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万法民初字第03528号
原告刘詠。
委托代理人邬乾兵，重庆渝万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
被告程昌兰。
委托代理人刘格，重庆玖鼎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
原告刘詠与被告程昌兰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4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范京川独任审判，适用简易程序并于2014年5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詠及其委托代理人邬乾兵，被告程昌兰及其委托代理人刘格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詠诉称，2005年9月1日，其与被告程昌兰签订《出租车经营合伙合同（协议）》，约定原告刘詠以其一个报废出租车指标与被告程昌兰的两个报废出租车指标入股，共同置换一个有效期24年的新出租车指标。被告程昌兰是经营代表，并在每月25日分配给原告刘詠1000元直到2029年8月31日，共计24年288000元（1000元／月＊12月＊24年）。根据万州运政发（2013）162号文，万州区政府分配给双方三分之一个经营期为8年的出租车经营权指标。被告程昌兰将该8年指标以15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案外人程刚。原告刘詠认为，其应当按照其三分之一的合伙份额收取分配出租车指标经营权50000元的转让款，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程昌兰支付渝F3G6**号出租车新增经营权指标转让款5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程昌兰负担。
原告刘詠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1、身份证复印件；2、万州运政发（2013）162号文和万运政（2007）87号文；3、《出租车合伙合同（协议）》；4、《出租车经营权指标转让协议》。
被告程昌兰辩称，双方不存在个人合伙关系，2005年9月1日签订的《出租车合伙合同（协议）》实际是出租车经营权指标转让协议；渝F3G6**号出租车的购买费用、向政府缴纳的8万元有偿使用费及相关的管理费用、日常开支等均是被告程昌兰个人负担，原告刘詠没有支付任何费用；现在渝F3G6**号出租车的价值无法衡量，原告刘詠主张三分之一的份额没有事实依据。
被告程昌兰为证明其辩称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渝F3G6**号出租车的机动车登记证书。
经审理查明，2005年9月1日，原告刘詠（乙方）与被告程昌兰（甲方）签订《出租车合伙合同（协议）》，约定被告程昌兰以原告刘詠的报废出租车指标入股，并作为经营代表运营出租车，原告刘詠不参与经营行为。第二条约定，“本合同一经签字生效，不受政策变化的约束”；第三条约定，“甲方每月25号支付乙方工资壹仟元入乙方帐户，不得逾期和短缺（24年共计288000.00元）。本合同从2005年9月1日起至2029年8月31日止为有效期”；第四条约定，“……甲方暂用幸福5组4幢F楼4单元702号房……交乙方作正式长期抵押……”；第五条约定，“在行使本合同24年中，甲方如遇婚变涉及财产分割或变卖等……甲方必须三天前通知乙方，首先完全补足乙方每月工资1000.00元24年的金额”。
2013年11月19日，被告程昌兰（甲方、卖方）与案外人程刚（乙方）签订《出租车经营权指标转让协议》，约定被告程昌兰将由万州区政府分配而得的一个经营期为8年的出租汽车经营权指标的三分之一份额作价150000元转让给案外人程刚。
另查明，2013年9月25日，万州区道路运输管理处发出《万州区道路运输管理处关于投放出租汽车经营权指标有关事宜的通知》（万州运政发（2013）162号），该通知第一条明确“……公开配标比例为每三个经营期为24年的在营出租汽车经营权指标配置一个经营期为8年的出租汽车经营权指标……”。
在庭审过程中，经本院询问，双方当事人认可签订《出租车合伙合同（协议）》与实际履行该协议的事实；被告程昌兰认可2013年11月19日通过签订《出租车经营权指标转让协议》的方式将政府分配的8年出租车经营权指标的三分之一份额以15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了案外人程刚；原告刘詠认可其没有支付渝F3G6**号出租车的购置费，也没有分担向政府缴纳的8万元有偿使用费及车辆运营过程中的其他费用。
以上事实，原被告当事人当庭认可，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原告刘詠与被告程昌兰在公开开庭审理过程中，经过举证、质证和法庭事实调查，对基本事实没有争议并当庭认可，同时认可法庭总结的争议焦点，均是双方当事人对各自民事权利的正当处分，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在基本事实清楚的情况下，本案现在的争议焦点集中于法律认识，即原告刘詠与被告程昌兰通过签订《出租车合伙合同（协议）》所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性质应当定性为个人合伙关系还是出租车经营权指标“转让—受让”关系。结合审理查明情况和诉辩双方意见，双方的法律关系应当认定为出租车个人合伙经营关系，本院综合评判如后。
首先，双方当事人没有出租车经营权指标“转让—受让”的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依据该条，对合同条款存在分歧的，应当从合同文义、合同目的、交易习惯等方面进行解释。从形式上看，双方签订的是《出租车合伙合同（协议）》而非出租车经营权指标转让协议；该协议第一条明确约定“甲方以乙方指标入股”，“入股”表明是原告刘詠以其报废车指标作为出资与被告程昌兰合伙经营，而非被告程昌兰一次性买断原告刘詠拥有的一个报废出租车经营权指标。从合同目的上判断，原告刘詠“入股”是为了获得经营收益而非转让自己拥有的出租车经营权指标。每月固定收取1000元，持续24年的期限与渝F3G6**号出租车的经营权期限一致，也表明原告刘詠的缔约目的不是为了转让其报废车指标。从交易习惯来分析，2013年11月19日，被告程昌兰与案外人程刚签订《出租车经营权指标转让协议》的行为表明，其具备判断以个人合伙方式共同经营出租车与一次性以“转让—受让”方式买断出租车经营权指标差异的能力，能够区分合伙与转让。若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签订《出租车合伙合同（协议）》当时存在“转让—受让”出租车经营权指标的意思表示，显然不会签订内容包含“入股”、“合伙合同”的书面协议。另外，以24年为期分期付款购买出租车经营权指标也与“转让—受让”关系中受让方通常的支付习惯并不一致。
其次，原告刘詠存在出资行为，应享受合伙收益。被告程昌兰辩称认为，原告刘詠没有分担渝F3G6**号车辆的购置费，也没有分担向政府缴纳的8万元有偿使用费，更没有分担车辆运营途中的相关费用等，故不存在合伙出资。本院认为，原告刘詠以其拥有的一个报废出租车经营权入股，即为其出资行为。若没有原告刘詠的一个指标，被告程昌兰则不能取得渝F3G6**号出租车的经营权。至于购置车辆的费用、有偿使用费及运营的其他费用等，由于双方已经在协议中明确约定原告刘詠不参与任何经营行为，故被告程昌兰作为实际经营者有义务自行承担渝F3G6**号出租车实际运营的所有费用，原告刘詠不分担费用符合协议约定。
第三，2013年万州区政府配送出租车经营权指标，双方均认可缔约时未预见到此情况，客观上也无法预见；因此，协议第二条约定的“本合同一经签字生效，不受政策变化的约束”，其指向的范围并不包括配送8年出租车经营权情况。但是，2013年万州区政府向被告程昌兰配送出租车8年经营权指标，来源于原被告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合伙。若没有原告刘詠参与出资的一个报废车指标，被告程昌兰无法享受到政府配送的8年经营权指标。该经营权指标转让后所获得收益，应当认定为合伙期间的合伙财产的增值，增值部分依协议约定的比例，应当支付给原告刘詠50000元。
第四，个人合伙具有极强的人合性，合伙人之间的权利义务通常由当事人协议约定，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在个人合伙中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如何出资、出资比例如何、盈亏如何分担、债务如何承担、是否参与实际经营、合伙财产如何处置等应当认定为个人合伙的具体经营方式，由当事人平等协商后自行约定，法律并无强制性规范。我国法律也并没有把合伙人是否分担盈亏作为判断和认定存在个人合伙关系的必备要件。被告程昌兰没有出示证据证明其经营存在亏损，也没有证据证明其要求原告刘詠分担经营亏损，考虑到现实的出租车经营行情，被告程昌兰作为占比例三分之二的合伙人实际收益也远远大于向原告刘詠支付的款项。被告程昌兰辩称，双方的协议没有关于盈亏分担的约定，不符合个人合伙的法律特征，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第五，协议中约定的担保条款等并不足以证明双方的法律关系实质。担保条款是为了保障被告程昌兰向原告刘詠支付价款义务的履行，而非用以证明双方是权利“转让—受让”关系。被告程昌兰辩称认为，协议第五条有关财产处置条款与合伙财产的处置规则不同，故双方不是合伙。本院认为，该条款实为双方约定的合伙财产处置方法，应当按照约定进行处理。因此，本院不采纳被告程昌兰的该抗辩意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程昌兰在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原告刘詠渝F3G6**号出租车50000元新增经营权指标转让款。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50元，减半收取525元，由被告程昌兰负担并径付原告刘詠。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同时，上诉期满之日起七日内直接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或未提交缓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双方当事人在法定上诉期内均未提出上诉或仅有一方上诉后又撤回的，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应自觉履行判决的全部义务。一方不履行的，自本判决内容生效后，权利人可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该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
代理审判员 范京川
二〇一四年五月七日
书 记 员 何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