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内05民再3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包七宝山，男，1948年5月5日出生，蒙古族，农民，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
委托代理人任军，男，1958年11月7日出生，汉族，医师，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
委托代理人李桂霞，内蒙古蒙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科尔沁左翼中旗中医医院，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
法定代表人李金柱，职务：院长。
委托代理人孙福桩，北京市道成（通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包金泉，男，1961年11月21日出生，系科尔沁左翼中旗中医医院医务科科长。
再审申请人包七宝山因与被申请人科尔沁左翼中旗中医医院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2014）左民初字第38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6年8月23日作出（2016）内05民申74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1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包七宝山及其委托代理人任军、李桂霞，被申请人科尔沁左翼中旗中医医院委托代理人孙福桩、包金泉到庭参加诉讼，现本案已审理终结。
再审申请人包七宝山申请再审称：（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被申请人医嘱包某超药品说明书用药量用药，导致包某中毒死亡，存在严重过错及违法性，一审认定被申请人医疗行为无医疗过错。另，一审未采信【2013】法临鉴字第97号鉴定意见书违背客观事实，采信证据失误导致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被申请人没有举证证明其医疗行为无过错及其与包某死亡不存在因果关系，即应推定其承担完全责任。2015年10月26日吉林大众司法鉴定所作出的吉大司鉴所【2015】法临鉴字第152号临床司法鉴定文审意见书，能够证明院方承担全部责任。请求法院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被申请人科左中旗中医医院辩称：申请人申请再审是依据判决生效以后自行申请的司法鉴定作为依据，司法鉴定的结论和第一次的鉴定相矛盾。而且第一次鉴定结论在没有被撤销的情况下出具与第一次鉴定结论截然相反的、自相矛盾的鉴定结论，不应予以采信。第二次鉴定结论的内容其中一项为“由院方承担全部责任”。鉴定意见超出鉴定机构的范围和权限，属于代为行使法院的职权，程序也没有合法性，在执行阶段当事人自行委托申请司法鉴定。科区司法所鉴定结论是蒙根乌苏-18制药成分为草乌，计算的标准是生草乌，实际蒙根乌苏-18的成分为制草乌。所以蒙根乌苏-18不能致命。请求驳回申请人的再审理由维持原判。
原审原告包七宝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2003年8月5日，包某因面部有疾在被告中医医院就诊，诊治后至次日凌晨死亡。要求被告中医医院赔偿包某死亡各项损失共计621523元。
原审经审理查明，2003年8月5日下午，原告包七宝山的女儿包某在被告中医医院处就诊，被告中医医院的医生梁某为包英格开具处方笺，处方中含孟根乌苏-18,医生建议包某服用该药丸15粒，当晚包某服用14粒孟根乌苏-18，包某服用该药后不久舌、手、脚发麻，后出现抽搐、口吐白沫、痉挛症状，在送医途中死亡。包某死亡后，其家属报警。经公安机关委托进行尸检、鉴定，检测孟根乌苏-18中汞元素含量5.6%克，包某胃内容物汞元素含量0.25%，包某死亡前的临床症状与汞的化合物（汞离子）中毒的临床症状相符，包某的死因存在汞中毒的可能性，但因汞的价态尚无法测试，被告中医医院的医疗行为与包某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无法确定。包某死亡前的临床症状与草乌中毒的临床症状（全身发麻、口渴，胃有强烈烧灼感，逐渐出现瘫痪，颜面肌及四肢痉挛，言语不清，神志不清等）部分相符。公安机关提取争议药品孟根乌苏-18的生产单位为内蒙古库伦蒙药厂，被告中医医院所述争议药品孟根乌苏-18的生产单位为内蒙古蒙药厂（内蒙古蒙药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中医医院不能出具争议药品孟根乌苏-18的合格证。包某生前系内蒙古师范大学的大三学生。包某的母亲已离世。原告包七宝山有4名子女，除包某外，其他3名子女均已成年并独立生活。
本案的争议焦点：原告包七宝山要求被告中医医院赔偿的数额及依据；被告中医医院有无赔偿义务。
针对本案争议焦点，原告包七宝山向本院递交证据1（1组）：内蒙古师范大学保卫处证明及集体户口常住人口登记表各1份，证明包某生前是城镇居民；证据2、科尔沁左翼中旗公安局包某在被告中医医院医治死亡刑事侦查卷宗（以下简称刑事卷宗）中对梁某（被告中医医院医生）的询问笔录，证明梁某医嘱包英格服15粒孟根乌苏-18，该医生诊疗行为属医疗过错；证据3、刑事卷宗中对包某1、包某2的询问笔录各1份，证明包某用药的时间，包某用药后的症状符合草乌中毒症状；证据4、刑事卷宗中内蒙古民族大学临床医学院病理调研室尸体病理检查报告书1份（姓名：包某，共4页），病理诊断：急性胃扩张、脑水肿、软硬脑膜局限性粘连、心肌细胞空泡变性、肺淤血、水肿、伴小灶性出血、肝脏淤血、肝细胞水肿、脂肪变性、肾脏淤血、肾小管上皮细胞水肿、脾脏淤血。证明包某尸体的病理诊断情况符合中毒死亡的表现；证据5、刑事卷宗中法医检查报告1份，证明包某死亡排除暴力性打击和他杀；证据6、吉林大众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文证审查意见书（〔2007〕015号，共3页）1份，证明包某服用孟根乌苏-18死亡，汞中毒可能性大，不排除服用孟根乌苏-18与包，某死亡存在因果关系；证据7、吉林大众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2013〕法临鉴字第97号）1份，证明包某服用孟根乌苏-18后死亡，草乌中毒可能性大，被告中医医院存在医疗过错，服用孟根乌苏-18与包某死亡存在因果关系，因果关系参与度100%；证据8、吉林大众司法鉴定所发票1枚，证明原告包七宝山支出鉴定费5300元（〔2013〕法临鉴字第97号）；证据9、交通费发票6枚，证明原告包七宝山支出交通费123.4元（鉴定），另有无票据交通费500元（办理包某的丧事支出）；证据10、医疗费收据2张，证明包某支付诊疗费62元。
被告中医医院质证，对证据1、2、3、4、5、6、8、9、10内容的客观、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上述证据的证明指向均不能成立；不认可证据7，该鉴定结论以（生）草乌的毒性标准计算孟根乌苏-18中（制）草乌的毒性，事实上孟根乌苏-18中的草乌系经炮制后的草乌，炮制后草乌的毒性已降至生草乌毒性的1/4000。
原审法院审查认为，原告包七宝山所举证据1的内容为包某生前系内蒙古师范大学大三学生，有学校集体户口，且被告中医医院质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该证据能证明包某生前系城镇居民，予以采信；证据2的内容为梁某（被告中医医院诊治包某的医生）医嘱包英格服15粒孟根乌苏-18（规定服量5-11粒，包某实际服14粒），被告中医医院对此无异议，故对该证据的上述内容予以采信，因被告中医医院不认可医嘱服用15粒（包英格实际服14粒）孟根乌苏-18属医疗过错，原告包七宝山亦无其他充分证据佐证包某服用孟根乌苏-18药丸14粒导致包某死亡，故不能直接推定被告中医医院的医疗行为属医疗过错；证据3的内容为包某服药（孟根乌苏-18）时间及包某用药后的症状，被告中医医院对该证据的客观真实性无异议，故对该证据的上述内容予以采信；该证据内容包某服药后的症状与草乌中毒症状（全身发麻、口渴，胃有强烈烧灼感，逐渐出现瘫痪，颜面肌及四肢痉挛，言语不清，神志不清等）部分重合，但不完全一致，且被告中医医院否认包某系草乌中毒死亡，故该证据不能证明包某系服用孟根乌苏-18后因草乌中毒死亡；证据4系证据5的客观依据，依据证据4,证据5的结论意见排除包某被暴力打击死亡，死因可依据病理诊断及现场调查，且被告中医医院对证据4、5的真实性无异议，故对证据4的病理诊断情况及证据5的结论意见予以采信，但证据4、5不能直接证明包某系中毒死死亡；证据6的内容为争议药品孟根乌苏-18与包某胃内容物中均含有较高含量的汞元素，故包某死因存在汞中毒的可能性，但确认口服孟根乌苏-18药物致包某死亡尚缺乏一定的依据，被告中医医院医疗行为与包某死亡之间因果关系无法确定。被告中医医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对该证据的内容予以采信；证据7的内容为包某服用孟根乌苏-18后死亡，经文证分析，孟根乌苏-18中所含的草乌中毒可能性大；包某系按被告中医医院医生医嘱超剂量服用含剧毒成份的孟根乌苏-18后死亡，被告中医医院存在医疗过错；包某超剂量服用孟根乌苏-18后死亡与被告中医医院过错存在因果关系。被告中医医院质证认为，鉴定药品孟根乌苏-18配方中草乌应为制草乌（草乌经炮制），但鉴定结论却以生草乌的毒性标准确认孟根乌苏-18中炮制草乌的毒性，经炮制后草乌毒性已降至生草乌毒性的1/4000，而原告包七宝山亦确认孟根乌苏-18配方中的草乌应为炮制草乌、鉴定结论以生草乌的毒性标准确认孟根乌苏-18中炮制草乌的毒性，故该鉴定前提与结论相悖，对该证据内容不予采信；证据8为原告包七宝山支出的鉴定费用费据（因进行证据7事项支出），被告中医医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对鉴定费的数额予以确认，但因证据7前提与结论相悖，故证据8不能证明该费用应由被告中医医院承担；证据9交通费发票6枚，证明原告包七宝山支出交通费123.4元（因进行证据7事项的交通费用支出），因证据7前提与结论相悖，故该几枚交通费票据不能证明该交通费用应由被告中医医院承担，另500元无票据交通费（办理包某的丧事支出），因该支出属客观必然性支出，且被告中医医院对该交通费支出的真实性无异议，故对该500元交通费予以确认；证据10为包某在被告中医医院就诊的医疗费票据，因被告中医医院质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能证明包某在被告中医医院治疗支出诊疗费62元。
针对本案争议焦点，被告中医医院向本院递交证据1、蒙药炮制规范研究1份（78页-82页），证明炮制对草乌的影响（草乌经炮制后，毒性降低至生草乌毒性的1/2000至1/4000）；证据2、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20页-221页），证明炮制后的草乌毒性降至生草乌毒性的1/4000,草乌的用量1.5-3克；证据3、全国中草药汇编1份（207-208页），证明炮制后的草乌，用7g1次煎服和0.4g散剂内服，无不良反应；证据4、内蒙古蒙成药标准（3页），证明孟根乌苏-18的处方和炮制的生产过程，丸剂在60分钟-120分钟后崩解完（药效开始产生作用）；证据5、中药炮制学（237页）证明草乌的炮制方法、炮制作用及临床应用；证据6（1组）、内蒙古通辽市工业统一发票联（内蒙古蒙药股份有限公司销售专用转账）及内蒙古蒙药厂发出商品清单（2003年3月11日）各1枚（均为扫描件），证明争议药品孟根乌苏-18的来源；证据7、GMP证书（复印件）1份，证明被告中医医院的药品孟根乌苏-18是正规厂家生产的药品，符合GMP认证；证据8、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第79号第162条，证明药品有效期后一年可以销毁；证据9、内蒙古蒙药股份有限公司草乌的炮制生产记录管理规程（复印件，共6页）1份，证明内蒙古蒙药服份有限公司生产的药品孟根乌苏-18已经过炮制。
原告包七宝山质证认为，证据1、证据2的出版日期及版次分别为2007年9月第1版、2010年1月第1版，而包某服药时间是2003年8月5日,即争议药品孟根乌苏-18的生产日期应早于2003年8月5日，证据1、2对该包某所服药品没有约束力，亦不能排除包某草乌中毒死亡的可能性；证据3不是国家药典，是全国中草药汇编，不具有行业上的约束力，该证据反而证明包某服药后至死亡前表现症状符合草乌中毒症状；对证据4中孟根乌苏-18的配方、用量认可，但包某所吃的药品孟根乌苏-18中的草乌是否按该证据中所述的炮制方法炮制不能确定；认可证据5的真实性，但包某所服药品孟根乌苏-18中的草乌是否按该证据中所述方法炮制亦不能确定；对证据6不予认可，公安机关的调查情况表明，包某服用的被告中医医院的药品孟根乌苏-18的生产单位是内蒙古库伦蒙药厂，与被告中医医院所述生产单位内蒙古蒙药厂（内蒙古蒙药股份有限公司）不一致，应以公安机关查明情况为准；对证据7GMP证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书的颁发时间为2014年8月20日，与本案争议药品孟根乌苏-18无关联性；证据8的发布日期为2011年2月12日（2011年3月1日起施行），对早于包某服药时间2003年8月5日之前生产的药品孟根乌苏-18没有约束力；证据9不具有规范性，不予认可。被告中医医院所举上述证据均为书面证据，上述证据的证明力低于鉴定结论的证明力。
原审法院审查认为，被告中医医院所举证据1、2、3、4、5的主要内容为药品孟根乌苏-18配方中草乌为制草乌（草乌经炮制），草乌经炮制后毒性大大降低，用7g制草乌1次煎服和0.4g制草乌散剂内服，无不良反应，孟根乌苏-18丸剂在60分钟-120分钟后崩解完（药效开始产生作用），因原告包七宝山质证上述内容非依据争议药品孟根乌苏-18中的成份草乌得出，且草乌非争议药品孟根乌苏-18配方中的唯一成份，而草乌用量的安全与否因不同药品及不同情况等多种因素而不同，崩解情况亦同，故上述证据与本案争议焦点无直接关系；证据6的内容为内蒙古蒙药厂（内蒙古蒙药股份有限公司）于2003年3月11日发出孟根乌苏-18等药品至被告中医医院，而原告包七宝山质证认为，公安机关调查争议药品的生产单位是内蒙古库伦蒙药厂，另该清单非孟根乌苏-18的产品合格证、说明书，不必然证明争议药品孟根乌苏-18系内蒙古蒙药厂（内蒙古蒙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证据7的认证日期为2014年8月20日，原告包七宝山质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因该日期确晚于证据6中孟根乌苏-18等药品的发出日期（2003年3月11日），即晚于本案争议药品孟根乌苏的生产日期，故该证据与本案争议药品是否为正规厂家生产及是否符合GMP认证无直接关联；证据8于2011年3月1日起施行，原告包七宝山质证认为该证据对2003年3月11日之前生产的争议药品孟根乌苏-18无约束力，因该日期确晚于证据6中孟根乌苏-18等药品的发出日期（2003年3月11日），即晚于本案争议药品孟根乌苏的生产日期，且对药品的销毁非对药品合格证的销毁，故该证据不能证明争议药品孟根乌苏-18属合格产品；证据9的生效日期为2014年2月12日，原告包七宝山质证认为该证据缺乏规范性，不予认可，因该证据的生效日期确晚于证据6中孟根乌苏-18等药品的发出日期（2003年3月11日），即晚于本案争议药品孟根乌苏-18的生产日期，故该证据与争议药品孟根乌苏-18中的草乌是否经炮制无必然联系。
原审法院认为，2003年8月5日，包某因面部有疾在被告中医医院就诊，诊治后至次日凌晨期间，包某死亡。被告中医医院处的诊治医生建议包某超量服用孟根乌苏-18（规定口服量5-11粒，医嘱建议口服15粒，包英格实际服用14粒）；公安机关提取争议药品孟根乌苏-18的生产单位为内蒙古库伦蒙药厂，被告中医医院所述争议药品孟根乌苏-18的生产单位为内蒙古蒙药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中医医院不能出具争议药品孟根乌苏-18的合格证；经公安机关组织鉴定，包某死亡前的临床症状与汞的化合物（汞离子）中毒的临床症状相符，包某的死因存在汞中毒的可能性，但因汞的价态尚无法测试，被告中医医院的医疗行为与包某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无法确定；包英某死亡前的临床症状与草乌中毒的临床症状部分相符。综上，在被告中医医院无充足证据证明包某遵医嘱超量服用争议药品孟根乌苏-18与包某死亡的因果关系不存在的前提下，虽上述因果关系无法确定，但从产品质量（被告中医医院不能提供争议药品孟根乌苏-18的合格证）及量变角度（超量服用量数，规定口服量5-11粒，医嘱建议口服15粒，包英格实际服用14粒）等综合情况分析，被告中医医院的医疗行为与包某死亡之间存在关联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六条第一款：“本解释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2004年5月1日后新受理的一审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本解释的规定。已经作出生效裁判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依法再审的，不适用本解释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本条所称“赔偿权利人”，是指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抚养义务的被扶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本条所称“赔偿义务人”，是指因自己或者他人的侵权行为以及其他致害原因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第十七条第一款：“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第十七条第三款：“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第九条（二）项：“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2003年1月6日公布）第一条第一款：“条例施行后发生的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诉至法院的，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2010年6月30日公布）第一条：“侵权责任法施行后发生的侵权行为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侵权责任法施行前发生的侵权行为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第四条（八）项：“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原告包七宝山（包某的父亲）要求被告中医医院给付包英格的医疗费、死亡赔偿金（含被抚养人生活费）、丧葬费（含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符合法律规定，被告中医医院应根据上述被告中医医院的医疗行为与包某死亡间的关联性程度，承担赔偿责任，但被抚养人的生活费应依据法律规定年限确定。原告包七宝山要求被告中医医院给付因鉴定（〔2007〕015号）损失的误工费，因该鉴定事宜系公安机关委托，误工费非必然性支出，不予支持；原告包七宝山要求被告中医医院给付鉴定费（〔2013〕法临鉴字第97号）及进行该鉴定事宜支出的交通费、误工费，因该鉴定前提与结论相悖，未予采信，不予支持。被告中医医院辩解，〔2013〕法临鉴字第97号鉴定结论不能成立，故被告中医医院的医疗行为与包某死亡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该鉴定结论前提与结论相悖，鉴定结论不能成立，但因该鉴定最终结论为争议药品孟根乌苏-18中的成份之一草乌致包某中毒死亡，而草乌非孟根乌苏-18中的唯一成份，故以该鉴定结论不能成立而推定被告中医医院的医疗行为（规定口服量5-11粒，医嘱建议口服15粒，包某实际服用14粒）与包某死亡间无因果关系，缺乏依据，对其辩解理由，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一、三款、第十八条、第三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九条（二）项、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2003年1月6日公布）第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2010年6月30日公布）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第四条（八）项之规定，判决：
一、被告科尔沁左翼中旗中医医院赔偿原告包七宝山各项损失合计244652.80元{611632元（医疗费62元＋包某的死亡赔偿金509940元〈25497元×20年〉＋被抚养人生活费25438元〈7268元×14年÷4人〉＋丧葬费25692元（4282元×6个月）＋交通费500元（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精神抚慰金50000元）×40%}，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给付；
二、原告包七宝山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
本院再审期间申请人包七宝山提交了三份证据：1、吉林大众司法鉴定所出具的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文审意见书一份。文审意见：科左中旗中医医院应承担全部责任，证明包英某按医嘱超量服用无质量合格证的蒙根乌苏-18后死亡，与科左中旗中医医院的医疗行为存在直接因果关系，院方应当承担全部责任。证据2、吉林大众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费发票一张，证明包七宝山支付鉴定费1400元钱。证据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林森浩故意杀人案（2013）沪二中刑初字第110号一审刑事判决书，此判决书经二审和最高法院核准，林森浩死刑并已被执行，证明在未能准确查清林森浩投毒达到致死量杀死黄某的情况，排除其他致死因素已构成林森浩故意杀人罪的证据链。此案系刑事案件仍然能认定死者饮用被投毒的水死亡，与本案比较本案系盖然性因果关系确定死因，即已达到明确死因的证明标准。本案也已构成明确死因的证据链条，当然可以认定包某的死因系草乌中毒。
被申请人中医医院质证认为，对证据1、包某死亡时间是2003年，鉴定申请的时间是2015年10月15日，根据证据规则申请鉴定应该在一审举证期限内而不应当事人随便行使。针对证据2、对票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这个费用应该由当事人自己承担。因为当事人的行为不具有合法性。针对证据3、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也不具有可比性，一个是民事案件另一个是刑事案件，证明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被申请人中医医院未出示新证据。
经审查认为，对再审申请人出示的证据1、因该鉴定是由申请人自行委托，且被申请人中医医院不认可，对该鉴定结论不予采信。对证据2、此项费用是申请人为了委托鉴定证据1的鉴定事宜所支付的，因该鉴定结论不予采信，该笔费用应由申请人自己承担。对证据3，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采信的证据与原审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包某因面部有疾在被申请人中医医院就诊，诊治后至次日凌晨死亡。原审法院在被申请人中医医院的医疗行为与包某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无法确定的情况下，根据被申请人中医医院的医疗行为与包英格死亡后果之间的关联性程度，判决被申请人中医医院承担适当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在本院再审期间申请人包七宝山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再审主张，其再审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2014）左民初字第3800号民事判决。
案件受理费1984.35元，由再审申请人包七宝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久英
审判员 刘正利
审判员 孙向群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刘冬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