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民终16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汪惠民，男，1945年12月1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雒运朴，男，1969年12月22日出生，中科专利商标代理有限责任公司专利代理人，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秀春，北京琨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全伟，北京琨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中科专利商标代理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87号11层4-1105室。法定代表人：张立岩，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旭，男，该公司职员。上诉人汪惠民因与被上诉人雒运朴、原审第三人中科专利商标代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8民初217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汪惠民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汪惠民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合同生效日期的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无论雒运朴和中科公司何时签署本协议，均不影响对《股权转让协议》签署时间是2015年5月31日的认定。雒运朴和中科公司仅有陈述和电话短信作为证据，其无法确认签署日期，应承担举证不足的后果。在另案中，雒运朴和中科公司均主张截至2015年5月31日，汪惠民已不再持有中科公司的股权。二、一审判决认定违约赔偿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法院存在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8民初18620号案件（以下简称18620号案件）与本案情况相同，但判决结果不同。雒运朴辩称，一、不同意汪惠民的上诉请求，汪惠民对于《股权转让协议》付款条文的理解有误，汪惠民理解其单方签署协议就应该支付股权转让款，不符合逻辑。二、一审查明的事实可证明《股权转让协议》不是5月31日签署的，汪惠民亦认可不清楚雒运朴和中科公司何时签署协议。三、另案涉及的是股权状态问题，并非协议签署时间的问题。四、18620号案件的判决尚未生效。中科公司述称，同意雒运朴的意见。汪惠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雒运朴向汪惠民赔偿迟延支付股权转让款产生的滞纳金损失576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雒运朴（甲方）与汪惠民（乙方）及中科公司（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鉴于:乙方截止2015年5月31日实际持有丙方拾股股权。达成如下协议：第一条：乙方同意将其实际持有丙方拾股股权中的壹股股权（以下简称为“目标股权”）转让给甲方，甲方同意受让。第三条股权转让款：1、甲方受让乙方转让的目标股权，共计向乙方支付股权转让款160万元（税后）；2、该股权转让款为乙方转让的目标股权的对价，乙方在本次股权转让中产生的个人所得税款由甲方代扣代缴。第四条甲方依据如下方式向乙方支付本协议第三条项下之款项：1、乙方书面授权丙方指定的王旭（身份证号：×××）为委托代理人，代理乙方办理股权转让的专利局和工商变更等相关手续，在专利局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求的文件上签字同意，并办理公证手续；2、上述授权委托未经甲方同意不可撤销；3、若根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求，必须由乙方实际到场办理有关工商变更手续的，乙方须配合办理；4、乙方签署本协议，甲方在本协议签署当日内向乙方支付160万元（税后）。第八条违约行为与救济：若任何一方发生本协议项下之违约，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因其违约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并支付本协议转让款20％的违约金。该协议还对乙方后续义务、保密条款、争议解决及权利放弃等具体内容进行了约定。该合同落款甲方处有雒运朴签字确认，未书写签字日期；乙方处汪惠民签字确认，签字日期书写为2015年5月31日；丙方处中科公司加盖公章，未书写签署日期。2015年6月12日，委托人雒运朴、蒋亭、孙纪泉、刘建、赵伟出具受托人为王旭的《付款委托书》，内容为：“雒运朴、蒋亭、孙纪泉、刘建、赵伟、王旭从汪惠民受让中科公司股权共计10股，其中雒运朴从汪惠民受让1股，蒋亭从汪惠民受让2股，孙纪泉从汪惠民受让2股，刘建从汪惠民受让2.5股，赵伟从汪惠民受让0.5股，王旭从汪惠民受让2股。现委托王旭通过其中国银行账户×××一并向汪惠民支付股权转让款1600万元，其中包括雒运朴160万元、蒋亭320万元、孙纪泉320万元、刘建400万元、赵伟80万元，王旭320万元。”同日，王旭自其中国银行账户（支取账号：×××）向汪惠民名下银行账户（存入卡号：×××）汇入1600万元。2015年8月3日，汪惠民向王旭发送短信，内容为：“……雒运朴等股权受让方：本人与雒、王旭、蒋亭、孙继泉、刘健、赵伟等人签约的股权转让合同包括两部分：……在我没与公司签订顾问聘用合同前，与上述六人我单方签约的合同无效……”。2015年8月4日，汪惠民向王旭发送短信，内容为：“王旭，请把六份与我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准备好，也可放到前台张婧处，我去取”。诉讼中，雒运朴提交上述短信以证明汪惠民所述的支付时间与客观事实不符，雒运朴未迟延支付股权转让款；汪惠民不认可雒运朴的证明目的，称短信上并没有注明是6月12日签署的协议。2017年5月19日，雒运朴、蒋亭等6人至北京市朝阳区地方税务局代汪惠民缴纳了上述股权转让所得的个人所得税400万元。诉讼中，关于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签署的情形，汪惠民称，2015年5月31日，汪惠民在中科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对王旭准备好的协议书提出修改意见，修改意见经董事会同意并改动了有关条款后，汪惠民单方在协议书上签完字交给了王旭，没有看到雒运朴及中科公司何时签署；雒运朴称，汪惠民、雒运朴、中科公司都是2015年6月11日在中科公司签署，汪惠民先单方签署，再由雒运朴、中科公司走流程签署，由于当天签署到很晚，只能6月12日汇款，汪惠民因为要求修改协议增加“鉴于条款”，故其单方将日期写为2015年5月31日；中科公司称，2015年6月11日汪惠民过来签约，由于当天签署到很晚没法汇款，只能次日汇款，且汪惠民要求将《股权转让协议》上的日期签署为2015年5月31日。诉讼中，就《股权转让协议》“乙方签署本协议，甲方在本协议签署当日内向乙方支付160万元”约定中“本协议签署当日”如何理解，汪惠民主张系其签字当天即2015年5月31日；雒运朴主张系各方签署日2015年6月11日后，因汪惠民签字时雒运朴不在现场，协议并未生效；中科公司称，认可雒运朴的意见。诉讼中，汪惠民称其主张的滞纳金损失5760元的计算方式为，以160万元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三自2015年5月31日计算至2015年6月12日止。一审法院认为：汪惠民与雒运朴、中科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应属有效。各方当事人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与义务。《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第4款约定“乙方签署本协议，甲方在本协议签署当日内向乙方支付160万（税后）”。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如何确定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雒运朴应付款期限。汪惠民主张应为其签署之日2015年5月31日；雒运朴主张应为各方签署日2015年6月11日之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雒运朴负有的股权转让价款支付义务应当是在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后。故各方当事人均签字或盖章应为“本协议签署当日”的当然之意，即应以最后一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之日作为涉案协议签署之日。就最后一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的日期，汪惠民称其于2015年5月31日先单方签署协议，未见到雒运朴和中科公司签署协议，雒运朴和中科公司称三方均于2015年6月11日签署协议，涉案协议上仅有汪惠民签署的日期2015年5月31日，雒运朴和中科公司并未签署日期，汪惠民亦无证据证明雒运朴和中科公司签署协议的日期，现雒运朴和中科公司自认于2015年6月11日签署协议，该院予以采信，故雒运朴应于2015年6月11日前向汪惠民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雒运朴作为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付款义务人，于2015年6月12日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应承担逾期付款的相应违约责任。汪惠民主张雒运朴赔偿的滞纳金即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该院对其主张的以16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2015年6月12日的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227元予以支持；汪惠民主张的超出上述范围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缺乏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雒运朴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汪惠民给付因其逾期支付股权转让款产生的利息损失227元；二、驳回汪惠民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汪惠民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1.本院（2016）京01民终6081号民事判决书；2.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8民初37385号民事裁定书，上述证据证明中科公司与雒运朴均主张《股权转让协议》签署的日期是2015年5月31日。经审查本院认为，汪惠民提交的上述证据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联性，上述判决并未涉及对《股权转让协议》具体签订时间的认定，对汪惠民二审提交的证据，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期间，雒运朴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18620号案件三次开庭笔录，证明就潘润田是否在签约现场这一事实，汪惠民陈述不属实，且汪惠民认可其并不知道雒运朴与中科公司的具体签约时间。本院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一并阐述。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具体付款日期的问题。《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乙方（汪惠民）签署本协议，甲方（雒运朴）在本协议签署当日内向乙方支付160万元（税后）”，针对此条款，双方当事人产生争议，汪惠民主张，付款日期应为其单方签署协议当日，雒运朴主张，付款日期应为双方均签署完协议当日。就此本院认为，首先，从该条款的行文来看，该条款并未直接采取“协议签署当日内付款”的约定，而加入了“乙方签署本协议”这一特别的约定，在没有其他合理解释的情况下，应理解为甲方应在乙方签署协议后当日内支付款项，否则“乙方签署本协议”这一前提约定显得毫无意义；其次，从双方的纠纷背景来看，汪惠民系从中科公司退休后退出公司，按公司安排转让股份给公司其他人员，双方签订协议的重点在于汪惠民何时退出，而非雒运朴何时同意接受股份，故以汪惠民同意出让股份的日期作为付款日期，更符合协议签订的背景；再次，现雒运朴、中科公司对《股权转让协议》成立并生效不持异议，故雒运朴和中科公司实际签署协议的时间对协议中约定的付款条款的效力并不产生影响。综合以上分析，本院对汪惠民的主张予以采信，雒运朴应于汪惠民单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当日内向汪惠民支付股权转让款。二、关于汪惠民签署协议的具体日期问题。《股权转让协议》上汪惠民的签署日期为2015年5月31日，雒运朴主张汪惠民实际于2015年6月11日签署协议，此时，应由雒运朴对此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雒运朴就此提交了两方面的证据，一是18620号案件的三次开庭笔录，证明潘润田2015年5月31日不在国内，而汪惠民曾陈述称签约当时潘润田在公司，但该部分证据仅能证明汪惠民就协议签订的细节陈述存在瑕疵，尚不足以推翻协议上签署日期的真实性。二是汪惠民与王旭之间的短信往来，证明汪惠民签署协议之时，雒运朴尚未签字，但该证据并不能证明汪惠民单方的实际签约时间。综合双方当事人的举证，显然，雒运朴的举证，尚未达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所要求的证明标准，首先，就“汪惠民签署协议日期为6月12日”这一事实，雒运朴的举证并未达到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其次，就“汪惠民签署协议的日期是5月31日”这一事实，雒运朴的反驳性举证也未达到“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证明标准，故本院认定，汪惠民单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日期为2015年5月31日，对雒运朴二审提交的证据，不予采信。三、关于雒运朴应承担违约责任具体内容的问题。雒运朴未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时间支付股权转让款，应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赔偿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本院认定，雒运朴应向汪惠民支付以股权转让款16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自2015年5月31日至2015年6月11日计算得出的利息损失2683元。综上所述，汪惠民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8民初21766号民事判决；二、雒运朴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汪惠民利息损失2683元；三、驳回汪惠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雒运朴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5元，由雒运朴负担12.5元，由汪惠民负担1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雒运朴负担25元，由汪惠民负担2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占山审 判 员 王 晴审 判 员 杨 力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苑 珊书 记 员 翟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