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0502民初7049号原告（反诉被告）：樊会英，女，1969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超（特别授权代理），贵州锐驰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24201710675742。被告：翟培刚，男，1974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被告：蒋大园，男，1968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被告（反诉原告）：吕绍英，女，1974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天明（一般授权代理），贵州威迪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24200510192191。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承锦（一般授权代理），贵州威迪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24201710981350。被告：王星浩，男，1974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天明（一般授权代理），贵州威迪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24200510192191。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承锦（一般授权代理），贵州威迪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24201710981350。第三人：喻朴，男，1963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建桥（特别授权代理），贵州锐驰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24200620622719。第三人：刘勇，男，1977年9月11日出生，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第三人：徐彬，女，1986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市郊区。原告（反诉被告，下称原告）樊会英与被告翟培刚、蒋大园、吕绍英（反诉原告，下称被告）、王星浩以及第三人喻朴、刘勇、徐彬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31日作出（2017）黔0502民初1388号民事判决，原告樊会英不服，依法向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30日作出（2017）黔05民终2398号民事裁定，以原审违反法定程序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7年11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2018年3月16日，本院依法公开合并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樊会英及委托代理人朱超，被告翟培刚、蒋大园、吕绍英、王星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天明、李承锦，第三人喻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建桥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刘勇、徐彬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作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樊会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樊会英与被告翟培刚（吕绍英）、蒋大园、王星浩签订的《毕节胡桃里音乐酒馆合伙项目退股协议书》�效；2.判决被告翟培刚、吕绍英、蒋大园返还原告支付的合伙股份转让金45万元（其中翟培刚、吕绍英20万元，蒋大园25万元）；3.判决翟培刚、吕绍英、蒋大园承担5万元的违约责任；4.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上述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蒋大园、王星浩、刘勇、徐彬、喻朴、吕绍英六人于2016年4月共同投资1200万元（实际出资500万元）成立毕节胡桃里娱乐有限责任公司，并签订《毕节胡桃里音乐酒馆合伙项目协议书》，合伙开展“毕节胡桃里音乐酒馆项目”，协议第三条约定：“喻朴占投资总额的21%，吕绍英占投资总额的23%，蒋大园占投资总额的23%，刘勇占投资总额的15%，徐彬占投资总额的12%，王星浩占投资总额的6%。”，第五条第一款约定：“入资�合伙人入资必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新合伙人须承认并签署本合伙协议，”第3款约定：“凡有合伙人向第三方转让其股份的（转让份额不能超过其所持股份的三分之一），需要董事会上告知其它合伙人，并经全体股东书面同意签字确认后方可转让第三方。”，2016年8月2日，翟培刚、蒋大园、王星浩与樊会英协商，拟将三人在胡桃里音乐酒馆占有的全部股份以8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原告，其中翟培刚（代表吕绍英23%的股份）的转让价为40万元，蒋大园的转让价为45万元，王星浩为0元价格转让。原告于2016年8月14日向翟培刚支付了10万元定金，向蒋大园支付了10万元定金，在2016年9月1日签订了《毕节胡桃里音乐酒馆合伙项目退股协议书》后，原告又向翟培刚支付了10万元，向蒋大园支付了15万元。原告支付了转让费用后，上述被告无�取得其他合伙人的签字同意，将原告纳入到毕节胡桃里音乐酒馆合伙项目中，导致股份转让协议未生效，原告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被告翟培刚与吕绍英系夫妻关系，吕绍英在毕节胡桃里音乐酒馆合伙项目中的股份转让行为，由翟培刚代为办理，吕绍英对该转让款应承担连带责任。原告认为《毕节胡桃里音乐酒馆合伙项目退股协议书》违反了《毕节胡桃里音乐酒馆合伙项目协议书》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未成立生效，且被告的行为已致原告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特此具状，请法院判允所诉。被告吕绍英、翟培刚、蒋大园、王星浩答辩称，涉案转让协议的法律性质是公司股权转让而不是合伙份额转让，适用的法律是《公司法》而不是合伙协议的有关规定，该转让协议依照公司法的规定，转让协议属于有效协议，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原告称协议未生效，并要求被告退还已经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第三人喻朴向本院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确认原告与被告翟培刚（吕绍英）、蒋大园、王星浩签订的《毕节胡桃里音乐酒馆合伙项目退股协议书》无效。请人喻朴和另两名合伙人徐彬、刘勇与被告蒋大园、吕绍英、王星浩六人合伙开设毕节胡桃里音乐酒馆项目，并于2016年4月12日签订了《毕节胡桃里音乐酒馆项目合伙协议书》，在该协议书中明确了合伙期限、出资额、出资方式、入资、退资、出资的转让，各合伙人的权利义务等内容。其中第五条第3项“出资的转让”约定:“凡有合伙人向第三方转让其股份的（转让份额不能超过其所持股份的三分之一），�在董事会上告知其它合伙人，并经全体股东书面同意签字确认后方可转让第三方，受让者不能参加董事会议及日常管理，只能享受分红权益，其分红由转让股东负责管理，按比例分配，所产生的财务纠纷及一切法律责任与合伙企业和其它合伙人无关”；第九条“违约责任”第2项约定:“合伙人未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而转让其财产份额的，如果其他合伙人不愿接纳受让人为新的合伙人，可按退资处理，转让的合伙人应赔偿其他合伙人因此而造成的全部损失。”，2016年9月1日，原告与四被告在未通知并征得申请人喻朴和另两名合伙人徐彬、刘勇的同意下，擅自签订了《毕节胡桃里音乐酒馆合伙项目退股协议书》，该协议约定将被告蒋大园、吕绍英、王星浩的合伙份额23%、23%、6%分别以45万、40万、0元转让给原告。原告分别向被告蒋大园、吕绍英支付了部分转让款，后原告与被告蒋大园、吕绍英因转让款纠纷起诉至法院，法院判决后，原告樊会英不服，上诉至毕节中院，毕节中院以原判遗漏当事人，程序违法为由，将该案发回重审。贵院将申请人喻朴和另两名合伙人徐彬、刘勇追加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申请人喻朴认为，根据民商法理论，合伙具有人合性的特点，所以法律法规规定，转让合伙份额，需要其他合伙人的同意，且其他合伙人享有优先购买权，如《民通意见》第51条规定：“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增加合伙人，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照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应当认定入伙无效。”，《合伙企业法》第二十二条规定:“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时，须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合伙人之间转让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时，应当通知其他合伙人。”；第二十三条规定:“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合伙人有优先购买权；但是，合伙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可见，原告与四被告在未通知并征得申请人喻朴和另两名合伙人徐彬、刘勇的同意下，擅自签订了《毕节胡桃里音乐酒馆合伙项目退股协议书》，向合伙人以外的人即原告转让合伙份额，欲让原告成为新的合伙人，既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又违反了原合伙人的约定，同时侵犯了第三人的优先购买权，现申请人喻朴明确表示不同意该合伙份额的转让行为。《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由此可见，原告与四被告签订的《毕节胡桃里音乐酒馆合伙项目退股协议书》无效。另外，申请人喻朴与原告系夫妻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庭后，第三人喻朴又向本院提出如下意见：贵院办理的原告樊会英诉被告翟培刚、吕绍英、蒋大园、王星浩合同纠纷一案，陈述人喻朴作为第三人依法提出独立诉讼请求:即判决确认原告与四被告签订的《毕节胡桃里音乐酒馆合伙项目退股协议书》(下称“退股协议”)无效。本案中，对于“退股协议”性质到底属于合伙份额转让协议、公司资产处理协议或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原被告及第三人之间存在不同的认识。陈述人提出确认“退股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是基于认为无论该“退股协议”性质为公司资产处置协议或为合伙份额转让协议、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该“退股协议”均违反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和当事人的约定，事后也未征得第三人的同意，故而无效。对于“退股协议”，如为合伙份额转让协议，其无效的理由在陈述人原提交的“第三人参加诉讼申请书”中已经叙述，不再累述。“退股协议”是关于对胡桃里酒馆项目的处置，而胡桃里�馆项目系胡桃里公司出资开办所形成的资产，其所有权应归属于胡桃里公司，股东对酒馆项目资产并未拥有所有权。换句话说，被告吕绍英(翟培刚)、蒋大园、王星浩三人拥有胡桃里公司共51%的股份，但并不表示其三人也直接拥有胡桃里酒馆项目的51%的份额。故三人无权直接处置公司资产即酒馆项目的份额，对于公司资产即酒馆项目的全部或部分份额的处置，只能按照公司章程或股东约定的程序进行议决，最后以公司名义进行处置。而“退股协议”系四被告即公司股东与原告对公司资产进行部分处置，未征得公司及其他股东同意，所以无效。另外从这个角度讲，本案与胡桃里公司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应当追加为第三人参诉。即使“退股协议”性质是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既违反了《公司法》、“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关于股东向外转让股份必须履行的法定程序，也违反了吕绍英、蒋大园、王星浩、第三人喻朴、徐彬、刘勇于2016年4月12日签订的《毕节胡桃里音乐酒馆项目合伙协议书》(下称“合伙协议书”)对于股东向外转让股权必须履行的程序且转让份额不得超过所持股份三分之一的约定，且至今未完善法定或约定的转让程序并未征得全体股东同意，故“退股协议”无效。以上是陈述人原提出第三人独立诉讼请求的主要理由和基础。但如果法院审查认定：“退股协议”属于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且认为转让股东即吕绍英(翟培刚)、蒋大园、王星浩现在还可以重新通过完善程序即以法院的诉讼告知程序告知陈述人喻朴、第三人徐彬、刘勇股权转让事宜，对不同意转让�不表示购买股份的股东则视为同意转让，则陈述人认为，原告与四被告“退股协议”也只能是在转让其三分之一股份的范围内有效，超出部分无效。即在此种情况下，陈述人的第三人独立诉讼请求应为:确认原告与四被告签订的《毕节胡桃里音乐酒馆合伙项目退股协议书》在转让各自股份三分之一的范围内有效，超出部分无效。第三人刘勇未到庭参加诉讼，但其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述称，毕节胡桃里公司股东翟培刚(吕绍英)、蒋大园、王星浩私自向第三方樊会英转让公司股份时，本人因工作原因长期不在毕节，当时也没有接到任何形式的通知。本人认为，此次事件几位当事人在不尊重其它股东权利的同时违反了公司法及合伙协议诸多条款的约定，公司也受此事件的影响从经营不善到负债累累，严重影响了公司的健康发展，损害了其它股东的利益。因此本人不认可、不同意此次股权转让，并保留追究此次股权转让事件所有当事人对本人造成的一切损失的法律责任的权利。王星浩、将大园、翟培刚（吕绍英）与樊会英擅自签订《毕节胡桃里音乐酒馆合伙项目退股协议书》，王星浩、将大园、翟培刚（吕绍英）将胡桃里酒馆的份额转让与原告樊会英一事，陈述人认为，无论她们之间签订的协议性质如何，但她们之间的转让行为，陈述人是不知情的，也未接到她们的任何通知，直到她们之间案件发回重审，将陈述人追加为第三人后，陈述人才知晓，至今陈述人也不同意她们之间的转让行为。更何况，该行为违反法律的规定和陈述人与刘勇、蒋大园、吕绍英、王星浩之间的约定，是无效协议。具体理由如下:第一、胡桃里酒馆项目是胡桃里公司出资开办的，是属于胡桃里公司的资产，从公司法规定和理论上讲，酒馆项目的所有权应当归属于胡桃里公司，而不是归属胡桃里公司的任何股东，胡桃里公司的股东只是享有公司的股权，通过享有公司的股权间接获得胡桃里酒馆项目的收益，也就是说包括陈述人在内的胡桃里公司股东（刘勇、蒋大园、吕绍英、王星浩、徐彬、喻朴）不能直接对胡桃里酒馆项目享有任何所有权，那么蒋大园、吕绍英（翟培刚）、王星浩将酒馆项目的部分产权通过所谓“退股协议”的方式转让给樊会英，因到目前为止，胡桃里公司仅有胡桃里酒馆项目，该项目为公司重大资产，故该协议本质上就是公司股东对公司重大资产的处置。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对于重大事项的决定，需要经有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的股东同意。第二、如果涉案“退�协议”属于对胡桃里酒馆项目的合伙份额的转让即属于合伙份额转让协议，该行为违反了合伙法律法规和当事人的约定。根据《民通意见》第51条规定:“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增加合伙人，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照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应当认定入伙无效。”;《合伙企业法》第二十二条规定:“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时，须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合伙人之间转让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时，应当通知其他合伙人。”第二十条规定:“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合伙人有优先购买权，但是，合伙协议�有约定的除外。”另外，陈述人与刘勇、被告蒋大园、吕绍英、王星浩、喻朴2016年4月12日签订了《毕节胡桃里音乐酒馆项目合伙协议书》也约定了必须在董事会上告知并征得全体合伙人的一直书面同意后才可以转让不超过三分之一的份额。第三、如果“退股协议”性质属于对胡桃里公司股权进行转让的股权转让行为，该转让协议也是违反了《公司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和全体股东协议的。首先，《公司法》第71条第2款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十七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以书面或者其他能够确认收悉的合理方式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可见，如果“退股协议”是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话，根据该条该款的规定，被告蒋大园、吕绍英（翟培刚）、王星浩也应当将拟转让的事项提前三十日书面通知（或其他能够确认收悉的合理方式）陈述人和其他两个股东，给予其他股东三十日的考虑期。如前所述，蒋大园、吕绍英（翟培刚）、王星浩转让股权时并未按照公司法的规定提前三十日将拟转让的事项通知过陈述人和刘勇、喻朴等。其次，陈述人与其他五位股东2016年4月12日签订了《毕节胡桃里音乐酒馆项目合伙协议书》（如果“退股协议”为股权转让协议的话，相应地该“合伙协议书”也应属于全体股东协议），在该协议书�明确了合伙期限、出资额、出资方式、入资、退资、出资的转让，各合伙人的权利义务等内容。其中第五条第3项“出资的转让”约定：“凡有合伙人向第三方转让其股份的（转让份额不能超过其所持股份的三分之一），需在董事会上告知其它合伙人，并经全体股东书面同意签字确认后方可转让第三方，受让者不能参加董事会议及日常管理，只能享受分红权益，其分红由转让股东负责管理按比例分配，所产生的财务纠纷及一切法律责任与合伙企业和其它合伙人无关”，第九条“违约责任”第2项约定:“合伙人未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而转让其财产份额的，如果其他合伙人不愿接纳受让人为新的合伙人，可按退资处理，转让的合伙人应赔偿其他合伙人因此而造成的全部损失。”。据此，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和《公司法》第71条第3款规定精神，全体股东可对股东向外转让股权自行进行约定，该约定对全体股东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该约定股东向外转让股权，必须在董事会上告知其它股东，并经全体股东书面签字同意才可转让，而且转让股权的份额不能超过三分之一等。可见，被告蒋大园、吕绍英（翟培刚）、王星浩的转让行为也是违反了全体股东的约定。综上，原告与四被告在未书面通知并征得陈述人及喻朴、刘勇的同意下，擅自签订了《毕节胡桃里音乐酒馆合伙项目退股协议书》向原告转让份额，即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又违反了当事人的约定，同时侵犯了陈述人与喻朴、刘勇的优先购买权，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由此可见，原告与四被告签订的《毕节胡桃里音乐酒馆合伙项目退股协议书》无效，陈述人不予认可。被告吕绍英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称，1.判令被反诉人履行2016年9月1日与反诉人签订的《毕节胡桃里音乐酒馆合伙项目退股协议书》被告吕绍英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称，1.判令被反诉人履行2016年9月1日与反诉人签订的《毕节胡桃里音乐酒馆合伙项目退股协议书》，给付所欠原告公司股权转让款20万元，并按同期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向反诉人支付利息（暂定6000.00元，计算方式为：以2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10月15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日为止）；2.判令被反诉人协助反诉人办理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手续；3.反诉费用由被反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毕节胡桃里娱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胡桃里公司）系于2015年7月24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项目为位于七星关区××杜鹃大道××大厦××楼门面的餐饮服务和音乐茶吧，股东包括王星浩、徐彬、刘勇、吕绍英、喻朴、樊会英、蒋大园等人。2016年9月1日，反诉人与被反诉人及其他股东签订《毕节胡桃里音乐酒馆合伙项目退股协议书》，约定：反诉人将其持有的胡桃里公司23%股权以40万元价格转让给被反诉人，被反诉人于签订协议当日付款20万元，余款20万元在2016年10月15日付清。协议签订后，被反诉人给付了反诉人20万元，余款20万元至今未付。反诉人要求被反诉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被反诉人亦予拒绝。反诉人认为，反诉人与被反诉人签订的《毕节胡桃里音乐酒馆合伙项目退股协议书》中有“合伙”用语，系协议代书人对法律不熟悉所形成的不当用语，协议实为公司股权转让合同。该合同内容属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规定，依法属有效合同，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双方均应履行。为此，特依法反诉，请求法院支持其反诉请求。原告（反诉被告）樊会英辩称，1.反诉状对涉案项目的陈述有错误，反诉是对毕节胡桃里娱乐有限公司，而本诉是针对胡桃里音乐酒馆合伙项目。2.股东有错误，涉案胡桃里音乐酒馆合伙项目只有王星浩、徐彬、刘勇、吕绍英、喻朴、蒋大园六人，无原告樊会英。3.反诉人要求被反诉人办理股权登记手续的事实不真实，因为双方签订的退股协议书未完成签字生效，根本不可能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退股协议书只有三个股东签字确认，无其他股东签字认可，产生的法律后果之一�退股协议书不生效，不具有法律效力，其二，无股东签署一致的股权变更登记申请文件，不可能办理股权变更登记。4.对合伙用语一词的表述与原告的诉讼主张一致，并非协议代书人对法律的不熟悉形成的不当用语，合伙是法律概念，是与公司企业相同的一种组织经营形式，所作经营活动应受合伙法律关系调整。5.被反诉人已经支付了部分合伙股权转让款，但由于反诉人的原因，造成退股协议无效，合同不能履行，是被告违约行为造成，其反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依法予以驳回。被告翟培刚、蒋大园对反诉原告吕绍英提出的反诉请求无异议。第三人喻朴对反诉原告吕绍英提出的反诉请求的答辩意见同其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及理由一致。结合原被�以及第三人陈述和本院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如下：毕节胡桃里娱乐有限责任公司（下称胡桃里公司）于2015年7月24日登记设立，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1200万元，原始股东为翟培刚、樊会英、邵书敏、徐彬，原法定代表人为徐彬。后因部分股东对外转让股权，胡桃里公司于2016年4月14日依法向毕节市七星关区工商局申请办理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变更登记后的股东为：徐彬、蒋大园、吕绍英、喻朴、刘勇、王星浩，法定代表人为吕绍英。其中，徐彬占12%股份、蒋大园占23%股份、吕绍英占23%股份、喻朴占21%股份、刘勇占15%股份、王星浩占6%股份。2016年4月12日，喻朴、吕绍英、蒋大园、刘勇、徐彬、王星浩签订了《毕节胡桃里音乐酒馆项目合伙协议书》（下称《合伙协议书》），对胡桃里公司的内部管理进行了约定。2016年6月1日�胡桃里公司租赁位于毕节市××区××杜鹃大道××大厦××楼门面经营胡桃里音乐酒馆。2016年9月1日，原告樊会英与被告翟培刚（代表吕绍英）、蒋大园、王星浩签订了《毕节胡桃里音乐酒馆合伙项目退股协议书》（以下称《退股协议书》），《退股协议书》约定，吕绍英、蒋大园、王星浩分别将其持有的胡桃里公司23%、23%、6%的股权作价40万元、45万元、0万元转让给原告樊会英，签订协议之日樊会英支付吕绍英股份转让款人民币20万元，余款人民币20万元在2016年10月15日前付清。原告樊会英付清吕绍英等人股权转让款之后，吕绍英等人无条件协助樊会英及合伙经营项目其他合伙人办理相关经营手续的变更登记。本协议生效之日即为股权转让之日，胡桃里公司据此更改股东名册、换发出资证明书，并向登记机关申请相关变更登记。《退股协议书》签订前后，樊�英支付了蒋大园股份转让款25万元，翟培刚股份转让款20万元。剩余款项未予支付。另查明，被告吕绍英与被告翟培刚系夫妻关系，于2012年3月19日补办结婚登记手续。毕节胡桃里音乐酒馆系毕节胡桃里娱乐有限责任公司别称，两者具有同一性。再查明，第三人喻朴在庭审中明确表态不同意三被告将各自在胡桃里公司持有的股份转让给原告樊会英，也不愿意购买。第三人刘勇在其书面陈述意见中明确表示不认可、不同意此次股权转让。第三人刘彬在其书面陈述意见中也明确表示不同意此次股权转让。本院认定的上述事实有原被告以及第三人陈述和其他证据在卷为凭，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毕节胡桃里娱乐有限责任公司系经登记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分别为喻朴、吕绍英、蒋大园、刘勇、徐彬、王星浩等六人，在涉及公司股权转让方面，应当依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予以调整。本案中，2016年9月1日，原告樊会英与被告翟培刚（代表吕绍英）、蒋大园、王星浩签订了《毕节胡桃里音乐酒馆合伙项目退股协议书》，虽然该退股协议书的名称为合伙项目退股协议书，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经济合同内容与名称不一致时如何确定管辖权问题的批复》中“当事人签订的经济合同虽具有明确、规范的名称，但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与名称不一致的，应当以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确定合同性质，从而确定合同的履行地和法院管辖权”，结合《退股协议书》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可以认定原告与被告签订的《退股协议书》系股权转让协议，而非退伙协议，不应当适用个人合伙以及合伙企业法的有关规定予以调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之规定，被告翟培刚（代表吕绍英）、蒋大园、王星浩将其持有的胡桃里公司的股份转让给非胡桃里公司股东樊会英，根据前述规定，理应经过其他股东徐彬、刘勇、喻朴过半数同意，但被告吕绍英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已履行通知义务，然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一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未就其股权转让事项征求其他股东意见，或者以欺诈、恶意串通等手段，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该转让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其他股东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三十日内没有主张，或者自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超过一年的除外。前款规定的其他股东仅提出确认股权转让合同及股权�动效力等请求，未同时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转让股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他股东非因自身原因导致无法行使优先购买权,请求损害赔偿的除外。股东以外的股权受让人，因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而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可以依法请求转让股东承担相应民事责任。”之规定，为维护交易安全，同时又保障徐彬、刘勇、喻朴优先购买权，本院已依法追加喻朴、徐彬、刘勇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庭审过程中，喻朴、刘勇、徐彬明确表示不同意被告吕绍英等人将其持有的胡桃里公司的股份转让给原告樊会英，但喻朴同时又明确表示不愿意购买，根据前述规定，视为喻朴同意被告吕绍英等人将其股权转让给原告樊会英。虽然第三人徐彬、刘勇未明确表示其是否同意购买被告吕绍英、蒋大园、王星浩对外转让的股份，但是其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弃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权利，同意此次股权转让行为，故《毕节胡桃里音乐酒馆合伙项目退股协议书》系有效合同，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原被告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现原告樊会英已支付被告吕绍英股权转让款20万元，尚欠20万元未予支付，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继续支付尾款20万元的义务。故对被告吕绍英反诉请求原告樊会英支付20万元股份转让款及利息的请求，于法于约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利息以2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从2016年10月16日起计付至原告履行完毕之日止。故对于原告樊会英要求确认其与被告翟培刚（吕绍英）、蒋大园、王星浩签订的《毕节胡桃里音乐酒馆合伙项目退股协议书》无效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于第三人要求确认原告樊会英与被告翟培刚（吕绍英）、蒋大园、王星浩签订的《毕节胡桃里音乐酒馆合伙项目退股协议书》无效的请求，由于第三人提出的诉讼请求仅要求确认原告樊会英与三被告签订的《毕节胡桃里音乐酒馆合伙项目退股协议书》无效，并未同时主张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涉案转让的股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一条：“……前款规定的其他股东仅提出确认股权转让合同及股权变动效力等请求，未同时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转让股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他股东非因自身原因导致无法行使优先购买权,请求损害赔偿的除外。……”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对于被告吕绍英要求原告樊�英协助办理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三条：“依照本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对公司章程的该项修改不需再由股东会表决。”之规定，被告吕绍英应向胡桃里公司及其他股东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反诉被告）樊会英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原告（反诉被告）樊会英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支付被告（反诉原告）吕绍英股权转让款人民币200,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人民币200,0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计算，计息期间从2016年10月16日起至原告履行完毕之日止；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吕绍英的其他反诉请求；四、驳回第三人喻朴的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费人民币4,400.00元，反诉费人民币2,195.00元，合计人民币6,595.0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樊会英承担。第三人喻朴提出独立诉讼请求费用60.00元，由第三人喻朴自行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运成人民陪审员  赵明贵人民陪审员  谢忠红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邓 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