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16民终93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黄伟庆，男，1965年10月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龙川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叶淑萍，女，1968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址同上。
两上诉人委托代理人：黄丽帆，广东深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黄添才，男，1952年7月2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龙川县。
委托代理人：陈金云，广东贤贵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珂，广东贤贵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原审反诉第三人）：周少芳，女，85岁，汉族，香港居民，住香港。
原审被告（原审反诉第三人）：黄子华，男，汉族，67岁，香港居民，住址同上。
原审被告（原审反诉第三人）：黄国强，男，汉族，37岁，香港居民，住址同上。
原审被告（原审反诉第三人）：叶长春，男，42岁，汉族，香港居民，住香港。
上诉人黄伟庆、叶淑萍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5年6月30日作出了（2013）河龙法民一初字第224号民事判决书，黄添才不服，上诉本院。本院于2015年12月9日撤销一审法院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一审法院重审后作出（2016）粤1622民初125号民事判决，上诉人黄伟庆、叶淑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被告黄添才为龙川运输公司建设眠牛形803车站综合楼时，因该公司以该综合楼大门座向右侧的店铺折抵部分工程款，在未办理房产证时将店铺交付被告黄添才使用。1997年4月7日，被告黄添才将上述店铺中的其中一卡（即综合楼座向右侧第三卡）以17.5万元的价格出卖给黄福星。当时，黄福星付给被告黄添才购房定金0.5万元，被告黄添才当即出具《收据》，收据中载明：兹收到黄福星先生交来购店款定金伍仟元正。店总价为壹拾柒万伍仟元正（175000.00元），余欠款于本月18日全部交清；约定办理房产证及费用由被告黄添才负责，黄福星只负担办证费用0.2万元，如被告黄添才没有办回房产证给黄福星，被告黄添才赔偿黄福星28万元。同年4月28日，被告黄添才收取了黄福星14.2万元购房款（包括黄福星应负担的办理房产证费用2000元），同时出具《收据》给黄福星，该收据中载明：兹收到黄福星同志交来购店铺款14.2万元，仍欠购店铺款3万元，待拿房产证一次性付清。在场人何金胜，张旭光也在该收条中签名。同时，被告黄添才将803车站综合楼右侧第三卡店铺移交给黄福星。从此，该店铺由黄福星使用（出租）。2010年12月4日，黄福星病故，但该店铺仍无办理房产过户登记手续。2013年2月份前后，被告周少芳、黄子华、黄国强以黄福星的继承人身份将该店铺以22万元的价格转卖给被告叶长春，双方签订了《购门店协议》，并将签订协议时间写到2012年11月1日。被告叶长春购买店铺后，又将该店铺以35万元的价格转卖给原告黄伟庆，双方签订了《店铺买卖合同》，并将签订协议时间写到2012年11月26日。原告黄伟庆付清购房款后，被告叶长春将该店铺转让的材料原件交给原告黄伟庆。原告黄伟庆受让该店铺后，由其妻叶淑萍出租给巫小平（原承租人）继续开店使用。
2012年1月17日，被告黄添才就龙川运输公司用于折抵工程款的店铺领取了房地产权证，证号为粤房地权证龙交字第××号，但涉案店铺无过户到黄福星名下。原告黄伟庆、叶淑萍以受让涉案店铺为由，要求被告黄添才将涉案店铺进行过户未果，原告黄伟庆、叶淑萍遂于2013年5月30日提起诉讼。
在诉讼过程中，被告黄添才申请对周少芳、黄子华、黄国强与叶长春双方签订的《购门店协议》落款乙方处“叶长春”签名字迹和叶长春与黄伟庆签订的《店铺买卖合同》落款购买方（乙方）“黄伟庆”签名字迹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经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于2014年1月21日作出粤南[2013]文鉴字第729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1《购门店协议》落款乙方处“叶长春”签名字迹和检材2《店铺买卖合同》落款购买方（乙方）“黄伟庆”签名字迹均不是其标称时间书写形成，而均是形成于2013年2月份前后。被告黄添才支付鉴定费27500元。由于原告黄伟庆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申请复核。因原告黄伟庆在规定期限内未缴纳鉴定费，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于2015年2月9日作出《司法鉴定材料审查结果通知》退回复核申请。
另查，因涉案店铺承租人巫小平在租赁期限未到期（2015年8月1日）前，于2014年11月将店铺交回原告黄伟庆、叶淑萍，原告黄伟庆、叶淑萍从2012年12月开始至2014年11月底，向承租人巫小平收取了房租共43700元（每月房租1900元）。2014年12月18日，被告黄添才购买门锁将涉案店铺上锁，双方发生矛盾，并报警。原告黄伟庆于2014年12月22日请求一审法院协助解决。2015年1月18日，被告黄添才取下门锁，但又于二天后将涉案店铺的店面墙壁和拉栅铁门泼上红油漆，致使该店铺停止使用至今。本案重审时，一审法院书面要求被告周少芳、黄子华、黄国强在举证期限内提供周少芳、黄子华、黄国强是被继承人黄福星仅有的合法继承人的证据，周少芳、黄子华、黄国强未能提供。本案原审庭审时，原告黄伟庆、叶淑萍提供了黄福兴侄子黄振林证人证言，黄振林未出庭作证；周少芳、黄子华、黄国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飛芬提供了香港龙川同乡会出具的证明，证实周少芳、黄子华、黄国强是黄福星的继承人。
以上事实有身份证、结婚证、1997年4月7日《收据》、1997年4月28日《收据》、2006年3月1日和2009年6月13日签订的租店合约、时间标称2012年11月1日签订的《购门店协议》、时间标称2012年11月26日签订的《店铺买卖合同》、2012年8月1日签订的商铺房屋租赁合同、2013年5月25日巫小平的证明、粤房地权证龙交字第××号房产证、黄福星香港生死登记证明、1997年1月16房产转让协议书、1997年4月24日房产转让协议书、店铺的现场照片、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费发票和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被告周少芳、黄子华、黄国强与被告叶长春就涉案店铺签订的《购门店协议》及被告叶长春与原告黄伟庆就涉案店铺签订的《店铺买卖合同》是否有效。由于被告周少芳、黄子华、黄国强未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涉港公证文书效力问题的通知》及《中国委托公证人（香港）管理办法》的规定，提供证据证实周少芳、黄子华、黄国强是黄福星仅有的合法继承人，而原告黄伟庆、叶淑萍提供的黄振林证人证言及原审时周少芳、黄子华、黄国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飛芬提供了香港龙川同乡会出具的证明，缺乏真实性和合法性，该证据没有法定效力。故被告周少芳、黄子华、黄国强没有处分权，处分他人财产，其处分的行为无效，为此，被告周少芳、黄子华、黄国强与被告叶长春所签订的《购门店协议》无效。因被告周少芳、黄子华、黄国强与被告叶长春所签订的《购门店协议》无效，且原告黄伟庆和被告叶长春在《购门店协议》及《店铺买卖合同》落款签名字迹书写形成的标称时间与落款时间存在不真实性，故原告黄伟庆与叶长春签订的《店铺买卖合同》无效。原告黄伟庆、叶淑萍以善意取得为由，要求确认被告周少芳、黄子华、黄国强与被告叶长春就涉案店铺签订的《购门店协议》及被告叶长春与原告黄伟庆就涉案店铺签订的《店铺买卖合同》有效，没有事实依据，也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法定情形，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既然被告周少芳、黄子华、黄国强与被告叶长春就涉案店铺签订的《购门店协议》及被告叶长春与原告黄伟庆就涉案店铺签订的《店铺买卖合同》无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被告周少芳、黄子华、黄国强从被告叶长春处所得的店铺转让款22万元应当返还给被告叶长春；被告叶长春从原告黄伟庆处所得的店铺转让款35万元应当返还给原告黄伟庆。原告黄伟庆、叶淑萍所收取的店铺租金43700元应退回给该店铺登记的房地产权证的所有人被告黄添才。至于该店铺如何处理问题，由于被告黄添才没有反诉请求，且被告黄添才与原告黄伟庆因此事在一审法院另行诉讼，该案尚在中止中，故本案不予以处理。关于被告黄添才对原告黄伟庆、叶淑萍的反诉：反诉原告黄添才主张其与黄福星于1997年4月7日买卖店铺行为合法有效，因该店铺没有办理过户登记，未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符合物权法的有关规定，故一审法院予以认定。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一百四十四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反诉第三人）周少芳、黄子华、黄国强与被告（反诉第三人）叶长春签订的《购门店协议》无效；被告（反诉第三人）周少芳、黄子华、黄国强应返还店铺转让款22万元给被告（反诉第三人）叶长春。（二）确认被告（反诉第三人）叶长春与原告（反诉被告）黄伟庆签订的《店铺买卖合同》无效；被告（反诉第三人）叶长春应返还店铺转让款35万元给原告（反诉被告）黄伟庆。（三）原告（反诉被告）黄伟庆、叶淑萍应将所得该店铺租金43700元退还给被告（反诉原告）黄添才。（四）驳回原告（反诉被告）黄伟庆、叶淑萍的诉讼请求。（五）驳回被告（反诉原告）黄添才的其他诉讼请求。上列款项限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550元（两原告已预交），反诉案件受理费3275元，鉴定费27500元（被告黄添才已预交），合计37325元，由原告黄伟庆、叶淑萍负担。
上诉人黄庆伟、叶淑萍上诉称，请求：撤销龙川县人民法院(2016)粤1622民初125号民事判决；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
（一）周少芳、黄子华、黄国强与叶长春在20I工年『4月份所签订的《购门店协议》合法有效。一审法院认为由于周少芳、黄子华、黄国强未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涉港公证文书效力问题的通知》，提供证据证实周少芳、黄子华、黄国强是黄福星仅有的合法继承人，故认定周少芳、黄予华、黄国强与叶长春所签订的《购门店协议》无效违反了法律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9条规定：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周少芳、黄子华、黄国强的仅有继承人虽然没有经香港公证，但一直没有人对此事实提出异议，且他们在黄福星去世后是涉案门店的控制人和收益人，叶长春据此事实与周少芳、黄子华、黄国强签订《购门店协议》符合人们的正常判断。假如还有其他共有人，叶长春也是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善意第三人，其权益必须得到法律保护。一审法院以虚拟事实、可能事实来推翻正常的市场交易让人无法理解。
上诉人认为，本案是重审案件，二审法院发回重审的理由是原一审判决对周少芳、黄子华、黄国强是否为黄福星的仅有继承人存在事实不清。那么按照上级法院的这一指引，重审时一审法院应该也可以查清该事实。由于在重审时周少芳、黄子华、黄国强没有到庭，他们也没有提供该事实的合法公证书这一情形之下，一审法院完全可以行使司法调查权，通过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外事办公室函请最高人民法院向香港相关部门请求司法协助，查清事实。上诉人尊重法律，也尊重《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涉港公证文书效力问题的通知》等规定，但也希望法院在法律的框架下去穷尽司法手段，积极履行审判职责，保证判决的公正与公平，保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二）上诉人与叶长春所签订的《店铺买卖合同》真实、合法、有效，必须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一审法院以周少芳、黄子华、黄国强与叶长春所签订的《购门店协议》无效及上诉人与叶长春所签订的《店铺买卖合同》的落款签名字迹书写形成的时间与落款时间存在不真实性，从而认定上诉人与叶长春所签订的《店铺买卖合同》无效，这完全无视了涉案门店已经交付使用十几年的这一重大客观事实，率性而为，随心所欲，完全没有法律依据。
众所周知，法官是运用法律、释明法律而无权创造法律。合同是否有效，应当根据法律严格界定。我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l、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穿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造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所以，一份合同是否有效，应按照上述规定情形予以界定，任何法官都无权无中生有。一审法院以合同落款签名字迹书写形成的时间与落款时间存在不真实性从而认定合同无效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无效合同的任一要件，完全不能成立。事实上，不论上诉人与叶长春是否有书面合同，合同是否有落款时间或落款时间是否真实，都否认不了上诉人与叶长春交易的真实性，否认不了上诉人通过银行向叶长春支付交易价款的客观事实。由于上诉人的合同相对人是叶长春而非周少芳、黄子华、黄国强，故上诉人签约的审定范围仅限与叶长春是否拥有合同权利，即叶长春是否与门店控制及收益人签订合同，是否向其支付了全部价款，至于周少芳、黄了华、黄国强是否为黄福星仅有继承人，是否要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对事实进行公证转递，这已超出正常人的审查范围，故周少芳、黄子华、黄国强是否为黄福星仅有继承人不应影响上诉人与叶长春所签合同的效力。
（三）一审判决上诉人将店铺租金43700元退还给店铺登记的房地产权证的所有人被上诉人黄添才完全没有法律依据。是典型的错判乱判。
法官是受社会尊崇职业，但这种尊崇是建立在法官自己尊重法律、敬畏法律，坚守法律的底线，恪守做人的良知的基础上。事实上，1997年4月7日，黄添才已经将涉案店铺出卖给黄福星，同年4月28日支付购房款l7.5万元中的14.2万元，同时将店铺交付其使用至案发，所有租金均为黄福星收取，其2010年12月4日去世后为周少芳、黄子华、黄国强所收取，很清楚该店铺的收益人是黄福星及其继承人，以及店铺受让人。黄添才也承认其与黄福星的合同合法有效，并诉请法院确认。所以黄福星作为店铺权利人没有受到任何人的质疑。由于黄添才恶意违约，作为开发商竟将店铺出卖给黄福星后又将店铺登记在其自己名下，这种没有商业道德的严重违法行为，本应得到社会的谴责和法律的惩罚，即使上诉人与叶长春及叶长春与周少芳、黄子华、黄国强的合同都无效，上诉人所收取的租金也是退给黄福星或其继承人，没有继承人也应将租金依法留存，不论如何想象，也万不可能将租金43700元退给黄添才。主审法官敢如此肆无忌惮，挥笔乱判，让人汗颜！
综上所述，上诉人与叶长春所签订的《店铺买卖合同》及叶长春与周少芳、黄子华、黄国强的《购门店协议》是一种完全正常的市场交易行为，该交易没有侵害国家、社会和其他任何人的合法权益，更没有侵害被上诉人黄添才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不顾涉案门店已经交付使用收益十几年的重大客观事实，将在香港发生的事实需要公证转递的这一程序性规定无限扩大，并以此来抵制所有已经形成的重大客观历史事实，抵制国家实体法律，严重侵害上诉人及叶长春的合法权益。很明显，一审主审法官维护的不是法律的尊严，不是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更不是上诉人及叶长春的合法权益，而是要帮被上诉人黄添才夺回其已经出售十几年且已经交付使用十几年的已经在市场上流转的涉案升值店铺，如此肆无忌惮，明目张胆的行为绝不会为上诉人所接受，也不会为社会所接受。故此，请求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黄添才答辩称，（一）黄伟庆、叶淑萍是通过伪造《商铺买卖合同》恶意侵占黄添才的房屋，其行为并不属于善意，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
首先，应当明确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为：1、让与人无权处分财产；2、受让人应当支付合理对价；3、受让人须为善意；4、让与财产已作权利的变更登记，即不动产登记，动产交付。然后，结合本案的相关事实一一分析黄伟庆、叶淑萍的行为是否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
本案中，黄伟庆、叶淑萍依据的两份协议，分别是周少芳、黄子华、黄国强与叶长春于2012年I1月1日签订的《购门店协议》和叶长春与黄伟庆于2012年11月26日签订的《店铺买卖合同》，根据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的粤南[2013]支鉴字第729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两份购房合同落款签名的时间均不是其标称时间书写形成，而是形成于2013年2月份前后，那么形成的时间是黄伟庆、叶淑萍与黄添才因涉案房产产生矛盾激化之后、诉讼之前，这说明了两份购房合同是黄伟庆、叶淑萍为了恶意诉讼而伪造形成的。此外，黄添才与黄福星的继承人存在房产纠纷，而黄伟庆曾以统战部副部长的身份参与双方的调解，那么黄伟庆是清楚知道涉案房产的详细信息。而且，黄伟庆、叶淑萍在未签订《店铺买卖合同》之前，就已经将涉案房产出租给第三方，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黄伟庆、叶淑萍已经是有意占有涉案的房产。因此，他们的行为根本不属于善意，完全是恶意为之。
同时，涉案的房产登记在黄添才名下，意味着该房产尚未发生权属变更，说明了黄伟庆、叶淑萍并没有取得涉案房产，所以善意取得应当是发生在取得财产权属之后。而黄伟庆、叶淑萍至今为止也没有取得涉案房产，且黄伟庆、叶淑萍也是通过诉讼要求进行变更登记。所以，善意取得应当适用于取得财产权属后，不适用于通过诉讼的方式获得财产权属。
综上所述，黄伟庆、叶淑萍以善意取得来认定其具有涉案房产的权属，但是黄伟庆、叶淑萍根本不存在善意，也未获取涉案房产的权属，那么其行为根本不符合善意取得的基本构成要件，因此黄伟庆、叶淑萍并不属于善意取得。
（二）周少芳、黄子华、黄国强与黄福星的身份关系根本无法确定，无法核实周少芳、黄子华、黄国强为黄福星的合法继承人，所以叶长春从周少芳、黄子华、黄国强受让涉案房产以及黄伟庆从叶长春受让房产的行为缺乏事实依据，因此无法证实黄伟庆具有适格的诉讼主体资格。
对于黄伟庆所提供的周少芳、黄子华、黄国强与叶长春于2012年11月1日签订的《购门店协议》，对于周少芳、黄子华、黄国强和叶长春四人的身份一直无法核实，主体表现为两个方面：1、周少芳、黄子华、黄国强是否与黄福星有身份关系，是否为黄福星的合法继承人；2、《购门店协议》落款处的签名是否为他们本人亲自所签。对于这两个问题均没有相应证据予以证实的情况下。而这两个问题对本案的审查具有关键性，如果周少芳、黄子华、黄国强并非黄福星的合法继承人，或者没有继承黄福星财产的权利，那么他们根本无权处分黄福星的房产，叶长春也不应当受让涉案房产，那么黄伟庆从叶长春处受让房产的基础并不成立。另外，叶长春是否曾经从周少芳、黄子华、黄国强处受让涉案房产也并不明确，周少芳、黄子华、黄国强与叶长春于2012年11月1日签订的《购门店协议》，虽然上面有周少芳、黄子华、黄国强与叶长春的签名，但是是否他们的真实意思以及是否他们的签名亦无法证明，如此一来协议的真实性如何体现？因此，如果对这些问题无法审查核实，那么根本没有查清本案的客观事实，希望贵院能够慎重查实这些问题。
（三）龙川县老隆镇眠牛形803车站综合楼大门坐向右侧第三卡的房产权属人为黄添才所有，该店铺并没有发生权属变更事宜。
1996年龙川县运输公司将“眠牛形汽车站综合楼”发包给黄添才承建，该综合楼竣工交付使用以后，龙川县运输公司却没有向黄添才结清所有工程款，而是仍欠其工程款人民币593000元。由于龙川县运输公司丧失清偿能力，无法履行完毕付款的义务，所以龙川县运输公司与黄添才分别于1997年1月16日和1997年4月24日签订了两份房产转让协议书，龙川县运输公司同意将综合楼从靠工商行宿舍边数起第一、二、三间房产转让给黄添才，以抵消欠黄添才的工程款。合同签订后，黄添才多次催促龙川运输公司办理产权变更登记，但是却一直没有为其办理，三间房产的权属也未能变更在黄添才名下，于是在2011年12月7日黄添才委托律师向龙川县人民法院对龙川县运输公司提起诉讼，双方于2011年12月23日经法院调解结案，限令龙川县运输公司在2012年1月19日前办证过户，逾期不履行将依法强制执行。
经过司法部门的介入，黄添才最终将三间房屋的权属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并由房产管理部门出具粤房地权证龙交字第××号《房地产权证》。按照该权属证明显示，龙川县老隆镇眠牛形房产（即涉案房产）的权属人为黄添才，直至本案审理，权属一直没有发生任何变动，权属人仍然为黄添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所以依据“不动产登记生效”的原则，该房产的所有人应当为黄添才。纵使黄添才曾经与黄福星签订买卖协议，但是双方并没有办理变更登记，没有发生物权变动，也没有发生转让的法律效力，那么按照物权的效力高于债权，涉案房产的所有人依然为黄添才。
（四）黄伟庆为龙川县统战部副部长，是黄添才与黄福星纠纷的调解人，却利用职位之便，获取双方交易信息，从中谋取利益。
2012年以前，黄添才与香港同胞黄福星之间存在房产纠纷问题，按照规定，大陆与港澳台同胞之间的纠纷调解工作，属于统战部的工作职责，所以当时黄福星的家属就找到龙川县统战部副部长黄伟庆出面调解（因为黄福星当时已经去世，所以调解事宜由黄福星的家属处理）。此次纠纷经过了多次调解，每次都是由黄伟庆打电话约黄添才，由黄伟庆安排时间和地点对双方之间的矛盾进行调解，最后双方调解成功，由黄添才再向黄福星家属补回五万元，这事就此完结，并约定两天后双方进行交易。
但是两天后，黄伟庆打电话约黄添才，说是谈谈房产的事宜，
黄添才本以为是要跟黄福星的家属进行交易，于是就按照黄伟庆的指示在约定的时间内到达指定地点。可是，到了指定地点后，却发现只有黄伟庆一个人在，然后其就跟黄添才坦言，黄福星原来欠黄伟庆的钱，房产是其从黄福星那里购买来的，所以提出再给黄添才五万元，要求黄添才将房产变更登记到黄伟庆名下。黄添才得知消息以后，就有一种遭人欺骗的感觉，黄伟庆明明只是调解黄添才和黄福星家属之间房产纠纷的中间人，怎么调解到最后竟然将涉案房产变成黄伟庆自己的房产了。由此可以证明黄伟庆是利用职务之便获取黄添才与黄福星家属的交易信息并从中获利，已经违背了公职人员的职业道德与纪律，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第1条第5项：“禁止利用知悉或者掌握的内幕消息谋取利益”，但是黄伟庆不但不严格履行公职人员的职务操守，甚至还明知故犯，借调解之机，获取双方消息后，从中谋取利益，完全有违廉洁从政的基本准则。
（五）黄伟庆为了掩盖其违法获利的事实，肆意伪造买卖合同，企图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黄伟庆向法庭提交了两份购房合同，并且声称黄福星的家属将涉案的房产转让给叶长春，双方于2012年11月1日签订《购门店协议》，黄伟庆再从叶长春手中受让涉案房产，双方于2012年11月26日签订《店铺买卖合同》。但是，根据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的粤南[2013]文鉴字第729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两份购房合同落款签名的时间均不是其标称时间书写形成，而是形成于2013年2月份前后，这说明了两份购房合同是伪造形成的，其目的就是为了可以让黄伟庆顺理成章地非法占用涉案房产，甚至企图占为己有。毕竟黄伟庆在黄添才与黄福星家属的纠纷当中充当调解人，而且黄伟庆是公职人员，那么其清楚双方的交易消息，深知不能直接从中获取利益，但是又无法抵御利益的诱惑，才以这种伪造合同的方式，妄想将自己的非法行为合法化，捏造以叶长春的名义购买涉案房产，再从叶长春处受让涉案房产的假象，可以洗脱黄伟庆直接从中获利的嫌疑，让其可以顺利获得涉案房产的权属。
但是，对于这种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签订的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两份合同属于无效合同，既然为无效合同，那么合同自始无效，而黄伟庆主张要求将涉案房产过户的事实基础灭失，所以黄伟庆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予以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此外，黄伟庆所提供的周少芳、黄子华、黄国强与叶长春于
2012年11月1日签订的《购门店协议》以及叶长春的银行转账流水单，因为周少芳、黄子华、黄国强和叶长春为香港人，而黄伟庆声称这些证据是从他们手上获得，那么这些证据应当形成于香港地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1条第2项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是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即对于当事人提供的在港澳台地区形成的证据，必须要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才能作为合法的证据用于内地民事诉讼活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发布的《关于涉港公证文书效力问题的通知》（司发通[1996]026号）及《中国委托公证人（香港）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69号）的相关规定，对于在香港形成的证据，须先经司法部委托的香港律师进行公证，然后加盖中国法律服务公司的转递章，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所规定的履行了证明手续。但是，黄伟庆所提供的这些证据，均没有按照规定办理证明手续，说明这些证据不具有任何证明力，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因此，本案当中，黄伟庆提交的两份购房合同经过司法鉴定属于伪造的合同，而且没有办理证明手续，即实体和程序均违法，所以该证据的合法性存在重大瑕疵，因此黄伟庆并没有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应当承担败诉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因此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一审法院的判决。
二审审理查明，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涉案店铺如何处理，应否归还房屋租金的问题已在一审法院另立案审理（现已中止审理）。
本院认为，本案系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根据当事人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周少芳、黄子华、黄国强与被告叶长春签订的《购门店协议》以及叶长春与黄伟庆签订的《店铺买卖合同》的合同效力。
关于周少芳、黄子华、黄国强与被告叶长春签订的《购门店协议》以及叶长春与黄伟庆签订的《店铺买卖合同》的合同效力问题。因黄福星、周少芳、黄子华、黄国强均属香港居民，且黄福星已于2010年12月4日病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涉港公证文书效力问题的通知》及《中国委托公证人（香港）管理办法》的规定，须提供经司法部委托的香港律师公证文书，证实周少芳、黄子华、黄国强是否是黄福星仅有的合法继承人，本案并无有效证据证实。故周少芳、黄子华、黄国强是黄福星仅有的合法继承人的身份无法确认，直接影响周少芳、黄子华、黄国强对涉案财产是否有处分权及合同的效力。一审法院对合同的效力确认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至于黄伟庆、叶淑萍应否将涉案店铺租金43700元退还给黄添才的问题。鉴于黄添才与黄伟庆因涉案店铺侵权纠纷案在一审法院另行诉讼（中止），且诉讼请求已包括了本诉。同时，黄添才与黄福星的店铺买卖行为的效力并无争议，黄添才当时已将涉案店铺移交给黄福星，店铺由黄福星出租。故一审法院在本案中判决黄伟庆、叶淑萍将涉案店铺租金43700元退还给黄添才不当，应在另案中确定后再作处理。本案不作处理。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部分处理欠妥，应予纠正。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除租金应否退还的理由成立外，其他的请求和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龙川县人民法院（2016）粤1622民初125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四、五项及诉讼费用负担部分；
二、撤销广东省龙川县人民法院（2016）粤1622民初125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6550元，由上诉人黄伟庆、叶淑萍负担5660元，被上诉人黄添才负担89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谢健生
审判员 高晓鸣
审判员 高 宇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九日
书记员 何丽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