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1民终493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惠平，女，1965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住所地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南湖大道***号。
法定代表人：杨灿明，该校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思露，该校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琳，该校员工。
上诉人张惠平与上诉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鄂0192民初3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张惠平上诉请求：1、判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参照武汉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标准给予张惠平生活、医疗补偿费；2、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原审认为：“原告1999年9月1日后不再上班，未提供劳动，亦未办理请假手续，其请求被告支付生活费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张惠平认为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法律。一、事实依据：1、1999年9月1日-2002年9月1日，办理请假手续，上诉人没有请求支付工资；2、2002年9月-2006年7月，因2003年1月，经过吴汉东校长和人事部周景明部长同意，回老家养病（有齐文远书记、周景明部长的录音证明），张惠平也没有请求支付工资；3、2006年7月-至今未能上班，未提供劳动，责任不在张惠平，是因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单方面违法造成的。自张惠平向教育部巡视组书面反映情况，巡视组将材料交给杨志光副书记后，杨志光副书记不去查清事实，纠正错误，反而蓄意打击报复，弄虚作假，矢口否认张惠平办理过停薪留职手续，违法倒签批文，违法藏匿相关请假手续直到其退休才交出给人事部副部长周俊杰（时间是：2015年4月7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一直没有提供给张惠平工作岗位。这一阶段的工资是原审的第三条诉求，因原审确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解除与张惠平人事关系的行为不合法，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就应当为其违法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为张惠平支付工资。二、法律依据：1、劳动部办公厅《关于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规定有关赔偿问题的复函》劳社厅函(2001)238号：劳动者本人应得工资收入是指因用人单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劳动合同的约定，解除劳动合同造成劳动者不能提供正常劳动而损失的工资收入。2、违反劳动法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劳部发(1995)233号)第二条第（四）款“用人单位违反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第三条第一项中的“造成劳动者工资支付收入损失的，按劳动者本人应得工资收入支付给劳动者，并加付应得工资收入25%的赔偿费用”；3、劳动部办公厅《关于处理劳动争议案件几个问题的复函》(1997)157号：恢复劳动关系支付工资期间是指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之日起补发。
上诉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上诉请求：1、驳回张惠平的全部诉讼请求；2、由张惠平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本案明显已超仲裁时效。原审法院关于“虽然原告并未提供向被告直接送达的证据，但根据文件内容和原告主张权利的积极程度，并结合被告张中华书记关于‘我知道你一直没有放弃，一直主张权利’的陈述，可以认定原告的仲裁时效构成中断”的认定错误。根据人事部1997年8月8日印发的《人事争议处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应当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学校于2003年9月按辞职处理，与张惠平终止了人事关系，当时也通知了张惠平，其应当在2003年9月就知道学校的处理结果。即使张惠平主张当时不知情，其在起诉状中也自认于2006年7月回校要求工作，可见张惠平最晚于2006年7月应当知道学校对其进行了辞职处理，但张惠平迟至2015年6月1日才向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其中己逾9年。并未有证据证明存在构成时效中止或中断的事由，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也以此为由做出了不予受理的裁决。张惠平提出的仲裁申请已超仲裁时效，因此对于其诉讼请求，法院均应不予支持。张惠平系近两年才向学校提出诉请，其所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其在仲裁时效内向学校主张过权利或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而我校张中华书记的陈述，是发生在校领导接待日中，张书记一直被张惠平逼问是否有找过他要求解决问题的背景下，张书记只是陈述“你是没有放弃，你也有找过学校多个部门”，加上前后语境，张书记的陈述只是对张惠平关于找过张书记要求解决问题的回答，并不能等同于原审法院认定的“我知道你一直没有放弃，一直主张权利”。而且张中华书记系2012年才任我校党委书记，在此之前，张惠平也并未找过张书记要求解决问题。原审法院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就认定张惠平的仲裁时效构成中断，其请求未超过仲裁时效，属认定有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二、我校于2003年将张惠平按照辞职处理，是根据其自愿提交的辞职申请书所作出的处理，是合法的行为。原审法院认定张惠平的辞职申请已经失效，属于认定有误。2000年9月9日，张惠平向学校提交辞职申请，学校亦同意其该项申请，因手续不完善，学校通知其来办理辞职手续，但张惠平一直不配合办理，也未向学校要求撤回辞职申请。张惠平明知道必须采用书面方式请假，但其在2002年9月1日请假期满之后并没有办理书面请假手续，也未返校上班。根据《劳动人事部、国家经济委员会关于企业职工要求“停薪留职”问题的通知》第六条规定的内容，停薪留职期满，本人要求辞职的，经单位行政领导同意，可以按辞职处理。因此在张惠平停薪留职期满之后，学校依据其提交的辞职申请，并经相关领导同意，于2003年9月为其办理辞职手续，并在手续完成之后立刻将其档案移交省人才中心，程序上并无不当。张惠平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撤回了辞职申请，学校在2001年6月、12月为其办理工资标准晋升手续是因为当时其停薪留职期限未满，2002年9月1日之后，学校并未为其办理任何工资标准晋升手续。同时张惠平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学校于2003年1月为其出具了办理华侨证的证明，因此原审法院以此为由认定张惠平提出的辞职申请已失效是错误的。张惠平从未撤回其辞职申请，也未返校上班，在其停薪留职期满之后，学校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将其按辞职处理，并无不妥。因张惠平个人的原因，其已于2003年9月与学校终止人事关系，从1999年至今，其并未在校工作，未尽到任何劳动者的义务，其现要求恢复人事关系并无法律依据。
上诉人张惠平一审的诉讼请求：1、恢复张惠平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之间的人事关系，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为张惠平补办社会保险和公积金手续，补交社会保险及公积金；3、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参照武汉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标准给予张惠平生活、医疗补偿费。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张惠平于1989年8月1日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作，属于事业单位在编人员，双方未签订书面的聘用合同或其他协议。1999年5月18日，张惠平因有意前往新加坡留学，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递交一份请假申请，内容为“院人事处：本人因自费留学于新加坡，尚需三年时间完成学业，我申请请假三年（1999年9月1日至2002年9月1日），学成回国为校服务，请领导酌情予以批准为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收到后由时任组织人事部部长的黄英强在该申请下方签署“经请示吴院长同意你保留公职到2002年9月1日。”，并加盖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组织人事处的党章。后张惠平即离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处不再上班，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也暂停为张惠平支付工资，同时暂停缴纳住房公积金。2000年9月9日，张惠平因有意在新加坡工作，工作单位需要其转移档案，张惠平即通过传真方式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传真一份辞职申请，内容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事处：我叫张惠平，原在中南政法学院公安行政系工作，1998年自费留学新加坡，1999年9月1日办理停薪留职手续，现申请辞职，请领导酌情审批。”2000年9月28日，时任组织部长的黄英强在张惠平传真的上述辞职申请下方签署“同意辞职，速办理手续。黄英强，2000.9.28”。黄英强后电话告知张惠平必须本人回国办理辞职手续，否则不合规定，只能仍然按照停薪留职处理。后张惠平未回国办理辞职手续。2001年6月、12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两次对张惠平的工资标准进行了晋升调整，调整工资的呈报表格上载明张惠平的部门为“停薪”，且加盖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组织人事部印章。2002年9月，张惠平回国。2003年1月，张惠平因子女上学问题欲办理华侨证，联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为其出具了身份证明手续和在职证明手续，并在湖北省侨务办成功办理了华侨证。2003年1月15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印发一份文件（文号：中南大人字[2003]2号），标题为“关于对黄建华等三十二位同志作自动离职处理的决定”，内容为“校内各有关单位：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关于加强教职工管理的有关规定》（中南大人字[2001]第04号），学校对公派（含自费公派）和因私出国（境）逾期未归人员，以及擅离职守、长期未上班的人员进行了清查。经2002年12月31日学校第37次校务会研究，决定对黄建华等三十二位同志作自动离职处理。名单如下：1、出国（境）逾期未归人员（28人）：黄建华……（其中无张惠平名字）2、长期未上班人员（4人）：王自生……（其中无张惠平名字）。2003年9月28日，时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组织人事部副部长的袁工化在张惠平2000年9月9日传真的辞职申请下方签署“杨书记，经部委会研究同意办理辞职。袁工化2003.9.28”，时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的杨志光于2003年9月29日在该辞职申请签署“同意杨志光2003.9.29”。2003年9月28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填报一份辞职申请表，该表格载明了张惠平的基本身份信息，辞职原因为“因个人原因，申请辞职”，但辞职申请人签字处为空白，单位意见栏为“同意”，并加盖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组织人事处印章。2003年9月29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将包括张惠平在内的9人的人事档案材料移转到湖北省人才交流中心。2006年7月左右，张惠平在协调工作岗位问题时得知其已经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解除人事关系，并去湖北省人才交流中心查询确认了上述事实。后，张惠平即不断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口头表示异议，并递交各种书面材料，要求恢复人事关系。2015年3月16日，黄英强向张惠平出具一份“关于张惠平同志停滞留职的说明”，内容为“合校前，张惠平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合校不久，张惠平来便函申请辞职，不合手续，通知本人来校办理，因而仍按停薪留职对待。特此说明，也不负责。至于整个过程的细节，因年限时间过长，加之年老，记忆衰退，回忆不清细节，请见谅。”2015年6月1日，张惠平向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1、恢复张惠平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之间的人事关系；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为张惠平补办社会保险和公积金手续，补交社会保险及公积金；3、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参照武汉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标准给予张惠平生活、医疗补偿费。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5年6月5日做出武劳人仲不字[2015]第4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张惠平的请求已超过仲裁时效为由不予受理。2015年6月25日，张惠平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与本案诉请一致，后于2015年11月24日撤回起诉。2015年11月20日，张惠平找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书记张中华协商恢复工作等事宜，期间张惠平问张中华其是不是历年来一直在找学校协商此事，张中华进行了回应，其中陈述“你是否历年找学校协商此事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当时是否辞职了”、“你是没有放弃，你也找过学校多个部门”。2016年11月16日，张惠平向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再次申请劳动仲裁，请求与本案诉讼请求一致。2016年12月9日，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武劳人仲不字[2016]第290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张惠平的请求不属于其受案范围为由不予受理。诉讼中，1、张惠平陈述：张惠平于2000年9月发送了辞职申请。2000年12月，因不再需要辞职，其通过电话告知黄英强其不再辞职，黄英强口头表示同意，因此其未再发送书面文件撤回辞职申请；2002年9月，其留学回国后首先到组织部门进行了报到，因合校以后，其原工作岗位被撤销，新学校又没有适合张惠平的工作岗位，故张惠平无法工作，并到组织人事部门找岗位。后因身体不适，张惠平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请病假，但组织人事部门不同意且未给出理由，但组织人事部部长周景明口头同意张惠平先去治病，故其未办理病假手续；2006年7月，张惠平首次知道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解除了与其的人事关系并将档案转出，自此至申请仲裁之日，张惠平每年不间断的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主张权利要求恢复人事关系，但主要采取当面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相关领导谈话的方式，也递交了部分书面材料，并向本院提交了其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递交的相关申请、请求、要求等文件以及其乘坐火车的火车票等，但未提供其将上述文件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送达的证据。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陈述：张惠平2000年辞职后因未办理辞职手续所以双方人事关系一直未解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03年要清理出国长期未归人员，就依此契机把张惠平按照其辞职处理了，并主张上述辞职手续即指填报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03年9月28日填报的辞职申请表相同的辞职申请表；2002年9月后，张惠平一直未回到学校上班也未办理病假手续；张惠平系近2年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主张过权利要求恢复人事关系，以前是否每年主张过无法核实。
一审法院认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属于事业单位，张惠平系其在编教师。双方之间构成人事关系。张惠平主张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违法解除双方之间的人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3］13号）第三条“本规定所称人事争议是指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的规定，本案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与所在单位发生人事争议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有关规定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适用法律等问题的答复（法函[2004]30号）第一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3］13号）第一条规定“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处理。”这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处理”是指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的程序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对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的实体处理应当适用人事方面的法律规定，但涉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劳动权利的内容在人事法律中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有关规定。”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和本案事实，法院认为张惠平属于正常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时间为1999年9月1日至2002年9月1日，其在停薪留职期间于2000年9月9日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发送传真申请辞职，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要求张惠平亲自回国办理手续，张惠平并未实际回国办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仍将张惠平按照停薪留职对待。虽然张惠平对其在2000年12月口头告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不再辞职的事实未提供证据证明，但结合其他案件事实，张惠平应当是已经选择了不再辞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01年6月、12月为张惠平办理工资标准晋升手续以及2003年1月为张惠平出具在职证明办理华侨证的事实，均可以说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将张惠平作为在职人员进行处理，故张惠平的辞职申请已经失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03年9月28日在未告知张惠平的情况下又依据上述已经失效的辞职申请为张惠平办理了离职手续，其行为不具有合法性。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关于对黄建华等三十二位同志作自动离职处理的决定》所涉及的三十二位同志的情形与张惠平不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辩称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信。张惠平于2006年7月知道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解除了与张惠平的人事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五十二条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事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如何计算的批复》（法释〔2013〕23号）的规定，其应当在1年的仲裁时效内提起仲裁，且仲裁时效因张惠平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张惠平主张其在2006年7月至2015年6月1日第一次提起仲裁期间每年不间断的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主张权利，并提交了其出具的申请、说明、要求、火车票等类似文件，虽然张惠平并未提供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直接送达的证据，但根据文件内容和张惠平主张权利的积极程度，并结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张中华书记关于“我知道你一直没有放弃、一直主张权利”的陈述，可以认定张惠平的仲裁时效构成中断，其请求未超过仲裁时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解除与张惠平人事关系的行为不合法，双方人事关系应当恢复，张惠平要求恢复人事关系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张惠平1999年9月1日后即不再上班，未提供劳动，亦未办理请假手续。其请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支付生活费和医疗补偿费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张惠平关于要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为其补缴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手续的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范围，法院不予处理。综上，张惠平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事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如何计算的批复》，判决如下：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恢复与张惠平的人事关系；二、驳回张惠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5元，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负担。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1、张惠平的请求是否超过仲裁时效；2、张惠平的辞职申请在2003年以前是否失效；3、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是否应向张惠平支付生活、医疗补偿费。
关于张惠平的请求是否超过仲裁时效的问题，根据张惠平提交的申请、说明、要求、火车票等证据，结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张中华书记关于“我知道你一直没有放弃、一直主张权利”的陈述，可以认定张惠平一直在积极主张权利，仲裁时效构成中断，其请求未超过仲裁时效。关于张惠平的辞职申请在2003年以前是否失效的问题，张惠平于2000年9月9日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传真辞职申请，但因张惠平未回国办理手续，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按照停薪留职对待张惠平，并于2001年6月、12月对张惠平的工资标准进行了晋升调整，2003年1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还应张惠平的请求为其出具了在职证明手续，可以认定此时张惠平的辞职申请已经失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依据失效的辞职申请单方面地为张惠平办理离职手续不具备合法性，张惠平要求恢复人事关系，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是否应向张惠平支付生活、医疗补偿费的问题，因张惠平自1999年9月1日后即不再上班，未提供劳动，故本院对张惠平要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支付生活、医疗补偿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张惠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元，由张惠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各负担1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俊广
审判员 赵文莉
审判员 徐子岑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日
书记员 范 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