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铁路运输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7101民初1262号
原告：夏永忠，男，1973年11月4日出生，北京西四电子市场职员，住北京市西城区。
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16号1号楼23-32层。
负责人：赵松来，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娜，女，1978年3月11日出生，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职员，住本单位。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自强，男，1962年4月20日出生，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职员，住本单位。
第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城支行，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北街新华里16号院1号楼。
主要负责人：柴援，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巍，男，1984年6月28日出生，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城支行职员，住本单位。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萌，女，1989年7月15日出生，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城支行职员，住本单位。
原告夏永忠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第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城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夏永忠、被告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娜及第三人农业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巍、陈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夏永忠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1、被告赔偿原告保险合同（编号为2011-118102-453-01501191-1）的收益差额36722.15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1年2月，原告在前往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平安里支行办理业务时，经被告工作人员推销，原告于2011年2月11日购买了国寿新鸿泰两全保险（分红型），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为原告，原告一次性缴保费200000元，保险期间6年。投保时被告工作人员承诺高收益，年利率不低于6%，且正常收益可达8%。原告认为，该保单未附现金价值表、保险条款及相关风险提示，实际应为理财产品。事后原告发现实际收益远低于被告承诺的收益，遂于2014年2月与第三人下级支行平安里支行行长、被告工作人员商谈。被告工作人员表示，如果此时退保会有损失，并承诺如果合同到期后达不到6%-8%的收益，被告会补偿到原告满意为止。但保险合同到期后，被告并未履行上述承诺，故原告诉至法院。
被告保险公司答辩称，认可原、被告双方存在保险合同关系，且该合同已经履行完毕。2011年2月11日原告向被告投保，涉案保险一次性缴保费200000元，保险金额215400元，保险期间6年，条款约定保险合同期满时，被告向原告给付保险金作为满期金，同时根据公司经营情况，向原告分配红利。2017年2月15日被告向原告支付保险满期金215400元，红利19877.85元，合计支付了235277.85元，原告主张6%的年利率收益没有依据，被告认为不能讲本案保险合同与银行储蓄或理财产品进行简单类比，因为保险合同的保险责任不仅包括满期金、红利，还包括身故死亡保险保障。涉案投保单及保险单清楚表明投保人购买的为保险产品，且投保单上有原告亲笔签名，原告在长期持有保险合同的过程中从未就此向被告提出异议。
第三人陈述其意见，涉案保险单系第三人银保通出单，投保单有第三人盖章确认。第三人已按相关法律规定完成保险代理销售手续，并在客户购买保险时作出了相关风险提示。2014年，原告到平安里支行表示其对涉案保险合同的分红不满意，第三人联系了被告工作人员，由于原告当时要求退保，被告工作人员表示退保对原告损失较大，劝说原告继续持有保险到期满，并承诺原告如果对收益不满会进行相应的补偿。2017年2月，被告工作人员到平安里支行与原告进行协商解决，被告工作人员请求原告等到所有产品到期后一并解决，同时答应给原告一个满意的答复。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一、2011年2月11日，原告向被告投保了国寿新鸿泰两全保险（分红型）并一次性缴纳保险费200000元，该保险合同于2011年2月12日生效，合同（组）号码为2011-118102-453-01501191-1，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为夏永忠，保险金额为215400元，保险期间为6年，标准保费为200000元，交费方式为趸交。本案保险合同投保单中“投保人/被保险人声明与授权”第6条载明“本人已知悉，如投保的险种中包括分红保险、万能保险或投资连结保险的，请按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相关要求抄录如下内容：本人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了解本保险的特点和保单利益的不确定性”，但该条款并未加黑加粗，且字体偏小，不易看清。该条款下方投保人签名处有夏永忠的签名，庭审中原、被告均认可此处系夏永忠亲笔签名。
二、国寿新鸿泰两全保险（分红型）利益条款第四条保险责任二载明：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一年内因疾病身故，本公司按所交保险费（不计利息）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被保险人因前述以外情形身故的，本公司按下列规定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一次性交付保险费的，身故保险金＝基本保险金额。第六条红利事项载明：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在符合保险监管机构规定的前提下，本公司每年根据上一会计年度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确定红利分配方案。如果本公司确定本合同有红利分配，则该红利将分配给投保人。投保人在投保时可选择以下任何一种红利处理方式：一、现金领取；二、累积生息：红利保留在本公司以年复利方式累积生息，红利累积的年利率每年由本公司公布。若投保人在投保时没有选定红利处理方式，本公司按累积生息方式办理。保险公司称其向夏永忠送达过上述保险条款，夏永忠称并未收到该保险条款。
庭审中，法庭询问夏永忠所主张的诉讼请求36722.15元的依据，原告称以200000元为本金，6年为期间，年利率为6%，原告应得收益为72000元，扣除其已得到的收益35277.85元，剩余金额为36722.15元。
此外，关于涉案保险系原告在何处所购的问题，原告表示该保险由被告的工作人员刘敏在第三人处向其销售，第三人表示该保险由平安里支行柜面出单，经办人是平安里支行工作人员刘玉，被告表示认可第三人的陈述。
上述事实有投保单、保险单、保险条款、保险费发票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国寿新鸿泰两全保险（分红型）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该保险合同合法有效。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保险公司是否应当为夏永忠因误解而导致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据此，保险人的说明义务系体现保险法最大诚信原则的基本要求，并应具体包括订约说明义务和对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义务两方面内容。与此同时，因保险合同具有专业性，故拥有专业技术优势的保险人特别应当对涉及双方当事人重大经济利益的条款进行说明，以使最终成立的保险合同建立在双方充分理解合同条款含义的基础之上。
结合本案，涉案保险合同因涉及红利分配，较之一般保险产品更具有专业性和技术性，一般投保人对红利分配条款的概念、内容、法律后果等保险术语的含义均不甚了解，故保险人更应本着最大诚信原则，全面、客观、明确、有效地履行提示、说明义务。但是，本案“投保人/被保险人声明与授权”的内容并未采用加黑加粗等显著标志，且本院注意到被告并未提交类似夏永忠手书的“本人已阅读产品说明书及保险合同条款及红利的不确定性”等确认性证据。综上，本院认定，保险公司在合同订立过程中存在明显瑕疵，且未能充分履行提示、说明义务，客观上使投保人夏永忠产生误解，将涉案保险产品误认为是高息理财产品加以购买，进而造成一定的损失，保险公司应对此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本案中，原告夏永忠主张按年利率6%计付红利，本院认为该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此本院不予采信。结合涉案保险合同的保险责任不仅仅包括满期给付保险金及红利，还包括身故死亡保障在内的情况，故酌定保险公司赔偿原告夏永忠损失七千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五条、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夏永忠损失七千元；
二、驳回原告夏永忠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三百五十九元，由原告夏永忠负担二百九十一元（已交纳），由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负担六十八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孙磊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鲁宁
法官助理 钟莉
书 记 员 董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