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1民终11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管益琳，女，1989年03月2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王宁晓，浙江法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陶鋆，女，1983年12月0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孙国民、陶春娇，浙江亿光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付子江，男，1971年05月0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滨江区。上诉人管益琳为与被上诉人陶鋆、付子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9民初156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陶鋆于2014年10月30日汇款500万元给付子江，2015年11月13日付子江通过陈美云账户汇款130万元给陶鋆。陶鋆与付子江于2016年2月2日签订《借款合同》一份，上载明：“甲方：付子江；乙方：陶鋆。因甲方资金周转需要，乙方答应出借人民币伍佰万元整给甲方，并于2014年10月30日存入甲方工商银行卡内。其后经甲乙双方协商，甲方同意2014年10月30至2014年12月30日的利息为人民币柒万伍仟元整，2014年12月31日开始按年化8％的利率支付利息。甲方于2015年11月13日通过陈美云账户汇款，归还本金人民币壹拾叁万元整。截止2016年1月31日，甲方还欠乙方本金人民币叁佰柒拾万元整，利息人民币肆拾玖万贰仟壹佰拾捌元整。鉴于以上事实情况，甲乙双方现约定，甲方于2016年2月7日前归还截止到2016年1月31日所欠利息人民币肆拾玖万贰仟壹佰拾捌元整，从2016年2月1日起，按本金人民币叁佰柒拾万元整，年息6.5％计息，并于2016年3月31日前归还本息，利息按实际天数计算。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但到期后，付子江未还款。另查明：付子江、管益琳于2013年12月25日登记结婚。原审法院认为：虽然付子江抗辩称案涉款项系陶鋆与付子江之间期货交易场外配资款，但其与陶鋆2016年2月2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中并未予以说明，付子江也并无证据能证实案涉款项并非借款，故付子江该辩解不足为信。陶鋆与付子江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合法有效，付子江未按约返还借款，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陶鋆主张的利息，出于双方自愿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关于案涉借款是否属于付子江、管益琳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虽然管益琳称其有企业、收入，无需付子江对外借款，但夫妻一方对外借款并不一定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也可用于家庭经营。管益琳并未提交证据证实案涉借款系付子江个人债务，而该借款发生在付子江、管益琳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故应视为夫妻共同债务，对陶鋆要求管益琳共同承担还款义务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付子江、管益琳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陶鋆借款370万元，并支付至2016年1月31日的利息492178元，及自2016年2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年利率6.5％计算的利息。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1710元，减半收取20855元，由付子江、管益琳负担。陶鋆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审法院申请退费；付子江、管益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上诉人管益琳不服原审法院作出的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案涉借款并非基于夫妻合意，事后也未取得管益琳的追认。2016年02月02日付子江与陶鋆签订《借款合同》，进一步确认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由二人在落款处签字。虽然该借款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和立法精神，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并不当然构成家事代理，亦不当然地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出借人陶鋆未核实借款是否系夫妻合意，也不能证明其有合理理由相信借款人付子江的借款行为对管益琳构成有效代理，陶鋆未尽到审慎义务，具有主观上的过失，故该借款合同的效力不应该及于管益琳。二、案涉借款数额特别巨大，已明显超出夫妻日常生活所需。《借款合同》载明“因甲方资金周转需要，乙方答应出借人民币伍佰万元整给甲方”。首先，借条上记载的借款用途是因为借款人付子江资金周转需要，而非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生活或是日常开支所需；其次，借款合同的总金额为人民币伍佰万元整，且系一次性转账到户。在案涉资金到账期间及其前后，管益琳的个人经济状况并没有任何异常波动，夫妻家庭生活也没有出现意外开支或者重大采购事项，上述借款显然属于借款人付子江的擅自筹资行为。况且，管益琳对上述资金的发生及变动更是毫不知情，也从未在借条上签字确认或口头追认，故案涉借款并非夫妻共同债务。三、本案情况错综复杂，所涉标的额特别巨大，对管益琳的影响特别严重，一审判决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就判令管益琳共同承担还款义务，显然不当。本案名为借款纠纷，实则是付子江、陶鋆之间的期货交易场外配资，陶鋆将巨额配资款打到付子江的银行账户，付子江随即转出用于期货交易，如此往来反复多次，管益琳对此一概不知。一审判决仅凭借款合同签署的日期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就简单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显然不符合事实和常理。而且，参照（2016）浙民再108号、（2016）浙民再189号以及（2010）浙商外终字第76号等相关生效判决可知，虽然借款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是借款金额明显超出了日常生活所需，且出借人无证据证明该借款用于家庭生活和经营，也无证据证明个人借款行为能代表夫妻另一方的，应认定为个人债务。本案所涉金额特别巨大，显然已经超出了日常生需要的范围，因此该借款用于夫妻家庭生活和经营的举证责任应由出借人也即本案的陶鋆承担，一审法院未查清事实，便做出与立法精神相悖的判决，已侵害了管益琳的合法权益，应予以撤销。综上所述，请求：一、依法判决撤销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9民初15615号民事判决书；二、依法驳回要求管益琳承担共同还款义务的诉讼请求；三、一审及上诉费用由陶鋆承担。被上诉人陶鋆答辩称：一、管益琳认为付之江的借款不是夫妻双方的合意行为，不符合家事代理的构成要件，既缺乏事实依据，也与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的精神相违背。2014年10月30日，付子江为资金周转需要，向陶鋆借款500万元，2016年2月2日，双方对账确认，截至2016年1月31日，付子江尚欠陶鋆借款本金370万元。该笔借款发生在付子江与管益琳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我国婚姻法第17条、第24条的规定，对于本案中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借款，管益琳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付子江与陶鋆明确约定为该借款为付子江个人债务，或者付子江与管益琳约定各自所得财产归各自所有且陶鋆知道该约定，否则应当认定是付子江与管益琳的夫妻共同债务。二、该笔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经营，未超出夫妻共同生活所需，本案中债权人有合理理由相信付子江与管益琳夫妻具有举债的合意，管益琳和付子江存在财产上的混同，管益琳以不知情、未在借条上签字或口头追认而不承担还款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付子江与管益琳两人共同经营多家公司，借条上载明借款用途是资金周转需要，陶鋆作为两人的朋友有理由相信付子江将该笔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经营。再者，付子江将所借款项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陶鋆在出借款项之后无法也没有义务监管，何况本案中陶鋆有理由相信付子江将借款用于共同生活，管益琳不能以此为由对抗善意债权人陶鋆而作为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理由。付子江与管益琳两人一直共同生活，夫妻感情良好，陶鋆基于朋友的良好交情和信任借款给付子江，也是本着付子江和管益琳共同经营的公司实现资金周转的目的，不能苛求其尽到审慎义务，所以主张陶鋆具有主观上的过失更是无从谈起。事实上，管益琳拥有多家企业股权，而这些股权的出资款均来自付子江，管益琳和付子江同时在两家公司担任董事和监事，证明两人存在共同的对外投资和经营行为，付子江与管益琳两人财产混同，付子江的财产几乎都在管益琳名下。由于夫妻关系本身的特殊性，在日常生活中，在夫妻感情较好的情况下，夫妻之间本身就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互代理的潜意识，也不会刻意去区分哪些行为可以相互代表，哪些行为不能相互代表。鉴于500万元借款和130万元的还款都是金额较大的款项，管益琳和付子江不存在约定财产制或者财产各自独立的情况下，债权人陶鋆有理由相信借款行为和2015年11月13日还款发生时，管益琳对借款和还款行为是知悉的，债权人陶鋆亦有理由相信付子江与管益琳夫妻具有举债的合意。三、夫妻共同生活属于家庭内部生活事项，家庭生活本身具有一定的私密性，债权人作为外人是很难掌握举债的具体去向的，要求债权人举证证明举债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有些勉为其难。夫妻中非举债方举证证明举债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比债权人举证证明举债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要容易，而夫妻关系的紧密程度远远超过了夫妻一方与债权人的关系，如果夫妻一方通过转移资产的方式逃避债务，将会使债权人的利益受到极大的侵害。因此，管益琳主张借款用于夫妻家庭生活和经营的举证责任由陶鋆承担，缺乏合理性，法院不能免除管益琳的举证责任。综上，陶鋆与付子江、管益琳的债权债务关系明确，管益琳以不知情等理由拒不承担还款义务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债权人陶鋆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管益琳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付子江未作答辩。二审期间，被上诉人陶鋆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2016）浙0108民初2334号民事判决书、（2015）杭萧临商初字第1657号民事判决书、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图，拟证明管益琳支付给鋆石互联网金融服务公司的投资款中，有200万元是付子江出钱的；管益琳受让浙江核芯检测有限公司12%的股权受让费中有500万元系付子江作为法定代表人的杭州万汇供应链有限公司出钱；付子江的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经营），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规定，管益琳应对夫妻共同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案件所涉金额对付子江与管益琳这样共同生活、共同经营紧密相连的夫妻来说，这样的借款金额实属正常，没有明显超过夫妻共同生活和经营所需。2.五个企业的工商信息，拟证明管益琳拥有多家企业股权，而这些股权的出资款来源都是付子江。浙江金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杭州鲸威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是管益琳，监事是付子江，说明管益琳与付子江共同对外投资和经营。上述证据经质证，上诉人管益琳认为：首先，该些证据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法院不应采信。其次对两组证据本身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陶鋆认为管益琳拥有多加公司的股权，这些股权的资金都来自付子江，但这只是主观臆断，并没有相应的证据。陶鋆认为在管益琳受让核芯检测股权中有500万元是付子江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公司付款，这是事实，但不能证明管益琳和付子江财产混同的情况，因为企业法人是独立的，自然人作为独立民事主体也是独立的，在公司经营当中或股权转让过程中，第三方付款或者代为付款都是独立的法人行为，不能证明管益琳和付子江作为自然人的夫妻财产关系就是混同的。本院认证意见如下：对被上诉人陶鋆提交的上述二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内容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评判。经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案涉债务是否属于付子江、管益琳的夫妻共同债务。首先，关于借款事实。陶鋆于2014年10月30日汇款给付子江500万元，后付子江于2015年11月13日通过他人账户汇款给陶鋆130万元。付子江在一审中抗辩案涉款项系双方之间期货交易场外配资款，但并无有效证据证明。反之，根据陶鋆提交的《借款合同》，上述二笔款项即出借500万元、已归还130万元之事实在该《借款合同》中则予以了明确，并载明付子江尚欠陶鋆本金370万元及利息492180元，应认为该份《借款合同》实际系之前借款的结算，付子江在该份《借款合同》上的签字也系对债务的确认。一审判决后，付子江也未提起上诉。其次，付子江、管益琳于2013年12月25日登记结婚后，至今尚处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另根据现有证据表明，管益琳拥有多家企业股权，付子江及管益琳均存在婚后经营公司之情形，陶鋆将款项出借给付子江后，并不能掌控付子江对于款项的用途，由债权人对款项是否用于付子江、管益琳夫妻共同生活或经营尽举证责任，显然存在不合理。同时，随着经济及生活的发展和提高，民间借贷并不局限在因日常生活所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现管益琳无法就该规定中这两种情形予以举证证明，本案所涉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原审法院判令管益琳作为共同债务人承担还款责任符合法律规定，管益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1710元，由上诉人管益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鸣卉审判员  王依群审判员  夏文杰二〇一七年五月十六日书记员  骆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