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辽02民终239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康世杰。
上诉人（原审原告）：姜梅生。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谢智田，辽宁征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韩晶华。
委托代理人：陈静，辽宁文柳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康世杰、姜梅生与原审被告韩晶华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6日作出（2015）甘民初字第863号民事判决。康世杰、姜梅生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4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康世杰、姜梅生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谢智田，被上诉人韩晶华及其委托代理人陈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康世杰、姜梅生一审诉称：案涉房屋原产权人为康庆,康庆死后归其儿子康国善所有,二原告和康国善有遗赠抚养关系,康国善死后,经大连市公证处公证确认,二原告于1983年11月8日取得了案涉房产。二原告取得案涉房产后因自己有居住的房屋,所以案涉房屋一直空置没有使用。大约在1987年末的时候,案外人王天福主动找到原告康世杰,请求住在案涉房产里。因案涉房屋一直闲置,二原告也就同意了。案外人王天福居住了几年后让给了被告韩晶华居住至今。2014年5月下旬,原告找到村委会,工作人员说“案涉房屋的房产证已在1995年变更到被告韩晶华名下了,是以买卖关系转移登记的”。原告大为吃惊,随后原告到甘井子区规划局要求调取案涉房屋转移登记的档案材料遭拒绝。
后原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登记在被告名下的房产证,庭审中被告曾拿出了一份虚假的没有原告签名的卖房契约。一目了然的显示了被告弄虚作假并和村委会及规划局恶意串通取得了案涉房屋的房产房照。因法院认为被告持有的1995年的房产房照系换证行为,不属于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最终法院驳了原告的起诉。原告作为案涉房产的合法所有人,在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房屋买卖关系的情况下,被告和村委会等有关部门恶意串通将案涉房产执照变更到被告名下,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依照我国相关物权法律的有关法律规定,为维护原告自身合法权益,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1.确认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辛寨子镇大辛寨子村北街#号(产权证号为大甘村房字第#号)房屋归二原告所有,并由被告立即将上述房屋返还给二原告。2.本案诉讼费用均由被告承担。
被告韩晶华一审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按照我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案涉房屋的权属证书的权利人登记的是被告韩晶华。也就是说,被告作为案涉房屋所有权人的事实已经行政部门依法进行了确权登记,在该行政行为没有被依法撤销的情况下,原告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权,实际上是将行政机关的行政职权范围转嫁给了人民法院,被告认为原告的起诉是错误的。2.原告在诉状中的陈述与事实不符。本案被告于1988年就购买了案涉房屋,并且办理了权属变更登记手续,且被告实际居住至今。原、被告是同一个村内的村民,对于被告一直居住在该房屋内及该房屋已变更登记的事实,二原告是明知的且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其原因就是二原告早已将案涉房屋出卖给了被告。现所引发诉讼的原因是由于案涉房屋在2014年被确定为拆迁范围,原告完全是因为动迁所涉及的经济利益才提起诉讼的,被告认为原告这种不守诚信的行为不应被人民法院采信。3.至于原告在诉状中称被告和村委会及规划部门等恶意串通,更是无稽之谈。按照原告的猜想,如果相关部门在办证过程中确实存有违法行为的话,原告应通过行政诉讼来解决涉及自己权益的问题,而不是直接提起民事诉讼来解决。4.原告所提供的1983年的房产执照早已经失效。房产执照的版本早已更换。原告在本案中提供的1983年房产执照版本早已不再使用。在房屋坐落位置上,该房产执照中记载的房屋坐落位置与本案双方争议的房屋坐落位置也存在不同,原告提供的房产执照记载的是辛寨子公社8组,双方争议的是辛寨子村北街#号。在房屋面积上,该房产执照中记载的房屋面积与双方争议的房屋的实际面积也不同,原告提供的房产执照记载的面积是44.46平方米,双方争议的房屋的面积是45.14平方米。在房屋构造上,该房产执照记载的房屋构造与双方争议的房屋构造也不同,原告提供的房产执照记载的是砖石造平房瓦盖,本案的房屋实际是瓦房。从这几点上可以看出,原告提供的证据与本案争议的房屋没有关联性。5.鉴于(2014)甘行初字第41号行政裁定书已经发生了法律效力,该裁定书也可以证明案涉房屋登记在被告名下,被告享有合法所有权。从领取房产执照申请书分析,该份证据恰恰显示了被告取得案涉房屋是经过相关部门审查、批准并同意的,在原告提供的复印件中也记载了镇政府的意见以及相关调查意见中都是记载了“同意发照,内容属实”的字样。鉴于1995年的房产执照是换发的,登记被告名字的房产执照在1993年就已经办理完毕,该申请书中记载房照已发,与事实相符,不存在原告所说的时间冲突问题。6.案涉卖房契约可以证明原、被告双方之间确实存在案涉房屋买卖关系。对于宅基地使用证,是因为被告购买了案涉房屋后相应的宅基地使用证也变更到了被告名下,宅基地使用证在1991年就已变更到被告名下,被告现也持有着1991年的宅基地使用证。且1985年登记在原告名下的宅基地使用证原件现在就在被告手中,这是双方买卖关系成立后原告交付给被告的。宅基地使用证在1985年就颁发了,原、被告双方买卖关系发生在1988年,按照原告的说法是相关村委会等部门和被告恶意串通,但仅从时间上就可以分析出原告的该说法是不成立的。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1.1968年8月16日,二原告登记结婚。2.1982年2月16日,大连市公证处作出(1982)大证字第#号继承权证明书,内容为“继承人康世杰,被继承人康国善。经查:座落于大连市甘井子区辛寨子公社辛寨子大队4队私房两间半、面积44.46平方米的原房产权所有人是康庆,康庆死亡后归儿子康国善所有,康国善于1976年2月死亡,康国善无子女,生前曾于1975年4月24日与康世杰当众立字据,并称康国善由康世杰养老送终、上述房屋产权归康世杰所有。经审查合法属实。”3.1983年11月8日,康世杰领取了房产执照1份,该房产执照记载“产权人登记为康世杰,管理号#,栋数1栋,构造砖石造平房瓦房,面积44.46平方米,间数为两间半,座落于辛寨子大队8组。证号#27号房照。”4.1993年7月20日,村镇私有房产台账记载“编号#27,户主姓名韩晶华,全家人口2人,现住址辛寨子镇大辛寨子村北街,面积45.14平方米,间数为2.5间,建筑时间1925年,房屋产权来源买。”5.1995年7月2日,村镇房产普勘仗核实证明书记载“编号#,产权所有人韩晶华,经勘仗核实此证所记内容与房屋产权人领取的房产执照申请书相符无误。勘仗核实人贾肖艳。产权使用人韩晶华,住址门牌号北街261号,面积45.1每平方米,间数为2.5间,房屋层数1层,建筑时间1925年,房屋产权来源买康世杰。镇政府意见记载经审查同意发照。”6.1995年10月25日,韩晶华申请领取房产执照。《领取房产执照申请书》(编号#)记载“产权原有权人康世杰,产权取得人韩晶华,房屋坐落甘井子区辛寨子镇大辛寨子村北街,建筑面积45.14平方米,交验证件依据#27号房照。”7.1995年10月31日,韩晶华领取房产执照1份,该房产执照记载“所有权人韩晶华,共有人3人,房地号#,构造瓦房,面积45.14平方米,间数为2.5间,座落于辛寨子镇大辛村北街,房屋层数1层,用途住宅,朝向向南。证号大房执甘村字第#号房照。”8.案涉原、被告在庭审中均提供了卖房契约一份,该契约内容为“兹有康世杰有房两间半建筑面积占地面积以宅基地证为准。???经王天福介绍,康世杰自愿将此房屋卖给臧家义(被告韩晶华的丈夫)。经双方商讨同意作价3000元,买主将款一次性付清。卖主当面将房照交给买主作为房屋权凭证。从即日起此契约生效过后双方不得反悔。特立此据为证。卖房人康世杰,买房人臧家义。证明人王天福、孙家发、刘洪昌、臧家礼。执笔人杨安书。”该卖房契约上的“康世杰、臧家义”等均是杨安书代笔,庭审中杨安书称“当时他们均说都是一个村的不会赖的、就让我一块写啦”。
另查明:1.1985年9月15日案涉房屋的宅基地使用证记载“第#号,姓名康世杰,职业农,住址大辛寨子村4队,地权集体,建筑面积45.14平方米,占地面积69.16平方米,间数2.5间,建房时间1920年。”现该宅基地证在被告韩晶华手中。2.1991年9月30日案涉房屋的宅基地使用证记载“土地使用者韩晶华,地址辛寨子镇大辛村北街,土地类别住宅,建筑占地面积88.34平方米。”现该宅基地证在被告手中。3.2014年7月28日,康世杰以原告身份以甘井子区规划局为被告、以韩晶华为第三人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甘井子区规划局为韩晶华核发的大甘村房字第#号房产执照。2014年10月24日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甘行初字第41号行政裁定书,以韩晶华在领取案涉房产执照时交验了#27号房照、房屋登记机构作出未改变登记内容的换发权属证书的行为法院不予受理为由,裁定驳回了康世杰的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二原告主张案涉房屋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辛寨子镇大辛寨子村北街#号(产权证号为大甘村房字第#号房屋)归二原告所有,对此,二原告依法负有举证责任。通过对本案庭审查明的证据进行综合分析,一审法院认为,二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因无相应的充分证据加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故一审法院依法对二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理由如下:1.虽现在二原告仍持有1983年11月8日颁发的产权人为康世杰的房产执照(该房产执照记载“产权人登记为康世杰,管理号#,栋数1栋,构造砖石造平房瓦房,面积44.46平方米,间数为两间半,座落于辛寨子大队8组,证号#27号房照),但被告韩晶华现持有1995年10月31日颁发的房产执照(该房产执照记载“所有权人韩晶华,共有人3人,房地号#,构造瓦房,面积45.14平方米,间数为2.5间,座落于辛寨子镇大辛村北街,房屋层数1层,用途住宅,朝向向南,证号大房执甘村字第#号房照),上述两份房产执照系一种换发执照关系,即第#号房照是在交验了#27号房照的基础上由政府部门换发权属证书的行为结果,该节事实有(2014)甘行初字第41号行政裁定书为凭。2.1993年7月20日的村镇私有房产台账和1995年7月2日的村镇房产普勘仗核实证明书均记载了被告韩晶华现居住的案涉房屋产权来源为“购买”,对此,二原告称当初在1987、1988年左右是王天福租了自己的房子才交给自己4800元的,被告称系自己的丈夫交给原告卖房款4800元才取得的案涉房屋,对此因年代相对久远,且相关人员现已无法查找,故原、被告双方均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的陈述。但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可以证实被告当初取得案涉房屋时是付出了一定对价的,且对价的合理性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经济状况是具有一定可信度的。不论被告(或是被告的丈夫)是从王天福手里购买的案涉房屋,还是被告(或是被告的丈夫)直接从二原告处购买的案涉房屋,但被告系通过买卖取得案涉房屋的,可以认定,即被告是善意取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二原告称系王天福租自己的房子,但二原告现无证据证明其曾与王天福存在房屋租赁关系,且二原告也自认当初从王天福手里接受了与案涉房屋相关的4800元,但二原告称该款项是租金也不足以让人相信。如4800元是租金属实,那么该租金可租住多长时间,还是一直居住下去,还是…，相关双方不可能不予言明。故现不能排除二原告将案涉房屋当初是出卖给王天福的可能性，后由王天福出卖给被告(或是被告的丈夫)的可能性。3.鉴于1985年9月15日颁发的案涉房屋的宅基地使用证(登记的使用权人为康世杰)现由被告韩晶华掌控。如非二原告出卖了案涉房屋,那么二原告如何合理解释案涉房屋的宅基地使用证现由被告韩晶华掌控的事实。另外1991年9月30日颁发的案涉房屋的宅基地使用证现也在被告韩晶华手中。庭审中,二原告自认“自己当初在村里有两套房子、想卖一个、没人敢买,王天福就住进去了,交了4800元,就当租金啦,也没有签订任何协议”,且在1995年前后村镇房产普勘仗核实时,二原告为何未发现案涉房屋的房产执照及宅基地使用证均变更登记在了被告名下,二原告对自己的财产关注不足与常理不符。4.另外,被告韩晶华自1988年前后就一直居住在案涉房屋内,这是不争的事实。被告韩晶华在案涉房屋内已居住近达30年,已对案涉房屋具有了一定的认同感,二原告与被告韩晶华系同一村的村民,被告韩晶华居住在案涉房屋内近30年的事实,二原告不可能不知但为何在如此长的时间内无动于衷、未提出异议,直到2014年7月才提出行政诉讼,这一现象也不符合大众常理。5.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鉴于我国不动产物权变动采用的是登记生效主义,现案涉房屋登记的所有权人及案涉房屋占有的土地登记的合法使用人均非二原告。这是不争的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综上,故二原告请求确认案涉房屋归其所有,应依法不予采信。鉴于自20世纪80年代始,我国农村商品经济才开始有所发展,农村房屋买卖多发生在农村内的“熟人社会”范围内,当时的人们法律意识尚不强烈,对发生在二、三十年前的事情,人民法院依法应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依据公序良俗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妥善处理;人民法院依法处理案件应注重法律效果,也要兼顾社会效果,以有利于正确解决现有纠纷,达到案结事了的目的。希望原、被告双方正确面对矛盾,以期建立稳定、和谐、友好的村民关系。
综上所述,结合本案原、被告各自提供的证据,举证责任的承担、民事诉讼证据的证明标准、法院审查判断证据的原则等相关规定,故对本案中二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三十三条、第一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八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二原告康世杰、姜梅生提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700元及其他诉讼费用50元,合计4750元,均由二原告康世杰、姜梅生负担。
康世杰、姜梅生上诉的理由及请求是：第一，案涉房屋现有两个房产执照，产权人分别登记为康世杰和韩晶华。康世杰持有的房产执照是1983年依据遗赠协议合法取得。韩晶华持有的房产执照是1995年取得。一审认定两份房产执照是换发关系错误，这种产权人的变更没有事实依据。韩晶华未提交证据证明交验了#27号房照和契约及完整的税收证明。第二，韩晶华提交的卖房契约完全不具备合同生效的条件，从而不能证明双方存在买卖房屋关系。1.该契约没有双方的签字，特别是没有康世杰、姜梅生的签字，只是代书人书写的一份文字材料，对康世杰、姜梅生没有约束力。2.韩晶华无证据证明交付房款3000元给康世杰、姜梅生。3.协议约定当场将房照交给韩晶华，但这么多年来房照一直在康世杰、姜梅生处，韩晶华从未向康世杰、姜梅生索要过房照。4.不能以韩晶华居住时间长就推定出其享有房屋所有权的唯一结论，而排除其他可能性。第三，案外人王天福交给康世杰、姜梅生4800元，于1987年初在案涉房屋租住，双方没有约定租期，以实际租期结算租金，并没有将案涉房屋卖给王天福，王天福也无权买卖房屋，韩晶华也自认从康世杰、姜梅生手中购买房屋，故一审认定韩晶华善意取得房屋所有权是错误的，当然排除王天福出卖房屋给韩晶华的可能性。至于康世杰、姜梅生收取王天福4800元是康世杰、姜梅生与王天福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与韩晶华无关。且康世杰、姜梅生收到4800元是1987年初，而韩晶华自称1988年8月28日交付3000元，显然不是同一时间，相互矛盾。第四，韩晶华手中的宅基地使用证不是康世杰、姜梅生给的，因为韩晶华提交的卖房契约中约定的是交付房照，韩晶华从来也没要过房照。韩晶华取得的1991年的宅基地使用证和1995年房照因非法取得而无效。据此，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案涉房屋归康世杰、姜梅生所有。
韩晶华二审答辩认为：服从一审判决。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
本院补充查明：卖房契约载明的签订日期为1988年8月28日。双方共同确认韩晶华自1988年8月后在案涉房屋中居住至今，且加建了房屋。
案涉房屋位于甘井子区辛寨子镇大辛寨子村北街，而康世杰、姜梅生自1988年将案涉房屋转让给韩晶华丈夫之前至今一直在甘井子区辛寨子镇大辛寨子村西街房屋中居住。1995年，案涉大辛寨子村北街房屋与康世杰、姜梅生一直居住的大辛寨子村西街房屋均经村镇房产普查勘测仗量，并换发了房产执照。
双方一审庭审时共同确认于2014年5月获知案涉房屋将动迁。
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卖房契约、村镇房产普勘仗核实证明书、领取房产执照申请书及当事人陈述笔录等在案为凭，上述证明材料已经开庭质证和审查，可以采信。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康世杰、姜梅生与韩晶华之间是否存在房屋买卖关系。针对此争议焦点，康世杰、姜梅生提供的主要证据为1983年颁发的案涉房屋房产执照、1995年村镇房产普勘仗核实证明书、（韩晶华）领取房产执照申请书、卖房契约，主张依据1983年颁发的房产执照记载，康世杰为案涉房屋所有权人，韩晶华持有的卖房契约中并无康世杰、姜梅生签字，且韩晶华办理案涉房屋权属证书的相关手续（1995年村镇房产普勘仗核实证明书、韩晶华领取房产执照申请书）中亦无康世杰、姜梅生的签字确认，故康世杰、姜梅生并未出售案涉房屋给韩晶华丈夫，案涉房屋应归康世杰、姜梅生所有。韩晶华提供的主要证据为案涉房屋的房产执照（产权人为韩晶华）、新旧宅基地使用证（土地使用权人分别登记为康世杰与韩晶华），村镇私有房产台账，案涉房屋与康世杰、姜梅生现居住房屋的村镇房产普勘仗核实证明书，（2014）甘行初字第41号案件（以下简称41号行政案件）的庭审笔录，卖房契约执笔人杨安书证人证言，欲证明韩晶华丈夫与康世杰之所以未在卖房契约上签字是因当时考虑均是同村村民，不会反悔，故由执笔人杨安书代为签字；康世杰、姜梅生在41号行政案件庭审笔录中自认收到了4800元购房款，且韩晶华丈夫购买案涉房屋后，康世杰、姜梅生将登记房屋产权人和土地使用权人为康世杰的原1983年颁发的房产执照、原1985年颁发的宅基地使用证交付给了韩晶华丈夫，村里房产台账亦将案涉房屋产权人记载为韩晶华，产权来源记载为“买”；韩晶华又取得了权利人为韩晶华的案涉房屋房产执照及宅基地使用证，且康世杰、姜梅生居住的房屋与韩晶华购买的案涉房屋一同参与了1995年的村镇房产普查勘测仗量，并换发了房产执照，同在一村居住的康世杰、姜梅生当时均未对韩晶华取得案涉房屋产权执照提出过异议，故双方当事人间系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本院认为，康世杰、姜梅生与韩晶华之间系房屋买卖关系。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虽然康世杰未在卖房契约上签字，但应结合卖房契约是否真实履行的相关证据及契约签订当时的历史背景来判定康世杰与韩晶华丈夫是否签订了卖房契约，达成房屋买卖的合意。首先，卖房契约载明的签订日期为1988年8月，而双方共同确认韩晶华自1988年8月后在案涉房屋居住至今。其次，韩晶华主张其实际支付了4800元购房款，而康世杰、姜梅生自认其收到了4800元房屋款项。虽然康世杰、姜梅生主张系王天福给了康世杰4800元，商量说去案涉房屋住，也没有说是租还是买，姜梅生知道这件事后，就以为王天福给的只是个房子的定金，之后还会来家中与康世杰夫妻商量房子的事情，之后王天福一直没来，姜梅生就认为房子就是出租给王天福了。但4800元在1988年是一笔大额款项，任何人不可能在未商定款项事由的情况下径行给付他人如此大额款项。且康世杰、姜梅生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案外人王天福之间存在房屋租赁合同关系，以及双方商定的租赁期限、租金标准等重要租赁合同内容，故康世杰、姜梅生对4800元款项用途及来源的主张既不符合常理，又无充分的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结合韩晶华实际居住使用案涉房屋的事实，4800元应认定为韩晶华支付给康世杰、姜梅生的购房款。再次，卖房契约载明“卖主当面将房照交给买主作为房屋权凭证”，而韩晶华持有登记土地使用权人为康世杰的原1985年颁发的宅基地使用证。至于康世杰、姜梅生主张1985年第一次房产普查后才颁发的宅基地使用证，但村里未通知康世杰、姜梅生领取宅基地使用证，康世杰、姜梅生始终不知道有宅基地使用证，亦不清楚韩晶华为何持有该宅基地使用证一节，本院认为，康世杰、姜梅生为案涉房屋所在大辛寨子村村民，且一直居住在大辛寨子村西街房屋中，却表示自1985年开始直至2014年诉讼前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不知道村里给村民颁发过宅基地使用证，本院对康世杰、姜梅生的该项主张无法予以采信。且该宅基地使用证的颁发时间为1985年，康世杰、姜梅生1988年才将案涉房屋出卖给韩晶华丈夫，发证机关不可能在1985年预先获知韩晶华将于1988年购买案涉房屋而于1988年直接将宅基地使用证交付给韩晶华，故应认定为系康世杰、姜梅生向韩晶华交付的1985年颁发的宅基地使用证。至于康世杰、姜梅生持有登记产权人为康世杰的原1983年颁发的房产执照一节，韩晶华主张在其购买案涉房屋时，康世杰、姜梅生已将该执照交付给了韩晶华方，韩晶华在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时已将该执照交回给办证机关，不清楚康世杰、姜梅生为何持有该执照原件。从本案已查明事实可知，1983年颁发的房产执照编号为#27，韩晶华于1995年领取房产执照申请书中载明的交验证件依据即为该#27号房照，故可认定韩晶华是持有过1983年颁发的房产执照，并交验了该房产执照，据此才办理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最后，卖房契约执笔人杨安书已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说明了当时康世杰未在契约上签字的原因，且杨安书代写的案涉卖房契约与村里台账记载的韩晶华自康世杰处购买了案涉房屋亦是一致的。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自然应当掌握村里房屋权属情况，故村镇私有房产台账亦具有房产权属证明效力。此外，诚如一审判决所述，20世纪80年代，我国农村商品经济发展伊始，农村房屋买卖尤其是发生在村内熟人范围内的买卖，村民往往缺少必要的法律意识，仅依靠村里干部、邻里乡亲等见证人的见证，认为只要支付了房款、交付了房屋既已达成了买卖契约。据此，可认定案涉卖房契约是康世杰、姜梅生与韩晶华方之间达成的合法有效的转让房屋合同。
第二，韩晶华于1991年已取得了案涉宅基地使用证，又于1995年村镇房产普查后取得了案涉房屋房产执照。且康世杰、姜梅生居住的大辛寨子村西街房屋于1995年亦经村镇房产普查后换发了房产执照。若如康世杰、姜梅生所述，其未将案涉房屋出卖给韩晶华，案涉房屋仍归康世杰、姜梅生所有，且在其自住西街房屋于1995年参与了村里统一换证的情况下，康世杰、姜梅生理应合理注意到案涉房屋换发证照的情况，但康世杰、姜梅生却未对韩晶华于1995年取得案涉房屋房产执照提出过异议。二审庭审时，当康世杰、姜梅生被问及1995年大辛寨子村是否实施了第二次农村房产普查时，其答复不清楚，其居住的房屋换发房证都是邻居送到其家中的，其根本不知道换房证事宜，当时村里有很多没换房证的，当时换房证要交几十元钱。若如康世杰、姜梅生所述，其不知道换发房证事宜，其就理应未交付换发房证的费用。但当被问及是否支付了换发房证的费用时，康世杰、姜梅生却答复肯定交了。既然已经支付了换证费用，又怎会不清楚村里统一换发了房证，亦必然会注意到案涉房屋换证的情况，但康世杰、姜梅生却未对韩晶华居住并取得案涉房屋产权执照提出过异议，仅是在2014年5月得知案涉房屋面临动迁时方于2014年7月提起41号行政案件诉讼及于2015年初提起本案诉讼。
第三，韩晶华主张其儿子1999年结婚时对案涉房屋进行了维修，在正房后面盖了两间平房，窗户更换为铝合金窗，并重新修建了院墙，还在宅基地范围内盖了二十间房屋对外出租。而康世杰、姜梅生则表示其看到房屋后面加盖了平房，一直没有院墙，其他不清楚，且韩晶华在康世杰、姜梅生自留地里盖了三十间小房出租，出租了十几年。若双方并非房屋买卖关系，韩晶华怎会在他人房屋进行添附，又怎会在他人土地上加盖房屋，康世杰、姜梅生又怎会在长达近30年的时间里对自己房屋及土地的扩建、占用等情况不闻不问，故韩晶华加盖房屋等行为进一步佐证了双方之间为房屋买卖关系。
康世杰、姜梅生的上述种种陈述随意性强、含糊不清、自相矛盾，其亦未提供任何证据佐证在韩晶华占有、使用案涉房屋长达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康世杰、姜梅生尽过房主的义务或主张过房主的权利，而是恰逢在案涉房屋面临动迁之时，康世杰、姜梅生才以案涉房屋所有权人的身份主张权利。综合上述事实，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双方当事人的上述行为又与双方当事人系房屋买卖关系的事实形成相互印证之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本院结合案件情况，认为韩晶华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大于康世杰、姜梅生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双方当事人之间应为房屋买卖关系，原审对此节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700元(康世杰、姜梅生预交)，由康世杰、姜梅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奎哲
审判员 张萍萍
审判员 阁成宝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刘民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