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云0602民初77号
原告韩某，女，1970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居民，住昭阳区。
原告余世俊，男，1944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云南省鲁甸县人，居民，住鲁甸县。
原告李志惠，女，1949年7月8日出生汉族，云南省鲁甸县人，居民，住鲁甸县。
原告韩臣，男，1994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居民，住昭阳区。
原告余舒婷，女，1999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居民，住昭阳区。
法定代理人韩某（原告余舒婷之母），女，1970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居民，住昭阳区。
委托代理人黄顺生，云南宏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王垚，云南宏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昭通市昭阳支公司（组织机构代码证：21699115-7），住所地：昭阳区迎丰路37号内。
负责人田洪兵，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吴昆，云南意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胡运凯，云南意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原告韩某、余世俊、李志惠、韩臣、余舒婷与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昭通市昭阳支公司（以下简称中财保昭阳支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17日受理后，被告中财保昭阳支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2017年3月20日，本院作出（2017）云0602民初7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被告中财保昭阳支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被告中财保昭阳支公司不服该裁定，向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18日作出（2017）云06民辖终2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6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韩某及原告韩某、余世均、李志惠、韩臣、余舒婷的委托代理人黄顺生，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昭通市昭阳支公司委托代理人吴昆、胡运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韩某、余世俊、李志惠、韩臣、余舒婷诉称，2016年2月17日，原告韩某为号牌云Ｃ×××××的家庭自用车辆在被告中财保昭阳支公司购买了交强险、第三者责任保险、车上人员责任险（司机）、车上人员责任险（乘客）、机动车车上人员补充意外伤害险。保险期间均为：自2016年3月5日零时起至2017年3月4日24时止。其中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中明确约定：第三者责任保险的保险金额为人民币1000000元，车上人员责任险（司机）的保险金额为人民币50000元/座×1座；在机动车车上人员补充意外伤害保险合同中明确约定保障项目为意外身故、残疾给付每人保险金额人民币500000元，保障项目为意外医疗费用补偿，每人保险金额为人民币500000元，每次事故门、急诊限额人民币2000元，给付比例80%；每次事故免赔额人民币100元。2016年5月17日20时35分，原告之夫余波驾驶云Ｃ×××××号车从昭通市威信县驶向昭通市昭阳区，行驶至昭通市××+350M处发生交通事故，余波所驾驶车辆驶离公路北侧路面坠入高8M的白水江三级电站水库中，余波尸体及肇事车辆于2016年5月19日被打捞上岸。后经盐津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事故认定：余波在此次事故中承担全部责任。原告方多次向被告索赔，被告均予以拒绝。现诉请判决：由被告向五原告支付保险赔偿金人民币550000元。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中财保昭阳支公司辩称，原告依据编号为PDAT20165321T000002663的机动车商业保险合同、编号为PEAD20165321D000000386的意外伤害保险合同向被告分别主张车上人员险（司机）赔偿金5万元、意外伤害赔偿金50万元，由于基础事实为两份不同的合同，诉求也不是同一类别，因此本诉讼有违“一个诉讼解决一个法律关系”的审判原则。对于PEAD20165321D000000386的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由于驾驶人余波饮酒后驾驶发生交通事故，属于合同约定的免责情形，依约定被告不承担赔偿责任。对于PDAT20165321T000002663的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由于余波于2016年2月17日至3月28日期间，在四家保险公司通过网络销售、柜台办理等方式购买了多份人身意外事故保险，且险种具有同一共性，即低保费、高保额，赔付总额共计403万元。同时查询到余波之前并无购买意外保险的记录和习惯。四家保险公司综合分析后均认为投保动机有待进一步调查，且本次交通事故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被告依法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综合当事人诉辩主张，本案当事人对以下问题存在争议：
一、本案交通事故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范围？
二、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当得到支持？
原告韩某、余世俊、李志惠、韩臣、余舒婷针对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一、原告韩某、余世俊、李志惠、韩臣、余舒婷的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各一份，证明五原告的主体资格；
二、结婚证、《证明》复印件各一份，证明五原告与余波生前关系；
三、《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驾驶人信息查询结果单、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行驶证、《注销证明》复印件各一份，证明余波驾驶云Ｃ×××××号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死亡，交警部门认定余波体内乙醇含量不排除其在事发之前饮用藿香正气液或其他原因所致的事实；
四、《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正本）》、《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电话营销专用机动车辆保险单（正本）》、《机动车车上人员补充意外保险保险单》复印件各一份、云南省地方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复印件二份，证明原告韩某在被告公司购买了交强险、第三者责任险、车上人员责任险、机动车车上人员补充意外伤害险，三份保险合同已经生效。
五、机动车保险报案记录（代抄单）复印件二份、《委托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拒赔通知书》、《意外伤害保险拒赔通知书》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原告余世俊、李志惠、韩臣、余舒婷委托原告韩某办理向被告中财保昭阳支公司申请理赔事宜，被告中财保昭阳支公司拒绝理赔的事实。
经质证，被告中财保昭阳支公司对五原告提交的第一、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除韩臣以外其他的关联性均予以认可，鉴于韩臣生于1994年，余波与韩某结婚时间是1997年，且韩臣是独立户口，余波与韩臣是否存在抚养与被抚养的关系不明。对五原告提交的第三组证据中《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内容有异议，事故认定书中载明“余波体内乙醇含量不排除其在事发之前饮用藿香正气液”，但没有相关证据作出推断。对五原告提交的第四组证据三性无异议，该组证据明确注明了投保人注意条款及免除保险人责任的内容，保险人已履行了告知义务，投保人也已知晓，且《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正本）》并不是原告所主张的依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编号为PDAT20165321T000002663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电话营销专用机动车辆保险单（正本）》中对车上人员保险赔偿5万元，并没有原告诉称的50万元。对五原告提交的第五组证据无异议。
被告中财保昭阳支公司就其答辩理由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一、组织机构代码证、营业执照、法人证明书、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被告的主体资格；
二、《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明余波系酒后驾驶，其对交通事故承担全部责任；
三、机动车保险报案记录（代抄单）、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条款复印件各一份，证明按约定酒后驾驶造成的事故，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四、机动车车上人员补充意外伤害保险投保单、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意外伤害保险条款复印件各一份，证明本次交通事故不属于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
五、车上人员责任保险拒赔通知书、意外伤害保险拒赔通知书原件各一份，证明事故发生后，被告对原告韩某的理赔请求已作出拒赔通知；
六、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人身保险保险单、余波在中国人寿投保信息表复印件各一份，证明余波分别于2016年3月1日、2016年3月28日在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人身保险，总金额为68万元，仅缴纳保费4156元；
七、当事人血样（尿样）提取登记表、宜宾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法化检验意见书》复印件各一份，证明经宜宾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检验，余波发生事故时血样中乙醇含量浓度为68.17mg/100ml。已达饮酒驾驶的标准，并接近于醉酒驾驶。
经质证，原告韩某、余世俊、李志惠、韩臣、余舒婷对被告提交的第一、二组证据无异议，余波不存在酒后驾驶的情形，事故认定书中说到余波体内乙醇含量不排除其在事发之前饮用藿香正气液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的事实，余波因身体原因从不饮酒，被告亦未有相关证据证实余波饮酒的事实。对被告提交的第三、四组证据有异议，被告均没有证据说明已经履行告知义务的事实。对被告提交的第五组证据有异议，被告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被告提交的第六组证据有异议，该组证据无法证实被告的主张，与本案也不具有关联性，原告韩某投保的人寿保险与本案无关。对被告提交的第七组证据认为只能证明发生交通事故时余波体内乙醇含量不排除其在事发之前饮用藿香正气液或其他原因所致的事实，不能证明余波酒后驾驶。
本院依据被告中财保昭阳支公司的申请，依法向昭通市盐津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调取以下证据：
一、询问余某1的笔录。余某1证实：威信县法院的装修工程是我大哥（余波）和谢某合伙做的，我在威信县法院的工地帮我大哥（余波）监督工程进度。2016年5月17日，我大哥（余波）前往威信县法院装修现场检查工作进度，下午五点（17时）过时，余波说早点吃饭，他还要赶回昭阳区。于是我们俩人就在威信县消防大队斜对面一家小饭馆吃饭。吃饭期间，他说自己的肚子很胀，一直都有点拉肚子，我问她是否要买点药，他说他车上有的，一会儿喝两瓶藿香正气水就行了，所以我就没有管他。18时20分左右时，我们吃完饭，余波开车从威信县回昭阳区。当晚22时左右，我接到大嫂韩某的电话，她说余波的电话一直是关机的，我以为大哥的手机可能没电关机了，就没太在意这个事情。2016年5月18日上午10时左右，我接到谢某的电话，说余波昨晚开车在盐津县境内出事了。2016年5月17日，我和余波吃饭没有饮酒，因为余波平时从来不饮酒。当天也没有发现余波的异常情况，在吃下午饭时，余波说他肠胃病犯了，肚子不舒服，从5月16日晚上就一直拉肚子。余波有点胖，他有肠胃不好的老毛病，听他提起过他的血压有一小点高。
二、询问余某2笔录。余某2证实：余波血压有一小点高，一直在吃药，余波从来不饮酒，就算我们家庭聚会他也不喝（酒）。
三、询问谢某笔录。谢某证实：我和余波是朋友关系，一起合伙做生意已经四年了。余波身体太胖了，血压有点高，好像一直都在服用（治疗）高血压的药，肠胃也不行，车里长期放着治肠胃的药，余波是滴酒不沾的。
四、询问韩某笔录。韩某证实：余波从来不饮酒，他有点临界高血压，一直都吃药名“络活喜”的降压药，他肠胃特别不好，经常肚子疼，所以也长期喝藿香正气水。
五、询问卯昌晟笔录。卯昌晟证实：余波我们是同事关系，我于2001年至2007年底在鲁甸县人民法院工作，此段时间余波一直任鲁甸法院副院长。余波血压高，人很胖，我在鲁甸法院工作期间就看见他服用降血压的药物。余波滴酒不沾，即便单位上有应酬，外面的人劝喝酒，他都会婉言谢绝。因为我们都知道他血压特别高，所以单位的同事也会帮他圆场。他也不抽烟，生活习惯非常好。
六、当事人血样（尿样）提取登记表、宜宾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法化检验意见书》复印件各一份；
七、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复印件各一份、现场照片原件6张、昭通市盐津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原件一份。
经质证，原告韩某、余世俊、李志惠、韩臣、余舒婷对本院依法调取的上述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认为依法调取的七组证据可以证实余波生前从未饮酒，并不排除余波因其他原因导致其血样中乙醇含量浓度为68.17mg/100ml的事实。
经质证，被告中财保昭阳支公司对本院依法调取的第一至五组证据认为该询问笔录属于证人证言性质，属于主观性证据，容易受证人主观性和趋利性影响，五名证人均与余波有亲属朋友关系，属于利益共同体，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时不应当采信，也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且该询问笔录调查的范围已经远超出交警部门调查的范围，五名证人在事发时均不现场，不属于交通事故调查对象，同时也不能证明余波在驾驶前未饮酒的事实，因此，该组证据内容不真实、程序不正当，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对依法调取的第六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可以证实余波血样中乙醇含量浓度为68.17mg/100ml，属于饮酒驾驶，余波死亡的情形属于保险理赔的免责事由，被告不应对此进行理赔。对依法调取的第七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但是，本次提取的血样来源于余波心脏，结合法医学知识，人在死亡后其血液会停止交换，基于死亡以后缓慢生物代谢原理，心脏代谢较为迟缓，对此提取血液检测出的乙醇含量最接近余波死亡时的酒精含量，扣除缓慢代谢衰减量和饮用乙醇物质吸收及正常代谢部分，余波在死亡时酒精含量远高于鉴定结果，不可能存在事发之前饮用藿香正气液或其他原因导致其血样中乙醇含量浓度为68.17mg/100ml的情形。
通过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本院认为，原告韩某、余世俊、李志惠、韩臣、余舒婷提交的五组证据，证据来源合法，能够证明五原告的身份及余波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并在被告中财保昭阳支公司购买了交强险、第三者责任保险、车上人员责任险（司机）、车上人员责任险（乘客）、不计免赔率、意外伤害险，后向被告要求理赔时被拒的事实，对五原告提交的证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被告中财保昭阳支公司提交的第一组证据，证据来源合法，能证明被告的主体资格，本院予以采信。对被告提交的第二、三、四、五组证据，因与五原告提交的证据一致，能够证明余波发生交通事故及在被告处购买保险，后理赔被被告拒赔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对被告提交的第六组证据，证据来源合法，能够证明余波在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人身保险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宜宾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出具的（川）公（宜）鉴（法化）字[2016]556号《法化检验意见书》鉴定结论：送检血液中检出乙醇成为，浓度为68.17mg/100ml，被告据此主张余波系饮酒后驾驶车辆，但被告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佐证余波在何时何地饮酒。本院应被告申请，依法向昭通市盐津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调取的证据中，证人余某1、余某2、谢某、韩某、卯昌晟均证实余波因身体血压高、肠胃不好等原因，从来不喝酒。昭通市盐津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载明：送检（余波）血液中检出乙醇成为，浓度为68.17mg/100ml，该乙醇含量不排除因肇事驾驶人余波在事发前饮用藿香正气液或其他意外原因所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被告主张余波系酒后驾驶，就应举证证实其主张，但被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余波血液中检出乙醇成分一定是饮酒后造成，不能排除余波系因其他原因导致其血液中检出乙醇成分的可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证人余某1、余某2、谢某、韩某、卯昌晟的证言，并非原告方所举证据，系盐津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依法调取证据，其证明力高于原告所举证据的证明力。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被告应就其主张余波系酒后驾驶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因其所举证据不足以证实余波饮酒的事实，因此对被告提交第七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本院依法向昭通市盐津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调取的七组证据，证据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与本案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对依法调取的七组证据，予以采信。
根据庭审，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
余波系原告韩某之夫，原告韩臣、余舒婷之父，原告余世俊、李志惠之子。2016年5月17日，余波驾驶云Ｃ×××××号小型普通客车从昭通市威信县驶往昭通市昭阳区。20时35分，行至事故××），其所驾车辆向右侧跑偏，驶离现场公路北侧路面，坠入高8M的白水江三级电站水库中。2016年5月19日17时30分许，肇事驾驶人余波的尸体及肇事车辆被打捞上岸。余波驾驶的云Ｃ×××××号小型普通客车在被告中财保昭阳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第三者责任保险1000000元、车上人员责任险（司机）50000元、车上人员责任险（乘客）200000元、不计免赔率，保险期限自2016年3月5日0时至2017年3月4日24时。2016年3月5日，原告韩某作为投保人，余波作为被保险人，在被告中财保昭阳支公司购买了机动车车上人员补充意外伤害保险，保险内容为：意外身故、残疾给付，每人保险金额500000元；意外医疗费用补偿，没人保险金额50000元，每次事故门、急诊限额2000元，每次事故免赔额100元，给付比例80%。保险期间自2016年3月5日零时起至2017年3月4日二十四时止。事故发生后，原告韩某、余世俊、李志惠、韩臣、余舒婷向被告中财保昭阳支公司进行理赔。被告中财保昭阳支公司于2016年12月28日对原告的理赔项目予以拒绝赔付。五原告对此不服，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支付保险费，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本案中，原告韩某为车牌号为云Ｃ×××××的小型普通客车在被告中财保昭阳支公司处投保交强险、第三者责任保险、车上人员责任险（司机）、车上人员责任险（乘客）、不计免赔率等保险，以及原告韩某为其夫余波在被告中财保昭阳支公司处购买的机动车车上人员补充意外伤害保险均系属于双方自愿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保险合同自成立时即生效。余波驾驶车牌号为云Ｃ×××××的小型普通客车发生交通事故死亡，符合车上人员责任险（司机）和机动车车上人员补充意外伤害保险的承保范围，因此对于五原告主张要求支付保险赔偿金550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被告中财保昭阳支公司主张余波系酒后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属于其责任免除范围，就应当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但被告中财保昭阳支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由被告中国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昭通市昭阳支公司自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支付原告韩某、余世俊、李志惠、韩臣、余舒婷车上人员责任险（司机）保险金50000元、车上人员补充意外伤害保险金500000元，共计550000元人民币。
如果被告中国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昭通市昭阳支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自款项到期之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
案件受理费9300元（缓交），由被告中国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昭通市昭阳支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被告中国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昭通市昭阳支公司不自动履行本判决，原告韩某、余世俊、李志惠、韩臣、余舒婷可在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二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
审 判 长 罗天华
审 判 员 王 燕
人民陪审员 谢崇辉
二〇一七年七月五日
书 记 员 李 梅
法律条文附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十三条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
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应当载明当事人双方约定的合同内容。当事人也可以约定采用其他书面形式载明合同内容。
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投保人和保险人可以对合同的效力约定附条件或者附期限。
第十四条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
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