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1030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圣维可福斯（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锦绣街18号。
法定代表人汉努．赛维撒罗（HannuAnteroSavisalo），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杨锋，北京达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桂英，女，1982年11月30日出生。
上诉人圣维可福斯（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维可福斯公司）因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4）大民初字第69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圣维可福斯公司之委托代理人杨锋、被上诉人刘桂英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5月，圣维可福斯公司起诉至原审法院称：2014年3月27日，我公司因出现暂时性生产经营和资金周转困难，需要临时向我公司的芬兰股东筹措资金以支付员工2014年3月的工资，但由于我公司的芬兰股东向我公司汇款过程中误将款项汇入了我公司的资本金账户，导致资金到账时间延误。2014年3月31日，刘桂英以我公司未及时向其支付工资为由开始罢工。2014年4月3日，刘桂英提起劳动仲裁，要求与我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我公司支付其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和未休年休假工资。2014年4月4日，我公司在相关款项到达常用账户后的第一时间即向刘桂英支付了2014年3月的工资。由于刘桂英从2014年3月31日起便开始罢工，因此，我公司不应支付其该日之后的工资。我公司拖欠刘桂英工资的时间未超过法定最长期限，且没有拖欠刘桂英工资的恶意或故意，我公司也不希望与刘桂英解除劳动合同并进行了挽留，因此，刘桂英并非被迫与我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其要求我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不公平、不合理。我公司不服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开发区仲裁委）作出的仲裁裁决，请求法院判决我公司无需支付刘桂英2014年4月1日至2014年4月3日期间的工资910.3元、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53281.25元，本案诉讼费用由刘桂英承担。
刘桂英辩称：我同意开发区仲裁委的裁决，不同意圣维可福斯公司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圣维可福斯公司应在2014年3月27日向刘桂英发放2014年3月的工资，但其未按上述时间向刘桂英支付相应期间的工资，亦未按双方协议约定的2014年4月1日向刘桂英支付相应的工资。2014年4月3日，刘桂英以拖欠工资为由通知圣维可福斯公司与之解除劳动合同。2014年4月4日，圣维可福斯公司支付了刘桂英2014年3月的工资。圣维可福斯公司主张其公司没有拖欠刘桂英工资的故意，更没有以此迫使刘桂英解除劳动合同的恶意，并提交银行汇款凭证和生产激励计划协议书加以证明，虽然刘桂英对圣维可福斯公司的相关主张不予认可，且结合本案查明的情况，不足以认定圣维可福斯公司具有拖欠刘桂英工资的故意，但鉴于圣维可福斯公司存在拖欠刘桂英工资且未在双方协议约定的时间履行工资支付义务的事实，以及圣维可福斯公司在刘桂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之前已存在经营状况不佳并因断电而停工的情况，可以认定刘桂英提出与圣维可福斯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并无不当；圣维可福斯公司认可双方劳动关系已经解除，双方在劳动关系解除事项上并无争议，综合本案具体情况，法院认定圣维可福斯公司应当比照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向刘桂英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刘桂英同意开发区仲裁委的该项裁决，法院不持异议。非因劳动者本人原因造成用人单位停工、停业的，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提供正常劳动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刘桂英的工资计算周期为自然月，圣维可福斯公司于2014年3月31日因断电而停工，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于2014年4月3日解除，故圣维可福斯公司应支付刘桂英2014年4月1日至2014年4月3日期间的工资，开发区仲裁委该项裁决的数额高于法院核定的数额，法院予以调整。据此，原审法院于2014年8月判决：一、圣维可福斯（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桂英二〇一四年四月一日至二〇一四年四月三日期间的工资八百四十一元三角八分；二、圣维可福斯（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桂英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五万三千二百八十一元二角五分；三、驳回圣维可福斯（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决后，圣维可福斯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其公司无需支付刘桂英2014年4月1日至4月3日期间的工资、无需支付刘桂英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圣维可福斯公司的主要上诉理由为：原审法院认定“刘桂英提出与圣维可福斯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并无不当”，属于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原审法院认定“圣维可福斯公司认可双方的劳动关系已经解除，双方对解除劳动合同无争议”，属于重大事实认定错误；原审法院认定“圣维可福斯公司应当比照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向刘桂英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属于明显且重大的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对经济补偿金的计算和支付认定也存在重大的法律适用错误，未对2008年1月1日之前和之后的情形进行区分；刘桂英从2014年3月31日即开始罢工，其主张4月1日至4月3日期间的工资，毫无事实依据等。刘桂英同意原审判决。
经审理查明：刘桂英于2007年1月15日入职圣维可福斯公司，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工资计算周期为自然月，圣维可福斯公司应在每月27日向刘桂英发放当月的工资。
圣维可福斯公司因经营状况不佳、资金周转困难，未按约定时间向刘桂英发放2014年3月的工资。2014年3月31日上午，圣维可福斯公司因断电而停工。当日下午，圣维可福斯公司员工集体向圣维可福斯公司讨薪。2014年4月1日凌晨1点左右，圣维可福斯公司的代表和员工代表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帮扶（调解）中心（以下简称经开帮扶中心）就相关纠纷进行协商并于该日凌晨5点10分签署了谈判纪要，圣维可福斯公司同意“于2014年4月1日发放2月20日—3月19日工资”，双方约定“2014年4月1日12点在帮扶中心继续谈判”，员工代表和圣维可福斯公司的外籍高管在谈判纪要上签字。2014年4月1日12点，73名员工按约定到了经开帮扶中心，但圣维可福斯公司的代表未按约定到经开帮扶中心谈判，亦未按约定支付员工工资。2014年4月4日，圣维可福斯公司支付了刘桂英2014年3月的工资。
2014年4月3日，刘桂英向开发区仲裁委提起仲裁称，圣维可福斯公司未于2014年3月27日支付劳动报酬，其被迫以圣维可福斯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工资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要求圣维可福斯公司支付其2014年4月1日至4月3日期间的工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未休年休假工资。2014年4月30日，开发区仲裁委作出京开劳仲字（2014）第700号裁决书，裁决：圣维可福斯公司支付刘桂英2014年4月1日至3日期间的工资910.3元、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53281.25元；驳回刘桂英的其他申请请求。圣维可福斯公司不服该裁决，起诉至原审法院。
原审法院审理中，圣维可福斯公司提交银行汇款凭证、生产激励计划协议书，以证明其公司没有拖欠刘桂英工资的故意，更没有以此迫使刘桂英解除劳动合同的恶意。刘桂英对银行汇款凭证的真实性认可，对生产激励计划协议书的真实性不认可，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认可。
本院审理中，刘桂英称圣维可福斯公司已于2014年4月底前为其办理了社保减员；圣维可福斯公司认可已于2014年4月底、5月初时为刘桂英办理了社保减员。
另，双方确认刘桂英离职前的月工资标准为6100元，刘桂英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为7104.17元。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银行汇款凭证、生产激励计划协议书、调查笔录、谈判纪要复印件、京开劳仲字（2014）第700号裁决书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中，圣维可福斯公司虽因经营状况不佳、资金周转困难，未按约定时间向刘桂英支付2014年3月的工资，但根据圣维可福斯公司提交的银行汇款凭证等证据，可以证明圣维可福斯公司积极申请款项，并已于2014年4月4日向刘桂英发放了上述期间的工资，圣维可福斯公司并无拖欠刘桂英工资的故意。但在刘桂英以圣维可福斯公司未及时支付工资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后，圣维可福斯公司为刘桂英办理了社保减员手续，应视为圣维可福斯公司认可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已经解除。综合上述情况，原审法院认定圣维可福斯公司应当比照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向刘桂英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并按照刘桂英在圣维可福斯公司的工作年限及双方认可的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刘桂英的月平均工资，计算圣维可福斯公司应当支付刘桂英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数额，并无不当。另，圣维可福斯公司于2014年3月31日因断电而停工，而非因劳动者刘桂英本人的原因停工，故在该日之后至劳动合同解除前的工资，圣维可福斯公司仍应向刘桂英支付。原审法院认定圣维可福斯公司应支付刘桂英2014年4月1日至4月3日期间的工资，亦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圣维可福斯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及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均由圣维可福斯（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均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丰伦
代理审判员 张 洁
代理审判员 闫 科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马卫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