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8）闽01刑终426号
原公诉机关福建省罗源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杏芬，女，1966年6月26日出生于浙江省象山县,汉族，小学文化，无业，住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贤庠镇。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于2017年5月2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福州市第二守所。
辩护人李丹、卓慕清，福建福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曙光，男，1962年9月12日出生于浙江省象山县，汉族，初中文化，无业，住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贤庠镇。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于2017年5月2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罗源县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朱月明，男，1965年8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象山县,汉族，小学文化，无业，住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贤庠镇。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于2017年5月2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罗源县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婧怡，女，1988年4月12日出生于浙江省象山县,汉族，大学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南屏路，现住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贤庠镇。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于2017年5月2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福州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陈建民，浙江象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章东林，男，1960年7月9日出生于浙江省象山县，汉族，小学文化，无业，住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贤庠镇。因犯行贿罪，于2010年12月28日被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判处拘役四个月，缓刑六个月。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于2017年4月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罗源县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罗利华，男，1967年1月5日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市，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现住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于2017年4月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罗源县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朱锦良，男，1966年9月2日出生于浙江省象山县，汉族，小学文化，无业，住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贤庠镇。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于2017年3月3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罗源县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姚雷，男，1985年3月16日出生于安徽省阜阳市，汉族，初中文化，无业，住安徽省阜阳市颖州区九龙镇。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于2017年3月3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罗源县看守所。
辩护人孙德光，福建臻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明楚，男，1969年7月6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市，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浙江省余姚市泗门镇陶家路村，现住浙江省余姚市乡泗门镇。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于2017年3月3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罗源县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季某某，男，1994年4月4日出生于浙江省天台县，汉族，初中文化，无业，住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龙溪乡岭下村。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于2017年5月1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罗源县看守所。
辩护人马燕玲，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傅彩虹凌，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傅某龙，男，1969年12月16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市，汉族，初中文化，无业，住浙江省余姚市临山镇兰海村。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于2017年3月3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罗源县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冯某芳，男，1963年11月17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市，汉族，高中文化，无业，住浙江省余姚市黄家埠镇黄家埠村。因赌博于2009年6月5日被浙江省余姚市公安局黄家埠派出所处以罚款人民币200元。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于2017年3月3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罗源县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赵某海，男，1989年7月12日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市，汉族，小学文化，无业，住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赵家新村。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于2017年3月3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罗源县看守所。
辩护人林欣，福建臻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丁某芳，男，1964年4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市，汉族，高中文化，无业，住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于2017年3月3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罗源县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黄某丽，女，1963年12月5日出生于浙江省象山县，汉族，小学文化，无业，住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贤庠镇。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于2017年4月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福州市第二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陈某坚，男，1981年2月26日出生于浙江省天台县，汉族，初中文化，无业，住浙江省天台县坦头镇。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于2017年5月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罗源县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陈某松，男，1982年10月13日出生于浙江省天台县，汉族，初中文化，无业，住浙江省天台县坦头镇东陈村。因犯交通肇事罪，于2005年10月10日被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于2017年5月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罗源县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强某燕，女，1979年3月10日出生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汉族，初中文化，无业，住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惠农区。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于2017年3月3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8日被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强某龙，男，1976年10月1日出生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汉族，初中文化，无业，住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惠农区。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于2017年3月3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5日被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杨某英，女，1973年6月19日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市，汉族，初中文化，无业，住浙江省诸暨市大唐镇柱峰村。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于2017年3月3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5日被取保候审。
福建省罗源县人民法院审理福建省罗源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黄杏芬、黄曙光、朱月明、黄婧怡、黄某丽、章东林、罗利华、陈某松、朱锦良、陈某坚、姚雷、陈明楚、傅某龙、赵某海、季某某、强某燕、冯某芳、丁某芳、强某龙、杨某英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于2018年1月2日作出(2017)闽0123刑初299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黄杏芬、黄曙光、黄婧怡、章东林、朱月明、罗利华、朱锦良、姚雷、陈明楚、傅某龙、赵某海、季某某、丁某芳、冯某芳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审阅上诉状，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认定：被告人黄杏芬、黄曙光夫妇于2013年10月左右在安徽省合肥市滨湖新区加入“1040阳光工程”（也称自愿连锁经营业）传销组织，随后通过不断发展下线壮大团队。2013年12月该传销团队转移至江西省南昌市象湖新区，次年3月又转移至福建省罗源县滨海新城。该传销组织采取“五级三晋制”的纯资金运营模式，谎称“1040阳光工程”是受国家政策扶持，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的国家项目，竭力宣传每个参与人员缴纳人民币（下同）69800元的全额入门费后，只要层层发展下线，经过两、三年的资金运作后便可赚到1040万元，从而诱骗新人不断加入。
该传销组织等级森严，分工明确，实行层层管理、层层负责、层层汇报的管理架构模式，至少设立了区长、申购老总、能力老总、自律老总、直总、大总管、自律总管、申购总管、能力总管、自律配合、能力配合、经晨总管等职务，并明确相应的职务职责；以召开老总会、经理会、晨会、“家庭”会等形式加强对组织的管理、协调、宣传、培训等方面工作，以达到管理控制、发展壮大、牟取利益的目的。其中，区长主要负责听取各个老总的工作情况汇报、负责将所谓的“1040阳光工程”体系指示精神传达到每一位老总，并层层落实执行到各自下面的家庭团队等整个区团队的全面工作；能力老总主要负责听取各能力总管的工作汇报并给予指导、抓典型事例经验学习及培训工作、负责向区长汇报能力促进等全面提升整个区团队能力方面的具体工作；自律老总主要负责将所谓的“1040阳光工程”体系自律方面的精神传达到下面的每一位自律总管、听取各自律总管的工作汇报并给予指导、督促自律工作的管理、负责向区长汇报自律管理方面等全面提升整个区团队纪律监管方面的具体工作；直总是大总管的直接上级，主要负责其听取下属大总管、自律总管、能力总管、经晨总管等职能人员的有关工作情况汇报，以及针对出现的问题组织人员进行商讨对策等家庭各方面的工作；大总管对直总负责，起上传下达作用，主要负责各个职能总管间的管理协调以及下面团队的全面工作；自律总管向大总管汇报工作，主要负责对违规违纪的业务员进行罚款处罚等团队业务员纪律方面的工作；能力总管向大总管汇报工作，主要负责与下面团队业务员的学习与能力提高方面的相关工作；自律配合主要负责配合自律总管开展工作，在自律总管不在时代替其履行工作；能力配合主要负责配合能力总管开展工作，在能力总管不在时代替其履行工作；经晨总管主要负责组织新加入人员学习“行业”的《经管二十条》等规章制度方面的工作。
被告人黄杏芬于2013年10月左右作为黄某娜的直接下线在安徽省合肥市滨海湖新区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发展了直接下线徐甲、沈某芬、黄曙光，间接下线黄某丽、章东林、黄婧怡等150人以上，层级达18级，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837万元，于2015年1月左右上总，曾担任直总职务，从2015年1月14日至2017年4月15日共收到抽成502279元。
被告人黄曙光于2013年10月份左右作为黄杏芬的直接下线在安徽省合肥市滨湖新区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发展了直接下线黄婧怡、黄某丽、杨来福，间接下线裴某利、陈某松、章东林等150人以上，层级达17级，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830万元，于2015年1月左右上总，曾担任大总管、直总职务，从2015年1月14日至2017年4月15日共收到抽成454585元。
被告人朱月明于2013年下半年作为章东林的直接下线在安徽省合肥市滨湖新区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发展了直接下线叶某芬、朱某、罗利华，间接下线朱锦良、范某芳、姚雷等90人以上，层级达14级，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447万元，于2015年7月左右上总，曾担任能力总管、大总管、直总、能力老总、区长等职务，从2015年5月14日至2017年3月14日共收到抽成786606元。
被告人黄婧怡于2014年6月左右作为黄曙光的直接下线在安徽省合肥市滨湖新区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发展了直接下线徐某、张某杭、裴某利，间接下线陈某松、陈某坚、邱某鹏等60人以上，层级达13级，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384万元，于2015年11月左右上总，曾担任大总管、直总、区长等职务，从2015年1月14日至2017年3月14日共收到抽成655733元。
被告人黄某丽于2013年下半年作为黄曙光的直接下线在安徽省合肥市滨湖新区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发展了直接下线章东林、韩某穗、石某香，间接下线朱锦良、罗利华、姚雷等100人以上，层级达16级，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468万元，于2015年1月左右上总，曾担任大总管、直总职务，从2015年6月14日至2017年3月14日共收到抽成307607元。
被告人章东林于2014年初作为黄某丽的直接下线在安徽省合肥市滨湖新区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发展了直接下线黄某弟、章某敏、朱月明，间接下线朱锦良、罗利华、姚雷等90人以上，层级达15级，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451万元以上，曾担任直总、自律老总等职务，从2015年5月14日至2017年2月14日共收到抽成338752元。
被告人陈某松于2014年8月份左右作为黄婧怡的直接下线在安徽省合肥市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发展了直接下线陈某坚、吕某菊、齐某兵，间接下线邱某鹏、陈某添、季某某等65人以上，层级达11级，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377万元，于2016年4月左右上总，曾担任自律总管、大总管、直总等职务，从2016年12月14日至2017年4月15日共收到抽成126988元。
被告人罗利华于2013年底作为叶某芬的直接下线在安徽省合肥市滨湖新区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发展了直接下线范某芳、成某治、陈某利，间接下线陈明楚、傅某龙、冯某芳等50人以上，层级达10级，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234万元，于2016年7月左右上总，曾担任能力总管、自律总管、大总管、直总等职务，从2015年5月14日至2017年3月14日共收到抽成132748元。
被告人朱锦良于2014年5月作为叶某芬的下线在江西省南昌市湖新区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发展了直接下线冯某江、强某燕、陈某佳，间接下线姚雷、赵某海、强某龙等30人以上，层级达12级，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210万元，于2016年4月左右上总，曾担任大总管、直总等职务，从2015年5月14日至2016年6月14日共收到抽成71476元。
被告人陈某坚于2014年9份左右作为陈某松的直接下线在江西省南昌市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发展了直接下线邱某鹏、陈某洋、卢某林，间接下线季某某、丁某珠、杨某兰等35人以上，层级达7级，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195万元，于2017年1月左右上总，曾担任大总管、直总等职务，从2016年7月14日至2017年4月15日共收到抽成116005元。
被告人姚雷于2014年5月份作为陈海琼的直接下线在安徽省合肥市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发展了直接下线刘某、陈甲、尚某伟，间接下线赵某海、赵某禹、杨某英等29人以上，层级达10级，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142万元，经理级别，曾担任自律总管、大总管等职务，从2015年6月14日至2016年1月14日共收到抽成25287元。
被告人陈明楚于2015年4月份作为范某芳的直接下线在罗源县滨海新城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发展了直接下线王某夫、傅某龙、朱某英，间接下线冯某芳、丁某芳等20人以上，层级达8级，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102万元，经理级别，曾担任大总管职务，从2015年5月14日至2017年2月14日共收到抽成36338元。
被告人季某某于2015年11月份左右作为邱某鹏的直接下线在罗源县滨海新城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活动，发展了直接下线戴某鹏、叶某彬、齐某能，间接下线叶某委、杨某兰、汤某俊等20人以上，层级达5层，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103万元，经理级别，曾担任自律配合、自律总管等职务，从2015年12月14日至2017年4月14日共收到抽成102086元。
被告人傅某龙于2015年5月份左右作为陈明楚的直接下线在罗源县滨海新城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发展了直接下线冯某芳、章某娥，间接下线张某玲、丁某芳等18人以上，层级达7级，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87万元，经理级别，曾担任自律总管职务，从2015年5月14日至2017年3月14日共收到抽成58273元。
被告人赵某海于2016年6月份左右作为尚玉伟的直接下线在罗源县滨海新城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发展了直接下线赵某禹、何某明、黄某丽，间接下线杨某英、黄某娟、戚某军等16人以上，层级达8级，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65万元，经理级别，曾担任自律总管职务，从2015年6月14日至2016年4月14日共收到抽成20867元。
被告人强某燕于2015年8月份作为朱锦良的直接下线在罗源县滨海新城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发展了直接下线强某龙，间接下线张某庭、刘某、郭某成等7人，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28万元，层级达4级，经理级别，曾担任能力总管职务，从2015年12月14日至2016年7月14日共收到抽成16991元。
被告人冯某芳于2016年3月左右作为傅某龙的直接下线在罗源县滨海新城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活动，发展了直接下线向某珍、丁某芳、冯某民，间接下线姚某龙、张某玲、阮某芬等14人，层级6级，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72万元，经理级别，曾担任自律配合职务，从2016年4月14日至2017年3月14日共收到抽成75859元。
被告人强某龙于2015年11月左右作为强某燕的直接下线在罗源县滨海新城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发展了直接下线张某庭、刘某、郭某成，间接下线贺某珍、王某等6人，层级3级，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22万元，曾担任自律配合职务，从2016年1月14日至2016年7月14日共收到抽成23527元。
被告人丁某芳于2016年3月底作为冯某芳的直接下线在罗源县滨海新城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发展了直接下线张某玲、姚某龙、阮某芬，间接冯某永、吴某珍等8人，层级5级，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35万元，经理级别，曾担任能力配合职务，从2016年5月14日至2017年3月14日共收到抽成71718元。
被告人杨某英于2015年8月左右作为赵大禹的直接下线在罗源县滨海新城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发展了直接下线戚某军，间接下线戚某龙、谢某伟等6人，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35万元，层级6级，经理级别，曾担任经晨总管职务，从2015年9月14日至2017年3月14日共收到抽成44984元。
从2013年至今，该传销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达150人以上且层级达18级以上，上述二十名被告人均担任该传销组织的领导职务，并履行相应的管理、协调、宣传、培训等职责，对传销活动的实施、传销组织的建立、扩大等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被告人黄曙光、黄杏芬、黄婧怡于2017年5月19日在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下应中海国际社区二期海创家园2幢2101室内被民警抓获；被告人黄某丽、章东林于2017年3月31日在罗源县凤山镇余家塘村136号被民警抓获；被告人朱月明于2017年5月17日在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宋诏路27号邻之家宾馆206房间被民警抓获；被告人罗利华于2017年3月31日在罗源县正祥特区13号楼504室被民警抓获；被告人陈某松、陈某坚于2017年5月3日在罗源县滨海新城8区19号楼1902单元被民警抓获，被告人季某某于2017年5月11日在罗源县滨海新城7区8号楼3001单元被民警抓获；被告人朱锦良、陈明楚、姚雷、傅某龙、赵某海、强某燕、冯某芳、丁某芳、强某龙、杨某英于2017年3月28日在罗源县正祥特区1号楼1009室被民警抓获。
另查，被告人强某燕、强某龙、杨某英于2018年1月2日已向本院退出其违法所得人民币16991元、23527元、44984元。
原审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证人刘某、黄某娟、王某、黄某、赵v禹、叶某女、徐某、杨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物品清单及照片、接受证据清单及照片、手机信息照片、银行帐户查询明细及帐户信息汇总表、银行流水明细、银行流水汇总表、传销人员关系图、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及案件调查终结报告，被告人黄杏芬、黄曙光、朱月明、黄婧怡、黄某丽、章东林、罗利华、朱锦良、姚雷、陈明楚、傅某龙、季某某、赵某海、冯某芳、丁某芳、陈某松、陈某坚、杨某英、强某龙、强某燕的供述及辨认笔录、户籍证明、到案经过、抓获经过、羁押证明、违法犯罪经历查询记录等证据。
原审认为，被告人黄杏芬、黄曙光、黄某丽、章东林、朱月明、黄婧怡、陈某松、罗利华、朱锦良、陈某坚、姚雷、陈明楚、季某某、傅某龙、冯某芳、赵某海、强某燕、强某龙、丁某芳、杨某英以参与“自愿连锁经营业”为名，采取“五级三晋制”的纯资金运营模式，要求参加者以缴纳“入门费”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其中被告人黄杏芬、黄曙光、黄某丽、章东林、朱月明、黄婧怡、陈某松直接或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250万元以上，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告人章东林、陈某松有犯罪前科，应从重处罚；被告人冯某芳有赌博劣迹，酌情从重处罚。被告人黄杏芬、黄曙光、朱月明、黄婧怡、黄某丽、章东林、陈某松、罗利华、朱锦良、陈某坚、姚雷、陈明楚、季某某、傅某龙、赵某海、强某燕、冯某芳、强某龙、丁某芳、杨某英归案后均能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有悔罪表现，依法均予以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黄杏芬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二、被告人黄曙光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三、被告人朱月明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三千元；四、被告人黄婧怡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三千元;五、被告人黄某丽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三千元；六、被告人章东林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三千元;七、被告人陈某松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二千元;八、被告人罗利华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八千元;九、被告人朱锦良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六千元;十、被告人陈某坚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三千元;十一、被告人姚雷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五千元;十二、被告人季某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八千元;十三、被告人陈明楚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八千元;十四、被告人傅某龙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十五、被告人冯某芳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四千元;十六、被告人赵某海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二千元;十七、被告人丁某芳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八千元;十八、被告人杨某英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八千元;十九、被告人强某燕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六千元;二十、被告人强某龙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二十一、扣押在案的传销关系图、传销层级图、标明“陈某松组”笔记本、标明“发展时注意事项与发展细节”笔记本、标明“申购定位”的笔记本、标明“邱上”的笔记本、标明“经管二十条”的笔记本、罗利华的银行卡四张及现金人民币2750元、被告人罗利华、陈某松、陈某坚、季某某、丁某芳、冯某芳、傅某龙、陈明楚、黄曙光、朱月明、朱锦良、黄婧怡、黄杏芬、黄某丽、章东林的手机各一部，由扣押单位依法处理;二十二、分别追缴被告人黄杏芬、黄曙光、朱月明、黄婧怡、黄某丽、章东林、陈某松、罗利华、朱锦良、陈某坚、姚雷、陈明楚、季某某、傅某龙、赵某海、冯某芳、丁某芳的违法所得502279元、454585元、786606元、655733元、307607元、338752元、126988元、132748元、71476元、116005元、25287元、36338元、102086元、58273元、20867元、75859元、71718元，上缴国库；二十三、已分别追回的被告人强某燕、强某龙、杨某英违法所得人民币16991元、23527元、44984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上诉人黄杏芬诉称：一、其行为尚未达到情节严重的认定；二、一审法院对其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活动人员累计达150人的认定系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三、一审法院对其直接或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金额达250万元以上（累计约837万元的认定）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四、其未曾因传销活动受到过刑事处罚，也未造成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更无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或恶劣社会影响。
其辩护人提出的意见：一、其行为尚未达到情节严重的认定；二、一审法院对其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活动人员累计达115人的认定系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三、一审法院对其收取837万元传销资金的认定系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四、其具有认罪悔罪、主观恶性小、初犯、偶犯等法定、酌定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
上诉人黄曙光诉称：其不服一审法院判决,一审量刑偏重。
上诉人朱月明诉称：一、其有借4张身份证买了4个点位，其中有几个人是虚拟的。二、其收取的财物没有达到250万元，不能认定其行为是情节严重。
上诉人黄婧怡及其辩护人提出：一、原判认定其发展下线60人以上，层级达13级，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384万元，共收到抽成655733元属事实认定错误。二、应认定其发展下线为50余人，2016年2月后其即离开该传销组织，应认定为犯罪中止。辩护人另提出：一审审判程序不合法，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和刑罚执行的公正。
上诉人章东林诉称：一审量刑偏重，请求二审法院改判。
上诉人罗利华诉称：一审认定：其参与“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发展了直接下线和间接下线共50人以上，层级达10级，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234万元，共收到抽成132748元。该人数和金额方面的事实认定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减轻处罚。
上诉人朱锦良诉称：其发展下线没有30人以上，涉案金额也没有210万元。一审量刑偏重，请求二审依法改判。
上诉人姚雷诉称：其发展下线没有29人以上，涉案金额也没有142万元。一审量刑偏重，请求二审对其适用缓刑。
其辩护人另提出的意见：其实际只收到抽成6287元。其不是本案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不应按犯罪处理。即便若要定罪，也应当要区分主从犯，应认定姚雷等人为从犯。请求二审依法改判。
上诉人陈明楚诉称：一审量刑偏重，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上诉人季某某诉称：一审量刑偏重，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其辩护人提出的意见：一、上诉人季某某并不知道其所参与的“1040阳光工程”系违法组织，并非故意犯罪，其本质上也是个受害者。二、一审判决量刑上并不公平公正，不能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三、一审法院认定的上诉人季某某传销金额达到103万并没有证据支持，也没有详细指出该103万是由哪些人员缴纳构成。传销金额是对被告人量刑的重要的依据，一审法院未对以上金额的构成进行列明不能直接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四、结合本案查明季某某的犯罪事实、危害程度、案发后的认罪、悔罪态度等从轻情节，建议法院对季某某判处两年以内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
上诉人傅某龙诉称：其实际收到的抽成只有34473元，实际发展下线也没有一审认定的18人以上，请求二审法院公正裁决。
上诉人冯某芳诉称：一审量刑偏重，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上诉人赵某海诉称：一审量刑偏重，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其辩护人提出的意见：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错误，认定其发展下线的人数和抽成的金额同事实偏差大。其也不是本案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上诉人丁某芳诉称：一审量刑偏重。其传销共收取抽成52718元，而不是71718元，因每个人加入传销需缴纳69800元，同月14日返还19000元，公安机关把返还的19000元加入到抽成上面，变成了现在认定的71718元，这完全没有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原审法院在判决中列明了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相关证据均已在一审开庭审理时当庭质证，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及所列证据予以确认。在本院审理期间，各上诉人及其辩护人、各原审被告人均未提出新的证据。因各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相关诉辩意见在一审阶段就已提出，一审法院也就是否采纳该意见作了充分阐述，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不再赘述。
本院认为，上诉人黄杏芬、黄曙光、章东林、朱月明、黄婧怡、罗利华、朱锦良、姚雷、陈明楚、季某某、傅某龙、冯某芳、赵某海、丁某芳、原审被告人黄某丽、陈某松、陈某坚、杨某英、强某龙、强某燕组织、领导以参与“自愿连锁经营业”的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其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其中，黄杏芬、黄曙光、黄某丽、章东林、朱月明、黄婧怡、陈某松直接或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250万元以上或组织、领导的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120人以上，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章东林、陈某松有犯罪前科，应从重处罚；冯某芳有赌博劣迹，酌情从重处罚。黄杏芬、黄曙光、朱月明、黄婧怡、黄某丽、章东林、陈某松、罗利华、朱锦良、陈某坚、姚雷、陈明楚、季某某、傅某龙、赵某海、强某燕、冯某芳、强某龙、丁某芳、杨某英归案后均能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有悔罪表现，可以从轻处罚。原判根据各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均已对其作出罪责刑相适应的判决，一审量刑并无不当，故相关诉辩意见不予采纳。原判认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戴永忠
审判员 高芸秀
审判员 李平盛
二〇一八年四月九日
书记员 金晶晶
附相关法律条款
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