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203民初2276号
原告：熊国相，男，1956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海曙区。
被告：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0144069541X。住所地：宁波市海曙区和义路99号。
法定代表人：何承命，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露莺，浙江素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熊国相与被告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6年6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7月6日、9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1月9日再次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熊国相、被告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露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熊国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恢复原告的劳动权利，并赔偿原告误工损失880000元；2.要求补缴原告社保费用220000元；3.要求赔偿原告精神损失1000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于1991年10月调入宁波第三针织厂工作，后因病于1994年1月请假一周，原告向当时人事科科长柴翠芳递交病假条，期间时任宁波第三针织厂工会主席忻仁康来原告家中探望核实原告，原告卧床不起，病情属实。待一周病假结束，原告回原单位上班时，被告知因旷工除名。按照当时的《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第18条规定：”职工无正当理由经常旷工，经批评教育无效，连续旷工时间超过15天，或者一年以内累计旷工时间超过30天的，企业有权予以除名”，而原告系按照单位要求履行了休病假的程序（递交了医院出具的病假条）才休病假的，并非旷工。退一万步讲，本条例要求连续旷工30日以上才能除名，且需要经过批评教育，原告不符合被除名的条件。又根据本条例第19条规定，除名需要经过工会讨论决定，原告也有申辩权，而被告在未履行相应程序前提下擅自对原告除名，所以被告作出除名决定在程序和实体上均错误。原告因单位错误的除名决定导致妻离子散，多年没有工作及社会保障。原告在此期间不间断维权，其中于2001年6月在海曙区西门派出所的介入下达成协议。但是该协议不是原告真实意思表示，系海曙区西门派出所软禁原告三天三夜后逼迫原告同意该调解方案。原告认为本案纠纷系劳动争议，不应由派出所介入处理，且该协议内容不真实。经查，原告宁波第三针织厂和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敦煌分公司已注销，现由被告承继相关权利义务，所以相关赔偿责任要求被告承担。现宁波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原告已过仲裁时效为由不予受理，原告认为错误，原告一直在持续维权，不存在超过仲裁时效问题。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依法解决。
被告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辩称：1.本案被告主体错误。原告因不服原宁波第三针织厂的除名决定而提起本案诉讼，但被告非但不是原宁波第三针织厂的承继单位，更与原宁波第三针织厂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关联。虽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敦煌分公司在2001年6月期间就本案纠纷与原告达成了协议，但也是处于政府层面的维稳需求，应政府要求出面协调该纠纷，被告并非该纠纷的必然主体。现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系本案的适格主体，而被告提供的证据已证明被告与原宁波第三针织厂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关系，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2.本案已过仲裁时效。原告于1994年被原宁波第三针织厂除名，原告对此是知晓的，根据法律规定，原告理应在除名决定作出后一年内向劳动仲裁部门提请仲裁；退一步而言，即使从2001年6月原告与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敦煌分公司协议达成之日起算，也早已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一、下列事实双方无争议，本院予以确认。
原告熊国相于1991年10月进入宁波第三针织厂工作。1994年1月25日，宁波第三针织厂下发《关于对熊国相予以除名的决定》文件[宁三针人保字（94）第4号]，对原告予以除名的处理。因原告对该除名决定不服，不断向相关部门反映，后经协调，原告于1996年4月6日被宁波线带（集团）公司招工。1996年4月17日宁波市劳动局出具《宁波市劳动合同制工人报到介绍信》，介绍原告至宁波敦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报到。后原告于1996年6月离开宁波敦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随后，原告继续就宁波第三针织厂除名一事向相关部门反映，2001年6月经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西门派出所协调，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敦煌分公司于2001年6月8日出具《关于对熊国相问题的处理意见》一份，对问题解决提出相关处理意见；后原告于2001年6月11日出具《保证书》一份，承诺”1.94年1月25日宁波第三针织对我除名处理是正确的；2.本人96年6月擅自离开企业是事实；3.对上述二时本人不再提出任何要求和采取过激行为”。后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敦煌分公司向原告支付一次性生活补助费23500元，原告出具收条一份。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敦煌分公司于2001年6月22日将原告个人档案材料送至宁波市海曙区就业管理处。2016年1月起，原告再次就宁波第三针织厂除名一事向相关部门反映，并向宁波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该委以”申请人的仲裁请求超过仲裁申请时效”为由，作出《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原告不服该通知，诉至法院，请求依法解决。
原告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情况如下：1993年缴费6个月、1995年缴费2个月、1996年缴费10个月，2003年5月起2016年12月以自由职业者（或失业）身份自行缴费或挂靠其他单位缴费。原告目前尚未办理退休手续。
二、下列事实双方有争议。
（一）本案被告主体是否适格问题。本案中，原告因对宁波第三针织厂的除名决定有异议，认为该除名决定既无事实依据，也未经法定程序，故该除名决定系违法除名；现原告因该除名决定，导致无法享受劳动权利、1993年-1995年期间社会保险费欠缴等不利后果，故要求宁波第三针织厂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因宁波第三针织厂已经注销，而宁波线带（集团）公司、宁波敦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先后承接了宁波第三针织厂的劳动关系，而宁波敦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即现在的被告，故被告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仅提供被告的工商登记材料及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敦煌分公司于2001年6月8日出具《关于对熊国相问题的处理意见》作为证据，并认为既然2001年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敦煌分公司与原告就本案进行过协调，就能证明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敦煌分公司因对本案纠纷承担责任，现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敦煌分公司已注销，故被告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被告主体适格问题。经审查，本院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被告对原告诉请的主体资格有异议，并提供了下列相关涉案主体的工商登记材料：1.宁波敦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1993年设立登记，于2000年更名为被告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宁波敦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1994年6月20日提交《企业法人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一份，以[宁敦煌企字（94）23号]文件形式申请成立”宁波敦煌针织绣花线厂”，但未经工商登记注册。后宁波敦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1997年6月5日提交《分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一份，申请设立”宁波敦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针织绣花线厂”，并经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设立；后宁波敦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针织绣花线厂因未参加2001年度企业检验，被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3.宁波线带（集团）公司由宁波市纺织工业局组建成立，于1991年12月注册成立。4.宁波第三针织厂于2001年11月2日注销。因被告的上述证据来源均为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档案，虽原告对其关联性有异议，但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定。
本院经审查后认为：首先，宁波第三针织厂1994年1月25日作出的《关于对熊国相予以除名的决定》文件中，文件首部为”宁波市敦煌针织绣花线厂”，文件尾部加盖有宁波第三针织厂和”宁波敦煌针织绣花线厂”的公章；因此，虽然”宁波敦煌针织绣花线厂”并非原告的用工单位，但因其在文件尾部加盖公章，故应认定《关于对熊国相予以除名的决定》系宁波第三针织厂及”宁波敦煌针织绣花线厂”共同作出，故”宁波敦煌针织绣花线厂”应对该文件的内容及涉及的相关权利义务承担法律责任。其次，关于”宁波敦煌针织绣花线厂”的主体情况，根据被告提供的工商资料显示，宁波敦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曾以[宁敦煌企字（94）23号]文件形式设立”宁波敦煌针织绣花线厂”；但”宁波敦煌针织绣花线厂”仅由宁波敦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批准成立，未完成工商登记注册，故宁波敦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宁波敦煌针织绣花线厂”主管部门，应对”宁波敦煌针织绣花线厂”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第三，宁波敦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更名为现在的被告，故被告应对宁波敦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责任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被告抗辩，根据宁波经济发展的状况，九十年代初，宁波第三针织厂处于托管阶段，”宁波敦煌针织绣花线厂”应是宁波第三针织厂的托管企业，但目前无法查实该企业的工商登记情况，故无法确定该主体与被告是否存在关联；退一步讲，即使与被告存在关联，该企业当时也仅是托管单位，不应承担宁波第三针织厂的对外民事责任。对此，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工商登记材料已能证明”宁波敦煌针织绣花线厂”系被告设立，且被告系”宁波敦煌针织绣花线厂”的主管部门，既然”宁波敦煌针织绣花线厂”在《关于对熊国相予以除名的决定》加盖了公章，故其主管部门理应对该份文件涉及的权利义务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本院对被告的抗辩不予采信。
（二）宁波第三针织厂的除名决定是否依法有据。关于该项事实，原告申请原宁波第三针织厂的工会主席忻仁康和原第三针织厂的厂长徐成刚作为证人出庭证据，拟证明原告不存在旷工的事实。而被告提供了原宁波第三针织厂工会组成人员在2000年至2001年期间出具的关于《关于对熊国相予以除名的决定》形成过程的书面材料，拟证明《关于对熊国相予以除名的决定》系依据客观事实依法作出的。本院经审查后认为，首先，从证据角度而言，原告提供的证人徐成刚仅陈述原告确实不存在旷工行为，但对原告在宁波第三针织厂工作期间病休、待业等情况均无法进行回忆及陈述，故对该证人证言，本院难以采信；而原告提供的证人忻仁康虽表示原告不存在旷工行为，且其系事后知道原告被除名的决定，但证人忻仁康曾在2001年6月6日《关于对熊国相作自动离职予以除名的决定经过的回忆》材料中签名，并对该材料中记载的内容表示”情况属实”；因证人忻仁康的陈述与其之前签名的材料中的表述不能相互印证，故本院对其的陈述，亦无法采信。其次，根据原告提供的2001年6月11日由其签署的《关于对熊国相问题的处理意见》及原告出具的《保证书》中相关内容的表述，原告已认可”94年1月25日宁波第三针织对其除名处理是正确的”的这一事实，故原告现在否认该除名决定的效力，且未提供足以支持原告主张的证据进行佐证，故本院对原告的主张难以支持。同时，原告在签署上述材料及出具《保证书》时，均已表明不再就本案纠纷提出任何要求，该表述应视为原告已放弃就本案纠纷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虽原告陈述上述材料及《保证书》是其被限制人身自由、受到胁迫威逼的情况下出具，但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此难以采信。
（三）关于本案的仲裁时效问题。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本案系原告不服宁波第三针织厂、1994年1月25日的除名决定而引发的劳动争议，结合原告的陈述，原告早在1994年便已知晓除名决定的存在，本案仲裁时效应当自1994年1月25日起算，故原告在2016年5月26日才向宁波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已超过法定的仲裁时效。原告主张，其自1994年起始终就本案纠纷主张权利，对此，本院认为，原告在1994年至2001年期间不断就除名决定一事，向相关部门反映投诉，即使该行为可视作原告主张权利的方式，那么本案的仲裁时效也仅在1994年至2001年期间处于中断；现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2001年至2015年仍就本案纠纷继续主张权利，故即使本案的仲裁时效自2001年再次开始起算，原告于2016年5月26日提请仲裁时，亦超过了仲裁时效。
综上，从本案纠纷的实体处理上看，根据原告签署的《关于对熊国相问题的处理意见》及原告出具的《保证书》中相关内容的表述，原告已认可宁波第三针织厂对其除名决定的效力，并已作出就本案纠纷放弃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从本案纠纷的程序处理上看，原告提请仲裁申请已超过了仲裁时效。同时，从原告的诉讼请求具体内容而言，原告目前已超过60周岁，要求恢复劳动权利，缺乏法律依据；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误工损失、精神损失，缺乏法律依据；原告要求被告补缴社会保险费，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因此，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无法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熊国相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因本案系劳动争议案件，予以免收。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孙怡芸
代理审判员 金 晶
人民陪审员 杨建国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代书 记员 陈佳敏
附本判决所适用的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
第二款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