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晋01民终78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乔淑英，女，1958年2月5日出生，汉族，太原文具厂退休职工，住太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岗，山西明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艳红，女，1976年2月22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太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朝，山西弘韬（阳曲）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乔淑英因与被上诉人徐艳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2016）晋0109民初28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乔淑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岗，被上诉人徐艳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乔淑英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为由徐艳红返还乔淑英借款20万元；一二审诉讼费由徐艳红负担。事实与理由：本案的基本事实是：段红钢向乔淑英借款50万元看病，后分两次归还30万元，段红钢因病突然死亡，其妻徐艳红拒不归还剩余的20万元借款。乔淑英向一审法院提供了50万元借款的银行转账凭据、段红钢还款30万元的银行转账凭据、证人证言、段红钢的死亡证明、段红钢与徐艳红系夫妻关系的证明等证据。一审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不支持乔淑英的主张，认定事实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徐艳红在一审中对50万元转账没有抗辩，也没有提供证据。一审判决对上述明确的司法解释未适用，适用法律错误。
徐艳红辩称：段红钢2015年初离家与第三者共同生活至2016年7月24日去世。在此期间，段红钢不和徐艳红共同生活，段红钢的个人事务，徐艳红不参与，更不知情，段红钢也不告诉徐艳红。段红钢与第三者共同生活，是亲戚、朋友们众所周知的事实。乔淑英所述的段红钢向其借款及还款的期间，徐艳红与段红钢未共同生活，徐艳红对该笔50万元借款不知情，乔淑英一审也称未告知徐艳红。50万元于2015年4月12日转入段红钢银行账户内，同日由与段红钢同居生活的第三者将该款转出至他人账户。结合段红钢处于病入膏肓之际(2016年7月10日)向段博洋账户转款的情况，可以看出，段红钢的银行卡不在其控制范围内，真正的持卡人不是段红钢。这也就反映出涉案款项只是以段红钢的卡进行了流转，不能说明该款属于段红钢向乔淑英借款。该款直接转入他人账户，未支付过医院分文，没有用于段红钢看病。乔淑英没有经济能力出借50万元给他人看病，乔淑英的40万元系拆迁旧房所得，准备买房，乔淑英没有住房，将购房款借给他人不合常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出借人仅提供转账凭证主张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借贷关系不能成立。乔淑英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笔款项属于借款，只能说明段博洋与段红钢的账户发生过资金流转，但款项性质不明。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乔淑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徐艳红返还借款200000元；2、由徐艳红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乔淑英系段红钢的舅妈，段红钢与徐艳红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10年12月21日登记结婚，段红钢于2016年7月24日去世。2015年4月14日段博洋通过中国民生银行向段红钢转账500000元。2016年2月25日段红钢通过银行向段博洋转款200000元。2016年7月10日段红钢通过银行向段博洋转款100000元。庭审中，乔淑英提供了段博洋出具的证明，该证明内容为”本人段博洋，是乔淑英的女儿，我母亲乔淑英借给段红钢500000万元整（伍拾万元整）看病钱，于是由我代替我母亲乔淑英于2015年4月14日，在中国民生银行给段红钢转出500000万元整（伍拾万元整）看病钱，这笔钱是我母亲乔淑英的个人财产（买房钱）因为她年纪大了，之前还得过脑梗的病，记忆力不好，所以让我代替她完成这件事情。期间，在2016年2月25日段红钢还款第一笔200000万元整（贰拾万元整）打在了我的中国农业银行的卡上，2016年7月10日，段红钢还款第二笔100000万元整（壹拾万元整）也打在了我的中国农业银行的卡上。至今还欠款200000万元整（贰拾万元整）。就在2016年7月24日，段红钢突然去世。证明人段博洋，2016年9月27日。”乔淑英申请的证人段某1出庭作证，段某1称段红钢向乔淑英借款时自己不在场，是通过段红钢的母亲知道此事的。
一审法院认为，乔淑英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向徐艳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因乔淑英所指的借款人段红钢已去世，乔淑英也明确表示出借款项时未告知徐艳红，故乔淑英应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与段红钢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现乔淑英提供的证人段某1表示双方发生借贷关系时并不在现场，故乔淑英主张与段红钢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证据不足，法院对乔淑英要求徐艳红承担还款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乔淑英对被告徐艳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00元减半收取2150元由原告乔淑英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乔淑英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段某2(乔淑英的丈夫)的手机短信记录，显示：2016年7月9日，段某2向段红钢发送段博洋的银行卡卡号，2016年7月10日，段红钢回复”打过去了，查收一下”，段某2回复”收到了”。证明：段红钢2016年7月10日还款10万元时，向段某2要银行卡号，与还款10万元的对账单相对应，且段红钢不是徐艳红所说已经昏迷不醒的状态。证据二段博洋民生银行卡流水单一张、2015年4月14日的中国民生银行对账单一张，证明：向段红钢借款50万元前，段博洋的账户余额为43万元，段博洋向程某借款7万元，凑够50万元。证据三证人程某的证人证言，程某是段博洋的朋友，段博洋向程某借款7万元，说是表哥病了，需要住院换肝，周转一下。不知道段博洋要借多少钱，不了解段博洋的经济能力。证据四证人段某2的证人证言，段红钢生病需要钱了，他有钱，只是临时周转一下，段某2就借给他了，段红钢陆续还款30万元，还有20万元未还；其中43万元是拆迁款，又向他人借了7万元；借款时未告知徐艳红。证据五证人乔某的证人证言，乔某系乔淑英的弟弟，乔淑英向乔某借钱，说段红钢看病用，需要的数目很大，乔某有点不想借，也没有钱，而且他家也比较乱，最后就没有借款。
徐艳红质证认为，证据一短信的真实性无从考证，即便真实，该短信只是双方发生索要账户内容，不能证明是归还借款，无法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对证据二、证据三，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程某向段博洋账户转入7万元，是程某和段博洋之间的法律关系，无法证实乔淑英与段红钢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对证据四、证据五，段某2、乔某与乔淑英有利害关系。
本院认为，乔淑英要求段红钢的妻子徐艳红归还20万元借款，提交了程某向段博洋转账7万元、段博洋向段红钢转账50万元及其后段红钢向段博洋转账30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段某2的手机短信记录、段红钢与徐艳红系夫妻关系的证明、证人段某1、段某2、乔某、程某的证人证言等证据材料。其中，程某向段博洋转账、段博洋向段红钢转账、段红钢向段博洋转账的银行转账凭证、段某2的手机短信记录及程某的证人证言，能够证明程某向段博洋转账7万元后，段博洋将50万元转给段红钢，其后段红钢又转给段博洋30万元的事实，但不足以证明段红钢曾向段博洋借款及已经归还部分借款的情况。段某1关于段红钢向乔淑英借款的情况，是通过段红钢的母亲知道的，一审法院不采信段某1的证人证言，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徐艳红认为段某2、乔某与乔淑英有利害关系，对段某2、乔某的证人证言不予认可。段某2系乔淑英的丈夫，乔某系乔淑英的弟弟，本院对段某2、乔某的证人证言不予采信。乔淑英确认出借款项时未告知徐艳红，徐艳红否认借款关系的存在，在乔淑英所指的借款人段红钢已经去世的情况下，乔淑英应就与段红钢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乔淑英的主张。
综上所述，乔淑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乔淑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卫
审判员 赵耀功
审判员 成志刚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五日
书记员 李宜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