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粤01民终1974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一明，男，1974年7月2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恒，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俊威，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有生，男，汉族，1959年1月1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裕林，男，汉族，1976年8月2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吴川市。
原审第三人：广东中旅（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侨光路8号华厦大酒店B座8楼。
法定代表人：何汉平，该公司执行董事。
上诉人余一明因与被上诉人高有生、吴裕林、原审第三人广东中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旅公司）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4）穗越法民三初字第10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余一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余一明一审诉讼请求。事实理由如下：一、涉案房屋登记在余一明名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涉案房屋所有权属于余一明，享有排他的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据此，余一明有权要求高有生、吴裕林、中旅公司返还房屋。二、中旅公司刻意隐瞒犯罪事实，不是“好意”，不是“信任”，也不是“管理人员有疏忽”。中旅公司一审述称“我司当时的管理人员有疏忽，导致了三方房屋调换过程中产生了疏忽，三方调换房屋的时候没有书面的材料，所以导致涉案房屋还登记在余一明名下”。而在(2016)粤01民终12012号一审即(2014)穗越法民三初字第1615号案中，中旅公司又谎称这是管理人员的“好意”和出于对余一明的“信任”，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实际上，中旅公司刻意隐瞒单位领导人的违法事实，因集团领导收受包工头梁梓煜(阳江人)巨额现金，集团领导不愿意或不敢退回赃款，授意房产公司领导肖声亮出面处理，房产公司为化解风险，事实已经收取余一明169000元风险押金用于退还赃款，后来余一明缴纳的这笔风险金已经转抵余一明支付作为永福路房屋的购房款，而集团领导早已讨论决定并批准授意房产公司将永福路304房以成本价240000元出售给余一明，收取的房款也作为赃款退回给包工头梁梓煜。广州市越秀区永福路42号之一xx房是余一明合法的房屋买卖。涉案502房屋是余一明向房管局购买的合法财产，从来没有表示过要和中旅公司交换房产，是中旅公司刻意隐瞒事实，以达到侵占私人财产的目的。三、中旅公司联合高有生、吴裕林为了侵占余一明的私人财产，一开始就篡改证据、虚构事实。在(2011)穗越法民三初字第1170号“所有权纠纷”案中，中旅公司提供的“证据3，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就是伪造出来的，故意隐去了协议书中第一条最后两行的两个关键数据“4280.75”和“17122.99”，以吻合其主张的、看似真实的“购房款计算逻辑”。四、吴裕林根本就不是中旅公司员工，只是涉案房屋楼下卖菜小贩。一审中，中旅公司称“中旅公司原是将涉案房屋分配给高有生居住使用，高有生又交给吴裕林居住，吴裕林离职之后就搬走了”，故意歪曲事实，庇护高有生非法转租余一明的合法房产。五、中旅公司、高有生仅提供对其有利的部分“证据”，对其不利的“证据”一律更换、替换，并制造虚假证据，甚至拉拢证人出具虚假证言。在(2016)粤01民终12012号案一审【即(2014)穗越法民三初字第1615号】中，中旅公司、高有生提交的“证据14，第七届第三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中的第三页“住房调整换购人员名单”已被高有生“调包”，原名单中“罗乾国”、“鲍轶琳”、“王坚”三人属于“租房”范畴，而余一明属于“购买”范畴，而其他大部分人属于“换购”范畴。“证据15，原中旅集团工会副主席陈志鸣出具证明”亦是终点重重。六、高有生依仗与中旅公司原法人代表、董事长、党委书记王万年是亲戚关系，强行侵占余一明涉案房屋。高有生以“借住”之名行“抢占”之实，以各种理由骗取余一明涉案房屋钥匙和房产证。由于中旅公司、高有生称涉案房屋产权证已经遗失，余一明无奈才于2007年2月17日依法在当天的《广州日报》上登报声明，重新申领了房产证，登报费用700元人民币也是在中旅公司属下的“广东中旅(集团)华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报销的。余一明申请补领房产证时，距离离开中旅公司已经有将近一年时间。余一明重新申领涉案房屋房产证合情、合理、合法，根本不存在“谎报”和“骗取”一说。七、余一明因惧怕单位领导打压，在领导提出借用涉案房屋时，余一明不敢不从，涉案房屋由余一明借给高有生暂时居住；同时期余一明还租赁一间案外人的房屋供中旅公司单位另一领导人居住，以平衡领导关系。一审判决既然已经明确“使用权实则从属于所有权”，余一明拥有涉案房屋房产证，产权清楚，诉请高有生、吴裕林以及中旅公司搬迁合法有据，不存在“理据不足”。综上所述，余一明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高有生二审答辩称：涉案房屋是中旅公司分给高有生居住，当时并不认识余一明，也没有任何关系，在分到涉案房屋之后才认识余一明，不存在余一明将涉案房屋借给高有生使用的事实。余一明与高有生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余一明应当向中旅公司主张权利。
被上诉人吴裕林经本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原审第三人中旅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亦未提交书面意见。
余一明于2014年4月29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高有生、吴裕林立刻搬离其侵占的广州市越秀区友爱路五巷3号502房（原“东山区友爱路五巷3号502房”，下称涉案房屋），并将该房屋交还余一明；中旅公司配合涉案房屋的收回。
吴裕林一审辩称：不同意余一明的诉请，2013年5月余一明经常骚扰我方，要求我方搬离涉案房屋，我方在2013年6月已经搬离涉案房屋。现在我方租住在友爱××××201，由于我方已实际不在涉案房屋内居住，所以不同意余一明诉请。
高有生一审辩称：不同意余一明的诉请，我方是中旅公司的员工，当时由于中旅公司的房改政策时候没有分到房屋，我方没有房屋居住，根据我方的申请，中旅公司就将涉案房屋分给我方居住，我方是从中旅公司处拿到钥匙的，我方不认识余一明，也不知道涉案房屋是进行过房改的，直到2009年我方才从他人处知道涉案房屋是房改过的。由于余一明经常骚扰，所以现在我方已经不在涉案房屋内居住，已经将涉案房屋交还给中旅公司。在2009年我方申请了经济适用房，因为需要开具居住的证明，所以才由余一明协助开具。从2010年12月开始我方没有在涉案房屋内居住，房屋空置一段时间后吴裕林没有房屋居住，所以我方将涉案房屋交给了吴裕林。我方现在居住的经济××房××地址为××号之6，面积为七十多平方米。在2013年5月吴裕林搬离涉案房屋后我方已经将钥匙交还给中旅公司，中旅公司现在派员工在涉案房屋内看守。
中旅公司一审述称：不同意余一明的诉请。一、高有生夫妻两人均是我司的员工，所以是我司安排高有生入住的。二、涉案房屋实际是属于我司的房产，是国有资产。三、我司当时的管理人员有疏忽，导致了三方房屋调换的过程中产生了疏忽，三方调换房屋的时候没有书面的材料，所以导致涉案房屋还登记在余一明名下。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因所有权确认纠纷，中旅公司（系另案原告）将余一明（系另案被告）诉至一审法院，诉请要求余一明立即将涉案房屋产权过户给中旅公司。一审法院于2015年5月15日作出（2014）穗越法民三初字第1615号民事裁定，驳回余一明起诉。余一明不服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6日作出（2015）穗中法民五终字第3995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一审民事裁定，指定一审法院对该案进行审理。经审理，一审法院于2016年4月8日作出（2014）穗越法民三初字第1615号民事判决，判令余一明自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5日内，协同中旅公司到房管部门办理涉案房屋产权过户登记至中旅公司名下的手续；所需费用由中旅公司承担。判后，余一明不服提起上诉，目前该案处于二审阶段。
与此同时，在上述（2014）穗越法民三初字第1615号案中，查明有如下事实：余一明原是中旅公司属下广东中旅（集团）华侨房地产有限公司的职工，涉案房屋是余一明承租的直管公房。1999年12月9日，余一明提出《广州市干部、职工购买直管公有住房申请书》，广州市房地产管理局于同年12月20日同意出售。同年12月28日，余一明（乙方、购买住房人）与原广州市东山区国土局房地产管理局（甲方、出售住房单位）签订《广州市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约定甲方将涉案房屋（建筑面积36.6207平方米）出售给乙方，乙方实付房价款共计21403.74元，根据有关规定，按乙方住房分配面积标准内实付房价款的20%给予的一次性住房维修费补贴4280.75元，减除该补贴后，乙方需付房价款17122.99元等。2001年4月13日，余一明领取了涉案房屋的穗房地证字第××号《房地产证》。2002年2月，余一明将涉案房屋交付给中旅公司安排其职员使用。2005年11月1日，余一明（乙方）与中旅公司的职工谢意燕（甲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合同记载根据甲乙双方所在单位中旅公司的房改意见，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乙方向甲方购买房产广州市永福路42号之一xx房，交易价格为240000元，因甲乙双方是调换房产，乙方无需支付甲方房款，甲乙双方均委托广东人民时代律师事务所到房管局按买卖交易办理过户手续等。2006年1月，余一明领取了该xx房（建筑面积96.7636平方米）粤房地证字第××号《房地产权证》。余一明于2006年离职等。
上述（2014）穗越法民三初字第1615号案审理过程中，中旅公司为证明涉案房屋是属“换一退一”的住房换购调整方案，提供以下证据：1、2001年1月2日作出的中旅公司领导班子（2000）21号会议(2000年12月29日)纪要。2、2001年6月22日作出的广东中旅公司党政联席（2001）8号会议（2001年6月22日）纪要；及《住房调整方案》，其中一栏记载“谢意燕，永福路42号之一xx房，房改面积88.0244，建筑面积96.7636，安排人员余一明，性质房改房调整”；和《住房换购情况列表》，其中一栏（序号三）记载“现住户叶汉平，地址昌岗路中旅侨苑10号B2-xx房，性质房改，产权办理到叶汉平名下；原住户叶汉平，地址盘福路双井街28号xx房，现住户谢意燕，性质房改，产权办理到谢意燕名下；原住户谢意燕，地址永福路42号xx4房，现住户余一明，性质房改，产权办理到余一明名下；原住户余一明，地址友爱路五巷3号xx房，现住户高有生，性质租住，产权办理到中旅集团名下”。3、中旅公司第七届第三次职工代表大会的通知、大会的代表名册及大会决议，决定从28套中旅侨苑商品房中拿出16套，对部分二级企业领导班子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28人）进行以“旧房补差价、换一退一”的住房调整换购，取得中旅侨苑房屋的第一批人员，须退出原房改房，由第二批符合条件的人员换购；第二批人员退出的房改旧房，由第三批人员换购；第三批人员所退出的房改旧房应退回过户给集团，由集团按实际情况分配给有需要的员工居住，参与住房调整换购的人员应按上述计算方式向集团补交换房补差价款。参与住房调整换购的所有人员应按集团要求，配合办理换购房屋的过户手续，在办理换购房屋的过户手续前应将其退出的原房改旧房的房产证原件交回集团，由集团保管，待其换购住房的房屋过户手续办理完毕再办理退出房屋过户到下一批换购人员或集团名下的过户手续。住房调整换购人员名单28人中含余一明及谢意燕等。4、《换购公有住房缴款明细表》，其中记载余一明退还购住房地址为永福路42号之一xx房，售价116138.96元，其它23227.79元和《中旅侨苑及其有关人员房改款明细表》（记载余一明房改房永福路42号之一xx房实际付款金额70396.43元）；及广东中旅（集团）广州华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05年9月12日出具的永福路42号之一xx房房款70356.43元的收据。该案中，余一明对中旅公司的上述证据不予确认。另余一明在该案提供了余一明的单位广东中旅华侨房地产开发公司（原名广东省中国旅行社旅游开发公司）2001年4月20日向余一明出具的《承诺书》，内容为“一、广州市华侨新村友爱路五巷3号502房属于余一明所有，属于私有财产，与我司没有任何沿革关系，我司不得以任何方式侵占和损毁；二、由于集团公司员工宿舍比较紧张，我司暂时向余一明借用该物业以安置员工居住；三、余一明永久保留随时主张收回该物业，或按1500元/月的标准向我司收取租金的权利；…五、我司收到余一明交来该房屋的房地产权证原件一本和房屋钥匙3条…”。该案中，中旅公司对该承诺书不予确认，认为房屋的所有权应由房管部门确认，承诺书时间2001年，但盖的公章的公司已于1996年改名等。
一审诉讼中，关于房屋使用状况。余一明称：经余一明诉前核查涉案房屋水电费单据，还是由高有生的配偶使用；起诉后情况不清楚，故要求高有生、吴裕林和中旅公司共同将涉案房屋交还我方；我方没有涉案房屋的钥匙。中旅公司称：中旅公司原是将涉案房屋分配给高有生居住使用，高有生又交给吴裕林居住，吴裕林离职之后就搬走了，后由我方员工居住使用，直到我方申请法院在（2014）穗越法民三初字第1615号案件中查封，法院查封的时候至今都没有人使用；涉案房屋的钥匙在我方处保管。高有生称：现在我还有向中旅公司缴纳租金；我没有参加房改，单位另外有房间调整给我居住使用，但由于一定原因无法将涉案房屋过户到我名下，后来我分配到经济适用房，故搬到经济适用房居住；因为涉案房屋是单位分配给我的，故我也有涉案房屋的钥匙，但我没有在该房屋居住。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涉案房屋的使用权属存在争议，而使用权实则从属于所有权，即本案各方实质争议焦点在于涉案房屋的权属归属问题。现余一明和中旅公司对涉案房屋的权属存在另案诉讼，如前所引，一审法院作出的（2014）穗越法民三初字第1615号民事判决判令余一明应将涉案房屋过户登记至中旅公司名下，即作出涉案房屋所有权不属于余一明的认定，在该判决未被有效推翻的情况之下，余一明提起本案收回涉案房屋的诉讼理据尚缺，一审法院实难支持。待涉案房屋的权属明晰之后，各方如若对涉案房屋的使用权问题仍存争议，则可另循合法途径解决。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于2016年9月2日作出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余一明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余一明负担。
二审期间，余一明当庭提交：（2017）粤01民终20010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2014）穗越法民三初字第1615号民事判决经二审改判，裁定驳回中旅公司的起诉，也即涉案房屋实际上一直属于余一明所有。高有生质证称：对民事裁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
本院二审经庭询调查确认一审查明事实。
另查明，一、余一明不服（2014）穗越法民三初字第16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6年11月4日作出(2016)粤01民终12012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根据本院已经生效的(2015)穗中法民五终字第3995号民事裁定书查明的事实，中旅公司认为其与余一明之间的纠纷本质上属普通房屋买卖关系。本案中，中旅公司仍主张双方之间存在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其诉求基础是2005年11月1日余一明与谢意燕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因此，本案审查的焦点应围绕中旅公司提出的平等主体的合同关系是否成立进行审查。原审法院未针对性的围绕当事人提出的诉求基础进行审查，属认定基本事实不清”。故裁定如下：（一）撤销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4）穗越法民三初字第1615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重审。一审法院立案受理，案号为（2017）粤0104民初5020号，经审理认为“从涉案房屋的出售价格、形式及实行的情况看，本案是中旅公司与其职工即余一明之间因单位分房、售房及调房引发的纠纷，其优惠价格为企业职工享有的福利待遇，因此，本案诉请所基于的法律关系并非是平等主体之间形成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第三条规定，该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应驳回中旅公司的起诉”，故于2017年7月19日作出（2017）粤0104民初502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中旅公司的起诉。中旅公司不服该裁定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7日作出（2017）粤01民终2001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二、余一明通过房改售房于2001年4月6日取得涉案房屋产权登记，涉案房屋于2009年6月10日过户到案外人赵大朋、张婉薇名下，所有权来历为购房。2013年3月9日，余一明又向赵大朋购买了涉案房屋，并于2013年3月14日再次取得涉案房屋产权登记。
本院经审查认为，虽余一明目前取得涉案房屋产权是通过向赵大朋购买交易取得，但并不能改变余一明在原为中旅公司员工的情况下通过房改而最初取得涉案房屋产权的事实。根据中旅公司与余一明之间另案终审裁定书的认定，从涉案房屋的出售价格、形式及实行的情况看，本案是中旅公司与其职工即余一明之间因单位分房、售房及调房引发的纠纷，其优惠价格为企业职工享有的福利待遇，因此，本案诉请所基于的法律关系并非是平等主体之间形成的。涉案房屋由余一明通过房改出售取得，余一明名下永福路42号之一xx房产权证虽载明余一明是购买取得，但余一明与原产权人即谢意燕（中旅公司内部职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明确约定“调换房产，余一明无需支付房款”。并且，余一明亦表示其基于惧怕领导而将房屋出借，但高有生是基于中旅公司安置入住涉案房屋，余一明在未与中旅公司就涉案房屋产权关系进行厘清之前，直接起诉高有生、吴裕林搬迁交付房屋，由中旅公司配合收回，依据不足。本案起诉应予驳回，一审处理不妥，本院予以撤销。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4）穗越法民三初字第1011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余一明的起诉。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00元，分别由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本院退还给余一明。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柳玮玮
审判员 何 佐
审判员 李 民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书记员 璩方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