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辽02民终432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权，男,1980年9月7日生，住址：大连市沙河口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阳、黄博，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粮日清（大连）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海滨旅游路198号。
法定代表人：郝克非，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硕，辽宁怀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权因与被上诉人中粮日清（大连）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辽0291民初11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阳、黄博，被上诉人中粮日清（大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清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权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对情况说明中导致会议室一片混乱，喊叫声乱成一片的原因是谁造成的事实未予查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应当就上诉人存在违纪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未提供证据证明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证人出庭作证已证明系上诉人的直接上司孙某当时失控，大声喊叫，才导致会议室一片混乱，庭审中，被上诉人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存在奖惩制度第5.4.2条规定的违纪事实，被上诉人给予上诉人的严重警告处分于法于据。上诉人的检讨书中只是陈述”在走廊同上级沟通时声音过大，没有顾全大局......”，并不存在奖惩制度第5.4.1条规定的”在工作场所喧哗、吵闹、妨碍他人工作而不听劝告的”违纪事实，被上诉人就检讨书的内容给予上诉人严重警告处分，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日清公司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上诉人存在违纪的事实，证据确实，从上诉人提交的情况说明中无论是其与孙某情绪激动地讨论被安排出差是否违法的问题，要投诉孙某的问题，还是质问孙某凭什么拍桌子，接着自己也拍桌子，不停地质问若干情节，都可以判断二人是在吵架，否则证人方志也不会去拉架，相信对领导意见再大，在领导单方面斥责员工的时候，也不会跑去以抱住领导的方式阻止，显然上诉人的说辞不符合正常逻辑，方志也并没有如实作证。首先，孙某的办公室与方志的办公室隔断为实墙，坐在方志的位置根本无法看到高权到底是站着还是坐着，并且上诉人本人称”我也站起来质问他，你要干什么，同时我也不停地质问他干什么，要打人吗，不要碰我”，而方志说只听到孙某一个声音，上诉人在座位上没有动，上诉人的所有说辞及证据都相互矛盾，还反称一审判决断章取义，在仲裁阶段，上诉人称自己有第一次处罚时的录音，但却拒绝拿出作为证据，显然不敢如实陈述客观事实。针对上诉状称的再者部分，被上诉人已经进行了充分的举证，上诉人在办公室与孙某大吵大闹，导致会议室一片混乱，喊叫声乱成一片，想必这失控的场景，上诉人应当很深刻，应是其情况说明中感受最真实的部分，这是当事人这部分的感受，真实地说明了问题，喊叫声乱成一片，肯定不是由于孙某一个人，如果上诉人没有动坐着，拉架的人说什么内容，很难解释，都已经乱成一片足以说明其存在奖惩制度第5.4.2中的破坏工作秩序，给予其严重的警告可以说是有法有据的。关于第二次违纪，视频上已经显示的很清楚，包括上诉人以及证人方志在内的四人对孙某拦截起哄，在办公室大吵大闹，严重破坏了工作秩序，违反了规章制度，被上诉人的所有处分均没有不妥。
高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支付违约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38507.16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7月19日，被告组织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对《奖惩制度》内容草案进行讨论和表决，后经公司综合管理部批准，于7月24日正式生效实施，于7月25日以张贴形式，在公司食堂通道口处的公告栏里对制度内容进行了公示，7月27日被告组织原告所在部门进行了制度培训。其中制度的第5.4.1及5.4.2条规定，在工作场所喧哗、吵闹、妨害他人工作而不听劝告的；对同仁恶意攻击、诬陷、伪证或挑拨离间、蛊惑人心、无理取闹、暴力威胁、恐吓同事，破坏工作秩序、团队建设的，予以严重警告，并通知被处罚员工，如造成损失并负赔偿责任；5.6.12条规定，十二个月内警告累计达3次或1次警告和1次严重警告处分，或严重警告处分后三个月的月度绩效考核，平均得分在50分以下的，予以解除劳动合同，并视情节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2017年8月1日，原告因工作原因与其直属领导孙某在言语上发生冲突，严重影响了公司正常的工作秩序，影响了其他员工的正常工作，被告依据《奖惩制度》5.4.2条规定给予原告严重警告处分。同年11月29日，在部门会议中，同样由于与领导沟通不畅，包括原告在内的4名销售人员在公司办公楼走廊内公然吵闹、大声喧哗，扰乱公司正常的工作秩序，被告《奖惩制度》中5.4.1条规定，给予原告严重警告处分。2017年12月20日，被告经职代会审议通过后，依据《奖惩制度》5.6.12条及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向原告开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于12月21日将该决定向全公司进行通告，双方劳动合同关系于当日正式解除。
原告对两次违纪事实均不认可，认为被告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因赔偿金、克扣工资事宜于2017年12月26日向大连金普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原告不服仲裁结果，于2018年1月3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在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9条规定，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本案中，被告《奖惩制度》通过民主程序制订的规章制度，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律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对原告在职期间的行为具有约束力。
从原告自行书写的《情况说明》来看，其中关于第一次违纪事件的描述（推门进来三四位同事，抱住他将他拉走离开我的身边、会议室一片混乱、喊叫声乱成一片）已脱离正常沟通工作的范畴，恰恰说明了其行为造成的后果符合被告奖惩制度5.4.2条，被告以此为据予以其严重警告处分并无不当，该处分的送达形式为公告板张贴，不违反国家法律及公司制度规定，且从结果来看，已经达到通知本人的效果和目的，故告知程序亦无不妥。
原告第二次违纪有被告提供的视频资料和原告的检讨书为证，其内容相互印证，客观反映出原告当时行为举止已经构成奖惩制度5.4.1条规定，被告因此给予原告第二次严重警告处分有事实及制度依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随后被告依据《奖惩制度》5.6.12条，以原告12个月内累计达1次警告，1次严重警告处分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并征求工会意见的行为亦符合法律规定。被告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法律依据明确，程序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告认为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支付赔偿金138507.16元，但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其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高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元，由原告高权负担。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判决查明的”2017年8月1日，原告因工作原因与其直属领导孙某在言语上发生冲突，严重影响了公司正常的工作秩序，影响了其他员工的正常工作，被告依据《奖惩制度》5.4.2条规定给予原告严重警告处分。同年11月29日，在部门会议中，同样由于与领导沟通不畅，包括原告在内的4名销售人员在公司办公楼走廊内公然吵闹、大声喧哗，扰乱公司正常的工作秩序，被告《奖惩制度》中5.4.1条规定，给予原告严重警告处分。”一节事实不予确认，对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7年8月1日，高权因工作原因与其直属领导孙某在言语上发生冲突，日清公司以高权不服从上级安排工作，同上级沟通过程中态度恶劣，在公众场合辱骂上级，造成极其恶劣影响为由，依据《奖惩制度》5.4.2条规定于2017年8月3日给予高权严重警告处分。2017年11月29日，在部门会议中，高权等4人由于与部门领导沟通不畅，日清公司以包括高权在内的4名销售人员在公司办公楼走廊内公然吵闹、大声喧哗，扰乱公司正常的工作秩序，造成恶劣影响为由，于2017年12月19日依据《奖惩制度》中5.4.1条规定，给予高权严重警告处分。
日清公司在一审法院于2018年3月23日开庭审理本案的庭审中陈述，两次处罚高权的依据为：”情况说明中'这里整个会议室一片混乱等'由于原告的不当行为造成对公司工作秩序的影响，其处理情绪的态度是公司处罚的根本原因，并非其与领导的争端，这两次处罚均由其自己书写的情况说明及检讨书作为惩罚依据”。
2017年8月1日上午，高权与其直接上司孙某在办公室发生争议的情况，在一审诉讼中，证人方志出庭作证所作的陈述为：当日8：30左右大家到了公司后，原告（高权，下同）需要出差带了行李箱也到了公司，需要与领导协商，就进入了孙（绍鹏）的办公室。门就关上了，我们当时都坐在外面的办公室，里面讲话我们也听不清楚。过了一阵我们就听出拍桌子声音，我就听见孙（绍鹏）大声说你给我出来，他是南方口音，我一听就听出来了。我与同事害怕里面打起来了，我们就进入了，原告坐在里面的椅子上，孙（绍鹏）就往原告身上冲，还在喊你给我出来，我就过去给孙（绍鹏）抱住了。当时也有同事一起去把孙（绍鹏）拉走了，但是原告是一动不动，自始自终都是孙（绍鹏）在歇斯底里。整个过程持续了5、6分钟，原告又回到外面的办公室了，孙（绍鹏）也回去了。日清公司在二审中表示证人方志是其公司员工，截止本案二审庭审时仍然在其公司工作。
对于日清公司于2017年8月3日给予高权的处罚，日清公司的工会主席出庭作证陈述”这个我也是公司公告栏看见的，时间大概在8月左右”。
高权从2004年7月19日起开始在日清公司工作。2017年12月20日，日清公司向高权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通知高权2017年12月21日解除劳动合同。日清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前十二个月，高权的平均工资标准为4881.22元。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焦点问题为：日清公司解除其与高权的劳动合同是否违法。本院分析如下，首先，日清公司在一审诉讼中陈述其两次处罚均由高权自己书写的情况说明及检讨书作为惩罚依据。从情况说明载明的时间看，情况说明是高权于2017年12月1日出具，是日清公司于2017年8月3日给予高权严重警告之后，高权不服公司的处罚而向公司反映情况，向日清公司陈述其与孙某发生争议的原因及经过，而日清公司以高权在后出具的情况说明作为依据对之前的行为进行处罚显然不当。其次，日清公司在诉讼中主张其于2017年8月3日给予高权严重警告处分是因为情况说明中载明”整个会议室一片混乱等”，由于高权的不当行为造成对公司工作秩序的影响。而日清公司对于引发该事件的原因并未调查清楚，是否存在高权在诉讼中主张因其要举报孙某的”问题”而遭报复，从一审中证人方志的证言看，虽然高权与其直接上司孙某因工作安排而发生争议，但孙某与高权发生争议时是孙某在大声喊叫，并冲向高权的身体，自始自终都是孙某在歇斯底里，即导致公司工作秩序混乱的原因是否是高权的单方行为所致，日清公司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再次，高权出具的检讨书中载明因其”在办公室走廊同上级沟通时声音过大”，而被处以严重警告。日清公司作出的处罚决定，直接涉及到可能导致高权被解除合同或者开除，在此情况下，日清公司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后，应给予高权必要的申辩机会，从现有的证据看，日清公司并未给予高权申辩的机会，一审中，对于日清公司于2017年8月3日给予高权的处罚，日清公司的工会主席出庭作证陈述”这个我也是公司公告栏看见的，时间大概在8月左右”，由此表明，日清公司成立了工会组织，但在处罚高权并解除合同时其并没有及时将处理结果通报工会，并听取工会意见，给予高权申辩的机会，日清公司对此亦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综上，日清公司不能充分证明其解除劳动合同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解除劳动合同合法，应承担不利后果。可以认定日清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应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由于双方对于日清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前十二个月高权的平均工资标准为4881.22元均无异议，因此，日清公司应向高权支付的经济赔偿金为：136674.16元（4881.22元×14×2）。高权主张日清公司支付赔偿金，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驳回高权的诉讼请求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高权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对其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辽0291民初1107号民事判决；
二、中粮日清（大连）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高权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36674.16元；
三、驳回高权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由日清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日清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丁大勇
审判员 阁成宝
审判员 杨 威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任建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