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杭上民初字第407号
原告：王柏正，男，1944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新昌县。
原告：潘秋燕，女，1948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新昌县。
两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朱宇亮，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省立同德医院，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古翠路***号。
法定代表人：柴可群，院长。
委托代理人：赵丽华，浙江天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徐莘，浙江天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庆春路**号。
法定代表人：郑树森，院长。
委托代理人：赵濑，浙江越翰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柏正、潘秋燕诉被告浙江省立同德医院（以下简称：同德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以下简称：浙一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原告于2014年6月3日向本院起诉后，由本院进行诉前调解。调解过程中，本院根据两被告的申请，委托杭州市医学会进行鉴定。鉴定结束后因调解无果，本院于2015年3月11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姚炜强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于2015年3月30日、同年4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杭州市医学会的鉴定书中部分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本院对原告重新鉴定的申请予以准许后，委托浙江省医学会进行重新鉴定，于2016年5月10日鉴定结束。因案情复杂，本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依法由审判员姚炜强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咸青央、王明珠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6月15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柏正、潘秋燕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朱宇亮，被告同德医院的委托代理人徐莘，被告浙一医院的委托代理人赵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柏正、潘秋燕起诉称：患者王旭杭，男，35岁，因上腹部不适，于2013年10月10日就诊于被告同德医院，门诊检查，血液检查报告显示：“总胆红素65.5umol/L，直接胆红素37.9umol/L，谷丙转氨酶1189U/L，谷草转氨酶1029U/L；血常规基本正常；胃镜检查显示：胃多发溃疡，十二指肠球部霜斑样溃疡，HP（+++）；腹部B超显示：肝回声改变，肝内钙化斑。”被告同德医院的门诊医生给患者开出呋喃唑酮片、胶体果胶铋胶囊、克拉霉素缓释片（诺邦）以及埃索美拉唑镁肠溶片（耐信）四种药物用以治疗。服药后，患者开始出现纳差、恶心、乏力等症状，病情恶化。同月16日，患者因肝功能不全原因待查住院。入院后血液检查报告显示：“总胆红素285umol/L，直接胆红素188umol/L，谷丙转氨酶1718U/L，谷草转氨酶1967U/L，凝血酶原时间30.6秒”，治疗给予天晴甘美、思美泰、耐信、博路定康病毒等治疗，同时继续服用治疗胃溃疡的药物。同月17日，经过被告同德医院感染科会诊，诊断结果为重症××（乙型）。同月18日转入被告同德医院感染科继续治疗。当日16时18分，医嘱以病危通知，后转入被告浙一医院进行治疗。入院后被告浙一医院以天晴甘美、喜美欣、优思弗、耐信等护肝、退黄、护胃，雅博斯等综合内科治疗，但患者病情加重，出现肝性脑病，呼衰，休克，生命体征不稳定，呼吸困难，氧饱和度下降，予患者气管插管后转入被告浙一医院ICU（重症监护室）继续治疗，但患者病情极重，持续昏迷，持续使用呼吸机辅助呼吸，无法进行肝移植治疗、无法逆转，且进行性加重，生命体征难以维持；同月25日，两原告无奈之下带患者自动出院。当日，患者王旭杭死亡。两原告认为，患者王旭杭在被告同德医院门诊检查时，被认定为因胃部问题而导致的身体不适，并开出了相应的药物。然而，门诊的检查报告已经可以表明，受害人存在严重的肝功能异常，而受害人服用的治疗胃病的药物中存在对肝功能损害的毒副作用，其中克拉霉素缓释片（诺邦）为严重肝功能损害者禁忌使用，埃索美拉唑镁肠溶片（耐信）的不良反应有导致肝脏损害加重、肝衰竭的可能。两原告认为被告同德医院的门诊医生未尽到审慎医疗的责任，在患者存在严重肝脏损害的情况下给予患者使用了增加肝脏负担，严重损害肝脏甚至是禁忌使用的药物，直接导致了患者在服用被告同德医院开出的药物后病情急剧恶化。在患者病情恶化入住被告同德医院消化内科后，被告同德医院仍旧没有明确患者的病情，予其维生素K1，该药物是严重肝脏疾患或肝功能不良者禁用的，同时继续使用埃索美拉唑镁肠溶片（耐信）。被告同德医院不但未纠正之前的错误用药，再次在患者身上使用的禁忌药物，导致患者的病情更加严重。转入被告浙一医院后，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依旧使用埃索美拉唑镁肠溶片（耐信）加重了患者肝脏的病情，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患者肝脏的损害，同时被告浙一医院的医护人员未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对患者进行有效治疗，导致了患者病情持续恶化。两原告认为被告浙一医院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两原告作为患者的父母，年事已高，并且患者为两原告的独子，患者的离世给两原告带来了巨大的精神损害。综上，两原告认为，患者在年仅35岁时离世，完全是因为被告同德医院一再的错误用药，在患者原本存在肝脏疾患的基础上，错误用药使患者病情迅速恶化，存在药物性肝损情况，直接导致患者病情加重，最终扼杀了患者年轻的生命；被告浙一医院未尽审慎医疗的义务，用药不谨慎，未能尽到与其医疗水平匹配的医疗义务，在患者死亡的严重后果中存在一定的过错。两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之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两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赔偿两原告死亡赔偿金757020元、丧葬费20043.5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41120元、医药费14215元、交通费5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2、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赔偿两原告死亡赔偿金218570元、丧葬费6465元、被抚养人生活费48324元、医药费3531.25元、交通费125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
被告同德医院答辩称：本案的基本事实认可浙江省医学会出具的《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中诊疗概要的内容。原告诉请赔偿比例按25%计算过高，被告同德医院是轻微责任，认可按10%计算为宜。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不应使用2015年度的赔偿标准，应按患者死亡时的2013年度赔偿标准为宜；医疗费、交通费应以实际发生票据为准，按10%比例赔偿。原告全额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按10%比例赔偿。请求依法判决。
被告浙一医院答辩称：首先，根据患者王旭杭2013年10月17日在被告同德医院的实验室检查：凝血酶原时间30.6秒；肝功能：ALT1718U/L，AST1967U/L，TB285.0umol/l，DB188.1umol/l；粪便OB弱阳性等临床证据，被告浙一医院予患者入院诊断：病毒性××（乙型），慢加急性肝衰竭；胃十二指肠溃疡，消化道出血。该诊断明确，依据充分。其次，因患者凝血功能显著异常，胃十二指肠溃疡伴出血，根据肝衰竭指南，推荐常规预防性使用H2受体阻滞剂或质子泵抑制剂（Ⅰ），被告浙一医院予患者使用耐信针（属质子泵抑制剂），符合诊疗规范，无过错和不当，且该药物对控制消化道出血具有显著疗效。前列地尔（凯时）注射液说明书记载，该药物的使用适应症主要为：1、治疗慢性动脉闭塞症引起的四肢溃疡及微小血管循环障碍引起的四肢静息疼痛，改善心脑血管微循环障碍；2、脏器移植术后抗栓治疗，用以抑制移植后血管内的血栓形成；3、动脉导管依赖性先天性心脏病，用以缓解低氧血症，保持导管血液以等待时机手术治疗；4、用于慢性××的辅助治疗。用药禁忌为：1、严重心衰（心功能不全）患者；2、妊娠或可能妊娠的妇女；3、既往对本制剂有过敏史的患者。在本案中，患者系慢性乙型××急性加重至肝功能衰竭，被告浙一医院予其使用前列地尔（凯时）注射液治疗，指征明确且无用药禁忌，符合临床用药原则，无任何过错和不当。其三，因患者病情危重，入院后被告浙一医院即告知患者家属该病死亡率极高，需要通过肝移植方法挽救其生命，但患者家属未作出明确决定。在等待人工肝治疗过程中，患者疾病进行性进展，虽此时患者家属尚未作出肝移植决定，但为争取治疗时间，被告浙一医院已积极予其肝移植会诊等肝移植前准备工作。直至患者家属决定接受肝移植治疗，等待供肝过程中患者病情进一步加重，并出现高度腹胀、合并肝性脑病、肝肺综合征、呼吸衰竭，经重症监护室、麻醉科会诊后，即给予患者气管插管并及时转ICU治疗。ICU期间，被告浙一医院数次予患者行人工肝治疗，以期能够过渡到肝移植治疗，但患者未能等到供肝而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最终家属放弃治疗而自动出院。由此可见，被告浙一医院予患者的救治措施积极、及时、恰当，符合临床诊疗规范和现有医疗水平。患者的最终死亡与其病情极重、进展快速、无法逆转有关，是其自行疾病的自然转归，与被告浙一医院的医疗行为之间无因果关系。被告同德医院与被告浙一医院对患者的诊疗行为是单独的，相互之间不存在法律上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事实依据。综上，被告浙一医院认为，两原告要求被告浙一医院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之诉讼请求，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两原告对被告浙一医院的诉讼请求。
原告王柏正、潘秋燕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门诊病历、住院病历，证明患者王旭杭在被告同德医院、浙一医院就诊、检查、住院、治疗的事实。患者在被告同德医院、浙一医院诊治后病情加重，证明被告同德医院、浙一医院未尽到审慎医疗的事实；
2、药品说明书，证明药品的注意事项、禁忌等的事实。克拉霉素缓释片、维生素K1、埃索美拉唑肠溶片、替普瑞酮胶囊、凯时，其中维生素K1和克拉霉素缓释片的药物说明中明确严重肝脏疾患或肝功能不良者禁用，其他的药物说明不同程度反映了不良反应、慎用情况；
3、身份证、社保信息，证明患者王旭杭的身份信息以及社会保障信息等的事实。王旭杭长期在杭州生活工作，是城镇居民，应按照浙江省城市标准计算；
4、派出所证明、亲属关系证明，证明被抚养人的身份信息，两原告是患者王旭杭的合法继承人；
5、死亡证明、火化证明，证明患者王旭杭已死亡；
6、医疗费发票，证明患者王旭杭就医所花费的自理自费部分医疗费用的事实；
7、浙一医院门诊病历，证明患者在被告同德医院就诊后，转入被告浙一医院处就诊时，经被告浙一医院的医生诊断不排除药物性肝损的可能。证明由于被告同德医院使用的药物导致患者药物性肝损的可能；
8、录音光盘，证明被告同德医院在医学会鉴定过程中的表述存在虚假成份。门诊医生给予患者的住院时间是在2013年10月16日，而并非被告同德医院表述的10月11日；
9、浙江省医学会的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证明被告同德医院在本次医疗事件中存在过错且存在因果关系，虽然是轻微责任，但原告认为应趋向于次要责任，对被告浙一医院无医疗损害责任无异议。
被告同德医院为证明其辩称的事实，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0、住院病历，证明患者住院期间的治疗过程，被告同德医院的诊疗没有过错；
11、杭州市医学会的医疗损害鉴定书，证明被告同德医院的医疗行为曾经鉴定为无过错。
被告浙一医院为证明其辩称的事实，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2、患者王旭杭住院病历；
13、杭州市医学会的医疗损害鉴定书；
证据12、证据13，结合浙江省医学会的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共同证明被告浙一医院予患者的诊疗行为符合规范，无过错。
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原、被告的质证意见如下：
被告同德医院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患者确实在被告同德医院就诊，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被告同德医院有过错；对证据2质证认为，该证据无原件，对证据三性均有异议，医生的诊疗行为要对患者病情进行综合考虑，衡量利弊后进行用药治疗，并不是机械适用药物说明；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社保信息不能证明患者是城镇居民；对证据4、证据5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6中被告同德医院的部分三性无异议，对被告浙一医院的部分由法院确认；对证据7形式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内容的真实性、关联性由法院认定；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被告同德医院参加杭州市医学会鉴定时表述的是当时的主治医生本人，10月11日的门诊治疗行为是主治医生本人单独实施的，没有其他医务人员在场，因此关于2013年10月11日的诊疗事实应当由主治医生来确认，其他任何医务人员因未在现场，无法了解客观真实情况。录音中进行表述的医务人员并非主治医生本人，且该录音是在患者死亡半年后进行录制，对当时情况的核实存在难度。因此，其他医务人员对该事实的表述是无效的，不在现场无权进行任何表述，表述了也没有意义，故原告的证明对象不能成立。当时的情况是患者本人单独就医，患者现在已去世，对就诊当时的客观事实，患方的其他人无权进行解释和表述。医疗经过以医疗病历记载为准，根据规定，任何的医疗过程必须及时记载在医疗病历中，病历保存在患方手中，被告不可能进行任何修正；对证据9的三性无异议，但认为轻微责任应倾向于10%的赔偿比例；对证据12、证据13的三性无异议。
被告浙一医院对证据1中被告同德医院的病历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对内容真实性由法院认定，对被告浙一医院的病历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书证只能反映患者病情以及治疗措施，不能证明过错本身；对证据2的三性有异议，认为药品说明书作为证据，应以药品盒内的说明书或中华药典记载为准；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的主体资格的问题由法院确认；对证据5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6形式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被告同德医院部分的内容真实性由法院确认，对被告浙一医院部分无异议；对证据7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8形式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浙一医院因为不是当事医院，该证据由法院进行审查；对证据9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10形式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内容的真实性由法院审查后予以确认；对证据11的三性无异议。
原告王柏正、潘秋燕对证据10的三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其待证事实，不能证明被告同德医院在本案中的诊疗行为无过错；对证据11的三性无异议，但对鉴定内容有异议，认为被告同德医院存在医疗损害行为，应以浙江省医学会的鉴定结论为准；对证据12、1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杭州市医学会的医疗损害鉴定书中针对被告浙一医院的部分无异议。
综合原、被告举证、质证的情况，本院作如下认证：
证据1、证据3至证据7、证据10、证据12具有真实性，且对本案事实具有证明力，予以认定；证据2系打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不予认定；证据8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该证据能够证明患者王旭杭于2013年10月11日上午到被告同德医院就诊后直至2013年10月16日才到被告同德医院就诊，被告同德医院即要求其入院治疗的事实，对该事实予以认定；证据9程序合法，结论科学、明确，予以认定；证据11、证据13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鉴定结论不予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及确认的有效证据，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
患者王旭杭，男，1977年12月21日出生，有××病史。2013年10月10日，因“纳差、恶心2-3周”到被告同德医院门诊就医，查体：腹平软，剑突下压之不适。被告同德医院给予胃镜、腹部B超、血肝肾功能、血常规检查。2013年10月11日上午胃镜示：胃多发溃疡，十二指肠球部霜斑样溃疡，HP（+++）。B超示：肝回声改变，肝内钙化斑。血常规示：白细胞计数7.1×109/L，中性粒细胞56.25%。给予呋喃唑酮片、克拉霉素缓释片、埃索美拉唑镁肠溶片、胶体果胶铋胶囊治疗。下午13时24分血肝功能报告示：谷丙转氨酶1189U/L，谷氨酰转肽酶426U/L，碱性磷酸酶202U/L，谷草转氨酶1029U/L。2013年10月16日，患者因“上腹部不适半月，纳差5天”入住被告同德医院消化科。既往史：有××病史8年，10个月前开始服用“拉米夫定”，6个月后自行停药。入院查体：皮肤巩膜黄染，全腹无压痛。初步诊断：肝功能损害原因待查。予护肝、降酶、退黄及保护胃黏膜等治疗。2013年10月17日下午血生化示：总胆红素285umol/L，直接胆红素188.1umol/L，谷丙转氨酶1718U/L，谷氨酰转肽酶255U/L，碱性磷酸酶254U/L，谷草转氨酶1967U/L。凝血功能示：凝血酶原时间30.6秒，D-二聚体0.98mg/L。该院感染科会诊后考虑重症××（乙型），给予恩替卡韦片、易善复、维生素K1等治疗。2013年10月18日15时42分转入感染科治疗，转入诊断：重症乙型××，16时49分患者自动出院，出院诊断：重症乙型××。同日17时59分转入被告浙一医院治疗，入院初步诊断：病毒性××乙型，慢加急性肝衰竭。入院予天晴甘美、喜美欣、优思弗、耐信、维生素K1等护肝、退黄、护胃等治疗。2013年10月21日，被告浙一医院给予人工肝会诊，必要时肝移植会诊。2013年10月22日，患者腹胀明显，纳差乏力恶心。2013年10月23日患者腹胀明显，情绪激动、烦躁。CT检查因患者烦躁不配合，影像显示不佳。同日18时21分患者呼吸急促，氧饱和度一过性下降至79%，心率150次/分，血压尚正常，给予气管插管，并转入ICU进一步治疗。ICU转入诊断：病毒性××乙型，急性肝功能衰竭、肝性脑病，急性肾功能衰竭，急性呼吸衰竭，分布异常性休克。给予机械通气，CRRT治疗，护肝、补液、抗休克、抗感染等治疗。2013年10月25日，患者病情极重，无法行肝移植治疗，且进行性加重，生命体征难以维持。患者家属要求自动出院，出院后患者死亡。
另查明，患者王旭杭生前由杭州坤信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原告王柏正（1944年12月7日出生）、潘秋燕（1948年10月14日出生）系患者王旭杭的父母，系农村户口。原告王柏正、潘秋燕除生育王旭杭外，另生育有女儿王伟伟。患者王旭杭在被告同德医院除医保支付的2013.5元以外的门诊、住院费为2416.13元，在被告浙一医院除医保支付的25448.96元以外的住院费为11799.54元。
本案诉调过程中，根据同德医院、浙一医院的申请，本院委托杭州市医学会对同德医院、浙一医院给予患者王旭杭的诊疗行为是否符合规范，是否存在过错；如果同德医院、浙一医院存在过错，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各自的因果关系，同德医院、浙一医院的过错对损害后果各自应承担的责任程度（计参与度）进行医疗损害鉴定。2015年1月7日，该会出具杭州医鉴（2015）3号《医疗损害鉴定书》。审理过程中，因《医疗损害鉴定书》中关于2013年10月11日被告同德医院建议住院治疗，患者未入院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本院对两原告要求重新鉴定的申请予以准许。本院再次委托浙江省医学会进行重新鉴定。2016年5月5日，浙江省医学会出具浙江医鉴（2016）24号《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被告同德医院在对患者王旭杭的诊治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医疗过错与患者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应承担轻微责任；被告浙一医院在对患者王旭杭的诊治过程中不存在医疗过错，无医疗损害责任。两原告为重新鉴定支付鉴定费4000元。
本院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公民、法人由于过错致他人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判断医疗机构在医疗事件中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标准在于其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该过错与损害后果是否有因果关系。本案中，浙江省医学会出具的《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中已明确，被告同德医院对患者王旭杭的诊治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医疗过错与患者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应承担轻微责任，故被告同德医院对此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两原告要求按25%的比例赔偿，被告同德医院认为应按10%的比例赔偿为宜，对此本院均不予采纳。本院结合本案案情，认定被告同德医院应当承担20%的赔偿责任。两原告要求被告浙一医院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王柏正、潘秋燕主张的各项损失，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参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浙江省相关赔偿标准，结合本院认定的赔偿责任，确认如下：死亡赔偿金210293.6元[43714元/年×20年×20%+16108元/年×（9年+13年）×20%÷2人]，丧葬费5171.9元（51719元÷2×20%），医药费2843元（14215元×20%）。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综合考虑被告的过错程度、后果、本地的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酌定为10000元。关于两原告主张的交通费，因两原告未提交相应交通票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同德医院抗辩应按患者死亡时的2013年度赔偿标准赔偿的意见，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三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浙江省立同德医院赔付原告王柏正、潘秋燕死亡赔偿金210293.6元、丧葬费5171.9元、医药费2843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合计228308.5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内履行完毕；
二、驳回原告王柏正、潘秋燕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浙江省立同德医院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预收案件受理费13674元，因原告王柏正、潘秋燕减少诉讼请求金额，本案应收案件受理费6282元，由原告王柏正、潘秋燕负担1557元，由被告浙江省立同德医院负担4725元。退还原告王柏正、潘秋燕7392元。鉴定费4000元，由被告浙江省立同德医院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案件受理费，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本院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由本院另行书面通知。
审 判 长 姚炜强
人民陪审员 王明珠
人民陪审员 咸青央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岑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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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条文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十五条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
（一）停止侵害；
（二）排除妨碍；
（三）消除危险；
（四）返还财产；
（五）恢复原状；
（六）赔偿损失；
（七）赔礼道歉；
（八）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以上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第十八条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为单位，该单位分立、合并的，承继权利的单位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被侵权人死亡的，支付被侵权人医疗费、丧葬费等合理费用的人有权请求侵权人赔偿费用，但侵权人已支付该费用的除外。
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
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
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
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
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
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第三十五条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
“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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