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渝0118民初9046号
原告：傅义伙，男，1949年10月22日生，汉族，住重庆市永川区。
原告：谢金云，女，1951年1月2日生，汉族，住重庆市永川区。
原告：钟冬梅，女，1981年11月11日生，汉族，住重庆市永川区。
原告：傅泳涵，男，2004年5月26日生，汉族，住重庆市永川区。
法定代理人：钟冬梅，系傅泳涵母亲。
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吉蔚滨，北京大成（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恒泰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永川区板桥镇建新街1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739842898C。
法定代表人：冉荣德，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世伟，重庆昌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傅义伙、谢金云、钟冬梅、傅泳涵与被告重庆恒泰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下文简称恒泰公司）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1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傅义伙、钟冬梅及四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吉蔚滨，被告恒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世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傅义伙、谢金云、钟冬梅、傅泳涵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被告恒泰公司支付四原告一次性工亡补助金672320元（33616元/年×20年）、丧葬补助金33693元（67386元/年÷2）、供养亲属抚恤金456189.6元(傅泳涵：45392元÷12个月×40%×121.5个月=183837.6元、傅义伙：45392元÷12个月×30%×120个月=136176元、谢金云：453**元÷12个月×30%×120个月=136176元)、办理丧葬事宜的开支10000元，合计1172202.6元。事实和理由：四原告分别系死者傅可胜之父亲、母亲、妻子、儿子。傅可胜系雷波聘用的渝C660**号货车的驾驶员，该货车系雷波购买并挂靠在被告恒泰公司处经营。2012年4月8日下午，傅可胜驾驶渝C660**号货车从永川城区沿永铜路往寿永方向行驶路程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2015年2月16日，重庆市永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永人社伤险认决字（2015）3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傅可胜死亡属于工伤。被告恒泰公司对此不服，向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撤销该认定工伤决定书，该院作出（2015）永法行初字第00049号行政判决，判决撤销了该认定工伤决定书。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渝五中法行终字第00275号行政判决，判决维持（2015）永法行初字第00049号行政判决。后经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审，于2017年8月6日作出（2017）渝行再10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永川区人民法院的（2015）永法行初字第00049号判决及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的（2015）渝五中法行终字第00275号行政判决；驳回被告恒泰公司请求撤销永人社伤险认决字（2015）3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的诉讼请求。综上，傅可胜的死亡属于工伤，被告恒泰公司应向原告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被告恒泰公司辩称：1、死者傅可胜与被告恒泰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被告恒泰公司只是依法先行承担工伤保险责任，之后有权向挂靠车主追偿，最终应由傅可胜的雇主承担工伤保险责任；2、傅可胜系发生交通事故死亡，且系傅可胜负全部责任，与纯粹第三人侵权法律关系存在本质区别，死者傅可胜的雇主不属于侵权第三人，故四原告不能依据工伤保险责任和第三人侵权责任主张双重赔偿，四原告依据劳务关系向死者傅可胜的雇主主张的赔偿应从工伤保险赔偿中予以扣除；3、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应以死亡时的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作为标准计算；4、子女和父母的供养亲属抚恤金均是按职工本人工资的30%计算，而死者傅可胜并未直接向被告恒泰公司提供劳动，被告恒泰公司未向其发放工资，故应按最低工资标准来计算；5、办理丧葬事宜的开支在《工伤保险条例》中无规定，该项目已包含在了丧葬补助金中。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傅义伙、谢金云、钟冬梅、傅泳涵分别系死者傅可胜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子。傅可胜系雷波雇佣的渝C660**号货车的驾驶员，该货车挂靠在被告恒泰公司处经营。2012年4月8日14时20分许，傅可胜驾驶渝C660**号货车前往永川区三教镇运煤，行至永川区三教镇寿永马道子路段时，因货车驶出路面，撞断道路右侧防撞护栏后坠入道路右侧田坎当场死亡。2012年4月24日，重庆市永川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认定傅可胜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2012年5月4日，四原告向重庆市永川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傅可胜与被告恒泰公司从2012年3月20日起至2012年4月8日存在劳动关系，该委裁决双方劳动关系成立。被告恒泰公司不服，诉至本院。2012年11月8日，本院作出（2012）永法民初字第050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傅可胜与被告恒泰公司之间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四原告不服，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3年4月8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渝五中民法终字第0023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四原告仍不服，先后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向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裁定提审，2014年12月4日，该院作出(2014)渝高法民抗字第000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维持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3）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0236号民事判决书。
2014年12月24日，原告钟冬梅向重庆市永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对傅可胜死亡的工伤性质认定。2015年2月16日，该局作出永人社伤险认决字（2015）3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傅可胜死亡属于工伤。被告恒泰公司不服，向本院起诉，请求撤销永人社伤险认决字（2015）3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2015年5月12日，本院作出（2015）永法行初字第00049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永人社伤险认决字（2015）3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告钟冬梅不服，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5年9月24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渝五中法行终字第00275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钟冬梅仍不服，向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申诉。2017年4月18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该案由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审。2017年8月6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渝行再10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永法行初字第00049号行政判决及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渝五中法行终字第00275号行政判决，驳回被告恒泰公司请求撤销永人社伤险认决字（2015）3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的诉讼请求。
2015年1月13日，本院受理了四原告以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川支公司、雷波、恒泰公司为被告的提供劳务者受损害赔偿纠纷一案。2015年12月1日，本院作出（2015）永法少民初字第00085号民事判决，确认傅可胜死亡产生的损失为死亡赔偿金724260.5元、丧葬费27794元、酌情主张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及交通费3000元，共计755054.5元，由雷波赔偿70%，即为528538.15元，抵扣其已支付的赔偿款85125元，最终判决雷波赔偿四原告损失443413.15元。该判决现已生效。
2017年9月26日，四原告再次向重庆市永川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恒泰公司支付四原告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办理丧葬费事宜的开支共计1172202.6元。该委裁决被告恒泰公司支付四原告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的差额共计289098.95元并驳回四原告的其他仲裁请求，四原告不服，诉至本院。
庭审中，四原告认为，(2017)渝行再10号行政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作出了如下陈述：“至于恒泰公司在本案再审中向法庭提交的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2015）永法少民初字第00085号民事判决书，主张依据该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钟冬梅因傅可胜车祸身亡给其带来的损失由其雇主进行赔偿，不应再以工伤认定要求赔偿的抗辩理由，经审查该民事判决系傅可胜的亲属对雇佣傅可胜的雇主提起的人身损害赔偿民事案件，工伤事故中存在第三人侵权的情形，法律并未规定工伤认定的申请人向第三人主张了侵权赔偿，就可以免除工伤认定后的赔偿。工伤认定与第三人的侵权赔偿各属不同的法律关系，没有关联性……”可见雇主雷波对傅可胜提供劳务受损害的赔偿系类似于或等同于第三人侵权赔偿，与工伤保险责任系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故不应在本案中抵扣工伤保险待遇。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仲裁裁决书、认定工伤决定书、(2017)渝行再10号行政判决书、（2012）永法民初字第05022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在卷佐证，经庭审质证，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本院认为，傅可胜的死亡性质已经重庆市永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工伤，四原告有权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享受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四原告在另案判决赔偿后能否重复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对此本院评判如下：
虽然现有规定因第三人侵权造成工伤，工伤职工或工亡职工的遗属可兼得除医疗费以外的侵权损害赔偿和工伤保险待遇，但本案雇主雷波依据劳务关系承担的民事赔偿不能等同于第三人侵权赔偿。首先，被告恒泰公司作为车辆挂靠单位，与傅可胜不存在劳动关系，其对外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系承担用工主体责任，挂靠车主雷波系傅可胜的直接雇主，故二者相对于傅可胜而言，均系用工方，傅可胜发生交通事故死亡也并非雇主雷波或被告恒泰公司造成，故不能将雇主雷波作为被告恒泰公司及死者傅可胜之外的第三人；其次，前述(2017)渝行再10号行政判决书中的内容系针对被告恒泰公司在该案中辩称钟冬梅不应再以工伤认定要求赔偿的意见进行评判，目的系为说明傅可胜的亲属在傅可胜的雇主进行赔偿后仍可以进行工伤认定要求赔偿，并非认定雇主的赔偿属于第三人侵权赔偿。法律之所以规定在雇主雷波依据劳务关系承担赔偿之外，被告恒泰公司仍要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系为保障对四原告的及时足额赔偿，但在无法律法规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即使本案四原告可依据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提出不同的赔偿请求，仍应按就高不重复的原则享受相应的待遇。故本案应将雇主雷波另案中应向四原告承担的赔偿从本案工伤保险待遇款中予以抵扣。
关于四原告主张的丧葬补助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职工因工死亡，其丧葬补助金为6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结合《重庆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职工因工死亡的，以其死亡当日计算一次性工亡待遇和工亡职工供养亲属年龄，从其死亡的次月起供养亲属享受供养亲属抚恤金待遇。《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中的“上一年度”应指工亡职工死亡时上一年度。傅可胜于2012年4月8日死亡，其死亡时上一年度（2011年）重庆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为3337元／月，2011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810元，故其丧葬补助金应为：20022元（3337元／月×6个月）；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应为：436200元（21810元×20倍）。
关于供养亲属抚恤金，根据《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第三条规定，傅义伙、谢金云、傅泳涵均符合供养亲属条件。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该三原告的供养亲属抚恤金应按照傅可胜的本人工资的30%计算，但傅可胜生前并非被告恒泰公司的员工，被告恒泰公司未向其发放工资，其本人工资无法确定，本院酌情参照其死亡时上一年度（2011年）重庆市职工月平均工资3337元/月作为其本人工资标准予以计算。又因傅可胜未参加工伤保险，根据《关于一次性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标准的通知》规定，未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受到事故伤害，可以实行一次性支付。一次性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的标准为：未满18周岁，且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遗属，以18周岁作为失去供养条件，以应按月发给的供养亲属抚恤金为标准计发。其他遗属以应按月发给的供养亲属抚恤金计发20年，但需扣除已领取供养亲属抚恤金的月份，50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1周岁减发1年，但最低不少于10年，70周岁以上的按5年计发。依据上述规定，傅可胜于2012年4月8日死亡时，傅义伙已年满62周岁（1949年10月22日出生），谢金云（1951年1月2日出生）已年满61周岁，其供养亲属抚恤金应以按月发给的标准一次性计发10年，傅泳涵可从2012年5月起享受至2022年5月26日年满18周岁失去供养条件时止，按月发给的标准一次性计发10年零1个月。故傅义伙的抚恤金为：120132元（3337元／月×30%×12月／年×10年）；谢金云的抚恤金为：120132元（3337元／月×30%×12月／年×10年）；傅泳涵的抚恤金为：121133.1元〔3337元／月×30%×（12月／年×10年+1个月）〕。
对于四原告主张的丧葬事宜的开支，因《工伤保险条例》对此无规定，故四原告的该项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综上，四原告应获得的丧葬补助金为20022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为436200元、供养亲属抚恤金为361397.1元，共计817619.1元。（2015）永法少民初字第00085号案判决确认雇主雷波应当支付的赔偿费为528538.15元，与本案工伤保险待遇抵扣后差额289080.95元，应由被告恒泰公司支付四原告。
据此，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重庆恒泰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原告傅义伙、谢金云、钟冬梅、傅泳涵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289080.95元；
二、驳回原告傅义伙、谢金云、钟冬梅、傅泳涵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被告重庆恒泰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在法定上诉期内均未提出上诉或仅有一方上诉后又撤回的，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员 魏兴梅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书记员 何 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