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徐商终字第011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詹纯新，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蒋荣民，江苏世纪青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唐波，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党静。
委托代理人蒋春林，江苏建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重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党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2014）泉商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2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联重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蒋荣民、唐波、被上诉人党静的委托代理人蒋春林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党静原审诉称：2011年9月，双方签订塔吊买卖合同1份，约定由党静购买TC5610型塔吊，中联重科公司在萧县工地安装时，由于安装原因，整台塔吊倒塌。2011年10月12日，双方签订0201Y276TC5610塔机修复协议，中联重科公司承诺修复赔偿，但中联重科公司没有按协议履行，请求判令，中联重科公司支付党静配件款25万元，逾期付款利息5万元，并承担该案诉讼费。在原审诉讼过程中，党静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中联重科公司支付赔偿配件款22.9万元（标准节10节，每节7000元，为7万元，购买配件款6.9万元，其余损失8.4万元），利息损失5万元。
中联重科公司原审辩称：党静所诉的侵权行为与中联重科公司没有关联性，其结果也与中联重科公司没有任何责任关系，中联重科公司不存在侵犯党静权利的行为。党静向法院起诉的依据和主要证据系伪造，中联重科公司已就党静伪造合同印章的违法犯罪行为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
原审法院查明：2011年9月22日，党静作为承租人与出租人中联重科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1份，约定，承租人自主选择出卖人和租赁物件，自主决定并直接与出卖人商定租赁物的名称、规格、型号、配置和数量、价格、交货、安装、验收时间、质量要求、保修等内容；出租人完全根据承租人的指示和要求与出卖人签订《产品买卖合同》，并向出卖人购买物件，未经承租人同意，出租人不得变更《产品买卖合同》的内容；出租人在《产品买卖合同》中除有向出卖人购买产品的权利和付款的义务外，其他权利由承租人享有，其他义务由承租人履行；出卖人不履行《产品买卖合同》义务的，由承租人行使索赔的权利，出租人不得干预；承租人自行与出卖人讨论决定租赁物件的安装、调试、培训、保修和售后服务等事宜；出卖人有迟延交货或交付的租赁物件质量、数量、保修、售后服务存在争议时，对出卖人索赔的权利由出租人转让给承租人，由承租人直接向出卖人索赔。双方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
同日，根据党静的指定，买受人中联重科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与出卖人即中联重科公司（原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塔式起重机产品买卖合同》1份，约定，中联重科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向中联重科公司购买中联牌TC5610-6塔机2台（单价42.2万元）、中联牌TC5610-6塔机8台（单价42万元），总价款420.4万元。合同产品及价格不含安装、平衡重、外接电缆线以及辅助吊具，如买受人需要，价格另计；收货单位朋信租赁；货物到达地址宿州；设备开机时，出卖人听买受人通知派人调试，完毕后，双方在“产品安装调试交验单”上签字盖章；买受人从事起重类产品的操作人员必须取得由当地政府部门颁发的合法操作证书方可操作出卖人产品，以及买受人对设备的安装、拆卸及装运，必须由具有相应资质并依法办理相关手续的专业队伍严格按其操作的技术规程安装、拆卸及装运，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出卖人概不负责。合同对双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中联重科公司工作人员徐州在出卖人一栏签字并加盖中联重科公司合同专用章。
2011年10月10日，0201Y276’TC610塔机在安装过程中倒塌。2011年10月12日，党静与中联重科公司签订《0201Y276’TC610塔机修复协议》，约定，党静委托中联重科公司对因故损坏的0201Y276’TC610塔机进行修复，损伤情况及修复方案见《0201Y276’TC610塔机损伤评估及修复方案》。党静按《所需更换部分配件清单Ⅰ》更换部件，其他部件由党静现场检测并修复，中联重科公司确保党静1台完整的型号为TC5610的塔机。中联重科公司工作人员蔡龙涛在修复协议上签字。同日，中联重科公司工作人员蔡龙涛向党静出具承诺函1份，内容为“本人经与公司领导沟通，对于党静萧县塔机倾倒后修复一事，承诺如下：经我司修复及更换部件所发生的费用折扣价为六折，保险公司理赔金额（预估21万元），保险公司理赔金额扣除现场报废残值及实际修复（折扣价）后，剩余的部分（约8.4万元再扣除残值，残值以现场变卖依据为准），以实物（如标准节及配件）形式补偿给党静。特此承诺”。该承诺函加盖中联重科公司合同专用章。
2011年10月13日，党静与中联重科公司经协商达成《0201Y276’TC610塔机损伤评估及修复方案》，该方案对塔机损伤情况进行了评估，其中标准节11件严重变形，修复方式为党静已买多节，可自行周转，旧件作废品处理；起升机构、变幅机构、主控柜、驾配箱、泵站、油缸总成损坏，修复方式为党静现场检测，旧件返厂修复；未更换部件由党静视情况进行现场修复，使用工具、销轴等小件、文件（修复合格证及装箱单除外），不再另配，其它所需临时补缺零部件由党静另行购买。上述协议均加盖中联重科公司合同专用章。
2011年10月27日，中联重科公司工作人员徐州给党静出具承诺书1份，主要内容为“……另第一台出险塔机由于拉回厂，暂不回款给融资公司，利息问题由本人协调，第一台出险塔机在2011年11月30日以前发货”。
2013年12月9日、10日，中联重科公司向党静发送了部分损坏配件，《0201Y276’TC610塔机损伤评估及修复方案》中约定的标准节10件、起升机构、变幅机构、主控柜、驾配箱、泵站、油缸总成未发送。党静为购买上述配件共花费13.9万元。党静向中联重科公司索要未果，遂诉至法院。
原审法院另查明：涉案塔吊已在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投保，投保人是中联重科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被保险人是徐州朋信起重机械租赁有限公司。关于2011年10月10日涉案塔吊倒塌事故，保险理赔金额为物损16.65万元，公估费11477.34元，合计177977.34元。2013年5月17日，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将物损16.65万元汇入中联重科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账户，公估费11477.34元汇入评估公司账户。2013年12月31日，中联重科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将该笔赔偿款16.65万元转入中联重科公司下属中联重科建筑起重机械公司事业部用作配件款。
原审法院再查明：2014年6月9日，长沙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对党静涉嫌伪造印章案立案侦查。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党静与案外人中联重科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出租人在《产品买卖合同》中除有向出卖人购买产品的权利和付款的义务外，其他权利由承租人享有，其他义务由承租人履行”、“出卖人不履行《产品买卖合同》义务的，由承租人行使索赔的权利，出租人不得干预”、“出卖人有迟延交货或交付的租赁物件质量、数量、保修、售后服务存在争议时，对出卖人索赔的权利由出租人转让给承租人，由承租人直接向出卖人索赔”，故党静有权向出卖人即中联重科公司行使索赔权利。
党静的损失系在安装塔机过程中造成的损失，涉案《产品买卖合同》约定“本合同产品及价格不含安装、平衡重、外接电缆线以及辅助吊具”，但是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党静、中联重科公司就塔机损坏赔偿问题签订《0201Y276’TC610塔机修复协议》、《0201Y276’TC610塔机损伤评估及修复方案》。双方约定对在安装中造成的损失由中联重科公司承担修复、更换等赔偿责任，应视为对原买卖合同条款的变更。若中联重科公司补偿和帮助的说法成立，中联重科公司仅享有领取塔机保险理赔款的权利，却不承担赔偿义务，则在塔机倒塌事故中，中联重科公司不仅没有受到任何经济损失，相反却因此获得了保险利益，显然不合常理。双方均应按照《0201Y276’TC610塔机修复协议》、《0201Y276’TC610塔机损伤评估及修复方案》履行各自的义务。党静所举《0201Y276’TC610塔机损伤评估及修复方案》、塔机产品发货交接清单能够证实中联重科公司未完全履行塔机修复义务，中联重科公司工作人员徐州在承诺书中陈述“第一台出险塔机由于拉回厂”，中联重科公司已将损坏的塔机拉回，却未能举证证明塔机已完全修复并交付给党静，或配件全部发送给党静的证据，故党静主张按实际购买价格予以赔偿符合法律规定。标准节10节，每节7000元，为7万元，其他配件款6.9万元，合计13.9万元，中联重科公司应当给付党静。
关于党静主张的8.4万元。蔡龙涛系中联重科公司工作人员，其出具承诺函的行为应视为职务行为，该承诺函中“保险理赔金额21万元”、“剩余部分约8.4万元”均是预估数字，应以实际理赔金额为准。实际理赔物损16.65万元，中联重科公司修复费用为理赔款的6折，党静获得费用为理赔款的4折即166500×40%=66600元。关于中联重科公司抗辩应扣减残值的问题。中联重科公司主张部分残值在党静处，党静对此不予认可。党静所举徐州的承诺书显示“第一台出险塔机拉回厂”，故不能证实残值在党静处。
关于党静主张利息损失5万元（以22.9万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7%从2011年9月23日计算至2014年5月30日）问题。依法支持以13.9万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1年10月14日计算至2014年5月30日，利息损失为23258.75元；以6.66万元为基数，从2014年1月1日计算至2014年5月30日，利息损失为1543.64元，合计利息损失24802.39元。
关于该案应否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问题。判断应否承担民事责任，不仅审核公章是否系伪造，还应审核是谁伪造公章，单位是否存在过错，伪造公章并不必然影响合同当事人通过民事诉讼行使其基于合同关系而享有的权益。党静所主张的配件损失已经由中联重科公司确认，双方对此不存在争议，且中联重科公司已部分履行赔偿协议，私刻公章与否并不影响民事责任的承担。
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判决：一、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党静配件及其他损失20.56万元、利息损失24802.39元，合计230402.39元。二、驳回党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100元，保全费2020元，合计8120元由党静负担1884元，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负担6236元。
中联重科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中联重科公司与党静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本案不应认定为买卖合同纠纷。2、党静涉嫌刑事犯罪，原审法院没有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违反了相关规定。3、原审中，中联重科公司一直主张党静提供的修复协议、修复方案、承诺函系伪造，但原审法院未予查明。4、原审法院认定的党静可以获得的赔偿款数额计算错误，与涉案承诺函的内容不相符。5、本案中，中联重科公司仅是将第一台塔机中需要返厂维修的部件拉回，没有损坏的部件和已经作废的部件并没有拉回厂，原审法院对于该部分事实的认定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由党静负担。
被上诉人党静辩称：1、中联重科公司没有将塔机配件款或配件原件交付党静，党静确系自行购买了修理所需要的配件。2、按照蔡龙涛出具的承诺函，党静应当获得的理赔款为保险赔偿款总额的40%。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二审期间，上诉人中联重科公司为支持其上诉主张，提供以下证据：
1、长沙市公安局作出的“长公物鉴（文检）字（2014）4328号”鉴定文书，拟证明，原审中，党静提交的修复协议、承诺函上所加盖的“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系党静伪造。长沙市公安机关已经正式立案，因此，本案涉嫌刑事犯罪，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2、宁乡县公安局出具的普通印章准刻证（编号：20080884），拟证明党静在原审中提交的修复方案、修复协议、承诺函上加盖的“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不是中联重科公司印章，均系伪造。
3、证人宋某的证言，拟证明，党静在原审中提交的修复方案所记载的内容，不是当事人间真实意思表示，系党静私自伪造的。
4、塔机产品发货交接清单、发货明细、配件报价单、湖南增值税发票2张（金额分别为2151元、164349元），拟证明，中联重科公司按照修复方案、修复协议的约定，以6折优惠的价格向党静提供了塔机配件。
5、涉案塔机倒塌现场照片1组，拟证明，涉案塔机倒塌后，其中的4节标准节是完好的，而党静陈述其按照修复方案的约定购买了11节标准节，因此，党静持有的修复方案是其伪造的。
经质证，党静认为：一、对于长沙市公安局的鉴定文书不予认可。该鉴定文书未向党静送达，且鉴定文书仅表明加盖在修复协议、承诺函上的合同专用章与中联重科公司送检的印章不一致，不能说明加盖在修复协议、承诺函上的印章是党静伪造。二、准刻证上所载明的印章不能表明是中联重科公司所有的印章，更无法证明党静提交的证据上的印章是党静伪造的。三、对于宋某部分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党静提交的修复方案上的宋某的签名确系其本人所签，加盖的印章也是真实的。四、对塔机产品发货交接清单、发货明细的真实性无异议。对配件报价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报价单是中联重科公司单方制作，报价也是中联重科公司单方拟定的。对增值税发票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2张发票并未交付党静，且发票开具的日期为2014年4月22日，发票上没有明细，无法判断发票开具的内容。五、对于塔机倒塌现场照片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照片拍摄的时间、地点、塔吊均无法确定，无法证明是涉案塔机倒塌的现场。
本院认为：一、长沙市公安局出具的鉴定文书仅表明加盖在党静提交的修复协议、承诺函上的合同专用章与中联重科公司送检的合同专用章不一致，未表明党静提交的证据上所加盖的合同专用章系伪造，因此，该证据不能证明中联重科公司的主张。二、宁乡县公安局出具的准刻证上载明的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有2枚，编号分别为“13”、“18”，无法表明中联重科公司仅有这2枚合同专用章。准刻证的出具时间为2008年，涉案修复协议、修复方案、承诺函的形成时间为2011年，该证据亦无法证明在上述文件出具时，中联重科公司合同专用章的持有情况。因此，该证据不能证明中联重科公司的主张。三、2张增值税发票均加盖有相关行政机关的印章，发票的形式、内容合法。该2张发票虽形成于2014年4月22日，载明购方系党静，但发票未交付予党静，中联重科公司亦无法证明该2张发票系针对涉案塔机维修所出具，因此，该2张发票不能证明中联重科公司的主张。四、因党静对于塔机产品发货交接清单、发货明细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该组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予以确认。五、对于配件报价单、证人宋某的证言、现场照片的证明力，本院将结合其他案件事实予以综合认证。
被上诉人党静二审期间未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除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外，另查明：针对党静原审提供的塔机修复方案，中联重科公司工作人员宋某认可该修复方案上“宋某”的签名系其本人所签。
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是否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二、中联重科公司应否向党静支付赔偿配件款；如需支付，数额如何认定。
本院认为：根据党静与中联重科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的约定，中联重科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将其与中联重科公司间《塔式起重机产品买卖合同》所享有的除购买产品的权利、履行付款的义务外，其他权利义务均概括转让予党静。本案中，党静依据该约定，以中联重科公司未履行买卖合同约定的维修义务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由应确定为买卖合同纠纷。
一、关于本案应否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本案中，党静起诉要求中联重科公司支付配件款，系属经济纠纷，不适用该条的规定，因此，本案不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二、关于中联重科公司应否向党静支付赔偿款，及赔偿款数额如何认定的问题。
第一，针对涉案塔机维修问题，党静与中联重科公司签订了塔机损伤评估及修复方案。原审中，党静、中联重科公司分别提供了1份修复方案且内容存在差异，虽双方对于对方提供的修复方案均不予认可，但党静提供的修复方案有中联重科公司工作人员宋某的签字，且加盖有中联重科公司合同专用章。虽中联重科公司认为该合同专用章系党静伪造，但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且中联重科公司对于宋某签字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因此，党静提供的修复方案应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第二，2011年10月27日，中联重科公司工作人员徐州出具的承诺书载明第一台出险塔机拉回厂。根据修复方案及中联重科公司提供的塔机产品发货交接清单可以看出，中联重科公司未完全履行修复义务，其中部分应做“旧件返厂修复”处理的配件未发送给党静，为此，党静购买了未予发送的起升机构、变幅机构、主控柜、驾配厢、泵站、油缸总成及塔机标准节，共计花费13.9万元，该部分款项中联重科公司应当支付给党静。
第三，中联重科公司工作人员蔡龙涛出具的承诺函记载，保险理赔款扣除报废残值及实际修复后，剩余部分以实物形式补偿给党静。虽中联重科公司主张其仅是将倒塌塔机需要返厂维修的部件拉回厂，但其公司工作人员徐州出具的承诺书载明“……第一台出险塔机由于拉回厂……”，因此，中联重科公司认为残值在党静处的主张，不能成立。该承诺函同时载明，在保险公司理赔金额预估为21万元的情况下，扣除报废残值及实际修复费（折扣价）后，剩余约8.4万元赔偿给党静，即赔偿款为保险理赔款的40%（21万元×40%）。本案中，实际保险理赔款为16.65万元，因此，中联重科公司应向党静支付的赔偿款为6.66万元（16.65万元×40%）。
综上，上诉人中联重科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100元，由上诉人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建民
代理审判员 曹 辛
代理审判员 孟文儒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李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