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渝01民终516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杜孝容。
诉讼代表人：徐则文。
诉讼代表人：聂国平。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幸福煤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大盛镇菊花坝村。
法定代表人：袁世昌，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小钢，系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杜孝容因与被上诉人重庆幸福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幸福煤业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6）渝0112民初43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杜孝容及其诉讼代表人徐则文、聂国平，被上诉人幸福煤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小钢到庭参加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杜孝容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支持杜孝容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幸福煤业公司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应当对杜孝容所举示的证据予以认定，并依法判决给付拖欠的工资和经济补偿金。首先，杜孝容与幸福煤业公司之间具有劳动关系，且双方对《终止劳动合同协议书》内容的真实性以及拖欠工资的时间和金额均无异议。其次，财务材料、工资资料和合同资料等相关资料，应由幸福煤业公司举示。由于幸福煤业公司自身原因造成上述资料的灭失，应由其承担不利后果。最后，原审法院仅凭“不符合生活常理”为由，判决驳回诉请是不当的。
幸福煤业公司答辩称，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其事实和理由无异议，希望法院依法判决。
杜孝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支付原告工资和经济补偿金共计220000元（拖欠工资期间为2006年7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期间）。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月1日，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作出《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关于2015年度关闭重庆幸福煤业有限公司等两家煤矿企业的决定》，该决定主要内容有：重庆幸福煤业有限公司、重庆渝北区大盛镇东兴煤矿等两家煤矿企业已于2014年11月初按要求停止井下采掘作业，提前进入了关停状态。根据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煤矿关闭工作的通知》（渝府办〔2014〕43号）精神，经企业自愿申请，并经区政府研究，决定2015年度再对大盛镇辖区的重庆幸福煤业有限公司、重庆市渝北区大盛镇东兴煤矿企业实施关闭。
2015年11月10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终止劳动合同协议书》，该协议书主要内容有：乙方系甲方员工，2006年7月1日双方建立劳动合同关系。2015年7月1日，甲方按照渝北府发[2015]44号文件规定作为2015年渝北区政策性永久关闭矿井，根据《劳动合同法》现甲乙双方就终止劳动合同相关事宜，本着自愿、平等、协商一致的原则，达成如下协议：一、甲乙双方同意于2015年4月30日终止劳动合同关系。二、根据有关规定甲方一次性支付乙方拖欠工资和一次性经济补偿金共计贰拾万零贰仟元整。三、乙方同意接受甲方的上述拖欠工资和经济补偿，并承诺接受上述拖欠工资和经济补偿后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向甲方或大盛镇人民政府或劳动仲裁机构提出或主张任何补偿、赔偿要求。四、若乙方违反本协议的承诺，甲方有权收回已向乙方支付的全部款项并要求乙方承担依本协议取得的全部款项金额30%的违约金。五、甲方自双方解除劳动合同之日起不再继续为乙方承担因劳动关系产生的任何附属义务。
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共同确认以下内容：无法核实每月拖欠工资数额，原告工资发放形式为现金支付，不需要签字；被告在2015年4月30日关闭。
庭审中，原告陈述了以下内容：工作期间被告每个月都给原告预支了部分工资以维持生活，经过长年累月就欠了原告很多工资。庭审中，被告陈述了以下内容：2005年改制的时候有关原告的财务材料、工资资料和合同资料就不见了，从2005年之后公司也没有再对有关原告的财务资料、工资资料和合同资料再做管理记录，公司其他的资料在2005年之后也不见了。
2016年1月18日，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超期未作出受理决定证明书，后原告遂起诉到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因原告主张其工资及经济补偿金系依据《终止劳动合同协议书》来主张，故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能否采信《终止劳动合同协议书》来确认原告的工资及经济补偿金数额。因在双方签订《终止劳动合同协议书》时被告已经关闭，关闭后涉及到公司财产清算等事宜，此时被告应慎重处理其债权债务，否则容易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具体到本案中，首先，因原告主张其在入职到被告处时被告即开始存在拖欠其工资的情形，而且每个月均存在欠发工资情形，此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双方劳动关系终止时止，显然原告的此种陈述不符合生活常理，因为面对从入职时即拖欠工资的用人单位，劳动者一般均早已因用人单位存在过错而提出辞职，而不会在用人单位每月拖欠工资时一直将此种违法情形持续至双方协议终止劳动关系时，故原告主张的事实明显不符合生活常理。其次，因被告2005年改制的时候有关原告的财务材料、工资资料和合同资料就不见了，从2005年之后公司也没有再对有关原告的财务资料、工资资料和合同资料做管理记录，可见在原被告签订《终止劳动合同协议书》时原被告双方根本无法核实原告的工资数额。据此，一审法院有充分理由怀疑《终止劳动合同协议书》中内容的真实性，鉴于该协议书系在被告关闭后这种特殊时刻签订，故一审法院对《终止劳动合同协议书》中的事实不予采信。据此，在原告仅有《终止劳动合同协议书》的情形下，一审法院不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杜孝容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元，由原告杜孝容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所进行的本证，需要达到高度可能性即高度盖然性的程度才能被视为完成证明责任。本案中，第一，杜孝容主张其工资和经济补偿金仅有其与幸福煤业公司签订的《终止劳动合同协议书》上双方自行约定的内容，该协议书上没有对拖欠工资和经济补偿金的金额是如何计算出来的进行说明，也没有工资表、考勤记录、职工花名册等证据予以佐证，故杜孝容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第二，双方当事人关于“公司所有职工的工资均为现金发放，劳动者不需要签字，所有职工多年来的工资发放情况及所拖欠工资的数额全凭公司法定代表人袁世昌的个人记忆；以及公司从双方建立劳动关系开始即每月只发放部分工资以维持生活、长年累月拖欠工资一直持续到双方劳动关系终止时止”等陈述，明显违背生活常理。第三，幸福煤业公司关于“公司自2005年之后就没有再对相关财务资料、工资资料、合同资料做管理记录”的陈述，明显违背任何正常企业基本经营管理的惯例。第四，幸福煤业公司的以上陈述明显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且涉及可能损害幸福煤业公司之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不适用当事人自认的相关规定。因此，杜孝容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关于幸福煤业公司拖欠其工资和经济补偿金之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故本院对其该事实主张不予支持，所以对其相应的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杜孝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杜孝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孟琼
代理审判员 陈娅梅
代理审判员 罗太平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王睿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