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635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蔡劲涛，男，1978年8月16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倪锦霞，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亚楠，女，1972年8月4日出生，住北京市大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商宁，北京市盛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戈利，北京允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蔡劲涛因与被上诉人朱亚楠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2民初13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蔡劲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朱亚楠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朱亚楠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无视关系本案焦点问题的重要证据，对本案的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定蔡劲涛应当在《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协议》)生效后十五个自然日，即2015年6月12日前办理完毕股权转让变更工商登记手续是错误的。双方在《协议》中约定的是十五个自然日“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而无“完毕”二字。同时，根据蔡劲涛提交的(2016)京国立证字第7187号公证书，双方通过往来邮件曾对《协议》进行修改和确认，在此过程中，蔡劲涛明确删除了“完毕”二字，即排除了在《协议》生效后十五个自然日蔡劲涛必须办理完毕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的意思。因此，《协议》中的“办理”二字的真实意思应当为只要启动办理过程即可，而不包括办理完毕。从蔡劲涛办理的经过来看，蔡劲涛的会计在2015年6月2日就前往工商部门启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领取了相关变更登记表，并按照工商部门的要求前往税务部门先缴纳相关税款，即蔡劲涛并不存在违约行为。二、朱亚楠起诉蔡劲涛构成违约，要求解除《协议》的目的实际是出于其个人原因。根据双方的聊天记录，朱亚楠要求撤回股权投资款的实际原因一是需要用钱，二是朱亚楠当初考虑投资时是希望同步通过APP开发项目盈利，但这一意图没有实现。由于朱亚楠想要撤回股权投资款，造成蔡劲涛在办理完毕个人所得税的缴纳工作后无法继续办理工商变更手续。三、一审法院认定蔡劲涛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工商登记办理时间迟缓是因工商部门的原因造成的是对事实的严重扭曲。蔡劲涛提交的证人证言及行政文件足以证明蔡劲涛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过程中，因税务部门的原因延长了个税缴纳的时间，造成工商变更登记办理的时间顺延。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和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规定在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过程中，先行缴纳个人所得税是前置程序。双方约定的“除外”内容包含了个税缴纳等工商、税务部门的原因在内。退一步讲，税务部门行政行为的原因导致的工商变更登记时间的延长也属于合同法规定的不可抗力的范畴。四、一审法院忽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的相关规定。蔡劲涛与朱亚楠之间的《协议》已经生效，双方虽未办理完毕工商股权变更手续，但朱亚楠事实上已经具备了公司股东的身份。如果朱亚楠作为股东在缴纳出资后因为某种原因一定要收回投资，那么其应当依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公司内部法定程序，将其出资进行转让。
朱亚楠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蔡劲涛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1、工商部门和税务部门作为行政机关是各自独立的，合同约定的解约条件与工商登记挂钩，与税务的办理没有关系。本案合同履行过程中，蔡劲涛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超出了合同约定的时间，该“办理”包括启动办理及办理完毕。2、基于蔡劲涛迟延办理工商登记的事实，朱亚楠于2015年8月20日提出解除合同，并于2015年9月1日向蔡劲涛以律师函的方式发出了书面的解除合同通知，蔡劲涛于2015年9月6日收到上述解约通知后并没有提出异议，期间双方一直就合同解除后的善后问题进行着协商，但均没有达成一致意见。3、关于抽逃出资的问题，本案是股权转让纠纷，实际上蔡劲涛承诺转让的股权是出资完毕的股权，不涉及抽逃出资的问题。
朱亚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蔡劲涛与朱亚楠之间的《协议》于2015年9月1日已解除，同时要求蔡劲涛向朱亚楠返还股权转让款210万元；2、判令蔡劲涛向朱亚楠支付迟延履行违约金63万元；3、判令蔡劲涛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5月22日和5月28日，朱亚楠分别向蔡劲涛支付了30万元和18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共计210万元。蔡劲涛均已收悉。
北京禄藤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于2011年5月17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蔡劲涛，投资人为蔡劲涛、刘异伟、卢华娟、李旸、王羽森。
2015年5月28日，朱亚楠作为乙方与蔡劲涛作为甲方签订了《协议》。约定以下事项：1、甲方系目标公司的原始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甲方实际出资额为560万元，根据甲方与公司现有股东约定，甲方合法持有公司80%的股权；2、现甲方有意转让其在公司持有的14%的股权，并且甲方转让其股权的事宜已经获得公司股东会的决议同意；3、乙方同意受让甲方转让的目标公司14%的股权；4、甲方同意根据本协议所规定的条件，以210万元的对价将其在公司拥有的14%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以此价格受让该股权；5、乙方同意在本协议双方签字后15个自然日内一次性向甲方支付上述股权转让价款；6、乙方已经知悉并认可2014年10月，蔡劲涛、王羽森、刘异伟、卢华娟、李旸共同确认公司估值为人民币1500万元；7、甲方于本协议生效后十五个自然日内配合乙方和公司办理相应的股权转让变更工商登记手续；8、如果甲方未能按本协议的规定按时办理股权转让变更工商登记手续（工商变更登记过程中因工商部门的原因造成时间延缓的情形除外），每延迟一天，应按全部股权转让款的5‰向乙方支付违约金，迟延履行超过30个自然日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并主张全部股权转让款的30%的违约金，如果甲方的违约给乙方造成的损失超过违约金数额，或因甲方违约给乙方造成其他损害的，不影响甲方就超过部分或其他损害要求赔偿的权利。
根据2012年9月4日《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加强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公告》（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公告2012年第6号）之规定，发生股权转让交易的负有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义务的受让方或纳税义务的受让方或纳税义务的转让方，应当在取得所得的次月十五日内或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后至股权变更企业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之前持纳税材料到发生股权变更企业的主管地税机关依法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并填报《个人股东变动情况报告表》。据此，蔡劲涛在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之前，需办理报税纳税手续。故蔡劲涛于2015年6月2日委派经办人及本案证人高某到目标公司所属的北京市西城区地方税务局第三税务所（即牛街税务所）处领取了《普通发票领取单》，7月6日领取了《印花税纳税申报表》、7月9日交纳了财产转让所得税，7月10日填写了《个人所得税基础信息表（A表）》、《个人股东变动情况报告表》、《被投资企业股权变动情况报告表》，税务专管员为ＸＸ。但至今纳税工作仍未完成。
2015年8月24日，因蔡劲涛未能办理完毕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蔡劲涛与朱亚楠短信沟通退款事宜，内容如下：朱亚楠问“不说别的了，钱什么时候退给我呢？”，蔡劲涛回答“上周四我过去跟税所所长沟通后，对方立即加急处理并审批，现在要撤出来需要等通知怎么办理，估计不会快。此外，投资款都是用在公司的业务开展上，不是说退出来就马上能退出来，我答应在融资完成资金到位后，第一时间把你的投资款退还”。
2015年8月26日，蔡劲涛律师倪锦霞向朱亚楠发送短信，内容为“您好，解除合同协议书明天下午两点前给您，因为公司会计与税务部门联系明早与专管撤销退税的负责人沟通办理退税的程序与需要准备的法律文件，确定后再增加进解除合同协议书中”。2015年8月27日，蔡劲涛向朱亚楠以邮件形式发送了解除合同协议草稿，朱亚楠不予接受。
2015年9月1日，朱亚楠委托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向蔡劲涛寄送《律师函》。内容为：蔡劲涛与朱亚楠女士于2015年5月28日签订《协议》，约定将蔡劲涛持有的目标公司14%股权以210万元对价转让给朱亚楠；朱亚楠向蔡劲涛支付了全额股权转让款，按照协议约定，蔡劲涛应自协议生效，即朱亚楠支付股权转让款之日起十五个自然日内，即2015年6月12日前，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但截止2015年8月31日，尚未办理，依据协议《约定》，朱亚楠有权解除《协议》并要求您支付违约金，据此，朱亚楠要求2015年5月28日签订的《协议》于本律师函发出之日，即2015年9月1日解除，同时要求蔡劲涛在收到本律师函3个工作日内返还股权转让款210万元并支付30%违约金63万元。邮件显示收件人为陈丹，经目标公司原职工孟宇辨识该人当时为公司客服文员，现已离职。
2015年9月1日，蔡劲涛再次向朱亚楠发送短信承诺“我已经在加速融资，我一直没有说不退你钱，只是你要给我时间而已”，“你的钱，我可以保证你一分都不会差你的，你就给点时间给我就好了”。后朱亚楠回复蔡劲涛“律师函已发，要不要起诉我让他们听一下，当然我给他说要再等你明晚给个答复，再和你友好协商一下…”。
2015年9月27日，蔡劲涛就210万元转让款的偿付问题，向朱亚楠发送短信。内容为“我希望能够把资金一年半以内分次偿还，第一笔我希望能够在投资款项到帐后先退30-50万的额度，后续分月或季度来退还，此外，每次退款的时候按照当期金额附上人民银行的实时借贷利率的利息，利息计算起始日期为2015年5月28日”，朱亚楠未予确认。
另，一审法院与目标公司所属北京市西城区地方税务局第三税务所就目标公司未能办理完毕纳税手续的原因进行了电话核实（电话均系蔡劲涛提供）。核实内容如下：目标公司之所以未能办理完毕税务交纳手续，原因之一为目标公司未提供完备的报税材料，原因之二为目标公司后期表示因与股权受让人发生纠纷，故不予办理了。在目标公司提供齐备报税资料的情形下，一个月内即可办理完毕。
蔡劲涛之证人高某陈述：（如）工商不需要税务局提供证明，前后7个工作日就能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一审法院认为，朱亚楠与蔡劲涛之间签订的《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无违反强制性法律法规之情形，应属合法有效的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
根据《协议》，蔡劲涛应在该协议生效后十五个自然日，即2015年6月12日前办理完毕股权转让变更工商登记手续。虽根据《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加强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公告》（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公告2012年第6号）之规定，需要办理纳税手续，但从一审法院向牛街税务所核实情况来看，如蔡劲涛将报税材料备齐，即便在2015年6月12日才启动报税手续，2015年7月底之前亦应完成纳税工作。而从高某关于（如）工商不需要税务局提供证明，前后7个工作日就能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证人证言可知，如2015年7月底完成纳税工作，2015年8月中旬即可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协议》中虽约定“工商变更登记过程中因工商部门的原因造成时间延缓情形除外”，但从蔡劲涛提供的证据材料来看，其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这一事实。故一审法院认为蔡劲涛确实存在朱亚楠主张的违约行为。根据《协议》“如果甲方（蔡劲涛）未能按本协议的规定按时办理股权转让变更工商登记手续（工商变更登记过程中因工商部门的原因造成时间延缓的情形除外），每延迟一天，应按全部股权转让款的5‰向乙方（朱亚楠）支付违约金，迟延履行超过30个自然日的，乙方（朱亚楠）有权解除合同，并主张全部股权转让款的30%的违约金”之规定，在约定的2015年6月12日蔡劲涛未能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情形下，朱亚楠主张解除合同并要求蔡劲涛返还转让款210万元及63万元（转让款的30%）的违约金，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协议》解除时间，双方当事人虽自2015年8月24日即就返还转让款事宜进行了协商，但朱亚楠实际通知蔡劲涛解除《协议》的通知系2015年9月1日发出，蔡劲涛于2015年9月7日收悉，故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2015年9月7日作为《协议》解除时间较为适当。
关于蔡劲涛认为“甲方于本协议生效后十五个自然日内配合乙方和公司办理相应的股权转让变更工商登记手续”约定的是启动变更工商登记手续的时间，而非完成变更工商登记手续的期限，故不存在违约情形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文义解释原则，结合该条及《协议》8.3条“如果甲方（蔡劲涛）未能按本协议的规定按时办理股权转让变更工商登记手续（工商变更登记过程中因工商部门的原因造成时间延缓的情形除外），每延迟一天，应按全部股权转让款的5‰向乙方（朱亚楠）支付违约金，迟延履行超过30个自然日的，乙方（朱亚楠）有权解除合同，并主张全部股权转让款的30%的违约金”之规定，双方约定的十五个自然日期限应为办理完毕工商登记手续的期限。故一审法院认为蔡劲涛的上述抗辩意见无事实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确认朱亚楠与蔡劲涛2015年5月2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于2015年9月7日解除；二、蔡劲涛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朱亚楠返还股权转让款二百一十万元并支付违约金六十三万元。如果蔡劲涛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朱亚楠与蔡劲涛签订的《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照约定履行各自义务。根据《协议》的约定，“甲方(蔡劲涛)于本协议生效后十五个自然日内配合乙方（朱亚楠）和公司办理相应的股权转让变更工商登记手续”。蔡劲涛主张该约定的十五个自然日是启动办理股权转让变更工商登记手续的时间，而非办理完毕的时间。本院认为，该约定的十五个自然日虽未明确规定是办理完毕股权转让变更工商登记手续的时间，但结合《协议》中“如果甲方(蔡劲涛)未能按本协议的规定按时办理股权转让变更工商登记手续(工商变更登记过程中因工商部门的原因造成时间延缓的情形除外)，每延迟一天，应按全部股权转让款的5‰向乙方（朱亚楠）支付违约金，迟延履行超过30个自然日的，乙方（朱亚楠）有权解除合同，并主张全部股权转让款的30%的违约金”的约定，该十五个自然日应为办理完毕股权转让变更工商登记手续的时间。双方的《协议》签订于2015年5月28日，而朱亚楠已经于2015年5月28日前向蔡劲涛支付了210万元股权转让款，故办理股权转让变更工商登记手续的起算时间应当为2015年5月29日，除因工商部门的原因造成的时间延缓外，蔡劲涛应当于2015年6月12日前办理完毕股权转让变更工商登记手续。根据《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加强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公告》（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公告2012年第6号）的规定，办理股权转让变更工商登记手续前，需要先办理纳税手续，故在办理纳税手续过程中如因税务部门的原因造成的延误亦不应当由蔡劲涛承担责任。根据一审法院向牛街税务所核实的情况，在目标公司提供齐备报税材料的情况下，一个月内即可办理完毕纳税手续，故即使蔡劲涛在2015年6月12日才启动报税手续，其在2015年7月12日前即应完成纳税工作，但直到2015年8月份朱亚楠向蔡劲涛提出退款之前，蔡劲涛仍未完成纳税工作，蔡劲涛虽称是时间延缓是税务部门的原因造成的，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故一审法院认定蔡劲涛构成违约并判决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并无不当。蔡劲涛关于朱亚楠要求解除《协议》是基于其个人原因的上诉意见不影响对蔡劲涛是否构成违约的认定，故本院不予采纳。另，《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的相关规定不适用于本案，蔡劲涛主张朱亚楠应当通过出资转让的方式收回投资的上诉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蔡劲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8640元，由蔡劲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 岩
审 判 员 闫 飞
审 判 员 张 君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杜彦博
书 记 员 曹颖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