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成武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鲁1723民初3589号原告：山东省种子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花园路12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163051742Y。法定代表人：邵长勇，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庆宾，山东新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苗兴田，男，1952年8月2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成武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雷，男，汉族，1968年10月10日出生，住成武县。被告：山东省成武县鑫生高科技农业示范园，住所地:成武县伯乐镇陈楼行政村北一公里处，注册号：371723329003156。法定代表人：步真合。原告山东省种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省种子公司）与被告苗兴田、山东省成武县鑫生高科技农业示范园（以下简称成武鑫生示范园）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2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山东省种子公司的诉讼代理人林庆宾、被告苗兴田的诉讼代理人王雷、被告成武鑫生示范园的法定代表人步真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山东省种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欠付的种子款264000元及违约金利息102371.87元（以26400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息，自2010年2月7日计算暂至2016年11月21日）；2、办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0年2月5日，被告苗兴田以案外人成武鑫生示范园的名义到原告处与原告签订购买玉米种的协议书，协议约定玉米种每斤单价为6.6元。2010年2月7日，原告如约将20000斤玉米种发往河南商丘，同时注明收货人为被告。上述玉米种子合计264000元。至今，上述种子的款项无人向原告结算，为此，原告先后于2013年3月、2015年5月向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后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历城商初字第581号民事判决，认定本案中被告的行为属于个人行为。原告不服该案判决，提出上诉。后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亦作出判决认定本案被告的行为属于个人行为，故本案被告应当对涉案种子款项承担偿付责任。审理中，原告于2017年3月3日向本院递交申请，要求追加成武鑫生示范园为本案被告，经审查，原告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通知成武鑫生示范园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被告苗兴田辩称，一、2010年2月5日我与被答辩人签订补充协议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不是个人行为。1、2010年2月5日，我与被答辩人签补充协议时，有成武鑫生示范园的委托书。2006年我受成武鑫生示范园的聘请作为成武鑫生示范园的工人，负责成武鑫生示范园的日常管理事务。2008年成武鑫生示范园和被答辩人合作繁育棉种，被答辩人负责向成武鑫生示范园提供亲本种子，成武鑫生示范园负责种植繁育。成武鑫生示范园于是委托淮阳大连供销社找人种植，淮阳大连供销社又和当地靳汝善等农民签订了棉花种子生产协议，繁育出的棉种由成武鑫生示范园卖给被答辩人，被答辩人收到种子后，没有给成武鑫生示范园种子款，成武鑫生示范园就没有给繁育棉种的淮阳大连供销社钱，淮阳大连供销社就没有给农民钱。为了解决棉种款的问题，我受成武鑫生示范园法定代表人步真合的委托到被答辩人处协商棉种款的问题。2010年1月31日，步真合给我出具了委托书。我带着委托书和成武鑫生示范园的公章到被答辩人处谈判。2、我所销售的被答辩人发给我的20000公斤玉米种款全部用于成武鑫生示范园的经营中。2010年2月5日，我到被答辩人处签订补充协议前，步真合对我说，山东省种子公司的工作人员宋某电话告诉步真合，山东省种子公司已经和淮阳大连供销社协商好，淮阳大连供销社同意接收山东省种子公司的20000公斤玉米种，每斤6.6元来抵扣欠淮阳大连供销社的棉种款。步真合让我代表成武鑫生示范园和山东省种子公司签订一份协议。我到济南见到了被答辩人的工作人员宋某，成武鑫生示范园和被答辩人在棉种繁育、交售等合作期间，都是宋某代表被答辩人参加，我和宋某很熟。宋永新对我说，我公司已经和淮阳大连供销社说好了，淮阳大连供销社愿意以每斤6.6元的价格买我公司的玉米种20000公斤，用玉米种款抵扣我公司欠淮阳大连供销社的棉种款，但我公司不能直接和淮阳大连供销社结算，要通过成武鑫生示范园和淮阳大连供销社结算，让我代表成武鑫生示范园和被答辩人签订一份补充协议，然后让成武鑫生示范园将玉米种交给淮阳县大连供销社抵扣棉种款，然后每斤给成武鑫生示范园返利3.7元。我于2010年2月5日与种子公司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后来，经步真合和淮阳那边沟通发现，淮阳那边根本不同意接受20000公斤玉米种抵扣棉种款的事。宋某又说，20000公斤玉米种我来找人销售，销售的钱汇给成武鑫生示范园，用来还棉种款。于是，宋某联系到了河南商丘的金土地种业，将20000公斤玉米种以3.4元/每斤的价格销售给了金土地种业的郑某，郑某将销售款13万元汇到了我的银行卡上，6000元给我现金。我按照步真合的要求将其中的5.6万元汇给了淮阳县大连供销社主任段心灵。我因到河南商丘接收被答辩人发来的20000公斤玉米种，为此付了0.68万元的运费。剩余的玉米种销售款，也用于示范园工人工资及其他日常开支。并不是步真合在淮阳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淮民初字第082号第七页第11-13行及其后的诉讼中所称的“示范园没有使用这笔玉米种销售款”。3、2010年1月14日和2011年3月10日，成武鑫生示范园和被答辩人签订的两份协议从上下文行文意思，涉及到了2010年2月5日的补充协议。2010年1月14日被答辩人和成武鑫生示范园签订的棉种款结算协议第九条称：“2010年底前，山东省种子总公司所生产99118玉米在河南淮阳地区产量抗性一般，余下货款可考虑用玉米种相抵。”。这说明两家已经有用玉米种抵扣棉种款的意向。2011年3月10日被答辩人与成武鑫生示范园又签订协议，协议第一条：“乙方（即成武鑫生示范园）同意甲方提供玉米种子23384.42公斤，5.8元/公斤，合款13.5632万元，抵消甲方（及被答辩人）所欠乙方棉种款”。被答辩人欠成武鑫生示范园棉种款46万余元，如果被答辩人按照2010年1月14日被答辩人和成武鑫生示范园签订的棉种款结算协议第三条“。另发5000公斤玉米种以抵所欠货款”约定，按照2010年2月5日的补充协议约定的价格计算，5000公斤种子计价66000元，加上2011年3月10日被答辩人与成武鑫生示范园又签订协议约定提供的玉米种23384.42公斤，5.8元/公斤，合款13.5632万元，两次协议的玉米种款一共计价20.1632万元，根本不可能抵消被答辩人欠成武鑫生示范园的46万余元棉种款。只有再加上2010年2月5日的补充协议中的20000公斤玉米种，按6.6元/斤计价，该批种子价格为264000元，三次协议中的玉米种款共计：5000公斤X13.2元+135632元+264000=465632元，才可以抵消被答辩人欠成武鑫生示范园棉种款46万余元。这说明，我和被答辩人签订的补充协议，步真合是知道的，也是认可的。淮阳县人民法院做出的（2012）淮民初字第08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我和被答辩人于2010年2月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是个人行为是错误的。淮阳县人民法院是在未见到我的授权委托书的前提下做出的认定，现在我已经向成武县人民法院提交了委托书。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周民终字第1460号民事判决书并没有根据淮阳县人民法院的判决认定我签订补充协议的行为是个人行为。而济南市历城区人民医院做出的(2015)历城商初字第581号民事判决书和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2016）鲁01民终4080号民事判决书却说我和被答辩人签订的补充协议已经被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认定为个人行为，这完全是错误的。补充协议中所说的价格并不是真实价格，存在返利情况。证据1：补充协议第二条：“乙方（即成武鑫生示范园）保证所购甲方（及被答辩人）玉米种不在山东省市场销售，如串货到山东省市场，乙方同意甲方扣除应给乙方的玉米种销售折扣。”；证据2:2011年3月10日被答辩人（甲方）和成武鑫生示范园（乙方）再次签订的协议书第四条：“乙方2010年销售玉米种子返利，2011年6月30日现金结清”，都证明被答辩人给成武鑫生示范园有玉米种销售返利。实际购进玉米种价格应为5.8元/公斤，折扣应为7.4元/公斤，证据有2011年3月10日被答辩人（甲方）和成武鑫生示范园（乙方）再次签订的协议书第一条：“乙方同意甲方提供玉米种子23384.42公斤，5.8元/公斤，合款13.5632万元，抵消甲方所欠乙方棉种款。”从这份协议可以看出，没有折扣的玉米种价格应为5.8元/公斤。综上，被答辩人起诉我和他签订补充协议的行为是个人行为是错误的，协议约定的玉米种每斤单价除去返利后应为5.8元/公斤。请人民法院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审理中，被告于2017年3月6日亦向本院递交申请，要求追加成武鑫生示范园为本案被告。被告成武鑫生示范园辩称，我作为涉案被告承担涉案款项是与事实不符的，理由是：1、2009年转账协议，已支付106000元，这批种子是山东省种子公司欠我公司的。还有一批种子3472公斤属于种子公司欠苗兴田个人的，因为在淮阳县人民法院判决书里有显示，转账协议里有我公司盖的公章，2009年3月26日的这一笔3472公斤没有公章。转账协议、3472公斤的收据，都是河南淮阳大连供销社提供的。2、我在2009年7月2日标注的2009年3月26日的3472公斤种子收据上标注了“该笔帮忙种子”，济南公司结算后将种子款转给河南段心灵，未加盖公章。在淮阳判决书中5页倒数3行至5行中有显示。3、证明个人行为的有淮阳判决书11页4-11行，2010年2月5日的补充协议属于无效协议，所以这批种子虽然盖有公章，但被判决为无效协议；所谓委托书中全权处理种子“交售”问题，因为是苗兴田在2010年2月5日去济南做的种子结算问题，与委托书中的处理棉花杂交制种种子交售无关，因为山东省种子公司与我公司签订了两次预售合同，2008年货款未结算，2009年种子未回收。苗兴田拿着委托书是办理2009年交售问题，但苗兴田办理的却是2008年种子结算问题，结算款支付了苗兴田个人的3472公斤。支付3472公斤在淮阳县判决书第7页倒数5-7行中有显示，综上所述，被告追加成武鑫生示范园承担该笔种子款的偿付责任是与法律不符的。原告山东省种子公司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0年2月5日被告与原告签订的《补充协议》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签订合同购买种子的事实以及欠付种子款数量、单价。2、同福人物流有限公司运单复印件一份，证明收货人为被告；货物数量、品类；被告已经收到原告所发货物。3、提货单一份，证明被告所提货品名、数量、单价以及总价款。4、河南淮阳县人民法院（2012）淮民初字第082号民事判决书及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周民终字第1460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证明被告苗兴田收到种子的事实；案外人成武鑫生示范园对被告收货行为不予认可，从而证明被告行为属于个人行为，应承担支付责任。5、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15）商初字第581号民事判决书、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01民终字4080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证明上述判决书再次对被告收取种子的行为属于个人行为进行认定，从而证明被告应支付相应的种子款及违约利息。被告成武鑫生示范园对原告递交的上述证据均无异议。被告苗兴田对原告递交的1号、2号证据无异议。被告苗兴田对原告递交的3号、4号、5号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3号证据中提货单的品名、数量无异议，对单价及总价款提出异议，认为单价、总价款包含返利部分，但其未递交相关证据证明。对4号证据的合法性无异议，但提出对其收到的玉米种子的价格认定有异议。对5号证据，被告苗兴田提出认定其与原告签订《补充协议》的行为系个人行为，与实际不符。被告苗兴田根据答辩及质证意见递交以下证据：1、委托书一份，证明被告苗兴田和原告签订的《补充协议》是受被告成武鑫生示范园的委托签订的。2、被告苗兴田的中国农业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一份，证明被告苗兴田代表被告成武鑫生示范园用原告发来的20000公斤玉米种款中的56000元，汇给了淮阳大连供销社的段心灵，玉米种销售款用于被告成武鑫生示范园的业务中。3、段某于2016年12月6日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为“苗兴田于2010年2月10日在农业银行汇给我56000元，于2010年3月至4月两次发玉米种9800斤，用于结算2009年3月26日的3742公斤棉种款。”证明目的为：段某收到56000元汇款，该证据是步真合通过手机微信转给苗兴田的，也证明步真合认可20000公斤玉米种销售款用于被告成武鑫生示范园的业务中。4、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存款业务回单一份，证明被告苗兴田收到原告销售给郑某的20000公斤种子款13.6万元。5、2010年2月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原告递交），证明补充协议是代表成武鑫生示范园签订的。6、淮阳县人民法院、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原告提供），证明上述法院认定被告苗兴田签订的《补充协议》是个人行为，是错误的。7、宋某写的便条一张，证明：证人系原告公司人员，从2007年开始参与公司与成武鑫生示范园的棉种销售工作。2008年，成武鑫生示范园委托淮阳县大连供销合作社为山东省种子公司生产棉种，当年共生产合格棉种17702公斤，棉花全部交到公司，因我公司未及时的返还棉种款发生纠纷，2010年1月14日我公司与成武鑫生示范园达成了种子款结算协议，但协议没有真正履行，之后，我与成武鑫生示范园的法人步真合多次电话联系，步真合同意派其单位工作人员苗兴田解决17702公斤棉种款的事，苗兴田作为代表和我公司签订了2010年2月5日的《补充协议》。被告苗兴田的证明目的是证明玉米种返利的事。对被告苗兴田递交的上述证据，原告山东省种子公司质证意见如下：对1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该委托书仅证明对于棉花杂交制种交售事宜有委托权限，对于是否有权限签订补充协议无法看出。成武鑫生示范园法定代表人步真合在历次开庭中对被告授权委托签订协议收受种子的事实均不予认可，对于本份委托书是否包含签订补充协议等事实，应当由成武鑫生示范园予以明确，但在历次开庭中无法看出有该份授权的意思。如果在签订补充协议时，成武鑫生示范园已经授权给被告，应当将该委托书提交给原告，以证明其委托关系，而不是现在存放于被告手中。对2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仅仅证明被告与案外人段某有银行流水交易，不能证明与本案涉案款项有关系。对3号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定，通过微信转发的信息，无法看出双方当事人的信息，无法确定是段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对4号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没银行盖章，仅显示存款13万元无法说明被告的证明目的，更无法说明该份款项用于成武鑫生示范园的经营。对5号、6号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关于玉米种子销售是否存在折扣问题，通过两份证据无法予以证明，被告上次开庭中提到第四份补充协议与第三份补充协议的价格不一致，是因为两份协议中的玉米种的品种不同，所以价格不同，不能以此说明存在返利情况。关于四份判决书其作出相关法律认定，均是在法院查明相关事实的情况下做出的，是否存在错误问题，应当由法院予以认定，被告的证明目的无法从上述证据中得出。对7号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作为证人证言，根据民诉法相关规定无特殊理由证人应出庭作证，宋某确实为我公司工作人员（现已退休1年），其证明所说内容符合相关事实，但对于是否是职务行为应当由两被告进行确认并由法院进行综合认定，宋某本人无权对是否是职务行为作出判断。被告成武鑫生示范园对被告苗兴田递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未发表意见。承认授权书是步真合书写，但内容是全权交售，而不是结算。对宋永新证明的还款协议未履行予以认可，其证明的其他内容不认可。被告成武鑫生示范园根据答辩及质证意见递交以下证据：1、转账协议一份，内容为：经成武鑫生示范园与河南省淮阳县大连供销社（以下简称淮阳大连供销社）协商达成协议，即成武鑫生示范园同意将山东省种子公司所欠的2008年棉种款（569200元，已付106000元）463200元，直接打入淮阳大连供销社账户。成武鑫生示范园法定代表人步真合及淮阳大连供销社法定代表人段某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山东省种子公司工作人员宋某在山东省种子总公司意见处书写同意并签名。2、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段某杂交棉种（毛籽）合计毛重14230kg。落款为山东鑫生高科技农业示范园，步真合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3、2008年、2009年生产预约合同各一份。对被告成武鑫生示范园递交的证据，原告山东省种子公司质证意见为：对1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转账协议有我公司宋某签署意见但未加盖公司公章，理应属于个人行为，河南淮阳法院以其作为证据追加本案原告为（2012）淮民初字第082号案件的被告，但是该转账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原告与被告成武鑫生示范园通过补充协议的形式用种子抵扣所欠成武鑫生示范园的相关欠款，这也是本案三份补充协议的由来，三份补充协议相辅相成通过济南市中院认定的本案最后一个补充协议中明确确定了所有款项已经抵扣完毕，从而也印证了本案第二份补充协议即2010年2月5日由被告苗兴田与原告签订的补充协议是合法有效，代表被告成武鑫生示范园。对2号证据原告不知情，是被告成武鑫生示范园向案外人段某所出具的收条，与本案无关联性。对3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2009年的生产预约合同没实际履行，关于2008年的生产预约合同所欠款项已经由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予以确认，与本案无关。对被告成武鑫生示范园递交的证据，被告苗兴田的质证意见为：对1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转账协议2008年山东省种子公司欠成武鑫生示范园569200元，已付106000元后，还剩余463200元。这个569200元如何得来的，应该是2008年所生产的棉种共17702公斤包含2009年交售给山东省种子公司的3472公斤，进一步证明了转账协议中的款项包含了3472公斤棉种款，步真合是认可3472公斤棉种款是成武鑫生示范园的，而不是苗兴田个人的。对2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因为收条是2008年12月份签收的，转账协议是2009年7月份签的，至于3472公斤棉种是否有成武鑫生示范园盖公章写收条不能证明是苗兴田个人行为，因为这两批种子都交给了山东省种子公司，步真合也在3472公斤棉种收条上签名予以确认，至于步真合所说的帮忙是他自己的意思，本案原告和第一被告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对3号证据，其中对2008年生产预约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2009年生产预约合同有异议，未见原件而且淮阳判决书未显示该合同。对于原告山东省种子公司与被告苗兴田、成武鑫生示范园递交的证据效力，合议庭综合分析认为：对于原告山东省种子公司递交的1号、2号证据，被告苗兴田、被告成武鑫生示范园均无异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并记录在卷予以佐证。对于原告山东省种子公司递交的3号证据，被告苗兴田对提货单的品名、数量无异议，对单价、总价款提出异议，认为单价、总价款包含返利部分，对于返利情况被告苗兴田未递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该证据与原告递交的1号、2号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依法予以确认。对原告山东省种子公司递交的4号、5号证据，该两组证据为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第五项：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的规定，对该两组证据中所认定的事实，依法应予以采信。对被告苗兴田递交的1号证据，该委托书所载明的权限为：全权处理成武鑫生示范园与山东省种子公司棉花杂交制种种子交售事宜。该委托书授权明确，被告苗兴田仅在棉花杂交制种种子交售方面具有代理权限。被告苗兴田递交该证据证明其与原告签订的《补充协议》是经过被告成武鑫生示范园的授权而签订的，但从《补充协议》的内容来看，该协议是对2010年1月14日原告山东省种子公司与被告成武鑫生示范园签订的《种子款结算协议》的补充，该协议应为结算协议。故被告苗兴田与原告签订《补充协议》的行为，不属于委托书的授权范围，被告苗兴田提供该份证据不足以达到其证明目的，依法不予认定。对被告苗兴田递交的2号、3号证据，两组证据能够证明被告苗兴田将56000元交付给段某。段某认可该笔款项用于偿还2009年3月26日的3472公斤棉种款。对于2009年3月26日的3472公斤棉种款，不在淮阳县人民法院所审理的靳某要求的款项中，被告成武鑫生示范园法定代表人步真合也只是在收据中注明：该批帮忙种子，济南公司结算后，将种子款转给河南段某。根据证据内容，该证据不能证明该批种子系被告成武鑫生示范园的种子，也不能证明被告苗兴田向段某支付的56000元系为被告成武鑫生示范园支付。该两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依法不予采信。对被告苗兴田递交的4号证据，因该证据仅是一张银行的存款业务回单，被告提出是郑某收到20000公斤种子后支付的款项13.6万元，但该证据没有显示被告所要证明的相关信息，被告亦未递交其他证据与该证据相印证，该证据的证明效力较单薄，不足以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该证据依法不予确认。对被告苗兴田递交的5号、6号证据，均为原告所递交，对该两组证据的认证意见同上。对被告苗兴田递交的7号证据，由于证人未出庭接受询问，也没有证人的身份信息，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依法不予采信。对被告成武鑫生示范园递交的1号证据，原告山东省种子公司及被告苗兴田无异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依法确认为有效证据。对被告成武鑫生示范园递交的2号证据，该证据与1号证据能够相互印证，与本案具有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依法确认为有效证据。对被告成武鑫生示范园递交的3号证据，对2008年的《农作物种子生产预约合同》原、被告均无异议，依法认定为有效证据。对2009年的《农作物种子生产预约合同》，该证据经过济南市历城区法院确认，能够证明原告与被告成武鑫生示范园有过两次合作，但该合同未实际履行。该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依法确认该证据的证明效力。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8年3月24日，山东省种子总公司（预约方）与被告成武鑫生示范园（承约方）签订了《农作物种子生产预约合同》，编号为008-03-007。双方约定：预约方向承约方预约生产杂交棉种子，由预约方于2008年3月30日提供200亩价值56000元亲本，承约方组织种子生产后再销售给预约方。为履行上述种子生产预约合同，被告成武鑫生示范园与淮阳大连供销社签订杂交棉花种子生产合同，约定由淮阳大连供销社提供棉花制作田550亩，由成武鑫生示范园收购淮阳大连供销社生产的棉花种子。2008年3月25日，淮阳大连供销社又与靳某、郭某等83人签订棉花种子生产合同，约定由靳某、郭某等83人生产的棉花种子。合同签订后，靳某、郭某等83人履行合同义务，向淮阳大连供销社交付棉花种14230公斤。2008年12月6日，成武鑫生示范园与靳某、郭某等83人和淮阳大连供销社一起将上述棉种交付给山东省种子总公司，并由该公司仓库保管员刘某出具收条。因山东省种子总公司未支付成武鑫生示范园棉种款，成武鑫生示范园未支付淮阳大连供销社棉种款，故淮阳大连供销社未向靳某、郭某等83人支付相应的种子款42.69万元。2009年3月26日，淮阳大连供销社第二次将棉种送到原告山东省种子公司，仓库保管员刘某出具证明：今收到成武棉种（毛籽）共计3472公斤，未加盖公章，此证明交给了淮阳大连供销社。2009年7月6日，被告成武鑫生示范园法定代表人步真合在该份证明上注明：该批帮忙种子，济南公司结算后，将种子款转给河南段某，未加盖公章。2009年7月17日，山东省种子公司工作人员宋某签字同意，未加盖公章。2009年7月17日，被告成武鑫生示范园（甲方）与淮阳大连供销社（乙方）签订转账协议。双方约定：甲方同意将山东省种子公司所欠2008年棉种款（569200元，已付106000元）463200元，直接打入乙方账户。甲乙双方均无任何异议。甲方代表步真合，乙方代表段某在协议上签字盖章。原告山东省种子公司代表宋某在该协议上签字同意。上述转账协议签订后，山东省种子公司未履行。2010年1月14日，原告山东省种子公司又与被告成武鑫生示范园签订《种子款结算协议》，载明：“1、成武鑫生示范园2008年度繁育杂交棉种已按合同规定支付山东种子公司验收入库。2、经成武鑫生示范园同意，山东省种子公司采用分期分批付款方式（含贷款）。将2008年所欠棉种款直接打入河南淮阳县棉花繁育基地地段某中国邮政账号：60×××54，不按规定付款视为无效付款。3、山东省种子公司应于2010年2月5日春节前后付款5万元，另发5000公斤玉米种以抵押所欠货款。4、山东省种子公司于2010年12月31日前付款50%。5、山东省种子公司剩余款项于2011年6月30前付清。6、在协议书履行期间，不能有任何人采取过激方式讨要，否则山东省种子公司有权扣除所欠金额的30%，直至终止协议书。如机构发生变化，应提前告知协调解决。7、协议书签订之日起生效，任何一方不得违约。如有一方违约，可向违约方追加所欠金额的30%。8、协议书如执行不到位，成武鑫生示范园负责任和协调解决的义务。9、2010年底前，山东省种子公司所生产99118玉米种在河南淮阳地区产量抗性表现一般或一般以上，余下款项可以考虑用部分玉米种相抵。”2010年2月5日，被告苗兴田以被告成武鑫生示范园（乙方）委托代理人的身份与原告山东省种子公司（甲方）签订《补充协议》，载明：“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2010年1月14日所签种子款结算协议作如下补充：一、乙方同意再购进甲方玉米种伍万斤，共计陆万斤，提货价每斤6.6元，用于抵扣甲方所欠棉种款。二、乙方保证所购甲方玉米种不在山东省市场销售，如窜货到山东省市场，乙方同意甲方扣除应给乙方的玉米种销售折扣。三、在销售过程中，除种子质量问题外出现的所有问题均有乙方承担解决。四、原协议所定的甲方于2010年2月5日给乙方支付款五万元取消。五、本协议为原协议的补充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六、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七、在2010年2月7日前发货。”原告在协议甲方处盖章，被告苗兴田在乙方处签字并加盖成武县鑫生高科技示范园印章。根据上述协议，原告山东省种子公司于2010年2月6日开具山东省商品销售统一发票提货联，品名鲁种99118，数量20000kg，金额264000元。2010年2月7日，原告山东省种子公司通过同福人物流向被告苗兴田发送了玉米种20000公斤。被告苗兴田提出与原告山东省种子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系受被告成武鑫生示范园法定代表人步真合的委托所签订的，所售款项支付河南段某56000元，剩余的用于被告成武鑫生示范园的开支中。而被告成武鑫生示范园法定代表人步真合对《补充协议》提出异议，认为其向被告苗兴田出具委托书，委托处理的是杂交棉制种交售事宜，而不是结算，被告苗兴田与原告签订的《补充协议》及收货行为系苗兴田个人行为，被告成武鑫生示范园并未收到该20000公斤种子。2012年6月13日，河南省淮阳县人民法院对靳某等83人诉淮阳大连供销社、成武鑫生示范园、山东省种子公司一案作出（2012）淮民初字第第082号判决，该院对2010年2月5日的《补充协议》意见为：经办人苗兴田事前没有经过授权，事后至开庭时步真合也不予追认，另一经办人宋某无法说明苗兴田有授权委托书，故该《补充协议》应视为苗兴田的个人行为。该份《补充协议》没有经过受让人被告大连供销社同意，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的规定，应为无效协议，不受法律保护，被告山东省种子公司可另行主张权利。判决意见为：一、被告山东省种子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靳某等83人棉种款42.69万元。二、驳回原告靳某等83人要求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及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该案判决后，山东省种子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于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周民终字第1460号民事判决，意见为：维持原判。2015年5月7日原告山东省种子公司向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成武鑫生示范园支付欠付的种子款502000元及利息。原告山东省种子公司要求的款项包括以下内容：2009年亲本费56000元；2010年1月14日交付的5000公斤玉米种，价值66000元；2010年2月6日交付的20000公斤种子，价值264000元；2011年3月14日交付的20000公斤种子，价值116000元；以上共计502000元。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后，原告山东省种子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经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对所争议的苗兴田领取的20000公斤玉米种，该院认定：关于2010年2月7日苗兴田领取的20000公斤玉米种问题。生效判决书已认定签订2010年2月5日的补充协议系苗兴田的个人行为，且该协议应认定无效。据此，苗兴田依据该协议收取货物的行为亦认定为个人行为，故山东种子公司可另案主张权利。另查明，2009年4月27日，济南采育棉花种植专业合作社（预约方）与被告山东成武鑫生示范园（承约方）再次签订《农作物种子生产预约合同》，编号为SD0909。预约方向承约方预约生产杂交棉种子，由预约方于2009年3月26日提供200亩价值56000元亲本，承约方组织种子生产后再销售给预约方。原告山东省种子公司根据被告山东成武鑫生示范园的要求通过同福人物流向大连供销社发送价值56000元亲本，由段某签收。本院认为，本案争执焦点为：一、被告苗兴田是否有权与原告山东省种子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及《补充协议》的效力。二、被告苗兴田所售20000公斤玉米种款是否用于被告成武鑫生示范园的支出。三、所售种子是否存在返利。对于焦点一，原告山东省种子公司与被告苗兴田以被告成武鑫生示范园签订的《补充协议》，从协议内容可以看出，该协议系对2010年1月14日原告山东省种子公司与被告成武鑫生示范园签订的《种子款结算协议》的补充，该协议应为结算协议。被告苗兴田提出该协议系受被告成武鑫生示范园的法定代表人步真合的委托签订的，并递交委托书予以证明。被告成武鑫生示范园予以否认，认为其委托的范围仅是让被告苗兴田与原告山东省种子公司办理2009年所签合同中的棉花杂交制种种子交售事宜，而非办理对2008年合同款项的结算。从被告苗兴田递交的委托书内容来看，被告成武鑫生示范园委托内容是与原告山东省种子公司办理棉花杂交制种种子交售事宜，不能反映出有与原告结算的意思表示，被告苗兴田也没有递交被告成武鑫生示范园委托其与原告进行结算的委托手续，故该《补充协议》应视为被告苗兴田的个人行为。由于被告苗兴田超越委托权限，签订该协议，至庭审时被告成武鑫生示范园也没有对该《补充协议》进行追认，故被告苗兴田代表被告成武鑫生示范园与原告签订的协议无效。对于焦点二，《补充协议》签订后，被告苗兴田将所售玉米种款中的人民币56000元支付给河南的段某，偿还了2009年3月26日河南段某交付的3472公斤种子款。该种子款，不在淮阳县人民法院所审理的靳某等83户要求的款项中，被告成武鑫生示范园法定代表人步真合也只是在收据中注明：该批帮忙种子，济南公司结算后，将种子款转给河南段某。根据该内容，证明该批种子款应由原告山东省种子公司支付给河南的段某，该款项不在原告山东省种子公司与被告成武鑫生示范园结算范围，被告苗兴田也无证据证明该款应由被告成武鑫生示范园偿还，故被告苗兴田提出所售种子款人民币56000元偿还了被告成武鑫生示范园的债务，证据不足，依法不予采信。被告苗兴田提出剩余款项用于支付成武鑫生示范园的工人工资及其他日常开销，对于被告苗兴田的该辩解意见，被告苗兴田没有提供书面证据证明，也没有提供被告成武鑫生示范园的书面授权或认可的相关证据，对被告苗兴田的该抗辩意见依法亦不予采信。但被告苗兴田可在取得充分证据后，另案向获得利益人追偿。对于焦点三，被告苗兴田提出所售20000公斤种子款原告应当返利，该种子款应该按照去除返利后的价格每公斤5.8元计算，对该抗辩意见，被告苗兴田仅按照自己的推断得出存在返利的事实，但没有提供书面及其他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原告亦否认该批种子款存在返利的情况，故对被告苗兴田的该抗辩意见，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由于被告苗兴田在未获得被告成武鑫生示范园授权的情况下，代表被告成武鑫生示范园与原告签订了《补充协议》，事后被告成武鑫生示范园对该协议亦未追认，该《补充协议》为无效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限、超越代理权限或者代理权限终止后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有行为人承担责任。”之规定，被告苗兴田应当返还原告玉米种子20000公斤，鉴于种子已卖出，被告苗兴田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价格每斤6.6元支付原告种子款计人民币264000元。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利息人民币102371.87元（自2010年2月7日起暂至2016年11月21日），由于在订立《补充协议》时，原告未严格审查被告成武鑫生示范园是否对被告苗兴田进行授权，并擅自将货物发送给被告苗兴田，存在一定的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赔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之规定，对该损失原告亦应承担相应责任，故对自原告首次向被告苗兴田主张权利即2016年12月2日之前的利息，由原告自行承担。自2016年12月3日起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由被告苗兴田负担，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及有关法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苗兴田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原告山东省种子有限责任公司种子款人民币264000元及利息（自2016年12月3日起至被告苗兴田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山东省种子有限责任公司对被告山东省成武县鑫生高科技农业示范园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山东省种子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796元，由被告苗兴田负担人民币5000元，原告山东省种子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人民币179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田海军审 判 员  高 青人民陪审员  刘守存二〇一七年八月一日书 记 员  杨维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