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6民终4795号
上诉人（被申请人）：卢景贤，男，1977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健辉，广东星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再审申请人）：杨志刚，男，1980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上诉人卢景贤与被上诉人杨志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卢景贤于2015年11月9日向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8日作出（2015）佛城法民三初字第3724号民事判决。杨志刚不服上述判决，向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5日作出（2016）粤0604民申6号民事裁定再审该案，并于2017年1月16日作出（2016）粤0604民再12号民事判决。卢景贤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卢景贤上诉请求：1.撤销（2016）粤0604民再12号民事判决，改判杨志刚向卢景贤归还借款本金44000元并支付从2014年9月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全部诉讼费用由杨志刚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关于案涉债权系因双方的委托理财协议引起的认定不当。卢景贤已提供由杨志刚签具的《借据》，《借据》载明的内容系杨志刚的真实意思表示，杨志刚没有提供充分证据推翻《借据》的真实性，杨志刚出具《借据》的行为实为将案涉的44000元债权债务关系定性为民间借贷关系。因此，杨志刚负有清偿借款本金和利息的义务。
杨志刚在二审期间未作答辩。
卢景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杨志刚归还44000元；2.判令杨志刚归还利息100元，从2014年9月9日起按银行活期存款利率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杨志刚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作出（2015）佛城法民三初字第3724号民事判决：一、杨志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卢景贤清偿借款本金44000元及利息（以44000元为本金，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活期存款利率，从2015年7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卢景贤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杨志刚不服上述判决，向一审法院提出再审申请，请求：1.撤销（2015）佛城法民三初字第372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杨志刚无需向卢景贤支付44000元及利息；2.诉讼费由卢景贤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9月9日，卢景贤向杨志刚账户转账支付40000元。2015年6月12日，杨志刚向卢景贤出具借据，载明：本人杨志刚因资金周转需要，现向卢景贤借款人民币44000元，借款期限为1个月，从2015年6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借款人保证借款用于合乎法律法规的正常用途，如有违反，应承担一切责任。该借款在到期日应一次性全部还清，如到期未归还，则以法律法规规定的年率基础上浮20%计算罚息。上述借据中的借款期限存在涂改，由原来的“2015年5月1日至2015年6月31日”改为“2015年6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卢景贤承认该内容是其涂改的。涂改处未经杨志刚签名确认。对于借款期限为何是从2015年5月1日开始，卢景贤的解释是其从2015年5月1日开始催杨志刚还款。对于为何借据金额与转账金额不一致，卢景贤的解释是杨志刚后来又缺钱又向其借款，其于2015年3月15日左右在桂城城市广场的麦当劳向杨志刚支付现金4000元，杨志刚当场未出具借据。借款到期后，杨志刚分文未付。
另查明，2014年9月3日，杨志刚（甲方）与卢景贤（乙方）签订了一份《一年期100%保本合作理财服务协议》，约定“在签订协议后，甲方协助乙方办理投资交易账户，乙方获得投资交易账户后，向甲方提供账户和交易密码，由甲方实时监控乙方账户的投资产品的价格动向，并全权委托甲方操作”；“乙方投资理财服务的资金额度40000；启动日期2014年9月3日；开设账户：黄金、白银投资交易平台”；“合作理财服务协议到期甲方保证乙方投入资金100%保本”。协议并约定“……任何一方均有权将纠纷提交佛山市仲裁委员会，以该会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再查明，2014年9月9日杨志刚收到卢景贤转账的人民币40000元后，于当日转账人民币39900元给案外人李锦梅。卢景贤曾应杨志刚要求向其提供卢景贤本人及案外人庞熙辉的身份证和银行卡复印件，用于开设投资理财平台的交易账户。
一审法院认为，再审已经查明双方当事人签订有理财服务协议，且讼争“借款”与之有直接关联，因此再审的争议焦点不再是双方的借款合同关系是否成立生效，而是双方纠纷的性质是委托理财纠纷还是借款兼借名纠纷，即双方达成的合意是委托理财，还是名为保本理财实为借款生息。
本案中，卢景贤于2014年9月3日与杨志刚签订理财服务协议后，2014年9月9日即按协议约定的资金额度转款人民币40000给杨志刚，其后并提供了身份证、银行卡复印件等资料协助对方开设投资理财账户，上述行为形式上属于履行理财服务协议应无疑义。卢景贤主张其本意并非委托理财，转账给对方的款项实为出借款项，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而其在本案原审及再审阶段，就该项争议均只提供了由杨志刚签署的一份《借据》，该证据不足以证明理财服务协议条款载明的内容并非其本意。一是《借据》载明的借款期限为“2015年6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作为佐证的转账凭证却发生于此前的2014年9月9日，常理上就存在双方债权债务系因其他基础关系产生的可能；二是《借据》的内容中，并未提及双方的理财服务协议，更无关于理财协议“名为理财、实为借贷”的表述，不能证明双方签订理财服务协议时意思表示不真实；三是《借据》出具于2015年6月，距双方签订理财协议及交付资金已有10个月，鉴于投资理财活动风险较大，一般情况下理财投资已有盈亏发生，杨志刚辩称系因对方亏损而签署借据作为赔偿承诺，较为可信。从双方签订理财服务协议，到委托方转账给受托方，再到受托方出具《借据》，整个过程不见双方达成过明确的借贷合意。故根据再审查明的事实，足以认定案涉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而系因双方的委托理财协议引起。
原审采信了卢景贤提供的《借据》及转款凭证，据此认定双方借款合同成立及生效并判令杨志刚还款，现杨志刚再审提交了理财服务协议等证据，证明前述证据并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即上述举证不足以证明双方有借贷合意。卢景贤起诉主张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并要求对方偿还借款，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双方有借贷合意，其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再审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本案原审阶段，虽然杨志刚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了抗辩，但卢景贤不予认可，杨志刚也未就其抗辩主张提供有效证据，原审因此未查明完整事实，亦未能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导致裁判结果错误。本案再审阶段，已经不宜按照查明的基础法律关系继续审理。一是根据审判监督程序的功能设置，再审范围不应超过原审诉讼请求，卢景贤的请求是判令杨志刚偿还借款，再审中已不宜通过法官行使释明权让其依据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变更诉讼请求；二是双方纠纷系因理财服务协议引起，该协议中双方约定有仲裁条款，如果回到该基础法律关系寻求纠纷解决，双方均应有权重新考虑适用仲裁条款选择管辖，再审直接设立该基础法律关系，势必剥夺双方当事人的选择权；三是卢景贤在原审阶段有意隐瞒双方签订委托理财协议的事实，再审中坚持认为委托理财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再审终需对其主张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作出一个实体评判。至于双方对理财服务协议的效力及履行争议等，符合另案诉讼条件，当事人可以另行起诉或申请仲裁，一审法院对此不予置评。
综上，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一审法院作出（2016）粤0604民再12号民事判决：一、撤销（2015）佛城法民三初字第372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卢景贤的诉讼请求。原审受理费451元，由卢景贤负担。再审受理费903元，由杨志刚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中，卢景贤提供了杨志刚于2015年6月12日出具的《借据》主张双方之间存在44000元的借款关系，并陈述上述借款44000元包括其于2014年9月9日转账予杨志刚的40000元以及2015年3月15日在桂城城市广场麦当劳现金支付予杨志刚的4000元；而杨志刚则认为双方之间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其提供了双方于2014年9月3日签订的《一年期100%保本合作理财服务协议》证明卢景贤于2014年9月9日向杨志刚转账的40000元是按双方签订的上述理财服务协议的约定而投入的款项，杨志刚系因投资亏损而觉得内疚才出具上述《借据》给卢景贤，《借据》出具时显示金额是4000元，而非44000元。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二审争议焦点在于：卢景贤与杨志刚是否存在2015年6月12日《借据》所涉的借贷法律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由此可知，民间借贷关系生效的要件有二，一是双方当事人之间有借贷的合意，二是款项已实际交付。经审查，双方当事人于2014年9月3日签订《一年期100%保本合作理财服务协议》，2014年9月9日卢景贤转账40000元予杨志刚，杨志刚于2015年6月12日出具《借据》予卢景贤。结合本案的事实、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以及民间借贷关系生效的要件，本案审查认定卢景贤与杨志刚是否存在2015年6月12日《借据》所涉的借贷法律关系的核心在于卢景贤于2014年9月9日向杨志刚转账的40000元是因《一年期100%保本合作理财服务协议》而支付的款项还是杨志刚于2015年6月12日出具《借据》所确认的借款。对此，本院分析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首先，从《借据》之内容来看，《借据》落款时间为“2015年6月12日”，载明的借款期间为“2015年6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日期经卢景贤涂改）”，但《借据》并没有明确是对在先存在的借款的确认，故卢景贤关于借款是于2014年9月9日通过银行转账交付的40000元以及2015年3月15日通过现金交付的4000元构成的主张明显与常理不符。其次，双方于2014年9月3日签订《一年期100%保本合作理财服务协议》，上述理财服务协议约定的投资额度为40000元，而卢景贤在签订协议几天后即于2014年9月9日转账40000元予杨志刚，且卢景贤在再审时亦确认将身份证等资料交给杨志刚办理开户手续，故卢景贤于2014年9月9日转账40000元予杨志刚属于履行理财服务协议的可能性更高。最后，《借据》出具之时距双方签订理财服务协议及卢景贤转账交付40000元已有10个月之久，而投资理财存在盈亏的风险，杨志刚关于因卢景贤投资亏损而出具《借据》作为赔偿承诺的主张较为可信。综合上述分析，杨志刚提供的《一年期100%保本合作理财服务协议》证明力明显大于卢景贤提供的《借据》，故一审法院再审关于双方不存在借贷合意，案涉纠纷系因双方的理财服务协议引起的认定，更符合本案的客观事实，卢景贤主张双方之间存在2015年6月12日《借据》所涉的借贷法律关系，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本案系因双方签订的《一年期100%保本合作理财服务协议》而发生的纠纷，而《一年期100%保本合作理财服务协议》约定有仲裁条款，故本案不宜对双方之间的理财关系进行审理，卢景贤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
综上所述，卢景贤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03元，由上诉人卢景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 珊
审 判 员 何美健
代理审判员 莫志恒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日
书 记 员 杨元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