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鲁08民终208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林华，男，1971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曲阜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孔丽，女，1970年9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曲阜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孔建平，男，1961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企业员工，住曲阜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娄淑华，女，1961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曲阜市。孔建平、娄淑华委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振华，男，1958年3月13日出生，汉族，系孔建平表兄弟，住山东省邹城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林凡田，男，1959年4月1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曲阜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宪玲，女，1962年10月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曲阜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曲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曲阜农商银行）。住所地：曲阜市大成路南首。法定代表人：王成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栋，山东宏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林华、孔丽、孔建平、娄淑华、林凡田、李宪玲与被上诉人曲阜农商银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曲阜市人民法院（2016）鲁0881民初3379号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孔建平、娄淑华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振华、上诉人林华、被上诉人曲阜农商银行及其委托代理人刘国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林华、孔丽上诉请求：一、撤销曲阜市人民法院（2016）鲁0881民初3379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者确认借款合同无效，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诉讼请求；二、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程序违法。原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不当，应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原审中，上诉人请求确认本案借款合同无效，认定涉案借款的实际债务人为上诉人之父林某。作为一种反诉请求，原审未作出明确处理意见。二、认定事实不清。本案贷款不是上诉人个人借款，是上诉人之父林某欠被上诉人旧贷，被上诉人阴谋策划、撺掇上诉人父亲林某让上诉人顶名转贷，并承诺最后不会叫上诉人偿还借款，在过桥转贷的过程中，上诉人借不到过桥款时，就由被上诉人想办法找钱来办过桥转贷手续，上诉人只支付过桥款的费用（利息）。本案借款上诉人只是顶名办手续，什么时间办理、过桥转贷数额多少，具体经办是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孔庆峰、刘德安，上诉人是按他们要求办理签字。在本案起诉前，刘德安告知上诉人借款合同到期，让上诉人找保证人再续签合同，保证人知道事实真相后不同意担保。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将贷款重转到父亲林某名下，被上诉人才提起本案诉讼。上诉人林华不是涉案借款的实际债务人，是被上诉人设置圈套骗取上诉人顶名转贷，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作出的表示。对此，上诉人之父林某曾去找过原审法官说明情况，原审故意不予查明。综上所述，原审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不清，请二审依法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确认借款合同无效，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林华、孔丽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孔建平、娄淑华、林凡田、李宪玲上诉请求：一、撤销（2016）鲁0881民初3379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驳回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程序欠妥。（一）本案争议大，不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根据《民诉法》第163条之规定，应转为普通程序。（二）我国尚未采用完全辩论式庭审制度，根据《民诉法解释》第226条、第228条规定，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诉请、答辩归纳焦点，指引当事人围绕焦点进行。但原审是在判决书中自行“总结”与“抗辩”，即是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三）上诉人虽未直接以书面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但在答辩、庭审中多次说明，相关事实如需进一步证明或者被上诉人否认，请求法庭调查核实。根据《民诉法解释》第96条（四）项规定，法院应当依职权调查（主要证人之一的林某就曾找过原审法官）。综上，原审程序不当，严重影响了案件的公正判决。二、认定事实不清。（一）原审对产生涉案借贷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未予查清。涉案借贷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是，被上诉人谋划、串通被告林华及其父林某，以虚构借款用途骗取上诉人提供担保，实质是偿还林某旧贷。（二）原审对二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上孔建平、林凡田的签字盖章是否出自同一时间、地点、日期，未予查明。这一问题，涉及到被上诉人是否存在欺诈、恶意串通行为，骗取上诉人提供担保。（三）原审对二份30万元最高额抵押合同上盖章不一致原因未予查明。上诉人一份加盖“曲阜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吴村信用社业务章”，被上诉人一份加盖“曲阜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合同专用章”。原审在未查明原因情况下，武断否认上诉人的证据效力。（四）原审对二份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不一致原因未予查明。问题涉及到被上诉人与债务人林华以贷款30万元之名，骗取上诉人在空白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签字。（五）原审对贷转存凭证（借款借据）上借款合同编号、贷款种类，与借款主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不一致原因未予查明。本案诉争的7份贷转存凭证（借款借据），不是上诉人担保的债权。三、理解、适用法律错误。（一）“此合同非彼合同”违反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原审认为，上诉人持有空白保证合同，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保证合同也是在内容空白情况下签的字，（判决书第9页第5行至7行前段）。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未查明二份合同是否出自同一时间和地点，若是查明，根据《民诉法解释》第105条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即可作出正确判断。上诉人不可能先知先觉，三年前就为今天打官司伪造证据。相反，被上诉人可以在合同空白处填写上内容。（二）原审认为上诉人持有空白合同对格式条款规定更应有充分了解，是对格式条款法律性质认识错误。根据《合同法》第39条、第40条、第41条，《合同法解释（二）》第9条、第10条之规定，提供方应就加重对方责任的条款，举证证明已尽到详细说明义务。否则，不具有效力。例如，最高额保证合同第8条8.2项、8.3项规定内容。在合同上印有“特别提示”字样，证明已尽到说明义务，早已被司法实践否定。（三）原审认为，承诺书内容均为打印字体，目测无法推断出是先空白签字后填写数额，上诉人未就该事实进行补充证据（判决书第9页第16行后段至22行）。首先，原审未予释明需补充证据。其次，一眼就能看出“承诺书”为事先拟制的格式条款。第三，本案不适用第三方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条件，借款合同第7.1项明确约定，担保合同另行签订。（四）原审认为，根据借款合同约定可循环使用借款，截止2016年2月7日共发生36笔借还贷，每笔借款均付至林华账户并实际偿还，本案借款借据未予偿还（判决书第8页第15行至第9页第4行）。这是对循环使用借款与过桥转贷性质的混淆。本案实际发生59笔借还贷。从2013年2月20日，至2016年2月7日，共计23个月时间，就发生了57笔借还贷，平均13天一笔，这不是正常使用借款行为。除2016年1月8日、2月17日二笔借款外，其他每笔借款期限均为一年。这种现象发生原因，就在于148万元贷款一次性发放后偿还了旧贷。若待借款到期后一次性偿还不能，只有采用过桥转贷方式，将148万元借款分割成若干笔数额较小的贷款。今天过桥还贷，明天放贷，如此循环，直至提起本案诉讼，将原无法收回的148万元死债，转嫁到保证人身上。（五）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和保证责任法律关系。原审认为，贷转存凭证（借款借据）合同编号、借款种类与借款合同编号、贷款种类不一致，并不足以推翻借款合同的实际履行（判决书第9页第2行后段至4行）。这一认为，相对债务人而言，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但对保证人来说，涉及是否应承担责任问题。主借款合同编号、贷款种类，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产生担保法律关系的基础事实。根据《民诉法解释》第91条规定，被上诉人应对产生保证责任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即涉案借款属于上诉人担保的主借款合同债权和贷款种类。不能说长达三年之久，发生的59笔借还贷凭证均出现“笔误”。根据《担保法》第24条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据债务人林华讲，被上诉人曾明确表示放弃了上诉人的保证担保。这种说法与涉案借款借据记载内容相符合。（六）担保之债不适用《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规定。原审判决在说理论证上，上诉人娄淑华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即保证人身份）；判决引用《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规定，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逻辑混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债务，属于无偿行为所生之债，不问有无约定，应认定为个人债务。对此，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提出明确意见：“担保之债不同于婚姻法规定的夫妻共同生活债务，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不能使用《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规定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七）原审引用《物权法》第176条规定，但判决结果相悖。依据该条规定，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抵押物不能全部清偿债务的，不足部分由保证人承担责任。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均没有约定实现债权顺序。最高额保证合同第8条8.2项、8.3项规定，只是一种选择权，亦非实现债权秩序约定。被上诉人亦未作出过选择，应视为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情形；二是债权人先对其他担保人行使担保权利，担保人承担责任后，势必会向主债务人追偿，这将增加成本支出。对债权人的选择权加以限制，可有效节省审判资源和社会成本。（八）原审对最高额担保的法律性质和保证范围认识错误。根据《担保法》第14条、《担保法解释》第23条、第83条之规定，担保人是在最高限额内承担责任，超过最高限额部分担保人不承担责任。原判决第三项错误。关于法律适用问题，虽然存在多项不承担保证责任的法定事由：包括“以新还旧”、“骗取担保”、“诉争借款不属于保证债权”等客观事实。但因主合同当事人（包括案外林某民）具有侵害保证人利益的主观恶意，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58条（三）、（四）项、《合同法》第52条（一）、（二）项、《担保法》第30条、《民法通则解释》第68条之规定，认定最高额保证合同无效。综上所述，原审程序不合法，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依法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驳回对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曲阜农商银行辩称：本案一审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对于借款事实，一审中双方都予以认可，且借款实际用途与本案确认的是否应当还款和担保人是否应承担责任没有关系。各担保人都依据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签署了保证合同及承诺书，因此，应依法履行相应的合同责任。曲阜农商银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林华偿还借款148万元并按合同约定支付利息及逾期罚息。2、判令被告孔丽、孔建平、娄淑华、林凡田、李宪玲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原告对曲林证字（2013）第22、23、24、25、26、27、28号林权使用权依法享有优先受偿权。4、以上被告承担原告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林华向曲阜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授信贷款150万元，被告孔丽作为被告林华的配偶，知悉该借款并承诺对该授信额度内的每笔借款本息进行归还。被告林凡田及其配偶李宪玲、被告孔建平及其配偶娄淑华签订承诺书，承诺对被告林华的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林华与曲阜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于2013年8月16日签订（曲吴）个借字（2013）年第402B005号个人借款合同，约定被告林华向曲阜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148万元用于种植苗木，借款期限为2013年8月16日至2016年8月6日，借款采用可循环方式，即在规定的金额、期限内随借随还，循环使用。还款方法系定期结息，到期日利随本清，借款担保为最高额保证。合同还约定了利率、借款人账户、资金发放与支付、双方权利义务、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等条款。双方并同时签订（曲吴）高抵字（2013）年第402B005-1号、第402B005-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由被告林华用其名下的位于曲阜市吴村镇峪口南村、峪口东村的7块林地作为上述借款的抵押担保，双方办理了林权的抵押登记（林权证号分别为曲林证字【2013】第**号，**号、**号、**号、**号、**号、**号，抵押登记证编号分别为**号、**号、**号【林权证**号-**号】）。曲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并与被告孔建平、林凡田签订（曲吴）高保字（2013）年第402B005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约定了被担保的主债权及最高额保证担保的范围、方式、期间、双方承诺、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等条款，其中第八条“保证责任的承担”条款中，8.2规定“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同时存在债务人提供物的担保和保证担保的，债权人有权要求保证人先于物的担保承担保证责任”，8.3规定“债务人提供了物的担保的，债权人放弃该担保物权、担保物权顺位或者变更担保物权的，保证人同意继续按本合同约定为主合同项下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上述合同签订后，曲阜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按照合同约定将借款按随借随还、循环方式发放至被告林华名下。自2015年7月7日发放借款之后至到期日，被告林华未再予以偿还借款本息。截止至2016年12月16日，被告林华共结欠借款本金148万元，利息54748.16元。另查明，中国银监会山东监管局于2016年3月21日作出鲁银监准（2016）75号批复，原告山东曲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业同时，曲阜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自行终止，其债权债务由原告山东曲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林华、孔丽、孔建平、娄淑华、林凡田、李宪玲作为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在做出法律行为前，应对该行为的性质、意义及法律后果进行充分的了解，并应履行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的义务。曲阜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被告林华签订个人借款合同并按合同约定向被告林华发放了借款148万元，双方成立金融借款合同关系，系合法有效法律关系。被告林华应按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偿还借款本息，逾期还款或未按约定用途使用借款应按合同约定支付罚息。该借款发生在被告林华与被告孔丽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被告孔丽知悉该借款，该借款系夫妻共同债务，被告孔丽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被告林华以其名下的林权为上述借款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权登记，曲阜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被告孔建平、娄淑华、林凡田、李宪玲分别签订承诺书或保证合同，均对被告林华的上述借款作出同意保证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作了书面形式的承诺，均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连带保证责任。原告在诉状中虽未写明（曲吴）高抵字（2013）年第402B005-2号合同，但在请求抵押物的优先受偿权时一并要求了该合同中确定的抵押物优先受偿权，被告认为原告放弃抵押担保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且根据双方的保证合同约定，即使原告放弃主张物的担保，本案中保证人也应承担对主债权的保证责任。曲阜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终止，原告山东曲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继受其债权债务，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本息并对抵押物优先受偿、保证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对被告认为原告存在欺诈行为因而借款合同、保证合同无效、被告不承担还款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O五条、第二百O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林华、孔丽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给原告山东曲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148万元，并按借款合同的约定支付利息及罚息至本判决履行完毕之日；二、原告山东曲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林华提供抵押担保的林权（曲林证字【2013】第**号，**号、**号、**号、**号、**号、**号）享有优先受偿权；三、被告孔建平、娄淑华、林凡田、李宪玲对本判决第一项所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追偿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9060元，由六被告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孔建平、娄淑华提交林某民贷款证林某民贷款往来明细、证人林某民证人证言，以证明林某民欠被上诉人150万元贷款未偿还，是用涉案借款进行偿还的，被上诉人采取欺诈手段骗取上诉人在空白最高额担保合同上签字。本院二审期间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期间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为各上诉人是否应承担相应责任。一、关于上诉人林华、孔丽是否应承担相应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林华与曲阜农商银行签订了《个人借款合同》，孔丽向曲阜农商银行出具了《借款人配偶××人）还款承诺书》，上述合同签订后，曲阜农商行已按照合同约定按照随借随还，循环方式发放至林华名下，林华认可收到贷款148万元，亦认可贷款发放后支配使用该款项的行为均系其本人操作。上诉人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借款人不应承担还款责任，故对其上诉理由不予支持，上诉人林华、孔丽应当依照合同约定偿还贷款本息。二、关于上诉人孔建平、娄淑华、林凡田、李宪玲是否应承担相应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上诉人称曲阜农商银行与林华林某民相互串通以新贷偿林某民旧贷，但其二审提交林某民贷款证、贷款往来明细、林洪明证人证言以及一审提交的相关证据，均不能有效证明存在借款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应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特殊证明标准。但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尚不能达到这一标准，且被上诉人曲阜农商行明确否认曾与林华串通，故对于上诉人认为曲阜农商银行与林华存在串通骗取担保，以致其应免除保证责任的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对于上诉人称其系在空白合同上签字应予免除担保责任的观点，本院认为，首先上诉人并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其观点；其次，退一步讲，即使如上诉人所称，那么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和社会经验，其在空白合同上签字的行为也应视为同意他人对空白内容补填的一种授权，上诉人在能够预见其行为后果的情况下对其民事行为采取放任的态度，且不能证明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上诉人孔建平、林凡田向被上诉人曲阜农商行出具了《担保人担保贷款承诺书》，同时亦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经本院调查，被上诉人曲阜农商行明确以《最高额保证合同》向担保人孔建平、林凡田主张权利。按照《最高额保证合同》第8.2条的约定，所担保的债权同时存在债务人提供物的担保和保证担保的，债权人有权要求保证人先于物的担保承担保证责任，故依据该合同约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上诉人孔建平、林凡田应当对涉案债务在最高额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诉人李宪玲、娄淑华未与被上诉人签订保证合同，仅向曲阜农商行出具了《保证人配××有人）还款承诺书》，该承诺书记载“本人承诺和保证人共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直至贷款本息还清为止”，根据该承诺书的约定，上诉人李宪玲、娄淑华应当作为保证人对涉案贷款承担担保责任，但由于存在主债务人自己提供的抵押物，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综上，原审判决第三项未对孔建平、林凡田、李宪玲、娄淑华承担担保责任的范围以及顺序予以明确，依法应予以纠正。三、关于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担保范围问题。上诉人林华以其自有林权向被上诉人曲阜农商行提供抵押担保，签订了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并办理了相关抵押登记，抵押合同真实有效，抵押权成立。（曲吴）高抵字（2013）年第402B005-1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的抵押财产为编号曲吴农信林权字2013第402B005-*********号林权抵押清单项下记载的财产，担保主债权的最高余额为118万元，故债权人应当对（曲吴）高抵字（2013）年第402B005-1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项下的财产在最高额118万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另外，（曲吴）高抵字（2013）年第402B005-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的抵押财产为编号曲吴农信林权字2013第402B005-1号林权抵押清单项下记载的财产，担保主债权的最高余额为30万元，故债权人应当对（曲吴）高抵字（2013）年第402B005-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项下的财产在最高额30万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原审判决第二项未对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项下的抵押财产及承担责任的最高额范围分别予以明确，依法应予纠正。综上，四上诉人作为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与被上诉人曲阜农商行分别签订了相应合同或出具了承诺书，应视为对借款或担保行为作出了真实意思表示，均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曲阜市人民法院（2016）鲁0881民初337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变更曲阜市人民法院（2016）鲁0881民初337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原告山东曲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林华提供抵押担保的林权（曲林证字【2013】第**号）在最高额30万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原告山东曲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林华提供抵押担保的林权（曲林证字【2013】第**、**、**、**、**、**号）在最高额118万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三、变更曲阜市人民法院（2016）鲁0881民初337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被告孔建平、林凡田对原审判决第一项所述借款本息均在最高额148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娄淑华、李宪玲对原审判决第一项所述借款本息，在被告林华提供的抵押物实现债权的范围之外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孔建平、林凡田、娄淑华、李宪玲在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林华追偿。如果上诉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906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8120元由林华、孔丽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8120元由孔建平、娄淑华、林凡田、李宪玲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传宝审判员  胡玉松审判员  董 浩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二日书记员  仙金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