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川07民终2343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法定代表人：钟晓辉，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莉花，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绵阳坤武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绵阳高新区。
法定代表人：曾德清，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述敏，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永林，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基础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绵阳坤武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绵阳坤武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川0792民初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广东基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莉花，被上诉人绵阳坤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述敏、叶永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广东基础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四川省绵阳高新区人民法院（2016）川0792民初字64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支付被上诉人所诉请687962元及利息，被上诉人承担一审的案件受理费用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2.被上诉人承担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为四川省巴中市中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绵阳分公司（以下简称：“巴中中信公司绵阳分公司”），上诉人没有义务支付被上诉人货款，上诉人已经将工程转包给四川雨凡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雨凡公司”），后四川雨凡公司又将工程部分转包给了巴中中信公司绵阳分公司，上诉人已经将工程款支付给了四川雨凡公司，同时，也按照四川雨凡公司、巴中中信公司绵阳分公司、张伦的指示与要求，将巴中中信公司绵阳分公司的转包工程款全部支付给了巴中中信公司绵阳分公司；2.张伦的行为不能构成表见代理，无直接证据显示张伦能代表上诉人签订合同，张伦与上诉人之间也不是挂靠关系；3.合同履行的相对方为巴中中信公司绵阳分公司，张伦是巴中中信公司绵阳分公司的负责人，并非上诉人员工或项目部副经理，其签订合同的行为不能代表上诉人，合同上、对账函上加盖的项目部印章亦为假章。张伦负责的巴中中信公司绵阳分公司作为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才是合同的履约相对方；4.一审法院应追加四川雨凡公司、巴中中信公司、巴中中信公司绵阳分公司作为被告参加诉讼。
绵阳坤武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法律关系界定准确，适用证据恰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于法无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绵阳坤武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广东基础公司支付货款及资金占用费687962元、滞纳金39443元、违约金257968元，合计985373元；2、广东基础公司支付2015年12月5日起至付清所有款项时止的按年利率36%支付的迟延履行违约金；3、广东基础公司承担案件诉讼费、诉讼保全费以及诉讼劳务费15000元，及因催收债务产生的车旅费等实际发生的各项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9月，广东省基础工程公司（即被告广东基础公司，于2014年12月变更为现名）与资中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签订《世行贷款四川小城镇发展项目资中县重龙镇北外环线建设工程项目》（合同号：zz-1），约定由广东基础公司承包资中县重龙镇北外环线建设工程项目建设。在该合同中载明的项目经理为苏培奇（庭审中，被告广东基础公司自认苏培奇并未参与工程实际施工）。2013年10月25日，被告广东基础公司作为粤础[2013]93号《关于刘斌等同志任职的通知》，该通知载明广东基础公司因资中县重龙镇北外环线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工作需要，聘任刘斌为项目经理、张伦为项目副经理、冯东为资料员。
2014年11月16日，广东基础公司世行贷款资中县重龙镇北外环线建设工程项目部（丙方）与绵阳坤武公司（甲方）签订了《钢材购销合同》（合同编号：MYKW20141116）,约定绵阳坤武公司向广东基础公司承包的世行贷款资中县重龙镇北外环线建设工程供应螺纹钢、盘元、圆钢、冷肋等型号的钢材约1000吨。该合同上由案外人李兴刚、宋兵作为乙方签字确认。合同主要载明：乙、丙双方委托指定人唐利君（身份证510722198401277004）和谢贻见（身份证511022197502186118）。对数量、价格需方予以认可（即上述委托人所签订的欠条为准），作为甲、乙、丙叁方结算的依据；该项目所需钢材甲方须向绵阳坤武公司垫资不超过300吨的钢材，所有钢材款由丙方支付（包括垫付金额），若未按时支付，则由丙方承担一切违约责任，乙方、丙方在其购进的货款责任范围内各自承担相应的货款、资金占用费、违约金的履行责任，丙方向甲方承担了乙方责任和义务后的全部损失，由乙方向丙方承担责任和偿付；乙方所欠钢材款自提货之日起按每天每吨3元收取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在每月月底最后一天前结清，如未按期支付甲方有权停止向乙丙双方供货，有权阻止其他公司钢材进场，并由乙丙双方承担一切违约责任；乙方须在2015年3月31日前在供方提完本合同所需的钢材，乙方该项目所有钢材由甲方独家供应，若乙方未提够本合同所订的钢材（按本合同所订的钢材减去已在供方所购钢材的差乘以200元/吨给供方补偿）并承担违约责任；乙、丙双方须在2015年4月31日付清所欠供方所有钢材货款和资金占用费；钢材单价随市场变化上下浮动，遇涨则涨，遇跌则跌；甲、乙、丙叁方应严格遵守合同，否则按违约部分总价的10%承担违约责任；本合同经叁方签字、盖章后生效。该合同尾部“丙方”处由张伦作为委托代理人签字确认，并加盖了字样为“广东省基础工程公司世行贷款资中县重龙镇北外环线建设工程项目部”的印章。
2014年11月20日至2015年4月25日期间，绵阳坤武公司分三十批次向案涉工地供应了钢材858.299吨，货款共计2579689.86元。项目部工作人员唐利君在绵阳坤武公司出具的相应批次的《欠条》上签字，对钢材数量及货款数额予以了确认。2015年1月30日、3月13日、3月30日、5月25日、6月17日、7月9日。广东基础公司所属成都分公司、建筑机械施工分公司分别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绵阳坤武公司支付款项30万元、40万元、50万元、50万元、30万元、10万元。庭审中，绵阳坤武公司确认除2015年7月9日所支付的10万元为运费36951元、2015年3月份资金占用费30990元、2015年4月份资金占用费32059元以外，其余款项共计200万元均系支付的钢材款。
2015年5月18日，绵阳坤武公司向广东基础公司世行贷款资中县重龙镇北外环线建设工程项目部出具了《提货及付款情况》清单，该清单上载明的钢材数量及货款金额与前述数据一致，并载明已付金额为120万元、所欠金额为13796889.86元。同日，项目部资料员冯东在该清单“需方：广东省基础工程公司”处注明“经核查进场钢筋吨位无误”，张伦亦于同日在清单上签署“属实，同意支付”的内容。该清单上亦加盖了项目部印章。2015年9月12日，绵阳坤武公司又向项目部出具了《往来对账函》，载明项目部尚欠钢材货款579689元、运费及资金占用费108273元，共计687962元。同日，张伦在该函“数据证明无误”一栏内签署“情况属实”，唐利君亦于同日在该函上签字确认。之后至今，广东基础公司并未支付所欠款项。绵阳坤武公司经催收欠款未果，遂起诉至法院。
在一审期间，广东基础公司申请追加四川雨凡公司、巴中中信公司、巴中中信公司绵阳分公司、张伦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张伦系广东基础公司案涉工程的项目负责人，绵阳坤武公司亦表示张伦系代表广东基础公司签订合同和办理结算，其不是与张伦个人签订协议，不同意追加上述主体为本案被告，且依据民事诉讼“不告不理”原则，上述主体亦非本案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遂口头裁定不予准许。另广东基础公司以案涉《钢材购销合同》上加盖的项目部印章虚假为由申请印章鉴定，一审法院经审查后认为，广东基础公司对此并未能提供充足证据加以证明，且案涉《钢材购销合同》的签订及履行均指向广东基础公司的案涉工程，印章问题不能改变张伦代表广东基础公司对外签订并履行合同的身份认定，即并不影响对本案相关事实及法律性质的认定，亦口头裁定不予准许。
上述事实，有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庭审笔录等载卷佐证，足以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以下两点：第一，关于广东基础公司应否承担案涉工程钢材款给付责任及违约责任的问题。
（一）关于张伦身份的认定问题。根据庭审审查认定的证据，虽不能证明其与广东基础公司具有劳动合同关系，但能证明其是案涉工程的现场负责人。从广东基础公司支付工程款的对象及时间顺序的证据、广东基础公司通过向巴中中信公司绵阳分公司支付给张伦的案涉工程款、广东基础公司接受张伦的委托向案外人支付案涉工程的部分材料、机建、劳务等费用的诸多事实，均证明广东基础公司先将涉案工程转包给齐雨凡，因齐雨凡犯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客观上齐雨凡无力对涉案工程进行施工，后期工程经广东基础公司交由张伦实际施工。
（二）关于张伦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首先，案涉工程是广东基础公司中标承建，对外具有公示效力。绵阳坤武公司为向案涉工程提供钢材而协商签订合同时，完全有理由相信广东基础公司为有利于进行现场施工管理而成立项目部；其次，广东基础公司作出的粤础【2013】93号《关于刘斌等同志任职的通知》，进一步证明张伦为案涉工程的项目副经理；再次，广东基础公司所属成都分公司、建筑机械施工分公司接受张伦的委托支付案涉工程部分材料、机建、劳务等费用（包括向绵阳坤武公司支付部分钢材款）。上述事实均能印证张伦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对外张伦均是以广东基础公司工地现场管理负责人的身份进行施工，并得到了广东基础公司的认可。故绵阳坤武公司有理由相信张伦是该项目部的现场负责人，能够代表广东基础公司与之签订协议，且能够代表该项目部办理结算，因此张伦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同时，绵阳坤武公司提供的钢材实际使用于广东基础公司承建的案涉工程。虽然张伦与广东基础公司之间实际是挂靠关系，但广东基础公司作为建设工程的合法承包人，对外是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
（三）关于广东基础公司所抗辩的案涉《钢材购销合同》上加盖的项目部印章是虚假的问题。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的规定，当事人的签字或者盖章都可以使合同成立。当事人的签字包括自然人本人或者委托代理人签字，企业法人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企业的工作人员代表了企业的意思表示，可以产生合同成立的法律效果。如前所述，根据广东基础公司出具的粤础【2013】93号《关于刘斌等同志任职的通知》，可以确定张伦是广东基础公司认可的设立在世行贷款资中县重龙镇北外环线建设工程项目部的工作人员，使绵阳坤武公司有理由相信张伦是广东基础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权代表广东基础公司与之签订协议。广东基础公司虽称其备案登记的项目部印章与案涉《钢材购销合同》上加盖的项目部印章并非同一枚印章，但该合同的真实性得到了张伦的认可，且合同上的印文与广东基础公司所称的备案登记的印文在内容这一概貌特征上是反映一致的；绵阳坤武公司作为合同向对方，并不知晓张伦与广东基础公司之间存在挂靠关系，亦不知晓张伦使用的项目部印章是否为广东基础公司所称的备案登记印章，其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已经尽到了审慎、善意的注意义务。
综上，绵阳坤武公司所提要求广东基础工程承担钢材款支付责任及相应违约责任的诉讼请求依法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若广东基础公司与张伦对工程材料款的承担另有约定，广东基础公司可另案向张伦主张。另外，根据上述事实，并结合张伦所作的陈述，亦足以认定案外人宋兵、李兴刚虽以乙方名义在案涉《钢材购销合同》上签字，但其实际并未参与钢材签收、结算、付款等事宜，不是该合同的权利义务承受人，故其对案涉款项不具有给付义务。
二、关于广东基础公司应当支付的欠款金额以及违约金的问题。
根据《往来对账函》载明的内容，截至2015月9月12日广东基础公司尚欠绵阳坤武公司钢材货款579689元、运费及资金占用费108273元，共计687962元，该数额系双方在供货关系完毕后对合同履行情况进行结算后所共同认可的欠款金额，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其次，按照合同约定，广东基础公司至迟应在2015年4月31日之前付清所有钢材货款和资金占用费，但其至今未能履行全部款项的给付义务，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绵阳坤武公司要求支付自2015年9与12日起至12月4日止所产生的滞纳金（即利息）39443元并按照钢材款2579689元的10%计算违约金，以及要求从2015年12月5日起至付清所有款项时为止按年利率36%计算迟延履行违约金，三者相加明显过分高于绵阳坤武公司资金被占用期间的实际损失，故结合合同约定以及双方的履约情况和过错程度，一审法院确定自2015年9月12日起至一审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逾期付款的利息。
另外，绵阳坤武公司要求广东基础公司承担其主张权利所产生的诉讼劳务费、车旅费，因双方在合同中对上述费用并未作出明确约定，且绵阳坤武公司亦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故对绵阳坤武公司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九条、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遂判决：一、被告广东基础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绵阳坤武公司支付687962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为：以本金687962元为基数，从2015年9月12日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支付本金，则上述利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绵阳坤武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能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826元，由原告绵阳坤武公司负担887元，由被告广东基础公司负担5939元。
二审中，上诉人广东基础公司提交了一份（2016）川10民终358号判决书一份，拟证明张伦的行为不能代表上诉人，工程实际施工人为巴中中信公司绵阳分公司，应由巴中中信公司绵阳分公司作为合同相对方承担责任。被上诉人绵阳坤武公司质证称，该判决书并非原件，且并未生效，并不能达到上诉人证明目的。该份判决为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系终审判决，对该证据三性本院予以认可，但是与本案案情有不同之处，本院将按本案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
除一审查明事实外，另查明：广东基础公司提出委托书、代付协议书、承诺及2015年3月、4月张伦向公司出具的两份资金计划表等，拟以此证实其向绵阳坤武公司付款210万元系根据该资金计划表接受张伦委托付款，购销合同的相对方为实际施工人巴中中信公司绵阳分公司。该事实由双方所举证据及庭审陈述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焦点即为张伦在案涉工程中身份如何，其行为究竟代表是谁？广东基础公司是否具有支付钢材款的义务的问题。
上诉人广东基础公司称，张伦是巴中中信公司绵阳分公司的负责人，巴中中信公司绵阳分公司为项目的实际施工人，其应作为钢材购销合同的相对方承担合同的权利义务。首先，张伦虽是巴中中信公司绵阳分公司负责人，但是广东基础公司任命张伦为工程的项目副经理，对外履行职务，在签订钢材购销合同时，其代表的是广东基础公司，同时作为合同供货方的绵阳坤武公司作为善意第三人，购销合同签订时由广东基础公司加盖了项目专用章，其有理由相信张伦代表公司履行签约事务；其次，绵阳坤武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向广东基础公司承建的工程履行钢材供货义务，并由合同约定的签货人对数量、价格进行签收认可，广东基础公司资料员冯东也参与了货物数量核算并签字确认，而核算时也加盖了项目部印章，广东基础公司成都分公司及广东基础公司建筑机械施工分公司向绵阳坤武公司支付了部分货款，该货款广东基础公司称系张伦的委托指示付款，据现有证据并不能明确显示该货款系张伦的指示付款，因此，履行合同的双方也是绵阳坤武公司与广东基础公司；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之规定，即便确实存在广东基础公司系接受张伦的委托向绵阳坤武公司付款，绵阳坤武公司亦可以选择广东基础公司向广东基础公司主张权利；第四，广东基础公司称工程由四川雨凡公司分包后再行分包给巴中中信公司绵阳分公司实际施工，即便叁方之间对工程的施工及款项支付有约定亦属于叁方的内部关系，叁方可以按约定自行处理或者另案主张。同理，对于四川雨凡公司、巴中中信公司、巴中中信公司绵阳分公司之间的内部关系并不能对抗善意第三方，因此上述主体并非必须作为案件当事人参加诉讼。
对于违约金问题，2015年9月12日的往来对账函上载明，在尚欠的687962元中，包含货款579689元、运费及资金占用费108273元，对于该部分资金占用费不应再作为本金进行资金利息计算。同时考虑一审原告所受损失实际就是资金利息损失，该资金占用费已弥补了供货方的部分经济损失的实际情况，本院决定将该违约金调整为以货款本金579689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5年9月12日至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利息。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2016）川0792民初6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驳回原告绵阳坤武商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变更（2016）川0792民初6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被告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绵阳坤武商贸有限公司支付687962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为：以本金687962元为基数，从2015年9月12日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支付本金，则上述利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为“由被告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绵阳坤武商贸有限公司支付货款579689元、运费及资金占用费108273元及利息（以本金579689元为基数，从2015年9月12日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6826元，由绵阳坤武商贸有限公司负担1023元，由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负担580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652元，由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3067元，由绵阳坤武商贸有限公司负担58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左 迪
代理审判员 胡大利
代理审判员 罗 婷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杨 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