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14民初904号
原告：肖俊廉，男，1975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邵东县。
原告：肖倩龙，男，1999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邵东县。
法定代理人即某。
原告：肖梦繁，女，2007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邵东县。
法定代理人即某。
原告：李凤莲，女，1953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邵东县。
四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富华，广东金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柱星，男，1988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花都区。
被告：广州市伟骏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沿江大道25号自编302。
法定代表人：陈振邦。
委托代理人：罗永豪，该公司员工。
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水荫路115号天溢大厦四层402房
负责人：吴杰辉。
委托代理人：胡小华，广东华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罗正兵，广东华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肖俊廉、肖倩龙、肖梦繁、李凤莲诉被告杨柱星、广州市伟骏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骏公司）、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阳光保险广州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肖俊廉及四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富华、被告伟骏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罗永豪、被告阳光保险广州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胡小华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杨柱星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5年9月24日8时45分，杨柱星驾驶粤Ａ×××××号牌重型厢式货车（经计算，车速为23.94km/h）未按交通信号灯指示沿花都区岭西路由南往西转弯进入与车城大道交叉路口时，与赵灵无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无号牌两轮轻便摩托车（经计算，车速为10.8km/h）搭载着赵某（两人均未戴安全头盔）发生碰撞，造成赵灵和赵某受伤，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交通事故，赵灵于2015年9月30日经抢救无效死亡。经过交警部门调查，认定被告杨柱星承担此事故的主要责任，赵灵承担此事故次要责任，赵某不承担事故责任。涉案车辆粤Ａ×××××号牌重型厢式货车的车主为伟骏公司，该车在被告阳光保险广州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含不计免赔。一、被告杨柱星驾车“闯红灯”是造成本次交通事故的唯一原因，应当承担本次事故损失的全部责任；死者赵灵骑行合格的电动自行车是正常行驶，在本次事故的发生中没有过错，依法不需要承担民事责任。（一）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其2010年第11期《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的一个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指导性案例认为：“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作出行政决定所依据的主要证据，虽然可以在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但由于交通事故认定结论的依据是相应行政法规，运用的归责原则具有特殊性，与民事诉讼中关于侵权行为认定的法律依据、归责原则有所区别。交通事故责任不完全等同于民事法律赔偿责任，因此，交通事故认定书不能作为民事侵权损害赔偿案件责任分配的唯一依据。行为人在侵权行为中的过错程度，应当结合案件实际情况，根据民事诉讼的归责原则进行综合认定。”根据以上观点结合本案实际情况，被告杨柱星驾车闯红灯是造成本次交通事故的唯一原因，也就是说只要杨柱星驾车不闯红灯，就不会发生这次交通事故，因此，被告杨柱星应当对本次民事侵权行为承担全部民事赔偿责任。死者赵灵骑行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属于正常行驶，在事故发生中没有过错，因此不能减轻被告杨柱星的民事赔偿责任。就算交警部门认定赵灵存在“无驾驶证”驾驶“无号牌”“两轮轻便摩托车”、“未戴安全头盔”并搭载他人等过错是真实的，这些过错也是违反行政法律法规的行为，不是民事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均与本次交通事故的发生不存在因果关系。（二）车辆检验机构对赵灵所骑电动自行车的“检验结论”是错误的，交警部门以此错误的检验结论为依据作出的行政法律意义上的过错认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自然也是错误的。赵灵骑行的车辆是带脚踏的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不是机动车。所以，赵灵在行政法律意义上并不存在交警部门认定的所谓“过错”。1、车辆检验机构对赵灵所骑电动自行车的检验中存在适用检测方法不当、检测结果模糊、检验结论错误等问题。首先是存在适用检测方法不当的问题。依据《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代码GB17761-1999）（以下简称“国家标准”）“6.1.1”条款的规定，测试电动自行车“最高车速”是用“试验方法”，并且明确规定了三大“试验条件”和五大“试验步骤”；同时，还说明属于电助动的自行车不需要进行“最高车速试验”。赵灵骑行的电动自行车本身就是带脚踏的电助动的自行车，依国家标准规定，该车无须进行“最高车速试验”即可明确它的非机动车属性。如果硬要对该车进行“最高车速”测试的话，也应该按国家标准规定的方法、条件和步骤进行。车辆检验机构却对国家标准规定的检测方法于不顾，擅自使用“分析”的检测方法，并且又没有分析的条件、依据、步骤和理由，显然是错误的。其次是存在检测结果模糊的问题。车辆检验机构在其检验报告中对检测结果的其它项表述得十分清楚、明白、具体，唯独对“最高车速”的表述是“大于20km/h”这样一个大概数，很不具体、很不精确，不像是检测得出的数据，十分像靠猜测、估计得出的数据，这样的数据没有真实性和可信度，它与国家标准中的“最高车速”不是同一概念。再次是存在检测结果并不必然得出“检验结论”的逻辑错误。众所周知，影响车辆“最高车速”的因素很多，并且很复杂，在其它因素均不变的情况下，仅仅骑行人的体重不足75kg（国家标准“最高车速”应不大于20km/h是以骑行人重为75kg作为条件之一的）一项就足以让“最高车速”超过20km/h，例如，一位体重50kg的骑行人就可以让该电动自行车最高车速达到22.43km/h，但是，这种车速情况是国家标准允许的，不能因该速度超过了20km/h而否定该电动自行车的非机动车属性。所以，退一步讲，就算车辆检验机构的检测结果“最高车速大于20km/h”的数据是真实的，但在无明确条件约束下，仅凭此种空中楼阁式的检测结果，在逻辑上无法直接得出“该车是轻便二轮摩托车，属机动车”的检验结论。2、赵灵骑行的电动自行车是非机动车，不是机动车。首先从该车随车合格证及车身上的速度表可以证实：赵灵骑行的电动自行车最高车速不超过20km/h。该车是正规厂家“广州市花都区冠达电动助力自行车厂”生产的，该厂有“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根据第三方公开发表的《电动自行车行驶速度调查研究报告》显示：“目前，厂家普遍提高充满电时的最高时速，但为了符合标准规定，正规厂家生产的所有电动自行车都安装了限速器，即使电压最满的时候，最高时速也被限制在了17至19公里之间”。赵灵所骑电动自行车的确安装了限速器，所以该车最高车速不超过20km/h。其次从车辆检测机构的三份《检验报告》中也可部分证实：“该车是以蓄电池为辅助能源，其电动机额定连续输出功率240W”，“有脚踏”；“制动系合格、方向系合格、全车灯光合格”；“事故时行驶速度10.8公里/小时”。以上检验结论都说明该车符合国家标准的技术要求。相信人们在现实中也从来未见过带脚踏的机动车。再次根据国家标准规定的试验方法中的条件、电动自行车的已知情况结合物理学匀速运动理论，也可以大致计算出该车的最高车速符合国家标准技术要求：Vm最高车速=P最大功率÷[K摩擦系数×（M车身质量+m骑行人重量）×G重力]×3.6（将m/s换算成km/h）=240W÷[0.03×(81kg+75kg)×9.8N/kg]×3.6=18.84km/h。最后，车身质量超重并不影响该车的非机动车属性。根据国家标准“7.检验规则”条款的规定，“整车重量”仅是该标准18个“重要项目”之一，并不是三大“否决项目”之一，在这18个项目当中只要有15个项目达到标准要求，即可判定车辆合格。所以，不能因该车“整车质量为81kg”而否定它的非机动车属性。再者，车身质量超重也是为使最高车速符合国家标准要求服务的，因为“最高车速”是三大否决项目之一。二、赵灵的死亡赔偿金应该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赔偿，金额为916112.54元。三、被告应当赔偿赵灵抢救期间的相关费用、其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精神抚慰金共计144573.65元。据此，原告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向原告赔偿人民币1060686.19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阳光保险广州分公司辩称：一、关于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认定。本案中，原告方以受害人驾驶的轻便摩托车属于电动车不属于机动车，及认为受害人无证驾驶机动车与交通事故没有关联为由，推翻涉案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责任划分。为此，我司认为受害人驾驶的所谓“电动车”不符合国家核定的电动车认定标准，依法达到机动车的标准，应当认定为机动车准确无误；此外受害人不具备机动车驾驶资格和能力而无证驾驶机动车上道行驶，且违法搭载乘客上路行驶，致使其事发前控制驾驶机动车规避事故能力较有资质的驾驶人弱，如受害人严格遵守交通法规而没有驾驶涉案机动车上道行驶，也不会发生本案的交通事故了，因此受害人的行为与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依法承担事故部分责任并无不当。对此交警部门作为国家职能部门经调查分析，做出本案交通事故认定，依法具有国家公文书证的较强证明力，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交警部门的公文书证，法院应当采信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书。二、受害人在本案存在不佩戴安全头盔驾驶摩托车的重大过错，而其发生交通事故后主要受伤部位及直接导致其死亡的原因又是头部颅脑外伤，因此受害人没有佩戴头盔的过错行为与交通事故造成严重颅脑损伤并致死的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依法应当减轻被告方的赔偿责任，我司认为结合本案双方所有民事过错行为，受害人应当承担70%的民事赔偿责任，其中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有关的交通违法行为占30%，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无关但与损害结果加重的民事过错行为占40%，而被告方仅承担30%的赔偿责任。本案中，根据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书，认定受害人承担次要交通事故责任，即承担30%份额的民事赔偿责任，但在本案中，因受害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而无证违法驾驶摩托车，且驾驶的机动车还违规搭乘一名乘客，最终造成交通事故导致受害人受伤部位为头部，而导致其死亡的直接原因也是头部颅脑外伤，试想：如果受害人佩戴合格的安全头盔必定能极大的减轻甚至是避免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严重后果，在国际F1方程式赛车中，赛车手驾驶F1方程式赛车时都佩戴安全头盔，即使出现剧烈的碰撞也能因安全头盔对头部的保护而避免出现死亡的悲剧，科学实践证明，质量合格的安全头盔能抵御速度达60公里以内的撞击，显然受害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严重过错行为虽然与交通事故的发生没有因果关系，但对于减少本案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却有极大的、紧密的因果关系。因此受害人对本案损害结果的发生负有一定的法律责任，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依法因此承担至少30%份额的民事赔偿责任，另受害人作为摩托车的所有者，明知涉案机动车属于无号牌的禁止上路行驶的机动车，但仍放任该机动车上路行驶，依据法律对机动车所有者的管理义务，也承担机动车管理不善的法律责任，依法应当减轻侵权被告10%的赔偿责任。综上，侵权被告仅需承担本案30%份额的赔偿责任，受害人应当自行承担70%份额的赔偿责任。三、原告诉请的损害赔偿项目过高或不合法，依法应当予以驳回和纠正。1、死亡赔偿金，赵灵在本次事故发生前是农村户口，依法应当按农村户籍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即应适用2014年广东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2245.6元/年标准计算；2、被抚养人生活费，本案被抚养人员均为农村居民，且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被抚养人员均在城镇居住并生活，原告主张按照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没有事实依据，依法应当按2014年广东省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标准10043.2元计算；3、护理费，护理天数6天认可，计算标准150元/天没有依据且过高，按同级护工标准80元/天计算为宜；4、交通费，原告没有提供证据（交通费支付凭证）证明原告在赵灵抢救期间存在支付交通费的事实，不予认可；5、营养费，没有事实依据和证据证明，不予认可；6、交通费，无法核实原告提交的交通费票据与本次事故的关联性，并且根据原告提供的办理赵灵后事交通费支出明细表可以看出，大部分交通费用并非亲属处理赵灵后事所必要的交通费支出，该费用不应由被告承担；7、住宿费，原告未提供住宿费用支出凭证，应按3人5天计算为宜；8、伙食补助费，不予认可，不属于法定赔偿范围，无法律依据；9、误工费，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亲属存在误工损失，并且原告所主张的误工时间30天过长，误工标准也没有证据支持，请法院酌定；10、丧葬费，由法院依法核定；11、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受害人赵灵对本次事故负次要责任，精神损害抚慰金以不超过5万元为宜。
被告伟骏公司辩称：同意保险公司的意见。杨柱星是我司员工，事故发生时正在履行职务。
经本院至看守所对被告杨柱星进行询问，杨柱星辩称：我在伟骏公司打工，事故发生时是帮公司提货。有向原告支付在医院的医疗费25000元或28000元，具体记不起，单据在公司里。
经审理查明：原告诉称的事故发生经过属实，事故经交警部门勘查检验，认定杨柱星驾驶机动车未按交通信号灯通行的，及行驶时忽视行车安全，是导致事故的主要原因；赵灵未考取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无号牌轻便两轮摩托车，未按规定戴安全头盔及驾驶轻便摩托车载人，是导致事故的次要原因。综上，认定杨柱星承担此事故的主要责任，赵灵承担此事故的次要责任。原告对交警作出的事故认定有异议，认为杨柱星的驾驶行为是造成本次交通事故的唯一原因，且赵灵骑行的是非机动车。对此原告提供以下证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道路交通事故车辆安全技术检验报告、电动自行车“合格证”“速度表”、车身现状及车架号码、电机号码照片、《电动车自行车行驶速度调查研究报告》、道路交通违事故辆技术检验报告、《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GB1317761-1999）》、原告录制的视频光盘，拟证明该车的最高时速不超过20km/h。
事故发生后，赵灵被送至广州市花都区人民医院抢救，住院6天后于2015年9月30日死亡。伟骏公司支付医疗费22671元，并支付丧葬费32400元。
原告主张事故发生前赵灵在城镇居住生活满一年且有固定收入，死亡赔偿金按广东省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对此提供了以下证据：1、由韶关市冠群铸造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1份，证明赵灵系该公司员工，劳动合同期限自2014年4月2日至2016年4月1日，居住在公司宿舍，每月工资3000元，工资以现金形式发放；2、由韶关市冠群铸造有限公司出具的2014年4－7月、2014年8月－2015年9月员工薪资明细表各1份；3、韶关市冠群铸造有限公司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1份，显示该公司住所地位于韶关市××县乳城镇；4、赵灵与韶关市冠群铸造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1份；5、乳源瑶族自治县劳动争议仲裁院出具的仲裁调解书1份，申请人为本案原告，被申请人为韶关市冠群铸造有限公司。
赵灵出生于1977年10月25日。李凤莲（1953年11月12日出生）系赵灵的母亲，肖俊廉（1975年1月25日出生）系赵灵的配偶，肖倩龙（1999年4月26日出生）系赵灵的儿子，肖梦繁（2007年9月9日）出生，系赵灵的女儿，四原告是赵灵的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原告主张赵灵需扶养其母亲218个月，儿子19个月，女儿120个月，对其母亲子女均承担1/2扶养义务，被扶养人生活费按广东省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对此原告提供了以下证据：1、由湖南省邵东县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1份，证明四原告与赵灵的关系；2、由邵东县官桥乡肖家冲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家庭人员关系证明1份，证明赵灵的父亲赵国友（已去世）与李凤莲共生育了2名子女，即赵灵、赵伯花。赵灵与丈夫肖俊廉生育了2名子女，即肖倩龙与肖梦繁；3、四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4、邵东县两市塘街道办事和平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1份，证明肖俊廉、肖倩龙、肖梦繁在该辖区租住；5、房屋租赁合同、房屋所有权证明复印件及房东的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6、就读证明2份，证明肖倩龙在邵东创新实验学校就读，肖梦繁在邵东县两市镇第一完全小学就读。
赵灵受伤后住院救治6天，原告主张住院期间赵灵的误工费按3000元/月计算6天，护理费按150元/天计算6天，伙食补助费按100元/天计算6天，交通费500元，营养费600元。
原告主张处理丧葬事宜人员的误工费按30192.90元/年计算60天，伙食补助费按100元/人/次计算60人/次,住宿费按60人/次÷2人/次/房×340元/房，交通费11340.50元，对此提供了部分车票为证。
原告向花都区殡仪馆支付丧葬费用8801元，提供发票2张为证。
杨柱星驾驶的粤Ａ×××××号牌重型厢式货车的车主是伟骏公司，杨柱星是伟骏公司的员工，事故发生时正在履行职务。该车在阳光保险广州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保险金额为1000000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含不计免赔），事故均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交强险金额为122000元，其中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
另查明，本案交通事故导致赵某受伤，原告及伟骏公司陈述赵某伤势轻微，截至本案法庭辩论结束之日，赵某未就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向本院起诉。
本院认为：交警部门委托鉴定机构对赵灵驾驶的电动车进行检验，经检验认定该车为轻便二轮摩托车。该检验报告备注注明“当事人有异议的，可以在接到检验、鉴定结论复印件后三日内提出重新检验、鉴定的申请。”交警部门认定赵灵无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无号牌轻便两轮摩托车，未按规定戴安全头盔及驾驶轻便摩托车载人，是导致事故的次要原因。该事故认定书上亦注明，“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认定有异议的，可自本认定书送达之日其三日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出书面复核申请”。原告对检验报告及事故认定书有异议，但没有在规定期限内提出重新检验鉴定或申请复核，在本案诉讼中提出的证据也不足以推翻该事故认定。故此，本院对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认定予以采纳。
被告杨柱星驾驶的粤Ａ×××××号牌重型厢式货车在被告阳光保险广州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故该保险公司应先在交强险限额内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杨柱星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故原告超出交强险限额的损失，由杨柱星的用人单位伟骏公司承担70%的赔偿责任，对此由阳光保险广州分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
原告的损失应以法律规定及其提供的合法有效证据计算：
1、医疗费，凭据计为22671元。
2、丧葬费，按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64790元/年计算六个月为32395元。原告支付的殡葬费用8801元亦包含在此项中。
3、死亡赔偿金，事故发生前赵灵在城镇居住生活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对原告主张死亡赔偿金按城镇标准计算本院予以支持。死亡赔偿金计为30192.9元/年×20年＝603858元。
4、被扶养人生活费，赵灵死亡时，其母亲年满61岁、儿子年满16岁5个月、女儿年满8岁，原告主张扶养年限分别为218个月、19个月、120个月没有超出法律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计为22171.9元/年×120个月+22171.9元/年×（218个月-120个月）÷2人=312254.5元。
5、住院期间误工费，3000元/月÷30天×6天＝600元。
6、住院期间护理费，按本地区护工薪酬标准80元/天×6天=480元。
7、住院伙食补助费，100元/天×6天＝600元。
8、营养费，没有医嘱需要加强营养，原告也未提交其购买营养品的票据，本院不予支持。
9、交通费，死者亲属处理交通事故及丧葬事宜必然支出交通费，但应以必要合理的支出为限，原告主张金额过高，本院酌定为3000元。
10、住宿费，原告未提供住宿费发票予以证明，本院酌定为340元/天×3人×7天=7140元。
11、伙食补助费，原告主张其亲属的伙食补助费，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12、误工费，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亲属处理丧葬事宜导致误工损失，本院酌定按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1895元/月×3人×7天=1326.5元。
13、精神抚慰金，事故导致原告的亲属死亡，给原告造成巨大的精神痛苦，结合事故责任，本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70000元，在交强险内优先支付。
原告的上述损失共计1054325元，超出了交强险医疗费用及死亡伤残赔偿限额，故阳光保险广州分公司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向原告赔偿120000元（含精神损害抚慰金）；超出交强险的部分934325元，由被告阳光保险广州分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偿70%为654027.5元，扣减伟骏公司已经支付的医疗费22671元、丧葬费32400元，尚应支付598956.5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向原告肖俊廉、肖倩龙、肖梦繁、李凤莲赔偿120000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付清；
二、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向原告肖俊廉、肖倩龙、肖梦繁、李凤莲赔偿598956.5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付清；
三、驳回原告肖俊廉、肖倩龙、肖梦繁、李凤莲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4346元（缓交），由原告负担4622元，由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负担972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徐家静
人民陪审员 江 敏
人民陪审员 黄玉芬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毕丽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