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2民终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东，男，1972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
委托代理人：李柏智，广东韶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启东，男，1973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伟玉，女，1983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
上诉人余东因与被上诉人李启东、黄伟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韶关市浈江区人民法院（2015）韶浈法民一初字第7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院经审理查明：李启东、黄伟玉于2007年1月9日登记结婚。2013年6月起，李启东曾多次向余东借款。2014年3月3日，李启东向余东出具一张《借条》，内容为：“今借余东人民币贰拾万元整（￥200000元）为生意周转之用，借期一年，特立此据，月利息2%”，李启东在借款人处签名及捺指模。2014年5月19日，李启东、黄伟玉在韶关市浈江区婚姻登记机关登记离婚，并签订一份《离婚协议书》，约定：位于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南郊七公里星河天骄7栋1402房归黄伟玉所有，位于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金沙小区韶冶宿舍8栋101房归李启东所有；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权债务由李启东承担。
2015年6月9日，余东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诉称：余东与李启东是朋友关系。自2013年6月起，李启东因生意周转需要陆续向余东借款。2014年3月3日，李启东立下《借条》，确认共向余东借款200000元，借款期为1年，月利率为2%。李启东与黄伟玉系夫妻关系，本案借款系李启东用于生意周转、家庭生活经营，属夫妻共同债务，黄伟玉理应承担共同偿还责任。李启东、黄伟玉于2014年3月3日借款后，未向余东支付过利息。借款到期后，经余东多次催促，李启东、黄伟玉均拒绝偿还。为维护自身合法利益，余东请求原审法院判令：一、李启东、黄伟玉共同偿还借款本金200000元及利息（从2014年3月3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2015年6月3日为60000元）。二、本案所有诉讼费用由李启东、黄伟玉负担。
一审审理期间，原审法院依余东的申请于2015年6月23日依法查询、冻结了黄伟玉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韶关西河支行的44×××65账号及李启东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韶关浈江支行的71×××65账号，并查询、查封了登记在李启东、黄伟玉名下的位于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南郊七公里星河天骄7栋1402房一套（查询结果显示上述房屋由黄伟玉、李启东于2012年3月5日向韶关市汇鸿置业投资有限公司购买所得，已办理备案、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及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
一审庭审中，余东提供了2013年9月29日、10月12日李启东作为借款人出具的两份《借款合同》及余东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单作为证据，并陈述称其与李启东、黄伟玉住在上下楼，余东曾多次向李启东催收借款，虽然黄伟玉未在《借款合同》中签名，但黄伟玉对涉案借款是知情的；因涉案借款是长期形成，故可以确定涉案借款用于了家庭生活开支。黄伟玉答辩称其对涉案借款不知情，涉案借款未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生活，其与李启东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不存在大额家庭支出或经营投资，并提供了其本人工资卡账户交易明细单作为证据。李启东则认可涉案《借条》是其向余东陆续借款多笔后由李启东亲笔书写形成，但认为：余东分别以现金形式交付了两笔借款合计30000元，以银行转账形式交付了合计77300元给李启东，《借条》上超出上述借款金额的部分均是按照每月10%的利率计算出来的高额利息，而且李启东已部分偿还涉案借款，现仅欠70000多元。余东对李启东该说法不予认可，认为涉案借款自2013年6月起陆续形成，其中以银行转账形式交付77300元，其余借款以现金形式交付。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虽李启东庭审中提出其只认可余东交付107730元借款，《借条》中200000元的其余款项为利息累加，但根据余东向法庭提供的《借条》以及李启东明确该《借条》系其书写出具给余东收执的事实，可以证明李启东在出具《借条》时是承认欠余东200000元。李启东向余东出具《借条》确认借款后，依法在双方之间产生了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李启东向余东出具《借条》后至今未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债务应当清偿。暂时无力偿还的，经债权人同意或者人民法院裁决，可以由债务人分期偿还。有能力偿还拒不偿还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强制偿还”的规定，余东要求李启东偿还借款本金200000元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对余东要求黄伟玉共同偿还借款的问题，虽李启东在向余东出具《借条》时与黄伟玉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解释（二）》的相关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的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还需审查该债务是否因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即需要审查夫妻双方是否存在举债的合意、是否共同分享该债务所带来的利益、该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双方应履行的法定义务或道德义务等。首先，余东与李启东为朋友关系，并分别居住上下楼，具有较为优势的地位的余东完全可以在提供贷款时要求借款人的配偶即黄伟玉在《借条》上签名确认，但事实上李启东向余东举债时黄伟玉并不在场，亦没有在《借条》上签名，故余东无法证实李启东与黄伟玉存在共同举债的合意。其次，余东主张借款用于李启东生意周转，但李启东、黄伟玉均有较为固定的工资收入，余东并未提供证据证实李启东、黄伟玉从事商业经营，显然涉案借款并不是用于生意周转。再次，涉案借款高达200000元，在没有证据显示李启东、黄伟玉有购置贵重财物或大额投资用于经商活动的情况下，按照日常生活经验，上述借款应不是用于李启东、黄伟玉的家庭生活共同开支。最后，本案也没有证据证明黄伟玉享受到李启东借款带来的利益。综上，该院认定黄伟红与余东并无共同举债的合意，也没有分享李启东借款所带来的利益，该债务也并非用于夫妻双方应履行的法定义务或道德义务，不属于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因此，对于余东要求黄伟玉承担共同清偿债务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李启东提出借款已部分清偿、仅尚欠70000多元，200000元中包含高额利息以及借款用于赌博等抗辩理由，因李启东没有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依据不足，该院不予采纳。
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于2015年10月14日作出（2015）韶浈法民一初字第746号民事判决：一、李启东应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余东借款人民币200000元及利息（自2014年3月3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二、驳回余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00元，财产保全费1820元，合计7020元，由李启东负担。
余东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根据该法条，涉案借款是李启东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首先应当考虑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其次，本案不存在上述法条但书部分所列举的债权人（余东）与债务人（李启东）明确约定涉案借款为李启东个人债务的情况。第三，本案也不存在上述法条但书部分所列举、《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所规定的“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的情况。而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上述事实的举证责任应由债务人及其配偶一方承担，即李启东、黄伟玉应举证证明涉案借款未用于家庭生活或生产经营，原审法院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余东，不公平。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涉案借款是余东长期、陆续向李启东出借款项而形成，经双方汇总后，李启东才出具《借条》，因此，黄伟玉关于涉案借款发生时间距其与李启东离婚时间很近的说法不成立。2、李启东的工资仅有1000多元，用于偿还房贷后就所剩无几。而李启东、黄伟玉还购买小车、对他人负有债务，根本入不敷出。因此，对外举债经营或维持家庭生活支出，符合日常生活法则。
据此，余东请求本院：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李启东、黄伟玉连带清偿200000元借款及其利息。
二审审理期间，余东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一份短信记录（内容为：“余大哥回到家了吗。你再晚都给我个电话。我等你电话。我老婆跟我现在都还没睡。我们俩都在等住你电话。”），结合余东所提供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单，拟证明李启东、黄伟玉均知道李启东向余东借款一事，且余东在双方通话当天已分两笔将20000元交付给李启东。李启东质证认为其本人没有发过该短信，且该短信不能证明李启东向余东借款。黄伟玉对该证据无法证明黄伟玉知道李启东向余东借款一事。2、本院（2015）韶中法民一终字第33号民事判决，拟证明涉案债务是李启东、黄伟玉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李启东、黄伟玉质证认为该判决与本案无关。
李启东答辩称：一、余东是银行职员，其可能利用银行资金对外放出高利贷，是不被国家允许的。二、余东只是以银行转账形式向李启东交付借款，金额仅为70000多元，并非李启东所主张的200000元。三、原审法院查封了李启东的银行账户导致李启东生活困难。
黄伟玉答辩称：一、《借条》中称借款用途是“为生意周转之用”。但李启东是韶关冶炼厂的工人，没有从事正当商贸活动。余东亦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李启东的经营地点、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等情况。众所周知，李启东不仅没有从事正当商贸活动，还从事六合彩、赌球的收单工作。余东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其早已认识李启东，并向李启东陆续出借款项，可见余东对李启东所从事的违法活动是知道的，而且余东与李启东之间有因六合彩投注的资金往来。余东在借款实际交付情况缺乏证据证明以及明知涉案借款并非用于家庭生活、生产经营的情况下，凭据虚假《借条》主张债权，严重侵害黄伟玉的个人利益。二、黄伟玉对余东与李启东之间的借款、交易情况一概不知，也没有在涉案《借条》上签字确认。李启东所借的借款是其个人债务，与黄伟玉无关。李启东与余东所谓的借款时间，正是黄伟玉与李启东协议离婚过程中，黄伟玉与李启东于2014年5月19日在韶关市浈江区民政局登记离婚，黄伟玉没有与李启东一起向余东借款的合意。余东与李启东是朋友关系，且住在李启东、黄伟玉的楼上，余东在向李启东出借款项前完全可以找到黄伟玉，并要求黄伟玉在《借条》上签名，但余东并没有这样做。显然，余东是有意瞒着黄伟玉向李启东出借涉案借款。三、黄伟玉在粤北人民医院工作，每月有稳定的工资收入（每月约7500元）。黄伟玉的收入足以支付家庭开支。而且，李启东向余东借款期间，黄伟玉没有投资行为，不存在需要大额借款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意愿。××的情况。因此，余东缺乏证据证明其“有理由相信”涉案借款用于家庭生活和生意周转，或黄伟玉享受了涉案债务带来的经济利益。四、李启东长年举债从事六合彩赌博，已因此多次被他人起诉到法院。李启东所借款项全部用于赌博和偿还高利贷的利息，故李启东所借债务与黄伟玉无关。
二审诉讼期间，黄伟玉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黄伟玉工资卡交易明细单。2、李启东向胡锦才借款以及李启东为刘建新向胡锦才借款提供担保的四张《借条》。3、本院（2015）韶中法民一终字第519号民事判决。拟证明李启东拖欠他人欠款不还及黄伟玉的工资收入足以支付家庭开支。余东质证认为黄伟玉、李启东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了房屋、小车，李启东的收入无法偿还上述消费产生的债务，需要经营小生意，因此上述证据无法证明黄伟玉的工资足以维持正常的家庭生活，且上述《借条》的真实性无法确定。李启东对上述证据无异议。
本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本院仅对余东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法律适用进行审查。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本案争议焦点是：黄伟玉应否与李启东共同向余东偿还200000元借款本金及其利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的规定，夫妻共同债务是指夫妻双方因婚姻共同生活及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履行法定扶养义务所负的债务，包括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为解决共同生活所需的衣、食、住、行、医等活动以及履行法定义务和共同生产、经营过程中所负的债务，故在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的规定认定夫妻共同债务时，仍应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立法原意出发，以夫妻有无共同举债的合意及是否分享债务所带来的利益为标准判断夫妻共同债务是否成立。本案中，余东所提供的《借据》对涉案借款用途陈述为“为生意周转之用”，但从原审法院在财产保全过程中查询李启东、黄伟玉银行账号的情况看，李启东、黄伟玉均有工资收入，而余东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未能清楚陈述、也不能提供任何证据证实李启东经营何种生意，据此，余东未能提供初步证据证实涉案借款系用于家庭共同生产、生活。又根据余东与李启东、黄伟玉的诉辩意见，余东自述与李启东是朋友，双方是楼上楼下的邻居，李启东、黄伟玉亦认可双方是楼上楼下的邻居，据此，具有较为优势的地位的债权人余东原本可以在向李启东出借涉案借款前告知其向李启东出借钱款一事，或要求李启东的配偶黄伟玉在《借款合同》、《借条》等借款凭据上前面，但从本案现已查明的事实可见，本案《借条》中未有黄伟玉签名，黄伟玉也称其对涉案借款不知情。因此，本案现无证据证明李启东、黄伟玉对涉案债务存在共同举债的合意。余东称其“曾多次向李启东催收借款，虽然黄伟玉未在《借款合同》中签名，但黄伟玉对涉案借款是知情的”之说法不成立。其次，原审法院在财产保全过程中查询李启东、黄伟玉银行账号的情况及黄伟玉提供的工资卡账户交易明细单反映，在涉案借款发生期间，黄伟玉每月有固定收入，虽余东称李启东与黄伟玉在借款期间有大额支出（购买房屋、小车），但原审法院在财产保全过程中查询到的李启东、黄伟玉名下房产情况显示黄伟玉、李启东购房房屋的时间是2012年3月，与涉案借款发生时间2013年6月相距一年有余，故本案现有证据也不能证明李启东的借款系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履行法定义务或黄伟玉分享了涉案借款带来的利益，综上，原审法院认定涉案债务为李启东的个人债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余东的上诉主张缺乏证据证明，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200元，由余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何伟军
代理审判员 朱应麟
代理审判员 神玉嫦
二〇一六年四月五日
书 记 员 丘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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