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2民终371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新发科达农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门头沟区妙峰山镇水丁路1号院151号。
法定代表人：吴国营，执行董事。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东×××，住所地北京市门头沟区妙峰山镇水丁路1号院138号。
法定代表人：吴国营，执行董事。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圣扬，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汕头市科农生物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紫虹中街6号。
法定代表人：赵小伟，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汕头投资建设总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汕头市黄山路32号三楼。
法定代表人：郑祖星，总经理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云跃，广东广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宇力，广东广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孙桂琴，女，1964年1月14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香港特别行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圣扬，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新发科达农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发科达公司）、北京东×××（以下简称东誉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汕头市科农生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汕头科农公司）、汕头投资建设总公司（以下简称汕头投资公司）、原审被告孙桂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6民初260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新发科达公司、东誉达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汕头科农公司、汕头投资公司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确认由汕头科农公司提供的由汕头科农公司与新发科达公司于2014年1月20日签署的《协议书》于2016年10月24日解除属认定事实不清楚。本案庭审过程中，汕头科农公司提交了一份汕头科农公司与新发科达公司于2014年1月20日签署的《协议书》。新发科达公司亦提交了一份由汕头科农公司与新发科达公司于2014年1月20日签署的《协议书》，且汕头科农公司对新发科达公司提供的协议书真实性亦予以认可。协议文本显示，上述两份协议书由相同的主体于同一日期签署，但在内容上并不完全相同，事实上该两份协议书均为汕头科农公司与新发科达公司为应付第三方而倒签，并非双方关于投资合作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一审法院片面认定汕头科农公司提供的《协议书》已成立并生效，不符合事实，一审法院确认汕头科农公司提供的《协议书》解除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二、一审判决判令新发科达公司返还汕头科农公司款项1700万元错误，汕头科农公司支付的款项为股权转让价款，汕头科农公司应继续履行双方签署的有效合同，履行受让项目公司股权并支付剩余股权转让价款的义务。（一）汕头科农公司与东誉达公司及孙桂琴就投资合作，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包括：1.2013年8月28日汕头科农公司与东誉达公司签署的《框架协议》；2.2013年9月16日汕头科农公司与孙桂巧签署的《股权转让合同》；3.2013年11月15日东誉达公司与汕头科农公司签署的《协议书》；4.2013年11月28日东誉达公司与汕头科农公司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前述协议才是汕头科农公司与东誉达公司关于投资合作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简单否认前述一系列合同的效力不符合事实。（二）《框架协议》第六条规定“鉴于乙方（注：汕头科农公司）项目投资需走程序，本协议为意向协议，候上级部门批准后，双方再签署正式协议合作方生效”。汕头科农公司后续签署的上述《股权转让合同》、《协议书》及《股权转让协议》具有三个共同点：1.对双方权利义务有明确的约定；2.未再提及需上级部门批准事宜；3.均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据此，《股权转让合同》、《协议书》及《股权转让协议》即为《框架协议》第六条所述“正式协议”，汕头科农公司实际已以签署正式协议的行为表明其已履行完成了必要的决策审批程序并且愿意继续推进双方合作，另外，汕头科农公司一直未能提供上级部门否决其本次投资的任何证据。一审判决损害了东誉达公司作为合同善意相对方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维护社会正常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三）汕头科农公司诉称汕头科农公司系根据汕头科农公司提供的由汕头科农公司与北京新发科达公司于2014年1月20日签署的《协议书》支付1700万元款项，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一般商业逻辑，理由如下：1.如前所述，现有两个版本的《协议书》，且该两份协议书均非双方关于投资合作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本身效力就存在问题。2.汕头科农公司并未提供1700万元的支付凭证，仅提供了2014年1月29日通过光大银行电汇1000万元的电汇凭证及2014年4月15日通过光大银行电汇900万元的电汇凭证。而汕头科农公司诉称的作为其支付依据的《协议书》约定的首笔款项金额是1700万元，超额对外支付款项不符合一般商业逻辑，也印证了前述1900万元的支付依据并非汕头科农公司提供的《协议书》。3.汕头科农公司的付款义务，在正式协议中有明确约定，包括：（1）2013年9月1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下，汕头科农公司同意于协议签订之日起7日内支付定金800万元；（2）2013年11月15日签署的《协议书》第三条约定，即汕头科农公司按照股权比例需再投入资金3400万元，除已垫付800万元（其中安排100万元作为乙方投入新发科达公司的注册资本）之外，合同签订二个月内，再付1000万元，剩余资金按照项目进度依时支付；（3）2013年11月18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第一款约定，汕头科农公司取得上述约定的股权需支付3500万元人民币对价，其中自本协议签订后，在2014年1月30日前，支付股权对价款1800万元。汕头科农公司提供的2014年1月29日通过光大银行电汇1000万元的电汇凭证在付款时点、付款金额方面均与前述《协议书》及《股权转让协议》相吻合。据此，汕头科农公司系根据前述《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书》、《股权转让合同》支付款项，合作各方权利义务亦应以前述合同约定为准，各方应继续履行该等合同。
三、一审判决判令东誉达公司返还汕头投资公司款项35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错误，汕头投资公司支付给东誉达公司的800万元，实际是代汕头科农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不是借款。（一）汕头投资公司诉称汕头投资公司系根据《借款协议》向东誉达公司提供800万元借款，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一般商业逻辑，理由如下：1.汕头投资公司提供了两份借款协议，分别由汕头投资公司与东誉达公司签署及汕头投资公司与孙桂琴签署，该两份借款协议文本载明的签署日期均为2013年9月18日，借款金额均为800万元，且借款原由及借款条件基本相同，就同一事项签署两份借款协议，不符合一般商业逻辑。2.汕头投资公司支付给东誉达公司的800万元，实际上是汕头投资公司代汕头科农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在东誉达公司与汕头科农公司于2013年11月15日签署的《协议书》中汕头科农公司对此予以确认（详见该《协议书》第三条约定）。（二）即使将800万元解释为借款，基于以下理由，该笔借款亦已经转为了投资款，东誉达公司不再负有还本付息之义务：1.《借款协议》第一条规定“甲方（即汕头投资公司）同意借给乙方（即东誉达公司）人民币800万元，候签订正式协议后，该款转为投资款。”东誉达公司与汕头科农公司于2013年11月15日签署了《协议书》，于2013年11月28日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为双方关于合作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合作的正式协议，自该等协议签署之日起，800万元即已转为投资款。2.《借款协议》第二条规定“基于甲方投资须走程序，若市有关部门半年未能审批同意，乙方应无条件返回该笔借款。”《借款合同》载明的签署日期为2013年9月18日，半年到期日为2014年3月17日，但实际上截至2014年3月17日，汕头投资公司不仅没有向东誉达公司提出返还款项的要求，汕头科农公司还于2014年4月15日继续支付了投资款900万元，汕头投资公司实际上已以实际行为表明其已履行完成了必要的决策审批程序并且愿意继续推进双方合作，在此情况下东誉达公司作为合同相对方的合法权益应得到保护和尊重。3.东誉达公司委托第三方代为向汕头投资公司支付450万元，并不能改变800万元借款已转为投资款的事实，亦不代表东誉达公司因此负有向汕头投资公司还本付息的义务。据此，汕头投资公司支付给东誉达公司的800万元，实际是代汕头科农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不是借款，东誉达公司没有义务向汕头投资公司返还该等股权转让价款并支付利息。
汕头科农公司、汕头投资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不同意新发科达公司、东誉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事实以及理由，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新发科达公司、东誉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一、原审判决确认汕头科农公司与新发科达公司于2014年1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应予解除的事实认定清楚。首先，对于原审判决确认解除的汕头科农公司与新发科达公司于2014年1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签订的附解除条件的合同，在原审庭审期间，汕头科农公司与新发科达公司都对该份协议的真实性没有争议，协议内容均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新发科达公司确认收到了汕头科农公司按协议约定预付的投资款人民币1700万元。虽然新发科达公司辩称汕头科农公司就投资合作事宜分别与新发科达公司、东誉达公司和孙桂琴签订了多份协议，但其他协议均是各方在协商投资过程中签订的既没有生效也未实际履行的合同，双方最终确认且已履行的是汕头科农公司提交的双方于2014年1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因此原审判决对于新发科达公司主张涉案《协议书》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意见不予采信，是正确的。
其次，新发科达公司在原审期间认可了涉案《协议书》约定的若汕头科农公司本次对外投资未能获得相关部门批准则合同予以解除的条件，同时新发科达公司确认、清楚知晓汕头科农公司的本次投资最终没有获得上级部门批准，因此在涉案《协议书》系合法有效合同且其中所附解除合同的条件已成就时，汕头科农公司主张解除该协议符合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原审判决据此判决确认解除科农公司与新发公司于2014年1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对法律的正确适用，依法应予维持。
二、汕头科农公司根据涉案《协议书》支付的1700万元系参与中央市场改造项目的投资款，在涉案《协议书》确认解除的情况下，新发科达公司应当向汕头科农公司全额返还该款项。
虽然新发科达公司再三辩称涉案《协议书》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本案实际应为股权转让法律关系，汕头科农公司已付1700万元系部分股权转让款，并要求汕头科农公司继续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但如前所述，虽然汕头科农公司与新发科达公司在投资协商过程中曾经探讨过以股权转让形式开展合作并签订了有关协议，然而双方最终确定的合作方式并非投资入股的形式，故有关股权转让协议根本没有生效或者实际履行过，并且汕头科农公司向新发科达公司支付1700万元款项时已经载明该款项用途为“投资款”，足以证明双方一致同意履行的合作方式为汕头科农公司直接支付投资款参与中央市场改造项目。因此新发科达公司主张汕头科农公司支付的款项属于股权转让款显然与事实不符，要求汕头科农公司继续付款更是严重缺乏法律依据，原审判决在确认解除涉案《协议书》的情况下支持汕头科农公司要求新发科达公司全额返还投资款的诉求，符合合同法的规定，依法应予维持。
三、汕头投资公司为支持汕头科农公司的投资项目而出借给东誉达公司的800万元，因汕头科农公司的投资未获批且涉案《协议书》已确认解除，东誉达公司应当向汕头投资公司返还借款本息。
汕头投资公司与东誉达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中已经明确，汕头投资公司出借给东誉达公司的800万元系为支持汕头科农公司投资参与中央市场改造项目，从东誉达公司出具给汕头投资公司的指定付款《委托书》以及汕头投资公司实际汇付的情况来看，也能够确认该款项性质就是借款，而非东誉达公司辩称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股权转让款。故在《借款协议》作了若有关投资项目未能获批则东誉达公司应无条件返还该笔借款及资金占用费的有关约定，且东誉达公司确知汕头科农公司的投资未获得有关部门批准，并通过委托他人代付的方式实际返还了汕头投资公司450万元的情况下，可以证明东誉达公司认为本次投资合作项目确无法继续，对于应向汕头投资公司返还借款本息也不存在争议。因此，原审判决基于上述事实判令东誉达公司就剩余未付给汕头投资公司的350万元借款本息继续承担清偿责任，于法有据，应予维持。
孙桂琴述称，同意新发科达公司、东誉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
汕头科农公司、汕头投资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双方之间于2014年1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于2016年3月25日解除；2.判令新发科达公司向汕头科农公司返还投资款1700万元；3.判令东誉达公司向汕头投资公司返还投资款350万元，并支付利息1558562.5元（以35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息9.9%的标准，从2016年3月25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暂计至2016年10月7日）；4.判令孙桂琴对上述第三项债务承担赔偿责任；5.判令诉讼费、保全费由新发科达公司、东誉达公司、孙桂琴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8月28日，东誉达公司（甲方）与汕头科农公司（乙方）签订《框架协议》，双方就乙方参与甲方投资中央市场事宜约定如下：1.甲方已与北京农通实业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农通公司）商定共同投资合作经营中央市场，计划在月底签订合作协议，甲方占30%的股权。2.甲方与农通公司签订协议开发中央市场时，甲方专门成立项目公司单独投资上述项目，届时同意乙方参股项目公司并注资，具体股比再商定。3.鉴于工作开展的需要，甲方已投入一定的人力和资源，随着项目工作推动的深入，乙方在近期须筹集一定的资金投入，或通过往来借款办理，确保项目工作的开展。4.双方同意，若项目进入实质性协议签订时，以项目公司（暂定为北京科达农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北京农通公司签订协议，项目公司各方按比例出资进行登记。5.基于乙方项目投资需走程序，本协议为意向协议，候上级部门批准后，双方再签订正式协议合作方生效。
同年9月18日，汕头投资公司（甲方）与东誉达公司（乙方）签订《借款协议》，约定：一、鉴于乙方已对中央市场投入了一定的资金，近期还需投入，且计划成立北京项目公司尚未登记完成，为利于工作开展，甲方同意借给乙方800万元，候签订正式协议后，该款转为投资款。二、基于甲方投资项目需走程序，若市有关部门半年内未能审批同意，乙方应无条件返回该笔借款（资金使用标准按照年9.9%计算）。
后东誉达公司向汕头投资公司出具《委托书》，要求其将800万元划至新发科达公司。
2013年9月18日，汕头投资公司向新发科达公司电汇800万元。
2013年9月29日，北京农通公司（甲方）、北京新合作投资有限公司（乙方）、新发科达公司（丙方）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书》，目标公司为北京农产品公司，并约定：甲方向丙方出让北京农产品公司总股本的30%，为此丙方应向甲方支付2.193亿元作为国有资产增值溢价补偿款，丙方应向北京农产品公司支付2550万元作为增加的注册资本金……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5日内，丙方向甲方全资子公司北京农产品公司注资专户内支付2550万元作为北京农产品公司增加的注册资本金。北京农产品公司负责增资扩股工商变更手续，丙方配合办理。自公司增资手续办结，领取营业执照通知单15日内，丙方应向甲方支付国有资产增值溢价补偿款1亿元，剩余部分1.193亿元待甲方取得北京农产品公司土地使用证后30日内交齐。丙方未在上述两个时限内向甲方、北京农产品公司指定账户支付足额应付款项，即为丙方自主自动放弃合作，本协议即行废止。甲方有权另行选择其他合作方，甲方归还丙方己付款项。
2014年1月20日，新发科达公司（甲方）与汕头科农公司（乙方）签订《协议书》，基于甲方已与北京农通公司签订了《合作经营协议书》，双方就合作投资的中央批发市场项目的有关事宜约定如下：一、甲方在中央批发市场项目30%的投资，甲方同意其中1.5%由乙方参加投入，乙方应投入的资金划到甲方的账户，并由甲方直接投入中央批发市场项目的经营和升级改造。二、按照甲方持有的中央批发市场股比应投入资金3.5亿元测算，乙方占中央批发市场项目l.5%的股比，须投入1700万元，须在本协议签订三个月内划到甲方账户。三、双方原则同意中央批发市场项目的投资收益按照该项目的运营结算，按比例进行利润分配，乙方享有的收益以应投入资金到位开始计。……七、基于乙方投资需走相关程序报有关部门批准，同时考虑到甲方项目正在抓紧推行，争取土地证尽快落实做到中央批发市场项目公司名下，资金必须到位的实际情况，乙方同意将应投入的资金先予预付给甲方。若乙方的投资未能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准，甲方同意将乙方预付的资金给予退回。若甲方土地证因某种原因未能落实，甲方应将乙方投入的资金及时退还给乙方。资金退回等具体事项双方再另行商议。八、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后双方均在甲方、乙方处盖有公司公章并由各方法定代表人签字。
2014年1月29日、4月15日，汕头科农公司分别向新发科达公司电汇1000万元、900万元，并在“附加信息及用途”处均注明“投资款”。
2014年4月11日，孙桂琴向汕头投资公司出具《承诺函》一份，载明：基于与贵司合作投资农业项目应再投入资金，而贵司应投资金尚未完成手续，为不影响项目的正常推进，本人先以向贵司借款800万元方式解决项目的资金投入。为表示诚意，本人同意将在近期购买的汕头市金砂东路香域水岸花园(4、5区)5区3幢01（4层，含半地下1层）的房产证交给乙方作为质押，由于目前房产证正在办理之中，现先将上述房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协议［公司(2013)第xy-y03-001号］复印本交给乙方，并承诺候房产证办妥后，将房产证交给贵司作为质押品。后孙桂琴将上述房产买卖合同及《广东省房地产证》（粤房地权证汕字第1000132430号、1000129582号）交给了汕头投资公司。
后汕头投资公司、汕头科农公司的涉案投资项目未获得有关部门批准，故其开始向东誉达公司、新发科达公司催要返还投资款。2014年10月11日、10月22日，东誉达公司分别委托红山广告公司、孙新华向汕头投资公司代为还款410元、40万元。红山广告公司分别于2014年10月11日、10月22日向汕头投资公司转账350万元、60万元，孙新华于2014年10月22日向汕头投资公司转账40万元。
一审庭审中，东誉达公司称，其（甲方）在2013年11月15日与汕头科农公司（乙方）签订了《协议书》，该份《协议书》基于甲乙双方签订合作参与中央批发市场项目的经营和升级改造，双方也投入了一定的资金，甲方已成立新发科达公司，且新发科达公司也与北京农通公司签订了协议，即新发科达公司需要出资3.5亿元并持股30%，双方就乙方持有新发科达公司的股权约定如下：一、甲方同意在新发科达公司注资持股由41%调整为31%，该调减10%注册资本由乙方注资100万元持有，乙方持有新发科达公司10%的股权。……三、乙方取得上述股权后，按照股权比例需要再投入3400万元，除已垫付800万元（其中安排100万元作为乙方投入新发科达公司的注册资本）外，合同签订二个月之内，再付1000万元，剩余资金按照项目进度依时支付。
东誉达公司亦称，其（甲方）在2013年11月28日与汕头科农公司（乙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双方就甲方持有的项目公司股权转让给乙方的相关事宜，约定如下：一、转让股权比例：甲方将持有的项目公司中1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接受，双方根据约定办理相关的变更手续。二、股权转让价格及支付方式、支付期限：乙方自取得上述约定的股权需支付3500万元对价，具体支付方式为：1、自本协议签订后，在2014年1月30日前，乙方向甲方支付股权对价1800万元；2、股权登记变更手续完成后，乙方向甲方支付余款1700万元。三、乙方股东身份的取得：本协议生效且乙方按照本协议约定支付股权转让对价1800万元之日起，在三个月内双方到当地公司工商局办理项目公司股东变更手续，变更手续完成之日起乙方即正式成为项目公司股东。
新发科达公司也向法庭提交其（甲方）在2014年1月20日与汕头科农公司（乙方）签订的另外一份《协议书》，载明：基于甲方已与北京农通公司签订了《合作经营协议书》，甲方持股30%的股份，主要投资中央批发市场项目的经营和升级改造，结合乙方在2013年11月15日已与甲方的股东东誉达公司签订股权转让事宜，并由乙方直接参加甲方投资入股实施，双方约定如下：一、甲方已成立的新发科达公司作为专门负责投资参股的投资实体。二、甲方同意乙方入股5%，即应投入注册资金50万元。三、按照甲方持有的股比应投入资金3.5亿元测算，乙方持有甲方5%的股比应投入1700万元，即占1.5%的股比。四、协议签订三个月内，乙方应投入的资金须落实到位。五、基于乙方投资需走相关程序报有关部门批准，同时考虑到甲方项目正在抓紧推行，争取土地证尽快落实做到中央批发市场项目公司名下，资金必须到位的实际情况，乙方同意将应投入的资金先予预付给甲方。若乙方的投资未能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准，甲方同意将乙方预付的资金给予退回。若甲方土地证因某种原因未能落实，甲方应将乙方投入的资金及时退还给乙方。资金退回等具体事项双方再另行商议。
汕头投资公司、汕头科农公司对东誉达公司提交的上述《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新发科达公司提交的《协议书》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其辩称上述三份合同均是各方在协商投资过程中签订的合同，最终一致同意履行的是由其提供的《协议书》。
现汕头投资公司、汕头科农公司要求东誉达公司、新发科达公司返还相应的投资款，并要求孙桂琴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东誉达公司、新发科达公司辩称因上述《协议书》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未生效，不同意其诉讼请求，故双方诉至法院。
一审另查，北京农产品公司成立于1998年11月4日，注册资本4500万元，股东为北京菜篮子集团公司、新发科达公司、北京和昌投资有限公司。2016年11月14日，其法人股东由北京市农通实业开发总公司、北京新合作投资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菜篮子集团公司、北京和昌投资有限公司。2016年10月25日，北京市农通实业开发总公司变更为北京菜篮子集团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准据法适用问题，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同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本案，故依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本案实体权利的审理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有效。根据庭审过程查证的事实以及当事人双方的诉辩意见，现将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如下：一、东誉达公司、新发科达公司应否返还相应的投资款。二、孙桂琴是否应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对此，该院具体阐释如下：
一、对于东誉达公司、新发科达公司应否返还相应款项的问题
（一）对于新发科达公司应否返还相应投资款的问题
该院认为，首先，由汕头科农公司提供的双方于2014年1月20日《协议书》约定“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庭审中双方当事人亦均认可各方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字的真实性，故该院确认上述《协议书》已成立并生效。故上述《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汕头科农公司根据合同约定，已向新发科达公司转账1700万元，履行了合同义务。对于新发科达公司辩称上述《协议书》未生效，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意见，该院不予采信。其次，新发科达公司在其答辩状中亦认可汕头科农公司的对外投资尚未获得相关部门的批准。根据上述《协议书》的约定，若汕头科农公司的投资未能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准，新发科达公司同意将汕头科农公司预付的资金给予退回。双方没有对“投资未能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准”的原因进行具体约定，即只要出现了“投资未能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准”的事实和结果，汕头科农公司便可要求新发科达公司返还投资款。对于新发科达公司辩称未获得审批系汕头科农自身原因导致，其本身无过错的意见，该院不予采信。再者，在涉案争议出现后，东誉达公司已委托红山广告公司和孙新华共计向汕头投资公司代为返还投资款450万元，对此，新发科达公司也未作出合理解释。
据此，该院认为汕头科农公司提供的证据前后呼应、相互印证，具有补强关系，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上述《协议书》中关于“若乙方的投资未能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准，甲方同意将乙方预付的资金给予退回。若甲方土地证因某种原因未能落实，甲方应将乙方投入的资金及时退还给乙方”的约定，应视为双方解除合同的条件。根据上述阐述的内容，该院认为上述《协议书》已达到合同解除的条件，故该院确认上述《协议书》予以解除。对于合同解除的时间，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现汕头科农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于2016年3月25日已通知新发科达公司，故该院以新发科达公司收到本案起诉状、传票的时间为合同解除的时间，即2016年10月24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故汕头科农公司要求新发科达公司返还投资款1700万元，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
（二）对于东誉达公司是否应返还相应借款的问题
该院认为，首先，汕头科农公司与东誉达公司签订《框架协议》、《借款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上述协议内容。《借款协议》签订后，汕头投资公司已将800万元电汇至东誉达公司指定的新发科达公司的账号，即已履行了合同义务。其次，根据《借款协议》的约定，汕头投资公司同意借给东誉达公司800万元，这与《框架协议》中“或通过往来借款办理，确保项目工作的开展”，并与东誉达公司出具的《委托书》中的“请贵司将借款800万元划至北京项目公司账户”相互吻合，上述三份合同中关于800万元的性质均载明为借款。一审庭审中，东誉达公司辩称上述800万元为股权转让（汕头科农公司与孙桂巧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价款的定金，但其并未提交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又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该院对其该项辩称意见，不予采信。该院据此确认上述800万元应为双方之间的借款。再者，根据《借款协议》的约定，“若市有关部门半年内未能审批同意，乙方（东誉达公司）应无条件返回该笔借款（资金使用费按照年9.9%计算）”，双方没有对“投资未能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准”的原因进行具体约定，即只要出现了“投资未能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准”的事实和结果，汕头投资公司便可要求东誉达公司返还上述借款并支付相应使用费。此外，实际上，涉案争议出现后，东誉达公司也已委托红山广告公司和孙新华共计向汕头投资公司代为返还了450万元借款。
据此，该院认为，汕头投资公司要求东誉达公司返还剩余350万元借款的请求，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双方对“资金使用费”的约定实际上是对借款利息的约定，故汕头投资公司要求东誉达公司按照年利率9.9%的标准支付利息，未超出法律规定，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对于上述利息的起始时间，该院认为应以汕头投资公司要求返还剩余350万元借款的时间为准，现汕头投资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于2016年4月15日已通知东誉达公司，故该院以东誉达公司收到本案起诉状、传票的时间为准，即2016年10月18日。
二、对于孙桂琴是否应承担相应连带责任的问题
首先，汕头投资公司未提交其与孙桂琴之间《借款协议》的原件，故对其与孙桂琴之间的借款关系，该院不予支持。其次，虽然孙桂琴向汕头投资公司出具了《承诺函》并提交相应购房合同及房产证作为质押，但汕头投资公司并未实际向孙桂琴出借800万元，其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其向东誉达公司出借的800万元就是上述《承诺函》中记载的800万元，两者无法相互对应，故对于汕头投资公司要求孙桂琴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对于汕头科农公司要求确认由其提供的与新发科达公司于2014年1月20日签订《协议书》予以解除，该院予以支持，解除时间为2016年10月24日；对于其要求新发科达公司返还1700万元投资款的请求，该院予以支持；对于汕头投资公司要求东誉达公司返还350万元借款并支付相应利息的请求，该院予以支持；对于其要求孙桂琴承担相应连带责任的请求，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规定，判决：一、确认由汕头市科农生物有限公司提供的由汕头市科农生物有限公司与北京新发科达农业投资有限公司于二○一四年一月二十日签订的《协议书》于二○一六年十月二十四日解除；二、北京新发科达农业投资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汕头市科农生物有限公司款项17000000元；三、北京东×××内返还汕头投资建设总公司款项3500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以35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9.9%的标准，从二○一六年十月十八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四、驳回汕头市科农生物有限公司、汕头投资建设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东誉达公司与汕头科农公司于2013年8月28日签订的《框架协议》约定，基于汕头科农公司项目投资需走程序，本协议为意向协议，候上级部门批准后，双方再签订正式协议合作方生效。汕头科农公司和新发科达公司分别向法院提交了落款日期为2014年1月20日的《协议书》，两份《协议书》均约定，基于汕头科农公司投资需走相关程序报有关部门批准，汕头科农公司将应投入的资金先预付给新发科达公司，如果汕头科农公司的投资未能得到相关部门批准，新发科达公司同意退回预付的资金。汕头科农公司主张案涉项目投资未能得到相关部门批准，新发科达公司在其答辩状中对此亦予以认可，故新发科达公司应当依约向汕头科农公司退还投资款。新发科达公司与东誉达公司上诉称落款日期为2014年1月20日的两份《协议书》均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而是为应付第三方而倒签，该上诉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新发科达公司与东誉达公司上诉称2013年9月16日《股权转让合同》、2013年11月15日《协议书》以及2013年11月28日《股权转让协议》系依《框架协议》约定在项目投资获批后签署的正式协议，该上诉主张与2014年1月20日《协议书》显示的项目投资尚未获得相关部门批准的内容矛盾，故本院对该上诉主张不予采信。新发科达公司与东誉达公司上诉称汕头科农公司支付的款项为股权转让价款，汕头科农公司应继续履行受让项目公司股权并支付剩余股权转让价款的义务，该上诉主张与2014年1月20日《协议书》的约定相悖，本院不予支持。
汕头投资公司与东誉达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明确约定，汕头投资公司同意借给东誉达公司800万元，候签订正式协议后，该款转为投资款，基于汕头投资公司投资项目需走程序，若市有关部门半年内未能审批同意，东誉达公司应无条件返回该笔借款，资金使用标准按照年9.9%计算。现案涉投资项目未获批准，东誉达公司也已向汕头投资公司还款450万元，一审法院判令东誉达公司依照《借款协议》继续履行还本付息的义务，合法有据。新发科达公司与东誉达公司提出的关于该800万元是汕头投资公司代汕头科农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新发科达公司、东誉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4300元，由北京新发科达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北京东×××（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兆晖
审 判 员 葛 红
审 判 员 赵婧雪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王莹莹
书 记 员 崔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