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05民初81582号
原告：刘知卉，女，1983年7月28日出生，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住北京市海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天奇（原告刘知卉之夫），男，1983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锐（原告刘知卉之父），男，1958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吉林市。
被告：佘宇，女，1975年12月19日出生，现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汤晓勤，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学文（被告佘宇之夫），男，1975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
原告刘知卉（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佘宇（以下简称被告）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天奇、刘锐，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汤晓勤、肖学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要求被告返还定金100万元，并按照年利率3%的标准计算自2017年4月1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事实和理由：2017年3月4日，通过北京麦田房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麦田公司）提供居间服务，原告与被告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原告以商业按揭贷款的方式购买被告名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青年路房屋，建筑面积136.89平方米，房屋总价款1155万元，其中商业按揭贷款600万元。双方约定办理申请贷款时间为2017年4月10日前（含当日），定金200万元，分三次支付，即2017年3月4日支付30万元、2017年3月11日支付70万元、2017年4月10日支付100万元。签约当日，原告即向被告支付定金30万元，并向麦田公司全额交纳居间服务费29万元。2017年3月11日，原告又依约给付70万元定金。签约后，原告一直积极与麦田公司员工夏新辉协商贷款申请事宜，并于2017年3月4日晚将办理购房资格审核的全套申请文件交付夏新辉。2017年3月17日上午，原告购房资格通过审核。原告丈夫于天奇当即询问夏新辉是否可以当日办理网签，以尽快实现购房的愿望，但被告知需等被告的房屋核验结果。当日下午16时许，北京市住建委等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楼市调控的新政策，即《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和差别化信贷政策的通知》（京建法[2017]3号），（即简称“三·一七新政”）。同日，下午18时，北京市住建委关闭了房屋买卖合同网签系统。原告丈夫于天奇名下在京原有一套住房，即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甘露园中里房屋以供原告及家人居住，但该房已于2017年2月13日卖于他人。鉴于该房系于天奇以商业贷款形式购入，所以，原告的家庭属于“三·一七新政”中规定的“居民家庭名下在本市已拥有1套住房，以及在本市无住房但有商业性住房贷款记录或公积金住房贷款记录的，购买普通自住房的首付款比例不低于60%，购买非普通自住房的首付款比例不低于80%”的情形。突如其来的政策变化，导致原告的购房首付款从555万元提高到924万元，而可贷款额度却由600万元下降至231万元。如此一来，原告就无力再购买涉案房屋。此时，原告只能寄希望于政策细则的解释上，希望北京市能够参考广州市同时期同类政策中关于执行时点的规定上，即在2017年3月17日及之前未完成网签，但已签订认购书或购房合同，且能够提供交付房款（含定金、首付款或部分房款）的银行入账凭证或完税证明原件的，仍按原政策执行。而且，原告还与麦田公司沟通，希望银行可能会进一步出台相关细则。直至2017年3月21日晚20时30分，原告、被告丈夫肖学文还在麦田公司处见面分析当前的形势和对策，大家一致认为银行细则没有出台前，针对“三·一七新政”还有解释的空间，不排除北京市会参考广州市的细则，双方可以再等等。根据原告与被告签署的标的房屋买卖合同，原告、被告需于2017年3月24日（含当日）提供办理网签备案登记手续所需的全部材料、签署全部文件。基于当时政策解读还处于不明朗的状态以及此前与肖学文达成的共识，3月23日，原告起草了一份共同等待政策细则、延后网签时间且被告不追究原告责任的协议微信发给了夏新辉，请其跟被告沟通一下并尽快签署，以便双方能够安心等待政策细则。当天中午，夏新辉微信转发过来被告的原话是：“不喜欢这样来来去去的玩文字游戏，我态度已经很明确了，昨天的补充协议签就签，不签我也不会追究他违约责任”。3月24日晚上，原告夫妇去麦田店里，想与被告见面谈谈并签署延后网签时间的书面确认协议，但经麦田公司与被告多次电话沟通，被告均拒绝见面，亦拒绝与原告电话沟通。原告担心可能是麦田公司的沟通有误，就想着与被告当面确认其真实想法，最后只好直接找到被告家里，与被告达成口头共识，即双方共同等待至4月1日看是否会出细则再商讨下一步对策，被告不会因原告未于协议约定的2017年3月24日（含当日）前提交网签文件追究原告的违约责任。3月25日下午，原告丈夫于天奇又去找麦田公司的夏新辉，告知虽然双方等细则，但细则出来的不确定性较大，原告也没有其他贷款方式，为避免耽误被告卖房，原告同意麦田公司继续介绍其他买主看房。3月25日晚，麦田公司的何经理微信告知有潜在客户想涉案房屋，他们会大力推荐。2017年4月1日晚上，原告夫妇与被告夫妇面谈，提出解除标的房屋的买卖合同，要求被告退还100万元定金，被告不予认可。被告表明会继续将标的房屋卖给其他方，但卖房差价应由原告方承担，原告不予认可。双方未就前述事项达成一致，当晚原告发送微信至麦田公司，请其转发被告：载明“本人刘知卉因3·17限购政策无法取得约定的600万元贷款，无法履行合同，现提出解除位于朝阳区青年路29号院1号楼2单元1601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被告丈夫次日发送微信，载明：“我确认：同意买家刘知卉不再继续购买我的房子，不再继续履行买卖合同，她通知中提出的不买理由我不予认可”。接下来的日子，麦田公司多次带客户到被告家看房，但至今尚未成交。原告夫妇一直本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希望被告尽快顺利买房后将定金退还，以极大的耐心等待良久，但距原告提出解除合同、退还定金己逾4个月，原告家人在京己处于无房状态，急等用钱找房，唯有通过诉讼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1、原告对于国家可能会在原、被告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期间会出台相关规定是有预期。房屋买卖合同是一种标的额较大的交易，双方就合同应该有较为充分的预见。尤其是作为专业法律人士的原告，对于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障碍有预期和解决的方案。这一点在合同中都有明确约定，对于贷款未获批准或者额度不够的处理有明确约定。所以，本次“三·一七新政”调整原告是有预期的，原告在签约时自信有能力解决和购买涉案房屋。所以，新政并不能成为原告不履行合同的理由。2、原告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确实受到新政的影响而无法购买房屋。原告是将名下房屋出卖后所得款项用于支付涉案房屋的购买，政策出台后，双方仍然在沟通如何履行合同，原告的丈夫于天奇也曾提出履行的可能。3、被告和荀路也签订了一份房屋买卖合同。荀路和刘军也签订了一份买卖合同。现，因原告无法履行合同，导致被告也无法履约，荀路和刘军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也都无法履行。我已将荀路诉至法院。荀路、刘军都已诉至法院。4、若法院判决被告承担责任，那么，被告也将保留另案起诉原告的权利。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附件（一、二）、《购房资格协议》、《补充协议》、《居间服务合同》及相关告知书、说明书，证明双方合同关系；证据2、涉案房屋所有权证书，证明房屋的权属登记情况；证据3、定金收据、银行转账凭单，证明定金交纳情况；证据4、原告名下中信银行、原告丈夫于天奇名下招商银行及建设银行的交易明细，证明原告夫妇没有足够的自有资金和经济能力购房。被告对证据1-3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被告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本院受理的肖学文诉荀路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荀路诉刘军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的起诉状及诉讼费票据，证明与本案相关联的另外两个案件涉诉的事实。证据2、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材料，证明双方在三·一七新政出台后的沟通情况。原告对证据1、2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结合当事人陈述及现有证据，认定如下事实：
2017年3月4日，经由麦田公司提供居间服务，被告（出卖人）、原告（买受人）签订了《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附件（一、二）及相关告知书、说明书等文件，约定原告购买被告名下位于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青年路房屋（住宅），建筑面积136.89平方米，房屋成交总价1155万元（其中净房屋价格1000万元，室内家具、家电、装饰装修、附属配套设施设备、地段升值补偿金、搬迁补偿金等155万元），其中定金200万元，分三笔给付，即买受人于2017年3月4日自行交付定金30万元、2017年3月11日自行交付定金70万元，2017年4月10日自行交付定金100万元。买受人拟贷款600万元，买卖双方确保本人及配偶应于2017年4月10日前（含当日）办理申请贷款手续。买受人应于过户前5个工作日通过存量自有交易资金监管账户资金监管方式支付购房款353万元。物业费用保证金2万元，于物业费结清当日支付。买卖双方于2017年3月24日（含当日）提供办理网签备案登记手续所需的全部材料、签署全部文件。双方于2017年4月26日前（含当日）办理缴税手续，并于取得《契税完税凭证》后20个工作日内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
同日，双方另签订《购房资格协议》及《补充协议》，载明如下内容：1、列明了国家及北京市关于住房限购政策的规定。2、载明原告系为改善居住条件而购房，签约时已具备购房资格。3、涉案房屋系被告名下自用满五年，且唯一的生活用房。
涉案房屋现仍登记在被告名下，于2007年6月14日即已完成解抵押手续。
2017年3月4日、3月11日，原告依约向被告给付定金共100万元。
2017年3月17日，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发布《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和差别化信贷政策的通知》，规定居民家庭名下在本市已拥有1套住房，以及在本市无住房但有商业性住房贷款记录或公积金住房贷款记录的，购买普通自住房的首付款比例不低于60%，购买非普通自住房的首付款比例不低于80%。
案件审理中，双方就合同解除一节已达成共识。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合同各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中，原、被告于2017年3月4日签订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及相关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应属合法有效，具有法律约束力。
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未能依约履行合同，是否可归因于“三·一七新政”的影响，以下详述之：
原告作为买受人，给付相应的对价系其应尽的主要合同义务，关于给付对价的方式在双方合同中已有明确约定，原告拟通过银行贷款方式支付尾款，系合同履行的预期实现方式。签约时，根据北京市关于住房限购限贷政策的要求，原告购买涉案房屋，属于首套非普通自住房，首付款比例应不低于40%。但“三·一七新政”中涉及房贷的规定对原告的履约能力产生了重大影响，按照该规定要求，原告的首付款比例须达80%以上。该规定的实施，导致原告无法足额取得预期的银行贷款用于支付剩余房款，并使合同的继续履行产生了困难。现双方均同意合同解除，本院准予。原告作为购房人未能依约获得足额银行贷款系因政府部门关于房贷政策调整的统一性规定所致，该节属不可归责于原告的因素，故合同解除后，原告主张返还定金，本院准予。利息系占用资金期间所生孳息，针对原告主张利息一节，未见双方的约定，亦难以认定被告占有定金存在违法事由，故本院不予准许。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佘宇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退还原告刘知卉定金一百万元；
二、驳回原告刘知卉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900元，由原告刘知卉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黎伟伟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记员 李雅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