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渝民再66号
抗诉机关：重庆市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张民洪。
委托代理人：郎启发，重庆舒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甘莉。
委托代理人：田永禄，重庆经冠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重庆民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南宾镇下街。
法定代表人：张民洪，该公司总经理。
申诉人张民洪与被申诉人甘莉、重庆民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楠公司）合同纠纷一案，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4年3月17日作出（2013）石法民初字第02872号民事判决。张民洪不服该判决，向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审理后于2014年6月3日作出（2014）渝四中法民终字第00414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张民洪仍不服，向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提起申诉，该院审查后作出渝检民监（2015）50000000136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起抗诉。本院审查后作出（2015）渝高法民抗申字第00094号民事裁定，本案由本院提审。本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6月16日公开开庭缺席审理了本案。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朱振喜、孙大为出庭履行职务。申诉人张民洪的委托代理人郎启发，被申诉人甘莉及其委托代理人田永禄到庭参加了诉讼，一审被告民楠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理查明：2006年6月3日，民楠公司与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丝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丝绸公司）签订《房屋买卖与拆迁合同》约定，丝绸公司将位于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南宾镇滨河路12号（原丝绸公司南宾茧站）建筑面积271.38平方米的门面房10间、建筑面积364.08平方米的营业房（位于2楼）、建筑面积2063.14平方米的仓库出售给民楠公司用于房地产开发，售价100万元。双方在该合同中约定的标的物不包含甘莉主张的该房屋顶楼上加盖的小会议室。
2008年1月12日，张民洪给甘莉出具《欠房凭条》载明：“张民洪欠甘经理住房一套大约（70㎡），在滨河路养路段。欠房人张民洪，2008年元月12日”。同年5月30日，张民洪给甘莉出具《承诺书》载明：“我张民洪承诺甘莉在蚕桑局的房子，三单元二号房子一套（靠养路段，原承诺的房子作废），承诺人张民洪，2008年5月30日”。
2013年9月6日，甘莉向张民洪邮寄了追讨欠房告知书。
另查明：甘莉系丝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民洪系民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双方均认可张民洪出具的《欠房凭条》和《承诺书》仅代表张民洪本人，不代表民楠公司。
甘莉向一审法院诉称：其于2006年4月25日以20万元的价格购买了丝绸公司位于案涉房屋楼顶加盖的会议室。2006年6月3日，张民洪以民楠公司名义用100万元购买了案涉房屋，但由于张民洪所购买上述房屋中不包括其在该幢房屋楼顶上的会议室，所以张民洪于2008年1月11日与其就会议室房屋的拆迁事宜达成协议，由张民洪将其会议室拆除后就地返还甘莉约70平方米的住房一套。为此，张民洪出具了《欠房凭条》1份。同年5月30日，张民洪为了明确还房的具体位置，又出具了《承诺书》。请求判决张民洪折价赔偿70平方米住房价值31.5万元。张民洪答辩称:甘莉诉称的会议室不存在，甘莉应举示其拥有会议室的证据。双方达成的由其给甘莉一套70平方米住房的约定已经废止，《承诺书》仅是约定了房屋位置，并没有约定房屋价款和交付时间及面积，是一个无效承诺，承诺仅是一种认购方式，只有甘莉付款才能获得房屋，而且《承诺书》承诺的房屋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民楠公司答辩称:甘莉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因为其以100万元购买原丝绸公司房屋是全部购买，不存在楼顶会议室未购买的事实，对此，其有产权证和合同证明。项目涉及的12户被拆迁户均是在2006年全部签约完毕后才开始拆除旧房的，而甘莉没有房屋被拆迁的事实，其没有给甘莉拆迁还房的义务。另外，按照甘莉在庭审中的陈述和举示的证据，会议室只有100多平方米的面积，甘莉却仅要求补偿约70平方米的房屋，亦不合情理。
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认为，虽然甘莉对其主张的小会议室无证据证明是客观存在的，也未见合法的房屋产权证，但从张民洪向甘莉出具的《欠房凭条》和《承诺书》的字义分析，可以得出《承诺书》属于还房承诺，而不是认购书。张民洪自愿承诺还房给甘莉，系其对自己民事权益的处分，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尊重当事人的约定。因此，张民洪应当按照约定还房给甘莉。因该约定内容现已无法履行，双方认可如果甘莉的请求得到法院支持，同意按照每平方米4000元的价格补偿（70平方米房屋价值28万元），因此该院对甘莉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另外，张民洪出具的《承诺书》并未约定具体的还房时间，因此甘莉在2013年9月6日向张民洪主张权利，于2013年11月7日向法院提起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对于张民洪的该抗辩理由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七）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张民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折价补偿甘莉70平方米房屋价值28万元；二、驳回甘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25元（原告已预缴），由张民洪承担5500元，甘莉承担525元。
张民洪不服一审判决，向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
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从2012年1月12日张民洪向甘莉出具的《欠房凭条》的名称和内容判断，该《欠房凭条》不具有认购书的特征，而是一份欠房凭证。张民洪于2008年5月30日出具的《承诺书》是对《欠房凭条》还房内容的具体化，《承诺书》同样不具有认购书的特征，仍是一份欠房凭证，故张民洪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欠房凭条》和《承诺书》均由张民洪出具，其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无证据证明张民洪在出具《欠房凭条》和《承诺书》时有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情况，因此合法有效，张民洪应按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双方争议的会议室存在与否，不影响《欠房凭条》和《承诺书》的效力，该院无需对此事实进行评判。张民洪出具的《承诺书》并未约定具体的还房时间，甘莉可随时主张返还，其在2013年9月6日向张民洪主张权利，于2013年11月7日向法院提起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该院对张民洪的该上诉理由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25元，由张民洪负担。
抗诉机关抗诉称，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再审。因为本案是一起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而非一般的合同纠纷，现双方当事人对被拆迁的标的物即会议室存在与否发生争议，人民法院必须查清，否则就成了空中楼阁。二审判决不予评判是错误的。经查，案涉会议室确实存在，系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加盖，丝绸公司系通过竞买获得产权。甘莉虽称其获得了案涉会议室的产权，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且其自认在一审诉讼中提交的有关案涉会议室的房屋买卖协议是虚假的，是伪造的，其在接受抗诉机关调查时称，其仅是向公司股东刘某某讲过要购买案涉会议室的事情，但是未谈具体价格，未支付房款和签订协议。可见，案涉会议室仍然属于公司所有，而非甘莉的个人财产，故甘莉不能成为安置主体，因此张民洪给甘莉出具的《欠房凭条》和《承诺书》因为权利主体错误而无效。
张民洪申诉称，《承诺书》不具有法律效力。因为案涉会议室并不存在。除此之外，其同意抗诉机关的其他抗诉意见。另外，由于民楠公司未按《房屋买卖与拆迁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为了防止丝绸公司法定代表人甘莉提出解除合同的主张，其才向甘莉出具《欠房凭条》和《承诺书》，因此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原审判决，驳回甘莉的诉讼请求。
甘莉辩称，原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因为张民洪向其出具《欠房凭条》和《承诺书》的原因是其系案涉会议室的所有权人，而且案涉会议室客观存在，系砖木结构，面积200平方米左右。该会议室其已向丝绸公司购买，虽然没有签订买卖合同，但是其向股东刘某某说过此事。虽然没有交购房款，但是丝绸公司本身欠其债务达400多万元，其作为丝绸公司的大股东，尚未与丝绸公司结算。更何况双方的案件已经通过执行和解执行完毕，抗诉机关不应抗诉。
民楠公司未答辩。
抗诉机关在审查过程中，向甘莉、张民洪、程启泉进行了调查。张民洪在调查笔录中称，出具《欠房凭条》的原因是甘莉在签订案涉《房屋买卖与拆迁合同》中，将价款从120万元降为100万元以及后来民楠公司对该合同违约，其作为民楠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股东，担心甘莉以此为由解除合同。甘莉在调查笔录中称，其作为丝绸公司股东，占有公司股份为93%。案涉《房屋买卖与拆迁合同》中的房屋，其与冉某和孙某某谈的价格是110万元，但是张民洪想购买，并通过某局副局长周某做工作，其看在周某的面子上才把价格降到100万元。张民洪向其出具《承诺书》的原因是该房屋顶楼有200平方米左右的会议室，该会议室系其向公司购买，虽然公司没有开会讨论过，其也未向公司付款，但是其向股东刘某某说过，而且公司欠其债务数百万元。程启泉在调查笔录中证实，案涉房屋三楼的会议室修建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属于砖木结构，共计三间，建筑面积至少100余平方米。
张民洪质证认为，对这些调查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甘莉和程启泉有关会议室的证词有异议。甘莉质证认为，其向抗诉机关陈述后，要求修改记录，但是抗诉机关不同意。其对程启泉证实的内容无异议，对张民洪向抗诉机关陈述的内容有异议。
本院对抗诉机关举示的甘莉、张民洪、程启泉的调查笔录的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确认，对这些调查笔录内容的真实性问题，将综合全案证据予以认定。
甘莉在再审审理中出示了秦华于2004年10月8日向甘莉出具的《承诺》。秦华在该《承诺》中载明其于2003年10月在原丝绸公司旧仓库顶楼盖有30平方米小房放杂物。今后若甘莉要拆迁重新建房，其将自觉拆除，绝不找甘莉赔偿损失。
张民洪质证认为，其对秦华出具的《承诺》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因为秦华在《承诺》中已经写明房屋系其自己加盖。
本院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确认。
再审查明：1.民楠公司未按期向丝绸公司支付双方之间《房屋买卖与拆迁合同》中的尾款。2.甘莉主张的案涉会议室的产权问题，本院将在判决理由部分予以评议。3.再审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各持己见，未能达成协议。
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二审相同。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张民洪是否应当给付甘莉约70平方米的住房一套。现评议如下：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诉讼中，甘莉虽然举示了张民洪向其出具的《欠房凭据》和《承诺书》以证明张民洪承诺给付其房屋一套的事实，但是对于张民洪向其出具该《欠房凭据》和《承诺书》的原因事实却未举示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对于张民洪承诺给付甘莉房屋一套的原因问题，甘莉陈述为“是对其个人所有的大约200平方米会议室的补偿。”对甘莉的该陈述，张民洪不但不予认可而且提出“是为防止甘莉解除两个公司之间的《房屋买卖与拆迁合同》、系向甘莉行贿”等完全不同的辩解。在这种情况下，甘莉作为一审诉讼之原告，对于这一支持其诉讼请求的原因事实负有举证证明之责任。
为此，甘莉在一审、二审和再审诉讼中所举示的证明这一原因事实的证据主要是案涉《欠房凭据》和《承诺书》，然而，该《欠房凭据》和《承诺书》中并未载明双方当事人争议的原因事实，甘莉亦未举示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更何况，前述原因事实得以成立的基础之一是甘莉系案涉会议室的所有权人，但是甘莉并未举证证明其取得了案涉会议室的所有权。诉讼中，甘莉称其购买了该会议室，然而根据其陈述，对于购买会议室事宜，其仅向丝绸公司股东刘某某说过，并未经丝绸公司股东会或者董事会讨论通过，且未与丝绸公司签订协议，亦未向丝绸公司付款，也无丝绸公司有关欠账的记载。可见，甘莉对其购买了案涉会议室之主张，亦无相应证据予以证明。而且，甘莉所称张民洪出具《欠房凭据》和《承诺书》的原因是对案涉会议室的补偿，但是该《欠房凭据》和《承诺书》却产生于案涉《房屋买卖与拆迁合同》签订一年半之后以及该合同涉及的房屋被拆迁完毕之后，与先补偿，后拆迁的日常经验明显不合。
简言之，甘莉有关购买了案涉会议室的主张缺乏基本证据证明，对张民洪向其出具《欠房凭据》和《承诺书》的原因事实的主张亦缺乏基本证据证明，且与日常生活经验相悖。甘莉作为一审诉讼之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综上所述，抗诉机关的抗诉理由成立，其抗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张民洪在再审中的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14）渝四中法民终字第00414号民事判决和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3）石法民初字第0287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甘莉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6025元，由张民洪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6025元，由张民洪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超
代理审判员 邹玉辉
代理审判员 马艳艳
二〇一六年八月四日
书 记 员 张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