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江中法民二终字第4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农伟，男，汉族，住湖南省安仁县，公民身份号码：×××1216。
委托代理人：覃佐平，广东捷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马灼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东亮，男，汉族，住广东省开平市，公民身份号码：×××7217。
上诉人张农伟因与被上诉人梁东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开平市人民法院（2015）江开法民二初字第2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张农伟于2013年9月3日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500000元给梁东亮，同日梁东亮出具编号为3760751的《收据》给张农伟，收据载明：“今收到张农伟交来投资款人民币（大写）伍拾万元整”，《收据》有交款人张农伟、收款人梁东亮签名，并在收款单位处注明喀什珠江啤酒总代理。张农伟认为以上交付给梁东亮的500000元款项是其出借给梁东亮的借款；但梁东亮认为涉案款项是张农伟出资用于在喀什市经营啤酒代理生意的投资款。张农伟因向梁东亮追讨涉案款项未果，遂成本案诉讼。
另查明：梁东亮以乙方代表身份于2013年8月1日与乌鲁木齐明恒升商贸有限（珠江啤酒总代理）签订《销售协议》，经营珠江啤酒销售生意。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争议焦点为梁东亮收取张农伟500000元款项的用途属于借款或是投资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出借人应承担的举证责任是双方是否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及出借人是否已将借款实际交付给借款人。民间借贷合同是我国合同法中明确规定的合同类型之一，其成立的构成要件包括但不限于双方当事人有借贷的合意，意思真实表示，以及将借款交付于借款人。本案中，张农伟主张涉案款项是借款，并已交付给梁东亮，涉案款项是基于借贷关系产生以及实际交付给梁东亮的举证责任应由张农伟承担。张农伟对其主张提供《收据》、银行明细信息打印件以及通话记录（含录音）予以证明借款的事实，以上证据虽证明了梁东亮确实收取张农伟500000元款项，但《收据》用途一栏载明涉案款项为“投资款”，电话记录中也未能反映梁东亮向张农伟借款的事实，张农伟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明其与梁东亮存在借贷关系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与梁东亮就涉案500000元款项存在借贷关系的合意，即不足以证明涉案款项是基于借贷关系而产生的，故未能排除张农伟交付给梁东亮的涉案款项另有其他用途。相反，梁东亮对其抗辩涉案款项是张农伟交付给其用于经营珠江啤酒销售生意的投资款，虽然梁东亮提供的《销售协议》、《提货计划单》、《货物运单》、《运费杂费收据》、《提货证明》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张农伟存在合伙关系，但可以证明梁东亮在喀什市经营啤酒销售的事实。另梁东亮出具《收据》的时间是2013年9月3日，是在张农伟支付500000元的当天即开具给张农伟，收据载明“交来投资款”，如涉案款项张农伟与梁东亮约定是借款，张农伟应当及时提出异议，更正借据载明涉案借款的用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以及第二条第二款“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案经释明，张农伟坚持以借款为由诉求梁东亮偿还，但本案张农伟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款项性质为借款性质，梁东亮对张农伟主张的涉案款项为借款的事实亦予以否认。综上，张农伟以借款为由向梁东亮主张偿还500000元本息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涉案款项张农伟可以通过其他法律关系另行提起诉讼向梁东亮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的规定，案经调解，无法达成协议，原审法院依法作出判决。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张农伟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8800元，由张农伟负担。
上诉人张农伟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对张农伟与梁东亮之间借贷关系的事实认定不清。原审法院将本案争议的焦点确定为涉案款项的性质，但最终未对张农伟与梁东亮之间的究竟是借贷关系还是投资关系作出明确的认定。（一）张农伟与梁东亮之间属于借贷关系，符合借贷关系的法律特征。2013年9月3日，张农伟通过工商银行向梁东亮农业银行的账户中汇入人民币50万元，同日，梁东亮向张农伟出具《收据》表明已收到该50万元，表明张农伟已实际履行了向梁东亮借款的义务。梁东亮在取得张农伟的50万元借款后，以多种理由和借口，推脱、搪塞张农伟，虽口头承诺归还，但一直未实际履行还款义务。无奈之下张农伟只得向法院提起诉讼，以确保合法权益不受损害。（二）张农伟已经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张农伟与梁东亮之间双方是借贷关系，并且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虽然，梁东亮在庭审过程中坚持认为该50万元是因为梁东亮先前替张农伟垫付相关款项后张农伟向其归还的，但并未提供相关的证据予以证实其说法，所以法院应该采信张农伟关于款项事实的认定。根据张农伟提交的证据三《通知录音》可知，梁东亮在电话中承认并愿意向张农伟归还该50万元。证实了张农伟多次向梁东亮催款的事实，且梁东亮在电话中并未予以否认。虽然庭审中，梁东亮对此予以否认，但这并不影响梁东亮答应归还该50万元的事实。更值得注意的是庭审过程中，当法官问道：“梁东亮你是否愿意归还50万元给张农伟的时候”，梁东亮回答道：“因为张农伟起诉我了，所以我不同意归还”。也就是说，根据梁东亮的逻辑是“如果张农伟不起诉我，我还是打算归还的”这也与通话录音中所记载的事实一致。该证据也证明了梁东亮承认并愿意及时还款的事实。张农伟认为判断本案是否属于“民间借贷”，人民法院应从双方所提交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以及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进而判断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尤其对于形式或者内容上有瑕疵的“欠条”或者“收据”等，更应结合其他证据认定是否存在借贷关系。鉴于此，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全省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反复强调：对于民间借贷案件，要考量各方的证据材料，综合判断双方的借贷关系。
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可知，本案梁东亮虽然在一审庭审中抗辩双方是“合伙投资关系”，但其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观点，根据民事诉讼证据的“高度盖然性”规则，原审法院应该在不采信梁东亮抗辩理由的同时确认张农伟所提交证据的证明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本案中，张农伟提交了银行转账记录、收据、通话录音（含文字版）和《证人证言》均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反映梁东亮确认尚欠张农伟50万元的事实，梁东亮为了支持其抗辩理由所提交的证据，经过质证，原审法院最终也认为其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合伙关系。
三、本案符合“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特征，且理论界通常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种表现形式：1、虽名为投资，但所有物的所有权发生了转移，不能行使对该物的使用权如管理、经营权，有的甚至连知情权也没有，则无论取得收益与否，应视为借贷；2、虽名为投资，但“投资协议”中或实际上并未参与经营或管理，而且对收益有明确的约定，则实为借贷。本案中，张农伟自始至终都没有参与梁东亮所声称的“合伙体”的经营和管理，甚至连最基本的知情权利也没有。事实上自2013年9月3日至今已有两年多的时间，梁东亮从未将有关“合伙投资”的账目、对外所签订的合同、购买原材料等任何一项收入和支出向张农伟披露。同时梁东亮在庭审时声称“是由于张农伟距离新疆地区太远，没有主动去查账册，所以才未向张农伟披露前述材料”，但在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梁东亮可通过都种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电子邮件、传真或特快专递等途径）向张农伟提交相关账册。而事实上，梁东亮从未将其所谓的“合伙投资体”的有关账目或任何合同交与张农伟。再结合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4）江中法民一终字第548号案中的观点：“所谓个人合伙，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公民按照协议，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利润，共担风险的一种经营组织形式。个人合伙最重要的法律特征是共负盈亏、风险。从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借款协议》内容来看，……明显不符合个人合伙的法律特征。本案合同性质应定性为借款合同”。遂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张农伟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用由梁东亮承担。
被上诉人梁东亮答辩称：对张农伟的上诉意见不予认可。张农伟称刘云兵证实2012年在新疆喀什机场听到梁东亮要还张农伟50万元，是没有证据的。电话录音里面没有表示说张农伟所称还钱的内容。
经二审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属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张农伟与梁东亮之间是否存在涉案50万元的借款合同法律关系。
张农伟以梁东亮向其借款50万元未归还为由提起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张农伟主张其与梁东亮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其应对50万元借款存在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结合案件查明的事实，张农伟提交的收据载明：“今收到张农伟交来投资款人民币（大写）伍拾万元整”，作为主要债权凭证的收据明确记载涉案款项为投资款，而非借款。张农伟称其在收到收据时并未注意收据上“投资款”的字样，但作为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理应理解“投资款”与“借款”涵义的不同，并且张农伟在收到收据后两年多时间也未对其内容提出修改或补充的异议，不符合常理。张农伟称本案是“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情形，但梁东亮对此不予认可，且本案现无证据证实双方对涉案款项为借款已达成合意。关于张农伟所称在一审审理期间提交刘云兵的《证人证言》但一审法院为组织当事人质证属程序不当的问题。因张农伟向原审法院邮寄刘云兵的《证人证言》是在一审开庭后的两个月时，已超过该案举证期限，而张农伟也未向原审法院提交延长举证期限的书面申请。故原审法院并不存在程序不当的问题。并且，该证人证言并非刘云兵本人到庭陈述，无法确认其真实性。综合本案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张农伟不能证明其支付给梁东亮的50万元款项属于借款，对其主张的本案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未完成举证责任，故张农伟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在原审法院向张农伟释明之后，张农伟仍未变更其诉讼请求，而其又无法证明涉案款项为借款，故原审法院对张农伟主张的涉案款项为借款的事实不予确认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因此，张农伟关于其与梁东亮之间存在涉案50万元借款关系以及梁东亮应向其返还50万元借款本息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上诉人张农伟的上诉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按原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张农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海
审 判 员 刘邦中
代理审判员 刘 蕊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陈月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