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193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
负责人：黄朝晖，该所主任。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朝晖，女，1968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铭，男，1967年10月18日出，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宇梅，女，1971年2月26日出生，瑶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山林，男，1976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艳华，女，1953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
原审被告：常向前，男，1974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
上诉人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黄朝晖、陈铭、刘宇梅、吴山林因与被上诉人张艳华、原审被告常向前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6民初63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黄朝晖、陈铭、刘宇梅、吴山林共同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错误。2017年3月10日，广州市司法局已作出处理，认为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在办理刑事案件中收到转账律师费37万元，该所与委托人确认计时收费共273000元，应退还97000元，现已退款58000元。故一审判决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退还259000元违背案件事实。（二）一审法院遗漏当事人合伙人龙某强律师、官某福律师。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在案涉合同签订和法律服务期间，还有龙某强律师、官某福律师是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存在明显差错。第一，龙某强律师是2011年12月2日成为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2014年12月19日办理退伙手续；第二，官某福律师是2011年7月20日成为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2014年12月30日办理退伙手续。（三）一审法院没有将陈某甲列为被告，遗漏当事人，存在明显差错。陈某甲是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的财务主管，2014年12月10日张艳华汇款30万元到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账户，陈某甲私自于当天取走25万元，并且据为己有。（四）一审法院没有将张善贵列为被告，遗漏当事人，存在明显差错。张善贵是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的行政总裁，已向其他合伙人出具承诺书，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的所有债权债务均由张善贵承担。另补充：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是合法存在的企业，可独立承担责任，根据合伙企业法的规定，一审判决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承担连带责任是不恰当的。本案司法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是通过法定程序认定的事实结果，具有法律效力，张艳华也未申请撤销该决定书。一审以律所最终计时的金额与计件的金额差距过大为由，认定本案律师费为5万元，缺乏依据。
被上诉人张艳华辩称：不同意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黄朝晖、陈铭、刘宇梅、吴山林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一）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黄朝晖、陈铭、刘宇梅、吴山林提供的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向广州市司法局提供了骗取委托人签字的《刑辩委托合同》，又伪造合同签订时间，是单方制作形成的，广州市司法局凭伪造的虚假材料作出的处理意见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不能充当上诉事实依据。1.误导收费，没签合同。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在接受办案期间误导利诱，欺骗委托人，开始以“此案有空间可以操作”接受委托，经双方当面协商收律师费3万元。2014年9月28日下午收1万元现金，2014年10月10日收2万元汇款，2014年11月17日常律师打电话说与办案单位沟通需要5万元，下午汇律所5万元，2014年12月1日常律师又打电话说办缓刑，回家过年需30万元，按法院上的规矩，这种事情基本上没有大问题，费用花出去了，事情肯定能办成，办不成这个钱不会有损失，张艳华和家人相信了他们的承诺，于2014年12月10日汇入律所30万元办缓刑的风险代理费。从2014年9月28日至2014年12月10日，律所共收取38万元费用，都是双方当面口头协商和电话联系确定的，没有签订所谓的《刑辩委托合同》，律所也从没淡过计时付费，每小时3000元，如果按计时付费张艳华会因承受不起高额收费，放弃委托，重新选择律所。2.单方后期制作形成所谓《刑辩委托合同》，张艳华至今没有这个合同。为掩盖他们的违规并使其天衣无缝，在他们收到38万元费用后，制作形成《刑辩委托合同》骗取张艳华儿媳黎某某的签字。2014年12月19日，常律师以给当事人去看守所送生活费为由，把张艳华儿媳黎某某叫到律所，拿出他们事先准备好的所谓《刑辩委托合同》《律师服务费用清单》《律师服务工作时间记录单》《律师接谈笔录(家属一)》等4份材料，这些材料都没写明时间内容，有的也是空白的，让黎某某往他们指定的地方签字，不写时间，黎某某向常律师要一份签名后的材料，他不给，至今张艳华没有合同。2015年1月12日，委托案开庭前常律师给张艳华两张收据，让张艳华和黎某某签名，之后常律师在收据上填写“收到《刑辩委托合同》一份。这行字从表面看是后挤进去的，实际上也是后添写的。这行字，第一，证明在签名后没给张艳华合同。第二，证明张艳华已收到合同，事实上常律师只交给张艳华两张收据，没给张艳华合同。2016年5月法院给张艳华寄的材料才第一次看到所谓《刑辩委托合同》，当时非常气愤。3.伪造合同签订时间。2014年12月19日，常律师让黎某某在所谓《刑辩委托合同》等四份材料上面只写名字，不写时间，为他们日后随意填写，留下时机，根据需要他们把所谓《刑辩委托合同》的签订时间伪造为2014年9月25日。4.违法违规。第一，所谓《刑辩委托合同》违反合同法平等互利、协商一致原则。第二，违反了广东省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第三条，律师服务收费遵循公开公平、自愿有偿、诚实信用的规定。第三，违反了广州市律协关于计时收费备案的规定，违规收费，受到广州市律协通报批评，行业处分。第四，违反广东省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第八条，采用计时收费的，在结案后，律所必须向委托人出具工作清单的规定，律所是在办案前期2014年12月19日出具空白《律师服务费用清单》《律师服务工作时间记录单》先让委托人签名。2014年12月20日到2015年7月30日发生的工作后填写。（二）事实上他们已经同意退款。2017年5月2日，一审庭后调解，黄朝晖等人同意，退本息金额34万多元，一年内退完，由于张艳华外欠款50多万，债主急于要钱，没达成协议。（三）不存在遗漏当事人。1.此案发生纠纷的主体是张艳华与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一审立案前通过法院调查函调取当时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全部合伙人只有四人，而当时备案合伙人中并无龙某强、官某福二人，不存在遗漏当事人问题。另外。一审开庭并未提出遗漏当事人的问题。至于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黄朝晖、陈铭、刘宇梅、吴山林提出的2014年12月19日退伙的龙某强与2014年12月30日退伙的官某福，属于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内部问题，与张艳华无关。2.本案纠纷起因是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为吴某甲办缓刑回家过年的承诺没兑现，吴某甲案的判决是2015年7月3日下达，之后律所迟迟不退费。也就是说本案纠纷是2015年7月3日产生的，而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黄朝晖、陈铭、刘宇梅、吴山林提出的龙某强、官某福二人早已退伙，所以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黄朝晖、陈铭、刘宇梅、吴山林提出的遗漏当事人也不存在。（四）陈某甲是律所财务主管私自取走汇款25万元，应由律所追究他的责任，与张艳华无关，不属于遗漏当事人。（五）张善贵是律所行政总裁，属于律所内部分工，与张艳华无关，不属于遗漏当事人。另补充：广州市司法局的2017年3月10日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偏袒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案涉刑事辩护委托合同是伪造的，而且合同违法违规。该合同的签订情况坚持张艳华一审的意见。行政处罚决定书不能作为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黄朝晖、陈铭、刘宇梅、吴山林的上诉依据。
上诉人刘宇梅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
张艳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及常向前退还风险代理费242000元及利息（从2015年1月1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开始计算）；2.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退还多收的律师费20000元；3.常向前退回私自收取的费用30000元及利息（从2015年1月1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开始计算）；4.律师合伙人黄朝晖、陈铭、刘宇梅、吴山林四人对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常向前承担补充清偿责任，根据《律师法》合伙人承担债务无限连带责任；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常向前、黄朝晖、陈铭、刘宇梅、吴山林承担诉讼费。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14年10月10日，张艳华向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转账汇款20000元（常向前转交）。2014年11月17日，张艳华向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转账汇款50000元。2014年12月10日，张艳华向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转账汇款30万元。上述合计37万元。
2014年11月18日，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向张艳华开具金额为30000元、20000元的律师费发票。2015年7月15日，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向张艳华开具金额为20000元的律师费发票。2015年7月24日，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向张艳华开具金额为20万元的律师费发票。2016年3月9日，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向张艳华开具金额为10万元的律师费发票。上述合计37万元。
2015年7月3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穗天法刑初字第39号《刑事判决书》，载明：被告人吴某甲的委托代理人为常向前、侯爱民，吴某甲犯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诈骗罪，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等。
2016年10月14日，广州市律师协会向张艳华发出《关于张艳华投诉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常向前律师一案的复函》，载明：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在代理吴某甲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诈骗罪一案中存在没有将常向前律师计时收费的情况报本会备案、违规收费、未开具全部律师费发票的行为，上述行为与该会有关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要求不符，该会决定给予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通报批评行业处分。该会就退还律师费的民事争议向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发出调解告知，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同意调解，但双方分歧较大、未能达成和解协议，该会对争议调解处理程序终结。
2017年3月10日，广州市司法局作出穗司行罚[2017]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该局认为：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在办理吴某甲刑事案件中收到委托方转账律师费37万元，该所与委托人确认计时收费共273000元，应退还97000元，截至调查终结之日止共计退回律师费58000元，且在委托人投诉后又超额开具10万元律师费发票；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上述行为构成违反规定接受委托、收取费用；决定给予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警告的行政处罚。
另查明：张艳华于2016年4月5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2017年1月25日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向张艳华退费3000元。
再查明：黄朝晖、陈铭、刘宇梅、吴山林在案涉合同签订和法律服务期间均为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常向前提交如下资料：一、2014年9月25日、张艳华儿媳黎某某作为委托人签收的《签署诉讼/仲裁委托合同风险告知书》，合同号为（2015）粤同律刑字第76号；2014年9月25日黎某某（甲方）与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乙方）签订的（2015）粤同律刑字第76号《刑事辩护委托合同》，载明：甲方因吴某甲涉嫌诈骗、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一案聘请乙方律师作为吴某甲辩护人，乙方接受委托指派常向前律师办理；律师费收费按计时收费，收费标准每小时3000元，办案差旅费、交通费实报实销；争议协商不成向乙方住所地法院起诉。张艳华称两份文件签署时间不真实。
二、黎某某签名的2015年6月《律师服务费用清单》，载明工作时间累计91小时、费用27.3万元。黎某某签名的2014年9月25日《律师服务工作时间记录单》，载明2014年11月17日、18日签告知书等内容；黎某某签名的2014年12月《律师服务工作时间记录单》，载明2015年1月30日“进展及研究对策”“10小时”等内容。张艳华述称黎某某签名时间是2014年12月19日、内容为他人后填的。
三、黎某某签名的2014年9月25日《律师接谈笔录（家属一）》，载明：常向前告知黎某某律师代理按时收费，每小时3000元，黎某某表示明白、同意，黎某某表示没有经济能力、只能准备30000元，如果费用过高只能吴某甲的家人（父母）准备，等。张艳华签名的2015年1月30日《接待笔录（家属二）》，载明：张艳华是吴某甲的母亲，黎某某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并出具委托书代表张艳华的真实意思；完全同意律师收费标准，等。张艳华述称签名的时间为2015年1月12日。
四、吴某甲签名的2014年9月29日《询问笔录（一次）》，载明告知委托代理、询问案发经过等；2014年10月21日《提人通知单（内提）》；吴某甲签名的2014年12月17日《律师会见笔录（三次）》，载明商谈案件进展；吴某甲签名的2015年1月8日《询问笔录（四次）》，载明询问案件及相关的具体情况等；2015年2月6日《提人通知单（内提）》；吴某甲签名的2015年3月19日《律师会见笔录（二次）》，载明询问案发经过等；吴某甲签名的2015年3月19日下午《律师会见笔录（六次）》，载明询问最近在里面情况如何、有无新情况等；吴某甲签名的2015年6月18日《会见笔录（七次）》，载明谈及手机号码及判决后上诉等；吴某甲签名的2015年7月9日《会见笔录（八次）》，载明吴某甲认可判决、不上诉等。张艳华对此均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张艳华家属黎某某与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签订《刑事辩护委托合同》，张艳华向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转账支付37万元，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指派常向前律师为张艳华和黎某某家属提供法律服务，黎某某及张艳华与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之间的诉讼代理合同关系成立。
虽然张艳华主张与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签订《刑事辩护委托合同》记载的签约时间与实际时间不符，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及常向前律师对张艳华及黎某某存在刑事诉讼案件办案结果承诺和风险代理，但对此并未提供证据足以证明，一审法院对张艳华主张不予采信。常向前提交的《律师服务费用清单》《家属笔录》《会见笔录》等均有张艳华或黎某某签名，张艳华虽不予确认签名时间等，但对此亦未提供证据足以证明，一审法院对张艳华主张不予采信。但一审法院审查注意到常向前对吴某甲所作笔录顺序、内容等要素存在明显混乱，比如在存在多份2014年同类笔录的情况下另有吴某甲签名的2015年3月19日《律师会见笔录（二次）》；《律师服务费用清单》载明的项目、时间亦并无合理的工作记录予以证明。鉴于吴某甲家属在委托律师办理案涉刑事案件代理事项时的焦灼心态以及签订《刑事辩护委托合同》时吴某甲家属与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的显著不对等地位，一审法院认定《刑事辩护委托合同》中关于律师费高额收费的约定并非完全是吴某甲家属即张艳华甲方人员的真实意思表示，《律师服务费用清单》亦不足以作为确定律师费结算的依据。参考《广东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刑事辩护委托合同》约定的计时收费单价已经达到不上浮情况下的上限，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最终计算金额与计件收费的金额差别巨大。律师费的约定应遵循公平原则，否则法院可对约定作合理调整。依据所涉刑事案件代理的复杂难易程度和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的合理工作量，一审法院对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可向张艳华及家属收取的律师费为50000元。张艳华共向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转账付款37万元，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已退金额为61000元（58000元+3000元），尚待退款金额为259000元（37万元-50000元-61000元）。张艳华诉请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退风险代理费24.2万元、多收的律师费20000元、私自收取费用30000元，合计29.2万元中的259000元成立，一审法院对此依法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并依法予以驳回。张艳华诉请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支付前述款项的利息合理，但诉请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自2015年1月1日起计算无理，一审法院对此调整为利息以259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6年4月5日（起诉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给付日。另，常向前的收费及履职行为均为职务行为，张艳华诉请常向前退回风险代理费等并无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并依法予以驳回。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十五条规定：“设立合伙律师事务所，除应当符合本法第十四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有三名以上合伙人，设立人应当是具有三年以上执业经历的律师。合伙律师事务所可以采用普通合伙或者特殊的普通合伙形式设立。合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按照合伙形式对该律师事务所的债务依法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规定：“合伙的债务，由合伙人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以各自的财产承担清偿责任。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偿还合伙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数额的合伙人，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张艳华诉请作为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的黄朝晖、陈铭、刘宇梅、吴山林为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前述责任承担连带责任符合规定，一审法院对此依法予以支持。
陈铭、刘宇梅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案依法可作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7年5月23日作出判决：一、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张艳华退费259000元；二、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张艳华支付利息，利息以259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6年4月5日（起诉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给付日止；三、黄朝晖、陈铭、刘宇梅、吴山林对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前述债务负连带责任；四、驳回张艳华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黄朝晖、陈铭、刘宇梅、吴山林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680元，由张艳华负担640元，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黄朝晖、陈铭、刘宇梅、吴山林负担5040元。
二审中，张艳华补充提交下列证据：证据1.张艳华与黄朝晖的微信语音的光盘和文字整理稿；证据2.收据复印件。对此，黄朝晖质证称：对微信语音确认。当时是黄朝晖与张艳华进行调解。如张艳华撤诉和撤回司法局的投诉，则我方同意退34万元。常向前质证称：收据复印件是真实的，一审时已经有提交过。收费是分多次的，第一次收费时开了3万元的票，我方要求开具发票必须有客户签收。常向前印象中是有2万元和3万元的发票，第一次共给了5万元的发票。
二审庭询后，陈铭补充提交广东省司法厅2015年8月31日《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粤司信息公开〔2015〕45号）复印件一份，该答复对案外人周宏的申请答复内容有：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系2001年4月5日经许可设立的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现负责人为黄朝晖，现有4名合伙人，分别为黄朝晖、吴山林、刘宇梅、陈铭。龙某强于2011年12月7日入伙，2014年12月30日退伙；官某福于2011年7月20日入伙，2015年1月4日退伙，等等。
二审另查明：1.据一审法院2017年3月30日开庭笔录记载，双方对案件事实发表补充意见时，常向前陈述：“律师费当时明确了两种收费标准，一种是综合标准，一种是计时标准，去完派出所后与原告说明按照计时大概是2、3万元。”
2.常向前一审提交的《律师服务工作时间记录单》中，时间为2014年12月19日、2015年2月6日两次会见无会见笔录，2014年10月21日下午的律师会见笔录（二次）中，被会见人吴某甲签名时间为2015年3月19日。另，《律师服务费用清单》《律师服务工作时间记录单》上黎某某签名均无日期。
3.按照《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所附的《广东省律师服务政府指导价》，按计件收费方式收费的收费标准为：刑事：（1）侦查阶段：2000-6000元/件；（2）审查起诉阶段：6000-16000元/件；（3）审判阶段：6000-33000元/件。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一审判决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退费的数额是否合理？2.合伙人黄朝晖、陈铭、刘宇梅、吴山林是否应对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一审是否遗漏当事人？
关于争议焦点一，结合《律师服务工作时间记录单》中的部分工作项目无相关原始资料、所附部分笔录资料存在混乱，《律师服务费用清单》记载的部分项目及其时间无相应的合理工作记录予以证明，再结合常向前一审庭审时关于收费标准的陈述，可见《律师服务费用清单》不足以作为确定律师费结算的依据。广州市司法局作出穗司行罚[2017]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仅是依据《律师服务费用清单》的记载认为计时收费273000元，不足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一审综合考虑所涉刑事案件代理的复杂难易程度和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的合理工作量，酌定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可向张艳华及家属收取的律师费为50000元，属于一审法院自由裁量，亦符合公平原则，并无不当。扣减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已退金额为61000元，一审判决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应向张艳华退款金额为259000元合理，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普通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组成，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由于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为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对律师事务所的债务依法应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一审判决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黄朝晖、陈铭、刘宇梅、吴山林对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及其合伙人黄朝晖等以律所仍合法存在为由拒绝承担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三，张艳华认为起诉时龙某强、官某福已退伙，未对龙某强、官某福提起诉讼，是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黄朝晖、陈铭、刘宇梅、吴山林认为在案涉合同签订和法律服务期间龙某强、官某福也是合伙人，其在承担连带责任后，可另循途径追偿。因陈某甲、张善贵并非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某甲是否取走涉案款项，张善贵是否向其他合伙人承诺由其承担律师事务所的债权债务，是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内部管理问题，不影响本案的处理。故龙某强、官某福、陈某甲、张善贵均非本案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黄朝晖、陈铭、刘宇梅、吴山林认为一审遗漏龙某强、官某福两位合伙人，未列陈某甲、张善贵为被告，遗漏当事人，请求将本案发回重审，本院不予支持。
另，刘宇梅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法按其撤回上诉处理（本院另行制作裁定书）。
综上所述，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黄朝晖、陈铭、吴山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40元，由上诉人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黄朝晖、陈铭、刘宇梅、吴山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练长仁
审判员 刘革花
审判员 张朝晖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尤志华
陶智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