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民终963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浙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惠民路**号*号楼*楼。
法定代表人：刘旭松,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国良，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弘璐，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山西省焦炭集团长治焦炭运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长治市长兴路**号。
法定代表人：孟祥辉，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军，副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军红，山西长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山西金通焦化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长治市潞城市史回乡王里堡村。
法定代表人：刘建，财务部长。
上诉人浙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控股公司）为与上诉人山西省焦炭集团长治焦炭运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治焦炭运销公司）及被上诉人山西金通焦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通焦化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法院（2014）浙杭商初字第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浙商控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国良、邵弘璐，上诉人长治焦炭运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军、张军红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金通焦化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浙商控股公司上诉请求：1.在一审第一项判决基础上，进一步判令解除ZS-CZ20111107、ZS-CZ20111130、ZS-CZ20111219、ZS-
CZ20120112、ZS-
CZ20120116号工矿产品买卖合同；2.在一审第二项判决基础上，再判令长治焦炭运销公司返还预付货款39000000元，并赔偿前述合同项下全部预付货款自其向长治焦炭运销公司付款之日起至其实际返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3.由长治焦炭运销公司、金通焦化公司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本案一审中，长治焦炭运销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分为明显不同的两种类型，一审法院在浙商控股公司提示后，仍然未能注意到其中部分结算单据不符合真实交付货物的结算常规。长治焦炭运销公司提交的证据中，包括了数份关于焦炭的结算单，其拟通过该等证据证明已经履行了货物交付的义务。本案案涉业务项下，浙商控股公司为转售方，不是焦炭货物的实际使用方，因此，对于长治焦炭运销公司已经交付货物的部分，货物均为直接送到浙商控股公司的下游客户处，下游客户收到货物并与浙商控股公司结算后，浙商控股公司与长治焦炭运销公司进行结算。基于该等货物交付的流程，浙商控股公司向长治焦炭运销公司出具了其在一审证据中证据2的《浙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月发金友焦炭结算单》、证据3的《浙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月发凯恒焦炭结算单》、证据4的《浙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12月发鑫达焦炭结算单》、证据5的《浙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12月发鑫达焦炭结算单》。可以明显看出的是，该等结算单均注明了浙商控股公司的下游客户名称，如“金友”、“凯恒”、“鑫达”，并且结算的数量、金额也是精确到小数位，符合真实交付货物后的结算常规。而与此相对的是，在长治焦炭运销公司提交的一审证据中，除了以上结算单外，其余结算单均无浙商控股公司下游客户的名称，并且可以明显看出，最后两张结算单以外，所谓的结算数量、结算金额均为整数，这在焦炭贸易过程，乃至任何一种大宗商品贸易中，都是不正常的。而真实的情况是，该部分结算文件（包括结算单、调价函和收货通知书），均为长治焦炭运销公司向浙商控股公司预先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时，浙商控股公司根据长治焦炭运销公司的要求，出具的形式文件，其中的数量、金额、单价均仅以开票为目的，并且是根据开票的总金额倒算出来的数据，而最后两张结算单的金额之所以不是整数，则是为了凑出浙商控股公司已经预付的货款总额扣除已经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后的余额而倒算出的数据。2.《企业询证函》之所以能够与结算文件金额相符，是由于《企业询证函》金额是扣除了已经开具发票后的余额，而非长治焦炭运销公司交付货物后的余额。浙商控股公司为证明债权未超过诉讼时效，提供了2012年底的2份《企业询证函》。一般而言，《企业询证函》由双方财务部门之间发送，财务部门的账面余额会因预先开具和接收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而调整。浙商控股公司累计向长治焦炭运销公司支付了货款1.4亿元，在2011年10月至2012年5月期间收到长治焦炭运销公司交付的货值为41653084.05元的货物，此时长治焦炭运销公司应当向浙商控股公司交付货值为98346915.95元的货物，长治焦炭运销公司向浙商控股公司开具了该部分增值税专用发票：截止2012年11月30日，长治焦炭运销公司向浙商控股公司预开增值税专用发票700万元，此时，长治焦炭运销公司财务账面余额会被相应调整，故2012年11月30日长治焦炭运销公司向浙商控股公司询证金额为91346915.95元（98346915.95元-7000000元）；此后至2012年12月31日期间，长治焦炭运销公司两次向浙商控股公司预先开具了金额累计为3200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长治焦炭运销公司财务账面余额继续调整，故2012年12月31日，长治焦炭运销公司向浙商控股公司询证金额为59346915.95元。因此，询证金额是完全与预先开具的发票金额相关的。而如上所述，浙商控股公司出具的结算文件是应长治焦炭运销公司要求为预先开具发票做出，这才会形成《企业询证函》金额与结算文件金额相符，并由此认定长治焦炭运销公司已经向浙商控股公司交付了货值金额为80653084.05元的货物，认定事实存在错误。3.一审法院未对长治焦炭运销公司交付货物的事实进行实质性地调查审理，仅依据书面单据认定长治焦炭运销公司向浙商控股公司履行了交付货物的义务，未能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浙商控股公司多次要求长治焦炭运销公司说明，是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向何等收货人进行的交付，但长治焦炭运销公司从未正面回答，未能解释货物的具体交付细节。一审法院对该争议焦点和核心问题也未予以查明。4.一审判决长治焦炭运销公司应当支付自浙商控股公司预付货款一个月后至实际返还预付货款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没有依据，应当予以改判。浙商控股公司要求解除长治焦炭运销公司未交付货物部分的合同，合同解除后，长治焦炭运销公司应当返还浙商控股公司预付的货款并支付利息损失。长治焦炭运销公司未能根据合同约定交付货物，那么自浙商控股公司向长治焦炭运销公司支付货款之日起，其已经实际占用了资金，合同解除后，在合同未约定违约条款的前提下，计算长治焦炭运销公司应当支付浙商控股公司的利息损失时，应当以资金实际占用的期间作为依据。一审判决没有法律依据。
长治焦炭运销公司辩称：结算单都是浙商控股公司收到货物后开具的，数额上有没有小数点，单价、名称、规格、型号怎么写，都是浙商控股公司的合同义务。长治焦炭运销公司是依据该结算单才开具增值税发票。《企业询证函》体现的是业务没有结算的财务记录，是财会凭证，是真实的，并非开票后倒算，不存在弄虚作假的情况。对于货物交付问题，按照双方交易的流程，货物是浙商控股公司指定下家收货，由下家收货后开具结算单，再开具增值税发票，这是合同约定的。故依据合同约定以及本案一审中长治焦炭运销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充分证明浙商控股公司收到货物的事实。对于利息损失问题，双方义务均已履行完毕，故不存在支付利息损失的问题。
长治焦炭运销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法院（2014）浙杭商初字第77号民事判决，或改判为长治焦炭运销公司就合同项下预付款59346915.95元已全部履行完毕；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浙商控股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长治焦炭运销公司已就双方当事人之间签订的2011年-2012年期间的14份《工矿产品买卖合同》项下合同义务全部履行完毕，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已终止。对于ZS-
CZ20120118-1、ZS-CZ20120118-2、ZS-CZ20120201、ZS-CZ20120227、ZS-CZ20120503、ZS-
CZ20120510号合同货值59346915.95元的事实，依据合同交易及结算方式的约定，浙商控股公司指定下家买受方为货方，下家在收到长治焦炭运销公司交付的货物后，出具相应的结算单，同时长治焦炭运销公司给浙商控股公司出具相对应的增值税票据，与浙商控股公司进行结算付款，完成合同的履行义务。长治焦炭运销公司收到浙商控股公司出具的结算单后，长治焦炭运销公司视为浙商控股公司收到的货物凭证，因此开具相应的增值税发票，体现为履行合同项下义务的事实。由此，长治焦炭运销公司认为结算单与增值税票所对应的数量、单价、金额均长治焦炭运销公司已完成了交付合同项下价值59346915.95元的货物。2.一审判决解除ZS-
CZ20120118-1、ZS-CZ20120118-2、ZS-CZ20120201、ZS-CZ20120227、ZS-CZ20120503、ZS-
CZ20120510号《工矿产品买卖合同》以及ZS-
CZ20120116号《工矿产品买卖合同》项下未履行部分，违背客观事实，显属错误。该六份合同所对应的焦炭数量、单价、金额已分别于2013年11月5日、2013年12月5日以结算单结算三次，即一次为结算数量2518.91吨、结算金额为30012800元；一次结算数量2518.91吨，结算金额为3343438.82元；一次为结算数量19581吨，结算金额为25990677.13元。总结算数量为44699.91吨、金额为59346915.95元。长治焦炭运销公司在接到浙商控股公司出具的结算单后，视为浙商控股公司收到货物，出具相应的增值税票，双方合同就此履行完毕，合同已终止。因此不存在解除合同的情形。同时，编号为ZS-
CZ20120116号《工矿产品买卖合同》经长治焦炭运销公司与浙商控股公司两次变更价格后，分别结算两次，一次2843798.60元，一次1457957.07元，共计结算数量2664.67吨，结算金额为4301755.67元。此笔合同所体现的合同项下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其结算金额包含在浙商控股公司所认可的完成货值41653084.05元的货物内。
浙商控股公司辩称：本案争议焦点是货物有否交付。案涉货物为大宗商品，交付环节应当有证据，长治焦炭运销公司应当提交货物交付的证据。浙商控股公司和长治焦炭运销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在2012年底之前，浙商控股公司为了业务入账需要和长治焦炭运销公司就部分未履行合同先行进行了开票，这一事实确实存在。相隔两个月时间有两份企业询证函。两份企业询证函金额相关3900万元，实际事实是3900万元票据开具和结算是应财务需要。这是本案诉讼的起因，但该销售收入确认，并不意味着对货物交付的确认。在本案的交易模式下，浙商控股公司已民确定收到了4000多万元货物，这些都有钢厂的收货确认文件。而争议的3900万元则没有钢厂的收货确认文件。长治焦炭运销公司作为卖方有义务举证证明其已发货交付的事实。
浙商控股公司一审诉请：1.解除浙商控股公司与长治焦炭运销公司签订的ZS-CZ20111107、ZS-CZ20111130、ZS-CZ20111219、ZS-
CZ20120112、ZS-CZ20120116、ZS-CZ20120118-1、ZS-CZ20120118-2、ZS-CZ20120201、ZS-
CZ20120227、ZS-CZ20120503、ZS-
CZ20120510号合同；2.长治焦炭运销公司返还浙商控股公司上述合同项下浙商控股公司向长治焦炭运销公司预付的货款98,346,915.95元；3.长治焦炭运销公司支付浙商控股公司上述预付货款自浙商控股公司向长治焦炭运销公司付款之日起至长治焦炭运销公司实际向浙商控股返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至三年期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利息暂计至2014年10月21日，为16,996,502.56元）；以上金额合计115,343,418.51元。4.金通焦化公司对长治焦炭运销公司在第一、二项诉讼请求项下对浙商控股公司的付款义务向浙商控股公司承担连带清偿的责任；5.长治焦炭运销公司、金通焦化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2011年至2012年间，浙商控股公司与长治焦炭运销公司签订并部分履行了14份工矿品买卖合同，分别是：1、ZS-
CZ20110929-2号合同，物料名称焦炭，规格型号30-90，数量10000吨，单价2000元/吨，结算方式为全额以银行承兑汇票预付，货到钢厂验收后，以5000吨为一个批次并当月批量结算，价格说明为价格以双方协商确定，按结算单在5个工作日内开具增值税发票结清，收货单位河北省钢铁集团鑫达钢铁有限公司，交货时间为当月实际发货数量要求达到预付货款的70%以上，合同生效期为2011年9月29日，执行完毕后自动失效，发生争议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受损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签约后，浙商控股公司于2011年10月1日预付货款2000万元。2011年12月15日，浙商控股公司向长治焦炭运销公司出具调价函，载明：我单位与贵公司于2011年9月29日（合同编号ZS-
CZ20110929-2）签订的工矿产品买卖合同，因实际业务结算变化，共有焦炭数量6539.43吨，由原合同约定的每吨2000元调整为1841.76元，因调价原因给贵公司带来的业务不便敬请谅解（传真件有效）。长治焦炭运销公司于次日开具对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1份。2012年12月18日，浙商控股公司向长治焦炭运销公司出具内容为“我单位与贵公司于2011年9月29日签订了合同编号为ZS-
CZ20110929-2的工矿品买卖合同，因实际业务结算变化，原订焦炭数量10000吨，已结算6539.43吨，现再增加992.37吨，本次共结算4452.94吨，每吨单价调整为1442.31元，因调整原因给贵公司带来的业务不便敬请谅解（传真件有效）”的调价函及内容为“根据贵我双方于2011年9月29日签订了编号为ZS-
CZ20110929-2的买卖合同，现我公司为贵公司出具的焦炭数量为4452.94吨的收货通知书，已确认收到该货物”的收货通知书。浙商控股公司针对该批货物及ZS-
CZ20111009号、ZS-
CZ20111107号合同项下通过调价函调整后的货物共计10400吨出具“12月焦炭结算单”，结算金额为1500万元并开具相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3份。2、ZS-
CZ20111009号合同，除收货单位为唐山市丰南区凯恒钢铁有限公司、生效期为2011年10月9日外，其余内容与ZS-
CZ20110929-2号合同一致。签约后，浙商控股公司于2011年10月14日预付货款2000万元。2012年2月20日，浙商控股公司向长治焦炭运销公司出具调价函，载明：我单位与贵公司于2011年10月9日（合同编号ZS-
CZ20111009）签订的工矿产品买卖合同，因实际业务结算变化，共有焦炭数量3857.06吨，由原合同约定的每吨2000元调整为1680.60元，因调价原因给贵公司带来的业务不便敬请谅解（传真件有效）。同日，浙商控股公司出具编号为20120220的结算单，确认实收数量为3857.06吨，结算金额6482158.34元。长治焦炭运销公司开具对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6份。2012年11月27日，浙商控股公司向长治焦炭运销公司出具内容为“我单位与贵公司于2011年10月9日（合同编号ZS-
CZ20111009）签订的工矿产品买卖合同，因实际业务结算变化，现有焦炭数量4800吨，每吨单价由2000元调整为1458.33333元，因调价原因给贵公司带来的业务不便敬请谅解（传真件有效）”的调价函及“11月焦炭结算单”，确认实收数量4800吨，结算金额700万元，并开具相应金额增值税专用发票6份。2012年12月18日，浙商控股公司向长治焦炭运销公司出具内容为“我单位与贵公司于2011年10月9日签订了合同编号为ZS-
CZ20111009的工矿品买卖合同，因实际业务结算变化，原订焦炭数量10000吨，已结算8657.06吨，本次共结算1342.94吨，每吨单价调整为1442.31元，因调整原因给贵公司带来的业务不便敬请谅解（传真件有效）”的调价函及内容为“根据贵我双方于2011年10月9日签订了编号为ZS-
CZ20111009的买卖合同，现我公司为贵公司出具的焦炭数量为1342.94吨的收货通知书，已确认收到该货物”的收货通知书。3、ZS-
CZ20111107号合同，除收货单位为唐山市丰南区凯恒钢铁有限公司、生效日期为2011年11月7日外，其余内容与ZS-
CZ20110929-2号合同一致。签约后，浙商控股公司于2011年11月8日及9日分别向长治焦炭运销公司预付货款1800万元及150万元。2012年3月16日，浙商控股公司出具编号为20120316的结算单，确认实收数量5395.88吨，结算金额8393647.61元。2012年3月19日，浙商控股公司向长治焦炭运销公司出具调价函，载明：我单位与贵公司于2011年11月7日（合同编号ZS-
CZ20111107）签订的工矿品买卖合同，因实际业务结算变化，共有焦炭数量5395.88吨，每吨单价由2000元调整为1555.57元，因调整原因给贵公司带来的业务不便敬请谅解（传真件有效），次日长治焦炭运销公司开具对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8份。2012年12月18日，浙商控股公司向长治焦炭运销公司出具内容为“我单位与贵公司于2011年11月7日签订了合同编号为ZS-
CZ20111107的工矿品买卖合同，因实际业务结算变化，原订焦炭数量10000吨，已结算5395.88吨，本次共结算4604.12吨，每吨单价调整为1442.31元，因调整原因给贵公司带来的业务不便敬请谅解（传真件有效）”的调价函及内容为“根据贵我双方于2011年11月7日签订了编号为ZS-
CZ20111107的买卖合同，现我公司为贵公司出具的焦炭数量为4602.12吨的收货通知书，已确认收到该货物”的收货通知书。浙商控股公司针对该批货物及ZS-
CZ20111009号、ZS-
CZ20110929-2号合同项下通过调价函调整后的货物共计10400吨出具“12月焦炭结算单”，结算金额为1500万元并开具相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3份。4、ZS-
CZ20111128号合同，除数量为510吨、价格说明为如遇市场价格变动以双方协商确定的书面调价函为最终结算价格、交货时间为自合同生效后30日内且交货数量达到预付款的70%以上、发生争议向非违约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生效日期为2011年11月28日外，其余内容与ZS-
CZ20110929-2号合同一致。当日，浙商控股公司向长治焦炭运销公司预付货款100万元。5、ZS-
CZ20111130号合同，除数量为5600吨、价格为1950元、收货单位为唐山市丰南区凯恒钢铁有限公司、发生争议向合同签订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生效日期为2011年11月30日外，其余内容与ZS-
CZ20110929-2号合同一致。签约后，浙商控股公司于2011年12月2日向长治焦炭运销公司预付货款1000万元。2012年12月25日，浙商控股公司向长治焦炭运销公司出具内容为“我单位与贵公司于2011年11月30日签订了合同编号为ZS-
CZ20111130的工矿品买卖合同，因实际业务结算变化，原订焦炭数量5600吨，现增加1000吨，本次共结算6600吨，每吨单价调整为1465.52元，因调整原因给贵公司带来业务不便敬请谅解（传真件有效）”的调价函以及内容为“根据贵我双方于2011年11月30日签订了合同编号为ZS-
CZ20111130的买卖合同，现我公司为贵公司出具的焦炭数量为6600吨的收货通知书，已确认收到该货物”的收货通知书。浙商控股公司针对该批货物及ZS-
CZ20120112号合同项下通过调价函调整后的货物共计11600吨出具“12月焦炭结算单2”，结算金额为1700万元并开具相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5份。6、ZS-
CZ20111219号合同，除数量为5000吨、结算单价按照附加协议条例办理、生效日期为2011年12月19日外，其余内容与ZS-
CZ20110929-2号合同一致。签约后，浙商控股公司于次日向长治焦炭运销公司预付货款1000万元。2012年1月30日，浙商控股公司向长治焦炭运销公司提交补充协议，载明：我单位与贵公司于2011年12月19日（合同编号：ZS-
CZ20111219）签订的工矿产品买卖合同，因实际业务结算变化，原5000吨变更调为5616.37吨，单价2000元，其中3066.74吨调整为1856.24元，2549.37吨调整为1858.64元。因调价原因给贵公司带来的业务不便敬请谅解（传真件有效）。同日，浙商控股公司出具编号为20120130的结算单，确认实收数量5936.15吨，开票数为5616.37吨，结算金额10431449.76元。长治焦炭运销公司于2012年3月13日开具对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0份。7、ZS-
CZ20120112号合同，除数量为4000吨、收货单位为唐山市丰南区凯恒钢铁有限公司、发生争议协商不成向合同签订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生效日期为2012年1月12日外，其余内容与ZS-
CZ20110929-2号合同一致。签约后，浙商控股公司于2012年1月14日向长治焦炭运销公司预付货款800万元。2012年12月25日，浙商控股公司出具内容为“我单位与贵公司于2012年1月12日签订了合同编号为ZS-
CZ20120112的工矿品买卖合同，因实际业务结算变化，原订焦炭数量4000吨，现增加1000吨，本次共结算5000吨，每吨单价调整为1465.52元，因调整原因给贵公司带来的业务不便敬请谅解（传真件有效）”的调价函及内容为“根据贵我双方于2012年1月12日签订了合同编号为ZS-
CZ20120112的买卖合同，现我公司为贵公司出具的焦炭数量为5000吨的收货通知书，已确认收到该货物”的收货通知书。浙商控股公司针对该批货物及ZS-
CZ20111130号合同项下通过调价函调整后的货物共计11600吨出具“12月焦炭结算单2”，结算金额为1700万元并开具相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5份。8、ZS-
CZ20120116号合同，除数量为3000吨、生效日期为2012年1月16日外，其余内容与ZS-
CZ20110929-2号合同一致。签约后，浙商控股公司于次日向长治焦炭运销公司预付货款600万元。2012年2月23日，浙商控股公司向长治焦炭运销公司出具调价函，载明：我单位与贵公司于2012年1月16日（合同编号：ZS-
CZ20120116）签订的工矿品买卖合同，因实际业务结算变化，共有焦炭数量1578.45吨，每吨单价由2000元调整为1801.64元，因调价原因给贵公司带来的业务不便，敬请谅解（传真件有效）。当日出具的编号为20120223的结算单载明实收数量1599.4吨，开票数量1578.45吨，结算金额2843798.66元，2012年2月27日长治焦炭运销公司开具对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3份。2012年11月15日，浙商控股公司出具编号为20121115的结算单，载明实收数量1086.22吨，结算金额1457957.07元。2012年11月19日，浙商控股公司向长治焦炭运销公司出具调价函，载明：我单位与贵公司于2012年1月16日（合同编号：ZS-
CZ20120116）签订的工矿品买卖合同，因实际业务结算变化，共有焦炭数量1086.22吨，每吨单价由2000元调整为1342.23，因调整原因给贵公司带来的业务不便，敬请谅解（传真件有效）。2012年11月22日，长治焦炭运销公司开具对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份。9、ZS-
CZ20120118-1号合同，除数量为5000吨、发生争议协商不成向合同签订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生效日期为2012年1月18日外，其余内容与ZS-
CZ20110929-2号合同一致。签约后，浙商控股公司于2012年1月20日向长治焦炭运销公司预付货款1000万元。10、ZS-
CZ20120118-2号合同，除数量为3000吨、单价为1800元、收货单位为唐山市丰南区凯恒钢铁有限公司、结算方式为先以银行现款预付500万元，货到钢厂验收后以3000吨为一个批次并当月批量结算、结算单价按附加协议条例办理、发生争议协商不成向合同签订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生效日期为2012年1月18日外，其余内容与ZS-
CZ20110929-2号合同一致。当日，浙商控股公司向长治焦炭运销公司预付货款500万元。11、ZS-
CZ20120201号合同，除数量为5000吨、结算方式为以银行承兑预付1000万元，货到钢厂验收后以5000吨为一个批次并当月批量结算、发生争议协商不成向合同签订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生效日期为2012年2月1日外，其余内容与ZS-
CZ20110929-2号合同一致。次日，浙商控股公司向长治焦炭运销公司预付货款1000万元。12、ZS-
CZ20120227号合同，除数量为5000吨、结算方式为以银行承兑预付1000万元，货到钢厂验收后以5000吨为一个批次并当月批量结算、收货单位为唐山市丰南区凯恒钢铁有限公司、价格说明为如遇市场价格变动以双方协商确定的调价函为准、发生争议协商不成向合同签订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生效日期为2012年2月27日外，其余内容与ZS-
CZ20110929-2号合同一致。签约后，浙商控股公司于2012年3月1日向长治焦炭运销公司预付货款1000万元。13、ZS-
CZ20120503号合同，除数量为5000吨、结算方式为以银行承兑预付1000万元，货到钢厂验收后以5000吨为一个批次并当月批量结算、交货地点为唐山建源钢铁有限公司、价格说明为如遇市场价格变动以双方协商确定的调价函为准、发生争议协商不成向合同签订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生效日期为2012年5月3日外，其余内容与ZS-
CZ20110929-2号合同一致。签约后，浙商控股公司于2012年5月5日向长治焦炭运销公司预付货款860万元，于5月19日预付货款140万元。14、ZS-
CZ20120510号合同，除数量为250吨、结算方式为以银行承兑预付50万元，货到钢厂验收后，按结算单在5个工作日内开具增值税发票结清、交货地点为唐山市丰南区凯恒钢铁有限公司、价格说明为如遇市场价格变动以双方协商确定的调价函为准、发生争议协商不成向合同签订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生效日期为2012年5月10日外，其余内容与ZS-
CZ20110929-2号合同一致。次日，浙商控股公司向长治焦炭运销公司预付货款50万元。2012年11月30日，长治焦炭运销公司致浙商控股公司一份企业询证函，主要内容为“本公司与贵公司的往来帐列示如下：截止2012年11月30日本公司欠贵公司91346915.95元”，浙商控股公司在“信息证明无误”处加盖财务专用章确认。后长治焦炭运销公司又向浙商控股公司出具企业询证函一份，载明“本公司与贵公司的往来账项列示如下：截止2012年12月31日预收贵公司金额59346915.95元”，浙商控股公司在“信息证明无误”处加盖财务专用章确认。
2014年5月27日，金通焦化公司向浙商控股公司出具保证函一份，为浙商控股公司与长治焦炭运销公司所签一系列工矿品买卖合同项下长治焦炭运销公司所承担的所有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一审法院认为：浙商控股公司与长治焦炭运销公司所签14份工矿品买卖合同主体合格、内容合法，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应属有效，双方均应诚实履行。根据现有证据，浙商控股公司已就14份工矿品买卖合同向长治焦炭运销公司支付货款14000万元，而长治焦炭运销公司仅履行了其中ZS-
CZ20110929-2、ZS-CZ20111009、ZS-CZ20111107、ZS-CZ20111130、ZS-CZ20111219、ZS-
CZ20120112及ZS-
CZ20120116号合同项下的义务，向浙商控股交付了价值80653084.5元的货物，尚有价值59346915.95元的货物至今未交付，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浙商控股公司要求解除未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但鉴于ZS-
CZ20111107号、ZS-CZ20111130号、ZS-CZ20111219号、ZS-CZ20120112号合同均已履行完毕，而ZS-
CZ20120116号已大部分履行，故仅对浙商控股公司要求解除ZS-CZ20120118-1、ZS-CZ20120118-2、ZS-
CZ20120201、ZS-CZ20120227、ZS-CZ20120503、ZS-CZ20120510号合同以及ZS-
CZ20120116号合同项下未履行部分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上述合同解除后，长治焦炭运销公司理应向浙商控股公司返还预收货款计59346915.95元，并向浙商控股公司赔偿未履行合同项下预付款的利息损失，鉴于合同中对履行期限仅有“当月实际发货数量要求达到预付款的70%以上”的笼统约定，故利息损失酌情自预付款支付一个月后起算，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基准利率计算至生效判决确定的给付日止，对浙商控股公司要求长治焦炭运销公司返还货款以及赔偿利息损失请求中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金通焦化公司作为实际供货人，自愿就案涉合同项下长治焦炭运销公司承担的所有义务向浙商控股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意思表示真实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有效，对浙商控股公司要求金通焦化公司对长治焦炭运销公司前述返还货款及赔偿利息损失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亦予以支持。浙商控股公司关于已经履行的交货行为与具体合同间没有对应性的主张，与其出具给长治焦炭运销公司的调价函、结算单、收货通知书以及企业询证函等有效证据载明的内容不符，其要求按照合同签订时间确定履行顺序的主张不予采信。长治焦炭运销公司主张2012年12月31日对账后向浙商控股公司交付了价值59346915.95元的货物，因缺乏相关收货凭证，且结算单与调价函间在数量上缺乏对应性，对该部分货物已实际交付的主张不具直接证明力，对其该项主张亦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1.解除浙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山西省焦炭集团长治焦炭运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ZS-
CZ20120118-1、ZS-CZ20120118-2、ZS-CZ20120201、ZS-CZ20120227、ZS-CZ20120503、ZS-
CZ20120510号工矿品买卖合同以及ZS-
CZ20120116号工矿品买卖合同项下未履行部分。2.山西省焦炭集团长治焦炭运销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浙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述合同项下预付款59346915.95元并赔偿自上述合同项下预付款支付一个月后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基准利率起算至生效判决确定的给付日止的利息损失。3.山西金通焦化集团有限公司对山西省焦炭集团长治焦炭运销股份有限公司前述应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驳回浙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18517元，由山西省焦炭集团长治焦炭运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373241元，由浙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负担245276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山西省焦炭集团长治焦炭运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山西金通焦化集团有限公司对山西省焦炭集团长治焦炭运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二审中，长治焦炭运销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长治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文件：长经信能交字[2010]293号《关于对长治市地方销焦炭实施统一经销的通知》。欲证明长治焦炭运销公司的职责和本案的交易模式，金通焦化公司是本案的供货单位，结算凭证可以视为浙商控股公司收到货物。证据二，长治焦炭运销公司和金通焦化公司之间签订的十三份工业品买卖合同，欲证明该些合同与长治焦炭运销公司和浙商控股公司之间签订的工矿品买卖合同是相对应的，没有尾号为1128的工矿品买卖合同。
浙商控股公司质证认为：证据一反映了当地有这样的管理，在这种经销模式下，不能免除长治焦炭运销公司在具体买卖合同的违约责任，特别是交货义务，买方不可能向合同以外的第三方主张交付义务。证据二，均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定；与本案的相关性有异议，与本案货物是否交付、合同是否履行不具有关联性；合同编号也不一致。
本院认为，证据一系长治焦炭运销公司所在地方政府文件，不能直接证明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合同的履行情况；证据二不能证明长治焦炭运销公司欲证明之对象。对证据一和证据二不予采纳。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浙商控股公司和长治焦炭运销公司的上诉请求，本案二审争议在于案涉编号为ZS-CZ20111107、ZS-CZ20111130、ZS-
CZ20111219、ZS-CZ20120112、ZS-CZ20120116、ZS-CZ20120118-1、ZS-CZ20120118-2、ZS-
CZ20120201、ZS-CZ20120227、ZS-CZ20120503、ZS-
CS20120510等11份合同（累计货值98346915.95万元）是否已全部履行完毕、是否应当解除及浙商控股公司的利息损失如何确定。
综合本案当事人的陈述和诸份合同内容及其他相关证据，浙商控股公司与长治焦炭运销公司就案涉诸合同履行的交易习惯是：合同签订后，浙商控股公司以承兑汇票预先支付货款；案涉合同项下货物的直接供应者系金通焦化公司，货物则由浙商控股公司指定的下游客户接收；浙商控股公司和长治焦炭运销公司作为案涉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则对货物交付及货款冲抵情况事后通过“收货通知书”、“结算单”、“企业询证函”等方式定期进行确认和结算。根据浙商控股公司发给长治焦炭运销公司的数份“收货通知书”和“结算单”及2012年11月30日、2012年12月31日经长治焦炭运销公司和浙商控股公司先后确认的两份“企业询证函”等证据，可以认定截止2012年12月31日，长治焦炭运销公司尚有59346915.95元价值的货物未予交付。浙商控股公司提出另有价值3900万元的货物也未交付，其向长治焦炭运销公司出具未交付货物的结算单并通知长治焦炭运销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仅系为了增加企业业绩需要的事实主张，不足以对抗经双方核对后确认的“企业询证函”的证明效力。长治焦炭运销公司主张其于2012年12月31日之后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已交付了案涉合同项下的所有货物，但其仅提交了增值税发票和“结算单”，未能进一步提供浙商控股公司开具的“收货通知书”，“企业询证函”等证据，所证明的交易方式与之前的交易习惯不符；同时，长治焦炭运销公司也未能提交其他货物交付的直接证据。因此，长治焦炭运销公司的事实抗辩主张难以成立。至于浙商控股公司利息损失问题，因案涉合同对浙商控股公司预付的货款未有利息约定，且对长治焦炭运销公司交付货物约定了一个月的履行期限，故一审判决对长治焦炭运销公司未能按约定交付货物对浙商控股公司造成的利息损失，以浙商控股公司支付预付款之日起一个月后予以计算，并无不当。
综上，浙商控股公司和长治焦炭运销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75334.58元，由浙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负担236800元，山西省焦炭集团长治焦炭运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338534.5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培良
审 判 员 梅 冰
代理审判员 王雄飞
二〇一七年九月七日
书 记 员 周云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