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10民初11045号
原告：杭州琵琶湾生态农庄有限公司管理人，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邵家坝村。
诉讼代表人：许和平，系杭州琵琶湾生态农庄有限公司管理人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和平、戴靖，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农信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东湖街道梅堰路7号。
法定代表人：徐晨，系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峥嵘、鲁俊伟，浙江九重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杭州琵琶湾生态农庄有限公司管理人（××）为与被告杭州农信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信担保公司）破产撤销权纠纷一案，于2016年8月5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金皓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9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琵琶湾公司管理人的委托代理人许和平、被告农信担保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姚峥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琵琶湾公司管理人起诉称：2015年10月8日，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杭余破（预）字第1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申请人杭州余杭临平舒馨园林绿化工程部对被申请人杭州琵琶湾生态农庄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10月29日作出（2015）杭余破（预）字第11号决定书，指定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担任杭州琵琶湾生态农庄有限公司管理人。2015年12月11日，农信担保公司向琵琶湾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5081033.25元，并列明琵琶湾生态农庄公司提供的财产担保情况。琵琶湾公司管理人审查该债权时发现，2014年12月，农信担保公司与琵琶湾生态农庄公司签订了《最高额反担保协议》并于2015年签订《最高额反担保补充协议》，虽没有具体签约时间，但从合同编号可知补充协议的签订日期是2015年，《最高额反担保补充协议》约定琵琶湾生态农庄公司以生物资产和机器设备向农信担保公司追加抵押反担保，双方于2015年3月17日在杭州市余杭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动产抵押登记。
2015年6月30日，以浙江杭州余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塘栖支行（以下简称余杭农商行塘栖支行）为出借人、农信担保公司为保证人、琵琶湾生态农庄公司为借款人，三方签订流动《资金保证借款合同》，琵琶湾生态农庄公司向余杭农商行塘栖支行借款490万元，因琵琶湾生态农庄公司多次拖欠利息，余杭农商行塘栖支行要求农信担保公司代偿，农信担保公司于2016年1月5日代琵琶湾生态农庄公司向余杭农商行塘栖支行偿还了本息合计5081033.25元。2016年1月8日，余杭农商行塘栖支行出具《代偿证明》。现琵琶湾公司管理人认为，本案中琵琶湾生态农庄公司向农信担保公司提供抵押的情况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31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情形，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撤销琵琶湾生态农庄公司在《最高额反担保补充协议》项下向农信担保公司的财产担保行为；2、本案诉讼费用由农信担保公司承担。
原告琵琶湾公司管理人为支持其诉请主张，在庭审中出示并陈述了下列证据材料：
1、《民事裁定书》及指定管理人通知书各1份，用以证明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法院受理琵琶湾生态农庄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管理人的事实。
2、债权申报表1份，用以证明农信担保公司于2015年12月11日向琵琶湾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的事实。
3、《最高额反担保协议》及补充协议1份，用以证明2015年琵琶湾生态农庄公司以生物资产和机器设备向农信担保公司提供抵押反担保的事实。
4、《动产抵押登记书》1份，用以证明2015年3月17日，琵琶湾生态农庄公司与农信担保公司到余杭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动产抵押登记的事实。
5、《杭州农信担保有限公司企业贷款担保合同》1份，用以证明农信担保公司为琵琶湾生态农庄公司向余杭农商行塘栖支行的贷款提供担保的事实。
6、《代偿证明》1份，用以证明农信担保公司于2016年1月5日为琵琶湾生态农庄公司向余杭农商行塘栖支行代偿本息合计5081033.25元的事实。
被告农信担保公司答辩称：对琵琶湾公司管理人所诉称的农信担保公司与琵琶湾生态农庄公司签订《最高额反担保协议》及补充协议并办理抵押登记的事实无异议，但本案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31条规定的情形，本案主债务发生于2015年6月30日，是破产受理前一年之内债务人琵琶湾生态农庄公司对外所发生的新债务，而担保行为发生在2015年3月17日，属于为新发生债务提供担保，该担保行为并没有减少债务人琵琶湾生态农庄公司可供清偿的财产，也未损害其他债务人的行为，且农信担保公司已实际为琵琶湾生态农庄公司向余杭农商行塘栖支行代偿了5081033.25元，本案也没有其他依法可撤销的情形，因此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琵琶湾公司管理人的诉讼请求。
被告农信担保公司未向本院提交证据，对原告琵琶湾公司管理人提交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
原告琵琶湾公司管理人提交的证据1-6，符合证据的三性原则，且能证明本案的相关事实，本院确认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
本院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确认的有效证据，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2014年，以琵琶湾生态农庄公司、案外人杭州广厦动迁服务有限公司、金涛、章湘莺、郑廷玉为反担保人，农信担保公司为担保人，各方签订编号为2014年农信抵字80号《最高额反担保协议》一份，协议约定：为确保农信担保公司为琵琶湾生态农庄公司担保而与金融机构连续签订的《保证合同》及农信担保公司与琵琶湾生态农庄公司连续签订的《企业贷款担保合同》的履行，琵琶湾生态农庄公司以其拥有的位于余杭区塘栖镇邵家坝村1217.93亩土地经营权和地面5980平方米房屋及配套设施向农信担保公司设定最高额抵押反担保，杭州广厦动迁服务有限公司、金涛、章湘莺、郑廷玉为琵琶湾生态农庄公司的借款行为向农信担保公司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期间为协议签订之日起至琵琶湾生态农庄公司、杭州广厦动迁服务有限公司偿还农信担保公司代偿的贷款本金、利息及其他协议约定的费用之日止；协议设定最反担保额为500万元；如农信担保公司代为垫付，反担保期限从2014年12月11日起至农信担保公司垫付全部借款本息及相关费用后满两年；反担保的范围包括在协议约定的反担保金额和期限内，农信担保公司为琵琶湾生态农庄公司提供担保或直接拆借的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利息、复利、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各方在该协议落款处签名盖章。诉讼中，原被告均确认该协议签订于2014年度，但无法明确具体签订时间。
2015年，农信担保公司与琵琶湾生态农庄公司在前述《最高额反担保协议》项下签订编号为2015年农信抵字13号《最高额反担保补充协议》一份，约定：琵琶湾生态农庄公司同意向农信担保公司追加抵押反担保，抵押物为琵琶湾生态农庄公司所有的位于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邵家坝村租赁土地上的所有苗木、甲鱼及其他生物资源以及拥有的全部机器设备；琵琶湾生态农庄公司追加的抵押反担保对琵琶湾生态农庄公司的债务具有反担保效力；追加的抵押反担保的最高额、担保范围、期限及其他条款与主协议一致。农信担保公司与琵琶湾生态农庄公司该协议落款处签名盖章。2015年3月17日，双方至杭州市余杭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编号为杭余工商抵登字2015第48号《动产抵押登记书》，载明：担保范围为主权益人民币500万元及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各项费用；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自2015年3月16日至2016年12月10日，《动产抵押登记书》载明了抵押物概况。诉讼中，原被告均确认该协议签订于本院受理琵琶湾生态农庄公司破产申请前一年内，但也无法明确具体签订时间。
上述两份协议签订后，2015年6月30日，以农信担保公司为保证人，琵琶湾生态农庄公司为借款人，案外人杨芳金、郑廷玉为反担保承诺人，三方签订2015年杭农信保字第92号《杭州农信担保有限公司企业贷款担保合同》一份，载明：琵琶湾生态农庄公司向余杭农商行塘栖支行申请借款490万元，农信担保公司根据琵琶湾生态农庄公司的申请为本次借款（借款合同编号：8031120150012183）提供保证担保，保证担保的借款金额为490万元，保证期限自2015年6月30日至2016年6月20日；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债权、利息（含复利）、违约金、赔偿金以及承贷银行为收回贷款所产生的公正、评估、拍卖、律师代理等全部费用；琵琶湾生态农庄公司、杨芳金、郑廷玉同意根据2014年农信抵字80号《最高额反担保协议》及2015年农信抵字13号《最高额反担保补充协议》将其合法财产抵押给农信担保公司作为本次借款的反担保措施，如其未能按期还款，农信担保公司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强制执行上述抵押财产。
后因琵琶湾生态农庄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2015年10月8日，本院作出（2015）杭余破（预）字第1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申请人杭州余杭临平舒馨园林绿化工程部申请债务人琵琶湾生态农庄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10月29日指定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担任琵琶湾公司管理人。2015年12月11日，农信担保公司向琵琶湾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5081033.25元，申报的事实与理由部分载明“……琵琶湾生态农庄公司提供其基地内德所有苗木、甲鱼存活及空调等部分设备抵押反担保（详见反担保合同及杭余工商抵登字2015第48号）……”、“由于琵琶湾生态农庄公司连续欠息，2015年12月5日，余杭农商行塘栖支行向农信担保公司发送催款书，要求农信担保公司代偿本金490万元及所欠利息181033.25元，农信担保公司已承诺代偿，并经协商由农信担保公司申报债权，余杭农商行塘栖支行不再申报该笔债权”。
2016年1月8日，余杭农商行塘栖支行出具《代偿证明》一份，载明：2015年6月30日，我行与借款人琵琶湾生态农庄公司、保证人农信担保公司签订流动资金保证借款合同一份，借款金额490万元，借款利率7.92%，期限12个月，日期从2015年6月30日起至2016年6月20日止。此笔借款因借款人琵琶湾生态农庄公司违约，自2015年7月21日起开始拖欠利息，故由保证人农信担保公司承担保证责任，于2016年1月5日代偿借款本金490万元、利息181033.25元，代偿本息合计5081033.25元。
本院认为：原告农信担保公司与被告琵琶湾生态农庄公司签订的《最高额反担保协议》及《最高额反担保补充协议》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性效力性强制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农信担保公司依法办理动产登记并取得《动产抵押登记书》。本案争议焦点为《最高额反担保补充协议》及《动产抵押登记书》设立抵押权的行为是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设置撤销权的目的使为了纠正债务人不当处分财产的行为，恢复其责任财产，防止为债务人在被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为没有合同对价的债务恶意提供担保，导致其他债权人利益受到损害；本案借款虽发生于破产申请裁定受理前一年内，但设立抵押权的时间早于实际债务的发生，琵琶湾生态农庄公司提供的担保具有主合同的对价利益，即使琵琶湾生态农庄公司在破产申请被受理前一年内已丧失清偿能力，琵琶湾生态农庄公司向余杭农商行塘栖支行的借款行为及向农信担保公司提供抵押反担保的行为也均未减少琵琶湾生态农庄公司当时所拥有的责任财产、未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故本案抵押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原告琵琶湾公司管理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杭州琵琶湾生态农庄有限公司管理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原告杭州琵琶湾生态农庄有限公司管理人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两份，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金 皓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一日
书 记 员 应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