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4）浙嘉民终字第54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嘉兴市文化名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嘉兴市环城西路2418号。
法定代表人：陈士洪，董事长。
上诉人（原审被告）：嘉兴市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嘉兴市环城西路333号四层。
法定代表人：陈士洪，董事长。
上述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马正良、吴涛，浙江国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嘉兴市新都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嘉兴市吉杨路639号。
法定代表人：胡金其，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超、虞洪纲，公司法务。
上诉人嘉兴市文化名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化名城公司）、嘉兴市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投公司）为与被上诉人嘉兴市新都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都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2013）嘉南民初字第20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8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9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文化名城公司、城投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马正良、吴涛，被上诉人新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胡金其、委托代理人王超、虞洪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2000年新都公司受让建国北路两侧土地开发建设建国北路商业街，后经城市规划建设专家组论证要求将建国路东侧地块的东侧至饮马桥以西地块划入一起改造，2001年嘉兴市城乡建设委员会规划处出具了该地块的规划条件，用地面积5471.3平方米（包括财税局宿舍1059.007平方米）。后新都公司负责该地块的拆迁工作。2002年11月20日嘉兴市建设局发布《房屋拆迁许可证》，新都公司在拆迁过程中，嘉兴市旧城改造指挥部要求原财税局宿舍一并拆迁，嘉兴市城乡建设委员会规划处经研究同意拆迁，并于2007年7月4日出具该地块（包括财税局宿舍）规划条件，用地面积为5868.7㎡。新都公司（乙方）和嘉兴市旧城改造指挥部（甲方）于2006年签订《房屋委托拆迁协议书》一份，明确：拆迁费用以用地面积7163元／㎡为基数计算，拆迁费用为土地面积5868.7㎡×7163元／㎡，共计4203.75万元，扣除应缴纳的基本规费后，以包干形式给乙方，计算拆迁成本；拆迁期限为自拆迁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拆迁工作必须实施完毕，土地按时移交给甲方；费用支付办法为协议签订生效后、发布拆迁公告后，由甲方支付拆迁费用总额的40%，拆迁实施一个半月内甲方再支付总额的30%，余款拆迁结束交地后，十日内结清。2005年7月17日就五交化公司、市工商局宿舍的拆迁工作，新都公司与最后一户住户宣顺观签订拆迁协议，2005年8月2日宣顺观结清水费，自来水总表拆除，2005年8月4日电表拆表销户。后因政府决策问题，财税局宿舍最终未发布拆迁公告。2008年5月15日，嘉兴市政府专题会议审议了建国北路东侧与东升路南侧地块规划设计条件，要求嘉城集团与新都置业有限公司核算已发生的拆迁成本，出让的经营性用地范围仅限于目前已拆迁完成的地块，同时调整规划用地红线和规划设计条件。
讼争地块2005年拆迁完毕后一直空置，直至2012年因清河农贸市场改造，在政府主导下，该地块作为农贸市场临时安置点使用。2014年6月底，农贸市场腾退完毕，讼争地块再次空置。
一审另查明，2006年10月9日嘉兴市旧城改造指挥部因事业单位改革而注销，其债权债务由嘉兴城市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承接。2007年8月28日，嘉兴城市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更名为文化名城公司。2009年文化名城公司设立（分立）城投公司和嘉兴市湘家荡投资有限公司，与本案有关的债权债务转入城投公司，文化名城公司不再按实运行。
2013年9月18日，新都公司起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文化名城公司按合同约定支付拆迁费3045万元及利息2535万元。庭审中新都公司主张规费按照7%扣除，要求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文化名城公司、城投公司连带支付拆迁费32038500元及利息28680640元（按照银行贷款利率上浮40%的标准暂计算至2013年5月30日，其中1378000元从2002年11月20日起算，10340000元从2003年1月5日起算，7918500元从2005年7月27日起算，要求计算至履行之日）。
文化名城公司和城投公司一审中共同答辩称，1、如讼争合同继续履行则本案结算条件不成就，应当驳回新都公司的诉讼请求。2、即使本案合同终止履行，也因新都公司的原因未予结算，且新都公司也已违约将已拆迁土地另作他用，导致其至今不能或拒绝交付已拆迁用地。因此也不符合结算的条件，也应予驳回。3、退一步说，即使要终止履约的情况下结算相关款项，应当按照具体项目拆迁安置发生的实际支出计算拆迁成本，并非按没有履行的协议约定进行结算。4、由于新都公司的原因未能进行核算，本案不存在应付而未付的款项，也不存在欠款利息，且新都公司存在将讼争地块另作他用等违约行为。5、文化名城公司、城投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6、考虑到新都公司在履行讼争合同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且至今未予交付讼争地块，其保留向新都公司提起反诉的权利。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最初系新都公司与嘉兴市旧城改造指挥部之间发生委托拆迁的合同关系，旧城改造指挥部经改革注销后其债权债务几经流转，与本案有关的债权债务现由城投公司承受，其作为本案被告主体适格。而文化名城公司经企业分立，其资产已分别并入其名下子公司，不再按实运行，实已不具备法人应当具备的“有必要的财产或者经费”这一法定条件，不能对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故应当认定其已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权利能力，考虑到城投公司已经承接了文化名城公司的债权债务，新都公司要求文化名城公司与城投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已经无实际意义，故针对文化名城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一、讼争地块拆迁成本的计算方法，是应当按照委托拆迁协议约定的方式还是通过审价确定实际的拆迁成本；二、新都公司有无完成交付拆迁地块的义务，城投公司应从何时履行付款义务；三、所涉利息损失的计算方法。
关于争议焦点一，按照庭审中双方共同的陈述，新都公司负责拆迁讼争地块之时，双方口头约定将该地块在拆迁完成后协议出让给新都公司，新都公司包干该地块出让前的拆迁工作，拆迁费用从土地出让款中返还。讼争地块拆迁开始于2002年，完成于2005年（其中财税局宿舍系因市政规划原因而未拆迁）。2004年由于国家政策的改变土地出让必须以挂牌方式。而本案争议的委托拆迁协议签订于2006年，也就是双方均知情该地块不能协议出让给新都公司的情况下，仍事后补签协议并约定了拆迁成本的计算方法，理应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并据此计算拆迁成本，而无需重新考虑计算方法或以审价方法来确定新都公司的拆迁成本费用。对城投公司的相关抗辩不予支持。新都公司的拆迁需在政府发布拆迁许可证之后，而财税局宿舍一直未有拆迁公告，该部分未能拆迁系政府行为，不能归责于新都公司，新都公司已经完成的拆迁部分成本理应进行结算。按照委托拆迁协议约定拆迁费用为（5868.7㎡-1059㎡）×7163元／㎡=34451881.10元，该费用也为协议出让的土地出让金。按照双方协议约定，拆迁费用扣除应缴纳的相应政府规费后作为拆迁成本返还新都公司。讼争土地因各种原因未出让，相应规费并未实际产生，根据建设部及省、市有关文件规定，确认存在以下几种规费：1、水环境整治专项资金（防洪工程还贷资金）按照土地出让金的5%计算为1722594.06元；2、公益性项目建设资金按照土地出让金的5%计算为1722594.06元；3、土地储备资金按照土地出让金的1%计算为344518.81元；4、土地出让业务费按照土地出让金的1%计算为344518.81元；5、用于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按照0.59万元／亩计算为42565.85元；6、充实社会保障资金0元，该部分规费按照收益计算，本案中土地出让金与拆迁成本一致，故不存在收益。以上共计4176791.59元。故本案中城投公司应支付乙方的拆迁费用为34451881.10元-4176791.59元=30275089.51元。
关于争议焦点二，双方2006年签订的《房屋委托拆迁协议书》约定的“自拆迁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拆迁工作必须实施完毕，土地按时移交给甲方”，但并未约定土地移交需要办理哪些书面手续，故不能以双方未办理书面的交接手续认定新都公司尚未将讼争土地移交城投公司。协议签订之时，讼争地块实际已经拆迁完毕，但因拆迁范围包括财税局宿舍，而财税局宿舍一直未有拆迁公告，双方实际也无法办理整个地块的交接工作。新都公司在2005年7月17日完成了讼争地块的全部拆迁工作，此后该地块一直空置，新都公司也未占有控制该地块或存在任何影响城投公司使用的情形，新都公司已经完成将讼争地块交付城投公司的义务，城投公司未着手挂牌出让任由土地空置责任在于城投公司，不能改变新都公司已经完成交付义务的事实。2012年清河农贸市场改造，讼争地块临时搭建为清河农贸市场，是政府主导下的临时性安置，不能作为新都公司自2005年以来持续占有使用讼争地块的理由，且目前该地块处于空置状态，故城投公司的相关抗辩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三，按照《房屋委托拆迁协议书》约定的付款方式：协议签订生效后、发布拆迁公告后，由城投公司支付新都公司拆迁费用总额的40%，拆迁实施一个半月内新都公司再支付总额的30%，余款拆迁结束交地后，十日内结清。该协议为补签协议，签订时间仅有年份2006年，具体月日均未填写，故付款条件中约定的“协议签订生效后”本身没有明确的时间指向。该协议签订时拆迁范围仍然包括财税局宿舍，后因市政规划原因政府一直未发布财税局宿舍拆迁公告，故付款方式应按照新都公司已完成的五交化公司、市工商局宿舍等地块指向的“发布拆迁公告”、“拆迁实施”、“拆迁结束交地”等时间节点。拆迁公告发布于2002年11月20日，故第一笔拆迁款12110035.80元（30275089.51×40%）的利息应从2002年11月21日起算。拆迁公告发布后新都公司实施拆迁工作，故第二笔拆迁款9082526.85元（30275089.51×30%）应在拆迁公告发布后一个半月内支付，故利息应从2003年1月5日起算。余款需在拆迁结束交地后十日内付清，因为双方未办理书面交接手续，故拆迁结束交地应当为新都公司完成拆迁工作，讼争地块最初空置之日起计算。考虑到新都公司与最后一户签订拆迁协议在2005年7月17日，该住户水电拆表结束于2005年8月4日，以此作为新都公司拆迁结束之日，故第三笔拆迁款9082526.85元（30275089.51×30%）的利息应从2005年8月15日起算。因双方未约定付款利息，城投公司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支付新都公司逾期付款利息。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城投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新都公司拆迁费30275089.51元；二、城投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新都公司逾期付款利息，其中第一笔12110035.80元从2002年11月21日起算，第二笔9082526.85元从2003年1月5日起算，第三笔9082526.85元从2005年8月15日起计算，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三、驳回新都公司对文化名城公司的诉讼请求；四、驳回新都公司对城投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城投公司未按上述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0800元，由新都公司负担70800元，城投公司负担250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缴纳。
判决宣告后，文化名城公司、城投公司不服，共同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有关《房屋委托拆迁协议书》的签订背景、过程及签约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此真实意思表示实为：新都公司完成讼争地块的全部（含财税局宿舍）拆迁安置工作后，讼争地块将以招拍挂方式进行土地出让，无论新都公司是否能够取得讼争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均可以通过《房屋委托拆迁协议书》的约定，返还拆迁成本。因此，该真实意思表示必须以讼争地块拆迁后并出让为必须前提。新都公司在2000年受让建国北路两侧土地后，经城市规划建设专家组论证要求并经新都公司同意，将建国北路东侧地块（即讼争地块）一并划入新都公司原开发地块一起拆迁、改造（即仍由新都公司开发建设）。其后，新都公司在2002年对讼争地块中用地面积约4400平方米（涉及五交化公司、工商局宿舍等）向市建设局提出房屋拆迁申请并获得“拆许字（2002）第34号”《房屋拆迁许可证》（2002年11月20日）；市建设局于2002年11月23日发布该项目的“房屋拆迁公告”。该拆迁项目历时约3年，直至2005年结束。但根据规划部门要求，地块开发必须整体开发，即讼争地块中的财税局宿舍也必须拆迁改造；若财税局宿舍不拆迁则整个地块也无法开发改造。鉴此，基于新都公司的申请，市规划与建设局于2005年10月27日出具了新都公司为建设单位、包括财税局宿舍用地范围在内的项目用地红线（该红线即为《房屋委托拆迁协议书》明确约定所附红线），拟建一幢18层、一幢26层高层房屋。在此过程中，由于新都公司自身的原因导致“拆许字（2002）第34号”拆迁项目的拆迁进度严重滞后（直至2005年底结束）；2004年8月31日后已禁止对商业地块进行协议出让而必须以招拍挂方式出让，新都公司在完成讼争地块拆迁后不能按毗邻建国北路两侧地块一样通过协议出让方式取得讼争地块土地使用权；同时，新都公司已承担的拆迁成本就没有返还的渠道或途径。鉴此，经新都公司数次向嘉兴市旧城改造指挥部请求并承诺将严格按2005年10月27日红线（前述）拆迁安置后，由嘉兴市旧城改造指挥部与新都公司于2006年签订《房屋委托拆迁协议书》，使得无论新都公司是否能够取得讼争地块项目，均可以通过《房屋委托拆迁协议书》的约定返还拆迁成本。据此，双方签订了《房屋委托拆迁协议书》。二、《房屋委托拆迁协议书》应继续履行；而新都公司未能履行《房屋委托拆迁协议书》，付款条件均未成就，相应利息也不应当支付。1、从《房屋委托拆迁协议书》约定的拆迁安置、补偿范围来看，《房屋委托拆迁协议书》明确约定新都公司应完成“用地面积5868.7平方米范围内的居民、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地上附属物的拆迁安置、补偿等工作”（该《房屋委托拆迁协议书》后附红线即为前述2005年10月27日包括财税局宿舍用地范围的红线）；而事实上新都公司至今尚未对财税局宿舍用地范围（土地面积1059.007平方米）予以拆迁安置、补偿，新都公司理应依《房屋委托拆迁协议书》的约定继续履行拆迁安置、补偿的合同义务。2、从《房屋委托拆迁协议书》签订的背景来看，《房屋委托拆迁协议书》签订于2006年，而此时非财税局宿舍用地范围已完成拆迁；在此前提下签订的《房屋委托拆迁协议书》显然更是强化了新都公司对财税局宿舍用地范围的拆迁安置、补偿义务。而且《房屋委托拆迁协议书》第三条强调了“拆迁结束交地”、第四条强调了“拆迁工作必须实施完毕”，进一步佐证了双方当事人对财税局宿舍用地范围必须拆迁安置、补偿的意思表示。3、新都公司是讼争地块的建设主体，一审认为“该部分（财税局宿舍）未能拆迁系政府行为，不能归责于新都公司”明显错误。新都公司在2001年3月12日获得的“建国东路（东升路-
同乐路）批租地块规划设计条件”及用地红线、2002年1月21日的“关于嘉兴市新都置业有限公司二〇〇二年商品房开发建设计划的批复”（嘉计（2002）21号）、市规划与建设局于2005年10月27日出具新都公司为建设单位（包括财税局宿舍用地范围在内）的项目用地红线均说明：新都公司是讼争地块的建设主体。因此，新都公司理应依法申请包括财税局宿舍用地项目相应的拆迁许可并获得拆迁许可证、拆迁公告。但是，由于新都公司自身的原因并未积极依法申请并获得前述许可或公告，显然应由新都公司承担责任。一审判决认为这是“政府决策问题”、“该部分（财税局宿舍）未能拆迁系政府行为，不能归责于新都公司”无依据。三、一审判决还存在其他问题。1、一审判决存在严重的程序性错误。（1）一审判决确认驳回新都公司对文化名城公司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新都公司在一审中首先提起的是对文化名城公司的诉讼，后才追加城投公司为被告。一审应在查明新都公司对文化名城公司的诉讼请求不实后直接驳回，而不是允许新都公司追加城投公司为被告。（2）既然讼争地块尚未出让，一审确认的已拆迁地块的“土地出让金”并以此作为测算所谓的“基本规费”无依据。该“基本规费”未经双方当事人质证，一审依据未经质证的证据判决，程序违法。（3）一审判决未明确《房屋委托拆迁协议书》是否已经提前解除，导致双方当事人就讼争地块尚未拆迁的财税局宿舍部分今后是否继续由新都公司拆迁不明。2、若按照一审判决确定的付款时间节点，新都公司的诉请也已超过诉讼时效不应得到支持。3、一审判决颠倒时间概念。《房屋委托拆迁协议书》于2006年签订生效，财税局宿舍用地范围至今未发布拆迁公告，一审判决确定2002年11月21日作为逾期付款利息无依据。综上，请求二审发回重审或驳回新都公司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新都公司负担。
被上诉人新都公司答辩称，一、文化名城公司、城投公司混淆概念，错误的认为双方签订的《房屋委托拆迁协议书》必须以讼争地块拆迁后并出让为前提。新都公司在2000年受让建国北路两侧土地后，经城市规划建设专家组论证并经新都公司同意后，将建国北路东侧地块一并划入新都公司原开发地块一并拆迁、改造。2002年11月20日，新都公司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嘉兴市建设局于2002年11月23日发布该项目（涉及五交化公司、工商局宿舍等）的房屋拆迁公告。此时，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即为新都公司完成讼争地块拆迁后通过协议出让方式取得讼争地块的土地使用权。然而在2004年8月31日后，已禁止对商业地块进行协议出让而必须以招拍挂方式出让。2005年年底，拆迁工作完成后，新都公司多次向政府各部门提出申请，2006年由嘉兴市旧城改造指挥部出面与新都公司签订《房屋委托拆迁协议书》，签订该协议书时，双方均已知晓讼争地块已无法通过协议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故2006年双方签订的《房屋委托拆迁协议书》的真实意思表示即为新都公司以包干形式完成讼争地块的拆迁工作，由当时的旧城改造指挥部返还拆迁成本。二、《房屋委托拆迁协议书》未履行完毕的原因在于政府尚未颁布拆迁许可证，新都公司无法实施拆迁工作，合同未履行完毕的原因不能归责于新都公司。（2008）30号政府文件也可以对该事实予以佐证，该文件也可以说明《房屋委托拆迁协议书》的内容已履行完毕，未履行的部分无需再继续履行。同时在《房屋委托拆迁协议书》的履行过程中，文化名城公司、城投公司也属于先行违约，故无论基于何种理由，《房屋委托拆迁协议书》未履行的原因都不能归责于新都公司，剩余内容也无需再继续履行。1、双方签订的《房屋委托拆迁协议书》中虽然将财税局宿舍列入拆迁范畴，但无拆迁许可证、拆迁公告，新都公司无法履行合同，对财税局宿舍实施拆迁行为。文化名城公司、城投公司在上诉状中表明未取得拆迁许可证、拆迁公告系因新都公司未积极依法申请而造成的，纯属恶意虚构。实际上，自双方确定将财税局宿舍列入拆迁范畴后，新都公司已经积极与建设局进行沟通，但因拆迁政策需要变动，同时政府对财税局是否拆迁摇摆不定，所以迟迟不肯出拆迁许可证以及拆迁公告。同时，《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七条规定：申请领取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应当向房屋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提交下列资料：（一）建设项目批准文件；（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三）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四）拆迁计划和拆迁方案；（五）办理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出具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证明。然而关于申领所需政府批文等文件均应当由政府作出，新都公司未能够取得拆迁许可证的原因应属政府行为所致。从（2008）30号文件内容可以看出，政府已明确表态财税局宿舍不再实施拆迁，双方签订的《房屋委托拆迁协议书》无需再继续履行，并要求城投公司核算已发生的拆迁成本。2、根据双方签订的《房屋委托拆迁协议书》约定，拆迁款第一次付款节点应为2002年，即第一次取得拆迁许可证的日期，文化名城公司、城投公司至今未付任何拆迁款项已构成先行违约，故不能将未履行完毕的责任归责于新都公司。3、双方签订《房屋委托拆迁协议书》后，政府自身摇摆不定，最终决定财税局宿舍不进行拆迁，（2008）30号文件可以说明这一点。从法律上来讲，在《房屋委托拆迁协议书》的履行过程中，基于政策等因素，双方以实际行动对协议中拆迁内容予以变更，对于付款期限、付款方式、拆迁成本计算方式等内容未变更的仍履行原合同，而对于拆迁范围变更后应履行变更后的内容，也就是说双方应当履行财税局宿舍不再进行拆迁工作这一变更后的内容，文化名城公司、城投公司应当立即按照协议中的单价核算已发生拆迁部分的拆迁成本。三、文化名城公司、城投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准许追加被告属程序违法，系法律认识错误。追加被告的期限应为一审辩论终结前，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立法宗旨即是解决民事纠纷与保护当事人权利，一审准许追加被告符合民事诉讼法的立法宗旨，法院准许追加被告后已给予新追加的被告合理答辩期限，能够保障被追加被告的各项诉讼权利，还可以使案件得以及时审结，不至于浪费审判资源，给当事人造成诉累，因此，一审准许追加被告的行为不属于程序违法。四、讼争地块出让与否并非是拆迁费用支付的前提条件，新都公司已于2005年完成拆迁工作，文化名城公司、城投公司至今未出让土地，一审依据相关标准确认规费数额并无不妥。五、关于文化名城公司、城投公司提出的时效抗辩。双方于2006年签订《房屋委托拆迁协议书》虽然约定第一次付款期限为2002年，但该协议是对应付款项以及付款期限的再次确认，新都公司每年均向有关部门进行催讨，不存在已超过诉讼时效这一说法。一审中，文化名城公司、城投公司从未提出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事由，二审期间提出不应得到支持。六、双方的拆迁关系于2002年时即已成立，2006年签订的协议是对双方拆迁关系的补充约定。新都公司从2002年11月20日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自2002年11月23日嘉兴市建设局发布房屋拆迁公告后，不到两个月已完成90%以上的拆迁户签约工作，垫付了大量的拆迁费用，故一审判决2002年11月21日开始计算逾期付款利息并无不妥。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订立的是房屋委托拆迁协议，一审确定本案案由为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不当。由于《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未有委托拆迁合同纠纷这一独立案由，故本案根据一级案由确定为合同纠纷为宜。新都公司与嘉兴市旧城改造指挥部于2006年签订的《房屋委托拆迁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内容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协议约定，自协议签订生效后、发布拆迁公告后，城投公司开始支付第一笔拆迁费用。但根据查明的事实，财税局宿舍拆迁公告至今仍未发布，且双方当事人在一、二审中均认为由于财税局宿舍拆迁公告未发布，从而导致协议无法继续履行。所以本案应查明财税局宿舍拆迁公告未发布的原因，从而查明造成协议不能履行的责任在于合同当事人还是第三人。一审法院未查明该协议未能继续履行的原因，没有分清责任径行判决，属于基本事实认定不清，依法应予发回重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裁定如下：
一、撤销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2013）嘉南民初字第2095号民事判决；
二、发回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重审。
审 判 长 刘 坤
代理审判员 陈海滨
代理审判员 周 倩
二〇一五年五月五日
书 记 员 苏 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