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津02民终312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思白，女，1985年2月21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河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毓琦，男,住天津市红桥区,天津市唐家口街道长征路社区居民委员会推荐。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成队，天津兆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住所地天津市河东区新开路**号。
法定代表人：沈中阳，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蓉蓉，女，该院主治医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晶晶，天津长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思白因与上诉人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以下简称职业病防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2015）东民重字第00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思白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职业病防治院赔偿徐思白各项损失429159.83元；2、准予徐思白进行伤残等级鉴定，并判令职业病防治院根据鉴定结果赔偿残疾损失和精神损失；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职业病防治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职业病防治院应当承担徐思白现有损失的全部责任。一审判决认定职业病防治院对其诊疗行为承担全部责任，徐思白对此认同，没有异议。但因其诊疗行为导致徐思白在其他医院后续治疗所产生的治疗费、残疾辅助器具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一审判决职业病防治院承担50%的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职业病防治院在对徐思白的医疗活动中，严重违反医疗技术诊疗常规和医疗技术操作规范，主要表现有：1、违规联合使用抗××药物氟哌啶酮和利培酮等药物并造成上诉人氟哌啶酮中毒，导致昏迷、呼吸衰竭等恶性综合症的危险；2、篡改病历，掩盖违规治疗的事实，造成不能进行医疗损害过错鉴定的严重后果；3、徐思白三颗门牙脱落完全是因为职业病防治院违规操作造成的后果；4、非法使用不具备合法资质的医务人员。一审判决，没有对上述1、2两条最严重的违规治疗行为给予评判，客观上模糊了职业病防治院的责任。没有对上述第3条的客观事实进行确认。（二）职业病防治院违规治疗对徐思白造成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1、徐思白在职业病防治院治疗，职业病防治院作为医疗机构，因严重违规治疗导致徐思白身体受到严重损害，徐思白在职业病防治院的治疗费等损失，职业病防治院应当承担，一审法院已经确认。2、徐思白在其他医院的治疗是针对职业病防治院给徐思白造成的损害后果的延续治疗，所产生的费用等损失，职业病防治院也应全部承担。一审判决明确认定因职业病防治院的过错导致徐思白损害，因此徐思白就诊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以下简称三中心）、天津医院与职业病防治院前面的诊疗行为不当有因果关系，因此认定职业病防治院对徐思白在其他医院的诊疗行为要承担全部过错责任。在事实上，因职业病防治院在诊疗过程中违规对徐思白造成的医疗损害，导致徐思白病情危重，出现药物中毒、昏迷、呼吸衰竭等危症，徐思白为了保住生命才转到其他医院救治，徐思白在其他医院治疗是因职业病防治院造成损害后果的延续治疗，其治疗费理当由职业病防治院来承担。在法律上，既然一审判决认定了职业病防治院在医疗活动中，违规情节严重，对徐思白造成损害，徐思白因医疗损害转入其他医院治疗符合常理，也认定职业病防治院应对徐思白的后续治疗行为承担全部过错责任，那么就应当判定职业病防治院对徐思白的损失后果承担100%的责任而非50%。3、职业病防治院必须对徐思白的残疾承担赔偿责任，一是徐思白受伤后，因职业病防治院的违规治疗，使徐思白不能及时手术治疗摔伤，导致徐思白残疾的重要原因，所以职业病防治院应当承担残疾赔偿责任。本案不能对徐思白残疾形成的因果关系进行鉴定，但不能鉴定是职业病防治院篡改病历等原因造成的，而职业病防治院篡改病历直接目的就是掩盖过错，所以认定职业病防治院承担全部责任不违背法律。二是伤损三颗门牙的器官缺失的残疾，完全是职业病防治院违规操作造成的，职业病防治院也应当承担全部责任。4、氟哌啶醇中毒导致徐思白白细胞减少、免疫力低下的后续治疗费，职业病防治院也应当承担责任。二、对于一审没有认定的徐思白损失，有失公允。（一）关于营养费，徐思白提供了三中心及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以下简称血液病医院）的证明，上述医院均是三级甲等医院，一审法院以非职业病防治院出具的医嘱而不予全部支持，缺乏依据。（二）关于徐思白误工损失，徐思白已经提供了相关证明，因职业病防治院的违规治疗导致徐思白残疾的损害后果，产生误工损失，一审判决以徐思白未提供与职业病防治院诊疗行为有因果关系的鉴定为由，不予支持，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虽然认定职业病防治院违规情节严重，应对徐思白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也应对其后续诊疗行为承担全部过错责任，但仍有部分事实不清，未能保护徐思白合法的生命健康权。三、一审判决明确了职业病防治院未尽到审查义务，让不具有职业资格的人员从事医师执业，违规严重，存在过错。但是一审判决回避了职业病防治院最主要的过错，侵犯了患者及家属的权利。（一）职业病防治院在诊疗活动中，明知违反法律和诊疗规范会给徐思白造成严重后果，仍然违规操作，是本次诊疗行为中最严重的过错。严重侵犯了患者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即使职业病防治院的医务人员在徐思白就诊时没有获得执业证，但是至少受过一定的医疗培训，具备一定的医疗知识，在徐思白已处于昏睡状态以及有医疗知识的家属明确告知和反抗使用抗××药物的情况下，仍继续给徐思白静脉注射氟哌啶醇并造成氟哌啶醇中毒，同时违反用药原则，联合使用抗××药利培酮，导致徐思白出现严重锥体外系不良反应及昏迷、呼吸衰竭等恶性综合症而危及生命的严重后果。职业病防治院恶意违反诊疗规范，严重违背了职业道德，给徐思白造成住院时间和住ICU时间的延长，尤其是白细胞减少，最终使骨科手术无法进行；为此天津医院还给了徐思白家属不能手术的书面意见，该证据已向一审法院提交。因丧失骨科手术康复的机会，导致终身残疾。（二）职业病防治院频繁违反医疗诊疗常规，甚至在ICU病房时，都不进必要的监护责任和合理的注意义务，导致患者在被束缚时，仍然能够独自拔出气管插管及胃管，且再次为患者做气管插管时，严重违反诊疗常规，在患者清醒地情况下强行气管插管，导致徐思白三颗门牙脱落，却对其严重的损害后果恶意隐瞒，这种插管前和掉牙后均不告知家属的行为严重侵害的患者的健康权，患者及家属的知情同意权。（三）职业病防治院违反《病历书写基本规范》，为逃避责任伪造、篡改病历资料，徐思白已经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二十多条篡改病历的证据，这种使病历失实的违法行为不仅损害患者的知情权，更让人痛心的是，病历不能真正反应患者在职业病防治院的治疗过程，而且病历的不真实导致相关鉴定时间延长甚至无法进行，为徐思白的维权带来困扰，延长诉讼时间，在精神上增加徐思白的痛苦。但是判决中并未载明徐思白提交的病历证据。四、一审法院认为鉴定机构无法进行医疗损害过错鉴定，所以无法对徐思白进行伤残等级鉴定，没有支持徐思白残疾损失和精神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徐思白因职业病防治院的违规医疗行为导致身体上和精神上的损害后果，理应由其承担，徐思白申请医疗损害后的伤残等级鉴定，并要求根据鉴定结果赔偿残疾损失和精神损失符合法律规定。（二）徐思白申请医疗损害过错鉴定，一审法院判决中说明因职业病防治院的篡改病历，材料被医学会退回。没有进行过错鉴定的举证不能的后果应当由职业病防治院承担。（三）伤残等级鉴定，不以医疗过错损害鉴定为必要条件，因此因医疗损害过错无法鉴定而不能做伤残等级鉴定，不符合常理。如果因医疗损害过错无法鉴定，应该由职业病防治院承担最高标准额残疾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
职业病防治院辩称，不同意徐思白的上诉请求。
职业病防治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全部诉讼费用由徐思白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职业病防治院的医护人员没有资格证和执业证，属认定事实不清。1、医护人员周伟系于上诉人处实习医护人员，系在执业医师的指导下从事医疗实习活动，根据《执业医师法》第九条规定，具有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一）具有高等学校医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试用期满一年的，由此可见，在取得执业医师资格前，实习医护人员在医疗机构中进行实习，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且该实习人员系在执业医师指导下进行实习，其诊疗活动由该指导医师负责，该人员并非独立进行医疗执业活动。2、在一审过程中，一审法院认为，医疗人员张沛生作为徐思白治疗期间的科主任和主任医师，在徐思白住院病案首页中签字，但其执业证取得时间为2012年4月5日，晚于为徐思白治疗的时间近一年，且其资格证取得时间为1999年5月1日，该时间与执业证的取得时间相差13年。但实际上张沛生已于2001年取得《医师执业证书》。一审法院在并无依据的情况下，径行认定该医师没有取得执业证书，认为职业病防治院未尽到审查义务，让不具有专业资格的人员从事医师职业，显然违规情节严重，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二、一审判决认为职业病防治院应对自己的诊疗行为承担全部过错，对徐思白后续在其他医院的损害后果承担50%的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1、职业病防治院在诊疗过程中，仅在个别环节，未向患者近亲属尽到充分说明告知义务，不存在《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过错推定的情形，而是应当按照《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由职业病防治院按照过错比例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以周伟、张沛生不具有医疗资格及执业证且认为职业病防治院未尽到审查义务，属违规情节严重，在认定事实不清的基础上，径行认定职业病防治院对自己的诊疗行为承担全部过错，属法律适用错误。2、一审法院认为，徐思白主张再次就诊其他医院与职业病防治院的诊疗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但是徐思白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以上因果关系，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徐思白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在一审过程中，职业病防治院已提交全部的病历材料，但由于徐思白对上述病历材料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导致无法进行医疗损害过错鉴定，进而导致无法对再次就诊其他医院与职业病防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仅以其他医院的相关诊断酌情认定职业病防治院对自身诊疗行为存在过错承担全部责任，无相应的证据证明，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同时，基于此错误的事实认定，要求职业病防治院承担徐思白就诊其他医院的损害后果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由此可见，一审法院在没有相应事实及法律的支持下，判令职业病防治院赔偿相关经济损失，与应承担的责任比例不符，扩大了职业病防治院的赔偿范围，应当予以纠正。
徐思白辩称，不同意职业病防治院的上诉请求。
徐思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职业病防治院赔偿徐思白各项损失共计429159.83元，包括医疗费304398.83元、辅助器具费3291元、营养费54750元、误工费54000元、鉴定费6020元、交通费5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200元，请求残疾赔偿，具体数额待伤残等级鉴定完后具体确定；2、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职业病防治院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职业病防治院原系天津工人医院。2011年5月13日14时许，徐思白因坠楼到职业病防治院就诊，职业病防治院急诊处对徐思白进行了一系列的常规检查，对症处理，进行实施抢救，同日16时徐思白入住职业病防治院住院部。门（急）诊诊断为：腹部闭合性损伤，骨盆粉碎性骨折，右股骨骨折，右跟骨开放性骨折，肺挫伤，肋骨骨折，胸腔积液，胸挫伤，骨盆粉碎性骨折。入院诊断为：高处坠落致全身多发伤，腹部闭合性损伤，创伤性休克，失血性休克。徐思白住院时间自2011年5月13日至2011年5月31日，共计住院18天。2011年5月31日徐思白家属发现徐思白病情危重，要求出院，将徐思白转往三中心治疗。徐思白在职业病防治院的出院诊断为坠楼复合伤：1、多脏器功能损伤（肝肾心肺）；2、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3、弥漫性血管内凝血；4、高处坠落致全身多发伤；5、腹部闭合性损伤；6、创伤性休克、失血性休克；7、肺挫伤、肋骨骨折，胸腔积液；8、骨盆粉碎性骨折；9、右股骨近端粉碎性骨折；10、右跟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右跟骨骨折脱位；11、左跟骨粉碎性骨折；12、右髋臼粉碎性骨折；13、应激性溃疡、上消化道出血；14、电解质紊乱、高钾血症；15、精神分裂症。后徐思白分别在三中心、天津医院等多家医院就诊。
本案原审过程中，一审法院曾委托天津市河东区医学会（以下简称河东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鉴定，河东医学会于2012年8月8日向一审法院出具函件写明：“贵院委托的徐思白与天津市工人医院医疗技术鉴定一案，不宜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徐思白提出对职业病防治院的医疗行为进行医疗过错司法鉴定，职业病防治院则要求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后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天津市天盾法医司法鉴定所（以下简称天盾鉴定所）进行司法鉴定。2013年1月10日天盾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由于病人病情危重，多次报病危，医方诊断明确，但医院在整个医疗过程中存在未尽到完全告知义务、未尽到完全注意义务，存在不足，参照《关于办理医疗过失司法鉴定案件的若干意见》之相关规定，医院方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存在过错，负次要责任。”
本案审理过程中，徐思白申请医疗损害过错鉴定，因徐思白对于职业病防治院提交的病历材料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天津市医学会将上述鉴定材料退回一审法院。同时徐思白申请职业病防治院诊疗行为与徐思白在职业病防治院治疗的因果关系以及伤残等级鉴定，一审法院与鉴定部门联系，鉴定部门回复因医疗损害过错鉴定无法鉴定所以上述鉴定也无法作出结论。
另查，徐思白在职业病防治院就医共花费医药费99296.94元，输血费和护工费5400元，以上共计104696.94元，双方对该数额没有异议。徐思白主张残疾辅助器具费3291元，职业病防治院不予认可，不同意赔偿。其中徐思白购买百纳气垫床用于防褥疮，花费1311元，徐思白提供了太平大药房的发票一张；购买轮椅花费980元，购买座便器花费200元，徐思白提供了天津市鑫宝隆康复器材销售中心的收款收据两张；购买特制鞋子花费800元，未有票据。徐思白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6200元，以每天50元计算124天。徐思白主张营养费54750元，以每天50元计算三年。徐思白主张本人误工费54000元，以每月1500元计算三年。徐思白向一审法院提供了马春秀的证言一份，但证人未出庭；同时提供天津市南开区品轩阁服饰店出具的证明一份，该证明写明：“徐思白于2010年8月5日-2010年10月5日在天津市南开区从事服装销售工作2个月，月工资1500元。特此证明。2014年6月26日。”职业病防治院对上述证人证言，表示由于证人没有出庭，不予认可。徐思白主张交通费500元，未有票据提供，职业病防治院不同意承担。徐思白主张鉴定费6020元，提供票据一张，职业病防治院要求在责任比例的范围内承担。
再查，职业病防治院未能向法庭提供医疗人员周伟的资格证及执业证。同时医疗人员张沛生作为徐思白主治期间的科主任和主任医师，在徐思白住院病案首页中签字，但其执业证取得时间为2012年4月5日，晚于为徐思白治疗的时间近一年，且其资格证的取得时间为1999年5月1日，该时间与执业证的取得时间相差近13年。
一审法院认为，患者在治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存在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徐思白与职业病防治院形成了医疗服务关系，职业病防治院作为医疗机构，应当仔细审查医护人员的资格证和执业证，并应当留档备查，现职业病防治院未尽到审查义务，让不具有执业资格的人员从事医师职业，显然违规情节严重，存在过错，应对徐思白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徐思白主张再次就诊其他医疗机构，与职业病防治院的诊疗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本案审理中，徐思白申请对职业病防治院诊疗行为与徐思白的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进行鉴定，但鉴定部门回复因医疗损害过错鉴定无法进行，所以上述鉴定也无法作出结论。结合徐思白后续治疗及就诊情况，徐思白再次就诊于三中心、天津医院与职业病防治院前期诊疗行为不当势必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故一审法院酌情认定职业病防治院对其诊疗行为承担全部过错责任，对徐思白后续三中心、天津医院等其他医疗机构的损害后果承担50%赔偿责任为宜。职业病防治院应对徐思白的合理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徐思白主张有以下几部分损失：包括医疗费304398.83元、辅助器具费3291元、营养费54750元、误工费54000元、鉴定费6020元、交通费5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200元，以上共计429159.83元。针对徐思白的主张，一审法院分别分析认定如下：一、关于医疗费。1、徐思白主张发生在职业病防治院的数额为医药费99296.94元，输血费和护工费5400元，以上共计104696.94元，一审法院对该数额予以确认。2、对于其余的医药费，均发生在徐思白在职业病防治院以外的地点就医的医药费用。根据上述确定的比例，职业病防治院应当赔偿徐思白该项损失的50%，故对发生在职业病防治院之外的医药费共计196682.2元，职业病防治院承担50%，即98341.1元。二、关于残疾辅助器具费。关于徐思白该项诉讼请求，根据上述确定的比例，职业病防治院应当赔偿徐思白该项损失的50%，即1645.5元。三、关于住院伙食补助费。徐思白在职业病防治院就医18天，徐思白在职业病防治院发生的住院伙食补助费为18×50=900元，一审法院对该数额予以确认。徐思白在其他医院住院治疗，产生了住院伙食补助费，关于徐思白该项诉讼请求，根据上述确定的比例，职业病防治院应当赔偿徐思白该项损失的50%，即5300元×50%=2650元。以上共计3550元。四、关于营养费。根据法律规定，营养费需要根据医院要求增加营养的医嘱来确定。现徐思白提供的三中心及血液研究所的证明中写明要求加强营养，但对具体加强营养的时间没有确定，且该加强营养的医嘱并非职业病防治院出具的医嘱。一审法院考虑徐思白的病情、病因，酌情对营养费予以考虑，确定营养费的数额为20000元。五、关于徐思白本人的误工损失。徐思白提供证人证言一份及非企业法人出具的证明一份。职业病防治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可。一审法院分析认为，首先，出具该两份证明的证人没有出庭，单位也没有派人出庭；其次，两份证明共计证明徐思白的工作时间为四个月；第三，徐思白曾经患有精神分裂；徐思白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曾经长期工作；第四、徐思白受伤起因系自行坠楼，现其在本案中主张的误工费应当在能够确认与职业病防治院的诊疗行为有因果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判定。综上，一审法院认为，现徐思白未提出因果关系鉴定，且徐思白现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不能工作是由于职业病防治院行为导致，故对徐思白该主张，无法支持。六、关于交通费。徐思白主张交通费500元，但未提供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徐思白就医住院，必然发生一定的交通费用，系合理损失，根据本案实情酌定为280元。七、关于鉴定费用。徐思白主张鉴定费6020元，职业病防治院对该数额没有异议，一审法院对该数额予以确认。八、关于鉴定人员出庭费用。根据《天津市司法鉴定服务临时收费标准》相关规定，鉴定人员出庭，每人每次300元，故对于鉴定人员的出庭费用，一审法院确认为600元。根据一审法院确认的责任比例，职业病防治院应赔偿的数额为医疗费203038.04元、残疾辅助器具费1645.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550元、营养费20000元、交通费280元，共计228513.54元。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赔偿原告徐思白医疗费203038.04元、残疾辅助器具费1645.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550元、营养费20000元、交通费280元，共计228513.54元；二、驳回原告徐思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204元，鉴定费6020元，共计16224元，由原告徐思白负担8000元，被告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负担8224元。鉴定人员出庭费600元，由被告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负担。”
在本院审理期间，徐思白提交证据如下：证据1、血液病医院诊断证明，证明徐思白2018年1月26日仍然被诊断为白细胞减少症。证据2、血液病医院临床检验报告单，证明徐思白的白细胞减少，徐思白被氟哌啶酮药物中毒造成的白细胞减少症仍然存在。证据3、血液病医院门诊收费票据及挂号凭证，证明徐思白在该医院进行血液检验等支付的费用。职业病防治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上述证据只能证明白细胞减少的现在的状态，无法证明白细胞减少症是因职业病防治院诊疗行为导致。
职业病防治院提交证据如下：证据1、周伟在天津医科大学毕业证书，证明周伟系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可以作为实习医生参与医疗行为。证据2、自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查询的张沛生执业医师的备案信息，张沛生具有相关资质。徐思白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周伟毕业证书取得时间是2007年7月，只能证明他有医学学习经历，但徐思白治疗时间是2011年5月，其在四年时间里没有进行执业医师资格注册。对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查询数据截止时间是2018年5月13日零时，而张沛生为徐思白进行诊疗时间是2011年5月，无法证明其为徐思白治疗期间已经获得了执业资格。
本院经审理查明，徐思白在职业病防治院治疗期间，职业病防治院给徐思白服用了氟哌啶酮药物，徐思白在治疗过程中三颗门牙脱落，职业病防治院对上述事实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职业病防治院是否对徐思白的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及是否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2、徐思白主张的各项损失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是否有过错，涉及医疗专业知识，应根据专业医疗机构鉴定给予的鉴定意见予以确认。徐思白申请医疗损害过错鉴定，原审法院根据其申请委托天津医学会进行鉴定，天津医学会回复因患方对医方提交病历材料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且与原审法院多次和患方沟通说明，患方仍对病历材料的真实性提出异议，目前无法启动鉴定程序。徐思白提交的证据能够确认徐思白在职业病防治院治疗期间，职业病防治院给其服用了氟哌啶酮药物，徐思白在治疗过程中三颗门牙脱落，徐思白被诊断为白细胞减少症，但徐思白主张氟哌啶酮中毒造成白细胞减少无法手术致其终身残疾，以及徐思白三颗门牙脱落系职业病防治院违规操作造成，在没有鉴定结论的情况下，本院对其上述主张不予采信。徐思白主张职业病防治院篡改病历，经审查，职业病防治院提供的病历部分伪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职业病防治院有过错，应对徐思白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职业病防治院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周伟、张沛生在为徐思白诊疗期间具有执业医师资格，职业病防治院作为医疗机构未尽到审查义务，存在过错，应对徐思白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原审法院认定职业病防治院对其诊疗行为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职业病防治院的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徐思白就诊于三中心、天津医院与职业病防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徐思白申请因果关系鉴定，原审法院根据其申请委托天津医学会进行鉴定，天津医学会回复因医疗损害过错鉴定无法进行，因果关系鉴定无法作出结论。徐思白系自行坠楼导致身体多脏器功能损伤、多处骨折，其在三中心、天津医院等医院治疗并非单纯因职业病防治院的诊疗行为所致，原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以徐思白就诊于三中心、天津医院等医院与职业病防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对徐思白就诊于三中心、天津医院等医院产生的合理损失认定由职业病防治院承担5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妥。徐思白要求职业病防治院对该部分损失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徐思白的各项损失，原审法院根据徐思白提供的医疗费票据等确认医疗费、残疾辅助器具费及住院伙食补助费的数额并无不当，徐思白主张医疗费数额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徐思白主张治疗白细胞减少所支付的费用可另行解决。原审法院根据徐思白提供三中心、血液病医院加强营养的医嘱证明及徐思白的病情酌情确定营养费的数额，并无不妥，徐思白主张三年的营养费，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徐思白的误工损失，徐思白曾患有精神分裂症，其所举证据不能证明曾经长期工作，且徐思白因自行坠楼致其多脏器功能损伤、多处骨折，徐思白没有证据证明因职业病防治院的诊疗行为导致其误工，徐思白主张误工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残疾赔偿金，徐思白在原审审理期间提出伤残等级鉴定申请，鉴定机构回复因医疗损害过错鉴定无法进行，徐思白要求伤残等级鉴定也无法作出结论，徐思白该项主张证据不足，原审法院对其该项主张未予支持，亦无不妥。
综上所述，徐思白、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46元，由上诉人徐思白负担1303元，上诉人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负担144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教柱
审 判 员 李国敏
代理审判员 闫 萍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法官 助理 史凡凡
书 记 员 李宝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