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14民终70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志海。
委托代理人：朱丙春，山东鸿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陵县华悦电动三轮车厂，住所地：陵县陵城区新市街北首。
负责人：董超，该厂经理。
委托代理人：邓忠军，德州陵城君合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被告：德州市陵城区杭陵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陵城区义渡口乡义渡口街。
法定代表人：李振武，该公司经理。
上诉人王志海与被上诉人陵县华悦电动三轮车厂、原审被告德州市陵城区杭陵运输有限公司因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德州市陵城区人民法院（2015）陵商初字第5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因有一批四轮电动车定于6月23日发往贵州省毕节市，就安排其工作人员在网上发布相关的货运信息，该信息被北京一自称姓李的人看到，该人与惠民县瑞通物流公司电话联系，称其需要德州的一部17.5米的半挂车，运送12台电动车从陵县到北京市大兴区，运费商定为5600元。惠民瑞通物流公司将该信息在全国物流网一点通滨州站进行了发布，该信息被临邑县经营配货的李德荣看到，其就以其夫周英希的名义在德州张峰开办的物流网站上发布了从陵县到北京运输电动车的信息，李德荣发布的信息被王志海的妻子姜晓燕看到，姜晓燕将该信息告知王志海，被告王志海于2015年6月22日与临邑配货人李德荣取得联系，6月23日15时27分，被告王志海通过银行卡转账到李德荣丈夫周英希名下100元信息费，后李德荣将惠民瑞通物流公司的联系电话告知了王志海，王志海在与瑞通物流的王志瑞谈妥700元信息费后，王志瑞告知了王志海北京发布信息的李姓人员的电话。6月23日15时36分、15时38分，被告王志海与号码为136××××9193的自称北京姓李的人两次通话，姓李的告知王志海原告业务员刘某的电话。6月23日15时42分，王志海与原告业务员刘某电话联系，确认原告有货发运。因原告待发运车辆油漆尚未全部完工，最后商定6月24日上午装车。6月24日上午8时左右，被告王志海开车到原告厂区装车，13时左右装完，15时被告车辆到达德州市中傲路与省道353交叉路口准备上高速，因违规行驶，被告王志海被交警罚款100元。后原告业务员刘某赶到，在其要求下被告王志海在刘某带来的运输协议上签了字，协议内容为：被告车辆装运原告12台四轮电动车到毕节市，每台运费1000元，运费共计12000元，货主确认到货后付运费卸车，落款时间为2015年6月23日。该协议书一式两份，原告留存一份，被告王志海随车带走一份。当日17时57分，被告王志海通过银行卡转账，支付惠民瑞通物流王志瑞信息费700元。当晚11时左右，被告王志海将原告的12台四轮电动车运到北京，交付给在网上发布信息的一姓李的人，并把随车所带协议书交给这位姓李的，姓李的按配货协议支付王志海运费。6月25日上午，原告在贵州毕节的客户打来电话，询问电动车什么时间到，原告方把王志海的车号和手机号告知了对方，这期间，刘某电话联系王志海，被告王志海告知其在修车，把原告车辆倒到另外一辆车上，但王志海没有提供对方车辆牌号和联系方式。26日上午，在刘某的追问下，被告王志海告知刘某其按照配货站的要求把货拉到了北京，交给一位姓李的。6月26日14时51分，原告业务员刘某用被告王志海的手机打通了北京收货人姓李的电话，向其索要车上的电话，但这位姓李的始终不说，最后直接挂断了电话。在交涉过程中，刘某曾说“我是厂里这面，这事我开始和杨经理联系的吗。”“你昨天怎么给我说的，你昨天下午六点怎么给我说的。”被告王志海以此认为原告业务员与姓李的事先有联系。6月26日，因找不到货，原告在陵城区经济开发区公安分局报了警，警方协调原告与被告先到北京找货。6月26日晚，原告方派业务员刘某与被告王志海一起赶到北京。
6月27日一早，原告业务员刘某和被告王志海在北京王志海交货处报了警。27日、28日两人一直在北京找货，期间被告王志海还邀请了其在京的两个战友帮助找货。28日下午，原告的车在北京万鑫达货运有限公司北京到成都的专线院里被找到，12台车已发往成都8台，尚有4台，刘某、王志海要求这4台车不要再发往成都，但几天后还是被货运公司发往成都。北京万鑫达货运公司负责人给王志海等人看了货物托运单，托运单托运人为发布信息的姓李的所留电话，运费注明6万。29号上午，被告王志海接到一陌生电话，告知货已到成都，要求付6万元接货。王志海随即与其要了提货地址和联系方式。后经交涉，北京万鑫达货运有限公司同意交5万元提货。该费用由原告客户贵州省毕节市个体工商户吴秀华在成都提货时垫付，在2015年9月17日与原告结算货款时由原告负担。对从成都到毕节的运费，原告提交了周英铭2015年7月18日所写的一收到条，证明收到12台电动四轮车运费13600元，并提交了周英铭电脑打印的驾驶证信息。对此，被告王志海认为收到条系一白条，不认可原告证据的真实性。另查明，被告王志海鲁N×××××号货车挂靠在被告陵县杭陵运输有限公司名下。认定上述事实，依据有原被告陈述及前面所列举的相关证据。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作为电动车生产企业，有货要发往贵州毕节市，因而从网上发布相关的运输信息，其行为是合同上的要约邀请。被告王志海作为车辆运输方，在与原告方取得联系后，表示愿意承接这一业务，被告的行为是对原告要约的承诺。被告王志海6月24日开车到原告厂区装运原告车辆，被告的承诺生效，原被告间的运输合同成立。被告王志海签名的“运输协议”，是对原被告间的运输合同的书面固定。虽只有被告一方的签名，原告同意被告承运的行为即是对协议内容的认可。被告王志海认为该“运输协议”既不具备合同的形式要件，也不具备合同合同的主要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没有规定订立合同必须采用什么形式，只要证据证明合同双方达成了交易合意，合同的成立就应予以认可。被告王志海签名的“运输协议”有运输的数量，运输的目的地，运输的报酬，运输损失的承担，作为运输协议，其主要内容均已约定，至于收货人是谁、何时到达等具体问题，根据运输行业的交易习惯完全可以通过电话联系解决。所以，该“运输协议”从内容上也已具备合同成立的基本要素。被告王志海主张其是与北京姓李的达成的运输协议，《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运输合同的标的是旅客或者货物，合同相对人是托运人和承运人。货物运输合同的托运人应是货主或其委托的人，被告所说的这位姓李的一不是货主，二也不能证明是原告委托的人。被告与姓李的无论达成什么内容的协议对于原告并无约束力。被告王志海主张原告与人恶意串通或故意扩大损失，原告作为生产销售企业，因业务需要对社会公开发布运输信息，信息被谁知道是不确定的。被告依据北京姓李的知道原告的联系方式，原告业务员刘某用王志海的手机与姓李的通话时的录音，仅以这些证据认定原告与人恶意串通或故意扩大损失，被告的主张证据不足，其主张不能成立。根据原告与被告王志海间的运输协议约定，被告的义务是把12台四轮电动车运送到贵州省毕节市，但其未经原告同意，把原告的车运到北京，被告的行为是一种违约行为，由此造成的损失应对原告赔偿。关于损失的认定，原告提交的北京万鑫达货运有限公司50000元的收款收据、被告王志海提交的北京万鑫达货运有限公司的托运单复印件、证人刘某的证言，上述证据证明原告若不同意支付50000元，则一时就会找不到车的下落，原告同意支付实属无奈之举。收货方吴秀华签名的证明、原告与吴秀华货款银行结算手续，上述证据证明该费用收货方在提车时垫付，结算时实际由原告负担。因此，对原告该费用的支出应予认定。从成都市到毕节市的运输费用，原告提交了周英铭的书写的13600元收到条和电脑打印的周英铭驾驶证信息，被告不予认可。原告的证据形式上不具备法定性，内容上无其他证据可印证，依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确实支出了上述费用。对从成都到毕节的运输费用原告可在证据充分后另行主张。原告与被告王志海约定把原告的车运送到毕节市运费12000元，在可认定的范围内实际支出50000元，原告因被告的违约多支出38000元，原告要求其赔偿，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王志海运输车辆挂靠在被告陵县杭陵运输有限公司，两者是各自相对独立的主体，原告系与被告王志海达成的运输协议，从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原告要求被告陵县杭陵运输有限公司承担责任，无据可依，本院不予支持。被告陵县杭陵运输有限公司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是对诉讼权利的放弃，不影响法院对案件的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志海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赔偿原告陵县华悦电动三轮车厂运费损失38000元；二、驳回原告陵县华悦电动三轮车厂对被告陵县杭陵运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陵县华悦电动三轮车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45元减半收取272.5元，由被告王志海负担。
上诉人王志海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1、上诉人与被上述人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上诉人与北京李姓业务员形成的运输合同关系，北京李姓业务员是托运人，上诉人是承运人，上诉人是按照北京李姓业务员和滨州物流告知上诉人由陵县运往北京大兴目的地。2、被上诉人提交的北京万鑫达货运有限公司的5万元运费收据存在严重问题，应当查清。3、一审程序违法，一审没有调取刘某和北京李姓业务员的《通话记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运费损失的责任。
被上诉人陵县华悦电动三轮车厂答辩称：上诉人违反《运输协议》将货物送往北京李某处，造成被上诉人多支付运费63600元，上诉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本院审理认定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关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是否存在运输合同关系的问题，上诉人认为本次运输是上诉人与北京一姓李的达成的运输协议，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实。上诉人还提供了上诉人与临邑配货站的李德荣、周英希签订的运输协议和上诉人与惠民配货站的王志瑞签订的运输协议，但是上诉人并未向法庭提交是有货主委托授权的证据，对上诉人这一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作为电动车生产企业，有货要发往贵州毕节市，从网上发布相关的运输信息，其行为是合同上的要约邀请，上诉人作为车辆运输方，在与被上诉人方取得联系后，表示愿意承接这一业务，上诉人的行为是对被上诉人要约的承诺。王志海于2015年6月24日开车到被上诉人厂区装运被上诉人的车辆，上诉人又在“运输协议”上签名，是对“运输协议”的认可，协议上虽只有上诉人一方的签名，被上诉人同意上诉人承运的行为，双方已形成了运输合同关系。
关于损失由谁承担的问题，上诉人将被上诉人的12台车送到北京一姓李的之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同去北京找货，若被上诉人不同意支付50000元运费，则一时就会找不到车的下落，被上诉人同意支付50000元运费实属无奈之举，收货方吴秀华签名的证明、有被上诉人与吴秀华货款银行结算手续，上述证据证明该费用收货方在提车时垫付，结算时实际由被上诉人承担。除被上诉人认同的12000元运费外，给被上诉人造成多支出运费38000元。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运输协议》约定将货物送往贵州毕节市，而上诉人未经被上诉人同意，擅自把被上诉人的货物运往到北京，交给北京一姓李的，上诉人的行为是一种违约行为，由此造成的损失应由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45元，由上诉人王志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袁连喜
代理审判员 杨 科
代理审判员 李 悦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孙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