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7民终7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加安，男，1950年9月20日生，汉族，住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洪波、张乃文，江苏明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连云港谷元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法定代表人：余伟雄，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乔航，江苏田湾（连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伟雄，男，1979年6月24日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乔航，江苏田湾（连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连云港三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连云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沈荣锦，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乔航，江苏田湾（连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加安、上诉人连云港谷元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谷元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余伟雄、原审被告连云港三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福公司）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连云港市连云区人民法院（2017）苏0703民初33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加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谷元公司2016年5月25日出具的追认书对上诉人张加安没有约束力，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部分提及“谷元公司于2016年5月25日出具追认书一份，内容主要为对涉案《商务居间合同》内的权利义务予以追认，落款处加盖了谷元公司印章，并由股东吴小强、余伟雄签字、盖印。”是为判令谷元公司承担责任，解脱余伟雄的给付责任做事实铺垫。而事实情况是本案上诉人张加安早于2015年12月2日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谷元公司、余伟雄、三福公司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于2016年5月25日作出（2015）港民初字第2451号民事判决书，上诉人张加安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二审于2017年9月26日作出（2016）苏07民终398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发回重审后开庭期间，谷元公司向法庭提交前述追认书主观意图就是推卸余伟雄的给付责任。但该追认书记载的作出时间为2016年5月25日，提交一审法院的时间为2017年11月20日，自《商务居间合同》签订已有7年时间，期间，余伟雄、谷元公司均未告知上诉人张加安有权向谷元公司主张权利，据此，追认书对上诉人没有约束力。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有误。张加安与余伟雄签订《商务居间合同》时，谷元公司尚未成立，居间合同主体系张加安与余伟雄两位自然人。合同签订时余伟雄也没有明确地在合同中表明其签订《商务居间合同》之目的是为设立谷元公司而以个人名义签订合同。签订合同后至上诉人张加安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谷元公司一直未向上诉人张加安明示由谷元公司承担《商务居间合同》约定的给付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余伟雄签订合同是为谷元公司成立承揽业务，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三、一审判决结果错误。一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条属于适用法条正确，但对该条法律条款解读错误。该条第二款和第一款并不是相互排斥的，所不同的是在于合同相对人选择权的行使。本案中余伟雄明确是《商务居间合同》主体一方，是适格被告，谷元公司自我追认作为受益主体，即使成立，上诉人张加安对主债务人也享有选择权，一审判决在未向上诉人释明的情况下，径行判令由谷元公司承担责任属于判决结果错误。上诉人谷元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驳回张加安的诉求。一、本案居间合同的当事人是谷元公司和连云港开发区安利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利达公司），张加安不是适格主体。2010年10月27日，谷元公司正在筹备中，因客观原因不能确定公司成立的具体时间。在此期间，张加安提供了土地开发利用的商机，因未成立的公司不具备签订合同的主体资格，谷元公司的负责人余伟雄只能以个人名义签订该合同。2010年11月8日，公司成立，替代余伟雄开始开发利用涉案土地，同年11月12日，谷元公司交纳了涉案土地的使用费，2011年4月21日，谷元公司支付涉案土地的抛填费用，余伟雄签订的居间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均由谷元公司承担。2011年9月，双方就居间合同的相关事宜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和补充，将合同的当事人明确为谷元公司与安利达公司，居间合同的当事人为谷元公司和安利达公司。二、追认书出具的时间并不影响本案居间合同实体权利义务的承担。张加安在2015年第一次向连云区人民法院起诉时，答辩人并不知晓，受到起诉信息时已经判决。居间合同的权利义务已由公司承担，2011年9月，双方又再次确认合同的主体是公司，谷元公司为进一步说明，出具追认书，该追认书是以客观事实为基础，其出具的时间并不影响谷元公司实体权利义务的承担。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本案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条，本案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已将合同的主体明确为公司，居间合同的主体是两公司，如答辩人违约，有权主张权利的应当是安利达公司，张加安不是适格的主体。被上诉人余伟雄、原审被告三福公司同上诉人谷元公司答辩意见。上诉人谷元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本案诉讼费用由张加安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张加安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商务居间合同》是张加安、吕广才与余伟雄之间签订。签订合同时谷元公司在设立中，没有签订合同的主体资格，因此由余伟雄签订。后在签订《商务居间合同修改内容》时谷元公司成立，因此双方在签订该协议时主体为谷元公司与安利达公司，余伟雄、张加安在协议上签字的行为是作为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可以确实能够居间合同是两公司之间的商事行为。二、逾期违约利息的计算利率及利率的起算时间存在错误，逾期利息与违约金不应同时支持。一审判决将两份合同中约定的逾期利息与违约金同时进行计算不符合法律规定，违约金属于对违约损失的提前计算，而逾期利息是实际损失，实际损失和违约金只能选择其一予以支持。此种情况亦有例外，即在民间借贷纠纷中，如果违约金和逾期利息同时存在，且不高于24%年息的，依法可以支持。但本案并不属于民间借贷纠纷，不应适用民间借贷纠纷的法律规定。上诉人张加安辩称，一、张加安系涉案居间合同的适格主体。因为《商务居间合同》及《商务居间合同修改内容》的合同双方是张加安与余伟雄以个人名义签订。涉案土地实际摘牌的也是余伟雄，之前在长达4年时间（2010年11月2日至2014年8月29日）先后分10次支付张加安的178万元居间费用，均由余伟雄从个人账户支付给张加安。在《商务居间合同修改内容》中并无合同双方变更为公司的约定，虽抬头列明系两公司，两公司均未盖章确认。所以谷元公司2016年5月25日之追认书对被上诉人张加安无约束力，张加安主体适格。二、逾期利息和违约金应同时支持。张加安与余伟雄于2010年10月27日签订的《商务居间合同》第四条中约定：甲方无正当理由未按合同约定时间支付乙方报酬的，应根据应付款额按每月百分之一点二五的标准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因余伟雄违背事先承诺该项目工程由张加安负责施工，2011年9月20日余伟雄与张加安双方签订《商务居间合同修改内容》第一条约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逾期超过一年时间甲方应根据应付款金额按每月1.5%利息支付乙方。但在修改条款内容中并未约定对原合同的违约金条款进行更改。在第四条约定：本合同修改内容与原合同内容有冲突时，以修改后的合同内容为准，原合同其他条款仍然有效。根据合同本意，违约金条款及逾期利息条款均是对违约责任承担方式的约定，在合同中同时约定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支持上述涉案逾期利息及违约金正确。被上诉人余伟雄、原审被告三福公司同上诉人谷元公司上诉意见。张加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谷元公司、三福公司、余伟雄连带支付张加安117678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本案诉讼费用由谷元公司、三福公司、余伟雄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0月27日，张加安及案外人吕广才(乙方)与余伟雄(甲方)签订《商务居间合同》一份，该合同约定:第一条居间事项：乙方在连云港市为甲方寻找合适的可供商业开发的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甲方在乙方的努力下顺利取得符合本合同约定的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后支付乙方居间报酬。第二条居间地块概况：本合同所涉LTC2010-66#地块位于云山经九路东侧，……。第三条居间报酬及支付方式：1.居间报酬为人民币210万元整。2.甲方就前述地块摘牌成功并取得地块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证后十日内支付乙方人民币40万元整,该地块楼盘建筑工程全部封顶后15日内支付人民币85万元整,楼盘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后三个月内付清余款人民币85万元整,乙方应在甲方付款时间向甲方出具收款收据。3.若甲方未能取得前述地块土地使用权，甲方无需支付乙方任何报酬，乙方居间活动所需要的一切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第四条甲方责任：甲方应在取得前述地块使用权证后按约定支付乙方报酬，甲方无正当理由未按合同约定时间支付乙方报酬的，应根据应付款额按每月1.25%的标准支付逾期付款的违约金。第五条乙方责任：2.乙方确保甲方以人民币430万元的总价款取得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若摘牌总价超过该总价款的，超出部分自乙方报酬中先行扣除，若该超出款多于第一次付款额的，则剩余部分自第二次付款中扣除，以此类推。4.乙方应在领取最后一笔报酬前向甲方出具人民币210万元建筑业发票及配套合同文件，乙方未能提供正规发票及财务处理所需合同文件的，甲方有权拒绝付款等内容。张加安持有的上述《商务居间合同》甲方签字处由余伟雄签字并捺印，乙方签字处由张加安签字捺印。余伟雄持有的《商务居间合同》中乙方签字处由张加安和吕广才签订，甲方签字处为空白。双方认可当时均系在空白合同上签字后将合同交给对方。2011年9月20日，张加安（乙方）与余伟雄（甲方）签订《商务居间合同有关条款修改内容》（以下简称《修改内容》），该合同载明：根据甲、乙方双方原签订的《商务居间合同》，甲方承诺该地块建设项目由乙方负责施工，乙方为减轻甲方在该项目的建设资金压力，主动提出该地块乙方酬金210万元由甲方分三次给付（详见合同第三条）。同时确定乙方作为该工程的施工承包人，提出在领取最后一笔报酬时向甲方出具人民币210万的税务建筑发票。根据连云港市政府招投标管理规定，所有建筑工程都得采取招投标方式确定承包人，甲方不能保证乙方为该项目工程直接施工承包人。为此原双方签订的《商务居间合同》内容应作相应修改或补充。一、对原《商务居间合同》第三条：居间报酬及支付方式，其中第二款改为：第二次付款时间更改为2011年春节前支付乙方人民币40万元整，2012年4月1日前支付乙方人民币30万元整。余款70万元于2012年10月1日前支付完毕，乙方在收到甲方付款时向甲方出具收款收据。自合同签订之日起，逾期超过壹年时间甲方应根据付款余额按每月1.5%利息支付给乙方。二、对原合同第五条乙方责任，其中第4款改为：如果乙方不作为该项目的施工承包人，则在甲方支付最后一笔报酬时仅向甲方出具收款收据，如果乙方作为该项目的施工承包人则提供210万元税务发票等内容。四、本合同修改内容与原合同内容有冲突时，以修改后的合同内容为准，原合同其他条款仍然有效。上述合同抬头处载明的甲方为谷元公司，乙方为安利达公司。张加安持有的该补充合同落款处甲方由余伟雄签字，乙方由张加安签字；余伟雄持有的合同落款处甲方由谷元公司盖章，乙方由张加安签字。合同签订后，张加安依约定履行义务，2010年10月30日余伟雄代表连云港市家具二厂参与位于云山经九路东侧LTC2010-66#地块摘牌，并摘牌成功。后该地块由谷元公司开发房地产项目。余伟雄从个人账户分别于2010年11月2日支付张加安款项60万元，于2011年1月25日支付张加安款项10万元，于2012年1月19日支付张加安款项40万元，于2012年9月25日支付张加安款项15万元，于2013年1月24日支付张加安款项10万元，于2013年5月16日支付张加安款项10万元，于2013年6月18日支付张加安款项10万元，于2013年9月30日支付张加安款项10万元，于2013年11月18日支付张加安款项10万元，于2014年8月29日支付张加安款项3万元，合计支付张加安涉案款项178万元，余款32万元尚未支付。张加安以安利达公司的名义出具了部分收据。余伟雄支付的部分款项由谷元公司报销。谷元公司于2016年5月25日出具追认书一份，内容主要为对涉案《商务居间合同》内的权利义务予以追认，落款处加盖了谷元公司印章，并由股东吴小强、余伟雄签字、盖印。另查明，1.张加安称协议签订时其与吕广才系合伙关系，一审法院与吕广才谈话，吕广才认可其与张加安系合伙关系，同时称其与张加安已进行了清算，张加安已支付其合伙利润，欠付居间报酬已与其无关，其不要求参加本次诉讼。2.安利达公司成立于1999年，张加安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加安称该公司成立后，未实际经营。谷元公司于2010年11月8日设立，发照日期2010年11月15日。三福公司于2007年9月10日设立，于2013年6月4日取得营业执照。上述两公司成立时余伟雄系法定代表人。3.2003年连云港市家具二厂经连云港市规划局批准兴建职工住房，该厂委托安利达公司建设施工，2005年10月A号楼竣工。因连云港市家具二厂欠付张加安工程款及利息，该厂与张加安签订《转让合同》一份，约定将拟建B#楼剩余用地约4500平方米抵冲工程款100万元。后连云港市家具二厂拟建的B号楼因用地规划调整被取消建设，后经连云港规划局、连云区人民政府协调，将剩余土地调整至连云港市连云区云山乡经九路东侧LTC2010-66#地块。以上事实，由张加安提交的连云港国土资源局批复、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授权委托书、连云港市规划局回复意见、连云港市规划东部分局报告、家具二厂转让决议、转让合同、承诺书、连云港谷元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张加安的银行流水明细，张加安及谷元公司均提供的《商务居间合同》及《商务居间合同修改内容》、谷元公司提供的收据、财务凭证、追认书等证据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的，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酬。针对本案争议焦点：一、张加安是否为主张涉案居间费用的适格主体。二、谷元公司、三福公司、余伟雄是否应连带支付涉案居间费用。三、张加安主张的利息计算是否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为，一、张加安系主张涉案居间费用的适格主体。1、关于商务居间合同的签订主体。张加安主张《商务居间合同》及《商务居间合同修改内容》的合同双方系其与余伟雄，涉案土地实际摘牌的也是余伟雄，之前的178万元居间费用亦是由余伟雄个人账户支付给张加安，且《商务居间合同》签订时谷元公司还未成立。余伟雄则认为《商务居间合同修改内容》签订时合同双方已变更为安利达公司和谷元公司。主要理由为在支付居间费用后，安利达公司出具了收款收据，款项虽由余伟雄个人账户支付，但均由谷元公司报销，且谷元公司也出具了追认书，对余伟雄的行为予以追认。对于余伟雄的上述理由，张加安认为安利达公司仅是代开收据，张加安收到的钱也没有入公司的账。余伟雄支付张加安的报酬均是从其个人银行账户转账支付，并非为谷元公司垫付。一审法院认为，《商务居间合同》由张加安与余伟雄个人签订，且《商务居间合同修改内容》中并无合同双方变更为公司的约定，虽抬头列明系两公司，但两公司并未盖章确认。谷元公司对余伟雄与张加安签订合同的行为予以追认，表明签订合同系余伟雄的个人行为，因个人无法开具收款收据，而由安利达公司代开，不能据此认定合同双方为两公司。另外，《商务居间合同》由张加安与案外人吕广才共同作为乙方签字，如双方合同主体变更，则吕广才的地位无法作出合理解释。2、在《商务居间合同》中签字的吕广才明确表示，其与张加安已就涉案合同进行了清算，张加安已向其支付了其应得款项，涉案欠付居间费用已与其无关。综上，张加安作为本案原告起诉主体适格。二、关于欠付居间费用的给付主体。张加安主张要求谷元公司、三福公司、余伟雄连带承担，理由是涉案《商务居间合同》及《商务居间合同修改内容》系余伟雄与张加安签订，涉案土地由余伟雄摘牌，由谷元公司开发，由三福公司对外销售。余伟雄主张应由谷元公司承担，其认为余伟雄签订涉案《商务居间合同》是为谷元公司成立承揽的业务，该土地是由谷元公司开发利用。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商务居间合同》签订后，谷元公司成立，所涉土地实际由谷元公司开发利用，余伟雄为该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余伟雄所称签订涉案《商务居间合同》是为谷元公司成立承揽的业务符合相关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条规定，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合同相对人请求该发起人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成立后对前款规定的合同予以确认，或者已经实际享有合同权利或者履行合同义务，合同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余伟雄为谷元公司成立承揽业务而与张加安签订涉案《商务居间合同》，谷元公司成立后实际对该土地进行开发，享有了合同权利，且之后对该合同予以追认，故张加安要求公司承担责任符合上述规定。因谷元公司已成立，且公司已对该合同予以追认，张加安要求余伟雄个人承担给付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张加安未提供证据证明三福公司与涉案合同存在关联，其要求三福公司承担给付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三、张加安主张的利息，《商务居间合同》第四条约定：甲方无正当理由未按合同约定时间支付乙方报酬的，应根据应付款额按每月百分之一点二五的标准支付逾期付款的违约金（以下简称违约金条款），《商务居间合同修改内容》第一条约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逾期超过一年时间甲方应根据应付款余额按每月1.5%利息支付给乙方（以下简称逾期利息条款）。张加安主张应根据违约金条款支付违约金，同时根据逾期利息条款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理由是逾期利息条款是考虑签订合同时余伟雄承诺施工由张加安负责，后来余伟雄决定将工程转包给他人，为了补偿张加安损失而进行的约定，同时原合同关于1.25%的违约金继续存在。余伟雄一方则认为，计息标准从1.25%升到1.5%，是对违约给张加安造成的损失进行补偿，并非对该项目不能给张加安开发的补偿，且余伟雄一方只是承诺促成由张加安实际施工，但并未给予保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商务居间合同》及《商务居间合同修改内容》关于付款时间、违约金及逾期利息条款的约定，结合两合同的订立时间，单独按违约金条款或逾期利息条款计算均存在与合同其他约定内容相矛盾或不合常理之处。而《商务居间合同修改内容》第一条将《商务居间合同》第三条第二项居间报酬支付方式进行了更改，将其中第二次及后续付款时间进行了重新约定，但未约定对原合同的违约金条款进行更改，而是另行约定了逾期利息条款。违约金条款及逾期利息条款均是对违约责任承担方式的约定，在合同中同时约定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按《商务居间合同》签订时间确定逾期利息起算时间，按《商务居间合同修改内容》约定的付款节点确定违约金的起算时间，符合双方合同的约定，对张加安的相应主张予以支持。但按违约金条款和逾期利息条款计算合计利息超过24%/年的部分不应予支持。故一审法院对张加安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认定如下：于2012年1月19日支付的40万元，自2011年10月28日至2012年1月19日按每月1.5%标准计算利息，金额为16600元。于2012年9月25日支付的15万元，自2011年10月28日至2012年4月1日按每月1.5%标准计算利息，金额为11700元；自2012年4月2日至2012年9月25日按每年24%标准计算利息，金额为17600元。于2013年1月24日支付的10万元，自2011年10月28日至2012年4月1日按每月1.5%标准计算利息，金额为7800元；自2012年4月2日至2013年1月24日按每年24%标准计算利息，金额为19800元。于2013年5月16日支付的10万元，其中5万元自2011年10月28日至2012年4月1日按每月1.5%标准计算利息，金额为3900元，自2012年4月2日至2013年5月16日按每年24%标准计算利息，金额为13633.33元；另5万元自2011年10月28日至2012年10月1日按每月1.5%标准计算利息，金额为8475元，自2012年10月2日至2013年5月16日按每年24%标准计算利息，金额为7533.33元。于2013年6月18日、2013年9月30日、2013年11月18日分别支付10万元，于2014年8月29日支付3万元，以上合计33万元，自2011年10月28日至2012年10月1日按每月1.5%标准计算利息，金额为55935元；同时，以10万元为本金分别自2012年10月2日至2013年6月18日，自2012年10月2日至2013年9月30日，自2012年10月2日至2013年11月18日，以3万元为本金自2012年10月1日至2014年8月29日，按每年24%的标准计算利息，金额共计82853.34元。上述利息合计245830元。仍未给付的32万元，自2011年10月28日起至2012年10月1日止，按每月1.5%标准计算利息，金额为54240元。合计应向张加安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及违约金300070元。同时应自2012年10月2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24%每年标准支付未付款32万元的利息。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遂判决：一、连云港谷元地产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张加安居间费32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300070元，并以320000元为本金，自2012年10月2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按每年24%标准向张加安支付利息。二、驳回张加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390元、公告费800元，合计16190元，由张加安承担1590元，由连云港谷元地产有限公司承担14600元。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基本事实清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1.余伟雄应否承担给付责任；2.张加安是否系本案的适格主体；3.逾期违约利息的计算方式是否正确以及逾期利息与违约金能否同时支持。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涉案《商务居间合同》于2010年10月27日签订，后谷元公司于2010年11月8日成立。虽然涉案《商务居间合同》及《商务居间合同有关条款修改内容》均是由张加安与余伟雄签字确认，但自谷元公司成立后，所涉土地实际由谷元公司开发利用，谷元公司已经实际享有合同权利，故应由谷元公司履行合同义务，由谷元公司承担给付责任。一审法院结合实际情况对此已进行了充分阐述，且论证有据、处分恰当，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涉案《商务居间合同》以及《商务居间合同有关条款修改内容》均是由张加安与余伟雄签字确认。《商务居间合同》系由张加安与案外人吕广才共同作为乙方签字，但吕广才在一审诉讼中明确表示其与张加安已进行了结算，不再参与本案诉讼。虽然《商务居间合同有关条款修改内容》的抬头乙方处书写的安利达公司，但《商务居间合同有关条款修改内容》系作为《商务居间合同》的补充约定，且《商务居间合同有关条款修改内容》亦未对合同双方主体变更进行约定，故张加安系本案的适格主体。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涉案《商务居间合同》第四条对违约金进行了明确约定，《商务居间合同有关条款修改内容》第一条对逾期利息进行明确约定，双方在合同中同时约定逾期利息条款和违约金条款符合意思自治原则，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但按违约金条款和逾期利息条款计算合计利息不得超过24%/年。上诉人谷元公司虽对逾期利息的计算方式提出异议，但并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结合两份合同的订立时间、约定内容等对该争议焦点已进行了充分阐述，且论证有据、处分恰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上诉人张加安以及上诉人谷元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190元，由上诉人张加安负担15390元，由上诉人连云港谷元地产有限公司负担58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伟审 判 员  王抒彦审 判 员  程 艳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孙宜峰书 记 员  王 冰法律条文附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