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655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海红，女，1976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唐丹麒、章晓敏，浙江人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寿铨，男，1946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陈国江、郑玲珠，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俞晨，男，1971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
上诉人黄海红为与被上诉人王寿铨、原审被告俞晨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8民初57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经本院院长审批，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12月15日，浙江腾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图公司）成立，公司股东为王寿铨（持股比例51%）、姜亚琴（持股比例49%）。2012年11月20日，王寿铨与黄海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1份，约定王寿铨将其持有的腾图公司41%的205万元股权转让给黄海红，转让价款为205万元，2012年11月20日前交割。之后腾图公司向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分局提交该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经鉴定，该股权转让协议上王寿铨、黄海红的名字均非本人所签。2014年5月26日，黄海红向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分局出具《承诺书》1份，确认：腾图公司提供的本次及以前的工商登记材料中涉及的签字均真实有效，若因本人签字引起任何法律纠纷，所导致的一切责任和后果由本人及公司承担，今后的登记材料中签字样式以本次为准。现王寿铨对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予以认可。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虽《股权转让协议》中王寿铨、黄海红签名均非本人所签，但双方当事人均予以事后追认，故该协议依法成立并生效。黄海红依据该协议持有相应股权后，应按约向王寿铨支付股权转让款。王寿铨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就黄海红提出的本案涉嫌刑事犯罪的抗辩，因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故不予采信。就王寿铨要求俞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请，无相关法律依据，故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黄海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王寿铨股权转让款205万元并支付利息损失（自2012年11月20日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驳回王寿铨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068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30068元，由黄海红承担。
宣判后，黄海红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本案涉及的假冒签名是一个冒名顶替行为，而不是一个无权代理行为，《股权转让协议》自始不成立。无权代理，是指代理人没有代理权或超越代理权，用自己的身份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进行民事行为。而冒名顶替，是指行为人未经被冒名人允许，用被冒名人的身份，以被冒名人地名义进行民事行为，两者具有显著区别。冒名顶替行为，在法律上与无权代理有截然不同的法律效果：第一、行为人的身份是虚构的，是不存在的；第二、行为人的意思表示也不存在。故，假冒签名的合同，因欠缺当事人及意思表示两项基本要件，合同并未成立。至于本案，原审查明《股权转让协议》的实际签名人是李佳哲，但其在股权转让中从未表明其系王寿铨或黄海红中任何一方的代理人，也未在协议上签署本人作为代理人的真实姓名，而是假冒了王寿铨和黄海红的签名。申言之，李佳哲系用被冒名人的身份，以被冒名人的名义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的，该行为属于冒名顶替，而不是无权代理。故，李佳哲假冒签名的《股权转让协议》自始未成立，不可能经追认而成为有效。补充，合同成立的基本要件需要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当事人，这样才能意思表示一致形成合意。原审查明《股权转让协议》中“王寿铨”和“黄海红”的实际签名人都是李佳哲，也就是说，合同订立过程中始终只有一个当事人，怎么可能形成合意，合同当然不成立。二、即使假冒签名是无权代理，黄海红从未对《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进行追认，不应当承担协议约定的付款义务。2011年12月15日，ＸＸ出资25万元与黄海元设立了腾图公司，其中ＸＸ以其父王寿铨作为名义股东占59%股份，黄海元以姜亚琴作为名义股东占41%股份。2012年3月9日，ＸＸ出资20万元设立杭州滕日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日公司），以其父王寿铨作为名义股东。ＸＸ在腾图公司、腾日公司一共出资45万元。2012年11月20日，李佳哲假冒王寿铨和黄海红的签名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将王寿铨名下41%的股权转让给了黄海红。后黄海红得知股权转让至她名下，鉴于公司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出于王寿铨等股东以及公司利益考虑，期间其签署一些法律文件，是一种无因管理行为，黄海红妥善管理他人股份所作出的行为，系其尽善良管理人的义务，不能推定其追认协议的效力。2014年5月26日，黄海红向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分局出具了一份《承诺书》，载明“腾图公司提供的本次及以前的工商登记材料中涉及的签字均真实有效，若因本人签字引起任何法律纠纷，所导致的一切责任和后果由本人及公司承担”，系其为公司管理需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出的虚假陈述。黄海红在原审提供的《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指出中《股权转让协议》和《腾图公司章程》中“黄海红”三字均不是本人所写，也印证了“以前的工商登记材料中涉及的签字均真实有效”是一个虚假陈述。既然黄海红向工商行政部门作出的承诺是虚假陈述，其应当承担相关法律责任，而不能推定其对之前的假冒签名进行了追认。另外，1、追认应当以明示的方式作出，本案中黄海红始终认为股权转让系ＸＸ与黄海元之间发生，其仅对股权进行善意的管理，但从未对股权转让合同进行明确的追认；2、追认应当向合同相对人作出，但本案《承诺书》是向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的，不能认定系黄海红的追认。至于黄海红因不当得利所取得腾图公司的股份，应当予以返还。之前黄海红只是基于无因管理暂时管理，现亦同意全部返还而不应当支付转让款。三、即使双方都对《股权转让协议》进行追认，ＸＸ与黄海元商定的实际转让款是45万元，不是原审认定的205万。原审中，王寿铨提供了一份电话录音，证明ＸＸ在2013年9月3日向黄海红讨要腾图公司的股权转让款，ＸＸ多次明确告知黄海红转让款是45万元。首先，李佳哲假冒签名所写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工商登记格式版本，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ＸＸ和黄海元商定的实际转让款为45万元，其实就是ＸＸ以其父王寿铨的名义投资在腾图、腾日两家公司的投资款45万元。即使《股权转让协议》认定合法有效，经ＸＸ代其父王寿铨（ＸＸ系隐名股东）和黄海元已经对《股权转让协议》作了补充协议，转让款变更为45万元。王寿铨在一审中提交证据9录音的证明目的是“双方对于股权转让达成合意”，而录音中明确的转让款正是45万元，原审法院在原审中对证据9录音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认定双方对股权转让达成合意，系追认，但录音中明确提及的转让款是45万，始终没提及转让款系205万。四、本案涉及的45万元转让款，是黄海元承诺退还ＸＸ以其父王寿铨名字投资在腾图、腾日两家公司的投资款45万元，也是ＸＸ作为黄海元诈骗案受害人所称的欠款45万元，ＸＸ已经得到全部清偿，黄海红无需支付任何款项。从欠款的金额方面看，2014年7月24日黄海元与ＸＸ就腾图、腾日两公司退还投资款的事情达成一致，黄海元向ＸＸ出具了一张欠条，载明“本人欠王寿铨（身份证号）本金人民币45万，……本息合计50万元整”。ＸＸ在2014年9月3日的询问笔录中陈述、ＸＸ在2013年9月3日与黄海红通话都表明ＸＸ以其父亲王寿铨投资在腾图、腾日两家公司投资款一共是45万元，黄海元答应ＸＸ退还投资款，也就是案涉转让款是45万元，因黄海元无力归还，对ＸＸ（以其父王寿铨作为债权人）的欠款也是45万元，三者金额完全一致。从欠款的用途方面看，ＸＸ在2014年9月3日询问笔录中的陈述表明ＸＸ所称的45万元欠款（以其父王寿铨作为债权人）是用在腾图、腾日两家公司，ＸＸ以其父王寿铨的名义投资的45万元也是在腾图、腾日两家公司，ＸＸ和黄海元商定的转让款为45万元，其实是退还腾图、腾日两家公司的投资款，三者在用途上完全一致。从欠款的还款期限方面看，ＸＸ在2014年9月3日的询问笔录说：“2013年9月份，我去要债（45万）”，又在2013年9月3日与黄海红讨要案涉转让款45万（王寿铨的41%股权）中说：“问题讲了三次，都没有兑现，一分都没付，这次又说75天”，而从ＸＸ通话之前的2013年9月1日至2013年11月15日正好就是75天，与黄海元出具的欠条（以其父王寿铨作为债权人）载明“原计划于2013年11月15日还款”，还款期限正好相对应，进一步印证了ＸＸ所称的45万元欠款就是45万元转让款。从欠款的形成时间方面看，ＸＸ所称的欠款形成时间是“2011年年底，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与腾图公司的设立时间“2011年12月15日”正好符合，也就是ＸＸ所称的欠款（以其父王寿铨作为债权人）45万元，其实就是ＸＸ以其父王寿铨投资在腾图、腾日两家公司的投资款45万元。从名义债权人来看，腾图、腾日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王寿铨是股东；而ＸＸ提供欠条中的债权人也是王寿铨，名义债权人都是王寿铨，两者相一致。从实际债权人来看，王寿铨提供的与姜亚琴的电话录音提到“ＸＸ：那他有没有跟你讲过，我在里面有一半股份的？姜亚琴：这个事情有跟我讲过的”。而ＸＸ在2014年9月3日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后来他打了欠条给我，45万元按50万元算，50万元还给人写的是我父亲王寿铨的名字，我和他的经济瓜葛就是这样”，实际债权人都是ＸＸ，两者相一致。上述事实都可以证明，2011年，ＸＸ交付给黄海元的45万元，其实就是ＸＸ以其父王寿铨的名义投资在腾图、腾日两家公司的投资款为45万元，之后ＸＸ与黄海元协商退还投资款，也就是案涉的转让款45万元，因黄海元无力偿还，形成了对ＸＸ的欠款45万元，并以其父王寿铨作为债权人出具了欠条，上述款项其实是同一笔款项。该45万元款项在（2015）河刑初字第00116号案件中，ＸＸ作为黄海元诈骗案的受害人，已经通过刑事退赃程序得到了全部清偿，其无权要求黄海红另行支付任何款项。请求撤销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8民初570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黄海红无需承担付款责任，驳回王寿铨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和保全费用由王寿铨承担。
被上诉人王寿铨答辩称：一、涉案股权转让协议被答辩人事后是追认的，同时也已经履行了股东权利。答辩人要求其支付股权转让款于法有据。黄海红提到股权转让协议是冒名行为，实质上不存在所谓的冒名。一审包括最初的2014年底在滨江法院的时候，李佳哲的身份对方是确认的，是当时帮做工商变更登记，包括公司设立的一个代理人。至于说在工商签字的问题，李佳哲在办手续的时候签字确实是他签的，对方也是认可的，黄海红也是知道的。录音证据当时一审的时候，对方是认可的，对这个之前转让的事实黄海红包括案外人黄海元都是清楚的。对方现在再来说协议书李佳哲这个是冒名，对于李佳哲来讲来冒名没有任何的实质意义。股权转让是一个代理的问题，代理来签字，手续上可能说是存在一定的瑕疵。黄海红履行股东权利的证据，一审王寿铨第八项证据包括黄海红公司章程的变更登记申请都有黄海红的签字，黄海红已经完全履行了股东的职责，行使了法定代表人的职责，这些证据都已经充分地显示黄海红是公司股东，也作出了相应的意思表示。本案中黄海红为了避免对自己不利的后果，主张转让协议系他人冒名，这与事实不符。二、黄海红新提到的这个证据，并非是新证据，这个证据在原来的2016浙01民终6570号案子中已经全部提交，双方也都质证过，并且当时杭州中院在审的时候对这事实都已经做了裁定，已经确认刑事案子跟本案款项是无关的。三、股权转让款是205万还是说45万的问题，王寿铨作为公司的股东，公司章程跟工商登记都已经确认也合法取得了该公司的股权，现在双方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得到了双方的认可，交易价格是明确的，并非黄海红所称的45万。
原审被告俞晨未提交书面答辩。
二审期间，上诉人黄海红向本院提交了证据1、黄海元出具的欠条、ＸＸ公安询问笔录、ＸＸ与黄海红电话录音（文字稿），证明ＸＸ在黄海元诈骗案中自称45万元借款，即本案的转让款45万元。被上诉人王寿铨、原审被告俞晨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质证，王寿铨认为，欠条和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检察院调取的应当有档案章；关联性有异议，笔录和欠条与本案没有关系，系黄海元与ＸＸ之间的纠纷；并非新证据，黄海红在一审及2016年浙01民初6570号案件中已经提交了，该事实也由该案裁定书确认两个案件没有关联。录音文字稿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达到黄海红证明目的，同时说明股权转让事实黄海红在转让前已经知道并同意受让。俞晨未发表意见。
本院经审查后认为，黄海红向本院提交的证据1，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可。
经审理，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案渉2012年11月20日《股权转让协议》系案外人以王寿铨和黄海红的名义签署并向工商登记部门予以提交的事实清楚；因黄海红于2014年5月26日以出具《承诺书》的形式明确了其“本次及以前的工商登记材料中涉及的签字均真实有效”，而王寿铨对该《股权转让协议》亦为认可，原审判决据此认定王寿铨和黄海红均对案渉《股权转让协议》予以了事后追认并无不当，该协议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现案渉《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股权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已经完成，黄海红应当依约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及利息损失，原审判决的相应认定无误，本院予以确认。黄海红尚于本案中主张案渉股权的转让对价应为45万元，但其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足以推翻案渉《股权转让协议》的记载内容，故黄海红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黄海红的该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黄海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5068元，由黄海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剑
审判员 黄江平
审判员 夏明贵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金佳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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