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799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市九美展示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东升镇同兴西路85号。
法定代表人：占锡玖，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市海盟展示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南合路第三工业区厂房A（侨光纺织品对面）。
法定代表人：邓祥海，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白峻，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先映，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省纺织品进出口广通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168号9楼。
法定代表人：吴敏书，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孔庆璋，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立青，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广州利菱机电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沐陂西街19号大院贰号103房。
法定代表人：陈展标。
原审第三人：张宇辉，男，汉族，1973年6月7日出生，住广州市天河区。
上诉人中山市九美展示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美公司）、上诉人中山市海盟展示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东省纺织品进出口广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通公司）、原审第三人广州利菱机电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菱公司）、张宇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5）穗越法民二初字第8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九美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驳回广通公司原审诉讼请求；2.由广通公司、海盟公司承办本案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本案属于借贷纠纷而不是买卖合同纠纷，广通公司提供的证据《购销合同》系利用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当认定无效，因为《购销合同》反映的交易并非真实存在，实际是借款人张宇辉需要向广通公司借款，但是广通公司经营范围不具有对外发放贷款的业务，于是就虚拟了合法交易，来达到借款目的。九美公司在这个虚拟的交易中仅仅是充当了一个过渡的角色，事实上九美公司并未向广通公司采购《购销合同》所涉及的产品，而广通公司委托的海盟公司实际上也并未向九美公司交付过任何货物，所以本案中并未有实际的货物进行流转，仅仅是所谓的“货款”进行了几次流转，先是由本案中广通公司支付给了海盟公司，再由海盟公司将款项转给了张宇辉，以上“货款”并未到过九美公司，所以本案属于借贷纠纷而非买卖合同并且张宇辉是实际借款人也是借款的实际使用人，该借款与九美公司没有关系。其次，九美公司没有非法占有广通公司货款及欺诈的事实，也没有与海盟公司恶意共同串通。在本案中九美公司没有收到货物，也没有收取广通公司的款项，广通公司所主张的货款实际上是由张宇辉实际支配和使用，并且海盟公司确认以上事实，九美公司没有收取货物和货款，不存在欺诈，也不存在恶意串通。
海盟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驳回广通公司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广通公司承担。
事实与理由：海盟公司与九美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海盟公司原本只是广通公司追加的一个第三人，且从广通公司提交的证据来看，海盟公司已经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广通公司仅能要求九美公司向其承担还款义务。本案名为买卖合同关系，实为借贷关系，但实际的借款人既不是海盟公司，也不是九美公司，而是张宇辉。本案当中，海盟公司与九美公司均不认识广通公司内部的任何人，全程是张愚与海盟公司和九美公司联系，虽然海盟公司与九美公司均在张愚提供的文件上加盖过公章，但资金的最终的主要流向是广州建辉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辉公司)，另外，海盟公司与张宇辉(广州利菱)及九美公司于2014年6月20日签订一份《关于九美公司因赊销业务贷款与张宇辉、邓祥海之问误会协商事宜的说明》也明确了广通公司起诉的款项的实际使用人为张宇辉。而张宇辉与海盟公司及九美公司签订上述文件时自称代表利菱公司。海盟公司经向广东省工商局查询得知，建辉公司及利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主要投资人均为陈展标，因此上述两个公司为关联公司，则借款的实际使用人也不排除是陈展标本人。广通公司最初起诉时主张其与九美公司的关系为买卖合同关系，在海盟公司原审中讲出本案当中并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关系的实情时，广通公司又主张其与海盟公司及九美公司之间为借贷关系。原审庭审中，海盟公司曾当庭询问广通公司由谁出面与海盟公司和九美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广通公司称负责与海盟公司和九美公司签订合同的业务员已经离职，对与合同签订的具体情况无法进行核实；海盟公司当庭询问由谁负责审核合同，由谁负责审核放款时，广通公司又称其无法核实，并辩称本案系公司行为，并非业务员的个人行为；在九美公司主张要求追加利菱公司和建辉公司为本案第三人时，广通公司又明确表示不追诉上述两个公司。海盟公司经查询广通公司的企业机读档案资料得知，广通公司的注册资本仅为人民币l30万元，而其此次借出的款项为1152000元，几乎相当于其自身的注册资本，如此重大的对外借贷，广通公司却不清楚是由谁负责对外联络签订合同，也不清楚是由谁负责审核合同、由谁负责监督合同的履行、由谁负责付款，上述事实明显不合常理。从以上所有事实和细节不难看出，本案当中最大的受益人就是张宇辉、陈展标、利菱公司和建辉公司，海盟公司与九美公司并未因本案得到任何利益，并且广通公司在诉讼阶段明确表示不向因本案最终受益的人员和公司追责。综合上述事实，广通公司与张宇辉、陈展标、建辉公司、利菱公司等人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和第三人利益的事实。
海盟公司当庭变更其上诉事实与理由为：（一）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广通公司分别与海盟公司、九美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海盟公司出具的《送货单》、《运输证明》，九美公司出具的《收货及验货单》，以及海盟公司开具给广通公司的增值税发票，广通公司开具给九美公司的增值税发票，广通公司支付货款给海盟公司的凭证等，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充分证明海盟公司和广通公司所签订的《购销合同》，以及广通公司和九美公司所签订的《购销合同》，合法有效，三个主体之间形成两个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本案并非借贷法律关系。
（二）本案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等法定的合同无效情形，原审法院关于海盟公司和九美公司存在恶意串通的论证过程非常草率，并不符合法定的排除合理怀疑的严格标准，属适用法律严重错误。1.《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指的是串通者之间签订的合同无效。本案中，海盟公司、广通公司、九美公司之间形成了两个《购销合同》，广通公司在两个《购销合同》中分别为买受人和出卖人，而海盟公司和九美公司之间并未签订合同。所以，即便认定海盟公司和九美公司恶意串通，也不能认定两个《购销合同》无效。2.根据《民事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可见，关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认定标准，法律规定越来越严格，按照上述排除合理怀疑的严格标准，本案不应当认定存在恶意串通的严重事实。3.原审法院关于海盟公司和九美公司存在恶意串通的论证过程非常草率，仅仅凭借广通公司未收到九美公司应支付的货款，就得出海盟公司和九美公司之间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结论，缺乏事实根据，查明案件事实严重不负责任。4.即便广通公司因收不到1152000元货款权益受到侵害，最恰当的维权方式是根据双方所签订的《购销合同》，由广通公司追究九美公司的违约责任，而不是主张《购销合同》无效。
（三）海盟公司与广通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后，海盟公司于同年4月18日完成了送货义务，并开具了增值税发票。同年4月22日，广通公司向海盟公司支付了1152000元货款。该《购销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广通公司是在海盟公司完成了交付货物之后，广通公司才向海盟公司支付货款，海盟公司是严谨且慎重的，不存在任何被欺诈的事实，双方之间也不存在违约行为。
（四）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如果广通公司在履行其与九美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中没有收到相应货款，应依法向九美公司主张违约责任，与海盟公司无关。
（五）中山市公安局出具《立案告知书》，载明九美公司法定代表人占锡玖被立案侦查，该诈骗犯罪行为是否与本案有关，尚无定论。退一步说，即便法院认定九美公司存在合同欺诈行为，该欺诈行为也仅仅发生在广通公司和九美公司之间，与海盟公司无关，不应判令海盟公司向广通公司承担责任。
（六）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即便认定海盟公司或者九美公司对广通公司进行了欺诈，导致广通公司在错误意思表示下签订两个《购销合同》，广通公司依法所享有的权利是撤销或者变更《购销合同》的权利，而非主张《购销合同》无效。
广通公司答辩称：同意原审判决，不同意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利菱公司、张宇辉未到庭作出陈述。
广通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九美公司、海盟公司向广通公司返还货款1198080元；2.九美公司、海盟公司支付资金占用的利息（以1198080元为基数，从2014年4月22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3.九美公司、海盟公司支付因维权而支出的律师费20000元；4.九美公司、海盟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广通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国内贸易、货物进出口等；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乳制品等。九美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生产、加工、销售展示柜。海盟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研发、生产、加工、销售展示制品等。
2014年4月17日，广通公司（买方）与海盟公司（卖方）签订合同编号为2014GTAD0916F的《购销合同》，约定买方受九美公司委托，以买方的名义与卖方签订本购销合同，货物品名为手机靠墙配件柜、手机展柜，货款金额1152000元，交货期为2014年4月23日前；交货地点为九美公司，运输工作和运输费用由卖方承担；货到九美公司并经验收合格后，卖方凭开出的增值税发票和已加盖卖方公章的出仓单或送货单，及有买方和九美公司分别签名和盖公章的收货单，向卖方要求付款；买方付款可使用电汇、汇票、划账等方式将货款付给卖方。
2014年4月17日，广通公司（卖方）与（买方）九美公司签订编号为2014GTAD0916F的《购销合同》，约定卖方受买方委托与海盟公司签订了本合同项下货物的购销合同，现将该货物按合同约定条件交付买方，货物品名为手机靠墙配件柜、手机展示柜，合计1198080元；交货时间为2014年4月23日前，可分批交货；交货地点为买方九美公司工厂所在地；结算方式为卖方货物交割后，买方凭卖方开出的增值税发票以货物交割日期起90天内以电汇、支票、划账等形式将货款付给卖方。
2014年4月18日海盟公司出具《运输证明》，载明广通公司在该司订购的以下产品，该司已按照合同要求将所有货物从该司地址自行送到指定收货人九美公司的地址，合同号为2014GTAD0916F，货物为手机靠墙配件柜、手机展示柜，送货日期为2014年4月18日，车牌为粤Ｔ×××××，司机名称为唐桂付。2014年4月18日海盟公司出具《送货单》，合同号为2014GTAD0916F，货物品名为手机靠墙配件柜、手机展柜，货款合计金额为1152000元，九美公司在代收货单位处加盖印章并有法定代表人占锡玖的签名。2014年4月18日，九美公司出具《收货及验货单》，载明收到广通公司交来合同2014GTAD0916F项下手机靠墙配件柜、手机展柜的货物，已经收货人验收，货物的品名、规格、数量、质量均符合合同要求，该单还有九美公司法定代表人占锡玖的签名。
2014年4月18日，海盟公司作为销货单位向广通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货物名称为手机展柜、手机靠墙配件柜，金额总计1152000元。
2014年4月22日，广通公司向海盟公司支付1152000元，附言为支付货款。
2014年4月24日，广通公司作为销货单位向九美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金额总计1198080元。
2015年4月20日广通公司与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签订编号为2015诉字309号《委托合同》，载明广通公司委托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处理广通公司与九美公司等之间因2014GTAD0916F《购销合同》而产生的诉讼；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开具律师费20000元的增值税发票给广通公司。
2015年5月27日广通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九美公司支付货款1198080元并支付利息、律师费。后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追加海盟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在本案2016年6月6日第二次开庭审理时，九美公司及海盟公司到庭，表示本案并非买卖合同关系，实际系借贷关系，并申请追加借款使用人张宇辉到庭。因广通公司表示对张宇辉、利菱公司并无诉求，原审法院追加张宇辉、利菱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2016年10月13日本案第三次开庭审理时，广通公司变更诉讼请求，认为本案两份《购销合同》无效，主张海盟公司与九美公司共同作为被告返还货款，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律师费等。
九美公司为证实其抗辩主张，在本案提交《关于九美公司因赊销业务贷款与张宇辉、邓祥海之间误会协商事宜的说明》，时间为2014年6月20日，地点为广州市昊祺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会议室，协商人包括张宇辉（广州利菱）、占锡玖（中山九美）、邓祥海（中山海盟），协商事宜为关于九美公司因赊销业务贷款与张宇辉、邓祥海之间误会的协商事宜。具体载明，经张宇辉、占锡玖、邓祥海见面沟通协商和昊祺的居间协调，协商事项如下：一、占锡玖（中山九美）和邓祥海（中山海盟）于2014年4月17日签订编号为2014GTAD0916F的合同有效并具有法律效力，但此笔款因张宇辉、邓祥海、占锡玖的原因，张宇辉已用了上述的合同标明的全部款项，并愿为此承担还款责任。二、占锡玖（中山九美）已清楚知晓2014年4月22日省纺集团辖下广通贸易公司放款的资金去向及事情的来龙去脉，并已与邓祥海、张宇辉二人达成谅解。三、张宇辉、占锡玖、邓祥海三人通过广州市昊祺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出面协调，已明确此笔款项还款的解决方案，1、张宇辉已用全部款项并承担全部还款责任；2、张宇辉、邓祥海、占锡玖之间因放款、用款等方面所产生的误会已全部消除；3、张宇辉于6月23日前制定相应的还款计划并提供相应的担保凭证（如房产证等）给占锡玖，并承诺于7月21日前分期还清合同号为2014GTAD0916F的国企赊销货款，总金额1198080元，如因张宇辉违约，占锡玖和邓祥海可追究张的违约责任；4、占锡玖（中山九美）和邓祥海（中山海盟）对张宇辉的还款给予谅解、配合和监督等。该说明，有张宇辉字样的签名，占锡玖、邓祥海的签名，以及九美公司、海盟公司的签章，时间为2014年6月20日。广通公司认为，上述说明并无广通公司盖章，但从上述文件内容可知，海盟公司与九美公司之间是认识的，并且通过恶意欺诈的形式共同骗取了广通公司的货款，骗取广通公司货款后，有关骗取的款项被张宇辉等人转移。海盟公司表示，该说明属实，海盟公司的印章是真实的，款项是由张宇辉使用，与海盟公司、九美公司无关。
海盟公司为证实其主张，在本案提交下列证据：现金支出凭证、支票存根、银行转账凭证，拟证实广通公司将款项转到海盟公司账上后，张愚将所有款项都进行了转移。包括：两张支票存根时间均为2014年4月22日，金额分别为100万（收款人广州建辉贸易有限公司）、49000元（用途为备用），对应现金支出凭证金额为1049000元，收款人海盟公司认为签名人为“张愚”，以及农商行取款49000元的回单及转账100万元的回单；2014年5月9日从邓祥海账户转账给徐保丽30000元，附言退广东省纺织品进出口广通贸易往来款，对应现金支出凭证收款人为徐保丽；2014年4月24日从邓祥海账户转账给徐保丽50000元的网银交易记录，附言为往来款，对应现金支出凭证收款人海盟公司认为签名是“张愚”；2014年6月18日从邓祥海账户转账给徐保丽50000元的网银交易记录，附言为退广东纺织品进出口广通贸易往来款，对应现金支出凭证收款人海盟公司认为签名是“张愚”；海盟公司2014年6月18日转账给广州锐岸装饰工程有限公司200000元的回单，摘要为货款，对应现金支出凭证，海盟公司认为签名人为“张愚”；转账至赵华账户100000元的网易交易记录，无法显示转出账户，附言为退还广东省纺织品进出口广通贸易往来款，对应现金支出凭证的收款人为赵华；出票时间为2014年9月9日的支票存根，金额为60000元，收款人为广州锐岸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同时，海盟公司表示，虽然上述凭证收款人均非张宇辉，但整个时间一直都是一个叫张愚的人与海盟公司联系，海盟公司按照张愚指示将款项进行了转出，张愚称款项是退回给广通公司，但海盟公司无任何接受付款指令的书面通知。广通公司质证后表示，收款人并不是广通公司或广通公司公司的员工，广通公司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不予确认；从上述证据也可以看出是海盟公司在收到款项后没有将款项支付给九美公司。九美公司质证后表示，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关联性均予以确认，可证实所有资金九美公司都没有占用过，也不知情，也可以证实九美公司未实施任何欺诈行为，九美公司也是在本案发生后才认识了海盟公司的人；据了解张愚是化名，九美公司并无张愚的身份信息，也不知道张愚的真实身份，但是九美公司是通过张愚找到了张宇辉签订了九美公司提交的《关于九美公司因赊销业务贷款与张宇辉、邓祥海之间误会协商事宜的说明》。
广通公司主张，因经办业务员已经离职，对于当时合同签订的具体情况无法进行核实，但本案系公司行为，并非是业务员个人的行为；广通公司并没有实际见证货物的交付、运输及收货；之所以海盟公司、九美公司都在中山，还通过广通公司签订合同，是因为九美公司当时向海盟公司购货要求赊销时，海盟公司拒绝，因此九美公司找到广通公司，而广通公司同意九美公司赊销的要求，按照九美公司的要求向海盟公司采购了九美公司所需要的货物，并且广通公司与九美公司在合同里约定了90天的赊销期限，广通公司接受赊销业务就是通过向海盟公司买进货物再转售给九美公司，这一买一卖的差价就是广通公司进行买卖交易所取得利润；广通公司认为与九美公司、海盟公司之间为买卖合同的关系，但现在基于海盟公司、九美公司的陈述，主张本案两份《购销合同》均为无效，无效的理由为海盟公司、九美公司虚构买卖的形式，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恶意串通来骗取广通公司的货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对海盟公司、九美公司进行主张，本案中对张宇辉没有诉求。九美公司认为其与广通公司无任何关系，九美公司与广通公司之间的《购销合同》为无效合同，是为配合放贷才加盖印章；九美公司与海盟公司并不相识，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况，也并没有从中获利。海盟公司认为其与广通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是为了配合放贷才加盖印章，海盟公司与广通公司之间的《购销合同》为无效合同；是广通公司与张宇辉等人之间串通，而并非是海盟公司与九美公司进行了串通，海盟公司在本案也并无任何获利，现也并无任何证据证实海盟公司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广通公司未能回应审核合同、进行放款的负责人以及具体细节，广通公司回避的行为恰好可以说明是广通公司与张宇辉等人存在串通。九美公司、海盟公司表示在与广通公司签订本案《购销合同》时就已经知悉并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广通公司为放款人，款项实际使用人是张宇辉。海盟公司、九美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实广通公司对签订《购销合同》并无真实买卖关系，实际为借贷关系知情。
另查，广通公司与海盟公司、九美公司均表示已向公安部门报案，但并未收到立案通知。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争议焦点为广通公司与海盟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以及广通公司与九美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的效力问题，也即是否存在上述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本案海盟公司、九美公司提交的《关于九美公司因赊销业务贷款与张宇辉、邓祥海之间误会协商事宜的说明》仅能反映海盟公司确认收取广通公司支付的款项后交给了张宇辉使用，该说明仅系九美公司、海盟公司与张宇辉之间在签订《购销合同》并取得广通公司支付的款项之后进行的约定，并无广通公司确认，无法证实广通公司对该说明知情并确认为借贷关系；海盟公司提交的现金支出凭证、支票存根、银行转账凭证的收款人均非海盟公司提到的借款实际使用人张宇辉，也无法显示海盟公司是接受广通公司指令进行了上述操作并将款项支付给广通公司确认的借款使用人，况且部分转出的账户也并非是海盟公司的账户，而是其法定代表人邓祥海的个人账户；海盟公司、九美公司也未能提交其他证据证实广通公司对签订《购销合同》并无真实买卖关系，实际为借贷关系知情并故意为之；九美公司以及海盟公司现有证据无法证实本案为借贷关系，取得广通公司支付的款项是在广通公司授意下用作借款给张宇辉使用；与此同时，广通公司在本案提交了与九美公司、海盟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海盟公司出具的《送货单》、《运输证明》，九美公司出具的《收货及验货单》，以及海盟公司开具给广通公司的增值税发票，广通公司开具给九美公司的增值税发票，广通公司支付货款给海盟公司的凭证，形成了广通公司从海盟公司购买货物再销售给九美公司，并由海盟公司交货给九美公司的完整证据链条；海盟公司、九美公司确认在与广通公司签订《购销合同》时均对买卖交易不真实知悉，却又在自称明知交易不属实的情况下，与广通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并分别出具《收货及验货单》，以及《送货单》、《运输证明》、增值税发票。由此可知，九美公司以及海盟公司上述签订合同，出具证明确认送货、收货并开具发票等行为，存在恶意串通欺骗广通公司的合意，且该行为使得广通公司实际相信本案买卖交易的存在，并向海盟公司实际支付了货款，损害了广通公司的利益，广通公司主张九美公司与海盟公司存在恶意串通骗取广通公司支付货款，损害广通公司利益的主张成立，广通公司与九美公司，以及广通公司与海盟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均应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五十九条规定，“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据此规定，九美公司与海盟公司恶意共同串通存在过错，应与海盟公司共同承担责任，九美公司与海盟公司应共同返还广通公司已支付的货款1152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的利息，利息从支付款项次日起，即2014年4月23日起计算至判决限定还款之日止，广通公司主张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为标准计算并无不当，原审法院予以准许。关于广通公司主张的律师费，并非是必须发生的损失，原审法院对广通公司主张律师费的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海盟公司与九美公司共同向广通公司返还货款1152000元；
二、海盟公司与九美公司共同向广通公司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以1152000元为基数，从2014年4月2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的标准计算至判决限定还款之日止）；
三、驳回广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受理费17351元、保全费5000元，由海盟公司、九美公司共同负担。
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中，广通公司明确其诉讼主张系以九美公司与海盟公司恶意串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虚构买卖交易骗取广通公司货款为由，要求确认广通公司与海盟公司、九美公司分别签订的《购销合同》均为无效，并据此要求九美公司、海盟公司共同承担款项返还责任。故本案争议焦点是对案涉两份《购销合同》效力的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已明确规定可确认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包括：“（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其中，该条款第（二）项关于恶意串通的规定，有别于第（一）项确定的合同“一方”当事人行为即可构成合同无效的认定事由，其适用范围应限于缔约双方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合同缔约方以外的第三人利益。同样，上述条款第（三）项所指“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即双方当事人实施的行为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缔约目的是非法的，此种“目的”亦应是合同双方的共同目的，至少是双方共同明知或理应知悉的目的，是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而根据本案事实，案涉两份《购销合同》系由广通公司分别与九美公司、海盟公司签订，广通公司均为合同一方主体，在此情况下，其主张九美公司、海盟公司存在恶意串通，或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骗取其签订合同，均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可确认合同无效之法定情形。即便存在该项事实，广通公司亦仅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关于“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的规定主张权利。据此，原审法院认定涉案《购销合同》无效并判令九美公司、海盟公司共同承担货款返还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确认。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对合同效力认定错误，判决不当，应予撤销。九美公司、海盟公司的上诉请求，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5）穗越法民二初字第836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广东省纺织品进出口广通贸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7351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351元，均由被上诉人广东省纺织品进出口广通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莫 芳
审判员 汤 瑞
审判员 杨 凡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李泳筠
华章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