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5民终607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创联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红花岭工业区南区五区A栋5楼，通信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与民田路交界西南新华保险大厦2601E。
法定代表人：吴琦，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日辉，男，该公司工作人员。
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安诚信针织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惠安县东园镇。
法定代表人：庄秋民，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锦桂，福建闽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志怀，福建闽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家港市荣泰特种纱线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张家港经济开发区（杨舍镇城南村）。
法定代表人：庄永良，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建忠，张家港市金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深圳市创联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联兴公司）、惠安诚信针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家港市荣泰特种纱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16）苏0582民初72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创联兴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创联兴公司与诚信公司不是关联方，更未出具任何授权文件授权诚信公司代创联兴公司购买货物，或共同向荣泰公司购买货物的。本案涉诉金额巨大，荣泰公司与创联兴公司从未有任何业务往来情况下，荣泰公司在未签订任何书面买卖合同及收到定金情况下，将货物送出，不符常规交易习惯。一审以创联兴公司抵扣发票判定创联兴公司与荣泰公司买卖合同关系成立过于草率。二、本案荣泰公司提交的火车票、飞机票的证据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的情形，一审关于诉讼时效的适用法律有误。
针对创联兴公司的上诉，荣泰公司辩称，荣泰公司将本案货物通过物流方式交付给诚信公司，发票开具给创联兴公司，已将发票申请认证并抵扣。诚信公司和创联兴公司相互推诿，均否认为买受人，但创联兴公司对收取荣泰公司发票认证抵扣的行为无合理解释，应当认定其为实际买受人。同时，其主张本案债权已过诉讼时效于事实不符，故创联兴公司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针对创联兴公司的上诉，诚信公司辩称，本案实际买卖双方当事人是创联兴公司和荣泰公司，而非诚信公司。一审法院在合同当事人的认定上违背了合同相对性原则，对合同的主体认定错误。而且本案的诉讼时效也已超过，故请求对本案进行依法判决。
上诉人诚信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荣泰公司对诚信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荣泰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错误认定案涉合同相对人。荣泰公司提供的起诉状中明确确认其是与创联兴公司发生买卖合同关系，此属自认行为，但一审置之不理。荣泰公司起诉时提供的送货单已载明“诚信针织”，其在明知有诚信公司名称存在的情况下，再进一步确定买卖双方的主体是创联兴公司，与诚信公司无关。另外，一审法院忽略了案涉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证明作用，并遗漏了荣泰公司提供送货单载明创联兴公司的证明作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在没有书面合同的情况下，判断合同的主体通常是使用送货单来体现，荣泰公司提供的送货单、发票可以得出买卖合同双方是荣泰公司和创联兴公司。而且一审法院忽略了买卖合同多种交付方式的存在，片面将收货方诚信公司作为买卖合同主体。荣泰公司与创联兴公司存在多年的交易，此有发票为证，诚信公司已不记得是否有收到案涉货物，假设诚信公司有收到案涉货物，其也是收到创联兴公司交付的货物，其收货行为不能作为承担买卖合同所发生的法律责任的依据。一审在荣泰公司自认涉案买卖合同主体的情况下，随意增加责任主体，违背法律规定。2、一审未正确认定荣泰公司怠于履行催收义务，明显不当。本案自2013年1月23日发票出具之日起，荣泰公司与创联兴公司之间的债权明确，荣泰公司怠于履行催收义务，导致荣泰公司已无法回忆，货物提单原始凭证也无法提供，对于具有物权属性的货物提单原始凭证的妥善保存，荣泰公司负有责任。一审对此视而不见，片面依据调查取证片断强行对接，猜测性推导存在货物流向，不仅证据不足，违背法律，亦伤及诚信公司合法权益。荣泰公司提供与本案无关的机票、车票等，此并非是向诚信公司或创联兴公司催讨债务的直接有效证据，不能据以认定未过诉讼时效。3、一审判决损害了诚信公司的合法权益。发票指向创联兴公司，荣泰公司也确认与诚信公司没有任何业务往来，即使诚信公司的庄秋民与肖国良有联系，也是基于荣泰公司与创联兴公司的业务往来。当时的送货有可能是诚信公司的某个个人收取，也可能是创联兴公司对诚信公司的一种指示交付。而且，诚信公司与创联兴公司之间的一切债权债务均已结清，一审以高度盖然性否定法定责任主体，导致作出错误判决。二、一审程序违法。货物提单的提货人才是本案货物的实际经手人，与案件审理存在利害关系，荣泰公司与第三方物流公司对此有妥善保管义务，一审本应依法追加物流公司为利害关系人参与审理，却仅将其的调查取证说明作为本案定案证据，使一审证据存在重大瑕疵，客观也遗漏了本案利害关系人。三、一审适用法律不当。一审本应驳回荣泰公司对诚信公司的诉讼请求，却错误适用了合同法和民事诉讼法证据的若干规定，损害了诚信公司的合法权益。
针对诚信公司的上诉，荣泰公司辩称意见与针对创联兴公司上诉请求的答辩一致。
针对诚信公司的上诉，创联兴公司述称，一审法院判定创联兴公司与诚信公司共同向荣泰公司购买货物，属认定事实不清。创联兴公司与荣泰公司在此之前从未有业务往来。
荣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创联兴公司、诚信公司共同向荣泰公司支付货款1650183.5元，并承担该款自起诉之日至实际付款之日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判令创联兴公司、诚信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荣泰公司围绕其诉讼请求向一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
1、2013年1月14日《送货单（代合同）》4份，该送货单记载“收货单位”为“诚信针织（深圳市创联兴实业）”，货物名称为各种颜色、数量的90化纤/10W，由苏州盛丰物流有限公司张家港分公司（以下简称盛丰物流张家港分公司）的吕继勇、陈国强签收货物并运送。用以证明荣泰公司已通过物流送货的方式履行了交货义务。
2、《货物运输业增值税发票》1份，证明荣泰公司已经支付物流费。
3、《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2份，证明荣泰公司已于2013年1月23日向创联兴公司开具编号为10896464、10896465的两份增值税发票，分别为2000公斤纱线、700000元，27148.1公斤纱线、950183.5元，合计1650183.5元。用以证明应支付货款1650183.5元。
4、肖国良（荣泰公司原职工）的飞机票1份、火车票5份，肖国良并向一审法院做了陈述。该证据系荣泰公司针对创联兴公司于第一次一审庭审时对诉讼时效的抗辩而补充提交。用以证明肖国良曾在2014年-2015年期间追讨本案债权，诉讼时效未经过。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本案在审理过程中，1、一审法院于2016年11月1日向本案所涉业务荣泰公司的经办人肖国良（已离职）做了调查笔录，其陈述如下：“庄秋民看到我们发到东海轻工的纱质量好，所以联系我，说他做内外销，让我也发一部分过去。我说要开票，他给了我一个抬头，开到深圳创联兴实业。”“根据庄秋民电话下的单子，发了各种颜色、数量的纱。我们是走的物流，送货单跟这些货物一起发过去的，他那里也有一份。”“纱他都收到了，我到现场去看过的。”“我们做毛纱生意发货都是走的物流。物流公司来装货的时候，过磅，在送货单上签字，然后送到货后回来跟我们结账，我们结账前确认对方货物是否收到。”“发票是直接寄给庄秋民的。”
2、根据荣泰公司的申请，一审法院于2016年12月5日、12月13日向盛丰物流张家港分公司业务经理张幸、经理陈国伟做了调查笔录，并调取了案涉货物物流信息电脑录单记录、明细记录。调查笔录反映：“一般我们公司运单回单保存6个月，但实际可能保存一年左右。之前，这家公司也来找过我两次，我也已经找了，确实找不到当时的回单，只有电脑录单记录……货物车辆到每个站点，都会有人录入电脑，车辆、驾驶员信息”。电脑录单记录反映：2013年1月14日，16：19：00托单号512e130114T048929、20：11：00托单号512e130114T022065，“发货单位”均为“荣泰姓名肖国良电话137××××6407地址张家港”，“收货单位”均为“诚信针织厂姓名菊兰/陈茹电话135××××2173手机151××××4700地址惠安县东园镇玉龙工业区”。“货物名称”分别显示“棉纱1177件28434.00kg”、“棉纱825件18713.00kg”，签收状态显示“客户提货时间：2013-1-1719：18：00﹛张丽﹜”、“客户提货时间：2013-1-1719：17：00﹛张丽﹜”。明细记录详细反映：货物到达盛丰公司苏州张家港、福建泉州各个站点时间、驾驶员、车牌号码以及联系方式。
3、一审法院于2017年2月15日向盛丰物流泉州分公司工作人员杨昆火做了调查笔录，并调取了案涉物流电脑录单记录。调查笔录反映：“网上查询以及我们这里的内部系统查询的内容是跟这个一样的。客户签收的回单我们是寄回张家港的。你们提供的跟单记录上面也反映了回单已经寄回。且上面也显示客户提货时间以及签收人为‘张丽’”。调取的电脑跟单记录反映内容与向盛丰物流张家港分公司调取电脑录单记录内容一致。
4、一审法院于2017年2月15日与诚信公司员工刘菊英、阿英（不愿透露姓名）做了调查笔录。与阿英的调查笔录反映：“这个公司因为管理不善，现在基本上就停掉了。只有一个叫‘刘菊英’的在这里……电话是‘135××××2173’。”与刘菊英的调查笔录反映：该公司已经没有人上班，由于刘菊英住的比较近，公司有事会来一下。刘菊英已经进入该公司工作十多年。该公司确实有刘菊英、陈茹、张丽这三个员工。刘菊英和张丽为该公司的两个跟单员。但因为时间很久，刘菊英并不记得这单货物的事情，而且公司处于半倒闭状态，无法联系上仓库保管人员以及财务人员。
5、一审法院向深圳市福田区国家税务局就本案所涉两份增值税发票的认证、抵扣情况进行了调查。情况说明反映，一审法院所涉荣泰公司于2013年1月23日向创联兴公司开具的号码为10896464、10896465的增值税发票已由创联兴公司于2013年1月28日申请认证并抵扣。
6、一审法院另查明，创联兴公司于2003年11月21日设立，股东庄伟祥、俞宙，法定代表人为俞宙；后于2016年3月28日，股东变更为庄伟祥、吴琦，于2016年4月25日股东再次变更为许丽红、深圳市九道彩虹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吴琦；诚信公司于1993年10月4日设立，为香港与境内合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庄秋民为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庄伟祥为总经理、董事；庄伟和为副总经理、副董事长。公司住所地为“福建省惠安县东园镇玉龙工业区”。
根据一审法院调查情况，一审法院向创联兴公司送达《通知书》，要求创联兴公司限期提供所涉发票入账财务资料；向诚信公司送达《通知书》，要求诚信公司限期提供2013年1月-3月期间财务资料及入库单。创联兴公司、诚信公司均逾期未提供。
一审法院认为，荣泰公司已于2013年1月14日将2002包，总净重47148.10kg、货值1650183.5元棉纱交付盛丰物流张家港分公司，并由盛丰物流张家港分公司员工签收；盛丰物流张家港分公司于2013年1月14日将2002件，重量47147.00kg（录单数据）的棉纱从张家港“荣泰”运送至目的地福建省惠安县东园镇玉龙工业区“诚信针织厂”，收货人“刘菊英”、“陈茹”，2013年1月17日由“张丽”签收；“刘菊英”、“陈茹”、“张丽”均为诚信公司员工；案涉增值税发票已由创联兴公司入账、并于2013年1月28日向国家税务局申请认证、抵扣完毕。根据荣泰公司的举证以及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荣泰公司提供的证据已经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标准，应当认定本案所涉货物已通过物流公司交付诚信公司并由诚信公司签收。
根据荣泰公司送货单“收货单位”处“诚信针织（深圳市创联兴实业）”字样，以及荣泰公司向诚信公司发送货物，向创联兴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且本案所涉货物由诚信公司签收，所涉发票由创联兴公司入账、认证、抵扣等相关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创联兴公司、诚信公司辩称与荣泰公司从未发生过业务往来，与事实明显不符，但创联兴公司、诚信公司又不能提供财务账册、入库资料等材料，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荣泰公司诉称创联兴公司、诚信公司系共同向其购买货物，可予采信。
关于本案诉讼时效，荣泰公司原职工肖国良陈述其一直在催讨本案债权，并提供了追讨债权产生的飞机票、火车票，对此，一审法院予以采信，荣泰公司起诉未过诉讼时效。
综上，荣泰公司与创联兴公司、诚信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荣泰公司已按约履行了送货义务，创联兴公司、诚信公司理应共同给付货款。荣泰公司要求创联兴公司、诚信公司共同给付货款1650183.5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创联兴公司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第二次一审庭审，视为放弃相关的权利，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的规定，判决：创联兴公司、诚信公司应共同给付荣泰公司货款1650183.5元及利息（以1650183.5元为基数，自2016年7月1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限创联兴公司、诚信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如采用转账方式支付,汇入荣泰公司指定账户;或汇入张家港市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行营业部,账号:46×××84)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652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4652元，由创联兴公司、诚信公司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中，创联兴公司确认庄伟祥是庄秋民的父亲。诚信公司认为不清楚其法定代表人庄秋民是否与肖国良联系，诚信公司从未授权给庄秋民向肖国良下单，并认为其无法联系到庄秋民来核实相关事实。同时，诚信公司确认刘菊英、张丽、陈茹系其公司员工。
一审中，荣泰公司提供了肖国良于2014年10月21日从无锡至深圳的飞机票、2014年11月15日从深圳至泉州的火车票、2014年11月18日从泉州至上海的火车票、2015年11月30日从上海至深圳的火车票、2015年12月4日从深圳至汕尾的火车票、2015年12月5日从朝汕至上海的火车票。
本院认为，本案中，荣泰公司为证明其已履行了交货义务，提供送货单、货物运输业增值税发票、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等，再结合一审法院向肖国良、物流公司人员、诚信公司员工及有关发票认证、抵扣情况的调查，一审法院认定荣泰公司的举证已达到高度盖然性，进而荣泰公司已将案涉货物通过物流公司交付给诚信公司，并无不当。由于荣泰公司送货单载明的“收货单位”有“诚信针织（深圳市创联兴实业）”字样，案涉货物实际由诚信公司签收，而增值税专用发票系向创联兴公司开具，并由创联兴公司进行认证、抵扣，诚信公司、创联兴公司在本案中均否认与荣泰公司发生业务往来，但诚信公司无法否认收货事实，创联兴公司对发票认证、抵扣行为亦不能作出合理解释，且在一审法院限期诚信公司、创联兴公司举证财务账册、入库资料等材料的情况下，诚信公司、创联兴公司仍未提供，理应由其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采信荣泰公司主张的本案货物由创联兴公司、诚信公司共同采购，并无不当，创联兴公司、诚信公司理应共同支付相应货款。关于诉讼时效问题，荣泰公司的职工肖国良已陈述一直在催讨本案债权，并提供了其于2014年10月21日至深圳的飞机票及其他火车票，至本案起诉尚未过诉讼时效，且物流公司并非为本案必要诉讼当事人。
综上所述，诚信公司、创联兴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652元，由深圳市创联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惠安诚信针织有限公司各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俞水娟
审判员 李晓琼
审判员 蒋毅颖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邹俊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