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4民终181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宋宜涛，男，汉族，1977年8月20日出生，住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林超梅，女，汉族，1982年1月1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京海，广东珠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燕云，女，汉族，1965年4月22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委托代理人：袁运江，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翁玲玲，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林多利，男，汉族，1954年11月8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
委托代理人：宋宜涛，男，汉族，1977年8月20日出生，住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系林多利的女婿。
上诉人宋宜涛、林超梅因与被上诉人江燕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2016）粤0403民初5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8月11日，江燕云（出借方）与宋宜涛（借款方）及林多利（担保人）签订第一份《借款协议》，三方约定：宋宜涛于当日向江燕云借款500000元，每月借款利息按借款总额的3%，即每月15000元计算，于每月30日前付当月利息；借款期限为12个月，从借款当日至2015年8月11日。宋宜涛对上述条款的履行，由林多利向江燕云提供担保。如宋宜涛2个月不还利息或到期无法还款，由林多利偿还全额借款和利息。
2014年8月11日，江燕云将350000元借款通过其中国建设银行账号为62×××04的账户转账至宋宜涛指定的林超梅中国建设银行账号为62×××80的账户中。2014年8月11日，宋宜涛向江燕云出具收据。2014年8月12日，江燕云将其余150000元的借款转账至林超梅的上述账户中。
2015年8月12日，江燕云与宋宜涛、林超梅在上述《借款协议》的复印件（第二份《借款协议》）中作出补充约定，加注由宋宜涛手写的内容：延长借款期限至2016年1月11日；宋宜涛累计欠江燕云借款利息130000元，2016年春节清数；从2015年8月11日至2016年1月11日期间的利息另行计算；到期不还借款利息，愿意以兴业XX楼501房屋作担保。宋宜涛、林超梅在第二份《借款协议》中签名捺印。江燕云在庭审中称，与宋宜涛、林超梅签订第二份《借款协议》时，林多利并未在场，但林超梅告诉江燕云，第二份《借款协议》的担保人一栏林多利的签名（复印）上的捺印系林多利所为，宋宜涛、林超梅对此不予认可。经原审当庭询问，江燕云表示不申请对上述捺印进行司法鉴定。
另查明，宋宜涛向江燕云支付2014年8月12日至同年12月11日的借款利息60000元。宋宜涛与林超梅在涉案债务产生时系夫妻关系。
原审法院认为：一、在签订《借款协议》，明确了江燕云与宋宜涛的借款约定。江燕云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宋宜涛支付了借款本金，宋宜涛出具了收到借款本金的收据，该民间借贷关系建立在双方自愿、平等的基础上，属于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双方均应积极履行。宋宜涛、林超梅辩称，江燕云向其支付350000元的借款本金后，宋宜涛于当日即取出60000元支付给江燕云作为2014年8月12日至同年12月11日的借款利息，故江燕云支付给宋宜涛的借款本金实际为440000元，江燕云对此不予认可。原审认为，宋宜涛、林超梅未提交证据证明支付利息的时间及资金来源，无证据证明江燕云存在从借款本金中预扣60000元利息的行为。江燕云在庭审中称宋宜涛于借款几天后向其预付了4个月的利息，且江燕云在本案中未重复计算该时段的利息，故宋宜涛收到500000元借款本金后向江燕云预付4个月利息的行为，在无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应视为其自愿提前支付利息，属江燕云与宋宜涛之间的合意，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审确认江燕云向宋宜涛借出的借款本金是500000元。
二、江燕云与宋宜涛均承认，双方在第二份《借款协议》中对2014年12月12日至2015年8月11日期间的利息进行了结算，其中，扣除了宋宜涛已支付的前4个月60000元的利息，按照月利率3%（年利率36%），计算8个月的借款利息120000元及违约金10000元，共计130000元。原审法院认为，江燕云与宋宜涛虽对2014年12月12日至2015年8月11日期间的利息及违约金进行了结算，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之规定，江燕云诉请的借款期间的利息超过按照年利率24%计算的数额，超过部分原审不予支持。上述的130000元中包含了10000元的违约金，该违约金虽为江燕云与宋宜涛的合意，但该违约金产生于借款期间，而2014年12月12日至2015年8月11日期间的借款利息已超过按照年利率24%计算，故对于10000元的违约金，原审不予支持。综上，原审确认2014年12月12日至2015年8月11日期间的借款利息为80000元（500000元×24%÷12个月×8个月）。根据第二份《借款协议》的约定，江燕云与宋宜涛对前期的利息进行了结算，但江燕云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与宋宜涛有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计算的合意，故江燕云要求计算2014年12月12日至2015年8月11日期间的借款利息的利息损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不予支持。
三、江燕云诉请2015年8月12日至借款人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照月利率3%计算。江燕云诉请的该部分利息，既包含了借款期间的利息，又包含了逾期利息。根据第二份《借款协议》中约定2015年8月12日至2016年1月11日期间的利息“另行计算”。江燕云认为，“另行计算”是指按照原约定的利息计算。宋宜涛、林超梅辩称，“另行计算”属于约定不明，故不应当计算2015年8月12日至2016年1月11日期间的利息。原审认为，江燕云与宋宜涛对2015年8月12日至2016年1月11日期间的利息的约定系形成于双方对2015年8月12日之前的利息的结算之后，所以“另行计算”应指2015年8月12日至2016年1月11日期间的利息继续计算，而不是不计算。由于江燕云与宋宜涛是在第一份《借款协议》的复印件上对借款期限、利息进行约定，而第一份《借款协议》已经对借款期间的利息进行了明确约定，江燕云与宋宜涛在第二份《借款协议》中没有对2015年8月12日至2016年1月11日期间的利息另行约定，故根据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可以推定江燕云与宋宜涛约定2015年8月12日至2016年1月11日期间的利息按照原约定的月息3%继续计算。江燕云诉请2015年8月12日至2016年1月11日期间的利息按照月利率3%（年利率36%）计算，其诉请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超过部分，原审不予支持。至于2016年1月12日至借款人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属于逾期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双方对逾期利息没有约定，可按照借期内的利率计算逾期利息，但不超过年利率的24%。综上，宋宜涛应按照年利率24%，向江燕云支付从2015年8月12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
四、宋宜涛、林超梅辩称，其与江燕云另行约定，涉案债务至其与案外人林锦富的案件审结且执行款落实后再履行，故涉案债务的履行期限未届满。原审认为，根据两份《借款协议》，双方约定的借款期间至2016年1月11日止，宋宜涛、林超梅未能举证证明宋宜涛与江燕云之间对涉案债务的履行期限达成了新的合意，故宋宜涛应当于2016年1月11日前向江燕云履行涉案债务。
五、宋宜涛与林超梅系夫妻关系，两人在庭审中均确认涉案债务产生于两人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涉案的借款本金系支付至林超梅的账户中，林超梅也在第二份《借款协议》中签名捺印，故江燕云要求林超梅对宋宜涛的上述债务承担共同清偿的责任，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予以支持。
六、江燕云与宋宜涛签订第一份《借款协议》时，林多利作为担保人在上述协议中签名确认。第一份《借款协议》约定，如宋宜涛2个月不还利息或者宋宜涛到期无法还款，由林多利偿还全额借款和利息，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之规定，江燕云与林多利约定的保证方式为一般保证。江燕云与宋宜涛、林超梅在第二份《借款协议》中延长了林多利所担保的涉案债务的履行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二款“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履行期限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期间为原合同约定的或者法律规定的期间”之规定，江燕云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宋宜涛延长债务履行期限已书面征得林多利的同意，林多利也辩称其对延长借款期限并不知情。江燕云虽称第二份《借款协议》中林多利的签名（复印件）上的捺印系林多利所为，但江燕云亦承认其与宋宜涛、林超梅签订第二份《借款协议》时，林多利并未在场，且经原审询问及行使释明权后，江燕云仍表示不申请对上述捺印进行司法鉴定，原审推定上述捺印并非林多利所为。所以，江燕云与宋宜涛、林超梅对涉案债务履行期限的变更对林多利不具有约束力。由于林多利的保证方式为一般保证，其与江燕云并未约定保证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林多利的保证期间应为第一份《借款协议》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6个月。由于江燕云与宋宜涛在第一份《借款协议》中既约定了借款期限至2015年8月11日，又约定每月利息的支付期限为每月30日，原审认为，由于江燕云与林多利约定的保证范围包括本息，故涉案的主债务实质包含本息，而最后一期利息的履行期限至2015年8月30日，因此，林多利所的保证期间自2015年8月31日起算，江燕云于2016年2月15日对宋宜涛、林超梅提起诉讼，林多利的保证期间仍未届满，应承担一般保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在对宋宜涛、林超梅的财产依法强制执行后仍不能履行上述债务时，由林多利承担偿还责任。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一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宋宜涛与林超梅于原审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共同向江燕云偿还借款本金500000元；二、宋宜涛与林超梅于原审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江燕云支付2014年12月12日至2015年8月11日期间的借款利息80000元；三、宋宜涛与林超梅于原审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以500000元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向江燕云支付从2015年8月12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四、林多利对以上债务承担一般保证责任；五、驳回江燕云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0100元，保全费4020元，合计14120元，由江燕云承担1120元，由宋宜涛与林超梅承担13000元。
宋宜涛、林超梅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款本金应为44万元，而不是50万元。涉案借款合同约定出借金额为50万元，但当时被上诉人要求预先扣除2014年8月12日至12月11日四个月的利息6万元，而且为了规避法律，没有从借款项中直接扣留，而是在被上诉人先支付35万元后，让上诉人当日取出6万元作为利息向其返还后，再将另15万元出借给上诉人，这也是被上诉人在出具利息收据时未能写明收款日期的原因。该行为不能掩盖其从本金中预扣了6万元利息而上诉人并未占有使用的本质。根据《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7条规定，被上诉人实际出借给上诉人的借款本金为44万元，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自愿支付该部分利息，不符合双方借款合同约定，也不符合上诉人当时缺乏资金周转需要借款的事实。二、原审判决上诉人支付2015年8月12日至2016年1月11日新借款期内利息是违背双方合意的。第一份借款协议到期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合同进行了变更，将借款期限展期到2016年1月11日，同时约定新借贷期内的利息“另行计算”。因为上诉人当时并不具有偿债能力，前期利息尚无能力支付，再约定新利息也无实际意义，所以双方当时的本意是对之前的利息进行结算确认，之后的利息则待上诉人对外债权实现时，根据实际债权的具体金额等情形和当时的偿付能力，由上诉人对新借贷期内占用被上诉人款项的利息予以适当补偿。该陈述也与证据证明的实际情况相符。按其字面本意也是不再按原约定计算的意思。因此，双方对新借款期内的利息实质是约定不明。根据《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5条规定，被上诉人主张新借贷期内利息不应得到支持，原审判决推定双方的意思是按原约定利率标准支付利息违背双方合意。而基于双方对新借款期内的利息约定不明，视为没有约定利息，而又没有约定逾期利息，根据《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9规定，被上诉人应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主张自2016年1月12日逾期之日起至欠款清偿之日的逾期利息。
上诉人宋宜涛、林超梅请求：1、改判原审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借款本金440000元；2、改判原审判决第三项为上诉人以440000元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向被上诉人支付从2016年1月11日逾期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3、本案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江燕云答辩称：1、本案借款本金是50万元，我方认可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及适用的法律规定，我方的证据能显示我方已全额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上诉人支付了本案借款本金50万元。在上诉人收到全额借款本金后，其向我方支付的6万元利息，是双方自愿协商做出的决定，并不存在预扣借款本金的行为，且上诉人没有证据证实我方预扣了借款本金。2、关于从2015年8月12日到2016年1月11日期间的利息计算方式，我方认可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及适用的法律规定，原借款协议中的“另行计算”应当是说在原借款协议期满后双方需要按原约定的利息进行另行的计算，“另行计算”是相对于双方第一期借款到期后对原约定的利息另行计算的表述，因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是正确的。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提交一份证据：林超梅个人账号查询表，证明2014年8月11日被上诉人支付了借款本金35万元，当场要求我方支付6万利息，我方在当日分三次提取了15000元，转到宋宜涛的账户中，后宋宜涛把6万元给到江燕云。被上诉人预扣了上诉人的利息6万元的转账，借款本金应为44万元而不是50万元。
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二审提出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上诉人提出的证据不是法律规定的新证据，请法院确认是否采信。从账号查询表，林超梅银行账户的转账和支付流水并不能对应我方的银行账户，不能证明上诉人将60000元利息交给我方的事实。
被上诉人提供了三份证据：证据一，中国联通电信业务专用收据，证明电话号码156××××9999的户主是林超梅，电话号码186××××6666的户主是宋宜涛；证据二，中国移动电话话费收据，证明137××××5124的户主为江燕云；证据三，江燕云与林超梅的短信记录。证明在2016年1月29
--31号，江燕云多次发短信给林超梅要求还款，诉讼时效中断。也证明在保证期内向保证人主张过权利。
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一、二真实性无异议。证据三中的证据内容并不是事实，短信中的钱款5000元实际上我方已给了15000元。
经审查，上诉人提供的林超梅个人账号查询表，不能证实其希望证明的内容，其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被上诉人提供的三份证据与本案二审争议亦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均不予以采信。
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二审上诉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集中在二个方面：一、关于借款本金数额。上诉人认为在收到350000元借款的第二天即通过银行转账预付了2014年8月11日至12月11日的4个月的借款利息60000元，应从借款本金中扣除。被上诉人对收到上诉人预付利息60000元的事实予以确认，但认为系双方自愿约定，不应从本金中扣除。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自愿提前支付利息属于当事人之间的合意，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对上诉人的辩解不予支持。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在向上诉人支付借款时，又要求上诉返还预付4个月的利息，虽然不是从借款中直接扣除，但实际效果并无区别，上诉人实际收到并可支配的款项为44000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的规定，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该规定并未将双方当事人是否就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达成合意作为考量因素。上诉人的该项上诉请求理据充分，应予支持。二、关于2015年8月12日至2016年1月11日期间的借款利息标准。原审判决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论述，理据充分，本院予以认可。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部分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2016）粤0403民初565号民事判决第四项、第五项。
二、撤销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2016）粤0403民初56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
三、宋宜涛与林超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江燕云偿还借款本金440000元及利息（以44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从2014年8月12日计至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0100元，二审受理费人民币1300元，保全费4020元，合计14420元，由江燕云承担2000元，由宋宜涛与林超梅承担1242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发启
审 判 员 孙 志
代理审判员 马 艳
二〇一六年十月八日
书 记 员 戴 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