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东中法民二终字第114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海升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桥头镇桥东路南六街**号。
法定代表人：王丽。
委托代理人：朱火兵，男，系该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黄凯欣，女，系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昌贤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前进路边西乡林果所恒明珠工业园厂房*栋*楼东边。
法定代表人：石寿贤，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黄仲民，广东鹏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孙鹏程，广东鹏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东莞市海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海升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昌贤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昌贤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4）东三法常民二初字第1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昌贤达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称：2012年11月至2013年8月期间，昌贤达公司根据海升公司签发的订单，向海升公司供应螺钉五金配件共计35781.86元。根据订单的约定，海升公司最迟应在收到昌贤达公司开具的上述货物的增值税发票120天内付清全部货款，海升公司收货后未依约付款，昌贤达公司据此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海升公司支付货款35781.86元及相关利息391.21元（利息从2014年1月1日起按照同期贷款年利率6.56%，暂计算至2014年2月28日，实际应付利息计至付清之日）；2.本案诉讼费由海升公司承担。昌贤达公司于一审庭审中变更利息诉求为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海升公司向原审法院答辩称：双方是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不是案涉货款数额，货款数额应是12599.48元。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昌贤达公司与海升公司存在交易往来，昌贤达公司主张海升公司拖欠2012年11月至2013年8月期间货款未付，举证了订货单、送货单、对账单、增值税发票及发票签收单等证据。订货单为2012年10月至2013年7月期间，均注明“FM：东莞市海升科技有限公司”，TO昌贤达公司，注明了订货单号及交易货品的名称、规格、数量、单位、单价等信息，付款方式注明月结60天或收到发票后90天或收到发票后120天，“订货方印签”处有人员的签名，部分盖有“深圳市佳宝隆科技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部分盖有海升公司的合同专用章；送货单均注明收货单位为海升公司，并注明了订单号码、图纸编号、数量、规格、单价、金额等信息，与前述订货单相吻合，送货单下方加盖昌贤达公司的发货章，收货人处有“向其来”等人的签名，部分送货单未签收，昌贤达公司主张是快递送货，其后有进行对账；对账单抬头均注明“TO海升科技”，列明送货日期、送货单号、订单号、产品名称、规格、数量、单价、金额等信息，与送货单及订货单所列信息吻合，对账单客户确认处有“谢其霞、何明昀、杨惠”等人的签名确认，其中2012年11月货款含税金额为9300元、2012年12月货款含税金额为4110.40元，2013年1月货款含税金额为1388.31元、2013年3月货款含税金额为12599.48元、2013年5月货款含税金额为1065.68元、2013年6月货款含税金额为1262.10元、2013年7月货款含税金额为3454.66元、2013年8月货款含税金额为2599.74元，以上合计35780.37元；各月货款昌贤达公司均向海升公司开具对应的增值税发票，发票签收单有“谢其霞、邓婉清、毛荣辉、李砾、何明昀、杨惠”的签名。
海升公司对编号13020001、13030004、13030026、13030028、13030034、13030042的订货单予以确认，上述订货单上有“深圳市佳宝隆科技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海升公司确认曾委托深圳市佳宝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佳宝隆公司）帮忙订货，合同相对方是海升公司。海升公司确认的编号13020001、13030004、13030026、13030028、13030034的订货单对应的编号1303001、1303002、1303003、1303004、1303005、1303006、1303007的送货单予以确认，上述送货均发生在2013年3月，对账单为杨惠签名确认，海升公司确认杨惠是其员工。海升公司确认的编号为13030042的订货单对应的是编号为1304001的送货单，该送货单是2013年5月送货，对应的对账单上是“何明昀”签名确认。
另，昌贤达公司因催讨上述货款未果，于2014年4月10日提起本案诉讼。（2014）东三法常民二初字第165号广州市伯霖贸易有限公司诉海升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查明，李砾、何明昀均在海升公司处购买社保，海升公司是由佳宝隆公司全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的法定代表人为周明，其后变更为王丽。海升公司称曾为佳宝隆公司的员工购买社保，问及有无证据证明佳宝隆公司委托海升公司为其员工购买社保或者其他证据证明李砾、何明昀是佳宝隆公司的员工时，海升公司称没有证据证实。海升公司于原审庭后提交李砾、何明昀的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处写明是佳宝隆公司，试用期为2013年5月2日至2013年6月1日，固定期限为2013年5月28日至2014年5月27日，用人单位落款处只有“周明”的签名，没有盖章。
以上事实，有应收款明细、订货单、2012年11月至2013年8月对账单、送货单、2012年11月至2013年8月增值税发票、发票签收单及原审法院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
原审法院认为：海升公司对与昌贤达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及委托佳宝隆公司向昌贤达公司订货的事实予以确认，双方在买卖合同关系中都应该诚信履约，现海升公司对昌贤达公司举证的大部分证据不予确认，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双方都应对自己的主张能获得支持而尽力举证。昌贤达公司主张海升公司尚欠2012年11月至2013年8月期间货款，有订货单、送货单、对账单、增值税发票及发票签收单等为证，昌贤达公司举证的证据显示的订货方、收货方、发票上购货单位名称、发票的签收人全部指向海升公司，且证据之间相互对应，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能证实昌贤达公司的主张。海升公司对昌贤达公司的举证所提出的反驳意见是除其确认的订购单及杨惠签收的对账单之外，其余的印章和签名者均并非海升公司人员，但就单据上签收人员的身份，昌贤达公司因无法掌握海升公司的用人情况，举证能力明显较弱，无法就案涉单据上的签收人是否海升公司的员工进行有力举证，但海升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对其员工的情况具有较强的举证能力，故海升公司对自己的该主张应进行有力地举证以反驳昌贤达公司的主张。因在（2014）东三法常民二初字第165号广州市伯霖贸易有限公司诉海升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原审法院有调取社保资料查明，李砾、何明昀均在海升公司处购买社保，海升公司对此事实也确认，仅称海升公司曾为佳宝隆公司的员工代为购买社保，但却无证据证实海升公司的主张，因佳宝隆公司是海升公司的实际投资方，与海升公司具有实质性的牵连，海升公司应清楚佳宝隆公司的情况，在原审庭审中海升公司陈述没有证据证明李砾、何明昀是佳宝隆公司的员工，却在原审庭后提交了两份劳动合同，该两份劳动合同签署处并无佳宝隆公司的印章，只有“周明”的签名，该两份劳动合同的形成存疑，且海升公司确认的编号为13030042的订货单对应的是编号为1304001的送货单，该送货单是2013年5月送货，对应的对账单上就是“何明昀”的签名确认，这一点更为直接地反映了海升公司的主张前后矛盾。故海升公司并未能有力地举证反驳昌贤达公司的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对账单及送货单，对于海升公司尚欠昌贤达公司2012年11月至2013年8月期间的货款35780.37元的事实，原审法院予以认定。昌贤达公司依约交货，海升公司应依约支付货款，海升公司至今未付，已经超过订购单上的付款期限，实属违约，昌贤达公司诉求海升公司向其支付货款35780.37元及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起计付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对昌贤达公司超出该部分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驳回。
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限海升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昌贤达公司支付货款35780.37元及逾期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4年4月10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清偿之日止）；二、驳回昌贤达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2元，由海升公司承担。
上诉人海升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一、昌贤达公司提交的订货单、送货单、对账单、增值税发票及发票签收单均存有疑点，无法一一对应，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原审法院据此作出判决是错误的。1.订货单基本上均无海升公司盖章确认，只有部分订货单有盖章，但加盖的公章并非海升公司而是另一公司，故均无法印证海升公司订货事实。且订货单如有订货人及供应商双方盖章确认，即相当于合同，但案涉订货单海升公司均未盖章确认，故订货单不成立，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2.关于送货单，在收货单签名、盖章处基本无人签名，亦无海升公司盖章，无法证明海升公司接收了货物，也无法排除系昌贤达公司自行制作送货单。3.对账单是双方对真实交易的确认，是付款的依据，但除了2013年3月的对账单外，其余对账单均无昌贤达公司盖章和海升公司员工签字确认，根本不能反映双方是否有交易以及交易真实金额。4.关于增值税发票和发票签收单，首先，发票应该依据双方对账单开具，但本案中仅有2013年3月有对账，其余均无对账，故据此作出的发票必然无法作为付款依据。其次，付款的条件必须是对账后、开票后，而本案除2013年3月，其余无对账，在未确认是否有交易及交易金额的情况下无法进行付款。最后，发票的出具属于单方行为，不代表确认货款以及作为付款的依据，签收人员并非海升公司的员工亦无海升公司授权，其行为不能代表海升公司。二、原审法院认定案涉两份劳动合同的形成存疑是错误的。1.海升公司原审当庭陈述没有证据证明李砾、何明昀是佳宝隆公司的员工，是指在原审庭上未能提交证据证明。由于李砾、何明昀不是海升公司员工，海升公司无法当庭提交，也无法当庭确定庭审后一定能提交，于是只说明庭上无法提交。事实上原审庭审后，海升公司在多次请求后终于取得李砾、何明昀的劳动合同。且海升公司原审庭后补充证据的行为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2.周明作为佳宝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有权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签署合同，故只有法定代表人签字但没有法人印章的合同理应有效。3.案涉劳动合同有佳宝隆公司盖章和员工签字，合法有效，昌贤达公司如对该员工签字存疑，可申请司法鉴定。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昌贤达公司答辩称：一、昌贤达公司提交的订货单、对账单、送货单、增值税发票和发票签收单等证据相互佐证，并已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海升公司拖欠昌贤达公司2012年11月至2013年8月期间货款35780.37元未付的事实。1.关于2012年11月份的货款：由案涉编号为Hason121023008号的订货单可见，订货单的收件人是昌贤达公司，发件人海升公司，其上有海升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及其员工“韦秋听”的签字。案涉2012年11月对账单上的订单号码、订购货物的数量、型号、规格和金额等资料均与上述订货单完全一致。且该对账单上的“韦秋听”的签字与上述订货单“韦秋听”的签字完全一致。另，昌贤达公司还开具了抬头为海升公司的增值税发票。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并已形成了证据链，足以证明“韦秋听”、“谢其霞”作为海升公司的员工签署了案涉2012年11月对账单的事实。2.关于2012年12月份的货款：2012年12月份对账单上“邓婉清”的签字与2013年1月16日发票签收单的“邓婉清”的签字一致，该对账单上载明的信息均与由“李砾”签发的订单号码为Hason12110025、Hason12120008、Hason12110016相互印证。原审法院亦已查证“李砾”在另案被证实为海升公司的员工，此外，上述订货单上“李砾”签名与案涉提交2013年8月22日中的“李砾”签名一致，因此，上述证据足以证明“邓婉清”作为海升公司的员工签署了案涉2012年12月对账单的事实。3.关于2013年1月的货款：2012年1月对账单上“谢其芳”的签字与2012年11月份对账单、2013年3月12日发票签发单上的签字完全一致，如上所述，2012年11月份对账单由于“韦秋听”签字与订货单等证据相互印证而被确认，进而2012年11月份对账单上“谢其芳”的签名是真实的，据此，既然2013年1月份对账单上“谢其芳”的签名与2012年11月对账单上“谢其芳”签名是一致，因此，2013年1月份的对账单的真实性理应予以确认。再者，2013年11月份对账单上载明的信息均与由“李砾”签发的相关订货单完全一致，因此，上述证据证明“谢其芳”作为海升公司的员工签署了2013年1月对账单的事实。4.关于2013年5-8月份的货款：由于海升公司在原审庭审中已确认了昌贤达公司2013年3月份和5月份的账款及相关文件，而2013年5月对账单上有“何明昀”的签名，也即海升公司实质上也确认了2013年5月对账单“何明昀”的签名。因此，2013年6-8月的对账单上“何明昀”的签名与2013年5月对账单“何明昀”的签名完全一致，可以证明2013年6-8月份的对账单是真实的。另外，2013年6-8月份对账单上载明的信息均与由“李砾”签发的相关订货单完全一致，因此，上述证据足以证明“何明昀”作为海升公司的员工签署了2013年6-8月对账单的事实。二、海升公司错误地将昌贤达公司提交的证据分割处理，其提出的所谓疑点及无法形成完整证据链的主张是不能成立的。三、在（2014）东三法常民二初字第165号生效判决中，海升公司已确认李砾、何明昀均在其处购买社保，本案中海升公司提交的劳动合同和入职资料显然不能有效推翻上述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且，佳宝隆公司系海升公司的实际投资方，两公司存在利害关系，不能排除佳宝隆公司协助提供虚假文件的可能，因此，案涉劳动合同及入职资料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1.海升公司称其只确认有海升公司工作人员签名及海升公司印章的订货单，一审期间，海升公司确认编号为13020001、13030004的订货单，该两份订货单上订货方的签名人员分别为李砾、聂君，二审期间，海升公司又否认李砾、聂君为海升公司的员工。2.一审庭审时原审法院要求海升公司提交社保名册，海升公司未按要求向原审法院提交，亦未能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3.海升公司只确认与昌贤达公司存在2013年3月的交易，金额为12599.48元。4.二审期间，本院限期要求海升公司书面答复是否收到昌贤达公司主张的增值税发票及有无抵扣的问题，海升公司在限期内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说明。
以上另查事实，有原审法院庭审笔录及本院调查笔录附卷为证。
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双方之间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均应依法履行各自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海升公司拖欠昌贤达公司货款的数额如何认定。
首先，昌贤达公司提交的对账单显示确认人员分别为谢其霞、邓婉清、毛荣辉、李砾、何明昀、杨惠等人，海升公司只确认杨惠的员工身份，否认其他人员系海升公司员工。一方面，海升公司未按原审法院的要求提供公司社保名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责任。另一方面，海升公司确认的编号为13020001、13030004的订货单上订货方的签名人员分别为李砾、聂君，海升公司同时陈述称其只确认有海升公司工作人员签名及海升公司印章的订货单，据此可以认定李砾、聂君为海升公司的员工，可见海升公司存在不诚信的陈述，可信度较低。结合（2014）东三法常民二初字第165号案件中查明的李砾、何明昀均在海升公司处购买社保的情况，亦可以认定李砾、何明昀系海升公司的员工。综合上述分析，在海升公司未能提交充分证据推翻的情况下，本院认定谢其霞、邓婉清、毛荣辉、李砾、何明昀、杨惠均系海升公司的员工，案涉昌贤达公司提交的对账单均有海升公司员工的签名，应予以认定。经统计，对账单显示货款金额合计为35780.37元。其次，昌贤达公司提交的增值税发票及发票签收单等证据亦可以印证上述货款金额。虽然海升公司对除杨惠签名的发票签收单外均不予确认，但本院限期要求海升公司书面答复是否收到昌贤达公司主张的增值税发票及有无抵扣的问题，海升公司在限期内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说明。事实上，发票签收单上有何明昀、邓婉清、谢其霞、李砾、毛荣辉等人的签字，本院对此予以采纳。最后，昌贤达公司提交的订货单、送货单亦可印证上述事实。综合上述分析，原审法院认定昌贤达公司提交的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能够证实昌贤达公司的主张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维持。昌贤达公司主张海升公司尚欠货款35780.37元合法有据，应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海升公司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695元，由上诉人东莞市海升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祁晓娜
代理审判员 殷莉利
代理审判员 田永健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李慧英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