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13民初11128号
原告郭小川，男，1950年2月1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贵温，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丽，女，1979年4月2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旭征，北京顺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汪艳秋，女，1962年10月1日出生。
原告郭小川与被告张丽、第三人汪艳秋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陶小超担任审判长，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小川及其委托代理人李贵温、被告张丽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旭征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汪艳秋经本院公告送达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郭小川诉称：原告于2010年3月8日与汪艳秋签订了《合作协议书》。《合作协议书》约定，汪艳秋提供顺义区x村的土地11.3亩作为合作经营用地，合作内容为：由原告在该土地上种植树木并负责采购运输、种植、日常养护的所有费用。由汪艳秋提供水、电等设施，并约定了原告对苗木的处分权，后原告按照《合作协议书》约定在该土地上进行了种植及养护等工作。2012年4月1日，汪艳秋以原告种植苗木行为不符合约定为由起诉原告，要求解除合作协议，经法院勘察现场后做出（2012）顺民初字第5578号民事调解书。法院的勘察及调解书确认了原告在该土地上种植苗木事实的存在，调解结果为继续履行合作协议。
2013年8月4日，被告为获得该地上物（原告种植的苗木）拆迁补偿款，在未通过原告的情况下私自与拆迁方签订了地上物（原告种植的苗木）的拆迁补偿协议书，并领取了原告种植在该土地上树木及苗木的补偿款，后拆迁方将原告种植的树木、苗木进行了拆除，而事后被告也没有将原告种植树木的补偿款返还给原告，给原告造成了经济损失。被告在没有通知并经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将原告种植的树木与拆迁方签订了补偿协议，并领取了原告种植树木的补偿款，给原告造成了经济损失，被告私自处分原告种植的树木并领取树木补偿款的行为是违法的，被告应当将原告种植树木的补偿款返还给原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诉讼请求为：1.被告张丽返还不当得利的拆迁补偿款952512元及2013年8月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以952512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张丽辩称：原告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该案的事实及请求已经向顺义法院进行过诉讼，顺义法院（2015）顺民初字14704号民事裁定书已经予以处理，该案与本案的事实理由、诉讼主体、诉讼请求均相同，本案只是变更了案由，上一案件原告起诉的案由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本案变更案由为不当得利纠纷，但诉讼请求均相同。本案案由为不当得利，但本案中被告取得拆迁补偿款是基于被告为x镇x村村民且与该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在承包期内土地涉及拆迁从而获得拆迁补偿款，该事实与不当得利情形相矛盾，原告的起诉没有法律依据。另原告起诉的拆迁发生在2013年，到本案中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原告无起诉主体资格，即便在财产损害案件中，也是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我方与原告不存在任何协议关系，原告也未在我方土地上进行过任何投入，我方也未授权给他人代替我方与原告签订协议，因此我方在x镇x村承包的土地而获得的拆迁款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第三人汪艳秋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述称和质证意见。
经审理查明：
2009年1月1日，北京市顺义区x镇x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x村委会）作为甲方，张丽作为乙方在x村委会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合同约定如下：一、土地位置及面积出租土地位于村西北中节，原冯永强家五口人确权地，每人2.26亩，共计11.3亩。二、土地租赁用途乙方租赁土地用于果品苗木栽培，籽种农业及科研项目。三、土地租赁期限期限为5年，自2009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止。四、土地租赁费为每年每亩人民币500元，签订合同15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前三年承包费用，共计16950元，以后每年1月10日前付清当年的承包费用。付款以支票或现金均可。十一、其他约定1、如遇上级政府征地等不可抗力的原因影响本合同继续执行，土地补偿费归甲方所得，乙方投资建设的地上物及所种植的青苗补偿费归乙方所有。2、土地承包期间，政府的各项优惠、补助，按国家及地方政策规定应归甲方所得的，归甲方所有，应归乙方所得的，归乙方所有。
（2012）顺民初字第5579号汪艳秋起诉郭小川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中，汪艳秋在民事起诉书事实和理由部分提到：原告在顺义区x村有一块土地面积11.3亩，经朋友介绍认识被告。2010年3月8日经原被告友好协商于同日签订了合作协议书。协议内容为原告提供x村的土地、水、电，供被告种植花卉、苗木。2011年秋原告发现被告没有经营苗木行为，只是在涉诉土地种些果树和死树，果树面积占40%荒废60%，原告多次找被告协商无果，2012年3月23日原告向被告发律函要求解除合作协议，原告认为被告违反了合作协议之规定，恶意将涉诉土地荒废无心经营等待拆迁，赚取利益。诉讼请求为：要求解除合作协议，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该案中汪艳秋向法院提供了《合作协议书》作为证据。
《合作协议书》落款时间为2010年3月8日，作了如下约定：甲方为汪艳秋，乙方为郭小川。一、甲方义务：1.甲方提供自己承包的x村的土地共计11.3亩作为合作经营用地。2.甲方负责生产用的水、电，费用由乙方负责。3.甲方负责处理苗木种植过程中的民扰纠纷。4.帮助协调乙方与当地政府职能部门或相邻单位的关系。二、乙方责任：1.乙方负责在2010年12月31日前将协议中的土地种植完毕，空留面积不得超过10%树木。2.乙方承担苗木的采购运输、种植和日常养护的所有费用。3.乙方所种植的苗木，如果乙方工程需用或进行市场销售需征得甲方同意方可进行。4.乙方承担甲方养护期间出现的死亡及其它一系列问题。5.乙方需按照甲方的土地租赁合同约定执行，合理利用土地，不得私搭乱建，改变土地使用性质，其后果自负。甲方有义务监督。三、费用和利润的分配：1.甲方负责土地的用水、电设施。2.乙方承担苗木的经营费用。3.所售苗木的利润，甲乙双方各占50%计算。（利润的解释：经销苗木所创造总价减去苗木从种植养护运输等费用，剩余的为利润）。4.如果合作过程中，遇国家政府占地等情况，征收完成赔偿后，合同自动终止。双方可另行商议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构成一体，同具法律效力。四、违约条款。1.双方签订合同后乙方应及时进场种植苗木，如因甲方原因导致不能正常种植经营的损失，由甲方负责。2.如因乙方经营管理不善或资金不足等原因，连续两年以上亏损或土地荒废一年以上，甲方有权终止合同，乙方投资的地上物、设施等归甲方所有。3.合同到期后，双方可再行协商续签合同，如有一方不想续签，地上物双方协商处理，合同自然终止。4.双方在经营中出现的问题，双方协商解决，争持不下的，可到当地法律机关上诉，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合同期限为2010年3月8日至2013年12月31日。合同下方甲方处有汪艳秋的签名，乙方处有郭小川的签名。
（2012）顺民初字第5579号案件中2012年6月11日的开庭笔录载明，法官问“涉案土地上你种的共计投资多少”，郭小川回答“现在无法统计，大概应该只是16万元至18万元，我有证据今天没带。”汪艳秋针对郭小川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中提到“被告在这么小面积的土地上种植这么多树木，可以看出其等待拆迁的意图，违背了土地利用规律。只认可种了丁香，其他都是死的，看不出来。”法官问“土地被征用给予补偿的钱怎么分配的”，汪艳秋答“公路局确实征用了部分土地，被征用的土地上的树木是从另一块土地上移过来的，补偿的金额确实是249800元，这笔钱在我手里”。（2012）顺民初字第5579号案件中2012年7月23日的开庭笔录载明，汪艳秋的代理人提到“24.9万元是在我手里，其他的不属实，我方认为这笔钱不是利益，应该是被告实际经营所得利益，我方认可给被告60%”。
（2012）顺民初字第5579号案件的调查笔录载明，法官于2012年8月8日到x村向该村主管农业社长陈晓江进行了调查，陈晓江告知汪艳秋在x村承包的11.3亩土地是村西北中节地，属于农用确权地，是基本农田，原始确给冯永强家五口，确权后冯永强流转给x村委会，x村委会于2009年1月1日承包给本村村民张丽。至于张丽什么时间包给汪艳秋，村委会不清楚。汪艳秋于2012年11月20日撤回起诉，该案法院以撤回起诉方式结案。
2013年8月4日，北京空港亿兆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拆迁人、甲方）与张丽（被拆迁人、乙方）签订了《北京市非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甲方应支付乙方拆迁补偿补助款共计人民币1700186元，其中包括：1.地上物重置成新价：经评估机构评估，地上物重置成新价为1700186元。同日，张丽作为产权人与分款人汪艳秋签订一份《拆迁补偿款分割协议》，协议内容如下：我张丽是顺义区x镇x村土地使用人。我自愿将本确权地的拆迁补偿款作如下分割：拆迁补偿总款1700186元，其中张丽1400186元（壹佰肆拾万零壹佰捌拾陆元）归张丽所有，做在其张丽名下。汪艳秋300000（叁拾万元）归汪艳秋所有，做在其名下。今后如发生任何纠纷与顺义区x镇人民政府、北京空港亿兆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拆迁公司无关。特此声明！协议下方产权人处有张丽的签名，分款人处有汪艳秋的签名，拆迁员处有工作人员的签名。拆迁款领取签收单上显示张丽于2013年8月9日签字，拆迁补偿金额为1400186元，汪艳秋于2013年8月9日签字，拆迁补偿金额为300000元。张丽认可其和汪艳秋于2013年8月9日领取的拆迁补偿款分别为1400186元、300000元。
诉讼过程中，经原告申请，本院到北京空港亿兆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行了调查并调取了拆迁档案，其中调取到的附表京金诚立信拆估字（2013）第004—204号《北京市房屋拆迁补偿估价结果通知单》中载明树木、苗木对应的价款为1587520元，铁栅栏对应价款为76466元，喷灌管对应的价款为34400元，立苗对应的价款为1800元，合计即为1700186元。北京空港亿兆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称，由于张丽和x村委会签订有承包合同，而且拆迁从入户调查以及评估工作，持续时间较长，动静挺大，而且就涉案11.3亩土地，原告郭小川未提出过异议，所以其确定张丽为被拆迁人，并与张丽签订了《北京市非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该协议书中的补偿款针对的是11.3亩土地地上物的补偿，因为土地属于村集体所有，所以涉及土地的补偿是和村委会进行协谈，土地补偿款和张丽无关，所以针对张丽的仅仅是地上物补偿。但张丽要求分给汪艳秋30万元补偿款，由于汪艳秋不是被拆迁人，所以其要求张丽与汪艳秋签订《拆迁补偿款分割协议》，其不清楚张丽与汪艳秋的关系。
郭小川于2015年8月26日将张丽诉至本院，案号为（2015）顺民初字第14704号，案由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本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主张被告明知涉诉土地上的树木系其所种植，仍与拆迁人签订了相关的拆迁协议书并领取了拆迁补偿款，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故此以财产损害赔偿为由要求赔偿其相关损失。但原、被告双方所争议的事项涉及涉诉拆迁协议的效力以及涉诉拆迁款的分配问题。双方所争议事项的基础法律关系并非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因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性质的不同，将会导致当事人的合同权利、义务不同、行使诉权的依据不同、解决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也不同。经法院释明后，原告坚持以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为由起诉要求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587520元并支付利息。综上，原告起诉不当。本院于2016年3月25日作出（2015）顺民初字第14704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原告郭小川的起诉。后郭小川不服该裁定，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其后郭小川撤回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30日作出（2016）京03民终7480号民事裁定书，准许上诉人郭小川撤回上诉，双方当事人均按一审裁定执行。张丽根据上述两份裁定书认为郭小川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郭小川称裁定书只是程序上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并未进行实体审理。因此本案不属于一事不再理。
张丽称其承包涉案土地后主要是由其丈夫孙绿坡负责经营，根据需要雇人种树，但买树的收据由于时间较长，没法找到。2013年8月左右拆迁时，由汪艳秋帮其洽谈拆迁补偿事宜，且涉诉土地里的护栏是汪艳秋装的，所以其决定分给汪艳秋300000元补偿款。
2011年11月17日，郭小川向本院起诉北京汽车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孙绿坡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案号为（2011）顺民初字第11755号，该案2011年12月21日的开庭笔录中载明，孙绿坡称“实际上以我的名义在x给汪艳秋承包一块土地，我就是挂名的，因为我是x的人，汪艳秋不是，只能以我的名义承包x的土地。其他的均与我无关。土地承包是以我的名义，开票都是开我的名。实际的土地经营管理都是汪艳秋。”汪艳秋称“实际上是我和原告合作，因为我和孙绿坡系亲属关系。孙绿坡承包土地后，出车祸了。当时我在x镇x村也有一块承包的土地，和孙绿坡承包的土地挨着，于是孙绿坡就将土地给我用，我将两块土地一起管理。我和原告是经过朋友介绍认识的。我负责出土地，原告负责种树，双方按照协议履行的，两块地的土地承包费都我来交，对于苗木的经营我不懂，也不负责经营，均由原告自行经营，我只负责出土地。双方对利益约定各占50%。”郭小川称虽然该案针对的是其与汪艳秋合作的关于85亩承包地，但是本案中张丽和汪艳秋合作方式与该案中孙绿坡与汪艳秋的合作方式是一样的。张丽称该案和本案涉及地块不同，不认可原告的推论。
2013年6月4日，郭小川起诉汪艳秋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案号为（2013）顺民初字第7687号，该案2014年7月22日的开庭笔录中郑秀光作为汪艳秋的证人出庭时陈述“我通过刘玉旺认识汪艳秋，刘玉旺找到我称，汪艳秋说有地，需要寻求找人合作。我找到侯殿杰，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侯殿杰，侯殿杰又找到郭小川。他们合作有两大块和一小块土地，分别是90多亩、110多亩，小块地有10多亩。这三块都是我们介绍的。第一块地拆迁补偿、收入是按照5:5分成，第二块地为了提高郭小川的积极性，拆迁补偿、收入按照4:6分成，郭小川占6。”该案中，汪艳秋认可郑秀光的证人证言。
本案中，郭小川提交了一份《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作了如下约定：1.不得单方面将土地私自转让，如乙方需与三方合作必须经甲方同意。2.如遇国家征地，必须双方意见统一方可签字。3.征地补偿款甲方40%，乙方60%，把赔偿款打到双方各自账户上。4.合作期限：2010年3月8日—2013年12月31日。协议左侧有汪艳秋的签名，右侧有郭小川的签名，落款日期为2010年3月8日。张丽称该协议并未标注甲方和乙方，也未约定是何地块，故对该协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认为和本案无关。郭小川解释称，由于是在2010年3月8日签订《合作协议书》当日所签，所以没有标注甲方、乙方，但是该协议的合作期限和《合作协议书》的终止日期均为2013年12月31日，因此可看出就是针对涉案11.3亩土地签订的补充协议。郭小川称其和汪艳秋签订协议时约定的拆迁款是四六分，自己占60%，当时并没有提出需要给张丽一部分，要给也是张丽和汪艳秋之间的事。故其应得拆迁补偿款的份额为60%，其明确计算基数为1587520元，即评估单上树木、苗木对应的评估价款。
另查，（2012）顺民初字第5579号案件卷宗材料中亦有上述《补充协议》，但是在该案的庭审中未对该《补充协议》进行质证。
郭小川提供收据以及出库单、苗木统计表复印件，证明涉诉11.3亩地上的树系自己种植，张丽称郭小川自己经营有苗圃其可以自行在出库单上盖章，且郭小川不能证明出库单中的树用于本案涉诉土地上。
郭小川称当时和汪艳秋签订《合作协议书》时，问过汪艳秋涉诉土地的来源，汪艳秋告知是其外甥女张丽从村委会承包的，其还去过张丽家，知道张丽和孙绿坡是夫妻。虽然张丽是涉诉土地的承包人，实质上是汪艳秋代其管理，所以郭小川和汪艳秋签订的协议对张丽具有约束力。
郭小川申请刘玉旺、付某全、刘小东出庭为其作证。刘玉旺称，其和汪艳秋是多年好友，汪艳秋说自己有三块地空着，面积分别为七八十亩、一百一十多亩、十多亩，并称这地是她租的。后刘玉旺通过郑秀光、老候找到了郭小川，郭小川本来就是做绿化的，后来郭小川和汪艳秋合作种树了。汪艳秋不是本地人，地应该是她租的。涉诉11.3亩地是郭小川在种。刘玉旺还称通过汪艳秋认识孙绿坡，其以自己名义给郭小川买了核桃树并将核桃树送到涉诉土地，看着别人种树。证人付某全称其是郭小川所开公司绿源苗圃的副总，郭小川在顺义区和别人合作的三块土地均为其带人栽树。涉诉土地上种有银杏、核桃、暴马丁香、红王子锦带等，其中核桃树是从刘玉旺处弄的，暴马丁香是从绿源苗圃调的，其他树的来源不清楚。在涉诉土地拆迁前，修路占用过一部分。证人刘小东称郭小川通过孙国军找人，孙国军是其叔，其开车拉工人去种树，自己有时也干活，和郭小川合作有三块地，种过银杏、大叶黄杨、核桃等，其他一些叫不上来名字。付某全领着去的，自己记不清三块地的位置。
郭小川对上述三个证人的证言真实性均认可。张丽称证人刘玉旺记不清年份，却记得清有210棵核桃树每棵10元，因此其证言不可信。付某全的证言与郭小川陈述以及法院之前勘验情况矛盾，因此对其证言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刘小东不知道在哪种的树，因此其证言无法说明郭小川在涉诉土地上种过树。
郭小川称时间过久且不是卖树的重点，刘玉旺记不清年份正常。刘小东是跟车去的，记不清位置也正常。
本院到x村委会对时任该村农业社长陈晓江调查，其称2012年调查笔录中的话是其所说，当时那个案子中汪艳秋起诉的在x村的11.3亩地与张丽从x村委会承包的地应是同一块地，因为最初都是冯永强家的，且该村承包出去面积为11.3亩的土地仅一块，即张丽承包的土地。但11.3亩地上种植情况不清楚。
经调查，x村委会表示张丽确与该村委会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当时陈晓江主管农业，所以和张丽签订合同事宜由陈晓江具体负责办理。张丽承包之土地拆迁时，该村委会未向张丽发放任何补偿款，北京空港亿兆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该村委会支付了土地安置补偿款用于人员安置。
张丽称其现在联系不上汪艳秋，并称自己种树没有相关票据，其不知情也没有收到公路局占用涉诉土地的249000元补偿款。
张丽称涉诉土地拆迁，其一共就领取170余万元，没有得到其他补偿款，其除向汪艳秋支付30万元以外，未向汪艳秋支付其他款项。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合作协议书》、《补充协议》、（2012）顺民初字第5579号案件庭审笔录及调查笔录、（2011）顺民初字第11755号案件开庭笔录、（2013）顺民初字第7687号开庭笔录、（2015）顺民初字第14704号民事裁定书、（2016）京03民终7480号民事裁定书、《北京市非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京金诚立信拆估字（2013）第004—204号《北京市房屋拆迁补偿估价结果通知单》、本案调查笔录等证据在案为证,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之依据。
本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第三人汪艳秋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述称和质证的权利。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据此分析，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有四个，首先是取得利益，即当事人一方获得利益。其次是致人受损，指因取得利益而使他人受到财产损失，既包括积极的损失也包括消极的损失。第三个要件是因果关系，即取得利益与受到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最后一个为无法律上的原因，即取得利益缺乏法律上的原因。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1.郭小川本次起诉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2.涉案土地地上物为谁种植？3.张丽与汪艳秋谁是涉诉土地的实际经营人？4.郭小川是否应领取拆迁补偿款以及数额的确定？
2016年6月30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京03民终7480号民事裁定书，准许郭小川撤回上诉，虽然（2015）顺民初字第14704号案与本案原、被告双方完全相同，但（2015）顺民初字第14704号案案由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而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属于不同的诉讼标的，两案中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亦不相同，且（2015）顺民初字第14704号案只是程序上驳回了郭小川起诉，并未经过实体审理，所以郭小川本次起诉并不构成重复起诉，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亦未超过诉讼时效，本院应予审理。
关于涉案地上物的种植情况。结合张丽与x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2012）顺民初字第5579号调查笔录、本案中本院到x村委会所作的调查笔录、郭小川申请证人在庭审中的证言以及郭小川提交的其他证据，可以认定汪艳秋在（2012）顺民初字第5579号案件中起诉的11.3亩土地与张丽承包的11.3亩土地是同一块土地，汪艳秋在（2012）顺民初字第5579号案认可是由郭小川负责在涉诉土地上种植。郭小川申请的证人虽然对一些细节陈述不太清楚，但综合庭审查明的情况可以认定郭小川在涉诉11.3亩土地上种植苗木的事实以及其与汪艳秋合作的事实。而张丽称因其与x村委会签订有《土地承包合同》，并称在涉诉土地上种植，但其除有《土地承包合同》外，没有提供任何其他证据证实其种植的事实。张丽提到主要是其丈夫孙绿坡负责经营，但是结合孙绿坡在（2011）顺民初字第11755号庭审中的陈述，孙绿坡称不懂苗木的经营也不负责经营，其只负责出土地。综合庭审查明的情况以及双方举证情况可以认定郭小川在涉诉11.3亩土地上种植苗木的事实。
虽然（2011）顺民初字第11755号案件中涉诉土地与本案涉诉土地并不相同，但结合孙绿坡与张丽的夫妻关系、张丽与汪艳秋的亲属关系、孙绿坡和汪艳秋在（2011）顺民初字第11755号案件庭审的陈述、张丽分给汪艳秋30万元拆迁补偿款的事实、（2012）顺民初字第5579号的庭审中汪艳秋自认涉诉11.3亩土地占用补偿款249800元在其手中的事实，本院可以推定张丽承包涉案土地后实际上是由汪艳秋实际经营，且张丽对于汪艳秋与郭小川合作之事应该知情，故郭小川与汪艳秋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以及《补充协议》对张丽具有约束力。
北京空港亿兆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称张丽所得拆迁补偿为针对地上物的补偿款，因郭小川系涉诉土地上苗木的种植者、实际投入者，所以其应按照与汪艳秋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以及《补充协议》的约定领取补偿款。张丽虽为涉诉土地的承包人，但其并未实际经营涉诉土地，故其无权领取应属于针对地上物的补偿款，其领取全部拆迁补偿款的行为损害了郭小川的合法权益，使郭小川受到损失，故其应向郭小川返还其领取的属于郭小川应得的拆迁款。张丽虽辩称汪艳秋领取了30万元补偿款，但本院的调查笔录以及张丽的陈述均可证实是张丽决定分配给汪艳秋部分拆迁款，且张丽为拆迁人。
关于郭小川应得拆迁款的分配比例问题。张丽虽不认可郭小川提交的《补充协议》，但（2012）顺民初字第5579号卷宗中确有该《补充协议》，即使不能确定是汪艳秋或者郭小川提交，但《合作协议书》中约定汪艳秋为甲方，郭小川为乙方，《合作协议书》与《补充协议》签订日期相同、终止日期相同，且汪艳秋的代理人在（2012）顺民初字第5579号案件庭审中表示同意将24.9万元的60%给郭小川，（2013）顺民初字第7687号案件庭审中汪艳秋认可其证人关于第二块地为了提高郭小川的积极性，拆迁补偿、收入郭小川占6成。综上，本院认为郭小川的陈述具有合理性，根据《补充协议》约定，郭小川应领取拆迁款的60%。郭小川以京金诚立信拆估字（2013）第004—204号《北京市房屋拆迁补偿估价结果通知单》中载明树木、苗木对应的价款为1587520元作为基数，按此基数的60%计算要求张丽返还拆迁补偿款952512元并向其支付自2013年8月9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利息的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准许。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张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原告郭小川拆迁补偿款九十五万二千五百一十二元并支付自二〇一三年八月九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九十五万二千五百一十二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一万三千三百二十五元，由被告张丽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公告费五百六十元，由第三人汪艳秋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陶小超
人民陪审员 胡军霞
人民陪审员 梁玉春
二〇一七年九月七日
书 记 员 杨 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