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1民终1074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班，男，1967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诚，江苏当代国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烨，江苏当代国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子超，男，1997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美柯，江苏法德永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庆文，江苏法德永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徐斌，男，1968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秦淮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小剑，江苏朗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班因与被上诉人徐子超、原审被告徐斌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2017）苏0104民初10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班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徐子超的诉讼请求，并由其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徐子超不具备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就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秦民初字第5136号案件（以下简称5136号案件）的一审判决，因第三人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已中止审理。在该案终审判决生效之前，徐子超是否能够取得南京光阳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阳公司）的股权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根据法律的规定，取得公司股权应以载入股东名册为起点，而徐子超未被记载于光阳公司股东名册，或在工商登记中体现。案涉股权虽己由徐斌和赵雪凤夫妇通过离婚调解协议进行处分，但尚未成为徐子超的财产，因此徐子超与本案并无直接的利害关系，无权提起本案诉讼。二、一审判决认定李班与徐斌恶意串通证据不足。李班在与徐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工商登记的股东依然是徐斌，该股权并未被保全，李班系基于信赖签订的合同，本身并无过错，不应认定李班具有恶意。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恶意串通”和“损害第三人利益”这两个构成条件缺一不可。本案中，一审判决仅认定李班与徐斌之间存在恶意串通，并未涉及股权转让价格是否公允，是否损害第三人的利益，就直接认定损害了徐子超的期待利益，进而适用前述法律规定确认合同无效，显属错误。
徐子超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李班的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徐斌是5136号案件的当事人，明知一审判决结果，仍在判决之后积极追求案涉股权的转让，主观恶意非常明显。李班在该过程中除予配合以外，还有积极参与的行为，具体表现在李班收到本案应诉手续之后急忙到银行办理转款手续，徐斌将存取凭证交由李班保管，目的在于为案涉股权转让提供证据支撑，可以证实双方主观上具有转移案涉股权的恶意，其结果是损害了徐子超的利益。
徐斌述称，认可李班的上诉请求及其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李班与徐斌存在恶意串通的证据不足，而且分配举证责任错误。一审中，徐子超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李班与徐斌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一经双方签订，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即具有法律效力。当时该股权未被查封，不存在限制交易的情形，徐斌作为所有权人有权转让，故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有效的。之后李班的付款仅是履行合同的行为，并不影响对合同效力的认定。徐子超在案涉股权冻结期限届满后没有续封，应当承担对其不利的后果。
徐子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确认徐斌、李班于2016年12月15日就光阳公司股权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并判令将股权恢复至徐斌名下。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1月13日，徐子超作为原告，起诉被告徐斌、赵雪凤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即5136号案件。经徐子超申请，一审法院依法追加光阳公司股东ＸＸ、于德才、朱林建及光阳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徐子超在该案中的诉讼请求为确认徐斌、赵雪凤于2007年8月31日所签署的财产分割协议有效，并由徐斌、赵雪凤及ＸＸ、于德才、朱林建、光阳公司协助其办理光阳公司徐斌名下的股权过户。
5136号案件经审理查明，徐斌、赵雪凤于1995年登记结婚，1997年生育徐子超。1999年12月，徐斌作为股东之一，与ＸＸ、于德才、朱林建共同投资组建南京光阳娱乐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光阳公司），许可经营项目为卡拉OK、剧场演出，注册资本100万元，其中徐斌出资202941元、ＸＸ出资465807元（系公司成立时的法定代表人）、于德才出资192108元、朱林建出资139144元。
2007年8月31日，徐斌与赵雪凤在民政部门协议离婚，离婚协议约定如下：1.双方同意解除夫妻关系;2.婚生子徐子超归女方抚养，男方每月支付抚养费2000元整；3.双方婚姻期间的共同财产包括：有产权住房一套（七家湾39号2单元601室）、马自达6汽车一辆、Deep后街酒吧及光阳卡拉OK股份、家中存款，全部归徐子超所有（徐子超大学毕业前，全部财产由女方监管）。4.双方无共同债务，如离婚后，出现男、女方在离婚前或离婚后个人产生的债务，由男、女个人各自承担；5.离婚后，男方不得干扰女方及徐子超的正常生活；6.女方再婚后，不得动用徐子超的财产，否则由男方处理财产和存款；7.本协议生效后的三日内，男方到有关部门将上述财产的权属过户给徐子超。协议签订后，双方于2011年9月办理房屋权属过户登记，股权过户手续一直未办理。2013年6月9日，赵雪凤、徐子超委托律师向第三人ＸＸ等人发出律师函，告知其有关赵雪凤、徐斌在离婚协议中对于徐斌名下的股权所做的约定，并要求其配合赵雪凤、徐子超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第三人ＸＸ等在收到函件后未做任何答复。故徐子超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作出513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徐斌、赵雪凤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徐子超将光阳公司徐斌名下的股权过户登记至徐子超名下，ＸＸ、于德才、朱林建及光阳公司对徐斌的上述股权过户负协助义务。2016年12月27日，徐斌于签收该判决书。该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曾作出（2013）秦民初字第5136号-1号民事裁定书，依法查封徐斌在光阳公司所持有的全部股权（股东认缴额202941元）。
2017年1月4日，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公司变更登记受理通知书》一份，载明受理光阳公司股东变更申请。提交的材料中，有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即徐子超在本案中主张无效的协议，主要内容有：转让人徐斌，受让人李班，双方约定将光阳公司中徐斌持有的20.2941万元股权转让给李班；股权转让款为20万元，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3日内由李班向徐斌全额支付；该协议签订日期2016年12月15日（打印字体）。另有光阳公司股东会决议一份，主要内容有：出席股东为ＸＸ、朱林建、徐斌、于德才，全体股东同意接受李班为公司新股东，同意徐斌持有的公司20.2941万元股权转让给李班，免去徐斌监事职务，选举ＸＸ为公司监事，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打印的会议时间为2016年12月15日。再有光阳公司章程修正案一份，载明将公司章程第四章第七条作出修正，修正后的出资表格显示公司股东为ＸＸ、于德才、朱林建、李班。其中载明李班认缴出资额20.2941万元，出资时间2016年12月15日，出资数额20.2941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
2017年1月5日，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载明股东由ＸＸ、朱林建、徐斌、于德才变更为ＸＸ、朱林建、于德才、李班。该通知书上印章载明光阳公司委托人赵安玉于2017年1月6日领取执照与核准通知书。
2017年1月6日，第三人ＸＸ、朱林建、于德才不服5136号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受理后裁定中止审理。
2017年2月4日，徐子超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同时申请保全李班持有的光阳公司20.2941万元股权。同年2月13日，徐斌至一审法院签收应诉材料。同年2月17日，一审法院前往李班户籍登记地址（本市鼓楼区××单元××室）送达法律文书，由李班母亲签收。其后，李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清前往一审法院，提供李班委托江苏博事达律师事务所代理本案的“民事委托书”（署期为2017年2月18日），该所出具的出庭证署期为2017年2月20日。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系徐斌向李班转让徐斌持有的光阳公司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具体来说，即该协议是否符合徐子超所主张的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行为。一审法院采纳徐子超的主张，具体理由如下：
1.关于徐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在收到5136号民事判决书后，与李班办理股权转让手续的问题。5136号案件中，一审法院已经依法保全徐斌持有的光阳公司的股权，即徐斌明确知晓其股权被法院限制转让。善意的当事人应当等待该案生效判决后，再对案涉股权进行处理。然而在案件审理期间，徐斌却与李班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意图将股权转让给徐子超之外的他人，其行为明显具有恶意；5136号一审判决以后，徐斌在明知一审判决结果的情况下，仍去工商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其行为亦具有恶意。
2.关于李班付款情况的问题。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权转让款应当于协议生效后3日内支付，然而李班并未按约支付股权转让款，而是在收到一审法院发送的本案应诉法律文书后，徐斌前述账户存款202941元并于数分钟内取出，徐斌、李班并未对该行为作出合理解释。故该行为并不能够证明二人存在善意。另，徐斌、李班特意在存入款项后、取出款项前打印银行流水单，并由李班而非徐斌向一审法院提交上述不完整的银行流水单据，掩盖了存取款真相，徐斌、李班亦未对上述行为作出合理解释，故一审法院对李班的辩论意见不予采纳。
综上，徐斌、李班相互串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实际过户的行为，使得徐子超在5136号案件中无法向该案被告徐斌就案涉股权主张权利，损害了徐子超的（期待）利益，符合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徐子超主张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应予以支持。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李班应当将依据该股权转让协议取得的股权返还徐斌。关于徐子超主张徐斌、李班将股权恢复变更登记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股东工商登记的变更，应当由光阳公司向工商管理部门办理。李班将案涉股权返还徐斌后，光阳公司应当为徐斌、李班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故徐子超主张徐斌、李班变更股权登记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徐斌、李班于2016年12月15日签订的关于徐斌向李班转让徐斌持有的光阳公司20.2941万元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二、驳回徐子超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保全费1534.7元，合计5834.7元，由徐斌、李班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同时确认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以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之时，该部分股权未被采取保全措施，本院对该事实亦予确认。此外，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依法可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2月21日，徐斌账户存入202941元，5分钟后等额取出。
就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商洽过程，李班述称其与徐斌多次接触，由于喜欢光阳公司的业务就同意按照徐斌的出价20万元受让其名下的股权，并未查看光阳公司的账册；与光阳公司其他三个股东并不太熟，只是在交钱之前一起见了个面；签署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在光阳公司的住所地，即本市鼓楼区中山北路105号。因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第九条载明“本协议由转让人和受让人于2016年12月15日在南京市××邺区××）签订”，与李班前述陈述不一致，本院要求签约双方对此进行解释，李班未予解释，徐斌述称该协议系其与光阳公司其他股东在建邺区草拟，故条款载明地址为建邺区，而李班实际签字的地址在光阳公司住所地。
另查明，在5136号案件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就讼争股权价值两次委托评估，评估单位认为光阳公司主要资产账面记录不很规范，无决算资料，未按财务规定提取折旧，公司巨额应付款无相应凭证佐证；所租赁的部队房产于2017年初租约到期，该租赁经营场所对于光阳公司的持续经营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而光阳公司没有提供之后可持续经营的依据，且光阳公司团体演出现金收入无法提供任何支持性依据，对净资产的影响较大，均认为无法准确确定股权价值。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1.徐子超是否有权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2.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效力如何认定。
关于第1项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徐子超有权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必须符合的条件，属于人民法院在立案受理之前应当进行的形式审查。其中第一项内容为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具体到本案中，徐子超与徐斌、赵雪凤具有亲子关系，徐斌与赵雪凤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徐斌在光阳公司的股权均归徐子超所有，该约定系为第三人设定权利的行为，徐子超有权依据该约定请求徐斌履行交付光阳公司股权的义务。之后，徐斌与李班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并予实际履行，导致徐子超与李班针对同一标的存在权利冲突，故徐子超属于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5136号案件判决生效与否，并非决定本案审查起诉结果的前提条件。
关于第2项争议焦点，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本案中，诉辩双方就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存在前述情形，以致影响合同效力的认定各执一词，也即李班与徐斌均主张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真实、合法、有效，故诉辩双方就各自主张的合同效力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经由5136号案件的审理，徐斌、光阳公司及其他股东均反对徐子超持有该司股权，在该案一审判决之后即行办理讼争股权变更登记至李班名下，故徐斌作为5136号案件的当事人，具有阻却徐子超通过5136号案件实现诉讼目的的主观意志自不待言。对李班而言，虽然其并非5136号案件的当事人，但依据5136号案件中对于讼争股权价值的评估过程来看，该司主要资产账面记录不规范，无依据支持该司具备可持续经营的场所以及团体演出的现金收入，使讼争股权的价值无法进行评估。而李班在受让讼争股权时既未查看光阳公司的账册，又与光阳公司其他三个股东并不太熟悉，无论是从资合性角度，还是从人合性角度而言，其受让该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不尽符合一般人所应具备的经济理性。再结合徐斌的陈述，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系徐斌与光阳公司其他三股东草拟，协议载明的签约地点并非李班实际签字的地点。李班也确认系在南京市签字确认该协议，此举表明协议部分内容并非真实。再从协议的实际履行来看，实际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时间为2017年1月初，而协议打印的签订时间为2016年12月15日，同样在李班未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为何时隔半个月之久才办理变更过户手续，未见合理解释，结合上述协议签订地点不真实的事实，故处于同一条款内的协议签订时间不排除亦不真实的可能。且李班在收到本案的应诉手续以后，明知面临被告境遇的情况下，仍然协同徐斌前往银行办理股权转让款支付手续，积极完成该协议的全面履行，并不同于一般人遇有诉讼时暂缓履行的审慎做法。综合以上客观事实，就徐子超主张该二人恶意串通，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方式损害其利益的事实，已具有高度可能性，而李班上诉主张其二人系基于真实的股权转让意思签订该协议，除一纸协议以外，尚未达到可能性占优势的程度。故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协议无效，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综上，李班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李班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陆正勤
审判员 董岩松
审判员 曹廷生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李丽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