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皖01民辖终24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润地双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长丰双凤经济开发区润地星城B1号楼111商。法定代表人：瞿社红，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强昌文，安徽皖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士明，安徽皖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邱学利，男，1962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俊，安徽天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安徽润地双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邱学利股权转让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一案，不服安徽省长丰县人民法院（2018）皖0121民初413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安徽润地双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诉称，原审裁定认定：“原被告双方虽然在《协议书》、两份《补充协议》中约定在纠纷发生后任何一方可以向广州仲裁委申请仲裁。但在随后被告向原告出具的《承诺书》中明确提出原告有权向当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从内容上，《承诺书》是两份补充协议的组成部分，是原被告对双方争议处理的重新约定，对原被告双方有约束力，故对被告的管辖权异议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原审人民法院认定的上述事实及裁判结果错误。一、上诉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被上诉人无权向上诉人主张股权转让款。深圳吾思东某一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以下简称吾思东某企业）、本案上诉人、被上诉人、安徽润地房地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四方于2015年8月18日就吾思东某企业与润地双达公司委托贷款及润地双达公司后期管理、投资分配等事宜签订了《协议书》。《协议书》对股权的处理、债权债务的处理及其他事宜作出约定；2016年7月8日，四方就2015年8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履行过程中又签订两份《补充协议书》。根据上述《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约定，所涉股权转让主体为转让方邱学利与受让方吾思东某企业，该事实被上诉人在民事诉状中也予以认可。因此，股权转让款的支付责任主体应是该股权的受让方，而上诉人只是目标公司，不是该协议的股权受让人，上诉人无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被上诉人无权向上诉人主张股权转让款，故上诉人非本案适格被告。二、本案所谓的《承诺书》系伪造，上诉人会在实际审理过程中提出司法鉴定，因此该份《承诺书》不具有法律效力。上诉人从未向被上诉人出具该《承诺书》，该《承诺书》系被上诉人利用职务之便伪造。三、被上诉人提交的《承诺书》不是《协议书》、《补充协议书》的组成部分，不是双方对争议处理的重新约定。1、无论《承诺书》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承诺书》是单方出具书面材料，不是双方约定，因此，原审法院认为该《承诺书》是双方之间对争议处理重新约定是错误的。2、《协议书》及两份《补充协议书》的签约主体是四方，而《承诺书》是单方出具的，单方出具的书面约定显然不能强加给协议中另外各方，更无权代表各方对原协议内容进行更改。因此，《承诺书》不能变更四方《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约定条款内容，更无权变更仲裁条款的约定。该《承诺书》不是对争议处理的重新约定，更不是协议与补充协议的组成部分。原审裁定对此认定显然错误。四、上诉人无权出具关于股权转让的承诺，对被上诉人也不具有法律效力。上诉人只是股权转让的目标公司，不是股权的受让人，无权向被上诉人出具任何承诺。即使通过司法鉴定无法确认《承诺书》的真假，《承诺书》的内容对被上诉人也不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因此，原审依据该《承诺书》认定其对本案有管辖权，是错误的。综上，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吾思东某企业、上诉人、被上诉人和安徽润地房地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四方对股权转让所签订《补充协议书》明确约定仲裁管辖，是合法有效的。被上诉人提供的《承诺书》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是双方之间重新约定，无权变更仲裁条款的效力。原审裁定错误，请求撤销原审裁定，裁定将本案移送至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或者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邱学利二审辩称，一、上诉人是股权转让款付款义务的承担者，负有给付被上诉人股权转让款的义务，系本案适格被告。本案签署两份《补充协议书》的主体为四方当事人，即本案上诉人、被上诉人、吾思东某企业、安徽润地房地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根据两份《补充协议书》的约定，虽然股权转让方为被上诉人，股权受让方为吾思东某企业，但根据2016年7月8日的《补充协议书》第五条的约定，向被上诉人邱学利承担给付股权转让款（以房抵偿）的义务主体为上诉人，并以上诉人所有的相关房产作价支付，也就是说股权款支付义务由吾思东某企业转由上诉人承担。本案根据补充协议的有关约定，被上诉人也只能向上诉人主张权利。因此，上诉人所谓其非本案适格被告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二、上诉人关于《承诺书》系单方出具、不具备法律效力，及《承诺书》未经授权、上诉人无权出具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案，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承诺书》的行为的法律性质为向被上诉人发出订立合同的“要约”，在被上诉人完全接受的情况下，被上诉人的行为构成订立合同的“承诺”。故在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承诺书》、被上诉人接受后，双方成立了以《承诺书》内容为准的新的合同，该《承诺书》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否则，在实践中当事人出具的承诺书可以随时作废，不利于交易安全。因本案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承诺书》，是关于如何偿付股权转让款作出的承诺，而股权转让款由上诉人承担，是吾思东某企业做出的安排，并在上述《补充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因此，上诉人就如何偿付股权转让款系其本应履行的义务，在其不能按约履行时，就如何偿付股权转让款作出承诺，根本不需、也不应需要其股东吾思东某企业授权。三、上诉人关于《承诺书》系伪造、不具有法律效力的理由无任何事实依据。《承诺书》盖有上诉人的公章，上诉人虽称该《承诺书》系被上诉人利用职务便利伪造的，但无任何证据可以证实。原审人民法院根据《承诺书》中关于纠纷解决方式的约定裁定驳回上诉人的管辖权异议，符合法律规定，也有事实依据。另，因本案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义务已转由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只能向上诉人主张权利，而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均在合肥市，现上诉人在不按照约定履行给付义务的情况下，又提出管辖权异议要求纠纷在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舍近求远，系拖延履行义务时间，也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原审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经审查认为，人民法院在审理管辖权异议时，系根据原审原告起诉所主张的法律关系及起诉所提供的证据，从形式上判断是否能初步证明原审原告所主张的法律关系来确定管辖。管辖权异议案件审理中，对需要根据某些证据材料作为确定管辖依据的，通常情形下采取形式审查，并不最终确定这些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具体到本案，被上诉人原审期间提交了两份《补充协议书》及《承诺书》。虽然本案上诉人、被上诉人、吾思东某企业、安徽润地房地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四方于2016年7月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约定“任何一方有权向广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但此后上诉人于2016年7月9日向被上诉人出具的《承诺书》约定“有权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被上诉人接受《承诺书》的行为视为双方就“争议解决方式”作出新的约定，且本案被上诉人是直接基于该份承诺书向上诉人主张偿付价款的权利，故本案应以基于《承诺书》形成的法律关系及所涉及的管辖连结点确定管辖。案涉《承诺书》未约定仲裁条款，上诉人认为本案应由仲裁机构仲裁而不属人民法院管辖的理由不成立。案涉《承诺书》中约定的“当地人民法院”指向不明，据此无法确定具体的管辖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一款关于“根据管辖协议，起诉时能够确定管辖法院的，从其约定，不能确定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的规定，本案应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确定管辖。本案系因合同纠纷提起的民事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因本案作为原审被告的上诉人的住所地在原审人民法院辖区，原审人民法院作为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审人民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的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意见不予采纳。原审裁定适用法律欠妥，但处理结果无误，应予维持。至于本案是否涉嫌伪造证据及上诉人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等问题，可在一审法院审理时主张，并由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后依法处理，非本案管辖权异议二审阶段审理范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王 军审判员 张玉德审判员 孙礼会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宋知龙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定的上诉案件的处理，一律使用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