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川民终90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温泉，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晓冬，四川易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达建，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军，四川惠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温泉因与被上诉人陈达建股权代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成民初字第5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6年11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温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晓冬，被上诉人陈达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温泉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陈达建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陈达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陈达建的实际投资人错误。本案中，陈达建系为规避风险，以由温泉代持股的方式锁定投资股权，案涉协议名为股权代持协议，实为股权转让协议。一审判决认定陈达建与案外人谢军委托成都攀联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攀联公司）代付股权转让款缺乏证据，该两人至今均未实际向温泉支付股权转让款。攀联公司、成都市银鹏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鹏公司）与陈达建存在利益关系，该两公司之间也存在业务往来，相关款项不能证明系公司代陈达建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温泉向四川西川律师事务所出具《授权委托书》，是希望委托该所通知陈达建，与其协商处理股权转让事宜，不代表其承认了陈达建享有北京韦加航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韦加公司）股权，也不是对陈达建已经支付股权转让款的确认。虽然由于四川西川律师事务所承办律师判断失误，在其致陈达建的律师函中有“结算并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扣除所得税款）”的表述，但“结算”与“支付”各有独立的意思，温泉的真实意思是与陈达建核算双方之间支付转让款所得实际持股数量、最后转让收益，并敦促陈达建与其协商银鹏公司查账以及分红事宜。二、一审判决确定的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数额错误。案外人谢军同系案涉《股权代持协议》的当事人，陈达建并不享有谢军所有的韦加公司股权，无权就协议约定的谢军股权部分向温泉提出主张。同时，韦加公司为储备人才，决定由股东送出15．2%的股份用于期权奖励，并于2012年12月26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温泉所持公司股权由此相应减少。此外，对于股权转让所产生的个人所得，依法应当按增值部分缴纳20%的所得税，应在转让款中予以扣除。在股权转让款金额减少的情况下，违约金数额也应相应减少。二审庭审中，温泉提交了补充上诉意见，其中提出：其所谓以每股6元的价格对外转让股权是不真实的，股权受让人于保宏、渭南市富平县天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渭南公司）是按照每股1元进行的转让登记。
陈达建辩称：一、温泉否认陈达建为实际投资人，与本案查明事实相悖。陈达建已按温泉要求，于2009年8月10日委托攀联公司将出资款200万元划入温泉指定的其时任总经理的银鹏公司银行账户，次日该公司将款以现金支票给付温泉后，温泉在银行取现并当即存入其银行卡账户，并于2009年8月17日与陈达建签订案涉协议。本案证据足以证明陈达建已实际出资。二、温泉认为一审判决确定的给付股权转让款以及违约金数额有误的主张不能成立。实际投资人陈达建与谢军口头约定各自出资按照190万元与10万元的比例确定，但案涉《股权代持协议》本身并没有约定该两人的出资比例，在出资人已实际全部出资后，其与股权代持人之间即形成单一的权利义务关系，故谢军将其合同权利转让予陈达建，只需通知义务人温泉即可。谢军已向温泉告知了转让事宜，陈达建已因此取得原谢军享有的股权，有权向温泉提出主张。温泉减持韦加公司股权230万元，没有依约取得陈达建书面同意，不影响其代陈达建持有的股权份额。四川西川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其内容表达了委托人温泉的意思。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陈达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温泉支付股权转让款631.56万元；2、现韦加公司股份每股价值8.5元，陈达建每股损失2.5元，应由温泉赔偿其经济损失263.15万元；由温泉按合同约定承担违约金105.26万元，共计368.41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温泉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8月10日，陈达建、谢军委托攀联公司将其购买韦加公司股份的出资款200万元，通过该公司在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都支行60052002211372000017账户转入温泉指定的银鹏公司在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都支行设立的60052003215315900018账户。银鹏公司于同年8月11日以200万元的现金支票（支票号码：03626584）支付给温泉，委托温泉购买韦加公司的股份。
2009年8月17日，陈达建、谢军与温泉补签《股权代持协议》，协议约定：陈达建、谢军作为投资人，出资200万元人民币购买温泉所有的其名下的韦加公司105.26万股权，占韦加公司全部注册资本的2.1%（当时韦加公司注册资金5000万元）；在协议签署前，投资人陈达建、谢军应将出资款划入温泉指定的银行账户，温泉以其名义将该款转入韦加公司；陈达建、谢军、温泉确认，温泉所有的韦加公司股权中的105.26万股份的实际出资人和所有人为陈达建、谢军，温泉仅是依据协议代陈达建、谢军持有韦加公司股份；未经陈达建、谢军书面同意，温泉不得以任何方式处置陈达建、谢军的股份，温泉违反约定除应当赔偿直接和间接损失外，还须按照所代持韦加公司股权面值的100%（每一份股权面值人民币1元）支付违约金。
韦加公司工商登记载明，温泉为此增持了韦加公司股份，于2009年9月11日完成股份增持工商变更登记，将2009年5月18日温泉在韦加公司出资额为770万元的工商登记，变更为出资额1510万元的工商登记，占韦加公司全部注册资本的30.2%（当时韦加公司注册资金5000万元）。2009年10月19日，谢军与陈达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谢军将其所有的全部韦加公司10万元股份转让给陈达建，谢军不再持有韦加公司股份，并通知温泉。
2012年12月26日，温泉将其名下的韦加公司货币出资额从1510万元减少为1280万元，从占韦加公司全部注册资本的27.45%减少为23.27%（当时韦加公司注册资金5500万元）。2014年11月13日，温泉将其名下的韦加公司的全部出资额1280万元，占韦加公司全部注册资本的21.90%（当时韦加公司注册资金5843.747万元）转让给于保宏、渭南公司，价格为每一出资股权转让价格6元，转让总价款7680万元，并于2014年11月14日收到受让人支付的转让总价款6000万元，于同年12月1日与受让人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前述转让股权行为，温泉未经陈达建书面同意。
2014年12月10日，温泉向四川西川律师事务所出具委托书，委托该律师事务所向岳ＸＸ、陈达建出具律师函。委托书中，温泉作为委托人委托四川西川律师事务所通知岳ＸＸ、陈达建：2014年11月13日，温泉与于保宏、渭南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合同》，温泉已将其名下所持有的韦加公司1280万元出资股权转让给于保宏、渭南公司，转让总价款7680万元（折合每一出资股权转让价格为6元），其中，于保宏受让出资股权500万元，转让价格3000万元；渭南公司受让出资股权780万元，转让价格4680万元；2014年11月14日，于保宏、渭南公司按照《股权转让合同》已向温泉支付股权转让价款6000万元；2014年12月1日，温泉与于保宏、渭南公司的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温泉承诺，于保宏、渭南公司付清全部转让价款后，温泉将与岳ＸＸ、陈达建及其他委托人结算股权转让价款。四川西川律师事务所接受温泉委托，于2014年12月11日向岳ＸＸ、陈达建发出（2014）西川律函字第06号律师函，函告上述事实。
另查明，韦加公司成立于2005年12月12日，公司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期限至2025年12月11日；经营范围为：技术开发、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通讯、电子产品、计算机；五金交电、化工产品；文体、日用产品等。
韦加公司的工商登记记载的股权变动情况为：1．2007年12月11日变更前投资人：北京天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博公司，出资金额2600万元）、于保宏（出资金额392万元）、王立军（出资金额8万元）；变更后投资人：天博公司（出资金额2600万元）、温泉（货币出资金额770万元），于保宏（出资金额392万元）、毕旭东（出资金额350万元）、王立军（出资金额8万元）。北京永勤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上述申请变更登记的新增注册资本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和《验资事项说明》，附有温泉在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交存入资金凭证。2．2009年9月11日《韦加公司章程修正案》将温泉货币出资额从770万元修正为1510万元。3．2012年12月26日《韦加公司章程修正案》将温泉货币出资额从1510万元修正为1280万元。4．2014年11月25日，经《韦加公司章程修正案》修正后，温泉不在韦加公司修正后的股东中，温泉在韦加公司已无出资额。
一审法院认为：陈达建、谢军与温泉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和谢军与陈达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均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按照合同约定，陈达建、谢军已将购买韦加公司股份的200万元款项支付给温泉，温泉也按约增持韦加公司股份，陈达建、谢军已以温泉名义持有韦加公司股份。其后，谢军自愿将所持股份转让给陈达建并通知温泉，该转让行为发生法律效力，陈达建、谢军共同购买的韦加公司股权归陈达建所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关于“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之规定，《股权代持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书》应属合法有效。为此，各方当事人应当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责任。温泉未经陈达建书面同意，将其名下代陈达建持有的韦加公司的105.26元股权，以每一出资股权转让价格6元转让给他人，温泉应对此承担违约责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二款关于“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实际出资人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温泉应将转让价款105.26×6=631.56万元给付陈达建，并按照合同约定赔偿韦加公司股权面值的100%违约金，即：105.26万元×100%=105.26万元。陈达建主张温泉应给付股权转让款631.56万元，赔偿违约金105.26万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支持。陈达建主张韦加公司股份现每一股权价值8.5元，其每股损失2.5元，应由温泉赔偿其经济损失263.15万元，但陈达建未提供证据证明韦加公司股份现每一股权价值8.5元，该院不予支持。本案中，温泉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其放弃抗辩的法律后果由其自行承担。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判决：一、温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陈达建股权转让款631.56万元；二、温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陈达建违约金105.26万元；三、驳回陈达建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81833.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86833.6元，由温泉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温泉提交了如下两份证据，作为其二审新的证据：
1．韦加公司于2016年6月15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主要内容为：韦加公司于2007年12月6日召开股东会，增资扩股至4120万元，其中温泉出资770万元，每股1．3元，总计出资1001万元；2009年9月11日，韦加公司召开股东会，天博公司将其实缴出资740万元转让给温泉，温泉出资每股1．59元，总计出资1176．6万元；根据韦加公司要求和股东协商一致，2011年11月7日，温泉向韦加公司股东承诺将其所持部分股份229．721万元用于核心员工的长期激励；2012年12月10日，该公司召开股东会，温泉将其180万元出资转让给天博公司，将50万元出资转让给李雷，温泉持有注册出资资本由1510万元减少为1280万元，所减少的230万元用于核心员工的长期激励。温泉拟以此证明其所持股份已减持，即便认定本案存在代持关系，代持股份亦相应减少。
2．来源于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银鹏公司、攀联公司企业工商公示信息。其中银鹏公司的公示信息显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岳ＸＸ，股东为陈达建、温泉、岳ＸＸ；攀联公司的公示信息显示：该公司的股东包括陈达建，法定代表人亦为陈达建。温泉拟以此证明攀联公司、银鹏公司系陈达建的关联公司。
陈达建质证意见为：关于证据1，韦加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为证人证言，证人需出庭作证，否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温泉在韦加公司中长期担任董事，该公司出具的说明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且温泉拿出230万元股权作为股权激励，不符合法理、情理；关于证据2，其真实性应予认可，但不具有关联性。
本院认证意见为：根据于2015年2月4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其性质属于书证范畴，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公章，其对单位出具的书证在形式上有明确要求。证据1即《情况说明》在形式上不符合法定要求，在对方当事人持有异议，又无其他相关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没有证据效力。前述证据2来源于相关公司的企业工商公示信息，其真实性、关联性应予确认。至于能否达到温泉的证明目的，由本院依法综合判定。
二审庭审中，温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当庭向本院提交申请书若干，分别申请：调取攀联公司、银鹏公司的往来款原始账簿；对攀联公司、银鹏公司资金往来情况进行专项审计鉴定，以确定2009年8月10日的200万元转账是否系陈达建、谢军委托支付的股权款；追加谢军、于保宏、渭南公司、韦加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
陈达建认为：相关公司账务与本案特定资金往来没有关系，无需查账和进行账务审计；谢军、温泉转让股权的股权受让方以及韦加公司均与本案处理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无需参加本案诉讼。同时，温泉提出的申请均已超过规定的举证期限，应不予准许。
本院认为：关于温泉申请调取相关公司账簿以及进行专项审计的问题，该申请事项虽与本案待证事实有一定关联，但并无调取和进行审计鉴定的必要，本案根据各方当事人所举现有证据，已能够作出判断。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本院不予准许。关于温泉申请追加本案当事人的问题，于保宏、渭南公司以及韦加公司均非案涉《股权代持协议》的当事人，亦非法律规定的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且在本案中无承担任何实体责任的可能，温泉申请追加其为本案第三人的目的，意在证实相关股权转让、股份减持的情况，该部分事实应由当事人举证证明并通过证据规则的运用予以确定。谢军虽为《股权代持协议》的当事人，但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其已将股份转让予陈达建，并已告知协议相对方温泉，且迄今为止，无证据显示陈达建与谢军之间对此存在争议，谢军在本案中不享有实际利益，无需参加本案诉讼。据此，对温泉的该项申请，本院亦不予准许。以上结论，本院已当庭作出认定并告知各方当事人，并记录在案。本案相关案件事实，应基于各方当事人举证和本院查证情况进行综合判断后认定。
被上诉人陈达建提交了一份《成都银行个人业务凭条》，主要载明2009年8月11日，温泉将200万元资金存入其个人银行卡账户。拟以此证明陈达建已将协议约定出资支付给温泉，温泉已实际收到款项。
温泉质证意见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其不能证明该200万元就是陈达建用于出资的款项。
本院认证意见认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应予采信。至于其能否证明陈达建的主张，由本院综合全案证据情况判定。
对本案相关事实，本院查明如下：
1．2014年12月10日，温泉向四川西川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蔷律师出具一份《授权委托书》，主要内容为：⑴代表温泉通知岳ＸＸ、陈达建，其已将所持韦加公司股权转让予于保宏、渭南公司的事实。其于2014年11月13日与于保宏、渭南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合同》，将其名下所持韦加公司1280万元出资股权转让，转让总价款7680万元（折合每一出资股权转让价格6元）。其中，于保宏受让出资股权500万元，转让价款3000万元；渭南公司受让出资股权780万元，转让价款4680万元。同月14日，于保宏、渭南公司向其支付转让价款合计6000万元。以温泉名义应缴纳股权转让所得税款由于保宏、渭南公司代扣代缴，并在1680万元余款中抵扣。2014年12月1日，完成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温泉承诺，在于保宏、渭南公司付清全部转让价款后，其将与岳ＸＸ、陈达建以及其他委托人结算股权转让价款（扣除所得税费）。⑵代表温泉向银鹏公司提出行使股东权利主张和维权申明。其中包括：主张行使财务知情权、利润分配请求权；要求银鹏公司纠正向岳ＸＸ、陈达建的违法借款行为，并追回全部款项，等。
2．陈达建与谢军于2009年10月19日所签《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为：双方均为韦加公司隐名股东，均由显名股东温泉代为持股；转让方谢军拥有韦加公司10万股股权，占韦加公司全部注册资本的0．2%，该股权转让后，双方与温泉所签《股权代持协议》中投资人的全部权利义务均转移给陈达建；股权转让单价为每股1．9元，总价款19万元。
3．一审法院审理中，分别向攀联公司财务人员高家丽、银鹏公司财务主管董琼进行了调查。该两人分别陈述：陈达建向攀联公司借款200万元，由该公司转入了温泉指定的银鹏公司账户；银鹏公司收到攀联公司转款后，以现金支票的方式支付给了温泉，用于温泉代陈达建购买韦加公司股份。该两人均陈述称：谢军将股份转让予陈达建后，告知了温泉。
4．一审庭审中，谢军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其陈述的主要内容为：其在韦加公司中只有10万股股权，但案涉《股权代持协议》未作约定；代持股资金由陈达建统一支付；其向陈达建转让股权事宜，已告知了温泉；其与陈达建之间无股权争议。
5．2012年5月25日，温泉向银鹏公司提交辞职报告，申请辞去该公司总经理职务。同年6月8日，该公司通知其各部门，载明同意温泉辞去总经理一职，其职务由岳ＸＸ暂代。
对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余案件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案涉陈达建、谢军与温泉于2009年8月17日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约定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有效。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答辩主张和理由，本案涉及的主要争议问题是：一、温泉与陈达建是否存在代持股关系；二、陈达建是否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是否有权代谢军在本案中向温泉提出权利主张；三、温泉将案涉股权转让予于保宏、渭南公司，是否应就此向陈达建承担以及如何承担民事责任。
一、关于温泉与陈达建之间是否存在代持股关系的问题。
陈达建、谢军与温泉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明确载明陈达建、谢军投入资金购买温泉名下的韦加公司股权，进而取得韦加公司相应股权，并表明为避免韦加公司因股东人数众多而使公司工商登记手续过于繁琐，温泉同意代陈达建、谢军持有其在韦加公司的全部股权。该协议同时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作了详细约定，其文义清晰明确，足以认定双方已建立代持股法律关系，其中陈达建、谢军为实际出资人，温泉为出名股东，代陈达建、谢军持有股权。温泉上诉提出，其系先买下韦加公司股权后再转让予陈达建、谢军，并由温泉作为显名股东，双方应为股权转让关系。从协议有关陈达建、谢军“投入资金购买温泉名下的韦加公司股权”等表述内容本身来看，确有温泉已在先持有韦加公司股权的含义，但即使陈达建、谢军系购买温泉已持有的韦加公司股份后再委托温泉代持，双方基于案涉协议成立代持股关系这一基本事实都是明确的。在协议有效的前提下，各方当事人均应严格依约履行义务、承担责任。
二、关于陈达建是否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以及是否有权代谢军在本案中向温泉提出权利主张的问题。
温泉上诉提出，陈达建没有实际出资，不能认定其为实际出资人。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本案现有证据，能够认定陈达建已实际出资。首先，案涉协议已明确载明，全部出资款均为陈达建、谢军支付，代持人温泉实际并未支付任何款项，其仅是根据协议代替陈达建、谢军持有韦加公司股权，该股权的所有权归属投资人所有。其次，从陈达建提出的主张来看，其系委托攀联公司将200万元款项支付银鹏公司，再通过银鹏公司支付温泉后，由温泉作为出资投入韦加公司，温泉据此取得该公司新增股东的资格。为此，其提供了银行转账凭据、流水，攀联公司、银鹏公司的说明及有关财务人员的证人证言、温泉的支款凭条、韦加公司的工商档案、相关验资报告等证据。虽然本案并无陈达建自己将款交予温泉用于出资的直接证据，但前述证据形成的时间节点吻合，资金的流向清晰，反映的事实明确，能够相互印证并形成证据锁链，足以证明资金来源、走向、用途等基本事实。再次，虽然攀联公司、银鹏公司均与陈达建有关联、利害关系，但实务中，往往正是因为存在此种关系，相关主体代为处理特定事务才有可能，且其时温泉本人也为银鹏公司总经理，至今仍为该公司股东，对相关情况应当是清楚的。本案中，并无证据显示温泉曾就有关款项的来源、性质等问题提出过异议，在长达数年的时间内，亦无其要求陈达建补缴出资款的事实。第四，前述温泉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载明其承诺与陈达建等人结算股权转让价款，结合该委托书的整体内容、上下文关系判断，“结算”的对象应当是因其将代持股权转让予于保宏、渭南公司而应向陈达建等实际出资人支付的转让款，而非其与陈达建之间因股权转让关系而形成的转让款。换言之，直至此时，温泉亦并无就陈达建未实际出资事宜提出异议的明确意思表示。据此，根据本案现有证据，能够认定陈达建已实际出资。另需明确的是，即便陈达建并未实际出资，韦加公司中温泉名下的出资款是其自行支付的，乃至按照温泉的主张，其系将本已持有的韦加公司股权转让予陈达建，而陈尚未支付转让款，就该双方的内部关系而言，也不当然影响陈达建基于案涉代持股协议而成立的委托人地位和双方的代持股关系，温泉可以在提供充足证据的基础上，依法据实另行向陈达建提出主张，以实现其权利救济。
谢军原系《股权代持协议》项下的共同实际出资人。根据前述《股权转让协议》、证人证言等证据，谢军已将其股权份额转让予陈达建，不再享有在韦加公司中的股权份额，且已将相关转让事宜告知了温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之规定，该转让行为合法有效，且已对温泉发生法律效力。虽然本案并无谢军或陈达建告知温泉股权转让事宜的直接证据，但谢军及相关证人证言均对此予以证实，证据相互印证，该事实可以认定。据此，陈达建作为谢军原有股权份额的合法受让人，有权向温泉一并提出权利主张。
三、关于温泉将案涉股权转让予于保宏、渭南公司，是否应就此向陈达建承担以及如何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
在确定本案双方当事人成立代持股关系，协议对双方权利义务也作了明确约定的情况下，温泉作为代持股方，理应依约履行义务。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温泉确已将其代陈达建持有的韦加公司股份转让予他人，且无证据表明事先经过了委托人陈达建同意，理应对此承担违约责任，赔偿由此给陈达建造成的损失。本案诉讼期间，温泉始终未提交其与受让方签订的相关股权转让合同，一审判决系根据温泉在其向四川西川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蔷律师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中自认的事实、相关律师函件，结合韦加公司股东变更情况，认定温泉转让股权的价款为每股6元，判令温泉将其支付给陈达建，并无不当。
本案诉讼中，温泉主张其原持有的韦加公司股权已因公司股东会决议而减持，股权基数已减少，其不应再按原有代持股份额支付款项。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从温泉所提交的证据来看，主要是前述韦加公司在二审中出具的一份《情况说明》。本院在前述认证意见中，已表明该《情况说明》在形式上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要求，在对方当事人持有异议，又无其他相关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没有证据效力，仅凭该证据不能证明相关事实成立，难以达到温泉的证明目的。其次，案涉协议明确约定，温泉代持股权期间，在未取得陈达建书面同意的情况下，其不将所代持的股权向任何第三方出售、转让或以所代持的韦加公司股权为自身或任何第三方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在其代持股权期间出售、转让、质押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处置所代持的韦加公司股权，应对由此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即便存在韦加公司基于股权激励而要求股东减持股份的事实，温泉亦应依约事先告知陈达建征得同意，并代实际出资人在股东形成决议时表达意见。本案中，无证据表明温泉就此事征求过陈达建意见并征得其同意，对由此造成其名下股权份额的减少，其应自行承担责任，而无权分摊给陈达建。因此，一审判决按照原有股权份额确定价款，并依照双方协议约定确定违约金数额，亦无不当。关于温泉上诉提出的股权转让所产生的个人所得税抵扣问题，双方协议确有在依法缴纳全部费用及税款后支付转让款的约定，在协议正常履行的状况下，理当依约抵扣。但是，本案纠纷系因温泉擅自处分其代持股权形成，在本案中其亦未提交已实际代缴相关税费的明确依据，因此，案涉转让股权所得价款应如数支付陈达建，由此产生的税费，可由陈达建自行缴纳；如温泉能够提供其代缴或其他人代缴的依据，也可另行与陈达建协商解决，或另案提出主张。
综上，温泉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足，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81833.6元，由温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何学敏
审判员 许 静
审判员 邓长玉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李悦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