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榕民再终字第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某甲，男，汉族，1937年1月22日出生，现住福建省福州市。委托代理人：刘世海，福建闽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高金辉，男，汉族，1967年1月5日出生，系高某甲之子，现住福建省福州市。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某乙，女，汉族，1947年10月15日出生，现住福建省连江县。委托代理人：高金辉，男，汉族，1967年1月5日出生，系高某乙之侄，现住福建省福州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某丙，男，汉族，1949年10月17日出生，现住福建省福州市。委托代理人：高金凤，女，汉族，1984年11月19日出生，系高某丙之女，现住福建省福州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某丁，男，汉族，1957年10月10日出生，住福建省永安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熊某甲，男，汉族，1979年8月8日出生，现住福建省福州市。原审原告：廖某甲，女，汉族，1952年3月1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为福建省福州市。上诉人高某甲、高某乙因与被上诉人高某丙、高某丁、熊某甲、原审原告廖某甲继承纠纷一案，不服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3）鼓民再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高某甲的委托代理人刘世海、高金辉，上诉人高某乙的委托代理人高金辉，被上诉人高某丙及其委托代理人高金凤，被上诉人高某丁、被上诉人熊某甲到庭参加诉讼。原审原告廖某甲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廖某甲、高某甲、高某乙起诉至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共同的诉讼请求：1、各方依法继承坐落于福州市鼓楼区北大路191号房屋；2、各方按各自继承的比例承担诉讼费。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坐落于福州市鼓楼区北大路191号房屋系1997年分割受陈春俤产业（鼓楼区北大路原58号、59号房屋），系陈春俤与丈夫高永坦夫妻共有财产，房屋产权人为陈春俤。被继承人高永坦于1952年去世。陈春俤于诉讼期间（2008年1月4日）去世，其于2006年5月24日立下遗嘱：陈春俤所有的财产份额归高某丙和高某丁共有。陈春俤与高永坦共有四个子女，即高某甲、高某乙，高某丙与高海官（系廖某甲的丈夫，于2004年9月份去世）。廖某甲与高海官于1986年登记结婚。熊某甲系高海官的继子，自7岁起随母与继父高海官共同生活至高海官去世。另查高永坦去世后，陈春俤又与高长山结婚，生育一子，即本案的高某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讼争房屋福州市鼓楼区北大路191号系陈春弟与高永坦的夫妻共同财产，高永坦死亡后，该房屋的一半应归陈春俤所有，另一半作为高永坦的遗产进行分割。高某甲、高某乙，高某丙、高海官均是被继承人高永坦的婚生子女，被继承人生前未立遗嘱，四兄妹对父亲的遗产享有均等的继承权。因高海官已死亡，继子熊某甲自小长期与其生活，与其形成抚养关系，故其所享有的遗产份额应由其母陈春俤、其妻廖某甲、继子熊某甲共同继承。因此，坐落于福州市鼓楼区北大路191号房屋由原、被告共同继承。因此，坐落于福州市鼓楼区北大路191号房屋由双方共同继承。其中，陈春俤享有的遗产份额为讼争房屋19／30（1／2＋1／2×1／5＋1／2×1／5×1／3），因其在诉讼过程中死亡，根据其出具遗嘱，其遗产应由高某丙和高某丁共同继承。故高某丁享有讼争房屋的19／60（19／30×1／2）；高某丙享有5／12（1／2×1／5＋19／30×1／2）；高某甲、高某乙各享有讼争房屋的1／10（1／2×1／5）。庭审中，熊某甲自愿将继承福州鼓楼区北大路191房屋的份额转让给廖某甲，故廖某甲享有遗产份额的1／15（1／2×1／5×2／3）。高某丙、高某丁抗辩原告提起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继承权的诉讼时效从继承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本案中高永坦死亡后，其遗产未进行分割继承，不存在诉讼时效问题，故其抗辩，不予采信。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作出（2007）鼓民初字第3280号民事判决：福州市鼓楼区北大路191号房屋归廖某甲、高某甲、高某乙、高某丙、高某丁共有，其中高某甲、高某乙各占1／10份额；廖某甲占1／15份额；高某丙占5／12份额；高某丁占19／60份额。本案诉讼费人民币4130元，由廖某甲负担人民币300元，由高某甲、高某乙各负担人民币400元，高某丙、高某丁各负担人民币1515元。该判决生效后，高某甲、高某乙不服，向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3月12日作出鼓检民建（再）（2013）1号《民事再审检察建议书》，鼓楼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07）鼓民初字第3280号民事判决，存在审判组织不合法的情形，主要理由是：鼓楼区人民法院（2007）鼓民初字3280号民事判决书第1页写明“原告廖某甲、高某甲、高某乙与被告高某丙、高某丁、熊某甲继承分割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而判决书最后一面的署名却只有审判员“林晓霞”一人，而合议庭其他组成人员的署名，前后明显存在矛盾。经查阅原审卷宗，本案立案后由承办法官林晓霞依简易程序审理，后由于诉讼中当事人死亡，2008年1月16日申请转入普通程序，经过审批，同意由陈永祥参加合议庭。根据庭审笔录，本案共三次开庭审理。前两次开庭（即2007年11月28日及2007年12月17日）由代理审判员林晓霞独任审理，第三次开庭（2008年2月28日）由审判长梁文鸿、代理审判员林晓霞及人民陪审员陈永祥等三人组成合议庭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合议庭评议案件，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评议应当制作笔录，由合议庭成员签名。评议中的不同意见，必须如实记入笔录。”即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应组成合议庭审理，并由合议庭对案件进行评议，然后作出判决。但通过查阅原审卷宗，发现卷宗中没有关于本案的合议庭评议笔录及合议庭成员的签名等材料。因此，本案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后，虽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但没有经过合议庭评议就直接判决，以合议之名行独任审判之实，审判组织组成不合法。综上所述，本案生效民事判决存在审判组织不合法的情形。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收到检察建议后，于2013年5月27日作出（2013）鼓民监字第4号民事裁定：一、本案由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再审中，廖某甲、高某甲、高某乙诉称，坐落于福州市鼓楼区北大路191号房产是高永坦（1952年去世）与陈春俤（2008年1月4日去世）夫妻共有财产，两人育有4个子女，即高某甲、高海官（系廖某甲丈夫，2004年9月去世）、高某乙、高某丙。1953年1月陈春俤将上述房产典押给林兹增，典押期2年，至1955年1月止。随后陈春俤改嫁高长山，户口迁往永安市。陈春俤与高长山育有一子高某丁。1979年7月27日，高某甲以195元的价格从林兹增（已去世）长子林孝禧手中将祖屋购回，并另行支付了200元的贴搬费，只是母亲尚健在，将回见的房产仍做在陈春俤名下，如没有高某甲的回购行为，也不存在诉争屋的继承问题，据此，请求法院在分割遗产时酌情考虑增加高某甲的份额。具体诉讼请求如下：请求各方继承人依法继承坐落于鼓楼区北大路191号房屋；2、请求各方继承人按各自继承的比例承担诉讼费。依高某甲、高某乙申请，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再审依法委托福建警察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对《遗嘱》上的陈春俤落款签名是否为陈春俤本人所写进行鉴定；对《遗嘱》上的陈春俤落款签名处所盖印的“陈春俤印”的印文是否为送检陈春俤印的样本印文为同一枚印章所盖印进行鉴定；对《遗嘱》上的陈春俤落款签名处所盖印的手印是否为陈春俤本人所盖印进行鉴定。福建警察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受理后综合分析，依其目前的鉴定技术手段及仪器设备未能得出检材上“陈春俤”与陈春俤样材笔迹是否同一确定性鉴定意见。对送检检材落款签名处所盖印的手印进行检验后发现，待检指印整体比较模糊，特征不明显，不具备同一认定条件。因此，退回本案件的所有鉴定委托事项的委托。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再审查明，被继承人陈春俤与被继承人高永坦系夫妻关系，陈春俤与高永坦生前共生育子女四人，即高某甲、高某乙、高某丙、高海官。其中高海官于2004年去世，高海官配偶为廖某甲，继子为熊某甲，熊某甲自7岁起随母与继父高海官共同生活至高海官去世。高永坦于1952年去世后，陈春俤又与高长山结婚，陈春俤与高长山生育儿子高某丁，高长山于1979年去世，陈春俤于2008年（本案诉讼中）去世。本案讼争的坐落于福州市鼓楼区北大路191号房屋，系1997年分割受陈春俤产业（鼓楼区北大路原58号、59号房屋），系陈春俤与丈夫高永坦夫妻共有财产，房屋产权人为陈春俤。陈春俤生前其于2006年5月24日立下遗嘱，遗嘱主要内容是：陈春俤所有的坐落于福州市鼓楼区北大路191号房屋归高某丙和高某丁共同共有。该遗嘱为代书遗嘱，由潘宝军代书，现场除代书人潘宝军外，还有张维娟、洪明婷、徐红等三名见证人。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再审认为，高某丙、高某丁抗辩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该院认为，继承权的诉讼时效从继承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本案中高永坦死亡后，其遗产未进行分割继承，不承在诉讼时效问题，故高某丙、高某丁的抗辩，不予采信。根据福州市房地产档案馆《房产档案内容摘录（证明）单》及《房屋所有权证》，可以认定讼争房屋福州市鼓楼区北大路191号系陈春俤与高永坦的夫妻共同财产。高永坦于1952年死亡后，该房屋的一半应归陈春俤所有，另一半作为高永坦的遗产进行分割。陈春俤与高永坦有婚生子女高某甲、高某乙，高某丙、高海官，高永坦作为被继承人生前未立遗嘱，继承人高某甲、高某乙，高某丙、高海官，高永坦对被继承人的遗产享有均等的继承权。因继承人高海官于2004年已死亡，继子熊某甲自小长期与其生活，与其形成抚养关系，故高海官所享有的遗产份额应由其母亲陈春俤、其妻子廖某甲、继子熊某甲共同继承。综上，陈春俤享有的遗产份额为讼争房屋19／30（1／2＋1／2×1／5＋1／2×1／5×1／3）；高某甲、高某乙各享有讼争房屋的1／10（1／2×1／5）。本案的一审及再审审理过程中，熊某甲以书面承诺并在再审审理中又当庭明确表示自愿将继承福州鼓楼区北大路191房屋的份额转让给其母亲廖某甲，对此予以照准，故廖某甲享有遗产份额的1／15（1／2×1／5×2／3）。因陈春俤于2008年1月4日（诉讼过程）中死亡，根据其生前在永安市仙泉社区会议室所留有的代书遗嘱，讼争遗产即鼓楼区北大路191号房屋由高某丙和高某丁共同继承。该《遗嘱》系社区法律工作者潘宝军代书，并有包括代书人在内的社区主任等三名见证人在场见证，并由社区居委会出具证明，证明该《遗嘱》系2006年5月24日陈春俤的口述，并且遗嘱上有陈春俤的签字、盖章并捺印。在本案再审重审过程中，依经高某甲、高某乙申请，对《遗嘱》上陈春俤的签字、盖章并捺印的真实性委托司法鉴定，经鉴定机构受理并审查，认为送检检材上的“陈春俤”的落款签名存在抖动弯曲，运笔不稳的现象，且“陈春”字迹完整，属于疑难笔迹检验，且“陈春俤”样材签名笔迹特征不稳定，比对条件差，综合分析，依我中心目前的鉴定技术手段及仪器设备未能得出检材上“陈春俤”与陈春俤样材笔迹是否同一确定性鉴定意见。对送检检材落款签名处所盖印的手印进行检验后发现，待检指印整体比较模糊，特征不明显，不具备同一认定条件。因此，退回鉴定委托后，该院依法依据已查明的事实，综合认定《遗嘱》的真实性。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遗嘱代书人潘宝军、洪明婷、徐红均作出证人出庭作证，证明了遗嘱的真实性；在再审重审期间，案件主审人前往永安市仙泉社区，再次对潘宝军、洪明婷、徐红、张维娟进行了问询与核实，并制作形成调查笔录一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的相关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并由其中一人代书，遗嘱上需由代书人、见证人和立遗嘱人的签字。那么，综合该院调查的事实及见证人证人、仙泉居委会出具的证明，本案代书遗嘱符合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应认定真实有效。故本案重新鉴定已无必要。综合以上分析，被继承人陈春俤代书遗嘱真实有效，应按代书遗嘱的意思表示，分配被继承人陈春俤的遗产。因此，高某丁享有讼争房屋的19／60（19／30×1／2）；高某丙享有5／12（1／2×1／5＋19／30×1／2）。该院一审程序不当，违反合议庭评议规则，现予以纠正，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但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对诉争遗产分析处理符合法律规定，该院对一审判决结果予以维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鼓民再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维持本院（2007）鼓民初字第3280号民事判决。即：福州市鼓楼区北大路191号房屋归廖某甲、高某甲、高某乙、高某丙、高某丁共有，其中高某甲、高某乙各占1／10份额；廖某甲占1／15份额；高某丙占5／12份额；高某丁占19／60份额。本案诉讼费人民币4130元，由廖某甲承担人民币300元，由高某甲、高某乙各承担人民币400元，高某丙、高某丁各承担人民币1515元。高某甲、高某乙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高某甲、高某乙诉称，再一审法院枉法认定2006年5月24日“陈春俤”所立代书遗嘱有效，判决错误，理应予以撤销。代书立遗嘱是一种严格的民事法律行为，是一种要式行为，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否则所立代书遗嘱无效。就本案而言，高某丙、高某丁、熊某甲向法庭提供的上述遗嘱在形式要件上存在着重大问题，既遗嘱人的签名没有完成，没有完成的签名能视为签名吗显而易见这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的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再一审法院对此一目了然的事实不予认定，反而在引用《福建警察学院司法鉴定中心退回鉴定受托情况说明》中“且仅‘陈春’字迹完整”时，将关健的“仅”字漏去，其目的何在情况说明中不仅明确陈春佛三字中仅“陈春”二字完整，还确定手印整体模糊，特征不明显，不具备同一认定条件。由此可见该遗嘱的签名并未完成指模也无法确定是陈春俤的，该遗嘱应确认无效。再一审法院认定该遗嘱真实有效的依据一是有3个代书人和见证人签名并在原一审出庭作证，二是仙泉居委会出具的证明。可是3名见证人居然都没有发现遗嘱人的签名没有完成，且遗嘱内容中将孩子的排行都写错了，该遗嘱并非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是否参与立遗嘱的全过程令人怀疑。再说遗嘱见证是一个个人行为，居委会做为单位如何能进行证明，一审法院还采信了该证明，做为本案判决书依据，今人不解。综上，高某甲、高某乙认为本案所涉遗嘱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应确认无效。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其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高某丙、高某丁、熊某甲答辩称，一、高某甲私吞陈春俤店面房租，并无赡养关心陈春娣，无权继承本案讼争财产。本案讼争财产属于陈春娣个人财产并立有遗嘱，高某甲、高某乙无权继承。坐落于福州市鼓楼区北大路191号（原59号房屋）、193号（原58号房屋）系陈春俤产权房屋是祖上留下的祖屋，一直以来由长子高某甲和高海官长期居住并出租，陈春俤因高某丙继父工作地点在永安所以长期和高某丙一同居住在永安，母亲在永安居住的是继父单位公房所以继父去世后长期以来的水电改造费、水电费、房租费都是由高某丙来承担，因为一直以来都未参与家庭内部关于店租的分成，所以在承担母亲日常生活的硬性开支外会通过高某丙的太太给母亲一些零用钱。1987年因为孩子生病在带孩子以及福州房屋租金的问题上与母亲闹了些情绪到永安市人民法院进行了一次的调解。但是并不能证明高某丙对母亲没有赡养和照顾。倒是高某甲二十几年来没有去永安看望过母亲一次，直到2000年为了分割和侵吞19l、193号房屋才到永安找母亲和高某丙签字。为此高某丙太太觉得他们对老人二十多年不闻不问也没有寄钱赡养连店租还都吃掉了，为了房子才来看老人非常不高兴，还让高某甲的儿子高金辉写保证书，可是就是这份保证书最后也没有完全兑现。高某甲提供的汇款证据我们不难看出是从2000年陈春俤多次电话讨要房租费并申明如果不提供房租要去法院提告他们，为了让母亲陈春俤和高某丙配合他们分割191、193号房屋他们才断断续续的汇款人民币100或是人民币200元，从2000年到2008年陈春俤去世的8年间累计汇款不到人民币4000元，请问法官2000年两间北大路的沿街店面和房屋能出租多少钱，应该远不止人民币100多元。从高某甲提供的证据不难看出陈春俤用自己的房子供养了高某甲、高海官两家人，而每月不到租金零头的人民币100元至200元却摇身一变成了赡养费，这是多么可笑的事情。在193号房屋被高某甲骗走后，母亲可能觉得这么多年我们也没有分到一毛钱店租，面积较大的193号正屋又给高某甲分割走了就立下遗嘱将191号房屋留给高某丙和弟弟高某丁。遗嘱是在多位街道领导面前订立的符合法律效力。所以高某甲不享有继承权更无特殊补偿一说。二、该房产已分割不存在夫妻共有财产一说。坐落于福州市鼓楼区北大路19l号房屋（产权证榕S134**）是从原系陈春俤和前夫高永坦民国三十三年（即1945年）购置的夫妻共有财产（现指福州鼓楼区北大路191．193号房屋，即原福州市鼓楼区北大路58．59）中分割出来的陈春俤个人财产，有福州市鼓楼区（2007）鼓民初字第249l号民事判决书为证。高永坦1952年去世，原北大路191．193号房屋便产生遗产继承，陈春俤1955年再嫁给高长山，便带着小儿子高某丙与高长山前往永安生活，此时长子高某甲已年满19岁便带着二子高海官三女高某乙靠191．193号房屋的出租金在福州共同生活。但从1952年高永坦死亡之日起算至2006年54年的时间内兄弟姐妹均未提出继承分割福州市鼓楼区北大路19l号房屋，按继承法规定超过最长时效20年的不受法律保护法理，该房产便自动成为陈春俤的个人财产。高长山1985年3月15日死亡，诉争房屋并非是陈春悌与高长山的共有财产，属陈春俤个人婚前财产。2000年高某甲为了独占193号房屋，以欺骗的方式将鼓楼区191．193号房屋进行析产分割，高某甲非常清楚自己的亲生父亲是高永坦，但是距父亲去世已经有48年，自己的继承权利已经不受法律保护，所以便将福州市鼓楼区北大路191．193号房产公证为陈春俤与高长山的夫妻共有财产，将原房产分割并过户继承了福州市鼓楼区北大路193号房屋，分割后的福州市鼓楼区北大路191号房屋为陈春悌个人私有财产。退一步说，无论191、193号房屋是以陈春俤和高长山共有还是与高永坦共有均己分割，2000年分割析产191、193号房产时陈春俤还健在，根据继承法规定未亡人的财产不可被分析继承。所以分割后的191号房屋为陈春娣夫妻共有财产分割后的个人私有财产。陈春俤2008年死亡，2006年陈春俤将该讼争房屋（福州市鼓楼区北大路191号房屋）生前通过遗嘱形式由高某丙和高某丁共同继承，该讼争房屋由高某丙与高某丁共同继承所有，成为高某丙等人合法共有财产。原审判决认定讼争房屋为陈春俤与高永坦共有财产与事实不符。在庭审期间，高某甲的代理人已当庭承认191．193号房屋产权归陈春俤和高长山共有财产，并已分割了高长山的财产。那么高永坦在前，高长山在后，高长山的财产都已分割又何来的高永坦财产的存在与分割高长山财产的存在是在所有子女都放弃高永坦的财产给陈春俤的情况下，才能变成陈春俤同高长山共有。所以本案讼争的房屋中并无任何高永坦的份额，所以不存在二次分割的情况，应归为陈春俤的个人财产。三、高某甲、高某乙提起继承权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根据以上事实，充分表明本案讼争财产属于陈春俤个人财产，本案各方均无权继承。高永坦是于1952年去世的，高长山于1985年3月15日去世，提起继承纠纷诉讼的时问是2007年5月26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同起计算。但是自继承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提起继承纠纷之诉早已超过20年，即超过诉讼时效，丧失胜诉权。为此，请求驳回高某甲、高某乙的上诉请求。各方当事人在原一审、二审、再审、重审中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均已随一审、二审、再审、重审案卷移送至本院。本院庭审中，高某甲、高某乙对原审法院再审查明的事实部分中遗嘱应属无效外，双方当事人对原审法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讼争的陈春俤遗嘱系由系陈春俤生前于2006年5月24日口述的，遗嘱的主要内容为陈春俤将其位于福州市鼓楼区北大路191号一至二层的房屋（证号为：榕鼓S13430）归属由高某丙和高某丁共同共有。该遗嘱由陈春俤居住的永安市仙泉社区法律工作者潘宝军代书并签名，并有当时社区居委会主任洪明婷、副主任张维娟、治保主任徐红在场见证并签名，该遗嘱上有陈春俤的签名、盖印章并捺手印。永安市仙泉社区委员会出具一份证明，证实该代书遗嘱系在社区会议室形成的。就本案讼争的遗嘱上陈春俤的签字、盖章并捺印的真实性问题，原审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委托鉴定机关进行司法鉴定，因无法得出检材上“陈春俤”与陈春俤样材笔迹是否同一确定性鉴定意见，且待检手指印整体比较模糊，特征不明显，不具备同一认定条件，故被鉴定机关退回。为此，原审法院依职权到陈春俤居住的永安市仙泉社区进行实地调查，并向该遗嘱的代书人及见证人进行了核实，可以证明代书人及见证人的身份及签名的真实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的相关规定，代书遗嘱应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遗嘱上需由代书人、见证人和立遗嘱人的签字。关于高某甲、高某乙提出该遗嘱内容中“三子高某丙”、“四子高某丁”与事实不符，应为四子高某丙、五子高某丁的主张，考虑到我国农村国情，很多农村老人文化程度低又不会写字，并存在重男轻女、传男不传女的思想观念，故本案讼争的代书遗嘱形式要件虽然存在瑕疵，但综合本案证据的证明力大小及证据链，可以认定为该遗嘱系陈春俤的真实意思表示。至于高某甲、高某乙辩称本案讼争的遗嘱所涉及的福州市鼓楼区北大路191号一至二层的房屋产权并非陈春俤个人所有，陈春俤处分配偶或他人财产，已经超出其份额，该遗嘱系全部无效的主张，因原审依据房地产档案馆原始记载来认定讼争的福州市鼓楼区北大路191号一至二层的房屋产权福州市鼓楼区北大路191号一至二层的房产系陈春俤与高永坦的夫妻共同财产，该代书遗嘱陈春俤处分了属于陈春俤与高永坦夫妻共同财产，超越了部分处分权，对高永坦财产部分的处分无效，对陈春俤财产的处分有效。故对涉及高永坦财产部分的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据此，原审认定陈春俤享有讼争房产的遗产份额为讼争房屋19／30，高某甲、高某乙各享有讼争房产的遗产份额1／10，及因熊某甲明示放弃继承并转让给其母亲廖某甲，原审原告廖某甲享有讼争房产的遗产份额的1／15。因陈春俤代书遗嘱应属部分有效的，对涉及陈春俤财产的部分按照遗嘱继承处理，高某丙享有讼争房产的遗产份额5／12，高某丁享有讼争房产的遗产份额19／60，对此，原审确定各继承人遗产分割份额并无不当。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按原判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130元，由上诉人高某甲、高某乙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邱平审判员刘宗煜代理审判员林星星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日书记员柯舒妍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