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6民终293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姚壮灿，男，1933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革芳、马栩，浙江春森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诸暨市店口镇俞姚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住所地：诸暨市店口镇俞姚村。
法定代表人：朱仕丰，社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旭燕，浙江越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姚壮灿因与被上诉人诸暨市店口镇俞姚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俞姚村经济合作社）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16）浙0681民初53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姚壮灿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同时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补偿款426400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曲解法律法规。一、一审法院将疏忽大意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重大误解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本案是否存在疏忽大意尚没有相应证据证明，只是被上诉人自己的陈述。退一步说就算存在疏忽大意也不是被上诉人可以撤销和变更合同的法定理由和条件。一审法院对重大误解的认定超越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1条之规定的范畴。第二，一审已查明的事实也可印证本案不存在重大误解甚至连疏忽大意都不存在。1、协议是被上诉人提供并多次使用，所以对内容不存在不理解；2、双方协议商谈的重要条款就是补偿金的数额问题，被上诉人经过多人才盖章确认，现被上诉人负责人说是当时有情绪未仔细审核，情理上都难以让人信服更别说法律上可以认定是重大误解；3、目前对补偿政策被上诉人也不存在重大误解。上诉人始终未提供补偿政策的相关文件，但起码是10000元以上每亩的补偿，上诉人享受8200元每亩并未超过补偿标准，合情合理；4、被上诉人与姚建华签订的补偿协议才是疏忽大意或者说是恶意串通的结果，既然根据承包合同无需补偿的姚建华都有5200元每亩的补偿，也可印证对上诉人的补偿并不为过。二、一审判决未遵循“重合同、守信用”的契约精神。上诉人作为一个85岁的老村民和村委签订的协议可以随意变更，势必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一审法院认定签补偿协议时不是真实意思的表示，可是在没有威逼、利诱的情况下，可以自由表达真实意思而不表达，那最后的合同义务还是需要承担。被上诉人现在否定不是真实意思表示以达到不按合同履行的目的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况且，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在多份涉及他人的合同中有太多错误，这说明被上诉人一贯不重视合同，那么法院只有严格按照合同判决才能达到保护被上诉人村民合法权益的目的。三、一审超期判决且对无争议事实予以判决，令原本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但最终证据也还不能够达到证明存在法律上的重大误解。2016年3月15日上诉人作为原告起诉被上诉人要求确认合同有效并支付相应的补偿款。但后来被上诉人作为原告的案件即本案在2016年3月16日受理并于2016年6月2日第一次开庭。后来又转化程序、又开庭，被上诉人又变更诉请，上诉人直至2017年7月26日才拿到一审判决书。
被上诉人俞姚村经济合作社辩称：首先，被上诉人未提出上诉并不代表对一审的判决结果予以认可。被上诉人方就一审判决结果于判决后曾在村两委会及村民代表会议上予以公布，村民代表会议一致提出要求上诉，只是考虑到上诉成本与要求改判的损失基本相当且一审法院在判决后一直做工作希望双方就此息诉而未及时准备上诉状，致上诉期限已过被剥夺了上诉权。其次，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清楚，审判程序合法。被上诉人村搞围田养殖承包始于2000年，五年为一轮承包期，2011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为第三轮承包期，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止为第四轮承包期。第四轮承包合同被上诉人已提前一年（即2014年11月）完成了发包招投标，承包户也已按合同约定在合同签订后支付了承包款。2015年11月，因政府统一要求旱改水，并明确村可享受每亩一万元的政策补助。被上诉人结合邻村的分配情况经村两委会讨论决定该一万元由村享受30%，承包户享受70%。由于被上诉人村第三、第四轮围田承包更换承包户的情况只有上诉人一户，因此村在2015年12月3日、4日的会议上特别明确了“姚壮灿仅系第三轮承包合同的承包户有承包期即将届满的特殊性，经村两委会和村民代表讨论决定就镇政府补助的一万元，给予姚壮灿每亩18%，村集体每亩82%”。2015年12月7日，由于被上诉人方经办人员的疏忽，在打印和签订合同时套用了原其他第三、第四轮系同一承包户的合同内容，还在修改各方应得份额比例时将双方约定应得的份额进行了互换，以致引起本案诉讼。以上事实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已提供了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因诉争合同内容并非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签订时经办人员的行为本身属于无效的民事行为，故被上诉人当时起诉要求撤销该合同。一审法院认为该协议所涉内容是就政府旱改水补助款进行分配的问题，对此双方并无意见，现仅对分配比例的约定有异议，如果撤销可能导致会议记录中明确的18%也会因为被上诉人不配合签约而致上诉人的该利益得不到保障，因此向被上诉人予以了释明，被上诉人才变更了诉请。期间一审法院一直希望双方庭外和解，对此被上诉人也进行过和解的努力，也正因此一审判决才会迟迟未作出，故被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总体来讲在事实的认定上基本清楚，审判程序也并不违法。第三，一审判决将2015年12月7日双方签订的契约中第二款内容中的分配比例进行了变更，考虑的因素包括被上诉人方经办人签订契约时自身存在的重大过错并为减少诉累，而签约时的该过错确实存在，上诉人因为诉讼也确实付出了一定的经济损失，虽然二者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但被上诉人也理解一审法院的良苦用心并愿意服判。但上诉人的一再诉讼完全是无理取闹。综上，希望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俞姚村经济合作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原被告双方于2015年12月7日签订的退塘复田契约；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审理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将退塘复田契约中第二款内容中的甲方每亩1800元、乙方每亩8200元变更为甲方每亩8200元、乙方每亩1800元，以及将契约中第4、5行“双方决定终止2015年12月31日，双方发生的《围田养殖第三轮和第四轮》两份承包合同”的内容变更为“双方决定终止2015年12月31日到期的双方签订的围田养殖第三轮承包合同”，并撤销退塘复田契约中第五款关于退还第四轮承包款的内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12月25日，经第三轮招投标发包，原告将坐落于本村历稍田围田养殖塘块发包给被告养殖，总面积为52亩，承包期为2011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2014年11月，原告按照提前一年多进行发包招投标的惯例，又对该塘块进行了第四轮发包，并与中标的村民姚建华签订了围田养殖第四轮承包合同，承包期为2016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2015年11月，因上级政府要求旱改水（即围田养殖改为水田种植），村可享受每亩一万元的政策补助。2015年12月3日至4日，经村两委会集体研究并报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根据被告仅系第三轮承包户，且承包期已临近届满的实际，并参照临近村类似情况（承包期不足一年）的相关标准，一致同意就姚壮灿户按该户每亩可得18%，村集体每亩可得82%（包括村应另行补助第四轮承包户姚建华的部分）的方案实施分配。2015年12月7日，原被告签订退塘复田契约一份，约定根据镇政府会议精神，退塘复田补助每亩补助一万元，按原告每亩1800元，被告每亩8200元标准进行分配，合同还对关于退交第四轮承包款的事项进行了约定。2016年3月16日，原告诉至该院，以原告方经办人当时疏忽大意，即对甲方（原告方）每亩1800元，乙方（被告方）每亩8200元”的打印错误为由要求撤销合同，后在审理中要求按照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变更合同分配比例即甲方（原告方）每亩8200元，乙方即（被告方）每亩1800元。另查明，2015年11月23日，经村委会讨论决定，对于围田塘块第三、四轮承包均系同一户的承包户，按照村集体30%，承包户70%方案进行分配。2015年12月，原告与第三、四轮承包均系同一户的本村承包户俞宝法、姚益葵、姚蒋海等人按照上述村委会决定的比例签订了退塘复田契约。2016年1月25日，经村委会讨论决定，对仅签订第四轮承包合同的姚建华（与被告承包的系同一塘块），以村应得的82%为总额，按照三七比例分成，即分配给姚建华52%，同年3月1日，原告与姚建华签订了退塘复田契约，就退塘复田每亩补助一万元，按照村集体每亩3000元，姚建华每亩5200元的标准进行分配。还查明，因原被告对2015年12月7日的退塘复田契约补助款分配比例产生争议，原告并未根据该协议向被告发放补助款。被告于第三轮承包期届满后即2015年12月31日将所承包围塘返还给原告。
一审法院认为，民事法律行为是以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达为实现法律效力的前提，如强令并非出于真意的表达产生法律约束力，则不仅有违意思自治的本来精神，且有苛求民事主体拥有永不犯错的极致理性之嫌，因此法律也为民事主体因自己原因造成，但并不是出于故意致使意思与表达不一致提供了救济权利，即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可请求法院予以变更或撤销。行为人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数量、质量及规格等错误认识的，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重大误解。对原被告争议的原告与被告签订退塘复田契约时是否存在重大误解及显失公平问题。该院审查原被告于2015年12月7日签订的退塘复田契约后认为，根据证据4中2015年12月3日、4日的会议记录，经村两委会及村村民代表会议讨论研究决定，针对被告姚壮灿户仅系第三轮围塘养殖承包户，及尚距承包期届满不足一个月（于2015年12月31日到期）的特殊性，并参考临近村类似情形的处理情况，决定给予姚壮灿户每亩18%的补助，村集体每亩82%的补助，并结合第三轮、第四轮承包户（存在可得利益损失）均系同一户的承包户才分得70%，村集体分得30%补助款的事实，可知2015年12月7日的退塘复田契约载明的被告姚壮灿分得82%即每亩8200元（因超过第三轮、第四轮承包户均系同一户的承包户每亩可分得70%的比例，不合常理），村集体分得18%即每亩1800元的分配比例并不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与原告真实意思相距甚远。其次，该契约的模板即打印体部分与证据8中俞宝法、姚将海、姚益葵的退塘复田契约明显系同一模板，因原告没有与被告签订第四轮承包合同（第四轮承包合同的承包人是姚建华），故其中的“双方发生的《围田养殖第三轮和第四轮》两份承包合同”，以及契约第五条关于2016年已预缴的承包款退款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显属错误。再次，被告在审理中辩解根据承包合同第九条的约定承包期内的国家补偿应由承包人享受。该院认为，原告系围塘养殖承包合同的发包方及“旱改水”的实施主体，上级政府就旱改水即推坝复田也是责令原告落实，而承包合同第九条约定承包期内如因政策需要而改变，承包户的实际损失按国家赔偿文件规定支付，然“旱改水项目”相关补助是直接发放到原告处，由原告负责处理落实，并非明确直接补助被告。另依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相关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经村民会议或授权的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后方可办理，本案围塘补助款的分配方案因涉及村民利益，经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方案，也符合法定议定程序，且被告也是于第三轮承包期届满后即2015年12月31日才将围塘返还给原告，客观上所受损失有限，故被告上述辩解意见不成立，该院不予采信。因此，如被告基于原告的意思表示错误每亩获得8200元的补助款，不仅违背原告的真实意思，且承包总亩数为52亩，涉及金额42万余元，与其真实意思表示相比，该后果明显造成原告较大损失。综上，由于原告自身的疏忽大意，致使其在与被告签订退塘复田契约时自己出现意思表示错误，且该契约的后果与原告的真实意思相悖，并造成原告较大损失，故可以认定重大误解。对于是否属于显失公平问题，根据法律规定，显失公平一般是指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原则，本案被告作为普通村民显然在签订退塘复田协议时不具备上述情形，故双方签订的退塘复田契约不属于民法通则中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显失公平情形。综上，现原告诉请要求变更契约中的分配比例及撤销契约中关于第四轮承包内容的条款，合法有据，该院就其诉请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对于双方争议的变更契约中原被告双方的补助款分配比例问题。因补助款系上级政府为推进落实“旱改水”项目而拨付，理应用于“旱改水”项目的落实。原告作为项目所涉鱼塘的发包方和项目落实主体，被告作为项目所涉鱼塘的第三轮承包方，并涉及到第四轮承包方即案外人姚建华，因此分配比例应兼顾三方利益，并结合承包合同履行情况、承包期限、承包方配合项目实施情况、实际损失、原告过错程度等因素作综合认定。根据被告仅系第三轮承包合同的承包户，以及签订退塘复田契约时，承包期即将届满的事实，结合被告于第三轮承包期届满后即2015年12月31日才将围塘返还给原告的情形（客观上所受损失有限），以及原被告双方诉辩意见，并考虑到待分配补助款的性质（上级为推进“旱改水”项目所拨付，原被告均为受益者）、塘坝改造亦有镇政府统一施工（原告并未施工），且被告亦积极配合项目推进，以及原告在签订退塘复田契约时自身存在重大过错、与姚建华获得的补助金额相比较等本案实际情况，并为减少双方讼累，该院就每亩10000元补助款的分配比例酌定变更为原告每亩7500元，被告每亩2500元，并更正契约第一段中的错误部分内容，以及撤销契约中第五款关于退还所预缴的2016年承包款的内容。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1条、73条的规定，判决：一、原告诸暨市店口镇俞姚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与被告姚壮灿于2015年12月7日签订的退塘复田契约中第二款内容中的分配比例变更为甲方（原告店口镇俞姚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每亩7500元，乙方（被告姚壮灿）每亩2500元；二、原被告于2015年12月7日签订的退塘复田契约中“双方决定终止2015年12月31日，双方发生的《围田养殖第三轮和第四轮》两份承包合同”的内容变更为“双方决定终止2015年12月31日到期的围田养殖第三轮承包合同”；三、撤销原、被告于2015年12月7日签订的退塘复田契约中第五款关于甲方退还乙方2014年11月25日《围田养殖第四轮承包合同》所预缴的2016年全额承包款的内容；四、驳回原告诸暨市店口镇俞姚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诸暨市店口镇俞姚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负担。
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双方签订退塘复田契约时是否存在重大误解。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重大误解。对于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撤销。本案中，根据2015年12月3日、4日的会议记录，经村两委会及村民代表会议讨论研究决定，针对上诉人姚壮灿户仅系第三轮围塘养殖承包户，及距离承包期届满不足一个月（于2015年12月31日到期）的特殊性，并参考临近村类似情形的处理情况，决定给予上诉人姚壮灿户每亩18%的补助，村集体每亩82%的补助，并结合第三轮、第四轮承包户均系同一户的承包户才分得70%，村集体分得30%补助款的事实，可知被上诉人签订退塘复田契约时的真实意思是上诉人姚壮灿分得18%即每亩1800元，村集体分得82%即每亩8200元，但因被上诉人的疏忽，对标的物的内容产生了错误认识，致使其在与上诉人签订退塘复田契约时意思表示错误，且签订该契约的后果与被上诉人的意思表示相悖，并造成被上诉人较大损失，故可认定构成重大误解。鉴于被上诉人系项目所涉鱼塘的发包方和项目落实主体，上诉人系项目所涉鱼塘的第三轮承包方，并涉及到第四轮承包方即案外人姚建华，因此分配比例应兼顾三方利益，结合承包合同履行情况、承包期限、承包方配合项目实施情况、实际损失、被上诉人过错程度等因素，并为减少双方讼累，一审法院据此对双方的补助款分配比例调整为上诉人每亩2500元，被上诉人每亩7500元应属合理，故本院对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予采信。
上诉人还对一审的审理期限提出异议，经审查，因本案案情复杂，一审法院依法进行了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并积极督促双方庭外协商，程序并无不当，故本院对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亦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上诉人姚壮灿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姚壮灿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志
审判员 陈伟明
审判员 杨子超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书记员 刘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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