××手写的复印件银行卡卡号的A4纸，A4纸的背面存在着明显伪造的人民币50万让天洋理财几个字。该证据没有经过与原件核对，而且标注有银行卡号的复印件正面的字迹与背面的字迹用肉眼能够识别不一致，一审法院用该证据认定了双方存在委托理财法律关系，属于明显的事实认定错误。于天洋名下的银行卡作为于××晚年代收资金的卡，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桐田昌幸在与于××遗孀朱××的对话中，也明确承认说“于叔走了，我还有50万在于叔这”，可见桐田昌幸对于人民币50万是支付给于××的这一事实是明知的、确定的。于天洋将银行卡借用给于××使�，且在一审中提交了充分的证据，证明从该卡中支付出去的给于××使用的资金，远超过人民币50万元。因此，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实际使用上，于天洋并不是人民币50万的收款人，实际上也没有使用或占用该人民币50万元。本案的委托理财关系不存在，于天洋也无义务予以返还，恳请人民法院驳回桐田昌幸在一审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
于天洋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桐田昌幸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一审法院遗漏本案重要事实，没有查明于天洋与桐田昌幸及于××之间的身份关系，导致一审法院对人民币50万元款项的性质认定错误。于天洋在一审答辩中说明，桐田昌幸与于天洋沟通时一直自称是于××的儿子，并在于××去世后，利用自己是于天洋叔叔的身份与于天洋相处。因本案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双方争议的50万元人民币为理财款项，并且根据桐田昌幸提供的正面写有于天洋银行卡、背面写有“50万让天洋理财”字样的纸张及对朱××的询问笔录，在询问笔录中，朱××明确表示，桐田昌幸一审中提供的证据一是于××死亡后从遗物中发现的，汇款发生在2014年9月20日，而于××死亡是在2016年2月19日。这至少说明于天洋对于所谓桐田昌幸与于××之间有关理财的协商毫不知情，但能够证明诉争人民币50万元款项与已经去世的于××有关系。桐田昌幸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该人民币50万元为委托理财的款项，应查明于天洋、桐田昌幸及于××之间的身份关系。如果桐田昌幸与于××确实为父子关系，那么桐田昌幸将人民币50万元给于××用于赡养、治疗和生活花费就非常正常了，并且于天洋也举证证明了其在于××晚年身患癌症身体不便的情况下，将收款银行卡中的远远超过人民币50万元的款项提出来，用于于××的赡养、治疗和生活花费。一审法院直接将双方争议的人民币50万元认定为委托理财款的事实认定错误。本案中唯一能够证明诉争的人民币50万元与理财有关的是桐田昌幸提供的证据一背面的内容，然而该背面“50万元让天洋理财”字样真实性存在重大瑕疵。背面书写的“天洋”的字体明显与于××真实书写的于天洋三个字在书写的方法、笔顺、笔迹等方面通过肉眼能够识别出不一致，连桐田昌幸一审代理人刻意调取的笔录证据中，朱××都不能确认是于××亲自书写的，而是用了“好像”二字。一审法院根据该存在重大瑕疵的证据来认定于天洋与桐田昌幸之间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委显然是错误的。本案一审中，桐田昌幸明确说明，其提供的证据一（包括于天洋的卡号、电话）均系于××书写，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于天洋对本案诉争的人民币50万元的汇款参与了协商，也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就委托理财达成过任何书面合同，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于天洋与桐田昌幸之间达成了“委托理财合同”关系，甚至于桐田昌幸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于天洋与桐田昌幸进行过任何协商（包括没有任何交谈、对话、电话、微信、电子邮件、书面合同）。虽然一审法院认定为委托合同关系，将于天洋不承认委托事实认定为违约，该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从生活常识及桐田昌幸陈述自相矛盾的情况来判断，诉争的人民币50万元不可能是交给于天洋的理财款。桐田昌幸在一审诉状中主张2014年9月20日开始理财，约定年利息20％，而直到2016年9月12日才起诉。众所周知，如果是理财，利息或者收益应当按照月或者年支付，到期再支付本金。而桐田昌幸在这个过程中居然没有任何的催缴或者沟通催缴的行为，哪怕是电话通�记录都没有。甚至桐田昌幸都不认识于天洋。桐田昌幸在一审出具证据一证明时表述：于××提供了于天洋的卡号，于××出具了“50万让天洋理财”银行卡复印件，这种论述是为了说明桐田昌幸与于××之间的关系，与于天洋无关，所以本案诉争的人民币50万元不可能是交给于天洋的理财款。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桐田昌幸要求于天洋返还理财款应就本案诉争款项为理财款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案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双方为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于天洋接受桐田昌幸委托的情况下，无权要求于天洋返还该款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受托人和委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而本案中没有任�有效证据证明于天洋与桐田昌幸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规定，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项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利息。本案中双方对于委托费用没有任何约定。一审法院也没有予以查明。如果双方存在委托关系，必然存在委托费用。而本案不存在委托费用，可见双方不存在委托关系。桐田昌幸一审提供的证据一背面“50万让天洋理财”字样表明，桐田昌幸与于××协商一致，由桐田昌幸向于××指定的于天洋的银行卡中汇款人民币50万元。这句话中有个“让”字，让的主语是于××，就是于××让于天洋进行理财。但该理财行为的发生一是需要于××提出要求，二是要经于天洋同意。而这两方面桐田昌幸均没有证据证明。如果桐田昌幸提供的证据一中相关文字是于××书写，�基于合同的相对性，该人民币50万元是于××与桐田昌幸之间的委托理财关系，与于天洋无关。于天洋收到的人民币50万元款项最多是代收代转的问题，而事实上于天洋转给于××的款项远远超过人民币50万元，完成了代收代转的责任，于天洋不应该再承担该人民币50万元的返还责任。
桐田昌幸辩称，于天洋认为桐田昌幸与于××所谓的身份关系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实，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与本案也无任何关系。桐田昌幸一审所提交的证据以及双方微信谈话内容足以证明双方存在理财关系这一事实存在，而且于天洋收到了本案所涉及的50万元款项。于天洋在本案立案之前从未否认这一事实。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于天洋的上诉请求。
张君未出庭、未答辩。
桐田昌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于天洋、张君偿还桐田昌幸理财本金人民币50万元并支付理财相应利息（利息按约定利率20%计算，从2014年9月20日计算至还清之日止）；2.诉讼费、公证费由于天洋、张君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9月15日桐田昌幸在中国银行开户办理了卡号为62×××71的银行卡，于2014年9月20日用该银行卡向户名为于天洋的62×××07的银行卡转款人民币50万元。桐田昌幸自2016年8月2日开始通过微信聊天方式向于天洋索要债务，现于天洋否认实际收到桐田昌幸汇款。
另查明，于天洋、张君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16年12月19日离婚。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桐田昌幸主张将理财款交给于天洋，委托其进行投资，并提交证据证明向于天洋汇款人民币50万元的事实，系合法的民事合同。于天洋虽抗辩未实际接收涉案款项，但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反驳，故对于桐田昌幸享有的债权予以保护。于天洋�不承认委托事实，属于于天洋违约。桐田昌幸要求于天洋返还相关款项承担相应利息，实际为要求终止委托合同。在于天洋违约的情况下，桐田昌幸主张返还理财本金50万元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对于桐田昌幸主张理财利息的请求，因现有证据并不能证实双方对于利息存在约定，故对桐田昌幸该项的请求不予支持。对于桐田昌幸主张公证费的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另，本案委托合同的受委托人为于天洋，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桐田昌幸请求张君偿还本金及利息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判决：一、于天洋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桐田昌幸（KIRITAMASAYUKI）理财款50万元；二、驳回桐田昌幸（KIRITAMASAYUKI）其它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于天洋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于天洋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一份录像光盘，内容是2018年2月13日于天洋与于××遗孀朱××对话的录像。拟证明：在于××去世后，桐田昌幸找到朱××索要该人民币50万元，并说如果不配合提交询问笔录（一审法院桐田昌幸提交的证据朱××询问笔录）这人民币50万就得管你要。录像中对话的原话是“于叔活着的时候，我有50万在于叔这，要不就得你还。”
桐田昌幸质证认为，因为朱××与于天洋存在亲属关系，而且双方因继承纠纷存在利害关系，在整个录像过程中，并没有桐田昌幸在场，该证据不能证实桐田昌幸对朱××说过以上的话。另外，从于天洋提交的原始的录音录像资料看，该证据属于非法取得，并不是合法取得。所以，该录音资料法院不应采信。
本院认证意见，该证据本案没有关联性，故不予采信。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查明，桐田昌幸在中国银行开户办理了卡号为62×××71的银行卡复印件背面写有“50万让天洋理财”字样。
另查明，2016年9月9日于天洋在与桐田昌幸的微信聊天中称:“程叔，我不是欠账不还的人，我这也要的急……”；2016年9月11日于天洋与桐田昌幸微信聊天时称：“你随便吧，我到法庭也会承认欠你钱，我说过不赖账，你既然不帮我，那我也要不回来”。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桐田昌幸与于天洋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于天洋是否应返还桐田昌幸50万元及利息。桐田昌幸在中国银行开户办理的银行卡及于天洋名下的中国银行客户回单、明细可以证明，于天洋于2016年9月20日收到桐田昌幸的人民币50万元。根据于天洋于2016年9月期间与桐田昌幸手机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可以看出，于天洋认可其欠桐田昌幸�民币50万元的相应款项。上述证据结合于××生前在桐田昌幸办理的中国银行卡背面留有的“50万让天洋理财”笔迹，可认定桐田昌幸与于天洋存在用该人民币50万元理财的合意。因双方未约定履行期限，桐田昌幸可随时向于天洋主张权利。本院对桐田昌幸主张的人民币50万元债权予以保护。因桐田昌幸未能举示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利息及收益的约定，故对桐田昌幸关于给付利息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桐田昌幸主张的公证费问题，因双方对此问题没有约定，桐田昌幸主张给付此款项亦无法律依据，故对桐田昌幸该项请求不予支持。关于桐田昌幸主张的张君偿还50万元本金及利息的问题，因桐田昌幸与于天洋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张君非合同相对方，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的规定，桐田昌幸未举示证据证明案涉人民币50万元系用于于天洋与张君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故本院对桐田昌幸此项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于天洋上诉主张其与桐田昌幸不存在委托理财的合意，但未举示证据证明案涉50万款项的性质，亦未证明该款已向桐田昌幸清偿，故本院对于天洋的上诉请求亦不予支持。
综上，桐田昌幸、于天洋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600.00元，由桐田昌幸、于天洋各负担88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孔祥群
审判员 唐新元
审判员 丁剑峰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那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