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28民终156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唐某1，女，生于1999年10月2日，汉族，湖北省利川市人，农民，住利川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唐某2，男，生于1967年7月9日，汉族，湖北省利川市人，农民，住利川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永福，利川市东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许某，男，生于1990年8月2日，汉族，湖北省利川市人，农民，住利川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艾训宽，利川市诚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唐某2、唐某1因与被上诉人许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利川市人民法院（2017）鄂2802民初9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唐某2、唐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直接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中，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唐某1于2015年初到表姐姚某1家玩，被许某诱惑强行同居，当时许某比唐某1大9岁，事情发生在许某家中，许某父亲许立清知道后怕出麻烦，瞒着姚某1，并请其作媒，向上诉人家提亲，唐某1父母根本不同意，后来许某家对未成年的唐某1进行哄骗，迫使唐某2同意这桩婚事，直至这桩违法婚姻形成。2、有关被上诉人家送彩礼12万元一事，是许立清害怕许某出事，为达到其目的，而讨好上诉人唐某1的父母送去的，并不是上诉人唐某1的父母强制性要求，这是被上诉人为了遮掩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而导致的结果。3、上诉人唐某1才满15周岁，属于未成年人，在相识联系的一个月中，被上诉人许某强行将上诉人唐某1带到外省务工，不准上诉人唐某1与上诉人唐某2相见，上诉人唐某1想回家看父母，每次都由被上诉人许某及其父亲许立清跟随看管，生怕上诉人唐某1给上诉人唐某2透露出什么。4、在被上诉人许某家的控制中，上诉人唐某1与被上诉人许某只短短生活了6个月就离家出走，在一审法庭上，被上诉人许某也承认“唐某1是从我家出走的”这一事实，但被上诉人许某家对此无动于衷，没有尽到监护责任。在没有查清本案重要当事人（上诉人唐某1）的下落情况下，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唐某2退还12万元彩礼于法不符。
二、判决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认为“婚约是无配偶的男女双方以结婚为目的的约定，男女双方在谈婚期间给付的彩礼等财产，有一定的赠与性质，但彩礼的赠与是一种附以结婚为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这一规定成立的前提应当是符合婚姻法的成年人而不是未成年人，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一条之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允许或者迫使未成年人结婚，不得为未成年人订立婚约。”因此，12万元彩礼的性质就不能定性为婚约财产，况且本案12万元彩礼的产生是另有因果关系的，因此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2、“父母操办子女婚姻大事是农村普遍存在的一种风俗习惯，男方给付的彩礼在无论用于操办女方婚事或补贴家庭开支，女方及其父母均是受益的共同体，故本案中二被告是彩礼这一特定财产的共同受益人，应承担共同返还的民事责任，但因为接受彩礼时被告唐某1未满16周岁，属未成年人，被告唐某2作为其法定监护人，应承担返还彩礼的责任”。一审法院没有考虑男方（被上诉人许某一家）在本案违法婚姻中存在的过错而直接下判女方（上诉人唐某2一家）返还彩礼，从这一判定看，偏判了被上诉人许某。3、一审法院明知上诉人唐某1未成年，且在被上诉人许某家中消失，至今下落不明，上诉人唐某2已向公安机关报案，理应待查清上诉人唐某1的下落后，对被上诉人的彩礼进行判决才于法有据，符合情理，但一审法院却认为一审被告唐某1的下落对案件的处理没有影响而下判，故一审法院下判不符合法律规定。4、上诉人唐某1是本案关键当事人，未到庭参加诉讼，再加上证人姚某1在庭上作出的证言前后自相矛盾，一审法院采信单方证词就下判“本案12万元彩礼由唐某2返还。”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错误。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未了解事实真相，没有考虑被上诉人许某的过错，对本案采信单方证词下判，所依据的法律不充分，显失公平、公正原则，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直接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许某未提交书面答辩状。
原审原告许某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连带返还原告彩礼1412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二被告系父女关系。原告许某与被告唐某1于2015年7月经媒人姚某2介绍相识、恋爱。2015年农历七月13日，原告与被告唐某1订婚，原告经媒人之手交给被告唐某2彩礼120000元。2015年农历腊月二十四日举行婚礼，之后原告与被告唐某1同居生活，共同生活约六个月后，被告唐某1离开原告家外出，至今与原告没有往来和联系。原告认为与被告唐某1没有领取结婚证，而唐某1外出，现在杳无音信，原告与其婚配的目的不能实现，故诉至法院要求二被告返还彩礼。被告唐某1出生于1999年，订婚时不满16周岁，至今仍未满18周岁。
另外查明，媒人姚某2与原告是邻居，被告唐某2是姚某2的舅舅。姚某2证实原告的父亲将120000元彩礼交给自己，然后转交给被告唐某2。关于原告主张的彩礼20000元，姚某2在法庭上和原告委托代理人对其所做的调查笔录中说法不一样。对于彩礼1200元，原告当庭表示另案主张。
一审法院认为，婚约是无配偶的男女双方以结婚为目的的约定，男女双方在谈婚期间给付的彩礼等财产，有一定的赠与性质，但彩礼的赠与是一种附以结婚为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父母操办子女的婚姻大事是农村普遍存在的一种风俗习惯，男方给付的彩礼不论用于操办女方婚事或补贴家庭开支，女方及其父母均是受益的共同体，故本案中二被告是彩礼这一特定财产的共同受益人，应承担共同返还的民事责任，但因为接受彩礼时被告唐某1未满16周岁，属未成年人，被告唐某2作为其法定监护人，应承担返还彩礼的责任。被告辩称，唐某1下落不明，120000元到底是交给哪一个被告的，由谁返还，应予查清，法院认为这对案件的处理没有影响，故对被告该辩解不予支持。
原告主张彩礼，主要证据是媒人即证人姚某2的证言，因姚某2是被告唐某2的外甥女，其作为原告的证人，证言具有客观真实性，应予采信，但关于彩礼20000元，姚某2在调查笔录和法庭上的陈述不一致，前后矛盾，且原告没有其他有效证据佐证，故原告主张彩礼20000元，不予认定。另外原告明确表示对彩礼1200元另行主张，予以认定。因此，原告主张彩礼140000元，法院只认定其中120000元。被告辩称没有收取原告彩礼的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被告唐某1未到庭应诉，不影响本案的审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唐某2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许某彩礼120000元，被告唐某1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二、驳回原告许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24元，依法减半收取1562元，由被告唐某2承担1300元，原告许某承担262元。
二审期间，上诉人唐某2向本院提交唐某1书信一封，证实其出走是因许某及其父亲许立清具有过错。经审查，该证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关于新证据的规定，不属于二审期间的新证据。被上诉人许某未提交新证据。
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因婚约赠送彩礼的行为是我国《民法通则》中规定的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是一种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行为。彩礼之所以从一方赠与另一方，是因为存在着婚姻这种法律关系（婚约存在），随着男女双方当事人婚约的解除，赠与彩礼的原因归于消灭，受赠人丧失了继续占有彩礼的法律依据，应根据民法的公平原则将财产恢复到订立婚约前的状态才是公平合理的。婚约解除后，受赠人应当将彩礼返还给赠与人，如果受赠人拒不返还而继续占有彩礼，将构成民法上的不当得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在第十条中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下列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在第（二）项、第（三）项情形下，应当以当事人离婚为条件。本案中，被上诉人许某以与上诉人唐某1缔结婚约关系为目的，经媒人之手向上诉人唐某2赠送彩礼12万元，唐某2明确表示接收到彩礼12万元，许某与唐某2对该事实均无异议，争议在于该彩礼12万元是否应当返还以及返还多少存在争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应返还彩礼，再未附加其他限制条件。唐某1与许某同居一段时间后离开许某家出走，双方婚约关系解除，作为彩礼12万元接收人唐某2继续占有该彩礼失去法律依据，应如数返还。故一审判令由唐某2返还彩礼12万元正确，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不予支持。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124元，由上诉人唐某2、唐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段 斌
审判员 韩艳芳
审判员 覃恩洲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三日
书记员 方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