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深中法房终字第133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南头合利昌五金塑料加工厂，住所地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楼村社区第二工业区同富裕工业园***号。
法定代表人谭灵芝，厂长。
上诉人（原审被告）合利昌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香港。
法定代表人麦穗丰，董事。
共同委托代理人颜宇丹，广东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共同委托代理人曾俊欣，广东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飞翔，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
委托代理人：徐志鸿，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深圳南头合利昌五金塑料加工厂（以下简称合利昌厂）、合利昌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利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郭飞翔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5）深宝法公民初字第4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9年6月20日，郭飞翔与合利昌公司签订了《租赁厂房合同》，约定合利昌公司向郭飞翔承租位于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楼村社区第二工业区同富裕工业园3-4号厂房。合利昌厂、合利昌公司提交的《租赁合同》显示，郭飞翔作为出租人的甲方，将位于深圳市公明街道楼村第二工业区同富裕工业园员工宿舍楼第一层右边一半及第五层、第六层、第七层共三层半出租给合利昌公司，即作为承租人的乙方。合同落款处，甲方签名为“吴振平”，并加盖了“深圳市宝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印章，乙方签名为“朱锐华”，并加盖了“深圳南头合利昌五金塑料加工厂”的印章。上述租赁物由合利昌厂及合利昌公司使用至今。
2014年12月19日，合利昌公司向郭飞翔出具了《解除合同通知书》，以合利昌公司经营策略调整为由，决定不再在公明楼村经营，故提前解除与郭飞翔签订的《租赁厂房合同》及《租赁宿舍合同》。同日，郭飞翔与合利昌公司签订了《解除合同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了如下主要事项：1、提前解除双方于2009年6月20日签订的《租赁厂房合同》，理由为合利昌公司经营策略调整，决定不再在公明楼村经营；2、双方签订的《租赁宿舍合同》也一并解除。以上两份文件均于2014年12月29日，经钟沛林律师行公证。2010年1月25日的《租赁合同》甲方落款处签名虽非落款处，乙方落款处签名及印章也非合利昌公司，但郭飞翔与合利昌公司在2014年12月19日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书》中均确认了该合同，且表示一并解除，该情形与合同约定的各项内容相一致，应认定在该合同中郭飞翔的出租人及被告的承租人身份，即该合同规范的是郭飞翔与合利昌公司之间的租赁关系，郭飞翔与被告有权约定解除该合同。
合利昌公司在2015年4月9日的董事会决议中指出，2014年12月19日的《解除合同通知书》及《解除合同协议书》并非合利昌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
郭飞翔在原审中诉请：1、确认合利昌公司与郭飞翔签订的租赁厂房合同、租赁宿舍合同已经解除；2、合利昌厂、合利昌公司立即将涉案厂房、宿舍腾空，归还郭飞翔；3、本案诉讼费由合利昌厂、合利昌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合利昌公司仅以上述文件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为由否定其效力的主张，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存在可以撤销上述意思表示的情形，故其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因双方签订的《租赁厂房合同》及《租赁合同》已于2014年12月19日经双方合意解除，且经钟沛林律师行公证，故郭飞翔关于确认上述租赁合同解除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解除时间为2014年12月19日。因双方租赁关系已于2014年12月19日解除，合利昌公司及继续占有使用租赁物无合同依据，故郭飞翔要求合利昌公司及腾空并归还厂房及宿舍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郭飞翔与合利昌公司于2009年6月20日签订的《租赁厂房合同》及于2010年1月25日《租赁宿舍合同》于2014年12月19日解除；二合利昌厂、合利昌公司及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腾空并归还位于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楼村社区第二工业区同富裕工业园3-4号厂房及员工宿舍楼第一层右边一半及第五层、第六层、第七层共三层半给郭飞翔。案件受理费50元，由合利昌厂、合利昌公司负担。
上诉人合利昌厂、合利昌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2015）深宝法公民初字第453号判决并予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请求。
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合利昌公司已于2014年4月23日将其名下所有资产转让给了陈少铃、谭灵芝、朱锐华三人，陈少铃、谭灵芝、朱锐华三人为上诉人合利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上诉人合利昌公司对涉案工厂的经营情况并不知情。合利昌公司在深圳市光明区楼村社区第二工业区、同富裕工业区3-4号两栋厂房经营塑料五金。因其无心经营，故于2014年4月23曰将其名下的所有资产转让给了陈少铃、谭灵芝、朱锐华三人，资产包括合利昌公司的机器设备、物料以及对上述厂房的剩余租赁权（期至2019年6月19曰）、客户、无形资产等所有资产和管理权。同时，上诉人合利昌公司于2014年4月23日授权委托陈少铃代为履行与被上诉人于2009年6月20日签署的《租赁厂房合同》。故实际上，陈少铃、谭灵芝、朱锐华三人才是深圳市光明区楼村社区第二工业区、同富裕工业区3-4号两栋厂房的实际占有人和工厂的实际经营者、实际控制人。被上诉人利用上诉人合利昌公司对涉案房产经营状况并不知情的情况，欺骗合利昌公司称上诉人合利昌厂长期欠租、拖欠工人工资、利用厂房进行不法活动等。被上诉人利用上诉人合利昌公司对于以上虚构事实的担心，欺骗其与被上诉人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并由被上诉人安排香港律师进行公证。上诉人合利昌公司与被上诉人所签署的解除合同协议书、解除合同通知书、档案编号（14）钟字l3267号及（14）钟字l3267A证明书，都是在上诉人合利昌公司在不知情，且受到欺诈、胁迫和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形下签署的，并非上诉人合利昌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合利昌公司已经通过2015年4月17曰编号为l50010／NC／Cll3（18）的香港公证证明书《公司董事决议证明》予以撤销。因此，上述解除合同协议书、解除合同通知书不能作为涉案租赁合同已经解除的依据。
二、上诉人合利昌厂已于2012年9月27日与深圳市公明楼村股份合作公司签订了关于涉案厂房的租赁合同，此合同确认了上诉人合利昌厂为涉案厂房的实际占有人。上诉人合利昌厂于2012年9月27日与深圳市公明楼村股份合作公司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约定了深圳市公明楼村股份合作公司将涉案厂房出租给合利昌厂，租赁期限为2012年9月27日起至为2015年9月26日止。因为深圳市公明村楼股份合作公司是涉案厂房的权利人和出租人，上诉人合利昌厂与深圳市公明村楼股份合作公司签署了《房屋租赁合同》，这就直接表明了涉案厂房的权利人认可上诉人合利昌厂是涉案厂房的实际占有人和工厂的实际经营者和实际控制人。因此，合利昌公司无权解除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租赁合同。基于上述的事实与理由，请贵院依法重新审理和判决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进而维护上诉人的各项合法正当权益。
被上诉人郭飞翔当庭答辩称：原审事实查明清楚，法律适用得当，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已解除。上诉人在原审时经公证的代理人提交了其登记在册董事作出的经公证的《解除合同协议书》及《解除合同通知书》，本案并无证据可以证明上诉人存在被欺骗、胁迫的情形。更何况上诉人还对解除租赁合同作出了董事会决议。2、本案诉讼主体管辖不存在问题。3、本案件的实际背景是香港合利昌公司无心经营，于是与被上诉人解除租赁合同。因香港合利昌公司是以较低租金租赁下该涉案场地的，所以合利昌厂的人员在了解到该情况后企图霸占该场地，导致被上诉人不得不向法院提起诉讼。
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供四份材料，一是《协议书》，用以
证明合利昌公司于2014年4月23日将该公司资产转让给案外人陈少铃、谭灵芝、朱锐华，此三人为涉案厂房和工厂的实际占有人及经营人；二是《授权委托书》，用以证明合利昌公司授权陈少铃代为履行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租赁合同；三是《深圳市房屋租赁合同》及《深圳市房屋租赁安全管理责任书》，用以证明合利昌厂于2012年9月27日向案外人深圳市公明公明楼村股份合作公司租赁涉案厂房并实际占有使用该厂房；四是《证明书》，用以证明合利昌公司是在受欺诈、胁迫和重大误解的情况下与被上诉人签署解除合同协议书和解除合同通知书的。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是：一、对于《协议书》及《授权委托书》有异议，认为不属于新证据。1、该材料发生于上诉人与第三方之间，被上诉人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上诉人也从未通知过被上诉人关于租赁场地内资产转让的事情。相反，上诉人登记在册的董事已向被上诉人作出解除租赁合同的表示，也通知了被上诉人双方的租赁合同关系已解除。同时，《协议书》涉及的是重要资产转让，没有转账凭证，更没有董事签字或董事会决议，仅仅盖了一个合利昌公司的章。香港公司对外作出合同一般需要董事签字，因此对该份材料的真实性存疑；2、对于《授权委托书》，合利昌公司在一审时提交了关于公司股东及董事的证明文件，据登记资料显示，朱锐华在2014年9月就将全部股权转让给了郭某，公司的现股东为麦某、郭某、麦穗丰等四人。董事是前述四人及钟智伟，陈少玲从来不是合利昌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香港公司并没有法定代表人的说法，都是称董事。因此对该份村料的真实性存疑。二、对于《房屋租赁合同》，该材料并非新证据，被上诉人对是否应当质证持有异议。该材料实际为企业登记备案用途，上诉人与公民楼村股份合作公司并无直接租赁关系，上诉人是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租赁合同，其也是向被上诉人交付的租金、解除的租赁合同，该材料与本案并无关联性。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另案，上诉人也向法院提交了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缴交租金等的证据，如果法院有需要，可以去核实调取。三、对《证明书》所记载的“关于被上诉人对合利昌实业有限公司董事进行欺诈、胁迫等的行为，及其代理人为被上诉人委托”等的内容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期间第一次开庭时，上诉人合利昌公司通过中国委托公证律师钟沛林在香港出具《证明书》，证明合利昌公司董事当面确认该公司在2014年12月19日通过的董事会决议内容即解除该公司与郭飞翔达成的租赁厂房合同及租赁宿舍合同，《解除合同协议书》和《解除合同通知书》上加盖的合利昌公司印章有效。同时证明合利昌公司委托周文月律师作为代理人参与诉讼，开庭时周文月律师认可郭飞翔举证的真实性。第二次开庭时，上诉人合利昌公司又通过中国委托公证律师徐伯鸣在香港出具《证明书》，证明合利昌公司董事当面确认该公司在2015年4月9日通过的董事会决议内容即2014年12月19日《解除合同协议书》和《解除合同通知书》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撤回对周文月律师的委托，同时委托肖植政律师作为代理人参加诉讼。
本院另查明，2010年1月25日案外人吴振平与朱锐华分别以被上诉人郭飞翔和上诉人合利昌公司名义签订了一份《租赁合同》，即涉案宿舍租赁合同，落款处分别加盖了“深圳市宝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和合利昌厂的印章。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对于一审判决第二页认定“2010年1月25日的《租赁合同》甲方落款处签名虽非落款处，乙方落款处签名及印章也非合利昌公司，但原告与合利昌公司在2014年12月19日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书》中均确认了该合同，且表示一并解除，该情形与合同约定的各项内容相一致，应认定在该合同中原告的出租人及被告的承租人身份，即该合同规范的是原告与合利昌公司之间的租赁关系，原告与被告有权约定解除该合同。”均未提出异议。原审认定其他事实基本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二审期间提供的《协议书》、《授权委托书》、《深圳市房屋租赁合同》及《深圳市房屋租赁安全管理责任书》四份材料均形成于一审开庭前，上诉人未在法定期间举证，理由是认为没有必要和一审庭后取得。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六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上诉人在一审期间不提供上述证据，不存在法定延期举证事由，故二审期间上诉人的上述举证本院不予采纳。对于上诉人二审提供的《证明书》，从证据形式上看，与一审时提供的两份《证明书》均属当事人陈述，后一份陈述不能当然产生否定前一份陈述的效力，应结合其他证据来决定是否采信。本案一、二审上诉人合利昌公司的陈述前后不一致，且无其他证据证明《解除合同通知书》及其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书》是在受胁迫、受欺诈、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签署的，对此，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对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予支持。合利昌厂主张其系厂房的实际使用人并得到房产权利人的认可，因此合利昌公司无权解除租赁合同。本院认为，本案租赁厂房合同签订方为合利昌公司和郭飞翔，故合利昌公司和郭飞翔有权协议解除该合同。合利昌厂是厂房的实际使用人并不影响租赁双方的协商解除合同。对于一审判决认定了宿舍租赁合同系郭飞翔与合利昌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二审期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未提出异议，故一审判决确定双方已解除厂房和宿舍的租赁关系不无不当。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判结果妥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两上诉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 爽
审 判 员 聂 效
代理审判员 王丹妮
二〇一五年九月六日
书 记 员 戴 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