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穗中法金民终字第10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谭春凤，女，1983年3月21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何家毅，广东古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罗莎，广东古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喜文，男，1984年5月8日出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燕燕，女，1984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
以上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陈启宣，广东君之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谭春凤因与被上诉人杨喜文、黄燕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2）穗花法民一初字第21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7月1日，被上诉人杨喜文写下《借条》确认：“本人杨喜文于2011年7月1日向谭春凤借人民币贰万柒千元整（￥27000元）于2011年12月31日还清。”被上诉人杨喜文在借款人落款处签名并按上指模确认。
2011年8月25日，被上诉人杨喜文再次写下《借条》确认：“本人杨喜文于2011年8月25日向谭春凤借人民币壹拾万元整，于2011年12月31日还清。”被上诉人杨喜文在借款人落款处签名并按上指模确认。
因索要债务，2012年3月5日15时许，上诉人谭春凤伙同刘志坚、朱永等人将被上诉人杨喜文非法拘禁，并将其殴打致轻微伤。被上诉人谭春凤因涉嫌非法拘禁罪被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在原审法院审理该案过程中，杨喜文（甲方）、谭春凤（乙方）、刘志坚（丙方）、朱永（丁方）签订《和解协议书》，确定：“一、在甲方诉乙、丙、丁三方人身损害赔偿一案（即乙、丙、丁非法拘禁一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各方同意并确定由乙、丙、丁三方各向甲方赔偿人民币叁仟元，共计人民币玖仟元整（￥9000元）包含但不仅包含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营养费、伤害赔偿金等费用］。二、甲方获得足额赔偿后，各方的权利义务消灭。甲方对乙、丙、丁三方的非法拘禁行为表示谅解，并建议司法机关对非法拘禁被告人从轻处罚并判处缓刑。三、从签定本协议之日起，各方之间互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互不追究任何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谭春凤代理人罗莎在乙方（签名捺印）处签上“罗莎代谭春凤”的字样，并按上指模确认。同日，上诉人谭春凤支付了3000元给杨喜文，并立下《收条》确认“今收到谭春凤赔偿款人民币叁仟元。从签本收条之日起，各方之间互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互不追究任何经济和法律责任。”被上诉人杨喜文及其代理人陈启宣分别在“收款人”落款处及“（代理人）”处签名确认，上诉人谭春凤的代理人罗莎在“谭春凤或代理人确认”处签名确认。落款日期为2012年10月17日。
2012年10月24日，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以非法拘禁罪判处谭春凤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判处刘志坚有期徒刑八个月，判处朱永有期徒刑八个月。
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为：1、被上诉人杨喜文立即归还借款127000元，并从起诉之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被上诉人黄燕燕承担连带责任；2、案件的诉讼费由两被上诉人负担。
原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杨喜文作为一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其在落款日期为“2011年7月1日”及“2011年8月25日”的两份《借条》上签名，确认欠上诉人借款127000元，是其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应予以确认。被上诉人杨喜文称该两张借条是受上诉人胁迫写下的，但被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对此法院不予采信。
被上诉人杨喜文写下《借条》后，在上诉人因涉嫌非法拘禁罪被提起公诉期间，上诉人谭春凤明知上诉人、被上诉人双方还有其他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况下，仍同意其代理人在2012年10月17日签订的《和解协议书》及《收条》，确认“从签本收条之日起，各方之间互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互不追究任何经济和法律责任。”即同意上诉人、被上诉人的所有债权债务关系归于消灭，故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归还欠款127000元，法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如认为该《和解协议书》及《收条》上的内容存在重大误解及显失公平，上诉人可另行向法院申请撤销该《和解协议书》及《收条》所确认的内容，对此不是本案处理的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人谭春凤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40元，由上诉人谭春凤负担。
上诉人谭春凤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关于《借条》的效力问题：两张《借条》是杨喜文亲自所写，并有其本人签名及手指模进行确认，而且其在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2）穗花法刑初字第1189号案的被害人陈述中也承认了这笔借款，所以说，本案两张《借条》是合法有效的。二、关于《和解协议》及《收条》中“各方之间互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互不追究任何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的理解：在（2012）穗花法刑初字第1189号刑事案件中，被上诉人杨喜文同时提出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在法院的主持调解过程当中，他提出要上诉人同意免去其127000元的债务，才愿意出具谅解书，但上诉人当庭拒绝。上诉人认为非法拘禁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与民间借贷案件是完全独立的两个案件，绝不能混为一谈。庭后，法院电话通知上诉人，说被上诉人杨喜文愿意在收齐每人3000元人民币（共9000元人民币）的赔偿款后对各刑事案件被告人达成谅解，故上诉人及另两刑事案件被告人与被上诉人杨喜文达成了《和解协议》，显而易见，该《和解协议》的合同目的并非是放弃对被上诉人杨喜文的借款追偿权，而只是终结对上述刑事案件的双方权利义务关系。而且在《和解协议》中第一条列明“9000元包含但不仅包含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伤害赔偿金等费用”，也就是说，赔偿9000元已经是足额赔付，不应当涉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杨喜文的借款金额。从公平角度上来说，另两被告人只需承担3000元赔偿，而上诉人却需承担130000元的赔偿，也不合理!《和解协议》及《收条》均是起源于（2012）穗花法刑初字第1189号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性。如果上诉人同意免去被上诉人杨喜文的127000元债务的话，理应与被上诉人杨喜文单独另外签署相关的协议，并约定撤回对被上诉人杨喜文的民间借贷案件的起诉，但双方之间并没有达成此类协议。另，上诉人还于《和解协议》达成时向法院递交了《财产保全申请书》，请求法院查封、冻结上述9000元的赔偿款，以保障本案的执行。并于刑事案件判决后递交了《恢复审理申请书》，要求继续审理本案。由此可见，上诉人并无任何同意免去被上诉人杨喜文债务的表示，被上诉人杨喜文绝对不应该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与民间借贷案件中的债权债务关系混为一谈，混淆法官的视线，请法官明鉴!综上所述，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真实存在，两被上诉人依法应向上诉人偿还127000元的债务并支付相应的利息。被上诉人黄燕燕为被上诉人杨喜文的配偶，本案借款行为发生在两被上诉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故，上诉人特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两被上诉人偿还上诉人126000元借款及利息；2、一审、二审费用由两被上诉人承担。
两被上诉人辩称，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杨喜文之间没有借款事实的存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杨喜文此前关系特殊（是情人关系）。2011年7-8月，被杨喜文妻子黄燕燕发现，杨喜文觉得双方难以继续交往，便向上诉人提了分手，上诉人不甘一句分手就了事，要求杨喜文赔偿她的精神损失费，如果不给钱的话，就把两人不正当关系公布出去；谭春凤采取非法拘禁手段，迫使杨喜文写下了这两张《借条》。从本案的证据来看，上诉人只有借条，没有证人证言，没有见证人，也没有说明款项的来源，是孤证。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被上诉人杨喜文对这两张《借条》有过表述，一张10万元是保证金、还有一张借条27000元是抵押性质，反正不是现金。二、本案第三张《借条》也是上诉人非法获取。上诉人指使刘志坚、朱永等人非法拘禁被上诉人杨喜文，并从其随身的银行卡内提取现金1000元，后逼迫其写下一张八万元《借条》及保证书，其债务为非法债务［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2）穗花法刑初字第1189号刑事判决书］。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杨喜文通过特别授权的律师，于2012年10月17日达成协议，互相之间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互不追究任何经济和法律责任。条件是：被上诉人杨喜文对上诉人等人非法拘禁的行为表示谅解，撤回对上诉人等人附带民事诉讼的申请，并建议司法机关对其从轻处罚并判处缓刑。为此，上诉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四、基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杨喜文于2012年10月17日达成协议，互相之间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互不追究任何经济和法律责任。这一约定合法有效，法院应当支持。综上所述，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
二审经审理查明，对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除了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对《和解协议》理解存在问题外，其余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上诉人于2012年4月20日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原审法院于2012年4月24日予以立案。2012年5月29日，被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出中止本案审理。2012年11月14日，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出恢复本案审理。2012年3月8日，上诉人涉嫌非法拘禁罪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27日被取保候审。2012年10月24日原审法院作出（2012）穗花法刑初字第1189号刑事判决书，在该判决书认定：被告人为索取合法债务，可以酌情从轻处罚。2012年10月19日原审法院作出（2012）穗花法刑初字第1189号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杨喜文撤回对被告人谭春凤、刘志坚、朱永的起诉。关于与上诉人的关系以及涉案两张《借条》被上诉人杨喜文2012年3月6日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2012年3月5日中午12时左右杨喜文在厂里给上诉人打电话，就同上诉人讲其广发银行透支的卡数到期了问上诉人可不可以帮还1500元钱，上诉人讲见面再说，于是就约在酒店见面。到了酒店房间就叫上诉人帮其还银行的卡数，上诉人问其有无钱后就将其钱包中的100元钱拿走了。…“那127000元的钱是我和谭春凤合伙做生意的，当时有10万元欠条是作为一个担保而签的，其中的2万7千元是作为业务的保证而签的，我当时总共是签了这两张欠条。”对于该笔录的真实性，被上诉人杨喜文在原审质证称真实性没有意见，借条是成立的，但借款是不成立的，10万元是作为担保来签的，27000元是作为业务担保来签的。上诉人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我与杨喜文于2010年11月份左右认识，之后我们就建立了男女朋友关系，后来我们就同居了，我们还一起合伙做五金生意，但做生意的全部资金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出的（大约十多万元），杨喜文并没有出钱，后来生意亏掉了钱，杨喜文说他也要承担一点，但他没有钱，于是他就先后写了两张欠条给我，两张欠条的总额是12.7万元，但我一直催促杨喜文还我钱，他却以各种方式逃避我…他打过电话给我说他每个月会还我500元钱，但他从来未还过我钱。”
本院认为，关于涉案两张《借条》是否真实有效问题。从被上诉人杨喜文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可知，涉案两张《借条》出具时并不存在胁迫情形，也不是被上诉人所抗辩的属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杨喜文分手后的精神损失费，而是双方合伙做生意所产生的债务，生效的刑事判决中也认定“被告人为索取合法债务，可以酌情从轻处罚”，且被上诉人杨喜文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于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应当是清楚的，所以两被上诉人抗辩称涉案两张《借条》不是真实意思表示，是精神损失费，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上诉人杨喜文应否向上诉人偿还126000元。虽然涉案两张《借条》真实有效，但是上诉人因涉嫌非法拘禁罪被提起公诉期间，明知其与被上诉人杨喜文之间还有其他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况下，仍同意其代理人在2012年10月17日签订《和解协议书》及《收条》，并确认“从签本收条之日起，各方之间互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互不追究任何经济和法律责任。”即同意上诉人、被上诉人杨喜文的所有债权债务关系归于消灭，故原审法院驳回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杨喜文归还欠款的诉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如认为该《和解协议书》及《收条》上的内容存在重大误解及显失公平，可以另循途径解决。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840元，由上诉人谭春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龚连娣
审 判 员 谢欣欣
代理审判员 王英魁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汪 婷
王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