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闽0203行初172号
原告黄三泰，男，1970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
委托代理人钟喜华，福建知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厦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桥隧大队，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西路8号。
法定代表人张雄伟，大队长。
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李亚鹏，副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陈继洪，厦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民警。
委托代理人石瑞锦，厦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桥隧大队民警。
原告黄三泰不服被告厦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桥隧大队行政强制行为，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7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黄三泰及委托代理人钟喜华、被告厦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桥隧大队副大队长李亚鹏，委托代理人陈继洪、石瑞锦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7年5月8日6时23分，原告驾驶闽D26**学小型轿车（教练车）经过厦门大桥收费站时，被被告认定为实施醉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告当场作出编号第350232320017657号行政强制措施，拟采取扣留机动车驾驶证、拖移机动车、检验血样。原告不服上述行政强制措施，诉至本院。
原告黄三泰诉称，原告不构成饮酒后驾驶运营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应当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2017年5月5日，原告受厦门尚好汽车服务培训有限公司委托，为闽D26**学教练车办理年检手续。5月8日6时23分，原告前往灌口进行年检时，途径嘉禾路厦门大桥收费站被被告拦下检查，并作出案涉强制决定。原告认为：教练车应当在规定的训练场地、规定的时间、路线运营才属于运营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应当是指饮酒后在运营时间内驾驶运营状态下的机动车。当时原告并非以教练员身份驾驶案涉车辆，而是以准备去年检的普通驾驶员身份驾驶案涉车辆，且当时车上并无其他学员，清晨亦不是教练车的运营时间。因此，被告将原告行为认定为驾驶营运车辆，与事实不符。再者，根据以往的投保情况显示，关于案涉车辆的使用性质定性为非营运车辆。此外，原告并不是在饮酒后直接驾驶机动车，而是前一晚喝了少量酒后身体未及时消化而造成，原告本身不存在酒后驾驶机动车的主观故意。
被告以原告实施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为由作出编号为350232320017657扣留机动车驾驶证、拖移机动车的行政强制措施认定事实不清，且被告至今都未返还机动车驾驶证、闽D26**学教练车，请求依法予以撤销。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
1行政强制措施凭证；
证据1证明，被告违法作出案涉行政强制措施。
2司法鉴定意见书；
证据2证明，原告经验血检验，酒精浓度为64.17mg/100ml。
3.行驶证；
4.委托书、营业执照；
5.从业资格证、职业资格证；
6.证明、营业执照；
证据3-6证明，案涉车辆属于厦门尚好汽车服务培训有限公司所有，原告只是受委托去办理年检，且被查处时车上并无学员，不属于酒后驾驶运营状态的机动车，被告认定事实不清。
7保险单；
证据7证明，闽D26**学车辆的使用性质为非营运。
被告厦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桥隧大队辩称，现场对原告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是其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但经调查核实，原告的违法性质应当是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案涉行政措施凭证记载的内容只是初查的情况，事后查证的情况不应影响行政强制措施的合法性，且无论是对于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还是对于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违法行为，都需要采取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强制措施。另外，对原告采取的三项行政强制措施中，检验血样已执行完毕，不存在解除的问题；拖移的机动车随时可以退还；被扣留的机动车驾驶证，按规定应扣留至处罚决定作出之日。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第350232320017657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为支持其答辩，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
1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350232320017657号）；
证据1证明，被告开具的行政强制措施文书及送达情况。
2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审批表；
证据2证明，行政强制措施审批情况。
3.现场照片；
4.酒精呼气检测凭证；
5.呼气酒精测试仪及其检定证书；
6.当事人血样提取登记表；
7.机动车驾驶证；
证据3-7证明，原告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被查获。
8仙岳医院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
证据8证明，原告体内血液酒精含量为64.17mg/100ml。
经庭审质证，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对证据1-6，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3-5与本案无关。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对证据1-8真实性无异议，原告认为被告使用的呼气酒精测试仪不合法，应该以血液鉴定的结论为主。
针对上述质证意见，本院分析认为：各方对对方提供的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经核查后亦予以确认。由于本案涉及现场执法，考虑行政强制措施的特点，故应侧重于现场证据的采集情况。对于属于事后采集的相关证据材料，不应作为行政强制措施的证据。
经审理查明：
原告系厦门中旅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修理厂质量检验员。2017年5月5日，受厦门尚好汽车服务培训有限公司委托，原告为该公司名下的闽D26**学教练车办理年检手续。
2017年5月8日6时23分，原告驾驶闽D26**学教练车途径厦门大桥收费站时被被告民警拦下检查。经现场吹气测试，酒精测试仪显示为原告当时酒精含量为89mg/100ml。随后，被告当即向原告开具编号为350232320017657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其中载明：因原告实施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代码603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四条第三项，第一百零五条规定，采取如下行政强制措施：扣留机动车驾驶证、拖移机动车、检验血液/尿样。原告在上述凭证上签字摁手印，表示签收且无异议。
2017年5月8日7时43分，为进一步确定原告即时体内酒精含量，被告现场对原告提取血样送往厦门市仙岳医院司法鉴定所法医毒物鉴定室。2017年5月18日，厦门市仙岳医院司法鉴定所出具厦仙岳司法鉴定所【2017】毒鉴字第064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原告的血样检材（1900270884），经鉴定酒精浓度结果为：64.17mg/100ml。
另查明，2017年5月8日，被告作出案涉行政强制凭证后，依照程序进行补充审批。被告作出厦公交桥行强审字【2017】第350232320017657号行政强制措施审批表中显示，案由为黄三泰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违法事实为：2017年5月8日6时23分，黄三泰驾驶闽D26**学教练车途径厦门大桥收费站时，实施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被民警当场查获。承办人意见为因情况紧急，民警当场对当事人采取扣留机动车驾驶证、检验血液、拖移机动车的行政强制措施并开具文书，现依法补报审批。当日，被告负责人同意上述强制措施。
原告不服上述行政强制措施，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从各方的诉讼意见看，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行政强制行为所认定的事实。原告认为其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事实上，本案涉及的诉讼标的系行政强制措施，该行为内容通过行政强制措施凭证载明，并送达原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可见，行政强制措施的功能在于管理过程中防控危害，保存证据，并不涉及最终的处置，因此与最终行为所要求的事实确凿程度有所不同，更侧重于采取强制措施必要性的说明。换言之，对于案涉行政强制措施事实方面的审查重点在于现场证据的采集情况。
从无争议的在案事实看，被告民警拦下原告时，原告确实驾驶教练车辆途径厦门大桥，且当时现场通过测得其酒精含量89mg/100ml。在这种情况下，被告民警初步认定原告可能存在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情形，有相应的事实依据。当然，经过事后进一步调查，原告体内的血液酒精并未达到醉酒标准，且案涉车辆系教练车。这些事实确与当时现场认定的情形不完全一致，但考虑现场行政强制措施的特点，允许现场认定及事后调查存在出入。而且，上述的差异主要系受现场执法条件所限，并未超出合理范围内。上述事实的补充查明，即关于原告属于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还是醉酒后驾驶机动车，主要对此后行政处罚定性产生影响，但不影响现场行政强制措施的作出。在现场执法所掌握的事实基础上，被告作出扣留机动车驾驶证、拖移机动车、检验血液/尿样等行政强制措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四条及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于法有据，并无不当。
关于原告提出的几点异议，本院分析认为：一、关于保险单据载明案涉车辆属于非营运性质的问题。根据国家公共安全行业标准《机动车类型术语和定义》（GA802-2014）6.2表3机动车使用性质细类表，将从事驾驶技能培训的机动车定性为营运车，该章节内容属于强制性标准。该标准系公安部交管部门起草，主要针对在进行道路交通管理过程中的相关事项进行规定。被告在交通管理行政执法时适用上述规定将案涉教练车辆定性为营运车，并无不当。二、原告提出：教练车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在训练场地驾驶才属于运营时间，而事发时闽D26**学车辆并不处于运营状态，故不应当驾驶营运机动车辆。原告还主张其并非故意酒后驾驶，而是前晚喝酒后体内仍残余酒精。对此本院认为，营运机动车的认定主要取决于车辆登记所确定的类型，而与是否处于驾驶学习状态无关。而是否存在饮酒，则取决于现场检测的结果。原告上述主张不符合酒后驾车违法行为执法要求，不利于法律的令行禁止，不利于执法尺度的统一和执法权威的树立，甚至可能为部分违法当事人提供规避的空间。是故，本院不予采纳原告前述主张。
需要指出的是，本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被告执法存在瑕疵：虽然系现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但关于案涉车辆系教练车已经能够查明的情况下，应在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中明确说明原告系存在驾驶营运机动车。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系载明行政强制措施的行为内容的法律文书，送达后发生法律效力，不能随意更改。其中所记载现场查明的事实仅针对强制措施的作出，与后续行政处罚的定性并无绝对关联。被告如在后续进一步调查中发现有不同事实，可以在处罚程序中处理，但不应直接在行政强制凭证中涂改。考虑上述问题，对于案涉行政强制措施的合法性没有实质影响，本院在此予以指出，并向被告发出司法建议。被告应当予以充分重视，规范执法行为，维护行政执法的权威。
综上，被告作出案涉强制措施，认定事实基本准确，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无明显不当。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黄三泰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黄三泰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简振环
人民陪审员 王吕宏
人民陪审员 曾华鲜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九日
代书 记员 吕致鹏
附件：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