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最高法民申390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吴升赋。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安徽省三环万隆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工业园区独秀大道。法定代表人：刘鹏，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龚英亮，安徽美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安徽省三环纸业集团工程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工业园。法定代表人：刘鹏，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龚英亮，安徽美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安徽省三环纸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工业园区独秀大道。法定代表人：洪百祥，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龚英亮，安徽美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刘晓红。原审第三人：曹长苗。再审申请人吴升赋因与被申请人安徽省三环万隆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隆公司）、安徽省三环纸业集团工程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环工程公司）、安徽省三环纸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环集团)及原审第三人刘晓红、曹长苗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皖民终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吴升赋申请再审称，原判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应予再审。一、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原判决将2011年10月25日万隆公司与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钢工程公司）增补合同款199200元认定在审计报告中，并作为费用扣除错误。万隆公司应付申请人吴升赋金额总数中无故多扣除199200元的事实二审没有纠正。万隆公司与宝钢工程公司2011年3月2日签订的《设备订货合同》系吴升赋与宝钢工程公司签订的，合同价款为31万元。2011年10月25日，万隆公司与宝钢工程公司就该合同总金额增补了合同价款199200元，该部分款项与吴升赋无关。各方均予以认可的审计报告截止时间为2011年5月31日，根据审计报告和一审认定事实，万隆公司共收取4468259．17元，(中国工程163800元、湖北武当40300元、上海宝钢3430259．17元(审计报告3793002．17元减去怀宁法院收取362743元)、马龙天恒40000元、四川国大19800元、唐山长城752600元、山西文喜21500元)即审计报告不包含增补的款项，万隆公司、三环工程公司和三环集团也从未提出该199200元应予扣除。（二）原判决认定吴升赋等对两笔税款的罚款及滞纳金938969.76元的产生存在过错，判决其承担一半责任错误。万隆公司因对2011年度销售收入未依据合同完整申报销售收入被安徽省怀宁县国税局处罚，但相应的税务处理决定书和处罚决定书在2014年4月份作出，吴升赋此时承包期结束，且在2011年8月份被强行免去万隆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吴升赋对此不知情，也无权利和义务申报纳税，不存在过错。安徽省怀宁县国税局先是对万隆公司作出补交税款的决定，并未作出处罚，但由于万隆公司未及时履行补交税款义务，致该局作出罚款316464.82元处罚决定。在此情况下，万隆公司仍不缴纳，后在公安机关对公司法定代表人刘鹏追究刑事责任时，万隆公司才交纳了罚款、滞纳金共计938969.76元。案涉罚款、滞纳金从316464.82元至后来的938969.76元，纯属万隆公司、三环工程公司和三环集团故意违法行为造成的扩大损失，吴升赋对此无任何过错。（三）原判决认定吴升赋承担宝钢工程公司黑河龙江化工有限公司年产30万吨电石项目维修费用94610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该笔业务发生在2010年3月，付款时间在2012年10月9日和2012年10月24日，早已超过合同约定的质保期，且没有证据证明该设备存在质量问题。万隆公司、三环工程公司和三环集团提供的证据表明，所谓质量问题均发生在2012年9月，系三环工程公司与宝钢工程公司发生的业务往来，与万隆公司无关，且支付的费用凭证上注明用途是货款，而非维修费用或赔偿费。另，原判决在该笔费用上将万隆公司与三环工程公司视为一体，却在责任认定上又相互分开，前后矛盾。（四）原判决认定吴升赋承担业务员彭庆林的35213元货款追索费用无事实依据，证据不足。彭庆林是三环工程公司的业务员，该公司也一直在生产，该费用是三环工程公司经营所产生的费用，与催款无关联。（五）原判决认定万隆公司与三环工程公司在各自收取货款的范围内承担责任，未判决承担连带责任，明显错误。首先，原判决关于2012年8月29日《公函》的认定隐瞒了相关事实。其次，吴升赋承包结束后，三环集团为控制公司强行免去吴升赋的法定代表人职务，任命刘鹏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利用万隆公司现有财产设立三环工程公司。万隆公司与三环工程公司法定代表人、地址、财产、人员等均相同，仅是多增加一块牌子而已。更为重要的是，为了收取属于吴升赋的货款，三环工程公司以欺骗手段向宝钢工程公司发出《公函》，称万隆公司更名为三环工程公司。宝钢工程公司接函后，将欠万隆公司的货款全部支付给三环工程公司。上述事实也足以说明两公司恶意串通，采取欺骗手段侵占吴升赋的货款，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而非在各自收款范围内承担责任。最后，原审法院在相同的证据情形下，前后两次判决责任形式不一，令人不解。(六)天台宝力胶带有限公司的50万元货款已包含在双方无争议的90万元之内，且与本案争议事实无关联，原判决对此作出特别认定不当。二、本案在一审重审时，严重超审限，给吴升赋造成巨大的利息损失。本院经审查认为，吴升赋的再审申请理由不成立。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有证据证明。（一）本案吴升赋的诉讼请求为判令三环集团等返还其承包期结束后应得款项。原判决把吴升赋承包期结束后万隆公司、三环工程公司收取的货款中应由吴升赋收取的部分与吴升赋承包期间应承担的费用抵销后，乘以吴升赋应得比例，得出万隆公司、三环工程公司应返还吴升赋的数额。对于该计算方法，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二审法院分别于2016年2月29日、2016年3月4日组织吴升赋、三环集团、三环工程公司及万隆公司对账。对账中，吴升赋认可万隆公司、三环工程公司收取中国国际工程有限公司163800元、湖北武当山水泥有限公司40300元、上海宝钢3793002.17元、四川国大水泥有限公司19800元、唐山长城钢铁水泥公司752600元、冀东海天水泥有限公司21500元、马龙县天恒工业有限公司40000元，上述款项共计4831002.17元。但该数额系吴升赋承包期结束后万隆公司、三环工程公司对外收取货款的总数额，其中包括本不应由吴升赋收取的部分。吴升赋再审申请所主张的2011年10月25日的合同增补款199200元，即属于4831002.17元中本不应由吴升赋收取的货款，吴升赋对此亦认可。该笔款项在4831002.17元中当然应予扣除，故一审判决以4831002.17元扣除该增补款199200元，再扣除吴升赋认可的362743元，得出吴升赋承包期结束后万隆公司、三环工程公司收取的货款中应由吴升赋收取的部分为4269059.17元是正确的，一审判决不存在错误扣除199200元的情形。至于原判决书中表述该款项由来时是否存在描述错误，不影响一审判决最终认定实际收回款项的数额的正确性，二审判决未改变该计算结果并无不当。（二）依法纳税是经营主体的法定义务，承包期结束后，即使双方出现矛盾，各方亦应积极处理遗留事务，而案涉税款滞纳金的产生，系吴升赋与万隆公司未能及时沟通协调交纳税款事项所致，因此原判决认定吴升赋对两笔税款的罚款及滞纳金938969.76元的产生存在过错，判决其承担一半责任并无不妥。（三）原判决认定吴升赋承担黑河龙江项目维修费用94610元有《设备订货合同》、《设备现场紧急问题处理委托单、审批单》、《工矿产品承揽加工合同》、《发货清单》、《电子转账凭证》等证据形成的完整证据链予以证明，不存在缺乏事实依据的情形。（四）关于彭庆林的追索货款费用35213元有相应票据为证，吴升赋对发生该费用的事实及金额无异议，对上述款项系彭庆林至北京、河北迁安、山东等地催讨货款而产生的差旅费用无异议，吴升赋诉讼中认可对其经营期间产生的北京、迁安的货款系三环工程公司追讨亦无异议。因此原判决基于追索货款必然产生相应费用的客观事实，认定由吴升赋承担并不为过，有证据支持。（五）原判决已查明万隆公司与三环工程公司各自收取货款的范围，而万隆公司与三环工程公司系分别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吴升赋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二主体人格混同。因此原判决判令在万隆公司与三环工程公司各自收取货款的范围内承担责任并无不妥。(六)吴升赋认可天台宝力胶带有限公司的50万元货款与本案争议事实无关联性，故原判决对天台宝力胶带有限公司的50万元货款作出认定是否妥当，不影响本案实体处理结果，不足以致使本案指令再审或提审。二、吴升赋称一审法院超期结案，因该申请理由不属于民诉法二百条规定的再审申请事项，故不再予以审查。综上，吴升赋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本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吴升赋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刘崇理审 判 员 刘慧卓审 判 员 刘京川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五日法官助理 鲁金焕书 记 员 张静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