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渝一中法民终字第054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明波。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长寿区农业委员会，住所地重庆市长寿区凤城街道青龙岭2号。法定代表人：黄广荣，该委主任。委托代理人：吴运奎，重庆名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江南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重庆市长寿区凤城街道长寿路82号。法定代表人：高声春，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但兴明，重庆渝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杜明波与被上诉人重庆市长寿区农业委员会（以下简称长寿区农委）、重庆江南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南建筑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3日作出（2014）长法民初字第01444号民事判决，杜明波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上诉人杜明波，被上诉人长寿区农委的委托代理人吴运奎，被上诉人江南建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但兴明到庭参加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明波一审诉称：被告长寿区农委以其所有的凤城黄桷湾开发区I地块与被告江南建筑公司联合开发办公住宅楼工程。2011年6月，原长寿县城乡建设委员会向二被告发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02年3月24日，我与被告长寿区农委签订《长寿县农牧局全额集资建房协议》，购买了XX房屋一套，建筑面积188平方米（以后以房屋产权证面积为准），房价包干价为每平方米700元，房款总价为131600元。2002年3月25日，被告长寿区农委向我出具了购房首付款41600元的收据。后我与中国建设银行长寿支行签订了《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将我购买的该套房屋作为抵押，申请房屋按揭贷款90000元，该90000元已支付给被告长寿区农委。随后我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向银行偿还按揭贷款。在我按照《长寿县农牧局全额集资建房协议》履行完全部义务后，二被告不仅未按协议约定为我办理我所购买房屋的房地产权证，反而将该房屋“一房二卖”卖给了案外人张佐祥并为其办理了房地产权证，致使我现在不能取得我所购买房屋的产权，也无力购买相同价值的房屋。二被告的行为已给我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为维护我的合法权益，现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解除我与被告长寿区农委之间的《长寿县农牧局全额集资建房协议》；2、二被告连带向我返还购房款131600元；3、二被告连带赔偿我的资金占用损失，以131600元为基数从2002年5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5年以上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付清时止；4、二被告连带赔偿我因不能获得房屋产权导致的损失500000元。长寿区农委一审辩称：我单位于2001年与被告江南建筑公司联合修建了XXXX处的职工全额集资住房2栋，并签订了《联合修建职工集资住宅协议书》，约定：该两栋集资建房所有房源按包干造价在满足甲方（长寿区农委）职工需要的前提下，余房全部归乙方（江南建筑公司）所有。甲方职工若需要A楼门面、写字楼、B栋底层住宅，乙方必须按上述价格先出售给甲方职工，乙方负责办理国土证、房屋所有权证，费用由乙方负担。乙方负责筹集甲方所需集资建房后余房的建设资金。故案涉案房屋属于被告江南建筑公司所有，应由江南建筑公司负责处置。原告杜明波原担任原长寿县江南信用社主任职务，与被告江南建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高声春系朋友关系，江南建筑公司当时在江南信用社有贷款未还清，江南建筑公司就想通过“假按揭”的方式从银行套取贷款，用于偿还其在江南信用社的贷款，解决资金困难的问题。由于原告不是我单位职工，不符合我单位内部职工集资建房的条件，但当时政策规定只有职工集资建房才能办理房屋按揭贷款，故被告江南建筑公司就联系我单位就将案涉房屋借用杜明波的名义与我单位签订了《长寿县农牧局全额集资建房协议》，协议签订后，江南建筑公司的财务人员夏某联系我单位，要求我单位以杜明波的名义开具首付款发票，目的是与以《长寿县农牧局全额集资建房协议》配套，进行抵押贷款，套取资金，实际上我单位并没有收取过被告江南建筑公司或原告杜明波任何一方缴纳的首付款41600元。江南建筑公司借用杜明波的名义在中国建设银行办理了住房按揭贷款9万元后，该9万元的按揭贷款先是汇入了我单位的账户，再由我单位支付给了被告江南建筑公司。对于在银行的9万元按揭款先是由被告江南建筑公司按期向银行偿还，后由案涉房屋的实际购买人张佐祥偿还直至付清，所有还款手续及相关原件都在张佐祥手中，原告并没有购买讼争房屋的任何原件资料。当时像原告这样办理假按揭，套取资金的，并非原告一人，还有证人石某、雷某等。因此，原告杜明波虽与我单位签订了《长寿县农牧局全额集资建房协议》，但双方并没有真实买卖房屋的意思表示，我单位也没有实际收取购房款131600元，该集资建房协议应无效，且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我单位的诉讼请求。江南建筑公司一审辩称：我公司与被告长寿区农委于2001年6月30日签订了《联合修建职工集资住宅协议书》，约定联合修建XXXX处的职工全额集资住房，案涉房屋归我公司所有，由我公司负责处置。原告在2002年担任原长寿县江南信用社主任，与我公司法定代表人高声春系朋友关系；当时我公司在江南信用社有贷款没有还清，且资金困难，我公司就与原告协商后，将联合集资建房中的一套房屋（XX房屋）借用原告的名义向银行进行按揭贷款，用于偿还我公司在江南信用社的贷款。由于原告杜明波不是被告长寿区农委的职工，不符合职工集资购房条件，为了完成贷款所必备的手续，我公司便联系被告长寿区农委与原告签订了《长寿县农牧局全额集资建房协议》，并在中国建设银行长寿支行办理了抵押贷款，贷款金额为90000元；贷款下来之后，这90000元先是汇入了长寿区农委的账户，后长寿区农委再转至我公司账户，我公司就将这90000元用于偿还在江南信用社的贷款。虽然按照我公司与被告长寿区农委的约定涉案房屋的产权归我公司所有，由我公司负责处置，但我公司与原告之间在当时并没有形成真实买卖房屋的意思表示，而只是借用了原告的名义通过假集资，真贷款的方式筹集资金。因此原告手中并没有任何相关购房的集资协议、贷款合同、抵押合同、交款收据及贷款开户银行的存折等原件，且实际上原告也并未向我公司或被告长寿区农委缴纳过购房款，银行的按揭贷款也是由我公司及实际购房人张佐祥在偿还。我公司之所以向原告出具了涉案房屋按揭款的收条及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高声春之所以代表公司与原告在2003年6月19日的决算中列明了应付建行按揭利息9600元（于2003年6月19日以前江南公司垫支）、房款未付（另外计算），是因为在涉案房屋的银行抵押贷款下来之后，原告曾经与我公司协商过愿意参照《长寿县农牧局全额集资建房协议》的内容购买涉案房屋，但协商一致后，原告并没有实际向我公司缴纳过按揭款及购房款。故在2004年6月20日，我公司与张佐祥签订了《全额集资建房协议》，将案涉房屋出售给了张佐祥。2006年6月9日，原告时任我公司出纳，收取了实际购买人张佐祥缴纳的案涉房屋的购房款，表明原告知晓案涉房屋的实际购买人是张佐祥。我公司在与被告长寿区农委联合建房过程中，出现资金周转困难，为了筹集资金，像原告这样的以其名义进行假集资、真贷款的，还有证人石某、雷某等人。综上，我公司虽联系被告长寿区农委与原告杜明波签订了《长寿县农牧局全额集资建房协议》，但双方并没有真实买卖房屋的意思表示，我公司也没有实际收取原告缴纳的购房款131600元，该集资建房协议应无效，且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因机构调整，原长寿县农业畜牧局（长寿县农牧局）变更为重庆市长寿区农业局和重庆市长寿区畜牧局，涉及本案合同的权利义务由重庆市长寿区农业局承担，重庆市长寿区农业局后又变更为重庆市长寿区农业委员会。2000年12月1日，原长寿县城乡建设委员会向长寿县农牧局、江南建筑公司发出《关于黄桷湾I-2#甲、乙楼办公、住宅工程的选址意见通知书》，同意其在XXXX办公住宅楼工程。2001年3月27日，原长寿县城乡建设委会向长寿县农牧局、江南建筑公司颁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01年6月26日，长寿县农业畜牧局申报了《重庆市城镇集资合作建房登记表》。在集资建房职工清册上没有原告杜明波的名字。2001年6月、7月，原长寿县城乡建设委员会向长寿县农牧局、江南建筑公司发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该房屋的建设单位为重庆市长寿区农业局。2001年6月30日，原长寿县农业畜牧局（甲方）与江南建筑公司（乙方）签订《联合修建职工集资住宅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联合在XXXX处修建职工全额集资住宅2栋。房源的处置：1、所有房源按包干造价在满足甲方职工需要的前提下，余房全部归乙方所有。2、甲方职工若需A楼门面、写字楼、B楼底层位宅，乙方必须按上述价格优先出售给甲方职工（优先日期为2001年6月30日止）。2002年3月24日，原告杜明波（乙方）与原长寿县农业畜牧局（甲方）签订《长寿县农牧局全额集资建房协议》，该建房协议约定，乙方选择B栋XX住宅一套，住房建筑面积188㎡（以后以房屋产证面积为准），房价包干，每平方米700元，共计缴纳建房款131600元。交房时间为2002年10月。集资建房户，在该建房过程中不得转让，“两证”的户主必须是报名登记职工。后原告杜明波与原重庆市长寿区农业局、中国建设银行重庆长寿支行签订《重庆市预购商品房抵押贷款合同》，将涉案房屋抵押贷款90000元，并于同年4月29日在重庆市长寿区房产管理局办理抵押登记。2002年4月，重庆市长寿区房产管理局对该集资房颁发了房屋他项权证，载明：房屋他项权人为中国建设银行长寿支行，房屋所有权人为杜明波，设定日期是2002年4月16日，约定期限为2012年4月16日。2002年4月30日，中国建设银行重庆长寿支行将贷款90000元汇入原长寿县农业畜牧局单位账户，原长寿县农业畜牧局再将这90000元支付给了被告江南建筑公司。从2002年7月15日至2003年6月19日止，被告江南建筑公司以原告杜明波的名义向中国建设银行重庆长寿支行偿还按揭贷款共计11480元。2003年6月20日至2006年4月2日，该期间在中国建设银行重庆长寿支行涉案房屋的按揭贷款由被告江南建筑公司或案外人张佐祥按期偿还。2006年4月3日，关于涉案房屋在中国建设银行重庆长寿支行的贷款本息共计60161.68元，由案外人杜明波的妹夫郑代旭向银行还清，郑代旭还清贷款后，发现涉案房屋的产权登记人为张佐祥，遂联系了张佐祥，后由张佐祥向郑代旭支付了57380.68元，双方清帐。郑代旭于2006年4月通知杜明波讼争房屋的产权登记人已变更为张佐祥。2002年6月17日，被告江南建筑公司向原告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杜明波现金壹仟玖佰贰拾元正（原公司垫支按揭款）”。2003年6月19日，被告江南建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高声春与原告杜明波达成决算清单，载明：“一、杜明波应收款（2002年底）1、木材款（原公司欠胡贤云的木材款杜明波已垫支）9900元，2、在杜处借款归还公司利息165000元，3、由夏均莲经办在杜处借款10000元；二、杜明波应付款（2003年5月份以前）1、应付借款300000元（由雷某借给杜并由高声春担保），2、应付建行按揭利息9600元（于2003年6月19日以前江南公司垫支），3房款未付（另外计算），4、应付借款3400元；三、现杜明波还欠高声春人民币为313000元－184900元=128100元；四、决算时间为2003年6月19日，并双方签字认定；五、双方现完善相关手续后，原有相关手续作废”。2004年6月20日，张佐祥（乙方）与被告江南建筑公司（甲方）签订《全额集资建房协议》，约定江南建司将涉案房屋出售给张佐祥。张佐祥向被告江南建筑公司缴纳购房款286982.50元。为了办产权证，被告江南建筑公司的工作人员以张佐祥的名义与原重庆市长寿区农业局签订《全额集资建房协议》（落款时间为2002年3月17日），后张佐祥对该协议的效力予以追认。张佐祥就涉案房屋于2004年7月13日取得了206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后陆续变更登记为2××房地证2006字第01××97号《房地产权证》、2××房地证2008字第04××47号《房地产权证》。现涉案房屋的产权人为张佐祥、詹小红。另查明，涉案房屋所在的建设工程竣工时间为2003年1月18日，竣工验收时间是2004年2月。案涉房屋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长寿支行的按揭还款手续原件在张佐祥处，原告杜明波手中没有关于涉案房屋的任何原件资料。原告杜明波曾在2006年1月至2006年7月期间在被告江南建筑公司担任出纳。2006年6月9日，原告杜明波代表被告江南建筑公司向张佐祥收取了33317.73元的购房款。2007年12月18日，原告曾起诉原重庆市长寿区农业局、重庆江南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张佐祥集资建房合同纠纷一案，要求原重庆市长寿区农业局向其交付位于XXXX号房屋及该房屋的房地产权证，后原告撤回起诉，一审法院作出（2008）长民初字第71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予原告撤回起诉。2008年11月12日，原告曾起诉原重庆市长寿区农业局、张佐祥集资建房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作出的（2009）长民初字第123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张佐祥于2002年3月17日与原重庆市长寿区农业局签订的《全额集资建房协议》（XXXX房屋）合法有效，并判决驳回原告要求确认该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2010年5月6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0）渝一中法民终字第179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维持（2009）长民初字第123号《民事判决书》。2009年2月10日，原告曾起诉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张佐祥房屋登记行政管理一案，同年4月30日一审法院作出的（2009）长行初字第6号行政判决书认为，房管部门应当知道XXXX（现XXXXX号）房屋权属有争议，而将该房屋即原告按揭抵押登记的集资建房登记给第三人是错误的，根据《重庆市土地房屋权属登记条例》第十一条（四）项、第十二条（八）项规定，判决确认房权证206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的登记行为违法。2010年12月2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渝一中法行终字第179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维持（2009）长行初字第6号《行政判决书》。2011年6月10日，原告曾起诉重庆市长寿区房屋管理局、重庆市长寿区国土资源局、张佐祥、詹小红房屋登记行政管理一案，一审法院作出的（2011）长行初字第20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确认重庆市长寿区房屋管理局、重庆市长寿区国土资源局共同作出的2××房地证2008字第04××47号《房地产权证》登记行为违法。2012年3月5日，原告曾起诉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行政赔偿一案，一审法院作出的（2012）长法行赔字第00001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杜明波的诉讼请求。2012年10月15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渝一中法行赔终字第218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判决维持（2012）长法行赔字第00001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原、被告双方对上述法律文书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江南建筑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证人夏某、石某、雷某出庭作证。证人夏某称，我曾是被告江南建筑公司的出纳，在2002年，江南建筑公司资金周转出现困难，公司法定代表人高声春就联系了熟识的朋友（包括原告杜明波）与被告长寿区农委签订了《长寿县农牧局全额集资建房协议》，目的是套取银行贷款，并非真实的房屋买卖。银行贷款下来之后是我代表公司以杜明波的名义按期向银行偿还，2002年6月17日的收条是我书写，但当时原告并没有到公司交款。证人石某称，2002年我在涉案工程做基础工程，后在工程建设中被告江南建筑公司出现资金周转困难，高声春便联系我与被告长寿区农委签订了《长寿县农牧局全额集资建房协议》，当时并不是要真正的买房子，只是为了套取银行贷款。贷款下来之后，被告江南建筑公司给了我一部分工程款。证人雷某称，2002年我是被告江南建筑公司的总经理助理。当时江南建筑公司修建涉案工程出现资金周转困难，我便与被告长寿区农委签订了《长寿县农牧局全额集资建房协议》，用于套取银行贷款。原告杜明波是江南建筑公司联系来办理“假按揭”的，贷款下来之后，原告曾向江南建筑公司提出想真实的购买该套房屋，但没有交钱。诉讼过程中，一审法院向原告释明，原告与被告长寿区农委签订的《长寿县农牧局全额集资建房协议》，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故该合同无效，原告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即对合同无效的后果提出诉讼请求。但原告明确表示其坚持基于该协议有效来起诉，并拒绝变更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原告与被告长寿区农委之间签订的《长寿县农牧局全额集资建房协议》的效力的问题。原告杜明波主张签订该协议系其真实购房的意思表示，并提供了与长寿区农委签订的《长寿县农牧局全额集资建房协议》、与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抵押合同、购房首付款收据等书证的复印件，且主张在签订协议后，因与被告江南建筑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高声春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所以购房首付款是在高声春所欠款项中予以抵扣；而在银行的贷款是由江南建筑公司先代其偿还，后由其支付给江南建筑公司，并提供了收条一张、决算清单一张予以证明，故其实际履行了房屋买卖协议约定的义务。被告长寿区农委主张涉案房屋归被告江南建筑公司所有，其与原告签订《长寿县农牧局全额集资建房协议》，是为了配合江南建筑公司达到套取银行贷款的目的，并非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被告江南建筑公司主张原告与其法定代表人高声春在2002年系朋友关系，该公司当时在修建涉案工程的过程中出现资金短缺，故联系了原告与长寿区农委签订了《长寿县农牧局全额集资建房协议》，并让长寿区农委出具了购房首付款的收据，目的是套取银行贷款，并非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因此原告手中并没有涉案房屋的原件资料。江南建筑公司提供了证人证言、原告在2006年6月担任该公司出纳时向案外人张佐祥出具的购房款收据等证实其主张。结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分析，江南建筑公司在长寿区农委与杜明波签订《长寿县农牧局全额集资建房协议》的过程中起主导地位，杜明波与江南建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高声春在当时系朋友关系且杜明波在整个签订协议的过程中及协议签订后均未持有关于涉案房屋买卖关系的任何原件资料，亦没有向两被告支付过购房首付款及向银行偿还过按揭款，且在协议约定的交房时间期满，房屋竣工验收合格后，均未要求两被告向其交付房屋。虽然原告提供了江南建筑公司向其出具的收条及与江南建筑公司法定代表人高声春的决算清单，上面有关于涉案房屋银行按揭款和房款的记录，但以上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在与长寿区农委在签订《长寿县农牧局全额集资建房协议》时，就有真实的买卖房屋的意思表示，且在决算清单中也明确记载了原告并没有就涉案房屋支付过首付款，这与原告的陈述明显相反；而被告江南建筑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解释，即《长寿县农牧局全额集资建房协议》签订后，原告与其口头达成了参照《长寿县农牧局全额集资建房协议》内容的房屋买卖关系更符合常理。综合分析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证据，两被告对于在签订《长寿县农牧局全额集资建房协议》时，各方不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的意思表示，签订《长寿县农牧局全额集资建房协议》是为了让江南建筑公司套取银行贷款的主张更占优势，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按照江南建筑公司与长寿区农委的联合建房协议，涉案房屋属于江南建筑公司，因此江南建筑公司对涉案房屋具有处分权。同时，为了套取银行贷款，江南建筑公司联系原告杜明波与被告长寿区农委签订了《长寿县农牧局全额集资建房协议》，此种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三）项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条件。因此一审法院确认原告杜明波与被告长寿区农委于2002年3月24日签订的《长寿县农牧局全额集资建房协议》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之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故《长寿县农牧局全额集资建房协议》自始无效，对原、被告双方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关于原告诉讼请求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之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制定举证期限。一审法院向原告释明《长寿县农牧局全额集资建房协议》无效后，原告仍坚持基于该协议有效起诉，且拒不变更诉讼请求，故对原告杜明波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三）项、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杜明波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0416元，由原告杜明波负担。杜明波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支持杜明波的全部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仅以杜明波未持有房屋买卖相关资料原件、未有一个直接向被上诉人支付首付款的行为及被上诉人的相互串通的证词就片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长寿县农牧局全额集资建房协议》时不具有真实的买卖房屋的意思表示是错误的，也是对事实的严重曲解。二、关于签订《长寿县农牧局全额集资建房协议》系为套取银行贷款的理由是二被上诉人之间相互串通商量后的理由，目的就是为了不让上诉人取回房屋，因为该房屋已被以高出一倍的价格卖给了案外人张佐祥。而上诉人苦于手上无任何资料，所有材料均被江南建筑公司法定代表人高声春扣留未交付给上诉人。一审法院仅以被上诉人及被上诉人找到的亲戚、员工所作的证词就予以认定签订合同非真实买卖意思表示是极为片面的，也是错误的。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长寿区农委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江南建筑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杜明波与长寿区农委（原长寿县农业畜牧局）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第一，杜明波不是长寿区农委的职工，不符合单位内部职工集资建房的条件。第二，杜明波没有持有涉案房屋买卖的任何资料原件。第三，涉案房屋从2002年7月15日至2003年6月19日期间的按揭贷款，均由江南建筑公司以杜明波的名义在偿还。2003年6月20日至2006年4月2日期间，涉案房屋的按揭贷款由江南建筑公司或张佐祥按期偿还。第四，杜明波没有支付涉案房屋的购房首付款。第五，杜明波最迟在2006年4月就知道涉案房屋的产权已登记在张佐祥名下，且杜明波还于2006年6月9日代表江南建筑公司向张佐祥收取了部分购房款。即杜明波对江南建筑公司将涉案房屋出售给张佐祥及将该房屋的产权过户登记到张佐祥名下的事实是知晓的，但其对此并未及时提出异议。第六，在集资建房协议约定的交房时间期满及房屋竣工验收合格后，长达近四年的时间里，杜明波均没有要求长寿区农委或江南建筑公司向其交付房屋。因此，鉴于以上情形明显不符合一般房屋买卖的交易习惯及日常生活经验，本院据此认定杜明波与长寿区农委之间不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同时，综合全案证据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能够认定江南建筑公司为了取得银行贷款而联系杜明波与长寿区农委签订《长寿县农牧局全额集资建房协议》的事实。此种情形符合合同法规定之合同无效的条件。因此，本院确认杜明波与长寿区农委签订的《长寿县农牧局全额集资建房协议》无效。并且，杜明波的诉讼请求均是基于该集资建房协议有效为前提，故本院对其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杜明波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应予以驳回。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416元，由上诉人杜明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孟琼代理审判员  陈娅梅代理审判员  罗太平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书 记 员  王睿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