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102民撤2号
原告：湖北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檀溪路116号。
法定代表人：汪自国，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超、孙星（一般授权代理），湖北长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乔勇，男，1965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莉珩、蔡晶晶（特别授权代理），湖北华隽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武汉奥信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云林街31号中环大厦A座3楼。
法定代表人：徐波，总经理。
原告湖北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襄阳农商行）诉被告乔勇、第三人武汉奥信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信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16年4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由审判员胡迪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丁凤玲、刘念参加的合议庭，于2016年8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襄阳农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付超、孙星，被告乔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莉珩、蔡晶晶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奥信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襄阳农商行诉称：2015年1月1日，我行与武汉奥信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襄阳分公司（以下简称奥信襄阳分公司）签订《湖北襄阳农村商业银行与担保公司业务合作协议书》（以下简称合作协议书），约定：我行同意奥信襄阳分公司为我行的贷款客户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奥信襄阳分公司向我行交纳担保保证金，保证金以设定质押的方式移交给我行占有并予以特定化，特定化方式包括存入保证金专用账户或者以单位定期存款的形式特定化。2015年3月12日，奥信襄阳分公司依据双方合作协议在我行处开立一张定期存单，账号82×××55，金额15，000，000元，并将存单交付给我行办理了质押冻结手续。同日，双方又签订了五份《质押合同》，分别约定以该存单为襄阳市东廷商贸有限公司、襄阳金丰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湖北元发商贸有限公司、湖北锦厦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襄阳市东源龙锦重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我行处的借款提供质押担保。2015年3月30日，双方又签订一份《质押合同》，约定以该存单为襄阳福迅达运输有限公司在我行处的借款提供质押担保。2015年4月30日，经奥信襄阳分公司申请，我行解除该15，000，000元质押冻结，同意奥信襄阳分公司支取其中1，000，000元，并将剩余14，000，000元另开具存单交付给我行办理了质押冻结手续。2015年5月20日、2015年5月27日奥信襄阳分公司又分别签订了两份《质押合同》约定，以该14，000，000元存单分别为襄阳市金翔顺混凝土有限公司、襄阳世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在我行处的借款提供质押担保。2015年10月8日，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依据（2015）鄂江岸保字第00501号民事裁定书冻结奥信公司账户（账号：82×××55）项下2，500，000元资金。我行认为，首先，82×××55账户的户主为奥信襄阳分公司而非奥信公司，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冻结“奥信公司在我行所属支行82×××55账户的存款2，500，000元”。经查，奥信公司在我行处并无此对应账户，我行无法协助办理。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57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抵押物、质押物、留置物可以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但不影响抵押权人、质权人、留置权人的优先受偿权。”依据合作协议书及八份《质押合同》，我行对82×××55账户内的全部存款依法享有优先受偿权，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影响了我行的优先受偿权。我行于2015年11月28日提出执行异议申请，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17日裁定驳回我行的异议申请，并告知可自收到裁定之日起15日内向执行法院起诉。现诉至贵院，请求判令：1、请求停止对武汉奥信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襄阳分公司账户（账号：82×××55）资金的执行，并解除对该账户项下2，500，000元资金的冻结；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乔勇辩称：一、合作协议书属无效合同。该协议签订主体为奥信襄阳分公司，系奥信公司的分支机构，不具有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其对外从事担保行为，必须经过总公司的批准同意，然而，奥信公司从未授权其可以单独对外与襄阳农商行签订该协议，并单独承担担保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条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职能部门不得为保证人。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有法人书面授权的，可以在授权范围内提供保证。”因此，该协议由于民事主体不具有合法性而无效。二、涉案存单与合作协议书无关。合作协议书第四条约定：“本协议项下首笔贷款发放前，甲方必须向乙方缴纳不低于贰仟万元的担保基准保证金，基准保证金除代偿贷款本息或所有在保金额全部清偿且终止业务合作之外，甲方不得支取。甲方应在乙方开立履约保证金专户，对履约保证金专户管理，除清偿所对应贷款本息后且终止业务合作之外，甲方不得支取。”而本案中涉案存单金额只有15，000，000元，该款项存入奥信襄阳分公司账户时，襄阳农商行已对外发放五笔贷款，根本不符合前述条款中约定的襄阳农商行发放首笔贷款前，奥信分公司须缴纳不低于20，000，000元的基准保证金条件，而且，该15，000，000元经奥信襄阳分公司分两次支取后，存单金额变更为13，700，000元，不具备合同项下“不低于2000万元担保金”的条件，同时该存单只是存入奥信公司的存款账户，而非保证金专户。因为合作协议书约定，奥信襄阳分公司对保证金专户上的保证金“不得支取”，而本案中，奥信襄阳分公司实际支取了两次，足以说明该账户系一般的存款账户，该账户上的存单根本不是保证金专户上的质押凭证。三、八份《质押合同》由于存单未交付，襄阳农商行质权未设立，质押合同未生效。襄阳农商行诉状中称奥信襄阳分公司在2015年3月12日存入一张15，000，000元定期存单，在同年4月30日以前，分别签订了六份《质押合同》，为六位借款人提供了担保。我们认为，襄阳农商行这一陈述不能成立。首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224条规定：“以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质权自权利凭证交付质权人时设立；没有权利凭证的，质权自有关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涉案权利凭证只有一份存单，一份存单只能交付一次，即只能对应一份质押合同，质押合同才能成立，而一份存单不可能同时交付六次，重复多次交付，其实质就是没有交付，质权未设立，质押合同不成立。其次，襄阳农商行所述以15，000，000元存单为六份借款合同作了质押，与襄阳农商行提交的证据是自相矛盾。我们注意到，2015年3月12日至2015年3月30日的六份质押合同中，均随附了一份质押清单，该质押清单上显示的是一份14，000，000元的存单，显然与该15，000，000元存单不是同一份存单，由此，说明该15，000，000元存单根本没有设置权利质押。因此，襄阳农商行对这一事实的陈述与证据不符不能成立。襄阳农商行陈述其在4月30日解除了该15，000，000元质押冻结，襄阳农商行这一陈述仍不能成立。15，000，000元存单既然从开始就没有设立质押，又何来解除一说？反之，如果解除了质押冻结，则对前六份质押合同的质押就更不能成立。第四，襄阳农商行诉称又将奥信襄阳分公司另开具的14，000，000元存单分别为另外两家债权人作了质押担保，双方签订了质押合同。襄阳农商行所述的这两份质押合同仍然不成立，其理由同上，即一份存单不可能为两份合同提供质押担保，而且该14，000，000元存单在10月30日由奥信襄阳分公司支取了300，000元，说明该权利凭证发生了改变，14，000，000元存单已经不存在了，变更为了新的13，700，000元的存单，一个不存在的存单又怎能为贷款合同提供质押担保呢？同时，该存单可由权利人任意支取的行为充分说明权利凭证根本未交付银行，一直在权利人手中，因此，八份质押合同由于权利凭证未交付而不成立。四、襄阳农商行以奥信公司在襄阳农商行处无对应账户为由，称“襄阳农商行无法协助办理”不能成立。奥信襄阳分公司是隶属于奥信公司下设的一个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分公司，不具有对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其对外产生的所有权利义务均由奥信公司承担，其名下的财产也只有奥信公司享有处置、分配权；因此，在奥信公司对我方产生债务时，我方要求人民法院查封冻结该公司的资产，理所当然包括其分公司的财产。而且，在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上已明确指明冻结的是奥信襄阳分公司的具体的账号，因此，若该账号上的款项出现异常，襄阳农商行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我方认为，襄阳农商行提出的诉讼请求均不能成立，襄阳农商行在奥信襄阳分公司的账户冻结至今，一直无法举证证实其真实的对外借款、还款、担保状况，反而一再阻扰人民法院正常的执行工作，并提起本案诉讼，其目的就是将本不属于自己的财产予以非法占有，同时增加我方的诉讼时间及权利实现的难度。请求驳回襄阳农商行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奥信公司未进行答辩，亦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审理查明：2015年10月8日，本院依据乔勇的诉前保全申请，冻结了奥信襄阳分公司在襄阳农商行汉江支行账号为82×××55账户内资金2，500，000元。嗣后，乔勇向本院起诉。乔勇诉奥信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经审理于2015年12月1日作出（2015）鄂江岸民商初字第01780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一、双方确认截至2015年12月1日，奥信公司差欠乔勇借款本金6，227，400元；二、奥信公司向乔勇偿还借款本金6，227，400元；三、奥信公司向乔勇支付逾期利息及违约金（以873，000元为本金，自2015年2月10日起；以2，037，000元为本金，自2015年2月7日起算；以1，164，000元为本金，自2015年3月1日起算；以2，153，400元为本金，自2015年2月20日起算；均至借款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四、奥信投资公司向乔勇赔偿担保费损失25，500元；五、奥信公司向乔勇赔偿律师费损失1，200，000元；上述第二、三、四、五项给付义务，于2015年12月2日前履行；六、乔勇放弃其他诉讼请求；七、案件受理费66，149元减半收取33，074.5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38，074.50元，由奥信公司负担，于2015年12月2日前支付给乔勇。上述民事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因奥信公司逾期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该案进入执行程序。执行中，襄阳农商行向本院提出书面执行异议，请求本院解除对奥信襄阳分公司账号为82×××55存单下2，500，000元资金的冻结。本院经审查，于2016年3月17日作出（2016）鄂0102执异3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襄阳农商行的异议申请。襄阳农商行不服该执行裁定，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明：2014年1月1日，奥信襄阳分公司（甲方）与襄阳农商行（乙方）签订襄农商担保合作（2014）1号合作协议书，约定：甲方与乙方建立融资担保业务关系，甲方为乙方所认可的客户在乙方处办理的贷款、贴现、承兑、信用证等资产和或有资产业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甲方是取得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为企业融资提供担保及其他相关服务的企业机构，具备担保人的主体资格，与乙方建立担保业务合作关系已取得内部授权；乙方有权将甲方提供的融资性担保余额控制在其缴纳的担保保证金的5倍以内；甲方对单个被担保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融资性担保的单户最高额限度为20，000，000元；甲方保证对外提供的所有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其净资产10倍，甲方对外提供的所有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若超过10倍，乙方有权按甲方超过部分等额压减甲方的担保贷款的额度；本协议项下担保保证金必须以设定质押的方式移交给乙方占有予以特定化，特定化的方式可以是以下方式：（一）存入保证金专用账户，取得《担保保证金质押书》；（二）以单位定期存款的形式特定化，应当取得存款行开具的单位定期存单和存单确认书；本协议项下首笔贷款发放前，甲方必须向乙方交纳不低于20，000，000元的担保基准保证金，基准保证金除代偿贷款本息或所有在保余额全部清偿且终止业务之外，甲方不得支取；甲方应在乙方开立履约保证金专户，对履约保证金专户管理，除清偿所对应贷款本息后且终止业务合作之外，甲方不得支取；甲乙双方业务合作期限均为一年，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起算。2015年1月1日，奥信襄阳分公司与襄阳农商行签订襄农商担保合作（2015）1号合作协议书，协议内容与（2014）1号合作协议书一致。襄阳农商行与奥信襄阳分公司在上述两份合作协议书尾部盖章，武汉奥信公司未签章。
2014年9月19日、2014年9月22日、2015年1月21日、2015年2月9日、2015年2月11日、2015年3月30日、2015年5月20日、2015年5月27日，襄阳农商行分别与襄阳金丰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襄阳市东廷商贸有限公司、湖北元发商贸有限公司、湖北锦夏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襄阳市东源龙锦重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襄阳福迅达运输有限公司、襄阳市金翔混凝土有限公司、襄阳世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均为案外人，以下简称八位借款人）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均约定襄阳农商行向上述八位借款人提供贷款，担保方式为分别为奥信襄阳分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借款人股东提供保证担保以及案外他人提供房屋抵押。上述八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签订的当日，襄阳农商行与奥信襄阳分公司另行签订了八份《保证合同》，均约定奥信公司襄阳分公司分别为上述八位借款人在各自《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向襄阳农商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奥信襄阳分公司与襄阳农商行于2015年3月12日签订了五份《质押合同》、于2015年3月30日、2015年5月20日、2015年5月27日签订了三份《质押合同》，均约定奥信公司襄阳分公司分别为上述八位借款人在各自《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向襄阳农商行提供定期存单质押，质物为奥信襄阳分公司在襄阳农商行汉江支行开立的定期存单（账号：82×××55）。每份《质押合同》均随附一份《质押凭证清单》，载明：出质人奥信襄阳分公司，质权人襄阳农商行，凭证开出单位襄阳农商行汉江支行，凭证种类定期存单（账号82×××55、面值金额14，000，000元），起止时间2015年3月12日至2016年3月12日。奥信襄阳分公司与襄阳农商行分别在《质押凭证清单》出质人与质权人处签章。《质押合同》未记载存单号，《质押凭证清单》未记载该清单的编号，也未记载存单号。
2015年3月12日，奥信襄阳分公司在襄阳农商行汉江支行开立的82×××55号账户内存入15，000，000元，襄阳农商行汉江支行向奥信襄阳分公司开具了存单号为No000061280612、账号为82×××55、金额为15，000，000元、期限为一年（2015年3月12日-2016年3月12日）的定期存单（现该存单盖有“附件”印章），并于当日将该账户予以质押冻结。2015年4月30日，82×××55号账户内存款经襄阳农商行汉江支行核算本息合计为15，000，619.31元，襄阳农商行汉江支行将该账户全额解冻，奥信襄阳分公司将其中1，000，619.31元转入其名下82010000000739322号账户内，82×××55号账户内余额为14，000，000元。当日，襄阳农商行汉江支行开具了存单号为No000061280635、账号为82×××55、金额为14，000，000元、期限为一年（2015年3月12日-2016年3月12日）的定期存单（现该存单盖有“附件”印章），并于当日将该账户予以质押冻结。2015年10月20日，襄阳农商行汉江支行将奥信襄阳分公司82×××55号账户内款项强制扣划了300，647.50元以代偿借款人的债务，此时账户余额为13，700，000元，襄阳农商行汉江支行于当日再次开具存单号为No000061280884、账号为82×××55、金额为13，700，000元、期限为一年（2015年3月12日-2016年3月12日）的定期存单。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湖北襄阳农村商业银行与担保公司业务合作协议书》、《定期存单》、《质押冻结手续》、《账户明细查询》、《业务交易凭条》、《通用凭证》、《借款偿还凭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凭证》、《保证合同》、《质押合同》、《质押凭证清单》、（2016）鄂0102执异4号《执行裁定书》、《邮寄回单》及当事人的陈述在案佐证。上列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均予以采信。
本院认为：本案系案外人对本院作出的执行异议裁定不服提起的诉讼，故本案案由应变更为执行异议之诉。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襄阳农商行是否对奥信襄阳分公司名下82×××55号账户内的款项享有质权？奥信襄阳分公司与襄阳农商行在《质押合同》中约定，奥信襄阳分公司以在襄阳农商行汉江支行开立的定期存单（账号：82×××55）作为质物为八位借款人各自在《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向襄阳农商行提供质押担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五条“以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质权自权利凭证交付质权人时设立；没有权利凭证的，质权自有关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的规定，奥信襄阳分公司应将定期存单交付给襄阳农商行以设立质权。通过八份《质押合同》所附的《质押凭证清单》的记载，可以认定奥信襄阳公司提供的质物为同一份定期存单。签订于2015年3月12日和2015年3月30日的六份《质押合同》项下的质物为金额为14，000，000元的定期存单，而此时，奥信襄阳分公司并不持有金额为14，000，000元的定期存单，故上述六份《质押合同》项下的质物并不存在，质权未设立。签订于2015年5月20日、5月27日的二份《质押合同》仅记载质物为定期存单（账号82×××55、金额14，000，000元），虽然襄阳农商行提供了No000061280635号定期存单以证明质物已交付、质权已设立，但该存单上盖有“附件”印章，襄阳农商行未向本院提供定期存单原件。质权因质物的灭失而消灭，No000061280635号定期存单作为特定的质物已灭失，襄阳农商行据此享有的质权随之消灭。No000061280884号存单开具于2015年10月20日，此时，本院已将82×××55号账户内款项2，500，000元予以冻结。综上所述，襄阳农商行实际开具了存单号不相同的三份定期存单，虽然这三份存单的账号均为82×××55，但账号是在银行办理经济账目业务的开户号码，其无法作为权利凭证予以交付，不能与作为权利凭证的存单混同，故奥信襄阳分公司在襄阳农商行开立的82×××55号账户内的存款未转化为与八份《质押合同》相对应的权利凭证，并交付给襄阳农商行，襄阳农商行对奥信襄阳分公司名下82×××55号账户内的款项不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质押权利，其要求停止执行武汉奥信公司襄阳分公司82×××55号账户内资金，并解除对上述账户内2，500，000元冻结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二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四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湖北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1，300元，由原告湖北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胡 迪
人民陪审员 丁凤玲
人民陪审员 刘 念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三日
书 记 员 杨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