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珠中法民二终字第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超荣，男，汉族，住广西。
上诉人（原审原告）：姚梅芬，女，汉族，住广西。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海杰，男，汉族，住广西。
法定代理人：黄超荣，身份情况同上，系黄海杰的爷爷。
法定代理人：姚梅芬，身份情况同上，系黄海杰的奶奶。
三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梁富团，广西至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珠海中心支公司。住所地：珠海市香洲区。
负责人：连俊杰，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何国兴，广东大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吕秋生，广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上诉人黄超荣、姚梅芳、黄海杰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珠海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财险珠海公司）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4）珠香法民二初字第25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案外人贵港市春天制冷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天公司）于2012年和2013年均向人寿财险珠海公司投保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2013年春天公司的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投保单于2013年7月13日出单，该投保单列明：被保险共15人，主险险种名称为意外伤害死亡、伤残，保险金额为500000.00元／人；保险期间为12个月，自2013年7月13日零时起，至2014年7月13日二十四时止；特别约定一栏写明详见附页特别约定；投保人声明中打印内容为“1.贵公司已对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履行了说明义务。本人已仔细阅知、理解保险条款是尤其是责任免除、解除合同等规定，并同意遵守。所填投保单各项及告知事项均属事实。上述及本声明将成为贵公司承保的依据，并作为保险合同的一部分。2.本人授权贵公司可以从任何医疗机构、保险公司或其他机构和个人，就有关保险事宜，查询或索取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相关的资料或证明。”保险销售事项确认书中打印内容为“本人就团体人身意外伤害险，向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珠海中心支公司，投保险，确认以下事项：产险销售人员姓名，职业证号，已向本人详细解释有关保险条款内容，并清楚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投保单第2页为附页特别约定，其中约定“1.本保险合同每人意外伤害死亡××保险限额为50万元整……；5.本保单项下承保网点的安装维修工人自接到投保网点的格力空调、格力品牌小家电及其他公司同类产品包括冰箱、洗衣机安装、调试、维修、保养指令开始到完成指令返回办公地点或返回家中期间所发生的意外事故（包括高空作业），其他时间段内发生的意外事故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8.本保单后附被保险人及受益人名单壹份，作为本保单不可分割部分。”黄超荣、姚梅芳、黄海杰提交的从案外人春天公司处复印的投保单上，保险期间处用笔手写改为“自2013年7月17日零时起，至2014年7月16日二十四时止。”保险销售事项确认书中产险销售人员姓名、职业证号、产险销售人员签字处及保险中介机构盖章处均无人签名及盖章，下方投保人签章处案外人春天公司加盖有印章，投保人签章处没有写日期。而人寿财险珠海公司提交的投保单上，保险期间处没有改动，下方投保人签章处写有日期为2013年7月13日。除此之外，两份投保单的其他内容均一致。特别约定之后为《被保险人及受益人名单》，其中第四个名字为被保险人黄斌，特别约定及名单页下方同样有案外人春天公司加盖印章。2013年7月17日人寿财险珠海公司出具保险费发票。涉案保险单所载明的主险为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险期间为2013年7月17日零时起，至2014年7月16日二十四时止，保险单之后约定内容与投保单特别约定一致，“1.1.本合同每人意外伤害死亡××保险限额为50万元整……；5.本保单项下承保网点的安装维修工人自接到投保网点的格力空调、格力品牌小家电及其他公司同类产品包括冰箱、洗衣机安装、调试、维修、保养指令开始到完成指令返回办公地点或返回家中期间所发生的意外事故（包括高空作业），其他时间段内发生的意外事故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8.本保单后附被保险人及受益人名单壹份，作为本保单不可分割部分。”保险单后附有《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清单》，其中第四个名字为被保险人黄斌。
2012年案外人春天公司向人寿财险珠海公司购买的团体人身意外保险的投保单、保险单内容与2013年相比，除被保险人、受益人名单及保险期限日期不尽相同外，就是在投保单上保险销售事项确认书中有产险销售人员何某签名及填写职业证号，其他内容均一致。
2014年6月24日，案外人郭权辉在案外人桂平市鸿泰商场商贸有限公司购买格力空调一台，约定由鸿泰商场包送货及安装。2014年7月3日，被保险人黄斌代表鸿泰商场完成对上述空调机的安装工作过程中，不慎从二楼跌到地上导致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2014年7月4日桂平市公安局南木派出所于2014年7月4日出具死亡证明，证明郭权辉报称被保险人黄斌系因高空安装空调过程中失足跌落地上死亡，经鉴定属于自然死亡。被保险人黄斌生前已经离婚，有一子由被保险人黄斌的父母代养。黄斌的家属委托律师向人寿财险珠海公司报案理赔。人寿财险珠海公司于2014年8月7日出具《关于2014年07月03日被保险人黄斌事故的理赔告知函》，称“经调查取证：此事故不是由本保单项下投保网点贵港市春天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发出的工作指令过程中发生的意外事故。根据《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条款》及本保单特别约定第5条……。本次事故保单责任不成立，我（公）司不予赔付。”2014年9月1日，桂平市国营金田林场出具证明，称被保险人黄斌生前已离婚，黄斌的儿子黄海杰属黄斌生前抚养的人由黄斌为监护人，现黄斌因意外事故于2014年7月3日死亡，黄海杰由黄超荣、姚梅芬抚养和监护。2014年9月15日，本案黄超荣、姚梅芬、黄海杰向原审法院提交诉讼，要求人寿财险珠海公司赔偿被保险人黄斌的死亡保险事故保险金500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案外人春天公司在人寿财险珠海公司投保团体人身意外保险及保险已经成立生效的事实，该保险合同每人意外伤害死亡××保险限额为人民币50万元整的事实，及被保险人黄斌于2014年7月3日在安装空调的过程中失足跌落地上死亡的事实均无异议，对此原审法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保险人意外死亡的事故是否属于涉案保险单保险赔偿的范围。
对此评议如下：涉案的保险单是案外人春天公司为其工作人员所购买的团体人身意外保险，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案外人春天公司对其工作人员在工作期间的人身安全具有保险利益，故其可作为投保人就其工作人员在工作期间的人身安全向保险公司投保团体人身意外保险。案外人春天公司作为投保人所投保的团体人身意外保险，则涉案保险单的保险责任范围应是案外人春天公司的工作人员在为该公司工作期间的遭受到的意外伤害或意外伤害致残事故，而非是对某个人遭受的所有意外伤害或意外伤害致残事故，这点从2012年的保险单与2013年的保险单中被保险人的名字不完全相同也可印证，涉案保险单是对案外人春天公司的工作人员的保险而非对个人的保险，且涉案保险单的保险费发票上交费单位是案外人春天公司，黄超荣、姚梅芬、黄海杰称是被保险人以案外人春天公司的名义向人寿财险珠海公司投保，但并无证据证明，故原审法院不予确认。一份保险合同中虽然除专门的免责条款外，还有其他关于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散见保险单的其他地方，但保险条款中涉及保险人的责任的条款众多，不能将所有这些条款都视为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所谓免责，应以当事人应承担责任为前提，如无需承担责任，则不存在免除一说，所以免除责任条款是以保险人需要承担责任为条件，不能将确定保险责任范围的条款视为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综合各方面证据来看，原审法院有理由认为涉案投保单及保险单中特别约定第5条约定的是涉案保险单中保险人的保险责任范围。因此，涉案投保单及保险单中特别约定第5条并不能认定是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并不符合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故黄超荣、姚梅芳、黄海杰诉称涉案投保单及保险单中特别约定第5条约定的内容属格式条款，因人寿财险珠海公司未能在签订合同前对投保人履行“提示注意”及“明确说明”的法定义务而使该免责条款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黄超荣、姚梅芬、黄海杰现有的证据并不能证明被保险人黄斌所发生的事故属涉案保险单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故人寿财险珠海公司不予赔付的理由成立，原审法院予以确认，黄超荣、姚梅芬、黄海杰主张人寿财险珠海公司赔偿被保险人黄斌死亡保险事故的保险金500000元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第十七条的规定，原审作出如下判决：驳回黄超荣、姚梅芬、黄海杰的诉讼请求。人寿财险珠海公司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用减半收取人民币4440元，由黄超荣、姚梅芬、黄海杰承担。
一审判决后，黄超荣、姚梅芬、黄海杰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后依法予以改判支持黄超荣、姚梅芬、黄海杰的一审诉讼请求；并判令由人寿财险珠海公司承担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
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案外人春天公司作为投保人所投保的人身意外保险的保险责任范围是案外人春天公司的工作人员在为该公司工作期间遭受的意外伤害或意外伤害致残事故是错误的。案外人春天公司作为投保人所投保的团体人身意外保险，保险单第一页明确：“投保人已向本公司投保团体人身意外保险，并按保险单约定缴付保险费，保险人同意按照《团体人身意外保险保险条款》的约定承担保险责任，特立保险单为凭，与保险有关的附加条款、特约条款是本保险单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该约定来看，人寿财险珠海公司首先应当按照《团体人身意外保险保险条款》的约定来承担保险责任，而非按照附加条款、特约条款来承担保险责任。
二、依据《团体人身意外保险保险条款》保险责任部分第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约定，案外人春天公司作为投保人所投保的团体人身意外保险，保险责任范围已经具体到每一个被保险人的保险期间内遭受的意外伤害，并非仅限于案外人春天公司的工作人员在为该公司工作期间遭受的意外伤害。在发生身故保险事故时，保险人应按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对该被保险人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
三、保险单（正本）第2页第5条及投保单附页第5条，属于特别约定、格式条款，属于限制了保险公司关于保险责任的免责条款，对于保险人应当履行提示注意和明确说明的义务，否则该约定应依法被认定为无效条款。本案中，人寿财险珠海公司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前未履行提示注意和明确说明的义务。此外，《团体人身意外保险保险条款》对保险范围有明确的约定。条款中约定的保险范围仅限于工人接到指令回办公地点的途中或回家途中，并不包括安装、调试、维修、保养工作过程，与人寿财险珠海公司一审主张的保险责任范围“为该公司工作期间遭的意外伤害事故”不一致，该条款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明确包括“被保险人的高空作业”，所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四、一审判决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一审判决根据证人黄某、古某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且证人证言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证人黄某、古某的笔录认定被保险人黄斌的安装空调工作不是案外人春天公司指令的证据不足。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应予以改判。
人寿财险保险公司答辩称：一、《特别约定》条款是人寿财险珠海公司根据被保险人的工作性质，与投保人协商一致所达成的具有针对性、特殊性的条款，双方约定的该条款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内容合法有效，应予适用。由于投保人春天公司是专业从事空调等电器维修、安装的单位，工人在安装家电过程中经常需要进行高空等存在较大安全风险的作业。为此，其向人寿财险珠海公司投保了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投保目的主要是为了工人在接到投保人派工指令为客户安装、维修家电期间及来回途中发生意外事故有一定的赔偿保障。因此，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特别约定：“本保单项下承保网点的安装维修工人自接到投保网点发出的格力空调、格力品牌小家电及其他公司同类产品包括冰箱、洗衣机安装、调试、维修、保养指令开始到完成指令返回办公地点或返回家中期间所发生的意外事故（包括高空作业），其他时间段内所发生的意外事故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上述《特别约定》是经过友好协商一致的结果，双方明确约定该份保险的保障范围限于在履行职务期间的时间段所发生的意外事故，该约定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内容合法有效。黄超荣、姚梅芬、黄海杰在上诉状诉称人寿财险公司首先应当依照《团体人身意外保险保险条款》的约定来承担保险责任，而非按照附加条款、特别条款来承担保险责任理据不足。在本保单中，《特别约定》条款是本附加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以附加合同为准。其次，《特别约定》条款是人寿财险珠海公司根据被保险人的工作性质，与春天公司协商一致所达成的具有针对性、特殊性的条款，是对《团体人身意外保险保险条款》的进一步细化，所以，在适用条款时应优先适用更具针对性的《特别约定》条款。黄超荣、姚梅芬、黄海杰对条款的上述理解显然存在错误，该条款对于保险单的保障范围及保障对象明确具体，毫无歧义，且条款已经经过友好协商达成一致，内容合法有效。
二、《特别约定》第五条不属于免责条款，亦不属于格式条款，一审法院对此认定理据充足，且判决结果客观公正，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根据《特别约定》第五条的内容可知，该条款约定的是涉案保单中保险人的保险责任范围，并没有排除保险人的保险责任，即该条款不属于免责条款。其次，该条款是人寿财险珠海公司与投保人根据实际情况协商一致达成的结果，所以亦非格式条款。综上，一审法院认定诉称《特别约定》第五条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人寿财险珠海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对此认定理据充足，且判决结果客观公正，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黄超荣、姚梅芬、黄海杰的诉讼请求。
三、即使《特别约定》第五条属于免责条款，但是人寿财险珠海公司已多次向投保人明确说明和解释该条款的内容，投保人亦已加盖公章予以确认，故《特别约定》条款对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九条第三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再结合本案春天公司于2012年5月19日开始就同一标的、同一险种在人寿财险珠海公司处多次投保，且在该公司投保时，人寿财险珠海公司就《特别约定》条款对其做了明确的说明和解释，投保人亦已仔细阅知、理解保险条款尤其是《特别约定》条款，且在保险单和《特别约定》条款上加盖了投保人的公章予以确认并同意遵守等事实，人寿财险珠海公司已经就《特别约定》条款向投保人尽到了明确告知义务，《特别约定》条款合法有效，对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具有法律约束力。黄超荣、姚梅芬、黄海杰诉称“《特别约定》条款第五条应作无效条款处理或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处理”的主张理据不足、于法无据。
四、死者黄斌并非在完成投保网点春天公司的工作指令的过程中发生事故，不属于《特别约定》第五条约定的保险赔偿范围。本案中，死者黄斌生前经常接受不同雇主从事空调安装工作。事故发生时，死者黄斌为承揽私活，接受了宏泰商场的指令后前往郭权辉的住所安装空调，在安装过程中不幸坠楼身亡。死者黄斌的身故不属于保险赔偿范围，人寿财险珠海公司可据此免责。
二审期间，各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原审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虽然投保单第一页记载春天公司所投险种为团体人身意外伤害险，但投保单第二页特别约定第5点又对意外事故的范围进行了专门界定。因此，本案中对意外事故范围的界定应当遵循双方的特别约定。黄超荣等上诉主张应首先适用《团体人身意外保险》保险条款的约定来确定保险责任与投保单的记载并不相符。
关于投保单特别约定第5点的效力问题。该约定属于确定保险人承担责任范围的条款，并不能等同于免责条款。黄超荣等以人寿财险珠海公司未尽提示注意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上述条款无效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死者黄斌系在为郭权辉安装空调过程中不慎坠亡。根据人寿财险珠海公司对郭权辉做的笔录，郭权辉系从桂平市鸿泰商场商贸有限公司购买的格力空调，约定由鸿泰商场包送货及安装。而人寿财险珠海公司对古某、黄某所作的调查笔录也印证了案涉空调安装与春天公司无关。上述证据足以证明，黄斌的意外死亡并非发生在履行春天公司安排的职务过程中，本院对此予以确认。黄超荣等否认上述事实，但未能提供反驳证据，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由于黄斌的意外死亡不属于案涉保险合同的责任范围，黄超荣等上诉请求人寿财险珠海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予以驳回。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黄超荣、姚梅芬、黄海杰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烽娟
代理审判员 朱 玮
代理审判员 马翠平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景园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