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辽01民再37号
抗诉机关：沈阳市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孙启龙，男，1966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阜新市海州区。
申诉人（一审被告）：赵秀云，女，1966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阜新市海州区。
申诉人（一审被告）：孙启兴，男，1973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阜新市太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莹，辽宁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辽宁恒信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大东区。
法定代表人：许凤军，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敬，辽宁迅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宇，男，1978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该公司法务，住沈阳市大东区。
申诉人孙启龙、赵秀云、孙启兴因与被申诉人辽宁恒信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信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2013）大东民三初字第1298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沈阳市人民检察院作出沈检民（行）监[2017]21010000558号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沈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佟彤、代理检察员ＸＸ辉出庭。申诉人孙启龙、赵秀云、孙启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莹，被申诉人恒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敬、金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沈阳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2013]大东民三初字第1298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能参加诉讼。理由如下：一、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采用公告送达程序违法，使得本案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孙启龙、赵秀云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能参加诉讼。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采用公告送达方式依据的是辽宁恒信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提供的阜新市太平区红树街道黄家园社区于2013年11月6日出具的《证明》，该证明内容为：“孙启龙与赵秀云是我社区居民，户籍在此，但人不在此居住，属户在人不在。”孙启龙、赵秀云在向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时提出新证据，即该社区于2016年7月15日出具的《社区居民委员会介绍信》，证明内容为：“户主：孙启龙，妻子赵秀云于2008年至今居住在本社区，情况属实，特此证明”。该社区先后出具的两份证明材料内容自相矛盾，而原审法院对辽宁恒信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提供的此项证据没有进行调查核实，就采用了公告送达方式。依据孙启龙、赵秀云提供的新证据及梅岩、王丽娟、张凤芹、田志岩、房贵全、肖艳等证人出具的证明材料，均能够证实孙启龙、赵秀云一直在其户籍地创业路小区居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受送人下落不明，或者用直接、留置、邮寄、委托、代收等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原审法院在采用公告送达之前，没有查明受送达人是否在其户籍所在地实际居住的真实情况，亦没有采用其他送达方式，就直接公告送达，违反法律规定，导致孙启龙、赵秀云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能参加诉讼。二、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仅依据辽宁恒信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提供的双方当事人于2013年4月21日签订的《机械设备买卖合同》，即认定孙启龙、赵秀云与辽宁恒信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买卖合同关系。而依据现辽宁恒信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和孙启龙提供的证据，即法兴公司与孙启龙、赵秀云签订的《融资租赁协议》、《租赁物回购承诺函》、法兴公司从辽宁恒信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购买挖掘机的辽宁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能够证明原《机械设备买卖合同》并没有实际履行，双方实际履行的是2013年5月20签订的《融资租赁协议》。2013年6月5日，法兴公司以98万价格将租赁物挖掘机从辽宁恒信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购买过来之后租赁给孙启龙、赵秀云。2015年12月22日，法兴公司与辽宁恒信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签订《租赁物回购承诺函》，依据《三方合作协议》和《租赁协议》确认孙启龙等各承租人未按约定支付租金，严重违约已满足辽宁恒信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代付租金之条件，为此辽宁恒信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同意支付租金及各项应付款项，并回购租赁物。从上述新证据及各方当事人做出的实际履约行为，能够证明本案双方当事人实际履行的是融资租赁合同，本案的法律关系及案由应为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涉案挖掘机的所有权应归法兴公司所有，孙启龙、赵秀云应承担给付租金或者赔偿损失、终止合同等约定的违约责任。辽宁恒信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负有代孙启龙支付相关款项的义务及对租赁物的附条件回购。而原一审法院按照买卖合同纠纷案由判决孙启龙、赵秀云对涉案挖掘机享有所有权并令其支付购机全部价款，认定事实不清。此外，孙启龙、赵秀云于2013年8月6日还给付辽宁恒信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购车款3.3万元，对此事实原审判决未予认定。
孙启龙、赵秀云、孙启兴称，请求：一、撤销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在2014年3月20日作出的(2013)大东民三初字第129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再审恒信公司的起诉。事实及理由：一、原审法院送达程序违法，剥夺了孙启龙、赵秀云的应诉答辩、质证证据的权利。1、恒信公司的起诉状上明确写明孙启龙、赵秀云的电话，这个电话号码孙启龙、赵秀云一直用了5、6年，原审法院没有电话通知孙启龙、赵秀云。2、孙启龙与孙启兴的户籍地和居住地一致，原审法院未直接送达，也未邮寄送达。3、恒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许凤军与孙启龙非常熟，许凤军让孙启龙、赵秀云帮助销售挖掘机，并且让孙启兴给其做二级代理，双方业务往来多年，恒信公司很容易找到孙启龙、赵秀云、孙启兴的住所及经营网点。4、因为案涉车辆存在质量问题，孙启龙要求恒信公司修理，才停止支付其车款。并告知许凤军车修好再给钱。2014年5月，许凤军到孙启龙家称，你再给我点钱我就给你修车。孙启龙又向其支付两笔款，但许凤军既没修车，也没向孙启龙告知起诉的事，而此时判决已经下来。二、本案是恒信公司提起的虚假诉讼。1、本案是恒信公司提起的虚假诉讼。恒信公司明知2013年4月21日与孙启龙、赵秀云签订的《机械设备买卖合同》没有履行，还提起买卖合同之诉，恒信公司故意向法院隐瞒事实，提起虚假诉讼。恒信公司为了能够尽快取得挖掘机全部货款，已于孙启龙、赵秀云协商通过融资租赁方式进行交易。恒信公司于2013年6月5日将案涉挖掘机销售给法兴（上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法兴公司），恒信公司己从法兴公司获得车款。孙启龙、赵秀云于2013年6月24日与于法兴公司签订《租赁协议》，并且该协议正在履行，孙启龙、赵秀云通过恒信公司向法兴公司支付租金。在《机械设备买卖合同》没有履行的情况下，恒信公司向孙启龙、赵秀云主张购车款，原审法院判决导致孙启龙、赵秀云向恒信公司支付购车款之后，还要向法兴公司支付车辆租金。孙启龙、赵秀云一台车支付两份车款。《机械设备买卖合同》中，担保人孙启兴的名字不是本人签署，孙启兴无法在庭审中质证证据、提出鉴定，导致原审错误判决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且，在《机械设备买卖合同》没有履行的情况下，担保人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恒信公司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是正确的。2013年4月21日孙启龙在我公司处购买一台J**牌挖掘机，型号JS200，总价1,198,800元，付款方式为分期付款，共计36期，自2013年5月20日起到2016年4月20日止，孙启龙、赵秀云每期应付货款33300元，在未付清全款前，我公司保留对出售设备的所有权。当时，我公司是杰西博工程机械（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西博公司）的经销商，在此之前，针对当时机械市场的萎靡情况，杰西博公司就有融资政策，故随后，我公司与杰西博公司、法兴公司于2013年4月22日签订《三方协议》，协议约定法兴公司可以为客户提供融资租赁服务。在孙启龙购车之后，在第一次还款之前，孙启龙提出其还款有困难，我公司同时也有资金压力，故与孙启龙协商，以孙启龙的名义与法兴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协议》，将所融得资金用于我公司周转及支付给杰西博公司货款等，同时融资租赁所涉所有事宜均由我公司承担，每月所涉租金也由我公司支付，孙启龙仍然按照原《机械设备买卖合同》履行即可。这一点，从孙启龙向我公司付款数额中即可证实。孙启龙、赵秀云、恒信公司，以及法兴公司于2013年5月20日分别签订了《租赁协议》、《购买协议》，因这两份协议是法兴公司提供邮寄至我公司，签字盖章后回邮至法兴公司，法兴公司审核批准等手续办理完结，于2013年6月5日确认《购买协议》生效，2013年6月24日确认《租赁协议》生效。这两份协议约定，法兴公司以980,000元的价格购买此车，此次融资租赁需支付首付款196，000.74元、保证金24，567.66元。融资租赁共计分为36期，每期租金24，567.66元。如果孙启龙、赵秀云实际履行的《租赁协议》那么首付款、保证金等应由其支付才对，每期租金应由其偿还才对，但事实上，这些都是我公司支付及承担的，这更进一步说明了，我公司才是《租赁协议》的实际履行人，我公司与孙启龙、赵秀云之间仍然履行的《机械设备买卖合同》。2015年12月22日，在原审诉讼之后的执行阶段，我公司向法兴公司一次性回购了该车辆，2015年12月23日起该车辆的所有权重新归属我公司。至于法兴公司与我公司的《购买协议》所约定的购车价格980，000元，是依据我公司按当时的实际资金缺口所定，并不影响我公司与孙启龙、赵秀云的买卖关系。据此，原审诉讼过程中，我们只向原审法院提交《机械设备买卖合同》，是因为我公司与孙启龙、赵秀云之间实际履行的也是这份合同，而融资租赁关系与孙启龙、赵秀云是无关，法兴公司也从未向孙启龙、赵秀云主张过权利，故不存在虚假诉讼，而原审法院所认定的事实是正确的。二、原审法院不存在漏判。根据还款记录显示，没有2013年5月20日的还款记录，原审法院更没有认定2013年5月20日已还款。事实上，在判决前，孙启龙、赵秀云只还款两次，共计66，000元，原审法院已经认定，虽没有明确第一笔的还款时间，但我们完全可以依照证据计算。正是因为2013年5月20日第一期的还款，孙启龙、赵秀云无力支付，才会配合我们办理融资，以现有证据来看，原审法院在判决前所认定的数额不存在遗漏的情况。三、原审法院送达程序合法。不论是孙启龙、赵秀云当时提供给我们的身份证复印件，或是其在与我方或是法兴公司所签订的合同文本上，其他留的联系地址均是辽宁省阜新市海州区三纬路。甚至在其提出执行异议期间，其所留的地址仍是海州区三纬路的地址。
本院再审认为，一审法院在孙启龙、赵秀云未参加诉讼的情况下仅依据恒信公司提供的孙启龙、赵秀云与恒信公司签订的《机械设备买卖合同》认定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但再审期间孙启龙、赵秀云提供恒信公司与法兴公司、杰西博公司的签订《三方合作协议》，孙启龙、赵秀云与法兴公司签订的《租赁协议》，孙启龙、赵秀云与恒信公司、法兴公司签订的《购买协议》等协议用以证明其实际履行的是《租赁协议》。根据孙启龙、赵秀云与恒信公司、法兴公司签订的《购买协议》约定，供应商（恒信公司）与承租人（孙启龙、赵秀云）之间存在购买关系，则该等购买关系于本协议签署后自动失效。且根据法兴公司与恒信公司签订的《租赁物回购承诺函》记载，依据《三方合作协议》和《租赁协议》确认孙启龙等各承租人未按约定支付租金，严重违约已满足辽宁恒信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代付租金之条件，为此辽宁恒信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同意支付租金及各项应付款项，并回购租赁物。上述内容显示恒信公司与孙启龙、赵秀云之间签订的购买协议已自动失效，恒信公司是基于孙启龙、赵秀云与法兴公司签订的《租赁协议》代孙启龙向法兴公司支付租金，故孙启龙、赵秀云与恒信公司之间其法律关系性质如何，恒信公司主张权利的基础是基于《租赁协议》代孙启龙支付租金还是基于《机械设备买卖合同》作为出卖人要求孙启龙、赵秀云支付购车款，一审法院未予查清。
关于孙启龙、赵秀云主张原审法院送达程序违法的问题。阜新市公安局河北派出所出具的孙启兴、赵秀云、孙启龙常住人口信息记载，孙启兴的住址为辽宁省阜新市太平区海隆社区四坑住宅，赵秀云的住址为辽宁省阜新市太平区黄家园社区创业路，孙启龙的住址为辽宁省阜新市太平区黄家园社区创业路，阜新市太平区黄家园社区于2013年11月6日出具证明记载“孙启龙与赵秀云是我社区居民，户籍在此，但人不在此居住，属户在人不在。”，阜新市太平区海隆社区于2013年11月6日出具介绍信记载“孙启兴该人户口在本社区，人不在本社区多年，情况属实，特此证明。”，原审仅依据上述证据就采用了公告方式送达开庭传票，但恒信公司提供的起诉状中明确记载孙启龙、赵秀云的手机号码，原审法院并没有电话通知，也没有采取其他方式送达，且阜新市太平区黄家园社区于2016年7月15日出具介绍信记载“户主孙启龙、妻子赵秀云于2008年至今居住在本社区，情况属实，特此证明。”，故原审法院在没有穷尽其他送达方式就采用公告送达不妥。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三）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2013）大东民三初字第1298号民事判决；
二、发回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重审。
审 判 长 韩 鹏
审 判 员 安一凌
审 判 员 戈利利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石 兴
书 记 员 韩 丹
本案裁定所依据的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三）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