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粤04民辖终21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恒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衡阳西渡经济技术开发区恒生路。
法定代表人：唐勇，董事长兼总经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金泰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浏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康平路9号。
法定代表人：唐勇，执行董事。
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勇，男，1965年8月2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陈叶兰，湖南道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09号车公庙绿景广场主楼37层。
法定代表人：叶澄海，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超，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珠海春天制药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三灶科技园二期。
法定代表人：唐勇。
委托代理人：陈叶兰，湖南道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湖南恒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生公司）、湖南金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泰公司）、唐勇因与被上诉人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立泰公司）、原审被告珠海春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天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2016）粤0404民初486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
原审法院在审理信立泰公司诉恒生公司、金泰公司、唐勇和春天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后，恒生公司、金泰公司、唐勇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1、春天公司不是本案被告，以该公司作为联结点确定的“被告所在地”珠海市金湾区法院没有管辖权；2、唐勇的经常居住地在湖南省长沙市，据此亦可认定珠海市金湾区法院没有管辖权；3、恒生公司是与信立泰公司有最大实质争议的被告，可确定该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综上，请求将本案移送到恒生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审理。
原审法院经审查后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涉案标的物是春天公司的股权，该公司的住所系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科技园二期，而股权变更需经住所地的工商部门办理相关手续，可见，本案的履行地为珠海市金湾区。至于春天公司是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有待案件经过进一步审理才能确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因此原审法院对该案有管辖权。因此，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裁定：驳回恒生公司、金泰公司、唐勇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上诉人恒生公司、金泰公司、唐勇上诉称，一、信立泰公司提起诉讼的主要证据《股权收购意向协议》没有任何当事人签字盖章，此文本是信立泰公司单方制作且篡改了原协议内容，不但没有任何法律效力，而且属于伪造证据的妨害民事诉讼的违法行为。二、本案股权转让并没有实际履行，不适用合同履行地管辖原则。一审裁定依据股权转让履行地认定金湾区法院有管辖权是错误的。股权转让合同的实际履行就是股权的实际交付，股权转让合同虽然生效但由于各种原因导致股权未实际交付的，这属于股权转让合同生效而未实际履行的状态。而本案中，信立泰公司依据的只是一份伪造的《股权收购意向协议》，正式的股权转让合同都未签订，股权转让的实际履行更无从谈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三款：“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当事人双方住所地都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的，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那么在本案中，有管辖权的法院只能是湖南省衡阳县人民法院或者浏阳市人民法院。三、春天公司不是本案的被告，以春天公司作为联结点确定“被告所在地”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根据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原则，珠海市金湾区法院没有管辖权。信立泰公司依据《股权收购意向协议》同时将恒生公司、金泰公司、唐勇、春天公司四位当事人列为被告，其中春天公司作为该股权转让的目标企业，并未实质参与股东的股权转让行为，春天公司既未签署该股权转让意向协议，甚至也未持有这份协议。可见，春天公司与本案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应该作为本案的被告。春天公司所在的珠海市金湾区法院对本案亦无管辖权。信立泰公司故意将春天公司列为被告，是明显的虚列被告、规避管辖的恶意诉讼行为。四、唐勇的经常居住地在湖南省长沙市，户籍地也不在珠海金湾区，据此亦不能确定珠海市金湾区法院有管辖权。唐勇的户籍地不在珠海市金湾区，而且由于唐勇是多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除春天公司之外，其他几家企业均在湖南，唐勇的经常居住地在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红山路188号藏珑湖上国际花园，一审已经提交房产证、小区物业证明和社区证明可以证明该客观事实。故也无法以唐勇为联结点确定金湾区法院的管辖权。五、四被告中恒生公司是唯一与信立泰公司可能有实质争议的被告，可依据“被告所在地”确定由恒生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从信立泰公司提交的证据来看，2015年1月4日信立泰公司向恒生公司支付500万元。信立泰公司的诉讼请求是返还500万元。所以，本案唯一与信立泰公司有实质争议的就是恒生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同一诉讼的几个被告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在两个以上人民法院辖区的，各该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审判实务座谈会精神，应以与信立泰公司有实质争议的被告确定管辖。本案应由恒生公司所在地的湖南省衡阳县人民法院审理。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2016）粤0404民初486号民事裁定；2.将本案移送至湖南省衡阳县人民法院管辖。
本院经审理查明：信立泰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之时，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一份《股权收购意向性协议》，封面载明签订日期为2014年12月，内容抬头注明收购方为信立泰公司，转让方1为恒生公司，转让方2为金泰公司，转让方3为唐勇，目标企业为春天公司。协议尾部签字盖章部分罗列了上述收购方、转让方以及目标企业，但仅有收购方信立泰公司盖章，其他各方均无盖章签名及时间。
恒生公司、金泰公司、唐勇在原审提出管辖权异议之后，向原审法院亦提交了一份《股权收购意向性协议》，基本格式和内容与信立泰公司所提交的版本一致，但封面有信立泰公司、恒生公司、金泰公司盖章，内容抬头注明收购方为信立泰公司，转让方1为恒生公司，转让方2为金泰公司，转让方3为唐勇，未列目标企业；协议尾部有信立泰公司、恒生公司、金泰公司的印章和代表签名，唐勇亦签名，各方均注明了签订日期为2015年1月4日。各方亦在该协议的骑缝处予以了盖章。
经本院听证，信立泰公司确认恒生公司、金泰公司、唐勇提交的有各方盖章签名的《股权收购意向性协议》的真实性，并确认以该版本为依据提出合同之诉，故撤回对非合同相对方春天公司的起诉，但事后又向本院提交了书面说明，认为涉案合同实际履行权利义务的主体为春天公司，故决定不撤回对春天公司的起诉。
就信立泰公司起诉时提交的《股权收购意向性协议》版本问题，信立泰公司解释为各方经磋商后形成合同文本，信立泰公司盖章后交由恒生公司、金泰公司、唐勇盖章签名后未能及时取回，故信立泰公司未持有各方签名盖章的合同文本，起诉时将公司内部留存在电子文本打印后盖印提交了法院。恒生公司、金泰公司、唐勇则主张，各方签名盖章后，唐勇因曾经在管辖权问题上有过吃亏经历，要求添加约定管辖条款，信立泰公司称返回去盖章困难，可以手动添加，于是唐勇在信立泰公司持有的文本上添加了包括管辖约定在内的三段内容（其他内容为办理产权证时间的约定、在江苏某产品的抽检情况说明），其中管辖约定为由恒生公司所在地法院管辖。添加完毕后将合同文本交给了信立泰公司。但恒生公司、金泰公司、唐勇所持有的合同文本上并无唐勇所述添加的内容。信立泰公司对该说法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信立泰公司提出本案的诉讼，以其与恒生公司、金泰公司、唐勇之间签订的《股权收购意向性协议》为依据，并确认以恒生公司、金泰公司、唐勇提供的由各方签名盖章的版本为准，根据信立泰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以及法律关系，本案为合同纠纷。恒生公司、金泰公司、唐勇虽辩称其在信立泰公司所持有的合同文本上添加了管辖条款，但其自行持有的文本中并没有任何印证，与其所称盖章后各方对管辖问题再次进行了合意的说法并不一致，在信立泰公司无法提供各方盖章的文本前提下，同时对该说法又不予认可，故没有证据显示各方对管辖问题进行了约定，因此本案应按照法定管辖的原则确定管辖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故本案的管辖应当依据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予以判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的规定，只要金湾区法院是被告住所地法院或者合同履行地法院，即具有本案的管辖权。
信立泰公司最终决定不撤回对非合同相对方春天公司的起诉，其将春天公司列为被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春天公司系“明确的被告”，至于其是否是正确的被告，是否应当承担实体上的责任，则属于实体审理的范畴。春天公司的住所地位于金湾辖区，故金湾区法院作为被告住所地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信立泰公司将春天公司列为被告，是否属于人为制造管辖联系点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原则上应当以合同主体作为案件当事人，但法律对某些非合同相对方可能承担责任仍做出了规定，并不完全排斥非合同相对方成为责任主体，故不能一概认为合同之诉中将非合同相对方列为被告即为人为制造管辖联系点或者滥用诉权，因此，春天公司是否是适格的被告，仍属于实体审理的范畴。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将确定管辖的合同履行地做出了程序性的认定标准，与合同的实际履行地并无必然联系。“争议标的”是指当事人诉讼请求指向的合同义务内容，本案诉讼所依据的合同是《股权收购意向性协议》，根据信立泰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要求返还付出的诚意金，结合合同的义务，本案争议的标的是股权转让方负有对所转让股权符合转让条件的义务，故履行义务一方是股权转让方，其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原审法院将合同的实际履行地和确定管辖的合同履行地程序性认定予以混淆，本院予以纠正。
至于各上诉人在上诉意见中提及的信立泰公司有伪造证据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应当予以制裁的问题，本院认为，信立泰公司未能妥善保管合同文本导致未能在诉讼之时提供有效的合同文本，反映了该公司在内控管理方面的不规范之处，确有不当，在明知存在各方签字盖章的真实有效合同文本情况之下，亦未能及时向法院作出说明，缺乏对司法应有的尊重，本院对此不予认同。但根据各方核对后的版本内容并无明显差异，且在确认真实文本之后信立泰公司亦确认各方签字盖章的合同文本，尚未对案件审理造成“妨碍”的程度，故本院缺乏对其进行制裁的依据。
综上，各上诉人关于管辖问题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原审裁定关于合同履行地的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但处理结论正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本院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三十五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周 萍
审 判 员 刘秋萍
代理审判员 王梅凌
二〇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梁锦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