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民终140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国均，男，1976年12月8日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茂梅，四川美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种都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前锋村夹路村宅4号5幢101室。
法定代表人：刘光基，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穆仁菊，上海融栢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维维，上海融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种都蔬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彭州市濛阳镇新城商业中心宝兴街37号。
法定代表人：刘光基，总经理。
上诉人李国均因与被上诉人上海种都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种都公司）、四川种都蔬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种都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5民初484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2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国均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茂梅、被上诉人上海种都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穆仁菊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四川种都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国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支持对上海种都公司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系争打印版和手写版的《关于刘光基与李国均执行案件处理备忘录》都是在2016年3月10日达成口头意向，而正式草拟成打印版是在第二天11日上午，之后双方感觉不妥，又经修改，因时间已经晚无打印条件，就形成了手写版的备忘录，并注明签订时间是2016年3月11日，刘光基也签字确认了这一事实。而一审判决却又基于上海种都公司、四川种都公司提供的执行担保书中只有四川种都公司作的担保，来推定手写版的备忘录早于打印版的备忘录，并据此以打印版备忘录为依据，判决上海种都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认为孙某并不是上海种都公司法定代表人且未经该公司授权代该公司签订《治安调解协议》无效，实际上孙某的身份是该公司的股东、监事，又是实际负责人，其在形成上述备忘录过程中也在场，知道手写版的备忘录上有上海种都公司的担保条款，故在2017年2月7日孙某与李国均在公安派出所达成的《治安调解协议》中，孙某对上海种都公司的担保条款是认可的，其不但证明了上海种都公司进行过担保的事实，且其身份足以代表该公司与李国均签订调解协议。
上海种都公司不同意李国均的上诉请求及事实和理由，并辩称：打印版的备忘录内容中明确其形成后即废除了手写版备忘录，且有最终效力。孙某既未经上海种都公司授权，无权签订系争调解协议，且该协议内容并无上海种都公司同意担保的表示。故李国均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四川种都公司未提出答辩意见。
李国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上海种都公司、四川种都公司对（2015）青羊民初字第8344号调解书确认的第三人刘光基、四川A有限公司所欠原告李国均借款250,000元及利息（以25万为本金、月息2%为标准，从2015年11月9日起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0月20日，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青羊民初字第8344号民事调解书，调解协议内容为：一、刘光基、李某于2015年11月8日前归还李国均借款本金25万元；二、刘光基、李某于2015年10月28日前向李国均支付以25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8月1日至2015年10月28日止，按每月2%的标准计算的利息；三、四川A有限公司对第一、第二项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川A有限公司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向刘光基、李某追偿；四、若刘光基、李某未按期足额履行第一项的义务，李国均有权要求刘光基、李某支付以尚欠本金为基数，自2015年11月9日起至本金付清之日止按每月2%的标准计算的利息，并有权要求四川A有限公司对该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16年3月10日，李国均与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刘光基草拟了一份手写版《关于刘光基与李国均执行案件处理备忘录（协议）》。在该备忘录中，甲方为刘光基（四川A有限公司、四川B有限公司、四川种都公司、上海种都公司），乙方为李国均。双方于2016年3月10日在钟总办公室达成如下处理执行意见如下：……③刘光基用上海种都公司、四川种都公司作连带担保……在备忘录的最下端处有李国均和刘光基的签名和手印以及仅李国均写的2016年3月11日的日期。
2016年3月11日，李国均与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刘光基草拟了一份打印版《关于刘光基与李国均执行案件处理备忘录》。在该备忘录中，甲方为刘光基（四川A有限公司），乙方为李国均。双方2016年3月11日在钟总办公室达成以下处理意见：……3、刘光基用四川种都公司对青羊区法院和高新区法院的李国均申请执行案件作还款的连带担保，李国均承诺在本协议正常履行的情况下，李国均对四川种都公司不采取法律措施，如果不能正常履行协议，李国均可对四川种都公司要求连带还款，推进司法措施，但需经钟某会长同意……9、新协议签订后，2016年3月10日签订的备忘录同时作废。备忘录最后分别有李国均和刘光基签名、手印以及2016年3月11日的署期。
2016年3月18日，四川种都公司向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出具一份执行担保书，主要内容：贵院强制执行的（2015）青羊执字第2466、2467、2468、2550、2596、2597号执行案件，本公司自愿作为被执行人四川A有限公司、刘光基、李某的所有执行义务的担保人，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该执行担保书未提交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2016年5月3日，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青羊执字第2550、2596、2597－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本案暂无执行条件，终结本院（2015）青羊民初字第8344号调解书的本次执行程序。
2017年2月7日，李国均与上海种都公司的工作人员孙某在公安派出所达成一份《治安调解协议》。该协议内容有：甲方为李国均，乙方为孙某。2017年2月7日，刘光基、种都上海基地作为甲方债务的被执行人和债务担保对象，乙方作为种都上海基地的负责人，双方达成以下调解意见：①乙方为甲方提供两间宿舍和两间三楼办公室使用，用于甲方安排人员监督种都上海基地的运行，甲方同时可以对担保财产进行保护性看护……
庭审中，李国均向本庭提交了一份2017年7月18日案外人钟某出具的《证明函》，主要证明李国均与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刘光基在其办公室进行谈判，最后双方确定签订的手写版《关于刘光基与李国均执行案件处理备忘录》。经本庭向钟某核实，一、其本人不愿出庭作证；二、李国均与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刘光基是在其办公室谈判；三、其未能全程参与李国均与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刘光基的谈判；四、其并不清楚手写版《关于刘光基与李国均执行案件处理备忘录》和打印版《关于刘光基与李国均执行案件处理备忘录》的先后顺序以及最终的确定版本。
以上事实，由李国均提供的（2015）青羊民初字第8344号调解书、手写版《关于刘光基与李国均执行案件处理备忘录（协议）》、执行担保书、（2015）青羊执字第2550、2596、2597－3号执行裁定书、《治安调解协议》，上海种都公司、四川种都公司提供打印版《关于刘光基与李国均执行案件处理备忘录》，由法院的调查核实以及李国均、上海种都公司、四川种都公司等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对于四川种都公司对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青羊民初字第8344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刘光基、四川A有限公司所欠李国均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无论是李国均提供的手写版《关于刘光基与李国均执行案件处理备忘录》，还是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刘光基提供的打印版《关于刘光基与李国均执行案件处理备忘录》，均有约定，没有争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但是，对于上海种都公司是否承担连带责任，是本案争议的焦点。也就是说，李国均与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刘光基最终签订的备忘录是手写版《关于刘光基与李国均执行案件处理备忘录》还是打印版《关于刘光基与李国均执行案件处理备忘录》？第一，从草拟的时间来看，手写版《关于刘光基与李国均执行案件处理备忘录》是2016年3月10日，打印版《关于刘光基与李国均执行案件处理备忘录》是2016年3月11日，即前者先于后者。第二，从内容和排版来看，打印版《关于刘光基与李国均执行案件处理备忘录》内容比手写版《关于刘光基与李国均执行案件处理备忘录》更详细、更具操作性，手写版《关于刘光基与李国均执行案件处理备忘录》排版较乱；第三，从打印版《关于刘光基与李国均执行案件处理备忘录》第九条约定来看，第九条约定新协议签订后，2016年3月10日签订的备忘录同时作废，对此，上海种都公司、四川种都公司主张作废的就是李国均向法庭提供的手写版《关于刘光基与李国均执行案件处理备忘录》，而李国均认为，除了其向法院提供的手写版《关于刘光基与李国均执行案件处理备忘录》外，在2016年3月10日还有一份手写版备忘录，但在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刘光基予以否认的情形下，其无证据予以印证。第四，从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刘光基于2016年3月18日向李国均仅提供了四川种都公司向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出具一份执行担保书来看，其与打印版《关于刘光基与李国均执行案件处理备忘录》的担保主体一致，即仅为四川种都公司。第五，从李国均与上海种都公司的工作人员孙某于2017年2月7日达成一份《治安调解协议》来看，协议内容不明确，签订主体孙某既非上海种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未得到上海种都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光基的授权。综上，李国均主张最后签订的是手写版《关于刘光基与李国均执行案件处理备忘录》，从而上海种都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难以支持。
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7年9月22日作出判决：一、四川种都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国均连带清偿借款本金25万元及其利息（以25万为本金、月息2%为标准，从2015年11月9日起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四川种都公司在履行上述义务后，可向刘光基、四川A有限公司追偿；二、驳回李国均的其余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减半收取计2,525元，由四川种都公司负担。
李国均在二审中提供了三组新的证据材料：1.国家企业信用作息公示系统（上海种都公司）页面，欲证明孙某为上海种都公司监事；2.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刘光基）页，欲证明刘光基拖欠借款受害人人数众多，拒不执行法院判决，情节恶劣严重；3.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立案决定书、成都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函、刘光基被立案侦查现场照片，欲证明刘光基拒不执行法院判决，情节严重，已被立案调查。
上海种都公司经质证认为，三组证据材料从证据形成时间上看都形成于一审起诉前，不属于二审新的证据，且证据内容均与本案无关联。
四川种都公司未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认证认为，这三组证据材料的内容均不能直接或与其他证据相印证证明李国均的上诉主张，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均不予采纳为二审新证据。
上海种都公司、四川种都公司在二审中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材料。
本院认为，根据李国均和上海种都公司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上海种都公司是否应对系争债务承担担保责任。对此，李国均作为一审原告诉请上海种都公司向其对系争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事实依据是，上述手写版的备忘录中，系争债务的主债务人刘光基以上海种都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代表上海种都公司作出对系争债务作出连带担保承诺。上海种都公司虽对该承诺的事实无异议，但其提供了一份打印版的备忘录作为反驳证据证明上述承诺及其备忘录已经作废。李国均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虽未表示异议，但以上述上诉理由辩称该打印版备忘录形成于李国均提供的手写版备忘录之前，故关于上海种都公司是否应承担担保责任应以手写版的备忘录为准。本院经对两份备忘录形成时间和内容对照分析后认为，手写版备忘录所载内容明确双方是在2016年3月10日在钟总办公室达成备忘录意见，而打印版备忘录所载内容明确双方是在次日即2016年3月11日在钟总办公室达成该备忘录意见。且在落款签字时间看，李国均提供的手写版上只有李国均自己签署日期为2016年3月11日，而未有上海种都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日期。然而打印版上双方签署的时间均是2016年3月11日，故上海种都公司证明打印版备忘录签订的时间晚于手写版备忘录签订时间更具证明力。同时，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打印版备忘录第9条中，明确表示新协议（即指本备忘录）签订后，2016年3月10日签订的备忘录同时作废，而李国均提供不出除上述形成于2016年3月10日的手写版备忘录外存在同时签订的其他备忘录。另外，李国均上诉提出的其与上海种都公司员工孙某签订的《治安调解协议》对其主张的手写版备忘录补强证明，从代表上海种都公司签字的孙某身份看其并非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又未经该公司授权且该调解协议中并未反映出上海种都公司有担保的意思表示，也未对手写版备忘录上所作担保进一步明确保留。综上所述，显见打印版的备忘录形成于手写版备忘录之后，故对同一事项的意思表示按常理应以之后的意思表示为准，现后形成的备忘录未明确表示上海种都公司愿承担担保责任，且明确废除了前一份备忘录。因此，李国均请求上海种都公司承担担保责任不应支持。
综上所述，李国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上诉人李国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顾克强
审判员 刘丽园
审判员 孙 歆
二〇一八年二月七日
书记员 李 点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