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杭民终字第390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单银木，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戴锦文，浙江长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胡斌，浙江衡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胡平，主任。
委托代理人骆颖、万军芹，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5）杭拱民初字第17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12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1年5月10日，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称为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12月16日变更为现名称）与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一份，合同约定：“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甲方）委托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乙方）的律师为甲方与江苏国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安公司）强制执行纠纷案［（2009）杭萧商初字第4033号］的代理人。甲方同意按风险代理方式向乙方支付代理费。甲方按对方当事人实际偿付标的款额（包括本金及违约赔偿额）的15%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对方当事人偿付一笔甲方即支付一笔律师代理费，甲方在任一期款项到账后七日内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等权利义务。合同签订后，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即开展了相关代理活动。2014年1月22日，国安公司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在江苏省大丰市人民法院起诉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2014）大民初字第0230号］，一审判决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需向国安公司支付工程款、现场开办费34235634.09元。该案在二审过程中（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一、二审也均委托了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律师为代理人），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安公司于2015年6月5日达成了调解协议，二审法院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5）盐民终字第01282号民事调解书确认：“杭萧钢构公司经（2009）杭萧商初字第4033号民事判决书所判决的标的额，经杭萧钢构公司申报破产债权并经国安公司破产管理人审查核准为27468979元；国安公司起诉杭萧钢构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的工程款标的额，经国安公司破产管理人核查确认为27235634.09元；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要求对双方债务进行抵销，国安公司对本案所涉工程款同意与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所申报的破产债权予以抵销，双方不再负有债权债务关系……”等。至此，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代理（2009）杭萧商初字第4033号一案强制执行事宜已终结。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要求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6月12日前向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支付27468979元的15%即4120346.85元作为律师代理费，因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拒绝支付上述款项，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遂诉至原审法院。诉讼请求：1、判令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律师代理费4120346.85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44573.1元（自2015年6月13日起，暂计算至2015年9月1日，要求支付至实际履行日止）；2、判令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办理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案件时，委托人被告知政府指�价后仍要求实行风险代理的，律师事务所可以实行风险代理收费……”；该《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律师事务所应当与委托人签订风险代理收费合同，约定双方应当承担的风险责任、收费标准、收费数额或比例。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和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风险收费方式并不违反上述法律、法规，该合同应当是依法有效，当事人应依约全面履行上述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双方争议的焦点主要是：1、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是否实现合同约定之结果，抵销事宜是否在另案中实现；2、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主张律师费费用是否违反相关规定、畸高；3、国安公司已进入破产程序，涉案执行是否已终结，双方之间的委托关系是否亦终止。本案中，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代理后，最终该执行款与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所负债务相抵销，其实质与实际执结到位无本质区别，即效果是一致的。执行的债权也并不拘于在其他案件中得以实现。双方在合同中约定按合同约定标的额的15%收取风险代理费用，收费标准未超过《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强制性规定。《浙江省物价局、浙江省司法厅关于制定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价服（2011）212号）是依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精神所制定，《通知》的内容不得与该《办法》相抵触，且该《通知》规定的只是一般收费标准，并不包含风险代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被执行人只有在破产之后，相关执行案件才予以终止；国安公司还未宣告破产，破产管理人在破产清算阶段经确认后，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安公司互负的债务予以了抵销�实际上案涉执行执结完毕，不存在终止情形。故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上述抗辩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风险代理本身就存在风险，并不以受委托人付出的工作量多少来考量；事实上，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已完成合同约定的义务，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应按约支付风险代理费4120346.85元。因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未履行合同约定的给付义务，给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造成的损失应予赔偿。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要求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支持逾期利息合理，原审法院确定逾期利息以本金4120346.85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5年6月13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浙江标的�师事务所律师代理费人民币4120346.85元，并支付逾期利息（本金4120346.85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5年6月12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0060元，由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宣判后，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不服，上诉称：一、被上诉人的负责人胡平长期以来既是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主任，又是上诉人的中层干部、法务部经理。其利用这一双重身份的职务便利和上诉人对其法律专业的信任和依赖，蓄意策划将一个2000多万元的民事纠纷做成二地诉讼的系列案件，10多个诉讼程序，进而诱使和要挟上诉人不断地与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签订代理合同达9份之多，从而谋取巨大的�正当的经济利益。案件诉讼的最终结果是上诉人耗费大量代理费、诉讼费等财力和人力、物力，但2700多万元债权分文未获。而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凭此纠纷获取巨额代理费，代理费合计将达600多万元。在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国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施工合同工程款纠纷中，被上诉人作为代理人，无论在代理合同订立过程中还是代理诉讼活动过程中，均存在严重违背合同法和民法通则关于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从而使得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双方利益严重失衡，导致上诉人蒙受巨大经济损失。此类行为依法应当属于无效的民事行为，本案一系列的代理合同应是无效的合同。退一步讲，至少也是严重地显失公平的合同。本案的代理合同仅是涉案系列代理合同中的一份。系列代理合同皆基于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安公司的一起工程款纠纷。因此了解杭萧钢�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安公司纠纷的诉讼和代理过程将是正确处理本案的关键问题之一。为此向法庭简要陈述相关事实于下：2007年5月，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国际基金有限公司签订《安哥拉安居家园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将部分工程分包给国安公司，后双方发生工程款纠纷。国安公司认为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拖欠工程款，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工程款已经超付2000多万元。为此经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法务部经理胡平搜集资料研究案情后提出：对于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其中以借款名义支付给国安公司的2700多万工程款，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先行以借款合同纠纷起诉国安公司，对于工程款结算、支付问题不必涉及，待国安公司提起诉讼再行抗辩。于是在胡平操纵和诱导下发生了以下一连串的诉讼和一连串的代理合同：1、2008年12月8日，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与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一份代理合同，约定由胡平代理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在杭州中院以借款合同纠纷起诉国安公司，代理费6万元，如案件一审判决结案，被告不上诉，则再付15万元。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于12月15日支付该6万元。起诉不久，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在胡平建议下撤诉。2、2009年7月16日，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与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再签一份代理合同，由胡平代理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再次起诉国安公司，代理费20万元，此款已当日付清。胡平代理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于2009年7月19日在萧山法院仍以借款合同纠纷起诉国安公司，案号为（2009）杭萧商初字第4033号。3、国安公司对该案提出管辖异议，萧山法院驳回后，国安公司上诉。为此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与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于2009年9月18日再签一份代理合同，约�对本案的管辖异议上诉纠纷由胡平代理，代理费5万元，此款已9月21日支付。4、萧山法院对该案进行审理，庭审中国安公司提出抗辩，认为涉讼款项名为借款而实为工程进度款，要求冲抵工程进度款，但代理律师不同意。2010年8月5日萧山法院作出判决，由国安公司归还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1922万元及美元801454元。国安公司对判决不服向杭州中院提起上诉。为此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于2010年8月23日再与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签一份代理合同，约定由胡平继续代理该案二审，代理费为30万元，此款已8月24日支付。5、杭州中院于2010年11月23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生效，为此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与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于2011年5月10日再签一份代理合同，约定由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闻莉芳（系胡平妻子）代理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安公司�执行案件，代理费按国安公司实际偿付款额的15%计算支付，到帐一笔支付一笔，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在任一期款项到帐后七日内支付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此即本案争讼之代理合同。为此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于2010年12月就（2009）杭萧商初字第4033号案向萧山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萧山法院委托被执行人所在地江苏大丰法院执行。但该案至今未能执行到一分案款。6、2012年1月，国安公司向大丰人民法院申请破产，大丰法院裁定受理破产，并指定国安公司清算组为破产管理人。依照破产法和民诉法的规定，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依据（2009）杭萧商初字第4033号判决的执行案件中止执行。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向破产管理人申报了债权，确认的债权额经折合人民币，2项合计为2746.8979万元。7、2012年1月，国安公司在大丰法院受理破产案件的同时，以国安公司破产管�人的身份在大丰法院起诉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施工合同工程款纠纷。案号为（2012）大商初字第0011号。对此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与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于2012年2月1日再签代理合同，约定由胡平代理该案，代理费50万元。此款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2月2日支付。8、该案审理期间，国安公司申请财产保全，查封了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的银行帐号。为此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由其子公司万郡房产提供担保，申请法院解除保全措施。对此，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于2012年2月28日与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再签一份代理合同，代为申请解除财产保全措施，此项工作约定代理费为23.5万元，此款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于7月16日支付。9、2012年12月，大丰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令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国安公司破产管理人工程款、现场施工开办费3868万元。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服，向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为此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于2012年12月6日再与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一份代理合同，约定由胡平继续代理，代理费为20万元，此款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12年12月13日支付。该案经二审审理，盐城中院裁定发回重审。大丰法院重审后以原告主体不适格的理由判决驳回国安公司破产管理人的起诉。10、2014年1月，国安公司在大丰法院以其公司名称再次起诉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案号为（2014）大民初字第0230号。对此，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于2014年2月10日再与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一份代理合同，约定：0230号案一审、二审、执行均由胡平代理，代理费为：按（2012）大商初字第0011号判决确定的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应付工程款3868万元与0230号案生效判决或调解书确认的减少之差额为基数，按5%费率计算律师代理�。该案审理中，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除了对江苏国安主张的未付工程款金额进行抗辩外，要求以（2009）杭萧商初字第4033号借款合同纠纷案判决所确定的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对国安公司的债权2746.8979万元抵销工程欠款。但大丰法院的意见是：依法律规定本案原、被告间债权、债务可以抵销，但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对国安公司负有的债务额尚未判决确定，故不符抵销的条件，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主张的抵销权可在本案判决生效后另行处理。大丰法院对该案于2015年2月16日作出一审判决：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应支付国安公司工程款及施工现场开办费合计人民币3423.5634万元。11、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对一审判决不服，再次向盐城中院提起上诉。经盐城中院审理以调解结案。（2015）盐民终字第01282号调解书确认：“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经（2009）杭萧商初字第4033号民事判决所判决的标的额，经杭萧钢构公司申报破产债权并经国安公司破产管理人审查核准为27468979元；二、国安公司起诉杭萧钢构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的工程款标的额，经国安公司破产管理人核查确认为27235634.09元；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四十条的规定，杭萧钢构公司要求对双方债务进行抵销，国安公司对本案所涉的工程款同意与杭萧钢构公司所申报的破产债权予以抵销，双方互不再负有债权债务关系。上述协议，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据以上所陈述事实，上诉人有充分的理由和依据认为由于被上诉人的负责人胡平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以获取巨额的不正常的律师代理费，利用其既是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主任，又是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法务部�理这一双重身份和上诉人对其法律专业的信任和依赖，将一个2000多万的工程款纠纷，蓄意策划，一步步演绎成浙江、江苏二地的系列诉讼案件，10多个诉讼程序，进而诱使和要挟上诉人不断地与其签订代理合同达9份之多，从而谋取巨大的不正当的经济利益。而案件诉讼的最终结果是上诉人耗去大量人力、物力和诉讼费、律师代理费等财力，但2700多万元债权分文未获；而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凭此纠纷获取巨额代理费，如按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的要求和主张，代理费合计将达600多万元。回顾这一纠纷的处理：上诉人受人蒙骗，遭人遇弄，损失巨大，教训深该。经法学界人士指点、剖析，案件的代理过程确实有些匪夷所思。主要为：1、一个纠纷二场系列诉讼实无必要。案件本系工程款纠纷，双方可在一个案件中全部解决。借款与进度款在经济角度讲并无实质区别，即便在萧山法院以借款合同起诉，但国安公司一再提出本案名为借款，实为工程进度款。因此案件只需法院查清工程结算款额便可一案处理完毕。但由于代理律师只谋求自身不正当利益，不惜损害当事人利益，拒绝一并处理，目的在于不断获取巨额代理费。上诉人被代理人严重误导，以至引发此后一系列的无效诉讼，使上诉人深受讼累之苦。2、上诉人的有关部门和人员把关不严，使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占了空子，一些明显不应该再签代理合同支付代理费的情况连续出现。如萧山法院第4033号案件，对方提出管辖异议，应当是一审代理律师正常的代理工作；大丰法院大商初字第0011号案关于解除担保的申请事项，也应是一审代理律师的工作职责，因此无需再签代理合同另行支付高额的代理费，但本案均重复签代理合同、重复付费。3、反复诉讼的案件，前次已经付过律师代理费，再次诉讼按理不应再付律师费，至少应当降低收费标准。如上诉人在萧山法院起诉后撤诉然后再起诉的借款纠纷案件；国安公司在大丰法院二审被发回重审后被驳回起诉，后又起诉的案件，该案上诉人已经支付一审、二审律师费及解除财产保全措施律师费，这种在程序上反复诉讼的案件，在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的要求下均再次签订代理合同，再次付费，而且均是高额付费。4、所订代理合同没有参考浙江省物价局、司法厅的收费标准，不但远超参考标准，而且后一阶段代理费标准均没有按前一阶段的70%的规定去办理。5、如此等等，导致一个纠纷签署了9份代理合同，而且收费畸高，金额巨大。不仅如此，由于代理律师的过错导致案件败诉的直接经济损失金额更加巨大，在大丰法院0230号工程款纠纷案件中，因证据不足而致法院不予认定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为�安公司垫付的材料采购款，仅此一项就达3000多万元，有关此情况在该判决书有明确叙述。对于被上诉人的上述种种行为，上诉人保留索赔和向有关部门投诉的权力。6、本案出现大量不符常理、显失公平的代理合同的情况系属罕见，原因主要可归纳为：一是上诉人法律知识不足，被代理律师欺瞒、钻了空子；二是代理人对此早有策划，而且法律经验丰富，合同谈判技巧处于绝对优势；三是这些代理合同签订是一步一步实施的，前一阶段诉讼已由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代理，后一阶段很难不续签或更换代理人，尤其是胡平一直担任公司的法务部经理，如后续代理合同不签或换律师，公司可能损失更大，因有顾忌，出于无奈，某种意义上也是因被要挟而连续签订显失公平的代理合同。结论：在本案所涉上诉人与国安公司的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中，被上诉人无论在代理合同订立过程中还是代理诉讼活动过程中，均存在严重违背合同法和民法通则关于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导致双方利益严重失衡，上诉人蒙受巨大经济损失，此类行为依法应当属无效的民事行为，本案一系列的代理合同应是无效的合同。为此，上诉人确认本案代理合同无效，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退一步讲，如果合同有效，但据上所述事实，本案合同中约定的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极不平等，严重地显失公平。因此请求法庭根据合同法和民法通则的规定，变更合同关于代理费按15%标准收取的约定，判决根据公平原则按浙江省物价局、浙江省司法厅《浙价服（2011）212号》文件关于律师服务收费的规定执行。二、（2009）杭萧商初字第4033号案并不存在已经执行的条件和事实，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更没有收到过一分钱的执行款。本案所涉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与国安公司之间债权债务抵销的行为是根据合同法和破产法实施的民事行为，并不是司法执行的结果，一审将这种独立的民事行为认定为司法执行的结果，并据此判决上诉人按执行案件代理合同约定支付代理费，其明显是认定事实错误和法律认识错误。1、一审以国安公司未被法院宣告破产因而未终结执行为理由，得出对国安公司仍可执行的结论显然是错误的，在法律逻辑上犯了推不出的错误。我国破产法和民诉法及最高院关于民诉法的司法解释均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以破产人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中止执行，被人民法院宣告破产的则终结执行。从法律后果来说，终结执行和中止执行均是不得执行。一审以国安公司未被法院宣告破产因而未终结执行为理由，从而得出对国安公司仍可执行的结论显然是错误的，在法律逻辑上属犯了推不出的错误。2012�1月国安公司向大丰人民法院申请破产，大丰法院裁定受理破产，并指定国安公司清算组为破产管理人。依照破产法和民诉法的规定，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依据（2009）杭萧商初字第4033号判决的执行案件被中止执行，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据此向破产管理人申报了债权，确认的债权额经折合人民币2项合计为2746.8979万元。该案显然并不存在司法执行的条件和事实。2、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安公司之间债务抵销的行为是根据合同法和破产法实施的民事行为，是行使抵销权的结果，并不是司法执行的结果。一审将这种独立的民事行为认定为案件司法执行的结果，并据此判决上诉人按执行案件代理合同的约定支付代理费明显是认定事实错误和法律认识和适用错误。应当指出：本案的债务抵销是当事人的一项法定权利。《合同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这是合同法规定的法定抵销，这种抵销权是一种形成权，即一经一方当事人通知抵销即生效。涉案的抵销正是这种抵销，因此不需经司法程序，其工作量发一个通知即可。而本案代理合同之所以约定风险代理并约定高额代理费，前提是在合同订立时考虑的是该案件执行的难度和巨大的工作量。但现在是以债务抵销的方式了结，这种方式了结基本无须什么工作量，当时订立合同时的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在法律上属情势变更，因此相应合同内容依法也应变更。如将抵销的方式视作执行款到帐，仍要求上诉人按15%比例支付高额代理费，显然使当事人之间利益严重失衡，显失公平。3、在（2009）杭萧商初字第4033号案件判决�行案中，代理合同确定的代理人是闻莉芳律师，而本案并不存在闻莉芳律师代表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安公司签署执行中的和解或抵销协议的事实，胡平律师也无权在该执行案中代表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安公司签署执行中的和解或抵销协议，因为其并不是该执行案中的代理人。该案的抵销行为实施，是胡平律师在（2015）盐民终字第01282号案审理中作为该案债务人的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的代理人与国安公司作为（2009）杭萧商初字第4033号案件的债务人之间达成的债务抵销行为。结论：据上所述事实和理由，（2009）杭萧商初字第4033号案件并不存在司法执行的条件和事实，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更没有收到过一分钱的执行款，由闻莉芳律师代理的执行案件代理人并未履行代理义务或履行义务没有达到代理合同目标，因此本案并不具备代理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胡平律师代理的（2015）盐民终字第01282号案，在法院主持下达成债务抵销的协议，是履行该案的代理职责，其抵销的是该案中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应承担的债务。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并未依（2009）杭萧商初字第4033号案件的执行得到任何款项，得到利益的是（2015）盐民终字第01282号案，但该案亦系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代理，合同约定有代理费，被上诉人可按该代理合同约定收取代理费用。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审判决；2、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3、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二审口头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1年5月10日就（2009）杭萧商初字第4033号民事判决书的强制执行活动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系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该合同意思表示明确、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现被上诉人已完成委托事项，上诉人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代理费。二、上诉人上诉理由无事实与法律依据，理由如下：1、本案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被上诉人认为从上诉人提供的一系列合同可知，该系列诉讼系是履行正常的法律程序而形成，是上诉人以及江苏国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行使诉权的结果，在不同案件以及同一案件的不同阶段收取代理费无任何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之情形，被上诉人已完成委托事项，无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之情形，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2、风险代理的合同性质决定了被上诉人付出的工作量多少与代理费的多少无关。正如一审判决书所认定的“风险代理本身就存在风险，并不以委托人付出的工作量多少来考量”，而且该风险�相互的，律师不能因为付出了大量人力、物力收不到分文律师费而叫屈，委托人也不能因为最终支付的律师费多而叫不公，故风险代理不能以情势变更、显失公平等理由来主张代理费的变更。3、上诉人对律师代理费支付条件的理解是错误。上诉人认为只有在司法执行的情形下其才需要支付律师代理费，被上诉人认为该理解是错误的。根据委托代理协议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只要有偿付结果的，则上诉人按照偿付额的15%支付代理费的付款条件就已经成就，而不论该偿付是被执行人主动履行还是法院通过划账或拍卖所得或者是第三人替被执行人履行，即上诉人得到偿付的方式与本案无关不影响委托事项的完成效果，仅有偿付金额与本案有关，此系风险代理的性质所决定，否则，风险代理在通过受托律师的努力、压力，被执行人快投降时或即将有执行结果时，当事人都可自行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从而达到逃避支付律师代理费的目的。根据（2015）盐民终字第01282号民事调解书调解协议第一至三条内容可知：（2009）杭萧商初字第4033号民事判决所判决的标的额27468979元与案涉的工程款予以抵销，即国安公司需向上诉人支付（2009）杭萧商初字第4033号民事判决所确定的27468979元，上诉人需向国安公司支付案涉的工程款27235634.09元，双方通过抵销方式不再相互支付，以法律文书方式简化了支付过程，但并不代表没有相互支付的过程，也就是说2015年6月5日上诉人收到国安公司偿付额27468979元，故根据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上诉人应当于2015年6月12日前向被上诉人支付代理费4120346.85元。4、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案件败诉系被上诉人的过错。上诉人在上诉状称“由于代理律师的过错导致案件败诉的直接经济损失金额巨大，在大丰法院0230号工程款纠纷案件中，因证据不足而致法院不予认定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为国安公司垫付的材料采购款，仅此一项就达3000多万”，虽然被上诉人认为该事实与本案无关联性，但就该事实被上诉人做以下抗辩：（2014）大民初字第0230号民事判决书已明确36908059.02元系因证据不足而未支持，如有新证据可另行主张，代理律师已尽所有应尽义务不存在应举证的未举证之情形，举证不能的后果应当由上诉人自己承担。实际上就该案件被上诉人已经给上诉人争取了巨额的利润，在代理合同签订后代理人根据国安公司的诉讼请求指导上诉人进行举证，对于国安公司未主张的但上诉人实际认可的款项在给法院的结算书中均予以扣除，如该工程国安公司诉讼仅主张了5幢楼的工程款，但实际上国安公司的施工除此5幢楼外，首开的还有一幢未完工工程的工程款未主张、后续还施工了13幢楼的基础及其�工程的工程款未主张，还有增加的包梁包柱和合同外点工的工程款未主张，此三项共计2600万元左右的工程款，从上诉人给被上诉人的证据可知上诉人是实际认可的，另还有双方争议的管理费、材料增值税、材料出口退税、设计变更款3500余万元国安公司也未主张，也就是说上诉人实际应付款除国安公司已起诉的款项外，还有此6100万元左右。对此约6100万元被上诉人均引导上诉人不予认可更不在任何证据中展现，为避免以上事实在证据中体现，被上诉人采取了大量的证据摘录公证的方式向法院展示证据。故（2015）盐民终字第01282号案件在被上诉人律师的不懈努力下以上诉人无需支付任何款项的情形下调解结案，该案的调解结果是上诉人对该项目实际情况考量之后达成的合意，上诉人不但不存在损失，而且有大量盈余。被上诉人在代理过程中不仅无过错，而是给上诉人�取了巨额利润。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希望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上诉人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二审中提交证据如下：1、聘用合同书一份，用以证明胡平于2004年11月到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年薪10-12万，合同期到2014年6月30日。
2、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任命决定，用以证明2005年11月，胡平被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任命为公司法律事务部经理的事实。
3、工资表，用以证明胡平系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干部，在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每月领取工资。
证据1、2、3，用以证明被上诉人负责人胡平于2004年11月到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工作，2005年11月开始担任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法律事务部经理，至2014年6月合同到期后未续聘。任职期间年薪10万至20万间，按月发放工资的事实。
4、代理合同、付款凭证，用以证明基于代理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国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款纠纷案，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与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9份代理合同，代理费合计600多万。
5、代理合同、付款凭证，用以证明2009年7月16日，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与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再签代理合同，约定由胡平代理再次以借款合同纠纷起诉国安公司，代理费20万元，此款当日支付。
6、代理合同、付款凭证。用以证明2009年9月18日，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与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再签代理合同，由胡平代理国安公司不服管辖异议上诉的二审，约定代理费5万元，此款9月21日支付。
7、代理合同、付款凭证，用以证明2010年8月23日，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与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再签代理合同，约定由胡平代理不服萧山法院判决二审审理，代理费30万元，此款8月24日支付。
8、代理合同、付款凭证，用以证明2011年5月10日，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与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再签代理合同，约定由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闻莉芳代理萧山法院（2009）杭萧商初字第4033号判决的强制执行，代理费按国安公司实际偿付额的15%计算支付，到帐一笔支付一笔，在款项到帐后七日内支付。
9、代理合同、付款凭证，用以证明2012年2月1日，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与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再签代理合同，约定由胡平代理国安公司在大丰法院起诉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的施工合同工程款纠纷，代理费50万元，此款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于2月2日支付。
10、代理合同、付款凭证，用以证明2012年2月28日，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与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再签代理合同，约定由胡平办理申请解除大丰法院对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的财产保全措施，代理费23.5万元，此款7月16日支付。
11、代理合同、付款凭证，用以证明2012年12月6日，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与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再签代理合同，约定由胡平代理不服大丰法院判决的上诉二审，约定代理费20万元，此款12月13日支付。
12、代理合同、付款凭证，用以证明2014年2月10日，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与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再签代理合同，约定由胡平代理国安公司的再次起诉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案的一审、二审、执行，约定代理费为：以（2012）大商初字0011号案判决确定的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应付国安公司工程款3868万元与本案生效判决或调解书确认的减少额之差额为基数，按5%计算律师代理费。
证据4-12，用以证明基于代理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与�安公司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款纠纷案，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与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9份代理合同，代理费合计600多万。
13、萧山区人民法院（2009）杭萧商初字第4033号，用以证明1、该案诉讼情况；2、国安公司提出本案名为借款，实为进度款；3、判决国安公司返还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19227426元及美元801454元。
14、强制执行申请书，用以证明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于二0一0年十二月十三日申请（2009）杭萧商初字第4033号强制执行。
15、债权申报通知书，用以证明1、江苏大丰法院于2012年1月19日裁定国安公司破产重整；2、指定国安公司清算组为破产管理人；3、通知债权人于2012年3月10日前申报债权。
16、大丰市人民法院（2014）大民初字第0230号判决，用以证明1、该案诉讼情况；2、法院认定本判决生效后其�务可与（2009）杭萧商初字第4033号判决确定的债务另行作抵销处理；3、判决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国安公司工程款及开办费计3423.5634万元。
17、江苏盐城中院（2015）民事调解书，用以证明1、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不服（2014）大民初字第0230号判决提起上诉；2、确认国安公司对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债务2746.8979万元，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对国安公司债务2723.5634万元；3、确认上述债务经协议抵销符合法律规定。
证据13-17，用以证明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安公司纠纷案判决、裁定、执行情况及江苏国安破产重整，双方债务抵销情况。
18、江苏省大丰市人民法院（2012）大商破字0001-6号民事裁定书，用以证明国安公司的破产案件重整程序已经终止，重整计划已经实施，重整程序终止后应恢复强制执行。之所以不执行，是因为胡平认�执行的难度很大，所以他不要求强制执行，而要求以债务抵消的方式了结该案。
19、支付律师代理费的请求函，被上诉人于2015年12月21日发出的，上诉人于2015年12月26日收到的。用以证明被上诉人利用其专业优势，就同一个案件反复签订代理合同，我们认为该性质是欺诈行为。该行为的性质是很恶劣的。
20、胡平求职信及个人简历一份；
21、应聘人员登记表；
22、社会保险费用报销单；
23、人事档案、体检表；
24、会议签到表；
25、工作鉴定；
26、费用报销审批单；
27、资金使用审批单；
28、股权期权激励计划；
证据20-28结合证据1-3用以证明2004年10月胡平向上诉人求职以及胡平当时的工作阅历情况，双方合同2014年6月30日期满，期间胡平一直担任公司法务部经�，享有法务部经理职权，享受中高层干部待遇，工资按月发放，年薪10-20万元，社保由上诉人负担，享有职工福利待遇，系上诉人的员工。
29、（2011）大执字第0651号民事裁定书，用以证明2011年11月18日，江苏省大丰法院即裁定萧山区人民法院（2009）杭萧商初字第4033号民事判决终结执行。被上诉人一直隐瞒上述事实。
30、上诉人公司法务部组织机构及职责材料；
31、上诉人法务部工作实施细则一份；
证据30、31用以证明法务部的职权及权限等。
32、授权委托书、执行标的计算说明；
33、苏斌执行案代理终止说明；
证据32、33用以证明苏斌作为执行案件代理人，向法院作出标的额计算说明；2011年5月9日，苏斌终止代理。
被上诉人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质证认为，上述证据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不应当作为二审证据进行审查。对证据1-3聘用合同书、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任命决定、工资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任命决定系上诉人单方做出的任命，在聘用合同书中胡平的职务为法律办的法律顾问职务，且约定了职业资格可在律师事务所继续保留，本案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诉讼案件代理的律师代理费而产生的纠纷，故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4-12代理合同、付款凭证，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仅有证据8的代理合同与本案有关联性，其余证据均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3-17法院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恰证明了（2009）杭萧商初字第4033号判决的债务得到了清偿，本案律师代理费支付条件已成就，代理费计算基础也已确定。对证据18、19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刚好说明我们已完成委托代理义务。对证据19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并没有关联性，与本案是两个不同的代理合同。对证据20-28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事实有异议。上述材料及行为不存在合同冲突也不违反法律规定。胡平与上诉人签订聘用合同也明确胡平可在律所执业。对证据29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事实有异议，该裁定是程序终结，并非实体终结。对证据30、3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与证明事实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联。对证据32、3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事实有异议。从两证据可知，本案前期确实由上诉人员工代理执行到2011年5月5日，无任何进展，上诉人方才委托被上诉人方进行处理，恰能证明案涉代理关系是上诉人的自由意思表示，而非胡平策划。对此，本院认证如下：证据1-3、20-28，30-31系上诉人与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法定代表人间聘用关系、聘用合同履行的相关文书材料，与本案纠纷无实质关联，故本院对该部分证据不予确认。对证据4、5、6、7、9、10、11、12，与本案无关系，依法不予确认。证据8，该证据系被上诉人在原审提交的主要证据，双方当事人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其证明效力本院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证据13-17，能证明上诉人主张的相关事实，故本院对此予以确认。证据18.被上诉人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仅以此证据不足以达到其证明目的，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证据19，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依法不予认定。证据29，被上诉人对此质证意见成立，该案执行系程序终结，而非实体执结，故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证据32、33，能证明被上诉人接受案涉代理合同前的案件执行情况，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被上诉人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在二审中均未提交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系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于2011年5月10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该合同签订后，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作为（2011）大执字第651号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方代理人开展代理工作，而该执行案件标的，在（2015）盐民终字第1282号案以调解的方式，与亦由被上诉人代理的江苏国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起诉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款的标的进行抵销，上述债务抵销方式亦属于债权实现的方式之一，上诉人方虽未因上述案件执行程序实际收取款项，但因此执行标的与其另行负担债务相互抵销，减少其应付债务，在法律上亦是获取利益的方式，其效果与实际执结到位并无本质区别。上诉人认为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代理的执行案件已中止或终结，且其未实际获得执行款，故其无需支付案涉合同约定的代理费，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二审中，上诉人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主张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法定代表人胡平身份特殊，既是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的法定代表人，又是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务部门负责人，利用其特殊的身份及专业知识，使得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间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有违诚信原则，损害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的利益，应认定案涉代理合同无效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系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对外和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签订，非公司法务�和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之间的合同关系。从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据材料看，该系列案是上诉人以及江苏国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为各自利益行使诉权的结果，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在代理上述案件中收取代理费，并无任何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形存在。上诉人主张案涉合同无效，需举证证明案涉合同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但上诉人仅以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代理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系列诉讼，获得较高的代理费，从而认定上诉人受胡平蒙骗、愚弄，进而主张合同无效，依据尚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至于上诉人认为即便案涉合同有效，也应变更合同关于代理费按照15%标准收取的约定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上述合同约定的收费标准未超过相关收费管理办法的标准，亦不存在需要变更收费标准的法定情形。因此在浙江标的律师事务所完成受委托事项的情况下，其有权获得全额代理费，上诉人要求法院酌情调整于法无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用40120元，由上诉人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俞建明
审 判 员 余江中
代理审判员 石清荣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朱 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