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2民终7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雷名付，男，1957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南雄市。上诉人（原审被告）：何连英，女，1965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南雄市。以上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朝阳，广东言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志桂，男，1952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南雄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载龙，广东循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南雄市水口镇下湖村委会新黄屋经济合作社（即南雄市水口镇下湖村委会新黄屋村小组）。主要负责人：黄皆辉，村小组组长。上诉人雷名付、何连英因与被上诉人黄志桂、南雄市水口镇下湖村委会新黄屋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新黄屋村小组）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南雄市人民法院（2017）粤0282民初1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雷名付、何连英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朝阳、被上诉人黄志桂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载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雷名付、何连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黄志桂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黄志桂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2009年开始改由原告领取涉案耕地的种粮补贴”与事实不符。众所周知，我国实行“谁耕田、谁领种粮补贴”的农村政策，而涉案土地自2001年至今，均由雷名付、何连英一直在耕种，黄志桂是通过不当关系冒领本属于雷名付、何连英的种粮补贴，故冒领粮补并不能证明涉案土地权属为黄志桂。2、一审法院认定雷名付、何连英“没有提供合法取得了涉案耕地的承包经营权的证据予以佐证”，与事实法律不相符。首先，雷名付、何连英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能够全面、客观反映黄志桂于2001年将所有田土向生产队退出，再由生产队发包给雷名付、何连英的证明材料，该证明材料有时任队�黄某及村干部何起亮、现任队长黄皆艳及时任村委会支书何未琳的亲笔签名，并由下湖村委会新黄屋经济合作社及下湖村委会分别盖章确认。其次雷名付、何连英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由众多新黄屋民及三位下湖村委会干部签名的证明材料，反映了黄志桂于2001年将承包地退回给生产队、生产队再交给雷名付、何连英耕种的事实。3、一审法院认定雷名付、何连英“但从2009年开始转由原告领取涉案耕地的种粮补贴，被告对此一直都没有提出异议”与事实不相符。事实上，雷名付、何连英一直在向村小组要求种粮补贴归己所有，但村小组一直没有解决，而黄志桂也一直不肯向雷名付、何连英归还。尽管如此，即使黄志桂冒领了种粮补贴也不能证明涉案土地的权属归其所有的事实。4、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错误。黄志桂于2001年向生产队交回土地，而该�是于2003年3月1日开始实施，显然一审法院违反了“法律溯及力”的法律适用原则。二审庭审时，雷名付、何连英补充上诉意见称，一审时雷名付、何连英已提交从派出所调取的户籍户数登记表，证实新黄屋小组共有12户人，12户均参加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将争议地发包给雷名付、何连英。雷名付、何连英系通过承包方式从村小组处取得争议地的承包经营权，黄志桂起诉雷名付、何连英主体不适格，应当起诉村小组。退一步而言，一审判决结果不合理，脱离实践，即使应当退还耕地，也应在农作物收成之后退还。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不合理，请求二审法院支持雷名付、何连英的请求。黄志桂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关于本案，双方能确认的事实是1999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黄志桂取得了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对于雷名付、何连英提出黄志桂已自愿交回土地给村小组，雷名付、何连英取得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问题，一审法院认定没有证据予以佐证，是公正合法并令人信服的判决。对于土地承包，国家规定了严格的手续，对于其变更也规定相当严格的程序，如对于土地调整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三分之二村民代表同意，并报相关部门批准。对于村民自愿交回土地应该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以上规定均是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防止村小组或者发包方滥用权力违法收回农民的承包地。本案没有黄志桂的书面材料显示黄志桂已经自愿交回，不能以村小组单方的意思表示认定黄志桂已自愿交回涉案土地，否则村小组可以以任何理由收回农民的土地。一审法院没有采信雷名付、何连英提供的证据，认定黄志桂享有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让人信服，况且，雷名付、何连英提交的证据当中，包括第三人的称述在一审时存在很多矛盾，一审法院也调查了雷名付、何连英提交证据涉案的一些人员，调查情况和雷名付、何连英称述的情况大相径庭。在新黄屋小组的称述与一个证人黄某的称述当中，就2001年是否曾开会的问题都是自相矛盾的。故一审法院没有采信雷名付、何连英的证据符合法律规定。此外，雷名付、何连英一直以秤租谷折米的方式向黄志桂交租金，由此也证明黄志桂享有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黄志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雷名付、何连英返还黄志桂位于南雄市××下湖××田4.884亩（其中：门口洞田0.75亩，杨门坑0.54亩，沙官头足下0.45亩，底岭头0.60亩，河边龙0.90亩，沙檐仂0.408亩，河边岭排0.24亩，上坝田0.72亩，底岭头河水头0.276亩），土3.94亩（其中：聂耳坑0.42亩，山塘窝1.47亩，石堪下0.37亩，白沙土0.23亩，荒土0.12亩，中坝0.53亩，下坝0.29亩，沙官头0.51亩）。2、本案诉讼费用由雷名付、何连英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志桂是南雄市水口镇下湖村委会新黄屋人，1984年，黄志桂一家6口承包了本村田4.884亩（其中：门口洞田0.75亩，杨门坑0.54亩，沙官头足下0.45亩，底岭头0.60亩，河边龙0.90亩，沙檐仂0.408亩，河边岭排0.24亩，上坝田0.72亩，底岭头河水头0.276亩），土3.94亩（其中：聂耳坑0.42亩，山塘窝1.47亩，石堪下0.37亩，白沙土0.23亩荒土0.12亩，中坝0.53亩，下坝0.29亩，沙官头0.51亩）。1994年，黄志桂搬进县城居住，涉案耕地由其侄子ＸＸ海耕种。1995年，新黄屋小组进行土地调整，至1998年12月30日黄志桂与新黄屋小组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承包期从1999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止，并一直承担税费任务和领取补贴。2000年，雷名付、何连英夫妇开始耕种涉案耕地。2008年雷名付、何连英夫妇领取了涉案耕地的种粮补贴，2009年开始改由黄志桂领取涉案耕地的种粮补贴。2014年，黄志桂就涉案田土与雷名付、何连英发生争议未果。2017年1月18日，黄志桂诉至一审法院，要求雷名付、何连英归还涉案耕地，雷名付、何连英要求追加新黄屋小组为第三人。一审庭审中，雷名付、何连英以及第三人新黄屋小组对黄志桂在1999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期间取得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无异议，但以涉案土地在2001年已由黄志桂退回给了新黄屋小组，新黄屋小组又召开村民会议进行招标，因人数不够招标未成功，后报经村委会同意将涉案土地承包给雷名付、何连英耕种至今，雷名付、何连英因此获得了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为由，要求驳回黄志桂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根据本案各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和答辩，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涉案耕地雷名付、何连英是否取得了承包经营权。（二）黄志桂要求雷名付、何连英返还涉案耕地的主张应否支持。本案中，雷名付、何连英称涉案耕地的经营权是在2001年经新黄屋小组会议决定后取得，但雷名付、何连英没有提供合法取得了涉案耕地的承包经营权的证据予以佐证。而黄志桂提供了1998年第二轮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以证明其主张。虽然2008年由雷名付、何连英领取涉案耕地的种粮补贴，但从2009年开始转由黄志桂领取涉案耕地的种粮补贴，雷名付、何连英对此一直都没有提出异议。本案的焦点是雷名付、何连英是否依法取得了涉案耕地的承包经营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第二款“在土地承包经营期限内，对个别承包者之间的土地进行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九条：“土地承包应当按照以下程序进行：（一）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选举产生承包工作小组；（二）承包工作小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拟订并公布承包方案；（三）依法召开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讨论通过承包方案；（四）公开组织实施承包方案；（五）签订承包合同。”第二十九条：“承包期内，承包方可以自愿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自愿交回承包地的，应当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承包方在承包期内交回承包地的，在承包期内不得再要求承包土地。”的规定，在此没有证据显示涉案土地是黄志桂自愿交回给新黄屋小组的；新黄屋小组将涉案土地承包给雷名�、何连英，没有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第三人与雷名付、何连英并未依法签订承包合同。因此，新黄屋小组将涉案耕地承包给雷名付、何连英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综上，新黄屋小组依法对涉案耕地作过调整的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该院不予采纳。雷名付、何连英取得涉案耕地的承包经营权的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该院不予认定。黄志桂享有涉案耕地的承包经营权证据确凿，要求雷名付、何连英返还涉案耕地的理由充分，该院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定，于2017年4月12日作出（2017）粤0282民初111号民事判决：雷名付、何连英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将涉案耕地4.884亩（其中：门口洞田0.75亩，杨门坑0.54亩，沙官头足下0.45亩，底岭头0.60亩，河边龙0.90亩，沙檐仂0.408亩，河边岭排0.24亩，上坝田0.72亩，底岭头河水头0.276亩），土3.94亩（其中：聂耳坑0.42亩，山塘窝1.47亩，石堪下0.37亩，白沙土0.23亩荒土0.12亩，中坝0.53亩，下坝0.29亩，沙官头0.51亩）返还给黄志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雷名付、何连英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存在笔误，“原告一家6口承包了本村田4.384亩”应为“原告一家6口承包了本村田4.884亩”，本院予以纠正。至于黄志桂领取种粮补贴是否属于冒领，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故本院不作确认。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审法院对此定性正确，本院予以认同。由于本案当事人中只有雷名付、何连英提起上诉，根据民事诉讼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本院只围绕雷名付、何连英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根据本案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本案争议焦点是：雷名付、何连英是否已取得涉案争议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及是否应将争议地交还给黄志桂使用。199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三十年。发包方和承包方应当订立承包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承包经营土地的农民有保护和按照承包合同约定的用途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在土地承包经营期限内，对个别承包经营者之间承包的土地进行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由此可见，1998年的法律已经明确规定要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如需调整，必须经过严格的法定程序。本案中，雷名付、何连英主张黄志桂已自愿交回其从发包人新黄屋小组承包的土地，但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亦未有充分证据显示新黄屋小组已通过上述法律规定的程序将原发包给黄志桂的土地调整给了雷名付、何连英。故，一审法院根据黄志桂于1998年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认定黄志桂享有涉案争议地的承包经营权并判令雷名付、何连英返还争议地给黄志桂使用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但考虑到本案的诉讼标的为农村土地的特点，结合争议地已由雷名付、何连英实际耕种使用多年的客观事实，雷名付、何连英可在当季农作物成熟收成期的一定合理时间后再行返还，以此期间所获得的收益作为雷名付、何连英多年使用、维持讼争土地墒情、改良土壤的适当补偿。综上所述，雷名付、何连英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处理结果欠妥，本院调整返还期限后予以变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变更南雄市人民法院（2017）粤0282民初111号判决为雷名付、何连英应于当季农作物收割后、2017年12月1日前，将涉案耕地4.884亩（其中：门口洞田0.75亩，杨门坑0.54亩，沙官头足下0.45亩，底岭头0.60亩，河边龙0.90亩，沙檐仂0.408亩，河边岭排0.24亩，上坝田0.72亩，底岭头河水头0.276亩），土3.94亩（其中：聂耳坑0.42亩，山塘窝1.47亩，石堪下0.37亩，白沙土0.23亩，荒土0.12亩，中坝0.53亩，下坝0.29亩，沙官头0.51亩）返还给黄志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雷名付、何连英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雷名付、何连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茜审判员 黄颖红审判员 梁晓芳二〇一七年八月十四日书记员 李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