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桂行终593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南宁市武鸣区两江镇龙英村第6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韦志平，组长。
上诉人（一审原告）南宁市武鸣区两江镇龙英村第7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韦民，组长。
上诉人（一审原告）南宁市武鸣区两江镇龙英村第8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韦东日，组长。
上诉人（一审原告）南宁市武鸣区两江镇龙英村第19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韦锦龙，组长。
上诉人（一审原告）南宁市武鸣区两江镇龙英村第20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韦苏华，组长。
五上诉人委托代理人韦世雄，南宁经纬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
五上诉人委托代理人韦东日，南宁市武鸣区两江镇龙英村第8村民小组组长。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南宁市武鸣区兴武大道***号。
法定代表人黄伟光，区长。
委托代理人陆学斌，南宁市武鸣区林业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陆廷海，南宁市武鸣区林业局法律顾问。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南宁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南宁市嘉宾路*号。
法定代表人周红波，市长。
委托代理人韦国圣，南宁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一审原告南宁市武鸣区陆斡镇兴江村第4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黄汉民，组长。
委托代理人韦兰军，广西广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南宁市武鸣区陆斡镇兴江村第5村民小组。
负责人诉讼代表人谢贵儒，组长。
委托代理人谢瑞忠，男，1958年10月15日出生，住南宁市武鸣区。
一审第三人南宁市武鸣区陆斡镇大榄村民委员会。
法定诉讼代表人黄耿员，主任。
一审第三人南宁市武鸣区陆斡镇大榄村第1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曾梅刚，组长。
一审第三人南宁市武鸣区陆斡镇兴江村民委员会。
法定诉讼代表人张佳新，主任。
上诉人南宁市武鸣区两江镇龙英村第6、7、8、19、20村民小组（以下统称龙英村下韦屯）因其诉人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武鸣区政府)、南宁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南宁市政府)土地行政确权以及行政复议纠纷一案，不服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桂01行初6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6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9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龙英村下韦屯的诉讼代表人韦东日、委托代理人韦世雄，被上诉人武鸣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陆学斌、陆廷海，被上诉人南宁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韦国圣，一审原告南宁市武鸣区陆斡镇兴江村第4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兴江4组)的诉讼代表人黄汉民、委托代理人韦兰军，一审第三人南宁市武鸣区陆斡镇大榄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大榄村委)的法定诉讼代表人黄耿员，一审第三人南宁市武鸣区陆斡镇大榄村第1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大榄1组)的诉讼代表人曾梅刚，一审第三人南宁市武鸣区陆斡镇兴江村第5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兴江5组)的委托代理人谢瑞忠到庭参加诉讼，一审第三人南宁市武鸣区陆斡镇兴江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兴江村委)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缺席审理经依法通知，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一）本案各方所争议的林地，位于现××区××与两江镇交界的小明山一带，本案统称“三宝”一带（具体位置见武政行决定[2015]11号处理决定附图），面积共约1610亩。各方对争议地名的叫法不一，如绿优山，又叫渌优山、渌尤山、六优山、陆优山等。其中，龙英村下韦屯5个村民小组为一个共同的争议主体，主张全部争议林地，东面以“三宝尾、老虎钳牛、答干”为界，西面以阳明山脚水田边、渌优鞍为界，南面以山脚水田边为界,北面以山脚水田边为界,面积共约1610亩；兴江村4组主张四至范围与龙英村下韦屯主张一致,面积约1610亩；兴江村5组主张“渌优”西北面林地，面积约148亩；大榄村民委主张“三宝”一带林地，面积约826亩；大榄村1组主张“渌优”东南面林地，面积约141亩。（各方主张四至范围详见武鸣县林业局现场勘查图）
（二）各方行政建制变更情况。两江镇龙英村解放前后的行政建制情况是：民国22年（1933年）武鸣县设5个区，东区为1等区，辖和圩乡、龙母乡等12个乡113个村1118甲。民国31年（1942年）9月改设33个乡338保，其中白云乡辖云川，耸兴、岭云、镇罗、英俊、龙笔、大李、鹤安8保,龙母乡未沿用。1949年12月武鸣全境解放。1950年设10个区辖32个乡，其中白云区为第9区,辖雷江乡、白云乡、小陆乡。1952年笔峰、龙母、英俊、大李一、大李二、镇罗6村合设为龙英乡，取龙母、英俊各一字得名。1958年分英俊、龙英2大队，1962年合称龙英公社，1966年改大队并析出英俊大队，1984年改村至今。龙英村第6、7、8、19、20村民小组为龙英村下辖村民小组。其他各方行政建制变更情况以有关文献记载为准，本案未发生争议。
（三）争议林地权属情况。解放后土改、合作化和“四固定”时期，本案争议各方隶属不同行政区、村，并各自参加土改、合作化和“四固定”。陆斡方当事人均未能提供解放后至“四固定”期间争议林地权属凭证。两江方龙英村下韦屯提供《武鸣县（东区）龙母乡罗韦村、镇江村、两江乡台罗村土地轮廓图、土地坵形图》等作为证明争议地在土改时期为本方所有的凭据。1981年落实“林业三定”时期，原陆斡公社曾组织其所属的兴江、大榄、贵德大队及其所属的生产队对争议地走山定界。原陆斡镇兴江大队（现兴江村民委）取得武鸣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武鸣山林权字第9090号山界林权证（该证注明：“大队属于林权，山权仍属第四队”），原兴江大队第4生产队（现兴江村4组）取得武鸣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武鸣山林权字第90904号山界林权证，两证的签署时间为1984年8月30日，山界林权登记表登记时间为1988年8月30日。原兴江大队第5生产队（现兴江村5组）取得武鸣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武鸣山林权字第90905号山界林权证（兴江村5组提供复印件），该证的签署时间为1981年12月10日，山界林权登记表登记时间为1981年10月19日。大榄村民委、大榄村1组未提供“林业三定”时期颁发的山界林权证。龙英村下韦屯未取得“林业三定”时期颁发的山界林权证。兴江村民委未经营过争议地，已放弃争议地权属主张。
（四）各方对争议林地经营管理情况。各方均认可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大部分争议林地属荒山荒坡作各方牧场地。1970年代国家在争议地进行飞播造林。1980年代龙英村下韦屯农户曾在部分争议林地从事种植杉木等经营活动，经县政府工作人员现场勘查仍留有痕迹。1993年9月，原兴江村4队与唐海签订《承包开发荒山造林合同书》并经公证，将哥二（山名）等一带连片荒山地2500亩发包给唐海经营，经实武鸣县政府实地勘测，在本案争议林地实际经营面积约781亩。1988年2月，原兴江村5队与谢瑞忠签订《荒山承包合同书》并经公证，将渌优、渌局荒地212.25亩发包谢瑞忠经营，经实武鸣县政府实地勘测，实际经营“渌优”西北面面积约148亩。1988年4月，原大榄村公所与曾文武签订《合同书》并经公证，将社海、六优坡荒地1000亩发包曾文武经营，曾文武又与广西武鸣拷胶厂签订《联营种植拷胶原料合同书》，约定种植拷胶原料，后承包者又将前述部分承包地转与其他农户经营，经实武鸣县政府实地勘测，在本案争议林地实际经营面积约540亩。原大榄村1队1983年在“六优”砍伐林木并得到批准，证明该队在此从事经营活动，经实武鸣县政府实地勘测，其实际经营“渌优”东南面面积约141亩。
（五）争议林地权属纠纷发生及处理情况。1975年2月25日，原陆斡公社兴江大队、兴江大队第5生产队与原陆斡公社大榄大队、大榄大队第1生产队就双方之间对“六优”山界的纠纷达成协议：双方代表一致认为，“六优”山界划分应由其山顶为界，西北面由兴江大队管理，东南面由大榄大队经营。1989年10月28日，原陆斡镇兴江村公所、两江乡龙英村公所在武鸣县土地资源调查组的主持下，对双方的行政界线进行勘界核对，共同实地核定双方交界争议地范围。1991年3月7日，陆斡镇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兴江村四队与五队山林纠纷的处理意见》，就双方对“绿优”山林的权属纠纷作出处理：收回原来颁发给四队、五队的山林权证，将争议的“绿优”山林权属确定归兴江村公所所有。1994年7月4日，陆斡镇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兴江四队与大榄村民委土地纠纷的处理意见》，对双方争议的土地作出处理：以“绿优”山脊为分界线，界线东南面的三宝山、阳明岭、东翁、达干、社海、大小绿剑等由大榄村经营管理。2006年11月25日，龙英村下韦屯5个村民小组向武鸣县人民政府提交《山林权属纠纷调处申请书》，申请政府对本案争议林地进行处理。原武鸣县政府经立案调查，于2009年4月29日作出武政行决字[2009]5号处理决定。龙英村下韦屯不服，提出复议申请，南宁市政府于2010年2月2日作出南府复议[2010]6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武政行决字[2009]5号处理决定。龙英村下韦屯不服，向原武鸣县法院起诉。诉讼期间，原武鸣县政府作出《关于撤销武政行决字[2009]5号文件的决定》。龙英村下韦屯遂申请撤回起诉，原武鸣县法院于2010年6月11日作出（2010）武行初字第10号行政裁定书，准予龙英村下韦屯撤诉。县政府经补充调查后，于2011年4月13日作出武政行决字[2011]11号处理决定。龙英村下韦屯、兴江村4组不服，向南宁市政府申请复议。南宁市政府于2011年10月17日作出南府复议[2011]92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武政行决字[2011]11号处理决定。龙英村下韦屯不服，向原武鸣县法院起诉。原武鸣县法院于2012年4月6日作出（2012）武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撤销武政行决字[2011]11号处理决定，并由原武鸣县政府重新作出处理决定。原武鸣县政府重新调处后，于2015年7月28日作出武政行决字[2015]11号处理决定。龙英村下韦屯、兴江村4组不服，分别向南宁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南宁市政府经复议，于2016年1月5日作出南府复议[2015]321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武政行决字[2015]11号处理决定。龙英村下韦屯、兴江村4组仍不服，分别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分别向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均要求撤销一审判决、武行决字［2015］11号处理决定、南府复议[2015]321号复议决定，由武鸣区政府重新作出处理决定。
另查明，经国务院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南宁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4月15日下发通知，撤销武鸣县，设立南宁市武鸣区。
一审法院认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一）关于权属凭据问题。陆斡方当事人兴江村4组、兴江村5组、大榄村民委、大榄村1组、兴江村民委均未能提供争议林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权属归己的凭据。两江方龙英村下韦屯提供《武鸣县（东区）龙母乡罗韦村、镇江村、两江乡台罗村轮廓图、土地坵形图》作为土改时期争议林地权属归己的凭据，但如前认证分析所述，由于解放后武鸣县已不存在“龙母乡”的行政建制，上述轮廓图、土地坵形图亦不能确认为本案争议林地地形，故该证据不能认定为土改时期登记本案争议林地权属的证据。原兴江大队、兴江村4队、兴江村5队虽然分别取得“林业三定”时期颁发的9090号、90904号和90905号山界林权证，但这些权属凭证由于分别存在如前认证分析所述的四至不清、无面积记载、发证与登记时间颠倒、范围重叠、涂改、违反程序发证等问题，因此不能作为争议林地权属归己的有效依据。兴江村4组引据的《林业部关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核发的林权证书能否撤销的答复》，已被国家林业局于2012年10月23日颁布的2012年第9号公告列入失效或废止的规范性文件目录,不能作为支持其诉讼主张的有效依据。陆斡镇人民政府1991年3月7日作出的《关于兴江村四队与五队山林纠纷的处理意见》和1994年7月4日作出的《关于兴江四队与大榄村民委土地纠纷的处理意见》，由于乡镇一级人民政府无权对集体之间的林地权属纠纷作出处理决定，故上述《处理意见》也不能作为确定本案相关林地权属的依据。1989年陆斡镇兴江村公所与两江乡龙英村公所在武鸣县土地资源调查组的主持下，对双方的行政界线进行勘界核对时，亦共同将争议林地核定为双方界线争议的范围。因此，本案争议林地应属于未经合法有效确定权属的林地。
（二）关于经营事实问题。前述各方对争议林地经营管理的事实表明，在上个世纪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争议林地为各方牧场地，但未经划分确定权属或管理界线。1970年代，争议林地由国家进行飞播造林。之后，各方对争议林地都有过经营管理活动，其中陆斡方当事人的经营活动持续至今。发生在2006年12月14日武鸣县林业局《山林权属纠纷调处告知书》下发前的经营管理活动，应认定为该方对争议林地存在经营管理的事实。龙英村下韦屯认为陆斡方当事人经营林地不在本案争议林地范围的意见与实际情况不符，不予采信。
（三）关于确权依据问题。原武鸣县政府根据本案争议林地权属未定的性质和各方经营管理的事实对争议林地进行确权处理，既从地理位置和实际管理上方便各方的生产生活和经营管理，保持经营的稳定性，也尊重了各方解放以来各个时期对争议地经营管理的历史情况，且确认参考了1975年2月25日原陆斡公社兴江大队、兴江大队第5生产队与原陆斡公社大榄大队、大榄大队第1生产队对“六优”山界划分达成的协议，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调解、处理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实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先行调解、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原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时，根据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第十二条：“为了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山林资源，公社所有的山林，一般应下放给生产队所有；不宜下放的，仍旧归公社或者生产大队所有。归公社或者生产大队所有的山林，一般地也应该固定包给生产队经营；不适合生产队经营的，由公社或者生产大队组织专业队负责经营。这些山林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定下来以后，长期不变”的规定，大榄村民委有取得林地所有权的资格，鉴于其对争议林地长期进行经营管理的事实，原武鸣县政府将其经营管理的部分林地确定权属归其所有，也是符合有关法律政策规定和“三个有利于原则”的。
（四）关于法律适用问题。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条第一款，第四条，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十四条第（三）、第（七）、第（十）项，第三十五条，《国务院批转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处理土地、山林、水利纠纷的情况报告》（国发[1980]135号）第三部分第（四）项，《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林业部关于稳定山权林权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情况简报的通知》附件第（二）部分第三点等规定进行处理。原武鸣县政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条、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第三十六条第一款，国发[1980]135号第三部分第四项的规定进行处理，适用法律基本正确，但表述遗漏和不正确部分应依上述表述予以补充和纠正。
（五）关于行政程序问题。原武鸣县政府受理本案调处申请后，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实地勘查、核实证据、听取各方当事人意见和进行调解，并对原来作出的处理决定进行补充调查后，作出武政行决字第[2015]11号处理决定。南宁市政府依法经受理复议申请后，作出南府复议[2015]321号复议决定书。两被告的行政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
原武鸣县政府在本案各方均无有效证据证明己方取得争议林地权属的情况下，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三个有利于原则”作出的武政行决字[2015]11号处理决定，南宁市政府经复议作出的南府复议[2015]321号行政复议决定，所依据的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基本正确，行政程序合法，应予维持。原告龙英村龙英村下韦屯和兴江村4组诉请撤销上述处理决定和复议决定的理由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驳回原告南宁市武鸣区两江镇龙英村第6、7、8、19、20村民小组，陆斡镇兴江村第4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龙英村下韦屯上诉称：1.武鸣县龙母乡镇江村轮廓图、邱坵形图是经原武鸣县人民法院作出（2012）武行初字第12号判决书确认为合法有效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应作为定案的依据。武鸣县政府作出武政行决字第[2015]11号处理决定、南宁市政府作出南府复议[2015]321号复议决定书以及一审法院判决均没有采信经生效判决认定的证据属程序违法，应依法撤销；2.武鸣县政府作出武政行决字第[2015]11号处理决定、南宁市政府作出南府复议[2015]321号复议决定书以及一审法院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主要表现为：（1）武鸣县龙母乡镇江村轮廓图、邱坵形图是土改时期的历史证据，没有证据证实该证据属解放前的书证。根据武鸣县志龙母乡是土改时期产生的地名。（2）本案争议地的四至范围不清，本案第三人所主张的林地权属不在本案争议地范围之内。（3）所谓本案的“争议地”面积1600亩，解放前后及土改、合作化、四固定属上诉人的集体牧场，一审第三人没有提出过主张。直至90年代，一审第三人到牧场上开荒植树时才发生了纠纷。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武鸣县政府作出武的政行决字第[2015]11号处理决定、南宁市政府作出的南府复议[2015]321号复议决定书以及一审法院判决。
被上诉人武鸣区政府答辩称：1.根据《武鸣县志》对龙英村解放前后的历史建制变更记载证实，民国31年至解放前行政区域已不存在龙母乡，解放后不再延用。《广西地理名典》记载，1952年时龙母为村级。武鸣县档案局对《武鸣县龙母乡镇江村轮廓图》归档年度为1938年。因此，武鸣县龙母乡镇江村轮廓图、邱坵形图不是土改时期的证据。2.本案在各方均无有效证据证明己方取得争议林地权属的情况下，充分调查争议地的经营管理事实，按照“三个有利于原则”以及经营管理事实作出的武政行决字[2015]11号处理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请求维持一审法院判决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南宁市政府答辩称：1.武鸣县区政府作出的武行决字［2015］11号处理决定认定主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我府复议维持该行政行为，合法有据。本案争议林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历史时期，争议各方均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争议林地已划分落实到已方所有。关于兴江村4组取得的90904号山界林权证涉及争议地部分、兴江村委（原兴江大队）取得的9090号、兴江村5组取得的90905号山界林权证无相邻权属人的踏界认可签字，属违反发证程序，应予撤销。武鸣县政府在各方当事人对于上述历史时期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权属的情况下，按照“三个有利于”的原则以及参考经营管理事实，作出武行决字［2015］11号处理决定并无不当。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一审原告兴江4组述称：1.其方持有兴江4组持有90904号山界林权证合法有效，该证与9090号山界林权证不存在重叠，虽有涂改，但不影响其效力。其方已将部分林地发包，从有利于生产经营和安定团结，一审应判决维持现状，请求二审法院纠正。
一审第三人兴江5组述称：本案争议地涉及的面积大，范围广，政府处理给其方的山岭西北面，周围都是其方的田地环绕，现由第三人谢瑞忠户承包经营。因此，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依法维持原判。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第三人大榄村委、大榄1组述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依法维持原判。
经审查，本院确认一审判决认定的证据合法有效，可以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据此，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1、.关于武鸣县龙母乡镇江村轮廓图、邱坵形图能否作为本案确权依据的问题。首先，上诉人龙英村下韦屯没有充分的证据证实该证据属于土改时期的书证。其次，鉴于原武鸣县人民法院作出（2012）武行初字第12号、（2012）武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书中，对武鸣县龙母乡镇江村轮廓图、邱坵形图的采信认定相互矛盾。因此，本院有权综合其他证据来判定该证据。根据武鸣区政府提供的《武鸣县志》、《广西地理名典》，证实了民国31年至解放前行政区域已不存在龙母乡，解放后不再延用，1952年时龙母为村级。可以证实武鸣县龙母乡镇江村轮廓图、邱坵形图不是土改时期的证据。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九条的规定，该凭证不得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或者参考依据。因此，上诉人主张以武鸣县龙母乡镇江村轮廓图、邱坵形图作为本案确权依据的理由不充分，不能成立。
2、.关于武鸣区政府依职权撤销90904号、9090号、90905号山界林权证是否正确的问题。经查，武鸣区政府在调处本案过程中，核实了原兴江大队领取9090号山界林权证,该证记载有“三宝”地名但无面积，记载林权属兴江大队，林地属兴江大队第4队所有，兴江村民委未经营过争议地且表示放弃争议地权属主张。兴江村4组领取90904号山界林权证，该山界林权证有四至范围但无面积记载，地名存在涂改，发证时间在前、造册登记时间在后，违反先后顺序，时间颠倒相差4年。因此，造册登记表的真实性存疑。且兴江大队山界林权总图界线未划至争议地。兴江村5组取得90905号山界林权证,但未能提供权证原件，且无相邻权属人踏界认可签字。因此，上述权属凭证不仅没有按照相关法定程序颁发，且与其他书证存在矛盾，无法证实该权属凭证所记载内容的客观真实。故武鸣区政府以及南宁市政府未将90904号、9090号、90905号作为确权依据正确，武鸣区政府依职权撤销违反程序颁发的90904号、9090号、90905号《山界林权证》，并无不当。因此，一审原告兴江4组认为90904号《山界林权证》合法，应作为主张争议地权属依据的理由不充分。
3、.关于本案确权处理决定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充分的问题。权属纠纷调处系行政机关对各方当事人之间权属争议的居中裁决活动，权属纠纷当事人对其主张负有举证责任并承担相应后果。本案中，上诉人、一原审原被告人及一审第三人均未能提供确凿的证据证明争议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已明确过权属，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实各方在以上历史时期对争议地的经营管理事实。经勘查，各方对争议地的四至范围均无异议。根据现有证据，可以确认经核实，龙英村下韦屯、兴江4组、兴江5组、大榄村委、大榄1组八十年代后，在争议地上有经营管理事实。武鸣区政府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以管业事实作为本案确权的参考依据，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武鸣区政府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兼顾各方利益，综合各方的实际管业情况、山岭走向的天然界线等来划定土地权属界线，更符合“三个有利于”原则。因此，武鸣区政府作出的11号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故上诉人龙英村下韦屯所提出的本案确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以及兴江4组提出的应以维持其发包的林地面积来确权更有利于生产和团结的主张，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武鸣区政府作出的武行决字［2015］11号处理决定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南宁市政府的南府复议[2015]3201号复议决定对武行决字［2015］11号处理决定予以维持，并无不当。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南宁市武鸣区两江镇龙英村第6、7、8、19、20村民小组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罗伊里
审判员 张丽丽
审判员 谭刘宽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刘韦唯
书记员孙宇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