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新民五初字第21号
原告杨成贵，男，1956年5月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呼和浩特市新城区。
被告杨栓牢，男，1959年8月2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呼和浩特市新城区。
被告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毫沁营镇哈拉更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毫沁营镇哈拉更村。
负责人赵永明，该村民委员会主任。
原告杨成贵诉被告杨栓牢、被告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毫沁营镇哈拉更村村民委员会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4年2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成贵、被告杨栓牢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毫沁营镇哈拉更村村民委员会经传票传唤未到庭，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成贵诉称，原告于1998年第二轮承包土地时，代表全家五口人与被告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毫沁营镇哈拉更村村民委员会签订了《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共承包土地17.5亩，其中“西胜明”地9亩。随后，原告将“西胜明”地扩展了一部分，使得原告在“西胜明”地共有13.14亩，并耕种该地多年。后来原告在外跑运输，因与被告是亲戚关系，便将其中一部分土地交给被告耕种，再后来经过赵凤山与原告协商，被告耕种了原告位于“渠东”部分的地。2012年原告又将地收回自己耕种。2012年根据新城区政府的安排，本村的部分土地以每亩5万元的补偿款征用，经测量，征用原告“西胜明”地13.14亩，“拐有福”地4.6亩。对此原告分别于2012年7月24日与2011年12月3日与村委会签订了《征地协议》。但在土地款发放时，被告向村民委员会申明“西胜明”地有其2.5亩，阻止原告领取补偿款，村民委员会停止发放2.5亩补偿款125000元。经多方调解未果后，原告诉至法院，要求二被告给付占地补偿款125000元。
被告杨栓牢辩称，争议的2.5亩地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的承包人是被告胞兄杨德平、刘巧莲夫妇及三个子女，1986年杨德平一家“农转非”，他家的承包土地收回，“西胜明”地由村小组长补给了姚二利及被告一家，由被告一直耕种到1999年。由于原被告两家在“西胜明”耕地相邻，耕地过程中一直摩擦不断，1999年在赵凤山的协调下，原告用位于渠东的4亩多地与被告“西胜明”地互换，被告后来一直耕种“渠东”地。2011年秋天，村委会要征用“西胜明”地和“渠东”地，原告丈量了包括被告土地在内的“西胜明”地，当时被告认为二家地已互换，所以未提出异议。隔了一段时间“渠东”地开始丈量时，原告阻挠被告丈量，称地是他家的，被告无奈只能向村委会主张“西胜明”地2.5亩补偿款归被告所有，由此产生纠纷。原告在诉状中陈述的不是事实，原告在“西胜明”只承包了9亩，其自称经过自己扩张，扩为15亩多，“西胜明”村民的耕地紧紧相连，不可能扩展到15亩多，另外原告一家5口人，实际经营的土地有39亩多，这在哈拉沁村是极不合理的。原被告虽然是亲戚关系，但因为耕地问题从1986年开始就一直有矛盾，他将耕地无偿交给被告耕种也有悖于常情。双方的纠纷经村委会、新城区司法局成吉思汗司法所解决，均认定耕地属于被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毫沁营镇哈拉更村村民委员会未到庭，亦未提供书面答辩意见。
原告杨成贵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当庭向法庭提供如下证据：
1、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征地协议，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明原告在“西胜明”有承包地9亩，征地测量时，原告因扩边展沿、加入地棱等测量为13.14亩；征地协议证明原告与村委会签订了“西胜明”地10.64亩、“拐有福”地4.6亩的补偿协议。2、证人刘巧莲证言，证明其原是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毫沁营镇哈拉更村的村民，在“西胜明”杨成贵承包地北有7分承包地，一直由原告杨成贵耕种，1985年证人一家“农转非”，证人便不再管理该块土地。3、被告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毫沁营镇哈拉更村村民委员会与被告杨栓牢签订的征地补偿协议，证明被告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毫沁营镇哈拉更村村民委员会错误地与被告杨栓牢签订协议，侵害了原告的合法利益。4、“成吉思汗司法所关于对杨成贵、杨栓牢土地承包合同纠纷的司法意见书”，原告认为该司法意见书在事实认定上与实际偏离，原告只领取了“西胜明”地10.64亩的补偿款，司法所则认定了领取了15.31亩补偿款。
被告杨栓牢为证明其答辩观点，提供了如下证据：
1、证人姚思俊（又名姚二利）证词，证明在1986年，村委会第一小组给被告杨栓牢的儿子和证人的儿子分了4块他人退耕的地，有“拐有福”地1.3亩、道东地1亩、“西胜明”地2块。证人姚思俊与被告杨栓牢二家将耕地分开，其中证人耕种了“拐有福”1.3亩、“西胜明”下块地2.4亩，被告杨栓牢分得另外2块地，总亩数与证人两块地的亩数不差上下。2、证人赵凤山证言，证明被告杨栓牢与姚二利在“西胜明”一同分到了耕地，被告杨栓牢的耕地与原告杨成贵的耕地相邻，在耕种时经常发生矛盾，原被告二人遂找到证人从中协调，原告用位于渠东的3、4亩地与被告调换耕种的事实。3、被告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毫沁营镇哈拉更村村民委员会与被告杨栓牢签订的征地补偿协议，证明被告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毫沁营镇哈拉更村村民委员会认可诉争的耕地分配给被告杨栓牢耕种，在征地时与被告签订了补偿协议。4、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司法局成吉思汗大街司法所出具的“对杨成贵、杨栓牢土地承包纠纷的司法意见书”，证明原被告纠纷经所在的司法所处理，司法所经过调查走访后，认为争议的“西胜明”2.5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归被告杨栓牢，被告杨栓牢应享有该地的补偿款。
上述证据经当庭质证，被告杨栓牢对原告杨成贵提供的1、3、4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经过村委会认定和司法局的调查，均已确认争议的耕地属被告杨栓牢耕种，补偿款也当然归被告。原告在“西胜明”有承包地9亩，已得到足额的补偿，不应再对被告耕种的土地上主张补偿款。被告对2号证据刘巧莲证言有异议，认为证人刘巧莲是原告杨成贵嫂子，与原告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真实，且证人刘巧莲也证明了1986年左右证人户口转入城市，不再耕种承包地，和被告陈述的事实一致。
原告杨成贵对被告杨栓牢提供的姚思俊证词和赵凤山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刘巧莲已证明其只有7分的承包地，在不耕种后是由原告耕种，被告杨栓牢不可能再分得2.5亩土地；证人赵凤山只是与原告协商过原告的“渠东”地让被告耕种，未协商过换地事宜。对于被告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毫沁营镇哈拉更村村民委员会与被告杨栓牢签订的征地补偿协议，原告认为正因为村委会错误的与被告签订了耕地补偿协议，才将村民委员会列为被告起诉，该协议没有证明意义。对“司法意见书”，原告认为该意见书确认原告在“西胜明”地征地补偿的亩数为15.31亩没有依据，原告在“西胜明”地有13.14亩，包括争议的2.5亩，该意见书不能反映事实，原告不认可。
经法庭调查，取得了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毫沁营镇哈拉更村村民委员会治安主任郑全忠的证言，证明郑全忠代表村委会调解村民杨成贵、杨栓牢耕地补偿款问题，经过走访村民赵凤山、姚二利、董三娃等人，了解到刘巧莲在1986年左右转入城市户口后，其耕种的土地由村小组收回，由村民小组的组长毕成厚进行分配，杨栓牢在“西胜明”分到了二亩左右的耕地，董增元帮助杨栓牢在“西胜明”地收获庄稼取得过相应的报酬。村委会认定双方争议的2.5亩土地原由杨栓牢耕种，相应的补偿款也应由杨栓牢享有，故与被告杨栓牢签订了征地补偿协议。
对郑全忠的证言，被告无异议，原告认为村委会调查的事实及认定结论不是真实情况，对该证据有异议。
本院认证认为，原告提供的证人刘巧莲证言，证人刘巧莲系原告嫂子，与原告有利害关系，其证言没有其他证据佐证，证明力较弱，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认可，但上述证据不能直接证明本案诉争的土地是由原告享有承包耕种权利及补偿权益，对其关联性不予采纳。被告杨栓牢提供的证人姚思俊证词和赵凤山证言相互印证，可以证明被告杨栓牢分配到了“西胜明”的耕地，并在该耕地上一直耕种，直至经赵凤山协调，与原告杨成贵换地耕种等事实，予以采纳；被告提供的其与被告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毫沁营镇哈拉更村村民委员会与被告杨栓牢签订的征地补偿协议，可以证明被告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毫沁营镇哈拉更村村民委员会认可诉争的耕地分配给被告杨栓牢耕种，在征地时与被告签订了补偿协议，予以采纳。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司法局成吉思汗大街司法所出具的“对杨成贵、杨栓牢土地承包纠纷的司法意见书”，对该意见书的真实性予以采纳。郑全忠的证言，真实有效，与本案有关联性，亦予以采纳。
经审理查明，1986年左右，因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毫沁营镇哈拉更村村民委员会村民杨德平一家“农转非”，耕种的土地由村委会收回，生产小组将“西胜明”的一块耕地交由被告杨栓牢耕种，该地块北邻董俊兵、南邻原告杨成贵、西邻河渠，但一直未签订承包合同。被告杨栓牢在耕种过程中，因与原告杨成贵耕地相邻，在生产过程中与原告杨成贵经常发生矛盾。1999年左右，经本村村民赵凤山（原生产队会计）从中调解，被告杨栓牢将“西胜明”的耕地与原告杨成贵“渠东”的4亩左右耕地互换耕种。2011年秋天，被告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毫沁营镇哈拉更村村民委员会计划征用“西胜明”的耕地，原告杨成贵参与测量了“西胜明”的耕地，随后村委会又计划征用“渠东”的耕地，被告杨栓牢去测量时，遭到原告杨成贵家人阻拦，被告知“渠东”地是原告的承包地，被告没有权利领取补偿款，被告遂向村委会提出异议，认为既然被告不能领取已经互换“渠东”地的补偿款，“西胜明”耕地的补偿款就应由被告获取，原被告双方由此发生争议。经被告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毫沁营镇哈拉更村村民委员会调查走访，在查明被告在“西胜明”确实有2.5亩耕地的基础上，与被告签订了征地补偿协议。原告对该协议不服，将争议提交到当地司法所处理。经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司法局成吉思汗大街司法所调查、调解，依然认定被告享有诉争2.5亩耕地的补偿收益。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负有证明责任。原告主张“西胜明”地2.5亩补偿款应归其所有，但其所举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均证明其在“西胜明”地有承包地9亩，而不论是原告自己诉称已获得10.64亩，还是成吉思汗司法所认定的15.24亩（“西胜明”地及“拐有福”地的总和），均已超出原告杨成贵承包地的补偿范围，原告亦无其他有效证据佐证其在“西胜明”确有13.14亩耕地，故原告所举证据不能证实“西胜明”地2.5亩补偿款应归其所有，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反观被告杨栓牢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其在“西胜明”地有自己耕种的土地，被告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毫沁营镇哈拉更村村民委员会与被告杨栓牢签订的补偿协议并未侵害到原告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杨成贵的诉讼请求。
诉讼费：案件受理费28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杨成贵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艳涛
审 判 员 牧 人
人民陪审员 李桂林
二〇一四年六月三日
书 记 员 范芙蓉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供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应当调查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程序，全面、客观的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