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1民终809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月珍，女，汉族，1955年4月11日出生，住浙江省慈溪市。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定超，男，汉族，1951年1月21日出生，住浙江省慈溪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人民大道401号。代表人：葛永明，该支行行长。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陶翔，该支行员工。原审被告：杭州怡丰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人民大道652号1幢652-6#。诉讼代表人：钱育新，杭州怡丰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负责人。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吴伟清、杨献艺，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钱益升，男，汉族，1965年12月24日出生，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原审被告：张芳，女，汉族，1972年8月13日出生，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原审被告：杭州小田东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乔司街道乔司社区1组乔井路55号。法定代表人：钱益升，该公司董事长。原审被告：东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经济开发区天荷路46号。法定代表人：钱益升，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胡月珍、胡定超为与被上诉人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以下简称恒丰银行余杭支行），原审被告钱益升、张芳、杭州小田东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田东公司）、东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田公司）、杭州怡丰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丰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6）浙0110民初44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依法延长审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胡月珍、胡定超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恒丰银行余杭支行的起诉。二、依法判令恒丰银行余杭支行承担本案相关诉讼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事实与理由：恒丰银行余杭支行发放贷款时违法操作，系违法放贷。对于违法的行为，担保人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按照我国民法“先刑后民”的原则，以及根据有关规定: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一、恒丰银行余杭支行贷款后存在着违法贷款索贿行为，索贿金额巨大，其中就有一笔金额为120多万的，银行本案负责人赵某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现已被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立案受理（受案登记表文号为：余公（经）受案字[2016]10072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民商事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民商事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二、恒丰银行余杭支行在发放贷款时没有做到贷前审查、贷后调查的责任。根据钱益升放款后的账户明细单可以看到，该1000万被分两笔转走：1、在2014年6月9日转账800万元至杭州巨岛科技有限公司，用途为“购货”，而杭州巨岛科技有限公司于当日将该笔800万元转账至杭州美西实业有限公司，备注为“往来”；2、在2014年6月12日转账200万元至杭州巨岛科技有限公司，用途为“还款”，而杭州巨岛科技有限公司又于当日将该笔200万元转账至钱益升另一卡内，备注为“还款”。据查：杭州巨岛科技有限公司及杭州美西实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钱益升，第一笔800万元转来转去还是转至钱益升的公司，如果再深入调查杭州美西实业有限公司这800万元的去向，应该还是转给钱益升或其名下企业的；第二笔200万元就更直接的转一个圈回到钱益升手里。恒丰银行余杭支行所签订的《个人经营借款合同》中，特别约定条款明确约定借款用途为购货、借款支付方式为债权人受托支付。在《个人经营借款合同》第七条借款发放第（一）条中，明确借款资金发放之前，债权人即银行应审核用途的相关交易资料。但是恒丰银行余杭支行自己违背贷款用途，在委托支付时将200万元明确用还款的用途支付，且所谓“购货”单位也是钱益升自己名下的企业。说明恒丰银行余杭支行发放贷款时，明知道该笔贷款并不符合经营需要，而是给钱益升还款之用，还要违法发放经营贷款，且并未告知胡月珍、胡定超即抵押人，属于骗取抵押人的抵押担保，系违法放贷，不应受到法律保护。胡月珍、胡定超提供的抵押担保是对合法行为的担保，对于违法放贷行为，超越了担保范围的约定，应不受法律保护。根据《担保法》第三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一）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因此，对于恒丰银行余杭支行违法放贷、骗取担保人担保的，抵押担保人即胡月珍、胡定超不应该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三、恒丰银行余杭支行利用空白格式合同，在与胡月珍、胡定超签订个人担保合同时，并未向胡月珍、胡定超说明，胡月珍、胡定超并不知情已签订该担保合同，根本不知道签有《个人借款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在一审法院发来传票时才注意到有这么一份合同的。2014年6月4日，胡月珍、胡定超在江苏省泰兴市出差，并入住于泰兴市新世纪皇冠大酒店内，因钱益升请求帮助借房产证办理抵押登记，6月5日钱益升会计开车带银行工作人员来泰兴找胡月珍夫妇，当日直接到泰兴市行政服务中心和胡月珍、胡定超两人签订《个人借款最高额抵押合同》的。当时银行工作人员拿着几份格式合同、并已经翻到最后一页签字处，拿给胡月珍、胡定超夫妻俩签字的，只说是办抵押需要的，并未对其进行格式合同内容解释，也未提及有最高额保证合同，因当时在行政服务中心办理登记处签字，所以很匆忙，到此时才知道，被骗着签订了所谓的《个人借款最高额保证合同》。该银行的做法完全是违法的，请求判定该份《个人借款最高额保证合同》不成立。恒丰银行余杭支行答辩称：一、不存在违法贷款的情况。这一事实，下城公安已经连同余杭公安一并答复当时索贿的举报人。并且不存在违法放贷的情况，所以不予立案。二、关于放贷前的调查情况。原审已经就相关事实审查并认定，没有所谓的未做到尽职调查的情况。杭州巨岛科技有限公司和杭州美西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人，他们之间的钱款的流转与钱益升个人是没有关系的。三、《个人借款最高额保证合同》中，胡定超、胡月珍的签字是其真实的签字。在签订保证合同的时候客户经理也作了明确的告知和提示，相关的事实的在原审的庭审中也已经作出了陈述并且经法庭认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怡丰成公司的陈述意见和恒丰银行余杭支行的答辩意见一致。钱益升、张芳、小田东公司、东田公司未提交答辩意见。恒丰银行余杭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钱益升、张芳立即归还恒丰银行余杭支行借款1000万元，利息（含复息、罚息）160333.30元【暂计算至2015年5月6日，此后的利息（含复息、罚息）按借款合同约定计付至实际清偿完毕日止】；二、小田东公司、东田公司、怡丰成公司、胡月珍、胡定超对钱益升、张芳所负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恒丰银行余杭支行有权对胡月珍、胡定超名下的抵押物【房产证号：泰房权证泰兴字第××号，土地证号：泰国用（2014）第28**号】采用拍卖、变卖等方式依法变价，对变价所得款项在债权范围内优先受偿；四、钱益升、张芳、小田东公司、东田公司、怡丰成公司、胡月珍、胡定超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包括保全费5000元）。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6月5日，恒丰银行余杭支行作为债权人与小田东公司作为保证人签订编号为恒银（杭）[3]个最高保字（2014）年第（032）号《个人借款最高额保证合同》，与东田公司、怡丰成公司、胡月珍、胡定超作为保证人签订编号为恒银（杭）[3]个最高保字（2014）年第（032）-1号《个人借款最高额保证合同》，上述二份《个人借款最高额保证合同》均作如下约定：本合同担保的主合同为编号恒银（杭）[3]个授借字（2014）年第（032）号的《个人授信额度借款合同》，债权人向债务人提供1200万元整的借款，借款期限自2014年6月5日至2019年6月4日；保证期间自2014年6月5日至2019年6月4日，保证最高本金限额为1200万元，在该最高本金限额内，不论债权人与债务人发生债权的次数和每次的金额，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及于该最高本金限额项下的所有债权余额；保证范围为保证额度有效期内发生的在保证最高本金限额项下的所有债权余额，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合同项下有多个保证人的，各保证人共同对债权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债务人未依约履行主合同项下债务时，无论债权人对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债权人均有权直接要求保证人承担全部担保责任；合同还对其他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同日，恒丰银行余杭支行作为抵押权人与胡月珍、胡定超作为抵押人签订编号为恒银（杭）[3]个最高抵字（2014）年第（032）号《个人借款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本合同担保的主合同为编号恒银（杭）[3]个授借字（2014）年第（032）号《个人授信额度借款合同》，债权人向债务人提供1200万元整的借款，借款期限自2014年6月5日至2019年6月4日；抵押额度有效期自2014年6月5日至2019年6月4日，抵押最高本金限额为2611万元；抵押人自愿以江苏省泰兴市鼓楼南路72号第二层房产设定抵押，主债务清偿完毕后，抵押权才消灭；抵押担保的债权范围为在抵押最高本金限额项下，抵押权人与债务人在抵押额度有效期内发生的所有债权余额以及在最高额抵押权设立前已经存在的经抵押人同意转入本合同约定担保范围的债权余额（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抵押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合同还对其他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恒丰银行余杭支行已取得编号为泰房他证泰兴字第××号房屋他项权证。同日，恒丰银行余杭支行作为债权人与钱益升、张芳作为债务人签订编号为恒银（杭）[3]个授借字（2014）年第（032）号《个人授信额度借款合同》，约定：经债务人申请，债权人同意给予债务人最高本金限额为1200万元的额度授信，授信有效期自2014年6月5日起至2019年6月4日；在额度授信有效期内，债务人可循环使用授信额度，债务人必须逐笔申请，经债权人逐笔审批同意后方可使用；债务人未按本合同及各分合同的约定偿还借款本息视为债务人违约，债权人有权宣布债务人额度项下全部或部分债务提前届满，要求债务人承担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并赔偿其他损失；编号为恒银（杭）[3]个最高抵字（2014）年第（032）号《个人借款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为恒银（杭）[3]个最高保字（2014）年第（032）号《个人借款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本合同及分合同的担保合同；合同还对其他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2014年6月9日，恒丰银行余杭支行作为债权人与钱益升、张芳作为债务人签订编号为恒银（杭）[3]个授借字（2014）年第（032）号-1《个人经营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12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4年6月9日至2015年6月8日，借款用途为购货，借款利率为固定年利率7.8%，借款逾期，罚息利率为借款利率上浮50%，借款支付方式为债权人受托支付，还款（放款）账户户名为钱益升，账户为62×××38，收款人名称为巨岛公司，收款人账户为20×××55，借款本息偿还方式为按月付息，到期还本；债务人未按期还款且又未就展期事宜与债权人达成协议，构成借款逾期的，债权人有权对逾期的借款计收罚息，债务人未按时支付利息的，债权人有权按罚息利率对欠息计收复利；合同项下既有物权担保又有保证担保的，债权人有权在行使担保权时进行选择，既可以先行使物权担保，也可以先行使保证担保，还可同时行使物权担保和保证担保以清偿合同项下的债权债务；合同还对其他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同日，恒丰银行余杭支行向钱益升、张芳发放贷款1000万元，并出具《个人贷款借款凭证》，载明：借款期限自2014年6月9日至2015年6月8日，借款用途为购货，借款利率为年利率7.8%。后恒丰银行余杭支行根据钱益升出具的《个人业务委托书》分别于2014年6月9日及2014年6月12日向巨岛公司支付800万元及200万元。借款后，钱益升、张芳自2015年3月21日起未按约支付利息，恒丰银行余杭支行根据合同约定提前收回贷款本息，要求钱益升、张芳返还全部债务，为此，恒丰银行余杭支行诉至法院，请求上判。另查明，2014年6月16日，恒丰银行余杭支行还向钱益升发放贷款200万元，后该借款本息于2014年6月20日付清。另认定，2015年11月25日，法院根据怡丰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怡丰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原审法院认为：恒丰银行余杭支行与钱益升、张芳签订的《个人授信额度借款合同》、《个人经营借款合同》，与小田东公司以及东田公司、怡丰成公司、胡月珍、胡定超分别签订的《个人借款最高额保证合同》，与胡月珍、胡定超签订的《个人借款最高额抵押合同》均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法院确认合法有效。恒丰银行余杭支行依约发放了贷款，钱益升、张芳未按约还本付息，构成违约，应承担返还借款本息的民事责任。小田东公司、东田公司、胡月珍、胡定超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应对钱益升、张芳的债务分别在约定的最高限额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胡月珍、胡定超抗辩未签订《个人借款最高额保证合同》，并称对该合同中胡月珍、胡定超的签名捺印不清楚，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该签名捺印虚假，且经法院释明后明确表示对该签名捺印的真实性不申请鉴定，故法院对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胡月珍、胡定超以编号为泰房他证泰兴字第××号房屋他项权证项下房产为钱益升、张芳向恒丰银行余杭支行自2014年6月5日至2019年6月4日期间内的借款在最高本金限额2611万元及相应的利息等范围内提供抵押担保，恒丰银行余杭支行有权对上述抵押物在约定债权确定期间内的最高本金限额及相应利息范围内优先受偿。胡月珍、胡定超抗辩称抵押合同签订地点并非恒丰银行余杭支行且抵押担保已注销，法院认为，胡月珍、胡定超所持异议的合同签订地点并不影响合同效力及合同项下责任的承担，而其所称抵押担保已注销与法院查明的事实也不相符，本案借款发生于合同约定的抵押额度有效期内，胡月珍、胡定超理应对该期间内所有债权余额承担抵押担保责任，故法院对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信；胡月珍、胡定超还抗辩称恒丰银行余杭支行违法发放本案贷款以及恒丰银行余杭支行在本案贷款过程中存在索贿行为，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法院对该抗辩意见亦不予采信。恒丰银行余杭支行关于怡丰成公司对钱益升、张芳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主张，因法院于2015年11月25日裁定受理怡丰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故怡丰成公司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应对钱益升、张芳尚欠借款本金及截止2015年11月25日的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怡丰成公司的相关抗辩意见法院予以采信。综上，恒丰银行余杭支行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法院予以支持；其余部分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二百零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钱益升、张芳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借款1000万元。二、钱益升、张芳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利息（含罚息、复利）160333.30元【暂计至2015年5月6日，此后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含罚息、复利）按《个人经营借款合同》约定另计】。三、杭州小田东贸易有限公司、东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胡月珍、胡定超对上述第一、二项债务在最高本金限额120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含罚息、复利）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杭州怡丰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债务及第二项债务中的利息160333.30元【暂计至2015年5月6日，此后至2015年11月25日止的利息（含罚息、复利）按《个人经营借款合同》约定另计】在最高本金限额120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含罚息、复利）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对胡月珍、胡定超提供的抵押物即编号为泰房他证泰兴字第××号房屋他项权证项下房产在最高本金限额2611万元及相应的利息（含罚息、复利）范围内就上述第一、二项债务优先受偿。六、驳回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82762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87762元，由钱益升、张芳负担，杭州小田东贸易有限公司、东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怡丰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胡月珍、胡定超负连带责任。二审期间，胡定超、胡月珍提供的证据有：受案回执一份，用以证明本案借款的负责人赵某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公安机关调查。同时，向人民法院调查取证，调查赵某涉及刑事案件的相关情况。恒丰银行余杭支行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因受案回执的内容中并没有赵某关于哪一笔贷款的事实，故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怡丰成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仅仅证明公安机关受理了举报，但是没有正式立案。钱益升、张芳、小田东公司、东田公司未质证。恒丰银行余杭支行、怡丰成公司、钱益升、张芳、小田东公司、东田公司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上述证据评判如下：上述证据可以证明公安机关对胡定超举报的赵某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予以受理，但截至目前近六个月时间未正式立案侦查，且根据受案回执内容，结合胡定超所收到的公安机关的回复，上述证据不能反映出与本案借贷情况相关，上述证据不能达到胡定超、胡月珍的证明目的。另，关于胡定超、胡月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赵某涉及刑事案件的相关情况，该申请不符合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法定条件，对此不予准许。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争议的焦点为：胡定超、胡月珍就案涉借款是否应承担保证责任。首先，胡定超、胡月珍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其进行的民事活动所引起的后果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现未有证据证明其签订的《个人借款最高额保证合同》及《个人借款最高额抵押合同》有违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事后也未依法请求撤销，应认定上述合同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其次，截至目前为止，没有证据证明恒丰银行余杭支行存在违法放贷、涉嫌刑事犯罪的行为，亦没有证据证明恒丰银行余杭支行在贷款发放过程中与借款人存在恶意串通,骗取保证的情形，贷款人审查发放借款以及调查、监督借款使用情况的权利行使中的瑕疵行为，不足以作为免除保证人保证义务的正当抗辩理由。现借款人未按约还款，恒丰银行余杭支行作为债权人有权依法向包括胡定超、胡月珍在内的保证人主张保证责任。综上，胡定超、胡月珍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2762元，由胡定超、胡月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瞿 静审判员 张 敏审判员 赵 魁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三日书记员 沈冰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