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111民初2552号原告：ＸＸ，男，1973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振松，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斌，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杭州同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32540332166），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场口镇创业路26号。法定代表人：徐天松。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烈，男，系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邵靖，女，系该公司工作人员。被告：汪雪敏，女，1975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明明，浙江杭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董志远，男，1977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明明，浙江杭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ＸＸ与被告杭州同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济公司）、汪雪敏、董志远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5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ＸＸ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振松，被告同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烈、邵靖，被告汪雪敏、董志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明明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ＸＸ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解除原告ＸＸ与被告汪雪敏、董志远于2009年12月13日签订的《协议》；二、被告同济公司返还2000000元投资款，并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年利率6.15％赔偿自2009年12月15日起至实际还款日止的利息损失（暂计算至2017年2月28日为900000元）；三、被告汪雪敏、董志远对上述第二项债务与被告同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四、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被告同济公司成立于1996年7月3日，注册资本为23000000元，被告汪雪敏、董志远系夫妻关系，且系被告同济公司原股东。被告同济公司、汪雪敏、董志远为扩大规模把被告同济公司做大做强，决定吸收原告作为被告同济公司的新增股东。2009年12月13日，被告董志远代表被告同济公司、汪雪敏、董志远与原告签订了协议。约定：被告同济公司的各类资产作价5000000元，被告汪雪敏、董志远再出资7000000元，合计12000000元，占被告同济公司80%的股权，其中被告董志远持有60%，被告汪雪敏持有20%；原告ＸＸ出资3000000元，持有被告同济公司20%股权；原告ＸＸ应出资部分2000000元在协议签订后出资，余款在2010年春节期间出资到位；投入运营及运营过程中资金不足部分，由被告同济公司、汪雪敏、董志远负责筹集；原告资金到位后，双方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改。协议签订后，原告ＸＸ分次将2000000元出资转入被告汪雪敏名下的银行卡上。被告汪雪敏及被告同济公司开具了相应的投资款收据。后被告汪雪敏、董志远及原告ＸＸ未继续出资，被告同济公司也未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至2015年7月30日，被告同济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15996564.89元。2015年8月，案外人浙江天松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松公司）、翁辉、杨明建以2015年7月30日为基准日收购被告同济公司部分股权，并最终采用被告汪雪敏、董志远先减资再增资的方式进行股权收购。之后，原告ＸＸ起诉要求确认股东资格，经富阳法院及杭州中院一、二审后，因案涉协议尚未完全履行，且被告同济公司的股权亦已发生变化，故一、二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股东资格请求。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同济公司、汪雪敏、董志远于2009年12月13日签订的投资协议经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有效，但因原告已无法被登记为被告同济公司的股东，继续履行案涉协议已无可能，故请求法院解除案涉协议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被告同济公司理应返还此前收到的原告投资款，并赔偿利息损失。被告汪雪敏、董志远作为被告同济公司原股东，在与原告签订投资协议后，未经原告同意，即进行减资并与案外人签订增资协议，严重违反了各方于2009年12月13日签订的协议，故理应与被告同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原告ＸＸ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材料：1、2009年12月13日签订的协议1份，证明原告与三被告签订协议，约定原告出资3000000元，作为被告同济公司新增股东，持有被告同济公司20％股权的事实。2、收据2份，证明原告已向被告同济公司支付2000000元投资款的事实。3、资产负债表1份，证明被告同济公司减资前的所有者权益为15996564.89元的事实。4、（2015）杭富商初字第4321号民事判决书和（2016）浙01民终字4681号判决书各1份，证明原告股东资格确认请求被判决驳回，涉案协议已无履行可能的事实。被告同济公司辩称，原告ＸＸ与被告汪雪敏、董志远签订的投资协议是有效的。既然协议有效，应该按照投资协议来履行，原告ＸＸ没按要求履行，被告汪雪敏、董志远亦未将股权交付给原告。被告同济公司一开始的注册资本为23000000元，股东是被告汪雪敏、董志远，没有其他股东。被告同济公司只收到被告汪雪敏、董志远的注册资本，未收到原告ＸＸ交付的注册资本金。根据协议亦可知股份是在被告汪雪敏、董志远名下，所以款项是打给被告董志远的。本案股权之争是原告ＸＸ与被告汪雪敏、董志远之间的纠纷，与本公司无关，请求驳回对被告同济公司的诉讼请求。被告同济公司未向本院提供证据。被告汪雪敏、董志远辩称，一、原告ＸＸ的起诉是针对（2015）杭富商初字第4321号民事判决书和杭州中院（2016）浙01民终字4681号判决书，是基于一个事实以另外的案由再起诉而已，事实已经过两份判决书认定。本案中，原告ＸＸ也将两份判决书作为证据提交，判决认定的事实和证据也都是本案的证据材料。本案案由为合同纠纷，不知到底是什么合同纠纷。原告ＸＸ的案由和诉讼请求不符，诉讼请求中确定本案2000000元是投资款，而且还要计利息。如果是投资款，应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诉讼请求中却提出还本付息，变成了借款合同。二、案涉款项事实上就是投资款。2009年12月13日的协议是一份投资协议，每一项条款和用词都写清楚了关于投资的比例、份额等。总之，要按投资款的性质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上述两份判决书中被告已有过表态，今天仍然坚持该态度。被告汪雪敏、董志远未向本院提供证据。经举证、质证，本院认证如下：原告ＸＸ提供的证据1，被告同济公司、汪雪敏、董志远对三性均无异议，本院审核后予以认定；证据2，被告同济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该款项的收款人是被告汪雪敏，而不是被告同济公司，被告汪雪敏、董志远对三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证据2的收据中注明四笔款项，其中三笔在协议签订前就已汇到同济公司，属于货款转投资款，该部分款项已用到同济公司的生产经营中，签订协议时被告董志远是同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汪雪敏、董志远是同济公司仅有的两名股东，两人在协议和收据上的签字盖章行为代表同济公司，属法人行为。本院认为证据2形式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证据3，被告同济公司对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表格并非被告同济公司的报表，该数据与被告同济公司财务上的资产负债表严重不符，被告汪雪敏、董志远与被告同济公司的质证意见一政，其与被告同济公司在增资协商过程中确实出具过该份负债表，该表格显示负债还有12000000元，资产负债有70000000元，公司总体亏损，公司财务账上还有真实数据，亏损额比前述表格还大，对公司当时的经营状况可以审计，是资不抵债的。本院认为，证据3不能达到原告ＸＸ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定；证据4，被告同济公司对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判决书确认协议有效，有继续履行的可能。被告汪雪敏、董志远对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判决书中驳回理由并非协议无法履行，而是审理过程中反映出股东间还有其它问题，没法由法院来确定股权，补救办法在（2015）杭富商初字第4321号民事判决书中第12页第12行写得很清楚，该判决书也写清楚了案件事实，第12页第8行，原告ＸＸ要求确认股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判决书认定协议有效，既然是投资协议，就应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本院认为，公司新增股东天松公司、杨建明、翁辉均不同意ＸＸ成为同济公司股东，该协议确已无法继续履行，故对证据4本院予以认定。经审理，本院认定的事实如下：同济公司于1996年7月23日设立，股东董志远、汪雪敏，注册资金23000000元。2009年12月13日，甲方董志远、汪雪敏与乙方ＸＸ签订《协议》。该协议主要约定以下内容：“甲方为扩大规模，做大做强企业，决定新增乙方为股东；甲方出资12000000元，包括以无形资产、各种生产设备作价5000000元，人民币7000000元，持有80%股权（其中董志远持有60%，汪雪敏持有20%）。乙方出资人民币3000000元，持有20%股权；协议签字后，乙方应立即出资2000000元，余款双方在春节前出资到位；公司投入运营及运营过程中资金不足部分，由甲方负责筹集，作为公司对外负债；乙方资金到位后，双方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改，须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2009年12月15日同济公司向ＸＸ出具收据，确认收到ＸＸ以打卡方式交付的投资款1770000元。2010年2月10日，同济公司向ＸＸ出具收据，确认收到ＸＸ以现金方式交付的投资款230000元。汪雪敏在两份收据收款人处签字。2015年8月5日，同济公司股东会作出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经修改公司章程、通知债权人和对外公告、债务清偿或提供担保等程序后，同济公司于2015年9月28日在杭州市富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变更登记，减少注册资本为1800000元。2015年11月10日，同济公司股东会作出增加注册资本的决议，该股东会决议载明：增资认缴总额为13200000元，其中董志远认缴1500000元、汪雪敏认缴1500000；同意接收天松公司为公司新股东，认缴出资8550000元；同意接收杨建明为公司新股东，认缴出资750000元、同意接收翁辉为公司新股东，认缴出资900000元。经修改公司章程等程序后，同济公司于2015年11月11日在杭州市富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变更登记，增加注册资本为15000000元，并变更了股东登记。2015年12月22日，本院受理ＸＸ诉董志远、汪雪敏、同济公司、天松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案号为（2015）杭富商初字第4321号，ＸＸ的诉讼请求为：一、确认ＸＸ与董志远、汪雪敏于2009年12月13日签订的协议有效；二、被告董志远、汪雪敏协助ＸＸ办理同济公司20%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该案庭审中，董志远、汪雪敏承认在同济公司设立后即抽逃出资，然后根据公司实际需要，在2009年12月份签协议时实际出资约5000000元。同时，董志远、汪雪敏同意ＸＸ持有减资前20%的股权，在减资后的1800000元里作价30000元，但认为ＸＸ还需继续出资1000000元。庭审中，天松公司表示不同意接收ＸＸ为同济公司股东。庭后，同济公司股东杨建明、翁辉向本院出具书面意见，不同意ＸＸ成为同济公司股东。2016年6月13日，本院作出判决：一、原告ＸＸ与被告董志远、汪雪敏于2009年12月13日签订的协议有效；二、驳回原告ＸＸ的其他诉讼请求。后ＸＸ上诉至杭州中院，杭州中院于2017年1月20日作出（2016）浙01民终468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协议》能否解除；二、若解除，原告ＸＸ能否要求被告同济公司返还投资款。焦点一，原告ＸＸ与被告汪雪敏、董志远于2009年12月13日签订的《协议》已被生效判决确认有效。原告ＸＸ与被告汪雪敏、董志远签订《协议》的目的是通过出资3000000元取得20%的股权。尽管原告ＸＸ未在《协议》约定期限内将余款1000000元出资到位，但被告汪雪敏、董志远随后未要求原告继续履行出资义务后变更章程，也未主张解除原《协议》，在未妥善处理原告出资问题的情况下即引入第三方投资人，致使公司股权结构发生变化。随着新增股东表示不同意ＸＸ为同济公司股东，原告ＸＸ作为实际出资人未能通过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成为同济公司股东，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原告ＸＸ主张解除该《协议》，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焦点二，被告同济公司并非《协议》当事人，且该《协议》实质系由原告ＸＸ代替被告董志远、汪雪敏履行部分出资义务，原告ＸＸ的该部分出资包含在被告董志远、汪雪敏的出资中，故原告ＸＸ主张由被告同济公司支付投资款2000000元本息并由被告汪雪敏、董志远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合同解除后相关事项，原告ＸＸ可与被告董志远、汪雪敏另行处理。综上所述，原告ＸＸ的诉讼请求，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ＸＸ与被告汪雪敏、董志远于2009年12月13日签订的《协议》二、驳回原告ＸＸ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000元，减半收取15000元，由原告ＸＸ负担14960元，被告汪雪敏、董志远负担4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唐承飞二〇一七年六月八日书记员  周 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