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张中民终字第240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张立华，男，汉族，1972年6月22日出生，重庆市开县人，农民。
委托代理人陈维存，张掖市甘州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张掖市金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德军，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立，甘肃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立华因与被上诉人张掖市金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甘州区人民法院（2014）甘民初字第49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2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立华的委托代理人陈维存、被上诉人张掖市金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4月10日，原告金玉种业作为甲方、被告张立华等三户农户作为乙方，双方签订玉米制种协议一份，由被告张立华等人为原告繁育玉米种子。该协议主要内容为：1、乙方负责解决隔离区，保证安全隔离。制种区域内外的隔离区费用乙方负担，如在制种区域内掺杂大田玉米，出现的经济损失由乙方承担。2、甲方为乙方支付前期投入地膜、亲本种子及借款每亩600元，其中：播种前300元，去雄前150元，收获时150元，投入地膜、亲本种子及借款年终结算种款时冲抵制种款。3、种子成熟后乙方提供收购场地，甲方按鲜果穗收购。种子质量纯度≥97%，芽率≥98%，净度≥99%，合格种子鲜果穗每公斤2.5元。4、种子款兑付方式：收购结束后30日内种款结算完毕，最迟不超过2011年11月31日。5、发现制种农户藏匿、倒卖种子，除按倒卖种子数量的10倍罚款外，如数扣除当年该农户的所有制种田面积的制种款，并按情节报送种子管理机关及公安机关处理。6、违约责任：一方违约承担因违约给对方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及间接经济损失赔偿。甲方向乙方提供亲本、父本郑单958系列品种。8、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自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同年4月16日，原告的职工陈爱君与被告再次签订制种协议，内容与上述制种协议的内容一致外，添加一条约定为收获鲜果穗在2011年9月25日至30日完毕。上述协议签订后，原、被告即按该协议的约定开始履行协议，原告金玉种业于同年5月16日向被告提供了价值7200元的玉米亲本（其中母本525公斤、父本75公斤），并于同年4月23日、5月16日、7月14日分三次以借支的形式向被告支付前期投入63000元，于同年5月24日向被告张立华提供价值2430元的农药。被告张立华也按协议的约定，为原告金玉种业在石岗墩农场繁育郑单958玉米种子。双方约定的收获时间届至时，因双方对协议约定的原告于收获时向被告支付每亩150元的投入产生争议，原告未能向被告支付该笔投入，被告亦未按双方约定的收获时间收获制种玉米并向原告交售。期间，因错过了双方约定的鲜果穗的收购时间，在双方协商制种玉米的收获事宜时，双方对制种协议约定的制种玉米的收购价格产生分歧，被告张立华等制种农户以错过鲜果穗的收购时间，以鲜果穂脱水分导致其产量下跌为由，要求原告对协议约定的收购价进行涨价，但原告金玉种业不同意，仅同意按协议约定的收购价进行收购，为此，双方陷入僵局。后虽经双方多次协商，但均未果。同年10月底，被告张立华自筹资金对所种植的制种玉米进行了收获，原告虽组织人力并架设地磅进行收购，但因被告张立华等人提出要现款支付，而原告则认为依协议的约定收购之后再付款，双方因而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被告张立华收获的玉米也未能向原告交售。后虽经双方多次协商，但因收购价格及款项的支付问题分歧意见较大，双方最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同年11月，被告张立华等种植农户就已收获的玉米种子的收购事宜反映至甘州区农牧局。农牧局相关工作人员接待后，因被告等人提供的种植协议上面仅有陈学军的签名，并没有加盖金玉种业公司的公章，该工作人员经与陈学军电话联系，但一直未能联系上。2012年2月20日，被告张立华等农户就制种玉米的收购问题，到甘州区信访局进行上访。同年2月29日，被告等人以收获的玉米制种未收购，致使经济困难，无法春耕为由，请示甘州区人民政府相关领导，要将玉米种子转商出售。区政府相关领导建议被告等人通过司法程序解决。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三个，一是原告列被告张立华为本案被告，诉讼主体是否适格；二是原、被告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三是原告诉请要求被告返还原告生产投资72630元（其中预借现金63000元、亲本款7200元、农药2430元），有无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即原告列被告张立华为本案被告，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被告认为，根据双方所签制种协议，合同乙方是石岗墩农场，被告张立华及其他两人是以代表人的名义在协议上面签属了自己的姓名，其行为系代表石岗墩农场八户种植户与原告签订协议，因此，本案中的被告应是石岗墩农场八户种植户，只列被告张立华一人为被告主体不适格。原告则认为，原、被告签订制种协议时，虽然合同的乙方为“石岗墩农场”，但是“石岗墩农场”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该农场的八户制种户之间没有相联关系，因为他们经营的土地位于石岗墩，因此签约时，将协议的乙方简称为“石岗墩农场”。被告张立华等人虽为乙方代表人，但是基于该合同而产生的合同关系均是与各种植户相关的，因此，张立华作为本案被告主体是适格的。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适格的诉讼主体，应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也即诉讼当事人双方必须是发生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双方主体之一。本案中，被告张立华等三人虽以“石岗墩农场”代表人的身份与原告签署了制种协议，但该“石岗墩农场”并非经工商注册登记的组织，仅是一个地理名称，因被告等人在该处承包经营土地，因而与原告签约时冠以“石岗墩农场”字样，被告张立华等三人虽为“代表”，但是根据查明的事实，被告张立华等三人与其代表的其他种植户之间并无直接的关系，他们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是相互独立的，被告也认可，虽以“石岗墩农场”代表的名义与原告签署制种协议，但是该协议约定权利与义务是种植户个人承受的，因此，本案中协议的相对方应为原告金玉种业与被告张立华，也就是说，产生合同民事法律关系的双方主体为原告金玉种业与被告张立华。现双方因合同的履行产生争议，作为合同的相对方，被告张立华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被告张立华作为本案的被告，主体适格。故对被告关于本案只列张立华为本案的被告主体不适格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即原、被告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的问题。原告认为，被告不依协议的约定按时收获制种玉米、随意涨价并拒绝向原告交售玉米种子，其行为构成根本违约。被告则认为，依双方所签协议的约定，原告应在收获种植的玉米制种时，向被告投入每亩150元的费用，但原告未按该约定向被告投入该笔费用，导致被告在收获种子时人工费没有着落，以致错过“鲜果穂”的收获期，原告不按约定支付前期投入的行为，构成违约。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中，根据双方所签制种协议的约定，原告应当在被告收获为其繁育的玉米种子时，向被告支付每亩150元的前期投入，以便被告能组织人力及时将为原告繁育的玉米种子收获，但原告未能按约向被告投入该每亩150元“收获时”的费用，其行为已构成违约。但被告以此为由，不按约按时收获成熟的“鲜果穂”，并随意涨价，要求变更合同约定的收购价格，拒不向原告交售玉米种子，其也存在违约行为。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即原告诉请要求被告返还原告生产投资72630元（其中预借现金63000元、亲本款7200元、农药2430元），有无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原、被告签订制种协议，由原告提供亲本、技术指导并投入前期费用，由被告利用自己承包经营的土地为原告繁育玉米种子，双方之间因此形成种植回收合同法律关系。在该合同关系中，原告以获取优质的种子并以此获取一定的经济效益为目的，被告以为原告繁育种子的方式取得土地收益的最大化。本案中，原告提供亲本、技术指导并投入一定的费用，以期实现其获取优质种子并取得一定经济效益的目的，但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因双方就有关约定的履行产生分歧，被告未能按约将繁育的种子交付原告，致使原告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对该损害结果的发生，主要因被告不能按时向原告交付种子引起，被告应承担主要的过错责任，对原告的前期投入，被告应当返还，但原告因不能按约及时将收获时的每亩150元的投入交付被告，其行为也构成违约，存在过错，应当减轻被告的责任。据此，结合双方履行合同的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的原告生产投资72630元（其中预借现金63000元、亲本款7200元、农药2430元），酌定由被告返还60%，即43578元。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张立华返还原告张掖市金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投资72630元（其中预借现金63000元、亲本款7200元、农药2430元）的60%，即43578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案件受理费1616元，由原告张掖市金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646.4元，由被告张立华负担969.6元。
一审判决宣判后，张立华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理由是：一、本案被上诉人原告主体不适格。2011年4月10日，陈爱君、陈学君兄妹自称系被上诉人的副总，以被上诉人名义与石岗墩农场三户农民张强、张成、张立华签订《制种协议》。上诉人等代表在协议上签字后，陈爱君以加盖被上诉人公司印章为由将协议全部收回，之后并没有将加盖被上诉人印章的协议交上诉人。直到2011年11月，上诉人等农户因种子收购事宜反映到甘州区农牧局时，陈爱君兄妹联系不上，而被上诉人声称不知道上诉人等农户制种的事情，不会承担任何责任。在上诉人上访期间亦是如此。因此，本案的合同相对人是陈爱君，而不是被上诉人张掖市金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一审法院错列原告，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二、请求法院对《制种协议》上被上诉人公司的公章进行时间鉴定。《制种协议》的合同相对人是陈爱君，被上诉人提交的制种协议上加盖的公章是陈爱君与被上诉人相互串通后补的。请求对公章加盖时间鉴定，以证实合同相对人是陈爱君而不是金玉公司，也证明欺骗上诉人的主观故意。三、一审漏列本案必要共同诉讼人，程序违法。一审法院认定陈爱君为被上诉人公司工作人员没有任何依据。事实上，陈爱君兄妹没有制种资质，挂靠被上诉人资质与上诉人进行制种。一审法院应当查明他们之间的挂靠制种法律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3条规定，陈爱君和被上诉人是必要共同诉讼人，一审法院遗漏必要共同诉讼人，程序违法。四、一审法院将四个案件集中审理，程序违法。五、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陈爱君和上诉人签订协议的时间是2011年4月16日，支付投资款是2011年分期支付，被上诉人提起诉讼的时间是2014年10月17日，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六、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构成违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七、对上诉人的损失150000元，就由被上诉人和陈爱君负连带赔偿责任。
二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对其上诉状中第四、五、七项的上诉理由及请求明确予以放弃。
本案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认定的一致，应予认定。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制种协议》，甲方为张掖市金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且盖有公章，乙方为石岗墩农场，签有上诉人张立华等三农户的姓名。上诉人对该协议的基本内容无异议，只是主张“公章是陈爱君与被上诉人相互串通后补的，因此《制种协议》的合同相对人是陈爱君”。但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陈爱君、陈学军联系制种、草签合同等一切行为，均是以被上诉人张掖市金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名义进行，被上诉人明确认可二人的行为系代表公司履行的职务行为。因此，被上诉人作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在本案中作为原告主张权利，主体是适格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二款之规定，陈爱君、陈学军代表公司所从事的民事行为，其权利义务的承受人为被上诉人张掖市金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上诉人主张“陈爱君兄妹挂靠被上诉人资质与上诉人进行制种”，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亦与查明的事实不符，其主张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对于《制种协议》本身而言，协议内容真实，形式合法，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应为有效协议，当事人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被上诉人张掖市金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没有按约定向上诉人张立华支付“收获时150元”的投入款，构成违约，应对该违约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但该违约行为，并不足以造成双方签订合同的不能履行，守约当事人完全可以通过追究违约当事人的违约责任等救济途径解决。而上诉人张立华，以被上诉人没有支付“收获时150元”等为由，在种子收获后拒绝向被上诉人交纳，导致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因此，导致合同根本不能履行的过错在上诉人张立华，其违约过错明显大于被上诉人张掖市金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违约过错。上诉人主张“未向被上诉人交付种子是行使不安抗辩权”，但其并未向法庭提交证据证明其拒绝交付种子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的情形，因此，其抗辩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张掖市金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为履行该合同向上诉人张立华支付前期投入72630元，因该合同最终未能履行，其要求返还该投入款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结合双方履行合同的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判令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投入款的60%并无不当。对于其他上诉请求，上诉人在二审庭审中明确予以放弃，符合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亦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应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经合议庭评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16元，由上诉人张立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力 珍
审判员 安凤梅审判员白登山
二〇一五年六月八日
书记员 尹 建 兵
附：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