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68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开锐创先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贾家花园15号院7号楼一层西侧（东铁匠营企业集中办公区）。
法定代表人：王莉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谈小顺，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运营三分公司，营业场所北京市海淀区德胜门西大街5号。
负责人：姜峰，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茜，女，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运营三分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岳倩倩，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2号。
法定代表人：谢正光，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茜，女，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运营三分公司工作人员。
上诉人北京开锐创先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运营三分公司（以下简称运营三分公司）、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地铁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6民初48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开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莉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谈小顺，被上诉人运营三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茜、岳倩倩、地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开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改判运营三分公司、地铁公司赔偿开锐公司税额损失973314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运营三分公司、地铁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关于开锐公司的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认定错误。2002年5月18日，北京起复技术开发中心（以下简称起复中心）与开锐公司签订了1份《产品销售代理协议书》（以下简称《代理协议》），约定由开锐公司（乙方）代理销售起复中心（甲方）生产的JFZ1和DFZ型复轨器，起复中心保证开锐公司对外签署的每一销售合约所需的产品都能得到及时供应，并由起复中心直接向订购产品的客户发货。双方还约定了复轨器价款，但没有就起复中心收款后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事宜进行约定。该《代理协议》于2008年12月31日届满后，双方未续签书面《代理协议》，但一直延续该《代理协议》的执行事宜，双方有事实上的复轨器买卖合同关系，本案纠纷系因起复中心未履行买卖合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义务而产生。《代理协议》也并未约定协议期满后就不再给开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代理协议》签订后，双方按《代理协议》约定供货、销货并结算。根据双方签订的《代理协议》，双方并未就起复中心何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明确约定。双方根据《代理协议》进行了多次货物买卖交易，据此所产生的《复轨器款结算清单》（以下简称《结算清单》），是对双方多次货物买卖行为的确认，《结算清单》载明了起复中心向客户发货，开锐公司向起复中心支付货款的事实，但并没有载明起复中心结欠开锐公司多少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也没有约定起复中心应在何时向开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也就是说，《结算清单》能够证明的是开锐公司向起复中心结算并支付货款的事实，但并不能证明双方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具时间进行了约定。由于当事人未约定履行增值税专用开票义务的期限，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开锐公司可以随时向义务人起复中心主张权利。在开锐公司向起复中心主张权利，而起复中心表明不履行之日起，开锐公司即应当认识到其权利受到侵害，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本案诉讼时效应从开锐公司向起复中心主张权利时起算。结算时间为2010年1月4日的《结算清单》并不能证明起复中心不履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义务，也不能证明双方约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义务的最后确定期限。事实是，2011年11月25日，起复中心2005年发货的复轨器货款由王江山签收，供货收款单位为北京京铁创维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创维公司），见一审法院（2015）丰民（商）初字第25427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25427号民事判决）。故一审法院判决以2010年1月4日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点及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认定错误。事实上，起复中心的总经理王江山，从2005年至2016年一直是起复中心法定代表人，从2002年至2011年起复中心的64份复轨器货款《结算清单》的经办人，双方业务一直正常持续往来，并且应同时为起复中心和创维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王江山总经理要求，从2010年1月4日后，复轨器业务从起复中心转给转制而成的创维公司，起复中心已发货尚未结算的复轨器货款，在2012年2月9日的《结算清单》中，系王江山签字，创维公司为供货收款单位。创维公司从事和起复中心相同的复轨器业务，并且收取起复中心的货款，王江山是二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业务经办人，王江山是共产党员、科级干部、运营三分公司的先进工作者、劳模，开锐公司基于对起复中心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体制信任，及其与起复中心数年业务来往积累的信任，在起复中心一直欠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况下始终未对其进行起诉，直至2016年3月，开锐公司才正式提起诉讼，即：开锐公司向起复中心主张权利的时间为其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时间，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情形。二、对于“自2002年至2011年，起复中心与开锐公司共确认了64份货款《结算清单》，60份《结算清单》由起复中心法定代表人王江山签字确认，只有4份《结算清单》由起复中心会计王秀华签字并加盖公章，《结算清单》货款总额为18896547元。起复中心尚欠付开锐公司价税合计金额为6698693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导致开锐公司税额损失为973314元”这一节事实，一审法院判决没有认定。对于本案中开锐公司与起复中心业务往来的基本事实，一审法院判决的表述仅只对开锐公司的主张进行描述，没有对开锐公司诉讼请求所依据的基本事实进行认定。三、一审法院判决如果不对债务人的诉讼时效抗辩权进行实质公平和诚实信用审查，不严格依法认定本案诉讼时效起算点，却以开锐公司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起诉为由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社会效果极坏。一审庭审中，运营三分公司提出起复中心没有收到王江山签收的6698693元货款，不认可业务真实性的答辩。事实为根据一审法院提供的起复中心2006年4月26日至2010年12月基本账户银行流水统计：起复中心入账开锐公司货款2830640.19元，而同期对应王江山签收的复轨器货款《结算清单》金额累计14079347元，按照运营三分公司的说法，有11248706.19元款项不知情。那么全民所有制企业上千万的货款不知所踪，且货款从2002年起一直延续总经理王江山签收的模式，其中未入账的国有资产去哪里了？欠开锐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国家税款怎么交代？一审法院于2016年3月立案，起复中心于2016年5月16日注销。根据本案事实，起复中心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在与开锐公司发生的多笔买卖合同交易中，累计欠付开锐公司价税合计金额为6698693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客观上已导致开锐公司税额损失为973314元。作为承接起复中心义务的地铁公司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一审法院理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及客观法律事实，进行利益衡量。由于一审法院判决错误认定本案诉讼时效起算点，错误认定本案超过了诉讼时效，进而错误判决驳回开锐公司的诉讼请求，损害了开锐公司的财产权益，不利于社会诚信建设。四、开锐公司被王江山误导认为起复中心和创维公司系一家公司。1.2008年7月起复中心出资租房注册成立创维公司的事实，证明王江山告诉开锐公司“起复中心和创维公司就是一家”；2.王江山和王磊同时是起复中心和创维公司的复轨器货款的接收人，证明王江山告诉开锐公司“起复中心和创维公司就是一家”；3.创维公司住所地2008年、2009年的房租、取暖费、电费都是起复中心支付的，相关费用发票是入账到创维公司的，证明王江山告诉开锐公司“起复中心和创维公司就是一家”；4.
创维公司成立于起复中心与开锐公司《代理协议》履行期间内，起复中心和创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是王江山，足以让开锐公司相信起复中心和创维公司就是一家；5.起复中心的货款有入账到创维公司的情况；6.起复中心将未结算的货款改为创维公司结算；7.起复中心和创维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江山承诺创维公司结算起复中心的未结货款后创维公司将逐步给付起复中心所欠开锐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8.开锐公司一审提交的2015年11月10日的公证书，也是开锐公司诉创维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所提交的证据，其真实性与创维公司和起复中心的关联性，该案的庭审笔录和25427号民事判决可以证明；9.开锐公司结算给创维公司的最后一笔货款的时间是2013年3月14日，而创维公司最后一次开具给开锐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时间是2013年5月6日，起复中心和创维公司收到货款之后开具给开锐公司货款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证明了双方的合作的确没有明确约定出具货款增值税专用发票时间的事实；10.开锐公司一审提交的2015年11月8日王莉莎与王江山通话录音、2013年8月10日王莉莎发送给王江山的电子邮件，证明开锐公司2013年、2014年均向王江山要过增值税专用发票。该证据也是开锐公司诉创维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所提交的证据，其真实性25427号民事判决可以证明；11.2013年初，开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莉莎到运营三分公司办公大楼，找到起复中心财务王金秀询问过起复中心尚欠开锐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情，王金秀告知起复中心财务入账的开锐公司货款不足10000000元，但是起复中心是国企，所有事情开锐公司只能和法定代表人王江山说。之后王莉莎多次电话联系王江山讨要起复中心的拖欠增值税专用发票；12.2013年5月王江山答应创维公司替起复中心出具80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就一直拖延。王莉莎2014年催要增值税专用发票未果后，于2015年3月向地铁公司纪委递交了“检举运营三分公司职工王江山贪污10440000元货款”实名举报书，案件受理人是地铁公司纪委陈伟。王莉莎当面向陈伟陈述了起复中心拖欠开锐公司货款增值税专用发票，希望起复中心补足所欠增值税专用发票。后陈伟答复检举人，地铁公司纪委将王莉莎举报材料移交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调查；13.2015年4月16日，王莉莎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就“王江山涉嫌贪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接受询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询问通知书》已作为新证据提交。14.2015年5月4日，王莉莎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签收《答复举报人通知书》，被通知该案已移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调查处理。
运营三分公司、地铁公司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
开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运营三分公司、地铁公司共同向开锐公司赔偿因起复中心未向开锐公司开具并交付价税合计金额为6698693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而给开锐公司造成的税额损失973314元；2.运营三分公司、地铁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起复中心成立于1989年1月12日，类型为全民所有制，于2016年5月16日经工商部门核准注销，地铁公司在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交的起复中心《注销登记申请表》中载明：“注销原因：决议注销，本单位债权债务已清理完毕，各项税款已结清，职工工资无拖欠，同意公司注销，未尽事宜由我单位承担”，王江山曾任起复中心法定代表人。创维公司成立于2008年8月6日，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王江山亦曾任创维公司法定代表人。
2002年5月18日，起复中心（甲方）与开锐公司（乙方）签订《代理协议》，《代理协议》约定：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乙方代理销售甲方生产的JFZ1和DFZ型复轨器有关合作事项达成如下协议：甲方保证乙方对外签署的每一销售合约所需的产品都能得到及时供应，并由甲方直接向订购产品的客户发货；甲方按以下标准向乙方支付销售代理费：JFZ1型复轨器销售价48000元，DFZ型复轨器销售价18000元（此价格为双方针对市场销售执行的市场最低销售限价，甲乙双方应无条件遵守），a、销售额在500000元（最低起增点）以内时，按产品最低限价销额的75%售给乙方；b、销售额在500000元但低于1000000元时，按产品最低限价销额的73%售给乙方；c、销售额超过1000000元时（增长截止点），按产品最低限价销额的70%售给乙方；本协议经双方盖章后生效，有效期自协议签订之日起至2008年12月31日止”。现开锐公司主张，2008年1月至2010年1月期间，其共计向起复中心支付货款7253400元，并向一审法院提供《结算清单》共10份，结算日期和结算金额分别为2008年1月19日1034500元和158400元、2008年3月25日197700元、2008年6月25日243100元、2008年8月20日708000元、2008年9月26日584500元、2008年11月2日286000元、2009年7月8日1976640元、2009年11月30日1531150元、2010年1月4日533410元，每份《结算清单》右上方均写明“下列货款已全部付清”，并有王江山签字确认。
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经一审法院与北京市丰台区国家税务局核实，开锐公司在2008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期间缴纳的增值税金额为2815951.82元。
一审法院另查：因开锐公司亦曾于2011年6月2日与创维公司签订过《代理协议》，该《代理协议》约定有效期自2011年1月1日起到2021年1月1日止，且针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事宜亦在一审法院另案起诉了创维公司，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关于如何区分与起复中心或创维公司之间的业务，经一审法院询问，开锐公司主张系根据《结算清单》上载明的供货收款单位来区分。
此外，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开锐公司主张因创维公司对外宣传是从起复中心改制而来，且法定代表人均为王江山，其多年来一直被王江山误导，认为创维公司和起复中心系一家公司，其一直在要求起复中心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并向一审法院提交2015年11月10日公证书、2015年11月8日王莉莎与王江山通话录音、2013年8月10日王莉莎发送给王江山的电子邮件用以证明。运营三分公司对公证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对通话录音和电子邮件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地铁公司对公证书、通话录音、电子邮件的真实性均表示无法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起复中心与开锐公司签订的《代理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因起复中心现已注销，地铁公司在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交的起复中心《注销登记申请表》中明确声明：同意公司注销，未尽事宜由我单位承担，故该份《代理协议》中起复中心的相关权利义务应由地铁公司承继。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中，开锐公司主张其在2008年1月19日至2010年1月4日期间共向起复中心结算并支付货款7253400元，起复中心目前尚有6698693元已收货款未向其提供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导致其无法进行正常抵扣，故诉至一审法院，因此开锐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至迟应为2010年1月4日，但其提起本案诉讼的时间为2016年3月，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即使起复中心和创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曾为王江山，但开锐公司在双方用以结算的《结算清单》上对二者进行了明确区分，亦据此分别提起诉讼，故应当认定开锐公司对二者系不同主体始终知情，其关于“被王江山误导认为二者系一家公司”的主张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同时，开锐公司提供的通话录音和电子邮件的真实性一审法院在本案中无法确认，即使均属实，其在通话录音和电子邮件中均系向创维公司主张权利，且通话录音时间为2015年11月8日，电子邮件时间为2013年8月10日，距2010年1月4日亦均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无法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因此，运营三分公司关于开锐公司与起复中心纠纷发生的时间是2008年至2010年期间，本案于2016年3月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丧失胜诉权的辩称理由正当，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开锐公司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北京开锐创先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开锐公司提交其与创维公司《结算清单》3份，日期分别为2010年2月9日、2010年4月16日、2011年10月25日，欲证明创维公司承接了开锐公司应给付起复中心的结算款项。运营三分公司、地铁公司对真实性认可，不认可关联性，认为与起复中心、运营三分公司、地铁公司无关。开锐公司提交其与创维公司《结算清单》1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18份、起诉状1份、25427号民事判决1份、法律文书生效证明1份、银行到账证明1份、庭审笔录1份，上述证据欲证明开锐公司与起复中心1份《结算清单》、开锐公司与创维公司10份《结算清单》是真实的，亦证明创维公司和起复中心存在关联性和延续性。运营三分公司、地铁公司对于2010年1月4日的《结算清单》不认可，对11份《结算清单》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关联性不认可，对剩余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开锐公司提交检举信和回函，欲证明开锐公司为维护自身权益，向国家机关举报的情况。运营三分公司、地铁公司对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开锐公司提交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登记注册信息1份、支票存根1份，欲证明王江山和王磊既收取了起复中心的货款又收取了创维公司的货款，王江山将创维公司和起复中心混同经营，前述11份《结算清单》亦可证明该证明目的。地铁公司、运营三分公司对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并且认为支票是开给王江山个人的。运营三分公司提交起复中心2008年至2010年的部分记账凭证，欲证明起复中心在2008年至2010年未收到开锐公司的款项，起复中心对开锐公司没有开具增值税专用票的义务。开锐公司对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没有会计凭证明细，系单方制作，亦证明起复中心管理混乱。运营三分公司提交开锐公司2008年1月21日及2007年12月27日与起复中心的《结算清单》2份，欲证明《结算清单》上王江山的签字是伪造的。开锐公司对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主张《结算清单》1式2份，王江山签字后给开锐公司1份，另1份王江山是否签字不清楚。地铁公司表示同意运营三分公司的意见。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开锐公司与起复中心签订的《代理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代理协议》。现起复中心已注销，地铁公司声明未尽事宜由其承担，故地铁公司应承接起复中心相关权利义务。虽起复中心和创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均为王江山，但开锐公司系分别与起复中心和创维公司签订的《代理协议》并在双方用以结算的《结算清单》上进行了明确区分，同时亦分别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因此开锐公司对起复中心和创维公司系不同主体是知情的，其所称被王江山误导认为二者系一家公司缺乏充足依据，本院不予采信。鉴于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本案中开锐公司起诉主张于2008年1月19日至2010年1月4日向起复中心支付了货款，并主张起复中心一直未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故其诉讼时效应从2010年1月4日开始起算。开锐公司在本案一审、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本案存在诉讼时效中断、中止情形，故开锐公司于2016年3月提起本案诉讼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开锐公司关于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开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534元，由北京开锐创先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石 东
审判员 周 维
审判员 孙 盈
二〇一七年十月九日
书记员 卫梦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