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桂民四终字第79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被上诉人）：甘怀福。
委托代理人：陈明，广西铭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郭程，广西铭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被上诉人）：钦州城郊供电公司，住所地：广西钦州市东风路（向阳派出所后面）。
法定代表人：黄锐，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郑为忠，广西钰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徐胜安。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郭亚妹。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李玉保。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李玉养。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李伟诚。
上述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赖任泰，广西万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张明喜，广西越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钦州渔港监督处，住所地：广西钦州市南珠西大街民乐路*号。
法定代表人：彭定兵。
委托代理人：吴森华，该处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张俊超，广西政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甘怀福、钦州城郊供电公司因触电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海海事法院（2014）海事初字第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4年10月3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1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上诉人甘怀福及其委托代理人陈明、郭程，上诉人钦州城郊供电公司（下称城郊供电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郑为忠，被上诉人郭亚妹及徐胜安、郭亚妹、李玉保、李玉养、李伟诚的委托代理人张明喜、赖任泰，被上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钦州渔港监督处（下称钦州渔监处）的委托代理人张俊超、吴森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6月23日中午，死者李玉带（男，1978年9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为广西防城港市港口区企沙镇朝阳路90号，系城镇居民户口）将原停泊于钦州市犀牛脚渔港斯螺港排水沟避风的“桂钦渔26012”号渔船驶至外港池停泊。18时40分许，因外港池风大、雨大、涨潮导致水位上升，李玉带又将渔船驶回斯螺港排水沟避风，回到排水沟入口处时，船尾天线触碰到横跨在排水沟入口上方的高压电线，导致在船尾靠近天线处驾驶渔船的李玉带被高压电击倒。案涉事故发生时事发地周围无高压危险提示图标或安全警示牌。事发目击者李爱军、杨业松、李爱国、麦启章证实：6月23日下午18时35分许，四人收到台风预警信息后担心自己的渔船停放在犀牛脚渔港不安全，遂来到斯螺港排水沟处查看是否有多余泊位。四人看到有两艘渔船正驶入排水沟，第一艘渔船通过排水沟入口后案涉渔船随即驶入，进入排水沟入口通道10多米处时，由于雨势较大，渔船方向稍偏，船上天线触碰横在排水沟上方的高压电线后导致渔船冒出火花，位于操舵位置的李玉带用手在船舵旁边扒了一下，可能是扒电线之后李玉带又回来操舵，接着其又用手在船舵旁边位置扒了一下后触电倒地，李爱军见状即上船将天线砍断并对李玉带进行施救。案涉渔船上的天线与先于该船驶入排水沟的渔船相比较高。6月24日，钦州市犀牛脚卫生院出具《疾病诊断证明书》，确定李玉带于6月23日因电击伤抢救无效死亡。8月14日，钦州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钦南二大队出具钦南公（刑）死亡证字（2013）第03号《钦南公安（分）局死亡证明》，证实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殡葬管理条例》第十二条及法医尸表检验，李玉带系于2013年6月23日在钦州市钦南区犀牛角镇水产码头避风港处触电死亡。6月25日，郭亚妹向钦州市钦南区犀牛脚镇民政办公室（下称犀牛脚镇民政办公室）出具借条，称自犀牛角镇民政办公室借到3.5万元用于办理死者丧葬事宜，待获得赔偿后归还此款。经犀牛脚镇民政办公室证实，此笔款项系由甘怀福垫付。6月26日，经政府部门协调，城郊供电公司与甘怀福分别向郭亚妹支付2万元和1万元，犀牛角镇民政办公室于7月3日将前述3万元汇至郭亚妹账户。8月19日，钦州市钦南区水产畜牧兽医局向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政府出具《钦南区关于防城港市渔民李玉带触电事故调查报告》，报告称：钦州市钦南区水产畜牧兽医局根据钦州市钦南区委、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政府授权对案涉事故进行调查；犀牛脚镇政府民政办公室先支出3万元作为死者遗体处理费用，待死者家属通过法律途径获得赔偿金后再归还此款项；根据调查和相关部门提供的材料分析，李玉带属触电死亡，对事故负有一定责任的单位有：一是沙场业主；二是供电部门；三是码头业主。建议死者家属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追究相关责任单位、业主的责任。
另查明，2011年9月5日，甘怀福向城郊供电公司申请在钦州市钦南区犀牛脚镇位于斯螺渔港码头边牛肚匡安装100KV变压器1台并得到批准。之后，甘怀福委托钦州市鑫源电力设计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用电工程设计，城郊供电公司通过对设计图纸的审核后，钦州市新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负责施工安装。2012年1月17日，城郊供电公司经对前述工程查验后认定合格。1月20日，甘怀福作为用电方与供电方城郊供电公司签订一份《高压供用电合同》，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和《供电营业规则》的规定签订本合同；城郊供电公司由35KV犀牛脚变电站以l0KV电压，经l0KV905乌雷线高压架空T接，向甘怀福受电变压器供电；供电设施产权及运行维护管理责任分界点设在：35KV犀牛脚变电站l0KV905乌雷线与甘怀福专变l0KV线路T接点（T接引流线产权属用电方），分界点向电源线侧方向的供电设施产权属供电方，由供电方负责进行维护管理，分界点向负荷侧方向的供电设施产权属用电方，由用电方负责运行维护管理，若用电方委托供电方对其供用电设施进行运行维护管理，须另行签订委托运行维护协议，明确双方的责、权、利；供电设施上发生的法律责任以供电设施产权分界点为基准划分，供电方、用电方应做好各自分管的供电设施的运行维护管理工作，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合同自供电方、用电方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有效期为2年。
经一审法院及各方当事人现场勘查，案涉事故发生地位于钦州市钦南区犀牛脚渔港码头内的排水沟处，该处为当地渔民习惯避风港，事故发生处的高压线路产权属于甘怀福。
再查明，“桂钦渔26012”号渔船，船长12米，型宽3米，型深1.20米，总吨位7吨，净吨位2吨，主机功率17.60千瓦，为刺网木质渔船，船籍港为犀牛脚，登记船舶所有人为翁福锦（系钦州市犀牛角镇犀牛脚村村民），翁福锦已将该渔船转让给李玉带，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案涉事故发生时渔船的船舶检验证书已过有效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沿海小型渔业船舶检验办法》对渔船无线电通信设备方面要求有渔用对讲机1台（可用移动电话代替），但对船上天线规格及安装等无具体要求。
防城港市港口区企沙镇东港社区出具证明证实：徐胜安生育李玉带（随养父李富鸿改姓）等五个子女，李玉带母亲、养父、养母均已死亡。郭亚妹系李玉带之妻，李玉保、李玉养、李伟诚系李玉带之子。
钦州渔监处系我国事业单位法人，其宗旨和义务范围包括渔港、渔港水域及其设施的监管、规划和建设，渔船安全监管及海损事故的查处等，其对案涉事故发生地所在的钦州市钦南区犀牛脚渔港有监管职责。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触电人身损害责任纠纷。综合原被告的诉辩观点，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三被告是否应对李玉带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二、原告的损失金额如何认定。
一、关于三被告是否应对李玉带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制定的《渔业船舶水上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下称《渔船水上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规定》）第二条“下列水上安全事故的报告和调查处理，适用本规定：（一）船舶、设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水域内发生的水上安全事故；……”和第三条“本规定所称水上安全事故，包括水上生产安全事故和自然灾害事故。水上生产安全事故是指因碰撞、风损、触损、火灾、自沉、机械损伤、触电、急性工业中毒、溺水或其他情况造成渔业船舶损坏、沉没或人员伤亡、失踪的事故。……”之规定，本案系渔船在渔港水域内发生的触电事故，案涉事故调查处理适用该规定。根据《渔船水上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规定》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以下统称为渔船事故调查机关）负责渔业船舶水上安全事故的报告。除特别重大事故外，碰撞、风损、触损、火灾、自沉等水上安全事故，由渔船事故调查机关组织事故调查组按本规定调查处理；机械损伤、触电、急性工业中毒、溺水和其他水上安全事故，经有调查权限的人民政府授权或委托，有关渔船事故调查机关按本规定调查处理”之规定，钦州市钦南区犀牛脚渔港位于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政府和钦州市钦南区水产畜牧兽医局管辖范围，钦州市钦南区水产畜牧兽医局有权根据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政府授权对案涉事故进行调查并出具事故报告，其出具的《钦南区关于防城港市渔民李玉带触电事故调查报告》内容亦符合《渔船水上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要求的内容，故一审法院对该报告经调查分析后认定的“对事故负有一定责任的单位有：一是沙场业主；二是供电部门；三是码头业主”的结论予以认可。综合本案分析，首先，案涉事故发生段电压为l0KV，属于高压输电线路，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鉴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业已失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下称《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之规定，由于发生电击伤亡的危险源不是输电线路，而是线路中的高压电能，城郊供电公司虽与甘怀福签订《高压供用电合同》，其对案涉供电线路进行高压输电，并收取电费，城郊供电公司作为享受高压输电线路运行利益的主体，系案涉事故发生段高压输电线路的经营者，其未能证明李玉带的死亡系因其故意或不可抗力造成，故应对李玉带的死亡承担无过错赔偿责任；其次，在相同的天气情况下，别的渔船可以安全驶入斯螺港避风，李玉带作为案涉渔船实际所有人，在船上架设的天线偏高，增加了渔船本身的危险性，且其作为持有合格证书的船员，在驾驶渔船回港避风的时候，未及时对周围环境进行有效查看并规范驾驶船舶，在发现船上设施因触碰高压输电线路冒起火花时仅用手扒开电线，安全警惕性不高、处置不当，且渔船船舶检验证书在事发时已过有效期，故李玉带对案涉事故的发生亦存在过失，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但《广西壮族自治区沿海小型渔业船舶检验办法》对渔船船上天线规格及安装等无具体要求，一审法院对甘怀福关于因渔船天线不符合规定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第三，《高压供用电合同》系甘怀福与城郊供电公司在自愿基础上签订的合同关于甘怀福认为《高压供用电合同》第八条属于无效条款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认为，该条款系对甘怀福和城郊供电公司供电设施产权分界点及各自对自属供电设施上的维护管理责任进行明确约定，不存在减轻和免除城郊供电公司责任情形，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故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经一审法院现场勘查且根据《高压供用电合同》约定，甘怀福作为案涉事故发生段的高压输电线路产权人，应按照《高压供用电合同》约定对供电各项设施进行有效的维护管理，本案中，甘怀福未能尽到高度注意义务，在高压输电线路附近设置危险警示标志，对案涉事故的发生亦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第四，钦州渔监处具有对渔港进行监管和对钦州籍渔船进行管理的职责，其在甘怀福于钦州市钦南区犀牛脚渔港内架设高压输电线路时未考虑到对渔船进出的影响并进行管理，致使事故发生，其在履行职责时未尽到谨慎管理义务，对案涉事故的发生存在过失。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侵权法》第十二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本案中被害人的死亡是多种因素造成的，经综合考虑，各方的过错比例为甘怀福10%，被告钦州城郊供电公司75%，钦州渔监处5％，死者李玉带10％。
二、关于原告的损失金额如何认定的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侵权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之规定，参照《201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下称《赔偿标准》），原告的各项损失为：
1、死亡赔偿金。根据《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之规定，《赔偿标准》规定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243元，故本案死亡赔偿金为424860元（21243元×20年）。
2、丧葬费。根据《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之规定，《赔偿标准》规定职工月平均工资为3135元，故本案丧葬费为18810元（3135元×6个月）。
3、被扶养人生活费。本案中，钦州渔监处抗辩李玉带与其养父母的收养关系已得到所属社区的证明和认可，故李玉带生父徐胜安无权主张生活费，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十五条明确规定“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钦州渔监处未能提交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出具的李玉带被收养的相关证据，故对其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徐胜安系李玉带生父，李玉带对其有赡养义务，故有权主张抚养费。原告李玉养、李玉保、李伟诚系李玉带之子，由李玉带及郭亚妹共同抚养，根据《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之规定，并参照《赔偿标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每年14244元的标准，自事故发生日起截止2019年10月28日为6.35年，该期间李玉带须与郭亚妹抚养李玉养、李玉保、李伟诚三人，并与徐胜安的其他四名子女共同扶养徐胜安（案涉事故发生时徐胜安已逾75岁，其生活费应按五年计算），故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14244元÷2人×3人＋14244元÷5人＝24214.80元，但根据《解释》第二十八条关于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的规定，该时间段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14244元×6.35年＝90449.40元；2019年10月29日至2024年3月18日为4.39年，李玉带须抚养李玉保和李伟诚两人，故该期间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14244÷2人×2人×4.39年＝62531.16元；2024年3月19日至2029年4月2日为5.04年，李玉带须抚养李伟诚一人，该期间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4244÷2人×5.04年＝35894.88元。综上，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为188875元。
4、遗体接运、火化服务费。因原告未提供遗体接运、火化服务费用票据，且此费用应属处理死者后事的丧葬费用，故原告关于此项费用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5、渔船停产损失和看管费。本案系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渔船停产损失和看管费不属于《解释》规定应当赔偿的项目，且原告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渔船停产损失金额和看管费用，故原告此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原告以上损失金额共计为632545元（424860元＋18810元＋188875元）。
综上，公民的生命权受法律保护，徐胜安、郭亚妹、李玉养、李玉保、李伟诚作为李玉带的近亲属因其死亡有权依法向相关赔偿义务人主张赔偿死亡赔偿金等各项损失632545.44元。此外，根据《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的规定，李玉带的死亡确实给其近亲属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于法有据，根据当地社会生活水平，一审法院酌定为5万元。案涉事故的发生系死者李玉带与三被告共同造成，根据《侵权法》第十二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规定，根据过错比例，甘怀福应向徐胜安、郭亚妹、李玉养、李玉保、李伟诚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63255元及精神抚慰金5556元，其通过犀牛角镇民政办公室向原告方支付1万元应予以扣除，其于2013年6月25日垫付给向犀牛角镇民政办公室的3.5万元因郭亚妹已出具借条明确表示需归还不能扣除，故其还应赔偿死亡赔偿金等费用53255元及精神抚慰金5556元；被告钦州城郊供电公司应赔偿死亡赔偿金等费用474409元及精神抚慰金41667元，扣除其通过犀牛角镇民政办公室向原告方支付的2万元，其还应向原告赔偿死亡赔偿金等费用454409元及精神抚慰金37500元；钦州渔监处应向原告赔偿死亡赔偿金等费用31627元及精神抚慰金2777元。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七、十八、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甘怀福赔偿原告徐胜安、郭亚妹、李玉保、李玉养、李伟诚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53255元及精神抚慰金5556元；二、被告钦州城郊供电有限责任公司赔偿原告徐胜安、郭亚妹、李玉保、李玉养、李伟诚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474409元及精神抚慰金41667元；三、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钦州渔港监督处赔偿原告徐胜安、郭亚妹、李玉保、李玉养、李伟诚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31627元及精神抚慰金2777元；四、驳回原告徐胜安、郭亚妹、李玉保、李玉养、李伟诚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417元（原告已缓交），由原告徐胜安、郭亚妹、李玉保、李玉养、李伟诚负担3601元，被告甘怀福负担869元；被告钦州城郊供电有限责任公司负担7450元，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钦州渔港监督处负担497元。
上诉人甘怀福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徐胜安、郭亚妹、李玉保、李玉养、李伟诚对其诉讼请求。甘怀福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为《高压供用电合同》第八条“系对甘怀福和城郊供电公司供电设施产权分界点及各自对自属供电设施上的维护管理责任进行明确确定，不存在减轻和免除城郊供电公司责任的情形，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故合法有效”，进而认定甘怀福是事故发生段的高压输电线路产权人和维护管理人并承担侵权责任是错误的。1、作为供电企业的法定主管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工业部己经对供电设施的维护管理和产权归属做了明确的规定，明确了供电公司的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不存在减轻和免除供电公司责任的情形”是错误的。2、甘怀福与城郊供电公司签订《高压供用电合同》第八条的规定是无效的。该条免除城郊供电公司自身的责任，违反《供电营业规则》第47条的规定；该条属于格式条款，城郊供电公司并未就该条款尽到提示、说明义务。3、供电合同第八条的内容与供电合同第九条第6项约定的内容是冲突的，矛盾的，合同第八条双方并未实际履行，无论是否无效，均未生效。供用电合同中的第九条第6项的规定明确规定事故发生段的电力设施属公共资源（即国家所有），其他用户可以使用，甘怀福无独占权。可见供电合同第八条纯粹是为了免除城郊供电公司的自身责任而规定的，双方并未实际履行该合同第八条的规定，该条款自始未发生效力。二、一审法院将《钦南区关于防城港市渔民李玉带触电事故调查报告》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是错误的。即使钦州市钦南区水产促牧兽医局有权作出《钦南区关于防城港市渔民李玉带触电事故调查报告》，该报告在法律上也仅仅属于证据的一种，作为该报告基础的供电合同第八条不发生效力，故该报告中关于甘怀福责任的认定是错误的。三、城郊供电公司作为高压的经营者和电力设施的验收人，应当与具有过错的受害人和钦州渔监处共同承担全部的责任，而甘怀福不应承担责任。1、《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根据该规定，城郊供电公司作为高压电力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2、本案发生事故的电力设施全部是由城郊供电公司指定施工单位施工，并最终由城郊供电公司验收，发生事故时的状态与验收时的状态是相同的。如果存在安全隐患，也是城郊供电公司验收时的重大疏忽，与甘怀福无关。案涉的电力设施发生事故时的状态与验收时的状态是相同的，城郊供电公司验收时存在重大疏忽和过错，应当承担该隐患而引起的事故责任。3、受害人自身重大过错是造成本案的发生事故主要原因之一，应对其自身的重大过错承担责任。一审法院仅认定其自身承担10%的责任是错误的。4、钦州渔监处具有更大的过错，应承担更大的责任。钦州渔监处改变了排水沟现状，将原来存在的桥拆除，使得排水沟虽小但小船舶仍能驶入，显然存在管理的过错。钦州渔监处作为事故段的监督管理单位未与供电单位及施工单位协商也是存在过错的，应当承担更大的过错责任，一审法院仅认定其自身承担5%的责任是错误的。四、即使判决甘怀福承担赔偿责任是正确的，一审法院不对甘怀福垫付和出借给郭亚妹的3.5万元进行扣除也是错误的。
城郊供电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徐胜安、郭亚妹、李玉保、李玉养、李伟诚对其诉讼请求；本案造成受害人的各项损失应由各被上诉人根据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责任。城郊供电公司上诉称，一、根据《供电营业规则》第51条：“在供电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按供电设施产权归属确定。产权归属于谁，谁就承担其拥有的供电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的规定，该触电线路的安全保障义务应由甘怀福承担。二、一审法院曲解了我国《侵权责任法》第73条关于“经营者”的认定。本案中，甘怀福作为该线路的用户和产权所权人，其从线路的运行中获取利益，并对该线路负管理、维护的责任，甘怀福才是该线路的“经营者”。三、一审法院查明受害人渔船架设的天线偏高，认为受害人存在过失应承担相应责任。但判决结果却没有减去受害人应承担的部分。四、一审法院没有采取独立的思维来依法审理本案，一审法院在判定本案应由哪方承担责任方面，直接采纳了钦州市钦南区水产畜牧兽医局出具的《钦南区关于防城港市渔民李玉带触电事故调查报告》所认定的：“对事故负有一定责任的单位有：一是沙场业主；二是供电部门；三是码头业主”的结论，明显与事实和法律不符，首先，钦州市钦南区水产畜牧兽医局不具备事故责任认定的资格，其次，本案的责任应由法院经过调查、审理，综合各方证据来认定。
徐胜安、郭亚妹、李玉保、李玉养、李伟诚辩称，一、一审法院并不是简单地、直接地采纳《钦南区关于防城港市渔民李玉带触电事故调查报告》。一审法院在经过开庭审理、对证据充分质证、并现场勘查的基础上，全面综合事故发生的各方面因素，结合渔业行政部门对事故调查情况，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认可钦州市钦南区水产畜牧兽医局《调查报告》关于承担责任主体的结论，并增加涉案船舶驾驶人（受害人）李玉带承担部分责任。二、甘怀福上诉认为“受害人自身重大过错”，“在船舶驶入排水沟时已经触电并知晓驶出存在危险仍然坚持在不降低天线的情况下驶出并最终触电身亡”，这一表述与事实不符，斯螺港排水沟是船舶避风出入口，受害人驾驶的船舶是在驶入排水沟时触电，并非是驶出触电身亡。三、城郊供电公司上诉认为一审判决结果“没有减去受害人应承担的部分”责任，这一表述与判决书的认定不相符。
钦州渔监处辩称，一、对于钦州市钦南区水产畜牧兽医局出具的《钦南区关于防城港市渔民李玉带触电事故调查报告》，认可甘怀福和城郊供电公司的观点，即钦州市钦南区水产畜牧兽医局不具备事故责任认定的资格；二、钦州渔监处不是码头的业主，只是监管单位；三、事发地原来就没有小桥，建港口是为施工方便搭建了小桥，后因阻碍通行，又拆除了。且拆桥在先，案涉电力设施安装在后；四、甘怀福认为施工时钦州渔监处没有跟电力公司协商，应当承担责任的观点为成立，因为该条是针对再建工程的规定，而本案中不存在再建工程；五、钦州渔监处从未要求渔船安装天线，且受害人的渔船已经过了检验期。
甘怀福对于城郊供电公司的上诉辩称，一、城郊供电公司上诉引用的《供电营业规则》是部门规章，其内容与《侵权责任法》相冲突，应适用《侵权责任法》规定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二、关于《侵权责任法》第73条关于“经营者”的认定。电力包括高压电都是特殊商品，甘怀福只是电力的消费者和使用者，经营者是城郊供电公司，这也是与其本身的权利、能力相符合的。
城郊供电公司对于甘怀福的上诉辩称，一、甘怀福认为其与城郊供电公司签订的供电合同无效是错误的。根据规定，本案的线路是属于甘怀福的专用线路，建成之后由用户维护管理或是委托城郊供电公司管理。双方对维护管理的约定是有法律依据的，并非“霸王条款”；二、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应认定甘怀福为案涉线路的“经营者”。
二审期间，甘怀福向法庭提交一份新证据，证据名称“证明”，证明内容为钦州市钦南区犀牛脚镇民政办公室证明2013年6月25日郭亚妹收到的3.5万元是由甘怀福垫付的。徐胜安、郭亚妹、李玉保、李玉养、李伟诚的质证意见是：同意一审法院对于此3.5万元的处理；城郊供电公司对于该证据没有意见，钦州渔监处对于该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此证据不清楚，由法院认定。本院对于该证据的认证意见是：各方对于该3.5万元是由甘怀福垫付的无异议，该证据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其他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交本院。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
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亦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触电人身损害责任纠纷，综合各方当事的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各方当事人对于李玉带的死亡应如何承担责任？二、若甘怀福需承担赔偿责任，其垫付的3.5万元是否应当从其赔偿款中扣除？
一、关于各方当事人对于李玉带的死亡应如何承担责任问题
甘怀福认为，本案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李玉带死亡应由城郊供电公司和李玉带本人来承担责任。
城郊供电公司认为，案涉线路的经营者为甘怀福，城郊供电公司在案涉事故中无过错，也无需承担责任。
徐胜安、郭亚妹、李玉保、李玉养、李伟诚认为，一审法院根据各侵权人的过错程度认定其应承担的责任比例是正确的，事故的发生是各侵权人共侵权的结果，甘怀福、城郊供电公司、钦州渔监处应承担连带责任。
钦州渔监处认为，钦州渔监处对于斯螺港和案涉渔船不存在监督、管理方面的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本院认为，首先，案涉事故为高压输电线路致人损害，供电方为城郊供电公司，用电方为甘怀福经营的沙场。《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在高压输电线路致人损害事故中，发生电击伤亡的危险源不是输电线路，而是线路中的高压电能，因此法律规定高压输电线路致人损害，由经营人承担赔偿责任，而不论发生电击事故的输电线路的产权归属。联系《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的上下文可知，在高压输电线路致人损害事故中，应承担责任的“经营者”为“从事高压活动”的经营者，即供电方，而不是使用高压电进行其他经营活动的用电方。故在本案中，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为城郊供电公司，其未能证明李玉带的死亡系因其故意或不可抗力造成，故应对李玉带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至于城郊供电公司引用《供电营业规则》第51条认为：“产权归属于谁，谁就承担其拥有的供电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对于该《供电营业规则》与《侵权责任法》之间的法律冲突，本院认为，《供电营业规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工业部于1996年颁布实施的部门规章，不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位阶低于《侵权责任法》，颁布时间早于《侵权责任法》，故二者相冲突时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对于城郊供电公司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其次，虽然《广西壮族自治区沿海小型渔业船舶检验办法》对渔船船上天线规格及安装等无具体要求，但李玉带在船上架设天线的行为仍属改装，增加了渔船本身的危险性；李玉带在驾驶渔船回港避风的时候，未及时对周围环境进行有效查看并规范驾驶船舶，在出现紧急状态时操作不当，数次用手扒开电线，安全警惕性不高、处置不当，故李玉带对案涉事故的发生亦存在过错，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再次，甘怀福和城郊供电公司签订的《高压供用电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愿表示，合同条款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甘怀福认为《高压供用电合同》第八条属无效条款，本院认为，该条款系对甘怀福和城郊供电公司供电设施产权分界点及各自对自属供电设施上的维护管理责任进行明确约定，不存在减轻和免除城郊供电公司责任的情形，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的无效格式条款的情形。甘怀福作为案涉事故发生段的高压输电线路产权人，应按照《高压供用电合同》约定对供电各项设施进行有效的维护管理。本案中，甘怀福未能尽到高度注意义务，尽心维护其电力设备，未在高压输电线路附近设置危险警示标志，对案涉事故的发生亦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最后，钦州渔监处具有对渔港进行监管和对钦州籍渔船进行管理的职责，其在甘怀福于钦州市钦南区犀牛脚渔港内架设高压输电线路时未考虑到对渔船进出的影响并进行管理，致使事故发生，其在履行职责时未尽到谨慎管理义务，对案涉事故的发生存在过失。综上所述，对于案涉事故的发生，李玉带本人、甘怀福、城郊供电公司和钦州渔监处都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七条的规定：“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认定钦州城郊供电公司承担75%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认定甘怀福承担10%的赔偿责任，钦州渔监处承担5%的赔偿责任，李玉带承担10%的责任，并无不当。
至于徐胜安、郭亚妹、李玉保、李玉养、李伟诚认为，甘怀福、城郊供电公司、钦州渔监处应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的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甘怀福、城郊供电公司、钦州渔监处不构成共同侵权，不应承担连带责任。
二、关于甘怀福垫付的3.5万元是否应当从其赔偿款中扣除问题
甘怀福认为，钦州市钦南区犀牛脚镇民政办公室出具的证明证实了2013年6月25日郭亚妹收到的3.5万元是由甘怀福垫付的，并说明“由郭亚妹等人直接返还该3.5万元给甘怀福”。故应从甘怀福的赔偿款中直接扣减该3.5万元。
徐胜安、郭亚妹、李玉保、李玉养、李伟诚认为，该3.5万元是由郭亚妹出具借条向钦南区犀牛脚镇民政办公室的借款，不应在本案中扣除。
本院认为，郭亚妹出具的借条表明：“今借到钦南区犀牛脚镇人民政府民政办人民币叁万元整，待家属在获得赔偿费用后及时归还此笔款项”，证明该3.5万元属郭亚妹向钦南区犀牛脚镇人民政府民政办的借款，与甘怀福应承担的事故赔偿责任无关，不应在本案中扣除。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本案为触电人身损害责任纠纷，各方当事人应依据法律的规定承担相应的责任，甘怀福与城郊供电公司签订的《高压供用电合同》第八条是对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并非无效的格式条款，甘怀福认为该条为无效条款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在高压电输送过程中，供电方为“从事高压活动”的经营者，城郊供电公司认为其不是《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中的“经营者”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687元（上诉人甘怀福已预交1270元，上诉人钦州城郊供电公司已预交12417元），由上诉人甘怀福负担1270元，上诉人钦州城郊供电公司负担12417元。
本案债务，义务人应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10日内履行完毕，逾期则应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债权人可在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一审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谭庆华
代理审判员 柏树义
代理审判员 杨 钉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黄秋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