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川民申字第140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大竹县集体商业公司企业解体清算小组。住所地：四川省大竹县商务局。
负责人：廖兴国，组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练诗洲，大竹县竹阳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李运菊，女，1936年8月23日出生，汉族，城镇居民，住四川省大竹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李运萍，女，1951年7月24日出生，汉族，退休教师，住四川省成都市。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吴茂德，男，1936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企业退休职工，住四川省大竹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吴绍平，男，1960年9月5日出生，汉族，大竹县天然气公司职工，住四川省大竹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吴玲平，女，1973年8月17日出生，汉族，教师，住四川省川东监狱（大竹县竹阳镇）。
上列五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罗明，四川法之缓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大竹县集体商业公司企业解体清算小组（以下简称集商公司清算小组）因与被申请人李运菊、李运萍、吴茂德、吴绍平、吴玲平房屋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达州中院）（2013）达中民终字第542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集商公司清算小组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徇私枉法、枉法裁判行为。二审主审法官牟春艳在二审判决尚未宣判之前违反规定，私自会见再审被申请人，且在双方当事人未达成任何和解意思之前为达到再审被申请人的非法目的，擅自收取再审被申请人四万元的款项，并冠名“庭外补偿款”，这是没有任何依据的，审判人员的行为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典型循私舞弊行为。二审法院在该判决书引用其他类似案件中认定的证据形式来否定我方证据效力，缺乏法律依据，明显枉法裁判。（二）二审法院审判组织不合法，有利害关系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再审被申请人不服（2008）大竹民初字第l248号大竹县人民法院判决书，向达州中院提起上诉，当时审判人员为牟春艳，2010年3月24日该院裁定发回重审，再审被申请人不服大竹县人民法院（2013）大竹民初字第95号民事判决书在二审法院的主审法官仍是牟春艳。（三）再审申请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二审判决。2014年8月26日再审申请人在大竹县档案局收集到《1966年大竹县城关公社关于反帝街（原自由街）私房情况统计表）），该自住房屋表格反映出王世英（部分再审被申请人之母）居住于反帝街50号，备考栏中内容为“王的丈夫李应安在月华当过伪团总，投资后倒算回”。该证据足以证明李应安原投资房屋的事实。大竹县人民法院2009年6月l2日依职权对任宗甫、周鉴模收集的调查笔录能证明李应安原将房屋投资的具体事实，但该证据审判人员未组织双方质证。（四）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一审法院仅凭再审被申请人《房地产契证》否定投资的事实是错误的。二审法院以再审申请人无《私方人员投资复查定案表》、《固定资产复查登记薄》、《合作店私方人员股金名册》来认定本案事实，没有法律依据。我方提供大量充分有效证据二审法院却不予认定，违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由于二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及规定，导致对本案事实认定错误，进行枉法裁判。请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七）、（十三）项之规定，进入再审，撤销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达中民终字第542号民事判决书，并改判本案争议之房即大竹县竹阳镇自由街6号门市一楼一底一间43.86平方米（其中门市25．8平方米、住宅l8．06平方米）归再审申请人所有。本案诉讼费用由再审被申请人承担。
被申请人李运菊、李运萍、吴茂德、吴绍平、吴玲平提交意见称，再审申请人提出的再审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请求对其申诉驳回。（一）再审申请书主观推论原审承办法官私下收钱徇私枉法。我方交到民一庭4万元，由承办法官牟春燕打了收条，加盖了达州中院民一庭公章。这4万元的经过是因为我方两次上诉期间，再审申请人都派员到达州中院施压。鉴此我方老人也几次到中院反映情况，要求公正司法。该院院长、庭长等先后按信访程序分别进行了接访。其间，承办法官转达法院领导意见说要求双方尽量调解，并说对方愿意给我方补偿2万元到3万元，让我方不再上诉。我方当即反对不同意。并提出我方同样愿意调解补偿：如对方因企业解体无法退还职工购门市的4万元，我方愿意筹钱承担这4万元。后来，我方根据法院的通知，交了4万元到达州中院民一庭。但最终法院反馈信息说双方调解差距大，不能调解等候判决。以上事实，有法院民一庭加盖公章的收条为证。（二）二审未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此案，并不违反民事诉讼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规定：“发回重审的案件，原审是第一审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显然，发回重审案件另行组成合议庭是指一审合议庭，并不包括二审合议庭。（三）再审申请人集商公司清算小组所谓新证据，不能推翻原二审判决。再审申请书列举二审判决后，再审申请人集商公司清算小组在大竹县档案局收集了一份名为《1966年大竹县城关公社关于反帝街私房情况统计表》，以此备注栏内容“王世英自住房系李应安投资后倒算回”证实房屋已投资事实。这不能证明该房已投资入股，反而证明该房一直由被申请人一家在六十年代都一直居住自行管理使用，再审申请书提出的大竹县人民法院2009年6月12日对任宗甫、周签模二人的调查笔录，该证据系原一审第一次判决卷宗就存在的证据，并非新证据。且不能充足推翻二审房屋未投资入股的认定。（四）二审不采信门市房屋已投资入股是正确的。一是，我方在一审出示的大量证据，足以证明不存在投资入股争议门市的事实。我方至今持有1963年7月19日大竹县人民委员会颁发的《房屋买契》。该证据足以证明1958年公私合营期间，该房并不存在有过投资入股的事实。争议之房，从购房之日起至今为止，六十多年来一直在被申请人手里。而并非由大竹县荣绩祥烟酒合作商店和大竹县城关新华烟酒合作商店占有、使用和管业。王世英在1966年至1973年长达8年时间，将该房出租给大竹县城西乡信用合作社并收取租金的事实，也充分证明该房不存在1958年投资入股。二是，集商公司清算小组所举证据不能证明该房1958年投资入股。其单方帐页、领取股息表、王世英在烟酒店领取丧葬费20元、李运萍申请退股，这些证据仅能证明李应安、王世英夫妇投资入股201.88元，但不能充分证明房屋也投资入股。三是，再审申请人集商公司清算小组关于房屋投资的证据存在大量瑕疵和疑点，不能成其为证据锁链。
本院审查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一、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再审申请中申请人未提供法定新证据。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大竹县竹阳镇自由街6号房屋门市是否投资入股。本案诉争房屋门市从1973年1月李应安、王世英夫妇相继去世后双方争执不断，虽然在集商公司清算小组1959年1月1日的“明细分类帐”页上有李应安投资金额201.88元，其中固定资产100.00元的记载，但无李应安在1959年之前的“财产申报表”及相关投资房产的详细记载佐证，亦无1965年四清运动期间的《私方人员投资复查定案表》、《固定资产复查登记簿》、《合作店私方人员股金名册》对企业投资财产的清产核资登记情况证实。“明细分类帐”系再审申请人集商公司清算小组单方记帐行为，仅能证明李应安、王世英夫妇投资入股201.88元，不能证明房屋门市也投资入股。根据再审申请人集商公司清算小组所举证同期投资人范必云、任宗甫分别在1958年7月28日和1958年8月28日的投资“财产申报表”上，明确载明了房产为投资入股申报项目，说明以房屋入股是需要明确记载的，而其提供的“竹阳贸易经营部投资房情况一揽表”中“投资房产内容”其他人填了投资房屋座落和投资房的间数，李应安两项均为空缺。虽然李应安家在1959年之后一直领取股息，但无确凿证据证实李应安以“现金13.9元、应收14元、运输投资8元、公债36元、固定资产100元、生产设备29.98元，合计201.88元”作为股金投资于当时的城关烟酒合作店中的这“固定资产100.00元”就是指争议房屋门市的折价款项。从范必云、任宗甫的《财产申报表》中可看出，固定资产不仅包括房地产，还包括了机器、生产营业设备、附属生产设备、营业用具和各种器具。从1958年的投资入股到1973年李应安、王世英夫妇的相继去世后双方对房屋门市发生争执，十几年间李家对房屋门市实际占有、使用和收益，且在1963年7月19日大竹县人民委员会又给李家对争议房屋门市颁发了《房地产买契证》，在当时就是对该房产的一种确权行为。至今房产登记职能部门未宣布该契证作废或者对争议房屋重新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再审申请人集商公司清算小组无充分确凿的证据证明被申诉人李运菊、李运萍之父李应安在1958年将争议房屋门市予以投资入股，其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审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集商公司清算小组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七、十三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集商公司清算小组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赵 骏
审判员 向森辉
审判员 许 锐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杜 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