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2民终460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林慧珠，女，1962年2月4日出生。委托代理人彭锐，北京京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万振，北京京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崔育祯，男，1943年2月2日出生。委托代理人刘健，北京市康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建伟，男，1966年4月18日出生。委托代理人段卫东，北京市嘉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林慧珠因与被上诉人崔育祯、胡建伟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5）东民（商）初字第155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葛红担任审判长，法官李丽、李楠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林慧珠在一审中起诉称：2009年10月30日，林慧珠与胡建伟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胡建伟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利泽西街8号院10号楼18层2单元2101号房屋出售给林慧珠，林慧珠将房款交付胡建伟后，涉案房屋至今未办理过户，期间涉案房屋一直由林慧珠实际占有。而一审法院作出（2012）东执字第2079-2号民事裁定书，查封胡建伟名下涉案房屋。林慧珠提出执行异议申请，被法院裁定驳回。林慧珠认为法院作出的驳回执行异议的裁定，侵犯了林慧珠的合法权益，显属错误，故起诉要求撤销（2015）东执异字第3784号执行裁定书，解除对涉案房屋的查封，诉讼费由崔育祯和胡建伟负担。崔育祯在一审中答辩称：林慧珠所诉没有事实依据，根据已生效的（2012）二中民终字第21号判决，虽然确认了林慧珠与胡建伟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但如果共有权人崔英婷不同意将涉案房屋的物权让渡于林慧珠，则林慧珠与胡建伟之间的买卖合同不能履行，林慧珠可依买卖合同向胡建伟主张违约责任，可见林慧珠不能排除对涉案标的的执行，法院作出的驳回执行异议裁定合法有效，请法院依法驳回林慧珠的诉讼请求。胡建伟在一审中答辩称：依据法律规定，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是案外人对法院查封或执行的标的存在实体权利和争议，林慧珠作为异议人应对其享有实体权利负有举证责任，本案中林慧珠并无证据证明对涉案房屋享有权利，且崔英婷不同意将涉案房屋的物权让渡于林慧珠，致使林慧珠与胡建伟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法履行，因此林慧珠只能通过诉讼主张胡建伟承担违约责任，故不同意林慧珠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12月21日，案外人崔英婷在一审法院起诉胡建伟，以双方于2009年5月27日经民政部门协议离婚时约定，将双方共同财产中的北京市朝阳区利泽西街8号院10号楼18层2单元2101号房屋一套过户给双方所生之子胡博宜，后胡建伟至今未按约定履行义务为由，要求确认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合法有效，判令上述房屋归胡博宜所有。2012年11月19日，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崔英婷的诉讼请求。崔英婷不服提出上诉，2013年5月17日本院裁定撤销原判，驳回崔英婷的起诉。2011年4月6日，林慧珠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朝阳法院）起诉胡建伟，要求法院判令胡建伟继续履行房屋买卖合同，依法确认涉案房屋归林慧珠所有，责令胡建伟配合林慧珠办理产权转移登记事宜，朝阳法院于同月25日作出（2011）朝民初字第15740号裁定书，裁定冻结涉案房屋的过户手续。北京市朝阳区房屋登记部门于同年5月11日办理了查封手续，查封期限自2011年5月11日至2013年5月10日。后林慧珠撤回了对胡建伟的起诉。2012年9月11日，林慧珠在朝阳法院起诉胡建伟，要求法院判令胡建伟继续履行房屋买卖合同，依法确认涉案房屋归林慧珠所有，责令胡建伟配合林慧珠办理产权转移登记事宜，后林慧珠撤诉。2013年10月21日，林慧珠又在朝阳法院起诉胡建伟，2014年9月4日，朝阳法院追加崔英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同年12月23日，朝阳法院裁定准予林慧珠撤回起诉。2015年6月19日，林慧珠再次在朝阳法院起诉胡建伟，要求法院判令胡建伟继续履行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协助林慧珠将涉案房屋过户至林慧珠名下。目前该案正在审理阶段。另查，崔英婷曾于2011年8月在朝阳法院起诉胡建伟及林慧珠，要求确认胡建伟与林慧珠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同年11月21日，朝阳法院作出（2011）朝民初字第3655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了崔英婷要求确认胡建伟与林慧珠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崔英婷不服提出上诉。本院经审理认为：“涉案房屋系崔英婷与胡建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得的房屋，其性质应认定为夫妻共有。崔英婷与胡建伟在离婚协议中将该房屋的权益赠与胡博宜，但该协议尚未完全履行，从目前现状来看，涉案房屋仍属于崔英婷与胡建伟共有。关于胡建伟与林慧珠之间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的真实性问题，林慧珠自述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真实，胡建伟、崔英婷称胡建伟与林慧珠之间并非房屋买卖的法律关系，而是以涉案房屋作为胡建伟向林慧珠借款的担保，但胡建伟认可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居间合同、单身证明、公证书、证明等均系其本人签署。尤其对于2010年12月9日的证明，胡建伟自述其当时真实的意思表示为‘以房抵债’，通过上述证据能够判断出，胡建伟与林慧珠之间已经形成胡建伟将房屋售予林慧珠，林慧珠支付对价的买卖关系，胡建伟与林慧珠之间的分歧仅在于林慧珠支付的对价是‘消灭债务’还是‘消灭债务同时支付合同约定的价款’。但无论哪一种，应当能够认定胡建伟与林慧珠之间已经形成了买卖涉案房屋的意思表示。关于共有权人崔英婷是否同意胡建伟处分涉案房屋一节，崔英婷自述不知道且不同意胡建伟处分涉案房屋，林慧珠亦称对于崔英婷系共有权人不知情，胡建伟称未将处分涉案房屋一事告知崔英婷，但林慧珠知晓争议房屋有共有权人。综合三人所述，均指向崔英婷对于胡建伟处分涉案房屋一事不知情、未同意。关于林慧珠是否构成善意第三人，涉案房屋商品房买卖合同、按揭贷款合同均系胡建伟签订，胡建伟已经离婚，胡建伟也向林慧珠出具了单身证明，应当说林慧珠就该房屋是否存在共有人一节已经尽到了合理的审查义务，属于善意；胡建伟称其曾将其与崔英婷的离婚协议、户口本等交给林慧珠，并已告知林慧珠该房屋的权属现状，但未向法庭提交证据证明，故原审法院驳回其答辩意见正确。综合上述认定，胡建伟未经共有权人崔英婷同意，擅自以自己的名义将涉案房屋转让林慧珠，买受人林慧珠系善意，可以认定胡建伟与林慧珠之间的买卖合同有效，原审法院驳回崔英婷关于合同无效的诉讼主张，其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维持原审法院的判决结果……但应当指出，由于胡建伟在处分涉案房屋时并未征得共有权人崔英婷的同意，则胡建伟与林慧珠之间的买卖合同虽有效，其效力仅及于胡建伟与林慧珠，并不及于崔英婷。如果共有权人崔英婷不同意将涉案房屋的物权让渡于林慧珠，则胡建伟与林慧珠之间的买卖合同不能继续履行，林慧珠可依其与胡建伟之间的买卖合同向胡建伟主张违约责任。”本院于2012年3月12日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生效判决。再查，2012年1月4日，崔育祯在一审法院起诉胡建伟，要求胡建伟偿还欠款1500000元。一审法院于同年3月7日作出（2012）东民初字第01609号民事判决，支持了崔育祯的诉讼请求。该判决于同年3月29日生效。同年4月11日，崔育祯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期间，一审法院于同年6月6日制作了（2012）东执字第02079号民事裁定书，同日，北京市朝阳区房屋登记部门依据一审法院的上述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办理了涉案房屋（预售房屋未办证）的（轮候）查封手续，查封期限自2012年6月6日至2014年6月5日。在该案的执行期间，林慧珠提出执行异议。2015年9月14日，一审法院裁定驳回林慧珠的异议请求。同月24日，林慧珠起诉来院。一审庭审中，对于林慧珠就涉案房屋是否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一节，林慧珠提供了如下证据：1、胡建伟分别于2009年10月30日、31日、11月2日及2010年10月28日签字的4张金额为50000元、500000元、1100000元、1650000元的定金/房款收据，以及林慧珠和儿子罗陆林在2009年10月、11月及2010年7月、11月向胡建伟转款的凭证（其中林慧珠通过农业银行转账200000元、工商银行转账1001000元、建设银行转账598000元、渤海银行电汇150000元；罗陆林在交通银行取款100000元及汇款1100000元），说明林慧珠已向胡建伟支付共计3300000元房款；2、林慧珠向涉案房屋所在的物业公司交纳契税、维修基金及相关费用的单据，以及2010年11月18日经过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公证的胡建伟为林慧珠出具的委托书，证明林慧珠办理了涉案房屋的入住手续并一直在此居住。崔育祯对此以上述证据系林慧珠与胡建伟之间的往来交易，自己并不知情为由，表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此外，由于房屋买卖合同是可以在转账发生之后采用倒签时间的方式再制作而成的，因而上述证据亦无法证实林慧珠与胡建伟间系房屋买卖关系并非借贷关系，故不认可林慧珠的证明目的。胡建伟对于4张定金/房款收据，虽认可系其本人向林慧珠出具，但强调其实际仅收到了前3个收据中1650000元的款项，而最后一个金额为1650000元的收据则是对前三笔收款汇总的再次确认，并非其又收到林慧珠额外交付的1650000元，而且从林慧珠汇款凭证记载的时间，以及4张收据中见证律师与胡建伟签字的时间前后不一致，有的竟相差一年就可以看出，见证律师当时根本没有见证林慧珠向胡建伟现金交付购房款的经过，至于林慧珠提供的其通过工商银行向胡建伟汇款的凭证，由于在朝阳法院审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过程中，胡建伟曾主张与林慧珠系存在借贷关系非房屋买卖关系，并提供了大量向林慧珠工商银行账户内汇款凭证予以佐证，但林慧珠则称胡建伟提供的汇款凭证系伪造，而朝阳法院在并未核实林慧珠是否在工商银行开设账号、双方间是否有往来款项、以及林慧珠如何支付购房款的情况下，仅凭4张定金/房款收据，即认定林慧珠已实际交付了购房款3300000元，现本案中，林慧珠所提供的汇款凭证正是通过在朝阳法院诉讼中称系由胡建伟伪造的银行账户支付，因此胡建伟对林慧珠提供的工商银行汇款凭证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如果林慧珠要主张此款是通过该账户实际交付胡建伟的，则林慧珠应提交由银行盖章确认的该账户历史交易明细及交易对手信息，以便法院核实双方究竟是否发生过款项交付及还款情况，据此确定双方是借贷还是房屋买卖关系。对于委托公证书，胡建伟表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经公证的委托事项是委托林慧珠代胡建伟办理房产交接、缴纳房屋所需相关费用，以及代办理房产证的代办领取手续，并非公证同意将房屋让予林慧珠，因此，公证书不能证明林慧珠入住的合法性。此外，胡建伟为支持其抗辩理由，还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由林慧珠与胡建伟于2010年12月9日共同签字的，在胡建伟将其名下房屋过户给林慧珠或亲友名下之日起，胡建伟与林慧珠及邵树立之间的所有借据或借款协议无效的说明，以此佐证胡建伟与林慧珠间并非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而是胡建伟个人与林慧珠间的借贷关系。林慧珠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指出该证明是胡建伟采取欺骗手段，谎称为办理过户手续，要求林慧珠出具证明给家人看，自己才签的字，当时胡建伟让林慧珠随便跟他说一个人的名字，于是林慧珠就将邵树立的名字告诉他，但实际胡建伟根本不认识邵树立，也没有真实的借贷关系。对此崔育祯表示不清楚。期间，林慧珠在调取了崔育祯与胡建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卷宗后，认为崔育祯作为退休工人，没有能力向胡建伟出借1500000款项，双方间的诉讼仅凭1张借据，没有任何汇款凭证，且崔育祯与崔英婷间系父女关系，故该案系二人虚假诉讼。但林慧珠也表示目前并未向法院提请撤销生效判决之诉。在一审案件审理过程中，崔育祯申请崔英婷出庭，就是否同意将涉案房屋让渡于林慧珠向法庭陈述意见。崔英婷出庭称，自己与胡建伟在民政局离婚时，双方确认涉案房屋虽是以胡建伟名义购买，但首付款、还贷均为自己及家人支付，双方同意涉案房屋归儿子胡博宜所有，因胡建伟一直不回家，自己对其与林慧珠间借贷及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不知情，林慧珠与胡建伟间的债务与自己无关，自己一直坚持只同意将涉案房屋过户给儿子胡博宜，并不同意让渡给林慧珠。对此，林慧珠也认可在本院作出生效判决后，其在朝阳法院起诉胡建伟要求过户时，法院释明如果不变更诉讼请求要求胡建伟承担违约责任，就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林慧珠想要房子不想要退钱，所以才办理的撤诉手续，更换代理人再诉再撤诉。崔育祯和胡建伟则认为崔英婷在朝阳法院受理的房屋买卖纠纷案中多次被列为第三人，均明确表示不同意将涉案房屋让予林慧珠，法院根据生效判决建议林慧珠变更诉请主张违约责任，林慧珠多次立案后撤诉，再立案再撤，其对自己的权利不能得到支持的后果是明知的。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是通过针对特定执行标的执行行为提出异议的诉讼，从而达到排除对特定的执行标的的强制执行的诉讼目的，因此，审查执行异议之诉的关键在于案外人是否对执行标的享有合法真实的实体权利，即主要是物权，当然也包括部分法定优先权，要查清实体权利的性质和归属，以及案外人是否享有的实体权利能够足以排除对执行标的物的强制执行。在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件中，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虽然崔英婷诉林慧珠与胡建伟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的生效判决认定涉案房屋系崔英婷与胡建伟共有，胡建伟未经共有权人崔英婷同意，擅自以自己的名义将涉案房屋转让林慧珠，林慧珠与胡建伟之间的买卖合同有效，但同时在生效判决中，也对该买卖合同的效力仅及于林慧珠与胡建伟，而并不及于崔英婷作出注明，即如果共有权人崔英婷不同意将涉案房屋的物权让渡于林慧珠，则林慧珠与胡建伟之间的买卖合同不能继续履行，林慧珠可依其与胡建伟之间的买卖合同向胡建伟主张违约责任。由此可见，崔英婷是否同意将涉案房屋让渡于林慧珠是买卖合同能否履行以及林慧珠是否享有合法真实的实体权利的关键。一审庭审中，崔英婷到庭明确表示只同意将房屋让渡给儿子胡博宜，并不同意让渡给林慧珠。对此，林慧珠虽主张其对涉案房屋享有物权，但对于其在生效判决作出后，在朝阳法院起诉胡建伟要求过户后又撤诉，且反复多次诉讼的缘由，林慧珠解释为是基于法院关于依生效判决如果不变更诉讼请求改要求胡建伟承担违约责任，就判决驳回林慧珠诉讼请求的释明所为，可见林慧珠对于涉案房屋并不享有法定优先权，且无法通过诉讼实现办理过户目的系明知的，林慧珠只有通过目前尚在朝阳法院审理的房屋买卖合同案件，向胡建伟主张因无法实际履行应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实现其债权利益的保护。此外，从涉案房屋的登记簿的查封记录显示，在2011年5月林慧珠首次起诉胡建伟时，朝阳法院对涉案房屋采取诉讼保全措施的查封期限至2013年5月10日。2012年6月6日，崔育祯与胡建伟民间借贷纠纷案已进入执行阶段，一审法院执行阶段的查封期限至2014年6月5日，期限届满前，一审法院分别于2014年6月3日至2015年6月2日办理了续封手续。期间，林慧珠在朝阳法院3次起诉2次撤诉，虽对涉案房屋又采取了保全措施，但均轮候于一审法院查封和续封。综上所述，林慧珠对涉案房屋享有的权利，并不当然阻却执行。至于林慧珠认为崔育祯与胡建伟间的民间借贷纠纷案系虚假诉讼一节，鉴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其前提是案外人对作为执行依据的生效裁判并无异议，如果林慧珠认为生效裁判本身存在错误，其应通过其他诉讼程序另行主张，本案对此不予考虑。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林慧珠的诉讼请求。林慧珠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2015）东民（商）初字第15580号民事判决书的全部内容；撤销（2015）东执异字第3784号执行裁定书的全部内容；判令排除对胡建伟名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利泽西街8号院10号楼18层2单元2101号房屋的执行，并解除对该房屋的财产保全措施。其主要上诉理由是：本案基本事实为：2009年10月30日，林慧珠与胡建伟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由林慧珠购买胡建伟名下的涉案房屋，总房款330万元，林慧珠已经支付了全部的购房款项，并于2011年1月20日入住涉案房屋并实际占有控制涉案房屋至今。（2011）朝民初字第36552号民事判决书、（2012）二中民终字第21号民事判决书就涉案房屋买卖合同的合法有效性、林慧珠款项的支付、房屋的交付进行了明确的认定，并认定林慧珠在交易过程中不存在过错，且林慧珠在该案中申请法院采取了财产保全措施，系涉案房屋的首查封，但因此前委托的律师生病，未能及时办理续封。2012年1月4日，崔育祯起诉胡建伟，要求胡建伟偿还欠款150万元，在崔育祯仅提供一张借据，无其他任何汇款凭证，且崔育祯与胡建伟系岳父女婿关系的情况下，东城法院作出了（2012）东民初字第01609号民事判决书，支持了崔育祯的主张。2012年4月，崔育祯就该判决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于2012年6月6日作出（2012）东执字第02079号民事裁定书，查封了涉案房屋，即涉案查封。该查封本为轮候查封，因林慧珠的首查封未能及时续行保全，涉案查封已经变为首查封。林慧珠已经起诉胡建伟要求其协助办理过户手续，因涉案房屋上存有涉案查封，故须先行将其查封排除才能办理过户手续。因林慧珠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时间为2009年10月30日，实际入住时间为2011年1月20日，均在涉案查封的时间2012年6月6日之前，且林慧珠已经支付全部购房款项，未办理过户手续亦非林慧珠自身原因所致，依据《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条之规定，林慧珠有权要求排除执行，故林慧珠向东城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东城法院作出（2015）东执异字第3784号执行裁定书，未支持林慧珠的主张，林慧珠依法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作出（2015）东民（商）初字第15580号民事判决书，仍未支持林慧珠的请求，故林慧珠提起上诉。一、涉案查封本身违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性质上属于违法查封。自2005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17条规定：“被执行人将其所有的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财产出卖给第三人，第三人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如果第三人对此没有过错的，人民法院不得查封、扣押、冻结。”胡建伟已经将涉案房屋出售给林慧珠，林慧珠支付了全部价款并依法实际占有涉案房屋，且林慧珠不存在任何过错，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东城法院不得对涉案房屋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手续，现东城法院查封涉案房屋，明显违背上述法律规定，性质上是违法查封。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林慧珠有权要求排除崔育祯的执行。自2015年5月5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条规定：“金钱债务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执行：（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该条确定了执行程序中对不动产受让人优先保护的制度，其理论基础是对受让人事实物权或物权期待权的保护，即：受让人在签订了不动产买卖合同已经履行了部分合同义务的情况下，虽然未通过登记行为取得不动产的登记所有权，但因受让人所享有的权利正在向物权过渡，此种权利状态区别于一般债权，故法律赋予其类似所有权人的地位，其所享有的事实物权或物权期待权具有排除执行的物权效力，这才是对该条款的正确解读。林慧珠购买涉案房屋的情形完全符合该条款的四个构成要件，依法有权要求排除执行。一审法院将排除执行的权利界定为物权及部分法定优先权，并认为林慧珠对涉案房屋享有的权利并不当然阻却执行，明显错误。1、排除执行的权利不可能是一种物权。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及物权法理论确立了一物一权原则，一个标的物上不允许有两个所有权同时存在。如受让人已经办理了不动产登记取得具有唯一性、排他性的所有权，其基于所有权人的地位自应受到保护，所有权人依据物权保护制度即可要求排除执行，法律无需再画蛇添足另行设立执行异议之诉制度对其进行保护。另一方面，回归到法律条款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条所列四个构成要件，均是围绕事实物权或者物权期待权而设立，显然执行异议制度创设的目的在于对即将取得登记物权的群体作出特别保护，一审法院将排除执行的权利曲解为物权或部分法定优先权，明显矛盾，也与立法本意严重相悖。2、林慧珠有权要求排除执行的权利本身就是一种法定优先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四条、第二十八条至第三十条之规定，除了继承、征收等非因法律行为所取得的物权外，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必须经依法登记，始能发生效力。基于我国现行房地产开发及登记制度的不完善等原因，不动产买受人签订买卖合同后，往往不能即时进行登记，买受人取得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总会滞后债权合意很长时间，有的甚至长达十几年。在这段间隙中，买卖的不动产仍属于出卖人所有，如果仅仅将买受人当做普通的债权人，基于债权的相对性，其对房屋的登记或者交付请求权并不具有排除出卖人的其他债权人就买卖不动产提出的受偿要求，将面临其他金钱债权人请求就买卖不动产另行变价的不测风险。由于不动产处于普罗大众基本生活资料地位，尤其在强调“无恒产者无恒心”的我国，对不动产买受人在执行程序中予以优先保护，对于增强人民群众对法律公平的信心具有特殊意义。因此，本案林慧珠作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条构成要件的善意买受人，其要求排除执行的权利本身就是一种法定优先权。三、一审法院援引（2012）二中民终字第21号民事判决书的说理部分认定林慧珠不能排除执行明显错误。作出该判决的审判庭主管庭长向林慧珠明确表示，判决书的说理部分不是判决主文，不具有既判力。该判决说理部分称只要崔英婷不同意过户，合同就不能履行明显错误。1、该案并未对崔英婷在签约时对房屋买卖一事是否知情、同意进行举证。虽然崔英婷现在口头表示不知情不认可房屋交易一事，但不能排除其以行为在签约时认可了房屋交易行为，例如：知晓胡建伟售房而未作反对，购房款项流入崔英婷的账户中，甚至崔英婷使用了购房款项等，对于崔英婷此前是否知情认可售房的行为未进行审查的情况下，仅以其现在表态不知情不认可就认可合同无法履行明显错误。2、崔英婷现在不同意让渡物权，极有可能是为了达到阻却房屋买卖合同进一步履行而故意宣称其不知情且不同意过户，甚至是与胡建伟、崔育祯恶意串通进行的表演。该判决对上述可能的情形未作审查的情况下，草率作出崔英婷不同意过户，合同就不能履行的结论，明显剥夺了林慧珠在案件中举证、辩论的诉权，违背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诉讼原则。一审法院援引该判决说理部分认定林慧珠不能排除执行明显错误。四、一审法院认定执行异议之诉的前提是对作为执行依据的生效判决无异议，认定如果林慧珠认为生效判决存在错误应通过其他诉讼程序主张，本案不予考虑的说辞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林慧珠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目的在于排除执行后顺利完成过户。林慧珠只需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条的规定排除执行，就完全可以达到其诉讼目的。对于执行依据的民间借贷生效判决，林慧珠有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既然是一种权利，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3条处分原则的规定，当事人作为自身利益的判断者，可以根据自身的经济情况、诉讼的必要性选择是否行使该项权利。若本案能够实现排除民间借贷一案在涉案房屋上的执行，林慧珠就不必浪费司法资源花费无谓的精力、财力去启动第三人撤销之诉。一审法院在替当事人处分自己的诉讼权利，搞错了裁判者所处的法律地位。崔育祯和胡建伟均同意一审法院判决。崔育祯针对林慧珠的上诉理由答辩称：一、（2012）二中民终字第21号民事判决书是生效法律文书，林慧珠不服，应当采取正当法律途径救济，信访不是解决对生效法律文书不服的正当合法途径。林慧珠对（2012）二中民终字第21号民事判决书不服可以通过申诉等法律救济途径进行救济，但是林慧珠采取信访的非正常途径，结论也只是林慧珠代理人的口头陈述，况且，信访只是林慧珠一方到场发表意见，其意见必然是带有倾向性的、片面的，接待法官的结论也必然是不客观的，不能够作为任何依据。该判决的相关内容，具有法律依据。首先，胡建伟与林慧珠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一事，崔英婷并不知情，该事实在之前崔英婷主张买卖合同无效的案件中，已经查明。其次，对于一方擅自出售夫妻共有房屋，第三人善意取得的情形，《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一条有明确规定，必须是“已办理产权登记手续”，本案中，非但林慧珠未办理产权登记手续，连胡建伟也没有办理产权登记手续，故林慧珠不满足善意取得的条件，该判决的该部分内容具有法律依据。故该判决是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可执行性，其内容也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作为处理相关法律问题的依据。二、林慧珠的权利不能排除崔育祯对涉案诉争房屋的强制执行。1、林慧珠不符合“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条件。崔育祯基于生效判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人民法院依法对胡建伟的房产实施查封措施，是合法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条中除了所列的四项要求外，更重要的是还需“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林慧珠对此条规定刻意回避。2、林慧珠必须享有或者能够享有查封物的物权，才能优于崔育祯的权利。根据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相关规定及本院（2012）二中民终字第21号民事判决书的相关内容，林慧珠能否取得涉案房屋的物权，关键在于房屋共有权人崔英婷的态度。从2011年开始，林慧珠已经四次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继续履行买卖合同，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每次诉讼崔英婷均作为第三人参加了诉讼，法官询问过崔英婷的意见，崔英婷表示不同意后，在法官释明下，林慧珠撤诉。本案一审开庭审理时，崔英婷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表示对于买卖合同一事并不知情，崔英婷个人缴纳过房屋首付款及部分贷款，从未收到过林慧珠所谓的购房款，因此明确表示不同意让渡物权。基于崔英婷的意见，林慧珠无法取得涉案房屋的物权，也不符合“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情况，其权利只是对胡建伟的一般债权，并不优于崔育祯的债权，不能排除崔育祯的执行。三、林慧珠是外地户口，在北京没有办理社保手续，按照相关规定，林慧珠不具备在北京购买住房的资格，故本案诉争房屋在目前政策下，是无法落到林慧珠名下的。四、胡建伟和崔英婷的离婚协议是早于胡建伟与林慧珠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的，林慧珠主张胡建伟与崔英婷恶意串通是不能成立的。崔育祯在其与胡建伟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中提供的证据并非现造的，并非虚假诉讼。综上，崔育祯认为林慧珠并不享有能够排除崔育祯执行的权利，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胡建伟针对林慧珠的上诉请求答辩称：林慧珠提起诉讼的依据是林慧珠与胡建伟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胡建伟与林慧珠实际上是以房抵债，并非房屋买卖。林慧珠可以依据合同享有债权，但物权法规定房屋需登记取得物权，林慧珠并未取得涉案房屋的登记。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及已经生效的（2012）二中民终字第21号民事判决书，崔英婷不同意将房屋过户给林慧珠，林慧珠无法取得产权。根据崔英婷与胡建伟的离婚协议，房屋应过户给儿子胡博宜，当时胡博宜并未成年，根据法律规定对未成年人的赠与不可撤销。胡博宜年满18岁以后，在2013年底向东城法院起诉，法院判决该房屋的赠与合同有效。综上，林慧珠不能基于房屋买卖合同取得物权，其只是取得了债权，也就无权要求排除涉案房屋的执行。综上，胡建伟认为林慧珠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审理期间，林慧珠向本院提交了其工商银行、渤海银行等相关账户的往来明细等证据，证明林慧珠已经向胡建伟交付了购买涉案房屋的330万元购房款，胡建伟对此予以认可。崔育祯以其不清楚林慧珠与胡建伟之间的资金往来为由，对林慧珠上述证据无法确认。后，林慧珠以上述证据涉及其个人隐私为由，将上述证据予以撤回，胡建伟亦撤回其相应的质证意见。本院经审理补充查明：2012年1月4日，崔育祯在一审法院起诉胡建伟，要求胡建伟偿还欠款1500000元。一审法院于同年3月7日作出（2012）东民初字第01609号民事判决，支持了崔育祯的诉讼请求。该判决于同年3月29日生效。同年4月11日，崔育祯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期间，一审法院于同年6月6日制作了（2012）东执字第02079号民事裁定书，同日，北京市朝阳区房屋登记部门依据一审法院的上述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办理了涉案房屋（预售房屋未办证）的（轮候）查封手续，查封期限自2012年6月6日至2014年6月5日。在该案的执行期间，林慧珠提出执行异议。2015年9月14日，东城法院作出（2015）东执异字第3784号执行裁定书，以林慧珠的权利并不能排除执行为由，裁定驳回林慧珠的异议请求。胡建伟主张，2013年年底，胡博宜在年满18周岁后，向东城法院起诉要求确认胡建伟与崔英婷将涉案房屋赠与胡博宜的赠与合同有效，东城法院作出（2013）东民初字第11301号民事判决，确认胡建伟与崔英婷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将涉案房屋赠与给胡博宜合法、有效。林慧珠确认东城法院作出了（2013）东民初字第11301号民事判决，但其表示其在此前并不知晓该判决，对该判决确认的结果不能认同。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上述事实，有林慧珠提供的（2011）朝民初字第36552号和（2012）二中民终字第21号民事判决书、（2012）东执字第2079-2号民事裁定书、定金/房款收据及付款凭证；崔育祯提供的（2014）朝民初字第05551号民事裁定书、追加崔英婷为当事人的通知书、开庭笔录、崔育祯起诉胡建伟民间借贷纠纷案的起诉书和判决书、强制执行申请和房屋登记簿等执行材料；胡建伟提供的林慧珠四次起诉的起诉书、公证书、（2011）朝民初字第15740号民事裁定书、证明，法院调取的（2011）东民初字第00635号、（2012）东民初字第01609号案件的卷宗材料，证人崔英婷在一审中的当庭陈述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设立的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其目的是案外人请求人民法院排除对特定执行标的的执行行为，而案外人所基于的理由是其对执行标的是否享有实体权益以及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是否妨害了其所享有的实体权益。因此，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针对的是案外人对执行行为所指向的执行标的提出的异议，而不是针对案外人对作为执行依据的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提出的异议。如果案外人是对生效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有异议，目的是推翻生效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则应通过第三人撤销之诉或者案外人申请再审之诉来解决。本案中，如果林慧珠认为（2012）东民初字第01609号民事判决涉嫌虚假诉讼，因涉及对作为执行依据的生效判决的异议，应当通过第三人撤销之诉处理。一审法院关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其前提是案外人对作为执行依据的生效裁判并无异议”的认定虽然值得商榷，但是一审法院关于“如果林慧珠认为生效裁判本身存在错误，其应通过其他诉讼程序另行主张，本案对此不予考虑”的结论却并无不当。林慧珠关于一审法院上述认定缺乏依据，一审法院是在替当事人处分自己的诉讼权利等相关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因此，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关键在于案外人是否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执行行为的权益，包括案外人对该执行标的享有实体权益，以及案外人对该执行标的所享有的实体权益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两个方面。一般而言，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享有的实体权益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租赁权、股权等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法定优先权或者其他合法权益。同时，这些权益还需足以排除强制执行。林慧珠关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排除执行的权利不可能是物权的上诉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林慧珠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关键在于林慧珠需要证明其通过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对涉案房屋获得了足以排除执行行为的权益。林慧珠在二审中主张其虽然尚未取得涉案房屋的产权登记，没有正式取得涉案房屋的登记所有权，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17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条的规定，其对涉案房屋享有正在向所有权过渡阶段的事实物权或者物权期待权，足以排除涉案执行行为。本案中，涉案房屋并非胡建伟个人所有的财产，而系崔英婷和胡建伟在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林慧珠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崔英婷不是涉案房屋的共有权人，亦无证据证明崔英婷同意将涉案房屋的物权让渡给林慧珠；涉案房屋在涉案房屋买卖合同签订之前已经赠与胡博宜且该赠与行为已被确认为合法有效。在上述情形下，林慧珠仅依据其签订有合法有效的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已支付价款、已实际占有房屋等，不足以证明其已经取得或者即将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或者享有其他足以排除涉案执行行为的权益。林慧珠关于其对涉案房屋享有向所有权过渡阶段的事实物权或者物权期待权，足以排除涉案执行行为的相关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林慧珠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70元，均由林慧珠负担（均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葛红审 判 员  李丽代理审判员  李楠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张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