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粤民申378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高国民，男，1957年1月1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XXX。法定代表人：周剑，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静波，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高国民因与被申请人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桑达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二审法院）(2016)粤03民终11421号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高国民因不服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深劳人仲不[2016]31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向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下称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为：1、依法确认不存在原告于2015年8月与被告中断就业关系的事实；2、依法确认被告至今仍然与原告保持着劳动合同关系的事实；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审查查明：一、入职时间：原告于1989年3月入职案外人深圳桑达宝电有限公司（下称桑达宝电公司）。二、工作岗位：原告离职前在桑达宝电公司任物业管理部经理。三、劳动合同：原告与桑达宝电公司于2008年9月12日签订自2008年1月1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四、股权转让情况：被告原持有桑达宝电公司100%的股权。2012年9月，被告与案外人深圳市明香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明香公司）签订了《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下称产权交易合同），约定被告将其持有的桑达宝电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明香公司。该《产权交易合同》第五条第5.1项规定：标的企业（桑达宝电公司）现有员工35人，被告同意接受并安置其中的17人，另18人与标的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由股权转让后的标的企业承继（原告属于被告应当安置的人员之一）。第五条第5.2项规定：……在完成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后，被告及其拟接收安置的原标的企业人员撤出标的企业。2012年12月19日，被告与明香公司办理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五、原告的社保参保及住房公积金缴纳情况：1993年1月至2012年12月的社保参保单位为桑达宝电公司，2013年1月17日，原告的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通过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上服务平台从桑达宝电公司转入被告，2013年1月至2015年4月的社保参保单位为被告。2015年8月17日，被告通过网上申报停止了原告的社保缴费，停缴原因为：本人意愿中断就业。2015年8月17日，被告通过网上服务平台将原告的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办理了单位内部封存。六、相关仲裁和诉讼案件：1、2014年3月17日，原告以被告为第一被申请人，以桑达宝电公司为第二被申请人向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其仲裁请求为：1、被告自2014年5月起按月支付原告500元油补至2017年1月止，并补发2012年11月至2014年4月期间每月500元的油补小计9000元；2、桑达宝电公司支付与原告终止劳动合同赔偿金704156.16元；3、被告支付转让桑达宝电公司股权的投资收益奖励补偿139070.81元。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深劳人仲案[2014]1101号仲裁裁决：驳回原告的全部仲裁请求。原告不服并诉至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深龙法劳初字第83号民事判决：一、桑达宝电公司应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279685.14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告与桑达宝电公司均不服该判决并上诉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24日作出（2015）深中法劳终字第3403号终审判决认定：原告与桑达宝电公司双方已签订劳动合同，双方应当遵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双方发生的劳动争议依法属于我国劳动法律法规调整范围，双方的合法权利都应依法得到保护和约束。被告将原持有桑达宝电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明香公司，在完成股权工商变更手续后，被告按照其与明香公司签订的《产权交易合同》的约定，同意接受并安置其中的17人（含原告），原告2013年1月1日起的工资由被告代桑达宝电公司发放，社保也由被告代为购买。被告与原告协商，安排原告内部退养，但因双方意见差距较大，未能协商一致，也未签订新的劳动合同。被告根据《产权交易合同》中约定的安置义务代桑达宝电公司支付原告的工资和缴纳社保费用，原告与被告经协商未能就形成新的劳动合同达成一致意见，故原告与被告不存在用工关系，被告无须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判决结果：一、撤销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4）深龙法劳初字第8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4）深龙法劳初字第8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桑达宝电公司应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354441.50元；三、驳回原告的其他上诉请求。原告不服该判决并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29日作出（2015）粤高法民申字第2408号民事裁定：驳回高国民的再审申请。2、原告以被告为被申请人向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仲裁请求为：1、被告与原告自2013年1月1日起内退关系建立；2、被告支付原告2015年8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期间的内退工资14512元；3、被告继续履行为原告拟定的内部退养协议的约定，将退养工资发放至原告法定退休年龄止，为原告缴纳社保、住房公积金，个人缴纳部分由被告代扣代缴，直至原告法定退休年龄为止；4、被告编造原告离职谎言停缴原告社保的行为是违法行为；5、被告依法补缴原告2015年8月起基数为5790元的未缴社保并依法缴纳社保到原告法定退休年龄为止。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审理后作出深劳人仲案[2015]5498号仲裁裁决：1、确认原、被告自2013年1月1日起内退关系建立；2、被告应支付原告2015年8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期间的内退工资14512元；3、驳回原告的其他仲裁请求。被告不服并诉至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南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深南法粤民初字第1993号民事判决：一、确认被告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内退关系；二、被告无须向原告支付2015年8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期间的内退工资14512元。原告不服该判决并上诉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13日作出（2016）粤03民终4785号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七、仲裁请求：原告以被告为被申请人向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仲裁请求为：1、依法确认不存在原告在2015年8月以本人意愿与被告中断就业的事实；2、依法确认被告至今仍然与原告保持着劳动合同关系的事实。八、仲裁结果：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审查后作出深劳人仲不[2016]31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认为原告的请求有违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其申请不符合立案条件，决定不予受理。高国民遂提起本案诉讼。本案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须以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深中法劳终字第3403号民事判决已经作出认定，被告根据《产权交易合同》中约定的安置义务代桑达宝电公司支付原告的工资和缴纳社保费用，原告与被告经协商未能就形成新的劳动合同达成一致意见，故原告与被告不存在用工关系。因此，原告的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作出（2016）粤0305民初2409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高国民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元，由原告负担。高国民不服（2016）粤0305民初2409号民事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查明，高国民与桑达公司之前已发生劳动争议，二审法院于2015年7月24日作出(2015)深中法劳终字第3403号民事判决，认定高国民与桑达公司经协商未能就形成新的劳动合同达成一致意见，故高国民与桑达公司不存在用工关系。二审法院审查认为：本案为确认之诉，高国民的诉讼请求是两个，一是依法确认不存在高国民于2015年8月与桑达公司中断就业关系的事实，二是依法确认桑达公司至今仍然与高国民保持着劳动合同关系的事实。对于第一个诉讼请求，高国民要求确认的是一种具体行为或者说一种具体事实，并非某种民事法律关系，故不属于民事诉讼的范围，不构成一个诉，故对其该项诉讼请求不予审理。对于第二个诉讼请求，高国民本次诉讼与高国民与桑达公司之前已发生的诉讼，即二审法院于2015年7月24日作出(2015)深中法劳终字第3403号民事判决的诉讼，构成重复诉讼。理由如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具体来看，本次诉讼与前诉的诉讼标的均为高国民与桑达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故两次诉讼的诉讼标的相同；本次诉讼的诉讼请求为双方之间仍然保持着劳动关系，而前诉判决明确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本案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双方之前诉讼的裁判结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入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故本案依法应驳回高国民的起诉。原审判决驳回高国民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处理不当，依法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的规定，裁定：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5民初240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上诉人高国民的起诉。高国民不服二审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二审法院(2016)粤03民终11421号民事裁定。2、改判或者发回重审。3、一审、二审、再审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申请人于2015年8月17日以“本人（即高国民）意愿中断就业”为由通过深圳市社保局企业网上申报系统申报停缴了申请人的社保，而事实上，申请人在2015年8月并未向被申请人提交过解除就业关系的申请，“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纯属被申请人编造的谎言，被申请人编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谎言停缴申请人社保的行为侵犯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申请人据此起诉，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不存在原告在2015年8月与被告中断就业关系的事实”，二审以“不属于民事诉讼的范围，不构成一个诉”为由称对原告的该诉讼请求不予审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护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保证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正确适用法律，及时审理民事案件，确认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制裁民事违法行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规定相悖，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明确规定，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而前诉(2015)深中法劳终字第3403号案的一审，被告是桑达宝电公司，后诉即本案一审被告是桑达公司，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不同，因此不构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构成重复起诉规定的第一个条件；前诉(2015)深中法劳终字第3403号案的一审，诉讼请求是：要求被告（桑达宝电公司）支付与申请人（高国民）终止劳动合同赔偿金689756.76元。本案一审诉讼请求为：1、依法确认不存在原告（高国民）在2015年8月与被告（桑达公司）中断就业关系的事实；2、依法确认被告（桑达公司）至今仍然与原告（高国民）保持着劳动合同关系的事实，可见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诉讼请求完全不相干，因此不构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构成重复起诉规定的第二个条件和第三个条件，即本案与(2015)深中法劳终字第3403号案根本不构成重复起诉，原二审认定本案与(2015)深中法劳终字第3403号构成重复起诉缺乏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故其以与(2015)深中法劳终字第3403号案构成重复起诉为由裁定驳回申请人的起诉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本案依法应当再审。三、申请人一审请求一审法院向被申请人调取2013年1月至2016年2月期间桑达公司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予以准许，并向被申请人发出通知书，要求被申请人于2016年4月15日前向一审法院提交其2013年1月至2016年2月期间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被申请人在2016年4月15日庭审时向法庭提交了法院所要求其提交的2013年1月至2016年2月期间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但从被申请人于2016年2月29日向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提交的《关于童三思等18人的社会保险情况说明》来看，这份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系假证，理由如下：1、《关于童三思等18人的社会保险情况说明》称童三思、张萍、佘丽霞、刘怀德、肖荣、郭江英、马逸波、朱莉芳、马卫坤、陈葵、冯等、杨淑英、邱建民、陈维扬、肖知富、张茂金16人均属2013年1月与桑达宝电公司解除劳动关系随后进入桑达公司，而桑达公司2013年1月桑达公司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上只有童三思、张萍、余丽霞、刘怀德、肖荣、郭江英、马逸波、朱莉芳、陈葵、冯等、杨淑英、邱建良12人，马卫坤、陈维扬、肖知富、张茂金4人不在桑达公司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上。2、《关于童三思等18人的社会保险情况说明》3、五人自2013年1月与桑达宝电公司解除劳动关系，随后进入我司工作，社保缴交正常。五人名单：马卫坤、陈葵、冯等、杨淑英、邱建民。但桑达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2013年1月至2016年2月期间桑达公司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中自始至终没有出现马卫坤的名字。3、被申请人于2016年4月15日前向一审法院提交其2013年1月至2016年2月期间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上没有盖章，是怕承担提供伪证的法律责任，也充分说明被申请人于2016年4月15日向一审法院提交其2013年1月至2016年2月期间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是伪证。被申请人故意向法院提供伪证，目的就是干扰法庭对案件的公正审理，而一、二审均对此只字不提，未对事实进行查明，故一、二审判决、裁定结果均为错误，本案应当再审。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纠正原二审的错误，对本案作出再审裁定。被申请人桑达公司答辩：一、案件的基本情况。高国民原系桑达公司原控股子公司桑达宝电公司所属员工。2012年年底，桑达公司将所持有的桑达宝电公司100%股权转让给明香公司。随后因桑达公司、桑达宝电公司与高国民未能就高国民转移劳动关系达成一致意见，桑达公司基于履行《产权交易合同》中的桑达公司承诺的相应责任同意代桑达宝电公司发放高国民工资及缴纳社会保险。2014年3月17日，高国民以桑达公司为第一被申请人、桑达宝电公司为第二被申请人向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桑达宝电公司支付终止劳动合同赔偿金以及桑达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收益奖励等仲裁请求。该案历经一裁两审后，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作出(2015)深中法劳终字第3403号终审判决，判决认定：“根据《产权交易合同》规定，2013年1月1日起高国民的工资由桑达公司代桑达宝电公司发放，高国民的社保也由桑达公司代为购买，桑达公司与高国民既未形成内退关系，也未签订新的劳动合同，桑达公司虽根据《产权交易合同》中约定的安置义务代桑达宝电公司支付高国民工资和缴交社保，但桑达公司与高国民未能就形成新的劳动合同达成一致意见，故桑达公司与高国民不存在用工关系，桑达公司无须支付高国民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与高国民存在劳动关系的系桑达宝电公司，由于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双方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高国民以桑达宝电公司未能提供劳动条件请求解除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桑达宝电公司应向高国民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人民币354441.50元。”桑达宝电公司于2015年8月21日履行了上述判决并向高国民支付了相应经济补偿金。2016年9月23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深中法劳终字第3403号《民事裁定书》，将(2015)深中法劳终字第3403号判决中的相关笔误作出补正，裁定如下：一、该判决书第3页第十五行“354441.5元（14467元×24.5个月）”相应修改为“368909.5(14467元×25.5个月)”；该判决书第4页第六行“向上诉人高国民支付经济补偿金354441.5元”修改为“向上诉人高国民支付经济补偿金368909.5元”。桑达宝电公司收到上述裁定后，已通知高国民领取相关经济补偿金差额。高国民在获取上述补偿金后，继续就该案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案号：(2015)粤高法民申字第2408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后己于2016年3月29日裁定驳回了高国民的再审申请；此后高国民又向深圳市人民检察院申请民事监督，经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最终审查后[案号：粤检民（行）监(2016)44000000191号]，亦已驳回了高国民的民事监督申请。高国民为博取更多的经济补偿，并企图用另行起诉的方式来推翻(2015)深中法劳终字第3403号判决，其于2015年8月21日[桑达宝电公司履行(2015)深中法劳终字第3403号判决的同日]以与上述(2015)粤高法民申字第2408号再审申请以及申请民事检察监督案件基本相同的事实理由及材料，就确认与桑达公司存在内退关系、内退工资争议再次申请劳动仲裁。仲裁后，桑达公司向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案号：(2016)粤03民终4785号],维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5)深南法粤民初字第1993号的判决结果：“一、确认原告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高国民之间不存在内退关系；二、原告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无须向被告高国民支付2015年8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期间的内退工资14512元”。此后，高国民同样就该案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案号：(2016)粤民申149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后己于2017年5月22日裁定驳回了高国民的再审申请。高国民为了推翻(2015)深中法劳终字第3403号和第4785号终审判决,以达到其既获得经济补偿又要享受内退待遇的非分目的，遂“变着花样”向桑达公司另行提起了多轮的仲裁及诉讼（具体详见桑达公司提交的《高国民诉桑达公司案件情况统计》）。其中，在2016年2月，高国民提起劳动仲裁，要求依法确认不存在高国民在2015年8月以本人意愿与桑达公司中断就业的事实以及依法确认桑达公司至今仍然与高国民保持着劳动合同关系的事实。劳动仲裁委不予受理后，高国民起诉至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案号：(2016)粤0305民初2409号]，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了高国民的全部诉讼请求。高国民就该案上诉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案号：(2016)粤03民终11421号]，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依法裁定：“1、撤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5民初2409号民事判决；2、驳回上诉人高国民的起诉。”高国民不服上述裁定，现又提起本申请再审案件[案号：(2017)粤民申3782号]。二、高国民与桑达公司之间没有任何劳动关系／内退关系，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一）高国民与桑达公司之间没有任何劳动关系／内退关系。桑达公司从未与高国民签署过任何劳动合同或内退协议。依据劳动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之规定，事实劳动关系成立应具备如下情形:“（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但实际上桑达公司从未对高国民进行实际管理，高国民也从未向桑达公司提供过任何劳动，桑达公司是基于与明香公司签订的《产权交易合同》代桑达宝电公司发放高国民的工资及代缴高国民社保，这一点已经先后得到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深中法劳终字第3403号判决和(2016)粤03民终4785号判决所确认，且该合同是桑达公司与明香公司签订，不能藉此认定高国民与桑达公司之间形成劳动关系。因此，高国民与桑达公司之间并不具备事实劳动关系的任何特征，更遑论形成内退关系了。（二）高国民与桑达公司之间没有任何劳动关系／内退关系的事实已经被(2015)深中法劳终字第3403号判决和(2016)粤03民终4785号判决所确认。内退关系是特殊情况下的劳动关系，是以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己发生法律效力的(2015)深中法劳终字第3403号判决和(2016)粤03民终4785号判决己明确认定高国民系与桑达宝电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与桑达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高国民并没有证据可以推翻上述生效判决所认定之事实，其关于桑达公司在(2016)粤0305民初2409号案中应南山区人民法院要求提交的2013年1月至2016年2月期间桑达公司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系“假证”的指控更完全系子虚乌有：(1)高国民称桑达公司在2409号案件中提交2013年1月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中没有“陈维扬、肖智富、张茂金”三人，这与桑达公司此前向深圳市社会保险基余管理局提交的《关于童三思等19人的社会保险情况说明》中的陈述矛盾，进而主张该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系伪造这根本不能成立。事实是，“陈维扬、肖智富、张茂金”三人确实在2013年1月与桑达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并由桑达公司缴交社会保险，但由于工作衔接等各种原因，该三人2013年1月的工资是在2013年2月发放，故该三人的名字从2013年2月起方体现在职工工资筮放花名册中，这绝非高国民所指控的造假，反而证明了该花名册体现的就是桑达公司工资发放的真实情况。(2)桑达公司提交的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中没有“马卫坤”名字的原因是——马卫坤与桑达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后，其被外派至桑达公司的关联公司工作，双方约定马卫坤的工资由该关联公司直接支付，故该工资发放花名册中没有体现马卫坤名字亦符合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情形。更为关键的是，相关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与本案无关，根本不能据此证明高国民与桑达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桑达公司与高国民没有劳动关系的事实已经有相关生效的司法判决所确认。而且，高国民要求确认不存在高国民在2015年8月以本人意愿与桑达公司中断就业的事实，纯粹是要求确认某一具体事实，并不能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诉，且其该所谓的诉请也与“桑达公司与高国民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客观事实不符，故原审法院对其该项诉讼请求不予审理，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三）高国民请求确认桑达公司至今仍然与高国民保持着劳动合同关系的事实，该请求显然已构成重复起诉。“桑达公司与高国民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非常清楚明了，并已被发生法律效力的(2015)深中法劳终字第3403号判决和(2016)粤03民终4785号判决所确认，故高国民请求确认桑达公司至今仍然与高国民保持着劳动合同关系，该诉求与前案的相关诉求本质相同，实质上就是企图否定上述生效判决，显然已经构成重复起诉，原审法院据此驳回高国民的起诉，适用法律准确。综上，由于高国民在(2016)粤03民终11421号案的诉求要么不符合法律规定，要么与此前案件诉求构成重复诉讼，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6)粤03民终11421号裁定中依法撤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5民初2409号民事判决并驳回上诉人高国民的起诉，该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根本不存在符合申请再审的情形。（四）高国民已经穷尽了所有对(2015)深中法劳终字第3403号生效判决的申诉途径，其本次申请再审的根本目的是在于通过另案的方式来推翻(2015)深中法劳终字第3403号判决和(2016)粤03民终4785号生效判决，明显违背法律规定高国民在获得了桑达宝电公司按(2015)深中法劳终字第3403号判决判决所支付的三十余万补偿后，其合法权益已经得到充分保障，但其仍不满足，并就(2015)深中法劳终字第3403号判决申请再审及民事检察监督，但均被司法机关驳回了其申请。高国民随后以相同的事实理由及材料多次向法院提起诉讼，根本目的就是在于通过另案的方式推翻(2015)深中法劳终字第3403号判决和(2016)粤03民终4785号终审判决，以达到其既可以获得经济补偿又可以享受桑达公司的内退待遇该重复安置待遇的不法目的，其本次申请再审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而且也违背了公平合理的原则，已构成诉累，不应被支持。三、案件现在所面临的情况。（一）高国民提起的一系列仲裁、诉讼案件，纯属滥诉，严重浪费仲裁、司法资源。高国民为了推翻(2015)深中法劳终字第3403号判决和(2016)粤03民终4785号判决，以达到其非分之想，“变着花样”向桑达公司再另行提起了多轮的仲裁及诉讼，而且在多轮案件终审判决后，高国民还就该些终审判决提起再审申请或向检察院提起民事监督申请，虽然目前已作出的审理结果均是全部驳回高国民的仲裁、诉讼请求或驳回其再审申请、决定不支持其民事监督申请，但高国民连续不断就本质上相同的诉求提起一系列仲裁、诉讼、再审、检察监督的行为，纯属是一种滥诉行为，严重浪费仲裁和司法资源，对桑达公司也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二）案件对其他相关人员的重大影响。2012年底，桑达宝电公司股权转让时，与高国民情况类似的有十多人，除高国民和另外一人外，其余人员均选择与桑达公司签订了内退协议，桑达公司按内退协议约定给上述员工每月支付不低于其原在桑达宝电公司标准的工资，该等人员因为已经享受了内退待遇故均未有获得经济补偿，实际也没有任何人既可以获得经济补偿又可以享受桑达公司的内退待遇该重复安置待遇。因此，(2015)深中法劳终字第3403号判决中判令桑达宝电公司支付高国民经济补偿金的同时也确认高国民与桑达公司不存在任何用工关系，深圳中院的判决不但合法，而且公平合理。现高国民在领取了桑达宝电公司支付的高额经济补偿金后，企图通过推翻(2015)深中法劳终字第3403号判决和(2016)粤03民终4785号生效判决而再在桑达公司享受内退待遇，其该做法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完全是非份之想。一旦高国民的再审申请得到支持，不但使得涉案的本己安定、合理的法律、社会关系被打乱，而且将对其他签署了内退协议的员工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其完全可能会效仿高国民的做法，要求重复享受待遇，甚至也不排除高国民会借此鼓动部分人员集体起诉、上访。如果这类事情发生，将对企业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带来极大的隐患，并产生极为负面的社会效果。综上，原审法院对本案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依法驳回高国民的再审申请，维护桑达公司的合法权益。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二审裁定理由及申请人申请再审的事实和理由，本案主要审查申请人的起诉是否构成重复起诉。根据查明事实，申请人高国民先后多次就其与被申请人桑达公司的劳动合同争议提出仲裁申请和提起诉讼。由于在本案之前的诉讼中，二审法院曾就高国民诉桑达公司劳动争议案作出（2015）深中法劳终字第3403号民事判决，认定高国民与桑达公司经协商未能就形成新的劳动合同达成一致意见，故高国民与桑达公司不存在用工关系，此后，二审法院也曾就桑达公司诉高国民劳动合同纠纷案作出(2016)粤03民终4785号判决，确认桑达公司与高国民之间不存在内退关系，桑达公司无须向高国民支付相应的内退工资，因此，申请人提起本案诉讼提出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即确认桑达公司至今仍然与高国民保持着劳动合同关系的事实，实质是否定（2015）深中法劳终字第3403号民事判决和(2016)粤03民终4785号民事判决的结果，且前后诉当事人相同、诉讼标的相同，故应认定申请人在本案的第二项起诉及请求，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关于重复起诉的规定情形，构成重复起诉，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民事诉讼规则；而申请人的第一项诉讼请求，要求确认的是一种具体行为或者一种具体事实，并非某种民事法律关系，不构成一个诉，不属于民事诉讼的范围，且该请求与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密切相关，在依法不予受理申请人关于与被申请人保持劳动关系的起诉的情况下，法院对其该项诉讼请求的起诉也应不予受理。综上，二审认定申请人提起本案诉讼构成重复起诉而驳回申请人高国民的起诉，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申请人高国民的再审申请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高国民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詹伟雄审判员  邵静红审判员  邹 莹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三日书记员  吴伊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