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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富阳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杭富商初字第1243号
原告：陆咬金，（公民身份号码：3301231954********）。
委托代理人：姚贵军，男，1965年7月22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袁圆，浙江大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富阳市富迪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富阳市富春街道迎宾北路212号。
法定代表人：李军锋，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琳芳、应佳俊，浙江立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陆咬金诉被告富阳市富迪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迪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6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徐舞英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于2013年8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陆咬金的委托代理人姚贵军、袁圆，被告富迪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琳芳到庭参加诉讼。2013年8月15日，原告陆咬金向本院提出申请，要求对案涉车辆的型号、配置（包括硬件及使用系统软件）是否完全一致进行鉴定。2013年9月2日，本院依法委托浙江省方正校准有限公司质量鉴定事务所对上述事项进行鉴定。后因申请人未在规定的期限内交纳鉴定费，鉴定机构未作鉴定意见。2013年12月26日，本案依法由审判员徐舞英适用简易程序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陆咬金的委托代理人袁圆、被告富迪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应佳俊到庭参加诉讼。后转为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2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陆咬金的委托代理人姚贵军、袁圆，被告富迪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琳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陆咬金起诉称：2010年11月16日，原告向被告购买型号为“比亚迪牌QCJ7200E3”的车辆一辆，价格为106800元。该车在使用过程中出现质量问题，经富阳市消费者协会调解，原、被告双方同意由被告为原告更换同一型号的车辆一辆。2011年5月9日，被告在未经原告同意的情况下，为原告更换了外型与原车一致，但型号（比亚迪牌QCJ7200E）不同的车辆一辆，并告知原告车辆发票价格不一致是为了规避税费。由于该车前两年的保险由被告代为办理，原告一直未发现前后两车为不同车辆，直至2013年3月25日，原告的代理人姚贵军首次自行办理第二辆的保险时，保险公司告知前后两辆车为型号完全不同的两款车。在得知前后两辆车实际为不同型号车辆后，原告立即委托代理人（原告女婿）姚贵军向富阳市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在富阳市消费者协会被告一直否认上述两辆车为不同型号的车，并以第一辆车为国三标准，可能会上不了牌为由进行辩解，拒绝承担相关责任。原告认为，第一、前后两辆车型号不同是事实；第二、2011年5月9日时，被告所称的国三标准上不了牌的事实尚不存在，完全是被告捏造的；第三、被告在为原告更换不同型号的车辆时，未告知原告，也未经原告同意。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被告的行为已构成欺诈。故原告诉至本院，请求判令：一、被告向原告双倍退还原购车款106800元扣除换车后的实际车款90000元的差价16800元，即33600元；二、被告向原告承担差价16800元的利息损失2688元（16800元＊8%＊2年）；三、被告向原告支付原告代理人姚贵军的误工损失4597.7元；四、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陆咬金为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
1、2010年11月17�购车发票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1、2010年11月17日前后，原告向被告购买型号为“比亚迪牌QCJ7200E3”的车辆一辆的事实；2、该车的价格为106800元的事实。
2、2011年5月9日购车发票原件一份、车辆注册登记摘要信息栏一份，用以证明2011年5月9日前后，被告换给原告型号为“比亚迪牌QCJ7200E”的车辆一辆，该车的价格为90000元的事实。
3、2013年3月25日机动车辆保险单（抄件）一份，用以证明2013年3月25日原告自行办理后一辆车的保险时，保险公司告知前后两辆车的型号不同，不是同一款车的事实。
4、询问笔录2份、原告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明、被告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明各一份，用以证明：1、2010年11月17日原告在被告处首次购车，价格为106800元的事实；2、后因该车有质量问题，被告同意给原告换同品牌、型号、规格一样的比亚迪车一辆的事实；3、被�调换给原告的车辆与前一辆车型号、规格、配置均有不同，且未告知原告及原告代理人，被告在销售过程中存在欺诈的事实。
5、富阳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投诉调查函、致富阳市消费者协会青云分会关于陆咬金投诉之情况说明各一份，用以证明：1、被告认可原告在被告处购买了型号为“比亚迪牌QCJ7200E3”的车辆，后调换成“比亚迪牌QCJ7200E”车辆的事实；被告认可前一辆车与后一辆车型号上不同的事实；2、被告认可前后两车在排放标准上有区别；3、被告认可两车在开发票时存在差价，且未将差价部分退还给原告；4、被告在售车过程中未详尽告知车辆实际状况，且未经原告同意自行为原告调换车辆，构成消费欺诈的事实。
6、2011年第49号环境保护公告打印件一份，用以证明原告购车时国四标准尚未实施，被告所称无法上牌的问题不是事实。
7、按揭购车合同�印件一份，用以证明原告购买的第一辆车的车价为106800元，第二辆车的车价为90000元，原告额外支出利息损失2688元的事实。
8、劳动合同原件一份、请假条原件10份、富阳市消费者协会笔录原件3页，用以证明原告代理人为处理本案投诉、协商事宜，产生误工损失约4597.7元的事实。
被告富迪公司答辩称：被告不存在欺诈行为，原告的诉请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2010年11月16日，原告向被告购买型号为“QCJ7200E3”比亚迪F6黄金板2.0CVT尊享型车辆一辆，价格为106800元。因该车发生交通事故，原告怀疑系车辆的质量存在问题，后经富阳市消费者协会协调，被告同意给原告换同款车。2011年5月9日，经原告同意，被告为原告更换了型号为“QCJ7200E”比亚迪F6黄金板11版2.0CVT尊享型车辆。上述两种型号的车辆规格、配置、技术参数完全一致，厂家的销售指导价一致，只是排放标准不同。前一辆车实行的是国三标准，后一辆车实行的是国四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办公厅（环办函（2010）1390号）关于国家机动车排放标准第四阶段限值实施日期的复函》的规定，从2011年7月1日起，凡不满足国四标准要求的轾型汽油车、单一气体燃料车及两用燃料车不得销售和注册登记。鉴于生产、销售存在时间差，比亚迪厂家不可能到2011年7月1日才停产国三标准的车辆，事实上在2011年年初就对国三车辆停止生产，在同年3月9日就通知各销售商对国三标准的车辆进行清仓处理。国四标准的比亚迪F6黄金11版是对原国三标准下的F6黄金版的替代。2011年3月，被告自己已经没有“QCJ7200E3”型号比亚迪的存货，向厂家订购，厂家也已经不生产。在此种情况下，被告向原告说明“因国三的车辆以后不能上牌，厂家已经停产”。后经原告同意，置换给原告“QCJ7200E3”车辆。考虑到第一辆车被告已经按106800元开具了正规的销售发票，而第二辆车是被告根据消费者协会的协调以置换形式抵给原告的，原告应当按照相关规定补偿被告额外其他费用，但原告迟迟未缴纳该费用。为减少双方的损失，在双方协商并征得原告同意的基础上，被告向原告按照最低销售指导价90000元开具了销售发票。以该价格开具发票原告是明知且同意的，否则其也不会在2011年5月份拿到发票后直到2013年3月才提出这个问题。2013年3月，原告在保险公司误导下以为置换的车辆系2009新财富版标准型F6，遂向消费者协会投诉，在被告说明置换的车辆确实是2.0CVT尊享型后，原告又以型号不一致再次向法院诉讼。被告认为，在车辆置换过程中被告已就车辆型号及发票差价尽告知义务，原告在两年后才说不知道是不同型号及发现发票价格为90000元，不符合常理。整个车辆置换过程未损害原告的利益，第二辆车与第一辆车的规格、配置、技术参数完全一致，只是2011年国家执行新的汽车环保政策，厂家将原车型从国三标准升级为国四标准，故在型号上作了QCJ7200E3到QCJ7200E的调整（E3为国三标准，E为国四标准）。综上，被告不存欺诈行为，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
1、案涉车辆的合格证二份，用以证明前一辆车与后一辆车的区别仅为排放标准不同的事实。
2、《环保部办公厅关于国家机动车排放标准第四阶段限值实施日期的复函》和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关于国Ⅲ排放标准的车型清库提醒的通知》各一份，用以证明从2011年7月1日起，不满足国Ⅳ排放标准的轻型汽油车不得销售和注册登记，2011年3月9日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通知被告等经销商对国Ⅲ排放标准的车型提前清库，比亚迪厂家对国Ⅲ排放标准的车型已停止生产的事实。
3、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关于比亚迪F6黄金版利润调整及1.8MT尊享型价格的通知》、《关于比亚迪F6黄金版11版上市的车型及价格通知》原件各一份，用以证明比亚迪F6黄金版2.0CVT尊享型和比亚迪F6黄金11版2.0CVT尊享型的厂家销售指导价均为109800元的事实。
4、比亚迪F6黄金版配置表、技术参数表及比亚迪F6黄金11版配置表、技术参数表原件各一份，用以证明比亚迪F6黄金版2.0CVT尊享型和比亚迪F6黄金11版2.0CVT尊享型的配置、技术参数一致的事实。
5、发票三份，用以证明QCJ7200E型号的比亚迪F6黄金11版2.0CVT尊享型车辆实际销售价格均在100000元以上的事实。
6、照片原件一张，用以证明被告调换给原告的车辆装有雾灯的事实。
7、《关于国家机动车排放标准第三阶段限值实施有关问题的通知》一份，用以证明OBD为2008年7月1日后销售的国三车辆必须加装的系统，而国四没有OBD的要求。证明OBD只涉及排放标准的问题，与车辆本身质量、功能没有实质影响。
8、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证明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原先向被告购买的车和被告后来调换给原告的车同为比亚迪F62.0CVT尊享型的事实。
9、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及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登记及备案信息各一份，用以证明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为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股东，股份比例为95.2381%，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就是比亚迪汽车生产厂家分管销售的总部的事实。
根据2008年8月16日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关于国家机动车排放标准第三阶段限值实施有关问题的通知》，自2008年7月1日起，所有新定型的第一类汽油车（指包括驾驶员座位在内，座位数不超过六座，且最大总质量不超过2500㎏的M1类汽�车）必须加装车载诊断（OBD）系统。比亚迪QCJ7200E型轿车属于M1类汽油车，应当加装车载诊断（OBD）系统，但WEH030001322770号合格证上没有反映出OBD系统。为了确认被告调换给原告的车辆是否装有OBD系统，本院向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核实。2014年3月26日，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向本院提供说明一份、编号为CNQQG4Z20229000的比亚迪QCJ7200E车型环保型式核准证书一份。
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双方质证如下：
对原告陆咬金提供的证据材料，被告亚迪公司发表质证意见为：证据材料1，无异议；证据材料2，真实性没有异议，但90000元不是购车价；证据材料3，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联；证据材料4，对富阳工商分局向姚贵军所作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投诉的内容有异议，应以被告答辩的内容为准。对于姚贵军的授权委托书，由法院审核。对汤学成的�权委托书无异议，但汤学成笔录中所讲的“当时国三标准不能上牌”，是认知错误，实际是比亚迪已不生产国三标准，不是国三不能上牌。2010年11月16日姚贵军用陆咬金的身份证购买的车辆是比亚迪F6黄金版2.0CVT尊享型，后来调换的是2011版的比亚迪F6黄金版2.0CVT尊享型，两辆车的区别就是排放标准不一样，其他的型号、规格都是一样的；证据材料5，无异议；证据材料6，无异议；证据材料7，认为90000元并不是第二辆车的购车价；证据材料8，该劳动合同不具有客观性，原告要证明工资收入，应提供完税凭证等。对请假条的真实性有异议，如果请假，请假条原件应留存在原单位，而不应该在原告处，而且请假条是可以事后补的，是否存在请假条上的事宜不能确定。即使务工事实存在，也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向代理人支付了费用。对于陆燕飞的调查笔录，与本案无关联性。
对被告亚迪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原告陆咬金发表质证意见为：证据材料1，无异议；证据材料2，对复函予以认可，对通知不予认可；证据材料3，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系内部通知，对外无效力，两辆车型号规格都是不同的；证据材料4，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1相矛盾；证据材料5，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证据材料6，无异议，原告的车辆是有前雾灯，但没有后雾灯；证据材料7，真实性无异议；证据材料8，该证明上的公章不是比亚迪销售公司总部的公章，而是杭州大区的销售章，不予认可，该证明如果有效需比亚迪深圳总部来确认。而且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也非同一公司；证据材料9，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
对于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提供的《说明》及型式核准证书，原、被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
对上述证据材料，本院认证如下：
陆咬金提供的证据材料1，符合法律规定的有效证据条件，予以确认；证据材料2，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证明力应结合本案事实和其他证据综合认证；证据材料3，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不作为本案证据使作；证据材料4，二份授权委托书真实性予以确认，二份笔录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作为本案证据使用；证据材料5、6，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作为本案证据使用；证据材料7，与本案无关联，不作为本案证据使用；证据材料8，对于请假条，姚贵军向其任职的单位请假，请假条应留在其单位，现原告持有请假条的原件，不符合常理，请假条不作为本案证据使用。对于劳动合同及陆燕飞的调查笔录，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证明陆咬金的证明目的。
亚迪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1，符合法律规定的有效证据条件，可作为�案证据使用；证据材料2、3，形式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相关联，具有证明力，予以确认；证据材料4，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比亚迪F6黄金版2.0CVT尊享型和比亚迪F6黄金11版2.0CVT尊享型的配置、技术参数相同的事实；证据材料5，2011年3月11日这份发票，与本案无关联，不作为本案证据使用。2011年3月2日及同年5月3日这二份发票，因能够反应亚迪公司调换给陆咬金的比亚迪牌QCJ7200E轿车当时的销售价格，与陆咬金提供的证据2相关联，予以确认；证据材料6，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作为本案证据使用；证据材料7，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证明亚迪公司的证明目的。证据材料8，从亚迪公司提供的证据9看，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就是比亚迪车辆的销售总部，且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主要由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出资开办（出资比例达95.2381%），该证据具有真实性，予以�认；证据材料9，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亚迪公司的证明目的。
对于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向本院提供的《说明》及型式核准证书，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及本院确认的有效证据，认定如下事实：
2010年11月16日，原告以106800元的价格从被告处购得比亚迪牌F62.0CVT（黄金版）尊享型轿车一辆，车架号：LGXC96DG4A1176352，发动机号：310030171，车辆型号：QCJ7200E3，车身颜色：德黑兰，发动机型号：BYD483QB，合格证编号：WEH000001186662，外廓尽寸（㎜）：4846×1822×1465（长×宽×高），排放标准：GB18352.3－2005国Ⅲ，带OBD系统。2010年11月17日，被告向原告出具购车发票。2011年2月12日，该车发生交通事故，遂原告以车辆质量存在问题向富阳市消费者协会投诉。2011年3月，经富阳市消费者协会调解，双方达成协议，由被告为原告调换同规格型号比亚迪轿车一辆。2011年3月28日，被告按照上述协议将比亚迪牌F62.0CVT（黄金版）尊享型轿车一辆调换给原告，该车车架号：LGXC96DG9B1016209，发动机号：310019148，车辆型号：QCJ7200E，车身颜色：德黑兰，发动机型号：BYD483QB，合格证编号：WEH030001322770，外廓尽寸（㎜）：4846×1822×1465（长×宽×高），排放标准：GB18352.3-2005国Ⅳ。2011年5月9日，被告向原告开具车辆销售发票一份。2011年5月13日，原告在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为该车办理了车辆登记手续，机动车登记编号为浙A×××××。2013年3月，原告以被告调换给原告的车辆与其在2010年11月16日向被告购买的车辆非同款车为由，向富阳市消费者协会投诉。后经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富阳青云工商所和富阳市消费者协会青云分会调查，并组织双方调解，双方未能达成协议，故原告诉至本院要求处理。
另查明：原告于2010年10月16日购买�车架号为LGXC96DG4A1176352的车辆与2011年3月28日被告调换给原告的车架号为LGXC96DG9B1016209的车辆均为汽油车，两车外廓尺寸、发动型号、排量和功率、轮胎规格、轮距（前／后）、轴距、轴荷、轴数、总质量、整备质量、额定载客人数、最高设计车速均为相同。
QCJ7200E3比亚迪牌F62.0CVT（黄金版）尊享型车辆与QCJ7200E比亚迪牌F62.0CVT（黄金版）尊享型车辆，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建议的市场零售价均为109800元。除排放标准外，该两辆车的配置、技术参数完全相同。
2010年12月21日，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向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作出《关于国家机动车排放标准第四阶段限值实施日期的复函》（环保函（2010）1390号），该函中载明：除轻型柴油车外，对《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Ⅲ、Ⅳ阶段）》（GB18352.3-2005）中规定的其他车型，按时实施国四标准。即从2011年7月1�起，凡不满足国四标准要求的轻型汽油车、单一气体燃料车及两用燃料车不得销售和注册登记。针对上述复函，2011年3月9日，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向各经销商发出《关于国Ⅲ排放标准的车型清库提醒的通知》，要求各经销商积极做好国Ⅲ标准车型的清库工作，优先销售国Ⅲ标准的车型，准确把握国Ⅲ标准车型的销售截止日期，提前做好清库工作。并将比亚迪在售车型中有国Ⅲ标准的车型及车辆型号进行了汇总，F6QCJ7200E3车型在汇总的名单中。2011年6月14日，环境保护部又发布《关于实施国家第四阶段轻型汽油车、两用燃料车和单一气体燃料车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公告》（2011年第49号），明确从2011年7月1日起，所有生产、进口、销售的轻型汽油车、两用燃料车和单一气体燃料车必须符合国四标准的要求。对不符合排放标准要求的车辆，各级环境保护部门不予核发环保检验合格标志，并配合公安交管部门停止其在本辖区内注册登记。
2010年11月16日原告向被告购买的QCJ7200E3比亚迪牌F62.0CVT（黄金版）尊享型车辆，系姚贵军借用陆咬金的身份证购买，车辆实际也由姚贵军使用。
本案审理中，为了确认被告调换给原告的车架号为LGXC96DG9B1016209的车辆是否带有车载诊断（OBD）系统，本院向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进行核实。2014年3月26日，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向本院作出书面说明，内容为“我公司销售的比亚迪牌QCJ7200E车型均已装配OBD系统，车型公告批次第216批，车型环保型式核准证书编号为CNQQG4Z20229000。因我公司销售的QCJ7200E车型采用国Ⅳ标准，OBD是必须装备的系统，故此型号车无须在合格证上标明带有OBD系统。”，并向本院提供了编号为CNQQG4Z20229000的比亚迪QCJ7200E车型环保型式核准证书。
本院认为：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原告于2010年11月16日向被告购买的车架号为LGXC96DG4A1176352的比亚迪车辆与2011年3月28日被告调换给原告的车架号为LGXC96DG9B1016209的比亚迪车辆，均为F62.0CVT（黄金版）尊享型车型，两车的配置、技术参数完全相同，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建议的车辆零售价也均为相同，不同的只是排放标准。而排放标准不同，并没有损害原告利益，因后一车辆的排放标准更高。上述两车应为同款车辆，原告认为两车为不同款，被告欺诈原告，既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又放弃对两车是否同款车辆进行鉴定，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已经按照富阳市消费者协会的调解为原告更换了同款车辆，原、被告双方于2011年3月在消费者协会达成的调解协议被告已经履行完毕，原告之诉请，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陆咬金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822元，由原告陆咬金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湖滨支行，帐号：12×××68，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蒋 明
审 判 员 徐舞英
人民陪审员 孙明霞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董卓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