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平民初字第2577号
原告连×1，男，1943年8月1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立新，北京市安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连×2，男，1938年7月2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连×3（被告之女），1978年7月2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科峰，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连×1与被告连×2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曾于2013年8月2日做出一审判决，后连×1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20日做出民事裁定，以一审事实不清为由，将本案发回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连×1及其委托代理人李立新，被告连×2的委托代理人连×3、李科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连×1诉称：我与被告系兄弟关系。1969年，我响应政策号召由北京落户到平谷区××镇×村，当时上级拨款并委托×村委会给我盖了三间半平房（以下简称诉争房屋）。80年代末，我在落实政策后到城区工作，便委托被告管理此房屋。2012年上半年，我得知该房屋因修建京平高速公路进行了拆迁安置，拆迁利益均被被告取得。我和家人数次要求被告返还均无果，故起诉要求判令被告返还我位于平谷区××镇×村×街×一巷×号三间半房的拆迁补偿款323879元及回迁安置房190平方米。
被告连×2辩称：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符。我与孙×1于1960年4月结婚，1977年申请宅基地一处，1984建成三间半房屋。房屋建成后，我与孙×1因为工作在天津居住，该房屋无人居住；原告自1976年进监狱服刑后，其房屋一直无人居住，后该房屋已无法居住；原告出狱后即借住我的房屋，我从未将此房屋卖给原告；原告借住后，私自将我的房屋卖给杨×，我知道后向原告追要，原告将其所有的诉争房屋以及北京的2间房屋抵顶给我，此后，诉争房屋即归我所有，也一直由我管理；我于1987年对诉争房屋进行修缮后，我岳母一直在此居住；1992年，我又建造了东西厢房共4间，并修建了厕所及门楼，接装了自来水管；原告多年来从没去过诉争房屋，其称将房屋委托我保管不合情理；我母亲去世后，我与原告关系不好，一直没有来往；原告与其妻子的陈述不一致，也表明原告所述不属实；我是诉争房屋的所有人，北京市平谷区××镇政府才与我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回迁安置房和拆迁补偿款与原告无关；原告在2009年即得知拆迁之事，其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综上，我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连×4（1962年去世）与程×系夫妻，共生育四子，被告系二子，原告系三子。1960年，被告与××镇×村村民孙×1结婚。1969年，原告因政策被下放到北京市平谷区××镇×村，该村集体为原告建了三间半房屋，即本案诉争的打铁庄×街×一巷×号房屋，由原告与其母程×居住。1973年11月27日，原告与李×结婚。1975年，程×去世。1977年2月15日，孙×1向原平谷县××人民公社打铁庄生产大队购买三间半房屋，后将该房屋翻建。1979年，原告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1980年，李×搬离诉争房屋。1983年春天，原告出狱后，在诉争房屋内居住约1个月后，搬到被告新建的房屋内居住。1987年1月，原告将被告所建的房屋卖给杨×。此后，原告一家搬离×村，与被告少有来往，也未再回过诉争房屋。同年，被告的岳母刘×搬到诉争房屋，一直在此居住。刘×在此居住期间，被告对诉争房屋进行了修缮，并建造了东、西厢房各三间，更换了窗户，搭建了棚子，垒建了院墙、水泥池，进行了自来水及用电改造，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和暖气等。2006年，刘×去世后，被告的妻弟赵×在诉争房屋居住。2006年2月21日，原告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在×监狱服刑至2014年3月。2009年12月5日，因××新城开发建设占地，被告与北京市平谷区××镇人民政府签订了《北京市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诉争的平谷区××镇×村×街×一巷×号的宅基地及其房屋和附属物被拆迁，被告获得拆迁安置补偿款323879元，并有权购买190平方米的定向回迁安置房。2012年9月15日，被告与其女连×3签订业主姓名确认书，被告将认购的×号楼×单元×1和×2号房屋认购权转移给连×3，连×3于同日与北京倚基土地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新城回迁安置房购房协议》，购买了××新城回迁安置房××家园×区×号楼×单元×1和×2号房屋。
另，原告称：在其服刑期间，李×以2000元的价格购买了被告所建的房屋，是李×与孙×1俩谈的，没有其他人参与，2000元是李×向单位同事借的，孙×1给李×打收条了，收条找不到了。关于诉争房屋一直由被告的岳母刘×居住，原告称：被告要去他小舅子（孙×12）家，我和被告一起，被告在半道上说让他岳母在诉争房屋居住，我就答应了；李×称：我们家从1987年彻底搬出了诉争房屋，我当时就委托被告的岳母照看诉争房屋，当时在诉争房屋中商量的，在场的有原告、我、被告、被告的岳母，被告说其岳母想在那住，我们就同意暂时由被告岳母居住。
被告称：原告在借住我的房屋后，私自将房屋卖给杨×，我在原告卖房2个月后才知道，我回来要求原告退我们房，原告说北京的2间房及诉争房屋给我们，就算折抵他私自卖了的我的新房。当时在孙×2家说的，孙×2夫妇、我与原告四人在场。
被告的证人孙×2（系被告的妻弟）出庭作证称：大约于1985年，因原告私自将被告的房卖了，被告与原告吵着架来到我家，在我家达成口头协议，原告用打铁庄的诉争房屋及北京的2间房换被告的新房。原告认为孙×2与被告存在亲属关系，不认可孙×2的证言。
本院向杨×调查时，杨×称：原告与被告原来都有房，后来被告将房子卖给原告，原告于1987年1月8日以2375元将此房卖给我。在我交定金之后、与原告做手续前，我还遇到被告，他让我别买原告的房，说等他们从天津回来，准备跟原告把房子要回来。被告认为杨×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作证的内容不属实。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户口本、结婚证、村委会证明、证明信、拆迁评估单、北京市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四方验收单、被拆迁人签约时间证明单、照片、××新城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业主姓名确认书、调查笔录、谈话笔录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审查证据时，应当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
在农村，买卖房屋对于一个家庭而言是重大事项，通常应由一家之主签订书面协议，并由村干部见证并签字。本案中，原告称李×和孙×1协商及办理房屋买卖事宜，原告与被告均未参与，未签订买卖协议，没有村干部或他人见证，不符合生活及交易习惯。依原告的说法，买房时其一直在狱中，妻子李×在外工作，自己在打铁庄有住房，而其当时生活不宽裕，家中并无购房需要，却全额借钱购买被告的房屋，亦不合乎情理。此外，杨×称被告曾要求其不要向原告购买房屋，并准备从天津回来后把房要回去，也表明原告并未取得被告所建房屋的所有权。原告所述购买被告房屋之事，没有相应证据，且明显不合情理，被告亦不认可，故对其主张的购买被告房屋一事，本院不予认定。应当认定，原告擅自处分了被告的房屋。
原告与被告关系不好，少有来往，原告甚至不知道被告岳母的名字，却称委托被告的岳母为其临时看管诉争房屋，而被告岳母及妻弟在诉争房屋居住二十余年，原告所述明显不合情理。此外，原告在诉状中称将房屋委托被告管理，在庭审中又称系被告岳母无房向其借住诉争房屋，其陈述自相矛盾。此外，原告与李×关于协商委托被告岳母看管房屋的陈述中，对于协商的地点、在场人均表述不一。对于原告所称将诉争房屋借给被告岳母以及委托被告管理，本院均难以采信。
虽孙×2与被告存在亲属关系，但原告认可曾到孙×2家中协商房屋事宜，故孙×2的证言具有一定的证明力。自1987年起，被告的岳母刘×搬到诉争房屋长期居住，刘×去世后被告的妻弟赵××继续在诉争房屋居住，且被告在此期间对房屋进行了大量修缮改造，并增建了东、西厢房等，诉争房屋被拆迁时，登记及公示的被拆迁人亦均为被告。综合以上事实和证据，以及原告擅自处分被告房屋的事实，应当认定被告关于原告将诉争房屋抵顶给自己的主张成立。在双方协商抵顶房屋并交付后，诉争房屋即为被告所有，该房屋的拆迁利益应由被告享有和支配。现原告要求分得诉争房屋被拆迁所得的拆迁安置补偿款和回迁安置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连×1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九千八百元，由原告连×1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晓明
人民陪审员 陈春良
人民陪审员 周 领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陈 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