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4民终237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信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259号b楼302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6759539319L。
法定代表人：陈青松，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菲，北京康达（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余杭区崇贤文强门窗经营部，经营场所浙江省杭州余杭区崇贤街道沿山村。
经营者：顾文强，男，1975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华强，浙江诚可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海宁海泰港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海宁经济开发区隆兴路118号内主办公楼1楼118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1598539042F。
法定代表人：胡建秋，该公司执行董事。
原审第三人：唐情康，男，1970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上诉人杭州信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杭州余杭区崇贤文强门窗经营部（以下简称文强经营部）、原审被告海宁海泰港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泰公司）、原审第三人唐情康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2016）浙0481民初32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信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菲、被上诉人文强经营部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华强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海宁海泰港务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唐情康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信达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驳回文强经营部对信达公司的诉讼请求。二、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均由文强经营部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依据信达公司现场联系人王永祥签字的结算单认定文强经营部完成的铝合金门窗制作的工程总价为812032元错误。该结算单系文强门窗经营部出具，由王永祥签字，并非一审认定的由王永祥出具。对百叶窗的单价调整也系文强经营部所为，而非判决中认定的由王永祥调整。另外，王永祥并无结算确认权。结算单上载明：“现场经办人王永祥”，而涉案合同第十一条约定：“甲方指定王永祥、徐敏，乙方指定顾文强为现场联系人，负责现场确认事宜”。根据合同约定，王永祥对工程量的结算无确认权。其次，结算单上无另一指定人徐敏的签字。该结算单上载明的工程量高于信达公司根据现场测量计算出的工程总量757659.60元。双方对工程量存在争议，该工程项目的业主也将工程的结算提交了审计，因此，涉案门窗工程量的确定也需等待审计结果。二、一审对信达公司实际支付给文强经营部的工程款数额认定有误，信达公司支付给杭州力和钢化玻璃有限公司玻璃款120000元（相应发票金额为62580元、57420元）、杭州南方机电市场赣西五金商行玻璃胶款201200元（相应发票金额分别为99600元、99600元、2000元）、杭州市拱墅区幕墙装饰材料商行皮条款100000元（发票金额为100000元）属于根据顾文强的指示代文强经营部支付的款项，应在本案中作为已付款予以认定。上述款项涉及的六张发票均有顾文强的亲笔签名，同时信达公司从杭州力和钢化玻璃有限公司财务科获取的财务发票领用薄上登记的开具给信达公司的发票（金额为62580、57420元）的发票领用人是顾文强，由顾文强亲笔签名。至于顾文强为何在6张发票及发票领用簿上签名，顾文强以记不清为由辩解，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顾文强无法作出合理解释。顾文强并非信达公司员工，信达公司从未委托其办理经手本案工程以外的其他业务，与顾文强的交集仅限于本案工程项目，因此，信达公司向三家供应商支付款项，由顾文强签字，只能是根据顾文强的要求支付门窗制作项目的材料款。综上，信达公司已经支付了文强经营部工程款851200元，无需再向文强经营部支付款项。
文强经营部答辩认为根据合同约定，王永祥具有确认工程量的权利。另外，信达公司上诉所提的三笔款项均是发生在双方合同签订之前。其次，发票上有顾文强签字并不能得出顾文强收取发票款项的结论。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文强经营部一审诉讼请求：判令信达公司、海泰公司共同支付文强经营部工程款172188元。诉讼过程中，文强经营部变更其诉讼请求为：1.判令信达公司支付文强经营部工程款172188元；2.判令海泰公司在欠付信达公司的工程款范围内对诉讼请求一中信达公司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2014年7月，海泰公司将海宁口岸联检大楼工程发包给信达公司承建，双方签订工程总承包合同1份，发包人为海泰公司、承包人为信达公司。工程承包范围包括图纸内所有桩基、房建、水电安装、装饰、装修（不包括二次装饰）及附属工程；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合同价款暂定30000000元；发包人指定分包的工程须纳入承包人施工总承包管理范围（合同所列分包工程中未含铝合金门窗制作安装工程）。关于工程进度款支付方式，合同约定在施工结束并通过竣工验收后，发包人在5天内审核完成，审核通过后3天内支付至承包人主体工程已完成工程量的90%工程款；竣工验收决算审计完毕后14天内发包人付至总结算价款的95%，其余5%作为工程质量保修金；承包人决算送审后，全部资料送齐后发包人必须在六个月内审计完毕；质量保修金分时间段退还等。
信达公司在海宁口岸联检大楼工程的项目负责人为唐情康。2015年3月左右唐情康与文强经营部经营者顾文强商定，将海宁口岸联检大楼工程中的铝合金门窗制作安装工程分包给文强经营部施工，后双方签订《铝合金门窗制作安装合同》1份，唐情康作为信达公司委托人签字，顾文强在文强经营部委托人处签字。该合同约定承包方式为综合单价包干（包括材料价等），结算方式为综合单价×工程量（按现场实际门窗安装尺寸计算面积及工程量）；各分项综合单价门及窗均为510元/m2、百叶窗均为330元/m2，室外装饰方管为510元/m2、楼梯不锈钢栏杆为160元/m；工程量暂定为1450m2，工程暂定总造价为800000元。合同中的付款方式载明，该工程不设预付款；门窗框安装完成付至总价的30%，中途支付至合同暂定总造价的45%，安装完成支付至合同暂定总造价的80%，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一个月内，支付至工程结算总额的95%（2016年2月1日前），余额5%作为保修金，保修期满后一个月内无息归还；文强经营部依据信达公司现场签字后的验收单，开合格等额的发票办理工程款支付手续。合同关于铝合金门窗的质量保证期约定为交工验收后12个月。合同还在其他约定中明确信达公司指定王永祥、许敏为其施工现场联系人，负责工程现场确认事宜。
合同签订后，文强经营部即进场施工。2015年8月6日、9月21日信达公司分二次通过网上银行各向文强经营部支付180000元、250000元，文强经营部开具了430000元的门窗发票给信达公司。在2015年9月21日文强经营部收取250000元工程款当天，因当时铝合金门窗制作安装工程未完全完工，顾文强在载明“本人承诺这次拿钱（工程款）后，在2015年10月10日前完成口岸联检楼门窗安装工程，余款在竣工验收后领取。如2015年10月10日没有完成余款将作为罚款，不再领取”内容的承诺书上签名捺印（该承诺书由信达公司在本案第一次庭审中作为证据提交）。2015年10月至11月间，海宁口岸联检大楼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信达公司指定的本案铝合金门窗制作安装工程施工现场联系人王永祥在文强经营部完工后出具结算单1份，载明文强经营部完成的铝合金门窗1515.6m2×510元/m2=772956元；铝合金百叶窗45.2m2×360元/m2=16272元；室内楼梯拦杆及防护栏杆151m×160元/m=24160元，合计813388元。文强经营部在审理中自认除前述信达公司直接通过网上银行支付其的430000元外，还从信达公司指定的施工现场联系人处收到过信达公司工程款211200元。
一审另查明，根据当事人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海泰公司曾在2016年5月13日向信达公司发函要求信达公司对在2016年4月前陆续提交的审计资料是否为最终送交审计单位版本进行确认等。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信达公司与海泰公司均陈述，双方间关于海宁口岸联检大楼工程的造价结算现处于审计阶段，审价结果尚未出来，海泰公司已支付过信达公司工程进度款，目前工程款结欠情况不明确。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海泰公司将海宁口岸联检大楼工程发包给信达公司总承包后，在未经指定分包的情况下，信达公司却将其中铝合金门窗制作安装工程分包给不具备建筑施工企业资质的文强经营部施工。信达公司与文强经营部之间的这种分包行为违法，双方签订的《铝合金门窗制作安装合同》无效。建设工程分包合同无效的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作了相应规定，即“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本案《铝合金门窗制作安装合同》虽然无效，但文强经营部完成的工程已经验收合格并交付，因此文强经营部可以参照合同约定主张未付工程款。在认定本案《铝合金门窗制作安装合同》无效，以及法律、司法解释适用的前提下，根据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主要还存在三个争议焦点，一是文强经营部完成的铝合金门窗制作安装工程总价多少的问题；二是信达公司已支付文强经营部工程款多少的问题；三是海泰公司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就此，一审评析如下：
关于争议焦点一即文强经营部完成的铝合金门窗制作安装工程总价多少的问题。该问题之争议产生于文强经营部与信达公司之间。文强经营部主张认为争议工程总价为813388元，依据是其提交的王永祥出具的结算单；信达公司则认为王永祥不具有结算确认权，根据其自测争议工程总价为757659.60元。一审认为，王永祥系信达公司在《铝合金门窗制作安装合同》中确认的施工现场联系人之一，负责工程现场确认事宜，因此其出具结算单对工程量确定属其权限范围，对外具有确认效力，且结算单中的工程量与合同暂定的接近，并无明显夸大。信达公司曾对工程量提出异议，但并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反驳，故一审对此异议不予采纳。王永祥在结算单中将合同约定的百叶窗单价从330元/m2调至360元/m2，已超出合同授权内容的文义理解范围，而且文强经营部在审理中也自认对此价格变动未经与唐情康或信达公司商量同意，因此该部分单价变动，一审不予确认。王永祥出具的结算单中其余部分单价与合同约定相符，结合确认的工程量，一审认定争议工程总价为812032元【包括铝合金门窗772956元（1515.6m2×510元/m2）；铝合金百叶窗14916元（45.2m2×330元/m2）；室内楼梯拦杆及防护栏杆24160元（151m×160元/m）】。
关于争议焦点二即信达公司已支付文强经营部工程款多少的问题。该问题之争议亦在文强经营部与信达公司之间，唐情康则依附信达公司立场。文强经营部指出唐情康与信达公司的陈述违背事实，强调信达公司已付款为其直接支付给文强经营部的430000元及从施工现场联系人处收到的211200元，合计641200元；而信达公司最终抗辩认为已付款为851200元，即信达公司直接支付给文强经营部的430000元加上其第二次庭审中举证证明的代顾文强支付用于本案工程的材料款421200元。一审认为，产生争议的代付材料款421200元是否成立，举证责任在信达公司，但根据目前信达公司的举证材料即2015年1月30日信达公司支付杭州南方机电市场赣西五金商行、杭州力和钢化玻璃有限公司、杭州市拱墅区幕墙装饰材料商行421200元的付款凭证，该三家收款单位开具的背后有顾文强签字的6份金额总计421200元的材料款发票，以及有顾文强签字的杭州力和钢化玻璃有限公司发票领用单，尚难以达到信达公司证明目的。理由是：1.信达公司以此举证欲证明该421200元系受文强经营部要求代付的材料款，但未能提交证明文强经营部此项意思表示以及文强经营部与前述三家单位间存在实际买卖用于本案工程材料的相关依据。2.前述三家单位与信达公司之间开具发票及收付款行为的书面证据体现的是该三家单位与信达公司之间买货付款行为，因三家单位非本案当事人，在信达公司未申请他们出庭作证，也未附加其他有效证据来证明的情况下，作出不同于书面证据体现内容的另一种解释，无法采信。3.顾文强在发票背面除签名外并无其他备注，观现今建筑施工行业之乱象（如违法分包、代开发票、项目负责人乱报账等），此类签字的可能性很多，文强经营部在质证时关于其可能是帮忙签字等的陈述也不能被绝对排除（当然其行为是否正当并不在本案探讨追究之列）。因此，不能以信达公司该举证推定所涉421200元为信达公司代文强经营部支付的材料款，而将其纳入已付工程款范围内。基于上述理由等，并结合查明的《铝合金门窗制作安装合同》签订时间与前述421200元付款时间的前后顺序、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内容、信达公司与唐情康的内部关系，以及其他举证（如信达公司在第一次庭审中提交的用于对抗文强经营部要求支付未付工程款的依据即2015年9月21日顾文强出具的承诺书），两次庭审中信达公司和唐情康前后不一致陈述这一系列情况，对信达公司与唐情康在此争议上的最终抗辩、陈述不予采纳。故，信达公司已支付文强经营部的工程款金额以文强经营部确认的641200元计。
根据对争议焦点一、二的评析认定，信达公司现尚应支付文强经营部的工程款为170832元（812032元-641200元）。信达公司关于文强经营部未在顾文强承诺的2015年10月10日前完成铝合金门窗制作安装工程，无权主张余下工程款的抗辩，依据不足，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中“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主要指参照合同有关工程款计价方法和计价标准的约定计取工程价款，而不包括合同约定的工程款支付时间，因此信达公司关于即使还要支付工程款，按双方合同约定尚需留5%保修金的意见，亦不予采纳，况且该5%保修金按合同约定现也已到支付时间。
关于争议焦点三即海泰公司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该问题之争议产生于文强经营部与海泰公司之间。文强经营部认为海泰公司作为发包人应该对信达公司的付款义务在欠付信达公司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至于海泰公司是不是欠信达公司工程款的举证责任在海泰公司。海泰公司则认为其不应承担责任，理由同答辩外，还提出作为文强经营部的合同相对人信达公司目前不存在破产、下落不明，资信状况严重恶化之情形，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相关疑难问题解答，文强经营部现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要求海泰公司承担责任的主张，法院不应支持。就此，一审认为，经审查，海泰公司与信达公司之间总承包合同的工程造价仍在审计、最终结算尚未形成、海泰公司是否欠信达公司工程款尚不明确、合同履行中海泰公司已陆续向信达公司支付工程款等情况属实，而且在海泰公司进行举证后，文强经营部未提交证据予以反驳或提交证据证明海泰公司现欠信达公司工程款及欠款金额等。故海泰公司的相关抗辩意见，予以采纳；文强经营部的相关主张，理据不足，不予采纳。
综上，文强经营部的第1项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第2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信达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文强经营部（经营者顾文强）工程款170832元。二、驳回文强经营部（经营者顾文强）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744元，由文强经营部（经营者顾文强）负担50元，由信达公司负担3694元。
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
在二审中，信达公司申请向杭州力和钢化玻璃有限公司调查2016年1月30日信达公司支付给杭州力和钢化玻璃有限公司120000元货款项下的收货依据。因该笔款项发生于信达公司与文强经营部订立本案合同之前，该笔款项与信达公司向文强经营部支付本案合同款项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对其调查申请不予准许。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首先，关于王永祥签字确认的结算单对信达公司是否有约束力的问题。因王永祥系信达公司与文强经营部所签合同约定的信达公司方的施工现场联系人，负责工程现场确认事宜，王永祥代表信达公司对工程量进行签字确认未超出合同约定的授权范围。另外，双方合同约定王永祥、徐敏为现场负责人，两人负责对工程现场确认，但未约定工程现场确认事宜需经王永祥、徐敏两人同时进行确认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信达公司以结算单只有王永祥一人签字确认为由主张结算单不应予以采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信达公司在2015年1月30日支付给杭州力和钢化玻璃有限公司玻璃款120000元、杭州南方机电市场赣西五金商行玻璃胶款201200元、杭州市拱墅区幕墙装饰材料商行皮条款100000元应否在本案中作为已付款扣除的争议。一审对此争议阐述的理由充分，本院对此予以认同，并补充以下理由：因上述款项均发生在信达公司与文强经营部成立合同关系之前，而双方合同约定信达公司根据门窗安装进度支付价款给文强经营部，如在合同订立之前信达公司已经支付文强经营部款项，按常理，双方应在合同中作出明确约定。另外，2015年9月21日信达公司曾要求顾文强出具承诺书，要求文强经营部在2015年10月10日前完成门窗安装，余款在竣工验收后领取，如未在2015年10月10日完工，则将余款抵作罚款。如信达公司主张的其根据文强经营部指示代为支付材料款421200元的陈述属实，加2015年8月6日和9月21日信达公司支付给文强经营部的430000元，信达公司在顾文强出具承诺书之时支付给文强经营部的款项已远远超出合同约定的暂定价，也超出了双方合同约定的进度款支付比例。如工程款已经超额支付，何来要求文强经营部放弃工程余款之说。显然，信达公司主张的其在2015年1月30日支付给杭州力和钢化玻璃有限公司玻璃款、杭州南方机电市场赣西五金商行玻璃胶款、杭州市拱墅区幕墙装饰材料商行的款项421200元，与涉案工程项目缺乏关联性，其要求在本案中作为已付款扣除，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受理费3744元，由上诉人杭州信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谭 灿
审判员 杨海荣
审判员 王世好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周 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