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新民二终字第16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贾多满，男，汉族，1966年9月26日出生，系新疆新发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
委托代理人：新疆元正律师事务所。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门支行。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法定代表人：李建军，该支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天阳（北京）律师事务所。
原审第三人：乌鲁木齐金牛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冯立社，该公司董事长。
原审第三人：冯立社，男，汉族，1958年11月7日出生，系乌鲁木齐金牛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原审第三人：新疆新发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法定代表人：贾多满，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杜晓光，女，汉族，1953年12月1日出生，系该公司工作人员，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
上诉人贾多满与被上诉人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门支行（以下简称商业银行）及原审第三人乌鲁木齐金牛投资有限公司（金牛公司）、原审第三人新疆新发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发公司）、原审第三人冯立社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前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6日作出（2013）乌中民二初字第110号民事裁定。宣判后，贾多满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3月18日作出（2014）新民二终字第28号民事裁定，指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本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5日作出（2014）乌中民二初字第144号民事判决。宣判后，贾多满仍不服，再次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贾多满的委托代理人新疆元正律师事务所，被上诉人商业银行的委托代理人天阳（北京）律师事务所，原审第三人新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杜晓光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金牛公司、原审第三人冯立社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一、2007年10月8日，金牛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新发公司将其持有的金牛公司2400万元出资转让与冯立社。2007年11月8日，新发公司与冯立社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新发公司将所持有的金牛公司4%股权转让冯立社，共计2400万元。依据上述《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合同》，金牛公司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正并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贾多满提交新发公司2007年10月24日《股东会决议》和《章程修正案》及金牛公司与贾多满签订无落款时间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和《章程修正案》，记载新发公司股东会同意金牛公司将其持有的新发公司20.41%股权共计2400万元转让与贾多满，新发公司据此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正。《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金牛公司将所持有的新发公司2400万元股权（占注册资本的13%）转让与贾多满。
三、贾多满提交2007年10月贾多满与新发公司、金牛公司、冯立社共同签订的一份《协议书》（以下简称四方协议），该协议约定：鉴于金牛公司和新发公司互相出资2400万元，互为股东，现经双方协商将在对方的出资转让与对方的法定代表人贾多满、冯立社名下，并已签订转让协议，双方就转让价格及形式约定如下：转让价格均按双方原出资2400万元计算，经互相折抵后互不支付。
四、2009年1月9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向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2009）乌中立保字第1、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金牛公司持有的新发公司2400万元股权（持股比例20%）。
五、2012年6月8日，新发公司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并于2012年7月3日申请撤回执行异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7月5日作出（2012）乌中执监字第147号执行裁定书，准许新发公司撤回执行异议。
2012年7月3日，贾多满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8月21日作出乌中执监字第151号执行裁定书，驳回贾多满的异议。
六、2009年3月，新发公司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金牛公司作为新发公司股东参与相关事项的决议。2011年11月，新发公司办理企业名称、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经营范围变更登记手续，金牛公司作为新发公司股东参与相关事项的决议。
原审法院认为，有限公司股权是投资人基于其投资而享有的一种权利，该权利既包括分配红利、可依转让股权取得对价等财产权利，也包括参与公司管理、决策等非财产权利。因此，有限公司股权不同于一般的动产权利和不动产权利，如股权因转让而发生变动，该权利的转移也有其特定的要求，一般认为应当以股权的实际交付作为权利转移的界定标准。股权的实际交付不仅应当对所转让股权的证明形式进行相应的变更，如股东名册的变更，还应当以受让股东实际行使各项股东权利为实体权能转移的标准。除此之外，股权转让必须办理企业工商变更登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要求，未经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上述交付条件均成就后，股权才能实现法律上、实体上的真正转移。企业工商变更登记虽然不具有设权登记的效力，但其具有对善意第三人宣示股东资格的证权功能毋庸置疑，第三人有理由信赖企业工商登记材料的真实性。如由于未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导致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企业登记情况与实际权利情况不一致，应当优先保护善意第三人因合理信赖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而作出的行为效力。
本案中，贾多满诉请要求确认其取得金牛公司依四方协议所转让的新发公司2400万元股权，但未能提供其受让该股权的有效协议，其所提供的四方协议未在金牛公司和新发公司企业工商登记档案中备案，同时亦无证据证明相关股权转让行为确系依据四方协议而进行。贾多满提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头民二初字第268号案件开庭笔录摘抄，拟以此证明金牛公司认可四方协议，但由于该案件因原告申请撤回起诉而未形成生效判决，故该证据对本案不具有相应的证明力。贾多满自认于2009年6月22日与金牛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早于2009年1月9日就已查封金牛公司所持新发公司20%股权，上述协议因所涉股权已被司法限制而未生效，相关股权至今仍登记在金牛公司名下。另外，根据新发公司企业工商登记档案备案资料显示，金牛公司在其所持股权被查封后的2009年3月、2011年11月仍作为新发公司股东行使股东权利。综上，贾多满既未就拟受让股权签订有效的转让协议，实际上也没有依拟受让的股权行使任何股东权利，其要求确认已取得金牛公司所转让新发公司2400万股权并要求停止对该股权执行之诉请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之规定，遂判决：驳回贾多满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1800元（贾多满已预交），由贾多满负担。
贾多满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原审对四方协议未予认定明显错误。1、四方协议真实存在，有四方在该协议中的签字盖章确认。商业银行否认该协议的真实性，应提交相反的证据或对该协议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原审未按民事诉讼法及证据规则的要求认定证据，仅以商业银行的否认意见作为认定标准，明显有误。2、四方协议与本案认定事实的其他证据具有关联性，如排除四方协议的真实性，则本案中其他所有证据（包括商业银行提交的证据）均无法成立。四方协议的核心内容为股权互换，无需相互支付对价。原审认可新发公司转让股权给冯立社，却否认金牛公司转让股权给上诉人，既不能成立也不符合常识。如否认四方协议及金牛公司给上诉人转让股权，则无法解释新发公司转让给冯立社的股权并不存在实际交付的对价。3、四方协议及关联证据足以形成证据链证实金牛公司所持新发公司的股权已转让给上诉人，新发公司同意金牛公司将股权转让给上诉人，上诉人享有该股权的所有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法院（2011）头民二初字第268号案件开庭笔录记载，金牛公司证实四方协议的真实性。该笔录应当作为金牛公司认可四方协议的证据，该证据与是否形成生效判决无关，原审对此认定有误。四方协议的签订是基于金牛公司与新发公司存在股权互持及股权互换，法律未要求此类协议在工商登记机关进行备案，原审对此认定明显有误。4、上诉人在2007年股权转让后一直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在准备办理手续时，为避免麻烦，2009年6月22日又与金牛公司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合同》。原审忽略上诉人所述2009年《股权转让合同》的由来，忽略2007年已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事实，有失公正。二、原审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有误。1、股权转让的生效要件为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并非工商机关的登记生效。工商备案登记仅是对外的公示作用，不能作为股权转让是否生效及成就的标准。涉案四方协议达成时，双方的股权转让已经达成，新发公司未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不影响股权的权属。2、股权未能办理变更登记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的前提条件是：第三人是善意的，上诉人在得知商业银行提起强制执行时提出了执行异议，此时商业银行已其不能再认定为是善意的第三人；其次，善意第三人的权利具备对抗性必须是在其已实际取得股权的前提下。而本案中商业银行在2009年1月9日仅是通过诉前保全的方式查封了金牛公司的股权，该查封亦未通知到新发公司。查封仅是股权受限并未确定权属，因此使新发公司无法完成股权的变更登记，查封后的行为与四方协议不存在矛盾之处，原审不应以至今未办理变更登记而否定股权转让的事实。3、原审以工商登记对于第三人的宣示功能及优先保护善意第三人为由，以工商登记机关登记情况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标准明显有误。且商业银行亦不能被认定为是善意第三人。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商业银行口头答辩称，1、原审法院的查封行为符合法律规定。2、涉案四方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均不应予以确认。3、股权变更未经变更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当应予驳回，维持原判。
新发公司口头发表意见称，四方协议真实存在，合法有效且已实际履行，金牛公司和冯立社对此均认可。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二审庭审中，贾多满提交2009年6月29日股权变更登记的工商登记档案一份，拟证明贾多满、新发公司对法院查封股权不知情，工商登记部门未将查封的信息公示给贾多满、新发公司，明确显示办理变更手续，与本案2009年6月22日的《股权转让合同》有对应性；2010年2月2日贾多满转让给金牛公司是基于工商登记部门的要求。商业银行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关联性不认可，不能证明贾多满拟证明的问题，也无法一一对应，即便是一一对应也是工商局对自己行为的纠正，应视为该行为根本没有发生过。新发公司同意贾多满的意见。
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中，贾多满上诉称涉案四方协议是相关股权转让的依据，但是从金牛公司的工商档案资料来看，金牛公司是依据2007年10月8日的《股东会决议》及2007年11月8日的《股权转让合同》办理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该股权转让行为已依法发生法律效力。该股权转让行为是否存在实际交付的对价不影响其法律效力。贾多满无证据证明上述股权转让与四方协议的关联性。同时，从贾多满提供的无落款时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及新发公司2007年10月24日的《股东会决议》和《章程修正案》的内容来看，亦无法确认该股权转让与四方协议的关联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变更股东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并应当提交新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故上述《股东会决议》和《章程修正案》不足以认定涉案贾多满已依法取得金牛公司的股权。贾多满提交的涉案四方协议仅载明时间为2007年，而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则未载明日期。根据上述行政法规的规定，新发公司应于变更股东之日起30日内向原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但新发公司实际在原审法院于2009年1月9日查封金牛公司所持新发公司20%股权时，仍然未办理变更登记。而且，根据新发公司的工商档案资料显示，2009年3月及2011年11月，金牛公司仍然在作为新发公司的股东行使股东的权利。因此，原审法院根据上述事实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贾多满提交的涉案四方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未予确认，并认定贾多满既未就拟受让股权签订有效的转让协议亦未就拟受让股权行使股东权利，对其诉讼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贾多满二审时提交的2009年6月29日变更股东的工商登记档案资料，因该行为发生在法院查封股权之后，且亦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于2010年2月2日予以纠正。故，本院对该证据依法不予采信。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2011）头民二初字第268号案件发生在法院查封金牛公司所持新发公司20%股权之后，虽然该案开庭笔录记载，金牛公司认可涉案四方协议，但该案未形成生效判决，金牛公司的陈述未依法经过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故原审法院对该证据在本案中的证明力未予认定，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股权转让系公司股东间的内部事务。本案中，商业银行并非新发公司的股东，亦无证据证明其知晓贾多满与金牛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其是作为金牛公司的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申请的强制执行。原审法院认定商业银行系贾多满与金牛公司之间股权转让的善意第三人，并认定在未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导致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企业登记情况与实际权利情况不一致的情况下，应当优先保护善意第三人的行为效力，并无不当。
综上，贾多满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1800元（贾多满已预交），由贾多满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毛惠娟
代理审判员 李东风
代理审判员 陈建红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斯 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