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津民终17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中物储国际物流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海路**号**栋*******室。
诉讼代表人：张建华，北京中物储国际物流科技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鹏，男，北京中物储国际物流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华，北京市尚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天津物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北辰开发区主干道北。
法定代表人：杨洪来，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秋惠，天津贤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岩，天津贤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天津港远航散货码头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区（东疆保税港区）海丰物流园*号仓库*单元-47。
法定代表人：赵明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佐明，北京市海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相飞，上海海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北京中物储国际物流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六区**号楼*层。
诉讼代表人：张建华，该公司破产管理人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鹏，北京中物储国际物流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华，北京市尚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中物储国际物流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天津物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物产公司）、天津港远航散货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航码头公司）、一审被告北京中物储国际物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物储公司）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海事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5）津海法商初字第756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及一审被告中物储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鹏，被上诉人天津物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秋惠、李岩，被上诉人远航码头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佐明、丁相飞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上诉请求：1.驳回赔偿天津物产公司二号提单项下5万吨铁矿石相当于价值2415.5万元人民币的诉讼请求。2.请求由远航码头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及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保管责任和放货责任事实不清及与实际不符。首先，远航码头公司不承担保管与放货责任与实际事实不符。且一审判决过于强调合同对应性原则，依据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与天津物产公司签订的《货运代理协议》中保管责任的约定判定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承担保管赔偿责任，而忽视了远航码头公司在本案中的实际保管人的地位和责任。其次，《货运代理协议》中约定的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的保管责任是以“货物进入乙方仓库才承担保管责任”为前提的，该《货运代理协议》约定与实际情况不符。（二）认定实际履行行为已经变更了合同约定的履行条件完全没有依据且事实不清与实际不符。一审判决认定：由于提货说明确认了提取货物的事实。因此，双方实际履行行为已经变更了合同约定的履行条件“凭加盖出库专用章的放货通知放货”，并结合他船（光荣中国等）的放货，认定“存在不经书面放货通知，由业务人员指令的放货习惯”。由此判断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应对指示放货行为承担责任。但事实上，包括本案“瓦伦布”轮在内同样是其他船，远航码头公司也都要求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发出或补发书面放货通知，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就收到了关于“瓦伦布”轮及“光荣中国”轮远航码头公司要求补齐书面放货通知的函件，证明双方并未变更合同约定的履行条件、且凭书面放货通知的约定就是防止仅由业务人员指令的放货习惯现象出现。既然双方均未变更履行《天津港港口货物作业合同》的约定，远航码头公司没有凭加盖出库专用章的放货通知放货，故其应就违约造成天津物产公司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天津物产公司辩称，请求驳回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全部上诉请求，依法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一）天津物产公司持有提单，系货物所有权人。（二）天津物产公司就涉案货物与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签订《货运代理协议》，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负责报关、保管、监管等事宜，但在实际放货过程中，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未履行该《货运代理协议》项下的义务，存在私自放货的行为。侵害了天津物产公司的合法权益，应当承担赔偿货物损失的责任。
远航码头公司辩称，请求依法驳回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上诉请求，并判令由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按合同相对性原则认定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在其与天津物产公司的《货运代理协议》下承担违约责任，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本案是天津物产公司以海上货物运输代理合同纠纷为由提起的诉讼，追究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违反货运代理合同下的放货义务造成的经济损失，一审判决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既符合不告不理的原则，更符合法律规定。（二）涉案二号提单项下货物已经妥善交付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远航码头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货物卸船入库后，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持正本提货单向远航码头公司支付港口费并换取了提货用的“黑卡”，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对此签收确认。之后，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持“黑卡”提取了货物，每提一批货物，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都在黑卡上签字确认，在提清货物后，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将“黑卡”交还仓库。且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于2015年7月23日出具《关于“瓦伦布”的提货说明》，确认在“黑卡”上签字的人员是其公司员工。在回答一审合议庭“是否就公司员工提货的行为向公安机关报案？”的提问时，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确认没有报案，足以证实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认可上述提货行为是其公司行为。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主张远航码头公司未凭盖有其出库专用章的放货通知指示放货。但由于涉案货物已经实际交付给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在涉案港口作业合同项下，远航码头公司向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交货的义务已经得以履行，故远航码头公司并不构成违约。
中物储公司述称，同意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的上诉请求。
天津物产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向天津物产公司交付货物（价值4831万元人民币的PB粉铁矿石）或赔偿天津物产公司经济损失4831万元人民币；2.中物储公司、远航码头公司连带赔偿天津物产公司经济损失4831万元人民币；3.本案诉讼费用由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中物储公司、远航码头公司承担。
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2月9日，天津物产公司与案外人金鼎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鼎公司）签订委托代理采购合同，约定金鼎公司委托天津物产公司向中国国际矿业联合有限公司（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ｉｎｉｎｇＵｎｉｔｅｄＣｏ，Ｌｉｍｉｔｅｄ）购买10万吨铁矿砂（ＰＢ粉）。货物在海关放行后金鼎公司付清货款前，货权属于天津物产公司。天津物产公司为此与中国国际矿业联合有限公司签订买卖合同，购买15万吨铁矿砂（ＰＢ粉），并支付了899万美元和6243486.43元人民币的货款。另为涉案10万吨铁矿砂（ＰＢ粉）支付海关进口增值税6955492.54元人民币，入境检验检疫费70040元人民币。2014年12月18日，天津物产公司与金鼎公司和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签订《货运代理协议》，约定天津物产公司委托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办理涉案货物（货物指向：一号提单项下5万吨，二号提单项下5万吨）在天津港的报关报检、港口提货、发运、疏港等业务，并约定了由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负责仓储保管货物及堆存费标准。同时约定货物所有权归属天津物产公司。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负责保管货物，监管货物和控制货物流向，按照天津物产公司的指令行事，否则承担私自放货的责任。2015年1月1日，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代案外人河北文丰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丰公司）与远航码头公司签订《天津港港口货物作业合同》，约定由远航码头公司负责“瓦伦布”轮5票共234519吨铁矿砂（ＰＢ粉）的卸货事宜。上述5票货物对应提单为提单一至提单五，包括涉案一、二号提单项下的10万吨货物。《天津港港口货物作业合同》备注栏记载，“凭加盖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出库专用章的放货通知单办理放货手续”。双方并在船前会纪要补充约定：一号提单项下货物由程顺车队捣运散货物流，二号提单项下货物由远航码头公司存储。就一号提单项下货物，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另委托案外人加益（天津）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加益公司）存储。“瓦伦布”轮到港卸货后，远航码头公司就涉案货物分别开具一、二号提单提货凭证。其中，二号提单项下货物由远航码头公司实际负责存储。2015年1月17日至1月27日，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业务人员陈涛、陈喜元、张冰等在提货凭证上签字并提取了全部货物。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出具《关于“瓦伦布”的提货说明》，确认二号提单提货凭证签字提货人员为该公司员工。对于一号提单项下货物，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另行委托加益公司进行实际存储，存储于加益公司租用的天津港铁物流公司场地内。并在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业务人员胡桦、陈涛、陈喜元等指令和监督下，释放全部货物，加益公司业务人员张彬在一号提单提货凭证签字确认。天津物产公司未收到涉案一、二号提单项下货物。
2015年1月12日，天津物产公司与金鼎公司签署补充协议，约定由天津物产公司代为出售涉案货物，以补偿天津物产公司支付的货款。
涉案货物被放出后，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未对涉案业务人员提出刑事报案。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争议焦点为：1.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中物储公司、远航码头公司应否承担放货责任；2.业务人员放货是否由公司承担责任；3.天津物产公司损失的数额。天津物产公司与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存在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并同时约定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负责仓储保管货物和控制货物流向。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与远航码头公司存在港口货物作业合同关系，其代文丰公司委托远航码头公司负责码头卸货。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应就天津物产公司与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之间履行货运代理合同情况确定责任。
一、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中物储公司、远航码头公司应否承担放货责任
天津物产公司与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签订《货运代理协议》，约定天津物产公司委托其办理涉案货物在天津港的报关报检、港口提货、发运、疏港等业务，并约定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负责仓储保管货物以及相应堆存费标准。同时，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负责监管货物和控制货物流向，并按照天津物产公司的指令行事，否则承担私自放货的责任。本案中，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作为货运代理人，实际从事了涉案货物的货运代理事项，办理货物进口环节的报关报检手续，在船、港、库、车等环节之间对货物进行交接，在交接以后货物处于其掌控之下，对放货环节应严格按照天津物产公司的指令发货。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在没有得到天津物产公司放货通知的情况下提货放货，违反了《货运代理协议》的约定，存在过错，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为中物储公司依法设立的分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因此，中物储公司应对其分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责任。
就“瓦伦布”轮所载货物的卸货以及二号提单项下货物的仓储事宜，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与远航码头公司另签有《天津港港口货物作业合同》和船前会纪要。在合同中，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明确其代表文丰公司签订合同。天津物产公司并非《天津港港口货物作业合同》的相对人，无权主张该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远航码头公司不对天津物产公司与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之间《货运代理协议》约定的合同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二、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业务人员放货是否由公司承担责任
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抗辩称，放货系公司业务人员的个人行为，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不承担责任，且一号提单提货凭证的签字人张彬并非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职员。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对于二号提单项下货物，实际在远航码头公司存储，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领取了提货凭证。自2015年1月17日至1月27日，在未出具加盖出库专用章的书面放货通知单情况下，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业务人员陈涛、陈喜元、张冰等在提货凭证上签字并提取了全部货物。对此，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放货后出具了《关于“瓦伦布”的提货说明》，确认了其公司提取货物的事实。因此，双方通过实际履行行为已经变更了合同约定的履行条件。该职员的行为系代表公司履行职务，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应承担相应责任。对于一号提单项下货物，实际在加益公司存储，加益公司进出库管理人员张彬在提货凭证签字，并按照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业务人员陈涛、陈喜元、胡桦等指令和现场监督下放货，期间未出具加盖出库专用章的书面放货通知单。结合二号提单和案外其他货物（如“光荣中国”轮等货物）的放货过程，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代理的港口大宗货物中，存在不经书面放货通知，由业务人员指令放货的交易习惯。陈涛、陈喜元、胡桦等人系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业务人员，接、放货系其工作业务范围。因此，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应对指示放货行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三、涉案货物的价值
经庭审调查，涉案货物均已被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放出，天津物产公司要求交付涉案铁矿粉的请求已不具备实际履行条件。但根据天津物产公司与金鼎公司的《代理进口协议》和天津物产公司与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的《货运代理协议》，均明确约定，天津物产公司拥有货物的所有权。因此，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和中物储公司应赔偿该货物所有权所对应的货值。
天津物产公司共进口15万吨铁矿砂（PB粉），并支付了899万美元（按6.2067汇率计算）和6243486.43元人民币货款，共计62041719.43元人民币。其中，涉案10万吨铁矿砂（PB粉）对应货值为41361146.29元人民币。另为涉案货物支付海关进口增值税6955492.54元人民币，入境检验检疫费70040元人民币。该部分费用均为进口涉案货物的合理支出，应计入货物总价。因此，涉案货物的价值为48386678.83元人民币。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中物储公司虽抗辩称应扣除销售收入，但无证据证明存在销售合同以及销售收入。且天津物产公司与案外人的其他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应另案解决。其与案外人的其他法律关系，不影响本案对涉案货物价值的认定。天津物产公司诉讼请求明确主张货物价值为4831万元人民币，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天津物产公司委托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代理货物进口，并保管货物。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应依约妥善保管，并按照合同约定依据天津物产公司的指示交付保管物。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未能按天津物产公司要求交付保管物，又未提供证据证明无法交付保管物并非其责任，应承担违约责任。中物储公司亦应承担赔偿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中物储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天津物产公司赔偿货物价值损失4831万元人民币。二、驳回天津物产公司对远航码头公司的诉讼请求。如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中物储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3350元，由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中物储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补充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补充提交了如下证据：《关于“瓦伦布”、“光荣中国”提货手续情况说明》，拟证明远航码头公司要求补齐出库手续，远航码头公司与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并没有以实际履行行为变更合同约定的履行条件。
天津物产公司对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补充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证明目的予以认可。天津物产公司在一审时将远航码头公司亦作为被告起诉，要求该公司承担责任的依据也包含其在办理放货手续的过程中存在管理问题，即放货手续不齐备。该证据恰恰可以证明这一点，说明在最初提货过程中，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和远航码头公司根本没有约定以其他方式提货。只是由于当初提货手续不完善，所以在事后远航码头公司才要求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重新补齐相关手续。
远航码头公司对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补充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其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说明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与远航码头公司在“瓦伦布”轮等六条船的操作中，都没有凭出库通知单，而都是通过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的业务人员持“黑卡”来提取货物。双方约定先放货，再后补手续。且只是要求加强船舶档案管理，才进行补充。同时，该证据的出具时间为2015年6月17日，结合远航码头公司一审提交证据《关于“瓦伦布”的提货说明》，说明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认可涉案二号提单项下货物是由其提走的。
中物储公司同意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补充提交证据的证明目的。
远航码头公司补充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天津港公安局经侦支队对苏学彬等人的《刑事讯问笔录》，拟证明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作为货代私自放货，导致多家货权人遭受损失。证据二，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400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涉案合同的性质为货运代理合同，应根据合同相对性认定责任。
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对远航码头公司补充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刑事讯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该案刑事案件处于未决状态，在本案民事纠纷中不宜作为证据使用，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对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400号民事裁定书表示认可。
天津物产公司对远航码头公司补充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刑事讯问笔录》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远航码头公司未对该证据的合法来源提供证据。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在本案中存在私自放货行为，但私自放货给哪家企业与本案无关，故该案刑事案件与本案无关。另案刑事案件处于未决状态，在本案民事纠纷中不宜作为证据使用。对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400号民事裁定书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证据与本案无关。
中物储公司同意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对远航码头公司补充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
天津物产公司、中物储公司二审期间均未补充提交证据。
本院审查了各方当事人补充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
关于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补充提交的证据，因其他各方当事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从该证据记载内容中“今年贵司代理的船舶靠泊我公司共计6条船，在今年的港口作业合同中增加了《出库通知单》放货的备注，在实际提货过程中贵司委派的业务人员来我司办理提货手续时没有提供《出库通知单》，经我司业务人员向贵司业务人员提醒，口头约定尽快提供相关手续，现……尚缺‘瓦伦布’‘光荣中国’两船的《出库通知单》……贵司一直没有提供……望贵司及时将上述两船的出库手续补齐”来看，在远航码头公司与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业务中存在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业务人员办理提货手续时不提供出库通知单，其后补齐出库手续的作法，与一审判决相应认定一致，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
关于远航码头公司补充提交的证据，对《刑事讯问笔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该案系案外人苏学彬等人在另案刑事案件（未决）中的陈述，对其证明力应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对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400号民事裁定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民事裁定书系为解决中物储公司、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与案外人间纠纷管辖权问题而形成的诉讼文书，不能证明本案事实情况，对其在本案中的证明力不予确认。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货运代理合同纠纷。因各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就涉案一号提单项下货物放货责任承担及货物损失数额、涉案二号提单项下货物损失数额的认定均无异议，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院确定本案焦点为：涉案二号提单项下货物放货行为应由谁承担责任。
根据天津物产公司与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等签订的《货运代理协议》第四条第一款约定，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负责货物的报关、报检、港口提货并负责货物的仓储、保管、发运及疏港等事宜。在该款义务的具体约定中，还约定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负责保管货物，监管货物和控制货物流向，严格按天津物产公司的指令行事。同时，《货运代理协议》第五条第一款约定，本合同项下货物的所有权归属天津物产公司，由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代为保管。第五条第二款第1、2项约定了包括涉案二号提单项下货物在内的货物具体放货流程，该款第3项约定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未履行具体放货流程取得天津物产公司确认的，无权私自放货，否则因此而造成的一切损失及责任均由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承担。按照本案证据，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在未得到天津物产公司放货通知的情况下提货放货，违反了《货运代理协议》的约定，具有过错，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另外，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主张《货运代理协议》中约定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的保管责任是以货物进入金鼎公司仓库为前提的，经查，该《货运代理协议》并无上述约定，且从天津物产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货物保管证明》可知，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作为“货物保管单位”，已确认于2015年1月4日将《货物代理协议》约定的被保管货物（包括涉案二号提单项下货物在内）全部接收完毕，存放于远航码头公司，并承诺严格履行保管责任，按照天津物产公司的发货指令发货。故而，对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的相应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涉案二号提单项下货物虽由远航码头公司实际负责存储，但远航码头公司并非《货运代理协议》签订主体，其与北京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签订《天津港港口货物作业合同》和船前会纪要，形成港口作业合同关系。在合同中，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明确其代表案外人文丰公司签订合同，而未明确其代表天津物产公司，应认定天津物产公司并非《天津港港口货物作业合同》的相对人，无权主张该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一审判决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认定远航码头公司不对天津物产公司与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之间《货运代理协议》约定的合同义务承担责任，并无不当。
关于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与远航码头公司的实际履行行为是否已经变更《天津港港口货物作业合同》约定的履行条件问题，本院认为，《天津港港口货物作业合同》虽约定“凭加盖我司放货的出库专用章的放货通知单办理放货手续”，但结合全案证据，可认定在包括涉案二号提单项下货物在内的相关货物放货过程中，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业务人员提取货物时并不提供书面出库通知单，而是采取先提货，后补齐出库手续的形式，与《天津港港口货物作业合同》约定并不一致，故而，一审判决认定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与远航码头公司的实际履行行为已经变更了合同约定履行条件并无不当。对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的相应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中物储公司天津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2575元，由北京中物储国际物流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 伟
代理审判员 李善川
代理审判员 张 昕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孙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