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鄂0102行初14号
原告陶端阳，男，1948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
被告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三阳路13号。
法定代表人盛洪涛，系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汤皓（一般授权代理），系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房屋征收处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鲍明晖（一般授权代理），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陶端阳起诉被告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市国土规划局）履行法定职责及行政赔偿一案，向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案件应由最初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故以（2016）鄂0111行初62号案件移送函将案件移送本院管辖。本院于2017年1月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张薇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刘钢平、黄惠鸣参加的合议庭，于2017年3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陶端阳，被告市国土规划局的委托代理人汤皓、鲍明晖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陶端阳诉称，在对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06）岸行初字第52号及（2009）岸行初字第18号案件进行申诉的过程中，通过调取以上两件案件的证据，原告陶端阳发现被告市国土规划局及法院对其在被告市国土规划局中抄写的安置补偿方案均未予以认定，被告市国土规划局故意否认存在安置补偿方案的事实。且被告市国土规划局及法院在上述案件中均引用2002年实施的地方性法规认定被告市国土规划局2000年的行政行为合法。有关原告陶端阳房屋拆迁的事实情况是：原告陶端阳于1994年4月8日购房一次性交款3880.22元，按政策购买公有住房部分产权。根据武政（1998）34号文第六条第（二）项之规定，本文件发布前，已按房改政策以标准价购买公有住房部分产权的，可按当年房改政策补足以标准价计算的实际付款与当年以房改成本价计算的应付房价款的差额后，即取得住房完全产权。武房改办（1998）276号文明确载明，经研究，同意将关山四村第九栋共计9套，528.14㎡住房按成本价向职工出售。并规定了实际付款价格的计算方法，包括工龄折扣等内容。被告市国土规划局于2000年4月6日批准该房屋拆迁。武汉市住房制度改革委员会办公室于2001年10月12日在武房改办（1998）276号文后注明“原文存档，此文有效”，并加盖了该单位的公章。1998年6月16日，原告陶端阳填写表格，按当年房改政策补足以标准价计算的实际付款与当年以房改成本价计算的应付房价款的差额。1998年6月18日国营长江有线电厂证明，夫妇周燕梅参加工作时间，享受工龄折扣，优惠购房价格及办理房屋产权所需证明。原告陶端阳填写的职工住宅合作社购房申请表，印证1998年6月公司已填购房申请表等，其夫妇于1994年获房改房百分之六十的产权。原告陶端阳填写的职工住宅合作社购房申请表，该表格是合作社工作人员手工画出及填写的文字，此表格中有工作人员的字迹和原告陶端阳的字迹共同存在。工作人员填写的内容为：“参加合作建房是否愿意退出原住房”等等。原告陶端阳填写的字迹为：“单位不执行武政（1998）34号、武房改办（1998）276号，剥夺房改优惠政策”，“原居住二十五年的房，单位强行拆除”，“单位西马路宿舍拆除若还建，我要求单位赔偿经济损失”等。证明原告陶端阳对于房屋拆迁系有异议。电南司字（1999）第035号文中载明，九栋住房属底层陈旧房，经房改部门批准，未向职工出售其产权仍属中国电子物资中南公司。但加盖有武汉市住房制度改革委员会办公室公章的武房改办（1998）276号文能证明电南司字（1999）35号文中的内容违法。综上，原告陶端阳购房一次性交款按政策购买公有住房部分产权，按政策补足即取得住房完全产权。拆迁人弄虚作假经房改部门批准又擅自改变安置方案重复出售，未被依法追究。原告陶端阳于2016年5月8日向被告市国土规划局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要求被告市国土规划局赔偿其七十平方米的房屋及维权费用。被告市国土规划局于同年7月5日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书》。据此，原告陶端阳特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根据武汉市第九届人大十六号第四十六条第（五）款之规定对拆迁人中国电子物资中南公司处以罚款；责令被告市国土规划局要求拆迁人中国电子物资中南公司限期原地赔偿原告陶端阳105平方米房屋，如拆迁人不能赔偿，则由被告市国土规划局予以赔偿；因被告市国土规划局未依法监督拆迁安置方案的执行并隐瞒上述拆迁安置方案，责令被告市国土规划局承担原告陶端阳自2000年至今的诉讼维权费用。
被告市国土规划局辩称，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之规定，原告陶端阳提交的起诉状不符合起诉条件，其诉讼请求和事实不具体、不明确，不符合人民法院的起诉条件，其起诉应当依法予以驳回。2、我局不存在违法行政行为，原告陶端阳提起行政赔偿缺乏事实依据和前提条件，我局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书》符合法律规定。原告陶端阳提出的赔偿请求应当予以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七条之规定，行政赔偿的范围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受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使受委托的行政权力时违法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因此，行政赔偿的前提条件是存在违法行政行为。我局不存在行政行为的违法的情形。原告陶端阳于2016年5月11日向我局邮寄《行政赔偿申请书》，我局核实相关事实后，于2016年7月5日依法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书》，并于当日送达原告陶端阳。因此，原告陶端阳提出本案的赔偿请求缺乏事实基础和前提条件，不符合国家赔偿的法律规定，其赔偿请求应当全部予以驳回。3、原告陶端阳对于人民法院已经作出的终审判决的事项再次提起诉讼属于重复起诉，其起诉应当予以驳回。原告陶端阳第一项诉讼请求“据武汉市九届人大十六号令法律责任第十六条（五）款处以罚款拆迁人”没有法律依据，不存在原告陶端阳所称的“武汉市九届人大十六号令”；原告陶端阳第二项诉讼请求“限期拆迁人改正原地赔偿原告105平方米房屋”的诉讼请求属于民事赔偿的范畴；第三项诉讼请求指向的是要求承担诉讼维权费用，不属于行政赔偿的范围。经查，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06）岸行初字第52号行政判决书，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武行终字第140号行政判决书，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09）岸行初字第18号行政判决书，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武行终字第127号行政判决书已经驳回了原告陶端阳所提出的诉讼请求。原告陶端阳对于人民法院已经作出终审判决的事项再次提起诉讼属于重复起诉，其起诉应当依法予以驳回。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陶端阳的起诉。
经审理查明，原告陶端阳于2016年5月8日向被告市国土规划局提交行政赔偿申请书，主张被告市国土规划局于2005年3月30日对其作出的答复以及2009年2月9日对其作出的答复均违法且与事实不符，该答复行为没有法律依据，系行政乱作为。故请求被告市国土规划局依据武汉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操作指引，赔偿其七十平方米房屋及维权费用。被告市国土规划局收到后于同年7月5日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书》并于当日向原告陶端阳直接送达。被告市国土规划局调查后在决定书中对其告知：1、原武汉市城市规划管理局于2005年3月30日作出的《回复》系对原告陶端阳申请国家赔偿的回复，对该回复不服，原告陶端阳应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不应针对国家赔偿的回复再次申请国家赔偿。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作出终审判决，认为《回复》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故原告陶端阳对《回复》再次申请国家赔偿缺乏法律依据。2、原武汉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于2009年2月9日作出的《答复函》系按照市政府作出的武政复决[2008]第6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要求，对原告陶端阳作出的书面答复，且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作出终审判决，认为《答复函》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答复函》系原武汉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依法作出的行政行为，未对原告陶端阳的财产权等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原告陶端阳对《答复函》申请国家赔偿，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陶端阳对《答复函》不服，已于2009年3月18日向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表明其在2009年3月18日前已知晓《答复函》的内容，但其直到2016年5月11日才向被告市国土规划局提出行政赔偿申请，已经超过请求国家赔偿的法定时效。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章第一节对行政赔偿的赔偿范围作出明确规定，原告陶端阳所申请的维权费用不属于行政赔偿的范围。4、原告陶端阳在《行政赔偿申请书》中提出的法律依据为《武汉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操作指引》，该文件尚未颁布实施，不对行政相对人产生法律效力，故原告陶端阳提出的行政赔偿缺乏法律依据。5、原告陶端阳在《行政赔偿申请书》中提出“法院隐藏以上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的内容，造成[2009]鄂民再申字第00269号、[2002]武民终字第1969号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该事项不属于行政赔偿受理范围。依据上述认定观点，被告市国土规划局决定对原告陶端阳不予行政赔偿。因对被告市国土规划局于2016年7月5日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书》不服，原告陶端阳诉至本院，诉请如前。
另查明，原告陶端阳系中国电子物资中南公司职工，原承租该公司坐落于本市××××室的自管公有住房。1994年，该公司欲对该房屋进行房改，但房改交易所必须的手续均未进行。1999年，中国电子物资中南公司拟在上述房屋原址上集资建房，并办理了建房等相关手续。同年12月3日，原告陶端阳与中国电子物资中南公司签订了《关于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协议》，约定原告陶端阳购买一套其原址上新建的经济适用房。2000年3月3日中国电子物资中南公司通知包括原告陶端阳在内的9户进行搬迁，原告陶端阳于同年3月15日搬出居住的房屋。同年4月6日，被告市国土规划局向中国电子物资中南公司颁发了武拆许字（2000）第27号《房屋拆迁许可证》。2001年4月房屋建成后，原告陶端阳入住自选的住房。2002年原告陶端阳以中国电子物资中南公司在建房、拆迁安置中弄虚作假，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法院以原告陶端阳与中国电子物资中南公司之间的房屋拆迁、集资建房行为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为有效的民事行为为由驳回原告陶端阳的诉讼请求。2005年2月18日，原告陶端阳以被告市国土规划局向中国电子物资中南公司颁发的房屋拆迁许可证行为违法向该局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被告市国土规划局收到申请后认为该局向中国电子物资中南公司颁发的房屋拆迁许可证是2000年4月6日，原告陶端阳的拆迁行为在先，被告市国土规划局的颁证行为在后，颁证行为与原告陶端阳的搬迁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不存在侵犯其合法权益，也未对其经济造成损失，于2005年3月20日作出《关于对陶端阳申请国家赔偿的回复》，对其赔偿请求不予受理。因对该回复不服，原告陶端阳于2006年4月1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审理后认为原告陶端阳与中国电子物资中南公司双方之间签订的房屋拆迁合同、集资建房行为的效力已被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原告陶端阳认为被告市国土规划局颁发的房屋拆迁许可证侵犯其合法权益，向被告市国土规划局申请国家赔偿，被告市国土规划局作出不予受理原告陶端阳赔偿请求的回复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故于2006年7月7日作出（2006）岸行初字第52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陶端阳的诉讼请求。经原告陶端阳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6）武行终字第140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08年9月24日，原告陶端阳通过挂号信的方式向被告市国土规划局提出申请，要求被告市国土规划局识别该局拆迁处的工作人员书写的字迹、复印拆迁安置方案、对拆迁人违反拆迁法规的行为给予行政处罚，并依法作出拆迁补偿裁决等行为。被告市国土规划局收到其申请后未作出答复。同年11月24日，原告陶端阳向武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同年12月23日，武汉市人民政府作出武政复决[2008]第6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责令被告市国土规划局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就原告陶端阳的诉求作出答复并依法送达原告陶端阳。2009年2月9日，被告市国土规划局对原告陶端阳作出《关于对申请人陶端阳反映问题的答复函》，告知原告陶端阳其房屋拆迁行为与该局核发的拆迁许可证无直接因果关系，其颁证行为亦无违法、违规行为。原告陶端阳认为该答复函未按照行政复议的要求进行答复，故于2009年3月1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市国土规划局作出的答复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作出（2009）岸行初字第18号行政判决书，驳回原告陶端阳的诉讼请求。经原告陶端阳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武行终字第127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认为，针对原告陶端阳提出的要求被告市国土规划局根据武汉市第九届人大十六号第四十六条第（五）款之规定对拆迁人中国电子物资中南公司处以罚款的诉讼请求，该项请求内容系要求被告市国土规划局履行对拆迁行为进行监管并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的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在起诉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向被告提出申请的证据。本案庭审过程中，针对原告陶端阳提出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合议庭当庭询问原告陶端阳在起诉前是否向被告市国土规划局就该事项提出过申请，原告陶端阳表明其在起诉前未提出过申请，亦未提交其曾经就该项内容向被告市国土规划局提出过申请的证据。故原告陶端阳针对该事项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不符合起诉条件。
针对原告陶端阳提出的要求被告市国土规划局责令拆迁人中国电子物资中南公司限期原地赔偿原告陶端阳105平方米房屋，如拆迁人不能赔偿，则由被告市国土规划局予以赔偿的诉讼请求，首先，如原告陶端阳主张该房屋由中国电子物资中南公司进行赔偿，则该请求事项属于原告陶端阳与中国电子物资中南公司之间的民事争议，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其次，如果原告陶端阳主张该房屋由被告市国土规划局进行赔偿，则该诉讼请求事项属于单独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事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4）加害行为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该行为已被确认违法。…本案中，原告陶端阳向被告市国土规划局提出行政赔偿的申请，其主张赔偿的理由系被告市国土规划局于2005年3月30日及2009年2月9日对其作出的答复均违法，系行政乱作为，据此向被告市国土规划局主张行政赔偿。通过查明的事实，原告陶端阳分别于2006年及2009年向本院就上述两份答复提起过行政诉讼，且经本院一审及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均驳回了原告陶端阳的诉讼请求。被告市国土规划局否认其行政行为违法。且并未有生效法律文书确认违法行为的存在。原告陶端阳现单独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的诉讼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
针对原告陶端阳主张因被告市国土规划局未依法监督拆迁安置方案的执行并隐瞒上述拆迁安置方案，要求被告市国土规划局承担原告陶端阳自2000年至今的诉讼维权费用的诉讼请求，该请求事项仍属于原告陶端阳要求行政赔偿的事项。同理，被告市国土规划局否认其行政行为违法。且并未有生效法律文书确认违法行为的存在。原告陶端阳现单独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的诉讼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
综上，原告陶端阳的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4）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十）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陶端阳的起诉。
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八条第（二）项之规定，本案不交纳案件受理费。邮寄送达费20元由原告陶端阳承担。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 薇
人民陪审员 刘钢平
人民陪审员 黄惠鸣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张东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