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4民终82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虞志诚。
委托代理人时轶、施明良，江苏金伙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州市天宁区商业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常州市天宁区新丰街12号。
法定代表人朱宜中，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方同利，江苏益同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虞志诚与被上诉人常州市天宁区商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宁商服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3日作出（2014）天民初字第1500号民事判决，虞志诚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情况：
虞志诚诉称，我于1996年2月进入天宁商服公司工作，2004年6月签订《劳动合同书》一份，约定我离岗退养，附协议约定，我离岗退养期间天宁商服公司每月支付1000元。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对内退人员工资所作定性：“实行内部退养的个人在其办理内部退养手续后至法定离退休年龄之间从原任职单位取得的工资、薪金，不属于离退休工资，应按工资、薪金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可以看出内退人员所领生活费是作为工资、薪金支出在税前列支的，因此内退人员所领生活费同样应当适用最低工资标准的规定，仲裁委认为我未提供正常的劳动义务，因此不适用最低工资标准，我不予认可，因为未提供正常劳动义务并非我自愿，而是在天宁商服公司要求下，对我进行劝说退养的，且双方一直属劳动关系，并非属于退休人员，应适用劳动法的规定，应依法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支付我退养期间生活费。
我在办理退休手续时才发现天宁商服公司自2005年8月起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该公司降低我社会保险缴费基数，违反协议约定。2013年12月份，天宁商服公司也现金补发了我社保少缴部分3528元，但仍然没有足额补发，导致我养老待遇损失金额远不止于该公司补发的现金金额。双方在劳动合同附协议中约定“甲方按照规定继续为乙方缴纳社保金”，也就是不能低于在岗时候的缴费基数。在我退养初期，天宁商服公司是按照双方约定为我缴纳费用的，一年多后该公司即变相降低缴费基数，该行为违反相关约定。
因天宁商服公司已经违反了双方之间的附协议内容，该公司应当按照协议约定支付我违约金8万元。我为此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天宁商服公司补足我最低工资差额，补发社保养老金损失，支付违约金、经济补偿金等。现我对仲裁委作出的裁决不服，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天宁商服公司：1、支付我2011年2月至2013年12月期间最低工资补差8820元；2、支付我2005年8月至2010年8月的社保养老金损失4233元；3、支付我违约金8万元；4、支付我经济补偿金26640元；同时由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天宁商服公司辩称，虞志诚与我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补充协议是双方自愿的，是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我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支付义务，不存在违约行为。1、虞志诚是自愿申请要求离岗退养的，我公司根据当时的法律法规及政策同意其离岗退养，并按月发放生活费、缴纳社会保险。虞志诚离岗退养后不再提供正常劳动，不适用劳动法关于最低工资标准的规定。2、劳动合同、补充协议明确约定为虞志诚“按规定缴纳社保”，这一“规定”指的是法律、法规及政策的规定，我公司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为虞志诚缴纳社会保险，不存在违约行为。我公司支付给虞志诚的3528元，是对其的补偿，而非认可我公司未依法为虞志诚缴纳社保。既然我公司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也就不应当向虞志诚支付违约金与经济补偿金。综上，请求法院驳回虞志诚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是，2004年6月10日，虞志诚与天宁商服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及附协议各一份，约定虞志诚自2004年7月1日起离岗退养直至退休，离岗退养期间虞志诚每月待遇为1000元，其中附协议第二条明确乙方（虞志诚）离岗退养期间的收入，除不可抗力外不受公司经营状况和其他任何因素的影响而变化，并由甲方（天宁商服公司）按月足额支付给乙方。同时甲方按照规定继续为乙方缴纳社保金，医保金和公积金（包括个人应交部分）。第五条约定如甲方违反上述条款，同意支付给乙方违约金捌万元整。双方在履约期间，天宁商服公司按期支付虞志诚每月待遇1000元，每月为虞志诚缴纳含虞志诚个人应交部分在内的社会保险。2013年12月虞志诚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该月天宁商服公司另行支付虞志诚3528元，支付单据上注明“养老保险差额”，而后该公司为虞志诚办理了退休手续。庭审中虞志诚提供的社保缴费记录显示：2003年7月至2005年6月期间虞志诚月缴费基数为1426元，2005年7月为1569元，2005年8月至2006年6月为1000元，而后随常州市社保最低缴费基数的提高而提高。事后虞志诚到常州市天宁区劳动人事仲裁争议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1、补发2011年2月至2013年12月期间最低工资补差8820元；2、支付2005年8月至2010年8月的社保养老金损失4233元；3、支付违约金8万元；4、支付经济补偿金26640元。2014年7月24日，该仲裁委作出常天劳人仲案字【2014】第211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虞志诚的仲裁请求。虞志诚不服该裁决，遂提起本案诉讼。
原审另查明，2004年6月虞志诚收入为1226元，其中标准工资650元，岗位工资250元，工资津贴100元，其他补贴226元，扣除相应社保费用，实发工资969元。
原审还查明，常州市人民政府常政办发【2000】118号文件规定“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职工由企业办理内部退养，并继续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退养生活费按本人标准工资加物价补贴的70%，每提前1年扣减1%计发。”中共常州市委常发【2003】6号文件规定“在企业改制时，同步调整劳动关系，置换职工身份，是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市政府常政发【2001】81号和常政办发【2000】118号文件都已明确市属国有、集体企业改制时有劳动关系调整问题的处理意见，明确职工上岗、内部退养、协议保留养老医疗保险关系、解除劳动关系等多种分流安置办法，明确改制时职工与原企业解除终止劳动关系后的经济补偿办法及补偿标准。上述文件的有关规定既符合省政府苏政发【2002】35号文件有关调整劳动关系的精神，又切合我市实际，是我市改制企业调整劳动关系的政策依据。”2004年6月4日常州市天宁区经贸局办公室作出《会议纪要》一份，其中第三条明确：“盛德全、史产洪、虞志诚、钱某四人提出在签订新的劳动合同时个人办理企业内部退养手续的要求，企业予以同意。双方约定：退养合同期限至法定退休年龄止，在退养期间生活待遇为企业为其四人缴纳三金费用并办理医疗保险手续，由企业按时向史产洪和虞志诚支付每人每月工资加补贴合计1000元正，由企业按时向盛德全和钱某支付每人每月工资加补贴合计950元正。”
原审诉讼中，虞志诚申请证人钱某到庭作证，证明其生活费发放和社保缴纳情况，且证人也补到了部分养老金。天宁商服公司质证认为，钱某的退养情形与虞志诚一样，与本案处理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公司是依据合同及法律规定发放生活费并缴纳社保金的，没有违约行为。
原审法院认为，关于天宁商服公司是否需要按最低工资标准补差虞志诚2011年2月至2013年12月期间生活费的问题。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内履行了正常劳动义务前提下，由其所在单位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及附协议，约定虞志诚自2004年7月1日起开始离岗退养直至退休，双方就虞志诚不在岗期间的待遇、社会保险及公积金等事项予以明确，上述合同及附协议是在天宁商服公司改制时双方协商确定的，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及企业改制政策。虞志诚未在法定工作时间内履行正常劳动义务，天宁商服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按月支付生活费，故虞志诚要求按最低工资标准发放生活费的诉请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关于天宁商服公司是否需要支付虞志诚2005年8月至2010年8月期间的社保养老金损失问题。虞志诚认为2005年8月起天宁商服公司单方面降低缴费基数给其带来损失，属于违约行为，理由是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第六条即按照国家社保方面的规定按时足额缴纳社保，以及附协议第二条甲方按照规定继续为乙方缴纳社保金所提及的“按照规定继续缴纳”，虞志诚认为天宁商服公司应当按照其在岗期间的缴费基数1569元标准缴纳，天宁商服公司认为是指按法律和政策的规定，实际上虞志诚的缴费基数并没有低于国家规定的最低缴费基数，该缴费基数合法，公司不存在违规的情况。根据虞志诚提供的社保缴费记录，其2005年8月起离岗退养待遇为1000元/月，天宁商服公司按照虞志诚实际收入为标准调整其的社保缴费基数，并未低于当时常州市最低缴费基数，此后天宁商服公司为虞志诚缴纳社会保险的基数随常州市最低缴费基数的提高而提高，且双方在签订合同及附协议时，并未明确此后虞志诚的缴费基数按照签订合同时的已缴费基数、或以虞志诚在岗期间的工资作为缴费基数进行缴纳。诉讼中虞志诚认为天宁商服公司在2013年12月办理退休手续前以养老保险差额的名义支付其3528元，但该补差行为无法否认双方所签合同及附协议的效力及天宁商服公司依约履行的实际行为。故天宁商服公司调整社保缴费基数的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及双方协议的约定，无需支付虞志诚社保损失及违约金。
根据法律规定，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劳动合同终止，用人单位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本案虞志诚于2013年12月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并办理了退休手续，已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故天宁商服公司无需支付虞志诚经济补偿金。
原审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二十九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六条、《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虞志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虞志诚负担。
虞志诚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上诉人于1969年2月到被上诉人单位工作，2004年6月签订《劳动合同书》注明离岗退养，附协议约定：上诉人离岗退养期间每月收入为1000元，即当时上诉人的生活费不低于常州市最低工资标准，故被上诉人在上诉人退养期间支付的生活费理应不能低于常州市最低工资标准。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对内退人员工资所作定性可以看出，内退人员所领生活费同样应适用最低工资标准规定。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未提供正常劳动义务、不能适用最低工资标准，对此上诉人不能认同。因为未提供正常劳动并非上诉人自愿，而是在天宁区政府协调下，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进行劝说后退养的，况且，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一直属于劳动关系，并非属于退休人员，按《劳动法》的规定，应当依法以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支付退养生活费。二、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书》附协议约定：上诉人离岗退养期间每月收入为1000元，并以不低于在岗时的社保缴费基数继续为上诉人缴纳社会保险费，但上诉人在办理退休手续时才发现被上诉人自2005年8月起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在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在已经按上诉人协议前的工资收入为基数缴纳社会保险一年多之后，突然降低上诉人的社保缴费基数，违反了协议约定。而且被上诉人在2013年12月份也以现金补发了上诉人部分社保少缴部分3528元，但仍然没有足额补发，导致上诉人养老待遇损失远不止被上诉人补发的现金金额，而原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只要没有低于国家规定的最低缴费基数就是符合法律规定，这一认定完全偏袒被上诉人。根据《社会保险费》相关规定，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的确定应当依法足额，如果不足额缴纳或者变相降低缴费基数均视为违反规定的缴纳。双方在劳动合同附协议中已经明确约定了“甲方按照规定继续为乙方缴纳社保金”，也就是不能低于在岗时候的缴费基数。而且在上诉人退养的初期，被上诉人也遵守了双方的约定和法律规定按照上诉人在岗时候的缴费基数继续缴纳的，但后来在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的指示下，单位财务人员才变相降低缴费基数的，这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存在违约违法的行为。三、被上诉人的行为已经违反了附协议约定的内容，因此其应当按约支付上诉人违约金8万元。综上所述，原审判决有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天宁商服公司在法定答辩期内未作书面答辩，其二审中口头辩称，首先，上诉人属于离岗退养人员，公司向其支付的1000元/月是离岗退养待遇，该待遇是天宁区主管部门以会议纪要的形式确定的。因上诉人不再提供法定的劳动义务，因此其退养待遇不应适用最低工资标准的规定。上诉人依据税务局的计算税收的规定来规范劳动法范畴内的法律行为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其次，按照双方所附协议的约定，我公司已按照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为其缴纳了社保费用，没有违法或违约的行为。上诉人在退养前的工资加上各项补贴也不过是1226元，但是其利用他当时是主管人员的便利，违反规定提高了自己的社保缴费基数。在办理退养的时候，我公司的财务人员也没有过多的关注，因此他的该缴费基数一直到2005年7月社保机构根据核算把相应档次的缴费基数都按核算提高时，才引起了财务人员的注意。因此在2005年8月财务人员按照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按上诉人实际所得1000元/月作为缴费基数为其缴纳了社会保险，以该数额为缴费基数已经高于当时社保机构规定的最低缴费基数。此后上诉人的缴费基数都是按社保机构的核算递增。我公司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没有必要向其补偿所谓的社保损失。上诉人于2013年办理退休手续，在应该办理退休手续时其以不配合为要挟，提出自己养老金太低，因此双方进行协商，我公司对其进行了相应的补助，除了他还有其他的三位，上诉人对此也已经接受，因此双方也没有其他争议。办理退休手续后，我公司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也不存在劳动法上所规定的应给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故无需向其支付协议约定的违约金。综上，原审判决并无不当，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依法对原审法院查明的本案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签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及所附协议，是天宁商服公司在改制后与劳动者虞志诚协商一致的结果，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及企业改制政策的规定，应属有效。因劳动法律所规定的企业应当向劳动者给付的工资不能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须以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履行正常劳动为前提，而上诉人离岗退养后，并未再向用人单位履行正常的劳动义务，故其离岗退养待遇不应适用最低工资标准的规定。上诉人提到的税务机关的规范性文件，是指该机关对企业内部退养的个人计征所得税办法的规定，不能以此规范劳动法领域的工资支付行为，不能以此认为企业必须按最低工资标准向其内部退养人员支付生活费。上诉人系理解法条有误，其主张按最低工资标准补发其退养期间的生活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离岗退养期间社保缴费基数的确定问题，经审查，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及所附协议明确约定被上诉人为上诉人“按规定继续缴纳社保”，并未指明上诉人的社保缴费基数须按双方签订合同时的已缴费基数、或以上诉人在岗期间的工资来确定，而上诉人在2005年8月时的离岗退养待遇为1000元/月，故被上诉人按照其实际收入调整其社保缴费基数，不能视为构成违约，同时该调整的基数也不低于当时常州市的最低缴费基数，并不违法。被上诉人在调整上诉人社保缴费基数前以超出上诉人实际退养待遇的数额作为其社保缴费基数缴纳社保，可视为用人单位的自愿行为，不能以此作为其应当履约的内容和依据。至于被上诉人在为上诉人办理退休手续前以养老保险差额的名义给付上诉人3528元，亦属补偿款，并非认可其单位未依法为上诉人缴纳社保。因此，上诉人以被上诉人单方降低缴费基数为由主张损失赔偿和违约金，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虞志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范瑜净
审 判 员 吴立春
代理审判员 钱 锦
二〇一六年六月一日
书 记 员 顾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