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大丰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大南民初字第0166号
原告柯健成（曾用名奚峰），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宗永林，江苏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袁龙彪，大丰市大中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奚旭升，男，汉族。
被告奚秀芳，女，汉族。
委托代理人于友汉，大丰市大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柯健成与被告奚旭升、奚秀芳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经诉前调解未果，本院于2013年6月18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柯健成及其委托代理人宗永林、袁龙彪，被告奚旭升，被告奚秀芳及其委托代理人于友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柯健成诉称，二轮承包时，我与爷爷奚明德两人为一个家庭承包户，承包大丰市大桥镇中合村3.68亩土地。2009年11月，奚明德因病去世。2011年1月19日，我将户口迁至大丰市大中镇育红东路2号楼204室。大丰市大中镇属小城镇，且我没有放弃或流转土地，故我依法对二轮承包时台账载明的3.68亩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由于在二轮承包时没有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有关部门应向原告补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确认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2012年4月17日，我的父亲奚旭升未经我的授权与我的姑姑奚秀芳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擅自将我名下的1.7亩土地处分给被告奚秀芳耕种收益，奚秀芳对其中1.25亩土地享有农资补贴。协议所涉及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没有任何调解委员会印章，因此该协议书不是调解委员会的行为，而是相关人员的个人行为。由于调解前我不知情，调解时我不在场，调解后我不认可，故被告奚旭升未经我授权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江苏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应属无效。被告奚秀芳明知自己不是大桥镇中合村村民，讼争土地的处分行为没有经过本集体经济组织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三份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故该《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违反法律规定，损害公共利益，侵害了中合村其他村民的优先承包权，可见被告奚秀芳并非是善意无过失。被告奚旭升没有代理权，其以我的名义签订协议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该协议对我不具有约束力。我没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稳定的收入来源，两被告协议分割我的承包田，严重剥夺了我的生存保障权。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请求法院确认两被告于2012年4月17日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无效；确认原告柯健成对原告与奚明德两人名下的3.68亩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被告奚秀芳返还其侵占的上述土地；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奚旭升辩称，我1973年入党，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2013年8月份退休，退休前在大丰市大中镇人民政府人大办公室工作。原告是2012年6月才知道《人民调解协议书》的事情，而不是其陈述的2012年4月18日。我对原告其余诉称及所举证据均无异议。原告柯健成现户籍地在大丰市大中镇，属于小城镇，其对讼争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我没有得到原告的授权，与奚秀芳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是我的个人行为，原告对此事前不知情，事中不在场，事后不认可，我属于无权处分。本案不适用表见代理，我与被告奚秀芳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无效，该《人民调解协议书》对原告没有约束力。被告奚秀芳应返还原告土地。
被告奚秀芳辩称，原告已将户口迁入大丰市大中镇老街居委会，已是城镇居民，对讼争土地不再享有承包经营权。土地纠纷的调解是根据原告的申请启动的，由大丰市大桥镇司法所、信访办、综治办、农经服务中心、法律服务所、中合村村委会召集双方调解后自愿达成《调解协议书》。《调解协议书》签订后，双方已按约定履行，原告和奚旭升、许霞种植了约定承包田，领取了2083元老宅拆迁费和全部的农资补贴。《调解协议书》内容不存在《合同法》规定的法定无效的情形。被告奚旭升没有代理权，但其与原告系父子关系，又同居一处，协调前，奚旭升多次以原告的名义向有关组织和领导反映承包田的种植事宜及协调方案，加之奚旭升是公务员，自称有权处理，我和多位参与调解的人员都相信奚旭升是有代理权的。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奚旭升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协议约定将1.7亩土地由被告奚秀芳耕种收益，是由于奚秀芳对奚明德生前尽了较多赡养义务的一种经济补偿，不仅符合法律规定，也符合公平原则和农村的善良习俗。中合村村民委员会也是认可该协议书。根据1998年二轮承包台账，原告名下的各类土地1.14亩，而该《调解协议书》约定原告柯健成耕种收益1.98亩，可见《调解协议书》没有损害原告的利益，没有损害其生存保障权，更没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故该《调解协议书》合法有效。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被告奚旭升、奚秀芳分别是原告柯健成的父亲、姑姑。原、被告讼争土地位于大丰市大桥镇中合村四组。二轮承包时，该村集体作为发包方将上述3.68亩土地（其中承包地3.23亩，十边隙地0.45亩）发包给奚明德，该家庭承包户所涉人口2个，其中农业人口1个，享受承包地人口1个，享受自留地人口2个，劳力1个，另一人为奚峰（即原告柯健成，下同）。2001年9月，原告考入连云港市淮海工学院机电一体化专业学习（学制三年），其将户口从大丰市大桥镇中合村迁至连云港市新浦区。2004年12月10日，原告经全国成人高考考入东南大学脱产专升本经济学专业学习（学制两年），后休学一年，于2008年本科毕业。2011年1月19日，原告柯健成将户口从连云港市新浦区迁至奚旭升（户主）和许霞夫妇所在的大丰市大中镇育红东路2号楼204室（空挂户），三人为一个家庭户。2013年6月28日，奚旭升和许霞两人将户口迁至大丰市大中镇今日小区12幢405室。2009年10月至今，奚旭升、许霞和柯健成一家三口一直共同居住在大丰市今日小区12号楼405室生活。2009年11月4日，奚明德因病去世。
2012年3月18日起至2012年4月16日期间，被告奚旭升及原告母亲许霞以奚峰的名义先后4次向大丰市大桥镇有关部门提交《申请书》、《情况说明》和《拟定方案》等材料，要求政府有关部门对讼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进行调解。其中2012年3月31日和2012年4月16日的两份《申请书》中均载明，奚峰同意将0.75亩土地在承包期内无偿出租给被告奚秀芳，土地权属关系不变。
2012年4月2日，时任中共大丰市大桥镇党委书记王毅在2012年3月31日的《申请书》右上角批示：“请吴书记牵头，会同农经、信访、司法和中合村就信访人提出的事项认真核查，全力化解矛盾。”2012年4月17日，该镇社会矛盾调解中心成员和信访办主任张银春、镇综治办主任吕俊江、镇农经中心会计邹德华、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专职调解员、农经中心法律顾问、大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张志荣、中合村村民委员会主任于俊早召集本案讼争土地双方在中合村村部进行调解。由于是奚旭升和许霞代奚峰提交的《申请书》，加之《申请书》上没有奚峰的联系方式，调解人员遂提前通知许霞和奚旭升调解的时间、地点。调解工作从当日上午九点左右开始，直到十二点多结束，调解时奚旭升和许霞均在场。经过长时间的反复磋商，最终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张志荣起草并宣读了《调解协议书》，《调解协议书》载明：“当事人：奚峰，男，32岁，汉族，民企职工，住大中镇居委会。代理人奚旭生（升），奚峰的父亲。奚秀芳，女，58岁，汉族，农民，住东台市头灶镇中渠村七组。奚继东，奚秀芳女婿。纠纷简要情况：奚峰与奚秀芳系侄姑关系，奚峰的祖父奚明德生前与奚峰在一个户口册上，土地二轮承包时按当时的政策取得了部分土地的使用权，2009年10月，奚明德因病去世，奚峰也因上大学于2001年将户口迁出。2011年国家土地复垦涉及到奚明德的老宅，奚秀芳在父亲奚明德晚年期间将其接回家赡养，平分摊了丧葬费，为奚明德名下的土地耕种及老宅拆迁费的分配，双方发生矛盾，奚峰申请大桥政府相关部门及中合村进行处理。2012年4月17日，大桥信访办、综治办、农经中心、法律服务所会同中合村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
现经调解双方达成协议如下：1、奚明德名下3.68亩土地奚峰耕种收益1.98亩，奚秀芳耕种收益1.7亩。2012年麦熟收获后，奚秀芳将奚峰应耕种的面积交奚峰耕种。由中合村及时实施到位。2、奚峰享受0.84亩的农资补贴，同时承担0.84亩的义务；奚秀芳享受1.25亩的农资补贴，同时承担1.25亩的义务。3、土地复垦奚明德老宅拆清（迁）费4166元，由奚峰的父亲奚旭升分得2083元，奚秀芳分得2083元。各自到中合村领取。4、双方无纠葛。5、本协议系双方自愿所为，任何一方不得反悔，如有一方违约除承担因违约给对方造成的损害外，另承担违约金1000元。6、协议双方签字或盖印后生效，中合村见证备查。”被告奚旭升以奚峰的名义在协议后签了“奚峰”和“奚旭升代”。由于奚秀芳不识字，其签名由其在场的女婿奚继东代签。上述各调解人员也都在《调解协议书》上签名见证。中合村村委会主任于俊早在该《调解协议书》上加盖了中合村村民委员会印章。协议签订后，奚旭升和奚秀芳各自到中合村领取了老宅拆清（迁）费2083元。
2012年4月18日（协议签订第二天），被告奚旭升以未得到原告的书面授权、签订协议时不清楚协议内容为由提出反悔，要求解除协议，并交纳1000元违约金。不久，奚旭升又将1000元违约金取走。2012年6月，奚秀芳将协议所涉奚峰耕种的土地让出，现该土地由奚旭升和许霞实际耕种，涉农补贴亦由奚旭升和许霞领取。
原告在诉状中陈述：“事（协议签订）后，被告奚旭升受原告的委托，在24小时内向大桥镇党委书记王毅、镇纪委吴书记、镇信访办张银春主任、镇司法所张志荣公开表示不认可所签协议内容。”原告在庭审中陈述，“我当时（协议签订时）在苏州租房学习，没有工作。”“2012年6月20日才知道这份《协议书》。”在办案法官的再次询问后，原告最后又一次改变陈述，称认可诉状中的内容，即2012年4月18日知道协议内容，并对协议内容提出异议，其在获悉《调解协议书》内容后，口头委托母亲许霞到大丰市大桥镇有关部门提交《申请书》要求再次调解和找人代写诉状，但原告称本人对奚旭升或许霞以其名义提交的《申请书》和起诉状中的内容并不清楚，也没有审核。被告奚旭升在庭审中陈述，“原告是2012年6月知道协议的事情”。“不知道方案是怎么形成的”，“我签字时没有看调解协议的内容，由于签协议前一晚我一夜未睡，筋疲力尽，眼睛睁不开看协议”，“没有人（把协议内容）读给我听”。
2012年6月28日、7月28日、11月28日，许霞和被告奚旭升又以原告名义先后向有关部门及领导提交4份《申请书》（其中一份《申请书》中落款“奚峰”的名字系被告奚旭升代签，其余三份奚峰名字为打印体。尾部留有奚旭升手机号码“189××××7996”。这几份《申请书》中均有土地分配方案的内容，其中2012年6月28日的《申请书》中建议1.32亩归奚秀芳耕种（无偿出租）；2012年7月28日的《申请书》中仍建议1.32亩归奚秀芳耕种（无偿出租）；2012年11月28日的《申请书》中建议0.72亩归奚秀芳（临时无偿代种）。奚旭升还以奚峰的名义向大丰市大桥镇政府有关部门出具一份《拟定意见》，该《拟定意见》载明：“一、经大桥镇、村、组父母官第三次联合调查，并召集双方当事人协商同意，……二、奚峰家庭土地承包经营2.36亩；奚峰与姑母（奚秀芳）签订1.32亩土地（其中奚秀芳应分0.32亩，奚峰凭自己的良心道德和镇、村、组父母官的面子，公开从自己继承的1.2亩代种田中送1亩）临时无偿出租协议书，土地权属关系不变。”
2012年9月22日，奚旭升以原告的名义向大丰市市委书记倪峰写信（信件为奚旭升亲笔书写，并留有其手机号码189××××7996），要求大桥镇有关部门处理土地纠纷。
庭审中，原告和被告奚旭升均否认共居一处生活的事实。但原告柯健成庭审中陈述：“生活来源来自父母……决定一般由父亲作出。”被告奚旭升庭审中陈述：“我在家说了算……家中存在家长制。”其在得知2012年4月17日调解土地纠纷后，“我脑子里没有这个概念去和原告商量”，“我当天没有联系原告，脑子里也没有这个概念要联系他”。
另查，1994年3月27日，在奚旭早家中，奚旭升向张俊香（奚秀芳丈夫）出具《关于对父亲奚明德病、老、后事的意见》，载明：“一、病时，由我与妹夫俊香商量解决。二、老时，从1994年1月奚旭升补贴奚明德生活费，第一年（1994年）120元，以后父亲每多活一岁，年生活费增加60元，以此类推。三、父亲的后事用费在三间房子上。三间房子已于1994年3月27日卖给林兵，并于同日当众把卖房子的一千二百圆给我。我理当负担父亲的全部后事”，奚旭升在《意见》右下方签名。奚明德、王东风、奚新龙等人在该《意见》下方签名见证。2005年3月5日下午，在奚明德侄子奚旭早家，由奚旭升口述、奚旭早整理形成《奚旭生抚养父亲决议》一份：“1、奚旭生（升）与姐夫张俊香协商，最后决定将父亲奚明德送借住姐夫张俊香家，平时由张俊香和姐奚压娣（秀芳）照理，病时奚旭生派专人护理。2、奚旭生每月贴父人民币壹佰元，全年壹仟贰佰元，分年初、年中两次付给，每次陆佰元，父生病和殡费用由奚旭生负责。3、父现有土地由张俊香继承并安排。”
2007年1月--
2009年11月，奚明德病重，奚秀芳将其接到东台市头灶镇中渠村家中赡养，奚旭升每月贴补奚明德生活费100元。在此期间，讼争3.68亩土地由奚秀芳耕种收益，作为奚明德生活费的补充。2009年11月4日，奚明德病故，其丧事在奚秀芳家操办，丧葬费用由奚旭升与奚秀芳共同负担。2009年11月13日，奚旭升与奚秀芳为相关事宜协商并形成《家庭协议》，该协议载明：“时间：2009年11月13日，地点：张俊香家，参加人：夏步余、奚旭早、王东风、张彩勇、奚压娣、奚旭升、许霞、奚峰。经上述人员结账（丧事、家产、债等一切的账），将赡养老人、办丧事、（奚）旭升借父亲的壹千圆钱，原老房子变卖的壹仟圆钱，全部一账结清，无任何遗留问题。男儿奚旭升，女儿奚压娣（即奚秀芳）相互协商，共同赡养老人，养老送终，依赡养老人法规，奚旭升应和奚压娣共同继承父亲奚明德的口粮田，平均分（割），各自享受平分部分的使用权，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国家优惠待遇各自享受，管理费各自上缴”张俊香、夏步余、张彩云、奚秀芳、奚旭早、王东风、奚旭升、许霞在协议上签名。奚峰未在《家庭协议》上签名。
2009年11月19日，中合村村民委托会向奚峰出具证明一份，载明：“中合村原七组村民奚明德在二轮承包中共得土地2.83亩，分别是宅地0.3亩、自留地0.28亩、饲料地0.3亩、代种田2.05亩，其中奚明德孙子奚峰分自留地0.14亩、口粮田0.5亩、代种田0.5亩，计1.14亩。”
原告柯健成以被告奚旭升未经其授权签订《调解协议书》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经本院诉前调解未果，本院于2013年6月18日立案审理。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陈述，《调解协议书》、《申请书》、《拟定方案》、信访件等证据在卷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讼争的《调解协议书》虽然写在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格式纸张上，但未加盖人民调解委员会印章，因此该协议并不是大丰市大桥镇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书》，而是根据原告的申请，由大丰市大桥镇政府有关部门及中合村村委会联合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的协议。原告户籍所在地大丰市大中镇属小城镇，而非设区的市，故原告在承包期内依法享有对讼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并有权依法对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流转。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奚旭升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讼争《调解协议书》是否有效？本案中，未有证据证明奚旭升2012年4月17日在《调解协议书》上签名前得到原告的授权，但被告奚旭升系完全行为能力人，其具备清楚以原告名义签订《调解协议书》法律后果的认知能力。综合奚旭升以原告名义申请调处、参加调处、签署协议、提出反悔、反悔后又提出新的调处方案，原告母亲许霞自始至终参与其中，同时作为共居一处的原告未对奚旭升的做法提出异议，表明奚旭升的行为不仅是其个人行为，更是三人家庭的代表行为。基于奚峰和奚旭升之间特定的身份关系，奚旭升在奚明德去世后的善后处理过程中即对奚明德名下的口粮田进行处理，在此期间，作为与奚明德同为家庭承包户中的原告尽管在场，但未提出异议；此后，奚旭升又以原告名义要求相关部门予以协调并提出协调方案，大桥镇政府相关部门会同所在村组织争议双方协调时奚峰未到场，奚旭升夫妇到场，奚旭升仍以奚峰代理人的名义参与调解、磋商并最终以奚峰名义在《调解协议书》上签名，事后又按照该《调解协议书》领取资金，接收土地，履行《调解协议书》，相对人奚秀芳有理由相信奚旭升有代理权，且原告柯健成和被告奚旭升均未能举证证明奚秀芳在签订《调解协议书》时主观上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可以认定奚秀芳作为合同相对人是善意无过失的。据此应当认定奚旭升以奚峰名义签订《调解协议书》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该《调解协议书》对原告有约束力。
关于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书》的效力问题，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合同法》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强制性规范区分为效力性规范和管理性规范。本案中，原告主张协议无效所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相关条款属于管理性规范，而非效力性规范。故不得据此否认《调解协议书》效力。依照《合同法》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因此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不得作为确认合同无效的依据。以原告名义提交的多份《申请书》和《拟定方案》中均载明，其将部分土地归奚秀芳耕种收益是一种“承包期内无偿出租”，同时明确了“土地权属关系不变”，即土地承包经营权仍归原告。可见这是原告对其享有的土地权益的一种处分。此外，讼争土地所在的中合村村委会主任在协议书上签名见证，并加盖村委会印章，明确表示同意该协议内容，且中合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被告奚秀芳开始使用承包地两个月内未提出优先权主张，故该《调解协议书》没有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更没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故该协议书内容合法有效。
综上，本院认为，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奚旭升在签订《调解协议书》时，构成表见代理；《调解协议书》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调解协议书》签订后，奚旭升领取了2083元的老宅拆迁费、原告耕种了相关土地，领取涉农补贴。现原告以奚旭升事先未得到其书面授权，事后不予追认为由对《调解协议书》中土地经营权分割事宜提出异议，要求确认该《调解协议书》中涉及土地经营权的内容无效。原告关于该项主张依据的事实，与本院查明事实不符，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确认两被告于2012年4月17日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无效，并判令被告奚秀芳返还其侵占的上述土地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请求确认其对讼争的3.68亩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事宜，其实发包方在土地二轮承包归户清册中已经载明，故本案对此不再赘述。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柯健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柯健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80元（收款人全称：江苏省盐城市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专户；开户行：盐城市农行中汇支行；帐号：400101040227821；汇款时须在附言中注明“交法院诉讼费”字样）。
审 判 长 刘 锋
代理审判员 张 磊
人民陪审员 杨开荣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丁 慧
附录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3.《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第二十三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
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除按规定收取证书工本费外，不得收取其他费用。
第二十六条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
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允许其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
承包期内，承包方交回承包地或者发包方依法收回承包地时，承包方对其在承包地上投入而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
第三十三条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平等协商、自愿、有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二）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
（三）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
（四）受让方须有农业经营能力；
（五）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
第四十一条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的，经发包方同意，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
第四十八条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
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的，应当对承包方的资信情况和经营能力进行审查后，再签订承包合同。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十一条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流转价款、流转期限等主要内容相同的条件下主张优先权的，应予支持。但下列情形除外：（一）在书面公示的合理期限内未提出优先权主张的；（二）未经书面公示，在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开始使用承包地两个月内未提出优先权主张的。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第四条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
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第六十四条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