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津0113民初744号
原告：天津开发区荣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开发区第四大街109号太平洋村1-281。
法定代表人：靳智梅,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鲍春玲，女，1966年9月8日生，汉族，该公司经理，住天津市南开区。
被告：天津市长岛假日中心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北辰区上河头乡线河村。
法定代表人：乔健（已故）。
委托诉讼代理人：解维，女，1955年4月11日生，汉族，该公司员工，住天津市红桥区。
被告：吕建起，男，1957年8月23日生，汉族，住天津市北辰区。
被告：杜少海，男，1957年8月6日生，汉族，住天津市北辰区。
被告：杜鹏，男，1975年12月18日生，汉族，住天津市河东区。
原告天津开发区荣光实业发展有限�司（以下简称“荣光公司”）与被告天津市长岛假日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岛公司”）、吕建起、杜少海、杜鹏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2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荣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鲍春玲，被告长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解维，被告吕建起、杜少海、杜鹏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荣光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确认原告和被告吕建起、杜少海、杜鹏签订的天津市北辰区金宜里2-4-603号房屋《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1999年，原告荣光公司开发天津市北辰区金宜里项目，其中金宜里2-4-603号房屋尚未出售。长岛公司法定代表人乔健利用工作之便从原告处私自取得两份空白《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加盖原告公章，后�被告杜鹏签订《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将上述金宜里2-4-603号房屋出售给杜鹏。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原告并不知情，亦没有作出出售房屋的意思表示。乔健系与被告吕建起恶意串通将上述房屋进行买卖，后通过被告杜少海转卖给被告杜鹏，杜鹏亦未支付房屋对价，故原告与吕建起、杜少海、杜鹏签订的《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当认定无效，故呈诉。
长岛公司辩称，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乔健曾说过在青光盖度假村时和被告吕建起系合作关系，后来乔健从荣光公司拿来空白合同和公章，将诉争合同给了吕建起，都让吕建起办理，其余事项不清楚。
吕建起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长岛公司和荣光公司实际控制人均系乔健，乔健在北辰区线河村设立长岛公司，我承包了长岛公司的城建学院北辰分院建设项目中的部分工程，长岛公司欠本人工程款和借款，乔健就给我两份合同以房抵债。后来因为本人欠杜少海的工程款，就把金宜里2-4-603号房屋抵给了杜少海，杜少海后来怎么处理的房子不清楚。
杜鹏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杜少海与我是叔侄关系，本人从杜少海处取得的房屋，对于之前的事情不清楚。2001年10月31日，我、乔健、吕建起、杜少海一起去长岛公司城建学院的地方签合同，签合同的时候买受人直接写的杜鹏，我向杜少海支付了19万元买的上述金宜里2-4-603号房屋。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为证实其主张，提交了证据长岛公司证明、民事起诉状、举证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传票2份、协议书2份。被告长岛公司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被告吕建起、杜鹏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被告杜少海未发表质证意见。被告长岛公司为证实其主张，提交了证据乔健死亡证明、长岛公司证明、转让协议书、土地使用合同、民事起诉状。原告对长岛公司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被告吕建起对乔健死亡证明、转让协议书、土地使用合同、民事起诉状真实性认可。对长岛公司证明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被告杜少海、杜鹏均未发表质证意见。被告吕建起为证实其主张，提交了证据结算单和借条。原告、被告长岛公司均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不予认可。被告杜少海、杜鹏均未发表质证意见。被告杜少海未提交相关证据。被告杜鹏为证实其主张，提交了证据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杜少海和吕建起的证明。原告、被告长岛公司对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该合同无效。对杜少海和吕建起的证明均不予认可。被告吕建起对上述证据�异议。被告杜少海未发表质证意见。
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被告杜鹏提交的《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各方对该合同真实性及效力存有异议，对该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在本判决下文中论述。原告及长岛公司提交的长岛公司证明，系长岛公司单方出具的书证，对该证明中载明的事实，原告或长岛公司均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对原告及长岛公司提交的民事起诉状，仅能够证实案外人天津晋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与长岛公司、吕建起发生过民事纠纷，真实性本院依法确认，该证据无法证实长岛公司或乔健不欠付吕建起款项，故对该证据证实的事实本院依法采信，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举证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传票2份，能够证实关于金宜里小区部分业主与原告发生民事纠纷的事实，真实性本院依法确认，但该证据无法证实杜鹏与吕建起系恶意串通签订的《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故对上述证据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两份协议书均为原告与案外人签订的合同，与本案诉争的《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效力的待证事实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被告长岛公司提交的乔健死亡证明，证实了长岛公司法定代表人乔健已故的事实，本院依法采信。长岛公司提交的转让协议书、土地使用合同，能够证实长岛公司取得城建学院位于线河村分校土地的过程及将该部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天津晋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的事实，本院依法采信。被告吕建起提交的结算单和借条均有曹洁菡签字确认，对于曹洁菡的身份问题，根据吕建起陈述及被告杜少海陈述，能够证实曹洁菡为乔健的秘书兼任公司会计。结合原告及长岛公司提交的民事起诉状载明的部分事实及被告杜少�陈述参与吕建起城建学院项目施工的事实，能够认定结算单和借条载明长岛公司欠付吕建起工程款的事实具有一定客观性，对该证据证明的事实本院依法采信。被告杜鹏提交的杜少海和吕建起的证明，系用于证实本案诉争的《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及履行情况，与本案待证事实存在关联性，且协议当事人各方对该证据并无异议，本院依法采信。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1997年3月6日，被告长岛公司与天津市北辰区上河头乡线河一村、线河二村村委会签订《土地使用合同》，取得了坐落于天津市北辰区上河头乡津同公路西侧附近的线河一村、线河二村100亩土地的使用权，使用期限40年。长岛公司取得上述土地使用权后，由原告荣光公司于2002年将上述土地用于建设城建学院北辰分院。在施工过程中，长岛公司将部分工程承包给被告吕建起，吕建起按约定进行施工，2003年完工，经结算发包方尚欠吕建起工程款。在工程施工期间，长岛公司法定代表人乔健从原告处取得两份《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与吕建起进行商议后，将原告开发的天津市北辰区××房屋及××号房屋作价共计39万余元，用于支付吕建起工程款。乔健将金宜里2-4-603号房屋的《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交付吕建起。
被告吕建起在承包城建学院项目工程中，将部分工程交由被告杜少海施工。工程施工完毕后，吕建起尚欠杜少海工程款595000元，经协商，吕建起将天津市北辰区金宜里2-4-603号房屋作价191385元抵偿部分所欠工程款，吕建起将该房屋交付杜少海。被告杜少海与杜鹏系叔侄关系，杜少海与杜鹏达成协议，将金宜里2-4-603号房屋以19万元价格出售给杜鹏。后吕建起、杜少海、杜鹏等人到乔健处，将《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买受人及落款�直接加盖杜鹏印章，乔健在合同落款改动处加盖原告公章。合同签订后，杜鹏给付杜少海购房款19万元，杜少海将该房屋交付杜鹏，由杜鹏占有、使用至今。
另查明，被告长岛公司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为乔健，乔健于2015年1月16日因病死亡。庭审中原告自认，乔健自2000年初至2002年上半年任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2002年下半年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靳智梅，乔健为原告的员工。乔健与原告的现法定代表人靳智梅曾系夫妻关系，于2011年离婚。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本案涉诉的天津市北辰区金宜里2-4-603号房屋《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有效。
对此，本院分析如下：
庭审中，原告主张上述《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的理由为：第一，原告并不明知乔健以房抵债的事实，乔健系私自将空白合同给付吕建起后加盖公章，原告�未作出出售房屋的意思表示，乔健的个人行为无效；第二，被告吕建起明知房屋系属原告所有，仍从乔健处取得合同，接受以房抵债，并将该房屋进行转卖，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并且乔健系受到吕建起与杜少海胁迫签订的合同；第三，该合同中亦没有乔健、吕建起等人的签字，不符合合同形式要件且合同签订后并未实际履行，杜鹏明知杜少海与吕建起的行为签订合同存在恶意。
对于原告的上述主张，本院认为，首先，根据被告吕建起提交的证据及当庭吕建起、杜少海的陈述，结合其他相关书证，能够认定乔健系使用原告所有的天津市北辰区××房屋及××号房屋作价支付吕建起工程款的事实，原告主张长岛公司不欠付吕建起款项，并未提交证据加以证明，对此事实的认定，从原、被告提交的证据上看，各被告的证据更具有优势，故本院依法确认。吕建起�乔健处取得《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时间为2002年至2003年间，原告自认乔健自2000年初至2002年上半年任原告法定代表人，其使用公章对外签订合同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应视为原告作出的意思表示。在2002年下半年后，乔健仍为公司员工，与法定代表人靳智梅系夫妻关系，乔健使用原告的公章对外签订合同的行为，足以使相对人有理由相信其有代理权，构成表见代理，原告亦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原告对于合同中公章的真实性并无异议，故乔健将《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给付吕建起意图转让房屋所有权用于支付工程款，后加盖原告公章进行确认的行为，应视为原告作出的意思表示。原告的上述第一条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其次，根据吕建起、杜鹏提交的证据，结合二被告当庭陈述，能够认定吕建起在从乔健处取得合同后将该合同上关于取得房屋所有权�权利转让与杜少海用于抵偿欠款，杜少海又转售给杜鹏，后原告在合同上加盖公章，足以认定原告明知且认可该转让行为。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实二被告存在恶意串通或胁迫行为损害原告利益，亦未提交证据证实杜鹏购买该房屋存在恶意。故原告的上述第二条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再次，乔健将《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给付吕建起，意图转让原告房屋的所有权用于支付工程款，吕建起虽未在合同中签字，但其将该房屋抵偿给杜少海，杜少海再出售给杜鹏后，有杜鹏在合同中加盖印章，并有原告盖章确认，该合同实际在原告与杜鹏之间成立并生效。虽然房屋的买受人杜鹏未签字，但加盖的人名章的行为能够认定系买受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在合同中加盖公章，乔健未在合同中签字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乔健通过签订《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形式，将原告所有的天津市北辰区金宜里2-4-603号房屋交付吕建起，系用于支付吕建起工程款，吕建起将该房屋交付杜少海，系用于抵偿杜少海的工程款，债务的抵偿应视为合同价款的履行。但因不动产所有权的变更以登记为要件，杜少海并未取得该房屋所有权，其向杜鹏出售房屋系无权处分行为，但其实际向杜鹏交付了上述房屋，杜鹏亦支付了对价，合同已实际履行。杜鹏作为《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买受人加盖印章，原告亦盖章认可，应视为对杜少海无权处分行为的追认，该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并已实际履行。故原告的上述第三条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原告与被告杜鹏签订的《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已实际履行。原告认为该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通则》第四条、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一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魏洪爽
代理审判员 赵宗阳
人民陪审员 杜振华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侯宇桐
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
《中华�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四十三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一百条当事人互负债务，标的物种类、品质不相同的，经双方协商一致，也可以抵销。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十四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
第十五条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