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泰中民终字第0104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霞红，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李玉虎，江苏律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建清，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陈爱萍，江苏环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沈霞红与被上诉人何建清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8月25日作出（2014）泰高民初字第716号民事判决，上诉人沈霞红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经审理查明，2013年6月28日上午，何某在永安洲镇古马干河边一工地，为一建造中的船只焊接横梁时，自高处摔下受伤。事发当日被送至泰州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被诊断为多发伤，闭合性腹部外伤，腹腔积血，肝右叶挫裂伤，膈肌破裂，右侧4、5、7、8、9、11、12肋骨骨折，右侧血气胸，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行肝脏、膈肌修补、腹腔冲洗引流术以及右侧肋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何某在治疗过程中自己花费医药费39610元。后何某、沈霞红为赔偿问题未能协商一致，何某遂于2014年5月26日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沈霞红支付其已付医药费39160元。
原审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在事发时何某是否系受雇于沈霞红从事的劳务。2014年3月14日的接处警工作登记表中，处警经过及结果一栏表明“经过现场了解，何某称自己在沈霞红后面干活时不慎受伤，现向沈霞红索要相关费用，沈霞红承认承担大部分责任，但要求何某自己也承担部分责任，民警现场调解不成功，后告知双方到司法部门进行进一步调解”，处警民警为“严贾丰、范联虹”。在原审法院与永安洲派出所民警李波的谈话笔录中，李波表示其是双方纠纷调解的参与人，永安洲派出所于2014年4月16日出具的调解协议书（因双方不同意调解，未能达成协议）就是在他的主持下出具的，李波同时表示“沈霞红是何某的老板，双方应该是雇佣关系，这个在调解现场双方都认可的”。结合接处警工作登记表中“沈霞红承认承担大部分责任”的记载，李波表示的双方在调解中均认可“沈霞红是何某的老板，双方应该是雇佣关系”的陈述以及何某所提供的录音（虽沈霞红因何某未能提供录音的原件而不认可，但原审法院播放给民警李波听后，李波表示是真实的）中“他是小老板，可懂，也就是请我同他两个人去帮他忙，等于就是打工”的内容，原审法院对事发时何某系受雇于沈霞红这一事实予以认定。原审法院认为，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何某作为沈霞红的雇员即提供劳务一方在工作过程中受伤，沈霞红作为雇主即接受劳务一方未能提供足够的安全作业条件致事故发生，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根据何某的陈述，何某自1984年即从事焊接工作，但没有相关证书，从2013年2月24日就在事发工地从事焊接工作，则何某作为有着三十年焊接经验的工人，未尽安全注意义务，导致事故的发生，其本身也有过错，应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原审法院酌定何某的医药费损失由沈霞红承担80%即39160×80%计31328元，其他20%的医药费损失由何某自负。对于何某所称的沈霞红已垫付的费用，因沈霞红称该费用为借款且保留索赔的权利，故原审法院在本案中暂不作处理。
综上，原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意见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九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沈霞红于判决生效后的10日内赔付何某因2013年6月28日事故所造成的医药费损失计31328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200元，由沈霞红负担（此款何某已预交，原审法院不再退还，由沈霞红在赔付上述款项的同时一并给付何某）。
上诉人沈霞红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雇佣关系，与事实不符。1、2014年3月14日的接处警工作登记表系现场民警根据被上诉人说明的情况形成，一审法院采纳了其中被上诉人的单方陈述“上诉人承认承担大部分责任”的意见。2、一审法院与民警李波的谈话笔录与事实不符，由李波主持调解并形成的“调解协议书”上没有上诉人自己的签名，上诉人对此不知情，且注明了被上诉人不同意调解。庭审中，上诉人要求李波出庭接受质询，被一审法院拒绝。3、被上诉人何某没有提供原始录音当庭播放，而被上诉人根据录音整理出的内容，并不能客观反映相关当事人的主体身份。一审法院依据单方表述制作的“接处警工作登记表”、上诉人不知情的“调解协议书”以及非原始录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完全是推理。根据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证人证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受雇于一位姓刘的船老板，双方之间并不存在雇佣关系。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何某答辩称：一、一审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依据三份证据：1、2014年3月14日的接处警工作登记表；2、调解协议书；3、2014年3月17日在派出所调解时的两段录音。其中后两份证据均有民警李波的参与，一审对李波的调查内容与录音证据中严春林的陈述相互验证，证明上诉人是老板，被上诉人是跟在其后做工的。原始录音在原审第一次开庭时已当庭播放，后因手机故障无法播放，但经复制的录音中各当事人陈述清晰，且一审为慎重起见，找办案民警李波核对录音内容，以确定录音内容的真实性，一审对录音证据的调查可以证明双方系雇佣关系。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证人未到庭作证，且证人与何某并未一起工作过，其证言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关系。二、本案事实是被上诉人自2013年2月经严春林介绍到上诉人处工作，工资180元／天。事发当天，被上诉人受到上诉人的指令到船上焊接，其坐在屁股下的木板是上诉人的老婆提供的。事发后也是上诉人送被上诉人去医院，并为被上诉人支付5万余元费用，上诉人在原审中称款项是借给被上诉人的，但被上诉人并未出具借条，且所有医药费发票均在上诉人处。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上诉人沈霞红申请证人陈某到庭作证。证人陈某陈述：我是和何某一起干活的，我跟在沈霞红后面干了有个把月的时间，工资有的是跟沈霞红拿，有的跟船老板拿，如果是沈霞红发工资就听沈霞红的，如果是船老板发工资就听船老板的，事故船上的工资是由我与船老板谈的，我与上诉人沈霞红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上诉人沈霞红认为证人证言能够认定何某的工资由船老板予以支付，该船舶并不是上诉人沈霞红承包的，说明双方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真正的雇主是船老板。被上诉人何某质证认为，事发当天，证人并没有与被上诉人同时在事故船上工作，对是谁安排何某到事故船上工作以及何某的工资由谁发放并不清楚，证人证言仅能证明其本人工资是船老板发放，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何某与船老板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以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的事实。
二审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何某陈述在2013年事故发生前后双方结算工资6600元并由其出具了收条给上诉人沈霞红。上诉人沈霞红对支付何某6600元工资无异议，但认为是事发前一段时间内的工资。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无异，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双方争议在于事发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民警李波是双方纠纷的调解参与人，最能真实反映纠纷发生时的情况，其陈述双方在调解中均认可“沈霞红是何某的老板，双方应该是雇佣关系”具有可信性。何某所提供的录音虽无法提供原件，但原审法院已将录制的录音与调解参与人李波进行了核实，该录音证据亦可以采信。民警李波的陈述与录音证据严春林陈述的“他是小老板，可懂，也就是请我同他两个人去帮他忙，等于就是打工”的内容能够相互印证，另结合二审庭审中，双方确认的工资结算情况，足以认定原审法院据此认定事发时双方存在雇佣关系，并无不当。结合二审庭审中，双方确认的工资结算情况，足以认定双方之间存在用工关系。上诉人上诉称本案中船舶并非由其承包，而是做点工，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均是与船老板存在雇佣关系，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00元，由上诉人沈霞红负担（已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珏
代理审判员 缪翠玲
代理审判员 顾春旺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叶 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