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高新民初字第775号
原告成都幔托林软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青羊区东坡村***组**幢*单元*层*号。
法定代表人王玲，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潘静，四川毫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人。
被告成都华川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高新区高发大厦*楼。
法定代表人陆恺，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杨建红，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刘雪瑶，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人。
被告四川希望华西建设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西南航空港开发区机场路***号。
法定代表人林大鹏，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吕金马，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人。
原告成都幔托林软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幔托林公司）诉被告成都华川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川公司）、被告四川希望华西建设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希望华西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1月17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本院代理审判员仇金玛独任审判，于2013年7月5日、8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幔托林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潘静，被告华川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杨建江、刘雪瑶，被告希望华西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吕金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2年4月20日，原告与被告华川公司签订了《购销合同》。该合同约定了被告华川公司订购的商品名称、规格、单价以及安装、加工、包装等费用；约定了合同总金额暂定为3155845元，合同实行单价包干，数量以现场实际验收安装数量为准。合同签订后，原告严格按照合同完成了供方义务。但被告华川公司仅支付了80%的合同款后，就拒绝支付剩余款项。经原告多处催收，被告华川公司均以被告希望华西公司是实际订购方，应由被告希望华西公司承担支付义务为由拒绝支付相关费用。被告同时向原告出示了被告希望华西公司出具的《承诺与保证函》。原告认为二被告为合作关系，应当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现原告合同义务已履行完毕，二被告应当支付1001811.10元的剩余款项。故原告为维护自身权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两被告支付原告电动窗帘货款、加工费、安装费、包装费、包干费等各项费用共计1001811.10元；二、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被告华川公司辩称，其与被告希望华西公司签订了《格鲁吉亚项目合作协议书》，二者是委托关系，华川公司是被告希望华西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华川公司与原告签订《购销合同》系由希望华西公司所指令的，而合同签订后，被告希望华西公司又出具了《承诺与保证函》，承诺并保证实际承担上述华川公司与原告签订的《购销合同》中的全部经济、法律责任，并在合同签订后向华川公司发出了《付款指令》，要求华川公司向原告给付货款。原告为希望华西公司指定的供货商，原告应当知晓二被告之间的委托关系，应当直接向希望华西公司主张货款。即使原告在上述《购销合同》签订后才知晓希望华西公司与华川公司之间的委托关系，原告也应当在二被告之间选择一个作为相对人主张权利，而不能要求共同承担付款义务。鉴于希望华西是最终的货物采购人，原告向希望华西追偿货款能直接解决纠纷，故请求判决由希望华西公司承担全部付款义务，驳回原告对华川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告希望华西公司辩称，1、原告据以主张权利的《购销合同》是与被告华川公司签订的，希望华西公司不是合同的相对人，不应当承担责任；2、合同约定了原告与华川公司之间的合同义务及付款方式，上述合同义务均由华川公司履行，付款也是华川公司支付的，故现华川公司也应当支付欠付的合同尾款；3、《承诺与保证函》中希望华西公司是“实际承担”，而非代为支付，被告华川公司支付合同款是在希望华西公司“实际承担”之前，希望华西公司是考虑到经核实后将来结算时可以从承建的工程款中抵消才出具的。同时，“实际承担”是希望华西公司与华川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与原告无关；4、诉讼费应当由最后判决承担付款责任的公司来承担。
原告幔托林公司为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
1、2012年4月20日的《购销合同》原件一份，需方为本案第一被告，供方为本案原告；
2、2012年5月的《补充协议》原件一份，证明原、被告之间达成了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已按合同约定履行了合同义务；
3、2012年10月15日的《电动窗帘结算单》原件一份，在结算过程中被告将结算单的15项、单价即“活动脚手架……”将实际价格30000元结算成10000元；
4、2012年2月4日及2012年12月17日的《情况说明》原件一份，证明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合同义务，且在原、被告双方之间的工程已安装完毕并交付使用，达到了付款条件，本案被告希望华西在2012年12月17日的情况说明中对原、被告双方最后的结算金额确认为3506487.1元，被告在结算中对单价进行了调整；
5、《承诺与保证函》复印件2份，证明二被告之间是合伙关系，故我方主张二被告承担连带支付责任；
6、被告方向我方支付价款的支付凭证原件2张，被告方向原告方支付了合同约定价款80％的价款，而不是实际价款。
被告华川公司为证明其相关主张，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
1、二被告签订的《格鲁吉亚项目合作协议》原件一份，证明华川公司代理希望华西公司采购设备、原材料；
2、被告希望华西公司向被告华川公司出具的2份《承诺与保证函》的原件及被告华川公司与原告签订的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原件2份，证明华川公司受希望华西公司委托，与原告签订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具体的操作流程是华西选择的相对方，谈定价格，再由华西出具保证函后，由华川公司代为签订合同；
3、被告希望华西公司向被告华川公司出具的《付款指令》及付款凭证原件各2份，证明华川公司按照华西公司指示向原告公司付款，付了2524676元。
4、与华川格鲁吉亚公司法定代表人于桦邮件往来的证据保全公证原件，在该公证书的第23页证明了被告希望华西提交的部分文件不是真实的，是被告希望华西公司伪造的，没有法律效力。
5、华川格鲁吉亚公司法定代表人于桦于2013年8月21日做的一个邮件的声明打印件，认为被告希望华西提交的《情况说明》不具有真实性。同时格鲁吉亚的法律及商业惯例是需要负责人签字的，没有签字的话文件是无效的，因为仅有公章没有主签字也是无效的；
6、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格鲁吉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关于格鲁吉亚司法大楼项目最新进展事》的函件复印件，证明格鲁吉亚方面对工程的进展表示很担心，管理混乱、要求二被告加强管理；
7、中国驻格鲁吉亚大使馆格商（2012）函第138号关于格鲁吉亚司法大楼项目最新进展事附件“调研会议纪要”复印件，证明参加的人员，同时证明整个项目是希望华西在派人以华川格鲁吉亚的名义在开展工作；
8、案外人李瑞城与徐瓅琛、黄振忠的社保信息原件共3页，李瑞城是项目的负责人，证明上述几人是被告希望华西公司的职工，一直由该公司购买社保；
9、关于案外人朱仲清、李瑞城先生的任职通知，复印件，证明朱仲清担任华川格鲁吉亚的副董事长，该通知是由华西与华川共同盖章的，证明华川格鲁吉亚是由双方共同建立、管理的项目公司，但项目的实际管理人员都是希望华西委派的人员。
被告希望华西公司为证明其相关主张，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
1、2011年3月7日二被告签订的《会议纪要》原件1份，在该纪要的2·4条中约定了相关的内容，可以证明原告所需工程款及材料、设备采购金，全部在总包人华川公司账户内，由总包人管控、支付、执行；
2、2011年2月3日的华川公司与业主签订的总包合同复印件，证明华川公司与业证签订格鲁吉亚司法部公正大厦建设工程总包合同，即国家采购协议；
3、2011年3月16日案外人华川格鲁吉亚公司出具的《声明书》复印件一份，证明华川公司单独总包本案工程，其全资成立的华川格鲁吉亚公司，全权负责合同订立和工程款收取、支付；
4、2011年3月26日案外人华川格鲁吉亚公司出具的《告知函》原件1份，证明总包人告知其已单独与业主签订了总包合同，安排分包人希望华西公司代行工程项目的管理、技术工作；
5、2011年12月21日二被告签订的分包协议原件1份，在该协议第七条的相关内容可以证明总包人华川公司承诺按约定支付给分包人希望华西公司安装、二装期工程款人民币6000万元及其他应付款；
6、2012年1月20日二被告签订的分包协议原件1份，证明因工程量增加，总包人华川公司与分包人希望华西公司约定安装、二装期工程以人民币1.3608亿元总价包干（第七条）；
7、2012年9月27日案外人华川格鲁吉亚公司出具的《情况证明》原件1份，证明分包人希望华西公司履行了分包义务，没有违约行为及违约事实，分包人华西公司与分包人成都幔托林公司没有权利义务关系；
8、2013年1月7日的《公证书》原件，证明是因格方当地分包商迟延交工，业主拒付260万美元给总包人华川公司，导致华川公司资金周转缓慢、出现期工程款拖欠；
9、2013年1月7日的税务情况复印件，证明总包人华川公司催收业主拖欠的260万美元的工程款；
10、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复印件，证明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与名称不一致的，应当以该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确定合同的性质；
11、2001年2月3日的《政府采购协议书》的翻译件原件，证明二被告之间有重大的利害关系，该合同中的标的是4亿多人民币；
12、公证书原件（告知函及其公证书的翻译件），证明华川公司是总包方；
13、业主方扣除税费的公证书的翻译件原件，证明二被告的合同关系与本案诉争的合同无关联性，二被告在本案外另有重大的合同关系，本案的窗帘款业主单独拨付了的，不能同二被告之间的合同混同；
14、两份担保承诺书复印件，这是在总包合同签订前，二被告当初商定是由被告希望华西总包格鲁吉亚工程，后被告华川公司与业主签订了总包合同，所以本案的窗帘合同与被告希望华西无关；
15、2011年的年检报告书原件，证明成都华川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对格鲁吉亚华川公司是100％控股。
16、涉外规定、中格领事条约复印件一份，根据其中第11条第4项，认为被告华川公司提出的对被告希望华西提交的《告知函》没有认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意见是不成立的，告知函经过格鲁吉亚的公证是有效的；
17、案外人李瑞城的雇佣协议翻译件原件，证明华川格鲁吉亚公司雇佣其担任总经理，其他行使职责的责任由华川公司承担；
18、《任职通知》及授权书公证证明复印件，证明华川格鲁吉亚公司任职案外人李瑞城担任总经理、授权其签订合同、海关该文件等；
19、工资单3页及纳税证明5页的翻译件原件，来源自华川格鲁吉亚公司、格方公证处，证明华川格鲁吉亚公司向案外人李瑞城支付工资并完税；
20、《信用卡及申办表》翻译件原件，申办表由华川公司出具，信用卡由华川为案外人李瑞城办理；
21、出差文件翻译件（7号令、9号令）5页，证明华川格鲁吉亚公司安排案外人李瑞城到多地出差，履行华川公司的职责；
22、关于印章管理的案例判决复印件，可以证明对于被告华川公司提出章不是其盖的意见是不成立的及章是真实有效的；
23、授权公证证明的翻译件原件，证明华川公司经过公证授权朱仲清作为董事代表、他的工作职责范围等相关内容；
24、《工程预付款保函》复印件，该保函的内容可以证明第一次开庭中其举出的分包合同，银行提供了1500万元的担保，占分包合同25％的比例，故被告华川公司称该分包合同与其无关的主张不能成立，下面加载“原件华川陆阳已收”；
25、中行四川省分行出具的保函复印件，证明目的同证据9，同时证明希望华西是华川公司的债权人，下面加载“保函……已收”；
26、成都市公证处第25973号《公证书》原件，在公证书附第17、19页上，可以证明华川公司是总包人，华川认为是希望华西与其合作、希望华西是总包没有事实依据；
27、《关于尽快支付分包工程款的致函》及特快专递、相关查询，证明希望华西是华川公司的债权人；
28、《至：“华川格鲁吉亚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桦》商事函复印件，来源自工程业主，证明格鲁吉亚方找总包人华川公司洽谈，洽谈的内容是成都华川在起诉业主，业主在反诉成都华川，可以证明成都华川与华川格鲁吉亚有高度关联有关系、利益输送关系；
29、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复印件，证明非合同当事人希望华西的“承诺”（原告及华川公司所谓委托），因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而无效的，华川公司与希望华西公司是分包合同关系、原告与被告成都华川虽然名称是买卖合同，但从内容可以看出原告与成都华川是高度关联的；
上述证据经原告、被告当庭举证、质证，本院对原告、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就其与本案待证事实的关联性及各自的证明力，本院将在审理查明的事实部分和判决说理部分予以阐述。
经审理查明，2012年4月20日，原告幔托林公司作为供方，被告华川公司作为需方签订了《购销合同》，合同约定商品名称及规格为：RAEXTAR45-6／22（内置无线接收），YR1326（ASK433.92MHz7通道无线发射器）、安装支架等商品，金额总计3155845元。合同还约定了以下与本案有关的内容：1、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支付预付款50%，货物全部到达供方指定码头后七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30%，全部施工完毕及验收合格后付清全部尾款；2、合同为包材料、包施工、培训业主指定的维修人员，维修备用电机及易损件供方根据现场实际配置一定数量、费用由供方负责；3、合同供货量为暂定数量，该合同签订后供方及原告方先生产1250mm标准产品，余下非标准产品规格及数量在签订合同后由需方20个工作日补充完毕；4、合同实行单价包干，任何情况不能变动，数量以现场实际验收按照数量为准。
2012年5月4日原告幔托林公司作为供方，被告华川公司作为需方再次签订了《补充协议》，并约定该协议作为上述《购销合同》的附件。该《补充协议》约定原告委托被告华川公司将电机及发射器与面料款2164285元，转账至原告指定的案外人成都圣索亚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账户。
关于合同的签订情况，原告与被告华川公司均陈述，在《购销合同》签订之前，原告与被告希望华西公司就产品型号、产品价款等合同条款进行的协商。
关于合同的履行情况，经原告与二被告确认，原告所提供的电动窗帘用于格鲁吉亚司法部大楼工程项目。2012年10月15日，案外人华川格鲁吉亚公司向原告出具《电动窗帘结算单》，载明原告完成了《购销合同》中载明的商品即电动窗帘的安装，总计3506487元。
被告希望华西公司与本案原告幔托林公司与被告华川公司签订的合同的关系，经查明以下事实：
被告希望华西公司先后于2012年4月20日，2012年5月3日向被告华川公司出具《承诺与保证函》，上述两份函件载明其知晓被告华川公司与原告幔托林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并均向被告华川公司保证如下：1、对于被告华川公司在上述电动窗帘的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中承担的全部经济、法律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工期、质量、价格等），均由被告希望华西公司实际承担；2、希望华西公司将严格按照上述合同中的相应条款履行需方的全部义务和责任；3、被告华川公司因代希望华西公司履行格鲁吉亚司法部公正大厦工程电动窗帘的购销合同产生的实际支出，均由希望华西公司承担。（包括但不限于华川公司涉及相关诉讼、仲裁产生的诉讼费、执行费、调查费、律师费、公证费、差旅费等相关费用）；4、本承诺和保证函与格鲁吉亚司法部公正大厦工程电动窗帘的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同时生效。
被告希望华西公司先后于2012年5月7日、2012年6月12日向被告华川公司发出两份《付款指令》。两份质量均载明，关于格鲁吉亚司法部大楼工程项目部采购电动窗帘，华川公司与原告幔托林软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购销合同，合同价3155845元，（根据补充协议其中电机与面料款2164285元，其他991560元）。5月7日的付款指令载明，“合同约定预付款按合同价的50%支付金额分别为1082142.5元和495780元，现请被告华川公司将上述两笔款项支付至原告及案外人成都圣索亚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的账户。6月12日的付款指令载明，“根据合同和2012年5月29日的会议纪要，需方需在2012年6月19日前支付合同价30%，金额649285.5元和297468元。现请被告华川公司将上述两笔款项支付至原告及案外人成都圣索亚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的账户。
2012年12月4日，被告希望华西公司出具《情况说明》，载明其推荐原告为案外人华川格鲁吉亚有限公司总承包施工的格鲁吉亚司法部大楼电动窗帘制作与安装单位，据悉现电动窗帘工程已施工完毕并交付使用。2012年12月17日，被告希望华西公司再次向被告华川公司出具《情况说明》，载明其推荐的电动窗帘制作及安装单位即原告幔托林公司，已安装、调试完毕，经总承包单位验收合格并交付业主使用。该《情况说明》载明实际结算金额为3506487.1元。
关于付款情况，经查明，被告华川公司在被告希望华西公司出具《付款指令》后，按照付款指令上载明的金额从其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春熙支行，账号为4402209019067145150的账户上先后于2012年5月15日，5月16日及6月14日向原告及案外人成都圣索亚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账户内进行了转账支付。付款金额共计2524676元。
关于被告华川公司与被告希望华西之间的关系，经查明有以下事实：
2010年12月30日，二被告签订了《格鲁吉亚项目合作协议书》，该协议载明二被告取得了格鲁吉亚司法部大楼的检查工程总承包，并且于2010年11月29日在第比利斯共同与项目业主签署了项目议标报价函，取得了项目前期的初步后果。为了明确双方的权益与责任，特签署合作协议。该协议中约定与本案有关的内容：1、被告华川公司负责工程所需物资和设备的进出口商务方面的工作，在被告希望华西选型和择定厂家并由被告希望华西负责定价后，由被告华川公司代为办理为项目提供相应的设备和材料的相关购买及进出口手续；2、被告希望华西公司负责所有工程相关的具体工作，负责整个项目合同的全面履行，对项目起着总体安排和协调指挥的中心作用，对整个项目自负盈亏；3、被告华川公司的项目所得由双方按总中标合同标的金额（扣除18%税金后）的4%计算，按每笔已收到款项的4%比例收取。
2011年3月7日，被告华川公司与被告希望华西公司签订了《格鲁吉亚司法部大楼建设项目合作双方会议纪要》。该会议纪要载明，二被告一致认为格鲁吉亚司法部大楼建设项目而特别成立的当地法人公司华川格鲁吉亚有限公司统一组织实施。华川格鲁吉亚有限公司将按照格鲁吉亚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进行管理和运行。该会议纪要对财务管理约定如下：1、华川格鲁吉亚有限公司在第比利斯TBC银行所开具的已有账户，将主要用于接收业主支付的工程预付款及进度款。此账户由于桦先生管理。（简称A账户）；2、为工程项目的具体实施，华川格鲁吉亚有限公司将在TBC银行另外开具一个账户，主要用于项目相关支出的付款。此账户由希望华西指定由现场负责人朱仲清先生管理。（简称B账户）；3、A账户在接受到业主支付的工程预付款及进度款之后，经项目合作双方高层商定并签署确认书，由于桦先生实施将商定金额的当地货币款项，转让B账户。凡是需要转入B账户的款项，须由希望华西公司成都决策层（肖渊富总经理或赵振琴财务总监）向于桦先生发送电子邮件或其他书面文件，并抄送华川公司，于桦先生方可执行；4、根据华川公司当初开具银行保函的银行要求，A账户上剩余资金将按双方高层商定并经确认的数额兑换成外币后，全部汇入华川公司的账户，由开具保函的中方银行监管，用于项目的材料、设备采购及其他项目所需支付；5、华川格鲁吉亚有限公司相关费用包含于桦先生之与项目有关的费用，都将纳入项目成本，在B账户中进行支付、报销；6、华川格鲁吉亚有限公司的财务管理由希望华西指定专人或委托当地会计管理机构实施。A账户和B账户全部纳入华川格鲁吉亚有限公司财务账目。
2011年12月21日，2012年1月20日，被告成都华川公司作为发包人，被告希望华西公司作为承包人先后就格鲁吉亚司法部公正大厦工程安装工程、二次装饰工程施工事项签订了两份《协议书》，合同均约定工程承包范围内的安装、二次装饰内容，工程承包方式为施工图范围内总价包干。
2012年案外人华川格鲁吉亚有限公司出具《关于格鲁吉亚公正大厦安装、二次装饰工程专业分包单位施工进度及完成产值的情况证明》，该证明载明该公司母公司（即：被告成都华川公司）分别于2011年12月21日、2012年1月20日与专业分包单位（即被告希望华西公司）签订了格鲁吉亚司法部“公正大厦”安装工程、二次装修工程专业分包合同。该证明还载明，被告希望华西公司自2012年3月至9月初步统计完成施工进度产值4600多万元。该工程已于2012年9月21日交付使用。该公司已按要求全面完成所承担的施工任务。
另查明，案外人华川格鲁吉亚公司与格鲁吉亚司法部、LEPL民事登记局、LEPL国家公共注册处及格鲁吉亚国家银行就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Sanapiro街2号的“司法大楼”的建筑和修葺工程签订了《政府采购协议》。
基于查明的以上事实，本院认为，原告幔托林公司与被告华川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是双方真实自愿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有效。合同签订后，原告幔托林公司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被告华川公司依约给付了合同约定货款，共计货款的80%。剩余20%的货款依合同约定付款条件为“全部施工完毕及验收合格后付清全部尾款”。2012年10月15日，案外人华川格鲁吉亚公司出具《电动窗帘结算单》，用以证明原告幔托林公司完成了合同约定的义务。
关于原告主张该结算单最后一项“活动脚手架租赁、搭拆费（包干费）”载明的数量为1、但实际是3，金额也应当增加20000元的主张，本院认为，原告所提供的货物及安装工作均用于格鲁吉亚司法部“公正大厦”项目，该项目的总承办人为案外人华川格鲁吉亚公司，由该公司出具结算单具有法律效力。同时，合同约定实行单价包干，任何情况不能变动，数量以现场实际验收安装数量为准。在结算单上双方对数量及结算金额进行了确认，原告也未提交补充证据证明该项的实际安装数量与结算单载明的安装数量不一致。因此本院对案外人华川格鲁吉亚公司出具的《电动窗帘结算单》上载明的安装数量以及结算金额3506487.1元予以认可。经确认，已付款为2524675.5元，故未付款金额为981811.6元，因此本院对原告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
关于本案付款主体的问题，原告经本院释明后认为被告希望华西公司是合同的实际责任承担人，其与被告希望华西公司之间具有买卖合同关系，故付款主体是被告希望华西公司，被告华川公司认为被告华川公司是被告希望华西公司的代理人，故付款主体是被告希望华西公司，被告希望华西公司认为其与被告华川公司之间是发包方与分包方的关系，其并未与原告签订任何合同，故付款主体为被告华川公司。关于此争议问题，本院认为，被告希望华西公司与被告华川公司作为两个独立的法人，在同一时间段允许存在多种法律关系。而要认定本案中的付款主体，则需要就本案的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进行审查。本案中，被告华川公司及原告幔托林公司均陈述，在本案合同签订之前，原告就本案争议合同的标的即窗帘的型号及价格与被告华西公司进行了磋商，而实际履行过程中，也是被告华西公司就合同标的的送货时间以及安装时间与原告进行衔接的。结合被告华西公司向被告华川公司出具《承诺与保证函》、《付款指令》载明的内容，被告华西公司承诺“履行需方的全部义务和责任”及“对于被告华川公司在上述电动窗帘的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中承担的全部经济、法律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工期、质量、价格等），均由被告希望华西公司实际承担”。另外，被告华西公司于2012年5月3日向被告华川公司出具的《承诺与保证函》，甚至早于该份函件中所载明的购销合同的补充协议的签订时间（该补充协议原告的签章时间为5月4日，被告华川公司的签章时间为5月6日）。同时，经原告与二被告确认，原告所提供的电动窗帘用于格鲁吉亚司法部大楼工程项目，而被告希望华西公司就该项目先后就格鲁吉亚司法部公正大厦工程安装工程、二次装饰工程施工事项与被告华川公司签订了两份《协议书》，原告所提供的电动窗帘属于被告希望华西公司就格鲁吉亚司法部大楼工程项目中二次装饰工程的范围，即原告提供的电动窗帘实际用于了被告希望华西公司承包的工程中。被告希望华西虽否认原告所提供的电动窗帘并不属于其二次装饰工程的范围，但又不能证明其二次装饰工程的范围，因此，本院认为，本案的事实和证据足以认定被告希望华西公司与原告之间具有实际的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希望华西公司是《购销合同》的实际责任承担人，且被告希望华西公司亦以《承诺与保证函》对该事实予以了确认。同时，根据原告幔托林公司称述，其在签订合同前的协商过程均与被告希望华西公司进行，合同履行过程中的相关事项衔接也是与被告希望华西公司进行等事实，可以看出，原告实际知晓涉案《购销合同》的实际履行人是被告华西公司。在原告幔托林公司既可以按照《购销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追究合同签订人被告华川公司的付款责任、也可以按照《购销合同》的实际权利义务承担人、被告希望华西公司的《承诺与保证函》追究被告希望华西公司的付款责任的情况下，因原告幔托林公司经本庭释明后主张其送货的窗帘是由被告希望华西公司承担责任，故被告希望华西公司应当作为本案《购销合同》的实际权利义务承担人，直接向原告支付涉案货款。
而被告华川公司虽是该合同的签订人，但并不是合同义务的实际履行人，故不应当作为付款主体。被告华川公司依据与被告希望华西公司签订的《格鲁吉亚项目合作协议书》主张是代理关系，但该协议签订后，被告华川公司与被告希望华西公司关于格鲁吉亚项目再次签订了多份合同，涉及多种关系，因此不能仅依据上述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就确认二被告就本案诉争的买卖合同中为代理关系，故本院对被告华川公司的辩称不予认可。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四川希望华西建设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成都幔托林软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电动窗帘货款、加工费、安装费、包装费、包干费等各项费用共计981811元；
二、驳回原告成都幔托林软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减半收取6908元由被告四川希望华西建设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承担6770元，原告成都幔托林软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承担138元（此款原告已预交6908元，被告在履行上述判决给付义务时一并向原告支付）。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仇金玛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苏 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