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15民初11127号
原告：刘荣焕，女，1950年8月15日出生，北京市皮毛二厂退休职员，住北京市东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丹，北京一格（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邓有光，男，1976年6月28日出生，中国石油辽河石化公司职员，住辽宁省盘锦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立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皓，男，1982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第三人：邓传信，男，1946年11月25日日出生，中国石油辽河石油勘探局机关退休职员，住辽宁省盘锦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博君，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荣焕与被告邓有光、第三人邓传信赠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荣焕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丹，被告邓有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立环、刘皓，第三人邓传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博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荣焕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解除原、被告的赠与关系；2、位于北京市大兴区XXX室房屋归刘荣焕单独所有（价值为597535元）；3、本案诉讼费用依法承担。
事实与理由：2001年9月4日，刘荣焕与邓传信结婚。双方均系再婚，邓有光系邓传信之子。1997年11月15日，刘荣焕在婚前自行购买了一处宅院，位于北京市大兴区X号。2015年12月10日，该宅院遇拆迁。2015年12月12日，刘荣焕因拆迁取得一套回迁安置房，房屋位于北京市大兴区XXX室（该回迁安置房系期房，预计于2019年底前实际交付使用）。当时因原、被告家庭关系尚可，刘荣焕承诺将自有的上述XXX室回迁安置房赠给邓有光，双方于2016年1月17日在拆迁办签署了一份房屋产权变更承诺书。自刘荣焕将1501室房屋赠与邓有光后，邓有光及其父亲邓传信与刘荣焕的家庭关系发生了变化，邓有光不仅对刘荣焕不理不睬，就连邓传信也离家出走将近1年。刘荣焕与邓传信一家人都完全失去了任何联系。邓有光的行为严重伤害了刘荣焕，为维护刘荣焕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决支持刘荣焕的诉讼请求。
被告邓有光辩称：不同意刘荣焕的诉讼请求。XXX室由邓有光的父亲邓传信与刘荣焕共同赠与邓有光，刘荣焕无权单方解除赠与，涉案房屋产权登记人为邓有光，本案诉讼费应由刘荣焕承担。邓传信与刘荣焕于2001年结婚，2003年对X号院进行扩建、加盖、翻建，使X号院占地面积和房屋建筑面积均扩大为原面积的二倍。刘荣焕与其子孙朋均无收入来源，邓传信负担所有家庭日常开销，2003年对X号院进行了改扩建，投入资金为邓传信的婚前积蓄，为邓传信个人财产。2003年改扩建宅院时，刘荣焕无任何收入。鉴于以上所述事实，2015年X号院拆迁所得的拆迁补偿应属于刘荣焕与邓传信的父亲共同财产，而非刘荣焕的个人财产。X号院拆迁所获得的两套安置房为刘荣焕与邓传信二人共同财产，由刘荣焕与邓传信共同赠与给邓有光和孙朋，赠与人为刘荣焕与邓传信，非刘荣焕个人，刘荣焕无权撤销共同赠与。刘荣焕与邓传信将两套安置房赠与邓有光和孙朋，是相互关联、互为条件的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置，对刘荣焕与邓传信双方具有约束力，刘荣焕无权撤销其中一项赠与。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刘荣焕的全部诉讼请求。
第三人邓传信辩称：同意邓有光的答辩意见。在起诉状中刘荣焕所述的离家出走一年的情况与事实不符，在2016年10月、11月份刘荣焕还与邓传信一起看房子。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刘荣焕向本院提交了证据：证据1、1997年11月15日刘荣焕与毛志彬签订的买卖房屋契约书，证明本案所涉及拆迁前的宅基地房屋系原告的婚前个人财产，应归原告个人所有。虽然原告非该村民委员会的村民，但就拆迁后利益分配已与案外人毛志彬达成协议，并获得了拆迁办的认可。证据2、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同证据1证明目的。证据3、2015年10月31日由刘荣焕与案外人毛志彬签订的协议书，同证据1证明目的。证据4、2015年12月10日大兴区魏善庄镇人民调解书，同证据1证明目的。证据5、2015年12月10日拆迁补偿协议及拆迁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证明被拆迁安置人为刘荣焕，定向房屋XXX室实际买受人为刘荣焕，该房屋的定向安置人亦为刘荣焕，与邓有光及邓传信均无关。证据6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XXX室，同证据5证明目的。证据7、结婚证，证明原告与邓传信结婚时间是2001年9月4日，证明X号院系刘荣焕个人婚前财产，与邓传信无关。邓有光对刘荣焕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均认可，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证据1、2、3集体土地是属于村民，不属于刘荣焕，法律上是不可以买卖的，刘荣焕对房屋拆迁有利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房屋的改扩建，而改扩建是基于邓传信与刘荣焕出资进行的。对证据4、5虽然刘荣焕签订了拆迁买卖协议及安置房买卖合同文件，但拆迁协议及安置房买卖合同均是拆迁过程中的程序文件，对确认夫妻财产的归属无效，应由相关法律确定。对证据7结婚证，双方于2001年结婚，而房屋的改扩建是2003年，所以证明了对于X号院的改扩建是刘荣焕与邓传信共同进行的。第三人邓传信的质证意见同邓有光的质证意见，补充一点拆迁X号院在拆迁时实际上已经扩大了将近一倍，在扩建时系刘荣焕与邓传信婚后进行的，在拆迁补偿不是基于刘荣焕购买了该房屋，而主要是因邓传信对房屋进行了改扩建的情况。
邓有光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土地使用权证，证明北京市大兴区X号院，用地面积200平米，建筑面积102平米。土地使用证权人为毛志彬。证据2、人民调解协议书（2015）京兴魏后大调卷字第016号，证明北京市大兴区X号院，建筑面积53.95平米，宅基地117.45平米，归毛志彬所有，建筑面积125.88平米，宅基地面积274.05平米，归刘荣焕所有。证据3、拆迁补偿协议，证明内容被拆迁人按照定向安置选房方式确定选房指标为200平米；证据4、拆迁补偿协议（补充协议），证明乙方选购期房2套，建筑面积为179.44平方米，乙方剩余款金额728796元。证据5、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证明第一条C地块13号楼2单元1501号建筑面积为89.72平方米；证据6、房屋产权变更申请承诺书，证明刘荣焕、邓传信承诺将拆迁X号选购XXX是的房屋产权人变更为邓有光，此为上述房屋的最后一次产权变更，有承诺人刘荣焕、邓传信及产权人邓有光的亲笔签字及手印。证据7、辽河油田矿区房屋交易及询问登记表（卖方）、辽河油田矿区房屋权属登记确认书，证明2016年8月24日的登记表有邓传信、刘荣焕的亲笔签字。证据8、辽宁省高速公路辽通卡通行明细，证明2016年8月19日，从盘锦开车到琉璃河（刘荣焕住处接刘荣焕），2016年8月21日，从琉璃河开车到盘锦（送刘荣焕到盘锦），2016年8月25日，从盘锦开车到甜水（送邓传信和刘荣焕到盘锦火车站，回北京）。证据9、邓传信银行记录对帐单，证明2014年7月26日，现金支取4万元。是邓传信的儿子孙朋（已成年、无业、无收入）于2014年7月26日，因孩子即将出生，向邓传信要4万元（孙朋的孩子于2014年8月出生）。刘荣焕于1991年从原单位辞职后，没有收入来源，没有单位缴纳社会保险，2005年之前没有退休金。证据10、刘荣焕辞职申请书，证明1991年8月16日，刘荣焕向北京市皮毛二厂提交辞职申请，9月3日获单位批准。
刘荣焕对邓有光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有一部分的超占面积，用地面积本身就超过200平米，还有超占面积106米，所以后续的宅基地面积扩大是由邓传信出资建造刘荣焕不认可。对证据2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使用证是在1993年时进行登记的，而刘荣焕与邓传信结婚登记，8年的时间并不是房屋一直保持原状，在刘荣焕购买X号院后对房屋进行了改建，对于邓传信说的改建情况应具体说出，实际买受人及房屋所有权人都应为刘荣焕单独所有。对证据3、4、5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刘荣焕并没有虚假陈述，刘荣焕只涉及两套安置房中的一套安置房，邓有光认为两套安置房的分配是整体的协议，但无论是从事实与法律上其都是单独的协议，并不是整体协议。对证据6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刘荣焕对房屋享有所有权，所以才有权利将房屋承诺赠与给被告，对承诺书最后一次产权变更不认可，因安置房是期房，刘荣焕还没有获得产权登记证，仅是刘荣焕有这个意思表示，实际是可以有撤销权的，所以刘荣焕起诉撤销该赠与。无论协议上是谁签字，但最终的产权人及所有人均仅为刘荣焕一人。对证据7、8与本案无关，刘荣焕不予质证。对证据9、10与本案无关，刘荣焕不予质证，对于邓有光说的1991年离职，直到2001年才有退休金，在1991年至2001年刘荣焕一直都是带着孙朋单独生活，如果没有收入来源，其两人怎么生活，所以邓有光的所述不符，刘荣焕一直搞养殖，不断有生活来源，还有经济收入，完全有出资魏善庄镇后大营村后文街38号院翻建的能力。邓传信对邓有光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
本院对刘荣焕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予以认定，对刘荣焕提交的证据1、2、3、4、5、6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明目的不予认定；对邓有光提交的证据1、2、3、4、5、6、7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予以认定，对邓有光提交的证据8、9、10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明目的不予认定。
本院据此查明：刘荣焕与邓传信于2001年9月4日结婚，二人均系再婚。邓有光为邓传信之子（系邓传信与前妻所生），案外人刘朋为刘荣焕之子（系刘荣焕与前夫所生）。刘荣焕与邓传信婚姻现仍处于存续状态。
本案诉争的院落房屋位于北京市大兴区X号。1997年，刘荣焕以54000元的价格，从案外人毛志彬手中购买了位于北京市大兴区X号院落内房屋5间。该院落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为兴013集建（93）字第20-224号，登记人为毛志彬，土地使用证载明用地面积为200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102平方米，超占面积106平方米。
关于房屋的翻扩建情况，刘荣焕称：涉案的院落及房屋是1997年购买的，当时购买时是北正房5间，在1998年刘荣焕搞养殖，加盖了南房5间，东厢房2间，在2003年底2004年初，刘荣焕将南房5间中的4间拆除及东厢房2间拆除，用所有的旧砖料在西侧建了西厢房4间，在拆迁的时候是北正房5间，南房1间，西厢房4间。
邓传信称：邓传信与刘荣焕婚后南边是1998年的兔棚，并不是所谓的南房5间，于2003年秋至2004年上半年拆除，同时在南边向外扩2米，在东边将断头路纳入X号院，西侧由邓传信、刘荣焕一起去村里申请建造，由邓传信盖了4间厢房。盖房一共花费了6万元。
在拆迁过程中，2015年12月10日，北京市大兴区司法所出具的（2015）京兴魏后大调卷字第016号人民调解协议书载明毛志彬与刘荣焕达成调解事项，位于北京市大兴区X号院房屋建筑面积125.88平方米，宅基地面积274.05平方米归刘荣焕所有。2015年12月10日，北京兴福临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拆迁人）与刘荣焕（被拆迁人）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约定位于北京市大兴区X号宅基地面积274.05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为125.88平方米，被拆迁人按照定向安置选房确定的房屋建筑面积为200平方米。并由此取得了包括XXX室，面积为89.72平方米的房屋在内的2套房屋。
2016年1月17日，刘荣焕、邓传信二人与邓有光签订了房屋产权变更申请承诺书，载明二人自愿将购买的位于XXX室的定向安置房屋产权人变更为邓有光，同时，二人将另外取得的一套拆迁安置房屋的产权人变更为孙朋。
刘荣焕称签订协议后，邓有光对刘荣焕疏远，邓传信也离家出走将近1年。刘荣焕与邓传信一家人都完全失去了任何联系。邓有光、邓传信对此不予认可，称双方在2016年10月份左右还在一起看房子。
本院认为：公民合法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刘荣焕、邓传信曾经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对位于北京市大兴区X号院落内的部分房屋进行了翻建，翻建部分形成了夫妻共同财产，对由此所产生的拆迁利益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对于刘荣焕称拆迁利益全部为其婚前个人财产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在拆迁过程中，刘荣焕、邓传信二人共同对取得的两套安置房屋进行了分配，其中一套房给予了邓有光、另一套房屋给予了孙朋，因拆迁协议载明选房面积为200平方米，给邓有光的面积为89.72米，给予孙朋的房屋的面积大于给予邓有光房屋的面积。考虑到刘荣焕、邓传信二人重组家庭的特殊性，刘荣焕、邓传信对邓有光的赠与和对孙朋的赠与互为前提，互为结果，构成了一个整体关系，是双方利益权衡、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配的结果。现刘荣焕单方要求撤销对邓有光的赠与，有悖诚实信用原则，该赠与是一种目的赠与行为，具有一定的道德义务性质，属于一项承诺性的约定，无法定情形不得撤销。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荣焕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9776元，由原告刘荣焕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之日起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李文强
审 判 员 毕士臣
人民陪审员 肖文坡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石玉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