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
刑 事 附 带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吉0182刑初13号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继成，男，1943年2月15日出生于吉林省榆树市，汉族，小学文化，无职业，户籍地榆树市泗河镇街道*组。现住榆树市华昌街7委***组。系被害人张亚杰丈夫。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秀娟，女，1969年4月25日出生于吉林省榆树市，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榆树市泗河镇炮守村*组。系张亚杰的长女。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秀云，女，1973年10月31日出生于吉林省榆树市，汉族，初中文化，农民，同址同上。系张亚杰的次女。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暨上述三名原告人的特别授权代理人李文忠，男，1966年4月1日出生于吉林省榆树市，汉族，大学文化，教师，住榆树市华昌街7委***组。系被害人张亚杰之子。
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姜贺，男，1996年9月2日出生于吉林省德惠市，汉族，初中文化，无业，现住吉林省德惠市岔路口镇三合村*组。因涉嫌犯交通肇事罪，于2014年6月1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5日被执行逮捕，因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现已刑满释放。
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姜殿祥，男，1961年4月15日出生于吉林德惠市，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住吉林省德惠市岔路口镇三合村*组。系被告人姜贺的父亲。
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赵玉兰，女，1962年6月7日出生于吉林德惠市，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住吉林省德惠市岔路口镇三合村*组。系被告人姜贺的母亲。
上述三名被告人的诉讼代理人姜立波，吉林崇旭律师事务所律师。
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高洪伟，男，1971年3月25日出生于吉林省榆树市，汉族，初中文化，个体户，现住榆树市先锋乡城子村*组。
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张树千，男，1973年5月27日出生于吉林省榆树市，汉族，初中文化，无业，现住长春市朝阳区永昌街道新江街委***组。
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张树丰，男，1979年12月9日出生于吉林省榆树市，汉族，初中文化，无业，住吉林省榆树市正阳街榆树村*组。
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张旭峰，男，1981年12月24日出生于吉林省榆树市，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榆树市先锋乡西民村*组。
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检察院以榆检未检刑诉（2014）1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姜贺犯交通肇事罪，2014年8月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在诉讼过程中，被害人张亚杰向本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2015年2月16日作出（2014）榆刑初字第22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亚杰、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分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高洪伟、张树千对附带民事部分不服，提出上诉。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3日裁定本案发回重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文忠、李继成、李秀娟、李秀云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刑事部分判决已生效），本院于2016年8月24日做出（2015）榆刑重字第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高洪伟、张树千、张树丰不服，提出上诉，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吉01刑终442号裁定书，裁定本案发回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暨诉讼代理人李文忠，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姜贺、姜殿祥、赵玉兰的诉讼代理人姜立波，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保险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庞广彪，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高洪伟，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张树千、张树丰、张旭峰到庭参加了诉讼，期间延长审理期限一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文忠、李继成、李秀娟、李秀云与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分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和行和解，原告方申请撤诉，现己审理终结。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诉称：吉A35J**号捷达轿车系刑事附带民事被告张树千所有，张树千将该车交予其弟刑事附带民事被告张树丰管理使用，2014年3月4日在张树丰管理使用期间该车出现故障，在张树丰将该车送高洪伟经营的洪伟汽车电器修配部修理途中将该车交予刑事被告洪伟汽车电器修配部雇员姜贺，姜贺无证驾驶该车在榆树市榆西大街出租车管理办公室门前将行人张亚杰撞伤。事故发生后，经榆树市交警部门认定：修配部雇员姜贺承担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张亚杰无责任。张亚杰受伤后先后在榆树市医院和长春中日联医院治疗，出院后被鉴定为二级伤残，后终因伤势严重而于2015年1月9日去世。并认为张树千作为车辆所有人对该车疏于管理，张树丰将该车交予无证的姜贺驾驶，未尽管理职责，二人均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洪伟汽车电器修配部作为姜贺的雇主或修理部管理人应对原告承担赔偿责任；该肇事车在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理赔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具体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药费242,653.02元，住院期间护理费17,743.48元（2678.75元+124.08元×14天）×4人、住院伙食补助费4400元（44天×100元/天）、交通费7000元、外购药16800元，计人民币288,596.50元。
2．判令被告赔偿张亚杰，从伤残鉴定日到去世之日的伤残赔偿金23,217.82元/年÷12个月×90%×7个月=12,189.36元；护理依赖（从住院到去世）2698.75元/月×9个月×80%=19,431.00元；医疗依赖（从出院到去世）1000元/月×9个月＝9000元，计40,620.36元。
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23,217.82元×10年=232,178.20元、丧葬费23,258.06元，计255,436.20元。
以上三项合计人民币584,653.06元。
此款由附带民事被告人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先行赔付120000元、余款由附带民事被告姜贺及法定代理人、高洪伟、张树千、张树丰、张旭峰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4.鉴定费3700元、代理费5000元由被告承担。
原告增加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并由保险公司先行赔付，及第二次鉴定费4080元、交通费7200元。
姜贺及诉讼代理人答辩意见：姜贺在该事故发生时系洪伟汽车电器修理部的雇员，其将待修理的车辆开回修理部的行为，属于从事雇佣活动，在此过程中致被害人重伤，应由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在案发时未满18周岁，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资格，该事实作为车辆实际管理人张树丰也完全知晓，张树丰在明知其未取得驾驶证的情况下仍将车钥匙交于答辩人，并授意答辩人将修理部车辆开回修理部，具有过错责任，张树丰也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答辩人已给付了2万元的赔偿款，该笔赔偿款应在赔偿总额中扣除。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死者及与本次交通事故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故对原告要求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相关费用不应得到保护。
高洪伟答辩意见：被告人姜贺并非与修理部之间存在雇佣关系；被告高洪伟并非洪伟修理部的实际经营者；被告张树千与洪伟修理部之间未形成承揽关系；被告姜贺外出修理汽车的行为并非其活动范围内的，而是在非正常上班期间外出；姜贺的驾车行为并非修理部经营者要求，而是车辆管理者请求作出的，且该车辆管理者明知姜贺无驾驶证，仍让其把车开出修理部，过错是很明显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仅对直接物质损失能够得到赔偿；住院期间的护理费问题，是已经花费的数额，应当按2014年的赔偿标准计算，金额应当为3882.18元；其提出的外购药，由于没有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持，因此不应当得到支持；第一次开庭时提到的交通费是3000元，本次提出7000元，也是没有根据的，应当按照上次判定的金额予以赔偿；根据原告提供的民事伤残赔偿的药物依赖以及护理依赖的司法鉴定，也是对其实际支出的部分予以的说明，所以不应当按照2015年也就是说张亚杰去世之后的标准计算，其药物依赖金额应当不足9000元，关于护理依赖应当按照2014年的标准计算，应该是不足14880.10元。关于原告提出的死亡赔偿金以及伤残赔偿金不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之内，所以不应得到支持，即便原告对伤残及死亡提出赔偿，也应择一赔偿，因原告没有提供张亚杰的死亡结果与此起事故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的证据，所以提出的死亡赔偿金不应得到支持，而伤残赔偿金是一次性向肇事受害者支付的补偿，因此应当按照定残之日时计算伤残赔偿标准。张亚杰系农村户口，但未能提供其以城镇的农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证明，因此伤残赔偿金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由于张亚杰已经死亡，因此应当在支付年限上予以调整。关于责任划分问题，首先高洪伟并非本案的诉讼主体，修理部的实际经营者关非是高洪伟，而是张绪峰，其以上法庭出示出兑协议，足以证实高洪伟出兑修理部的事实，虽然我在笔录中谈到我是修理部的老板，但综合笔录前后内容，完全是矛盾的，而且书证的效力应当优于证言的效力，姜贺并非与修理部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姜贺由于亲属的介绍，才来到修理部，其作为修理部的学徒仅仅在学习修理技术，而不能单独修理汽车，其虽提出每月修理部给三百元的工资，但这仅仅是名义上的工資，实际上是高洪伟向姜贺支付的生活费，而且这300元而非固定的，姜贺缺生活费的时候才向高洪伟索要钱款，因此能够证实的是姜贺与修理部之间并非存在雇佣关系。姜贺外出的行为并非修理部授意，应认定为其个人行为，根据姜贺在公安机关做出的讯问笔录内容，完全能够证实姜贺外出前想给修理部经营者打电话，以得到同意，而修理部经营者非知情的情况下，姜贺外出的行为，应当认为系个人行为，由于姜贺在公安机关及在公诉机关做出的笔录高度一致，有其法定监护人的陪同，因此该部分内容能够证实修理部经营者对姜贺外出修车的行为并非知情。修理部与肇事车辆管理人所有权人之间并非形成承揽关系。在能否形成承揽关系时，姜贺说要联系修理部的经营者，但却被拒绝，因此该承揽关系并没有成立，而在其处理部以外的区域内对车辆进行维修，更能够说明修理部与车辆的所有权人及管理人之间未形成承揽关系。肇事车辆车主以及管理人，在明知姜贺不具备驾驶资格的前提下，仍然让其将车开出修理部的行为，过错明显，虽然车辆管理人以及车主对是否明确要求姜贺将其车开出修理部问题予以否认，但其行为即用车将姜贺带至离修理部很远以外的地方对车辆进行修理，并且说明车辆在维修后仍然不好使，将车钥匙扔给姜贺后，车辆管理人便独自离开，很显然这是车辆管理人要求姜贺将车开回修理部。
张树千的答辩意见：虽然车是我的车，但我是正常找修配厂维修，所以中间出现事故的环节，我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张树丰的答辩意见：我不是车辆使用者，是我哥的打电话让我找修配厂的修理工修车，我认为修理工正常都应该有驾驶证，所以我不应该承担责任。我只是临时受委托找修理工对车进行修理，不是车辆的管理人，也不是车辆的借用人，也未让姜贺把车整到修理部去，更不知道姜贺没有驾驶证，因此张树丰不应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
张旭峰：我不同意赔偿，因为在2014年3月4日发生事故的当天我没上班，我不知道出事，其他意见和高洪伟的答辩意见一致。
经审理查明，2014年3月4日8时许，张树丰受张树千的委托来到高洪伟经营的洪伟汽车修理部，找到该修理部的修理工姜贺说车打不着火，让其去修。之后张树丰用车将姜贺拉到榆树市中医院对面新宏达驾校门前，张树丰在明知姜贺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资格的情况下，将车钥匙交给了姜贺，同日8时30分许姜贺在将车开往修理部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致张亚杰重伤，2015年1月8日张亚杰死亡。经吉林佳昌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此次交通事故所致外伤与张亚杰的死亡存在一定因果关系。
被害人张亚杰出生于1943年11月20日，殁年71周岁。因此起交通事故受伤后，在榆树市中医院住院4天，后转到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住院40天。2014年7月16日经吉林立民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张亚杰颅脑损伤所致中枢神经功能障碍构成二级伤残；医疗依赖每月1000元人民币；护理程度为大部分护理依赖。
姜贺所驾驶的肇事车辆吉A35J**捷达轿车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公司吉林分公司投保交通强制保险。保险期限为2013年12月8日至2014年12月7日。在审理过程中，原告方李文忠、李继成、李秀娟、李秀云与保险股分有限公司自行和解，原告方已撤诉。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
1.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证实，此事故姜贺承担全部责任，张亚杰不承担责任。
2.证人张树丰证言，张树千出门将车放在我这里了，我在洪伟修理部修车，3月3日修完我就将车取出来了，4日早晨我车停在榆树市中医院对面的新宏达驾校门前了，车还是原来的毛病，打不着火。我就开教练车去修理部找人，修理部一共两个人，我说我车又不着火了，谁去看一下，我就拉着一个修理工来到新宏达驾校门前，修理工下我车之后上了那台车，我就开车走了。不一会修理工给我打电话说开车撞人了，我就到了现场看到我的车在现场放着，伤者已经拉走了，我就去修理部找修理工去了。我让修理工报警，天黑以后，我找修理部的人将车推着了，之后将车开到了洪伟修理部，第二天等车修完了，我将车取回了。我让修理工开车去给我维修，这名修理工以前没开过我的车，我不知道他是否有驾驶证。这台车有交强险，我们没有报警。
3.证人张树千证言，我的车坏了，打不着火，在榆树市中医院对过的新宏达驾校停着。2014年3月4日8时30分左右我让我弟弟找修理工过来维修，我有事去长春了，没在现场。后来听说修理工姜贺开车在榆树市榆西大街出租车管理办公室门前将一名行人撞伤了，发生事故后我们没有报警。2014年3月17日我弟弟张树丰和被害方以及姜贺一起到榆树市交警队报的警。车是我的，买了三四年了，车号是吉A53J**号捷达轿车，我的车有交强险。
4.证人高洪伟证言，我在榆树市火车站前开洪伟电器修理部，我们修理部的学徒姜贺开车于2014年3月4日8时30分左右在榆树市出租车管理办公室门前发生交通事故了，我当时不知道，事后别人打电话告诉我的。我不知道他开谁的车肇事的，姜贺没有驾驶证，在我家大约半年多了。
5.被告人姜贺供述，2013年夏天，经亲属介绍，我到榆树市洪伟汽车电器修理部当学徒，每月开三百元钱.2014年3月3日，姓张的顾客在我们修理部修理一台吉A35J**号捷达轿车，当天晚上将这台车提走了。3月4日早晨姓张顾客开了一台教练车来了，说车还是不好打火，在榆树市新宏达驾校，让我去修修。我说我告诉我们老板一声，他说不用了，就让我上车了，将我拉到新宏达驾校，我将车打着火，姓张的说让我将车整到修理部去，他就开教练车走了。姓张的知道我没有驾驶证，我前一天和他说了，我够岁数了就去他那里去考驾驶证。
6．保单一份证实，吉A35J**捷达轿车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投保交通强制保险。保险期限为2013年12月8日至2014年12月7日。
7．住院病历证实，张亚杰自2014年3月4日至2014年3月8日在榆树市中医院住院治疗；2014年3月8日至2014年4月17日在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住院。
8．出院诊断书、死亡诊断书证实，张亚杰住院住院治疗及诊断情况。
9．医药费收据11枚证实，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收费据一枚金额为234235.68元；榆树市中医院住院收费票据二枚，金额为6371.39元、317.95元；榆树市医院门诊收费票四枚，金额为220元、550元、40元、198元；长春市南关区门诊收费票据四枚，金额每枚为180元，共720元。
10．医院允许外购药证明一份证实，张亚杰在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住院期间，因病情需要使用人体血白蛋白40支，因医院无药，均为自费外购药物，该药每支420元，共计人民币16800元。有签名及盖章。
11．交通费票据证实，支付交通费共计2279.50元。其中火车票四张62元，火车票5张67.50元，公路汽车票2070元，“120”车80元。
12．鉴定费票据二枚，吉林立民司法鉴定中心开据的发票，3700元；吉林佳昌司法鉴定中心开据的发票4080元。合计7780元。
13．代理费票据二枚，证实张亚杰律师服务费5000元，李文忠律师服务费3000元。
14．吉林立民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证实张亚杰伤残等级为二级，医疗依赖费每月为1000元，护理程度为大部分护理依赖。
15.吉林佳昌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证实此次交通事故所致外伤与张亚杰的死亡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受送检材料所限，无法明确责任程度。
16．居住证明二份，由榆树市第一高级中学出具的证明证实，张亚杰是我校教师李文忠母亲，自2008年开始一直随儿在百批家属楼1单元401居住。榆树市华昌派出所证明证实，张亚杰，女1943年11月20日出生，户籍地为榆树市泗河镇炮手村4组，该人于2008年6月以来，一直居住在华昌街百批家属楼1单元401室。
17．户口信息及近亲属关系证明证实，原告人及被害人自然身份情况及与张亚杰近亲属关系。
18．陪护合同及护理费收据五枚证实，张亚杰在住院期间另支付护工费6600元。
被告人姜贺的质证意见，关于外购药票据，外购药没有相关的医嘱，原告方也未提供正规医疗票据，不应予以支持；交通费未提供正规票据，且数额过高，不应予以支持；护理工票据系非正规票据，应按正规的护理费保护；非正规的80元的急救费票据，也不应得到支持；关于卷宗材料中高洪伟与姜贺不是雇佣关系这个陈述与事实不符，姜贺与修理部之间是雇佣关系，每月领取300元工资，其在修车时已经征得修理部管理人的同意；关于死亡诊断书中写明出院诊断是昏迷，而且该份诊断未列明死亡原因，无法证明死者死亡与该起事故有直接因果关系，死亡诊断应附相关的病历及明细，而原告方未提供。
高洪伟的质证意见：原告出示的住院病历，榆树中医院记载张亚杰年龄是74岁，而法律文书上记载是1943年出生，应该是70岁，而本次其出具的死亡诊断上张亚杰是73岁，张亚杰的真实年龄影响其诉讼请求中的赔偿数额；关于卷宗中姜贺的讯问笔录以及高洪伟的询问笔录，庭审中姜贺称其在公安机关出具的讯问笔录内容不真实，结合庭审过程中被告张旭峰提出其为修理部的实际经营者，与高洪伟的笔录不符，还有一个说明，第一次开庭时高洪伟提出的质证意见称其为名义上修理部的老板，是因为在修理部经营有20年，所有人都当其成老板，而在老板出兑后，并非是修理部的实际经营者，第一次庭审笔录中提到平时我在修理部的时候，帮忙扶持一下我的妻子，本意是被告张旭峰与高洪伟的妻子之间存在亲属关系，其它的同上次庭审时的质证意见一致；原告提出的中医院死亡诊断不是原件，真实性不能保证，该诊断书记载内容均为出院诊断，而非死亡诊断，即使张亚杰抢救无效死亡，也不能证明死亡的结果与该次事故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原告提出的代理费是5000元，而票据上是3000元。关于张亚杰的死亡与本次交通事故的因果关系的意见与保险公司一致。
张树丰的质证意见：关于死亡诊断书同保险公司代理人的质证意见一致。
张树千的质证意见：关于死亡诊断书同保险公司代理人的质证意见一致。
张旭峰的质证意见：我对其他票据真实性没有意见，陪护合同6600元和护理费有重复，应扣除；交通费有一张是非正式票据，长条的交通费票据无法确定真实性；对律师代理费没有意见；对居住地方面的两份证明没有意见，赔偿标准应按农村赔偿的标准计算，中医院这个死亡诊断书上面有勾痕，上面没有医院的公章，诊断上也没写死亡原因，因此无法证实死亡与该次交通事故有直接因果关系；对近亲属的证明材料没意见，律师代理费、鉴定费、交通费不属于保险公司赔偿范围。鉴定结论无法确定被害人的死亡与本次交通事故有因果关系，责任程度无法作为判决确定的依据。对于其他票据的意见同意高洪伟的意见。
针对原告人的诉求及被告方的辩解及质证意见，本院的评判意见如下：
（一）关于赔偿范围及赔偿标准的问题
1.关于医疗费。结合病历，医疗机构的结算票据所体现的数额客观真实，应予保护；关于住院期间外购药物16800元，因有医师出据的证明，且符合客观实际，亦应予保护；经司法鉴定张亚杰出院后医疗依赖费用为每月1000元，依法有据应予保护。
2.关于护理费、伙食补助费。根据住院病历体现，被害人张亚杰受伤后在榆树市中医院住院4天，在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住院40天，故住院期间的护理费、伙食补助费按44天计算；关于外请护工费6600元的诉讼请求，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的具体保护标准，已按上述住院期间予以保护，故对此请求不予支持。经司法鉴定张亚杰出院后的护理程度为大部分护理依赖，依法应予保护，但按80%的比例保护为宜，保护期间从出院日至死亡日。
3.关于交通费。原告方出示的相关票据中有2000元虽无具体乘车的时间、地点，但考虑确以实际发生，亦应予保护；关于“120”急救车的费用，虽系非正规定发票，考虑确以实际发生，对此予以保护。
4.关于死亡赔偿金。张亚杰于2015年1月8日死亡，经司法鉴定，此次交通事故所致外伤与张亚杰的死亡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受送检材料所限，无法明确责任程度。依据鉴定意见对原告方死亡赔偿金及丧葬费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但考虑到被害人的年龄、身体状况，结合住院期间所做的病情诊断，死亡赔偿金按50%的比例保护为宜。张亚杰死亡时71周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赔偿年限按9年计算。被害人张亚杰虽系农村户口，但居住、生活消费在城镇，故赔偿标准应按受诉法院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
5.关于精神抚慰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的精神，被告人姜贺已被追究刑事责任，其就不需要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责任，故原告方要求姜贺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同时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只能适用于刑事被告人，其他责任主体没有受到刑事处罚故不能免责。因此对于原告方精神抚慰金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保护2万元为宜。
6.关于鉴定费7780元、代理费5000元。上述二项系实际所发生的费用，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保护。
7.关于伤残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是因受害人受伤致残，劳动能力丧失，而由侵权人给予的财产赔偿。由于受害人因伤死亡，主体资格已不存在，但张亚杰的死亡与所受伤害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已依法保护死亡赔偿金，故对伤残赔偿金不再予以保护。
8.关于计算赔偿的标准。原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距离案发时间较近，更能客观反映被害人在当时所造成的实际损失以及以后一段时间内所可能获得的收入，采用距离案发时间较近的标准更符合《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确定的计算规则的精神。按照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兼顾社会公平的原则。故护理费、伙食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应当以原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上一年度（2014年）统计数据作为计算赔偿的标准。
综上，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依法保护的数额为：住院期间的医疗费259,453.02元（含外购药费）、医疗依赖9000元（1000元/月×9个月）；住院期间护理费3,882.18元（2361.92元／月×1个月+108.59元×14天）、护理依赖17,005.82元（2316.92元/月×9个月×80%）；住院期间伙食费4400元；交通费2279.5元；鉴定费7780元；律师服务费5000元；死亡赔偿金100,235.7元（22,274.6元×9年×50%）；丧葬费21,423.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以上合计450,459.22元。
（二）关于赔偿义务主体及法律关系的认定。
1.被告人姜贺所驾驶的肇事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通强制保险，且在有效的投保期限内发生交通事故，经事故认定姜贺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根据法律的规定保险公司首先在交通强制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其中医疗费赔偿限额10000元，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受法律保护的医疗费用已超过该限额，故应赔偿医疗费10000元；死亡赔偿金限额110,000.00元，此限额项下负责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护理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计144,826.2元。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限额内优先赔付。以上各项保险公司应在交通强制保险限额内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110,000.00元。合计120,000.00元（原告方与保险公司已自行和解）。余款由其他赔偿义务主体依法赔付。
2.肇事车辆所有人张树千将车交由洪伟汽车修理部修理，双方形成承揽关系，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姜贺作为承揽人的雇员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应承担赔偿责任；定作人张树千的委托人张树丰，明知姜贺无驾驶资格而让其将车开回修理部，其所作出的指示存有过失，而其指示行为系代表定作人而为，故定作人张树千亦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赔偿责任。结合本案的情节，承揽人（洪伟汽车修理部所有人高洪伟）应承担交通强制保险限额内先行赔付后余额的60%；定作人（车辆所有人张树千）应承担交通强制保险限额内先行赔付后余额的40%。
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高洪伟提出本人所经营的汽车修理部已出兑给张旭峰，并当庭提供了出兑协议，同时出兑时的中间人出庭作证，证实洪伟汽车修理部出兑给了张旭峰。此事实与被告人姜贺在公安机关的原始供述、高洪伟在公安机关的原始证言及姜贺在庭审中的供述相悖，原始证言据案发时间较近，受其他因素干扰较小，证据客观、真实，应认定姜贺所在的洪伟汽车修理部实际所有人为高洪伟。高洪伟、张旭峰辩称洪伟汽车修理部已兑给张旭峰的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信。
3.在承揽方内部。姜贺在高洪伟经营的洪伟汽车修理部学习汽车修理，同时高洪伟给其支付每月300元的工资报酬，其将待修理的车辆开回其所在的修理部进行修理，系从事该修理部的劳务行为。姜贺与高洪伟之间系雇主与雇员的关系，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九条的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高洪伟承担赔偿责任，姜贺与高洪伟之间互负连带赔偿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二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161条规定，侵权行为发生时行为人不满18周岁，在诉讼时已满18周岁，并有经济能力，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行为人没有经济能力的，应当由原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姜贺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时未满十八周岁，现虽已年满十八周岁，附带民事被告人赵玉兰、姜殿祥系姜贺的原监护人，未有证据证实姜贺有稳定的收入和其他经济来源，应视为姜贺没有经济能力，故姜贺的赔偿责任应由赵玉兰、姜殿祥承担。另张亚杰受伤住院后，被告人姜贺母亲赵玉兰共支付医疗费20000元。应在其所承担的赔偿数额内予以扣除。
4.在定作方内部。张树千与张树丰之间系无偿委托法律关系。应参照《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帮工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赔偿权利人请求帮工人和被帮工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据此张树丰在明知姜贺系未成年人，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辆的情况下，将车交由姜贺驾驶，存在过失，故张树千承担赔偿责任，张树丰与张树千之间互负连带赔偿责任。
本院认为，被告人姜贺违反交通安全法，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一人重伤（伤后治疗过程中死亡），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予赔偿；其他赔偿责任主体依法亦应予以赔偿。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保险公司在交通强制保险限额内已先予赔偿。不足部分，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高洪伟承担60%的赔偿责任，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姜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姜贺承担的部分由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赵玉兰、姜殿祥承担；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张树千承担40%的赔偿责任，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张树丰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张旭峰不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六条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一款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高洪伟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继成、李秀娟、李秀云、李文忠经济损失人民币178275.53元，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赵玉兰、姜殿祥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二、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张树千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继成、李秀娟、李秀云、李文忠经济损失人民币132183.69元，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张树丰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驳回附事民事诉讼各原告人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自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
审 判 长 孙 利
人民陪审员 佟玉英
人民陪审员 杨 凯
二〇一七年七月七日
书 记 员 张笑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