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158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惠兰，女，1958年10月15日出生，台湾地区居民，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
委托代理人：郭广绍，广东今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熊长贵，男，1968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
委托代理人：雷学兵，广东维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马惠兰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5)穗花法东民初字第5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马惠兰在原审诉称：熊长贵因流动资金需求，于2015年8月25日及2015年9月17日，分两次向马惠兰借款人民币499900元及200000元。马惠兰于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如数向熊长贵借出前述款项。熊长贵称该借款为临时周转之用，承诺于2015年10月底前归还。但时至今日，虽经马惠兰多次催款，熊长贵均以种种借口推脱，分文未还。马惠兰故向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熊长贵返还欠款本金人民币699900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熊长贵承担。
熊长贵在原审辩称：一、银行转账记录仅能证明转款的事实，并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民间借贷关系也应依法综合款项来源、用途、借款合同等来进行综合判断，马惠兰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答辩人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仅有银行转账记录不能认定为双方有借款的事实。二、银行转账记录作为单一证据，并不能排除基于其他法律关系产生的可能性。银行转账备注为借款，也是马惠兰单方行为，单方面备注的内容，熊长贵并不知情。从字面理解，也可以认为是归还借款。三、涉案登记为熊长贵姓名的银行卡并不由熊长贵持有，而是案外人东莞市镒联鑫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镒联鑫公司）持有并使用。涉案款项20万元来源于镒联鑫公司，涉案金额50万元也是马惠兰、熊长贵双方各借款50万元给镒联鑫公司的马惠兰部分。涉案款项的用途是由镒联鑫公司使用于发放工人工资和支付仲信国际租赁公司的租金，而不是熊长贵向马惠兰借款，双方并无借贷关系。退一万步讲，涉案款项是镒联鑫公司使用的，跟熊长贵没有关系。如果要承担归还责任，也应当是由镒联鑫公司归还给马惠兰，马惠兰起诉的对象错误。四、马惠兰存在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的情形，人民法院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以维护法律的尊严和熊长贵的合法权益。综上，马惠兰并没有完成借款合同成立的举证，熊长贵与马惠兰并无民间借贷关系，请求法院依法驳回马惠兰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查明：熊长贵是镒联鑫公司的实际股东之一，马惠兰是镒联鑫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2015年8月25日，马惠兰使用本人名下银行账户向熊长贵名下银行账户转款499900元，马惠兰在转款时自己在“交易用途”一栏填注为“借款”；2015年9月17日，马惠兰再次使用相同账户向熊长贵名下相同账户转款20万元，同样在“交易用途”中注明是“借款”。上述借款实际通过熊长贵的该银行账户向镒联鑫公司工人发放工资。现马惠兰主张熊长贵口头承诺的还款期限届满仍不还款，故诉至法院成讼。
一审庭审中，对于马惠兰是否为镒联鑫公司实际股东，双方各执一词，熊长贵主张马惠兰实际为镒联鑫公司的股东，马惠兰主张自己仅是公司员工，并非公司实际股东；对于2015年6月25日之后马惠兰是否仍担任镒联鑫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双方各执一词，熊长贵主张马惠兰一直担任镒联鑫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马惠兰主张自该日期之后已经离职；熊长贵称，马惠兰所填注“交易用途”为“借款”系单方行为，熊长贵当时不知情，并且否认本人向马惠兰借款；熊长贵主张其名下银行卡在镒联鑫公司财务人员手中掌管，其本人并没有支配，并且声称所有转款并非是其本人向马惠兰的借款，而是镒联鑫公司向马惠兰的借款，而马惠兰主张借款人为熊长贵，双方未签订借款协议或者出具借据借条等书面凭证；熊长贵主张第二笔20万元转款实际来自于出票日期为2015年8月12日、镒联鑫公司交给马惠兰的承兑汇票，而马惠兰主张该承兑汇票实际是镒联鑫公司偿还深圳镒联鑫公司的货款。
一审另查明，2015年6月之前，镒联鑫公司曾使用马惠兰的银行账户向工人发放工资；现镒联鑫公司已经倒闭，不再经营，熊长贵称公司股东未进行任何结业清算。
一审诉讼中，经马惠兰申请，原审法院依法冻结熊长贵名下银行账户一个。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即涉案两笔转款是否为熊长贵向马惠兰的借款这一事实难于认定，马惠兰仅以在“交易用途”一栏加注了“借款”字样的两张银行转账单为凭，主张与熊长贵之间成立民间借贷关系，而熊长贵主要抗辩理由为，其中的20万元系镒联鑫公司20万元承兑汇票的回转款、另外499900元的借款人为镒联鑫公司，而并非熊长贵个人向马惠兰的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马惠兰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虽然熊长贵主张20万元转款为承兑汇票回转，但仅凭承兑汇票不足以建立起两者之间的联系，故该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熊长贵提交的证据显示，马惠兰与熊长贵均曾使用自己名下的银行账户为镒联鑫公司员工发放工资，据此可知，马惠兰、熊长贵与镒联鑫公司长期法律人格混同确属事实，结合涉案两笔转款实际用于发放镒联鑫公司员工工资这一事实分析，马惠兰实际借款对象究竟为镒联鑫公司，还是熊长贵，尚且无法判断。综合上述分析，原审法院认为，仅以现有证据，马惠兰即主张熊长贵为借款人，并据此主张还款，依据尚不充分，不予支持。
为此，原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马惠兰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799元，财产保全费4019.5元，由原告马惠兰负担。
上诉人马惠兰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认为：一、熊长贵在一审中确认涉案款项的性质为借款，而非归还欠款或支付交易对价。二、涉案款项发生时即已明确注明其性质和用途。1、熊长贵实际为镒联鑫公司的股东和董事长，马惠兰曾任镒联鑫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因此对熊长贵非常信任，仅是在转账时注明款项用途为借款，而没有要求熊长贵另行出具借据或签订借款合同。2、熊长贵自称银行卡由镒联鑫公司财务人员掌管，理应在款项发生时即知晓该款项的用途、来源和去向。3、该款项系熊长贵用来发放镒联鑫公司员工的工资，如该款项并非借款，则熊长贵面对该款项的来源和用途不可能置若罔闻。三、熊长贵称涉案款项的还款义务人为镒联鑫公司，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马惠兰向熊长贵出借款项，至于熊长贵将该款用于归还欠款或发放工资，均与马惠兰无关。2、熊长贵并未提供证据证明马惠兰与镒联鑫公司存在借贷关系。3、马惠兰仅为镒联鑫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且在2015年6月25日已被解任，涉案款项发生在两个月之后，马惠兰完全没有理由为镒联鑫公司出借或垫付款项。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熊长贵确认该转账款项为借款，但并无证据证明系马惠兰为镒联鑫公司出借或垫付的款项。四、一审判决认为马惠兰与镒联鑫公司法律人格混同，既无法律依据，更不符合情理。1、马惠兰被镒联鑫公司解任后，不再使用个人账户处理镒联鑫公司事务。2、一审认定熊长贵与镒联鑫公司法律人格混同，具有事实依据，但熊长贵并无证据证明马惠兰同为镒联鑫公司的实际股东。3、熊长贵并未提供马惠兰在2015年6月25日之后的会计凭证来印证马惠兰被解任是否属实。4、熊长贵提交的微信内容证明其为镒联鑫公司垫付工资，而非马惠兰为镒联鑫公司垫付款项。五、一审判决损害马惠兰的合法权益。1、马惠兰与镒联鑫公司之间没有发生事实的资金交易往来，如马惠兰向镒联鑫公司主张债权，则无事实依据。2、马惠兰与镒联鑫公司之间没有借据或借款合同。3、熊长贵承认其为镒联鑫公司的实际股东，而无证据证明马惠兰为镒联鑫公司的实际股东；且熊长贵存在为镒联鑫公司垫付工资的意思表示，该款项转账支付至熊长贵的账户而非镒联鑫公司的账户，注明系借款，且发生在马惠兰被解任两个月之后。据此请求：撤销原判，判令熊长贵向马惠兰偿还借款本金699900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本案一切诉讼费用均由熊长贵承担。
被上诉人熊长贵答辩认为：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银行转账记录仅能证明打款的事实，并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马惠兰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熊长贵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二、马惠兰为镒联鑫公司实际控制人及经营决策者，大量资金流向深圳镒联鑫公司及马惠兰银行账户。三、熊长贵被马惠兰欺骗，也曾借款给马惠兰控制的镒联鑫公司进行资金周转，涉案50万元转入马惠兰实际控制的银行卡里。20万元是镒联鑫公司给付马惠兰承兑汇票用于贴现的回转款。四、民间借贷关系应综合款项来源、用途、借款合同等进行判断。
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当事人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双方均确认：1、马惠兰是镒联鑫公司的经理，熊长贵是镒联鑫公司的隐名股东；2、涉案款项的性质是借款，但熊长贵同时认为是马惠兰与镒联鑫公司之间的借款；3、熊长贵收到两笔款项后没有对马惠兰所写交易用途为借款提出异议，但熊长贵称因该银行卡不在其手上，故对银行卡里钱的变动情况不清楚。
本院认为，因马惠兰为台湾地区居民，本案属于涉台纠纷，应比照涉外商事案件处理。原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审理本案符合我国关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规定，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马惠兰主张出借699900元给熊长贵，提供了银行转账凭证，而熊长贵抗辩转账系镒联鑫公司向马惠兰的借款499900元和镒联鑫公司交给马惠兰的承兑汇票，就此提交了熊长贵的银行卡客户交易查询单、镒联鑫公司的往来户历史明细清单、银行交易明细报表、其付款30万元给马惠兰的转账凭条和镒联鑫公司就该30万元出具的收到熊长贵借款30万元的借条以及付款人、收款人均为案外人的银行承兑汇票。其中熊长贵的银行卡客户交易查询单显示该卡从2015年8月1日至2016年3月21日的支出绝大部分为发放工人工资，在收到马惠兰2015年8月25日转账499900元的同日即用于发放工人工资，在收到马惠兰2015年9月17日转账20万元的同日即转账20万元给镒联鑫公司作为转付仲信贷款，该20万元款项与镒联鑫公司的往来户历史明细清单中同日付给仲信第三期租赁费20万元相对应；镒联鑫公司的银行交易明细报表显示从2014年8月1日至2015年2月10日镒联鑫公司与马惠兰之间存在多笔往来款项作为货款、往来款等；凭条和借条表明马惠兰账户收到的熊长贵的款项作为镒联鑫公司向熊长贵的借款，结合双方在一审中均确认在2015年6月之前镒联鑫公司曾使用马惠兰的银行账户向工人发放工资的意见，可以认定马惠兰、熊长贵与镒联鑫公司法律人格长期混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马惠兰的证据无法证明涉案款项从上述与镒联鑫公司、熊长贵之间的往来款中区分开来，无法证明涉案款项是熊长贵的个人借款，故其要求熊长贵还款付息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和处理正确，应予维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10799元由上诉人马惠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余军梅
审判员 张 宾
审判员 罗 毅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李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