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1民终8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3，男，1955年12月31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建民，北京市亚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1，男，1949年10月1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2,男,1951年2月15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4,女,1957年11月13日出生。
第三人（兼杨某4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某1（杨某4之子），1982年4月1日出生。
上诉人杨某3因与被上诉人杨某1、杨某2、杨某4及第三人范某1共有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9民初18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某3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北京市门头沟区33排4号（以下简称33排4号）公房2间的承租人是杨某5，承租人从未变更过，33排4号房屋列入拆迁范围，原房屋所有权人放弃了产权，被拆迁人亦为杨某5，杨某5去世后，33排4号公房2间拆迁取得的所有拆迁利益应按照遗产处理，由其子女依法继承。33排4号自建房均为杨某5生前建造，系杨某5夫妇的遗产，自建房取得的拆迁利益应由其子女依法继承。上诉人虽然签过《协议书》，但《协议书》是对33排4号公房2间居住权利的放弃，并没有放弃所有权。
杨某4辩称，拆迁安置是为了安置居住在直属公房的居民，只是杨某4一家人，与上诉人没有利害关系。
杨某1、杨某2共同辩称，同意杨某3的上诉意见，不同意一审判决。
范某1述称，拆迁安置是为了安置居住在直属公房的居民，只是杨某4一家人，与上诉人没有利害关系。
杨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杨某3与杨某1、杨某2、杨某4共同分得三套一居室楼房所得利益188万元的四分之一，即每人分得利益47万元；2、请求法院判决杨某3与杨某1、杨某2、杨某4各分得2804号一居室（范某1所签拆迁协议项下）房屋四分之一份额；3、诉讼费均等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某5与赵某系夫妻，育有杨某3、杨某1、杨某2、杨某4四个子女；杨某4与范某2系夫妻，二人育有一子范某1。赵某于1997年1月17日死亡。
杨某5生前承租33排4号公房。2001年4月24日，杨某5与北京矿务局房地产管理处签订《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约定住宅座落为门头沟区33-4号，住宅状况为砖木结构平房2间，总使用面积31.8平方米。
杨某5于2008年3月8日死亡。2008年4月26日，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四人签署协议，约定：“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关于公房2间3室（杨某5所留）达成如下协议：平房2间归杨某4之子范振朋（彭）所有。”该协议落款处有杨某4、杨某3、杨某1、杨某2四人签字。经法院询问，四人均认可该协议中的签名系其本人所签，但杨某3称：“该协议内容是我写的,我的本意为杨某3、杨某1、杨某2及杨某4四人同意范某1在该处房屋内居住，并非表示我们四人对33排4号平房两间所有权的放弃或让与，当时我认为所有和居住是一致的，所以笔误把居住写成所有了。分房时给了一间厨房，厨房在公房的东侧，在房屋平面图上没有显示。当时协议就约定了公房，厨房也是附属的，没有考虑进去。”杨某2称：“签订协议时，杨某4一家在33排4号房屋居住，我们只是同意他们在此居住，签字时协议是白纸”，杨某1称：“当时让我签我就签了，不记得怎么回事了”。
2010年，上述房屋被纳入门头沟区采空棚户区履行房屋征收范围。在上述房屋征收档案中，有《北京市门头沟区城乡建设房屋拆迁调查登记表》一份，该表显示，产权(承租)人为杨某5(已故)杨某4，房屋基本情况为：2间，建筑面积42.29平方米，户内人口结构为：户主杨某4，之夫范某2，之子范某1，之儿媳王某。征收档案中的杨某5户口簿登记显示：2010年12月15日，33排4号房屋户主由杨某5变更为杨某4，房屋户籍人口有杨某4、范某2、范某1、王某（范某1之妻）四人。征收档案中杨某4出具的书面声明称“本人杨某4自愿将自建房的面积10.44（平方米）给予范某1。单独安置，今后出现一切家庭纠纷均由本人负责。2010年12月10日。”在征收档案中，被拆迁房屋被分为四部分(如房屋平面示意图)，分别为：1号房屋(杨某4拆迁协议项下，42.29平方米)，2号房屋(又分为二处，2-(1)杨某4所签拆迁协议项下面积11.5平方米，2-(2)范某1所签拆迁协议项下面积10.44平方米)，3号房屋(杨某4拆迁协议项下，3.97平方米)，4号房屋(杨某4拆迁协议项下，7.24平方米)。在征收档案中有杨某4签署的《无证房申请确认表》一份，载明33排4号，被拆迁人为杨某4，在册人口4人，房屋权属性质为公房，有证房建筑面积为42.29平方米，无证房申请认定面积为33.15平方米(11.5+3.97+7.24+10.44=33.15)。
2010年12月20日，因杨某5已故，杨某4作为乙方（被拆迁人）与甲方北京市门头沟区城乡建设拆迁办公室签订编号为H14-024的《北京市门头沟区城市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该协议约定：“乙方在拆迁范围内（地址）33排4号有房屋2间，建筑面积65平方米(42.29+11.5+3.97+7.24=65)，以乙方提供的产权证明为准。乙方在册人口四人，实际居住人口一人，分别为户主：杨某4，安置房地点、户型、数量为：某地区高层三套一居室，总建筑面积约为120平方米，实际安置面积大于应安置面积13.55平方米，暂按标准层每平方米4500元计算，杨某4应补交差额安置面积房款60975元。根据房屋拆迁评估确定被拆迁房屋重置成新价及附属物补偿价43891元。甲方支付乙方拆迁补助费共计141935元。甲方将拆迁补偿款、补助费等并扣减应缴房款后共计124851元交给乙方。”
2010年12月10日，范某1亦作为乙方（被拆迁人）与甲方（拆迁人）北京市门头沟区城乡建设拆迁办公室签订了编号为H14-024-1号的《北京市门头沟区城市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协议约定“乙方在拆迁范围内（地址）33排4号有房屋1间，建筑面积10.44平方米，以乙方提供的产权证明为准。乙方在册人口一人，实际居住人口一人，分别为：范某1，安置房地点、户型、数量为：某地区高层一套一居室，总建筑面积约为40平方米，实际安置面积大于应安置面积26.11平方米，暂按标准层每平方米4500元计算，乙方应补交差额安置面积房款117495元。根据房屋拆迁评估确定被拆迁房屋重置成新价及附属物补偿价9709元。甲方支付乙方拆迁补助费共计40449元。扣减应缴房款后，乙方欠甲方67337元。”
杨某4签订选房确认单显示其所选择的安置房为102号、1502号、1602号共计三套，范某1签订选房确认单显示其所选择的安置房为2804号房屋一套。2015年12月11日，杨某4作为甲方与乙方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签订编号为MHSX21号《北京市门头沟区棚改安置房现房弃房补充协议书》，约定乙方将甲方选择的三套安置房收回，改为货币补偿，乙方补偿甲方放弃上述房屋的补偿款共计1882245元。上述协议已履行，货币补偿款由杨某4持有。范某1所签征收协议项下安置房未回购。
杨某3曾于2015年6月因本案纠纷将杨某1、杨某2、杨某4诉至法院(案号为2015年门民初字第02879号)，后以希望和对方和解解决为由申请撤诉。在该案审理中，杨某4提交2015年8月6日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载明杨某4于2010年11月整体拆迁之前一直在33排4号居住。
对于以下证据和事实，双方存在争议。
一、关于拆迁档案内房屋平面示意图中相应房号对应的房屋系原承租公有住宅还是自建房双方存在争议。杨某3陈述：“1号房屋是自建房、2-(1)、3号房屋是厨房，4号、2-(2)号房屋是公房。”杨某4、范某1陈述：“不确定自建房的位置，图纸和实际房屋不太一样，公房是有一个大间、有一个一整间截成一半的两间。”杨某2、杨某1陈述：“1号房屋是自建房，2-(2)号和4号房屋是公房，2-(2)房屋有一小间，2-(1)和3号房屋是厨房。”各方对此均未提供证据。对此，法院认为，结合《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载明的公房总使用面积、拆迁档案中载明的公房及自建房的建筑面积、房号、房屋平面示意图、《北京市门头沟区城乡建设房屋拆迁调查登记表》及《无证房申请确认表》等情况，法院确认房屋平面示意图中1号房屋(建筑面积42.29平方米)为原承租公房，其他房屋为自建房。
二、关于33排4号院内自建房建造的情况，杨某3陈述：“公房分配时分给二间三室的公房及厨房一间，公房是二间西房，分房时给了一间厨房，厨房不算承租的公房，厨房在公房的东侧，在房屋平面图上没有显示。后杨某5夫妻在厨房前建盖煤棚子一间，在公房二间前建盖院落一间。除了公房和厨房，所有自建房都是父母杨某5、赵某所建。”杨某4、范某1陈述：“杨某4建了一间自建房，而且我们家将院子棚了。2-(1)和3号房屋是约在2000年范某1的父亲范某2找他的工友盖的，没有建房审批手续，是棚院；1号房屋是九十年代范某2盖的，有建房手续，承租人是杨某5。”杨某1陈述：“分房时就分了一间厨房，父母没有再建其他自建房。我认可杨某4后来接建了一部分房屋，后来将院落棚院了。1号房屋是杨某5建的，时间记不清了。我不清楚2-(1)和3号房屋是谁建的。”杨某2陈述：“分房时院内就有一间厨房，我没有在该院落内建过自建房，父母生前也没有再建自建房，具体自建房的情况我不清楚。1号房是1990年之前杨某5在世时盖的，谁施工我不清楚，2-(1)号房屋是公房带的，3号房屋是棚上的，不清楚谁棚的。”
对此，杨某3在2015年诉讼中未提供证据证实，杨某3在本案诉讼中提供：证据1、赵某出具的书面证言，载明：“我证明门头沟区33排4号院内一间自建房、一间厨房由我姑夫杨某5、我姑姑赵某建盖。”证据2、荆某出具的书面证言，载明：“我证明门头沟区33排4号院内由杨某3父母建盖了一间自建房和一间厨房。”经质证，杨某4、范某1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杨某1、杨某2对上述证据认可。法院认为，因上述证人未到庭作证，且证言内容中关于厨房的建造情况与杨某3、杨某1相应陈述不一致，故法院对上述证人证言不予采信，对杨某3主张除厨房之外的自建房均系杨某5、赵某夫妇建造的事实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认为，杨某3所提供证据不足以证实33排4号房屋中自建房系杨某5、赵某夫妇所建，法院对杨某3相应主张不予采信。各方当事人于2008年签订的协议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当属有效。因2008年协议未涉及33排4号房屋自建房，且根据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杨某4一家在拆迁前一直在33排4号房屋居住，故法院确认33排4号房屋自建房系杨某4所建，因自建房未取得规划批示，并非合法建造，应属建筑材料等动产对有证公有住宅的添附，自建房的相关权利应归属于有证公有住宅的权利人，虽然各方当事人签订2008年协议时，33排4号房屋尚属公有住宅，但在拆迁过程中，原产权单位放弃产权，各方当事人事后取得了对33排4号公有住宅的处分权，2008年协议亦随之具备履行条件，33排4号公有住宅及附属自建房的相关权利应由范某1享有，因范某1系杨某4之子，二人具有家庭成员关系，范某1取得33排4号公有住宅及附属自建房的相关权利后与杨某4分别同拆迁部门签订拆迁协议系对其自身权利的处理，不应作为否认其权利的理由，故33排4号原公有住宅及附属自建房的拆迁利益应由杨某4、范某1享有，与杨某3、杨某1、杨某2无关，故杨某3的相应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对杨某3所提其签订2008年协议时，因误解将居住错写为所有的主张，缺乏证据，法院不予采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判决：驳回杨某3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杨某5生前承租33排4号公房2间，杨某5夫妇去世后，其四名子女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于2008年4月26日签署协议，约定杨某5所留公房2间归杨某4之子范某1所有。该协议系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四人对杨某5所留33排4号公房2间相关权益自愿作出的处分，系该四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当属有效。此后，33排4号公房2间的相关权益已与杨某3无关，现杨某3主张33排4号公房2间的拆迁利益，要求按照遗产继承分割，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33排4号自建房，杨某3所提供证据不足以证实33排4号自建房系杨某5、赵某夫妇所建，故杨某3以33排4号自建房系杨某5夫妇遗产，要求继承分割33排4号自建房取得的拆迁利益的主张，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杨某3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91元，由杨某3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柳适思
审 判 员 王爱红
审 判 员 辛 荣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日
法官助理 王志栋
书 记 员 刘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