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10民终123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泰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揭阳市东山区磐东潭角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许旭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超，浙江思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星谷触控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洪家星星电子产业基地**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先玉，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小军，女，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星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洪家星星电子产业基地*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先玉，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彩利，女，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广东泰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浙江星谷触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谷公司）、浙江星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星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2017）浙1002民初18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泰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对本案进行改判或发回重审，即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本案基本事实：2015年I2月1日、2015年I2月25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星谷公司先后签订了两份《购销合同》，分别约定了被上诉人星谷公司向上诉人购买型号为H2A3002D-Rev0.3-1127的导电膜12000片和3000片，单价均为8元，总价分别为96000元和24000元。两合同均约定被上诉人星谷公司向上诉人支付合同总价款的60%作为预付款，分别为57600元和14400元。上诉人依照合同约定，向被上诉人交付了上述货物，但被上诉人只支付了预付款，余款至今未支付。2.一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购销合同》、《发货单》、《往来电子邮件》以及《付款凭证》等证据。该系列证据在一审开庭时进行了质证，被上诉人也均认可了该证据的真实性。但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的事实认定部分中，对第二份《购销合同》只字未提，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遗漏了关键事实。3.上诉人提交的两份《付款凭证》显示的付款单位系被上诉人星谷公司，付款时间分别为2015年12月2日和2016年1月7日，付款金额分别为57600元和14400元。从付款金额和付款时间以及结合上诉人提交的《购销合同》综合看，显然该两笔款项为两个《购销合同》的预付款。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论证理由不当。1.一审法院认为“3000PCS订单的真实与否，并不影响本院对本案的处理”显然完全错误。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14400元的行为就已经证明了被上诉人通过实践的方式履行了合同义务，本身就是对合同的一种承诺与认可。一审法院非但没有认真分析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进行综合评判，反而对本案核心焦点不予确认。2.上诉人提交的《电子邮件》内容。在庭审中两被上诉人均对该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从邮件内容来看：“……3000片的账务不正确，没有合同、发票”，被上诉人所强调的是账务问题，并非是货物数量异议。结合邮件上下文看，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发送的邮件内容为“请求被上诉人确认欠款48000元”。若按正常逻辑3000片未收到，但是已经支付了预付款，那么在交流内容中必然是催促发货或者返还预付款等描述，而非仅仅只是谈论账务问题；退一步假设，若按一审法院的逻辑，那么上诉人提出支付48000元，被上诉人的回复也应该明确表示支付了相应的款项，同时也应当回绝第二个合同3000片的付款要求并说明未收到相应货物或者合同未成立。被上诉人是按照自然人正常交易习惯和思维逻辑进行了回复，显然已经表露出收到了相应货物，仅认为没有符合财务做账的付款要求而已。财务制度并非合同明确约定的付款方式和节点，更不能成为被上诉人付款的阻却事由。3.本案中，被告未对其抗辩进行任何举证，一审法院根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发货单》证明上诉人迟延履行交付义务，更是自相矛盾。判决书第3页第三自然段第最后一行“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系原告自行制作，且其也未能提供上述单据载明的快递签收信息，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定”，但判决书第6页第七行开始“被告星谷公司辩称原告迟延交货……本院认为……结合交货时间，酌情认定处罚金额为448元”、同页第15行开始“按照原告最后一次交货时间2016年1月12日开始……”。既然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发货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那么在被上诉人未举证证明的前提下，何来逾期交货的时间。4.高度盖然性，即根据事物发展的高度概率进行判断的一种认识方法，是人们在对事物的认识达不到逻辑必然性条件时不得不采用的一种认识手段。所谓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是将盖然性占优势的认识手段运用于司法领域的民事审判中，在证据对待证事实的证明无法达到确实充分的情况下，如果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已经证明该事实发生具有高度的盖然性，人民法院即可对该事实予以确定。虽然由于顺丰快递公司内部管理规定，只保存6个月内的快递详情记录，上诉人只能提供快递单号，但未能提供相应的快递详情记录。但是无论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购销合同》、《发货单》、《电子邮件往来记录》、《付款凭证》看，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综合以上证据，显然符合了证据的高度盖然性，人民法院应当予以认定。但一审法院以偏概全，用看待事物片面局部的眼光来判断事物的整体、全局，不符合实事求是的要求和做法。三、一审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不告而理”的行为严重损害上诉人的权利。关于反诉，《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一百二十六条已经明确了反诉的基本概念，理论界普遍认为：反诉，是指被告向本诉原告提出的一种可以独立、另案提出的，但在已经开始的诉讼程序中提出，与本诉依据的法律事实不完全相同的诉讼请求，目的是为了抵消或吞并本诉原告的诉讼请求。关于反驳，《民事诉讼法》中仅第五十二条规定：被告可以承认或者反驳诉讼请求。所谓反驳，是指一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针对对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提出的诉讼请求，提交有利于己方的证据，来否定对方请求事项所依据的事实，以否定对方的主张（事实），保护己方的合法权益﻿的行为。而本案中，被上诉人在一审承办法官的提醒下，在第二次庭审过程中，对本案所涉的《购销合同》的违约条款提出反驳。一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诉讼代理人已经向法庭明确提出，被上诉人的反驳内容要求在相应欠款中扣除处罚金额后认定，系反诉的行为。反诉提出后，法院必须从程序上或实体上依法作出明确的裁判；而反驳意见，只能对抗原告行使请求权，法院在裁判时对原告的请求是否支持仅以其作参考，而不必对反驳意见作出裁判。结合判决书第6页第11行“故本院认为被告星谷公司的欠款金额应扣除处罚金额后予以认定”，一审法院在实体上对该诉求作出明确的裁判，是反诉的表现，但被上诉人至始至终未启动反诉程序。2.两被上诉人系关联企业。从两家公司的主体看，法定代表人均为王先玉；从星谷公司的公司架构看，其系《公司法》意义上的一人公司，其股东为星星公司；从两家公司的住所地看，两家公司均在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洪家星星电子产业基地，属于混同办公。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两被上诉人均承认其公司系上市公司。经调查，星星公司系上市公司，而星谷公司名下无任何财产。可见在日常管理中，两家公司是同班人马进行管理，属于公司空壳化的一种典型表现。根据《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星谷公司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星星公司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泰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星谷公司支付原告货款48000元及利息损失（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月1日止按年利率4.9%计算的利息损失为2352元，并继续按此标准支付至实际给付之日）；被告星星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与被告星谷公司于2015年12月1日签订了一份订单，该订单主要约定，被告星谷公司向原告购买12000PCS规格型号为H2A3002D-RevO.3-1127的导电膜FILMSensor，单价为8元，总金额为96000元，交货时间为2015年12月8日前。验收标准、方法及提出异议期限为按需方进料检验标准、图纸或封样进行检验验收，如对交货产品有异议需方在到货后30天内提出。结算方式及期限为预付60%，剩余40%货款验收合格月结30天。同时双方还约定供方务必确保准时到货，如有延误将按每天扣除5%合同总金额进行处罚。原告于2015年12月3日交付了数量为500PCS的货物，于2015年12月11日交付了数量为6480PCS的货物，于2015年12月12日交付了数量为5020PCS的货物。被告星谷公司于2015年12月2日向原告支付了57600元，于2016年1月7日支付了14400元。被告星谷公司的员工陈文彬曾与原告的员工有多次邮件往来，其中原告于2016年3月28日发给被告的邮件载明：贵司还有15年12月货款38400元，16年1月货款9600元，共计48000元未付，发票已开至贵司，附件是对账单，帮忙安排尽快付款。被告星谷公司在2016年4月7日回复邮件载明“3000片账务不正确，没有合同、发票”。大信会计师事务所于2016年2月4日出具了被告星谷公司2015年的财务审计报告。另，被告星谷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其股东为即被告星星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买卖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争议焦点，一、关于被告星谷公司欠款金额问题。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星谷公司签订了两份订单，除了被告星谷公司认可的数量为12000PCS的该份订单外，还存在数量为3000PCS的订单，两份订单总价为120000元，被告星谷公司仅支付了各个订单的60%预付款合计72000元，故尚欠货款48000元未付。被告星谷公司认为其仅认可数量为12000PCS的该份订单，总价为96000元。至于数量为3000PCS的订单，认为以实际收货为准，现被告星谷公司并未实际收货，故总计欠款金额为24000元。该院认为，从原告与被告星谷公司的往来邮件看，虽然原告向被告发邮件要求确认欠款48000元，但被告星谷公司未予明确回复。虽然邮件反映被告星谷公司曾要求原告对数量为3000PCS的订单安排生产，但被告星谷公司在回复中认为3000片的账务不正确，没有合同、发票，因此，该院认为双方交易发生数量应按实际交付为准。现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另数量为3000PCS的订单的货物实际交付情况，故该院对原告的该部分主张不予支持。至于数量为3000PCS订单的真实与否，并不影响该院对本案的处理。综合上述分析，该院认为被告星谷公司欠货款为24000元。本案中，被告星谷公司辩称原告迟延交货，要求扣除罚金。该院认为根据订单约定如迟延交货按每天扣除合同总金额的5%进行处罚，但该处罚金额明显过高，应予以调整，该院根据公平原则，结合交货时间，酌情认定处罚金额为448元，故该院认为被告星谷公司的欠款金额应扣除处罚金额后予以确定，经计算应为23552元。根据订单约定，货款应先预付60%，剩余40%货物验收合格后月结30天，现付款期限届满，被告星谷公司未按约支付货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按照原告最后一次交货时间2015年12月12日计算，货物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应从2016年1月12日开始计算。二、被告星星公司是否应对被告星谷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根据公司法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被告星谷公司虽然系一人公司，但其存在独立的年度财务审计。被告星谷公司的股东即被告星星公司系上市公司，根据上市公司规定，被告星星公司均有定期在网络公开财报，故该院认为两被告的财产并不存在混同，原告要求被告星星公司对被告星谷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该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该院予以支持；不合理部分，该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浙江星谷触控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广东泰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货款23552元，并赔偿该款自2016年1月1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4.9%计算的利息损失；二、驳回原告广东泰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9元（已减半），由原告广东泰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270元，被告浙江星谷触控科技有限公司负担259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星谷公司的欠款金额，应以泰通公司实际交付产品数量为依据。从查明的事实来看，星谷公司对收到12000片导电膜并无异议，但主张并未收到另外的3000片导电膜。对此，泰通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向星谷公司交付上述产品。因此双方的欠款金额，应以12000片导电膜为基准，扣除星谷公司实际支付的货款，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并无不当。此外，星谷公司要求泰通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迟延交货的罚金，一审法院对此在本案一并处理，减少当事人讼累，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至于星星公司应否对星谷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星谷公司承担民事责任是基于买卖合同关系，而一人公司的股东因财产高度混同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是基于股东损害公司独立法人资格而承担民事责任。两者承担民事责任的基础不同，不应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如果星谷公司在履行本判决确定的义务时，缺乏或丧失清偿能力，上诉人可基于相关法律规定，另行向被上诉人星星公司主张权利。星星公司已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与星谷公司财务独立，并未混同，故星星公司作为星谷公司的唯一股东无需对星谷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星谷公司应以其全部资产对外承担责任。综上所述，泰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58元，由上诉人广东泰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钱为民
代理审判员 王光宇
代理审判员 李林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八日
代书 记员 洪 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