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榕民终字第336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林芳，女，1972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罗源县，现住福州市仓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营罗源综合农场，原住所地福建省罗源县松山镇刘洋村，现住所地福建省罗源县农业局宿舍楼。
法定代表人林知清，场长。
上诉人林芳因与被上诉人国营罗源综合农场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罗源县人民法院（2015）罗民初字第9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原告于1988年11月28日被被告招收为合同制工人，1997年2月8日停薪留职。2000年后，被告经营陷入困境，濒临倒闭。被告根据罗源县第十三届县政府第十九次常务会议纪要精神，于2000年12月4日后对包括原告在内的12名合同工予以辞退解除劳动关系。因原告停薪留职后，原、被告之间没有联系，被告无法联系到原告，遂于2001年5月30日叫原告的父亲代原告在《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协议书》上签字，并代为领取一次性经济补偿金人民币3120元。2015年4月21日，原告就与被告劳动争议一案，向罗源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同日罗源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超过申请仲裁时效为由，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告遂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根据原告在庭审中的陈述，原告停薪留职后，原、被告之间没有联系，原告的父亲也在被告处上班，单位有什么事情，其父亲会告诉原告。所以，原告的父亲于2001年5月30日代原告在《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协议书》上签字并代为领取一次性经济补偿金这样重大的事实，从常理上说，原告的父亲不可能不告诉原告，原告应当知道该事实。既使按原告在庭审中所说二、三年后才知道，那么原、被告的劳动争议最迟也在2004年发生，而原告于2015年4月21日才申请仲裁，已经超过仲裁时效，且无证据证明仲裁时效有中断、中止的事由，故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林芳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林芳负担。
一审宣判后，原审原告林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上诉称：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的《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协议书》是否有效。我国法律规定，家属可以代签一般文件，甚至代收法律文书，但是如果是合同性质协议的话，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原则，需要本人签字，否则合同自始无效。而无效的协议书从订立时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可一审法院就是紧抓着诉讼时效不放，还推断按常理“原告的父亲于2001年5月30日代原告在《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协议书》上签字并代为领取一次性经济补偿金这样重大的事实，原告的父亲不可能不告诉原告，原告应当知道该事实。即使按原告在庭审中所说两、三年后才知道，那么原、被告的劳动争议最迟也在2004年发生，而原告于2015年4月21日才申请仲裁，已经超过仲裁时效，且无证据证明仲裁时效有中断、中止的事由，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本上诉人认为该推断是错误的。一审法院既然也知道这件事情的重大，那为何不说“原告的父亲明明就在本场工作，这么重大的事情，为什么不通过其父亲联系原告？难道原告失踪了？纵然如此，那也该登报声明，以绝后患。”一审判决的主要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一审法院也经审理查明，关于《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协议书》，被上诉人单位确实是根据罗源县第十三届县政府第十九次常务会议纪要精神而做出的决定，对于县政府的纪要精神，上诉人不会质疑。如果不是2015年1、2月上诉人四叔的病故，以及上诉人父亲住了将近一个月的医院这两件事，让上诉人深感医保的重要性，那至今还不会想到自己的权益受到了如此大的侵害。而上诉人父亲当时就是对“县里决定的，合同工都这样，大家都签了，就剩林芳了”深信不疑。并按要求签下上诉人的姓名及领取3120元的经济补偿金。自始至终没人叫他通知上诉人回来，只通知他去领钱。事后他是有些难过，但“字已签，说无益，钱已用，等有钱再说”的心理让他最终无奈地隐瞒了下去。国营罗源综合农场，一个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及其上级主管不可能不知道，1988年的那批全民合同制工人是按正式工的标准招录的，是无限期的劳动合同。当时企业是没有自主用人权的，必须由劳动人事部门批准、同意给指标才可以用人。同理，解除合同也没那么简单。如果当初被上诉单位依法与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并按有关规定，为上诉人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那上诉人就能享受下岗再就业期间的所有优惠政策，享受国家有关的社会保险待遇。可惜，被上诉人单位给了遣散费，就自认为没有责任和义务，不管了。这绝对是对上诉人权利的一种掠夺和藐视。被上诉人单位辩称：因为2000年之前全场干部职工都没有参加社保、医保，所以企业不再负已辞退合同工的参保缴费责任。可是为什么不参保？我省最早实行基本养老保险是1988年，对象是刚开始实行劳动合同制的第一批合同制工人。1993年国家劳动部实行全员合同制，把原来的全民固定工也列入合同制。从此，职工缴费全面展开。社会保险属于国家强制性保险险种，任何建立了劳动关系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参加，对此《劳动法》第72条、73条、76条、100条作了明确规定。一审法院也经审理查明，上诉人确实在被上诉人单位连续工作了八年，那么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单位补缴在职期间八年的医保、社保，合理合法。至于被上诉人单位单方与上诉人解除合同的那十四年，上诉人没要求上诉单位承担相应的法律及民事赔偿责任，而只要求被上诉单位补缴这十四年间单位需缴的那部分医保、社保费用，这个诉求，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况且单位需缴的部分又不计入个人账户，而是纳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综上，诉讼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福建省罗源县人民法院（2015）××民初字第××号民事判决书；二、请求依法判定被上诉人补缴上诉人在职八年间的社保、医保全部费用，以及被上诉人因为自己的责任与过错需补缴的上诉人被错误解除劳动合同后的2001年至2015年这14年间被上诉人单位需缴的社保、医保全部费用。
被上诉人答辩称：一、国营罗源综合农场在2000年之前全场干部职工都没有参加社、医保。2001年5月后农场已与被答辩人等12名合同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企业不再负担其相关保费。因此被答辩人提出为其补缴在职8年间的社、医保全部费用和补缴2001年至2015年14年间单位需缴部分的社、医保费没有理由，答辩人也没有依据和权利为被答辩人一人补缴这些费用。二、2001年5月答辩人通过被答辩人父亲林仕华代签的《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协议书》和代领补偿金3120元，至今有14年之久，同时在一审庭审中被答辩人也公然承认2001年5月后的两、三年就知她与其他11名合同工被解除劳动关系事实。这说明被答辩人最迟2004年间就知道自己未与农场签《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协议书》，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也应该在法定时效内提出仲裁申请和法律诉讼，可是时至今日已超过诉讼时限，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被答辩人一切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经审理查明，双方当事人在一审诉讼过程中提供的证据已随一审案件移送本院。根据现有的证据，一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基本清楚。
本院认为，上诉人对其父亲于2001年5月30日代其在《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协议书》上签字并代为领取一次性经济补偿金这一事实无异议，只是辩称被上诉人应当联系上诉人本人亲自签订协议并领取补偿金。鉴于代签协议及领取补偿金的系上诉人的父亲，且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也只是称其在二、三年后才知道，故本院认为上诉人最迟至2004年是知晓上述事实的。至于其称其直至2015年才知晓医保的重要性，故时效应当从2015年起算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上诉人直至2015年4月21日才申请仲裁，一审据此认为本案劳动争议已超过仲裁时效，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按照一审判决确定的负担；本案二审案件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林芳负担。
审 判 长 吴一萍
代理审判员 赵雪莹
代理审判员 黄 锋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王 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