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杭商终字第74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赵志龙。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单燕虹、徐狄卿，浙江法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宋天根。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朱国兴，浙江臻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赵志龙、宋天根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3）杭萧商初字第736号民事判决，均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4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0年6月10日，宋天根以丰东小区项目部名义，与赵志龙签订《外架钢管搭设承包合同》，约定赵志龙负责施工丰东小区两栋十五层、两栋二十五层、幼儿园、车库的外墙脚手架钢管工程，并提供木工制模用钢管、外墙脚手架的钢管、扣件等所有外架材料；约定搭设时间：车库于2010年6月20日挖土，到9月30日混凝土全部浇捣完工；两栋十五层（14号楼和15号楼）主体到2010年底做到十层，2011年8月1日开始拆外架，两栋二十五层（9号楼和11号楼）主体到2010年底做到十层，2011年11月1日开始拆外架；幼儿园外架搭设到拆除时间为6个月；以上每个项目的搭设时间为最终时限，提前则不扣取报酬，如有超时则按两角每平方每天计算（超30天内不作计算）；车库、幼儿园、十五层、二十五层门面房均价为每平方米34.5元。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赵志龙将外架搭设、拆除工程清包给案外人黄永才。2011年8月6日，丰东小区项目部向赵志龙发出通知，载明两栋十五层（14号楼和15号楼）三层以下外架已拆除，应及时做好围护和扶手；2011年9月19日，丰东小区项目部向赵志龙发出通知，两栋二十五层（9号楼和11号楼）已拆除部分外架，应做好扶手。上述两份通知均由赵志龙一方人员沈志水签收。2012年5月2日，丰东小区项目部通知赵志龙拆除四栋建筑的剩余楼外架。2012年5月12日，经赵志龙、宋天根及黄永才调解确认，三方签订《搭设外架工程结算调解协议书》一份，约定黄永才的医药费48000元由宋天根负担；黄永才架子班停止施工，存其外架由项目部和总包方安排拆除，四栋楼的建筑面积计32279.90平方米，按每平方米9.5元计算搭设报酬。2012年5月15日，三方再次签订《架子承包协议》一份，明确四栋楼的建筑面积为32279平方米，按照每平方米9.5元计算，赵志龙还需支付黄永才86550元；黄永才架子班只负责搭设，不拆除，外架拆除由项目部负责。根据上述调解协议及承包协议约定，2012年5月19日，宋天根与案外人何正友签订《工程劳务分包承揽合同》一份，约定将四栋楼的拆除工程分包给何正友，拆除价格为每平方米4.5元；补搭四栋楼三层以下外架一次性包定价12000元。2013年1月31日，经结算，何正友拆除外架面积为28137.63平方米，宋天根共应支付何正友款项155089元，已支付5万元，宋天根于当日支付何正友105089元。双方因超期使用费纠纷，于2012年8月14日经杭州市萧山区司法局宁围司法所组织调解无效。
原审法院另查明：赵志龙已领取报酬1536550元，宋天根代赵志龙支付钢材款10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赵志龙与宋天根签订的《外架钢管搭设承包合同》，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确认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全面依约履行各自的义务。双方争议的问题主要在于建筑面积、搭设费的计算方式及赵志龙是否可得主张超期钢管使用费。一、建筑面积及搭设费计算：赵志龙搭设的地下部分建筑面积16463.32平方米，按照双方合同约定每平方米34.5元计算，宋天根应支付搭设费567984.54元；地面的建筑面积32279平方米，因赵志龙实际不负责外架拆除，且赵志龙已参照黄永才的结算方式，即按照每平方米单价减去3元计31.5元计算，宋天根应支付搭设费1016788.50元。综上，宋天根共应支付搭设费1584773.04元，扣除赵志龙已领取的报酬1536550元及宋天根代赵志龙支付的钢材款10000元，宋天根尚应支付赵志龙报酬38223.04元。二、钢管使用费：双方在《外架钢管搭设承包合同》中约定的是各栋楼外架开始拆除的时间，并未约定拆除完成的时间，两栋十五层（14号楼和15号楼）约定开始拆除时间是在2011年8月1日，在当月6日已经拆除了三层以下外架，仅延期5天，按照双方合同约定延期30天内不计算使用费；两栋二十五层（9号楼和11号楼）约定的开始拆除时间是在2011年11月1日，实际自2011年9月19日已拆除部分外架，不存在延期使用，故赵志龙要求宋天根支付钢管延期使用费的诉请，无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三、宋天根支付给何正友的报酬155089元是否应在赵志龙的报酬中扣除，双方已明确外架拆除工程由宋天根负责，且赵志龙已在地面建筑面积的单价计算中扣除相应的拆除费，故宋天根支付的外架拆除费用不应向赵志龙主张。对赵志龙合理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宋天根要求赵志龙返还报酬210906.22元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宋天根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赵志龙报酬38223.04元；二、驳回赵志龙的其余诉讼请求；三、驳回宋天根的反诉请求。如宋天根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25500元，赵志龙负担25067元，宋天根负担433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232元由宋天根负担。
赵志龙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判认为宋天根不存在延期使用钢管是对钢管脚手架工程常识的违背。1、原判认为双方在承包合同中约定的是各栋楼外架开始拆除时间，并未约定拆除完成的时间，是对合同真实意思的误读。根据承包合同第四条的约定可知，开始拆除外架的时间与工程主体施工进度紧密相关，否则就不需要有“十五层主体到2010年年底做到十层”、“二十五层主体到2010年底做到十层”的前置时间节点，这是宋天根对主体工程进度的预测，赵志龙接受这一预测，才写入合同条款，若工程进度符合这一要求，可供赵志龙实际拆除的时间与之相符，则视为未延期使用钢管，反之，则属于延期使用，应按每天每平方米两角计付钢管使用费。因此，“拆除”是主体工程不需要外架时的最终拆除，本案需要查明的是主体工程进度可供赵志龙实际开始最终拆除外架的具体时间节点。2、原判认为“两栋15层楼在2011年8月6日已经拆除了三层以下外架，仅延期5天；两栋25层楼在2011年9月19日已拆除部分外架，不存在延期使用”是不考虑脚手架搭设、拆除流程存在重复性特征的断章取义。涉案工程钢管脚手架采用的是“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依据现行行业标准，即《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第7．4．2条“单、双排脚手架拆除作业必须由上而下逐层进行，严禁上下同时作业；连墙件必须随脚手架逐层拆除，严禁先将连墙件整层或数层拆除后再拆脚手架”的规定，原判关于两栋15层楼在2011年8月6日已经拆除“三层以下”外架的表述不属于上述标准规范所规定的“拆除”概念，真正的拆除不可能由下至上。原判所采信的宋天根的证据，即2011年8月6日丰东小区项目部向赵志龙发出的通知，其目的是要求以“围护和扶手”的替代方式对三层以下被拆除部分进行整改。2011年9月19日项目部整改通知单所表述的也是两栋25层楼“楼底下”已拆除部分架子，要求做好扶手，同样是一种替代方式。宋天根与何正友签订的《工程劳务分包承揽合同》第五条中亦确认了四栋楼“三层以下无外架需搭设”的事实。至于其他部位的外架是根据施工需要局部搭设、局部拆除，同时还存在重复搭设的必要性，在此过程中，赵志龙用于搭设的钢管始终处于持续使用状态，并非是2011年8月6日和9月19日就先后停止使用钢管，因为没有证据可以认定四栋房屋主体在201O年底已做到十层，到2011年8月6日，主体施工已经达到不需要使用钢管的进度。相反，包括原判采信的大量证据，如2012年5月2日，丰东小区项目部通知赵志龙拆除四栋建筑的剩余外架；同年5月12日、5月15日，赵志龙、宋天根、黄永才三方先后签订的《搭设处架工程结算调解协议书》以及《架子承包协议》；赵志龙提供的（2012）杭湘证字第7859号、第10792号公证书等，均证实至2012年5月12日，“9#、11#、14#、15#楼外架才基本搭设完成”，只是还需要“安排整改和拆除”，这显然是重复搭设流程中最后一次搭设完成的时间节点，尚未开始合同意义或行业规范意义上的拆除。根据三方约定，合同意义上的最终拆除应由宋天根自行完成，而到2012年9月6日，宋天根才开始自上而下进行拆除，至9月12日现场公证时，两栋15层楼只拆除了第15至第1O层，两栋25层楼还未开始拆除。至同年12月19日第二次现场公证时，原定的三层以下不再搭设的外架又被重新搭好，证明外架钢管搭设和拆除的局部性、重复性的特点。二、原判对部分证据的认定不符合证据规则。原判就赵志龙对宋天根提供的2012年5月2日和5月15日书面通知提出未收到的异议，对该两份证据作了选择性认定，以赵志龙收到之前4月15日的《通知》为由，推定赵志龙的异议不成立，不符合可以推定新的事实的规则条件。而对于后者的证明力，由于其内容与5月12日三方《调解协议书》和5月l5日三方《架子承包协议》内容相冲突，原判未予置评。三、原判没有查明四栋楼主体工程做到十层的实际时间。根据承包合同约定，主体工程2010年年底应做到十层，这一时间就是拆除开始的起算点，是否延期使用钢管，应以该约定的履行情况作为判断依据，但原判未就这一关键事实展开必要的审查。据了解，由于2010年原材料涨价，宋天根观望市场行情等待价格下降，而使涉案工程进度明显滞后于承包合同预期，两栋15层楼做到十层的实际时间为2011年9月上旬，两栋25层做到十一层的实际时间为同年12月上旬。故赵志龙可以最终拆除外架的时间被延期至2012年5月和8月，若考虑须待主体工程封顶、外墙粉刷、经过合理的养护时间（一般为15至20天）、涂料施工这几个步骤全部完成后才具备拆除脚手架的条件，则延期时间更长。事实上，丰东小区二标段于2013年2月1日才完成竣工验收，至于主体工程的验收，为了回避延误事实，杭州兴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耀公司）在验收记录的日期栏作了留白处理，在这样的客观条件限制下，涉案工程不可能按约按时开始拆除脚手架，丰东小区工程进度滞后于承包合同的约定是不争的事实。四、原判没有查清本案的权利义务主体。原判认定宋天根“以丰东小区项目部名义”与赵志龙签订《外架钢管搭设承包合同》，那么发包人究竟是宋天根还是项目部。虽然承包合同没有项目部印章，但在一审诉讼过程中，宋天根提供的多数证据包括整改通知、协议书等，均是项目部作为发包主体与赵志龙接洽，故宋天根与丰东小区项目部、兴耀公司是委托代理关系，宋天根并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但原判对此视而不见，在项目部或兴耀公司未放弃权利的前提下审理宋天根以自己名义提起的反诉，客观上剥夺了实际权利人的诉权。此外，原判对于证据的审核认定也存在错误，由于宋天根提供的多份证据均来源于丰东小区项目部，是项目部的民事行为，一审在未向项目部调查核实的情况下，将项目部实施的民事行为等同于宋天根的个人行为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原审法院重审或改判支持赵志龙的诉讼请求，二审诉讼费用由宋天根承担。
针对赵志龙的上诉，宋天根答辩称：一、“使用费”是赵志龙的杜撰。1、《外架钢管搭设承包合同》中没有“拆除完毕”、“最终拆除外架”、“使用费”、“延期使用”的约定，只有“开始拆外架”。2、外架工程是辅助工程，一般不可能在合同中约定外架工程的存续期限，主体工程完工后外架必须马上拆除，延迟拆除外架对宋天根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宋天根不可能为对己不利的事支付费用。3、拆除钢管外架的合同义务在赵志龙，故客观上不可能出现赵志龙不履行合同义务而能得到所谓“使用费”的合同约定。4、合同第四条最后一款是单独的一段文字，为独立条款；其时间是指搭设时间，而非拆除时间；与“提前则不扣取工程款”相对应，则超时应扣取工程款，故即便扣，也应该是宋天根扣赵志龙的工程款。5、技术规范的要求不等同于实际做到，由上而下拆除不是绝对的，本案中先拆除下层外架的事实有书面证据证明。6、搭设就是搭设，拆除就是拆除，“拆除流程存在重复性特征”是赵志龙的又一个杜撰。没有任何技术规范规定所谓的“重复性特征”，赵志龙也没有解释为什么需要重复搭设，至于三层以下的重复搭设本来是不需要的，正常情况下外立面石材干挂作业是用吊篮进行的，由于赵志龙拒绝拆除外架而导致无法进行吊篮作业，宋天根为工期所逼，不得已才搭设外架作业，这本是赵志龙违约的证据，却被其用来证明所谓的“拆除流程存在重复性特征”。二、赵志龙的诉讼不诚信至少表现以下几点：1、赵志龙在质证时称沈志水、黄永才的签名并非本人所签，但后又确认签收的款项已领取。2、对宋天根代购圆钢的10000元，赵志龙谎称已在领取的工程款中抵扣。3、赵志龙申请的证人黄永才的证言能够证明赵志龙在庭审中虚假陈述。三、主体工程做到十层的具体时间与本案无关。赵志龙主张做到十层的时间就是拆除开始的起算点是其臆想。赵志龙上诉称必须自上而下拆，又称做到十层就拆，自相矛盾。四、关于宋天根的诉讼主体资格。宋天根是兴耀公司丰东高层安置小区二标段项目的承包人，因为承包关系，最终的法律后果是由兴耀公司承受还是由宋天根承受只是形式上的不同，宋天根因其职务身份，可以以兴耀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也可以以本人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宋天根为减少讼累，愿意作为诉讼主体参加诉讼没有过错，法律上也允许。赵志龙若认为宋天根没有诉讼主体资格，就不应该起诉宋天根。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赵志龙的上诉请求。
宋天根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判认定黄永才医药费48000元和支付给何正友款项中的58252元应由宋天根负担错误，理由如下：一、2012年3月31日的《调解协议书》能反映赵志龙认可其为赔偿义务人，而不能反映宋天根具有赔偿义务。二、2012年5月12日的《搭设外架工程结算调解协议书》也能反映赵志龙认可其为赔偿义务人，而不能反映宋天根具有赔偿义务或自愿承担。1、原审法院根据该协议书第一条“医药费基本由项目部支付”就得出黄永才的医药费48000元应由宋天根负担是断章取义。首先，48000元不是医药费，而是“部分医药费和工资等费用共计48000元”，即使根据“医药费基本由项目部支付”认为医药费应由宋天根负担，那宋天根也只需要负担医药费部分，工资等费用不应由宋天根负担，且具体医药费的数额应由赵志龙举证；其次，结合“现黄永才索要赔偿部分医药费”可知黄永才的医药费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已由项目部即宋天根先为垫付的医药费，也就是大部分的医药费，所以才会有“医药费（已）基本由项目部支付”的内容表述，另一部分是剩余部分的医药费。虽然协议第一条未明确“现黄永才索要赔偿部分医药费和工资等费用共计48000元”是谁赔偿给谁，但结合协议的抬头、首部及落款，宋天根和黄晓忠是调解人，赵志龙和沈志水是总包方，黄永才是分包方，黄永才是在向赵志龙提出索赔。2、协议书第四条是分包工程款的结算条款，有可领款和已领款，结合协议第二条和第三条就能说明48000元是黄永才可以从赵志龙处领取的款项，进一步明确了48000元应由赵志龙承担，宋天根因处于发包方和调解人的位置才在后来给予代付。三、赵志龙签领报酬的账单可以反映其认可宋天根代付48000元给黄永才。1、账单抬头为“架支班赵志龙”，签收人处有一处空白、一处是黄永才签名，其余八处均为赵志龙和沈志水签收，而空白的1万元赵志龙也是认可的，表明这是专为赵志龙领取报酬而列的账单。若黄永才领取的48000元不应由赵志龙承担，其在账单下一行签收30万元报酬时怎么可能不提出异议。2、账单有“合计”一栏，赵志龙作为从事大额经济活动的人，没有理由对“合计”栏的存在视而不见。四、宋天根在承担了每平方米34.5元的搭设费用后，不应再承担额外的费用。根据《外架钢管搭设承包合同》，在合同得到全面履行的情况下，宋天根需要支付的搭设费为每平方米34.5元，而赵志龙必须按照宋天根的要求搭设、保存和拆除施工所需的外架。本案中，赵志龙先是将外架的施工分包给了黄永才；后又在履行其与黄永才分包合同的过程中发生纠纷，严重影响工程的进度；最后宋天根为了使工程得以继续，不得已才出面协调解决了赵志龙和黄永才之间的纠纷。在《外架钢管搭设承包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宋天根没有任何违约，违约全在于赵志龙。正因为赵志龙的违约行为，才造成宋天根另外安排何正友负责拆除而支出费用，损失费用为155089-32279＊3＝58252元，因违约而造成的损失应由违约的人来承担。五、《架子承包协议》中“负责拆除”不是负担拆除费用。1、《架子承包协议》是在赵志龙与黄永才持续产生纠纷，黄永才以停工要挟，导致工程进度受到严重影响的情况下，宋天根为确保工程进度不得已才出面给赵志龙、黄永才调解后形成的，即如果没有赵志龙的违约，就不会有《架子承包协议》。宋天根在协议中承诺负责拆除是因为丧失了对赵志龙和黄永才的信任，只能亲自动手。2、“费用由项目部支付”的内容在起草时即已划除，代之以“拆除要求以后有（由）赵志龙最（再）订协议”。这里不必再作先划除或是后划除的无谓之争，很明显这两处内容从逻辑上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划除“费用由项目部支付”的内容即表明拆除费用不可能由项目部即宋天根来负担，基于宋天根是拆除负责人的身份，垫付该费用也在情理之中。3、如果“以后所有架子拆除有（由）项目部负责拆除”已包含相应费用由项目部负担的含义，则“费用由项目部支付”的内容就没有必要再写了，所以从逻辑上讲，“负责拆除”不存在“负担费用”的意思。4、从文意解释的角度，“负责”也不等于“负担”。六、原判认定用于结算的地面以上部分建筑面积有误。1、涉及地面以上部分建筑面积的依据有三个：①根据赵志龙起诉时提交的《丰东二标建筑面积计算表》，四栋楼的建筑面积累加为28137.63平方米，赵志龙却以错误合计的31982.36平方米提起诉讼。②根据《搭设外架工程结算调解协议书》，四栋楼的建筑面积为32279.9平方米，而根据《架子承包协议》，四栋楼的建筑面积为32279平方米，以上两份协议均是赵志龙和黄永才之间的，宋天根作为调解人，只关心协议中的拆除，具体的面积和费用与宋天根无关，宋天根在协议书上以调解人身份签名并不代表认可32279.9平方米或32279平方米的数字。③根据2013年1月31日宋天根与何正友之间的结算，拆除外架的建筑面积为28137.63平方米。2、原审法院在确定赵志龙报酬时采用了《架子承包协议》的32279平方米，而在确定何正友拆除外架时则采用了《丰东二标建筑面积计算表》的正确累加面积28137.63平方米是没有道理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第一项，改判由赵志龙返还宋天根68028.96元，由赵志龙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
针对宋天根的上诉，赵志龙答辩称：一、宋天根是2012年5月12日《搭设外架工程结算调解协议书》的权利义务主体之一。2012年3月31日形成的《调解协议书》的主体确为赵志龙与“架子工老王”，但该份协议书上赵志龙明确只“同意支付贰仟元”，与宋天根提到需要支付给黄永才的48000元不存在关联性。此外，该协议是经“双方友好协商，不存在经人调解，宋天根认为持有调解协议即为调解人缺乏事实基础。另一方面，根据三方于2012年5月12日签订的《搭设外架工程结算调解协议书》第五条的约定，宋天根所代表的项目部并非以中立的调解人身份出现，而是实际权利义务的承受者。再结合三方于2012年5月15日签订的《架子承包协议》明确赵志龙仅需向黄永才支付86650元，并未提及上一份协议中提到的48000元款项，其原因就是该部分款项系由宋天根代表的项目部承担，宋天根对该协议也签字认可了，且应由赵志龙支付的款项均已结清。因此，赵志龙对黄永才受伤事宜需要承担的责任范围限于2000元，其余均应由宋天根承担。二、赵志龙签领报酬的领单中，5月15日“沈志水”、“黄永才”的签名均非其本人所签，且系事后补写，并非载明的时间形成。赵志龙于7月13日领取架子工工资，签名时前面两行载明的仅有金额大小写，并无合计数字，也没有“沈志水”、“黄永才”的签名。即便领条中“黄永才”的签名真实，也仅代表其个人，而非代表架子班领取。因为根据架子班的领款习惯，只有沈志水、赵志龙可以代表架子班向项目部领款，该处由黄永才签字领款就意味着项目部认可该款项的实际承受人是项目部，应由其直接支付，无需赵志龙承担。三、宋天根要求赵志龙承担其与何正友合同项下的费用与事实不符。首先，赵志龙不存在违约行为。涉案项目部工程施工进度远远迟于《外架钢管搭设承包合同》中约定的主体到2010年底做到十层。其次，根据三方于2012年5月12日与2012年5月15日签订的两份协议书，三方一致认可拆除外架的费用为3元／㎡，且三方共同确认“以后所有架子拆除由项目部负责”。负责拆除当然包含负担责任，故拆除费用理应由宋天根负担。另一方面，宋天根与何正友签订的合同对赵志龙不具有拘束力。即便拆除费用需由赵志龙承担，其价格必须是在双方认可的基础上，而不是宋天根单方委托。宋天根未与赵志龙商量即与何正友签订合同，说明宋天根认可其是该项义务的负担人。四、原判关于建筑面积的认定并不存在错误。宋天根提交的多份协议书，包括其与何正友签订的合同均显示建筑面积为32279㎡，宋天根称其在协议上的签字并非表示对建筑面积的确认不符合常理，亦与其在上诉状中的相关陈述自相矛盾。综上，宋天根要求赵志龙返还其68028.96元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基础，于法无据，应予驳回，二审诉讼费用应由宋天根承担。
赵志龙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如下：
1、《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用以证明行业规范规定的对“拆除”概念的定义，脚手架的最终拆除是自上而下的，原审认定的拆除时间节点与事实不符。
2、从混凝土供应商处取得的混凝土泵送时间清单，用以证明涉案主体工程实际完成的时间点，可以推算出涉案工程脚手架拆除的时间节点，两幢十五层楼做到十层的时间大致为2011年9月上旬，两幢二十五层做到十一层的时间大致为2011年12月上旬。
3、工程竣工验收报告，用以证明涉案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的时间为2013年2月1日。
4、主体工程验收记录，用以证明兴耀公司回避主体工程完工的时间，相关验收记录中的时间是空白的。
宋天根在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对赵志龙提交的证据材料，经质证，宋天根认为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对证据1认为是复印件，对其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且该技术规范提到的是单双排脚手架，与外架不能对应，正因为实际操作中存在不规范，所以出台该技术规范，表明实际上可以同时上下作业；对证据2认为不属于证据，不予认可；证据3是复印件，对其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证据4是复印件，对其来源及真实性均有异议。
本院认为赵志龙提交的证据材料1不属于证据，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对证据材料2的关联性及证明力不予认定；证据材料3、4，宋天根虽对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未提供反驳证据予以推翻，本院对其异议不予采信，对该两份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赵志龙在与宋天根签订涉案《外架钢管搭设承包合同》后，将其中的外架搭设、拆除部分分包给案外人黄永才施工。因案外人黄永才在外架搭设过程中受伤，赵志龙与其于2012年5月12日、2012年5月15日分别签订《搭设外架工程结算调解协议书》、《架子承包协议》，约定黄永才自2012年5月12日停止施工，以后所有架子由项目部负责拆除，项目部扣去黄永才9#、11#、14#、15#楼3元／㎡，余9.5元／㎡由赵志龙支付给黄永才等，宋天根以项目部负责人的身份在该两份协议上签字。鉴于宋天根在上述协议中未提出除扣去3元／㎡外，由项目部负责拆除外架的费用负担问题，亦无证据证明宋天根与赵志龙曾就此达成过协议，或宋天根在就剩余外架拆除事宜与他人另行签订分包合同时曾告知过赵志龙，要求赵志龙承担超出3元／㎡部分的差价，故现宋天根要求赵志龙承担该部分差价损失的依据不足。根据上述2012年5月12日《搭设外架工程结算调解协议书》第一条“……医药费基本由项目部支付，现黄永才索要赔偿部分药费和工资等费用共计48000元”、第二条“结算外架搭设工程款9#、11#、14#、15#楼建筑面积计32279.9㎡×（12.5元／㎡-3元／㎡）=306659元”、第五条“以上款项结清后……黄永才及其架子班人员等与兴耀公司、项目部、架子总包方等均不再发生任何关系”的约定可知，该结算调解协议并非仅针对黄永才与赵志龙之间的款项结算。宋天根代表的项目部在协议签订后已向黄永才支付协议第一条项下的48000元，现宋天根以其系代赵志龙向黄永才支付该款项为由，要求赵志龙返还48000元缺乏依据。对于宋天根就地面以上部分建筑面积提出的异议，本院认为，宋天根参与签订的上述两份协议均有“9#、11#、14#、15#楼建筑面积计32279㎡”的记载，故原审法院以该数据作为计算地面以上部分工程款的依据并无不当。涉案承包合同约定两栋十五层楼自2011年8月1日开始拆外架、两栋二十五层楼自2011年11月1日开始拆外架。根据宋天根提交的工程监理单位于2011年8月4日向兴耀公司所发通知单中“14#、15#楼外脚手架已开始拆除……”、于2011年9月18日向兴耀公司所发通知单中“9#、11#楼已开始拆外架……”的内容，该四栋楼外架开始拆除的时间基本与合同约定相符。至于该四栋楼外架拆除完毕的时间，一方面，涉案承包合同对此未作明确约定；另一方面，直至2012年5月12日《搭设外架工程结算调解协议书》签订前，外架拆除属赵志龙的承包范围，而在此期间，甚至是宋天根依据该结算调解协议与他人另行签订外架拆除分包合同后，与赵志龙发生分包关系的架子班人员多次对涉案工程施工现场关电关闸，对施工进度造成影响，故即便存在外架未能及时拆除的情况，亦并不能认定系宋天根单方原因所造成。现赵志龙要求宋天根从承包合同约定的外架开拆日后30天起，按四栋楼的总建筑面积支付延期使用费，依据尚不充分。涉案承包合同由宋天根与赵志龙订立，赵志龙亦是据此而向宋天根提起本案诉讼，故宋天根就该承包合同向赵志龙提起反诉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赵志龙对宋天根反诉主体问题所提异议不能成立。综上，赵志龙、宋天根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双方的上诉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6927元，由赵志龙负担24502元，由宋天根负担242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依群
审判员 张 敏
审判员 黄江平
二〇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书记员 韩 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