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2民终456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崔×1，男，1956年11月2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任佳慧，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印亚璇，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崔×2，女，1954年8月29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宣房投资管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内大街15号。
法定代表人任伟，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赵鹏，男，1983年8月2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季维娜，女，1980年6月18日出生。
上诉人崔×1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5）西民初字第359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12月，崔×1诉至原审法院称：1998年8月，我委托崔×2将我承租的北京市丰台区××××13号楼3门302号公房置换到北京市西城区×××××73号两间公房，我成为两间公房的承租人。1999年6月8日，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崔×2伪造我签名的《申请书》和《更名、分户申请书》与北京宣房投资管理公司（简称宣房公司）就北京市西城区×××××73号建立承租关系，侵犯了我的合法权益。现诉至法院，要求1、撤销崔×2与宣房公司之间关于北京市西城区×××××73号公房的租赁合同；2、恢复我与宣房公司关于北京市西城区×××××73号公房的租赁合同。
崔×2辩称：北京市西城区×××××73-75号两间公房当初是由××××的房屋置换来的。××××当初有两间，我母亲住一间，都是崔×1的名字。1999年的时候，由我母亲授意和崔×1同意，由我代理，将房屋换到北京市西城区×××××。因为有我母亲一间房，就让崔×1及其妻写申请，转租给我一间，即73号房屋。当时我到房管局，房管局告诉我，需房主本人到场，后来崔×1夫妻及我三人同时到场才办理的这个事情。所以不是伪造的材料。分户后，2002年，崔×1签订了购房协议等文件，当时他就已经知道其所承租的房屋进行了分户。故不同意崔×1诉讼请求。
宣房公司辩称：不同意崔×1的诉讼请求。1998年8月，崔×1通过换房形式，取得了西城区×××××73-75号院内两间房屋的承租权，使用面积共计24.6平方米。1999年6月8日，崔×1与崔×2共同来到原宣武区椿树房管所，交来了已经写好的《更名、分户申请书》，具体内容概括为：崔×1将其承租的×××××73-75号的两间房屋分户承租，其中的1间房屋继续由崔×1承租。经审批，房屋管理员、主管均同意崔×1的申请。从此，崔×2承租×××××73号的房屋1间，崔×1承租×××××75号的房屋1间。2002年4月29日，因×××××部分地区被划为拆迁区，因拆迁需要，崔×1、崔×2均与我单位签订了《购买公有住宅平房协议书》。从此，崔×1、崔×2各自取得了原承租房屋的所有权。我方认为：1、我方与崔×2的租赁合同已经终止。2、2002年3月23日的《出售公有住宅平房、简易楼房、筒子楼房价计算表》及2002年4月29日《购买公有住宅平房协议书》中均详细记载了房屋的地址、面积、购房价款等内容，崔×1也已经签字确认。这些证明崔×1知道并认可其与崔×2办理公房租赁分户的事实。因此崔×1的起诉不存在可撤销的法定情形，且其撤销权已经消灭。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依据1998年的换房协议书，法院可以确认崔×1通过换房形式取得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73-75-3-4两间房屋的承租权。崔×1认为该房屋的房号应为73，并向法院出示照片，证明75号房屋是其他人的房屋。但法院认为仅凭照片中的铜质门牌号码，不足以证明1998年时崔×1与宣房公司所签订的房租租赁合同的实际房号。且房屋租赁合同为一式两份，崔×1应当具备相应的举证能力。法院在依崔×1申请调取该证据不能的情况下，认定崔×1应当就该证明事项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租赁合同的变更，应当由租赁合同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本案中，1999年6月8日，宣房公司凭借伪造崔×1签名的《申请书》及《更名、分户申请书》将由崔×1承租的北京市西城区×××××73-75号的两间房屋分户承租，其中的75号房屋1间房屋继续由崔×1承租，73号的房屋1间由崔×2承租。该租赁合同的变更，基于虚假的崔×1签名，非由崔×1的意思而发生，崔×1有权请求法院对该合同予以撤销。但2002年3月23日的《出售公有住宅平房、简易楼房、筒子楼房价计算表》及2002年4月29日《购买公有住宅平房协议书》和《房改房确权证明》中均详细记载了房屋的地址、面积、购房价款等内容，崔×1也已经签字确认。法院认为崔×1自2002年起即应当知道并认可其与崔×2办理公房租赁分户的事实，崔×1享有的撤销权超过了法定一年的除斥期间未行使，撤销权已经消灭。崔×1抗辩称其仅签字而未看内容，法院认为该抗辩不合常理，不予采纳。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于2016年3月判决：驳回崔×1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崔×1不服，上诉至本院，要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其原审全部诉讼请求。其主要上诉理由为：一、原审法院并未明确73号与75号之间的关系；二、其直到2015年崔×2起诉返还原物纠纷之时才得知分户一事；三、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三人撤销之诉作为法律依据。崔×2及宣房公司均同意原判。
经审理查明：1998年8月18日，崔×1出具《委托书》委托崔×2办理换房手续。1998年8月20日，崔×1与刘光生、北京市宣武区椿树房管所（现为宣房公司）、北京市丰台区房屋土地管理局西罗园房屋管理服务公司签订《换房协议书》，约定崔×1以其承租的北京市丰台区××××12号楼2间，通过换房形式，取得了原由刘光生承租的北京市西城区×××××73-75号院内两间房屋的承租权，使用面积共计24.6平方米。
1999年6月8日，宣房公司凭借非由崔×1本人签名的《申请书》及《更名、分户申请书》将由崔×1承租的北京市西城区×××××73-75号的两间房屋分户承租，其中的75号房屋1间继续由崔×1承租，73号房屋1间由崔×2承租。
2002年3月23日，崔×1在宣房公司出具的《出售公有住宅平房、简易楼房、筒子楼房价计算表》中购房人处签字，该计算表中详细记载了房屋的地址、面积、购房价款等内容。2002年4月29日，崔×1、崔×2分别与宣房公司签订了《购买公有住宅平房（简易楼、筒子楼）协议书》与《房改房确权证明》。从此，崔×1、崔×2各自取得了原承租房屋的所有权。
原审法院审理中，崔×1、崔×2及宣房公司当庭表示对上述案件基本事实均无异议。崔×1认为在1998年8月其取得北京市西城区×××××73-75号2间房屋的承租权时，其所承租的房屋房号仅为73，而不是73-75-3-4，该房屋不能分户。但由于双方均不能向原审法院提交北京市西城区×××××73-75号2间房屋的租赁合同，原审法院依崔×1之申请分别前往北京庄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北京市西城区不动产登记大厅（原宣武区房屋土地登记发证事务所）调取相关证据，但上述二机构均表示其档案中不存在北京市西城区×××××73-75号2间房屋的租赁合同。原审法院同时询问了宣房公司，宣房公司亦表示北京市西城区×××××73-75号2间房屋的租赁合同无法找到。本院审理中，崔×1提交了一份由“于俊英”签字的关于北京市西城区×××××75号房屋的租赁合同复印件，其上载明承租人为崔×1。崔×1称该份租赁合同系其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由宣房公司提供的。宣房公司表示该份合同原件现由其保管，系其自该租赁合同原保管单位调取的，该租赁合同由崔×1之妻于俊英领取，其单位当时还留存了于俊英的身份证复印件。崔×2认可宣房公司的陈述，称该租赁合同系于俊英领取。崔×1不认可宣房公司的陈述，并对于俊英的身份证不予认可。
上述事实，有房屋租赁契约、换房协议书、委托书、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申请书、更名分户申请书、介绍信、准住证、经营场地使用证明、北京互感器厂证明、营业执照、协议书、租金交纳凭证、照片、购买公有住宅平房协议书、房改房确权证明、收据、开庭笔录、出售公有住宅平房、简易楼房、筒子楼房价计算表、75号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及各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崔×1起诉要求撤销的租赁合同双方当事人为崔×2与宣房公司，崔×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请求法院撤销该合同，因其并非租赁合同一方当事人，不享有相应的撤销权，该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崔×1上诉称本案应适用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相关法律规定，但第三人撤销之诉系指撤销生效法律文书，亦与崔×1的诉讼请求不一致，故相应法律条款并不适用本案。原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理由有误，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35元，由崔×1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崔×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刁久豹
代理审判员 周梦峰
代理审判员 李 淼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张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