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衡桃彭民二初字第301号
原告：单锡定。
委托代理人：张贤，河北双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河北富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衡水市。
法定代表人：翁镇光，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松岩，北京市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翁镇光。
委托代理人：张松岩，北京市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红立，河北中衡诚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单锡定与被告河北富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三人翁镇光因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5年9月6日受理后，由审判员牟庆峰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1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本案案情复杂，我院于2016年4月1日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4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单锡定及其委托代理人张贤、被告河北富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第三人翁镇光的委托代理人张松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单锡定诉称：2010年3月22日，第三人翁镇光注册成立河北富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性质为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翁镇光，注册资本5000万元。依照《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可以在符合公司法规定前提下对外转让出资；公司设执行董事一人，行使对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的权利。2011年4月原告经人介绍参与该公司经营。2011年6月17日与第三人翁镇光签订《股份合作协议书》一份，就股权转让事宜以及原告工资待遇进行约定。2012年4月18日，其与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由第三人翁镇光将其名下持有的被告河北富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股权作价500万元出让给原告。协议签订后，原告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但被告之人并未依约定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原告要求：1、确认原告为被告河北富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享受该公司10%股权；2、被告河北富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原告签发出资证明书并将原告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3、被告河北富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工商部门为原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被告河北富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恒公司”）、第三人翁镇光辩称：一、单锡定已经向富恒公司部分实际出资，被告、第三人对原告股东身份不持异议；二、根据双方协议约定，单锡定并未全面履行作为富恒公司股东的出资义务，其主张享有富恒公司10%股权的诉讼请求没有了事实基础；三、关于单锡定与富恒公司之间的股东出资纠纷，富恒公司已向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已经受理此案，本案应待中级法院出资纠纷解决后继续审理。
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征得各方当事人的同意，确定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原告单锡定在河北富恒开发有限公司享有多少股权是否属于本案审理范围？2.如股权份额可以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应当如何处理？
围绕本案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告单锡定陈述并举证如下：
原告单锡定在被告公司享有的股权为10%，根据双方2012年4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双方明确的约定将10%的股份转让给原告，本案的股权比例应当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确认股东资格应当确认公司股东在该公司的股权比例。现在被告富恒公司已经确认了原告的股东身份和资格，就应当明确原告在公司的股权比例份额。所以原告认为在被告公司拥有10%的股权并且属于本案审理范围。
提交证据：原告与被告和第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出资收据汇款凭证等五份用于证明原告向被告公司出资的情况。
被告富恒公司、第三人翁镇光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一真实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协议签订的时间是2012年4月18日，现在公司的出资情况其中认缴部分和实缴部分均发生变化，已经由原来的5000万元变为了3亿，实缴资金达到了2.37亿元，且该资金到位的时间远远早于单锡定提起本案诉讼的时间。对证据二需要与被告翁镇光核对。
围绕本案第一个争议焦点，被告富恒公司与第三人翁镇光陈述如下：1.确认股东资格纠纷主要处理的对象就包括公司是否确认单锡定为公司的股东资格，既然本案已经确认了单锡定的股东资格，原告在公司的出资情况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那个范围是属于股权转让的范围。公司本身是公司股东股权的载体，不应当介入到公司股东之间就股权转让所产生的争议之中，所以针对本案原告与翁镇光存在股权转让的纠纷应当另案解决，买卖双方股东是原被告公司应当为第三人。原告试图在本案中将两个案由的事项一起解决，我方认为不符合法律规定。孙品玉、林小凡两案不应成为本案的判例。翁镇光已经在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了单锡定，双方就股权转让的情况争议很大其还涉及原告单锡定在履行合同中有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金的情况，所以在两个案件同时都在法院的情况下中院案件的审理结果必然影响本案的审理结果，就本案第一个争议焦点以及本案第二个争议焦点均受到中院判决的影响，其要求我院先行中止本案的审理待中级法院作出生效判决后再行审理。提交证据：
证据一、2011年6月17日富恒公司与单锡定签订的《股份合作协议书》一份，约定由单锡定参与富恒公司投资，投资比例按该公司5%股份投入。
证据二、2012年4月18日翁镇光、富恒公司与单锡定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单锡定受让翁镇光在富恒公司10%的股权，并约定了相应责任。
证据三、富恒公司增资文件，证明富恒公司于2014年9月30日注册资本变更为3亿元，实缴注册资本2.37亿元
证据四、单锡定实际出资及收回初字款项的凭证。内容为单锡定向富恒公司共投资1460万元。其中投入1610万元，收回150万元。
证据五、富恒公司当前股东情况表，上载明该公司现有股东两名，为翁镇光与翁文斌。
证据六、第三人翁镇光在衡水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单锡定的诉讼材料复印件一份。
原告单锡定对以上证据的质证意见是：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股份协议已经被2012年签订的协议所吸收，5%的股份不是独立的股权比例的证明。对证据二和证据四真实性、关联性没有异议，证据四的证明内容不认可，对借款的事实其同意，但数额需要核实。对证据三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从被告的增资是认缴制，被告代理人所称的翁镇光的出资是以债转股的形式实现的但是原告对第三人和被告之间是否真实存在1.87亿的债权债务关系有异议需核实后确认。既然被告公司承认了原告的股东资格，并且衡水两级人民法院也确认了孙品玉与林小凡的股东资格，该股东资格的生效时间是在被告增资之前，作为有限责任公司如果增资应当召开股东会议确认是否增资，增资多少。对证据四中的债转股协议书属于翁镇光自己与自己签订的协议有相关利害关系，均不能作为增资的证明，该增资行为受到股东孙品玉的质疑已经提起民事诉讼，增资情况处于不确定状态。对于证据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增加其他股东和本案没有关联性，并且登记变更行为是在立案之前几天完成故不认可。对证据六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中级人民法院的诉讼应当在确定原告在公司的股东股权比例并将原告登记入股东名册之后予以确定。
围绕本案第二个争议焦点，原告单锡定没有提交新的证据，陈述如下：既然被告确认了原告的股东资格，原告持有的比例应当由被告公司签发股东股权比例书，登记于股东名册，办理公司变更登记。
围绕本案第二个争议焦点，被告富恒公司和第三人单锡定没有提交新的证据，陈述如下：一、富恒公司承认单锡定的股东资格是在2016年1月，股东出资的调整与变更是在2014年9月。其在原一审二审中均不认可孙品玉、林小凡的股东资格，2014年9月的变更是在孙品玉、林小凡一审作出判决之前完成的。原告并没有提供孙品玉是否在桃城区法院诉讼的材料，该案的处理不对本案的影响。对单锡定现有15%的股权比例对应的出资额应当以2.37亿为计算基础，即2.37亿15%，单锡定目前应实缴的出资额为3550万元。因为证据显示目前原告出资只有1460万元，其构成股权转让当中的争议，就此事实被告已向中级法院提起诉讼另案解决。所以对此争议事实本院不应予以处理，应等待中级法院处理后再行处理本案。本案的争议标的额已经超过了桃城区法院的级别管辖范围，本案是股东确认之诉不构成反诉，所以我们申请本案先行中止。其不承认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的吸收关系，两份协议主体不同，所约定的内容不具备前后的承继性，第一份股份合作协议当时就确定了实际注册资金，到2009年11月份已经到账资金就确定为1.33亿元，利息是2600万元，乙方应按5%的比例即850万投资到账。第二份协议富恒公司、翁镇光和单锡定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是按当时的注资额签订，而不是实际出资额签订的。故两份协议是并列存在关系。
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是：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被告和第三人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二，均有银行正式凭证，且与被告、第三人认可的原告投资数额相符，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一、二，均有当事人签字确认，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三、证据五、证据六，系行政机关出具的登记证明文件，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四，原告对上述数额认可，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1年6月17日，被告富恒公司与原告单锡定签订《股份合作协议书》一份，约定双方协议开发东方财富广场项目，预计总投资额2亿元，富恒房产已经到账资金1.33亿元，利息2600万元。单锡定按5%股份进行投资850万元，其中协议前已经投入420万元，剩余款项协议后给付，双方在该协议中还约定了双方扩大股份、单锡定工资待遇、福利补助等问题。2012年4月18日，富恒公司、翁镇光与单锡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翁镇光将富恒公司10%股权转让给单锡定，富恒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因该公司并未实际经营，单锡定出资500万元受让该股份并在协议签订前支付完毕。该公司负责经营开发“衡水市东方财富广场项目”，首期投资2亿元，单锡定应按股份比例出资2000万元。因单锡定是项目负责人，每期少出资5%。富恒公司应在参与项目挂牌成立并签订正式合同之日起一个月内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该协议约定投资人应按照富恒公司出具的缴款通知书足额出资，并约定了出资违约责任。原告单锡定于2011年起先后向第三人翁镇光转款1640余万元，翁镇光将上述款项投入富恒公司进行经营。原告单锡定参与富恒公司运营期间，原告多次在公司处借款、还款。2014年9月30日，富恒公司登记的注册资本变更为3亿元，增资为第三人翁镇光对富恒公司的债权1.87亿元。公司股东变更为翁镇光、翁文斌。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及其提供的证据、庭审笔录等在卷为证。
本院认为：原告与第三人就被告公司股权股份转让事宜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也不违反公司章程等规定，应依法予以确认，各方也应按照该协议书约定内容享受权利、履行义务。对于被告、第三人所述《股份合作协议书》的效力问题，因《股权转让协议书》时间在后，其中《股权转让协议书》双方认可“甲方同意将其名下富恒公司100%股权中出让10%给乙方”的约定，可以证实双方均认可翁镇光享有富恒公司100%的股权，富恒公司是开发经营“衡水市东方财富广场”项目的主体。故两份合同主体相同、目的相同，两者对股份的处理不应是并列关系，前约已经被后约取代。现被告认可原告的股东资格，本院予以确认，双方权利义务应以《股权转让协议书》确定。现原告已经根据合同约定进行了出资，其股东身份应当予以确认。
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原告单锡定在富恒公司所占股份如何确定。根据双方协议约定，“单锡定受让翁镇光所有的富恒公司10%股份，富恒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单锡定以500万元价格受让该股份。”双方约定项目潜在价值与预计首期投资额大于协议签订时的公司注册资本，但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实际出资额与持股比例属于协议双方的意思自治范围，在公司注册资本符合法定要求的情况下，股东的实际出资额和持有比例数属于公司股东意思自治的范围，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当事人的约定如不存在其他合同无效的情形，理应得到法律保护。因此第三人翁镇光将其名下富恒公司10%股份转让给原告单锡定合法有效。原告单锡定享有请求富恒公司履行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的权利。
关于被告富恒公司进行增资对于原告单锡定股份影响的问题，因原告与第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在先，增资行为在后，原告在被告增资前已经进行出资，符合成为公司股东的条件。庭审中原告对被告增资行为不认可，如该增资行为合法有效，原告有权优先认缴出资，不会影响原告股东身份。关于原告实际投资额与其在富恒公司所占股份不一致的问题，因我国现行认缴资本制，双方可以通过补足出资或调整股份解决原告出资不足的问题。原告单锡定向第三人翁镇光的其他转款，属于依照合同约定进行的投资，该笔款项如何处理，双方应当另行解决。
关于被告单锡定要求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至原告名下的问题，现被告和第三人主张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的相关规定，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被告富恒公司应当向原告单锡定签发出资500万元的证明书，登记于股东名册并进行工商登记，第三人翁镇光的份额也应相应扣除。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单锡定为被告河北富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享有河北富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的股权；
二、被告河北富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单锡定签发已出资500万元的出资证明书并将原告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
三、被告河北富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将原告单锡定出资500万元进行公司登记，并将第三人翁镇光出资额扣除500万元。
案件受理费46800元减半收取23400元，由被告河北富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费的，按未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游祥祯
审 判 员 牟庆峰
人民陪审员 张 莉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王丽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