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莱芜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12民终1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盖立强，男，1963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莱芜市钢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道国，山东鲁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梅，山东鲁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涛，女，1969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仪江勇，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荣奎，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盖立强因与被上诉人王涛申请人执行异议纠纷一案，不服莱芜市钢城区人民法院（2016）鲁1203民初9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盖立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梅，被上诉人王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仪江勇、金荣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盖立强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莱芜市钢城区人民法院（2016）鲁1203民初971号民事判决,改判确认被上诉人王涛抽逃注册资金1300万元事实成立并判令被上诉人王涛，在抽逃注册资金范围内对莱芜市君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正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判令准予追加被上诉人王涛为莱芜市钢城区人民法院（2011）钢执字第321号执行案件被执行人；3.判令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被上诉人王涛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淸。2009年6月18日，王涛与张新荣签订的《委托持股协议》约定，王涛向君正公司出资1300万元，将君正公司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增加到1800万元，同时张新荣将君正公司原500万股权转让给王涛。由此，王涛�为君正公司的自然人独资股东，王涛委托张新荣暂时代持君正公司的股份。根据当时法律规定，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必须办理验资手续。为此，在王涛的授意下，张新荣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借来了1300万元资金打入君正公司的账户，通过了验资机构的增资验证。拿到验资报告后，王涛指示张新荣一方面把借来的1300万元返还给出借人，一方面办理增资登记。2009年9月7日张新荣到莱芜市工商局办理了君正公司增资登记。二、被上诉人王涛抽逃注册资金事实成立。王涛作为被执行人君正公司的独资股东，在借款验资后不是自己另外筹款还账，而是抽逃出资还账。王涛与张新荣签订的《委托持股协议》是有效合同，王涛是君正公司唯一的实际出资人，其隐名股东身份应当予以认定。根据《委托持股协议》的约定，名义股东张新荣在君正公司内应当绝对服从隐名股东王涛的指挥，张新荣在君正公司所实施的公司行为，都是体现隐名股东王涛的意思表示，故张新荣实施的抽逃注册资金的行为，实际上表达的就是王涛的意志，其所抽逃的1300万元注册资金就是隐名股东王涛投入君正公司的注册资金，因此，作为君正公司实际出资人的王涛，抽逃注册资金事实成立，应当承担抽逃出资的法律责任。三、依法应当准予追加被上诉人王涛为被执行人，判令王涛在抽逃出资范围内对君正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2010年3月24日，王涛与张新荣签订协议，约定张新荣不再担任君正公司的名义股东，王涛由隐名股东转为登记实名股东。该协议经君正公司董事会议通过并到工商部门办理了企业变更登记。2010年11月1日，君正公司为莱芜市泰鑫仓储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泰鑫仓储公司）向莱芜市东达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达公司）的借款提供担保，后因泰鑫仓�公司未还款，东达公司提起诉讼，各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进入执行程序后，东达公司将债权转让给盖立强，从而形成本案。被上诉人王涛自2009年6月18日成为君正公司的隐名股东到2010年3月24日转为登记显名股东，再到同年11月1日君正公司为泰鑫仓储公司担保，直至在诉讼中同意履行担保责任，王涛始终是君正公司的独资股东，虽然王涛早己将增资的注册资金全部抽逃，使君正公司丧失了清偿债务的能力，但是其独资股东身份未变。四、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中，上诉人对君正公司的债权形成于被上诉人王涛增资注册登记以后，故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的复函错误。（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是在执行案件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权利，提出异议，人民法院“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的认定标准。该款第四项规定，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是公司股权的主张权利，认定权利人的标准是工商登记。本案中，被上诉人持有的君正公司股权并非执行标的，案外人更未对君正公司的股权主张权利，故一审判决适用该款法律规定也属适用法律错误。?（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六条不适用本案。
王涛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予维持。王涛与张新荣签订的《委托持股协议》并非本案的关键证据，该协议未实际履行且并不发生法律效力，盖立强所称与事实不符。首先，关于2009年6月18日王涛与张新荣签订的《委托持股协议》并不意味着王涛成为了隐名股东，更不能成为法律意义上的股东，因为王涛未按协议约定进行实际增资。王涛按照约定应当出资而没有实际出资只是对协议本身进行负责，而不是具备了隐名股东资格，更不是说明具有出资的义务。根据合同的相对性，该协议只是约束王涛与张新荣，对外不具有约束?力，在约定的内容未经工商管理部门核准变更前，不发生法定生效的法律后果。工商登记档案具有公示公信效力，股权应当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公示的信息进行判断，本协议签订后到2010年3月24日君正公司的股东一直为张新荣，王涛在2010年3月24日之前并不是工商登记股东，因此不能此认定王涛负有出资义务，也不能认定王涛是隐名股东。第三，关于《委托持股协议》效力问题。本协议签订时，被执行人君正公司并不存在，变更为君正公司的时间为2009年7月24日，也就是说委托持股协议中约定委托持有的君正公司的股权并不存在，无法认定本协议意思表示真实，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因此，本协议并未发生法律效力。二、王涛不存在抽逃出资行为，不能认定王涛对抽逃注册资金承担责任。?首先，上诉人陈述2009年9月7日的增资是经王涛授意与事实不符。公安局询问（讯问）王元良、刘平、张忠、孙涛、张新荣的笔录以及（2016）鲁12执复10号执行裁定书，能够证明王涛与本次增资毫无关系，本次增资完全是在君正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孙涛指示下完成。其次，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是实际出资人和名义股东之间协议效力问题，但对于本案并不适用。三、在审判程序中追加王涛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在2010年3月24日之前，王涛与君正公司并无关系，既不是实际出资人也不是隐名股东。其次，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所指的股东均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公示信息中的股东，并不指向隐名股东或者实际出资人。第三，通过调取（2010）菜中商初字第48号案件起诉标的额为14894300元，在起诉时被告中并没有君正公司，后莫名其妙成为被告，没有任何银行交易凭证证实该债权是否真实存在，是否实际支付，因此，主债权存在虚假诉讼嫌疑。四、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对一审法院适用的法律理解有误。1、原审法院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并无不当，人民法院的判断认定相关权利时，首先考虑的是主管登记机关对相关动产和不动产权属登记，且该登记具有公示公信效力，人民法院不能轻易否定登记机关的登记效力，应维持稳定性。2、原审法院在审判程序中援引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六条并无不当，本条明确规定了债权人与名义股东之间，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之间的关系。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盖立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被告王涛抽逃注册资金1300万元事实成立，并判令被告王涛在抽逃注册资金1300万元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判令追加被告王涛为钢城区法院（2011）钢执字第321号执行案件被执行人；3、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王涛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9月7日，王元良接受君正公司的委托，向他人借款1300万元用于验资。借款汇入张新荣账户，为君正公司新增注册资本，变更注册资本为1800万元，通过莱芜圣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验资，并于当日到工商管理部门办理注册资金变更登记。登记变更完成后，2009年9月8日，君正公司将该1300万元增资款转出返还给各出借人。
2010年3月24日，王涛与张新荣签订君正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并通过股东会决议，将张新荣在君正公司的1800万元全部股权转让给王涛，并约定双方签署并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后生效。同日，君正公司变更工商注册登记，公司股东变更为王涛。
泰鑫仓储公司分别于2009年10月15日和2010年2月21日向东达公司借款14894300元，君正公司于2010年11月1日就上述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因泰鑫仓储公司不能按期还款，东达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后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进入执行程序后，东达公司将债权转让给盖立强，同时以君正公司的股东王涛涉嫌出资不实或抽逃出资为由，申请追加王涛为被执行人。2014年12月19日，钢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1）钢执字第321-2号执行裁定，变更盖立强为申请执行人，同日作出（2011）钢执字第321-3号执行裁定，以出资不实为�，追加王涛为被执行人。王涛不服，提出书面异议，钢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钢执异字第1号执行裁定，驳回王涛的异议。王涛向莱芜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莱芜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16日作出（2015）莱中执复字第4号执行裁定，撤销钢城区人民法院（2015）钢执异字第1号执行裁定，发回重新审查。钢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后，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于2015年12月3日做出（2015）钢执异重字第1号执行裁定，驳回王涛的异议。王涛提出复议申请，莱芜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26日作出（2016）鲁12执复10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撤销（2015）钢执异重字第1号执行裁定和（2011）钢执字第321-3号执行裁定。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王涛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条第三款：“公众可以�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查询公司登记事项，公司登记机关应当提供查询服务。”第三十二条第三款：“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四）股权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判断”。依据上述规定，依法进行登记的股东具有对外公示效力，隐名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不具有公示股东的法律地位。2009年9月7日君正公司增资时工商管理部门登记的股东是张新荣�2010年3月24日君正公司向工商管理部门提出书面变更申请，申请将公司股东变更为王涛，申请事项经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核准以后，即发生登记公示生效的法律效力，自此时起王涛成为君正公司的股东。王涛在君正公司增资时，并不是公司的登记股东，抽逃出资时的股东为张新荣，因此王涛不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
关于执行程序中追加王涛作为被执行人有无相应的事实及法律依据的问题。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是特定情形下对执行义务履行主体的扩张，应当严格遵照法律及司法解释关于追加被执行主体的相关规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四�股权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判断”之规定，王涛在君正公司增资时，并不是公司的登记股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八十条：“被执行人无财产清偿债务，如果其开办单位对其开办时投入的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可以裁定变更或追加其开办单位为被执行人，在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的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股东因公司设立后的增资瑕疵应否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责任问题的复函》规定：“公司股东若有增资瑕疵，应承担与公司设立时的出资瑕疵相同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六条：“公司债权�以登记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其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股东以其仅为名义股东而非实际出资人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名义股东根据前款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后，向实际出资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抽逃出资时的股东为张新荣，依据上述规定，法院在执行程序中追加王涛为被执行人，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条第三款、第三十二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八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股东因公司设立后的增资瑕疵应否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责任问题的复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盖立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9800元，保全费5000元，由盖立强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1.被上诉人王涛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应否对公司债务承担法律责任；2.上诉人申请判令追加被上诉人为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有无法律依据。
关于焦点一上诉人王涛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应否对公司债务承担法律责任的问题。首先，针对王涛与张新荣之间的内部关系而言，王涛与张新荣于2009年6月18日签订的《委托持股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委托持股协议》第一条约定：“为确保公司正常经营，经全体股东同意，由乙方（王涛）对公司增资1300万元”，第四条约定“乙方（王涛）暂时委托甲方（张新荣）代为持有公司股权，甲方应当根据乙方的要求和指示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且2010年3月31日的《协议书》中明确记载“2009年6月18日张新荣与王涛签订《委托持股协议》，张新荣增资1300万元，甲方（张新荣）为君正公司的名义股东，乙方（王涛）为君正公司的实际股东”，君正公司参与签订协议并加盖了公司印章，张新荣系公司法定代表人，故君正公司对于2009年6月18日王涛与张新荣之间的《委托持股协议》是明知的，对于王涛系公司实际股东也是认可的。2010年3月24日王涛虽以股权转让的形式成为君正公司的显名股东，但王涛并未实际支付转让费，该转让协议的实质是使王涛由隐名股东成为显名股东。由此可见，在整个增资过程中，王涛主观上有增资的意图，客观上张新荣名下的股权实际已经变更为1800万元，而且张新荣与王涛之间以股权转让形式，使王涛实际成为1800万元股权的显名股东。故王涛实际享有了1800万元股权、享有了股东身份，但出资款均系向他人借款并于验资后的第二天返还其他借款人，参照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二他字第19号答复精神：公司成立后，股东将出资款项转入公司账户验资后，未经法定程序又转出，损害公司权益的，可以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因此，应当认定君正公司的实际股东王涛抽逃出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抽逃出资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本案中王涛应当在抽逃出资1300万元的范围内对君正公司的债权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王涛关于案件的增资和抽逃系由君正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孙涛安排和操作的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三）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即使孙涛作为君正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非君正公司的股东。孙涛虽自认指示和安排他人进行了抽逃出资，但其责任并非股东抽逃出资的责任，而是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承担实际控制人协助抽逃出资的责任，而王涛作为股东抽逃出资应承担的责任并不因孙涛的责任而免除。
其次，根据工商登记对外公示公信效力而言，王涛属于受让张新荣股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而据王涛与张新荣的《委托持股协议》，增资1300万元的实际出资人为王涛，该协议第四条约定“乙方（王涛）暂时委托甲方（张新荣）代为持有公司股权，甲方应当根据乙方的要求和指示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因此，君正公司增资1300万元的工商登记手续系王涛指示张新荣进行操作，且该1300万元出资的主体为王涛，而验资后出资即被抽逃偿还原出借人，故王涛对于该1300万元抽逃行为，应属于明知。参照《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若干问题的�见（试行）》第11条“本意见所称瑕疵出资包括虚假出资和抽逃出资。”第51条“瑕疵出资股东转让股权后，瑕疵出资的民事责任由转让人与受让人连带承担。转让人和受让人不得以内部关于责任承担的约定对抗公司和公司债权人”。王涛作为起诉时工商登记显名的受让股东，盖立强要求其承担责任亦于法有据，王涛应当在1300万元抽逃出资的本息范围内对君正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被上诉人王涛主张《委托持股协议》无效，本院认为，该协议系王涛与张新荣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虽然该协议签订时君正公司并未变更为现名称，但之后公司名称顺利变更，该情形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情形，故其主张不予支持。另外，王�主张对于《委托持股协议》并未实际履行、自己不存在抽逃出资的意见，根据2010年3月31日君正公司、王涛、张新荣签订的三方协议，王涛再次签字确认了《委托持股协议》的效力，并再次确认了自己享有1800万元股权，故王涛辩称《委托持股协议》的意见，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
关于被上诉人主张本案盖立强享有的君正公司的债权系虚假诉讼的问题，因盖立强作为执行申请人，其享有的债权由法院生效裁判文书予以确认，王涛在本案中未提供证据证实该裁判文书系虚假诉讼而形成，经本院核实亦未发现虚假诉讼的问题，且对生效裁判文书审查亦不属于二审审查的范围，对于王涛的该意见，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二上诉人申请判令追加被上诉人为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有无法律依据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出资人为被执行人，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十四条规定：“申请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理由成立的，判决变更、追加被申请人为被执行人并承担相应责任或者判决变更责任范围；（二）理由不成立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该规定自2016年12月1日起施行，其实施时，本案一审尚未结案，因此，应当适用本案。而盖立强作为申请追加王涛作为被执行人的申请人，因其申请被裁定驳回，故作为申请追加被执行人的申请人，提出执行异议之诉�合法律规定。因此，王涛应当作为莱芜市钢城区人民法院（2011）钢执字第321号案件的被执行人，在抽逃出资1300万元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上诉人盖立强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莱芜市钢城区人民法院（2016）鲁1203民初971号民事判决；
二、追加被上诉人王涛为莱芜市钢城区人民法院（2011）钢执字第321号案件的被执�人，在抽逃的1300万元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9980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上诉人王涛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99800元，由被上诉人王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念波
审判员 吴 峰
审判员 张正良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王燕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