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12民终17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尹俊华，男，1977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泰州市姜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雅丽，江苏圣典（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映，江苏圣典（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仲林，男，1957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泰州市姜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松，江苏丁鸿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尹俊华因与被上诉人张仲林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法院(2016)苏1204民初61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尹俊华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协议约定的预缴秧苗培育基础金4万元，上诉人已全部支付，即先付了2万元现金，后转帐2万元。2、上诉人支付了被上诉人11000元现金劳务费，不是种子费。3、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购买的稻种98袋2450公斤合计12250元应直接从承包费用中扣除。4、协议约定承包的农田是480亩，实际只有455亩，上诉人只需支付这455亩农田每亩200元的费用。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中，上诉人提交农委出具的证明，证明插期太迟、缺株严重、株距、行距不达标，导致水稻产量下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协议的目的是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购买种子并帮助培育，但被上诉人并没有培育成功，被上诉人从外地购买了过期秧苗补上，最终秧苗损毁导致上诉人损失严重，根据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二条的规定，被上诉人交付的成果不符合承揽要求，上诉人可不支付承揽费用。
被上诉人张仲林辩称，1、上诉人称先付秧苗培育基础金2万元现金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未收到其所称的2万元现金。2、上诉人没有向被上诉人支付11000元现金劳务费。3、上诉人上诉所称的稻种是他自己提供的，种子的价值是1.1万元，被上诉人已自认，并从承包劳务费中扣除。4、田亩不足的问题，应当按照双方签订的承包协议确定农田的亩数。5、到外地购买种子是按照上诉人的要求向他人进行购买，并非被上诉人自行购买，而且购买的秧苗质量是合格的，生产队长及负责人进行了确认认可。6、关于农委出具的证明，是在被上诉人提起诉讼后出具的，不能证明当时被上诉人插秧的情况，证明上所称的水稻插秧时太迟、生产量严重不足，并没有载明相关的原因，也可能就是种植的问题。上诉人田亩产量减少的问题有部分是因为洪水的问题，上诉人已得到国家的补偿。被上诉人承揽工作已履行完毕，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被上诉人张仲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尹俊华立即给付张仲林秧苗款及插秧款等费用计56400元；2、张仲林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月30日，张仲林、尹俊华签订《协议》一份，约定：尹俊华有农田480亩，水稻秧苗由张仲林提供，并直至及其插秧到位；尹俊华向张仲林支付秧苗培植费每亩200元，包括栽插到田，张仲林保证秧苗的数量和质量；在秧苗培植期间，尹俊华必须保证向张仲林提供灌溉、打作机器，栽插秧期间，田块打作机器必须由张仲林负责，费用归尹俊华结算，栽插质量由尹俊华负责监督保质；尹俊华向张仲林预缴秧苗培育基础金肆万元整等等。协议签订后，尹俊华支付了11000元种子费。同年3月31日，尹俊华向张仲林支付了20000元；6月23日，支付10000元；7月15日支付5000元；7月16日支付5500元；剩余44500元，经张仲林多次催要，尹俊华拒不支付。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张仲林、尹俊华之间的承揽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相关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尹俊华未按约定支付合同价款系违约行为，其应当承担继续履行的民事责任。张仲林要求尹俊华支付56400元，认为其中10500元是协议之外的其他费用，但尹俊华予以否认，且张仲林对其主张也无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尹俊华尚欠的费用应为44500元。关于尹俊华的辩称意见，其未能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尹俊华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向张仲林支付价款44500元；二、驳回张仲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36元，依法减半收取718元，由张仲林负担229元，尹俊华负担489元（张仲林已预交，由尹俊华向其直接支付，原审法院不再退还，尹俊华于判决生之日起十日内向张仲林支付）。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供如下证据：1、上诉人给付土地租金，农户签字领取租金的花名册，证明张仲林承包田亩是450亩左右，并不是协议中的480亩，480亩是估计出来的。2、王珍桂、尹年洲证人证言，证明张仲林培育秧苗没有成功，后期为了弥补从外地购买了一批秧苗进行栽种，没有得到尹俊华的同意，被上诉人没有完成承揽合同中的相关义务。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1、对花名册的真实性没有意见，但被上诉人插秧的田亩除花名册之外有将近50亩的田。2、两位证人是上诉人的员工，对其身份和证言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后期购买的秧苗是经上诉人同意的，两位证人可以看出我们已经履行了插秧义务，并且插秧到位，两位证人没有如实陈述。本院认证如下：1、对于上诉人提供的农户签字花名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农户转包土地面积并不必然等同于被上诉人实际栽插秧苗的田地面积，故该证据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2、两位证人陈述为上诉人打工或帮助管田，与上诉人之间存在着利害关系，其证言的可信度不高。且证人有关上诉人秧苗培育不成功、购买的秧苗已过期的陈述意见也缺乏专业性，故该证据同样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
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案涉协议签订后，尹俊华向张仲林提供部分稻种。一审中，张仲林自认该部分种子费为11000元，同意从承包费中扣除，原审判决据此认定尹俊华支付了11000元种子费。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2016年3月30日尹俊华与张仲林签订的秧苗培植协议内容真实，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张仲林按协议约定进行了秧亩培育并在当年7月底前完成了所承包田亩的水稻栽插工作，尹俊华也实际接受了该工作成果，并组织人员对该农田进行种植管理，故尹俊华应依约向张仲林支付报酬。
尹俊华以张仲林秧苗培育失败、插期太迟、插秧不到位、导致水稻减产损失为由拒绝支付剩余费用。本院认为，尹俊华的辩称理由不能成立。其一、协议约定“栽插质量由甲方（尹俊华）监督保质”，尹俊华有责任对张仲林承包完成的栽插秧苗的农活进行监督保质。现无充分证据证明尹俊华在履行协议过程中或在接管农田时曾就插期、株距、行距等问题提出过异议；其二，关于尹俊华提到的张仲林未完成合同义务造成水稻减产损失的问题。本院认为，影响水稻收益的因素较多，有人为因素，如种子、耕作、管理、栽培、肥料等，也有自然因素，如农时、气候、土壤等。尹俊华未能举证证明是否存在水稻减产的事实、减产的具体情况及原因、是否与张仲林完成的工作存在因果关系，故不能因此认定张仲林未完成合同义务。综上，尹俊华辩称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有关本案事实认定方面，1、已付款数额，尹俊华认为除原审判决查明部分之外，还向张仲林支付了秧苗培育基础金2万元现金、劳务费11000元现金。但尹俊华未能就现金交付的事实提供证据证明，张仲林亦不予认可，故尹俊华主张的付款事实不能成立；2、尹俊华主张向张仲林出售的稻种合计12250元应在承包费用中扣除。就此，尹俊华虽未能举证证明，但张仲林在一审中已自认张仲林提供的稻种费用为11000元，同意在承包费用中扣除，原审法院据此作出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3、尹俊华认为张仲林只完成了455亩农田水稻秧苗的插秧到位工作，并提供农户花名册予以证明。本院认为，尹俊华提供的农户花名册记载的是各农户收取租金的金额和土地面积，不能据此来认定张仲林实际承包农田的亩数，也不能据此否认双方协议约定的农田亩数的真实性，故尹俊华的主张不成立，应按照双方签订的协议确定农田亩数。
综上所述，尹俊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尹俊华向张仲林支付欠付报酬44500元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36元，由上诉人尹俊华负担（已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 玫
代理审判员 宗 雯
代理审判员 刘 旭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吴泓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