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12民终62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咸宁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天安财险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咸宁市咸宁大道69号。
负责人：吴敬明，天安财险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运红，湖北昕明律师事务所。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义炉，男，1959年10月4日出生，汉族，湖北省通山县人，住湖北省通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舒立焱，湖北自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天安财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义炉保险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通山县人民法院(2017)鄂1224民初1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2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天安财险公司上诉请求：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依据的法律错误，应当依法改判，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即保险人没有向被上诉人即被保险人提供保险格式条款，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即被保险人王义炉的自说自话就认定保险人没有向其提供格式条款，依据不足；二、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天安财险公司没有向被上诉人王义炉就责任免除条款作出提示，没有尽到告知义务，依据不足。在本案保险单上有一个重要提示条款，其中第一条提示“请详细阅读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这当然是一种提示；三、一审法院认定醉酒驾驶属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属于法定的免责情形，是完全错误的。醉酒驾驶是犯罪行为，是法定的免责事由，不同于民法意义上的禁止性规范。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中规定的“禁止性规定情形”是“命令当事人不得为一定行为之法律规定”，属于“禁止当事人采用特定模式的强制性规范”。禁止性法规是明确规定不能逾越的界限，过了这个线就是违法违规。因此，醉酒驾驶是逾越了禁止性规定的行为，是犯罪行为，属于法定的免责条款，而非民法意义上的禁止性规定。同时醉酒驾驶的犯罪行为不符合保险法的立法目的与立法原则，保险人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被上诉人王义炉答辩称，一、在一审中，上诉人天安财险公司没有向法院提供购买保险时向投保人提供保险条款的证据。二、保险人是否对免责条款尽到明确说明义务的标准包括有投保人签字的投保单或是在免责条款中有投保人认可且理解无异议的免责条款。上诉人天安财险公司在被上诉人王义炉投保时，向被上诉人提供的投保单未附格式条款，且投保单上亦未载明有关免责条款的内容，上诉人亦无其他证据证明已就免责条款向被上诉人作出了提示说明。因此，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王义炉（原审原告）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在交强险范围内给付原告保险金11万元；2、判令被告在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给付原告保险金50万元；3、判令被告在车身险范围内给付原告保险金1690元。4、案件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认定的事实：2014年3月10日，原告王义炉所有的鄂Ｌ×××××号轿车在被告天安财险公司处投保交强险、商业险，被告向原告出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保险单号：6313934080120140000090）和《机动车辆保险单》（保险单号：6313934080220140000073）。《机动车辆保险单》载明原告投保险种包括第三者责任险、机动车损失险、基本险不计免赔率特约等7项商业险险种，其中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金额为50万元，机动车损失险保险金额为16.68万元；交强险和商业险的保险期限均从2014年3月13日0时起至2015年3月12日24时止。原告已向被告缴纳交强险保费950元、商业险保费4724.93元。
2014年7月16日，原告醉酒驾驶其投保的鄂Ｌ×××××号轿车，从通山县××羊镇洋都村徐家桥柴火灶餐馆出发向通羊镇新城社区竹林小区方向超速行驶，途经通羊镇××道康泰医院门前路段时，将向右横穿公路的行人李某撞伤，造成李某经抢救无效死亡、原告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本次事故经通山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认定，原告王义炉醉酒驾驶机动车超速行驶，在未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是造成此次事故的主要原因，应负主要责任；当事人李某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未确认安全后通过是造成此次事故的次要原因，应负次要责任。事故发生后，在通山县××羊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下，原告王义炉与李某亲属达成协议，由原告向被害人李某亲属一次性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及办理丧事人员的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等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76万元。原告王义炉已当即按协议给付完毕。同时，本次事故造成原告车辆受损，原告共花费修理费1690元。2015年4月1日，原告王义炉以被告在其投保时未将免责条款向原告提示和说明，被告应依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给付保险金义务为由，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在交强险和商业险限额范围内分别向原告给付保险金，后原告王义炉申请撤回起诉，一审法院裁定准许原告撤回起诉。现原告王义炉再次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同时查明：死者李某出生于1970年7月1日，生前系通山县康泰医院院长；李某的被抚养人有母亲杜腊秀（1940年12月21日出生,共有子女5人）、儿子李子（1997年11月16日出生）；李某及其被抚养人均系非农户口。另查明，原告王义炉在向被告投保时，系将保费交付被告业务员汪勋日，由汪勋日办理好保单后再将交强险和商业险共二份投保单及交费发票交给原告，而交给原告的投保单上的“特别提示”栏中，未将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格式条款载入。在诉讼过程中，被告提交的商业险格式条款中，《非营业用汽车损失保险条款》第六条对责任免除规定“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被保险车辆损失，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五）驾驶人饮酒、吸食或注射毒品、被药物麻醉后使用被保险机动车；……”；《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五条对责任免除规定“被保险机动车造成下列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不论在法律上是否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五）驾驶人饮酒、吸食或注射毒品、被药物麻醉后使用被保险机动车；……”。
一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审原告王义炉醉酒驾驶投保车辆，造成他人人身伤亡和保险车辆损失，保险公司是否免除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系为了保障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依法得到赔偿，促进道路交通安全而强制机动车所有人投保的保险，并非依保险合同约定的商业性保险。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在投保人醉酒驾车的情形下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仅在交强险限额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本案原告王义炉醉酒驾驶机动车造成他人死亡，且原告已自愿对受害人进行了赔偿，故保险公司不应再承担垫付抢救费用和给付赔偿款的责任，即天安财险公司无须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给付保险金。二、在履行保险合同的过程中，禁止性规定属于禁止当事人采用特定模式的强行性规范，不同于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的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的法定免责条款。本案中，原告王义炉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死亡和投保车辆受损，属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情形，不属于法定免责条款，对此，被告向法院提交的格式条款亦对该情形的责任免除作了相应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按该规定，保险公司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免责条款，可减轻其明确说明义务，但仍应对投保人作出提示。被告天安财险公司在原告王义炉投保时，向原告提供的投保单未附格式条款，且投保单上亦未载明有关免责条款的内容，被告亦无其他证据证明已就免责条款向原告作出了提示和说明，故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为此，被告天安财险公司仍应按保险合同的约定，对本次事故承担第三者责任险与车身险的保险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湖北省2014年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标准，结合本案原告提交的证据，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有：1、受害人李某的损失为，死亡赔偿金458120元（22906元/年×20年=45812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37800元(发生事故时，其母亲杜腊秀年满73周岁，儿子李子年满16周岁，故抚养费为，15750元/年×7年÷5+15750元/年×2年÷2=37800元)；丧葬费19360元（38720元÷2=19360元）；精神抚慰金30000元。合计损失545280元。2、原告王义炉的车辆损失为1690元。对李某的损失545280元，应由原告王义炉在交强险范围内先行承担11万元（含精神抚慰金3万元）；其余损失435280元，按交警部门认定的主次责任，应由王义炉承担304696元（435280元×70%=304696元），共计应承担414696元。而原告王义炉已赔偿死者亲属76万元，超出了其应承担的份额，故对原告王义炉在交强险外应承担的304696元，应由被告天安财险公司在第三者责任险限额范围内予以给付保险金。对原告王义炉的车辆损失1690元，应由原告承担1183元（1690元×70%=1183元），该款应由被告天安财险公司在机动车损失险限额范围内给付原告。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五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六十五条第三款、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一款、第十条、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天安财险公司在第三者责任险限额范围内给付原告王义炉保险金304696元。二、由被告天安财险公司在机动车损失险限额范围内给付原告王义炉保险金1183元。三、以上一、二款合计305879元，由被告天安财险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四、驳回原告王义炉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供新证据。
经二审查明，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继续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这表明保险人对于免责条款需要尽到提示或明确说明义务，这是一般原则。虽然醉酒驾驶系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行为，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该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不需要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但并未免除保险人对该类免责条款应尽的“提示义务”，也就是说，即便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亦不能免除保险人的提示义务。本案中上诉人作为保险人未提供被上诉人签字的投保单，而被上诉人抗辩从未在投保单上签过字，是上诉人的工作人员代办；同时，保险单中“特别约定”一栏中为空白，“重要提示”一栏的内容亦未采用足以让投保人引起注意的方式或格式；被上诉人称其未收到保险条款，而上诉人亦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将保险条款交付或送达了被上诉人。综上，上诉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对免责条款尽到了提示义务，该条款对被上诉人不产生效力。且醉酒驾驶与故意犯罪造成保险事故有本质区别。这也构成保险人应当对此类免责条款应当尽提示义务的法理基础。上诉人天安财险公司认为被上诉人醉酒驾驶的行为构成法定免责的情形，因此依法免除保险人的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88元，由上诉人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咸宁中心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洪斌
审判员 侯欣芳
审判员 夏昌筠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八日
书记员 程鹏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