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最高法民申353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申请人、二审上诉人）：王解秋，男，1960年8月28日生，住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申请人、二审上诉人）：李延光，男，1956年12月13日生，住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申请人、二审上诉人）：王玉芳，女，1955年4月5日生，住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
三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梦林，江苏红杉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申请人、二审被上诉人)：徐州市鲲鹏塑料总厂，住所地江苏省徐州市青年路皇城大厦*楼塑料一厂留守处。
清算组负责人：朱琳，该企业清算组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秀成，江苏铸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璞，江苏铸品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王解秋、李延光、王玉芳因与被申请人徐州市鲲鹏塑料总厂（以下简称鲲鹏塑料厂）强制清算一案，不服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苏民终1315号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王解秋、李延光、王玉芳申请再审称，一、原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一）2013年12月31日，朱琳从自己个人账户转款给王玉芳12万元和82.5万元二笔。12万元不在《审计报告》账内，82.5万元一直被朱琳挪用，其中46.2万元2013年4月就返还到账。朱琳因惧怕被追究责任主动交出，为了拖延清算工作，谎称钱在王玉芳手中，从而影响清算工作进行。(二）2013年12月28日，全体股东召开会议形成《徐州鲲鹏塑料总厂大股东及清算组成员会议记录》（以下简称《会议记录》），内容是审议鲲鹏总厂财务《审计报告》，参会人员股权占比58.62%。2014年3月3日全体股东召开会议形成决议并签字通过：《徐州鲲鹏塑料总厂清算工作有关规定》（以下简称《清算规定》），参会人员包括清算组成员、所有大股东，股权占比66.62%。《会议记录》和《清算规定》表明，清算组全体成员和大股东共同达成一致决议，朱琳拒不执行并且隐瞒企业流动资产和债权债务，以无限期拖延来阻挠全体股东对清算工作知情权，极大损害股东利益。(三）2010年4月25日，徐鲲塑总字（2010)第2号，第三条关于鲲鹏塑料厂部分资产转让的表决表明股东大会表决同意企业部分资产转让，实际被操作成企业全部资产，说明朱琳对企业资产进行转移和隐藏。以上三项事件表明清算组故意拖延清算并极大损害股东利益。二、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二审判决。清算组具体损害股东利益的具体事例，如2008年5月，朱琳使用鲲鹏塑料厂30万元，对南洋洗浴中心进行装修、改造，自行经营管理，而南洋洗浴中心是用电大户，鲲鹏塑料厂《审计报告》均没有反映南洋洗浴中心的资金投入、经营收入和盈亏状况，并拒绝任何说明，期间，100多万元电费款被朱琳私自占有。综上所述，原审判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之情形，应予再审。
本院组织询问期间，王解秋、李延光、王玉芳为支持其再审申请主张，提交拟作为新证据的材料：1.井某、李延光、孙某的签字证明一份，拟证明当时鲲鹏塑料厂100万收缴的奖金以及王解秋多交的款项，应当等所有股东回来后作为奖金发放；2.电费借款记账凭证29张，拟证明徐州塑料一厂（以下简称塑料一厂）欠鲲鹏塑料厂100多万元电费款，该电费款均被朱琳通过南洋洗浴中心占用；3.2006年7月、2007年7月、8月鲲鹏塑料厂资金收支一览表一份；4.企管科2004年三、四季度实际电耗考核情况一份，以上证据3、证据4拟共同证明鲲鹏塑料厂账目上现金以及产品供应量，价值700多万流动资产及资金被清算组转移、藏匿；5.鲲鹏塑料厂章程第十三章五十二条、五十三条、五十四条，证明企业解散和清算的办法一份，拟证明现清算组没有按照章程清算；6.江苏省徐州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徐劳仲案字（2003）第78号仲裁裁决书一份，拟证明刘某因赔偿鲲鹏塑料厂40万元，已经进入强制执行，但是清算中没有涉及；7.召开全体股东大会提议一份，拟证明清算组的成员没有履行清算组的职责，虽然成立清算组，但是故意拖延清算，没有尽责任，股东代表（股权占比58.8%）要求召开全体股东大会，重新确定清算组成员；8.清算组成员赵某的会议记录一份，包括46万、100万等记录，拟证明清算组没有履行责任；9.股东要求看账与朱琳对话记录一份，拟证明清算组的成员，特别是组长，拒绝股东看账，没有尽到责任；10.徐彭会（1998）字第406号验资报告一份；11.个人投入资本明细表一份；12、租赁设备清单一份；13.厂房设备公共设施租赁协议一份，以上证据10、证据11、证据12、证据13拟共同证明鲲鹏塑料厂投资股东的出资情况以及大部分的设备是鲲鹏塑料厂向社会上租赁，鲲鹏塑料厂与塑料一厂没有任何经济关系，清算组因塑料一厂破产清算而延误鲲鹏塑料厂的清算进程是虚假的；14.资产评估约定书一份，拟证明该约定书是由清算组个别成员个别委托的，没有法律效力；15.王解秋手写信一封，拟证明08年召开股东大会，王解秋当时不在厂中，对厂的前景和发展提出了建议鲲鹏塑料厂为了发展企业已经购买了30.2亩的土地并且修建了围墙，但是公司当时个别人没有经股东同意，隐瞒了情况，以所谓的公司已经到了经营期限，资不抵债，进行清算破产，当时的情况却是企业有新的土地、流动资金700万元、价值700万元的设备、全国著名商标以及研发人员，不存在不能经营的情况，是个别人利用了虚假的情况进行虚假的清算；16.清算组成员组成人员的名单以及权限表决的决议一份，拟证明该份决议是虚假的，仅仅是召开股东大会的签到本，里面的内容是事后增加的，包括所谓的表决决议，该决议没有任何股东进行签字，并且鲲鹏塑料厂分配的所谓的430万元的资产与企业的实际资产远远不符合；17.资产收购协议一份，拟证明该协议中的标的为整体收购鲲鹏塑料厂，是清算组将部分资产转让操作成整体资产转让。
鲲鹏塑料厂提交书面意见称：一、王解秋等人多次提起相关诉讼是导致鲲鹏塑料厂清算工作至今没有结束的原因，清算组不存在故意拖延清算及违法清算的问题。（一）王解秋、李延光曾因在鲲鹏塑料厂任职期间犯职务侵占罪被法院判刑，王解秋企图个人占有鲲鹏塑料厂剩余94万余元未分配财产与李延光、王玉芳多次向法院提起相关诉讼，并在请求变更指定王解秋、李延光、王玉芳在内的股东成立清算组的诉讼中被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二）鲲鹏塑料厂诉剩余94万余元财产被王玉芳非法占有一案经过上诉被徐州中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即判决王玉芳返还财产946008.12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二、鲲鹏塑料厂不存在再清算或者再强制清算的情形。（一）鲲鹏塑料厂于2008年8月28日届满，于2010年4月25日召开全体股东大会，通过并形成了股东会决议同意转让鲲鹏塑料厂资产、解散鲲鹏塑料厂以及成立清算组，清算组的设立以及清算组成员的组成符合企业章程及公司法等法律的规定。（二）清算组成立后认真履行了清算职责，于2010年6月收到天力公司资产转让款后对全体股东进行第一次分配，全体股东均接受、认可该次分配，2013年4月清算组收取塑料一厂偿付职工内债垫付款46.2万元，加鲲鹏塑料厂待分配资产48万余元，合计94万余元，因王玉芳至今不归还，致使清算组无法实现对全体股东的最终分配，完成清算程序。目前清算工作已近结束，无必要再通过法院进入强制清算程序。上述事实均在生效的判决书和裁定书中予以确认。三、再审申请人陈述的事实理由不成立。（一）2013年12月8日，鲲鹏塑料厂委托徐州博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远公司）对鲲鹏塑料厂剩余资产进行了价值评估，作出了徐博会二审字（2013）065号评估报告书，根据该报告书，鲲鹏塑料厂货币资金为825602.23元。鲲鹏塑料厂在报告书作出后收回了射阳客户的应收账款12万元，至此，鲲鹏塑料剩余94万余元待分配财产，其中46.2万元是塑料一厂垫付的职工养老金等内债于2013年4月返还清算组，后又被王玉芳非法占有。（二）再审申请人提出的2013年12月28日和2014年3月3日召开的大股东董事、清算组成员大会，形成的会议纪要、决定等在程序上和内容上均不符合法律和鲲鹏塑料厂章程的规定。（三）鲲鹏塑料厂与徐州天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收购协议最终作价是依据徐州兴彭评估事务所作出的两份评估报告进行确定，朱琳已于2010年4月25日召开股东会会议时向全体股东进行了说明，且该评估报告也在股东会会议上获得了全体股东的同意。因此，根本不存在低价转让鲲鹏塑料厂资产，损害股东权益的情形。（四）鲲鹏塑料厂由塑料一厂以改制的形式设立后，塑料一厂对外停止其生产经营活动，实际经营主体是鲲鹏塑料厂，因此所产生的电费是鲲鹏塑料厂经营产生的电费，应当由鲲鹏塑料厂支付。且根据博远公司提供的应收账款明细，塑料一厂借款为1935526.41元，但根据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徐商破字第13-4号民事裁定书：终结徐州塑料一厂破产程序，未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的判决结果，该笔债权已无法收回。因此，根本不存在再审申请人所述的情形。（五）关于南洋洗浴中心的情况，再审申请人对此问题陈述没有事实依据，2013年12月18日博远公司作出的徐博会二审字（2013）065号评估报告书第3页中对该问题已经进行了说明。四、根据再审申请人的证明目录以及再审申请人的新证据，所谓的新证据均不符合法律规定，案件经一、二审，按照法律规定，这些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同时对没有提供原件的复印件证据，真实性均不予认可。综上，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不成立，一审、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一）王解秋、李延光、王玉芳在再审申请中提交的新证据是否足以推翻原审裁定；（二）鲲鹏塑料厂是否应当强制清算。
（一）关于王解秋、李延光、王玉芳在再审申请中提交的新证据是否足以推翻原审裁定的问题。王解秋、李延光、王玉芳在再审中提交了一系列新证据，本院在组织询问时对于新证据进行了审查。王解秋、李延光、王玉芳提交的十七份证据材料均为复印件，其中四份证据有原件相印证：1.召开全体股东大会提议；2.江苏省徐州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徐劳仲案字（2003）第78号仲裁裁决书；3.井某、李延光、孙某签字证明；4.2014年4月份股东与朱琳对话的录音。王解秋、李延光、王玉芳无法证明以上证据与鲲鹏塑料厂是否应当强制清算存在关联关系。对于王解秋、李延光、王玉芳提交的其余十三份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八条规定，“证据材料为复制件，提供人拒不提供原件或原件线索，没有其他材料可以印证，对方当事人又不予承认的，在诉讼中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因其均为复印件，缺乏原件相印证，且鲲鹏塑料厂不予认可其真实性，故不应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再审申请人证明其提交的新的证据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逾期提供证据的理由成立；（一）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存在，因客观原因于庭审结束后才发现的；（二）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发现，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者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提供的；（三）在原审庭审结束后形成，无法据此另行提起诉讼的。再审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在原审中已经提供，原审人民法院未组织质证且未作为裁判根据的，视为逾期提供证据的理由成立，但原审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规定不予采纳的除外。”再审申请人提交的新证据必须符合以上事由才能认定为再审申请中的新证据，而王解秋、李延光、王玉芳提交的证据材料均形成于原审庭审结束前，且无证据证明其因客观原因无法提交。因此，本院认为，王解秋、李延光、王玉芳在再审申请中提交的证据材料不应当认定为新证据，不足以推翻原审裁定。
（二）关于鲲鹏塑料厂是否应当强制清算的问题。本案争议涉及的鲲鹏塑料厂系股份合作制企业，目前我国尚未颁行实施股份合作制企业法律，但考虑到股份合作制企业兼具公司制企业和合伙制企业的部分特征，因此有关股份合作制企业纠纷的处理，应当优先尊重企业内部的章程约定，在没有企业内部约定的情况下，可以参照公司法或者合伙企业法的相关规定处理。本案涉及的强制清算问题系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当参照适用《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七条第二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债权人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进行清算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一)公司解散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二)虽然成立清算组但故意拖延清算的;(三)违法清算可能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股东利益的。具有本条第二款所列情形，而债权人未提起清算申请，公司股东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本院认为，作为鲲鹏塑料厂的股东的王解秋、李延光、王玉芳，只有在清算组故意拖延清算或违法清算可能严重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下才能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进行清算。
王解秋、李延光、王玉芳主张，朱琳为了拖延清算谎称鲲鹏塑料厂剩余财产94余万元在王玉芳手中。2016年9月13日，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针对鲲鹏塑料厂诉王玉芳返还94余万元款项一案作出（2016）苏03民终3865号终审判决，本院认为，该终审判决表明鲲鹏塑料厂剩余财产94万余元确系在王玉芳手中。王玉芳自2014年6月8日占有剩余款项不予返还直接导致鲲鹏塑料厂清算组无法完成剩余清算工作，由此形成的相关诉讼也在客观上造成了清算迟延。因此，鲲鹏塑料厂清算组并不存在故意拖延清算的情形。关于王解秋、李延光、王玉芳主张的朱琳隐瞒企业流动资产和债权债务，阻挠全体股东对清算工作的知情权，并且在转让企业资产之前对企业资产进行转移和隐藏损害股东利益的事实，本院认为，清算组对外转让资产的范围及价格均经过股东会会议决议，资产实际价值亦有过往的评估报告作印证，清算组违法清算可能严重损害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并不成立。王解秋、李延光、王玉芳还主张朱琳通过南洋洗浴中心私自占用100多万的电费款损害股东利益，因该主张缺乏相关证据证实，不能成立。综上分析，鲲鹏塑料厂不应强制清算。
综上，王解秋、李延光、王玉芳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零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王解秋、李延光、王玉芳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虞政平
审 判 员 周伦军
审 判 员 张爱珍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吴之翔
书 记 员 李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