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鄂行再28号抗诉机关湖北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武汉包装器材厂，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罗家嘴*号。法定代表人安志斌，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光，系本案申诉人、原武汉包装器材厂职工。申诉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陈明光，男，1963年3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现住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经传，湖北楚义君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王桂兰（系陈明光之妻），女，1966年7月3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现住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武汉市江汉区城市管理委员会（由原武汉市江汉区城市管理局等组建），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红旗渠路4号。法定代表人熊楠，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文锦，湖北华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致诚，湖北华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武汉市江汉区城市管理执法局，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红旗渠路4号。法定代表人熊楠，局长。出庭负责人潘伟力，该局党委委员、执法大队大队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文锦，湖北华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致诚，湖北华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武汉市亢龙太子酒轩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蔡甸经济开发区文岭园区知音湖路1号。法定代表人宋红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乐瑞，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律师。武汉包装器材厂、陈明光、王桂兰与武汉市江汉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江汉区城管委）、武汉市江汉区城市管理执法局（以下简称江汉区执法局）行政强制拆除一案，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8日作出（2008）武行再终字第00001号行政判决。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武汉包装器材厂、陈明光、王桂兰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湖北省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11月1日作出鄂检民（行）监〔2016〕42000000114号行政抗诉书，向本院提起抗诉。本院于2016年11月30日作出（2016）鄂行抗7号行政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2月6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胡迪出庭履行职务，申诉人武汉包装器材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光、申诉人陈明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经传、申诉人王桂兰、被申诉人江汉区城管委和被申诉人江汉区执法局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文锦和黄致诚、被申诉人江汉区执法局的党委委员兼执法大队大队长潘伟力、原审第三人武汉市亢龙太子酒轩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太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乐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武汉包装器材厂一审诉称，武汉包装器材厂于1987年7月30日合法取得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270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该土地上编号为30的《房屋所有权证》。2004年10月20日下午5时许，江汉区执法局、武汉市江汉区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郑勇以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的名义将拆字写满武汉包装器材厂上述房屋的外墙上，并于同年10月27日上午11时许在不作任何补偿和协商的情况下将上述房屋强行拆除。江汉区执法局、武汉市江汉区城市管理局的行为严重侵害了武汉包装器材厂的合法权益，故请求判令确认江汉区执法局、武汉市江汉区城市管理局2004年10月27日强行拆除武汉包装器材厂房屋的行为违法，诉讼费用由其承担。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查明，l987年武汉包装器材厂取得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270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1993年3月，武汉包装器材厂与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市分行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改造拆迁补偿协议书》及附件，协议约定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市分行房地产开发公司按照武汉市规划局提出的要求在新华路与建设大道交汇口东北角一带开发建设湖锦花园。1995年至l997年，武汉市征地拆迁办公室同意办理诉争土地范围内房屋拆迁验收。2002年至2003年，太子公司通过协议转让和该院民事执行裁定并办理相关手续，取得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270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江汉区执法局经过调查认为太子公司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新华路270号土地范围内有260平方米房屋属未经规划部门审批的违法建设，故于2004年10月20日向太子公司下达（江城管）拆字〔2004〕第53007号《武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违法建设拆除通知书》，限其于同年10月26日前自行拆除。江汉区执法局于同年10月27日予以拆除。在江汉区执法局强制拆除前，该建筑物内放置有武汉包装器材厂曾使用的配电设备。武汉包装器材厂曾于2002年3月2日安排其职工陈明光居住，看守配电设备，随后陈明光之妻王桂兰在此经营个体快餐店。2004年10月25日经太子公司申请，武汉市第二公证处对《武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违法建设拆除通知书》所指建筑物内的物品进行证据保全，并在武汉包装器材厂持有的配电设备清单上签名。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另查明，1994年8月，武汉包装器材厂与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市分行房地产开发公司、武汉金达威房地产开发建筑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开发湖锦花园协议，后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市分行房地产开发公司退出合作。1998年1月，武汉市土地管理局同意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市分行房地产开发公司将其原以WP-93-144号土地批租合同取得的位于武汉市江汉区建设大道占地面积13957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给武汉金达威房地产开发建筑有限公司。后武汉金达威房地产开发建筑有限公司因需偿还欠款通过协议转让和该院民事执行裁定并办理相关手续，由太子公司于2002年2月和2003年9月取得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27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1994年6月，武汉包装器材厂因业务需要贷款，将其持有的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270号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以下简称“两证”）向中国工商银行武汉市江汉区支行作抵押进行了贷款，并办理《房屋他项权证》，抵押期为1994年6月至1997年6月。后武汉包装器材厂将厂房迁至武汉市江汉区罗家嘴5号，但其拆迁遗留问题尚未解决。现“两证”及《房屋他项权证》仍保存在中国工商银行武汉市江汉区支行。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重审认为，根据《武汉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行办法》（第137号政府令）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江汉区执法局具有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的职权。2004年10月27日，江汉区执法局在强制拆除涉案房屋行政程序中收集的市拆办字（1993）第007号《城市建设房屋拆迁验收审批书》等证据能够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其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武汉包装器材厂为贷款在银行抵押的“两证”证明其在太子公司获得涉案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前曾具有该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和当时地上建筑物的房屋所有权，但不能否定太子公司依法获得该地块《国有土地使用证》的事实，也不足以证明江汉区执法局所拆房屋系武汉包装器材厂的合法建筑；武汉包装器材厂的拆迁补偿安置未得到落实是其与他人之间的民事纠纷，应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驳回武汉包装器材厂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其他诉讼费100元、上诉费100元，合计300元，由武汉包装器材厂负担。武汉包装器材厂、陈明光、王桂兰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⒈关于强制拆除房屋职权的合法性问题。武汉市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关于“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的规定，经报国务院批复成立武汉市城市管理局和武汉市城市管理执法局，相对集中行使城市管理行政处罚权。1999年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和2000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做好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试点工作通知》等行政法规规章明确规定“在城市管理领域可以集中行使的行政处罚权，主要包括：（一）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规划管理、城市绿化管理、市政管理、环境保护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全部或者部分行政处罚权；”据此，江汉区执法局查处并强制拆除未经城市规划部门审批的不受法律保护的“留存建筑”于法有据。⒉关于武汉包装器材厂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武汉包装器材厂持有的“两证”记载的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270号的土地及房屋自1993年11月开始依法转让至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市分行房地产开发公司，后又经过市政府及职能部门先后批准涉案土地再转让和该院执行裁定，太子公司最终对涉案的该土地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至此“两证”记载的权利义务对象武汉包装器材厂已先后被新的权利义务对象所取代，太子公司最终作为该土地权利人依法属于城市规划管理的行政相对人，其使用土地行为应受城市规划法律的规范。虽然武汉包装器材厂对诉争建筑在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已经依法消灭，但因被拆除之前其仍在使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的规定，其认为江汉区执法局强制拆除讼争房屋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即具有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故江汉区执法局辩称武汉包装器材厂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的理由不能成立。⒊关于被强制拆除房屋的合法性问题。江汉区执法局在强制拆除诉争房屋的行政程序中收集的武拆许字（1993）第007号《拆迁许可证》和市拆办字（1993）第007号《城市建设房屋拆迁验收审批书》等证据，证明“两证”的法律效力于1993年11月开始依法予以终止，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房地产转让或者变更时，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申请房产变更登记……”、“土地权利人应当自土地权利终止事实发生之日起30日内，向土地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土地注销登记，并交回土地证书。”因此，武汉包装器材厂持在法律上已处于无效状态的权属证书到银行抵押贷款违反了法律规定；其就太子公司所持土地权属证书提起行政撤销之诉，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了诉讼请求。综前所述，“两证”记载的已经依法转让的应当拆除而未拆除、且又未经城市规划部门批准的“留存建筑”再不受法律保护。涉案土地在转让过程中武汉包装器材厂应依法享有的民事权益所受到的损失，并非后续强制拆除的行政行为所造成。武汉包装器材厂依法享有的民事权益应当另案主张，且其已经在另案主张了权利。江汉区执法局对未经城市规划部门批准，再不受法律保护的建筑进行查处符合法律规定。⒋关于强制拆除房屋程序的合法性问题。江汉区执法局在强制拆除程序中，收集了证明太子公司使用的国有土地上留存的诉争建筑是否受法律保护的相关证据，在武汉包装器材厂、陈明光、王桂兰提供“两证”复印件并主张权利的情况下，江汉区执法局未能充分听取其陈述和申辩，虽然“两证”在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已经依法消灭，但江汉区执法局的上述未充分听取武汉包装器材厂、陈明光、王桂兰的陈述和申辩的行为，在行政程序方面存在瑕疵，但该行政程序瑕疵不足以导致行政行为违法无效。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六条之规定，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原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其他诉讼费100元，合计200元，由武汉包装器材厂负担。原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武汉包装器材厂、陈明光、王桂兰共同负担。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⒈本案中，行政机关是在2004年10月27日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而其向法院提交证明行为合法性的证据显示是2005年3月9日取得的，依法不能作为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根据。⒉原审法院在2012年5月22日庭审中针对陈明光申请调取市拆办字（1993）第007号《城市建设房屋拆迁验收审批书》，审判长指出“该证据非被上诉人做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证据，所以本院不予支持。我们要审查的是行政主体在做出行政行为时所收集和认定的证据。”（2008）武行再终字第00001号行政判决以市拆办字（1993）第007号《城市建设房屋拆迁验收审批书》等证据，证明武汉包装器材厂的“两证”法律效力于1993年11月开始依法予以终止，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⒊虽然江汉区执法局在强制拆除程序中收集了证明太子公司使用的国有土地上留存的诉争建筑是否受法律保护的相关证据，但是在武汉包装器材厂、陈明光、王桂兰提供“两证”复印件并主张权利的情况下，江汉区执法局未能充分听取其陈述和申辩。江汉区执法局作出的强制拆除行政处罚决定依法不能成立。再审判决关于诉争行政行为仅存在瑕疵不足以导致行政行为违法无效的认定，属于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综上，特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武汉包装器材厂、陈明光、王桂兰申诉称，⒈武汉包装器材厂持有合法取得的位于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270号的《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根据我国房地产法规的规定就足以证明江汉区执法局、武汉市江汉区城市管理局所拆除的武汉包装器材厂所有的房屋是合法建筑（厂区560KVA变配电室于1987年取得房产证和土地证、1994年8月28日协议约定560KVA变配电室待开发商部分房屋建成后完好归还武汉包装器材厂、1995年3月经拆除审批验收560KVA变配电室不为拆迁房屋、北湖街城管中队2003年8月确认560KVA变配电室系合法建筑、太子公司2003年10月18日取得的“221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显示存在560KVA变配电室）。并且，武汉包装器材厂于2002年3月19日将陈明光及其家人安排在560KVA变配电室居住，陈明光、王桂兰于同年10月利用该房屋经营餐厅，办理了工商、税务、环保、卫生合法手续。原厂区560KVA变配电室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权利归武汉包装器材厂所有，江汉区执法局予以强制拆除的程序违法。⒉原审认为武汉包装器材厂所持有的权属证书不能否定太子公司所持有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的效力，违反“一物一权”的原则，属适用法律错误。⒊综合比较武汉包装器材厂、陈明光、王桂兰与江汉区执法局、武汉市江汉区城市管理局的证据，足以证明江汉区执法局、武汉市江汉区城市管理局2004年10月27日拆除的本案诉争标的物系武汉包装器材厂合法建筑，而原审法院却认为本案诉争标的物系违法建设，显属错误认为。⒋原审法院将太子公司提供的18份证据全部采信，属适用法律错误。⒌江汉区执法局、武汉市江汉区城市管理局在向太子公司下达拆除通知之前，明知本案诉争建筑物系武汉包装器材厂所有，同时武汉包装器材厂持有国家颁发的该房屋所有权证。而其为了帮助太子公司违法拆除武汉包装器材厂的合法建筑，利用国家赋予的行政权力故意将拆除通知下达给太子公司，以达到利用行政手段拆除武汉包装器材厂合法建筑的目的。原审法院不予确认江汉区执法局、武汉市江汉区城市管理局的行政行为违法显属错误判决。江汉区城管委、江汉区执法局再审辩称，⒈因武拆许字（1993）第007号《拆迁许可证》和市拆办字（1993）第007号《城市建设房屋拆迁验收审批书》的原件保存于武汉市人民政府拆迁管理办公室，江汉区执法局持有的系复印件，在原审中为方便庭审质证，庭前调取原件核对无误后在复印件上加盖公章的证据版本不能视为江汉区城管委、江汉区执法局在作出被诉行政行为后自行收集证据。江汉区执法局在强制拆除位于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270号的260平方米未经城市规划部门审批的“留存建筑”的行政程序中，所收集的武拆许字（1993）第007号《拆迁许可证》、市拆办字（1993）第007号《城市建设房屋拆迁验收审批书》等证据，足以认定武汉包装器材厂、陈明光、王桂兰主张的“两证”的法律效力已经于1993年11月依法终止，原审法院（2008）武行再终字第00001号行政判决认定武汉包装器材厂、陈明光、王桂兰主张的涉案强制拆除房屋系未经城市规划部门批准的证据确凿。⒉根据2000年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川府法〔2000〕68号）《关于“责令限期拆除”是否是行政处罚行为的请示》明确指出的“责令限期拆除不属于行政处罚决定”，本案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江汉区执法局未充分听取武汉包装器材厂、陈明光、王桂兰的陈述和申辩，原审法院（2008）武行再终字第00001号行政判决认定该行政程序瑕疵不足以导致行政行为违法无效，其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江汉区城管委、江汉区执法局行政行为合法有效，（2008）武行再终字第00001号行政判决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三项、第四项的情形，应予维持。太子公司再审述称，赞同江汉区城管委、江汉区执法局上述答辩意见。另，太子公司2003年通过法院执行获得涉案土地，存在的配电房是为了保管电力设施。武汉包装器材厂拆迁位于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270号的厂房前，房产管理部门曾要求其返还房产证，但声称已遗失拒交。在太子公司取得诉争土地的使用权时，武汉包装器材厂、陈明光、王桂兰就已经知道配电房、临时工棚等为违章建设。拆除该配电房、临时工棚等前，太子公司已请公证部门进行了公证。拆完后因陈明光起诉，太子公司已经赔付其锅碗等损失50000元。如果涉案的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270号土地上有建筑，那么该土地是不可能进行转让的，拆迁后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该土地上也不应当存在合法建筑。并且，在武汉包装器材厂提交了相关材料后，政府部门才下达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270号房屋的拆迁验收报告的。（2008）汉行再重字第1号行政判决及（2008）武行再终字第00001号行政判决均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本案各方当事人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再审另查明，2005年3月15日，武汉包装器材厂以武汉市江汉区城市管理局为被告、该局工作人员郑勇为第三人，诉请判令武汉市江汉区城市管理局2004年10月27日强行拆除其房屋行为违法，并由武汉市江汉区城市管理局承担案件的全部费用。2013年9月17日，武汉市江汉区机构编制委员会颁发江编发〔2013〕12号《关于调整江汉区城市管理局（江汉区城市管理执法局）机构设置的通知》，通知组建武汉市江汉区城市管理委员会，挂“江汉区城市管理执法局”牌子，为区政府工作部门，将“区城市管理局（区城市管理执法局）”的职责、区园林局的城市园林绿化执法职责、区环境保护局噪声油烟污染执法相关职责等划入“区城市管理委员会”。本院认为，⒈江汉区执法局根据1995年～l997年武汉市人民政府征地拆迁办公室对位于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270号土地范围内房屋进行拆迁验收、2002年～2003年太子公司取得该地国有土地使用权，以及武汉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对太子公司新建公寓式酒店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认定该土地范围内有260平方米房屋属未经规划部门审批的违法建设，向太子公司下达限期自行拆除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违法建设拆除通知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武汉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行办法》第二十三条，以及1999年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2000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做好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试点工作通知》的规定，并无不当。⒉原审法院对武汉包装器材厂提交的1987年7月30日的《房屋所有权证》（3份）和武房地籍江字第04016号《武汉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等证据、江汉区城管委和江汉区执法局提交的武拆许字（1993）第007号《拆迁许可证》及“红线图”等证据，以及对太子公司提交的1993年3月18日《改造拆迁补偿协议书》和（2004）武行终字第57号《行政裁定书》等证据、陈明光和王桂兰提交的关于郑勇的《证明》和《会议纪要》等证据的审查及采信与否，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六十三条、第七十条的规定，认定武汉包装器材厂的“两证”法律效力于1993年11月开始依法予以终止、江汉区执法局强制拆除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270号未经城市规划部门审批的不受法律保护的260平方米“留存建筑”合法，其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充分，判决驳回武汉包装器材厂、陈明光、王桂兰的上诉，维持驳回武汉包装器材厂的诉讼请求的（2008）汉行再重字第1号行政判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六条的规定，是正确的。⒊武拆许字（1993）第007号《拆迁许可证》形成于1993年11月1日、市拆办字（1993）第007号《城市建设房屋拆迁验收审批书》于1994年12月28日填写、《改造拆迁补偿协议书》为1993年3月18日签订、武国用（2001）字第79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和武国用（2003）字第221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分别于2002年2月8日和2003年10月18日颁发、对陈义萍的调查时间是2004年10月18日、（江城管）拆字〔2004〕第53007号《违法建设拆除通知书》系2004年10月20日发出、武规地字〔2003〕392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颁发时间为2003年12月29日、……，江汉区城管委、江汉区执法局用以证明江汉区执法局强制拆除位于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270号的260平方米“留存建筑”合法的证据，均形成于2004年10月27日之前。仅凭江汉区城管委、江汉区执法局提交的庭前调取原件核对后加盖公章并签署“2005.3.9”的武拆许字（1993）第007号《拆迁许可证》（复印件）视其在作出被诉行政行为后自行收集证据，事实根据不足，也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2008）汉行再重字第1号《行政判决书》载明“被告为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及原告不具有主体资格在有效期内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材料和依据有：……，武拆许字（1993）第007号拆迁许可证及拆迁红线图（建设单位为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市分行房地产开发公司）、……、市拆办字（1993）第007号《城市建设房屋拆迁验收审批书》、……”，且该判决已认定“2004年10月27日，被告在强制拆除涉案房屋行政程序中收集的市拆办字（1993）第007号《城市建设房屋拆迁验收审批书》等证据能够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原再审庭审中法官驳斥陈明光要求调取市拆办字（1993）第007号《城市建设房屋拆迁验收审批书》的申请，不能否定江汉区城管委、江汉区执法局已依法提交市拆办字（1993）第007号《城市建设房屋拆迁验收审批书》（复印件）的事实，并且（2008）武行再终字第00001号《行政判决书》载明了“江汉区执法局在强制拆除诉争房屋的行政程序中收集的武拆许字（1993）第007号《拆迁许可证》和市拆办字（1993）第007号《城市建设房屋拆迁验收审批书》等证据，证明‘两证’的法律效力于1993年11月开始依法予以终止”。2000年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川府法〔2000〕68号）《关于“责令限期拆除”是否是行政处罚行为的请示》明确指出“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关于‘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的规定，《城市规划法》第四十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拆除’，不应当理解为行政处罚行为”，江汉区执法局在武汉包装器材厂、陈明光、王桂兰提供“两证”复印件并主张权利的情况下未听取其陈述和申辩，于2004年10月20日下达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设拆除通知不属于行政处罚决定，本案不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原审关于诉争行政行为仅存在瑕疵不足以导致行政行为违法无效，有其事实根据和相应的法律依据。因此，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江汉区城管委、江汉区执法局的答辩意见具有相应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采信并予支持。⒋武汉包装器材厂、陈明光、王桂兰诉称的厂区560KVA变配电室于1987年取得房产证和土地证、1994年8月28日协议约定560KVA变配电室待开发商部分房屋建成后完好归还武汉包装器材厂、1995年3月经拆除审批验收560KVA变配电室不为拆迁房屋、北湖街城管中队2003年8月确认560KVA变配电室系合法建筑、太子公司2003年10月18日取得的“221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显示存在560KVA变配电室，均难以支持其申诉主张，不能否定武汉包装器材厂位于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270号的原厂房被拆除后迁至该区罗家嘴5号、“两证”法律效力已于1993年11月终止，以及太子公司于2002年2月和2003年9月取得该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所涉土地流转中的民事权益损失问题，并非江汉区执法局强制拆除的行政行为所致，与本案无关。原审告知武汉包装器材厂、陈明光、王桂兰可依法另案主张其诉称权利，并无不当。武汉包装器材厂、陈明光、王桂兰的申诉意见缺乏相应的事实根据、法律依据。太子公司关于（2008）汉行再重字第1号行政判决、（2008）武行再终字第00001号行政判决应予维持的陈述意见，依法予以采信。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武行再终字第00001号行政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争审 判 员  吴 晋审 判 员  张思化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雷 禹书 记 员  杜思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