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渝05民终720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促进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中心，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红黄路9号帝豪丽都3F314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50000067101311XW。法定代表人：邓茗,该服务中心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召胜，重庆德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亚东，重�德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英，女，1964年6月24号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重庆同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学兰，女，1969年11月3日出生，汉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川，男，汉族，1955年6月14日出生。上诉人重庆市促进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促进融资中心）因与被上诉人陈英、余学兰以及沈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2017）渝0103民初147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促进融资中心的法定代表人邓铭、促进融资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召胜、刘亚东,被上诉人陈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被上诉人余学兰、被上诉人沈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促进融资中心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并裁定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陈英对促进融资中心的诉讼请求。主要理由：1、一审审理程序违法。本案并不属简单的民事案件，不应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余学兰未出庭应诉，一审法院也未前去对其进行询问，也属程序不当；2、本案涉及的借款金额已包括在余学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刑事案件认定的犯罪金额中，本案依法应当裁定驳回陈英的起诉。3、一审认定陈英向余学兰出借400万元这一基本事实的证据不足，因为2014年12月19日《借款协议》中“余学兰”签名的真实性无法确定，陈英所谓的400万元的支付过程明显不合常理，即使借款400万元属实，陈英违法所取的利息也应冲抵部分本金；4、一审认定沈川在《借款协议》中加盖公章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缺乏依据，陈英没有任何正当理由认为沈川有权代表促进融资中心作出担保的意思表示是真实的，因为陈英并无证据证明其个人通过沈川与促进融资中心发生过业务往来。陈英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维持原判。陈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余学兰偿还陈英借款本金400万元，并支付陈英以400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2月1日起至付清时止，按照每日千分之一标准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以及以400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1月1日起至付清时止，按照每日千分之一标准计算的罚息；2、沈川对余学兰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促进融资中心在余学兰的上述债务范围内向陈英承担赔偿责任；4、诉讼费由余学兰、沈川、促进融资中心负担。”其诉讼理由为：余学兰因累计向陈英借款400万元，于2014年12月19日与陈英、沈川、促进融资中心签订《借款协议》。该协议约定，借款期限为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逾期按欠款金额每日千分之一标准计算罚息。沈川、促进融资中心为余学兰提供担保。还款期限届满后，余学兰未按约还款，陈英遂提起诉讼。对此，沈川答辩称，对陈英在本案中主张的事实和提出的诉讼请求无异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2月24日，陈英向余学兰的银行账户转款50万元；2011年12月30日，陈英向余学兰的银行账户转款50万元；2013年4月4日，陈英向余学兰的银行账户转款100万元；2013年4月5日，陈英向余学兰的银行账户转款100万元；2013年9月16日，陈英向余学兰的银行账户转款50万元；2013年9月17日，陈英向余学兰的银行账户转款50万。上述款项共计400万元。2014年12月19日，陈英与余学兰、沈川签订《借款协议》，其中约定：陈英借给余学兰4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资金使用费按照双方约定利息计算，余学兰应在2015年12月31日前将所借款项归还陈英，逾期未还，每逾期一天，按欠款金额的0.1%计算罚息等内容。沈川在担保方处签名，并在其签名之上加盖促进融资中心公章。2016年1月8日，陈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沈川、促进融资中心履行保证责任。该案审理过程中，促进融资中心向一审法院申请对《借款协议》中加盖的促进融资中心公章进行司法鉴定。2017年2月28日，重庆市弘正司法鉴定所作出渝弘正[2017]文鉴字第14号《文书鉴定意见书》，认定《借款协议》中加盖的“重庆市促进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中心”字样印章与送检的促进融资中心公章不是同一枚印章。2017年5月8日，陈英向一审法院撤回起诉。2017年6月29日，陈英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一审另查明，促进融资中心系在重庆市民政局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一审法院认为，陈英提起本案民间借贷之诉，并依法举示了与出借人余学兰、担保人沈川签订的《借款协议》，以及向余学兰付款的银行凭证，足以证明陈英向余学兰出借借款400万元的事实，一审法院依法认定陈英与余学兰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现《借款协议》约定的借款期限已届满，余学兰未举证证明其还款事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陈英要求余学兰偿还借款本金400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借款期内，双方未约定借款利息的标准，视为不支付。但余学兰逾期未还款，按约应当支付从逾期之日起计算的罚息，但罚息的计算标准不得超过年利率24%，超过部分不予支持。沈川自愿以担保人身份在《借款协议》中签名，足以证明其自愿为余学兰所借款项承担保证责任，应依法认定陈英与沈川之间的保证合同关系成立。因《借款协议》未约定�证期间，依法应当认定为自主债务届满之日起六个月。本案所涉借款于2015年12月31日到期，保证期间本应于2016年6月31日届满，但陈英曾于2016年2月26日提起诉讼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于当日产生中断。现陈英于2017年6月29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过诉讼时效，沈川应对余学兰的上述债务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至于促进融资中心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沈川作为促进融资中心融资部负责人，与陈英在该中心办公场所签订《借款协议》，并且加盖“重庆市促进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中心”字样印章，客观上造成了其有权代表促进融资中心签订《借款协议》的表象。陈英基于与沈川多年来发生的交往以及沈川部门负责人的身份，从而相信沈川代表促进融资中心作出担保的意思表示为真实的，其主观认识应属善意。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沈川在《借款协议》中加盖印章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由此产生的法律效力应当及于促进融资中心，即陈英与促进融资中心之间成立担保合同关系。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国家机关和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违反法律规定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因此给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根据担保法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理。促进融资中心系民办非企业单位，属于以公益为目的单位，其与陈英之间的担保合同虽成立，但应属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本案中，陈英与促进融资中心应当知晓法律禁止以公益为目的的单位提供担保，但双方仍然订立了担保合同，均存在过错，对于余学兰所负债务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应由促进融资中心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二百零六、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余学兰�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陈英本金400万元，并支付以400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1月1日起至付清时止，按照年利率24%标准计算的罚息；二、被告沈川对被告余学兰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重庆市促进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中心对被告余学兰所负上述债务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向原告陈英承担赔偿责任；四、驳回原告陈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19400元，由被告余学兰、被告沈川、被告重庆市促进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中心连带负担19000元，原告陈英负担400元。”二审经审理查明：在2014年12月19日之前，沈川以促进融资中心融资部负责人的身份为陈英任股东的重庆金特化工公司�供过两次融资服务，促进融资中心为此收取了相应的融资服务费，重庆金特化工公司的前述两次借贷行为的经办人均系陈英。又查明：余学兰认可2014年12月19日签订的《借款协议》的真实性，并称其与陈英口头约定借款利率为月息3分，陈英对此无异议。又查明，余学兰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6年12月28日被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以（2016）渝0108号刑事判决书依法判处余学兰有期徒刑10年，同时判令其退赔投资人相应损失。该判决已生效。还查明，沈川在一审庭审中陈述；“签字是我本人自愿作出担保，私刻公章是代表单位作出担保的意思表示。我愿意积极想办法履行合同义务”。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二审诉讼中双方当事人主要争议沈川在2014年12月19日的《借款协议》担保方处加盖印章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所谓表见代理，是指代理人虽不具代理权，但具有代理关系的某些表明要件，这些表面要件足以使无过错第三人相信其有代理权，则本人应对行为人的表见代理承担如同有权代理的责任。为此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被上诉人陈英与被上诉人余学兰之间的《借款协议》真实、合法，在该协议的尾部担保方处既有沈川个人的签名，又由沈川加盖了促进融资中心的印章。由于沈川系促进融资中心融资服务部负责人，在此前又与陈英所代表的公司提供过两次融资服务，且该《借款协议》又是在促进融资中心的办公场所签订，虽然沈川在担保人处补盖的促进融资中心的印章后来被证实是由沈川私刻，但陈英在当时对此并�知情，故一审法院认定陈英有理由相信沈川代表促进融资中心作出担保的意思表示为真实的，陈英的主观认识应为善意，从而认定沈川在《借款协议》加盖印章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并无不当。对于促进融资中心上诉称一审审理程序违法，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至于促进融资中心上诉称本案应当裁定驳回陈英起诉的问题，由于促进融资中心并无证据证明本案借贷款额已包含于刑事生效判决书认定的犯罪金额中，故促进融资中心所提的该上诉理由也不能成立。因此，促进融资中心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800元，由上诉人重庆市促进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中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当事人应自觉履行判决的全部义务。一方不履行的，自本判决内容生效后，权利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该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审判长  樊仕琼审判员  段晓玲审判员  徐晓瑮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赵 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