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116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胜龄，男，1946年5月3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渤龄,男,1949年11月14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功龄，男，1954年8月4日出生。
三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明利,北京市易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娜,北京市易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芳龄，女，1948年3月28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铮,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赵胜龄、赵渤龄、赵功龄因与被上诉人赵芳龄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均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2民初17870号民事判决，共同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胜龄、赵渤龄、赵功龄共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我们的一审诉求。事实和理由：本案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遗嘱的效力问题不应在此案中认定，而涉案的遗嘱既不符合继承法规定的自书遗嘱也不符合代书遗嘱形式，吉某本人会写字，但在遗嘱上没有签字，见证人所述亲眼见吉某签字一说与遗嘱并不相符，一审法院对此未予查明直接认定遗嘱有效不符合法律规定，而从司法实践中可知手印是无法鉴定出是否为本人所印的，故无需进行鉴定。赵某1生前违背了遗嘱的内容，以买卖形式将房屋过户给赵芳龄，该行为应认定为遗嘱被撤销。我三人未放弃对吉某财产的继承权，赵某1及赵芳龄在明知房屋有我们继承份额的情况下，恶意串通签订买卖合同处分房屋的行为损害了我们的合法权益，该行为无效。
赵芳龄辩称，赵某1与吉某共同订立了自书遗嘱，该遗嘱合法有效。吉某死亡后，其在涉案房屋享有的财产份额，按遗嘱由我继承，后赵某1表示将自己的那部分也出售给我，我们签订买卖合同并履行完毕，该行为与遗嘱中将房屋全部归我所有的表示并不冲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判应予维持。
赵胜龄、赵渤龄、赵功龄共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确认赵芳龄与赵某1私自签订的关于北京市西城区某园13号楼2层206号房屋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赵某1（2011年12月5日死亡）与吉某（2007年6月19日死亡）系夫妻，二人共育有五名子女，分别为：长子赵胜龄，次子赵渤龄，三子赵某2（2014年11月13日死亡，无配偶无子女），四子赵功龄，女儿赵芳龄。北京市西城区某园13号楼2层206号房屋系赵某1与吉某生前购置房屋，登记房屋所有权人为赵某1。
2011年6月3日，赵某1（出卖人）与赵芳龄（买受人）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约定：赵某1将其名下登记的坐落于北京市西城区某园13号楼2层206号房屋出售给赵芳龄，房屋成交价格为人民币56万元，同日，税务机关向赵芳龄出具了二手房交易的发票联，票据上显示金额为56万元，赵芳龄缴纳了相应契税后，取得了诉争房屋的所有权证书。
案件审理过程中，赵芳龄提交赵某1于2004年8月12日书写的遗嘱一份，该遗嘱载明：“立遗嘱人：赵某1，男，1925年生，79岁，吉某，女，1927年生，77岁，北京市人，夫妻二人现有住房两居，坐落在西城区某园小区13号楼206号，在拆迁时，我们二人手中无钱，是女儿赵芳龄出钱买到206号的65米房屋，近来我们二人，年事已高，身体不好，又患有多种老人综合性疾病，都是由女儿赵芳龄来护理去医院看病和在家扶持，我们二人，因为以上原因我们商量自愿死后将206号房屋归属赵芳龄名下独自继承，其他任何人无权继承。特此留下遗嘱”。立遗嘱人处有赵某1签名、吉某人名章及捺印。现场见证人处有赵建华签名。赵胜龄、赵渤龄、赵功龄对遗嘱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就遗嘱的效力问题另案主张权利，一审案件先行中止审理。该遗嘱纠纷案件审理中，赵胜龄、赵渤龄、赵功龄自愿撤诉，案件恢复审理。经法院询问，赵胜龄、赵渤龄、赵功龄对于遗嘱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遗嘱中的赵某1部分，赵某1与赵芳龄签订买卖合同的行为撤销了遗嘱。对于吉某部分，应属于无效，赵芳龄于2011年以买卖的形式取得房屋产权，其行为表示放弃了继承吉某遗产的权利。经法院向赵胜龄、赵渤龄、赵功龄释明风险，赵胜龄、赵渤龄、赵功龄坚持不申请鉴定。赵胜龄、赵渤龄、赵功龄认为赵某1与赵芳龄属于恶意串通，侵害了其他继承人的权利，《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应确认为无效。关于房款支付问题，赵芳龄表示其以现金形式分两次支付给赵某1，第一次支付了20多万，第二次支付了30多万。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北京市西城区某园13号楼2层206号房屋虽登记在赵某1名下，但该房屋系赵某1与吉某在婚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二人分别享有房屋50%的产权份额，二人对各自享有的份额均有处分的权利。结合举证情况，法院认为遗嘱的效力认定系《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效力认定的关键，该遗嘱系赵某1与吉某夫妻双方基于共同的意思表示对于夫妻共同财产订立的遗嘱，由赵某1一方书写遗嘱内容，并由赵某1签名、吉某盖章及捺印，应视为夫妻双方对其共同财产进行的处分。庭审中，赵胜龄、赵渤龄、赵功龄不认可遗嘱的真实性，经法院释明，其坚持不申请鉴定，故该遗嘱不违反法律关于遗嘱效力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
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可以理解为自吉某去世后继承开始，赵芳龄依法取得了吉某享有诉争房屋的产权份额，并不以房屋产权转移登记作为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而赵某1生前通过买卖的方式将房屋出售给赵芳龄，并将房屋过户至赵芳龄名下，完成了其对房屋权利的处分，并未侵犯房屋共有人吉某的权利，继而未侵犯作为吉某继承人的赵胜龄、赵渤龄、赵功龄的权利。同时，从公平角度和遵循父母生前本意出发，赵某1买卖房屋的行为，与赵某1和吉某在遗嘱中的意思表示相互吻合，实现了夫妻二人对于房屋权利的处分意愿。关于房款支付问题，赵芳龄提交了税务机关出具的发票联予以佐证，且赵某1生前并未对此提出异议。综上，《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反映了赵某1与赵芳龄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赵某1与赵芳龄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的行为，不构成恶意串通，亦未侵犯赵胜龄、赵渤龄、赵功龄的权利，故赵胜龄、赵渤龄、赵功龄主张确认赵芳龄与赵某1签订的关于北京市西城区某园13号楼2层206号房屋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赵胜龄、赵渤龄、赵功龄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赵胜龄、赵渤龄、赵功龄提交北京市公安局安贞里派出所出具的《北京市公安局人口信息查询打印表》，其中显示吉某文化程度为小学，欲证明吉某可以自行书写姓名，而遗嘱中没有签字仅盖章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是无效的。赵芳龄认为上述打印表并非新证据，且该证据不能证明吉某的真实文化程度，吉某本人没有文化不识字也不会写字，在遗嘱制作的过程中选择盖章加捺印的形式更为正式，真实性也得到了见证人的证明，故遗嘱真实有效。对双方争议的遗嘱效力问题，本院认定如下：遗嘱形成的过程及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有见证人予以证明，赵胜龄、赵渤龄、赵功龄虽对此提出异议，但没有申请鉴定亦未就此举证，故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遗嘱存在意思表示瑕疵等不成立情形的情况下，本院对遗嘱的真实性不持异议；遗嘱处分之房屋系赵某1与吉某之共同财产，夫妻二人就该财产的继承共同订立遗嘱的行为符合情理，亦不违法理；遗嘱系赵某1手书并签字确认，吉某作为共同立遗嘱人在该遗嘱上盖章捺印系对遗嘱内容的确认；《北京市公安局人口信息查询打印表》中记载的吉某文化程度不足以否定其在遗嘱中盖章捺印行为的真实性；综上，本院认定2004年8月12日遗嘱为赵某1与吉某夫妻二人共同所立之自书遗嘱，并对遗嘱的效力予以确认。
赵胜龄、赵渤龄、赵功龄主张赵芳龄曾陈述未向赵某1支付购房款，并要求法院调取相关案件的庭审笔录及录像，本院认为该事实是买卖合同履行问题，与本案争议的合同效力问题并无关联性，本院对此不予审查处理。
另，本院对一审查明其他相关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赵某1是否与赵芳龄恶意串通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损害赵胜龄、赵渤龄、赵功龄利益的问题。如前所述，赵某1与吉某共同订立的遗嘱有效，吉某死亡后，其对涉案房屋享有的份额应按照遗嘱由赵芳龄继承。赵某1对涉案房屋享有的份额系其合法财产，其在生前与赵芳龄签订买卖合同并将该房屋过户给赵芳龄，系赵某1处置财产的合法行为，不存在恶意串通及违反法律规定之处。赵胜龄、赵渤龄、赵功龄对涉案房屋不享有继承份额，故亦不存在赵某1与赵芳龄侵害其三人利益的事实。
综上所述，赵胜龄、赵渤龄、赵功龄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400元，由赵胜龄、赵渤龄、赵功龄共同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丽杰
审判员 陈 妍
审判员 王艳芳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张邵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