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3民终235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吕忠华，男，1957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
委托代理人：徐云良，温州市经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温州鹿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温州市鹿城区车站大道547号信合大厦A幢。
法定代表人：陈宏强。
委托代理人：南洋，浙江泽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吕忠华为与被上诉人浙江温州鹿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鹿城农商银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鹿城区人民法院（2017）浙0302民初9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吕忠华曾于1997年在温州市丰收信用社办理了三笔存款业务：1月29日办理了一张存款金额为10万元的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存单，4月8日办理了存款金额为4.4万元的定活两便储蓄存款存单，4月23日办理了户名为谷忠华、存款金额为5万元的定活两便储蓄存款存单，三笔存款合计金额19.4万元。1997年1月30日，吕忠华的亲戚林伟持存单及吕忠华、林伟的身份证明办理了上述10万元存单的取款手续。为此，温州市丰收信用社工作人员在该存单上记载了吕忠华、林伟的身份证号码。后林伟委托其妻子叶某在该笔存款的计息单上签名确认。1997年5月15日，林伟持存单办理了4.4万元、5万元二份存单的取款手续，并在上述二笔存款相对应的计息单上均签名“忠华”。吕忠华自述在1997年下半年发现上述19.4万元存款均被林伟所领取，后直至2000年才向鹿城农商银行要求偿还上述存款。
温州市丰收信用社后来因温州金融体制改革，与其他信用社合并后成立农村合作银行，其权利义务的承继者是鹿城农商银行。
再查：国务院所发布的自1993年3月1日起施行的《储蓄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本条例所称储蓄是指个人将属于其所有的人民币或者外币存入储蓄机构，储蓄机构开具存折或者存单作为凭证，个人凭存折或者存单可以支取存款本金和利息，储蓄机构依照规定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的活动。该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未到期的定期储蓄存款，储户提前支取的，必须持存单和存款人的身份证明办理；代储户支取的，代支取人还必须持其身份证明。中国人民银行于1993年1月12日发布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执行<储蓄管理条例>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人行执行储蓄管理条例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存款由储蓄机构发给存单，到期凭存单支取本息。《人行执行储蓄管理条例的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储户支取未到期的定期储蓄存款，必须持存单和本人居民身份证明办理。代他人支取未到期定期存款的，代支取人还必须出具其居民身份证明。《人行执行储蓄管理条例的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储蓄机构对于储户要求提前支取定期存款，储户，在具备上述第三十四条条件下，验证存单开户人姓名与证件姓名一致后，即可支付该笔未到期定期存款。必须持存单和存款人的身份证明办理；代储户支取的，代支取人还必须持其身份证明。
吕忠华于2017年1月18日以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为由，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鹿城农商银行立即偿还存款19.4万元及利息损失（从1997年1月30日起算至法院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
鹿城农商银行在原审中辩称：1、吕忠华发现存款被冒领至今已有20年之久，其没有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内主张权利，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请。2、5万元存款和4.4万元存款是吕忠华委托林伟代为领取。根据当时相关储蓄条例规定，凭密码支取的存单无须核对身份信息，只要在柜面输入正确密码就可以支取。该笔存款是在1997年5月15日凭密码支付给吕忠华本人或委托的其他人，领款人签字也为“忠华”，不可能是吕忠华在诉状中所述的被他人冒领。3、10万元定期存款是吕忠华委托林伟代为领取。根据1992年《储蓄管理条例》第29条规定：未到期的定期存款，储户提前支取的，必须持有存单和存款人的身份证明去办理；鹿城农商银行工作人员按规定验证存单开户人姓名与证件一致以及代领人的身份证信息后，在存单上记载存款人和代领人的身份号码，由代领人领取了该笔存款。因林伟当时忘记在付息凭证签字，鹿城农商银行工作人员就由林伟的妻子叶某在计息单上代为签字，这个做法并不违反《储蓄管理条例》的规定。4.根据当时储蓄管理条例，只要客户能够达到存单的支取条件，银行就有付款的义务。鹿城农商银行均提交了存单原件，可以证明银行已经履行了付款的义务，至于是否需要客户签字是没有硬性规定的，如果吕忠华认为是他人冒领存款，应该通过其他途径解决。综上，吕忠华的陈述与事实不符，三笔存款的存取程序符合当时的规章制度，吕忠华要求鹿城农商银行承担返还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原审判决认为，吕忠华与鹿城农商银行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案存、取款事实发生于1997年，当时尚未实行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储蓄管理条例》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相关规定，对活期储蓄存款和定活两便储蓄存款，储户凭存折或者存单可以支取存款本金和利息；对未到期的定期储蓄存款，储户提前支取的必须持存单和存款人的身份证明办理，储蓄机构验证存单开户人姓名与证件姓名一致后即可支付存款，代储户支取的，代支取人还必须持其身份证明。在本案中，鹿城农商银行已提供涉案三笔存款的存单原件，其中10万元存单上载明吕忠华、林伟的身份证号码。据此可以认定：鹿城农商银行是在代支取人提供存单原件、存单开户人及存款代支取人的身份证明的情形下办理了10万元定期储蓄存单的存款支取业务，在代支取人提供了存单原件的情形下办理了5万元、4.4万元二份定活两便储蓄存单的存款支取业务。因此，鹿城农商银行的行为既未违反上述《储蓄管理条例》的规定及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也没有违反吕忠华和鹿城农商银行之间的约定。至于三份计息单上的签名，其中二份由林伟签为“忠华”，另外一份由叶某代签，上述做法就金融行业规范管理角度而言虽有瑕疵，但并未违反当时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未因此造成吕忠华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吕忠华称并未委托林伟支取存款，该委托事实是否成立不属于鹿城农商银行在办理涉案存款支取业务时的审查内容，与本案并无关联。吕忠华称其在存款后未取回存单，而交由叶某保管，并无证据证明。即使该事实成立，因储户有妥善保管存单的义务，吕忠华应当自行承担其行为所产生的后果。综上所述，吕忠华要求鹿城农商银行立即偿还存款19.4万元及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故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吕忠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560元，减半收取2280元，由原告吕忠华负担。
宣判后，吕忠华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本案存款19.4万元真实、储蓄合同合法有效，那么鹿城农商银行就有返还存款的义务，其工作人员的违规操作不能由储户来买单。1997年，银行工作人员叶某对吕忠华称自己需要拉存款要求吕忠华将钱款存在该信用社，叶某担心吕忠华将存单上的钱取出存在其他银行，遂要求吕忠华将存单原件交由其保管，岂料，吕忠华将存单交由叶某保管后，叶某与其夫林伟擅自将吕忠华的三笔存款冒领，吕忠华知道后追究至今，去银行相关部门要求归还该19.4万元存款不下100多趟，无奈之下于2017年l月18日起诉，原审却认定鹿城农商银行对吕忠华的赖账行为未违反当时的《储蓄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并称银行管理上虽有瑕疵但未造成吕忠华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而驳回吕忠华的诉讼请求。吕忠华认为，原审判决结论明显错误。一、鹿城农商银行的内部管理行为存在严重瑕疵，其工作人员的冒领吕忠华存款的行为违反了相关规定，对吕忠华造成了损害。第一，根据当时的《储蓄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未到期的定期储蓄存款，储户提前支取的，必须持存单和存款人的身份证明办理；代储户支取的，代支取人还必须持其身份证明。可见，取款必须要有储户的身份证，这是硬性要求，银行工作人员叶某在无吕忠华提供给身份证的情况下领取了吕忠华的上列存款，显然违反了上述规定。第二，吕忠华当时根本没有委托叶某与林伟领取存款，从证据记载10万元的存单与计息单分析，吕忠华不可能在1997年l月29日定存在第二天1997年l月30日就取走，证人叶某与林伟称是吕忠华委托其领取，根本是凭空瞎说，是在逃避法律责任。根据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吕忠华没有委托叶某、林伟取款，并且至今也没有从其二人手中拿到过该19.4万元存款，故证人叶某、林伟认为自己有代理权领取吕忠华的存款应依法由其承担举证责任，否则，鹿城农商银行应承担返还吕忠华该19.4万元存款的责任。第三，林伟原审庭审中作证称涉案两份《储蓄存单计息单》上的“忠华”两字系其书写，而事实上林伟当时在另一储蓄机构任职，竞会跑到叶某处伪造吕忠华的签名领款，显然，当时银行在管理上严重混乱。由于管理混乱导致吕忠华的存款至今无法收回，这个责任依法应由储蓄机构承担。第四，《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执行＜储蓄管理条例＞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八条规定：储蓄机构若发现有伪造、涂改存单和冒领存单者，应扣留存单（折），并报告有关部门进行处理。10万元存单取款本息时的操作员是诸一为，复核也是诸一为，在没有吕忠华身份证明、没有吕忠华委托叶某取款手续的情况下，诸一为任由叶某取走吕忠华的存款，无扣留无报告，显然存在过失，其任职单位应承担责任。第五，吕忠华的三份存单金额合计19.4万元没有设立密码，有吕忠华原审证据即1997年4月23日的5万元存单与1997年4月8日的4.4万元存单显示的内容为证。取款凭单显示凭密码支取，纯属叶某的单方行为，吕忠华并不知情。故鹿城农商银行抗辩认为系吕忠华告知叶某密码，是毫无根据的。二、存款被冒领已给吕忠华造成经济损失。原判却认为未因此造成吕忠华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是不客观的。凭存单取款，第一要存单原件，第二要存款人身份证明原件，两者缺一不可，叶某在没有吕忠华身份证明原件、也没有吕忠华授意其取款的情况下擅自取走吕忠华的存款，显然违反了《储蓄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同样，林伟身份证号码出现在10万元的盖有“现金（2）付讫”章印的存单上，林伟在没有吕忠华授权，没有吕忠华向其提供身份证明的情况下，提前支取，并冒名签写吕忠华的名字套取两笔共9.4万元存款（林伟在原审庭审中称“忠华”两字系其书写），显然违法，造成存款人即吕忠华的经济损失。操作员诸一为复核不严。因此，原判错误，请二审撤销原判，依法处理。
被上诉人鹿城农商银行辩称：1、本案属于委托取款，不属于冒领取款，也不存在涂改伪造存单的行为，原审中林伟已经承认该款项系其取走。2、在1997年时并未有法律规定取款需要委托手续，吕忠华委托林伟取款不需要书面的委托手续，也不是本案的审查范围。3、1997年4月8日，吕忠华当时并未设定密码，在4月23日手工加入密码，在加入密码支取的时候是与5万元的取款系同一个日期，所以鹿城农商银行认为当时是一同办理的，从4.4万元及5万元的存款可以看出该存单是在吕忠华的手中，所以当时银行工作人员才会给吕忠华办理密码支取，该4.4万元及5万元是一定要通过密码支取才能取款，所以只有知晓密码及吕忠华才能取款。设有密码定活存款是不需要核对身份证的，只需要密码支取就可以。4、鹿城农商银行认为10万元款项系吕忠华委托林伟取款。根据当时的规定，只要符合开户人的姓名及证件就可以去领取存款。规定仅是验证存单开户姓名及开户人姓名一致，但当时并未实行个人账户实名制，所以当时才会写明林伟及吕忠华身份证号码，该笔10万元存单，支取的出纳并不是叶某，不存在叶某与林伟串通冒领。当时在取款之后法律法规也并未说需要存款人本人签字。5、鹿城农商银行认为吕忠华称其把存单交给叶某保管没有证据证明，且叶某原审也否认帮吕忠华保管存单，既然存单在吕忠华处，那么其应当承担相应后果。6、根据1997年的相关规定，只要取款人符合取款条件，银行是需要履行支付义务，本案不能以现在的程序去对1997年的存取款条件。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查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对于原审认定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储蓄管理条例》（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１１日国务院令第１０７号发布）第二十九条规定，未到期的定期储蓄存款，储户提前支取的，必须持存单和存款人的身份证明办理；代储户支取的，代支取人还必须持其身份证明。本案10万元存单上记载了吕忠华的身份证号码、林伟的身份号码等内容，结合取款人林伟的陈述，能够证明储蓄机构在审核了林伟提交的存单原件，并核实了存款人吕忠华身份和取款人林伟的身份后，办理了10万元存款的支取业务，让林伟支取了10万元存款的事实。原审认定储蓄机构的上述行为符合当时《储蓄存款业务》的相关规定，并无不当，故予以确认。
《储蓄管理条例》（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１１日国务院令第１０７号发布）并未要求办理定活两便存款的支取业务时，储户必须持存款人的身份证明办理，因此，蓄户凭存折或者存单便可以支取存款本息。根据4.4万元和5万元两张定活两便存单的记载情况，结合林伟的陈述，能够证明5月15日储蓄机构依据林伟提交的定活两便存单原件，办理了二份存单的支取业务，让林伟支取了4.4万元和5万元存款的事实。原审认定储蓄机构的上述行为符合当时《储蓄存款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并无不当，故予以确认。吕忠华主张定活两便存款的支取需要审核存款人的身份证明，储蓄机构当时没有审核存款人的身份证明便办理两份定活两便存单的支取业务，存在过错的观点，缺乏依据，故不予采纳。
本案三份计息单上的签名，其中二份被林伟签为“忠华”，另外一份由叶某代签，上述做法虽然因不规范而存在瑕疵，但由于领款时林伟享有代吕忠华支取存款利息的权利，上述瑕疵对林伟代为支取存款本息的权利不构成影响。因此，原审认定储蓄机构的上述作法并未损害吕忠华的合法权益，并无不当，故予以确认。吕忠华认为本案三份计息单填写不规范，造成其经济损失的观点，缺乏事实依据，故不予采纳。
吕忠华主张储蓄机构因管理混乱对其员工林伟、叶某管理不严，导致其二人违规冒领吕忠华的存款，应当赔偿吕忠华损失的观点，缺乏事实依据，故不予采纳。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置妥当，应当依法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受理费4560元，由上诉人吕忠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潘林华
审 判 员 罗奇豪
审 判 员 郑建文
二〇一七年八月九日
代书记员 郑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