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民终478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董卫星，男，1972年7月26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婷，北京市慧海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巍，北京市达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吴春岐，男，1970年9月9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传巍，北京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董卫星因与被上诉人吴春岐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商）初字第319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董卫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董卫星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并驳回吴春岐的全部反诉请求，诉讼费用由吴春岐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董卫星与吴春岐的《委托协议》有效并作出判决是错误的。第一，《委托协议》是基于董卫星就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豫法民一终字第82号判决（以下简称82号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的诉讼事由而订立的，双方之间形成的委托关系属诉讼代理的法律关系，吴春岐作为律师以个人名义签订该协议违反律师法的强制性规定，《委托协议》应属无效。第二，吴春岐在一审中陈述其将委托内容转委托给山东国杰（北京）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国杰律所），表明吴春岐确认了本委托的存在，说明双方之间的委托的内容就是诉讼代理。第三，律师向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前提即是双方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委托的内容既可以是提供法律咨询，也包括具体案件的诉讼代理，这些均属律师执业范畴，均应受到律师法调整。第四，律师也可以称之为专家，专家不代表对吴春岐律师身份的否认。第五，从双方合同关系形成的基础看，董卫星是因向最高人民法院对82号判决申请再审所需而与吴春岐签订委托协议，其委托目的是对案件进行再审立案及开庭审理达到诉讼目的，董卫星不知晓律师代理必须与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协议，而吴春岐身为律师，明知律师不能私自接案而故意为之，存在主观恶意。2.一审判决在错误认定委托协议效力的基础上，进而判决董卫星向吴春岐支付30万元是错误的。委托费用是当事人双方根据委托事项目的实现的难易等确认的数额。按委托协议，吴春岐的合同义务主要是就案件进行再审立案和开庭审理，意即达到最高人民法院正式裁定再审立案，决定对该案进行实体审理，而非仅就书写再审申请书得到《最高人民法院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受理通知书》（以下简称《受理通知书》）视为再审立案、将再审立案前的听证会视为开庭审理。故在吴春岐未完协议完成其义务的前提下，根本不具有获取合同报酬的合理依据。从委托协议第二条第4项费用追加约定的内容可以印证，吴春岐向董卫星承诺利用所谓关系网对案件结果进行夸大吹嘘，并表述其收取费用主要用于疏通各种关系达到合同目的，否则根本不存在追加费用之说。3.原审法院程序违法，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审限已长达9个月，超审限裁判。4.一审判决造成不良的社会效果，侵害国家合法权益。按照一审判决，律师可以回避法律强制性规定私自接案收费，不受任何法律法规监管，应向国家缴纳的税收也可以通过此种方式予以逃避。
吴春岐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董卫星的上诉，维持原判。具体答辩意见：1.双方签订的《委托协议》合法有效，不存在无效情形。第一，从合同内容来看，合同约定的是吴春岐协助董卫星处理相关法律事务，并未有代理诉讼的授权范围，且在董卫星后续向吴春岐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中明确了吴春岐“作为专家参与”相关工作；从实际履行来看，吴春岐从未以董卫星诉讼代理人的身份参与案件。第二，吴春岐委托国杰律所的行为经过董卫星的授权，吴春岐委托国杰律所的行为是委托代理人的行为而非新增代理人。第三，吴春岐具有兼职律师身份，亦是教授，专家学者是吴春岐的主要身份，有权作为非律师身份的民事主体签订出委托代理诉讼以外的其他有偿合同，并非必须以律师身份来进行民事行为，吴春岐以专家身份参与民事活动，应受《民法通则》、《合同法》的调整。吴春岐以公民身份代理非诉案件并不违法。第四，《授权委托书》约定，吴春岐以专家身份参与案件分析，就说明双方在签订协议时已就吴春岐的双重身份进行了选择。第五，董卫星称其第一次与吴春岐见面时吴春岐就出示其律师证件表明律师身份，并基于此委托吴春岐进行诉讼代理，缺乏事实根据。2.吴春岐已就协议委托事项履行完毕，董卫星应支付报酬。吴春岐接受委托期间工作量之大和辛苦无法言表，完成了案件的立案、参加了案件听证，并提出了调解方案（因董卫星原因未达成），完全符合委托协议约定，也并未主张追加的50万元费用。董卫星称立案是指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或指令再审缺乏依据。3.一审法院程序不违法，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案件需要延长审理期限的，可以延长。4.一审判决公正、合法。吴春岐并未以律师身份进行民事活动，税收问题与本案无关。
董卫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董卫星与吴春岐签订的委托协议无效；2.吴春岐向董卫星返还已支付的费用65万元人民币；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吴春岐承担。
吴春岐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董卫星支付吴春岐转委托案件代理费用30万元；2.董卫星承担反诉案件受理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2月25日，甲方董卫星与乙方吴春岐签订《委托协议》：“甲方与乙方在北京经深入协商后确定，董卫星委托吴春岐协助董卫星就“82号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请再审立案，并协助处理相关法律事务。双方就以上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第一、乙方应勤勉尽责代理和协助甲方就上述事宜进行再审立案、开庭审理等相关法律事务。第二、甲方付给乙方的代理和咨询费用分为4部分，付款方式和条件如下：1、在合同签署后3日内付给乙方35万（叁拾伍万元）人民币。2、在立案后3日内付给乙方60万（陆拾万元）人民币。3、在立案后15日内付给乙方60万（陆拾万元）人民币。4、在诉讼过程中，如果双方认为有必要追加费用，经双方协商一致后追加最多不超过50万元人民币的费用。或者经评估不需追加相关费用，则在终审判决胜诉或者达成我方接受并生效的调解方案，乙方付给甲方人民币不少于50万（伍拾万元）的后期费用。自判决或调解方案生效后3日内给付。第三、其他未尽事宜由双方进一步协商确定。”董卫星和吴春岐在该合同上签字。
上述合同签订后，董卫星先后向吴春岐支付合同约定费用65万元。吴春岐代董卫星起草了再审申请书，并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了该申请书。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7日向董卫星出具（2014）民申字第781号《受理通知书》：“你单位因与赵×、河南广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安阳市名锴房地产有限公司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豫法民一终字第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已立案审查。特此通知。”
2014年7月2日，董卫星向吴春岐出具《授权委托书》：“根据工作需要，本人委托吴春岐教授作为专家参与本人就“82号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请再审的相关工作，并授权吴春岐根据工作需要委托国杰律所代理和参与相关法律事务和工作。”
2014年9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4）民申字第781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董卫星的前述再审申请。该裁定书中载明，董卫星的委托代理人为国杰律所律师王×。诉讼中，董卫星称王×系吴春岐让其在空白授权委托书上签字后委托的律师；吴春岐称授权委托书是董卫星填写完整的，明确委托代理人为王×。
诉讼中，经该院询问，董卫星和吴春岐确认，董卫星与前述裁定书中载明的其委托代理人王×共同参与了前述案件的再审程序，吴春岐从未以董卫星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参与前述案件的再审程序；董卫星并未向王×支付代理费等费用，吴春岐称《委托协议》中约定的费用包含了应向王×支付的代理费。
诉讼中，董卫星称其与吴春岐之间系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吴春岐称其与董卫星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
诉讼中，董卫星称其要求确认双方签订的《委托协议》无效的原因是吴春岐系律师身份，不能私自接受案件并收取费用，故该合同违反律师法的规定，应属无效。
诉讼中，董卫星称其诉讼请求中要求吴春岐返还已支付费用的主张，系其要求确认合同无效之诉讼请求的后果。
诉讼中，经该院询问，吴春岐称其反诉请求中主张的30万元系按照合同约定应支付费用的未支付部分，但剩余部分超出该30万元的，其不再主张。
另查，吴春岐现为众成仁和律师集团（济南）事务所兼职律师。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董卫星与吴春岐签订的《委托协议》是否属于诉讼代理合同。对此该院分析如下：首先，从双方签订合同的内容来看，《委托协议》中约定吴春岐协助董卫星处理相关法律事务，该合同中并未有代理诉讼之授权范围，且在董卫星后续向吴春岐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中亦明确载明吴春岐“作为专家参与”相关工作，并委托吴春岐为董卫星委托诉讼代理人；其次，从双方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看，双方均确认，在双方合同约定的相关案件审理过程中，吴春岐从未以董卫星诉讼代理人的身份参与案件。综合以上情况，董卫星称双方《委托协议》系诉讼代理合同的主张，与双方约定不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信，应认定双方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在此情况下，董卫星以双方签订的《委托协议》为诉讼代理合同、吴春岐作为律师私自与当事人签订诉讼代理合同为由，要求确认该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吴春岐系兼职律师，但这并不影响吴春岐接受他人委托，办理与其律师身份并不矛盾的委托事务。如前所述，董卫星与吴春岐签订的《委托协议》仅为普通委托合同，并非诉讼代理合同，该《委托协议》与吴春岐的律师身份无关，故该《委托协议》的效力并不因吴春岐的律师身份而有所不同。
经该院询问，董卫星明确表示其要求吴春岐返还已支付费用的诉讼请求系其要求确认合同无效诉讼请求之法律后果，在该院如前所述对其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的情况下，其要求吴春岐返还已支付费用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董卫星与吴春岐签订的《委托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亦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双方均应严格履行。本案中，双方在《委托协议》中约定了董卫星应向吴春岐支付费用的期限和数额，现吴春岐要求董卫星向其支付合同约定费用30万元的反诉请求，并未超出双方合同约定的费用范围，故该院对吴春岐的该反诉请求予以支持。经该院询问，吴春岐明确表示，双方合同中约定的超出其主张的费用其不再主张，该院对此不持异议。
关于董卫星称吴春岐让其签署空白授权委托书的主张，该院认为，首先，吴春岐对此予以否认，董卫星亦未就此向该院提交相应证据；其次，董卫星与吴春岐为其委托的代理律师王×共同参与了案件审理过程，且董卫星对王×律师作为其代理人并未提出异议，即使存在签署空白授权委托书的情况，上述事实亦应认定为董卫星对王×律师代理人身份的确认。综合以上两点，该院对董卫星的前述主张不予采信。
关于董卫星称吴春岐未完全履行合同义务的主张，该院认为，双方合同中约定的相关案件已经顺利审结，在双方委托合同中对吴春岐的受托事项没有明确列举约定的情况下，董卫星仅仅笼统的主张吴春岐未完全履行合同义务，与案件已经顺利审结的事实不符，其该主张亦缺乏事实依据，该院对此不予采信。
对于双方当事人的其他诉辩主张，该院并非忽视或默认，该院认为依据前述认定和分析已能对本案作出裁判，故对双方的其他诉辩主张该院在此不再赘述。判决：1.董卫星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吴春岐支付人民币30万元；2.驳回董卫星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依法补充查明：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7日向董卫星出具（2014）民申字第781号《受理通知书》，此前董卫星向吴春岐支付了35万元，之后，董卫星于2014年6月10日向吴春岐支付了30万元。诉讼中，吴春岐称本案签订协议时的代理指以专家身份代理案件，包括非诉和诉讼代理。诉讼代理即作为诉讼代理人，董卫星支付的费用包含了作诉讼代理人的费用，但后来诉讼代理的部分经董卫星同意转委托给国杰律所的王×律师，由吴春岐与王×结算。非诉部分包括再审立案之前的咨询、研讨、查找案例、出具再审意见书等。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争议焦点为委托协议的效力问题，以及如果合同有效，是否已达到付款条件。
对此本院认为，双方订立的委托协议，就吴春岐接受委托的事项，描述为“代理和协助”董卫星，就82号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请再审立案事宜，进行“再审立案”、“开庭审理”等相关法律事务，此后，董卫星又出具《授权委托书》，明确“委托吴春岐教授作为专家参与”就82号案件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请再审的相关工作，并授权吴春岐委托国杰律所“代理和参与相关法律事务和工作”。诉讼中，吴春岐亦称本案签订协议时的代理指以专家身份代理案件，包括非诉和诉讼代理。尽管委托协议中的描述不能清晰的反映当事人之前的权责，但结合委托协议、授权委托书及当事人的陈述可知，董卫星与吴春岐订立合同，意在委托吴春岐全权处理82号判决再审事宜，既包括作为专家进行咨询、协调、出具意见书等工作，也包括作为诉讼代理人代理案件。董卫星之后出具授权委托书，特别将专家与诉讼代理人区分开来，更为明确地确定了吴春岐接受委托参加到诉讼中来的身份是专家，故对董卫星主张的专家即是律师、委托事项仅为诉讼代理的意见不予采信。就吴春岐作为专家提供案件咨询等接受委托的部分，是当事人之间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
就吴春岐通过签订委托协议的方式接受委托作为诉讼代理人代理案件，无论其以公民身份代理案件，还是以律师身份代理案件，均不应予以保护。而吴春岐将该部分委托事项转委托他人，其并未履行诉讼代理的代理行为，其收取该部分费用缺乏依据，吴春岐应就为诉讼代理部分而向董卫星收取的费用予以退还。
对于委托协议约定的付款条件，即“立案后”支付相应款项，董卫星认为，“立案”是指达到最高人民法院正式裁定再审立案，决定对该案进行实体审理，而非仅得到案件受理通知；吴春岐认为“立案”即指得到《受理通知书》。本院认为，委托协议中对“立案”并没有特别的指向，《受理通知书》中亦有案件被“立案审查”的内容，而在收到《受理通知书》后，董卫星又向吴春岐支付了部分费用，若如董卫星所言，其当时并无需向董卫星付款，故从实际履行来看，也体现董卫星认可立案指的是得到《受理通知书》。且得到《受理通知书》后，董卫星又向吴春岐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其作为专家证人参与诉讼，并授权吴春岐委托诉讼代理人，可佐证董卫星认可了吴春岐的工作成果。在双方没有新的约定的情形下，就委托对82号判决申请再审一事，应按照原协议履行。吴春岐放弃部分费用，本院不持异议，其主张30万元未支付的费用，具有合同依据，应予支持。而吴春岐收取的费用中包含诉讼代理的费用，应当退还，综合考虑本案具体情形，本院酌定该部分费用为30万元，折抵董卫星应付吴春岐的委托费用，董卫星无需再向吴春岐支付剩余的委托费用。
当事人的其他诉讼意见，本院并非未予考虑，不影响本案处理结果。综上所述，董卫星上诉请求成立的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有误之处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商）初字第3190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董卫星的诉讼请求；
三、驳回吴春岐的反诉请求。
一审审案件受理费5150元，由董卫星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吴春岐负担。
二审案件受理费13200元，由董卫星负担10300元，由吴春岐负担29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邹明宇
审 判 员 黄占山
代理审判员 刘 婷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五日
书 记 员 郭 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