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113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江某1，女，1958年1月13日出生，北京承天晴阳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退休，住北京市石景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男，住北京市丰台区，由北京承天晴阳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推荐代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某2，男，1964年7月17日出生，住北京市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连英，北京市东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某1，女，1995年4月2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某2，男，1984年8月6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
被上诉人兼马某1、马某2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原审被告）：马连生，男，1945年12月28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某3，女，1980年3月18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
上诉人江某1、上诉人江某2因与被上诉人马某1、马某2、马连生、江某3继承纠纷一案，江某1、江某2均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2民初12621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江某1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上诉人江某2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连英，被上诉人兼马某1、马某2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连生，被上诉人江某3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江某1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我继承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东路甲14号2门12号房屋（以下简称诉争房屋）80%的份额。事实与理由：第一，王凤琴去世后，江富铎除自己对诉争房屋拥有50%份额外，还从王凤琴处继承了10%份额，后江富铎通过公证遗嘱将自己上述共计60%的份额由我继承，在王凤琴剩余的40%份额中，我要求占20%份额，一审法院对江富铎在立公证遗嘱时占诉争房屋60%份额的事实未予认定是错误的。第二，我起诉要求继承房屋，一审法院应明示我或要求我进行评估鉴定后判决折价款，但一审法院只判定了份额，并不是我的一审诉求。第三，我对父母尽了更多的赡养义务，理应因尽主要赡养义务而多分遗产，一审中我提交了江某2对江富铎进行殴打的诊断证明和派出所的辅助证据，一审法院未予认定。
江某2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三项，按照法定继承分割遗产。理由为：第一，公证书违反《遗嘱公证细则》和《公证程序规则》的规定，存在明显伪造痕迹。1、公证卷宗第一页江富铎的签名与《办理国内公证申请表》中的签名明显不符，不是一人所签；2、公证书中江富铎的身份信息存在错误，包括出生日期、姓名、地址；3、公证书草稿和公证接谈笔录存在添加、修改痕迹，且公证笔录应该是两人制作，但涉案公证笔录中第二个人的名字是添加的，看不出来笔录是两个人做的；4、公证书未进行录音、录像，违反了《公证程序规则》，上述事实和程序错误说明公证书不能作为法院认定遗嘱继承的依据。第二，一审法院对江某3的身份事实认定不清，江某3与江富铎、王凤琴是指暂时的寄养关系，不是收养，同时江某3在河北上学、读书，很早离开江富铎、王凤琴家，也没有对江富铎、王凤琴尽照顾义务，不能形成事实上收养关系，不应作为继承人。第三，江某1没有和父母一起居住，没有赡养老人，还虐待我父亲。二审庭审中，江某2当庭变更上诉请求称：我经济困难，对老人尽赡养义务较多，应该在法定继承基础上多分；后又称：诉争房屋是我花钱买的，我应该全部继承。
江某1答辩称：不同意江某2的上诉意见。第一，关于公证书的问题，公证处有过答复，有一些笔误，但不影响遗嘱效力。第二，江某2因经济困难没有房居住所以住在父母房子里，但并没有尽赡养义务，还多次殴打江富铎。第三，诉争房屋是我出资的。
江某2答辩称：江某1没有赡养父母，没有和父母共同居住，还虐待父亲。
马连生、马某1、马某2同意原判。其三人答辩称：第一，对于王凤琴的遗产部分，大家都赡养了，应该平均继承。江某1因为是老大所以客观上尽的义务最多，但王凤琴也帮江某1看孩子。第二，对于江富铎的遗产部分，公证书名字和地址有误，我方对于公证遗嘱有怀疑。第三，江某2是否多尽了赡养义务我不清楚，但他和父母一起住，他生活困难，还有一个残疾儿子。第四，江富铎和王凤琴跟我说过江某3是舅舅的孩子，平时江富铎、王凤琴与江某3都以爸妈女儿相称，江某3上学以后是去江某1家住的。
江某3同意原判并答辩称：第一，我同意江某1的上诉意见，诉争房屋是江富铎单位分配的，是父母的共同财产。公证遗嘱是江富铎亲自去办理的，他回来后还跟我说了整个过程，所以我知道这个事情。对于母亲的部分，因为江某1对母亲照顾最多，所以她多分我没有异议。第二，关于我的养女身份，我自小就离开自己亲生父母由江富铎和王凤琴收养，我也不随自己父亲姓而是姓江，江富铎和王凤琴是认可我的女儿身份的，在公证接谈笔录里有记载。第三，江某2有虐待和打骂父母行为，应该少分或者不分。
江某1一审起诉请求：请求法院判令由我继承诉争房屋。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江富铎与王凤琴为夫妻关系，二人生育江某1、江某2、江雪璟三个子女。江某3自出生后即到江富铎与王凤琴家中生活，系江富铎与王凤琴的养女。王凤琴于1998年9月24日去世，江富铎于2006年3月8日去世，二人留有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东路甲14号2门12号房屋一套，房产证编号为：西更成字第03520号。江富铎名下北京银行账号×××自其去世后没有取款，截至2016年12月21日留有存款238.77元，中国工商银行账号×××中截至2007年3月21日留有存款2149.50元，同年3月22日，该账户中被提取的2149元在江某2处，现账户中已无余额。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江雪璟于2017年1月9日去世，江雪璟与其配偶马连生共育有两个子女：儿子马某2和女儿马某1。
2004年4月18日，江富铎在北京市西城区公证处（现更名为：北京市国立公证处）做出（2000）西证字第0661号遗嘱公证书，载明：“在我名下，在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东路甲14号2门12号有两居室一套，在我去世后，自愿将上述房产中属于我所有的份额遗留给我的女儿江某1所有。”在该公证档案的接谈笔录中公证员询问江富铎你有子女几个，江富铎陈述“四个孩子，三个女儿、一个儿子”。
2016年8月23日，江某2就上述公证书向北京市国立公证处提出异议，北京市国立公证处做出了“对我处出具的（2000）西证字第0661号遗嘱公证书不予撤销”的决定。后江某2向北京市公证协会投诉，北京市公证协会做出了不予受理的决定。
另查，江某3在原北京市第六中学就读高中时的学籍卡片填写父亲为江富铎、母亲为王凤琴。江某3生父崔双才的普查表中未出现江某3的信息。1999年8月24日江富铎在北京市复兴医院的住院病历联系人姓名处填写江某2，病历记录个人史中记载“育一子二女”。
一审审理过程中，江某2提交了其整理的遗产清单，认为遗产还包括：母亲遗留的金戒指2枚、金耳环1对、金手镯1只、玉石枕头1个，父亲遗留的电视机、DVD功放机、缝纫机、雪花冰柜、安吉尔饮水机1台、折叠方桌、圆桌各1个，椅子4把，红木箱子1个、金戒指1枚、欧米茄手表1块、同仁堂安宫牛黄丸2丸、明朝药师坐佛一尊，房产证及购房收据、工商银行存折及北京银行存折，均在江某1处。江某1及江某3均否认上述物品在江某1处。
再查，江某2与江富铎、王凤琴共同居住，江富铎与王凤琴的后事由江某2办理。江某2靠低保维持生活，其有一子江洋，生活不能自理，智力、言语一级残疾。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江某2申请，法院摇号确定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对江富铎遗嘱上的签字是否为本人所签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检材上“江富铎”签名与样本上江富铎签名是同一人书写。鉴定费11000元由江某2预交。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诉争房屋为江富铎与王凤琴的夫妻共同财产，二人去世后，诉争房屋为江富铎与王凤琴二人共同的遗产，各占二分之一的份额。江富铎遗留存款为其个人遗产。
关于江某2提出的在江某1处的遗产清单，江某1及江某3予以否认，江某2也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上述遗产现在何处，法院不予处理。
关于江某3与江富铎和王凤琴的关系，法院认为，我国的第一部《收养法》自1992年4月1日起施行，该法不具有溯及力。江某3与江富铎、王凤琴未办理过收养手续，但江某3自1980年3月出生后到江富铎与王凤琴家中共同生活，且江富铎在遗嘱公证的接谈笔录中陈述其有“三女一子”，即为认可江某3是其女儿。关于1999年江富铎在北京市复兴医院住院病历记录中“育一子二女”与公证接谈笔录中“三子一女”冲突，法院认为住院病历与公证接谈笔录制作目的不同，住院病历侧重从患者血缘关系了解家族情况及病史，而公证接谈笔录是从法律角度界定亲属关系以便确认遗产继承人。故从接谈笔录中更能反映出江富铎对是否形成收养关系的认定。同时，江某3的生父姓崔，江某3未随生父姓，而是随江富铎姓江，综合考虑上述情况，法院认为江某3与江富铎、王凤琴形成了事实上的收养关系。江某3是江富铎与王凤琴的养女。
江富铎对其名下房产的继承留有遗嘱，故对其遗留房产部分应当按照遗嘱，由江某1继承。江富铎对其遗留存款部分未留有遗嘱，王凤琴未留有遗嘱，故对江富铎房产之外的其他遗产及王凤琴的遗产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本案审理过程中，王凤琴的女儿江雪璟去世，江雪璟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她的合法继承人马连生、马某2、马某1。江富铎与王凤琴遗产的继承人为江某1、江某2、马连生、马某2、马某1、江某3。
江某1主张江某2有虐待王凤琴的行为，江某2不应继承遗产，但江某1未向法院提交足够的证据证明，故法院不予采信。关于对王凤琴的赡养情况一节，江某1、江某2均主张自己尽的赡养义务较多，但均未向法院提交足够的证据证明，故法院不予采信。
据此，一审法院判决：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东路甲14号2门12号房屋（房产证编号为：西更成字第035**号）由江某1、江某2、马连生、马某2、马某1、江某3共同继承，江某1占八分之五的份额、江某2占八分之一的份额、马连生占十二分之一的份额、马某2占四十八分之一的份额、马某1占四十八分之一的份额、江某3占八分之一的份额；二、江富铎名下北京银行账号×××、中国工商银行账号×××中的存款及利息归江某2所有；三、江某2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江某1一千四百九十二元，支付马连生一百九十九元，支付马某2五十元，支付马某1五十元，支付江某3二百九十八元；四、驳回江某1、江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江某2除对“江某3系江富铎与王凤琴的养女”有异议外，各方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除江某3与被继承人收养关系以外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中，江某1提交如下新证据：1、家庭照片，主张自己对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各方对照片真实性认可，江某3对证明目的认可，江某2、马连生、马某2、马某1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2、数份其邻居书写的书面证言，多份证言内容完全相同，均写有：“我证明江富铎老人与江某1共同生活，江某1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在江某1家中直至去世”。江某1先称不是自己叫证人去自己家中写的，是证人自己聚在一起写的，不确定是在谁家写的。后江某1又称陈彩彬是在证人自己家写的，没有照任何人写的抄。但对书面证言内容完全一样未能做出解释。证人田某二审出庭作证称：我是江某1邻居，多次看到江某1的父亲早上9点多到江某1家来，江某1父亲晚上走没走不清楚，我没有见过她父亲在那里住，听江某1说过她父亲有时候赶上天气不好就在江某1家住。证言是江某1叫我去她家写的，几个证人是一个人写完，其他人抄的。因书面证言内容完全一致，田某亦陈述了证言为一人书写后其他人抄写，故本院不再允许其他证人出庭作证。江某2对书面证言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证人也说了自己没有亲眼见过江富铎在那里居住。江某3认可证人证言。马连生称不排除天气不好时江富铎临时住在江某1家，但不认可书面证言写的江富铎是与江某1共同生活。3、江富铎、王凤琴医疗费，诉争房屋燃气、水费、电话费等各项费用票据。江某2、马连生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经本院核查，上述证据一审均提交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4、江某3学费票据。江某2认为能证明江某1抚养了江某3，不能证明江某1赡养父母。5、江某1一审曾提交一张2001年7月6日的《北京市电话局工程费缴费单》，显示电话区号8207****，用户名称江某1，工程事项改ISDN，用户联系人江某1，联系电话8207****，二审再次作为新证据提交，主张此单据为自己为江富铎安装6804****电话的单据，说明自己对父亲所尽赡养义务。江某2称：2000年的公证申请书记载江富铎的联系电话为6804****，而此单据为2001年，说明公证书是假的。庭后，江某1提交书面材料称电话6804****装于2000年3月8日，申请本院调取证据。经本院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及联通通信信息查询中心核实，该电话已经销号，初装信息已被覆盖，故现无法为本院出具该号码初装时间的信息，但能够明确改ISDN工程事项并非初装电话，而是增加电话功能例如传真功能。经拨打10010客服电话，亦能够确定改ISDN并非初装电话业务。
江某2提交新证据如下：1、家庭照片，证明自己尽了赡养义务；2、证人出庭作证称与江某2一起去单位交购房款、办理购房手续。江某1称购房款是自己出的，是江富铎去单位交的，不认可证人证言。马连生称知道交钱是江某2跑腿的，不知道谁出的钱，自己家没有出钱。3、江富铎给江某2留的便条，说明自己与父亲关系融洽。其他各方对便条真实性认可。江某1、江某3不认可证明目的。
江某3提交其与父亲的照片证明收养关系。江某2不认可证明目的。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审法院对于诉争房屋和江富铎银行存款的继承分割是否适当。
第一，关于江某3与江富铎、王凤琴是否存在事实上的收养关系问题，一审中，江某1、江雪璟（未去世前参加庭审）均陈述江某3从出生就跟我们居住，江某2陈述在江某36、7岁时自己告诉了江某3其是舅舅的孩子，也能说明江某3在江富铎、王凤琴家中生活的事实，各方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江某3自1980年出生后不久即到江富铎、王凤琴家生活的事实均无异议，双方争议在于江某2认为江某3属于寄养在自己父母家而非收养。当时收养法并未实施，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本案中，江某3与江富铎、王凤琴之间一直以父母、女儿相称；江富铎在公证笔录中称自己有一子三女，表明主观上认可江某3的养女身份；江某3的高中学生学籍卡片记载其父母信息填写为江富铎与王凤琴，其中记载的学习经历表明其在北京读小学和中学，而江某3在亲生父母并不在北京生活；江某2主张江某3中学后的学费都是江某1出、江某3后来住在江某1家，该情形系以江某3与江富铎、王凤琴之间的关系为基础，并不能作为江某3与江富铎、王凤琴不具有收养关系的反证。综上，江某3提供的证据形成证据链可以认定江某3与江富铎、王凤琴形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应按收养关系对待。江某3为江富铎、王凤琴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江某2以未办理收养手续为由不认可收养关系，主张为寄养关系，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第二，对于江富铎的公证遗嘱是否有效问题。（一），经江某2申请，一审法院委托对遗嘱（检材1）、公证接谈笔录两页（检材2、检材3）中江富铎的签名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检材1、2、3上江富铎的签名与样本上江富铎签名是同一人书写。（二），涉案公证遗嘱作出日期为2000年4月20日，《遗嘱公证细则》自2000年7月1日起施行，《公证程序规则》自2002年8月1日施行，上述规定均施行于涉案公证遗嘱之后。江某2上诉将上述规定作为认定涉案遗嘱公证是否合规的依据，不符合规定，本院不予采纳。（三），江某2未举证证明涉案公证遗嘱存在违反当时相关规定之处。（四），涉案公证书将江富铎写为“汪”富铎，将江富铎的出生日期十三日写为十四日，但根据公证卷宗中留存的江富铎身份证、户口页材料、、房产证、以及遗嘱和接谈笔录中均为江富铎本人签字，可以认定上述属于笔误，公证处在答复中对上述笔误以及江富铎在申请表中填写受益人的涂改进行了说明，决定不予撤销；申请表中地址一栏写有“北京复兴门外三里河东路甲14号2门12号”，江某2称地址错误，不应有“复兴门外”四个字，但并无证据证明加上“复兴门外”后所指的为其他地址，对遗嘱的效力产生影响；至于申请表中所留68049562的联系电话，江某1提交的2001年办理改ISDN工程事项的单据并非办理初装该电话的事项，故不能代表该电话的初装时间。综上，现无证据证明公证遗嘱并非江富铎真实意思表示，无证据否定公证书的效力，故一审法院对公证遗嘱有效性予以认定并无不当。
第三，本案各方当事人均认可诉争房屋为江富铎、王凤琴的夫妻共同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王凤琴死亡后，其在诉争房屋中的50%份额作为遗产发生法定继承，王凤琴的五名继承人未对王凤琴的遗产进行过实际分割，该50%份额处于五名继承人共有状态。现本次诉讼中首先对于该50%份额进行法定继承分割。本院认为，对于法定继承的部分，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是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的酌定情形，并非必须多分，且本案中江某2、江某1虽均主张自己对王凤琴尽了主要赡养义务，但证据并不充分。江某2、江某1亦均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对方虐待王凤琴，应少分或不分。由于江某2在一审提交证据证明其患有高血压、房颤、扩张性心肌病、腰椎管狭窄等疾病；其儿子江洋残疾类别为多重，残疾等级为一级；居委会为其出具证明载明“江某2因身体健康问题一直没有工作，离异，有一子，江洋现已23岁，生活不能自理，智力、言语一级残疾。江某2长期生病，无生活来源，靠政府低保维持生活，属于低保特困家庭”。依据继承法中法定继承一章中第十三条第二款“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之规定，对江某2在法定继承部分应予以照顾。另考虑王凤琴去世时江某3刚满18周岁，此前其处于上学经历中，且较长一段时间在江某1家居住，客观上在经济和能力上对王凤琴尽赡养义务较少，故本院认定对于王凤琴的50%遗产份额，由江某2继承15%，江富铎继承9%，江某19%，江雪璟继承9%（江雪璟去世后，马某1、马某2、马连生共有9%），江某38%。江富铎在立公证遗嘱前享有诉争房屋59%份额，江富铎死亡后，依据公证遗嘱，其对诉争房屋的份额均由江某1继承。一审法院认定江富铎与王凤琴均去世后，诉争房屋为江富铎与王凤琴二人共同的遗产，各占二分之一的份额，该认定不符合法律规定，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后续遗产比例有误，本院予以更正。
第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九条规定：遗产分割应当有利于生产和生活需要，不损害遗产的效用。不宜分割的遗产，可以采取折价、适当补偿或者共有等方法处理。江某1在一审诉讼中主张继承，未提出过折价及支付补偿的具体方式，其他各方亦未提出，一审法院判决各方对诉争房屋享有的份额并无不当。江某1主张一审法院应明示其或要求其进行评估鉴定后判决折价款，该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另外，江某1主张诉争房屋为其出资，但未举证；江某2主张诉争房屋为其出资，但证人仅能证明是江某2去办理的交纳购房款手续，不能证明资金来源；且房屋出资问题与本案处理继承问题也不具有直接法律联系。
第五，江富铎账户中存款为其个人财产，一审法院认定应按法定继承分割是正确的，但结合一审判项第二、三项内容，各继承人对2388.27元存款的分割为：江某11492元，江某2299.27元，马某1、马某2、马连生共计299元，江某3298元，该种分配有违法定继承原则，本院予以更正。考虑江某2为低保户且有残疾儿子需要照顾的特殊情况，本院酌情认定该部分小额存款遗产归江某2所有，江某2无需再给付其他人员款项。
综上，上诉人江某1的上诉请求中的部分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上诉人江某2的上诉请求中的部分请求成立，应予支持；对于双方上诉请求中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对诉争房屋分割适用法律以及对存款分割的计算有误，本院予以更正。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十三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2民初1262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撤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2民初12621号民事判决第三、四项；
三、变更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2民初1262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东路甲14号2门12号房屋（房产证编号为：西更成字第035**号）由江某1、江某2、马连生、马某2、马某1、江某3共同继承，江某1占68%的份额、江某2占15%的份额、江某3占8%的份额、马连生占3%的份额、马某2占3%的份额、马某1占3%的份额；
四、驳回江某1、江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案件受理费13660元，由江某1负担10000元（已交纳），由江某2负担366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倩
审判员 马兴芳
审判员 郭文彤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彭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