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3民终1130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国贸大厦支行，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1号。
法定代表人：叶伟，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响，女，1986年7月11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沙洪洲，男，1986年3月8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镇华，男，1960年1月9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弋舒，北京市京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国贸大厦支行（以下称工行国贸支行）因与被上诉人胡镇华借记卡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5民初2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工行国贸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响，被上诉人胡镇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弋舒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工行国贸支行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胡镇华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胡镇华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伪卡存在；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应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3.工行国贸支行已经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胡镇华作为借记卡唯一密码持有者，在密码泄露环节存在过错，故工行国贸支行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胡镇华辩称，服从一审法院判决，请求驳回工行国贸支行的上诉请求。
胡镇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工行国贸支行赔偿损失2165303元及利息（以2165303元为基数，自2016年11月23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为标准计算），同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4年3月15日，胡镇华在工行国贸支行开立了银行账户，账号为×××。
2016年11月23日19:16:14时，上述银行卡发生刷卡和取款交易，金额为人民币2165183.54元，发生手续费119.79元。胡镇华称其通过客服查询得知，上述交易发生于香港。工行国贸支行认可该事实。
2016年11月23日19：47时，胡镇华致电95588挂失。
2016年11月23日20:34时，胡镇华电话报警，后赴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三里屯派出所报警，三里屯派出所出具受案回执。
另查，2016年10月27日胡镇华自香港入境后，未有出境信息。
一审法院认为，胡镇华向工行国贸支行申请开立账户，工行国贸支行同意为胡镇华办理上述业务，双方之间建立了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该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本案在胡镇华与工行国贸支行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工行国贸支行应保障储户的存款安全，其中包括对储户信息安全保障义务，即银行首先要对所发的银行卡本身的安全性予以保障，防止储户信息、密码等信息数据被轻易盗用，其次银行应保证其服务场所、系统设备安全适用。
工行国贸支行之所以必须履行上述合同义务，首先是基于合同交易方式电子化的要求，通过银行提供的机器，只要输入了储户的信息和密码，机器就视作储户本人在进行交易，即使该信息和密码是盗取的也无从识别，因此银行对储户资金支付安全的保障义务就应当相应扩张至对储户信息和密码的保障；其次是从收益和风险相一致的要求看，电子化交易下，银行避免了对取款人身份的书面审查，但从经济上获取收益，因此对潜在的风险及危险的发生负有防范和制止义务；再次是银行作为经营者对自己的服务设施、设备的性能和服务场所的安全情况比储户更多的了解，也具有更加强大的力量和更为专业的知识，更能预见可能发生的危险和损害，更有可能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危险的发生。
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胡镇华于2016年11月23日在北京。而同一张银行卡2016年11月23日19:16:14时在香港亦进行了刷卡消费行为。短短时间内，胡镇华无法完成从香港到北京的转移。胡镇华在发现之后在合理期间内进行了取款操作并向工行致电。表明胡镇华在得知其所持有的银行卡片发生的诉争交易为非正常交易的情况下，作为储户已经尽到了基本的谨慎注意义务和及时通知义务。现没有证据证明胡镇华与他人恶意串通损害工行国贸支行的利益，故可以认定胡镇华持有的作为储蓄合同凭证的真借记卡并没有进行取款操作，而是犯罪嫌疑人利用伪造复制的卡片，在香港进行了操作，由此表明该借记卡不具有唯一的可识别性，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银行卡系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主要是指银行卡背面的磁条信息容易被复制的安全隐患。故一审法院认为工行国贸支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未尽到安全保障的违约行为。
根据我国合同法在违约责任规则原则上采取的严格责任原则，不论违约的当事人主观上有无过错，只要不是依照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可以免责的事由，就必须承担违约责任。故工行国贸支行应当赔付胡镇华因此而造成的损失。
关于工行国贸支行本案应移交公安机关进一步侦查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借记卡纠纷，胡镇华与工行国贸支行之间系民事上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与刑事案件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胡镇华与工行国贸支行之间的储蓄合同纠纷本身不涉及犯罪，也没有证据证明胡镇华系盗取存款刑事案件的共同犯罪人。因此公安机关对胡镇华账户存款是否遭盗取的侦查并不影响工行国贸支行的责任承担。故工行国贸支行的该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判决：工行国贸支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胡镇华存款损失二百一十六万五千三百零三元及利息损失（以二百一十六万五千三百零三元为基数，自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为标准计算）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全案案情和当事人诉辩称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工行国贸支行应否赔偿胡镇华存款及利息损失。
首先，关于使用伪造银行卡进行交易的认定。本案中的争议消费发生在2016年11月23日19时16分14秒，交易地点为香港。胡镇华在发现银行卡账户资金被他人刷卡取现后，于当日19时47分致电95588挂失，20时34分电话报警，并至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三里屯派出所报案，结合胡镇华出入境信息，胡镇华已尽到涉案借记卡的诉争交易系他人使用伪造银行卡进行交易（以下简称为伪卡交易）的初步举证责任，而工行国贸支行未能提交相反证据证明胡镇华本人或授权他人进行了诉争交易。据此，法院可以认定涉案借记卡的诉争交易系伪卡交易。
其次，关于伪卡交易中工行国贸支行的义务。发卡行与伪卡使用者之间的交易行为对持卡人不产生法律效力。本案中，工行国贸支行对伪卡使用者的付款行为不构成对胡镇华的履约行为，工行国贸支行仍应在借记卡账户原有余额限度内向胡镇华提供银行卡消费结算、转账汇款、提取现金等服务。胡镇华账户资金数额因伪卡交易而减少，故胡镇华可起诉要求工行国贸支行承担继续履行借记卡服务合同的违约责任，请求工行国贸支行给付因伪卡交易而减少的借记卡账户资金及利息，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
再次，伪卡交易的条件包括发卡行未能防范卡片复制和伪卡使用，亦包括银行卡信息和密码因泄露而被伪卡使用人窃取。银行卡信息和密码泄露的原因有可能存在于银行或持卡人方面。发卡行作为银行卡业务的推出方，本应比持卡人承担更严格的防范伪卡交易的责任。发卡行如主张减免其对持卡人的付款责任，应当举证证明银行卡信息或密码泄露系因持卡人未能妥善保管银行卡或密码所致，且发卡行已按行业主管部门的要求，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充分防范伪卡交易。本案中，工行国贸支行未能举证证明银行卡信息或密码泄露系因胡镇华未能妥善保管银行卡或密码所致，亦未识别诉争交易系伪卡交易，故工行国贸支行以涉案交易系凭密交易，胡镇华对泄露密码存有过错，工行国贸支行已尽到安全注意义务为由，主张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最后，胡镇华与工行国贸支行之间存在借记卡合同法律关系，伪卡使用者与工行国贸支行之间存在侵权损害赔偿法律关系，两种法律关系相互独立。伪卡使用者对工行国贸支行的侵权行为如果构成刑事犯罪，应按相应程序追究其刑事责任，法院不应以伪卡交易涉嫌刑事犯罪为由而中止对胡镇华与工行国贸支行之间的借记卡纠纷案件的审理，驳回胡镇华的诉讼请求。据此，对于工行国贸支行关于本案应待公安机关侦查结果且应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的上诉意见，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工行国贸支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122元，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国贸大厦支行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鲁南
审 判 员 潘蓉
代理审判员 姜君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四日
法官 助理 温迪
书 记 员 左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