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p t ; ” > 民 事 判 决 书（2018）晋02民终3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冯某1。法定代理人：史某（系上诉人冯某1母亲）。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磊，山西北岳（广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冯某2。上诉人冯某1因与被上诉人冯某2抚养费纠纷一案，不服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2017）晋0202民初32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冯某1的法定代理人史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磊、被上诉人冯某2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冯某1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改判被上诉人冯某2每月承担抚养费3183元，从2017年4月至18岁独立生活，先予执行9个月的抚养费28647元（从2017年4月至2017年12月），后续抚养费按月支付；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离婚协议中关于”沈阳市和平区长白街道金沙湾6号楼3单元601号房产所有权归女方”的约定，因该房屋系史某父亲的拆迁房，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位于沈阳市沈河区五爱市场针织袜子毛绒城1C136号档口使用权归女方所有”，该档口系史某承租使用，并非购买的资产，且该档口的租赁期限于2018年4月即将到期；真正的夫妻共同财产只有位于大同市城区东风里12号楼2单元4号房产，所有权归男方，史某在离婚协议中基本上未分得财产。2、2014年4月22日史某与冯某2再次达成的协议，是因为史某起诉冯某2要求分割月亮湾房产，冯某2为安抚现任妻子，要求史某按照其拟定的协议内容签字，该协议未体现史某的真实意思；3、一审法院裁判理由不合理。一审法院认为在离婚时，财产约定明显倾向史某，且史某在2014年4月又一次性拿到了40000元，有单方抚养的基础，足以维持原告的基本生活所需；并且认为上诉人身高发育缓慢7年，在离婚时就已存在，且非大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需长期支付大量医疗费而超过原定抚养费数额。事实上，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的法定代理人在离婚时分得的财产较少，被上诉人并没有支付抚养费，而上诉人在2016年确诊生长发育缓慢，每月药费3100元，被上诉人2014年给的40000元抚养费远远不够，一审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被上诉人冯某2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上诉人冯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冯某2支付冯某1每月3183元抚养费，从2017年4月直至18岁独立生活，先予执行9个月的抚养费28647元（2017年4月1至2017年12月31），后续抚养费按月支付；2、本案诉讼费由冯某2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6月28日，原告法定代理人与被告协议离婚。协议关于抚养约定：”女儿冯某1由女方抚养，随同女方生活，抚养费（含托养费、教育费、医疗费）由女方负责”；关于财产约定：”他人所欠账务一律归女方所有；位于大同市城区东风里12号楼2单元4号房产所有权归男方；位于沈阳市和平区长白街道金沙湾6号楼3单元601号房产所有权归女方；位于沈阳市沈河区五爱市场针织袜子毛绒城1C136号档口使用权归女方所有；福克斯轿车归女方所有”。2014年4月22日，原告法定代理人与被告再次达成协议，约定”男方一次性付女儿冯某1抚养费40000元整，直至冯某1十八岁成人，无论有任何变化双方没有任何异议，从此以后双方恩怨一笔勾销，互不骚扰”。2015年原告冯某1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支付抚养费，一审法院以（2015）城民未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冯某1的诉讼请求。现原告因生长发育迟缓就诊，原告以其母亲一人无法负担支出为由再次起诉，要求被告支付抚养费。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抚养费包括子女日常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费用。被告明确表态在离婚时已将财产一次性支付了抚养费，观其离婚协议，关于财产分配的约定明显倾向于原告法定代理人，说明达成离婚协议时原告法定代理人具有单方抚养的经济基础，而且被告于2014年4月再次给付原告抚养费40000元，已足以维持原告的基本生活所需。原告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就诊时主诉身高发育缓慢7年，说明该情形在原告法定代理人与被告离婚前已存在，离婚达协议时也对医疗费予以考虑。现原告诊断为生长发育迟缓，并非患重病、大病，医疗费票据也只有2017年8月与9月两张，尚不能证明原告需长期支付大量医疗费而超过原定抚养费数额。同时，原告择校就读、课外学习舞蹈所需的费用不是保证其基本生活、健康、教育必须的费用。虽然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但是原告应综合考虑父母双方的经济负担能力、当地实际生活水平等因素，以不必然超出合理的必要范围为限。现被告根据自己的支付能力表明不愿负担，且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实际需要已超过原定数额且不足以维持当地实际生活水平，故对原告诉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8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冯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计50元，由原告冯某1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冯某1的法定代理人史某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如下证据:1、租赁协议一份、农地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二份、赠与书一份，盛京银行取款凭证一份，欲证明史某在离婚时实际并未分得财产；2、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检查报告和影像报告，欲证明上诉人冯某1患矮小症，需要大量医药费；3、录音资料一份，欲证明2014年4月其与冯某2签订的补充协议，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关于离婚时史某是否分得财产的问题。史某认为，在离婚协议中，其分得的位于沈阳市和平区长白街道金沙湾6号楼3单元601号房产，系史某父亲的拆迁房，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位于沈阳市沈河区五爱市场1C136号档口使用权，系史某承租使用，并非购买的资产，且该档口的租赁期限于2018年4月即将到期；真正的夫妻共同财产只有位于大同市城区东风里12号楼2单元4号房产，所有权归冯某，史某在离婚协议中基本上未分得财产。被上诉人冯某2答辩称，沈阳市和平区长白街道金沙湾6号楼3单元601号房产，史某父亲已赠与史某，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位于沈阳市沈河区五爱市场1C136号档口使用权，在离婚时市值50万，史某在离婚时确实分得了大部分财产，就是考虑到上诉人冯某1归史某抚养，要保证其基本的生活和教育费用。本院认为，本案系抚养费纠纷，史某认为离婚时分割财产不当，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本院不予审理。2、关于上诉人冯某1是否需要增加抚养费的问题。上诉人冯某1的法定代理人史某认为，根据其提交的盛京医院的诊断报告显示，上诉人冯某1身体发育缓慢，身材矮小，是矮小症，要注射促生长激素，需要大量医药费，先前给付的4万元抚养费已不足以支付，故请求予以增加抚养费。被上诉人冯某2认为，受遗传基因影响，冯某1身材虽然较矮，但还不是矮小症，且注射促生长激素对人体亦有副作用，故不同意增加抚养费。本院认为，上诉人冯某1的法定代理人史某以冯某1生长发育迟缓，需要大量医药费为由，要求增加抚养费，但其所提交的证据只有2017年8月与9月两张医疗费票据，不能充分证明其实际需要已超过原定数额。且史某与被上诉人冯某2协议离婚时约定：”女儿冯某1由女方抚养，随同女方生活，抚养费（含托养费、教育费、医疗费）由女方负责。”在财产分割时，双方也对冯某1将来的生活和教育予以考虑，对带孩子生活的一方予以多分。而且，在2014年4月，被上诉人冯某2与史某再次签订补充协议，一次性给付上诉人冯某1抚养费40000元，已足以维持其基本生活所需。现史某认为该协议是冯某2提前拟好让其签字的，未体现其真实意思表示。本院认为，史某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签字前应当已对协议内容充分了解，并且应当知道在协议书上签字的后果，其在协议书上签字，就表明其接受并认同协议内容，而其二审提交的录音资料亦不能证明其在签字时受到欺诈和胁迫，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依法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但是抚养费的数额，应考虑父母双方的经济负担能力、当地实际生活水平等因素综合确定，以不必然超出合理的必要范围为限。在本案中，上诉人冯某1的法定代理人史某与被上诉人冯某2在离婚协议和补充协议中关于财产和抚养费的约定，已对上诉人冯某1未来的生活和教育予以考虑，能够保证其基本生活所需，上诉人冯某1要求增加抚养费理由不充分，而被上诉人冯某2明确表示不同意增加抚养费，故对上诉人冯某1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冯某1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冯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王正刚审判员许建红审判员臧海霞二〇一八年三月六日书记员杜彦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