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民二初字第00005号
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建设大道***号。
代表人：徐学敏，该分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伍怡，北京中伦（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萍，北京中伦（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武汉海城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丹水池生产资料市场814房（解放大道****号）。
法定代表人：陈国华，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邓保同，湖北斯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俊钦，湖北斯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夏胜军。
委托代理人：邓保同，湖北斯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俊钦，湖北斯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武汉武钢集团汉阳钢厂。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龙灯堤。
法定代表人：符涓，该厂厂长。
委托代理人：张良鸽，该厂法律顾问。
委托代理人：方超，该厂员工。
被告：首钢长治钢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长治市故县东大街*号。
法定代表人：贾向刚，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宋勇中，该公司法律顾问。
委托代理人：魏超，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与被告武汉海城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城公司）、夏胜军、武汉武钢集团汉阳钢厂（以下简称武钢汉阳钢厂）、首钢长治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钢长治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代理审判员孙刚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王赫、牛卓参加评议的合议庭，于2015年6月5日、2015年6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的委托代理人伍怡、张萍，海城公司、夏胜军的委托代理人邓保同、王俊钦，武钢汉阳钢厂的委托代理人张良鸽、方超，首钢长治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宋勇中、魏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中信银行武汉分行诉称：2012年12月12日，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与海城公司签订《综合授信合同》，约定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给予海城公司8000万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一年（2012年12月-2013年12月），已清偿的综合授信额度可以循环使用，海城公司应按时偿还授信本息并支付费用。同日，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海城公司和首钢长治公司签订《三方合作协议》，约定：海城公司在授信期间内向首钢长治公司采购钢材，由海城公司申请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在其综合授信额度内开具收款人为首钢长治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作为订货款，首钢长治公司收讫汇票后出具签收确认函，并依产品订货合同发运货物。如首钢长治公司未依约足量发货，则需在接到中信银行武汉分行通知后10日内将未供货余量款项退回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同日，海城公司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签订《最高额动产质押合同》，约定海城公司以其所购钢材为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对海城公司的债权提供最高额动产质押担保。同日，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与夏胜军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夏胜军为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对海城公司的债权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此外，为保障《三方合作协议》及《最高额动产质押合同》履行，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海城公司和武钢汉阳钢厂签订《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约定由武钢汉阳钢厂代理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接收、保管质物。
上述系列协议签订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依约在综合授信额度内为海城公司开具多份银行承兑汇票，并委托武钢汉阳钢厂接收并负责监管海城公司所购钢材。2013年12月9日，海城公司未按时偿付银行承兑汇票票款，导致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垫付票款。2014年1月24日，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依约发函通知海城公司所有债务全部到期，要求海城公司立即偿付汇票敞口垫款及利息并追加此后到期其余银行承兑汇票的保证金，但海城公司未予偿付。经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和武钢汉阳钢厂共同查库核实，截至2013年10月29日，钢材质物库存量为16002.715吨。此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仅同意提货1300吨，武钢汉阳钢厂未经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同意，与海城公司合谋擅自放货13468.013吨，导致目前钢材质物仅剩余1233.702吨，故武钢汉阳钢厂应对海城公司提走的13469.013吨钢材在市场价值范围内（按当时市场价值计算为47141545.5元）对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013年10月10日，首钢长治公司向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出具证明，确认其在《三方合作协议》项下欠交钢材18713吨。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武钢汉阳钢厂仅收货4344.63吨，尚余14368.37吨钢材首钢长治公司未予供货。依据《三方合作协议》约定，首钢长治公司应将未发货的14368.37吨钢材所对应钢材款退回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此外，各被告还应依约负担中信银行武汉分行追索债权费用。请求判令：1、海城公司立即偿还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垫付票款43819619.95元，支付利息594144.07元（计算至2014年2月24日），追加2014年2月24日后到期12张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3479万元；2、海城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动产质押担保责任；3、夏胜军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武钢汉阳钢厂在其监管失职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首钢长治公司将欠交海城公司14368.37吨钢材对应钢材款退回至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指定账户；6、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及律师代理费由海城公司、夏胜军、武钢汉阳钢厂、首钢长治公司负担。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以剩余银行承兑汇票均已到期承兑付款为由，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海城公司立即偿还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垫付票款78379960.99元并支付自逾期还款之日起至本息全部还清之日的利息（暂计算至2015年1月21日为12956423.79元）。
海城公司、夏胜军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庭审中口头答辩称：海城公司对中信银行武汉分行诉请的票据垫款没有异议，但由于资金链断裂，偿还困难。
武钢汉阳钢厂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一）武钢汉阳钢厂依约受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委托监管钢材质物，是从海城公司存放在我方的钢材总量中，按一定数量划为质物而监管。海城公司无权提取或调运质物，而其余非质物钢材海城公司则可随时提调。海城公司被监管质物的数量是滚动变化的，即后次《质物清单》数量的下达，即是对前次《质物清单》监管数量的解除，又是新一轮质物监管数量的开始，因此应以《质物清单》载明的数量确定武钢汉阳钢厂监管义务范围，而非海城公司在武钢汉阳钢厂的存货数量。（二）武钢汉阳钢厂在海城公司提供的《质押清单》和《动产质押确认书》上盖章前，均是对海城公司库存钢材进行真实核对后，在标注数量项下盖章，不存在未经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同意擅自让海城公司调提质物钢材的行为，武钢汉阳钢厂无监管过错责任。（三）中信银行武汉分行诉称武钢汉阳钢厂未经同意擅自允许海城公司提货13469.03吨质物钢材与事实不符。武钢汉阳钢厂在履行三方监管协议过程中，每次核对质物并确认质物清单的钢材数量均为千吨位，从未对万吨位以上的钢材质物进行确认并盖章。武钢汉阳钢厂留存的质押清单复印件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提供的质押清单复印件可证实上述事实，且说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的质押清单系被海城公司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合谋篡改形成。（四）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对质物数量核定不实并疏于复核质物清单，由此造成的损失应由其自身承担。中信银行武汉分行默许同意由海城公司转交武钢汉阳钢厂签章后的质物清单，且收到质物清单后从未亲自向武钢汉阳钢厂核实过，是导致质物不实的根本原因。（五）2013年10月12日，武钢汉阳钢厂最后一次接到质押通知时，质押钢材量为1500吨。嗣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通过签发质物调取单的方式，提调质物钢材1900吨，故质押钢材已全部提调完毕，现武钢汉阳钢厂已无受托监管的质物钢材。请求依法驳回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对武钢汉阳钢厂的诉讼请求。
首钢长治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庭审中口头答辩称：（一）首钢长治公司未欠交海城公司钢材，作为购买方的海城公司对此事实予以认可，同时首钢长治公司提交的买卖合同及发货明细可以证明首钢长治公司已完成了相关发货义务。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提起该项主张所依据的《欠交货明细》是伪造的复印件，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二）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将首钢长治公司列为被告错误，其目的是获取贷款本息之外的不当利益。海城公司系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授信贷款的债务人，应由海城公司承担还本付息责任。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在本案中已向海城公司主张了相关债权，又向首钢长治公司提出包含在上述债权总金额范围的所谓欠交货款项的独立返还请求，显属不当，两项主张金额合计超出了其应享有的债权本息范围。（三）现无证据证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产生了贷款不能清偿的损失。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未提交涉案承兑汇票已经垫款承兑的证据以证明其实际发生了授信敞口垫款，同时债务人海城公司及保证人在本案审理期间已将具有相应价值的实物质押给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保障涉案债权的实现。（四）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在发放贷款过程中存在严重过错。《三方合作协议》约定的融资额度为5000万元，而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将自己备份的合同描改为8000万元，扩大了不能实现债权的本金范围。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依据海城公司提交的伪造《欠交货明细》复印件向海城公司发放贷款，且该明细上的印章与首钢长治公司在《三方合作协议》约定的预留印鉴完全不同，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未尽到贷款发放的基本审查义务，严重失职，如有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五）首钢长治公司与海城公司之间钢材买卖包括自有款交易和三方协议款交易，《三方合作协议》项下以《银行承兑汇票签收确认函》为准确定的钢材交易额为8050万元。首钢长治公司与海城公司之间钢材贸易由来已久，累计的贸易额巨大，远非《三方合作协议》的授信额度能够涵盖。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作为交易对价，不能证明是属于海城公司自有款交易还是三方合作交易，而依据《三方合作协议》约定，只有经首钢长治公司签发了《银行承兑汇票签收确认函》的汇票才属《三方合作协议》项下的钢材交易款，经核对仅17张共计8050万元的承兑汇票属《三方合作协议》项下的钢材交易款，首钢长治公司对此已完成了相应供货义务。请求依法驳回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对首钢长治公司的诉讼请求。
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1、《三方合作协议》。拟证明海城公司向首钢长治公司购买钢材并将所购钢材作为其向中信银行武汉分行融资申请的质押担保以及三方合作模式。
2、《综合授信合同》。拟证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给予海城公司授信业务的种类、额度、使用期限、使用方式，海城公司所作声明和保证，双方的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约定。
3、《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及附件二十份。拟证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开具的承兑汇票的保证金额度、手续费额度，海城公司的违约责任。
4、《最高额动产质押合同》及《海城公司股东会决议》。拟证明海城公司以《质押财产清单》所列动产向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提供质押担保。
5、《动产质押监管协议》。拟证明海城公司以其向首钢长治公司所购钢材向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提供质押担保，由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委托的武钢汉阳钢厂负责监管质物。
6、《最高额保证合同》。拟证明夏胜军自愿为海城公司对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所欠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
7、《权利质押合同》三份。拟证明尹慧丽以其在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处的定期存单为海城公司对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的部分债务提供质押担保。
8、《库存明细》六份。拟证明武钢汉阳钢厂向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出具库存明细的时间及各期库存钢材数量，其中2013年10月29日库存16002.715吨，2013年12月25日库存1233.702吨。
9、《提货通知书》二份。拟证明2013年11月至12月间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仅同意海城公司提货1300吨，武钢汉阳钢厂应对监管质物短少承担监管不力责任。
10、《欠交货明细》一份。拟证明首钢长治公司于2013年10月10日自认尚欠18713吨钢材未发货。
11、《海城公司2013年1月-11月份发货数量表》一份。拟证明首钢长治公司此期间向海城公司发货7036.38吨，结合证据10内容，首钢长治公司尚有11676.692吨钢材未交货。
12、《海城公司2013年10月11日至2013年12月海城公司钢材入库一览表》。拟证明海城公司此期间钢材入库4344.63吨，结合证据10，首钢长治公司尚有14368.37吨钢材未交付。
13、《垫款凭证》。拟证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对涉案汇票已经实际垫付票款78379960.99元。
14、《授信提前到期及还款通知函》。拟证明2014年1月24日，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已书面通知海城公司《综合授信合同》项下全部债务提前到期。
15、《通知函》及EMS快递单。拟证明2014年3月30日，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已书面通知首钢长治公司，因海城公司逾期还款导致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垫付票款，首钢长治公司应立即停止发货并将剩余货物等值价款返还中信银行武汉分行。
16、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垫款金额及利息一览表》。拟证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诉讼请求的依据及计算方法。
17、《委托代理合同》及律师代理费发票。拟证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因本案已实际支付律师代理费5万元。
海城公司及夏胜军未提交证据。
武钢汉阳钢厂为支持其抗辩理由，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1、《质物清单》复印件十四份及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提交的对应《质物清单》。拟证明武钢汉阳钢厂签章后留存复印的《质物清单》是质物数量原始真实凭证，武钢汉阳钢厂监管的质物数量应以该清单为准，质物清单事后被人为篡改用于套取贷款。
2、《钢材库存单》十三份及汇总表。拟证明海城公司在武钢汉阳钢厂处库存钢材数量在各期质押清单下达时均远超出质押数量，武钢汉阳钢厂不存在擅自放货的监管失职行为。
3、《提货通知书》三份。拟证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分三次提走钢材质物1900吨，武钢汉阳钢厂处已无监管协议项下质物。
4、2011年139号《动产质押监管协议》。拟证明库存监管行为从2011年已开始，各方一直依照2011年139号监管协议实际执行。
首钢长治公司为支持其抗辩理由，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1、《三方合作协议》。拟证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持有的协议版本从金额5000万元更改为8000万元，且协议附页载有首钢长治公司的预留印鉴及工作人员签名样本。
2、《对账函》。拟证明两次盘点库存有14000吨质押钢材的差距，此差距与作为发货单位的首钢长治公司无关。
3、《钢材买卖合同》十份。拟证明首钢长治公司与海城公司的签约情况及钢材单价。
4、《钢材发货单》及明细共十套9本。拟证明首钢长治公司与海城公司2013年度钢材贸易额及交货量为1.8亿余元，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主张有2.1亿总票款额，是因为3000余万元的票款用于支付2012年的发货量。同时，2013年的发货量价值远超过中信银行武汉分行诉请金额。
经质证：（一）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提交各份证据。海城公司及夏胜军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武钢汉阳钢厂认为：证据5《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同时认为监管库存行为从2011年即开始，各方一直依照2011年139号监管协议实际执行。证据8库存明细中2013年11月11日载明的952吨予以认可，但同时各期库存明细载明的是海城公司在武钢汉阳钢厂处存放的全部钢材库存数量，并非质押钢材数量，因此对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9提货通知书真实性无异议，但不是全部提货通知书，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提货通知书一共有三份共计1900吨，而非1300吨。证据12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其余证据的缔结、履行及证明目的与武钢汉阳钢厂无关，真实性不能确认，不予质证。首钢长治公司认为：证据1真实性有异议，载明的最高额8000万元与首钢长治公司备案合同最高额5000万元约定不符，有人为将5描改为8的痕迹。且合同最后一页有三方预留印鉴，此后多份证据中首钢长治公司的印章与预留印鉴不符，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对此未予审查，有明显过错。证据2、3、4、5、6、7的缔约过程首钢长治公司未参与，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8、9真实性予以认可，首钢长治公司义务为发货，而非监管货物，无货或提货均与首钢长治公司无关，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在明知有大额欠款的情况下，准许放货，属于自行扩大损失。证据10真实性有异议，首钢长治公司从未制作过该单，该单上无首钢长治公司签章，因为该明细上首钢长治公司用印系复印章，而非原始章，而且也与合同上的预留印鉴不符，特别是打印文字落款为首钢长治销售处，首钢长治公司长期使用的简称为“首钢长钢”，而非“首钢长治”，该单作为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发放贷款依据，不可能仅见到复印章即发放贷款。证据11、12真实性不予认可，首钢长治公司从未发出所谓发货数量表，上面没有首钢长治公司的盖章，该表存在的前提是证据10欠交货明细，而证据10是虚假的。证据13、14、16、17与首钢长治公司无关，真实性不能确认。证据15看不出发送具体文件内容，同时《通知函》核心意见系以欠交货明细为基础，而欠交货明细虚假。
（二）武钢汉阳钢厂提交各份证据。中信银行武汉分行认为：证据1质物清单只有复印件没有原件，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有异议。证据2系武钢汉阳钢厂内部电脑打印资料，对真实性有异议。证据3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提交一致的提货通知单予以认可，其余一份需进一步核实；证据4是2012年度协议，本案应以2013年度协议为准。海城公司、夏胜军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关联性不予确认。首钢长治公司认为：因首钢长治公司未参与质物监管，故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关联性不予确认。
（三）首钢长治公司提交各份证据。中信银行武汉分行认为：证据1真实性不予确认，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提交的三方协议各方均盖章，且与授信合同组成一体，授信额度为8000万元，关于预留印鉴问题，各方在履约过程中也可能对此变更。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证据4有异议，发货凭证上是首钢长治公司内部章，应有铁路运单予以印证。海城公司、夏胜军、武钢汉阳钢厂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关联性没有异议。武钢汉阳钢厂认为：与其无关，不予确认。
本院认为：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提交的证据2、3、4、5、6、7、9、13、14、15、16、17，武钢汉阳钢厂提交的证据3、4，首钢长治公司提交的证据2、3，经与原件核对无异，各方当事人未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本院予以采信。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提交的证据1与首钢长治公司提交的证据1系两份《三方合作协议》原件，两份协议中约定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给予海城公司银行承兑汇票敞口额度不同，首钢长治公司提交的为手书5000万元，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提交的为手书8000万元，而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提交的协议中由5000万元，手书修改由“5”到“8”痕迹明显，考虑到各方均陈述先由首钢长治公司签章，再通过海城公司交由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审核后盖章的签约过程以及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与海城公司之间授信合同中8000万元敞口授信额度的约定，本院以签章在后的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提交的《三方合作协议》为准，对该证据予以采信，首钢长治公司提交的《三方合作协议》不予采信。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提交的证据8虽真实，但仅可证明海城公司各时段在武钢汉阳钢厂钢材总数量，不能证明武钢汉阳钢厂监管的质押钢材数量，不能用以证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的证明目的，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提交证据10上首钢长治公司的盖章为复印章，不能证明其真实性，且三方合作协议中无首钢长治公司需定期向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出具《欠交货明细》的约定，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提交的证据11、12无当事人签字或盖章，且即便该两表载明的数量真实，仅能证明海城公司在该时段内钢材实际入库数量，不能证明首钢长治公司实际发货数量，尤其是在《欠交货明细》未予采信的情况下，不能达到证明首钢长治公司未履行发货义务的证明目的，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武钢汉阳钢厂提交的证据1《质物清单》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提交的证据3《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附件中的《质物清单》载明的质押钢材吨数不符，通过比对，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提交的每份《质物清单》较武钢汉阳钢厂提交的各份《质物清单》，系在质押钢材吨数一栏原数字万位上加“1”而成，部分还将千数位的“1”改为“4”，故武钢汉阳钢厂提交的《质物清单》虽为复印件，但对质物钢材数量事项更具证明力，故对武钢汉阳钢厂提交的《质物清单》予以采信。武钢汉阳钢厂提交的证据2库存单，系武钢汉阳钢厂电脑系统资料打印而成，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客观性，但不能排除人为修改可能，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首钢长治公司提交的证据4有原件与之核对，内容具体明确，本院予以采信。
本案其他事实，本院将在结合各方当事人庭审陈述、案件相关材料，经合理性分析后予以综合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12月12日，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与海城公司签订《综合授信合同》，约定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给予海城公司8000万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一年，从2012年12月至2013年12月止，已清偿的综合授信额度可以循环使用。海城公司按时偿还授信本息，并按时支付费用。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因实现债权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差旅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公证费、翻译费、评估拍卖费），均由海城公司承担。同日，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海城公司和首钢长治公司签订《三方合作协议》，约定：三方同意办理海城公司以其向首钢长治公司购买钢材所签订的《首钢长治钢铁有限公司产品订货合同》（以下简称《订货合同》）向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开展融资业务，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原则上给予海城公司最高80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敞口额度，并将《订货合同》项下货物质押给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海城公司保证货到仓库后30日内将所需提取货物的相应货款转入其在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的帐户，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据此同意海城公司提取相应货物。首钢长治公司收到订货款后向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出具《银行承兑汇票签收确认函》并及时与海城公司签订《订货合同》。首钢长治公司按《订货合同》约定的货物质量、品种、数量在约定时间内完成货物发运。《订货合同》中需列明指定收货单位为汉钢运输科968区020。首钢长治公司发货后及时通知海城公司、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委托海城公司办理货物的验收、入库等相关手续，海城公司将仓库确认出具的仓单转交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如首钢长治公司未按《订货合同》发货，应在接到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书面通知后10日内将未执行量余款退回至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及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指定帐户或转入下期使用。三方在《三方合作协议》后附有各方预留印鉴及授权代理人、经办人签名样本。同日，海城公司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签订《最高额动产质押合同》，约定海城公司以其所购钢材为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对海城公司在2012年12月12日至2013年12月12日期间因授信最高额度8000万元的债权提供最高额动产质押担保，质押财产范围以合同附件《质押财产清单》列明财产及孳息为准，质押率为60%，质押担保范围包括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和实现债权、质权的费用。同日，夏胜军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夏胜军为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对海城公司本金最高额8000万元内的债权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和实现债权、质权的费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无论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均有权直接要求夏胜军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同日，为保障《三方合作协议》及《最高额动产质押合同》履行，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海城公司和武钢汉阳钢厂签订《动产质押监管协议（先票后款三方模式-
在库监管）》（以下简称《质押监管协议》），约定武钢汉阳钢厂接受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委托，接收、保管钢材质物，货物接收地点为武钢汉阳钢厂运输科968区020仓库。质物交接完毕后，武钢汉阳钢厂应立即会同海城公司制发《质物清单》予以确认，于入库当日传真至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武钢汉阳钢厂在签发《质物清单》前应对质物的情况进行查核，并根据查核结果会同海城公司签发《质物清单》。武钢汉阳钢厂保证《质物清单》记载与质物相符以及《质物清单》的真实性和唯一性。武钢汉阳钢厂未按照协议的约定办理出入货，给中信银行武汉分行造成损失，承担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实际损失的赔偿责任。
上述系列协议签订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在授信期间与海城公司签订多份《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均约定承兑汇票到期日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凭票支付票款。到期日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未获清偿的票款，将根据逾期天数及逾期付款金额，按日利率0.05%计收罚息。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在海城公司分别缴足30%的保证金情况下，并以各期《质物清单》为附件提出申请后，以首钢长治公司为收款人，开具多份银行承兑汇票，现均已承兑付款完毕。其中部分银行承兑汇票票款，海城公司已向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清偿完毕，尚有24张银行承兑汇票垫款，海城公司未予清偿，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垫付票款敞口本金合计78379960.99元。未清偿汇票的票号、票面金额、垫款金额及付款日列明如下：
1、票号3020005323157619（500万元）、3020005323157620（500万元），金额总计1000万元，垫款金额总计4904741.83元，付款日为2013年12月9日；2、票号3020005323149796（500万元）、3020005323149797（500万元），金额总计1000万元，垫款金额总计6927696.49元，付款日为2014年1月4日；3、票号3020005323164618，金额500万元，垫款金额3476867.92元，付款日为2014年1月25日；4、票号3020005323164905，金额500万元；5、票号3020005323163661，金额600万元；6、票号3020005323164950，金额700万元。4、5、6票号的垫款金额总计12516605.79元，付款日分别为2014年1月31日、2014年2月2日、2014年2月6日；7、3020005323167204（500万元）、3020005323167205（500万元），金额总计1000万元，垫款金额总计6953800元，付款日为2014年2月8日；8、票号3020005323163700，金额800万元，垫款金额5563040元，付款日为2014年2月13日；9、3020005323163716，金额5000000元，垫款金额3476867.92元，付款日为2014年2月15日；10、票号3020005323165257（200万元）、3020005323165258（800万元），金额总计100万元，垫款金额总计6953800元，付款日为2014年2月27日；11、票号3020005323165458，金额5000000元，垫款金额3476900元，付款日为2014年3月10日；12、3020005323171644，金额700万元，垫款金额4867660元，付款日为2014年3月17日；13、3020005323171268，金额600万元，垫款金额4172280元，付款日为2014年3月26日；14、票号3020005323165458，金额5000000元，垫款金额3476867.88元，付款日为2014年3月29日；15、票号3020005323179879，金额5000000元，垫款金额3476900元，付款日为2014年4月9日；16、票号3020005323179984，金额300万元，垫款金额2086140元，付款日为2014年4月11日；17、3020005323179201，金额200万元，垫款金额1390753.58元，付款日为2014年5月11日；18、3020005323179497，金额200万元，垫款金额1390753.58元，付款日为2014年5月18日；19、3020005323618132，金额170万元，垫款金额1182146元，付款日为2014年6月3日；20、3020005323618293，金额300万元，垫款金额2086140元，付款日为2014年6月5日。
另查明：1、前述各方当事人在签订本案《三方合作协议》前已有相同模式合作。各方当事人在本案系列协议项下实际履约方式为：海城公司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签订《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并缴足保证金或提供与保证金等值存单质押后，海城公司向中信银行提交《订货合同》、《质物清单》、《动产质押确认书》及《欠交货明细》，作为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开具银行承兑汇票的申请资料，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书面审查质物数量及欠交货数量后，在货物价值高于垫款敞口8000万元的情况下，向首钢长治公司开具银行承兑汇票。首钢长治公司收到中信银行武汉分行银行承兑汇票后，依《订货合同》分批次向武钢汉阳钢厂发送钢材，武钢汉阳钢厂收货后将钢材存于指定仓库，待海城公司向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申请下期银行承兑汇票时，依据海城公司填写的《质物清单》数量与库存钢材数量进行核对，在海城公司库存钢材数量高于《质物清单》注明数量时，即盖章确认，并在下期《质物清单》出具前监管质物钢材，使存库钢材数量不低于前期《质物清单》注明的钢材数量，《质物清单》数量以外的库存钢材海城公司可迳行出卖，所得货款可用以清偿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汇票敞口垫款，以此循环往复。上述书面单证均由海城公司在中信银行武汉分行、首钢长治公司及武钢汉阳钢厂之间交付流转。
2、海城公司除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首钢长治公司进行合作外，同时期亦与其他银行、其他钢材生产企业有相同或类似合作。且海城公司作为钢材贸易公司经营钢材买卖多年，在武钢汉阳钢厂处亦存有海城公司自有款购进的钢材，而从钢材存放仓位地点上无法将两者区分，仅能通过《质物清单》上载明的钢材数量对属于质押给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的质物钢材予以特定化。
3、2012年度，首钢长治公司向《三方合作协议》指定仓库已有供货。2013年度，海城公司与首钢长治公司签订十份钢材《订货合同》，合计订货金额约2亿元，但上述合同仅为初始订货规模约定，首钢长治公司发货具体数量以实收票款为准。中信银行武汉分行2013年度向首钢长治公司交付银行承兑汇票总金额为18170万元，而首钢长治公司同时期向《三方合作协议》指定仓库发送钢材总值为188259935.6元。
4、2013年11月11日、2013年12月2日、2013年12月5日，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分别向武钢汉阳钢厂发出三份提货通知书，合计提货数量1900吨。各方当事人庭审中均确认，武钢汉阳钢厂处已无海城公司履行《三方合作协议》项下《质物清单》列明的质押钢材。
本院认为：一、本案所涉《综合授信合同》、《三方合作协议》、《最高额动产质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质押监管协议》以及《综合授信合同》项下各份《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均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依《综合授信合同》约定，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已为海城公司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并通过承兑付款实际对票面金额的授权敞口进行了垫款，海城公司至汇票到期日未予偿付，依约应负担偿还本金，并支付罚息。故对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关于海城公司偿还垫付票款78379960.99元并支付相应罚息的请求应予支持。罚息计算应从各垫款汇票付款到期日起算，按日利率0.05%计收。另，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已实际支付律师代理费5万元，且属于案涉合同实现债权费用约定范围，亦应予支持。依《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夏胜军应对海城公司上述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提起本案诉讼时，受托监管义务人武钢汉阳钢厂处无属于海城公司履行《三方合作协议》项下质押义务的钢材质物。《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动产出质给债权人占有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质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该动产优先受偿。《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七十三条规定：质权因质物灭失而消灭。即质权的设立及实现均需以质物已实际交付且为债权人或其代理人实际占有为前提，现已无质物为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实际占有，故对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关于海城公司履行质押担保责任请求不予支持。
三、各方在实际履约过程中，并非协议将首钢长治公司发送的全部钢材均作为质押钢材，且如全部供货均需质押，则根本无法适应海城公司钢材货物随进随销、快速变现的灵活性要求，也不能实现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授信业务滚动清偿，但总量控制的提供融资的本意。因此，本案所涉质押钢材数量范围既非首钢长治公司发货总量、亦非海城公司库存钢材总量，而应以各期《质物清单》载明数量为准。武钢汉阳钢厂提交的各份《质物清单》显示质押钢材吨数均处于1000-2500吨之间，武钢汉阳钢厂仅应对上述由其确认的质物钢材数量范围承担监管义务。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提交的证据中，2013年10月29日查库明细虽可反映该时段海城公司在武钢汉阳钢厂库存钢材的总数量，但并非通过《质物清单》确认将其全部特定化为质押钢材，本院对该证据未予采信，因此，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以该明细作为证明武钢汉阳钢厂存在监管过错的重要证据和事实基础，既不符合同约定，也与各方实际履行情形不符。武钢汉阳钢厂提交的最后一期《质物清单》显示，2013年10月12日海城公司质押钢材数量为1500吨，2013年11月11日、2013年12月2日、2013年12月5日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分别向武钢汉阳钢厂发出三份提货通知书，合计提货数量1900吨。故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武钢汉阳钢厂在无《提货通知单》的情况下，对其确认的质押钢材擅自放货，并给中信银行武汉分行造成实际损失。本院对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关于武钢汉阳钢厂在监管失职范围内的连带赔偿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
四、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对首钢长治公司的诉请主张主要依据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提交的证据10，2013年10月10日海城公司向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交付的《欠交货明细》。该明细上首钢长治公司的盖章为复印章，且与首钢长治公司在《三方合作协议》中的预留印鉴不符，故不能证明其真实性。同时，《三方合作协议》中无首钢长治公司需定期向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出具《欠交货明细》的事项约定，该明细的出具没有合同依据，本院对该证据未予采信。因此，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以该明细中欠交货数量为基础，扣减此后首钢长治公司实际发货数量，计算得出未交货数量，缺乏事实基础。另一方面，首钢长治公司已提交证据证明其在2013年度向《三方合作协议》项下指定仓库发送钢材货值超过其同时期收到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给付作为订货款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总额，已履行了《三方合作协议》约定的发货义务。故对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关于首钢长治公司欠交海城公司14368.37吨钢材所对应的款项予以返还的诉请亦不予支持。
综上，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武汉海城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偿还承兑汇票垫款78379960.99元，并支付罚息（以每笔垫款本金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自垫款发生之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
二、被告武汉海城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偿还律师代理费50000元；
三、被告夏胜军对上述第一、二项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夏胜军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武汉海城贸易有限公司追偿；
四、驳回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37819元（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已预交），由被告武汉海城贸易有限公司、夏胜军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诉讼费专户名称：最高人民法院（中央财政汇缴专户）；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前门支行；帐号：11×××07。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孙刚
代理审判员 王赫
代理审判员 牛卓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七日
书 记 员 华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