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晋08民再36、4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夏县供销日用杂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运城市夏县水头镇。法定代表人：裴怀珠，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贾志凌，山西衡霄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彭国来，男，1963年7月4日出生，住夏县。委托代理人：赵满喜，运城市正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浏阳市太平桥三丰花炮厂。住所地：浏阳市太平桥镇唐家村。投资人：谭光明，该厂厂长。委托代理人：杨宇明，江西金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马兰，该公司工作人员。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邵建民，男，1969年8月29日生，汉族，夏县人。委托代理人：张慧珍，山西瀛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员顺兴，山西瀛航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夏县供销日用杂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销公司）、彭国来因与被申请人浏阳市太平桥三丰花炮厂（以下简称三丰花炮厂）、邵建民产品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08民终429号民事判决，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15日作出（2017）晋民申971号、1024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供销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贾志凌，再审申请人彭国来及其委托代理人赵满喜，被申请人三丰花炮厂的委托代理人杨宇明，马兰，被申请人邵建民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慧珍、员顺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再审申请人供销公司申请再审称，（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原审庭审后，法庭要求供销公司调取夏县公安局有关材料，本公司调取档案材料证实，本案所涉烟花爆竹的供销合同真实，三张运输许可证属实，证明供销公司与三丰花炮厂之间有烟花爆竹购销合同，而且已经开始部分履行。三丰花炮厂给供销公司供货三次。除此之外，双方于2012年7月1O日还签订烟花爆竹购销合同一份，在这份合同中黎银某是三丰花炮厂的委托代理人。原审判决认定三丰花炮厂没有和供销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的事实是错误的。三丰花炮厂在夏县定点备案时，安监局需要营业执照原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原件、安全生产许可证原件、年度标准检查合格证原件四个证照，根本不需要提供空白合同，故不存在供销公司利用三丰花炮厂定点备案空白合同伪造交易事实的情况。根据供销公司提供的2013年4月18日、1O月16日、2014年1月20日三张夏县公安局的运输许可证，证明双方之间有烟花爆竹购销合同，如没有合同运输证是开不出来的。上述新证据，足以证明供销公司销售花炮为三丰花炮厂所产产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黎银某的身份是三丰花炮厂的代表人，不能作为证人。三丰花炮厂将营业执照原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原件、安全生产许可证原件、年度标准检查合格证原件等证明公司合法主体的所有法定证照，以及代表公司意志的公章全部交给黎银某持有，供销公司与三丰花炮厂2013年3月1日签订的《烟花爆竹安全买卖合同》，该合同上三丰花炮厂公章就是黎银某在供销公司处加盖的，故黎银某应认定为三丰花炮厂代表人。（三）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受害人邵建民未按照烟花爆竹说明方法在50～100米外燃放也是导致其致损的原因之一。另外邵建民经常居住在农村，应按农村标准予以赔偿。综上，请求依法改判。再审申请人彭国来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原判认定申请人在销售活动中亦未尽到严格的管理责任没有任何依据。首先，申请人所经营的“水头国来烟酒副食部”是经夏县安全监督管理局颁发的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具有合法的经营资格；其次，申请人所销售的烟花爆竹是从被申请人供销公司购进，是通过合法渠道进货销售；再者，申请人在储存过程中也无过错。所以申请人对供销公司经营假冒产品的事实并不知情，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对供销公司过错导致的事故承担责任。以上相关的事实与证据在一审期间已经当庭核实无误，且在二审庭审中三被申请人未提供新的证据，亦未就此事实提出异议。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被申请人供销公司作为有批发烟花爆竹正规手续的经销商，申请人通过合法渠道进货，在验明产品合格证后，有理由相信所购进产品为合格产品，且所购进产品也未超过其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所载明的范围和限量。而且，二审法院在判决中认定“被申请人供销公司作为案涉产品的销售者，未能建立健全内部产品的进货检查验收制度、验明产品合格证和其他标识，在未能确保销售产品的质量合格的情况下，销售假冒产品，以致原审原告邵建民身体受损”，由此可看出，案涉产品的监管责任在于供销公司而非申请人。因此，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的，销售者应当承担责任”认定申请人在有证据证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后，就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二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三、四、五、三十三、三十四条、三十六、三十九条、四十条认定申请人在销售活动中未尽到严格的管理责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适用法律错误。三、原判决遗漏或者超出上诉请求的。被申请人供销公司提起上诉时根本未列明申请人，也未就申请人提出任何上诉请求。被申请人三丰花炮厂上诉时虽将申请人列为被上诉人，但在上诉请求和理由中亦未提出要求申请人承担责任。就是说本案上诉人均未对申请人应承担责任提起上诉，说明本案其他当事人均认可一审判决认定的申请人在本案中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但二审法院超出上诉请求的事实和理由进行审理，判决申请人承担赔偿责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之规定，而二审超出审查范围依法无据，应属程序违法。同时致对申请人实体判决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一）项，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依法应立案再审。四、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1、原审原告邵建民系农村户口，其居住地也在农村，其个体工商户也开办在农村，主要生活来源也在农村。原判以“并没有以务农为主”而认定的城镇标准计算相关损失，明显错误。2、原判未按残疾比例确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明显不当，原审原告起诉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49473元。但本案中邵建民的残疾等级为七级伤残，依法应按伤残等级比例来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而原判全额支持原审原告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没有依据。3、原审原告邵建民的损害与所售礼炮没有因果关系。本案一、二审庭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实邵建民的眼睛损伤系庆典礼炮造成。原审原告起诉所称“该礼炮炸管中有一发猛然横飞撞击中其右眼”的事实没有任何依据。故其损伤与礼炮没有因果关系。所以原判审判人员在明知邵建民系农村户口，个体工商户也在农村经营及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伤残比例确定的情况下，枉法裁判，判令申请人承担责任，应予纠正。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十一）、（十三）项的规定，请求再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并依法改判，以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被申请人三丰花炮厂辩称，致使被害人邵建民的产品是夏县供销日用公司销售的假冒伪劣产品，不是三丰花炮厂的产品，三丰花炮厂无需对假冒伪劣产品承担责任。李某、黎银某与三丰花炮厂是买卖合同关系，不是三丰花炮厂代表人，三丰花炮厂不负责任。被申请人邵建民辩称，1、本案再审审查时剥夺了答辩人的答辩权，程序严重违法。2、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没有枉法裁判行为，应当维持。申请人的违法销售行为与答辩人的损害后果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被申请人三丰花炮厂在本案中无法律责任，不影响申请人供销公司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和缺陷产品，应承担本案重大的过错责任，更不影响申请人彭国来作为零售员，超越规定销售个人燃放类的烟花，且未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未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标识，卖假行为严重过错责任。本院再审认为，被申请人邵建民在燃放烟花爆竹过程中受伤，造成其损害后果的责任方及责任承担问题是本案的焦点。再审申请人供销公司在再审审理中递交了其与被申请人浏阳三丰花炮厂于2012年7月10日签订的《鞭炮烟花购销合同》及2013年3月1日签订的《烟花爆竹安全买卖合同》，证明早在2012年7月10日双方就签订了烟花购销合同，存在买卖关系，并且供方除加盖浏阳三丰厂公章外，注明黎银某为该厂的委托代理人。在再审庭审中，黎银某又陈述其庆典上所燃放的烟花爆竹是从陕西王玉某处所进的货，黎银某是作为三丰花炮厂的委托代理人与供销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还是同时也在王玉某处进货，被申请人邵建民被炸伤的烟花爆竹系哪里生产是黎银某从何处所购？黎银某作为本案销售的关键环节，其是否在进货过程中存在过错，应作为本案的当事人参与诉讼。以上事实，原一、二审均未予以查清，应将上述事实查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08民终429号民事判决及夏县人民法院（2015）夏民初字第713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夏县人民法院重审。审判长  程亚丽审判员  常邓飞审判员  陶佩林二〇一八年二月十日书记员  林玉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