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浙行终字第4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庆元县举水乡门林后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庆元县举水乡门林后村。
法定代表人吴光达，村委会主任。
委托代理人陈凌峰，庆元县松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丽水市人民政府。住所地：丽水市莲都区花园路*号。
法定代表人黄志平，市长。
委托代理人陈铭，丽水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李秀旺，丽水市林业局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庆元县举水乡落岭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庆元县举水乡落岭村。
法定代表人吴美飞，村委会主任。
委托代理人陈超、王晟，浙江晟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庆元县举水乡门林后村村民委员会（下称门林后村）诉丽水市人民政府林业行政复议一案，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11日作出（2015）浙丽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门林后村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9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同年11月3日组织各方当事人勘验了争议山场，进行了集体询问、质证和辩论。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门林后村与第三人庆元县举水乡落岭村村民委员会（下称落岭村）行政区域相邻，两村的集体山林也相互毗邻，纠纷山场土名“领尾亭门一大片”，四至：上至岗顶分水、下至坑、左至湾、右至湾，该山场坐落于第三人落岭村行政区域。1973年12月，原告门林后村与第三人落岭村为了便于山林管理，将双方有关插花山进行了调整，并签订了《门林后大队与丰洋大队关于插花山调整后调解协议》（下称“73协议”），双方的山界以“砸桶际三过田头小坑为界，下大溪为界，大后扇岗分水为界，大溪进去直至睡龙岗分水为界”。1982年林业“三定”时，原告以土名“领尾亭门一大片”申领了庆政字第01500号山林所有权证，其四至的表述为“73协议”确定的界线。2006年山林延包换发了编号为330603581214林权证，土名仍为“领尾亭门一大片”，但将“73协议”确定的界线拆分为四至，表述为“上砸桶际三过田头小坑为界”，“下大溪为界”，左“大后扇岗分水为界”，右“大溪进去直至睡龙岗分水为界”。第三人在林业“三定”时申领了庆政字第01312号山林所有权证，以土名“领尾亭”登记了“73协议”确定的界线，同时登记了土名“蒲绳坑”山场，四至为上岗顶分水，下交坑，左大凹，右东山岗。2009年，落岭村拟对土名“隆边”山场进行土地开发，门林后村提出异议，导致纠纷，落岭村遂向庆元县人民政府申请裁决。庆元县人民政府经调查，作出庆山林（2014）5号山林纠纷处理决定，将争议的“领尾亭门一大片”山场决定归门林后村所有。落岭村不服，向被告丽水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经调查，于2014年12月11日作出丽政复决（2014）33号行政复议决定认定：1973年12月，落岭村（原丰洋大队）与门林后大队为了便于山林管理，将双方有关插花山进行调整，并签订了门林后大队与丰洋大队关于插花山调整后调解协议，其山界以“砸桶际三过田头小坑为界，下大溪为界，大后扇岗分水为界，大溪进去直至睡龙岗分水为界”。经现场勘察，该界址是由不同的地域界点连成的一条界线。落岭村在1982年林业“三定”时，登记了庆政字第01312号山林所有权证，以土名“领尾亭”登记了“砸桶际三过田头小坑为界，下大溪为界，大后扇岗分水为界，大溪进去直至睡龙岗以分水为界”的一条界线；同时登记了土名“蒲绳坑”山场，四至：上岗顶分水，下交坑，左大凹，右东山岗。门林后村在1982年林业“三定”时，登记了庆政字第01312号山林所有权证，以土名“领尾亭门一大片”登记了“砸桶际三过田头小坑为界，下大溪为界，大后扇岗分水为界，大溪进去直至睡龙岗分水为界”的一条界线；同时登记了土名“丐坟洋大丘”山场，四至：上丐坟洋至隆边田路，下砸桶际，左丐坟洋岙，右山坳头过来个岙，白岩头坑里上岙。双方对界线中砸桶际三过田头小坑为界的“三过田头”所指认坐落位置不相同，“砸桶际”双方均承认同一地点，“三过田头”所指认坐落位置不相同。经现场勘查，落岭村所指“三过田头”更为符合界线走向；门林后村主张庆元县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标绘的土地权属界线拐点号及点位说明中“三过田头”与砸桶际三过田头小坑为界的“三过田头”相符。2013年落岭村向庆元县人民政府申请调处，庆元县人民政府立案受理后，经调查取证，现场勘查，经组织双方调解不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之规定，于2014年8月27日作出了庆山林（2014）5号《山林纠纷处理决定书》。落岭村不服申请行政复议。被告丽水人民政府经调查认为：争议山场“领尾亭门一大片”（领尾亭、蒲绳坑、隆边）。“73协议”将双方界至以“砸桶际三过田头小坑为界，下大溪为界，大后扇岗分水为界，大溪进去直至睡龙岗以分水为界”的一条界线，1982年林业“三定”时，落岭村以土名“领尾亭”，门林后村以土名“领尾亭一大片”登记了山林所有权证，界至都是以“73协议”界线登记；落岭村在其所有权证登记了土名“蒲绳坑”山场，四至：上岗顶分水，下交坑，左大凹，右东山岗。门林后村在其所有权证登记了土名“丐坟洋大丘”山场，四至：上丐坟洋至隆边田路，下砸桶际，左丐坟洋岙，右山坳头过来个岙，白岩头坑里上岙。二片山场各自坐落清楚，“蒲绳坑”山场包含了纠纷山场的四至范围。庆元县人民政府将争议山场裁定给门林后村所有，会形成门林后村在落岭村山场一边拥有一片独立的山场，违背了“73协议”便于经营管理的精神。庆元县人民政府以庆元县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作为认定门林后村所指的“三过田头”与“1973年协议”界至中砸桶际三过田头小坑为界的“三过田头”相符，缺乏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庆山林（2014）5号《山林纠纷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楚，主要证据不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决定撤销被申请人于2014年8月27日作出了庆山林（2014）5号《山林纠纷处理决定书》；责令庆元县人民政府两个月内重新作出决定。原告不服，遂提起行政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各方对于原告与第三人的山场以“73协议”为界均无异议，争议的焦点在于本案中“三过田头”位置如何确定。根据山林分界点确定的一般原则，“73协议”界线应当为依次连接“砸桶际—三过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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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坑—大溪—大后扇岗分水—睡龙岗分水”等各界点的一条分界线，“三过田头”应当是介于“砸桶际”和“小坑”之间的一个地貌物。本案中，第三人落岭村所指的“三过田头”符合这一特性，而原告所指认的“三过田头”，不在“砸桶际”和“小坑”之间，而是独立于其他各界点之外，且与最近的“砸桶际”亦相距较远，不符合上述确定界点的原则。此外，“73协议”签订的背景就是为了方便各自经营管理，把原来的插花山进行调整划界，现纠纷山场坐落于落岭村行政区域，如果将其认定为原告门林后村所有，则又产生了新的插花山，有违“73协议”签订的初衷。另外，从林业“三定”登记情况看，第三人“蒲绳坑”山场涵盖了纠纷山场，而原告登记的“领尾亭一大片”山场，其四至就是“73协议”的界线，不能形成闭合的区域，故不能用以主张纠纷山场的权属。原告以1992年的《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中的“三过田头”的位置主张纠纷山场的权属，如前所述，该“三过田头”的位置不在“砸桶际”和“小坑”之间，违背山林分界点确定的一般原则，该主张不能成立。综上，丽水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其作出撤销庆山林（2014）5号山林纠纷处理决定并责令庆元县人民政府两个月内重新作出决定的处理结果正确，原告请求撤销该复议决定理由不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庆元县举水乡门林后村村民委员会要求撤销被告丽水市人民政府所作的丽政复决（2014）33号行政复议决定的诉讼请求。
门林后村上诉称：一、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事实完全错误。根据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浙丽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书，丽水市中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的理由为两点：一是《73协议》中“砸桶际三过田头小坑为界”的“三过田头”不是《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双方认可的“三过田头”，第三人落岭村指认的“三过田头”更为符合界线走向特性；二是第三人落岭村土名“蒲绳坑”山场的山林所有权证涵盖了纠纷山场。1、丽水市中院认为“砸桶际三过田头小坑为界”的“三过田头”为第三人落岭村指认的“三过田头”更为符合界线走向特性，完全是没有证据的凭空想象。1992年，庆元县土地资源详查办公室对上诉人门林后村、第三人落岭村、杨楼乡西坑村、安南乡吾际下村在航片上标绘的土地权属界线进行了确认，并经各方指界签章确认，该《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一是明确了“砸桶际”“三过田头”的坐落，二是明确了上诉人门林后村与相邻各村包括第三人落岭村的土地权属界至，明确了纠纷范围的土地权属上诉人所有。丽水市中院置双方签章认可的事实不顾，仅仅以“第三人所指的‘三过田头’更为符合界线特性”就否定了多方签章认可的《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否定了证据明确证明了的“三过田头”的实际坐落的事实，完全是错误的。2、丽水市中院认为第三人的“蒲绳坑”山场四至包含了纠纷山场的四至，该认定完全脱离实际，主观臆断，不顾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的事实。1998年第三人落岭村与案外人举水乡月山村发生山林纠纷时，第三人落岭村山林所有权证中登记的“蒲绳坑”山场四至已经经庆元县人民法院（1990）庆法森第1号民事判决书确定，判决认定第三人的“蒲绳坑山场”四至范围为上至岗顶、下至蒲绳坑交坑、左至长湾岗（原告称马腿岗）、右至隆边岗，并认定了“砸桶际三过田头小坑”为界，此山界就是“蒲绳坑”山场的隆边田垄的小坑为界。判决已经确定了第三人的“蒲绳坑”山场右至东山岗即为隆边岗，该岗坐落在纠纷山场的左侧，第三人的“蒲绳坑”山场的四至范围不能超越判决认定了的四至范围，第三人落岭村并未提出异议，现丽水市中院置生效的人民法院判决书不顾，擅自将第三人的“蒲绳坑”山场右至隆边岗扩大到纠纷山场外，完全是错误的。丽水市中院不顾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和“三过田头”的确认、纠纷范围的确认业经双方乡镇多个相关毗邻村包括第三人自己签章认可的《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的事实，仅仅以“认为第三人指认的‘三过田头’更符合界线特性，就支持丽水市人民政府错误的复议决定，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显然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是错误的。二、庆元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决定是正确的。庆元县人民政府以《73协议》为依据，结合92年《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明确的界线、地名作出的处理决定是正确的。1、《73协议》双方均认可，并也都以此登记了山林所有权证，双方山场以“砸桶际三过田头小坑为界刀，只要明确“砸桶际”“三过田头”的坐落，也就明确了双方的界至。2、《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是92年经三个乡四个毗邻村签章认可的，也是根据《73协议》，来确定双方的土地权属界线，该权属演变并未改变《73协议》也未改变双方山林所有权证登记的内容，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土地权属演变和确认，庆元县人民政府依据《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砸桶际”、“三过田头”的坐落认定纠纷山场，是完全正确的。综上，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作出了错误的判决，请求撤销一审行政判决；改判撤销被上诉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庆元县人民政府庆山林（2014）5号庆元县人民政府山林纠纷处理决定书。
丽水市人民政府答辩称：一、丽政复决（2014）33号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原告于2014年10月21日向丽水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后，答辩人按照《行政复议法》相关规定及时受理、审理，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并送达复议决定，程序合法。二、丽政复决（2014）33号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一）双方界至清楚明确。为便于山林管理，门林后村（原门林大队）与落岭村（原丰洋大队）于1973年12月8日签订了《门林大队丰洋大队关于插花山调整后调解合同》（以下简称“73协议”），将双方有关插花山进行调整并划界，确定双方界至为：“砸桶际三过田头小坑为界，下大溪为界，大后扇岗分水为界，大溪进去直至睡龙岗分水为界”。“73协议”明确了双方协议划定的是一条界线；经实地勘察，该界至是由不同的地域界点依序连成的一条界线，不能形成一个闭合的山场四至，界线一侧山场属上诉方，另一侧属第三人方，争议山场坐落于第三人方一侧。（二）第三人对争议山场的权属证明清楚。第三人在林业“三定”时登记的庆政字第01312号山林所有权证，以土名“领尾亭”登记了“73协议”确定的界至，内容与“73协议”完全一致，没有山场四至而是一条界线。庆政字第01312号山林所有权证还登记了土名“蒲绳坑”山场，四至：上岗顶分水，下交坑，左大凹，右东山岗；该山场四至能形成一个闭合圈，范围包含了纠纷山场，能够在“73协议”界至第三人方一侧坐落。（三）原告对争议山场权属缺乏权源依据。原告在林业“三定”时登记的庆政字第01500号山林所有权证，以土名“领尾亭门一大片”登记了“73协议”确定的界至，内容与“73协议”完全一致，林权登记的界至并非一片山场。原告2006年换发的林权证登记的土名“领尾亭门一大片”，“73协议”确定的界至变成了四至，与权源不符。原告方吴宗明户1983年签订的林业生产责任制合同、名“隆边”责任山林权证，只能证明吴宗明户承包了山林，与本案无关联。三、庆山林（2014）5号《山林纠纷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确认森林、林木、林地的权属，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林业“三定”时按规定核发的权属证书为依据。庆山林（2014）5号《山林纠纷处理决定书》以庆元县土地资源详查办公室出具的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为依据，法律依据不足。同时，庆元县土地资源详查办公室对土地权属界至详查时应以林业“三定”时按规定核发的权属证书为依据，违背法定的山林所有权证对林地重新确界，对当事人不具有法律效力。综上所述，答辩人作出的丽政复决（2014）3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依法维持。
落岭村答辩称：一、第三人和上诉人在土改时各自进行了土地登记。于1973年12月8日为了便于山林管理，业经举水公社的协调，将第三人、上诉人两村的插花山进行调整，达成了《门林后大队丰洋大队关于插花山调整调解合同》（以下称73协议），该合同明确了砸桶际三过田头小坑为界、下大溪为界，大后扇岗分水、大溪进去直至睡龙岗以分水为界，以上界至明确了第三人与上诉人的山林权属界至，四至范围清楚，纠纷山场在第三人山场四至范围内，并经公社和第三人、上诉人两村代表签字生效。但庆元县人民政府无视该“73协议”的存在和真实意思表示，却以没有法律效力的土地详查资料和部分经办本案人员的主观臆断，作出一个庆山林（2014）第5号的错误决定书，侵害第三人的山林权属。73协议的山林界线划分是根据自然的地形地貌和方便两村林业管理的原则所划定的山林界址，上诉人所指“三过田头”的地点根本不符合事实。二、第三人根据“73协议”在1982年林业“三定”时登记取得庆政字第01312号山林所有权证，土名：“岭尾亭”，四至砸桶际三过田头小坑为界，下至大溪为界，大后扇岗分水为界，大溪进去直至睡龙岗以分水为界，在该山场内以土名“蒲绳坑”登记的01312号山林所有权证，四至为：上岗顶分水，下交坑，左大凹，右东山岗，纠纷山坐落在此场内。1974、1975年间第三人对该山场进行了林木采伐数百立方米并经过上诉人的村门口大溪水运到漾淤桥收购组收购，上诉人从未提出异议，该山场至今一直是由第三人经营管理。三、上诉人出示没有法律效力的土地调查资料，将“73协议”中的界点“三过田头”移到不真实的地点，而庆元县人民政府却错误的给予认定。上诉人指认的地点根本不存在三过田头，是一大片荒田，荒田下面也根本不存在大溪，上诉人所称的“三过田头”所在地点与砸桶际这个无法毁灭的标志物相距很远，四至直向也无法相连，庆元县人民政府对土名“岭尾亭一大片”山场（四至为：上至岗顶分水，下至坑，左至湾，右至湾）的认定是完全错误的认定，上诉人根本没有证据证明此四至的真实存在。四、庆元县人民政府经办本案的有关领导未到纠纷山场现场勘察，只是听从部分工作人员的一面之词就草草作出了庆山林（2014）第5号的错误决定书。《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之规定，确认林木、林地权属以林业“三定”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颁发的山林所有权证为依据，而该起纠纷争议案件有“73协议”双方以合同约定登记山林所历有权证，山林权属界至清楚明确，庆元县人民政府却不以上述事实为依据，作出错误的决定，纯属于理不通，与事实完全相背。五、上诉人称：丽水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错误支持丽水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正好相反，第三人认为：丽水市人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理由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真正认定事实不清的是庆元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庆山林（2014）5号决定书，如果按照庆元人民政府的决定，会形成门林村在落岭村山场内又重新拥有一片插花山，严重违背了“73协议”。六、上诉人诉称：丽水市人民政府认定的事实错误，恰恰相反，事实上，真正的谎言是上诉人和庆元县政府的个别人。丽水市政府对本案是认真负责的，专程派员深入现场全面勘察，对本案争议的界至“砸桶际三过田头小坑为界、下大溪为界”更为认真勘察。“砸桶际三过田头小坑为界、下大溪为界”是相依相联的，其天生的自然地形、地貌是永远谁也改变不了的铁证，市政府是根据这铁证，是按实事求是，按法律办事才作了出正确的复议决定。综上，第三人认为丽水市人民政府丽政复决（2014）3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和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丽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浙江省高级人民依法维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丽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书。
原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均由原审法院移送至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由于上诉人在庆元县人民政府处理其与被上诉人落岭村的山林权属争议、丽水市人民政府进行涉案行政复议时均未提供庆元县人民法院（1990）庆法森字第1号民事判决作为其权利主张的依据，故上诉人在诉讼期间将此作为要求撤销被诉行政复议决定的依据，依法不予采纳。
经审查，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因上诉人门林后村针对被上诉人丽水市人民政府所作丽政复决（2014）33号行政复议决定提起的诉讼。因此，被诉行政复议决定的合法性应当作为案件的审理重点。本案争议的山场土名为“领尾亭门一大片”，坐落于被上诉人落岭村行政区域内，其争议四至范围为：上至岗顶分水、下至坑、左至湾、右至湾。1973年12月，门林后村与落岭村为避免纠纷而将各自的插花山进行调整，形成《门林后大队与丰洋大队关于插花山调整后调解协议》，即“73协议”，该协议将双方的山林界至确定为以“砸桶际三过田头小坑为界，下大溪为界，大后扇岗分水为界，大溪进去直至睡龙岗以分水为界”。本案纠纷系因2009年落岭村拟对土名为“隆边”山场进行开发而引发。对该纠纷的处理，涉及对“73协议”中“三过田头”界至的确定，而门林后村与落岭村对该界至的具体坐落存在不同主张。为此，庆元县人民政府、丽水市人民政府及原审法院在处理本案时均踏勘了涉案山场。本院审理过程中，再次组织各方当事人勘验了涉案山场。经询问，就“三过田头”界至的含义，门林后村与落岭村均认为系因存在“三垅错落的田”而得名。但门林后村指认的界至坐落于“砸桶际”界至左侧山上的山坳内，落岭村指认的则坐落于“砸桶际”界至右侧山下的山坳旁。双方指认的“三过田头”界至旁虽均存在小坑并有流水，但门林后村主张的小坑未见溪流流入“大溪”界至的迹象，且从此处亦无法观察到“砸桶际”界至；而落岭村指认的小坑则可见有溪流直接流入“大溪”界至内，且从此处可以直接观察到“砸桶际”界至。结合“73协议”确定的双方山场界至系以“砸桶际三过田头小坑为界，下大溪为界，大后扇岗分水为界，大溪进去直至睡龙岗分水为界”，且落岭村指认的“三过田头”界至恰好介于“砸桶际”与“小坑”之间较近的距离，故落岭村的指认较为符合争议山场的地貌物现状。而门林后村起先将“73协议”确定的界至解释为，当时协议只是强调两村的界至存在“砸桶际”、“三过田头”、“小坑”、“大溪”等四个界至点，故其走向按“三过田头”、“砸桶际”、“小坑”、“大溪”的顺序也未尝不可，后又改称即使按“73协议”确定的“砸桶际”、“三过田头”、“小坑”、“大溪”界至走向亦不存在问题。但经实地勘验发现，门林后村起先的解释，涉案山场界至走向不符合“73协议”时确定的界至走向表述，亦不符合山林界至划定的先后次序要求；若按门林后村后来改称的说法，则不符合涉案山场流水、地貌物现状及其划定山场界至的基本原则。况且，由于涉案争议山场位于落岭村行政区域内，若按门林后村所述的界至划定，则将形成插花山状态，亦不符合争议双方签订“73协议”时的本来目的。另外，落岭村在1982年林业“三定”时登记的“蒲绳坑”山场四至涵盖了纠纷山场范围，而门林后村在同期登记的“领尾亭一大片”山场四至亦是以“73协议”所划界至为界，故被上诉人丽水市人民政府复议撤销庆元县人民政府所作的山林纠纷处理决定并责令限期重作，并无不当。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庆元县举水乡门林后村村民委员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惠 忆
审 判 员 唐维琳
代理审判员 蔡成杯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徐一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