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1民终75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之华，男，1946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平、姜梦迪，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余杭农林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东湖街道梅堰路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1073452011X4。法定代表人:王桂根，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强，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戴红兵，浙江振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之华因与被上诉人杭州余杭农林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余杭农林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7）浙0110民初19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一审判决认定：周之华、周一先、ＸＸ华系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方县街刘王弄19-1号房屋的所有人。杭州余杭通济桥退堤扩孔建设有限公司因建造通济桥退堤扩孔工程，需在余杭街道太炎路一带进行拆迁。2003年5月9日，杭州余杭通济桥退堤扩孔建设有限公司作为甲方与周之华、ＸＸ华作为乙方签订了《余杭市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书》。协议约定：一、乙方房屋座落于余杭镇方县街刘王弄19-1号，房屋建筑面积172.65平方米，产权性质为私，乙方同意甲方拆除。二、双方同意按拆除房屋的建筑面积进行补偿、安置、新旧房屋均按重置价格结合成新进行经济结算。乙方旧房折合人民币53452.44元，附属补偿费58871.08元，临时过渡费及搬家费4120元，以上合计补偿116443.52元。三、甲方负责安置新房地点余杭镇通怡花苑19幢楼1单元1301、1401室，共计建筑面积约210平方米，其中产权调换住宅房172.65平方米，按重置价516×1.07元／平方米，计人民币95323.52元，超过原房屋面积37.35平方米，均按商品房价10×1000×1.07、27.35×1600×1.07元／平方米，计人民币57523.20元，以上共计人民币152846.72元。四、甲乙双方新旧房屋价格（包括各项补偿费用）相抵、乙方应找付给甲方人民币36403.20元，待交付新房时一次结清。土建保修一年，水电保修六个月……十、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有关部门各执一份，双方签名盖章后须报余杭市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备案后方可办理房产过户，申报房产登记手续。在协议书落款处，杭州余杭通济桥退堤扩孔建设有限公司加盖公章，周之华、ＸＸ华（周之华代）签字。杭州市余杭区城镇房屋拆迁办公室于2003年5月14日作为备案单位在案涉协议书上盖章。该协议书签订后，周之华（户）腾空案涉房屋并由相关主体予以拆除。周之华认为，杭州余杭通济桥退堤扩孔建设有限公司违反《文物保护法》强制性规定，强行与周之华（户）签订《余杭市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书》，且未按照约定对该古宅进行异地重建保护，该协议应予确认无效。2017年2月13日，周之华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确认杭州余杭通济桥退堤扩孔建设有限公司与周之华、ＸＸ华于2003年5月9日签订的编号121号《余杭市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书》无效，本案诉讼费用由余杭农林公司承担。另查明，1.2001年12月29日，杭州余杭区农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成立；2008年3月17日，杭州余杭区农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变更为杭州余杭农林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2005年9月27日，杭州余杭通济桥退堤扩孔建设有限公司变更为杭州余杭东苕溪防洪工程建设有限公司；2008年3月17日，杭州余杭东苕溪防洪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杭州余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变更为新的唯一股东“杭州余杭区农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2.2015年5月18日，杭州余杭东苕溪防洪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出具公司清算报告，并由清算组成员签字确认。同日，余杭农林公司出具关于确认公司清算报告的决定：本公司清算组出具的清算报告已经本出资人审议确认，报告不含虚假内容，如有虚假，本出资人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2015年5月26日，因杭州余杭农林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作出解散决定，杭州余杭东苕溪防洪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被注销。3.2003年5月9日，杭州余杭通济桥退堤扩孔建设有限公司作为甲方与周之华、ＸＸ华作为乙方签订《拆迁补充协议书》，约定考虑到刘王弄19号周宅之文物价值，同意另行补偿乙方人民币12万元，同意将院内黄杨树以人民币3万元转让给甲方。之后，周之华已经实际领取《拆迁补充协议书》约定的款项合计15万元。4.2005年8月，杭州余杭通济桥退堤扩孔建设有限公司向周之华发送《通知》，通知周之华前来办理回迁手续，并要求周之华结清相应款项，周之华认为案涉协议书无效，故拒绝领取房屋以及结清款项。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双方签订的《余杭市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书》是否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余杭市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书》系拆迁当事人就房屋拆迁安置补偿事宜协商一致达成的协议。拆迁人杭州余杭通济桥退堤扩孔建设有限公司与被拆迁人周之华、ＸＸ华经协商一致，签订了《余杭市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书》，并对补偿、安置、搬迁、过渡等内容作出明确约定。该协议的签订双方均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该协议的内容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周之华以杭州余杭通济桥退堤扩孔建设有限公司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强制性规定，强行与周之华（户）签订案涉产权调换协议书，以及且未按照约定对案涉房屋进行异地重建保护为由主张案涉产权调换协议书无效。但周之华并未提供案涉房屋经有关部门认定为文物进而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强制性保护规定，其系被迫签订产权调换协议书以及余杭农林公司承诺需对案涉房屋进行异地重建保护的证据，亦未提供《余杭市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书》存在其他无效情形的确凿证据。因此，周之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合双方签订《拆迁补充协议书》，对案涉房屋因具有一定文物价值而另行予以补偿的实际，对周之华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余杭农林公司抗辩其主体身份不适格，于法无据，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周之华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80元，由周之华负担。宣判后，周之华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本案的基本事实清楚明确，一审法院对周之华提交的证据亦基本予以认可，对此周之华不持异议。但是，一审判决所述，周之华并未提供案涉房屋经有关部门认定为文物进而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强制性保护规定……的证据，并依此认定周之华与余杭农林公司签订的《余杭市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书》有效，存在着明显的错误，应予以纠正。一、周之华与余杭农林公司签订的《余杭市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书》中所约定拆除的古建筑是受国家保护的文物，这一点应该是非常明确的。本案案涉房屋，即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的刘王弄19号古宅是当地最古老的建筑，建于明代，建筑而积170多平方米，建筑和用材考究，格局完整，虽已有350多年历史，但保存状况完好，1983年被余杭区列为区文物保护点。国家文物局曾于2002年11月29日专门就该古宅的保护事宜发函[办函(2002)392号]给浙江省文物局，指出，刘王弄19号古建筑确实是具有较高文物价值的古建筑……有关部门应对通济桥扩孔退堤工程方案做适当调整，尽量原地保留。建议你局对相对相关情况再做调查、研究，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十条规定报省人民政府慎重决策。浙江省文物局也随后于2002年12月11日以[（2002）245号]文件转发了国家文物局的上述意见，同样要求进行保护工作。周之华认为，上述证据已经可以充分证明该古宅为受国家保护的文物。特别是同家文物局的函件中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笫二十条规定报省人民政府慎重决策的建议，表明国家文物局已将该古宅列入了国家保护文物的范畴。若确需对该古宅进行迁移，余杭农林公司应按照文物保护法第二十条的规定报省人民政府决策。周之华提供的其他证据，如照片，当时的媒体报道，均可佐证上述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周之华并未提供案涉房屋经有关部门认定为文物的证据，显然是错误的。二、协议中约定拆除该古宅的行为，违反了国家文物局及省文物局的规定，更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强制性规定，直接侵害了国家和公共利益，按合同法的规定，应属于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十条明确规定：“建设工程选址，应当尽可能避开不可移动文物；因特殊情况不能避开的，对文物保护单位应当尽可能实施原址保护。实施原址保护的，建设单位应当事先确定保护措施，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报相应的义物行政部门批准，并将保护措施列入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者设计任务书。无法实施原址保护，必须迁移异地保护或者拆除的，应当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迁移或者拆除升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批准前必须征得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得拆除；需要迁移的，须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报国务院批准。本案中，余杭农林公司未对周之华的原住宅刘王弄19号古建筑进行原址保护，无论原因如阿，按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只要需迁移异地或者拆除的，就应当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但是，余杭农林公司处于各种原因及目的，在没有按文物保护法的强制性规定报省人民政府慎重决策的情况下，坚持对该古宅进行拆迁。且在拆除后，其并未对该古宅进行异地重建式的保护。该古宅被拆后的构件于拆迁的几年后曾象征性的被建于余杭上坟山，而没过多久，又被二次拆除。目前，该古宅珍贵的房屋构件已不知所踪。据此，余杭农林公司与周之华签订《余杭市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书》，并在未报省人民政府批准的情况下拆除该古宅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十条的强制性规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该协议理应被认定为无效合同。综上，请求判令：l.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周之华的一审诉讼请求。2.余杭农林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余杭农林公司答辩称：周之华与余杭农林公司前身杭州余杭通济桥退扩孔有限公司就房屋拆迁已达成协议，双方签订了《余杭市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书》，协议就补偿、安置、搬迁、过渡等内容作出明确的约定。协议双方自愿签订、没有强迫、协迫的情形。该协议的内容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后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考虑到周之华的房屋系一定保护价值的古建筑，杭州余杭通济桥退扩孔有限公司经济上作了一定的补偿，实际周之华也亦取得了补偿款，同时取得了过渡费、搬家费以及针对拆迁户的春节慰问金。鉴于周之华未接受房屋，杭州余杭通济桥退扩孔有限公司通过公证处通知周之华履行交付义务。至此杭州余杭通济桥退扩孔有限公司已完全履行了拆迁协议的义务。周之华享受了协议中的有关权利，至于部分未享受这完全是周之华自身的原因，与余杭农林公司无关。周之华主张原有住宅系文物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作为文物只有杭州市人民政府有权公布且文物名录当中必须登记。经查询周之华的房屋没有列入文物名录当中。所以周之华的房屋只能是有保护价值的古建筑，不具备文物的特性。周之华主张协议无效，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根据法律的规定：下列情形之一，合同无效。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签订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周之华迄今未向法庭提供案涉房屋经有关部门认定为文物进而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住法》强制性的保护规定。所以本案中，周之华提供的证据不足于证明拆迁协议存在上述无效的情形。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浙江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应当按照文物保护法规定的职权将本行政区域内具有相当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不可移动文物，在征求所有人、使用人和相关主管部门意见后，分别确定为省级、市级和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报同级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并依法报上级人民政府备案。上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可以选择下级文物保护单位或者其他不可移动文物，确定为本级文物保护单位。”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由所在地县（市、区）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予以登记，并作为文物保护点予以公布。”余杭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余杭刘王弄19号周宅保护情况的函》载明案涉房屋列入该区的文物保护点之一。国家文物局《关于保护杭州市余杭区刘王弄19号古建筑的意见函》载明案涉房屋不是文物保护单位，但具有较高文物价值的古建筑。本案中周之华也未提交其他有效证据证实案涉房屋已被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浙江省文物局对余杭区文管办《关于要求在余杭镇通济桥扩孔退堤工程中做好古民居保护的函》中载明考虑到余杭镇通济桥扩孔退堤工程的重要性，且调整工程方案的可能性不大，建议对该民居进行迁移保护。因此，周之华认为案涉《余杭区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十条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判令驳回周之华该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周之华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周之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盛峰审判员  徐丹审判员  陈艳二〇一八年四月十八日书记员  赵勤?????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