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粤1971行初176号原告东莞市集立生物质颗粒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道滘镇南丫村卫屋小组李洲角三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MA4UL8972G。法定代表人黄彩丽，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朱红娥，陕西唯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忠堂，陕西唯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被告东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鸿福东路红棉二路红锋大厦，组织机构代码：78796617-4。法定代表人李建武，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萧伟昌，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余海培，广东广和（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东莞市集立生物质颗粒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立生公司”）不服被告东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东莞安监局”）作出的（东道）安监管罚[2017]B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17年3月2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月29日立案受理后，向被告东莞安监局送达了起诉书副本和应诉材料。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5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集立生公司委托代理人朱红娥、张忠堂，被告东莞安监局的委托代理人萧伟昌、余海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东莞安监局于2017年2月16日作出（东道）安监管罚[2017]B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认为，2016年8月9日下午约15：20时，原告从业人员胡某在其公司车间工作时触电，造成死亡的事故。该事故属于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原告存在未对从业人员胡某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未建立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等规定，决定给予处罚款人民币二十五万元的行政处罚。原告集立生公司诉称，2017年2月16日，被告东莞安监局对原告作出（东道）安监管罚[2017]B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告认为，2016年8月9日下午约15：20时，原告从业人员胡某在该公司车间工作时触电，后经道滘医院抢救，于8月9日下午16:30时左右抢救无效证实死亡，造成一人死亡，你公司对该事故负有责任。经事故调查组认定及立案调查，该事故属于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你公司存在未对从业人员胡某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未建立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的行为。证据材料有：现场检查记录表、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事故调查报告、询问笔录和现场照片。以上事实违反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参考《东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修订）的规定，决定给予处罚款人民币25万元的行政处罚。见《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认为，被告认定原告负有对胡某进行安全教育、培训义务及对胡某的死亡负事故责任，以及将本案定性为一般安全责任事故均是错误的。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定性错误，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程序违法，理由如下：一、原告与胡某之间的主体平等，双方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原告与胡某之间只存在承揽关系，而不具有劳动关系。通过东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道滘仲裁庭作出的东劳人仲院道滘庭案字[2016]247号案《庭审笔录》中的证人证言，佐证了胡某从事搬运工作无需打卡上班，以及胡某对是否接受原告公司的作业安排，取决于自己的意愿，有拒绝的权利是事实。同时，佐证胡某的搬运费与原告公司职工的工资领取时间不同是事实。通过胡某亲属在仲裁阶段提供的《证据》，佐证了胡某的搬运费是由原告当天发放的事实。由此可见，原告公司职工工资的支付是按月支付的，而胡某的搬运费是当天结算的。二、胡某的作业内容与其死因没有联系，原告对胡某的死亡不存在过错责任。第一，被告在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载体内容中，概括性的认定胡某是原告公司的从业人员，而没有具体的表述胡某的工种，显然是有意回避胡某的作业内容，以此满足认定本案事故为一般安全生产事故所需的基本条件。从原告提交的劳动仲裁裁决书及一审民事判决书的内容来看，胡某家属主张胡某是叉车工，证人则佐证胡某是搬运工的情形来看。由此佐证，胡某的死因与其作业内容不具有联系是事实。第二，原告公司的生产用电，没有违反电力管理规定，且在事故发生后，被告已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勘查，未检测出电力设施有故障的情形。第三，被告认定胡某的死因为触电死亡，被告在行政处罚听证程序中，已就胡某的死因提出质疑，但被告对原告的辩解和请求不予处理。三、被告制作的案涉《询问笔录》有瑕疵，直接影响案涉劳动关系认定及事故定性和事故责任认定，不具有可采性。被告对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彩丽询问时所制作的询问笔录有瑕疵，记录的内容与陈述不符，存在断章取义，歪曲事实的情形。被告以此询问笔录提供给劳动仲裁机构，作为认定原告与胡某有劳动关系的证据。之后，被告又据此劳动仲裁裁决及该询问笔录作出原告与胡某存在劳动关系的事故调查报告。不难看出，被告制作询问笔录证据的目的，就是与仲裁机构相互提供依据，违法满足认定事实所需的基本条件。四、案涉处罚决定适用法律错误。基于前面所述，原告与胡某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原告对胡某没有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以及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的义务。况且，即便按被告的主张胡某是触电死亡，但胡某没有驾驶叉车，且其死因与其作业内容没有联系。故此，被告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对原告作出本案处罚决定，属适用法律错误。五、事故调查程序违法，严重影响事故的定性及责任认定。1、事故处理期限违法。本案事故发生于2016年8月9日，时至2016年12月8日，被告才完成事故调查及作出处罚告知，有悖法律对事故处理期限的规定。2、泄露原告公司商业秘密及调查秘密违法。被告的执法人员在案件事故调查处理过程中，违法查扣与案件事故无关的证据资料，即原告公司的《雇请搬运工付费收据》及《入股协议》，并将雇请搬运工付费收据等资料提供给死者胡某的家属。对于该事实，原告公司已于2016年8月15日向被告东莞安监局法制科进行了投诉。之后，被告在未完成事故调查的前提下，又将对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询问笔录提供给东莞市劳动仲裁院道滘仲裁庭。据此事实，原告已在听证程序中，对事故调查程序中存在的违法行为再次向听证会提出质疑，但被告至今均没有给原告作出答复。由此可见，被告在事故调查处理程序中的违法情形，有悖法律对事故调查人员所要求的应当遵守事故调查纪律，保守事故调查秘密的规定。3、证据采集违法。2016年8月16日，被告对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彩丽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但被告记录内容与黄彩丽陈述不相符。如：黄彩丽回答：他是搬运工，具体什么时候去的，大概3月、4月份那段时间，而询问笔录记载的是：胡某于2016年4月入职的。据此可见，被告制作的询问笔录，存在断章取义的情形，由此作出不利于原告公司的记录内容。据此可见，被告作为本案事故的受理单位，其执法人员应当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然而，被告非法采集证据，泄露调查秘密，歪曲案件事实，有悖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属于程序的违法。原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一、撤销被告东莞安监局于2017年2月16日作出的（东道）安监管罚[2017]B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集立生公司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一、（东道）安监管罚[2017]B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于2017年2月16日对原告作出（东道）安监管罚[2017]B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公司对事故负有责任，处罚人民币25万元的行政处罚是事实。二、1、（东道）安监管罚告[2016]11号《行政处罚告知书》；2、（东道）安监管听告[2016]6号《听证告知书》；3、听证申请书、证据材料清单；4、（东）安监管听通[2016]12号《听证会通知书》，证明被告于2016年12月29日9时30分举行听证会是事实。三、投诉书，证明原告于2016年8月15日，就被告执法人员的违法行为向被告单位法制科进行投诉的事实，被告未向原告公开案涉卷宗的事实。四、（2016）第3号《东莞市安全监管局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登记回执》，证明原告委托代理人于2016年12月29日向被告申请公开（东道）安监管罚[2017]B02号听证案件的有关案卷材料信息是事实。五、（2016）粤1971民初22570号《民事判决书》，证明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28日以（2016）粤1971民初22570号案受理原告请求确认原告与胡某之间不具有劳动关系是事实。六、1、民事上诉状；2、预交上诉费通知书；3、广东省非税收入（电子）票据，证明原告对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6）粤1971民初22570号判决不服，于2017年1月23日向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民事上诉状并交付上诉费用是事实。七、东劳人仲院道滘庭案字[2016]247号《仲裁裁决书》，证明东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道滘仲裁庭于2016年9月12日作出的东劳人仲院道滘庭案字[2016]247号《仲裁裁决书》，采信被告对黄彩丽所作的询问笔录，并作为认定原告与胡某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八、东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道滘仲裁庭《庭审笔录》，证明东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道滘仲裁庭于2016年9月2日开庭制作的《庭审笔录》，佐证以下事实：1、胡某家属在仲裁阶段认可原告提交的考勤卡证据是事实；2、胡某家属申请证人李某、王某出庭作证，证明胡某与原告之间的关系。九、录音及录音翻译，证明被告道滘分局工作人员钟祥根于2016年8月16日制作的《询问笔录》与黄彩丽的陈述不相符，被告制作的询问笔录，存在断章取义的情形是事实。十、律师调查笔录，证明原告公司与胡某不具有劳动关系。十一、照片，证明：1、胡某家属于2016年8月16日11时许到镇××信访××中心门口××马路闹访是事实；2、2016年8月9日，被告在事故发生当日，将原告公司电箱固封是事实。十二、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19民终3563号《民事判决书》等。被告东莞安监局辩称，一、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2016年8月9日下午约15时许，原告的从业人员李某与赵雷雷、胡某、王龙飞等人在原告处上白班。李某开叉车把装了颗粒的塑胶袋码起来，赵雷雷过来找胡某未果，后通过拨打胡某的电话循音寻找，发现胡某靠在成品仓右侧的低压配电柜旁一动不动。赵雷雷等人当即怀疑胡某触电，在关掉总电闸后，将胡某送至道滘医院抢救，后证实胡某死亡。经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鉴定，胡某符合电击死亡。胡某被电击死亡后，东莞市人民政府依法组成事故调查组，经事故调查组及行政机关立案调查，查明胡某于原告处从事搬运作业，未签署劳动合同，未购买社会保险，但原告给胡某购买了“团体人身险”；案涉的配电柜有漏电的重大安全隐患；原告未对从业人员胡某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未能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原告未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以上事实，由现场检查笔录与照片、证人证言、《收据》及保险证据等书证、《法医鉴定司法鉴定意见书》等鉴定意见等证据予以证明，并形成完整证据链，证明了原告未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十八条第一款法定义务，导致从业人员因触电事故死亡一人，构成一般生产安全事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109条第一项，对原告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二、原告的事实与理由不成立。原告起诉的第一项理由、第二项理由、第四项理由中，认为原告与死者属承揽关系，不具有劳动关系，认为从业人员应限于工种，以及触电事故与叉车岗位没有关系，这种理由不能成立。首先，就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关系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规范的是从业人员与生产经营单位的法律关系，调整从业人员与生产经营单位之间因生产经营活动而产生的生产安全权利与义务，这是《劳动合同法》等调整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因劳动管理而产生的权利义务的法律关系不同。从业人员包括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但范围又大于劳动者。本案原告的搬运作业，不仅包括原料还包括成品，其搬运或装卸是其生产经营内在的一部分，是固定的、长期的、稳定的作业，因要原告的生产经营活动持续，搬运或装卸就同时持续，因此，死者胡某从事的作业是原告生产经营活动的一部分，当然被认定为原告的从业人员。认定从业人员，除具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外，还有不具有劳动关系的派遣员工、实习生等，甚至，提供生产经营单位生产经营活动的必须的、维持的活动，都可认定为从业人员，生产经营单位是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承担主体责任，而不能以是否具有劳动关系，来决定生产经营活动中生产安全责任的承担。不能以不具有劳动关系，而推托或转移本应承担的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安全风险。认定从业人员，无须将认定劳动关系作为前置；生产经营单位的主体责任，如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义务，隐患排查义务，也不仅仅限于从业人员的作业岗位，而是基于其全面的工作场所、全部的生产经营活动。其次，不具有劳动关系，也只是原告自说自话的自认观点，从原告自己提交的仲裁裁决书、一审民事判决书来看，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关及司法机关均未支持原告的主张，反而认定了劳动关系。原告关于被告处罚的法律依据错误与程序错误，也是不成立的。东莞市人民政府调查组以及被告立案后的调查，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原告处因触电事故而导致一人死亡，而原告未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义务，如未对从业人员教育培训，未保证从业人员掌握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未建立安全隐患排查制度，未消除安全隐患，是有充分证据证明了事实。并且，生产经营单位未尽《安全生产法》相关义务，导致事故发生，依据《安全生产法》第109条第一项处罚，完全合法。之所以认定原告未尽《安全生产法》第25条第1款、第38条第1款义务，是因为这两项义务不仅是原告的主体责任，同样也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间接原因。人的不安全行为与物的危险状态，属生产安全事故的直接原因，本案，死者胡某擅自触碰配电柜，是导致事故的直接原因，但配电柜的危险状态，同样也是导致事故的直接原因，并且，未尽安全生产规定的教育培训等管理义务，属导致事故的间接原因，因此，原告在事故中，不仅存在直接原因，还有间接原因，因此，对违法事实的确认，对处罚条款的引用，均是合法的。本案，无论是事故调查，还是行政处罚，完全严格遵循法定程序，保障了原告的事前告知、听证等各项权利。原告主张行政程序违法完全没有依据，关于原告所称经办人员违法采集证据，泄露调查秘密，偏向死者家属等理由，主观臆测，没有事实依据，理由也不成立。行政机关在进行事故责任认定及行政处罚，严格依法认定事故责任，严格对违法责任人员进行行政处罚，本身过程是对死者以及家属的权益保护。但是，原告将正常的行政执法人员的调查取证，强行曲解为违法采集证据，属主观臆测，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三、综上，原告未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25条第1款、第38条第1款规定之法定主体责任义务，导致从业人员未掌握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未建立隐患排查制度，消除存在的重大安全隐患，是导致死亡一人的一般生产安全事故的原因，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109条第1项之规定，对其行政处罚合法合理，合乎程序；而原告起诉之事实理由，均无事实支持，理由也不能成立。恳请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被告东莞安监局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和法律依据：一、1、《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2、《委托书》、《申请书》（家属申请死因鉴定）；3、《委托书》（家属委托鉴定合同）；4、《函》（鉴定费缴费通知）；《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5、《公证书》（亲属关系）、结婚证（胡某与奉新）、户口本（户主页、胡某页）、《亲属关系证明》、胡某身份证复印件、奉新身份证复印件，证明：1、证明死亡一人之事实；2、死因为电击死亡；3、死者身份情况及家属关系情况。二、1、道安办（函）[2016]9号《关于邀请贵院派员参加道滘镇“8·9”触电事故调查的函》；2、《关于成立道滘镇“8·9”触电事故调查组的通知》；3、道滘镇“8·9”触电事故调查组成员名单；4、道滘镇“8·9”触电事故调查组第一次会议、道滘镇“8·9”触电事故调查组职责分工、道滘镇“8·9”触电事故调查组第一次会议议程、道滘镇“8·9”触电事故调查组成员名单、道滘镇“8·9”触电事故调查组会议纪要（第1次）；5、道滘镇“8·9”触电事故调查组第二次会议、道滘镇“8·9”触电事故调查组成员名单；6、道滘镇“8·9”一般触电事故结案的请示、道滘镇“8·9”触电事故结案讨论意见记录表；7、《关于道滘镇“8·9”一般触电事故结案的请示》、《关于对的审核意见》、道滘镇“8·9”一般触电事故结案的审批、文件签收表；8、（东道）安监管立[2016]11号《立案审批表》；9、《关于道滘镇“8·9”一般触电事故相关证据材料的报告》；10、NO.:0015586《行政处罚集体讨论记录》；11、NO.:1600234《行政处罚集体讨论记录》；12、[2016]17号《会议纪要》；13、《关于对东莞市集立生物质颗粒科技有限公司在道滘镇“8·9”一般触电事故中负有责任的案件延期结案的请示》；14、《关于对东莞市道滘镇“8·9”事故案件延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请示》；15、粤安监函[2016]575号《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同意延长东莞市道滘镇“8·9”事故行政处罚案件办理期限的复函》，证明：1、相关部门依法成立调查组对事故进行调查；2、调查组依法履行相关职责；3、调查组工作情况及相关来往文件，符合《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及《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三、（死者家属及黄彩丽提交的文件）1、叉车使用注意事项；2、工厂规章制度；3、宿舍管理制度；4、办公用品领取登记表；5、收据，证明胡某与原告从业人员的事实。四、1、（东道）安监管罚[2017]B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东道）安监管听告[2016]6号《听证告知书》、（东）安监管听通[2016]12号《听证会通知书》、听证笔录；3、（东道）安监管罚告[2016]11号《行政处罚告知书》；4、广东省非税收人（电子）票据；5、（东道）安监管回字[2016]11号《文书送达回执》；6、（东道）安监管催[2017]B02号《罚款催缴通知书》；7、申请书（申请分期缴纳罚款）、保证书；8、（东道）安监管缴批字[2017]5号《延期（分期）缴纳罚款批准书》；9、（东道）安监管缴批字[2017]4号《延期（分期）缴纳罚款批准书》，证明被告的处罚行为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之程序，且原告也进行了分期缴纳罚款的申请。五、1、道滘安监分局询问笔录（黄彩丽，第1次、第2次）；2、道滘安监分局询问笔录（赵雷雷，第1次）；3、道滘安监分局询问笔录（李某，第1次）；4、道滘安监分局询问笔录（曹鸿鹏，第1次）；5、道滘安监分局询问笔录（胡万开，第1次）；6、道滘安监分局询问笔录（林福财，第1次）；7、道滘安监分局询问笔录（黄彩丽，第3次）；8、道滘分局道滘派出所询问笔录（李某）；9、道滘分局道滘派出所询问笔录（赵雷雷），证明：1、死亡一人之事实；2、胡某是东莞市集立生物质颗粒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之事实；3、东莞市集立生物质颗粒科技有限公司未尽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之义务；4、东莞市集立生物质颗粒科技有限公司未建立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六、1、东莞市集立生物质颗粒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2、股权转让协议；3、合伙协议；4、厂房租赁合同，证明主体情况及主体出资情况。七、1、现场检查记录；2、（东道）安监管现决[2016]11号《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3、事故现场图；4、团体人身险被保险人清单、报保单；事故现场图片，证明：1、证明现场情况；2、证明现场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之事实；3、从业关系。八、《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证明本案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是有法可依的。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委托书》（家属委托鉴定合同）、《函》（鉴定费缴费通知）、《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公证书》（亲属关系）、结婚证（胡某与奉新）、户口本（户主页、胡某页）、《亲属关系证明》、胡某身份证复印件、奉新身份证复印件提出异议，认为第一、从这三份证据的时间看，申请人奉新在证据2中提交的申请书的时间是2016年11月10日，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鉴定书载明的委托书的时间是2016年11月11日，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的函载明的时间也是2016年11月11日，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的尸体解剖的时间也是2016年11月11日，由此可见，被告接受申请人奉新提交的申请书涉及到鉴定费的支付，按照政府职能部门的财经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该事项应当经过被告单位的领导审批程序处理，不能排除这需要一定的时间，然而被告却是在2016年11月11日即向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委托鉴定，在鉴定费尚未支付的情况下，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即在该日就对死者的尸体进行解剖，这显然与现实中的工作流程不符，有悖常理；第二、既然是被告委托鉴定，该鉴定结论又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原告在本案中依法享有知情权，对鉴定结论有提出异议或要求重新鉴定的权利，然而被告直至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时才向原告提交鉴定结论的复印件副本，其行政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告对被告提交的道安办（函）[2016]9号《关于邀请贵院派员参加道滘镇“8·9”触电事故调查的函、《关于成立道滘镇“8·9”触电事故调查组的通知》、道滘镇“8·9”触电事故调查组成员名单、道滘镇“8·9”触电事故调查组第一次会议、道滘镇“8·9”触电事故调查组职责分工、道滘镇“8·9”触电事故调查组第一次会议议程、道滘镇“8·9”触电事故调查组成员名单、道滘镇“8·9”触电事故调查组会议纪要（第1次）、道滘镇“8·9”触电事故调查组第二次会议、道滘镇“8·9”触电事故调查组成员名单、道滘镇“8·9”一般触电事故结案的请示、道滘镇“8·9”触电事故结案讨论意见记录表、《关于道滘镇“8·9”一般触电事故结案的请示》、《关于对的审核意见》、道滘镇“8·9”一般触电事故结案的审批、文件签收表、（东道）安监管立[2016]11号《立案审批表》、《关于道滘镇“8·9”一般触电事故相关证据材料的报告》、NO.:0015586《行政处罚集体讨论记录》、NO.:1600234《行政处罚集体讨论记录》、[2016]17号《会议纪要》、《关于对东莞市集立生物质颗粒科技有限公司在道滘镇“8·9”一般触电事故中负有责任的案件延期结案的请示》、《关于对东莞市道滘镇“8·9”事故案件延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请示》、粤安监函[2016]575号《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同意延长东莞市道滘镇“8·9”事故行政处罚案件办理期限的复函》提出异议，认为第一、该组证据是在听证程序后形成的，而不是在处罚决定前形成的；第二、从该15份证据的名称和内容看，在没有经过调查组的认定或法医鉴定的前提下，直接认定为“8·9”触电事故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第三、对证据6、7在没有作出鉴定结论前认定本案为触电事故没有事实根据；第四、从证据7《关于道滘镇“8·9”一般触电事故结案的请示》时间是2016年9月18日，而道滘镇“8·9”结案的批复时间也是2016年9月18日，而被告作出的立案审批表又是2016年9月18日，由此可见，上述立案与结案均在同一天，存在自相矛盾；第五、案涉上述文件，形文混乱，主体混同，从《关于道滘镇“8·9”一般触电事故结案的请示》形文内容来看，右下方的署名是道滘镇“8·9”一般触电事故调查组，而文件的抬头及加盖的印章是被告的印章，从《关于对的审核意见》来看，文件的抬头与落款都是被告的内设部门，加盖的印章却是东莞市人民政府的印章；第六、道滘镇“8·9”一般触电事故调查报告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且未经调查组成员签名确认，虽然被告在自己提交的道滘镇“8·9”一般触电事故讨论意见记录表有部分调查组成员签名，但并不代表其他调查组组成人员意思表示，因此，案涉事故调查报告不具有法律效力。原告对被告提交的叉车使用注意事项、工厂规章制度、宿舍管理制度提出异议。被告对原告提交的《律师调查笔录》和部分照片提出异议，认为陕西唯成律师事务所张忠堂作为辅助人员没有调查的权利依据，从证据效力上来说，赵雷雷已经接受过行政机关询问，应以行政机关制作的文书为效力优先，并且赵雷雷在回答调查人的询问时，是确认了死者胡某有两种工作方式，一种是承包原告公司的搬运，另一种是小时工，这两种方式都是《安全生产法》意义上从业人员关系，也否定了原告的证明对象，即死者与原告不具有劳动关系。对部分照片制作人、制作时间、参与人均没有注明。原、被告对对方提交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以上证据认证如下：被告提交的《委托书》（家属委托鉴定合同）、《函》（鉴定费缴费通知）、《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能相互印证，不存在相矛盾情形，且原告也没有提交证据证实其主张，故原告的异议，本院不予采纳。被告提交的《公证书》（亲属关系）、结婚证（胡某与奉新）、户口本（户主页、胡某页）、《亲属关系证明》、胡某身份证复印件、奉新身份证复印件能相互印证，有加盖相关单位公章，不存在相矛盾情形，且原告也没有提交证据证实其主张，故原告的异议，本院不予采纳。被告提交的道安办（函）[2016]9号《关于邀请贵院派员参加道滘镇“8·9”触电事故调查的函》、《关于成立道滘镇“8·9”触电事故调查组的通知》、道滘镇“8·9”触电事故调查组成员名单、道滘镇“8·9”触电事故调查组第一次会议、道滘镇“8·9”触电事故调查组职责分工、道滘镇“8·9”触电事故调查组第一次会议议程、道滘镇“8·9”触电事故调查组成员名单、道滘镇“8·9”触电事故调查组会议纪要（第1次）、道滘镇“8·9”触电事故调查组第二次会议、道滘镇“8·9”触电事故调查组成员名单、道滘镇“8·9”一般触电事故结案的请示、道滘镇“8·9”触电事故结案讨论意见记录表、《关于道滘镇“8·9”一般触电事故结案的请示》、《关于对的审核意见》、道滘镇“8·9”一般触电事故结案的审批、文件签收表、（东道）安监管立[2016]11号《立案审批表》、《关于道滘镇“8·9”一般触电事故相关证据材料的报告》、NO.:0015586《行政处罚集体讨论记录》、NO.:1600234《行政处罚集体讨论记录》、[2016]17号《会议纪要》、《关于对东莞市集立生物质颗粒科技有限公司在道滘镇“8·9”一般触电事故中负有责任的案件延期结案的请示》、《关于对东莞市道滘镇“8·9”事故案件延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请示》、粤安监函[2016]575号《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同意延长东莞市道滘镇“8·9”事故行政处罚案件办理期限的复函》是东莞市人民政府和被告在办理本案过程中形成的证据材料，上述材料能相互印证，有加盖相关单位公章或经手人签名，不存在相矛盾情形，且原告也没有提交证据证实其主张，故原告的异议，本院不予采纳。被告提交的叉车使用注意事项、工厂规章制度、宿舍管理制度，是由奉新向被告提交，原告也不予确认，本案也没有其他的证据相印证，故原告异议，本院予以采纳。原告提交的《律师调查笔录》，是原告的两名代理人制作的调查笔录，被告不予认可，原告也没有申请该证人出庭作证，对被告的异议，本院予以采纳。原告提交的部分照片，由于该部分照片没有注明制作人、制作时间等，被告不予认可，本案也没有其他的证据相印证，对被告的异议，本院予以采纳。原、被告提交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原告集立生公司的员工胡某，2016年8月9日下午在原告公司内工作。当日下午15时许，赵雷雷等人发现胡某靠在成品仓右侧的低压配电柜旁一动不动，即怀疑胡某触电，后将胡某送至道滘医院抢救，后证实胡某死亡。经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鉴定，胡某符合电击死亡。2016年9月18日，被告东莞安监局立案后，调查收集了本案的证据材料，由于该案涉及问题较多等原因，经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批准同意该起事故行政处罚案件自立案之日起180日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被告经审查所收集的证据材料，认为该事故属于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原告存在未对从业人员胡某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未建立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和采取技术、管理措施，没有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的行为。被告对本案调查终结后，由其行政处罚案件审理委员会于2016年12月6日对本案进行讨论，欲对原告行政处罚，被告于2016年12月8日向原告送达了本案的《行政处罚告知书》和《听证告知书》，原告向被告申请听证，被告于2016年12月29日举行听证，并制作了听证笔录。被告的行政处罚案件审理委员会于2017年2月10日对本案进行讨论，决定对原告行政处罚，被告于2017年2月16日作出（东道）安监管罚[2017]B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原告处罚款人民币二十五万元。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有关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的规定，东莞安监局作为东莞市行政区域内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行政部门，依法享有对东莞市区域内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的法定职权，东莞安监局对原告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其执法主体适格，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东莞安监局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否合法有据。本案有《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道滘安监分局对黄彩丽、赵雷雷、李某、曹鸿鹏、胡万开、林福财询问笔录、道滘公安分局道滘派出所对李某、赵雷雷询问笔录、现场检查记录、事故现场图等证据及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6）粤1971民初22570号《民事判决书》、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19民终3563号《民事判决书》，可证实原告集立生公司的员工胡某，2016年8月9日下午15时许在原告公司内发生触电死亡。原告存在未对从业人员胡某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未建立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和采取技术、管理措施，没有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向从业人员通报”、第一百零九条“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二）发生较大事故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三）发生重大事故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四）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处五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一千万元以上二千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条第一款“根据生产安全事故（以下简称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事故一般分为以下等级：（一）特别重大事故，是指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者100人以上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下同），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二）重大事故，是指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或者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三）较大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四）一般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原告存在未对从业人员胡某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未建立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和采取技术、管理措施，没有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的行为，违反了上述规定，应予以处罚，被告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原告处罚款人民币二十五万元，符合上述规定。被告对本案调查终结后，由其行政处罚案件审理委员会对本案进行讨论，欲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被告向原告送达了本案的《行政处罚告知书》和《听证告知书》，原告向被告申请听证，被告举行听证，并制作了听证笔录。其行政处罚案件审理委员会对本案又进行讨论，决定对原告行政处罚。其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其程序合法。原告称，被告制作对黄彩丽的《询问笔录》有瑕疵，记录的内容与陈述不相符，直接影响案涉劳动关系认定。本院认为，被告对原告法定代表人黄彩丽进行询问，制作了《询问笔录》，原告也予以确认。该《询问笔录》有黄彩丽签名确认其陈述的内容。关于原告与胡某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问题，该问题经法院二审判决予以确认。法院在审理原告与胡某亲属的劳动合同纠纷案中，是综合该案的全部证据材料作出确认原告与胡某存在劳动关系的判决。故原告的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东莞安监局作出（东道）安监管罚[2017]B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原告的诉求，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东莞市集立生物质颗粒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收取诉讼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东莞市集立生物质颗粒科技有限公司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本页无正文）审 判 长  赖景明审 判 员  余润忠人民陪审员  莫翠娴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八日书 记 员  周令妮梅竹附相关法律法规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