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济行终字第22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玉堂，男，1953年7月20日出生，汉族，山东省金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职工，住济南市。
委托代理人张继、吴传文，均系山东高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市公安局，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刘新云，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颖、刘向军，均系济南市公安局法制支队民警。
上诉人刘玉堂因诉济南市公安局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不服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4）历行初字第10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1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玉堂的委托代理人张继、被上诉人济南市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张颖、刘向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原告刘玉堂于2014年4月29日向被告济南市公安局所属110指挥中心报警，原告刘玉堂报警内容为：约30至50名身穿城管制服的人将济南市槐荫区营市街137号（原为济南市槐荫区槐荫街36号）山东省金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建工地大门砸开，抢走机器设备，打伤工作人员。被告济南市公安局所属110指挥中心接到原告刘玉堂的报警后，及时转警至营市街派出所。营市街派出所接到被告济南市公安局所属110指挥中心的指令以后，指派两名民警出警，经现场核实，认定原告报警情况系行政执法行为，未发现有犯罪行为。营市街派出所随后将处警情况反馈至被告济南市公安局所属110指挥中心及原告，被告接收并记录�办案单位的反馈情况。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颁布的《110接处警工作规则》第二条规定：“城市和县（旗）公安局指挥中心应当设立110报警服务台，负责全天24小时受理公众紧急电话报警、求助和对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现时发生的违法违纪或者失职行为的投诉”，故对原告刘玉堂110报警进行处理是被告济南市公安局的法定职责。《110接处警工作规则》第十三条规定：“110接警工作实行‘一级接警’，即统一由城市或者县（旗）公安局110报警服务台接警。”《110接处警工作规则》第十五条规定：“110报警服务台接到报警后，根据警情调派警力进行处置。对危及公共安全、人身或者财产安全的紧急案（事）件，应当在派警处置的同时，立即向分管负责人报告，并向业务主管部门通报。”《110接处警工作规则》第二十二条规定：“110处警工作实行‘一级处警’和‘就近处警’、‘分类处警’相结合的处警原则；特大城市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适当的处警机制。”《110接处警工作规则》第二十四条规定：“处警民警到达现场后，应当根据有关规定对警情妥善处置。处警结束后，应当及时将处警情况向110报警服务台反馈，并做好处警记录。处警结果需要制作法律文书的，按有关规定办理。”本案中，被告济南市公安局所属110指挥中心接到原告刘玉堂报警后，因事发地属营市街派出所辖区，故被告转警至营市街派出所处理。营市街派出所已出警、处警，被告接收并记录了营市街派出所反馈的处警情况。从以上规定看，被告济南市公安局履行了接处警的法定职责，故原告起诉被告不作为理由不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原告刘玉堂要求确认被告济南市公安局行政不作为违法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五十元由原告刘玉堂负担。
上诉人刘玉堂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一、二审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主张的涉案报警情况为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行为，属于非警情是事实认定不清，且没有证据能够证明。1、2014年4月29日和5月4日上诉人所在的工地先后被30至50名不明身份的人员打、砸、抢，并打伤了上诉人的工作人员。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及时拨打了被上诉人所属的110报警求助，110警察始终未到现场予以处置，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辩称上诉人报警情况是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行为，属于非警情，不需处置，但被上诉人却没有向法庭出示此报警情况是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行为的任何证据，�没有出示是哪个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行为的证据，同时也未向法庭说明是什么性质的行政执法行为。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行为以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哪个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行为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就认定被上诉人的主张，属于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2、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并没有说明非警情的认定标准，其向法庭出示的《110接处警工作规则》中也未有关于何种情况是非警情的认定标准，在现行的法律、法规中也没有把侵害公民、法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的打、砸、抢行为的实施主体进行区分，没有哪部法律、法规规定哪个行为主体实施了侵害公民、法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的打、砸、抢行为可以做为非警情任其所为，不予处置。因此被上诉人主张涉案的报警情况为非警情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且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一审法院对此予以认�是属于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3、一审判决认为“营市街派出所已出警、处警，被告接收并记录了营市街派出所反馈的处警情况。从以上规定看，被告市公安局履行了接处警的法定职责”，与事实不符。首先被上诉人在一审中认定此报警情况为非警情不需处置，哪来的处警；其次，在被上诉人的110指挥中心接警后向营市街派出所下达了出警指令，营市街派出所安排了出警民警，但出警不等于处警，被上诉人的出警民警并未到达报警情况的现场，积极制止侵害上诉人财产权利的行为，没有了解现场情况制作笔录，没有和报警人沟通联系，也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其到达现场的证据，因此哪来的处警；第三，所谓处警，顾名思义就是出警的民警依法定的职权现场处理警情，这是需要到现场去处理，而不是在纸面上处理，仅凭被上诉人接收并记录的出警、处警反馈情况就�定被上诉人已履行了接处警的法定职责，是不符合事实的。因此在被上诉人认可涉案的报警情况为非警情不需处置，被上诉人的出警民警也未到达现场予以处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却主动认定被上诉人已处警，履行了接处警的法定职责，是事实认定不清。二、被上诉人的法定职责之一就是保护公民、法人的人身、财产不受侵害，随时接受人民群众紧急报警和紧急救助，这也是被上诉人的法定义务之一。当上诉人所在的工地被数十人打、砸、抢其财产权利受到严重侵害而拨打110报警求助时，被上诉人以非警情为由而不予处置，任由上诉人的财产权利受到侵害。同时，现行的法律、法规并没有规定被上诉人在其自认为是非警情的情况下可以不去履行其法定职责，不去履行保护公民、法人人身、财产安全的法定义务。因此被上诉人在涉案的报警情况中没有履行其法定的职责和义务，其行政不作为的行为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被上诉人市公安局辩称，坚持一审答辩意见，并补充答辩如下：一、我局已经依法履行法定职责。我局处理公民报警案件的法定职责是受理报警，及时派转警情，指派辖区单位出警、处警，接收记录办案单位反映的处警情况。本案中，我局110指挥中心已经按照上述法律规定依法履行职责。二、对警情涉及的具体案件的调查处理，应当按照法定的职责和程序办理，不是我局的法定职责。具体到本案，对警情进行调查处理的责任主体是槐荫分局，不是市公安局。三、我局依法记录和接收的涉案警情的处理情况，是被派警单位反馈的处警情况，不是我局对具体案件的认定。综上，我局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公正，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
上诉人刘玉堂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语音详单，原告用该证据证明其在2014年4月29日和2014年5月4日拨打110报警电话以及拨打12345求助的事实。报警内容为：有约30至50名身穿城管制服的人将济南市槐荫区槐荫街36号山东省金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建工地大门和配电箱砸了，抢走了部分机器设备，打伤了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济南市公安局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接处警综合单8份，证明2014年4月29日、2014年5月4日、2014年5月5日，110指挥中心共八次接到事发地址为济南市槐荫区营市街北口137号槐苑新城工地的报警电话，报警内容同上诉人陈述内容一致，同时证明110指挥中心对上述八个警情予以及时转警并接收记录了营市街派出所反馈处警的情况；2、营市街派出所接处警事件单8份，证明110指挥中心下派警情的内容及营市街派出所处警的�况，同时证明处警情况和反馈给110指挥中心的内容一致；3、《槐苑新城接处警情况说明》，证明营市街派出所接到110指挥中心处警通知后，对八次警情的处理情况及汇报；4、《槐苑新城接处警“事件单”情况说明》，证明110指挥中心接处警综合单中的时间和营市街派出所事件单中的接警时间相差约5分钟的原因是110指挥中心电脑系统设置的时间和营市街派出所本地电脑设置时间不一致所造成的；5、《关于槐苑新城门牌号的情况说明》，被告用该证据证明济南市槐荫区营市街137号与济南市经六路槐苑新城、济南市槐荫区槐荫街36号是同一地址；6、民警马良出具的《槐苑新城接处警答复情况说明》；7、民警林海忠出具的《槐苑新城接处警答复情况说明》；8、营市街派出所值班电话8795****的通话详单两份，证明民警已将处警情况告知上诉人；9、《槐苑新城八次报警的接处警情况说明》，证明被上诉人八次警情具体的接警及处警情况详细说明。
上述证据均经原审庭审质证并随卷移送本院。经审理，本院对证据的分析及对事实的认定与原审法院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中，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被上诉人市公安局接到上诉人刘玉堂的报警后，是否履行了法定职责？公安部《110接处警工作规则》第十三条规定：110接警工作实行“一级接警”，即统一由城市或县（旗）公安局110报警服务台接警。第二十二条规定：110处警工作实行“一级处警”和“就近处警”、“分类处警”相结合的处警原则；特大城市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适当的处警机制。依照上述规定，被上诉人市公安局接到上诉人金志公司的110报警后，应当根据所报警情的地点，按照“就近”、“分类”处警的原则，统一安排进行接警处警，并将处警民警反馈情况做好记录。本案中，被上诉人市公安局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其所属110指挥中心接到上诉人刘玉堂的报警后，对多次警情予以及时转警，就近调派营市街派出所予以处置，其后接收、记录了受警单位营市街派出所的处警反馈情况，被上诉人市公安局履行了接警处警的法定职责。上诉人刘玉堂起诉被上诉人市公安局不作为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刘玉堂对被上诉人市公安局提供的处警综合单中反馈情况记录为“非警情”有异议，并以此主张被上诉人市公安局未履行法定职责。本院认为，《110接处警工作规则》第二十四条规定：处警民警到达现场后，应当根据有关规定对警情妥善处置。处警结束后，应当及时将处警情况向110报警服务台反馈，并做好处警记录。处警结果需要制作法律文书的，按有关规定办理。参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规定》的规定，行政、刑事案件均应由违法行为地、犯罪地公安机关管辖。本案中，处警民警现场处置的情况，是否构成警情，是否符合行政案件或刑事案件的立案条件，以及应如何处理，均不属被上诉人市公安局110接警服务台的职责。因此，上诉人刘玉堂关于处警民警对报警事项作出的“非警情”处置的异议，不属本案的审理范围。综上，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市公安局履行了接警处警的法定职责，并无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刘玉堂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极峰
审 判 员 王大伟
代理审判员 鞠吉瑞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一日
书 记 员 李志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