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13民终63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丽萍，女，汉族，1980年6月2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惠东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伟国，男，汉族，1971年11月2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惠东县，
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军富，广东展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一被告）：林仕东，男，汉族，1968年11月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亮，广东东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二被告）：吕慧连，女，汉族，1981年2月2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同上，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亮，广东东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邵素耘，女，汉族，1960年3月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
原审第三人：何育宏，男，汉族，1976年11月1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惠东县，
上诉人刘丽萍、张伟国、上诉人林仕东因与被上诉人吕慧连及原审第三人邵素耘、原审第三人何育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惠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1302民初4546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伟国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军富、上诉人林仕东及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丽萍、张伟国上诉请求：1、请求改判被上诉人吕慧连共同承担返还上诉人张伟国、刘丽萍购车款及支付利息；2、请求改判被上诉人林仕东、吕慧连赔偿上诉人张伟国、刘丽萍相应的损失504000元；3、判令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及财产保全费由两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部分事实审查不清，被上诉人吕慧连在本案中应当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理由如下：一、被上诉人吕慧连是被上诉人林仕东的配偶，理应对林仕东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婚姻法》第四十一条：“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应当共同偿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而《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按照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对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的债务，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为一般原则，按夫妻个人债务处理为例外。按个人债务处理的，需夫或妻另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债务人夫妻间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并且债权人知道该约定。
本案中，案涉债务产生于被上诉人林仕东、吕慧连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审中，被上诉人林仕东、吕慧连既未主张亦未举证证明双方明确约定案涉债务由个人清偿，亦未能证明其夫妻间实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且上诉人张伟国、刘丽萍知道该约定。故根据法律规定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二、从两被上诉人主要经营收入方面来说，两被上诉人都应该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依据无力。首先，汽车均具有生产成本、销售成本，就算是生产商亦不能将全部汽车销售款当作纯利润。案涉小车不是被上诉人林仕东生产，其不可能将所有购车款用于家庭生活，但是被上诉人是通过销售案涉小车赚取利润的，赚取利润部分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因赚取该部分利润所支出的部分，只是成本，成本支付是赚取利润的前提。故一审法院错误的认定被上诉人没有将全部购车款用于生活就不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其忽略了案涉汽车的生产成本及被上诉人所赚得的利润。
其次，两被上诉入主要的从事二手车买卖赚取车辆差价。二手车买卖是其设立公司经营的主要业务，赚取二手车差价也是其家庭主要经济来源，两被上诉人就是通过每一辆二手车买卖赚取差价取得收入。既然二手车买卖是其主要收入来源，那么两被上诉人因二手车买卖造成的损失也应该有家庭共同财产承担赔偿，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本案中，案涉汽车买卖的损失应该由两被上诉人共同承担。
第二、由于被上诉人林仕东、吕慧连的违约，无法将案涉车辆正常过户给上诉人，导致上诉人承担对第三人何育宏的赔偿责任，赔偿损失是违约原因的必然结果，且被上诉人的违约是全部责任而不是部分责任，一审法院只判决被上诉人承担部分赔偿责任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首先，上诉人支付给第三人的违约金金额认定部分，一审法院计算截止到上诉人一审起诉当天，上诉人赔偿给第三人的金额应为504000元，该金额均有银行转账凭证为依据。其中，2016年1月10日转账80000元，由上诉人刘丽萍直接转账到第三人何育宏指定的收款账户(公司财务陈慧招账户)；2016年2月26日，由上诉人刘丽萍向何育宏转账97000元；2016年2月22日转账327000元，共计504000元。该款项都是在上诉人对第三人违约后支付的违约金，属于上诉人的损失。
其次，被上诉人在出售案涉车辆给上诉人时就已经通过隐瞒的方式欺骗上诉人，其在整个交易中属于过错方。根据上诉人张伟国与被上诉人林仕东于2015年8月11日的微信对话：“8000公里，领导的车子，银行还欠70万”，被上诉人就是以案涉车辆是惠州市某位领导的车辆，没必要也不方便查验为理由欺骗上诉人，其在卖车时就己存在瞒骗的过错，且其一直以惠州市二手车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头衔向上诉人许下承诺，承诺案涉车辆不存在泡水、查封、事故等，因此所造成的所有损失均应当有被上诉人承担，而不应该将该过错责任强加于上诉人。
综上所述，被上诉人吕慧连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既有法律依据也有事实依据，因被上诉人的瞒骗及过错导致上诉人的经济损失，理应由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
上诉人林仕东当庭口头辩称，原审原告与林仕东不存在任何书面或者口头上的车辆买卖协议，双方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原审原告刘丽萍仅于林仕东存在代付车辆购车款的关系，原审原告张伟国与林仕东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原审原告刘丽萍与林仕东存在居间介绍关系，上诉人林仕东已经在上诉状中明确阐述。
上诉人张伟国、刘丽萍要求改判吕慧连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原审已经错误认定张伟国、刘丽萍与林仕东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与真实情况完全不符。根据婚姻法41条以及最高院关于婚姻法司法解释二24条规定，本案中设计的债务即使应当有林仕东承担，也并非用于夫妻的共同生活，根据一审认定事实，购车款已经全部交由涉案车辆车主邵素耘，该涉案的购车款根本不可能用于林仕东与吕慧连的夫妻共同生活。
林仕东在张伟国、刘丽萍向原审第三人购买车辆的角色是居间介绍人，涉案车辆在过户前被法院查封造成相关人员的损失应当由张伟国、刘丽萍的合同相对人、车辆实际出售人承担。林仕东即使要承担责任，也仅仅只需承担作为介绍人没有尽到审慎义务的责任。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本案出现颠倒黑白的情况，张伟国、刘丽萍向法庭恶意隐瞒相关事实导致法院作出错误判决，相应一审、二审诉讼费、保全费应当有张伟国、刘丽萍承担。
被上诉人吕慧连书面答辩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者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性质如何认定的答复“在债权人以夫妻一方为被告起诉的债务纠纷中，对于案涉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认定。如果举债人的配偶举证证明所借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则其不承担偿还责任。”，从上述规定及答复中可以清晰表明：夫妻共同偿还的债务应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为了共同生活而背负的债务。而本案中的债务根本没有用于答辩人与林仕东的夫妻共同生活。而本案中，涉案车辆的购车款已经由刘丽萍交付给林仕东后，由林仕东全部支付给了车主邵素耘，该车辆款根本不可能用于答辩人与林仕东的夫妻共同生活，即不可能形成夫妻共同债务。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错误，且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全面查明事实，撤销惠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1302民初4546号民事判决书，将本案发回重审。
上诉人林仕东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惠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1302民初4546号民事判决书，查清事实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中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关于涉案车辆系买卖合同关系的认定严重错误，事实情况是上诉人林仕东向被上诉人刘丽萍、张伟国及第三人邵素耘报告订立车辆买卖合同的机会，为其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并收取报酬。从以下事实情况可以清晰表明，真实的车辆买卖合同关系的当事人系被上诉人刘丽萍、张伟国与第三人邵素耘。
从签订合同的情况来看：上诉人林仕东与被上诉人刘丽萍、张伟国之间对涉案车辆的基本信息、转让金额、车辆的交付时间既没有签订任何形式书面合同也没有任何口头约定，而本案中造成涉案车辆权益发生第一次变动的《车辆转让协议书》(向原车主购车)中的受让人也并非上诉人亲自签署，该协议书中上诉人“林仕东”的签名系案外人彭碧昌受被上诉人张伟国的要求所签，依法应当认定案外人彭碧昌系受被上诉人张伟国委托与第三人邵素耘签订涉案车辆的转让协议，该《车辆转让协议书》的合同当事人应当认定为第三人邵素耘和被上诉人张伟国、刘丽萍。
从车辆价款支付方式及时间的情况来看，明显不是上诉人购买车辆后再向被上诉人出售，而是被上诉人刘丽萍、张伟国委托上诉人林仕东向第三人邵素耘支付购车款。首先，被上诉人刘丽萍于2015年8月15日向上诉人林仕东的付款时间、金额分别为：2015年8月15日11时35分46秒20万元；2015年8月15日1l时37分04秒20万元；2015年8月15日11时38分38秒20万元；2015年8月15日11时40分20秒20万元；2015年8月15日11时41分45秒20万元。而被上诉人林仕东向第三人邵素耘付款的时间分别为2015年8月15日12时51分08秒20万元；2015年8月15日12时53分33秒20万元；2015年8月15日12时54分58秒14万元。从双方的转款时间来看，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款的时间为8月15日的早上11时，而上诉人向第三人邵素耘转款的时间为8月15日的早上12时，所有的车辆转让款均是由被上诉人刘丽萍先行向上诉人支付后，上诉人再按被上诉人的指示向第三人邵素耘付款，该付款情况可以清晰表明上诉人仅仅是受上诉人委托代为向第三人付款。
其次，在2015年8月17日被上诉人核实完涉案车辆相关事项，指示上诉人向第三人邵素耘转款74万元后，上诉人因网银问题无法向第三人转款，而将5万元退还给被上诉人账户(2015年8月17日20时57分)，被上诉人随即以转账形式支付给了第三人邵素耘，该情况也表明了涉案车辆的价款实际支付人为被上诉人，上诉人仅仅是受被上诉人委托向第三人邵素耘付款。如果涉案车辆系上诉人收购后再出售给被上诉人，正常的交易规则应当是上诉人向车主支付购车款后再向被上诉人出售并收取转让款，该反常情况也清晰的表明了涉案车辆的实际受让人为被上诉人。
从涉案车辆的交接、验收情况来看，上诉人也仅仅是为被上诉人与第三人邵素耘签订买卖合同提供交易信息，赚取叁万元佣金，涉案车辆的交接、验收人为被上诉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28页：张伟国8月18日下午16：32分说“东哥，已经验好身份，已对好档案，车做了外检，只差违章了”)。
首先，在2015年8月11日，上诉人通过案外人谢家标得知第三人有出售涉案车辆的意向后，上诉人随即将涉案车辆的照片及行驶证发送给了被上诉人张伟国，由其在核实相关情况后考虑是否购买，上诉人仅仅是为其提供订立购买涉案车辆的合同的媒介服务。(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六、证据七第19页：第三人邵素耘向上诉人发的微信表明其明知上诉人系介绍客户；证据八证明上诉人已于8月11日将涉案车辆照片等资料传递给被上诉人；证据第27页：被上诉人张伟国自己陈述上诉人林仕东与其均系二手车中介并确认系其自行验收涉案车辆)
其次，在2015年8月15日交接车辆以及与第三人邵素耘签订《车辆转让协议》时，上诉人并未参与，上诉人已经前往深圳横岗参加同学会，所有的合同签订事项以及车辆交接工作均是被上诉人与第三人邵素耘双方完成，且涉案车辆直接由被上诉人开走并保管。试问，如果真是上诉人购买涉案车辆后再出售给被上诉人，应当是由上诉人与第三人邵素耘洽谈并完成涉案车辆交接后再向被上诉人出售，而本案的真实情况却是被上诉人直接与第三人邵素耘完成了洽谈以及车辆交接工作，该交易情况清晰的表明了涉案车辆的实际受让人为被上诉人。
再次，上诉人在2015年8月11日向其提供涉案车辆的相关信息后，被上诉人有足够的时间核实相关车辆权属情况，而导致其未仔细核实涉案车辆的相关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被上诉人张伟国因已经找好了车辆的承接人(本案第三人，广州从事二手车交易的何育宏)，急于蒙取涉案车辆的中介费。在被上诉人的起诉书中可以清晰的反映：被上诉人在2015年8月15日与第三人邵素耘洽谈、交接涉案车辆的同日，被上诉人已经与本案第三人何育宏签订了《车辆转让协议书》并约定了转让价为142万(被上诉人可以赚取叁万元差价)，在被上诉人验车时第三人何育宏也在场。从车辆权益时间的变更的情况来看，被上诉人要求案外人彭碧昌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以及被上诉人与第三人何育宏签订《车辆转让协议》均不是真实的买卖合同，且从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证据第27页：被上诉人张伟国自己陈述上诉人林仕东与其均系二手车中介等事实，原审判决中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关于涉案车辆系买卖合同关系的认定严重错误。
综合以上情况，以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24条的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上诉人在涉案车辆的权益的流转过程中的角色更符合居间介绍的性质而非购买人。车主邵素耘出售涉案车辆的信息经案外人谢家标传递给上诉人，上诉人随即将该情况向被上诉人报告并促成被上诉人与车主邵素耘达成交易意向，上诉人在涉诉案件的流转过程中一直提供的系媒介服务，从未实际控制涉案车辆，而上诉人在提供相关媒介服务后也收取了相应的居间报酬(叁万元人民币)。
二审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返还购车款及利息，被上诉人应同时向上诉人返还涉案车辆，根本无法实现，也将造成上诉人不可弥补的损失。
首先，涉案车辆的实际控制人为第三人何育宏，一审法院在没有查实第三人是否由意愿返还涉案的车辆的情况下，仅仅依据被上诉人口头承诺，就确定被上诉人可以向上诉人交付涉案车辆明显错误。其次，在一审判决前，被上诉人也没提供任何证据材料证实被上诉人已经向第三人何育宏返还了142万元的购车款，在被上诉人根本不存在购车款损失的情况下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返还139万将使被上诉人获得不正当利益，也将使上诉人蒙受巨额损失，对上诉人显失公平。
涉案的车辆无法办理过户手续，被上诉人刘丽萍、张伟国、第三人邵素耘均存在重大过错，一中法院将全部责任由上诉人承担显失公平。邵素耘作为车辆的所有权人依法应当向购买人交付没有瑕疵的标的物，而该涉案车辆在2015年6月份即已查封的情况下仍然对外出售，对此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被上诉人刘丽萍、张伟国不管作为涉案车辆的购买人或是作为涉案车辆从邵素耘转移给何育宏的居间介绍人，依法应当对涉案车辆权属尽到审慎义务。上诉人作为居间介绍人已经将涉案车辆的基本信息介绍给了被上诉人，且按被上诉人的指示已经将购车款全额支付给了出售人。目前车辆的实际占用人是第三人何育宏，购车款的实际占用人是第三人邵素耘，在涉案车辆的交易过程中上诉人仅仅收取叁万元佣金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全部责任(包括139万元购车款返还责任，以及根本与上诉人无关的第三方违约责任)，显然对上诉人不公平。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错误，且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因此，原判决严重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二审法院全面查明事实，依法主持正义，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当庭补充上诉理由：原审判决在第十页的第一行查明原告刘丽萍、张伟国是夫妻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根据惠东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调取刘丽萍、张伟国的婚姻关系，证明其双方已经在2013年9月26日解除婚姻关系。而张伟国在涉案的车辆交接以及购车款的支付与林仕东不存在任何关系，一审法院错误认定事实导致错误的判决，林仕东向张伟国承担偿还购车款的责任明显是认定事实错误导致的错误判决。
上诉人刘丽萍、张伟国答辩称，上诉人林仕东否认与答辩人存在车辆买卖合同关系的理由没有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双方是买卖关系，理由如下：1、案发现场，第三人邵素耘在场，一审中邵素耘一直坚持只与林仕东进行车辆买卖，车辆出让的发生人是林仕东，且邵素耘的卖车款是上诉人林仕东支付，邵素耘收到林仕东的购车款后出具了《收据》给林仕东，从交易双方来说，邵素耘是与林仕东进行车辆买卖。
有邵素耘提供的《车辆转让协议书》中显示，车辆买卖的双方是邵素耘与林仕东，虽然林仕东狡辩称签名非其所签，但是其忽略了签名者彭碧昌是林仕东的员工，合同签订地点是在林仕东的公司，彭碧昌的行为根据第三人邵素耘陈述就是受到了林仕东的授权行为。上诉人林仕东一再强调案外人彭碧昌是受答辩人张伟国的指示签订，但是如果真正的卖受人是张伟国，张伟国何须多次一举指示案外人冒签，而不是直接与邵素耘签订车辆买卖协议，且彭碧昌是林仕东的员工，其怎会轻易受他人指使损害自己老板的利益，显然上诉人林仕东的说法不合常理。
上诉人林仕东上诉称车辆款项支付方式及时间就能断定双方是居间关系，其说法亦是荒谬的。本案中，林仕东与邵素耘存在一层买卖关系，林仕东与张伟国、刘丽萍存在一层买卖关系。上诉人收到张伟国的购车款后，其需要支付对邵素耘的购车款，两层车辆买卖关系均存在。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与答辩人之间属于买卖关系不属于居间关系的陈述已经很清楚明了，林仕东的行为不符合居间合同的构成要件。
上诉人从双方的交接、验收来否定买卖关系，也是错误的。二手车交易规则使用最多是车辆的倒买倒卖行为，林仕东通过车辆的倒买卖赚取差价，同理张伟国亦是通过车辆倒买卖赚取差价。车辆倒买卖行为方便了资源的整合及节省了费用。如果每一辆车都必须要过完户才能卖给下家，那么既让车辆转让变得复杂，也使的买卖双方增加了必要的税、费等成本。倒买卖行为都是在存在买卖关系的前提下。故林仕东的倒卖倒买行为，张伟国的倒卖倒买行为属于两个买卖关系共存状态。
本案中其实是存在三个车辆买卖关系，邵素耘与林仕东的买卖关系，林仕东与张伟国、刘丽萍的买卖关系，张伟国、刘丽萍与第三人何育宏的买卖关系，三个买卖关系既独立又有关联性，三层买卖关系都成立。综上，居间关系必须存在委托，本案中，张伟国、刘丽萍既没有与林仕东签订居间服务合同，亦没有证据证明张伟国、刘丽萍有授权行为，更没有张伟国、刘丽萍对林仕东支付居间费用的行为，所以林仕东的行为不符合居间合同的构成要式。且第三人邵素耘已明确陈述买受人是林仕东，只与林仕东进行交易。所以林仕东与张伟国、刘丽萍之间是买卖关系。
第二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林仕东返还购车款及利息，答辩人张伟国、刘丽萍返还车辆给林仕东，该判决是可以实现，且一定可以实现。上诉人上诉称无法实现的判决完全是其主观臆测，单方面所想，如果上诉人能马上返还购车款及利息，答辩人亦能马上将车返还给上诉人。上诉人的过错不能由答辩人来承担责任，否则答辩人是双重损失。
第三、上诉人上诉称应该由第三人邵素耘承担部分责任，上诉人完全可以通过另案诉讼起诉邵素耘要求邵素耘返还购车款，上诉人与第三人邵素耘亦是买卖关系，林仕东完全可以向第三人追偿，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支持答辩人的观点。
上诉人刘丽萍、张伟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解除原告与第一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二、第一被告将原告已支付的139万元购车款一次性返还给原告，并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三、第一被告赔偿原告的实际损失（违约金按照购车款的千分之二/日计算，从2015年8月25日起暂计止起诉之日止为84万元，剩余实际损失从起诉之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四、第二被告对上述请求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五、本案的所有诉讼费用由两被告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15日，第三人邵素耘与第一被告林仕东签订《车辆转让协议书》，约定邵素耘将其名下的粤Ｌ×××××奔驰轿车（发动机号：27892930135040）出售给林仕东，在签订本协议时林仕东向邵素耘支付购车款54万元，在邵素耘负责办理完过户手续后2日内付清余款82万元，过户手续由邵素耘办理，过户费用由邵素耘承担；补充条款约定，邵素耘必须配合林仕东到银行解除抵押按揭，拿出登记证书，完成过户手续，否则林仕东有权要求邵素耘无条件退回车款。邵素耘在该协议的甲方处签名确认，乙方处签有林仕东、彭碧昌的签名，彭碧昌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称其系林仕东公司的员工，该协议中林仕东的签名系彭碧昌所签，是应原告张伟国的要求所签。第三人邵素耘向本院提交《情况说明》，称邵素耘与林仕东就车辆买卖的事宜已达成共识并于2015年8月15日在林仕东的公司办理车辆交接，车辆交接后，因林仕东要去深圳，故委托工作人员代为签订《车辆转让协议书》。第三人邵素耘确认收到林仕东支付的购车款135万元。
2015年8月15日、8月16日，原告刘丽萍分七次共向林仕东转账人民币139万元，其中有四单银行汇款单中标明系购车款。林仕东确认共收到购车款139万元。
2015年8月15日，原告刘丽萍与第三人何育宏签订《车辆转让协议书》，将粤Ｌ×××××号奔驰轿车（行使公里数8800公里）转让给何育宏，转让价为142万元，违约条款约定，刘丽萍保证车辆为无事故车、未浸水车，否则退回全部车款给何育宏，如逾期退款则从逾期之日起每天按车款总额千分之二支付违约金。刘丽萍负责将该车档案提出到何育宏所在地深圳市，并从何育宏转款之日起10天内负责将该车交付给何育宏，如未能履行则按转款之日的7天起每天按照车款总额的千分之二支付违约金给何育宏。在原告提供的银行汇款单显示，2016年2月22日、2016年2月26日，原告刘丽萍分三次向第三人何育宏转账20万元、12.7万元、9.7万元，其中20万元、12.7万元的转账单显示系粤Ｌ×××××奔驰车违约金。庭审时，原告确认，涉案车辆已交付给第三人何育宏，现该车辆由何育宏控制，并称车辆处于静止状态。
2015年9月25日，第一被告林仕东向惠州市公安局惠城区分局报案称：2015年8月15日，车主邵素耘和何标夫妇将一辆进口奔驰轿车转让出售给我方，成交价136万元，到8月17日下午发现该车属于法院查封车（车款已付清），从发现该情况后与车主方多次协商沟通无果，因此业务涉及多方，转接多人，本人已承受不了压力，故向惠城区经侦大队报案，请求公安部门解决。公安部门认为属于民事纠纷，并未对林仕东的报案进行立案侦查。
2016年6月16日，惠州市二手车行业协会就原、被告双方发生的经济纠纷（即本案纠纷）作出情况说明：协会理事会成员听取了双方的阐述，然后进行内部商量并各自表决投票，结果是绝大部分票数支持东晨二手车代表（本案原告）的阐述。因车辆未能办理过户登记，双方协商未果，原告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
另查一，因邵素耘与案外人存在民间借贷纠纷，经案外人申请，本院于2015年6月2日查封了涉案粤Ｌ×××××轿车，查封案号为（2015）惠城法民一初字第2037-1号，该民事裁定书于2015年6月2日送达给惠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于2015年8月25日送达给何标（本案第三人邵素耘的配偶），第三人邵素耘为公告送达。（2015）惠城法民一初字第2037号案生效后，于2016年3月30日向本院申请执行，执行案号为（2016）粤1302执1466号。
另查二，原告张伟国、刘丽萍系夫妻关系，被告林仕东与吕慧连系夫妻关系，原告张伟国与被告林仕东均从事二手车车辆的交易。
另查三，庭审时，合议庭问原告张伟国：你方对于涉案车辆是否可控？张伟国答：主动权不在我手上，不可控。合议庭问：你方如何保证在返还购车款后将车辆返还给被告？张伟国答：在被告返还购车款后，我们有能力要求何育宏返还车辆。
另查四，2016年4月13日，刘丽萍向本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本院于当日作出（2016）粤1302财保33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查封登记在被申请人林仕东与案外人吕慧连共同共有的位于惠州市××花园××楼××号（证号：粤房地权证惠州字××号、11××10号，建筑面积：155.60平方米）其中被申请人林仕东所有内份额的房产（查封期限为三年），已抵押。二、查封登记在被申请人林仕东名下的粤Ｌ×××××号轿车的档案及车辆所有权(查封期限为二年)。三、冻结被申请人林仕东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分行账号：62×××55、62×××87、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下角支行帐号：43×××89、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下角支行帐号：62×××70内存款（查封期限为一年）。以上财产查封价值以人民币80万元为限。为此原告支付了保全费452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本案因车辆发生纠纷的双方是谁？二、原告与第一被告之间系居间合同关系还是买卖合同关系？三、双方因车辆无法办理过户应各自承担何责任？四、第二被告是否应当承担责任？
第一个问题，本案争议的双方。首先，第一被告林仕东提供的证据及庭审时的陈述均表明，原告张伟国参与了本案涉案车辆的看车、验车等环节，发生纠纷后，亦是原告张伟国与第一被告林仕东进行沟通并处理相关事宜，即认定张伟国系争议的一方有事实依据；其次，原告张伟国与刘丽萍系夫妻，共同经营二手车的交易，且原告刘丽萍通过其银行账户将购车款转账至第一被告林仕东的银行账户，亦能表明原告刘丽萍也参与了涉案车辆的交易。综上，本院认为，原告刘丽萍与原告张伟国均参与涉案车辆的交易，应认定本案争议的双方系第一被告林仕东与原告刘丽萍、张伟国。
第二个问题，原告与第一被告之间系居间合同关系还是买卖合同关系。首先，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本案中第一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行为系受原告的委托，亦未证明原告有向其支付相应的报酬，与居间合同的构成要件不符；其次，《车辆转让协议书》签订的双方系第一被告与第三人邵素耘，虽然该协议书中林仕东的签名非本人所签，但第三人作为车辆所有权人称第一被告企业的员工代其签名系受其委托所签，本院认为签订《车辆转让协议书》是第一被告向第三人购买涉案车辆的意思表示，其员工代表其签名并不影响其真实意思表示，且第一被告已按照《车辆转让协议书》的约定向第三人支付了购车款；第三，2015年9月25日，第一被告林仕东向惠州市公安局惠城区分局报案时亦称，第三人邵素耘将涉案车辆出售给第一被告，而非出售给原告；第四，原告向第一被告支付了购车款139万元，而非向第三人邵素耘支付购车款，这与居间合同的履行形式不符；最后，惠州市二手车行业协会就原、被告双方发生的纠纷亦作出情况说明，绝大多数理事支持了原告的观点。综上，原告与第一被告林仕东之间的纠纷符合买卖合同的形式，而与居间合同的形式不符，故本院认为，原告张伟国与第一被告林仕东之间的纠纷系买卖合同纠纷。
第三个问题，在确认原告与第一被告林仕东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之后，因买卖的车辆无法办理过户登记所产生的后果应如何承担责任。首先，第一被告林仕东作为车辆的出卖方，应享有车辆的处分权并保证车辆可处分，原告付款后发现涉案车辆已被法院查封，导致车辆无法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即买卖合同无法继续履行，违反了合同的根本目的，原告诉请解除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并要求返还购车款及占用期间的利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原告诉请利息从起诉之日起计算，即2016年5月13日，故本院予以支持。其次，买卖合同解除后，第一被告的义务系返还购车款，而原告的合同义务系返还涉案车辆，故，本院认为，第一被告向原告返还购车款139万元的同时，原告应向第一被告林仕东返还涉案车辆，且，第一被告有权向原告主张自2015年8月15日起至原告张伟国向第一被告交付车辆时止除自然贬损之外的车辆的损失。最后，原告张伟国与第一被告林仕东虽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未约定违约条款，但根据交易习惯，第一被告林仕东作为车辆的出卖方，应享有车辆的处分权并保证车辆可处分时方可出售，涉案车辆在2015年6月2日已被法院查封，而第一被告在出售该车辆时未尽到查实的义务，导致后续矛盾的产生，实质上是违约，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同样，原告刘丽萍作为车辆的出卖方，应在享有该车辆的处分权并保证车辆可处分时方可将车辆出售给第三人何育宏，原告刘丽萍在未尽到查实义务，亦未取得车辆处分权时将该车辆出售给第三人何育宏，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故综合双方的过错及本案情况，本院酌定第一被告向两原告赔偿一定的实际损失，损失的计算标准为：按购车款人民币139万元，自2015年8月2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30%计至该款返还之日止，但综合原告刘丽萍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刘丽萍向第三人何育宏支付的能够显示系违约金的款项金额为327000元，结合双方的过错，本院酌定，第一被告向两原告赔偿的损失不能超过163500元。
第四个问题，第二被告吕慧连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原告诉请第二被告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依据系第二被告系第一被告的配偶，而本案系合同纠纷，第二被告并不是合同的相对方，其无履行合同的义务；从双方提供的证据看，涉案车辆系第一被告从第三人邵素耘处购买，并支付了购车款，然后将该车辆出售给原告张伟国，只获取中间差价，而不可能将购车款用于家庭生活，故，原告诉请第二被告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三次庭审时，第三人邵素耘、何育宏均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的审理。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缺席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张伟国、刘丽萍与第一被告林仕东之间的买卖合同；
二、第一被告林仕东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原告张伟国、刘丽萍返还购车款人民币139万元及利息（按购车款人民币139万元，自2016年5月1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该款返还之日止），原告应同时向第一被告林仕东返还涉案车辆（车牌号：粤Ｌ×××××；发动机号：27892930135040）；
三、第一被告林仕东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原告刘丽萍、张伟国赔偿相应的损失（损失按购车款人民币139万元，自2015年8月2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30%计至该款返还之日止），但不能超过163500元；
四、驳回原告刘丽萍、张伟国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24640元(原告已预缴)，由原告刘丽萍、张伟国负担1800元，第一被告林仕东负担22840元，财产保全费4520元（原告已预缴）由第一被告林仕东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林仕东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婚姻登记信息，证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严重错误，刘丽萍与张伟国并非夫妻关系，一审判决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证据二、二手车交易简介，证明涉案车辆交接行为，林仕东其取到的角色是居间介绍人，以及证明一审认定事实错误。
上诉人刘丽萍、张伟国质证称：对证据一，首先，根据一审判决第十一页查明一审之所以将张、刘列为共同原告，主要是张参与本案看车、验车的事宜。其认定张是争议一方有事实依据，刘与张一起经营二手交易，刘、张经营的公司在起诉前是共同合伙人，在工商局有备案，刘是通过其银行账户转账给林，表明刘也参与案涉交易，所以是否为夫妻关系，在车辆买卖关系中均参与共同交易应当认定为本案原告。证据二，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林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均属于过了举证期限提交的证据，请求法院不予接受，其次，该二手车交易行简介，只表示盖章两公司的个人行为，不代表整个二手车行业规则。根据2016年5月16日原告在一审提交的证据，惠州市二手车行业协会对林、张的经济纠纷进行情况说明。
经本院查明，刘丽萍、张伟国于2013年9月26日登记结束夫妻关系，即本案交易发生时刘丽萍与张伟国的夫妻关系已解除。原审法院对刘丽萍、张伟国关系的事实查明有误，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1、案涉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如果确定；2、被上诉人吕慧连是否需要承担连带责任；3、上诉人刘丽萍、张伟国的损失如何确定。
关于案涉双方法律关系的问题。张伟国、刘丽萍与林仕东并无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亦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至张伟国、刘丽萍名下。从本案的交易过程来看，张伟国、刘丽萍主张与林仕东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提供了将案涉车辆139万元购车款向林仕东银行账户转让的凭证，明确备注了系购车款，林仕东庭审中亦承认收到了该笔款项。林仕东辩称其与张卫国之间系居间服务合同关系，本院不予采纳，具体分析如下：1、根据居间服务合同的构成要件性质，林仕东未能提供其受案涉当事人委托提供居间服务出卖案涉车辆的证据，相反，林仕东与车辆原所有人邵素耘签订了《车辆转让协议书》，明确将案涉车辆所有权以136万元转让给林仕东，邵素耘亦确认收到了林仕东转账支付的购车款，可认定双方对案涉车辆达成所有权转让的合意。虽然《车辆转让协议书》上的签字并非林仕东本人亲签，但签字人员系林仕东公司职员，可推定系受其委托，代表林仕东的职务行为，而林仕东辩称该职员系受张伟国委托代为签订协议，基于员工与林仕东具有利害关系，其出具证人证言证明力极低，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辅证的情形下，原审法院不予采纳正确；2、庭审时林仕东辩称张伟国曾直接将购车款其中5万元购车款直接打至邵素耘的银行账户，以此主张案涉车辆的交易主体为林仕东与邵素耘，但从提供的聊天记录截图记录的内容分析，该笔款项原系由张伟国转账给林仕东，而后再由林仕东返还给张伟国，声称因为网银问题无法转账支付给邵素耘，向张伟国告知邵素耘银行账户后，故而由张伟国直接向邵素耘转账。由此可判断出，林仕东系与邵素耘的直接沟通联络人，若林仕东在本案交易中仅系居间人，在提供完居间服务后，作为买受人的张伟国却全然不清楚出卖人的账户信息，购车款需要在居间人与买受人之间来回支付返还，明显与居间合同的履行方式不符。综上，可认定案涉车辆的交易主体实际为刘丽萍、张伟国与林仕东，本案属于买卖合同纠纷。
关于张伟国、刘丽萍的损失如何确定的问题。首先，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违约损害的赔偿范围系一种可预见的可得利益损失，应当在违约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范围之内。张伟国、刘丽萍主张应按照其与最后买受人何育宏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违约条款计算损失，但该《车辆转让协议》仅对张伟国、林丽萍与何育宏具有约束力。经本院庭审调查，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交易过程中，林仕东对张伟国、林丽萍与何育宏的转让协议的内容，特别是关于违约金条款知情，林仕东无法预见己方违约会给张伟国、刘丽萍带来按照《车辆转让协议》约定赔偿的损失，因此，不能按照张伟国、刘丽萍赔偿给何育宏的违约金作为履行本案纠纷的损失依据；其次，作为车辆的出卖人，就交付的车辆负有保证第三人不得向买受人主张任何权利的义务，本案中，不管系林仕东还是张伟国，在前后手交易过程中均未尽到查实义务，将处于查封状态下的车辆未告知交易相对人，致使合同履行不能，双方均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原审法院根据双方的过错责任大小以及本案违约情况，酌情的损失计算标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吕慧连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从案涉证据来看，林仕东在收取张伟国支付的139万元之后，随即支付给邵素耘136万元，从中赚取了3万元的差价利益。对于支付给邵素耘的136万元，明显并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而是进行本案交易的成本，吕慧连作为林仕东的配偶，对该部分债务未获益，无需承担连带责任。而对于获益的3万元部分，因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部分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因此该3万元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吕慧连应在3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另，经本院查明刘丽萍与张伟国的夫妻关系于案涉交易发生前已解除，原审法院对上述事实的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但由于刘丽萍、张伟国均参与案涉交易过程中，系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共同买受人。刘丽萍、张伟国是否具有夫妻关系，并不影响对其二人属于共同买受人的认定，故原审法院虽然对刘丽萍与张伟国之间的夫妻关系认定有误，但并不影响对本案法律关系的实体认定。
综上所述，上诉人刘丽萍、张伟国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林仕东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1302民初4546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项；
二、撤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1302民初4546号民事判决第四项；
三、被上诉人吕慧连对上诉人林仕东应返还给上诉人刘丽萍、张伟国购车款3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四、驳回上诉人刘丽萍、张伟国的其他上诉请求；
五、驳回上诉人林仕东的上诉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负担按照一审判决执行。二审上诉人刘丽萍、张伟国预交的案件受理费24640元，由上诉人刘丽萍、张伟国负担20000元，由上诉人林仕东负担4640元。上诉人林仕东预交的案件受理费24640元，由上诉人林仕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沈 巍
审判员 徐 国 华
审判员 陈 金 升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詹颖（兼）
林楚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