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辽14民终132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郑丽红。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剑虹。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党。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世贵。
上诉人郑丽红因与被上诉人孙党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兴城市人民法院（2016）辽1481民初3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郑丽红及其诉讼代理人曹剑虹、被上诉人孙党及其诉讼代理人王世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丽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予以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孙党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孙党承担。理由为：一审没有查清事实，认定事实错误。1、双方订婚时，孙党赠给郑丽红见面礼2万元，结婚前赠给郑丽红彩礼5万元，而原审法院却错误的将5万元彩礼认定为7万元彩礼。2、一审认定“原被告双方还存在垫付房款的纠纷”是错误的。孙党在结婚前给郑丽红房款8万元是因为孙党家没有房子，才给郑丽红8万元房款。郑丽红将该房款在2015年3月6日已全部退给孙党，双方不存在垫付房款纠纷。3、一审认定：“……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一份，不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生效条件。”是错误的。孙党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孙党亲笔书写，亲笔签名，是孙党的真实意思表示。有介绍人岳德洪、张宝生证实。郑丽红与孙党就是否返还彩礼订立过两次合同，第一次在订婚时双方订立的口头合同，约定“男方反悔，彩礼不退；女方反悔，彩礼全部退回。”第二次是在2015年3月6日所签的书面合同，也就是上诉人在原审向法院提供的由被上诉人亲笔书写、亲笔签名的协议。这份协议符合《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符合《合同法》第10条规定，不存在《民法通则》第58条规定的情形，所以应受法律保护。4、一审判决没有认定郑丽红治腿、治病等支出的45000余元的费用是错误的。双方在一起生活的一年时间内，郑丽红在干活时，摔伤双腿，住院治疗花费12574元，又因郑丽红住院治疗期间孙党不履行陪护义务，导致郑丽红犯病住院治疗花费22500元，又因孙党的原因，郑丽红多交房贷5000多元，加上郑丽红需营养和生活费用计5000余元，总计45000余元。以上费用均是用孙党赠给郑丽红的彩礼5万元、见面礼2万元支出的。5、有证据证明孙党家庭不困难。
孙党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解释（二）第一条的规定，作出的判决符合法律规定。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所签协议并非是答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被答辩人称如不签这个协议，垫付的那8万元就不给答辩人，因此所签协议是在乘人之危的情况下签署的，是无效的民事行为，一审判决正确，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孙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决原告孙党赠与被告郑丽红7万元彩礼款的民事行为因未实现缔结婚姻关系的条件而未生效；依法判令郑丽红返还孙党7万元彩礼款；并给付从2015年3月3日起至实际给付日期间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依法撤销孙党与郑丽红之间签署的以放弃7万元彩礼款为内容的民事行为；郑丽红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原告孙党与被告郑丽红经介绍人介绍相识，于2014年5月期间依照习俗举办了结婚仪式。原被告依习俗举行结婚仪式后，因原告经常外出打工，双方未经常在一起共同生活。原告因与被告缔结婚姻，共计给付被告人民币7万元。原告为被告所购房屋垫付8万元购房款。
2015年3月6日，原被告签订《协议》一份，内容为：“郑丽红与孙党结婚，孙党提出离婚彩礼钱不要，女方郑丽红退八万房款，打清后，郑丽红和孙党离婚，两不相欠，互不干涉”原被告及证明人在此协议书上签字。
2016年4月26日，兴城市南大满族乡水关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兹证明我村村民孙党，十一岁丧父，母亲多病，由继父王永平抚养成人，因家庭生活非常困难，孙党至今未成家，现孙党靠种12亩地，打零工维持生活，无其他经济来源，生活非常困难，情况属实。特此证明”。
一审法院认为，婚约亦称订婚或定婚，是男女双方以将来结婚为目的而作的事先约定，是我国的民间婚俗发展形成的一种重要的民事习惯，订婚的男女往往会有一些财物上的往来，称之为彩礼。本案中，原告为与被告缔结婚姻，给付被告共计人民7万元，虽然被告对此称，所给付7万元其中2万元为见面礼、5万元为彩礼，但是，原告所给付被告的此7万元均系在为双方缔结婚姻的基础上，其数额较大，因此，原告所给付被告的7万元应当认定为彩礼款。
原、被告未办理结婚登记，虽然双方签订《协议》一份，但是，从原被告双方所签订的协议内容中可以看出，除彩礼纠纷之外，原被告双方还存在垫付购房款的纠纷存在，在原告自身经济基础较差的情形下，自愿放弃大额款项，显然违背常理，且原告现通过诉讼的方式要求返还彩礼款，以表示出所签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的表示。在原告为得到所垫付房款的特定情况下，并非出于自愿签订协议，该协议的签订不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生效条件，因此，原被告所签订的该份《协议》原审法院不予认可。
虽然原被告依照习俗举行仪式后一起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但是鉴于被告身体原因，原审法院应当依照公平、公正的法律精神，酌定被告返还原告部分彩礼，即返还原告彩礼6万元。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彩礼人民币6万元；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75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负担75元，被告负担700元。
本院二审期间，对于《协议》，孙党认可其为书写者，两名介绍人岳德洪、张宝生在郑丽红提交的调查笔录中均认可在《协议》上签字证明。就双方是否存在8万元垫付房款的纠纷问题，岳德洪在调查笔录中陈述为“郑丽红在城里有楼，孙党家给郑拿8万元房款，当时说8万元房款俩人在一起过，就是两人的房子，不过了，郑把8万元退给孙”。张宝生陈述为“男方孙党没房子，准备去女方郑丽红楼上去住，男方愿意出8万元房款给郑丽红，郑给孙打8万元房款收据，郑丽红表态啥时候盖新房给他这8万元”。此外，岳德洪、张宝生在调查笔录中均表示由于心脏或年迈原因无法出庭。对于孙党是否属于生活困难，一审中孙党提交了所在村委会书面证明，该书面证明有单位印章，无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该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郑丽红二审庭审中提出孙党家有几十亩地，对此孙党解释为是其继父王永平承包，其继父没有孩子。对于孙党的职业，郑丽红主张孙党在北京干物流，孙党辩称作搬运工。
本院认为，本案作为婚约财产纠纷，双方在解除婚约时签订了书面协议，故该协议的效力认定是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问题。一审判决认定《协议》不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生效条件，主要认为双方除彩礼纠纷还有垫付房款纠纷，孙党经济基础较差放弃大额款项违背常理，孙党为得到垫付房款并非出于自愿签订《协议》。
本院认为，一审判决对于《协议》效力的认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为：首先，对于2015年3月6日双方签订的《协议》效力的认定，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孙党是否出于真实意思表示。对此，孙党负有举证证明责任，而一审判决没有说明认定这一关键事实所依据的证据。一审中孙党主张签订协议时受到对方胁迫，二审改称对方属乘人之危，对此，按照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一般证明要求，当事人就自己主张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胁迫等事实的证明标准为，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故该种待证事实的证明标准高于一般待证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而孙党对于其主张胁迫或乘人之危的事实，既未提交基本的证据尽到对一般待证事实的举证义务，更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第二，对于双方是否存在8万元垫付房款纠纷问题，孙党主张8万元是为郑丽红垫付的房款并存在纠纷，郑丽红主张不是垫付性质不存在纠纷，8万元是男方没有房子，因她要房子而暂交给她用于以后盖新房，如果解除婚约退还男方。对此，孙党对其主张没有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而郑丽红的主张与两名介绍人岳德洪、张宝生的陈述一致，即双方解除婚约，无论是男方提出还是女方提出，对八万元房款是否返还没有影响，郑丽红都将退回8万元房款，哪方提出解除婚约仅影响彩礼款是否返还。故一审判决对8万元房款性质及存在纠纷的事实认定错误，进而认定孙党是迫于8万元垫付房款纠纷的压力而签订《协议》，无事实依据。第三，对于孙党生活是否十分困难的问题，孙党提交了村委会书面证明，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故孙党提交的该份证据形式不符合法定要求，在郑丽红不予认可的情况下，不能证明孙党属于生活十分困难。故原审对此事实认定证据不足，基于此认为孙党自身经济基础较差放弃大额款项违背常理，亦无事实依据。
而就《协议》本身而言，该协议系孙党自书完成，孙党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证据证明签订《协议》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协议》上亦有两名介绍人签名予以证实，且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及公序良俗。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第五十七条的规定，该协议应为生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应当依据该协议的约定履行权利义务，本案事实上双方也于签约后依约履行完毕。故现孙党以非出于真实意思表示为由起诉婚姻财产纠纷，有违双方约定，且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郑丽红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兴城市人民法院（2016）辽1481民初317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孙党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7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均由孙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明航
审 判 员 焦 娇
代理审判员 席 贺
二〇一六年八月五日
书 记 员 赵 欣
本判决书援引的相关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拒绝人民法院调查核实，或者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的，该证明材料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