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民再6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飞蕾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沪南路9828号。法定代表人：张静红，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勇，上海宏仑宇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文哲，上海宏仑宇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富士医疗器材（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浦东新区日京路79号时美大楼6层N部位。法定代表人：后藤祯一，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华，上海市袁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蓓，上海市袁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徐重人（SHIGETOJO），男，1948年3月4日生，住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徐汇区。原审第三人：方刚，男，1977年9月7日生，汉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黄浦区。上诉人上海飞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富士医疗器材（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士公司”）、原审第三人徐重人（SHIGETOJO）、原审第三人方刚联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二○一六年五月九日作出的(2014)浦民二(商)再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8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飞蕾公司委托代理人陶勇、金文哲，富士公司委托代理人陈建华、黄蓓，原审第三人徐重人（SHIGETOJO），原审第三人方刚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飞蕾公司上诉请求撤销重审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富士公司原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基于重审一审中已查明的无争议事实及司法鉴定结论，应当认定2008年4月18日《之补充合同》(以下简称“4.18补充合同”)依法成立，重审一审判决错误；重审一审仅以4.18补充合同“存在是否真实签订的若干疑点”为由，否定系争补充合同成立，实属以猜测替代事实认定、以推断替代法律适用、滥用所谓“自由心证”，该认定无事实与法律依据；鉴于飞蕾公司没有伪造合同，也没有必要伪造合同，应依法改判。此外，重审一审法律适用不当，举证责任分配不当错判。富士公司辩称，飞蕾公司上诉理由不成立。系争补充合同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存在伪造的痕迹，权利义务完全失衡，且双方并没有履行，故重审一审判决正确，请求本院维持重审一审判决。徐重人（SHIGETOJO）述称，同意飞蕾公司的上诉请求及上诉理由。方刚述称，同意飞蕾公司的上诉请求及上诉理由。富士公司向原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本案落款时间为2008年4月18日的《＜大区总代理合同书＞之补充合同》即4.18补充合同不成立。原一审判决驳回富士公司诉请，该公司上诉后，本院原二审改判撤销原判，支持其诉请。后检察机关对生效判决提起抗诉，本院经再审后，撤销原一、二审判决，发回原一审法院重审。重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4月2日，富士公司、飞蕾公司签订《大区总代理合同书》，约定由富士公司将其相关产品在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西、湖北五省一市的独家销售代理权授予飞蕾公司。2008年2月4日，富士公司、飞蕾公司签订《大区总代理合同书》，约定由富士公司将其相关产品在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河北、湖南、湖北、山西、陕西、辽宁十一省一市的独家销售代理权授予飞蕾公司；合同期限为2008年2月4日起至2012年4月1日止；飞蕾公司自2008年4月1日起至2012年3月31日止的时间内，需达到本商品的以下销售目标：2008年向富士公司进货额为人民币一亿八千万元(以下币种相同)，之后逐年度提升15-20%，前一年如未完成则顺延入下一年度营业指标，总值为四年共九亿元，销售目标的达成与否是飞蕾公司能否在合同结束后继续取得代理商资格的必要条件之一等。2008年3月28日，富士公司、飞蕾公司签订《大区总代理合同书》补充合同，约定双方任何一方违约，均须向对方以本合同所涉及的所有有效销售合同金额的200％进行赔偿等。2008年4月18日《之补充合同》即4.18补充合同，系本案讼争的合同。该补充合同首先在“签约背景”中注明：在双方签署《大区总代理合同书》后，在实际操作中，飞蕾公司发现市场上的串货现象越发严重，同时富士公司现有注册商品的种类有限，这些都严重阻碍了飞蕾公司的再销售；由于涉及飞蕾公司的预期累计投入巨大，因此飞蕾公司要求富士公司下调约定的采购进货指标，但富士公司坚持要求飞蕾公司必须按富士公司指标进行采购进货；为切实推动飞蕾公司采购进货，富士公司承诺加快新产品引入的进程，并严格保护好飞蕾公司的销售渠道，在双方多次磋商后，为了双方长期、有效地合作，本着诚实守信的原则达成补充约定。双方约定：为了保障飞蕾公司抢占市场的销售时机，富士公司有义务为飞蕾公司的采购准备充足的所有有效货品（但飞蕾公司需提前一个月通知），若因富士公司的直接或间接原因造成未能及时准备有效货品而造成的飞蕾公司进货受阻，飞蕾公司有权延期支付给富士公司的累计货款或其它债务款，并且不需要承担任何滞纳金直至富士公司能稳定按照飞蕾公司的订货需求为止；且飞蕾公司有权以由此造成的市场销售损失向富士公司索要赔偿；要解除《大区总代理合同书》的唯一条件只能是飞蕾公司没有完成约定的销售目标，若飞蕾公司在合约期内总计完成从富士公司进货额达到或超过了约定的九亿元，则在《大区总代理合同书》到期后飞蕾公司将无条件获得2012年4月1日起至2017年3月31日止的时间段内的同等区域的总代理权，在此顺延的五年内，飞蕾公司须完成整个续约期内总计从富士公司采购进货总金额为15亿元，飞蕾公司权利不变；为了保障飞蕾公司在长期巨额投入后的回报，在代理合同的有效期内（若续约，则包括续约合同的有效期）富士公司不得单方面要求中止合同，若富士公司通过各种手段有意或无意的阻碍飞蕾公司完成进货任务来意图制止飞蕾公司执行合约或续约等情况均可视为富士公司的单方面违约，飞蕾公司有权向富士公司索取解约赔偿金，富士公司、飞蕾公司双方共同认定的富士公司须向飞蕾公司支付的解约赔偿金的金额为飞蕾公司累计从富士公司的进货金额的120%等。该补充合同注明于2008年4月18日签署，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上述合同及补充合同签订后，双方继续履行。2010年6月12日，飞蕾公司向富士公司发送《关于延期支付累计货款的通知函》，以富士公司自2009年12月起以各种理由削减飞蕾公司向富士公司的正常订货数量，并且针对飞蕾公司反复要求的市场急需商品长期不予稳定供货，同时，还将相同产品提供给无权销售的其他公司，帮助其他公司在飞蕾公司的销售区域内串货，直接破坏飞蕾公司的销售体系为由，通知富士公司决定按照双方签订的4.18补充合同的相关约定暂时延期支付以往的累计货款。富士公司于同年6月17日回函称飞蕾公司函件所述理由严重违背事实，单方面擅自停止支付货款行为违约，即日起停止向飞蕾公司供货。此后，富士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飞蕾公司支付自2010年3月15日起的累计货款64,447,690元。而飞蕾公司在案件审理中以本案系争的4.18补充合同的相关约定进行抗辩。为此，富士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先是要求确认4.18补充合同无效，后又变更要求确认4.18补充合同不成立。原一审审理中，经富士公司、飞蕾公司双方协商一致，法院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本案系争的4.18补充合同进行司法鉴定。2011年11月23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编号为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1）文鉴字第197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如下：1、送检的落款时间为2008年4月18日的4.18补充合同第2页甲、乙方印文是落款时间同时期形成，但不能确定二者具体形成时间；2、落款时间为2008年4月18日的4.18补充合同第2页指印与双方印文的油墨种类及色料成分相同，是同时期形成；3、落款时间为2008年4月18日的4.18补充合同第1页上双方印文与第2页上双方印文是同时期形成；4、不能确定落款时间为2008年4月18日的4.18补充合同第2页上乙方（飞蕾公司）印文与打印文字的形成先后顺序；该页上甲方（富士公司）印文形成于打印文字之前；5、落款时间为2008年4月18日的4.18补充合同两页纸张未检见明显差异；6、不能对落款时间为2008年4月18日的4.18补充合同两页是否出于同一人的编辑排版习惯风格进行鉴定；7、落款时间为2008年4月18日的4.18补充合同第2页落款布局与常见合同文本落款布局相悖，且送检的样本合同上均未发现与该落款布局相类似的布局方式，但不能据此对是否符合富士公司、飞蕾公司的落款布局习惯进行鉴定；8、因无指印样本，不能对落款时间为2008年4月18日的4.18补充合同第2页上指印是何人所留进行鉴定；9、落款时间为2008年4月18日的4.18补充合同两页系一次排版打印；10、落款时间为2008年4月18日的4.18补充合同两页系同一打印机打印。富士公司一审审理中，徐重人（SHIGETOJO）申请证人姚某到庭作证，富士公司申请证人张某、唐某、郭某到庭作证。证人姚某当庭陈述：其在富士公司2005年成立时就担任公司的管理部长，至2008年6月转任公司总经理顾问，直至同年10月主动提出离开富士公司。2008年4月是其将公司公章交给徐重人（SHIGETOJO）总经理的，目的是去深圳参加全国医疗器械春季博览会。徐重人（SHIGETOJO）从深圳回来后，在向其交还公司公章的同时还交给其两份合同，其中一份就是4.18补充合同，因该份合同涉及到公司15个亿的销售额，所以印象特别深。该份合同在其离职时与其它合同一起交给下一任管理部长张某了。证人张某当庭陈述：其在2008年6月至2009年期间担任富士公司的管理部长，现担任富士胶片的业务部长。其在接任富士公司管理部长时没有和前任办理书面的交接手续，只是进行了一个口头的交代，没有具体的财和物上的交接，其从来没有看到过4.18补充合同。证人唐某当庭陈述：其在2008年至今年1月期间担任富士公司的人事总务，2008年的上级是姚某，公司的公章和合同章是其和姚某共同保管的，两人都有钥匙。公司公章经常有被借出去，也不一定都有借用登记手续。其没有看到过4.18补充合同。证人郭某当庭陈述：其是2007年7月进入富士公司的，起先担任商务助理，现任商务主管，负责保管对外合同的复印件，其没有看到过4.18补充合同。另查明：第三人徐重人（SHIGETOJO）系富士公司2005年1月18日成立时的第一任董事、总经理，一直担任到2008年5月16日回日本母公司工作。第三人方刚自2005年4月1日起在富士公司工作，并于2006年3月26日担任副总经理，直至2009年2月11日离职。飞蕾公司设立于1999年3月29日，注册资金为50万元，设立时的股东为周某1（时任飞蕾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徐重光，周某1占公司股份的90%，徐重光占公司股份的10%，徐重光系本案第三人徐重人（SHIGETOJO）之姐。2006年7月1日，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周某1将其在公司中的30%股份转让给案外人王某，30%的股份转让给案外人陈某，徐重光将其在公司中的10%股份全部转让给案外人陈某。此后，陈某又将其在公司中的40%股份全部转让给周某1，目前飞蕾公司的股东为周某1和王某，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周某1占公司股份的70%，王某占公司股份的30%。王某系第三人方刚的姐夫。周某与周某1系母女关系。飞蕾公司系上海A有限公司（下称A公司）股东之一，占公司股份80%，飞蕾公司曾于2009年6月9日向A公司支付投资款240万元。后飞蕾公司于2010年6月将其名下8%股权以24万元转让给案外人卢某，另72%股权以216万元转让给周某1之母周某。2010年8月10日，卢某向A公司支付24万元，周某向A公司支付216万元，A公司于8月18日向飞蕾公司支付240万元。姚某曾于2009年1月作为A公司代表与飞蕾公司签订一份《房屋租赁合同》。2011年12月，周某将其持有的A公司90%股权（出资额为270万元）转让给姚某，A公司另一股东卢某持股10%，并由姚某担任A公司法定代表人。姚某于2011年12月28日向周某支付270万元。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显示，A公司作为申请人的数项专利申请项目中，发明（设计）人包括徐重人（SHIGETOJO）、姚某、方刚及其他案外人。此外，依据司法鉴定意见，4.18补充合同上双方印章及指印均在落款时间同时期形成。本案富士公司在本院原二审审理中，本院向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发函，要求该中心对鉴定意见中“同时期”所指的具体时间跨度进行解释。该中心回函说明，本次鉴定中“同时期”时间段为三个月左右。经质证，各方当事人对该回函的内容均无异议。同时，富士公司认为三个月的时间段不能证明系争补充合同是在2008年4月18日当天签订的，且徐重人（SHIGETOJO）在此后一个月就从富士公司离职，补充合同仍有可能是在徐重人（SHIGETOJO）离职后套印的，而且鉴定没有对打印文字的形成时间作出结论。飞蕾公司认为，根据先有富士公司印章、再打印文字、最后按指印的顺序，以及印章、指印均是同时期形成的结论，文字也是在三个月内形成的，富士公司的说法不能成立。徐重人（SHIGETOJO）认为鉴定结论与其陈述的签约经过是相符的。重审一审中，重审一审法院依据富士公司、飞蕾公司的申请，再次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系争合同第1页上印章与文字形成顺序、第1、2页上打印文字是否同时期形成作鉴定。该中心出具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5）鉴字113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4.18补充合同第1页上的富士公司印文，形成于同部位印刷体字迹之前。2、4.18补充合同第1页上的飞蕾公司印文，形成于同部位印刷体字迹之后。3、4.18补充合同第1、2页上的印刷体字迹排版特征基本相符，系使用同一台打印机打印输出形成。但不能进一步确定是否同期形成。重审一审中，富士公司新提交证据，证明本案第三人方刚与飞蕾公司前法定代表人周某1于2014年共同出资设立上海B有限公司，其中方刚持股比例为40%，周某1持股比例为60%。重审一审法院认为，徐重人（SHIGETOJO）为日本国国籍，本案具有涉外因素。本案争议的合同发生在富士公司、飞蕾公司之间，为查明争议合同的有关情况，本院依据富士公司的申请，通知徐重人（SHIGETOJO）、方刚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因此，本案的处理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诉争4.18补充合同既具备合同成立所需的一般要件，又存在是否真实签订的若干疑点，综合分析本案各种情况，应认定4.18补充合同不成立，富士公司诉请应予支持。具体理由如下：1、4.18补充合同系先加盖富士公司印章，后打印文字，落款处富士公司印章与日期文字仅有极少相交，飞蕾公司印章与打印文字无相交，还出现了无法查明的两处指印，而富士公司、飞蕾公司间其它无争议合同文本，落款处公司名称与日期的打印文字间距正常，双方印章与打印文字均有相交，故系争合同落款布局与其它无争议合同的落款布局明显差异，且系争合同上印章与打印文字无相交或少量相交的情况在日常中并不多见，飞蕾公司并未举证证明系争补充合同出现上述反常情形的合理性。2、根据司法鉴定意见，4.18补充合同是在落款时间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段内形成的，该时间段跨越了徐重人（SHIGETOJO）从担任富士公司总经理到离职的时间，且徐重人（SHIGETOJO）作为总经理客观上有权使用富士公司公章，因此从时间上来说，系争补充合同既有可能是在落款时间形成，也有可能是在徐重人（SHIGETOJO）离职后形成的。对此飞蕾公司未能举证证明系争补充合同的确切形成日期。相反，在2008年4月之后到富士公司、飞蕾公司2010年6月发生纠纷前的2年多时间里，4.18补充合同从未被提及；3、徐重人（SHIGETOJO）、方刚陈述的签约过程，特别是先盖富士公司印章、再打印文字的陈述，飞蕾公司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这些陈述的真实性。而从相关当事人的身份来看，徐重人（SHIGETOJO）、方刚、姚某均曾在富士公司处担任高级管理人员，后均离职，且三人客观上与飞蕾公司及其新老股东间有亲戚关系或任职关系，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陈述内容的证明效力。4、关于原审期间的相关证人证言，证人姚某作为富士公司前任管理部长，陈述徐重人（SHIGETOJO）曾将4.18补充合同交给其保管，其在离职时转交给下一任管理部长张某。证人张某作为后一任管理部长否认收到过该补充合同；证人唐某作为富士公司公章及财务章保管人，证人郭某作为富士公司合同复印件保管人，两人均称没有看到过4.18补充合同。由于富士公司管理部长之间的交接没有书面记录，仅为口头交接，在双方证人各执一词的情况下，相关证言对于证明系争补充合同是否形成于徐重人（SHIGETOJO）任职期间的事实均不具有直接的证明力。5、富士公司主张其从未看到过4.18补充合同，富士公司是在其与飞蕾公司的货款纠纷案件审理中，由飞蕾公司出示系争补充合同后，富士公司才提出合同不成立及内容无效的主张。对此飞蕾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富士公司在双方发生纠纷之前曾经提及或确认过系争补充合同的存在。6、4.18补充合同的内容主要包括：对产品定义及销售区域作了扩大解释；增设富士公司有充足备货的义务，否则飞蕾公司有权延期支付货款且不需承担任何滞纳金；约定的解约条件从原先前的三类减为“唯一条件”，即只有飞蕾公司没有完成销售目标时，富士公司才有权解除合同，同时约定若富士公司单方面违约，需承担累计进货额120%的赔偿金。鉴于上述合同内容与之前的代理合同内容在富士公司备货义务、解约条件等方面有明显变化，双方当事人理应对此进行磋商，但飞蕾公司未举证证明双方的磋商过程。7、飞蕾公司提交了4.18补充合同签订后与富士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认为其中有将第三方产品列入销售范围及供货期缩短为1个月等内容，据此证明该补充合同实际履行过。但在该补充合同签订前部分销售合同，也有上列内容的约定，说明并非在2008年4月18日之后才有类似的约定，飞蕾公司并无确凿充分的证据证明4.18补充合同实际履行过。重审一审法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确认本案所涉落款时间为2008年4月18日的《之补充合同》不成立。案件受理费80元、鉴定费13万元、鉴定人出庭费用10,241.40元，均由飞蕾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材料。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飞蕾公司向本院提供了两份证据材料：一、富士公司与飞蕾公司于2007年3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一份，证明双方曾就串货事实协商，由富士公司赔偿飞蕾公司损失。二、富士公司与飞蕾公司于2006年6月2日订立的《地区总代理合同书补充协议》，证明一个月交货的约定在系争合同订立之前就有约定，亦证明系争合同中关于赔偿的约定并没有加重富士公司的义务。富士公司经质证后认为，该两份证据材料不属于新证据，真实性均无法确认，且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徐重人（SHIGETOJO）与方刚经质证后对该两份证据材料无异议。富士公司二审期间未提供新的证据材料。徐重人（SHIGETOJO）二审期间未提供新的证据材料。方刚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供两份于2008年4月19日富士公司与案外单位订立的代理合同（均为复印件），证明富士公司确实在会展期间与各代理商签订过合同，以印证本案系争的4.18补充合同的真实性。飞蕾公司对上述证据材料经质证后，对形式与内容均无异议。富士公司对上述证据材料经质证后认为，该证据材料并非新的证据，对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徐重人（SHIGETOJO）对上述证据材料经质证后，对形式与内容均无异议。本院对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经审查后认为，飞蕾公司与方刚提供的证据材料因均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采信。重审一审中，徐重人（SHIGETOJO）陈述4.18补充合同是2008年4月18日在其入住的宾馆房间里由其亲自签订的，后因合同上存在错误，需重新打印，而其有其他约会，时间来不及，故根据先前合同盖章的大致位置在空白纸张上加盖了四枚公章，交由副总经理方刚重新打印。徐重人（SHIGETOJO）表示，合同改好后，其粗略看了一下合同内容与原先一致。方刚对徐重人（SHIGETOJO）的陈述表示认可。重审一审中，双方当事人对重审一审中所作的司法鉴定的鉴定意见及鉴定人当庭陈述发表了质证意见，飞蕾公司对鉴定意见及鉴定人的陈述均予以认可；富士公司则认为，鉴定程序不合法，鉴定意见不科学，故对鉴定意见及鉴定人的陈述均不予认可。本院经审理对重审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本案系争的“4.18补充合同”是否成立。本院认为，本案因原审第三人徐重人（SHIGETOJO）系日本国公民，故本案属于涉外案件，但本案系争的“4.18补充合同”发生在富士公司与飞蕾公司之间，合同的签订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双方间的合同关系不具有涉外因素，故本案的处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双方当事人对于“4.18补充合同”的形成过程存在争议。飞蕾公司及徐重人（SHIGETOJO）、方刚均确认该合同是在落款当日，即2008年4月18日签署形成的，同时徐重人（SHIGETOJO）还陈述了签约的详细过程，由于当天合同文本内容有差错及时间来不及等原因，故合同系先盖章后打印文字。富士公司则认为，徐重人（SHIGETOJO）虽曾担任富士公司总经理，但其已于2008年5月16日离职，与合同落款时间仅相隔一个月，故“4.18补充合同”系徐重人（SHIGETOJO）利用在职期间偷盖富士公司印章于空白纸上，并在其离职后再套印内容而形成。本院认为，要确定4.18补充合同是否成立，是否对富士公司具有约束力，关键在于认定4.18补充合同的形成过程正常合理与否，鉴于富士公司诉请为4.18补充合同不成立，而飞蕾公司则抗辩4.18补充合同成立。根据相关证据规则，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系争合同成立承担举证责任，故本案中应由飞蕾公司对此主张负举证责任。现飞蕾公司举证了加盖双方公司印章的合同原件，但经司法鉴定机构多次鉴定确认，合同系先加盖富士公司印章后打印文字形成，对此反常情形，徐重人（SHIGETOJO）虽对签约详细过程予以了解释，并称事后粗略地阅看过该合同文本，但先有文字后有印章的形成过程确非正常。针对系争合同存在上述反常情形等，重审一审判决根据本案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从系争合同落款布局反常、印章与文字排版的特征异常、徐重人（SHIGETOJO）、方刚二人与飞蕾公司及其新老股东间亲戚关系或任职关系致使徐、方二人陈述证明效力较弱、系争合同在双方纠纷发生前未曾被提及以及也未实际履行等多方面进行详尽地阐述，本院对此均予以认可。本院注意到，“4.18补充合同”对富士公司约定的义务、承担的责任与之前双方的约定有明显的变化，尤其增加了富士公司的义务和限定了该公司的解约条件等。对此，飞蕾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双方有进行磋商并逐步达成系争协议的事实，对上述有明显变化的约定内容，在富士公司先盖公章后打印文字的情况下，时任富士公司总经理的徐重人（SHIGETOJO）、副总经理的方刚也未有事后以书面形式确认该系争合同的事实。综上所述，飞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重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0元，由上诉人上海飞蕾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琳敏
代理审判员 朱雁军
审 判 员 沈 洁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金小卿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