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05民终78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反诉原告）：付钰洁，女，汉族，1991年4月19日出生，住远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成翠，女，汉族，1963年12月1日出生，与付钰洁系母女关系，住远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友桥，湖北力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反诉被告）：付泽福，男，汉族，1963年6月21日出生，住远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健，湖北典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付钰洁因与被上诉人付泽福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不服远安县人民法院（2017）鄂0525民初4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付钰洁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确认付钰洁与付泽福于2016年12月3日签订的协议无效。事实和理由:1、远安县人民法院（2016）鄂0525民初833号民事判决明确判令付泽福协助付钰洁办理远安县巨盟市场开发有限责任公司20.53%的股份过户手续，付钰洁不可能在2016年12月3日同付泽福签订明显对其不利的协议，该协议内容根本不是付钰洁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中付钰洁已如实陈述了如何被付泽福限制人身自由等胁迫付钰洁在其已准备好的协议上签字，而且付钰洁当天下午向远安县公安局鸣凤派出所报了警，有相关接警记录可以证明，但一审在认可上述事实的基础上，又认为不能证明胁迫事实的存在，明显互相矛盾，认定事实错误。2、按原来的惯例，付钰洁与付泽福需签订手续时，其母亲刘成翠均参加，三人共同签订，而2016年12月3日的协议付泽福并未通知刘成翠，仅仅诱骗付钰洁一人去办公室办理，这显然与惯例不符。一审庭审中付泽福对签订了几份协议都说不清楚，逃避对真实的签订协议的经过进行陈述，而且付钰洁手中的协议，没有付泽福的签字，协议应是无效，不能认为是付钰洁与付泽福经协商后的真实意思表示。
付泽福辩称，一审庭审中，双方均认可协商之时签订了多份协议书，虽然付钰洁手中的协议书，付泽福未签字，但付泽福手中多份协议书，双方均签了字，付钰洁也不否认其签字并且按捺指印的行为，即不能否认协议的效力。虽然付钰洁一直说其签订协议是因为受到了付泽福的胁迫，但付钰洁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受到了胁迫。付泽福也没有胁迫的必要。另在一审中，付泽福提交了与付钰洁的聊天记录，显示付钰洁明显知晓2016年12月3日签订了协议，也知道签订协议的目的就是要付泽福向二审法院申请撤诉，付钰洁还多次催问付泽福为何还未申请撤诉，从这里可以看出，付钰洁对协议的合法性还是认可的。而且协议内容上也只是将股权过户的时间进行了推迟，补充条款上还写明“公司还款后分红归付洁”，这条约定明显对付钰洁有利，若是胁迫，付泽福也不会多此一举。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付钰洁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付泽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确认付泽福与付钰洁于2016年12月3日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
付钰洁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撤销付钰洁与付泽福在2016年12月3日签订的协议书；2、本案本诉与反诉的诉讼费用由付泽福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付泽福系远安县巨盟市场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与付钰洁系父女。2014年6月11日，付泽福与其妻刘成翠协议离婚，双方约定将付泽福名下巨盟公司20.53%的股份赠与付钰洁，但一直未办理股权过户。2016年9月12日，付钰洁诉至远安县人民法院要求付泽福及远安县巨盟市场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协助其办理登记在付泽福名下远安县巨盟市场开发有限责任公司20.53%的股份过户至付钰洁名下。（2016）鄂0525民初833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付泽福和远安县巨盟市场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协助付钰洁办理登记在付泽福名下远安县巨盟市场开发有限责任公司20.53%的股份过户至付钰洁名下的手续。判决书送达双方当事人之后，付泽福对（2016）鄂0525民初833号民事判决书不服，向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诉过程中，付泽福与付钰洁于2016年12月3日达成协议书一份，付泽福于2017年1月5日向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申请，以已与付钰洁达成和解协议为由申请撤回上诉，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月11日作出（2017）鄂05民终32号裁定，准许付泽福撤回上诉。付泽福撤回上诉之后，付钰洁又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6）鄂0525民初833号民事判决书，付泽福认为双方达成的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对一审判决内容的变更，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付钰洁的行为背离了双方达成的协议，伤害了父女感情，故付泽福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双方于2016年12月3日达成的协议的效力。
同时认定事实：付泽福与付钰洁达成协议的时间为2016年12月3日上午11时许，当天16时25分付钰洁向远安县公安局鸣凤派出所报警称其父亲付泽福威胁并逼她签下协议，付钰洁报警后，公安机关只做了接警记录，并未出警，2016年12月3日的接处警工作登记表，仅能证明付钰洁因签协议的事情向公安机关报过警，但根据其报警的时间及公安机关的处理结果，无法判定其报警所称受胁迫签订协议的真实性。且经当庭询问，公安机关也并未找付泽福调查此事。付泽福提交的（2017）鄂05民终32号裁定书及付泽福、付钰洁的聊天记录，能证明付泽福、付钰洁曾为付泽福撤回上诉协商过，且最后付泽福撤回上诉的事实。
一审法院认为，付泽福提交的与付钰洁于2016年12月3日签订的协议书，当事人双方均在协议书上签字，虽付钰洁辩称其持有的1份协议书上付泽福并未签字、协议书未生效，但根据庭审陈述，双方均认可当日签有多份协议，且付泽福持有双方均签字的协议书，因此该协议书应当认定为付泽福与付钰洁均已在协议上签字。关于付钰洁辩称该协议书其是受胁迫所签订，并提交了公安机关的接处警工作登记表，但根据付钰洁的报警时间及公安机关的处理结果，只能证明付钰洁确实于签协议当天下午向公安机关报过警，但不能证明付钰洁所称的威胁事实确实存在，付钰洁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签协议是受胁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的规定，付钰洁签协议不存在上述情形，故对付钰洁提出的签协议受胁迫的抗辩意见及请求撤销该协议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的规定，付泽福与付钰洁签订的协议书已经生效，对双方已经产生约束力。综上所述，付泽福请求确认与付钰洁于2016年12月3日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的诉讼请求合法，应予以支持；付钰洁请求撤销2016年12月3日签订的协议书的反诉请求不合法，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确认付泽福与付钰洁于2016年12月3日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二、驳回付钰洁请求撤销与付泽福于2016年12月3日签订的协议书的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80元，由付钰洁负担（付泽福已预交），由付钰洁直接支付给付泽福。反诉案件受理费80元，由付钰洁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为：2016年12月3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否为有效协议。首先，付钰洁以（2016）鄂0525民初833号民事判决对其有利来推定之后不可能签订对其不利的协议，这种推定不能成立，法律并不禁止案件当事人在法院下达裁判文书后又与对方当事人达成让步和解。其次，付钰洁所称协议上没有刘成翠的签字，不符合惯例。但刘成翠并非本案合同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性，该协议生效无需刘成翠签字确认。最后，付钰洁上诉称其签订协议系受付泽福胁迫，并非真实意思表示，但其所举的鸣凤派出所《接处警工作登记表》上只有付钰洁关于“受父亲威胁签下协议”的单方陈述，胁迫是否真实存在并无相关查明及记录。关于是否受到胁迫的事实，付钰洁也无其他证据证明。根据“谁主张、谁举证”之原则，付钰洁因证据不足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付钰洁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付钰洁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廖朝平
审 判 员 刘乾华
审 判 员 黄孝平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张肖芳
书 记 员 张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