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三中行终字第00270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高淑兰，女，1934年2月2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毕巍（上诉人之子），1956年3月2日出生。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16号院3号楼。
法定代表人杨斌，主任。
委托代理人邢天昊，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林亚明，女，1951年5月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京海，男，1956年12月15日出生，北京中医药大学房管科科长。
上诉人高淑兰因房屋权属行政登记行为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3）朝行初字第10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4年2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高淑兰及其委托代理人毕巍，被上诉人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市住建委）的委托代理人邢天昊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2年8月20日，市住建委颁发X京房权证朝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以下简称被诉房产证），将坐落于北京市朝阳区×号楼×层×单元×1号房屋（以下简称×1号房屋）的所有权人由高淑兰转移登记为林亚明。高淑兰不服上述房屋权属登记行为，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建设部《房屋登记办法》的规定，房屋登记由房屋所在地的房屋登记机构办理。房屋登记机构，是指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或者其设置的负责房屋登记工作的机构。据此，市住建委作为本市行政区划内建设（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和主管房屋登记的行政主管部门，具有依据《房屋登记办法》的规定，对我市行政区域内的房屋进行行政登记的法定职责。
本案中“房改售房”、“房改调房”涉及我国及本市城镇住房制度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向职工出售公有住房、对已购公房在职工间进行调整的相应规定。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根本目的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城镇住房制度，向中低收入职工家庭出售公有住房实行成本价。建设部《关于房改售房权属登记发证若干规定的通知》规定，职工以成本价购买的住房，产权归个人所有，经登记核实后，发给《房屋所有权证》，产别为“私产”，产权来源为“房改售房”。本案中，原北京针灸骨伤学院向其职工高淑兰以成本价出售公有住房，高淑兰缴纳房屋成本价后获房屋登记机关颁发的《房产所有证》，其住房产权来源即为“房改售房”。《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北京市人民政府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关于印发﹤房改房售房备案工作规范（试行）﹥和﹤房改房权属登记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规定，在进行房改调房的公有住房买卖（房改房）转移登记时，售房单位应提交：区县房改办的备案证明，包括主管部门的房改批复、售房明细表或者备案的购房人名单、经年检的事业法人证书、售房单位授权委托书、受托人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居民身份证等证明材料；购房人应提交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居民身份证；购房合同、原售房单位和原购房人签订的回购（调房）协议、原购房人的房屋所有权证、产权单位和现购房人签订的购房协议等证明文件。本案中，市住建委在收取原售房单位北京中医药大学及购房人林亚明提交的上述证明文件并进行审核后，依法定程序向林亚明颁发被诉之房屋所有权证书，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相关规定。针对高淑兰称其与原北京针灸骨伤学院签订的由原北京针灸骨伤学院回购×1号房屋的《卖房协议》、其与原北京针灸骨伤学院、林亚明签订的将×1号房屋产权调整给林亚明的《房屋变更合同书》均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文件上“高淑兰”的签字均不是其本人签署的主张，高淑兰未向法院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亦最终未针对“高淑兰”签字的真实性向法院提出技术鉴定申请，故其上述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市住建委向林亚明颁发被诉房产证的行为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并无不当，高淑兰要求撤销上述《房屋所有权证》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高淑兰要求撤销市住建委就×1号房屋向林亚明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的诉讼请求。
高淑兰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本院，其理由略为：高淑兰于1995年6月个人花钱购买了原单位（北京针灸骨伤学院）依法向本单位职工出售的公有住房，依法拥有所购房屋的全部产权，并取得了房管局颁发的京房权证朝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1号房屋成为高淑兰的合法私有房屋，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破坏。同时，高淑兰按照自己的正教授级别，拥有另一套小户型住房“×号楼×2号”。这个房屋是原北京针灸骨伤学院第二次向本单位的680多名职工出售公有住房时，按高淑兰的正教授级别，分售给高淑兰的补差房。高淑兰于1995年购买的花家地南里×1号房屋加上2000年购买的×2号房屋，合计达到了高淑兰正教授应当享有的140平方米的住房标准。林亚明和学校用暴力抢占了高淑兰的×号私有房屋。在打官司的过程中，北京中医药大学和林亚明利用窃取的高淑兰的房屋所有权证，伪造了其他诸如《授权委托书》等假证据，偷偷到市住建委由北京中医药大学申请为林亚明违法办理了×1号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和办理了房产证。市住建委认定本案的事实为“房改售房”是认定事实不清，其程序严重违法。×1号房屋是以成本价购得，产权归购房人高淑兰所有，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和合法的规定。×1号房屋按成本价由高淑兰购买后，就不再是“房改房”，而是私产房。根据房产档案，×1号房屋的产权登记在高淑兰名下，未登记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名下，北京中医药大学依法不具有售房单位的资格和权力，市住建委认定北京中医药大学是售房单位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市住建委在实施涉及×1号房屋的具体行政行为中，存在滥用职权的违法审批和办证的行为。市住建委提交的证据中的《调整已购公房重新参加房改的申请》，该申请是北京中医药大学呈交给市住建委的，作为给林亚明办理房产转移登记的审批材料之一。但证据证明北京中医药大学不具有×1号房屋的所有权，不具有处分权。市住建委应当依法履行其职权，拒绝批准该学校的非法申请。但市住建委却反其道而行，其实施的该具体行政行为不合法，应当受到法律的追究。市住建委向法院提交的《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授权委托书》、《批量受理单》、《卖房契约》、《房屋变更合同书》等证据都是伪造的。市住建委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号房屋不是公有住房，是私有房产，不适用“房改售房”的法规。市住建委将私产房按照房改售房的法规处理×号私产房的产权，必然触犯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存在徇私枉法的行为。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一部分却被法院拒绝了。一审法院违法直接采用了未经过质证的、未得到查证属实的《卖房契约》作为定案的证据。本案中，主张《卖房契约》成立生效的一方是北京中医药大学和市住建委，应当由该二人承担举证责任，应当由该二人申请鉴定。但是，该二人没有依法提出鉴定申请。一审法院对谁应当是鉴定主体认定错误，颠倒了举证主体责任，对应当承担鉴定申请的市住建委和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不申请行为进行包庇，而嫁祸于高淑兰，该行为实属不公正司法。一审法院故意隐瞒对市住建委不利的证据，一审法院故意包庇被上诉方的造假行为，徇私枉法。一审法院对市住建委拒绝出示《授权委托书》的行为，听之任之，在判决书中法院故意不写被上诉方捏造的、并且存档的假证据《授权委托书》，这表明一审法院对被上诉方包庇是多方面的。市住建委提交的《交款通知书》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伪造的，它是一张白条子，不是发票，不是收据，没有公章印，没有交款人签字，没有经办人签字。一审法院未经核实就片面采用了此伪造的《交款通知书》作为定案证据，实属司法不公正。综上，市住建委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对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程序严重违法，给高淑兰造成了巨额财产损失。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撤销被诉房产证，由市住建委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市住建委及林亚明同意并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市住建委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房屋产权登记书》；2.北京市房屋登记表（楼房）；3.房产平面图；4.单位出售公有住房房价计算表；5.北京针灸骨伤学院与高淑兰于1995年6月19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本组证据用以证明×1号房屋于1995年由北京针灸骨伤学院转移登记为高淑兰。第二组证据：1.《房屋产权登记书》；2.改按成本价购房（不建住房公积金）变更产权申请；3.单位出售公有住房补交房价计算表，本组证据用以证明市住建委对×1号房屋性质由优惠价购房变更为成本价购房作出变更登记的情况。第三组证据：1.朝阳区房改办于2012年7月2日出具的《单位调整住房备案证明》；2.单位出售公有住房交易档案目录；3.北京中医药大学《调整已购公房重新参加房改的申请》；4.北京中医药大学《关于申请按2001价出售北京中医药大学部分住宅的请示》；5.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关于对北京中医药大学出售部分职工住宅请示的批复》；6.北京中医药大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7.北京中医药大学法定代表人高××及其委托代理人张××的身份证复印件；8.北京中医药大学向朝阳区房改办提起的《单位调整已购公房重新参加房改的申请》；9.北京中医药大学2003年（01年价）出售腾退已购公房明细表；10.北京中医药大学出具的《承诺书》；11.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组织机构代码证》；12.教育部《关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针灸骨伤学院合并组建新的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决定》；13.单位调整已购公房过户名单；14.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及审核意见；15.房产所有证；16.房屋登记表；17.2000年1月13日高淑兰与北京针灸骨伤学院签订的《卖房契约》；18.北京中医药大学与林亚明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19.高淑兰与林亚明签订的《房屋变更合同书》；20.北京针灸骨伤学院与高淑兰于1995年6月19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21.单位出售公有住房房价计算表；22.高淑兰身份证复印件；23.林亚明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24.张××身份证复印件；25.北京市教师购房增加优惠证明；26.调房付款通知单；27.批量受理单。本组证据用以证明市住建委对×1号房屋所有权人由高淑兰转移登记至林亚明的情况。同时，市住建委向法院提交以下办理被诉的房屋权属转移登记所依据的规范性法律文件：1.《房屋登记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168号）；2.《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北京市人民政府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关于印发﹤房改房售房备案工作规范（试行）﹥和﹤房改房权属登记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3.《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关于加快办理出售公有住房权属审查、面积测算、买卖过户、登记发证手续有关问题的通知》，用以说明市住建委具有对房屋权属进行登记的法定职责，其作出被诉的房屋权属转移登记行为符合规定。
高淑兰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朝私更成字第×号房产所有证；2.北京市朝阳区房屋管理局出具的《证明》，证据1、2用以证明涉案房屋依法登记在高淑兰名下，高淑兰系涉案房屋的唯一合法所有权人、涉案房屋是高淑兰的私产。3.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4.授权委托书；5.批量受理单，证据3-5用以证明市住建委违法将涉案房屋的产权转移登记至林亚明名下，其中证据4中授权委托书上的高淑兰签字是伪造的。
林亚明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1.1999年1月16日北京针灸骨伤学院分房方案；2.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档案存档的北京针灸骨伤学院办理朝阳区×号楼4单元×2号房屋所有权人变更的档案材料，用以证明高淑兰现居住的房屋系×1号房屋通过换房而来；3.调整住房后高淑兰补交的差价收据；4.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关于对北京中医药大学出售部分职工住宅请示的批复》；5.2004年住房调查表，高淑兰填表时仅填写了422房屋，没填×1号房屋，说明高淑兰对调房一事是认可的；6.2007年9月25日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作出的《物证技术学鉴定书》；7.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07）朝民初字第11290号《民事判决书》。
通过查阅一审卷宗材料，上述证据已经一审开庭质证，一审法院作出认证如下：1.市住建委提交的三组证据，系其作为房屋登记机构保管的档案材料，能够证明原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原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及市住建委涉案房屋权属转移、变更登记所收受的相关材料以及履行程序的客观情况，法院予以采信；2.高淑兰提交的证据中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批量受理单与市住建委相应证据一致，北京市朝阳区房屋管理局出具的《证明》具备真实性，对于以上证据法院予以采纳；3.林亚明提交证据中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关于对北京中医药大学出售部分职工住宅请示的批复》与市住建委相应证据一致，《物证技术学鉴定书》、民事判决书能够证明北京中医药大学与高淑兰进行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委托鉴定单位对《卖房契约》中“高淑兰”签字进行鉴定的情况，法院予以采纳；4.高淑兰、林亚明提交的其他证据与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不具关联性，法院不予采纳。
经审查，本院同意一审法院的认证意见，一审法院确认的有效证据能够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高淑兰与林亚明均为北京中医药大学退休人员。1995年6月19日，高淑兰与其当时所在单位北京针灸骨伤学院签订《房屋买卖契约》，以优惠价购买了×1号房屋，1995年8月8日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为高淑兰颁发朝私优字第×号《房产所有证》。1996年9月12日原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受理高淑兰与原售房单位北京针灸骨伤学院共同提交的《改按成本价购房变更产权申请》，申请补交房价款并改按成本价购房，同日原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为高淑兰颁发朝私更成字×号《房产所有证》。2000年1月13日，北京针灸骨伤学院与高淑兰签订《卖房契约》，约定高淑兰将花家地南里×1号房屋卖给北京针灸骨伤学院，房价按（94）京房改办字第054号文件规定的计算办法执行。2000年1月25日，北京针灸骨伤学院与高淑兰签订《房屋变更合同书》，2006年12月30日林亚明在以上《房屋变更合同书》上签字，《房屋变更合同书》约定高淑兰愿将×1号房屋过户给新住户，双方同意按照国家政策办理过户手续等。2000年7月，教育部决定将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针灸骨伤学院合并组建为新的北京中医药大学，新的北京中医药大学为教育部直属高校。2007年3月12日，林亚明与北京中医药大学签订《房屋买卖契约》，约定北京中医药大学将×1号房屋出售给林亚明。2012年6月26日，北京中医药大学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提交《单位调整已购公房重新参加房改的申请》，申请×1号已购公房调整给林亚明居住。2012年7月2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向北京市朝阳区房屋管理局权属登记中心出具《单位调整住房备案证明》（2012年度序号：调10），同意办理产权登记发证工作。嗣后，林亚明向房屋登记机关提交《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申请将×1号房屋转移登记至林亚明名下，北京中医药大学、林亚明亦向房屋登记机关提交北京中医药大学《组织机构代码证》、售房单位《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居民身份证、售房单位《售房委托书》及受托人居民身份证、北京市朝阳区房屋管理局权属登记中心出具的上述《单位调整住房备案证明》及《北京中医药大学2003年（01年价）出售腾退已购公房明细表》、证明所出具文件与原件相符的《承诺书》、购房人林亚明居民身份证、北京针灸骨伤学院与高淑兰签订回购涉案房屋的《卖房契约》、北京针灸骨伤学院与高淑兰、林亚明就涉案房屋办理调房过户所签订的《房屋变更合同书》、《房产所有证》、林亚明与北京中医药大学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等相关材料。2012年8月20日市住建委向林亚明核发被诉房产证，将涉案房屋所有权人转移登记为林亚明。
一审法院另查明，高淑兰、林亚明曾因民事纠纷争讼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诉讼过程中高淑兰否认其与北京针灸骨伤学院于2000年1月13日签订的《卖房契约》的真实性，并就该协议中“高淑兰”的签名真实性申请司法鉴定，后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接受法院委托就上述事宜进行鉴定后出具法大（2007）物鉴字第247号《物证技术学鉴定书》，鉴定结论为《卖房契约》中卖房人处“高淑兰”的签名是手写形成，其与高淑兰本人认可的样本上签名为同一人书写。本次一审行政诉讼中，高淑兰提交《鉴定申请书》，要求对市住建委证据中高淑兰与北京针灸骨伤学院于2000年1月13日签订的《卖房契约》与北京针灸骨伤学院、高淑兰及林亚明签订《房屋变更合同书》等两份材料上“高淑兰”签字的真实性予以鉴定。后，高淑兰又向一审法院撤回上述鉴定申请。
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市住建委作为本市房屋行政主管部门，具有对本市辖区内的房屋权属登记依法进行管理的职权。
《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北京市人民政府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关于印发﹤房改房售房备案工作规范（试行）﹥和﹤房改房权属登记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规定，在进行房改调房的公有住房买卖（房改房）转移登记时，售房单位应提交：区县房改办的备案证明，包括主管部门的房改批复、售房明细表或者备案的购房人名单、经年检的事业法人证书、售房单位授权委托书、受托人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居民身份证等证明材料；购房人应提交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居民身份证；购房合同、原售房单位和原购房人签订的回购（调房）协议、原购房人的房屋所有权证、产权单位和现购房人签订的购房协议等证明文件。本案中，原售房单位北京中医药大学及购房人林亚明按照规定向市住建委提交了相关材料，市住建委经审查向林亚明核发被诉房产证并无不当。高淑兰认为《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授权委托书》、《批量受理单》、《卖房契约》、《房屋变更合同书》等材料系伪造的，但高淑兰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上述主张，故高淑兰的上述诉讼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高淑兰的诉讼请求正确，本院应予维持。高淑兰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高淑兰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贾志刚
代理审判员 胡兰芳
代理审判员 董 巍
二〇一四年三月五日
书 记 员 伍爱军
书 记 员 张 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