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202民初129号
原告：赵建华，男，1967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湖北省武穴市后坝街*号***室，经常居住地湖北省鄂州市花湖开发区中央美的小区**栋*单元***室。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国才，湖北易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黄石中心支公司，住所地黄石市华新路2号。
负责人：周志宏，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喻名明，系公司员工。
原告赵建华与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黄石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保黄石中心支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9日立案后，于2017年2月28日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案情复杂，本院裁定该案转为适用普通程序，并于2017年5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建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国才、被告平安财保黄石中心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喻名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保险理赔款462177.2元（其中：医疗费3905.2元、死亡赔偿金324612元、丧葬费23660元、精神抚慰金10万元、家属为丧葬事宜支付的交通费、误工费、食宿费共1万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6年8月5日，原告驾驶鄂J4X6**号小型普通客车，在鄂州市花湖开发区杭州路自东向西行驶至上上坊路段时，与同向行人张金安相撞，张金安经抢救无效后死亡。事故发生后，原告家属与受害人家属达成赔偿协议，并将赔偿款支付完毕。后原告向被告申请保险理赔，保险公司拒赔。经查，原告在投保时，被告未履行告知义务，被告以保险条款约定为由拒赔，无法律依据。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诉至法院。
被告辩称：1、原告是醉驾，其将第三人张金安撞死的交通事故依法属于法律明文禁止的情形，也是保险条款约定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的情形，故被告对该起事故拒赔，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2、根据最高法关于适用保险法司法解释二规定，被保险人对保费的缴纳视为对保险效力的追认。3、证人吉红艳与原告赵建华系熟人，吉红艳帮赵建华办理保险，属于其委托吉红艳的行为。吉红艳证实其在保单上签字时与赵建华进行了沟通，取得了赵建华同意后再签字，不是吉红艳单方面签字。4、被告方证人已证明被告方出保单的流程和规则，并对其公司代理人进行了相关车险的培训。其公司出具的保单标准件包含商业险保险条款。根据最高法司法解释，法律明文禁止的行为，保险公司做到了提示义务即可。故其公司已尽到了告知义务，不应承担保险责任。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6年8月5日21时0分，赵建华驾驶鄂J4X6**号小型轿车于汀花线鄂州市花湖开发区杭州路自东向西行驶至上上坊路段时，与同向行人张金安相撞，张金安经黄石市中心医院抢救无效死亡。2016年8月11日，鄂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鄂黄大桥交通警察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赵建华醉酒驾驶机动车、夜间行车未降低车速是造成此事故的根本原因，赵建华应负事故全部责任，张金安无责任。2016年8月12日，原告与死者张金安的法定继承人达成赔偿协议，双方约定：原告同意赔偿死者家属60万元整；死者家属向原告出具刑事谅解书；原告自行向保险公司理赔，理赔金归原告所有等内容。当日，原告将该60万元赔偿款支付完毕。此后，原告向被告申请保险理赔，被告接到理赔申请后，认为赵建华系驾驶员酒后驾驶，依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相关责任免除条款，于2016年8月18日作出机动车辆保险拒赔通知书。为此，原告诉至本院。
另查明，鄂J4X6**号小型轿车系原告赵建华于2013年1月购买并登记其名下，2016年6月，原告就该车投保事宜与原同事吉红艳（时任中国平安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保险代理人，可同时代理机动车保险业务）联系，经原告与吉红艳对其需要办理的投保险别、险种、保险金额等进行沟通确认后，其将办理投保车险所需的身份证、行车证等相关材料交给吉红艳，委托吉红艳帮其代为办理投保事宜并代为交纳保险费。吉红艳即于2016年6月30日及7月1日，代为原告在平安财保黄石中心支公司办理投保手续。其代为原告提交相关材料，确认险别、险种等事项，被告出单系统完成录单后，打印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该投保单明确投保险别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金额为100万元，不计免赔），保险期间均自2016年7月2日0时起至2017年7月1日24时止。吉红艳对该投保单确认后，在投保单投保人签字（盖章）栏中代原告赵建华签上“赵建华”的名字，之后代为原告缴纳保费，并收取保险合同、强制险标志、缴费发票等保单标准件，随后全部交给原告，原告亦向其偿还了保险费。以上保单标准件中的保险合同，根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正本）的“重要提示”及被告的陈述，应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机动车综合商业条款（2014版）》及相应的投保单、保险单等组成。其中《机动车综合商业条款（2014版）》第二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责任免除”部分以加粗黑体字印刷，其中第二十四条约定：“饮酒、吸食或注射毒品……，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以上吉红艳交给原告的保单标准件，原告当庭陈述其只收到投保单、保险单、强制险标志、缴费发票，没有收到相应的合同条款。
关于本案争议焦点一，原告是否收到《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格式合同条款。
针对此焦点，原、被告当庭提供了以下证据：1、原告赵建华当庭陈述，他之前与吉红艳系同事，他将材料交给吉红艳，叫吉红艳帮他办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吉红艳帮他办了手续并垫付费用，他叫吉红艳办好，他再给钱。他收到吉红艳给的一个信封，里面有交强险保险单正副本、商业险保险单正本、保险标志、发票及客户签字的投保单，除了发票，其它材料都订在一起。2、原告方申请调查的证人吉红艳在本院对其调查时的询问笔录，证明赵建华与她联系要买车险，赵建华告诉她要买的项目并将个人资料交给她。她替赵建华完成填单手续，在投保单投保人签名处替赵建华签名并告诉了赵建华，问赵是否同意购买保险，赵说同意，其就帮赵交了保费。车险专员（任璐）将发票、保险单、保险标志，保险条款（应附在保险单一起）装在一个信封里给她。她后来直接给了赵建华。吉红艳在本院第二次开庭时对以上证言进行补充，称其不清楚车险专员给她的信封内有哪些材料，以上询问笔录中记录的其所述“车险专员将发票、保险单、保险标志，保险条款（应附在保险单一起）装在一个信封里给她”是其个人推测应该有这些资料。3、被告方申请出庭的证人任璐（中国平安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柜台负责录单、出单人员）证实客户在对投保单签字确认后缴费，其公司就将保险单、缴费发票、强制险标志、商业保险条款这些文件全部装在一个专用信封里面，形成一个保单标准件，交给客户或代理人，这是他们的工作标准。其公司对代理人进行培训时都已告知过代理人应查收这些材料。4、原告提供的书证：吉红艳代为原告签名的《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正本）。5、被告提交的书证：《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机动车综合商业条款（2014版）》，证实原告投保险种的相应合同条款内容。其主要内容有：保险责任、责任免除、免赔率、责任限额、赔偿处理等。
对以上证人证言及书证，本院综合认证如下：第一、原告陈述及吉红艳的证言证实，吉红艳系受原告委托全权代为原告办理机动车交强险和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其代为原告完成全部投保手续后，已将代为原告收取到的装在专用信封内的保单相关文件全部交给了原告，其代为原告完成了投保的所有行为且原告均予以认可和接收。第二、原告提供的《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上专门列出“投保人声明”（加粗黑体字）一栏，第2条内容为：“本投保人确认已收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机动车综合商业条款（2014版）》、《平安驾驶人意外伤害保险（A款）条款》，且贵公司已向本投保人详细介绍了条款的内容，特别就保险条款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内容和手写或打印版的特别约定内容作了明确说明，本投保人对免除投保人责任的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均因保险人的明确说明已完全理解，并同意投保。”吉红艳代为原告对此投保单进行确认和签名，即表明和意味着其已接受和同意上述提示内容，并已认可代为原告查收到以上提示内容中的文件。此外，原告提供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正本）上在加粗黑体字“重要提示”栏中写明：“1、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2、收到本保险单、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后，请立即核对，如有不符或疏漏，请及时通知保险人并办理变更或补充手续。3、请详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赔偿处理......”。此保险单是被告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出具的，此保险单上再次作出“重要提示”，投保人要对保险合同的相关组成文件核对查收。故从以上投保单和保险单提示的内容看，不论是作为原告代理人的吉红艳，还是作为投保人的赵建华本人，在收到投保单和保险单时未按上面的内容提出异议和补充要求，就表示其二人已接受和同意投保单及保险单上的内容，已对《机动车综合商业条款（2014版）》等文件进行了查收。特别是吉红艳还是一名受过专门保险业务培训的保险代理人，其对投保人应必须收取的保险条款等文件种类及其重要性应是知晓和清楚的，其在同时接受原告之托全权为原告办理保险事宜时，查看所收保单文件是否齐全完备，既是其受人之托的基本责任要求，又是其作为保险公司代理人的基本职责和业务素养所在。因此，吉红艳在本院第一次对其调查询问时证实，收到的保单材料应附有合同条款的证言是可以采信的，而其在开庭时称其不清楚信封中装有什么材料的证言，显然与常理不符，亦与以上其代为原告签名的投保单及代为原告领取的保险单所证实的内容不符，故本院不予采信。原告作为投保人，其直至本案开庭时，才陈述其未收到此合同条款，此陈述与上述书证证实的内容相矛盾，也不符常理，本院对该陈述不予采信。被告的陈述与其提供的证人证言及书证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
综上，本院对被告已将《机动车综合商业条款（2014版）》作为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交给了原告的事实予以确认。
关于本案争议焦点二，被告是否尽到对醉驾行为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根据以上本院对争议焦点一所作的认定，原告在被告方投保过程中，在与被告签订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时，被告已在其投保单、保险单上专列栏目以加粗黑体字标志的“投保人声明”和“重要提示”强调了投保人对合同条款中的“责任免除”进行注意和确认，并在双方签订的原告已经收到的格式合同《机动车综合商业条款（2014版）》中对“责任免除”条款以加粗黑体字作专门标志。其中第二十四条之一项内容为：驾驶人饮酒、吸食、或注射毒品、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此条是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禁止性情形列入保险合同的“责任免除”事由的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一条第一款“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的规定，本院认为，被告已经尽到了法律、司法解释所规定的提示义务。
本院认为，原告委托其熟人亦为被告的保险代理人与被告签订了机动车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合同，该合同条款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并承担相应责任。关于原告提出的判令被告依据保险合同在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对其因醉酒驾驶致人死亡，其已赔偿死者家属的经济损失462177.2元予以赔偿的诉求。首先，对在交强险限额内的赔偿诉求，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之规定，在驾驶人醉酒驾车致第三人伤害时，保险公司只负有对受害人的垫付义务，其经济损失最终应由致害人承担。而本案中投保人亦为车辆驾驶人赵建华已向受害人家属赔付了全部经济损失，故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可不再对第三人的损失承担保险责任，因此，对原告提出的该诉求，本院不予支持。第二，对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的赔偿诉求，因被告在与原告订立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合同《机动车综合商业条款（2014版）》中第二十四条之一项已将“驾驶人饮酒”列为“责任免除”事由，且被告对该条款已尽提示义务，故该责任免除条款已生效。故被告对原告因醉酒驾驶车辆致第三者的经济损失提出的理赔申请予以拒绝，符合合同约定，本院予以支持。对原告主张被告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免责条款对原告不产生效力，被告应当承担保险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十七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赵建华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232元，由原告赵建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朱海鹰
人民陪审员 朱泽山
人民陪审员 杜惠英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王 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