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03民终23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穆生勇，男，1955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仁怀市人，住仁怀市。委托代理人：祝文超，贵州名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仁怀市农牧局，住所地仁怀市中枢街道葡萄井社区。法定代表人：涂飞，局长。委托代理人：杨照勇,1983年9月26日出生，贵州省仁怀市，该局法律顾问。上诉人穆生勇因与被上诉人仁怀市农牧局劳动争议一案，不服贵州省仁怀市人民法院（2016）黔0382民初32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祝文超、被上诉人仁怀市农牧局的委托代理人杨照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穆生勇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长期从事农业生产，仁怀市农牧局发放的工作收入不是其主要生活来源，属错误认定。上诉人作为动物防疫员，从事的工作内容包括“春秋两防”和“月月补针”、重大动物疫情监测工作、产地检疫、母猪保险等工作，上述工作已经占据上诉人大部分时间，使上诉人缺乏充分时间去长期从事农业生产；二、一审法院认定仁怀市农牧局未对上诉人进行日常管理和考勤管理，双方未形成紧密的管理和被管理的人身依附关系没有依据。根据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于2006年6月9日发布的《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贵州省兽医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黔府发〔2006〕18号第二条第（四）款规定，聘用上诉人从事动物防疫员的主体应当是仁怀市农牧局，相应的人事关系、业务工作和经费的管理，都由仁怀市农牧局负责，乡镇政府只是负责日常工作的组织、协调、监督和管理。一审法院未充分认识到省政府文件的规定，导致上述认定错误。仁怀市农牧局答辩认为，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于2006年6月9日发布的黔府发【2006】18号《兽医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与本案无关联性，故石国开上诉无理，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穆生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双方之间从1986年至今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二、判令仁怀市农牧局补足穆生勇2015年4月至2016年4月最低工资差额部分9600元；三、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仁怀市农牧局承担。一审认定的事实：穆生勇从1994年起，经仁怀市畜牧局聘用为现联合村的畜牧兽医防疫员，从事畜牧兽医防疫工作。每年为饲养畜禽进行防疫注射及畜禽检疫和跟进补针工作，把好畜禽疫情防疫工作。1997年9月1日仁怀市畜牧局颁发给穆生勇聘书，聘期三年；2010年10月10日仁怀市农牧局颁发给穆生勇乡村兽医登记证，有效期至2015年10月10日。每年的上半年和下半年由仁怀市农牧局预算工资报酬，仁怀市财政局直接银行支付，穆生勇每月工资800元，每半年计发一次工资为4800元。2016年4月6日，穆生勇向仁怀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申请仲裁，该仲裁委员会认为穆生勇的请求已超过仲裁申请时效为由，作出决定不予受理。另查明，穆生勇长期从事农业，与仁怀市农牧局未形成具体的考勤和上班制度。一审法院认为,穆生勇经仁怀市畜牧局聘用为现喜头镇联合村从事畜牧兽医防疫工作的防疫员事实，双方当事人予以认可，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穆生勇与仁怀市农牧局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二款关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订立、履行、变更或终止劳动合同，依照本法执行。”、第十五条第一款关于“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以某项工作的完成为合同期限的劳动合同”以及参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一、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二、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的规定，穆生勇长期从事农业生产，仁怀市农牧局所发放的工作收入不是其主要的生活来源，仁怀市农牧局未对其进行日常工作管理和考勤管理，双方未形成紧密的管理与被管理的人身依附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应由穆生勇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穆生勇要求确认双方之间从开始工作至今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的主张，不予支持。同理，由于穆生勇与仁怀市农牧局不存在劳动关系，对穆生勇要求仁怀市农牧局补足从2015年4月至2016年4月最低工资差额部分9600元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穆生勇提出的上述诉请主张，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与仁怀市农牧局存在劳动关系，应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第二款，以及参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穆生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穆生勇承担。本院二审期间，穆生勇未提供新证据，仁怀市农牧局提供了下列证据：一、中共中央中发【1976】20号《中共中央关于大力发展养猪业的通知》，该通知载明公社畜牧兽医站实行社办公助；二、中央农业部于1978年6月13日发布的《关于人民公社兽医工作站管理实行办法》，该办法载明推广普及畜病合作防疫制度，培训大队赤脚兽医生产队防疫员、饲养员；三、《乡镇畜牧兽医站管理办法》，该办法载明编制内人员由录用制干部和聘用制干部组成，乡镇站应安排好未来进编的在岗集体人员、农民技术员的工作，可允许其留在站内从事服务或经营性工作，与编内人员统一管理，统一报酬，经费主要靠服务创收解决；四、国务院国发【2005】15号《关于推进兽医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该意见载明积极推进乡镇畜牧兽医站改革，鼓励和引导乡镇畜牧兽医站分流人员创办经营性兽医服务；五、农业部农医发【2005】19号《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推进兽医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该意见载明县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派出的畜牧兽医站按照公益性服务的工作量聘任一定数量的防疫员，由政府给予补贴，所收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按比例返还作为工作经费。上列文件均为中央及地方国家机关以及相应的职能部门依据当时的情况作出，符合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要求，同时上列文件还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畜牧兽医防疫员工作的安排，与本案有关联性，故本院予以认定。结合双方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提供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认定事实与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相同。另查明，2010年仁怀市农业局、仁怀市畜牧局、仁怀市农机局、仁怀市农办合并为仁怀市农牧局。本院认为，穆生勇1994年从事乡村畜牧防疫员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尚未颁行，该工种属地方人民政府在特定时期根据国家政策实施的，属于社办公助性质。依据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举证，仁怀市财政局按月计算并定期向穆生勇支付从事该工种的费用，并非仁怀市农牧局以及派出的畜牧站支付给穆生勇的工资，而是当地人民政府就其所从事该工种的补贴费用，其从事该工种的时间较为灵活，毋需遵守仁怀市农牧局以及派出畜牧站包括上班考勤在内的各项规章制度，仁怀市农牧局以及派出的畜牧站也是仅对其所从事的该工种进行业务管理。穆生勇上诉提出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其长期从事农业生产，仁怀市农牧局发放的工作收入不是其主要生活来源，无据的理由，其在诉讼中并未举证，本院不予采纳。穆生勇在诉讼中提交的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于2006年6月9日发布的《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贵州省兽医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黔府发〔2006〕18号第二条第（四）款规定，仅说明该文件要求行业主管部门仁怀市农牧局需在每个建制村集体聘用一名以上的畜牧防疫员，并未规定该聘用人员必须与仁怀市农牧局成立劳动关系，即使必须建立劳动关系，都属于该文件后与仁怀市农牧局成立劳动关系的情形，并未明确以前已经存在并享受政府补贴的防疫员，与农牧局之间已经成立劳动关系，故穆生勇以该文件主张双方成立劳动关系之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穆生勇上诉提出一审法院认定仁怀市农牧局未对其进行日常管理和考勤管理，双方未形成紧密的管理和被管理的人身依附关系，无依据的理由，与本案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故穆生勇上诉主张与仁怀市农牧局之间成立事实劳动关系，不符合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的事实劳动关系的成立必须同时具备的三个条件，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穆生勇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穆生勇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田  滔审 判 员 令狐荣强代理审判员 陈 文 玉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王 艳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