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06民初4982号
原告：刘耀平，女，1946年1月14日出生，汉族，北京小学天宁寺分校退休教师，住北京市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伯申，北京中今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新平，男，1949年2月9日出生，汉族，首钢建设总公司第三建设分公司退休职工，住北京市大兴区。
被告：刘群英，女，1977年2月10日出生，汉族，马昌营兽医站职员，住北京市平谷区。
被告：李建元，男，1979年8月27日出生，汉族，北京市平谷区华联超市保安，住北京市平谷区。
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陆玉红，北京陆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耀平、刘新平与被告刘群英、李建元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当事人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耀平、刘新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二被告返还侵占刘维濂的存款25万元；2.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二被告系夫妻关系，刘群英长期担任原告父亲刘维濂的保姆。刘维濂对其信任有加，经常将自己的存款交由刘群英，让其到银行办理存款手续。2014年，老人病情逐渐恶化，刘群英趁此机会将老人的大量存款据为己有，并由李建元分批从银行取出或以刘群英的名义转存。二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刘维濂的合法财产，现老人已经去世，该笔财产应由二原告作为继承人依法继承。故二原告向贵院起诉，要求被告返还该笔财产。
刘群英、李建元辩称，被告没有侵占刘维濂的存款，刘维濂确实以多种方式给过刘群英钱，性质为工资和赠与。刘群英的姥姥与刘维濂的爱人是亲姐妹。刘群英从1994年开始照顾刘维濂，刘维濂一直将刘群英视为亲外孙女。刘维濂的遗嘱体现刘维濂将房产都给了刘群英，从原告提供的银行交易记录中可以看出，取款时间发生在账户销户前，销户是刘维濂自己办理的，故取款行为是刘维濂认可的。原告在刘维濂生前就知道刘维濂给被告钱，如果原告认为不是刘维濂自愿赠与被告，当时就应该起诉或者报警解决。刘维濂的存款都是刘维濂自己管理和支配，并没有交给刘群英保管。刘维濂大约给过刘群英24万元，分别是在2010年、2012年、2013年、2014年分批给的，并不是2014年一次性给的。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刘维濂为李恕维之夫，刘耀平、刘新平、刘石钢、刘蜀光之父。2000年9月25日，李恕维因死亡注销户口。2014年7月11日，刘维濂去世。刘石钢、刘蜀光先于刘维濂死亡，二人均无子女。
2014年2月22日至2014年2月24日，李建元通过ATM机分12次每次取款5000元，共从刘维濂卡号为×××的工商银行账户中取款60000元。2014年2月24日，刘维濂的该银行账户通过ATM机向刘群英的账户转账50000元，当日该账户办理了销户。在本案第一次庭审时，被告陈述最后5次取款25000及办理转账都是二被告陪同刘维濂一起办理的，办理完毕之后刘维濂亲自进行了销户，以此可以证明刘维濂是将上述款项赠与给刘群英的。原告对此不予认可，主张最后5次取款的地点在东三环，而刘维濂居住在六里桥附近，刘维濂于2014年7月11日去世，在2014年2月份的时候其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其出门，故12次取款和转账均非老人办理。在第二次庭审时，二被告陈述，12笔取款都是李建元在ATM机上取的，其取完钱到刘维濂家后，刘维濂问其将账户中的钱全部取完没有，其答复没有，刘维濂要求当日下去再去取，当日下午二被告和刘维濂共同到西客站工商银行ATM机上办理了50000元的转账并在柜台上办理了销户。本院前往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太平桥支行调取了2014年2月24日，刘维濂卡号为×××的账户的销户手续，该次销户系由刘维濂本人办理。
2014年4月27日，刘新平与李建元进行了电话通话。在通话中刘新平问：“老爷子有一个5万元的理财，一个11万元的理财是不是你办的，5万的，还有一个11万的，是你办的还是刘群英办的？”李建元答：“老爷子5万元的理财金。”刘新平：“你给他办过没办过吧？”李建元：“办过，好久以前办的。”刘新平：“去年的，还不是好久以前，对，去年办的，你到底办过没办过吧？”李建元：“是，这钱是我办的。”刘新平：“那到期以后这钱呢？在哪呢？”李建元：“这钱……这钱好像还做着理财呢。”刘新平：“还做理财，那理财的卡呢？你的意思是说这5万和11万还都做着理财呢？”李建元：“是一个5万，一个6万，搁在一起是11万。”刘新平：“不对不对，5万元是去年1月23日，11万是去年的1月的25日同时两天。这两笔不是一回事。这是不是你办的？建元啊，我和你讲啊，我们不想说别的意思，我们只想把这个事弄清楚，我说到这，你应该清楚我都掌握什么东西，我希望你实事求是，是你办的，这钱取哪了，说清楚就完了。没必要遮着掩着，你就是遮着掩着也没用，说清楚了这5万，11万到底是不是你办的”李建元：“他是一个5万，一个6万，放在一起是11万。”刘新平：“那这钱呢？”李建元：“现在这11万还做着呢。”刘新平：“还做着？这理财卡在谁那？”李建元：“这个以群英的名义做着呢。”刘新平：“为什么啊？”李建元：“老爷子的意思。”刘新平：“老爷子的意思？老爷子的钱以刘群英的名义做？是吗？”李建元：“啊。”刘新平：“老爷子现在可不是这么说的，老爷子说这钱让你们拿走没还，我现在不想说别的，李建元啊，要不咱们这样。”李建元：“见见老爷子，问一下。”刘新平：“可以，行行行，可以。”李建元：“您说哪天？”刘新平：“你说吧，你说哪天过来，把事说清楚，你说吧。”被告在庭审中陈述录音中李建元提到的一个5万，一个6万就是2014年2月22日至2014年2月24日从刘维濂账户中取出的6万元及转出的5万元。
2014年12月13日，在丰台分局太平桥派出所民警对刘群英进行的询问/讯问笔录中，刘群英陈述：1994年，刘维濂通过亲戚找到我，想让我帮助照顾他爱人，也就是我四姨姥姥，1994年10月份，我就为了照顾四姨姥姥来了北京，从那开始我就照顾我四姨姥姥，一直到2000年9月25日我四姨姥姥去世，当时刘维濂说让我继续留下来照顾他，我同意了，就从2000年9月份开始照顾刘维濂，一直到2010年1月份我结婚，结婚后我就不打算再照顾刘维濂了，但是之后刘维濂又让我去照顾他，我就断断续续的去了几次，大概是今年4月份，刘维濂的儿子刘新平也就是我表舅找到我老公李建元说我跟我老公拿刘维濂的钱了，后来刘新平就一直不让我见刘维濂，直到刘维濂去世我也没见到他。大概是今年4月初的一天（具体哪天我记不清了），刘新平给我老公李建元打电话，在电话里他问我老公是不是拿老爷子的钱了，我老公说没拿啊。之后我老公跟我说了这件事，我知道后就带着孩子到刘维濂住的地方找他，但是保姆说刘新平不让我进门，之后我又去过几次，都没让进门，之后我一直没再见过刘维濂。我大概照顾刘维濂十年，负责他平时的饮食起居。我没管过他的钱，都是刘维濂叫我去银行存钱或者取钱，他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我没有用过刘维濂的钱买过基金或者做理财，都是刘维濂让我或者我老公买的。我从来没有私自动过刘维濂的钱。我照顾刘维濂他给过我工资，一般是他给我多少我拿多少，我从来没跟他要过。除了工资之外，2010年刘维濂给了我5万块钱，之后他又给了我几次钱，前后加起来大概有25万左右。他给我钱是因为他总跟我说他儿女不孝顺，之后我对他好，他儿女不应该享受这笔钱，这笔钱是我应得的。他都是给我存折，让我自己去取的。刘维濂自愿给我钱的凭证有一段他跟我谈话的录音及他给我写的遗嘱可以证明。刘维濂给我钱的事和我老公没有关系，他知道刘维濂给我钱的事，我跟他说过。刘维濂给我的钱我用了7万块钱还了以前的欠款，日常花销了一部分，现在还剩10万块钱在银行存着。
2014年12月13日，在丰台分局太平桥派出所民警对李建元进行的询问/讯问笔录中，民警询问“关于刘维濂的钱被取走一事是怎么回事？”李建元答：“我不清楚。”李建元陈述：刘维濂的钱主要是刘维濂自己管理，日常花费都是花一分钱我们跟他要一分，遇到去银行办理时，大额的我们都是推着他去，包括理财业务，都是经过他同意的。理财都是工行的，多少钱记不清了。我们最后从刘维濂处离开是2013年，几月份记不清了。刘维濂没有给过我报酬，我妻子的我不知道。我妻子是否拿过我不知道。我从2012年到2013年之间到刘维濂这里我没有擅自动过一分钱。
刘耀平、刘新平以被告人刘群英、李建元犯侵占罪，于2015年6月12日向本院提起刑事控诉，后又撤回起诉。2015年6月25日，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承办人吴恬将其与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太平桥派出所民警何庆彪就刘新平、刘耀平诉刘群英、李建元侵占一案的谈话制作了谈话笔录。吴恬询问：“自诉人刘新平、刘耀平向法庭提交了申请，申请你和另外一个民警到庭作证，证明你们向刘维濂取证的情况。当时是到刘维濂家里还是让刘维濂去的派出所”，何庆彪回答：“因为当时刘维濂的身体原因，所以是我们去的刘维濂家里取证的。”何庆彪陈述：当时还有一个在派出所实习的实习生，现在已经回学校上学了。2014年5、6月份的时候，刘维濂的儿女刘新平、刘耀平来派出所介绍了一下他们家庭的情况，他们来派出所说刘群英骗他父亲的钱，经过前期的调查，公安机关认为证据不足，所以没有立为刑事案件，还要继续取证。之后他们又来派出所，说刘维濂身体不行了，让我们去一次，所以经领导批准，我们又去了一次，当时是我们带着实习生去的。当时没有正式的笔录，我就自己拿了纸列了一些问题，然后刘耀平把我说的话传达给他父亲，他父亲用摇头或点头来表达他的意思。当时问了什么问题具体的记不住了，应该包括以下几个问题：问刘维濂认识刘群英和李建元吗，他点头；问你有没有委托过他帮你做理财产品，他摇头；问你是否愿意把钱交给刘群英和李建元，刘维濂摇头。基本上是这几条，还有其他的几个问题，因为他的身体原因，也不能详细的回答，我现在也记不太清楚了。当时没有仔细询问哪张银行卡或者哪笔钱不是给刘群英或者李建元的，因为刘新平他们提供了好几个账号，我即使问了，刘维濂也不一定能够记清楚，所以就没有具体询问，我所问是刘维濂的财产，主要他在银行方面存款和理财。这些问题是刘耀平在刘维濂身边大声的把我问的问题转达给老头，然后老头用点头或摇头来表示，点头和摇头是明确的，我们可以看懂是什么意思。当时家里有刘维濂和他儿子，闺女和我们民警。后来这些没有形成书面文件。当时有一个执法仪，但里面没有这一段的录像。当时去刘维濂家是因为刘新平、刘耀平来反映说家里的钱被骗了，但当时证据不足，没有正式受理，我们过去就是想了解情况。因为当时没有按照案件来处理，而且当时老人也不能正常说话了，刘新平他们在身边主要是翻译的作用。刘耀平把我说的话大声的传达给老头听，然后老头用点头或者摇头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但老头用摇头的方式否认让刘群英或者李建元管理自己的理财产品。老头也用摇头的方式表示自己并没有自愿把钱交给刘群英。当时刘维濂反应慢一些，要说的大声才能听到，但思维是清晰的。
庭审中，刘群英陈述从1994年到2006年刘维濂每月给刘群英160元的工资，2006年到2008年每月给600元，2008年到2010年每月给800元。2010年1月到10月刘群英因为结婚就不再照顾刘维濂，2010年10月份以后断断续续照顾刘维濂，一直到他找到保姆。刘维濂自2010年开始陆陆续续给了刘群英24万元，分别为：2010年1月份刘群英结婚给了5万元，2010年10月份给了3万元，2012年刘群英生孩子给了1万元，2013年8月份给了4万元，2014年给了11万元。2014年2月16日，刘群英到刘维濂处，待到2014年3月16日。刘群英到刘维濂家后，刘维濂问刘新平走了没有，刘群英说走了，刘维濂说刘群英再不来就见不到他了，然后就把11万元给了刘群英，并且告诉刘群英不能让原告知道。
刘群英提交刘维濂书写的遗嘱，证明刘维濂将房屋赠与刘群英可以证明其获得刘维濂账户中11万元款项的性质为赠与。遗嘱中载明：我分得的住方（房）我决定我去世后送给我的姨外孙女刘群英所有。刘群英是我的姨外孙女，初中毕业后来到北京伺候已经瘫痪的姨姥姥达7年之久。李恕维去世后，我也八十多岁了，多病缠身生活，已经不能自理，刘群英继续照顾我达十年之久。2010年刘群英与平县李建元结婚，至今感情很好，我把我分得的丰台区莲花池南里五号楼2层10号楼房及西罗园的5.93平米楼房一并送给刘群英占有完全是我的意志，也是我的意愿。原告不认可遗嘱的真实性。
原告陈述其所主张被告返还款项的构成为：2013年3月31日被告从刘维濂的卡中取出11万元；2014年2月份从刘维濂的卡中取款6万元、转账5万元；被告另在平谷区从刘维濂账户中取款1万元，此次取款无法提交证据。原告在庭审要求现按照23万元主张权利。
本院认为，原告以侵权责任纠纷之由提起本案诉讼。侵权责任构成的一般要件为违法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和主观过错四个要件。本案中，被告认可李建元从刘维濂的卡中取款6万元交于刘群英，转账5万元至刘群英的账户，本院对此予以确认。被告的行为是否违法，需要从其取款和转账是否未经刘维濂同意进行判断。刘群英与刘维濂具有亲戚关系，且照顾刘维濂多年。2014年2月24日，李建元取款和转账完成之后，刘维濂本人办理了银行卡的销户手续，其在知道账户余额的情况下未报警，亦未寻求子女帮忙解决，现亦无证据证明当时刘维濂向二被告提出相关主张。2014年4月27日，在刘新平与李建元通话时，刘新平对李建元取款和转账的信息掌握并不准确，故难以认定其向李建元核实情况为刘维濂本人意思。民警何庆彪虽询问刘维濂有没有委托刘群英和李建元帮做理财产品，刘维濂摇头，询问刘维濂是否愿意把钱交给刘群英和李建元，刘维濂摇头，但由于当时刘新平在刘维濂身边帮忙翻译，这一因素是否会影响到刘维濂的真实意思表示民警并未考虑。且刘维濂在刘群英已经取得11万元数月之后表明的态度并不必然改变刘群英获得款项的性质。综合上述因素，本院认为原告主张被告获得刘维濂11万元款项违法，证据不足。原告未举证证明2013年3月31日自刘维濂银行账户内取款11万元系被告所为，未举证证明被告在平谷区从刘维濂的银行账户内取款1万元。故原告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刘耀平、刘新平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525元，由刘耀平、刘新平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董利娟
人民陪审员 李煜昌
人民陪审员 李金秋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张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