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16）京02执异409号
异议人（被执行人）：中经实业开发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26号。
法定代表人：郎新中，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彦馨，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贺兰岚，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执行人：沈霖，男，1966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代理人：陈德胜，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超，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执行人：北京巴菲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东四西大街46号1278房间。
法定代表人：刘界林，总经理。
被执行人：李江，男，1963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
在本院执行沈霖与中经实业开发公司（以下简称中经公司）、北京巴菲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菲特公司）、李江还款协议纠纷仲裁裁决一案中[(2016）京02执551号],中经公司对沈霖申请执行该公司提出书面异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听证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中经公司称，沈霖依据北京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4）京仲裁字第0226号裁决书于2014年5月向贵院申请执行我公司、巴菲特公司和李江。执行过程中，我公司与沈霖达成和解协议，我公司已按和解协议给付沈霖本金700万元、律师费260000元、仲裁费138471.94元，以上共计7398471.94元。沈霖收到上述款项后撤回了对我公司的执行申请。我公司认为，和解协议明确约定沈霖保证不再向法院要求执行我公司财产，现沈霖违反和解协议的约定，再次向贵院申请执行我公司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贵院依法驳回沈霖对我公司的执行申请。
沈霖辩称，我认可中经公司在和解协议项下向我支付的7398471.94元，我已向贵院明确表示将上述款项从申请执行的款项中予以扣除。但我并未与中经公司达成法律意义上的执行和解，故有权向贵院申请继续执行中经公司。中经公司应承担生效裁决书确定的责任。理由如下：1、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关于执行和解的规定。执行中，双方并未申请法院主持办理和解事宜，且和解协议第九条也明确记载该协议“不作为法院执行和解的依据”。2、和解协议的内容说明该协议并非法律意义上的执行和解，而是中经公司以支付部分金额为条件，换取沈霖撤销对该公司当时的执行申请，并由双方配合向巴菲特公司、李江执行的一种特定安排。3、沈霖按照协议约定撤回了对中经公司的执行申请，并重新向巴菲特公司、李江申请执行。但因中经公司未能依约配合提供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导致该次执行未获得任何款项。故协议安排落空的责任完全在中经公司一方。4、根据生效裁决书的内容，中经公司是第一责任人，巴菲特公司和李江承担的是连带保证责任，中经公司提出的这种将责任转嫁给保证人的安排也不能成立。这再次印证了该和解协议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份合法有效的法律意义上的执行和解协议，更不可能作为阻断执行的依据。综上，本案不存在任何可以对抗生效裁决书执行的法定事由，请求贵院依法驳回中经公司的执行异议。
经审查查明，2014年4月14日，北京仲裁委员会作出（2014）京仲裁字第0226号裁决：(一)自裁决作出之日起20日内，中经公司向沈霖支付欠款本金700万元及至2013年3月30日的利息11089444元；自2013年3月31日起至本金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还款利息，以每天4861元的标准向沈霖据实支付;（二）巴菲特公司、李江对中经公司上述第（一）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自裁决作出之日起20日内，中经公司向沈霖支付后者为办理本案所支付的律师费26万元；（四）驳回沈霖其他仲裁请求；（五）仲裁费138471.94元，由中经公司、巴菲特公司、李江承担，于裁决作出之日起20日内直接向沈霖支付。上述各项，逾期支付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处理。裁决生效后，沈霖向本院申请执行中经公司、巴菲特公司、李江，本院于2014年5月28日立案执行，案号为（2014）二中执字第554号。
2014年6月6日，沈霖与中经公司签订《和解协议》。双方在该协议中约定：1、因（2014）京仲裁字第0226号裁决书（以下简称裁决书）所称的借款实际使用人为李江，故中经公司同意于本合同签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沈霖先行偿还裁决书确定的本金人民币700万元及律师费26万元、仲裁费138471.94元，以上共计7398471.94元。2、沈霖收到该款项后，保证不再向执行法院要求执行中经公司的财产，并愿意在法院允许的情况下配合中经公司解除对其现有财产账户的查封，并于签订本协议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向法院申请撤销对中经公司的执行。3、沈霖应继续申请法院执行李江及巴菲特公司的财产，并仅要求对李江及巴菲特公司的财产进行扣划和拍卖。执行标的额以裁决书要求被执行人承担的还款金额为准，中经公司依据本协议偿还的金额不予扣除。4、中经公司应积极配合沈霖及执行法院对李江及巴菲特公司的财产进行扣划及拍卖，积极提供其所掌握的李江及巴菲特公司的全部财产信息及凭证等。5、如通过双方的积极配合，最终法院执行李江及巴菲特公司的财产并实际执行所得的款项，在法院依法扣除执行费用等应扣除费用后，双方同意按照下列顺序逐步进行提取处分：（1）以700万元为上限，提取相应金额由沈霖向中经公司支付其按照本协议约定所支付的款项；(2)提取裁决书认定的律师费和仲裁费由沈霖向中经公司支付；（3）提取前两项仍有剩余的，余下部分双方协商处理分配原则。如本案最终回款不足以履行前两项费用，沈霖亦不向中经公司承担任何偿付责任。6、如依据第2条约定，不能达到撤销执行申请的目标或法院采取任何不利于中经公司的措施，双方应前往法院进行执行和解，申请办理执行和解事项，终止对中经公司的执行。8、（注：协议没有列第7项）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若中经公司未能按照协议约定及时付款，则本协议自动终止。9、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协议系双方自愿达成，不作为法院执行和解的依据。《和解协议》签订后，中经公司于2014年6月10日向沈霖支付了协议约定的全部款项7398471.94元。
2014年6月16日，沈霖向本院提交撤回执行申请书，称“因申请人与被执行人达成初步谅解，为使本案得到更为妥善的解决，申请人自愿撤回本案的执行申请并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和责任”。2014年6月23日，本院作出（2014）二中执字第554-1号执行裁定书，准许沈霖撤回该案执行申请。
2014年8月11日，沈霖依据裁决书向本院申请执行李江及巴菲特公司，本院以（2014）二中执字第773号立案执行。2014年12月15日，沈霖向本院提交撤回执行申请书，称“因被申请人无可妥为处置的被执行财产，申请人自愿撤回本案的执行申请并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和责任”。
2015年3月2日，沈霖依据裁决书向本院申请执行中经公司、李江及巴菲特公司，本院以（2015）二中执字第391号立案执行。执行过程中，中经公司向本院称该公司与沈霖已于2014年6月6日达成《和解协议》且已履行完毕，沈霖无权再向法院申请执行中经公司的财产。沈霖认可《和解协议》的真实性及中经公司给付款项的数额，并同意将该款项从执行款项中扣除，但否认与中经公司达成了执行和解，称双方明确约定《和解协议》不作为执行和解的依据。此后，中经公司以与本案相同的事实和理由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请求驳回沈霖的执行申请。2015年5月13日，沈霖向本院提交撤回执行申请书，称“因申请人与被执行人达成初步谅解，为使本案得到更为妥善的解决，申请人自愿撤回本案的执行申请并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和责任”。本院裁定准许沈霖撤回执行申请，同时裁定终结中经公司执行异议一案的审查程序。
2016年4月8日，沈霖第四次依据裁决书向本院申请执行，被执行人为中经公司、李江及巴菲特公司，本院以(2016）京02执551号立案执行。执行过程中，沈霖确认已收到中经公司给付的7398471.94元，明确表示同意从申请执行标的额中扣除上述款项。
本案审查过程中，中经公司提交了《和解协议》、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委托付款书、委托收款说明，用于证明中经公司已按《和解协议》将己方义务履行完毕。沈霖认可《和解协议》的真实性及收到款项的数额，但不认可中经公司主张的证明目的。中经公司另提交（2017）京长安内民证字第3416号、3417号公证书，用于证明沈霖于2014年6月24日以邮件方式向中经公司出具承诺函，承诺无期限放弃对中经公司的申请执行权利，保证不向法院要求执行中经公司的财产以及沈霖于同日通过微信承诺收到款后办理结案，中经公司已全部履行完毕协议内容。沈霖对上述承诺函及微信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并称承诺函是沈霖为配合中经公司申请贷款向银行出具的，不是向法院出具的，不能代替《和解协议》的内容。3416号公证书中第14页也有“收到郎总签署的文件，此文件仅作为给银行出示的文件，不改变双方已经签署的文件的含义”的内容，说明沈霖是有保留出具的承诺函。中经公司认可承诺函是沈霖向银行出具的，背景是该公司要向银行申请贷款，且已履行完毕《和解协议》约定的付款义务。
另，关于双方在第一次执行程序中为何没有向本院提交《和解协议》一事，沈霖称因为其认为该协议只是与中经公司的内部协商，不是执行和解。中经公司则称因为担心法院知道中经公司已给付沈霖部分款项后，会从执行标的额中扣除该部分款项，达不到按裁决书确定的全部债权金额执行李江及巴菲特公司的目的。中经公司另称，该公司与沈霖商定的《和解协议》最终内容并无该协议“不作为法院执行和解的依据”的表述，该表述应当是沈霖在最后签字时单方添加的，且未告知该公司，所以该公司并未注意到该内容。沈霖对中经公司所述不予认可，称“不作为法院执行和解的依据”的表述是双方明确认可的。
审查过程中，双方均表示同意调解，但经多次协商终因差距较大，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生效裁决书、《和解协议》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陈述及举证、质证内容，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沈霖与中经公司达成的《和解协议》是否属于执行和解，以及中经公司按照《和解协议》的约定向沈霖支付相应款项后，沈霖是否无权再申请执行中经公司。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第一款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6条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可以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义务主体、标的物及其数额、履行期限和履行方式；和解协议一般应当采取书面形式，执行人员应将和解协议副本附卷。无书面协议的，执行人员应将和解协议的内容记入笔录，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盖章。根据以上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执行和解是执行程序中，申请人和被执行人经平等协商，就变更执行依据所确定的权利义务自愿达成协议，并将该协议提交法院作为执行依据，从而使原执行程序不再进行的法律行为。
从本案《和解协议》的具体条文看，其核心内容是沈霖在收到中经公司支付的借款本金等款项后，保证不再向本院执行中经公司的财产，中经公司配合沈霖以裁决书确定的全部债权申请执行李江和巴菲特公司，然后双方对执行所得款项按照协议约定进行分配。同时，沈霖与中经公司在《和解协议》中还明确约定该协议“不作为法院执行和解的依据”，以及“如不能达到撤销执行申请的目标或法院采取任何不利于中经公司的措施，双方应前往法院进行执行和解，申请办理执行和解事项，终止对中经公司的执行。”根据上述条文的具体内容及内在逻辑关系，可以认定沈霖与中经公司达成的《和解协议》在本质上并不符合执行和解协议的性质。而且，双方在达成《和解协议》后，无论基于何种考虑，并未将该协议提交本院。虽然中经公司在沈霖第三次申请执行时向本院提交了《和解协议》，并称其已经按协议内容履行完毕，但沈霖明确否认双方达成的是执行和解，故从双方当事人的行为及意思表示上，该《和解协议》亦不具备执行和解成立的要件。中经公司称《和解协议》中“不作为法院执行和解的依据”的表述，是沈霖趁该公司不备单方添加的，沈霖对此不予认可，中经公司亦未提供证据，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关于中经公司提交的承诺函，即便真实性没有问题，按照沈霖的陈述和中经公司的自认，该承诺函也是基于中经公司申请贷款的背景由沈霖向银行单方出具的，亦不能作为双方达成执行和解的依据。同理，中经公司提交的微信内容更不足以支持其主张。
综上所述，通观本案《和解协议》的签订背景、履行经过及具体条文，该协议不具备执行和解协议的成立要件，故沈霖和中经公司并未在本院达成执行和解。中经公司系执行案件的主债务人，沈霖虽多次撤回执行申请，但其依据生效仲裁裁决再次申请执行中经公司系行使法律赋予的正当权利，且沈霖已将中经公司支付的款项从本次执行标的额中予以扣除，故中经公司要求驳回沈霖对该公司的执行申请，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第二百三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中经实业开发公司的异议请求。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逾期不申请复议，本裁定将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长 曾小华
审判员 侯成成
审判员 连 强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吕苏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