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7民终349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树鸿，男，1955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永庆，广东永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司徒国杰，男，1978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
上诉人袁树鸿因与被上诉人司徒国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7）粤0703民初23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袁树鸿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判决司徒国杰向袁树鸿支付货款249371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起诉之日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向袁树鸿支付利息；2.司徒国杰承担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的认定违背事实，事实上司徒国杰拖欠袁树鸿货款总额达384871元是有充足的事实。首先，从袁树鸿在一审提交的证据4，可以证明双方之间的交易一直延续到2016年10月。从2015年起合作至2016年10月，双方之间的交易的总额高达300万元，司徒国杰未支付的货款为384871元。欠款的数额有5张《欠条》和2016年11月签订的《还款协议》，足以认定欠款的数额。其次，司徒国杰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足以可以证明袁树鸿的诉讼请求是有事实依据的。司徒国杰所提交的付款依据证明双方之间交易数额巨大，尤其是2015年7月之后的收据上，可以清楚看到司徒国杰确认“还欠”袁树鸿货款数额，2015年10月8日的“现金收入证明单”证明了司徒国杰尚欠袁树鸿货款286886元，司徒国杰无法证明已经支付拖欠的货款；再次，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司徒国杰确认2016年11月签订的《还款协议》为司徒国杰的本人签字。即使袁树鸿暂时提供不到《还款协议》原件，司徒国杰已经自认的事实，一审法院却不予采纳，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为了证明2016年11月签订的《还款协议》的真实性，袁树鸿还提供了2016年10月5日司徒国杰所签订的《欠据》，该《欠据》为原件，且司徒国杰确认上面签名为其本人签名，司徒国杰亦没有充分举证已经向袁树鸿偿还该货款，因此，袁树鸿主张的货款249371元应当依据予以确认。另外，袁树鸿已取得《还款协议》的原件，可以证明司徒国杰拖欠货款的事实。
司徒国杰辩称，司徒国杰没有拖欠袁树鸿这么多货款。
袁树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司徒国杰向袁树鸿支付所欠货款384871元以及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至货款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司徒国杰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轻骑集团江门光速摩托车有限公司于2006年5月25日成立，登记机关为江门市蓬江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法定代表人为宿明新，住所地为江门市蓬江区凤飞云工业区A-1号，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摩托车及发动机、电动助力车、摩托车配件；国内贸易及进出口贸易（国家禁止和限制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需前置审批的项目除外）。袁树鸿与轻骑集团江门光速摩托车有限公司签订《承包协议书》和《品牌承包合同》，主要约定轻骑集团江门光速摩托车有限公司将《卡西亚》（英文KXYIYA）品牌摩托车踏板车型系列的公告车型对外承包给袁树鸿，由袁树鸿自主采购、生产、销售、独立经营，并承担市场的售后维护工作等。蓬江区昌旺电动车商行（经营者为司徒国杰）于2010年7月29日注册，登记机关为江门市蓬江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住所地为江门市××××号，经营范围为零售：电动车、助力车、摩托车及配件，于2016年5月19日核准注销。
袁树鸿与司徒国杰于2015年起合作买卖摩托车整车，具体由袁树鸿生产摩托车后，把整车供给司徒国杰进行销售。2015年2月12日至2016年9月23日，袁树鸿向司徒国杰供应摩托车整车、配件等材料，司徒国杰每次向袁树鸿提取货物时，袁树鸿均会出具《轻骑集团江门光速摩托车有限公司卡西亚踏板车间成品车出库单》或《轻骑集团江门光速摩托车有限公司卡西亚踏板车销售单》，由司徒国杰或其员工在提货人处签名，同时司徒国杰或其员工签订一份《欠据》给袁树鸿，载明司徒国杰欠袁树鸿货款情况，经双方对数确认后司徒国杰支付货款，货款支付后由袁树鸿出具《收款收据》。2016年11月起袁树鸿与司徒国杰停止合作。后袁树鸿认为司徒国杰所欠货款尚未支付，袁树鸿催收无果，遂于2017年3月23日提起本案诉讼。
案经审理，袁树鸿认为司徒国杰尚未支付2015年2月12日《欠条》66207元、2015年2月13日《欠条》31762元、2015年2月13日《欠条》15808元、2015年2月14日《欠条》13632元、2015年2月14日《欠条》8091元及2016年11月14日《还款协议》249371元，合共384871元；司徒国杰对此表示其已付清上述袁树鸿主张的所欠货款。袁树鸿庭审时又出具一份2016年10月5日签订的《欠据》，主要载明“现欠袁树鸿人民币264080元（大写贰拾陆万肆仟零捌拾圆整）”等内容。另袁树鸿不能出示涉案《还款协议》原件，袁树鸿认为上述2016年10月5日签订的《欠据》能印证《还款协议》复印件的欠款金额。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买卖合同纠纷。袁树鸿将货物摩托车交付给司徒国杰，司徒国杰有支付相应货款给袁树鸿的义务，双方形成买卖合同关系。袁树鸿交付货物后，司徒国杰没有支付货款的事实，有袁树鸿举证的《承包协议书》、《品牌承包合同》、《欠条》、《出库单》、《欠据》及袁树鸿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定。袁树鸿已履行交货义务，司徒国杰未支付相应货款，显属违约，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相关所需支付的货款数额，袁树鸿主张支付5张《欠条》的欠款数额共135500元和2016年11月14日签订的《还款协议》欠款数额249371元，合共384871元，司徒国杰予以否认，经查，袁树鸿只提供了5张《欠条》证据原件，而不能提供《还款协议》证据原件，后补充的2016年10月5日签订的《欠据》证据原件并不能印证《还款协议》上的欠款事实和数额，因此袁树鸿主张司徒国杰偿还《还款协议》上欠款数额249371元的意见，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袁树鸿要求司徒国杰支付5张《欠条》的欠款数额共135500元的货款，理据充分，合法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违约金的问题。由于袁树鸿与司徒国杰并没有约定逾期付款利息和违约金的计算方式，且袁树鸿并不能举证证明其除因司徒国杰拖欠货款而产生的利息损失以外的其他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故一审法院确定应从起诉之日即2017年3月2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违约金至付款之日止，袁树鸿请求违约金超过上述金额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司徒国杰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袁树鸿支付货款135500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1355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起诉之日即2017年3月23日起计至本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二、驳回袁树鸿其他诉讼请求。司徒国杰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073元，保全费2520元，合共9593元，由袁树鸿负担5593元，司徒国杰承担4000元。
二审中，袁树鸿提供《还款协议》一份，以证明司徒国杰欠款。司徒国杰质证认为：袁树鸿出示的原件比复印件多一个签名。
司徒国杰提供如下证据：1.收款收据十一张，以证明司徒国杰已经支付上述货款。2.2017年2月24日收据一份，以证明袁树鸿已经收取了司徒国杰的款项3.《合作协议》一份，以证明没有拖欠这么多货款。袁树鸿质证认为：证据1的形成时间为2014年期间，与本案所拖欠的货款时间并不吻合，不能证明司徒国杰已经支付所拖欠的货款，该组证据的经办人或签收人并非袁树鸿，对于该组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据2的形成时间为2017年2月，在一审期间司徒国杰没有提供，不应作为认定本案的依据，该款项属于其他款项，与本案的货款没有关系；证据3与本案所拖欠的货款无关，无法证实衬已经支付所拖欠的货款。
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1.袁树鸿在二审期间提交《还款协议》原件一份。协议内容载明：“自2016年11月14日止，欠袁树鸿经营卡西亚品牌摩托车货款贰拾肆万玖仟叁佰柒拾壹元。此前对袁树鸿所签下的货款欠据全部作废，以本欠款单据为准。现欠款单据由王进青保管，所欠款额只对欠据保管人负责。第一阶段于2016年12月30日前归还，余下货款按实际情况分阶段返还。本欠债三方确认签名生效”。袁树鸿和王进青在“现债权人”栏上签名，司徒国杰在“欠款人”栏上签名，落款日期为2016年11月14日。2.袁树鸿于2017年2月24日向司徒国杰出具《收据》一份，确认收到司徒国杰现金2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二审仅围绕袁树鸿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本院不予审理。
关于司徒国杰欠袁树鸿货款具体数额的问题。袁树鸿主张司徒国杰欠其货款384871元，其主张的欠款数额由五张欠条的总数额135500元及《还款协议》的数额249371元组成，司徒国杰承认拖欠袁树鸿货款，但对拖欠款项的数额不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袁树鸿对司徒国杰拖欠款项数额承担举证责任，如果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则承担不利的后果。袁树鸿在一审期间已提供《还款协议》复印件，在二审期间提供《还款协议》的原件。原件与复印件比较，原件多了一个王进青的签名。司徒国杰在一审期间承认《还款协议》复印件的签名为其所签，虽对原件的签名予以否认，但没有提供证据证实，故本院不予采信司徒国杰的主张。由于袁树鸿在二审期间提供的《还款协议》为原件，本院予以采纳《还款协议》。袁树鸿虽然在一审期间提供五张欠条的原件，但双方在上述欠条出具后又继续开展较多的交易，司徒国杰也存在次数较多的付款。因此为避免债权债务不清晰，双方定期进行结算则符合交易常理。袁树鸿在一审提供的2016年10月5日欠据表明，司徒国杰截止至2016年10月5日欠袁树鸿货款264080元。该张欠据可认定双方对截止前2016年10月5日时债权债务的结算。同理，《还款协议》也应认定是双方对债权债务结算。《还款协议》表明截止至2016年11月14日司徒国杰欠袁树鸿货款249371元。由于欠款的凭证有时会表述为欠据或欠条，欠据和欠条在作为欠款凭证名目上无本质的区别，均能确定约定期间或截至出具之日的欠款事实，而本案欠款均为双方当事人开展买卖交易的款项，且在交易期间进行结算时以欠据或欠条作为凭证名目均有出现，因此《还款协议》中“货款欠据”不应作限缩性解释仅为“欠据”，而应解释为包括以往的“欠据”和“欠条”。由于《还款协议》载明货款欠据全部作废，再结合本院上述分析，故本案不予采信前述五张欠条作为认定欠款的依据。综上，本院对《还款协议》予以采纳，进而认定司徒国杰截止至2016年11月14日，欠袁树鸿货款249371元。
在审查司徒国杰在本案中实际欠款数额时，还应审查，司徒国杰在上述截止日期后是否支付过货款。司徒国杰在二审中提供司徒国杰于2017年2月24日的收据，该收据表明袁树鸿收到司徒国杰现金2万元。虽然袁树鸿主张该款与本案无关，属其他款项，但袁树鸿未进一步提供证据，故本院不予采信袁树鸿的主张，进而认定司徒国杰在《还款协议》之后支付货款2万元。扣减上述2万元的付款，计得司徒国杰欠袁树鸿货款229371元。司徒国杰在二审中提供11张收据的发生时间均为2014年，并不影响本案欠款数额的认定，本院不予采纳。司徒国杰提供2014年11月5日的《合作协议》对本案认定欠款数额也没有关联，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袁树鸿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处理不当，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7）粤0703民初2312号民事判决；
二、司徒国杰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袁树鸿支付货款229371元及利息（利息以229371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起诉之日即2017年3月23日起计至本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
三、驳回袁树鸿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7073元，保全费2520元，合共9593元，由袁树鸿负担3186元，司徒国杰承担6407元；二审诉讼费5040元，由袁树鸿负担2893元，司徒国杰负担214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立辉
审 判 员 许世清
审 判 员 梁智坚
二〇一八年三月八日
法官助理 刘现流
书 记 员 梁闪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