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越法民二初字第4073号
原告：袁洁婷，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代理人：吴炜，广东成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东法全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
负责人：林壮群，主任。
委托代理人：刘伟明、黄坤河，该所律师。
原告袁洁婷诉被告广东法全律师事务所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吴炜、被告委托代理人刘伟明、黄坤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08年1月15日，原告因其弟弟袁某乙涉及走私毒品刑事犯罪，委托被告律师刘伟明参与案件的审查起诉、审判阶段的律师代理工作，双方签订了《刑事委托合同》，合同特别约定：“1、在本合同签订时，甲方向乙方预付律师费肆拾万元整；2、如果袁某甲判处有期徒刑刑罚，甲方向乙方再支付律师费肆拾万元整；3、如果袁某乙判处其他刑罚，乙方向甲方退返第1项预收费。”合同订立当日，原告依约向被告支付了400000元的预付款，被告同时向原告开具了编号为0163303号收款收据，确认收到了原告支付的款项。其后，原告在同年3月因犯罪被刑事拘留，直至被处以刑事处罚，一直被关押在广东省女子监狱。原告一直未收到被告作为代理人给付的刑事判决书，也不清楚被告指派的代理律师是否进行诉讼代理，后经女儿告知弟弟已经判处无期徒刑，被告律师并未参与委托案的代理工作，其根本无法完成委托事务，原告委托女儿向被告追讨退还律师费，被告一直拒绝支付。原告依据与被告订立的《刑事委托合同》，在被告拒绝退还所收取的律师费用的情况下，向广州市司法局及广州市律师协会进行了投诉，要求被告返还不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及《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被告在合同中约定了涉及风险代理的收费约定，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认定双方签订的《刑事委托合同》无效，被告因无效合同取得的款项应依法返还给原告。故请求判令：1、确认原告与被告订立的《刑事委托合同》无效；2、被告返还收取律师费用400000元，及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确认《刑事委托合同》合法有效。《刑事委托合同》是在双方平等自愿的情况下订立的，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相反还符合中国律师协会的职业规范要求。造成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原因在于原告的弟弟袁某乙在刑事案件法庭上当庭翻供，当庭单方撤销委托。原告本来一直是同意被告及委派的律师作为代理人的，但是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的庭审中，袁某乙当庭撤销委托，推翻以前其有罪的供认。因为被告的律师是在一审中为袁某乙作有罪辩护，按照被告律师的辩护思路是完全有可能达到判处有期徒刑的效果，既维护了司法公证，也最大限度维护了袁某乙作为刑事被告的合法权利。但袁某乙后来重新委托的律师作了无罪辩护，法院也没有支持其无罪的观点，也没有符合公诉机关之前陈述的坦白的情节，导致袁某乙判处了无期徒刑。按照合同的约定，属于原告违约在先，无故终止委托，律师费不予退还。另外，本案起诉的合同是在2008年1月15日签订的，袁某乙当庭翻供的时间是2008年4月28日，应该从2008年4月29日起算两年的诉讼时效，现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08年1月15日，原告（委托人、甲方）与被告（受托人、乙方）签订《刑事委托合同》，约定甲方因袁某乙涉嫌走私毒品一案，与乙方达成协议；乙方指派刘伟明律师在该案审查起诉、审判阶段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资助、辩护；经办律师为办理委托事项所支出的差旅费、食宿费及为了解案情调查取证而由政府有关部门收取的所有费用，由甲方另行支付；如甲方无故终止委托，律师费不予退还；如乙方无故终止委托，应退还律师费给甲方；委托期限：自双方签订之日起至生效判决作出时止；特别约定：1、在合同签订时，甲方向乙方预付律师费400000元整；2、如果袁某乙判处有期徒刑刑罚，甲方向乙方再支付律师费400000元；3、如果袁某乙判处其它刑罚，乙方向甲方退返第1项预收费用等。
在上述合同签订之后，原告向被告支付了律师费400000元，被告于2008年1月15日出具相应的收款收据。
2008年11月11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李强、肖展中、袁民辉、杨燕芳犯走私毒品罪一案作出（2008）穗中法刑一初字第130号刑事判决书，载明袁某丙的辩护人为王某，广东鑫一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袁某乙否认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请求判决被告人袁某乙无罪；判决被告人袁某乙犯走私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原告认为依据上述刑事判决书可证明被告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代理义务。被告则认为之所以刑事判决书中载明袁某乙的辩护人是其他律师，是因为袁某乙当庭终止对被告的委托，而且在袁某乙的犯罪事实清楚的情况下被误导当庭翻供，重新委托辩护人之后进行无罪辩护，间接导致袁某乙被判处无期徒刑。为核实被告的陈述是否属实，本院向广州市中级人民调查、复制了（2008）穗中法刑一初字第130号案件于2008年4月28日开庭的庭审笔录，其中内容包括：“审：受被告人袁某乙及其家属的委托，由广东法全律师事务所刘伟明律师、候甲爱律师担任被告人袁某乙的辩护人，被告人袁某乙是否同意？袁某乙：同意。……袁某乙辩：你今天的供述和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与律师会见时的陈述不一致。袁某乙：我现在要求更换律师。审：被告人袁某乙，你要求更换律师的理由是什么？袁某乙：我还要继续请律师。”
被告提交了2007年11月14日、2008年1月14日、2008年1月28日、2008年3月21日在广州市第一看守所会见袁某乙的会见笔录，拟证明袁某乙本人清楚其刑事判决的风险，确认了有参与犯罪的事实，并要求被告向公诉机关作出有罪供认，以及认定其本人有自首等从轻处罚的情节。被告提交了2008年2月15日向广州市检察院发出《请求审查认定涉嫌走私毒品罪嫌疑人袁民辉具有从轻情节和属于从犯地位的意见书》的复印件、广州市检察院于2008年3月11日作出穗检公一诉（2007）598号起诉书，以及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向被告出具的（2008）穗中法刑一初字第130号出庭通知书，拟证明被告已依法为袁某乙进行辩护，维护袁某乙的合法权利。
另查明，2012年8月3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穗中法刑执字第4126号刑事裁定书，其中内容包括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11月12日作出（2008）穗中法刑一初字第23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袁洁婷犯贩卖毒品罪、非法持有枪支罪，数罪并罚，判处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0000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二审审理，于2010年1月7日作出（2009）粤高法刑四终字第35号刑事判决，对其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交付执行，刑期执行至2023年9月6日；执行机关广东省女子监狱于2012年7月6日提出减刑建议，报送该院；裁定对罪犯袁洁婷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刑期执行至2022年3月6日止）。原告认为依据上述刑事裁定书可证明原告与被告签订《刑事委托合同》之后就被刑事拘留并受到刑事处罚。被告则认为原告是否受到刑事处罚并不影响其可以向被告主张权利。
因原告向广州市司法局投诉被告，广州市司法局于2010年10月25日向原告作出穗司行立（2010）76号立案告知书，告知原告予以立案调查，请原告尽快提交身份证明资料、授权委托书、通讯地址、判决书等。原告认为其一直在向被告追讨返还律师费，被告则认为即使该份立案告知书构成了诉讼时效中断，截止至原告本案起诉也超过了诉讼时效。
原告主张《刑事委托合同》无效，并要求被告返还律师费400000元及利息，遂成本诉，原告于2014年11月11日诉至本院。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刑事委托合同》、收款收据、（2008）穗中法刑一初字第130号刑事判决书、（2012）穗中法刑执字第4126号刑事裁定书、穗司行立（2010）76号立案告知书，以及被告提交的会见笔录、《请求审查认定涉嫌走私毒品罪嫌疑人袁某乙具有从轻情节和属于从犯地位的意见书》、穗检公某诉（2007）598号起诉书、出庭通知书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为诉讼代理合同纠纷。原告委托被告作为袁某乙的辩护人，双方的诉讼代理关系成立。现双方基于所签订的《刑事委托合同》的效力问题以及是否应返还律师费产生本案纠纷。本院综合原被告双方的诉、辩意见以及查明的事实，进行以下评析。
关于《刑事委托合同》的效力问题。原告与被告在《刑事委托合同》中关于“特别约定：1、在合同签订时，甲方向乙方预付律师费400000元整；2、如果袁某乙判处有期徒刑刑罚，甲方向乙方再支付律师费400000元；3、如果袁某乙判处其它刑罚，乙方向甲方退返第1项预收费用”的约定内容，属于风险代理。首先，刑事案件代理不同于一般的民事案件代理，如果允许刑事诉讼中进行风险代理，律师在风险代理中有了足够的经济动机，因此可能会采取作伪证、帮助犯罪分子规避刑事制裁、开脱罪责等来谋取胜诉判决，还可能导致司法腐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司法部制定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禁止刑事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案件以及群体性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第十二条也明确规定禁止刑事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被告作为从事法律服务的专业部门，应当知道《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及《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中关于律师收取服务费用的相关规定。但是，其在从事刑事委托代理诉讼过程中，仍然与原告签订具有风险代理收费内容的条款。在此情形下，如果认定被告与原告所签订的刑事案件风险委托代理合同有效，将不利于规范律师事务所的业务行为，不利于规章制度的贯彻实施，可能引起部分律师事务所利用当事人急于求胜诉结果的心理而违规高收费，导致损害委托人利益的情形发生。为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刑事委托合同》中关于风险代理条款内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关于合同无效法定情形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
关于被告已收取的律师费是否应当返还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由于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刑事委托合同》中关于风险代理的条款无效，除符合政府指导价标准的刑事辩护法律服务费用外，依据无效的风险代理收费方式计收的法律服务费用应当予以返还。原被告双方签订《刑事委托合同》，被告接受原告委托指派律师为袁某乙涉嫌走私毒品一案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提供辩护和相关法律服务的条款意思表示明确。在该合同的履行过程中，被告所指派的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多次会见袁某乙，向广州市检察院发出请求认定袁某乙具有从轻情节和属于从犯地位的意见书，在收到出庭通知书后作为袁某乙的辩护人参与庭审。在袁某乙当庭要求更换律师的情况下，被告才终止诉讼代理服务。因此，受委派律师付出了时间、精力和劳务，可认定被告所指派的律师基本完成了为袁某乙提供刑事辩护服务的合同义务，有权按照政府指导价收取法律服务费用。参照《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中关于刑事案件律师收费的政府指导价，依照等价有偿、公平合理原则，本案的律师代理费酌情定为80000元，较为合理。被告应将多收取的320000元返还给原告。另外，被告长期占用原告的款项，造成原告的利息损失。原告要求被告从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合情合理，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上述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适用于债权请求权，不适用于形成权。而原告起诉要求确认《刑事委托合同》无效的请求，属于形成权之诉，无效合同制度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和对违法行为的效力否定问题，不能仅因时间经过就认为其丧失了违法性，因此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至于因无效合同产生的返还财产请求权的问题，在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作出确认合同无效的判决或仲裁裁决发生法律效力之前，相关权利人并不能以合同无效为由请求返还财产，故诉讼时效应从确认合同无效的仲裁裁决或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综上，原告在本案中起诉要求确认《刑事委托合同》无效，进而要求被告返还相关款项，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被告关于原告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第五十八条、第四百零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袁洁婷与被告广东法全律师事务所于2008年1月15日签订的《刑事委托合同》无效。
二、在本判决生效之日10日内，被告广东法全律师事务所向原告袁洁婷返还律师费320000元，并支付该款利息（从2014年11月11日起至本判决限定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
三、驳回原告袁洁婷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7300元，由原告袁洁婷负担1800元，由被告广东法全律师事务所负担55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李璐思
人民陪审员 何海年
人民陪审员 薛桂玲
二〇一五年五月八日
书 记 员 段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