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海中法民一终字第230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延龄。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南航支行。
法定代表人：彭华俊，任该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纪翔，农行海南省分行经理。
委托代理人：蔡剑锋，农行海口南航职员。
上诉人王延龄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南航支行（以下简称农行南航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5）龙民二初字第1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0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王延龄在农行南航支行处办理一张金穗借记卡，卡号为62284XXXXX。2014年9月24日，王延龄于发现该卡7次累计转出36100元，于是立即拨打95599客服电话，被告知转账地点在广东省吴川市的中国农业银行吴川城郊支行，王延龄拨打110报警求助，并向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洛溪新城派出所报案。同年9月28日，王延龄向海口市公安局大同派出所报案。现王延龄诉至原审法院，要求农行南航支行赔偿损失36100元、手续费105元及利息。另，原审法院根据王延龄的调查取证申请，向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洛溪新城派出所调查了解王延龄银联卡盗刷案的案件材料，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洛溪新城派出所出具报警证明，称报警人王延龄（男，身份证号44011XXXXX）于2014年9月24日20时许前来该所报警，但并未在该所进行备案。
王延龄在一审时的诉讼请求为：判令农行南航支行赔偿损失36100元、手续费105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银行存款利率从2014年9月24日起计算至法院判决确认履行之日）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审法院认为，王延龄在农行南航支行开设银联借记卡时，农行南航支行已告知王延龄注意保护其账户资金安全，妥善保管银行卡号及密码。王延龄在诉讼过程中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卡号为62284XXXXX银行卡的具体使用情况，无法判断王延龄卡号为62284XXXXX银行卡在2014年9月24日的转账行为是受王延龄委托还是其他人所为。且王延龄卡号为62284XXXXX银行卡转账过程中，农行南航支行没有过错，也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故王延龄要求农行南航支行赔偿其存款损失36100元、手续费及利息，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法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王延龄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706元，由王延龄负担。
上诉人王延龄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审判决以“王延龄没有证据证明其卡号为62284XXXXX银行卡的具体使用情况，无法判断王延龄卡号为62284XXXXX银行卡在2014年9月24日的转账行为是受王延龄委托还是其他人所为。”的认定，是对已发生的事实用另一假设推定的事实作为判决理由，显然是没有法律依据能来支撑这一理由的成立。本案经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是：1、王延龄卡号为62284XXXXX银行卡被盗刷的地点是湛江吴川市。而王延龄当时确在约6小时路程外的广州市，约400公里，在报案前不具备相应的任何时间及条件在湛江吴川市刷取该笔款项。2、王延龄在被盗刷的第一时间已经向被王延龄的95599客服反映了被盗刷的有关情况，并要求客服挂失该银行卡。因此，不存在有王延龄委托他人领取该笔款项的事实。3、王延龄在被盗刷的第一时间向位于广州市番禺区洛浦街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洛溪新城派出所报警，并出示了卡号为62284XXXXX银行卡，并由该所出具了报警回执，回执上证明已受理。2014年9月28日，王延龄再次向海口市公安局大同派出所报案。据此，要推翻上述事实来证明判决中认为“无法判断”的理由能成立，就必须由主张这一理由方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相反，以假设推定的事实来作为判决理由，就需要有相应的法律为依据。
二、一审把所有的举证责任都强加给王延龄是错误的。王延龄已经在第一时间拨打了农行的客服电话，农行的客服人员应当告知或者释明王延龄应该这么做，但是农行的客服明知而不为。另，王延龄的银行卡被盗刷后，农行应该要求被盗刷所在地的中国农业银行吴川城郊支行收集犯罪分子盗刷王延龄银行卡存款的摄像证据，但是农行并没有收集这些证据，也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对62284XXXXX金穗卡在湛江吴川市被冒领尽到了审慎义务，导致一审法院无法认清事实，因此产生的不利举证后果应由农行南航支行承担，而不是转嫁给王延龄。
三、广州市番禺区洛浦街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洛溪新城派出所出具的《报警证明》是不真实的。王延龄已经第一时间向新城派出所报案，并根据该所干警的要求出示了卡号为62284XXXXX银行卡，该所已经向王延龄出具了报警回执（编号：番禺（20）00176308），回执中载明了“如实登记受理”。因此，该所出具的《报警证明》是不客观的、不真实的。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因此，新城派出所出具的《报警证明》不符合法律对单位制作证明材料的要求，不能作为定案证据。
王延龄认为，一审判决违背客观事实，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撤销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5）龙民二初字第188号民事判决；2、依法判决认定农行南航支行未能尽到对由其发放给王延龄的金穗借记卡在湛江吴川市被冒领的审慎义务，应承担导致损失赔偿。3、农行南航支行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
被上诉人农行南航支行针对王延龄的上诉理由答辩称：一、王延龄和农行南航支行形成储蓄存款合同法律关系，农行南航支行已按约定支付款项，王延龄没有再次付款请求权。王延龄2014年9月24日在我行的南航支行申请办理银行借记卡，卡号为62284XXXXX，支付方式约定为凭密码支取，双方形成储蓄存款合同法律关系。该银行卡一直正常使用，并未出现任何异常状况。银行方面负有凭银行卡和密码支付现金的义务，而无须审查持卡人的银行卡来源。基于密码私有性、唯一性、秘密性和排他性的特点，凡凭密码所为的行为均视为持卡人自己所为，银行的义务在于确认使用ATM机时输入的密码与持卡人预设的密码是否相符合，在密码一致的情况下银行遵从指示对外付款，视为银行已经按照借记卡章程履行了付款义务。因此，王延龄无权要求农行南航支行再次付款。
二、银行卡的资金交易按照金穗卡章程和银联规则进行，农行南航支行不存在任何过错。根据双方签订的《个人结算账户申请书》中有关《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章程》（ABCS（2009）4029）第四条约定：“申请金穗借记卡必须设定密码。凡密码相符的借记卡交易均视为持卡人本人的合法交易，发卡行依据密码为持卡人办理交易所产生的电子信息记录为该项交易的有效凭证，签名仅作为持卡人认可交易金额的辅助措施”。之所以这样约定是针对银行卡业务的特殊性决定的，银行卡在自助设备上的交易，有别于柜台存折交易，在人工交易的过程中，柜员不仅通过设备验证银行卡和密码，还凭借人知觉识别银行卡，而自助设备凭借的是银行卡的电子信息的读取与银行密码的核对，通过多磁道信息加密的技术阻止信息破译，保障银行卡信息安全。因此，在机读的条件下，银行卡和密码是用户身份的唯一凭证，银行卡信息与密码的匹配是持卡人表明其储户身份的外在表征。只要银行卡信息与持卡人输入密码相符，即视为持卡人的合法，以予确认。换而言之，作为设立密码支付方式的银行卡，在办理业务的过程中，两种安全支付方式控制缺一不可，仅仅取得银行卡，在不知晓持卡人银行卡密码的前提下，根本无法支取银行卡中的存款。反之，亦然。可见银行安全设计上有独特之处，较好地保障了银行卡资金安全，也确保众多银行卡用户使无资金安全之虞，成为全球使用最为广泛的金融产品的有效载体。本案中，王延龄的取现交易和转账交易，均由电子计算机通过银联系统平台跨行自动撮合交易，没有任何人工干预，农行南航支行按照预定规则履行了银行卡交易和结算的义务，其不存在任何过错。
三、王延龄是银行卡与密码的管理者，按照约定有妥善保管银行卡和管理密码的义务，如因其管理不善造成银行卡资金被支取，应由其自行承担资金保管理不善的责任。《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章程》（ABCS（2009）4029）第四条同时约定：“持卡人应妥善保管密码，因密码泄露或卡片保管不当造成损失，由持卡人负责。”作为储户保护自已的银行卡密码非常重要，只有妥善保管密码才能确保银行卡资金安全，这是章程规定的持卡人必须遵守的一项重要义务。银行卡密码只能由储户本人生成并所有，而且只能本人知悉。具有私有性、唯一性、秘密性等特点。除持卡人告知外，第三人根本没有办法取得持卡人的密码。本案中，王延龄声称其银行卡资金被盗，表明其银行卡信息和密码已经为第三人所取得或获知。但根据海口市龙华法院根据王延龄的调取证申请，向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洛溪新城派出所调查了解的王延龄银联卡盗刷案的案件材料，称报警人王延龄在于2014年9月24日20时许前来该所报警，但并未在该所进行备案。可见，派出所当时接警后，根据王延龄陈述的事实和提交的证据，派出所认为并不足于表明存在犯罪分子盗取银行卡资金的情形，故没有立案侦查。因此，本案中，在涉及王延龄资金是否被盗的关键事实上，并无确凿证据。若存在资金被他人支取的情形，王延龄作为银行卡和密码信息的保管人，银行卡密码信息泄露只能是客户本人主动透露给他人或者没有尽到妥善保管银行卡和管理密码的义务，造成银行卡信息泄露，应由其承担因其管理不善造成银行卡资金被支取资金的责任。
综上所述，王延龄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公正审理，依法驳回王延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上诉人王延龄提交了2015年10月1日，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洛溪城派出所出具的一份《情况说明》，该证据证明：1、2014年9月24日，王延领从银行短信服务卡里获悉随身携带的62284XXXXX农行储蓄卡被人连续盗刷7笔，累计从湛江市吴川市取走人民币36100元信息后，即向广州市公安局洛溪城派出所报警，并向接警民警王志华出示了卡号为62284XXXXX的农行储蓄卡，该所随即向王延龄出具了编号为番禺（20）00176XXXXX报警受理回执。证实了卡号为62284XXXXX的农行储蓄卡为王延龄随身携带，不可能发生其同时在异地湛江市吴川市取款的事件。发生于湛江市吴川市的取款事件，完全系被上诉人没有尽到从识别技术上给予支持的审慎义务造成。2、由龙华法院出面向广州市公安局洛溪新城派出所调查获取的2015年8月13日《报警证明》带有片面信，没有客观真实反映报警事实。
被上诉人农行南航支行质证意见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所说明的问题有异议。第一、其说到当时报警人也就是上诉人王延龄，在向派出所报警时是出具了一张银行卡，但是这份说明的内容里，没对银行卡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说明，无法认定上诉人王延龄所说的该卡一直在其身上。第二、当时公安机关在受理后，认定这个构不成银行卡资金被盗的案件，所以没有立案，这是派出所做的一个说明，所以没有进行备案。该事实，与原审法院调查的情况是吻合的。这个《情况说明》也说明了王延龄认定资金存在被盗情况，派出所也没有进行确认。本院认为，因王延龄提交的该份《情况说明》系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洛溪城派出所派出所出具，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其余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10月1日，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洛溪城派出所出具一份《情况说明》：报警人王延龄于2014年9月24日20时许到该所报警，王延龄农行储蓄卡被连续盗刷7笔，累计取走人民币36100元。王延龄同向接警民警王志华出示了卡号为62284XXXXX的农行储蓄卡。因该卡的开户地是中国农业银行海南省海口市南航支行，且被盗取款项地点是广东省湛江市吴川市，该所仅向王延龄出局了编号为番禺（20）00176308的报警受理回执……其余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关于王延龄的涉案储蓄卡被他人盗刷后，其损失应如何承担的问题。王延龄持有涉案储蓄卡后，其负有保管储蓄卡密码的义务，本案中涉案储蓄卡被他人盗刷，在王延龄无证据证明农行南航支行泄露储蓄卡密码的情况下，应认定系王延龄对储蓄卡密码保管不善，造成储蓄卡内金额被他人输入储蓄卡密码后盗刷，王延龄应对储蓄卡内金额被他人盗刷承担部分责任。同时，涉案储蓄卡由农行南航支行交付王延龄进行使用，农行南航支行有义务防范储蓄卡被他人伪造后进行盗刷，本案中涉案储蓄卡被他人盗刷，应认定农行南航支行在涉案储蓄卡的防伪技术上未尽到防范义务。同时，根据明细对账单，该7笔盗刷均为现支，且均发生于农业行吴川城郊支行，农行南航支行在提供取现的仪器设备上亦未尽到防范义务。亦应对王延龄所持有的储蓄卡内金额被他人盗刷承担部分责任。依据过错责任大小，王延龄应对涉案储蓄卡内金额被他人盗刷造成的损失36100元及手续费105元承担30%的责任，农行南航支行应对涉案储蓄卡内金额被他人盗刷造成的损失36205元承担70%的责任，故农行南航支行应向王延龄赔偿经济损失25343.5元及利息。王延龄上诉称农行南航支行应向其赔偿损失，因王延龄自身亦存在过错，故本院仅对农行南航支行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予以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不当，应予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5）龙民二初字第188号民事判决，即“驳回王延龄的诉讼请求”；
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南航支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延龄支付经济损失25343.5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以25343.5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一年期流动资金存款利率从2014年9月25日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
三、驳回王延龄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70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06元，由上诉人王延龄负担423.6元，由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南航支行负担988.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苏 慧
审判员 曲 洁
审判员 张莲凤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书记员 谭文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