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1民终9501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邓国英，女，1955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向芳，四川发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庞凯丽，四川发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梁仲成，男，1955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郫县三道堰支行。住所地：成都市郫县三道堰镇湖广馆巷**号。
负责人：李天明，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琳，四川运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红森，男，汉族，系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郫县三道堰支行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国春，男，1968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新都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世琴，女，1973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新都区。
上诉人邓国英、梁仲成因与被上诉人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郫县三道堰支行（以下简称农商银行三道堰支行）、陈国春、王世琴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郫县人民法院（2015）成郫民初字第31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邓国英及其诉讼代理人向芳、庞凯丽，上诉人梁仲成，被上诉人农商银行三道堰支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琳、方红森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陈国春、王世琴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梁仲成、邓国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确认《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2.撤销一审判决第四、五项；3.本案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梁仲成与农商银行三道堰支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1.农商银行三道堰支行知道也应当知道案涉房产系梁仲成、邓国英二人夫妻共同财产，但其仅与梁仲成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2.邓国英作为财产共有人对抵押之事不知晓，事后也未追认，梁仲成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3.农商银行三道堰支行取得抵押权不符合善意取得的规定并存在重大过失；二、梁仲成未对合同内容充分了解，其与农商银行三道堰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及《最高额抵押合同》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梁仲成不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综上，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应当依法予以改判。
农商银行三道堰支行辩称：邓国英、梁仲成上诉所称没有证据证明。1.抵押房屋产权证、国土证、房屋信息摘要、提交房管局的抵押申请书等均载明为梁仲成单独所有，梁仲成经农商银行三道堰支行多次询问均陈述抵押房屋为其单独所有，并在面谈记录和《承诺抵押书》上签字。农商银行三道堰支行已尽到注意义务，为善意取得抵押财产；2.邓国英与梁仲成系夫妻，案涉房屋办理过两次抵押登记，邓国英从未提出过异议，农商银行三道堰支行有理由相信邓国英对抵押一事知情。
陈国春、王世琴未到庭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农商银行三道堰支行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解除陈国春、王世琴与农商银行三道堰支行于2014年6月20日签订的《个人贷款授信合同》和《最高额授信合同》；2.陈国春、王世琴偿还借款本金4500000元；3.陈国春、王世琴偿还截至借款本息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及罚息；4.陈国春、王世琴承担本案诉讼费及农商银行三道堰支行维权产生的其他费用；5.梁仲成以其抵押的房产对以上债务及费用承担抵押担保责任；6.梁仲成对以上债务及费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6月20日，农商银行三道堰支行与陈国春、王世琴签订了金额为650万元的《最高额授信合同》以及金额为500万元的《个人贷款授信合同》，约定授信期限为36个月，即从2014年6月20日至2017年6月19日止。合同中对借款利率、计息方式、罚息、违约责任以及提前收回借款、解除合同的情形等作了约定。同日，梁仲成与农商银行三道堰支行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和《最高额保证合同》，梁仲成以登记在其名下的位于成都市金牛区的商业用房（权1067959）为陈国春、王世琴在以上授信额度及期间内的债务提供抵押担保，同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梁仲成以抵押人和保证人身份在上述合同上签字、捺印。同日，双方到房管部门办理了抵押物登记手续。上述合同还对抵押担保和保证担保债权的范围以及实现方式等进行了约定。
上述合同签订后，陈国春、王世琴分别于2014年6月24日和2014年8月6日共支取贷款600万元，期间归还了150万元，尚余450万元已到期贷款未归还。
一审庭审中，农商银行三道堰支行提供一份《同意抵押承诺函》，梁仲成、邓国英以“承诺人”身份承诺以梁仲成名下位于金牛区三友路18号14幢1层56、58号的房屋为陈国春在农商银行三道堰支行授信额度为500万元的个人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梁仲成、邓国英在“承诺人”处签字、捺印。因邓国英否认该签名和捺印是其本人所签，并申请进行司法鉴定，经一审法院委托四川求实司法鉴定所鉴定，结论为捺印和签字均非邓国英本人所留。庭审中，梁仲成称该签字和捺印均为自己代签代捺。
一审还查明，梁仲成与邓国英系夫妻关系，双方于1982年2月登记结婚。涉案房屋系梁仲成于1998年11月以个人名义从四川省省级机关房屋统建中心购买，于2005年4月29日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登记房屋所有权人为梁仲成，且无共有人。
上述事实有《最高额授信合同》《个人贷款授信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个人借款凭证》《房屋所有权证》《房屋他项权证》《房地产抵押申请书》《结婚证》《商业用房购销合同》《同意抵押承诺函》《鉴定意见书》等证据及各方当事人当庭陈述在案为证。
一审法院认为：农商银行三道堰支行与陈国春、王世琴签订的《最高额授信合同》《个人贷款授信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属合法有效。农商银行三道堰支行向陈国春、王世琴提供贷款后，陈国春、王世琴未按约履行还款义务，已构成违约，且符合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对农商银行三道堰支行要求解除合同，同时由陈国春、王世琴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和罚息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农商银行三道堰支行与梁仲成所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与《最高额抵押合同》，一审法院认为，梁仲成在与农商银行三道堰支行签订上述合同时，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其与农商银行三道堰支行签订的上述合同应当为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其辩称是农商银行三道堰支行采取欺诈、诱导方式让其签订合同的主张，因未提供有效证据支持，不能成立。同时上述合同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其与农商银行三道堰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法有效，梁仲成应当承担合同约定的连带保证责任。
关于本案争议的另一焦点：梁仲成与农商银行三道堰支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效力，即农商银行三道堰支行对梁仲成提供抵押的房产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问题。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我国对不动产物权变动适用的是实质登记主义，不仅以登记作为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而且赋予登记以公信力，即采用公信原则。根据公信原则的要求，从维护交易安全和秩序、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考虑，对不动产交易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即对于基于不动产公信力的信赖而善意取得的不动产或在其上设定的负担，依法给予保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权处分人将不动产或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动产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该条不仅规定不动产所有权可适用善意取得，而且不动产的其他物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等）亦适用善意取得。可见，在部分共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擅自以共有财产为个人债务设定抵押是否有效，当取决于抵押权人是否构成善意取得。结合本案，梁仲成用作抵押担保的房产，登记产权人仅有其一人，没有登记邓国英为权属人，也没有登记为共有权人。农商银行三道堰支行基于对登记公信力的信赖，有理由相信梁仲成享有处分该房产的权利。虽然我国婚姻法规定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为夫妻共有的一般原则，但同时也承认夫妻财产约定制度。因此夫妻之外的第三方无从得知登记在一方名下的房产是夫妻共同共有还是一方所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农商银行三道堰支行在办理抵押合同时，查验了登记为梁仲成所有的相关产权材料，同时，要求梁仲成及配偶出具《同意抵押承诺函》，虽经鉴定该承诺函中邓国英的签字捺印非邓国英本人所签，农商银行三道堰支行确存疏忽，但作为第三方，相比于梁仲成提供夫妻关系、财产信息，农商银行三道堰支行获取梁仲成与邓国英夫妻关系、财产信息的渠道与方式存在不对称性，农商银行三道堰支行得知的梁仲成与邓国英夫妻关系、财产信息可能存在偏差。梁仲成在本案中辩称其是在农商银行三道堰支行工作人员授意下代邓国英签字捺印的主张，缺乏证据支撑。故难谓农商银行三道堰支行在办理抵押合同中存在恶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规定：“受让人受让不动产或者动产时，不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且无重大过失的，应当认定受让人为善意。真实权利人主张受让人不构成善意的，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邓国英未提供证据证明在办理抵押过程中，农商银行三道堰支行与陈国春、王世琴或梁仲成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利益的情形。综上，本案所涉房屋抵押符合物权法关于善意取得的规定，梁仲成与邓国英认为抵押房产是夫妻共同财产，梁仲成未经其同意而对该房产设定的抵押无效的抗辩与保护善意第三人、维护交易安全的法律宗旨相冲突，对其抗辩主张不予采纳。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六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郫县三道堰支行与陈国春、王世琴于2014年6月20日签订的《个人贷款授信合同》、《最高额授信合同》；二、陈国春、王世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郫县三道堰支行借款本金4500000元及利息和罚息（按合同及借款凭证约定，利息按照年利率8.7%、罚息以该利率上浮50%按实计算）；三、梁仲成以其提供抵押的登记在梁仲成名下，由梁仲成与邓国英所有的位于成都市金牛区（权1067959号）的房屋对上述债务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农商银行三道堰支行对该抵押的房屋在经拍卖、变卖后的价款在上述债务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四、梁仲成对以上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五、梁仲成在承担了抵押担保责任或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陈国春、王世琴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2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农商银行三道堰支行已预交，由陈国春、王世琴承担。鉴定费15880元，邓国英已预交，由农商银行三道堰支行、梁仲成各承担1/2。
二审中，上诉人邓国英围绕其上诉请求举出如下证据：1.邓国英与梁某的通话记录、梁某证言，证明邓国英并无将案涉房产进行抵押的意思表示，也从未授权梁仲成办理抵押登记；2.成都安定医院有限责任公司机打发票、成都市医疗保险支付结算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门诊部病情证明书，证明邓国英对抵押一事不知晓不追认，经此事后深受打击患“双向情感障碍症”，梁仲成无权处分案涉抵押房屋，抵押合同无效。邓国英申请的证人梁某出庭作证称：邓国英事先对案涉房产抵押一事不知情，2015年邓国英才知道此事；2015年因其借钱给梁仲成，梁仲成将案涉房产二次抵押给梁某。
梁仲成质证称：认可邓国英提交的证据。农商银行三道堰支行质证称：对梁某的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且证言不仅不能证明农商银行三道堰支行非善意取得，反而证明2015年5月之前邓国英就知晓房屋抵押一事。第二组证据与本案无关，无法达到证明目的。
农商银行三道堰支行举出如下证据：1.梁仲成个人征信报告；2.户口、企业信用网查询信息截屏，证明梁仲成系大学本科毕业，且为成都市绿色市政发展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称不知道在什么材料上签字，与其行为能力不符。邓国英质证称：1.个人征信报告未加盖公章，非原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2.户口显示梁仲成为专科学历，且与本案无关联；对企业信用网查询截屏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该公司也已吊销，反而证明梁仲成经营能力欠缺。梁仲成非法律专业学历，不知道抵押、担保属正常，梁仲成质证认可证据的真实性，但称案涉合同因其没有重视，便随手签了字。
对上列证据材料，本院认为：邓国英申请的证人梁某的证言及其邓国英的病情证明等均不能证明其对抵押一事不知情，本院不予采信。农商银行三道堰支行提交的证据只是用于梁仲成对抵押担保的认知能力的证明，在梁仲成本人已确认本人签字的情况下，该证据本院无需作为事实证据采纳，至于梁仲成的签字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本院综合全案证据予以评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陈国春、王世琴与农商银行三道堰支行签订的成农商郫三个授20140040号《个人贷款授信合同》约定贷款金额为500万元，期限为一年，利率为浮动利率，即在起息日同期同档次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45%，贷款逾期的罚息利率为贷款利率上浮50%，对应的编号为00542879的《个人借款凭证》载明的借款利率为年息8.7%。100万元借款各方没有提交借款合同，农商行三道堰支行提交的编号为00542956的《个人借款凭证》载明借款时间为2014年8月6日至2015年8月5日，利率为年息8.7%，逾期利息为执行本金利率上浮50%。农商银行三道堰支行明确，借款人仅归还500万元项下借款本金150万元，其中2014年8月5日归还100万元、2015年6月21日归还50万元，利息未归还。100万元借款未归还本息。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梁仲成是否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是否有效，农商银行三道堰支行对案涉抵押房产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评述如下：
一、关于梁仲成是否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梁仲成在与农商银行三道堰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时，其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且受过高等教育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对自己签订上述合同和办理抵押登记的后果具有认知能力。梁仲成辩称农商银行三道堰支行采取欺诈、诱导方式让其签订合同，但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同时上述合同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因此梁仲成应当按照《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二、关于《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效力。首先，我国物权法对不动产物权变动适用的是实质登记主义，不仅以登记作为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而且赋予登记以公信力，即采用公信原则。同时还规定不动产所有权可适用善意取得，而且不动产的担保物权等其他物权亦适用善意取得。本案中，梁仲成用作抵押担保的房产，登记产权人仅有梁仲成一人，没有登记邓国英为权属人，也没有登记其为共有权人。虽然我国婚姻法规定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为夫妻共有的一般原则，但也未否认夫妻财产约定制度。在办理抵押合同时，农商银行三道堰支行查验了登记为梁仲成所有的相关产权材料，同时，要求梁仲成及配偶出具《同意抵押承诺函》，虽经鉴定该承诺函中邓国英的签字捺印非邓国英本人所为，但根据邓国英在庭审中承认2015年5月办理房屋二次抵押给梁某时其在场的陈述可知，邓国英此时知道或应当知道该房屋已经抵押给农商银行三道堰支行，而之后其并未向农商银行三道堰支行提出过异议，加之梁仲成在本案中辩称其代邓国英签字捺印是在农商银行三道堰支行工作人员的授意下的主张缺乏证据支撑的情况，本院认为，农商银行三道堰支行基于对登记公信力的信赖，有理由相信梁仲成享有处分该房产的权利。综上，因邓国英、梁仲成不能证明农商银行三道堰支行在签订抵押合同及办理过程中存在恶意，故一审法院判决农商银行三道堰支行享有抵押权并无不当。
此外，本院注意到，一审对已归还的150万元所对应的系500万元还是100万元借款本金的事实未查清，导致一审判决对利息、罚息的起算时间不明确，虽然各方均未就此提起上诉，但为保证判决的可执行性，本院予以指出并更正。
综上所述，邓国英、梁仲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除对利息予以明确外，对其余涉及上诉人所上诉的事项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四川省郫县人民法院（2015）成郫民初字第311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五项，即：“解除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郫县三道堰支行与陈国春、王世琴于2014年6月20日签订的《个人贷款授信合同》、《最高额授信合同》”；“梁仲成在承担了抵押担保责任或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陈国春、王世琴追偿”。
二、撤销四川省郫县人民法院（2015）成郫民初字第311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即：“陈国春、王世琴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郫县三道堰支行借款本金4500000元及利息和罚息（按合同及借款凭证约定，利息按照年利率8.7%、罚息以该利率上浮50%按实计算）”；“梁仲成以其提供抵押的登记在梁仲成名下，由梁仲成与邓国英所有的位于成都市金牛区（权1067959号）的房屋对上述债务承担抵押担保责任，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郫县三道堰支行对该抵押的房产在经拍卖、变卖后的价款在上述债务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梁仲成对以上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梁仲成在承担了抵押担保责任或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陈国春、王世琴追偿”。
三、陈国春、王世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郫县三道堰支行借款本金4500000元及利息和罚息（利息：以5000000元为本金基数，从2014年6月24日计算至2015年6月21日；以3500000元为本金基数，从2015年6月22日计算至2015年6月23日；以1000000元为本金基数，从2015年6月22日计算至2015年8月5日。利息按照年利率8.7%计算。罚息：以3500000元为本金基数，从2015年6月24日起计算至2015年8月5日；以4500000元为本金基数，从2015年8月6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罚息按照年利率13.05%计算。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上述罚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
四、陈国春、王世琴不履行上述第三项义务时，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郫县三道堰支行对登记在梁仲成名下的位于成都市金牛区（以成房他证他权字第××号《房屋他项权证》为准）的抵押房屋拍卖、变卖后的价款在上述债务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梁仲成在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陈国春、王世琴追偿。
五、梁仲成对本判决确认的上述第三项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承担连带责任后有权向陈国春、王世琴追偿。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42800元，由邓国英、梁仲成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等负担不变。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卫红
审判员 姚 兰
审判员 李婧杰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
书记员 李娅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