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
p t ” >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青0103民初2009号
原告：西宁星星海停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组织机构代码：67918XXXX，住所地: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沈家寨村。
法定代表人：张玉英，女，汉族，1963年1月13日出生，系该公司总经理，住西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俊修，男，汉族，1956年3月28日出生，该公司股东，住西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平，青海凡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袁生福，身份证号：×××，男，汉族，1964年1月3日出生，住西宁市城中区南川西路沈家寨村二巷**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严玉霞，青海诺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井发兰，女，汉族，1968年4月16日出生，住西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辉,青海睿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发仓，男，汉族，1964年3月28日出生，住西宁市。
被告：邓维燕，男，汉族，1971年2月11日出生，住四川省中江县。
被告：王帅懿，男，汉族，1973年1月7日出生，住西宁市。
被告：旦巴然吉，男，藏族，1973年3月15日出生，住青海省玉树县。
原告西宁星星海停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星星海公司）与被告袁生福、井发兰、张发仓、邓维燕、王帅懿、旦巴然吉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9月5日开庭进行了审理，后依职权追加了邓维燕、王帅懿、旦巴然吉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由于被告一方人数众多，本案依法转为普通程序于2017年11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星星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玉英、委托诉讼代理人杜俊修、王平，被告袁生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严玉霞，被告井发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辉，被告张发仓、邓维燕、王帅懿、旦巴然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星星海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六被告返还原告拆迀补偿款共计1172222.6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2年4月15日与被告袁生福签订了一份《土地租赁合同》，约定将被告袁生福耕种的11亩土地出租给原告使用，租赁期限为10年。租赁期间如遇国家征用或者村委会统一规划等政策性用地时，原告必须将土地归还被告袁生福，地上附着物的补偿款由原告取得。该合同经西宁市城中区南川西路沈家寨村民委员会盖章确认。2013年西宁巿城中区人民政府对西宁市城中区沈家寨片区进行征用、拆迁，原告承租的土地属拆迁范围内，地上附着物及附属设施的拆迁安置补偿款应由原告取得。但被告袁生福与井发兰、张发仓向拆迁部门提交了一份由其双方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并与西宁市城中区建设局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领取了原告应得的拆迁安置补偿款1172222.60元。基于以上事实，原告认为被告袁生福、张发仓、井发兰等取得原告拆迁补偿款的行为已造成对原告利益的严重侵害。现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敬请人民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判如所请，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被告袁生福辩称：袁生福只是签订合同的主体，2010年9月21日与玉树客运集团签订了租赁合同协议，与本案原告无关。2012年4月15日，与星星海公司签订合同只是为了协助星星海公司变更营业执照。原告起诉袁生福主体不适格，袁生福没有领取拆迁款，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袁生福的起诉。
被告井发兰辩称：2012年4月15日原告与被告袁生福的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原告星星海公司不是地面附着物的修建者和所有者，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土地不在袁生福的名下，是农村共有土地，由袁生福统一组织租赁，代表村民签订合同。
被告张发仓辩称：2010年玉树客运集团为完成玉树灾后重建运输任务承租了沈家寨11亩土地作为停车场，停车场由玉树公司委托杜俊修经营管理。当时我是施工方，修建了五间彩钢房、平整了土地。2012年年底邓维燕、王帅懿、旦巴然吉各出资32万元合伙承包了该停车场，让我进一步完善修建停车场，修建了库房10间、宿舍10几间及地面全部打了地坪，王帅懿是总负责人，工程价值126万元左右，后由于他们欠我30多万元工程款就邀请我入了伙。我又邀请了井发兰入伙，井发兰出资5万元。因我和井发兰是本地人，邓维燕就委托我经营停车场，由我和井发兰办理相关事宜。经营过程中，效益不是很好，城中区建设局于2014年4月份找我谈的拆迁事宜，因邓维燕一直在外地，他委托我处理相关事宜，经过玉树客运公司同意，我和袁生福又签订了合同，后来拆迁办和井发兰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补偿范围是住宅及附着物，拆迁补偿款1172222.6元由我和井发兰领取。该款中34万元用于支付邓维燕、王帅懿、旦巴然吉三人车队的费用，12万元支付给袁生福，由其向村民支付青苗补偿费，重新租赁场地修建水磨村停车场花费20多万元，缴纳该停车场两年的租赁费15万元，关于该拆迁补偿款的诉讼支付律师费148000元，退还井发兰的入股资金5万元，拆迁后井发兰退出合伙，水磨村停车场由我和邓维燕、旦巴然吉、王帅懿合伙经营，我拿了10万元，以上共计110.8万元，剩余6万余元在停车场的账上。拆迁补偿的附着物是我、邓维燕、王帅懿、旦巴然吉、井发兰投资修建的，受益人也应是我们五人，之前我们在中院开庭的时候，原告根本不清楚房屋大小面积及附着物的情况，故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邓维燕辩称：2012年9月30日，玉树客运公司董事长说我车多，将停车场包给我，我每年向公司缴纳20万元租赁费。我和旦巴然吉、王帅懿合伙管理运输，我们有一个车队，于是我委托旦巴然吉从玉树贷款96万元出资修建停车场，具体修建由王帅懿负责，起初王帅懿找了一个女的，她打地坪费用比较贵，后来找到了张发仓修建，将停车场建成了可以停放七八十台车，有驾驶员住所，有洗车的地方，当时公司未向我们结算票款，我们没法向张发仓结算剩余的工程款，欠张发仓工程款30多万元，就拉他入了股。停车场是我们修建的，与星星海公司无关，不应向其返还拆迁补偿款。杜俊修还在我们停车场里干过活，干了两三个月，停车场和原告没有关系，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王帅懿辩称：我是停车场修建的负责人，工程款经结算是168万元，经过和张发仓谈价钱，最后折价到139万元，支付给了张发仓95万元，剩余44万元未支付，我邀请张发仓入了股，因为我、邓维燕、旦巴然吉对停车场投资了96万元，每人32万元，所以我也让张发仓以32万元的工程款入股，扣除股金再向其支付12万元，所以赔偿款下来后给了张发仓10万元，现在我们还欠他2万元工程款。玉树客运集团与袁生福签了10年合同，邓维燕中途从玉树客运集团转包，只签了八年的合同，相应地租赁费也增加了。我们出资修建的停车场，从头至尾都跟原告没有关系，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旦巴然吉辩称：答辩意见与邓维燕、王帅懿一致，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原告星星海公司为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2012年4月15日原告与被告袁生福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证明双方达成土地租赁协议，合同合法有效，当时原告租赁时这片场地是耕地。
证据二、2013年1月6日工商银行凭单。证明原告法人张玉英将35万元工程款转给张发仓修建停车场的事实。
证据三、2011年-2014年纳税申报表。证明承租土地期间，停车场正常经营，原告依法纳税的事实。
证据四、高院再审判决书。证明袁生福与邓维燕签订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原告与袁生福签订的合同是有效的，实际已经履行；涉案土地附着物由星星海公司在2013年8月前修建；原告交付土地租赁费至2013年9月。
证据五、2015年2月3日拆迁评估表及补偿合同。证明拆迁部门认定的拆迁范围及补偿款项。附着物建设时间不一，按照其成新率推测应该是在原告经营停车场期间修建的。
证据六、2013年9月8日停车场影像图。证明2013年8月底之前，建筑物及停车场内的车辆是存在的，该时间段内的所有拆迁物都是由原告修建的。
被告袁生福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方向有异议，签订合同的目的是为了配合原告办理营业执照变更，合同实际并未履行；对证据二的真实性不发表意见，是原告与张发仓之间的关系，与袁生福无关；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方向有异议，高院只是确定了原告与袁生福的合同效力，并没有否认袁生福与井发兰、张发仓的合同效力，在没有生效判决否认其合同效力之前，袁生福与井发兰、张发仓的合同是有效的，判决中也未认定附着物的投资人和修建人；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方向不认可，上面清楚地记载使用权人是井发兰，拆迁款应归井发兰所有；对证据六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方向不认可，无法证明原告是停车场的实际投资人。
被告井发兰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方向不认可，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方向不认可，资金来源不是原告，而是玉树客运公司转给张玉英的；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方向不认可，星星海公司无经营收入，不是停车场的实际经营者；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方向不认可，高院判决并未否认袁生福与井发兰、张发仓的合同效力，而是确认了二份合同都有效；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方向不认可，无法看出地坪的陈新度；对证据六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方向不认可，不能证明原告是经营者及修建者。
被告张发仓的质证意见与井发兰的质证意见一致。
被告邓维燕、王帅懿、旦巴然吉统一质证：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方向不认可，袁生福明确表示只是为配合原告办理营业执照，该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方向不认可，跟停车场没有关系；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方向不认可，星星海公司纳税申报的注册地是昆仑东路，无法证明其方向；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方向不认可，证明两家和袁生福签的合同都是有效的；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方向不认可，不能证明是由原告修建的停车场；对证据六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方向不认可，不能证明原告是修建者。
本院认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高院生效判决确认了其合同的有效性，故本院予以采信；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二，被告对其证明方向有异议，且无证据证明该笔款项的用途，故本院不予采信；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三，被告对其证明方向有异议，原告在2011年-2014年均是无营业收入、零报税，无法证明其是正常经营状态，故本院对其证明方向不予采信；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四，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证明原告星星海公司与袁生福于2012年4月15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有效，按照租金的缴纳时间，2013年8月前案涉土地由星星海公司租赁使用，但其并未认定拆迁补偿的土地附着物是原告于2013年8月前修建的事实，故本院对其证明方向不予采信；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五、六，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其能够证明2013年9月8日案涉停车场就存在了一些地上附着物，及2015年2月3日政府拆迁补偿的范围、标准及数额，但其无法证明地上附着物的投资人、修建人，故本院对其证明方向不予采信。
被告袁生福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被告井发兰为支持自己的抗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2015）中民一初字第954号民事判决书、（2016）青01民终942号民事判决书、（2017）青民再字第1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2010年9月21日玉树客运集团与袁生福签订土地租赁合同，2012年4月15日原告与袁生福签订了内容相同的土地租赁合同；后原告停止经营，张发仓、井发兰租赁了涉案土地；尽管前二份判决被撤销，但高院判决对其查明的部分事实予以了认定，（2016）青01民终942号民事判决书记载”星星海公司称基于该《土地租赁合同》涉案停车场由其投资建设经营，但对涉案停车场的实际建筑物等设施的构成及结构情况不清楚，未提交其经营涉案停车场时缴纳税费的证据”。
证据二、2016年9月13日玉树藏族自治州客运集团总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2012年9月30日，玉树客运集团将涉案停车场承包给邓维燕经营管理，当时停车场内有5间彩钢房和一间简易门卫室，每年支付租赁费20万元，其中10万元为管理费，土地租金直接向袁生福支付。2012年9月30日以后，该停车场内的建筑均是由邓维燕修建的。
证据三、建筑合同书、收据、证明、电费单、委托书。证明涉案停车场内地坪、房屋等建筑物由张发仓等人修建，费用也向张发仓等人支付。2012年9月30日，邓维燕委托张发仓为其代理人管理停车场。
证据四、租赁合同。证明2012年10月17日，停车场与杜军签订租赁合同，同意杜军使用停车场道路。
证据五、纳税申报表。证明2011年至2014年12月，原告每月零报税，没有营业收入，其不是案涉停车场的实际经营者。
证据六、2011年12月12日城中区公安消防大队处罚通知单。证明2010年签订合同后，本案停车场经营者是玉树客运集团公司。
证据七、三份农行结算凭证。证明自2012年9月30日至2012年12月25日，玉树客运集团公司向原告转付工程款及周转款共计109万元，说明修建停车场资金来源是玉树客运集团公司，是玉树客运集团公司向张发仓支付的工程款，并非由原告支付的。
原告星星海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方向不认可，前两份判决已经被撤销，不能作为有效证据，对高院判决的证明方向无异议；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有异议，证明方向不认可，证明内容不属实；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有异议，证明方向不认可，建设合同是在2012年10月，直至拆迁时成新率应该高，但拆迁的地坪过于陈旧，收据也不认可，无法证明与本案有关，电费单收据是村委会的，与本案无关，不认可，对委托书也不予认可，高院判决没有进行认定；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有异议，证明方向不认可，2012年7月11日该停车场还在由原告经营；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方向不认可，我们的纳税申报仅能证明我们的收入问题，与本案房屋是不是由原告建设无关；对证据六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方向不认可，2013年8月前停车场的经营权是由原告行使的；对证据七的真实性有异议，证明方向不认可，没有看到原件，三张凭证不能证明当时停车场由玉树客运公司经营，转款是2008年玉树公司欠我们的钱转的款，是东川监狱的工程款。
被告袁生福质证认为：对证据一、二、五、六的真实性、证明方向无异议，认可；对证据三、四、七的真实性无法辨别，不发表质证意见。
被告张发仓、邓维燕、王帅懿、旦巴然吉质证认为：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方向无异议，认可。
本院认为，双方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均无异议，高院判决对一、二审查明的部分事实予以了确认，确认了原告星星海公司与袁生福于2012年4月15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有效，维持了一、二审驳回原告星星海公司要求确认袁生福与张发仓、井发兰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确认了案涉土地在2013年8月前后分别由原告星星海公司与被告张发仓、井发兰先后租赁使用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原告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有异议，高院判决认定”2010年9月21日，星星海公司以玉树州客运集团总公司名义与袁生福签订了一份土地租赁合同...”，玉树州客运集团总公司实际并非合同的主体，故对其出具的情况说明，本院不予采信；原告对证据三有异议，其中2012年9月建筑合同书、施工协议书与支付给张发仓工程款的现金支出凭单、费用报销单、支付给王红霞的停车场地坪工程款及王红霞出具的收条相互印证，能够证明王帅懿负责停车场的修建，其将停车场的地坪、房屋等发包给张发仓建设的事实，且原、被告双方均认可张发仓自始至终是停车场施工人的身份，故本院对以上证据予以采信，证据三中因证明的出具人未出庭作证，原告对其有异议，本院不予采信，因采购设备的收据中未列明交款单位，本院不予采信，由于电费单上的客户名称为”沈家寨村民委员会”，故本院不予采信，对2012年9月30日邓维燕委托张发仓经营管理停车场的委托书、2012年10月20日张发仓支付给城管大队建房手续费的现金支出凭单，与被告张发仓、邓维燕、王帅懿、旦巴然吉的陈述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四王帅懿与第三人签订的租赁合同，原告对其真实性有异议，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五纳税申报表，原告在2011至2014年均是零收入、零报税，处于非正常经营状态，且其纳税申报的注册地为昆仑东路297号，而案涉拆迁的停车场位于沈家寨，可以证明在2011年至2014年期间原告并非一直是在案涉土地上正常经营停车场的事实，故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六，原告对其证明方向有异议，高院判决认定星星海公司是以玉树州客运集团总公司名义与袁生福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其并非实际的经营人，无法证明其方向，故本院对其证明方向不予采信；原告对证据七有异议，其不能孤立地证明款项的具体用途，本院不予采信。
被告张发仓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2015年房屋拆迁协议书。证明拆迁的款项、范围及受益人，案涉土地的拆迁款与原告无关。
证据二、给三位机动车车主赔付款项的收条。证明当时停车场是由被告张发仓、井发兰、邓维燕、王帅懿、旦巴然吉经营的事实。
原告星星海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方向不认可，无法证明拆迁方位及附着物有哪些，当时的拆迁情况不清楚；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有异议，证明方向不认可，没有任何支付凭证。
被告袁生福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方向不发表意见；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及证明方向无法辨别，袁生福没有参与。
被告井发兰、邓维燕、王帅懿、旦巴然吉质证认为：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方向无异议，认可。
本院认为，原告对证据一有异议，其未载明拆迁的具体位置、补偿的范围，本院不予采信；原告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有异议，收条里的付款人是”张发昌”，且收条出具人未出庭作证，故本院不予采信。
被告邓维燕、王帅懿、旦巴然吉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方永辉的证人证言。证明2011年停车场是由玉树客运公司经营，张玉英是调度，杜俊修是安检员。2012年9月份沈家寨停车场由邓维燕和王帅懿接手，停车场是他们具体修建的，停车场在经营时没有挂公司的牌子。杜俊修是2013年四、五月份离开停车场的。
原告星星海公司质证认为：对证人证言不认可。
被告袁生福质证认为：对证人证言无异议，认可。
被告井发兰质证认为：对证人证言无异议，认可。
被告张发仓质证认为：对证人证言无异议，认可。
被告邓维燕、王帅懿、旦巴然吉质证认为：对证人证言无异议，认可。
本院认为，由于证人证言的表述与高院判决所认定的案涉土地的租赁使用人相悖，故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2月3日，西宁巿城中区建设局与被拆迁人井发兰(玉树停车场)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约定西宁巿城中区建设局对被拆迁人所属的房屋进行拆迁并补偿，被拆迁人应在签订协议20日之内清房并交建设局拆除，房屋拆迁验收完毕后，凭验房单结清补偿款，拆迁的范围及价款为：彩钢房（层高6.5米）297.56M2，单价为800元/M2，彩钢房（24砖墙）466.50M2，单价为500元/M2，水泥砂浆地面4783.24M2，单价为40元/M2，240厚砖墙600M2，单价为31元/M2，地沟2个，单价为1000元，以上成新率均为10%，评定额合计683227.60元；房屋包括砖混三等366.91M2，单价为1300元，砖木三等10.92M2，单价为1100元，以上成新率均为100%，合计488995元，以上拆迁范围的评定总额为1172222.60元。1172222.60元的拆迁款领取后，原告星星海公司与张发仓、井发兰等人就补偿款分配产生争议，2015年12月原告就双方分别与袁生福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的效力进行诉讼，2017年6月6日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青民再11号终审判决书，查明以下事实：”2010年9月21日，星星海公司以玉树客运集团总公司名义与袁生福签订了一份《土地租赁合同》，约定袁生福将11亩土地租赁给玉树客运集团总公司经营停车场业务，租赁费每年10万元，租期最长为10年。2012年4月15日，星星海公司与袁生福签订了一份《土地租赁合同》，内容、格式与上述合同相同，约定袁生福将土地租赁给星星海公司经营停车场业务。2013年8月前案涉土地实际由星星海公司租赁使用，2013年8月后案涉土地实际由张发仓、井发兰租赁使用。”该份判决最终确认了2012年4月15日星星海公司与袁生福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为有效合同。据此原告依据该判决书及其他证据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返还拆迁补偿款。本次庭审中，张发仓、井发兰、邓维燕、王帅懿、旦巴然吉自认其五人共同租赁使用案涉土地经营停车场，由张发仓、井发兰出面经营管理。该拆迁款被张发仓和井发兰领取后，做了如下分配：34万元用于支付邓维燕、王帅懿、旦巴然吉三人车队的费用，12万元支付给袁生福，由其向村民支付青苗补偿费，退还井发兰的入股资金5万元，拆迁后井发兰退出合伙，张发仓、邓维燕、旦巴然吉、王帅懿重新在水磨村租赁场地修建停车场花费20万元，缴纳该停车场两年的租赁费15万元，关于该拆迁补偿款引发的诉讼支付律师费148000元，支付张发仓10万元，以上共计110.8万元，剩余6万余元在停车场的账上。自2012年9月底，由邓维燕、旦巴然吉、王帅懿投资，王帅懿为负责人，与施工人张发仓签订建筑合同，在案涉停车场上陆续修建了地坪、房屋等部分附着物，期间张发仓、井发兰投资加入了合伙，五人共同经营停车场。但原告星星海公司自2011年至2014年的纳税申报表均为零收入、零报税，处于非正常经营状态，且原告无法详细陈述当初修建停车场的资金来源、具体布局、工程量、工程款的支付情况，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修建了停车场的建筑物。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原告主张被告返还拆迁补偿款，但直至该次庭审原告却依然无法陈述及证明当初修建停车场的资金来源、具体布局、工程量、工程款的支付情况等，对拆迁补偿的范围只是按照拆迁协议上记载的内容向法庭宣读，且其称将修建停车场的事宜口头委托给了张发仓，具体包工头是谁也不清楚，对于如此大的投资建设，投资人不知情显然不符合常理。原告称向被告张发仓支付了35万元的工程款，但其证据不足以证明支付的是案涉停车场的工程款。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是案涉停车场的投资人、修建人及受益人，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九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西宁星星海停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5350元，由原告西宁星星海停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蒙自康
审判员吴宁
人民陪审员马玲萍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熊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