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辽02民终848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施义梅，女，1966年10月20日生，汉族，大连畅运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中央华府项目总承包人，住大连市沙河口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国华，辽宁海之韵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方舫，辽宁济生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畅运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西岗区石葵路31号302房间。
法定代表人：姜世强，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晓莉，女，1985年8月2日生，汉族，该公司职员，住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长瑞，北京市世纪（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施义梅因与被上诉人大连畅运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畅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2017）辽0203民初21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施义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国华、郝方舫，被上诉人畅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晓莉、周长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施义梅上诉请求：撤销（2017）辽0203民初2176号判决书，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本案聘用书、确认书真实有效。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是不能排除案涉聘用书和确认书的真实性，理由主要是被上诉人在公安机关登记备案的加盖在这两份重要证据中尾号为2756的公章，在畅运公司股东变更及法定代表人变更后依然在原法定代表人王福斌手中，上诉人无法对这节事实做合理解释。事实上，畅运公司2012年5月17日以及2012年5月21日分别做过两次股权变更，2012年5月17日，夏翠维及宫玉杰夫妇二人，使用伪造大股东徐文签名的方式，将原畅运公司大股东徐文的股权变更为夏翠维，后于2012年5月21日将股权变更为现在的大股东姜世强。徐文到工商部门进行申诉，工商部门出具行政处罚通知单，撤销2012年5月17日及2012年5月21日的股权变更登记。姜世强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其股东权利，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及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通过公开审理，认定姜世强因为善意取得制度取得畅运公司的股东权利。工商机关经过行政处罚确认了2012年5月17日以及2012年5月21日的变更登记是错误的。其次，夏翠维和宫玉杰夫妇因为仿冒徐文的签名变更股东构成合同诈骗于2013年5月13日被大连市公安局西岗分局经侦大队立案侦查，并向徐文下发鉴定结论通知书，通知徐文在夏翠维取得徐文所有的80%畅运公司的股权变更中的股权转让协议上徐文的签名是伪造的，夏翠维以及宫玉杰因此被批准逮捕。2012年畅运公司的股权变更由于有刑事案件存在，股权的变更不是畅运公司原大股东徐文的真实意思表示，是犯罪嫌疑人私自将畅运公司的股权进行变更并出售给姜世强，畅运公司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尾号2756公章并没有进行交接，一直在原法定代表人王福斌手中。2014年8月14日辽宁得一律师事务所向大连市公安局调查本案被上诉人所称的2007年-2014年间所使用的尾号为8665公章是否经过公安机关的登记备案，大连市公安局出具证明一份，证明该公章并未进行备案。畅运公司现在的大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姜世强取得了畅运公司的控制权，由于出售给姜世强股权的夏翠维违法取得公司的股权，畅运公司在股权变动中存在刑事案件，畅运公司的整体交接和运作都出现衔接问题。但无法否认的是，本案聘用书及确认书发生时间均为2012年5月17日以前，加盖在该两份协议的公章系畅运公司在公安机关登记的合法有效公章，法定代表人王福斌也系在工商行政部门登记备案的法定代表人，上述两份协议是真实有效的。二、上诉人履行了聘用书的具体工作内容。2009年8月27日，原畅运公司与上诉人签订聘用书，原畅运公司委托上诉人进行中央华府项目的整体运作，负责合同谈判与决策，签署相关合同。接受委托后，上诉人与大连利源外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施工协议书为中央华府进行围挡施工；与天安国际（大连）有限公司磋商中央华府项目打包出售事宜并达成初步意向，由于当时的股东要求加价2000万元，最终没有履行；租赁位于沙河口区民政街良子会馆的房屋作为畅运公司的办公地点；租赁协议快到期时，委托王力装修中央华府北楼401、402室为畅运公司新的办公场所；2009年10月20日，引进大连博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为中央华府进行后续工程的配套和完善；签订建筑施工合同，由于原承包方赤峰建设建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大连二分公司的阻挠，博源公司无法进场施工，合同没有履行。综上，原畅运公司与上诉人签订的聘用书、确认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履行了聘用书中的全部工作内容，原畅运公司对于应付上诉人的费用予以确认，并约定了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现畅运公司的大股东、法定代表人通过善意取得，取得了公司的所有权，其应当承继原畅运公司的全部债权和债务。
畅运公司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首先，案涉工程至今仍在赤峰建设建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大连二分公司掌管和控制中，该工程（中央华府）至今没有交付竣工，不产生上诉人所称的聘任与确认之说。其次，聘任书、确认书虚假。从上诉人提供的证人王福斌在发回重审一审中陈述的事实，当时一直等徐文给其公章，后来公章拿回来了，从庭审中查明的事实，尾号2756公章是2009年10月21日王福斌持畅运公司介绍信将尾号9425公章作废，改用尾号2756公章，这两个陈述均出自上诉人证人王福斌的当庭陈述，其说明的公章来源及使用方法均自相矛盾。最后，（2017）辽0203民初72号民事判决书现在已经生效，已经彻底否定了尾号2756公章的合法性。
施义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劳务费1087507元，违约金自2010年8月27日起至2014年4月27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计息计算为1421009.02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施义梅为证明其与被告畅运公司之间存在劳务关系，提供了聘用书、确认书、证人王福斌的证言等证据。被告畅运公司否认原告到其公司任职，认为原告提供的聘用书、确认书系当事人恶意串通所为，是虚假的，为支持其答辩意见，被告提供了本案原二审庭审笔录、（2013）西民初字第858号民事判决书及庭审笔录、报刊声明等证据。聘用书内容为被告畅运公司聘用原告为执行总经理，聘用期自2009年8月27日起至中央华府项目结束为止，年薪500000元，聘用书签订时间为2009年8月27日，落款处加盖被告畅运公司编码尾号为2756的印章并有王福斌的签字。确认书内容为被告畅运公司自2009年8月27日起至2011年11月6日止聘用原告担任被告畅运公司执行总经理，并对原告的工作予以认可并确认，被告畅运公司应支付原告劳务费合计为1087507元，欠原告的劳务费于2014年4月18日前一次付清，逾期按起诉时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计息，计算时间自2010年8月27日起至付清之日止，落款处加盖被告畅运公司编码尾号为2756的印章并有王福斌的签字。
关于聘用书签订过程，原告在本案原二审庭审中陈述签订聘用书的时间是2009年8月27日，签订的当天就加盖了印章。关于任职后从事的工作，本案庭审中，原告自述其担任被告畅运公司的执行总经理期间，帮助引荐博源公司接手畅运公司的后期工程项目建设，为被告畅运公司垫资，做了一些招商引资的工作。就此节事实，原告除提供了王福斌的证言外，未提供其他证据。
在本案庭审中，王福斌出庭作证。关于聘用书签订过程，王福斌证实，”当时一直等徐文给我公章，后来公章拿回来了，印章出来后就没有改日期”。关于原告任职的时间及任职后从事的工作，王福斌证实，从其担任被告法定代表人三个月前，其和原告是聘用关系，后来因原告出资就变成合作关系。原告被聘用后引荐博源公司接手后期工程，参与借款50万元给原法定代表人徐文，组织围挡改造工程，交纳中信大厦办公室的租金、对中央华府工程现场的窗户框组织安装施工。
在一审法院审理的（2013）西民初字第858号原告赵学君诉被告大连畅运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王福斌、施义梅合同纠纷一案的庭审中，原告陈述”借钱是在2009年10月左右......当时畅运公司提出要找非常有实力的建筑企业把后期所有的工程（3000多万）全部干完，并且借500000元现金办银行贷款的要求，我介绍博源建设与畅运公司来谈合作，当时我还没有正式在其他公司任职，想介入畅运这个项目，所以就介绍了博源建设。后来出现借款500000元的事。最后一次写收条的时候是在无奈的情况下写的担保人字样。我认为这个事情与我没有关系，我当时也只是出于介绍”。
另查，王福斌于2009年8月25日至2011年12月12日任被告畅运公司法定代表人。2009年10月21日，王福斌携带被告畅运公司介绍信到大连市公安局中山分局办理更换印章，将编码尾号为9425的印章作废，刻制新的印章编码尾号为2756。庭审中，王福斌不认可被告畅运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同时承认编码尾号为2756的被告畅运公司印章现在仍由其本人持有。
2001年10月19日，被告畅运公司经大连市公安局审批，刻制编码尾号为9425的单位专用印章。2007年5月28日，被告畅运公司经大连市公安局审批，刻制编码尾号为8665的单位专用印章。2007年6月5日，被告畅运公司在新商报刊登声明”大连畅运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公章、合同章、财务大小印丢失，声明作废”。2014年6月21日，被告畅运公司在大连晚报刊登声明”大连畅运房屋开发有限公司2102000058665号公章丢失，声明作废”。2014年6月24日，被告畅运公司经大连市公安局审核，将编码尾号为7925的单位公章备案，同月26日在大连日报刊登声明”大连畅运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于2012年5月21日变更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现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姜世强。且依据我国法律法规规定重新更换印章，且已在大连市公安局备案”。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为原告与被告是否存在真实的劳务关系。被告畅运公司提出聘用书、确认书虚假，该二份文书系当事人恶意串通所为，合同签订的时间与合同上所使用的公司印章的刻制时间矛盾，编码尾号为2756的公司印章一直在王福斌手中，王福斌不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后依然使用该印章。根据查明的事实，首先，关于聘用书签订的过程，聘用书签订的时间为2009年8月27日，聘用书上加盖的被告畅运公司印章编码尾号为2756，该印章的刻制时间为2009年10月21日，在签订合同时，该印章还没有刻制，对于时间点上的矛盾，作为签订聘用书的当事人，原告的陈述与证人王福斌的证言不一致，原告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其次，关于原告任职的时间及所从事的工作，根据聘用书、确认书内容，自2009年8月27日起至2011年11月6日止原告担任被告畅运公司的执行总经理，原告陈述其担任被告畅运公司执行总经理期间曾帮助引荐博源公司接手畅运公司的后期工程项目建设，但是在一审法院审理的（2013）西民初字第858号案件的庭审中，原告陈述其”在2009年10月左右......当时没有正式在其他公司任职，想介入畅运这个项目”，该陈述内容与本案中原告所述在任被告畅运公司的执行总经理一职后引荐博源公司接手工程项目一节不符；时任被告畅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证人王福斌证实，从其担任被告畅运公司法定代表人三个月前，其和原告是聘用关系，后来因原告出资就变成合作关系，这节事实证人的表述也与聘用书、确认书所载明的原告的任职时间及状态不一致；第三，原告为证明其任职后所从事的具体工作，提供了王福斌的证言，但王福斌对于被告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行为不认可，且王福斌一直持有尾号为2756的公司印章没有交给被告，其与被告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作为证据单独使用，而原告又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综上，原告主张其与被告间存在劳务关系，但其提供的证据，存在无法排除的合理怀疑，证据不足，对其主张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施义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588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施义梅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上诉人为证明聘用书及确认书的真实性，提交5份证据：证据1.畅运公司工商变更登记；证据2.大连市公安局西岗分局在2013年9月10日和2013年9月11日分别对夏翠维和宫玉杰的询问笔录；证据3.大连市西岗区公安分局关于夏翠维合同诈骗一案的卷宗材料，包括立案告知书、接受刑事案件回执单、鉴定结论通知书、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检察院对宫玉杰的批准逮捕决定书、对夏翠维的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对王洪军的拘留证；证据4.大连市公安局出具的证明，尾号8665公章未经公安机关备案审批；证据5.姜世强与徐文、夏翠维、宫玉杰关于畅运公司股权争议的（2012）大民三初字第142号民事判决书和（2013）辽民二终字第46号民事判决书。上述证据证明了2012年5月17日畅运公司的股权变更涉嫌刑事案件，虽然姜世强因为善意取得了公司的股权，但无法否认原大股东和原法定代表人王福斌的合法身份，同时也说明了为何尾号2756的公章仍在王福斌手上没有进行交接。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法判断，不予质证；对证据2的真实性有异议，上诉人应提供合法取得的手续；证据3上诉人应提供合法取得的手续，并且该份证据与本案完全没有关联性；证据4应提供原件，被上诉人已经提供了尾号8665公章的生产加工单，上面加盖大连市公安局印章审批专用章，8665公章是完全通过合法报批登记手续取得的；对证据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这份证据恰恰证明了股权转让过程，并经过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确认，王福斌在2011年12月1日以后与公司没有任何关系的前提下仍然持有尾号2756公章不合法。
上诉人为证明完成聘用书委托事项及工作内容，提交7份证据：证据6.施工协议书，2009年9月7日施义梅接受畅运公司委托，与大连利源外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中央华府围挡施工协议；证据7.项目收购意向确认函，畅运公司委托施义梅与天安国际（大连）有限公司磋商中央华府项目打包出售，将项目整体出售；证据8.大连畅运房屋开发有限公司法人授权委托书三份，分别是2010年1月13日、2011年10月12日、2011年2月7日，2010年1月13日，畅运公司授权施义梅负责中央华府股权收购、财务、商务谈判等事宜，其余系委托施义梅管理现场；证据9.中央华府太子阁项目股权转让意向协议，与天安国际有关股权收购已经达成初步的意向，将中央华府项目作价3.1亿出售给天安国际，但由于股东对于这个价格不认可，要求增加2000万元导致合同最终没有签署；证据10.房屋租赁合同，2009年12月1日，施义梅代表畅运公司向沈飞租赁了沙河口区民政街良子会馆的房屋作为畅运公司办公地点；证据11.（2015）大民二终字第00821号案件卷宗中大连博源建设集团与畅运公司签订的建筑施工合同，畅运给博源的承诺书，证明施义梅完成聘用书委托事项中中央华府运营的工作，为了能让工程继续进行，引进博源公司作为施工方与畅运签署施工合同；证据12.施义梅代表畅运公司与案外人王力签订中央华府办公室精装修工程协议书，对畅运公司的办公室进行装修，附工程预算表。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证据6已被（2017）辽0203民初72号民事判决书彻底否定，这份判决书不仅否定了施工协议书的合法性，也对施义梅作为承包人进行了彻底否认；证据7已经在此前的审理中多次出现过，不是新证据，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并不能认定为双方之间存在着劳务合同关系；对证据8的真实性有异议，对公章的真实性有异议，授权施义梅从事股权收购、财务、商务谈判，这不是一个法定代表人的授权范围，应该由股东代表大会决定后才可以，涉嫌违法，公章一直被王福斌所持有，加盖的时间仍然存在与实际时间不符的可能；对证据9的真实性有异议，转让方、受让方都没有，只是在空白的一份合同尾部盖章，连基本的时间都没有，再次证明尾号2756公章使用出现严重的问题；证据10只是授权施义梅从事相关的洽谈租赁协议，与劳务或者雇佣没有关联性，对租赁的真实性有异议；证据11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上诉人引用（2015）大民二终字第00821号案件判决恰恰证明了被上诉人提供的（2013）西民初字第858号民事判决书第3页明确记载了当时上诉人施义梅没有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行为，她不是公司的员工，不存在劳务或者雇佣关系；对证据12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房屋现仍被赤峰建设建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大连二分公司所实际掌控，不产生装修问题。
上诉人为证明2012年畅运公司变更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后，现畅运公司对施义梅管理现场知情，并解除委托重新变更他人管理现场，提供证据3份：证据13.畅运公司于2017年6月29日贴到项目现场的公告，畅运公司在2012年5月21日法定代表人发生变更后，明知施义梅曾经与畅运公司有过委托关系，但不认可施义梅作为畅运公司的委托人对外签署合同等民事法律行为；证据14.2015年6月8日，现畅运公司向施义梅发送的通知函、同日施义梅发给畅运公司的回复函及畅运公司的联系人吴肃接收该回复函的收条，现畅运公司撤销原畅运公司对施义梅的授权，要求其撤离中央华府项目的施工现场，进一步说明自2009年后，施义梅一直在对中央华府项目进行管理；证据15.2017年7月15日贴到项目现场的聘用书和授权委托书，畅运公司委托王德君、ＸＸ南代为管理中央华府项目的后续工程。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4完全可以证明畅运公司从未与施义梅签署过任何协议，施义梅既不是畅运公司员工也未经公司授权，以畅运公司名义对外的所有行为均与被上诉人无关；证据13及证据15证明畅运公司使用的是尾号7925公章，而非上诉人主张的尾号2756公章，对通知函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正因为上诉人非法侵害了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所以被上诉人依法行使了自己的权利，通知函否定了上诉人主张的聘用关系，证据15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
本次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再次申请证人王福斌出庭作证，上诉人问：”在（2017）辽0203民初2176号庭审中你在回答被上诉人的发问时，你说与施义梅是合作关系，具体指什么合作？是合作关系还是聘用关系？”证人王福斌答：”我们俩是合作关系，不是聘用，后来改为她是总承包，因为我的事比较多，全权由她代理，开始聘用三个月，那期间施义梅挣月薪，后来大连畅运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也没有钱给她开工资，我说施义梅项目全部交给你来管理，我们一共三个人共同管理，中间有一个人退出，就剩我们俩，那时候没有钱我需要去融资，家里没有人管理，施义梅变成了一个领导者、管理者，施工这方面，整个项目的所有事都交给她。”上诉人问：”2009年你成为了大连畅运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过程是怎么样的？”王福斌答：”徐文的项目停了2年多，无法经营，他与建筑商关系也不好，无法进入现场，之后就找我，我说可以，他说你要把楼盘干起来咱俩一家一半，我说可以，但必须把法人变更给我，就这样去工商局变更给我了”
被上诉人在本次二审庭审中提交证据1份：（2017）辽0203民初7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尾号2756公章使用不合法，尾号8665公章使用合法，证明上诉人不具有承包人资格，聘用书、确认书不具有合法性。上诉人质证认为，该判决中认为2014年6月2日签订的外墙合同与同时期备案的公章不一致，因此合同无效，上诉人认为该判决没有问题，尾号2756公章有效期应该是在2009年10月21日至2012年11月6日，上诉人代表畅运公司在2014年签订了这份合同，因为上诉人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公章被废掉了。
本院补充查明：本院庭审中对上诉人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王福斌进行了询问。审：”你在担任大连畅运房屋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公司是否给你开工资？”王福斌：”不给，我只是跟他分楼，一家一半，只要楼最终建成就有我的一半。”审：”在确认书当中确认欠施义梅1087507元的劳务费，是如何计算出来的？”王福斌：”之前有一个聘用过程，是那段时间欠她的钱，再加上她的房子也被人家给查封了，也产生了一些费用。”王福斌确认2010年1月18日的合作协议书及2011年10月10日承诺书的真实性。
2010年1月18日，王福斌（甲方）与施义梅（乙方）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双方就中央华府项目合作一事达成如下协议：甲乙双方经过认真协商决定共同操作中央华府项目，如果该项目操作并顺利完成，王福斌承诺给施义梅中央华府大房子一套（190㎡）不管王福斌同谁合作，此协议都成立有效。2011年10月10日，王福斌出具承诺书，载明：兹有王福斌和施义梅相处很久，相互帮助，相敬相爱，为报答施义梅，王福斌正重承诺：待中央华府项目或其它项目成功后，给施义梅奔驰车一辆，房子一大套。上述合作协议书、承诺书系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复印件，上诉人对复印件及载明内容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称不是王福斌向其出具。王福斌在本次二审庭审中认可两份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并陈述是其亲笔所写，原件在上诉人施义梅手中。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劳务关系，被上诉人应否给付上诉人主张的劳务费。上诉人虽然提供了聘用书和确认书等证据，但本院无法依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存在真实的劳务关系，理由如下：
首先，关于聘用书和确认书的真实性问题。上诉人在原二审庭审中陈述在签订聘用书的当日即2009年8月27日就加盖了畅运公司的公章，但加盖在聘用书上的尾号2756公章刻制于2009年10月21日，上诉人的陈述显然与事实不符，该聘用书的签订明显存在不真实的情况。根据2011年11月6日签订的确认书记载，按上诉人主张的劳务期间2009年8月27日至2011年11月6日，无法就该期间的劳务费计算得出1087507元这一结果，证人王福斌在接受法庭询问的回答是因之前有一个聘用过程欠钱加上她的房子被查封产生的费用，故不能依据确认书证明劳务费数额。
其次，根据上诉人申请的证人王福斌出庭作证情况，不能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存在劳务关系。证人王福斌作为被上诉人的前法定代表人，在一审及二审的两次出庭作证中，均陈述与上诉人间不是聘用关系而是合作关系，后来因上诉人出资就变成承包关系。同时，根据证人王福斌当庭对2010年1月18日与上诉人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及2011年10月10日给上诉人出具承诺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进一步否认了上诉人主张的劳务关系。
再次，上诉人本人的另案陈述不支持上诉人在本案中的主张。根据上诉人在（2013）西民初字第858号案件中的陈述，在2009年10月时，上诉人因为没有在其他公司任职，想介入畅运这个项目，所以产生了50万元借款的事实。按照上诉人主张的在2009年8月27日就与被上诉人签订了聘用书，在当年10月份时就应属于被上诉人公司的人员，并非其在另案中所陈述的没有正式任职，上诉人陈述的想介入畅运这个项目与其主张的后来项目总承包事实相印证。
最后，上诉人虽然提举了证明其履行聘用书约定工作内容的多份证据，但履行合同义务需以劳务关系真实存在为前提，在不能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真实劳务关系的情况下，无法认定上诉人主张履行劳务合同的事实。
综上所述，上诉人施义梅主张与被上诉人畅运公司存在劳务关系，证据不足，要求被上诉人支付1087507元劳务费及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无法获得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施义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学超
审判员 金 艳
审判员 司玉峰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一日
书记员 郑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