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宁商终字第1789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朱和平，男，1952年8月18日生。
上诉人（一审被告）淮安市恒和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淮安市清浦区前进东路北侧1号。
法定代表人朱和平，该公司执行董事。
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周丽萍，北京市君泽君（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建明，江苏同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哈成露，女，1981年10月10日生，回族。
委托代理人周阳，江苏当代国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萱，江苏当代国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朱杨，女，1979年11月23日生。
委托代理人周丽萍，北京市君泽君（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陈宝林，男，1959年12月6日生。
一审第三人江苏嘉连威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珠江路244-250号。
法定代表人陈保平，该公司总经理。
一审第三人黄维珍，女，1955年9月28日生。
以上三一审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军，江苏天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朱和平、淮安市恒和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哈成露、一审被告朱杨、一审第三人陈宝林、江苏嘉连威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连威公司）、黄维珍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鼓商初字第10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2月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朱和平、上诉人恒和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周丽萍、李建明，被上诉人哈成露的委托代理人周阳、李萱，一审被告朱杨的委托代理人周丽萍，一审第三人陈宝林、嘉连威公司、黄维珍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哈成露一审诉称：朱和平、恒和公司与陈宝林、江苏嘉连威投资有限公司于2010年1月26日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由朱和平、恒和公司共同向陈宝林、嘉连威公司借款2000万元，其中1000万元用于代为偿还朱和平、恒和公司拖欠的江苏省设备成套有限公司的债务；作为借款的担保，朱和平将其持有的恒和公司40%的股权以转让的形式过户至陈宝林名下。协议订立后，陈宝林按约代偿了1000万元债务，并另行支付现金1000万元，陈宝林和嘉连威公司已履行款项出借义务。因恒和公司资金周转出现困难，经各方协商，由恒和公司将其开发的恒和花园20套房屋网签至陈宝林指定的哈成露名下，以抵偿2000万元债务中的800万元。
2013年8月2日，嘉连威公司、陈宝林与朱和平、恒和公司及黄维珍就2000万元借款签订《协议书》，约定陈宝林、嘉连威公司将其对朱和平、淮安恒和公司的2000万元债权，包括以房抵债的800万元，全部转让给黄维珍，由黄维珍支付1200万元涤除恒和花园房产抵押后，朱和平、恒和公司再以2400万元的房产抵偿债务。《协议书》签订后，因用于抵债的恒和花园房产被法院查封，无法继续履行。
2015年4月6日，陈宝林、嘉连威公司、黄维珍与哈成露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黄维珍将其从陈宝林、嘉连威公司受让的2000万元债权再次转让给哈成露，该债权转让已由黄维珍通知朱和平及恒和公司。哈成露受让债权后，因以房抵债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协议书》应当解除。朱和平、朱杨系恒和公司的股东，分别持有恒和公司90%和10%的股权，依法应缴纳出资2700万元、300万元，朱和平、朱杨没有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故应当在未出资范围内对恒和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责任。请求判令：1．解除恒和公司、朱和平与陈宝林、嘉连威公司、黄维珍于2013年8月2日签订的《协议书》；2．朱和平、恒和公司共同向哈成露偿还借款2000万元及利息（其中1000万元自2010年1月27日起；200万元自2010年2月4日起；800万元自2010年4月9日起，均按同类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3．朱和平在2700万元、朱杨在300万元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恒和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4．诉讼费用由朱和平、恒和公司负担。
朱和平、恒和公司一审辩称：哈成露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第一，哈成露并非《协议书》的签订主体，无权要求解除该份协议，哈成露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其起诉应予驳回；第二，即使哈成露基于《债权转让协议》行使解除权，其受让的是债权请求权而非合同解除权，解除《协议书》与本案请求给付债权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应当另案处理；第三，如果《协议书》解除，则黄维珍不再对朱和平或恒和公司享有任何请求权，哈成露亦无法从黄维珍处受让所谓的债权，哈成露各项诉讼请求之间相互矛盾不能兼得；第四，朱和平与陈宝林之间就1200万元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并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另800万元亦以房产抵偿并已完成网签手续，陈宝林、嘉连威公司不再对朱和平或恒和公司享有其他债权，不存在朱和平、恒和公司共同向陈宝林、嘉连威公司借款的事实，哈成露受让的债权并不存在；第五，朱和平与陈宝林之间系股权转让关系，朱和平将其持有的恒和公司40%的股权以12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陈宝林，陈宝林因受让股权而成为恒和公司股东并行使股东权利。如果该股权转让转为借款，恒和公司的注册资本则减少1200万元，不仅达不到恒和公司作为二级建筑公司注册资本不低于2000万元的要求，也损害了恒和公司其他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协议书》系朱和平受胁迫签署，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无效；第六，朱和平、恒和公司从未收到过哈成露受让债权的通知，该次债权转让对朱和平、恒和公司不生效力；第七，朱和平作为恒和公司的股东，已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不应对恒和公司的债务承担任何责任。
朱杨一审辩称：朱杨已全面履行对恒和公司的出资义务，依法仅以出资为限对恒和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其他答辩意见与朱和平、恒和公司的意见一致。
陈宝林、嘉连威公司、黄维珍一审述称，同意哈成露的答辩意见。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1月4日，恒和公司登记成立，许可经营项目为房地产开发（具有二级开发资质）和房屋销售，朱和平担任法定代表人。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后增资至3000万元，股东为朱和平及其女儿朱杨，分别出资2700万元、300万元，出资及增资均已实际到位。
2010年1月26日，朱和平、恒和公司作为甲方与陈宝林、江苏嘉连威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乙方替甲方向江苏省设备成套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000万元，用以解除对甲方名下土地使用权所采取的财产保全措施，该1000万元自动转成股权转让价款。甲、乙双方合作开发淮安恒和花园房地产项目，具体方案为：乙方的投资额不超过2000万元（包括前述的1000万元）；为确保乙方全面了解项目进度和财务状况，甲方全力配合乙方进行审计，乙方最终以审计结果确定的实际投资额的50%为限履行投资义务；甲方承诺乙方在恒和公司占有40%股权，并将该股权转让至陈宝林名下，乙方享有该项目税后净利润部分40%的收益，并于项目完工后进行核算；乙方有权对公司财务状况和项目销售收入进行监管，项目公司运行过程中，50万元以上资金进出须经甲乙双方签字同意方可实施。
同日，朱和平作为转让方与陈宝林作为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朱和平将其持有的恒和公司40%的股权以12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陈宝林；股权转让款于签订当日支付1000万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支付剩余的200万元。
同日，恒和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全体股东朱和平、朱杨、陈宝林参加会议并形成股东会决议：执行董事、经理、监事不变，继续连任；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并办理一系列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同日，恒和公司、朱和平出具委托书，委托江苏嘉连威投资有限公司向江苏省设备成套有限公司汇款1000万元，江苏嘉连威投资有限公司在同日以银行本票向江苏省设备成套有限公司支付1000万元。
2月1日，江苏省淮安工商行政管理局准予恒和公司股权变更登记申请。变更后及目前股权持有情况为：朱和平出资1500万元，持股比例为50%；朱杨出资300万元，持股比例为10%；陈宝林出资1200万元，持股比例为40%。
2月3日，陈宝林通过银行转账向恒和公司支付200万元，款项用途为“投资款”。4月8日，陈宝林再次通过网上银行向恒和公司支付800万元，款项用途为“往来款”。
2011年2月12日，江苏嘉连威投资有限公司变更企业名称为江苏嘉连威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2012年5月9日，恒和公司与哈成露就恒和花园2号楼2203室等共计20套房屋分别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上述合同已在淮安市商品房销售网上管理系统备案。2015年7月21日，淮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开发管理处出具说明，确认上述20套恒和花园房屋已网签至哈成露名下。
2013年6月、2015年4月至5月期间，朱和平多次报警称陈宝林等人因合同纠纷骚扰并威胁其本人和家人人身安全。接警部门作备案处理。
2013年8月1日，嘉连威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陈宝林办理与朱和平、恒和公司关于2000万元相关事项。8月2日，恒和公司、朱和平作为甲方、陈宝林作为乙方、黄维珍作为丙方签订《协议书》，主要内容是：甲方因恒和公司项目开发需要，向乙方借款2000万元，以朱和平所持恒和公司40%股权作为借款担保，并将股权登记变更至陈宝林名下；甲方已将恒和公司开发的恒和花园项目20套房屋网签至哈成露名下，抵扣800万元，该20套房乙方转让给丙方黄维珍；乙方因与丙方黄维珍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乙方将其在甲方剩余的1200万元债权亦一同转让给丙方，再由丙方另行出资1200万元解除房产附着的抵押负担，甲方同意配合将解押后的房产（总价值2400万元）网签至黄维珍指定的第三方名下；上述债务清偿后，甲乙双方再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乙方同时配合将股权回转给朱和平。
2014年11月25日，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支行（以下简称江苏银行）提起诉讼，要求恒和公司、朱和平归还借款本息。2014年12月19日，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淮中商初字第0267号民事调解书，载明由恒和公司分期偿还江苏银行借款本息共计约1800万元，朱和平承担连带责任，同时，江苏银行还享有恒和公司恒和花园项目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在建设工程抵押物的优先受偿权。
2015年4月6日，陈宝林、嘉连威公司、黄维珍与哈成露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黄维珍将其从陈宝林、嘉连威公司受让的2000万元债权再次转让给哈成露，哈成露同意受让。黄维珍于2015年4月30日、5月4日以EMS特快专递向朱和平、恒和公司寄送了债权转让通知。
2015年5月22日，恒和公司形成近期工程情况汇报：公司债权主要包括江苏银行抵押的50多套房屋，按4000元／平方米计算，共计2600万元；住建局控制30多套，共计1200万元；市人防购门面房余款500万元，人防易地建设保证金100万元，总计4400万元。债务情况为江苏银行贷款1500万元，总包工程余款500万元，总计2000万元。陈宝林称未收到过该情况汇报。
一审审理中，朱和平确认恒和公司开发的恒和花园项目因抵押负担及司法保全尚未竣工验收，暂时亦无法办理竣工验收手续，网签至哈成露名下的20套房屋以及拟与黄维珍以房抵债的价值2400万元的房屋亦无法办理产权变更手续。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所涉《合作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书》以及《债权转让协议》均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对各签订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朱和平认为《协议书》系受胁迫所签，因该协议签订时间为2013年8月2日，朱和平未在一年除斥期间内申请撤销该协议，故对其认为《协议书》无效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一审法院概括本案争议焦点为：陈宝林、嘉连威公司与朱和平、恒和公司之间系股权转让关系还是借贷关系；哈成露是否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以及是否享有合同解除权；朱和平、朱杨是否已全面履行出资义务。
关于陈宝林、嘉连威公司与朱和平、恒和公司之间系股权转让关系还是借贷关系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一）四方于2010年1月26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确定由陈宝林、嘉连威公司投资2000万元参与恒和公司的恒和花园项目，其中1000万元用于偿还恒和公司债务，解除司法查封，另1000万元支付给恒和公司。如果系股权转让，股权转让款应支付给朱和平个人，而非恒和公司，恒和公司作为股权转让的目标公司，不具备收取股权转让款的法律地位，且转账支付的1000万元款项用途均备注为投资款或往来款。（二）结合各方于2013年8月2日签订的《协议书》，确认2000万元系由陈宝林、嘉连威公司出借给朱和平、恒和公司。朱和平虽与陈宝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完成各项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但双方之间并不存在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朱和平将其持有的恒和公司40%股权变更登记至陈宝林名下是作为借款的担保，即让与担保。（三）《协议书》签订在后，《合作协议书》在前，两份协议对2000万元款项的性质表述存在差异，亦应以在后签订的《协议书》来确认各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据此，一审法院认定陈宝林、嘉连威公司与朱和平、恒和公司之间系借款合同关系。
关于哈成露是否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案涉2000万元债权原本由陈宝林、嘉连威公司享有。经过第一次转让，黄维珍取代陈宝林、嘉连威公司的债权人地位成为新的债权人，对此，朱和平、恒和公司共同参与签订了《协议书》予以明确。《协议书》对各签约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是否已实际履行，并不影响黄维珍的债权人地位，亦不构成其将受让的债权再次转让给哈成露的法律障碍。朱和平、恒和公司否认收到第二次债权转让通知，但截至一审两次庭审，债权转让应视为已完成通知程序，债权转让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哈成露作为新的债权受让人，主体适格。朱和平、恒和公司认为黄维珍在履行《协议书》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其可以就违约责任问题另行主张。
关于哈成露是否享有合同解除权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债权转让后，黄维珍依据《协议书》所享有的对朱和平、恒和公司的抗辩，哈成露可以向朱和平、恒和公司主张。哈成露从黄维珍处受让的2000万元债权，其中800万元系以20套房屋抵偿并完成网签程序，另1200万元亦拟以房相抵。哈成露受让债权后，有权依据《协议书》向朱和平、恒和公司提出履行要求，但由于用于抵偿的房屋均存在抵押权负担或司法查封措施，朱和平亦确认以房抵债暂时无法继续履行，具体履行时间没有明确预期，致使哈成露受让债权的目的不能实现，哈成露有权行使法定解除权，故哈成露要求解除《协议书》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陈宝林、嘉连威公司已经支付的2000万元，朱和平、恒和公司应当向哈成露承担返还责任。至于利息，因双方对返还期限未作明确约定，可以从起诉之日起算，利息标准基本适当。对于登记在陈宝林名下的恒和公司40%的股权，朱和平有权要求陈宝林配合办理回转登记手续。
关于朱和平、朱杨是否已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朱和平、朱杨提供的验资报告，可以初步证明其已履行出资及增资义务。哈成露没有证据证明朱和平、朱杨未足额出资或存在抽逃出资行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哈成露要求朱和平、朱杨在未出资范围内对恒和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二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淮安市恒和置业有限公司、朱和平与陈宝林、江苏嘉连威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黄维珍于2013年8月2日签订的《协议书》于判决生效之日起解除；二、朱和平、淮安市恒和置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向哈成露支付借款本金200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5年6月3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同类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三、驳回哈成露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18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46800元，由朱和平、淮安市恒和置业有限公司负担。
朱和平、恒和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
恒和公司提起上诉称：（一）哈成露依据《债权转让协议》取得的仅仅是所谓1200万元债权请求权，而非合同解除权，解除权的行使主体只能是《协议书》的合同主体，一审判决以债权转让为由，认定哈成露主体适格错误。（二）哈成露与黄维珍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并未通知朱和平、恒和公司，对朱和平、恒和公司不发生效力，且黄维珍并未履行《协议书》约定的先合同义务，一审未调查哈成露要求行使解除权的请求权基础、未审查解除权的行使是否经过发出解除通知等法定程序、未审查解除条件是否成就，而径直判决解除《协议书》没有事实依据。（三）一审判决解除《协议书》的同时，又要求朱和平、恒和公司向哈成露偿还2000万元，逻辑混乱，自相矛盾，对法律关系的理解错乱。1．一审判决认为《协议书》与《合作协议书》相比较，《协议书》系在后的协议，故应以在后的协议为准认定各方关系。而若《协议书》解除，则认定各方系债权债务关系的合同基础就不存在。如此，则陈宝林、嘉连威公司对恒和公司、朱和平不享有任何债权，哈成露也不能依据债权转让要求恒和公司、朱和平偿还所谓借款。2.一审判决认定“陈宝林、嘉连威公司已经支付的2000万元，朱和平、恒和公司应当向哈成露承担返还责任”，系对本案存在的法律关系的误解。《协议书》的解除产生黄维珍与恒和公司之间权利义务终止的法律后果，《合作协议书》的解除才能产生恒和公司将投资款返还给陈宝林、嘉连威公司的法律后果，一审将《协议书》的解除后果直接嫁接到《合作协议书》的解除后果，判决向哈成露返还投资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一审判决认定“陈宝林、嘉连威公司与朱和平、恒和公司之间系借款合同关系”错误。1．《合作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陈宝林、嘉连威公司向恒和公司投资，投资形式为朱和平将自己所持恒和公司股权转让给陈宝林。一审判决认为双方没有股权转让的意思而是所谓的让与担保没有任何事实依据。2.《协议书》与《合作协议书》相比是在后，但是朱和平已经提交证据证明《协议书》关于借款的意思表示是基于陈宝林和嘉连威公司的胁迫。仅凭《协议书》不能改变双方是股权投资的原始事实，也不能产生将此前双方股权投资关系转换为债权关系的法律后果。3.《协议书》关于借款的意思表示加重了恒和公司的债务，减少了恒和公司的注册资本，违反了房地产开发二级资质企业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2000万元的规定，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应当认定无效。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驳回哈成露的起诉或对恒和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上诉费用由哈成露承担。
朱和平同意恒和公司的上诉意见并上诉称：即便哈成露对恒和公司的诉讼请求成立，也不应判决朱和平承担共同返还借款的责任。（一）朱和平仅参加了《合作协议书》的签署，《合作协议书》明确约定陈宝林、嘉连威公司向恒和公司投资，其款项也全部汇至恒和公司账户。恒和公司并非借款人，朱和平更非借款人。朱和平自始至终未从陈宝林、嘉连威公司得到一分钱的投资或借款。（二）《协议书》第一条明确的签署主体为恒和公司、陈宝林、嘉连威公司与黄维珍，朱和平并未作为合同主体参加合同签署。即便认定其有效，其效力也不应及于朱和平。即便本案成立让与担保，朱和平也仅为担保人，并非债务人。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驳回哈成露的起诉或对朱和平的诉讼请求；2．本案上诉费用由哈成露承担。
哈成露答辩称：（一）陈宝林、嘉连威公司与恒和公司、朱和平之间系借款合同关系。1．《合作协议书》名为股权投资，实为借款，嗣后《协议书》以书证的方式加以确认。朱和平与恒和公司抗辩主张《协议书》系欺诈胁迫签订，不仅因与事实不符而不能举证证明，且早已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行使撤销权的一年除斥期间。2．从陈宝林和嘉连威公司履行出借义务的事实看，恒和公司并非股权出让主体，其作为被投资的公司，根本不具备收取股权转让款的主体资格。3．朱和平及恒和公司未能举证证明陈宝林行使过所谓“股东”权利，或者参与过恒和公司的任何经营活动，“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思表示，系为双方2000万元借款的让与担保。（二）朱和平与恒和公司系案涉款项的共同借款人。1．陈宝林及嘉连威公司给付朱和平及恒和公司2000万元，是根据《合作协议书》的约定而给付，《合作协议书》所列的合同甲方为两个主体，即共同借款人恒和公司与朱和平，《协议书》则对上述2000万元的借款性质及40%股权的让与担保等内容，以书面合同方式再次确认，两份协议存在着连续性和一致性。2．《协议书》首部甲、乙双方处，虽然没有将朱和平列入甲方，但朱和平在《协议书》最后一页与恒和公司盖章处并列的地方签名，这与朱和平作为恒和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名完全不同，该签字系作为共同借款人的签名。3．朱和平系恒和公司的创办人和持股90%的控股股东，另外的10%则挂名登记在其女儿朱杨名下，存在着公司控股股东与公司法人的人格混同。4．在哈成露举证的录音中，朱和平面对陈宝林及代表嘉连威公司向其本人追债还钱，亦从未否认过其个人不是共同借款人。（三）哈成露依法享有合同解除权。1．黄维珍先从陈宝林和嘉连威公司处受让、哈成露后从黄维珍处受让的债权，系朱和平与恒和公司应付的借款本金2000万元及利息。《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主张债权”，包括债权给付请求权、合同解除权以及欠款返还请求权等在内的全部救济权利，且该事实已由黄维珍、陈宝林和嘉连威公司在二审庭审中予以确认。2．依照合同法第八十一条之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但该从权利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除外”。合同解除权系形成权，是一种救济性的从权利。在债权让与场合，该从权利应随让与的债权一并移转，当债务人不能为有效给付时，应允许债权受让人解除合同，以保护其利益或救济其受损害之权利。3．《协议书》第三条所约定的以房抵债1200万元的4898平方米房屋，不仅因无以房抵债的标的物而约定不明，且违反物权法定原则，应属无效条款，黄维珍根本不存在履行该条款的任何义务。4．从合同相对性看，哈成露与陈宝林及嘉连威公司之间并无任何债权转让合同关系，如果债权人哈成露不能行使合同解除权，将致使哈成露无法实现债权，违反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四）由哈成露实现债权有利于避免讼累。《协议书》约定以房抵债的还款方式，因朱和平与恒和公司违约和房产被另案查封，已根本无法履行，但朱和平与恒和公司作为借款人，应承担偿还2000万元借款本息的法律责任。由哈成露通过本案实现债权，可使2000万元的债务争议归于终结，符合“案结事了”的司法效率原则。综上所述，恒和公司与朱和平提出的全部上诉请求及理由均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
一审被告朱杨述称，同意朱和平、恒和公司的上诉意见。
一审第三人陈宝林、嘉连威公司、黄维珍述称，同意哈成露的上诉意见。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上诉人朱和平、恒和公司对一审认定的部分事实有异议。对此，本院查明：
1．2010年1月26日，恒和公司出具委托书，委托嘉连威公司向江苏省成套设备有限公司汇款1000万元。2．2010年4月8日，嘉连威公司通过网上银行向恒和公司支付800万元，款项用途为“往来款”。3．2013年8月2日，恒和公司作为甲方、陈宝林作为乙方、黄维珍作为丙方签订《协议书》，其中第1条约定：甲方因淮安市恒和置业有限公司项目开发需要，向乙方借款人民币2000万元，同时，以朱和平所持的淮安市恒和置业有限公司40%的股权变更登记至乙方名下，作为借款的担保。朱和平在《协议书》尾部甲方恒和公司印章旁边签名。4．2015年4月30日、5月4日，黄维珍以EMS特快专递向朱和平和恒和公司寄送了债权转让通知。朱和平、恒和公司均称未收到上述通知。5．一审庭审中，朱和平确认网签至哈成露名下的20套房屋现仍处于查封状态下无法完成交房过户手续。
各方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2010年11月3日，恒和公司召开股东会议，朱和平、陈宝林、朱杨作为股东出席，就淮安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回购恒和花园一、二层商铺一事形成股东会决议，陈宝林在该决议上签字。
二审中，恒和公司确认与陈宝林、嘉连威公司存在800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
上述事实，有恒和公司股东会决议、二审庭审笔录证实。
本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合作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协议》有效是正确的，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的二审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一、哈成露是否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二、《协议书》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三、哈成露是否有权解除《协议书》；四、朱和平是否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一、关于哈成露是否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
本院认为，哈成露向恒和公司、朱和平主张的债权，系根据《债权转让协议》从黄维珍处受让取得，而黄维珍又系根据《协议书》从嘉连威公司、陈宝林处受让取得。上述各环节债权转让行为连续且依法成立，债权受让人哈成露依法享有对债务人的债权请求权。恒和公司、朱和平均辩称没有收到黄维珍的债权转让通知，黄维珍向哈成露转让债权的行为对其不发生效力。但哈成露提供的四份EMS特快专递单可以证明，黄维珍在签署《债权转让协议》后分别向恒和公司住所地以及朱和平的多处住所寄送了《债权转让通知》，EMS特快专递单上记载有寄件的编号和查询方式，恒和公司、朱和平并未提供反驳证据，且哈成露一审起诉后，恒和公司、朱和平已获知债权转让的事实，故黄维珍的通知义务已经完成，其向哈成露转让债权的行为对恒和公司已发生拘束效力。恒和公司、朱和平提出哈成露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协议书》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问题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协议书》系朱和平、恒和公司与嘉连威公司、陈宝林、黄维珍共同签署，虽然朱和平多次报警称陈宝林等人因合同纠纷骚扰并威胁其本人及家人安全，但其并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行使合同撤销权，故《协议书》不因朱和平、恒和公司认为的胁迫行为而得以变更或者撤销。朱和平、恒和公司认为《协议书》因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而无效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一般来讲，合同变更主要发生在合同签订后、履行过程中，但对于已经履行完毕的合同，法律并不禁止当事人在不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况下，通过重新订立协议对业已存在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确定和安排。本案当事人通过订立和履行《合作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以及以房抵债行为，实际形成了以下法律后果：一是陈宝林和嘉连威公司向恒和公司投资2000万元，陈宝林受让取得朱和平在恒和公司40%的股权；二是朱和平通过恒和公司取得12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三是恒和公司因以房抵债行为与陈宝林、嘉连威公司形成800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而《协议书》的订立对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重新作出了以下安排：一是确认朱和平、恒和公司实际取得和使用的2000万元作为向陈宝林、嘉连威公司的借款；二是已转让至陈宝林名下的40%股权作为上述借款的担保，在借款债务履行完毕后，陈宝林应将担保股权恢复登记给朱和平。上述意思表示仅涉及恒和公司的股权结构变化，并没有加重恒和公司的债务负担，亦未减少恒和公司的注册资本，应当认定合法有效。恒和公司、朱和平提出仅凭《协议书》不能改变双方是股权投资的原始事实，以及《协议书》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应当无效的主张，均与事实不符，且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哈成露是否有权解除《协议书》的问题
本院认为，合同解除权依法应当由合同当事人行使。哈成露不是《协议书》的当事人，也没有通过《债权转让协议》概括受让黄维珍在《协议书》中的全部权利义务，不具有解除《协议书》的合同权利。案涉《协议书》不仅约定了债权转让的内容，还约定了以物抵债、股权担保等其他权利和义务，黄维珍在《债权转让协议》中并没有明确将《协议书》中的全部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哈成露，即使认为黄维珍有该意思表示，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的规定，因该概括转让行为没有取得合同相对人恒和公司的同意而不成立。因此，恒和公司、朱和平提出哈成露无权解除《协议书》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判决解除《协议书》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四、关于朱和平是否应当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的问题
本院认为，哈成露主张的2000万元受让债权，与恒和公司、朱和平达成过两次以房抵债的合意，但均没有依法办理物权移转手续，应视为以房抵债行为未成立，哈成露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原债权、债务关系履行义务。朱和平是恒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陈宝林、嘉连威公司向恒和花园项目注资，是以朱和平与恒和公司作为共同相对方，《协议书》系《合作协议书》中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延续和变更，因此朱和平在《协议书》尾部签字，应当认定为具有代表恒和公司和本人双重身份意义，故对本案所涉2000万元债务，朱和平应当与恒和公司承担共同偿还责任。朱和平提出对2000万元债务不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部分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应予以纠正。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七十七条、第八十条、第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5）鼓商初字第1014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
二、撤销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5）鼓商初字第101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审案件受理费141800元，由朱和平、淮安市恒和置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红兵
审 判 员 周毓敏
代理审判员 徐岩岩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胡 戎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
第五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
（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
（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
第七十七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变更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
第八十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
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但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
第八十八条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