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京03行终575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张富泉，男。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朝阳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十里堡北区18号院。
法定代表人李艳秋，主任。
委托代理人周晓羽，女，北京市朝阳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干部。
委托代理人杨天屹，男，北京市朝阳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干部。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大柳树甲100号。
法定代表人牟燕东，局长。
委托代理人赵永志，男，北京市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石峰，北京市凯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富泉请求撤销被上诉人北京市朝阳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朝阳社保中心）社会保险稽核告知行为和被上诉人北京市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朝阳人社局）行政复议决定行为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5行初8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0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富泉、被上诉人朝阳社保中心的委托代理人周晓羽、杨天屹，被上诉人朝阳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赵永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9月14日，朝阳社保中心对张富泉作出社投稽告字(2015)第174号《北京市朝阳区社会保险投诉案件受理稽核情况告知书》（以下简称《告知书》），对张富泉投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未按时为其缴纳2001年1月至2001年3月的社会保险费与未足额为其缴纳2001年4月至2006年4月的社会保险费并要求补缴一事，朝阳社保中心经稽核检查后，将稽核结果告知如下：1.张富泉2001年1月至2001年3月期间无社会保险缴费记录，2001年4月至2006年3月缴费基数××元/月、2006年4月缴费基数××元/月。2.依据《关于贯彻实施<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规定>有关问题的具体办法》（以下简称《具体办法》）第六条第一款“2005年缴费年度（含）前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不再变更”的规定，××公司无法补缴张富泉2001年4月至2006年3月的社会保险费基数差；3.经稽核检查，单位未按时缴纳张富泉2001年1月至2001年3月的养老、失业保险费，未足额缴纳张富泉2006年4月的各项社会保险费。朝阳社保中心于2015年9月14日向××公司出具了《北京市朝阳区社会保险稽核整改意见书》[稽核意字(2015)第506号]，要求该公司补缴张富泉上述时间段的社会保险费，××公司已于2015年9月14日全部补缴完毕。张富泉不服该告知书，向朝阳人社局申请行政复议。
朝阳人社局于2016年1月29日作出京朝人社复决字[2015]第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复议决定书》），对《告知书》予以维持。张富泉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撤销朝阳社保中心作出的《告知书》，撤销朝阳人社局作出的《复议决定书》，判令任一被上诉人稽核补缴张富泉2001年4月至2006年3月社会保险基数差。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公司的工商登记注册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2015年6月3日，张富泉向朝阳社保中心投诉××公司，要求该公司为其补缴2001年1月至2001年3月未缴纳的社会保险，补缴2001年4月至2006年4月社会保险基数差。张富泉向朝阳社保中心提交（2015）朝民初字第05905号《民事判决书》、（2015）三中民终字第07013号《民事判决书》等材料。上述材料中，（2015）朝民初字第0590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张富泉与××公司于2000年12月11日至2006年4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015）三中民终字第070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维持了（2015）朝民初字第05905号《民事判决书》。
2015年6月9日，朝阳社保中心向××公司作出《稽核通知书》，决定于2015年6月16日对该公司社会保险方面实施稽核检查。2015年6月16日、8月7日、8月28日、9月14日，朝阳社保中心先后对××公司委托代理人吴艳秋、徐锦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2015年8月31日，朝阳社保中心对张富泉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上述期间，××公司向朝阳社保中心提交记账凭证、工资表等材料。2015年9月14日，朝阳社保中心向××公司作出《稽核整改意见书》，认定该公司未按时为张富泉缴纳2001年1月至3月的社会保险，未足额为张富泉缴纳2006年4月的社会保险，并要求该公司进行补缴。
2015年9月14日，朝阳社保中心向张富泉作出被诉《告知书》。张富泉不服该告知书，于2015年11月3日向朝阳人社局申请行政复议。朝阳人社局于2015年11月3日立案受理后，因张富泉提出对《具体办法》的合法性审查，朝阳人社局向张富泉作出《行政复议中止通知书》，中止张富泉提出的行政复议案件的审查。2015年11月6日，朝阳人社局向朝阳社保中心作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2015年12月17日，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朝阳人社局出具《行政复议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意见书》，确认《具体办法》合法有效。2015年12月24日，朝阳人社局作出《行政复议恢复审理通知书》，恢复对张富泉提出的行政复议案件的审查。2015年12月30日，朝阳社保中心向朝阳人社局提交《行政复议答辩状》及证据材料。朝阳人社局于2016年1月29日作出《复议决定书》，维持了朝阳社保中心作出的被诉《告知书》。张富泉不服，即诉至一审法院。
另查，2001年4月至2006年3月期间，张富泉有社会保险缴费记录。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参照《社会保险稽核办法》、《北京市社会保险稽核实施细则（试行）》的相关规定，县级以上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社会保险稽核工作，社会保险稽核实行地域管辖，各级经办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参保缴费单位的稽核。《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规定，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申请人可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本案中，张富泉投诉单位的工商登记注册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故朝阳社保中心针对张富泉提出的投诉具有进行稽查、核实并出具稽核意见的法定职责。朝阳人社局作为朝阳社保中心上一级主管部门，具有受理张富泉的复议申请，并进行审查的法定职权。
本案审理过程中，张富泉明确表示其对被诉《告知书》中的第一项和第三项没有异议，仅对第二项有异议，一审法院经审查后对上述第一项和第三项答复予以支持。关于被诉《告知书》中的第二项答复，一审法院认为，《具体办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2005年缴费年度（含）前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不再变更。《关于做好社会保险费“统一征缴，一单托收”相关准备工作的通知》第二条规定，自2003年起各项社会保险的缴费基数统一为每年的4月1日，缴费基数使用年度统一为当年4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本案中，因2001年4月至2006年3月期间，张富泉有社会保险缴费记录，朝阳社保中心根据上述规定，告知张富泉单位无法补缴该期间的社会保险基数差符合上述规定，法院不持异议。关于张富泉提出的《具体办法》不具有合法性的主张，因该规范性文件的效力已经被法院生效判决所确认，故张富泉的该主张法院不予支持。
朝阳人社局在接到张富泉的复议申请后，经审查予以受理，在法定期限内通知张富泉，依法履行中止程序，并在中止事由消除后及时恢复审查，作出复议决定并履行了送达程序，朝阳人社局履行复议程序并无不当，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张富泉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张富泉的全部诉讼请求。
张富泉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本院，其上诉理由为：一、2015年10月向朝阳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后，对《具体办法基数不变条款》与上位法对比，发现整个北京市范围内行政行为出现了不合法的一面，即《执行具体办法基数不变条款的“对违规基数差不再补缴行为”》不合法：1.《具体办法基数不变条款》有上位法的合法性授权一面。上位法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183号《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规定》（以下简称《183号令》）第三十四条规定：“城镇职工最低缴费工资基数、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缴费基数逐步调整到位。具体调整办法由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制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施行。”同时与《具体办法》第四条“关于调整最低缴费基数的过渡办法”相呼应，即调整的是地方政府最低缴费基数，即以前低于《具体办法》标准的也不再调整。上位法《183号令》第十六条第三款、《具体办法》第四条、第六条第一款第二款形成了针对应缴未缴行为有授权的完整补缴办法，是对上位法的正确贯彻。2.《具体办法》整个文件，没有“未足额交纳基数差”方面的文字表述，解读为部分时段未足额缴纳行为不再补缴是文件规定，是对实际误操作行为的辩解。上位法《183号令》第十六条第三款授权“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具体办法由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制定”。明显不是对《执行具体办法基数不变条款的“对违规基数差不再补缴行为”》的授权。《具体办法》既没有以前未足额缴纳的规定，也没有以后未足额缴纳的规定。北京市社保机构整体具体行为错误的理解和执行了《具体办法基数不变条款》，形成了《执行具体办法基数不变条款的“对违规基数差不再补缴行为”》焦点问题，如果市社保局认定《具体办法基数不变条款》是“隐含性条款”，那么，就目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列出的证据可说明该“隐含性条款”违反上位法。二、一审法院行政判决书存在的问题：1.一审法官用“规范性文件的效力”排除执行按规章审理行政案件规定责任，采用与上诉人不存在任何关系的他人的“法院生效判决”作为解释执行部门规定实际行为的合法性，超出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赋予权力，实为无效证据。2.《一审行政判决书》“因该规范性文件的效力已经被法院生效判决所确认”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没有参照规章审理行政案件。上位法《183号令》规定企业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或者不按时足额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所谓改正，则应当是补缴。第三十条第2项规定“企业给被保险人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造成损失的，被保险人有权要求企业赔偿”。就上诉人而言，可理解为未足额缴纳致社保基金个人账户未能计入相应时间银行存款的利息，影响到养老金数额的损失。这一严谨保护被保险人权益的规定，不可以理解为可把社保机构的征缴责任转化为通过法院赔偿处理。3.法官判案未采用《具体办法》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的结果。一审判决书写有“被告…证据能够证明…情况，本院予以采纳”与庭审情况不符。一审法官采用了一个不公正的生效判决为证据审判本案，超出了法律赋予法官的审判权。4.他人案例作为上诉人的判案依据，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条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原则。引用他人案例，相当于案例法判案，与中国实际不符。生效的判决并非全然等同正确合法的判决，引用错误判决的后果将是，个案损害合法权益人利益的行为转化社会化群体人合法权益的被侵害。5.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第六十八条的规定。6.引用案例与上诉人案件争议焦点不同，焦点的偏差会产生错误的判决，再参考引用的结果仍然是一个错误判决。7.法官关于本行政判决书生效后，可作为向民事诉讼求得赔偿的证据是不成立的观点，北京法院民事诉讼已出具生效不受理的裁定书，明确指向行政解决。三、引用法院生效判决书，文字表述展现的重大问题，显示为不合法判决，对其他案件不具有正面参考作用，经过阅读，判决结果违背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发现以下两个缺陷：1.全文看不出有市社保中心对《执行具体办法基数不变条款的“对违规基数差不再补缴行为”》合法化的确认及举证。2.若“隐含性条款”说法成立，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参照规章审理行政案件规定，主观判断没有考虑《北京市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监督办法》不得限制法律、法规、规章赋予公民权力的规定，作出了错误的判决。四、针对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二审《民事裁定书》明确指向行政解决的观点，本行政一审法官未予关注。从法律冲突适用的规则角度看问题，上诉人认为就目前的法律规定、社会保险基数差数额计算的专业性、易操作性，北京市社保机构补缴基数差的责任无可推辞。若存在困难，从地方实际出发角度解决问题，需要司法民事程序支持时，则应当与法院协商出一个支持办法。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判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
朝阳社保中心和朝阳人社局均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予以维持。
朝阳社保中心在举证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一、证据材料：1.《社会保险稽核接待投诉登记表》;2.张富泉身份证及户口本复印件;3.（2015）朝民初字第05905号《民事判决书》、（2015）三中民终字第07013号《民事判决书》。证据1—3用以证明张富泉到朝阳社保中心投诉其社保问题。4.《稽核通知书》；5.《询问笔录》5份。证据4—5用以证明朝阳社保中心对社保问题立案并开展调查。6.《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7.《社会保险登记证》复印件；8.《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9.《授权委托书》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10.××公司提供的记账凭证、工资表等复印件。6—10用以证明单位接受稽核调查并向朝阳社保中心提供稽核所需材料。11.《稽核整改意见书》，用以证明调查结束后对单位出具调查结果。12.补缴明细表、补缴汇总表及缴费发票复印件，用以证明单位已依照整改意见办理补缴。13.《告知书》及送达回证，用以证明朝阳社保中心告知张富泉终止案件部分时间段办理情况及送达情况。
二、法律依据：1.《社会保险稽核办法》；2.《具体办法》；3.《关于做好社会保险费“统一征缴，一单托收”相关准备工作的通知》；4.《北京市劳动局关于贯彻实施<北京市企业城镇劳动者养老保险规定>有关问题的处理办法》。朝阳社保中心用以上依据说明其适用法律正确。
朝阳人社局在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和法律依据：
一、证据材料：1.《社会保险行政复议申请书》；2.张富泉的身份证复印件；3.《告知书》；4.《行政复议答辩状》；5.证据清单及证据材料；6.《行政复议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意见书》；7.《行政复议接待收取证据材料清单》；8.《行政复议接待登记表》；9.《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10.《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送达回证；11.《组织机构代码证》、《法人证明》、授权委托书等；12.《行政复议中止通知书》及《送达回证》；13.《行政复议恢复审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14.《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朝阳人社局以上述证据证明其履行复议程序正确。
张富泉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在举证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一、证据材料：1.（2016）京03民终4386号《民事裁定书》；2.《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核准表》；3.2015年6月公布的利率表；4.《2015年4—9月多缴医疗保险个人信息查询表》。张富泉以上述证据证明朝阳社保中心应当要求单位为其补缴社会保险基数差。
二、法律依据：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逐条解读（完整版）》；2.《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的理解与适用》；3.《关于进一步规范社会保险稽核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京社保发[2008]38号）。张富泉以上述依据说明朝阳社保中心适用法律错误。
经庭审质证，一审法院对证据作如下认证：
1.张富泉提交的证据不具有证明被诉《告知书》违法的证明效力，法院不予采信；2.朝阳社保中心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接到张富泉投诉后，开展稽核检查、作出处理及告知的情况，法院予以采纳；3.朝阳人社局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履行行政复议程序的情况，法院予以采纳。
一审法院已将当事人提交的证据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本院认为一审法院的认证意见正确，予以确认。
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参照《社会保险稽核办法》、《北京市社会保险稽核实施细则（试行）》的相关规定，朝阳社保中心作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辖区内参保缴费单位的社会保险稽核工作，对张富泉针对补缴社会保险基数差的投诉具有调查并出具处理意见的法定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规定，朝阳人社局作为朝阳社保中心上一级主管部门，具有受理张富泉的复议申请，并进行审查的法定职权。
因张富泉仅对《告知书》中的第二项答复有异议，经审查，本院对《告知书》中第一项和第三项答复的合法性予以确认。
关于被诉《告知书》中的第二项答复，本院认为，《具体办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2005年缴费年度（含）前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不再变更。《关于做好社会保险费“统一征缴，一单托收”相关准备工作的通知》第二条规定，自2003年起各项社会保险的缴费基数统一为每年的4月1日，缴费基数使用年度统一为当年4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本案中，张富泉要求补缴的是2001年4月至2006年4月的社会保险基数差，因2001年4月至2006年3月期间，张富泉有社会保险缴费记录，故朝阳社保中心根据上述规定，告知张富泉××公司无法补缴其2001年4月至2006年3月的社会保险费基数差符合上述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张富泉对《具体办法》所持异议，本院同意一审法院的相关认定。此外，朝阳人社局在受理上诉人行政复议申请后的复议程序，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相关规定。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张富泉的全部诉讼请求正确，本院应予维持。张富泉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张富泉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贾志刚
代理审判员 冯秋丽
代理审判员 王 菲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张 怡
书 记 员 刘 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