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钟祥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钟祥民二初字第00256号
原告周泽荣，下岗职工。
委托代理人章程。
被告王行跃，退休职工。
委托代理人郑立发，湖北王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周泽荣诉被告王行跃民间借贷、居间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周泽荣于2015年7月1日诉讼来院。本院受理后，因被告王行跃去向不明，依法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并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陈立忠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史雄斌、人民陪审员陈波参加的合议庭，于2015年10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泽荣及其委托代理人章程、被告王行跃及其委托代理人郑立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泽荣诉称，1997年11月22日至1998年7月1日，被告以工程投资及介绍工程为由，分别向原告借现金八次，共计人民币254500元。事后原告每年无数次上门找被告索款至今无果。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特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254500元，支付利息27万元。
原告周泽荣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A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及户籍证明各一份。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
证据A2：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借条五张、收条三张、利息清单一张。证明被告向原告共计借款254500元及利息270000元。
证据A3：证人朱某、谢某的证言。证明被告向原告借款254500元的事实，同时证明自借款之日起原告未间断向被告索要借款，未有放弃权利。
证据A4：钟祥市司法局郢中司法所的证明一份，证明原告一直在要求通过郢中司法所进行调解，本案没有过诉讼时效。
被告王行跃辩称，原告所述不实。在254500元中有19万元是居间合同中的履约金，这些费用由武汉金荣公司收取，其收条在原告手中；被告起诉超过诉讼时效，依法驳回；另外，原告在2000年至2002年期间找被告借款58000元应在被告找原告借款的64500元中冲减，被告实际仅欠原告借款6500元。
被告王行跃为支持其抗辩理由，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B1：、原告出具的借条14张、承诺书一份。证明原告向被告借款58000元的事实。
原告提交的证据A1被告质证无异议，原告提交的证据A2被告质证认为，对1997年11月22日12000元借条、1997年11月22日收条10000元、1997年11月28日收条6500元、1997年12月6日借条35000元、1997年12月8日借条1000元，上述都是借款，该证据不持异议；1997年11月28日借条94000元、1997年12月6日借条30000元、1998年7月1日收条66000元这些钱都交到了武汉金荣公司，而不是我的借款，本院认为，被告无异议的借条及收条本院予以确认；被告对有异议的一张借条和两张收条的真实性无异议，而只是认为自己没有占有这些资金，纵观案情，被告是以介绍工程名义从原告处借款和领款，该款项任何使用由其支配，且工程介绍无果，故被告辩称理由不成立，该证据予以认定。原告提交证据A3被告质证认为，证人朱某的证言与被告无关，证人谢某所述原告与武汉金荣公司存在工程关系，这个费用不能算作被告的个人借款，另外，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证人朱某庭审中的证言以本案无关，被告质证意见有理，而证人谢某的证言与原告提交的证据A2、A4一致，该证言应予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A4被告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提出异议，单位不能作为民事案件出具证明的主体，同时该材料已超过了举证期限；证明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被告方没有接受过基层组织和民间组织的调解，同时法律规定，对基层组织调解应组织双方调解，而不应单方调解，因而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作为诉讼时效的有效证据。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4条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有关单位提出保护民事权利的请求，从提出请求时起，诉讼时效中断。经调解达不成协议的，诉讼时效期间即重新计算；如调处达成协议，义务人未按约定期限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应从期限届满时重新起算。”钟祥市司法局郢中司法所是基层调解组织，原告于1999年3月19日和2003年5月10日向该所提供书面材料，要求解决该问题，至到2015年4月6日钟祥市司法局郢中司法所才告知原告，因被告下落不明无法调解，并向原告转交了钟祥市郢中街道办事处文峰社区出具的证明，因此，原告的诉讼未过时效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非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采纳，并对当事人予以训诫”。原告庭审后才知道“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有关单位提出保护民事权利的请求，从提出请求时，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属非故意情形，本院予以采纳。
被告提交的证据B1原告质证认为，对十四张借条无异议，承诺书中的钱已经还清了，庭前我们已经协商了，承诺书当时被告说撕掉的，现在又拿出来。本院认为，原告对借条均无异议，予以确认。承诺书系原告及案外人温建华、谢某三人承诺，从承诺书内容看系双方入股行为，与本案无关，该证据不予采纳。
经审理查明，1997年9月底，被告以给原告介绍工程为由，于1997年11月22日至1998年7月1日，在原告处借款和收原告款合计254500元。其中1997年11月22日借款12000元、收原告款10000元，1997年11月28日借款94000元（合同履约金）、收原告款6500元（中介费），1997年12月6日借款35000元（中介费）、借款35000元（合同履约金），1997年12月18日借款1000元，1998年收原告66000元押金条一张。2000年11月26日至2002年11月20日，原告先后向被告借款十四次，合计金额35000元。2002年4月29日，原告和案外人温建华、谢某向被告出具承诺书，内容为：“王行跃入股的贰万叁仟元我保证于2002年5月10日内陆续还给王行跃。1999年3月和2005年5月，原告向钟祥市司法局郢中司法所反映和控告被告，要求调解解决欠款问题。直至2015年4月，钟祥市司法局郢中司法所向原告提交一份被告下落不明的证明。原告于2015年7月1日诉讼来法院，要求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254500元及利息27万元。
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主要是：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合同履行金由谁承担？
关于诉讼时效。原告认为，十几年来，原告一直没有放弃索款的权利，自2003年后，被告长期在外躲债，原告到处打听、寻找无果，并多次要求钟祥市司法局郢中司法所寻找被告，追回借款。被告认为，原告从1997年与被告发生经济关系到现在，已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原告于1999年3月、2003年5月，书面申请要求钟祥市司法局郢中司法所帮助追回借款，直至今年4月，钟祥市司法局郢中司法所才明确告知原告，因被告下落不明无法解决其请求。钟祥市司法局郢中司法所是基层调解组织，原告向其提出保护民事权利的请求，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4条“权利人向调解委员会或者有关单位提出保护民事权利的请求，从提出请求时起，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另外，原告于2000年至2002年期间多次向被告借款，双方相对互借款至今未算账，故该案未过诉讼时效。
关于合同履约金。原告认为，被告从原告处拿走的钱，有的写借条，有的写收条，但这些钱被告如何支配，原告不清楚；被告说给原告介绍工程，但工程也没有介绍到，不存在说明合同履约金，被告应偿还我的借款。被告认为，向原告借款及收到的款中有19万元是合同履约金，这些钱都交到了武汉金荣公司，被告没有用到，收条在原告手中，这些款不应由我承担。本院认为，被告提出异议的19万元中有两张借条，金额为124000元（1997年11月28日94000元，12月6日30000元），一张66000元收条，上述款项，被告在条据中虽写明合同履约金和押金条，但被告没有证据证明此款支配与原告有关，同时，被告向原告介绍工程，双方无书面约定，权利、义务不明，且工程介绍无果，损害了原告的利益，被告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故被告向原告出具的是两张借条，应认定为借款，被告收到原告押金条，说明该押金被告自愿承担，被告应给付原告。
综上，本院认为，被告向原告借款和收到原告押金、中介费合计254500元，原告向被告借款35000元，相抵后，被告尚欠原告借款和押金219500元（其中借款137000元，押金、中介费82500元），应由被告给付原告。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利息，因借条中对利息未约定，视为不支付利息，此外，原告亦向被告向借款，双方对实际欠款未确定，其请求不予支持。被告辩称的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期和不应承担合同履约金的理由，依据不足，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四百二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王行跃偿还原告周泽荣借款本金137000万元；
二、被告王行跃给付原告周泽荣押金、中介费82500元；
三、驳回原告周泽荣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述一、二给付款项，限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付清，逾期偿还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办理。
案件受理费9045元，由原告周泽荣负担4453元，被告王行跃负担459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立忠
审 判 员 史雄斌
人民陪审员 刘晓敏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四日
书 记 员 李前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