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陕71行终22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长春，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王兴华，陕西省老法律工作者协会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街道办事处,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新华街***号。
法定代表人闫小安，主任。
委托代理人付金，陕西长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峰，陕西长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刘引军，男，汉族。
上诉人刘长春因与被上诉人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韦曲街办）、原审第三人刘引军行政强制拆除违法一案，不服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16）陕7102行初1275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8月6日，韦曲街办以刘长春违法占地为由，与其他机关组成联合执法大队将刘长春经营的农家乐拆除。2015年8月26日，刘长春向韦曲街办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请求韦曲街办公开拆除其农家乐的合法手续、参加单位及执法人员名单等信息，韦曲街办未答复，刘长春将韦曲街办起诉至长安区人民法院，2016年4月20日，长安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长安行初字第0047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韦曲街办在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刘长春作出书面答复。韦曲街办于2016年8月16日答复刘长春，即本次联合执法是由区政府整治办安排部署的，由韦曲街办、国土长安分局监察大队、韦曲土管所、长安区城管执法大队、公安长安分局韦曲派出所实施的。关于其他信息韦曲街办无相关记录或无法提供。2016年11月8日，刘长春将韦曲街办起诉至一审法院，请求：1、确认韦曲街办强拆刘长春农家乐行政行为违法；2、本案诉讼费由韦曲街办承担。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本案中，刘长春诉称韦曲街办于2014年8月6日对其经营的农家乐实施了拆除行为，而刘长春于2016年11月8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依法应予驳回起诉。刘长春主张其向韦曲街办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情形应构成本案起诉期限中断的意见，因行政诉讼中并无起诉期限可中断的相关规定，且刘长春主张的情形亦非起诉期限可扣除的情形，故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遂裁定：驳回原告刘长春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刘长春。
刘长春不服一审裁定上诉称,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5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而上诉人于2014年8月6日虽然知道自己的农家乐被强制拆除，但并不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即不知道所谓“联合执法”可诉具体行政机关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只强拆上诉人的农家乐，而不拆除周边其他农家乐和违法建筑，为什么强拆上诉人农家乐后又让刘引军恢复农家乐并继续经营，以及行政行为的依据在哪里等等。因此，上诉人为了搞清楚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于2015年8月26日向韦曲街办申请上述政府信息公开，但韦曲街办在法定期限内未予公开，故上诉人依法起诉至长安区法院，该院作出（2015）长安行初字第0047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韦曲街办在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刘长春作出书面答复。但是韦曲街办并未自行履行该生效判决，无奈刘长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韦曲街办于2016年8月16日才给予刘长春答复。由此可见，本案刘长春法定起诉期限应当从2016年8月16日韦曲街办答复后开始计算，故刘长春于2016年11月8日提起本案诉讼没有超过法定期限，一审法院驳回其起诉显然错误。二、本案被拆除的农家乐系“违章建筑”，应属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五年起诉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是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特殊规定，本案刘长春一直不知道行政行为的内容，就连行政主体具体是谁并不能百分之百确定。违章建筑拆除应属于“其他案件”之类，本案起诉期限应为五年。三、一审裁定主观臆断，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故如有正当理由超过法定期限起诉的，应当根据情形区分处理。在本案中刘长春农家乐被拆除后因没有相关法律文书，刘长春不知道行政行为的内容，也不能够确定应当告谁，而且在2015年5月1日前根本无法提前诉讼。在2015年5月1日实施立案登记制度后，经长安区法院法官释明必须先予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后才能提起本案诉讼，2016年4月20日长安区法院作出判决生效后，韦曲街办拒不履行，刘长春申请强制执行期间向西安铁路运输法院提出要求立案，法院明确告知必须要韦曲街办答复才能受理。然而等到长安区法院执行局执行回韦曲街办答复函时已经超过两年。因此，本案起诉期限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公民、法人和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故一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驳回起诉有主观臆断、曲解司法解释之嫌，且适用法律错误，故请求撤销原审裁定发回重审（确认拆除“农家乐”行政行为违法）。
被上诉人韦曲街办辩称，一、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二、被答辩人所诉事实有悖客观真实，而且在逻辑上存在明显的相互矛盾，不能成立。1、被答辩人诉称，其在收到答辩人信息公开答复（2016年8月16日）前，不知道是谁拆除了自己的农家乐，因此无法提前诉讼，从而以此来为超过起诉期限作开脱。实际上，早在2014年7月10日，长安国土资源分局韦曲土管所及答辩人在查处被答辩人违法占地时，就已经向被答辩人送达了自行拆除违法建筑通知书，该通知明确载明：要求被答辩人在三日内自行拆除违法建筑及设施，否则，政府（区政府）将采取联合执法强制拆除。2014年8月6日，区政府联合执法大队对被答辩人违法建筑实施强制拆除当日，被答辩人就在现场，而且对联合执法的有关人员进行了拍照，被答辩人在一审庭审中，向法庭提供了所拍照片，并用于证明是答辩人拆除了其违法建筑。上述事实可以证明，早在2014年8月6日，被答辩人违法建筑被拆除时，其就已知道了是谁实施了行政强拆行为，起诉期限就应当从2014年8月6日起算。2、如果被答辩人一直不知道是谁实施了强制拆除行政行为，那么其又为何一直认定是答辩人拆除了其违法建筑呢？这岂不是自相矛盾？被答辩人是于2015年8月26日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这时已经距行政强拆行为发生之日超过1年零20天，这足以表明其是怠于起诉的。被答辩人在向长安区法院提起信息公开一案的诉讼后，答辩人于2015年11月6日向法庭提交答辩状中已经明确告知被答辩人本次行政强拆是长安区政府集中整治违法用地专项行动领导小组组织的，由长安国土资源局、韦曲土管所、区城管、长安区公安分局韦曲派出所、答辩人组成的联合执法大队实施的。因此，被答辩人这时应当知道谁实施了行政强拆行为，起诉期限已经开始，这时距被答辩人起诉也已超过一年。综上所述，被答辩人从2014年8月6日就已经知道了实施行政强拆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即便是退一步说，从答辩人在信息公开一案中告知其实施强拆行为的机关时起算，被答辩人的起诉也已经超过了行政诉讼起诉期限。三、被答辩人适用法律错误。被答辩人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及《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完全是对法律的错误理解和适用。司法解释第四十二条针对的是行政行为相对人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内容的情况下起诉期限的规定，被答辩人在联合执法大队实施行政强拆行为当日就知道该行政行为的内容，因此，其适用该法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而《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也是针对行政行为相对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在行政行为作出时，不知道该行政行为的情况下，最长起诉期限的规定。本案被答辩人在行政强拆行为作出当日就知道了该行政行为，其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六个月”起诉期限的规定，而不适用第二款的规定，因此，被答辩人适用法律明显错误。综上，被答辩人起诉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维持一审裁定。
原审第三人刘引军经传票传唤未到庭亦未向本院递交陈述意见。
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刘长春当庭递交调查取证申请一份，针对刘长春因无行政决定书提起行政诉讼，必须先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纠纷判决生效后，行政机关未予答复，当事人提起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及行政赔偿，西安铁路运输法院不予受理，并口头告知当事人待行政机关答复后再来立案，对此请求本院予以调查取证核实情况，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对上诉人的申请不予准许。
二审期间，上诉人、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刘长春的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经查，2014年5月20日至2014年7月30日，西安市国土资源局长安分局韦曲国土资源所单独或与韦曲街办共同向上诉人刘长春连续发出《责令停止土地违法行为通知书》、《拆除通知》及《通知》多份，责令其立即停止土地违法行为，在2014年7月30日韦曲街办与西安市国土资源局长安分局韦曲国土资源所共同发出的《通知》中，明确告知刘长春未经批准非法占地，责令其在三日内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及其它设施，否则政府将采取联合执法强制拆除。对上述拆除通知，上诉人刘长春认可自己或通过修建农家乐现场的施工人员签收了这些通知。同时，刘长春在本案一审提供了2014年8月6日政府联合执法对其修建的农家乐实施拆除的照片。以上事实和证据证明，上诉人刘长春在2014年8月6日已经知道政府联合执法拆除其农家乐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其上诉称其虽然知道自己的农家乐被强制拆除，但不知道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因上诉人刘长春于2014年8月6日已经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故其起诉期限的规定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2年起诉期限。上诉人提出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中五年的起诉期限，与本案实际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同时，上诉人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提起本案诉讼，也无证据证明其有正当理由。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刘长春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胡 雁
审 判 员 柴 苗
代理审判员 宋一林
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陈思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