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豫民再15号一�被告、二审上诉人：天津市同盛发机械设备经销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静海县静海镇京福公路穿城段西侧。法定代表人：付恩来，该公司总经理。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付恩来，男，1968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静海县。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惠林，女，1971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址，系付恩来之妻。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庆学，河南国丰律师事务所律师，系天津市盛发机械设备经销有限公司、付恩来、刘惠林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徐勇，男，l970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商丘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志远，河南凤苑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王启彬，男，1966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商丘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岳华，男，1963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商丘市，系王启彬表兄。付恩来因与天津市同盛发机械设备经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同盛发公司）、刘惠林、徐勇、王启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商民再终字79号民事判决，向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反映其案件问题，要求撤销原判，依法判决。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本院提审或者指令其他同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本院于2016年4月17日作出（2016）豫民监7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天津同盛发公司、付恩来、刘惠林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庆学、徐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志远、王启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岳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天津同盛发公司、付恩来、刘惠林称：1、徐勇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不是本案适格原告。因徐勇不是本案�适格原告，故本案系虚假诉讼。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2、付恩来与王启彬系无偿委托合同关系，且付恩来无重大过错，王启彬被刘茂峰诈骗，天津同盛发公司、付恩来、刘惠林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天津同盛发公司、付恩来、刘惠林请求撤销一、二审和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再审判决，驳回徐勇的起诉。徐勇辩称：1、王启彬向付恩来购货系受徐勇委托，徐勇与王启彬系委托关系，因此徐勇具有原告资格。付恩来认可收到了王启彬汇去的汇款，认可未足额发货，故本案不存在虚假诉讼的问题。商丘市梁园区系合同履行地，因此一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2、付恩来与王启彬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付恩来未提交双方系委托关系的有力证据，付恩来收到货款后未足额发货，因此付恩来应当承担责任。刘惠林系付恩来之妻，付恩来未足额发�发生在其与刘惠林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因此刘惠林应当承担连带责任。3、徐勇撤销对天津同盛发公司的起诉。徐勇请求解除合同，判令付恩来、刘惠林按照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再审判决返还货款、赔偿损失。王启彬述称：同意徐勇的意见。2010年8月25日，徐勇向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解除合同，判令天津同盛发公司、付恩来、刘惠林、王启彬退还下欠的货款1648425元，赔偿货款利息和损失。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徐勇系个体工商户，经营商丘市梁园区徐勇标准件经营部。付恩来、刘惠林系夫妻关系，共同出资开办天津同盛发公司，付恩来是天津同盛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勇委托王启彬管理商丘市梁园区徐勇标准件经营部。2010年3月，王启彬接受徐勇的委托购买大桥牌电焊条。王启彬与天津同盛发公司经理付恩来协商达成协议，王启彬通过农行商丘电厂支行给付恩来个人银行卡存款方式，将徐勇标准件经营部的营业款分7次于2010年3月6日、3月10日、3月17日、3月21日、3月25日、3月31日、4月1日分别汇给付恩来款414250元、420000元、l200000元、ll80000元、980000元、440000元、560000元，合计5194250元。天津同盛发公司经理付恩来与天津市塘沽区英大道路货运服务中心（以下简称英大货运中心）联系，将大桥牌电焊条交给英大货运中心运到商丘交付王启彬，王启彬将该电焊条交到徐勇标准件经营部经营。付恩来经英大货运中心发往商丘徐勇标准件经营部(王启彬接收)的大桥牌电焊条分别为：2010年3月8日电焊条直径2.5mm20吨、单价4275元／吨，3.2mm70吨、单价3875元／吨，4.0mml5吨、单价3825元／吨，合计电焊条l05吨、货款414125元；3月12日电焊条直径2.5mml5吨、单价4250元／吨，3.2mm90吨、单价3850元�吨，合计电焊条105吨、货款410250元；3月18日电焊条直径3.2mm200吨、单价3960元／吨，4.0mml00吨、单价3910元／吨，合计电焊条300吨、货款ll83000元；3月23日电焊条直径3.2mm300吨、单价3970元／吨，合计货款ll91000元；4月4日电焊条直径3.2mm30吨、单价4120元／吨，4.0mm55吨、单价4070元／吨，合计电焊条85吨、货款347450元。以上电焊条合计895吨，合计货款3545825元。天津同盛发公司下欠徐勇l648425元（5194250元一3545825元）的电焊条没有发货。另查明，付恩来向刘茂峰购买电焊条，付恩来经农行给刘茂峰银行卡转账存款。2010年3月25日转账存款650000元、3月31日600000元、4月1日600000元、4月2日100000元，共计l950000元。另查明，刘茂峰合同诈骗案，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4月28日作出（2011）一中刑初字第3号刑事判决。在从刘茂峰合同诈骗案件卷宗中调取的公安机关�侦支队对刘茂峰讯问笔录中，刘茂峰称：其不认识王启彬；在2010年5月初付恩来带着王启彬找过刘茂峰；刘茂峰不知道王启彬是干什么的，刘茂峰认为王启彬应该是付恩来的客户。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徐勇与天津同盛发公司是合同关系，均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徐勇委托王启彬管理其徐勇标准件经营部，并委托王启彬向天津同盛发公司购买电焊条，事实清楚。王启彬与天津同盛发公司的经理付恩来协商，王启彬将徐勇标准件经营部的营业款通过农行银行卡转账存款支付给付恩来个人，王启彬履行了徐勇的委托义务。天津同盛发公司和付恩来没有将收到的货款5194250元全部按约定供货，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付恩来个人收到货款没有供货的l648425元，付恩来应当承担与天津同盛发公司偿还徐勇货款的连带责任，该款是付恩�、刘惠林夫妻的共同债务，应共同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徐勇诉求判决天津同盛发公司、付恩来、刘惠林退还下欠的货款1648425元、赔偿货款利息损失并解除合同的请求，依法应予支持。徐勇诉求的货款利息损失，因徐勇方在交易过程中轻信对方不签订合同，造成损失自身也有一定责任，徐勇的损失应从判决生效之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徐勇对王启彬的诉求，虽然王启彬没有与天津同盛发公司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也没有违反《合同法》的规定，徐勇也没有提供王启彬在处理委托事务中有重大过错的有效证据，徐勇要求王启彬还款赔偿损失，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天津同盛发公司、付恩来、刘惠林抗辩徐勇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并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佐证，不予支持。天津同盛发公司、付恩来、刘惠林抗辩付恩来与王启彬是无偿委托合同关系，而不是�卖合同关系。从付恩来提供的其给刘茂峰银行卡转账的转账单中显示，付恩来每次付给刘茂峰的货款数额与王启彬汇给付恩来的货款不一致。如按付恩来的抗辩理由其与王启彬是无偿委托合同关系，那么，购买刘茂峰的电焊条的是王启彬，与刘茂峰具有买卖合同关的也是王启彬，付恩来只起到收款和转款的作用，没有任何损失，受骗的不应是付恩来，付恩来也不应当成为控告刘茂峰诈骗案的控告人。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刘茂峰诈骗案中的证据材料反映，刘茂峰不认识王启彬，刘茂峰认为王启彬是付恩来的客户，充分说明王启彬与刘茂峰没有买卖合同关系。从付恩来提交的出库单来讲，付恩来与刘茂峰有买卖合同关系。根据徐勇、天津同盛发公司、付恩来、刘惠林、王启彬提交的证据综合认定，天津同盛发公司与徐勇的委托代理人王启彬有买卖合同关系，且在庭审中天津三被告认可银行汇款单涉及本案2010年3月25日到4月1日期间以外的汇款已经提货，这与徐勇提交的证据和英大货运中心的证明是吻合的。付恩来抗辩是无偿委托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付恩来受骗后为了转移风险，诱哄王启彬和其一起控告刘茂峰诈骗。付恩来身为天津同盛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利用公司对债权人进行欺诈以逃避合同义务，依法应当承担全部责任。刘惠林与付恩来系夫妻关系，又是天津同盛发公司的股东，天津三被告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2011年11月15日，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作出（2010）商梁民初字第1874号民事判决：一、解除徐勇与天津同盛发公司的买卖合同。二、天津同盛发公司返还徐勇的货款人民币l648425元并赔偿损失(损失按应返还货款数额，从判决生效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付恩来、刘惠林承担连带责任，于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付清。三、驳回徐勇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9640元，保全费5000元，由天津同盛发公司、付恩来、刘惠林负担。天津同盛发公司、付恩来、刘惠林不服，提起上诉。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王启彬在一审提供的徐勇出具的情况说明已证实王启彬系受徐勇委托管理徐勇的标准件经营，因此徐勇与王启彬之间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现徐勇对委托王启彬向天津同盛发公司购买电焊条的事实认可，故应视为徐勇是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实际购货人，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因此徐勇具备本案的主体资格。天津同盛发公司、付恩来、刘惠林上诉称徐勇不具备本案主体资格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关于天津同盛发公司、付恩来、刘惠林称付恩来是无偿替王启彬购买刘茂峰的货，但付恩来对王启彬通过农行银行卡转账将5194250元货款支付给付恩来的事实无异议，而且英大货运中心的证明和运输协议均显示付恩来已通过英大货运中心履行了部分供货义务，以上证据均能证明王启彬与刘茂峰没有买卖合同关系。故天津同盛发公司、付恩来、刘惠林上诉称其与王启彬系无偿委托关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天津同盛发公司的股东虽为付恩来与刘惠林二人，但因付恩来与刘惠林系夫妻关系，在设立天津同盛发公司时，从表面上看公司的出资人是不同股东的股份，但因夫妻是一种“法定财产共同体”，因此事实上该公司出资人的财产应为夫妻共同财产，其出资体是单一的，故天津同盛发公司实质为一人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四条关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现本案刘惠林、付恩来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故应当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天津同盛发公司、付恩来、刘惠林上诉称付恩来与刘惠林不应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判决正确，应予维持。2012年7月10日，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商民终字第12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640元，由天津同盛发公司、付恩来、刘惠林负担。天津同盛发公司、付恩来、刘惠林不服，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河南省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3月26日作出豫检民抗（2013）77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2013年6月16日，本院作出（2013）豫法立二民抗字第00036号民事裁定，指�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该院二审认定的案件事实一致。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各方当事人对王启彬向付恩来多次付款购买电焊条的事实无异议。天津同盛发公司、付恩来、刘惠林向检察机关递交的申请抗诉书及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均对本案二审认定付恩来总计收到电焊条货款5194250元，交付3545825元电焊条，剩余1648425元电焊条没交付的事实亦无异议。本案所涉合同是口头合同，纠纷发生后，致使当事人对合同相对人、责任承担人及责任承担方式产生分歧。关于徐勇是否为本案合同当事人的问题。商丘市梁园区徐勇标准件经营部是依法注册的个体工商户，登记负责人为徐勇，经营范围为包括电焊条在内的五金电料零售。徐勇称委托王启彬经营商丘市梁园区徐勇标准件经营部，王启彬本人认可受徐勇委托经营商丘市梁园区徐勇标准件经营部，购买电焊条属于委托事项。王启彬接收付恩来从天津发来的电焊条在商丘市梁园区徐勇标准件经营部销售或让付恩来直接发货给商丘市梁园区徐勇标准件经营部的客户。王启彬所述与英大货运中心于2010年6月18日出具的证明及英大货运中心具体办理本案电焊条货运人焦秋生证言能够印证，英大货运中心接受付恩来委托将电焊条从天津运至商丘××地，王启彬收货并付运费。天津同盛发公司、付恩来、刘惠林没有证据证明徐勇、王启彬所述不是事实或有不法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王启彬直接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并支付货款，在第三人剩余1648425元的电焊条没交付，致使受托人王启彬不能对委托人徐勇履行义务的情况下，受托人王启彬向委托人徐勇披露第三人符合法律规定。天津同盛发公司、付恩来、刘惠林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与受托人王启彬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委托人是徐勇就不会订立合同。因此，徐勇以自己的名义主张合同权利符合法律规定，故本案所涉买卖合同对徐勇有约束力，徐勇是本案的适格诉讼主体。关于天津同盛发公司是否为合同相对人问题。天津同盛发公司是经工商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股东为付恩来、刘惠林，各持50%股份，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付恩来。付恩来及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认为付恩来个人是本案买卖合同相对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要求天津同盛发公司法定代表人付恩来进行商业活动时，应当尽力追求公司最大利益，以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也是间接维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本案中，经营电焊条系天津同盛发公司经营范围，付恩来是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资本、经营范围与付恩来之身份在商业活动中必然对他人的商业决策产生影响，但付恩来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却辩称是其个人业务，与公司无关，该答辩不仅与其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不符，也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五）项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的规定；付恩来根据利益需要在自然人身份和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之间游离不定，也必然使合同相对人的商业利益处于不确定状态而加大商业风险，更不符合商业道德和诚实信用原则要求。故付恩来作为天津同盛发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本案买卖合同中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天津同盛发公司是本案合同相对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三款规定：“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本案中，天津同盛发公司向他人购买电焊条，与他人之间形成另一个法律关系。天津同盛发公司以货款被他人骗取为由拒不交货，不能构成本案中天津同盛发公司收款后不履行合同的抗辩权。关于本案责任承担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公司法人财产独立性要求公司法人与公司股东之间的财产必须清晰明确并彼此独立。付恩来作为天津同盛发公司法定代表人从事商业经营活动中，却让他人将业务款项打入个人账户，并在诉讼中自称是个人业务，同时公司另一股东刘惠林是付恩来的妻子，也未提交有效的财产分割证明，导致天津同盛发公司与股东之间财产不清，其行为损害了公司财产独立性，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进而逃避公司债务，客观上造成了公司债权人利益严重损害的结果。因此，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规定的情形。二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四条属适用法律错误，再审予以纠正。2013年10月28日，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商民再终字第79号民事判决：维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和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本院再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认定的案件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各方当事人对付恩来收到王启彬电焊条货款5194250元、付恩来交付价值3545825元电焊条、剩余价值1648425元电焊条付恩来未交付的事实均无异议。关于徐勇是否本案适格原告的问题。徐勇与王启彬均认可二人系委托关系。王启彬接受徐勇委托后，以自己名义向付恩来购买电焊条并交付货款，在付恩来对剩余1648425元货款电焊条不交付的情况下，王启彬向徐勇披�付恩来并由徐勇向付恩来主张权利符合我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之规定。本案由王启彬或者由徐勇主张权利不影响天津同盛发公司、付恩来、刘惠林的利益。综上，原判认定徐勇具有原告资格正确。关于本案是否虚假诉讼的问题。付恩来收到王启彬电焊条货款5194250元之后，仅仅交付了价值3545825元的电焊条，对剩余1648425元货款未交付电焊条，徐勇与王启彬二人均认可王启彬系接受徐勇的委托向付恩来购买电焊条，故徐勇提起的本案诉讼并非虚假诉讼。关于付恩来与王启彬是否无偿委托合同关系的问题。付恩来称其与王启彬系无偿委托合同关系，王启彬不予认可。在本案诉讼过程中，付恩来并未提交其在收到王启彬转来的货款后及时全部交付给了刘茂峰的相关证据。天津同盛发公司、付恩来、刘惠林提交的付恩来与王启彬共同向公安�关出具的《控告状》、某律师事务所向付恩来和王启彬出具的发票等证据不足以证明付恩来与王启彬系委托关系。综上，付恩来与王启彬并非无偿委托合同关系，原判关于付恩来与王启彬系买卖合同关系的认定正确。关于本案责任承担的问题。原判关于天津同盛发公司、付恩来、刘惠林应当承担责任的论述正确，本院不再赘述。在本院再审中，天津同盛发公司、付恩来、刘惠林除提出付恩来与王启彬系无偿委托合同关系外，关于天津同盛发公司、付恩来、刘惠林的责任承担问题天津同盛发公司、付恩来、刘惠林未提出其他诉讼理由。综上，天津同盛发公司、付恩来、刘惠林在本案中均应当承担责任。在本院再审中，徐勇表示撤销对天津同盛发公司的起诉，在徐勇提出的再审请求中也仅仅是请求判令付恩来、刘惠林承担责任。由于徐勇对自己的民事权益享�处分权，故本院尊重徐勇的意见，不再判令天津同盛发公司承担责任。关于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是否具有管辖权，以及该问题对本案的处理结果有何影响的问题。本案中，王启彬与付恩来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徐勇与王启彬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徐勇向天津同盛发公司、付恩来、刘惠林主张货款及损失，行使的是王启彬对天津同盛发公司、付恩来、刘惠林的权利，徐勇在起诉天津同盛发公司、付恩来、刘惠林时，虽然将王启彬列为共同被告，但徐勇与王启彬之间和徐勇与天津同盛发公司、付恩来、刘惠林之间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因此本案并非必要共同诉讼，王启彬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根据2007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修改的�定》第一次修正）第二十四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付恩来将大桥牌电焊条交给英大货运中心运到商丘交付王启彬，根据上述事实，本案合同的履行地在天津市，商丘市梁园区既非三位适格被告的住所地也非本案合同的履行地，因此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由于本案实体处理不存在错误，故在本院再审中对于原判的管辖错误问题不再进行纠正。综上所述，原判实体处理正确。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对此问题，本院再审不再予以纠正。在本院再审中，徐勇未请求天津同盛发公司承担责任，本院尊重徐勇的意见，对原判的处理结果予以变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判决如下：一、撤销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商民再终字79号民事判决和（2012）商民终字第120号民事判决；二、维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2010）商梁民初字第187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三、将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2010）商梁民初字第187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变更为：付恩来、刘惠林返还徐勇货款人民币l648425元并赔偿损失（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对l648425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付清之日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9640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9640元，均由付恩来、刘惠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爱玲审 判 员  牛建华代理审判员  王德齐二〇一七年四月五日书 记 员  胡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