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7）鄂0102行初73号原告万迪森，男，1948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被告武汉市江岸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京汉大道950号。法定代表人杨振华，系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刘革（一般授权代理），武汉市江岸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文毅（一般授权代理），湖北江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万迪森诉被告武汉市江岸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区工商管理局）行政赔偿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4月17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区工商管理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相关诉讼文书，并组成由审判员张薇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刘钢平、李尚文参加的合议庭，后因原告万迪森向法院申请审判员张薇回避，本院经过审查后变更了本案的合议庭组成人员，另行组成由审判员石珏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刘钢平、李尚文参加的合议庭。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万迪森诉称，2007年10月其收到吉林幸福速冻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幸福公司）发来38吨速冻熟玉米，发现此食品包装无任何标识，并发现霉变还有馊味，马上与对方进行联系，但是对方根本置之不理，但因货款已付故只能向被告区工商管理局举报并求助，但被告区工商管理局对原告万迪森的举报、求助也置之不理，却对原告万迪森进行了行政处罚，要求原告万迪森停止销售，但是原告万迪森根本从未对此货品进行销售，也没有其他任何违法违章的行为。原告万迪森没有办法只能自己前往吉林寻求帮助并报警，在吉林原告万迪森经过调查发现吉林幸福公司的工商营业执照早已吊销，合同的签订人也不是该公司的职工，返回武汉后到湖北省质监所对该产品检验，发现该产品已经霉变。吉林公安及武汉公安均认可该产品为“伪劣产品”，但是合同欺诈属于工商部门移送的案件，公安机关不能直接受理此类刑事案件。但原告万迪森请求被告区工商管理局进行立案移交至今也未有任何答复，被告区工商管理局应根据工商总局的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的规定按照分工查处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保护经营者、消费者合法权益，依法实施合同行政监督管理，负有依法查处合同欺诈等违法行为的职责。而原告万迪森因被告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在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情况下对其进行处罚，且在明知有伪劣食品证据，有合同欺诈行为的举报材料而不立案、不查处，对原告万迪森要求帮助的行为置之不理，致使原告万迪森十多万元的财产放在国家冷库自然流失。故原告万迪森特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区工商管理局根据国家赔偿（行政）的计算公式第七条给予赔偿，和第八条财产损失赔偿金给予赔偿。被告区工商管理局辩称，原告万迪森的行政赔偿经人民法院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及驳回起诉，且现起诉的事实及理由仍属于同一事实及理由，再次起诉要求赔偿仍属于重复起诉，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原告万迪森与我局履行法定职责一案，经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09）岸行初字第42号《行政判决书》及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武行终字第16号《行政判决书》查明并确认事实为：我局将吉林幸福公司涉嫌合同欺诈及销售有安全隐患产品的有关材料移送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处理（一审第六页第三行、二审第六页第四行），而并非原告万迪森陈述未移交及任何答复。虽然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武行终字第16号《行政判决书》中撤销了一审判决书并判令我局就原告万迪森所举报吉林幸福公司销售存在安全隐患问题产品的行为依法履行立案查处的法定职责，但原告万迪森持该份二审判决书以及岸工商改（2007）岱81号、岱82号《责令改正通知书》等行政行为违法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经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1）岸行初字第00035号《行政赔偿判决书》驳回原告万迪森行政赔偿的全部诉讼请求，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鄂武汉中行终字第00015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述，维持原判。2016年6月，原告万迪森再次以我局不立案查处违法人及对其作出的行政行为违法向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不仅对上述多次判决书认定的事实进行了确认，同时也认定原告万迪森属重复起诉，以（2016）鄂0102行初107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起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01行终772号《行政判决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综上所述，原告万迪森在经人民法院多次判决后，仍以同一事实及理由重复提起行政赔偿之诉，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万迪森的起诉。经审理查明，2007年10月28日，原告万迪森向被告区工商管理局所属的岱山工商所举报，其从案外人吉林幸福公司购进的38吨速冻玉米采用没有任何标识的白袋包装，不符合食品包装的要求，要求被告区工商管理局查明并帮忙退货。被告区工商管理局调查后认为：“涉案玉米无合法检验报告、标识不合格（为没有任何标识的白袋包装），原告万迪森从事经销未标注生产日期和安全使用期的玉米，违反《产品质量法》第三十六条、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对其作出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停止销售”。同时认为：“案外人吉林幸福公司向原告万迪森销售无任何标识的白袋包装速冻玉米，因合同签订地、履行地均在吉林市，案件应由吉林市工商局调查处理”。随后，被告区工商管理局在未立案的情况下将原告万迪森的举报材料移送吉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并告知原告万迪森与吉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联系。2007年10月29日及同年12月29日，被告区工商管理局分别对原告万迪森所经营的武汉市武昌区月玲小吃店作出岸工商责改（2007）岱81号《责令改正通知书》及岸工商责改（2007）岱82号《责令改正通知书》。吉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昌邑区分局收到被告区工商管理局的移送材料后向该局作出回复，称经调查，案外人吉林幸福公司认为关于原告万迪森投诉其无任何标注的白袋包装速冻玉米一事，该包装是按原告万迪森本人的要求和购销协议的约定履行的，该公司按合同约定履行了义务，并无过错，不同意退货。被告区工商管理局将该回复内容告知原告万迪森。事后，原告万迪森两次去吉林，向吉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了解情况，该局向原告万迪森告知：“区工商管理局移送的是线索，并非案件，因产品在武汉，违法行为发生地在武汉，该案不属于我局管辖，应属区工商管理局管辖，我局已函复区工商管理局。”原告万迪森对被告区工商管理局所作的案件线索移送处理不服，先后两次向被告区工商管理局提出复议申请，该局均予以驳回。原告万迪森仍不服，于2009年7月1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区工商管理局立即对其举报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本院经审查后作出（2009）岸行初字第42号行政判决书，驳回原告万迪森的诉讼请求。经原告万迪森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0）武行终字第16号行政判决书撤销本院作出的上述判决，并责令被告区工商管理局自判决书生效之日起90日内，就原告万迪森所举报的吉林幸福公司销售存在安全隐患问题产品的行为依法履行立案查处的法定职责。被告区工商管理局依据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对原告万迪森的举报事项予以立案调查。经调查取证后，于2011年4月13日对吉林幸福公司作出岸工商处字[2011]8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该公司处以人民币20000元的罚款。吉林幸福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经审理后于同年7月29日作出（2011）岸行初字第00025号行政判决书，认定被告区工商管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撤销了该局作出的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责令该局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经被告区工商管理局上诉后，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1）武行终字第130号行政判决书维持了本院作出的判决。另查明，原告万迪森于2011年1月17日及5月11日分别向被告区工商管理局提交了行政赔偿申请书，该局一直未予答复。同年8月17日，原告万迪森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主张被告区工商管理局对其举报事项不依法履行立案查处的法定职责的行为直接造成了其财产损失，且该局对原告万迪森作出岸工商责改（2007）岱81号、82号《责令改正通知书》的行为造成其营业部无法正常营业，基于此，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区工商管理局赔偿其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432,224元（包括直接财产损失97,800元，2007年10月28日至起诉之日的基本工资39,303元×4年×2人=314,424元，交通费20,000元，合计人民币432,224元）。经审理，本院认为被告区工商管理局在行使职权中没有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所规定承担行政赔偿之侵权情形的行为，且原告万迪森所列损失与被告区工商管理局的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同时，原告万迪森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区工商管理局赔偿因违法行为给其造成的经济损失，未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其提出的赔偿请求不予支持。同年11月8日，本院以（2011）岸行初字第00035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万迪森的全部诉讼请求。经原告万迪森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区工商管理局对原告万迪森作出的责令改正、停止销售决定，并未被有权机关确认为违法，不符合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条件；原告万迪森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的损失与被告区工商管理局不依法履行立案查处职责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于2012年2月20日作出（2012）鄂武汉中行终字第00015号行政赔偿判决书，维持了本院作出的上述判决。还查明，本院于2012年12月26日受理了原告万迪森诉被告区工商管理局要求撤销《责令改正通知书》的行政案件，经本院审理后，于2013年2月18日作出（2013）鄂江岸行初字第00001号行政判决书，驳回其诉讼请求。经原告万迪森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3）鄂武汉中行终字第00076号行政判决书维持了本院作出的判决。2016年5月23日，被告区工商管理局再次收到原告万迪森书面提出的行政赔偿申请书，该局于于同年5月30日向其作出岸工商不受赔字（2016）第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认为其申请的行政赔偿请求经两审法院裁定驳回其行政赔偿请求，其行政赔偿申请亦不符合《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赔偿实施办法》第八条、第十条第四款之规定，故决定不予受理其申请。原告万迪森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认为被告区工商管理局对其作出的责令停业的行政处罚程序违法、处罚理由与事实不符，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区工商管理局因违法行为对其造成的经济损失513,536元。本院审理后认为原告万迪森因被告区工商管理局不履行立案查处的法定职责及认为该局违法向其本人经营的武汉市武昌区月玲小吃店作出两份《责令改正通知书》，于2011年8月17日向我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经我院一审及武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分别作出了（2011）岸行初字第00035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及（2012）鄂武汉中行终字第00015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均驳回了其诉讼请求。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行政赔偿判决书中还载明，被告区工商管理局对原告万迪森作出的责令改正、停止销售决定，并未被有权机关确认违法，不符合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条件。虽原告万迪森事后向本院提出了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被告区工商管理局向其作出的两份《责令改正通知书》，但经本院一审及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均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故至今仍未有生效确认被告区工商管理局向武汉市武昌区月玲小吃店作出的两份《责令改正通知书》违法。现原告万迪森再次以被告区工商管理局对其作出的两份《责令改正通知书》违法为由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属于重复起诉。故我院于2016年9月15日作出（2016）鄂0102行初107号《行政裁定书》，驳回了原告万迪森的起诉。经原告万迪森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鄂01行终772号《行政裁定书》维持了本院作出的裁定。2017年2月26日，原告万迪森向被告区工商管理局提交了《奖励、赔偿申请书》，说明其以行政“懒作为”，履行法定职责为由，第三次要求被告区工商管理局给予行政赔偿，具体金额以法定依据为准，同时以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2007年颁布的奖励政策给予奖励。2017年3月13日，被告区工商管理局针对原告万迪森的奖励、赔偿要求作出《回告》，告知“1、奖励申请不符合《财政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关于印发的通知》（财行[2001]175号）、《省工商局关于印发的通知》（鄂工商文[2007]262号）、《关于印发的通知》（武工商[2007]54号）之规定。2、关于赔偿申请，江岸区人民法院（2011）岸行初字第00035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鄂武汉中行终字第00015号《行政赔偿判决书》、江岸区人民法院（2016）鄂0102行初107号《行政裁定书》已经作出明确的判决及裁定。原告万迪森不服，诉至本院，诉请如前。再查明，原告万迪森在诉讼过程中变更其诉讼理由，明确其要求被告区工商管理局进行行政赔偿的理由在于因被告区工商管理局在调查吉林幸福公司违法行为过程中，针对该公司的“伪劣食品”及“合同诈骗”的问题未移送公安机关的行为导致公安机关无法受理该案，无法及时追究吉林幸福公司的责任，造成了原告万迪森的损失，故要求被告区工商管理局对其进行行政赔偿。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侵犯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在原告万迪森向被告区工商管理局投诉举报吉林幸福公司违法行为及被告区工商管理局调查处理的过程中，因认为被告区工商管理局不履行立案查处的法定职责及认为该局违法向本人经营的武汉市武昌区月玲小吃店作出两份《责令改正通知书》，原告万迪森于2011年8月17日向我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经我院一审及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分别作出了（2011）岸行初字第00035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及（2012）鄂武汉中行行终字第00015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均驳回了其诉讼请求。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行政赔偿判决书中还载明，被告区工商管理局对原告万迪森作出的责令改正、停止销售决定，并未被有权机关确认违法，不符合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条件。虽原告万迪森事后向本院提起了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被告区工商管理局向其作出的两份《责令改正通知书》，但经本院一审及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均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故至今仍未有生效判决确认被告区工商管理局向武汉市武昌区月玲小吃店作出的两份《责令改正通知书》违法。因认为被告区工商管理局对其作出的《责令改正通知书》系行政处罚行为，认为该行政处罚程序违法及处罚理由与事实不符，原告万迪森于2016年6月7日再次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审理后认为其提起的诉讼系重复起诉，故裁定驳回其起诉。本案中，原告万迪森再次以被告区工商管理局未履行立案查处的法定职责为由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属于重复起诉。经向原告万迪森进行释明，原告万迪森虽将上述的诉讼理由进行了撤销，并明确了其主要是主张因被告区工商管理局在调查吉林幸福公司违法行为过程中，针对该公司的“伪劣食品”及“合同诈骗”的问题未移送公安机关的行为导致公安机关无法受理该案，无法及时追究吉林幸福公司的责任，造成了原告万迪森的损失，而提起本案的行政赔偿诉讼，但本院认为，行政机关在办理相关案件时，发现有犯罪线索应当及时移送公安机关，但是否将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并非其实施的行政行为，亦不属于人民法院对其进行监督的范围，故原告万迪森所主张的被告区工商管理局未将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的行为对其造成了损失，亦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可以主张行政赔偿的情形。需要说明的是，原告万迪森因向被告区工商管理局举报吉林幸福公司违法行为，对被告区工商管理局的查处行为不满意，多次提起行政诉讼，相关诉讼均已审理完毕。因认为被告区工商管理局在查处过程中存在“不作为”（未履行立案查处的职责）及“乱作为”（未及时将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为由，再次提起行政诉讼，系针对同一事件反复以不同理由重复提起诉讼，有滥诉之嫌。其反复针对已有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事实多次提起诉讼，亦属浪费司法资源。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六）项、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万迪森的起诉。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八条第（二）项之规定，本案不交纳案件受理费。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石 珏人民陪审员  刘钢平人民陪审员  李尚文二〇一七年十月十六日书 记 员  黄牧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