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冀10民终39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马雷，男，1982年5月21日出生，汉族，现住廊坊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素玉，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马磊，男，1986年5月29日出生，汉族，现住三河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福平，女，1959年3月12日出生，汉族，现住三河市。
三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继辉，河北天源通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善增，男，1964年10月9日出生，汉族，现住三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宏飞，河北唤民（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善发，男，1957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三河市。
上诉人马磊、马雷、赵福平因与被上诉人马善增、马善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院（2017）冀1082民初24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马雷、赵福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继辉、上诉人马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素玉，被上诉人马善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宏飞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马善发经本院依法通知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马雷、马磊、赵福平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三河市人民法院(2017)冀1082民初2467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马善增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涉案土地系家庭承包地的事实错误，三上诉人一审诉讼主体地位不适格。首先，涉案土地虽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条所称的“农村土地”，但不属于有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而是属于其他用于农业的土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中，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四荒地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本案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马善增未提供涉案土地系家庭承包的任何证据，而上诉人出示了交款人为被上诉人马善发交纳承包费的收据。据此，应认定涉案土地系马善发个人承包，但一审判决却认定涉案土地为家庭承包，判令三上诉人共同返还马善增款项属事实认定错误。其次，上诉人马雷、马磊在1998年涉案土地承包时均系在校学生，马雷16周岁，马磊12周岁，均不具备承包能力及资格。特别是马雷在2000年上大学时，户口性质转为非农业（见户籍证明），且与其他家庭成员并不在同一户中，其并不具备承包资格。再次，一审庭审中马善增出示的《养殖场土地及房屋所有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涉案协议”中，签订时马雷没有到场，没有签字捺印，也未委托任何人代其签字捺印。这就充分说明了马善增明知涉案土地系马善发个人承包，其认为马雷到场与否与协议涉及的标的无关。第四，虽然涉案土地的粮食补贴是打款至赵福平名下银行账户中，但当时马善发正在服刑，赵福平系带其领取款项，并不应因此作为认定其系涉案土地承包人的依据。第五，一审庭审中，马善增出示的马善发与案外人李福成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流转合同》及收条系马善增的自认证据，协议及收条均无三上诉人的签字或捺印，而只有马善发与李福成签字，更加证明了马善增承认涉案土地系马善发个人承包。可见，被上诉人马善发“一女二嫁”行为与三上诉人没有任何法律关系。第六，一审中马善增出示的收款凭证显示，其所付款项中有70万元汇入马磊银行账户，马磊于2016年11月21日出具75万元收条；另有两笔款项系马善发于2016年11月21日及11月24日分别出具的收款25万元及30万元的收条两张。该组证据能够证明此款项与马雷及赵福平无关。而马善发2016年11月24日出具的收款30万的收条的行为没有合同依据，只有马善发签字，证实了马善发收该30万元系其个人行为，与三上诉人无关。另外，马磊签收的75万元收条是自收还是替马善发代收，一审判决对这一事实也并未认定。第七，一审判决认定“三上诉人认可收到了75万元的转让款”是错误的。马雷及赵福平仅是认可马磊签收了75万元收条的事实，并未认可该二人也收到了款项，故不应因此认定三上诉人认可收到75万元转让款的事实。第八，通过马善增申请出庭的证人许某的当庭作证称：l、证人自述：“2016年具体时间记不清啦，马善发找到马善增说把养殖场卖给马善增，马善增和马善发以及我在场”能够证实本案转让标的物为养殖场而并非马善增所主张的土地；且三上诉人并未在场，马善发的转让行为与三上诉人无关；2、通过法庭对证人的询问“审：转给马善发的钱是通过什么方式？证人：是银行转账，有51万现金分别给厂马善发及赵福平、马磊，每个人给多少钱我记不清了”能够证实本案的转让款系实际给付马善发个人的，而非本案三上诉人；证人对涉案协议款履行方式及数额的表述与马善增主张的内容完全不一致，证明证人对涉案协议的履行情况并不知情，该部分证言不具有真实性。第九，上诉人一审中出示的2003年3月15日交付涉案土地承包费的收据，交款人为马善发，也能证明是马善发个人承包。特别是高庙村委会2017年11月16日给高楼镇农经站出具的证明也明确证实了涉案土地系马善发个人承包。（见该高庙村委会证明及高楼镇农经站存档收据）。第十，上诉人马雷在一审答辩时称“对转让事宜不知情，没有在协议上签过字，是原告（马善增）要求被告赵福平代其签字，马雷不是适格被告，原告应撤回对马雷的起诉”，而一审判决中称“协议中马雷的签字虽然并非其本人所签，但是在庭审中，马雷对该份协议并未否认”。那么，请问马雷所说的未在协议上签字，不知情的答辩意见，且被上诉人马善增又未提供马雷知道，并委托他人代签的相关证据，还不是对该协议从根本上的否认吗？二、一审判决认定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三上诉人具有返还责任，部分证据的认证错误。1、对涉案合同内容的采信中，认为马雷虽未签字，但不影响合同效力。那么马雷未签字、未接收款项就不应受该合同内容及效力的约束；2、涉案协议中转让款为100万元，而依据马善增出示的收条为130万元，那么2016年11月24日马善发出具的30万元收条并非合同内容，不具有关联性，对三上诉人不具有约束力。3、对证人许某的证言与马善增主张数额、付款细节不一致的前提下，认定马善增付款130万，免除了马善增进一步举证证明的责任；4、对三上诉人出具了以下五组证据用以证明马善发对涉案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及涉案协议履行完毕的证据：①马善发与李福成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流转款收条；②赵福平2013年11月22日接收福成公司征地补偿款52.5万元的存款证明；③涉案养殖场施工人冯振早的证明；④养殖场平面图；⑤养殖场现状的照片及视频。一审判决认为该五组证据与本案关联不大，那么到底有多大关联呢？能否达到其证明目的呢？不予采信的理由又是什么呢？均未说明。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2条作为认定马善发不享有涉案土地承包权的法律依据，而该部法律自2003年3月1日开始实施，本案马善发与高庙村委会的承发包关系于1998年3月15日建立，故该条款不能作为认定本案承包权有无的法律依据。而依据该法第62条，本法实施前已经按照国家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的规定承包，未向承包方颁发土地证书的，应当补发证书。故本案中，涉案土地未经登记取得证书并非因承包人原因，承包人的经营权依法应当得到保护。2、涉案协议系民事合同，应当受《合同法》规范，依据《合同法解释一》第四条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7条第一款虽规定了发包方同意或备案事项，但并未规定违反本条的合同无效。况且，按照涉案协议的内容，本案实系转让养殖场，发包方同意或备案与否不影响协议效力。退一步讲，即便是涉及承包地转让行为的，土地发包方未表态或者无法定理由不同意的，不应作为无效合同认定。
马善增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1、马善增一审起诉上诉人的依据为养殖场土地及房屋所有权转让协议以及马善增向上诉人及马善发付款的事实，上诉人是合同的当事人，也收取了马善增的款项，其作为一审被告，主体适格。2、养殖场土地及房屋所有权流转协议实际上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马善增在向上诉人以及马善发支付完130万元款项后，发现上诉人家庭并未与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其将土地流转给马善增也未经村委会同意，显然违反了土地承包法的强制性规定。符合合同法规定的无效合同的情形。3、在收到马善增支付的130万元之后，上诉人家庭又将涉案土地流转给李福成，目前土地由李福成实际占用。4、三名上诉人与马善发是家庭共同体，在本案诉争的协议中，其四人任何一人与马善增发生的行为均能代表全家，无论其家庭内部有何约定或者矛盾均不得对抗马善增。马善增在一审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确实向上诉人家庭支付了共计130万元。5、无论上诉人有何种理由，目前的事实是其家庭收取了马善增130万元，随后将土地流转给他人并且经过村委会同意将土地交由他人实际占用，而马善增没有得到任何的利益，其拒绝返还马善增支付的130万元没有任何理由。
马善发未提交答辩意见。
马善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原告与四被告签订的《养殖场土地及房屋所有权转让协议》无效；2、判令四被告向原告返还转让款130万元及利息；3、诉讼费用由四被告承担。
定事实：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原告主张合同无效，提交：1、养殖场土地及房屋所有权转让协议一份，证明被告将涉案土地流转给原告，流转方式为转让，价款为100万，被告不持有土地使用权证、土地经营权证，也不持有房屋所有权证，该份协议违反法律规定，并且被告对协议中所涉土地及房屋不享有权利，因此该份协议属于无效合同。被告质证意见，该份协议的真实性认可，虽然马善发、赵福平在协议上签字的位置有所不同，但协议的内容相同，对该份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双方交易实质是养殖场转让协议，因养殖场建立在土地之上，是被告在转让养殖场的同时必然要将养殖场占用范围中的土地一并转包，否则合同无法履行，所以被告认为其一养殖场设施的转移属于转让，养殖场所占用范围内的土地是转包；其二养殖场转让合同的主要内容，养殖场占用范围内的土地随之转包是合同的次要条件，另外该份协议中马雷的签字系被告赵福平应原告要求代签的。双方对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马雷的签字是赵福平所签的事实亦无异议，故本院对协议采信。协议中马雷的签字虽然并非其本人所签，但是在庭审中，马雷对该份协议并未否认，且赵福平、马磊、马善发作为涉案土地的合法使用权人有权对该土地进行流转，故马雷未在此合同上签名不影响合同效力。养殖场土地及房屋所有权转让协议中有内容“一、甲方（即本案被告）自愿将坐落于三河市高楼镇高庙村村西的养殖场内土地及房屋使用权全部转让给乙方（即本案原告）。二、转让标的物全部转让款为人民币壹佰万元整。三、此养殖地土地及房屋在此转手，甲方不得干涉。”，根据该协议的转让价款和转让内容明确写明有土地使用权，且约定了土地转让后的一切如再次发生转让，被告均不得干涉，据此可以确定，该转让协议包含涉案土地使用权的转让。2、转账凭条一份，2016年11月21日马磊出具的收条一份，2016年11月21日马善发出具的收条一份，2016年11月24日马善发出具的收条一份，证明原告向被告支付了人民币130万元。三被告质证意见，三被告对马磊收到了75万元认可，对剩余的部分不知情。三被告认可收到了75万元的转让款，本院予以确认。三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转让凭证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该凭证中显示20161124，转给马善发人民币20万元。对其两份收条的证明力结合证人证言一并论述。3、原告申请证人许某出庭作许某出庭作证，证明双方签订合同的过程及付款过程。原告质证，证人证言属实，能够证明原告向被告支付了130万元。被告质证，证人所述有矛盾的地方，与原告陈述也有矛盾的地方。证人称当场现金51万元，又称有转让30万元，又称有转账25万元，数字不吻合，原告方有义务向法庭证明其已向马善发转账55万元的证据，如有大额现金，应当出具当日取现金的银行交易记录。证人记不清签订协议的时间，记不清付款的具体数额。证人不能明确表述其参与谈判的身份地位，所以证人有与原告共同投资购买养殖场以赚取高额补偿费的嫌疑，其证言不应采信。另外证人证明三人在一起谈的是马善发将养殖场卖给马善增只是在原告诱导之下改变了包含土地和养殖场，由此证明原、被告双方交易标的只是养殖场或者主要是养殖场。许某认可2016年11月24日收条是其本人签字，结合原告提交的转让凭证中，同日有人民币20万元转给马善发，故对该收条本院予以采信。三被告不认可马善发出具的收条，但是无证据证明该收条并非马善发本人所签，故对2016年11月21日马善发出具的收条本院予以采信。4、原告提交土地承包经营流转合同和马善发收取李福成转让款的收条，证明马善发于2017年4月6日又将涉案土地流转给了李福成，并收取了225000元的流转款项，该流转合同经村委会认可，现在该土地由李福成实际占用。被告对合同的真实性和收条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该合同涉及李福成，那么李福成也应当作为本案的当事人之一。原告起诉的协议书，出让方已履行完毕，已于2016年11月下旬将标的物交付给了原告，义务已经完成。本院认为，该合同与本案关联不大。二、三被告提交如下证据：1、2003年3月15日高庙村委会出具的被告缴纳承包费的收据复印件一张，证明被告承包涉案土地是合法的，已缴纳了承包费用。原告质证意见，真实性不认可，如果被告确实缴纳了承包费，缴纳时间是2003年3月15日，每亩地每年承包费是70元，十亩地每年为700元，收费金额为3500元，被告承包费交至2008年，在2008年以后是否享有经营权尚不确定，按照被告所述是按照公开协商承包的方式取得的土地，该取得方式不符合法律规定，即便被告实际占用土地，该土地使用期限无法确定，村委会由可能随时收回该土地，因此该份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享有该土地的承包权。本院认为，即使该收据是真实的，但是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并不以交纳承包费为依据。2、提交高楼信用社明细账查询单一份，证明政府给被告发放该承包土地的补偿款，证明被告有合法的土地使用权。原告质证意见，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并不能证明被告对涉案土地享有权利，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即使该收据是真实的，但是并不以交纳承包费为依据。3、被告赵福平个人存款一份，证明2013年11月22日用地单位福成公司向被告支付征地补偿款人民币52.5万元（每亩7.5万元，共7亩）。原告质证意见，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福成公司无权征收或者征用农村土地，而且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关联不大。4、1998年建猪场时施工人冯振早出具的收条一张，证明建猪场时间是1998年，建猪场的建设者、所有者均为被告。原告质证意见，收条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关联不大。5、被告出让的养殖场平面图一份，证明出让养殖场的现状。原告质证意见，是被告私下绘制，与本案关联不大。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关联不大。6、照片两张、视频光盘一张，证明养殖场的现状和被告已将协议书所确定的标的物交付给了原告，原告已实际接收并入住，已开始经营（已备建筑材料于现场）。原告质证意见，真实性、证明目的不认可，收到原告支付的人民币130万转让款后，被告随即与李福成签订了土地承包经营流转合同，该涉案土地流转给了李福成，并征得了村委会的同意，目前该土地被李福成占用。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关联不大。庭审中，双方均认可，被告对涉案的土地没有承包合同。
一审法院认为：养殖场土地及房屋所有权转让协议包含对涉案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被告转让土地使用权，首先对该土地应当享有合法的土地使用权，被告未与发包方签订承包合同，且双方签订该合同并未取得发包方的同意，该合同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合同。合同无效，自始无效。被告应当返还原告已经支付的转让款。原告要求的利息，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维护。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维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马善增与被告马善发、马磊、赵福平于2016年11月21日签订的养殖场土地及房屋所有权转让协议无效。二、被告马善发、马磊、马雷、赵福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返还原告马善增转让款人民币130万元。三、驳回原告马善增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马雷、马磊、赵福平提交两份新证据：证据一、高庙村村委会为高楼镇农经站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涉案土地系由马善发个人承包。证据二、上诉人马雷的户口页，证明马雷户籍类别为非农业家庭户，于2008年3月11日迁至廊坊市广阳区居住。被上诉人马善增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内容为介绍信而非证明。马善发为家庭户主，介绍信中称马善发承包地指的是马善发家庭的承包地。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二的真实性认可，但与本案无关。马雷户口迁出时并未进行新一轮的土地承包，其在农村应当享有相应的土地权利。对上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对于证据一，只是介绍赵福平去查阅2003年3月15日马善发交承包地收据，不能证实涉案土地系马善发个人承包，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能够证实马雷的户籍情况，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的方式依法分为家庭承包和以其他方式承包两种类型。现无证据证实双方所签订的《养殖场土地及房屋所有权转让协议》中所涉及的土地系由马善发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九条规定：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经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的，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让、出租、入股、抵押或者其他方式流转。马善发在未取得土地经营权证的情况下，所签订的《养殖场土地及房屋所有权转让协议》无效。马善发、赵福平、马磊在《养殖场土地及房屋所有权转让协议》上签字，且马磊出具收到转让款75万元的收条，三人应承担返还转让款的责任。上诉人马雷未在《养殖场土地及房屋所有权转让协议》上签字，亦未收到涉案土地及房屋的转让款，且其户口于2008年3月11日大中专学生毕业由廊坊市广阳区迁至三河市高楼镇高庙村，为非农业家庭户，户主为马雷。故马雷不应承担返还转让款的责任。
综上所述，马雷、马磊、赵福平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院（2017）冀1082民初2467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
二、撤销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院（2017）冀1082民初246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三、马善发、马磊、赵福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返还马善增转让款人民币130万元。
一审案件受理费16500元，由马善发、马磊、赵福平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6500元，由马善发、马磊、赵福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 帆
审判员 丁德松
审判员 汪铁刚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五日
书记员 周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