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12民终271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石秀兰，女，1929年8月17日生，汉族，住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褚翠芳，女，1964年10月17日生，汉族，住无锡市南长区。系上诉人石秀兰之女。
委托诉讼代理人：游兴年，江苏东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褚俊晶，女，1995年9月19日生，汉族，住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亚强、熊少华，江苏天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蒋冬女，女，1941年11月9日生，汉族，住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少华，江苏天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石秀兰因与被上诉人褚俊晶、蒋冬女排除妨碍纠纷一案，不服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苏1291民初2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石秀兰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错误解读法律。本案是排除妨碍纠纷，上诉人对一审适用《物权法》第三十五条无异议，但一审适用本应对上诉人有利的法律条文却作出对上诉人不利的判决。排除妨碍的前提是确定该物权的归属，上诉人提供了村镇房屋所有权存根，泰州医药高新区野徐镇解家社区居委会、泰州医药高新区野徐解家村委会、泰州市公安局野徐派出所出具的证明等证明房屋权属，无论是国家有权机关发放的证书和出具的证明，还是兄弟之间分家出具的建房协议，均证明上诉人石秀兰才是房屋的唯一合法所有权人。涉案房屋的产权清晰，从不存在争议，不知道一审法院如何认定“原被告双方对该房权属存在争议，可另行通过合法途径处理”？如被上诉人认为其拥有房屋所有权，应提起确权之诉或其他之诉。二、一审法院分配举证责任，证据证明力大小采信归责存在严重错误，回避分析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本案房屋归属清楚，产权清晰，上诉人提供了国家机关出具的村镇房屋所有权存根，派出所等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其证明力明显高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一审法院不采信该证据也不做任何说明。该房来源于祖房翻建，从建房协议中可以看出房屋来源，建房协议属于直接证据，证人褚某1是协议签订者之一，最知道该房的原始状况，故分家协议和褚某1的证言证明力远远高于被上诉人提供的间接证据和证人的效力，一审对上述证据同样视而不见。上诉人已经举证证明房屋权属属于上诉人，一审回避该事实，以被上诉人可能对案涉房屋存在份额来进行判决。一审中上诉人已经亲自出庭说明其与褚平喜之间不存在收养关系，一审判决认定“建房时褚平喜已成年，其亦参与了该房建造”，有何证据？涉案房屋建于1989年，即便如被上诉人所说，褚平喜于1985年与上诉人一家生活，但褚平喜有什么经济能力参与建房？如褚平喜经济条件好，就不需要褚朝富“抚养”。三、从司法追求的最终目标看，应追求每个案件的公平正义。从本案的判决实际效果看，支持了侵权人的利益，剥夺了所有人的利益。被上诉人褚俊晶已经出嫁并生育孩子，在丈夫处有房屋，蒋冬女的大儿子有房屋，两被上诉人均有房屋居住。上诉人将房屋免费借给褚平喜长期居住，现回村养老无房可住。
被上诉人褚俊晶、蒋冬女共同答辩称：一、村镇房屋所有权证存根不能证明上诉人是涉案房屋的唯一合法所有权人。1、根据《泰州市村镇规划建设管理办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当事人应向房屋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申请房屋所有权登记，经市（县）、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后，由市（县）、区人民政府颁发房屋所有权证。上诉人提交的村镇房屋所有权证存根并非房屋所有权证，不具有证明房屋权属的法律效力。2、涉案房屋是农村自建房屋，该房屋权利的设立不是源于登记而是源于合法的建造行为，且农村房屋权属登记普遍不将共有人员登入，不能单纯以村镇房屋所有权证存根否认存在其他共有人。二、褚平喜参与建造涉案房屋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首先，褚平喜年幼时由家族过继给上诉人夫妇，于1984年到上诉人家中生活确立养父母子女关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和经营承包地，由上诉人夫妇操办婚礼并生下褚俊晶。户籍证明也显示褚平喜、褚俊晶是上诉人夫妇户内的家庭成员。被上诉人提交的群众情况说明、土地承包证、96年大包干计算表等均可以证实。其次，案涉房屋建于1989年，褚平喜已经21岁，是有劳动能力的成年人。褚朝富、褚朝明订立的《凭证》中褚平喜代替褚朝喜签字不仅证明褚平喜与上诉人夫妇共同生活、生产经营的事实，也足以证明褚平喜是主要家庭成员，主持和担当重要家庭事务，参与建造案涉房屋。三、上诉人无权主张排除妨碍，一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正确。1、案涉房屋由褚平喜与上诉人夫妇共同建造主房，后褚平喜出资建了辅房。褚平喜去世后，其财产权利应由被上诉人继承，故被上诉人对房屋有所有权和居住权。2、案涉房屋来源于祖房翻建，使用了祖房的宅基地和材料，翻建之前褚朝银未放弃继承，但没有得到相应份额，故蒋冬女作为未分割的遗产权利人应当是房屋的共有人，其有合法居住权。3、排除妨碍是权利人行使其权利受到不法阻碍或妨碍时请求加害人排除。本案上诉人并非涉案房屋的唯一合法所有权人，被上诉人有证据证明其对涉案房屋享有合法权属和利益，上诉人请求排除妨碍违背事实和法律。
上诉人石秀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褚俊晶、蒋冬女立即排除妨碍，搬出泰州医药高新区野徐镇解家村三组41号的房屋；2、判令褚俊晶、蒋冬女支付房屋维修费用12000元，并支付房屋占用费用（具体数额以30元/天自原告起诉之日计算至实际迁出之日）；3、诉讼费用由褚俊晶、蒋冬女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褚正如、袁四英夫妇（均已过世）育有4子，分别为长子褚朝明（已过世）、次子褚朝富（2009年过世）、三子褚朝银（已过世）、四子褚某1。褚朝富、石秀兰夫妇育有3女。褚朝银、蒋冬女夫妇育有2子1女，分别为长子褚平阳、次子褚平喜（1968年12月30日生、2000年12月28日过世）、长女褚平凤。褚平喜、吕翠琴夫妇育有1女褚俊晶。
褚正如、袁四英、褚朝银过世后，褚朝明、褚朝富、褚某1为祖产3间房屋拆除分配和新建房屋产权，于1989年4月30日签订《协议书》1份，主要内容有：褚朝富、褚某1弟兄2人要在原祖房住宅上同时翻建楼房上下各4间，为防止以后产权有所争执，弟兄3人共同商议，决定一次性处理，祖房3间分为3份，每份定价为1000元，褚朝明应得的祖产继承权由褚朝富保管，另1份由褚朝富付给褚某11000元，3间旧房均属褚朝富使用；翻建楼房，褚某1上下共4间产权由本人使用，不属其他任何人；建成新房中间山墙，褚朝富、褚某1平等使用。后褚朝富、褚某1两户共同出资新建了4间楼房。1989年6月6日，褚朝明、褚朝富（褚朝富由褚平喜代签）签订《凭证》1份，主要内容有：因祖屋翻新落成楼房，四间二层居中一分为二，东首为褚朝富所有，西边属褚某1所有，现褚朝明及其子女居住上海，为保证回苏北探家有一安逸环境，经商量特作如下解释，双方遵循；原祖屋一分为三，褚朝明1份（作价1000元）自愿无偿支援给褚朝富，让其拆除后在原地翻建楼房，翻建后的楼房产权属褚朝富，褚朝明及子女享有永久居住权，他人不得干涉；褚朝富在任何时候及情况下，都要无条件保证褚朝明及其子女从沪来苏北探视间的食宿问题；褚朝明若日后退休还乡，褚朝富要确保其固定居住之地，以安度晚年。1993年，褚朝富户在其楼房前新建了1间辅助用房。2005年，房屋普查时，褚朝富以其名义申请产权登记，房屋座落于本市野徐镇解家村三组，申请建筑面积：2间2层楼房为125.33平方米，辅助用房1间为22.31平方米。
褚朝银去世后，褚平喜于1985年前后至褚朝富家中生活，后来褚朝富夫妇至无锡生活，案涉房屋由褚平喜使用直至去世，现案涉房屋由蒋冬女、褚俊晶使用。双方因房屋权属发生争议，石秀兰遂诉至法院，并提出如前诉请。
一审法院认为，排除妨害请求权是指权利人对己物已经造成妨害的行为或设施请求排除的权利，所涉妨害须以非法或不正当为前提。本案中，褚平喜在1985年前后就至褚朝富家中生活直至过世，其间褚朝富户先后修建了位于本市野徐镇解家村三组41号的2间2层楼房及1间辅助用房，结合当事人陈述、土地承包证、大包干归户计算表、褚俊晶常住人口登记卡、证人证言等证据分析，不论褚平喜是否过继给褚朝富夫妇或由褚朝富夫妇收养，至少可以确认褚平喜、褚俊晶为褚朝富夫妇户内的家庭成员，对此石秀兰虽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供充分的反驳证据。建房时褚平喜已成年，其亦参与了房屋建造，由于现有证据不能排除褚平喜享有案涉房屋份额的可能，故蒋冬女、褚俊晶作为褚平喜的法定继承人在褚平喜去世后继续占有案涉房屋的行为，不属于石秀兰行使排除妨害请求权的范畴。双方对房屋归属如有争议，可另行通过合法途径处理。综上，石秀兰要求蒋冬女、褚俊晶排除妨害并赔偿损失，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支持。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石秀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0元，由石秀兰负担（已付）。
二审中，上诉人石秀兰提供以下证据：1、书信两份，证明褚平喜与褚平阳一直是兄弟，褚平喜没有与上诉人一家共同生活。如按照农村风俗过继，上诉人肯定要将褚平喜带在身边，但上诉人当时在无锡生活，没有与褚平喜共同生活。褚朝富的工作由女儿顶替，并未让褚平喜顶替。2、褚俊晶与石秀兰外孙女的微信聊天记录，在微信中褚俊晶称呼蒋冬女为奶奶，证明褚俊晶的实际生活情况。3、褚平喜书写的字条两份，字条反映褚平喜有癫痫和肺结核，其妻子吕翠琴进厂的押金都是借的，证明褚平喜没有经济来源，不可能参与建房。被上诉人褚俊晶、蒋冬女质证认为：1、对两封书信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如该信是真实的，信中用较大篇幅描述了褚平喜，恰恰证明褚平喜与石秀兰关系较为紧密，如双方没有亲密关系，不可能描述如此多褚平喜的情况。2、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3、对字条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对其内容无法确认。
被上诉人褚俊晶、蒋冬女提供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野徐镇解家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褚平喜在世时与石秀兰之间存在过继关系。上诉人石秀兰对该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关于过继，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书面的、口头的或民间风俗上的任何手续，家谱中没有褚平喜的名字，褚朝富的墓碑上没有褚平喜及被上诉人的名字，民政局也没有任何手续。
本院对上诉人二审中所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对于上诉人石秀兰提供的两份书信系案外人写给褚朝富的，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对两份字条，因被上诉人不予认可，且字条有明显裁剪痕迹，无法确认是否系褚平喜所写，故对上述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对于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因其不直接反映涉案房屋的权属，对其证明力由本院结合本案双方所举证据综合认定。
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石秀兰诉请要求被上诉人褚俊晶及蒋冬女排除妨碍，并支付房屋维修费及使用费，是基于其是涉案房屋的唯一合法所有权人，其对涉案房屋享有完全的、排他性的权利，对此石秀兰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原审过程中石秀兰提供了村镇房屋所有权证存根及当地居委会出具的证明，予以证明房屋所有权人登记为褚朝富，现褚朝富去世，上诉人石秀兰是涉案房屋的唯一权利人。对此，本院认为，涉案房屋是农村自建房屋，农村房屋一般由农村村民向集体经济组织申请宅基地建造住房，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实践中，农村房屋办理产权证时一般也是登记在一人名下，并不是登记在所有家庭成员名下，但并不意味着宅基地或房屋的权利人仅仅是权属证书上登记的一人，而是作为家庭成员共同共有。上诉人以村镇房屋所有权证存根等证明其是房屋唯一合法权利人，明显与农村建房的风俗、政策不符，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二审中补充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褚俊晶虽称呼蒋冬女为奶奶，但双方确有血亲关系，双方之间的称呼不能证明上诉人石秀兰对涉案房屋享有完全的所有权。
涉案房屋虽登记为褚朝富一人，但从被上诉人所举证据及原审调查情况来看，褚平喜在建房时属于褚朝富夫妇户内的家庭成员。理由分析如下：1、根据原审法院至泰州市公安局野徐派出所的调查显示，褚平喜的户籍与石秀兰确属于同一户，褚平喜生育的子女即本案被上诉人褚俊晶的户籍亦登记在石秀兰户内，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其与褚朝富二人曾对此提出过异议，现上诉人石秀兰认为褚平喜及褚俊晶将户口迁入涉案房屋内未经过上诉人同意，是因农村户口迁移较为随意导致的，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其该辩称意见不予采信。2、原审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方提供的1996年的大包干归户登记表显示褚朝富户计算人口为4人，原审到庭证人周某作为当时的村委会主任，到庭证明褚朝富户土地承包人口的4人为石秀兰、褚平喜夫妻及褚俊晶四人，原审法院在对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野徐镇解家村党委书记调查时，该村党委书记亦陈述褚平喜户的承包地确实是算在褚朝富这一户中的，上诉人石秀兰虽对此有异议，但根据原审证人石秀兰之女褚某2的陈述，1996年土地承包时，其已经结婚并将户口迁出，结合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政策，土地承包人只能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故归户登记表中的四人中不可能包含已经迁出户口的石秀兰之女。对该节事实，被上诉人方的陈述更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政策，且有相关证人证言予以佐证，应予采信，故本院确认归户登记表中的4人应包含褚平喜。3、原审到庭证人中有褚平忠、褚某1、褚某2、褚某3，四人均与双方当事人存在亲属关系，上述四位证人虽对褚平喜是否过继给褚朝富夫妇陈述不一致，但对褚平喜与褚朝富夫妇在建房前就已经共同生活的陈述基本一致，能够证明涉案房屋建造前，褚平喜就与褚朝富夫妇共同生活的事实。
综上，因涉案房屋建于1989年，当时褚平喜属于褚朝富夫妇户内有劳动能力的家庭成员，被上诉人作为褚平喜的继承人，居住涉案房屋不属非法侵占，在上诉人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褚平喜虽为其户内的家庭成员，但对涉案房屋不享有任何权利的情况下，其主张被上诉人褚俊晶、蒋冬女搬出涉案房屋依据不充分，原审判决驳回其要求排除妨碍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之处。
综上，上诉人石秀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0元，由上诉人石秀兰负担（已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 玫
审 判 员 缪翠玲
代理审判员 顾春旺
二〇一七年二月六日
书 记 员 刘 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