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20民终355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伟洪，男，1962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欧谷山，广东雅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凌男，广东雅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凌志，男，1974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陆菁，女，1973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上述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姗姗，广东众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晓芳，广东众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伟洪因与被上诉人邓凌志、陆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6）粤2072民初43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伟洪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6）粤2072民初434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张伟洪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首先，邓凌志在一审庭审答辩称涉案款项系偿还之前所借的用于投资翁源豪星实业有限公司的款项，张伟洪已提交相关判决书，证明张伟洪并未向邓凌志借款，故邓凌志的答辩无事实依据。其次，张伟洪虽与邓凌志投资翁源豪星实业有限公司，但双方的资金来往关系中并没有该笔款项。综上，一审判决没有理清事实，法律适用错误，应依法改判。被上诉人邓凌志、陆菁辩称，一、张伟洪仅提供收据，却不提交转账凭证，而收据仅证明收到款项，基础法律关系应通过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即张伟洪应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并实际出借相应款项。故张伟洪仅以收据主张民间借贷关系，依据不足。二、涉案款项系张伟洪与邓某、郭叶开在翁源合作投资购买山地时向邓凌志借款后清偿的部分款项，张伟洪要求邓凌志收到款项后出具收据，否则剩余款项无法归还。且邓凌志在一审答辩时称上诉人向其借款是用于购买一块山地，与张伟洪主张的借款用于豪星公司的事实并无关联。三、邓凌志并未向张伟洪借款，亦无借款用于家庭开支的必要，张伟洪起诉陆菁没有法律与事实依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张伟洪的上诉请求。张伟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邓凌志、陆菁返还借款450000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伟洪与邓凌志因合作投资项目相识。2013年4月14日，邓凌志向张伟洪出具收据，收据载明：“收张伟洪汇款肆拾伍万元正。”张伟洪主张当时其与邓凌志是生意伙伴，其认为借款可预期从邓凌志的分红中收取，故没有完善相应的借款手续。汇款分别以其及郭叶开的名义于2012年5月至7月汇至邓凌志账户，具体汇款情况如下：2012年5月8日、5月11日、5月18日、7月7日向邓凌志汇款170000元、60000元、30000元、50000元，同年7月7日向印军汇款100000元，同年7月7日通过郭叶开账户向邓凌志汇款130000元，但上述转款均未能提供转账凭证。邓凌志认为：涉案汇款起因于张伟洪、郭叶开、邓某合作投资购买山地，因其三人资金不足共同向邓凌志借款；尔后，因张伟洪分别以其及郭叶开名义偿还借款450000元即涉案汇款，邓凌志向其出具涉案收据。邓凌志提交翁源豪星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星公司）转让股份、土地初步协议，以证明其与张伟洪、郭叶开、邓某四人共同合作广东省翁源相关项目。对此，张伟洪予以确认。此外，邓凌志提交银行交易流水，以证明张伟洪、邓某、郭叶开三人共同向其借款，其于2011年9月16日至2012年3月27日期间，向张伟洪、邓某、郭叶开分别转账200000元、490000元、1027000元。对此，张伟洪不确认，其认为2011年9月16日汇款实际是邓凌志通过张伟洪账户交纳购买的豪星公司土地出让金款项，并提交收条、支付地款明细作证，其余转账流水为邓凌志与他人的经济往来账目，与张伟洪无关。经审核，邓凌志于2011年9月16日向张伟洪账户汇款200000元；2012年2月13日、2012年2月18日向邓某账户汇款400000元、90000元；工商银行尾数为“4094”的银行明细未反映对方交易账户户名。另查，邓凌志与陆菁于2005年5月16日登记结婚。诉讼中，邓凌志申请证人邓某出庭作证，邓某的证言内容为：2011年9月，我和张伟洪、郭叶开投资购买山地，由张伟洪负责处理主要事务，郭叶开负责财务；因一开始资金不足，我向邓凌志借款，后邓凌志汇款490000元至我在翁源开设的账户，该账户款项由张伟洪和郭叶开使用，但我不清楚其二人与邓凌志的经济往来情况。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张伟洪对邓凌志向其借款450000元未予返还的事实主张提交了收据为证，邓凌志对此持有异议，其认为借款不存在，收据是其因张伟洪偿还借款所出具。对此争议事实，首先，从收据的形式来看，收据不同于借款合同、借据，其仅作为收到款项凭证，在无其他相关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只能证明双方存在经济往来，不能单独作为证明借款关系存在的凭据。其次，从收据的内容来看，邓凌志在收据中订明“收张伟洪汇款肆拾伍万元正”的文义，既没有明确款项的性质，更没有邓凌志向张伟洪借款的意思表示，仅凭该收据而无其他证据不能证明张伟洪的主张。再次，双方曾合作投资豪星公司的相关项目，不能排除双方存在资金往来的事实，而本案收据仅能证明邓凌志收到张伟洪给付的450000元款项，并不能证实该款项是张伟洪所主张的借款。综上，张伟洪提供的收据不足以证明该笔款项性质为借款，其举证未能达到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无法证明涉案借款关系成立，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张伟洪要求邓凌志、陆菁返还借款并支付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张伟洪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50元，诉讼保全费2270元，合计10320元，由张伟洪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张伟洪与邓凌志之间是否就涉案款项成立借贷关系。经查，借贷关系的成立需要借贷双方有借贷的合意以及出借方实际支付相关款项。张伟洪仅提供邓凌志出具的收据，邓凌志虽确认收到该款项，但不确认款项的性质系借款；而该收据作为涉案款项的收款凭证，内容并未体现涉案款项的性质系借款，无法证实张伟洪与邓凌志就涉案款项有借贷的合意；再者，张伟洪与邓凌志系合作伙伴，邓志凌亦提交证据证实其与张伟洪之间发生过其他资金往来。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张伟洪未进一步提交证据证实其与邓凌志就涉案款项成立借贷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上诉人张伟洪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50元，由上诉人张伟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胡怡静代理审判员  张 荣代理审判员  卢俊廷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杨沛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