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51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汪健萍。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曹杨灯具厂。
委托代理人陶宏，上海富兰德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汪健萍因与上海曹杨灯具厂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3）闵民二（商）初字第6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3月1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5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汪健萍，被上诉人上海曹杨灯具厂的投资人沙阿扣及委托代理人陶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上海曹杨灯具厂是创立于1958年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原企业主管部门是上海市手工业管理局和上海市照明灯具公司。1996年划转为嘉定区企业。2001年12月28日上海市嘉定区经济委员会批复同意上海曹杨灯具厂的改制计划，上海曹杨灯具厂被改制为私营独资企业。2002年9月上海曹杨灯具厂向工商局提出企业注销申请报告。2002年12月经工商局核准登记上海曹杨灯具厂变更为个人独资企业。1974年4月至2001年11月期间，汪健萍在上海曹杨灯具厂工作，2001年12月以后汪健萍和上海曹杨灯具厂协议保留劳动关系。
2000年5月24日，汪健萍妻子吴凤花向北京恒通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上海中山北路证券营业部（现更名为联讯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长宁路证券营业部）申请领取客户保证金40万元（币种为人民币，下同）。北京恒通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上海中山北路证券营业部开出编号为35＊＊39和35＊＊40的两张支票，金额各20万元。同日，汪健萍将上述两张支票款解入上海曹杨灯具厂帐户。原审审理中，吴凤花确认于2000年5月24日解入上海曹杨灯具厂40万元系汪健萍和吴凤花的夫妻共同财产，同意由汪健萍向上海曹杨灯具厂主张权利。
根据上海曹杨灯具厂提供财务凭证记载，编号为35＊＊39的20万元支票款入帐后，上海曹杨灯具厂于2000年5月31日开出一张编号为CT5＊＊＊16的20万元支票交汪健萍，由汪健萍在支票存根上签字领取。经查，该笔支票款解入上海江花房地产有限公司帐户，用于支付吴凤花的哥哥吴华良个人购房款。原审诉讼中，汪健萍确认这笔20万元已收回。
根据上海曹杨灯具厂提供财务凭证记载，编号为35＊＊40的20万元支票款入帐后，上海曹杨灯具厂于2000年5月24日开出一张编号为BA798513的3万元支票交汪健萍，汪健萍确认在支票存根上签名领取该支票，后该支票作废处理。上海曹杨灯具厂于2000年6月5日又开出一张编号为BA7＊＊＊25的3万元支票交汪健萍，由汪健萍在支票存根上签字领取。该支票存根上记载用途为“调换支票”。该笔支票款解入上海照明灯具有限公司灯具服务部帐户。另外，上海曹杨灯具厂于2000年6月5日开出一张编号为CT5＊＊＊19的17万元支票交汪健萍，由汪健萍在支票存根上签字领取，支票存根上记载收款人“普陀区法院”。经查，该笔支票款解入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代管款帐户，用于支付（2000）普执字第1774号承揽合同纠纷案执行款。该案申请执行人为上海市振新金属结构件厂，被执行人为上海曹杨灯具厂，该案一审二审和执行阶段上海曹杨灯具厂的委托代理人均为汪健萍。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收到17万元后经结算退还上海曹杨灯具厂5，979.47元。上海曹杨灯具厂收到5，979.47元后于2000年9月15日开出一张编号为BB4＊＊＊79的5，979.47元支票交汪健萍，由汪健萍在支票存根上签字领取。该笔支票款解入上海照明灯具有限公司灯具服务部帐户。上海照明灯具有限公司灯具服务部已于2010年4月21日注销。
汪健萍于2013年4月8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上海曹杨灯具厂归还借款20万元、支付借款利息395，000元（2000年5月24日暂算至2013年3月底）、支付违约金8万元。原审法院另查明，汪健萍担任上海曹杨灯具厂业务员期间的业务款提成模式为所需进货配料款由业务员自己垫付，只需付清厂里灯具的货款和税费后，其余都是业务员的收入。
原审法院又查明，上海曹杨灯具厂与上海融捷房地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买卖合同返还质保金纠纷案经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判决生效后，上海曹杨灯具厂于2002年6月18日取得执行款26，111.88元，于同年7月4日开出与该笔执行款相同金额支票交汪健萍签字领取。上海曹杨灯具厂与上海融捷房地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上海融泽实业有限公司企业借款纠纷案经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判决生效后，上海曹杨灯具厂于2002年9月3日取得执行款12，245元，于2002年9月6日开出与该笔执行款相同金额支票交汪健萍签字领取。上海曹杨灯具厂与华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经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判决生效后，上海曹杨灯具厂于2002年9月6日取得执行款105，527元，于同年9月16日开出与该笔执行款相同金额支票交汪健萍签字领取。上海曹杨灯具厂与上海闵行协和房地产经营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经本院判决生效后，上海曹杨灯具厂于2011年12月13日取得执行款420，931.20元，于同年12月30日开出42万元支票交汪健萍签字领取，该支票款汪健萍确认收到。汪健萍因与上海曹杨灯具厂交涉未果，故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上海曹杨灯具厂向汪健萍归还借款20万元；2、上海曹杨灯具厂向汪健萍支付暂算至2013年3月底借款利息395，000元，之后利息算至欠款清算时（利息计算方式：2000年5月24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间利息为20万元×15%／12个月×138个月=345，000元；2012年1月1日至2013年3月31日期间利息为20万元×20%／12个月×15个月=5万元，之后到欠款清算时利息再行计算）；3、上海曹杨灯具厂向汪健萍支付违约金8万元。
原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根据现已查明事实，汪健萍有两笔各20万元支票款分别进入上海曹杨灯具厂帐户，其中凭证号码35＊＊39的进帐款，上海曹杨灯具厂已经以支票形式返还给汪健萍指定收款单位。故原审法院确定案件的主要争议焦点是双方当事人对于凭证号码35＊＊40的进帐款是否存在借贷法律关系？
首先，汪健萍资金进入上海曹杨灯具厂帐户的时间是2000年5月24日，当时双方当事人就该笔资金用途并未签订书面合同。汪健萍提供落款日期分别为2001年12月1日和2001年12月2日的《借条》和《承诺书》经鉴定有非自然历时老化现象，无法作为认定上海曹杨灯具厂事后追认汪健萍交付上海曹杨灯具厂资金系借款用途的依据。汪健萍提供落款日期为2013年2月2日的《欠款确认书》上反映的借款内容针对凭证号码35＊＊39的进帐单，该笔20万元进帐款汪健萍已于2000年5月31日收回，与汪健萍主张的凭证号码35＊＊40的进帐款并非同一笔款项，故即使该份《欠款确认书》内容真实，也与案件无关。汪健萍提供上述证据材料均不能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汪健萍主张的20万元借款合意。
其次，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频繁的资金往来关系，凭证号码35＊＊39的20万元资金进入上海曹杨灯具厂帐户后不到一周时间，该笔资金就转帐支付到汪健萍指定收款单位，汪健萍确认收到该笔资金。该节事实表明，双方当事人之间确实存在汪健萍借上海曹杨灯具厂帐户流转资金的情况。从汪健萍所主张的凭证号码35＊＊40的资金流向看，20万元资金进入上海曹杨灯具厂帐户不到两周时间内，上海曹杨灯具厂分别开出3万元和17万元两张支票，该两张支票由汪健萍领取后相应支票款分别进入上海照明灯具有限公司灯具服务部和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帐户。其中17万元进入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帐户后，该法院经结算退还了5，979.47元，而这笔退还款最终也以支票形式由汪健萍领取后进入上海照明灯具有限公司灯具服务部帐户。需要指出的是，若上述资金均系上海曹杨灯具厂借款，则从该法院退回余款5，979.47元应当为上海曹杨灯具厂资金，难以解释上海曹杨灯具厂开出相同金额支票再交由汪健萍领取的意图，而上述资金流向更加符合上海曹杨灯具厂关于汪健萍借上海曹杨灯具厂帐户流转资金的说法。
再者，汪健萍做上海曹杨灯具厂的业务员期间，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特殊的业务款提成约定，即汪健萍作为业务员向上海曹杨灯具厂付清灯具货款和税费后，其余业务款均为汪健萍个人收入。在嘉定、长宁、普陀、闵行等多家法院诉讼中，汪健萍均作为上海曹杨灯具厂代理人对外诉讼，上海曹杨灯具厂收到法院执行货款后将相应款项以支票形式交由汪健萍领取，上述情况说明汪健萍存在以上海曹杨灯具厂名义对外发生业务关系的情况。上海曹杨灯具厂在收到系争20万元资金后先后开出3万元、17万元、5，979.47元支票均由汪健萍领取，虽然资金分别进入上海照明灯具有限公司灯具服务部和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帐户，但并不能排除实际用于支付汪健萍个人业务款的可能。另外，汪健萍提起诉讼时主张凭证号码35＊＊39的20万元支票款上海曹杨灯具厂未归还。经上海曹杨灯具厂举证和原审法院查证，证实该笔支票款已由汪健萍领取后，汪健萍又转而主张凭证号码35＊＊40的20万元支票款上海曹阳灯具厂未归还。可见，汪健萍也并不清楚其向上海曹杨灯具厂出借的是哪一笔资金，进一步印证了双方当事人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借款法律关系。
原审法院分析，双方当事人之间就凭证号码35＊＊40的20万元进帐款即无借款合意，也无借款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汪健萍要求上海曹杨灯具厂向其归还借款20万元、支付借款利息395，000元及违约金8万元的主张，不符合上述规定的要求，依法不应支持。原审法院据此判决如下：驳回汪健萍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750元、财产保全费3，495元，合计13，245元，均由汪健萍负担。
汪健萍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汪健萍在原审中出具了由上海曹杨灯具厂出具的借条、承诺书、欠款确认书等书证，用以证明上海曹杨灯具厂向汪健萍借款事实，但上海曹杨灯具厂并无证据证明上述借款已清偿的事实；原审在查明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劳动报酬及支付报酬情况下，未对双方当事人之间支付报酬的结算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借款关系进行区分，汪健萍系凭借条、承诺书等证据向上海曹杨灯具厂催讨欠款，而非仅凭单据来结算欠款；原审中所依据的文检鉴定书在本案中不具有证据效力，因为本案中借条、承诺书等书证上的签名及盖章均为上海曹杨灯具厂的公章及其法定代表人的签名，且根据该文检鉴定书无法得出上述书证无效的结论；在该文检鉴定书上也错误将证明非自然历时老化条件下形成的举证责任推向汪健萍，加重了汪健萍的举证责任，显失公平，且该鉴定部门的鉴定能力也是欠缺的；编号为35＊＊39和35＊＊40的支票对应的对账单系上海曹杨灯具厂内部财务处理的事务，对于汪健萍而言，无需将支票与对账单对应，原审法院将钱款对应的作法显属不妥；汪健萍取得相应的价款亦系基于合法的劳动关系，业务提成也属于汪健萍的合法收入，不应在双方当事人的借款纠纷中予以混同。
同时本案中系争的三笔款项（3万元、17万元、5，979.17元）与上海曹杨灯具厂提交的证据（涉及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1999年的相关案件），经汪健萍事后了解已确定有60万元资金已经由上海曹杨灯具厂收入账中，且上海曹杨灯具厂拒付加工货款所引起的诉讼所涉及的费用不应由汪健萍承担。因此，汪健萍认为原审判决中所确认的法律关系、资金归属、权利义务、基础事实、证据认定等方面均存在失误和偏差，故汪健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本院判令：撤销原审判决书，依法改判支持汪健萍的全部上诉请求。
上海曹杨灯具厂不同意汪健萍的上诉请求并辩称：汪健萍在本案中伪造证据，属于虚假诉讼。从事实分析，2000年前后汪健萍先后通过两张20万元的支票借用上海曹杨灯具厂的银行账户进行资金流转，上海曹杨灯具厂曾在两周内分三笔将三张支票交付给汪健萍。在2001年至2002年间，由于上海曹杨灯具厂正处于转制过程中，汪健萍即利用转制这一过程采用偷盖老公章的形式私自制作了借条和承诺书；同时上海曹杨灯具厂早已将本案系争的20万元交付给了汪健萍，并且由汪健萍交付给其妻弟购买房产；同时本案中的借条和承诺书已经鉴定非历史自然形成，且双方当事人之间所提到的具体业务均与本案无关，因此，汪健萍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上诉人汪健萍为支持其上诉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材料：
五笔款项的情况及十一张收条，证明虽然上海曹杨灯具厂在原审中提交了五笔款项，但该五笔款项与本案借贷之间没有关系，只是汪健萍在另外的业务活动中所应当提取的提成款、工资或代垫材料款。
被上诉人上海曹杨灯具厂的质证意见为：双方当事人在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及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存在诉讼，汪健萍在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案件中同样凭该组证据主张上海曹杨灯具厂拖欠其工资款；同时该组证据也正能反证汪健萍作为上海曹杨灯具厂的业务员掌握着该厂大量材料。
被上诉人上海曹杨灯具厂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材料：
证据一、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1999）普经初字第12号案件的庭审笔录、合同等案件档案材料；
证据二、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01）嘉经初字第1185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2）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127号案件材料及汪健萍签署的协议；
证据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2）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265号判决书；
证据四、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01）长经初字1449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2）沪一中民三（商）终字第254号案件材料；
证据五、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01）普经初字第1006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2）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316号民事判决书；
证据六、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08）闵民二商初字第2879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9）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911号案件档案材料；
证据七、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2）长民一民初字第8523号案件档案材料。
上海曹杨灯具厂提交上述证据均欲证明汪健萍以上海曹杨灯具厂名义起诉的其他案件，法院将应退诉讼款项或执行款退给上海曹杨灯具厂后，上海曹杨灯具厂将款项交付非汪健萍领取。
汪健萍质证意见如下：该些诉讼产生的款项均是双方当事人在发生劳动关系的情况下发生的，汪健萍代表上海曹杨灯具厂在外开展业务，以及在业务之后拿不到货款而提起的诉讼，每一笔诉讼都是经过上海曹杨灯具厂的确认，也是在上海曹杨灯具厂的委托授权下提起诉讼。
经本院审查，上述证据的形成时间均在原审庭审之前，汪健萍和上海曹杨灯具厂亦无正当理由证明该些证据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中规定的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对上海曹杨灯具厂与汪健萍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首先应对汪健萍在原审中提交的借条、承诺书等书证的证明效力进行分析。在原审审理过程中，经原审法院委托，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汪健萍提交的借条和承诺书等书证上的印章印文、朱墨时序、形成时间等进行了鉴定，并出具了文检鉴定意见书，文检鉴定意见书认为借条及承诺书等书证上的印章系上海曹杨灯具厂的印章，但借条、承诺书等书证均非自然历时老化形成。汪健萍对文检鉴定意见书不予认可，并向本院提起重新鉴定的申请，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人民法院委托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当事人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的，可以认定其证明力。审理过程中，汪健萍对上述文检鉴定意见书提出异议，但其并未提交任何证据来驳斥上述文检鉴定意见书，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所列明的法院准予对借条及承诺书等书证进行重新鉴定的事由，且在原审过程中，上述文检鉴定意见书的鉴定人在法院要求下出席庭审并对鉴定意见书中的“非自然历时老化”进行了说明，鉴于此，汪健萍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本院对上述文检鉴定意见书的效力予以确认；同时考虑到上述出具上述文检鉴定意见书的机构和鉴定人员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鉴定程序并不存在违法情形，且上述文检鉴定意见书亦将出具鉴定意见的依据予以了载明，故本院对于汪健萍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亦不予准许。本院结合上述文检鉴定意见书的意见，借条、承诺书等书证系非自然历时老化形成，因此原审法院对于汪健萍提交的借条、承诺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定并无不妥，本院对借条、承诺书的证明效力亦不予认可。因此，对于汪健萍主张上海曹杨灯具厂对借款事实予以过事后追认，不予支持。
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及汪健萍在原审审理过程中的意见，本案中汪健萍所主张的借款应为其于2000年5月24日解入上海曹杨灯具厂账户内的编号为35＊＊40支票上的款项20万元，鉴于此，本案的下一个争议焦点在于上海曹杨灯具厂对于该20万元的进账款是否应予归还。
首先，对从该20万元款项的流向分析，审理查明的事实表明，该20万元款项中的3万元款项及17余万元款项曾由上海曹杨灯具厂分别转入汪健萍的账户中，虽然其后上述款项又由汪健萍支付到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代管款账户及上海照明灯具有限公司灯具服务部的账户内，如果支付款项系上海曹杨灯具厂的业务行为，则该笔款项理由上海曹杨灯具厂直接转账，但事实上钱款却由汪健萍代转入其他单位账户，上述行为的发生显与常理不符；其次，从该20万元的借款及还款时间分析，该20万元款项进入上海曹杨灯具厂的账目时间为2000年，上海曹杨灯具厂的转制时间为2001年至2002年，因此上述款项入账时间为上海曹杨灯具厂转制之前，但双方当事人并未就该笔借款的还款的承继主体进行过约定；同时，根据上海大雄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上海曹杨灯具厂拟进行企业改制事宜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中对于流动负债及长期负债项目中的记载，上述财务项目中并不存在汪健萍在本案中所主张的债权，汪健萍作为上海曹杨灯具厂的员工明知存在转制，须清理债权债务，但其作为债权人未向原公有制的上海曹杨灯具厂主张债权；最后，从汪健萍与上海曹杨灯具厂之间的业务往来和特殊的身份关系分析，根据汪健萍自述，其系转制前上海曹杨灯具厂的业务员，并非只有固定工资性收入的普通员工，其收入亦来自于提成业务，汪健萍还存在代上海曹杨灯具厂先行代垫费用再最终结算抵扣垫款的事实，且双方当事人之间明显存在着次数较多的私人资金往来，汪健萍同时亦代理上海曹杨灯具厂参与了该厂大量涉其经办业务的诉讼和执行事务，因此，本院有理由相信汪健萍完全可以以上海曹杨灯具厂名义对外开展涉及其个人垫资、个人利益的业务以及由此所致涉诉事务。基于上述分析，汪健萍主张该款项系转制前的上海曹杨灯具厂向其所借款项且未归还的事实，因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本院对汪健萍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对于汪健萍所指与上海曹杨灯具厂之间的其他债务纠纷，并非本案处理范围，应另案予以解决。
综上所述，上诉人汪健萍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750元，由上诉人汪健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顾克强
代理审判员 冯 旭
代理审判员 孙 歆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张 庆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