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最高法民申12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济南市历下区燕山工业小区开发建设总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下井村东200米。
法定代表人:张凯,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虎明,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慧冬,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山东万城佳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环山路108号中创开元山庄27号楼2305室。
法定代表人:朱清国,该公司总经理。
再审申请人济南市历下区燕山工业小区开发建设总公司（以下简称燕山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山东万城佳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城公司）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鲁民终10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燕山公司申请再审称，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第十一项规定情形，再审请求：1.撤销原判决，驳回万城公司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万城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决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情形。1.原判决认定《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以下简称《转让合同》）有效，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原判决对燕山公司是否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的事实认定错误。案涉土地使用权转让有特殊历史背景，不同于现在通过市场招拍挂取得土地使用权。2004年3月18日，《关于继续开展经营性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情况执法监察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监察通知），要求各地严格执行经营性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制度，在2004年8月31日之前，将历史遗留问题界定并处理完毕。8月31日后，不得再以历史遗留问题为由采用协议方式出让经营性土地使用权。2004年8月24日，燕山公司与济南市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国土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下简称《出让合同》），2004年8月27日，济南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作出《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并出让给济南市历下区燕山工业小区开发建设总公司的批复》（济政土字[2004]883号），同意按照历史遗留问题的经营性用地处置，将其中109686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协议出让给燕山公司。因按历史遗留问题协议受让的土地并未达到净地交付条件，土地的各项规划条件也均为暂定，暂无法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2007年7月19日，燕山公司与投资公司签订《转让合同》，将燕山公司协议受让的土地中的44.7亩土地转让给投资公司。《转让合同》第五条第1款第2项规定，投资公司成立起项目公司后，五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3000万元整用于向土地部门缴纳该宗土地的出让金。第五条第3款规定付款额2367.84万元在地上建筑物搬迁完毕达到本合同约定条件是十五个工作日内支付。可见万城公司在签订《转让合同》时对土地尚未缴纳土地出让金且地上物尚未拆除是明知的。在涉案地块未缴纳土地出让金且未拆除地上建筑物前，国土局不可能向燕山公司交付土地，故涉案土地仅有政府批复和《出让合同》，并未实际交付土地，燕山公司并未实际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若燕山公司已经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市政府将无权通过批复方式将收回土地，而是应当通过土地收储方式收回土地。原判决仅依据政府批复和《出让合同》认定燕山公司已经取得土地使用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
（2）原判决认定合同效力适用法律错误。第一、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买卖解释）和《关于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开荒批复）认定《转让合同》有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界定了买卖合同是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土地使用权解释）和买卖解释调整范围不同，土地使用权解释适用于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涉及使用权问题，而买卖解释适用于买卖合同即买卖标的物所有权的合同，涉及的是所有权问题，两个司法解释调整的不同的法律关系，故本案适用买卖解释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涉案土地用途为住宅小区用地，并非开荒用于农耕的土地，原判决适用开荒批复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第二、原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十五条认为物权变动与合同效力是独立存在的，认定《转让合同》有效，属适用法律错误。物权法正式实施在双方签订《转让合同》以后，按照“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对合同效力的认定不应当依据物权法。即便适用物权法的规定，原判决对物权法第十五条的理解与适用也存在错误。根据燕山公司陈述的历史背景，《转让合同》签订时尚未缴纳土地出让金，涉案地块上尚有原用地人未搬迁拆除，燕山公司与国土局并未进行土地的交付，燕山公司未能实际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又被市政府将土地收回，并非简单的未办理物权登记。物权法第十五条中特别约定了“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根据土地使用权解释第九条“转让方未取得出让土地使用权证书与受让方订立合同转让土地使用权，起诉前转让方已经取得出让土地使用权证书或者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同意转让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对合同效力问题，应适用土地使用权解释，而不应当适用物权法。原判决认为土地使用权解释第九条并未明确否认合同效力，继而认定合同有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从法律条文本身理解，转让方未取得出让土地使用权证书与受让方订立合同转让土地使用权的效力，只有在起诉前具备已经取得出让土地使用权证书或者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同意转让两个条件下才认定有效。而本案这两种情形均未达到，不具备合同生效条件，合同成立但未生效，应当认定《转让合同》无效。
2．关于《转让合同》违约责任承担问题。首先，《转让合同》签订时，万城公司知晓尚未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且地上物尚未拆除达到净地条件，但其仍与燕山公司签订《转让合同》，完全为了自身利益，规避“831”大限之后通过市场招拍挂高额拿地成本的法律风险。其作为房地产开发商，应知晓合同可能存在无效或无法履行的法律风险仍进行投资，该投资风险不应当完全归责于燕山公司，要求燕山公司承担全部违约责任，有违公平合理原则。其次，《转让合同》不能履行并非燕山公司恶意违约导致。因当时“831大限”，燕山公司以协议出让方式取得包括涉案土地在内的姚家镇下井村片区土地规划策划方案未编制，项目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后因项目北侧山东省广电局地球站无法落实搬迁后的辐射影响和信号接收问题，济南规划局一直未能出具正式规划指标。加之，原土地使用单位无法顺利搬迁等原因导致，国土局一直未能向燕山公司交付土地。2009年12月17日，市政府将土地收回。上述事实有燕山公司向济南市规划局报送的申请、济南市规划局复函、济南市政府的批复予以证实，足以证明《转让合同》不能履行是因为规划和搬迁问题等政府行为导致，燕山公司并未恶意违约。原判决认为燕山公司无证据证明规划和搬迁问题，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认定燕山公司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再次，万城公司作为房地产开发企业，在签订《转让合同》时已经了解涉案土地风险，之后也明确知道涉案土地存在规划和搬迁问题，在土地被政府收回后仍通过山东省政府督察办公室进行协调处理。万城公司作为合同的主体一方，同样应当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在长达近10年时间放任投放资金不予处置，辩称对土地情况毫不知情，有违常理，应当承担损失扩大的责任。原判决仅依据燕山公司无法提供书面证据，就将防范损失扩大的责任全部判由燕山公司承担有失公平。
3.关于违约金条款的适用问题。首先，原判决按照《转让合同》中关于迟延履行违约金条款判决燕山公司支付违约金，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首先，《转让合同》属于无效合同，不应当适用违约条款。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故《转让合同》中约定的违约条款不能适用，双方均具有过错，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其次，即便《转让合同》有效，该违约条款也不应适用。《转让合同》第九条第二款约定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是基于合同继续履行约定的违约金条款，并非合同解除的违约条款。万城公司主张合同解除，故不应当适用继续履行的违约条款。双方不属于买卖合同关系，原判决依据买卖解释第十六条规定买卖合同因违约而解除后，守约方继续主张适用违约金条款的规定，不应适用，且该规定是指解除合同违约金，而非继续履行违约金，故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燕山公司与国土局签订《出让合同》时，包含涉案土地在内的土地尚未明确规划条件并且土地尚未拆迁完毕，故不可能为燕山公司办理土地使用权证，故《转让合同》约定的土地使用权转让过户手续实际无法实现。因政府原因导致燕山公司无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燕山公司承担全部责任有失公平。双方已经实际变更了《转让合同》中关于土地使用权转让过户手续办理的约定，原判决仍依据该条款判决违约金显然错误。《转让合同》约定收到3000万元后将土地使用权办理到投资公司项目公司名下，万城公司并非其项目公司。时隔一年以后签订了《变更协议书》，将土地受让方变更为万城公司，此时早已过了土地过户时间，三方已经以实际行为变更了土地过户的约定，对后续办理土地过户的事情并未进行明确约定，万城公司也未向燕山公司发过任何书面要求办理土地过户的函件。原判决依据已经变更的条款判决燕山公司支付违约金，属于认定事实错误。
再次，原判决认定《转让合同》无法履行的时间节点错误，导致违约金计算方式错误。根据燕山公司提交的2009年12月17日，市政府作出济政字[2009]72号文件可见，在2009年12月17日，国土局就实际收回了燕山公司以出让方式获得的土地。该批复属于政府行政行为，一经做出就有法律效力和对外公示效力。即便法院认定合同有效，合同根本无法履行的节点也应当是在2009年12月17日，而非2014年11月14日。土地被政府收回后是否进行招拍挂、何时进行招拍挂，均与当事人没有任何关系。故原判决认定合同不能履行的节点错误，判决支付违约金的起止时间错误。
最后，原判决认为违约金不高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原判决举证责任分配错误，燕山公司提出违约金过高后，法院应当要求万城公司举证证明因此造成的实际损失。但万城公司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实际产生了损失。法院却将万城公司实际损失的举证责任分配给燕山公司，属于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原判决认定燕山公司应当承担安全关照的附随义务，但法院判决燕山公司支付的违约金远远超过万城公司支付的本金，该违约责任与燕山公司应当承担的附随义务明显不对等。原判决依据2014年土地招拍挂价格计算万城公司可得利益，认定燕山公司违约金不高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涉案土地当时是协议出让方式，土地价格较低。双方合作土地面积仅44.7亩且万城公司仅支付了3000万元款项。土地被政府收回后于2014年11月份进行市场公开招拍挂，涉案的土地因规划调整、面积不同将直接导致土地价值的不同，且该土地与燕山公司、万城公司无任何关系，招拍挂的土地与涉案土地不但土地取得方式不同、面积不同，并且已经时隔8年之久。两个不同标的地块价值不能单纯通过加、减进行测算。万城公司仅支付3000万元，原判决依据现在公开市场招拍挂价格简单推算万城公司可得利益，显然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在判决违约责任的承担时不能单纯依据合同条款，应当结合双方在合同不能履行的责任、各方的实际损失及获利综合考虑。合同最终无效或不能履行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涉案土地规划问题导致，燕山公司对此并没有明显过错，合同附随义务不应当承担如此严重的违约责任。虽然燕山公司收到万城公司3000万款项，但该款项并没有用于投资，即便产生收益也仅能是存款利息，原判决按照年利率24%认定违约金不高显然不当。万城公司作为投资企业，明确知晓涉案土地存在风险仍进行投资，也应当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
（二）原判决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一项情形。
原判决认定燕山公司向万城公司支付自2014年11月15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以3000万元为基数，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但万城公司的诉讼请求中并未要求燕山公司支付利息，原判决超出万城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查认为，燕山公司的再审申请不能成立。（一）关于原判决是否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情形的问题。燕山公司申请再审主张，原判决依据买卖解释和开荒批复认定《转让合同》有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对其该主张，不予支持。第一，原判决参照适用买卖解释，并无不当。虽然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针对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但该法第一百二十四条也规定了“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鉴于我国目前不允许土地所有权买卖，只能买卖土地使用权，而合同法和其他法律又尚未明文规定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这一类型，故原判决参照适用与其最类似的买卖合同处理，符合合同法规定。对此，买卖解释第四十五条也规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对债权转让、股权转让等权利转让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和第一百七十四条的规定，参照适用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可见，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作为一种权利转让合同，参照适用买卖合同有关规定处理，并无不当。第二，原判决并未适用开荒批复处理本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所指原判决是特指生效判决。经查本案二审判决的本院认为部分，并无提起上述开荒批复，更未适用开荒批复认定《转让合同》有效。第三，原判决依据物权法第十五条认定燕山公司是否取得以及能否实际转让土地使用权，不影响《转让合同》效力，不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燕山公司申请再审主张，应适用当时已颁布的土地使用权解释第九条“转让方未取得出让土地使用权证书与受让方订立合同转让土地使用权，起诉前转让方已经取得出让土地使用权证书或者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同意转让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认定《转让合同》的效力，而不能适用之后颁布的物权法以及买卖解释。但关于合同效力的认定，并不能机械适用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合同无效即意味着司法权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否定，是国家公权力干预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表现。而意思自治从来都是民事活动的根本原则之一。因此，为实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就应尽量让合同有效，以约束当事人，避免随意主张合同无效，不承担违约责任的不诚信行为。这也是合同法的基本立法价值取向。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一）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效力时，对合同法实施以前成立的合同，适用当时的法律合同无效而适用合同法合同有效的，则适用合同法”。由此类推，本案中，对物权法、买卖解释实施以前成立的合同，如果适用当时的土地使用权解释第九条无效而适用后颁布的物权法或者买卖解释有效的，则可适用物权法或者买卖解释相关规定。
（二）关于原判决是否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情形的问题。首先，燕山公司申请再审主张，原判决关于燕山公司已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的认定缺乏证据证明。涉案土地仅有政府批复和《出让合同》，并未实际交付土地，燕山公司并未实际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承办人经审查认为，原判决认定燕山公司以出让方式取得案涉土地使用权这一事实，不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基本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对原判决、裁定的结果有实质影响、用以确定当事人主体资格、案件性质、具体权利义务和民事责任等主要内容所依据的事实，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基本事实”。可见，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中的“基本事实”应是对原判决结果有实质影响的事实。具体到本案中，原判决是以“燕山公司是否实际取得了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能否进行实际转让，均属于《转让合同》的履行问题，并不影响《转让合同》的效力”为由，认定《转让合同》有效，进而判令燕山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故燕山公司是否已取得土地使用权，对判决结果没有实质影响，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中的基本事实。燕山公司以此为由申请再审，不予支持。
其次，已有证据足以证明原判决关于《转让合同》违约责任的认定并无不当。第一，万城公司签约时是否明知燕山公司尚未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以及地上物尚未拆除情况，与《转让合同》违约责任的承担没有直接关联。一般而言，约定非立即交付的合同都存在因各种主客观因素影响将来无法履行的风险。对此，除非不可抗力，一般都应遵循合同严守原则。具体到本案，双方当事人在签约时即已知晓上述情况，故不属于不可抗力。燕山公司在明知上述情形下仍与万城公司签约承诺将案涉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万城公司，已用行为表明其愿自担可能发生的违约责任风险。该风险只涉及到燕山公司的约定履行义务，与万城公司的约定义务无关。故万城公司无需承担上述风险。
第二，合同不能履行是否因燕山公司恶意所致与其承担违约责任无关。我国合同法以严格责任为一般原则，也即，在是否承担违约责任问题上，一般不考虑当事人不履行约定义务是否存在主观恶意。只要合同一方客观上有违约行为，其就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除非违约行为因不可抗力所致。故燕山公司以其主观上没有恶意，未能履约是因所谓规划和搬迁所致作为再审事由，不能成立。
第三，原判决并未将损失扩大的全部责任都让燕山公司承担。从原判决可知，虽然万城公司上诉请求包括改判燕山公司向万城公司支付2014年11月15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的违约金（以3000万元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五计算），但原判决并未按约定的日万分之五计算违约责任，而是考虑到万城公司在2014年11月15日知道案涉土地使用权已无法取得后未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故将违约责任减少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判决生效之日。可见，燕山公司所谓防范损失扩大责任全由其承担的主张，与事实不符。
第四，《转让合同》对燕山公司承担违约金的约定并非基于继续履行前提。根据合同中“若甲方未按照本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应承担已收款项每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并应继续履行合同。违约金不足以弥补乙方或项目公司损失的,甲方赔偿乙方全部损失”的表述可知，双方当事人约定的燕山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方式分别为违约金、继续履行、赔偿损失等。其中，继续履行与违约金是同时承担，而非违约金的前提。买卖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买卖合同因违约而解除后，守约方主张继续适用违约金条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该语段文义解释为合同因一方违约被守约一方单方解除而终止后，该合同中的违约金条款并不相应终止，守约方仍可依据该违约金条款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至于燕山公司主张该违约金针对解除合同行为，缺乏依据。
第五，原判决让燕山公司承担无法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的责任并无不当。燕山公司申请再审主张，因政府原因导致其无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证，故不能办证的责任不能由其全部承担。但该主张与现行法律规定不符。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由该条可知，即便因合同以外第三人原因造成合同一方违约，违约一方也应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第六，原判决依据《转让合同》中关于土地使用权转让过户手续办理约定，判决违约金并无不当。2007年7月19日，燕山公司与投资公司签订《转让合同》约定，燕山公司在收到3000万元之日起2个月内将土地过户到投资公司项目公司名下并取得土地使用权证。2007年8月15日，投资公司将第一期3000万元支付给了燕山公司。这意味着燕山公司应在2007年10月16日前将土地转移登记到投资公司项目公司名下。但燕山公司直至2008年9月22日三方签订《合同变更协议书》约定土地使用权受让方变更为万城公司为止，都未按约定履行转移登记义务。可见，燕山公司从2007年10月16日起就已经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金责任。至于变更受让方行为则发生在2008年9月22日，并不影响对此前燕山公司违约行为的认定。而且，《合同变更协议书》约定变更受让主体本身只是表明燕山公司履行义务的对象发生变化，但并不能由此得出双方已约定变更土地使用权转移登记时间的结论。
第七，2009年12月17日颁发的市政府【2009】72号文的内容并未表明国土局已经收回了案涉土地使用权。根据该文件可知，市政府就案涉土地使用权对国土局的批复意见为“同意收回”。可见，在批复意见只是表明市政府当时同意了国土局收回案涉土地使用权的请示，并未明确准备收回的时间，更未确认已经收回案涉土地使用权。这反而可以证明案涉土地使用权当时尚未收回且何时收回尚不确定。因此，燕山公司申请再审主张《转让合同》不能履行的节点时间为2009年12月17日，与已查明事实不符。
第八，原判决认定违约金不高，并无不当。首先，二审法院举证证明责任分配正确。一般而言，当事人约定违约金的目的之一在于事先对损失赔偿金额进行锁定，以防将来就损失赔偿具体金额大小产生争议。换言之，一旦发生违约行为，守约方只需依约向违约方提出承担违约责任的具体请求即可，而无需就损失大小，再行举证证明。万城公司以燕山公司为被告主张后者承担给付违约金责任只需举证证明燕山公司存在违约行为，并就违约金数额主张提交计算依据《转让合同》。而燕山公司作为被告提出违约金过高的抗辩主张应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提供证据证明违约金相对于损失过高。
第九，违约金高于本金不能证明显失公平。燕山公司申请再审主张燕山公司没有履行通知的附随义务，却要承担不对等的违约责任，显失公平。对此，违约金高于本金是否公平取决于违约行为性质、持续时间、程度、给对方造成的损失等诸多因素综合判断，而不能仅与违约一方承担的附随义务对比。事实上，原判决认定违约责任针对的是燕山公司没有按约定履行将案涉土地使用权转移登记到万城公司名下这一主要违约行为，而不是所谓没有通知万城公司这一附随义务。
第十，原判决认定违约金不高，并无不当。燕山公司申请再审认为，万城公司仅支付3000万元且案涉土地使用权进行招拍挂之前进行过规划调整、面积不同。土地取得方式也不同。故不能由招拍挂价格简单推算万城公司可得利益。但既然案涉土地使用权在燕山公司违约不办转移登记的8年时间内价值持续呈上涨趋势，且燕山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因招拍挂时的规划与其转让土地使用权给万城公司时的规划不同而导致了案涉土地使用权价值上升。故燕山公司上述否认原判决计算可得利益依据的理由，都缺乏充分证据证明。至于燕山公司以所谓3000万元款项没有用于投资，即便产生收益也仅为存款利息为由，主张原判决按24%年利率认定违约金不高显然不当的申请再审理由，则没有考虑到该款项是万城公司购买土地使用权的第一期出资，而不是用于存款用途。故评价该款项将来的回报也应根据其购买土地使用权进行开发可能得到的收益，而不是将款项存入银行可得的利息。
（二）关于原判决是否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一项情形的问题。燕山公司申请再审主张原判决判令燕山公司支付相应利息超出了万城公司的诉讼请求。根据原判决可知，万城公司一审诉讼请求的中第三项为：燕山公司向万城公司支付违约金4425万元(自2007年10月16日起至2015年11月16日共计2950天,以3000万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计算,嗣后至实际支付之日按照合同约定另行计付)。可见，万城公司要求的违约金是按日万分之五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而一审判决则根据万城公司自认在2014年11月14日公示时知道案涉土地使用权已被招拍挂这一事实，认定万城公司此后没有及时行使合同解除权，通知燕山公司解除合同，直至2015年12月11日才起诉要求解除合同，怠于行使自身权利，故将约定的日万分之五违约金调低至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由上，这并未超出万城公司的诉讼请求范围。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济南市历下区燕山工业小区开发建设总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王友祥
审判员 谢爱梅
审判员 肖 峰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李雪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