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浙杭民终字第301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世锐。
委托代理人：王忠涨、周再松。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至高天地建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毛瑞平。
委托代理人：许建平、姚瑛。
上诉人张世锐因与被上诉人杭州至高天地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至高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3）杭江民初字�8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9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11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世锐及其委托代理人周再松，被上诉人至高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许建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浙江康普顿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普顿公司）于2009年8月27日成立，其经营范围与至高公司基本一致，张某系康普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张某与至高公司在2010年签订劳动合同书1份，约定：第一条，合同期限类型为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合同期从2010年1月1日起至2012年12月31日止；第二条，根据至高公司工作需要，张某同意至高公司安排其在杭州为工作地点，从事副总经理岗位工作，完成该岗位所承担的各种工作内容；第十二条，张某试用期满后，至高公司应根据本单位的工资制度，确定张某工资为2000元／月�等等。双方确认，至高公司为张某缴纳了2010年1月至2012年6月的社会保险。张某自述2012年7月起挂靠杭州昌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锐公司），由昌锐公司为其缴纳社会保险，2012年3月起，张某进入昌锐公司工作。
2011年，张某为与至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毛瑞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向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起诉，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11月29日作出（2011）杭滨商初字第607号民事判决，判决毛瑞平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归还张某借款本金人民币13000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从2010年12月31日至判决确定之日，按月利率1.5%计算）。上述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因案外人申诉，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7月10日作出（2012）杭滨民监字第1号民事裁定，决定再审。2012年9月12日，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作出（2012）杭滨商再字第1号民事判决，判决维持杭州市滨江�人民法院（2011）杭滨商初字第607号民事判决。
另查明，至高公司2010年至2012年的会计原始凭证中未出现张某的签字。
再查明，张某曾以至高公司为被申请人向杭州市江干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仲裁请求为：1、支付2010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工资108000元；2、支付赔偿金108000元；3、支付劳动合同期满后终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6000元；4、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480元；5、出具终止劳动合同证明，并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2013年5月24日，杭州市江干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江劳仲案字［2013］第92号仲裁裁决，裁决：1、至高公司支付张某工资72000元、经济补偿金6000元、未休年休假工资480元，合计78480元；2、驳回张某其他仲裁请求。嗣后，至高公司不服上述裁决，于2013年6月6日诉至原审法院。请求：1、至高公司不予支付张某工资72000元；2、至高公司不予支付张某经济补偿金6000元；3、至高公司不予支付张某未休年休假工资480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张某承担。在本案庭审过程中，张某表示对上述裁决无异议，且不再主张其他请求事项。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至高公司、张某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张某虽然提交了双方的劳动合同，且由至高公司为张某缴纳2010年1月至2012年6月的社会保险，但张某主张其与至高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有以下疑点：1、张某称其任至高公司副总经理，同时系康普顿公司法定代表人，但月工资仅为2000元，与一般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收入情况不符；2、张某称至高公司未支付其2010年至2012年三年的工资，但张某在此期间却仍在至高公司工作，且陆续借款给至高公司法定代表人100万余元，与常情不符；3、张某自述2012年7月至2013年2月挂靠昌锐公司、由昌锐公司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但仍主张2012年7月至2012年12月与至高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其本身存在由非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的情况；4、张某称其在至高公司任职期间负责财务报销，但至高公司提交的会计原始凭证中未出现张某的签字。由于存在以上诸多疑点，原审法院认为，张某提交的劳动合同及张某的社保缴纳情况，符合至高公司主张的帮助张某缴纳社会保险所需的形式要件，而且在至高公司、张某之间劳动关系存疑的情况下，张某无法进一步证明其主张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所做的任何职务行为，故仅凭张某提交的劳动合同及张某的社保缴纳情况，尚不足以证明至高公司与张某存在劳动关系。综上，对至高公司主张无需支付张某2010年1月至2012年12月的工资72000元、经济补偿金6000元、未休年休假工资480元，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之规定，于2013年8月15日判决：至高公司无需支付张某2010年1月至2012年12月的工资人民币72000元、经济补偿金人民币6000元、未休年休假工资人民币480元。按规定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元，由张某负担。张某应负担的诉讼费用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交纳原审法院。
宣判后，上诉人张某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法院未给予双方公平的举证权利，程序不合法。一审法院在原定举证期限届满后，准许至高公司在指定期限内提交2010年至2012年财务原始账册拟证明张某与至高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却不准许张某请求证人出庭作证拟证明张某实际在至高公司上班和实际履行副总经理职务的事实。一审法院在第一次庭审结束后两次组织双方当事人就至高公司提交的2010年至2012年财务原始账册进行质证，却始终不同�张某针对原始账册体现的明显错误另行举证。张某认为：至高公司在原始账册存在明显篡改、隐秘等行为，销毁了原有的包括张某及其已提交的证人的工资发放记录。因一审法院未能依法给予张某平等的举证权利，导致张某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不能随着庭审情况的变化而继续举证张某实际在至高公司上班并已履行副总经理职务的事实。因此，一审法院审理程序明显不合法。二、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1、张某与至高公司法定代表人毛瑞平系近亲属关系，一审法院以“张某称其任至高公司副总经理，同时任康普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月工资仅为2000元，与一般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收入情况不符”；“至高公司未支付上诉人三年工资，张某却仍在至高公司工作，且陆续借款给至高公司法定代表人100万余元，与常情不符”推断张某与至高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事实认定错误�没有法律与事实依据。首先，至高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财务凭证可以证明，至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月工资为3000元，毛建东的月工资为1800元，因此，张某作为副总经理工资为2000元是与至高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相符的。何况，毛建东与张某一样也是既在至高公司上班同时系康普顿公司的股东。其次，康普顿公司成立时的最大股东为人毛瑞平，系现至高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便于开展业务，应毛瑞平的要求才将股份转给张某的。康普顿公司自成立至今均未参加年检，营业执照早已被工商部门吊销并注销。其开展的业务，虽以康普顿公司名义与第三方签订合同，但实际业务款项全部打入了至高公司账户，康普顿公司并无实际经营收入。所谓的康普顿公司只是为了便于至高公司经营业务的开展而设立的。再则，张某与至高公司法定代表人毛瑞平并非普通的老板与职员的关系�双方系嫡系亲属关系，毛瑞平在杭州经营至高公司期间，需要张某的支持，因此在此期间张某虽没有实际领取工资但仍旧愿意上班工作并借款给毛瑞平100万余元。作为亲属，张某的上述行为具有合理性符合常情。另外，张某在至高公司上班工作之前，本身就有积蓄，有款项出借给毛瑞平实属正常，本着自己亲戚生意好起来后自己也会好起来的想法，只拿2000元的工资且暂不领取也实属正常。但这决不能视为张某放弃了领取工资的权利，更不能视为张某与至高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2、2012年7月至2013年2月张某将社保挂靠于昌锐公司，是因为至高公司法定代表人毛瑞平迟迟未归还借款，双方因此诉讼且关系破裂后，毛瑞平拒绝继续为张某缴纳社保所导致。一审法院以此推断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属于本末倒置，该推断没有法律与事实依据，属于事实认定错误。3、张某在至�公司担任副总经理职务，负责财务报销。劳动部门已就上述事实向至高公司的会计核实，劳动仲裁部门依据该核实认定为张某与至高公司存在实际劳动关系。因至高公司篡改、隐秘原始财务凭证，张某原已签字报销的票据已不复存在。张某请求相关证人出庭作证已穷尽了自身举证能力，但张某请求根据至高公司篡改后的原始凭证继续提供证人出庭作证时，一审法院却不予准许。因此，一审法院在未查明全部事实的前提下，据此作出推断是违背客观事实的，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综上，张某系至高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嫡系亲属，因双方个人关系破裂依法主张3年未发工资及相关合法权益符合法律规定，理应获得支持。一审法院审理程序显失公平，以错误事实认定双方不具有劳动关系违背客观事实，故张某依法提请上诉。请求：：一、撤销（2013）杭江民初字第826号民事�决；二、依法改判至高公司支付张某工资72000元、经济补偿金6000元、未休年休假工资480元，合计78480元；三、判令至高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
被上诉人至高公司答辩称：一、本案的事实。张某系康普顿公司的法人和股东，由于该公司在2010年度未参加及通过年检，因此张某请求至高公司帮助其补缴2010年度1－2月份的社会保险以及缴纳此后的社会保险。当时由于张某与至高公司关系不错，至高公司遂同意张某的请求。根据杭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的相关规定，补缴社会保险必须提供劳动合同。故2010年3月，双方为此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劳动合同期限倒签为2010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但该劳动合同仅为张某能顺利上社保而制，双方并不存在真正的劳动关系。在该劳动合同期限内，张某也从未到答辩人处上过班。2011年5月份左右，张某与至高公司法定代表人之间因其他债权债务纠纷，导致关系恶化，张某遂将此虚假劳动关系提起仲裁。二、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张某称一审法院未给予双方公平的举证权利，程序不合法，没有法律依据。在一审中，法院曾应张某要求允许焦士蔚、王云出庭作证拟证明其与至高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010年－2012年财务原始账册在劳动仲裁阶段已经提交过，张某在劳动仲裁阶段也进行了质证。在一审阶段，张某要求法院调取至高公司的财务原始凭证，所以法院要求至高公司提交，提交后张某进行了质证。故综上，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并无不合法。三、张某与至高公司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劳动关系。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的本院认为部分客观的分析了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至高公司在此基础上作些补充：2011年5月份左右，张某和至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经在打官司了，张某在其上诉状中也认可双方关系破裂。如果真有劳动关系，老板和员工之间有官司，难道这个员工还每天到公司里上班？一审阶段，至高公司问张某“既然你任副总并负责招聘员工，那么在2011年5月份以后，你招聘哪些员工？”张某说了五个字“我拒绝回答”。张某为什么会拒绝回答？因为张某与至高公司关系恶化之前，双方之间比较熟悉的，张某确实能讲得出一些员工的名字，但是2011年5月以后的员工，张某不清楚的。一审阶段，张某陈述他在没有拿工资的三年里，生活来源是靠家里接济。连生活来源都要靠家里接济，怎么会有钱借给至高公司法定代表人100多万元？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调查中，至高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张某向本院提交证据：1、证明及结婚证各1份，拟证明张某与至高公司法定代表人系亲属关系，张某只拿2000元工资，且暂不领取，还借款100万元�作为亲属关系符合常理。2、工商登记信息，拟证明至高公司法定代表人系康普顿公司原最大股东，康普顿公司成立后一直未参加年检，现已被注销的事实。3、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及相关身份证明情况，拟证明证人均系至高公司原在职职工。张某在二审审理过程中申请证人姚某、叶某、王某出庭作证，拟证明张某实际在至高公司上班，至高公司一审提交的财务不具有真实性，系其伪造，至高公司的确存在社保关系挂靠的情形，但是，社保挂靠人员均在其公司财务凭证上予以体现。至高公司质证：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中双方有亲属关系没有异议，但对其他证明对象有异议，张某作为康普顿公司的法人代表，反而到至高公司处任职，且只拿2000元的工资与常情不符，而且，张某称其生活来源是靠家里接济，但反而有100多万元的钱可以借给至高公司的法定�表人，也与常情不符。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从2009年11月开始，张某就是康普顿公司的最大股东和法定代表人，该份证据也不能证明康普顿公司已经吊销或被注销，而且，从杭州市工商局网站上查到康普顿公司目前的状态是在册，如果已经吊销了，状态应该是吊销未注销。关于该证据，虽然张某要求至高公司支付工资是2010年1月开始起算，但是，张某在2009年的时候，就已经在至高公司学习公司管理，也就是学习如何做生意，这一点在一审法院的时候已经查明，记不清楚是否是08年开始，但是，09年一定是在至高公司了，到了09年年底，张某认为学习做生意已经差不多了，所以，谈下来以后，把康普顿公司交由其去经营，这是康普顿公司股权转让的背景。也就是09年11月以后，张某就是康普顿公司最大的股东，也是康普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证据3，三证人曾经在至高公司工作过没有异议。对证人证言，对于证人姚某，其所说的在康普顿公司工作期间，是负责管理工地业务，这和张某所说的，康普顿公司没有实际经营是相冲突的。法庭也询问到，一个跑业务的是2600元一个月，而作为副总的张某只有2000元一个月，不符合常理。姚某在至高公司任职期间，正是张某和至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打官司正厉害的时候，而张某不可能正常来上班的。张某认为三份证人证言可以证明财务帐册造假，但是，姚某的回复说，其没有看到过财务帐册，所以，其的证言不能证明财务帐册造假。对于证人叶某，其是2012年7、8月到昌锐公司上班，在此时，张某已经在昌锐公司上班了，但是，现在张某主张其在至高公司工作期限是到2012年12月31日。叶某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也只是挂靠在至高公司，没有实际来上班，对于至高公司�说，员工是挂靠，而没有上班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叶某本人在昌锐公司，而张某在该公司担任副总，两者存在利益关系。关于证人王某，首先，其和张某有利益关系，张某在昌锐公司担任副总，王某把其社保挂靠在昌锐公司，而且，王某本人并不认识该公司的负责人老板，其仅认识叶某，这显然在说谎，其显然还认识张某，而叶某仅是普通的业务员，其没有这么大的权限把没有在这里上班的人的社保挂靠在公司。虽然王某否认了工资表系其制作，但是，其认为工资表应是会计所做，这和本案没有关联性，这和张某自认担任副总并管理财务并没有任何的关系。王某在2013年3月辞职，但是，其认为张某是在2012年12月才离职的，这和叶某所称的2012年7、8月之前，张某已经在昌锐公司上班的陈述相冲突。最后，王某在作证的时候，支支吾吾，基本上没有一个很快说出来，都�考虑几十秒，支支吾吾说一遍，并且说不清楚，故其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值得怀疑。本院认证：张某提供的证据1－3的真实性，至高公司质证无异议，证据的真实性可以认定，其中证据1仅能证明张某与毛瑞平系亲属关系，不能证明张某主张的其他待证事实。证据2能够证明至高公司法定代表人原系康普顿公司的股东，该公司2010－2012年度未参加年检，但该证据中反映康普顿公司仍为在册，并不能证明张某主张该公司已注销的事实。证据3可以证明三位证人原系至高公司的职工，现均离开至高公司，并与张某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三个证人的证言的效力应结合其他有效证据一并予以认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除张某自述2013年3月起进入昌锐公司工作外，其余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张某主张与至高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至高公司�订有书面劳动合同，并由至高公司缴纳了2010年1月至2012年6月的社会保险。而至高公司则认为系帮助张某交纳社会保险需要而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方并不存在真实的劳动关系。张某自述其在至高公司担任副总经理，并负责公司财务报销等工作，因相关财务凭证系由至高公司持有，原审法院责令至高公司提供并告知其不提供的法律后果并无不当，而至高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相关会计原始凭证中均无张某的签名。张某未提供证据证明至高公司提供的相关会计凭证系伪造，也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故原审法院对至高公司提供的该证据予以认定并无不当。张某虽与至高公司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至高公司也为其缴纳了2010年1月至2012年6月期间社会保险，但其主张其任职期间负责公司财务报销，而至高公司已提供相关会计原始凭证证明并无张某签名，且存有其他相关疑点的情况下，张某对实际在至高公司从事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仍负有举证责任。张某主张其于2010年1月至2012年12月31日期间在至高公司工作时间长达三年，但其未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其实际在至高公司从事的相关工作。二审审理过程中，张某虽申请证人作证，但某证人的证言中关于张某是否在至高公司实际工作并无其他证据印证，且证人与张某存在一定利害关系，故不能仅凭证人证言证明张某实际在至高公司工作的事实。原审法院认定张某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张某与至高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据此支持至高公司无需支付张某2010年1月至2012年12月的工资、经济补偿金及未休年休假工资并无不当。张某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张世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波
代理审判员 盛 峰
代理审判员 睢晓鹏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日
书 记 员 项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