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4民终228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百丽商贸有限公司珠海分公司，住所地：珠海市前山翠珠五街8号楼2层A区。
负责人：郑海清，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德斌，广东常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顾素萍，女，汉族，1977年6月5日出生，住珠海市香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流军，广东瀛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深圳百丽商贸有限公司珠海分公司（以下简称百丽珠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顾素萍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粤0402民初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百丽珠海公司上诉请求：一、判决百丽珠海公司无须向顾素萍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87997.25元。二、判决百丽珠海公司无须向顾素萍支付2016年6月工资差额6530元。三、判决百丽珠海公司无须向顾素萍支付2016年休假工资2262.06元。四、判令顾素萍承担本案一、二审案件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如下：
一、百丽珠海公司是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对于每一次的岗位变动都是经过研究才决定，一切都是基于生产经营的需要，一审法院既然认定百丽珠海公司对顾素萍的工作调动符合用工自主权，则不应当通过判决经济补偿金来干预、惩罚百丽珠海公司的正常经营。一审判决已经确认了百丽珠海公司对顾素萍的调动，没有超出劳动合同的约定，且调岗后工资待遇不变，符合用工自主权，则代表百丽珠海公司对顾素萍的岗位调动是合情、合法、合理的，但一审判决却又认定该调岗不合理，是干预用人单位的用工自主权。
二、百丽珠海公司在一审阶段已经向法院提供了因生产经营需要才对顾素萍调岗的证据及理由，具体如下：1.通过顾素萍的工作计划、经营数据、服务检查结果、2015年下半年综合考评表等证据可以知道，顾素萍未能很好地完成原岗位工作。2.通过百丽集团2015/2016年年报可以知道，百丽集团利润大幅度下滑、大量实体店铺关闭，所以振兴实体店铺的销售是未来工作的重点。顾素萍未能很好地完成本岗位的工作，而且实体店铺又正好需要顾素萍的销售才能，是本次调岗的理由，并且有证据支持，所以并非如一审法院认定的“百丽珠海公司没有提供因生产经营需要对顾素萍调岗的证据”。无论企业所做的决定是否正确，这都是基于当时生产经营需要所做出的，不能因为决定不合理，就反推这不是基于生产经营需要。
三、店长与品牌经理并不是上下级关系，虽然按照所负责门店的数量来划分品牌经理确实是比店长多，但是按照对门店的控制力来划分品牌经理却又远不如店长，这正好说明两者之间只是工作的内容与性质不一致。所以本案不存在降职的情况，况且如果是降职，工资待遇也不可能与原岗位一致。负责区域的多寡与是否存在上下级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是否存在上下级的关系，关键是看二者之间是否存在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品牌经理的主要任务是对其所负责品牌的进行宣传、建设，而店长是自主经营自己所负责的店铺，可以自主招人与安排店铺其他员工的工作，所以两者之间不存在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百丽珠海公司原本的经营策略是一个店铺只卖一个品牌的鞋子，但是由于销售量严重下滑导致百丽珠海公司必须求变。所以百丽珠海公司决定尝试将多个不同品牌的鞋类合在一个实体店中由一个店长负责经营销售，同时加大店长的权力，提升店长的待遇等改革措施来振兴实体店铺的销售量。这一改革措施在珠海华发商都店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功，而且在这一改革过程中调岗的并非只涉及顾素萍一人，其他员工也都经历过岗位的调整。顾素萍的月工资高达8000多元，且作为管理层，在公司出现困难的时候，相比较于其他员工应承更多担责任，也更应该服从公司的安排到公司最需要她的地方就职。
四、在劳动合同的范围，不加工作强度、不加长工作时间、也不降低工资，且没有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调岗行为，也应当被认定为生产经营的需要。根据《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研讨会纪要》第23条，降职与是否是生产经营需要并没有必然的关系，也就是说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是可以降职的。所以一审法院认定因“降职”所以调岗不合理的逻辑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纠正。
五、本次调岗没有超出劳动合同的约定，不存在“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条件”的情况。顾素萍在能提供劳动的情况下，坚决不向百丽珠海公司提供劳动，不应当支持其经济补偿金和2016年6月工资差额的主张。无论调岗决定是否合法，顾素萍在收到调岗决定之后，拥有了向百丽珠海公司提供劳动的条件，例如：做工作计划、跟进品牌宣传或者与其他同事沟通等。但事实上顾素萍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后新岗位的工作不做，原岗位的工作也都不做。而工资的支付是基于劳动者提供了劳动，所以百丽珠海公司无须向顾素萍支付经济补偿金和2016年6月工资。
六、2016年6至8月，顾素萍没有向百丽珠海公司提供劳动，百丽珠海公司仍然以每月2000元的标准支付工资，表明虽然顾素萍没有上班但是已经按照正常工作时间向其支付了工资，所以百丽珠海公司无须支付年休假工资。顾素萍在2016年应享有的年假为6天（220天÷366天×10天），以2016年7月份工资为例，由于事实上顾素萍当月没有工作，所以即使按照正常工作了6天计算工资，百丽珠海公司只需要向顾素萍支付1131元（4100÷21.75×6天），百丽珠海公司已经向其支付了2000元。关于年假，2016年7月，顾素萍没有工作，百丽珠海公司也支付了2000元的月工资，可以视为顾素萍带薪请了6天年假，当月的其他时间可以视为事假。由此算来，百丽珠海公司足额支付了工资，请求认定顾素萍已经享受了六天的带薪年假。
七、一审法院超过了劳动仲裁裁决的范围，同时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原则。顾素萍提交的《劳动仲裁申请书》中主张的是2015年6月的工资，而在仲裁庭审过程中顾素萍也明确无须变更该仲裁请求，而《仲裁裁决书》也只是裁决了2015年6月份的工资差额，并未裁决其2016年6月份的工资差额，所以一审法院判决其2016年6月工资差额的判项，违反了仲裁前置的法律规定。百丽珠海公司与顾素萍均没有对2016年6月份的工资向法院提起诉讼，所以一审法院主动审理2016年6月份的工资，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原则，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在一审中，百丽珠海公司并未承认顾素萍于2004年9月28日入职百丽珠海公司所属集团公司。通过顾素萍一审提交的社保缴费记录可以看出，2005年10月的缴费类型是补缴。若此前存在劳动关系，补缴的范围应当不止2005年10月一个月。
针对百丽珠海公司的上诉，顾素萍答辩称：一、关于顾素萍入职时间的问题。百丽珠海公司自身内部的办公管理系统已经登记确认了顾素萍的入职时间是2004年9月28日，相关事实已经由公证机关公证证明。二、关于年休假工资的问题。百丽珠海公司并未举证证明支付了顾素萍年休假工资，根据法律的规定，百丽珠海公司主张年休假工资，应当提交相关的工资发放记录证明，并应当详细列明发放的种类，百丽珠海公司所称的视为带薪休假及事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百丽珠海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百丽珠海公司无须向顾素萍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87997.25元；二、判决百丽珠海公司无须向顾素萍支付2015年6月工资差额6530元；三、判决百丽珠海公司无须向顾素萍支付2016年年休假工资2262.06元，以上合计：96789.31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深圳市特茂实业有限公司珠海分公司于2004年7月7日成立，该分公司的负责人是郑海清。新百丽鞋业（深圳）有限公司珠海办事处于2005年8月12日成立，该处的负责人是郑海清。百丽珠海公司于2011年8月12日成立，该分公司的负责人是郑海清，顾素萍主张上述三个用人单位为关联企业，负责人均为郑海清。顾素萍主张于2004年9月28日入职深圳市特茂实业有限公司珠海分公司。顾素萍提供的社保缴费记录显示，顾素萍从2005年10月起，由新百丽鞋业（深圳）有限公司珠海办事处为其购买社保；从2007年7月起，由新百丽鞋业（深圳）有限公司珠海分公司为其购买社保；从2011年10月起至2015年7月，由百丽珠海公司为其购买社保。顾素萍提供珠海市公证处于2016年10月11日出具的《公证书》证明顾素萍使用的计算机显示的资料，百丽珠海公司认可顾素萍于2004年9月28日入职百丽珠海公司所属集团工作，有百丽珠海公司内部集团管理系统登记确认。
2011年9月1日，百丽珠海公司与顾素萍最后一次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从2011年9月1日起至2Ol6年8月31日止，劳动合同约定工作岗位为营运货品类。2016年5月31日前顾素萍工作岗位为森达品牌经理，2016年6月1日百丽珠海公司调整顾素萍工作岗位为森达品牌店长。顾素萍认为调岗不合理，未到新的工作岗位上班。2016年6月至2016年8月期间百丽珠海公司每月支付顾素萍补助2000元，扣除社会保险费后，顾素萍已收取2016年6月至2016年8月实发工资为：1743.36元、1785.12元、3l2.9元。顾素萍离职前月平均工资为7999.75元。2O16年8月6日，顾素萍通过EMS邮寄给百丽珠海公司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以百丽珠海公司未经其本人同意单方面调整工作岗位、未足额发放工资、未提供劳动条件、未足月缴纳社会保险、未按规定缴买公积金等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2016年8月8日，顾素萍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百丽珠海公司支付：1.2015年6月工资差额6530元；2.2016年7月至2016年8月工资11275元；3.经济补偿金l10927元；4.2015年年终奖金8450元；5.2016年未休年休假工资7059元。珠海市香洲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珠香劳人仲案字[2016]226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如下：一、百丽珠海公司在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顾素萍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87997.25元；二、百丽珠海公司在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顾素萍2015年6月工资差额6530元；三、百丽珠海公司在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顾素萍2O16年年休假工资2262.06元；四、驳回顾素萍其他仲裁请求。顾素萍承认申请劳动仲裁时主张的2015年6月工资差额6530元有误，应为2016年6月工资差额6530元。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顾素萍的工作年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对于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发生劳动争议，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入职登记表是证明劳动者工作年限的重要证据，由于百丽珠海公司不能提供顾素萍的入职登记表，故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此外，顾素萍提供珠海市公证处的《公证书》，可以证明顾素萍于2004年9月28日入职百丽珠海公司所属集团工作，因此顾素萍的工作年限应从2004年9月28日计算，至顾素萍离职之日即2016年8月6日，其工作年限为12年。
二、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问题。百丽珠海公司主张2016年5月31日对顾素萍进行调动，该调动没有超出劳动合同的约定，且本单位约定顾素萍调岗后工资待遇不变，符合行使用工自主权。百丽珠海公司将顾素萍从森达品牌经理调整为森达品牌店长，虽然未降低工资标准，但调整前顾素萍负责珠海、中山、顺德各区的品牌销售，调整后顾素萍仅负责一处门店，实际系对顾素萍降职。百丽珠海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顾素萍在2O15年存在年中及年终两次考核结果评定为“D”，且百丽珠海公司也没有提供因生产需要对顾素萍调岗的证据，故百丽珠海公司作出调岗的决定不合理。百丽珠海公司单方面调岗，实际系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条件，顾素萍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规定领取经济补偿金的情形，百丽珠海公司提出不支付顾素萍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87997.25元(仲裁裁决认定顾素萍的工作年限为11年，因顾素萍没有提出起诉，则视为顾素萍服从该裁决，7999.75元×11个月=87997.25元)，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三、百丽珠海公司请求无需支付顾素萍2016年6月工资差额6530元和2016年年休假工资2262.06元问题。由于百丽珠海公司单方变更顾素萍工作岗位，未按双方约定提供劳动条件，导致顾素萍于2O16年6月1日至2016年8月6日期间处于停工状态，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五条之规定，百丽珠海公司应当支付顾素萍第一个月全额工资，扣除百丽珠海公司已发顾素萍2016年6月份工资2000元，百丽珠海公司应支付顾素萍2016年6月工资差额6530元(顾素萍2016年5月工资为8530元，8530元-2000元=6530元)，因此百丽珠海公司请求无需支付顾素萍2016年6月工资差额6530元，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百丽珠海公司没有举证已安排顾素萍2016年的年休假，其主张无需支付顾素萍2016年年休假工资2262.06元，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及《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二条之规定，一审判决如下：一、百丽珠海公司在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顾素萍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87997．25元；二、百丽珠海公司在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顾素萍2015年6月工资差额6530元；三、百丽珠海公司在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顾素萍2O16年年休假工资2262.06元。如果顾素萍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付款义务，应当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由百丽珠海公司负担。
二审时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经审查后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仍是百丽公司对顾素萍的调岗是否合法，是否应向顾素萍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以及2016年6月工资差额和2016年年休假工资的问题。百丽珠海公司于2016年5月31日对顾素萍进行岗位调整，从森达品牌经理调整为森达品牌店长，即使未降低工资标准，但调整前顾素萍作为森达品牌经理，负责的是珠海、中山、顺德各区的品牌运营，而调整后顾素萍作为森达品牌店长，仅负责一处门店，实际系对顾素萍职级的降低，况且百丽珠海公司也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是因为生产需要对顾素萍所作出调岗的合理性，一审判决认定百丽公司擅自单方面调岗且降低了顾素萍的职位，顾素萍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关系符合领取经济补偿金的情形，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百丽珠海公司关于其是基于生产经营需要，符合用工自主权，品牌经理到店长不存在降职，不应支付经济补偿金等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从顾素萍提供的珠海市公证处的《公证书》，可以反映顾素萍于2004年9月28日即入职了百丽珠海公司所属集团工作，故顾素萍的工作年限应从2004年9月28日计算。一审判决百丽珠海公司向顾素萍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87997.25元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鉴于上述分析认定，百丽珠海公司单方变更顾素萍工作岗位，导致顾素萍于2O16年6月1日至2016年8月6日期间处于上班无事可做的状态，并非顾素萍的责任，百丽珠海公司应当支付2016年6月全额工资。一审法院参照顾素萍2016年5月工资8530元，扣除百丽珠海公司已向顾素萍发放的2016年6月份工资2000元，判决百丽珠海公司还应支付顾素萍2016年6月工资差额6530元(8530元-2000元=653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因百丽珠海公司没有举证证明已安排顾素萍2016年的年休假，一审判决应向顾素萍支付2016年年休假工资2262.06元，亦无不当。百丽珠海公司上诉主张顾素萍于2016年6月至8月没有提供劳动，不应再享有2016年6月份的工资差额以及不应再享有年休假工资待遇，系对法律的错误理解，本院不予支持。至于百丽珠海公司上诉主张顾素萍仲裁请求2015年6月份工资差额，而一审判决支持2016年6月份工资差额，超过了劳动仲裁裁决范围，违反了“不告不理”原则，经查，顾素萍在一审时已对此作出说明和更正，2015年系笔误，实则为2016年。百丽珠海公司关于此节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百丽珠海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深圳百丽商贸有限公司珠海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泉
审判员 孟庆锋
审判员 谭炜杰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九日
书记员 郑燕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