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民终45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472号12至15楼。法定代表人：应中伟。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光越，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凡，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童韵图书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建基路85、87号301房自编320号商铺。法定代表人：郑爱标。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均昌，广东启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显荣，男，汉族，1977年9月9日出生，户籍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战，广东五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汉彬，广东五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教育出版社）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童韵图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童韵图书）、林显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4民初109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广东教育出版社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要求法院判决童韵图书、林显荣支付2013年1月8日至2013年10月12日期间发送的金额1628496.04元的货款；2013年1月22日至2013年10月10日期间向童韵图书发送的金额为94724.75元的货款；2.判令童韵图书、林显荣承担上述拖欠货款应支付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从2016年4月1日期，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5倍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3.判令由童韵图书、林显荣承担一审、二审案件诉讼费、保全费等。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童韵图书、林显荣仅拖欠货款金额为78815.75元，其他货款不予认定，明显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为童韵图书2016年2月所收到的《欠款催收函》中所记载的78815.75即为最终对账金额是错误的。拖欠的货款应该以我方送达的货物金额为准。一审法院严重割裂证据，未对明显的事实进行调查。广东教育出版社从2010年6月林显荣成立广州市童韵图书有限公司就与其开展图书销售交易，林显荣之前也是在图书行业工作，相互之间比较了解，所以在林显荣要求分别用童韵图书及其个人名义来拿货时，为了配合销售业务部门，为了童韵图书及林显荣给其下家经销客户开票方便，就直接在广东教育出版社客户管理软件系统上开设了两个账户。双方交易的基本流程是：1.下单，下单都是由林显荣直接与业务部门沟通，然后指定是用童韵图书名义发货还是用林显荣名义发货。2.送货及签收，业务部门根据林显荣的要求发货到指定地点，无论是哪一个户头的货物一般来说送货地点都是童韵图书所在地(海珠区建基路85、87号301房自编204号商铺，后变更为320铺)，联系人是林显荣或者朱珠，签收的人员也是相对固定的人员，分别是林显荣、郑爱标、朱霞飞、陈杰林、林显昌、伍左翀等几人。3.结算，如果童韵图书名义发的货物，童韵图书一般会直接付款，然后广东教育出版社开出童韵图书的发票，如果林显荣名义发货则由其下家经销客户付款或者由林显荣直接拿现金到广东教育出版社财务部门支付给广东教育出版社，然后财务人员根据林显荣的要求开出对应的经销客户的发票。林显荣名义发出的货单也有部分是开具的童韵图书的发票(见证据二)。4.催收，从2014年3月份与童韵图书、林显荣对账以后，童韵图书、林显荣一直拖延支付货款。在2014年到2017年期间，广东教育出版社多次派人上门催收，因为童韵图书、林显荣在广东教育出版社的财务系统上显示的是两个户名，所以广东教育出版社催收货款的欠款催收函、发出审计需要的询证函都是分开两个户名来出对应的函件的，分别发给童韵图书、林显荣，因此2016年2月份的欠款催收函也是一样，广东教育出版社分别制作了给童韵图书、林显荣的。广东教育出版社在诉讼之前一直认为童韵图书就是林显荣的，他作为股东及法定代表，从2010年交易开始一直到2016年催款整个此期间广东教育出版社与童韵图书、林显荣之间所有的交易下单、送货、结算、退货、催收都是林显荣负责的，童韵图书的员工也都参与其中，包括后来的法定代表人郑爱标。在2013年1月-9月，广东教育出版社少儿部褚景阳以个人零散客户名义开户，然后发货给童韵图书、林显荣，因为财务系统上登记的是褚景阳零散客户，所以制作童韵图书、林显荣催收函的时候财务系统上无法直接搜索到才遗漏了。但是通过发货清单可知，联系人、签收人以及发货地址都是童韵图书的。广东教育出版社已经发货给童韵图书、林显荣，但是没有收到货款这是事实。根据广东教育出版社提交的发货清单上，关于发送的货物名称、货款、折扣以及税金都清晰可查，货单上大部分都童韵图书员工签收。由于部分是发送到外地的，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委托南方物流公司托运，故由南方物流公司对发货情况出具说明以及确认出货单。上述在2011年9月—2013年11月间，童韵图书、林显荣分别以童韵图书(2012年2月19日—2013年8月19日)、林显荣(2013年1月8日—2013年11月1日)、褚景阳零散客户(2013年1月22日—2013年10月10日)三个名义从广东教育出版社处提货，拖欠货款金额合计为1802036.54元，对方也没有提供任何已经支付货款的凭证，事实上也根本没有付款的凭证。判决应该以事实为依据，这是公正判决的重要基础。（二）关于主体关系方面。林显荣应该对本案拖欠的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上诉提供的证据工商档案显示，自广州市童韵图书有限公司2010年6月成立到2014年7月林显荣与郑爱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前，该公司为一人有限公司，且林显荣为唯一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在2014年7月7日到2016年7月1日之前，该公司仍为一人有限公司，郑爱标是唯一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根据上述对于三笔货物发出的时间可以看到，交易的时间是在2012年-2013年期间。在这个期间，实际上订单都是由林显荣发出，不管是童韵图书名义的订单，还是林显荣个人名义的订单，广东教育出版社通过南方物流已经送达到童韵图书、林显荣指定的地点后(合同履行地在广州市海珠区其商铺附近的仓库)，都是由其本人以及童韵图书的工作人员朱霞飞，陈杰林，伍左翀，郑爱标等签收。根据广东教育出版社与童韵图书、林显荣之间的交易习惯，在2013年之前童韵图书、林显荣是分别用三个不同的户名来收取货物，但本质上，应该是童韵图书的货款，而林显荣作为当时唯一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应该对其自己签收以及童韵图书员工签收的所有货款承担责任。（三）关于证据材料的分析以及证明力问题，广东教育出版社认为一审法院没有注意证据链条的完整性以及根据证明力强弱来采信。首先，根据交易习惯，广东教育出版社同时向童韵图书及林显荣发出《欠款催收函》，发出的时间是一致的。童韵图书确认的时间2016年4月与林显荣单据上业务经理伍某签字的时间所显示的催收时间也是2016年4月，这可以做笔迹鉴定签字的时间是否都在四月。这一点也证明对于二者是一起催收的。其次，童韵图书的欠款催收函上只有广州市童韵图书有限公司单方面盖章确认，且是不完整的，广东教育出版社不予确认。且根据《欠款催收函》注中第2点的描述：“请贵方在收悉本函后，及时核对欠款数额。如无误，请在下端第1栏签字确认；如有误，请在下端第2栏签署确认；…”对方是认为核对有误的在下端第2栏盖章，这就说明双方还在数据核对过程中，并没有最终核对清楚账目。童韵图书在欠款催收函的右下角盖章，其已经确认该数据是有误的，这就说明双方对账没有完成，事实上，我们也有重新找对方要求对账，无论是漏掉的9万多货款还是林显荣名义发出的货款。除一审法院确认的童韵图书拖欠的78815.75元货款外，对于拖欠的1628496.04及94724.75元货款广东教育出版社提供了发货单，证明广东教育出版社已向童韵图书发送价值1628496.04及94724.75元的货物，童韵图书已签名确认收取到货物，送货收货的事实真实无误。代理人在庭上也明确承认收到过相应的货物。一审法院直接无视客观性更强，证明力更强的送货单，而采信证明力更弱、有瑕疵、未经我方最终确认的欠款催收函，直接无视巨大的货款差距，可能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关于《还款计划书》证明效力问题，这个《还款计划书》是由业务经理伍某拿回来的，他当时交给广东教育出版社时说是童韵图书提供的，郑爱标当时是童韵图书的员工也是他本人的亲戚，伍某经理一直负责催收童韵图书的货款，认为童韵图书就是林显荣的，林显荣签字确认了并承诺的还款应该就没有问题了，轻信大意之下没有注意签字的问题。这个签字是否是林显荣自己签的，或者是郑爱标或其他员工代签的，目前无法确认。但是这文件绝不可能是我方伪造的。童韵图书提供虚假的文件，承诺还款，已经构成欺诈。我方有权追究对方通过欺诈手段骗取国有资产的责任。一审法院一方面不采信还款计划书作为证据，另一方面又以该证据进行没有逻辑的推测，认为童韵图书已经在2014年11月之前归还货款。在对方都无法提供付款凭证这个基本事实的情况下，做这种前后矛盾的揣测，是极其荒唐的。林显荣、郑爱标在提供了《还款计划书》之后并没有还款，所以才有了2016年4月12日，伍某在向林显荣发出《欠款催收函》后因为无法联络对方，在该函件左下角签字说明情况。后面催收行为，还有另外两名员工上门找林显荣确认企业询证函等都可以证明后面有持续催收。（四）在举证责任分配方面一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依据证据规则，应当由童韵图书举证其已经支付送货单对应的货款，如童韵图书无法举证，应当由童韵图书承担无法举证的不利后果。我方已经举证证明送出相应货物，并多次要求对方对账。在整个一审庭审过程中，对方也没有否认收到货物，更没有说其已经支付过货款，只是利用一份没有经过我方确认的童韵图书的欠款催收函来混淆视听，试图掩盖其没有支付剩余大量货款的事实。在对方没有否认收到货物的基础上，一审法院没有就事实问题进一步深入调查，也没有要求对方承担证明其已经支付送货单对应货款的证明责任，而是直接推论出对方没有拖欠1628496.04及94724.75元的货款。一审判决中关于“即使认为2013年11月前童韵图书已经收货一百多万元，也不能否认该期间有没支付过货款，也无法对抗《欠款催收函》中的经核对，截至2016年2月28日的证明”，这句话也充分显示出一审对童韵图书收到货物其实是内心确认的，但是却希望用一张双方并没有最终核对完毕的欠款催收函对抗已经收货一百多万的事实。这令人匪夷所思!我们认为一审法院完全违背了法院中立，客观，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广东教育出版社也不可能对童韵图书没有支付货款这种消极事实进行举证，一审法院要求我们对消极事实进行举证完全违反证据规则。综上所述，广东教育出版社认为一审判决无视广东教育出版社提交的证据，认定事实不清，判决明显错误。为维护广东教育出版社的合法权益，提起上诉，请求中院给予公正判决!童韵图书辩称，不同意广东教育出版社的上诉请求。从广东教育出版社一审提供的欠款催收函，证明广东教育出版社与童韵图书就2012年-2016年2月28日期间的货款，进行总对账，确认在此期间，童韵图书欠广东教育出版社总货款为78815.75元。故广东教育出版社的上诉请求没有依据，应当驳回。林显荣辩称，1.我方认为一审判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广东教育出版社的上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法院应予以驳回。理由：从本案存在的证据确认，童韵图书只是欠广东教育出版社货款78815.75元；广东教育出版社没有任何证明证实广东教育出版社除了78815.75元之外的欠款。本案存在的证据充分证明欠款就是78815.75元，催收函里面已明确反映该行为的最终成立，该催收函是广东教育出版社发给童韵图书，再由广东教育出版社确认的，且明确界定双方发生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时间段，2012年-2016年2月28日，且确定时间起点、终点，数额也是确定的，该函除了是广东教育出版社发出之外，函中有字样“经查验”，表明广东教育出版社已经确认对账的金额。关于鉴定，广东教育出版社作为一审原告都无法确认是否亲笔签名，故不能将责任推给我方。关于举证付款证据，催收函中已写明“尚欠款项为78815.75元”。广东教育出版社所述是没有依据的，综上，我方请求法院予以维持一审判决。广东教育出版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童韵图书立即向广东教育出版社支付累积拖欠货款1802036.54元；2.童韵图书向广东教育出版社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自2016年4月1日开始按同期贷款基准利率4.35%的1.5倍至实际付清为止，自2016年4月1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为止（暂计至到2017年4月20日，逾期付款违约金为12078.42元）；3.童韵图书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林显荣对以上费用及诉讼费用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广东教育出版社提交了其自己制作的，抬头为《广东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应收往来对账列表-广州市童韵图书有限公司》，日期从2012年2月19日至2013年11月1日，总未接金额为1628496.04元。但对此童韵图书不予确认。因没有童韵图书签章，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广东教育出版社亦提交了对应上述期间的大量送货单，主要由林显荣、朱霞飞、陈杰林、伍左翀等人签字，拟证明上述期间，广东教育出版社已发货且童韵图书已收货1628496.04元。林显荣仅对有林显荣签名的发货清单、和退货清算单据才予以确认，其他的均不确认。另，广东教育出版社还提交了两份由广东新华物流有限公司出具一审法院的两份《情况说明》，证明广东教育出版社在2012年至2014年期间向童韵图书发送货物的事实。广东教育出版社提供了三份《欠费催款函》，分别为：1.广东教育出版社发给童韵图书的《欠款催收函》，载明：截至2016年2月28日，贵方尚有货款78815.75元未向我社支付。童韵图书在催收函上盖章确认，日期为2016年4月1日，并注明：争取在今年付一部分。童韵图书、林显荣对此《欠款催收函》予以确认，确认童韵图书、林显荣拖欠广东教育出版社货款为78815.75元。2.广东教育出版社发给林显荣的《欠款催收函》，载明：截至2016年2月28日，贵方尚有货款1628496.04元未向我社支付。催款函上有广东教育出版社的员工伍某签名，时间为2016年4月12日，并注明：联系确认中，未有童韵图书、林显荣的签名确认。一审庭审中，林显荣表示其从未收到《欠款催收函》。3.在致童韵图书《欠款催收函》中金额78815.75元下多加了手写的“+94724.75=173540.50”的《欠款催收函》，但此份证据与原件不符，原件是没有手写部分的。一审庭审中，广东教育出版社释明94724.75元是少儿部货款，其在与童韵图书对账时没有记录在催收函中。一审庭审中广东教育出版社、童韵图书确认致童韵图书的《欠款催收函》没有加多的手写9万多部分。另，广东教育出版社提供了一份《还款计划书》，此计划书中有林显荣的签名，但林显荣的签名显然与送货单中的签名样式不一致，日期为2014年3月4日。一审庭审中，广东教育出版社方的证人伍某（广东教育出版社的业务经理）表示计划书是郑爱标交给他的，不肯定计划书上字是林显荣手写的。广东教育出版社在一审庭审中亦表示还款计划书中林显荣的签名无法确认，仅能明确还款计划书为郑爱标交给广东教育出版社的。林显荣的签名显然与送货单中的签名样式明显不一致。另，童韵图书是一人公司，其2014年7月份前股东是林显荣一人，后变更为郑爱标一人。但《欠款催收函》中确认的货款是“截至2016年2月28日”的货款，广东教育出版社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该货款是否产生于林显荣担任股东期间，也无提交证据证明林显荣担任股东期间的债务是否有拖欠至2016年2月28日。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广东教育出版社提供的一系列的发货清单、退货清单及南方物流送货单、及与童韵图书的《欠款催收函》，形成证据链，可以认定广东教育出版社与童韵图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现有证据对于确认送货金额的证据，仅有广东教育出版社与童韵图书的《欠款催收函》确认的78815.75元，童韵图书对此也予以确认，故一审法院确认童韵图书应偿还广东教育出版社78815.75元货款。对于自确认欠款后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计付利息，符合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原件和复印件不一致的，多了手写部分9万多元的《欠款催收函》，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至于广东教育出版社举证的含有林显荣、朱霞飞、陈杰林、伍左翀等的签名的送货单，因形成时期均在《欠款催收函》确认的截止时期2016年2月之前。故即使认为2013年11月前童韵图书已经收货一百多万元，也不能否认该期间有没支付过货款，也无法对抗《欠款催收函》“经核对，截至2016年2月28日”的证明的内容。关于林显荣的责任。广东教育出版社拟举证的其开具给林显荣的《欠款催收函》，并未经林显荣签字确认，故不对其发生的约束力。至于广东教育出版社提交的含有“林显荣”签字的《还款催收函》，但《还款计划书》中林显荣的签名显然与送货单中的签名不一致，广东教育出版社方出庭作证的员工，也表示该《还款计划书》是郑爱标给他的，他没有看到是否林显荣亲笔签名，所以一审法院不采信该《还款计划书》是林显荣所写的。退一步说，即使是林显荣2014年3月4日所写的，因其记载的内容为2014年11月前还清合计超过130万的书款，那么结合童韵图书2016年2月的《欠款催收函》仅前7万多元，不也是印证了林显荣已经还了一百多万元书款吗？故此证据并非对广东教育出版社有利的证据，广东教育出版社提交此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关于林显荣是否要承担连带责任问题。广东教育出版社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货款是否产生于林显荣担任股东期间，也无提交证据证明2016年2月的《欠款催收函》中认定的货款是否林显荣担任股东期间（即2014年之前）形成的债务。因此要求林显荣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依据。另外，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发现广东教育出版社的发货、签收、追收数款、财务核对等制度，暴露出了重大的缺陷，甚至连己方制作的《欠款催收函》也出现部门之间核算不一致就发出给欠款方的情况。针对本案而言，一审法院只能依据现有证据进行判决，广东教育出版社无法完成其举证证明责任，必然承担部分败诉的后果。但对于广东教育出版社日后的经营管理，一审法院希望广东教育出版社能够完善相关制度，注重交易相对方人员、资质等审查，及时对账等。一审法院亦希望其他交易的相对方，能够遵守诚实信用的原则，以促进社会诚信的发展。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广州市童韵图有限公司向广东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支付货款78815.75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从2016年4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5被计算至一审法院限定还款责任之日止）；二、驳回广东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135元，由广东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负担21168元,广州市童韵图书有限公司负担967元。本院经审理查明，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针对上诉人上诉主张，分析如下：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童韵图书尚欠的货款金额是多少及林显荣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童韵图书确认其尚欠的货款为78815.75元，该金额与广东教育出版社向童韵图书发出的《还款催收函》上列明的金额相吻合，一审法院认定童韵图书尚欠的货款金额为78815.75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广东教育出版社没有提交证据证明78815.75元欠款是否是林显荣担任股东期间形成的债务，广东教育出版社要求林显荣对童韵图书尚欠的货款金额为78815.75元承担连带责任，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广东教育出版社所主张的童韵图书、林显荣未支付的货款1723220.79元（1802036.54减去78815.75元），童韵图书的股东于2014年7月才进行了变更，广东教育出版社在本案中主张的1723220.75元款项发生在2011年9月—2013年11月间，即童韵图书变更股东之前。本来股东变更未必会影响童韵图书承担责任，但广东教育出版社在上诉状中自认其与林显荣的交易习惯是分别用童韵图书及林显荣其人名义来进行买卖，分别结算，分别发送《还款催收函》。这是广东教育出版社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本院不予调整。广东教育出版社在本案中提出的诉请中要求童韵图书清偿货款1723220.75元，林显荣承担连带责任的部分，与广东教育出版社所主张的双方交易惯例（童韵图书及林显荣分开结算）相矛盾，本院不予支持。广东教育出版社所主张的林显荣的欠款问题，本院对此不予审理，当事人可另循途径加以解决。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018元，由上诉人广东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珊彬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张纯金二〇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张佳乐张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