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5）鄂武汉中行初字第00694号
原告任华生。
委托代理人胡燕芬，湖北人从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胡生浩，湖北人从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武汉市黄陂区黄陂大道特1号。
法定代表人吴祖云，该区区长。
委托代理人梁逸昀，该区政府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丁原，湖北天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武汉市黄陂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武汉市黄陂区黄陂大道382号。
法定代表人叶忠元，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汤海，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孙惠莉，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武汉市黄陂区前川绿丰向阳蔬菜批发市场，住所地武汉市黄陂区前川向阳大道*号。
法定代表人梅伟生，经营者。
委托代理人张炜，湖北卓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汪佼，湖北卓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任华生诉被告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区政府）、武汉市黄陂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区国土局）土地行政登记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任华生及其委托代理人胡燕芬、胡生浩，被告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梁逸昀、丁原，被告区国土局的委托代理人汤海、孙惠莉，第三人的经营者梅伟生及其委托代理人张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政府于2015年6月18日向武汉市黄陂区前川绿丰向阳蔬菜批发市场（经营者为梅伟生，以下简称前川蔬菜批发市场）颁发黄陂国用（2015）第338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以下简称338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原告任华生认为，其家庭于1980年在向阳村集体土地上建有老宅一栋。1982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其家庭在向阳村分得承包地0.86亩，并在老宅屋后分得自留地约0.4分。1989年，原告承包地被原黄陂县工商局城关工商市场管理所征收（用），用作修建农贸批发市场，但上述自留地仍属原告任华生家庭，并建有房屋居住至今。后因改制、转让等原因，上述征收（用）土地于2011年4月13日登记由经营者为陈绍仪的第三人前川蔬菜批发市场受让取得使用。其后，经营者为陈绍仪的第三人注销，又成立经营者为梅伟生的第三人前川蔬菜批发市场并存续至今。2015年6月，被告区政府向经营者为梅伟生的第三人前川蔬菜批发市场颁发了338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该《国有土地使用证》错误地将原告未被征用的上述自留地划入证载红线范围。原告任华生认为，涉案土地被登记至经营者为梅伟生的第三人前川蔬菜批发市场名下系主体不当，颁证权利人应当是陈绍仪而不是梅。区政府初次登记错误，原告任华生作为协议安置人，事实上没有得到安置与补偿，其利益受损。颁证证载宗地面积和原征地协议记载面积不一样。争议土地界址和四至范围都有变化，区政府所颁发土地范围向南和向西延伸了。被告区国土局在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时，未认真履行审查义务，致使原告任华生家庭的自留地也被登记至338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之中，已严重侵犯了原告任华生的合法权益，被告区政府上述颁证行为违法。请求依法判决撤销两被告区政府、区国土局颁发给第三人前川蔬菜批发市场（经营者为梅伟生）的338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被告区政府答辩认为：原告诉称所谓的承包地、自留地早在1989年被全部征用完毕，原告已经取得了相应补偿，且原告基于土地被征用，已安排其家属在相关单位工作进行了身份转变及人员安置，整个土地征用补偿安置工作已经完成，其在本案诉争所涉的土地范围内早已没有任何土地权利，故原告与本案诉争所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利害关系，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本案争议具体行政行为项下土地，早在1989年即被国家征用变更为国有土地，原告认为初次登记错误的观点，被告认为初次登记是1989年，原告此时提出异议，已经过了诉讼时效。答辩人向第三人颁发338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根据初次登记变更，其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予以确认合法有效性，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全部诉请。
被告区国土局答辩意见也认为，应依法驳回原告全部诉请。其理由：一是本案原告撤回起诉后再行起诉的，依法应予以驳回起诉。其他理由与区政府的一致。
第三人的答辩意见与两被告一致。
原告任华生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7组证据：
证据一，原告身份证复印件，原告户口本复印件。证明原告系原黄陂区前川街向阳村村民，为本案适格诉讼主体。
证据二，两被告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第三人前川蔬菜批发市场（经营者梅伟生）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户卡，经营者梅伟生的《户籍证明》。证明两被告诉讼主体适格，第三人前川蔬菜批发市场（经营者梅伟生）诉讼主体适格，第三人个体户前川蔬菜批发市场（经营者梅伟生，注册号420116600318646）是在2012年6月4日才登记成立，2011年4月13日原黄陂县工商局城关工商市场管理所转让土地时该个体户第三人前川蔬菜批发市场（经营者梅伟生）还未登记成立。
证据三，向阳社区于2015年8月14日出具的《证明》，原告母亲刘青荣生前的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向阳村八队1983-1985年《联产责任制明细表》复印件。证明原告家庭系前川街向阳村集体成员，在向阳村承包土地经营。
证据四，《征用土地协议书》复印件，《国家集体基本建设征拨用地申请书》复印件。证明原黄陂县工商局城关工商市场管理所在1989年征用的土地南边接壤的为“向阳村八组通道”，被告区政府和区国土局向个体户第三人前川蔬菜批发市场（经营者梅伟生）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将“向阳村八组通道”划入证载红线范围明显违法。
证据五，《个人建房用地申请书》，《土地来源证明》复印件，《承诺书》复印件，《申请》，向阳社区于2010年6月出具的《证明》，《地籍调查表》复印件，《土地登记申请书》，《土地登记审批表》。证明原告家庭在向阳村建有老宅一栋。涉案争议土地的南侧为原告的老宅，位于原告老宅的屋后。1989年原黄陂县工商局城关工商市场管理所在征用土地时，向阳村专门为原告老宅和村民留有大约宽4米的通道。原告老宅屋后通道范围内的自留地并没有划入征收范围，未被征收。被告区政府和区国土局向个体户第三人前川蔬菜批发市场（经营者梅伟生）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将原告老宅屋后大约4米宽的通道范围内自留地划入证载红线范围，侵害了原告合法权益。
证据六，《黄陂区前川街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转让协议》，原个体户（经营者陈绍仪）工商查询信息，个体户第三人前川蔬菜批发市场（经营者梅伟生）工商查询信息。证明2011年4月13日，武汉市黄陂区木兰农副产品市场服务部是与原个体户前川蔬菜批发市场（经营者陈绍仪，注册号420116600136903）签订的转让协议，将“黄陂区前川街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土地面积1988.66平方米）的所有权、经营权”转让给个体户陈绍仪。转让协议的受让主体是个体户陈绍仪而不是个体户梅伟生。
证据七，《国有土地使用证》复印件，向阳社区于2014年12月2日出具的《情况反映》。证明：1、被告区政府和区国土局向个体户第三人梅伟生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擅自将原告老宅屋后大约4米宽通道范围内的自留地划入证载红线范围，侵害了原告合法权益；2、个体户（梅伟生）并不是涉案土地受让主体，被告区政府和区国土局向个体户第三人梅伟生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属于颁证对象错误；3、被告区政府和区国土局向个体户第三人梅伟生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擅自将原告老宅屋后大约4米宽通道范围内的自留地划入证载红线范围属实。
在庭审过程中，原告任华生补充了一组新证据，现场照片。证明涉案土地J8界点，一直没有变动过，证实J8到J9，J9到J10，被告向南和向西进行了延伸。
两被告对原告任华生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致，对于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对于证据二，2-1没有异议，2-2和2-3没有异议，与协议无关，被告没有见过，不存在颁证错误。对于证据三，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联产责任表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以证明诉争土地被征了，与本案无关。对于证据四，没有原件，真实性和关联性有异议。登记信息与本案无关。对于证据五，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均有异议。与被告提交证据不一致。对于证据六，转让协议无原件，不予认可。陈与梅个体户工商查询信息与本案无关。协议与本案诉争土地无关。对于第七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与被告出具的证据档案记录相反。对于在庭审过程中，原告任华生补充的一组新证据现场照片，被告认为，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不能证明是J8界点。J8界点是在东面，争议土地在南面，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3384号证与原来初次发的323号证载面积不一致，是通过核减的。3384号证载面积是1282.7平方米，323号证载面积是1984.8平方米，是少于原来的证的，核减了待征路面。
第三人意见与两被告对原告任华生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致。
被告区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其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7组证据：
证据一，国家集体基本建设征拨用地申请书（1989年第028号）、湖北省耕地占用税纳税收据、征用土地协议书、关于征用向阳八组土地的报告、关于在向阳村八组建集贸市场的报告、关于同意兴蔬菜市场的批复、黄陂城关镇市场所征地示意图、1989年8月21日图、宅基地平面图及四至距离图。证明1989年黄陂县工商局城关市场管理所基于成立蔬菜批发市场（现前川蔬菜批发市场）需要，与向阳村八组签订《征用土地协议书》，《征用土地协议书》约定的土地四至范围即是本案争议土地四至范围，《征用土地协议书》项下《黄陂城关镇市场所征地示意图》等图明确标明的土地四至及面积包括了原告的承包地及自留地，基于《征用土地协议书》的正常履行，原告已经取得了相应补偿，且原告基于土地被征用，已安排其家属在相关单位工作进行了身份转换及人员安置，整个土地征用补偿安置工作已经完成，原告不再享有本案争议土地的任何权利。
证据二，国家集体基本建设征拨土地申请书、湖北省事业性收费票据、城关国用（94）字第02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武汉市黄陂区市场开发服务中心）、国有土地使用证（前川国用2001字第323号）、情况说明（武汉市工商局黄陂分局2013年6月7日）。证明目的是1994年因国家统一换发新证需要，并基于工商部门体制改革，争议土地使用权人登记为黄陂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城关国用（94）字第028号），该证所附宗地图四至范围与1989年《征用土地协议书》项下《黄陂城关镇市场所征地示意图》标明的土地四至范围一致。2001年工商部门体制改革，被告基于黄陂区市场开发服务中心申请及工商局经办人员的疏忽，将争议土地的使用权人变更到黄陂区市场开发服务中心名下（前川国用2001字第323号），该证所附宗地图四至范围与1989年《征用土地协议书》项下《黄陂城关镇市场所征地示意图》标明的土地四至范围一致。
证据三，武汉市黄陂区木兰农副产品市场服务部营业执照、《关于同意黄陂区木兰农副产品市场服务部改制的批复》（陂企改办（2009）7号）、《企业土地使用权交易鉴证书》（武交陂土（2011）3号文）、《区国资办关于对黄陂区木兰农副产品市场服务部处置企业国有资产的确认证明》（陂财产函（2011）28号文）、《区国资办关于对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黄陂分局处置所属国有资产的确认证明》（陂财产函（2013）12号文）。证明目的是武汉市黄陂区木兰农副产品市场服务部于2000年10月17日成立，前川蔬菜批发市场划归到武汉市黄陂区木兰农副产品市场服务部，系其下属市场。2009年9月9日，武汉市黄陂区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下达《关于同意黄陂区木兰农副产品市场服务部改制的批复》（陂企改办（2009）7号），同意武汉市黄陂区木兰农副产品市场服务部整体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改制形式为整体出售。2011年7月30日，武汉市产权交易所黄陂分所下达《企业土地使用权交易鉴证书》（武交陂土（2011）3号文），该所应黄陂区农副产品市场服务部邀请对改制中评估的土地使用权交易活动和相关资料进行审查，交易活动真实有效。2011年10月21日，武汉市黄陂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下达《区国资办关于对黄陂区木兰农副产品市场服务部处置企业国有资产的确认证明》（陂财产函（2011）28号文），同意黄陂区木兰农副产品市场服务部通过武汉市产权交易所黄陂分所将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给前川蔬菜批发市场。2013年7月5日，武汉市黄陂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下达《区国资办关于对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黄陂分局处置所属国有资产的确认证明》（陂财产函（2013）12号文），同意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前川国用（2001）字第323号）处置给前川蔬菜批发市场。
证据四，土地登记立案表、地籍调查表（2014年7月3日）、基本表、届址签章表、调查审核表、《国有土地使用证》（黄陂国用2014第16454号）。证明目的是2014年被告基于黄陂区木兰农副产品市场服务部及第三人的申请，向第三人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黄陂国用（2014）第16454号），将争议土地使用权人变更到第三人名下。
证据五，土地转让项目立案表、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呈报表、前川蔬菜批发市场申请书（2015年5月5日）、前川蔬菜批发市场营业执照、武汉市黄陂区木兰农副产品市场服务部转让申请书、前川蔬菜批发市场受让申请书、地籍调查表（2015年5月6日）、基本表、届址签章表、届址点成果表、调查审核表、土地登记审批表（2015年5月6日）、《国有土地使用证》（黄陂国用（2015）第3384号）、前川蔬菜批发市场宗地平面届址图。证明目的是2015年基于向阳村提出的土地范围异议，被告对黄陂国用（2014）第1645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项下土地再次进行实地测量及勘测，核实后将属于向阳村的土地面积剔除，并于2015年6月18日重新向第三人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黄陂国用（2015）第3384号），该证所附宗地平面界址图所标明的土地四至范围与1989年《征用土地协议书》项下《黄陂城关镇市场所征地示意图》标明的土地四至范围一致，被告向第三人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黄陂国用（2014）第16454号）的具体行政行为，未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
证据六，情况说明（向阳社区居委会2015年9月24日）。证明目的是1989年黄陂县工商局城关市场管理所下属西门工商所为建设蔬菜集贸市场，征用了向阳村2.97亩土地，并安置了原告家属人员工作，签订了协议。原告不再享有本案争议土地的任何权利。
证据七，法律依据，包括《土地登记办法》、《武汉市土地登记管理办法》、《国有企业改革中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规定》。证明目的是被告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及实体合法的法律依据。
被告区国土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其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8组证据：证据一至七与被告区政府的相同。证据八，（2015）鄂武汉中行初字第00611-1号行政裁定书，证明被答辩人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依法应当驳回其起诉。
原告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只能证明有征地行为，不能证明该征地行为合法。第二，纳税证明只能证明纳税。第一组证据第三个，真实性没有异议，合法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协议约定要安置原告家属，但原征地单位并未履行协议，原告未得到任何补偿和安置。征用向阳村报告和批复，对报告没有异议，对批复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批复不能证明征地行为合法。对于第一组证据第七、八、九个，示意图和宅基地平面图等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证明被告区政府颁证征地范围扩充了，向南扩充了2.35米，向西扩充了0.35米。具体是J9到J10，J9到J8两条界线。
第二组证据，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1994年与2001年颁发的土地证与1989年征用土地范围不一致，同样违法将征地范围延伸了。向南J9到J10延伸了2.35米，向西J9到J8延伸了0.35米。与上述一样。
第三组证据，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证实土地受让主体是个体户陈绍仪，不是2012年6月4日才成立的个体户梅伟生。
第四组证据，对其前三个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土地登记表、立案表的使用权人是梅伟生，对象错误。地籍调查表没有原告签字，并且界址签章表J11到J10相邻宗地权利人登记错误，不应是河塔街，而应是原告。
第五组证据，对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颁证对象错误，向南J9到J10延伸，向西J9到J8延伸。土地登记表受让方错误，不应是梅，而应是陈。
第六组证据，对真实性没异议，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一是，该情况说明是单位证明，没有单位负责人签字，形式不合法；二是，该情况说明证明了被告征地行为，不能证明原告享受任何待遇。
第七组证据，对真实性没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被告行政行为合法。
第八组证据，对真实性没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在法律释明情况下同意撤诉，另行起诉，符合法律规定。
综合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和当庭陈述，本院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经审查判断认为，对原告任华生提交的证据一、二、三，两被告提交的证据一、二、三、六、七、八，原告、两被告和第三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纳。对两被告提交的证据四、五，均为土地登记卷宗中的材料，且原告任华生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反驳，本院对此两组证据也予以采纳。原告任华生提交的证据四与本案无关，证据五与被告提交证据档案记录不一致，证据六转让协议无原件、查询信息与本案无关、协议与本案诉争土地无关，证据七与档案记录相反，故本院对此四组证据不予以采信。对于在庭审过程中，原告任华生补充的一组新证据现场照片，因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联性，故本院也不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1985年刘青荣承包了黄陂区前川街向阳村土地0.86亩。1989年其承包土地被原黄陂县工商局城关工商市场管理所征收（用），用作修建农贸批发市场，并与向阳村八组签订《征用土地协议书》。为此，土地管理部门绘制了上报审批时所用《黄陂城关镇市场所征地示意图》、审核备案图《1989年8月21日图》、按实际征地范围绘制的用地图《宅基地平面图及四至距离图》。经申请，1994年12月1日，黄陂县人民政府（现被告区政府）向黄陂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了02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将上述征收（用）土地登记在黄陂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名下，用地面积为1986.7平方米。由于工商部门体制改革、转让等原因，上述征收（用）土地于2011年交易给前川蔬菜批发市场，由经营者为陈绍仪的第三人前川蔬菜批发市场使用，之后又转让由经营者为梅伟生的第三人前川蔬菜批发市场使用。后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同意，将上述征收（用）土地处置给前川蔬菜批发市场。经申请，区政府于2015年6月18日向经营者为梅伟生的第三人前川蔬菜批发市场颁发338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用地面积为1282.7平方米，附《前川蔬菜批发市场宗地平面届址图》。现前川蔬菜批发市场338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所附《前川蔬菜批发市场宗地平面届址图》的界址点J16、J15、J5，与《黄陂城关镇市场所征地示意图》、《1989年8月21日图》、《宅基地平面图及四至距离图》比较，上述三个界址点没有发生位移变化。
另查明，刘青荣与原告任华生系母子关系，刘青荣于2010年10月因病逝世。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五条第一款和《武汉市土地登记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被告区政府、区国土局是该辖区内具有土地登记管理法定职权的行政机关，故是适格被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因两被告在（2015）鄂武汉中行初字第00611号案件审理中提出：“本案两原告诉争不是同一标的且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不能在一个案件中一并起诉”的意见，为便于当事人主张权利，化解矛盾，经法官的法律释明，原告任华生以两原告诉争标的为两个不同的标的且属两个不同法律关系为由向本院申请撤诉，将另案起诉。后法院裁定准许撤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四条：“原告撤诉或者人民法院按撤诉处理后，原告以同一诉讼请求再次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等规定，原告任华生撤诉后，有正当的理由重新起诉，本院立案受理符合法律规定。被告区国土局认为本案原告撤回起诉后再行起诉，依法应予以驳回起诉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任华生认为区政府初次登记错误，原告作为协议安置人，事实上没有得到安置与补偿，其利益受损的问题。因该宗土地的初次登记发生在1994年12月1日之前（02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０年、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5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原告提出该宗土地初次登记错误的主张已超过20年的法定起诉期限，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对其提出的有关安置与补偿不到位的问题，因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本院亦不予支持。关于区政府颁发338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与02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相比较，其宗地面积是否扩大，具体是J9-J10、J9-J8两条界线否向西、向南扩充的问题。现前川蔬菜批发市场界址点J16、J15、J5没有发生位移变化，这一点各方当事人都没有争议，本案争议的焦点是J9-J10、J9-J8两条界线否向西、向南扩充的问题。因界址点是土地权属界址线的转折点，也是宗地面积大小的确定点。由于界址点J6、J14分别是界址线J16-J5、J16-J15上的沿长点，对比《前川蔬菜批发市场宗地平面届址图》与《黄陂城关镇市场所征地示意图》、《1989年8月21日图》、《宅基地平面图及四至距离图》来分析，界址线J16-J6长为30.79米较过去的31.7米短，该宗地东面界址线J6-J8向西缩减了0.91米；界址点J6至J10长约为46.43米较过去的33＋14=47米短，该宗地南面最底界址线J14-J10向北缩减了0.57米；界址线J6-J8长为30.08米较过去的33米短，该宗地南面倒数第二界址线J9-J8向北缩减了2.92米；界址线J14-J10长为24米较过去的24.2米短，该宗地东面倒数第二界址线J9-J10向西缩减了0.2米。338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用地面积为1282.7平方米，02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用地面积为1986.7平方米。对此，338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与02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相比较，338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宗地面积比较02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是缩小的，除去代征面积，338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界址线J9-10、J9-J8比较02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是向西、向北缩小的。原告认为338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比02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宗地面积扩大且向西和向南扩充，侵害其利益的主张，由于其在法定期限内没有提供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区政府和区国土局给经营者为梅伟生的第三人颁发3384号证，是土地登记变更行为，而非初始登记行为。被告区政府和区国土局认为原告任华生不是本案诉争所涉具体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其无诉讼主体资格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任华生的起诉。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退还原告任华生。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陈纯红
审判员 殷耀德
审判员 俞 震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潘洁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