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津01民终760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健，男，1964年4月3日出生，住天津市河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维武，天津华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杰，男，1975年2月13日出生，住天津市东丽区。上诉人周健因与被上诉人戴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2017）津0105民初30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09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健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四、五、六项，上诉人周健只同意给付一个月的租金和使用费、商业保险费及滞纳金，请求依法予以改判。事实和理由：2016年5月，上诉人周健向被上诉人戴杰提出解除合同，2016年6月18日合同解除，上诉人在同年6月21日、22日两次给被上诉人戴杰还车，但被上诉人戴杰拒绝接收车辆和退还押金，系被上诉人戴杰的原因导致车辆无法交回，故上诉人不应承担合同解除后的任何费用。戴杰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2016年5月31日之后双方就没有联系，上诉人没有就退车和被上诉人进行过联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戴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周健继续履行租车合同，支付拖欠的租金35200元（自2016年5月20日至2017年4月19日）、保险费3650.86元（2017年1月26日至2018年1月25日的商业险），滞纳金33100元（自2016年5月24日至2017年4月19日共331天，每天1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戴杰与案外人王艳荣系夫妻关系，婚后王艳荣出资购买了牌照号为津Ｅ×××××号丰田出租车一辆，挂靠在天津市鹏达客运出租有限公司名下，2016年12月30日，该公司出具《证明》一份，对上述购车情况进行了说明。在诉争车辆的客运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和出租汽车驾驶员客运资格证上记载案外人王艳荣和其弟弟王会亮享有诉争车辆的出租汽车驾驶员客运资格。2013年6月18日，周健与戴杰签订了《租车协议》，载明戴杰系出租方，周健系承租方，租赁期限五年，自2013年6月20日起至2018年6月19日止；周健应向戴杰交纳押金80000元，租金为每月4200元，以上费用超过三日没有交纳的，每延期一天交纳滞纳金100元；车辆的油补归戴杰所有，车辆管理费、交强险由戴杰负担，车船税、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额500000元，包括不计免赔）及保险公司不予理赔的费用由周健承担，气罐保险费由双方各半负担；双方如遇特殊原因需解除此租赁合同，需提前一个月通知对方。签订《租车协议》当天，周健向戴杰支付了押金80000元，双方对车辆进行了交接，当时车辆完好。双方共同确认租金支付方式为上交租，每月20日前交下个月的租金，2013年8月租金变更为每月4000元，2016年4月又变更为每月3200元，周健一直支付租金至2016年5月19日。周健于2016年5月18日通过手机微信联系戴杰，以其身患冠心病、心绞痛、高血压等多种疾病为由要求解除双方的租赁关系并退还押金，戴杰则以周健的病情并不影响驾驶为由不同意解除。在双方协商的过程中，周健未将诉争车辆交还给戴杰，现该车辆仍在周健的控制之下。由于周健没有依照合同约定于2016年6月为诉争车辆投保商业险，戴杰于2017年1月25日以挂靠公司天津市鹏达客运出租有限公司的名义自行投保了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的商业险，并交纳了保费3650.86元，天津市鹏达客运出租有限公司为戴杰出具了上述保费由戴杰自行支付的证明。另查，周健在承租诉争车辆时并不具有出租车运营资格，戴杰也是在明知周健不具有运营资格的情况下向其出租了诉争车辆。一审法院认为，《天津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规定，禁止无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客运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或者无驾驶员客运资格证从事客运出租汽车业务。虽然戴杰将涉诉出租车租赁给该出租汽车驾驶员运营资格证载明的运营人员以外的周健并签订了《租车协议》，其行为违反了上述条例的规定，但周健抗辩称《租车协议》无效，却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戴杰作为诉争车辆出资人王艳荣的丈夫，对婚后购买的车辆也享有合法的处分权利，故《租车协议》系有效合同，双方均应依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虽然戴杰称周健患病不属于双方约定的“特殊原因”，但由于双方并未对“特殊原因”进行明确约定，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自一方当事人通知到达另一方当事人时即解除，故周健于2016年5月18日提前一个月通知戴杰解除合同符合《租车协议》的约定，也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戴杰在接到通知后并未在法定期限内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故双方的《租车协议》应依照约定于2016年6月18日解除，对于戴杰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无法支持。由于周健至今仍控制诉争车辆，故周健应履行向戴杰返还车辆及附随物品和证照的义务，戴杰应履行返还周健已支付押金80000元的义务，周健亦应将其拖欠戴杰的租金及车辆使用费支付戴杰。就戴杰主张的要求周健依约支付2016年5月20日至2017年4月19日租金35200元的诉讼请求，虽然《租车协议》已于2016年6月18日解除，但诉争车辆始终由周健控制，故周健应自2016年6月19日开始向戴杰支付车辆使用费，标准比照租金，周健应依照戴杰诉讼请求向其支付2016年5月20日至2017年4月19日车辆租金及使用费共计35200元（3200元/月×11个月）。就戴杰主张的要求周健支付2017年1月26日至2018年1月25日商业险保费3650.86元的诉讼请求，由于周健一直控制诉争车辆，故周健占有使用诉争车辆期间的商业险保费依照《租车协议》的约定理应由周健承担，待周健交还车辆之日应按照2017年1月26日至实际还车之日的天数与一年365天的比例支付戴杰商业险保费。就戴杰主张的滞纳金一节，由于双方约定的滞纳金是基于周健延期付款这一违约行为产生的，是对戴杰损失的赔偿，属于违约金范畴，而周健也在庭审中明确表示滞纳金约定的数额过高，故依法对其进行调整，具体比例以租金和使用费本金的30%为宜，因此戴杰主张的周健自2016年5月24日至2017年4月19日应支付的滞纳金为10560元（35200元×30%）。由于戴杰并未在本案中主张2017年4月19日之后的车辆使用费等费用，故待数额确定后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一、原告戴杰与被告周健就牌照号津Ｅ×××××号出租车签订的《租车协议》于2016年6月18日解除；二、本判决生效后，被告周健将津Ｅ×××××号出租车返还原告戴杰，并将附随该车辆的机动车行驶证一本、钢瓶使用证一本、加气卡两张、计价器检验本一册、票根五本、车钥匙两套一并返还原告戴杰；三、原告戴杰收到津Ｅ×××××号出租车后立即返还被告周健押金80000元；四、被告周健在还车当日按照2017年1月26日至实际还车之日的天数与一年365天的比例支付原告戴杰车辆商业险保费（以3650.86元为计算标准）；五、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被告周健支付原告戴杰2016年5月20日至2017年4月19日车辆租金和使用费共计35200元；六、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被告周健支付原告戴杰2016年5月24日至2017年4月19日延期支付租金的滞纳金10560元；七、驳回原告戴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06元，减半收取计803元，由原告戴杰负担253元，被告周健负担550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周健申请证人陈某出庭作证，证明其向被上诉人戴杰还车，但因被上诉人戴杰原因未退成。被上诉人戴杰对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各执己见，未能达成调解协议。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周健是否应当支付合同解除后的车辆租金和使用费、商业保险费和租金的滞纳金。双方之间的《租车协议》于2016年6月18日解除，合同解除后，上诉人一方应当返还被上诉人承租的出租车，被上诉人一方应当退还上诉人押金。但上诉人并未履行返还车辆义务，其提供的证人证言不能证实被上诉人拒绝收车的事实。因诉挣车辆现仍在上诉人处，一审法院参照双方约定的租金标准判决车辆使用费及滞纳金，并按照实际用车天数判决上诉人承担商业保险费，公平合理。综上所述，上诉人周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44元，由上诉人周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吉堂代理审判员  苗法礼代理审判员  刘 芳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日法官 助理  薛东超书 记 员  田 惠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