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云28民终9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死者普某某的妻子），女，1970年9月18日出生，拉祜族，身份证住址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现住勐海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普某某1（死者普某某的父亲），男，1947年8月3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现住勐海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某（死者普某某的母亲），女，1954年10月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现住勐海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普某某2（又名曾长妹，死者普某某的女儿），女，1991年8月10日出生，拉祜族，身份证住址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现住勐海县。
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少豪，云南景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晓晴子，云南景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双版纳某某发展有限公司。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涛，云南律政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乐豪，云南律政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审第三人：陈某某，男，1982年2月14日出生，拉祜族，身份证住址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现住勐海县。
上诉人杨某、普某某1、刘某某、普某某2因与上诉人西双版纳某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原审第三人陈某某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勐海县人民法院（2016）云2822民初6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某、普某某1、刘某某、普某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少豪、江晓晴子，上诉人某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涛、魏乐豪，原审第三人陈某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某、普某某1、刘某某、普某某2上诉请求：撤销（2016)云2822民初640号民事判决，依法予以改判；某某公司赔偿杨某、普某某1、刘某某、普某某2各项损失共计234190元；某某公司承担上诉费用。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关于普某某本人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根据众多证人所做的询问笔录均能发现，普某某从开始喝酒30分钟左右，就当场提出其感觉嘴巴发麻，并向周围一同吃饭的人询问是什么酒，经过陈某某1品尝后，告知是草乌泡的药酒，有毒不能喝。在勐海县人民医院所做的关于普某某就诊情况说明中写明，乌头碱中毒症状主要为神经和心血管系统，毒理为引起中枢神经系统及周围神经系统先兴奋后麻痹。普某某提出嘴巴麻痹时其中枢神经系统已经开始受到破坏。然而一审法院在毫无证据证明普某某意识清楚与否的情况下，却在判决书中写到普某某离开聚餐地点时意识尚清楚。普某某生理及意识受到了严重破坏,作为当天聚餐的组织者某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自始至终均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未在已经知晓普某某误食草乌药酒中毒后，立即护送普某某到医疗水平较高的医院进行治疗，而是放任普某某独自一人在神经麻痹、意识不清的情况下骑着摩托车去村卫生中心治疗。当村医致电余改三，告知普某某情况非常危急后，在场的某某公司组织者及负责人再次不作为，对事情的严重性充耳不闻，未及时派人将普某某送至勐海县人民医院，而是由并无医学常识及救助经验的村委会其他一同就餐的人将普某某转至镇医院救治，再转至县医院，几经辗转延误了救治普某某的最佳时机，最终导致救治无效而死亡。因此，被上诉人某某公司先未尽到日常管理监督责任，导致草乌药酒被普某某误食而中毒，后某某公司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对中毒的普某某不闻不问也不送医救治的不作为行为，直接导致了普某某的死亡。一审判决却将被上诉人某某公司的义务归责为普某某的过错，这样的判决理由让人不能接受。二、死者普某某主、客观方面均无过错。普某某确系在某某公司组织的聚餐中饮用药酒中毒身亡。该有毒药酒并非普某某自己携带去的，而是由某某公司雇佣的陈某某提供饮用。在场其余聚餐人询问陈某某是什么酒，陈某某告知大家是杨梅酒。普某某得知其饮用的也是杨梅酒，而且是组织者提供的酒，在非常确信且无力辨认是否有毒的情况下饮用该酒的行为，在主观上是没有过错的。在整个案发过程中，普某某在主、客观方面均无过错，不应对其自身死亡的行为承担任何过错责任。
某某公司辩称,杨某、普某某1、刘某某、普某某2上诉理由不成立、不符合事实。普某某喝了什么酒与某某公司无关，因为不是某某公司的酒，是普某某自己拿酒喝的。陈某某的父亲说可能是草乌酒，没有事实证明就是某某公司提供的酒。某某公司组织吃饭时有两桌人，其他人都没有中毒，只有普某某一人发生意外事故，普某某意外死亡，只有医院医生的推测可能是中毒死亡与某某公司组织吃饭没有直接的必然的因果关系。山路是很崎岖的，如果普某某已经神经麻痹了，怎么可能自己骑摩托车。杨某、普某某1、刘某某、普某某2认为普某某对其死亡在主客观方面均无过错，不符合本案事实。因为本案的证据可以证实普某某被告知可能是药酒中毒，但其又坐下来吃饭，约十分钟才一个人骑摩托车下山，后发生的事情与某某公司都没有关系。所以，对于普某某的死亡某某公司没有过错，是由于普某某过于自信产生的意外事故。
陈某某辩称,陈某某没有过错,由法院依法判决。
某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2016)云2822民初64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维持第二项。驳回杨某、普某某1、刘某某、普某某2的全部诉讼请求；杨某、普某某1、刘某某、普某某2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采信证据错误，认定事实错误：“陈某某拿了两瓶泡酒分别放在两饭桌上”，“普某某自己倒本桌上的泡酒，其余人均未饮用该泡酒”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故意将“有证据证实的事实”认定为“虽无证据表明”；普某某饮泡酒前后的两个过错，只认定“酒后的过错”，不认定“饮酒前的过错”；认定上诉人“已经支付赔偿款3万元”属于“毫无事实证据与法律依据的”错误认定；“2016年5月7日，陈某某是上诉人雇员，陈某某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普某某死亡”，认定上诉人某某公司“在导致普某某饮用后中毒死亡，存在相应过错”，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自相矛盾；一审判决采信《医学诊断书》、《医学证明（推断）书》，属于采信证据错误；并以此推定“普某某的死亡与药酒中毒存在（唯一的、直接的）因果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属于适用法条错误。因为：（1)陈某某2016年5月7日不是某某公司雇员，只是煮饭做菜的、没有拿酒的劳务内容。（2)普某某不是因为吃了陈某某的饭菜而死亡的。（3)—审判决认定陈某某的“拿酒行为与顺手分放酒行为”与“普某某的死亡无因果关系。”（4)陈某某与上诉人均不是侵权人。2.一审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案件若干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属于适用法条错误。因为一审已经查实普某某有两个过错，依法不应当支持精神抚慰金。3.本案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驳回杨某、普某某1、刘某某、普某某2全部诉请。
杨某、普某某1、刘某某、普某某2辩称,1.陈某某是否把酒放在桌上并不影响酒被普某某饮用并中毒这一后果的发生，并不是放在地上的酒就是有毒的不能喝的酒。2.《医学诊断书》、《医学证明（推断)书》的诊断结果并非根据群众猜测推断，而是已经确诊为乌头碱中毒，而草乌的主要成分就是乌头碱。如果普某某的死亡与勐阿卫生院用药有关联性，那么普某某的死亡诊断结果为什么不是药物中毒。在医院出具的证明书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中均盖有勐海县人民医院的公章，也有医师签名，证明书无论内容还是形式上均是合法的。3.陈某某既然受雇于某某公司，那么其在工地煮饭或拿酒的行为，都是作为雇员从事雇佣活动的正常、合理行为。正是因为某某公司未尽到安全管理义务，致使工地的饭桌边出现此种剧毒酒都未发现，直接导致了普某某的死亡结果，二者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4.无论普某某是否明确接到过某某公司的邀请，作为组织者同样具有安全保障的义务。聚会的组织者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是确认其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的重要原则。至于某某公司辩称该泡酒是前任企业管理人员遗留下来的，无证据可以证明，与普某某死亡后果并无直接因果关系。5.酒放在饭桌边的行为就已明示此酒是可以饮用的。普某某给自己倒酒的行为并无过错。在场人问陈某某这是什么酒，陈某某回答是杨梅酒。普某某饮用后感觉嘴巴发麻，某某公司称普某某依然没有采取自救或者要求协助自救，单独骑摩托车离开。这恰恰说明，普某某出现中毒迹象后，陈某某1已经告知在场人普某某系草乌中毒，某某公司在此情形下居然无动于衷，毫不履行其应尽的安全保障义务，最终导致了普某某自力求助无果，几经辗转后错过了最佳抢救时机而酿成了死亡的恶果。在整个案发过程中，普某某在主观方面无法辨别该酒系草乌毒酒而饮用、客观方面在无人救助的情形下自力救助而错过最佳抢救时机。不应当让死者再承担任何过错责任。
陈某某辩称，同意一审判决。
杨某、普某某1、刘某某、普某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某某公司承担侵权致人死亡的赔偿责任：1.死亡赔偿金：20年×8,242元／年＝164,840元;2.丧葬费：25,000元；3.父母赡养费：父（1947年8月30日生，69岁）11年×6,830元／年＝75,130元÷6人＝12,521元;母（1954年10月7日生，62岁）18年×6,830元／年＝122,940元÷6人＝20,490元;4.岳父岳母赡养费：岳父（75岁）5年×6,830元／年÷11人＝3,104元;岳母（61岁）19年×6,830元／年÷11人＝11,791元;5.抢救费：1,339元;6.精神抚慰金：50,000元,以上费用共计289,085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5月7日，某某公司因坝散一队至龙洞山公路竣工，邀请坝散村委会干部和坝散一队小组干部，以及修路时被征地的村民在“大庙长平”的施工工棚聚餐，死者普某某于当日中午13时30分左右参加了聚餐；吃饭前，陈某某从工棚窗台上拿了两瓶泡酒分别放在两饭桌上，其中一瓶泡酒系陈某某自制杨梅泡酒，另一瓶为草乌泡酒；吃饭时，普某某自己倒饮本桌上的泡酒，其余人员均为饮用该泡酒，开饭后约20分钟，普某某自感嘴巴发麻，便抬着杯中的酒向他人询问，经案外人陈某某1品尝后，发现该酒为草乌泡制的药酒，陈某某1告知普某某该酒有毒，不能饮用，后普某某独自一人骑摩托车离开。
14时47分，坝散村委会卫生室村医杨志华致电聚餐人之一余改三，询问聚餐饮用的药酒是何种酒，15时04分，村医杨志华再次致电余改三，称普某某情况不好，让其将普某某送去医治，后余改三与张小红、李云等人将普某某送至勐海勐阿镇卫生院救治，途中普某某出现呕吐现象；到达勐阿镇卫生院后，经医务人员对普某某进行简单洗胃处理，普某某妻子杨某、弟弟普小昆、弟媳李美芬、周应强赶到后，便用救护车将普某某送至勐海县人民医院救治。
勐海县人民医院《医学诊断书》载明：“患者于今日13:30左右自服‘草乌酒’，具体量诉不清，当即感口周及四肢麻木，起病曾就诊当地卫生室，具体诊断及用药诉不清，后转至勐阿卫生院，诊断为‘乌头碱中毒’，予‘阿托品针、维生素C、速尿针’等对症处理”，“患者于17:50入院，准备行洗胃治疗时，心电图示室性心动过速，急予电复律，并予‘阿托品针、利多卡因针、胺碘酮针’抗心律失常等对症处理，并及时实施心肺复苏，18:20患者心电图呈一直线表现，无自主呼吸、未及大动脉……经抢救无效于18:50宣布临床死亡”，“初步诊断：乌头碱中毒、呼吸循环衰竭”；《医学证明（推断）书》载明普某某死亡原因为“草乌中毒”。
另查明，死者普某某系农业人员，杨某与普某某系配偶关系，普某某1与普某某系父子关系，刘某某与普某某系母子关系，普某某2与普某某系父女关系，陈某某系某某公司雇员，事发当日在公司工棚下厨做饭菜，某某公司于当日向其支付工资100元，其于2015年11月受雇于某某公司，按照某某公司指示或安排完成相应工作。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陈某某与某某公司存在何种关系，陈某某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前款所称“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的规定，陈某某受某某公司聘请，按照某某公司的要求或指示完成相应工作内容后，某某公司按照天数支付报酬，双方系雇佣关系。普某某所饮草乌泡酒与陈某某自制杨梅泡酒从外形、包装、颜色上均无明显区别，事发当日，陈某某将普某某所饮草乌泡酒从工棚窗台拿到饭桌，其主观并无过错，该行为与普某某的死亡无因果关系。
关于普某某的死亡与药酒中毒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乌头碱是存在于川乌、草乌等植物中的主要有毒成分，中毒症状主要为神经和心血管系统，其毒理作用为引起中枢神经系统及周围神经系统先兴奋后麻痹，还可直接作用于心肌，并兴奋迷走神经中枢，致使心律失常及心动过缓等；由于延髓中枢被麻痹而产生血压下降、呼吸抑制，又因麻痹运动中枢致使肢体活动障碍。口服中毒先有口腔和咽喉粘膜烧灼感和疼痛，继而麻木，麻木逐渐波及四肢和其全身。皮肤感觉先减退后消失，瞳孔先缩小后扩大，有复视。植物神经系统先兴奋后抑制，症状有恶心、呕吐、流涎、腹痛、腹泻，严重症状有牙关紧闭、四肢抽搐、呼吸肌痉挛，最终可窒息。心血管症状有心悸、胸闷、心动过缓、多源性和频发室性早搏、心房或心室颤动或阿-
斯综合征等多种心律失常和休克。该案中，从普某某饮用药酒后的表现及勐阿镇中心卫生院、勐海县人民医院的诊断结果、《医学证明（推断）书》载明的死亡原因可确认，普某某的死亡与药酒中毒存在因果关系。
关于某某公司对普某某的死亡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某某公司于2016年5月7日邀请坝散村委会干部和坝散一队小组干部，以及修路时被征地的村民在工棚吃饭，虽无证据表明普某某系受某某公司邀请而参加聚餐，但普某某确系聚餐过程中饮用药酒致中毒死亡。某某公司作为该次聚餐的组织者，对聚餐食用的食物、饮用的酒水负有安全保障的义务，虽无证据证明普某某饮用的药酒系某某公司主动提供，但该药酒系聚餐前摆放于某某公司基地工棚窗台，某某公司作为基地的使用人，对基地负有监督管理的义务。因某某公司未尽日常监督管理责任，导致药酒被第三人陈某某误拿到饭桌供聚餐人饮用，最终导致普某某饮用后中毒死亡，某某公司存在相应过错，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关于普某某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普某某饮用该泡酒后，自感嘴巴发麻，经案外人陈某某1品尝后，发现该酒为草乌泡制的药酒，陈某某1告知普某某该酒有毒，不能饮用，后普某某独自一人骑摩托车离开，其先到村卫生室进行治疗，后在他人陪同下到勐阿镇中心卫生院救治，此时普某某意识尚清楚，最后转至勐海县人民医院救治，但此时普某某已出现危及生命的恶性心律失常，室性心动过速，最终经抢救无效死亡。普某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得知饮用有毒泡酒后，应立刻到医疗水平较高的医院进行救治，其几经辗转，导致错过最佳救治时间，造成其死亡的后果，其本人也存在一定过错。
杨某、普某某1、刘某某、普某某2主张的丧葬费25,000元，医疗费1,339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的规定，死者普某某户籍为农业人员，在计算死亡赔偿金时应按农村居民的标准计算，故杨某、普某某1、刘某某、普某某2主张的死亡赔偿金8,242元×20年=164,840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的规定，子女仅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对岳父母并无赡养扶助的义务，从普某某1、刘某某提交的身份证明上反映，普某某1现年为六十九岁零3个月，刘某某现年为六十二岁零1个月，属于应被扶养对象，故对普某某1、刘某某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12,521元、20,490元，共计33,011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权、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抚慰金”的规定，普某某在此次聚餐过程中死亡，给杨某、普某某1、刘某某、普某某2造成很大的精神打击，故对杨某、普某某1、刘某某、普某某2主张的精神抚慰金酌情支持10,000元。
杨某、普某某1、刘某某、普某某2因普某某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为死亡赔偿金164,840元、丧葬费25,000元、医疗费1,339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3,011元、精神抚慰金10,000元，共计234,19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规定，结合死者普某某及某某公司的过错情况，确定由死者普某某自行承担30%的责任即234,190元×30%=70,257元，某某公司承担70%的责任234,190元×70%=163,933元。由于普某某死亡后，某某公司已向杨某、普某某1、刘某某、普某某2支付赔偿款30,000元，故扣除该部分赔偿款后，某某公司还应支付杨某、普某某1、刘某某、普某某2的赔偿款为163,933元－30,000元＝133,933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西双版纳某某发展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某、普某某1、刘某某、普某某2支付赔偿款133,933元；二、驳回杨某、普某某1、刘某某、普某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45元，由杨某、普某某1、刘某某、普某某2负担775元，某某公司负担670元。
二审中，上诉人杨某、普某某1、刘某某、普某某2、某某公司、原审第三人陈某某均未提交新证据。
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各方当事人对以下问题存在争议：上诉人某某公司及普某某对普某某的死亡是否有过错及某某公司对普某某的死亡应承担多少赔偿责任？
关于上诉人某某公司及普某某对普某某的死亡是否有过错及某某公司对普某某的死亡应承担多少赔偿责任的问题。
本院认为，首先，一、二审已查明事发当日，因某某公司聚餐，陈某某在某某公司工棚做饭菜，某某公司已向陈某某支付了当日的工资100元，所以，某某公司与陈某某存在雇佣关系.陈某某在聚餐处摆了两瓶泡酒，陈某某做饭之余摆放酒水，符合常理，普某某因倒喝了其中一瓶的酒，导致中毒死亡，某某公司作为聚餐组织者，也是酒水的提供者，未能监管好聚餐现场的饮用酒水有过错。其次，县级医院出具的证明等证据能证实普某某的死亡是草乌中毒，某某公司主张普某某死亡还有其他原因，但未提交证据证明，本院对某某公司的该主张不予支持。因此，某某公司对普某某的死亡是有过错的，一审认定某某公司承担70％的责任并无不当。另外，普某某喝了泡酒后感到嘴麻，能问旁人是何泡酒，普某某离开聚餐地时意识清楚。而普某某得知可能是草乌中毒后未及时离开聚餐地进行救治，也未向他人求救，贻误了救治的时间，普某某自己也有过错，一审认定普某某承担30％的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杨某、普某某1、刘某某、普某某2,某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45元，由杨某、普某某1、刘某某、普某某2负担434元,某某公司负担101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兴胜
审判员 吕 勇
审判员 李鸿伟
二〇一七年四月一日
书记员 刀丽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