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262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洪海，男，1962年3月4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爱国，北京市中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尚文勇，北京市中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旭生，女，1963年3月6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维，北京市五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洪海因与被上诉人罗旭生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1民初208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洪海之委托诉讼代理人于爱国、尚文勇、被上诉人罗旭生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洪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改判支持刘洪海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罗旭生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在2015年6月30日之前支付660万元，已逾期超过10日，刘洪海有权要求解除；2016年9月30日已向罗旭生发送解除合同通知，合同已然解除。
罗旭生辩称，不同意刘洪海的上诉请求。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付款方式是自行划转的方式，但是刘洪海并未提供接收款项账户，付款方式不明确；刘洪波只是刘洪海的传话人，并未向罗旭生出示任何委托手续，之前款项交接时刘洪海到场处理，最后一笔款项为660万且该时间与过户时间基本同步，所以需要刘洪海配合办理，但罗旭生无法与刘洪海直接取得联系，催促刘洪海来京办理交接事宜不成，无法付款的过错不在罗旭生；刘洪波不是刘洪海的代理人，所谓发送的解除合同通知，既无法证明是向罗旭生发送的，同时刘洪波发送的也没有法律效力。
刘洪海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解除刘洪海与罗旭生签订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2、要求罗旭生协助刘洪海办理注销网签的相关手续。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3月27日，刘洪海、罗旭生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罗旭生购买刘洪海名下位于北京市东城区401号房屋（以下简称案涉房屋），该房屋未设定抵押，未出租。成交价格为人民币730万元，罗旭生应于合同签订当日向刘洪海支付定金人民币50万元，定金通过自行交接方式划转。罗旭生采取全款方式支付房屋成交总价款。第一次于网签后90日内（2015年6月30日），罗旭生向刘洪海支付人民币660万元。第二次于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当天，罗旭生向刘洪海支付20万元。刘洪海、罗旭生最晚应于合同签订之日起90日内，共同向房屋权属登记部门申请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手续。如合同履行期间，因产生需要延长申请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的登记时间的情况，双方应当另行签订书面的补充协议。如因刘洪海原因致使罗旭生未能在合同签订之日起120日内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的，罗旭生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如罗旭生解除合同，刘洪海应于5个工作日内将其收取的罗旭生全部付款返还罗旭生，并按照房屋成交价的20%向罗旭生支付违约金。如罗旭生选择继续履行合同的，刘洪海应当继续履行房屋权属转移义务，且自本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至实际产权转移登记之日止，刘洪海按罗旭生全部已付款的万分之五/日向罗旭生支付逾期违约金，并于实际产权转移登记之日向罗旭生支付。除不可抗力外，罗旭生未按本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时间付款的，逾期在10日之内，合同继续履行。自约定的应付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至实际支付应付款之日止，罗旭生应按逾期应付款万分之五/日向刘洪海承担违约责任，并于实际支付应付款之日向刘洪海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10日的，刘洪海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刘洪海选择解除合同的，应当以书面的方式进行。本合同自刘洪海向罗旭生发出的书面通知到达罗旭生之日起自动解除。罗旭生应按成交总价款的20%向刘洪海承担违约责任。刘洪海于合同解除之日退还抵扣违约金后剩余的罗旭生已付款；如已付款不足以抵扣，罗旭生应于解除之日支付不足部分。除本合同另有约定的违约责任外，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合同约定义务，经守约方催告后15日内仍未履行合同义务，如合同可继续履行的，双方需继续履行，违约方需按该房屋成交总价的10%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如构成合同解除情形的，适用上述解除的约定。
同日，刘洪海、罗旭生还签订《存量房交易结算资金自行划转声明》，确认双方自行划转交易结算资金。同日，双方签订《收条》，内容为“今收到罗旭生女士交来购买北京市东城区401号房屋定金人民币共计伍拾万元整。另支付卖方刘洪海先生购房款人民币贰拾万元整（房款贰拾万元以实物做价，共计肆件实物，支付卖方刘洪海先生，支付方式为直接付与卖方本人）。上述共计折合房款人民币柒拾万元整”。2015年4月19日，刘洪海、罗旭生办理网签手续并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该合同载明房屋交易价格为人民币506万元。
另查，刘洪海于2013年6月13日与朱琳琳登记结婚。同年8月29日取得上述房屋所有权。经询，朱琳琳表示上述房屋系刘洪海个人财产，由刘洪海个人全权处分。
诉讼中，刘洪海、罗旭生就罗旭生未按约定支付660万元购房款是否构成违约产生争议。罗旭生主张：刘洪海一直在上海工作，由于双方约定自行划转购房款，故需要刘洪海来北京办理相关付款手续；在付款期限届满前，罗旭生准备好购房款后，曾多次向刘洪海之妹刘洪波询问刘洪海何时来京，但刘洪海一直未来京办理相关手续；同时，刘洪海曾有提高房屋售价的意思表示，刘洪波表示会帮忙从中协调。刘洪海则主张：罗旭生未能按约定付款是因为其需要出售另一套房屋，罗旭生从未向刘洪海提出过支付购房款，刘洪海也从未有要求涨价的意思表示，未按约定付款系罗旭生的违约行为。就上述争议，罗旭生提供了其与刘洪波之间的短信记录，主要内容如下：2015年4月28日，刘洪波短信回复称“好的。我大哥不知道回不回北京，我问问他然后回复你”。2015年6月16日，罗旭生向刘洪波发送短信“小刘好，今我看房。赶上电网换电表，预约6月18日上午十点后换咱家，我可以去。换后要带原电卡去供电所更换新证”。刘洪波回复称“原电卡就放在餐厅柜子有空调的那层”。2015年6月29日，刘洪波向罗旭生发送短信称“我大哥还在青岛没有回来，你的事我想当面跟他说比较好，你也不用太着急，我一定尽力帮你说服我大哥，你安心等我消息，注意身体”。2015年7月10日，罗旭生向刘洪波发送短信“小刘好，大哥大概何时回京啊？”。刘洪波回复称“大概下个星期，具体日子还没定，我会安排你们见面聊，应该还有商量的余地，你别着急！”。2015年7月25日，罗旭生向刘洪波发送短信“小刘好，大哥有透露大概何时来吧？！”，刘洪波回复称“没说什么时候回来，有消息我通知您”。2015年8月26日，罗旭生向刘洪波发送短信“小刘好，我一直在京等刘大哥，想必刘哥工作忙，脱不开身。由于部队房只能住到十月，我订9月14日回老家，同父母协商妥后，大至9月20日回京。然后租房搬家，就此行程告知，以免刘大哥回京不在，谢谢！”。刘洪波回复称“嗯，好的，因为阅兵的原因近期我哥应该不会回京，有消息我会通知您的”。2015年9月8日，罗旭生向刘洪波发送短信“小刘好，我过几小时再给琳琳（刘洪海之妻朱琳琳）电话，因230万又还回亲友了，现等筹款电话，以便有把握”，刘洪波回复称“好的”。2016年3月15日，罗旭生向刘洪波发送短信“小刘好，20个工作日到账，今还未到账，款一到立刻告诉。代告刘大哥，应是这几天的事”。2016年3月23日，罗旭生向刘洪波发送短信“小刘好，款已到舅舅账上，要求我先生与我共同签字。因是家族房产，我把钱全拿走，需要一些字据和要求，我爱人周六飞来签字公证完，马上回京。告诉大哥再等几天”，刘洪波回复称“我最近不在北京一直在外地，我会把情况告诉我大哥的，有事再联系！”。2016年9月28日，罗旭生向刘洪海发送短信“小孙好，代问刘姐、刘大哥好！请刘洪海大哥国庆节后，他方便时，来京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刘洪海对上述短信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提出从短信内容中可以看出，罗旭生从未有付款的意思表示。刘洪海亦提供了刘洪波与罗旭生的微信记录及刘洪海配偶朱琳琳与中介公司人员的短信记录，用以证明刘洪波受刘洪海委托于2016年9月30日向罗旭生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以及罗旭生未按约定付款已构成违约，罗旭生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同时提出微信及短信中并不存在催款的意思表示。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订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刘洪海、罗旭生签订的《北京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严格遵守。根据双方签订的《北京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罗旭生应于网签后90日内（2015年6月30日）通过自行划转的方式向刘洪海支付660万购房款。在履行过程中，罗旭生未按约定支付上述款项。现双方就罗旭生的上述行为是否构成违约产生争议。根据罗旭生提供的其与刘洪海之妹刘洪波的短信记录，在上述履行期限届满前，罗旭生曾希望刘洪海到北京商谈相关问题。2015年6月29日，期限届满前一天，刘洪波还曾回复短信告知罗旭生等待消息。而在履行期限届满后，罗旭生与刘洪波还曾多次互相发送短息，商谈履行合同的相关问题。罗旭生曾多次询问刘洪海回京时间，并表示暂时将借来支付购房款的资金归还。刘洪波均未提出要求罗旭生立即付款，若不付款则解除合同。从上述情形可看出，由于双方约定的付款方式为自行划转购房款，罗旭生基于谨慎原则，要求刘洪海来京办理相关手续并无不当，而刘洪海未能在履行期限届满前来京，致使购房款未能支付，故罗旭生未支付购房款的行为并未构成违约。而在履行期限届满后，双方通过短信沟通，仍在协商如何继续履行合同，同时，在签订合同时，罗旭生先行向刘洪海支付了应于房屋产权转移登记当日需支付的购房款，刘洪海亦予以接受。基于保护交易原则，刘洪海、罗旭生签订的《北京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应继续履行。刘洪海以罗旭生单方违约为由，要求解除上述合同，无相关合同及法律依据，法院对此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于2016年12月23日判决：驳回刘洪海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刘洪海提供如下证据：1、刘洪波与中介孙华锋短信截屏，证明刘洪海并未失联，2015年8月孙华锋提到“首付”，即买方希望先付一部分入住；2、刘洪海配偶朱琳琳与罗旭生配偶郑中连短信截屏，证明双方也在直接联系，而非买方所称的卖方失联，2016年4月双方相约取消网签；3、刘洪波与罗旭生微信语音文字版本，证明罗旭生在昆明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的投资被套，无法付房款，请求同情；4、《通知》，证明2016年9月30日刘洪海通过刘洪波向罗旭生发出解除房屋买卖合同的通知书。罗旭生对于上述证据的意见为：对于证据1，不认可属于新证据，罗旭生不知情所以真实性无法确认，而且2015年6月21日短信内容提到了罗旭生筹款的进展，6月26日、7月2日、8月18日短信能看出罗旭生积极约刘洪海来京，且在付款时间经过后因暂时无法付款，将款项还给亲友的过程，通篇刘洪波的回答均表示刘洪海没有回京，刘洪海躲避交易的态度显而易见，对于罗旭生将款项暂还亲友，刘洪波的回答是可以，其并未提出异议，而刘洪海始终未作出任何意思表示；对于证据2，不属于合法的新证据，真实性不认可，朱琳琳曾向法院出示书证，表示其与涉案房屋无关，且其与郑中连均非房屋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内容上也多是朱琳琳的自述，没有证明效力；对于证据3，不属于合法的新证据，真实性不认可，不是罗旭生本人微信号，内容与本案无关；对于证据4，系刘洪波单方形成的文字材料，未向罗旭生合法送达，末尾处刘洪海并未刘洪海本人所签，乃是刘洪波代签，刘洪波并不是刘洪海的有权代理人。
刘洪海又提供了四组证据，证据5、6，刘洪波与我爱我家工作人员孙华锋的现场录音及录音片段（录制于2017年1月7日），证明罗旭生没有足额支付购房款的买卖行为；证据7，孙华锋的工牌，证明孙华锋为我爱我家工作人员；证据8，刘洪海常住人口登记卡，证明刘洪海把户口从案涉房屋迁出。对于上述证据，罗旭生的意见为：对于证据5、6，真实性不认可，录音是否合法不清楚，涉及的人物、事件不清楚，孙华锋亦未出庭作证；对证据7，孙华锋的身份认可；对证据8，刘洪海迁出户口的事实认可。
刘洪海再提供了三组证据，证据9，显示2016年9月25日的刘洪海授权刘洪波的委托书，证明2016年9月25日后刘洪波是刘洪海的有权代理人；证据10，2016年6月27日罗旭生向刘洪波出示的“交易商号：1580012131、交易商名称：罗旭生、日期：2015年6月19日《昆明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交易商对账单》”照片打印件，证明罗旭生资金被套，无法付款，出示该证据是为了让刘洪海给其付款延期；证据11，发票联和收据联，证明2016年9月28日告诉罗旭生找律师，所以才有当天晚上罗旭生给刘洪波发短信。对于上述证据，罗旭生的意见为：对于证据9，真实性无异议，但刘洪海并未向罗旭生披露过，对罗旭不发生效力；对于证据10，真实性认可，是罗旭生在2015年6月20日后向刘洪波出示的，2015年5月该交易所出事导致不能提现，到现在仍在法院处理阶段，不能提现，向刘洪波出示该证据的目的是告诉对方罗旭生有能力付款，但是现在必须改为筹款支付；对于证据11，罗旭生没有参与，真实性无法核实，2016年9月28日是给刘洪波发了短信，刘洪波没给回复。
罗旭生提供了五组证据，证据1，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病历及诊断证明，证明罗旭生有合理理由不到庭；证据2，招商银行西直门支行出具的资产证明，证明截止到2015年6月30日罗旭生个人在招商银行有存款2741272.99元；证据3，罗旭生亲戚孙钢出具的说明及账户，证明罗旭生向孙钢借款100万，拟支付房款；证据4，淄博郎侨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材料及该公司账户明细，拟证明罗旭生的付款能力；证据5，宜春大海龟生物科学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及该公司账户明细，拟证明罗旭生的付款能力。对于上述证据，刘洪海的意见为：对于证据1，不属于确因身体原因无法到庭的理由；对于证据2-5，其中两家是有限公司，有限公司的款项是否借给罗旭生没有凭证，不能证明罗旭生有支付房款的能力。
针对上述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本院作出如下分析：关于刘洪海是否失联，刘洪海提供的证据1、2涉及了案外人孙华锋、朱琳琳、郑中连，但结合一审法院认定刘洪波与罗旭生联系的事实，可以认定，在2015年6月30日前罗旭生可以通过刘洪波与刘洪海联系，至于两份证据提及首付问题、取消网签事宜，由于孙华锋、朱琳琳未到庭作证，且朱琳琳并非刘洪海的有权代理人，所以首付问题、取消网签问题，本院不作认定；关于刘洪波的委托手续，刘洪海提供的证据9在委托书日期并无问题的情况下，仅能证明刘洪海2016年9月25日委托了刘洪波处理案涉合同相关事宜，但其并未提供证据曾向罗旭生披露该委托书，据此该委托情况无法直接对罗旭生产生效力，相应地刘洪海提供的证据3、4，即使该微信接收人是罗旭生，在发送人是刘洪波的情况下，不能视为刘洪海向罗旭生发解除通知，不产生解除效果，相应地关于刘洪海提出对该微信中的声音是罗旭生进行鉴定拟证明接收人是罗旭生，该鉴定申请亦无支持的必要；关于刘洪海迁出户口、刘洪海委托律师一事，刘洪海提供证据8、11，该事实与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无关，本院不作评价；关于罗旭生是否必须到庭，不需要认定刘洪波发送解除通知的对象是否是罗旭生，所以罗旭生不是必须到庭，所以罗旭生提供的证据1，本院不作评价；关于罗旭生是否有付款能力，罗旭生提供证据2-5，刘洪海提供证据5、6、7、10，罗旭生主张自己付款是通过自己存款、向亲戚借款、向其他公司借款，虽然刘洪海证据5、6、7不足以反驳罗旭生有付款能力，但是罗旭生向刘洪波出示证据10即罗旭生在交易所的2015年6月19日交易对账单，正如罗旭生认可的该交易所出事导致从2015年5月到如今无法进行提现，所以该对账单无法证明罗旭生有付款能力，罗旭生关于该出示行为目的的陈述不具有可信性，亦使本院对其提供的四组证明付款能力的证据的合理性产生怀疑，而刘洪海的陈述更具有合理性，罗旭生出示该对账单是为了证明自己在该交易所有资金但有原因无法提现，付款能力存在问题，至于进一步要求刘洪海做什么，不言而喻，就是对付款日期进行宽限，同时关于出示的时间，罗旭生表示时间为2015年6月20日以后而刘洪海表示时间为2015年6月27日，本院审理中曾将刘洪波手机向本院出示显示时间为2016年6月27日，故此刘洪海关于出示时间的陈述可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本院对证据的分析，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6月30日前罗旭生可以通过刘洪波与刘洪海联系，不存在刘洪海失联的情况；2016年9月30日前，对罗旭生而言，刘洪波并非刘洪海的有权代理人；2015年6月27日，罗旭生向刘洪波出示《昆明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交易商对账单》，是为了证明自己在该交易所有资金但有原因无法提现，付款能力存在问题，并要求刘洪海给予宽限期；罗旭生在2015年6月30日之前付款能力存在问题；2016年9月28日罗旭生向刘洪波而非刘洪海发送短信，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无误。
本院审理中，罗旭生陈述：无法证明通过电话问刘洪波索要刘洪海账户，没有在短信中要求刘洪波要求刘洪海的账户的证据；出示交易商对账单时只是让刘洪波约刘洪海来京。关于未依约付款的理由，2017年3月21日庭审中罗旭生陈述：刘洪海没有明确的接款账户信息，资金属于自行划转，无法联系刘洪海本人及见面洽商无法协商合同后续的问题，通过与刘洪波联系但刘洪海一直没有来京，只有无限等待；2017年4月11日庭审中罗旭生陈述：刘洪波没有代理权，联系不到刘洪海本人，付款方式没有约定；2017年4月18日开庭中罗旭生陈述：对方未给账户、刘洪海未到北京、联系不到刘洪海，另外，刘洪海与罗旭生是同一系统单位的，刘洪海当时做过免职，纪检正在监察，而因刘洪海长时间未出现，就迫使罗旭生想见到刘洪海本人核实问题。
本院认为，结合当事人上诉请求及庭审情况，本案的争议焦点应为：罗旭生是否逾期付款并构成违约；刘洪海是否进行了有效解除；刘洪海本案是否可行使解除权。
焦点一，关于罗旭生是否逾期付款并构成违约问题。合同约定罗旭生应在2016年6月30日之前向刘洪海支付660万元，客观上罗旭生并未依约履行，且逾期超过10日。罗旭生主张刘洪海并未提供接收款项账户，合同约定该笔660万元为自行划转，所以罗旭生应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支付该笔款项，罗旭生在2016年6月30日之前并未要求刘洪海一方提供接收款项账户，且罗旭生2016年6月30日前在与刘洪波联系时并未表示660万元已备齐但不知如何付款，所以罗旭生该主张不足以免除其依约付款的义务；罗旭生主张在付款期限到来之前与刘洪波曾谈及刘洪海未从青岛回来，双方合同并未约定刘洪海与罗旭生见面后再行款项交接，罗旭生在与刘洪波联系时亦未明确表示要求刘洪海回北京才向其付款，只是刘洪波在与罗旭生联系时表示刘洪海还在青岛没有回来（回北京），但刘洪海于2016年6月30日前未回北京不是罗旭生未依约付款的免责理由；罗旭生主张联系不到刘洪海，除在签署合同和第一次接收款项时刘洪海出现外，此前就本案所涉交易罗旭生均与刘洪波联系，虽然刘洪波在2015年6月30日前并非刘洪海的有权代理人，但罗旭生就合同履行的意见均可通过刘洪波转达刘洪海，所以在罗旭生与刘洪波可以保持联系的情况下，联系不到刘洪海的意见不成立，不能成为罗旭生未依约付款的免责理由；罗旭生主张刘洪海可能涉及被纪检监察使罗旭生对刘洪海的履约能力产生怀疑，根据庭审情况该事项罗旭生此前并未作为未依约付款的明确理由，只是在最后一次开庭审理时才明确提出，罗旭生也无确切证据证明该情况的存在，罗旭生催促刘洪海到京但没有证据显示催促目的是为了要与刘洪海核实该问题，该问题也并非与刘洪海本人见面才可以核实，而且并无证据显示罗旭生在与刘洪波2015年6月30日之前联系过程中向刘洪波谈及刘洪海被纪检监察一事，所以该意见不能成为其未依约付款的理由。
同时，关于罗旭生向刘洪波出示《昆明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交易商对账单》的目的，罗旭生与刘洪海各执一词，本院查明事实部分已进行分析，刘洪海的意见更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采信刘洪海的意见，即2015年6月27日罗旭生向刘洪波出示《昆明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交易商对账单》，是为了证明自己在该交易所有资金但有特殊的原因导致无法提现，付款能力存在问题，并要求刘洪海给予宽限期。罗旭生并无证据证明刘洪海同意宽限期以及刘洪海同意免除罗旭生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
综上，罗旭生存在逾期付款行为，且超过10日，已构成违约。
焦点二，刘洪海是否进行了有效解除。案涉合同约定合同解除应当以书面的方式进行，刘洪海未提供证据证明2016年9月30日外以书面形式向罗旭生发送了解除通知，但刘洪海主张其在2016年9月30日向罗旭生发送了书面的合同解除通知，但就此存在两个问题，问题一，刘洪海所称的解除通知是刘洪波以刘洪海的名义发送的，效力存疑，问题二，解除通知的接收人是否为罗旭生存疑。由于刘洪海并无证据证明其将2016年9月25日出具给刘洪波的委托书对罗旭生进行了披露，所以对于罗旭生而言，刘洪波并非刘洪海的有权代理人，相应地，刘洪波发送的解除通知，对于罗旭生而言，不能视为刘洪海发送的，所以刘洪海所主张的事实不足以对罗旭生产生有效解除的法律后果。至于刘洪波发送微信的接收人是否为罗旭生已非必要查明事实，本院对刘洪海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
焦点三，刘洪海是否可行使解除权。合同解除权是一种形成权，依法定或约定享有合同解除权的当事人经其单方意思表示即可使合同效力归于消灭，从而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重大影响，如果解除权人长期拥有合同解除权，但其既不行使也不放弃，则合同随时有被解除的可能，将使合同各方当事人的关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这显然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维护交易稳定和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立法目的相悖的。因此，合同解除权与其它形成权一样，应受到除斥期间的限制，如经过合理期限而不行使，解除权则归于消灭。《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的，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的，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本案中出现了对方当事人没有催告的情形，该类情形的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没有规定，可类推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二款关于“……对方当事人没有催告的，解除权应当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一年内行使；逾期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的规定，应当认定本案解除权行使期限为一年。故刘洪海享有解除权，但从其享有解除权之日到本案行使解除权时，已超过了行使解除权的合理期限，其解除权已经丧失，所以刘洪海无法据此要求解除合同以及办理网签注销手续。需要指出的是，刘洪海不能行使解除权不影响刘洪海依据合同向罗旭生主张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
综上所述，刘洪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2900元，由刘洪海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文军
代理审判员 高 磊
代理审判员 王继玉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周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