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70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女，1975年6月2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北京市大兴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温某1，男，1970年5月1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北京市大兴区。
上述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文付，北京市京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博，北京市京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温某2，男，1972年4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北京市大兴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女，1976年7月2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北京市大兴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温某3，男，1948年12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北京市大兴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田某，女，1949年4月2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北京市大兴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兼温某3、田某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温某4（温某3、田某之子），1986年5月2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北京市大兴区。
上诉人温某1、杨某、温某2、王某因与被上诉人温某3、田某、温某4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5民初44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温某1、杨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温某4给付温某1、杨某拆迁补偿款1198640.33元；一、二审诉讼费由对方承担。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签订的分家协议书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2、分家协议约定26号院的所有财产归三家共有，那么拆迁利益亦归三家所有；3、根据房地一体的原则及分家协议的约定，上诉人应分得区位补偿价等拆迁利益，一审法院认定“所有财产”仅包括房屋重置成新价和房屋装修附属物定额补偿，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温某2、王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温某4给付温某2、王某拆迁补偿款1198640.33元；一、二审诉讼费由对方承担。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签订的分家协议书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2、分家协议约定26号院的所有财产归三家共有，那么拆迁利益亦归三家所有；3、根据房地一体的原则及分家协议的约定，上诉人应分得区位补偿价等拆迁利益，一审法院认定“所有财产”仅包括房屋重置成新价和房屋装修附属物定额补偿，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温某3、田某、温某4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对方的上诉请求和理由。
杨某、温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分割位于北京市大兴区×××26号院落（以下简称26号院）基于拆迁所取得的拆迁利益，由杨某、温某1取得拆迁补偿款1198640.33元；2、判令温某4给付杨某、温某1拆迁补偿款1198640.33元；3、诉讼费用由对方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温某3、田某夫妇共育有三个儿子，即长子温某1、次子温某2、三子温某4。温某1与杨某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93年结婚，于1998年3月27日补办结婚登记手续。温某2与王某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96年5月1日登记结婚。温某3、田某二人在南庄村有一处宅院，即26号院。温某3夫妇及三个儿子原共同居住生活在26号院，温某1结婚后亦在26号院居住生活，1996年温某2结婚时，温某1便搬离26号院在本村租房居住；温某2婚后在26号院居住了约6-10个月，后亦在外租房居住生活。1997年左右，温某3、田某在未经合法审批的情况下在南庄村村西公路边建造了路边房，包括北房4间、临街东厢房4间、西棚子4间。之后，温某2夫妻二人与父母温某3、田某即在路边房居住生活，温某1、杨某夫妻二人便搬回26号院居住生活，温某4一直跟随父母居住生活（期间曾在外服刑）。2007年左右，温某1、温某2各自向南庄村申请了一处宅基地。2008年，温某2出资先建造了房屋，即南庄南街40号院；温某1亦于同年出资建造了房屋，即南庄街70号院。之后，温某1、温某2即搬到各自的院落居住生活，26号院便主要由温某3、田某和温某4管理使用。
经查，26号院东至张荣文（南庄街24号）、西至温某1（南庄街70号）、南至金月珍（南福街27号）、北至南庄街，东西长17.5米、南北长33.55米。26号院内原有北房5间，系温某3、田某于1982年至1986年建造。2009年左右，26号院内北房5间东侧新建1间门道。2011年，温某3家在未取得审批手续的情况下，在26号院内原有北房南侧新建东西厢房各3间、北数第二排北房6间。至于建房出资情况，温某1称其购买了土、沙子并负责水电供应和工人吃饭；温某2开始称新建的13间房屋均系其出资建造，其中温某1辅助建造，之后又称其父母和俩兄弟亦帮助其建房，亦为建房出过资；温某4称其对建房进行了出资出力，曾出资3万元购买建材；但各方均未提供相应证据。
2011年2月14日，温某3家签订分家协议，约定：温某3、田某夫妇生有三子，现有住房两处，西边公路边住房归二位老人所有，村内南庄街26号住房归温某4使用，如遇拆迁南庄街26号院的所有财产归三人共有，回迁房补偿面积归温某4所有。每人每年给老人壹仟元零花钱，半年一给，遇重大疾病由三人共同承担，共同赡养老人，四个月一轮班，负责接送。此协议三份，共同遵守，家庭成员：温某3、田某、温某1、杨某、温某2、王某、王金雷签名并按压手印，证明人郭雪忠、张宝库、温志兵、温志强。经查，郭雪忠系南庄村村委会书记，张宝库系村委会支委，温志兵系村会计，温志强系温某1之叔。
2015年7、8月，南庄村因北京新机场建设征地拆迁，26号院在拆迁范围内。拆迁时，经村、镇两级确权，26号院的产权人为温某3，登记家庭成员有温某3、田某、温某4、温宸。根据拆迁政策，26号院分温某3、温某4两户进行拆迁并按照2个院落予以补偿，温某3、温某4各自享有的建筑面积分别为144.2平方米、144.23平方米，二人享有的宅基地面积均为355.72平方米。在拆迁时，温某3因疾病无法办理拆迁事宜，故委托温某4代为办理房屋拆迁补偿事宜。据此，温某3、温某4分别与拆迁人首都机场集团公司签订《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和《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补充协议）》，共取得拆迁补偿共计3595921元，其中宅基地区位补偿价3286324元、房屋重置成新价185917元、房屋装修附属物定额补偿274009元、拆迁补助和奖励1233585元（含宅基地内未建房奖励396807元、资源节约和垃圾减量奖励169204元、创业补助10000元、工程配合奖200000元、房屋周转费412220元、搬家补助费21344元、设备迁移补助1780元、弃楼补贴22230元）。同时，温某3、温某4可享受定向安置房指标为400平方米，另温某3、温某4签订《安置房指标划转承诺书》，温某3将其享有的安置房指标划转到温某4名下。据此，温某4共选购4套安置房，房号分别为榆113-4-3-403（4400元/平方米×90.04平方米＝396176元）、榆113-5-2-303（4380元/平方米×122.47平方米＝536419元）、榆114-4-2-203（4360元/平方米×90.04平方米＝392574元）、榆201-2-1-201（4360元/平方米×90.04平方米＝392574元）。扣除购房总价款1717743元，剩余拆迁补偿款1878178元由温某4占有。
拆迁后，温某1、杨某、温某2、王某与温某4、温某3、田某就26号院拆迁款的分配产生争议。温某1、杨某主张按照分家协议的约定，所有拆迁利益应均分三份，由其取得一份；温某2、王某亦主张其应取得其中三分之一；温某4称分家协议约定的26号院拆迁利益归其与父母所有。经一审法院到大兴区榆垡镇建设管理科调查，26号院并无宅基地使用权人变更情况。
一审法院认为，共同共有人对共有的财产依法享有共同的权利，在共同共有关系终止时，对共有财产的分割，有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协议的应当按等分原则，并考虑共有人对共有财产的贡献大小，适当照顾共有人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等因素予以处理。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温某1、杨某是否享有26号院落的拆迁利益及具体的拆迁利益范围。至于温某1、杨某是否享有26号院的拆迁利益一节，26号院落系温某3、田某原有的老宅，院内北房5间系二人建造。2011年，由温某2主要出资，温某1、温某4、温某3、田某辅助，共同在26号院内新建了房屋。双方亦在2011年签订分家协议，约定26号住房归温某4使用，但并未约定房屋所有权归属；另分家协议中载明“拆迁后26号院所有财产归三人共有”，此处的所有财产应包括房屋的拆迁利益；因此，温某1、杨某是否享有拆迁利益，取决于分家协议中“三人”是否包含温某1，根据分家协议整体文字内容，结合农村传统分家主要是给儿子分配家产、约定父母轮班赡养的实际，且分家协议中父母“遇重大疾病由三人共同承担”的内容，可以得知三人应是温某1、温某2、温某4三兄弟；故温某1、温某2、温某4均享有26号院的拆迁利益。
至于温某1、杨某可以获得的拆迁利益的范围一节，因双方家庭已分家，分家时约定26号院的所有财产归温某1三兄弟所有，此处的“所有财产”应包括房屋的相应拆迁补偿，根据拆迁档案，26号院的房屋重置成新价为185917元、房屋装修附属物定额补偿274009元，故温某1、温某2、温某4可取得房屋重置成新价、房屋装修附属物定额补偿均为61972.3元和91336.3元；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农村村民建住宅，应当符合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尽量使用原有的宅基地和村内空闲地。温某1、温某2已于2007年左右审批取得宅基地，该二人已不再享有26号院宅基地使用权；温某4是南庄村村民，其并未在本村分配其他宅基地，而是一直与父母共同居住，其属于26号院的宅基地使用权人，经调查，26号院的宅基地登记使用权人并未变更，故26号院的宅基地使用权人是温某3、田某和温某4，相应的宅基地区位补偿价亦应由此三人所有。如果温某1、温某2取得26号院宅基地区位补偿价，即意味着此二人亦属于26号院宅基地使用权人，与我国“一户一宅”规定相违背，亦是对其他家庭成员权利的损害，有违公平原则，故温某1、杨某、温某2、王某不能取得相应的宅基地的区位补偿价。至于拆迁补助和奖励主要是针对被拆迁人，因温某1、温某2均不属于26号院的被拆迁人，故其无权享有此部分补偿。至于安置房，主要是保障失去住房的被拆迁人住有所居，是针对被安置人，因温某1、温某2不属于26号院的宅基地使用权人，故无权要求安置房。故温某1、温某2可取的26号院的拆迁利益均为153308.6元，剩余拆迁补偿款及安置房均归温某3、田某和温某4所有，现温某3、田某、温某4并不要求具体分割，法院对此不持异议。
一审法院判决：一、温某3、田某、温某4给付杨某、温某1就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南庄街26号院拆迁所得的拆迁补偿款共计十五万三千三百零八元六角（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二、温某3、田某、温某4给付温某2、王某就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南庄街26号院拆迁所得的拆迁补偿款共计十五万三千三百零八元六角（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三、驳回杨某、温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经询，当事人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温某1、杨某及温某2、王某享有的拆迁利益范围的问题。
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在2011年签订分家协议，各方对该分家协议亦表示认可。该分家协议中载明“如遇拆迁南庄街26号院的所有财产归三人共有”，一审法院根据拆迁协议认定该句中的“三人”为温某1、温某2、温某4三兄弟，本案各方对此均未提出上诉异议，本院亦不持异议。
本案各方存有争议的系“南庄街26号院的所有财产”的范围问题。根据案涉院落的拆迁补偿协议，共取得拆迁补偿款3595921元，其中宅基地区位补偿价3286324元、房屋重置成新价185917元、房屋装修附属物定额补偿274009元、拆迁补助和奖励1233585元（含宅基地内未建房奖励396807元、资源节约和垃圾减量奖励169204元、创业补助10000元、工程配合奖200000元、房屋周转费412220元、搬家补助费21344元、设备迁移补助1780元、弃楼补贴22230元），同时享受定向安置房指标为400平方米。根据拆迁补偿实施方案以及查明的事实，2008年之后温某1、杨某及温某2、王某即搬到各自的院落居住生活，26号院主要由温某3、田某和温某4管理使用，因此对于拆迁补助和奖励1233585元，温某1、杨某及温某2、王某不享有权利。关于宅基地区位补偿价，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宅基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本案中，26号院的产权人为温某3，而温某1、温某2已于2007年左右分别审批取得宅基地，该二人已不再享有26号院宅基地使用权，案涉宅基地区位补偿价系针对26号院宅基地使用权人的补偿，而双方签订的分家协议中亦未明确约定因宅基地使用权所得补偿归三人共有。因此，一审结合本案实际情况认定温某1、杨某及温某2、王某对于26号院的房屋重置成新价及房屋装修附属物定额补偿享有相应份额，对于26号院宅基地区位补偿价无权享有补偿并无不当。
综上，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1176元，由温某1、杨某负担15588元（已交纳），由温某2、王某负担15588元（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任淳艺
审 判 员 施 忆
审 判 员 宋 光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张 科
书 记 员 史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