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林区中级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吉75民终3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维堂，男，汉族，1954年12月24日出生，住吉林省汪清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姜国森，男，汉族，1964年3月29日出生，现住天桥岭林业局。
上诉人王维堂因与被上诉人姜国森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汪清林区基层法院（2017）吉7501民初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维堂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姜国森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王维堂的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由姜国森支付粮食款15732元，并由姜国森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姜国森收购王维堂玉米不应按照市价0.40元计算，应按照当时说好的0.46元计算。扣水分、扣杂质是一种变相压低价格的做法。通过票据证据，可以看出当时小票上写有0.46元每市斤，划掉后按着0.40元每市斤计算，是在戏弄王维堂。2.姜国森提供了2015年与王维堂玉米交易的票据，进而证明在2015年也是通过检验重量、扣除水分、杂质、霉粒后确定的收购价格。王维堂认为在2015年吃亏是考虑到曾是邻居，今年还是以这种方法压低价格是不能忍受的。3.玉米过称的总重量是19.4吨，这是口头告知王维堂的，但拒不给付相关票据。最终出售的价格和重量都是压低了的。王维堂是一个农民，玉米是买给姜国森个人的，就是按照市场毛泡每市斤0.46元交易的，但姜国森按照粮库收购粮食的标准来扣重量，其个人是没有资格收购粮库粮食的。总之，应该按照重量17.10吨、价格每市斤0.46元计算，总价为15732元，从19.40吨降至17.10吨是王维堂送的人情。
姜国森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客观，判决结论公平正义，有效维护了经营者的合法权益。2.王维堂所诉的买卖纠纷根本不存在，我没有与任何单位个人签订过购销合同，我在收购玉米过程中，参考国储粮库的收购标准和当时的市场价格，本着买卖自由公平的原则，由检验员抽样检验后，按照行业标准核定价格，双方达成共识后，验斤、填写付款凭证，收款人确认无误后签字付款。王维堂的玉米是双方协商后按照商定价格和标准进行收购的，验斤开票填完付款凭证后，王维堂确认无误签字。但是当时给他付款他没有拿走。王维堂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如果他不同意卖，完全可以将玉米拉走，直到本次诉讼时，让他把玉米拉走卖给别人，他也没有拉走。具体的买卖过程和定价过程与一审答辩内容一致。3.王维堂所述的不能扣水分、不能扣杂质冰块没有依据，我收购的玉米都是经过抽样检验合格的，根据收购标准核定价格，如果不同意就将玉米拉走，买卖自由，这是历年的交易惯例。2015年时，王维堂的玉米也是如此交易的。4.王维堂所述的玉米重量是不符合实际的。当时验斤的重量是17.54吨，扣除场地费和冰块净重15.2吨，当时已经开具了验收单。我已经提交了足够的证据证明以上事实。请求二审法院作出公正的判决。
王维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姜国森支付粮食款17848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维堂于2016年10月至12月21日将玉米棒存放在姜国森的厂院内，期间姜国森因使用场地曾要求王维堂尽快将玉米拉走卖给别人，或者脱粒卖给自己，好腾出场地使用。2016年12月21日双方当事人口头达成玉米买卖协议，姜国森帮助王维堂找来脱粒机，并出人工及机器帮王维堂将玉米脱粒后，姜国森对王维堂的玉米进行检斤、验质进行了收购。经过称重王维堂卖给姜国森的玉米为15.2吨，姜国森的检验员给王维堂的玉米定为三等玉米，以每市斤0.46元为基准价，扣除冰块、玉米水分和霉粒，每市斤定为0.39元。后双方协商能否将玉米每市斤涨一分钱，经姜国森同意后双方确定玉米收购价格为每市斤0.40元，玉米交由姜国森。姜国森给王维堂出具了玉米的总价款为12160元的《验收单》和《借（付）款单》各一份。王维堂在《借（付）款单》上签字确认。收到《验收单》和《借（付）款单》后，王维堂没有收取玉米款。
另查明，双方当事人在2015年也进行过玉米买卖交易。在2015年的玉米买卖过程中，是由检验员对每车收购的玉米单独进行检验质量在扣除水分、杂质、霉粒后单车分别确定收购价款，给王维堂开具《借（付）款单》由王维堂签字确认。2016年的交易习惯与2015年相同。
一审法院认为：1.王维堂与姜国森之间的买卖关系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1.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2.意思表示真实；3.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王维堂与姜国森于2016年12月21日双方口头达成玉米买卖协议，姜国森对王维堂玉米进行收购。姜国森通过对玉米的检验，以国家标准三等玉米每市斤0.46元为基准价，在称重及扣除水分和霉粒后，检验员给玉米定价为每市斤0.39元。王维堂又与姜国森协商将玉米收购价定为每市斤0.40元。姜国森收到玉米后给王维堂出具了玉米收购款12160元的《验收单》和《借（付）款单》，王维堂在《借（付）款单》上签字。王维堂与姜国森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玉米价格、质量的协商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是在协商后自愿达成的买卖协议。该协议不违反国家法律规定，王维堂与姜国森之间的买卖关系成立，协议合法有效。2.关于王维堂主张的卖给姜国森的玉米重量为19.40吨，收购玉米价款每市斤0.46元，姜国森不得扣除冰块、玉米水分及杂质应支付其17848元玉米款的诉求。王维堂没有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卖给姜国森玉米重量及不得扣除冰块、水分和杂质方面的证据。王维堂与姜国森在2015年的玉米买卖过程中，也是通过检验质量、扣除水分、杂质、霉粒后单车分别确定收购价款后，给王维堂开具《借（付）款单》由王维堂签字确认。今年双方也是按照2015年的交易习惯进行的交易，且王维堂已经在《借（付）款单》上签字对玉米的价格、重量给予了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王维堂的上述主张证据不足，依法不应予以支持。3.关于姜国森在诉讼中提出的要王维堂支付其在玉米脱粒过程中，姜国森为王维堂提供铲车装玉米及使用工人等费用。经查与本案没有直接联系，可另行起诉。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1、姜国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王维堂玉米款12160元。2、驳回王维堂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姜国森负担。
本院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结合双方当事人一审提供的证据以及双方诉辩情况，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在玉米收购过程中，姜国森的工作人员将王维堂的玉米称重后，在验收单上确认玉米毛重17.10吨，扣完水分为15.219吨，每市斤价格为0.39元，计算总价款为11856元。嗣后，王维堂又与姜国森协商，按照每市斤0.40元的价格计算，姜国森表示同意。最终，姜国森的工作人员按照重量15.20吨，每市斤0.40元的价格得出总价款12160元，并为王维堂出具借（付）款单，王维堂在该单据上签字。可见，王维堂与姜国森通过协商，就玉米买卖合同形成了合意，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范，合法有效。合同签订后，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履行合同，故王维堂请求按照重量17.10吨、价格每市斤0.46元计算其粮食价格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00元，由王维堂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朴红君
审判员 赵晓丽
审判员 刘 冬
二〇一七年七月六日
书记员 苏前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