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9民终272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秋香，女，1962年8月1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北京市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月欣，山东公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志财，男，1953年3月2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新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会升，男，1968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新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殷西军，山东岱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学海，男，1967年4月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新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兆海，山东青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贾光伟，男，1989年5月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新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兆海，山东青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曲兆安，男，1962年5月2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新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兆海，山东青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秋香因与被上诉人李志财、刘学海、原审被告贾光伟、曲兆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新泰市人民法院（2017）鲁0982民初13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秋香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改判李志财对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为：关于李志财书写的“担保人李志财”是否为其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从李志财提供的证人李某和王某的证言，公安机关对李志财的询问笔录及沙发照片虽然不能直接证明李志财受胁迫的主张，但结合李志财自2015年5月27日至2015年5月31日手机短信，短信中涉及了证人李某和王某，内容中涉及到了受到监视的意思，再结合本院从公安机关调取的证据和本案一审庭审笔录及声像资料综合分析证据，能够得出“担保人李志财”并不是李志财的真实意思表示的事实。原审判决的上述“认证”违背事实和证据认定规则，不符合法律逻辑。一、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书证在民事诉讼证据种类中位列第二类，电子数据和证人证言位列第五类、第六类，可见书证的证明效力远远高于电子数据和证人证言。原审判决居然用电子数据（手机短信）和证人证言（证人李某、王某，派出所的《工作说明》也属此类）来直接否定上诉人的书证，这完全颠覆了证据认定的基本规则。二、原审判决用来否定上诉人书证的证据本身即存在“无真实性”、“无证明力”、“证明力极弱”等问题。逐一说明如下:1、所谓“李志财手机短信”。目前我国法律虽然没有专门就电子数据证据的审查和采纳进行规定，但是根据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一般认定规则，手机短信这类证据的认定必须查明“手机所有人”、“手机持有人”、“手机短信发送人和接受人”、“手机存储是否是原始介质”、“手机信息是否有变动、改动”、“手机信息的提取是否真实合法”等基本事实。尤其是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假借一个人的名义标注某一个时间给另一个人发送短信，是很容易做到的。所以，原审判决对所谓“李志财手机短信”没有做任何实质性审查就直接给予认定，不符合电子数据证据认定的最基本要求。退一步说，即使“李志财手机短信”符合证据“三性”要求，但从其内容上来看，也明显没有可证明“李志财受胁迫”的证明力。原审判决列举的短信内容为：“有事抓紧过来”、“那小子用沙发堵着门睡觉你慢慢下到楼梯拍一下照片”、“我爸没事吧，我一会买些水果给他送去”、“按我计划与王某商量，我已经与他联系了听他安排”、“你拿钥匙走了他们不给开门怎么办你早来”、“什么情况，你上来”、“王某说你已经走了”。仔细阅读这些内容，哪一句话能证明“李志财受到人身胁迫”？哪一句话能证明“李志财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字担保”？相反，从这些内容中类似“送水果”、“你拿走了钥匙”、“按我的计划与王某联系”，以及本人持有手机等，明显可以看出李志财随时可以控制局面和外界联系（包括报警），完全属于自由之身，何来“受胁迫”之说？很明显，李志财甚至都不能证明“2015年7月27日发生了签字担保”这一事实，在此情况下，原审判决却依据所谓“手机短信”、“工作说明”去证明“受胁迫”，十分荒唐。3、关于法院从公安机关调取的证据。原审法院调取的证据是指《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黄村镇派出所以作说明》，该《说明》所证明的内容与法院第一次审理时被上诉人提供的《李志财询问笔录》的内容是一致的，同样没有“李志财被胁迫签字担保”的任何表述。相反，这两份证据的内容均可证明李志财报警后，在警方询问时却明显表示“没有被打骂、被挟持、被限制人身自由等违法行为”。即使这些证据只能证明2015年5月27日之前的事实，但5月27日之后李志财并没有出示证据证明存在“被胁迫签字担保”，也没有再次报警，这无疑也可以反证所谓“5月28号被胁迫签字”的事实根本不存在。4、关于证人证言。需要首先指出的是：证人李某、王某均是李志财的朋友和老乡，并一直跟着李志财经营所谓“文化产业”，他们之是具有明显的利害关系，其次从两个证人的证言内容来看，他们声称“听李志财说过被胁迫签字担保”，而不是亲眼看到李志财被胁迫签字担保。可见，即使证人所述可信，也属于“传来证据”，证据来源还是李志财本人，这与“李志财自己证明自己”没有什么区别，依然不具有证明效力，更无法否定上诉人证明效力极高的书证。三、关于开庭笔录和视频资料。原审判决提到开庭笔录和视频资料，虽然没有明说，却暗含着所谓上诉人曾说过“李志财的相关签字是同一支笔所签”与事实不符的意思。但是值得说明的是：上诉人在庭审时说过这句话后，马上就意识到是口误，代理人也进行了提醒，所以当场做了纠正，说明当时有多只笔，记不清是哪只笔颜色，这是小孩子也能看出来的事实，作为一个成年人能把这一点说错，除非是个××人，否则明显是一个口误。试问：谁没有说错话的时候？被上诉人没有吗？法官没有吗？何况上诉人只是一个文化局程度很低的妇女，要求她像法律专业人士那样说话显然是强人所难。更何况，说错话也不允许纠正，也没有法律依据。四、同一个法院在证据相同的情况下做出不同听事实认定和不同的判决，有失法律尊严。原审法院第一次判决（2016鲁09**民初357号）认定被上诉人所谓“胁迫签字担保”的证据不足。而本次法院判决，在所谓“手机短信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和证明力和“派出所工作说明”不具有新证据属性的情况下，却悍然否定了第一次的判决，这样的“朝令夕改”、“随心所欲”与庄严的法律和公正的法官形象严重不符！五、原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律程序。原审法院开庭审理本案时，审判长是汶南法庭的庭长，审判员有李强，代理审判员郭强。但是原审判决书上，却写明审判长不是李强，代理审判员郭强，人民陪审员王庆兰。其中王庆兰上诉人没有见过，她（他）也没有参与庭审，却直接进行了案件评议！请求二审法院调原审庭审录像，以正视听。六、原审判决违背公俗良俗。本案的基本事实证明：刘学海是一个利用银行信贷人员身份广泛实施诈骗的犯罪分子（已被当地公诉或判刑），李志财是把刘秋香拉入刘学海诈骗活动中的帮凶。刘、李的不法行为，造成包括刘秋香在内的数十、上百人巨额财产被骗，甚至有些人为此倾家荡产。事情初步财露后，上诉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财产，不惜放弃经营，从北京数十次地跑到新泰，历以千辛万苦、想尽办法才找到两人，好不容易让刘学海书写了还款计划、让李志财签字担保，为防止意外，还专门让李志财按上了手印。试想：上诉人一介女流，李志财五尺男儿，朗朗乾坤之外，上诉人如何能够胁迫签字画押？如果真的存在胁迫，事后他为什么不报警？为什么不起诉？这难道不是常识性的问题吗？可是，原审法院不讲证据规则、不讲社会常识、颠覆逻辑的一纸判决，顷刻就让上诉人的所有努力付之东流！百万财产陷于黑洞！天理何在？正义何在？良心何在？特此上诉，希望上级法院主持正义，作出公正判决。补充上诉意见：通过原审诉讼可以看出，原审法院对案件事实不清，判决第三第四被上诉人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判决明显错误。首先通过原审法院的庭审可以看出，本案上诉人是通过第二被上诉人李志财认识的被上诉人刘学海，上诉人是基于李志财的信任才会出借给刘学海资金，李志财对刘学海可以说是知根知底，上诉人却对刘学海很陌生，李志财与刘学海的交情远远深于上诉人，后来刘学海迟延还款，上诉人找到李志财让其进行担保才可以放心的心态合情合理，李志财对自己进行穿针引线或介绍借款的行为进行担保，也符合一般人的社会心理，而且通过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均可以证实上诉人对李志财绝无胁迫的意思存在，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出具的短信就主观臆断认定上诉人对其有胁迫行为，判决免除其担保人的义务显然有失公允，假如上诉人对其有胁迫行为，其在所谓的获取自由后为何没有去报警，李志财所谓的胁迫估计仅是怕当被告才有的想法，比如一开始让王某报警，警察出警后为何不向出警人员陈述其受到了胁迫，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假如受到胁迫，为何不要求出警人员进行解救，上诉人怀疑李志财就是想逃避担保责任才借机事前让朋友拍照或报警，以达到免除自己应该承担责任而提前做的证据准备。其次通过原审法院已经查实曲兆安是刘学海的近亲属，贾光伟是刘学海的司机，贾光伟还多次接送上诉人去刘学海处考察洽谈借款事宜，但在庭审中，他们却辩称是将自己的银行卡借给刘学海使用，打款及出借后款项的使用情况一概不知，显然明显与事实严重不符，因为从原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刘学海在外存在大量债务或者潜在的债务风险，怕自己的银行卡会被查封等风险，他们三人才协商或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借用银行卡的决定，上诉人怀疑他们如今就是把所有责任均推到已经无任何还款能力的刘学海身上，以达到恶意逃避还款责任的目的，一审法院却不顾事实，轻易采信他们的抗辩，显然明显错误。综上，二审法院应还原案件事实，判决四位被上诉人承担连带清偿借款的责任，切实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李志财辩称，一、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片面强调了其单一证据书证的证明力，并且是明显存在瑕疵的书证。1、根据借贷常识，写证明人就不会写担保人。2、证明人与担保人书写墨迹明显不同，庭审中上诉人称是同一时间同一支笔所写显然撒谎。老百姓有句俗话“砍的不如旋的圆”，作假总会有漏洞，捉襟必见肘。一审法院结合原始的电子数据和证人证言及北京派出所的证明，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实上诉人签上“担保人”是受胁迫情形下，违背真实意思。二、关于手机所有人持有人均已到庭证实及认可。1、上诉人认为李某、李志财非手机所有人应向法庭举证或申请法院调取，提供相反证据。2、手机信息的来源是原件，不存在提取，上诉人认为有变动改动，举证责任在上诉人。手机原件尚存，上诉人可申请技术部门鉴定，我方将积极配合。3、手机内容是哪一句也不能证明李志财受到人身胁迫。但综合手机的信息内容，就是小学生也能看出这种语言只有在“敌后”或“反特”电影里才有，再加上“堵门”的照片，足以证实上诉人受到了人身限制和胁迫。上诉人逃离“囚笼”后直接返回新泰，不敢再去北京报警。4、在北京的《李志财询问笔录》李志财陈述“没有被打骂、被挟持、被限制人身自由”，是指没有象电影里那样“被架住胳膊，缠上绷带”，但这天是2015年5月27日，正因为如此，派出所不管了。被上诉人才变本加厉，更加嚣张，于次日（28日）让几个画龙刺风的人把李志财单独叫到一个屋里，威逼签上担保，否则叫死在那里，李志财为了保命，才违心被迫签上了“担保人李志财”。（见李某的证言）。5、关于证人证言。李志财与原告刘秋香、王某李某均系朋友关系，并且原一审中根据上诉人刘秋香的陈述“就是王某出主意让我找人找李志财要钱”（原一审卷第89页倒数第四行）可见，刘秋香与王某的关系要好于李志财与王某的关系，但王某自己讲来作证就是本着不昧良心实事求是来说的。三、关于庭审笔录和视频资料。1、关于是否同一笔所写，上诉人也承认笔迹明显不同“这是小孩也能看出来的”，上诉人现辩解是“口误”，但事实是对原件质证时被上诉人提出的质疑，然后法官才问的上诉人这一问题，连续了两遍，上诉人都坚持“同一时间，同一支笔先写了证明人随即写的证明人，后来经代理人提示，才说记不清了。2、代理人与上诉人当庭编造事实。请二审法官播放原一审庭审录像仔细听听，二人当庭恶意串通编造事实的经过。被上诉人已刻录光盘及书面材料，要求追究当事人及代理人造假的法律责任。四、本案事实是刘学海经李志财介绍认识上诉人刘秋香不假，2013年12月被上诉人、上诉人及时任新泰市农村信用社信贷部经理的刘学海在一起吃饭，被上诉人提起过在刘学海处放款，回报较高，信誉良好。但认识后上诉人几次借款，被上诉人都不知道，包括来考察刘学海被上诉人也不知道，只是来找刘学海要账，被上诉人才知道借款的经过，出于朋友写了个“证明人”，没想到做好人还险遭杀身之祸。五、原一审上诉中，上诉人还提交了租房合同一份，证实只是出租了部分，其有权在此居住，而该合同最后手写的特别注明恰恰是上诉人只保留了“二楼一间侧卧为储藏用，不在出租范围内”，既然是储物间，其安排他人及本人居住显然侵犯了被上诉人的租住使用权，又安排看管威胁侵犯了被上诉人的人身权。由此亦能证明被上诉人签下“担保人”是在胁迫之下。综上，望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刘学海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被上诉人贾光伟、曲兆安辩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贾光伟与曲兆安从未形成借贷关系，而且二被上诉人也没有为该笔借款提供保证，上诉人要求二被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且其上诉理由中的陈述内容纯是上诉人主观的意测并非事实，所以二被上诉人不应当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上诉人刘秋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学海、贾光伟、曲兆安偿还刘秋香借款1150000元，利息从2014年4月8日计算至付清欠款为止，按年利率24%。2、李志财负连带清偿责任。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2013年12月，李志财等人向刘秋香多次推荐时任新泰市农村信用社信贷部经理的刘学海，声称刘学海可以把刘秋香的钱转贷给他的信用社优良客户，可获得高息回报。刘秋香按照刘学海的指示，将1150000元分别汇到刘学海指定的贾光伟、曲兆安的帐户上。2015年5月20日刘学海为刘秋香出具了还款计划，并注明了利息，李志财担保，并在还款计划书上写了担保人李志财。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对刘秋香提交的证据1、2、3、4、5，证据真实合法，原审法院予以确认为有效证据。刘秋香提交的证据6即刘学海书写的还款计划，关于李志财书写的“担保人李志财”是否为其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从李志财提供的证人李某和王某的证言，公安机关对李志财的询问笔录及沙发照片虽然不能直接证明李志财受胁迫的主张，但结合李志财自2015年5月27日至2015年5月31日的手机短信，短信中涉及了证人李某和王某，内容中涉及到了受到监视的意思，再结合原审法院从公安机关调取的证据和本案原一审庭审笔录及声像资料综合分析证据，能够得出“担保人李志财”并不是李志财的真实意思表示的事实，故，对刘秋香提供的李志财为担保人的证据原审法院不认定为有效证据。对于李志财在2015年5月27日的公安询问笔录中陈述没有遭挟持、没有限制人身自由、没有进行打骂，是公安机关针对报警刑事绑架而进行的询问，并未涉及经济纠纷，且李志财是在2015年5月30日离开的住所，并非公安机关对李志财询问后立即离开了住所，而是又回到了住处，故，单独李志财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不能认定为“担保人李志财”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应当结合本案有关李志财的所有证据，综合判断分析。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李志财曾租住刘秋香位于北京的房屋，刘学海曾任新泰市农村信用社部门经理，2013年12月经李志财推荐介绍，刘秋香与刘学海口头达成借贷意向，由刘秋香向刘学海提供借款。刘学海分三次为刘秋香出具借条，共计借款1150000元。2015年5月20日，刘学海为刘秋香出具还款计划，争取半年还清。逾期后，刘学海未偿还借款。刘秋香诉至原审法院，提出上列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刘学海经李志财介绍先后三次向刘秋香出具借条，刘秋香按照刘学海的安排分四次通过贾光伟、曲兆安的银行帐户将所借款项共1150000元汇给刘学海，事实清楚，刘学海作为借款人，应向刘秋香承担全部清偿责任。贾光伟、曲兆安没有在借条及后来刘学海出具的还款计划上署名借款人，刘秋香接受，且刘秋香没有与贾光伟、曲兆安商议借款一事，事实表明涉案借款只是使用了贾光伟、曲兆安的帐户，故，贾光伟、曲兆安不是本案的借款债务人，刘秋香请求贾光伟、曲兆安偿还借款，缺乏证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按照2015年5月20日刘学海出具的还款计划中承诺的还款时间为半年，即还款期限应在2015年11月20日前，也即刘秋香与刘学海约定用款时间为2014年4月8日至2015年11月20日，而还款计划中载明的利息总额为488000元，故，推算借款期内的年利率应超出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年利率24%的上限规定，对超出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李志财在刘学海为刘秋香出具的还款计划中签名的“担保人李志财”，经原审法院审查证据认定不属于其真实意思表示，且刘学海亦没有让李志财担保，故担保无效，李志财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刘学海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刘秋香借款本金1150000元。二、被告刘学海向原告刘秋香支付借款利息（本金1150000元，自2014年4月8日起至本判决生效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三、驳回原告刘秋香请求李志财承担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四、驳回原告刘秋香请求贾光伟、曲兆安承担共同偿还义务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150元由被告刘学海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对原判决确认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刘学海向上诉人刘秋香借款共计1150000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判决对该事实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被上诉人李志财是否具有担保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是否有效，应否承担本案责任，被上诉人贾光伟、曲兆安应否承担本案责任。经一、二审查明事实分析，上诉人刘秋香系按照刘学海的要求将款项通过被上诉人贾光伟、曲兆安的银行账户给刘学海，上诉人刘秋香与贾光伟、曲兆安之间没有达成借贷的合意，刘秋香请求贾光伟、曲兆安承担本案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2015年5月20日，刘学海给上诉人刘秋香出具《还款计划》，在该计划书中李志财分两次分别书写“证明人”和“担保人”字样，综合本案证据，该两次签字不在同一时间形成，“担保人”字样系李志财受到上诉人刘秋香等人的围堵的情况下而出具的，不能认定为李志财的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刘学海亦没有让李志财对本案债务提供担保，上诉人刘秋香主张李志财承担本案担保责任为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150元，由上诉人刘秋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广乾
审判员 宋许科
审判员 于永刚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记员 张焕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