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浙11民再15号
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徐健，男，1973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青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丽军，浙江万申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臻，浙江万申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李红军，男，1978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青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津，浙江汇时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云和县汇田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云和县石塘镇大源口村寨下1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1255729298433。
法定代表人：徐健，执行董事。
再审申请人徐健因与被申请人李红军、原审被告云和县汇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田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云和县人民法院（2016）浙1125民初971号民事调解书，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7年5月22日作出（2017）浙11民申14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并中止原调解书的执行。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8月11日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徐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臻、被申请人李红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津、原审被告汇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再审申请人徐健再审请求事项：一、依法撤销（2016）浙1125民初971号民事调解书；二、案件原审、再审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民事调解书违反自愿原则。1、申请人在签订民事调解协议时，对实际欠款金额存在重大误解。自2013年初至2016年9月20日，申请人与李红军之间发生多次借贷行为，其中有几笔款项的认定有误：第一笔，2015年6月15日，申请人向李红军出具借条，向其借款人民币2000万元，借款期限为3年，按月利率2%计息。根据徐康在借条上所述，以上借款1200万元由徐康账户代为汇给申请人。实际上，截止2015年6月15日止，申请人与李红军之间借款金额共计1200万元，且该1200万元已经包含2013年11月2日的500万元，2014年10月28日的300万元借款，剩余800万元由后期支付。第二笔，2016年1月26日、2016年1月27日李红军分别向申请人出借的40万元、25万元款项系徐康替申请人向李红军还款150万元，并将该笔款项汇入李红军账户，之后，李红军又将前述40万元、25万元再次作为借款汇给本人，故原借款150万元消灭，新债务65万元产生，应在还款总额中减去150万元。第三笔，2015年6月12日，李红军与张根法签订承包款为100万元的《雕刻石承包开采合同》，根据李红军与申请人之间的约定，申请人已替李红军向张根法支付65万元。该笔垫付款作为申请人向李红军的还款，在借款总额中应当予以扣除。第四笔，关于《还款计划书》中的4500万元借款，首先，《还款计划书》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在签订该协议时，借款金额未达到4500万元，该4500万元系之前借款本息及后续计划融资金额的累计。在李红军的要求下，双方还同时签订了《项目抵押担保协议书》一份，并以上述两份协议作为李红军对外进行融资的道具，并约定李红军据此融到资金后再出借给申请人，但截至起诉之日，原先约定的4500万元未融资到位。为还原上述事实，保证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李红军在《项目担保协议书》落款处作出书面说明：“该协议只作为对外借款，不做其他用途，李红军”。该笔迹系李红军本人所写，也只留存在本人所执的《项目抵押担保协议书》中。上述两份协议系同日形成，目的一致（与后来签订的《承诺书》、《共同管理协议书》、《民事调解书》目的也一致），均为李红军的融资道具，但原审中李红军并未提供《项目抵押担保协议书》，企图隐瞒案件事实。其次，《还款计划书》在表述上存在明显的矛盾，能够切实反映本案借款金额的虚假。在第一段陈述：“2016年7月27日经双方结算，截止同日共欠人民币4500万元”，在协议第一条陈述：“甲乙双方确认上述欠款4500万元期限仍按原约定为两年，即2016年1月15日到2018年1月14日”，后又陈述“甲方自愿确认按照月利3%支付利息，从2015年6月15日开始计算”，这些陈述对于借款结算日的表述自相矛盾，说明李红军在起草《还款协议书》时对4500万元的结算日无法做出准确的确认。截止2016年9月20日，目标融资金额一直未到位，李红军却故意隐瞒事实真相，企图以该《还款计划协议》为由，妄图虚构4500万元的债权以增加本人及汇田公司的债务。除上述特别说明的借款情况，截止2016年9月20日，申请人共向李红军实际借款金额为3129.15万元，已还款项1585.8万元，未还款项1543.35万元，尚欠利息373.70856万元。2、本人受李红军胁迫与欺骗于2016年10月31日与其签订了《民事调解书》。2016年10月30日，李红军再次以出借2000万元给申请人为饵，诱骗本人签署了《共同管理协议书》，意欲取得对汇田公司的管理权限。《民事调解书》签字当日，李红军再次承诺签字后再出借给申请人2000万元。由于临近年底，信用社贷款已逾期，汇田公司又须支付农户征地款、劳工工资、砖厂投资等费用，资金需要巨大，故在李红军诱迫下按照其要求在《民事调解书》上签字。但李红军至今未将承诺的2000万元借与申请人。李红军通过哄骗、胁迫申请人与其签订了《股权出质合同》、《还款计划协议》、《项目抵押担保协议书》、《共同管理协议书》、《承诺书》、《民事调解书》等一系列文件，虚构巨额债权债务关系，并收取高额利息。为了进一步要挟申请人并蚕食汇田公司，骗取了汇田公司的采矿证、土地证、林权证等证件，强行拿走了汇田公司的公章、合同专用章，其根本目的在于取得汇田公司实际经营权。故本案调解违背自愿原则。二、《民事调解书》内容违反法律规定。1、案涉借款利率违反法律规定。本案涉及高利贷，月利息高达30%，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的“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不得超过年利率36%”的规定。2、《民事调解书》要求本人、汇田公司共同偿还李红军借款本金及利息的金额计算违反法律规定。《民事调解书》中的本息计算将4500万元作为本金计息，属于“利滚利”行为，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执行）》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
被申请人李红军答辩称，一、本案调解完全出于挽救企业目的，是徐健主动自愿完成，徐健所谓重大误解和受胁迫属于捏造事实。被申请人与徐健之间的借款系多年累积形成，借款目的就是用于徐健经营汇田公司，借款过程清楚，月利率不高于3分。到了后期，徐健已经无法按约及时支付利息，还款能力明显降低，但是还是不断向被申请人借款。出于自身债权安全的考虑，被申请人和徐健之间达成协议，自愿以公司股权质押、相关产权证放在被申请人处等方法为之前借款和继续出借款项作担保。此过程中双方对借款进行多次结算，徐健多次承诺还款并出具相应文书，整个过程根本不存在胁迫、欺骗和误导。从徐健的再审申请书看，也只是陈述了过程，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本案存在胁迫事实。在徐健屡次违约后，被申请人无奈向人民法院起诉，徐健此时仍然隐瞒自己和公司对外巨额负债的事实，坚称自己只有被申请人这一笔较大借款，要求调解，按照调解的还款计划还款，避免企业马上倒闭。被申请人担心案件直接进入判决并执行，将对汇田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且汇田公司是被申请人债权实现的唯一希望，所以同意了徐健的建议，寄希望于徐健继续经营汇田公司并按约还款。因此没有对徐健和公司资产进行保全查封。如果早知道徐健对外欠有巨额债务，被申请人决然不会调解，也不会按照调解书约定继续等待徐健还款。因此，被申请人为了确保徐健不抽逃资金和转移财产，在法院与徐健和汇田公司签订了《协议书》。调解过程中徐健还因为调解方案中的利率问题和还款计划问题，拒绝了调解，被申请人立即表示让法院尽快审判，后徐健和被申请人在法院外吃中饭，主动提出要求被申请人保证三个月内不申请强制执行，被申请人同意后双方才去法院完成调解。调解完成后，徐健多次违约，被申请人信守承诺未申请法院执行，后来发现徐健有巨额债务，隐瞒公司债务，所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二、本案借款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500万元、300万元，有2013年11月2日、2014年10月28日借条证实；1200万元，有2015年借条证实，该1200万元是被申请人通过徐康借给石雕城借款户的借款，徐健提出由其收取并借给徐健，有徐康证明、徐健签字确认的《借款收款确认单》证明和法院调解笔录、徐健录音证明；2910.15万元汇款有银行汇款凭证和法院调解笔录证明。以上共计4910.15万元，徐健还款1305.55万元。双方在2016年5月8日结算，徐健尚欠4500万元。
原审被告汇田公司同意再审申请人徐健的意见。
李红军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徐健和汇田公司共同偿还借款4500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按月利率2%自2016年6月15日起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暂计算至起诉之日为2700000元）；二、判令徐健和汇田公司支付为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费150000元；三、判令李红军对徐健所有的汇田公司的85%股权及派生权益采取拍卖、变卖等方式变现所得的款项享有优先受偿权；四、案件诉讼费用由徐健和云和县汇田实业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原审法院经主持调解，徐健、李红军及汇田公司达成了调解协议，原审法院按照调解协议内容制作了云和县人民法院（2016）浙1125民初971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主文内容为：一、徐健、云和县汇田实业有限公司共同偿还李红军借款本金人民币45000000元及相应利息（该利息按月利率10‰，从2016年11月1日起计算至所有本金偿还完毕时止）。徐健、云和县汇田实业有限公司定于2016年11月1日至2017年3月1日之前，在每个月的15日之前偿还李红军利息人民币450000元；从2017年3月1日起，徐健、云和县汇田实业有限公司在每个月的15日之前偿还李红军本金1406250元及相应的利息，直至所有本金及利息偿还完毕时止；二、徐健、云和县汇田实业有限公司共同偿还李红军上述借款本金在2016年11月1日之前产生的利息共计人民币2250000元。该笔款项定于2019年10月31日之前偿还完毕；三、本案律师费用共计人民币150000元，由徐健、云和县汇田实业有限公司共同负担；该费用由徐健、云和县汇田实业有限公司定于2016年11月15日之前支付给李红军；四、若徐健、云和县汇田实业有限公司未按上述第一、二、三项条款约定的期限履行任何一笔给付义务，则李红军可就上述第一、二、三项未偿还的款项一并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五、李红军放弃本案其他诉讼请求；六、案件受理费281050元，减半收取140525元，由徐健、云和县汇田实业有限公司共同负担。该费用由李红军在本案中先行予以垫付，由徐健、云和县汇田实业有限公司定于2016年11月15日之前支付给李红军。
再审中，徐健提供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徐健的汇款凭证，待证徐健向李红军和徐康支付共计28393870元；证据二，雕刻石承办开采合同及李红军汇款单，张根法收条，待证2015年6月16日合同款由李红军汇款35万元，余款65万元是由徐健垫款；证据三，李红军农行交易清单，待证徐康代徐健还款150万元事实；证据四，云和县人民法院调解和谈话笔录，待证李红军就1200万元的陈述和徐康陈述存在矛盾的事实；证据五，调解申请书，待证李红军主动要求调解的事实；证据六，2015年6月5日借条两份，待证李红军擅自篡改借条内容的事实；证据七，项目抵押担保协议书，待证徐健与李红军之间签订4500万元借款协议是为了让李红军向外融资；证据八，贷款催收通知书一份，待证汇田公司在2016年7月20日贷款逾期的事实；证据九，还款结算表一份，待证徐健、李红军、徐康三方发生的借款情况和结算情况；证据十，借条复印件一份，待证徐康向吴大杰借款150万元用于归还徐健对李红军的欠款，应在欠款总额中予以扣减。
被申请人李红军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借条三张，待证截止2015年6月15日徐健共向其借款2000万元；证据二，股权出资合同、股权质押登记，待证2016年7月27日，双方对之前已经登记过的股权再次登记，注明借款为4500万元，借款利息从2016年1月15日起算，借款期限为2年；证据三，还款协议书，待证经过双方协议，确定本案借款本金4500万元，约定了还款计划；证据四，委托合同和律师费代理发票，待证律师费支付情况；证据五，农行汇款清单，待证在原审提交的1929.15万元汇款凭证后补充提交981万元汇款凭证；证据六，2015年8月18日承诺书一份，待证徐健和汇田公司早就将汇田公司的相关证件放到被申请人处，李红军再借款给徐健，不存在胁迫等情况；证据七，2016年5月8日结算单，待证双方早在2016年5月8日已经结算完毕，尚欠款项4500万元，并非之后虚构的数额；证据八，2016年7月27日承诺还款计划书和借款补充协议，待证双方再次确定4500万元数额；证据九，2016年10月31日协议书，待证双方在法院调解前已达成和解，不存在申请人说的胁迫；证据十，借款收款确认书，待证徐健对2015年6月15日借条中借款2000万元具体收款方式的确认，以及徐健确认李红军和徐康之间除该2000万元的款项往来外，其他款项往来并非直接针对徐健借款，与徐健借款还款还息无关，之后借款和利息均由李红军和徐健自行汇付，进而证明徐健之后诉称的1200万元与事实不相符，1500万元由徐康代还不属实；证据十一，徐健的录音，待证徐健自认2015年6月15日借条中1200万元是被申请人之前通过徐康借给青田石雕户的借款；证据十二，张根法的录音，待证徐健再审申请时说为被申请人代付张根法65万元是虚假的；证据十三，云和宏顺建材有限公司工商登记资料，待证《项目抵押担保协议书》中的制砖项目是宏顺建材有限公司的项目，写“不做其他使用”的原因是徐健只有10%的股份，徐健为了避免其他股东对他将公司项目拿出去担保有意见，才要求写了这句话；证据十四，吴大杰出具的借条，待证款项是徐康借的，但李红军代还了66万。
原审被告汇田公司未提交证据。
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证据认定如下：对徐健提交的证据一、三、四、五、七以及李红军提交的证据一至证据十一，各方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对证据的关联性将在后文综合分析；徐健提交的证据六系复印件，无其他证据佐证，证据八即使可以证明汇田公司存在资金周转困难亦不能证明本案调解存在胁迫事实，证据九系徐健单方制作的款项往来情况及结算表格，上述证据，本院均不予采信；徐健提交的证据二、李红军提交的证据十二，均系为证明在借款总额中应否扣除涉及案外人张根法的65万元款项，因徐健提交的证据二系复印件、李红军提交的张根法的录音无其他证据佐证，故均不予认定，对于该笔款项应否在借款总额中予以扣减的问题，由于双方的结算行为发生在徐健主张的抵扣行为之后，故应以双方结算为准；李红军提交的证据十三，系对徐健提交的证据七项目抵押担保协议书的反驳证据，本院认为，李红军在《项目抵押担保协议书》上注明“该协议只作为对外借款，不作为其他用途”并不能证明该协议书签订的目的系为了融资，亦不能由此推定徐健与李红军之间签订的协议、结算等均系为了融资，本院均不予采信；徐健提交的证据十、李红军提交的证据十四，均系为了说明能否在借款总额中扣减150万元的问题，结合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为，徐健主张的该150万元汇入李红军账户的时间早于徐健与李红军债务的最后结算时间，故上述证据，本院亦不予采信。
根据上述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2013年11月2日，徐健向李红军出具借款借据一份，借款金额为500万元，借款用途为采购矿山设备，约定归还日期2016年10月31日，担保人阮永发，并注明“以云和县汇田实业公司的百分之二十股份，作为本次借款抵押”。2014年10月28日，徐健向李红军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李红军人民币叁佰万元正”。2015年6月15日，徐健出具借条载明：“共借到李红军人民币贰千万元正（20000000.00），月利息为2%，借期为三年。借款人：徐健”，徐康在该借条上签字确认：“以上借款壹仟贰佰万元由徐康账户代为汇入”。2015年8月18日，徐健向李红军出具承诺书承诺：“本人徐健因公司资金不足向你借款，于2015年8月17日与你签订借款协议，2015年8月18日将公司股份的85%质押登记给你，现我公司郑重向你承诺，在未向你偿还全部借款之前，本公司的一切资产不另行作为其他借款抵押，同时将公司的采矿证（C3300002012127110127909）、土地证（云土国用2014第01257号）及林权证（云林权证2015第2300000009号）原件交你保管。我公司如果未信守上述承诺，我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以上承诺具有不可撤销的法律责任。”落款为徐健签字及汇田公司盖章。2016年5月8日，徐健出具结算书载明：“经结算至2016年5月8日共欠李红军人民币肆仟伍佰万元正。欠款人：徐健”。2016年7月27日，徐健与李红军签订股权出质合同，出质人为徐健，质权人为李红军，约定：“出质人截止2016年7月27日陆续向质权人借取人民币4500万元，并以持有云和汇田实业有限公司中的85%股权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至本合同签订时，甲方向乙方借取的借款本金合计为4500万元人民币。该4500万元借款的月利率均按1.5%计算利息，利息按月支付。双方约定则从2016年1月15日开始。借款期限两年。……”双方还对股权质押合同标的、违约责任等事项进行了约定。2016年7月27日，云和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徐健作出《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载明出质股权所在公司云和县汇田实业有限公司，出质股权数额1700万元人民币，出质人徐健，质权人李红军。同日，徐健出具承诺还款计划书：“本人徐健自2013年至今向李红军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人民币4500万元，月利息为3%，利息每十天支付一次。另每个月归还本金人民币50万元，以上承诺还款自2015年8月15日开始实施，当月结清，概不拖欠。本人以在云和县汇田实业有限公司所持有的85%股份作为担保，并已在工商局办理股权质押登记，附借款合同（借款合同上的利息为1.5%，实际利息为3%）。本人对以上承诺无异议”。同日，徐健出具《借款补充协议》：“本人徐健欠李红军4500万，工商质押合同为月1.5%，实际月利息为利息3%。6月15日开始计算，利息10天支付一次”。2016年10月31日，李红军（甲方）、徐健（乙方）、云和县汇田实业有限公司（丙方）签订协议书，明确：“甲乙丙三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由云和县人民法院受理，现经乙方提出，三方进行了和解，达成协议如下：1、三方确认乙方之前所借款项均用于丙方设立和经营，故乙方和丙方自愿共同向甲方归还欠款4500万元，在本协议签订日之前，经三方结算欠甲方本息共计人民币4725万元，在本协议签订日之前，经三方结算欠甲方本息共计人民币4725万元，乙方和丙方承诺按照本协议约定的还款计划还本付息。2、因乙方和丙方目前多项工程开展，甲方同意乙方和丙方从2016年11月1日开始先支付利息，欠款利息按4500万元基数计算，月利率1%，按月支付。乙方和丙方于2017年3月1日开始归还本协议签订日之前所欠本息4725万元，每月应还147.6560万元，同月利息一并结清，并于2019年11月30日前清还所有本息。3、乙方和丙方如有一期逾期履行的，甲方给予15日的宽限期，如仍未付清的，甲方有权就届时全部欠款本息一并予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5、为确保甲方债权实现，乙方和丙方同意甲方介入丙方公司管理。……9、本协议第1.2.3条确定的约定由三方申请人民法院制作调解书，其他约定视为三方新的协议在调解后继续生效，三方应当遵照执行。……”徐健曾出具《借款收款确认书》（无落款时间），载明：“因徐健和李红军的借款次数较多，时间间隔较长，且付款形式多种多样，牵涉到李红军和徐康之间的经济往来，双方对借款收款情况确认如下：徐健于2013年11月2日向李红军出具借条500万元，该款是在此前由李红军汇给徐康账户资金中由徐康分次交付给徐健，由徐康等人担保，李红军回国后才将借条交给李红军。2014年10月28日徐健出具300万借条给李红军，款项是李红军在国外以欧元通过他人代为在国内以人民币形式支付完成。2015年6月15日徐健出具一张2000万借条，包括前述两笔借款，另外1200万元是李红军之前汇给或交给徐康陆续出借给石雕城借款户的借款，徐健提出由其去收取并借给徐健，该款已经全部收取到位，故三笔借款相加，徐健出具2000万元的借条，由于前二笔借款已有借条，故徐康对新增的1200万元借款的支付方式在借条上予以注明。该三笔借款的相应利息在2015年6月15日结算之前已经付清，但本金未付。除此之外，因为李红军和徐康之间存在长期资金合作，所以两人其他款项往来并非直接针对徐健借款，故其他往来与徐健借款还款还息无关，以2015年6月15日借条为准。之后的借款利息均由李红军和徐健自行汇付。对此，徐健和李红军再三核对，并签字予以确认明确”。2016年9月23日，李红军以徐健未按约还本付息为由向原审法院起诉。2016年10月12日，李红军向原审法院书面申请调解，要求法院组织调解，以避免企业倒闭导致债权无法实现。同年10月31日，原审法院组织各方进行调解并制作了调解笔录，同日，原审法院根据调解笔录内容制作了民事调解书。
本院认为，本案系对调解书裁定再审的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条“人民法院以调解方式审结的案件裁定再审后，经审理发现申请再审人提出的调解违反自愿原则事由不成立，且调解协议的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并恢复原调解书的执行”之规定，本案应先审查再审申请人提出的调解违反自愿原则事由是否成立以及调解协议内容是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
本案中，徐健提出原审的调解违反了自愿原则，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审调解程序违反自愿原则，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原审调解过程中存在胁迫或其对调解书内容存在重大误解。从查明的事实分析，李红军与徐健之间资金往来频繁，双方曾就款项情况进行了多次结算，对借款事实进行了确认，并进行了股权的质押登记等，徐健对各次形成的借条、结算书、确认书的形式真实性均无异议，仅认为其签订上述协议、结算书、确认书的目的是为了让李红军为其融资，但未提交证据证明该主张。其提供的证据七《项目抵押担保协议书》，虽有李红军写有的“该协议只作为对外借款，不作为其他用途”的备注，但对该备注文义的理解并不能当然得出签订协议的借款系为了融资，亦不能反驳徐健与李红军之间形成的借条、协议、结算书等证据的证明效力。徐健提出，李红军通过案外人徐康汇给其的款项作为徐健的借款，但徐健通过徐康归还李红军的款项不作为还款不公平。对此，本院认为，关于徐健、徐康与李红军的资金往来关系，徐健曾签字确认，因为李红军和徐康之间存在长期资金合作，除2015年6月15日借条所涉款项外，其他往来与徐健借款还款还息无关，之后的借款利息均由李红军和徐健自行汇付，且庭审中，徐健承认其与徐康之间还有其他经济往来，故其该主张亦不能成立。关于调解书的内容是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问题，徐健在再审申请中主张本案存在高利贷，但在庭前谈话及庭审中自愿撤回了该主张，虽其在之后的调解过程中又提出本案存在高利贷行为，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经审查，原审调解程序及调解书内容并不存在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形。
综上，再审申请人徐健提出的调解违反自愿原则事由不成立，且调解协议的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本案依法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再审申请人徐健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无证据证明调解存在违反自愿原则情况下，应对自己在民事活动中的行为及风险承担相应责任。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九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再审申请人徐健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吕 湘
审 判 员 汤丽军
审 判 员 聂伟杰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代书记员 汪鑫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