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46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俞延钢，男，1965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虎，江苏金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天红，浙江君安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东阳市白云街道东义路111号3楼。
法定代表人：韦晗，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爱军，浙江洪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赵国平，男，1961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庆文，浙江东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俞延钢与被上诉人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厦公司）、原审第三人赵国平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4民初70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俞延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均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赵国平符合信托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受托人的身份，原审认定不当。案涉《股权代持协议书》是民事信托合同，赵国平所代持的股份是信托财产，原审认定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不适用于本案的执行异议之诉。《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只涉及股东登记变更，没有对股权信托和隐名股东及其权利保护作出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与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表明受托人与名义股东不能超越股权所有人的意思对股权进行处置，除了善意取得之外，第三人不能取得该股权，法院也不能对该股权进行冻结、处置。信托法第十七条规定除法定情形外，对信托财产不得强制执行。本案应适用信托法的规定。即使案涉《股权代持协议书》的性质不是信托合同，案涉股权也不是信托财产，但是基于赵国平代持的股权确实属于上诉人所有的事实，上诉人对案涉股权也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法院应判决不执行案涉股权。参考山东高院对类似案件的判决理由，申请执行人并没有与被执行人就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股权从事民事法律行为，申请执行人也不是基于信赖权利外观而需要保护的民事法律行为之善意第三人，本案也没有需要维护的交易安全，申请执行人的债权请求不能优先于实际权利人的保护，股权确属案外人享有，申请执行人的债权不能实现，根本原因是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不足造成。如果申请执行人有损失，该损失也与名义持股人与实际持股人的委托持股关系没有因果关系。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的理由均不成立，请二审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广厦公司答辩称，案涉《股权代持协议》无论是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不是信托法意义上的信托合同，本案不应适用信托法的规定。上诉人所称的出资1000万元不属实，该款的汇款用途是往来款，如系支付股权转让款，应支付给前任股东，而不是公司。上诉人与胜邦公司之间本来就有其他业务往来，该1000万元不能推定为股权转让款。最高人民法院在（2016）最高法民申3132号案件中，对与本案案情类似的纠纷，认为即使查实隐名股东出资的事实，股权代持协议有效，但该协议仅有内部效力，对外部第三人而言，股权登记具有公信力。隐名股东对外不得具有公示股东的法律地位，不得以内部股权代持协议有效为由对抗外部债权人对显名股东的正当权利。上诉人在仲裁及执行异议阶段，均认为上诉人与赵国平之间是股权代持关系，在本案诉讼中却认为上诉人与赵国平之间是信托关系，违反禁止反言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既可以适用执行异议，也可以适用执行异议之诉，两者均是同一法律事实引起，有并联性和共通性。综上所述，被上诉人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赵国平陈述意见称，登记在赵国平名下的胜邦公司10%的股权实际是上诉人俞延钢所有，同意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及二审的上诉请求，希望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判决。
上诉人俞延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俞延钢与赵国平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书》属于信托合同，杭州仲裁委员会（2016）杭仲字第35号《裁定书》裁决的“被申请人赵国平向申请人俞延钢返还所代持胜邦公司原投资1000万人民币所占的10%股权”和其他投资权益属于信托财产；2、撤销（2015）杭江商初字第572-1号民事裁定、（2016）浙0104执字62号执行裁定、（2016）浙0104执异40号执行裁定，解除对赵国平名下的胜邦公司10%股权和其他投资权益的查封、冻结，并终止对该股权和其他投资权益的执行；3、本案诉讼费由广厦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
俞延钢与赵国平一致承认双方曾签订一份《股权代持协议书》，约定俞延钢委托赵国平以受托方的名义持有委托方对胜邦公司1000万元注册资本出资所占该公司10%的股权。协议第七条第二款第八项约定“甲方（即委托方）向乙方（即受托方）发出书面通知解除本协议”就可以提前终止该协议。协议第九条约定“协商不能解决的，双方同意提交杭州仲裁委员会裁决”。2015年12月31日俞延钢向赵国平发出《终止股权代持协议通知书》。
2016年3月2日俞延钢以委托合同向杭州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仲裁请求为：1、撤销股权代持协议书；2、裁决赵国平返还拥有胜邦公司注册资本金股权10%计1000万元，并协助办理股东工商变更登记手续；3、仲裁费由赵国平承担。该仲裁委于2016年4月29日作出（2016）杭仲字第35号裁决书。仲裁庭查明俞延钢与赵国平存在股权代持关系，以及双方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书》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因俞延钢通知解除双方股权代持关系后，赵国平未能将所代持股权返还给俞延钢，双方因此产生纠纷。仲裁庭裁决：赵国平向俞延钢返还所代持胜邦公司原投资1000万人民币所占10%股权，并在裁决生效10日内提请办理法定手续；驳回俞延钢的其他仲裁请求。该仲裁裁决生效后俞延钢已向本院申请执行。
一审法院在审理广厦公司与赵国平借贷纠纷一案中，依广厦公司的财产保全申请，于2015年10月21日，冻结了赵国平在胜邦公司持有的16%股权，并于2015年9月22日作出（2015）杭江商初字第572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判令：“一、被告赵国平返还原告广厦公司借款本金人民币1030万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请；二、被告赵国平支付原告广厦公司借款利息及逾期利息人民币2847300元（暂计算至2015年1月31日，此后逾期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四倍的标准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该判决生效后，因赵国平未履行付款义务，权利人广厦公司于2016年1月6日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一审法院同日以（2016）浙0104执62号案件立案执行。
因俞延钢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要求中止对属于其在胜邦公司10%股权的执行并解除冻结，一审法院于2016年8月26日出具了（2016）浙0104执异40号裁定书驳回了俞延钢的执行异议请求。
另查明，胜邦公司是常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的有限责任公司（私营），成立日期为2010年6月23日，注册资本壹亿元。俞延钢系胜邦公司监事。胜邦公司的《章程》载明赵国平系公司股东。
再查明，2010年11月1日江苏家天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汇给胜邦公司1600万元，其于同日出具《证明》称其中1000万元为俞延钢的股本金。胜邦公司开具了两张分别为5000000元的收据。
一审法院认为，对于俞延钢的第一项诉讼请求，由于信托法中规定的信托有其明确的法律界定，而且作为信托的受托人必须以信托机构形式从事信托活动，并非在民事活动民事主体所有的委托行为都是信托行为，只有符合信托法规定的信托行为才受信托法的调整。在本案中，首先赵国平系自然人，不是信托法中规定的信托机构；其次俞延钢与赵国平之间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是为了明确在股权代持关系中双方的权利义务所作的约定，其性质并非是信托法中所规定的信托合同，赵国平所代持的股权也不是信托财产。俞延钢提出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对于俞延钢的第二项诉讼请求，该院认为，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关于“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股权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判断”的规定，案涉股权登记在赵国平名下，应当认定为赵国平的财产，该院对其采取查封、冻结措施并无不当。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在本案中，赵国平与俞延钢虽签订有《股权代持协议》，从公司内部信息披露来说，公司章程、股东名单均登记为赵国平；从工商行政机关公示的企业注册登记信息来看，股东亦为赵国平。基于《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的上述规定，不特定社会公众对公示登记所具有的信赖利益的保护应当优于隐名股东利益保护，即股权变更不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即使俞延钢委托赵国平代持股权确属客观事实，其在享受隐名的便利时也同时应当承担因此可能产生的法律风险。综上所述，俞延钢提出的撤销保全裁定、执行裁定，并解除对赵国平名下的胜邦公司10%股权和其他投资权益的查封、冻结的诉请没有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俞延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1800元，由俞延钢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股权代持是指实际出资人与他人约定，以该他人名义代实际出资人履行股东权利义务的一种股权或股份处置方式。俞延钢与赵国平签订的案涉《股权代持协议书》涉及到登记在赵国平名下的10%的胜邦公司股权是赵国平代俞延钢持有，该协议书的相关内容符合股权代持的法律特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信托财产与属于受托人所有的财产相区别，不得归入受托人的固有财产或者成为固有财产的一部分”。第二十七条规定：“受托人不得将信托财产转为其固有财产。受托人将信托财产转为其固定财产的，必须恢复该信托财产的原状；造成信托财产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案涉的10%胜邦公司股权明显不属于信托财产的范围，本案争议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的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工商登记是对股权情况的公示，与公司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及登记股东之债权人有权信赖登记机关登记的股权情况并作出判断。本案中，上诉人俞延钢与赵国平曾签订过案涉《股权代持协议书》，但该股权代持仅具有内部效力，对外部第三人而言，股权登记具有公信力，隐名股东对外不具有公示股东的法律地位，不得以内部股权代持协议有效为由对抗外部债权人对显名股东的正当权利。前述第三款中的第三人，并不限缩于与显名股东存在股权交易关系的债权人。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原则，有关公示体现出来的权利外观，导致第三人对该权利外观产生信赖，即使真实情况与第三人的信赖不符，只要第三人的信赖合理，第三人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即应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基于上述原则，名义股东的非基于股权处分的债权人亦应属于法律保护的第三人的范畴。因此，案涉的登记在赵国平名下的10%胜邦公司股权就是赵国平对外承担民事责任的责任财产，被上诉人广厦公司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对案涉股权强制执行，上诉人俞延钢在享受隐名便利的同时也应当承担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这样才能保护第三人对公司股权公示登记所具有的信赖利益，维护社会交易的安全。在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对案涉10%胜邦公司股权冻结后，杭州仲裁委员会才受理俞延钢的仲裁申请，并作出（2016）杭仲字第35号裁决，该裁决虽然解决了实际出资人俞延钢与名义股东赵国平之间因股权代持发生的纠纷，但该裁决对本案的审理没有约束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对此种情况已经作出了明确规定，即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由于执行程序需要贯彻已经生效判决的执行力，因此在对执行异议是否成立的判断标准上，应坚持较高的、外观化的标准。这一判断标准，要高于执行异议之诉中原告（案外人）能否排除执行的判断标准。由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应当在如下意义上理解，即符合这些规定所列条件的，执行异议能够成立；不满足这些规定所列条件的，异议人在执行异议之诉中的请求未必不成立。是否成立，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异议人主张的权利、申请执行人债权实现的效力以及被执行人对执行标的的权利做出比较并综合判断，从而确定异议人的权利是否能够排除执行。因此，原审法院以该条款作为判决依据是正确的。
综上所述，上诉人俞延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1800元，由上诉人俞延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逸强
审判员 寿俊峰
审判员 朱 梅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日
书记员 胡 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