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丰民初字第24126号
原告阮×1，女，1970年4月20日出生。
原告阮×2，女，1967年5月20日出生。
原告阮×3，女，1974年4月1日出生。
三原告的委托代理人王骞，北京市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阮×4，女，1965年10月2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刘申，北京市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阮×1、阮×2、阮×3与被告阮×4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三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王骞，被告阮×4的委托代理人刘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阮×1、阮×2、阮×3诉称：被继承人乔淑珍、阮振旺系夫妻关系，二人婚后育有四女，分别为阮×4、阮×2、阮×1、阮×3。被继承人名下有房屋一套，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石榴庄东街43号平房，后于2011年12月25日经北京金瑞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拆迁，补偿楼房两套，分别位于北京市丰台区顶秀金石家园2号楼1单元1301号及丰台区顶秀金石家园9号楼1单元301号。拆迁补偿款120万元。上述补偿基于拆迁所得，应为二位被继承人共同所有。乔淑珍于2013年4月8日去世，阮振旺于2015年9月11日去世，去世时均未留有遗嘱，现以继承法规定，应由原、被告依法共同继承。
被告阮×4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应为遗嘱继承纠纷。2011年9月18日，被继承人阮振旺、乔淑珍在多位见证人的见证下签订了代书遗嘱，两位老人互为唯一的遗嘱继承人。2011年12月4日，阮振旺作为被拆迁人与拆迁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及安置房认购书，共获得安置房三套，除其中一套安置房归阮×3外，其他安置房及拆迁款归阮振旺。2012年4月8日，乔淑珍去世。随后，阮振旺与阮×4一家生活。2014年4月10日，阮振旺在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两位律师的见证下，订立代书遗嘱，将拆迁所得两套拆迁房屋及拆迁款等属于他的所有财产都留给阮×4继承。2015年9月11日，阮振旺因病去世，因此要求法院确认遗嘱的真实性，并将遗产判归被告所有。
经审理查明：被继承人为乔淑珍、阮振旺，二人系原配夫妻关系，婚姻存续期间共育有四女，即长女阮×4、次女阮×2、三女阮×1、四女阮×3。乔淑珍于2012年4月8日去世，乔淑珍之父乔荣金于1988年4月2日去世，其母王林于1987年8月27日去世。阮振旺于2015年9月11日去世，阮振旺之父阮廷贤于1982年12月14日去世，其母阮陈氏于1998年8月14日去世。原、被告均称乔淑珍、阮振旺未收养其他子女，亦没有丧失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依靠二人生活的人。
乔淑珍、阮振旺在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石榴庄东街43号原有宅基地一块，宅基地面积210平方米，宅基地内房屋建筑面积161.8平方米。2011年9月18日，乔淑珍、阮振旺共同订立互为唯一继承人的代书遗嘱。遗嘱内容为：今天乔淑珍、阮振旺委托家属代书遗嘱，现丰台区石榴庄东街43号的房产只归我们老俩口所有。因为我们老俩年老多病，若我们其中一位去世，则唯一继承人为老伴。其子女不具备继承权，财产只作为老伴养老的用处。只有在老俩都安详去世后，剩余的财产才归子女们继承。下方有乔淑珍、阮振旺的签字及代书人孙文双和证明人李利利、阮府城、阮×2（大爷家的）的签字。庭审过程中，代书人孙文双，见证人阮府城作为证人出庭。孙文双与阮振旺、乔淑珍系表亲关系。孙文双称2011年的秋天，在老俩口的还没有拆迁的老院子里书写的代书遗嘱，当时是乔淑珍给其打电话称让其到家中写一份遗嘱，乔淑珍自行叙述，我来书写，两人表示所有财产归老俩口，不管谁先去世，自己的遗产归另外一个人，剩下的到全部去世再说。当时在场的人还有阮府城、李利利和一个大姐，遗嘱的主文是我来写的，乔淑珍和阮振旺自己签的字，老人叙述时思维、意识清楚，能够正确表达自己的意见。证人阮府城与阮振旺系叔侄关系。阮府城称在2011年9月份的一个周日，乔淑珍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家里一趟，到了家里才知道是写遗嘱的事情，乔淑珍说自己去世后他的财产给阮振旺，写这个遗嘱就怕自己去世后没有人管阮振旺，是在晚上的六七点钟写的，写完吃的晚饭，遗嘱是孙文双写的，乔淑珍、阮振旺都在遗嘱上签字，我也在见证人的地方签字，书写遗嘱时，两位老人精神、思维都很正常。
2011年12月4日，乔淑珍、阮振旺所有的石榴庄东街43号拆迁，阮振旺与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石榴庄村村委委员会、北京金瑞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宅基地腾退补偿安置协议书》，将阮振旺、乔淑珍、阮×3、金伟（阮×3之夫）、金佳璐（阮×3之女）进行安置补偿，安置房屋三套，补偿款2814878元，其中1650000元用于购买安置房。同日，阮振旺与阮×3签订《协议书》，自愿就拆迁一事达成一致意见，阮×3自愿将包括其在内的家中三口人的150平米回迁购房指标中75平米转给阮振旺，阮×3只购买一套75平米的两居室，阮×3一家三口应得各项补偿款共计322000元，阮振旺承诺办理产权时将其中一套75平米的两居室产权登记在阮×3名下，并向其工商银行木樨园支行的账户内汇入拆迁补偿款322000元。乔淑珍于2012年4月8日去世。
2013年3月11日，阮振旺、阮×4、阮×2、阮×1、阮×3共同达成了《家庭协议》，内容为阮振旺在有生之年与阮×4一起生活，拆迁款和退休费用于支付其生活和看病的费用，其有权自行安排，涉及房产及余下存款在其去世后再行分配。下方有阮振旺的签章及阮×4、阮×2、阮×1、阮×3的签字。
2014年4月10日，阮振旺前往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进行律师见证遗嘱，由张雅琴、袁启睦作为代书人及见证人，阮振旺订立遗嘱，内容为在其去世后，将位于北京市丰台区顶秀金石家园2号楼1单元1301号及丰台区顶秀金石家园9号楼1单元301号房屋两套及其他所有的财产均留给阮×4继承。律师见证人张雅琴、袁启睦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张雅琴称阮振旺在其大女儿、外孙女和外孙女婿的陪同下来到盈科律所进行遗嘱见证，阮振旺老人身体还可以，记忆中比较胖，其陈述自己刚刚与大女儿一家出国游玩回来，因为房屋还没有房本，办不了继承公证但是现在得了癌症需要看病，看病的费用和生活都是大女儿进行的照顾，不想在自己去世后大女儿什么都没有，并称其他女儿都不来看望他，叙述过程中几度哽咽，老人说自己已经找邻居做过遗嘱了，并表示其是文盲，只会签字，见证过程是在单独的会议室与老人单独进行的，在场的只有阮振旺、两位见证律师和录像的工作人员，因为老人的岁数较大，为了保证其思维、精神状态都正常，让其去医院开具了证明，阮振旺告诉我们自愿将自己的财产都留给大女儿阮×4，并将他与老伴之前写的互为继承人的遗嘱拿给我们看，我们已经告知其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阮振旺仍坚持做见证遗嘱，其表示即使其与老伴做的遗嘱无效，其也愿意将自己的财产都给阮×4。录像前，我们与阮振旺进行过多次、充分的沟通，确保其遗嘱内容真实，为其个人意思表示，之后进行的录像见证过程，全程由我们发问，阮振旺回答的方式进行，我们也向阮×4进行了询问，就是告知她律所只对遗嘱的真实性负责，对其内容不做认定，录像是一直录下来的直至见证结束，之后就直接密封了，我们没有看到录像的内容，整个过程以录像为准。证人袁×，在接到委托后，我加入进来，在录像前与阮振旺单独做过了解，包括财产情况、配偶、子女情况，至于他与配偶的遗嘱是否有效我们不做认定，只对阮振旺遗嘱的真实性做见证。录像前进行了大量的准备，由我进行主导询问，老人在整个过程中状态很好，我们还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的了解，以判断老人的精神状态，在与老人单独沟通时，我们询问其为什么只将财产给大女儿，老人说他患病后，只有大女儿照顾他，其他女儿都不管他，在此过程中老人哭了几次，并说这些钱用于生养死葬，去世后留给大女儿。在录像前就老人遗嘱的内容我们会准备一份草稿，因为阮振旺是文盲，因此在录像前我们反复与其进行沟通以确认其遗嘱的真实性，在见证过程中就采用发问的形式进行，见证过程的录像光盘也没有看过，直接密封了。
2014年5月14日，案外人田春冬购买大众轿车一辆，登记在田春冬名下。三原告认为购车款为阮振旺的拆迁款，因此车辆应作为遗产进行分割。阮×4称此为阮振旺在世时的赠与，已经进行登记，赠与完成，不属于阮振旺的遗产。
另，三原告曾就乔淑珍的遗产起诉过阮振旺及阮×4，在诉讼过程中阮振旺去世，三原告表示在上一诉讼中阮振旺及阮×4未提及遗嘱的事情，因此遗嘱不真实，应按法定继承处理。
截至本案庭审结束，涉案的两套房屋均没有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
上述事实，有代书遗嘱、见证遗嘱、分家协议、律师见证书卷宗、拆迁协议、购房协议、协议书、购车发票、代书人、见证人、律师见证人的证人证言、见证光盘、建委查询记录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焦点一，乔淑珍、阮振旺订立的互为继承人的代书遗嘱的真实性及法律效力。乔淑珍去世前，与阮振旺共同订立了代书遗嘱，代书人及见证人到庭对见证遗嘱过程进行了陈述，代书人及见证人陈述的内容大致相同，可相互印证，因此，虽然三原告对乔淑珍的签字不予认可，但代书人、见证人均表示该遗嘱内容主要为乔淑珍口述，代书人按其意思进行书写，阮振旺在此后的律师见证中亦将该遗嘱拿出并明确表示该遗嘱为其与乔淑珍共同订立的，因此对代书遗嘱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该份遗嘱确定了乔淑珍、阮振旺互为唯一的继承人，一方先去世，另一方享有唯一的继承权，且列明处分的原因为老两口身体均有病，财产用于养老看病所用，内容明确清楚，且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
焦点二，阮振旺律师见证遗嘱的真实性及法律效力。阮振旺在阮×4一家的陪同下前往律师事务所进行遗嘱见证，其在单独的房间内单独接受律师的询问，独立表示其意识，并提供了医院的精神、认知正常的证明，以上情况当场见证的两位律师均到庭进行了陈述，因此可以认定阮振旺是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自愿进行的遗嘱见证，其遗嘱内容真实有效，具有法律效力。对于三原告提出的两位律师所述时间有出入，到达人数的叙述不一致及委托过程的叙述的差异等方面提出的质疑，本院认为阮振旺在两年前到律所进行的律师见证，两位律师所负责任和工作有主有次，因此在语言表达上有出入可以理解，且该情况并不影响阮振旺的见证过程，故该项意见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对于三原告提出委托人不是阮振旺，也不确定是阮振旺交纳相关费用的意见，本院认为律师见证遗嘱的重点系遗嘱是否为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有关委托、缴费问题系遗嘱见证的前期工作，两位见证人不了解情况亦属情理之中，阮振旺本人已将其真实意思进行了表述，两位见证人见证了遗嘱过程，因此并不影响遗嘱的效力；对于三原告提出的阮×4一家系利害关系人，陪同其进行遗嘱见证，不符合见证的程序，本院认为两位见证人均表示对于阮振旺的遗嘱见证是单独进行的，且录像的内容亦反映了该情况，阮×4作为一直照顾阮振旺的子女，在阮振旺身患绝症的情况下陪同其办理相关法律手续，并不违反继承法关于见证遗嘱的规定；对于三原告提出的两位见证人在见证过程中通过诱导的方式进行提问，并提前制作遗嘱的情况不符合法律规定，通过见证人的陈述和录像中所反映的内容，阮振旺老人文化程度不高，很多专业的法律用语无法听懂，不能用规范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意见，见证人在充分了解了阮振旺的真实意思后，通过询问的方式进行并无不当，在阮振旺不知如何表达自己意见时，由律师采用法律用语表述并为其解释、示范后，得到了阮振旺的确认，只是见证人明确其真实意思的方式，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且阮振旺在叙述过程中亦陈述了其订立遗嘱的原因和想法，并流露出了真情实感，更加确认该遗嘱的真实性，录像中所显示的所谓提前制作的遗嘱，由于距离较远，无法确认其内容，并且可以看到录像中的“遗嘱”上有明显修改多处的痕迹，可见即使为遗嘱，也仅为一份遗嘱的草稿，见证人在录像前已多次确认了阮振旺的遗嘱内容，提前制作文稿亦无不当；对于三原告提出的见证人未对乔淑珍遗嘱的真实有效进行核实的情况，本院认为两位见证人见证的是阮振旺的遗嘱，并对其遗嘱的真实性负责，至于乔淑珍的遗嘱是否有效或是否进行分割，见证人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告知义务，见证人没有必要亦无权利审核乔淑珍遗嘱的真实性，确认其效力；对于三原告提出的见证人将被继承人关于财产的处分意见告知阮×4，违背遗嘱继承的相关要求，本院认为即使继承人得知被继承人遗嘱内容，亦是发生在遗嘱制作完毕之后，在整个见证过程中并没有影响被继承人的意思表示，阮×4、阮振旺在进行遗嘱见证前均知道财产由阮×4继承，此为人之常情，在生活中亦为常见，并无不当。综上，本院认为阮振旺所做律师见证遗嘱，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
焦点三、涉案房屋的权属及处分是否有效。涉案房屋为乔淑珍、阮振旺原有房屋拆迁得来，虽然乔淑珍去世时房屋已经拆迁，原有房屋已经不复存在，但其与阮振旺的代书遗嘱中明确互为唯一继承人，即不管财产如何演化，阮振旺均有权在乔淑珍去世后继承属于其的财产。故拆迁得来的房屋除去其他权利人的份额，应由阮振旺个人享有。阮振旺与阮×3作为各自家庭的代表签订了《协议书》，就拆迁所得钱款及房屋进行了明确的分割和确认，庭审中，各方当事人亦认可该处分结果，因此涉案的房屋及拆迁款均为阮振旺的财产，其将上述财产均留给阮×4继承亦是合法处分，本院予以确认。
最后，三原告还提出阮×4用阮振旺的拆迁款购买车辆，应作为遗产进行分割，且上次诉讼中阮振旺、阮×4未提出订立遗嘱的事情，因此因按法定继承处理，对此本院认为阮×4购买车辆之事，发生在阮振旺在世期间，阮振旺自愿用拆迁款为阮×4一家买车，属于赠与行为，该车辆已经登记在案外人田春冬名下，赠予已经成立并生效，不能作为阮振旺的遗产进行分割。上次诉讼，因阮振旺去世，没有对实体进行处理，且乔淑珍、阮振旺订立的两次遗嘱在订立时已经成立，在两位老人去世时生效，因此阮×4于此次诉讼中提出，也无不当。
另外，截至本案结束前，诉争的房屋产权均未进行产权登记，因此本院不宜径行确定所有权，仅对居住、使用的权利进行确认，有关产权的确认待产权证下发时再予确定。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六十条、六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阮×4有权对位于北京市丰台区顶秀金石家园2号楼1单元1301号及丰台区顶秀金石家园9号楼1单元301号的房屋居住、使用。
二、拆迁款中遗留的钱款，归被告阮×4所有。
三、驳回原告阮×1、阮×2、阮×3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0元，由被告阮×4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 异
人民陪审员 侯佩秋
人民陪审员 白璆林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尹 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