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吉05民终132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振华，男，1958年9月27日生，满族，农民，住吉林省通化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俊伟，吉林通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曲利，吉林通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贵军，男，1959年4月2日生，汉族，农民，住吉林省通化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迟金芳，系宋贵军妻子。
上诉人刘振华因与被上诉人宋贵军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通化县人民法院（2017）吉0521民初3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振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姜俊伟、曲利、被上诉人宋贵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迟金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振华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刘振华的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宋贵军承担。事实和理由：刘振华和宋贵军于2010年4月签订玉米回收种植合同，由刘振华代理宋贵军与农户沟通种植，并代发玉米种及代收种款。在回收玉米时宋贵军仅给付了部分玉米款，剩余款项久拖不付，农户多次向刘振华索要后，刘振华将代收的玉米种款抵扣玉米款向农户发放，进而发生农户与宋贵军之间款项结算纠纷、刘振华与宋贵军委托代理纠纷。现宋贵军与农户的纠纷通过通化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1）通民一初字第51号、第62号、第187号民事判决书已经解决完毕，二者之间亦不存在任何纠纷。宋贵军在庭审中承认发生纠纷的玉米款、种子款都是通过刘振华付给农户，那么判决书认定的已付款加上一审刘振华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支付的款项共计162223元，宋贵军在钱款发放过程中仅向刘振华分两次共计支付9万元，剩余72223元未支付。故而，宋贵军应当返还剩余差额。
宋贵军辩称：1、刘振华说的垫钱不是事实，刘振华没有垫付，宋贵军也没让刘振华垫付。2、2010年种的玉米，现在是2017年，刘振华的诉讼时效已过，且是宋贵军直接给的玉米钱，不是刘振华垫付的钱。3、（2011）通民一初字第51号、第62号二份判决书中也体现9万元是给农民的玉米钱，不是给刘振华垫付的钱。4、宋贵军给农户发放玉米款的过程是2010年9月7日开始回收粘玉米，到10月1日拉完。宋贵军每天收多少玉米，每天付给刘振华现款，刘振华再付给农民。此期间付给刘振华共110多万元玉米款，刘振华亲笔打了二张收条，此收条在（2011）通民一初字第62号卷宗中。5、宋贵军两次给刘振华9万元，（2011）通民一初字第51号、第62号、第187号三起案件认定刘振华付给农民的玉米款仅仅是74400多元，小于宋贵军付给刘振华的9万元，能够证明刘振华说的不是事实。
刘振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宋贵军返还刘振华为其垫付的玉米款72223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宋贵军通过刘振华联系农户种植糯玉米，后因种子款及玉米回收款支付问题，原、被告及农户之间发生纠纷诉至法院。该院于2011年7月12日作出（2011）通民一初字第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认定“被告宋贵军分两次交付给被告刘振华9万元支付给原告等人部分玉米款，现尚欠原告武志军等9人玉米款共计49417.60元未付”，遂判决宋贵军给付武志军等9人玉米款49417.60元。该院于2011年7月14日作出（2011）通民一初字第62号民事判决，判决认定“被告宋贵军通过刘振华给付原告赵军玉米款5000元，尚欠原告玉米款4279.60元未付”，遂判决宋贵军给付赵军玉米款4279.60元。该院于2011年7月14日作出（2011）通民一初字第18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认定“被告宋贵军分两次交付给被告刘振华9万元，支付给原告等人部分玉米款，现尚欠原告孙晓臣等23人玉米款65201.40元未付”，遂判决宋贵军给付孙晓臣等人玉米款65201.40元。宋贵军诉刘振华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一案，该院于2014年6月14日作出（2014）通民一初字第6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认定“被告（刘振华）对已收回的83714.40元种子款扣除原告（宋贵军）借走的20000元，余下63714.4元应给付原告。如其确已将该部分款项支付给农民，可另案告诉”。刘振华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7日作出（2014）通中民终字第638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该院作出的（2011）通民一初字第51号、第187号二份民事判决书中，虽对宋贵军已支付农户部分玉米款数额予以核对，但均表述为“被告宋贵军对其回收某某玉米总价款XX元、扣除种子款XX元（已收）和已付款XX元，尚欠XX元”，后判决虽认定宋贵军分两次交付给刘振华9万元，支付给该两案原告等人部分玉米款，尚欠两案原告部分玉米款未付，不能排除宋贵军直接付款给农户的情形，亦无法确定该已付玉米款超出9万元部分系由刘振华垫付或已付玉米款均经刘振华手给付农户的事实。（2014）通民一初字第68号民事判决书论述为“如其确已将该部分款项支付给农民，可另案告诉”，并不是刘振华所说其为宋贵军垫付的玉米款的事实已被生效判决所确认。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通中民终字第638号民事判决书亦是如此认定。（2011）通民一初字第6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认定“被告宋贵军通过刘振华给付原告赵军玉米款5000元，尚欠原告玉米款4279.60元未付”，该5000元与刘振华提供的能够证明经其手给付农户的其他玉米款加起来，总额不足其自认宋贵军给付其让其支付农民的9万元玉米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的规定，对刘振华的诉讼请求该院无法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规定，遂判决：驳回原告刘振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06元，由原告刘振华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刘振华主张，其为宋贵军共计垫付玉米款162223元，该款由四部分构成：1、通化县人民法院（2011）通民一初字第51号、第62号、第187号三份判决书中的已付款部分，金额95222元；2、派出所证明，王善明、武广彬、武志先从刘振华处抢走了9950元；3、农户书写的收据，证明借款人员共收到56031元；4、垫道的水泥款共1020元。首先，（2011）通民一初字第51号、第187号、第62号民事判决书中对于已付款的表述分别为“被告宋贵军分两次交付给被告刘振华9万元支付给原告等人部分玉米款……；被告宋贵军通过刘振华给付原告赵军玉米款5000元。”根据上述判决，已付款是由宋贵军支出，通过刘振华向农户交付，并非是刘振华主张的由刘振华垫付。其次，根据当事人的自述以及通化县人民法院（2011）通民一初字第51号、第62号、第68号、第18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宋贵军系通过刘振华与农户签订玉米加工回收合同，由刘振华代理宋贵军与农户沟通，发放玉米种、交付货款及回收种子款。在宋贵军回收玉米时，由宋贵军向农民出具检斤小票，并将玉米款交给刘振华，然后农民拿检斤小票到刘振华处取款，通过此种形式，结算了110余万元的玉米款。后期因回收玉米种子款（包括刘振华私自以回收的玉米种子款代付玉米款）问题，刘振华与宋贵军之间以及与农户之间发生款项结算争议。之后，宋贵军又于2010年12月9日、2011年2月8日分两次交给刘振华9万元玉米款，由其向农户支付。综合上述，本案当事人与农户间的交易方式为宋贵军将玉米款交给刘振华，农户到刘振华处领取玉米款。所付玉米款的款项来源于宋贵军，包括刘振华以收取的种子款向农民代付玉米款，款项来源也是宋贵军，刘振华的身份为代理付款人，刘振华一审提交的派出所证明、农户书写的收据、借据以及其二审提交的询问笔录等证据，仅能证明刘振华向农户交付了玉米款，但均不足以证明农户所收取的玉米款出自于刘振华自身的垫付。第三，刘振华就其主张的1020元垫道水泥款仅提供一张无收款事由的白条，且与本案诉求的垫付玉米款问题欠缺关系性，该主张亦不能成立。综上，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规定，认定刘振华的事实主张不成立，认定正确。本院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相同。
综上所述，刘振华要求宋贵军给付其垫付玉米款72223元，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其上诉请求依法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06元，由上诉人刘振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大勇
审判员 盖晓晨
审判员 李尧川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记员 张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