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3民终24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熊治轩，男，1969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古勇，男，1973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自贡市贡井区，系自贡市汇东板仓街道新严社区村民委员会推荐。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祖佑，男，1951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
上诉人熊治轩因与被上诉人何祖佑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人民法院（2017）川0304民初7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熊治轩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决驳回何祖佑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何祖佑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对“借条”性质的认定。推定何祖佑、熊治轩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从而认为“借条”的性质为结算是错误的。关于“借条”的性质，何祖佑在之前就用借条向一审法院起诉，明确的认定了该借条的性质为借款性质，一审法院（2013）大民一初字第23号及（2016）川0304民再2号案件中均明确，何来法院仅从推定去判断其性质。一审法院采纳了张文龙的部分证言，从而结合张文龙的证言判断做出了推定。张文龙在一审法院（2016）川0304民初1195号案件及（2017）川0304民初753号案件中均未出具任何证人证言，更未出庭接受质证。张文龙的证言仅出现在一审法院（2016）川0304民再2号案件中，但该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当时质证的焦点是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并未对其他进行质证。如需采用张文龙的证言，张文龙应出庭接受质证。张文龙受何祖佑的邀请，与何祖佑有利害关系，单独采信张文龙的证言，违背证据规则。何祖佑与熊治轩从未发生任何经济往来，何祖佑也无证据证明何时何地发生过何种建材购销往来。此外，一审法院对熊治轩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在判决书中对何祖佑质证意见未作任何表述，明显也是想给自己的推定从表面上看得符合一般常识逻辑而已。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未正确理解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一审原告在再审审理程序中撤回起诉重复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受理后也应驳回起诉。2.一审法院在基础法律关系未查清的情况下，推定认为是合同关系，却将证明合同关系的证明责任分配给熊治轩，明显错误。三、何祖佑违背了诚信原则和禁止反言的民事诉讼原则。何祖佑在一审法院（2013）大民一初字第23号及（2016）川0304民再2号案件中明确对借条的性质及借条形成的来由作出陈述，其对借条的性质先表述为就是借款，后又说全部是货款，最后又说部分是借款部分是货款。
何祖佑辩称：熊治轩上诉依据的理由与客观事实不符，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何祖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熊治轩归还欠款本金260000元及自2012年10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欠款付清之日止的利息；2.判令熊治轩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何祖佑常年从事砂石等建材的销售业务，与熊治轩曾发生过砂石等建材购销的经济往来。其间，经何祖佑介绍，张文龙与熊治轩相识。
2012年7月17日，何祖佑、熊治轩以及受邀见证的张文龙三人在大安区11路车站供电局楼上某茶坊，张文龙按照何祖佑、熊治轩的意见代书了《借条》一张，载明的内容为：“今借到何祖佑现金260000元整，大写贰拾陆万元整，定于2012年9月30日前归还。在此期间不计利息，到期若未还清，剩余部分按月息3%计算至还清本息为止。本人用自己开发的位于贡井桥头镇永顺村10组的房屋对此笔借款作为担保。”熊治轩在该借条的“借款人”一栏签名并捺了手印，张文龙在“见证人”一栏签名，何祖佑遂受领并持有该《借条》。
2012年12月12日，何祖佑以熊治轩作为被告，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2013年5月2日，一审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对该案进行了缺席审理，并于同年5月17日作出了（2013）大民一初字第23号民事判决：“被告熊治轩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何祖佑借款本金260000元及相应利息。利息从2012年9月30日起按照人民银行六个月至一年（含一年）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至本判决书生效之日止。”该判决生效并逾履行期后，何祖佑作为申请执行人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并通过强制执行程序执行到位人民币16332.91元。
2016年3月1日，熊治轩作为申请再审人，以（2013）大民一初字第2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错误”以及“原审程序严重违法”为由，向一审法院申请再审。经一审法院审查后，于同年4月7日作出了（2016）川0304民申1号民事裁定“一、本案由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书的执行。”2016年4月8日，熊治轩作为申请再审人与被申请人何祖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法院立案再审。
2016年5月24日及7月1日，一审法院依照再审程序，两次公开开庭对该案进行了审理。其间，一审法院曾责令熊治轩本人到庭参加诉讼未果。同年7月7日，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何祖佑向一审法院提交《撤诉申请书》，申请撤回（2013）大民一初字第23号案件的起诉；7月8日，一审法院作出了（2016）川0304民再2号民事裁定：“一、准许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何祖佑撤回起诉；二、撤销本院（2013）大民一初字第23号民事判决书”。
2016年7月18日，何祖佑同样以“2012年7月17日借条”为证据，并以何祖佑与熊治轩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为由向一审法院起诉熊治轩、陈慧英，请求：1.判令熊治轩、陈慧英连带归还欠何祖佑的欠款本金260000元；2.判令熊治轩、陈慧英向何祖佑支付自2012年10月1日起按月息2%计算的欠款利息至还清全部款项止；3.判令熊治轩、陈慧英承担本案诉讼费。诉讼中，何祖佑申请撤回对陈慧英的起诉，一审法院裁定予以准许。经审理，一审法院于2016年12月23日作出（2016）川0304民初1195号民事判决，判决:限熊治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何祖佑支付欠款26万元及自2012年10月1日起至付清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熊治轩不服该判决，向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7年4月13日，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原判认定事实不清为由，作出（2017）川03民终244号民事裁定，裁定：一、撤销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人民法院（2016）川0304民初1195号民事判决；二、发回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人民法院重审。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对“借条”性质的认定。根据认定的事实，无论何祖佑与熊治轩之间的经济往来（债权债务关系）是民间借贷，还是买卖关系，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至少可以推定，何祖佑与熊治轩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结合双方在诉讼纠纷的整个过程中的诉、辩情况以及证人张文龙的证言来看，二人确有一个“算账”的过程，之后才由张文龙书写《借条》并由何祖佑与熊治轩确认并由熊治轩签字予以确认。故在当时熊治轩是认可借条所代表的经济往来（债权债务关系），以及借条实质反映的熊治轩是该经济往来中的债务人，负有向作为债权人的何祖佑履行付款义务的这一事实，且该付款义务即为“借条”所载明的金额为26万元，即该“借条”虽名为“借条”实际是双方对以往经济往来等的一个结算，不论是买卖合同关系或是民间借贷关系或是二者兼有，均转化为债权债务关系，这既与本案查明事实相符，也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据此本案案由宜确定为合同纠纷。
从熊治轩的角度而言，其抗辩认为借条的出具，是因熊治轩打算向何祖佑借款26万元，但出具借条后，何祖佑并未将出借款支付熊治轩而致双方借贷关系不成立。但根据张文龙证言以及一般常识与逻辑，若双方的经济往来确为借贷，何祖佑未实际出借该款项，那熊治轩就应当要求何祖佑返还其出具的借条或要求何祖佑出具借条作废的说明等。但本案事实是，至申请再审时熊治轩未要求返还借条，与常理不合；另从逻辑上来说，借条上表述为“今借到何祖佑现金260000元整”，虽证人张文龙证实当时未见何祖佑、熊治轩交付现金，但这恰恰证明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借条出具后熊治轩并未及时向何祖佑作出未收到该款的意思表示，故熊治轩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依据当事人的举证、质证以及诉、辩结合经济往来的一般常识和逻辑，何祖佑的主张及陈述相较熊治轩的抗辩更符合客观事实，何祖佑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也较熊治轩更高。故对何祖佑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熊治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何祖佑欠款26万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自2012年10月1日起，以26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计算至欠款付清之日止，支付欠款时应抵扣已执行部分）。本案受理费5200元，公告费300元，共计5500元，熊治轩负担5200元，何祖佑负担300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一致，对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2年12月12日，何祖佑以熊治轩作为被告，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其诉讼请求为：判令熊治轩向何祖佑归还借款260000元并承担自2012年9月31日起至还清本金为止的利息。
在本案一审中，何祖佑提交了一审法院（2016）川0304民再2号案庭审笔录，张文龙在该案出庭作证，其证言主要内容为：“借条是我写的。2012年7月16日，何祖佑给我打电话，喊我第二天帮他写个借条。第二天7月17日在大安供电局茶楼写的。借条是在大安供电局上面的茶楼写的，现场有熊治轩、何祖佑和我三个人。我没有看见何祖佑给熊治轩现金。借钱过程我不清楚，我只是按照他们合计的意思写了借条。借条写完后都认可签了字，当天我没看见钱，过后也一直未过问。借条是熊治轩签的字盖的手印，同时他们两人一直有经济往来，说是他们把账算归一了喊我写的借条。我认识何祖佑时他在做沙生意，作材料供应商。熊治轩是何祖佑介绍给我包工，在界牌做工程。至于他们之间有没有供货不清楚”。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是何祖佑在本案中的起诉是否属于重复起诉；二是熊治轩是否应归还何祖佑欠款本金并支付相应的欠款利息。
关于何祖佑在本案中的起诉是否属于重复起诉的问题。2012年12月12日，何祖佑以熊治轩作为被告，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其诉讼请求为：判令熊治轩向何祖佑归还借款260000元并承担自2012年9月31日起至还清本金为止的利息；而在本案中，何祖佑于2016年7月18日以何祖佑与熊治轩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为由向一审法院起诉熊治轩，请求判令熊治轩归还欠何祖佑的欠款本金260000元并由熊治轩向何祖佑支付自2012年10月1日起按月息2%计算的欠款利息至还清全部款项止。何祖佑的两次起诉虽均是依据案涉之借条，但其主张的事实以及诉讼请求均不相同，故不构成重复起诉，其就本案之起诉并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一十条“一审原告在再审审理程序中撤回起诉后重复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
关于熊治轩是否应归还何祖佑欠款本金并支付相应的欠款利息的问题。双方当事人对案涉借条的形成过程均不持异议，双方争议的是熊治轩出具借条的性质及其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何祖佑在几次诉讼中对借条的性质先陈述为是借款；后陈述为系借款与货款的汇总，相关借条、送货单据已归还熊治轩。熊治轩在几次诉讼中对借条的性质陈述为其拟向何祖佑借款，但其出具借条后，何祖佑未出借该款项；在本案二审中，熊治轩陈述尚欠何祖佑两万余元。当事人的陈述均有前后不一致之处。张文龙在一审法院（2016）川0304民再2号案中出庭作证并接受了审判人员及当事人询问，且熊治轩对张文龙陈述的证言不持异议，故对张文龙的证言应予采信。根据张文龙的证言，其是在何祖佑、熊治轩“把账算归一了”喊张文龙写的借条，对该借条，熊治轩签名、捺印予以确认，即该借条是何祖佑、熊治轩在对前期债权债务关系结算后形成，能证明熊治轩尚欠何祖佑260000元的事实。因熊治轩未按期归还该260000元，熊治轩应承担归还该260000元款项并按借条载明的利率支付相应利息的责任。由于该借条约定的利率为月息3%，已超过了人民法院保护的范围，现何祖佑诉请按月利率2%计付利息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支持。熊治轩辩称其拟向何祖佑借款，但其出具借条后，何祖佑未出借该款项，但其并未提交其已要求何祖佑出借相关款项或要求收回借条或要求何祖佑出具案涉借条作废的说明等证据，此与常理不符；且根据案涉借条中载明的“今借到何祖佑现金260000元整”，亦表明该260000元已实际发生，故熊治轩辩称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熊治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200元，由熊治轩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莉
审判员 李宁川
审判员 马 超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日
书记员 黄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