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1082民初5543号
原告：阎某，女，1933年2月25日生，汉族，住沈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传成，荣成崖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许某1，男，1955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岳桂珍（系许某1之妻），女，1961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
被告：许某2，女，1957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浑南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涛，男，1959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
原告阎某与被告许某1、许某2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1月7日立案后，于2016年12月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经审理发现有不适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于2017年9月20日再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传成、被告许某1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岳桂珍、被告许某2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涛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分割被继承人许永昌位于荣成市崖头街道办事处岗西村332号民房（以下简称332号民房）中的1.5间；二、依法分割被继承人许永昌位于荣成市崖头街道办事处岗西村三区246号（以下简称246号民房）中的正房1.5间。诉讼过程中，原告多次变更诉讼请求，最终确定为：一、要求确认原告对332号民房三间正房继承享有的拆迁面积；二、要求确认原告对246号民房正房四间和厢房三间继承享有的拆迁面积。事实及理由：原告阎某与其丈夫许永昌共生育子女两人，分别为被告许某1和许某2。在原告与许永昌共同生活期间，自建两处房屋，其中一处是332号民房，该民房的房屋所有权证中登记的所有权人为许永昌；另一处是246号民房，该民房土地使用权证上的土地使用者和房屋所有权证上的所有权人均登记为许永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相关规定，上述涉案两处民房应当属于原告阎某与其丈夫许永昌的夫妻共有财产。在许永昌去世后，两处房屋中除原告应有份额外均应属于许永昌的遗产，原、被告均系许永昌的法定继承人，对许永昌遗留的上述民房均享有继承权，应当给予平均分配。
被告许某1辩称：一、涉案332号民房是被告许某1的婚房，由许某1居住至今，虽然房权证登记在父亲许永昌名下，但该房是以被告许某1的名义批的婚房，且土地证现登记在许某1名下，故该民房应属于许某1个人所有。二、涉案246号民房中有正房四间，厢房三间，该民房是许某1爷奶即许永昌父母遗留的祖宅，许永昌父母在世时已经对该民房进行了分家，其中正房四间分给了许某1三伯即许永学，厢房三间分给了许某1父亲许永昌。现经过见证许永学将该房屋四间正房赠与给了许某1，原告和许某2也自愿放弃许永昌所分三间厢房的继承权，故246号民房也理应归许某1个人全部所有。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许某2辩称，原告起诉的332号民房是被告父母即许永昌夫妇为许某1结婚所盖婚房，对该房屋事实清楚，没有争议。主要争议在于246号民房，该房屋是许永昌父母遗留祖房，其中正房四间是分给了三伯许永学，厢房三间分给了父亲许永昌。因为19××××许某1操办结婚时许永昌曾向许某2借款1100元一直无力未还，而且许某2经常无偿为许永昌夫妇办理日常事务，所以许永昌生前曾于1998年立下遗嘱将其分得的厢房三间留给许某2。2011年许永学回乡处理246号民房权属事宜，当时许永学夫妇、许某2夫妇都在许某1家，由许永学执笔书写了材料一份，共同协商许永学将分得的四间正房赠给许某1，许某2将三间厢房也赠与许某1，大家都各自签名了，母亲也按了手印，但大家同意赠与的前提是：许某1要孝敬母亲即原告，若许某1能做到，母亲死后246号民房就归他，许某2和许永学都不再争了。虽然母亲在岗西村居住时，许某2和许某1都照顾她，但自从许某2到沈阳后，下雪天母亲家的雪都没人扫，而且现在许某1把246号民房拆迁登记在自己名下，导致母亲无家可归，可见许某1根本不符合受赠条件。因此，许某2现在要求撤销赠与，不同意将三间厢房赠与给许某1。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阎某之夫许永昌的父母共生育子女五人，分别为许永德（去世晚于其父亲，早于其母亲，约上世纪60年代去世）、许永显（去世晚于其父亲，早于其母亲，约上世纪60年代去世）、许永学（尚健在）、许永莲（晚于其母亲去世，现已去世）、许永昌（1999年2月去世）。许永昌与原告阎某共生育二子女，分别为被告许某1与许某2。246号民房【房屋所有权证登记所有权人为许永昌，共有人为许永学、阎某、许某1；土地证号为荣集建（91）字第13170152号（1989年12月**日颁发）；四至为西至许永财，东临街，南有墙至街，北有墙至街】系许永昌之父母遗留房屋，共正房四间，厢房三间。许永德与许永显结婚较早，该二人在外另置婚房。许永学与许永昌未婚时一直与父母同住于246号民房，且许永昌、许永学先后在246号民房中结婚。后许永学到贵州工作并将妻子闫君及儿女和母亲一并接到贵州生活，在母亲80余岁时又送回246号民房居住，由许永昌夫妇照顾终老。许永昌夫妇一直居住于246号民房。此外，许永昌夫妇为儿子许某1结婚申请了一处宅基地，并于其上建设了332号民房【房屋所有权证号为私宅荣房00863号（1989年12月1日颁发），登记所有权人为许永昌，共有人为阎某、许某1；土地证号为荣集建（91）字第131702**号；四至为西至许永昆，东临街，南有墙至街，北有墙至街】。许某1与岳桂珍于1991年结婚后一直居住于332号民房。2011年，许永学夫妇从贵州回荣成处理246号民房权属事宜，期间在岗西村集体组织的协助下，本案各方当事人达成了一致意见。许永学夫妇与许某2夫妇同在许某1夫妇家中，各自向许某1出具声明材料一份，其中许永学夫妇出具的声明材料内容为：“房屋的确权问题已经解决，经过考虑四间正屋归许某1所有”，许某2夫妇出具的声明材料内容为：“自愿放弃祖上房子的应有的权益，无偿给予立强”。原告持有246号民房的房权证和土地证以及332号民房的房权证，被告许某1持有332号民房的土地证，现因岗西村实施拆迁改造，涉案两套民房的土地证均已被上交岗西村村委会。246号民房与332号民房于2016年8月均已被拆除，两处房屋的拆迁协议均由许某1签署，其中246号民房正房安置面积为40.82平方米，平房安置面积为39.08平方米（包含涉案三间厢房面积22平方米，含过道的倒平房面积17.08平方米），院子安置面积为39.27平方米。原告于2016年5月随被告许某2到沈阳居住至今。除本案原、被告以及许永学外，至今无其他人对246号民房主张权利。
庭审中，原告提供荣成市崖头法律服务所（见证机关为荣成崖头法律服务所，见证人为彭守智）于2011年5月16日制作的见证书一份，该见证书中包括许某1、阎某、许某2的身份证复印件、房屋产权继承转让协议书、见证书【编号为荣崖法证字（2011）1690090】、246号房屋的土地使用证（证号为13170152号）复印件、岗西村出具的关于许永昌去世时间以及本案当事人与许永昌之间亲属关系的证明材料、许永正（许某2之夫）夫妇签署的上述声明材料、许永学夫妇签署的上述声明材料。见证书中见证的内容是房屋产权继承转让协议书之内容。经审查，该见证书以及房屋产权继承转让协议书中提及房屋的土地使用证号实际为246号房屋的土地证号，但房屋产权继承转让协议书中对被见证房屋的描述为：“许永昌在世时就同妻子阎某决定将该处房屋给予儿子许某1作为结婚用房，并由许某1同妻子结婚居住至今。”该描述实际是332号民房的情况。协议书记载主要内容为：许永昌生前未立遗嘱，也未留遗赠抚养协议，许永昌的父母均先于许永昌去世，经许永昌的法定继承人共同协商，阎某、许某2自愿放弃对该房屋应享有的继承份额，同时阎某也自愿放弃本人对该房屋依法所享有的产权份额，一致同意该房屋产权全部归许某1一人所有。协议书上有二被告和原告各自的签字捺印，其中原告签名由许某2代签，手印由原告本人加盖。
本院为查明案件事实，依法对许永学进行了传唤，其表示不愿意参加诉讼，并向本院邮寄书面材料一份，其中包含许永学、闫君以及二人家庭户口本复印件、许永学夫妇于2011年5月21日在抬头为“贵州省书法家协会”的稿纸上写给岗西村村委会和党支部的书信复印件，其上记载：“中共岗西村党支部、岗西村村委会：我和夫人闫君这次回家探亲，主要是解决房屋确权问题。……我的正房四间经过考虑都归许某1所有，我侄女许某2也写有材料，她的厢房三间也给他哥哥。房产证、土地证都交给了许某1，问题已圆满的解决了。我感谢党支部和村委会认真负责帮助解决了上述问题……”。该书信后附2011年5月21日用同样抬头的稿纸书写的、内容为“经过考虑四间正房给许某1所有”的书面声明材料。此外，该邮寄材料中还包含许永学夫妇向本院作出的说明材料一份，内容是：“××××年我与许永学结婚，婚前经许永学父母及兄弟几个协商，决定对房室进行调整安排，大哥许永德、二哥许永显分配在村西面新盖的几间房，弟弟许永昌住在厢房三间，许永学住正房四间并和母亲同住及生活。××××年许永学由部队转业后，组织上安排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工作，我与母亲、儿子仍然在原处居住生活。1958年底许永学由北京调贵州工作，随后把我和母亲、儿子一同带到贵州。此时将山东住房交弟弟许永昌临时进行管理。1972年母亲因年龄大思念老家，我们将她送回山东荣成岗西村的老家，由弟弟许永昌负责照顾，一年后母亲去世。2011年我和许永学及儿女商量，决定把山东荣成岗西村的四间房给侄儿许某1。”后在审理过程中，本院按照许永学来信提供的电话号码当庭再次致电许永学询问相关情况，许永学之妻闫君在电话中称：“在2011年回荣成处理246号民房期间，确实听许永正说过房子肯定是给许某1的，但因为他们母亲（即原告）一直住在该房子里，所以嘱咐许某1只要他们母亲想住，要让母亲一直住下去，但我们几方之间并没有商量赠与各自份额的前提是许某1要孝顺母亲。当然孝敬老人是美德，我也希望许某1能这样做，至于他们现在的矛盾，我无法处理，但不管怎样，我和许永学都同意该四间正房将来拆迁产生的拆迁利益包括置换的房子都给许某1。”
2017年9月12日，本院依法到岗西村对本案情况进行了调查。岗西村委派2011年时在村中负责民政调解工作的村民许永远接受了询问。许永远称“我一直在村里负责民政调解工作，2015年以后因对象生病不再负责该项工作。许永昌兄弟姐妹五人，老大是许永德、老二不是许永莲就是许永学，老四是许永显，老五是许永昌。其中许永德、许永显大约上世纪60年代去世的，当时他们的父亲已经去世，但母亲还在。许永莲也很早就去世了，具体时间不清楚，但比她母亲去世的晚。许永昌父亲在世时已将老房子分了，村里人都知道。因为老大许永德已经得到房子了，老四许永显转业后自己也盖了房子，所以直接将房子分给许永学和许永昌，其中许永学分得正房四间，许永昌分得厢房三间。许永学后期离开荣成到贵州生活就业，许永昌一直住在老房子里。他们母亲随许永学在贵州生活一段时间后回来与许永昌在老房子生活至去世。因为许永学的侄子女较多，只有许某1身有残疾，所以他想将四间正房赠与许某1，但许某2觉得不公平。2011年时许永学专程从贵州回来处理这个事，通过与村委共同努力，最终阎某、许某2都同意将许永昌留下的三间厢房给许某1，也不再争许永学的四间正房，这件事全村人都知道。阎某在村里住时，许某1、许某2对她都照顾，后来许某2女儿生孩子，许某2就带着阎某一起去了沈阳，至今大约一年多了。后期因为村里开始拆迁，双方又因为利益产生矛盾。”
另查，被告许某1始终愿意母亲居住使用246号民房以及拆迁后所得的安置楼房。2016年7月3日，在被告许某1家被告许某2之夫许永政以原告本人坚持要求246号民房拆迁置换的楼房要登记在原告名下为由不同意许某1将246号民房的置换楼房登记在许某1名下，双方因此产生矛盾。原告不认为被告许某1对其不孝顺，但认为许某1与许某2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办理246号民房转让协议，侵犯了原告对该房屋的所有权，因此要求收回两套房屋全部产权。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本案332号民房是否属于被继承人许永昌的遗产？
庭审中，原告明确陈述332号民房是其与丈夫许永昌为许某1结婚申请宅基建设的，许某2明确表示332号民房是父母为许某1提供的婚房，大家都没有争议。首先，从当事人共同签署的房屋产权继承转让协议书内容、332号民房的土地证登记、居住情况以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来看，无论原告还是许某2都一致承认332号民房是许永昌夫妇为许某1建设的婚房，许某1结婚后也一直居住于该民房中，而且该民房的土地证也于1991年登记在了许某1名下，由此可见，无论从农村风俗习惯还是家庭成员的真实意思表示，332号民房都应当属于父母按风俗为儿子提供的婚房。
其次，自19××××年农村土地重新普查登记以来，农村房屋普遍以土地登记作为合法宅基地上所建房屋的权属登记方式，按照房随地走、房地一体的不动产权属原则，在不动产分别办理了土地证和房权证的情况下，该两证上记载的权属所有人应当是一致的，如两证不一致，则应当根据宅基申请目的、房屋使用状况等因素确定真实权属。结合本案情况看，332号民房的房权证先于土地证办理，因被告许某1结婚较晚，在1989年房权证办理时，许某1虽已成年但尚未成婚，其还属于许永昌夫妇为家长的大家庭之成员，但从年龄看，许某1早已具有劳动能力，应当视为其对家庭财产的取得存在贡献，而332号民房建设形成于许某1分家脱离大家庭之前，其房权证所有人登记为许永昌，共有人登记为阎某与许某1，完全符合该民房当时具有的家庭共有财产属性，亦系农村习俗使然。结合农村分家习俗来看，父母在儿子达到适婚年龄时以其结婚需要为由申请宅基地并建设房屋，随后交由儿子结婚居住使用，该行为实际属于分家析产行为，分家财产自分家行为完成时权属即发生转移。本案中许永昌夫妇为许某1结婚申请宅基建成332号民房，许某1婚后一直居住使用该民房，作为被分家析出的财产，332号民房的权属自许某1婚后居住使用该民房时即发生转移，随后办理的土地证亦因此登记于许某1名下，实际上，332号民房在许某1成家前登记为家庭成员共有，在许某1成家后登记为许某1一人所有，这种权属登记上的变化也正是对332号民房进行分家析产的体现。况且，原、被告双方还专门共同签署了以处理332号民房权属为内容的“房屋产权继承转让协议书”，虽该协议书被装订在对246号民房进行见证的材料中，对332号民房的土地证号也记载错误，但协议书内容明确是关于332号民房的由来和处理意见，且本案各方当事人亦均签字或捺印，应当认定各方当事人对该材料内容了解并以签字或捺印的方式作出了确认表示，故该协议效力应当以其内容反映出的意思为准，即在许永昌去世后，原告与被告许某2均已自愿放弃了对许某1婚房的继承权和产权份额，换言之，各方当事人一致确认332号民房归许某1所有，且该确认行为也符合社会公序良俗。
2.本案246号民房是否属于被继承人许永昌的遗产？
庭审中，原告主张：246号民房是许永昌父母遗留房屋，许永昌兄弟四人，许永昌最小，大哥许永德、二哥许永显父母活着时都给其准备房子，分出去住了，剩下许永学和许永昌当时未婚与父母同住在246号民房，许永昌先结婚，许永学后结婚，其中许永昌结在246号民房西头一间正房，许永学结在东头一间正房，中间两间正房当时给父母使用，父亲去世后，许永学上贵州当兵时把母亲接到贵州生活，在母亲80余岁时又送回来，许永昌夫妇将母亲最终照顾终老，父母直到去世也没有对246号民房分过家，因为是许永昌夫妇将母亲照顾终老，按理246号民房就应归许永昌夫妇所有，而且许永学也曾明确表示不要246号民房，同意该民房全部归许永昌所有。被告许某2起初参加庭审时就该问题与原告主张一致，还称许永学夫妇现在反悔不同意将246号民房都给许永昌，后期参加庭审时许某2又明确承认246号民房中四间正房是许永学的，并以此为由多次表示许永学有权对四间正房发言，但无权干涉许某2继承享有的三间厢房。被告许某1主张：许永学夫妇在信件中陈述的和岗西村原村委人员许永远陈述的一致，也是事实，246号民房中四间正房就是因为分给许永学所有后，许永学可怜许某1腿有残疾，才将四间正房赠与给许某1。对于该问题，本院认为，要确定246号民房是否属于许永昌遗产，首先应当审查确定以许永昌父母为家长的大家庭是否对246号民房进行过分家。对于分家问题，首先，从原、被告庭审陈述，尤其是被告许某2的陈述以及其提交且明确认可的许永昌遗嘱内容（其上明确写明四间正房分给了许永学）看，被告许某2实际上已变相承认了许永学对246号民房中四间正房享有处分权，该意思与被告许某1主张以及案外人许永学陈述的分家情况相互吻合；其次，从岗西村原村委人员许永远的陈述中，可以看出246号民房分家的情况已为众人所知，尤其是2011年时许永学夫妇回乡处理246号民房权属时，岗西村组织积极给予帮助的事实也说明许永学陈述的分家情况确系公知的事实；再者，从246号民房房权证记载的所有人、共有人情况也可以看出，1989年办理该民房房权证时，许永学尚在贵州，246号民房实际由许永昌一家居住使用，但许永学仍然被登记为共有人，该登记情况也与许永学陈述的分家事实相吻合；最后，除本案当事人及许永学外，至今并无包括许永德、许永显之继承人等其他人对246号民房主张过权利，这一点从侧面也说明了许永学陈述的分家情况属实。而且从原告陈述的内容看，原告主张246号民房属于许永昌遗产的理由是其将母亲照顾终老以及许永学曾表示放弃该民房，但其又主张246号民房未进行过分家，却不提及其他兄弟对该民房的权利，显然原告的本意是246号民房是其与许永学共有的，与其他兄弟无关，但这种本意又与原告陈述的不存在分家事实之主张相悖。在上述原告不能自圆其说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原告已经默认了分家事实，但系以许永学自愿放弃所分房屋份额为由主张246号民房全部归其所有。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原告应当首先对自己的主张举证证实。现许永学夫妇无论是在2011年回乡处理正房权属时，还是诉讼中向本院邮寄信件以及当庭接受询问时，始终以分家事实为由主张其系246号民房中正房四间的原合法权利人，在原告主张不被认可的情况下，原告仅作出口头陈述，却未就自己的主张进行举证，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原告以246号民房未进行过分家为由主张该民房属于许永昌遗产，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被告许某2所述其继承取得了246号民房三间厢房的问题，被告许某2向本院提交他人执笔的许永昌遗嘱一份，其上载明：“祖上留下三间东厢房给我许永昌，正房四间我兄许永学所有。现立下字据决定：我过（死）后，东厢房、水晶、水泥院子、倒平房无偿归我女儿许某2、女婿许永政（正）所有，我如此决定，原因有二，其一我儿子许立（丽）强××××年结婚时，我借我女儿许某2人民币壹仟壹佰元整，至今尚无力清还；其二，我平时有啥事需要帮忙，都由我女儿许某2帮我无偿操办。……公证人：（签有“倪剑锋”“刘昌壮”）立嘱人：（签有“许永昌”“闫学习”、并加盖手印和私人印章）1998年12月19日”。对该遗嘱，原告既否认“闫学习”三字由其签写，又否认手印由其加盖，同时主张不管是给许某1的332号婚房还是许某2继承的这三间厢房，全部要求撤销赠与。庭审中，被告许某2自愿放弃对上述遗嘱中原告的签名和手印进行鉴定。为证实自己的主张，原告又向本院提交他人执笔的另一份许永昌遗嘱，其上载明：“许永昌九月二十日过生日，把儿子找来吃饭之后，七十三天在未见面，我将其起诉到法院，要求其承担医药费，以后更不来探视。我担心我死后，儿女不孝其母，申（请）法院收回子女的财产继承权，由妻闫学夕自主安排。许永昌（签名并加盖手印和私人印章）九八年腊月二十三日执笔人刘昌壮（在起诉后后面又新增见证人许某3的签字）”。被告许某2在诉讼过程中曾向本院邮寄过该份遗嘱复印件，欲以此证实许某1不孝顺。被告许某1妻子岳桂珍庭审中曾称：“我和许某1、许某2、老太太（即阎某）还有许永学夫妇一块都上我家了，我妹把我老公公（即许永昌）写的内容是厢房给我妹（即许某2）的这个遗书也给我了，我当场就撕了，我大妈（即许永学之妻闫君）写的是四间正房给我，我妹写的是把厢房给我”。被告许某1以2011年时许某2交给他的许永昌遗嘱只有两行字，意思仅是三间厢房留给许某2，不包含其他内容为由，对原告与被告许某2所提交遗嘱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
对于该争议事实，本院认为，原告在立案时起初并没有对246号三间厢房主张权利，被告许某1也承认在2011年许永学回乡处理房屋权属时确实收到了许某2交付的、内容为三间厢房遗留给许某2的遗嘱，许永学夫妇于2011年邮给岗西村委的信件中也清楚写道“我侄女许某2也写有材料，她的厢房三间也给他哥哥”，由此可见，原、被告以及许永学作为许永昌尚健在的亲人，或者以起诉时不主张的消极方式，或者以明确认可遗留事实的积极态度，都实际承认了许某2从父亲许永昌处继承取得三间厢房产权的事实。由此可以认定，许永昌在世时确实将三间厢房遗嘱留给了许某2。虽许某2于庭审前向本院邮寄原告所提交遗嘱的行为说明其认可原告提交遗嘱的真实性，但因被告许某1对本案中所出现两份遗嘱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且在许永昌已经去世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均未就两份遗嘱的真伪提交证据加以证实，故本院根据现有证据难以认定该两份遗嘱具有证明效力。在这种情况下，仍只能认定许永昌将三间厢房遗嘱留给了许某2之事实。该三间厢房系许永昌分家所得，应属许永昌个人财产，故被告许某2因继承享有该三间厢房的权属。
对于许永昌夫妇居住期间在246号民房中建设倒平房，倒平房形成于二人婚姻存续期间，应属夫妻共同财产。本案中无证据证实许永昌对除三间厢房以外的房产作出过遗嘱处分，故应当认定倒平房在许永昌去世后发生了法定继承，即由原、被告三人各继承三分之一。
本院认为，原告主张继承246号民房与332号民房的前提是该两处民房属于被继承人许永昌的遗产。
对于332号民房能否发生继承的问题，结合上述分析可知，332号民房实际上属于许某1因分家所得婚房，且该婚房权属自分家交付时即转移，并非许永昌与原告二人的夫妻共同财产。故原告以332号民房系许永昌夫妇共有财产为由主张继承分割该房屋，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即使按照原告主张的赠与关系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赠与人只有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才享有撤销权。自19××××年农村土地重新普及登记以来，在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对于宅基地及其上所建房屋而言，土地登记具有确权效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本案332号民房在分家析产后办理了许某1名下的土地证，应当认定332号民房权属不但实质上发生了转移，形式上也已变更登记，故该房屋现状已经不符合《合同法》规定的允许赠与人任意可撤销赠与的情形。对于被告许某2提出的被告许某1对原告不孝顺的问题，目前原告经常居住地在沈阳，结合许某2自述的原告在246号民房居住时其与许某1均能对原告进行照顾，以及岗西村原村委人员许永远陈述的在原告去沈阳前许某2和许某1均照顾原告，庭审中原告也没有明确主张许某1存在不孝顺的情况，考虑到被告许某1始终表示自己只是要求246号民房确权在许某1名下，并非不同意原告居住使用246号民房，故本院难以认定被告许某1不尽扶养义务，故本案中也不存在《合同法》规定的赠与人法定可撤销赠与的情形。据此，原告以其有权撤销赠与为由主张继承分割332号民房，理由不当，本院亦不予支持。
对于246号民房能否发生继承的问题，结合上述分析可知，案外人许永学因分家取得了246号民房中四间正房的权属，许永学夫妇作为权利人，对自己的财产依法享有处分权。现许永学夫妇通过信件及当庭电话陈述明确表态，在目前岗西村实施拆迁改造的情况下，始终同意四间正房以及以后产生的拆迁利益归被告许某1所有，且许某1已就该四间正房签署了拆迁协议，应当以认定该四间正房权属以及对应拆迁利益归被告许某1所有为宜。对于许某2提出的撤销赠与问题，首先，被告许某1主张的公证事宜实际系由法律服务所主持进行的见证事实，该见证事实并不产生公证效力，故本案246号民房的赠与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的“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可撤销”的法定情形。其次，本案中246号民房拆除前无论是房屋还是房证一直由原告实际使用和持有，故246号民房在见证后一直未实际交付，更未办理权属变更登记。现许某2因赠与房产并未获有利益，结合考虑许某1对厢房并未支付对价，原告作为厢房原权利人不满于被告许某1的赡养表现，以及在二被告出现赡养矛盾时许某2仍能正常赡养母亲等客观情况，鉴于孝敬老人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基本要求，从弘扬鼓励孝顺美德的角度出发，本案中应当以许某2仍然享有任意撤销权为宜。据此本案中许某2要求撤销其曾经做出的赠与意思，理由正当，应予准许。对于246号民房中的院子，既然许永昌与许永学对该房屋进行了分家，而院子作为共用部分，应当认定院子由许永昌与许永学各半享有。而且院子作为建筑物的附属物，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视为权利人的处理效力及于附属物即院子。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位于荣成市崖头街道办事处岗西村332号民房【房屋所有权证号为私宅荣房00863号；土地证号为荣集建（91）字第13170281号】的拆迁利益归被告许某1所有；
二、位于荣成市崖头街道办事处岗西村三区246号民房【土地证号为荣集建（91）字第13170152号】四间正房的拆迁利益（即40.**平方米）归被告许某1所有；
三、位于荣成市崖头街道办事处岗西村三区246号民房【土地证号为荣集建（91）字第13170152号】三间厢房的拆迁利益（即22平方米）由被告许某2享有；
四、位于荣成市崖头街道办事处岗西村三区246号民房【土地证号为荣集建（91）字第13170152号】倒平房的拆迁利益由原告享有11.**平方米（17.08平方米/2+17.08平方米/2*1/3）；
五、位于荣成市崖头街道办事处岗西村三区246号民房【土地证号为荣集建（91）字第13170152号】倒平房的拆迁利益由被告许某1、许某2各享有2.**平方米（17.08平方米/2*1/3）；
六、位于荣成市崖头街道办事处岗西村三区246号民房【土地证号为荣集建（91）字第13170152号】院子的拆迁利益由被告许某1与许某2各享有19.6**平方米（39.27平方米/2）；
七、驳回原告要求确认其对位于荣成市崖头街道办事处岗西村332号民房和246号民房四间正房、三间厢房享有拆迁面积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577元，由原告负担4289元，被告许某1负担2144元，被告许某2负担214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慈方铭
人民陪审员 刘柏妤
人民陪审员 于培波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颜 芳
书 记 员 连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