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879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桂林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
法定代表人：陆志全，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柯逸恩，广东国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医药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
法定代表人：JohnKallend，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辛，广东润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东杰，广东润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桂林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林医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医药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不服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3民初49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桂林医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驳回广州医药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受理费由广州医药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1.《销售合同》超越了《购销协议书》约定涂销额度，格华止、阿斯美两种品种的药物的交易独立于《销售协议书》的交易。《销售合同》付款及催收过程均清楚是格华止、阿斯美两种品种药品的货款需在桂林医药公司收到下游客户的款项再行支付。广州医药公司对此并无提出任何异议。一审法院不能仅因双方所持有《销售合同》不一而认定双方没有进行任何附付款条件的约定。《购销协议书》的第十四条约定桂林医药公司在广州医药公司出购买货值不可能超过144万元。而《销售合同》中格华止、阿斯美的销售额超过上述约定，而且双方整年的销售都不存在如此大额的交易，因此可知本次交易是具有特别约定的交易。该交易与之前的交易不同，广州医药公司仅是举证了500盒康泰克的送货，无法证明其已将格华止、阿斯美向桂林医药公司进行了交货。相反，桂林医药公司通过举证物流单举证，证明了桂林医药公司以根据广州医药公司指示并协助广州医药公司进行了发货。《销售合同》除了格华止、阿斯美两种品种药品外，还有新康泰克及益周适专业牙龈护理药膏，桂林医药公司已支付了该《销售合同》除有格华止、阿斯美两种品种药品外的全部款项。若双方不存在手写条款的约定，桂林医药公司不可能只支付该《销售合同》的部分款项。《对账单》注明：“……该品种在我公司应对的收款帐挂账同济堂医药有限公司”，也就是说广州医药公司对桂林医药公司就款项付款条件是清楚并且认可的。可见，《销售合同》手写条款是双方合意形成的，贯穿合同的签订、履行等各个阶段。2.即便桂林医药公司构成违约，《对账单》是双方合同对账及付款的合意，《对账单》出具的时间应作为起算违约金的时间，且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明显超过桂林医药公司的实际损失，应直接认定违约金过高并予以调整。鉴于格华止、阿斯美属于专项调配的品种，双方已特别约定该两种品种的销售不受双方签订的《销售协议书》的约束。广州医药公司所主张的违约金及律师费没有任何的法律和约定依据。从起算日期来看，双方之间是进行交叉交易的，货款的结算是滚动变化，甚至出现退换货的情形。广州医药公司的主张也是基于整个《购销协议书》所涉的总货款，而不是某笔交易所产生的货款。桂林医药公司陈述虽双方争议的是源于格华止、阿斯美两品种的交易所引发的纠纷，但《对账单》是基于《购销协议书》的整体对账性质不能改变，双方不可能在《购销协议书》全部履行完毕后再就其中某笔交易进行单独对账，《对账单》所确定的金额只能是双方履行《购销协议书》后最终确认的金额。《购销协议书》约定：“……乙方按拖欠款项的日万分之五向甲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并赔偿甲方全部损失……”从条款分析，双方对逾期付款的违约条款是明显是基于补偿性质的。首先，从《购销协议书》来看，仅有对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没有约定逾期交付货品的约定责任，合同条款不对等；其次，因条款的不对等，所约定的违约金仅能具有补偿性，不应具有惩罚性。否则，合同的对等性将荡然无存；再次，因逾期付款可能造成广州医药公司的贷款利息的损失及因本案所产生的律师费，全部损失的不应超过15万元。广州医药公司主张高达150万余元及10万元律师费，明显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应认定为过高。
被上诉人广州医药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1.案涉销售合同所谓的付款条件并不真实，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2.违约金并未过高，因为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实际上的年利率为18.25%，低于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3.双方是商事主体，在签约时对违约损失的判断是专业的，故应尊重双方合同约定。
广州医药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桂林医药公司立即向广州医药公司支付货款4130812.2元；2.桂林医药公司向广州医药公司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以4130812.22元为基数，按日利率万分之五的标准自2014年8月22日起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3.桂林医药公司向广州医药公司支付律师费100000元；4.本案受理费及诉讼保全申请费由桂林医药公司承担。
一审认定事实：广州医药公司与桂林医药公司于2014年签订《购销协议书》，约定广州医药公司向桂林医药公司供应药品、医疗器械、保健品、食品等商品，桂林医药公司可根据自身的需要向广州医药公司发出订单，广州医药公司收到订单后，应及时向桂林医药公司报价，在协议期内，广州医药公司按双方同意的价格向桂林医药公司供货；桂林医药公司必须自广州医药公司开具发票之日起40天内向广州医药公司支付全部货款，桂林医药公司逾期付款超过60天，则自逾期之日起，按拖欠款项的日万分之五向广州医药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并赔偿广州医药公司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差旅费等费用；桂林医药公司付款时应当附上商品明细清单，并依单付清款项，没有附商品明细或不按货品明细付款均被视为自动冲抵最先到期的货款；协议有效期自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
双方在上述购销协议书框架下，签订了多份销售合同。其中2014年5月13日，双方签订的编号2014051320958745《销售合同》约定货物为新康泰克、格华止、阿斯美、益周适专业牙龈护理牙膏，货款金额分别为3890元、2803680元、1538000元、4216.32元，共计4349786.32元；没有约定付款形式和付款期限，但约定本合同所涉及的商品质量保证、交付、运输、付款等按双方签订的2014年销售协议书和质量保证协议执行，如有变更，以双方另行签订的补充协议为准。广州医药公司与桂林医药公司各持一份合同，桂林医药公司所持合同上另有手写内容，写明“经双方约定，格华止、阿斯美两个品种作为专项调拨品种，桂林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收到下游客户（同济堂医药有限公司）以上两品种的专项回款，才将相关货款付予广州医药有限公司，并且此约定不受双方签订的《2014年销售协议书》的约束”，桂林医药公司在庭审中称该手写内容是广州医药公司的员工黄力锋所写，之后在一审法院组织质证时确认不再主张是黄力锋所写，但是签订合同时由广州医药公司的相关人员所写。该销售合同签订后，广州医药公司于2014年5月13日开具相应发票并依约向桂林医药公司发货，桂林医药公司收到货物后，将格华止、阿斯美通过长洪物流快运有限公司运至同济堂医药有限公司。桂林医药公司于2016年3月18日向广州医药公司发出对账单，确认截止至2016年3月18日应付广州医药公司（品种：格华止、阿斯美）货款共计4130812.22元，但桂林医药公司同时在该对账单中备注上述品种根据广州医药公司业务人员黄力锋的调货要求，桂林医药公司于2014年5月15日协助黄力锋调货至湖北武汉市同济堂医药有限公司，该品种在桂林医药公司所对应的应收账款挂账同济堂医药有限公司。广州医药公司收到该对账单后，未盖章确认，但在本案中提交该对账单作为证据。
2016年5月5日，广州医药公司委托广东润科律师事务所通过EMS向桂林医药公司寄出律师函催收货款，但信件因拒收而退件。2016年8月11日，广州医药公司与广东润科律师事务所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广州医药公司委托该律师事务所代理广州医药公司与桂林医药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律师代理费为10万元。次日，广东润科律师事务所向广州医药公司开具了金额为10万元的增值税发票（抵扣联）。2016年9月26日（即本案开庭当日），广州医药公司向该律师事务所转账5万元“桂林医药案首期律师费”；2016年10月9日，广州医药公司转账5万元“桂林医药案2期律师费”。
一审法院认为，广州医药公司与桂林医药公司之间签订的《购销协议书》、《销售合同》，均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强制性规定，合同依法成立有效，双方应严格履行合同义务。双方对广州医药公司已经交付货物及桂林医药公司尚欠货款4130812.22元均无异议，对此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是桂林医药公司支付货款的条件是否成就的问题。桂林医药公司据其一方所持有的合同主张合同中以手写添加内容的形式约定了涉案《销售合同》中格华止、阿斯美两个品种的货款，在桂林医药公司收到下游客户（同济堂医药有限公司）的专项回款后才支付给广州医药公司。但是，在广州医药公司所持有的合同中并没有该手写合同条款，桂林医药公司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条款内容是广州医药公司的相关人员所手写，不足以证明该手写条款内容是合同双方的意思表示，故广州医药公司没有义务按该约定履行。广州医药公司于2014年5月已经向桂林医药公司交付了货物，桂林医药公司付款条件已经成就，故广州医药公司现按《购销协议书》的约定要求桂林医药公司还款，有理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二，是桂林医药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时间及计算标准问题。关于计算时间，桂林医药公司抗辩双方的货款是滚动结算，应以双方最后一次对账时间为准计算逾期时点，同时桂林医药公司又确认涉案货款是涉案《销售合同》中格华止、阿斯美两个品种的货款，该两项陈述前后矛盾。按照涉案《销售合同》及其对应的《购销协议书》约定，桂林医药公司必须在广州医药公司开具发票之日（即2014年5月13日）起40天内支付货款，逾期付款超过60天，则应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据此计算，广州医药公司现主张桂林医药公司自2014年8月22日起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该计算违约金的起计时间符合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计算标准，桂林医药公司主张合同约定的每日万分之五标准过高，该标准换算为年利率是18.25%，不足以认定为过高，且该标准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相反，如果按照桂林医药公司主张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计算违约金，则桂林医药公司的违约成本偏低，不足以体现违约金惩罚性和补偿性的双层性质，故桂林医药公司的主张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并依法确认上述违约金计算标准。
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三，是桂林医药公司是否应承担广州医药公司支出的律师费问题。双方明确约定桂林医药公司拖欠货款应赔偿广州医药公司全部损失（包括律师费等），而广州医药公司也实际支付了律师费，则广州医药公司要求桂林医药公司承担支付律师费的请求，有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一审判决：一、桂林医药公司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广州医药公司清偿货款4130812.22元。二、桂林医药公司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广州医药公司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以4130812.22元为基数，自2014年8月22日起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日利率万分之五的标准计付）。三、桂林医药公司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广州医药公司支付律师费100000元。如果桂林医药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1927元、诉讼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桂林医药公司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桂林医药公司对欠广州医药公司4130812.22元货款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1.该款项的付款条件是否成就？2.案涉违约金计算是否过高？
关于付款条件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二审中,桂林医药公司主张案涉两个品种药物货款应在其收到下游客户的款项后再行支付，应举证予以证实。为此，桂林医药公司提供了其持有的合同中手写内容。但分析该份合同中手写添加的内容并无得到广州医药公司的签名确认，且广州医药公司所持的合同亦无该内容，故该手写部分不能视为双方达成了付款条件的约定。而对账单是桂林医药公司发给广州医药公司的，不能视为双方已就付款条件达成一致意见。此外，桂林医药公司并无提交其他证据证明案涉销售合同是附付款条件的特别交易。故，其有关附付款条件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违约金的问题。经查，桂林医药公司确认拖欠的货物就是案涉销售合同中的格华止和阿斯美两个品种药物的货物，而该货物的发票于2014年5月13日开具，桂林医药公司并无证据证明案涉销售合同独立于《购销协议书》的情况下，根据《销售合同》与《购销协议书》的约定，桂林医药公司应于发票开具之日起40天内支付货款，逾期支付货款超过60天的应支付逾期违约金。故一审认定违约金应从2014年8月22日起计算符合合同约定，并无不妥，本院予以支持。至于违约金是否过高的问题，案涉合同约定以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违约金并赔偿律师费，本院认为，该约定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且桂林医药公司也未举证证明广州医药公司诉请的违约金过分高于实际损失。因此，对桂林医药公司认为广州医药公司主张的违约金过高，要求予以调整的诉请，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上诉人桂林医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1927元，由上诉人桂林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朝晖
审判员 刘革花
审判员 练长仁
二〇一七年八月一日
书记员 陶智斌
罗永娟
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