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冀09民终69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台红，女，1972年6月2日出生，汉族，河北省东光县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培云，河北冀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和平（又名高云），女，1973年6月5日出生，汉族，河北省东光县村。
委托诉讼代理人：邢洪健，系高和平丈夫。
上诉人（原审被告）：邢洪健，男，1974年9月14日出生，汉族，河北省东光县院。
高台红与高和平、邢洪健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三人均不服河北省东光县人民法院（2016）冀0923民初7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高台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培云、邢洪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台红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支持高台红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少判36450元)；受理费由高和平、邢洪健承担。事实和理由：1.高台红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没有过错，不应承担50％的责任，原审法院对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认为“原告受伤的结果和被告的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邢洪健、高和平不能正确处理双方之间的矛盾，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故邢洪健应当对原告高台红的损害承担侵权责任，原告高台红参与双方厮打的行为，对损害结果的发生也存在过错，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二被告对原告的损失应当按50％承担责任”（判决第8页第三自然段）。原审法院上述认定与事实不符，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陈述以及双方当事人和多位证人在派出所做的笔录可知：2014年5月8日11时许，高台红与高和平因分活产生争议，双方产生肢体接触，后被人拉开后，双方各自回去干活，此次冲突的地点是车间，而且己经告一段落，且没有侵权行为及损害结果的发生。但随后高和平和邢洪健又主动找到高台红进行殴打，此时的冲突地点己经变为办公楼，而正是由于高和平和邢洪健此次的殴打造成高台红轻伤二级的伤害后果并花去医疗费73291.44元。高台红认为，在双方第一次冲突结束后，高和平和邢洪健又主动找到高台红进行殴打的行为完全是高和平和邢洪健主动寻衅滋事，具有完全的过错，应当对因此造成高台红轻伤二级的后果以及为此花费的医疗费承担全部责任，包括刑事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而在被殴打过程中进行自卫防护之行为，并非双方发生冲突而互殴，高台红对其损害结果没有过错，更不应当承担50％的责任。2.原审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违反法律规定，没有将高和平、邢洪健涉嫌犯罪线索移交公安机关，致使高和平、邢洪健至今仍逃避刑事处罚。侵权行为发生后第二天（2014年5月10日)，东光县公安局东光镇派出所委托东光司法医学鉴定中心对高台红做伤情鉴定，2014年5月28日东光司法医学鉴定中心作出鉴定结论，鉴定意见为：轻伤二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纠纷案件中涉及刑事犯罪若干程序问题的处理意见》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中发现涉嫌犯罪，且该刑事犯罪嫌疑案件确认的事实将直接影响民事纠纷案件的性质、效力、责任承担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裁定中止审理，并将犯罪线索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等待刑事程序终结后再恢复审理。高台红2014年7月4日、2015年8月7日曾持鉴定意见书到东光县信访局就本案涉嫌刑事犯罪以及相关办案民警徇私舞弊的行为进行控告，东光县信访局也对此出具证明（己提交作为原审证据）让高台红通过诉讼途径解决。另外，《司法鉴定意见书》明确认定高台红构成轻伤二级。高台红认为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对高台红提交的高和平、邢洪健涉嫌犯罪的事实与线索应当进行核查，并将犯罪线索移交公安机关处理，但原审法院却对该犯罪线索置若周闻，既不核实该线索也不向有关机关移交该线索，明显违背法律规定。
高和平、邢洪健辩称，高台红的上诉不成立，打架当天除对方三人和我方二人，其余证都某能证实我和高台红之间没有肢体接触，证人能证实高台红和高台萍在殴打高和平时自己摔倒在地上，高台红虽然有轻伤，但是我二人没有打高台红，轻伤不是因为我二人造成。
高和平、邢洪健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本案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上诉人在一审中申请法院调取了信访局的证明一份，证明中明确写着“2014年7月4日、2015年8月7日高台红到信访大厅反映在天瓜工艺品厂被邢洪健打伤，要追究打人者法律责任并赔偿医疗费用等问题，鉴于该信访事项属涉诉信访事项，东光县信访局已引导其通过诉讼渠道反映问题。”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十三条及《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该规定属于法定的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而原告向县信访局信访的行为不属于以上法律规定的事由，所以不能认定为诉讼时效中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是向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提出权利的请求，首先信访局不属于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信访条例》第十四条规定了信访人可以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信访事项的行为的规定，其中高台红的情形不属于信访事项。条例第二十一条、二十二条规定了对于信访事项信访局的处理方式，明确规定了依法应由法院、检察院等机关处理的，信访局不予受理，但应当告知信访人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程序向有关机关提出，而高台红所去的东光县信访局出具的证明也可以证明东光县信访局已经对高台红的信访事项引导其通过诉讼渠道反映问题，告知和引导义务于2014年7月4日就已经作出了，这也恰恰说明信访局明知自己不属于解决民事纠纷的部门，但是一审法院却以高和平、邢洪健没有能提交证据及法律依据证明信访局不具有处理民事纠纷的权利，但是法院也没有在判决书中引用法律规定，说明信访局具有处理民事纠纷的权利。其次，既然法院认定了信访局有权利处理民事纠纷，那么在2014年7月信访局已做出了处理，也可以说明高台红至起诉时已超过诉讼时效。再次，在证明中记载了高台红信访的是被邢洪健打伤，要求邢洪健进行赔偿，而不是要求高和平进行赔偿，但是第一次开庭高台红自己认可且明确说邢洪健打她，但是未能提交邢洪健打人的证据，所以高台红对高和平的起诉也过了诉讼时效。2.本案应由高台红证明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应当由高台红提供证据证明其伤情同高和平、邢洪健有因果关系，一审法院仅凭高和平、邢洪健没有正确处理双方矛盾，引发了高台红受伤的后果就判决高和平、邢洪健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没有尊重法律规定的侵权三要素，属于适用法律错误。3.一审法院根据高和平的陈述“高台红、高台红的姐、高台红的对象三个人出来就动手打邢洪健”，以及高台红的陈述、证人证言可以证实原告与二被告确有肢体接触，其中原告的陈述属于自己的主张，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证人证言是谁的证人证言？在本案中所有的证人证言均能证明邢洪健和高台红之间没有肢体接触，怎么又出来的有肢体接触？高和平的陈述说的是高台红方的人出来动手打邢洪健，而不是邢洪健打对方三个人，另外出来动手打邢洪健，打了没有？怎么打的？如果是邢洪健打的话，高台红的腿又怎么会受伤？高台红的腿伤可以用手打成吗？这些均应当由高台红举证证实，但是经过两次庭审，高台红均没能提供证据证实这一点。何况证人证言中有人作证高台红自己滑倒，摔伤了腿，为什么法院不采纳该证人证言却采纳其他？所以高和平、邢洪健认为法院应当依法判案，应当于法有据，不能用推理或推测，不能臆断想象，高台红的伤情在沧州市中心医院经过治疗，已经治愈出院，没有必要再去北京医院治疗，即使没有痊愈，沧州市中心医院也有治疗高台红病情的医疗水平，高台红仍然去北京医院治疗，属于自己自愿扩大损失，上诉人不应当赔偿。
高台红辩称，1.高台红诉请未超过诉讼时效。高台红自事件发生后由于东光县公安局偏袒邢洪健方，高台红始终寻求相关部门救济，以追究邢洪健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其先后向东光县公安局、东光县检察院、东光县纪检委、东光县信访局、沧州市公安局、沧州市检察院以及公安部求助，该情况符合诉讼中断的法律规定，其诉求未超过诉讼时效；2.高台红至今未完全康复，腿部仍需要康复治疗，其腿部伤情足以构成伤残，且经解放军302医院诊断其伤应至八到九级伤残，因一审庭审中未进行鉴定，我方保留相应诉权。我方认为诉讼时效应当以高台红完全治愈及定残之日起开始计算；3.关于邢洪健、高和平行政处罚决定书，东光县公安局在第一时间内并未向高台红送达，高台红知晓相关内容是在2016年初，由一审代理律师向公安机关调取得知，综上，我方认为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4.关于侵权事实部分的答辩意见同我方的上诉意见。
高台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高和平、邢洪健赔偿高台红医疗费73291.44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高台红、高和平、邢荣华、高台萍均系天成工艺品厂职工。2014年5月8日11时许，高台红到天成工艺品厂仓库找高和平要活，高和平没有给高台红活，因此两人发生争吵，后高台红的丈夫邢荣华和高台红的姐姐高台萍来到此处，并和高和平发生厮打，后被人劝开，随后高和平丈夫邢洪健来到该厂，后双方发生厮打行为。过程中高台红造成右膝内侧副韧带损伤，下端大部分断裂；右膝外侧副韧带损伤；右膝前交叉韧带损伤，上端部分断裂；右股骨外侧踝、右侧腓骨、右胫骨干髓端多发骨挫伤；右膝关节积液，关节周围软组织肿胀。高台红花费医药费共计73291.54元。2014年7月4日、2015年8月7日高台红到信访大厅反映在天成工艺品厂被邢洪健打成轻伤，要求追究打人者法律责任并赔偿医疗费用等问题。鉴于该信访事项属涉法涉诉信访事项，东光县信访局已引导其通过诉讼渠道反映问题.上述事实有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及本院依法调取的证据予以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被告高和平的陈述“高台红、高台红的姐、高台红的对象三个人出来就动手打邢洪健”，以及原告的陈述、证人的证言，可以证实原告与二被告确有肢体接触，原告受伤的结果和被告的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邢洪健、高和平不能正确处理双方之间的矛盾，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故邢洪健应当对原告高台红的损害承担侵权责任，原告高台红参与双方厮打的行为，对损害结果的发生也存在过错，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二被告对原告的损失应按50%承担责任。原告共计花费医疗费73291.44元，即二被告应赔偿原告医疗费36645.77元。被告辩称本案超过诉讼时效，但未提供任何证据及法律依据证明信访局不具有处理民事纠纷的权力，故对于原告高台红向信访局主张权利应视为诉讼时效中断，其效力及于共同侵权人高和平，对被告的意见不予采纳。被告辩称医药费票据中一张是东光县医院的400元是鉴定费不是医疗费，从沧州市中心医院的医嘱中，可以看出原告在沧州市中心医院已经治愈，在北京军区总医院住院的费用属于自行扩大损失的意见，因治疗花费系必须支出，且被告无证据证明原告已痊愈，故对其辩称意见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判决：被告邢洪健、高和平赔偿原告高台红医疗费36645.77元。上述给付款项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案件受理费1632元，由原告高台红负担816元、被告高和平、邢洪健负担816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相一致。
本院认为，同事之间应和睦相处，互相谦让，有了矛盾协商解决。本案中，高和平与高台红因工作琐事致双方亲属参与到争执中来，对因纠纷产生的损害后果双方均有过错，公安机关对当事人、证人所做讯问笔录及对高台红、高和平、邢洪健、邢荣华（高台红丈夫）、高台萍（高台红姐姐）五人的行政处罚决定亦能充分证实。一审根据实际情况认定双方对高台红的损害后果承担同等责任，并无不当。
高台红主张因邢洪健的殴打致其轻伤，邢洪健对此不予认可，辩称是高台红自己摔倒所致。对此，高台红应向公安机关报案或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就邢洪健是否涉嫌犯罪及其涉嫌犯罪的事实进行侦查，一审法院现仅就民事赔偿做出处理，并无不当。
关于诉讼时效。东光县信访局的证明，能够证实双方发生纠纷后，高台红就其损害在主张权利。高和平、邢洪健认为本案超过诉讼时效，本院不予支持。
高台红在北京军区总医院治疗的费用，有医院诊断证明、病历、医药费票据、费用清单予以证实，高和平、邢洪健主张该部分费用是自行扩大的损失，但其没有举证证明高台红前期在沧州市中心医院已治愈，故对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高台红，高和平、邢洪健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27元，高台红负担711元，高和平、邢洪健负担71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冉 旭
审 判 员 刘俊蓉
代理审判员 孙雅静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冯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