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2民终234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秋立，男，1968年7月13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国清，北京市齐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永春，北京市齐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首都机场集团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A区天柱路28号楼。
法定代表人：刘雪松，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尚梅,女,该公司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金明，北京市中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秋立因与被上诉人首都机场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首都机场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5民初183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秋立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首都机场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补偿协议》已经生效判决确定有效，首都机场公司将安置房屋交付给案外人刘秋中的不适当履行，给其造成损失；2.《产权划分承诺书及分院确认》、《安置房指标划转承诺书》、《支付证明》、《合并选房申请》等文件上均非其本人签字，首都机场公司据此交付房屋的行为与其无关；3.一审法院认为首都机场公司已足额支付了所有拆迁利益，从而驳回其诉讼请求错误。
首都机场公司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结果，不同意刘秋立的上诉请求。其已按合同约定对9号院补偿完毕。刘秋立出具的《声明》，同意将安置房指标划转到刘秋中名下，此后，刘秋立代为签订的《购房清单》也可证明已开始履行承诺，刘秋立无权再行主张权利。
2017年9月，刘秋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首都机场公司为刘秋立另行提供99.15平方米的安置房，并与其签订《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暂估价10万元；2.首都机场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案外人刘书美与杜凤英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二子，即长子刘秋立、次子刘秋中，刘梦韩系刘秋立之继女。刘书美与杜凤英在北京市大兴区原有一处住宅即9号院。院内原有北房七间、东西厢房各三间，上述房屋由刘书美与杜凤英共同出资建造。1991年左右，刘秋立结婚后即离开原住宅居住生活。2002年，刘秋立再婚，婚后在黄村镇居住生活。2004年11月23日，刘秋立户口迁出原住宅。刘秋中夫妇后在9号院加盖了房屋，房屋建成后，9号院由刘书美、杜凤英并刘秋中一家居住使用。
2015年5月，9号院房屋及附属物列入北京新机场项目拆迁范围内。经村委会确权小组确认，9号院产权人为杜凤英。根据《北京新机场项目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实施方案》第二十条关于分院原则的规定：（一）被拆迁人年满十八周岁的直系血亲可参与分院；（二）本项目范围内同一块宅基地内已经享受分院政策的人员，不得重复享受分院政策，且不属于安置对象的人员不作为选择定向安置房的人口基数；（三）分院政策仅限于拆迁公告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执行。
2015年7月1日，根据9号院原产权人杜凤英家庭人口结构情况及实施方案有关分院原则规定，该被拆迁宅院按4个院落予以补偿，新增产权人为刘秋中、刘秋立、刘梦韩。
2015年7月20日，刘梦韩出具《授权委托书》，内容为：由于出差，本人不能亲自办理有关房屋拆迁手续，现委托刘秋立代表本人办理有关房屋拆迁补偿，并由本人承担因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刘梦韩在委托人处签名并捺手印，刘秋立在受委托人处签名并捺手印。2015年7月23日，杜凤英、刘秋中、刘秋立、刘梦韩分别作为被拆迁人与首都机场公司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
2015年7月25日，杜凤英就拆迁补偿事宜出具《声明》，内容为：本人杜凤英与老伴刘书美同意将9号院拆迁补偿所得安置房两套两居室分配到长子刘秋立名下，其余款项房产与刘秋立无关。同日，刘秋立亦就此出具《声明》，内容为：本人刘秋立经父亲刘书美、母亲杜凤英同意，将9号院拆迁补偿中所得房产两套两居室分配到我名下，其余拆迁补偿款项和房产与我无关，由此产生的一切纠纷与拆迁办无关。
最终，9号院所对应的安置房指标共计756.76平方米（包含放弃的安置房指标0.92平方米），拆迁补偿总额为5858764元（包含放弃上述指标对应的弃楼款2760元）。在选购安置房的过程中，以刘秋中名义选房六套、以刘秋立名义选房一套、以刘梦韩名义选房一套，购房总面积为755.84平方米，总价款为3421026元，上述购房款全部由首都机场公司在拆迁补偿款中直接扣除，拆迁补偿款总余额2437738元支付给了被拆迁人刘秋中。
一审庭审中，首都机场公司提交了刘秋立出具的《声明》以及刘秋立、刘梦韩的《购房清单》，刘梦韩对该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认可刘梦韩的购房清单系刘秋立代签。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拆迁利益系对原宅基地使用权人、地上物所有权人等的一种综合性补偿，系原有利益的形式转化。本案中，9号院拆迁之前宅基地使用权等系以户为单位，由家庭成员共同享受和使用，9号院在拆迁过程中，拆迁人即首都机场公司亦将9号院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拆迁，只是在核算拆迁利益时根据拆迁政策准予被拆迁宅院按四部分进行核算，在核算出9号院对应的全部拆迁利益后，首都机场公司已足额支付了所有拆迁补偿利益，包括回迁安置房以及剩余货币补偿，在此情况下，作为其中一部分的新增产权人刘秋立仅以其中一份补偿合同为依据要求首都机场公司再次单独履行，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法院于2017年12月20日判决：驳回刘秋立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补充查明：
2016年，刘梦韩向一审法院起诉刘秋立、刘书美、杜凤英、刘秋中、苏士静，请求返还拆迁款1244379元及《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补充协议》、《安置房屋买卖合同》原件。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于2016年8月判决驳回了刘梦韩的诉讼请求。刘梦韩不服提出上诉，本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该案二审判决中，法院查明：刘书美与杜凤英系夫妻关系，刘秋立系二人养子，刘秋中系二人亲生子。
与前述案件同时，刘秋立之妻韩秀平以刘秋立未经同意擅自处置夫妻共同财产为由，向一审法院起诉刘秋立、刘书美、杜凤英、刘秋中、苏士静，请求返还拆迁款1255975元及《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补充协议》、《安置房屋买卖合同》原件。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了韩秀平的诉讼请求。
本案刘秋立提起一审起诉同时，刘梦韩也以首都机场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请求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另行安置房屋并支付剩余补偿款。
本案二审审理中，刘秋立坚持认为：根据生效裁判文书，签订时间为2015年7月1日的《产权划分承诺书及分院确认》、2015年7月26日的《安置房指标划转承诺书》及《合并选房申请》、2015年7月23日之后签订的《支付证明》上“刘秋立”的签字均非其本人所签。
经核实，刘秋立签订《选房清单》日期为2015年7月26日。
经审核，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上诉、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可以归纳为：在其与刘梦韩各获得1套回迁安置房情况下，刘秋立对剩余安置补偿利益的请求权基础是否存在。
为对9号院落拆迁安置补偿，首都机场公司作为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杜凤英、刘秋立、刘秋中、刘梦韩签订了一系列文件。刘梦韩、刘秋立、杜凤英均曾作出单方意思表示，或委托他人代为处置拆迁事宜，或声明处置拆迁利益。因此，对本案争议焦点的讨论，必须以全部文件及实际分配结果为基础进行分析，准确界定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方能确定刘秋立的请求权基础是否存在。
从全景角度看，本案拆迁过程为：在拆迁安置补偿开始时，杜凤英被认定为9号院落产权人，此时刘秋立、刘梦韩户口并不在9号院。根据《拆迁补偿实施方案》分院原则，9号院落被拆分为4个宅院，新增产权人为刘秋中、刘秋立及刘梦韩。后刘梦韩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刘秋立处置拆迁一切事宜，首都机场公司因此与刘秋立、刘梦韩分别签订《安置补偿协议》。此后，刘秋立出具《声明》，确认仅获得2套回迁安置房，放弃剩余安置补偿利益。同日，刘秋立签订《购房清单》2份，为其及刘梦韩各自选房1套。最终，首都机场公司与二人分别签订《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
综上可见，在此次拆迁安置补偿过程中，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理解为：拆迁人首都机场公司根据政策规定拆迁9号院落，向杜凤英等4人整体安置回迁房屋8套，并支付折抵后的拆迁补偿款。对于4位被拆迁人而言，在全部拆迁利益中，刘秋立及刘梦韩仅可获得回迁房2套，其余拆迁安置利益与二人无关。此后，在杜凤英及刘秋立《声明》基础上，刘秋中有权代表被拆迁人与首都机场公司签订后续一系列文件，以确保依法获得剩余安置补偿利益。
因此，虽然《产权划分承诺书及分院确认》、《安置房指标划转承诺书》、《合并选房申请》、《支付证明》上的签字并非刘秋立本人所签，但确实代表了被拆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均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同时，根据拆迁安置政策及协商一致，首都机场公司与被拆迁人分别签订一系列文件并履行后，对所拆迁的9号院落已补偿安置完毕。至于4被拆迁人内部如何分割拆迁安置利益，均与该公司无关。因此，在其与刘梦韩各获得1套回迁安置房屋后，刘秋立此次拆迁中应得利益已实现，其不具有对剩余安置补偿利益的请求权基础，亦无权向首都机场公司提出本案请求。
需要指出的是，杜凤英名下9号院落的拆迁，是为首都新机场建设做出贡献，也是改变各被拆迁人生活状态的机会。拆迁中，根据各自对院落的贡献、各方间亲属关系及拆迁政策，在杜凤英之外，新增刘秋立、刘梦韩及刘秋中为产权人。此后，4人协商并出具《声明》，对各自所得安置补偿利益分配完毕，各方均有义务按照约定的真实内容履行。但拆迁安置补偿完毕后，刘秋立及其妻子、女儿四次提起诉讼，系对之前约定的违背，有违民事主体应遵守的诚实信用原则，法院均已判决驳回。另外，为彻底解决矛盾、定分止争，在一审法院裁判理由基础上，本院全面分析了拆迁安置补偿过程，准确界定了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最终厘清了各当事人的权利状态。也希望各方尊重生效判决结果，不再纠结于不属于自身的安置补偿利益，杜绝新争议的发生。
综上所述，刘秋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刘秋立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金龙
审判员 霍翠玲
审判员 刘丽杰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周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