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湘0104行初65号原告徐发科，男，1964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芙蓉区。被告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住所地长沙市岳麓区枫林路2号。法定代表人李军龙，支队长。委托代理人谌慧，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民警。委托代理人曹汉宇，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民警。原告徐发科（以下简称原告）不服被告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以下简称被告）道路交通管理行政处罚一案，于2016年3月2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当日受理后，于2016年3月28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5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原告以及被告的委托代理人谌慧、曹汉宇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6年1月28日，被告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对原告作出了编号为430100—1976499490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原告于2016年1月19日17时21分在长沙市八一路与迎宾路交叉路口至八一路××韶山路交叉路口路段实施的交通违法行为，予以100元罚款，并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记3分。被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依据：证据一、湘Ａ×××××小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取证照片。证据二、编号为740599985的《违法行为告知单》。证据一、二拟共同证明湘Ａ×××××小车违反禁令指示标志的违法行为。证据三、原告签字确认的驾驶证、行驶证、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被告已经履行了相应的告知义务。证据四、《处罚决定书》。拟证明被告对湘Ａ×××××小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交法》）第25条、第38条，第90条、第114条；《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第42条第（6）项。原告诉称：2016年1月28日，被告对原告作出的《处罚决定书》从程序到实体一错到底，属于典型的违法处罚。1、执法主体违法：对原告作出上述处罚决定的被告下属开福区大队2号处罚窗口的工作人员是不具有执法资格和身份的警员，该工作人员未着警服、佩警衔，其代表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违法；虽然《处罚决定书》在形式上有民警谢琳盖章，但原告在接受处罚的过程中，从来没有见到该民警。2、处罚对象错误：行政处罚的对象应当是实施了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违法行为人，不应当是动产或不动产。本案中，被告针对湘Ａ×××××小车发出处罚通知，但并没有证据证明原告或是车主在当天实施了交通违法行为；原告与该车车主系夫妻关系，据原告了解，车辆当天实际是借给他人在使用，车主也不可能对他人使用车辆时发生的违法行为承担责任；原告本不打算去接受被告处罚，但因为被告捆绑执法，不消除违章就不能正常办理车辆检验，因为该车定期检测的时间在今年2月，原告作为车主的家人，被迫代他人前往被告开福大队消除违章。没想到，被告在实施处罚行为时对原告是否实施了违法行为并未进行最基本的询问和核实，作出了完全张冠李戴的错误处罚；3、处罚事实不清：根据《处罚决定书》表述的违法行为实施地点，两个路口之间的距离在500米以上，现有照片只是一张静态的照片，并不能证明有持续的违法行为存在；被告在网上公告本次处罚的违章信息时，显示为电子监控所拍而实际却并没有电子监控拍摄的照片；被告在作出处罚时出示的现场照片，没有拍摄人员签名，来源不明，这种照片不具有证明力。从照片的位置看，现场也没有处罚决定书表述的禁令标志，据原告事后现场查看，停车位置并没有占用八一路的有效道路，在此临时停车具有经常性、普遍性，被告作为交通安全主管部门，未作有效疏导和公示，直接对原告作出处罚，不具有程序上的公正性；4、适用法律错误：被告处罚决定依据的《道交法》第38条规定的违法情形与《处罚决定书》所指的“违反禁令标志”实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道交法》第114条所指的对象是交通监控获取的交通违法行为，但本案所谓违法行为的获取显然与此不符；《实施办法》第42条规定则与上述两条《道交法》规定完全没有关联，被告实施处罚适用的法律依据相互矛盾，与本案的所谓违章行为之间没有关联。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书》完全是违法的，错误的。请求法院判令：1、撤销编号为430100-1976499490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2、撤销驾驶证记扣的3分；3、返还行政罚款100元；4、赔偿原告接受处罚的往返路费20元；5、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告徐发科为支持其诉讼请求，诉讼中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处罚决定书》及罚款收据。拟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了行政处罚；证据二、《违法行为告知单》。拟证明被告当庭提交的《违法行为告知单》与原告收到的不一致，内容有填写和修改。证据三、处罚窗口照片两张。拟证明被告存在非交通民警执法的事实；被告辩称：2016年1月19日17时21分，小车湘Ａ×××××在八一路与迎宾路交叉路口至八一路××韶山路交叉路口路段实施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违法代码13440），被告下属芙蓉区大队民警对该违法停车行为进行了取证，并将违法停车告知单粘贴在该车左侧侧门玻璃上。2016年1月28日15时39分，原告到被告下属开福区大队处罚窗口处理该条违法行为，经工作人员向其出具图片作为证据资料，并由原告在愿意接受处理的蓝色印章上签字确认后，被告依照《道交法》第38条、第90条，《实施办法》第42条第6项之规定，依法对其作出罚款1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原告接受处罚当时，被告下属开福区大队处理处罚窗口共有3位民警在工作，原告拍下的非民警是在民警的监督指导下参与文书打印工作；另根据《道交法》第25条规定，交通信号包括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和交通警察的指挥。而禁令标志属于交通标志的一种，同样属于交通信号。被告依法使用《道交法》第38条作出处罚决定，准确无误。综上，被告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被告对证据来源的表述先后矛盾，照片原件显示来源为电子监控拍摄，被告答辩和举证却说是民警现场拍摄；另外图片3在原告接受处罚时并没有出示；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告知单三联内容不一致，原告收到的告知单上没有民警签名，违法地点的表述也不一致。对证据三、四的真实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证据三，原告并没有对违法事实表示无异议，只是因为车子需要进行检验，才不得已接受处罚；证据四的处罚决定本身违法，没有证明效力。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二、三没有异议。但对证据三的证明目的有异议，从该照片上可以看到作出处罚的民警就在工作现场，非民警工作人员只是协助民警办理事务。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作如下分析与认定：被告对原告证据一、二、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没有异议，本院予以采纳。被告证据一系现场照片一组，证据一的第3张照片可以证明本案交通违法涉案路段悬挂全路段禁停标志的事实；证据一的第1、2张照片显示的证据来源与被告自述不一致，确实存在记录形式上的瑕疵；证据二记载的违法地点与原告收到的告知单上有一字之差，但并未形成歧义，故结合原告已经收到张贴在湘Ａ×××××号小车左侧玻璃上的《违法行为告知单》的事实，证据一、二可以与被告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湘Ａ×××××号小车2016年1月19日17时21分前后的停放地点以及停放方式等案件事实，被告证据一、二本院予以采纳。原告对被告证据三、四的真实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原告对证据本身内容违法提出的质证意见，不影响两份证据的证明效力，被告证据三、四，本院予以采纳。根据以上采信的证据和双方庭审中的陈述，本院确认如下案件事实：2016年1月19日17时21分许，被告下属芙蓉区大队民警发现湘Ａ×××××号小车在八一路与迎宾路交叉口至八一路××韶山路交叉口路段存在违反禁令指示标志的违法情形（违法停车），遂对上述违法行为进行现场取证（拍摄照片两幅），并将填制好的《违法行为告知单》粘贴在该车左侧侧门玻璃上。2016年1月28日15时39分，原告作为该车车主的家人，持本人驾驶证和湘Ａ×××××号小型轿车行驶证（车辆所有人为张青，系原告妻子）到被告下属开福区大队处罚窗口接受处理，窗口工作人员（非民警）向原告出示了该车的违法照片，将《违法行为告知单》编号输入电脑，在电脑系统自动生成编号为430100-1976499490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后，将该《处罚决定书》打印交原告签名确认，并连同缴款书通知书一起送达给了原告，原告于当日到指定银行柜面自行缴纳了罚款100元。此后，原告因对上述处罚决定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另查明，八一路与迎宾路交叉路口红绿灯处悬挂有全路段禁止停车的交通标志。被告下属开福大队处罚窗口工作人员（非警员）在原告接受处罚过程中实际履行出示证据（违停照片）、收取原告主动提交的本人身份证和驾驶证以及涉案车辆行驶证复印件、将《违法行为告知单》编号输入被告交通违法简易程序处罚系统、将电脑自动生成的《处罚决定书》打印件送达给原告等辅警人员岗位职责。本院认为：维护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保护自身和他人的人身与财产安全，是每一个交通参与者应尽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作为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有权对其辖区内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处罚。本案中，湘Ａ×××××号小车被停放在实行全天禁止机动车在人行道、非机动车车道和机动车道内停放的道路上，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因驾驶人不在现场，被告针对上述违法行为将《违法行为告知单》张贴在该车左侧玻璃上，应视为对该车车主或车辆实际管理及使用人的告知；原告作为该车登记车主的丈夫对车辆负有同等管理义务，其事后根据上述告知，主动到被告下属开福大队处罚窗口接受处罚，原告对违法事实未当场提出异议，被告遂依简易程序对原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原告诉称被告非警务人员无执法主体资格执法和被告处罚决定事实认定错误的理由，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不能成立；原告诉称被告适用法律错误，本案被处罚违法行为是停车行为，而非机动车行驶行为，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关于通行的规定，被告不能引用该法第九十条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经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章第二节“机动车通行规定”所含的第四十二条至第五十六条中，既有关于机动车行驶的规定，也有关于机动车停放的规定。由此可见，该法第三十八条“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中的“通行”，包含机动车的行驶和停放等情形。因此，原告的上述理由，与该法条的原意不符，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原告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徐发科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徐发科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至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翰旻审 判 员  孙 昤人民陪审员  李秋莲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李 思附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