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漳民终字第6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卫林，男，1990年8月3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龙海市。委托代理人王坤田，福建朗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志彬，男，1979年6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龙海市。委托代理人徐敬伟，福建闽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杨连发，男，1966年3月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漳浦县。上诉人江卫林因与被上诉人杨志彬、原审第三人杨连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龙海市人民法院（2014）龙民初字第19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江卫林的委托代理人王坤田、被上诉人杨志彬的委托代理人徐敬伟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杨连发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2013年1月15日至2013年4月9日，杨志彬出售煤炭给江卫林。江卫林于2013年4月22日及2013年4月30日各付货款40000元给杨志彬，共计80000元。2013年6月12日，杨志彬、江卫林对货款进行结算，由江卫林在对账凭证上书写“结止6月12日尚欠26.3万元”并签字确认。事后，江卫林没有支付货款，杨志彬具状诉至法院。2014年8月7日，江卫林申请对对账凭证中“结止6月12日尚欠26.3万元江卫林”是否为江卫林所书写进行笔迹鉴定，后于2014年10月30日撤回申请。原审认为，江卫林在杨志彬提供的对账凭证上书写“结止6月12日尚欠26.3万元”并签字确认，且认可对账凭证上煤炭的吨数、单价、车数等的记载，其行为是对本案其二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的确认，杨志彬要求江卫林支付尚欠的货款263000元，于法有据，应予支持。江卫林辩称本案的卖方是第三人杨连发，杨志彬予以否认，江卫林提供的欠条系其父亲与杨连发煤款的结欠证明，无法证明与本案买卖合同的关联性，也没有提供足以推翻杨志彬、江卫林之间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反证据，属举证不能，该辩称不能成立，不予采信。江卫林辩称2013年6月12日后有再支付70000元货款给杨连发，主张其所付货款与本案存在关联性，缺乏证据，不予采信。杨连发述称本案买卖合同的双方系江卫林与杨连发，江卫林尚欠其货款193000元，且有两车煤炭存在质量问题未解决，虽与江卫林的辩称一致，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与江卫林之间的买卖合同就是本案讼争的买卖合同，不予采信。因江卫林逾期支付货款，杨志彬要求江卫林赔偿其自结算货款的次日（即2013年6月1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于法有据，可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判决：江卫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杨志彬货款263000元及自2013年6月13日起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的利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45元，诉讼保全费1835元，由江卫林负担。一审判决后，江卫林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不是本案煤炭买卖关系的主体，上诉人系龙海市隆教恒昌水产养殖场（以下简称恒昌养殖场）雇佣的员工，由于承包的育苗场保温需要，恒昌养殖场指派上诉人与杨连发联系购买煤炭，杨连发指派被上诉人杨志彬将煤炭按上诉人的指示送货，之后杨志彬找到上诉人，称其受杨连发委托前来与恒昌养殖场结算，故上诉人在被上诉人提供的煤炭买卖结算单上签字确认，但上诉人并未确认该款是欠被上诉人。恒昌养殖场不是向被上诉人购买煤炭，被上诉人只是经办人，其未将结算单交给杨连发，而是直接用于起诉上诉人。上诉人只是恒昌养殖场的员工，负责与提供煤炭的一方验收煤炭、对账、付款等，是养殖场的经办人，不是买卖合同的当事人，被上诉人也不是煤炭的提供方，也只是卖方杨连发的经办人；其次，上诉人代表恒昌养殖场与被上诉人结算后，又支付煤炭款项人民币70000元，其中50000元是上诉人的父亲江泽聪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原审第三人杨连发，另外20000元是在2013年7月25日转账支付至被上诉人指定的账户，两笔款项应从本案尚欠煤炭款中予以扣除，现只欠款193000元。2、原审法院遗漏诉讼主体，本案应当追加恒昌养殖场作为共同被告，并应将本案发回重审。如前所述，本案煤炭的购买者、使用者均是恒昌养殖场，原审法院未追加恒昌养殖场为本案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属于遗漏诉讼主体。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只凭一张结算单认定案件的事实，在庭审中并未具体调查煤炭的交易过程及购买煤炭的用途，正确认定本案的欠款主体，致使本案遗漏诉讼主体，程序错误。请求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被上诉人杨志彬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应予维持。本案被上诉人送货给上诉人有证据为证，上诉人上诉的三点意见没有证据支持，应予驳回。原审第三人杨连发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对原审查明的事实，除上诉人江卫林对原审查明认定“原告杨志彬出售煤炭给被告江卫林”提出异议以及对原审未认定恒昌养殖场另支付7万元煤炭款提出异议外，双方当事人对原审查明的其余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江卫林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拟证明龙海市隆教恒昌水产养殖场的主体资格；2、《育苗场租赁协议》，拟证明恒昌养殖场于2012年10月1日与漳浦县佛昙镇白石村正源育苗场签订一份租赁协议；3、恒昌养殖场出具的《证明》，拟证明本案煤炭买卖关系的买方是恒昌养殖场，购买煤炭是用于漳浦县白石、井尾、白坑等三个地方育苗场保温；4、《过磅单》、《称重单》8张，拟证明除了上诉人江卫林在过磅单上签字外，还有恒昌养殖场的其他员工（薛林滨）也在收货单上签字，货物送给恒昌养殖场三个育苗场的事实。对于上诉人提供的上述证据，被上诉人杨志彬质证认为，四份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证据1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没有与恒昌养殖场发生买卖关系；证据2与本案无关；证据3真实性无法确认，上诉人一审并没有提供，被上诉人的买卖对象是上诉人，从未与恒昌养殖场发生买卖；证据4与本案无关。对于上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上诉人所举证据，被上诉人均持异议，上诉人举证欲证明本案买卖关系的买方是恒昌养殖场，但一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均自认本案买卖关系的买方是上诉人江卫林，且一审过程中恒昌养殖场的业主江泽聪系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对于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的上述自认其并未提异议，故对于该四份证据，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征得当事人的同意，确定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本案煤炭买卖关系主体是谁的问题；2、结算后买方是否有再支付7万元货款的问题。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分析认定如下：一、关于本案煤炭买卖关系主体是谁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煤炭买卖并未签订书面合同，因此本案交易的主体应综合实际履行过程及款项的结算进行认定：首先，三方当事人均认可煤炭是由被上诉人杨志彬按上诉人江卫林的指示运送，因此可以确认货物系杨志彬所交付；其次，三方当事人均认可已付款项8万元系由上诉人江卫林转账支付给被上诉人的父亲杨文平，因此可以确认本案交易过程中的付款人是上诉人江卫林；最后，本案最关键的对账凭证，其持有人系被上诉人杨志彬，三方当事人亦认可是被上诉人持该对账凭证与上诉人对账并由上诉人签名确认，因此，可以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有进行对账的事实。综上分析，本案煤炭买卖货物的交付人系杨志彬，货款的支付人系江卫林，其二人对货款亦进行了结算，故原审认定本案煤炭买卖的主体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无不当。上诉人江卫林提出本案煤炭买卖关系的主体并非其与被上诉人杨志彬，而是原审第三人杨连发与恒昌养殖场，被上诉人是受杨连发指派供货并受杨连发委托与上诉人进行对账，上诉人是代表恒昌养殖场进行对账，并据此主张原审认定本案买卖关系主体错误及遗漏追加恒昌养殖场作为本案被告，但上诉人的上述主张，被上诉人均不予认可，上诉人二审提供的证据与其一审中所自认的事实不符，无法证明其主张，故上诉人关于原审认定本案买卖关系主体错误及原审遗漏诉讼主体的上诉意见，与本案买卖的实际履行情况不相符，也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结算后买方是否有再支付7万元货款的问题上诉人主张其代表恒昌养殖场与被上诉人结算后又支付本案煤炭款人民币70000元。首先，被上诉人并不予认可；其次，上诉人主张其中50000元系其父亲以现金方式支付原审第三人杨连发，但在前述上诉人所主张的买卖关系主体不能成立的情况下，上诉人主张支付杨连发款项，与本案并无关联；最后，上诉人主张2013年7月25日转账支付至被上诉人指定账户款项20000元，但并无证据证实。故上诉人主张结算后支付货款70000元的意见，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认为，上诉人江卫林向被上诉人杨志彬购买煤炭，被上诉人按约提供了煤炭，现被上诉人持经上诉人签名确认的对账凭证向上诉人主张还款，合理有据，应予支持。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245元，由上诉人江卫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周洪福审判员姚若贤代理审判员康少敏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书记员谢建才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执行申请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