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闽02民终376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70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8322367537。
负责人：毛寄文，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昱昆，上海格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上海格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振工街7甲，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67346620110。
负责人：晏永福，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丹，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民航快递有限责任公司吉林分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武汉路乐东小区15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1729579600E。
负责人：伏承琰，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慧，该公司工作人员。
原审被告：厦门航空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埭辽路2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15499233XE。
法定代表人：车尚轮，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涛，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健，该公司工作人员。
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以下简称财保上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快运沈阳公司）、民航快递有限责任公司吉林分公司（以下简称民航快递吉林公司）、原审被告厦门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航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6）闽0206民初23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财保上海公司上诉请求：1、维持一审关于“厦门航空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货物损失108800元”之判决结论，并撤销其他一审判决结论，依法改判“中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民航快递有限责任公司吉林分公司应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赔偿货物损失580538.46元”；2、一审诉讼费（3902.61元）和二审期间的全部诉讼费用由两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关于《快运包裹运输服务合同》及《补充协议》。从合同用词上看，《补充协议》第3条“参加保险、保价运输的货物按货物实际损失赔偿”和第4条“未办理保险运输的物品发生损失时，按航空运输法赔偿”均关注运输的货物是否参加或办理了保险，至于保险系由谁安排或谁未安排，不是双方特别约定的事项。从合同整体上看，《补充协议》第1条确立了保险自愿原则。在该自愿原则下，《快运包裹运输服务合同》第5.1条又约定了赔偿责任的适用规则，即“办理保价或保险的，按保价或保险有关规定办理赔偿事宜；未办理保价或保险的，铁路有关规定或双方约定赔偿。”《补充协议》也是在区分“办理保险”和“未办理保险”两种情况下分别约定的赔偿责任适用规则。一审判决将《补充协议》第3条、第4条限缩性解释为“国药一心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公司）只有经中铁快运沈阳公司负责办理保险运输的才按实际损失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关于注意义务和可预见性。中铁快运沈阳公司作为承运人就所有货物均应当确保其在运输过程中的安全。国药公司在上诉人处安排投保，仅是对物流商的运输风险进行商业化控制，但中铁快运沈阳公司不享有本案货物运输险的保险利益，因此该公司当然也不得基于货物参加或办理了保险而降低其货物运输合同项下的注意义务。声明价格和货物参加保险与合同注意义务以及损失的可预见性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一审判决援引“注意义务”和“损失的可预见性”，认定中铁快运沈阳公司有权适用每公斤100元的赔偿限额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中铁快运沈阳公司主张其承担限制赔偿责任，应举证证明国药公司在合同中明确同意其赔偿责任限制为每公斤100元。4、就本案运输途中发生的药品湿损，厦航公司作为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应当在法定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中铁快运沈阳公司和民航快递吉林公司不是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在合同未约定或约定不清楚的情况下，均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被上诉人中铁快运沈阳公司辩称：1、关于对国药公司与其签订的《快运包裹运输服务合同》及《补充协议》中第3条和第4条的正确理解，一审判决已经进行了详尽的论述。《补充协议》明确约定航空运输过程中如国药公司同意参保由其负责办理，且货损赔偿最高不超过声明价格，即国药公司只有经其办理保险运输，且向其声明货物价格，才可以按不超过声明价格的实际损失获得赔偿，否则只能按照《补充协议》第4条执行。《补充协议》没有违背保险自愿原则。事实上，国药公司正是选择了不按《补充协议》的约定投保。财保上海公司上诉状对《补充协议》的解释存在明显的断章取义和曲解。2、一审判决的依据是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上诉人提出的其他上诉理由均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从《国内航空运输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规定》第三条可以看出，该赔偿限额适用于航空运输承运人，而并非上诉人所称的“公共航空运输企业”。本案中赔偿责任限定在每公斤100元的法律及事实关系明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诉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民航快递吉林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请求无任何事实或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事实和理由：1、《快运包裹运输服务合同》及《补充协议》对中铁快运办理保险与未办理保险时的赔偿有明确约定。从实际操作上讲，往往承运人代为办理保险会从中抽取部分差额作为利益，并就此承担其可控范围的风险，但国药公司并未按《补充协议》通过中铁快运进行投保。2、一审判决并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原因在于《民用航空法》虽有适用范围的规定，但其并未明确禁止非其适用范围内的行业或公司通过约定的方式适用该法的相关规定。根据民商法中“法未禁止即为允许”的原则，非公共航空运输业亦可通过约定的方式适用该法中的部分规定，且涉案合同均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背法律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属于有效合同，各方当事人应依约履行，故本案应适用赔偿限额的约定。3、本案的三方运输协议是根据法律编写的，合同中明确约定办理保价或保险的条款，是在法律条款下的相互约定，根据自愿的原则，不存在霸王条款。被承运人可以选择投保或不投保，承运人则是按照合同和法律条款办事。国药公司对其未办理保险所存在的风险有足够的认知，应当认定为自愿承担该风险，即发生货损只能获得限额赔偿。上诉人获得的代位求偿权只能限定在原权利人国药公司的求偿权限内。
原审被告厦航公司述称：对一审判决没有意见，请求维持原判。
财保上海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中铁快运沈阳公司、民航快递吉林公司、厦航公司向财保上海公司连带赔偿货物损失580538.46元及自财保上海公司支付保险金之日起至涉案判决生效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相应利息；2、中铁快运沈阳公司、民航快递吉林公司、厦航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2月31日，国药公司作为托运人、中铁快运沈阳公司作为承运人，签订了《快运包裹运输服务合同》及《快运包裹运输服务合同（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约定中铁快运沈阳公司自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为国药公司提供快运包裹货物门到门服务包括航空运输服务；航空运输过程中由于航空公司及相关承运原因造成货物损毁、丢失、短少、变质、污染、湿损等事故，由中铁快运沈阳公司在第一时间联系航空公司提供相关事故证明，中铁快运沈阳公司负责代国药公司办理索赔事宜；参加保险、报价运输的货物按货物实际损失赔偿，但最高不超过声明价格；未办理保险运输的物品发生损失时，按航空运输法赔偿，最高额不超过100元/公斤。中铁快运沈阳公司作为委托方、民航快递吉林公司作为受托方，签订《航空运输服务委托合同》，约定由民航快递吉林公司为中铁快运沈阳公司提供15条航空运输服务，为中铁快运沈阳公司提供全国各地发运及到达出港地区航空货物的机场提货业务，并将货物派送至中铁快运沈阳公司指定地点，合同有效期自2014年7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
2014年7月17日，国药公司委托中铁快运沈阳公司运输一批共77件、重1088公斤的药品，该批药品发送地为长春市双阳，到达地为福州。中铁快运沈阳公司将该批药品交与民航快递吉林公司进行运输，民航快递吉林公司于2014年7月17日以托运人的名义，将药品交由厦航公司运输。2014年7月18日，上述药品运抵福州。2014年7月19日，厦航公司福州货运部出具《厦门航空公司货物不正常运输报告单》，载明该票货物77件受潮，其中42件破损，内物亦受潮。
另查明，2014年7月17日，国药公司就本案运输货物向财保上海公司投保货物运输保险，保险货物共77件1088公斤，保险金额为680400元，装载运输工具为MF8054，自长春至福州。保险事故发生后，经调查和检验，长春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双阳分局根据国药公司的情况描述，同意国药公司质量管理部“该批药品在运输中存在严重的不符合运输条件的情况，质量情况已经失控，依法判定为不合格品，要求全部销毁”的判定意见。之后案涉货物全部被销毁。2015年3月20日，案外人仁祥保险公估（北京）有限公司出具《国药一心制药有限公司药品运输过程中水湿事公估报告》。报告载明事故原因可能为货物在长春机场装机前或装机过程中遭遇雨淋，损失理算金额为580538.46元。2015年7月17日，财保上海公司向国药公司转账580538.46元。国药公司向财保上海公司出具《权益转让书》，同意在收到理赔款580538.46元后，自动将其向第三者的索赔权转让给财保上海公司，并保证协助后者向第三者追偿损失。各方因此成讼。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纠纷系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财保上海公司根据其与案外人国药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在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后，向被保险人国药公司进行了理赔，从而取得了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国药公司请求赔偿的权利。而在国药公司与中铁快运沈阳公司、民航快递吉林公司、厦航公司的法律关系中，主要包括以下三个争议焦点：一、中铁快运沈阳公司、民航快递吉林公司、厦航公司对国药公司的赔偿责任认定问题。国药公司与中铁快运沈阳公司签订的《快运包裹运输服务合同》及《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国药公司根据前述协议，将本案案涉货物交由中铁快运沈阳公司进行航空运输，双方形成航空运输合同关系，中铁快运沈阳公司系缔约承运人，应当对合同约定的整个运输过程负责，有义务将货物安全交付给收货人。中铁快运沈阳公司根据其与民航快递吉林公司签订的合法有效的《航空运输服务委托合同》，委托民航快递吉林公司进行运输，后者根据中铁快运沈阳公司的授权，履行安排航班、以自己名义订仓、货物交付等项运输义务，厦航公司则实际承运该批药品从长春至福州，故民航快递吉林公司和厦航公司应为实际承运人，对其履行的运输负责。根据厦航公司福州货运部出具《货物不正常运输报告单》所记载的情况，应认定本案货损发生于厦航公司承运期间。因此作为实际承运人的民航快递吉林公司、厦航公司和作为缔约承运人中铁快递沈阳公司应对前述货损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货损金额问题。《货物不正常运输报告单》明确显示该票货物七十七件均受潮，鉴于药品的特殊性及更严格的质量监管要求，国药公司建议全部销毁，长春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双阳分局同意该判定意见，因此国药公司将货物全部销毁并无不当，财保上海公司根据仁祥保险公估（北京）有限公司核定的实际损失581538.46元进行理赔有事实依据。三、赔偿限额问题。1.厦航公司的赔偿限额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有关航空运输中发生的损失的诉讼，不论其根据如何，只能按照本法规定的条件和赔偿责任限额提出；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国内航空运输承运人的赔偿责任限额由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后公布执行。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内航空运输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规定除另有规定外，国内航空承运人对运输的货物的赔偿责任限额为每公斤100元。本案货物为1088公斤，因此对厦航公司而言，其对国药公司的赔偿限额为108800元。2.中铁快运沈阳公司和民航快递吉林公司的赔偿限额问题。根据国药公司与中铁快运沈阳公司签订的《快运包裹运输服务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航空运输过程中若国药公司同意参保，由中铁快运沈阳公司负责办理，保险费率按货物声明价值的3‰核收保险费，参加保险、保价运输的货物按货物实际损失赔偿，但最高不超过声明价格；未办理保险运输的物品发生损失时，按航空运输法赔偿，最高赔偿额不超过每公斤100元。前述约定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从前述规定的上下文语义来看，国药公司只有经中铁快运沈阳公司负责办理保险运输向后者声明货物价格的，方按不超过声明价格的实际损失赔偿，否则应适用每公斤100元的赔偿限额规定。而本案中，国药公司自行向财保上海公司投保，并未依照合同约定由中铁快运沈阳公司负责办理保险，亦未向后者声明价格，鉴于是否声明价格可能影响后者的注意义务和损失的可预见性，在合同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后者有权援引合同规定适用每公斤100元的赔偿限额。中铁快运沈阳公司与民航快递吉林公司签订的《航空运输服务委托合同》中约定了完全相同的条款，同理赔偿限额可适用。综上，财保上海公司在依法取得代位求偿权后，有权要求中铁快运沈阳公司、民航快递吉林公司、厦航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后者可以援引其对抗国药公司的事由进行抗辩，包括赔偿责任限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的规定，对于实际承运人履行的运输，实际承运人、缔约承运人的赔偿总额不得超过依照本法得以从缔约承运人或者实际承运人获得赔偿的最高数额，但是其中任何人都不承担超过对他适用的赔偿责任限额。因此，中铁快运沈阳公司、民航快递吉林公司、厦航公司应连带赔偿财保上海公司108800元。此外，由于保险代位求偿权纠纷中财保上海公司取得的仅是国药公司对第三人求偿的权利，因此财保上海公司诉求保险金支付之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并无法律依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判决：一、中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民航快递有限责任公司吉林分公司、厦门航空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货物损失108800元；二、驳回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向本院提交。
经审理查明，各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集中在赔偿限额问题，即中铁快运沈阳公司和民航快递吉林公司是否应与厦航公司一样，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和《国内航空运输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规定》，按照每公斤100元承担损坏赔偿责任。
就此，财保上海公司称，《补充协议》约定的是保价义务，参加保险不能限制为只能通过中铁快运沈阳公司办理，应当做扩大理解，找上诉人投保也属于协议约定的办理保险。按照每公斤100元的赔偿限额是没有合同依据的。且两被上诉人均非公共航空运输企业，无权适用国内航空公司赔偿责任限额的相关规定。一审适用限额责任既没有合同约定也没有法律规定。
中铁快运沈阳公司认为上诉人对《补充协议》第四条的理解是断章取义，关于赔偿限额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也有明确的合同约定；国药公司和中铁快运沈阳公司在《补充协议》中第一、二条明确约定如办理保险需向中铁快运沈阳公司交纳保险费和保价费，但国药公司均未交纳上述费用，因此应按协议第四条处理。
民航快递吉林公司认为，其是按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执行的，限额赔偿是正确的。
厦航公司对一审的判决没有异议。
经审理查明涉及该争议焦点的事实有：国药公司与中铁快运沈阳公司于2013年12月31日签订了《快运包裹运输服务合同》及《补充协议》，就货损赔偿问题作了明确约定：航空运输过程中若国药公司同意参保，由中铁快运沈阳分公司负责办理，保险费率按货物声明价值的3‰核收保险费，参加保险、保价运输的货物按货物实际损失赔偿，但最高不超过声明价格，未办理保险运输的物品发生损失时，按航空运输法赔偿，最高赔偿额不超过每公斤100元。但国药公司未与中铁快运沈阳公司签订运输保险合同，而是于2014年7月17日向财保上海公司就讼争货物投保货物运输保险。嗣后，国药公司亦未告知中铁快运沈阳公司其向财保上海公司投保相关事宜，也未声明货物价格。二审庭审中，财保上海公司向本院陈述国药公司并未告知其委托运输过程中国药公司与中铁快运沈阳公司就保险事宜的有关约定。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托运人与承运人可以根据意思自治原则的规定，在不违背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签订合同，自由处分自己的权利，相应的法律后果各自承担。如果双方对合同条款理解有争议，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语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本案中，国药公司与中铁快运沈阳公司签订《快运包裹运输服务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目的在于确认双方在货物运输过程中的货损赔偿责任，双方明确约定“未办理保险运输的物品发生损失时，按航空运输法赔偿，最高赔偿额不超过每公斤100元”。该约定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财保上海公司提出应对该约定作扩大理解，与合同所使用的语句、合同的目的及交易习惯等相悖，本院不予支持。国药公司未依照合同约定由中铁快运沈阳公司负责办理保险，亦未向中铁快运沈阳公司声明价格，更未将向自行向财保上海公司投保事宜及时告知中铁快运沈阳公司并征询其意见，是导致本案纠纷产生的症结所在。中铁快运沈阳公司并非国药公司与财保上海公司所签保险合同的签约当事人，其就本案运输货物的保险赔偿责任应遵循其与国药公司所签《快运包裹运输服务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因此中铁快运沈阳公司有权援引《补充协议》的约定对行使代位求偿权的财保上海公司进行抗辩，即本案运输货物损失适用每公斤100元的赔偿限额。因中铁快运沈阳公司与民航快递吉林公司签订的《航空运输服务委托合同》约定了完全相同的条款，同理赔偿限额亦可适用于民航快递吉林公司。原审法院已然注意到上述问题并作出相应分析及裁判，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财保上海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9605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隽
审 判 员 叶鑫欣
代理审判员 陈 石
二〇一七年九月四日
代书 记员 彭丽月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