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渝二中法民终字第0014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谭学超，男，生于1971年3月2日，汉族。
委托代理人向中海，重庆弘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开县分公司。
负责人熊伟，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韩万奎，重庆四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冉启友，该公司职工。
上诉人谭学超因劳动争议一案，不服重庆市开县人民法院（2014）开法民初字第029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审理查明：2007年12月7日，原告谭学超与重庆市电信有限公司开县分公司签订《关于中国电信集团重庆市电信公司历史遗留问题补偿的协议》，就原开县通信发展有限公司、重庆电信菲斯特实业有限公司开县分公司与原告谭学超2003年7月31日前的历史遗留问题达成补偿协议，由受托方重庆市电信有限公司开县分公司一次性向原告谭学超支付3000元，原告谭学超承诺就此遗留问题不再就终止关系后的补偿问题提出任何其他要求或主张其他异议，重庆市电信有限公司开县分公司与原告谭学超自2003年8月1日起，建立了平等的委托代办关系，原告谭学超已领取3000元。2003年8月1日，原告谭学超与开县电信局签订了自2003年8月1日至2003年12月31日止的《开县电信局电信业务代办协议》、《开县电信局农村电话费代收协议》，《开县电信局电信业务代办协议》约定开县电信局委托原告谭学超在河堰等区域代维电信末梢设施，代办电话网电信业务的有关事宜，委托代维、代办费用标准：代维统包责任区属于（四、七）类，代维费用0.55、0.65元／户，交换点灵通点看值守，另按50元／点支付看值守费用，代理各类业务代办费用标准见《开县电信局业务代办酬金标准》，按月核定代维用户数量和代办电信业务的种类、数量并作为计算代办费用的基本依据，代办费用按月通过联网金融网点的储蓄卡支付以及违约责任、协议终止和解除条件，开县电信局向原告谭学超提供装移机及维护用料，对原告谭学超代办的电信业务进行作业流程、服务质量监督、检查，向原告谭学超实时提供电信业务的收费标准及相关电信业务宣传资料，原告谭学超严格执行重庆市电信公司服务标准和服务规范并接受开县电信局的服务质量指导、监督、检查等；《开县电信局农村电话费代收协议》约定开县电信局委托原告谭学超在铁桥等区域代收电话费，委托代收费用按当月应收话费的2%计算，通过联网金融网点的储蓄卡支付，违约责任、协议终止和解除条件，开县电信局向原告谭学超提供电信业务的收费标准及相关电信资费宣传资料，原告谭学超严格执行重庆市电信公司服务标准和服务规范并接受开县电信局的服务质量指导、监督、检查等。2004年8月，原告谭学超与重庆市电信有限公司开县分公司签订了自2004年1月1日至2004年12月31日止的《重庆市电信公司三代业务委托合同》，合同约定签订该合同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1章“委托合同”的相关规定，重庆市电信有限公司开县分公司委托原告谭学超在所辖片区内代维电信末梢设施，代办部分电信业务、代收电话费用、委托费用标准及违约责任、合同的终止和解除条件，重庆市电信有限公司开县分公司对原告谭学超的维护技能、业务知识、营销知识、服务标准等予以指导，向原告谭学超实时提供电信业务的收费标准、业务单据及相关业务宣传资料，原告谭学超严格执行重庆市电信公司的维护质量标准、营销服务标准和服务规范，完成约定的各项委托事务，自觉接受重庆市电信有限公司开县分公司的通信质量、服务质量指导、监督和检查等。原告谭学超与重庆市电信有限公司开县分公司签订了在铁桥等区域自2005年7月1日至2006年6月30日止的《委托代理电信业务合同》，合同约定签订该合同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1章“委托合同”的相关规定，将部分电信业务委托给原告谭学超办理，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代办业务、代维业务、代营业务，代理费用标准：揽收电话甲种用户3元／户、乙种用户10元／户，来电显示4元／户，小灵通7元／户，ADSL（宽带）20元／户，11896每户3元，装移机城市3元／部、农村5元／部，固话包月住宅5元／部、单位6元／部，代维费用网点值守30元等，代收费用按2%买断标准支付，并负责所辖区域欠费追收，代营费用按代维范围内当月代维费用的33.3%计算，结算方式以月为一个结算周期，按时限要求和报表格式提供上一个结算周期的代理业务办理数量，经审核无误后，作为代理费的结算依据办理结算等，委托代理的地域范围和用户范围，原告谭学超向重庆市电信有限公司开县分公司一次性缴纳500元代理保证金和退还保证金方式及违约责任、合同的终止和解除条件，重庆市电信有限公司开县分公司向原告谭学超提供相关业务标准、技术标准、服务标准、电信业务单据、电信业务收费凭据、业务宣传资料、装移机及维护所用的线材，对原告谭学超的维护技能、业务知识、营销知识、服务标准等予以指导和培训，对原告谭学超的代理业务予以后台支撑和技术服务，协助原告谭学超解决委托代理业务中遇到的具体困难和问题，按时向原告谭学超支付结算支付代理费，有权对原告谭学超履行该合同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原告谭学超承诺其拥有适当的资质、技能、资金、人员，能够适当的、安全的履行该合同约定的委托代理业务等。附件中对电信业务代办费用标准、代维业务代理费标准、代收电信费用代理费标准、代营代理费标准及支付方法、代理服务质量标准及违约责任进行了约定，代办相关要求明确代办人员实行统一对外形象，统一的招牌，统一格式对外公布服务内容、服务标准、监督电话等。2006年7月1日，原告谭学超与重庆市电信有限公司开县分公司协商，委托代理期限延期6个月即自2006年7月1日至2006年12月31日止，并对相关业务进行了一定的调整，代维业务代理费增加0.01元／部，代办业务中增加商务铃音10元／户、ADSL调测费30元／户，代办村通业务用户承诺35元的代办费40元／户，用户承诺30元的代办费30元／户，用户承诺25元的代办费20元，用户无承诺的代办费10元／户等。2007年10月，原告谭学超与重庆市电信有限公司开县分公司签订了自2007年11月1日至2008年10月31日止在灵通网点、灵通交接箱范围内重庆市电信有限公司开县分公司委托原告谭学超代理部分电信业务的《委托代理电信业务合同》，合同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1章“委托合同”相关规定，约定委托代办业务、代维业务、代收业务，委托代理费标准：代办代理费标准以相关资料为准，代维业务代理费标准电话（含乡音通）按0.26元／户／月计算、ADSL及数据专线按2元／户计算、机房值守按100元／个／月计算及乡音通基站按50元／个／月计算，代收电信费用代理费标准原告谭学超按月一次性将重庆市电信有限公司开县分公司的通信费买断收取，在原告谭学超将通信费足额按时划到指定账户的前提下，按代理范围内通信收入的3%支付，代营业务代理费标准按原告谭学超代理范围内当月业务收入的1%计算代营费的基数，代营代理费与收入完成情况挂钩，业务收入每差一个百分点，减少代营代理费的10%，减完为止，业务收入每超一个百分点，增加当月代营代理费基数的5%，增加至50%为止，结算方式以月为一个结算周期，按时限要求和报表格式提供上一个结算周期的代理业务办理数量，经审核无误后，作为代理费的结算依据办理结算等，原告谭学超向重庆市电信有限公司开县分公司一次性缴纳2000元代理保证金和退还保证金方式及违约责任、合同的终止和解除条件等，双方的权利、义务与前次合同无变化。2008年6月，双方协商对代维业务代理费标准进行了一定的调整，普通电话根据原来确定的维护结算标准上调20%，即维护酬金由原来的0.21-0.36／部上调至0.26元-0.44元／部，普通客户宽带、专线每户城区1元、农村经营部2元，政企客户电话维护酬金由原来的0.21-0.36／部上调至0.52-0.88元／部，政企客户ADSL城区1元、农村经营部3元等。2010年3月，原告谭学超与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开县分公司签订了自2010年4月1日至2011年3月31日止在铁桥等范围内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开县分公司委托原告谭学超代理部分电信业务的《委托代理电信业务合同》，合同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1章“委托合同”相关规定，约定委托代维业务、代理安装业务，委托代理费标准代维费标准电话（含乡音通）按0.56元／户／月（铁桥）、0.66元／户／月（灵通）计算，数据专线按1.12元／户／月（铁桥）、1.32元／户／月（灵通），ADSL按2.24元／户／月（铁桥）、2.64元／户／月（灵通），iTV按1元／户／月计算、机房看守按50元／个／月计算、AG点按20元／个／月计算、EPON点按10元／个／月计算，代理业务安装费用标准电话装、移机按5元／部计算、ADSL装移调测按30元／户计算、iTV装移调测按50元／户计算，委托代维业务的代理费结算方式以月为一个结算周期，按时限要求和报表格式提供上一个结算周期的代理业务数量，经审核无误后，作为代理费的结算依据办理结算等，原告谭学超向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开县分公司一次性缴纳2000元代维保证金和退还保证金方式及违约责任、合同的终止和解除条件等，双方的权利、义务与前次合同无变化。2011年5月1日，原告谭学超与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开县分公司签订了自2011年5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止在铁桥等范围内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开县分公司委托原告谭学超代理部分电信业务的《委托代理电信业务合同》，合同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1章“委托合同”相关规定，约定委托代维业务、代理安装业务、代办电信业务，委托代理费标准：代维费标准固定电话（含乡音通）按0.56元／户／月（铁桥）、0.66元／户／月（灵通）标准计算，数据专线、ADSL及iTV按2元／户／月，网格内手机维护费按0.30元／户／月计算，机房看守按50元／个／月计算、AG点按20元／个／月计算、EPON点按10元／个／月计算，代理业务安装费用标准电话装、移机按10元／部计算，ADSL、iTV及其他专线装、移调测按15元／户计算等，委托代维、代办业务的代理费结算方式以月为一个结算周期，按时限要求和报表格式提供上一个结算周期的代维业务数量，经审核无误后，作为代理费的结算基数等，网格人员服务评价表，原告谭学超向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开县分公司一次性缴纳2000元信用保证金和退还保证金方式及违约责任、合同的终止和解除条件，原告谭学超在签订该合同时，应向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开县分公司提供承接代维代办业务的个体工商执照或相应资质原件并留存复印件备查，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与前次合同基本相同等。原告谭学超与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开县分公司签订了自2014年2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止在铁桥等范围内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开县分公司委托原告谭学超代理部分电信业务的《委托代理电信业务合同》，合同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1章“委托合同”、《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及《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的相关规定，约定委托代办业务、代维业务、代收业务，委托代理酬金标准及结算方式，原告谭学超向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开县分公司一次性缴纳2000元履约保证金和退还保证金方式及违约责任、合同的终止和解除条件等，其中合同终止和解除条件之一为合同期满，合同关系自动解除；双方的权利、义务与前次合同基本相同。重庆市电信有限公司开县分公司为原告谭学超办理了姓名原告谭学超社区经理、编号0247的胸牌。原告谭学超办理了注册号500234600042686、经营者原告谭学超、执照有效期限2008年1月2日起、经营范围代办电信业务的个体工商户登记。2014年5月16日，原告谭学超向开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裁决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开县分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赔偿金、额外补偿金、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养老保险费；同年7月17日，开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驳回原告谭学超的仲裁请求。一审另查明，开县电信局、重庆市电信有限公司开县分公司、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开县分公司是同一单位。
原审原告谭学超一审诉称：原告从2000年5月先是在重庆电信菲斯特实业有限公司开县分公司从事线务员工作，从2004年起在重庆市电信有限公司开县分公司铁桥经营部工作，工号为191，2007年仍在铁桥经营部工作，工号为185，2008年在重庆市电信有限公司开县分公司担任社区经理，2004年以前原告均是社区经理。2008年原告按照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开县分公司安排作为公司员工，在铁桥镇无偿献血两次，每次补助300元。从2000年至2014年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开县分公司均对原告谭学超进行培训、管理、考核。补偿协议当时签字时没有内容，是签字后才填的。营业执照是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开县分公司统一为农村统包人员办理，原告谭学超没有任何经营代理电信业务资质。代办协议或合同是格式合同，具有强迫性，并未履行。原告谭学超2013年4月至2014年3月平均工资为3017.50元。在2014年4月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开县分公司口头解除与原告谭学超的劳动关系，但双方劳动关系至今并没有解除。请求法院判决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开县分公司：1、支付原告谭学超经济补偿金36210元、赔偿金36210元、额外补偿金3017.50元；2、从2000年5月至2014年3月为原告谭学超缴纳养老保险即100181元；3、支付原告谭学超双倍工资33192.50元；4、支付向原告谭学超收取的押金2000元，按3017.50元／月支付2014年4月至正式解除劳动合同期间的工资；5、支付原告谭学超加班工资269968.72元；6、与原告谭学超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7、为原告谭学超安排离岗前职业病检查。
原审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开县分公司一审辩称：原告谭学超2000年5月至2003年12月先后与原独立的开县通信发展有限公司、重庆电信菲斯特实业有限公司开县分公司订立了短期临时用工合同、两个企业均已被注销、吊销、撤销，与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开县分公司不是同一诉讼主体，也不存在隶属关系，更不属于解体、合并、重组企业。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开县分公司成立于2003年11月26日，在此之前原告谭学超与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开县分公司没有订立任何书面、口头的临时用工合同、劳动合同或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原告谭学超与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开县分公司从2003年8月至2014年以来订立的开县电信局电信业务代办协议、农村电话费代收协议、委托代办代收协议等属于委托代理关系，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委托合同”的相关规定，不受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调整，没有签订委托合同的，时间自动顺延。原告谭学超2000年至2003年7月期间在原企业开县通信发展有限公司、重庆电信菲斯特实业有限公司开县分公司从事劳务一次性领取了经济补偿待遇。工作服装不知是从哪取得，谁发放的，不能形成有劳动关系。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开县分公司向原告谭学超支付的不是工资，打卡记录上的“工资”是财务人员的失误。请求驳回原告谭学超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谭学超与重庆市电信有限公司开县分公司签订了补偿协议，该补偿协议已实际履行，原告谭学超在2003年7月31日前的历史遗留问题已经处理，不再调整。自2003年8月1日起，开县电信局、重庆市电信有限公司开县分公司、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开县分公司与原告谭学超签订了数份委托代理电信业务合同，探究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当从双方签订的合同出发。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电信业务合同约定了双方签订合同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关于委托合同的相关规定以及《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的相关规定，根据《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附件二第一条第（十一）项及《重庆市电信业务经营单位分支机构经营电信业务暂行管理办法》第十条之规定，电信业务经营者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可以将部分业务委托给其他组织和个人代理其实施电信业务，故双方之间所签订的委托代理电信业务合同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而合同中约定了代理费用的标准、结算方式，对受托方的考核、培训、监督等以及违约责任等，因此对受托方原告谭学超进行管理、培训、考核、罚款、支付报酬等均是按照合同约定执行。在《关于中国电信集团重庆市电信公司历史遗留问题补偿的协议》中，亦约定了自2003年8月1日起，双方建立了平等的委托代办关系。因此原、被告双方不符合构成劳动关系的要件，对于原告谭学超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谭学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谭学超负担。
上诉人谭学超上诉请求：1、改判被上诉人支付经济补偿金36210元（3017.50元×12个月），并按100%支付赔偿金36210元及额外补偿金3017.50元；2、判决被上诉人为上诉人交纳养老保险费用，自2000年5月至2014年3月按上诉人每月工资3017.50元的20%计算，共计100181元；3、判决被上诉人支付11个月双倍工资33192.5元。主要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从2000年5月至2014年4月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符合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上诉人受被上诉人管理，从事的工作是被上诉人的业务组成部分，被上诉人为上诉人计发工资；双方签订的《开县电信局电信业务代办协议》实际上是变相的劳动合同，而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协议。上诉人系被上诉人招用，从事电信业务工作，接受被上诉人的管理，遵守被上诉人的规章制度，由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进行培训和考核，并发放报酬。双方不是平等主体，应属事实上的劳动关系。
被上诉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开县分公司辩称：双方签订的《开县电信局电信业务代办协议》属平等主体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被上诉人完全按合同履行，双方不属于劳动关系。请求驳回上诉。
二审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在劳动关系中，因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具有人身和财产上的隶属性，故双方之间存在紧密的管理、监督、支配关系。但并不等同于管理、监督和支配等关系就一定存在劳动关系中，它可以通过当事人缔约等形式存在于多种法律关系里面。
本案中，《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及《重庆市电信业务经营单位分支机构经营电信业务暂行管理办法》中规定，电信业务经营者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可以将部分业务委托给其他组织和个人代理其实施电信业务，代理者提供服务时，应以经营许可证持证者名义向用户提供电信服务。被上诉人依据上述规定与上诉人签订了《开县电信局电信业务代办协议》，该协议属平等主体之间委托代理协议，既有依据，同时也不违法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一方面，基于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代办业务方所提供相关的电信服务体现着被上诉人的服务，势必导致被上诉人在代办业务人的选任、对代办人的技能水平和行为规范有相应的要求和必要的监督管理。这在本案当事人签订的代办协议上有明确的体现，如“严格执行重庆市电信公司的维护质量标准、营销服务标准和服务规范，完成约定的各项委托事务，自觉接受重庆市电信有限公司开县分公司的通信质量、服务质量指导、监督和检查”、“代办人员实行统一对外形象，统一的招牌，统一格式对外公布服务内容、服务标准、监督电话”、“重庆市电信有限公司开县分公司对维护技能、业务知识、营销知识、服务标准等予以指导”等，协议的这些约定并不被法律所禁止，其在形式上就表现为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管理、监督、培训、考核，同时，被上诉人亦是根据协议的约定支付相应报酬。被上诉人的上述行为，既是协议内容的具体体现，也是恰当的履约行为，其相关权利义务依据的是双方签订的代办协议，而不是基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另一方面，上诉人也是根据双方签订的代办协议履行相应代办和被管理、监督、检查、考核的义务，按协议约定获得相应报酬。除此之外，上诉人并不受被上诉人所控制和支配，即使未按代办协议履行相应的义务，体现的也是违约责任，而不是违反了单位的规章制度，其间不具备劳动关系中人身和财产上的隶属性。由上可以看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既无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也无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实，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是双方签订的代办协议。故上诉人主张双方具有事实上的劳动关系，理据不足，不予支持。鉴于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事项是以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为基础，因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故对其上诉请求均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恰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谭学超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姜长城
代理审判员 熊德才
代理审判员 毋向娟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章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