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172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元睿，男，1973年1月29日出生，台湾地区居民，住台湾台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静慧，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刚，男，1974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现下落不明。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志和思扬投资管理合伙企业，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号自编201之三，现下落不明。
法定代表人：郑刚。
上诉人杨元睿因与被上诉人郑刚、广州志和思扬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简称思扬投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4民初418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元睿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两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借款协议》中约定的借款42万元即为讼争的42万元，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郑刚于2014年12月4日签订的《借款协议》记载，郑刚确认已于2013年9月25日收到上诉人支付的42万元借款，这与上诉人提供的银行流水单显示的2013年9月25日向被上诉人思扬投资分9笔转账共42万元可以一一对应。其次，上诉人是按郑刚和思扬投资的指示，把讼争的42万元支付至自思扬投资名下银行账户的。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4《合伙人转让出资合同书》第二条第2项约定，鉴于甲方郑刚尚未实际缴纳出资，故按照思扬投资《合伙协议》以及思扬投资的《合伙企业认缴出资确认书》，乙方吴雁、丙方宋伟斌、丁方卢昭、戊方刘创、己方陶继勇无需向甲方郑刚支付，应于2013年9月26日之前将应缴纳的出资额缴付到合伙企业。由此可见，与上诉人一并拟通过受让郑刚在思扬投资的出资额的方式加入思扬投资的其他合伙人，都是通过直接把投资款支付至合伙企业的方式履行了受让郑刚出资额的支付义务，同时，该支付方式也得到了合伙企业的书面确认，思扬投资已在该《合伙人转让出资合同书》上盖章。第三，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财务明细清单和收款回单显示，上诉人、郑刚、吴雁、宋伟斌、卢昭、刘创、陶继勇向思扬投资缴付出资额的具体时间为2013年9月25日至2013年9月26日期间，这可以与上述事实相互印证。二、上诉人已就讼争42万元为借款协议约定的借款，以及思扬投资已同意将讼争的42万元转变为郑刚个人借款的事实承担了举证责任，若被上诉人对此予以否认的，应由其承担举证责任。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是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以及日期为2013年10月29日的思扬投资《合伙协议》第八条第一款、第十条第一款规定，作为思扬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普通合伙人，郑刚与上诉人签订借款协议，也可视为思扬投资对该借款关系的确认，且上诉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郑刚可以代表思扬投资的意思表示，更重要的是，讼争42万元转变为郑刚个人借款，并未对思扬投资造成任何损失。三、若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讼争的42万元为投资款，而并非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5条的规定，应告知上诉人变更诉讼请求，原审法院未向上诉人行使释明权，存在程序错误，既侵害了上诉人的诉权，也增加了上诉人的维权成本。
被上诉人郑刚和思扬投资未到庭应诉，亦未通过其他方式发表答辩意见。
杨元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郑刚立即向杨元睿偿还420000元；2、郑刚立即向杨元睿赔偿损失39421.67元（自2015年1月1日起计算至全部偿还款项之日止，暂计至2016年10月26日）；3、思扬投资就诉讼请求一、二与郑刚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的诉讼费由郑刚和思扬投资承担。杨元睿并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明确上述损失指利息损失，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根据杨元睿提交的商事登记基本信息显示，思扬投资系于2013年8月2日成立的有限合伙企业，注册资本为480万元，合伙人名称为宋伟斌、包利刚、郑刚、郑斌、吴雁。
2014年12月4日，杨元睿（为甲方）与郑刚（为乙方）签订了《借款协议》，其中约定“乙方于2013年9月25日兹收到甲方人民币420000元整（人民币肆拾贰万元整）的借款；借款期限至2014年12月31日止；乙方保证于2014年12月31日前，按本合同规定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420000元整；未依本合同约定条款实施而产生违约责任，可向广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等”。该协议落款处有双方亲笔签名。
根据杨元睿提供的证据一《平安银行流水单》以及证据八《招商银行财务明细清单》、证据九《招商银行收款回单》（为复印件）显示，杨元睿于2013年9月25日通过网银转账的方式将九笔投资款合计420000元支付给思扬投资，其中八笔每笔金额为50000元，一笔金额为20000元。
庭审中，杨元睿表示：杨元睿原拟入伙思扬投资，遂于2013年9月25日向思扬投资投资了42万元作为合伙款；但思扬投资在办理工商登记时，由于杨元睿的台湾身份，无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故杨元睿与郑刚协商，将杨元睿已投入的42万元合伙款转为出借给郑刚的借款，双方于2014年12月4日签订了上述《借款协议》。杨元睿同时确认杨元睿与思扬投资、郑刚没有共同签订将涉案投资款转为借款的协议，但主张思扬投资对此是知情且同意的，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予以证明：
1、根据签署日期为2013年7月31日的《广州志和思扬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其中显示：思扬投资总认缴出资额为4800000元，合伙人共3人，包括普通合伙人傅力（认缴出资额为1800000元）、黄洁贤（认缴出资额为480000元），有限合伙人郑刚（认缴出资额为2520000元）。
2、根据日期为2013年10月29日的《合伙人转让出资合同》，其中显示：郑刚将其在思扬投资中的出资额117万（占合伙企业出资总额的24.375%）分别转让给吴雁、宋伟斌、卢昭、刘创、陶继勇。该合同的受让方签署处除了有上述5个受让人签名外，还有被划掉的杨元睿的亲笔签名，上面同时加盖有思扬投资的印章。
3、根据日期为2013年10月29日的《广州志和思扬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人会议决议》（以下简称会议决议），其中显示：思扬投资新增7个有限合伙人，分别为吴雁、宋伟斌、卢昭、郑斌、包利刚、刘创、陶继勇，郑刚将其在合伙企业中的出资额117万（占合伙企业出资总额的24.375%）转让给上述7个有限合伙人。该会议决议的新增合伙人签署处除了有上述7个新增有限合伙人签名外，还有被划掉的杨元睿的签名，上面同时加盖有思扬投资的印章。
4、根据签署日期为2013年10月29日的《广州志和思扬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其中显示：思扬投资现有合伙人9人，其中普通合伙人傅力、郑刚，有限合伙人为吴雁、宋伟斌、卢昭、郑斌、包利刚、刘创、陶继勇；其中郑刚的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1350000元。该协议的签署处除了有上述9人签名外，还有被划掉的杨元睿的签名，上面同时加盖有思扬投资的印章。
5、根据日期为2013年10月29日的《合伙企业认缴出资额确认书》，其中显示：思扬投资的合伙人为傅力、郑刚、吴雁、宋伟斌、卢昭、郑斌、包利刚、刘创、陶继勇9人，合伙企业认缴纳的出资为人民币4800万元，其中郑刚的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135万元，认缴出资比例为28.125%；合伙人傅力尚未缴纳出资额，应于2015年8月29日前缴纳到位，其他合伙人缴纳的出资额于2013年10月29日已缴付到位等。该确认书全体合伙人签名处除了有上述9人签名外，还有被划掉的杨元睿的签名，上面同时加盖有思扬投资的印章。
6、思扬投资于2013年9月16日-2013年9月30日期间的《招商银行财务明细清单》及日期均为2013年9月26日、流水号分别为13R1023400565、13R1023467395的《招商银行收款回单》（以上均为复印件），其中显示：郑刚于2013年9月26日向思扬投资支付投资款共计93.1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杨元睿是台湾地区居民，本案为涉台民间借贷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应参照涉外商事案件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因郑刚的住所位于广州市越秀区东川路87号802房，该住所属一审法院管辖的行政区域范围内，一审法院作为享有涉台商事案件管辖权之人民法院，依法有权对本案行使司法管辖权。另因当事人对处理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未作选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因两被告的住所地、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均在我国大陆，依照最密切联系原则，故一审法院依法适用我国大陆法律作为裁判本案的准据法。
杨元睿与郑刚在自愿基础上签订的《借款协议》，意思表示真实，且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自觉履行。杨元睿主张涉案借款42万元实际为杨元睿于2013年9月25日向思扬投资的合伙款42万元，并表示系因其台湾身份导致无法办理合伙企业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故其与郑刚协商将上述合伙款42万元转为出借给郑刚的借款。依据杨元睿提供的2013年7月31日《合伙协议》、2013年10月29日《合伙人转让出资合同》、《合伙人会议决议》、《合伙协议》、《合伙企业认缴出资额确认书》及平安银行流水单、思扬投资招商银行财务明细清单及收款回单显示，杨元睿确将涉案款项42万元转入思扬投资的银行账户，在上述材料的合伙人或受让人的落款处亦有被划掉的杨元睿的亲笔签名，以上证据已经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涉案款项42万元系杨元睿支付给思扬投资的合伙投资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一条第四款规定，“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转让或者处分合伙企业的知识产权和其他财产权利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本案杨元睿将涉案投资款42万元转入思扬投资的银行账户，该笔款项已经成为思扬投资的企业财产，对该笔款项的处理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杨元睿与郑刚无权私自处分思扬投资的企业财产；同时杨元睿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上述借款协议中约定的借款42万元即为合伙投资款42万元，也不能证明思扬投资同意将涉案投资款转变为个人借款，杨元睿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对杨元睿主张将涉案42万元投资款转变为郑刚的个人欠款不予采信。
鉴于杨元睿至今未能提交其向郑刚出借款项的资金往来凭证，现杨元睿要求郑刚返还借款42万元并计付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杨元睿以思扬投资为涉案款项的收取方为由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理据不充分，一审法院对此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一条第四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杨元睿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8191元，由杨元睿承担。
二审中，上诉人补充提供思扬投资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杨元睿并非该企业股东。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3年10月29日的《合伙人会议决议》中，参加人员包括原合伙人傅力、黄洁贤、郑刚，新增合伙人吴雁、宋伟斌、卢昭、郑斌、包利刚、刘创、陶继勇，会议全体同意合伙企业新增上述7名新增有限合伙人，并同意普通合伙人黄洁贤将其在合伙企业中的出资额48万元转让给合伙人郑斌和包利刚，同意合伙人郑刚将其在合伙企业中的出资额117万元转让给合伙人吴雁、宋伟斌、卢昭、郑斌、包利刚、刘创、陶继勇等。
同日签订的《合伙人转让出资合同》约定，郑刚在思扬投资中的出资额为252万元，郑刚愿意将其在合伙企业中的出资额117万元分别转让给吴雁、宋伟斌、卢昭、刘创、陶继勇，鉴于郑刚尚未实际缴纳出资，故按照合伙协议以及《合伙企业认缴出资额确认书》，上述受让人无需向郑刚支付，应于2013年9月26日前将应缴纳的出资额缴付至合伙企业。
此外，针对上述文件中打印部分合伙人中并无杨元睿的名字而有杨元睿作为合伙人签名的情况，杨元睿在二审期间解释称，因合伙人众多且难以集中开会，故思扬投资的操作方法是所有到会的人员都只在上述文件的最后签署页上签名，后来思扬投资在工商局办理合伙人变更的时候，因杨元睿是台湾人，不能作为合伙人，故当时思扬投资口头告知杨元睿但没说最终怎么操作，直到杨元睿去工商局查询思扬投资的内档才发现杨元睿的名字被去掉并盖上思扬投资的章，同时前面文件的内容中全部去掉了关于杨元睿的信息，再交到工商局办理其他合伙人变更手续，杨元睿认缴的45万元被放到郑刚名下，所以郑刚只缴纳了93万投资款但其出资份额为135万元。
本院认为，因杨元睿主张的民间借贷关系发生在大陆，大陆法律与该民间借贷关系具有最密切联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一审法院适用大陆法律作为处理本案实体争议的准据法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主要针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杨元睿向合伙企业思扬投资支付的42万元款项的性质以及该款项是否因其与郑刚签署《借款协议》而转化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郑刚提供的借款。
首先，关于该笔42万元款项的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十条规定，合伙人的出资、以合伙企业名义取得的收益和依法取得的其他财产，均为合伙企业的财产；第二十二条规定，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时，须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第三十四条规定，合伙人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或者经全体合伙人决定，可以增加或者减少对合伙企业的出资。本案中，根据杨元睿提供的《合伙人会议决议》、《合伙人转让出资合同》和《合伙企业认缴出资额确认书》以及2013年10月29日《合伙协议》等文件的内容可以看出，案外人吴雁、宋伟斌等系通过受让郑刚在思扬投资中的出资额的方式，而非通过增加合伙企业出资额的方式，加入思扬投资成为新合伙人。上述协议明确约定的新增合伙人、受让人等虽然没有杨元睿，但杨元睿一直作为新增合伙人、受让人在协议上签名。杨元睿在二审过程中解释是思扬投资更换了上述文件的打印部分并将其出资额42万元放在郑刚名下，该解释与上述文件记载的郑刚在转让出资后剩余出资额为135万元，但郑刚在2013年9月26日支付的投资款仅为93.1万元，以及上述协议中杨元睿的签字行为能够吻合，在被上诉人郑刚及思扬投资拒不到庭应诉，既未否认杨元睿上述陈述亦未提供相反证据推翻的情况下，本院采纳杨元睿的上述主张。因此，杨元睿于2013年9月25日支付至思扬投资的42万元款项确系其作为新增合伙人为加入思扬投资所支付的款项，但该款项本应向出让人郑刚支付，系杨元睿受让郑刚在思扬投资出资额的转让款。郑刚本应向合伙企业思扬投资出资252万元，再从各受让人处收取转让款，包括杨元睿的转让款42万元。杨元睿将该款项直接付至思扬投资，系基于各方当事人的约定，但支付方式并不影响该款项的性质。
其次，关于上述42万元是否转换为郑刚在《借款协议》中确认其在2013年9月25日收到杨元睿的42万元借款。本院认为，根据上述一系列会议决议、协议等文件，杨元睿虽然作为新增合伙人签署上述文件，但相关文件从未将杨元睿列为合伙人，而是将杨元睿的出资额列在郑刚名下。因此，杨元睿主张其不能成为思扬投资的合伙人故将42万元投资款转为郑刚向杨元睿的借款投入至思扬投资，该主张和上述《借款协议》、杨元睿在2013年9月25日支付42万元至思扬投资的行为以及杨元睿在一系列文件中的签名被划掉的事实能够互相印证，本院予以采信。至于该转化行为是否属于杨元睿和郑刚私自处分合伙企业财产，如前所述，虽然杨元睿支付至思扬投资的42万元确系合伙企业的财产，但该财产的来源本来就应来自郑刚，将该笔款项转换为郑刚向杨元睿的借款并投入思扬投资，并未损害思扬投资的财产，亦未影响上述一系列协议中约定的各合伙人的出资份额，且思扬投资在杨元睿被划掉的签名上盖章，杨元睿称是思扬投资对该转化行为的认可，该解释合理，思扬投资亦未提出抗辩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综上，杨元睿向思扬投资支付的42万元款项本系其受让郑刚在思扬投资的出资额而支付的转让款，因杨元睿未能成为思扬投资登记合伙人，郑刚与杨元睿签订《借款协议》，约定郑刚向杨元睿借款42万元，现杨元睿已经提供证据证明其支付上述款项和转化的相关过程，其主张郑刚按照《借款协议》的约定向其偿还借款42万元有理，本院予以支持。杨元睿另主张郑刚支付从《借款协议》约定的借款期满次日即2015年1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该主张并未超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的逾期利率限额，本院予以支持。至于杨元睿主张思扬投资对郑刚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该主张并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杨元睿提出的上诉请求部分有理，本院对该有理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定》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4民初41820号民事判决;
二、郑刚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杨元睿偿还借款420000元和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计算：从2015年1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
三、驳回杨元睿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8191元均由郑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明艳
审判员 陈晓红
审判员 罗 毅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七日
书记员 李蕴妍
周萍萍
梁锐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