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875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杭叉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石桥路***号。
法定代表人：赵礼敏，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焦堂罡，浙江西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博天控股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秋涛北路**号中豪大酒店主楼****室。
法定代表人：胡乐丹。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缆电缆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桐庐县瑶琳镇皇甫村。
法定代表人：胡乐杰，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陆新华、任穗，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浙江杭叉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浙江博天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天公司”）、浙缆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缆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4民初7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5日立案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杭叉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决；二、发回重审或者改判被上诉人对（2014）杭仲裁字第368号裁决书中部分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上诉理由，浙缆公司与浙江中策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策公司”）、中永电缆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永公司”）构成关联关系。现在中策公司、中永公司已经全部停产，设备不知去向，背负巨额债务虽经强制执行仍未能清偿。而浙缆公司在中策公司、中永集团陷入债务危机后的2014年底以原中策的员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至今仅10万元，却每月缴纳电费5万多元，2015-2016年度申报的增值税缴纳基数就达6000多万，成立不到2年时间就以560万元通过司法拍卖购买了原中策公司关联企业的厂房。它们之间符合《公司法》第20条的人格混同。浙缆公司的行为与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15号一致，属于利用关联公司损害债权人利益。更是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年第1期，总第40其《案例指导》所刊登的“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北支行诉宁波市鄞州米海伦服饰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所述的公司因经营不善导致严重亏损或对外负担巨额债务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为了逃避合同之债，设立新公司，将具有经营价值的财产转移到新设立的公司。对于这一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滥用公司独立人格，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应由新设立的公司对原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原审判决错误，理由：一、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已经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浙缆公司与中策公司设备混同、资金混同、人员混同、业务混同，并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1.设备混同。上诉人已经提供了中策公司与浙缆公司的两份设备清单，其中有41类、96设备不仅名称相同、厂家相同，而且规格型号、主要技术性能都完全一样，甚至大部分设备的排列顺序也高度一致，这绝不是偶然。尤其是，浙缆公司不能提供上述设备清单中雷同设备合法来源，比如购买合同、支付凭证、购买发票等。2.材料混同，主要表现在聚乙烯材料。上诉人已经提供证据证明显示浙缆公司的聚乙烯材料来自中策公司。但原审判决却认为“同前证据分析，主要原材料合格供应商名录的内容应属虚假”，法院这一认定错误。（1）被上诉人没有否认该证据的真实性；（2）确实浙缆公司记载“首次列入日期”显示2010年8月。但是法院的认定过于武断，因为还有可能只是时间记载错误，而不是法院主管认为供应商名录的内容虚假；（3）浙缆公司的生产规模很大，必须大量使用聚乙烯材料，那么浙缆公司有责任依法向法庭提供其生产所用聚乙烯材料的来源。（4）上诉人就是因给中策公司以及中永公司进口4000余吨材料产生的�纷，在这种情况下浙缆公司更有必要提供聚乙烯材料合法来源证明。若不提供，应推定上诉人的主张成立。3.资金混同。浙缆公司注册资本至今仅10万元，却每月缴纳电费5万多元，2015-2016年度申报的增值税缴纳基数就达6000多万，成立不到2年时间就以560万元通过司法拍卖购买了原中策公司关联企业的厂房，还购置了价值数千万元的机器设备。浙缆公司辩称资金主要来源于陈汉胜、胡乐杰等股东的个人借款。但浙缆公司没有提供具体借款凭证，以及本息归还与否，归还方式等。陈汉胜的借款是否为增资，为什么其他股东没有借款给公司？这不符合常理。浙缆公司辩称是陈汉胜看好公司的发展。但陈汉胜却在2015年3月13日以原价1万元的价格转让所持有的浙缆公司10%的股权，转让后仍担任浙缆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员。显然，浙缆公司上述行为不是理性、正常的商业行为。应当责令浙缆提供资金来源说明，否则应承担不利后果。4.人员混同。上诉人已经提供了浙缆公司初始股东朱钊、谢建鹏的身份情况，证明其系原中策公司员工。而胡乐杰、胡永杰都是胡海杰的兄弟，奉忠义是中策公司的财务负责人，陈汉胜是中策公司的厂长。据此，可以初步证明构成混同。5、业务混同。浙缆公司与中策公司的经营范围高度一致。电缆电线需要工业生产许可证，产品必须通过3C强制认证。而浙缆公司的认证证书都是中策公司授权提供的，据此足以证明浙缆公司与中策公司在业务上构成混同。6、商标混同。浙缆公司的字号使用了中策公司“浙缆”商标名称，其产品表示都使用“浙缆”的商标，构成商标混同。7.客户混同。浙缆公司的客户名单都援引了中策公司的客户名单，构成混同。8.场地混同。浙缆公司与中策公司桐庐分厂均为林场中心大街3号，�浙缆公司至今没有明确表示中心大街3号内部还有进一步的物理位置划分，构成混同。综上，浙缆公司与中策公司在各个方面都构成混同，上述证据已经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证据锁链，足以证明浙缆公司与中策公司人格混同。二、被上诉人对其抗辩没有证据加以证明，而且有证据证明其持有设备来源、材料来源、人员构成、业务渠道等证据，却拒不提供，应承担不利后果。浙缆公司在原审的庭审中辩称“假如杭叉公司所说的混同是指中永公司或中策公司将其财产无偿或低价转移到浙缆公司的话，那么杭叉公司也应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行使撤销权……”，中策公司的行为不是简单的无偿或低价处分财产的行为，而是相当于公司分立、整体平移与承继，损害的是整个公司的利益。三、原审法院没有依法调查取证，也没有同意上诉人的申请追加被告与第三人，以查明案件事实，结果导致事实认定错误。即便原审认为上诉人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构成混同，而被上诉人又拒不提供其所掌握的对其不利的证据，案件事实真伪不明，但在上诉人已经提供线索，多次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请求调取，原审法院却没有依法调取，也没有责令浙缆公司提供相应的设备、材料、人员、资金、销售等证据材料，证明其独立于中策公司或中永公司。此外，浙缆公司的股东朱钊、谢建鹏、陈汉胜、胡乐杰等人与本案具有非常重要的关联，应当列为被告以便进一步查明案件实施，而且也应当把中策公司和中永公司列为第三人，上诉人也提出了申请。但是原审法院并没有同意，导致案件事实认定错误。四、原审判决认为公司法第20条的被告仅限于股东，系对法律的理解错误，最高院的案例等司法实践已经明确利用关联公司设立兄弟型公�，构成反向混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20条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15号“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诉成都交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人格混同已经扩展到关联企业。关联公司的人员、业务、财务等方面交叉或混同，导致各自财产无法区分，丧失独立人格的，构成人格混同。浙缆公司与中策公司构成关联企业。关联关系的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216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案例68号“上海欧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诉辽宁特莱维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企业借贷纠纷案”中，进一步指出“公司法所称的关联公司，既包括公司股东的相互交叉，也包括公司共同又第三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或者股东之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存在直系血亲、姻亲、共同投资等可能导致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浙缆公司的原有股东谢建鹏、朱钊原系中策公司的员工，现股东胡乐杰与中策公司的股东胡海杰系直系血亲关系，与杨凤英系姻亲关系，浙缆公司实际控制人系胡海杰，属于管理企业。综上，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属于滥用公司独立地位，实际在逃避法院执行，严重损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望依法裁判。
被上诉人博天公司未作答辩。
被上诉人浙缆公司辩称，一、上诉人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浙缆公司与中策公司存在设备混同、资金混同、人员混同、业务等混同。1、关于设备混同。（1）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供的设备清单均来源于两个公司网站。网站都是浙缆公司的经销商在制作及营运，在素材上并没有�照浙缆公司的实际情况编写制作，而是引用、参考了中策公司及其他多家电缆公司网站公布的相关内容；所以不能把网络平台上的生产设备一览表作为企业实际设备的清单；最明显的一点，浙缆公司网站在展示相关内容时，前面所附的资质证明栏显示名称为“浙江浙缆电缆有限公司”，浙江浙缆电缆有限公司与浙缆电缆有限公司是两个不同的独立法人。此外，上诉人认为浙缆公司2016年4月向宜兴市铭达电工机械有限公司购买的连续退火机也在设备清单中有体现，由此能说明设备清单的真实性，但是浙缆公司在原审中提供的与宜兴铭达公司购销合同中涉及设备的设备名称、规划型号、技术参数等根本就不一样，因此上诉人该项主张与证据本身反映的内容相违背。（2）从两份生产设备一览表本身内容看，诸多设备的规格型号、数量等均存在差异，比如浙缆公司网站上�生产设备一览表中编号为7、11、12、13、16、17、18等所列设备的规格型号与中策公司网站表格上设备的规划型号都不一致，编号为5、6、8、14、27、32、49等所列设备的数量与中策公司网站表格是设备的数量也不一样。而且仅以规格型号及生产厂家相同即认定属于相同设备也缺乏依据。（3）中策公司机器设备在2014年初就被多家法院查封至今，中策公司涉诉涉执的案件有数十起，标的金额二三个亿，如果浙缆公司实际使用的机器设备是属于中策公司的，那恐怕包括上诉人在内的诸多债权人早就申请法院执行局对这些机器设备进行查封处置了，但事实上至今为止没有一家在这样主张过。（4）如果上诉人认为中策公司除了被查封至今的机器设备外另有还有其他的机器设备，并且该些机器设备被浙缆公司非法侵占，那上诉人完全可以在执行程序中要求执行局调查该些财产去向及提出相应主张。2、关于材料混同。（1）“主要原材料合格供应商名录”来自于浙缆公司网站，对于该网站内容的真实性浙缆公司在原审中即已提出质疑并进行过陈述，因此上诉人所谓的“当事人自己并没有否认该证据的真实性”不符合事实。（2）也正是因为该网站内容并不符合真实情况，属于虚假宣传，所以网站上才会出现2014年才设立的浙缆公司却在2010年就将中策公司列为供应商的荒谬现象。另外，正如原审判决所述，网站上“主要原材料合格供应商名录”载明的原材料为聚氯乙烯材料(PVC)，这与上诉人代理中永公司进口的聚乙烯材料(PE)并不相同。（3）据浙缆公司反映，浙缆公司实际没有向中策公司采购过聚乙烯材料，更不存在浙缆公司以无偿或低价等方式从中策公司获得聚乙烯材料的事实。根据上诉人原审提供的证据显示，浙缆公司在整个2014年度销售金额只有272多万元，而如前所述，中策公司与中永公司在2014年起均已涉及大量诉讼及执行案件，名下资产均被查封，客观上不存在其原材料会被浙缆公司无偿占用的可能性。（4）委托上诉人进口聚乙烯材料的是中永公司而非中策公司，上诉人既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中永公司将聚乙烯材料提供给了中策公司或者将聚乙烯材料无偿或者低价提供给浙缆公司，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中策公司将聚乙烯材料无偿或者低价提供给浙缆公司，却要求浙缆公司提供相关原材料供应渠道等事涉商业秘密的证据，于法无据。3、关于资金混同。（1）上诉人主张根据电力公司单据显示每月电费有5万多元，但在原审中并无该类证据，即便其二审提交，不属于新证据范畴，且与本案无关；而上诉人所谓的购置52类139台机器设备的依据应该就是网站上的机器设备一览表，而如前所述，该网站显示内容并不反映真实情况。（2）上诉人在本案中没有提供任何中策公司或中永公司将自有资金与浙缆公司资金混同的证据，浙缆公司实际并无必要提供经营资金的筹措途径及依据，但为了说明问题，还是在原审中提供了与资金筹措有关的相关收据、银行划款凭证等财务凭证，上诉人又提出要浙缆公司说明该些借款有无偿还等质疑，该些质疑不值一驳且与本案无关，上诉人要求浙缆公司提供资金来源更无依据。4、关于人员混同（1）上诉人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浙缆公司初始股东朱钊的身份情况并证明其原系中策公司员工；其以谢建鹏的一张名片证明谢建鹏是中策公司的员工也显然证据不足。上诉人所谓丰忠义是中策公司财务负责人以及陈汉胜是中策公司厂长的主张并无证据证明。（2）浙缆公司在原审时已经陈述，经了解，浙缆公司的员工或原股东中确实有两三个人原来在中策公司或中永集团或其关联企业工作过，那是因为中策公司或中永集团或其关联企业自2014年起就已陷入债务危机直至全面停业，在此情况下，这几个人另寻出路，入股或入职浙缆公司，这是极为正常的事情。并且法律上所讲的两公司之间的人员混同指的是该人员同时期在两公司交叉任职，而并不是指本案这种从一个公司离职后进入另一个公司工作的情形，因此本案情形根本不构成法律上所讲的人员混同。另根据我省社保缴纳规则，不会出现同一个人同一时期在两个公司同时缴纳社保的情况，因此上诉人申请调取浙缆公司、中永公司、中策公司的员工社保记录对本案争议毫无意义。5、关于业务混同（1）浙缆公司与中策公司都是电线电缆生产企业，产品明细部分相似，但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通过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网站查询，浙江省持有工业产品许可证的电缆生产�业共计241家，这些厂家的产品明细都存在部分相似或高度相似。（2）根据产品认证实施规则，CCC证书的委托人与生产企业可以分属不同主体，中策公司在2014年起因为厂房及生产设备等均已被查封，自身已不具备生产条件，故其在2015年申请证书时将浙缆公司作为其生产企业以申请CCC证书，这并不违反法律规定。（3）根据上诉人原审提供的证据，浙缆公司有自己的CCC证书，本案当事人以外的第三方企业即浙江浙缆电缆有限公司在申请CCC证书时也将浙缆公司作为其生产企业，以上证书情况根本不能证明浙缆公司与中策公司构成业务混同。6、关于商标混同。浙缆公司确实在字号中使用了中策公司商标中的“浙缆”两字，但也仅此而已，浙缆公司对外经营中有自己的商标并且亦在持续使用。上诉人主张的商标混同依法不能成立。7、关于客户混同。浙缆公司网站在展示经�工程及图片时，原样照搬了中策公司网站上的经典工程及图片，该种明显为虚假宣传的内容并不能证明浙缆公司与中策公司存在客户混同。8、关于场地混同。对于原属农村区域的建筑来讲，确实存在多幢建筑共享一个门牌号的现象，所以会出现多个企业拥有相同工商注册地址的现象，这并不构成场地混同；而且，浙缆公司的工商注册地址自始起并没有体现为所谓的林场中心大街3号，而是桐庐县瑶琳镇皇甫村，而中策桐庐分厂的工商注册地址显示为桐庐县瑶琳镇林场中心东街3号，两者并不一致，由此也说明上诉人所谓混同的主张太过牵强附会。二、上诉人有关浙缆公司未对其抗辩提供证据证明的主张不符合本案事实。民事诉讼的基本证据规则是“谁主张、谁举证”，而不是“原告主张，被告举证”，按照上诉人的逻辑，其既然提出了设备来源、材料来源、人员构成、业务渠道、资金来源等方面的质疑，浙缆公司就有义务把明显属于公司商业秘密构成部分的整个公司资料，包括但不限于财务资料、业务资料、客户名单等全部都提供出来，上诉人这样的主张显然是对现行证据规则的颠覆。本案中，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根本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浙缆公司对此已在原审中详细陈述了质证意见；浙缆公司本来无需再提供证据，但为了让法庭清楚案件事实，还是在原审中提供了大量的反驳证据。此外，对于债务人如存在将财产无偿或低价转移的情形，债权人享有的维权途径，合同法已有明确规定，就是行使撤销权。上诉人所谓的中策公司行为不是简单的无偿或低价处分，而是公司分立等说法没有依据。三、上诉人在调查取证、追加被告及第三人等事项上对原审程序提出的质疑并不符合事实。上诉人在二审中申请调查取证既无必要，也不�合法律规定。1、上诉人在原审中并没有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其只是在第二次开庭前提交的《民事诉讼证据材料清单》这份证据清单的“证明对象”栏里提到法院应依职权调取相关证据。根据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若干规定》第十八条即“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提交书面申请。申请书应当载明被调查人的姓名或者单位名称、住所地等基本情况、所要调查收集的证据的内容、需要由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原因及其要证明的事实。”以及第十九条“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不得迟于举证期限届满前七日”之规定，上诉人在证据清单中的记载并不符合以上证据规则中规定的调查取证申请形式要件、内容要件及时间要件的规定，不能视为其已提出调查取证申请。2、上诉人也是原审原告，其在起诉时并未将朱钊、谢建鹏、陈汉胜、胡乐杰等人列为本案被告，在原审程序中也并没有这样的追加申请，现在却来指责一审法院没有同意他并不存在的所谓追加被告申请，根本无法成立。同样，关于将中策公司及中永公司列为第三人，上诉人也仅仅在证据清单中的“证明对象”中有所涉及，但并没有提出正式的申请。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前述所谓应当追加的被告及第三人，与本案争议并无直接关联，上诉人即便提出了该项申请，依法也应驳回。3、上诉人虽然在二审中提交了三份调查取证申请书，但是如前所述，由于其没有在一审程序中按照法律规定提出调查取证申请，因此其现在提出的申请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四十一条即“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包括：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准许并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中对于二审程序新证据的规定，不应予以准许。此外，就其提交的三份申请，第一份申请是调取中永公司、中策公司、浙缆公司的员工社保关系，如前所述，根据我省社保交纳规则，同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在两家公司交纳社保，因此该社保记录不可能证明存在交叉任职及人员混同，并且在对所谓的人员混同没有明确指向即具体到具体人员的情况下，要求无区别的调取几个公司全部员工的社保记录，也涉嫌侵犯公司的商业秘密及相关员工的个人隐私；第二份申请是要调取浙缆公司及中策公司申请或变更工业生产许可证时申报的相关设备清单、人员清单与材料清单，但根据浙江省技术监督局网站载明的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服务指南及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书表格样式显示，申请或变更工业产品许可证时需要提交的资料根本不�括上诉人提出的所谓生产设备清单、生产人员名单以及材料清单；第三份申请是要调取浙缆公司自2014年1月成立之今在国税局的税务记录，包括生产设备的购买、电线电缆的销售、聚乙烯、聚氯乙烯的购买等缴税及税收抵扣信息，但该些海量的信息及记录首先属于企业的商业秘密，在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就去调取该些证据显然是不合适的，而且这些信息及记录都是属于浙缆公司一个公司的信息，即便调取到这些记录及信息，又如何能证明浙缆公司与中策公司、中永公司在设备、材料、客户等构成混同呢?此外，上诉人在原审中已经提交了浙缆公司在国税局的税务记录。综上，上诉人的前述调查取证申请应予驳回。四、原审判决对于公司法20条规定的理解准确；最高院指导案例虽将人格混同的扩展至关联企业，但对于关联公司构成混同有极高的要求，浙缆公司与中策公司或中永公司既非关联企业，更不构成混同。1、《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从文义即可判断，该条规定的规制对象是公司股东，原审判决对此法条的理解准确。最高院第四批指导案例中的15号案例虽将公司人格混同的规则对象扩展至关联企业，但从法律适用讲，也只是载明参照《公司法》第二十条。所以上诉人所谓“一审判决认为公司法第20条的被告仅限于股东，系对法律理解错误”的指责不能成立。2、最高院指导案例虽将公司人格混同的规则对象扩展至关联企业，但浙缆公司并不是中策公司或中永集团的关联企业，因此本案亦不能参照适用前述最高院指导判例，上诉人对浙缆公司的诉讼请求显然缺少基础依据。关联公司�是指有关联关系的公司，对于何为关联关系，《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明确规定：“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但浙缆公司并不是受中策公司或中永集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两者也不存在法律上认可的可能导致中策公司或中永集团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浙缆公司不是中永集团或中策公司的关联公司。3、浙缆公司最初的股东谢建鹏、朱钊与中策公司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之间并不存在共同投资关系；并且据了解该两人也不是中策公司员工；即便他们是中策公司员工，也不属于最高院68号案例中列举的关联公司情形；2015年12月成为浙缆公司股东的杨凤英是胡乐杰兄弟胡永杰的妻子黄玲玲�妈妈的姐妹，其与中策公司的股东胡海杰之间并存在血亲或姻亲关系；上诉人主张浙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系胡海杰完全没有证据；胡乐杰是在2015年7月才成为浙缆公司股东的，胡乐杰虽然与胡海杰确实存在直系血亲关系，但鉴于中策公司2014年起就已涉及大量诉讼及执行案件，财产被纷纷查封及执行，所以胡乐杰与胡海杰的血亲关系实际不可能导致中策公司与浙缆公司之间会发生财产、利益转移，因此即便根据最高院68号指导案例，也不能认定浙缆公司与中策公司构成关联公司。而且需要指出，最高院68号指导案例并不是公司人格混同纠纷案件，公司人格混同突破了公司法规定的“公司法人人格独立”的基本原则，因此对于什么样的公司构成关联公司以及什么样的关联公司才构成人格混同均不宜作扩大化解释，最高院68号指导案例中对于关联公司的理解并不能当然适用于本案情形。五、最高院指导判例对关联公司亦适用法人人格否认的主要理由是“川交工贸公司、川交机械公司、瑞路公司在经营中无视各自的独立人格，随意混淆业务、财务、资金，相互之间界线模糊，无法严格区分，使得交易相对人难以区分准确的交易对象”，撇开浙缆公司并非关联公司不谈，本案中上诉人与中永集团、中策公司的交易行为均发生于浙缆公司设立之前，中策公司最后一笔交易的发生时间是2014年1月8日，而浙缆公司设立时间是2014年1月9日，上诉人在交易时绝对不可能将交易相对人中永集团、中策公司与当时还未设立的浙缆公司发生混同，因此本案根本不存在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可能性。六、最后需要强调，从企业客观状况讲，浙缆公司于2014年7月即陈汉胜成为股东后才逐渐规模投产，根据上诉人提供的浙缆公司国税记录，2014年12月上诉人对�策公司及中永集团申请强制执行的程序因无财产可供执行而被法院裁定终结时，同时期浙缆公司在2014年整个年度里只发生开票纳税金额为8904元的交易行为，而中永集团、中策公司、博天公司于2014年起因与其他企业互保等均已陷入债务危机，债务金额及强制执行金额高达数亿，名下财产已被多家法院多轮查封，客观上不存在将财产等向浙缆公司转移或混同的可能性。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上诉人杭叉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博天公司、浙缆公司对（2014）杭仲裁字第368号裁决中的部分债务900万元（暂定金额，具体以查明金额为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4月1日，杭叉公司与中永公司、中策公司就杭叉公司代理中永公司进口聚乙烯、聚丙烯等货物、中策公司提供保证担保事宜签订担保协议�，约定中永公司委托杭叉公司向其指定的出口方进口货物，由杭叉公司开具90天远期信用证以支付出口方货款，中策公司同意为上述远期信用证项下的付款及其他应付款项承担连带保证，等等。后胡海杰与杭叉公司签订自然人保证合同，约定胡海杰为中永公司与杭叉公司签订的担保协议书及全部委托进口代理协议项下的全部债务向杭叉公司提供连带保证。中永公司未依约按期足额向杭叉公司付款，经中永公司与杭叉公司对账确认，截止2014年10月24日中永公司在涉案合同项下对杭叉公司的欠款为36087400.71元。杭叉公司申请仲裁，杭州仲裁委员会于2014年12月15日做出（2014）杭仲裁字第368号裁决，裁决如下：一、中永公司向杭叉公司支付进口货款、进口代理费、信用证开证费共计36087400.71元；二、中永公司向杭叉公司支付律师费32万元；三、中永公司向杭叉公司支付至实际�偿之日的逾期违约金（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2倍暂算至2014年11月6日为2795330.21元，2014年11月7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违约金仍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2倍计算）；四、中策公司、胡海杰对上述一至三项裁决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仲裁费204426元（杭叉公司已预缴），由杭叉公司承担14310元，由中永公司、中策公司、胡海杰承担190116元，中永公司、中策公司、胡海杰承担部分径直支付给杭叉公司；以上各项，应自裁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杭叉公司于2014年12月31日申请强制执行上述仲裁裁决，案号（2015）浙杭执民字第39号。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查明，中永公司、中策公司、胡海杰无现金履行能力，其名下的财产系银行抵押物，同时也被其他法院案件首轮查封，一时无法处置；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终结该次执行程序。
中永�司设立于2005年12月16日，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批发、零售、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成果转让，电线电缆及原辅材料，电气设备，电子产品，货物进出口，等等。中永公司设立时的股东为胡海杰、陈策，2006年7月3日变更为钱志龙、陈策，2009年6月18日变更为周海军、陈策，2009年9月4日变更为胡永杰、陈策，2010年2月26日变更为胡永杰、胡海杰，2010年11月4日变更为胡云龙、胡海杰，2013年8月20日变更为高玲丽、胡海杰至今。中永公司设立时的企业名称为杭州中永电缆有限公司，于2006年8月3日变更为浙江中永电缆有限公司，于2009年9月29日变更为现企业名称。
中策公司设立于2001年6月29日，经营范围为电线电缆（6KV以下）、光纤光缆、电缆附件、货物进出口等，股东为胡海杰、胡云龙。中策公司于2011年迁建至桐庐县××镇××村，当时的设备有挤塑机5台、拉丝机2台、绕包机3台、挤出机1台、扩张机3台、连续引杆机组1套、绞线机2台、屏蔽恺装机1台、耐压试验台1台，成缆机1台；中策公司在瑶琳镇后浦村有钢结构非住宅房屋5085.86平方米。因涉及诉讼，中策公司的机器设备被法院查封。
2010年12月，中策公司与震寰公司签订租房协议，约定中策公司向震寰公司租用位于瑶××镇林场××（地址原名××镇××）的厂房3间约500平方米，租赁期限2011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等等。中策公司桐庐分厂住所地于2011年1月变更为瑶琳镇林场中心东街3号，瑶琳镇林场中心东街3号与瑶琳镇皇甫村系同一地址。
博天公司设立于2006年10月13日，设立时的企业名称为杭州中宝电缆有限公司，于2011年1月7日变更为现企业名称。博天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本1000万元，2009年4月1日增加至3000万元。博天公司设立时的股东为胡乐丹、�玲丽，于2010年8月4日变更为胡乐丹、陈晓荣，于2013年7月31日变更为钱志龙、胡乐丹。博天公司筹备设立时于2006年8月向中永公司租赁了杭州市下城区庆春路136号广利大厦902室房屋中的60平方米面积作为办公用房使用，该房屋的所有权人为高玲丽、胡海杰。
“浙缆”商标的注册人为中策公司。2013年12月18日，中策公司出具商标授权书，表示同意朱钊、谢建鹏设立桐庐浙缆电缆有限公司。浙缆公司于2013年12月18日通过企业名称预先核准，核准的企业名称为桐庐浙缆电缆有限公司，投资人为朱钊、谢建鹏。朱钊、谢建鹏于2013年12月19日签订桐庐浙缆电缆有限公司章程。2014年1月9日桐庐浙缆电缆有限公司设立，注册资本50万元，股东为朱钊（5万元）、谢建鹏（45万元），实缴注册资本分别为1万元、9万元。谢建鹏2003年时曾任中策公司企划部经理。浙缆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电线、电缆，销售电缆附件、五金电器等，货物进出口。
因朱钊、谢建鹏分别将其股份转让给浙江浙缆电缆有限公司、陈汉胜，及桐庐浙缆电缆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增资认缴金额950万元，2014年8月1日，桐庐浙缆电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1000万元，股东变更为浙江浙缆电缆有限公司（900万元）、陈汉胜（100万元），实缴注册资本仍为10万元。2014年12月29日，桐庐浙缆电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5000万元，浙江浙缆电缆有限公司4500万元、陈汉胜500万元。2015年3月13日，桐庐浙缆电缆有限公司变更企业名称为现企业名称（浙缆公司）。因浙江浙缆电缆有限公司分别将其29.17%的股份（1458.5万元、未到位）、31.66%的股份（1583万元、未到位）以0元的价格转让给德清求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胡乐杰，陈汉胜将其10%的股份（500万元�其中499万元未到位）以1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胡乐杰，2015年7月20日，浙缆公司股东变更为德清求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458.5万元）、浙江浙缆电缆有限公司（1458.5万元）、胡乐杰（2083万元）。胡乐杰为浙缆公司执行董事，陈汉胜为浙缆公司经理，王晓雷为浙缆公司监事。因浙江浙缆电缆有限公司将其29.17%的股份（1458.5万元、其中1449.5万元未到位）以9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杨凤英，2015年12月24日，浙缆公司股东变更为德清求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458.5万元）、杨凤英（1458.5万元）、胡乐杰（2083万元）。
博天公司在瑶琳镇皇甫村有生产车间、综合楼等房屋，其中4135.25平方米的生产车间于2011年10月17日取得。浙缆公司设立时博天公司无偿将其公司在瑶琳镇皇甫村的500平方米厂房提供给浙缆公司使用。其后在2014年上半年，博天公司将其�司在瑶琳镇皇甫村的厂房、仓库、综合楼约5600平方米出租给浙缆公司使用，租赁期限3年。2015年12月，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通过淘宝网拍卖博天公司在瑶琳镇皇甫村的生产车间、综合楼、仓库等房屋，浙缆公司参加拍卖以560万元的价格购得拍卖房屋。
浙缆公司的网站、网络旗舰店上刊载的工程业绩中有中策公司的工程，销售的部分产品上有中策公司及“浙缆”的标识。浙缆公司设立时的主要设备有绞线机组1套、成缆机1台、挤塑机1台、成圈机1台，年产电线、电缆2000千米。
震寰公司设立于2003年12月23日，设立时的企业名称为杭州中博电缆有限公司，于2009年5月18日变更为现企业名称。震寰公司设立时的住所地为杭州市××区所前工业园区，2009年2月25日变更为桐庐县××镇××村，2011年1月13日变更为桐庐县瑶琳镇皇甫村。震寰公司迁建至瑶琳�皇甫村时的设备有拉丝机3台、绞线机4台、挤塑机4台、成缆机2台、编织机2台。
震寰公司设立时的股东为胡耀营、胡海杰，于2009年4月23日变更为胡耀营、胡云龙、胡海杰；于2009年5月14日变更为胡云龙、胡海杰，于2009年8月21日变更为浙江中永电缆有限公司、胡云龙，于2009年12月22日变更为胡云龙、胡乐丹，于2010年11月23日变更为杭州中宝电缆有限公司、胡乐丹，于2010年12月15日变更为胡云龙、胡乐丹，于2011年3月3日变更为博天公司、胡乐丹，于2011年5月26日变更为钱志龙、胡乐丹，于2011年11月16日变更为黄晓杰、胡乐丹，于2012年5月15日变更为中策公司、胡乐丹。
另查明，（2014）杭仲裁字第368号案件审理中，中永公司、中策公司、胡海杰的委托代理人为王晓雷。李万忠2011年4月至2012年4月的工作单位为中策公司桐庐分厂，2012年5月至10月的工作单位为�策公司，2012年11月至2013年3月的工作单位为中永公司，2013年7月至2014年8月的工作单位为中策公司，2014年9月至2017年2月的工作单位为浙缆公司。李万忠是阻燃电缆等3项发明的发明人之一，该3项发明的申请（专利权）人为中永公司，公告日分别为2012年11月、2013年3月。李万忠是太阳能电缆等3项发明的发明人，该3项发明的申请（专利权）人为浙缆公司，公告日分别为2016年1月、2016年9月。2016年3月31日，李万忠代表中策公司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领取了准予登记通知书。
原审法院认为，杭叉公司要求博天公司对中永公司、中策公司的部分债务900万元承担连带责任，理由是博天公司和中策公司构成混同，依据是博天公司曾多次与中策公司联保贷款，以及博天公司与中策公司的股东均是胡云龙的子女。本院认为，企业之间共同担保或者互相担保，以及不同企业的股东�兄弟姐妹关系，均不是认定企业之间构成财产或人员混同的依据，杭叉公司的理由不能成立，杭叉公司对博天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杭叉公司要求浙缆公司对中永公司、中策公司的部分债务900万元承担连带责任，理由是浙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主要经营生产团队人员、主要资产、经营场地、业务渠道等等均与中永公司、中策公司构成关联与混同，符合《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的情形，属于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该条款是对公司股东责任的规定，而浙缆公司并非中永公司、中策公司的股东，中永公司、中策公司也非浙缆公司的股东，杭叉公司根据《公司法》的该项规定要求浙缆公司对中永公司、中策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依据。
关联公司的人员、业务、财务等方面交叉或混同，导致各自财产无法区分，丧失独立人格的，构成人格混同；关联公司人格混同，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关联公司相互之间对外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杭叉公司主张，浙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主要经营生产团队人员、主要资产、经营场地、业务渠道等等均与中永公司、中策公司构成关联与混同。
关于实际控制人。原审法院认为，杭叉公司虽主张浙缆公司、中永公司、中策公司等公司均由胡云龙家族实际控制，但本案审理中杭叉公司并未能证明浙缆公司存在股东之外的实际控制人以及该实际控制人亦是中永公司、中策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关于主要经营生产团队人员。原审法院认为，�据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浙缆公司的监事王晓雷在（2014）杭仲裁字第368号仲裁案件中系中永公司、中策公司的代理人；浙缆公司员工、浙缆公司多项发明的发明人李万忠曾在中策公司桐庐分厂、中策公司、中永公司工作，亦是中永公司3项发明的发明人之一，2016年3月李万忠代表中策公司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领取了材料；浙缆公司设立时的股东谢建鹏2003年时任中策公司企划部经理。但是，并无证据证明该些人员同时在浙缆公司与中永公司、中策公司担任职务，该些人员先后在不同的企业任职并不构成混同；并且，仅该3名人员也不能构成杭叉公司所称的主要经营生产团队人员。
关于主要资产，杭叉公司主张为机器设备、聚乙烯材料。原审法院认为，杭叉公司的举证反映出浙缆公司与中策公司部分机器设备型号、生产厂家相同，但同为电缆生产企业使用类似的机器设备并不足以认定浙缆公司与中策公司的主要资产混同或者浙缆公司的机器设备来自中策公司。杭叉公司根据浙缆公司网站中的“主要原材料合格供应商名录”主张浙缆公司的聚乙烯材料是由中策公司提供的，该些聚乙烯材料是杭叉公司受中永公司委托从海外采购的。本院认为，同前证据分析，“主要原材料合格供应商名录”的内容应属虚假，并且“主要原材料合格供应商名录”载明的为聚氯乙烯材料，与杭叉公司代理中永公司进口的聚乙烯、聚丙烯并不相同。
关于经营场地。浙缆公司设立时无偿使用了博天公司在瑶琳镇皇甫村的500平方米厂房，其后在2014年上半年浙缆公司向博天公司租赁了瑶琳镇皇甫村的厂房、仓库、综合楼约5600平方米，2015年12月，浙缆公司通过司法拍卖购得了博天公司在瑶琳镇皇甫村的生产车间、综合楼、仓库等房屋。因此浙缆公司的经营场地并非来自中策公司，亦未与中策公司的经营场地构成混同。
关于业务渠道。浙缆公司与中策公司的主要经营范围均为电线电缆，本案审理中杭叉公司未能证明浙缆公司的上下游客户等业务渠道与中策公司存在何种混同。
综上，杭叉公司主张浙缆公司与中永公司、中策公司构成关联与混同、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严重损害债权人合法权益依据不足，杭叉公司对浙缆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浙江杭叉进出口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上诉人杭叉公司提交了4份证据。证据一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书，用于证明浙缆公司与中永公司系关联企业，且构成人员混同、设备混同、场地混同。证据二浙缆公司和中策公司人员社保记录，用于证明浙缆公司缴纳社保的员工有24个，其中15人系中策公司原员工，且其中有数人同时在中策公司任职，属于人员混同。证据三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浙缆商标证书、专利证书，用于证明两家公司构成经营混同。证据四浙缆公司和中策公司桐庐分厂的电费明细，用于证明浙缆公司存在大规模生产，而中策公司桐庐分厂已停产。对于证据一，浙缆公司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力。这些申请内容均是中策公司老总胡云龙为了保持企业资质，找了几名原来在中策公司工作过的老员工来帮忙办理相关手续而填写的，与实际情况不符。中策公司及其桐庐分厂的机器设备及厂房在2014年起就已经被多家法院查封，客观上浙缆公司不可能占有这些财产，因此不会构成上诉人所称的混同。对于证�二，浙缆公司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只能证明这些原告先后在中策公司、浙缆公司任职，不能证明同时任职，故也不能认定构成人员混同。对于证据三，浙缆公司认为3C证书的委托人与生产企业可以分属不同主体，浙缆公司与中策公司在申请证书时存在合作，不构成混同。对于商标，浙缆公司也仅是在字号当中使用了“浙缆”两字，仅此而已。而浙缆公司专利与中永公司属于不同专利，申请时间也不相同，李万忠离开中策公司，到浙缆公司工作，前后有不同的专利，不能因此证明两家企业混同。对于证据四，浙缆公司同样认为不能因此认定构成混同。本院认可四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对于证据一系浙缆公司的申请材料，只能证明浙缆公司与中永公司、中策公司存在合作关系，不能证明双方构成人员混同、设备混同、场地混同。对于证据二，只能证�浙缆公司在成立后雇佣了中策公司的原员工，不能证明这些原告在两家公司同时任职。对于证据三，可以证明“浙缆”商标属于中策公司，而浙缆公司在字号中使用了该商标；证明李万忠在中永公司、浙缆公司工作期间均申请了专利。对于证据四，法院认可其证明对象。
二审中，上诉人杭叉公司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提出三点异议：第一，对于原审判决书第16页第二段中关于博天公司与浙缆公司就厂房租赁的具体情形，认定不清。博天公司与浙缆公司的租赁关系有两份合同，原审表述只反映了其中一份合同。第二，第16页第三段第二行的“部分产品”应表述为“全部产品”。第三，对于李万忠应认定为同时任职。被上诉人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对于第一点，涉及的是博天公司与浙缆公司的租赁关系，与本案无关，对于上诉人的异议不予采纳。�于第二点，被上诉人未对此提法提出异议，法院认可其异议。对于第三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李万忠先后在中策公司、中永公司、浙缆公司任职，不能证明李万忠在同时在中策公司（或中永公司）和浙缆公司同时任职，异议不成立。故除以上第二点外，本院认可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故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浙缆公司与中策公司是否构成人格混同，就中策公司对杭叉公司的债务浙缆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连带责任，通常而言，关联公司之间的人员、业务、财务等方面交叉或混同，导致各自财产无法区分，丧失独立人格的，构成人格混同。本院认为杭叉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浙缆公司与中策公司构成混同，具体来说：（1）关于实际控制人，中策公司与浙缆公司历任股东或高管中部分存在血亲或姻亲关系，但无证据显示浙缆公司和中策公司由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2）关于设备和材料混同。浙缆公司与中策公司的营业范围相似，其设备与材料种类相同属于正常现象，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浙缆公司的设备与材料就是中策公司原来持有的那批设备和材料。（3）关于人员混同。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证明了浙缆公司招聘了数十位中策公司的前员工，但不能证明这些员工在中策公司和浙缆公司同时任职，其据此主张两家公司人员混同，本院不予支持。（5）关于业务、商标、客户、场地混同。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均只能证明浙缆公司与中策公司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但均不能证明两家公司人格混同，以致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原审判决的认定合理，本院予以支持。（6）关于资金混同。从法理及相关案例上可以看出，资金混同是人格混同的最重要因素。而上诉人未提供任何直接证据证明两家公司存在资金混同的情形。上诉人提出浙缆公司注册资本低，生产规模大，纳税税基高，资金来源不合理，因此认为浙缆公司的资金来源于中策公司，但未能举证加以证明。根据以上分析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无法得出浙缆公司与中策公司人格混同的结论，更无法据此要求浙缆公司承担举证的责任，故对上诉人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杭叉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4800元，由上诉人浙江杭叉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梁 琦
审判员 夏文杰
审判员 魏之薏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三日
书记员 夏吉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