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0303民初2602号
原告：涂某1，男，2007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湄潭县。
法定代理人：涂某2，男，1973年10月15日出身，汉族，住贵州省湄潭县，系原告之父。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盛，贵州名城（道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遵义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住所地：遵义市汇川区凤凰路9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20300429380093K。
法定代表人：刘代顺，该医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雪巍，该医院医患办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虎，贵州乾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涂某1与被告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周嵩松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涂某1之法定代理人涂某2、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盛、被告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雪巍、张虎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计人民币87780.46元（医疗费45144.96元、鉴定费6000元、交通费4535.5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700元、陪护误工损失14400元、住宿费6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告是小学生，2015年11月4日，因看不清学习课本上的字，在原告父亲的陪护下前往被告处住院治疗，经诊断，原告为左侧中颅窝蛛网膜囊肿。治疗期间，行左侧翼点入路，左侧中颅窝蛛网膜囊肿切除术，脑池分流术，于2015年11月19日出院，花费医疗费近5万元。出院后不到三个月，原告又开始不能看清课本上的字，多次前往被告处咨询，被告医务人员告知原告父亲原因系原告怕读书假装看不清。被告极端不负责。由于原告病情不见好转，原告在父亲陪护下于2016年5月至2016年9月多次前往重庆西南医院、西安西京医院检查，均被告知原告已无法医治，对此，原告精神受到很大打击，最后，原告在父母陪护下前往昆明三博脑科医院住院治疗，术前诊断原告因左侧中颅窝蛛网膜囊肿术后复发，行左侧翼点入路，中颅窝蛛网膜囊肿切除术造瘘术，于2016年10月9日出院，现原告视力正常、稳定。被告对原告的手术治疗中存在囊肿切除范围不够，而且造瘘术后闭塞，手术不彻底的重大过失，是导致原告术后囊肿复发的直接原因，使原告不得不再次手术，导致原告父母为此背负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被告理应赔偿。为此，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辩称：原告在2015年11月5日至2015年11月19日在我院住院治疗属实，但在原告住院期间我院的所有诊疗行为合法，诊疗措施恰当，无过失行为，对此，遵义市医学会以及贵州省医学会均作出本病例不属于医疗事故的鉴定意见。因此，原告起诉我院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驳回原告的诉请。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因“突发双眼视力下降1天”于2015年11月5日入住被告医院，入院查体：生命体征平稳，神志清楚，查体合作，回答切题，双瞳正圆等大，直径约2.5mm，光反射灵敏，眼球运动正常，双眼及单眼1米处不能数指，双侧额纹对称，鼻唇沟无明显变浅，口角无歪斜，伸舌居中，诊断为左侧中颅窝蛛网膜囊肿，于2015年11月11日行左侧中颅窝蛛网膜囊肿切除术、脑池分离术，术后原告视力好转，于2015年11月19日出院。出院后，原告又因视力下降，于2016年6月起多次就诊于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庆西南医院）、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京医院），均未作特殊处理。2016年9月22日，因视物不清半年，原告就诊于昆明三博脑科医院，头颅MRI示：左中颅窝蛛网膜囊肿，诊断为中颅窝蛛网膜囊肿术后复发，于2016年9月26日行左侧额颞左原切口入路蛛网膜囊肿切除术，原告术后视近较之前好转，于2016年10月9日出院。
2016年11月16日，经原、被告双方申请，遵义市汇川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委托遵义市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鉴定中，原告方认为医方手术切除囊肿太少，以至于原告病情短时间内复发，医方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告则认为其对原告的诊断明确，手术指征及手术方式选择恰当，手术及时、规范、有效，无诊疗过失，不属于医疗事故。2016年12月16日，遵义医学会作出遵义医鉴[2016]137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其中的分析意见为：“1、患儿左侧中颅窝蛛网膜囊肿诊断明确，有手术适应证；2、医方行左侧中颅窝蛛网膜囊肿切除、脑池分流术中，彻底敞开囊肿包膜并切侧囊壁，并分离打开第2、3间隙行基底池造瘘，蛛网膜囊肿囊液已与蛛网膜下腔相通，视力曾一度好转。术中不需完全剥离囊肿壁。手术未造成新的神经功能损害，且达到目的，符合神经外科操作规范。3、患儿经昆明三博脑科医院再次手术后，影像学检查左侧中颅底蛛网膜囊肿仍在，目前主观视力障碍明显好转。4、视力障碍与蛛网膜囊肿的关系需进一步检查。”鉴定结论为：“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条，本病例不属于医疗事故。”因原告对该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不服，向贵州省医学会申请再次鉴定。2017年4月25日，贵州省医学会作出贵州医鉴[2017]30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分析意见为：“1、根据患儿入院时的临床表现及相关辅助检查，医方诊断为左侧中颅窝蛛网膜囊肿，诊断明确。2、行左侧中颅窝蛛网膜囊肿切除术、脑池分流术手术指征明确：①左侧中颅窝蛛网膜囊肿诊断明确；②术前CT及MRI提示囊肿最大径44mm×32mm，有占位效应；③蛛网膜囊肿可能与患者视力下降有关。3、医方采用敞开囊肿包膜并切除囊肿壁层包膜，并分别于第2、3间隙基底池造瘘的手术方式正确。4、昆明三博脑科医院手术记录显示：囊肿和蛛网膜下腔无交通。为术后囊肿复发，这是该手术出现的并发症。5、患儿经昆明三博脑科医院再次手术后，影像学检查右侧中颅底蛛网膜囊肿仍存在。6、患儿视力障碍原因建议进一步诊治。”鉴定结论为：“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条，本病例不属于医疗事故。”原告支付了两次鉴定费合计6000元。
庭审中，原告为主张在重庆西南医院、西京医院、昆明三博脑科医院产生的医疗费以及就医产生的交通费，提供了西南医院医疗费发票原件28张、西京医院门诊押金凭据1张、昆明三博脑科医院医疗费发票复印件5张、原件3张、自费项目协议书和门诊收据原件各1张以及交通费发票91张。被告对其中的医疗费发票原件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具有关联性，对其余票据三性均不予认可。
庭审中，原告提出医疗过错鉴定申请，理由是：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对医疗行为是否构成医疗事故作出判定，医疗过错鉴定是对医疗行为是否有过错及医疗过错与患者的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提出意见，二者鉴定机构不同、鉴定判断的依据不同、鉴定目的不同、性质不同。不构成医疗事故不等于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就没有过错。因此，原告作为诉讼当事人，有权充分提出涉案证据，依法应准予原告的鉴定申请。被告认为，医学会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对其诊疗行为的全面分析，现鉴定结论已作出，被告的诊疗行为不存在过失行为，不构成医疗事故，因此，不同意进行医疗过错鉴定。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应否准予原告的医疗过错鉴定申请。
首先，关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卫生部于2010年6月28日发出的《关于做好<侵权责任法>贯彻实施工作的通知》（卫医管发[2010]61号）规定：“各级医学会要继续依法履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等法定鉴定职责，对于司法机关或医患双方共同委托的医疗损害技术鉴定，医学会应当受理，并可参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依法组织鉴定。”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6月30日发出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法发〔2010〕23号）也规定：“三、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决定进行医疗损害鉴定的，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管理规定》及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定组织鉴定。”其中的“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定组织鉴定”显然包括医学会组织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的审理纪要》第25条也规定：“在国家有关部门关于医疗损害责任鉴定的新规定颁布之前，经当事人协商一致同意，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贵州省各设区的市、州级以上或其他省、自治区设区的市、州、盟以及直辖市区级以上医学会组织进行医疗损害责任鉴定。”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施行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并未废止，医学会受理鉴定申请并组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符合法律规定，其鉴定结论具有合法性。
其次，关于医疗事故和医疗过失是否存在区别的问题，《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第五十七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虽然两者表述不同，但就医疗损害责任来讲，在界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是否存在过错时，应判断在诊疗过程中其行为是否达到了其应当达到的注意程度，是否尽到了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具体到诊疗义务尽到与否判断标准，仍然是其行为是否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此外，两种鉴定均要评价损害后果和因果关系，且根据《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的规定，医疗事故一级乙等至三级戊等也与伤残等级一至十级均一一对应。所以，两种鉴定具有相同的判断标准。因此，医疗事故与医疗损害责任实际上具有相同的构成要件，本案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应当作为判断医疗过错责任构成与否的依据。
最后，关于原告提的医疗过错鉴定申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了申请重新鉴定条件，该规定第二十八条也规定当事人有权在起诉前自行委托有关部门作出鉴定。实际中，诉讼前原、被告双方自行提出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申请，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委托遵义市医学会组织鉴定，鉴定中，鉴定机构对被告的诊疗行为和双方医学问题方面的争议焦点已经进行了详尽评价，原告对首次鉴定结论持异议，提出再次鉴定申请，后贵州省医学会再次作出鉴定结论。两次鉴定结论均为本病例不属于医疗事故。该鉴定结论具有科学性，应予采信。原告在诉讼中仅以鉴定机构不同、鉴定判断的依据不同、鉴定目的不同、性质不同为由，再次提出医疗过错鉴定申请，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符合重新鉴定的条件，也无证据足以反驳前述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对原告的医疗过错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原告主张被告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但并无证据证明被告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为此，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涂某1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40元（已减半），由原告涂某1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员 周嵩松
二〇一七年八月四日
书记员 叶尉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