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1973民初1514号原告富港电子（东莞）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东坑镇工业大道。法定代表人卜庆藩，任职协理。委托代理人叶春发，男，汉族，1986年2月17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系原告员工。委托代理人谭李常，女，1988年8月27日出生，住广东省博罗县，系原告员工。被告何金玲，女，汉族，1993年1月22日出生，住广西蒙山县，原告富港电子（东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港公司）诉被告何金玲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6年1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谭艳婷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后因案情复杂，本院将案件转为普通程序，依法由审判长谭艳婷，与人民陪审员骆红招、丁德彪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富港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叶春发，被告何金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富港公司诉称，一、原告已经按时足额支付被告于2015年5月至同年10月期间的工资，不存在克扣工资或拖欠工资，因此无需补足。1.根据劳动部《对有关问题的补充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克扣工资是指用人单位无正当理由扣减劳动者应得工资（即在劳动者已提供正常劳动的前提下用人单位按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应当支付给劳动者的全部劳动报酬）。而且，《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五十四条对工资、拖欠工资、克扣工资的定义也作出了相同的规定。因此，从上述法律规定可知，是否构成克扣工资或拖欠工资应就全部劳动报酬来认定，不能单就某一工资项目来认定；2.本案中被告的总体工资于2015年5月前后并没有发生变化，无论从基本工资、实得工资还是月平均工资来看均没有减少。原告只是对被告工资项目的数额进行了调整，把其中技能加给的200元挪到底薪，即技能加给减少了200元，底薪增加了200元，原告的行为并不构成扣减总体工资或单独扣减某一工资项目。因此原告的行为不属于法律上克扣工资或拖欠工资的行为，也没有对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造成任何影响；3.双方的劳动合同并未约定具体的工资结构项目及数额，相关的法律法规亦未禁止用人单位对具体的工资结构项目及数额作出调整。另外，被告于2015年5月后的工资，不论是基本工资还是实得工资较2015年5月前均没有减少，且高于双方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亦高于调整后的东莞市最低工资标准，原告的行为并未违反劳动合同，亦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4.原告根据内部管理成本（例如便于计算加班费）以及财务信息分析等需要作出本案的工资调整，理由充分正当，属于行使法律赋予的经营管理自主权，理应得到法律的支持。二、本案仲裁裁决认为原告调整被告工资项目中的底薪和技能加给数额未与被告充分协商及明确告知被告，与事实不符。原告在作出本案工资调整前已经与工会进行了平等、充分的协商，并将双方协商达成的最终调整方案通过《通知函》的形式再次向工会发送确认，工会亦予以确认。因此，原告已经履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的法定程序，仲裁认定事实错误。三、本案仲裁裁决认为原告对被告工资项目进行调整前未与被告协商并告知被告，据此认定原告对被告工资项目中技能加给的调整不发生效力，不得扣减。退一步讲，假如本案仲裁裁决在认定原告未与被告充分协商的前提是成立的，那么仲裁庭基于该前提仅认定技能加给的调整对被告不发生效力，对底薪调整的效力却不予认定。同一个调整行为，同样是因为没有协商，对被告不利的部分认定为无效，对被告有利的部分却认定为有效，这样的做法不仅没有任何法律甚至法理的支持，更是有失公正，损害了原告的合法利益。因此，如果法院认定技能加给的调整对被告不发生效力的话，那么请求法院同时确认底薪的调整对被告亦不发生效力，原告有权恢复调整前的状态。综上，原告富港公司请求判令：1.原告无需支付被告2015年5月至同年10月期间每月被扣减的技能加给200元；2.原告自2015年11月起无需按2015年5月前的技能加给标准支付被告每月的技能加给；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何金玲辩称，一、原告克扣被告劳动报酬直接涉及损害被告切身利益,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的法定程序。本案中被告的劳动报酬是由底薪即基本工资+技能加给构成，原告在2015年5月将被告的原有技能加给克扣减掉，损害了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及切身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此案中原告克扣被告工资损害了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及切身利益。没有公示与告知劳动者，故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二、原告违反其制定的人事管理办法规章制度。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七条：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制定本单位的工资支付制度，并书面告知本单位全体劳动者。劳动者有权向用人单位查询有关工资支付制度的内容。在本案中2015年5月，底薪的调整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法定调薪，是基本薪资的最低标准调整，不是让原告克扣减少被告工资中原有的技能加给。被告的技能加给在原告制定人事管理办法规章制度已明确是员工专业技术能力与工作经验所核发之加给。原告制定的人事管理办法被告应遵守，同样原告也应遵守，此制度具有法律效力。三、原告违反劳动合同，在双方签订的合同中已约定工资的具体结构项目，原告不得随意扣减调整。四、原告在行使用工自主权时，前提应保障不侵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本案中原告因内部管理成本便于计算加班费，克扣减少被告工资中原有的技能加给。损害被告的劳动报酬及切身利益已构成事实，法律应终止其原告行使此违法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五、原告提供的《富港电子（东莞）有限公司通知函》在工资调整前没有在全厂公示，没有告知劳动者。综上所述，原告伪造《通知函》，克扣被告工资，损害劳动者报酬及切身利益，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何金玲于2010年10月8日入职富港公司，担任仓管。2015年5月前，何金玲每月底薪为1310元，技能加给为1330元。2015年5月1日起，原告富港公司对何金玲工资中的底薪和技能加给项目进行了调整，底薪调整为1510元/月，技能加给调整为1130/月。2015年11月5日，何金玲就劳动报酬与富港公司发生劳动争议为由诉至东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东坑仲裁庭，提出如下申诉请求：一、补发何金玲2015年5月至10月被扣减的技能加给共1200元；二、2015年10月以后，不得再扣减何金玲的技能加给。2015年12月18日，仲裁庭作出东劳人仲院东坑庭案字[2015]326-351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如下：一、由被申请人富港公司在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负责通知并支付申请人何金玲2015年5月至10月期间被扣减的技能加给共计1200元；二、自2015年11月起，被申请人富港公司应按2015年5月前的技能加给标准支付申请人何金玲每月的技能加给。富港公司不服仲裁裁决，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起诉，提出上列诉求。何金玲未起诉。经过庭审，另查明如下事实：（一）关于纠纷发生过程的调查。何金玲主张其于2015年6月15日收到2015年5月份工资表时知晓技能加给项目数额减少，便于6月16日到富港公司的员工关系科科长处提出异议，但是富港公司一直都没有回复与处理。富港公司确认何金玲于2015年6月16日就技能加给事宜向东莞市人力资源管理局东坑分局投诉，双方于2015年7月1日在东莞市人力资源管理局东坑分局的组织下调解未果。（二）关于工资调整情况的调查。富港公司提交了一份上面有加盖富港公司工会委员会公章的通知函，拟证明上述工资调整已经经过工会同意，且将双方达成的最终调解方案通过《通知函》的形式确定下来。《通知函》载明“现对本公司之直接员工与间接员工的工资细项数额分别作出如下调整：一、针对直接员工，自2015年5月1日起底薪由1310元调整为1510元，其余工资细项数额保持不变：二、针对间接员工，自2015年5月1日起底薪由1310元调整为1510元，技能加给在原基础上调低200元，其它工资细项数额保持不变；本次调整，对直接员工，其基本工资将增加200元（为了保障直接员工的最低生活水平），其加班费的计算标准也将提高：对间接员工，虽然基本工资保持不变，但由于加班费计算标准的提高，其整体工资水平也将得到提升。”原、被告双方均确认何金玲属于富港公司的间接员工。但被告何金玲表示富港公司并未就工资调整事宜与其进行协商，亦未见过上述《通知函》，且在庭审中主张底薪的调整为法定的调薪，而技能加给的减少是富港公司擅自降薪的行为。对此提供《华南东坑厂区最低工资调整公告》、《东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我市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为证。富港公司对《华南东坑厂区最低工资调整公告》予以确认，但主张该公告只是针对公司直接员工。被告何金玲在庭审中亦确认其并不适用该公告。此外，《东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我市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显示从2015年5月1日起东莞市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为1510元/月。（三）其他。何金玲的工资条显示，被告的工资结构均为底薪+技能加给+加班费。根据双方均确认的《人事管理办法规章制度》第2.9.1条规定，薪资项目由底薪、主管加给、技能加给及其他津贴加给组成。主管加给是担当主管职务者所核发之加给；技能加给是依员工专业技术能力与工作经验所核发之加给。以上事实，有仲裁裁决书及送达回证、工资条、《通知函》、《华南东坑厂区最低工资调整公告》、《东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我市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人事管理办法规章制度》以及本院庭审笔录、谈话笔录等附案为证。本院认为，原告富港公司与被告何金玲之间已建立劳动关系，双方均受劳动法律法规保护和约束。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富港公司对何金玲工资进行调整是否合法，富港公司是否应向何金玲补发2015年5月至2015年10月的技能加给。根据现有证据及原、被告陈述，本院分析如下：被告何金玲工资条显示工资结构为底薪+技能加给+加班费，结合原、被告陈述及《人事管理办法规章制度》显示薪资项目由底薪、主管加给、技能加给及其他津贴加给组成，故本院依法认定何金玲工资结构为底薪+技能加给+加班费。富港公司从2015年5月1日起对何金玲底薪从1310元/月调整为1510元/月，技能加给从1330元/月调整为1130元/月。何金玲在收到2015年5月工资表的第二日便就技能加给减少事宜到东莞市人力资源管理局东坑分局投诉，且双方于2015年7月1日经过调解但未能达成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劳动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履行劳动义务。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在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实施过程中，工会或者职工认为不适当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通过协商予以修改完善。用人单位应当将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公示，或者告知劳动者。”本案中，调整工资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用人单位应与职工进行平等协商。原告富港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就调整工资事宜曾与何金玲充分协商并明确告知何金玲，且何金玲在收到2015年5月工资条后立即对调整工资的行为提出异议。此外，双方约定技能加给是依员工专业技术能力与工作经验所核发之加给，原告富港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何金玲的员工专业技能能力或工作经验方面存在需降低技能加给数额的情况，也未就其扣减技能加给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故富港公司应向何金玲补发2015年5月至10月期间的技能加给：200元×6个月=1200元，并从2015年11月开始按照2015年5月前的技能加给标准1330元/月支付何金玲每月的技能加给。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限原告富港电子（东莞）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何金玲支付2015年5月至10月期间的被扣减的技能加给共计1200元；二、原告富港电子（东莞）有限公司应按1330元/月支付何金玲自2015年11月起的技能加给；三、驳回原告富港电子（东莞）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元，由原告富港电子（东莞）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谭艳婷人民陪审员  骆红招人民陪审员  丁德彪二〇一六年六月八日书 记 员  叶镇良附本案适用法律法规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劳动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履行劳动义务。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在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实施过程中，工会或者职工认为不适当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通过协商予以修改完善。用人单位应当将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公示，或者告知劳动者。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