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二中民终字第1644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化塑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A2号中化大厦703室。
法定代表人张晓雷，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肖永行，男，1984年11月23日出生，中化塑料有限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王齐，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珠海市恒兴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红山路26号1栋1204房。
法定代表人陈振耀，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汪杰三，北京炜衡（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秋莲，北京炜衡（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化塑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化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珠海市恒兴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兴公司）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3）西民初字第29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10月2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芦超担任审判长，法官周维、唐旭超参加的合议庭，于2013年11月26日、12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化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肖永行、王齐，被上诉人恒兴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汪杰三、李秋莲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化公司在一审中起诉称：2008年，中化公司与恒兴公司签订《码头货物管理和运输协议》，约定恒兴公司对镇江奇美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美公司）发送给中化公司至珠海香洲码头的货物进行管理和运输等服务。2010年3月31日，恒兴公司收到奇美公司交付的货物（共计10个货柜）后，将上述情况通知中化公司。中化公司随即指示恒兴公司将货物送给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力公司）。恒兴公司送货后，其中2个货柜货物未能送到客户，给中化公司造成了严重损失。为维护中化公司的合法权益，故起诉到法院，诉讼请求：1、判令恒兴公司赔偿中化公司货物损失488300元；2、判令恒兴公司给付中化公司上述货物损失银行利息99027.24元；3、判令恒兴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中化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
1、《码头货物管理和运输协议》，证明中化公司与恒兴公司签订了运输协议，恒兴公司依约负有管理货物和运输的义务。
2、《采购合同》，证明中化公司向奇美公司采购了货物。
3、采购订单，证明中化公司从奇美公司采购货物，销售给格力公司。
4、货到港口通知函，证明货物到达港口后，恒兴公司向中化公司发送到货通知函，告知中化公司到货数量、货柜等信息。
5、出库通知单、明细单，证明中化公司指令恒兴公司将货物在规定期限内送至格力公司。
6、确认单、送货单，证明恒兴公司有2个货柜的货物没有送到格力公司。
7、《总部-购货合同（家用）》，证明中化公司与格力公司的结算方式。
8、孔飞证人证言，证明恒兴公司未交付相应签收单，中化公司无法与格力公司结算。
9、通知函、EMS邮件详情单，证明中化公司向恒兴公司发出通知函，一直积极主张权利。
10、通话录音、中国电信语音详单，证明恒兴公司收到了通知函，且在本次通话前多次要求恒兴公司交付送货单。
11、通话详情单，证明中化公司于2012年1月、3月、5月、7月多次致电恒兴公司主张权利。
12、2010年3月23日至4月26日的《出库通知单明细清单》及送货单，证明恒兴公司回传给中化公司的《出库通知单明细清单》有的盖章有的不盖章。
13、2011年11月14日至11月19日的《出库通知单明细清单》及送货单，证明双方一直合作到2011年11月21日。
恒兴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一、中化公司起诉恒兴公司要求赔偿货物损失及相关费用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中化公司于2010年4月2日向恒兴公司下达送货指令，恒兴公司于2010年4月中旬前将10个货柜货物全部送至格力公司。根据《码头货物管理和运输协议》约定，协议有效期自2009年11月25日至2010年11月24日止，双方均已按照协议规定履行了各自义务。根据中化公司提交的证据5和证据6，中化公司在2010年4月就认为恒兴公司没有将其中2个货柜货物送至格力公司。根据中化公司提交的证据9，中化公司向恒兴公司发出的通知函落款日期为2012年11月29日，即可知道中化公司最早向恒兴公司主张本案货物损失的时间为2012年11月29日。中化公司提出的录音证据证明中化公司员工孔飞与恒兴公司员工伍丽梅于2012年11月29日通过电话，伍丽梅并非恒兴公司负责该业务的职员，中化公司员工通话时故意诱导伍丽梅并进行秘密录音，目的在于使诉讼时效进行中断，但伍丽梅明确表示自己并非该业务负责人，不清楚有关情况，该录音证据不应予以采信。中化公司于2012年11月29日提出相关主张，其诉讼时效已经届满。二、恒兴公司于2010年4月13日前，已将中化公司2010年4月2日所下指令包括的10个货柜货物全部送到格力公司，中化公司的诉讼请求与事实不符。恒兴公司4月份格力送货汇总表和0075356号送货单及汽车运输登记表显示，恒兴公司于2010年4月13日将货柜号为IPXU3206973／20GP和CBHU3780453／20GP的2个货柜送往格力公司，格力公司也收货确认。中化公司的货运代理方江苏中远国际货运有限公司镇江分公司已经将本案所涉2个货柜的运费付给恒兴公司，可以认定为中化公司对本案所涉货柜已由恒兴公司送达给格力公司的确认。综上，恒兴公司请求法院驳回中化公司的诉讼请求。
恒兴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
1、2010年4月格力公司送货汇总表，证明2010年4月恒兴公司给格力公司送货的所有货物汇总。
2、2010年4月送货单，证明恒兴公司已经将中化公司主张的2个货柜货物送至格力公司。
3、汽车运输登记表，证明恒兴公司给格力公司送货记录中包括中化公司主张的2个货柜货物。
4、对账单，证明恒兴公司与中化公司的代理公司的结算依据。
5、公路、内河货物运输业统一发票，证明恒兴公司与中化公司的代理公司的结算依据。
6、中国建设银行电子汇划收款回单，证明恒兴公司与中化公司的代理公司的结算依据。
7、2012年2月26日至27日明细单，证明中化公司与恒兴公司的交易形式、对账形式。
经一审法院庭审质证，双方当事人对中化公司提交的证据1-5、证据6中的送货单、证据7、证据9、证据12以及恒兴公司提交的证据4-7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双方当事人对以下证据持有异议：
1、中化公司提交的证据6中的确认单，证明恒兴公司有2个货柜的货物没有送到。
恒兴公司认为该确认单上面没有加盖恒兴公司的公章，故对该确认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化公司提交的通话录音、《出库通知单明细清单》等证据，并结合双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以及双方交易的通常形式，恒兴公司在与中化公司的业务往来过程中，并非所有的《出库通知单明细清单》都加盖恒兴公司公章，因此对该确认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2、中化公司提交的证据8孔飞证人证言，证明恒兴公司未交付相应送货单，中化公司无法与格力公司结算。
恒兴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孔飞并未到庭，且孔飞系中化公司员工，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
3、中化公司提交的证据10通话录音、中国电信语音详单，证明恒兴公司收到了通知函，且在本次通话前多次要求恒兴公司交付签收单。
恒兴公司认可伍丽梅是其员工，但称无法确认是否是伍丽梅本人与中化公司员工进行的通话。
一审法院认为，恒兴公司认可伍丽梅系其公司员工，恒兴公司并未明确否认该录音证据的真实性，在一审法院明确要求其核实该录音中是否是伍丽梅本人通话的情况下，恒兴公司答复称经核实无法确认是否是伍丽梅本人与中化公司员工进行的通话，同时恒兴公司也没有申请进行声音鉴定，因此法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4、中化公司提交的证据11通话详情单，证明中化公司于2012年1月、3月、5月、7月多次致电恒兴公司主张权利。
恒兴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是该通话详情单只能证明双方有过通话，不能证明通话的具体内容，故对中化公司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
5、中化公司提交的证据13、2011年11月14日至11月19日的《出库通知单明细清单》及送货单，证明双方一直合作到2011年11月21日。
恒兴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结合该证据形式以及本案其他证据材料，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6、恒兴公司提交的证据1、3，证明恒兴公司已经将涉案2个货柜货物送给了格力公司。
中化公司认为上述证据系恒兴公司自行制备，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上述证据均是恒兴公司内部制作，无法据此证明已经送货给格力公司的事实，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确认。
7、恒兴公司提交的证据2，证明恒兴公司已经将涉案2个货柜货物送给了格力公司。
中化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因上述收货单上并未标明具体的货柜号，同时双方之间存在大量此类货物运输的业务往来，恒兴公司无法据此证明其已经将涉案2个货柜货物送给了格力公司，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不予确认。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2008年11月23日，中化公司与恒兴公司签订《码头货物管理与运输协议》，协议约定以下主要内容：中化公司与恒兴公司就奇美公司发送给中化公司至珠海市香洲码头的货物的管理、运输等操作达成该协议；恒兴公司应在货物到港前或当日将船名／船次、运单号、启运／实际到港日、集装箱号、品名、滞箱费起算日等信息以书面形式通知中化公司；中化公司对货物拥有所有权、支配权，恒兴公司应按照中化公司提供的带有公司出库章及负责人签字的《中化塑料有限公司出库通知单》正本或传真进行提柜、送货等运输操作；其他一切形式的送货指示，包括电话通知、书面指示等均视为无效指示；如恒兴公司在未收到上述出库单的情况下擅自办理提柜、送货等操作而引起的一切损失和赔偿责任由恒兴公司承担；恒兴公司应按照中化公司提供的《中化塑料有限公司出库通知单》上的日期进行送货，如由于恒兴公司的原因或收货人的原因需延期送货，恒兴公司须提前告知中化公司进行协商；如由于恒兴公司原因造成延期送货且未告知中化公司，恒兴公司将承担相应的延误责任；恒兴公司受中化公司委托办理送货时，恒兴公司需要求收货方在《中化塑料有限公司送货单》上签收；如收货方开箱时发现货物破包且有货物损失，恒兴公司应第一时间通知中化公司并传真该送货单；恒兴公司应妥善保存该送货单，并按照中化公司指示定期返还至中化公司；恒兴公司同意中化公司售给格力公司相关货物在本协议项下所产生的一切税费由恒兴公司自行向有关方结算，该税费与中化公司无关，如有变动，以中化公司、恒兴公司双方另外签订的书面确认为准；签约地点为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A2号；执行本合同发生纠纷，由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向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起诉；本协议有效期为自2009年11月25日至2010年11月24日止，双方将于本协议到期前1个月共同协商本协议顺延事宜，本协议在执行过程中，如需修改条款，需经双方同意，并形成正式文件，以作为本协议的补充部分，该补充部分将与本协议同时有效。
上述协议签订后，中化公司与奇美公司于2010年3月3日签订《采购合同》，从奇美公司处采购高抗冲聚苯乙烯88HT、高抗冲聚苯乙烯PH-888G、高抗冲聚苯乙烯PH-88。之后，中化公司将部分高抗冲聚苯乙烯PH-888G、高抗冲聚苯乙烯PH-88出售给格力公司，其中高抗冲聚苯乙烯PH-888G单价为每千克12.85元。
二、2010年3月31日，恒兴公司向中化公司传真1份货到港口通知函，通知中化公司柜号为TCKU2439694／20GP，CLHU3911996／20GP，IPXU3206973／20GP，CBHU5667209／20GP，CBHU3450831／20GP，TCKU3493766／20GP，GESU3118270／20GP，CBHU3780453／20GP，CBHU5584341／20GP，CBHU3369925／20GP的10个柜子货物于3月31日到珠海港，发货港镇江，船名／航次为星河／442S，提单号为PASU5009585440，型号为PH-888G。
中化公司收到上述货到港口通知函之后，中化公司向恒兴公司出具1份《中化塑料有限公司出库通知单》明细清单，并在该《出库通知单明细清单》中提出恒兴公司需在2010年4月3日至4月7日将上述10个货柜货物送至格力公司，该《出库通知单明细清单》中载明的货柜号与货到港口通知函上的货柜号一致，数量共计10个。同时该《出库通知单明细清单》还注明以下内容：中化公司每周五将下周一至下周日这一期间内委托恒兴公司向格力公司送货的出库通知单及相关明细清单一并传真至恒兴公司，恒兴公司据此与格力公司联系并安排送货，尽量在一周内送完明细清单内列明的货柜，但不允许送货数量超出出库通知单及相关明细清单规定的数量；恒兴公司需在格力公司签收单上注明货柜号，以便中化公司核对，并于每月底将上月26日至本月25日期间送货的格力公司签收单正本邮寄至中化公司，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A2号中化大厦701室。
恒兴公司收到该《出库通知单明细清单》之后，填写了其中8个货柜的实际到货日期，并注明该8个货柜已经取得格力公司签收单。恒兴公司于2010年4月20日将该份填写后的《出库通知单明细清单》传真给了中化公司。
三、2012年11月29日，中化公司员工孔飞电话联系恒兴公司员工伍丽梅。孔飞在通话中提到其曾在2012年2月打电话要求恒兴公司提供涉案2个货柜的签收单，伍丽梅在通话中认可孔飞曾在2012年2月打电话找签收单的事实。孔飞在通话中并未提及要求恒兴公司赔偿损失。
同日，中化公司通过EMS快递方式向恒兴公司发出1份通知函，中化公司在通知函中要求恒兴公司将涉案2个货柜的签收单原件交给中化公司，否则中化公司将采取相应措施追究恒兴公司的责任。该份通知函于2012年12月3日由恒兴公司员工伍丽梅签收。
一审法院另查明，中化公司员工孔飞分别于2012年1月9日、2012年3月1日、2012年5月2日、2012年7月18日与恒兴公司办公电话0756-265****有过通话。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中化公司与恒兴公司签订《码头货物管理与运输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当依照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恒兴公司作为承运人应当按照托运人中化公司的要求将货物按时、足额运送至收货方格力公司。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恒兴公司是否将全部10个货柜货物送到格力公司；二是中化公司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现针对上述争议焦点详述如下：
一、恒兴公司是否将全部10个货柜货物送到格力公司。
本案中，中化公司与恒兴公司对于涉案2个货柜货物是否送到格力公司存在争议，中化公司否认恒兴公司将全部10个货柜送到格力公司，提出恒兴公司有2个货柜货物没有送到格力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因此恒兴公司作为负有履行义务（即有义务将货物送至格力公司）的一方，对其已将涉案2个货柜货物送至格力公司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根据双方在《码头货物管理与运输协议》中的约定，恒兴公司需要求收货方格力公司在《中化塑料有限公司送货单》上签收，并将格力公司签收后的签收单交给中化公司。因此恒兴公司应举证证明其已经将格力公司签字的签收单交给中化公司，或者出示其他能够足以证明恒兴公司已经将涉案2个货柜货物送至格力公司的证据材料。
根据中化公司提交的证据6确认单显示，恒兴公司并没有向中化公司交付涉案2个货柜的签收单。而格力公司的签收单在本案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没有其他证据能够证明货物送到格力公司的情况下，签收单是唯一能够直接证明恒兴公司是否将货物送到格力公司的证据。而依据恒兴公司提供的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其已经将涉案2个货柜货物运送至格力公司。恒兴公司虽然提交了2010年4月送货单用以证明其将全部10个货柜货物送到了格力公司，但是鉴于双方之间存在长期大量的业务往来，且送货单上也并没有逐一标明相应的货柜号，上述证据并不能证明恒兴公司已经将全部10个货柜货物送到格力公司的事实。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赔偿责任，因此恒兴公司对于未将货物送到格力公司而给中化公司造成的损失应付赔偿责任。
二、中化公司向恒兴公司主张权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一）诉讼时效的起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所谓“应当知道”，如果权利人基于某一发生的事实，只需尽到一般人的注意义务，稍加留意和核实，便能够获知自身权利是否受到侵害，此时应当视为权利人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
具体到本案中，中化公司在2010年4月20日收到恒兴公司传真的《出库通知单明细清单》之后，完全能够注意到恒兴公司有2个货柜货物没有送到，因为在该传真的《出库通知单明细清单》上，恒兴公司只标注了8个货柜的实际到货日期以及只有8个货柜取得了格力公司签收单。因签收单是货到格力公司的凭证，在这种情况下，中化公司稍加留意和核实，就能够知道其权利受到了侵害，所以本案中诉讼时效应从2010年4月20日起算。根据法律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因此，中化公司应当在2012年4月20日之前向恒兴公司提出权利主张。
（二）诉讼时效的中断。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上述法律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是指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的明确要求义务人履行义务的权利主张，必须具有明确的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换言之，权利人主张权利，必须传达给义务人这样一种讯息，即义务人需要负担某种赔偿或者给付义务。
而本案中，中化公司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其在2012年4月20日之前向恒兴公司提出权利主张。至于中化公司提交的通话录音，中化公司在2012年11月29日的通话中提到其曾在2012年2月份要求恒兴公司找单子，但在这里中化公司只是提出找过单子（即涉案2个货柜货物的签收单），并没有提出过任何形式的权利主张。而且在这次通话的整个过程中，中化公司也自始至终没有提出向恒兴公司主张权利，并没有表明货物没有送到或者恒兴公司应当赔偿的意思表示。通过上述通话内容可以看出，从中化公司角度而言，中化公司并没有向恒兴公司提出权利主张，也未提出格力公司没有与其结算涉案两个货柜货物的货款。从恒兴公司角度而言，恒兴公司并没有从中化公司得到其应当赔偿损失的讯息。至于中化公司提交的2012年1月、3月、5月、7月的通话记录详情单，仅能证明双方有过通话，而并不能证明通话的具体内容。
因此，恒兴公司所述关于中化公司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具有法律及事实依据。本案因中化公司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其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恒兴公司主张过权利，故中化公司对恒兴公司享有的债权因超过诉讼时效而丧失了胜诉权，因此关于中化公司主张的货物损失488300元及银行利息99027.24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三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中化塑料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中化公司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为：一、恒兴公司未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应承担违约责任。在合同履行中，中化公司指示恒兴公司将货物运输给格力公司，但是恒兴公司未将本案诉争2个货柜运输到格力公司，亦未依约将本案诉争货柜的签收单交付中化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以及《码头货物管理和运输协议》，恒兴公司作为负有履行义务的一方，无法证明格力公司对本案诉争2个货柜的送货单进行签收，更无法证明其将经格力公司签收的送货单提交给中化公司，恒兴公司未完成运输合同义务，中化公司有权要求恒兴公司承担违约责任。二、一审判决关于中化公司主张权利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纠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百一十一条和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对方可以要求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和赔偿损失。主张权利的具体方式，当事人有权根据违约方的违约情节作出与合同逾期履行效果相适应的选择，当事人有权自主行使此部分民事权利，一审判决仅将关于赔偿损失的请求作为权利主张的形式，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继续履行合同或者采取补救措施与赔偿损失之间存在一定的适用条件和先后顺序。2010年4月20日，恒兴公司向中化公司传真出库明细单，中化公司发现涉案2个货柜并未取得收货方签收，首先要求恒兴公司提供经签收的送货单原件，性质上属于要求恒兴公司继续履行合同，该主张并无不妥，且由于合同一直处于继续履行状态，若恒兴公司能够在合理期限内继续履行合同，提供经收货方签收的送货单，中化公司的损失完全可以避免，故此时主张“损失赔偿”所依据的事实尚未成就，但一审法院却以2010年4月20日作为中化公司主张“损失赔偿”的诉讼时效起算时点，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本案证据能够证明，中化公司发现缺少本案诉争2个货柜的送货单之后，在2012年1月至12月多次要求恒兴公司提供送货单，中化公司的行为表明其并未怠于行使自身权利。即便是按照一审判决对权利人主张权利所作出的界定，即“必须传达给义务人这样一种讯息，即义务人需要负担某种赔偿或者给付义务”。中化公司要求恒兴公司交付送货单的意思表示亦足以构成要求义务人负担给付义务的权利主张。中化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恒兴公司赔偿中化公司相关损失。一审法院虽认可中化公司主张的相关事实，但却以中化公司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判决驳回中化公司的诉讼请求。中化公司认为其一直向恒兴公司主张权利，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情形。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中化公司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判决恒兴公司向中化公司支付货物损失488300元及利息损失，并由恒兴公司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
恒兴公司在二审中答辩称：一、本案诉讼时效从2010年4月20日起算，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止或中断的情形，中化公司主张权利已经超过2年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定的上述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尽管中化公司要求恒兴公司运输的是同类物品，但货物均有特定货柜号，当同类物被特定化后即成了特定物。中化公司要求恒兴公司在2010年4月6日运输诉争货柜，即确定了该特定货柜的履行期限，特定货柜未能送达，因此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的次日即为诉讼时效起算日。且双方不仅约定了履行期限，还约定了确认履行情况的期限。根据出库明细单的约定，恒兴公司应于每月底将上月26号至本月25号的送货签收单正本邮寄给中化公司，而事实上恒兴公司也是从每月下旬陆续向中化公司回传出库通知单，据此，中化公司最迟应于2010年4月底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争货柜是否履行，诉讼时效的起算日应为2010年4月底。在不能确定履行状态的情况下，中化公司没有明确提出履行送货义务或者履行给付送货单义务，即是对权利的怠于行使，不影响诉讼时效的起算。中化公司没有提交任何能够证明其在2010年4月20日至2012年4月20日期间，曾向恒兴公司主张过损失的证据。关于中化公司提交的2012年11月29日的通话录音，尽管中化公司员工故意诱导恒兴公司员工谈话，意图证明2012年2月双方曾经通话，但通话内容也仅证明了中化公司要求找运输单，没有提出过与本案诉求相关的任何主张，恒兴公司员工明确表示自己并非该业务负责人，并不清楚有关情况。因此中化公司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不应予以支持。二、中化公司有义务证明该损失已经确定发生，但其未能举证证明，即不应要求恒兴公司赔偿。三、在货物运输合同中，送达货物为运输方的主要履行义务，提供送货单属于附属义务。事实上，恒兴公司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将诉争货柜送达格力公司，由于中化公司怠于行使权利，导致恒兴公司无法查清送货单的状况，恒兴公司不应承担中化公司所主张的损失。恒兴公司在一审审理中提交的汽车运输登记表证明诉争货柜已于2010年4月13日送达格力公司。恒兴公司提交的2010年4月送货单显示，恒兴公司于2010年4月向格力公司送达58个货柜，其中包括诉争货柜，即使送货单上没有记载具体货柜号，亦可推定货柜已送达格力公司。同时，恒兴公司提交的对账单、发票等证据，证明中化公司委托的货运代理方已经向恒兴公司支付诉争货柜的运费。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明恒兴公司已完成送货义务。本案的实质是中化公司找不到争议货柜的送货单，又因管理上的疏漏没能及时查找，而意图通过诉讼转嫁损失。综上，恒兴公司不同意中化公司的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中化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法院判决。
本院在二审期间补充查明以下事实：
一、关于合同履行问题。
二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共同确认，在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多次货物运输过程中，恒兴公司并未全部按照中化公司指定的期限送达，存在迟延送货情形。恒兴公司称，如果中化公司提供的《出库通知单明细清单》上列明货物中有部分货物未能如期送达，恒兴公司会继续向收货人送货，待恒兴公司完成送货后，恒兴公司会再次向中化公司回传《出库通知单明细清单》，并在该清单上未送货物对应的“是否取得格力签收单”一栏中补填上“是”。
二、关于中化公司主张的货款损失问题。
经查，中化公司与奇美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约定，中化公司购入诉争货物的价格为每千克12.5元。中化公司向格力公司的销售价格为每千克12.85元。中化公司主张按照其销售给格力公司的销售价格乘以诉争货物重量38000千克计算货物损失。恒兴公司认可诉争货物的重量，但不同意承担货物损失，同时提出应当按照恒兴公司的购入价格计算损失。中化公司表示按照交易惯例，恒兴公司应当知道货物的销售价格，恒兴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提出签订运输合同时中化公司未告知恒兴公司货物的销售价格。
三、关于中化公司主张的利息损失问题。
在二审审理期间，中化公司将其上诉请求的利息损失变更为自2012年3月1日起至2013年1月15日止，以货物损失4883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恒兴公司不同意承担利息损失，同时对中化公司主张的利息计算标准不予认可，认为应当适用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标准。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及双方当事人庭审陈述意见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中化公司与恒兴公司签订的《码头货物管理与运输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恒兴公司作为承运人，应当按照托运人中化公司的要求将货物交付收货人格力公司。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主要争议焦点：一是恒兴公司是否将本案诉争2个货柜货物交付收货人；二是中化公司向恒兴公司主张权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三是中化公司对货物损失的计算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一）恒兴公司是否将本案诉争2个货柜货物交付收货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恒兴公司应当对其主张的已将本案诉争2个货柜货物送至格力公司，承担举证责任。双方当事人在《码头货物管理与运输协议》中约定，恒兴公司将货物运输至格力公司之后，需将格力公司签收后的签收单交给中化公司。在合同履行中，恒兴公司完成同批次其他8个货柜货物的运输后，其向中化公司回传的《出库通知单明细清单》上显示诉争的2个货柜货物并未取得格力公司签收单。本案审理中，恒兴公司亦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向中化公司提供有效的货物签收单。此外，恒兴公司提交的送货单、汽车运输登记表、对账单等证据，用以佐证其已履行交货义务。中化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恒兴公司提交的送货单并未记载货物的具体货柜号，鉴于双方存在大量业务往来，仅凭该份证据无法证明恒兴公司已将本案诉争2个货柜货物交付格力公司；恒兴公司提交的汽车运输登记表虽记载有货柜号，但并未经格力公司签收确认，故该份证据不足以证明恒兴公司已完成运输义务；而恒兴公司主张的其已收到运输费，亦不能佐证其已经履行运输义务。综上，恒兴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向中化公司交付格力公司签字的签收单，也未能提供其他有效证据，证明其已经履行本案诉争2个货柜货物的运输义务，一审法院认定恒兴公司未将本案诉争2个货柜货物交付格力公司，并无不当。
（二）中化公司向恒兴公司主张权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中化公司主张恒兴公司赔偿货物损失的前提是其已经明确知悉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因毁损、灭失等原因未能送交收货人。本案的主要争议在于中化公司何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恒兴公司未履行送货义务。
首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码头货物管理与运输协议》约定，恒兴公司应按照中化公司提供的《中化塑料有限公司出库通知单》上的日期进行送货，如由于恒兴公司的原因或收货人的原因需延期送货，恒兴公司须提前告知中化公司进行协商；如由于恒兴公司原因造成延期送货且未告知中化公司，恒兴公司将承担相应的延误责任；恒兴公司送达货物之后，需要求收货方在送货单上签收，并将送货单返还中化公司。在合同履行中，恒兴公司未按中化公司指定的期限运输诉争2个货柜货物，此后，恒兴公司未证明其就诉争货物的送货迟延问题与中化公司进行协商，亦未向中化公司交付经收货方签收的送货单，中化公司无法知晓诉争货物是否送达以及何时送达。恒兴公司答辩称中化公司在2010年4月底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争货柜是否履行送达，诉讼时效的起算日应为2010年4月底，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双方当事人确认，《码头货物管理与运输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间为2009年11月至2010年11月，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着持续的大量的货物运输业务，2011年双方当事人亦存在货物运输业务。双方当事人亦确认，在多批次运输业务中存在恒兴公司迟延送货的情况。恒兴公司述称，对迟延运输的货物，其将再次送货，在送交收货人后重新填写《出库通知单明细清单》，并回传至中化公司，因此，2010年4月20日中化公司收到恒兴公司传真的《出库通知单明细清单》时，虽然显示诉争2个货柜货物尚未取得签收单，但中化公司并不确定诉争货物已经无法送交格力公司，一审法院认定应从2010年4月20日起算诉讼时效，确有不当。
其次，中化公司提交的2012年11月29日通话录音显示，2012年2月中化公司与恒兴公司通电话，要求恒兴公司查找签收单，而此次通话的主要内容是中化公司要求恒兴公司查找诉争货物的签收单，能够认定中化公司持续要求恒兴公司继续履行合同。恒兴公司答复称，本案诉争货物已经送达，但可能已找不到签收单，恒兴公司在本案一审、二审审理中亦辩称其已将本案诉争货柜送达格力公司。因此，综合现有证据不能认定中化公司在2012年11月29日之前已知道或应当知道恒兴公司无法取得格力公司签字确认的签收单，亦不能认定中化公司在2012年11月29日之前知道或应当知道恒兴公司未履行诉争货物的送货义务。
2013年1月17日，中化公司起诉恒兴公司，并未超过2年诉讼时效期间。一审法院对中化公司主张的权利已经超过2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认定，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
（三）中化公司对货物损失的计算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关于货物损失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赔偿责任。恒兴公司未履行本案诉争货物的送货义务，依法应当向中化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本院认为，中化公司因无法取得诉争2个货柜货物签收单所导致的损失，应为中化公司购入诉争货物的价格，即以每千克12.5元为单价、以重量38000千克作为其实际损失的计算依据，本院据此认定中化公司的实际损失为475000元。中化公司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在订立运输合同时，恒兴公司知晓中化公司向格力公司销售货物的价格，亦未证明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中化公司要求按照其与格力公司之间的销售价格计算损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利息损失问题。恒兴公司未履行送货义务，导致中化公司无法从格力公司结算货款，中化公司有权要求恒兴公司赔偿其货款被占用期间产生的利息损失。中化公司主张自2012年3月1日起至2013年1月15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利息损失，本院予以支持，应当以本院认定的中化公司实际损失475000元为计算利息的基数。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三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3）西民初字第2950号民事判决；
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珠海市恒兴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赔偿中化塑料有限公司货物损失人民币四十七万五千元及利息损失（以四十七万五千元为基数，自二○一二年三月一日起至二○一三年一月十五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
三、驳回中化塑料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9674元、财产保全费3457元，由中化塑料有限公司负担1258元（已交纳），由珠海市恒兴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担11873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至一审法院）。
二审案件受理费9674元，由中化塑料有限公司负担839元（已交纳），由珠海市恒兴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担883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芦 超
代理审判员 周 维
代理审判员 唐旭超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许晓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