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扶绥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扶行初字第5号
原告扶绥县龙头乡滕广村渌生村民小组，所在地广西扶绥县龙头乡滕广村渌生屯。
负责人是周广思，组长。
委托代理人周新平，农民。
委托代理人何为洲，广西南宁市亭子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扶绥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广西扶绥县新宁镇新宁街1号。
法定代表人罗彪，县长。
委托代理人梁华海，扶绥县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梁雄韬，扶绥县调处办工作人员。
第三人扶绥县龙头乡滕广村那烈村民小组，所在地广西扶绥县扶绥县龙头乡滕广村那烈屯。
负责人是陆军，组长。
委托代理人陆军正，农民。
委托代理人甘爱瑶，农民。
原告扶绥县龙头乡滕广村渌生村民小组不服被告扶绥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确认一案，原告扶绥县龙头乡滕广村渌生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渌生村民小组）于2015年3月3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于2015年4月2日向被告扶绥县人民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同日向第三人扶绥县龙头乡滕广村那烈村民小组（以下简称那烈村民小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参加诉讼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5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渌生村民小组的负责人周广思及其委托代理人周新平、何为洲，被告扶绥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梁华海、梁雄韬，第三人那烈村民小组的委托代理人陆军正、甘爱瑶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扶绥县人民政府的法定代表人罗彪、第三人那烈村民小组的负责人陆军经本院合法传唤因公务、因事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扶绥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6月27日对本案的原告及第三人作出扶政决字（2014）4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该决定认定如下事实：一、争议地位于渌生屯南面约2公里处，争议地分为2宗，在那烈、渌生、那标通往机场公路的右边，双方争议的土地地名，渌生村民小组称为“那何”，那烈村民小组称为“曹坛”、“双石八”、“六背楞”、“车路底”等分处4个地方；二、上述争议地合计面积53.756亩，其中，“曹坛”共37个地块，面积29.646亩，“双石八”、“六背楞”、“车路底”共68个地块，面积24.11亩，地类均为水田。争议地的四至范围：具体详见2013年4月22日本机关组织双方当事人到实地踏界指认，并在万分之一地形图上用红线圈定的范围，即《争议地“那何”现场勘验图》；三、在“三包四固定”时，争议地属渌生生产队集体所有，争议双方当事人均承认这一事实；四、渌生生产队田地多，劳动力少，管理不到位，征购任务重，完成国家征购粮任务困难，每次评比都排在末位。1963年下半年，原滕广大队决定在“那何”建一个新村，经征求那烈生产队与渌生生产队同意后，渌生生产队将“那何”水田调给“那何”新村经营管理；五、1964年在原滕广大队召集主持下，以自愿报名、自愿参与组合的方式，各村屯出谷种、耕牛、土地，帮助筹建那何生产队。当时自愿组成那何生产队的队员有11户：那标屯第13队李某斌、李某强（李某斌的父亲）、李某萌、李某云等4户，那烈屯第11队的甘某祯、甘某珍、甘爱瑶、第10队的甘某伸、陆某坤、梁某茂、甘某明等7户。1964年下半年那何生产队开始种植经营“那何”的水田。为方便经营管理“那何”土地，那何生产队队员陆续到“那何”建住宅，共建有11间茅草屋。该村旧址在现争议地附近的南面，即渌生屯、那烈屯、那标屯通往机场公路的左边；六、1965年下半年，那何生产队新建的住宅因发生火灾被烧毁后，原参与组建那何生产队的那标屯4户农户和那烈生产队的2户农户退回原集体生产队生产劳动，那何生产队为此自然解散；七、那何生产队解散后，因“那何”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其余未退回的5户农户继续耕种“那何”土地，后来并入那烈生产队至今；八、自1965年“那何”土地调整后，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即大集体时期，“那何”的水田和畚地一直由那烈生产队集体经营管理，每年承担完成征购粮任务。在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那烈生产队将“那何”水田分配到各农户承包经营，各农户均持有土地承包证。在1995年第二轮土地延长承包期30年不变时，各农户与村集体签订有《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书》，现那烈农户提供有8份《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书》，其中，地名“曹坛”25个地块，面积共12.37亩；地名“双石八”有13个地块，面积共5.43亩；地名“六宾北、六背楞、车路底”有30个地块，面积共6.82亩。同时，那烈屯提供有8个农户的《固定财产登记簿》为证；九、2012年南宁至扶绥一级公路项目征用了上述部分土地时，渌生村民小组以当时成立那何生产队时“借地”而非调拨土地给那何生产队为由，双方发生土地所有权属争议至今。综上所查，本机关认为：争议的土地地名“那何”，又称为“曹坛”、“双石八”、“六背楞”、“车路底”的水田面积，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虽然是渌生生产队集体所有，但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即1964年），原滕广大队已调拔给那烈生产队集体经营并承担征购粮任务。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即是大集体时期，“那何”的水田一直由那烈生产队集体经营管理并承担征购粮任务。在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那烈生产队将上述水田分配到本集体各农户承包经营管理至今。那烈农户持有扶绥县人民政府1985年核发的《承包土地使用证》以及1995年那烈农户与集体签订的《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书》，证明那烈村民小组对上述水田经营管理几十年的客观事实，因此，那烈村民小组主张上述水田面积即争议地的土地所有权属其集体所有，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机关予以支持。渌生村民小组称上述水田面积是当时借给那烈生产队耕种，应予以退还，但其没有相关的证据材料佐证，其主张是借地而非调拨土地给那烈生产队的理由不成立。从原滕广大队组织将上述水田面积划给那烈生产队并经渌生生产队同意时起，渌生生产队已经把现争议地的土地所有权调拨给那烈生产队集体所有。当时土地权属的调拨符合当时土地政策，合法有效。因此，渌生村民小组主张现争议地的土地所有权属其集体所有，本机关不予以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国家保护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五条：“下列书证，可以作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处理的参考证据材料：第（二）项‘当事人管理使用（包括投资）争议的土地、山林、水利的事实资料和有关凭证’”的规定，本机关对争议的土地作出如下处理决定：一、现双方争议的水田面积53.756亩的土地所有权在国家征用前属龙头乡滕广村那烈村民小组集体所有；二、根据本决定书制作的《“那何”权属界线图》与本处理决定书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被告扶绥县人民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其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一、事实依据：1、现场勘验笔录及附图，证明争议地的位置、面积、地类及依职权进行现场勘验；2、现场勘验记录和草图记录，证明参加勘验人员及勘验草图记录；3、原告提交的材料清单，证明原告提交的有关证据材料；4、调查笔录（李某斌、何某坚、梁某声、梁某任、梁某胜、方某就、梁某明），证明争议地在四固定时期属原告，但被调查人的借地观点不采信，1964年成立那何生产队，土地是渌生屯调取过来使用的，不存在借地的说法；5、调查笔录（甘某伸、甘某就、陆某坤、甘爱瑶），证明争议地从1965年一直由第三人耕种至国家征用；6、证明书（方某森、梁某荣、周某君、周某琼、周某礼、周某联），证明不采信借地的观点；7、面积记录，该证据没有记录时间、地名与争议地不符，与本案没有关联；8、固定财产登记薄8本，证明争议地在集体生产时期已经纳入固定财产登记；9、1985年《承包土地使用证》3本，证明扶绥县人民政府在1985年已将争议地的《承包土地使用证》核发给了第三人的集体成员；10、1995年《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书》，证明争议地在第三人集体成员的1995年《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书》的土地承包经营范围内；11、农业完税证、农业税入库收据，不能证实是争议地所交的税，因此被告不予采信；12、补充调查笔录（李某斌2份），13、补充调查笔录（梁某胜2份），14、补充调查笔录（梁某声），证据12-14证明那何生产队解散后第三人一直在争议地经营的事实；15、调查笔录（周某礼），证明证言与当时政策不符，该证据被告不予采信；16、调查笔录（甘爱瑶）证明争议地在80年代已发有证书；17、调查笔录（甘某伸），证明证言与当时政策不符，该证据被告不予采信。二、程序依据：18、土地权属纠纷调处申请书、权属纠纷调处申请受理通知书、国土资源管理公文送达回证、调解会签到表、“那何”争议地的调解记录、扶政决字（2014）4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扶绥县政府作出的扶政决字（2014）4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程序合法。
原告渌生村民小组诉称，原告与第三人争议的“那何”（地名）的土地权属纠纷，被告扶绥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扶政决字（2014）4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决定：将争议的“那何”的水田面积53.756亩的土地权属确权给第三人所有。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权属纠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部分错误，其处理决定采信证据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予以撤销。
一、被告作出的权属纠纷处理决定的“查明事实”部分不符合历史事实。原滕广大队并未有作出决定在“那何”建立一个新村的行为，更没有召集主持会议的行为，如果是原滕广大队的行为，那么应该有主持会议商议决定，就应该有会议纪要或者会议记录说明，曾担任原滕广大队的大部分干部仍健在，他们的证言证词均可以证明原滕广大队并没有1963年至1964年关于“那何”土地调拨的相关决定。事实应该是1964年下半年，经过那烈屯的甘某祯、陆某坤、甘爱瑶、梁某茂、甘某伸、甘某明、甘某珍七户人家以及那标屯李某斌、李德盛（李某斌父亲）、李某萌（李某斌堂弟）、何某坚（李某云妻子）4户人家的请求下（以上农户几乎与原告方的农户都有亲戚关系），原告将那何地块暂时借给他们使用。一年后即1965年，由于他们在那何田地旁边搭建的房屋发生火灾，所以以上所述的十一户人家全部搬离，停止耕作，并将那何田地交还给原告。当时第三人以甘某祯为代表与原告代表周某仁及原告生产队队长周某迎还写了一份关于那何田地借用关系的协议书，双方约定第三人借用的条件是征购粮由第三人承担。有曾与第三人那烈村民小组的七户人家一起到那何田地一起耕种的那标村民小组村民李某斌、何某坚作出的证言证词，还有龙头乡司法所到第三人中对在那何田地上耕种的七户人家的调查笔录，特别是对作为当时所谓“那何”生产队队长甘某伸所作的笔录显示：甘某祯曾到渌生屯去交涉将土地交还渌生屯之事，证实争议地当时是借给第三人使用而不是调拨给第三人的事实。原告还有别的部分田地就是在三包四固定时期被调拨给第三人的，原告为何在别的田地上不主张权属归属，而只主张“那何”的田地？以上事实均可证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就本案争议地是土地借用行为，而不是原滕广大队的调拨行为。原滕广大队没有任何资料显示曾成立过“那何生产队”，也没有相关领导承认成立过“那何生产队”，原告将那何田地出借给第三人，第三人将在那何田地上耕种的农户自称为“那何生产队”这纯属是单方面的行为，并不被其他生产队，原滕广生产大队所承认和接受，而且按照当时的习惯和规定，成立生产队应以屯的称加数字排列命名生产队名字，比如：渌生屯第八生产队，而不是仅以地名来命名生产队的名字，这与历史习惯和规定都不相符合。1965年下半年发生火灾之后，那标屯四户农户和那烈生产队的七户农户全部搬离那何田地，全部退回原生产队生产劳动，并将那何田地全部退还给原告，原告收回田地耕种了两年。直到1967年，那烈生产队以陆兴义为代表再次到原告一方请求借用那何田地，因为双方的农户大部分都是有亲戚关系，原告再次将那何田地借出给第三人，双方约定第三人借用的条件也还是征购粮由第三人承担。
二、原告从未放弃过“那何”田地权属归属的主张。“那何”争议地1967年后并不是由第三人一直耕种，在1981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原告要求第三人退还“那何”田地，当时原告派代表周某胜、周某联到第三人处协商，第三人已经同意归还“那何”田地，并停止耕种将近一年。当时滕广生产大队不同意，所以原告不敢去拿回那何田地耕种。1995年原告又派代表周某强、周某珍找到梁某任要求第三人归还那何田地，但是当时梁某任的拒绝理由是为了安定问题，不支持原告要回那何田地。2001年滕广村委会领导换届，由张某坚担任村支书，原告又以周某灿、周某胜为代表去寻找村支书张某坚、村干部梁某耀要求那烈屯归还“那何”的田地。从梁某任、梁某耀提供证言证词证明原告一直以来都从没放弃过要回“那何”田地的主张。
三、被告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第三人有土地使用权，而且当时县政府有过失不当行为，历史习惯行为导致错误登记使用权证书。第三人承担征购粮任务，并不能表明第三人就应该拥有土地的所有权，而仅仅能证明其拥有土地的使用权，而且使用权也是原告给予的，原告将土地借用给第三人使用，那么理所当然第三人要自己承担征购粮任务，如若不然原告将土地借给你使用还要帮你承担征购粮任务，那不符合主客观规律事实。
被告提供的证据是1995年村集体与农户签订有《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书》，该合同书应当是无效的，因为第三人村集体是否拥有“那何”田地的所有权，并未得到确认，标的物还与原告有争议，在没有得到确权的情况下，私自与本集体成员签订承包合同书，这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利益，是无效的合同。1985年县政府给第三人核发的《承包土地使用证》，原告认为，县政府存在过失的行政行为，程序上存在不合法的行为，县政府在颁发证书前是否对标的物进行过审查确定第三人是否拥有集体土地所有权？标的物是否有争议？《承包土地使用证》也应该是无效的。即便第三方拥有《合同书》、《承包土地使用证》也仅仅能证明第三人农户拥有那何田地的承包使用权，并不能证明第三人作为集体拥有那何田地的集体土地所有权。
四、被告调查不到位，程序不合法。被告在受理原告申请调处后，存在调查不到位的情况，被告除了到争议土地测量土地面积外，从未到原告一方调查了解过情况，也未到别的村民小组向老百姓调查了解情况，也未向老一代村干部领导了解过情况，这一切给人感觉被告有不作为有故意偏向第三人的嫌疑。
被告在调处的过程中存在程序不合法的行为，被告并未举行过正式的土地纠纷听证会、调解会，被告并未出示第三人所谓的“证据”给原告看，第三人是否存在这些“证据材料”或者这些东西是否属于争议地的材料对原告来说至今仍是个谜。被告就这样草草作出处理决定书，未免太过于草率了？根本不符合政府行政行为的程序。
五、第三人为何多出土地？证明借用行为。第三人安居于山上，原告安居于山脚下，固然原告更能开发出水田地，特别是“那何”田地就在原告村口。倒水为界的习惯为一方集体土地划分的一般标准。原告祖宗更早于对方祖宗定居于此，“那何”田地、“姑累”田地、“头羊”田地（其中姑累、头羊田地就在争议地两边，一级公路一样通过，为何这两块地未产生争议？）“那面”田地等，都是由原告祖辈村民开发利用几百年的历史，这些土地都是在原告村口。只是一些历史原因，现在部分田地由对方耕种。这些就证明第三人企图霸占原告“那何”田地。
六、被告采信争议土地权属依据错误，违反法律规定，适用法律错误。被告将“那何”土地确权给第三人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在未确立土地权属归属时，不合适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并不能作为确立土地权属归属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只是保护合法的集体土地所有者以及合法的承包方的合法权益。在本案看来，并未能证明第三人是“那何”争议地合法的集体土地所有者。在未确立那何土地权属归属时就用承包法给予保护，实属太早。被告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五条，此条法律说明第三人农户拥有的《承包土地使用证》只能作为证据材料的参考，而并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以上所述证明被告采信争议土地权属依据错误，违反法律规定，运用法律错误。
原告认为：争议地的土地地名“那何”，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是渌生生产队所有。现在争议地那何土地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就应属于原告所有。
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扶政决字（2014）4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采信证据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集体以及公民的合法权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撤销被告扶绥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扶政决字（2014）4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依法重新确权，依法确认“那何”土地权属归属为原告村民集体所有。
原告渌生村民小组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材料：1、龙头乡政府对李某斌的调查笔录，2、龙头乡政府对何某坚的调查笔录，证据1-2证明争议地“那何”1967年后被第三人借用的事实；3、龙头乡政府对梁某声的调查笔录，证明争议地“三包四固定”时期属渌生集体所有；4、龙头乡政府对梁某任的调查笔录，证明争议地于“三包四固定”时划给原告，1981年、1995年原告代表曾向大队要求返还土地；5、龙头乡政府对梁某胜的调查笔录，证明“那何”在四固定时划给原告，1962年-1963年仍由原告耕种；6、龙头乡政府对方某就的调查笔录，证明“土改”合作“四固定”时那何争议地属原告所有，1960年-1964年禾苗评比活动时争议地还是原告种植；7、龙头乡政府对梁某明的调查笔录，证明在集体化时当时的书记号召群众帮忙渌生屯耕种；8、龙头乡政府对甘某伸的调查笔录，证明那何生产队解散后，甘某祯曾到渌生交涉归还土地的事实；9、龙头乡政府对甘某就的调查笔录，证明争议地“四固定”时权属属原告，1965年第三人全部回归原队，后来争议地由那烈11队耕种，一直到现在；10、龙头乡政府对陆某坤的调查笔录，证明争议地1963年不是属第三人所有；11、龙头乡政府对甘爱瑶的调查笔录，证明第三人承认争议地1963年不是属第三人所有；12、梁某任、方某就的证明书，证明1962年“三包四固定”生产队将“那何”争议地分给原告耕种的事实；13、梁某英确认书，证明其曾于1963年跟随生产队到争议地耕种的事实；14、潘某荣证明，15、面积记录。证据14、15证明争议地是借给第三人使用的事实；16、方某威、潘某荣的调查笔录，证明争议地属原告渌生集体所有的事实。
被告扶绥县人民政府辩称，一、被告于2014年6月27日作出的扶政决字（2014）4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违背客观事实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应予以驳回。
第三人那烈村民小组陈述称，被告作出的扶政决字（2014）4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人民法院予以维持。
第三人那烈村民小组在庭审中没有证据材料提交。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事实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勘验图有异议，图形及面积四至无异议，对地名有异议；证据2有异议，对争议地情况认为是第三人强行侵占耕种原告的土地；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调查人何某坚及李某斌是当时参加经营者，余下调查人是滕广村领导，其证言是真实的，应予以采信；证据5的三性有异议，被调查人是第三人本屯村民，被告采信作为定案依据是错误的；对证据6-7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据8有异议，没有出示证明单位，是第三人捏造的材料，作为定案依据是错误的；证据9-10有异议，该证据不真实、合法、不能证明争议地属第三人集体所有，第三人拿原告土地发包给第三人村民是不合法的；证据11-1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补充调查笔录，笔录证明争议地权属为原告集体所有，争议地是借用而不是调拨；证据16-17被调查人是第三人本村村民，所说不是事实，被告提交的其他材料没有能证明当时是调拨的情况，对证据16、17应不予以采信；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证据18的处理程序有异议，被告处理程序是违法的，没有经过调解，龙头乡政府曾组织调解，但县政府并没有组织调解过。程序是不合法的，违反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的相关规定。
第三人那烈村民小组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事实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15与被告提供的证据一致，真实性无异议，质证意见与被告证明目的一致。被告不采信借用的说法；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6是原告的代理人自己调查、制作的证据，被调查人是1970年才任职不是自己经历，是传来证据，应不予采信。
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事实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15与被告提供的证据一致，真实性无异议，质证意见与被告证明目的一致。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6是原告代理人对方某威、潘某荣的调查笔录，方某威、潘某荣都是1978年之后才任职村干，是传来证据，应不予采信。
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于2015年5月12日组织原、被告及第三人到本案争议地“那何”（地名）进行现场勘验，并制作勘验图及勘验笔录。原、被告及第三人对本院制作的争议地“那何”现场勘验图及勘验笔录均无异议。
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作如下认定：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据，第三人均无异议。原告对被告的证据1、3-4、6-7、11-15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被告提供的的证据1、3-4、6-7、11-15的证明力予以确认；原告对被告的证据2、5、8-10、16-17有异议。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2、5、8-10、16-17是被告的行政执法人员在行政程序中依法收集的，形式、来源合法、内容真实、能证明案件事实。故本院对被告提供的证据2、5、8-10、16-17的证明力予以确认。
原告提供的证据1-11、15与被告提供的证据4、5、7为同一证据，且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15无异议，故本院对以上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6有异议，本院认为，虽然该证据是在诉讼程序中提供，但该证据中证人证明争议地的经营历史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因此，本院采纳作为认定争议地经营的历史事实。
原、被告及第三人对本院制作的勘验图及勘验笔录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渌生村民小组与第三人那烈村民小组争议的土地地名，渌生村民小组称为“那何”，那烈村民小组称为“曹坛”、“双石八”、“六背楞”、“车路底”等4个地名，争议地面积53.756亩，其中：“曹坛”面积29.646亩，“双石八”、“六背楞”、“车路底”面积24.11亩，争议地为水田。争议地的四至范围与扶政决字（2014）4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附图一致。争议地在土改、合作化、“三包四固定”时，属于原告渌生村民小组集体所有。上世纪六十年代，原告渌生村民小组田地多，劳动力少无法完成国家征购粮任务，针对这样的情况，1963年至1964年，原滕广大队（现在的滕广村民委员会）决定成立一个新村，在原滕广大队召集主持下，当时有那标屯第13队李某斌、李某强、李某萌、李某云等4户，那烈屯第11队的甘某祯、甘某珍、甘爱瑶，第10队的甘某伸、陆某坤、梁某茂、甘某明等7户自愿报名组成那何生产队。在征求那烈生产队与渌生生产队同意后，渌生生产队将争议地的水田提供给新成立的那何生产队经营管理。从1964年下半年，那何生产队开始经营争议地的水田。为方便管理，那标屯的4户村民和那烈屯的7户村民在“那何”地搭建11间茅草屋。1965年下半年，那何生产队发生火灾，整个生产队的11间茅草屋全部被烧毁，那何生产队因此解散。原参与组建那何生产队的那标屯4户农户和那烈生产队的2户农户回到原来的生产队，而剩下来的5户村民继续耕种争议地，后并入那烈生产队至今。上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争议地一直都是那烈生产队经营管理，并承担完成征购粮任务。在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第三人将争议地的水田面积分配到各农户承包经营管理至今。2012年，南宁至扶绥一级公路征用该争议地的部分土地时，原告渌生村民小组以当时成立那何生产队时是“借地”而非调拨土地为由，双方因此发生土地所有权属争议。2013年，原告渌生村民小组向被告扶绥县政府提出土地权属纠纷调处申请。被告立案受理后，于2013年5月8日在龙头乡人民政府组织原告渌生村民小组与第三人那烈村民小组调解，但因双方意见分歧过大而无法达成调解协议。2014年6月27日被告扶绥县人民政府作出扶政决字（2014）4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决定：现双方争议的水田面积53.756亩的土地所有权在国家征用前属龙头乡滕广村委会那烈村民小组集体所有。原告渌生村民小组不服，向崇左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2014年11月26日崇左市人民政府作出崇政复决字（2014）19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扶绥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扶政决字（2014）4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原告渌生村民小组不服，遂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对于同一县内发生的土地权属争议，扶绥县人民政府作为县级人民政府，具有调处本案土地权属争议的法定职责和权力，且权属纠纷的调处，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考虑历史和现实状况，积极疏导，充分协商，遵循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的原则。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争议地在土改、合作化、“三包四固定”以来的经营历史状况，有原、被告提供的证据相互印证，且土地权属争议双方各自陈诉争议地的历史经营管理情况基本一致，土地权属争议双方仅对争议地在“三包四固定”后是“借用还是调拨”取得使用权存有异议；被告认定“三包四固定”后争议地是经调拨取得，符合我国当时农村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土地所有模式中，生产队的生产经营活动受到生产大队制约的历史现实状况；原告认为“现争议地于1964年为借用”的主张，虽有证人证言证明，但根据1962年9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俗称“农业六十条”）规定，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队，人民公社体制不可能存在没有固定耕地的生产队，因此，本案中1964年由11户村民组建的是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即那何生产队，应有固定土地的耕作地。证人的关于“借用”证言不符合当时的历史现实及常理，本院不予采纳。被告认定第三人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今一直经营管理争议地，有调查笔录、《承包土地使用证》、《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书》等证据证实，被告认定事实清楚。被告在调处中，由其下级龙头乡政府及其土地主管部门县国土资源局联合开展调查，并主持调解，争议双方充分陈述、辩论表达意见，调处程序合法。被告根据第三人持有的《承包土地使用证》、《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书》等证据作为确定土地权属的参考凭证，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因此，被诉的处理决定适用法规正确。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解决的实质问题是土地的所有权问题，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适用于因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而发生的争议，实质问题是合同的履行问题，被告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作为土地权属争议确权的法律依据是对该法调整对象的误解，是法律适用的不当，应予纠正。但该瑕疵不构成适用法律的错误，原告以此为由要求撤销被告的处理决定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被告扶绥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扶政决字（2014）4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原告诉请理由不成立，故对原告主张要求判令撤销扶绥县人民政府扶政决字（2014）4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依法重新确权，依法确认“那何”土地权属归原告集体所有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扶绥县龙头乡滕广村渌生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扶绥县龙头乡滕广村渌生村民小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或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潘扬标
审 判 员 吴量民
人民陪审员 李华德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谢语琼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