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6民终16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永贵，男，1968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晓红，安徽昊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柏根，男，1949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林盛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东浦镇行宫山村。
法定代表人：吴柏根，系该公司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立军，男，1972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上述三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显明，浙江明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三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海娟，浙江明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永贵因与被上诉人吴柏根、绍兴市林盛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盛公司）、孙立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7）浙0602民初84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永贵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孙永贵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被上诉人吴柏根、林盛公司、孙立军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提供的财务报告认定案涉款项属于投资没有依据。上诉人的第一笔出借款发生在2009年，而被上诉人提交的2011年财务报告中才记载“投资人投资需挂靠在原股东的名下”，对方提交的证据显然自相矛盾。其次，法律上认定隐名股东的股东身份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实际出资，二是不存在规避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的情形，而上诉人均不符合，故上诉人不是挂靠在被上诉人吴柏根名下的隐名股东。再次，一审法院认定没有出借合意错误。上诉人是将案涉款项出借给被上诉人而并非投资，在被上诉人逾期付息时，上诉人都会催要。最后，一审法院以收据上书写“投资”二字而上诉人未提出异议从而认定投资事实错误。二、本案实际系名为投资实为借贷案件。投资一般需要签订协议并有出资证明书或享有股权，而本案既没有投资协议也没有投资合意，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投资要件，是完完全全的借贷关系。三、同一案件事实以不同法律关系判决错误。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6民终4367号、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7）浙0602民初7938号案与本案存在关联性，属于同一案件事实，上述案件认定被上诉人孙立军归还的150万元是归还本案450万元借款的利息，即确定了本案450万元款项属于借贷法律关系，因此案涉款项应当认定为借贷性质。
吴柏根、林盛公司、孙立军共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借贷合意。首先，上诉人从2009年1月20日至2014年7月23日期间共向被上诉人林盛公司投资四次，林盛公司收款后均出具相应收据，在款项内容中明确写明为“投资款”。其次，被上诉人提交的财务报告进一步明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林盛公司存在投资关系的事实。上诉人每年享受分红而不是收取利息。最后，无论从四份收据载明的交款单位或个人记录，还是从上诉人通过孙立军账户收到分红款来看，均可体现上诉人系挂靠在被上诉人吴柏根名下的隐名股东。二、本案不是名为投资实为借贷案件。首先，法律未明确规定投资必须统一格式，只要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即可。其次，本案中从未有保本固息的约定，也没有投资收回期限的约定。三、对所谓的同一案件事实，上诉人理解错误。上诉人提到的二份判决书均未认定150万元是归还本案450万元借款利息的事实，即不能推断出案涉款项系借款。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孙永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吴柏根、林盛公司、孙立军共同偿还借款本金450万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照14%的利率计算，款清为止），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1月20日，林盛公司向孙永贵出具编号为5019097的收据一份，载明交款单位（或个人）为吴柏根（孙永贵），金额为壹佰万元，款项内容为投资款，收款方式为现金，收款人为孙立军，林盛公司、吴柏根分别在收据上盖具发票专用章和签字。2010年4月30日，林盛公司向孙永贵出具编号为3054624的收据一份，载明交款单位（或个人）为吴柏根（孙永贵），金额为壹佰万元，款项内容为投资款，收款方式为现金，收款人为孙立军，摘要栏用铅笔注明：陈生生40万元，孙永贵60万元（后孙永贵将该备注擦去），林盛公司、吴柏根分别在收据上盖具财务专用章和签字。同日，孙立军账户收到转入的100万元。2010年6月25日，林盛公司向孙永贵出具编号为3054628的收据一份，载明交款单位（或个人）为吴柏根（孙永贵、周浩），金额为壹佰万元，款项内容为投资款，收款方式为现金，收款人为孙立军，摘要栏用铅笔注明：此款全部由周浩所投入（后孙永贵将该备注擦去），林盛公司、吴柏根分别在收据上盖具财务专用章和签字。同日，案外人李镇霞转入孙立军账户100万元。2014年7月23日，林盛公司向孙永贵出具编号为8015081的收据一份，载明交款单位（或个人）为吴柏根（孙永贵），金额为壹佰伍拾万元，款项内容为投资款，收款方式为实物加现金，收款人为孙立军，摘要栏注明：钢管1238837.6元、螺丝151700元、开发票税49204.8元，现金60257.6元，林盛公司、吴柏根分别在收据上盖具财务专用章和签字。次日，孙永贵转入被告孙立军账户60257.6元。林盛公司认可收到上述四笔款项。
吴柏根提供的七份财务报告显示，自2010年至2016年，每年的分红比例均根据上一年的各项收入扣除各项支出后的余额除以加权数股份所得，每年分红比例均有所不同。
孙永贵曾就案涉纠纷于2017年5月16日向该院起诉，请求判令林盛公司、吴柏根共同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450万元，并支付利息，后于2017年7月5日申请撤回对林盛公司、吴柏根的起诉。
该院审理的（2016）浙0602民初11866号王国东与林盛公司、吴柏根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林盛公司于2011年3月30日向王国东出具编号为3054614的收据一份，载明交款单位（或个人）为吴柏根（王国东），金额为贰拾伍万元，款项内容为投资款，收款方式为现金，收款人为孙立军，林盛公司、吴柏根分别在收据上盖具财务专用章和签字。2016年11月21日，林盛公司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向何金定、杜土兴、王国东、沈海根四人借人民币130万元（大写壹佰叁拾万元），其中何金定20万元，杜土兴45万元，王国东25万元，沈海根40万元。特立此据。林盛公司在具借人处盖具公章，吴柏根在担保人处签字。王国东请求判令林盛公司归还借款25万元、支付利息，并由吴柏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庭审中，林盛公司、吴柏根认为：2011年3月30日出具的25万元收据系王国东挂靠在吴柏根名下向林盛公司的投资款，2016年11月21日出具的借条恰好反映出双方没有真实借款往来。该案经调解最终达成如下协议：一、林盛公司归还给王国东借款本金25万元……二、吴柏根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并结合双方庭审陈述，无法认定双方之间的行为构成民间借贷关系，理由如下：一、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认定孙永贵已交付款项，但无法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案涉四份收据均在款项内容栏明确写明为投资款，其中编号为3054628的收据摘要栏用铅笔注明：此款全部由周浩所投入（后将该备注擦去）；编号为8015081的收据载明收款方式为实物加现金，摘要栏注明：钢管1238837.6元、螺丝151700元、开发票税49204.8元，现金60257.6元。以上收据上使用的均是“投资”、“投入”、“实物加现金”等词语。吴柏根提供的2010年至2016年的财务报告中使用的均是“股东”、“分红”等词语，分红比例系根据上一年的各项收入扣除各项支出后的余额除以加权数股份所得，每年比例均有所不同，而并非孙永贵所称的固定年利率14%。孙永贵亦陈述曾于一段时期内收到林盛公司分配的款项，但一直未就上述收据的书写内容提出异议，应视为认可上述款项系投资款的事实。二、根据现有证据，无法明确孙永贵所称的“借贷关系”的各方主体是谁。案涉四份收据中，编号为3054628的收据载明的交款单位（或个人）为吴柏根（孙永贵、周浩），摘要栏用铅笔注明：此款全部由周浩所投入（后孙永贵将该备注擦去）；编号为3054624的收据载明交款单位（或个人）为吴柏根（孙永贵），摘要栏用铅笔注明：陈生生40万元，孙永贵60万元（后孙永贵将该备注擦去）；其余两份收据载明交款单位（或个人）为吴柏根（孙永贵），可以看出孙永贵作为“出借人”的身份并不确定。孙永贵曾就案涉纠纷于2017年5月16日向该院起诉，要求林盛公司、吴柏根共同归还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后于2017年7月5日申请撤回对林盛公司、吴柏根的起诉，孙永贵现又以相同的理由起诉吴柏根、林盛公司、孙立军。孙永贵自身亦无法明确所谓的“借贷关系”的“借款人”究竟是谁。三、孙永贵另称该院审理的（2016）浙0602民初11866号王国东与林盛公司、吴柏根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以下简称11866号案件）中，林盛公司、吴柏根认可双方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而本案事实与11866号案件一致，故本案纠纷亦应认定为民间借贷关系。该院认为，两案收据的书写内容基本一致，但11866号案件中林盛公司、吴柏根分别作为借款人和担保人后又于2016年11月21日出具了借条一份，载明：今向何金定、杜土兴、王国东、沈海根四人借人民币130万元（大写壹佰叁拾万元），其中何金定20万元，杜土兴45万元，王国东25万元，沈海根40万元，而本案中吴柏根、林盛公司、孙立军并未向孙永贵出具借条。11866号案件中虽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但诉讼中吴柏根、林盛公司始终认为其于2011年3月30日出具的25万元收据系王国东挂靠在吴柏根名下向林盛公司的投资款，即使认可该25万元系向王国东的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七条之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的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故孙永贵据此推定案涉行为系借贷关系亦不成立。综上，孙永贵与吴柏根、林盛公司、孙立军之间的行为不符合民间借贷的特征，双方不具有民间借贷的合意，孙永贵要求吴柏根、林盛公司、孙立军归还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证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七条规定，判决驳回孙永贵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孙永贵提交（2017）浙0602民初7938号民事判决书、（2017）浙06民终4367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意在证明案涉450万元是借款，双方之间系借贷关系的事实。本院认证认为，上述判决书的真实性可以认定，对之在本案中的证明力在下文中予以综合评判。被上诉人吴柏根、林盛公司、孙立军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上诉人孙永贵与被上诉人吴柏根、林盛公司、孙立军之间就案涉450万元款项是否存在借贷合意。孙永贵虽然提供了林盛公司出具的四份收据，但该些收据均注明款项系“投资款”，显然据收据所载内容不能认定当事人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上诉人主张名为投资实为借贷，但就此仅为单方陈述，其并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实为借贷”要件事实的存在，故对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另以（2017）浙0602民初7938号民事判决对“150万元系支付450万元借款利息”抗辩所作“存在一定合理性”的评析为由，主张本案450万元款项系借款，因该判决着眼于讼争150万元款项的性质问题，而非直接对本案所涉450万元款项是否系借款作出了具有既判力的认定，且该判决仅表述孙永贵的抗辩“存在一定合理性”，未明确界定本案450万元款项系借款，故对上诉人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依照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上诉人应就其诉请所据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现其所举证据尚不能直接证明借贷合意的客观存在，因其举证不力，理当依法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所作评判全面充分，于法有据，本院均予赞同。
综上，孙永贵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2800元，由上诉人孙永贵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田 欣
审判员 黄叶青
审判员 黄哲锋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叶碧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