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02民初25284号
原告：孙剑刚，男，1963年4月1日出生。
被告：瑞杰历信行（北京）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华远北街二号通港大厦216房间。
法定代表人：李宏颀，首席执行官。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永松，北京雄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海琼，北京雄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孙剑刚与被告瑞杰历信行（北京）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杰历信行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6年9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剑刚、被告瑞杰历信行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永松、魏海琼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孙剑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2013年2月至2016年3月的工资差额76000元；2、被告支付原告2016年4月至2016年6月的工资81000元；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07年6月11日入职北京瑞杰历信行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担任机电二部经理，当时未签订劳动合同，后双方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到期后双方劳动关系一直存续，工资实行下发制（每月10日左右发放上月工资）。2012年2月20日，原告与北京瑞杰历信行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合同约定生效日期为2012年3月1日，原告担任助理董事职务，约定月工资5300元。2011年12月始，原告月工资即为27000元，其中20000元系固定打卡发放，7000元凭发票报销发放现金，被告将该部分报销额度命名为商务额度，实为避税。2013年2月份起，原告每月工资调整为20000元加5000元的商务额度；2013年3月，原告和其他几个董事问起此事，被告法定代表人李宏颀称董事、经理均有1000元至3000元数额不等的扣款。2013年7月起原告在被告的沈阳子公司和大连办事处兼任董事，原告的打卡工资中有12300元由沈阳公司行政总监李硕个人转账发放，剩余7700元由被告发放，商务额度没有变化，仍为5000元，由被告发放现金（2015年11月、2015年12月、2016年1月、2016年2月、2016年3月共5个月为打卡发放5000元商务额度），直至2016年3月。2013年10月，董事会秘书张萌给董事和经理发邮件，主要内容为就恢复发放所扣商务额度征集意见，原告回复邮件称同意恢复，望年底前实行，后此事无下文。原告在报销商务额度时，需要向被告提交过路费、加油费、停车费、办公用品等四类发票，不包括餐费发票，且提交发票总金额均在7000元以上，有时一次提交两个月或三个月的发票金额，则接下来一个月或两个月无需提交发票，直接领取商务额度款即可；即总体来看，每月提交的发票金额不固定，但领取商务额度款的金额是固定的，或5000元或7000元。2016年3月1日，原告与被告总裁吕向发生争执；2016年3月11日，李宏颀与原告谈话，表示要降低原告的职务，原告不同意，要求被告给予两个月的期限去找工作，同时原告仍然在被告处工作至2016年5月底，李宏颀表示同意。2016年4月中旬，李宏颀催原告写离职报告，原告认为双方已经约定了相关事宜，故拒绝写离职报告。2016年5月3日，原告申请仲裁；2016年5月9日，原告向被告提交离职申请，但被告未就离职申请进行答复或处理。原告工作至2016年5月31日，工资支付至2016年3月底，社保缴纳至2016年5月。2016年6月，原告因为与被告发生纠纷需要准备相关材料，未到被告处工作，仲裁开庭时间为2016年6月30日。2016年6月21日，原告曾与被告代理人就本案进行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后无果。2012年11月，被告名称由北京瑞杰历信行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变更为现名称。现原告不认可仲裁裁决，认为被告自2013年2月始，每月拖欠原告2000工资，截止至2016年3月，共38个月，计76000元；被告应支付原告2016年4月至2016年6月的工资，按照每月27000元计算，共81000元。不认可仲裁裁决。
被告瑞杰历信行公司辩称，原告于2007年6月11日入职北京瑞杰历信行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担任机电二部经理，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到期后续签劳动合同，后劳动关系一直存续，工资实行下发制（每月10日左右发放上月工资）。2012年2月20日，原告与北京瑞杰历信行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合同约定生效日期为2012年3月1日，原告担任助理董事职务，约定月工资5300元。2012年1月始，原告月工资为20000元，另有7000元的商务额度，因被告公司系咨询服务公司，会有一些必要的商务宴请和其他支出，故对原告额外支付的该类费用予以报销，并按职务的等级确定具体额度的上限，原告的报销上限为7000元，发放形式为现金发放。2013年2月，因房地产市场萎靡，公司业务骤减，被告公司的业务量和商务宴请都有所下降，故下调了商务额度，原告的商务额度由每月7000元变为每月5000元，一直持续至2016年3月。2013年7月起，原告在被告的沈阳子公司和大连办事处兼任董事，但是工资数额、商务额度均无变化，因原告在被告的沈阳子公司和大连办事处兼任董事，原告的工资中有12300元由沈阳公司转账发放，剩余金额7700由被告发放，商务额度5000元无变化，直至2016年3月。2013年10月，董事会秘书张萌给董事和经理发邮件，主要内容为就恢复发放所扣商务额度征集意见，因公司业务一直未有所好转，故未恢复。原告在报销商务额度时，需要向被告提交过路费、加油费、停车费、办公用品等四类发票，包括但不限于上述种类，但不包括餐费发票，有时一次提交两个月或三个月的发票金额，则接下来一个月或两个月无需提交发票，直接领取商务额度款即可；即总体来看，每月提交的发票金额不固定，但领取商务额度款的金额是固定的。自2013年2月至2015年12月，原告不等额向被告提交报销商务额度的发票，但只发放5000元现金。2016年1月始，原告未提交过报销商务额度的发票，但被告仍然每月5000元的标准发放商务额度（其中2015年11月至2016年3月系通过打卡发放）。2016年3月1日，原告与被告总裁吕向发生争执；2016年3月11日，李宏颀约原告谈话。2016年5月3日，原告申请仲裁；2016年5月9日，原告向被告提交离职申请，被告已履行相应流程，已批准，但未向原告发放离职证明，原告也未到被告处办理交接。原告工作至2016年3月31日，2016年4月、5月份未提供劳动，工资实际支付至2016年3月底，商务额度报销至2016年3月底。2012年10月12日，被告更名为现名称。现被告认为原告所主张的商务额度报销不属于工资的范畴，理由有如下几个方面：1、商务额度报销并非全体员工享有，只有经理级以上享有商务宴请权利的高管才特别享有的报销权利；2、《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明确规定了工资总额组成包括6个部分，均为足额实时支付的劳动报酬，并不附加发放条件，而商务额度的发放需凭票实报实销，其目的是鼓励员工与业主方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在性质上与法律规定的工资性质不符；3、商务额度在发放数额及时间上，都有协商机制，公司董事层会就此问题讨论决定，而工资是不能协商的；4、商务额度从性质上看，应属奖金范畴，公司有权利就奖金发放额度进行调整，该奖金并非属于定额奖金，而属于绩效奖金；5、依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当公司就劳动合同条款进行变更时，劳动者一个月内未提出异议的，该变更视为有效，而该商务额度自2013年2月变化至今，已经超过三年，而原告未能在一个月内提出异议，视为认可。综上所述，认可仲裁裁决，不同意支付原告2013年2月至2016年3月的工资差额76000元；原告实际工作至2016年3月31日，2016年5月9日双方劳动关系已解除，2016年4月1日至2016年5月期间，原告未提供劳动，且原告第二项诉讼请求未经过仲裁，故不同意支付2016年4月至2016年6月的工资81000元。
经审理查明：原告于2007年6月11日入职北京瑞杰历信行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2007年10月29日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原告职位为工程管理，合同期限自2007年6月11日至2008年6月10日。合同到期后，原告继续工作，劳动关系一直存续，工资实行下发制。后原告与北京瑞杰历信行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合同约定生效日期为2012年3月1日，原告担任助理董事职务，约定月工资5300元。2012年11月，被告名称由北京瑞杰历信行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变更为现名称。原告主张自2011年12月起，其工资包括20000元的固定打卡工资和7000元的凭票报销商业额度；被告主张自2012年1月始，原告为20000元的固定打卡工资和7000元的凭票报销商业额度。2012年1月1日，原告被任命为被告公司助理董事。
关于商业额度，双方均认可原告需要向被告提交过路费、加油费、停车费、办公用品等发票，不包括餐费发票，且提交发票总金额均在7000元以上，有时一次提交两个月或三个月的发票金额，则接下来一个月或两个月无需提交发票，直接领取商务额度款即可；即总体来看，每月提交的发票金额不固定，但领取商务额度款的金额是固定的。2016年1月始，原告未提交过报销商务额度的发票，但被告仍然每月5000元的标准发放商务额度。
2013年2月起，原告的商务额度由每月7000元调整为每月5000元，仍由被告发放现金。2013年7月起，原告在被告的沈阳子公司和大连办事处兼任董事，但是工资数额、商务额度均无变化，原告工资中有12300元由沈阳公司转账发放，剩余金额7700由被告发放，商务额度5000元由被告发放现金，该状态一直持续到2016年3月。2013年10月16日，董事会秘书张萌给董事和经理发邮件，主要内容为：“各位领导您好：因近期公司工程收款进展得到缓和，现就有关恢复发放商务额度事宜征集各位董事意见，也请各位经理提供相应的工作改进总结。以上反馈意见请各位同仁以邮件形式回复。”原告同日回复称“本人表示同意，望别超过今年年底。谢谢！”，后未恢复。2015年11月至2016年3月，被告以打卡形式发放每月5000元商务报销额度。原告工资发放2016年3月底，社会保险缴纳至2016年5月。
2016年3月1日，原告与被告总裁吕向发生争执；2016年3月11日，原告与被告法定代表人李宏颀谈话。2016年5月9日，原告向被告提交离职申请，主要内容为“……由于本人原因，现辞去公司以及沈阳和大连公司的一切职务……我将于2016年5月11日正式离开公司……”，后原告在被告处办理工作交接。原告主张虽向被告提交了离职申请，但被告未对离职申请进行审批，并向本院提交了与被告人力部门职员李丽敏的微信聊天记录，主要内容为“……我于5月9日递交了离职报告，但后被告知要等到6月8日，但时至今日，公司都不给我开离职证明，使我无法完成离职程序……”被告认为双方劳动关系于2016年5月9日解除，因公司已于2016年5月10日在离职申请上批示“同意，请依法律程序执行”，且双方已办理完交接手续，虽未为原告出具离职证明，但不影响劳动关系的解除。原告为证明曾与被告就本案达成过一致协议，向本院提交了与被告代理人姜永松律师的电话录音，姜永松认可电话录音的真实性，承认曾与原告就本案进行过协商。
原告向北京市石景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如下请求：1、支付2013年2月至2016年6月克扣工资82000元；2、支付2013年2月至2016年6月克扣工资一倍罚款82000元。2016年7月4日，北京市石景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驳回原告的仲裁请求。后原告不服仲裁裁决诉至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6年8月31日，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裁定本案由本院管辖，本院依法于2016年9月6日立案受理本案。
上述事实，有仲裁裁决书、聘用协议书、任命书、银行流水明细、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电子邮件打印件、电话录音、聘用合同、离职申请、工作交接单、工资单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原告在仲裁阶段主张被告支付原告2013年2月至2016年6月克扣工资82000元，应视为原告主张被告支付2013年2月至2016年6月的工资差额，在性质上与原告主张的被告支付2013年2月至2016年3月的工资差额和2016年4月至2016年6月的工资是一致的，应视为已经过仲裁前置程序，本院依法予以审理符合法律规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商务额度的性质是否属于工资以及被告单方面调低商务额度2000元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原告向被告提交发票，被告定时定额向原告发放商务额度，商务额度的限额不依据发票性质及总体金额进行变化，亦不依据发票提交时间发生变化，每月固定为7000元或5000元，即每月固定发放的商务额度在实质上与发票所表现的金额和消费内容相分离，从金额上看不符合实报实销的情形，从内容上看亦与定额报销存在差别，从本质上看，应属于被告每月固定向原告发放7000元或5000元，而要求原告提交发票只是被告出于避税或其他方面的考虑，即使原告自2016年1月起未再提交发票，被告仍然按照每月5000元的标准向原告发放商务额度，据此，应认定本案中的商务额度属于工资的范畴。关于被告是否有权调整原告商务额度即工资水平，《劳动法》第47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劳动合同法》第35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本案中，原告的实发工资并未依据劳动合同约定的月工资5300元标准进行发放，其作为高级管理人员，每月发放数额远高于劳动合同约定的标准，金额固定，应视为双方在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就工资标准达成了非书面的一致性意见。现被告于2013年2月单方面将原告的商务额度由7000元调整为5000元，若原告认可调整行为，则应视为双方达成了新的一致性意见，若原告不予认可调整行为，则被告行为应视为对双方非书面一致性意见的违约，从本案原告的主张来看，原告不认可调整行为，此时原告作为守约方，有权作为选择：1、同意决定，继续工作；2、不同意决定，可向被告主张相关权利、提起仲裁程序或解除劳动合同等；而从原告继续在被告处工作的行为，可看出原告已认可调整商务额度的行为。另，被告董事会秘书张萌群发的邮件显示，调整商务额度非为针对原告个人，而是对高级管理人员的一次集体调整，调整的原因为公司工程收款趋于紧张，而随着工程收款进度得到缓和，故就恢复商务额度征求董事意见，原告表示同意发放，且望勿过年底，可知原告已默示被告的调整行为，虽最后并未恢复2000元商务额度，不影响双方在商务额度为5000元这一问题上达成了新的一致性意见，被告的调整行为符合《劳动法》第47条规定。综上所述，原告主张2013年2月至2016年3月期间的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主张双方劳动关系于2016年5月9日原告提交离职申请后解除，原告主张提交离职申请后被告并未进行审批，未出具离职证明，故应视为双方劳动关系继续存续，本院认为劳动者提交离职申请后，被告是否批准不仅仅需要从管理人员的审批程序来看，还需从被告对原告是否继续管理，是否支付工资，离职交接手续的办理及原告是否继续提供劳动等客观情况综合判断，本案中，原告主张与李宏颀于2016年3月11日谈话，并主张两个月的宽限期；2016年4月中旬，李宏颀催原告写离职报告，原告认为双方已经约定了相关事宜，故拒绝写离职报告；2016年5月9日，原告提交离职申请；后原告开始在被告处办理工作交接手续，被告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至2016年5月；另，原告无证据证明其工作至2016年5月底；综上，双方就解除劳动合同已达成一致意思表示，据此，本院依法认定被告于2015年5月10日作出的同意离职审批属实，确认双方劳动关系于2016年5月10日解除。原告主张被告支付2016年4月至6月工资的诉讼请求，本院对于合理部分依法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被告瑞杰历信行（北京）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孙剑刚2016年4月1日至2016年5月10日的工资31896.55元；
二、驳回原告孙剑刚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孙剑刚负担4元，被告瑞杰历信行（北京）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负担1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潘 杰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王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