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04民终405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君平，男，1961年10月27日生，汉族，常州市人，住常州市武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建平，常州市武进区湟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国忠，男，1954年8月24日生，汉族，常州市人，住常州市武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大洪，常州市武进区嘉泽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被告：汪菊方，男，1963年8月3日生，汉族，常州市人，住常州市武进区。上诉人常君平因与被上诉人张国忠及原审被告汪菊方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2016)苏0412民初23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常君平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张国忠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不清。1、一审法院认为“常君平未提供任何书面证据，仅申请证人禚润祯出庭作证，但证人的证言仅能证明北京房山工地由案外人蒋泉平承接，但该事实并不能证明蒋泉平与张国忠之间存在直接的劳务关系。故常君平的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该院依照法律规定认定该事实不存在”，并由此确认北京房山工地由案外人蒋泉平承接，常君平对此认定没有异议。2、汪菊方一审辩称“2012年年底，蒋泉平在北京房山工地现场给了我们工人每人1000元，并承诺回到常州后结清工资。2012年农历大年夜上午，常君平打电话给我让我到湟里拿钱，当时常君平和蒋泉平都在湟里环镇路，最后蒋泉平给了我40000元，我拿到后就分给了工人。另外，蒋泉平跟我说工人欠的工资，让我代他给工人打个欠条，承诺开年后工人工资全部结清”，该辩称是最原始、最真实、最直接的事实反映。在北京房山工地、湟里环镇路付工资都是蒋泉平，可以证明案涉工程由蒋泉平一人承接，接受劳务的也是蒋泉平。3、常君平向张国忠支付过1000元和3000元，是张国忠父母生病急用钱，常君平在一边是同学资金困难、一边是同村人有急事的情况下垫付的，不能说明常君平也是老板。4、欠条是蒋泉平叫汪菊方代其出具的，并承诺明年付清，说明委托人是蒋泉平，汪菊方是受托人。至于汪菊方称出具欠条时，常君平与蒋泉平是经沟通同意的，不能说明常君平是委托人或潜在的幕后老板。常君平之所以参与沟通，是因为汪菊方是常君平帮蒋泉平叫的，常君平敦促老同学蒋泉平付款、写欠条、加利息也在情理之中，不能说明常君平负有支付工人工资的义务。5、汪菊方一审陈述“因为是常君平叫我去北京房山工地的，所以我觉得工地是常君平承接的，我们都是工人，谁找到我们，我们就认谁是老板，所以欠条上写的是‘常君平房山工地’”，汪菊方只是觉得，因为他知道蒋泉平在负责工地、付工人工资，常君平是出于同学情面帮蒋泉平处理一些事宜。证人禚润祯的证词，可以让汪菊方上述说法失去事实支持。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汪菊方是受委托人蒋泉平的指示打的欠条，委托事务产生的法律结果依法应由委托人承担。既然汪菊方披露了蒋泉平，张国忠应向蒋泉平主张权利。汪菊方可以在欠条上写常君平的名字，但要表示常君平负有义务的内容，要经常君平的认可，否则是无效的。2、汪菊方辩称“当时工地上由常君平及嘉泽夏庄的蒋泉平负责，平时向工人发放生活费的也是二人”，这种表面现象的陈述，至少可以说明蒋泉平也是义务人，即蒋泉平应为本案的必要共同诉讼人，必须共同参加诉讼。一审法院未追加蒋泉平的继承人共同参加诉讼，程序违法。张国忠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汪菊方述称，对一审判决没有异议，我一审陈述的都是事实。张国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常君平给付工资款25030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月息两分计算）；2、诉讼费由常君平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4月，常君平叫汪菊方带些工人至北京房山工地从事劳务。后汪菊方带领张国忠等人至工地一起从事劳务。劳务期间，工地由汪菊方负责考勤等事项。2013年2月9日，汪菊方出具欠条给张国忠，载明“张国忠到常君平北京房山工地做工工资……计36630元，当年已付7600元+常君平1000元，余28030元，月息2分计算。”2014年1月29日，汪菊方又从常君平处领取3000元转交给张国忠，现张国忠尚有25030元工资未结清。针对争议的事实，一审庭审中，常君平申请证人禚润祯出庭作证，证人禚润祯称，北京房山工地系蒋泉平承接，蒋泉平叫常君平到工地上管理，常君平是否从蒋泉平处领取报酬等情况不清楚。汪菊方一审辩称：我与常君平熟识，2012年常君平让我带些工人去北京房山的工地干活，于是我就喊了张国忠等人。当时工地上由常君平及嘉泽夏庄的蒋泉平负责，平时向工人发放生活费的也是其二人，我在工地上主要负责管理工人并制作考勤表。2012年年底，蒋泉平在北京房山工地现场给了我们工人每人1000元，并承诺回到常州后结清工资。2012年农历大年夜上午，常君平打电话给我让我到湟里拿钱，当时常君平和蒋泉平都在湟里环镇路，最后蒋泉平给了我40000元，我拿到后就分给了工人。另外，蒋泉平跟我说工人欠的工资，让我代他给工人打个欠条，承诺开年后工人工资全部结清。当天我向张国忠出具欠条时，与常君平及蒋泉平都沟通的，他俩是同意的，包括开始他俩答应的利息是一分，后他俩感觉不好意思，又把利息约定为两分。因为是常君平叫我去北京房山工地的，所以我觉得工地是常君平承接的，我们都是工人，谁找到我们，我们就认谁是老板，所以欠条上写的是“常君平房山工地”。2014年1月29日，张国忠先去问常君平要钱，后来常君平就给了我3000元，叫我转交张国忠，我给张国忠后，就在欠条上又加了一条付款情况。张国忠的劳务工资没有异议，但不应由我来偿还，请求法院依法判决。常君平一审辩称：北京房山的工程不是我承接的，是嘉泽夏庄的蒋泉平承接的，我只是在工地上帮助蒋泉平处理一些事宜，蒋泉平于2014年5月死亡。我与蒋泉平是同学关系，2012年，蒋泉平承接北京房山工地，因工程量较大，他找到我，叫我找个工程队长，去工地帮助他管理，后来我就找到汪菊方，我们三人在湟里吃了顿晚饭，就把这事给定下来。2012年4月，汪菊方带了七八个工人和我一起到北京房山工地。我在工地的时候，蒋泉平给我钱，我就发点生活费给工人。我自己在工地的工钱蒋泉平都没有结算给我。我没有委托汪菊方代写欠条。我与张国忠是同村人，如果张国忠是为我提供劳务的，理应由我出具欠条，没有必要由汪菊方出具欠条。汪菊方向张国忠出具欠条我是知情的，但我并不知道汪菊方出具欠条的内容。张国忠的劳务工资没有异议，但应由蒋泉平偿还。张国忠起诉要求我偿还劳务工资，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一审法院认为，劳务合同是指劳务提供人与劳务接受人依照法律规定签订协议，劳务提供人向接受人提供劳务活动，接受人向提供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本案中，张国忠作为劳务提供人是明确的，劳务报酬也不存在异议，仅是因为张国忠未与劳务接受人签订书面的劳务合同，导致双方对劳务接受人存有争议。案涉劳务活动过程中，汪菊方作为联络人及工地现场管理人，其出具的欠条应作为判断劳务关系的直接证据。从欠条的内容看，常君平系张国忠的劳务接收人。常君平反驳称张国忠的劳务接收人另有其人，其负有举证证明责任。本案审理过程中，常君平未提供任何书面证据，仅申请证人禚润祯出庭作证，但证人的证言仅能证明北京房山工地由案外人蒋泉平承接，但该事实并不能证明蒋泉平与张国忠之间存在直接的劳务关系。故常君平的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该院依照法律规定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综上，该院认定张国忠与常君平之间劳务关系成立，张国忠请求常君平支付劳务工资及约定利息，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作出判决：常君平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张国忠劳务报酬25030元及利息（自2016年3月2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26元，由常君平负担。本案二审期间，常君平围绕上诉请求提供欠条一份，并陈述该欠条系蒋泉平于2013年2月19日出具，蒋泉平刚开始是把欠条给了汪菊方，之后到了常君平手上，常君平后来就给了在工地负责记账的汪银方，通过汪菊方的回忆，在二审开庭前才在汪银方处找到。该证据证明张国忠的工资是蒋泉平工地上结算，是其北京工地的款项，与常君平无关。常君平另提供蒋泉平在北京工地领款时的签名，证明该欠条上蒋泉平签名的真实性。张国忠质证称，常君平一审中从未提及该欠条，且此证据在常君平处保管，张国忠根本不清楚此事，对其不予认可；张国忠一审提交的欠条出具时间是2013年2月9日，这欠条是原始依据，由汪菊方书写，根本没有提到案外人蒋泉平。汪菊方质证称，这个欠条是大年夜上午出的，（我们当时）拿了4万，并不够，所以就先打个欠条，载明来年6月1日前结清，让我代写一张欠条，所以当时让常君平写了总账，蒋泉平签了字。13年6月之前这张欠条由常君平从我这里拿过去了，因为常君平负责工地上杂七杂八的事情，我和蒋泉平不熟，我想让常君平拿着条子去问蒋泉平要钱，常君平将欠条及考勤表等一并交给了汪银方。这张条子是我找出来的。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常君平应作为劳务接受人向张国忠支付劳动报酬25030元及相应利息。主要理由如下：1、张国忠持有汪菊方书写的欠条上载明张国忠应取得“到常君平北京房山工地做工工资”，且汪菊方一审已陈述“当时写欠条的时候，经过与常君平和蒋泉平沟通，他们是同意的”，“包括开始他俩答应的利息是一分，后他俩感觉不好意思，又把利息约定为两分”，汪菊方的陈述表明其系受常君平和蒋泉平的共同委托向张国忠出具欠条。2、前述欠条明确载明常君平曾向张国忠支付劳务报酬，虽然常君平陈述该款系在张国忠急需资金的情况下垫付，但张国忠不予认可，结合张国忠2014年1月29日向常君平索要款项后，常君平再次向张国忠支付3000元的事实，可以认定常君平曾向张国忠支付劳动报酬。3、常君平二审提供落款为“蒋泉平”的欠条，载明蒋泉平确认结欠“北京工地”汪菊方、汪银方、张国中（忠）等人工资，但并未载有结欠常君平劳务报酬的金额，结合常君平一审关于“我自己在工地的工钱蒋泉平都没有结算给我”的陈述，无法认定常君平系受蒋泉平雇佣。综上，根据欠条及汪菊方、张国忠、常君平的陈述，可以认定常君平系张国忠的劳务接受人。常君平主张其受蒋泉平雇佣，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常君平关于蒋泉平的继承人为本案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亦不予支持。常君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26元，由常君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迪审 判 员  钱锦代理审判员  潘军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三日书 记 员  吴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