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15民初12936号
原告上海振恩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
法定代表人孙太文，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崔旭，上海高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丰之润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
法定代表人周志杰，经理。
委托代理人彭满元，上海钰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上海振恩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丰之润服饰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2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3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崔旭、被告法定代表人周志杰及委托代理人彭满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上海振恩贸易有限公司诉称：原、被告曾存在承揽合同关系，双方生意往来持续至2013年。原告应支付被告的加工款已在2013年全部结清。自2014年起，原、被告已无生意往来。2015年1月27日，原告因操作失误将本要汇给案外人的款项人民币44，158.40元汇入了被告银行账户。原告多次要求返还，被告主张该款为原告拖欠的加工款，不予返还。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向原告返还44，158.40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以44，158.40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5年1月27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上海丰之润服饰有限公司辩称，原告在2015年4月29日曾以不当得利纠纷为由起诉过被告，案情与本案基本一致，构成重复起诉，应予驳回。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符，本案系争44，158.40元款项并非多付货款，而是原告应付的货款。原、被告合作十几年，双方基本是以口头合同方式进行业务往来。金额较大的业务才需要开具增值税发票。2012年9月12日和2013年8月17日，被告分别向原告开具了增值税发票，合计金额236，979.69元。原告应向被告支付301，371.60元，但被告实际收到284，832.31元，包括2012年10月29日8万元、2012年11月29日10万元、2013年9月9日31，083.91元、2013年9月27日29，590元以及本案系争的44，158.40元。原告并未提供结清货款的证据，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双方货款并未结清，被告多次向原告催讨，原告没有付款。原告在付款时应当是谨慎的，其称系争款项系其误付缺乏依据。
为证明其主张，原告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材料：
1、上海农商银行付款通知，证明2015年1月27日原告向被告支付44，158.40元。
2、上海农商银行付款通知，证明2015年1月27日原告向案外人上海豪葳针织服饰有限公司支付44，158.40元。结合证据1，证明原告向被告的付款系错误支付。
3、原告法定代表人银行账户明细，证明2013年9月27日原告通过被告法定代表人周志杰的账户向被告支付货款29，590元。
被告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材料：
1、传真往来一份，证明2013年7月9日，被告通过传真向原告催款，原告拖欠被告六笔款项合计81，311.91元未付，其中第二项“手钩款29，590元”，与原告在2013年9月27日的付款可以相互对应；第三项“VMKT-625B5，070元”和第五项“珠片纱11，850元”，与16，920元增值税发票相互对应，由此印证传真件的真实性。目前，原告仅支付了29，590元。
证据2、短信，证明2013年12月26日，被告法定代表人周志杰短信告知被告员工胡忠权到原告处催讨货款。
被告于庭后又补充了如下证据：
证据3、女装样衣报价单，证明原告发送传真报价单给被告，要求被告开票，金额为225，317元。
证据4、上海昔朝商贸有限公司账户信息，证明原告公司成立前，系以上海昔朝商贸有限公司名义和被告进行业务往来。
证据5、2012年4月12日传真往来，证明通过传真对账，被告确认原告有一笔手钩款29，590元未支付。
证据6、2011年11月25日对账单和2012年1月17日对账单，证明每笔业务往来原告均不是一次性结清货款。
证据7、女装样衣报价单，证明原告曾以盛都星公司名义与被告进行业务往来，尚欠9，438元，手写部分是金花写的。
证据8、传真往来，证明原告以上海昔朝商贸有限公司名义与被告发生业务往来。
证据9、工厂对账单，证明内容同证据7。
证据10、账款确认传真，证明双方对账方式，系被告传真给原告，原告确认后回传。
证据11、被告自行制作的收款对账，证明原告没有一次性付清全款。
经当庭质证，被告对原告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认为系争款项并非误打，支付给案外人上海豪葳针织服饰有限公司的44，158.40元与本案无关。原告对于被告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传真件原告并没有收到，其中第一项“盛都星9，438元”和第六项“借现金10，000元”与原告无关，第二项“手钩款29，590元”已于2013年9月27日支付，第三至第五项合计31，083.91元，已于2013年9月9日支付。对于被告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对于被告庭后补充的证据，原告发表了书面质证意见，对证据3-11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提出异议。
根据双方举证、质证，本院对于原告证据1、证据3予以采信。原告的证据2，尽管被告认可其真实性，但与本案的承揽合同无关，本院不予采信。被告证据1系被告制作，未得到原告确认，被告也没就其所称的欠款提供证据予以佐证。被告证据2无法证明被告催款的事实。对于被告证据3-11，被告虽已出示原件，但这些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故对于被告的证据，本院均不予采信。结合原、被告当庭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被告存在口头承揽合同关系。由被告为原告加工产品。2012年9月12日和2013年8月17日，被告分别向原告开具了增值税发票，合计金额236，979.69元。原告于2012年10月29日支付8万元、2012年11月29日支付10万元、2013年9月9日支付31，083.91元、2013年9月27日支付29，590元。2015年1月27日，原告向被告汇款44，158.40元。
另查明，原告于2015年6月29日以不当得利纠纷为由向本院起诉被告，案号为（2015）浦民二（商）初字第2584号。在该案中，被告辩称“截止发票日期2012年9月12日，总加工金额220，059.69元，2013年8月17日是16，920元”。被告提供了21张增值税发票，总金额为236，979.69元，证明“被告替原告加工的总金额”。在该案中，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原告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简称一中院）提出上诉，此后，原告申请撤回上诉，一中院裁定准许其撤回上诉，双方均按原审判决执行。
本院认为，原、被告对于原告实际付款金额和被告的开票金额没有异议，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原、被告实际交易总额是多少。原告主张，双方交易总额为240，673.91元，被告开具了236，979.69元增值税发票，两者之间的差额在于订货和实际产出存在出入。被告则辩称，双方交易总额为301，371.60元，原、被告还存在未开具增值税发票的业务往来。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承揽合同关系已经终止，双方应根据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据实结算。被告在（2015）浦民二（商）初字第2584号案件中曾以21张增值税发票证明双方加工款总额为236，979.69元，并未提出双方还存在其他交易。被告在本案提出的抗辩与前案陈述显然存在矛盾，被告推翻之前对自己不利的陈述，应提供充分证据。在被告未能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其他交易的情况下，原告的意见更为合理。现原告也以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总金额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并自认实际应付款金额略高于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总金额，该款原告已经付清。对于原告主张系争44，158.40元款项超出了应付加工款的意见，本院予以采信。对于原告主张的利息，本院认为，被告未及时向原告返还系争款项，原告确实会蒙受一定损失，但双方此前一直对交易总额存在争议，未能正式完成结算，原告自身对此亦存在过失，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故本院将利息起算日调整为本案立案之日。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系基于承揽合同关系，与（2015）浦民二（商）初字第2584号不当得利纠纷属于不同法律关系，未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被告相关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丰之润服饰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上海振恩贸易有限公司加工款44，158.40元；
二、被告上海丰之润服饰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上海振恩贸易有限公司利息损失（以44，158.4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6年2月3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
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82元，减半收取计491元，由被告上海丰之润服饰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宏毅
二〇一六年五月三日
书记员 刘龙君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