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7民终128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贤勇，男，汉族，住贵州省思南县。
委托代理人：陈洪远，男，××年××月××日出生，住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门市合荣纸品包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
法定代表人：陈文峰，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朱子豪。
上诉人李贤勇、江门市合荣纸品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荣公司）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5）江蓬法杜民初字第9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李贤勇与合荣公司之间是货物承运关系，由李贤勇自备车辆为合荣公司装运纸板等货物。2015年1月21日，合荣公司（甲方）与李贤勇（乙方）签订了《承运合同》一份，主要内容为：1.甲方将厂内货物（纸板）交乙方装卸、运送，货物（纸板）出仓以送货单为依据，从装车到卸货，乙方对货物均负有管理责任，如其中发生任何损失，包括纸板损毁、少数、变质等问题均由乙方按原价100%赔偿，乙方应于出货前清点做好登记；2.运费计算以承运货物的总立方米乘以送货客户的区域单价为该车货物的总运费，运费单价以甲方订立各个客户之区域为准，甲方应付乙方之运费每月依运费计算标准，结算一次，乙方必须当月30日前开具收据，送交甲方核算运费，运费计价表于附表中，当月运费于下月30日结算付给乙方，每月对乙方公布一次运费，以备核查；3.乙方不得怠慢回厂装货、无理请假、到厂半个小时内不报到和缺席拉货，或者无理于外延迟回厂装货，如出现以上情况，每次扣罚违约金500元，未经厂方同意缺席拉货，造成仓库堵塞，需赔偿厂方另租车代替拉货的费用或扣2000元每车每次，严重者扣罚按金；4.乙方在运输，装卸货的过程中发生事故所造成的人员财物损失均与甲方无关，全部法律责任由乙方承担。该合同的有效期至2016年1月20日。合荣公司在庭审中确认在其仓库内的全部货物装卸由其负责，并由其聘请的专业叉车司机操作叉车完成。
2015年6月6日上午，李贤勇为确保按时出货，担心遭受处罚，便自行驾驶电动叉车从合荣公司的仓库中将货物（纸板）装到其驾驶的车牌号为赣E×××××的车辆上，在其装好货物驾驶叉车从仓库倒车出来临近装卸台时，因无法将叉车刹停而导致连人带车跌下装卸台，随后其右脚被叉车踏板砸中导致严重受伤。
事故发生后，李贤勇随即被送往江门市第二人民医院门诊包扎止血，后因治疗需要转至江门市五邑中医院住院治疗42天（从2015年6月6日起至2015年7月18日止），期间产生住院医疗费22482元。出院时，医院出具《出院记录》、××证明书》诊断为：1.右踝关节离断毁损伤；2.全身多发性挫擦伤。出院医嘱：1.暂休息一个月，注意观察残端伤口情况，出现渗液红肿等及时就诊；2.调情志，避风寒，慎起居，注意保护残端，防止意外摩擦碰撞损伤；3.需要长期保持伤口干爽不湿水，并适当锻炼下肢功能；4.黑痂脱落后如创面有骨骼或肌腱等深部组织外露则需要进一步住院治疗；5.出院带药、诊断证明书一份，住院期间有陪护一人。
2015年7月29日，李贤勇向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提出司法鉴定。同年8月10日，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南方医大司法鉴定中心（2015）临鉴字第1651号《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认定李贤勇右足多发骨折并软组织毁损致右下肢在踝关节以上缺失的伤残程度为陆级。李贤勇为此支付伤残等级鉴定费840元。
李贤勇的户口簿登记的户别为家庭户，住址为贵州省思南县。李贤勇的父亲李大平于1953年2月11日出生，至李贤勇定残前一日为62周岁，居住在贵州省××南县老家，年老体弱，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由李贤勇及女儿李贵艳两个子女赡养。李贤勇的女儿李某某于2015年7月14日出生，尚在襁褓之中未过哺乳期。
2015年7月7日，江门市蓬江区某某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载明：李贤勇从2014年5月9日至2016年5月9日期间暂住在某某新村的出租屋内。
在庭审中，李贤勇称其曾驾驶过叉车，但并未取得相应的叉车驾驶资质，因为该叉车无需钥匙启动，事发当天其像往常一样直接上车将叉车启动去装货。
另查明，李贤勇起诉时申请对其所驾驶的叉车进行质量鉴定，后撤回鉴定申请。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李贤勇和合荣公司签订的承运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李贤勇为合荣公司提供货物运输服务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李贤勇按照合同约定以其自备车辆为合荣公司运输货物，并按照运输货物的数量及运输货物的区域等综合因素结算费用，李贤勇与合荣公司之间不属于雇佣关系。
关于本次事故的责任分担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二条第二款“本法所称特种设备，是指对人身和财产安全有较大危险性的锅炉、压力容器（含气瓶）、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适用本法的其他特种设备”的规定，本案事故发生时李贤勇装卸货物使用的叉车即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系特种设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对其生产、经营、使用的特种设备安全负责”的规定，合荣公司作为事故叉车的管理人，未尽到职责，对该车辆疏于安全管理，导致李贤勇能随意开启叉车，从而造成本次事故。另外，本案中，双方均确认在仓库装卸货物的行为应由合荣公司完成。而李贤勇在装卸过程中，合荣公司并未派员参与装卸，在李贤勇驾驶叉车过程中，亦未加以制止，存在过错，对事故的发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十四条“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检测人员和作业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从事相关工作。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检测人员和作业人员应当严格执行安全技术规范和管理制度，保证特种设备安全”的规定，李贤勇操作的叉车属于特种设备，特种设备的使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其作业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相应资格。李贤勇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在其不具备驾驶叉车资质的情况下，擅自操作叉车装卸货物，又未能尽到谨慎注意的义务，忽视自身安全，导致事故发生，应当自行承担主要责任。因此，原审法院根据合荣公司和李贤勇对事故发生的过错程度，酌定李贤勇应承担80%的责任，合荣公司应承担20%的责任。
关于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失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解释》）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的规定，综合本案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以及庭审质证意见，原审法院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确定李贤勇的损失如下：
1、医疗费。经审查，李贤勇提供的医院病历、××证明书均可以证明李贤勇因本次事故产生了医疗费22482元，上述医疗费与本次事故有直接因果关系，且合荣公司对此没有提出异议，原审法院予以确认。
2、住院伙食补助费。根据《解释》第二十三条“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的规定，李贤勇住院42天，其请求住院伙食补助费按照每天100元的标准为4200元，没有超出相关的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3、护理费。根据《解释》第二十一条“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的规定，李贤勇住院42天，其在住院期间需陪护一名，故李贤勇请求护理费按照80元／天的标准计算为3360元，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4、误工费。根据《解释》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的规定，本案中，李贤勇主张合荣公司每月将其本人及其聘请的两个搬运工的费用通过银行转账的形式一起支付给他，再由其分别支付给其他两个搬运工，除了两个搬运工的费用之外，李贤勇估算出其每月收入为8000元，并提供了银行转账记录予以证明。但合荣公司对李贤勇提供的转账记录不予确认。对此，原审法院认为，李贤勇提供的转账记录无法反映每月转账的款项系合荣公司向其发放的运输费用以及据此可以准确计算出其月收入，并且李贤勇亦承认其主张的月收入8000元是其本人估算出来，并无实际的计算依据，故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因李贤勇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依据李贤勇的工作性质，原审法院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道路运输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52574元／年的标准计算其误工费。根据《出院记录》及《诊断证明书》显示，其住院42天，医嘱出院全休1个月至2015年8月18日，但李贤勇已于同年8月10日评定伤残等级，故李贤勇误工时间应计算至定残前一日，应为64天。因此，李贤勇的误工费应为9218.45元（52574元／年÷365天×64天）。对李贤勇超出部分的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5、营养费。根据《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因李贤勇未提供相关医嘱证明李贤勇需加强营养，李贤勇的该项请求，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6、交通费。根据《解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发票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本案中，李贤勇并没有提供相关的票据，但根据李贤勇治疗、鉴定等确实产生交通费，因此，原审法院酌情认定交通费为1000元。对李贤勇请求超出上述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7、住宿费。根据《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的规定，在本案中，李贤勇在江门市受伤，并未到外地治疗，故李贤勇主张期间产生住宿费不合理，而且李贤勇未提供任何票据予以证明，李贤勇的该项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8、鉴定费。李贤勇所进行的伤残鉴定是依法由具备合法资质的鉴定机构所进行的，鉴定程序合法，并且提供了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开具的正规税务发票，李贤勇支出的840元司法鉴定费与本次事故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原审法院予以确认。
9、残疾赔偿金。李贤勇提交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有原件，该意见书是由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的受伤情况，并结合事故发生的事实、病历等材料进行鉴定后所作出的伤残鉴定报告，且合荣公司对此鉴定意见书均未提出异议。据此，原审法院对该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系均予以确认，并因此确认李贤勇的伤残等级为陆级。根据《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的规定，李贤勇提交的承运合同、居住证明、银行转账记录等证据可以证明李贤勇的经常居住地及主要生活来源地均来自本市城镇地区，应以城镇标准计算其伤残赔偿金。李贤勇请求按《广东省2014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一般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598.7元／年的标准计算其残疾赔偿金为325987元（32598.7元／年×20年×50%），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10、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抚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的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在本案事故发生时，李贤勇的父亲李大平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并有证据证明其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李贤勇的女儿李某某尚未满一周岁，李大平和李某某均可以列为被扶养人范围，故李贤勇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由于李贤勇在城镇居住工作，其父亲及女儿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可以按照城镇的标准予以计算。因此，李贤勇请求被扶养人李大平及李某某的生活费合计为216950.4元［（24105.6元／年×18年×50%÷2人）×2］，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法发（2010）23号）第四条的规定，交通事故发生在2010年7月1日以后的，将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据此，李贤勇的残疾赔偿金为542937.4元（其中残疾赔偿金325987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16950.4元）。
11、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第十一条“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因李贤勇构成陆级伤残，伤残系数较高，且李贤勇系青壮年，对其以后的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故李贤勇要求精神抚慰金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因此，原审法院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所造成的后果及当地平均生活消费水平等因素综合考虑，酌定精神抚慰金为18000元。对于李贤勇请求超出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李贤勇因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失包括：医疗费2248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200元、护理费3360元、误工费9218.45元、交通费1000元、鉴定费840元、残疾赔偿金542937.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8000元，共计602037.85元。
关于对本案的经济损失赔偿责任承担的问题。本案中，李贤勇的损失共计602037.85元，根据责任认定，李贤勇承担事故损失的80%的责任，故其应自己负担481630.28元损失（602037.85元×80%），合荣公司应承担事故20%的责任，故合荣公司应赔偿李贤勇120407.57元损失（602037.85元×20%）。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江门市合荣纸品包装有限公司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贤勇赔偿损失120407.57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691元，由李贤勇承担3021元，江门市合荣纸品包装有限公司承担670元。
上诉人李贤勇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一审认定本案双方属于承揽关系，属认定错误。案涉承运合同第七条和该条第五款规定，乙方必须遵守甲方制度，乙方不得到其他厂拉货。如果是承揽关系，甲方不应有这样的限制，这样的限制使得乙方在工厂货源淡季的时候经常赋闲在家，因此，这些条约已经很清楚地说明李贤勇是被合荣公司承包的事实。另外，合同的内容基本都是对乙方违约关系的处罚条款，而甲方则没有这方面的具体处罚条约，可以看出双方的关系是支配与被支配的上下级劳动关系。一审认定承运合同系双方意思的表示。李贤勇与合荣公司是经人介绍，合荣公司出合同李贤勇就签字，只能表示李贤勇诚恳，何况在事故发生后，合荣公司向劳动局出示的合同中李贤勇都没有签字盖章，这种合同怎么能算是真实意思的表示呢？合同应该自始就没有法律效力。另外合同法明确规定人身伤害免责条款是无效的。本案中李贤勇每天在厂里工作穿工作衣，上下班打卡，在厂里吃饭，服从厂里的规章制度制约，不得外出工作而获得的报酬与同行业的雇员也没明显的差别，却让其承担身体健康权损害的风险，这不符合法律的公平公正原则。二、合荣公司自身对装卸货物的安全管理及监管缺乏以及对本厂叉车的维护缺乏才是事故发生的主因，合荣公司应负主要责任。（一）管理责任：一审庭审中，合荣公司已承认叉车及装卸货物属于厂方的职责，合荣公司老厂里像李贤勇这样的大货车共计有四、五十台之多，叉车工四人分白班和夜班24小时两人轮值，平时最多时也只有二个叉车工，有人休息时就只有一人，合荣公司的员工及叉车工都是24小时两班轮值，员工们吃饭也是轮流吃饭，生产线24小时不停，货一生产好就要从仓库运走，司机一接到电话就要上班装车，装一车货最少要一个多小时，平时以及稍不好装的就起码要二、三个小时，厂里的装卸台有5个车位，拉车距离远的有100米左右，一台叉车只能满足一台货车的装货需求，四、五十台车在高峰期的时候，两个叉车工根本满足不了5个车位一半的需求。当车排队到达装货台，如果有人装车，就不会从事没有报酬的繁重的搬运工作。而后面的车每人都有任务，完不成任务都会受到合同第七条第二、七款处罚，即使你愿意等，造成堵塞同样挨罚，况且后面排队的司机也不答应你。这时如果选择离开，就会受到合同第七条第七款的处罚，因此如果不被处罚，只能尽快自己装货离开，这种情形也是成为众所周知的习惯，合荣公司对此也清楚，只是这样的习惯是合荣公司逼出来的，因为这样的习惯有益于厂方的利益。事发当时，李贤勇正是在没有叉车工的情形下（因为叉车工吃饭去了），不得不去操作叉车装货，装卸货物本身应是厂方的责任，李贤勇上前帮工或者被迫帮工的情形怎么能说是擅自操作叉车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被帮工人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可以在受益范围予以适当补偿。本案合荣公司长期以来都沿用合同处罚条款迫使李贤勇从事这样的帮工，并乐享其成，从来没拒绝过帮助，运输部经理魏某在装货的现场也说过：“叉车工忙不过来你们就自己去装。”因此，按照该法律规定，合荣公司也应承担李贤勇的全部赔偿责任。以上事实，有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承运合同中相关的处罚条款和《受伤详细经过证明》叙述证明以及证人郑某的证言及现场视频监控，能够证明现场叉车工不够，长期都有司机开叉车装货的事实。合荣公司的装卸平台事故现场有七八个视频监控，如果合荣公司认为自己不存在安全管理的过错，自己的设备没有问题，理应保存事故发生当日前后的视频以证清白。如果以上证据都不能证明以上事实的话，李贤勇请求调取装卸台事发前监控视频资料（因事故发生后，李贤勇找过合荣公司、杜阮派出所、杜阮安监办，要求取证均遭到拒绝和推诿）。（二）维护责任：虽然李贤勇操作的叉车属于特种设备，特种设备的使用有一定的危险性，其作业人员应取得相应资格，但叉车是属于合荣公司所有和管理，合荣公司日常经营过程中具有维护保养叉车、保证叉车能够正常运行的义务。而本案事故的发生，是由于叉车机器故障导致而并非是李贤勇操作不当导致，发生事故的叉车本身存在严重的机器故障，但合荣公司却由于合同第八条第一款的甲方免责条款作支持怠于维护和保养，因此事故发生是必然的，此条款依法是无效，而李贤勇只是碰巧不幸遭遇而已。事故发生后，我们去当地杜阮安监办要求调取合荣公司的事故现场监控视频时，向其工作人员出示过事故叉车的照片，其工作人员表示此种老旧叉车早就应该淘汰（附图）。一审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完全忽视了叉车这一特种设备的“老旧”机器故障及维护者的责任。因此，综上所述，就过错责任，合荣公司应承担全部责任。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合荣公司赔偿李贤勇的全部损失；2、调取合荣公司的装卸台监控资料作证；3、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合荣公司承担。
二审期间，李贤勇提供以下证据：一、现场事故叉车（图），证明该叉车老旧程度，合荣公司没有维修、保养以至事故发生；二、《江门市促进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通知》，证明合荣厂未按规定实施，该规定要求工厂每月检查视频分析事故隐患；以上两份证据均证明合荣公司应当承担责任。三、合荣公司员工名册，证明李贤勇是合荣公司的员工；四、手机视频、录音。该视频、录音于2016年5月25日中午12点35分14秒在合荣公司门口拍摄，证明当时合荣公司还在上班时间中，没有午休的时间。
合荣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对部分事实认定有误，合荣公司不应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合荣公司并未派员参与装卸，在李贤勇驾驶叉车过程中，亦未加以制止，存在过错，对事故的发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判决书第八页第三段第7行）。本案合荣公司并非不派员参与装卸，而是事发当时并非合荣公司安排的装卸时间，事故发生时没有合荣公司人员在场的原因是由于李贤勇的装卸完全是其未按合荣公司安排，私自进行装卸的结果，根据李贤勇一审提交的证据《事故报告》显示，事故发生时是处于中午下班时间（李贤勇描述为：叉车工都去吃饭了），而且李贤勇在其提交的4证据中也自认了其私自进行装卸的原因是“担心遭受处罚”，可见李贤勇当时进行装卸并非在合荣公司安排的时间内。因此，合荣公司并非法院认为的“未派员参与装卸”，而是李贤勇未按安排的时间装卸，合荣公司根本不清楚其自行装卸的行为，而且此时间段为下班午休时间，合荣公司根本没有人员在事故发生的地方，李贤勇故意避开合荣公司的注意使用叉车，而且事故的发生是一个非常短的过程，合荣公司根本来不及发现和阻止，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所谓的”亦未加以制止”，因为当时没有人员在现场，根本无法阻止其行为。因此，本案的发生合荣公司不存在过错。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认定合荣公司未尽到职责，对该车辆疏于安全管理存在过错是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书第八页第三段第4行）。该安全法并未对特种设备的保管区域以及保管方式进行了规定，对特种设备使用的规定，也仅规定就特种设备的作业人、管理人和检测员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和技能培训（该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而对于上述人员以外的人员法律没有明确规定需要进行安全教育和技能培训或安全提示。本案中，合荣公司将叉车停放在厂房的仓库较中间的位置并无不当，李贤勇也并非合荣公司的工作人员也不是叉车的作业人，李贤勇本来就不允许使用叉车。本案中，李贤勇避开合荣公司，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使用车辆而产生的事故，而该车辆时存放于仓库内而并非公共场备，事故的发生是由于李贤勇未经允许的情况下私下使用不当而引起，而并非设备本身存在安全隐患而导致。因此，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认定合荣公司因叉车没有管理好，导致李贤勇私自使用而发生意外存在责任是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适用《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根据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确定责任。合荣公司与李贤勇之间是承揽合同关系，李贤勇承揽合荣公司的货物运输，双方之间是一个商事合同的关系，应该尊重双方之间的意思自治。根据双方签订的《承运合同》的约定：“乙方在运输，装卸货的过程中发生事故所造成的人员及财物损失均与甲方无关，全部法律责任由乙方承担”。合同明确约定了装卸货期间所形成的责任是由李贤勇承担，虽然在仓库内的全部货物装卸是由合荣公司负责完成，但本案中李贤勇在未经授权或允许的情况下，私自偷用合荣公司的车辆自行进行装卸，也属于合同中约定的装卸过程，李贤勇作为成年人，应该对其行为的危险性以及后果应该有相当的认识，在商事合同中，根据约定李贤勇更应该对其行为所产生的后果承担全部的责任。况且，本案中李贤勇是自己担心被处罚而私自做的行为，但所谓”被罚”的情况李贤勇也承认未曾受到过类似处罚的情况，合同中也没有延迟出货会遭处罚的约定。可见本次事故的发生，是李贤勇没有根据安排，在没有合荣公司在场的情况下私自动用合荣公司的叉车进行装卸货物，其行为也是李贤勇出于对自己个人利益去考虑，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在商事合同的基础上建立，因此，应适用双方签订《承运合同》的约定，期间产生的一切的责任由李贤勇承担，而且在本案中合荣公司不存在过失，无需承担任何过错责任。三、一审法院的定责不合理，合荣公司不存在过错责任。（一）本案双方当事人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主体，双方之间属平等的民事主体地位。双方之间所产生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是基于双方签订的《承运合同》而建立，双方之间在履行合同期间所产生的民事法律关系应该根据《承运合同》的约定处理。既然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乙方在运输，装卸货的过程中发生事故所造成的人员及财物损失均与甲方无关，全部法律责任由乙方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意思自治的原则，合同双方应该根据合同的约定去履行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李贤勇在履行合同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到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本案中合荣公司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双方应根据《承运合同》的约定来区分责任。（二）合荣公司不存在管理上的责任。合荣公司的叉车是存放于厂房内相对较为中间的地方，所在的位置相对于李贤勇来说是一个私人的地方，而并非公共空间。退一万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并未就叉车这种设备的存放或放置有特殊的规定，只是对特种设备的销售、生产和使用进行了约定，而合荣公司将叉车存放于自有的厂房之内在不使用的情况下并不存在安全隐患，可见合荣公司在车辆保管方面不存在过错。另一方面，李贤勇是私自使用合荣公司的叉车，未有经得合荣公司的允许，而且李贤勇是趁合荣公司的工作人员下班到饭堂吃饭期间进行使用，李贤勇是故意避开合荣公司的注意去使用车辆，而且事故的发生只是一个非常短时间内发生的事情，合荣公司根本还来不及发觉和阻止。因此，合荣公司在本次事故中不存在过错责任。（三）李贤勇并不具有叉车的驾驶资格，也未得到合荣公司的允许使用，李贤勇使用叉车的行为本身就是一个违法行为，李贤勇私自使用合荣公司的车辆的行为也是一个利益侵害的行为。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合荣公司无须向李贤勇支付任何赔偿；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贤勇承担。
二审期间，合荣公司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证明在签订承运合同时已告知，承运合荣公司货物时，合荣公司的车辆一律不能使用。
合荣公司针对李贤勇的上诉，答辩称：一、双方之间属于承揽关系，李贤勇在一审证据目录中的证据1的证明目的也承认承运合同约定是由李贤勇承包纸板运输。二、合荣公司不存在管理责任。李贤勇是承揽合同一方主体，并不适用帮工的法律法规，而本案是李贤勇未经允许擅自使用叉车，而并非其主张的帮助叉车工，李贤勇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事故报告》也自行阐述了是由于避免被厂里处罚就自己开叉车去仓库拉货，根据其描述是擅自的行为，与合荣公司无关。三、李贤勇承揽期间也没有受过所谓的罚款，因此，其上诉状中一切的假设性提问均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合荣公司均不予认可。四、事故车辆本身并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双方之间属于承揽关系，李贤勇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车辆本身存在质量问题，因此，其应承担举证不利的责任。五、合荣公司的叉车放置于厂房管理区域内，李贤勇未经同意擅自使用车辆本来就是李贤勇单方恶意行为，而且李贤勇是成年人，应当有对社会正常的安全意识，其擅自盗用他人车辆的全部法律后果应当由其自行承担。六、本案的发生是公司以外的人盗用公司车辆发生的意外，而合荣公司把车辆已经放置在自有厂房内合理的地方进行保管，李贤勇在下班时间盗用车辆避开了合荣公司的注意，因此，合荣公司已尽到了合理的管理义务，对于李贤勇导致的事故不应承担任何的责任。
合荣公司针对李贤勇二审期间提供的证据，经质证认为，一、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二、图片无法证明车辆存在质量问题；三、本案不适用江府办（2012）11号文；四、对于员工名册的三性不予认可。员工名册是复印件，同时并没有员工名册的抬头，只是一份通讯表；五、视频画面中并没有人，只看到几辆车。根据《承运合同》第八条第四点的约定，如果厂区环境允许，乙方车辆可以停在厂方之内。李贤勇主张的12点多的时候刚好印证了当时是下班时间。
李贤勇针对合荣公司的上诉，答辩称：一、针对合荣公司提出的“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与事实不符。首先，李贤勇在为合荣公司做司机以前，在一家制衣厂上班，听一司机说合荣公司在招司机，因司机工作比制衣厂上班工资相对要高些，所以就让他帮忙问一下，后来他回来告诉李贤勇说合荣公司答应了，但是须得自己买车，李贤勇喜欢比较灵活一点的工作，就去借钱买了一台二手车，花了十来万，到厂上班时经理就拿了一份合同让李贤勇签字，当时办公室里很忙，李贤勇也不好多耽搁，就匆匆看了—下，合同里有工作内容和管理处罚条款，相比李贤勇以前的制衣厂的管理更加严格，李贤勇认为是由于工作岗位不同所以内容不同，至于合同第八条中的人员财产的约定，李贤勇当时理解为人员的财产，是厂里要求我们谨慎驾驶的警告，而不是现在合荣公司主张的人员和财产的人身损害的意思，经理催李贤勇签，说别人也都是这样签的，李贤勇当时确实很犹豫和纠结，主要是已经买好了车，并且是借钱买的，需要尽快挣钱还债，签字之前李贤勇还问了计算工资的单价表，经理说：“你先把合同签了去干活，过几天把单价表复印一份给你，”当时李贤勇也不了解承运合同和劳动合同之间的区别，在李贤勇以前的工厂工作经历中都是计件，工资单价也都是厂里自己定，所以就签了。后来厂里又叫李贤勇另外找两个人帮助上下货，李贤勇也答应了，因为外面很多厂都在搞集体计件，计件对厂里来说方便核算控制成本，集体计件可以由几个同事把工作程序分成几个工序由专人完成，可以更加熟练从而提高工作效率，还可以在赶货时集中起来突击完成其中工序，也达到定量的赶货目的。因此，在承运合同的签订过程中，都是完全是按合荣公司的意思签订的，至于李贤勇在签定合同之前，根本都不知道货要运往那里，每天让李贤勇拉多少货，具体单价是多少，每个月能挣多少钱！这些根本无法知道，无法计算，甚至还无法预测。所以，合荣公司是利用李贤勇对合同性质的不了解，利用自身制定格式条款的优势，恶意设局让李贤勇签订的免除自身主要法律责任，排除李贤勇主要权利显失公平的欺诈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三、第五十四条的规定，请求判决该承运合同无效或撤销。二、针对合荣公司提出的承运合同是商事合同，双方是承揽关系的问题。本案中的运输要求和运输价格都是由合荣公司一方决定，签订合同之时李贤勇都不知道具体价格，而价格是商事合同特征的重要体现，因此，商事合同之说不能成立。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双方是不是从属关系是体现是不是承揽关系的又一重要特征，而承运合同内容也证明双方是管理与被管理的支配关系，所以不是承揽合同，具体体现在《承运合同》第七条第一款的“乙方必须遵守甲方的制度”，第二款的“乙方每天必须到报到”、“乙方必须服从甲方的统一调度安排”，第五款中的“不得到其他厂拉货”，第六款中的“乙方必须装上甲方之GPS以便于管理”、第七款中的“不得怠慢回厂装货，无理请假”，第八款中的“不得有任何异议”，以上条款清晰地表明，双方的关系是工厂式的劳动用工管理安排和限制，有李贤勇对合荣公司绝对工作服务的限制，有众多严格的处罚情节规定，并且还规定李贤勇不得有任何异议。因此，《承运合同》是一份冠以承运之名的劳动合同。三、合荣公司称：李贤勇的装卸行为完全是未按合同的安排私自进行的装卸行为。首先，如果是李贤勇私自进行的装卸行为，那么，李贤勇装货的装货清单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没有装货清单，那么仓库员怎么发货？发什么货？如果没有装货清单，即使装好货后又该运往哪里？所以，既然已经在装货，证明已有厂方的发货单，既然有厂方的发货单，就证明是厂方安排的出货要求。《承运合同》中的管理条款是合荣公司拟定的格式条款，其中第七条的管理处罚条款也是合荣公司制定的，货是厂方的，客户是厂方的，送货任务也是厂方安排的，出货清单也是厂方签发的，李贤勇免费装车也是尽量牺牲利益满足厂方的管理要求，受益的也是合荣公司方，这样不计酬劳的装卸行为是私自行为吗？四、合荣公司称李贤勇的装车时间是午休时间，当时没有人在事故发生的地方，李贤勇是故意避开合荣公司的人的注意使用叉车。首先，事故发生时是上午11点30分左右，事故发生时车厢里已经装了小半车纸板，因此，装车时间应当在11点就开始了。那么请问合荣公司的午休时间是如何安排的呢？据证人郑某作证时讲述经过“当时我刚回来，看到李贤勇正在装车，我还和他聊了两句，等我去交完单据回来后李贤勇就发生了本案事故”（判决书第四页）。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当时郑某去办公室交单据，厂里办公室都还没有下班，况且，如果下班了的话仓库怎么会不上锁？既然上锁了李贤勇怎么能把货拉出来？既然能够交接单据证明办公室在上班，能够装货证明仓库没有下班，所以合荣公司所称的午休时间就无从谈起，其所谓的李贤勇故意避开合荣公司的注意使用叉车更是没有根据。事实是合荣公司上班时间是两班制，李贤勇在厂期经常是半夜两三点钟在装货，叉车工少，两人一班，有时请假就看到一人，由于是两班倒24小时开工，司机就是有货就装，不分白天黑夜，一般都是在正常上班时间内把货送达客户手里，吃饭也不定时，没有所谓的午休时间，当然，办公室文职人员应当除外。事发当日上午李贤勇被安排装车，李贤勇领到出货单，随后把车倒出货台时，无人装车，根据厂里的规定，车倒至出货台，不得以任何理由缓装或不装，违者处以罚款（详见《承运合同》第七条第二款），所以在没有叉车工或者叉车工忙不过来时，厂里一般都是让司机自已装，这也是长期形成的惯例。如果此时司机不想去装车终止合同，按规定扣50OO元押金（详见《承运合同》第六条二款）。所以，李贤勇车倒至出货台，在无人装车的情况下，只有按照惯例自己装车，最后因老旧的叉车机械故障导致刹车不灵致使叉车从装卸台跌落，造成李贤勇右足缺失（详见事发经过详细证明）。五、合荣公司称应当按照《承运合同》第八条的规定由李贤勇承担后果。首先，《承运合同》的格式合同条款内容是合荣公司拟定提供的，其中对李贤勇的工作内容和管理处罚作了详细的规定，对李贤勇而言，这就是合荣公司对本厂司机专门制定的管理规定，李贤勇应当积极配合搞好生产，该合同第七条二款明确规定车倒至出货台绝对不得以任何理由不装或缓装，违者罚款五百元，事发当时，李贤勇是接到厂方的安排装货去办公室领到送货清单，然后车倒至出货台时，无人装车，根据规定李贤勇面临处罚，在这种情况下，李贤勇出于工作的需要，根据当时的情形按照惯例牺牲自已的利益，照顾厂方的利益，即免费装卸，在事故发生以后，却被合荣公司以合同的免责条款内容把责任推给李贤勇，其行为违反了法律公平原则。装卸工作明明是合荣公司负责的（判决书第六页第九、十行），却在合同中把责任转到李贤勇身上，这样的合同是显失公平的欺诈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请求认定无效或予以撤销。六、合荣公司辩称自已叉车工足够。首先，李贤勇有证据证明叉车工不够，（一）经多人签名的《事故发生经过详细报告》（证据2）；（二）证人郑某的出庭证言。七、合荣公司称事故的发生并非设备本身存在安全隐患而导致。首先，在一审判决书第六页第十六行查明的事实中描述“在其装好货物驾驶叉车从仓库倒车出来临近装卸台时，因无法将叉车刹停而导致连人带车跌下装卸台”除了以上判决查明的事实外，证据还有（一）多人签名的《事故详细报告》；（二）《证明》（证据3）；（三）二审提交的事故叉车图片。一审时李贤勇曾要求对事故叉车进行检测，但合荣公司却以需要上万多元的证据保全费用相要挟，李贤勇因无法承受该笔费用而不得不放弃该项请求。李贤勇也有多项证据证明事故成因是因机械原因导致刹车不灵所致，且一审已查明是刹不住车的事实，合荣公司如还不承认是叉车存在机械故障导致的伤害，应当同李贤勇一起将叉车送检测部门检测，如不愿送检，则证明该叉车机械故障导致伤害事故的事实，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八、综合以上第五条和第七条的答辩理由，原审判决的定责理论缺乏因果逻辑和事实依据。首先，承运合同是合荣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合荣公司依该合同内容取得了对李贤勇的管理权利，该管理和处罚的权利是致使李贤勇操作叉车的原因，否则李贤勇不会去操作叉车造成损害后果，因此，原审判决书第九页第七行的“擅自”操作叉车的定责依据是错误的。另外原审判决书查明是李贤勇使用叉车退至装卸台时突然刹不住车的情况下酿成的事故，而原审判决书第九页七行的定责依据中却认为是李贤勇“未能尽到谨慎驾驶的义务，忽视自身的安全”而导致的事故，一审不追究叉车拥有者和管理者的法律责任，反而凭不切实际的理论判决由李贤勇承担大部份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李贤勇在合荣公司工作时遭受身体严重伤害，作为生产经营单位的合荣公司理应依法承担作为受害者李贤勇的赔偿责任。
李贤勇针对合荣公司二审期间提供的证人证言认为：对证人的身份有异议，证人与合荣公司的总经理是亲戚关系，证人所陈述的内容不属实，李贤勇一审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也证明了合荣公司的领班经理要求运货的人员使用厂内叉车。
对二审期间，李贤勇和合荣公司提供的证据及证人证言，本院认为，该证据及证人证言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经二审审理，对原审法院判决所查明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是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二审应当围绕李贤勇、合荣公司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对各方当事人均无提出上诉的问题不予审查。
首先，劳务（雇佣）合同是劳务提供人向接受人提供劳务活动为合同标的，接受人向提供人支付劳动报酬，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因劳务（雇佣）关系发生的纠纷。结合已查明的事实和现有证据显示，本案系李贤勇和合荣公司签订《承运合同》，李贤勇作为承运方按照合同约定以其自备车辆为合荣公司运输货物，并按照运输货物的数量及运输货物的区域等综合因素结算运费。因此，李贤勇与合荣公司之间不属于劳务（雇佣）关系。
其次，本案案涉《承运合同》第七条第二款约定有”乙方每天运货均需到厂报到，……倒车至出货台安排装货后，绝对不得以任何理由不装或缓装，乙方装货必须服从甲方调度的统一安排，……”以及本案中双方均确认在上述承运合同履行中合荣公司应履行派专人使用叉车在仓库装送货物至李贤勇车上的义务。由此可知，合荣公司应当负责装货至承运人货车上，承运人李贤勇应当遵守合荣公司制度及相关规定，服从统一调度，不得怠于擅自停运、延迟回公司装货或缺席拉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本案李贤勇并未提供证据足以证实其系合荣公司员工，以及证实在合荣公司专业叉车司机缺位或未能及时装货的情况下需由其自己驾驶场内叉车装货，或因其车不及时装货而受到过合荣公司处罚的事实，现李贤勇主张因其担心未及时装货会导致合荣公司处罚而迫使其不得已自己操作叉车装货并由此造成案涉事故的发生以及其上述行为系帮工行为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信。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二条第二款“本法所称特种设备，是指对人身和财产安全有较大危险性的锅炉、压力容器（含气瓶）、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适用本法的其他特种设备”、第十四条“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检测人员和作业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从事相关工作。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检测人员和作业人员应当严格执行安全技术规范和管理制度，保证特种设备安全”的规定，李贤勇操作的专门用于场内货物装卸的叉车属于特种设备，特种设备的使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其作业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相应资格。李贤勇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在明知自身不具备驾驶叉车资质的情况下，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操作叉车装卸货物，同时又未能尽到谨慎注意的义务，忽视自身安全，导致案涉事故发生，其应当自行承担主要责任。
再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对其生产、经营、使用的特种设备安全负责”的规定，合荣公司装卸货物使用的叉车即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系特种设备，合荣公司作为叉车的所有人及管理人，应当对事故叉车尽到安全使用及管理职责。而案发当天李贤勇应合荣公司的要求开车至该公司场内出货台装货，合荣公司未派专人使用叉车及时予以装卸，而后在李贤勇驾驶叉车装货过程中，因合荣公司对叉车的使用缺失安全监督管理亦未对此及时予以制止，造成李贤勇能够驾驶叉车并因操作不慎导致其严重受伤，合荣公司对案涉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故其应对该事故的发生承担一定的责任。本案系李贤勇基于合荣公司因存在过错造成其人身伤害而主张要求合荣公司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三条“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一）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的规定，现合荣合同以案涉《承运合同》中双方约定有即在运输、装卸货的过程中发生事故所造成的人员财物损失均与合荣公司无关，全部法律责任由李贤勇承担的内容，上诉主张称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根据合荣公司和李贤勇对事故发生的过错程度，酌定李贤勇应承担80%的责任，合荣公司应承担20%的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按原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6643.8元；由李贤勇负担2952.8元，江门市合荣纸品包装有限公司负担369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谢敏忠
审判员 徐 闯
审判员 甄锦瑜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陈惠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