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阳西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阳西法民初字第80号
原告：余中元，男，1965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阳西县。
原告：何结英，女，1967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阳西县，
两位原告共同的委托代理人：罗北胜，男，1958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阳西县。
被告：袁计侵，男，1992年2月29日出生，汉族，住阳西县。
被告：姚思形，男，1992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阳西县。
被告：冯星华，男，1989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阳西县。
委托代理人：陈光全，广东漠西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余中元、何结英诉被告袁计侵、姚思形健康权、身体权、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两位原告的申请追加冯星华为被告参加诉讼，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中元及两位原告共同的委托代理人罗北胜，被告冯星华的委托代理人陈光全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袁计侵经本院公告送达出庭传票、被告姚思思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均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余中元、何结英共同诉称：2009年8月有19日，袁计侵、姚思形以借摩托车没还为由，手持棍棒追打原告儿子余某发，当两被告将原告儿子追打至阳西县城十三区福元楼楼顶时，仍然不让不饶，最终导致原告儿子坠楼身亡。以上事实，有证人证言予以证实。事发后，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但至今没有追究被告的刑事责任。综上所述，原告儿子坠楼身亡与被告手持棍棒追打的违法行为存在因果关系，根据法律规定，被告应对原告儿子的死亡承担责任。为更好地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各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30226.71元／年×20年＝604534.2元、丧葬费55684元／年÷12个月×6个月＝27842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共计682376.2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余中元、何结英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身份证复印件及户口簿复印件各一份；2、《阳西县公安局鉴定结论通知书》一份；3、阳西县溪头镇马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4、阳东县东城镇大令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5、阳东县东城镇信昇鞋业出具的《证明》及工资表各一份；6、《个体工商户营业护照》复印件一份；7、原告方代理人自行调查证人的视频一份（附文字记录）；8、阳西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所作的《余某发死亡调查情况》一份；
被告袁计侵、姚思形均不作答辩，在举证期限内也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
被告冯星华辩称：一、本案事发原因是袁计侵、姚思形借车给（受害人）余某发使用引起，与答辩人无关，而没且答辩人与他们之间没有商量要伤害余某发，也没有见过余某发的面。因此原告起诉中以答辩参加追赶受害人追加答辩人作为被告，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原告要求答辩人赔偿的请求；二、本案中按公安局的档案材料反映及原告提供公安局作出的余某发死亡调查情况反映，余某发开车到十三区福源楼小区门口弃车在楼梯口，自己上了楼。随后韦荣搭着姚思形去到福源楼小区门口，答辩人最后到那，答辩人从没有跟在余某发身后追赶他，余某发坠楼死亡是他自身原因造成，与答辩人无关。答辩人当时同几人在楼梯门口没有上楼，根本不存在追打余某发的事实，而且过十多分钟余某发还打电话给袁计侵，过段时间袁计侵打余某发电话就联系不上了。后来，由于没有余某发的消息，大家讲要一起上楼找他，于是答辩人跟着上去，找不到人大家回去了。因此原告诉称追余某发毫无依据，公安机关对此案件也没有作刑事立案，如果是他人追打余某发导致坠楼死亡，必然会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请求法院依法审查驳回原告要求答辩人承担责任的请求；三、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本案发生于2009年9月19日，至今已有五年，按相关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来两年。现原告起诉已完全超过诉讼时效，原告的请求不应受法律保护，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冯星华在举证期限内没有向本院提供证据。
经审理查明：本案受害人余某发与被告袁计侵、姚思形、冯星华是朋友关系。2009年9月19日12时许，余某发到袁计侵、姚思形工作的阳西县新一派洗车场找姚思形，要求借用姚思形的摩托车，经姚思形同意，袁计侵将在其处保管的摩托车钥匙交给余某发由其开走，余某发并同时借走了姚思形的索爱牌手机（手机号码：151××××9249）。至当日下午18时许，袁计侵见余某发仍未归还摩托车和手机，也找不到人，便致电与余某发关系较好的冯星华说明情况，冯星华于是答应帮忙。接着冯星华又接到其朋友严超琼的电话，得知余某发向严超琼兜售一辆摩托车，冯星华将借车的情况告知严超琼并叫对方佯装买车先稳住余某发。当晚19时20分许，冯星华从工作所在地阳江市区赶回阳西县城，与袁计侵、姚思形在严超琼家附近汇合，并按约定由严超琼驾驶摩托车搭载余某发到阳西县邮政储蓄银行取钱，三人驾驶两辆摩托车尾随伺机抓余某发。但当其三人跟至银行时被余某发发现了，余某发立即启动所借姚思形的摩托车逃跑，袁计侵见状开摩托车追赶，冯星华也跟着追。袁计侵一直紧追余某发至阳西县城十三区福源楼小区内，发现余某发将摩托车丢弃在楼梯口后逃上了楼。袁计侵当即在楼下打电话给洗车场老板韦荣杰告知有关情况，韦荣杰随即搭载姚思形、谭其泳（洗车场员工）等人到达福源楼小区，冯星华随后也赶到。上述人员到达后先在楼梯口处守候余某发，约20时26分许，袁计侵接到余某发用所借姚思形的手机（号码为151××××9249）打入的电话，余某发在电话中称第二天会还车给姚思形并叫袁计侵他们不要再找其便挂了电话，之后袁计侵回拔电话，结果对方关机。冯星华、袁计侵、姚思形等人继而和在事发小区居住的姚昌隆、叶水榕等人一起上楼分头查找余某发，但经多次上楼反复查看均未找着。最后，姚思形等人叫来一辆三轮摩托车，将余某发弃在楼梯口的摩托车拉走并相继离开福源楼小区。至翌日即2009年9月20日早上，有住户在福源楼东面墙根发现余某发尸体报警。
另查明，公安部门经侦查、走访在场人及现场勘查、鉴定后，出具了一份《余某发死亡调查情况》，概述事发经过并最终认定余某发符合生前高坠致颅脑损伤而死亡，但对余某发死亡事故未作刑事案件立案处理。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依职权调取了阳西县公安局的涉案卷宗材料，其中包括公安机关在事发后分别对冯星华、袁计侵、姚思形、韦荣杰、严超琼、在场人姚昌隆、叶水榕、胡增、叶秀偏、陈汝健、林显茬、谭其泳等人以及小区部分住户人员（孙世莲、刘华记、李娜、陶丽琼、许华年、许华杰）和小区门卫叶永好、阳西县治安巡防大队辅警（陈大勇、姚钦、姚志勇）的询问笔录，询问笔录中各人对细节的描述虽有出入，但基本确认事件的起因是本案被告等人向余某发追要摩托车引起，而事发当晚被告等人始终没有找到余某发，期间双方也没有发生打斗情况，但有孙世莲、叶永好、姚昌隆、许华杰的笔录反映追找的人当中有一人手持棍棒；三名辅警在笔录中证实2009年9月有19日晚22时许，共六名辅警接到110指令到福源楼小区查看情况，到达现场后发现有几名男子在小区楼下围集，对方报称是想要回一辆摩托车正在找人，经了解情况见无异状，约十多分钟后辅警离开，另公安机关于2009年9月21日、22日对死者余某发进行死因鉴定，并于2009年9月28日作出（西）公（刑）鉴（法）字第（2009）073号《法医尸体检验鉴定书》，该鉴定书“论证”部分记载：1、根据检验所见：余某发面部呈扁平畸形，鼻骨、面颅骨、额骨粉碎性骨折，颅底骨折，蛛网膜下腔广泛性出血，双侧额叶脑挫裂伤。由此说明，余某发是因颅脑损伤而死亡。2、根据检验所见：颈部两处皮肤压痕，不规则，见多处嵴样突起，色淡，未见表皮剥脱或皮革样化改变，无充血、出血等生活反应，符合死后被软性物体（如衣物等）压迫所形成。其余损伤符合钝器伤特征。3、根据检验所见：余某发损伤均为钝器伤，集于身体前侧，且表现为外轻内重特征，结合其双手掌皮下出血，双前臂尺、桡骨多发性骨折，骨折端向两端嵌插移位，腕关节、肘关节脱位等分析，余某发的损伤及死亡符合高坠身体前侧着地所致。鉴定意见为：余某发符合生前高坠致颅脑损伤而死亡。该鉴定书于2009年10月14日送达余某发家属即本案原告余中元，余中元当时向公安机关表示对该死因鉴定不服，并在所作的笔录中要求公安机关答复说明余某发为何会在福源楼处死亡及因何死亡。此外，无证据显示公安机关就相关情况对受害人家属进行答复或已将不予刑事立案的决定书面告知余某发家属。庭审中，原告方表示案发后曾在公安机关处看过涉事小区监控录像，看到有几个人追赶余某发，但一直不清楚对方身份情况。
又查明，死者余某发属农业户口，原告余中元、何结英是死者的父母。诉讼中，原告提供阳东县大令镇大令社区居民委员会及阳西县溪头镇马村村民委员会各自出具的《证明》、阳东县东城镇信昇鞋业出具的《证明》、工资表及《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等，拟证实余某发在2008年7月至2009年6月在阳东县东城镇信昇鞋业任职销售，有固定收入。其中，大令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证明》内容为：兹有余某发在2008年7月至2009年6月在东城镇工业大道37号信昇鞋业做销售员；马村村民委员会的《证明》内容为：兹有我村委会高兰村43号余某发在2007年至2009年外出打工，情况属实；信昇鞋业的《证明》内容为：余某发在2008年至2009年6月，在阳东县东城镇工业大道北37号信昇鞋业做销售员，包食住每月工资1600元，此事属实，特此证明；工资表为打印的制表，记载的月份为2008年7月份至12月份一张，2009年1月份至6月份一张，表格中每行记载一个月份的工资，显示“基本工资”一栏均为1300元，“补贴”一栏均为300元，但“姓名”一栏仅有余某发一人，制作时间同为2013年10月25日。
以上事实有身份证、户口簿、《阳西县公安局鉴定结论通知书》、阳西县溪头镇马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阳东县东城镇大令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阳东县东城镇信昇鞋业出具的《证明》及工资表、《个体工商户营业护照》、《余某发死亡调查情况》、询问笔录以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属生命权纠纷案件。双方当事人诉争的主要焦点是：一、被告袁计侵、姚思形、冯星华追赶受害人的行为与受害人死亡的后果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三被告是否需因涉案事故承担赔偿责任？二、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焦点一。根据公安部门的调查询问笔录及对当事人对涉案事故的陈述，可确认受害人余某发系因借用姚思形摩托车、手机拒不归还引发双方纠纷，其为逃避被告袁计侵、姚思形、冯星华等人的追赶躲进福源楼小区，后在该小区内发生坠楼意外身亡，从现有的证据反映，三被告及其召来帮忙的朋友等人在涉事小区始终没有找到余某发，双方也没有发生过肢体上的接触，受害人发生坠楼时众人均无不在事发现场，事后也未察觉，直至警方问话，且警方接案后亦未将该事件作为刑事案件立案处理，基本排除他杀或误杀的犯罪可能。可见，余某发的死亡与三被告之间没有直接的、必然的因果关系。虽然余某发的死亡与三被告没有直接关系，但事件的起因却与被告方有关，被告如若认为余某发不法侵占、处分其财产，本应通过报警求助等合法途径或采取适当方法予以解决，但其三人却采取自行追赶余某发的行为，导致受害人出于畏惧心理逃至福源楼顶，在受害人已经弃车乃至向其致电求饶后，袁计侵等人仍召集多人手持棍棒寻找余某发，进一步引致余某发的恐慌心理并最终发生坠楼意外，被告对此确实存有间接的过错，应认定三被告与余某发的死亡后果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袁计侵、姚思形、冯星华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符的连带赔偿责任。鉴于最初引发双方纠纷的原因是余某发借车不还并意欲处理套现的不法行为，且受害人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清楚其自身于夜晚爬上高楼楼顶进行躲避的行为具有相当的危险性，其主观上也存在疏忽大意，对本次事故的发生存在主要的过错。综合考虑各方的过错程度及各自的过错行为与本案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力大小等因素，应由三被告对余某发死亡所致的损失应按照15%的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较为公平合理。两原告因余某发死亡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赔偿项目和计算方法，并参照《广东省2013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计算赔偿数额。因此，本院确认两原告的损失如下：1、死亡赔偿金，两原告主张余某发生前2008年7月至2009年6月在阳东县东城镇信昇鞋业担任销售员，有固定收入，并据此主张本案赔偿项目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经审查原告所提供的《证明》及工资表等资料，均是原告为本案诉讼要求有关单位出具所形成，属间接证据，需要借助其他证据予以印证。而原告所提供的工资表记载的制作时间为2013年10月25日，与所记载的工作时段（2008年7月至2009年6月）相隔数年，为事后形成，不具有证据的客观应然性，且表上只记载余某发一人工资情况，此种发放工资的规律、情况不合常理，本院不予采信。上述证据并不足以证明余某发生前在城镇居住满一年以上并有固定收入的事实，因此，本院对原告此项主张事实不予认定。死者余某发生前属农村居民，原告举证不足以证明其在城镇有固定收入并在城镇居住满一年以上，故应参照全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0542.84元／年计算20年为10542.84元／年×20年=210856.8元。两原告请求死亡赔偿金604534.2元，对其诉请高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2、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56401元／年计算6个月总额即计为56401元÷12×6=28200.5元，原告请求丧葬费27842元，系其自行处分民事权利的行为，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3、精神损害抚慰金，两原告因儿子余某发在本次坠楼事件中死难确实会对其心理带来一定的创伤与痛苦，故原告要求三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依法应予支持，但应根据侵权人在事故中的过错程度及当地的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考虑，原告请求被告赔偿精神抚慰金50000元过高，本院酌定由被告方赔偿7500元为宜。以上1-2项共计238698.8元，应由被告袁计侵、姚思形、冯星华按前述15%的比例责任承担238698.8元×15%=35804.82元，3项合计为35804.82元＋7500元＝43304.82元，该款应由三被告连带赔偿原告余中元、何结英。两原告请求被告共同赔偿682376.2元，对其请求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二。根据法律规定，公民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受诉讼时效期间限制，诉讼时效期间经过，权利人即丧失实体胜诉权。本案诉请为基于人身遭受侵害的赔偿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下列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一）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的规定，本案诉讼时效应为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故诉讼时效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具体到本案，原告作为受害人家属在公安机关就余某发死亡事故展开刑查并进行死因鉴定后，于2009年10月14日收到鉴定结论时表示不服，并口头请求公安机关对其儿子的死亡情况予以答复说明，但其后并无证据显示余中元已获悉了公安机关对案件后续的处理结果，且公安机关也没有作出书面的不予立案决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刑事案件进入审理阶段，诉讼时效期间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的规定，本案诉讼时效因而引起中断，并应从原告知道公安机关不立案后重新计算，鉴于无证据证明原告何时得知涉案人员情况或明确知道公安机关的处理结果，从原告起诉时才提交公安机关作出的《余某发死亡调查情况》的情况分析，其也是诉前才知道被告身份，故应认定本案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被告冯华星以事发五年之久，原告的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为由进行抗辩，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被告袁计侵、姚思形经本院合法传唤，没有出庭应诉也没有进行答辩，视为放弃相应的抗辩、质证等诉讼权利，本院依法缺席判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限被告袁计侵、姚思形、冯星华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43304.82元给原告余中元、何结英；
二、驳回原告余中元、何结英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10624元（原告已预交2000元，缓交8624元），由原告余中元负担9944元，被告袁计侵、姚思形、冯星华共同负担68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曾纪雄
审 判 员 程美然
代理审判员 简晓华
二〇一五年五月七日
书 记 员 陈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