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杭商终字第100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永立。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金其飞，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宗贤。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潘伟军，浙江志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永立为与被上诉人杜宗贤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4）杭萧商初字第3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5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9月12日，陈永立为杜宗贤运输钢材至杜宗贤指定的浙江国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公司）承建的新塘吕才庄安置房工地。因收货人员发现运到工地的盘螺钢筋实际数量与货单不符，有失少现象，国泰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工地不明人员将运输车辆（浙A×××××重型半挂牵引车，陈永立挂靠于杭州福润运输有限公司）扣留。2013年10月22日，陈永立与杜宗贤在新塘派出所内，经自行协商，订立《协议书》，达成以下处理意见：杜宗贤应付国泰公司的补偿款、失少钢材的价款，陈永立的货车扣留期间损失，由双方各半承担。同日，经结算，陈永立支付杜宗贤16万元款项。次日，陈永立从国泰公司工地取回货车。该刑事报案公安机关尚未侦破。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陈永立是否受杜宗贤胁迫而签署协议书。法律规定，“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构成胁迫行为”。结合本案，首先，车辆系被工地不明人员扣留，陈永立诉称的胁迫人不确定。其次，公安机关已告知陈永立除刑事侦查外，由此事件引发的运输合同纠纷或扣车引发的侵权赔偿纠纷，属于民事权益纠纷，不属于公安机关接警处理职责范围。如陈永立当初不选择协商解决，其还可以自由选择提起相应的民事诉讼途径予以救济。陈永立自称，对即将扩大的扣车损失感到害怕的压力来自于自身，非来自于特定胁迫人的声称，胁迫人要挟的意愿不明确，不足以使其感到害怕而作出违背真意的判断。陈永立作为承运人在运输货物途中，缺少货物，原因不明，公安机关已列为刑事案件侦查。陈永立选择与杜宗贤自行协商处理经济纠纷完全出于自愿，不存在杜宗贤以其财产造成损害为要挟的情形。陈永立主张的事实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其请求法院撤销协议书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该院于2014年4月2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陈永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00元，减半收取1750元，由陈永立负担。
上诉人陈永立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陈永立与杜宗贤在签署协议过程中不存在胁迫行为，并提出了两点分析意见，原审判决的该两点理由偏离事实，且自相矛盾。一、车辆系被杜宗贤指使的人员扣留，一审判决认为与杜宗贤无关与事实不符。陈永立曾向公安机关要求取回被扣押在工地的货车，但公安机关表示其从未扣押过货车，让陈永立同国泰公司自行解决。陈永立到国泰公司工地要求取车时，工地表示并未扣车，陈永立可随时将车开走，但却不清楚货车钥匙去向。陈永立找来修车工人到工地开车时却遭到不明身份人员阻挠，说必须征得杜宗贤同意后才能将车开走。在历时一个多月后，陈永立与杜宗贤达成协议后，陈永立便可以立刻将货车开走。上述过程足以说明货车实际是由杜宗贤指使不明身份人员扣留。二、原判认定的“车辆系被工地不明人员扣留”，恰恰是陈永立在签署协议前最担心最恐惧的，因为会导致陈永立无法主张权利。原审判决的第二点理由认为陈永立“可以自由选择相应的民事诉讼途径予以救济”，显然与此前认定的“车辆系被工地不明人员扣留”自相矛盾。工地不明人员显然不能成为被告。货车长时间停在工地，存在毁损、灭失的风险，在陈永立与杜宗贤签署了协议的事实下，一审法院尚且认为扣车与杜宗贤无关，在没有协议的情况下直接起诉杜宗贤更加没有证据证明杜宗贤扣车的事实。陈永立的担忧其实已经原审判决证实。在求助公安机关无果的情况下，考虑到直接诉讼风险巨大，且诉讼时间漫长，车辆安全无法得到保障，更是由于运输生意不能做，断了收入来源，家庭生计也存在问题，陈永立不得不被迫选择签订协议。三、在派出所签订协议，不等于在签协议之前的协商过程没有胁迫。双方都选择到派出所签订协议，更重要的功能是确保协议能顺利履行，对于陈永立来说，其能立刻取回货车免除风险和担忧。四、杜宗贤在一审中无法提供其向国泰建设赔偿30万元的凭据。如果其没有支付该笔款项，那么其与陈永立签订的协议就存在欺诈，依法也应当撤销，甚至可能构成犯罪。综上，一审认定双方在签订协议过错中不存在胁迫与事实不符，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支持陈永立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杜宗贤承担。
被上诉人杜宗贤答辩称：一、车辆被扣并非杜宗贤所指使的人员所为，所谓的“不明人员扣留、阻挠”也是陈永立在一审的诉状中自行陈述的事实。二、案涉协议并不存在胁迫、欺诈等法定撤销事由，且该协议的订立是在陈永立的车辆取回之后的次日订立。综上，一审判决正确，陈永立上诉的事实没有证据支持，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陈永立以其受胁迫而签订案涉《协议书》为由要求撤销该协议，审理中，陈永立明确该胁迫是指“经济上的胁迫”。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可以确认，陈永立与杜宗贤之间存在多年货物运输关系，陈永立受杜宗贤委托运输钢材至杜宗贤指定的工地，同时陈永立亦认可，若运输过程中发生钢材缺失应由其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双方纠纷的起因系收货方国泰公司发现钢材缺失以及陈永立所运输车辆被扣留。故双方经协商签订了《协议书》，审核该协议书内容，包括了杜宗贤应支付给国泰公司的补偿款、被现场查获的缺失钢材的价款、陈永立的货车扣留期间的损失。本院认为，陈永立负责运输的钢材存在缺失以及陈永立的货车被扣留均系客观事实，双方当事人在此基础上，并结合陈永立与杜宗贤存在长期货运业务的事实，在新塘派出所签订了案涉协议。除了被现场查获的缺失钢材的损失，该协议还包括了杜宗贤支付给收货方国泰公司的补偿款损失，并对陈永立因车辆被扣留产生的损失也给予了适当弥补，协议内容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另外，本院还注意到，陈永立在向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报案制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陈永立怀疑其雇佣的驾驶员存在盗取钢材的行为，因损失应由其承担，故据此报案。该陈述与《协议书》中陈永立愿意承担收货方钢材补偿款的内容相印证。由此可见，案涉《协议书》所涉内容具备一定的事实基础。陈永立认为该协议受胁迫所签订，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陈永立经营的车辆被扣留，但依据目前的证据尚不能确认系杜宗贤指使他人所为，原审法院关于车辆被工地不明人员扣留的事实认定并无不当。关于杜宗贤实际有无向国泰公司支付补偿款事宜。杜宗贤陈述已从国泰公司应支付的货款中予以扣除，结合本案事实，国泰公司已就钢材缺失向公安机关报案，且案涉车辆被扣留于国泰公司工地，因此，国泰公司对陈永立与杜宗贤之间的纠纷应当知晓，加之，国泰公司系钢材缺失的受损害方，其依据与杜宗贤之间的合同关系向杜宗贤主张权利，亦符合情理，故本院认为，杜宗贤的陈述具有一定可信性。陈永立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对其要求撤销原审判决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500元，由上诉人陈永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施迎华
审 判 员 崔 丽
代理审判员 张 蕊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周治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