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杭上民初字第2363号
原告：方伟伟。
委托代理人：方建江，浙江九重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东升，浙江九重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骏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南山路176-1、176-2、176-3号一层北面商铺。
法定代表人：施焯荣，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韩厚，北京市高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秦文砚，北京市高朋（黄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紫南家园207号1层113。
法定代表人：李佩霞，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余建阳，北京市泽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方伟伟诉被告杭州骏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产品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2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周智独任审判。被告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审查后裁定予以驳回。被告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不服该裁定，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作出（2016）浙01民辖终443号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后因案情复杂，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6月2日不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原告方伟伟的委托代理人方建江，被告杭州骏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韩厚、秦文砚、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余建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方伟伟起诉称：原告欲向被告杭州骏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购买法拉利新车，被告杭州骏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告知原告车辆停放于被告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处。为此，原告赴被告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处提车。2015年7月6日，原告提得FF6262CC法拉利小轿车一辆，车架号为ZFF73SKE4C0183080，发动机号码为：F140EB188014，车价款双方约定为2600000元，原告于当日付清2600000元车价款。提车时，交车单载明：“车况无任何问题，此车为新车。”原告遂雇佣拖车运该车回杭州，为此花去托运费10000元。2015年9月11日，被告杭州骏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给原告，为避税，发票开具的金额为2350000元，并同时提交货物进口证明书、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原告在使用车辆过程中，发现车辆有多处维修痕迹，经查询发现车辆自2011年10月25日至2014年4月29日有多次维修记录，且车辆所有人从案外人浙江丽杨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变更到被告杭州骏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历经多次转化，根本不是两被告所称的新车。原告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两被告明知案涉车辆经过维修而未履行告知义务，共同销售案涉瑕疵车辆，使原告陷入错误的意思表示，两被告具有欺诈消费者的故意，构成销售欺诈，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3条、55条的规定，应当退还价款，赔偿原告损失。两被告在共同销售商品时的欺诈行为，是共同侵权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财产权，故请求依法判令：1、被告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立即归还原告购车款2600000元；2、被告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赔偿原告支出的拖车费10000元；3、被告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赔偿原告损失7800000元；4、被告杭州骏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对被告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上述1-3项请求的支付承担连带责任；5、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本案。
被告杭州骏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答辩称：1、被告杭州骏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任何汽车交易行为。被告杭州骏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原告之间从未签订过任何汽车销售合同，双方从没有任何交易款项往来，被告杭州骏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也从未向原告交付车辆以及相关单证。2、被告杭州骏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不具有参与案涉交易的条件和可能性。在案涉交易发生时的三个月前，被告杭州骏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就已经与案外人孙丹就案涉车辆进行并完成了交易。签订合同当日，被告杭州骏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交付了符合合同约定条件的车辆及相关单证。故在案涉交易前，车辆已交付至案外人孙丹处，被告杭州骏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已经不再享有案涉车辆的处分权及所有权，即被告杭州骏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不再具有参与案涉交易的条件和可能性。综上，被告杭州骏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认为其与原告之间从始至终没有任何汽车交易行为，原告诉状中所述事实均是编造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故认为原告主张被告杭州骏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参与共同销售案涉车辆，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但其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请法庭驳回其诉讼请求，维护被告杭州骏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合法权益。
被告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答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的相关依据，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原告方伟伟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
1、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交车单，证明2015年7月6日原告提得FF6262cc法拉利小轿车一辆，车架号EFF73SKE4C0183080，交车单载明车况无任何问题，此车为新车的事实；
2、收据及理财金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证明2015年7月6日原告付清车价款的事实；
3、录音及文字整理，证明2015年7月17日，原告与被告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代理人王明伟电话沟通，其反复确认是新车的事实；
4、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货物进口证明书、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证明2015年9月11日，被告杭州骏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开票金额为2350000元，并提交相关单证的事实；
5、维修记录清单、派工单、工时结算单，证明车辆至2011年10月25日至2014年4月29日，有多次维修记录，且车辆所有人从案外人丽杨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变更到被告杭州骏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历经数次转换，根本不是被告所称的新车的事实；
6、运费托运单，证明车辆从被告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处托运至杭州产生10000元费用的事实；
7、录音及文字整理，证明原告与被告杭州骏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销售经理对话中，对车辆为什么以该价格出售及发票的开法均予以明确的事实；
8、微信朋友圈信息、公证书，证明2015年7月6日，王明伟发布“法拉利FF全新车已出售”的微信朋友圈，其同事李卿及孙丹也在同一天发布同一条信息，说明案涉车辆是全新车，因此证明被告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在出售案涉车辆时告知原告是全新车的事实。
被告杭州骏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
9、车辆销售合同、新车交付确认书、文件签收记录及签收人身份证明、代付款确认书、中国建设银行交易明细，证明在案涉交易前3个月，案外人孙丹曾向被告杭州骏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购买案涉车辆，双方于2015年3月20日签署汽车销售合同，并就案涉车辆完成了交易；被告杭州骏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已经将交易车辆的情况如实告知孙丹，孙丹已知晓该车辆曾作为展示用车，于2011年11月1日起算保修期，并已经完成厂家要求的所有售后服务升级和召回活动（包括更换发动机总成）等全部车辆状况及瑕疵，出于对车辆优惠价格的考虑，接受并愿意按车辆当时现状进行交易，并且根据合同约定，孙丹可以委托他人代付款，要求被告杭州骏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根据其抬头要求开具非买方名称的发票；该组证据证明被告杭州骏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是与案外人孙丹建立了汽车买卖交易关系，与原告和被告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无任何买卖交易关系；
10、维修记录，证明该车辆在出售前仅作为展示用车使用，无碰撞事故，主要维修内容系补漆和因长时间停放发生的更换电瓶及维护，以及根据厂商召回要求完成的升级，该车涉及的维修事项与展车性质相符，故符合合同约定的车辆使用情况及瑕疵情况；
11、发票名称确认书、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机动车注册登记流程，证明被告杭州骏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开具购方名称为方伟伟的发票，是根据其与孙丹的合同约定，按照孙丹的要求开具的，因为车辆收款并交付后，孙丹未确定发票抬头，便签署了抬头空白的发票名称确认书；被告杭州骏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根据孙丹要求共开具了3次发票，发票价格与其与孙丹签订的合同价格一致，证明该发票仅与该合同有关，与被告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原告的交易无关；机动车施行登记流程证明只有销售发票中的买方才能办理车辆登记上牌，机动车经销商根据买方要求，开具非买方名称的发票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该组证据证明被告杭州骏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对于被告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转售车辆给原告不知情，也没有参与。
被告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
12、机动车销售合同（B版）、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交车单，证明机动车销售合同第一条明确写明“旧机动车基本情况”，第二条第2款约定了远低于市场全新车的售车价格，第3款承诺了车辆无涉水、无重大事故，并未承诺车辆无维修记录；交接单无法证明原告所述事实及请求，且原告签字确认案涉车辆公里数为250公里，未上牌照；上述情况均证明原告知道所购车辆为旧机动车，且已有公里数，被告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未欺诈原告；
13、微信聊天记录，证明2015年6月14日原告加被告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业务员微信，联系购买案涉车辆，7月3日的聊天记录显示原告知道车辆出厂日期为2011年9月，且知道车辆已经过了保修期，7月6日的聊天记录显示原告知道全新的案涉车辆市场价格大约在550万左右，而原告以低于市场一半的价格购买案涉车辆，明显知道该车辆为旧机动车，而非全新机动车，并且原告要求隐瞒该车购买价格，是为了和女朋友炫耀，说明其交车单上的此车为新车也是原告要求被告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写上的；
14、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证明在原告购买案涉车辆的同期，该车辆全新车的市场价格在5400000元左右，原告以低于市场一半的价格的购买案涉车辆，明显知道其购买的是旧机动车，而非全新机动车；
15、装备单，证明到2016年1月，案涉车辆同款车若装备完所有的配置后，全新车售价在5800000元左右，故原告以低于市场一半的价格的购买案涉车辆，明显知道其购买的是旧机动车，而非全新机动车；
16、网页截图，证明对象同证据15；
17、车辆销售合同、授权委托书，证明2015年3月20日被告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从被告杭州骏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处购买案涉车辆，从合同第二条的约定可以看出，被告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并不知道案涉车辆有维修记录，因此被告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向原告出售车辆时都是如实告知，并未有任何隐瞒和欺诈。
庭审中，原、被告均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质证，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被告杭州骏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认为证据1-3、6与其无关联；对证据4，认为其开具发票并非因为与原告存在交易行为，而是根据其和案外人孙丹的销售合同约定，按照孙丹的要求开具的，证明其完全是在履行与孙丹约定的合同义务，与案涉交易无关，故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货物进口证明书、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的证明对象不予认可，认为其从未向原告交付过该两份单证，均系由被告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在案涉交易中向原告交付案涉车辆时一并交付的，原告已签署了相应文件即交车单；对证据5，认为与其无关联，且维修记录是汽车厂家对于汽车情况的内部记载，由于案涉车辆在出售给孙丹之前，是被告杭州骏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用于展示的，经常会由活动展示实施单位，即广告公司、活动公司来安排车辆的使用，每一次展示后，车辆漆面会有不同程度的污损或者不光洁的情况，故经常需要喷漆等维护，没有发生过碰撞或严重损坏的情况，至于维修记录中出现浙江丽杨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系维修时所委托的活动公司，在维修记录中记载了该活动公司的名称，不存在车辆被转售、出售或过户等情况，并认为维修记录系车辆的够买者在提供了相关证明后均可从厂家或全国的授权经销商售后维修点采集和查看的信息，没有隐瞒的条件；对证据7，认为未能证明其参与销售，从始至终其销售人员张宇从未确认该车系新车，相反可以证明原告已经知晓其曾与孙丹就案涉车辆进行并完成了交易，且明确原告是在与被告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进行交易，被告杭州骏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并非案涉交易卖方，故对证明对象不予认可；对证据8，认为其中公证书载明的内容系原告所持手机微信操作的步骤和截屏录像，即对于操作程序并按照操作程序所展示的内容进行的公证，对于原告所提供的朋友圈所指的相关人员和对象的真实性不能确认，进而原告所述证明目的关联性、合法性均不能认可；对证据12、13，认为其不知情，无法对真实性和关联性进行确认；对证据14-16真实性、合法性、证明目的予以认可；对证据17，认为根据合同第2条约定，其已经将车辆的使用状况和瑕疵情况如实告知孙丹，履行了告知义务，因为车辆自2011年11月起一直作为展示用车使用，涉及了补漆、油漆处理、前保拆装等维修事项，均是与展车性质相符的，且因为该车未经上牌登记，所以按照汽车品牌销售管理实施办法规定，其作为汽车品牌经销商，已经按照合同约定给付了符合约定的车辆，并且将车辆的使用情况和瑕疵情况如实告知。被告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只是双方于2015年7月6日签订的销售合同的附件，合同第一条约定的便是旧机动车销售情况，故双方均认可交易的是旧机动车，交车单上“此车为新车”的表述系被告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按照原告的要求写上的，并认为关于新车的概念，在二手车交易惯例中是指没有上过牌照的车，故其销售人员所说的新车就是指案涉车辆没有上过牌照，根据公安部的机动车管理规定，发票能够证明机动车来源，故按照原告提供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也可以证明案涉车辆不是他们认为的旧车，且全新车辆不会有250的公里数，原告对此是明知的；对证据2三性无异议；对证据3，认为原告所称王明伟系被告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代理人是不正确的，其只是被告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销售人员，谈话录音中原告所问“绝对是新车，别人没有上过牌的吧”，说明原告对二手车交易中的新车概念是清楚的，不是其起诉所称全新的车辆，且其知晓该车辆有250公里的里程数；对证据4，认为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也能证明案涉车辆从未上过牌，不是对方所说的全新车，对进口证明书无异议，且认为可以证明案涉车辆系二手车交易中的新车；对证据5，认为与其无关联，案涉车辆系其从被告杭州骏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处购买来的，其在卖给原告时是不知道这些记录的，并且其与原告的合同中，也只约定了没有重大事故和重大涉水，没有约定不存在任何维修记录，故认为其对原告没有任何隐瞒和欺诈；对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7认为与其无关联；对证据8关联性、合法性意见同被告杭州骏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一致，且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超过了举证期限，法庭不应当采信，并认为王明伟等人不是专业的法律人士，所以他们所说的全新车不是原告所称的全新车，二手车交易中对全新车的理解就是指没有上过牌照的车，且他们的朋友圈也不能证明就是案涉车辆，故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9中合同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合同第2条中提到已经有行驶里程，但没有告知孙丹车辆有维修记录，所以其作为非开票方，是不知道车辆有维修记录的，故其未告知原告，不存在隐瞒和欺骗，对证据9中其他证据三性均认可；对证据10，认为其在本案诉讼之前无法看到，也不知道有维修记录，也希望被告杭州骏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能够解释清楚为何有浙江丽杨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名称，并认为其从被告杭州骏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买到车辆的时间是2015年3月20日，而最近的维修记录是2014年3月28日，不是发生在其购买车辆之后，所以其不知情，也不可能告知原告，不存在隐瞒和欺诈的故意，关于发动机总成更换，其已经明确告知原告；对证据11，认为2015年4月的销售发票与本案无关，但确实是其要求被告杭州骏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开具的，2015年7月20日的发票，抬头就是原告的公司，是原告自己要求开具的，对机动车交易登记流程，认为其中第2页倒数第5行载明“机动车来历证明系全国统一购车发票和二手车发票”，本庭上出现的都是统一购车发票，证明案涉车辆系二手车行业中所指的新车，是从未上过牌照的车，但也不是原告所说的全新的，出厂0公里或2公里的新车，其交易人员所说的新车就是指按照行业惯例的没有上过牌照的车。原告对证据9中的合同，认为发生在被告杭州骏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和案外人孙丹之间，孙丹实际是被告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原告不知情，也无法确认合同的真实性，但认为该合同与原告无关，两被告在销售过程中也从未披露该事实，对其他证据亦认为与原告无关，原告即不知情，销售方也没有披露，是销售方之间的流转材料；对证据10，鉴于与原告提供的维修记录基本能相互印证，认可其真实性，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认为从维修记录中第14页中，多次看到油漆、板金的相关维修内容，而正常的车辆保养不需要经过油漆、板金工序，有油漆和板金的就是维修，同时，该车经过召回、发动机更换总成等程序，均未告知原告，原告不知情，维修记录中第13页客户名称一栏，从浙江丽杨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到被告杭州骏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客户名称几经变换，故认为该车被转手多次；对证据11，认为发票名称确认书中并没有填写具体要写什么抬头，实际上2015年7月20日开具的购买方为浙江银盘投资有限公司的发票，其实际控制人就是原告方伟伟，也即是原告与被告杭州骏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沟通开发票的抬头，而非根据孙丹的指示开具，关于发票的金额，当时原告作为消费者去提车，被告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告诉原告发票金额开低一点可以避税，并且表示最低可以到2350000元，该金额是由被告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确定的；对证据12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该合同系格式合同，原告后来才知道被告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是卖二手车为主，当时要原告签订合同时，被告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拿出该份合同来进行签字，虽然上面写了旧机动车，但只是格式条款中打印的文字，而交车单中明确些“此车为新车”，认为手写的特别约定的效力大于打印的条款，因此案涉车辆购买的时候就是说是新车，而非被告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所说的是去买旧车，至于被告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称系原告要求写的，没有依据，认为原告系1990年出生的年轻人，有虚荣心，且缺乏社会经验，完全是根据被告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要求进行签字，没有审核过合同；对证据13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不能达到被告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证明目的，原告认可知道该车辆于2011年起保，但认为被告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未披露其他的更换总成、有过维修记录等事项，且价格低廉也不能说明原告必然知道案涉车辆系旧机动车，因为汽车降价销售也是正常的市场行为，其提供的被告杭州骏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经理的谈话记录中也解释了以该价格出售是因为是库存车、展示车，且当时销售方为拿到厂家返利，已经启动了保修期，销售方为了加快资金流转才降价出售，所以以优惠的价格拿到该车是完全正常的市场行为，而销售方降价出售仍应当保证车辆的性能、用途、质量，被告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所说的新车是指没有上过牌的就是新车，原告认为这是在偷换概念，不符合社会公众对新车的一般认定，新车应当是指没有经过维修、交易、没有质量瑕疵的车，并认为原告要求被告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向其女友隐藏真实价格，完全是出于少年的虚荣，且从录音内容来看，原告之所以能以2600000元的价格买到案涉车辆，还因为原告在帮助被告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销售另一辆车，关于原告在网上搜索到的网页，因为无法打开该网页，不清除里面具体的内容，且当时被告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就案涉车辆在多个网站打广告，不能因为其出现在二手车网站上就说明它是一辆二手车，它也可能出现在各种一手车的网站上；对证据14-16，认为与本案无关，即便当时有其他同款车辆在销售，原告与销售方之间完全可以自行约定合理的定价；对证据17，认为原告对此不知情，被告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也没有披露过，但是被告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作为销售方，理应保证其所销售的产品正常的质量、性能，被告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其不知情推卸责任，显然没有意义。
综合原、被告举证、质证的情况，本院作如下认证：证据2、4、6、9、12、17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认定；对证据1、3、5、7、8、10、11、13-16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明对象结合其他证据材料综合予以认定。
经审理，本院对本案事实作如下认定：案外人孙丹系被告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股东。被告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于2015年3月18日出具授权委托书一份，载明其委托孙丹前去被告杭州骏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购买法拉利车辆事宜。2015年3月20日，被告杭州骏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作为甲方）与孙丹（作为乙方）签订车辆销售合同一份，约定了乙方向甲方购买法拉利FF车辆；车辆保修起始时间为2011年11月1日；该车已经完成厂家要求的所有正常售后服务升级和召回活动（包括更换发动机总成）；甲方保证车辆是未经出售/登记的车辆，车辆在出售交付给乙方以前曾由甲方作为展示车使用；甲方以2350000元的优惠价格向乙方出售车辆。双方还就其他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同日，被告杭州骏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将上述车辆交付给孙丹并出具新车交付确认书一份，由孙丹签字确认。2015年7月6日，原告方伟伟（作为买方，乙方）与被告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作为卖方，甲方）签订机动车销售合同（B版），载明：“……第一条旧机动车基本情况，厂牌型号：法拉利FF……2.经甲乙双方确认的交易车辆价款为人民币：2600000元……3.甲方承诺所售车辆无涉水、无重大事故。若乙方查出存在以上状况，甲方同意不计息退还全部车款……”同日，原告方伟伟与被告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签订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交车单一份，载明：“……车体状况：车况无任何问题，此车为新车，方伟伟确认提车……”原告方伟伟于同日付清2600000元车价款。2015年9月11日，被告杭州骏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开具购买方名称为方伟伟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一张。
另查明，案涉车辆于2011年10月31日至2015年7月6日间有过维修记录，维修内容多为车辆检修、油漆处理、升级等。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本案中，首先，原告方伟伟与被告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订立的机动车销售合同中在醒目的位置写明“旧机动车基本情况”，原告对案涉买卖车辆为旧机动车是明知的。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交车单，系原告方伟伟与被告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在订立合同后履行过程中的交付凭证，是对买卖标的交付时状况的描述，该描述与销售合同不符的地方应当与合同一致，不能发生合同变更的法律后果。其次，机动车销售合同第二条第3款约定所售车辆无涉水、无重大事故，该条款更进一步说明案涉买卖车辆为旧机动车。虽然案涉车辆在交付之前有维修记录，但该维修与车辆为展示车辆使用用途相符，同时该维修并未违反上述机动车销售合同第二条第3款的约定。再次，从案涉买卖车辆的交易价格来看，该价格未及同款全新车辆市场价格的一半。原告与被告销售人员的聊天记录也可显示原告对案涉车辆的价格与车况匹配情况有明确的认知。综上，本院认为，原告明知经营者销售的是旧机动车，被告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交付的车辆与机动车销售合同的约定相符，上述情形不符合欺诈构成要件的要求。因此，原告方伟伟的诉讼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方伟伟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4260元，由原告方伟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案件受理费，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本院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由本院另行书面通知。
审 判 长 周 智
人民陪审员 赵惠健
人民陪审员 咸青央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王 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