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5）穗中法民五终字第258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炳棠，住香港九龙。
委托代理人：范建军，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志强，住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代理人：常向前，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炳棠因与被上诉人何志强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4）穗越法民三初字第16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据2013年1月14日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出具的房地产登记簿查册表记载，涉案房屋即位于广州市越秀区东华西路46号01（首层）房屋，建筑面积225.34平方米，规划用途为商业，何志强拥有全部产权，2010年2月1日登记。
中山利高帝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高帝公司）及黄炳棠与广州市富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华公司）及何志强因债务纠纷经原东山区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并制作（1993）东法经初字第565号民事调解书，双方达成以下一致协议：富华公司、何志强在1998年12月31日共同向利某公司、黄炳棠支付2096860元；案件受理费20495元由利某公司、黄炳棠负担6831元，富华公司、何志强负担13664元。1999年6月8日，黄炳棠与何志强签订了《执行和解协议》，约定将涉案房屋即位于广州市东华西路46号房产转让给黄炳棠，房产价格合计为6048000元，以房产证上记载的实际建筑面积进行决算，多退少补。从上述房款中扣除2096860元用于抵偿何志强依照（1993）东某经初字第565号民事调解书项下的偿还责任，其余部分房款共计3951140元经双方协商，在何志强领取房产证后由黄炳棠到银行办理按揭，所得款支付给黄炳棠。签订协议一个月内，由黄炳棠支付1000000元给何志强办理赎回涉案房屋有关证明书及文件，何志强必须将赎回的一切文件及证明书及其手头全部有关涉案房屋的房产文件、证明书一并交由黄炳棠保管等。该《执行和解协议》签名栏有黄炳棠及利某公司、何志强及富华公司的签名或盖章。同年6月8日，各方经法院询问并制作《执行笔录》，记载：法院“希望各方按照和解协议内容执行，如有违反，原审法院将按照原调解书确定的内容执行”。2014年6月20日，原审法院向黄炳棠发出（2014）穗越法执恢字第114号通知书，通知：“关于你方申请恢复执行（2014）穗越法执恢字第114号、被执行人为何志强的债务纠纷案件，原审法院已经执行完毕。对于你方提出的被执行人因未履行与你方私下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而应给付你方4110200元及返还税费218295元，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你方应循其他法律途径解决。”同年7月21日，原审法院作出的（2014）穗越法执恢字第114-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黄炳棠与被执行人何志强债务纠纷一案……原审法院于2014年4月23日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路支行发出公函，对（1999）东某执字第149号案件截留被执行人租金的情况进行核实。该行于2014年6月4日作出《关于查询广州市越秀区东华西路46号房屋租金支付情况的复函》，称2002年至2006年期间，该行共有10笔租金合计2110524元支付给黄炳棠名下账号为36×××06的工商银行账户。原审法院认为，现本案已全部执行完毕……”。
黄炳棠为了证明何志强应当向其返还房款及其利息，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999年6月8日黄炳棠、何志强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1999年6月8日制作的《执行笔录》、57张收据及原东山区人民法院2005年6月10日作出的（2002）东法执字第1701号恢字1-1号民事裁定书、《划拨建设用地拆迁房屋临迁、回迁安置协议书》及其公证书、《划拨建设用地拆迁房屋产权补偿协议书》、广州市劳动安全卫生监测站出具给东山区规划局的证明等证据材料。其中，57张收据开具时间跨度从1999年6月15日至2003年7月6日，证明何志强收到了黄炳棠的57笔现金，每笔数万元不等，共计金额4110200元。何志强对该《执行和解协议》、《执行笔录》及民事裁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该《执行和解协议》并没有实际履行，并认为该民事裁定书已经做出该57张收据不是事实的认定。何志强虽然承认该系列收据上何志强的签名均系其本人亲笔所签，但对该57张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何志强对黄炳棠提交的《划拨建设用地拆迁房屋临迁、回迁安置协议书》及其公证书、《划拨建设用地拆迁房屋产权补偿协议书》、广州市劳动安全卫生监测站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其不能证明黄炳棠的主张，并陈述称前述协议书的原件之所以存放在黄炳棠处，是因为何志强依据此前的法院裁判文书而交给黄炳棠，并不是所谓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结果。（2002）东某执字第1701号恢字1-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至于异议人黄炳棠在执行异议和复议的听证中，提供被执行人何志强自1999年6月15日至2003年7月6日期间，在其处支取了57笔款共4110200元，主张是向被执行人何志强支付购房款。虽被执行人何志强对此予以承认，但经审查不论是付款时间、付款金额或付款方式均与双方在签订《执行和解协议》中所约定不符，故不足以证实异议人黄炳棠主张已向被执行人何志强支付购房款和双方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已实际履行的事实。”该裁定书已经生效。
黄炳棠还提交了税收通用完税证5张、税收通用缴款书1张，证明黄炳棠代替何志强支付了房屋租赁税共计218259元，何志强表示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对其合法性和关联性没有发表意见。经审查，上述6份票据开具的最迟时间为2003年。庭审中，黄炳棠向法院陈述称因该债务纠纷一直在执行过程中，故本案起诉前未要求何志强返还该笔房屋租赁税。何志强（出租人，甲方）与工商银行白云支行（承租人，乙方）于2003年7月16日签订了《租赁合同》，其中约定：“租赁期限：2003年7月16日至2005年7月15日，月租金额57750元……十二、上述房屋在租赁期内，需要交纳的税费，由甲乙双方按规定各自承担”。该合同还附上了黄炳棠的账户，何志强应法院通知，要求工商银行白云支行将租金直接支付给黄炳棠。黄炳棠、何志强双方一致确认自2002年2月8日至2006年3月16日，涉案房屋首层10笔租金共计2110524元已经经由工商银行白云支行支付给黄炳棠。黄炳棠述称，在工商银行白云支行向黄炳棠支付租金时，本应当由何志强承担的租赁税转由黄炳棠承担，共计218295元，因此该租赁税应当由何志强返还给黄炳棠。何志强则述称，黄炳棠、何志强约定租赁税应当由黄炳棠承担，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黄炳棠、何志强也未对该合同第十二条作出说明。
黄炳棠于2014年7月3日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以黄炳棠与何志强签订《执行和解协议》，何志强同意将其位于广州市东华西路46号的房产转让给黄炳棠，房屋计价为6048000元，扣除（1998）东某经初字第565号调解书项下的2096860元后，其余购房款3951140元由黄炳棠支付给何志强。黄炳棠依照约定分57笔共向某志强支付款项4110200元。现何志强位于东华西路46号首层物业已于2010年2月1日取得房产证，但何志强一直隐瞒不告知黄炳棠，既未将该房产过户给黄炳棠，也没有向黄炳棠支付任何款项。为由，请求：1、判决何志强向黄炳棠返还所收取的房款4110200元及自2003年7月7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暂计至起诉之日为20万元）；2、判决何志强向黄炳棠返还其垫付的房屋租赁税218295元并自2004年4月12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暂计至起诉之日为1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何志强负担。
何志强原审答辩称：一、何志强不存在欠付黄炳棠房款的问题。1997年1月29日，甲方富华公司百宝城时装精品商场与利某公司签订了《广州市富华有限公司百宝城商场租赁合同补充预支款协议》，其中何志强为富华公司法定代表人，黄炳棠为利某公司投资人。该协议约定，由甲方出租北京路259号首层及二层给乙方作为经营使用场地，租赁期限从1998年1月1日至2002年12月31日止，为此乙方需要向甲方支付预支款1126000元。在履行过程中，双方又于1997年5月7日补充签订了《广州市富华有限公司百宝城商场租赁合同补充预支款协议》，乙方需要向甲方支付预支款560000元。后来因为租赁期限问题双方协商由何志强返还多收取的租金1686000元本金及其利息404640元，共计2090640元给黄炳棠。但是黄炳棠在履行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况下就到了原东山区人民法院起诉，案号为（1998）东某经初字第565号。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黄炳棠、何志强达成了调解方案：由富华公司、何志强在1998年12月31日前，将欠款2096860元共同付清给利某公司及黄炳棠，受理费13664元由富华公司、何志强承担。后来黄炳棠申请执行了该案，案号为（1999）东某执字第149号。1999年6月8日，双方签订了以房抵债的《执行和解协议》，约定何志强及富华公司将东华西路46号房屋以6048000元转让给黄炳棠及利某公司。其中2096860元作为抵扣何志强及富华公司所欠黄炳棠及利某公司的债务，其余3951140元待黄炳棠及利某公司领取房产证后以办理银行按揭的形式支付。黄炳棠在法院申请过程中已经通过法院截留了东华西路46号首层商铺的租金，共领取了1559250元，尚欠537610元。在2000年，何志强因为伍大业起诉至法院，案号为（2001）东某经初字第1806号，使得何志强不得不背上债务。此时，黄炳棠为了其案件的顺利执行，害怕何志强名下的房屋即广州市东华西路46号商铺被伍大业申请法院查封而影响其权利的实现，就向某志强称找到了一个对抗伍大业的方法。于是黄炳棠一手炮制了何志强自1999年6月15日至2003年7月6日期间由黄炳棠向某志强支付57笔共计4110200元房款给黄炳棠的虚假证据收据，何志强实际上根本没有收取黄炳棠所谓的4110200元。该57笔所谓的支付房款证据已经被东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02）东法执字第1701号恢字1-1号民事裁定书所推翻。从黄炳棠所提交的证据来看，黄炳棠称从1999年6月15日至2003年7月6日期间分57笔向某志强支付房款4110200元，而这些支付时间间隔很短，且均没有银行的划转证明，按照这样的方式和时间间隔支付4110200元的房价款，明显不符合生活常理，恰恰证明了黄炳棠基于不让伍大业获得执行款项而伪造房款支付收据的事实。对于尚欠黄炳棠的款项537610元，何志强已经主动要求广州市东华西路46号商铺当时的承租人工商银行广州市白云支行向某志强每月支付租金57750元，该情况已经由越秀区人民法院向工商银行予以查实，具体有（2014）穗越法执恢字第114号卷宗材料为证。在该案中，黄炳棠无中生有的申请恢复执行，认为何志强尚未还清该案的款项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经法院查实何志强已经还清了欠款。黄炳棠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也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二、黄炳棠要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黄炳棠、何志强约定，租金由黄炳棠收取，所有的租赁税也由其承担，因此不存在何志强所谓欠付黄炳棠房屋租赁税的情况。另外，从黄炳棠提供的所谓垫付房屋租赁税完税凭证开具的时间为2004年来看，黄炳棠在本案起诉前从来没有主张过返还该租赁税，因此黄炳棠的该项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丧失了胜诉权。三、因不存在欠付房款及房屋租赁税的问题，所以也不存在相应的利息。综上所述，在（2002）东某执字第1701号恢字1-1号民事裁定书及（2014）穗越法执恢字第114号民事裁定书中，均认定何志强并没有欠黄炳棠任何执行款项，也没有向黄炳棠收取过任何房款的情况下，黄炳棠提起的诉讼明显缺乏事实依据和法院依据。黄炳棠意图通过伪造证据来对抗伍大业执行欠款，而何志强已经按照法院裁判文书履行了对伍大业的相关支付义务，更足额向黄炳棠支付了欠款。请求人民法院驳回黄炳棠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认为：针对黄炳棠、何志强之间的债务纠纷作出的（1998）东某经初字第565号民事调解书是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对黄炳棠、何志强等各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在履行前述民事调解书的过程中，针对该债务纠纷的实际履行，黄炳棠、何志强之间又签订了《执行和解协议》。据前述（2014）穗越法执恢字第114号通知书和（2014）穗越法执恢字第114-1号执行裁定书，黄炳棠与何志强之间债务纠纷已经执行完毕，在此情况下，前述《执行和解协议》理应丧失了相应的履行基础。同时，黄炳棠提交合计金额为4110200元的57张收据，主张其系履行前述《执行和解协议》向某志强支付的涉案房款。但是，该笔交易的付款时间、付款的金额以及付款的方式均与该《执行和解协议》的约定不符，且此种每间隔一两天至数天、每笔支付数万元不等、共分成57笔的大金额现金支付方式有违一般交易习惯。黄炳棠没有就其与《执行和解协议》约定不符且又有违一般交易习惯的支付方式提供充分有效的依据和正当的理由，衡情度理，原审法院对该57张收据不予采信。另外，黄炳棠提供的《划拨建设用地拆迁房屋临迁、回迁安置协议书》及其公证书、《划拨建设用地拆迁房屋产权补偿协议书》、证明等证据材料并不能证明前述《执行和解协议》项下的房款支付约定得到了实际履行。因此，黄炳棠认为已生效的（2002）东某执字第1701号恢字1-1号民事裁定书对该笔4110200元房款的相关裁定与事实不符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要求何志强返还房款4110200元及其利息的诉请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根据前述查明事实，为履行（1993）东某经初字第565号民事调解书，何志强应法院的通知，要求承租人工商银行白云支行将租金支付给黄炳棠，至2006年3月16日，相应租金共计2110524元已经经由工商银行白云支行支付给黄炳棠，相应的租赁税也由黄炳棠代为缴纳。何志强与工商银行白云支行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需要交纳的税费由双方按规定各自承担，按照相关规定租赁税的缴纳具有确定的期限。黄炳棠最后支付涉案房屋租赁税的时间距其提起本案诉讼早已超过了2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的规定，其相关诉求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黄炳棠对租赁税的诉请也不存在其他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何志强提出对租赁税诉请的诉讼时效抗辩理由于法有据，予以支持。黄炳棠要求何志强返还租赁税的相关诉请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依法丧失了胜诉权，原审法院对该诉请不予支持。
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第九条第（四）项的规定，于2014年12月4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黄炳棠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用43108元，由黄炳棠负担。
判后，上诉人黄炳棠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黄炳棠依照《执行和解协议》向某志强支付款项，何志强向银行将涉案房屋的所有有关资料及拆迁安置的文件赎回，并将该文件交黄炳棠保管，由此足以证明双方对《执行和解协议》的实际履行；2.根据黄炳棠提交的证据5《请求书》、证据6《协助执行通知书》、证据7法院向涉案房屋拆迁主管单位进行调查，了解涉案房屋产权办理情况，何志强提交的证据7法院发给租户工商银行的要求工商银行将租金直接支付给黄炳棠的《协助执行通知书》、证据8关于何志强与租户工商银行约定租金直接支付给黄炳棠的《租赁合同》，何志强在其他案件庭审时收取黄炳棠款项的事实均予以确认能够进一步证明《执行和解协议》在当时切实得以履行；3.关于房屋租赁税的问题。根据何志强与工商银行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租赁税应由出租方承担。由于工商银行在支付租金之前，必须要收到完税发票，否则不予付款。所以在黄炳棠收取租金期间，黄炳棠亦需事先缴纳租赁税，而黄炳棠已收取的租金已经作为何志强支付的执行款，即该租金权益最终是由何志强取得，故该税费应由何志强承担。关于诉讼时效问题。由于该税费是在执行过程中基于《执行和解协议》所产生，该执行是一个连续的行为，所以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为此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支持黄炳棠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何志强承担。
被上诉人何志强答辩称：我方不同意黄炳棠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我方同意一审判决，1.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关于黄炳棠提交的57张收据，主张其履行执行和解协议，与执行和解协议不符，且支付方式有违一般的交易习惯，何志强在交易中没有与黄炳棠有相关约定，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符合生活常理；3.黄炳棠向某志强买房的事实是不存在的，黄炳棠以工商银行支付的租金已证明买房的事实，是不成立的；4.黄炳棠主张的税款问题，一审法院已经查明工商银行最后一笔配合法院执行，交付租金的款项的时间为2006年3月16日，何志强将收取租金的权利转移给黄炳棠，交租赁税的义务也随之转移给是黄炳棠。从2006至今已有八年，黄炳棠追讨该租赁税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黄炳棠与何志强对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黄炳棠表示：1.其提出本案返还争议款项的依据是执行和解协议；2.支付最后一笔租赁税的时间为2004年4月12日。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黄炳棠依据执行和解协议主张何志强向其返还争议款项应否予以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申请执行人因受欺诈、胁迫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或者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由此可知，执行和解协议是执行程序中，双方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经过平等协商，就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的法律关系的实现程度和方式形成协议，因此，执行和解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产生争议源自于黄炳棠认为其已经实际履行《执行和解协议》中约定的义务，故何志强应向其返还争议款项。对此，本院作如下评析：
关于争议房款是否实际支付的审查。《执行和解协议》约定：案涉房屋以6048000元转让给黄炳棠及利某公司，其中2096860元作为抵扣何志强及富华公司所欠黄炳棠及利某公司的债务，其余3951140元待黄炳棠及利某公司领取房产证后以办理银行按揭的形式支付。现黄炳棠提交了57张收据用以证明其履行了支付4110200元购房款的义务，但是，何志强抗辩称该收据系为了对抗另案申请执行人伍大业而出具的虚假证据，何志强并没有实际收取争议房款。根据原审法院作出的（2002）东某执字第1701号恢字1-1号民事裁定书所认定的事实，虽然黄炳棠提供了被执行人何志强自1999年6月15日至2003年7月6日期间，在其处支取了57笔款共4110200元，主张是向被执行人何志强支付购房款。但经审查不论是付款时间、付款金额或付款方式均与双方在签订《执行和解协议》中所约定不符，故不足以证实黄炳棠主张已向被执行人何志强支付购房款的事实。据此，本案在黄炳棠不能提交证据足以推翻上述裁定所认定事实的情况下，其主张已经向某志强支付了争议的购房款，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审法院驳回黄炳棠的该项诉求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争议租赁税费的返还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中，根据何志强与工商银行白云支行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需要交纳的税费由双方按规定各自承担。因此，在黄炳棠承认其支付最后一笔租赁税的时间为2004年4月12日的情况下，其理应知道租赁税费的权利受到侵害而应及时行使权利主张，现黄炳棠于2014年7月3日提出本案诉讼要求何志强返还争议税费，因明显超出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而丧失胜诉权，故原审法院驳回该诉求正确，本院予以维持。黄炳棠上诉提出税费因执行和解产生，故不应适用诉讼时效，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黄炳棠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43108元由上诉人黄炳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怡
代理审判员 余盾
代理审判员 蔡峰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张辉
李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