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龙泉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1181民初755号原告：杨孔仪，男，1971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原告：张莉，女，1985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玛纳斯县。上述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悉语，浙江金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徐桂馨，男，1948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被告：徐育平，男，1978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卫伟，浙江万申佳（龙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慧红，浙江万申佳（龙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必英，女，1955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龙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元发，浙江金言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孔仪、张莉与被告徐桂馨、徐育平、张必英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5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发现本案有不适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并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孔仪、张莉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悉语、被告徐桂馨、徐育平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慧红、被告张必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元发两次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张必英到庭参加了第一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孔仪、张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对两原告与被告徐桂馨、徐育平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中有关将其XX号房屋顶楼自行搭建的19楼房屋作价转让的合同内容确认无效；2.判令被告徐桂馨、徐育平向两原告返还上述19楼搭建房对应的购房款442583元；3.判令被告张必英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徐桂馨与徐育平系父子，两人曾向浙江佳和矿业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预购XX室房屋一套。该父子向开发商支付了购房首付款，并在该18楼房屋顶楼上搭建19楼房屋。后两被告欲将该18、19两层房屋转手售卖。两原告系夫妻，预购置顶楼跃层套房一套。2015年4月，原告经亲戚推荐，通过龙泉市家兴房产中介服务中心从被告徐姓父子处受让上述18、19楼房屋。经中介介绍安排，约定18、19楼捆绑售价共计140万元，其中开发商出售的XX室房屋作价957417元。原告向被告中介公司支付共计737000元（其中7000元作为中介费），再由原告直接与开发商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办理银行按揭贷款手续支付剩余670000元购房款。高出原合同价款的部分作为19楼搭建房的对价，由两徐姓被告收取。至此，两原告已全额支付了18楼房屋购房款，并通过中介向两徐姓被告支付了19楼搭建房价款，上述款项共计140万元。2015年8月，因该19楼搭建房系违章建筑被城建部门拆除而整体灭失。对此，原告欲通过中介寻找原房东要求退还19楼购房款，但中介一直以未保留对方任何书面材料为由拒绝提供身份信息及联系方式，拒绝配合原告主张权益。原告经多方打听，最终才确认徐姓父子的身份信息，遂提起本案诉讼。原告认为，被告徐姓父子向其出售的19楼搭建房属于违章建筑，依法不得进入市场流通领域进行转让，转让该19楼搭建房的买卖行为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合同无效后徐姓父子应向原告退还相应的购房款。另外，根据法律相关规定，房地产经纪机构不得为不符合交易条件的保障性住房和禁止交易的房屋提供经纪服务。龙泉市家兴房产中介服务中心（经营者张必英）作为房地产经纪机构，违法办理违章建筑的市场交易，导致原告权益受到严重侵害，应当对涉及买卖19楼搭建房的合同内容无效承担责任，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有鉴于此，原告遂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将三被告诉至法院，恳请判如所请。被告徐桂馨、徐育平辩称，一、两答辩人主体不适格。两答辩人与原告之间没有签订任何的书面协议和口头协议，原告所有的交易，包括中间的洽谈及款项的支付，都是与被告龙泉市家兴房产中介服务中心之间进行，都是与被告龙泉市家兴房产中介服务中心之间发生的，至始至终两答辩人与原告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没有见过面，甚至两答辩人连原告是谁都不认识，两原告在起诉书上称其欲通过中介寻找两答辩人的身份信息及联系方式，也证明了这一点。答辩人也不清楚两原告将两答辩人列为被告的依据何在。两答辩人与两原告之间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关系，因此，两答辩人并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原告错列了被告。二、两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当。原告起诉的第一项请求是确认两原告与两答辩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中有关将其XX号房屋顶楼自行搭建的19楼房屋作价转让的合同内容无效，既然两答辩人与两原告之间没有达成任何的书面和口头协议，那么又何来确认合同内容无效之说。要确认合同内容无效，最起码应该有合同。书面合同还是口头约定暂且不说，本案当中，两原告与两答辩人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的合同，因此，两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是不当的。同理，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第二项返还购房款也是不当的。三、本案确定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由是不准确的。本案两原告与两答辩人之间不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两答辩人与两原告之间没有任何书面和口头的协议，也不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关系。两原告所有的交易是与被告龙泉市家兴房产中介服务中心进行，然后被告龙泉市家兴房产中介服务中心再与两答辩人之间发生买卖关系，所以这中间存在两个法律关系，一个是两原告与被告龙泉市家兴房产中介服务中心之间的房屋买卖关系，一个是两答辩人与被告龙泉市家兴房产中介服务中心的房屋买卖关系，两原告与两答辩人之间没有直接的房屋买卖关系。根据原告方起诉的事实和理由，两个法律关系当中交易的金额也是不一样的，一个是140万元，一个是130万元。如前所述，本案两原告与两答辩人之间根本不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因此，本案确定案由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并且在同一个案件里进行处理是不准确的。四，答辩人徐育平将XX号房屋转让给被告龙泉市家兴房产中介服务中心，其价款是130万元，被告徐育平拿到自己相应的款项后，同意两原告与房产公司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而且其出售的价款130万元仅仅是XX号房屋及附属柴火间的市场价，并没有包括第19层自行搭建部分的价款，第19层自行搭建部分是赠送的，对此答辩人徐育平与被告龙泉市家兴房产中介服务中心曾明确告知过。而且，在龙泉市的房地产交易市场上，XX号房屋的市场价并不是原告起诉状上所称的957417元，这个价格是由于答辩人徐育平的关系从房产公司得到优惠后的价格，XX号房屋加上一个柴火间的市场价值远不止957417元。因此，两原告要求返还442583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两答辩人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的责任，两原告对两答辩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驳回对其两答辩人的起诉。被告张必英辩称，一、答辩人作为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理由如下：1.中介服务中心是从事房产中介的服务机构，不是交易方，在本案中，中介仅向原告介绍了房屋出卖的信息以及房屋的相关情况，并不是将涉案房屋直接出卖给原告。中介在介绍涉案房产信息的过程中并没有任何欺骗或虚假宣传的情形。2.涉案房屋产权属于浙江佳和矿业集团房产开发有限公司，该公司员工吕某出面让中介介绍，故本案主体应是原告与佳和矿业集团房地产有限公司，而不是间接介绍的中介服务中心，同时中介在本案中与被告徐桂馨、徐育平并无任何法律关系，原告要求中介承担连带责任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3.中介公司的工商登记虽然为个体工商户，实际上是由三个人组成的合伙组织，况且中介中心因介绍人散伙，已于2016年5月31日办理了注销手续，原告仍将中介中心作为本案被告提起诉讼系主体不适格，应予以变更为经营者张必英。二、佳和房产公司是实际交易人，应依法被追加为本案共同被告。根据原告向法院提供的证据，三被告并没有与原告签订涉案房屋的买卖合同，故不是涉案房屋的出卖人。相反，吕某是收款人，佳和公司是涉案房屋的出卖方，该违章建筑部分在施工期间就已搭建，因此作为涉案房屋的开发商和所有人应依法承担过错，因此，本案既然是买卖合同纠纷，且该纠纷是因买卖房屋建筑而产生的，应将房屋的买卖人和所有人佳和公司作为本案共同被告参加诉讼。三、本案纠纷是买方原告自身过错造成，应由其自行承担。原告在购买涉案房屋时就已实地勘察过，对涉案房屋楼顶建筑部分十分清楚，原告应预见涉案房屋顶楼部分将来可能有被拆除的风险，但原告考虑到涉案房屋的价格优惠，受利益驱使，仍然予以购买。恳请法院查清事实，驳回原告对家兴房产中介的诉讼。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原告提交的证据１．龙泉市家兴房产中介服务中心于2015年5月5日出具的《证明》一份，待证经该中介的介绍，徐桂馨、徐育平将XX室及19楼搭建房捆绑作价140万元转让给原告；２．龙泉市家兴房产中介服务中心出具的《收条》及银行转账凭证、电子银行回单、网银交易记录，待证由中介经手，原告支付购房首付款73万元、中介费7000元；3.《商品房买卖合同》，待证18楼作价957417元，由原告与开发商浙江佳和矿业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直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4.《个人一手住房贷款合同》，待证购房余款67万元由原告以办理按揭贷款形式向开发商浙江佳和矿业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5.《不动产发票》三张，待证原告已向开发商全额支付第20幢2单元1803室购房款；6.违建拆除公告及现场照片，待证19楼搭建房因违建被强制拆除。被告徐桂馨、徐育平质证称：1号证据我方被告并不知情，该《证明》内容与我方了解也不相符，转让费不应是42万元而是36万元，房产不是徐桂馨的，而且该证明仅有中介公司盖章没有负责人签字，我方对该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2号证据真实性和关联性有异议，我方被告对付款情况不知情，以上款项并不是支付给我方被告的；3号、4号、5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并非我方被告，而且合同价款远低于2015年同类房屋的价格，是利用被告徐育平的关系得到的优惠价；6号证据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与我方被告无关，也没有拍摄时间。被告张必英质证称：1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19楼确实是由被告徐桂馨、徐育平搭建的，赠予原告所有；2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恰恰证明了案涉房屋的买卖双方是另外两当事人和佳和公司；3号、4号、5号质证意见与被告徐桂馨、徐育平一致；6号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1号证据、2号证据均直观体现了原告与被告张必英之间的关于购房及付款存在的联系，具备真实性，本院予以采纳；3号证据佐证了首付款的交付数额和时间，与1号证据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纳；4号、5号证据反映了原告购买案涉房屋系与佳和公司签订的合同，与当事人陈述一致，本院予以采纳；6号证据经本院实地调查，情况属实，本院予以认定。二、被告徐桂馨、徐育平提交的证据1.《购房意向合同书》，待证被告徐育平与佳和公司签订购房意向书，并且向房产公司预存了10万元，享受存15万元抵17万元的优惠；2.《价格优惠确认表》，待证原告通过被告徐育平的关系购买案涉房屋享受了156081元的优惠幅度；3.《商品房买卖合同》两份，其中一份待证同一小区与案涉房屋类似的套房，在2013年市场销售价格是8017.02每平方米，总价1149000元，另一份待证同一小区附属储物间的价格在2012年为71000元；4.银行个人活期明细查询，待证徐育平最终收取的款项金额，而且这个金额包含了被告徐育平在2013年8月15日交给房产公司的10万元预存款，所以事实上被告徐育平赚取的没有收取的那么多。原告质证称：1、2号证据里明确“客户徐育平，购买房源20-1803，优惠后单价6687.74元，总价957417元”，这些预购房产信息的内容，与最终原告和开发商之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交易标的的内容完全一致，恰可以证明是被告徐育平将预购的案涉房屋转让给原告，将合同的权利义务进行了一并转让，可以充分反映徐育平正是房屋交易的相对方。关于被告提出的优惠问题，既然本次是合同权利义务的转让，徐育平与佳和公司之间的优惠，原告也同样有权享受；对于3号证据，原告认为每套房屋因坐落位置、户型、交易时间等不同存在差异，因此即使是同小区的房屋，其价格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同理，附属用房的价值也不具有可比性，且本案合同并不包含附属用房的交易，在本案中不应予以评价，柴间实际上属于建立在双方房屋买卖基础上所赠与的附属用房，相应的赠与价值应按照比例分别分摊到18、19楼的价值上；4号证据显示对方户名是吕某以及交易时间为2015年4月21日，结合原告方提供的《收条》，可以看出，正是吕某收取了本案原告交付的首付款后，于次日向徐育平转账了其中一部分款项。被告张必英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了案涉房屋的买卖双方并非我方被告，2号证据中的吕某是佳和公司委派在案涉房屋的物业管理人，经手将房屋出售收取价款的事实。本院认为，上述证据除3号以外，当事人对三性均无异议，应予以采纳，具体待证事实在下文事实认定部分予以阐述。3号证据显示的是同一小区的房屋价格信息，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在原告未能提交其他证据予以推翻及反驳的情况下，可予以参考。三、被告张必英提交的证据1.徐桂馨出具的说明，待证案涉房屋的违章部分是其搭建的；这部分房屋是赠与给原告的；当时原告购买房屋时是了解违章建筑情况的。原告质证称：出具说明的人是被告徐桂馨，而房屋的转让方是徐育平，签订预售房屋的买受方是徐育平，被告徐桂馨没有权利对于案涉房屋以及楼上搭建的部分进行处分，因此也无权作出说明；本案正式形成书面合同的是原告与佳和公司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清楚写明交易标的是18楼，所以交易价格140万元减去18楼部分就是19楼部分，被告将搭建部分解释为赠与，是以合法方式掩盖非法目的，因此19楼部分的转让依然是无效的。被告徐桂馨、徐育平质证称：该证据其实是被告徐育平写的，但署名写成徐桂馨。当时是张必英要求徐育平关于自行搭建部分写一份材料，中介说名字写谁没关系，徐育平就写上他父亲的名字；楼上搭建的部分确实是赠与给原告使用的，并没有包括在价款中。本院认为，该证据系被告徐育平所写，内容中其搭建顶楼建筑的陈述构成自认，本院予以认定；关于赠与的认定、原告方对违章情况是否明了以及责任后果，本院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根据上述有效证据以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8月15日，徐育平与浙江佳和矿业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和公司）签订《购房意向合同书》，预存10万元，享受相应优惠。同年9月23日，徐育平又与佳和公司签订了《价格优惠确认表》，确认购买XX室（以下简称案涉房屋），总价优惠156081元。嗣后，被告徐育平出资在该房屋顶层的公共平台搭建了建筑，但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后徐育平委托案外人吕某与龙泉市家兴房产中介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家兴房产中介）取得联系，约定将案涉房屋以130万元的价格转让。家兴房产中介遂将该房源信息对外发布。2015年4月，两原告得知出售信息后，经过实地看房（同时也看了顶层搭建建筑），同意以140万元购买，并直接向中介支付了首付款73万元；4月20日，原告通过吕某指引，与佳和公司直接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该合同约定了以下内容：标的物为XX室，建筑层数为地上18层，该房屋位于第18层，建筑面积143.16平方米；单价为每平方米6687.74元，总金额957417元，首付款287417元，余款67万按揭贷款；佳和公司应当在2015年6月30日前交付使用等。此后，佳和公司按约履行了上述房产的交房义务，合同中未予约定的储物间也一并交付给原告使用，徐育平称该储物间系其与佳和公司认购房源时一并约定的附赠房产，同小区其他房源则需支付对价进行购买。原告与被告徐桂馨、徐育平（两人系父子关系）并无直接接触，也未签订书面合同，仅家兴房产中介在2015年5月5日出具了一份《证明》交付给原告作凭证，载：“现徐桂馨把XX室房屋143平方（含柴间一间）转让给杨孔仪，转让费总价1400000.00元（壹佰肆拾万元整），其中XX室房屋楼上19楼由徐桂馨出资建设，其使用权归杨孔仪所有。特此证明。家兴房产中介。付款日期2015年4月20日。”2015年4月21日吕某向徐育平转账存入了从家兴房产中介得到给付的402583元购房款。后又收到37000元。2015年7月6日，龙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案涉房屋顶楼张贴了公告，认定加层建筑为违法建筑，请违建当事人主动联系该局人员，接受调查，逾期未主动申报则按无主物进行拆除处理。同年8月，该局将上述建筑拆除。另查明：家兴房产中介的经营者为张必英，2016年5月31日，该中介在龙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销登记，注销原因为歇业。本院认为，本案存在的争议焦点为：1.各方当事人之间存在的法律关系；2.是否存在顶层搭建建筑的交易行为；3.在第2点结论为存在的前提下进一步评判该交易的效力。本案虽系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但与一般、正常的商品房交易相比，以下几点特殊之处系案情关键：1.被告徐育平未与房地产开发商签订买卖合同，仅签订《购房意向合同书》，就将房产进行转让，因此本案转让的标的实质是房屋认购权，是一种债权。被告徐育平以收取一定的对价为条件将自己与开发商签订的合同权利义务概括移转给他人，从而达到获利的目的；2.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均未签订任何书面协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一条“房地产转让，应当签订书面转让合同，合同中应当载明土地使用权取得的方式”之规定；3.家兴房产中介在本案中未合法履行居间的义务，一方面，其对原告未如实披露房屋的来源，并在交易中赚取10万元差价，系《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印发的通知》中明令禁止的行为；另一方面，其未引导当事人签订书面合同，显然有悖行业规范；4.案涉房屋在转让时，顶层平台已搭建了钢混建筑，中介带原告看房时亦包含了该部分，且对原告出具证明载“其使用权归杨孔仪所有”，因而可推知中介为促成交易将搭建建筑介绍为购买案涉房屋的福利，原告在考量价格时亦将此部分作为参考因素。首先根据以上关键案情审视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原告和家兴房产中介均认为原告与被告徐育平、徐桂馨之间成立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而被告徐育平、徐桂馨则认为其仅与家兴房产中介成立买卖关系。本院从交易过程入手进行分析，被告徐育平将房源信息告知中介之后，原告作为买方，其到中介看房，未与中介签订买卖合同。中介2015年5月5日出具的《证明》说明中介也未以本人的名义进行房地产转让行为，原告有理由相信与其从事交易的系中介以外的其他人。同时，案涉房屋原系被告徐育平认购，原告与佳和公司直接签订该房屋的买卖合同，系基于被告徐育平签订的《价格优惠确认表》享受优惠，不可能未经被告徐育平的同意，故原告有理由相信其交易的相对方为徐育平。被告徐育平在原告向中介表示愿意购买案涉房屋并支付首付款后，收到中介转交的款项，这与正常的经房产中介居间介绍而达成交易的流程、习惯相符，可见被告徐育平与原告直接存在关系。被告徐育平辩称，与中介口头达成过转让协议。但本院认为即使如其所述，被告徐育平并未签订协议，也未实际履行转让的义务、行使收款的权利。该行为违反了房屋买卖合同系要式合同的规定而不能成立，同时还因未实际履行而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规定认定其成立。被告徐育平辩称，原告既未与被告徐育平见面也未与其磋商。但从双方的行为可推定存在订立合同的意愿，且交易的标的、数量可以确定，故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以及第二条“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的规定。被告徐育平与原告虽在房屋交易过程中并不具体知晓对方身份，但并非构成当事人姓名不确定因而合同不成立的情形。因为要约和承诺的目的在于缔结合同，故要约人和承诺人系特定之人，合同就能成立。所为特定人，即外界能客观确定的人，至于是本人还是代理人，则在所不问。本案既然存在缔约辅助人即家兴房产中介，那么缔约双方未曾谋面也就具有了客观理由。综上，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徐育平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关系。而家兴房产中介在这两方之间，虽违规操作，赚取差价，但仍然处于居间的地位。其次，关于是否存在顶层平台搭建建筑的交易行为，当事人均认可该部分建筑随同房屋一起转让，只是未进行明确约定，但被告徐育平、徐桂馨认为其未有出售意图而仅有赠与的意图。本院认为在某一项意思表示不明的情况下，应结合当事人的其他意思表示内容以及外观行为进行推定。本案中原告支付的对价是140万，而被告徐育平提供的同一小区其他类似房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房屋价格和附属储物间价格之和未超过124万，两者相差了16万，即使与被告徐育平自认的130万作价相比也还相差了6万（此差价略高于被告徐育平自称的搭建成本4万）。另外在本院罗列的关键案情第4点中已阐述到，原告在考量中介报价与标的本身价值是否相当的时候会考虑到搭建部分的价值的，尤其是在报价明显高于主要标的物即18层房屋的市场交易价的情况下。故本院认为顶层平台搭建建筑的交易确实存在。被告徐育平辩称其真实意思是赠与，本院不予采纳。再次，关于顶层平台搭建建筑的交易行为的效力，应根据该建筑的具体性质进行分析。其一，在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并未涉及顶层平台，而顶层平台一般为业主共有部分，故不得搭建建筑供某一业主专有使用。其二，搭建建筑被认定为违法建筑进而被行政强制拆除，也证明该建筑并不能转化为合法建筑进行使用。故顶层平台搭建建筑因违反了《土地管理法》、《城乡规划法》中的强制性规定，不能产生物权的效力，其转让无效。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告应返还原告购房款，违法建筑则因被拆除故无法返还，但违法建筑的拆除非因可归责于原告的事由也未使原告获益，故原告无须折价补偿。最后，关于返还购房款的数额，原告主张的是442583元，其计算方式为其所支付的总价款1400000元与《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总价款957417元相减。本院认为，该计算方式不应予以采纳，因被告徐育平将其与佳和公司的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让是存在前提条件的，即支付一定的对价。否则该合同不具有可获利性，显然违背被告的缔约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二）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本院在前述部分已根据被告徐育平提交的参考合同计算了差值，综合考量合同签订的时间、房屋的具体情况，本院酌定应返还的数额为15万。至于返还的主体，被告徐桂馨并非合同实际相对方，其被被告徐育平借用名义进行交易，故应由被告徐育平承担返还责任；家兴房产中介系提供房屋经纪服务的第三方，徐育平如认为其违反居间合同或其他类别的服务合同，损害了其合法权益，可另案处理。综上所述，两原告提出的部分诉请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杨孔仪、张莉与被告徐育平的合同中关于龙泉市XX室顶层平台搭建部分的交易无效；二、被告徐育平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归还原告杨孔仪、张莉购房款15万元；三、驳回原告杨孔仪、张莉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939元，由原告杨孔仪、张莉负担4939元，被告徐育平负担30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孝森代理审判员  季芳萍人民陪审员  杨世忠二〇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书 记 员  连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