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民终840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建达，男，1971年6月17日生，汉族，住浙江省余姚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童如意，浙江民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尖锋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北松公路5668号1幢A区-2。
法定代表人：刘治平，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治平，男，1969年10月12日生，汉族，住福建省浦城县。
两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戚夏凤，上海市志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沈传达，男，1968年6月11日生，汉族，住浙江省余姚市。
上诉人沈建达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尖锋实业有限公司、刘治平及原审第三人沈传达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7民初218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沈建达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1、被上诉人上海尖锋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尖锋公司）退还其2013年5月1日起至2014年7月31日止按年租金人民币（下同）3,000,000元虚报多收的租金270,900元，2014年8月1日至2015年10月15日按年租金2,730,000元虚报多收的租金229,320元，2015年11月16日至2016年10月20日止按年租金2,250,000元计算虚报多收的租金150,150元，合计退还租金650,370元；2、尖锋公司立即退还其因钢结构大棚为违法建筑被有关部门拆除致使沈建达无法使用而多收的2016年10月15日至2016年11月15日一个月钢结构大棚的租金83,333元；3、尖锋公司赔偿其因钢结构大棚为违法建筑被有关部门拆除而造成的装修损失250,000元；4、被上诉人刘治平对上述尖锋公司需承担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原审第三人沈传达为本案共同承租人有误。1、沈建达向一审法院提供的2013年2月28日的《租赁协议》、2015年10月19日的《租赁协议》、《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上均没有沈传达的签名，沈传达在一审中也陈述其不是承租人，没有付过租金，租金和押金均是沈建达支付的。2、一审法院以尖锋公司、刘治平提供的2013年2月28日的《租赁协议》和2015年10月19日的《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认定沈传达为共同承租人错误。2013年的协议上沈传达的签名和手印是在2014年8月2日添加的，沈建达对此不知情，应为无效。2015年的协议上沈传达的签名和手印是在2016年11月15日添加的，亦系单方添加而应为无效。对此，沈传达在一审中均予以确认。一审法院无视该些情况，对尖锋公司、刘治平提交的该两份协议予以认定，显属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沈传达支付租金错误。根据沈建达提供的2015年10月19日的《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上所载明的协议主体以及协议中关于“之前合同全部作废、截止2015年10月31日租金已全部付清”的约定，可以证明沈传达不是涉案承租人，租金由沈建达支付。至于尖锋公司财务出具的租金收据，系由于当时沈传达代沈建达领取收条，故才在沈建达之后又写了沈传达的名字，此是尖锋公司会计的错误，不能作为认定沈传达为涉案承租人的依据。三、一审法院认定尖锋公司、刘治平提供的2016年11月15日的《合同终止协议书》和《确认书》有效，并以该协议上所载明的“债权债务已结算完毕”为由，认定沈建达无权再主张退还多收的租金等亦属有误。上述两份文件表面上针对的是2015年10月19日的《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但由于协议主体不同，故《合同终止协议书》针对《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而言是无效的。此外，《合同终止协议书》上案外人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和沈建达没有签字和盖章，三方合同有两方没有表达自己的意愿，且协议上的公章也是虚假的，故亦无效。沈传达并非共同承租人，如前所述理由，其无权代表沈建达。四、一审法院认定沈传达2013年开始实际占有和使用涉案房屋并参与调整租金、支付租金、提起诉讼、进行结算等事宜，故其应为涉案房屋的承租人有误。1、从2013年开始沈传达从案外人胡某处另租赁房屋进行经营，故其无需占用沈建达租赁的房屋。2、沈传达仅是作为管理人员办理涉案房屋租金的支付和结算等事宜，不代表其就是承租人。五、一审法院认定刘治平为涉案房屋的出租人有误。1、涉案房屋租金的支付，每次都是沈建达将租金支付给尖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治平，再由刘治平交付给尖锋公司，由尖锋公司出具收据，故尖锋公司系出租人。2、从2016年10月19日尖锋公司与案外人上海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之间的协议看，案外人将拆违的建筑材料回购款支付给了尖锋公司，由此可以证明涉案违建钢结构大棚系由尖锋公司搭建，故出租方为尖锋公司。六、一审程序错误。沈建达于2017年1月5日及2017年1月11日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对涉案房屋面积进行丈量及对沈建达的装饰装修进行评估的申请，但一审法院在未给予沈建达任何答复的情况下直接作出判决，剥夺了沈建达的复议权，程序存在错误。
被上诉人尖锋公司、刘治平共同辩称：1、沈传达与沈建达是涉案房屋的共同承租人。2013年2月28日的《租赁协议》及2015年10月19日的《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上均有沈传达的签名，沈建达自行保存的协议是否有沈传达签字不影响沈传达为共同承租人的事实。2、就涉案房屋租金问题刘治平曾作为出租人起诉沈建达、沈传达，沈建达、沈传达也同时作为反诉原告就涉案房屋面积问题等提起反诉，故沈建达对沈传达为共同承租人是确认的。3、一审中，涉案房屋的出租方胡某到庭作证，证明涉案房屋租赁过程中均是沈传达进行管理，对此沈建达亦认可，故沈传达为共同出租人。4、至于出租人的问题，沈建达以谁收款谁就是出租人为由，主张尖锋公司系出租人，存在逻辑错误。故不同意沈建达的上诉诉请。
原审第三人沈传达述称：同意沈建达的上诉诉请，与一审发表的意见相同。
沈建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尖锋公司退还其2013年5月1日起至2014年7月31日止尖锋公司按年租金3,000,000元虚报多收的租金270,900元，2014年8月1日至2015年10月15日按年租金2,730,000元虚报多收的租金229,320元，2015年11月16日至2016年10月20日止按年租金2,250,000元计算虚报多收的租金150,150元，合计租金650,370元；2、尖锋公司立即退还其无法使用期间（2016年10月15日至2016年11月15日）的钢结构大棚租金83,333元；3、尖锋公司赔偿其装修损失250,000元；4、尖锋公司返还其多付的租金68,700元；5、刘治平对上述尖锋公司需承担的第1、2、3、4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09年8月21日，案外人上海C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作为出租方（甲方）、案外人尹某1作为承租方（乙方），双方签订了《厂房租赁合同书》一份，约定甲方将位于上海市松江区XX镇XX路XX号XX楼XX房XX栋XX楼XX房XX栋租赁给乙方使用，西侧三层楼厂房面积为5,724.03平方米，二层楼厂房面积为4,534.56平方米，共计租赁物面积为10,258.59平方米，考虑到乙方实际需求，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认可确定实际租赁面积为8,000平方米；租赁期限为四年，从2010年6月1日起至2014年11月30日止；租赁物北侧的空地在租赁期间借给乙方使用……；甲方同意乙方可转租二层楼厂房（B栋）给其他承租户……。厂房租赁合同还对其他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
2012年8月1日，案外人胡某作为出租方（甲方）、刘治平作为承租方（乙方），双方签订了《厂房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将位于上海市松江区XX镇XX路XX号，两侧一楼厂房加后面空地租赁给乙方使用，东侧一楼厂房（1,260平方米）、西侧厂房一层（1,550平方米），北侧空地归乙方使用经营物流；本租赁物采用包租的方式，由乙方自行管理；租赁期限6年，自2012年7月23日起至2018年7月23日止。厂房租赁合同还对其他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同日，双方还签订了补充协议一份，约定胡某同意刘治平在厂房后面搭建临时大棚约3,000平方米，一旦政府拆除，甲方协助乙方出面协商解决；……；现租用的物流公司在明年三月份到期后给乙方租用，不得转租他人，便于统一管理。补充协议还对其他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
2013年2月28日，刘治平作为出租方（甲方），沈建达、沈传达作为承租人（乙方），双方签订《租赁协议》一份，约定XX路XX号XX栋给乙方经营仓储，租用期限从2013年5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止；东侧一楼厂房面积1,260平方米、西一侧厂房面积1,550平方米，加原物流约880平方米，钢结构厂房约6,000平方米，道路空地归乙方免费使用，年租金3,000,000元（2014年8月2日被调整为2,730,000元，由沈传达签字确认），租金及押金于2013年3月1日交付甲方（2013年3月1日至2013年4月30日为免租期）；付款方式：租金三月一付，物业由乙方自行管理，费用由乙方自负；租赁期间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可对租用范围内进行装修改造装饰……，甲方不承担一切经济赔偿责任，乙方拆除的，如甲方需要恢复原样，乙方必须恢复原样，费用由乙方自理。租赁协议还对其他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庭审中，沈建达及沈传达称“沈传达”的签名系事后补签，沈建达并不知情，沈传达也并非涉案合同的承租方。尖锋公司、刘治平对此则不予认可。
2015年1月1日，C公司作为出租方（甲方）、案外人A公司作为承租方（乙方），双方签订《厂房租赁合同书》一份，约定甲方将位于上海市松江区XX镇XX路XX号XX楼XX房XX栋XX楼XX房XX栋租赁给乙方使用，西侧三层楼厂房面积为5,724.03平方米，二层楼厂房面积为4,534.56平方米，共计租赁物面积为10,258平方米，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认可确定实际租赁面积为10,000平方米；租赁期限从2015年1月1日起至2019年6月30日止。合同还对其他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
2015年10月19日，刘治平作为出租方（甲方）、沈建达作为承租方（乙方），双方签订《租赁协议》一份，约定XX路XX号B栋给乙方经营仓储，从2015年11月1日至2015年11月15日为免租期，租赁期限从2015年11月16日至2018年8月30日止；厂房面积约3,690平方米，钢结构大棚约6,000平方米，道路空地及停车场地归乙方免费使用，年租金2,250,000元；付款方式：租金三个月一付，共计562,500元，同时应缴纳押金200,000元……；租赁期间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可在租用范围内进行装修改造装饰……，其改造装修，修理费用均由乙方自理……，甲方不承担一切经济赔偿责任。协议还对其他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
同日，胡某作为甲方、刘治平作为乙方、沈建达和沈传达作为丙方，签订《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一份，约定甲方提供松江区XX路XX号XX栋租给乙方，乙方并全部转租给丙方，租用期从2015年11月1日至2015年11月15日免租金，并从2015年11月16日至2018年8月30日止；两栋厂房底层面积约3,690平方米，钢结构大棚约6,000平方米，以及道路与所有场地，年租金2,250,000元；乙方付甲方的年租金共计1,250,000元，乙方同意丙方直接付给甲方，丙方支付给乙方的年租金1,000,000元由丙方直接支付给乙方；如遇钢结构大棚因不可抗拒等原因拆除或动迁，丙方与乙方的合同自动终止，乙方退还丙方自合同终止日起至合同到期日的多收租金和归还丙方200,000元押金；此补充协议与《租赁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此合同签订之前的合同全部无效；截至2015年10月31日之前房租租金已全部结清。《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还对其他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庭审中，沈建达及沈传达称上述补充协议上“沈传达”的签名系事后补签，沈建达并不知情，沈传达也并非涉案合同的承租方。尖锋公司、刘治平对此则不予认可。
2016年11月15日，A公司和胡某作为甲方、刘治平作为乙方、沈传达和“沈建达”作为丙方，三方签订《合同终止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将承租的松江区XX镇XX路XX号厂房转租给乙方，乙方搭建钢结构大棚后再转租给丙方，后约350平方米大棚系被丙方拆除，现大棚又被政府全部拆除，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经友好协商，将甲方和乙方的租赁合同，乙方与丙方的租赁合同均终止。具体约定如下：1、甲方和乙方、乙方和丙方的租金均按原各自合同约定金额计算至2016年11月15日；2、本协议签订即视为乙方和丙方已将厂房及所有相关设施交还给甲方；3、乙方支付过甲方163,333元押金，乙方又收取过丙方200,000元押金，丙方拆除乙方部分大棚折价70,000元，沈传达又欠甲方房租，现三方同意前述押金和租金相互抵扣，不计差价，自此互不相欠；4、各方无其他争议，原合同履行至此，乙方与各方亦无其他债权债务。庭审中，沈建达称从未见过该份协议，其也没有签字或摁过手印，沈传达称“沈建达”的名字系沈传达所签，手印也系沈传达所摁，不签的话胡某就会封路断电，当时其不敢告诉沈建达。尖锋公司、刘治平及证人胡某均表示没有亲眼看到沈建达签字。同日，沈传达签署《确认书》一份，载明：A公司将松江区XX镇XX路XX号厂房转租给刘治平，刘治平又转租给沈建达和沈传达。2016年11月15日，A公司、刘治平及沈传达签订《合同终止协议书》，现沈传达确认，该《合同终止协议书》系沈传达和沈建达的真实意思表示，对于沈传达签订2016年11月15日的《合同终止协议书》沈建达是知晓的，沈传达2016年11月15日签订的《合同终止协议书》完全可以代表沈建达，如出现纠纷由沈传达负责和承担。
庭审中，沈建达提交了由尖锋公司、尖锋公司工作人员赖某分别出具的三份收据、尖锋公司与B公司签订的回购协议以及工商档案材料等，证明尖锋公司向沈建达收取了租金并实际收取回购补偿款，沈建达是租赁合同的承租方。尖锋公司、刘治平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并不代表沈建达和尖锋公司之间有法律关系，赖某是尖锋公司的财务，同时帮刘治平处理个人账户，刘治平只是让赖某开具一张收据给沈建达，代表的是刘治平向沈建达出具的一张证明，收到了沈建达的款项。该款项是尖锋公司的代收行为。缴款单位中的“沈泰物流”是沈建达自己的公司。此外，2015年10月19日的收据上写明了缴款单位是沈建达和沈传达；涉案土地是刘治平个人提供给尖锋公司使用的，均由刘治平出资，拆迁时，尖锋公司是实际使用人所以拆迁单位才和尖锋公司签订相关协议。沈传达对于沈建达所举证据无异议。
庭审中，沈建达提交了沈传达的证明及银行流水、沈诚浩的证明及银行流水、“沈泰物流”的证明及银行客户回单、A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等，证明沈建达曾经分别委托沈传达、“沈泰物流”等向刘治平和尹某2支付了涉案的租金，刘治平和尹某2的行为是代表公司的行为，合同是A公司、刘治平和沈建达三方签订的，老厂房的钱沈建达是付给A公司的，大棚的钱给了尖锋公司、刘治平。尖锋公司、刘治平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数额等双方已经最终结算，无需再进行核算；其次，这组证据也能证明系沈传达在进行处理，如银行流水单13张系由沈传达进行处理的，且沈诚浩是沈传达的儿子，也能证明租金等相关事务都是沈传达在进行处理。沈传达对于沈建达所举证据无异议，其表示2013年签订合同后，沈建达说这方面沈传达也懂的，因为沈建达一个季度来一次，所以就委托沈传达管理，但是股份什么的也没说，押金、定金都是沈建达付的；对于涉案厂房大的事情沈传达不管，小的事情沈传达才管；沈建达告诉沈传达大事情要跟他说的，终止协议是大事，一开始沈传达没跟沈建达说，沈传达和胡某签好以后才跟沈建达说的，所以《确认书》上才写出现任何后果，沈传达全部负责。
庭审中，沈建达提交了安装彩钢板房协议书和补充协议，支付安装彩钢板房及水电工费清单，购买水电材料、装修厨卫间，施工电费、大棚围栏、护栏钢管费用票据、照片以及光盘等，证明沈建达签订租赁合同后，对大棚进行了装修，该大棚被拆除造成了沈建达的损失。尖锋公司、刘治平质证认为，对于大棚被拆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沈建达所提供的装饰装修的证据材料三性都不予确认，即便真的有装修，也没有得到刘治平的同意。沈传达对于沈建达所举证据无异议。
庭审中，沈建达为证明其主张还向法院提出对涉案厂房面积进行实地丈量、对沈建达的装饰装修进行评估的申请，尖锋公司、刘治平则认为，其已经举证证明三方已经对租金结算清楚，本案焦点是《合同终止协议书》是否是三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从缩短审理时间，节约司法资源来看，不需要评估，且涉案厂房已经拆除，没有评估的依据，也无法证明这些材料是作为装修大棚的材料。
庭审中，尖锋公司、刘治平提交了一审法院出具的（2015）松民三（民）初字第1863号民事裁定书一份，载明刘治平曾经因为涉案房屋租赁纠纷起诉沈建达、沈传达，沈建达、沈传达亦对刘治平提起反诉，可见承租人是沈建达、沈传达二人。沈建达对于民事裁定书真实性无异议。沈传达对于民事裁定书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当时因为沈建达委托沈传达管理涉案房屋，沈建达很少来，两人出庭就能说得清楚点。
庭审中，尖锋公司、刘治平申请证人胡某出庭作证，胡某陈述其有权出租涉案房屋，当时胡某把房屋出租给了刘治平，刘治平又把房屋出租给了沈建达、沈传达，每次见的都是沈传达，很少见到沈建达；大棚被拆后，胡某和刘治平以及沈传达的合同终止；胡某租房给刘治平，刘治平又把房屋大棚转租给了沈传达，三方对付款方式进行了约定，2015年10月19日的《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沈建达系在当时签字，沈传达是事后签的，在签订《合同终止协议书》以前签的，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在整个租赁过程中，都是沈传达在处理事务，签《合同终止协议书》时胡某没有通知过沈建达，胡某是与沈传达联系的，沈传达说已经通知了沈建达。尖锋公司、刘治平对于证人证言予以确认，认为虽然有点差异但是不影响本案的事实。沈建达则不予认可，认为证人都是谎话。沈传达则认为是证人逼其签字的。
一审法院认为，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本案中，双方的争议焦点有二：1、涉案房屋租赁合同相对方是谁？2、尖锋公司、刘治平是否应当退还沈建达租金并赔偿其装修损失？
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虽然沈建达主张尖锋公司是涉案房屋的出租人，但根据庭审查明，涉案房屋系刘治平从证人胡某处承租，继而将其对外转租的，尖锋公司虽早已成立，但其并未在任何一份租赁合同中签章，虽然部分租金进入尖锋公司账户，但尖锋公司、刘治平均确认此系代刘治平收取的租金，故沈建达主张尖锋公司是涉案房屋的出租人，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其次，各方对于沈建达是涉案房屋承租人的身份并无异议，但对于沈传达的承租人身份存有争议。一审认为，沈传达在2013年2月28日的《租赁协议》、2015年10月19日的《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以及2016年11月15日的《合同终止协议书》中均作为一方当事人署名，自2013年起租开始便实际占有和使用涉案房屋，并参与调整租金、支付租金、提起诉讼、进行结算等事宜，其应为涉案房屋的承租人之一。故本案中刘治平与沈建达、沈传达之间就涉案房屋成立房屋租赁合同关系。沈建达辩称的其仅委托沈传达管理涉案房屋而非沈传达实际承租房屋、沈传达辩称其系被胁迫在上述合同或协议上签字的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其一，双方自2013年3月28日即已签订租约，沈建达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曾就租赁面积减少等提出过异议，且2015年10月19日，双方经过结算后签订《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载明截至2015年10月31日之前的房租租金已全部结清，沈建达及沈传达也于同日支付给刘治平租金1,562,500元。其二，2016年11月15日，沈传达签署了《合同终止协议书》及《确认书》各一份，载明各方之间的租赁合同均终止，各方租金均按约计算至2016年11月15日，各方房屋及所有相关设施已返还，押金租金相互抵扣，互不相欠，各方无其他争议，亦无其他债权债务。此应视为各方对于房屋租赁合同关系项下的债权债务已结算完毕，沈传达作为房屋的承租人以及实际的管理使用方签署的《合同终止协议书》能够代表承租人的意愿，对沈建达亦具有约束力。故沈建达再主张退还多收租金、赔偿装修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于二○一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作出判决：驳回沈建达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403元，减半收取6,701.5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诉讼费11,701.50元，由沈建达负担。
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中，沈建达对下列事项向本院申请鉴定：1、2016年11月15日的《合同终止协议书》上“沈建达”的签名及所捺手印是否为沈建达本人所写和所捺；2、2016年11月15日《合同终止协议书》、2015年10月19日《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上“沈传达”的签名及所捺手印是否系同时形成。对此，因沈建达在一审中并未就上述事项申请过鉴定，沈建达对此亦未作出合理解释，故其在二审中就上述事项提出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沈传达是否为涉案租赁合同的承租人之一？其是否有权作为承租人签署《终止合同协议书》？对此，沈建达认为，沈传达在2013年2月28日的《租赁协议》及2015年10月19日《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签名和所捺手印均是事后添加，沈建达对此不知情也不认可，故沈传达并非涉案承租人，也无权代表沈建达签署《合同终止协议书》。对此，首先，沈建达就其关于沈传达在前述2013年及2015年相关协议上作为承租人签名及所捺手印系事后添加的主张并未提供切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其次，沈传达系涉案房屋租赁过程中承租方的主要管理人，对此沈建达亦予以认可，尖锋公司财务出具的收据中也将沈传达列为承租人，对此沈建达之前也从未提出过异议；第三，另案中，沈建达与沈传达作为共同承租人在应诉的同时亦共同提起反诉，此亦可表明沈建达对沈传达作为共同承租人系认可；第四，沈建达称沈传达管理涉案房屋租赁事宜系受其委托，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但对此却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第五，沈传达与沈建达系亲兄弟关系，故沈传达所作有利于沈建达的陈述之效力有待商榷；第六，就沈建达关于沈传达另租有房屋进行经营故无需承租涉案房屋的主张，则显然不足以否定沈传达涉案房屋承租人的身份。结合以上几点，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沈传达与沈建达为涉案房屋的共同承租人，应属合理有据，本院予以认同。基于以上几点，即便没有沈建达本人的签名及所捺手印，沈传达作为承租人代表于2016年11月15日与案外人及刘治平签订的《合同终止协议书》仍为合法有效，其效力及于沈建达。因该协议中明确约定各方就涉案房屋租赁关系项下的债权债务已全部结清，故沈建达提起本案诉讼主张相关费用，有违《合同终止协议书》的约定，一审法院对其诉请予以驳回并无不当。就沈建达关于《合同终止协议书》上A公司公章系虚假的相关主张，因沈建达并未提供A公司自身对此持有异议的相关证据，而沈传达对其亲自签署该协议系认可，故沈建达该项主张尚不构成其可否定《合同终止协议书》效力的理由。对于沈建达就涉案房屋出租方应为尖锋公司而非刘治平的相关主张，一审法院就此已有针对性地阐述了充分的意见，且沈建达的诉请基于《合同终止协议书》的约定即可认定应予驳回，故本院就此不再赘述。另对沈建达关于一审程序违法的主张，因就当事人的鉴定申请不存在沈建达所述的复议权问题，且一审法院就不予支持沈建达的诉请亦阐述了相关理由，故沈建达该项主张亦不成立。综上所述，沈建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701.50元，由上诉人沈建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薇佳
审判员 陈蓓蓉
审判员 唐建芳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莫 莉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