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粤1302行初85号
原告:博罗县俊芳鸿基管桩厂，注册号：441322600239093。
地址：惠州市博罗县杨侨镇大坑办事处地段。
经营者：杨俊芳，男，汉族，1985年9月16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
委托代理人：罗静雯，广东九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海珊，广东九韬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被告：博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镇义和大小塘。
法定代表人：黄惠明，局长。
委托代理人：陆伟，该局股长。
委托代理人：阳安中，广东金卓越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张雪蜂，男，汉族，1991年2月7日出生，住博罗县，系张水良的儿子，
委托代理人：刘雅波，广东直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博罗县俊芳鸿基管桩厂（下称管桩厂）不服被告博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称人社局)于2016年2月15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博罗人社工伤认字[2016]第0089号}（下称《工伤认定决定书》），于2016年6月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6年6月14日立案后，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人社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8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管桩厂的委托代理人罗静雯律师、被告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陆伟股长、阳安中律师、第三人张雪蜂及其委托代理人刘雅波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6年2月15日，被告人社局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查明：张水良于2010年10月入职管桩厂，任装卸工。张水良于2015年11月8日19时5分左右，驾驶二轮摩托车去上班，博罗县××线××+50000M路段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受伤，经博罗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博罗县公安交警大队于2015年12月3日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张水良负事故同等责任。人社局认为，张水良于2015年11月8日19时5分左右，去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死亡一案符合张水良去上班的合理时间、合理路线。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认定：张水良此次受到的人身伤害（死亡）为伤，按规定享受工伤待遇。
原告管桩厂诉称：2015年11月8日19时5分，张水良无证驾驶套牌二轮摩托车从河源往惠州方向行驶，与行人朱小英横过公路发生碰撞，造成张水良死亡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第三人向被告申请工伤认定，被告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张水良受到的人身伤害（死亡）为工伤，按规定享受工伤待遇。依据事实及法律规定，张水良的死亡不应认定为工伤：一、张水良并非在下班途中遭遇交通事故。1、原告的工作时间为上午07:00-11:30分，下午13:30-17:00，该点从原告的规章制度、证人语言可以明确，当晚五点半以后全厂已下班，也没有加班。张水良发生事故当时（晚上七点许）已超过下班的合理时间。2、张水良的下班路线应从惠州往河源方向行驶（工作场所在杨侨，居住地在麻陂），但事故当时张水良却是往相反方向（从河、麻陂往惠州、杨侨方向）行驶，不为合理的下班途中。3、关于2015年11月16日杨玉波在第三人认定工伤的申请书上的盖章签名，实为杨玉波个人的行为，在未了解张水良是否在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下，就使用原告公章在申请书上签名盖章，不能反映当时真实情况。杨玉波的签名和盖章不是原告及经营者杨俊芳的真实意思表示。二、被告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关于印发<工伤保险条例>（修订）宣传提纲的通知》[人社厅发（2010）115号]，限定上下班途中“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才能认定为工伤，对上下班途中本人承担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如无证驾驶、酒后驾车等行为造成本人伤亡的，不纳入工伤的范围，这样规定有利于提示和引导职工群众注意上下班途中的交通安全。本案中，根据交警部门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张水良系无证驾驶套牌二轮摩托车造成自身死亡，故不应当纳入工伤的范围。综上所述，被告作出张水良构成工伤的认定所依据的事实错误、证据不足，应当予以撤销，原告请求人民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认定张水良构成工伤的《工伤认定决定书》{博罗人社工伤认字[2016]第0089号}。
原告管桩厂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依据：
1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企业信用公示信息、证明、身份证，证明原告主体适格；2、组织机构代码证，证明被告主体适格；3、申请书、工伤认定决定书，证明被告作出工伤认定的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4、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明张水良无证驾驶套牌车辆的事实；5、情况说明，证明杨玉波的签名和盖章不是原告及经营者杨俊芳的真实意思表示；6、规章制度、证人语言，证明张水良并非在下班途中遭遇交通事故；7、关于印发《工伤保险条例》（修订）宣传提纲的通知，证明张水良无证驾驶套牌二轮摩托车死亡的行为不应当纳入工伤范围。
被告人社局辩称：一、答辩人作出的工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经答辩人查明，张水良于2010年10月入职被答辩人处工作，任装卸工。张水良于2015年11月8日19时5分左右，驾驶二轮摩托车去上班，博罗县××线××+50000M路段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受伤，经博罗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为中枢性呼吸、循环衰竭。交警部门于2015年12月3日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张水良负事故同等责任。以上事实有第三人张雪蜂提供的工伤认定申请表、张水良身份证、户口本、博罗县人民医院死亡记录、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等证据。答辩人对被答辩人总经理杨玉波询问时所作的惠州市工伤认定询问笔录、杨玉波身份证及名片、答辩人网上查询的被答辩人工商登记资料等证据。上述证据可以证明上述事实。二、答辩人作出的工伤认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第三人于2015年12月18日向答辩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同时向答辩人提交了相关证据材料。答辩人受理申请后，依法向被答辩人送达《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但被答辩人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任何证据；答辩人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后又依法将该决定书送达给被答辩人。综上所述，答辩人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的程序是合法的。依据证据显示，张水良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地点均符合上班途中的合理时间、合理路线，且张水良不负责事故主要责任，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张水良此次遭受的伤害符合工伤的认定情形，答辩人据此认定张水良受到的伤害为工伤，适用法律正确。三、被答辩人未提供证据支持其主张。答辩人向被答辩人送达的《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中明确要求被答辩人提供相关证据，但被答辩人收到通知书后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被答辩人在行政起诉状中声称张水良并非上下班途中遭受交通事故伤害，但被答辩人也未提供充分证据支持该主张。答辩人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职工或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本案中，鉴于被答辩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张水良非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应由被答辩人承担不利后果。综上所述，答辩人作出的工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也符合法定程序，被答辩人的主张没有证据支持，答辩人请求贵院依法予维持。
被告人社局向本院提供了如下的证据、依据：
1、工伤认定申请资料（申请表、身份证明、户籍证明、死亡证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等），证明第三人依法申请工伤认定；2、企业基本信息、询问笔录，证明张水良的死亡属于工伤；3、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证明被告依法调查；4、用人单位答辩书，证明张水良的死亡属于工伤；5、工伤认定决定书，证明张水良的死亡属于工伤；6、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后依法向当事人送达。
第三人张雪蜂述称：1、杨玉波是原告的总经理、负责全面工作。2015年11月8日原告通过电话通知张水良上班，这是杨玉波再次自认的事实（详见答辩人证据6的录音资料、被告证据2询问笔录）。2、杨玉波在2015年11月15日的讲话录音与杨玉波在2015年12月24日的询问笔录前后吻合、陈述稳定，对交通事故发生时召回张水良上班的事实没有提出任何异议。3、杨玉波是该厂的实际经营者（因为该厂成立时，杨俊芳19岁），杨俊芳是杨玉波的儿子，杨玉波是参加该厂经营的家庭成员（详见答辩人证据7），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八条第（五）款的规定，依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杨玉波的自述和其他证据互相印证，足以认定张水良是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被告认定张水良此次交通事故受到的人身伤害（死亡）为工伤，按规定享受工伤待遇，该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人民法院在查明事实后，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第三人张雪蜂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依据：
1、身份证，证明第三人的诉讼主体资格；2、工伤认定决定书，证明张水良受到的人身伤害为工伤；3、受理案件通知书，证明法院立案时间及案由；4、EMS国内标准快递，证明被告寄出工伤认定决定书的时间；5、EMS快递单查询，证明原告收到工伤认定决定书的时间，原告在收到工伤认定决定书后，没有提出行政复议；6、录音资料整理及（附：录音光盘），证明第三人及亲戚到原告处协商工伤赔偿事宜，原告对张水良回厂上班的事实予以认可；7、企业信用信息公示，证明杨玉波是杨俊芳的家庭成员并参与该厂的生产经营。
原告管桩厂对被告人社局的证据、依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
对证据1，除了工伤认定申请书以外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对工伤认定申请表的“三性”均有异议，该申请表上原告在申请书上盖章签名实际上是杨玉波个人的行为，该行为并不是原告的真是意思表示；对证据2的企业基本信息没有异议，对询问笔录的“三性”有异议，询问笔录询问的是杨玉波本人，其所回答的内容是其个人的意思表示，与原告无关；对证据3-5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
原告管桩厂对第三人张雪蜂的证据、依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
对证据1没有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3-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该三组证据与本案无关，并且工伤认定的结果如果原告是不服，可以自行选择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对证据6“三性”均有异议，不予认可；对证据7这组证据的“三性”都有异议，这些证据与本案无关，并且这组证据显示的内容并不能体现杨玉波是杨俊芳的家庭成员，不能体现杨玉波是该厂的生产经营者。
被告人社局对原告管桩厂的证据、依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
对证据1-2的“三性”认可；对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4的真实性、关联性认可，但是该证据也证明张水良负事故同等责任；对证据5：（1）据被告调查了解，杨玉波是原告的总经理，杨玉波负责原告日常事务的管理，其应当清楚本案事故发生的详细经过，所以杨玉波在申请书上签署意见的行为是履行其职责、职务。（2）原告在工伤认定申请书上盖章确认，该行为应当视为原告对杨玉波陈述事实的确认；对证据6，首先，被告在证据中并没有发现原告有提交规章制度。其次，该证据原告没有在工伤认定行政程序中提交给被告。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7的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该通知中明确写明对上下班途中本人承担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如无证驾驶、酒后驾车等行为造成本人伤亡的不纳入工伤保险范围，该条款的理解应当是无证驾驶、酒后驾车等行为造成伤害且本人承担主要责任事故才不属于工伤。
被告人社局对第三人张雪蜂的证据、依据没有异议。
第三人张雪蜂对被告人社局的证据、依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
对证据1-3的“三性”均没有异议；对证据4的用人单位的答辩书的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5-6的“三性”没有异议。
第三人张雪蜂对原告管桩厂的证据、依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
对证据1-2没有异议；对证据3的“三性”没有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内容；对证据4的“三性”没有异议，但不认可原告的证明内容；对证据5的“三性”均不认可，因为杨玉波本身就是杨俊芳的父亲，在调查笔录中清楚的注明他是负责全厂的日常工作管理，其在申请表上加盖公章是履行职责行为；第三人没有收到证据6，对证人证言的“三性”均有异议，因为不符合不出庭作证的法定条件，同时也对原告的证明内容不认可；证据7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法律的理解与运用应当以施行的《工伤保险条例》为主。
本院对被告人社局的证据、依据作如下认定：对当事人无异议的，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1中的身份证明、户籍证明、死亡证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等的关联性确认，对申请表的“三性”确认；对证据2中的“三性”确认；对证据3的关联性确认；对证据4的“三性”确认；对证据5、6的关联性确认。
本院对第三人张寻蜂的证据、依据作如下确认：对当事人无异议的，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2的合法性、关联性确认；对证据3-5的合法性、关联性确认；对证据6、7的“三性”确认。
本院对原告管桩厂的证据、依据作如下确认：对当事人无异议的，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3的证明内容不确认；对证据5、7的证明内容不确认；对证据6的“三性”不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管桩厂是个体工商户，成立于2004年12月13日，注册号441322600239093，经营者是杨俊芳。张水良于2010年10月入职原告管桩厂，工种是装卸工。原告管桩厂没有为张水良参加工伤保险。张水良居住在博罗县××××村陂头下小组，原告管桩厂的经营场所是博罗县杨侨镇大坑办事处地段。
2015年11月8日19时许，张水良驾驶二轮摩托车去上班。在19时5分左右，途经博罗县××线××+500M路段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受伤，经博罗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2015年12月3日，博罗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441322[2015]第NA148号}，查明：张水良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车辆上路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认定张水良与对方朱某某负事故同等责任。
2015年12月18日，第三人张雪蜂（张水良的儿子）向被告人社局递交工伤认定申请表、张水良及张雪蜂的身份证复印件、户口本、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张水良的死亡医学证明、死亡记录、村委会证明等材料，要求认定张水良此次受到的人身伤害为工伤。
被告人社局受理后，于2015年12月24日对原告管桩厂的杨玉波（身份证：）做了调查。杨玉波在调查笔录中确认：“本人杨玉波，广东东莞市人，系俊芳鸿基厂总经理，负责全面工作”、“张水良是本厂装货工人，上下班比较灵活，一般有货装就过来厂装，装好货就回家，没打卡”、“当天要装货，安排装车的詹逸抬打电话给张水良，让他回厂装货。晚上就听工人讲他出事，第二天他家属就来找我谈赔偿的事”、“当天詹逸抬是18：00左右打电话让他回厂。后来家属拿来《工伤认定申请书》叫我签名，我认为张水良出事当天是他开车撞到别人，该是他本人主要责任，我当时签了名给他家属。今天看到交警的《责任认定书》认为张水良与行人朱小英负同等责任，本人有异议”等。
被告人社局于2016年1月14日向原告管桩厂（用人单位）发出《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博）人社局证通字[2016]第007号}，要求用人单位在2016年1月30日前将有关证据材料提交人社局。原告管桩厂于2016年1月14日签收了该举证通知。
2016年1月28日，原告管桩厂向被告人社局递交了一份《张水良死亡系非工伤答辩书》，认为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认定没有客观反映该交通事故的真相，其在该起交通事故中存在：1、驾驶套牌摩托车；2、无证驾驶；3、酒后驾驶，据了解他当天参加他人的小孩满月酒会，喝了很多酒。请假；4、存在其他违法行为。张水良发生事故的时间段并非上下班时间。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张水良的死亡不能认定为工伤等。
2016年2月15日，被告人社局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查明：张水良于2010年10月入职管桩厂，任装卸工。张水良于2015年11月9日19时5分左右，驾驶二轮摩托车去上班，途经博罗县××线××+500M路段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受伤，经博罗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中枢性呼吸、循环衰竭。博罗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5年12月3日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张水良负事故同等责任。管桩厂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视为放弃举证权利。被告人社局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的规定，认定张水良此次受到的人身伤害（死亡）为工伤，按规定享受工伤待遇。决定书还有案件的由来、当事人不服认定决定的行政、司法救济的期限及途径等内容。2016年2月23日，张雪蜂、管桩厂收到了该工伤认定决定。
另查明一，原告管桩厂向本院提交了由证人杨某1、杨某2出具的两份《证明》，但证人没有出庭作证。
另查明二，在《工伤认定申请表》的“用人单位意见”一栏书写有“是否属工伤，双方无权下定论，由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责任书为法律依据再作协，如协议无效，可由法院仲裁。”杨玉波签名，加盖了原告管桩厂公章。
另查明三，在第三人张雪蜂提供的《录音光盘》中，杨玉波承认发生事故当日是他打电话叫张水良上班的。杨玉波还确认“我也开了十几年的工厂（管桩厂）”。
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焦点主要有：一、张水良此次受到的人身伤害是否为上下班途中发生的；二、张水良无证驾驶未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机动车辆上路行驶对工伤认定是否有影响；三、杨玉波在《工伤认定申请表》上签名及加盖印章是否代表原告管桩厂；四、被告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是否合法。
关于张水良此次受到的人身伤害是否为上下班途中发生的问题。第一，杨玉波在被告人社局对其所作的《询问笔录》中确认张水良“上下班比较灵活，一般有货装就过来厂装，装好货就回家。没打卡”、“当天要装货，安排装车的詹逸抬打电话给张水良，让他回厂装货”、“当天詹逸抬是18:00左右打电话让他回厂”等；第二，在第三人张雪蜂提交的《录音光盘》中，杨玉波确认当天是他叫张水良上班的。上述两个证据足以证明2015年11月8日19时5分左右，张水良驾驶摩托车赶回厂里上班（装货）的事实。
关于张水良无证驾驶未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机动车辆上路行驶对工伤认定是否有影响的问题。一、《工伤保险条例》、《广东省工伤条例》均无规定职工无证驾驶未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机动车辆上路行驶造成人身伤害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劳社部函[2004]256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人社部发[2013]34号}并无规定职工无证驾驶未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机动车辆上路行驶造成人身伤害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4]9号}第一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第十六条第（二）项‘醉酒或者吸毒’和第十六条第（三）项‘自残或者自杀’等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本案所涉的张水良交通事故认定，有权认定机构即为博罗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该机关在事故认定书中并无认定张水良是“酒后”驾驶，更无认定是“醉酒”驾驶；四、交警部门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认定张水良与事故相对方朱某某负事故同等责任。从上述规定、证据中可以看出，张水良无证驾驶未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机动车辆上路行驶对其工伤认定并不影响。
关于杨玉波在《工伤认定申请表》上签名及加盖印章是否代表原告管桩厂的问题。第一，杨玉波承认原告管桩厂系其开办十几年的工厂；第二，原告管桩厂成立时，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者”杨俊芳还不到十九周岁；第三，杨玉波向被告人社局确认，他是原告管桩厂的总经理，负责全面工作；第四，杨玉波是杨俊芳父亲。对此，在庭审中原告管桩厂并未否认；第五，杨玉波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经商多年，对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清楚。以上几点足以证明杨玉波在《工伤认定申请表》上签名盖章等行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系代表原告管桩厂。
关于被告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是否合法的问题。《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第三人张雪蜂向被告人社局递交了《工伤认定申请表》及所需提交的材料，在《工伤认定申请表》中有用人单位盖章，确认了张水良与原告管桩厂存在劳动关系。被告受理了第三人张雪蜂的工伤认定申请后，向用人单位（管桩厂）送达了《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并作了必要的调查，最后根据上述法规规定和查明的事实，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将决定书送达给申请人及用人单位，证据确凿，适用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是合法的行政行为；原告管桩厂在工伤行政认定程序中没有向被告人社局提供证据，在庭审中所提交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张水良此次受到的人身伤害不应认定为工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职工或者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原告管桩厂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告管桩厂的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及上述所适用的法规、司法解释、规章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博罗县俊芳鸿基管桩厂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博罗县俊芳鸿基管桩厂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兆强
代理审判员 陈希希
人民陪审员 张晓芬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陈淑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