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2110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彭德高，男，1966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天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鄢会军，广东楚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继军，男，1972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仙桃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砚，广东颐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蕴珊，广东颐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广州皮鞋厂，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濂泉路*号大院自编***********号。
法定代表人：黄平，职务董事长。
原审被告：广州市大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沙河顶69号204。
法定代表人：刘保全，职务经理。
上述两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颜伦任，广东仁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两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成锋，广东仁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彭德高因与被上诉人徐继军、原审被告广州皮鞋厂、广州市大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利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6民初22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彭德高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本案两审诉讼费由徐继军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一审法院对于彭德高追加黄xx为本案第三人的申请不予理会，对于转账给黄xx的银行流水，以没有证据证明为广州皮鞋厂指定银行账户为由不予采纳错误。二、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本案属于徐继军和广州皮鞋厂之间的纠纷，彭德高仅仅作为中间人，将徐继军转来的款项，转到广州皮鞋厂指定的银行账户，但一审法院却对此表述为“彭德高也认为收到的是诚意金”，属于混淆事实。作为成年人，徐继军在转款时清楚款项的用途，其在诉状中也有清楚的表述，从转款到立案，已经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徐继军为了隐瞒这一问题，甚至在起诉状的具状人处写上起诉时间为“2016年12月”。而根据彭德高在庭审时提出请求法院查明立案时间后，明确了该案的立案时间为“2017年1月”。由此可见，一审以从徐继军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时起算为由作出徐继军诉请未超过诉讼时效的认定错误。三、本案经过案由以及徐继军撤回部分被告的起诉后，已经由专属管辖变为普通管辖，一审法院应该将本案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审理。本案在宣判的当日，一审法院才告知徐继军将案由变更为不当得利，且撤销对广州皮鞋厂、大利公司的起诉。在此情形下，因不动产纠纷引起的专属管辖变更成普通管辖，需将本案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但一审判决却只字未提，当彭德高接到徐继军提出撤销对广州皮鞋厂、大利公司起诉的当天，还未来得及对此作出管辖权异议的申请以及对案件进行陈述，一审法院当日就制作了判决书并进行了宣判。整个审判程序过于简单直接，疏漏了当事人提出异议的权利，程序上存在瑕疵。四、本案性质特殊，一审法院已经审理的相同或类似案件达十余件，类似事件涉及数百甚至上千人，涉及金额过亿元，涉及到彭德高的款项过千万。如果按照一审判决，假设所有转款给彭德高的人都起诉彭德高，而法院又不允许彭德高在本案中追加已经实际收到款项的第三人，那么彭德高将承担上千万的债务。对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根本无法履行的判决。五、根据徐继军一审提交的诉状和证据清单，其已经自认转给彭德高的40万元人民币由广州皮鞋厂收取，因此彭德高没有偿还的义务。徐继军一审提交的证据清单第2项（商铺预订书）证明内容中载明了商铺预订书是广州皮鞋厂作为收到彭德高诚意金的凭证，一审的民事起诉状中也明确提到款项支付后，彭德高要求徐继军出具收据，随即广州皮鞋厂向彭德高出具了商铺预订书，并称该预订书即可视为收款收据。上述两个记载的事项足以说明徐继军是认可转给彭德高的40万元由彭德高转交给了广州皮鞋厂。
被上诉人徐继军二审辩称：1.彭德高一审提交的银行流水无法证明黄琳琳收取了徐继军购买涉案商铺的款项，故没有追加黄xx为被告的必要。2.诉讼时效是从知道权利受侵害之日起算而不是从付款之日起算，涉案商铺2016年1月才建好，从2016年1月开始徐继军才知道只能签租赁合同不能签买卖合同，而且徐继军之前一直以为涉案款项是皮鞋厂收的，直到本案一审开庭时广州皮鞋厂、大利公司当庭否定收取过徐继军款项，徐继军才知道权利被侵害。3.本案是因商铺买卖引起的纠纷，属于商铺所在地法院管辖的范围。一审开庭前彭德高已提过管辖异议，其已充分行使了管辖异议的权利，不存在法律程序上的问题。4.彭德高收取徐继军涉案商铺的款项没有合法根据，应予返还。
原审被告广州皮鞋厂、大利公司二审述称：徐继军已经对广州皮鞋厂、大利公司撤诉，所以广州皮鞋厂、大利公司不能作为本案被告或者独立第三人，只能说明情况。广州皮鞋厂、大利公司并没有收到40万款项，且彭德高与广州皮鞋厂、大利公司没有劳动关系或者合作关系。商铺预订书写得很清楚，预订只是租赁关系，不收取任何费用。
2017年1月16日，徐继军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一、广州皮鞋厂、大利公司、彭德高共同向徐继军偿还款项78万元，并向徐继军支付占用上述款项所应支付的利息（以40万元为本金，自2014年12月30日起算；以38万元为本金，自2016年1月12日起算；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年利率4.75%的标准计算，计至广州皮鞋厂、大利公司、彭德高清偿之日止）；二、案件诉讼费由广州皮鞋厂、大利公司、彭德高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穗规验证[2015]665号的《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发证日期为2015年11月30日）显示：建设单位为广州皮鞋厂，建设项目名称为商业、办公楼工程，建设位置为天河区濂泉路6号，建设规模为1幢，地上15层（部分5、12、13层，另设一层夹层），地下3层。
2014年12月28日、29日，徐继军先后以银行转账方式向彭德高（彭德高的收款账号为62×××79）支付了5万元、35万元；徐继军称上述40万元是其应彭德高的要求，向彭德高支付的用以向广州皮鞋厂购买广州市天河区濂泉路6号地段负一层B18号商铺的诚意金。彭德高确认其收到了徐继军交来的40万元诚意金，且称其之所以收取上述款项是应广州皮鞋厂的要求即广州皮鞋厂借用彭德高的账户收款，故彭德高收到上述款项后，已根据广州皮鞋厂的指示，将包括上述40万元在内的款项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了黄琳琳；就彭德高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广州沙河支行出具的《62×××79网银交易流水》显示，彭德高于2014年12月30日向黄琳琳转账支付了200万元。对此，广州皮鞋厂、大利公司均称其并未借用彭德高账户收取款项，彭德高也不是广州皮鞋厂、大利公司的员工，徐继军向彭德高转款、彭德高向黄琳琳转款的行为都与广州皮鞋厂、大利公司无关。彭德高亦无法就其是根据广州皮鞋厂、大利公司指示收取徐继军款项、向黄琳琳转款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
又，徐继军为证明广州皮鞋厂在其交纳上述40万元后向其出具了收款凭证，并由彭德高向其转交了收款凭证，向本院提交了《商铺预定书（仅供内部发放）》（以下简称“《预定书》”），《预定书》显示：“徐继军，经本企业项目经计部审核您提供的申请资料，同意将拟定的‘大利广场’第负一层B18号商铺，建筑面积12.8平方米预定给您，本预定书一式两份，预订方与经计部各持壹份，双方经办人签字盖章即有效，相关细则：1、预定商铺位于濂泉路6号，现在建的广州皮鞋厂‘大利广场’（暂定名）服装批发商业金融大楼；2、本预定书仅签发经营批发服装类产品的部分关系客户，不得外传，不收订金……4、预定方须在接到本企业签订租赁合同通知的规定时限内，本人持预定书客户联等有效依据方具有资格与本企业签订商铺租赁合同，否则无效……6、本预定书的商铺确切的建筑面积以租赁合同为准……8、本预定书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本企业可对上述有关条款作出适当调整，所有条款的最终解释权归本企业所有。”上述《预定书》的落款处左侧为“经计部经办人”一栏，加盖有“黄国良”印文；右侧为“预定方”一栏，写有“徐继军”文字，其下方日期一栏为“2014年12月22日”；上述两栏居中下方加盖有半枚“广州皮鞋厂”印文。经质证，广州皮鞋厂、大利公司对《预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预定书》已写明不收取订金，且明确双方的关系为商铺租赁合同关系，而不是商铺买卖合同关系，故无法证明徐继军的主张。彭德高确认《预定书》的真实性，亦确认《预定书》是广州皮鞋厂收到款项后交给彭德高，再由彭德高转交徐继军的，且彭德高称该证据可以证明真正负有还款义务的是广州皮鞋厂、大利公司。
另，徐继军称，上述《预定书》签订后，其一直在等待签订商铺买卖合同。至2016年1月，广州皮鞋厂称商铺暂不能买卖，如徐继军想使用商铺的，可签订商铺租赁合同，并同时支付第二期购铺款38万元，如徐继军不同意签订商铺租赁合同的，已付款项不作退回；无奈之下，徐继军与大利公司签订了《物业使用合同》，并以POS机刷卡方式向广州皮鞋厂的工作人员王国章支付了38万元，广州皮鞋厂、大利公司后于2016年3月将商铺交付徐继军使用。徐继军为证明其所述情况，向一审法院提交了：1、显示由徐继军（乙方/使用人）与大利公司（甲方/营运人）于2016年1月11日签订的《物业使用合同》，约定：甲方将属其具有营运、管理服务处置权的座落在广州市天河区濂泉路6号物业濂泉大利商业楼（简称大利广场）第负一层B18号商铺给乙方作商业用途使用，使用期从甲方收取乙方首期的使用费及管理服务费的月份起计陆年，自2016年3月1日起至2022年2月底止；本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至2016年2月29日止为乙方的装修及准营业期限；使用费及管理服务费按月按物业的建筑面积计，月使用费为4860元/月，月管理服务费为490元/月；2016年3月1日至2017年2月底，月使用费按2430元/月计收，管理服务费不变，乙方即向甲方支付首期2016年3月、4月的月使用费及2016年3月的月管理费服务费总计5350元，以后每个月的23至25日为甲方收取次月使用费及管理费的期限；乙方须以现金或甲方认可的付款方式向甲方支付使用费，甲方开具产权人的收款依据给乙方，以现金的付款方式向甲方支付管理服务费，甲方开具甲方的收款依据给乙方；本合同签订的同时，乙方应向甲方交纳保证金10000元，保证金不计利息，合同到期乙方未违约，甲方凭乙方提交的有效交付保证金的收据结算退还乙方等。《物业使用合同》甲方落款处为“黄国良”的签名并加盖有“广州市大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印章，乙方落款处为“徐继军”的签名。2、《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东城分行银行卡异地交易业务错帐查询查复通知书》（以下简称“《通知书》”），显示户名为徐继军，交易日期为2016年1月11日，交易额为38万元，交易媒体为POS，收款人为王国章。3、显示由王国章于2016年1月12日签名加章的《收据》，内容为：徐继军大利广场负一B18档后面挂档归徐继军所有（挂档长度2.2m）。经质证，广州皮鞋厂、大利公司对《物业使用合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且主张该证据显示徐继军与大利公司成立的是商铺租赁关系；对《通知书》、《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两证据均不能证明广州皮鞋厂、大利公司收取了徐继军的款项，而王国章也不是广州皮鞋厂、大利公司的工作人员，广州皮鞋厂、大利公司不清楚王国章是否收取了徐继军的款项。彭德高对《物业使用合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且主张该证据恰好证明彭德高与本案无关，本案是徐继军与广州皮鞋厂、大利公司之间的纠纷；对《通知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与其无关；对《收据》的真实性表示无法确认，且亦与彭德高无关。
一审庭审中，徐继军表示，其在本案一审庭审前一直认为收取款项方为广州皮鞋厂，但广州皮鞋厂当庭否认其收取了徐继军交纳的款项，而彭德高亦无法举证证明其已将徐继军交纳的40万元转交给了广州皮鞋厂，加之广州皮鞋厂、大利公司现亦否认其与徐继军存在订立商铺买卖合同的合意，徐继军至今未签订商铺买卖合同，也没有取得商铺的所有权，故彭德高收取徐继军的40万元理据不足，系属不当得利，故本案中徐继军仅要求彭德高退回40万元款项并支付利息，撤回其他诉讼请求，同时申请撤回对广州皮鞋厂、大利公司的起诉，徐继军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变更为：一、彭德高向徐继军偿还款项40万元，并向徐继军支付占用上述款项所应支付的利息（以40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年利率4.75%的标准计算，自2014年12月30日起计至彭德高清偿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由彭德高承担。对此，彭德高主张，徐继军向其追讨上述款项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一审法院认为，徐继军申请撤回部分诉讼请求及对广州皮鞋厂、大利公司的起诉，属于当事人合法处分自身民事权利，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予以准许。
关于徐继军向彭德高支付40万元款项的性质，徐继军称是其购买商铺的诚意金，彭德高对此无异议；但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彭德高并非商铺的建设方，而商铺建设方广州皮鞋厂否认其与徐继军存在签订商铺买卖合同的合意，亦否认彭德高代其收取款项、出售商铺，徐继军、彭德高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均无法证明徐继军向彭德高交纳款项后徐继军与彭德高、广州皮鞋厂、大利公司订立了商铺买卖合同。故此，彭德高收取徐继军款项缺乏合法根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彭德高占有徐继军欲购买商铺的诚意金40万元应属不当得利，给徐继军造成了损失，徐继军要求彭德高返还上述40万元款项及支付自2014年12月30日起至实际偿还上述款项之日止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以不超过徐继军主张的年利率4.75%为限）的诉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符合处分原则，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而就彭德高主张的徐继军向其追讨上述款项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及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的规定，结合本案审理情况，彭德高直至本案庭审仍主张其收取徐继军的款项为购铺诚意金，而广州皮鞋厂当庭否认其收取了款项，亦否认其与徐继军存在商铺买卖合同关系，故此，从徐继军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时起算，徐继军在本案中要求彭德高退还款项并支付利息的诉请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彭德高有关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17年9月26日作出如下判决：一、彭德高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徐继军返还款项40万元；
二、彭德高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徐继军支付上述40万元款项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以不超过徐继军主张的年利率4.75%为限，自2014年12月30日起计至实际偿还上述款项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390元，由徐继军负担2520元，由彭德高负担7870元。
本院经二审审理，一审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交。
经查阅一审卷宗，彭德高在一审开庭期间自称其收到徐继军转来的诚意金40万元之后已立即转给广州皮鞋厂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法院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本院仅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院对本案评析如下：
彭德高主张其是代广州皮鞋厂、大利公司收取徐继军的诚意金400000元，因广州皮鞋厂、大利公司均对彭德高的该主张不予确认，彭德高对此亦未能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其该主张，且《商铺预定书》亦明确约定不收订金，故一审判决关于彭德高收取徐继军400000元缺乏合法根据，应属不当得利的认定理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一审判决认定徐继军要求彭德高返还400000元款项并要求彭德高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相关利息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而予以支持正确。因彭德高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是根据广州皮鞋厂的指令将400000元转至黄琳琳账户，彭德高二审中要求追加黄xx为本案的被告参加诉讼的申请不符法律规定，本院不予采纳。
在2017年9月26日的一审庭审中，徐继军已明确主张按不当得利之债要求彭德高还款，彭德高当庭对此并无提出异议，且本案纠纷是基于涉案商铺所引起，彭德高关于一审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的上诉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因是在本案一审诉讼期间，广州皮鞋厂和大利公司均否认收到彭德高转交的徐继军支付的400000元，徐继军才只能基于不当得利要求彭德高返还该笔款项，故徐继军的该主张并未超出诉讼时效。
徐继军在一审中申请撤回其对广州皮鞋厂、大利公司的起诉，一审判决认定属于当事人合法处分自身民事权利，符合法律规定而予以准许并无不当。
综上，彭德高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7870元，由上诉人彭德高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民
审判员 何 佐
审判员 柳玮玮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李依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