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3）杭余刑初字第798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李翔华，因本案于2013年5月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24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余杭区看守所。
辩护人李雅斓。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以杭余检刑诉（2013）78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翔华犯滥用职权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于2013年7月2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3年8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丁灵敏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李翔华及其辩护人李雅斓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一、滥用职权事实
2008年2月，杭州余杭运河综合保护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河综保公司）与杭州广厦动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厦动迁公司）签订《委托搬迁（动迁）协议书》，明确运河综保公司关于塘栖三大历史街区保护项目等相关搬迁（动迁）工作由广厦动迁公司负责实施。被告人李翔华作为广厦动迁公司副总经理，于2008年至2012年期间，具体负责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的动迁工作，配合运河综保公司动迁部的拆迁工作时，受时任运河综保公司动迁部主任姚某甲（另案处理）和时任余杭区塘栖镇房管所所长谢某（另案处理）的指使，未经调查核实，在杭州余杭塘栖粮油有限公司拆迁过程中采用提高拆迁补偿价格等方式使杭州余杭塘栖粮油有限公司获得超额补偿款，并为违法办理租赁公房手续的顾某及以姚某乙、钱某甲、曹某等人名义违法办理租赁公房手续的姚某甲、谢某等人办理拆迁补偿手续，致使国家共遭受直接经济损失达人民币9394449元。
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2008年10月，被告人李翔华在担任杭州广厦动迁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负责余杭区塘栖镇水北街姚家兜1号动迁工作过程中，接受违规办理租赁证的承租户顾某的请托，在动迁过程中为其提供帮助，于2009年春节前、2010年春节前、2011年春节前各收受顾某所送的贿赂款人民币1万元，共计3万元。案发后，被告人李翔华家属已退出赃款3万元。
被告人李翔华归案以后主动交代了上述犯罪事实。
据以指控的证据有证人证言、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及同案犯的供述和辩解等。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李翔华的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情节特别严重，且又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其中滥用职权犯罪系从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系自首，被告人李翔华一人犯二罪，应数罪并罚，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惩处。
被告人李翔华辩称，1）粮油公司拆迁过程中，是姚某甲与被拆迁人谈定价格后通知其签订合同的，其是根据俞某出具的评估总额及运河综保拆迁补偿办法规定的奖励幅度填写了格式合同，是在完成自己的工作；2）姚家兜1号房屋拆迁过程中，其虽然明知顾某是在拆迁过程中办理的过户手续仍给予办理拆迁手续，但并未特别照顾顾某，增加1万元左右的拆迁补偿款也是在其职权范围内的；3）在市南街101号拆迁过程中，其未受到谢某的指使，另外其也不认识姚某乙、钱某甲、曹某，不知道公房租赁证是违规取得的，因之前也有被拆迁人与姚某甲谈好拆迁补偿事宜后再由其负责签订合同的情况，故其也未在意上述人员与姚某甲等人的关系。
辩护人提出，1）姚某甲原系工作职责为行政管理的非公务员编制范畴的合同工，2008年受聘担任性质为国有企业的运河综保公司动迁安置部主任，属于受国有企业聘任的工作人员，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姚某甲的行为应构成国有公司、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故被告人李翔华系国有公司、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犯罪的从犯；2）被告人李翔华是受姚某甲指使才违规办理动迁手续，且在粮油公司拆迁过程中，总的补偿价格是由姚某甲决定的，其未参与采用抬高部分土地价格、提高附属物价格、机器设备补偿金额等方式重新调整、出具评估报告的过程，搬迁奖励费也是根据姚某甲与俞某确定的土地房屋资产评估总价乘以固定的系数计算得出的，所起作用是极小的，系从犯，且主观恶性及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3）被告人李翔华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系自首；4）被告人李翔华的家属代为退出全部赃款；5）被告人李翔华能如实供述自己及同案犯的全部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良好，悔罪表现深刻，且无前科，系初犯、偶犯。综上，要求对被告人李翔华从轻或减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
2007年9月，杭州市余杭区区委、区政府根据杭州市委、市政府关于运河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的指示精神，决定成立余杭区运河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内设办公与市场部、规划与工程部、征地与拆迁部。
2008年2月，杭州市运河综合保护开发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杭州余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杭州余杭塘栖城建发展有限公司根据中共杭州市余杭区委的决定共同出资组建成立杭州余杭运河综合保护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系国有公司，以下简称运河综保公司），公司内设“三部一室”即办公室（包括财务）、前期技术部、工程管理部、动迁安置部。其中动迁安置部的职责包括负责征地拆迁、地籍调查管理工作和权属纠纷调处、仲裁、诉讼工作；负责拆迁安置工作；负责对分指挥部拆迁方案的审查、拆迁进度的检查、拆迁费用的审核及拆迁过程存在问题和困难的协调等。同年5月，运河综保公司聘任姚某甲（已判刑）为动迁安置部主任，全面负责动迁安置部的工作。
2008年2月，运河综保公司与杭州广厦动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厦动迁公司）签订《委托搬迁（动迁）协议书》，明确塘栖三大历史街区保护项目的相关搬迁（动迁）工作由广厦动迁公司负责实施。被告人李翔华作为广厦动迁公司副总经理，于2008年至2012年期间，具体负责上述动迁工作，配合运河综保公司动迁部的拆迁工作。
2008年6月，杭州市余杭区委、区政府下发《关于调整余杭区运河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领导小组组成人员的通知》，明确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运河综保公司，并进一步明确领导小组办公室内设公司办公室、动迁安置部、前期技术部、工程管理部共“一室三部”，同时任命姚某甲为动迁安置部主任。
证明上述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中共杭州市余杭区委常务委员会（2008）1号会议纪要；杭州余杭运河综合保护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的组织机构代码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杭州余杭运河综合保护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于2013年5月8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公司股东（发起人）名录、公司基本情况、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审核表、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审核表、人民政府塘政（1995）第39号《关于成立余杭市塘栖镇资产经营公司的决定》、资金资信证明、余杭市塘栖镇注册资本变更前后对照表；杭州余杭运河综合保护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余运综保（2008）5号《杭州余杭运河综合保护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内部机构设置及工作职责》；杭州余杭运河综合保护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余运综保（2008）17号《关于金英等通知任职的通知》、中共杭州市余杭区委办公室区委办（2007）154号《关于成立余杭区运河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领导小组的通知》、区委办（2008）95号《关于调整余杭区运河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领导小组组成人员的通知》；杭州市余杭区事业单位聘用合同书、年度考核登记表、中共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委塘镇委（2007）3号《关于聘任沈金燕等同志职务的通知》、塘镇委（2007）91号《关于建立塘栖镇农民多层公寓建设管理中心的通知》；拆许字（2008）第1号、第2号、第3号拆迁许可证、房屋拆迁公告、运河综保公司2013年7月12日出具的情况说明；杭州广厦动迁服务有限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委托搬迁（动迁）协议书；关于李翔华的身份、职务说明；户籍证明。上述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
2008年10月，浙江振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理许某得知因塘栖镇综合整治与开发建设需要，杭州余杭塘栖粮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粮油公司）被列入运河综保公司划定的拆迁范围后，为获得拆迁补偿，以其儿子钱某乙的名义与粮油公司原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1700万元受让了粮油公司的股份。
2009年3月，被告人李翔华与杭州恒利房产估价事务所（以下简称恒利事务所）项目经理俞某（已判刑）对粮油公司进行现场调查后，确定初步拆迁补偿总价为1700余万元（包括评估价格、搬迁费、奖励费），并告知了姚某甲，后姚某甲脱离初步评估意见，擅自将该公司的拆迁补偿总额确定为24289575元，并指使俞某及被告人李翔华根据该补偿总额及相应的拆迁补偿、奖励政策计算出与补偿总额相配套的粮油公司各区块的“评估价格”，再由俞某根据计算得出的“评估价格”采用将粮油公司涉及的仓储用地按综合用地价格予以评估、变更机器设备补偿形式等方式出具了虚假的评估报告，由被告人李翔华根据“评估价格”加算相应的补偿、奖励金额填写了动迁协议。之后，俞某又根据姚某甲的授意在评估总价不变的情况下，将机器设备补偿款调低至按10%搬迁费计算，并通过虚构地下设施及塘渣项目补足差价，并据此变更了评估报告的部分内容。后运河综保公司依据上述评估报告及动迁协议，以2428万余元的价格对粮油公司进行了拆迁补偿，造成国家经济损失700余万元。
证明上述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1、证人许某（浙江振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理）的证言，证实其为了获取拆迁补偿款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以1700万的价格收购了粮油公司的厂房等资产，在收购之前其曾向姚某甲咨询过拆迁时可以获得的补偿，后其以1700万的价格收购了塘栖粮油公司的股份，2009年3、4月份，从动迁公司的被告人李翔华处得知拆迁补偿价后，其找姚某甲要求将粮油公司的补偿款补给个人以避税，并要求提高补偿价格，许诺会给予好处，姚某甲同意帮忙想想办法，之后评估公司的评估报告和动迁公司准备的补偿协议都是姚某甲找人按照个人补偿的形式做的，其让王某甲、王某乙、姚某丙三人出面签订粮油公司的补偿协议，粮油公司在拆迁过程中共获得2428万元左右的拆迁赔偿款的事实；2、证人陈某（粮油公司原股东）的证言，证实2008年左右，其在粮油公司拆迁前曾向运河综保公司的郑某咨询过拆迁补偿政策，得知仓储用地与工业用地在拆迁过程中赔偿标准相同，并根据拆迁政策计算出粮油公司的拆迁补偿总价为1300万元左右，其与公司股东商量后确定出售的最低价为1580万元，后其通过孙某联系了许某，并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以1720万的价格将粮油公司整体出售给许某，侦查机关向其出具的粮油公司地块的《房地产估计报告书》中抬高了土地价格即将工业用地30万元左右每亩的标准提高到100余万元每亩，虚增了机器设备的补偿，提高了房屋成新率，并虚构了地下设施和塘渣补偿项目，以及在企业转制时，仓储用地是按照工业用地的价格进行转制的事实；3、证人吴某（粮油公司原董事兼出纳）的证言，证实2008年下半年，其得知粮油公司可能因运河综保工程要被拆迁后，陈某召集公司股东开会，讨论是否将公司卖掉，并称许某报价1700万，当时股东根据所了解的拆迁政策包括土地赔偿标准、房屋赔偿标准及其他费用（装潢费用、搬迁腾空奖励）等计算出拆迁时粮油公司最多能赔1300至1400万元，最终，许某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以1720万的价格收购了粮油公司的资产，粮油公司所在地块的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和仓储用地，杭恒估价字（2009）第2221、2222、2223号《房地产估计报告书》中的土地价格明显偏高，并虚增了地下设施和塘渣项目的事实；4、证人王某丙（粮油公司原股东）的证言，证实2008年底，陈某召集粮油公司的股东开会称要将粮油公司卖掉，因知道要拆迁了，故其提出先不要卖，但大部分股东同意出售，后股东根据拆迁政策测算出拆迁价格为1200余万元，因当时有多人欲收购粮油公司，故最后以172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许某，检察机关向其出具的评估报告中未包括卖给许某的东石塘粮食综合市场和里仁路区块，以及粮油公司土地大部分是仓储用地的事实；5、证人孙某的证言，证实2008年，其应粮油公司股东陈某的要求将粮油公司要转让的信息告知许某，后许某与陈某商定以1700万元的价格转让粮油公司，2009年上半年，粮油公司面临拆迁，许某为了不用交企业所得税而出具了将粮油公司转让给个人的虚假的股东决议书，以王某甲、王某乙、姚某丙三人的名义分别与运河综保公司签订了三份拆迁补偿协议，共获赔2400万元左右，以及广厦动迁公司的被告人李翔华参与粮油公司的动迁的事实；6、证人唐某甲的证言，证实2008年左右，许某告诉其粮油公司所在区块即将拆迁，许某经询问后得知拆迁赔偿款比收购粮油公司的价格要高2、3百万元，故欲以1700万元的价格收购粮油公司，几个月后，许某告诉其共获得了补偿款2400万元的事实；7、证人郑某的证言，证实运河综保公司是国有公司，拆迁职能是杭州市余杭区政府通过2008年1号令委托授权的，之后区政府向运河综保公司发放了拆迁许可证，并通过招投标选定了动迁公司、评估公司，运河综保公司动迁部的主要职责是动迁方案的起草，监督管理动迁、评估公司的日常工作，审核动迁、评估公司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支付动迁补偿费用；管理拆迁档案；协助动迁公司进行动迁。姚某甲作为动迁部主任负责动迁部的日常事务，对拆迁依据、被拆迁人提供的材料、动迁评估公司的评估报告是否真实、合法进行审核，并对拆迁补偿协议进行初审后再交由其审核；拆迁补偿价格一般是先由评估公司出具评估报告，然后由动迁公司工作人员根据评估报告的价格与被拆迁人商谈拆迁补偿价格，如果无法达成一致再由运河综保公司动迁部的人以及塘栖镇政府动迁领导小组的成员去商谈，如果确需提高补偿价格更改评估报告，姚某甲必须向其汇报，如果差价过大，其还需要向公司董事长汇报，由公司董事长决定，姚某甲无权自行改变评估报告，2008年至2010年期间的拆迁政策是按照2008年余杭区政府1号令里所附的拆迁安置方案确定的，仓储用地与工业用地属同种性质，评估价格达不到100余万元每亩的，粮油公司的评估报告中关于土地的评估价格系造假，以及其从未参与过粮油公司的价格商谈，姚某甲仅就粮油公司补偿给个人向其汇报过，但从未就补偿价格向其汇报过的事实；8、同案犯姚某甲的供述，证实粮油公司的拆迁补偿总额是其与粮油公司的代表商定的，其中房屋、土地、装修附属物的补偿价格主要根据评估报告的初稿来协商，商定总价后，评估公司人员再根据其谈好的价格扣除拆迁的奖励政策等对评估报告进行调整，使得评估价格加奖励政策与其商定的总价一致，调整评估报告时一般不会出现无中生有的补偿项目，评估公司只能根据谈好的补偿价格调整评估报告，不可能直接调整评估报告的事实；9、同案犯俞某的供述，证实2009年3月，其在被告人李翔华等人的陪同下对粮油公司三个区块进行实地核查后作出了评估价为1400万至1500万元的初步评估报告并将报告交给姚某甲，后姚某甲指使其与被告人李翔华根据已经填好补偿总价为2400余万的三份动迁协议以及拆迁奖励等政策重新计算出各区块单独的补偿价格，并由其根据上述补偿价格出具了虚假的评估报告，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其按照姚某甲的指使将粮油公司的仓储用地违规按照综合用地的标准进行评估，并提高房屋成新率，但仍达不到2400余万元的总价，后其提出改变机器设备的补偿方式将粮油公司的机器设备按照机器的净值打包赔偿，得到姚某甲的同意，将评估报告交给姚某甲后，姚某甲又要求其将机器设备仍按10%的搬迁费进行评估，但要保持评估总价不变，其遂在征得姚某甲同意后采用虚增地下设施的方式重新出具了评估报告的事实；10、股权转让协议书、股东大会决议、现金交款单、进账单、收款收据、杭州市余杭振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于购买杭州余杭塘栖粮油有限公司付款情况，证实2009年1月12日，粮油公司与钱某乙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将粮油公司的土地、房屋及公司一切财物以1700万的价格转让给钱某乙，该决议在股东大会上表决通过，后钱某乙的账户分4次支付共计1770万元，其中1700万元是股权转让协议书上注明的钱款，70万元是股权转让后新公司的注册资本和备用金的事实；11、承诺书、股东大会决议、证明、转让协议，证实2009年1月23日、2009年2月16日，粮油公司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将水北新桥湾饲料厂的房屋产权转让给王某甲、将广济路30号房屋产权转让给王某乙、将西石塘21号房屋产权转让给姚某丙，粮油公司同意将拆迁补偿款支付给股东王某甲个人，王某甲等人承诺搬迁等事实；12、杭恒估字（2009）第2221号房地产估价报告书，证实恒利事务所受运河综保公司委托，由俞某等人作为评估人员对粮油公司涉及的塘栖水北街新桥湾31号区块进行评估并出具了杭州余杭塘栖粮油公司（王某甲）估价项目的估价报告2份，评估总价值均为10123332元，其中工业用地8.358亩，每亩单价373300元，总金额3120041元，房屋价值3060426元，装修附属物价值1366360元，水电工程价值108335元，2份报告的不同之处为其中一份机器设备的评估价值为2095793元、地下设施价值372377元，另一份机器设备价值为209579元，地下设施价值为1701389元、增加塘渣项目价值为557202元的事实；13、杭恒估字（2009）第2222号房地产估价报告书，证实恒利估价事务所受运河综保公司委托，由俞某等人作为评估人员对粮油公司涉及的塘栖西石塘21号区块进行评估并出具了杭州余杭塘栖粮油公司（姚某丙）估价项目的估价报告，评估总价值为4533880元，其中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证上载明的用途为仓储用地）1297.6平方米、总金额2257824元，房屋价值1793201元，装修附属物价值468162元，水电工程价值38547元的事实；14、杭恒估字（2009）第2223号房地产估价报告书，证实恒利估价事务所受运河综保公司委托，由俞某等人作为评估人员对粮油公司涉及的塘栖广济路30号区块进行评估并出具了杭州余杭塘栖粮油公司（王某乙）估价项目的估价报告，评估总价值为7532892元，其中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证上载明用途为仓储用地）总金额4446570元，房屋价值2183683元，装修附属物价值830157元，水电工程价值72482元的事实；15、企业搬迁货币补偿协议3份，证实乙方杭州余杭塘栖粮油有限公司（王某乙）、杭州余杭塘栖粮油有限公司（姚某丙）、杭州余杭塘栖粮油有限公司（王某甲）分别于2009年4月23日、4月23日、6月23日与甲方运河综保公司签订企业搬迁货币补偿协议，补偿金额分别为8180998元、4915496元、11193081元，共计24289575元的事实；16、关于运河综保公司支付拆迁杭州余杭塘栖粮油公司补偿款的情况、收款收据、进账单，证实2009年6月至12月期间，运河综保公司支付粮油公司拆迁补偿款共计24289575元，其中2009年6月2日通过农村合作银行支付到粮油公司账户4915496元，2009年6月2日通过建设银行支付到粮油公司账户8180998元，2009年12月23日通过建设银行支付到王某甲账户11193081元的事实；17、企业搬迁安置补偿方案，该方案由运河综保公司于2008年6月11日发布，注明对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2008）第1号搬迁公告范围内的涉及三大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性修缮工程范围内的企业均实行货币补偿进行搬迁，并确定了货币补偿标准，针对土地部分，土地面积、用途、性质以土地使用权证上记载为准，由土地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后对使用权人进行补偿，针对机械设备搬迁补贴部分，不可移动的重型、大型设备，因搬迁造成无法恢复使用或者报废的，按设备固定资产折旧以后的净值收购；搬迁后可以恢复使用的，按设备固定资产折旧后的净值10%另行补贴迁移费的事实；18、粮油公司评估价值初评表三份，证实经初评，广济路30号区块（王某乙）的总评估价为4516031元，其中土地按工业用地单价373000元每亩计算价值1429709元；水北街新桥湾31号区块（王某甲）的总评估价为7269383元，其中土地按工业用地单价373000元每亩计算价值3120041元；西石塘21号区块（姚某丙）的总评估价为3001914元，其中土地按工业用地单价373000元每亩计算价值725858元，以上总价值14787328元的事实；19、广厦动迁工作流程，证实广厦公司规定在动迁过程中，需要对被拆迁人的状况，房屋权属、户籍、人员，建房情况进行调查摸底，并与村委核对，登记造册，之后仍需再次复查上述情况，确定安置户数、户型、编制方案，并会同评估公司制定动迁安置方案，制定相关配套一系列政策；在评估公司公示确定评估价值，动迁公司计算搬家、过渡费用，确定搬迁期限后，如被拆迁户经动迁、评估公司多次上门做工作、调解、解释未果的，需报主管部门协调，依法进行裁决，不执行裁决的由职能部门依法强制搬迁的事实；20、被告人李翔华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09年3、4月份，俞某对粮油公司三个区块的厂房等财产进行了评估，并作出了初步评估清单和评估价格，按照初步评估价格加上搬迁费、奖励政策等，补偿价在1700万元左右，其将该价格告知了孙某，后姚某甲告诉其与粮油公司谈定的拆迁补偿总价为2500万元左右，并指使其和俞某根据拆迁补偿总价及相关拆迁奖励、安置政策重新套算评估价格，由俞某具体负责调整评估报告，其负责以评估数据为基础计算奖励费和安置费等补偿项目，最终将粮油公司的拆迁补偿价格抬高了7、8百万元的事实。上述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
被告人李翔华辩称，粮油公司拆迁过程中，是姚某甲与被拆迁人谈定价格后通知其签订合同的，其是根据俞某出具的评估总额及运河综保拆迁补偿办法规定的奖励幅度填写了格式合同，是在完成自己的工作，经查，被告人李翔华、同案犯姚某甲、俞某的供述相互印证，均证实最终确定的粮油公司的拆迁补偿总额系姚某甲脱离初步评估报告自行确定的，之后由被告人李翔华和俞某根据拆迁补偿总价及相关拆迁奖励、安置政策重新套算评估价格，由俞某具体负责调整评估报告，被告人李翔华负责以评估数据为基础计算奖励费和安置费等补偿项目，上述企业搬迁货币补偿协议的签订过程明显违反正常的动迁工作流程，结合姚某甲擅自将补偿总价从1700万元左右提高至2400余万元的事实，足以认定被告人李翔华明知姚某甲滥用职权，仍在姚某甲的指使下伙同俞某计算出与提高后的补偿总额相配套的粮油公司各区块的“评估价格”，并由被告人李翔华根据“评估价格”加算相应的补偿、奖励金额填写动迁协议，其的上述行为已经超出其的工作范畴，构成姚某甲滥用职权的共犯。上述辩解，本院不予采纳。
（二）、2008年3月，杭州市余杭区建设局发布房屋拆迁公告，公告运河综保公司在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水北街一带实施房屋拆迁，拆迁范围内的单位和个人自拆迁范围公布之日起至2009年3月11日期间不得进行房屋租赁等活动。杭州中亚皮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亚公司）副总经理顾某明知该公司承租且未实际使用的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水北姚家兜1号公有非住宅房已划入拆迁范围，中亚公司欲将该公房退租，但为了在拆迁时能获取相关利益，仍欲以个人名义承租该公房。顾某在征得中亚公司董事长王某丁同意后请托姚某甲在拆迁安置过程中予以关照，并许诺获得拆迁安置房的承租权后分一间给姚某甲，又通过时任塘栖房管所所长谢某（已判刑）违规办出以其个人名义承租该公房的租赁证。被告人李翔华在具体经办上述公房动迁过程中，明知租赁手续违规，仍在姚某甲的指使及顾某的请托下与顾某签订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使顾某获得拆迁补偿费用，致使国家遭受直接经济损失达人民币1124646元。
证明上述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1、证人顾某的证言，证实其是在中亚公司拆迁过程中认识姚某甲的，2008年上半年的一天，姚某甲到中亚公司了解情况时，其曾提出要将中亚公司承租的塘栖房管所的公房退租，姚某甲称退租可惜的，后其了解到租赁的公房在拆迁时有补偿，之后还可以继续承租安置房遂与中亚公司的董事长王某丁商定将中亚公司承租的公房“转租”给其，其将上述情况告知姚某甲，为了获得姚某甲的关照，其还向姚某甲提出将“转租”来的公房分一间给姚某甲租赁，姚某甲表示同意，后其找时任塘栖房管所所长的谢某办理“转租”事宜，一开始时谢某不同意，要求退租，之后经其做工作，谢某同意办理“转租”，其提供了中亚公司出具的退租报告及其要求租赁公房的申请给谢某，谢某帮忙将租赁证上的承租人由中亚公司改成了其的名字，办出租赁证后，其又将租赁证交给姚某甲办理拆迁手续，2008年8月，被告人李翔华通知其去运河综保公司签订公房拆迁补偿协议，之后陆续收到拆迁补偿款的事实；2、证人王某丁的证言，证实中亚公司位于塘栖镇水北街的一个车间是承租的公房，但在2006年底2007年初时就已经停产了，在拆迁过程中，顾某提出要承租该公房，因为按规定承租的公房在拆迁时要退租，租赁权也就结束了，其遂表示如果顾某能办出公房的承租手续，其同意将公房“转租”，顾某又提出为了在拆迁过程中得到姚某甲的照顾，顾某将公房顺利承租下来后会分一部分租赁权给姚某甲，其也表示同意，后顾某咨询了房管所的人并找其出具了一份退租申请，之后的退租手续都是顾某办的事实；3、证人夏某的证言，证实其在谢某的指使下办理过承租人为顾某的租赁证的事实；4、同案犯姚某甲的供述，证实2008年，在中亚公司租用的塘栖房管所的公房拆迁过程中，其明知顾某找塘栖房管所所长谢某帮忙违规办理公房租赁手续将原由中亚公司承租的公房“转租”至顾某个人名下，仍同意将公房拆迁补偿给顾某个人，并让广厦动迁公司的人员办理了相关手续，事后顾某提出将名下的公房分给其一部分，其表示同意并就上述公房的部分面积办理了租赁证，获得拆迁安置费的事实；5、证人谢某的证言，证实2008年2月左右，运河综保项目具体拆迁区块确定前，顾某找其帮忙将中亚公司承租的仓库用房转到个人名下，其在收到原承租单位同意退租的书面证明后指使夏某帮顾某办理了新的租赁证，房屋拆迁后，顾某获得了安置补偿款的事实；6、余杭区直管公房租赁合同，证实中亚公司向塘栖房管所承租塘栖水北姚家兜1号公房，租赁期限为2007年1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该合同第八条载明：房屋因国家建设需要或其他原因必须拆除时，甲方（即塘栖房管所）应提前15天通知乙方（即中亚公司），乙方应当办好退房手续并按通知时间搬迁，第十条规定无正当理由拖欠租金累计六个月以上的或闲置房屋六个月以上的甲方有权终止合同，收回房屋的事实；7、房屋拆迁公告，证实2008年3月12日，杭州市余杭区建设局发布房屋拆迁公告，载明经余杭区建设局拆字（2008）第2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批准，运河综保公司对余杭区塘栖镇水北街一带实施房屋拆迁，拆迁期限为2008年3月12日至2010年3月11日，自拆迁范围公布之日起至2009年3月11日，暂停办理拆迁范围内的租赁房屋等相关手续的事实；8、杭州市余杭区塘栖房地产管理所2013年6月7日出具的情况说明附租赁清单，证实塘栖水北姚家兜1号直管公房2005年前租赁清册上承租人一直为中亚公司，2007年中亚公司与杭州市余杭区塘栖房地产管理所签订了租赁合同，后中亚公司于2008年8月5日申请退租，顾某要求租用该公房，现租客清册上承租人为顾某、吕某、冯某的事实；9、退房报告、要求租房的报告，证实2008年8月5日，中亚皮件要求退租，后顾某要求租用房屋的事实；10、浙江省城市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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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调换协议，证实顾某于2008年8月10日与运河综保公司签订塘栖水北姚家兜1号公房的拆迁协议，租赁房屋的补偿总额1136107元，另有过渡安置费210672元，其中房地产评估报告显示房屋用途为住宅，承租人顾某，建筑面积376.2平方米，租赁证号为余房租字0851号的事实；11、款项支付汇总，证实顾某因承租的水北街姚家兜1号建筑面积376.2平方米的房屋被拆迁而收到运河综保公司发放的各种赔偿及安置补贴共计1124646元的事实；12、被告人李翔华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08年，在中亚公司拆迁过程中，顾某告诉其想将中亚公司承租的公房用自己的名义进行拆迁补偿，其告诉顾某要凭租赁证拆迁，以个人名义拆迁需到房管所办理租赁证，并经运河综保公司同意，后顾某告诉其找了姚某甲及谢某办出了租赁证，还托其帮忙找姚某甲将补偿价格适当提高，之后其根据姚某甲的指使与顾某签订了公房拆迁协议的事实。上述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
（三）、2009年上半年，姚某甲在担任运河综保公司动迁安置部主任期间，通过塘栖房管所所长谢某、工作人员夏某以其妻子曹某的名义伪造了塘栖西横头59号公房租赁证，并在运河综保公司对塘栖镇西横头区块进行拆迁过程中指使该区块动迁工作的具体经办人被告人李翔华具体办理拆迁的相关手续，被告人李翔华在未经现场调查确认的情况下，为实际不存在的该公房伪造了拆迁补偿协议。案发时，曹某名下已获得拆迁补偿费用149188元。
证明上述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1、证人曹某的证言，证实2009年或2010年左右，姚某甲称有一套要拆迁的公房原承租人要退租，问其要不要承租，其考虑承租公房比较便宜，转租他人可以获利，且拆迁后有补偿，遂表示同意，后姚某甲使用其的名义承租了一间公房，但承租后不久，该公房就被拆迁了，相应的补偿、安置费都是存入其在农村合作银行的账户上，其从未去看过该公房，也没有使用过该公房的事实；2、证人夏某的证言，证实其曾在谢某的指使下办理过以曹某的名义承租的公房租赁证的事实；3、同案犯姚某甲的供述，证实2009年左右，在运河综保公司要对广济路区块进行拆迁时，其请托谢某以其妻子曹某的名义办理公房租赁证，后谢某帮其办理了位于西横头59号的公房租赁证，其将租赁证交给被告人李翔华办理了相关的拆迁补偿手续，补偿款也已发放的事实；4、同案犯谢某的供述，证实2009年4、5月份，其在姚某甲的请托下用姚某甲妻子曹某的身份办理了一张租赁证，租赁证上的地址是塘栖西横头59号，是用公房内部的一条走廊的面积办理的租赁证，具体是其让夏某经办的事实；5、余杭区直管公房住宅租赁证（余房租字（住宅）no0004706），该租赁证载明曹某承租西横头59号建筑面积91平方米的公房，发证日期为2006年10月1日，经办人夏的事实；6、产权调换协议附评估报告，证实2009年3月21日，运河综保公司与塘栖西横头59号的“公房”承租人曹某签订协议，运河综保公司支付曹某赔偿款367100元，曹某还享有拆迁安置房的承租权的事实；7、款项支付汇总，证实运河综保公司已向西横头街59号的承租人曹某发放149188元的事实；8、被告人李翔华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09年，姚某甲交给其一本承租人为曹某的租赁证，让其根据租赁证填写拆迁补偿协议，其经姚某甲同意后自己估计了补偿金额，并补办了评估报告，其没有到现场查看过该公房的情况，该公房是否存在其不清楚的事实。上述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
（四）、2009年5月，运河综保公司对位于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市南街101号的面积为303.2平方米的原塘栖房管所公有非住宅房进行拆迁，原承租户杭州某针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接通知后于2009年5月27日办理了退租手续。尔后，谢某与姚某甲经共谋后，由谢某指使房管所工作人员夏某（另案处理）为该套房办理了两本承租人分别为姚某乙（姚某甲妹妹）、钱某甲（谢某舅嫂）的余杭区直管公房非住宅租赁证。被告人李翔华作为该区块动迁工作具体经办人，在未经现场调查确认的情况下，受姚某甲的指使为姚某乙、钱某甲伪造拆迁补偿协议，使姚某乙、钱某甲名下违法获得拆迁补偿费用，致使国家遭受直接经济损失达人民币831040元。
另查明，案发后，谢某亲属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415520.4元。
证明上述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1、证人唐某乙（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证言，证实余杭市某羊毛衫厂以及某公司先后租赁了塘栖镇市南街101号公房，2009年4月以后，在某公司位于市南街的厂房拆迁过程中，姚某甲联系其称承租的位于市南街101号的公房要拆迁，让其退租，其遂让会计出具了一份退租报告给塘栖房管所的事实；2、证人钱某甲（谢某舅嫂）的证言，证实2008年，谢某提出想以其的名义承租塘栖八字桥一套要拆迁的房屋，其表示同意，并将身份证复印件交给谢某，过了一段时间，谢某先后将安置补偿协议及农村合作银行的存折和建设银行的存单交给其，其将存折和存单上的2笔款项共计15、16万元取现后交给谢某，之后的安置费都是其取现后交给其丈夫唐某丙的事实；3、证人唐某丙的证言，证实谢某以钱某甲的名义租赁过一套营业房，后该房屋被拆迁，第一笔安置费10余万元钱某甲取现后交给谢某，之后的安置费每个季度3万元左右未交给谢某的事实；4、证人姚某乙的证言，证实2009年至2012年期间，姚某甲向其借过几次身份证，2012年7、8月，姚某甲将其的身份证和一本已经有存取款记录的余杭区农村合作银行的存折交给其，并称存折内还会有钱存入，之后，其将存折内存入的钱款取现，除2013年4月19日取现的3万元外均交给了姚某甲，以及其从未承租过塘栖镇市南一区的房子，也没有签过浙江省城市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产权调换协议的事实；5、证人夏某的证言，证实谢某曾让其办理了原由某公司租用的位于市南街的一非住宅的退租手续，后又让其以姚某乙和钱某甲的名义办理了租赁上述公房的租赁证各一本的事实；6、同案犯姚某甲的供述，证实2009年年中，在某公司厂房拆迁过程中，其通知某公司老板唐某乙要求退租某公司承租的公房，得到唐某乙同意退租的答复后，其为了获得拆迁补偿款而欲违规承租上述公房，在询问谢某得知退租需要原承租人出具退租报告后，其让唐某乙出具了退租报告，后其将报告交给谢某，并与谢某商定一人一半面积承租该公房，由谢某负责办理公房租赁证，其负责之后的拆迁补偿等，后其使用其妹妹姚某乙的名义办理了租赁证，并指使负责该区块动迁的被告人李翔华从谢某处领取租赁证，并按照两本租赁证填写了动迁协议，办理了相应的手续，相关补偿款发放在姚某乙的银行账户中，姚某乙曾取现部分交给其的事实；7、同案犯谢某的供述，证实2009年初，姚某甲告诉其有一套在市南街的公房要拆迁，并与其商定由姚某甲负责拿回原来的租赁证，由其负责办理两张新的租赁证，并由二人分别持有，其还提出需要原承租单位退房后才能办理新的租赁证，几天后，姚某甲将退租报告、原来的租赁证以及一张姚某乙的身份证复印件交给其，其遂将上述材料以及其舅嫂钱某甲的身份证复印件交给夏某，让夏某办理两张租赁证，夏某将新办的承租人分别为姚某乙、钱某甲的租赁证交给其后，其又将租赁证交姚某甲办理拆迁的相关手续，2009年6月左右，其从姚某甲处拿到了补偿协议，之后又拿到了户名为钱某甲的银行存折，并陆续从存折中获取了安置补偿款的事实；8、余杭区直管公房租赁合同，证实2008年1月1日，某公司向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房地产管理所租赁塘栖镇市南街原101房屋，面积323.20平方米，租赁时间为一年，其中第八条规定，房屋因国家建设需要或者其他原因必须拆除时，出租方因提前15天通知承租方，承租方应办好退房手续并按通知时间搬迁的事实；9、某公司出具的证明，证实2009年5月27日，某公司向塘栖房地产管理所出具证明，放弃对塘栖镇市南街原101号房屋的租赁权的事实；10、余杭区直管公房非住宅租赁证2份（余房租字非住宅no000731、非住宅no000732），上述租赁证分别载明钱某甲、姚某乙各承租了建筑面积为161.6平方米的塘栖南苑市南街101号房屋，租赁证的发证日期均为2008年12月28日，经办人均为“夏”的事实；11、杭州市余杭区塘栖房地产管理所2013年6月7日出具的情况说明附租赁清单，证实塘栖原市南街101号非住宅的直管公房2005年前租赁清册上承租人一直为某公司，2009年5月27日，某公司申请退租，现租赁清册上承租人为钱某甲、姚某乙的事实；12、产权调换协议附评估报告，证实2009年6月15日，塘栖南苑市南街101房屋承租人钱某甲、姚某乙分别与运河综保公司签订协议，运河综保公司需向二人各补偿人民币87万余元、发放临时安置补助费113120元的事实；13、款项支付汇总表，证实运河综保公司共支付给塘栖镇市南街101号的承租人钱某甲415520元，姚某乙415520元的事实；14、刑事判决书，证实同案犯姚某甲因上述第（一）至（四）节犯罪、同案犯俞某因上述第（一）节犯罪、被告人谢某因上述第（二）至（四）节犯罪均已被判刑，以及案发后，谢某亲属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415520.4元的事实；15、被告人李翔华的供述和辩解，证实其曾按照姚某甲的指示到谢某的办公室根据谢某出示的2本租赁证填写了被拆迁人为姚某乙、钱某甲的协议，并在征得姚某甲同意后拟定了装修附属物补偿金额，计算出总的补偿金额，后其将协议交给谢某让承租人签字，并补办了评估报告，其没有到现场查看过该公房的情况，其不清楚两套公房是否真实存在的事实。上述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
被告人李翔华辩称其不认识姚某乙、钱某甲、曹某，不知道公房租赁证是违规取得的，因之前也有被拆迁人与姚某甲谈好拆迁补偿事宜后再由其负责签订合同的情况，故其也未在意上述人员与姚某甲等人的关系，经查，被告人李翔华在以上述三人名义承租的公房拆迁过程中并未到现场查看过公房的情况，也不清楚公房是否真实存在，仅是根据姚某甲的指使即按照租赁证填写了相关拆迁协议，装修附属物补偿金额系征得姚某甲同意后拟定的，并补办了评估报告，上述明显违反正常动迁流程的操作足以证实被告人李翔华在填写产权调换协议时即明知姚某甲系滥用职权，其是否明知公房租赁证是违规取得并不影响对其系姚某甲滥用职权的共犯的认定。上述辩解，本院不予采纳。
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2008年10月，被告人李翔华利用负责余杭区塘栖镇水北街姚家兜1号动迁工作的职务便利，接受违规办理租赁证的承租户顾某的请托，在动迁过程中为其提供帮助，并收受顾某分3次所送的贿赂款共计人民币3万元。案发后，被告人李翔华亲属已代为退出违法所得3万元，现存于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李翔华因滥用职权犯罪归案后，主动交代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
证明上述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证人顾某的证言；扣押物品、文件清单、浙江省行政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破案经过；被告人李翔华的供述和辩解等。上述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李翔华伙同受委托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国有公司的工作人员姚某甲，在行使行政管理职权过程中滥用职权，致使国家、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被告人李翔华作为企业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其行为又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均成立。辩护人提出姚某甲属于受国有企业聘任的工作人员，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姚某甲的行为应构成国有公司、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被告人李翔华的行为亦应构成国有公司、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经查，姚某甲在运河综保公司对塘栖镇相关区块进行土地征用拆迁过程中行使的是行政管理职权，符合滥用职权罪的主体条件，其在行使上述职权的过程中滥用职权的行为依法应构成滥用职权罪，被告人李翔华作为姚某甲的共犯，亦应构成滥用职权罪。上述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李翔华在滥用职权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本院依法予以从轻处罚。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本院酌情予以采纳。被告人李翔华因滥用职权犯罪被采取强制措施后，虽如实供述了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事实，但该犯罪事实与滥用职权犯罪在事实上密切关联，应认定为同种罪行，依法不能认定为自首，但可以从轻处罚。公诉机关及辩护人关于被告人李翔华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系自首的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李翔华退出全部违法所得，对其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酌情予以从轻处罚。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本院酌情予以采纳。但辩护人关于被告人李翔华能如实供述自己及同案犯的滥用职权犯罪事实，对滥用职权犯罪认罪态度良好，悔罪表现深刻的辩护意见与被告人李翔华的庭审表现不符，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李翔华一人犯二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二款第（二）项、第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李翔华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3年5月8日起至2017年7月7日止）。
二、扣押于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未随案移送的被告人李翔华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三万元，予以追缴，由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俞 潇
人民陪审员 孙荣水
人民陪审员 黄兴华
二〇一四年六月三日
书 记 员 沈国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