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琼民终258号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7）琼民终2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执行案外人）：赵心竹，女，1970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宝城八区新文阁****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欢，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海南星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白龙路白龙大厦*座*****室。
法定代表人：周斌，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双领，北京市安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被执行人）：陵水骏高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南干道旁。
法定代表人：耿春平，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赵心竹因与被上诉人海南星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禾公司）、陵水骏高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骏高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7）琼96民初13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7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赵心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欢、被上诉人星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双领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骏高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心竹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停止对位于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南干道旁海南中州国际酒店B栋楼B302房（以下简称案涉房产）的执行；2.改判支持上诉人关于骏高公司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有关案涉房产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立即为上诉人办理商品房销售书面备案确认的诉讼请求；3.判令星禾公司协助骏高公司履行上述备案手续，不得妨害骏高公司履行与赵心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部分事实的认定明显缺乏证据支持。1.一审判决认定”2014年12月，骏高公司与星禾公司达成以涉案项目的37套房产抵付部分工程款的协议”，缺乏证据支持，认定事实明显错误，且被上诉人星禾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事实；2.一审判决认定”双方根据上述调解意向在承办法官主持下签署《调解笔录》，《调解笔录》与《协议书》的内容基本一致。”属于主观臆断；3.一审判决遗漏重要事实：2016年7月5日，骏高公司与上诉人签署B909、B302房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后，当日上诉人支付了购房款差价148150元，该事实证实上诉人与骏高公司已经实际履行买卖合同约定的义务。2016年7月5日，上诉人与骏高公司办理案涉房产的验房收房手续，骏高公司将案涉房产的钥匙、门禁卡、电能表使用卡、智能燃气表IC卡、物业一卡通交付给上诉人，并提供了买卖合同约定的住宅使用指南。上诉人也向陵水乐龄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支付了案涉房产的天然气设施费、有线电视初装费，并预交了水电费，陵水乐龄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也开具了收款收据。上述事实直接证明了上诉人已经合法购买案涉房产并实际取得案涉房产的占有使用权。一审判决不仅遗漏了该事实，而且也未前往现场核实；4.一审判决将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的撤诉裁定详细转述，所述情节均为星禾公司、骏高公司在诉状中的单方陈述，未经庭审质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一审判决不厌其烦的转述星禾公司、骏高公司的单方陈述，有失公平。二、案涉房产系上诉人合法抵债购买，并实际交付使用，星禾公司未购买案涉房产，更未合法占有，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对骏高公司与星禾公司的债务纠纷、抵债过程是不知情的，且已经实际支付了抵债差价款，并实际办理案涉房产的交付入住手续，包括房屋钥匙、水电燃气开户手续、住宅使用说明等交付手续，故上诉人已经通过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成为了合法购买并实际占有案涉房产的买房人，其享有的民事权益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公正判决，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星禾公司辩称，一、案涉房产的所有权属于星禾公司指定的受让人。案涉房产位于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南干道旁的海南中州国际酒店，系星禾公司以工程款抵房款的形式购买所得，并指定受让人，从2014年1月至2015年2月期间以工程款抵房款形式购买房屋合计38套。骏高公司已就案涉房产与星禾公司指定的受让人签订了《陵水县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房屋已经交付给指定的受让人占有和使用，受让人收房同时交付了相关物业费、水电费等，一直实际使用至今。现在案涉房产已经通过一审法院强制执行程序备案至星禾公司指定的受让人名下。二、骏高公司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恶意串通案外人转移财产，恶意停水停电，在当地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和后果，其行为已涉嫌犯罪。三、上诉人未实际占有使用案涉房产，属于非善意”购买”房屋，不享有排他性民事权益。1.交付房屋是房屋买卖合同的根本目的，上诉人未实际占有使用案涉房产表明这不是一起正常的商品房买卖交易，法院的现场勘验也进一步印证了上诉人没有收房和占有使用房屋的记录；2.上诉人非善意取得还有一个重要依据，上诉人属于施工方，彼此都认识，都知道相互抵押的房屋，平时也相互串门。骏高公司明知上述房屋已经交付星禾公司指定的受让人，还恶意转移财产，而上诉人在已经用工程款折抵有房屋的情况下，还配合骏高公司恶意转移财产，主观明显恶意；3.未实际支付房款，上诉人至今未向法庭出示其已经足额支付案涉房产价款和购房发票，且其付款时间与合同前后时间不一致，这显然不是正常的现象；4.骏高公司为了达到恶意转移财产的目的，对案涉房产进行了所谓的单方面网签备案登记，该备案登记只是一种形式要件，在未占用和实际使用案涉房产并支付相应价款的情况下，本案的上诉人不属于善意第三人；5.上诉人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属于滥用诉权的行为。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骏高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赵心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终止对案涉房产以及B909号房的执行程序；2.判令骏高公司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备案号为LSL000051382、LSL000051472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立即为赵心竹办理商品房销售书面备案；3.判令骏高公司按照收取房款总额开具正规不动产发票给赵心竹；4.判令星禾公司协助骏高公司履行上述备案手续，不得妨害骏高公司履行与赵心竹的《商品房买卖合同》；5.一审案件诉讼费由星禾公司与骏高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9月20日，星禾公司与骏高公司签订了《珍珠大厦B座A、B单元装修工程合同》、《珍珠大厦B座D、E单元装修工程合同》，约定由星禾公司承接骏高公司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珍珠大厦B座A、B、D、E四个单元的装修工程。此后，双方还就珍珠大厦A座、B座的其他装修事项作了实际履行。2014年12月，双方达成以涉案项目的37套房产抵付部分工程款的协议，案涉房产与B909号房包括在上述37套房产中，并由骏高公司就案涉房产与星禾公司指定的受让人周斌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就B909号房是否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本案现无直接证据予以证明。后因工程款结算问题发生争议，2015年12月，星禾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骏高公司支付工程款5306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并解除双方于2014年12月签订的37份以房抵债、冲抵部分工程款的合同。一审法院于2016年1月4日受理该案，并于诉前根据星禾公司的申请，查封了骏高公司名下珍珠大厦价值6274万元的房产。该案审理过程中，星禾公司与骏高公司经协商，于2016年5月8日达成调解协议，并签订了《协议书》，确认双方工程款结算总额及以房抵债具体条款、违约条款，该《协议书》所附三个附件明确罗列了以房抵债的具体房号清单及房屋价款，其中包括案涉房产和B909号房。随后，双方当事人根据上述调解意向在承办法官主持下签署了《调解笔录》，《调解笔录》与《协议书》内容基本一致，只是未附抵债房源清单。一审法院于2016年5月24日制作了（2016）琼96民初5号《民事调解书》，对当事人的调解事项作了确认。其中包括：一、确认双方工程款结算总额为79877315.87元；二、骏高公司已以货币支付4270.3万元，剩余37174315.87元用海南中州国际酒店（原珍珠大厦）的合法商品房抵付，骏高公司通过销售形式将抵偿工程款的房屋出让给星禾公司或星禾公司指定的受让人，骏高公司于约定的履约日期前为受让人办理网签备案登记，交付房屋并按房号分别开具全部商品房的销售发票，即视为骏高公司完成全部工程款的支付义务，双方互不追究各方的违约责任；三、履行期限：本调解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限为法院解除查封次日顺延30日（节假日顺延）；四、违约责任：骏高公司未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在履约期限届满后一个月内骏高公司应无条件以货币支付所欠星禾公司工程款33733080.17元，并向星禾公司支付违约金100万元，星禾公司在取得上述款项后退回价值相对等的房屋给骏高公司；......七、星禾公司同意以生效的民事调解书向一审法院申请解除查封骏高公司的房产（以法院最终裁定查封的房产为准）。该调解书生效后，一审法院根据星禾公司的申请，裁定解除了对骏高公司名下珍珠大厦价值6274万元房产的查封。此后，骏高公司并未按照调解书第二项履行与星禾公司签订合同、办理备案的确定义务，而是于2016年7月5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将案涉房产与B909号房出售给了赵心竹。
另查明，2013年11月25日，案外人深圳市中意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意公司）与骏高公司签订《珍珠大厦B座整体厨房供货及安装合同》，承接骏高公司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珍珠大厦B座的橱柜安装工程。工程完工后，双方经结算于2016年5月25日签订了《房款抵工程款协议》，确定以骏高公司名下海南中州国际酒店（原珍珠大厦）B座B2503、B2507、B2508号房共3套房产同骏高公司尚欠中意公司的1987886元工程款相抵，中意公司补足差价153539元后，双方之间的债务结清。该协议上中意公司的经办人处均加盖有赵心竹的私人印章，赵心竹称其是中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6年7月5日，中意公司与骏高公司签订《海南中州国际酒店换房审批表》，将上述3套抵债房产变更为案涉房产及B909号房，并明确客户姓名为”赵心竹”。同日，骏高公司与赵心竹就上述两套房产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出具了收到赵心竹购房款的《收据》。当日，骏高公司还在海南省房产管理系统上办理了上述合同的网上备案提交手续。
星禾公司因骏高公司不履行已生效（2016）琼96民初5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义务，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该执行案件中，一审法院于2016年10月12日作出（2016）琼96执107号之三《执行裁定书》和（2016）琼96执107号之十《协助执行通知书》，责令被执行人骏高公司协助星禾公司办理案涉房产与B909号房的网签备案登记手续。陵水黎族自治县房产管理局（以下简称陵水县房管局）亦根据上述法律文书，于2016年10月24日向骏高公司发出陵房[2016]15号《关于协助执行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的通知》，要求骏高公司协助星禾公司将案涉房产与B909号房重新签订合同至星禾公司指定受让人名下。赵心竹不服，遂于2016年11月3日向一审法院提出案外人书面异议。其异议被裁定驳回后，依法向一审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还查明，骏高公司曾分别于2016年3月、2016年8月以星禾公司2014年指定的案涉房产与B909号房的受让人周斌、罗彩英为被告提起诉讼。在2016年3月起诉时，骏高公司要求解除与罗彩英就B909号房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撤诉后在2016年8月重新起诉时，则直接要求罗彩英搬离该房。就案涉房产起诉时，骏高公司均要求解除与周斌签订的该房产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各诉状中骏高公司均要求指定受让人支付2014年底至骏高公司起诉之日实际占用案涉房产与B909号房的使用费。赵心竹与骏高公司于2016年7月签订买卖合同后，未曾实际控制、使用B909号房，就案涉房产，其主张已于2016年7月取得钥匙并实际入住使用。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七条”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以申请执行人为被告”的规定，星禾公司作为申请执行人，在本案中应被列为被告。赵心竹在起诉状中将星禾公司列为第三人，经一审法院当庭释明后，赵心竹的代理人当庭表示同意将星禾公司列为被告，一审法院依法确定星禾公司在本案中的诉讼地位为被告。
作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本案争议焦点为赵心竹对案涉房产与B909号房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综合分析赵心竹就案涉房产与B909号房设置权益主张之过程，在2016年7月5日之前，无论是中意公司还是赵心竹，都未曾就案涉房产与B909号房进行过任何协商或提出过主张，直至2016年7月5日，中意公司、赵心竹才与骏高公司通过变更原抵债房产的方式，将案涉房产与B909号房确定为抵付工程款之房产，并形成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而星禾公司于2016年5月8日就在《协议书》附件中明确载明以案涉房产与B909号房抵偿工程款，故，星禾公司以案涉房产与B909号房为特定对象设置权益主张的时间在先。其次，赵心竹就案涉房产与B909号房签订合同、抵付房款、办理备案均发生于2016年7月5日，但该时间段是法院根据星禾公司、骏高公司另案达成的调解协议，就案涉房产与B909号房所在珍珠大厦项目解除诉讼保全措施后，给予当事人签订合同、办理备案之便利的义务履行期，案涉房产与B909号房既属于合法商品房，骏高公司违背将合法商品房以销售形式抵偿给星禾公司的约定，在这一特定履行期作出将案涉房产与B909号房转售他人之行为，恶意较大。在这一行为过程中，赵心竹亦不能充分证明自己的绝对善意，故，其以该行为之效力对抗星禾公司，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再次，根据骏高公司对星禾公司指定受让人罗彩英、周斌的起诉，可知，骏高公司认可其于2014年底就将案涉房产与B909号房交付给了星禾公司指定的受让人占有、使用；赵心竹则当庭自认其未曾接收过B909号房的钥匙、未曾使用过该房产，至于案涉房产，赵心竹主张自2016年7月5日起占有使用。二者相较，星禾公司就B909号房的占有使用主张更占优势，而针对案涉房产，双方对该房产历史占有状态及当前占有状态的主张不一，均不足以推翻对方之主张。另，从债权性质上看，双方对骏高公司主张的债权本质都是工程款，原始债权性质平等、一致，债权实现方式又均是以他物替代清偿，赵心竹对此并不享有优先权。综上，一审法院认为，赵心竹就案涉房产与B909号房所主张的权益不足以排除法院之强制执行。至于赵心竹因为执行程序之依据问题，对法院执行行为提出的异议，不属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审查范围，一审法院依法不予处理。另，赵心竹关于要求骏高公司继续履行合同、办理书面备案、开具发票的诉请，属于其与骏高公司之间的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亦不在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审查范围，一审法院不予处理。
综上所述，赵心竹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七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赵心竹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3888.28元，由赵心竹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赵心竹向本院提交三组证据：第一组证据：1.案涉房产的电卡、物业一卡通用户卡、燃气卡、门禁卡及钥匙；2.2017年3月10日，案涉房产内的照片；3.购买案涉房产的茶几、电视柜、床、床头柜、床垫、窗帘等票据；4.购买案涉房产电器、晾衣架的网购记录及票据，拟共同证明案涉房产经上诉人合法购买，双方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并已经实际办理合法交房手续，上诉人已于2016年7月5日交房入住，并采购、置办了大量家具。第二组证据：1.案涉房产的房屋托管单；2.2017年7月26日，陵水乐龄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案涉房产的水电费收据；3.2017年7月26日拍摄的案涉房产的水表现场照片；4.2017年7月26日拍摄的案涉房产水表刷卡过程录像；5.2017年7月26日拍摄的案涉房产电表现场照片；6.2017年7月26日拍摄的案涉房产电表插卡过程录像，拟共同证明自案涉房产交付至今，一直由上诉人缴纳物业、水电等费用，上诉人合法持有案涉房产的门禁卡、钥匙、水电燃气卡，是房屋的合法占有人。第三组证据：骏高公司向陵水房管局出具的《陵房（2016）15号通知的回复》复印件，拟证明骏高公司明确表示案涉房产已经出卖给赵心竹，与星禾公司无关，星禾公司对该案涉房产不享有任何特定的权利。
针对上述三组证据，被上诉人星禾公司质证认为：对上述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原审第三人骏高公司未到庭质证，视为其放弃质证的权利。
针对上诉人赵心竹提交的证据，结合被上诉人星禾公司的质证意见,本院认定如下：针对上诉人赵心竹提交的第一组证据，该组证据中的房屋钥匙，已经双方当事人在一审中举证、质证，一审法院也已认证，故本院无需对该证据进行再次认证；第一组证据中的其他证据，如电卡、物业一卡通用户卡、燃气卡、门禁卡以及房屋照片、购买家具、电器的发票，因上述证据都有原件予以核对，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上述证据的关联性无法确认，且无法证明上诉人已在2016年7月5日（也即查封前）占有案涉房产，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可；针对上诉人赵心竹提交的第二组证据，该组证据中的房屋托管单，已经双方当事人在一审中举证、质证，一审法院也已认证，故本院无需对该证据进行再次认证；第二组证据中的其他证据，如水电费收据、水电表刷卡过程照片等，考虑到本案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主要审查案外人是否于查封之前占有案涉房产，而上述证据均是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后出现的证据，不能证明案外人在查封前占有案涉房产，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针对上诉人赵心竹提交的第三组证据，经核查，该证据有原件核对，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故，作为被执行人的骏高公司对案涉房产归属的意见不能够直接证明赵心竹对案涉房产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陵水县房管局于2016年11月4日根据一审法院出具的（2016）琼96执107号之三《执行裁定书》和（2016）琼96执107号之十《协助执行通知书》的要求，已将案涉房产备案至星禾公司指定的受让人周斌名下，案涉房产的备案时间为2016年7月5日。
经本院现场勘查，案涉房产的房门由周斌拿钥匙打开，上诉人赵心竹称其有该房的钥匙，但其钥匙并未打开房门。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对该类案件，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本案中，上诉人赵心竹主张应停止对案涉房产的强制执行，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赵心竹对案涉房产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判断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主要应分析案外人对案涉房产享有的民事权益与申请执行人对被执行人享有的债权相比是否具有优先性，也即分析案外人对案涉房产是否享有所有权或者物权期待权。又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关于”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变更只有经依法登记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本案中，骏高公司并未将案涉房产过户登记至赵心竹名下，故案涉房产的所有权未发生变动，赵心竹未取得所有权，因此，本案应重点分析上诉人赵心竹对案涉房产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物权期待权。
物权期待权从性质上虽仍属债权范畴，但该债权不同于一般的债权，案外人既已依照合同履行完毕支付取得物权之对价等义务，预期物权将确定无疑地变动到其名下，在与申请执行人一般债权的实现发生冲突时，法律选择了优先保护案外人的物权期待权。至于物权期待权的保护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对此进行了规定。依据前述规定，案外人对被执行的财产享有的物权期待权如欲产生排除强制执行的效力，应当符合以下要件：（一）和被执行人即登记名义人，签订以变动执行标的物所有权为目的的合同；（二）已经履行买卖合同的全部价款支付义务；（三）对执行标的物的物权期待权已经以一定的方式对外公示；（四）物权没有变更登记的原因不可归责于案外人。四个要件同时具备，缺一不可。根据物权期待权的保护要件可知，物权期待权作为一种被物权化的债权，其被物权化的具体表现为案外人与被执行人签订买卖合同的首要目的是获得特定标的物的所有权，并且为获得所有权积极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如积极支付全部价款，并通过占有的方式对外公示，之所以没有变更登记，不是自己的原因造成的。
具体到本案，上诉人赵心竹虽然于2016年7月5日与被上诉人骏高公司就案涉房产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但实际上该《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对中意公司与骏高公司签订的以房抵债协议的具体履行。故，赵心竹与骏高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首要目的是消灭金钱债务，并非是获得案涉房产的所有权。此即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所规定的基于买卖而产生的物权期待权具有基础性的区别。并且本案中，案涉房产最初是于2014年12月由骏高公司用于抵偿星禾公司的工程款，并由骏高公司就该案涉房产与星禾公司指定的受让人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后双方因工程款纠纷于2016年5月24日在一审法院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约定由骏高公司以合法商品房抵偿星禾公司的债务，并为星禾公司指定的受让人办理备案手续，开具购房发票，一审法院也出具了民事调解书。在该民事调解书履行期间及骏高公司与星禾公司指定的受让人签订的有关案涉房产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未被解除的情况下，2016年7月5日，骏高公司私自将案涉房产再次抵债给赵心竹，造成一房两次抵债的局面。因此，根据上述事实可知，在赵心竹未就案涉房产办理不动产登记之前，其对案涉房产享有的权益仍为普通债权，与星禾公司享有的债权相比不具有优先性。不仅如此，无论是通过本院的现场勘查还是现有证据都不足以证明赵心竹在法院查封前已占有案涉房产，不能产生对外公示物权的效力。因此，上诉人赵心竹对案涉房产不具备能够排除强制执行的物权期待权的四个要件，故其不享有物权期待权。
此外，针对上诉人赵心竹关于要求骏高公司继续履行合同、办理书面备案等上诉请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审理的范围包括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是否享有民事权益以及该民事权益能否排除强制执行。因此，赵心竹的上述上诉请求不属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范围，本院对上诉人赵心竹的上述上诉请求不予理涉。
综上所述，赵心竹对案涉房产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495.23元，由上诉人赵心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夏伟伟
审判员 汪忠学
审判员 林秋婷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徐欣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