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三中民终字第0638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1，男，1929年10月2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2，男，1960年6月24日出生。
法定代理人王×3，女，1964年4月26日出生。
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韩文辉，北京伦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4，男，1954年8月20日出生。
上诉人王×1、王×2因与被上诉人王×4婚姻家庭、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朝民初字第317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7月，王×1、王×2诉至原审法院称：王×1与陈×系夫妻关系，共育有四名子女，即王×5、王×4、王×2和王×3。陈×于2014年3月25日去世。2014年5月，王×1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将王×4诉至法院，王×4出示了一份《家庭赠与及扶养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法院根据此份协议判决王×1败诉。王×1、王×2对该份协议的真实性不认可，其称从来就没有见到过该份协议，并且赠与人的签字也不是王×1自己所书写。王×1、王×2多次与王×4协商解决此事，但王×4均不予理会，故王×1、王×2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双方于2003年12月17日签订的协议无效。
王×4在原审法院辩称：双方在签订协议的时候没有无效的情形。王×1、王×2起诉确认无效的时效已过，且我已经按照协议履行了赡养扶养的义务。2010年7月15日，位于北京市朝阳区×1号房屋已经过户到我名下。故我不同意王×1、王×2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王×1与王×2、王×4系父子关系。王×1之妻陈×于2014年3月25日去世。王×2系智力残疾×级。
2003年12月17日，王×1、陈×与王×4及王×2在北京市朝阳区管庄乡司法所工作人员王×6、吴×见证下签订了协议，协议内容为：“王×1夫妇、王×2原住××号，现按管庄乡绿化隔离地区腾退安置要求及时腾退上楼。2002年，王×1夫妇对××号办理了遗嘱公证，确定王×4为××号唯一遗嘱继承人。因腾退安置，××号不复存在，自愿将腾退安置所得两套楼房（包括王×2的份额）赠与儿子王×4，由王×4承担王×2的扶养义务。本协议与遗嘱公证书有不一致的地方，以公证书为准。一、王×1、陈×夫妇及王×2共同拥有楼房两套，分别为×1室（两居室）、×2室（一居室）。本人自愿将两套房赠与王×4。二、王×4对王×1夫妇承担赡养义务的方式为每月最低给付王×1夫妇200元，最多不限。王×4同时负担王×1夫妇的医药、医疗、住房物业、电话、丧葬等费用。以上义务承担从2004年1月起执行。三、由王×4承担王×2的终身扶养义务，扶养义务按照国家有关残疾人的生活标准执行。扶养义务承担从2004年1月起开始执行。三、王×1、陈×夫妇对涉案房屋拥有排他性的终身居住权。王×2对102号房屋拥有排他性的终身居住权。”在本协议的尾部协议人（签字）处有四个签名，分别为“王×1”、“王×4”、“王×2（代）”及“陈×（代）”，其中“陈×（代）”名字上的指纹系陈×自己所按。
2010年7月15日，北京市朝阳区×1号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于王×4名下。2014年5月26日，王×3之子史×因继承纠纷起诉王×1、王×5、王×4、王×3以及王×2至本院，经法院调解确认位于北京市×2号房屋归王×2所有。
庭审中，王×1、王×2主张协议的尾部协议人（签字）处“王×1”及“王×2”均非本人签字，不清楚书何人代签，王×4则称王×1的名字是王×1本人签字，陈×的名字是王×1代签。协议签订当时王×2没有在场，王×1、陈×作为王×2的父母是当场认可其代王×2签字的，且早在2003年1月9日在北京市朝阳区残疾人联合会（以下简称朝阳区残联）填发的残疾人证上，在监护人一栏上就是王×4的名字，其作为王×2的监护人代其签署协议是当然有效的。王×1、王×2主张协议的性质系遗赠扶养协议，根据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公民可以与扶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这里的公民是其指除了具有法定赡养扶养义务之外的其他公民。而王×1、陈×与王×4系父母子女关系，王×4对于王×1、陈×具有法定的赡养义务，所以王×4与王×1、陈×之间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是无效的。王×4则称协议系家庭内部的赠与协议而非遗赠扶养协议，故不存在王×1、王×2所述的无效的情形。且协议签订至今已经时隔十一年之久，王×1、王×2的诉请已过诉讼时效。
审理中，根据王×1、王×2申请，本院依法委托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以下简称民生鉴定所）对协议中协议人（签字）处“王×1”是否为王×1本人签名进行笔迹鉴定。民生鉴定所于2014年12月16日出具京民司鉴（2014）文鉴字第16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上“王×1”签名与样本上王×1签名倾向是同一人书写。
诉讼中，法院向该协议的见证人王×6核实相关情况，王×6称：我当时是管庄乡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当时因涉及到拆迁，王×1、王×4、陈×一家找到八里桥村村委会说想签订一份协议书，但是村委会的人也不太懂法，就找到我帮忙起草协议。他们向我们出示过一份公证书，内容为王×1夫妇将原来八里桥的平房房屋赠与王×4。王×4提出来平房已经通过公证给了他，所以拆迁的主体应当是他，我也是受乡里领导的指派，为他们家办的这份协议书。当时双方也是自愿的，签订协议书时王×1、陈×、王×4以及八里桥村村委会书记、村长等人都在场，但是村委会的人没有签字。签订协议时，王×1、陈×、王×4等人都在场，且意思表达非常清晰。王×2当时没有在场，这件事过了很长时间了，我记得代替王×2签字的是王×4。我看到了王×4出示的残疾证，上面写的监护人的是王×4，我们才同意他代签的。王×1的名字是他本人所签，陈×的名字是王×1代签的，然后由陈×按的手印，印象里陈×好像不会写字。另外一个见证人吴×，我不知道是谁，当时我提出不能只有我一个人见证，让他们找一个利益不相关的人来见证。
另查，原审法院就2003年1月9日朝阳区残联为王×2填发的残疾人证中监护人的问题向瑞祥里社区居委会进行核实，该单位答复：王×4提供的王×2的2003年的残疾证系从瑞祥里小区居委会复印而来。社区居委会在为王×2办理新的残疾证时收回了2003年的残疾证并通过管庄乡政府交回了朝阳区残联，并留存了复印件，即为王×4向法庭提交的2003年1月9日朝阳区残联为王×2填发的残疾人证复印件。
原审法院认定的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协议、司法鉴定意见书等相关证据在案佐证。
原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二原告以协议尾部协议人（签字）处“王×1”及“王×2”均非本人签字且该协议的签订违反继承法的相关规定为由，要求确认协议无效。但根据鉴定结论及现有证据显示，协议尾部协议人（签字）处“王×1”的签名倾向是王×1本人所写，“王×2”的签字亦为其当时的监护人王×4所签，故双方签订的《家庭赠与及扶养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双方已履行协议至今，故王×1、王×2要求确认该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王×1、王×2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王×1、王×2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我方立案时案由是遗赠扶养协议纠纷，一审法院将案由改成赠与合同纠纷。王×1、陈×与王×4系父母子女关系，他们之间签的《家庭赠与及扶养协议》是无效的。一审法院没有看清《家庭赠与及扶养协议》的特殊性。一审法院判决依据的是和赠与合同相关的法律，没有依据“遗赠扶养协议”有关的法律。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者改判，双方于2003年12月17日签订的协议无效，并由王×4承担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
王×4同意原审法院判决。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从双方的二审诉辩主张看，本案的二审争议焦点是《家庭赠与及扶养协议》的法律性质及对合同效力的影响。
本案中，上诉人主张诉争协议为遗赠扶养协议，并认为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遗赠扶养协议只能由遗赠人与法定赡养义务以外的人签订，由于王×4对王×1、陈×具有法定赡养义务，故本案诉争协议无效。对此本院认为：遗赠扶养协议是指自然人（遗赠人、受扶养人）与扶养人之间关于扶养人扶养受扶养人，受扶养人将财产遗赠给扶养人的协议。在遗赠扶养协议纠纷的案由下，扶养人一般不能是对受扶养人有法定扶养义务的法定继承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受扶养人的法定继承人与受扶养人之间签订的具有扶养性质的协议无效。受扶养人有权处分自己的财产，亦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与愿意尽主要赡养义务的子女达成扶养协议，这并不违反强制性的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只要协议中的当事人均有处分权，是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法院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不应强制性对这类协议的效力予以否定。本案中，王×4对王×1、陈×具有法定赡养义务，故双方之间的《家庭赠与及扶养协议》不符合遗赠扶养协议案由的规定，由此引发的法律后果是本案不属于遗赠扶养协议纠纷，而非《家庭赠与及扶养协议》无效。故本院对王×1、王×2的该点上诉理由不予采纳。
就本案的案由问题，本院仔细审核了《家庭赠与及扶养协议》的内容，该协议书正文第一自然段记载了签订该协议书的背景，由此段可知先是存在2002年王×1夫妇的遗嘱公证，后由于遗嘱公证中财产标的物被腾退安置，方才有了本案的诉争协议，各方又一致约定，诉争协议与遗嘱协议不一致的，以公证书为准。另外，从诉争协议主文中的内容看，除记载房屋赠与内容外，还包括王×4对王×1夫妇的赡养义务，王×4对王×2的终身扶养义务等内容。因此，本案虽非遗赠扶养协议纠纷，但该份协议的身份属性相比较财产属性更为明显，故一审法院以赠与合同纠纷作为本案案由并不妥当。本院认为：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本院考虑案件当事人的家庭关系及协议的身份属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决定》，对一审法院认定的案由予以调整，将本案的案由定为婚姻家庭、继承纠纷。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中，各方当事人签订的《家庭赠与及扶养协议》系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本院结合全案证据，兼顾考虑各方当事人之前的诉讼、诉争协议履行情况，案件后果及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平衡关系，认为原审法院驳回王×1、王×2要求确认诉争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的判决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王×1、王×2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原判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35元，由王×1、王×2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王×1、王×2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吉喆
代理审判员 刘建刚
代理审判员 刘正韬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胡 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