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7民终19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阮伟辉，男，1983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阮健兴，女，1981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恩平市。上诉人（原审原告）：阮国荣，男，1955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简福就，广东圭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成玉，男，1975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宜章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群万，男，1975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宜章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易坤，男，1985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嘉禾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小军，男，1979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道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湘庆，男，1986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道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护林，男，1987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道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跃庆，男，1957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道县。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萝岗支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区东区街东鸿十一巷1号1104、1200商铺。负责人：林拥强，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阮伟辉、阮健兴、阮国荣（以下简称阮伟辉等三人）因与被上诉人李成玉、邓群万、易坤、刘小军、刘湘庆、刘护林、李跃庆，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萝岗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15）江新法民三重字第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阮伟辉等三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判项，改判李成玉、邓群万、易坤、刘小军、刘湘庆、刘护林（刘富林）、李跃庆连带赔偿机动车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款602366.50元；一、二审诉讼费由七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10月15日，阮伟辉等三人的亲属李某驾驶LXXX号超标车驶至新会区××城××大道ＢＰ加油站路段时，被身份待查的驾驶人驾驶的湘Ｌ×××××号重型自卸货车碰撞，造成李某当场死亡及车辆损毁的交通事故。经江门市公安局新会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事故认定，事故责任由身份待查的驾驶人全部承担。事故造成阮伟辉等三人损失由一审查明共712366.50元。李成玉是湘Ｌ×××××号重型自卸货车车辆注册登记人。事故后李成玉未向阮伟辉等三人支付赔偿款项，因此，阮伟辉等三人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但一审法院认为李成玉并非湘Ｌ×××××号重型自卸货车的实际支配人或管理人，没有证据证实李成玉在本次事故中存在过错，故此请求李成玉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不成立，作出了(2014)江新法民三初字第586号民事判决书。阮伟辉等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提起上诉，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时认为未查清事实，发回重审。重审时，李成玉提出涉案车辆已转让的主张，并引起邓群万、易坤、刘小军、刘湘庆、刘护林（刘富林）、李跃庆均涉其中。阮伟辉等三人认为，湘Ｌ×××××号重型自卸货车的实际支配人或管理人已可查明，赔偿责任已可判定。被上诉人对车辆有管理的义务和责任，与肇事者存在密切的关系，需承担因事故造成的损失的赔偿责任。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转让协议，不足以推翻其等人的责任。但一审法院没有作出赔偿责任的具体判决，反而驳回阮伟辉等三人的该项诉讼请求，阮伟辉等三人请求重新判决。邓万群辩称,请求依法判令邓群万不需承担任何责任。邓群万不是湘Ｌ×××××大货车的车主，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不需承担任何责任。邓群万于2009年10月28日购买了李成玉的湘Ｌ×××××大货车。2010年11月22日，经中间人介绍，邓群万将该车作价10.58万元卖给了易坤，易坤又转让给刘小军，刘小军再次转卖。前述事实有易坤、刘小军等人认可、转让协议等证据证实。且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15)江新法民三重字第9号民事判决对该车多次转卖均予以认可。邓群万早在2010年11月22日就将车转让给易坤，之后该车又被多次转让。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已经以买卖等方式转让并交付机动车，但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因此，邓群万不是湘Ｌ×××××大货车的车主，无需承担任何责任。李跃庆辩称，请求依法判令李跃庆不需承担任何责任。李跃庆不是湘Ｌ×××××大货车的车主，也没有该车的所有权或使用权。不是本案适格主体，不需承担任何责任。该肇事车辆的所有权和支配权人是刘富林，刘富林转让该车辆给两个郴州临武人（具体身份不详）是事实。该车辆出事后，因刘护林当初转让车辆时没有与两个郴州临武人写协议，不知道两人具体身份信息，无法找到该两人。因此，刘富林伙同周某、郑某通过刘湘庆同学李某1获得其的身份信息，伪造两张证明及一张车辆转让协议拟证明车辆转让给李跃庆。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规定，由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因此，李跃庆与该肇事车辆无任何关系，无需承担任何责任赔偿。李成玉、易坤、刘小军、刘湘庆、刘护林均在二审中无作答辩。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在二审中无作陈述。阮伟辉等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成玉赔偿阮伟辉等三人损失725089.20元；2.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范围内对阮伟辉等三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诉讼费由李成玉、邓群万、易坤、刘小军、刘湘庆、刘护林、李跃庆等七人及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0月15日，驾车人（身份待查）驾驶湘Ｌ×××××号重型自卸货车由四季农庄往新会大道东方向行驶，当日8时48分许行驶至新会区××城××大道东ＢＰ加油站路段实施右转弯时，与从四季农庄往新会大道东方向行驶由李某驾驶的江门LXX号超标车发生碰撞，造成李某当场死亡及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湘Ｌ×××××号重型自卸货车驾车人弃车逃逸。经现场勘查与调查取证，江门市公安局新会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江新公交认定（2014）第0080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驾车人驾驶经检验制动不符合安全技术标准且载物超过核定载质量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和第七十条第一款的有关规定，是造成事故的全部过错。驾车人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李某不承担此事故的责任。事故发生后，李某随即被送到江门市新会区人民医院，支出诊查费157.70元。死者李某于1955年10月1日出生，属农业家庭户口，阮国荣是李某的丈夫，阮伟辉是李某与阮国荣的儿子，阮健兴是李某与阮国荣的女儿。湘Ｌ×××××号重型自卸货车已向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被保险人为秦某。湘Ｌ×××××号重型自卸货车的登记车主是李成玉，李成玉主张其已经于2009年10月28日将该车转让给了邓群万。邓群万认可从李成玉处购得该车的事实，但主张已经将该车转卖给了易坤，易坤同样认可从邓群万处购车的事实，并主张已经将该车转卖给了刘小军，刘小军认可从易坤处购车的事实，但主张已经将该车转卖给了刘湘庆、刘富林（其身份信息为刘护林），刘湘庆、刘护林同样认可从刘小军处购车的事实，并主张已经将该车转卖给了李跃庆以及郴州临武胡氏父子（身份信息不详）。李跃庆否认系其从刘湘庆、刘护林处购车，实际购买人是两个郴州临武人（身份信息不详）。湘Ｌ×××××号重型自卸货车交强险被保险人秦某向江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交资料称湘Ｌ×××××号重型自卸货车系其从刘某处购买。后秦某于2014年5月20日将该车辆转卖给了秦启辉。经一审法院释明，阮伟辉等三人明确表示不追加刘某、秦某、秦启辉为被告。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对阮伟辉等三人诉请的医疗费157.70元，有相应的收费收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阮伟辉等三人诉请丧葬费29672.50元，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上述费用已经包含了相应的殡仪馆服务费等，故一审法院对阮伟辉等三人诉请的殡仪馆服务费2565元不予支持；虽然死者李某属农业家庭户口，但其户籍所在地会城田××××号，已随着城市规划及发展，属于城镇中心地带，其生活消费已完全与城镇无异，故此阮伟辉等三人诉请按城镇标准计算其死亡赔偿金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参照《广东省2014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598.70元/年的标准计算，阮伟辉等三人诉请死亡赔偿金651974元（32598.70元/年×20年），合理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阮伟辉等三人诉请的误工费720元（80元/天×3天×3人），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的规定，家属办理丧葬事宜产生的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等合理费用属于人身损害赔偿的项目范围。阮伟辉等三人主张误工费720元，数额合理，一审法院酌定予以支持。事故导致李某死亡，给作为至亲的阮伟辉等三人方精神上带来的伤痛无法弥补，但阮伟辉等三人诉请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偏高，一审法院酌定支持30000元。阮伟辉等三人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中优先支付，符合法律的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事故造成阮伟辉等三人损失如下：医疗费157.70元、丧葬费29672.50元、死亡赔偿金651974元、亲属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72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合计712524.20元。其中，属于交强险医疗费用限额内损失为157.70元，属于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损失为712366.50元。对阮伟辉等三人的上述损失，李成玉、邓群万、易坤、刘小军、刘湘庆、刘护林、李跃庆及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应如何划分的问题。对湘Ｌ×××××号重型自卸货车的实际车主的认定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一方面，李跃庆虽申请追加刘护林、周某、郑某为被告，但其追加理由并非基于其已经将车辆卖给了刘护林、周某、郑某，而是主张上述三人伪造协议。李跃庆也认可车辆已经从刘湘庆、刘护林处卖出的事实。刘湘庆、刘护林、李跃庆均提到车辆的买受人为两个郴州临武人（身份信息不详），但因身份信息不详，无法通过继续追加买受人以查明实际车主。另一方面，通过李成玉、邓群万、易坤、刘小军、刘湘庆、刘护林、李跃庆的层层追加及被保险人秦某提交的相应转让协议，可以认定湘Ｌ×××××号重型自卸货车经过了多次转让的事实。虽然被保险人秦某提交的相应转让协议显示该车的所有人是秦启辉，但是，车辆实际车主并不能仅依据一纸转让协议从而进行认定，秦启辉是否认可转让事实、是否有再次转让等，在秦启辉未确认、车辆驾驶员未到案的情况下，现有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以认定肇事车辆的实际车主。综上，现有证据不能认定李成玉、邓群万、易坤、刘小军、刘湘庆、刘护林、李跃庆、刘某、秦某、秦某中任一人为车辆实际所有人。现有证据材料，无法查清本案实际车主。对湘Ｌ×××××号重型自卸货车登记车主李成玉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并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确定其相应的赔偿责任：（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缺陷，且该缺陷是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之一的；（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三）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因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等依法不能驾驶机动车的；（四）其它应当认定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过错的。”的规定，其一，李成玉仅是肇事车辆的登记车主，该车经过多次转让，承前论述，无法当然认定李成玉即是肇事车辆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其二，事故发生后，因驾车人逃逸，至今未归案，也无法确定车辆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是否存有过错及过错的程度。综上，阮伟辉等三人诉请李成玉承担赔偿责任，缺乏理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湘Ｌ×××××号重型自卸货车已向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分项赔偿限额范围内对阮伟辉等三人的损失予以赔偿。具体为在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赔偿阮伟辉等三人损失157.70元，在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阮伟辉等三人损失110000元。综上，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内赔偿阮伟辉等三人损失110157.70元（157.70元+110000元）。扣除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内应赔金额110157.70元，阮伟辉等三人本案的损失尚有602366.50元（712524.20元—110157.70元）未得到赔偿。上述未赔付部分损失，阮伟辉等三人可待相关职能部门明确驾车人后，再行向驾车人、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等侵权人，主张赔偿责任。对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认为不承担诉讼费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认为，依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的规定，因中华联合保险公司部分败诉，其依法应承担本案败诉部分的诉讼费。李成玉、邓群万、易坤、刘小军、刘湘庆、刘护林、李跃庆、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的规定，本案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一、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110157.70元给阮伟辉、阮健兴、阮国荣；二、驳回阮伟辉、阮健兴、阮国荣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26元、财产保全费1020元，由阮伟辉、阮健兴、阮国荣负担5552元，由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负担994元。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仅针对上诉人阮伟辉等三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对各方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查。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李成玉、邓群万、易坤、刘小军、刘湘庆、刘护林、李跃庆等七人是否需要对阮伟辉等三人未得到赔偿的602366.50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首先，根据附卷在案的涉案车辆转让协议书及相关书面证人证言，从转让主体、转让时间上分析，李成玉与邓群万于2009年10月28日签订涉案车辆转让协议，证人杨某予以见证，一审庭审时，邓群万对转让行为予以确认；邓群万与易坤于2010年11月22日签订涉案车辆转让协议，一审庭审时，易坤对转让行为予以确认；易坤与刘小军于2011年6月24日签订涉案车辆转让协议，刘小军对转让行为予以书面确认；刘小军与刘湘庆、刘护林于2011年12月28日签订涉案车辆转让协议；刘湘庆、刘护林与李跃庆等人于2013年1月8日签订涉案车辆转让协议，证人周某、郑某见证涉案车辆交接过程。至此，涉案车辆已被多次转让。其次，2014年10月15日，本案事故发生。根据案发时涉案车辆交强险保险单中记载的被保险人为秦某，秦某对涉案车辆享有保险利益，交警部门对被保险人秦某进行调查，秦某确认案发前从他人处受让涉案车辆。结合交警部门对被保险人秦某的调查笔录、对案发时相关证人的询问笔录、对涉案嫌疑人秦启辉办理网上追逃，以及前述李成玉等七人之间的对涉案车辆的转让协议，在案证据能相互印证，转让过程环环相扣，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认定在案发前李成玉、邓群万、易坤、刘小军、刘湘庆、刘护林、李跃庆等人已完成对涉案车辆的转让行为。最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条“当事人之间已经以买卖等方式转让并交付机动车但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被多次转让但未办理转移登记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最后一次转让并交付的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被上诉人李成玉、邓群万、易坤、刘小军、刘湘庆、刘护林、李跃庆在案发前已完成对涉案车辆的转让行为，无证据显示被上诉人李成玉、邓群万、易坤、刘小军、刘湘庆、刘护林、李跃庆是涉案车辆肇事时的所有人或管理人。连环购车未办理过户手续，因车辆已经交付，原车主既不能支配该车的运营，也不能从该车的运营中获得利益，故原车主不应对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承担责任。上诉人阮伟辉等三人上诉请求李成玉、邓群万、易坤、刘小军、刘湘庆、刘护林、李跃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阮伟辉、阮健兴、阮国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23.66元，由阮伟辉、阮健兴、阮国荣负担。本院同意免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立辉审 判 员 许世清审 判 员 梁智坚二〇一七年九月六日法官助理 钟宏鹏书 记 员 李永强冯雪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