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云中法民二终字第81号
上诉人（原审本诉原告、反诉被告）：张家贤，女，1981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新兴县。
委托代理人：李新林，广东志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本诉被告、反诉原告）：刘道雄，男，1986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新兴县。
委托代理人：梁荣军，广东睿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顾华亨，广东睿讯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原审第三人：廖清林，男，1961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新兴县。
上诉人张家贤因与被上诉人刘道雄、原审第三人廖清林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兴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云新法民二初字第2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新兴县新城镇体育路×号幸福新村第×卡商铺的所有权人为第三人廖清林。案外人苏海燕从第三人廖清林处取得新兴县新城镇体育路×号幸福新村第×卡商铺的租赁权后予以转租。2012年2月26日，张家贤与次承租人梁艳芳签订了《租房合同书》，取得新兴县新城镇体育路×号幸福新村第×卡商铺的租赁权，《租房合同书》就租赁期限载明“本合同的有效期为肆年（自二Ｏ一二年三月一日起至二Ｏ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合同期满，如需要续期甲乙双方具体协商”。张家贤取得商铺租赁权后，自行经营成衣至2012年12月27日时，在未取得梁艳芳的同意的情况下以转让费及货款共60000元将租赁权转让给了刘道雄，转让租赁权时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口头约定每月的租金1000元由刘道雄直接支付给苏海燕；张家贤没有提供其与梁艳芳签订的《租房合同书》给刘道雄，隐瞒租赁期限只剩约半年的事实，只是提供一份新兴县新城镇体育路×号幸福新村第×卡商铺的房产证复印件和一份由其冒所有权人廖清林之名与其本人签订的《租房合同书》给刘道雄，该份合同所署时间为“2012年3月25日”，合同载明每月租金500元，租赁期限为2012年4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2012年12月29日，张家贤清点商铺存货，将价值30654元的衣服类货物移交给刘道雄，但商铺内的其他设施未造册交接；刘道雄亦支付转让费及货款共60000元给张家贤并接手经营。刘道雄接手经营至2013年5月双方均无纠纷，刘道雄依约每月支付1000元租金给苏海燕。2013年5月23日，张家贤就新兴县新城镇体育路×号幸福新村第×卡商铺的租赁权与苏海燕签订的《租房合同书》，合同约定每月租金1500元，租赁期限从2013年8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止。并由苏海燕于2013年8月5日出具同意张家贤将商铺租给刘道雄的《同意书》。为此，张家贤于2013年6月单方通知刘道雄从2013年8月起租金升至每月1500元，双方遂起纠纷，刘道雄从2013年6月起就不再支付租金给苏海燕。张家贤因此从2013年6月起按6、7月月租金1000元、8月起月租金1500元的标准支付至2013年10月的租金共6500元给苏海燕，并于2013年8月1日向刘道雄发出了《解除合同通知书》，通知刘道雄于2013年10月31日解除双方之间的合同，要求刘道雄于2013年10月31日返还租赁物。之后，张家贤于2013年9月6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于2013年10月31日解除双方订立的不定期租赁合同，并责令刘道雄在2013年10月31日前返还租赁物给张家贤；二、刘道雄支付2013年6月和7月的租金2000元，并自2013年8月1日至2013年10月31止，按月支付租金1500元给张家贤；三、本案受理费由刘道雄负担。
刘道雄认为张家贤伪造她与新兴县新城镇体育路×号幸福新村第×卡商铺的所有权人廖清林签订的租房合同，以欺诈手段使其违背真实意思表示以60000元转让款受让了涉案商铺的租赁权，遂亦于2013年10月11日提出了反诉，请求判令：1、撤销张家贤向刘道雄转让新兴县新城镇体育路×号幸福新村第×卡商铺的行为；2、张家贤向刘道雄返还转让款60000元；3、受理费由张家贤负担。张家贤主张其冒与廖清林签订的租房合同是为办理工商登记所用，其是应刘道雄的要求提供给刘道雄作办理工商登记参考，并不是作为双方转让期限的依据，刘道雄办理工商登记时同样也冒了一份他与廖清林签订的租房合同交给工商局，期限是写到2015年12月30日止。
2013年10月31日，刘道雄向原审法院提交关于要求交还商铺的申请，并将新兴县新城镇体育路×号幸福新村第×卡商铺的钥匙及水、电费簿交到原审法院。2013年11月6日，原审法院通知双方到场进行了交接。庭审中，张家贤的代理人表示租赁物已返还，撤销了第一项诉讼请求。
以上事实，有张家贤提交的新兴县新城镇明星宝贝服装店的个体户机读档案登记资料（经营者：刘道雄）、租房合同（张家贤与梁艳芳、苏海燕各一份）、租房合同复印件一份（刘道雄与廖清林）、同意书、租金收据、解除合同通知书，刘道雄提交的新兴县新城镇体育路×号幸福新村第×卡商铺的房产证复印件、租房合同复印件一份（张家贤与廖清林）、收据（支付转让款及货款）、存款凭证（交租给苏海燕）、货物清单，证人廖秀霞、简红杏的证言，以及原审法院的接收笔录、庭审笔录等证据附卷证实。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债权债务概括转移合同纠纷。案件争议的主要焦点在于：1、张家贤与刘道雄之间的交易行为是转租行为还是转让行为。2、张家贤是否合法处置商铺的租赁权，及在处置过程中是否存在欺诈行为。3、60000元转让款项的构成。
对于第1个争议焦点，张家贤是将商铺的货物、设施及租赁经营权全部让予给刘道雄，刘道雄一次支付对价，并由刘道雄直接向苏海燕履行合同的义务，因而，张家贤是将其取得的《租房合同书》中的全部权利义务转让给刘道雄，不是在租赁物上再度设立一个新的租赁权，张家贤与刘道雄之间成立的是一个转让契约，张家贤在其答辩中也承认双方达成的是转让承租权的口头协议。因此，本案并不是房屋租赁合同中的房屋转租纠纷，而是债权债务概括转移合同纠纷。
对于第2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规定“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该法条规定一方当事人转让合同的权利和义务必须经对方同意，而且是将合同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在本案中，张家贤转让商铺的租赁权给刘道雄时既未取得当时的合同对方当事人梁艳芳的同意，也更未取得苏海燕或廖清林的同意，而且也没有将其与梁艳芳签订的当时仅剩余约半年租赁期限的《租房合同书》交给刘道雄，而是将其冒所有权人廖清林签名与其本人签订的《租房合同书》交给刘道雄，从该行为看，张家贤在转让时是刻意隐瞒仅剩余约半年租赁期限的事实。张家贤和刘道雄将各自冒廖清林之名与自己签订的租房合同提交给工商部门办理工商登记，均是违规行为，但不能据此推断出张家贤将其冒廖清林之名与自己签订的租房合同提供给刘道雄是应刘道雄作办理工商登记参考的要求，对张家贤该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原审法院认定张家贤将新兴县新城镇体育路×号幸福新村第×卡商铺租赁权转让给刘道雄时存在欺诈行为。张家贤在转让租赁权后再与苏海燕就同一出租物签订的《租房合同书》与本案争议无关。证人廖秀霞、简红杏就该问题的证言，符合客观事实，原审法院予以采纳；证人苏杏银就该问题的证言，有违客观事实，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对于第3个争议焦点，张家贤出具给刘道雄收取转让款项的收据载明“现收到刘道雄转让费及货款共陆万元整，以此为据”，即转让款项由转让费和货款两部分组成。张家贤主张转让款项由存货59614元（以优惠价50000元折让）及店内估值10000元的所有货架、空调、水电等相关设备设施组成，但没有提供经刘道雄确认的清单证实，其提交的日记账摘录和阿里巴巴进货记录及进销存总表只是其单方的购销证据，不能证实转让时的实际存货及设备设施的情况，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刘道雄提交存货价值为30654元的清单，张家贤承认是其所写的，原审法院确认转让时存货价值为30654元，至于刘道雄提出存货以28000元价格折让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刘道雄另提出转让款项中包括押金2000元的主张，没证据证实，原审法院不予采纳。新兴县新城镇体育路×号幸福新村第×卡商铺在审理过程中已在原审法院主持下由刘道雄移交给张家贤，原审法院确认转让款项60000元由货款30654元和转让费29346元组成。
综上所述，张家贤在转让新兴县新城镇体育路23号幸福新村第二卡商铺的租赁权时未取得合同对方当事人的同意，转让时隐瞒实际的租赁期限，存在欺诈行为，刘道雄在法定期限内请求撤销双方之间的租赁权转让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刘道雄要求张家贤返还转让款项60000元，因刘道雄在退回商铺时未返还所接收的价值30654元的货物，及实际使用商铺至2013年10月应支付未支付的2013年6－10月使用费，在张家贤的返还款中应减除上述款项；张家贤要求刘道雄给付其垫付的2013年6－10月租金（应为使用费）的请求，合理合法，原审法院予支持，但支付标准应按双方约定的1000元／月支付共5000元，超过的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即张家贤应返还转让款项24346元（60000元－30654元－5000元）给刘道雄。鉴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第七十五条、第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撤销张家贤和刘道雄于2012年12月27日就转让新兴县新城镇体育路×号幸福新村第×卡商铺的租赁权达成的债权债务概括转移合同；二、张家贤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转让款24346元给刘道雄。如果张家贤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受理费50元，由张家贤负担11.54元，刘道雄负担38.46元；反诉受理费650元，由张家贤负担263.74元，刘道雄负担386.26元。
一审宣判后，上诉人张家贤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2013）云新法民二初字第257号民事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反诉请求，改判被上诉人支付租金6500元给上诉人；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查明如下事实不清或者错误：（一）第6页倒数第九行“……在未取得梁艳芳的同意情况下……隐瞒租赁期限只剩半年的事实……”事实上，原出租人廖清林、承租人梁艳芳（代理人为陈妍）、苏海燕均知悉上诉人的转租行为并表示默许或者同意上诉人拥有转租权，且上诉人与承租人苏海燕另外约定到期后续签事宜，并于2013年5月23日续签承租期限至2013年12月31日止。上诉人享有转租权利的期限至2013年12月31日止，该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刘道雄也知悉上诉人与苏海燕这一约定，即清楚知道上诉人转租给他的租赁期限为一年，即到2013年12月31日止。因此并不存在“隐瞒租赁期限只剩约半年的事实”的说法，“在未取得梁艳芳的同意的情况下”这一说法只是被上诉人的一面之词，并无其他证据证实。
（二）第7页第二行“……但商铺内的其他设施未造册交接。”不容置疑，双方口头协商的转租合同，内容包括了“商铺内的其他设施”，商铺内的其他设施包括室内装修、货架、空调、水电设施等，这是交易常识，有过租赁商铺经验的人均知道，这是俗称的“顶手费”，包括存货、商铺经营地段的商业价值、装修设施设备等的实际交易价格，随行就市，没有国家指导价格标准，只需要交易双方协商一致且自愿交易即可完成，这亦即案件争议的焦点3：60000元转让款项的构成。返还财产是指因该合同交付了财产的当事人对已交付给对方的财产享有返还请求权，已经收取财产的当事人则负有返还财产的义务。“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是指合同成立后，一方当事人从对方实际得到的财产。返还财产应当以恢复原状为原则，必须恢复到当事人订立合同前的财产状况，即使当事人所取得的财产已经减少甚至不存在了，也仍然要承担返还责任。原审法院既然查明存在“商铺内的其他设施”的事实，本人也提交当时装修及相关设施设备清单，但却对这些其他设施以“未造册交接”为由不作价处理，违背交易的客观事实，显失公平。
（三）第7页第四行“……刘道雄接手经营至2013年5月双方均无纠纷，刘道雄依约每月支付1000元租金给苏海燕。……并由苏海燕于2013年8月5日出具同意张家贤将商铺租给刘道雄的《同意书》。为此张家贤于2013年单方通知刘道雄从2013年8月起租金升至每月1500元，双方遂起纠纷……”事实上，上诉人和刘道雄的纠纷在2013年5月初已经开始，但纠纷的原因并不是原审法院所说的因租金升至1500元。而是因为2013年3月时，廖清林直接到当时刘道雄经营的该商铺通知他与承租人苏海燕的房屋租赁合同即将到期并提出续签，刘道雄知道这一情况后，马上提出要与廖清林直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争做第一手承租人，并与承租人苏海燕发生争执，最后廖清林仍然选择与苏海燕续约。经过这一纷争后，苏海燕直接向刘道雄表示，当她与上诉人合约期满后不会续租该商铺给刘道雄。刘道雄联系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出面说服苏海燕于期满后能与他进行续签，或者通过上诉人与苏海燕续签多一年或者两年再转租给刘道雄，上诉人表示只能履行当时承诺的一年期限即到2013年12月31日止，拒绝了刘道雄的其他要求。但自此刘道雄便开始使用多种途径和手段提起事端，无理要求上诉人退还一定数额的金钱，并通过电话骚扰苏海燕，尝试阻止上诉人与苏海燕原先约定的2013年8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止的房屋合同的签订。于是上诉人提前在5月23日与苏海燕续签2013年8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止的房屋租赁合同，苏海燕把租金升至每月1500元。由于刘道雄经营不善，资金周转出现问题，刘道雄在2013年4月和5月开始延付租金，于2013年6月开始拒付租金。由此可见，上诉人与刘道雄的纠纷并非源于原审法院所说的租金问题，而是上诉人拒绝了刘道雄提出的于2013年12月31日之后的续约问题，导致刘道雄认为没有足够长的租期用来再度转租该铺位以向下一次承租人收回“顶手费”。因此，刘道雄通过一系列故意而为之的行为并向派出所谎报“诈骗案”以达到向上诉人索要钱财的目的。
（四）第7页倒数第一行“……刘道雄认为张家贤伪造她与新兴县新城镇体育路×号幸福新村第×卡商铺的所有权人廖清林签订的租房合同，以欺诈的手段使其违背真实意思表示以60000元转让款受让了涉案商铺的租赁权……”事实上，当时刘道雄向上诉人提出要求承租本商铺时，上诉人已经说明上诉人并非第一手承租，上诉人向其出示的是梁艳芳（代理人陈妍）与本人的房屋租赁合同，租金向上一手的承租人苏海燕交纳。刘道雄承租后，向上诉人咨询如何办理工商营业执照的手续，于是上诉人拿出一份用作“办理营业执照合同”的样式给他参考，另外还包括一份该商铺的房产证复印件，这是申请工商营业执照的必备资料，这也是目前经商者报工商办理了执照的普遍做法。后来，他自己另行制作了一份《租房合同书》到工商局办理了执照，从对方该行为的表现充分可以说明：对方是明知道上诉人提供该合同的目的和用途，只用作参考办证之用，且被上诉人也仿效使用，根本不存在欺诈租期的事实。
二、原审认定如下事实错误：（一）原审认定本案属于转让行为是错误的，漠视了转租的事实。原审将本案定为“债权债务概括转移合同纠纷”是定性错误。其主要逻辑就是曲解上诉人的答辩意见，将上诉人在答辩状中的“该交易价格（60000元）和交易对象（转让物品和承租权）是一清二楚的”来认定上诉人“也承认双方达成的是转让承租权的口头协议”，然后将本案定性为债权债务概括转移合同纠纷，以此掩盖了双方客观存在的租赁法律关系争议的实质。根据《合同法》第八十九条的规定，合同债权债务的概括转移包括了债权转让和债务转移。原审法院将本案定性为债权债务概括转移合同纠纷，却未能明释本案的债权人和债务人的主体问题；谁将债权或债务转让给谁；转让的标的物是什么这三个问题。其实，本案应定性为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上诉人是次承租人，出租人廖清林早已经知道承租人苏海燕将商铺转租，也明知上诉人承租该商铺后再转租给他人，至今已经超过六个月仍未提出过任何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将租赁房屋转租给第三人时，转租期限超过承租人剩余租赁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超过部分的约定无效。但出租人与承租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以及第十六条“出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承租人转租，但在六个月内未提出异议，其以承租人未经同意为由请求解除合同或者认定转租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出租人廖清林和承租人苏海燕、梁艳芳在明知上诉人的转租行为且发生了纠纷后，至目前为止，均并未提出异议或表示不同意，至今已超过六个月，因此，本人将商铺转租给刘道雄的行为合法有效。同时，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五条的规定“租赁期限六个月以上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的，视为不定期租赁。”据此，上诉人与刘道雄口头协议租赁期限超过六个月，并由于刘道雄拖欠租金数月而要求与其解除合同，完全是合理合法的行为。
（二）原审法院在相关书证、证人证言的采信上存在不公。原审采纳刘道雄提交的上诉人和廖清林租房合同复印件一份，来认定“张家贤将新兴县新城镇体育路×号幸福新村第×卡商铺租赁权转让给刘道雄时存在欺诈行为”，明显是理据不足。证人廖秀霞、简红杏就该问题的证言，在原审庭审中出庭作证时，出现前后不一致且自相矛盾的证言，内容多数是听闻的传言，但原审却认为这是符合客观事实的，予以采纳，实在令人费解。“刘道雄提交存货价值为30654元的清单，张家贤承认是其所写，原审法院确认转让时存货价值为30654元”。上诉人承认该清单是上诉人所写，但不确认是当时交接清单，因为清单上既没上诉人签名亦没有任何日期和交接内容的标注。上诉人经营该铺位接近一年，交接后遗留下大部分属于上诉人的物品，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原审法院却据此推断为交接清单。而关于上诉人提交经营以来的详细日记账本和摘录以及阿里巴巴进货记录等进销存资料，却以没有提供经刘道雄确认的清单和其单方的购销证据为由不予采纳，采信证据的标准不公平。
（三）上诉人在转租过程中不存在欺诈行为。合同欺诈是以订立合同为手段，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其与合同纠纷的区别主要看行为人有没有骗取他人财物、非法占有财产的目的。如果行为人明知自己没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或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意愿，签订合同只是为了达到占有对方财物的目的，这就是合同欺诈行为。如果均由履行合同的诚意，只是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由于客观原因或主观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履行能力，虽经过努力仍不见成效，则按合同纠纷处理。另外，合同签订时和合同签订后行为人具有履行能力，却虚构事实或制造借口，故意不履行合同以达到占有对方财物的目的，构成合同欺诈。如果当事人由于某种原因导致工作失误而给对方造成损失，则应按合同纠纷处理。本案显然属于一般的合同纠纷。转租成交价60000元是双方协商一致达成的交易价格，刘道雄因自己的经营失败，将此归咎于上诉人的责任而悔约是不对的。
综上所述，本案租赁行为不存在任何欺诈的情形。上诉人完全具备履行一年租赁期限的能力，也没有因租期不足而给刘道雄造成任何损失，也没有非法占有刘道雄的财产。上诉人与刘道雄交接时，钱货两清，上诉人将店内的所有存货含经营的设施设备等物品、水电缴费凭证和钥匙交付对方。经法官的见证下，原经营者张家贤经营时所存在的所有硬件商铺的附属设施和设备（可动产，如货柜、收银台等）已搬清，仅余照明灯泡一个，收回空铺一间。如果是无效合同返还财产，刘道雄取走本人原商铺价值接近两万的财产就是违法行为。因此，上诉人与刘道雄都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主体，是在完全自愿、协商一致的前提下达成转租协议的，不存在故意隐瞒事实，也没有乘人之危及使用胁迫等合同可撤销的情形。因此，刘道雄以欺诈为由主张撤销转让商铺的理据明显不足，应予以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理据充分，请二审法院予以支持。
上诉人张家贤为其上诉请求在二审期间提交以下证据：银行转账单，以及张家贤接受该商铺时所交纳的1万元顶手费收据，证明虽然张家贤是从梁艳芳处转租涉案商铺的，但租金一直是张家贤直接向苏海燕转账支付的，张家贤直接向苏海燕交租不能否认张家贤实际是从梁艳芳处转租涉案商铺的事实，同样刘道雄直接向苏海燕转账交租也不能否认张家贤将涉案商铺转租给刘道雄的事实。
被上诉人刘道雄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判决正确，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被上诉人刘道雄为其答辩意见在二审期间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原审第三人廖清林在二审期间没有提出陈述意见也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原审查明的事实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证人廖秀霞与被上诉人刘道雄时表姐弟关系、证人简红杏与刘道雄时初中同学关系。廖秀霞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其再2012年12月31日晚上到涉案商铺清点货物时向张家贤索要合同，她看到合同内注明租金1000元／月，2014年3月到期，但否认其本人看到的合同就是刘道雄提供的张家贤与廖清林于2012年3月25日签订的租赁合同。简红杏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其在2012年12月底的某天晚上从刘道雄处看过张家贤与廖清林于2012年3月25日签订的租赁合同，当时张家贤不在现场，且也不知道张家贤提供该份合同给刘道雄的时间以及具体情况，但张家贤与刘道雄当时约定的租金确是1000元／月。
本院认为，综合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的定性是否正确；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是否符合可撤销的情形；3、双方约定的租赁期限是多少；4、6万元是如何构成；5、上诉人是否需要向被上诉人返还转让费用。
关于本案的定性是否正确的问题。张家贤将商铺转租给刘道雄，同时将商铺的货物、设施一并转让给刘道雄，刘道雄一次支付转让货物、设施的对价，商铺租金由刘道雄每月代张家贤直接汇至苏海燕的账户。刘道雄没有与苏海燕重新设立新的租赁关系，张家贤虽然要求刘道雄每月代张家贤直接汇至苏海燕的账户，但刘道雄未按时叫纳租金时，张家贤要直接向苏海燕交纳租金继而向刘道雄追讨租金，如果张家贤已经退出了本案涉案商铺的租金关系，就不存在张家贤提起加租或追讨租金等问题。因而，张家贤是将其依照《租房合同书》取得的租赁权重新转租给刘道雄，张家贤与刘道雄之间成立的不仅是转让契约，还有转租契约。本案中商铺的货物、设施都是依附于张家贤租赁使用的商铺上。刘道雄受让商铺货物、设施的目的是利用商铺继续经营，转租、转让行为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本案是由于张家贤与刘道雄之间存在租金纠纷而提起的诉讼，故本案应为租赁合同纠纷，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不是房屋转租纠纷，而是债权债务概括转移合同纠纷定性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是否符合可撤销的情形的问题。刘道雄认为张家贤将新兴县新城镇体育路×号幸福新村第×卡商铺转租给刘道雄时实际租期只有七个月，而非双方约定的期限，故张家贤存在欺诈行为，双方签订的合同应当被撤销。虽然张家贤与刘道雄订立合同时，张家贤与梁艳芳签订的租赁合同期限是到2013年7月31日，但是张家贤已经在该份租赁合同到期前与苏海燕续签了租期，即张家贤有能力保证刘道雄可以在双方约定的租期内承租该商铺，且张家贤的转租行为也得到了出租人的许可，张家贤在诚实地履行其与刘道雄之间的租赁合同，并没有对刘道雄使用涉案商铺的期限造成影响，故张家贤将涉案商铺转租给刘道雄不存在欺诈。张家贤与刘道雄签订的租赁合同、转让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双方均应按照合同履行自己的义务和享有权利。张家贤与刘道雄在订立租赁合同时约定在租赁期限内租金为1000元／月，刘道雄自2013年6月开始没有按时向张家贤交纳租金，现张家贤主张刘道雄向其支付2013年6月至10月的租金，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张家贤主张从2013年8月起按1500元／月计付租金。由于张家贤与刘道雄约定在租赁期限内租金为1000元／月，张家贤要求加租，刘道雄不同意，即双方未能达成合意，双方原订立的租赁合同未发生变更，对双方当事人仍然发生法律效力，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张家贤要求从2013年8月起按1500元／月计付租金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刘道雄应当向张家贤支付其拖欠的2013年6月至10月的租金，租金为1000元／月，即刘道雄应支付5000元给张家贤。
关于双方约定的租赁期限是多少的问题。被上诉人刘道雄主张从张家贤提供的张家贤冒所有权人廖清林签名与其本人签订的《租房合同书》以及证人廖秀霞、简红杏的证言可以证实，双方约定的租赁期限从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张家贤抗辩称双方约定的租赁期限为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张家贤提供给刘道雄的《租房合同书》确实是其冒所有权人廖清林签名与其本人签订的，但该合同是用于办理工商登记，张家贤将该《租房合同书》交给刘道雄，是为其办理工商登记时提供参考，刘道雄参照了该《租房合同书》，冒廖清林之名与刘道雄本人签订的租房合同提交给工商部门办理工商登记。一审庭审中证人廖秀霞虽然认为张家贤与刘道雄约定的租赁期限是到2014年3月31日，但否认其看过的《租房合同书》与刘道雄提供的张家贤冒廖清林之名与张家贤本人签订的《租房合同书》是相同的，与刘道雄所讲的事实矛盾；证人简红杏确认其看过张家贤冒廖清林之名与张家贤本人签订的《租房合同书》，但承认其没有亲眼看到张家贤将该《租房合同书》交给刘道雄的过程，不清楚该《租房合同书》的用途。刘道雄提供的证人廖秀霞、简红杏分别其表姐、同学，均与刘道雄存在利害关系，证人廖秀霞、简红杏对案件的事实的陈述与刘道雄本人的陈述不一致，刘道雄也未能提供其他证据形成证据链，故本院对刘道雄提供的证人证言不予采信。本院认为，张家贤与苏海燕于2013年5月23日续展租赁期限至2013年12月31日，并提供《租房合同书》予以证实。如果张家贤与刘道雄约定的租赁期限是到2014年3月31日，张家贤应当要求与苏海燕将租期续展至2014年3月31日，而非2013年12月31日。因此，在刘道雄未能提供证据形成证据链证明双方约定租赁期限至2014年3月31日的情形下，本院认为张家贤认为双方约定的租赁期限为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的主张比较符合客观事实，本院予以采信。
关于6万元是如何构成的问题。张家贤出具给刘道雄收取转让款项的收据载明“现收到刘道雄转让费及货款共陆万元整，以此为据”，即转让款项由转让费和货款两部分组成。张家贤主张转让款项由存货59614元（以优惠价50000元折让）及店内估值10000元的所有货架、空调、水电等相关设备设施组成，但没有提供经刘道雄确认的清单证实，其提交的日记账摘录和阿里巴巴进货记录及进销存总表只是其单方的购销证据，不能证实转让时的实际存货及设备设施的情况，本院不予采纳。刘道雄提交存货价值为30654元的清单，张家贤承认是其所写的，本院确认转让时存货价值为30654元。刘道雄提出转让款项中包括押金2000元的主张，但未能提供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纳。本院确认转让款项60000元由货款30654元和转让费29346元组成。
关于上诉人是否需要向被上诉人返还转让费用的问题。本院确认转让款项60000元由货款30654元和转让费29346元组成，在2013年11月6日，即一审审理过程中，在原审法院主持下由刘道雄已经将涉案商铺移交给张家贤。即上诉人张家贤与被上诉人刘道雄已于2013年11月6日解除了双方订立的租赁合同。刘道雄受让商铺的货物、设施依附于租赁使用的涉案商铺上。刘道雄受让商铺的货物、设施的目的是利用原铺面使用的商铺继续经营，转租、转让行为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因商铺转租合同解除依附于租赁物上的商铺货物、设施的转让行为也应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的合同是双方自愿解除的，双方签订的合同目的已经不能再实现，根据上述规定，张家贤应当退还刘道雄多交付的转让费用。由于刘道雄已经对该批货物进行了处理，无法退回，根据公平原则，刘道雄应当向张家贤支付该批货物的对价，故转让费用中货款部分的30654元张家贤不需要向刘道雄返还。剩余的29346元转让费用按1年期计算，刘道雄已实际占有、使用铺面10个月即2013年1月至2013年10月，此期间使用费为24455元（29346元除12个月，以每月2445.5元计算），其余4891元，张家贤应予退还。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实体处理欠妥，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张家贤的上诉意见，理由成立部分，本院予以支持；理由不成立部分，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七条、第二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新兴县人民法院（2013）云新法民二初字第257号民事判决；
二、限被上诉人刘道雄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拖欠的租金5000元给上诉人张家贤；
三、限上诉人张家贤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退还转让费4891元给被上诉人刘道雄；
四、驳回张家贤、刘道雄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张家贤、刘道雄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本诉受理费50元，由张家贤负担11.5元，刘道雄负担38.5元；反诉受理费650元，由张家贤负担53元，刘道雄负担597元；二审受理费50元，由张家贤负担11.5元，刘道雄负担38.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邓建勇
代理审判员 尹燕红
代理审判员 陈洁涛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冯家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