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山西省长治县人民法院p t ; ” > 民 事 判 决 书（2017）晋0421民初1178号原告：李祥生，男，1951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长治县。被告：长治县苏店镇南董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李万敏，职务：村委主任。委托代理人：王全安，长治县苏店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一般代理。被告：长治市迪渊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原玲芝，职务：校长。地址：长治县苏店镇南董村。委托代理人：张志平，男，1968年9月2日出生，汉族，该校副校长，住长治县苏店镇南董村，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原告李祥生与被告长治县苏店镇南董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南董村委）、长治市迪渊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渊驾校）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祥生，被告南董村委法定代表人李万敏及委托代理人王全安、被告迪渊驾校及委托代理人张志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第一被告履行土地承包合同书，恢复原告对村东红砖厂郝店道的1.26亩耕地的承包经营权；2、要求二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北砖窑复耕地0.94亩的补偿款11024.79元。事实与理由：1999年9月1日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长治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按合同书约定原告取得村东红砖厂郝店道1.26亩耕地的承包经营权，期限为30年，即从1999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合同签订后原告开始在该地块从事农业生产。2003年第一被告称其集体需要将原告耕种的承包地调换至北砖窑的复耕地，面积缩小至0.94亩，并言明三年不算产量，原告也未提出异议。2006年长陵公路建设，第一被告将原告耕地上的土出卖，当时仅付原告100元，称随后复耕。但之后并未复耕，至原告耕地无法耕种。对此原告曾多次找第一被告要求解决问题，均未果。2012年第二被告成立了驾校将原告的0.94亩耕地租赁，称每年700元租金，但由于第一被告称原告的0.94亩耕地没有上台帐，至今原告失去了承包地也没有得到任何补偿。被告南董村委辩称:1、原告的第一项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一被告实行土地承包方案是以产待定，以具体承包土地时由于村民土地质量有好有坏，按人均土地无法开展，故第一被告按人均口粮360斤计算，一亩地超过360斤，超出360斤粮食部分的土地归集体按机动地对待，原告当时超种地了，种了第一被告的机动地，1999年原告在承包时人口为4人，按口粮计算，共1440斤，以现有村委土地开展等资料，经村委2017年土地确权，依据台账和粮农直补得出原告一户4人的土地为3.95亩，每亩平均产量在500多斤，原告所诉的郝店道是村委的地，3.95亩的产量是1795斤。原告诉请的1.26亩是村委的机动地，2003年原告自愿退出耕地1.26亩，并不是对调。2、原告的第二项诉请也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一被告不清楚原告此次要求补偿款的依据从何而来，从村委的证据来看，原告也占了村委的机动地，原告种的0.94亩地，是临时种植村委的机动地，不属于村委调整给原告的地，不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一说，应驳回原告的诉请。3、原告诉求的事实是2003年，现已2017年，期间没有主张，已超诉讼时效。被告迪渊驾校辩称：1、第二被告既非土地承包合同书的一方当事人，也不是行使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一方当事人，主体不适格。2、二被告2012年签订《土地租赁协议》，约定协议履行中发生的任何有关土地权属争议均由第一被告承担处理，对涉案争议不知情，系善意第三人，不承担任何责任。原告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向法庭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一、长治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各一份。证明郝店道两块地，分别是0.54亩和0.72亩，共计1.26亩地，亩产量为510斤，总产644斤，承包方系原告李祥生，发包方是苏店镇南董村，承包期限自1999年1月1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止。证据二、书面证明材料（原三分支会计李卫明2017年6月15日书写）及台账复印件各一份（原三分支会计李XX提供的个人记录，信笺上半部分主要内容为：2004年补砖窑推出地各户亩数，2003年种-2006年上产：张XX，南宽18米长49米北宽18米，长49米×18米=1.32亩；宋XX，北宽15米长58米南宽25米，长58×20米=1.74亩；王XX，南宽15.50米长51米北宽22米，长51×18.75米=1.43亩；李祥生，北宽16.5米长47.5米南宽10米，长47.5米×13.25米＝0.94亩；李XX，西宽30米东西长40米东宽18.7米，长40米×24.35米=1.46亩；王XX，东宽27米东西长40米西宽20.7米，长40米×23.85米=1.43亩，共8.32亩。）用于证明北砖窑复耕地0.94亩是被告南董村委调整给原告的地，和原告的郝店道1.26亩地调整了一下。被告南董村委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1.26亩恰恰证明，村委当时以产待地的分配方案，多种的地就是村委的机动地，原告自愿退出1.26亩地，由村民王XX接种，在村委1999年土地台账上有显示，并不能证明0.94亩与村委有牵连；对证据二不认可，书面材料是不是村委有关干部书写，不得而知，证人也未出庭，书面记录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不认可。被告迪渊驾校的质证意见是：不予质证，对2012年租赁土地前的事一概不知。庭后，本院针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二书面材料及信笺记录，向李XX进行了核实，李XX陈述：原告提供的2017年6月15日书面材料是我书写，因当时我是三分支会计，谁起诉，我为谁出具。信笺记载的内容也是我提供，其中上半部分所列的砖窑推出地中也有我的地，我完全了解情况，时任村长叫王XX。当时的情况是：第一，情况属实，以分支名义分给农户的地，原承包地多（解释：原农户人口多分得地多，之后农户人口减少或增加，村里根据大不动小调整的原则，退地补地）的农户退出来，经测量不够了，村长说把砖窑推出地给农户补齐。推出地三年不上产，因为地里是砖、石头、不能耕种，需要整治。第四年要上产时，村委把推出地上的土卖了，用于修长陵路。这块地确实是以分支名义分给老百姓的。关于三分支分地的事，小队里只有我和队长（已过世）知道情况，村长王XX也知道，想的是上产后，定了亩产，刨去吃粮地部分，再上台账，还没有上台账，地里的土就被铲了，大队也没有复垦。北砖窑这块地就在三分支地块上。信笺上半部分列的8.32亩地都是砖窑推出地，前两户（张志龙、宋来成）的推出地比其余四户早分二年，直接能耕种，不存在不上产的问题，这两户上了台账，驾校占了这两户的地，也对这两户进行了补偿。前两户和后四户（含李祥生和我）都是通过分支补偿分配的口粮地，后四户地上的土被大队卖了，成了硬地，也没有复垦，村委换届，找过几次没人管。信笺中登记的分地内容，村委没有记录，我找村委说过，村委只认台账，不管这事。随后，本院依法询问了王XX，王XX陈述：2003年其任南董村党总支副书记、村委副主任。印象中南董村调整过耕地，具体怎样调整的，因为我不分管这块工作，所以不清楚。2006年至2008年担任南董村村委主任；2008年底至2009年初换届选举，我卸任，仍担任党总支副书记。2012年北砖窑这块地以村委名义租赁给迪渊驾校了。在其担任南董村主要领导干部期间，没有安排调整过北砖窑的地，知道北砖窑的地是三分支的地。2003年、2004年的时候，村里各分支应该都有自己的帐，至于分支的帐与村委的帐是否汇总到一起，汇总过没有，不清楚，关于土地这块，一直比较乱。南董村调整地，是各分支管各分支，因为村委没有那么多人，台账也是各分支具体登记各分支的帐，印象中村委没有集中管理和登记。2003年李XX担任三分支的会计。本村分支的帐是分支会计拿着，分支基本没有给村委交帐，很混乱。被告南董村委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向法庭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一、1999年土地台账一份。台账中李祥生郝店道0.54亩土地一栏写明1999年接种李XX（原告妹妹）退出，王XX接种；台账中李祥生郝店道0.72亩土地一栏写明王XX接种。台账显示原告李祥生郝店道两块地共计1.26亩，在2003年期间原告自愿将土地退出，村委又将该1.26亩地给了王XX（现已去世），台账中显示原告只种了1.8亩地，亩产510斤，恰恰证明了一亩地的产量是360斤，超出部分属村委机动地。证据二、2014年长治县农民种粮面积核实表。显示历年来原告领取的1.8亩地的粮农直补款。时间是自从实行粮农直补开始至今。证据三、长治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两份，系原告及其儿子李XX2017年10月17日分别与南董村委签订，承包土地情况表中载明：原告承包地面积总计1.84亩，地块名称为二香庙，承包期限为1999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证明原告历年来只种了1.8亩地，经确权，原告耕种地面积为1.84亩，与郝店道1.26亩无关，也不包括诉争的0.94亩。承包合同第八条内容：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原签订的家庭承包合同一律解除。承包合同第九条内容为：本合同一式四份，发包方、承包方各执一份，乡（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县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各备案一份。原告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一中登记的1.26亩地认可，但对自愿退出不认可；对证据二无异议；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该份合同只是确认了我现在实际耕种的地，没有争议地，不代表我只耕种着1.84亩地，我起诉的地是没有达成协议的地。被告迪渊驾校对被告南董村委提供的证据无异议。被告迪渊驾校提供了租赁合同一份，证明其只针对被告南董村委，合同第六条约定租赁期间与老百姓发生争执，一律由村委负责协调，与其无关。原告李祥生、被告南董村委对该证据均无异议。结合原被告的举证、质证，本院的认证意见是：原告的证1，来源合法，内容真实，被告南董村委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本院予以认定。原告的证2书面证明材料，系原三分支会计李XX书写，被告南董村委不予认可，当时的村委主任王XX也不清楚，原告又未提供其他有效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不予认定；台账，不符合台账的形式要件，系个人记录，被告南董村委不认可，无法确定其与本案有关，本院依法不予认定。原告对被告迪渊驾校的证据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经审理查明：原告李祥生系长治县苏店镇南董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1999年9月1日，原告李祥生与被告南董村委签订长治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承包期限自1999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0日，原告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登记的承包地情况是：郝店道1.26亩（0.72亩+0.54亩）、喜安地1.8亩、海山地2亩，共计5亩0分6厘。在原告承包期间，被告南董村委将原告承包的郝店道1.26亩土地调整给了本村村民王XX，由王XX实际耕种，南董村委土地台账第66页记载：原告的郝店道0.72亩承包地由王XX接种、原告的郝店道0.54亩承包地”99年接种李XX退出，王XX接种”，李XX系原告的妹妹。2014年长治县农民种粮面积核实表中载明原告种粮面积为1.8亩。2017年10月17日，被告南董村委与原告李祥生签订了《长治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合同中载明：原告承包土地为二香庙1.84亩，承包期限自1999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原签订的家庭承包合同一律解除。2011年12月29日，被告南董村委与被告迪渊驾校签订（含本案争议的0.94亩土地）租赁合同，被告南董村委将村东砖厂及废弃地共100亩出租给被告迪渊驾校使用，租期30年，每年租金为120000元，合同约定租赁期间在租赁土地上发生争议或有村民争议干扰工作的，由被告南董村委负责协调。本院认为，原告李祥生是南董村集体组织的成员，其提供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证明其作为南董村集体组织的成员，自1999年1月1日起依法取得了郝店道面积为1.26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被告南董村委提供的土地台账及原告的当庭陈述，则证明在原告承包经营郝店道1.26亩土地期间，被告南董村委将该1.26亩土地调整给了本村村民王XX耕种，应当视为原告表示了同意，被告南董村委将上述变更土地承包方的事实在村委土地台账中予以登记确认，对双方具有约束力，表明被告南董村委与原告李祥生事实上已经解除了对郝店道1.26亩土地的承包关系，而且原告李祥生与被告南董村委于2017年10月17日重新签订了《长治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合同中也载明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原签订的家庭承包合同一律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九条”承包期内，承包方可以自愿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在承包期内交回承包地的，在承包期内不得再要求承包土地。”规定，原告在交回郝店道1.26亩承包地后，现要求被告南董村委恢复其对该地块的承包经营权，该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诉称北砖窑复耕地0.94亩是其交回的郝店道1.26亩承包地的置换地或对调地，要求二被告连带承担补偿款11024.79元。针对该主张，原告既没有提供争议地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也没有提供争议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该地块也未以原告的名义登记在南董村委土地台账明细中，被告南董村委对此也予以否认，原告仅凭李XX提供的书面材料和个人记录，主张对北砖窑复耕地0.94亩的承包经营权，进而要求被告支付争议地被租赁的补偿款，显然证据不足，依法应当承担对其不利的后果，故本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被告南董村委关于原告李祥生诉争的郝店道1.26亩土地系村委的机动地及原告诉求的事实已超诉讼时效的主张，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迪渊驾校提出其非土地承包合同当事人，被告主体不适格，符合事实、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被告迪渊驾校辩称二被告签订《土地租赁协议》中明确约定协议履行中的任何有关土地权属争议均由第一被告负责处理，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该辩称符合合同约定及合同的相对性原理，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祥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李祥生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梁江燕人民陪审员许彦人民陪审员侯成伟二○一八年四月二日书记员李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