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吉民提字第83号
抗诉机关：吉林省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路臣，曾用名李录臣，男，1957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个体业主，住敦化市。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盛兆俊，男，1948年7月17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敦化市。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敦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法定代表人：王利，该局局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敦化市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沙德恩，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恒新，吉林冠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路臣因与盛兆俊、敦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简称建设局）、敦化市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简称安装公司）债务纠纷一案，不服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3）延中民再终字第8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提出监督申请。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提请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抗诉，吉林省人民检察院以吉检民（行）监（2014）22000000175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5年4月8日作出（2015）吉民抗字第22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丁连昌、张燕静出席法庭。李路臣、盛兆俊及安装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恒新到庭参加诉讼，建设局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出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路臣一审诉称：1993年盛兆俊负责承建商贸城3号楼及锅炉房以及建进修学校家属楼期间与李路臣承包的红石建材厂达成红砖买卖合同，当时预订200万块。最后实际供货138万块，每块0.15元，合计款为207010元，盛兆俊共付款9笔，合计130915元，尚欠76095元。盛兆俊当时是敦化市建筑安装总公司下属的建筑工程公司的一个工程队队长。2006年4月17日工商局注销了敦化市建筑安装总公司的营业执照，在注销审核表中记载债务由企业的主管部门负责处理，因为主管部门是建设局，由其将企业卖给了现在的被告安装公司，所以应当把他们列为被告，要求三被告共同承担给付债务的责任并承担原一审诉讼费1443.8元及上诉二次的上诉费。
盛兆俊一审辩称：当时我公司与李路臣订一份口头合同，我与红石建材厂签订买卖合同是存在的，当时是李路臣的弟弟李路英来推销时谈的，当时谈预计购进200万块红砖，每块0.15元。因红砖不符合规格，进修学校工地不让用，实际送到工地的砖有701000块，计105150元。砖出厂是三联小票，双方未结算。李路臣的弟弟李路英找黑社会的人，用枪逼着我写了一张68000元欠据。实际上1993年给付50315元，1994年给付6100元，1995年给付500元，我又用商贸城精品屋抵债74000元，我已付给李路臣130915元，实际是多付给他们25765元，李路臣应退回，因此李路臣所说的欠款事实不存在。
安装公司一审辩称：我们不应该作为本案的义务主体，因我公司设立在1996年2月，是新发起设立，并不存在原企业债权债务的承继问题；根据原企业出售协议书第四项规定，我公司在购买原企业资产当中仅包括评估报告范围内的债权债务，而本案所涉及到的债权债务并不包含在评估报告范围内，因此我公司不承担本案的任何责任，不应该是本案的被告主体；原敦化市建筑安装总公司已经歇业，作为国有企业善后处理的问题与我现在的公司没有关联性；经历次开庭已经查明原敦化市建筑安装总公司房屋建筑工程公司，当时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并且该公司于1995年被注销，本案发生的事实是李路臣与该建筑工程公司所发生的业务往来，而该公司已经灭失，按当时的最高法院的有关法律政策，该责任应由独立存在的法人承担，与其他单位无关，要求我方承担没有法律依据。通过历次开庭审理中了解到本案的李路臣和盛兆俊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没有结算清楚，在未结清账目的情况之下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无法确定，属于李路臣的诉讼证据不足，应予以驳回。此案应追加建设局为本案的被告，因为建设局撤销了原建筑安装总公司，敦化市（2001）敦民再字第3号判决书中已认定李路臣是用枪逼着盛兆俊写的欠据，双方也没有结账，诉讼标的不准确。盛兆俊用了商贸城精品屋7万多元抵了李路臣的账。我方与本案没有法律关系，欠砖款不是我们经办的，而且购销合同我方没有签字，因此，李路臣所诉的内容与我方无关。
建设局一审辩称：建设局不应成为本案的被告主体，盛兆俊于1993年7月25日与敦化市红石建材厂签订了购买200万块红砖的合同。双方应按合同的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关于在该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如何履行，是否存在违约情形，如何交货，如何付款，如何结算，是否结算，建设局均不清楚；盛兆俊所在的公司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该公司于1993年3月28日申请开业注册登记，于1993年取得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根据《中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后，企业即告成立。作为独立的法人主体有权签订合同进行合理范围内的经营活动，该主体1993年7月25日签订的购买红砖合同没有超出经营范围，与建设局无关；李路臣与红石建材厂是什么关系，建设局并不清楚，建设局认为李路臣不应该成为本案的原告主体，建设局亦不应该成为被告主体，请求驳回李路臣的诉讼请求。
一审审理查明：李路臣诉至法院的依据是1993年9月20日盛兆俊给李路臣出具的欠据5760元一张（38400块×0.15元），并盖有敦化市建筑安装总公司房屋建筑工程公司的财务专用章；1993年8月30日盛兆俊给李路臣出具盖有敦化市建筑安装总公司房屋建筑工程公司的公章欠据105510元一张（703400块×0.15元），1994年12月31日盛兆俊出具欠据55740元（371600块×0.15元，从93年8月30日-10月21日票）；以上共计167010元。李路臣按此数据主张盛兆俊拉红砖的具体的金钱数额为167010元及部分支票（支票当欠据抵押后拉的砖，但盛兆俊提供的是空头支票，共计4万多）的内容，盛兆俊已经还款13万多，尚欠8万来元，向诸被告主张权利。但关于支票当欠据的主张未能举出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盛兆俊则主张，1994年12月31日盛兆俊出具欠据55740元（371600块×0.15元，从93年8月30日-10月21日票）是真正的欠款条子，其他内容是先行预付的欠据，不是与小票核对过的，实际上在李路臣处拉了70多万块砖，一共欠了10多万元的砖款，现在现金给付以外用精品屋抵账后实际多支付了李路臣，因此李路臣应返还给多支付的内容。关于盛兆俊付给李路臣的具体内容为：1994年6月22日李路臣收500元；1994年5月18日李桂平出具借据5000元；1993年7月14日历建花从建行转账1900元；1994年12月25日李路臣收100元；1994年12月31日李路臣收500元；1995年1月1日李路臣收500元；1993年9月8日李路英出具借据2200元；1993年9月23日李路英收46215元；1995年1月14日李路臣给盛兆俊出具收据74000元（精品屋抵账）。以上9笔合计130915元。关于以上付款状况，李路臣未提出异议。
敦化市建筑安装总公司房屋建筑工程公司（法人企业，注册资金来源上拨，生产经营方式承包，按产值的8%上交管理费，企业歇业后资产及债务处理原则由建筑安装总公司处理）是由敦化市建筑安装总公司房屋建筑工程处变更而来，于1993年4月成立，1995年5月经总公司申请，敦化市建设局的敦建字（1995）43号文件予以注销。
另查明，李路臣系敦化市红石乡建材厂的承包人，1993年1月5日，敦化市红石乡人民政府（甲方）与李路臣（乙方）签订了承包合同书，约定：1、承包期5年，即1993年1月5日到1997年12月30日。李路臣为该企业法定代表人，在承包期内，对生产、经营活动付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乙方每年上缴4万元承包费。企业的财产所有权仍归甲方所有，乙方有使用权和管理责任。产、供、销流动资金、贷款等均由乙方负责。乙方不承担原砖厂的债权债务，承包期满债权债务，乙方一次性处理完毕。承包期满时，所剩的产成品、半成品和材料均由乙方自负。红石乡建材厂已于1998年变更为红石乡砖厂，法定代表人已变更。敦化市红石建材厂企业申请注销登记注册书上载明“九三年至九四年李录臣承包期间所发生的债权债务由李录臣个人承担”。2005年12月28日，敦化市人民政府以敦政函（2005）177号：《敦化市人民政府关于市建筑安装总公司改制经营安置职工方案的批复》下发文件，同意将原敦化市建筑安装总公司评估后的全部净资产15.943.202.03元，整体出售给沙德恩等股东（购买方），建设局与购买方签订产权出售契约书，约定购买方组建股份制民营企业，购买方享有企业全部资产的所有权，购买方于2006年2月24日成立敦化市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原敦化市建筑安装总公司于2006年4月27日注销。“敦化市建筑安装总公司改制经营安置职工方案”中记载“评估调整核实后的净资产15.943.202.03元，优先出售给原企业的内部职工，在企业内部职工不购买的前提下，由国有资产局面向社会公开竞价出售。在签订产权出售契约书的同时，变更所得上缴市国有资产管理局，专项用于支付该企业职工安置费用，不足部分由建设局承担。方案中还记载……处理企业遗留问题4000.000.00元”。后建设局简称敦化市建设局与市建筑安装公司职工签定产权出售契约书。其中内容有：“……产权出售款由购买方以现金方式一次性上交市建设局，确保职工安置费用的支出。”后建设局作为甲方，敦化市建设安装有限公司作为乙方签定了企业出售协议书。将原企业净资产15.943.202.03元出售给乙方，其中有关内容为：“乙方承担净资产评估范围内所列应收应付债权债务。……企业改制前，原公司经评估机构确认的债权债务等有关纠纷由乙方负责，与评估报告内无关的一切事物乙方均不予承担。”现在改制时的评估报告中无法找到李路臣所主张的内容。
一审法院认为：李路臣和盛兆俊，双方之间至今没有对账，盛兆俊到底在李路臣处购买了多少砖，数目不清，双方各执己见，事实不清。虽然盛兆俊签字的欠据存在，但根据1994年12月31日的欠据内容上看，此欠据与盛兆俊签的其他欠据内容日期上重复，1994年12月31日的欠据内容不能排除盛兆俊和已经注销的原审第三人敦化市建筑安装总公司所主张的总欠条的说法，那么盛兆俊的已经给付130915元，其中包括按精品屋顶账的内容，盛兆俊主张的多支付了的说法也不能排除，总之李路臣所主张的购销合同有关的债权债务关系，证据缺乏。关于李路臣用盛兆俊给开的空头支票当欠条的说法也不能成立，因为李路臣未能举出佐证证据的情况下，支票不能认定为欠据。本案经吉林省敦化市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李路臣的诉讼请求。原审案件受理费1443.8元及李路臣上诉费均由原审原告李路臣负担。
李路臣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1、请求撤销（2012）敦民再字第1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方给付砖款76095元及利息；2、所有诉讼费由被上诉方承担；3、红石乡砖厂与敦化市建筑安装总公司房屋建筑工程公司于1993年7月25日签订合同后，双方已实际履行，砖厂按合同约定多次向敦化市建筑安装总公司房屋建筑工程公司工地运送红砖，敦化市建筑安装总公司房屋建筑工程公司先后陆续给开出收砖小票，同时也向砖厂多次付款，在实际履行中当小票达到一定数额时，敦化市建筑安装总公司房屋建筑工程公司将小票收回，同时给出具一定时期内共运多少砖的总票，或按合同约定每块砖0.15元的价格，给出具欠据，最后双方凭各自给对方出具的票据，进行结算。由于各种原因没能进行最终结算，所以李路臣起诉到法院。法院完全可以依据双方举证来认定案件事实，如果双方能达成结算凭证，李路臣就没有必要向法院起诉；4、《合同》第五条规定：“甲方的红砖达到国家质检部门的要求标准，工地开验收小票为准。”这条规定是对红砖质量的约定，就是说红砖必须达到国家标准才开具小票，否则拒收。绝不是以红砖小票为结算的唯一凭据，收回小票，给出具欠据，同样代表当事人的意志，同样可以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盛兆俊只认小票，不认自己打的欠据，非得让李路臣出示小票，不然就不对账，所以不能形成最终结算凭据。不形成最终对账凭据，法院就不支持李路臣的诉讼请求，实在是于法无据；5、4张转账支票，李路臣是用红砖小票换取的，而敦化市建筑安装总公司房屋建筑工程公司不认可，但也没有其他说法和相关证据，敦化市建筑安装总公司房屋建筑工程公司给李路臣出具转账支票，砖厂把小票按相应的数额在给敦化市建筑安装总公司房屋建筑工程公司，是一种正常的商业结算行为。支票上体现的款额，就能够说明相关小票的砖款已结清，当权利人去银行转款时，发现账户没有钱，是空头支票，敦化市建筑安装总公司房屋建筑工程公司的这一行为是一种欺诈行为，按常理应认定李路臣的主张是成立的。（四）李路臣与盛兆俊于1997年1月16日签订的《协议证明》已经很清楚地说明94年12月23日盛兆俊出具的6.8万元欠据是不符合实际的，已经被盛兆俊毁掉，盛兆俊给砖厂出具的其他所有欠据全部有效，而且也认为砖厂的其他人在盛兆俊处取款的收据全部有效。虽然双方没有形成最终对账凭据，凭借各自手中的票据，完全可以判断是非。
盛兆俊二审辩称：李路臣的上诉请求不合理。李路臣提出的“盛兆俊给砖厂出具的其他所有欠据全部有效，而且也认为砖厂的其他人在盛兆俊处取款的收据全部有效”的主张，《协议证明》中已经明确提到，将所有票据对账后一次结清，但李路臣到现在都没跟我对账，提供的票据都是我提供的，他没提供过票据。
建设局二审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由于李路臣与盛兆俊之间没有对账，事实不清，李路臣所主张的购销合同有关的债权债务关系难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导致其承担不利的后果；2、盛兆俊是敦化市建筑安装总公司房屋建筑工程公司的法人代表，该公司于1993年3月28日申请登记注册，于1993年4月15日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有权签订合同，进行经营活动。其1993年7月25日与李路臣签订的购买红砖的合同，其债权债务也应由其自行承担，建设局不是其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不应当承担责任；3、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驳回李路臣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李路臣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安装公司二审辩称：1、安装公司不应当作为本案的义务主体，因为安装公司设立在1996年2月，该公司的设立是新发起的设立，并不存在原企业债权债务承继的问题。根据《企业出售协议书》第四项规定，本案现在购买资产当中仅包括评估报告范围内的债权债务，而对本案所涉及到的债权债务并不包含在评估报告范围内，因此我方不承担本案的任何责任，也不是本案的主体；2、原敦化市建筑安装总公司现已歇业，关于其歇业后的所有善后问题，跟现在的公司无任何关联性；3、经历多次开庭已查明原敦化市建筑安装总公司在1993年4月15日设立了敦化市建筑安装总公司房屋建筑工程公司，该公司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并且该公司于1995年被注销，本案发生的事实是李路臣与该建筑工程公司所发生的业务往来，而该公司已灭失，按照最高院当时的法律政策，该责任应由独立存在的法人承担，而与其他单位无关。要求我方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4、通过历次开庭我们认为本案的李路臣与盛兆俊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未结清，在未结清的前提下，双方之间债权债务无法确定，属于李路臣诉讼证据不足，应予驳回的范畴。本案争议的合同，我方不是合同的相对人，不是经办人，不是管理机关，也不是主管机关，所以李路臣之诉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当驳回起诉，并维持一审判决。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
二审法院认为：首先，关于李路臣提供的三张欠据，虽然盛兆俊承认是其所写，但是李路臣与盛兆俊之间至今没有对账，且双方对红砖数量以及三张欠据的数额说法不一，欠据中又明确写明“一起对账后款一次结清”，双方之间在没有结算之前，无法认定砖款的具体数额。其次，关于李路臣主张的盛兆俊向其开具的空头支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李路臣未向二审法提供转账支票，故不予支持。最后，关于李路臣用送砖小票换支票的主张，因其不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故也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1443.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44元，总计2887.8元，由上诉人李录臣负担。
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生效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关于上诉人李路臣提供的三张欠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虽然盛兆俊承认是其所写，但是李路臣与盛兆俊之间至今没有对账，且双方对红砖数量以及三张欠据的数额说法不一，欠据中又明确写明“一起对账后款一次结清”，双方之间在没有结算之前，无法认定砖款的具体数额，属于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
首先，“三张欠据”所体现的债权债务内容明确，不存在“无法认定砖款的具体数额”的问题。每张欠据均明确注明了供砖的具体数量和相应的款项，李路臣始终坚持“三张欠据”是用供砖票换的，盛兆俊主张没有对账，但不能提出否定“三张欠据”中注明的供砖数量的根据。其虽主张供砖数量是70100块，并向法庭提供了全部供砖小票，要求以供砖小票对账，根据（2011）延中民再终字第64号庭审质证，盛兆俊提供的小票是从7月25日到8月28日期间的，供砖数量共计556800块。盛兆俊对此只做“记不清”来辩解（该卷86页）。同样在本次庭审中，李路臣、盛兆俊双方均认可供砖从7月25日开始到11月份停运（该卷85页），但盛兆俊提供的小票当中，不存在8月30日以后的小票。另外，在盛兆俊向法庭提供的小票中，存在对账的记录，吉林省敦化市人民法院（2001）敦法民再字第3号卷宗收录了盛兆俊提供的小票复印件，其中第30页、45页、58页记载：“这是红石建材厂拿来对账单”。证明当事人双方不是没有对过账，只是没有进行总结算。
其次，对“三张欠据”的形成和效力，盛兆俊的抗辩先后有诸多矛盾。在（2000）延州民监字第72号案中称“盖我们公章的欠据属实，不带公章的是他们用枪逼着我写的”（该卷110页）；在（2001）延州民终字第616号庭审中，盛兆俊主张“凡是盖公章，我签字的都生效……第三张有意见，上诉人弟弟找黑社会让我写55740元欠据，胁迫下写的，我报案了”（该卷72页），旨在否定“欠据3”，但在（2011）延中民再终字第64号庭审中自认：“1994年12月31日欠据是最后一个形成的，我认可最后一个欠据”（该卷80页）；在（2012）敦民再初字第1号重审当中，自认“三张欠据是我写的”（该卷124项），“我认为55740元是对的（欠据3）”（该卷125页）。
最后，“三张欠据”所体现的债权债务关系明确，不存在法律上的瑕疵，盛兆俊对三张欠据的效力和体现的债权债务内容有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二条：“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之规定，应由其举证证明。本案中，盛兆俊抗辩先后不一，举证的小票与自己的主张不吻合，其主张1994年12月31日的“欠据三”是总欠条的说法，本院经过核算其在1994年12月31日前的收据，总金额为55915元，“欠据一”加“欠据二”的债权内容为111270元，剩余欠付款项应为111270元减去56415元等于55355元，亦不能和“欠据三”欠款55740元相吻合，因此，总欠条的说法难以成立，在盛兆俊未能举出其他足以推翻“三张欠据”的证据时，应当认定“三张欠据”的证明力。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无法认定砖款的具体数额显然缺乏证据证明。
李路臣同意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并称我给盛兆俊送砖，盛兆俊不给我钱，我就停运了，四张支票都是拿砖票换的，现在盛兆俊应该给我钱和利息。
盛兆俊答辩称：不是用小票换的支票，有小票三联，我把对账小票交给法庭了。合同和小票签的明白，红砖质量达不到要求我就不要了。我拿出了小票，他没拿出来。1993年到1995年之间互相押小票，我打的支票我承认，但必须拿红砖小票和我对。我没用那些红砖，不该给李路臣那些钱。有个协议，双方拿小票对账，多退少补，但李路臣一直不和我对账。
安装公司答辩称：关于诉讼主体，我方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坚持在原一、二审中的意见。我们认为经过数次开庭，本案事实已查清，李路臣和盛兆俊之间债权债务关系不清楚，双方至今没有进行最终结算，检察机关确认本案进行了结算没有依据。其他观点和原审一致。
庭审中，李路臣提交两份证据。证据1：显示支票号码为6993号、金额为5000元的转账存款单第三联复印件一份，证明1456993号这张支票已经付完钱了；证据2：1456994号支票复印件一份，证明这张支票李路臣给了任成善，任成善没取出钱来，起诉了盛兆俊，后来任成善撤诉，把支票返给李路臣，李路臣付了任成善钱。
盛兆俊对以上证据质证认为：李路臣提供的6993号票据不是支票，是转账三联单。1456993号支票是我们的支票，任成善去我那取钱，我的合同是和砖厂签的，不应该给任成善付款。
安装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票据真实性无法确认，是复印件，不能证明李路臣要证明的问题，李路臣不能证明四张支票未给付红砖款项。盛兆俊一直主张四张支票不是付款凭证。
盛兆俊、安装公司未提交新证据。
对李路臣提交的上述证据，盛兆俊对李路臣出具的证据1认为不是支票，对证据2认为不是欠款的凭证；安装公司对李路臣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因两份证据均为复印件，经法庭释明如果无法证明证据来源，法庭对上述证据将不予采信。李路臣在庭后并未向我院提交证据原件，故对李路臣提供的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基本一致。另查明，李路臣与盛兆俊于1997年1月16日签订“协议说明”，约定：“在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李路英因没拿砖票和盛兆俊对帐，估计硬让盛兆俊写的一张欠据陆万捌仟元整，现升明（声明）作费（废）（以给盛兆俊毁掉）盛给红石建材厂写的其它锁（所）有红砖收据全部有效，等春节后和李路英、李路臣、盛到一起对帐后，款一次结清，路臣、路英、桂苹三人在盛手中取款据全有效。”李路臣和盛兆俊在该“协议说明”上签字。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李路臣和盛兆俊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否明确，李路臣的诉讼请求应否支持。
（一）李路臣与盛兆俊之间债权债务关系明确。李路臣对其主张的债权，提供了盛兆俊出具的三张欠据，分别为1993年8月30日105510元、1993年9月20日5760元、1994年12月31日55740元。盛兆俊虽提出1994年12月31日55740元的欠据上供砖时间与前两份欠据供砖时间有重合，并主张1994年12月31日55740元的欠据是总欠据，但对此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虽然李路臣与盛兆俊于1997年1月16日签订“协议说明”，约定了对账和结算的时间、方式，但事实上双方始终没有按照该协议的约定进行对账和结算。李路臣向法院起诉主张债权，并提供了债权凭证作为证据，法院应当对李路臣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盛兆俊在原审中始终没有提交全部的供砖小票，且在本院庭审中，法庭询问李路臣和盛兆俊现在是否能对账，盛兆俊回答：“我不愿意搭理他。”故李路臣和盛兆俊之间未进行对账的责任在盛兆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盛兆俊应承担对其主张举证不能的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本案应确认李路臣提供的三份欠据的证明力，并可据此认定盛兆俊欠李路臣共计167010元。
关于李路臣提出盛兆俊为其出具四张支票共计4万元是欠款凭证的问题，因李路臣未能提供四张支票的原件，且对支票即是欠款凭证的主张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李路臣与盛兆俊对盛兆俊已付130915元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盛兆俊现欠李路臣的欠款数额应为167010元－130915元=36095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规定：“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条件的，另一方有权要求履行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对李路臣提出盛兆俊应当给付欠款及利息的请求应予支持。因李路臣和盛兆俊对利息没有明确约定，应从李路臣向法院起诉主张权利时起予以保护，即从1997年5月22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
（二）安装公司和建设局不应承担还款责任。李路臣提交的三张欠据中，1993年8月30日欠据上加盖“敦化市建筑安装总公司房屋建筑工程公司”公章，1993年9月20日欠据上加盖“敦化市建筑安装总公司房屋建筑工程公司”财务专用章，因敦化市建筑安装总公司房屋建筑工程公司已注销，主体资格已不存在，李路臣主张敦化市建筑安装总公司房屋建筑工程公司改制后成立的安装公司和主管部门建设局应当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敦化市建筑安装总公司房屋建筑工程公司已于1995年注销，主体资格不复存在。原敦化市建筑安装总公司改制时评估后的全部净资产已整体出售给沙德恩等股东（购买方），建设局与购买方签订产权出售契约书，约定购买方组建股份制民营企业，购买方享有企业全部资产的所有权。购买方于2006年2月24日成立安装公司，原敦化市建筑安装总公司于2006年4月27日注销。根据“敦化市建筑安装总公司改制经营安置职工方案”中记载的内容、建设局与职工签定产权出售契约书的内容以及后来建设局作为甲方、敦化市建设安装有限公司作为乙方签定的企业出售协议书的内容，均未能体现李路臣在本案中主张的债权。李路臣对安装公司和建设局应承接其在本案中主张的债务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故对李路臣请求安装公司和建设局应共同承担本案债务的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二条之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吉林省敦化市人民法院（2012）敦民再字第1号民事判决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3）延中民再终字第8号民事判决；
二、李路臣立即给付盛兆俊欠款本金36095元及利息（从1997年5月22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三、驳回李路臣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443.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44元，共计2887.8元，由盛兆俊负担1370元，李路臣负担1517.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钟华
审 判 员 陈大为
代理审判员 侯 佳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孙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