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3民终75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北京欣大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同举，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振国，河北鹿保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振声，北京昆泰（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原伟波，男，1975年11月12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岳长凌，北京鸣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芝（原伟波之妻），住北京市丰台区。
上诉人北京欣大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大西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原伟波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2民初325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欣大西公司的委�诉讼代理人白振国、金振声，被上诉人原伟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岳长凌、王新芝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欣大西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和第三项，确认该合同无效；2.诉讼费由原伟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程序违法。1.在原审诉讼过程中，原伟波向法庭提交了一份录音证据，该录音在本案中十分关键，还原了欣大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同举与原伟波关于诉争房屋的谈话过程，可以作为二人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证据，据此认定案涉合同无效。因该录音时间较长，加之当庭没有播放设备，欣大西公司请求回去听完录音后，下次开庭时再行质证，但一审法院在没有对该证据充分质证的情况下，匆忙作出判决，致使事实真相被掩盖。2.一审中，欣大西公司申请追加徐同举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徐同举作为案涉合同的签署者，参加庭审，更有利于查明事实真相，但一审法院拒绝追加。3.原审中双方都提交了大量证据，但是一审判决书中没有列举和评价任何一份证据，犹如双方都未提交证据，完全靠各方自认，和庭审基本事实完全不符。二、法律上的合同，是指民事主体的全部权利义务关系。但《合同书》与合同关系涵盖的范围常常不同，绝不应将《合同书》理解为合同的全部内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6条之规定，可以根据履行中的证据，来确定合同内容。三、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原审在确定合同内容时，片面地以《合同书》为限。原伟波提交的合同签订前偷录的录音片段、2009年4月1日徐同举报案材料中的表述、2009年8月11日原伟波与徐同举签订的补充协议，完整涵盖了合同书的签订过程，当时徐同举以远低于市场价格超过百万元出售房屋给原伟波，明�是为了留住原伟波的一种激励方式。案涉合同系附生效条件的合同，生效条件是原伟波继续为欣大西公司效力。四、案涉合同不是欣大西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欣大西公司没有约束力，欣大西公司与原伟波之间没有成立房屋买卖合同。
原伟波辩称，不同意欣大西公司的上诉请求。一、上诉状的内容与庭审情况不符，一审法官要求播放录音证据，但因原伟波与欣大西公司在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丰台法院）还有案件，丰台法院开庭时已完整地播放了该录音，故当一审法官询问双方是否需要当庭听录音时，双方均表示无需当庭播放，欣大西公司称该证据没有质证的说法不成立。二、徐同举是欣大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欣大西公司已经出庭，应视为徐同举出庭，且徐同举与欣大西公司有关联关系，故徐同举不应作为第三人出庭。三、判决书书写方�各样，判决书没有列举证据不能说明判决书程序有问题。四、2009年3月20日，徐同举以欣大西公司的名义与原伟波签订的《合同书》合法有效。按照该《合同书》第二条之约定，在房屋未过户前原伟波对该房屋有使用权，原伟波已于2007年6月9日搬入该房屋内居住，并对该房屋进行了装修，该房屋的取暖费、物业费等费用也一直由原伟波交纳，即原伟波行使了对房屋所有人的权利。而欣大西公司股东在明知本案当事人间存在合同的情况下，还在丰台法院起诉原伟波，已违反《合同书》第四条的约定。五、欣大西公司隐瞒该房屋已于2013年5月24日登记在其名下的事实，不配合原伟波办理房屋产权过户，违反合同约定，亦不能改变该房屋买卖合同有效的事实，其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
原伟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原伟波、欣大西公司于2009年3月20日签订的�合同书》有效，欣大西公司协助原伟波办理过户手续；2.本案诉讼费由欣大西公司承担。
欣大西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原伟波与欣大西公司于2009年3月20日签订的《合同书》无效；2.反诉费由原伟波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该院予以确认。原伟波自1994年开始在欣大西公司工作，职务为高级技术人员。2009年3月20日原伟波与北京欣大西电器有限公司（《合同书》载明的甲方为北京欣大西电气有限公司，结合合同内容及双方当事人陈述应为笔误）签订《合同书》，约定欣大西公司将其于2005年为原伟波购买的位于北京市丰台区×以当时购买价值即669225元出售给原伟波，在房屋未过户前原伟波仍具备对该房屋的使用权，原伟波承担过户费用，过户后原伟波首次交付欣大西公司总房款的20%，剩余款项原伟波�首付款交付后的两年内全部付清，本合同条约不受其他外在因素的影响。欣大西公司法定代表人徐同举在“甲方代表”位置签字。北京欣大西电器有限公司自2011年1月11日更名为北京欣大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原伟波自2007年6月9日在涉案房屋办理入住并居住至今。原伟波对涉案房屋进行装饰装修。涉案房屋于2013年5月24日取得房屋产权证书（房屋产权证号为X京房权证丰字第XX**号）。原伟波于2009年3月3日向欣大西公司提交辞职信，并于签订《合同书》数日后完成工作交接、正式离职。原伟波尚不具备在北京购房资质，但称其配偶王新芝具备在京购房资质。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之合同，具有约束力，各方均应恪守。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合同无效。关于合同书的效力问题，该院认为应属有效，理由如下：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徐同举作为欣大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欣大西公司名义与原伟波订立《合同书》，合同书上的甲方为欣大西公司，徐同举在甲方代表处签字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欣大西公司与原伟波之间的《合同书》自欣大西公司法定代表人徐同举和原伟波签字时合同书成立并生效；原伟波称涉案房屋系因其为公司作出较大贡献，公司为奖励其而购买的，欣大西公司则称因原伟波系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签订《合同书》系为留住原伟波继续为公司服务，尽管�方所称订约目的不一致，但均与公司事务相关，因此无论从订约目的及订约对象而言均系公司事务，因此产生的权利义务应由欣大西公司承受；2.从欣大西公司在庭审中陈述的订约过程可知，徐同举将涉案房屋出售给原伟波，系为公司利益挽留时任公司重要技术人员的原伟波，欣大西公司法定代表人徐同举订立合同时并无损害公司利益的主观恶意，双方并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综上所述，关于原伟波要求判令原伟波、欣大西公司于2009年3月20日签订的《合同书》有效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关于欣大西公司要求判令《合同书》无效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但因原伟波尚不具备北京购房资质，原伟波称其配偶具备购房资质，但其配偶并非合同当事人，并不享有合同权利，其配偶无权要求欣大西公司将房屋过户至其名下，因此关于原伟波要求欣大西公司协助办理过户手续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三十二条、四十四条、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原伟波与欣大西公司于2009年3月20日签订的《合同书》有效；二、驳回原伟波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欣大西公司的反诉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欣大西公司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原伟波未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欣大西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人员登记表（复印件），证明原伟波自1994年4月1日职高毕业开始，就在欣大西公司工作，到其离职时已15年。2.培训协议、劳动合同、工商登记信息打印页，证明2006年7月欣大西公司再次出资为原伟波到日本培训学习，原伟波与欣大西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的期限到2011年7月24日，原伟波离开公司后短短几个月时间就成立了苏州大原电器有限公司，原伟波是欣大西公司的技术人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其违反忠诚义务。3.原伟波和徐同举2009年3月15日的谈话录音，证明该录音系原伟波单方秘密录制，原伟波与徐同举的谈话内容存在明显诱导；该录音并非双方谈话全部内容、原伟波对于徐同举要求其继续留在公司工作并将此作为低价卖房的前提条件是明知的；2009年3月15日徐同举与原伟波达成了房屋买卖合同的作价是评估价格及徐同举同意代表欣大西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前提是原伟波继续在欣大西公司工作。4.2009年3月20日的《合同书》，证明该合同系原伟波一方草拟，并不是双方形成合意和权利义务的全部内容，涉案房屋当时市场价格200多万元，原伟波明知如果其离开公司，不可能以该等条件签订买卖合同�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极其优惠及延后，已经包含了原伟波继续在公司工作的含义。5.2009年8月11日的《协议书》，该《协议书》是对案涉《合同书》的进一步说明，证明当时系徐同举代表欣大西公司和原伟波签订的案涉《合同书》，其中以不合常理的低价将房屋卖给原伟波的前提条件是其继续在欣大西公司工作。6.徐同举与常熟市兴福派出所民警通话录音，证明2009年3月31日凌晨，徐同举在原伟波离开公司后，就去派出所进行了报案，报案内容大意为其与原伟波2009年3月20日签订的合同为附生效条件的合同，所附条件为原伟波继续在公司工作，然而合同签订后，原伟波依然离开了公司，徐同举深感被骗，上述报案材料在派出所存档，需要法院调取。7.徐同举的证人证言，证明案涉合同签订的过程和背景、目的及条件，2009年8月11日的《协议书》是2009年3月20日的《合同书》�补充协议，二者是一个整体，且徐同举不等同于欣大西公司。
原伟波针对欣大西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欣大西公司提交的证据1人员登记表无原件，故对其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2.欣大西公司提交的证据2中的培训协议，只有落款乙方签字处是原伟波签名，其余手写内容均不是原伟波所写，且该协议落款甲方处公章为北京大东电器有限公司和北京欣大西电器有限公司，并非常熟欣大西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熟欣大西公司），故对该协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2中的劳动合同第1页乙方信息处手写内容、第3页和第4页乙方（签名）处系原伟波所写，其余手写内容不是原伟波所写，原伟波不清楚合同内容，不认可劳动合同的证明目的；对证据2工商登记信息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原伟波成立公司并未违反法�和合同规定，原伟波离开欣大西公司后，也做了该公司的技术顾问。3.欣大西公司提交的证据3系原伟波在一审中提交的录音，但录音内容以原伟波一审提交的文字材料为准。4.对欣大西公司提交的证据4、5的真实性认可，但证据5不属于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对欣大西公司的证明目的不认可。5.对欣大西公司提交的证据6录音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都不认可，与本案无关，派出所未立案，派出所也未找原伟波核实情况。6.对欣大西公司提交的证据7，徐同举不能作为证人，其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其代表的就是欣大西公司，其行为就是欣大西公司的行为，徐同举出庭作证违背事实，没有还原签订、履行合同的本来面目。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关于原伟波与欣大西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
经询，双方当事人均称原伟波1994年入职欣大西公司。欣大西公司称其与常熟欣大西公司、北京大东电器有限公司系关联公司，原伟波1994年4月1日至2008年9月与欣大西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自2008年9月至2009年3月31日与常熟欣大西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原伟波称其2006年开始在常熟欣大西公司工作，工作至2009年3月31日。
欣大西公司提交的人员登记表系复印件，且原伟波不认可其真实性，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定；欣大西公司提交的劳动合同显示2006年7月16日常熟欣大西公司与原伟波订立劳动合同，期限为2006年7月16日至2011年7月24日，原伟波对该合同内容不予认可，且该合同期限与欣大西公司所述不一致，该合同与本案亦无关联性，故本院不予认定；欣大西公司提交的培训协议书，系北京大东电器有限公司和北京欣大西电器有限公司所签，其内容与本案无关，本院亦不予认定；欣大西公司提交的�州大原电器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原伟波认可其真实性，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因本案系合同纠纷，故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2.关于原伟波与徐同举2009年3月15日的谈话录音、2009年3月20日签订的《合同书》、2009年8月11日签订的《协议书》。
原伟波与徐同举2009年3月15日的谈话录音、2009年3月20日签订的合同书均系原伟波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且欣大西公司在一审中已就上述证据发表了质证意见，故上述证据不属于二审程序中新的证据。关于2009年3月15日谈话录音的证明力问题，该谈话录音发生在诉争合同书签订之前，尽管谈话内容包括徐同举挽留原伟波留在公司继续工作以及涉案房屋的处理问题，但是徐同举在该次谈话中亦表示原伟波的去留不影响其以原价购买涉案房屋，故该谈话录音不足以证明徐同举与原伟波2009年3月20日签订的�合同书》以原伟波留在欣大西公司工作为生效条件。
关于2009年8月11日的《协议书》，该协议第一条载明：“甲对乙所做的一切的一切以乙方回公司为依据和前提条件的。”欣大西公司据此认为原伟波明知徐同举与其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是以其继续留在公司工作为前提条件的。原伟波则称“一切的一切”不能代表与涉案房屋有关。经本院询问，徐同举认可上述协议系其本人书写，对于其为何在上述协议中未写明涉案房屋事宜，其称：“我想写来着，但怕原伟波不签字，所以写了‘一切的一切’这‘一切的一切’就包括房子，都是以来我公司工作为前提。”对此，本院认为，上述《协议书》是在徐同举与原伟波2009年3月20日签订《合同书》近半年之后所签，且该协议并未载明涉案房屋买卖事宜，故该证据不足以证明欣大西公司的上述证明目的。
3.关于徐同举的证人证言及其与派出所民警的通话录音。
徐同举系欣大西公司法定代表人，2009年3月20日的《合同书》系其所签，其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故本院对其所述2009年3月20日的《合同书》系附条件合同的证言内容不予采信。关于徐同举与派出所民警的谈话录音，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另，徐同举认可其以原伟波诈骗报案后未立案，且二审中徐同举本人出庭作证，故本院认为没有调查收集徐同举报案记录的必要，对欣大西公司的该项申请不予准许。
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合同书》是否为附条件的合同；二、案涉《合同书》是否对欣大西公司具有约束力；三、一审判决是否违反法定程序。
关于焦点一，案涉《合同书》是否为附条件的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欣大西公司主张，徐同举与原伟波于2009年3月20日签订的《合同书》系附生效条件的合同，生效条件系原伟波继续为欣大西公司效力，对此欣大西公司应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案涉《合同书》本身并未约定任何生效条件，而欣大西公司提供的原伟波与徐同举2009年3月15日的谈话录音、2009年8月11日签订的协议书以及徐同举的报案情况，如前所述，均不足以证明徐同举与原伟波签订案涉《合同书》时明确表示以原伟�继续为公司工作为合同生效条件。因此，欣大西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焦点二，案涉《合同书》是否对欣大西公司具有约束力。欣大西公司上诉主张案涉《合同书》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对其没有约束力。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法律规定的公司意志代表机关，对外代表公司作出意思表示是法定代表人行使的法定职权。本案中，徐同举作为欣大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欣大西公司名义与原伟波订立《合同书》，《合同书》上的甲方为欣大西公司，徐同举在甲方代表处签字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案涉《合同书》自欣大西公司法定代表人徐同举和原伟波签字时合同成立并生效。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因此，意思表示真实系民事法律行为的生效条件之一。而本案中欣大西公司提交的证据既不足以证明原伟波与徐同举二人恶意串通，亦不足以证明案涉《合同书》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违背公序良俗，故其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另，从案涉《合同书》的履行情况看，该房屋自2007年办理入住手续至今，一直由原伟波及其亲属居住。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合同书》有效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焦点三，一审判决是否违反法定程序。首先，根据一审卷宗记载，欣大西公司在一审法院开庭时明确表示针对原伟波提交的2009年3月15日的谈话录音庭后提交书面质证意见，后欣大西公司对该证据提交了书面质证意见，故欣大西公司上诉主张该证据未经充分质证，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次，案涉《合同书》的双方为欣大西公司和原伟波，徐同举仅是代表欣大西公司与原伟波签订合同，且其二审中已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故徐同举没有必要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欣大西公司关于追加徐同举为第三人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最后，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情况，经审查后已对案件事实予以认定。因此，欣大西公司主张一审判决程序�法，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欣大西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492元，由北京欣大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巴晶焱
审 判 员 李 淼
代理审判员 徐 晨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九日
法官 助理 田子阳
法官 助理 石艳明
书 记 员 胡 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