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新中民金终字第50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贺之梅，女，1967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辉县市百泉镇圪栏桥村，身份证号码4107821967********。
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士彪，男，1967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与贺之梅系夫妻关系，身份证号码4107821967********。
上诉人贺之梅、邓士彪共同委托代理人郭卫平，河南正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秀英，女，1966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辉县市百泉镇北苑巷化肥厂家属院*号，身份证号码4107821966********。
委托代理人刘德旺，男，1963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身份证号码4107821963********。
原审被告贺之乐，男，1975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辉县市赞城镇沟西庄村，身份证号码4107821975********。
上诉人贺之梅、邓士彪与被上诉人宋秀英、原审被告贺之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前由宋秀英以贺之梅、邓士彪二人于2011年8月2日向其借款100万元，用于生意经营，未予清偿，经催索未果为由，以贺之梅、邓士彪为被告于2013年1月15日向辉县市人民法院（下称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贺之梅、邓士彪偿还借款40万元，并支付自2012年8月17日至还清之日的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以及按照日万分之五支付至还清之日的罚息。原审法院经审理于2014年1月3日作出（2013）辉民初字第218号民事判决（下称218号判决），宋秀英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案经本院（下或称新乡中院）二审于2014年10月16日作出（2014）新中民一终字第405号民事裁定，因原判决基本事实不清，撤销原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原审法院重审期间，经宋秀英申请追加贺之乐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原审法院重审后于2015年7月30日作出（2014）辉民初字第3263号民事判决，贺之梅、邓士彪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9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0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邓士彪及其与贺之梅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郭卫平，被上诉人宋秀英及其委托代理人刘德旺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贺之乐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依法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1年8月2日，贺之梅因养猪、购煤炭用款与宋秀英、邓士彪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100万元，借款利率为月20‰，期限从2011年8月2日至2011年12月1日，借款利息于每月1－2号付清；逾期，除收取利息外，另按本金的日万分之五加收罚息。邓士彪为本次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同日，贺之梅为宋秀英出具了临时借款收据一份，载明，借款金额为100万元，开户行为工行，账号为62×××90。宋秀英通过元增贵的银行卡转入贺之梅该银行卡中97万元。至2012年4月23日，贺之梅共偿付宋秀英借款本金60万元，同年4月24日，贺之梅通过其银行卡偿还到宋秀英银行卡借款10万元。宋秀英与贺之梅、邓士彪在本案2013年3月13日第一次庭审时，均认可贺之梅已将2012年8月17日前的利息支付给了宋秀英。
原审法院另查明，宋秀英与贺之梅之间除存在本案借贷关系外，宋秀英与贺之梅、贺之乐还分别存在借贷关系。
原审法院认为：宋秀英与贺之梅、邓士彪签订的借款合同系其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部分，为有效合同，均应依约履行。关于宋秀英支付贺之梅借款的数额，应认定为97万元，贺之梅偿还数额应为70万元。故贺之梅应返还宋秀英剩余借款本金27万元，对宋秀英要求三被告返还借款本金40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全部支持。关于宋秀英要求三被告支付自2012年8月17日至本金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月息2%计算）及按照日万分之五支付至本金还清之日止的罚息的诉讼请求，因该诉求的利息与罚息之和超过了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不予全部支持。对于贺之梅、邓士彪辩称借款本金是97万元的意见，以及利息加违约金不能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意见，予以采纳；辩称仅欠本金61179元的意见，不予采纳；辩称已超过保证期限，邓士彪应当免责的意见，因宋秀英一直向邓士彪主张，故对邓士彪该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因宋秀英与贺之梅、邓士彪签订的借款合同，贺之乐既不是借款人，又不是担保人，也不是合同义务的受让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宋秀英要求贺之乐返还借款、支付利息及罚息，无事实根据，也无法律依据。故对宋秀英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于贺之乐辩称自己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的意见，予以采纳。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之规定，判决：一、贺之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宋秀英借款本金27万元，并支付从2012年8月18日起至本金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息，含罚息）；二、邓士彪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驳回宋秀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980元，由贺之梅、邓士彪负担。
上诉人贺之梅、邓士彪上诉称：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一）贺之乐、贺之学的还款，应当认定为对本案借款的还款。1、贺之乐有权决定自己的付款用于偿还何笔借款，贺之乐自认其向宋秀英所付279200元，系受贺之梅所托偿还本案借款，应确认该279200元代为还款的事实；2、贺之乐与宋秀英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和本案无关，宋秀英认为其与贺之乐之间存在其他借贷关系，完全可以另案主张。3、贺之乐的举证证明了自己与宋秀英之间本案以外的借贷已全部结清，但原审未作丝毫认定。4、贺之学与宋秀英之间没有任何借贷关系，贺之学向宋秀英所付款项系用于对本案以外贺之乐借款的还款。（二）原审对贺之梅的另两笔还款未予认定，是错误的。贺之梅的还款除收条中60万元及10万元汇款外，还存在两笔还款，即：2012年8月19日和2012年9月18日各付款16000元，付款时间均在2012年8月17日之后。原审对此未予认定，也没有任何解释。二、原审判决邓士彪承担保证责任，是错误的。宋秀英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在保证期限内主张过邓士彪承担保证责任，邓士彪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上诉请求：一、改判贺之梅应向宋秀英还款的数额为61179元；二、改判邓士彪不承担保证责任。
被上诉人宋秀英、原审被告贺之乐在法定期限内未予答辩和陈述意见。本院庭审中，宋秀英辩称：一、在原审2013年3月13日第一次庭审中，贺之梅已承认至2012年4月23日共已还本案借款本金60万元，自此以后未再还过本金。二、贺之梅所称仅欠本金61179元是捏造数据。原审2013年3月13日第一次庭审中，贺之梅称仍欠本息125362元，第二次庭审中称仍应还129361元，法庭调解时承诺还现金15万元，而本案2015年3月27日重审时，只承认欠本金61179元，每一次都不一样。三、2012年4月23日收条的60万元，是截止该日贺之梅偿还本案借款本金的总金额，对此，贺之梅在2013年3月13日第一次庭审中早已承认。2013年11月21日原审第三次庭审中，贺之梅明确承认在2012年4月24日转账的10万元跟本案100万元借款没有关系，该10万元是对案外其他借款的偿还。原审2015年3月27日庭审中，贺之梅又称该10万元是对本案借款的偿还，前后自相矛盾。该另一笔18.78万元借款有贺之梅2011年3月2日出具的借条为证，已还17.04万元，仍欠1.74万元，其所称已经还清，欠条收回，均不属实。四、关于贺之乐借款59.11万元。贺之乐自2011年1月30日至2011年8月16日共计借款59.11万元，本金已还清，仍欠部分利息。2013年5月27日贺之乐出庭作证时，称不认识我宋秀英，2013年11月21日第三次庭审中，贺之乐却又称与我有长期的合作关系，2015年3月27日庭审中，又辩称与我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该事实足以说明贺之乐所说全是不实之词。五、关于贺之梅给元增贵的打款50万元。贺之梅称该50万元是贺之乐的还款，并且是我让打的款，是无中生有。贺之梅与第三方他人的债务关系，与我无关，没有理由扣在我的身上。六、本案100万元借款，实际是按月利率4分支付的，贺之梅在原审第三次庭审中已经确认。2012年8月19日及2012年9月18日各16000元的两笔付款是还利息，可以间接印证贺之梅仍欠40万元本金和实际是执行的是月4分利率。七、本案借款合同载明借款用于养猪，是用于贺之梅与邓士彪夫妻共同生活，邓士彪是债务人和担保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八、本案100万元借款通过元增贵账户转给贺之梅97万元，其余3万元是以现金支付，对于原审判决借款97万元及已还70万元，我是有异议的，但没有能力上诉，没有上诉并不代表我认可。
本院经审理查明：邓士彪与贺之梅系夫妻关系，贺之梅与贺之乐系姐弟关系。本案2011年8月2日金额100万元借款合同，系贺之梅作为借款人、邓士彪作为保证人、宋秀英作为贷款人签订，该合同中注明有贺之梅的银行卡号“工行、贺之梅、62×××90”。
时至2012年4月23日，宋秀英向贺之梅出具收到条一份，内容为“收到贺之梅还款（现金）陆拾万元（600000.00）”。
原审法院2013年3月13日庭审中，1、对于贺之梅、邓士彪举证的2012年4月23日收到条质证时，宋秀英称“60万元收条中，其中50万元是在2011年底的还款，另外的10万元是打条之日还的款。”2、贺之梅表示“最开始双方约定的是4分的利息”，就法庭询问“既然双方约定是4分利息，合同中显示是月息2分”问题，贺之梅称“是为了共同的利息将款贷出来，合同中显示是月息2分”；就法庭询问“2012年4月23日收到条60万元，你还的是啥款”问题，贺之梅称“还的是借款总额的本金，共还了60万元。”
原审法院2013年5月27日庭审中，1、贺之梅就法庭提出的“你们第一次说4分，为何现在变了”询问，贺之梅称“说是说了，但是现在还是按借据上显示的2分来还。”2、就法庭关于本案借款利率如何约定的询问，宋秀英称“出资人得3分，我得0.5分的好处，贺之梅得多少不知道，其他的没有必要说。”就法庭询问“你之前说的为了共同的利益是什么意思，你得多少好处”问题，贺之梅称：“我得了0.5分的利息，宋秀英得了多少我也不知道。”
原审法院2013年11月21日庭审中，贺之梅针对法庭询问其在之前庭审中所说的共同利益问题，贺之梅表示“利率月息一共4分，我得0.50，原告宋秀英得多少我不知道，钱是宋秀英借的，我去找用钱的。”
原审法院作出218号判决后，宋秀英提出上诉，在新乡中院2014年5月6日庭审中，就2012年4月23日收到条60万元的组成，双方均表示其中50万元系指案外人王闽20**年12月3日银行转账付款20万元、案外人周全成2011年12月6日银行转账付款30万元。
在原审法院重审期间，宋秀英以贺之梅、邓士彪辩称贺之乐是本案借款的实际使用人和还款人，且贺之乐向贺之梅、邓士彪提供其转账付款的单据，贺之乐与本案存在直接利害关系等为由，申请追加贺之乐为被告参加诉讼。在原审法院2015年3月27日庭审中，1、宋秀英表示，除本案借款以外，贺之梅于2011年7月28日至2011年11月21日期间累计向其借款计18.78万元，贺之乐于2011年1月30日至2011年8月16日期间累计向其借款计59.11万元，均尚未予结清。贺之梅、贺之乐则称宋秀英所述该案外借款债务，其二人均已偿清。2、针对邓士彪就本案借款的责任问题，宋秀英称：邓士彪、贺之梅二人系夫妻关系，本案借款是其夫妻共同债务，自己一直在向其二人主张权利。
除上述事实外，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一、关于贺之梅、邓士彪对案涉合同借款的责任承担问题。
（一）关于贺之梅的责任承担。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民间借贷系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均属于合法借贷关系，应依法予以保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借款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返还借款；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贺之梅依据与宋秀英所签合同已取得借款，该借贷法律关系的事实清楚，贺之梅应当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及时如约按期向宋秀英履行偿付借款本息义务，因其未如约还款酿成本案纠纷，宋秀英诉求贺之梅偿付尚欠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属于违约金性质），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借款利率应当以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为最高限额，要求借款人支付该四倍限额的利息足以补偿出借人因发生借贷关系所受到的损失，已能够体现对借款人逾期还款违约行为的惩罚。也即在民间借贷关系中，利息、违约金的总数额应以同期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为限，对于超出部分，不予保护。据此，宋秀英本案诉求自2012年8月17日至还清之日的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以及按照日万分之五支付至还清之日的罚息，其总额应以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对于超出部分，不予保护。（二）关于邓士彪的责任承担。本案中，邓士彪以宋秀英未提供保证期间内向其主张权利的证据为由，主张自己不应对案涉借款债务承担责任。对此，本院认为，基于宋秀英系以贺之梅、邓士彪二人向其借得款项未予清偿为由提起诉讼，要求其二人承担还款责任，而本案事实表明，邓士彪与贺之梅系夫妻关系，同时邓士彪又是贺之梅履行还款义务的保证人，诉讼中，宋秀英对该相关事实的主张均已予明确陈述，并以此作为诉求邓士彪承担还款责任的理由和根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本案借款属于邓士彪、贺之梅二人的夫妻共同债务。据此，虽然宋秀英仅是在口头上提出自己一直向贺之梅及邓士彪主张权利，未针对自己在保证期间向邓士彪主张权利事项提供其他相应证据证明，但是，本案借款作为邓士彪与贺之梅的夫妻共同债务，邓士彪应与贺之梅共同承担的清偿责任，不能据此免除。
二、关于案涉借款的实际出借数额问题。
本案中，对于宋秀英举证之借款合同及相应借据本身的真实性，贺之梅、邓士彪均予认可，但其二人主张实际出借数额为97万元，并进行了相关举证--
借款合同载明的贺之梅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对此，本院认为，基于贺之梅、邓士彪的举证显示合同签订及相应借据出具之日、双方约定的贺之梅银行卡账户中仅收到了宋秀英通过他人账户转付的借款97万元，而本案诉讼中，宋秀英曾在先明确表示出借款项系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交付，之后又改称为现金形式交付，其说法前后不一，宋秀英并未对此提供其他相应确凿证据予以证明。故，原审判决确认实际出借数额为97万元，并无不当。
三、关于案涉借款债务的已偿付数额及尚欠数额的确定。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
本案中，针对宋秀英本案所诉，贺之梅、邓士彪主张该借款经过陆续偿付后尚欠数额为61179元。对此，本院认为：（一）审查贺之梅、邓士彪的陈述及举证，可以看出：1、在其二人所称已偿付款项的核算中，包含有贺之梅本人的付款、贺之乐的付款以及案外其他人员的付款；且该已付款项的核算，同时涉及到了贺之梅、贺之乐二人在本案以外对宋秀英另负有的其他款项借贷债务的偿付，是将两者一并进行的核算。2、在其二人关于已偿付款项的举证中，仅有2012年4月23日60万元的收条系宋秀英出具。3、在其二人所称已偿付款项中，付款时间在2012年4月23日至2012年8月17日期间的付款为3笔，即：2012年4月24日贺之梅转账付款10万元、2012年5月19日贺之乐转账付款23400元、2012年6月18日转账付款2万元；在2012年8月17日之后的付款，仅有贺之梅2012年8月19日、2012年9月18日向宋秀英直接转账支付金额均为1.60万元的两笔付款，合计3.20万元。
（二）关于贺之梅、贺之乐与宋秀英之间的案外借贷事项。
基于在本案款项借贷以外，贺之梅、贺之乐分别与宋秀英另有18.78万元、59.11万元借贷事宜，且贺之梅、贺之乐均为借款人（债务人），宋秀英均为出借人（债权人），而就该案外借贷是否结清，双方所述不一致。1、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在该案外借贷中，贺之乐向宋秀英的借款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权利义务关系主体及内容均不相同。故贺之乐与宋秀英之间案外借贷是否清结，与本案不具关联性。贺之梅、邓士彪所称贺之梅2011年7月28日转账向元增贵付款50万元系用于偿还贺之乐对宋秀英案外借款、案外人贺之学向宋秀英付款中的部分款项是对该案外款项的偿还，因宋秀英并不认可，贺之梅、邓士彪并无相应举证证明该还款确系经宋秀英同意或者与宋秀英之间就上述借贷事宜进行了相关约定。就该案外借贷，相关各方可依其约定及有关法律规定，另行主张。2、贺之梅、邓士彪所称贺之乐受贺之梅所托代为偿付本案借款债务，属于债务转移性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关于“债务人将合同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规定，在贺之梅、贺之乐均系债务人的情况下，其二人向宋秀英履行还款义务，出现代为履行债务情形时，则应当征得宋秀英的同意。因宋秀英对贺之梅、邓士彪所述贺之乐的付款系代贺之梅还款一事，不予认可，其二人又无其他证据证明所所谓代为还款确已征得了宋秀英同意或者贺之乐的付款与本案借贷存在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故贺之梅、邓士彪所称在本案以外贺之乐对宋秀英借款债务已清结，以及贺之乐有权决定其还款用于代为贺之梅偿付本案借款债务，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三）关于借款本金及利息的偿付事项。本案诉讼中，1、双方均认可宋秀英2012年4月23日出具的60万元收条中款项，系截止该收条出具之日贺之梅偿还借款本金的总数额，且截止到2012年8月17日的利息已经清结。2、2012年4月23日60万元收到条中的50万元，系指案外人王闽、周全成分别于2011年12月3日、2011年12月6日经银行转账付款20万元、30万元。3、在贺之梅、邓士彪关于已还偿付借款本息款项的举证中，除2012年4月23日60万元收条系宋秀英出具外，并无由宋秀英出具的收取已支付利息款项的相应凭据。由此可以确认，2012年4月23日60万元收条，应系经双方对账后就截止2012年4月23日贺之梅已偿付本金数额的核算结果，且除该60万元以外，截止2012年8月17日的其余付款，均应属于对利息的支付，均系双方已经核算清结的事项。据此，因该部分付款系双方实际履行中的自愿支付行为，无论是以月利率4%、还是以月利率2%支付，均未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也无欺诈、胁迫的情形，本院不予干涉。同时，基于宋秀英在本案诉讼中主张双方约定及实际执行利率为月息4%，贺之梅也曾明确表示“最开始双方约定的是4分的利息”，以及合同中月息2分是为了共同的利息（益）将款贷出来；且其二人均表示各自是按照0.50%分得其中的部分利息作为好处。而贺之梅、邓士彪以月利率2%重新对应付借款利息进行核算，属于对已经实际履行支付的利息事项的否定，与贺之梅曾于诉讼中所称月利率4分、自己分得其中0.50%利息的说法矛盾，本院不予支持。
（四）关于贺之梅2012年8月19日、2012年9月18日转账支付金额均为1.60万元的两笔付款问题。本院认为，基于贺之梅、邓士彪所称的该金额均为1.60万元的两笔付款，系包含在其主张的已偿付借款本息之内的款项，且本案诉讼中双方均认可截止2012年8月17日的利息已偿付结清，而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及交易习惯，利息应是在借款占用一定期间后进行支付，对于截止2012年8月17日的利息，其支付日期应不在该日期之前。同时，贺之梅、邓士彪并无相关举证证明该两笔付款系属于对借款本金的偿付，或者属于对其他特定期间利息的支付。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该两笔付款应属于对借款利息的偿付。贺之梅、邓士彪以该两笔付款日期在2012年8月17日之后，称原审判决遗漏该两笔付款，未予裁处，其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合上述，贺之梅、邓士彪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4432元，由贺之梅、邓士彪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立东
审 判 员 王师斌
代理审判员 宋 筱
二〇一六年一月六日
书 记 员 刘林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