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沪01民终245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殷惠兰，女，1953年8月20日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台湾省新北市新店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筱晴，女，1983年9月10日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台湾省台北市信义区。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飞，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市中银（上海）律师事务所，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号****室。
负责人：徐强，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政明，北京市中银（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殷惠兰、黄筱晴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市中银（上海）律师事务所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7）沪0105民初35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3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殷惠兰、黄筱晴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飞、被上诉人北京市中银（上海）律师事务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政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殷惠兰、黄筱晴上诉请求：1.前案审理中，谭政明律师擅自与对方和解，且未将调解书交付上诉人，后谭政明律师在代理执行案件过程中又拒不执行殷惠兰的意见，擅自与对方达成执行和解，2017年1月13日殷惠兰得知和解方案后明确表示反对，坚持要求受让对方公司股权，谭政明律师的代理行为致使殷惠兰利益严重受损。2.谭政明律师在代理案件过程中转所并未告知上诉人，合同权利义务转让未经上诉人同意，故被上诉人的原告主体不适格。3.黄筱晴作出的意思表示不产生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后果。4.系争合同中对诉讼管辖的约定系对方伪造添加，故一审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
北京市中银（上海）律师事务所辩称，前案中，谭政明律师作为殷惠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和解前后与其进行过沟通，为其争取了最大的利益。其他意见同一审意见。原审判决正确，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北京市中银（上海）律师事务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殷惠兰、黄筱晴支付律师费380,000元（人民币，以下同）及按每日千分之五计算的违约金（以380,000元为本金，自2017年1月21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1月11日，殷惠兰（甲方）与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乙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约定，殷惠兰委托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代理其与案外人刘某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一案，由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后，指派律师谭政明为殷惠兰代理人。委托权限以授权委托书为准，代理方式为风险代理。关于律师费的支付，合同载明：“甲方同意在得到还款本息后按10%的比例支付给乙方代理费，于每一笔还款到位当日支付。……如甲方不按时付代理费，每逾期一天应付5‰违约金。”关于合同有效期限载明如下：“本合同有效期限：自签订之日起至本案终结止（判决、调解、案外和解、执行等得到还款）。”同日，殷惠兰签署授权委托书，明确委托谭政明为其与刘某民间借贷合同纠纷案件的代理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合同签订后，谭政明作为殷惠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2013年11月19日，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并受理，案号为（2013）株中法知民初字第58号。后该案调解结案，2014年2月27日，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载明：“被告刘某于2014年5月1日前偿还殷惠兰借款本金200万元及利息（利率为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利息起算日期为2012年5月18日，计算至还清本金之日止。”
调解协议生效后，刘某未按约履行还款义务。2014年6月4日，谭政明作为殷惠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同年6月11日该案立案，案号为（2014）株中法执字第44号。同年7月22日，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株中法执字第44-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被执行人刘某所有的湖南省XX有限公司的600万股股权。后殷惠兰本人支付了评估服务费，但该股权未拍卖成功。
2017年1月12日，殷惠兰（申请执行人）与刘某（被执行人）在案件执行过程中达成和解协议，内容如下：“……一、被执行人刘某在2017年1月16日之前支付380万元以及相关申请执行费用至法院账户（申请执行人实某380万元整）。二、如果2017年1月16日之前，该380万元没有到达法院账户，双方同意按照435万元（450万股）裁定股份，并且由被执行人承担相关申请执行费用。三、双方同意和解结案。”谭政明作为殷惠兰的委托代理人在和解协议上签名。当晚，谭政明告知殷惠兰提供收款银行账号，殷惠兰表示因气喘在医院，次日再提供。次日，殷惠兰向谭政明提供了其本人的银行账号。2017年1月20日，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将380万元汇至殷惠兰名下账户。同月23日，殷惠兰从该账户内将3,186,270.45元转至黄筱晴账户。后双方因律师费的支付问题产生纠纷，黄筱晴在与谭政明的微信沟通中曾表示“要告就告，多做事，少说话”“以后请找我”，黄筱晴在与案外人卢某的沟通中表示“卢阿姨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关心和帮助，我们一向做人如何您是清楚的，现在我妈妈查出来问题挺严重，可能年前就要动手术，因此现在实在无法分心处理更多的事，您让谭律师放心我们会给他一个交代的。”
另查明，2014年8月，谭政明转至北京市中银（上海）律师事务所处执业。同年8月2日，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出具交接情况说明称：“谭政明律师于2014年8月转移至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执业，因此，与殷惠兰签署的《委托代理合同》的权利义务全部转移给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审理中，根据殷惠兰、黄筱晴的申请，原审法院依法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对北京市中银（上海）律师事务所提供的涉案《委托代理合同》上第4条“差旅费实行包干......差旅费5万元”、第6条“如甲方不按时付代理费，每逾期一天应付5‰违约金”、第12条“本合同履行如有争议，由乙方注册地长宁区法院唯一管辖”的形成时间及合同中“如甲方不按时付代理费，每逾期一天应付5‰违约金”和“本合同履行如有争议，由乙方注册地长宁区法院唯一管辖”两处加黑字体与原字体是否属于同一打印机一次性打印形成分别进行了鉴定。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为：（一）检材上第六条“如甲方不按时……违约金”和第十二条“本合同……管辖”打印字迹与其他打印体字迹不是同一机具一次制作形成。（二）无法判断检材上第四条“差旅费……5万元”、第六条“如甲方不按时……违约金”、第十二条“本合同……管辖”的形成时间。
一审法院认为，殷惠兰与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之间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相关约定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约履行合同义务。
现北京市中银（上海）律师事务所认为其已按约履行义务，殷惠兰应当支付律师费，殷惠兰、黄筱晴则认为北京市中银（上海）律师事务所及黄筱晴均非涉案合同当事人，故北京市中银（上海）律师事务所无权主张律师费、黄筱晴亦不应承担责任。关于北京市中银（上海）律师事务所是否有权主张律师费的问题。原审认为，本案中，涉案合同的签约双方虽系殷惠兰与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但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由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谭政明作为代理人。合同签订后，谭政明按约代理殷惠兰与刘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4年8月，谭政明转至北京市中银（上海）律师事务所处执业，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将涉案《委托代理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至北京市中银（上海）律师事务所。此时，殷惠兰与刘某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已立案执行，此后，谭政明继续代理该案直至全部终结，殷惠兰在此过程中，未提出过异议，殷惠兰与北京市中银（上海）律师事务所在事实上成立合同关系。且根据查明的事实来看，无论在谭政明转所前还是转所后，案件均由谭政明一人代理，后谭政明虽然转至北京市中银（上海）律师事务所处执业，但对于殷惠兰与刘某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代理并未受到任何影响，实际殷惠兰亦接受谭政明代为处理事务并享受了利益。故在谭政明作为殷惠兰的代理人完成涉案委托事项后，殷惠兰理应按约支付律师费。现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已经将全部权利转至北京市中银（上海）律师事务所，根据法律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殷惠兰对此已知晓。基于此，原审认为，北京市中银（上海）律师事务所起诉殷惠兰要求支付代理费并无不当。
关于殷惠兰辩称的谭政明在代理过程中存有过错、损害殷惠兰利益的问题。原审认为，首先，殷惠兰辩称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谭政明违反其真实意思表示擅自达成和解，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殷惠兰对谭政明的授权为特别授权，明确其有代为和解的权利。且在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调解书后，由于刘某未按约履行还款义务，殷惠兰向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了执行，其委托代理人仍为谭政明，且从申请执行直至最终达成和解、领取执行款，共计历时两年半，在此期间，殷惠兰并未解除委托，故其辩称谭政明早在案件审理阶段即违背其意思表示擅自达成和解但又未解除对谭政明的委托明显不符合常理，殷惠兰对此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故原审对此不予采信。其次，殷惠兰辩称在案件达成执行和解过程中，谭政明又再次在殷惠兰反对的情况下擅自签署执行和解协议。对此，原审认为，根据谭政明、殷惠兰提供的微信记录来看，2017年1月12日签署执行和解协议当日，谭政明与殷惠兰有过多次沟通，但并未有殷惠兰明确反对和解内容的意思表示，且在达成和解后，在谭政明告知殷惠兰提供收款的银行账号时，殷惠兰亦未提及反对和解，而是表示因在医院需次日提供，次日，殷惠兰按约提供了收款账号，鉴于殷惠兰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辩称，结合殷惠兰在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后的一系列行为，对殷惠兰提出谭政明违反其意志擅自与对方达成和解的辩称，原审不予采信。且根据调解书的内容来看，刘某需支付殷惠兰300万元及利息，执行和解协议中的内容为刘某支付殷惠兰380万元，并无明显的损害殷惠兰利益的行为。基于此，殷惠兰提出谭政明在代理案件过程中存有过错的辩称，原审不予采纳。故在谭政明按约完成委托事项且无证据证明有违约行为的情形下，殷惠兰应按约支付律师服务费。涉案合同约定，律师费应于殷惠兰收款当日按照实际获得还款本息的10%支付。殷惠兰获取的款项为3,800,000元，故律师费应为380,000元。2017年1月20日，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将款项汇至殷惠兰名下账户。但殷惠兰律师费至今未付，显属违约。
关于殷惠兰逾期付款应如何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北京市中银（上海）律师事务所要求殷惠兰按约以每日千分之五的标准支付违约金，殷惠兰则否认有此约定。对此，原审认为，根据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该约定违约金条款的打印字迹与其他打印体字迹不是同一机具一次制作形成。按一般常理推断，协议应为一次打印形成，由双方一次签字确认。而北京市中银（上海）律师事务所未能举证证明涉案协议为何非一次打印形成且该非一次打印形成的内容均获殷惠兰同意。故北京市中银（上海）律师事务所要求殷惠兰以每日千分之五承担违约责任于法无据。但殷惠兰拒不支付钱款必然对北京市中银（上海）律师事务所造成利息损失，故殷惠兰应赔偿该部分款项自2017年1月21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关于黄筱晴对殷惠兰前述付款义务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北京市中银（上海）律师事务所认为，殷惠兰在收到执行款后不久即将款项转至黄筱晴账户，且纠纷发生后，黄筱晴告知谭政明，因殷惠兰生病，黄筱晴介入纠纷，有事联系黄筱晴，故黄筱晴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殷惠兰则认为，黄筱晴并非涉案《委托代理合同》的当事人，不应承担责任。原审认为，黄筱晴虽并非涉案合同当事人，但根据殷惠兰自己提供的证据来看，黄筱晴在纠纷发生后曾向谭政明及案外人卢某均表示过自己作为当事人解决涉案纠纷的意思表示，且黄筱晴收受了殷惠兰“收到”的执行款项，黄筱晴明确承诺对殷惠兰所负涉案债务负责，与法不悖，原审对此予以确认。故对北京市中银（上海）律师事务所要求黄筱晴对殷惠兰前述所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依法予以支持。遂判决：一、殷惠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北京市中银（上海）律师事务所380,000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赔偿北京市中银（上海）律师事务所自2017年1月21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二、黄筱晴对前述第一项判决中殷惠兰应当清偿的款项承担连带责任。鉴定费18,000元，由北京市中银（上海）律师事务所与殷惠兰、黄筱晴各半负担。财产保全费3,560元，由殷惠兰、黄筱晴负担。案件受理费9,880元，由殷惠兰、黄筱晴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对本案事实认定属实。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委托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受托人是否存在过错行为，有无损害到委托人的利益。殷惠兰、黄筱晴主张谭政明在代理执行案件过程中拒不执行殷惠兰的意见，擅自签署执行和解协议，给殷惠兰造成巨大损失。从在案微信记录、电话录音来看，执行和解协议签署前，当事人对和解方案进行过沟通协商，但最终殷惠兰并未明确指示谭政明将受让对方当事人公司股权作为唯一可接受的和解方案，2017年1月12日签署执行和解协议当日，谭政明与殷惠兰有过多次沟通，但并未有殷惠兰明确反对和解内容的意思表示，且执行和解需基于合法自愿的前提，并以该案生效判决为依据，殷惠兰要求受让对方当事人公司股权之方案的达成不具有必然性，和解协议内容并未明显损害殷惠兰利益，故殷惠兰、黄筱晴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另外，根据法律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故原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殷惠兰、黄筱晴关于管辖权的一节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殷惠兰、黄筱晴的其他上诉主张，原审已作出认定并阐明理由，本院予以认同，不再赘述。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880元，由上诉人殷惠兰、黄筱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孙春蓉
审判员 朱雁军
审判员 王韶婧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八日
书记员 孙凯茜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