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闽02行终5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厦门与航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下称与航货代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塔埔东路167号9层904单元B04室。
法定代表人沈桃兰，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黄庆美，福建天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长青路191号劳动力市场大厦12层。
法定代表人吴新奎，局长。
委托代理人陈杨希、薛雅忻，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
原审第三人王爱金，女，1945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抚州市乐安县。
原审第三人龚芳子，女，1983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公民身份号码4128281983********。
原审第三人袁家怡，女，2009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原审第三人袁舒怡，女，2012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原审第三人袁家怡与袁舒怡的法定代理人龚芳子，系两人的母亲，身份情况同上。
上述原审第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王素云，福建凌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厦门与航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下称与航货代公司）因被上诉人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称市人社局）社会保障行政确认一案，不服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6）闽0203行初8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查明，2009年8月28日，案外人瀛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瀛海公司）与案外人刘某甲签订编号为瀛挂字（2009）-003车辆挂靠合同书，合同明确约定将刘某甲购买的涉案车辆挂靠于瀛海公司；合同期限为两年，期满后各方无异议，合同自动顺延；涉案车辆由刘某甲自主经营、使用、管理和调度，包括自行聘请驾驶员；一旦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存在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以及驾驶员等工作人员发生伤亡事故的，由刘某甲承担全部责任。如果致使瀛海公司涉诉并确定由其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下，刘某甲应向瀛海公司支付相关赔偿金额以便进行赔付。
2013年4月5日，袁某驾驶闽Ｄ／×××××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闽Ｄ／×××××（挂）号挂车从德化返回厦门途中，驶出路左碰撞山壁，本人被甩出车辆驾驶室撞击当场死亡。事发时，涉案车辆仍登记在瀛海公司名下。
2013年10月28日，王爱金、龚芳子、袁家怡、袁舒怡向厦门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近亲属袁某与与航货代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014年2月19日，厦门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厦劳仲案[2013]1271号裁决书，裁决确认袁某在2013年3月28日至同年4月5日期间与与航货代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向与航货代公司公告送达了相关裁决文书。在文书公告期限届满后的十五日内，与航货代公司及王爱金、龚芳子、袁家怡、袁舒怡均未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上述裁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2014年3月31日，王爱金、龚芳子、袁家怡、袁舒怡向市人社局申请袁某工伤认定，并提交相关材料。2014年7月15日，市人社局向与航货代公司发出举证责任通知书，要求其提供袁某不是工伤的相关证据。与航货代公司在限定期限内向市人社局递交了答辩意见及挂靠合同、瀛海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相关民事判决等证据，并作出了不应认定工伤的答辩意见。2014年8月12日，市人社局根据各方提供的证据材料以及向李某调查所形成的笔录，作出第2014020366号厦门市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认定书，确认袁某系与航货代公司的职工，所受事故伤亡为工伤。与航货代公司收到涉案工伤认定决定书后，向厦门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4年10月16日，厦门市人民政府作出厦府行复[2014]12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市人社局作出的第2014020366号厦门市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认定。2014年11月4日，与航货代公司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上述工伤认定。2015年6月8日，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作出（2014）思行初字第134号行政判决书，以证据不足为由判决撤销案涉工伤认定决定，并责令市人社局重作。市人社局及与航货代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16日作出（2015）厦行终字第82号行政判决书，维持原判。
2015年10月26日，市人社局对袁某工伤认定申请一案进行重新认定，王爱金、龚芳子、袁家怡、袁舒怡补充提交了关于与航货代公司投资人及出资信息，电子车牌安装确认表，集装箱设备交接单（2013年4月4日），闽Ｄ×××××拖车明细（2012年11月-2013年1月）等证据材料。除此之外，市人社局还对龚芳子和李某等相关证人进一步调查，并从社保系统调取了刘某甲的社保缴交信息表。经多方调查核实，市人社局于2015年11月24日作出案涉工伤认定决定，仍认定袁某在为与航货代公司运载货物过程中甩出驾驶室撞击当场死亡一事为工伤，并将认定书送达双方当事人。与航货代公司仍不服，诉至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原审还查明，2014年7月11日向厦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查询获得的企业档案信息显示，刘某乙系与航货代公司的股东之一。显示为2013年4月3日填写的电子车牌安装确认表显示，案涉车辆使用单位为与航货代公司，且加盖与航货代公司公章。2013年4月4日的集装箱设备交接单显示，案涉车辆的用箱人系瀛海公司。2015年11月19日，市人社局向李某的补充调查笔录显示，李某明确自己因身体不好于2013年3月18日离开与航货代公司，将案涉车辆钥匙交还给公司车队长刘某乙，并于2013年3月26日将袁某介绍给刘某乙。事发时刘某乙及刘某甲到现场处理，并曾向其提及袁某系接受与航货代公司安排出车。
原审又查明，从市人社局调取刘某甲个人社保信息显示，其于2012年4月19日起在与航货代公司处缴交社保，单位信息即显示为与航货代公司。
原审法院认为，市人社局根据（2014）思行初字第134号行政判决书以及（2015）厦行终字第82号行政判决，重新作出案涉工伤认定决定。案涉工伤认定决定与此前被上述判决所撤销的工伤认定决定相比，虽然最终结果一致，但在所依据的事实部分进行了补充调查，因此，本案的审理重点在于审查案涉工伤认定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是否充分。由于相关生效仲裁文书已经确认袁某事发时与与航货代公司间存在劳动关系，而对于袁某本人系在驾驶案涉车辆运输货物途中发生事故死亡的事实，各方亦无异议。因此，本案关键仍在市人社局认定事发时袁某系为与航货代公司工作是否依据充分。
市人社局在原有证据的基础上，通过王爱金、龚芳子、袁家怡、袁舒怡补充以及自行调查，增加了关于与航货代公司投资人及出资信息、刘某甲社保缴交信息表、电子车牌确认单、拖车明细及对龚芳子、李某的补充调查笔录。上述补充证据可以印证如下事实：案涉车辆实际购买人刘某甲的社保记录显示从2012年起即为与航货代公司的员工。刘某乙不仅系案涉车辆的调度管理人，亦系与航货代公司的股东之一。与航货代公司确实多次使用案涉车辆，并为司机发放工资，且曾在事发前以使用单位名义办理电子车牌的安装手续。事发后，刘某甲与刘某乙也赶到现场处理善后事宜。由此基本可以证明，袁某驾驶案涉车辆运输系接受属于与航货代公司职工的刘某甲以及股东的刘某乙的指派和管理，结合生效仲裁所确认袁某与与航货代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市人社局认定事发时袁某系根据与航货代公司安排出车，为其工作，具有优势证据。与航货代公司虽然否认，但亦未提供其他相反的证据。据此，市人社局重新调查后作出本次工伤认定，事实方面基本清楚。
与航货代公司主张事发当天出车的设备交接单并无其信息，无法证明袁某系根据与航货代公司安排出车。原审分析认为，案涉车辆系集装箱货运车辆，常年为各家货代公司运输货物，设备交接单出现的具体使用单位不是与航货代公司亦属正常。从与航货代公司加盖公章的拖车业务及工资明细表可以看出，货主不尽相同，袁某作为与航货代公司的司机接受与航货代公司安排驾驶案涉车辆为其他公司运输货物亦有可能。市人社局补充调查的证据，基本能够证明袁某驾驶案涉车辆系为与航货代公司工作。与航货代公司仅以此认定事实不清，不予支持。
综上，市人社局作出案涉工伤认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规正确，与航货代公司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与航货代公司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与航货代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于原审的诉讼请求。理由：1.事故发生时，刘某乙并非上诉人股东。刘某乙成为上诉人股东时间是2013年11月5日，在此之前，刘某乙与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也不是上诉人公司的管理人员。2.刘某甲并非上诉人员工，其个人行为不能代表上诉人。上诉人与刘某甲之间存在业务承揽关系，因此同意刘某甲在上诉人处挂靠缴纳医保，但刘某甲并非上诉人员工，不受上诉人指派和管理。3.案事故发生之时，袁某驾驶车辆的实际车主为刘某甲，刘某甲不仅从上诉人处承揽业务，也从其他公司承揽运输业务。被上诉人以电子车牌安装确认表认定上诉人为车辆使用单位错误，上诉人当时盖章只是为了配合刘某甲办理车辆进出港口的电子通行证，该车当时并非上诉人使用。即便该电子车牌安装确认表中上诉人的公章是真实的，也仅能证明在2013年4月3日，该车使用人为上诉人，至于其他时段该车是何人使用需要被上诉人举证。更何况，事发时的集装箱设备交接单显示，案涉车辆的用箱人为瀛海公司，并非上诉人。由此可以证明，在事故发生之时袁某并非为上诉人运送货物，与上诉人间不存在工伤。
被上诉人市人社局答辩称，2015年10月26日，被上诉人根据法院生效判决，重新启动袁某工伤认定一案，原审第三人的代理人补充提交了与上诉人的投资人及出资信息、电子车牌安装确认表、2013年4月4日的集装箱设备交接单、2012年11月-2013年1月间拖车明细等补充证据材料。被上诉人对龚芳子及李某进一步调查核实，调阅了刘某甲的社保缴交信息，以上相关证据材料，足以认定袁某系按照上诉人安排驾驶案涉车辆，从厦门返回德化期间发生交通事故致当场死亡，遂重新作出案涉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袁某为工伤。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王爱金、龚芳子、袁家怡、袁舒怡述称，事发时袁某系为上诉人工作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不仅在事发当日，在袁某与上诉人劳动关系存续期间，袁某驾驶案涉车辆期间均系为上诉人工作。上诉人如认为袁某在与其存在劳动关系期间，作为上诉人员工，驾驶上诉人使用的车辆，却在为他人工作，应提出相反证据予以证明。2.袁某任职后一直驾驶案涉车辆，没有驾驶其他车辆，且事发时也是驾驶案涉车辆。而在案证据表明事发前一天即2014年4月3日，案涉车辆电子车牌安装确认表明确车辆的使用单位系上诉人，且有上诉人盖章确认。该车辆2012年11月-2013年1月拖车明细有上诉人的业务章盖章确认，而该拖车明细单正是案涉车辆前任驾驶员李某工资结算依据；案涉车辆系上诉人长期独立使用，并未与其他公司共用该车，李某的证言也证实在任期间也是驾驶该车。3.案涉车辆对于驾驶员袁某而言属于劳动工具，上诉人公司为驾驶员提供的无论是其自有车辆还是他人所有车辆、是否存在挂靠、甚至临时借用等情况，均不影响袁某为上诉人公司工作的事实。4.实践中，案涉车辆属于拖头车，对驾驶技术要求较高，且为了安全和效率，驾驶员和车辆基本是固定的，而且车辆的使用者也都是长期固定的。本案中案涉车辆的实际使用人就是上诉人，能够指派驾驶员出车的也只有上诉人。综上，本案无论刘某乙是否是上诉人股东、刘某甲是否是上诉人员工均不影响袁某在事发时为上诉人工作的事实认定，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审理查明：1.各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均随案移送本院。2.上诉人主张原审判决遗漏查明刘某乙成为上诉人股东时间为2013年11月5日。2015年6月8日，原审法院作出（2014）思行初字第134号行政判决后，市人社局并未提出上诉。除此外，根据在案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法院生效判决，被上诉人重新作出案涉工伤认定期间，原审第三人向被上诉人补充提交了上诉人公司的投资人信息、案涉车辆的电子车牌安装确认表；被上诉人调取了刘某甲的社保缴交信息，对相关人员进一步进行调查核实。从本案现有证据看，生效仲裁裁决确认袁某2013年3月28日至2013年4月5日期间与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盖有上诉人公司业务章的拖车明细表明案涉闽Ｄ×××××号重型集装箱半挂车在事发前2012年11月-2013年1月期间，系由上诉人管理、使用；而案涉车辆在事发前一天办理电子车牌确认单表亦载明案涉车辆使用单位系上诉人公司。案涉车辆车主刘某甲在2012年4月19日进入上诉人公司，由上诉人为其缴纳社保费用。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上诉人对事发时袁某为其工作的事实予以否认，但是截至本案诉讼过程中未能提交相应证据予以反驳。至于原审第三人提交的事发时集装箱设备交接单上没有载明上诉人公司信息的问题，本院同意的原审法院的评判分析，不再赘述。综上，被上诉人根据调查情况，认定事发时袁某系为上诉人工作，有较具优势的证据予以证明，原审判决对此认定并无不当。上诉人为此提出的上诉主张，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厦门与航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林琼弘
审 判 员 纪荣典
审 判 员 宋希凡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二日
代书记员 陈 靓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