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建始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鄂建始行初字第00047号
原告袁宗美，男，生于1961年9月21日，汉族，湖北省建始县人，农民，住建始县。
委托代理人迟志刚（特别授权），湖北广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建始县茅田乡人民政府。住所地：建始县茅田乡遇伯路***号。
法定代表人冯成碧，该乡乡长。
委托代理人雷福国（特别授权），该乡综治办专职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杨卓章，湖北广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龚德珍，女，生于1968年1月2日，汉族，湖北省建始县人，农民，住建始县。
委托代理人余传阶（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李贤江（特别授权）。
原告袁宗美不服被告建始县茅田乡人民政府于2015年11月10日作出的茅政信处（2015）8号《关于撤销原建始县阳坡乡人民政府〈关于三道岩村拾组与壹拾壹组山界纠纷处理结论〉的决定》，于2015年12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5年12月2日立案后，于2015年12月4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龚德珍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2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袁宗美及其委托代理人迟志刚，被告建始县茅田乡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雷福国、杨卓章，第三人龚德珍的委托代理人余传阶、李贤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建始县茅田乡人民政府于2015年11月10日作出茅政信处（2015）8号《关于撤销原建始县阳坡乡人民政府〈关于三道岩村拾组与壹拾壹组山界纠纷处理结论〉的决定》，载明：申请人袁宗美，被申请人龚德珍。申请人袁宗美于2014年6月30日书面申请将其承包的林地予以确权发证。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余贻周（已故，系龚德珍的公公）的“谢家岩”或者“谢家坡”林地的东界是岩根还是至十队田边。余贻周1984年的《山林使用证》载明“谢家岩”林地的四界为东至袁宗厚田边、南至沟心、西至河心、北至吴光彩山界。因1984年两山合一山时，11组在先，10组在后，余贻周“谢家岩”北界填写错误，应予更正。经现场查看，“谢家岩”上确有一座岩，岩上、岩下都是山且相连。因当时参与划山的大部分人已经死亡，对健在的年长者和参与划山的人进行了调查，均证实争议林地在1981年以前属11组，1984年两山合一山时，“谢家坡”有耕地，属11组，在落实承包责任制时划给了11组余贻周等户，现耕地在2003年时已退耕还林，并有《林权证》；田在下、山在上，为避免背倒土，山随田走。袁宗美的山林南界至田边，应为至余贻周田边，而非至大沟。余贻周东界至袁宗厚田边，表明余贻周的山已上山顶，田边至岩根之间也是山。袁宗美提供的余贻周1981年的社员自留山证，龚德珍提供的1984年《山林使用证》，因双方的山林证填写错误，后者更具有采信度。综上所述，原建始县阳坡乡人民政府的处理结论认定事实不清。经茅田乡人民政府研究决定作出如下处理决定：撤销原建始县阳坡乡人民政府《关于三道岩村拾组袁宗美与壹拾壹组山界纠纷处理结论》。
原告诉称，1984年原告与同村村民余贻周（已故）发生林地权属纠纷。1992年，原建始县阳坡乡人民政府作出《关于三道岩村拾组与壹拾壹组山林纠纷处理结论》，认定“争议林地属10组山林，由袁宗美承包。”因余贻周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后余贻周撤诉，该处理结论已产生法律效力。原告多年来一直要求茅田乡人民政府予以颁证确权，2014年12月29日，建始县茅田乡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以信访方式向原告回复：袁宗美可以凭原阳坡乡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直接向林业主管部门依据处理决定上山定界、勾图、确权发证。但令人不解的是，建始县茅田乡人民政府于2015年又重新组织专班对争议林地进行处理，依据2014年信访回复的事实，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处理结论。该山林纠纷，在1992年法院审理过程中，法院工作人员对知情人进行了调查核实，足已证明原阳坡乡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的正确性。被告建始县茅田乡人民政府作出的茅政信处（2015）8号《关于撤销原建始县阳坡乡人民政府〈关于三道岩村拾组与壹拾壹组山界纠纷处理结论〉的决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起诉请求撤销该决定。
原告袁宗美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袁宗美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身份情况。
证据二、茅政信处（2015）8号《关于撤销原建始县阳坡乡人民政府〈关于三道岩村拾组与壹拾壹组山界纠纷处理结论〉的决定》。证明原告提起行政诉讼符合法律规定。
证据三、原建始县阳坡乡人民政府《关于三道岩村拾组与壹拾壹组山林纠纷处理结论》、余贻周的行政诉状、原阳坡乡政府的答辩状、余贻周的撤诉申请书。证明余贻周对原建始县阳坡乡人民政府的处理结论向法院提起过行政诉讼，因余贻周撤回起诉，该处理结论已产生法律效力。
证据四、1.原阳坡乡政府调查余后立的调查笔录，2.原阳坡乡政府调查冯远平的调查笔录，3.原阳坡乡政府调查袁宗熬的调查笔录，4.原阳坡乡人民政府调查李昌文的笔录，5.法院询问余贻周的笔录三份，6.法院对黄志忠的调查笔录，7.法院对冯远平的调查笔录，8.法院对余贻斌的调查笔录，9.法院对余传培的调查笔录，10.法院对袁宗美的调查笔录二份，11.法院对金俊春的调查笔录，12.法院对袁宗熬的调查笔录。证明争议山林的历史沿革、争议原因及处理经过。
证据五、马祥顺、袁纯柱的证明。证明1992年原阳坡乡政府处理争议山林的经过。
证据六、茅田乡信访办公室《关于三道岩村袁宗美信访事项的回复》、茅田乡林业站林权公示资料、村民自留山林现场勘验表。证明信访回复与被诉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一致，原告依信访回复申请颁证，林业部门进行了公示、现场勘验。
被告辩称，原阳坡乡政府的处理结论，无文件编号，有三个部门盖章署名，一是中共阳坡乡委员会，二是阳坡乡人民政府，三是三道岩村村民委员会，不符合法定形式。原阳坡乡人民政府的处理结论被告的档案中无留存备档，也未向当事人送达，是未完成的行政行为。原阳坡乡人民政府在处理结论中未采纳余贻周1984年的《山林使用证》，而是采纳1981年的山林证，因1984年实行两山并一山，应当采纳1984年的《山林使用证》认定争议山林权属，处理结论中对于争议林地的地名未载明，袁宗美承包的是李家岩山林，与争议林地毫不相干。被告认为原阳坡乡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结论认定事实不清，决定撤销原阳坡乡人民政府的处理结论是正确的，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建始县茅田乡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依据：
证据一、建始县林业局建林函（2015）6号《关于袁宗美信访事项的回复》。证明袁宗美与龚德珍之间仍存在林权争议。
证据二、《关于三道岩村拾组与壹拾壹组山林纠纷处理结论》。证明该处理结论非原阳坡乡人民政府作出，处理机关不明，亦未送达。
证据三、茅政信处（2015）8号《关于撤销原建始县阳坡乡人民政府〈关于三道岩村拾组与壹拾壹组山界纠纷处理结论〉的决定》。证明被诉行政行为的存在。
证据四、袁宗美1981年《社员自留山分户清册》。证明袁宗美承包的山林叫“李家岩”，以及林地的四至。
证据五、余贻周1984年《集体山林管理证》。证明余贻周1984年承包的“谢家岩”林地的东至袁宗厚田边。
证据六、调查余贻凡的笔录。证明争议林地属于11组。
证据七、调查袁宗美的笔录。证明袁宗美承包的林地为“李家岩”，余贻周承包的林地为“谢家岩（坡）”。
证据八、开庭笔录一份。证明原阳坡乡政府的处理结论未向当事人送达。
第三人述称，争议林地属龚德珍管理使用，有1984年的《山林使用证》为证。
第三人龚德珍未提供证据。
经庭审质证，原告袁宗美对被告提供的证据一、二、三、四、五、七、八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六有异议，认为应当以1992年法院对余贻凡的调查为准；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无异议。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一、二、三、原阳坡乡政府以及法院调查冯远平的笔录、法院调查余贻周的笔录、法院调查余贻斌的笔录、法院调查余传培的笔录、证据六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原阳坡乡政府调查李昌文的笔录有异议，认为是在作出处理结论之后调查的，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对原阳坡乡政府调查余后立、袁宗熬的笔录有异议，认为余后立、袁宗熬未参与划山；对法院调查黄志忠的笔录有异议，认为以1981年的管理山证确定两个组的界线不符合规定；对法院调查袁宗美的笔录有异议，认为不能依袁宗美的陈述来确定山林四至，且法院对双方的争议进行过调解，茅田乡人民政府不清楚；对法院调查金俊春的笔录有异议，认为金俊春的陈述前后矛盾，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对法院调查袁宗熬的笔录有异议，认为袁宗熬的陈述不真实；对马祥顺、袁纯柱的证明有异议，认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各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原阳坡乡政府调查李昌文的笔录、原阳坡乡政府调查余后立及袁宗熬的笔录、法院调查黄志忠的笔录、法院调查袁宗美的笔录、法院调查金俊春的笔录、法院调查袁宗熬的笔录，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关联，具有证明力。马祥顺、袁纯柱虽未出庭作证，但其证明原阳坡乡政府作出处理结论的经过，与本案有关联，具有一定的证明力。
经审理查明，原告袁宗美系建始县茅田乡三道岩村10组村民，余贻周（系龚德珍的公公，于2006年5月死亡）系建始县茅田乡三道岩村11组村民。1981年落实生产责任制时，原告袁宗美取得位于茅田乡三道岩村10组的“李家岩”林地一宗，四至界限为：东至田边，西至腰路，南至田边，北至沟心；余贻周取得位于茅田乡三道岩村11组的“谢家岩（坡）”林地一宗，四至界限为：东至岩根，南至吴光奇（吴光棋）界，西至吴光秀界，北至大沟。1984年“两山并一山”时，余贻周取得的《山林使用证》载明“谢家坡”林地的四至界限为：东至十队田边，西至河沟，南至沟，北至吴光棋界。原告袁宗美认为余贻周的“谢家坡”林地的东界应是至岩根，不是山顶，岩根以上的谢家岩林地属于10组，余贻周无权承包，双方为此产生林权争议。1992年10月23日，原建始县阳坡乡人民政府作出《关于三道岩村拾组与壹拾壹组山林纠纷处理结论》，认为1984年山林的划分应依1981年的管理证为基础，争议林地不属于袁宗美、余贻周管理，拾组与壹拾壹组的界线应为岩根，因袁宗美在1984年时未分得公山，经乡、村、组研究决定争议林地由袁宗美管理。余贻周对该处理结论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后又撤回起诉。2009年林改时，袁宗美与余贻周之媳龚德珍就争议“谢家岩”林地未形成一致意见，双方均未取得《林权证》。2014年6月30日，原告袁宗美向被告建始县茅田乡人民政府书面申请对争议的“谢家岩”林地依原阳坡乡政府的处理结论确权发证，茅田乡信访办公室于2014年12月29日作出信访回复，认为原建始县阳坡乡人民政府作出《关于三道岩村拾组与壹拾壹组山林纠纷处理结论》已生效，袁宗美可以凭原阳坡乡政府作出的“处理结论”申请林业主管部门确权发证。2015年3月9日，原告袁宗美到建始县林业局信访要求对“谢家岩”林地确权发证，建始县林业局于2015年4月2日作出《关于袁宗美信访事项的回复》，认为若龚德珍对原阳坡乡政府的处理结论不提出异议，袁宗美可以找三道岩村委会以处理结论作为确权依据；若龚德珍对处理结论有异议，袁宗美可以采用司法程序对原阳坡乡的处理结论进行认定后再确权；在与龚德珍的林权争议处理后由三道岩村组织工作人员进行四界勘测，填勘验表，林业站技术人员勾图计算面积，村委会组织公示，无异议再由三道岩村委会、茅田林业站、茅田乡人民政府逐级在非国有林林权登记申请审批表上签章，到县林业局林权登记中心办理林权证登记发证。2015年11月10日，被告建始县茅田乡人民政府作出茅政信处（2015）8号《关于撤销原建始县阳坡乡人民政府〈关于三道岩村拾组与壹拾壹组山界纠纷处理结论〉的决定》，决定撤销原建始县阳坡乡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三道岩村拾组与壹拾壹组山界纠纷处理结论》。原告袁宗美不服该撤销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建始县阳坡乡人民政府的职能现已合并至被告建始县茅田乡人民政府。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原建始县阳坡乡人民政府、建始县茅田乡人民政府对于个人之间的林地使用权争议负有依法处理的职责。因建始县阳坡乡人民政府已撤销，其职能已合并至建始县茅田乡人民政府，被告建始县茅田乡人民政府对于原建始县阳坡乡人民政府所作的行政行为可依法定程序进行纠错。行政机关进行自我纠错，一方面可依行政相对人或者利害关系的申请进行，另一方面也可以依职权主动进行。被告建始县茅田乡人民政府所作的撤销决定载明的申请人为袁宗美，袁宗美只是申请对争议林地依原建始县阳坡乡人民政府的处理结论进行确权发证，未申请撤销原建始县阳坡乡人民政府的处理结论，该撤销决定载明的当事人主体地位与事实明显不符，亦未载明被告建始县茅田乡人民政府是依职权主动进行纠错，被告建始县茅田乡人民政府启动自我纠错程序的事实不清。被告建始县茅田乡人民政府所作的撤销决定载明“对年长者和参与划山的人进行了调查证实余贻周的“谢家坡”林地的东界至袁宗厚田边”，但其提供的证据仅有一份调查余贻凡的笔录，该撤销决定存在证据不足，同时该撤销决定未引用所依据的法律法规。综上所述，被告建始县茅田乡人民政府于2015年11月10日的作出茅政信处（2015）8号《关于撤销原建始县阳坡乡人民政府〈关于三道岩村拾组与壹拾壹组山界纠纷处理结论〉的决定》，证据不足、未引用法律法规，依法应当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建始县茅田乡人民政府于2015年11月10日作出的茅政信处（2015）8号《关于撤销原建始县阳坡乡人民政府〈关于三道岩村拾组与壹拾壹组山界纠纷处理结论〉的决定》。
本案受理费50.00元，由被告建始县茅田乡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13条第（一）款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至收款人：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恩施开发区支行，帐号：17×××04（特别提示：用途栏务必注明系某某上诉案诉讼费，并将汇款凭证及联系电话提交本院或邮寄至恩施州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一庭）。上诉人在上诉期届满后7日内仍未预交上诉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李纯斌
代理审判员 蔡雾绍
人民陪审员 朱开保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杨年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