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6民终443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启东支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启东市。
负责人：刘进，该公司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菊芳，女，1959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启东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陶萍，女，1983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海门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威风，男，1977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启东市。
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启东支公司（下称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周菊芳、陶萍、沈威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2017)苏0681民初58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保险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已经查明沈威风驾驶的苏Ｆ×××××车主要从事货物运输，发生事故时车内后排座椅已拆除用于装货，该行为导致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事故也发生在送货途中。因风险显著增加的免责条款不属于责任免除条款，而是一般性的规定，不应当将提示说明义务强加给保险公司。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周菊芳、陶萍、沈威风未发表答辩意见。
周菊芳、陶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保险公司、沈威风赔偿各项损失816953元；本案诉讼费由保险公司、沈威风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双方当事人对于事故事实、保险情况没有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周菊芳、陶萍分别是受害人陶金钱的妻子、女儿。2016年12月24日，陶金钱受伤后即被送至启东市第二人民医院抢救治疗，诊断为蛛网膜下腔出血、左侧颞骨岩部骨折伴颅内多发积气、两侧筛窦及蝶窦积液、右侧气胸伴右侧胸壁及颈部软组织皮下气肿、两肺多发肺挫伤（以右肺为著）、第七颈椎右侧横发突骨折。当日，陶金钱被转至南通大学附属医院抢救治疗，因抢救无效，于次日死亡。周菊芳、陶萍共为陶金钱花去医疗费15180.09元（含救护车费）。2017年1月23日,启东市公安局出具启公物鉴（法验）字[2017]3号法医学尸体检验报告，意见为陶金钱符合交通事故致颅脑损伤而死亡。
再查明，沈威风在事故发生前将注册登记在其名下的苏Ｆ×××××小型普通客车后排座位拆除，事故发生时，车厢内装载货物。
一审法院认为，启东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启公交认字[2016]第18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沈威风承担该起事故的主要责任,陶金钱承担该起事故的次要责任，于法有据，并无不当，依法予以采纳。沈威风将注册登记在自己名下的苏Ｆ×××××小型普通客车后排座位拆除，事故发生时，车厢内装载货物的行为，并不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且保险公司未提供足以证明其尽到提示说明义务的证据，故一审法院对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不予赔偿的抗辩意见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沈威风所驾驶的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故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限额内先行承担责任。因沈威风所驾驶的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100万元含不计免赔商业三者险，故保险公司还应在沈威风承担民事责任的范围内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因周菊芳、陶萍主张的损失未超出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范围，故不涉及沈威风的赔偿问题。周菊芳、陶萍主张的医疗费根据有效票据予以确定；原告周菊芳、陶萍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基本合理，且保险公司、沈威风没有异议，予以确认；周菊芳、陶萍主张的死者误工费、护理费以及办丧期间的误工费的标准，因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一审法院参照事故发生地上年度相近行业农业年平均收入计算；关于周菊芳、陶萍主张的车损费，虽然周菊芳、陶萍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但该损失已实际发生，一审法院予以酌定。周菊芳、陶萍主张的交通费中的救护车费已计入医疗费，其余一审法院根据有效票据予以认定。沈威风涉嫌交通肇事罪，将受到刑事处罚，故周菊芳、陶萍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属于本案赔偿范围，碍难支持。保险公司称应扣除10%的非医保用药，但未能举证证明适合受害人治疗的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内同类可替代用药的医疗费标准，故保险公司的此项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周菊芳、陶萍所受陶金钱医疗费项下损失医疗费15180.09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6元、营养费20元，合计15236.09元，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10000元，余款5236.09元，由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80%，计4188.87元，其余由周菊芳、陶萍自行承担；周菊芳、陶萍所受陶金钱伤残、死亡项下损失误工费178.28元、护理费356.56元、死亡赔偿金803040元、办丧期间误工费1069.68元、交通费1500元、丧葬费33600元，合计839744.52元，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110000元，余款729744.52元，由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80%，计583795.62元，其余由周菊芳、陶萍自行承担；周菊芳、陶萍所受陶金钱财产项下损失车损费为600元，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保险公司合计赔偿周菊芳、陶萍708584.49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十六条规定，判决：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启东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周菊芳、陶萍708584.49元。二、驳回周菊芳、陶萍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84元，减半收取计2242元（周菊芳、陶萍已预交），由周菊芳、陶萍负担300元，沈威风负担1942元。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保险公司对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免责条款是否负有提示说明义务以及保险公司在本案中能否免责。
首先，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被保险人未尽通知义务免责条款应当在保险合同中明确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的，被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有权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即被保险人对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负有通知义务，但该通知义务以保险合同约定为依据。由于保险条款为格式合同条款，由保险公司单方制定，如保险合同中未明确要求被保险人在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时履行通知义务，则被保险人可能不清楚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将对保险公司产生不利影响，进而未能就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情形通知保险公司。故保险公司应当就该法定免责情形在保险格式合同中明确约定，否则对被保险人不产生效力。
其次，保险人对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时被保险人未尽通知义务免责条款负有提示说明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规定，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条款第十八条约定：“······因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该条系对于保险公司责任免除的约定，应当认定为“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应当向被保险人尽到提示说明义务，该提示说明义务并未区分法定免责事由或约定免责事由，且前述法定免责事由应当在保险合同中明确约定。保险公司主张该法定免责事由不需要尽到提示说明义务，于法无据。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酒驾、无证驾驶等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事由，保险人应当尽到提示义务。举重以明轻，对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行为，其风险明显低于前述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所涉行为，保险人不予提示说明，其主张免责有悖常理。
再次，保险公司对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免责条款未尽提示说明义务应承担赔偿责任。在本案中，沈威风擅自改变已登记面包车的结构用于运输货物，并在运输货物的过程中发生了交通事故。该行为确系增加保险公司的承保风险。但保险公司并未举证其承保时将投保单交付沈威风，无法认定就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条款在保险合同中明确约定。因保险公司未就该免责条款尽到提示说明义务，该免责条款对被保险人不生效力。保险公司主张沈威风未尽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通知义务而免责，并无法律依据，其应当承担商业三责险的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484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启东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勇军
审判员 刘彩霞
审判员 谷昔伟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瞿秀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