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粤民再48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吴旭东，男，汉族，住湖南省怀化。
委托代理人：辛钧辉，湖南公言（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蒋涛，湖南公言（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理光（深圳）工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
法定代表人：粂井正博，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谢晓军、苏杰，广东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吴旭东因与被申请人理光（深圳）工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理光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3民终2368号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6年11月9日作出（2016）粤民申582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吴旭东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下称一审法院）起诉称，吴旭东于2013年4月入职理光公司，先后从事磨床操作、金型生准、治具组装、文书事务等岗位，以上岗位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噪音职业危害因素，而且理光公司未及时提供劳动保护条件及劳动保护用品。2010年7月7日，吴旭东经体检诊断为噪音作业职业禁忌症，医嘱意见明确为不宜继续从事接触噪音作业工作，但理光公司未将该职业禁忌通知卡告知吴旭东，直到2015年5月份吴旭东在理光公司处复印资料时才无意中发现该《职业禁忌通知卡》。理光公司隐匿该《职业禁忌通知卡》，继续安排吴旭东在噪音岗位工作，导致吴旭东听力继续下降，于2014年4月6日入住广东省××防治院治疗，并于2014年6月27日被广东省××防治院诊断为职业性轻度噪声聋。2014年8月18日，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工伤；2014年11月24日，被鉴定为七级伤残。因理光公司存在以下重大过错：1.未提供劳动保护条件（工作岗位噪音超标）；2.在吴旭东2010年体检被发现存在噪音作业职业禁忌症的情况下，理光公司隐匿该事实，继续安排吴旭东在噪音岗位工作；3.在2013年12月理光公司将吴旭东调岗到文书岗位至解除劳动关系期间，仍安排吴旭东到噪音区域工作，仍未完全将吴旭东调离噪音区域；4.理光公司未及时发放劳动保护工具；5.在入职时的劳动合同中未告知吴旭东其工作岗位存在噪音的职业危害因素，为此，××防治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吴旭东有权要求理光公司承担侵权责任，请求法院判令理光公司：1.支付残疾赔偿金357224元（44653元/年*20年*40%）；2.支付被抚养人生活费403368元（母亲：14年*22812元/年/2人女儿14年*28812元/年/2）；3.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现根据吴旭东提交的《劳动合同》、《深圳市工伤认定书》等证据，吴旭东、理光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吴旭东主张因在理光公司处从事不同程度的噪音职业危害岗位，未得到合法职业保护，导致其职业性轻度噪声聋，要求理光公司进行赔偿。可见本案纠纷系因吴旭东、理光公司履行相关《劳动合同》而产生，应属劳动争议纠纷，而非平等民事主体间的侵权纠纷，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依法应予驳回，吴旭东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一审法院于2015年10月27日作出（2015）深福法民一初字第5284号民事裁定：驳回吴旭东的起诉。
吴旭东不服一审裁定，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二审法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吴旭东患××虽认定为工伤，××防治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吴旭东有权要求具有过错的理光公司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人在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外有权依照民事法律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具体到本案，吴旭东患××后认为理光公司存在重大过错，根据上述法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有权要求理光公司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而对于理光公司是否应当承担吴旭东诉请的民事赔偿责任，则应当进行实体审理才能作出判定，但一审法院在未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的情况下，就以裁定驳回起诉的方式剥夺吴旭东的诉权，明显违反法律规定。（二）在司法实践中，××人在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后，以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为案由要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均获法院受理并审理，人民法院均在进行实体审理后根据案情作出支持或不支持的判决。经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查询，××人在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后，以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为案由要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判例。如：(2015)粤高法民申字第1034号，(2014)粤高法民一申字第767号、(2013)粤高法民一申字第783号、(2014)深中法民终字第2125号等，以上案例均与本案相似。综上，一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裁定并指令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
理光公司答辩称：（一）吴旭东主张人身损害七级伤残赔偿金357224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吴旭东属于××，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案由规定，属于人格权的大范畴。工伤伤残七级不等于人身损害伤残七级，吴旭东没有提交伤残等级鉴定。吴旭东在佩戴劳动保护用具中也存在主要过错责任，应承担主要责任。吴旭东已按照社保工伤待遇享受工伤待遇，累计获得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合计242112元。（二）吴旭东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403368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吴旭东的被扶养人生活地为湖南省，没有在深圳市生活的相关依据，不适用深圳市的标准；且没有伤残等级的确定，故该主张依法不能确定。（三）吴旭东要求人身损害赔偿已经过了诉讼时效。吴旭东的受伤时间为2014年4月16日，其于2015年6月起诉，按照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规定，已超过1年诉讼时效。（四）吴旭东患××已经享受工伤待遇，如今又提出人身损害赔偿的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
二审法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应认定工伤，可以享受相关工伤保险待遇。吴旭东于本案请求理光公司承担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民事赔偿责任，鉴于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吴旭东患有××已被依法认定为工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双方当事人的工伤待遇纠纷已另案审理，故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吴旭东的起诉，处理结果正确，应予以维持。二审法院于2016年3月3日作出（2016）粤03民终2368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吴旭东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申请人的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且不属于该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的情形，不应被剥夺诉权。××防治法》第五十九条明确规定，××人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该法条从内容上看是准用性规定，××人有哪些具体的民事权利和行为模式，而是规定可以参照或援引其他民事法律规定来加以明确；其次，从性质上看是我国法律的注意规定，即为特别性规定，旨在提示司法工作人员注意，××的人依法享有民事赔偿的权利，其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此外，本案案由是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二）二审裁定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理解和适用不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四十五条、第五十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律解释权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的解释宪法、法律权力的性质不同，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律解释权限于解释审判工作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主要解决的是适用法律问题，并没有赋予司法解释与法律同等的效力或者改变法律规定的功能。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的文义看，只是基于工伤赔偿属于劳动争议，应先进行劳动仲裁程序处理而做出的规定；并不是对经劳动仲裁程序处理后，劳动者是否仍享有民事赔偿权利进行规制，且该条司法解释不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据此，确定申请人是否具备损害赔偿请求权，具备何种损害赔偿请求权，是由相关民事基本法律（在本案中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规定。而且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内容看，表明最高人民法院支持工伤民事赔偿的态度。如果是第三人主张侵权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就支持；而劳动者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后，再向用人单位主张民事侵权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就不支持，在体系解释上讲不通。（三）从请求权基础和立法原意看，工伤待遇赔偿请求权是工伤职工根据社会保险制度所享有的法定权利，由工伤保险基金和企业共同承担，其目的在于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而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基于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民事法律由过错方对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由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其目的在使受害人得到充分赔偿的同时，给侵权人以警示。因此，采取人身损害赔偿补充工伤保险待遇的模式符合立法原意。而且根据请求权聚合理论，从法理上来说，××人也可以同时享有工伤待遇赔偿请求权与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综上，请求：1.撤销二审裁定，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支持申请人原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再审的诉讼费用由理光公司承担。
理光公司提交答辩意见称：（一）二审裁定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首先，二审裁定认定吴旭东属于××工伤，即吴旭东只能按照工伤待遇处理。其次，二审裁定适用《工伤保险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正确。《工伤保险条例》是处理工伤纠纷的专门行政法规，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十二条则是指引当事人如何适用《工伤保险条例》来处理工伤纠纷案件的专门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是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法通过的法律，最高人民法院依据该法取得司法解释权，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具有法律效力，该司法解释已经对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的案件作明确界定，即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别无选择。据此，一审法院裁定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而驳回吴旭东的起诉正确；二审法院予以维持亦正确。××进行预防的法律，该法第五十九条也是泛泛规定，不具可操作性。故到目前为止，处理工伤案件的准据法只有《工伤保险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吴旭东主张人身损害七级伤残赔偿金357224.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十二条的规定，吴旭东的情形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范围，不适用人身损害民事赔偿责任的范畴。且吴旭东的工伤伤残七级不等于人身损害伤残七级，答辩人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和深圳市社会保险机构的要求，已经足额支付吴旭东一次性工伤伤残补助金，故其在已经获得工伤待遇补偿的情况下，又主张人身损害赔偿没有法律依据。吴旭东于2015年5月25日离职时存在工伤七级伤残，按照缴纳工伤社会保险基数，深圳市社会保险机构已经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42042元；答辩人也于2015年3月20日按照《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支付其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差额31070元、一次性医疗补助金28400元，并于2015年5月29日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140600元（有银行转账凭证和吴旭东签名确认为证），吴旭东从未就此提出过任何异议。此外，吴旭东依据二审法院(2016)粤03民终9459号民事判决，获得精神抚慰金40000元。由此可见，吴旭东累计获得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精神抚慰金共计282112元。何况吴旭东在佩戴劳动保护用具中也存在主要过错责任，其也应承担主要责任。综上，吴旭东已经按照社保工伤待遇享受工伤待遇，其再次主张高额的人身伤残赔偿金357224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基于吴旭东不符合人身损害民事赔偿责任的主体，吴旭东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403368元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吴旭东已累计从社会保险机构和答辩人处获得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精神抚慰金282112；何况其确认领取有耳塞，而耳塞是最好的防护用品，只要正常佩戴，是不会导致严重后果的，因此，吴旭东在佩戴劳动保护用具中也有重大过错责任；更何况其没有证据证明其父母已经丧失劳动能力，需要其抚养。而且吴旭东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据无法确定其直系亲属关系，更不能确定被抚养对象，其父母的抚养费是否还应由其兄弟姊妹共同承担不能确定；其子女的抚养问题不属于吴旭东抚养义务的范畴，且该被抚养对象也不明确。此外，吴旭东所主张的抚养费不能依照2015年度广东省深圳市的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执行，其被抚养人生活地为湖南省溆浦县，故其主张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不适用广东省深圳市的支付标准。（四）吴旭东主张人身伤残赔偿已过诉讼时效。吴旭东于2014年4月16日因听力减退入住广东省××防治院，2014年5月9日出院，故其受伤时间应为2014年4月16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36条的规定，主张人身损害赔偿的，应自身体受到伤害之日起1年内提起诉讼，但吴旭东于2015年6月29日才向一审法院起诉，显然其诉讼请求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1年诉讼时效期间。综上，请求驳回吴旭东的全部再审请求。
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吴旭东申请再审的事实理由，本案现阶段审查的焦点为吴旭东被诊断为××并被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工伤，其依照《工伤保险条例》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后，能否基于人身损害的侵权法律关系向理光公司主张权利。
××人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的规定，吴旭东以侵权法律关系向理光公司请求人身损害赔偿的，依法有据，故其提起的本案诉讼属于人民法院可直接受理的民事诉讼范围；且其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应如何理解的问题，该法条只是明确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应首先按《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处理，而不能未经《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相关程序处理即直接到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且该法条并没有明确禁止劳动者按《工伤保险条例》处理后，对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不能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据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对吴旭东提起本案诉讼不构成法律障碍，一、二审法院适用该法条裁定驳回吴旭东的起诉、上诉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第三百三十二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5）深福法民一初字第5284号民事裁定和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3民终2368号民事裁定；
二、指令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詹伟雄
审判员 邹 莹
审判员 邵静红
二〇一七年二月七日
书记员 耿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