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27民终204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贵阳市第七建筑工程处，住所地贵阳市。
法定代表人:王士海，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方添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阳市。
法定代表人：张贵凯，该公司总经理。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石磊，贵州朝华明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维顺，男，1977年3月8日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人，住遵义市汇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向燕，贵州名城（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颜昌灿，贵州名城（播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程华强，男，1968年1月1日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人，住遵义市汇川区，
上诉人贵阳市第七建筑工程处（以下简称第七工程处）、贵州方添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添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曾维顺、原审第三人程华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惠水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12日作出（2017）黔2731民初4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第七工程处、方添泰公司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驳回被上诉人曾维顺对上诉人的起诉及一审诉讼请求；2、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曾维顺承担。事实和理由：第一，被上诉人不是实际施工人，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上诉人出具《承诺书》，是对施工班组，施工进度款的付款承诺以及结算要求，而非追认程华强对曾维顺的转包行为，因为转包需要得到上诉人的认可重新签订协议，曾维顺从程华强手中转包，并没有经过上诉人同意，没有签订转包合同，至今也没有追认，上诉人只认可其为程华强的施工班组，不是实际施工人，没有资格起诉上诉人。第二，一审判决曲解了无效合同的处理方式，建设工程无效合同价款的请求，具有前置条件。上诉人对一审认定本案所涉协议均为无效协议不持异议，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由此可见，有效合同和无效合同的主要区别，在于对当事人的法律约束力的效力不同，无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要主张工程价款的，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是一个必备的前置条件。上诉人方添泰公司对被上诉人的承诺是于2016年3月份组织验收，验收合格后一个月内完成结算，于结算完成后两月内支付完剩余工程款，可见上诉人同意付工程款的前提，也是竣工验收合格后支付，因工程至今未验收，故尚未达到上诉人承诺的情形。再说，验收事宜是双方共同配合完成的，程华强也于2017年1月24日向上诉人出具过承诺书，承诺2017年3月10日与上诉人第七工程处共同聘请双方认可的第三方对工程结算纠纷进行审计，可见其对2016年7月20日的所谓《工程结算单》效力也没有坚持，是同意推翻重做的，也是上诉人一直要求的结果，即双方聘请第三方对工程进行验收后结算。第三，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证据，不具备合法性、有效性和关联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1、《工程结算单》的效力问题。该《工程结算单》上虽有陈志明的签字却没有加盖上诉人的印章，上诉人并没有委托陈志明办理结算，对其签字行为至今也没有追认，其签字也是在经算人一栏签名，该结算单是被上诉人制作的，陈志明在经算人一栏签名那是代表制作结算单一方，也就是被上诉人一方，而不是代表上诉人一方，如果是代表上诉人一方，应该是在审核人一栏签字。同时陈志明在2016年7月20日签字时，早己自动离职，其签字的行为也不是职务行为。从《工程结算单》的内容来看，既无工程量也无单价，一审认定其合法有效错误。2、《会议纪要》的效力问题。该会议纪要上诉人并没有向被上诉人出具过，陈志明在《单包工协议》上签字的行为，只是一个签约代表的行为，合同中没有授权其办理后期的结算工作，一审判决认定证据形成锁链，其实是不充分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依法予以纠正。
被上诉人曾维顺二审答辩称：第一，答辩人是该工程项目的实际施工人，具备诉讼主体资格。被答辩人方添泰公司将开发位于惠水县好花红乡干户布依寨移民安置房、布依房项目交给被答辩人第七工程处承建，2014年2月26日被答辩人第七工程处与第三人程华强签订《单包工协议》。同年4月10日答辩人与第三人签订《工程转包协议》，该协议约定第三人将其承包的部分项目转包给答辩人进行施工，并由答辩人与发包方结算工程款。2016年8月27日被答辩人第七工程处与答辩人签订《施工补充协议书》，对施工的相应单价进行补充说明，该补充协议不仅是对双力施工项目的约定，更是对答辩人在该项目施工的认可，进一步说明了答辩人是该项目的实际施工人。被答辩人方添泰公司向答辩人出具的《承诺书》，以及被答辩人第七工程处相关工作人员对答辩人所做工程的结算，还是向被答辩人拨付的款项，都足以证明答辩人就是实际施工人，当然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第二，虽然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第七工程处所签订的协议无效，但并不影响工程款的结算支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超越资质等级的，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应当认定为无效，因此双方签订的合同无效，答辩人并无异议；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本案中，被答辩人第七工程处与答辩人已经进行结算，该结算单载明答辩人所做工程总价款为3615996.69元，在一审中，答辩人自认已经收到工程款2612000元，被答辩人辩称没有经竣工验收不属实，并且经答辩人到项目地点查看核实，答辩人所施工的项目楼房现在已经入住，该项目早就已经竣工，而且还有项目验收结算单，也有负责人签字认可，因此，被答辩人第七工程处、方添泰公司应当参照合同支付工程价款及逾期利息。
原审原告曾维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欠款1003996.69元及逾期利息（按月息2%计算2016年8月28日至支付之日期间的利息）；2、被告向原告支付催收工程款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117370元；3、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方添泰公司将开发的位于惠水县好花红乡千户布依寨移民安置房、布依房项目交给被告第七工程处承建。2014年2月26日被告第七工程处与第三人程华强签订《单包工协议》，该协议约定第三人对上述工程进行施工。同年4月10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工程转包协议》，该协议约定第三人将其承包的部分项目转包给原告施工，并由原告与发包方结算工程款。2016年8月27日，被告第七工程处与原告签订《施工补充协议书》对施工的相应单价进行补充。工程竣工后，原告与被告进行结算，被告需支付原告的工程款为3615996.69元，被告向原告支付2612000元后，尚欠1003996.69元未支付。事后，原告多次催收未果。
另查明：被告方添泰公司成立方添泰惠水分公司对上述项目进行管理，被告第七工程处成立第七工程处惠水县好花红乡2013年度扶贫生态移民工程项目部对工程施工进行管理。
一审法院认为：一、被告方添泰公司作为业主将其开发的位于惠水县好花红乡千户布依寨移民安置房、布依房项目发包给被告第七工程处施工，第七工程处与第三人程华强达成《单包工协议》，将其中的部分工程发包给程华强施工。事后，程华强与原告曾维顺签订《工程转包协议》，约定程华强将其转包的部分工程再次转包给原告曾维顺施工。被告方添泰公司出具支付原告工程款的《承诺书》，被告第七工程处与原告组织结算，据此，二被告均以事实行为追认程华强与曾维顺的转包行为。本案中，被告第七工程处将其从方添泰公司处承包的工程分包给第三人程华强，程华强又将其中的部分工程分包给曾维顺。虽然从协议名称来看该协议为《单包工协议》，但该协议约定了新建主体（包含地圈梁）等工程亦属于单包工的范围，第七工程处将房屋的主体工程发包给没有资质的程华强施工违反《建筑法》的相关规定，据此，本案所涉的《单包工协议》及《工程转包协议》均属无效协议。虽然协议无效，但被告第七工程处应按原告所完成的工程量支付工程款，被告方添泰公司作为业主应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责任。
二、关于原告曾维顺是否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本案中，被告第七工程处与程华强签订《单包工协议》后，原告曾维顺与第三人程华强签订《工程转包协议》，该协议约定，第三人程华强将其承包的部分工程分包给原告曾维顺施工，被告方添泰公司向原告出具承诺书，被告第七工程处的相关人员对原告所做工程进行结算，故原告曾维顺系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
三、关于原告曾维顺所做工程量的确定及工程款的支付问题，本案中，被告第七工程处与原告曾维顺进行结算，该结算单载明原告曾维顺所做工程总价款为3615996.69元。二被告认为该工程未经结算，且该结算表上的人员陈志明原为第七工程处的职工，其在结算单上签名时已离职，该结算单未加盖被告的印章，故该结算单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因被告第七工程处认可陈志明曾为其职工，该自认行为与原告出具的《单包工协议》、《施工补充协议书》等文件上陈志明的签名相吻合，原告提供的《会议纪要》载明陈志明的身份为结算组的组长，庭审中，被告第七工程处未能提交陈志明何时离职的相关证据，故陈志明在结算单的签名行为应认定为职务行为。退一步讲，即使陈志明签署结算单时确已离职，在原告不知情的前提下，陈志明的行为亦属于表见代理行为，第七工程处也应承担付款责任。虽然该《会议纪要》及结算单没有加盖印章确实存在一定的瑕疵，但原告提供的证据能相互印证，能够形成证据锁链，予以采信。据此，根据案件实际确定原告曾维顺所作的工程量为3615996.69元。庭审中，原告自认收到工程款2612000元并提供部分票据予以佐证，故认定被告应支付原告曾维顺的工程款为3615996.69元-2612000元﹦1003996.69元，该笔款项应由二被告承担。
另被告方添泰公司出具的《承诺书》载明于结算完成两个月内支付剩余工程款，本案中，2016年8月27日被告第七工程处与原告进行结算，故被告应于2016年10月28日前支付剩余工程款，被告未按约定支付工程款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据此，确定二被告应支付原告逾期付款利息为：以1003996.69元为基础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6年10月28日至该款实际支付之日期间的利息，超出部分，不予支持。
四、关于原告主张的索款损失问题，本案中，原告主张其多次向被告催收工程款并因此造成经济损失共计117370元，庭审中，原告未能提供有效证据加以证实，故对原告的该项损失，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二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贵阳市第七建筑工程处、贵州方添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原告曾维顺工程款1003996.69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6年10月28日至该款实际还清之日的资金占用利息；二、驳回原告曾维顺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892元，由被告贵阳市第七建筑工程处、贵州方添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14000元，原告曾维顺承担892元。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综合本案双方诉辩请求及理由，归纳二审双方争议的焦点：1、曾维顺是否是适格的主体；2、曾维顺所施工的工程是否已验收和结算；3、曾维顺提供的工程结算单是否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本院认为：第一，本案中，虽然首先由程华强向上诉人第七工程处承包工程后，程华强又将其承包的部分工程分包给曾维顺。事后，因上诉人第七工程处项目部负责人陈志明又与曾维顺签订《施工补充协议》，并由陈志明与曾维顺对曾维顺所施工部分工程进行了结算，故一审认定上诉人第七工程处追认了曾维顺的转包行为，曾维顺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并无不当，应予确认。第二，本案涉案工程，从2016年5月5日上诉人项目部出具的承诺书来看，其承诺于2016年6月中旬完成相关班组工程的验收和结算工作，再结合曾维顺提供2016年8月27日的工程结算单来看，说明上诉人项目部对工程已进行了验收，并出具了工程结算单，且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实曾维顺所施工的工程未进行验收结算。故一审认定双方的合同虽然无效，但曾维顺所施工的工程已验收，上诉人应当按照结算承担给付工程款的义务正确，应予确认。第三，对于曾维顺所提供2016年8月27日工程结算单，上诉人对该结算单的真实性未予否认，因该结算单对每号房屋的价款及其他项目费用进行了列明，陈志明在该结算单上签字进行了确认，结合《会议纪要》载明陈志明的身份为结算组组长，同时上诉人第七工程处也认可陈志明曾系其项目部负责人。故一审认定陈志明在结算单的签名行为系职务行为，即使陈志明签署结算单时确已离职，陈志明的行为亦构成表见代理行为，应由上诉人承担付款责任正确，应予确认。上诉人否认该《会议纪要》的真实性，并主张陈志明已离职，也并未提供证据证实，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上诉人贵阳市第七建筑工程处、贵州方添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836元，由上诉人贵阳市第七建筑工程处、贵州方添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福江
审判员 莫玉魁
审判员 王天才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日
书记员 皮奕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