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2民终875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波，男，1964年5月2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生，北京秉成�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强，北京市正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祁莹，女，1960年1月7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文胜，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汪向东，男，1958年9月15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文胜，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余波因与上诉人祁莹、上诉人汪向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5）西民（商）初字第235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1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余波的诉讼代理人李永生，上诉人祁莹、上诉人汪向东共同的诉讼代理人贾文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波上诉请求：1、改判一审判决第一项，判令祁莹、汪向东偿还余波借款本金199万元；2、改判一审判决第二项，判令祁莹、汪向东以199万元为本金，按照月息2%的标准给付余波自2010年6月2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的利息；3、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祁莹、汪向东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双方借款总金额认定错误，应为199万元，而非124万元。
1、一审法院忽视2010年6月2日《承诺书》出具的背景，导致对《承诺书》争议的括号中批注内容之含义解读错误。
本案存在两个借款依据，一是2010年4月12日签订的《借款协议书》，二是2010年6月2日签订的《承诺书》。《借款协议书》是《承诺书》的起因，《承诺书》又有其独立的权利义务和履行边界。祁莹、汪向东之所以要出具《承诺书》，是因为其实际借款需求到出具承诺书当日即将超过《借款协议书》约定的150万元借款上限，为�需要为“突破”履行原借款协议找到一个新的借款依据，同时由于借款额的增加和超限，需要追加新的担保措施。《承诺书》中“为此借款人需要向贷款人余波借款柒拾伍万元人民币（贷款人已经按约共借款壹佰贰拾肆万给借款人）”的文意为：《承诺书》签署时已经形成借款124万元，随即需要即“将要”借入一笔75万。另根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淀法院）审理的（2013）海民初字第24069号案2013年12月10日的庭审笔录，祁莹明确表示是先签的《承诺书》后给付的2010年6月2日的75万元借款，即祁莹、汪向东在签订《承诺书》时，尚未实际取得2010年6月2日的75万元借款。那么，从逻辑上讲，124万元当然不包括尚未取得的75万元，祁莹的庭审陈述与《承诺书》的文意相吻合。另外，2010年6月2日祁莹、汪向东所写的75万元收条内容表述为“收到余波按承诺书借款￥75万元柒拾伍万元整”，与《承诺书》括弧中表明的“已经按约借款”124万元明显为两个依据发生的两部分借款，总额为199万元。
2、一审法院未采信余波所提交的北京首都市政公用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首都市政公司）、北京当代创新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当代创新公司）、北京路通同泰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同泰贸易公司）向余波提供现金的《情况说明》。上述《情况说明》作为有效的间接证据，结合三个公司提现支票凭证等证据，足以证明其为余波提供了75万元借款的资金来源。在直接证据缺乏的情况下，能够证明余波向祈莹提供75万元借款的基础事实。
3、之所以75万元借款没有相关手续，是因为此后的《承诺书》中已经对前期借款总额进行了确认，余波应祁莹、汪向东的要求交还了75万元收条。而其他收条之所以没有交还借款人，是因为其他收条中均含有“质押承诺”或“债务关系转移”等收条手续之外的其他重要内容，不宜交还或销毁。同时，海淀法院（2013）海民初字第24069号生效判决已经确认双方借款总额为199万元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五）项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而祁莹、汪向东为了推翻该判决所确认的事实，提交了“写有借款还款明细的便签”进行反驳，但一审法院审查后认定“其内容可做辅助参考而不能作为认定借款总额的直接证据”，表明该证据不足以推翻海淀法院的生效判决所确定的事实。
4、一审法院认为承诺书是依据《借款协议书》的约定履行，协议中约定的上限是150万，则此时借款�额如果是199万元超过了上限，故确认双方的借款总额为124万元。这是“因果倒置”的错误逻辑。本案事实是：正因为再借款75万元，其借款总额将突破《借款协议书》约定的150万元上限，故祁莹、汪向东需要单独出具承诺书以突破按约的150万元上限。如果加上再借款75万元后，总额不超过150万元上限，祁莹、汪向东只需依约借款即可，无需出具承诺书。
二、一审法院将北京中建国瑞物资供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国瑞公司）支付同泰贸易公司人民币50万元认定为祁莹、汪向东偿还余波个人借款错误。刘春霖是余波所投资公司的财务人员，可以代表所在公司接受公司往来款项的支票，无权代表余波个人以余波意思表示的名义出具相关支票收条，确认支票金额为还个人借款。虽然在50万元支票票根上有刘春霖签署的“代余波收”，和在支票复印件上写明“收�祁莹还余波借款50万元的支票”，但由于该支票上的签字内容是刘春霖根据祁莹的要求所写，刘春霖在书写收条之前并没有获得余波的同意，且事后余波对刘春霖的“代理行为”进行否认，因此，该收条对余波不发生法律效力。同时根据我国有关财会制度规定，公司等单位不准许向个人支付款项。既然余波个人向祁莹个人提供借款时是通过现金直接支付祁莹，那么在还款的问题上祁莹没有理由通过公司账户进行还款，更不用说通过公司对公转款存在财务风险和提现手续费、税款等成本问题，这是极不符合基本借贷常规的。
三、余波与祁莹往来邮件的《公证书》足以证明，只有祁莹、汪向东欠款199万元本息才是符合事实和基本逻辑的，即本案存在两笔75万元借款，且50万元与83.2万元两张支票不属于还余波个人借款。
1、《公证书》所附祁莹与余波�来邮件信件内容及邮件附件之《补充协议书》（系2013年7月22日，祁莹修改后返回余波，并要求余波签字盖章的《补充协议书》稿）第一条约定“现发包人承诺将祁莹（发包人的法定代表人）个人名下两套房产用于银行抵押贷款，新发放贷款扣除两套房原有对应担保的债权款项、利息及服务费后余款200万元全部用于支付本项目工程款项。”协议落款的签订日期为“2013年7月23日”。2、《公证书》所附祁莹与余波往来邮件附件之《抵押借款合作协议书》“甲方：首都市政公司，乙方：中建国材公司，丙方：祁莹、汪向东”；“鉴于：……；4、乙方及丙方不符合贷款条件，无法实现贷款目的”；“甲乙丙三方经友好协商，就丙方提供房屋抵押担保，通过甲方向浙商银行抵押贷款一事，达成如下协议，各方共同遵守：一、由甲方向浙江银行申请抵押贷款……丙方以其如下�产为甲方向银行贷款提供抵押担保。1、坐落于……16—C1号……；2、坐落于……16—D1号……。”协议落款的签订日期为“2013年7月22日”。3、《公证书》所附祁莹与余波往来邮件附件之《二次解押抵押贷款时间周期明细表》（系祁莹提供）①余波，解押1-2工作日；②民生银行共用4日可到房管局办理银行解押；③浙江银行用6个工作日抵押完成，2个工作日内放款；④过桥公司签约公证3个工作日。
以上事实可以证明：1、祁莹与余波通过邮件往来，由祁莹修改确认了要求余波签字盖章的《补充协议书》内容，协商拟通过《抵押借款合作协议书》约定的方式，即以祁莹盛和家园16—C1、16—D1两套住房为以首都市政公司名义向浙商银行的抵押贷款做担保，新获得的贷款偿还原有对应两套房屋现存的担保债权款项、利息及服务费后，余款200万元用于支付工程款。此项说明，祁莹、余波均确认这样一个事实：在通过对16—C1、16—D1两套住房进行“二次解押贷款”获得浙商银行的贷款放款时，在16—C1、16—D1两套住房上仍有“对应的担保债权款项”尚未偿还。2、根据《二次解押抵押贷款时间周期明细表》披露的事实，以及余波为权利人的16—C1、16—D1两套房屋《他项权利证书》、2013年9月10日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函，16—C1、16—D1两套住房原有抵押权人为民生银行和余波。根据银行贷款基本业务常识，作为实现浙商银行抵押贷款的前提条件是，在向浙商银行申请抵押贷款之前，必须先行对两套房屋上的原有抵押权进行解押注销后向新的贷款银行进行抵押登记贷款。作为抵押权人之一的民生银行，从银行办理抵押贷款业务的基本规则看，只有在借款人全部偿还剩余借款本息后，才可能为抵押人办理房产解押手续。余波由于可通过自己控制的贷款借款人“首都市政公司”在获得贷款后优先偿还自己的抵押借款，因此答应祁莹先为其解押抵押房产，帮助其实现浙商银行贷款，并在获得银行贷款后优先受偿债权。故此，在获得浙商银行抵押贷款放款时，《补充协议书》第一条所说的……新发放贷款扣除两套房原有对应担保的债权款项……，一定是指祁莹仍拖欠“另一个也是剩余的唯一的一个抵押权人”即余波的债权款项。3、祁莹宣称在2010年9月1日已经清偿完对余波的全部欠款，但该邮件的往来发生在2013年7月间，从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来讲，祁莹主张的在2010年9月1日向余波支付83.2万元作为还个人借款，并因此结清了双方债权债务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与之相反的，由于《补充协议书》约定“新发放贷款扣除两套房原有对应担保的债权款项、利息及服务费后余款200万元全部用于支付本项目�程款项”，根据《余波与祁莹借贷本息计算明细表》，浙商银行贷款额度在支付余波的债权款项、利息及服务费后，余款200万元支付本工程项目工程款的合同事实与“祁莹尚欠余波199万元”的逻辑事实相符。根据余波二审提交的新证据2013年6月7日《评估报告书》，为办理浙商银行抵押贷款，该二套房的房地产抵押价值总价分别为：16-C1住宅403.36万元，16-D1住宅468.87万元，两房合计抵押价值总价为872.23万元。按祁莹协调浙商银行后所言，浙商银行可按房地产抵押价值总价的70%左右贷款，最低也能保证按65%贷款，那么祁莹、汪向东从浙商银行可获得的最高贷款额为610万元左右。按照祁莹、汪向东借款本金199万元，月息2%（第一个月按1%）计算，自2010年4月12日至预计获得浙商银行贷款的时间2013年9月1日，本息约为357万元，服务费最高约53万元（最低约为10万�），余款200万用于支付工程款。以上证据及实证分析充分证明了双方之间的借款金额为199万元，且至今尚未偿还，否则对双方之间借贷金额的任何一种认定结论都无法与双方往来邮件所体现的事实相符。
四、祁莹（包括其任职法定代表人的中建国材公司）在资金极度缺乏，根本无力开发建设采育工程项目的情况下，祁莹便以个人四套住房进行抵押贷款或借款，利用他人资金进行工程建设。可是当时祁莹连起码的办理贷款手续的资金都拿不出，故此向余波进行借贷，同时以各种许诺引余波的建筑公司介入采育工程，拖欠余波所在公司大量的工程款。
祁莹、汪向东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余波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余波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一、一审法院认定，中建国�公司与同泰贸易公司、中扶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北京路通同泰建筑分公司（以下简称中扶公司）之间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事实认定错误。实际上，中建国瑞公司与同泰贸易公司、中扶公司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
二、一审法院认定，庭审中双方都认可中建国瑞公司与同泰贸易公司、中扶公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汪向东与余波是三个公司的负责人，在此情况下，款项既可能是偿还借款也可能是偿还三个公司之间的债务，事实认定错误。实际上，中建国瑞公司与其他两个公司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祁莹和汪向东也没有认可过三个公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祁莹将83.2万元支票交于余波，目的就是为了还款，没有其他目的。
三、一审法院认定，祁莹在自己留存的支票存根上填写的用途以及做账时的科目都是还中扶公司款项，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祁莹在支票存根上标注“还债中扶款”，是指偿还中扶公司负责人即余波款项，并不是偿还中扶公司款项。祁莹的公司与中扶公司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后，祁莹名下的中建国材公司与中扶公司发生了工程款债权债务，为支付工程款，引发了祁莹与余波之间的借贷债权债务，所以，祁莹为了方便记录，将该83.2万元的还款也记作“中扶款”（统称中扶款），以体现两者之间的关联关系，并且写明“还债”，当然是还借款了。如果是还工程款的话肯定记作“工程款”了。从双方之前的支付工程款的交易习惯来讲，祁莹的公司支付工程款，中扶公司都要给出具收据的，而这笔83.2万余的款项，中扶公司并没有出具工程款收据，显然不是工程款，不是支付与中扶公司之间的债务，而是支付与中扶公司人员之间的债务，即祁莹对余波负有的债务。此外，一审法院错误认定“�莹与中扶公司之间也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祁莹本人与中扶公司之间并没有债权债务关系。
四、一审判决对于83.2万元支票的性质，认定不清，没有全面的分析认定。其一，没有注意到83.2万元这个数额与明细表上部分的联系，这个数是经余波的财务人员刘春霖算好利息5.7万元与剩余本金77.5万元相加得出的，显然与借款有直接关系，就是尚欠本金和利息总和；其二，没有联系到之前祁莹还款也是从中建国瑞公司拿50万元支票偿还这一还款习惯，将83.2万元支票与之前的50万元支票割裂开来，单独认定，显然属于片面的、孤立的分析认定，有违民事审判原则，最后导致了认定事实错误。
余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祁莹、汪向东连带偿还余波借款本金199万元以及自2010年6月2日起至实际支付日的利息（以本金199万元为基数，按月息2%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汪向东系中建国瑞公司经理。余波系首都市政公司、当代创新公司、同泰贸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中扶公司负责人。祁莹与汪向东系夫妻关系。祁莹、汪向东与余波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
一、祁莹、汪向东与余波之间借款过程。
2010年4月12日，祁莹、汪向东与余波签订《借款协议书》，约定借款人祁莹、汪向东向余波借款以150万元为上限，用于办理位于××等四套住房的房屋所有权证及提前还清购房按揭贷款尾款以便将此四套住房整体办理银行抵押贷款事宜的专款使用，借款期限为自实际支付相应款项之日起，至办理完毕四套房屋抵押贷款银行放款之时同时还款为止，但以本协议签订后一月内为限。按照借款期限，借款人支付贷款人借款利息为实际借款总额的1%，超过此期限，每月按照借款总额的2%支付借款利息，直至还清本息为止。为履行按时还款承诺，借款人同意将其所有的位于××房屋作为按时还款的抵押担保。双方协商一致，办理完毕房屋所有权证后借款人将盛和家园1号楼16D的房屋所有权证交由贷款人保管，借款人承诺仅将此房屋用于银行抵押贷款，否则属于借款人违约。协议书还对其他内容进行了约定。
签约后，余波分别于2010年4月12日向祁莹交付借款10万元、于2010年4月14日交付借款20万元、于2010年5月31日交付借款9万元、于2010年5月26日通过转账支票的方式交付借款10万元，总计49万元。2010年6月2日，祁莹与汪向东作为借款人共同向余波出具一份《承诺书》。《承诺书》载明：按照2010年4月12日双方签订的《借款协议书》约定，借款人祁莹、汪向东需先将祁莹名下的数码大厦1115号房产用于银行抵押贷款，为此借款人需要向贷款人余波借款柒拾伍万元人民币（贷款人已经按约共借款壹佰贰拾肆万元给借款人）用于归还购买数码大厦1115号房产的银行按揭余款，借款人对此承诺如下：借款人承诺在获得柒拾伍万元借款时，将数码大厦1115号的房屋所有权证质押给贷款人并交由贷款人余波保管，直到借款协议书双方履约完毕自然失效为止。……借款人获得数码大厦1115号房产银行抵押贷款的同时，立即归还贷款人之前的部分借款（玖拾万元整），在办理盛和家园16C、16D、16G等三套房产抵押贷款时，再向贷款人按约借款。《承诺书》还对其他内容进行了约定。当日，余波向祁莹转账75万元并收到祁莹出具收条。收条内容：收到余波按承诺书借款75万元柒拾伍万元整。
二、有关还款事实。
在本案的庭审过程中，祁莹、汪向东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写有借款、还款明细的便签纸一张，上有余波于2010年9月1日亲笔书写的收�及收条上方关于截止至9月1日的双方来往明细。
明细内容分为三部分，上部分是余波书写：“4.1210万元，4.1420万元，5.2610万元，5.319万元，6.275万元，7.93.5万元，借款总额为127.5万元。7.15已还50万元，截至9.1日。双方约定第一月1%，以后每月2%”。中间部分是余波所在公司的财务刘春霖按照上述借款时间和金额所写的利息计算方式。下方是余波收到祁莹金额为83.2万元的支票后书写的收条：“于2010年9月1日收到支票一张（号：54959166），金额为捌拾叁万贰仟元（832000），以实际到账为准。”
期间2010年7月15日，祁莹将金额为50万元的支票交给刘春霖，刘春霖出具“今收到祁莹还余波借款的伍拾万元整的支票壹张”。
一审法院另查明，祁莹交付余波的面额为50万元及83.2万元两张支票均由中建国瑞公司出具，由同泰贸易公司入账。中建国�公司与同泰贸易公司、中扶公司之间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
三、本案原审判决书及二审裁定书
一审法院于2015年1月9日做出的原审（2014）西民初字第3157号民事判决书中，确认祁莹、汪向东实际借款金额为124万元；祁莹已分别交付50万元和83.2万元支票用于偿还余波借款，故判决驳回原告余波的全部诉讼请求。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于2015年6月5日以（2015）二中民（商）终字第04236号民事裁定书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四、与本案借款有关的关联诉讼。
2011年12月1日，祁莹（甲方，抵押人）与余波（乙方，抵押权人）签订《借款抵押合同》两份。一份约定甲方因个人资金周转，将位于××房产抵押给乙方，双方协商估价300万元，抵押借款人民币130万元，期限6个月，利率月息2%；另一份约定甲方因个�资金周转，将位于××房产抵押给乙方，双方协商估价400万元，抵押借款人民币170万元，期限6个月，利率月息2%。该合同签订后，祁莹与余波就上述两套房产于2011年12月21日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债权数额分别为130万元、170万元。2013年8月28日，祁莹在海淀法院分别起诉，要求与余波解除两份《借款抵押合同》以及由余波协助祁莹到北京市朝阳区房屋管理局解除对两套房产的抵押权。
（一）关于16层16-C1房产的诉讼。
海淀法院以（2013）海民初字第2407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解除祁莹、汪向东与余波于2011年12月1日签订的约定借款金额为130万元的《借款抵押合同》；二、解除余波对位于××房产的抵押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执行。余波对一审判决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于2015年4月17日以（2015）一中民（商）终字第1845号民�判决书维持原判。该判决书中对于余波和祁莹之间的借款和还款情况作了如下论述：余波与祁莹之间的实际借款金额，双方存在争议，余波关于共向祁莹借款199万元的主张亦缺乏事实依据。
（二）关于16层16-D1房产的诉讼。
海淀法院于2013年12月19日作出（2013）海民初字第2406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祁莹的全部诉讼请求，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书中对于余波和祁莹之间的借款和还款情况作如下论述：祁莹主张借款金额为124万元，余波主张借款金额为199万元，余波的主张较之祁莹具有较高的可信度。祁莹主张通过两次支票还款50万元、83.2万元，认定50万元为祁莹已偿还的金额，关于83.2万元的支票，因并非借款人直接给付贷款人，且在支票存根中明确标注为“还债中扶款”，故该张支票不足以证明相应款项系用于偿付余波与祁莹之间债务。
一审法院认为：祁莹、汪向东与余波签订的《借款协议书》以及祁莹、汪向东签订的《承诺书》均显示祁莹、汪向东与余波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并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本案焦点在于双方的借款总额以及还款总额。
一、借款总额为124万元还是199万元
祁莹、汪向东在2010年6月2日出具的《承诺书》中载明：“……为此借款人需要向贷款人余波借款柒拾伍万元人民币（贷款人已经按约共借款壹佰贰拾肆万元给借款人）用于归还购买数码大厦1115号房产的银行按揭余款……”。在行文中，标点符号“（）”通常紧跟在被注释的词后面，表示补充、解释。时间副词“已经”表示过去的时间。因此上述承诺内容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出借75万元之前，祁莹已经借款124万元，即余波主张的实际借款金额为199万元；另一种是对借�总额的描述，即出借75万元之后，实际借款总额达到124万元，也就是祁莹一方主张的124万元。庭审时，双方主张的借款总额相差75万元，且从文义上讲确实可以有两种不同解释，故法院从双方出借过程中出具的具体手续予以审查，从而确认借款总额。
对于借款金额相差75万元的认定。余波表示124万元以外，现金陆续给付75万元，且提交首都市政公司、当代创新公司、同泰贸易公司向余波提供现金的《情况说明》。上述证据内容没有显现现金提供用途，且出具时间均是本案诉讼期间，余波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证明力明显减弱。在没有原始证据的情况下，不能直接证明余波收到现金以及收到之后是否交付祁莹。祁莹提交的写有借款还款明细的便签中，从上部分和中间部分的行文以及没有落款签名的现象来看，应当是一种记录而已，而不是一方向另一方出具的凭条。庭审中双方对记录时的场景以及在场人陈述不一，故其内容可做辅助参考而不能作为认定借款总额的直接证据。余波表示2010年4月还另有交付75万元且祁莹出具了收条，在对账后出具承诺书时祁莹收回收条。对此过程没有相关证据材料且祁莹均予以否认。此外，从二人长期借款往来中，其他几笔借款均有收条或者汇款凭证，收条中对款项性质、来源表述准确、清晰，据此分析二人往来期间手续记录相对完善，不应当出现75万元这么大的数目却没有收条或者留下其他原始证据的痕迹。承诺函出具后，其余几笔的收条均有保存，单独这75万元没有相关手续，不符合常理。承诺函是依据《借款协议书》的约定履行，协议中约定上限为150万元，则此时借款总额如果是199万元超出了上限。
据以上分析，除余波、祁莹、汪向东均确认7月9日的3.5万元没有实际发生外�其他5笔借款数额共计124万元。该院认为余波无法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另有现金交付祁莹借款75万元，双方借款总额应确定为124万元。
二、祁莹、汪向东是否已经偿还借款。
祁莹、汪向东提交两张支票存根及《借款还款明细单》用来证明向余波还款133.2万元。两张支票均由中建国瑞公司出具，由同泰贸易公司入账。余波认可收到两张支票，但否认还款性质。对此一审法院逐一进行分析。
（一）关于第一张2010年7月14日金额为50万元支票的性质认定。
刘春霖受余波委托自祁莹处收取支票，在出具的收条中写明“收到祁莹还余波借款的伍拾万元支票”。从收条的字面理解借款人是祁莹、出借人是余波、支票用途是偿还借款，常理来讲收条中写明了具体内容一定是事先征求过委托人意见或者对事情知晓，因此刘春霖出具的借条内容应当�映了真实情况，具有证明力。庭审中余波认为是偿还两个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并以代收工程款为内容的收据为证，但没有证据证明此收据已经交与祁莹并得到对方的认可，故单方出具的收据其证明力小于案外人刘春霖出具的收条。祁莹、汪向东认为此款系偿还借款的答辩意见该院予以采纳。
（二）关于第二张2010年9月1日金额为83.2万元支票的性质认定。
祁莹于2010年9月1日交付余波83.2万元的支票，在支票存根中明确标注为“还债中扶款”。余波收到支票后出具的收条中，并没有写明支票的性质和用途。庭审中双方都认可中建国瑞公司与同泰贸易公司、中扶公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汪向东与余波是三个公司的负责人，在此情况下，款项既可能是偿还借款也可能是偿还三个公司间的债务。按照常理，祁莹当时交付支票时双方必然口头明确了款�的性质，对于履行方祁莹本人来讲更是清楚不过。祁莹在自己留存的支票存根上填写的用途以及做账时的科目都是还中扶公司款项，余波在收条中也没有认可该支票为偿还借款，故该院确定该笔款项不是用于偿还余波借款。余波否认系偿还个人借款，同时表示此款是为祁莹倒现金，但没有相关证据提交，故该意见该院不予采信。因祁莹与中扶公司也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余波取得支票后入账至什么账户是其自由处分的权利，故具体用途双方需要对账予以解决，本案中不予认定。
综上，祁莹、汪向东向余波借款124万元，已偿还50万元，余款74万元尚未给付。余波要求祁莹、汪向东偿还借款本金199万元的诉讼请求，超出部分该院不予支持。
三、有关利息的计算方式。
《借款协议书》约定协议签订后一个月为限，借款期限内借款人支付贷款人�款利息为实际借款总额的1%，超过此期限，每月按照借款总额的2%支付借款利息，直至还清本息为止。双方对以2%计算利息的起算点有不同理解。因协议签订于2010年4月12日，5月11日为一个月期限，按此推理，从5月12日起应按照2%计算利息。现在余波自愿选择自2010年6月2日承诺书出具之日起按月息2%计算利息，为其对自身权利的处置，该院不持异议。祁莹于2010年7月15日还款50万元，故自2010年6月2日至2010年7月15日以124万元为基数、自2010年7月16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74万元为基数。余波要求祁莹、汪向东按照199万元为基数偿还欠款利息，超出部分该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祁莹、汪向东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余波借款本金七十四万元；二、祁莹、汪向东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按照百分之二的标准支付余波借款利息（自二○一○年六月二日起至二○一○年七月十五日止，以一百二十四万元为基数；自二○一○年七月十六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七十四万元为基数）。如果祁莹、汪向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其中，余波提交了2011年8月10日、2013年6月7日，对位于××两套房屋的《评估报告》。祁莹、汪向东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余波还提交了2010年1月31日，由北京东方业之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称业之峰公司）出具的确认收到中建国材公司轻板工程人工费50万元的一张收据原件，用以证明祁莹交付的涉案50万元支票系用于冲抵中扶公司代中建国材公司垫付的工程款。祁莹对其证明内容不予认可。
本院补充查明：北京仲裁委员会于2015年9月8日作出（2015）京仲裁字第0883号裁决书，就中扶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作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中建国材公司关于履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产生的工程款纠纷作出裁决，由中建国材公司向中扶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工程款5182154.15元及违约金等。在该仲裁案件中，中建国材公司为证明其已向中扶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支付部分工程款提供付款凭证及付款记录作为证据。在该组证据中，并未涉及本案的50万元及83.2万元款项。
二审期间，应本院要求，中建国瑞公司盖章出具情况说明称，祁莹于2010年7月14日从该公司取走的票号为05393488、金额50万元的转账支票，系祁莹从该单位的借款；祁莹于2010年9月1日从该公司取走的票号为54959166、金额83.2万元的转账支票系中建国材公司从该单位借款；该单位与支票收款人并无债权债务关系。
中建国材公司盖章出具情况说明称，祁莹因还中扶建设有限公司款项需要，于2010年9月1日向该公司借款，该公司从中建国瑞公司借出一张票号为54959166金额83.2万元的转账支票，交予祁莹使用。中建国材公司与支票实际收款人并无法律关系。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余波依据2010年4月12日签订的《借款协议书》以及祁莹、汪向东于2010年6月2日出具的《承诺书》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祁莹、汪向东连带偿还借款本金199万元以及相应的利息。祁莹、汪向东认可与余波签订《借款协议书》以及出具《承诺书》的事实，但主张余波实际支付借款共计124万元，并且祁莹、汪向东以50万元、83.2万元两张支票还清了全部借款本息。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余波向祁莹、汪向东出借款项的数额以及祁莹、汪向东的还款数额。
关于余波向祁莹、汪向东出借款项的数额问题。余波主张，根据2010年6月2日《承诺书》中“贷款人已经按约共借款壹佰贰拾肆万元给借款人”的表述，在祁莹、汪向东出具2010年6月2日《承诺书》之前，余波已向祁莹、汪向东实际出借124万元，加上出具《承诺书》当日转账支付的75万元，其向祁莹、汪向东共计出借199万元。本院认为，对于2010年6月2日《承诺书》中有关“贷款人已经按约共借款壹佰贰拾肆万元给借款人”的表述，双方当事人存有争议，故应结合其他证据对余波出借的款项数额进行认定。首先，现余波持有的祁莹、汪向东出具的收条涉及借款金额共计124万元。余波主张另以现金方式向祁莹、汪向东出借75万元，其在祁莹、汪向东出具2010年6月2日《承诺书》时将该笔75万元收条交还。祁莹、汪向东对此不予认可。余波未提交直接证据证明其主张。其在一审期间提交的首都市政公司、当代创新公司、同泰贸易公司分别出具的《情况说明》，亦不能直接证明其向祁莹、汪向东提供75万元借款的事实。再次，祁莹、汪向东出具的共计124万元的收条内容与余波本人在便签纸上书写的借款、还款明细中记载的借款时间、数额相互对应，其中仅有2010年6月2日一笔75万元借款，并未载明此前还有另外一笔75万元借款。余波对此解释称，其只是应祁莹的要求书写了上述借款、还款明细，其本人对其中的内容并不认可。该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有悖常理，本院不予采信。此外，余波在一审期间提交的余波与祁莹之间往来邮件的《公证书》，以及在二审期间提交的两份房屋《评估报告》均不能直接证明余波向祁莹、汪向东出借款项的数额。因此，根据现有证据，应当认定余波向祁莹、汪向东出借的款项总额为124万元。
关于祁莹、汪向东向余波还款数额。本院注意到，祁莹、汪向东主张用以偿还余波个人借款的两张转账支票出票人均为中建国瑞公司，款项均由同泰贸易公司入账。首先，现无证据证明上述收付款行为系中建国瑞公司与同泰贸易公司之间的经济往来。其次，二审期间，中建国瑞公司和中建国材公司分别出具情况说明，证明祁莹于2010年7月14日从中建国瑞公司取走的金额50万元的转账支票，系祁莹从中建国瑞公司的借款；中建国材公司于2010年9月1日从中建国瑞公司借出金额83.2万元的转账支票，交予祁莹使用；祁莹与中建国材公司之间形成83.2万元的借贷关系；中建国瑞公司和中建国材公司与支票实际收款人均无法律关系。此外，二审期间，祁莹、汪向东提交的北京仲裁委员会（2015）京仲裁字第0883号裁决书及相关付款凭证可以证明，中建国材公司与中扶公司之间因履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而产生的工程款纠纷中，并未包含本案50万元及83.2万元转账支票项下的款项。
关于金额为50万元的转账支票是否用于归还本案借款的问题。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该张支票系由余波所在中扶公司的财务人员刘春霖代为收取。刘春霖在该支票复印件上标注“今收到祁莹还余波借款的伍拾万元正的支票壹张”，并在支票存根上标注“代余波收”。基于刘春霖的身份，从常理上判断，其收取支票并作标注的行为应当事先征得了余波本人的同意。余波本人在便签纸上书写的借款、还款明细中亦载明7月15日已还50万元。二审期间，余波提交了一张由业�峰公司出具的收据原件，据此主张中扶公司代中建国材公司垫付工程债款50万元，祁莹交付的涉案50万元支票系用于冲抵中扶公司的该笔代垫款。祁莹、汪向东对此不予认可。仅凭该收据原件亦不足以证明余波主张的事实。综合以上事实，本院认为，应当认定该张50万元支票系祁莹、汪向东归还余波个人的借款。关于余波主张的中扶公司代中建国材公司垫付50万元工程款的问题，当事人如有争议，可另行解决。
关于金额为83.2万元的转账支票是否用于归还本案借款的问题。余波确认收到祁莹交付的该张转账支票，但主张该支票是祁莹通过余波所在的公司入账后提取现金，并提供现金支票存根作为证据。祁莹对此不予认可。余波亦未提交向祁莹交付现金的直接证据。因此，本院对余波的主张不予采信。诉讼中，祁莹就83.2万元支票数额的问题解释称，是根据余波在便签纸上列明的借款本金加上刘春霖书写的利息数额，扣除已还50万元后计算得来的。祁莹的陈述意见与该便签纸上记载的内容及计算结果能够相互印证。祁莹就该支票存根上标注“还债中扶款”的问题解释称，由于祁莹认为余波即代表中扶公司，故将归还余波个人的借款笼统记载为还中扶款。该解释有其合理性。综合上述事实，本院认为，应当认定祁莹向余波交付的83.2万元支票系用于祁莹、汪向东归还余波个人的借款。
经过折算，祁莹、汪向东以两张转账支票偿还的共计133.2万元足以覆盖余波向祁莹、汪向东出借的124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故本院对祁莹、汪向东已还清余波全部借款的上诉意见予以采信，对于余波要求祁莹、汪向东偿还借款199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余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祁莹、汪向东的上诉请求成�。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6）西民（商）初字第23550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余波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36060元，由余波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27250元，由余波负担（已交纳16050元，剩余112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苏丽英
审 判 员 曹 欣
审 判 员 葛 红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六日
法官助理 杨 光
书 记 员 王莹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