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20752、20753号
上诉人【（2017）粤0105民初5188号案原告、（2017）粤0105民初5359号案被告】：广州市南大丝印器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南洲路57号。
法定代表人：潘日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洪优萍，该公司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桂芳，北京市中伦文德（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2017）粤0105民初5188号案被告、（2017）粤0105民初5359号案原告】：屈永忠，男，1972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婉婷，广东豪昭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州市南大丝印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大公司）、屈永忠因劳动争议两案，均不服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5民初5188、53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屈永忠与南大公司对双方2008年4月8日至2017年3月27日存在劳动关系无异议。屈永忠在南大公司处任职司机，从事司机工作主要是驾驶车辆送货、接送同事上班、下班，其驾驶的车辆有空调设备，如屈永忠不需要送货或者接送同事则在有空调的办公室候命。屈永忠主张其驾驶的车辆空调是坏的，但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
屈永忠主张是南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2017年3月24日口头将其辞退，其于2017年3月27日回南大公司处交接车钥匙后便离开该公司。南大公司否认其单位法定代表人曾说过要辞退屈永忠，并主张双方劳动关系至今仍未解除。从双方提交并相互确认的微信记录显示，屈永忠在2017年3月24日向南大公司的人事经理发送信息称“既然潘日从先生因他个人情绪问题开除我，要与我屈永忠单方面解除劳动关系，……请您给我本人开具广州市南大丝印器材有限公司与本人的解除劳动合同书，……按照国家劳动法与劳动合同法给予我本人相应的劳动补偿，一个月待通知金加九个月的经济补偿金……”。南大公司的人事经理对此回应称“潘日从董事长只是一时火气上说的气话……你刚才离开后潘总说了并不是想你离开公司，公司也不愿意和你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南大公司主张其单位的人事经理所回应的内容是针对屈永忠向其单位申请离职而作的解释，其单位法定代表人所说的内容是让屈永忠好好工作，并不是要辞退屈永忠。另，南大公司的人事经理在2017年3月28日过微信向屈永忠发送了内容为“胖司机你还是来上班吧”的信息。南大公司主张其单位在2017年3月28日之后一直有电话通知屈永忠上班，直到2017年4月17日，其单位向屈永忠寄出通知书要求其按时上班并告知其不上班的后果，但未举证证明其单位在上述期间曾催告屈永忠上班。屈永忠否认南大公司在2017年3月28日之后有通知其上班，也否认有收到南大公司2017年4月17日寄出的通知书。
屈永忠与南大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双方均提交了有双方签名及盖章的劳动合同（屈永忠提交了2份、南大公司提交了1份），其中屈永忠提交的第1份劳动合同的合同期限为2008年4月8日至2013年4月7日、第2份劳动合同的合同期限为2008年4月11日至2016年4月11日。南大公司提交的劳动合同的合同期限为2013年4月8日至2019年4月7日。庭审中，屈永忠主张其提交的第2份劳动合同与南大公司提交的劳动合同是同时签订，而南大公司交给屈永忠持有的就是其提交的第2份劳动合同，其认为该份劳动合同相对南大公司提交的劳动合同更为合法有效。
屈永忠每周上班5天，每月应发工资为3100元、其每月社保个人缴费金额为317.64元、住房公积金个人缴费金额为100元，2016年3月至2017年2月期间每月的应发工资为3100元。在仲裁庭审中，南大公司确认未向屈永忠支付2017年3月的工资；因南大公司为屈永忠参加社会保险及缴纳住房公积金至2017年4月，屈永忠表示同意在2017年3月的工资中扣减其2017年3月、4月的社保个人缴费金额和住房公积金个人缴费金额；双方确认屈永忠2017年3月未全月出勤应扣除相应的工资551.72元。另，南大公司主张屈永忠在2017年2月14日借支1000元应在支付2017年3月工资时予以冲减，南大公司提交的借支单显示姓名栏写有屈永忠的名字，借款原因为出差费用。屈永忠确认该借支单姓名栏的签名是其所签，但认为该借支单显示的借款原因为出差费用，是用于油费票据抵扣了，票据已经交给公司，不应在2017年3月工资中扣除；南大公司则主张借支单上的出差费用只是屈永忠从事司机工作可能涉及的油费等所产生的费用，但否认收到票据。
屈永忠每年应休年休假为5天。南大公司在2017年1月23日至1月26日和2017年2月3日安排了屈永忠休假，并向屈永忠全额支付了2017年1月和2017年2月的工资。南大公司主张前述休假是屈永忠2016年的带薪年休假，2016年度的带薪年休假已经休完,2017年还没有休。屈永忠则主张前述休假是南大公司安排包括其在内的全体员工所休的2017年春节年休假期，其不确认前述休假是2016年度的法定带薪年休假。
另，屈永忠与南大公司因工资等产生争议，屈永忠向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本人与南大公司自2008年4月8日至2017年3月27日存在劳动关系等。该仲裁委于2017年5月31日作出穗海劳人仲案非终字〔2017〕624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确认屈永忠与南大公司2008年4月8日至2017年3月27日存在劳动关系。二、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南大公司一次性支付屈永忠2017年3月的工资1713元。三、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南大公司一次性支付屈永忠2017年度未休年休假的工资285元。四、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南大公司一次性支付屈永忠赔偿金55800元。五、驳回屈永忠的其他申请请求。裁决后，屈永忠与南大公司均不服该仲裁裁决书，分别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屈永忠与南大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双方的合法权益均应受到法律保护。现屈永忠与南大公司对双方在2008年4月8日至2017年3月27日存在劳动关系无异议，故原审法院予以认定。
关于2017年3月的工资。南大公司确认未支付屈永忠2017年3月的工资，结合屈永忠的月应发工资数额，屈永忠2017年3月在扣除未出勤的工资、2017年3月和4月社保个人缴费金额及住房公积金个人缴费金额后的工资数额应为1713元(3100元-551.72元-317.64元/月×2个月-100元/月×2个月）。对于是否还应扣减南大公司主张的1000元借支款的问题，按照南大公司主张该借支款的性质来看，其单位是需要屈永忠提交相应的票据凭证予以冲抵借支款，该凭票冲抵借支款的模式涉及用人单位的财务管理问题，其单位对该借支款是否已经凭票冲抵完毕负有举证责任，鉴于南大公司对此未能充分举证证明，故对南大公司该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关于二倍工资。双方提交的3份劳动合同均有双方的签字及盖章，劳动合同期限已经涵盖了屈永忠主张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的期间，因此，屈永忠要求南大公司支付其2016年4月8日至2017年3月27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的请求，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高温津贴。屈永忠任职司机，结合其工作内容及工作环境，屈永忠并非从事露天岗位工作或者其他高温工作，且其工作环境配有空调设施降温，屈永忠也未能举证证明南大公司安排其从事的工作符合用人单位发放高温津贴的情形，因此，屈永忠要求南大公司支付其2016年6-10月的高温津贴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未休年休假工资。南大公司安排屈永忠在2017年1月23日至1月26日和2017年2月3日休假，并向屈永忠全额发放了2017年1月和2月的工资，可见该5天休假为带薪休假。现南大公司主张该休假为屈永忠2016年的年休假；屈永忠则主张该休假是2017年春节连休假期，不是2016年的法定带薪年休假。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五条的规定，年休假是由用人单位统筹安排的假期，法律并无规定年休假不能安排在法定节假日前后休假，故屈永忠上述主张理据不充分，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对南大公司上述主张，原审法院则予以采纳。鉴此，南大公司已经安排屈永忠休2016年的年休假共5天,屈永忠再行要求南大公司支付2016年未休年休假工资，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2017年的年休假问题，南大公司确认屈永忠未休，经折算，屈永忠在2017年的年休假天数为1天（86天÷365天×5天），南大公司未举证证明已支付该年度的未休年休假的工资,故南大公司应支付屈永忠2017年度未休年休假的工资285元（3100元÷21.75天×l天×200%）。
关于待通知金、经济补偿及赔偿金。从屈永忠与南大公司的人事经理在2017年3月24日沟通的微信记录内容看，该公司的人事经理在屈永忠向其表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要将其辞退后，向屈永忠解释称法定代表人只是一时火气上说的气话。按该对话内容的语境分析，屈永忠主张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2017年3月24日向其作出辞退的意思表示，其遂于2017年3月27日离开该公司较为符合事件发展的逻辑规律；而南大公司关于微信记录是其单位的人事经理针对屈永忠申请离职而作的解释，其单位法定代表人是让屈永忠好好工作这一说辞显然缺乏逻辑性和合理性，其单位所述的屈永忠申请离职也缺乏证据支撑，故原审法院认为屈永忠的主张可信度更高，原审法院予以采信。南大公司在2017年4月17日向屈永忠邮寄通知书要求屈永忠上班发生在双方解除劳动关系之后，不管该通知书是否已送达屈永忠，对屈永忠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审法院不予认可。基于上述认定之解除事实，南大公司对其单位辞退屈永忠的理由负有举证责任，现南大公司辞退屈永忠所依据的事实理由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原审法院认定南大公司辞退屈永忠构成违法辞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结合屈永忠在南大公司的工作年限以及屈永忠2016年3月至2017年2月每月的应发工资均为3100元，南大公司应支付屈永忠赔偿金55800元（3100元×9个月×2倍）。屈永忠要求南大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以及未提前30日通知解除劳动合同的代通知金的请求，缺乏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六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五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广东省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办法》第十三条，《关于高温津贴发放的管理办法》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屈永忠与广州市南大丝印器材有限公司2008年4月8日至2017年3月27日存在劳动关系；二、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广州市南大丝印器材有限公司一次性支付屈永忠2017年3月的工资1713元；三、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广州市南大丝印器材有限公司一次性支付屈永忠2017年度未休年休假的工资285元；四、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广州市南大丝印器材有限公司一次性支付屈永忠赔偿金55800元；五、驳回屈永忠的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广州市南大丝印器材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两案受理费20元，由屈永忠、广州市南大丝印器材有限公司各负担10元。
判后，南大公司、屈永忠均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
南大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屈永忠一审全部诉讼请求；3、依法支持南大公司一审所有诉求；4、判令屈永忠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上诉主要理由如下：一、南大公司2017年3月24日并未辞退屈永忠，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2017年3月24日南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总经理潘日从(以下简称“潘总”)单方安排屈永忠购买手动打包机，因时间紧急，屈永忠在未向其告知的情况下跑回公司说他没钱，对手动打包机也不懂，要求公司安排一个人跟他一起去，人事经理不清楚具体情况安排他做了其他运货的工作，潘总见屈永忠总不回复，人也不见，就非常生气，待屈永忠回到目的地后就训斥他，从未说过解雇或开除他的言语，仅仅是就事论事训斥他不服从老板管理。当日，南大公司的人事经理也再三说明和解释，潘总并非解雇他，而是生气训斥而已，可能言语激烈了一些，屈永忠就觉得潘总情绪不对，对他不和善。以上事实，在屈永忠与人事经理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均有显示，原审法院仅依据微信聊天的语境分析就简单认定屈永忠所述为事实名下与双方微信聊天内容很矛盾。在微信聊天内容中，屈永忠向人事经理表示说潘总因个人情绪单方口头开除他的时，人事经理就答复他并非解雇他，而是因当日办事不利，潘总作为公司老板，安排的事务员工未做好，不服从管理很生气训斥他，屈永忠也回复了“哦”，他本人是知道潘总并非解雇他，因很生气情绪没控制训斥他，但他了解到他作为公司老员工，如果被解雇就会拿到很高的经济补偿金，就一味要求公司开具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给他，并直接要求给付经济补偿金，之后南大公司多次通知他来上班，他都拒绝回复或拒收通知。原审法院在没有任何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就依据屈永忠单方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认定2017年3月27日南大公司与屈永忠劳动合同解除符合事实发展的逻辑性，很明显认定错误，依据不足，忽视南大公司提交的社保为屈永忠缴纳至6月份等事实证据。屈永忠并未提供其他任何证据证实已被解雇，反而南大公司提交的社保缴纳证明及工资发放证明等事实证据都说明并未解雇，原审法院认定南大公司应承担已解雇屈永忠的举证责任，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屈永忠应承担被解雇或开除的举证责任，其单方向人事经理发的微信声明，不足以证实其被解雇。二、南大公司一直在履行劳动合同义务，南大公司与屈永忠劳动关系一直存续。南大公司从未出具过任何书面或正式的通知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或解雇、开除屈永忠。且给其社保一直缴纳至6月份，工资发至三月份，后他一直不来上班，南大公司就没有再给予发工资，南大公司提交的社保缴纳证明及工资发放证明均有证实。屈永忠在南大公司这工作九年，南大公司从未拖欠过工资，也依法依规缴纳社保。三、南大公司并未违法解除或终止与屈永忠的劳动合同，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在劳动合同依法解除之前，屈永忠应遵守南大公司的公司管理制度和员工手册的规定。南大公司并未在2017年3月24日解雇屈永忠，因此，2017午4月17日南大公司依法通知对其发生法律效力，原审法院认定双方合同已解除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也错误。南大公司依法通知屈永忠如一直不来上班，将按旷工或自动离职处理，是对员工的管理行为。截止至今，南大公司从未明确表明与屈永忠解除劳动合同，全是屈永忠单方面说已经潘总开除，其也并未向法院提供任何其他证据证实。在双方劳动关系还存续期间，南大公司无需承担赔偿及其他责任，在屈永忠不履行劳动合同义务时间段内，南大公司有权拒绝向其支付工资、补贴等义务。
屈永忠答辩称：不同意南大公司的上诉请求。
屈永忠上诉请求：1、维持原审判决第一、第二、第四项；2、变更原审判决第三项为：南大公司支付屈永忠支付2016年、2017年应休未休的带薪年休假工资：3100÷21.75×300％×5×2=4276元；3、撤销原审判决第五项，改判为：南大公司向屈永忠支付因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3100×12=37200元(从2016年4月8日至2017年3月27日)；4、判令南大公司承担二审的诉讼费。上诉主要理由如下：第一，南大公司并没有在劳动合同到期后与屈永忠续签劳动合同，应向屈永忠支付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首先，南大公司在本案仲裁开庭时，明确确认其跟屈永忠只签订了两次劳动合同，而在一审庭审时却又说签订了三次劳动合同，明显是前后矛盾。如果真如南大公司在一审庭审时所讲的双方签订了三次劳动合同，那么双方签订的第二份劳动合同，也即期限从2008年4月11日至2016年4月11日的劳动合同的合同终止时间应在2016年4月11日，根据劳动合同法第50条之规定，公司应当也持有屈永忠所提交的第二份劳动合同的原件并且至今也应当保存，但南大公司直至庭审结束仍然没能向法庭提供该份合同的原件，那么其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在仲裁开庭的时候，南大公司称第二次签订的劳动合同(即合同期限为2008年4月11日至2016年4月11日的劳动合同)上合同期限是屈永忠自己填写上去的，也即公司当时是给了一份空白的劳动合同给屈永忠，这明显是不符合常理的；而到了一审庭审，南大公司又称这是公司财务为了延长劳动合同期限而与屈永忠签订开始日期为2008年4月11日的这份合同，合同期限是公司人事填上去的。南大公司的供述错漏百出，前后矛盾。再次，南大公司称其在2008年4月8日与屈永忠签订第一次劳动合同，而在仅仅过了3天也即2008年4月11日又与屈永忠签订第二次劳动合同，而且期限有八年之长，到2016年4月11日到期；但南大公司又称其在2013年4月8日，也即第二次劳动合同的合同期限之内又与屈永忠签订了第三次劳动合同，这明显是不符合常理的，也是与事实相违背的。所以，真实的情况是：南大公司与屈永忠共签订了两次劳动合同，第一次是在2008年4月8日，第二次是在2013年4月份，也即第一份劳动合同到期的时候，而在第二次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南大公司要求屈永忠签订了两份空白的合同，在签订第二次合同后过了几天，南大公司把合同期限为2008年4月11日至2016年4月11日的劳动合同交给了屈永忠，所以南大公司在2016年4月11日合同到期后，并没有跟屈永忠续签劳动合同，应当向屈永忠支付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第二，南大公司应向屈永忠支付2016年及2017年应休未休的带薪年休假工资。南大公司主张安排屈永忠在2017年1月23日至1月26日和2017年2月3日休假作为屈永忠2016年度的带薪年休假，但事实2017年1月28日是春节，2017年1月23日至2017年2月3日为公司安排的春节假期，这并不以员工的意愿为前提，而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五条规定，这并不是带薪年休假。退一步说，即使这是属于职工的带薪年休假，也只能算是2017年度的带薪年休假，因为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九条的规定，南大公司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己征得屈永忠同意而跨一个年度安排年休假，所以即使是属于年休假也只属于2017年度的年休假。而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五条规定，南大公司应按法律规定向屈永忠支付2016年及2017年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工资。
南大公司答辩称：不同意屈永忠的上诉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南大公司在本案二审提交了何祖涛、庞爱娇的证人证言，其中庞爱娇出庭陈述其证言，拟证实公司法定代表人并未口头作出解除屈永忠劳动合同的决定。屈永忠对此质证称，上述证据不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新证据。何祖涛未出庭陈述作证，庞爱娇出庭陈述的事实与其书面证言不符，且这两名证人与南大公司均有利害关系，不应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诉辩意见以及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屈永忠离职原因的认定，南大公司是否需支付屈永忠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和2016年未休年休假工资。
关于屈永忠离职原因的认定问题，首先，关于南大公司在本案二审提交证据的认定，南大公司在本案二审提交的证人证言，何祖涛未能出庭陈述，庞爱娇虽有出庭陈述，但其证言亦与书面证词有矛盾之处，故本院对南大公司在本案二审提交的证人证言不予采纳。
其次，虽然本院对南大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不予采纳，但屈永忠仍应就南大公司有将其解除这一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然而，第一，屈永忠并未提交南大公司作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等书面解除决定；第二，屈永忠主张是南大公司法定代表人口头将其解除，其提供的证据是微信证据，根据该微信内容“潘日从董事长只是一时火气上说的气话……你刚才离开后潘总说了并不是想你离开公司，公司也不愿意和你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该微信并未直接明确南大公司与屈永忠解除劳动合同，故并不能直接证明南大公司将屈永忠解雇，而从微信中文字的文义和上下文语境来理解，发布微信的人事经理向屈永忠明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不想屈永忠离开公司，公司也不愿意解除劳动关系，故根据该微信，也不足以间接证实南大公司有解除屈永忠的劳动合同。因此，屈永忠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南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2017年3月24日口头将其辞退。
再次，南大公司虽然主张有为屈永忠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但南大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在屈永忠未回公司上班之后至屈永忠2017年4月11日提起劳动仲裁之前，其有催促屈永忠回公司上班。
综上分析，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本案可视为由南大公司提出，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南大公司应向屈永忠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经计算，南大公司应支付的经济补偿金为3100元×9个月=27900元。
关于双方争议的其他问题，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原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对此南大公司、屈永忠既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也未提交新的证据予以佐证自己的主张，故本院认可原审法院的分析认定，即对南大公司、屈永忠关于支付双倍工资、年休假工资以及3月份工资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对于劳动合同解除原因认定欠妥，本院予以纠正，对双方上诉争议的其他问题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六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五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广东省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办法》第十三条，《关于高温津贴发放的管理办法》第三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5民初5188、535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
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5民初5188、5359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为：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广州市南大丝印器材有限公司一次性支付屈永忠赔偿金27900元。
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两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0元，由屈永忠、广州市南大丝印器材有限公司各负担1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元，由屈永忠、广州市南大丝印器材有限公司各负担1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印 强
审判员 苏韵怡
审判员 李 婷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记员 郭桂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