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津民终56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天津中储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新港四号路北侧。
法定代表人：王超，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博灏，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瑞鸿，天津睦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江苏汇鸿国际集团土产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白下路**号。
法定代表人：李金亮，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文，江苏圣典（宜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力利，江苏天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上海润希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胜利路588号5幢1层Q区***室。
上诉人天津中储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储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苏汇鸿国际集团土产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鸿公司）、一审第三人上海润希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希公司）港口货物保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海事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6）津72民初562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储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汇鸿公司对中储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汇鸿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分配举证责任，存在错误。第一，中储公司《发货指令》齐全，汇鸿公司主张中储公司未依约履行收到传真和核实义务，应负举证责任。一审判决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中储公司，缺乏依据。第二，中储公司已进行了印章及电话核实，三份《发货指令》加盖的印章经鉴定与其他无异，中储公司已履行了合同约定的审查义务。第三，润希公司提清货物后，中储公司与汇鸿公司对剩余货物进行核对，出具的第一份库存明细出现数字错误，其后通过第二份注明“实盘数量”的库存明细进行了修改，并出具第三份库存明细，确认库存为43185.14吨。三份库存明细不能证明中储公司无证发货。第四，中储公司、汇鸿公司、润希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系对三方履行港口代理协议的总结算以及对43185.14吨货物的处分权的重新约定，各方均依约履行了补充协议。若中储公司在签订补充协议前存在无证放货的事实，则其不会同意出货，汇鸿公司亦不会向中储公司支付代理费。第四，《发货指令》与《放货指令》之间存在差额3598吨。若认定中储公司承担责任，则应从赔偿数额中扣除3598吨。（二）一审判决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中储公司系央企中储股份的全资子公司，执行一审判决将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汇鸿公司辩称，中储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主要理由：（一）中储公司根据伪造的、来源不明的《发货指令》放货，未证明其履行了《发货指令》核查义务，其放货行为构成违约。（二）中储公司故意隐瞒违约放货事实，出具虚假库存量的库存明细，出具时间均在其违约放货之后，不能据此推断汇鸿公司对中储公司的放货行为进行追认。汇鸿公司代润希公司向中储公司垫付港杂费、仓储费，目的在于减损，亦不能据此推断汇鸿公司认可中储公司违约放货。（三）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正确，中储公司应举证证明其已履行了合同约定的核查义务。
润希公司未提交书面意见。
汇鸿公司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中储公司赔偿汇鸿公司货款损失17366562元人民币；2.判令中储公司赔偿汇鸿公司利息损失（自2014年8月31日起至中储公司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中储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4月24日，汇鸿公司与润希公司签订《委托代理进口协议》，约定汇鸿公司接受润希公司的委托，代理润希公司进口印尼红土镍矿。润希公司在向汇鸿公司付清全部货款和相关费用前，汇鸿公司对该进口货物或提单拥有留置权。2012年11月12日、11月27日、12月5日、2013年4月17日，汇鸿公司、中储公司与润希公司，就“海洋之星”轮、“多尔芬”轮、“雏菊”轮、“金博”轮四船进口镍矿，分别签订4份《进口红土镍矿港口代理协议》，约定汇鸿公司委托中储公司代办汇鸿公司在天津新港进口红土镍矿的港口接卸、报关、报检、仓储等物流服务，中储公司接受汇鸿公司委托并负责完成上述相关物流服务，润希公司负责付费。货物货权归汇鸿公司所有，未经汇鸿公司书面通知中储公司不得将货物放给润希公司，否则所产生的责任和损失由中储公司负责。中储公司必须并且只能凭汇鸿公司开具的盖有汇鸿公司专用章的《发货指令》（提货单或出仓单）办理发货或将货物发运至汇鸿公司指定仓库。中储公司收到汇鸿公司《发货指令》（如需要，汇鸿公司可预先提供样本），需对其有效期及与样本的一致性进行核对，若《发货指令》为传真件的还需核对对方的传真号码，同时中储公司还需要与专线电话，专人进行电话核对发货通知的真实性，并验明提货单提货人的身份情况，方可给提货人办理提货手续。
2013年3月24日，汇鸿公司支付“海洋之星”轮货款3119040美元；2013年4月30日，汇鸿公司支付“海洋之星”轮货款164160美元；2013年6月11日，汇鸿公司支付“雏菊”轮货款27196182元人民币；2013年7月17日，汇鸿公司支付“金博”轮货款3500750美元。汇鸿公司已支付“海洋之星”轮镍矿进口增值税3508989.55元人民币，支付“雏菊”轮镍矿进口增值税4592301.46元人民币，支付“金博”轮镍矿进口增值税3905414.59元人民币。中储公司代理四船共计209253吨镍矿办理了清关放行事宜，并将上述镍矿全部存入仓库。2012年12月17日至2013年7月8日，汇鸿公司向中储公司发出21份《发货指令》，放货吨数为134900吨。中储公司称汇鸿公司于2013年3月8日、5月3日和6月24日，还向中储公司出具了3份《发货指令》，放货总吨数为35053吨。2013年2月26日至7月8日，润希公司向中储公司发出29份《放货指令》，提货吨数为166355吨。中储公司已实际将涉案有争议的货物放给润希公司。
2013年8月13日，中储公司向汇鸿公司出具《库存明细》，称截至2013年8月13日，中储公司代理汇鸿公司库存明细为：“雏菊”轮入库55053吨，出库45998.04吨，库存9054.96吨；“海洋之星”轮入库51300吨，出库37198.2吨，库存14101.8吨；“多尔芬”轮入库47900吨，出库4982.28吨，库存42917.72吨；“金博”轮入库55000吨，出库42991.70吨，库存12008.3吨。之后，中储公司向汇鸿公司出具第二份《库存明细》，称“多尔芬”轮仓库应有数量39300吨，实盘数量43185吨；“雏菊”轮仓库应有数量8953吨，实盘数量0吨；“海洋之星”轮仓库应有数量14100吨，实盘数量0吨；“金博”轮仓库应有数量12000吨，实盘数量0吨。2014年10月31日，中储公司向汇鸿公司出具第三份《库存明细》，称“多尔芬”轮入库48167.42吨，出库4982.28吨，库存43185.14吨。2014年12月23日，汇鸿公司、中储公司与润希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称计算至2015年1月20日，中储公司确认港杂费共计8260031.77元人民币，此费用应由润希公司直接支付给中储公司，由于目前润希公司暂无力支付，现由润希公司委托汇鸿公司代为垫付，中储公司收到汇鸿公司分批代垫的上述港杂费后，承诺按代理协议约定释放相应比例的货权，直至汇鸿公司付清8260031.77元人民币后，中储公司承诺“多尔芬”轮项下货物全部释放并清场。同日，汇鸿公司、中储公司、润希公司与宏业公司签订《多尔芬出库四方协议》，称就“多尔芬”轮进口红土镍矿的仓储费事宜，经汇鸿公司、中储公司、润希公司友好协商，达成补充：计算至2015年1月20日，各方确认仓储费用共计480万元人民币，润希公司委托汇鸿公司代为垫付，并经中储公司同意直接支付给宏业公司。
2017年3月20日，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对汇鸿公司委托鉴定的3份有争议《发货指令》，与汇鸿公司提供的另21份《发货指令》中的3份《发货指令》，落款处“江苏汇鸿国际集团土产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字迹，及该公司“出库专用章”印章印文的相对位置是否具有关联性，鉴定结论为具有关联性。对中储公司委托鉴定的，有争议的3份《发货指令》与另21份《发货指令》形成方式是否一致，鉴定结论为该24份《发货指令》，存在符合点特征总和的价值充分反映了同一形成方式的特点。但同时指出有争议的3份《发货指令》与汇鸿公司提供的21份《发货指令》相比，墨迹颜色较淡，光泽度较弱。润希公司当庭确认，尚未向汇鸿公司支付涉案货物的货款。
汇鸿公司称因中储公司私自放货35053吨，给汇鸿公司造成损失，遂成讼。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港口货物保管合同纠纷，汇鸿公司为委托方，中储公司为保管方。根据汇鸿公司的诉请、中储公司的辩称和润希公司的陈述，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2.本案是否存在短货事实；3.中储公司是否应当赔偿汇鸿公司损失，以及损失的数额及计算依据。
关于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中储公司主张，汇鸿公司是润希公司的进口代理，中储公司是润希公司的港口货运代理，汇鸿公司与中储公司之间无仓储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汇鸿公司与润希公司签订的《委托代理进口协议》约定，汇鸿公司是润希公司的进口代理。又根据汇鸿公司、中储公司与润希公司签订的四份《进口红土镍矿港口代理协议》约定，汇鸿公司委托中储公司代办汇鸿公司在天津新港进口红土镍矿的港口接卸、报关、报检、仓储等物流服务，中储公司接受汇鸿公司委托并负责完成上述相关物流服务，润希公司负责付款。故中储公司与润希公司之间并不存在港口货运代理合同关系，中储公司是接受汇鸿公司委托办理涉案进口货物的物流服务，其中包括仓储业务。因此，汇鸿公司与中储公司之间存在港口货物保管合同关系。
关于本案是否存在短货事实，中储公司主张，首先，中储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收到汇鸿公司24份传真《发货指令》后，履行了核实义务，并依据润希公司29份《放货指令》，将涉案货物放给润希公司指定单位。其次，经司法鉴定，所有24份《发货指令》传真件的形成方式具有一致性，该鉴定结论证实中储公司对24份《发货指令》已经尽到完全的审查义务。第三，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汇鸿公司已代润希公司向中储公司支付了全部四船货物的港杂费，证明汇鸿公司对中储公司的放货行为是认可的。因此，不存在短货情况，中储公司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2013年8月13日，中储公司向汇鸿公司出具的《库存明细》显示，截止2013年8月13日，“雏菊”轮库存9054.96吨，“海洋之星”轮库存14101.8吨，“金博”轮库存12008.3吨。证明2013年8月13日，按照汇鸿公司与中储公司对《发货指令》的核对，中储公司还应库存汇鸿公司三船货物35165.06吨。但中储公司随后出具的另两份《库存明细》显示，三船货物的库存已经清空。而汇鸿公司确认的21份《发货指令》和润希公司29份《放货指令》的出具时间均在2013年7月8日之前，早于2013年8月13日《库存明细》出具的时间。有争议的3份《发货指令》，出具时间分别为2013年3月8日、5月3日和6月24日，也早于2013年8月13日，放货总吨数为35053吨，与三船货物应剩余库存吨数基本吻合。其次，中储公司虽主张有争议的3份《发货指令》是汇鸿公司传真给中储公司的，但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书》的记载，该3份《发货指令》，与汇鸿公司提供的21份《发货指令》中的3份，印章印文的相对位置分别一一对应，具有关联性。该24份《发货指令》存在符合点特征总和的价值充分反映了同一形成方式的特点，而有争议的3份《发货指令》与汇鸿公司提供的21份《发货指令》相比，墨迹颜色较淡，光泽度较弱。且鉴定人当庭确认，墨迹颜色较淡，光泽度较弱，可能是不同传真机传真造成，或者是不同时期墨粉痕迹不同造成。同时，鉴定人称不同日期的《发货指令》，盖章位置不可能一致。而按照《进口红土镍矿港口代理协议》的约定，中储公司收到汇鸿公司《发货指令》，需对其有效期及与样本的一致性进行核对，若《发货指令》为传真件的还需核对对方的传真号码，同时中储公司还需要与专线电话、专人进行电话核对《发货指令》的真实性，并验明提货单提货人的身份情况，方可给提货人办理提货手续。但中储公司并没有提供就3份有争议的《发货指令》，已与汇鸿公司进行核实的材料。故中储公司不能证明有争议的3份《发货指令》是汇鸿公司传真给中储公司的。第三，汇鸿公司虽然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支付了全部四船货物的港杂费，但汇鸿公司支付港杂费与汇鸿公司同意中储公司放货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并不能因此推断出汇鸿公司对中储公司的放货行为是认可的。第四，润希公司虽主张中储公司将有争议的3份《发货指令》项下的货物放给润希公司，汇鸿公司、中储公司与润希公司都是明知的，但润希公司对此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故对润希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根据2013年8月13日《库存明细》显示，截止2013年8月13日，汇鸿公司存放在中储公司处的三船涉案货物，还应有库存35165.06吨，但之后汇鸿公司与中储公司再进行核对时，三船货物已清库。而中储公司未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有争议的3份《发货指令》是汇鸿公司传真给中储公司的，中储公司是在收到汇鸿公司《发货指令》后，将涉案货物放给润希公司的。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货物库存存在短货事实。
关于中储公司是否应当赔偿汇鸿公司损失,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储存期间，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仓储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案中，中储公司不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有争议的3份《发货指令》是汇鸿公司传真给中储公司的，其是在收到汇鸿公司《发货指令》的情况下，将库存35165.06吨货物放给了润希公司。因中储公司未能尽到谨慎保管货物的义务，应当赔偿汇鸿公司货物损失。
关于损失的数额及计算依据，根据中储公司2013年8月13日出具的《库存明细》显示，“雏菊”轮货物库存9054.96吨；“海洋之星”轮货物库存14101.8吨；“金博”轮货物库存12008.3吨。故汇鸿公司主张“雏菊”轮货物损失8953吨，“海洋之星”轮货物损失14100吨，“金博”轮货物损失12000吨，共计货物损失35053吨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中储公司虽对汇鸿公司提供的《对外汇款/承兑通知书》，认为不能证明是涉案货物的真实价值，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但汇鸿公司提供的“雏菊”轮《贸易发票》上记载的船名和提单号，与《发货指令》上记载的船名和提单号相一致。《贸易发票》上记载的合同号和发票号，与《对外汇款/承兑通知书》上记载的合同号和发票号相一致。《发货指令》上记载的提单号与《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上记载的提单号相一致。“海洋之星”轮第一份《对外汇款/承兑通知书》上记载的提运单号，与《发货指令》上记载的提单号，《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上记载的提单号相一致。两份《对外汇款/承兑通知书》上记载的信用证/保函编号相一致。“金博”轮《对外汇款/承兑通知书》上记载的提运单号，与《发货指令》上记载的提单号，《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上记载的提单号相一致。能够证明汇鸿公司提供的就是涉案三船货物的《对外汇款/承兑通知书》和《增值税专用缴款书》。而中储公司并没有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故对其主张不予支持。根据汇鸿公司提供的《对外汇款/承兑通知书》和《增值税专用缴款书》，能够证明2013年3月24日，汇鸿公司支付“海洋之星”轮货款3119040美元，按照当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6.2711折算为19559811.7元人民币；2013年4月30日，汇鸿公司支付“海洋之星”轮货款164160美元，按照当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6.2208折算为1021206.53元人民币；2013年6月11日，汇鸿公司支付“雏菊”轮货款27196182元人民币；2013年7月17日，汇鸿公司支付“金博”轮货款3500750美元，按照当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6.1652折算为21582823.9元人民币。又因汇鸿公司已支付“海洋之星”轮货物进口增值税3508989.55元人民币，支付“雏菊”轮货物进口增值税4592301.46元人民币，支付“金博”轮货物进口增值税3905414.59元人民币。因此，“海洋之星”轮货物单价应为469.6元人民币〔（3119040×6.2711＋164160×6.2208＋3508989.55）÷51300〕，“雏菊”轮货物单价应为577.4元人民币〔（27196182＋4592301.46）÷55053〕，“金博”轮货物单价应为463.4元人民币〔（3500750×6.1652＋3905414.59）÷55000〕。综上，“海洋之星”轮货物损失为6621360元人民币（469.6×14100），“雏菊”轮货物损失为5169462元人民币（577.4×8953），“金博”轮货物损失为5560800元人民币（463.4×12000），共计货物损失17351622元人民币。因此，中储公司应赔偿汇鸿公司涉案货物损失17351622元人民币。因中储公司2013年8月13日出具的《库存明细》显示尚有涉案库存货物，而中储公司提供的有争议的3份《发货指令》的出具时间均早于2013年8月13日，润希公司向中储公司出具的29份《放货指令》显示，在2013年8月13日前，涉案货物已经清场。故汇鸿公司主张中储公司给付上述款额的利息（自2014年8月31日起至中储公司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因汇鸿公司与中储公司存在港口货物保管合同关系，汇鸿公司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将涉案货物存入中储公司指定的堆场存放，而中储公司不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是在收到汇鸿公司《发货指令》后，将涉案库存货物35053吨放给了润希公司，未能尽到谨慎保管涉案货物的义务。故中储公司应赔偿汇鸿公司涉案货物损失17351622元人民币，并给付汇鸿公司上述款额的利息（自2014年8月3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期限内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中储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汇鸿公司货物损失17351622元人民币；二、中储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汇鸿公司上述款额的利息（自2014年8月3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期限内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中储公司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1932元人民币，由汇鸿公司负担131元人民币，中储公司负担151801元人民币。保全费5000元人民币，由中储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涉案《进口红土镍矿港口代理协议》约定汇鸿公司委托中储公司代办涉案货物的港口接卸、报关、报检、仓储等物流服务，双方当事人就中储公司是否存在违约放货行为发生争议，一审法院根据双方主要争议内容，确定汇鸿公司、中储公司成立港口货物保管合同关系，依据充分，并无不当。其中，汇鸿公司为存货人，中储公司为保管人。案件争议焦点为：1.中储公司放货行为是否构成违约；2.若构成违约，损失赔偿数额应如何确定。
中储公司放货行为是否构成违约。第一，汇鸿公司申请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记载，3份存在争议的《发货指令》（2013年3月8日、5月3日、6月24日）与21份无争议《发货指令》之中3份（2013年3月6日、4月18日、6月6日）相比，“出库专用章”印章印文在“江苏汇鸿国际集团土产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字迹上的相对位置相互吻合，3份存在争议的《发货指令》系3份无争议《发货指令》复制形成的依据充分，并作出上述《发货指令》相对位置具有关联性的鉴定意见。至此，汇鸿公司已证明中储公司相关放货行为缺乏依据，完成其主张中储公司违约放货的证明责任。中储公司若反驳汇鸿公司的主张，主张其已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应当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中储公司提交证据未能证明其收到以传真方式发送的《发货指令》后，实际履行了《进口红土镍矿港口代理协议》约定的核对传真号码、与专人专线进行核对等核查义务，应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并无不当之处，中储公司相应主张不能成立。第二，中储公司提交的2013年8月13日《库存明细》记载库存数量与其提交的3份存在争议的《发货指令》记载提货数量相互矛盾。中储公司在二审期间将此解释为其收到上述《发货指令》时间晚于其上记载时间，争议货物已于2013年8月13日前提空，中储公司系因未在2013年8月13日收到3份存在争议的《发货指令》而未在《库存明细》中减除相应数量货物，其后中储公司出具第二份《库存明细》，予以更正。中储公司上述主张不能说明其已尽到合同约定的审查义务，反而能够证明其未严格依照《发货指令》放货的事实。第三，汇鸿公司、中储公司、润希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系对涉案货物产生的港杂费数额、支付主体、支付方式等内容的补充约定，仅确认了无争议的“多尔芬”轮的存货数量，并未对存在争议的3船货物放货数量作出确认，该协议尚不足以证明汇鸿公司已对中储公司相应放货行为进行追认。据此，中储公司释放3份存在争议《发货指令》项下货物的行为构成违约，其应承担损失赔偿责任。
中储公司承担损失赔偿责任的数额。第一，中储公司违约放货的数量。3份存在争议的《发货指令》记载“海洋之星”轮、“雏菊”轮、“金博”轮放货总量为35053吨，29份《放货指令》及2013年8月13日《库存明细》记载上述3船货物均已提清，汇鸿公司据此主张中储公司赔偿35053吨货物损失，依据充分，应予支持。中储公司另主张扣减《发货指令》与《放货指令》之间差额3598吨。经核查，上述差额系因润希公司未足额提取“多尔芬”轮货物产生，因汇鸿公司、润希公司、中储公司已就“多尔芬”轮未提取货物达成《补充协议》，其中记载的“多尔芬”轮实际提货数量与《放货指令》记载的放货数量相当，各方对“多尔芬”轮提货事宜亦无争议，故中储公司要求扣减差额的主张缺乏依据，亦与3船存在争议的货物无关，本院不予采纳。第二，损失赔偿的计算标准和数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中储公司应赔偿因其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而给汇鸿公司造成的直接损失及可得利益损失。涉案35053吨货物系润希公司委托汇鸿公司进口，汇鸿公司为货物进口支付的海关进口增值税，属于中储公司违约给汇鸿公司造成的直接损失。此外，若《进口红土镍矿港口代理协议》正常履行，汇鸿公司能够获得润希公司根据其与汇鸿公司签订的《委托代理进口协议》约定标准支付的款项，即“信用证款项：到货发票金额（CIF价）*支付当日国家外汇牌价现汇卖出价”，该款项属于中储公司违约给汇鸿公司造成的可得利益损失。根据三方签订的《进口红土镍矿港口代理协议》中“未经乙方（即汇鸿公司）书面通知丙方（即中储公司）不得将货物放给甲方（即润希公司），否则所产生的责任和损失由丙方负责”之约定，故该损失并未超出中储公司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的损失范围。据此，一审法院选取（单船货物信用证款项+海关进口增值税）÷入库单记载吨数的公式，确定“海洋之星”轮货物单价为469.6元人民币、“雏菊”轮为577.4元人民币、“金博”轮为463.4元人民币，进而根据3份存在争议的《发货凭证》记载的短货数量，确定“海洋之星”轮货物损失为6621360元人民币、“雏菊”轮为5169462元人民币、“金博”轮为5560800元人民币，3船货物损失共计17351622元人民币，并无不当，中储公司应就此承担损失赔偿责任。第四，损失赔偿的利息。中储公司主张35053吨货物已于3份存在争议的《发货指令》记载时间提清、汇鸿公司于2013年8月13日知晓上述货物已被提清。根据中储公司的主张，其至迟应自2013年8月13日起支付17351622元人民币损失的利息。汇鸿公司主张其于2014年8月方知晓货物已被提清，并要求中储公司支付自2014年8月3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系对其自身权利的处分，亦未侵害中储公司的利益，应当予以确认。一审判决理由及主文部分将利息起算点误写为2013年8月31日，已制作裁定将其补正为2014年8月31日，中储公司应按补正后判决主文履行给付义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之规定，汇鸿公司要求中储公司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标准支付利息损失，并无不当。中储公司要求按照存款基准利率计付利息，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此外，中储公司、汇鸿公司自愿负担各自于一审期间支出的鉴定费，属于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中储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1932元人民币，由上诉人天津中储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善川
代理审判员 张 昕
代理审判员 李 超
二〇一八年五月四日
法官 助理 张洪川
书 记 员 高舒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