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内25民终10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计良，男，汉族，1989年12月7日出生，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渠建国，内蒙古蒙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霍建喜，男，汉族，1971年12月23日出生，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冀耀华，内蒙古蒙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计良因与被上诉人霍建喜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锡林浩特市人民法院（2017）内2502民初34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计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渠建国、被上诉人霍建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冀耀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计良上诉请求：1、本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用由霍建喜承担。事实及理由：一、本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2017年3月11日双方当事人就草场租赁达成《租赁合同》，双方意思表示真实。签订合同时霍建喜交付了其在该草场上经营场所的《营业执照》、草场上建设的5个蒙古包及一辆沙滩摩托作为草场租赁的配套设施。我一直催促霍建喜交付草场手续以办理营业行政审批手续，其称可以代办营业执照。我基于合同第13条约定，在该草场上就蒙古包及配套设施开始投资建设。建设工程将近尾声，贝力克牧场阻止建设，称该草场权利人是牧场所有。签订合同前霍建喜在该草场多年从事进行经营活动，牧场都未干涉，而且能在工商局办理营业手续。霍建喜存在隐瞒与《租赁合同》相关重要事实或提供虚假情况，而且该情况直接影响合同的如实履行，有理由相信霍建喜签订合同时存在恶意损害我的利益。双方就该草场租赁符合法律规定，我国法律规定草场及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转租、转包。且基于霍建喜就该草场提供其办理的营业执照手续及其所有的配套蒙古包等经营设施，我有理由相信其有处分权利（包括使用权及转租权），基于契约信任我投资建设相关设施。霍建喜在签订《租赁合同》时隐瞒其与贝力克牧场就该草场权属存在纠纷并将该草场出租存在恶意，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2条第（二）、（三）款规定，给我造成严重损失应负赔偿责任，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二、本案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合同是否有效，关键要看该合同是否符合法律及法规的强制性效力规定，即使一个合同违反管理性规定都不是无效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之规定，涉案的《租赁合同》订立不违反《土地承包法》及《草原法》相关规定，草场使用权可以租赁；其次，霍建喜及周边草场使用人在该草场办理营业执照手续合法也能证明该草场能够用于盈利性经营。本案并无无效合同的相关情形。退一步讲，霍建喜私自在该草场上建设盈利性蒙古包及配套设施而且经营多年且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在其经营过程中，其将经营手续及草场转租给我的这种情形，在法律上最多属于无权处分。无权处分下签订的合同并非无效。对于已经履行的无效合同，应当通过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等方式使当事人的财产恢复到合同订立前的状态。一审法院枉顾事实轻描淡写认定合同无效。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霍建喜辩称，1、2017年3月11日双方签订《租赁合同》，约定刘计良租赁霍建喜在平顶山经营的旅游点及其设施。合同签订后将该旅游点及其设施移交给刘计良。2017年5月10在进行旅游点开业准备期间，恰遇锡市政府配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生物圈保护区10年评估重点工程推进项目前来考察，贝力克牧场要求牧场境内所有的旅游点停止营业。2017年6月20日牧场允许境内旅游点开业。2017年7月份霍建喜将2万元租金以现金方式退给刘计良。后刘计良又要求霍建喜对其自行投资建设的设施进行赔偿，引起诉讼。2、刘计良明知承租的草场属于贝力克牧场的。首先《租赁合同》第4.7中明确约定：本合同包括以上合同主体部分以及附件：草场证复印件、甲乙双方身份证复印件。既然草场证复印件是合同的组成部分。按照一般常识刘计良承包旅游点时，必然要草场证标注的地点及草场四至边界进行核对，况且合同是刘计良起草的，所附合同附件也是刘计良提出的。因此所谓的隐瞒重要事实和提供虚假情况的说法是不成立。其次，刘计良在上诉状中也承认贝力克牧场阻止其施工建设的事实，但其所述时间不是在即将完成建设时，而是在其建设当中。一审法院调查核实的证据，能够证明场部及生态局告知刘计良不让其建设的事实存在。就是在牧场阻止其建设时，仍在偷偷进行施工建设。另外，刘计良要求赔偿其自行投资12．2万元，是没有道理的。是否签订的《租赁合同》只是约定刘计良承租霍建喜的蒙古包、车辆及旅游地点进行经营，双方并没有对其后续投资进行约定，霍建喜也没有同意刘计良可以在该旅游地点进行扩大投资建设。况且，刘计良在明知牧场阻止其进行建设时，仍偷偷进行建设，因此，刘计良私自投资建设的后果应当由其自己承担。3、一审判决确认《租赁合同》无效是正确的。涉案草场确实是牧场的，刘计良明知仍然要承包该旅游点。刘计良主张霍建喜是无权处分，并非合同无效。并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予以说明。但其忽略了本案是租赁合同，并非买卖合同的区别。《草原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草原。这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合同约定租赁的草场是牧场的，双方的合同显然是非法转让草场的行为，违反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致使合同无效。退一步讲，即使是霍建喜承包的草场租赁给他人，也应当向发包人备案。否则也是违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4、刘计良请求霍建喜赔偿其违约金8万元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刘计良不能在承租后正常营业，不是霍建喜的责任，这是政府的行政行为所致，也不是因为草场的使用问题造成的。因此霍建喜不应承担违约责任。综上，一审判决是公正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刘计良的上诉请求，维护霍建喜的合法权益。
刘计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双方所签订的租赁合同；2.判令霍建喜返还已给付的租赁费2万元；3.判令霍建喜赔偿经济损失12.2万元（建蒙古包款、电缆安装、其他设施投资等）；4.判令霍建喜赔偿违约金8万元；5.本案诉讼费用、其他费用均由霍建喜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计良提供收款收据及销货清单共五张（复印件），证实其投资旅游点了。霍建喜认为未提交原件，未予质证。该院认为刘计良为主张的事实应当提供真实有效的证据，而复印件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刘计良出示证据合同书一份（复印件），证明霍建喜所租给我的草场不是霍建喜的，这属于欺骗，我所投入的应该霍建喜承担，关于说现在可以继续经营，没有什么文件可以证明。霍建喜质证意见为合同的签订日期无异议，合同是由刘计良拟定的，合同中约定的使用草场是贝力克牧场的，并不是霍建喜草场的位置，租赁的物品包括木质蒙古包四个、铁制蒙古包一个、沙滩摩托车一辆，租赁期六年，霍建喜在3月11日已经将物品交付于刘计良。合同中第三条第八项规定，合同第四条第四项规定，附则第七条都在证明在合同中真实存在的，都是经过双方签字的。该院认为双方在合同中已约定租赁的草场位置按甲方霍建喜草场证的划定位置计算，但事后查明该草场所有权属于贝力克牧场，并非霍建喜所承包的草场，故可认定该租赁合同无效。刘计良当庭播放录音证据（庭后未提交刻录光盘），证明霍建喜租给我的草场不是他的，而是贝力克牧场的，场部是不让建设的。霍建喜认为录音不清楚，录音对方不知道是谁，身份不明确，刘计良并没有提交证据原件。调取贝力克场部笔录一份，该院认为能够证实贝力克场部对于家庭式的牧业点没有过问，而大规模商业化的场部是不允许的，当时生态局下文件不让刘计良继续建设，但其周六日偷偷干。经该院调查核实，场部及生态局告知刘计良不让建设的事实存在。霍建喜出示照片十张以及申请出庭的证人其证言，证明草场虽然是贝力克牧场的，但是前段时间评查过以后就可以继续开业，证人自家开设的旅游点现在也在继续开着。该院查明其他证人正常开业与本案刘计良无法开业无直接关联性。一审法院认为，刘计良承认霍建喜已经返还其2万元租金，故请求霍建喜退还2万元租金的诉求予以驳回。经查明，刘计良实际租赁的草场属于贝力克牧场，并非霍建喜草场，可认定该租赁合同无效，且关于违约金的约定自然为无效条款，故关于8万元违约金的诉求该院不予支持。刘计良所提供的关于自己投资建设所产生费用的证据均为复印件，故无法认定其所主张的损失12.2万元的事实，故该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九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刘计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15元，由原告刘计良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1、刘计良提供录音光盘欲证明霍建喜不能提供草场证致使其不能经营，以及霍建喜承诺办理旅游执照。霍建喜对录音内容及承诺办理旅游执照的事实予以认可，但对草场存在争议以及未能向刘计良提供草场证的事实不予认可。对此霍建喜表示草场证原件在办理贷款抵押，当庭提供的复印件予以证明。2、刘计良提供4张收据、4张收货清单及自行书写的工费明细，欲证明其建设产生相应损失。霍建喜以上述证据均非正规发票为由，不予认可。3、刘计良提供15张照片证明建设现状，霍建喜对现状予以认可。4、经庭审查明，在双方诉讼前霍建喜已将2万元租金返还与刘计良，且刘计良对此予以认可，并当庭表示放弃该项主张，故本院对刘计良提出的返还2万元租金的问题不予处理。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租赁合同》，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虽然霍建喜对涉案草场仅有承包使用权，但并不必然影响涉案《租赁合同》的效力，故该合同应属有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一审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刘计良主张解除涉案合同，霍建喜亦同意解除合同，鉴于双方均无意继续履行合同，合同目的显然已经无法实现，故本院对刘计良提出解除合同的主张予以支持。
关于合同解除的原因及责任问题。刘计良上诉主张系因霍建喜违约未办理相关证照，致使合同无法履行，应由霍建喜承担违约责任。根据刘计良提供的录音记载内容，霍建喜屡次承诺能够为刘计良办理旅游从业证照，但一直未能办理。霍建喜以涉案草场划入自然保护区故不能办理旅游从业证照，系因政策调整的不可抗力致使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为由进行抗辩。但从录音内容来看，霍建喜在已知出现国家、地方政策调整等原因无法办理旅游从业证照情况下，却仍然承诺办理，存在违约行为，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应承担违约责任。关于违约金的问题，双方约定违约金为租金的四倍明显过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综合考虑双方履行合同的情况及霍建喜的过错程度等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本院酌情将违约金调整为3万元。
关于刘计良建设产生的损失问题。根据双方的陈述和证据显示，刘计良在未取得相应合法手续和未获得行政部门批准的情况下违规盲目扩建，由此产生的相应损失均系其在未取得有关合法手续前提下私自施工所致，故所产生的损失由其自行承担。刘计良针对损失提出评估鉴定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因此，刘计良主张霍建喜赔偿其建设产生的相应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刘计良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一百零七条、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锡林浩特市人民法院（2017）内2502民初3483号民事判决；
二、解除刘计良与霍建喜签订的《租赁合同》；
三、被上诉人霍建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上诉人刘计良违约金3万元；
四、驳回上诉人刘计良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31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630元；合计6945元，由上诉人刘计良负担4167元，由被上诉人霍建喜负担277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肖有才
审判员 程鹏皎
审判员 娜日苏
二〇一八年四月三日
书记员 陈墨颖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
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