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大民三终字第61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刁翎。
委托代理人：刘桂珠。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仲盛电子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葵英街*******号。
法定代表人：段斌，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仁华，辽宁见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高录升。
上诉人刁翎因与被上诉人大连仲盛电子工程有限公司（简称仲盛电子公司）、高录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4）中民初字第27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刁翎及委托代理人刘桂珠，被上诉人仲盛电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段斌及委托代理人张仁华以及被上诉人高录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刁翎通过原审第三人高录升购买价值36000元的音响设备，2012年5月10日，第三人高录升收取了被告刁翎购买音响设备的定金10000元并给被告出具了加盖大连海源站前电子城仲盛电器商行（简称仲盛电器商行）的收款收据。2012年6月1日，第三人从原告仲盛电子公司处提走价值36000元的音响设备，其后交付被告刁翎并安装调试完成。被告刁翎承认收到音响设备并同意第三人在位于大连市中山区卡纳意乡别墅其住处进行了安装调试，同时对尚欠贷款26000元无异议，但辩称是与仲盛电器商行签订了买卖合同，同原告没有关系。第三人高录升在双方买卖关系期间系原告仲盛电子公司员工。原审法院另查，仲盛电器商行系个体工商户，业主为段斌，于2012年7月23日经核准注销登记。该业主段斌与原告法定代表人系同一人。
原审法院认为，合法的民事权益应受到法律保护。原告为被告提供音响设备，被告应支付原告货款，双方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被告购买原告货物应当及时付清货款，拖欠不付属违约行为，依法应承担给付货款的民事责任。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贷款26000元的诉讼请求，证据充分，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人民币26000元的逾期利息一节，因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故自原告主张权利之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给付利息。关于原告主张第三人高录升对该货款承担连带责任，因第三人是原告的员工，其行为属于其职务行为，原告要求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故不予支持。对于被告辩称，该音响设备是在仲盛电器商行购买，与原告无关，主体有误的抗辩意见，因实际履行合同义务的是原告，原告所提供的音响设备，已安装调试完成，被告也已经使用，故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关于被告辩称安装后该音响设备存在质量问题的抗辩意见，被告未提供相关证据，抗辩意见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刁翎给付原告仲盛电子公司贷款26000元；二、被告刁翎向原告仲盛电子公司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按照货款26000元，自2014年5月19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上列一、二项被告应给付原告的款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三、驳回原告仲盛电子公司其他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20元，由被告负担。
原审法院宣判后，原审被告刁翎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原审原告仲盛电子公司的起诉或将本案发回重审。其依据的主要理由是：1、原审法院送达程序不合法，原审法院于2014年9月19日按照简易程序审理了本案后，又于2014年12月15日按照普通程序开庭进行了审理，但没有通知上诉人开庭时间，导致上诉人没有参加该次庭审，程序违法；原审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后，按照上诉人在送达地址确认书中的提供的地址向上诉人邮寄送达的开庭传票未妥投原因为收件人不在指定地址，上诉人怀疑邮递员没有去送达地址送达，因为如果邮递员去该地址则应该可以送达到，况且法院还可以采取直接送达或留置送达的方式进行送达；2、上诉人购买的案涉音响设备是仲盛电器商行出售的，有第三人高录升可以证实及其给上诉人出具的仲盛电器商行的收据为证；3、案涉音响设备质量不合格，被上诉人曾要求退货并返还押金，但仲盛电器商行拒不返还押金也拒不退货，故上诉人不能给付余款。
被上诉人仲盛电子公司答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其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其主要观点为：1、按照民事诉讼法第163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审理本案有权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且法院已按照上诉人自己向法院提供的地址和电话向其邮寄送达开庭传票，上诉人没有收到应由其自负其责；2、关于被上诉人诉讼主体问题，原审法院已经查清且表述的清楚详尽。上诉人已经认可是通过本案原审第三人高录升购买的价值36000元的案涉音响设备，高录升当时是被上诉人的副总经理，他履行的是代表被上诉人的职务行为，也是高录升从被上诉人处提走的价值36000元的音响设备卖给了上诉人，上诉人已经认可收到了该36000元的音响设备。至于高录升给其出具何种收据是其个人行为，被上诉人不得而知；至于上诉人所称设备质量存在问题没有任何依据。且在2013年1月6日，第三人高录升离开被上诉人公司时，针对上诉人未支付的案涉音响设备尾款26000元一事，第三人高录升曾向被上诉人书面承诺，由其负责向上诉人结款，协助被上诉人仲盛电子公司把26000元的尾款要回来，从来也没有向公司说过音响的质量有问题。
被上诉人高录升答辩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其称案涉音响设备买卖合同双方是上诉人与仲盛电器商行，不是被上诉人仲盛电子公司，并称案涉业务发生时，其同时亦是仲盛电器商行的员工，其行为代表仲盛电器商行。
本院经审理查明，除将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2012年5月10日，第三人高录升收取了被告刁翎购买音响设备的定金10000元并给被告出具了加盖大连海源站前电子城仲盛电器商行的收款收据”更正为“2012年5月10日，被上诉人高录升收取上诉人交付的购买案涉音响设备定金10000元后在向上诉人出具的打印有案涉音响系统优惠后价格为36000元的《大连私人会馆整体解决方案一览表》下方手写注明：‘收取定金壹万元整，余款安装调完毕、验收合格后付清仲盛电器商行高录升2012.5.10’。高录升收到该笔10000元款项时并没有向上诉人出具盖有仲盛电器商行印章的收款收据”外，对原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高录升与上诉人确认高录升曾于2012年5月29日向上诉人出具了盖有仲盛电器商行财务专用章的收款收据一份，记载的金额为26000元。
再查明，高录升从仲盛电子公司离职后，曾于2013年1月6日向被上诉人书面承诺“在公司期间负责的卡纳意乡售音响设备尾款26000元，由高录升代仲盛电子去结款、交接”。
还查明，在原审法院按照简易程序于2014年9月19日法庭审理的庭审中，对被上诉人仲盛电子公司要求高录升对案涉款项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高录升答辩称“不同意，我没有责任，只是职务行为，不承担连带责任”；当审判员问高录升“安装完了吗？是谁去安装的？”时，高录升回答：“当时我负责销售，由公司的人去安装调试的”；该次庭审法庭辩论阶段，高录升辩论意见为：“我是原告单位的员工，是职务行为，不是个人行为”。在原审法院转为普通程序于2014年12月15日的法庭审理中，当审判员问被上诉人仲盛电子公司“原告，为什么你说该批货物是你公司的，但给被告出具的收据上是‘大连海源站前电子城仲盛电器商行’的名称？”时，仲盛电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段斌回答：“当时第三人高录升是我的员工，大连海源站前电子城仲盛电器商行是我个人登记注册的，所以第三人手里有大连海源站前电子城仲盛电器商行的收据，也有我公司的收据，我不知道当时第三人为什么要给被告开具这个收据，但我公司确实收到了被告1万元定金，我公司的发票也给了第三人，但是不知道第三人为什么给了被告这个大连海源站前电子城仲盛电器商行的收据，且这个只是个收据，我公司收到全款后会给被告开具正式的发票，被告说这个收据就是发票没有道理”。
又查明，根据原审卷宗材料记载，原审法院于2014年10月20日作出（2014）中民初字第2774号民事裁定，裁定将本案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进行审理。2014年12月10日，原审法院按照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供的送达地址中确认的上诉人的送达地址、收件人及联系电话以EMS法院专递的方式向上诉人邮寄送达传票及前述裁定书。根据该邮件状态网络查询单的记载，邮政部门于2014年12月10日收件，于2014年12月11日07：45：10分安排投递，当日11：48：05分未妥投，原因为收件人不在指定地址。邮政部门在向原审法院退回该邮件的回执联的同时在该邮件上粘贴了改退批条一份，改退批条记载的“电话联系情况”为“家无人电话无人接”。
还查明，本案二审庭审中，被上诉人高录升自认案涉业务发生时，其在仲盛电器商行与被上诉人仲盛电子公司两个单位同时兼职，案涉业务就是其在两个单位同时兼职期间发生的。另，二审庭审中，被上诉人仲盛电子公司称：“原审为什么有这26000元的收据，是说这个钱已经给高录升了，我给小高打电话，小高说你还欠我奖金没有给，这个钱就当做奖金，我说你这个钱必须交上来，这是货款，你不能拿，所以我就打经侦了。我们通过经侦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和上诉人见面，他俩私下小高就把钱还给上诉人了，就让上诉人说这个钱没有给。经侦说这个事你们是调解还是怎么弄吧，这个时候上诉人就说这个东西我不想要了，又说质量有问题。三个月完全可以退货，但是你用了一年多了，通过经侦咱们才认识的。”当法庭问被上诉人高录升公安局经侦部门是否针对26000收据的问题找过其时，高录升回答：“找过。就是因为电子公司以为这个钱是我拿走的，就告我了。当时8月份的时候，刁翎已经找我要求退货了，但当时我只负责销售，公司的安装调试这一块是另外一批人，我跟老板商量过，但是强买强卖，所以不答应。当时我刁翎签过一个协议，协议上面有我写的收1万元的收据，还有一个余款的，公司一份，刁翎一份。现在公司不把这个证据拿出来，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本院查明的上述事实，有案涉26000元收款收据、原审法院卷宗材料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笔录在案为凭，已经庭审质证和本院审查，具有证明效力，可以采信。
本院认为，首先，本案各方当事人对上诉人通过被上诉人高录升购买了案涉价值36000元的音响设备、上诉人向高录升交付了10000定金以及上诉人尚欠该音响设备尾款26000元的事实无异议，则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本案二审双方争议焦点问题首先就是案涉音响设备的出卖方是被上诉人仲盛电子公司还是上诉人主张的仲盛电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段斌个人作为业主的个体工商户仲盛电器商行的问题，原审法院认定仲盛电子公司为案涉音响设备的出卖方是否有据，另外就是原审法院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对上诉人缺席审理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如前所述，上诉人系通过高录升购买的案涉音响设备，高录升自认案涉业务发生在其在仲盛电器商行及仲盛电器公司两个单位中同时兼职期间，原审庭审中高录升以其系被上诉人仲盛电子公司的员工及案涉业务系其代表被上诉人仲盛电子公司的职务行为为由，抗辩主张不应由其承担连带责任，且高录升自认设备安装调试“由被上诉人公司的人去安装调试的”；高录升从被上诉人仲盛电子公司离职后还于2013年1月6日曾书面承诺“在公司期间负责的卡纳意乡售音响设备尾款26000，由高录升代仲盛电子去结款、交接”，综上，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仲盛电子公司为案涉音响设备的出卖方、其作为原告主体适格于法有据、并无不当。高录升二审期间否认案涉业务系其代表仲盛电子公司的职务行为，因其对此未提供相关证据，则依法应对其二审所作陈述不予认定。至于上诉人主张案涉设备存在质量问题，因其对此没有证据证明，故本院不予认定。关于原审法院程序问题，经查，原审法院系以法院专递方式向上诉人邮寄送达的开庭传票，特快专递上记载的地址、收件人及联系电话均系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供并确认的，且邮政部门改退批条记载的退回理由为“家无人电话无人接”，则该邮件被退回的法律后果应由上诉人自行承担，综上，原审法院对被上诉人仲盛电子公司针对上诉人的诉请予以支持于法有据，上诉人上诉主张无理，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20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刁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巍立
审判员 林荣峰
审判员 何 川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黄月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