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冀01民终126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春海,男,1955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新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丽娜，河北恒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红卫,男,1984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新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建波，河北恒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石家庄春辉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新华区西三庄街中亚商务B座70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05661066402H。法定代表人：王春海,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洁，女，1983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系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建波，河北恒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爱民,男,1970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新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辉，河北太平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春海、王红卫、石家庄春辉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爱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17）冀0105民初33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春海、王红卫、春辉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17）冀0105民初330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刘爱民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程序违法，遗漏了必须共同诉讼当事人，原告主体不适格。上诉人王春海是向刘爱民、齐翠云、周世兴三人共同借款，借款是由三人的账户分别转账给王春海账户，该三人分别与王春海形成借贷关系，而不仅仅是向刘爱民一人借款，所以本案遗漏了必要共同诉讼参与人。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所请求的债权数额。刘爱民主张王春海在2013年至2015年期间向其借款2463万元，但其提交的银行流水只是其所主张债权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同时一部分银行流水发生在借款期间之外，与本案无关联性。一审法院以王春海在诉前调解时认可借款本金2413元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是错误的，当时双方并未在笔录上签字，一审法院也未作为证据出示，组织质证，依法不应作为认定借贷事实的依据。如果主审法官作为证人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话，当事人根据法律规定有权申请其回避，所以本案审理程序违法。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借款本金2413元并按月2.5%向被上诉人支付利息，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四张借条上并没有约定利息，不能认定双方有月息2.5%的约定。一审认定王春海每月支付的金额与对应的每笔借款本金所产生的利息数额吻合，就认定双方约定了月息2.5%是一种推定。即使双方之前约定了利息，但重新更换四张借条后双方对利息并没有明确约定，应视为没有约定利息，一审法院将2016年2月7日重新出具借条后至2017年3月17日期间王春海的还款认定为偿还之前产生的利息是错误的。一审法院认定的欠款本金有误，应将每笔借款的砍头息扣除后计算本金，没有实际支付凭证借款的不应认定，由于没有明确约定利息，已经偿还的部分应视为偿还本金。三、王红卫、春辉公司不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王红卫并非借款主体，从银行转账凭证可以看出，刘爱民和王春海是借贷关系当事人。王红卫既不是以借款人的身份在借条上签名，也不是以保证人的身份在借条上签名，仅表明知道王春海个人借款的事实，是见证人。刘爱民诉求春辉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但一审判决春辉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显然判非所请。刘爱民无证据证明王春海将借款用于公司经营，刘爱民与春辉公司之间无任何资金往来。春辉公司虽在借条上盖章，但未表明保证人的身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一审法院判决春辉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于法无据。刘爱民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与理不符，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被上诉人作为原告主体适格，不存在遗漏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的情形，一审程序合法。四张借条是双方对债权债务的重新确认，明确载明债权人为被上诉人，并且本案历次借条的出借人均为被上诉人。本案出借款项均来源于被上诉人及其配偶齐翠云银行账户，被上诉人作为夫妻一方主张权利并无不当。四张借条的债权确认在被上诉人名下后，上诉人支付利息都是支付至被上诉人或其配偶账户，并未支付给第三人。齐翠云是被上诉人的配偶，周世兴是被上诉人外甥，二人与上诉人根本不认识，不可能借款给上诉人，缺少借款合意，不可能形成借贷关系。周世兴的银行账户是被上诉人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其不是本案权利义务人。二、一审法院认定“未偿还的借款本金为2413元、借款利息按月2.5%计算”，认定事实清楚、正确，证据确实充分。借款合同是不要式合同，利息可以书面约定也可以口头约定。本案借款利息在旧借条均有记载，只是在换条之前都是按时付息，基于此种信任，新借条未载明月息2.5%，被上诉人并未在意，而根据上诉人付款凭证的金额及备注内容，完全可以证明借款未偿还本金为2413元、借款利息为月息2.5%。新借条形成后，上诉人付息行为及金额都是对原约定利息的延续。上诉人称没有约定利息的理由不能成立。本案借条都由三上诉人签字盖章、摁手印，是三上诉人对借款本金的共同认可，其上诉状所称的砍头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被上诉人出借款项是通过银行转账和现金两种方式进行，自2009年起，就存在多年多笔借款往来，而根据出借及还款情况，借条发生多次变更、合并，直至形成四张借条。被上诉人与其配偶存在多个已注销且查询不能的银行账户，根据能查询的银行账户，在四张借条出借之前，自2012年12月3日起共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出借1850万元。根据能查询到的银行账户，被上诉人及其配偶在部分期间的大数额减少的财产（取现）就达6300余万元，足以证实被上诉人多年以来就存在大额取现与他人进行交易的习惯。本案一审庭前调解时，王春海对2413万元的借款本金、月息2.5%的事实予以确认。三、本案三上诉人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三上诉人在借条签字盖章、摁手印，共同表达了向被上诉人借款的合意，借贷关系依法成立。借条上并未对三上诉人作具体区分，三上诉人为共同借款人。2016年10月30日，双方重新签订借款合同、出具借据，确认本案借贷关系时，王春海、王红卫都是作为借款人签署的借款合同、出具的借据，因此王红卫是本案共同借款人，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本案借款数额巨大，三上诉人知晓其签字盖章、摁手印的法律责任与后果。三上诉人存在相当关联性，王春海与王红卫为父子，春辉公司仅有王春海与王红卫两名股东，王春海为春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春海和王红卫共同从事、支配春辉公司生产经营，共同掌控利益以满足生产、生活所需。至于借款如何支配、使用，是三上诉人的事务，与被上诉人无关。王红卫关于见证人的辩解不能成立，见证人要求身份中立，与案件当事人均无利害关系，而本案中王红卫与王春海、春辉公司均存在利害关系。刘爱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王春海、王红卫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413万元及利息；2.判令被告王春海、王红卫给付原告由此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按借款合同约定的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律师费、执行费等）；3.判令被告春辉公司承担连带责任；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原、被告之间存在多年业务往来，自2006年起被告多次向原告借款，期间被告陆续偿还过部分借款本息，借款到期后，被告多次更换借条，被告最后向原告出具借条的时间及金额分别如下：借条出具      时   间              金额              借条变更      时   间              已还款情况              尚欠      金额                  2016年2月17日              205      万元              2013年6月17日变更而来              50      万元              155      万元                  2016年2月21日              120      万元              2014年5月21日变更而来              120      万元                  2016年2月23日              500      万元              2015年7月23日变更而来              500      万元                  2016年2月7日              1638      万元              2015年9月7日      变更而来              1638      万元                  合计              2413      万元      上述四份借条上落款处均有被告王春海、王红卫签字，并加盖“石家庄春辉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印章。二、被告王红卫、春辉公司对上述四份借条上签字盖章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王红卫主张其对借款事宜不知情，实际借款人是王春海。三、春辉公司法定代表人系王春海，该公司股东为王春海、王红卫，王春海与王红卫系父子关系。四、2017年8月9日该院庭前组织双方进行了调解，被告王春海认可欠原告借款本金2413万元，双方口头约定利息为月息2.5%的事实，因对还款期限存在分歧及王红卫不同意承担责任等未能达成一致意见。2017年8月16日本案开庭时，被告王春海未到庭参加诉讼。庭审后，双方补充提交了相关证据，为查明案件事实，该院组织双方对补充提交的证据进行了质证，被告王春海代理人对原告提交的四份借条上王春海签字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借款数额及出借主体有异议，主张借款系向刘爱民、齐翠云、周世兴三人所借，齐翠云、周世兴应出庭参加诉讼，且借款已经还清。五、原告主张上述四笔借款共计2463万元，被告已偿还借款本金50万元，尚欠借款本金2413万元，利息按月利率2.5%支付至2016年11月底，11月份利息未付清，自2016年12月1日至今的利息未付。被告王春海主张借款已还清。根据原告提交的借款凭证及被告王春海提交的付款凭证明以下事实：1、针对2016年2月17日205万元借款，借条上明确注明系2013年6月17日变更而来，被告提交的付款凭证显示，自2013年7月17日起至2016年2月17日止共计32个月，被告分28次向原告支付款项，每次付款金额均为51250元，其中部分付款凭证上进行了备注，2015年12月1日付款206250元(付款凭证上注明5.125+3+12.5),2015年12月23日付款206250元(付款凭证上注明17号5.125+21号3+23号12.5),2016年2月1日付款51250元(付款凭证上注明17号)。2016年2月17日被告重新给原告出具金额为205万元的借条，2016年2月26日被告付款51250元(付款凭证上注明2月17号)，2016年3月25日、2016年4月28日被告均付款206250元(付款凭证上注明5.125+3+12.5)，2016年3月25日被告偿还50万元，2016年7月21日付款193750元（付款凭证上注明6月份17号+21号+23号）。从被告付款凭证显示的时间、金额及注明的内容可以看出，借款时间为17号，借款本金205万元的利息为51250元/月（205万元×月利率2.5%），被告偿还借款本金50万元后，尚欠本金155万元，利息为38750元（155万元×月利率2.5%）。2、针对2016年2月21日120万元借款，借条上明确注明系2014年5月21日变更而来，被告提交的付款凭证显示，自2014年6月23日起至2015年7月21日止共计14个月，被告每月付款金额均为3万元，其中有的付款凭证上注明21号。2015年9月30日被告付款3万元。从被告付款凭证显示的时间、金额及注明的内容可以看出，借款时间为21号，借款本金120万元的利息为3万元/月（120万元×月利率2.5%）。3、针对2016年2月23日500万元借款，借条上明确注明系2015年7月23日变更而来。被告提交的付款凭证显示，自2013年7月30日起至2015年6月24日止，被告每月付款金额均为13.75万元，2015年7月22日被告支付62.5万元,2015年7月23日被告重新给原告出具借条,2015年8月24日、2015年9月30日、2016年2月1日被告分别付款12.5万元（付款凭证上注明23号），2016年2月23日被告重新给原告出具本案讼争500万元借条，2016年2月26日被告付款12.5万元（注明2月23号）。从被告付款凭证显示的时间、金额及注明的内容可以看出，借款时间为23号，2013年借款本金550万元的利息为13.75万元/月（550万元×月利率2.5%），2015年7月22日被告偿还借款本金50万元后，尚欠本金500万元，利息变更为12.5万元/月（500万元×月利率2.5%）。4、针对2016年2月7日1638万元借款，借条上明确注明系2015年9月7日变更而来。被告提交的付款凭证显示，自2013年6月7日起至2015年8月14日止，被告每月付款金额均为44.7万元，被告偿还本金150万元后，自2015年12月10日至2016年8月31日被告每月支付40.95万元,自2016年2月23日至2016年6月30日5个月的付款凭证上分别注明2月7号、3月7号、4月7号、5月7号、6月7号，金额均为40.95万元。2016年8月31日被告向原告转账支付40.95万元。从被告付款凭证显示的时间、金额及注明的内容可以看出，借款时间为7号，2013年5月借款本金1788万元的利息为44.7万元/月（1788万元×月利率2.5%），被告偿还借款本金150万元后，尚欠借款本金1638万元，利息变更为40.95万元/月（1638万元×月利率2.5%）。综上，被告尚欠借款本金2413万元，此后每月利息应为603250元[（38750元+30000元+125000元）193750元+409500元]。六、2016年11月2日被告支付原告503250元，2017年1月23日被告支付原告30万元，2017年1月25日被告支付20万元，2017年2月23日被告支付36500元，2017年3月3日被告支付193750元，2017年3月17日被告支付193750元，共计支付1427250元。七、原告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显示，原、被告双方自2011年起有多笔资金往来。原告认可期间被告陆续偿还部分借款本息，被告支付利息至2016年11月底（11月份的利息未付清），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本金2413万元，并自2016年12月1日起，按月利率2.5%支付利息。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原、被告诉辩及双方举证、质证，该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原告实际出借借款本金数额，被告应否支付利息；本案民事责任应由谁承担。围绕该焦点问题，该院分别论述如下：一、关于原告实际出借借款本金数额，被告应否支付利息问题。根据原告提供的借条、转账凭证及被告提供的付款凭证，结合双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可以认定，本案原、被告之间存在多年多笔业务往来。原告虽然未能提供原始转账凭证，但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四份借条上均注明了借款金额及日期，并注明系由原借条变更而来，而且根据原告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及被告提供的付款凭证，可以看出，在借条载明的变更日期之前双方即存在业务往来，即借条出具时间并非原告实际出借资金的时间，本案诉争四份借条系对此前借款行为的延续。本案诉争四份借条金额共计2463万元，庭前调解时，被告王春海对尚欠原告借款本金2413万元及利息为月利率2.5%无异议，此后，被告代理人虽然否认该事实，但结合被告提供的付款凭证可以看出，被告每月支付的金额与对应的每笔借款本金所产生的利息数额完全吻合。被告王春海代理人抗辩已经偿还借款，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且不符合双方之间的交易惯例，故该院不予采信。针对前三笔借款，根据三份借条及被告付款凭证上注明的内容可以看出，被告重新出具三份借条的时间分别为2016年2月17号、21号、23号，2016年4月28日被告付款206250元(付款凭证上注明5.125+3+12.5)，应包含17号借款205万元的利息5.125万元、21号借款120万元的利息3万元、23号借款500万元的利息12.5万元；2016年3月25日被告偿还借款本金50万元，尚欠17号借款本金155万元，因此，2016年7月21日被告付款193750元（付款凭证上注明6月份17号+21号+23号），应包含17号借款155万元的利息3.875万元、21号借款120万元的利息3万元、23号借款500万元的利息12.5万元。据此，针对上述三笔借款，应认定截止到2016年6月23日以前的利息被告已付清。针对2016年2月7日借款1638万元，借条上明确注明系2015年9月7日变更而来。被告提交的付款凭证显示，被告重新出具本案讼争借款凭证后，自2016年2月23日至2016年6月30日被告每月的付款凭证上分别注明2月7号、3月7号、4月7号、5月7号、6月7号,金额均为40.95万元。2016年8月31日被告又向原告转账支付40.95万元。应认定2016年7月7日之前的借款利息被告已付清。根据查明的事实足以认定，被告尚欠原告借款本金2413万元，双方实际按月利率2.5%计算利息的事实存在。据此计算，前三笔借款的利息自2016年7月23日起，第四笔借款的利息自2016年8月7日起，分别计算至2016年11月底，利息总额达260余万元。根据被告提交的付款凭证显示，自2016年8月1日起至2017年3月17日止,被告付款金额不足200万元，未超过被告应付利息总额。因此，原告要求被告自2016年12月1日起支付利息的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也不损害被告的合法权益，该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的计算标准问题。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本案双方约定的利率为月利率2.5%，折合年利率为30%，未超过法律规定的限度，故对于被告已经支付的利息，依法予以支持。对于被告尚未支付的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二、关于本案民事责任应由谁承担问题。根据双方之间的转账凭证可以看出，在被告出具本案诉争四份借条之前，原告出借款项及收款大部分是通过刘爱民本人及其妻子齐翠云账户，有一小部分是通过周世兴银行账户。被告出具本案诉争四份借条之后，被告每笔付款均未转账至周世兴账户，原告对齐翠云的收款行为予以认可。且四份借条上均明确载明系向刘爱民所借。因此，本案出借主体（债权人）明确。周世兴是否参加本案诉讼，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无关。故被告要求齐翠云、周世兴参加本案诉讼的请求，该院不予采纳。被告春辉公司法定代表人系王春海，该公司股东为王春海、王红卫，王春海与王红卫又系父子关系，本案三被告均在诉争四份借条上签字盖章，本案借款数额巨大，被告王红卫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其在借条上签字的法律后果，且三被告相互之间有关联，因此，三被告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他人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上签字或者盖章，但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承担保证责任，或者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出借人请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原告要求被告王红卫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并非保证责任，因此，本案不适用此条款，被告王红卫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判决：被告王春海、王红卫、石家庄春辉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刘爱民借款本金2413万元，并支付利息（自2016年12月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被告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2450元，由被告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二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是否遗漏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本案诉争借款系四张借条所涉款项，被上诉人出借的涉案款项虽有一部分系通过其配偶齐翠云和周世兴的银行账户所支付，但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出具的四张借条均明确载明“今借刘爱民…（款项）”，本案借款出借人应为被上诉人刘爱民，不是齐翠云和周世兴。故上诉人称本案遗漏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的理由，依法不能成立。关于本案借款本金及利息。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四张涉案借条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其中，205万元借条的书写时间为2016年2月17日，注明由2013年6月17日变更而来；120万元借条的书写时间为2016年2月21日，注明由2014年5月21日变更而来；500万元借条的书写时间为2016年2月23日，注明由2015年7月23日变更而来；1638万元借条的书写时间为2016年2月7日，注明由2015年9月7日变更而来。即四张涉案借条所涉款项并非为出具借条时形成的借款，而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即借贷双方对原来借款进行计算汇总后所形成的借款凭证。被上诉人虽不能完全提交本案借款所涉银行转账凭证，但根据四张涉案借条的形成过程，以及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还款的银行凭证，能够相互印证本案借款实际发生的借款本金数额以及借款利息的约定情况，一审法院据此对本案借款的本金和利息予以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故上诉人称一审法院是依据其在调解笔录中对事实的认可而作出判决，该主张不能成立。上诉人称涉案借款存在预先扣除利息的情况，但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关于上诉人王红伟、春辉公司是否承担还款责任。涉案的四张借条上半部分均载明“今借刘爱民…（款项）”，三上诉人分别在借条的下半部分签名、捺手印、盖章，故一审法院综合本案实际情况认定三上诉人为共同借款人，共同承担本案借款的偿还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王春海、王红卫、春辉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2450元，由上诉人石家庄春辉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彦林审判员  任永奇审判员  任 磊二〇一八年一月八日书记员  许钰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