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0868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勇，男，1982年7月4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68号6-9层。
法定代表人苑超军，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徐森，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季成，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勇因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4）东民初字第064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5月，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新华人寿北京分公司）诉至原审法院称：李勇是我公司业务员，我公司发放佣金的比例是千分之二。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东城区仲裁委）作出的仲裁裁决有误，我公司请求法院判决：1、我公司不支付李勇业务提成奖金、职级津贴146893.6元；2、诉讼费由李勇承担。
李勇辩称：我于2009年5月入职新华人寿北京分公司，任保险业务员。2012年8月，我完成一笔15430000元的保单，佣金比例应为1%，分两部分发放，其中千分之三以打卡形式、千分之七通过报销发票和购物卡形式，但新华人寿北京分公司未足额向我支付，仅向我发放业务提成30860元、职级津贴5863.4元。我同意仲裁裁决，不同意新华人寿北京分公司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业务提成比例，本案中新华人寿北京分公司主张提成比例为千分之二、推广费用最高不能超过千分之八，有发票则报销，无发票则不发放；李勇主张千分之三为提成、千分之七以报销或购物卡形式，但也属于提成。首先，双方均未对提成比例进行明确的书面约定；其次，新华人寿北京分公司虽主张应按千分之二的比例支付2012年8月盈宝瑞产品的提成，但针对当年10月李勇完成的同款保险产品，新华人寿北京分公司却按千分之三的比例支付业务提成；再次，李勇亦承认另外千分之七需要以发票形式报销，且李勇一方的两位证人证言就提成比例是百分之一还是千分之三也存在矛盾；最后，李勇提交9月财政宣导材料也显示业务员比例为千分之三，故法院采信盈宝瑞产品的提成比例为千分之三。综上所述，法院确定新华人寿北京分公司应按千分之三的比例向李勇支付盈宝瑞产品的提成佣金，同时考虑新华人寿北京分公司已向李勇支付了千分之二，故新华人寿北京分公司还应向李勇支付剩余的15430元（千分之一）。关于职级津贴，李勇主张应按0.19系数支付2012年8月盈宝瑞产品的职级津贴，但针对当年10月李勇完成的同款保险产品，新华人寿北京分公司并未按0.19系数向李勇发放职级津贴，且双方并未就职级津贴及其标准进行约定，故法院对新华人寿北京分公司要求不支付李勇职级津贴差额的主张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于2014年7月判决：一、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支付李勇二○一二年八月业务提成差额一万五千四百三十元；二、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不支付李勇二○一二年八月职级津贴差额。
原审法院判决后，李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新华人寿北京分公司向其支付业务提成123440元及职级津贴23453.6元。李勇的主要上诉理由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新华人寿北京分公司出具的相关签报证据与本案争议不具有关联性，真实性也不应予以认可，其出具的“九月财政宣导材料”、“工资明细表”及“工资卡流水账单”即可证明业务提奖比例；原审法院非法采信新华人寿北京分公司“业务推动费无消耗不支付”的陈述，认定千分之七的业务提成奖金按照是否实际发生“业务推动费”进行支付，实际上不论是否发生所谓“业务推动费”，新华人寿北京分公司都应支付该部分业务提成奖金；关于职级津贴，其提交了工资明细表，而新华人寿北京分公司未提交相关制度，原审法院认定双方未有相关约定是错误的，该工资明细表可以证明2012年8月的职级津贴数等等。新华人寿北京分公司不同意原审判决，但未提起上诉。
经审理查明：2009年5月1日，李勇入职新华人寿北京分公司，从事保险销售工作，双方签订了期限自2009年5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的劳动合同，约定李勇的初始基本工资为税前每月2300元，随业绩变动部分的计算标准见相关制度。后，双方将劳动合同续签至2014年6月30日。
2012年8月30日，李勇作为业务员完成一笔保险单，险种名称为红双喜盈宝瑞两全保险（分红型），保险费数额为15430000元。新华人寿北京分公司按照保险费千分之二的比例向李勇发放了该月业务提成30860元，并向李勇发放职级津贴5863.4元。
2013年12月，李勇从新华人寿北京分公司离职。后，李勇向东城区仲裁委提起仲裁申请，要求新华人寿北京分公司向其支付2012年8月30日所完成保险单的业务提成及职级津贴差额共计146893.6元。2014年5月4日，东城区仲裁委作出京东劳仲字（2014）第547号裁决书，裁决新华人寿北京分公司向李勇支付提成奖金及职级津贴146893.6元。新华人寿北京分公司不服该裁决，提起本案诉讼。
诉讼中，关于该笔2012年8月30日完成的保险单，李勇主张新华人寿北京分公司应按照保险费百分之一的比例向其发放业务提成，其中千分之三打入工资卡，另外千分之七以报销或购物卡形式发放。新华人寿北京分公司则主张应按保险费千分之二的比例向李勇发放业务提成，另外可根据业务员完成业务所支付的费用在千分之八的额度内进行报销，但此笔保险单是领导谈成后挂在李勇名下的，李勇在推销该笔保险单的过程中没有消耗任何费用，故无需向李勇支付。
一审中，双方确认劳动合同中未约定保险提成比例。李勇称劳动合同约定提成比例根据相关管理办法制定，都是口头宣布的，没有下发过。新华人寿北京分公司称没有关于提成比例的规章制度，不同产品、不同时期都是不一样的，盈宝瑞险种千分之二的提成比例是口头宣布的，在开会时向李勇宣布过。
新华人寿北京分公司提交其公司佣金政策签报及附表，欲证明盈宝瑞险种的佣金比例。该附表（财富渠道下半年分解政策）载明“赢宝瑞”险种的业务员基础提奖比例为千分之二，业务推动费用为千分之八。新华人寿北京分公司称“赢宝瑞”系笔误，应为“盈宝瑞”。李勇称此前未见过该文件，该文件虽有领导签字但无公章，也未公示过，且此文件是费用分解的政策而非销售佣金的政策，另外此“赢宝瑞”并非其销售的“盈宝瑞”；新华人寿北京分公司另提交费用请示签报，欲证明业务推动费的使用渠道。李勇认为这些费用与一线销售业务无关，而是前期投入。
李勇提交“北分财富管理业务部9月方案宣导”PPT打印材料，欲证明三季度业务提成奖金政策。该材料第8页“9月财务政策”显示“银保瑞”险种的提成比例为业务员千分之三、银行千分之七。李勇称“银保瑞”系新华人寿北京分公司笔误，实为“盈宝瑞”。新华人寿北京分公司表示该证据无其公司公章，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同时认为该份证据证明了千分之七为推广费用而非提成。经询，李勇称上述材料提到的千分之七是用于满足客户额外需求的，但这部分是给到业务员手中的，如果客户有需求就给客户，如果客户没有需求则全部给业务员。
李勇另提交其于2012年10月12日完成的一笔红双喜盈宝瑞两全保险（分红型）保险单（保险费为400000元）、员工工资明细、银行账户明细，欲证明其完成的另外一笔红双喜盈宝瑞两全保险的业务提成比例为百分之一，千分之三（1200元）计入其工资、千分之七（2800元）拿票据报销。其中，员工工资明细显示李勇在2012年10月的基本工资为2408元、业务奖金为1200元、职贴为252元，扣除社保、税金后的实发工资数额为2921.6元；银行账户明细显示新华人寿北京分公司于2012年11月23日向李勇发放了工资2921.6元，于2013年1月1日向其发放报销费用2800元。新华人寿北京分公司对李勇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李勇的证明目的，称该笔保险单的业务提成比例为千分之三，提成数额已在工资表中载明，另外支付的2800元系报销李勇在推销该笔保险单过程中实际发生的业务推广费用。经询，李勇称其向公司提交了足额的票据用以报销2800元的费用。
李勇申请证人李×、张×出庭作证。证人李×述称：“我于2010年2月至2014年1月在新华人寿北京分公司任财富顾问，工作期间的产品佣金（业务提成）政策都是统一在会上宣布，比例会有变化但不会太大，没有下发过任何书面文件。2012年8月，公司宣布盈宝瑞产品的提成比例是千分之三发到工资卡里、千分之七以购物卡或发票报销形式发放，如果没有提供发票，此千分之七就不发放。职级津贴是根据系数发放，系数根据季度业绩调整，也是与保单相挂钩。”证人张×述称：“我2011年入职新华人寿北京分公司任理财顾问，基本工资比较低，都是根据业绩计算奖金。公司没有相关文件说明某产品提成多少，只是在会议上宣布一下。2012年11月我在中国银行做过盈宝瑞产品，是按百分之一提成，各个银行的佣金比例是不一样的，不同渠道会稍有一些差异。我与新华人寿北京分公司是有诉讼，但不是盈宝瑞产品。”新华人寿北京分公司对两位证人的身份认可，但认为两位证人证言内容有矛盾之处，且张×与新华人寿北京分公司涉及诉讼，存在利害关系。
二审中，经询，关于李勇主张的2012年8月30日所完成保险单千分之七比例的提成，李勇称正常情况下应采用报销形式发放，但因领导不同意发放，故其未曾向新华人寿北京分公司提交需报销的发票。李勇解释称，如此部分数额较小可直接找发票解决，但本案争议的此部分费用数额较大，则要去和公司领导协商采用何种形式报销，其曾找公司领导谈过，公司领导口头答复称后续会给补。新华人寿北京分公司认可李勇曾找过公司领导协商，但公司领导答复称如果产生成本可以报销，但李勇在此笔保单推广过程中没有产生成本，故不予报销。
关于职级津贴，李勇主张双方对职级津贴有约定，职级津贴系数是根据上季度的业绩得出的，每个季度考核后会有变化，其在2012年8月的职级津贴系数为0.19，2012年10月调整为0.21；职级津贴数额与保单提成挂钩，即职级津贴数额为保单业务提成乘以职级津贴系数。李勇提交的工资明细中显示有“职贴”一项，2012年8月份工资的职级津贴与业务奖金的比例为19%，2012年10月份工资的职级津贴与业务奖金的比例为21%。新华人寿北京分公司认可李勇工资明细的真实性，不认可李勇的主张，否认李勇在2012年8月份的职级津贴系数是0.19，并称职级津贴和业务提成没有关系，但该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李勇的职级津贴标准，亦未能说清李勇在2012年8月时的职级津贴系数。
以上事实，有劳动合同、保险单、东城区仲裁委京东劳仲字（2014）第547号裁决书、新华人寿北京分公司佣金政策签报及附表、“北分财富管理业务部9月方案宣导”PPT打印材料、员工工资明细、银行账户明细、证人证言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李勇主张新华人寿北京分公司应按照保险费百分之一的比例向其发放2012年8月30日完成的盈宝瑞产品保险单的业务提成，但根据李勇提交的2012年10月12日完成的盈宝瑞产品保险单以及员工工资明细、银行账户明细可知，针对同款保险产品，新华人寿北京分公司向李勇发放的业务提成奖金的比例为千分之三，李勇提交的“北分财富管理业务部9月方案宣导”材料亦显示“银保瑞”险种（李勇主张系盈宝瑞险种）的业务员提成比例为千分之三，李勇本人亦称其主张的百分之一比例的业务提成中，有千分之三通过工资形式发放，千分之七需通过报销或购物卡形式发放。对于此千分之七比例的费用，新华人寿北京分公司称在业务推广过程中消耗费用的情况下，可在相应额度内据实报销；李勇则主张此系其业务提成的一部分，无论在保险单推广过程中是否产生费用消耗，新华人寿北京分公司均应向其全额发放，但李勇并未就此提交证据，且李勇亦认可该部分费用系用于满足客户需求，李勇的该项主张缺乏依据，且与双方确认的报销性质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因李勇并未就本案争议的保险单向新华人寿北京分公司提供过需报销的发票，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推广该笔保险单的过程中实际消耗了费用，原审法院综合上述情况，判决新华人寿北京分公司按照千分之三的比例向李勇支付业务提成差额，并无不当，本院对该项判决予以维持。
关于职级津贴，李勇主张应按照0.19的系数向其发放2012年8月的职级津贴，即按照业务提成数额乘以0.19来计算职级津贴数额，并提交其工资明细、银行账户明细以证明，上述证据显示新华人寿北京分公司2012年8月已发放李勇的职级津贴为5863.4元，为已发放的业务提成30860元的19%。新华人寿北京分公司虽称职级津贴与业务提成没有关联，但其作为用人单位，无法说清员工职级津贴的发放标准，亦无法提交相关证据，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综合考虑双方的举证能力和举证情况，本院对李勇主张的职级津贴标准予以采信。原审法院认定新华人寿北京分公司按照千分之三的比例向李勇支付业务提成，故新华人寿北京分公司应以该业务提成数额为依据，调整李勇应获得的职级津贴数额，原审法院未予调整，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一、维持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4）东民初字第649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4）东民初字第649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三、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李勇支付二○一二年八月职级津贴差额二千九百三十一元七角；
四、驳回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由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李勇负担5元（已交纳），由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负担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丰伦
代理审判员 张 洁
代理审判员 闫 科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马卫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