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02民终210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谢显富，男，1964年3月28日生，白族，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江，贵州赤丞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4201010608647。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天荣，贵州赤丞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4201610502463。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颜粉英，女，1970年7月10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斌，系贵州勤维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199610645586。
原审第三人：刘洪材，男，1973年2月1日生，汉族，住贵州省水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柱，系贵州勤维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1710288904。
上诉人谢显富因与被上诉人颜粉英、原审第三人刘洪材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法院（2017）黔0201民初24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谢显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天荣、被上诉人颜粉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斌、原审第三人刘洪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谢显富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二、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争议款项3406888元是六盘水市钟山区大湾镇登山煤矿（以下简称“登山煤矿”）和上诉人偿还被上诉人的借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首先，登山煤矿和上诉人并未向被上诉人借过款，登山煤矿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其次，要认定争议款项3406888元是登山煤矿和上诉人偿还被上诉人的借款，必须以登山煤矿、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为前提。但在一审诉讼过程中，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均不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曾经向登山煤矿和上诉人提供过300万元的借款，甚至连最必须的借条以及300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都没有，一审判决认定登山煤矿、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从而认定争议款项3406888元是登山煤矿和上诉人偿还被上诉人的借款，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判决未认定构成不当得利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根据该规定，只要具备三个条件，即可认定构成不当得利：一是没有合法根据，二是取得不当利益，三是造成他人损失。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不存在借款事实，被上诉人取得3406888元款项无合法依据。钟山区人民法院（2014）黔钟民初字第341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该3406888元系刘洪材提供给上诉人的借款，与被上诉人颜粉英无关，虽然刘洪材和颜粉英均主张颜粉英曾向上诉人提供过300万元借款，但并无最基本的借条、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被上诉人颜粉英取得3406888元款项无合法依据。其次，在不存在借款事实的情况下，被上诉人颜粉英已经收到了刘洪材提供给上诉人的借款3406888元，系不当利益。再次，上诉人因此遭受了损失。根据钟山区人民法院（2014）黔钟民初字第341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上诉人有向刘洪材偿还3406888元的法定义务，但事实是该款项却流入被上诉人颜粉英银行账户中，致使上诉人遭受3406888元本金及利息损失。综上，被上诉人收到3406888元的行为，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所规定的不当得利，一审判决未认定构成不当得利是错误的。（三）一审判决认定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点错误。一审判决以上诉人出具《委托付款通知》和《借条》时间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的时间点，认定上诉人主张不当得利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的认定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的规定，认定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应从上诉人知道不当得利的事实，知道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时起算，而不应从《委托付款通知》和《借条》时间起算。首先，被上诉人颜粉英收到的不当得利款项，系刘洪材转给被上诉人，而非上诉人转给被上诉人，对于该转款行为的时间，上诉人并不知情，无法作为诉讼时效起算时间；其次，一审判决以上诉人出具的《委托付款通知》和《借条》作为依据，认定被上诉人收到刘洪材转入的3406888元是受上诉人的委托，但上诉人从未认可该委托行为，因此，出具《委托付款通知》和《借条》的时间不能作为诉讼时效起算时间；再次，钟山区人民法院（2014）黔钟民初字第341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上诉人有向原审第三人刘洪材支付3406888元的法定义务，但上诉人之前并未收到刘洪材的3406888元借款，该款项实际流入了被上诉人颜粉英的账户。因此，自钟山区人民法院（2014）黔钟民初字第3418号民事判决书生效之日起，确定因被上诉人颜粉英不当得利3406888元使得上诉人遭受了损失，上诉人才有权起诉被上诉人返还所收到的本属于自己的3406888元。若钟山区人民法院（2014）黔钟民初字第3418号民事判决书未支持刘洪材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就不会遭受3406888元的损失，上诉人就无权提起诉讼。因此，本案诉讼时效起算时间应从（2014）黔钟民初字第3418号判决书生效之日起算，上诉人才有向刘洪材支付3406888元本金及利息的义务，才确定遭受损失，自己的利益才确定受到侵害，才应作为本案的诉讼时效起算点。上诉人的代理人是在2015年10月28日收到（2014）黔钟民初字第3418号判决书，到本案起诉之日，并未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二、一审判决违反法律规定，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违反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争议款项是登山煤矿和上诉人偿还被上诉人的借款，一审判决在没有证据支持的情况下，认定争议款项是登山煤矿和上诉人偿还被上诉人的借款，违反了法律所规定的举证责任分配的相关规定。（二）一审判决应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认定构成不当得利，但一审没有认定，违反了该规定。（三）一审判决认定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点，不是从上诉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时起算，也违反了法律规定。
被上诉人颜粉英辩称，一、原判认定上诉人委托原审第三人刘洪材支付给答辩人的3406888元款项系上诉人偿付给答辩人的借款本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答辩人在一审举证期间已经向法院提供了答辩人在贵州省农村信用社取存款的历史流水清单，该流水清单充分证实了答辩人从2010年3月份开始每一个月都有数百万元的取存款流水交易。所以，答辩人手中随时都有几十万上百万元的现金，答辩人具有交付现金给上诉人的经济能力。又因上诉人给刘洪材说借款是用于支付登山煤矿工人的工资，要求所借款项用现金支付，故答辩人也就按照上诉人的要求直接支付现金给上诉人。答辩人通过现金的方式支付借款给上诉人既合法也符合情理。上诉人上诉称答辩人没有提供借款的相关证据问题，因上诉人委托刘洪材将借款归还给答辩人之后，答辩人就将上诉人和登山煤矿出具给答辩人的借条全部交给刘洪材，刘洪材在一审庭审中也陈述答辩人退付给其全部借条后，其就交付给上诉人了，且上诉人当着刘洪材的面将借条全部撕毁后扔掉，答辩人现在当然无法提供上诉人和登山煤矿出具的借条，并且在债务人已经履行债务的情况下，债权人没有保留债权凭证的必要。债务清偿后债权人将债权凭证（例如借条、欠条等）归还给债务人，完全符合交易习惯。答辩人不可能在上诉人已经归还借款的情况下，还要将上诉人和登山煤矿出具的借条保留起来。二、上诉人及登山煤矿委托原审第三人刘洪材归还答辩人的借款本息意思表示真实，上诉人主张属于不当得利没有任何证据证实。从上诉人提交给法院的《委托付款通知》来看，上诉人及登山煤矿于2012年11月8日出具了一份《委托付款通知》给原审第三人刘洪材，从该《委托付款通知》内容来看，上诉人明确表明向刘洪材借款3406888元，并请刘洪材将该笔款项支付给答辩人。此《委托付款通知》内容具体、明确，意思表示真实。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上根据，使得他人遭受损失而自己获得利益。可是从本案的证据来看，如果说上诉人没有从答辩人借到借款，没有拖欠答辩人的借款本息，上诉人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登山煤矿作为一个合法的企业法人，不可能会凭空出具《委托付款通知》给刘洪材委托其付款3406888元给答辩人。本案要构成不当得利，唯一的一种可能就是上诉人的本意是将该笔款项委托刘洪材将款项支付给其他人，但却错误地委托支付给了答辩人。如果是这样，当刘洪材将这么大额的款项支付给答辩人后，上诉人肯定就会立即发现，绝对不可能存在错误委托他人支付340万余元的巨款后近五年的时间里不闻不问，这完全不符合常理、逻辑。再从上诉人出具给刘洪材的《委托付款通知》来看，包含有答辩人颜粉英的姓名、开户银行名称、账号，账号达到22位数，绝对不可能出现错误委托支付的问题，上诉人委托刘洪材偿付借款的意思表示是非常明确、非常真实的，本案不存在原告所主张的不当得利问题。三、上诉人按照不当得利主张权利早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原判认定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从而不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如果说上诉人及登山煤矿与答辩人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上诉人及登山煤矿没有拖欠答辩人借款本息，那么其于2012年11月8日委托刘洪材付款给答辩人的当天就已经明确地知道该款项不应该支付给答辩人，其通过从刘洪材处借款的方式委托刘洪材支付3406888元大额款项给答辩人，就应当明确地知道了“不当得利”的事实，但上诉人出具给刘洪材的《委托付款通知》中，明确地写明了答辩人的姓名、开户行、银行账号等信息，故上诉人在出具《委托付款通知》的当天就明确知道该笔大额款项是支付给答辩人颜粉英的，故上诉人在2012年11月8日出具《委托付款通知》及2012年11月9日出具《借条》的当天就已经明确知道所谓的“不当得利”的事实及对方当事人（即答辩人颜粉英）。本案的诉讼时效就应当从2012年11月8日开始计算，到2014年11月8日也就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上诉人所谓的权利也就不受法律保护。上诉人称其并不清楚刘洪材是什么时间支付款项给答辩人，纯属无理辩解。上诉人是2012年11月8日出具《委托付款通知》给刘洪材，但是当天上诉人并未出具借条，《储蓄（卡）业务凭证》充分证实2012年11月8日刘洪材将3406888元款项支付到答辩人的银行账户上之后，上诉人见到该《储蓄（卡）业务凭证》，才在第二天2012年11月9日出具借条给刘洪材的。也就是说如果上诉人没有见到刘洪材付款的依据，肯定不会出具借条给刘洪材，所以上诉人最迟在2012年11月9日就已经得知该笔款项由刘洪材支付给答辩人的事实。上诉人主张诉讼时效应从接到（2014）黔钟民初字第3418号民事判决书之日起开始计算不应得到采纳。（2014）黔钟民初字第3418号民事判决书只是根据上诉人出具的《委托付款通知》、《借条》等证据认定上诉人向刘洪材借款的事实成立，从而判决上诉人归还刘洪材的借款本息，不可能以该判决书来认定上诉人接到判决书后才知道其错误的支付了3406888元款项给答辩人。更何况在（2014）黔钟民初字第3418号民事案件中，2014年10月28日立案后，法院在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给上诉人时将刘洪材提供的证据一并送达，在刘洪材提供的证据中，有《委托付款通知》、《借条》、《储蓄（卡）业务凭证》等证据，上诉人再一次知道刘洪材根据上诉人的委托在2012年11月8日支付3406888元给答辩人的事实。在2014年12月7日开庭时，上诉人又再一次知道刘洪材根据上诉人的委托在2012年11月8日支付3406888元给答辩人的事实。本案即使从上诉人收到刘洪材的证据之日起或者是（2014）黔钟民初字第3418号民事案件开庭之日起计算，到本案上诉人提起诉讼时，都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四、上诉人对于本案以不当得利来主张权利前后矛盾。上诉人在民事诉状中提出“认定被上诉人收到刘洪材转入的3406888元，是受上诉人的委托，但该事实尚存争议，上诉人从未认可该委托行为”，按照上诉人的逻辑，既然上诉人不认可刘洪材支付3406888元款项给答辩人是受其委托，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刘洪材支付给答辩人的3406888元款项不是上诉人支付给答辩人的，既然答辩人没有收到上诉人委托刘洪材支付的款项，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就不存在所谓的不当得利。按照上诉人的逻辑，其只能对（2014）黔钟民初字第3418号民事判决申请再审，而无权以不当得利对答辩人提起诉讼。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谢显富及登山煤矿委托原审第三人刘洪材支付给答辩人的3406888元款项是上诉人归还给答辩人的借款本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主张该款项属于不当得利无理无据。且原判认定上诉人所提起的诉讼早已经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与本案事实相符。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刘洪材述称，一、原判认定上诉人委托刘洪材支付给被上诉人的3406888元款项系上诉人偿付给被上诉人的借款本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通过被上诉人在一审举证期间向法院提供的被上诉人从2010年3月份开始每一个月都有数百万元的取存款流水交易清单，充分证实了被上诉人具有交付现金给上诉人的经济能力。又因上诉人给刘洪材说借款是用于支付登山煤矿工人的工资，要求所借款项用现金支付，故刘洪材就给被上诉人说按照上诉人的要求直接支付现金给上诉人。被上诉人通过现金的方式支付借款给上诉人既合法也符合情理。上诉人上诉称被上诉人没有提供借款相关证据的问题，因上诉人委托刘洪材将借款归还给被上诉人之后，被上诉人就将上诉人和登山煤矿出具的借条全部交给刘洪材，刘洪材又将借条交付给上诉人，上诉人当着刘洪材的面将借条全部撕毁后扔掉，所以被上诉人肯定不能提供借条凭据，但是其他证据已经形成了完成的证据锁链，充分证实了被上诉人借款给上诉人的事实成立。二、上诉人及登山煤矿委托刘洪材归还被上诉人的借款本息意思表示真实。从上诉人提交给一审法院的《委托付款通知》来看，上诉人及登山煤矿于2012年11月8日出具了一份《委托付款通知》给刘洪材，从该《委托付款通知》内容来看，上诉人明确表明向刘洪材借款3406888元，并请刘洪材将该笔款项支付给被上诉人。此《委托付款通知》内容具体、明确，意思表示真实。该《委托付款通知》有上诉人的签字及登山煤矿的公章，如果上诉人没有欠被上诉人的钱，上诉人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登山煤矿作为一个合法的企业法人，不可能会凭空出具《委托付款通知》委托刘洪材支付3406888元巨额款项给被上诉人。三、本案早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原判认定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从而不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如果说上诉人及登山煤矿与被上诉人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上诉人及登山煤矿没有拖欠被上诉人借款本息，那么其于2012年11月8日委托刘洪材付款给被上诉人的当天就已经明确地知道该款项不应该支付给被上诉人，其通过从刘洪材处借款的方式委托刘洪材支付3406888元大额款项给被上诉人，就应当明确地知道了“不当得利”的事实，但上诉人出具给刘洪材的《委托付款通知》中，明确地写明了被上诉人的姓名、开户行、银行账号等信息，上诉人在出具《委托付款通知》的当天就明确知道该笔大额款项是支付给被上诉人的，故上诉人在2012年11月8日出具《委托付款通知》及2012年11月9日出具《借条》的当天就已经明确知道所谓的“不当得利”的事实及对方当事人（即被上诉人颜粉英）。本案的诉讼时效就应当从2012年11月8日开始计算，到2014年11月8日也就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上诉人所谓的权利也就不受法律保护。上诉人称其并不清楚刘洪材是什么时间支付款项给被上诉人，纯属无理辩解。上诉人是2012年11月8日出具《委托付款通知》给刘洪材，但是当天上诉人并未出具借条，《储蓄（卡）业务凭证》充分证实2012年11月8日刘洪材将3406888元款项支付到被上诉人的银行账户上之后，上诉人见到该《储蓄（卡）业务凭证》才在第二天2012年11月9日出具借条给刘洪材。也就是说如果上诉人没有见到刘洪材付款的依据，肯定不会出具借条给刘洪材，所以上诉人最迟在2012年11月9日就已经得知该笔款项由刘洪材支付给被上诉人的事实。上诉人所称不知道刘洪材何时支付款项给被上诉人与事实不符。故上诉人所称的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从接到（2014）黔钟民初字第3418号民事判决书之日起开始计算不应得到采纳。（2014）黔钟民初字第3418号民事判决书只是根据上诉人出具的《委托付款通知》、《借条》等证据认定上诉人向刘洪材借款的事实成立，从而判决上诉人归还刘洪材的借款本息，不可能以该判决书来认定上诉人接到判决书后才知道其错误的支付了3406888元款项给被上诉人。更何况在（2014）黔钟民初字第3418号民事案件中，2014年10月28日立案后，法院在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给上诉人时将刘洪材提供的证据一并送达，在刘洪材提供的证据中，有《委托付款通知》、《借条》、《储蓄（卡）业务凭证》等证据，上诉人再一次知道刘洪材根据上诉人的委托在2012年11月8日支付3406888元给被上诉人的事实。在2014年12月7日开庭时，上诉人又再一次知道刘洪材根据上诉人的委托在2012年11月8日支付3406888元给被上诉人的事实。本案即使从上诉人收到刘洪材的证据之日起或者是（2014）黔钟民初字第3418号民事案件开庭之日起计算，到本案上诉人提起诉讼时，都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四、上诉人对于本案以不当得利来主张权利前后矛盾。上诉人在民事诉状中提出“认定被上诉人收到刘洪材转入的3406888元，是受上诉人的委托，但该事实尚存争议，上诉人从未认可该委托行为”，按照上诉人的逻辑，既然上诉人不认可刘洪材支付3406888元款项给被上诉人是受其委托，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刘洪材支付给被上诉人的3406888元款项不是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的，既然被上诉人没有收到上诉人委托刘洪材支付的款项，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就不存在所谓的不当得利。按照上诉人的逻辑，其只能对（2014）黔钟民初字第3418号民事判决申请再审，其以不当得利对被上诉人提起不当得利之诉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主张该款项属于不当得利无理无据。且原判认定上诉人所提起的诉讼早已经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与本案事实相符。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谢显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返还原告3406888元；2、本案产生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10月28日，刘洪材与谢显富、登山煤矿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5年7月2日作出3418号案判决：“一、被告登山煤矿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刘洪材借款本金3406888元及利息1567168元（按月息2%计算，自2012年11月9日起算至2014年10月9日止，自2014年10月10日起至判决确定之日止的债务利息按2%计算）；二、被告谢显富对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418号案的判决依据是：2012年11月8日，登山煤矿与刘洪材协商借款事宜并于同日向刘洪材出具《委托付款通知》主要内容为，“刘洪材：于2012年11月8日，我煤矿向你借款人民币叁佰肆拾万陆仟捌佰捌拾捌元（3406888元）整，现请你本人将该笔款项支付给颜粉英（开户行：钟山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账号：28×××85），请你本人给予办理为谢。特此通知！登山煤矿、谢显富。2012年11月8日”。2012年11月8日刘洪材按《委托付款通知》的要求将登山煤矿所借款项现金3406888元汇入颜粉英在六盘水市钟山区农村信用社合作联账号为28×××85银行账户。2012年11月9日，登山煤矿就上述借款向刘洪材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借到刘洪材现金人民币叁佰肆拾万陆仟捌佰捌拾捌元（3406888元）整，月息按3%计算，每月21日前付清。该款项规定于2013年元月21日全部还清。借款人：登山煤矿；经办人：谢显富；担保人：谢显富”。借款到期后，因登山煤矿未按时偿还借款，刘洪材遂诉至法院，一审法院作出以上判决。
另，在3418号案中谢显富于2014年12月17日提出申请，要求对刘洪材提交的《委托付款通知》上的公章、“谢显富”的签名的真伪及形成时间进行鉴定，2015年4月20日登山煤矿又提出申请，撤回2014年12月17日的印章、笔迹鉴定。庭审中，原告陈述3418号案已向上级法院申请再审，但未提供证据证明。
再查明，原登山煤矿系谢显富出资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于2016年5月11日注销。
一审法院认为，一、不当得利系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给损失的人。谢显富之所以要对登山煤矿偿还刘洪材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是因登山煤矿、谢显富向刘洪材借款，并委托刘洪材将款汇至被告颜粉英账户上，用于登山煤矿、谢显富偿还颜粉英的借款。现3418号案已生效，原告在未提供充分证据推翻该判决的情况下，该判决为生效判决。故对原告称被告取得3406888元无事实依据的主张，不予采信。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谢显富自2012年11月8日向刘洪材出具《委托付款通知》要求刘洪材将3406888元汇给颜粉英账户上，并于次日（2012年11月9日）向刘洪材出具借条一张，此时谢显富就已知晓该款刘洪材支付给颜粉英的事实。现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委托付款通知》、《借条》在出具之日到起诉之日2017年6月14日（长达4.7年）存在诉讼时效有中止、中断的情形，故原告主张的不当得利已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谢显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056元，减半收取计17028元，由原告谢显富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谢显富向本院提交的证据：1、（2017）黔02民申63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上诉人对（2014）黔钟民初字第3418号民事判决申请再审已被驳回；2、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法院执行财产分配方案、（2016）黔0201执95号执行裁定书，拟证明（2014）黔钟民初字第3418号民事判决已经实际进入执行阶段，上诉人谢显富虽尚未如实履行，但是根据法院的分配方案其受损的事实已经通过法定程序确定了。被上诉人颜粉英质证认为，对（2017）黔02民申63号民事裁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该裁定书证实了本案的上诉人一直不认可其与登山煤矿委托刘洪材支付给被上诉人3406888元只能通过再审程序予以解决，而不能作为上诉人主张不当得利的理由。对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法院执行财产分配方案及（2016）黔0201执95号执行裁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只能证实本案的上诉人与刘洪材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经法院判决后进入执行程序，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原审第三人刘洪材的质证意见与被上诉人的意见一致。
被上诉人颜粉英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法院（2014）黔钟民初字第3418号案件的送达回证一份，拟证明在上诉人与刘洪材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上诉人在2014年12月2日就收到了刘洪材交给法院的民事诉状及委托付款通知、借条及储蓄卡业务凭证，上诉人在2014年12月2日就再次知道其委托刘洪材支付给被上诉人颜粉英3406888元的事实；2、再审申请书、民事再审案件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及举证通知书各一份，拟证明上诉人一直不认可其与登山煤矿委托刘洪材支付给颜粉英3406888元，其认为与刘洪材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按照上诉人的主张，其既然没有委托刘洪材支付款项给被上诉人，其就无权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其不认可与刘洪材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只能通过再审程序予以处理。上诉人谢显富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该证据仅能证明刘洪材诉请上诉人还款的事实，但不能确定本案中上诉人所主张的受损事实，本案的受损事实应当从（2014）黔钟民初字第3418号民事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对证据2的“三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该证据恰好证实上诉人的再审申请已被驳回，其在本案中受损的事实已确定。原审第三人刘洪材质证认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两组证据均无异议。
原审第三人刘洪材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对证据的分析、认定：上诉人谢显富与被上诉人颜粉英二审提交的证据与本案相关，本院予以采信。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谢显富于2017年对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黔钟民初字第34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经审查后于2017年10月16日作出（2017）黔02民申6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谢显富的再审申请。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谢显富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被上诉人颜粉英应否向上诉人谢显富返还3406888元。
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谢显富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谢显富对《委托付款通知》中“谢显富”的签名不持异议，但其陈述仅在空白的纸张上签过名字，对于《委托付款通知》中为什么会出现其签名并不清楚，但对此陈述谢显富没有提供证据证实，依法应由其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而且，本院注意到《委托付款通知》的文字排版、签名、盖章均较为工整，谢显富的陈述与常理也不符，故对谢显富的该陈述本院不予采信。在《委托付款通知》出具的次日，就3406888元的借款谢显富向刘洪材出具《借条》，此时谢显富就已知晓该笔款由刘洪材支付给颜粉英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的规定，谢显富若认为颜粉英收到该笔款项无合法根据，其就应当及时向颜粉英主张权利，但谢显富直到2017年6月14日才提起本案诉讼，且未提交证据证实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故谢显富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谢显富上诉提出本案诉讼时效应从（2014）黔钟民初字第3418号民事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不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被上诉人颜粉英应否向上诉人谢显富返还3406888元的问题。一审法院作出（2014）黔钟民初字第3418号民事判决后，登山煤矿及谢显富均没有提出上诉，直到2017年，谢显富才就该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且其再审申请已被本院驳回，因此（2014）黔钟民初字第3418号系生效的民事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谢显富未能提供充分有力的证据推翻该判决确认的事实，故其主张颜粉英构成不当得利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据此被上诉人颜粉英不应向上诉人谢显富返还3406888元。
综上所述，谢显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4056元，由上诉人谢显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谭茶芬
审判员 宋景伟
审判员 何与芹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张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