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三中民（商）终字第1448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鸿鸣，男，1954年1月13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福通高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大稿村村委会办公楼南侧。
法定代表人魏武，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周立伟，男，1985年8月8日出生。
上诉人王鸿鸣因与被上诉人北京福通高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通高盛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5）通民（商）初字第166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1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邢军担任审判长，法官郑慧媛、江惠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鸿鸣在一审中起诉称：2015年7月2日，王鸿鸣到福通高盛公司购买一辆2015福特锐界2.0T尊锐型珍珠白车，车价款为339800元，王鸿鸣共支付款项346850元。福通高盛公司向王鸿鸣出具车辆发票4联，发票注明的数额为339800元。福通高盛公司强迫王鸿鸣在其指定的保险公司投保方可领取发票，福通高盛公司强迫王鸿鸣多交纳7050元，且福通高盛公司称不开具发票。王鸿鸣多次找到福通高盛公司退还7050元，福通高盛公司始终以各种理由推脱。王鸿鸣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福通高盛公司返还王鸿鸣多收取的购车款7050元；2.福通高盛公司赔偿王鸿鸣损失2000元；3.诉讼费用由福通高盛公司负担。
福通高盛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不同意王鸿鸣的诉讼请求。客户在提车时，福通高盛公司会向客户解释每项费用，如果没有问题客户会签字确认，福通高盛公司才会找相关负责人签字，双方再签订购车合同，客户提车。王鸿鸣起诉没有事实依据，当时双方已经达成一致意见，7050元包括珍珠漆款2000元、提车费5000元和刷卡费50元，上述费用都是经过王鸿鸣认可的。故福通高盛公司不同意王鸿鸣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5年7月2日，王鸿鸣经人介绍到福通高盛公司订购福特锐界2.0T尊锐型汽车1辆。福通高盛公司出具汽车销售清单，载明：购车人姓名王鸿鸣及其身份证号和手机号。同时载明车辆型号为CAF6490A54，颜色为安卡拉白，车辆识别号为×××，车款339800元，开票价339800元，同时注明其他费用“（珍珠2000）＋5000＋50卡费”，金额总计346850元，王鸿鸣在汽车销售清单下方客户签字处签字确认。王鸿鸣认可系其本人书写，但其表示福通高盛公司并未向其说明其他费用的构成。王鸿鸣于2015年7月分两次通过POS机支付购车款项共计346850元（金额分别为：341800元、5050元）。2015年7月3日，福通高盛公司（甲方）与王鸿鸣（乙方）签订《北京市汽车买卖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购买福特汽车一辆，付款方式为一次性付款，乙方于签订本合同时即2015年7月3日前支付全部车价款。甲方于2015年7月3日前向乙方交付车辆，交车地点为北京福通高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交车方式为乙方自提。同时合同还约定了其他内容。同日，福通高盛公司向王鸿鸣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客户王鸿鸣身份证（×××）已付新车福特国产锐界2.0T尊锐型珍珠白车款（车架号：×××，发动机号CAF6490A54），车款为346850元，大写叁拾肆万陆仟捌佰伍拾元整，开票价为339800。由于通州税务系统升级导致车辆发票未开，客户自愿将车开走。自今日（2015年07月03日）起，车辆发生一切事故由客户承担，与北京福通高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无关。车辆所有手续于（2015年07月03日）交接给客户，只欠客户车辆发票四联（发票联，抵扣联，报税联，注册登记联）。”王鸿鸣在证明下方签字确认。
2015年7月6日，福通高盛公司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发票上注明购买方为王鸿鸣，价税合计339800元。王鸿鸣称其7月7日收到该发票。7050元王鸿鸣要求福通高盛公司出具发票，福通高盛公司称50元的刷卡费无法开具发票，2000元珍珠漆款以及提车费5000元只能提供装饰费发票或者修车发票，王鸿鸣不同意。
一审法院另查，王鸿鸣要求福通高盛公司赔偿损失2000元，是因为在王鸿鸣提车时福通高盛公司强迫其交纳车辆保险，导致其多交纳保险费2000元。福通高盛公司对此不予认可，王鸿鸣亦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王鸿鸣与福通高盛公司签订《北京市汽车买卖合同》，约定福通高盛公司向王鸿鸣出售车辆，王鸿鸣向福通高盛公司支付购车款，双方已经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该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福通高盛公司向王鸿鸣出具的汽车销售清单上已经载明合同总金额为346850元，且注明包括车款339800元，其他费用共计7050元，王鸿鸣在客户签字处签字确认，应视为王鸿鸣认可346850元的构成，且王鸿鸣于签字当日通过刷卡方式分两次共支付346850元。王鸿鸣称福通高盛供公司未向其说明7050元的构成，但其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该院对此不予采信。王鸿鸣称其被强迫交纳车辆保险，导致其损失2000元，其亦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该院亦不予采信。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鸿鸣的诉讼请求。
王鸿鸣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一审法院在审理中认定事实不清。7050元是5000元额外加价，2000元车色加价，两项目既没有明码标价，也没有物价和工商局认可，又不能开出与项目相符的发票，可能属于偷税。上述两项目是行业内霸王条款和欺诈行为，顾客消费使用POS机却要求顾客支付刷卡费50元缺乏依据。王鸿鸣只认可其在福通高盛公司买车和交车款，不认可额外的一切费用，《北京市汽车买卖合同》中王鸿鸣划掉了很多内容。2015年7月7日上午，王鸿鸣取汽车发票时，福通高盛公司强迫王鸿鸣在店内指定的保险公司办理车辆保险，否则不给汽车发票，王鸿鸣还因此拨打110报警。后来，王鸿鸣发现如果在其他保险公司处投保会有一定的优惠，要比在福通高盛公司指定的保险公司办理保险优惠2000余元，对此，福通高盛公司应予以赔偿。此外，王鸿鸣要求福通高盛公司出具与7050元项目相符的发票。综上，王鸿鸣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王鸿鸣的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福通高盛公司承担。
福通高盛公司同意一审判决，其针对王鸿鸣的上诉请求答辩称：不同意王鸿鸣的上诉请求。当时王鸿鸣未要求开7050元的发票，对于上述款项，福通高盛公司可以开装饰或者维修的发票。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中国工商银行刷卡单、证明、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北京市汽车买卖合同》、汽车销售清单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王鸿鸣与福通高盛公司签订《北京市汽车买卖合同》，约定福通高盛公司向王鸿鸣出售车辆，王鸿鸣向福通高盛公司支付购车款，双方已经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该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现王鸿鸣以福通高盛公司收取的7050元未明码标价、构成欺诈为由主张福通高盛公司返还款项。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修改稿）》第67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福通高盛公司向王鸿鸣出具的汽车销售清单上已经载明合同总金额为346850元，且注明包括车款339800元，其他费用共计7050元，王鸿鸣在客户签字处签字确认，且王鸿鸣于签字当日通过刷卡方式分两次共支付346850元，而王鸿鸣未能证明其系由于福通高盛公司的欺诈行为而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故其关于福通高盛公司存在欺诈，应返还7050元款项的主张，依据不足。如王鸿鸣认为经营者存在价格欺诈行为，有权价格主管部门举报。
关于王鸿鸣主张的因被强迫交纳车辆保险的损失2000元，王鸿鸣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投保行为系基于强迫，亦未能证明其的损失数额，故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亦不予采信。
关于王鸿鸣提出的福通高盛公司应向其开具与项目相符的发票的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或者商业惯例向消费者出具发票等购货凭证或者服务单据；消费者索要发票等购货凭证或者服务单据的，经营者必须出具。”但王鸿鸣在一审中未将福通高盛公司开具发票作为独立的诉讼请求予以主张，现双方在二审中对此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故本院不予处理。
综上，王鸿鸣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25元，由王鸿鸣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王鸿鸣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邢 军
代理审判员 郑 慧 媛
代理审判员 江 惠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日
书 记 员 刘旭书记员刘茜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