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8）沪02行赔终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包某1，男，2005年5月3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宝山区。
法定代理人包某2(系包某1之父)，1961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刘行派出所，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
负责人奚克竞。
委托代理人潘骏，男。
上诉人包某1因行政赔偿一案，不服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3行赔初7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4年9月4日晚，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刘行派出所(以下简称“刘行派出所”)民警章黎明致电宝山区顾村镇菊泉新城第二居委会书记李梅珍，要求其派居委会工作人员陪同包某1至刘行派出所处了解情况。后李梅珍与另一名居委会工作人员徐艳至包某1家门口，民警敲门后，包某1一个人在家，包某1在李梅珍和徐艳的陪同下一起乘坐警车去刘行派出所。民警将其三人带至一间房间内，在李梅珍和徐艳在场的情况下和包某1谈话，但当天未对包某1制作谈话笔录。谈话完毕后，由民警开车，李梅珍和徐艳陪同，将包某1送回家。当天晚上包某1一人在家，其父包某2因脚背被邻居砸伤而至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治疗。2016年4月18日、5月9日、9月2日，包某1至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就诊，被诊断为“童年情绪障碍”。2017年6月23日，包某1法定代理人向刘行派出所邮寄一份赔偿申请书，以包某1因2014年9月4日晚被刘行派出所民警带至刘行派出所处，导致包某1受到严重惊吓，精神大受刺激，并于2016年4月18日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检查确诊为：中度童年情绪障碍，后又导致包某1因此休学，并无故跌倒，造成右尺骨开放性骨折为由，要求刘行派出所赔偿精神损害费50,000元，休养等经济赔偿10,000元。但刘行派出所始终未予答复。包某1不服，故于2017年9月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刘行派出所赔偿精神损害费50,000元、心理治疗、休养费10,000元、交通费1,860元，共计61,860元。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一条的规定，询问未成年人时，应当通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到场，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能到场的，也可以通知未成年人的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并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本案中，因包某1父亲在医院接受治疗，故刘行派出所询问未成年的包某1时，通知包某1居住地基层组织的代表到场，并无不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包某1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应当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而本案中，包某1被带至刘行派出所处询问情况近两年后才被诊断为“童年情绪障碍”，包某1亦未举证证明刘行派出所行为与包某1的病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综上，刘行派出所并无违法行使职权侵害包某1合法权益的行为，包某1主张的各类损失亦不能证明与刘行派出所有关，故包某1诉请要求刘行派出所给予国家赔偿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包某1的赔偿请求。判决后，包某1不服，上诉于本院。
上诉人包某1上诉称：一审判决应予撤销。事发之时，刘行派出所未通知包某1父母到场，事后也未留下任何记录在案，作为居住地基层组织也未留下工作日志加以说明。刘行派出所的行为导致上诉人患病，应承担赔偿责任。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
被上诉人刘行派出所辩称：1.包某1提出的赔偿诉讼申请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诉讼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本案事发在2014年9月，包某1事隔近3年提出赔偿诉讼申请已经超过了两年诉讼时效。2.包某1上诉提出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包某1上诉所称刘行派出所使用威吓、诱骗的方式对其制作笔录，造成其精神异常，但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因此，包某1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二审法院应予以驳回。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审理期间，包某1法定代理人包某2提出对包某1所患“童年情绪障碍”是否系刘行派出所行为造成进行司法鉴定，并申请涉案居委会工作人员李梅珍、徐艳出庭作证。
本院另查明，2017年8月24日，包某1母亲张某某签署授权书载明，其因身患癌症，目前仍在靠药物调理、治疗，又居住在湖南长沙，勉力带儿子包某1生活、学习，故不能参与包某1在一审法院的诉讼。
2017年11月21日，一审法院至宝山区顾村镇菊泉新城第二居委会，向该居委会书记李梅珍进行调查并制作谈话笔录，李梅珍在详细陈述事实经过后，表示：“……总而言之,我们居委会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把当天发生的情况向法院陈述。”李梅珍、徐艳均在该笔录上签名，并加盖了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菊泉新城第二居民委员会印章。一审判决中关于涉案事实经过的内容，即系以该谈话笔录记载的内容为基础。一审法院已将该谈话笔录在一审庭审中向双方当事人出示并进行了质证。
2017年12月18日，一审庭审中，包某1法定代理人包某2陈述，包某1于2016年4月因儿童情绪障碍休学，同年9月23日复学，仍就读五年级。其在回答法官关于包某1现在的精神状态如何的询问时，包某2回答“目前孩子在长沙正常学习生活。”
本院再查明，包某1系于2017年9月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2018年1月5日，其向一审法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请求对包某1的“童年情绪障碍”与刘行派出所相关行为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进行司法鉴定。
本院认为，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故赔偿请求人取得国家赔偿，须有赔偿义务机关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情形存在，并造成其实际损害，且侵权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从本案查明事实可以看出，包某1的母亲张某某长期在湖南长沙生活。2014年9月4日，包某1系随父亲包某2在上海生活。基于此状况，一审判决关于因包某1父亲当日在医院接受治疗，故刘行派出所询问包某1时通知包某1居住地基层组织的代表到场并无不妥的认定，本院予以认可。因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询问行为未违反法律规定，不存在侵犯上诉人合法权益的情形，且上诉人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患病、休学系因被民警带至派出所询问而引发，故其行政赔偿请求不符合《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
关于包某1于一审庭审后提出的司法鉴定申请，由于超出了法定举证期限，故一审法院对其申请未予准许，并无不当。二审审理期间，包某1再次提出鉴定申请，本院依法不予准许。更何况，包某1的“童年情绪障碍”系在事隔近两年方被诊断，导致情绪障碍的起因具有复杂性，时间间隔越长，其对应关系的识别困难越大，尤其是包某1现在已正常学习和生活，其司法鉴定申请也不具有可行性。
此外，关于涉案事发经过的事实情况，一审法院已向包某1居住地基层组织相关人员进行了核实，制作了调查笔录，并经庭审向当事人出示质证。在没有新的相反证据的情况，二审审理期间包某1关于通知相关人员出庭作证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赔偿请求缺乏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法官助理王梓焱
审判长 江 南
审判员 姚倩芸
审判员 陆晓波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谭晓珺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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