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黑01民终470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哈尔滨交通集团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住所地哈尔滨市香坊区香滨路30号。
法定代表人：万晓光，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玖婷，黑龙江卓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黑龙江福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哈尔滨市经开区南岗集中区名人府邸A栋J号门市。
法定代表人：康慧生，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业明，黑龙江酬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亚楠，黑龙江法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肖志国，男，1979年9月16日出生，汉族，哈尔滨交通集团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职工，住哈尔滨市松北区。
上诉人哈尔滨交通集团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交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黑龙江福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强公司）、肖志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2017）黑0110民初6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公交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玖婷，福强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业明、陆亚楠到庭参加诉讼。肖志国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公交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2017）黑0110民初642号民事判决第一、第二项，改判驳回福强公司对公交公司的起诉；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福强公司、肖志国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上公交公司为买卖合同的主体属认定事实错误。公交公司不是本案车辆买卖合同的主体，车辆买卖合同是肖志国个人与福强公司所签订，与公交公司无关。2013年5月28日的《335路（太平庄线）委托经营补充合同》中约定的“共同投资”及《关于查封335路公交运营车辆的意见》的“共同投资”，均指的是与肖志国约定的新能源车辆的国家补贴款作为公交公司的投入，该补贴款不包含在肖志国与福强公司签订的车辆买卖合同约定的购车款内，与买卖合同中的购车款无关；2.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认定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属适用法律错误。依据肖志国与福强公司于2013年10月10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的约定，由于肖志国作为个人不具有贷款资质，故福强公司同意以自已的名义替肖志国在中国光大银行厦门分行营业部（简称光大厦门分行）贷款812万元，利息为201761元。此合同签订后，福强公司以自己的名义与光大厦门分行签订借款合同，该借款合同生效后，光大厦门分行已履行812万元贷款的放款义务，此时福强公司作为经销商应付汽车生产厂家的车款及福强公司作为销售商的售车利润均已得到满足，肖志国所欠的购车款之债转为借款之债，肖志国欠福强公司的款项不是购车款，而是借款的本金及借款利息。从合同的履行来看，肖志国一直以福强公司名义向光大厦门分行偿还借款本息，一审法院虽然强行将福强公司一审诉讼请求的贷款利息以不是购车款为由予以扣除，但无法改变本案基础法律关系为借款合同纠纷的事实；3.一审法院对欠款数额的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福强公司主张的欠款数额仅为其自行制作的《收据》，公交公司在一审质证中未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故一审法院认定的欠款数额无有效证据予以支持；4.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福强公司从未以公交公司为车辆买卖协议的共同购车主体而向公交公司主张过购车款，一审法院仅以与福强公司有重大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认定2015年福强公司向公交公司主张过购车款，进而认定本案未过诉讼时效明显错误。本案没有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证据，福强公司起诉公交公司时已过诉讼时效期间。
福强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公交公司的上诉。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公交公司为车辆买卖合同主体正确。福强公司在一审中举示的《“335路（太平庄）委托经营补充合同》中注明：“甲（哈尔滨市公共汽车总公司第四营运部）、乙（肖志国）双方共同出资更新3**路营运车辆；购置车辆资金由甲乙双方共同投入；合同到期后购置车辆由双方按投资比例进行资产分配。”公交公司向一审法院出具的《关于查封335路公交运营车辆的意见》中自认：“公交公司所属335路运营车辆30台为承包人肖志国与公交公司共同投资购置。”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中注明：“购货单位哈尔滨市公共汽车总公司。”机动车行驶证注明：“机动车所有人为哈尔滨市公共汽车总公司。”以上四份证据能充分证明涉案30台客车为公交公司与肖志国共同出资购买。此外，公交公司在上诉状中称其是以国家节能和新能源政策给予的新能源购车补贴作为其与肖志国购买车辆的资金投入，国家新能源汽车补助对象是消费者也就是产品购买者，既然公交公司认可其用国家财政补贴作为出资，那么可以确定公交公司是作为消费者身份与肖志国共同向福强公司购买车辆这一事实。另外，公交公司上诉称将国家补贴部分约定为公交公司所有，是为避免国有资产流失，但购车补贴款是由国家财政部直接拔付给新能源汽车企业，生产企业在销售新能源汽车产品时按照扣减补助后的价格与消费者进行结算，故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公交公司的这一上诉理由无法得到认可和支持；2.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适用法律正确。公交公司、肖志国向福强公司购买车辆，在公交公司、肖志国无全款支付购车款的前提下，公交公司、肖志国基于车辆买卖合同关系以福强名义向银行贷款来支付购车款，实际借款人是公交公司、肖志国，公交公司、肖志国与银行之间在事实上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公交公司、肖志国每月通过福强公司名下的银行帐户向银行偿还贷款，公交公司、肖志国并未完全履行还贷义务。因是以福强公司名义向银行贷款，最终是福强公司偿还了公交公司、肖志国未履行的部分。因向银行贷款的用途是支付购车款，事实上就是公交公司、肖志国并没有完全履行购车款给付义务，故一审法院以买卖合同纠纷审理本案，适用法律正确；3.一审法院认定的本案欠款数额事实清楚。公交公司、肖志国购车后陆续向福强公司支付购车款为5,225,108.55元，如果公交公司认为该数额不准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公交公司应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公交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得到支持;4.福强公司向公交公司主张权利未过诉讼时效。一审中，福强公司申请证人出庭证实福强公司自2015年年初开始多次向公交公司主张过购车款，经福强公司催要，公交公司在2015年9月往福强公司帐户内汇入330,108.55元购车款，即便没有证人出庭作证，公交公司给福强公司的购车款时间也是诉讼时效中断时间。福强公司曾于2016年5月5日就本案提起过诉讼，诉讼时效再次中断。综上，福强公司向公交公司主张权利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肖志国未到庭，亦未提交答辩意见。
福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公交公司、肖志国共同给付福强公司购车欠款5,466,700元及利息（自2016年12月28日至还清欠款为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公交公司、肖志国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肖志国是公交公司职工。2011年8月23日，公交公司与肖志国签订《335路（太平庄线）委托承包经营合同》，约定：公交公司同意将335路太平庄线40台车委托给肖志国聘用经营，合同期满后，线路经营权、运营车辆所有权由公交公司无条件收回。2013年5月8日，福强公司与肖志国签订《买卖合同》，合同标的为XML6105JHEV38型号公交车，数量为20台，单价为33万元/台，总价款共计660万元。2013年5月28日，公交公司与肖志国签订《335路（太平庄线）委托经营补充合同》，约定双方协商同意共同出资更新3**路20台营运车辆，购置车辆资金由双方共同投入。2013年10月10日，福强公司与肖志国再次签订《买卖合同》，合同标的为XML6105J15CN型号公交车，数量为10台，总价款共计389万元。福强公司分别于2013年5月28日、10月31日、11月4日开具共计30张发票给公交公司。30台公交车的机动车行驶证载明所有权人均为公交公司。2013年10月10日，福强公司与肖志国签订《协议书》，约定：福强公司同意以其名义替肖志国在中国光大银行厦门分行营业部贷款812万元用于支付购车款，贷款期限为三年；自2014年1月25日至2016年12月25日，每期还贷款本金为225,555.56元，贷款利息为201761元，由肖志国一次性付清。2016年7月26日，公交公司向一审法院出具《关于查封335路公交运营车辆的意见》，该意见表示：30台车辆为肖志国与公交公司共同投资购置，车籍归属公交公司。福强公司自认，收到公交公司、肖志国向其支付的购车款5,225,000元，其中肖志国支付5,192,000元，公交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给福强公司330,000元。但福强公司举示证据五和公交公司举示证据四均显示公交公司实际通过银行转账给福强公司330,108.55元。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是借款合同纠纷还是买卖合同纠纷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本案中，公交公司抗辩称“因2013年10月10日，福强公司与肖志国达成借款协议而使本案转化为借款合同纠纷，该借款法律关系取代了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福强公司主张肖志国、公交公司偿还的款项为购车款，该款系由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产生，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为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故本案应属买卖合同纠纷；关于如何认定《买卖合同》买受方的问题。从买卖合同的签字看，肖志国在《买卖合同》乙方（买受方）处签字，肖志国属于该《买卖合同》的买受方当无异议。从所购车辆的所有权人看，《买卖合同》所购车辆的登记所有权人为公交公司，福强公司也将机动车销售发票开具给公交公司，公交公司对于肖志国更新车辆的行为知情且同意，公交公司与肖志国签订的《335路（太平庄线）委托经营补充合同》中约定“双方协商同意共同出资更新3**路20台营运车辆，购置车辆资金由双方共同投入”，并且其在向一审法院出具的《关于查封335路公交运营车辆的意见》中表示30台车辆为肖志国与其共同投资购置，车籍归属公交公司，公交公司虽未在《买卖合同》上签字，但从其办理车辆登记、收取其为购车人的机动车销售发票、对外表示其与肖志国共同出资购置车辆等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其具有订立合同意愿。公交公司抗辩称共同出资中公交公司的出资部分是按国家节能和新能源政策财政部给予的新能源车辆购车补贴，但该购车补贴是国家直接补贴给新能源车辆的生产厂家，公交公司实际并未支出该笔补贴款，同时其辩称的关于共同出资资金来源的约定是公交公司与肖志国之间的约定。根据合同的相对性，该约定对第三人即车辆出卖方不具有约束力，故一审法院认定公交公司是《买卖合同》的买受方；关于欠付购车款及利息的计算依据的问题。福强公司与肖志国分别于2013年5月8日和2013年10月10日签订两份《买卖合同》，两份合同标的物总价款共计10,490,000元，福强公司自认公交公司、肖志国已给付购车款5,225,000元,但公交公司、肖志国实际已给付购车款金额5,225,108.55元，故公交公司、肖志国尚欠福强公司购车款为5,264,891.45元（1,0490,000元-5,225,108.55元）。福强公司主张公交公司、肖志国尚欠购车款金额5,466,700元，但福强公司自认该金额中包括其代肖志国支付给中国光大银行厦门分行营业部的贷款利息201,761元，该贷款利息不是购车款，福强公司作为购车款要求公交公司、肖志国给付，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福强公司要求支付购车款利息的问题。因公交公司、肖志国逾期给付购车款5,264,891.45元的行为给福强公司造成实际损失，故福强公司要求以欠付购车款金额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至欠款实际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但福强公司主张自起诉状落款之日即2016年12月28日起计息，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依法调整为自2017年1月17日起计算利息；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福强公司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证明其于2015年多次到公交公司催要购车款，福强公司亦曾于2016年5月5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后一审法院准许其依法撤回起诉，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而中断，故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判决：一、公交公司与肖志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给付福强公司购车款5,264,891.45元；二、公交公司与肖志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给付福强公司购车款5,264,891.45元的逾期利息（以5,264,891.45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7年1月1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三、驳回福强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67元，由公交公司和肖志国共同承担48,654元，由福强公司承担1,413元。
二审期间，公交公司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
证据一、2014年7月10日肖志国出具给福强公司的《欠条》一份（复印件），拟证明：本案购车主体及购车款借款欠款人均为肖志国个人，与公交公司无关。
福强公司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证据不能证实公交公司不是买卖合同的相对人。
本院认证意见：当事双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且该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
证据二、2013年9月4日《335路（太平庄线）委托经营补充合同》一份（复印件），拟证明：该合同是2013年5月28日《335路（太平庄线）委托经营补充合同》的附件，证实本案购车主体及购车款欠款人均为肖志国个人，与公交公司无关。
福强公司质证认为：该证据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定，即便该证据真实，合同约定只能在肖志国与公交公司之间具有约束力，对福强公司不具有法律效力。
本院认证意见，公交公司举示的该证据虽为复印件，但该证据可与一审期间公交公司举示的《担保书》、福强公司举示的《协议书》等其他证据相互佐证，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
二审查明，2013年10月10日肖志国与福强公司签订《协议书》载明：“一、肖志国于2013年9月8日和2013年10月10日分两次与福强公司签订购买30台金旅公交车合同，合同金额1049万元。其中，812万元，肖志国要求贷款。由于肖志国是承保的公交公司的公交线路，没有贷款资质，福强公司同意以福强公司名义替肖志国在中国光大银行厦门分行营业部贷款812万元用于支付购车款；四、肖志国每月25日前将当月贷款本金225,555.56元交付福强公司，由福强公司汇入中国光大银行厦门分行营业部；肖志国没有按时还款，不得逾期，如有逾期，所发生的逾期利息有肖志国负责；六、肖志国承办的线路归公交公司所有，肖志国要向福强公司提供公交公司为肖志国购车还款的担保书。”肖志国与公交公司于2013年6月13日向福强公司出具《担保书》，该《担保书》载明：肖志国作为承诺人愿出资购买金旅客车20台参加线路运营，肖志国个人首付款132万元，其愿用国家发放的燃油补贴资金偿还欠款。国家燃油补贴到位后由公交公司通知肖志国和福强公司，肖志国同意按购车合同还款，由公交公司将油补直接划拨福强公司账号。公交公司愿替肖志国用335路油补还此车款，如油补不够，肖志国自愿补上剩余欠款。肖志国与公交公司于2013年10月10日再次向福强公司出具《担保书》，该涉及购买金旅客车10台及还款数额、还款期限不同外，该份《担保书》主要内容与2013年6月13日《担保书》相同。2014年7月10日，肖志国向福强公司出具《欠条》一份，《欠条》载明：“我肖志国欠黑龙江福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购车款（30台）5466700元。”另查明，2016年5月5日，福强公司就本案同一事实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诉请肖志国返还欠款5,466,700元及利息，公交公司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福强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成立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买卖合同》、《担保书》、《协议书》、《欠条》等证据。2016年12月5日，福强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撤诉申请。一审法院于2016年12月5日作出（2016）黑0110民初3682号民事裁定，准许福强公司撤回起诉。
除本院认定的上述事实外，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审理的焦点问题是公交公司是否为本案的适格被告，公交公司是否应当与肖志国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本院认为，从合同订立的过程看，案涉2013年5月8日《买卖合同》载明的乙方（买受方）为肖志国，肖志国在该合同乙方落款处署名签字。2013年10月10日《买卖合同》载明的乙方（买受方）为单位“哈尔滨市公交汽车总公司”、代理人为肖志国，肖志国在该合同乙方落款处署名签字。上述两份《买卖合同》均无公交公司盖章予以确认，福强公司也未能举示证据证明肖志国与福强公司签订购车合同系受公交公司委托履行职务的代理行为，故在合同形式要件上，公交公司并非案涉购车合同的订立方。在公交公司未作为当事人参与订立《买卖合同》，公交公司也未追认案涉购车欠款系该公司与肖志国的共同债务之前提下，不能认定公交公司系案涉购车欠款的债务人。此外，肖志国从福强公司购得案涉车辆后与公交公司对购车款偿还方式、机动车发票开具、车籍落户及所有权权属的约定，与案涉《买卖合同》系独立的法律关系，且该约定并不受《买卖合同》的拘束，依据上述约定亦不能得出公交公司具有订立合同意愿、公交公司系《买卖合同》的买受方的结论。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公交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福强公司主张公交公司应与肖志国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公交公司系《买卖合同》的买受方，判决公交公司与肖志国共同承担还款责任，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公交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2017）黑0110民初642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二、变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2017）黑0110民初64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被上诉人肖志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被上诉人黑龙江福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购车款5,264,891.45元；
三、变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2017）黑0110民初64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被上诉人肖志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被上诉人黑龙江福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购车款5,264,891.45元的逾期利息（以5,264,891.45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7年1月1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四、驳回被上诉人黑龙江福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对上诉人哈尔滨交通集团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0,067元，其中48,654元由肖志国负担，1,413元由黑龙江福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0,067元，其中48,654元由黑龙江福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1,413元退还哈尔滨交通集团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泉
审判员 孔德林
审判员 于 敏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胡恬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