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京01行初787号
原告贵州晨运交通设施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野鸭乡金鸭村。
法定代表人李陶，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谷辽海，北京市辽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蔡晓霞，北京市辽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南三巷3号。
法定代表人肖捷，部长。
委托代理人杨琳，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赵莹，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贵州贵龙反光标牌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洛湾村。
法定代表人王光明，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宇维，北京长安（海口）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贵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龙洞堡园林路ll6号。
法定代表人王健伍，局长。
委托代理人杜洋，贵州辅正（雷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贵州德建招投标代理有限公司。
原告贵州晨运交通设施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运公司）不服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作出的财复议〔2017〕94号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以下简称被诉复议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在法定期限内向被�财政部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本院通知与被诉复议决定具有利害关系的贵州贵龙反光标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龙公司）、贵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以下简称贵州公安交管局）、贵州德建招投标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建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9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晨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陶及其委托代理人谷辽海、蔡晓霞，被告财政部的委托代理人杨琳、赵莹，第三人贵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光明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宇维，第三人贵州公安交管局的委托代理人杜洋到庭参加了诉讼。经本院合法传唤，第三人德建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7年6月6日，被告针对第三人贵龙公司的行政复议申请作出被诉复议决�。该决定认为：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以下简称环评法），《贵州省环境保护条例》（以下简称贵州环保条例）等国家有关环境保护及环保测评的相关规定，环保测评是以建设项目为对象，是以建设项目的地理位置为坐标，测评实施建设项目对周围环境造成的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保法）第十条、贵州环保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全国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各自治州、市、县、自治县、特区，市辖区人民政府，各地区行政公署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本案中，晨运公司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的由其生产厂房所在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贵阳市白云区环境保护局，以下简称贵阳白云区环保局）出具的，可证明其生产厂房达到国家环保测评标准，并已办妥环评审批手续的证明，符合招标文件的相应要求，贵龙公司主张晨运公司应提供营业执照上列明的住所地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以下简称政府采购法）第三条的规定，政府采购应当遵循公开透明原则、公平竞争原则、公正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供应商在投标时应本着前述原则对投标标的进行报价，即使招标文件未规定最低价格，但供应商提供一项产品就会产生相应的成本，供应商应在制作该产品的成本基础上进行报价，供应商以相应产品市场占有率低，其成本计入市场占有率高的产品成本中，而将相应产品报价为零，使得最终投标价格总和整体降低谋取中标的做法，违反了公平竞争原则，这种做法也会影响政府采购秩序。本案中，采购内容是单个车牌，相应�制作工艺并不繁琐，因此，价格分是供应商是否可以中标的重要权重，虽然《贵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车辆号牌制作供应采购项目采购文件》（以下简称招标文件）并未对“单个号牌报价为零是否属于投标报价低于成本价的无效投标情形”进行规定。但是从采购标的整体来看，采购的是单一类别的单个车牌，每一个最终用户（上牌人）所需车牌对应的也是单一类别的单个车牌，每一个最终用户（上牌人）的上牌行为都会产生制作单个车牌的成本，供应商将该种车牌的制作成本设定为零与事实不符。因此，对于制作工艺简单，门槛较低的产品，供应商这种降低占有率少的产品价格，使得整体投标报价降低，拉开价格分差进而谋取中标的行为，违反了公平竞争原则且扰乱了政府采购秩序。贵州省财政厅对于“单个车牌报价为零并非投标报价低于成本价”的认定，属于�实认定不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决定撤销贵州省财政厅于2017年3月29日作出的《贵州省财政厅政府采购处理决定书》(黔财采〔2017〕4号，以下简称4号处理决定）。
原告晨运公司诉称：一、被诉复议决定关于原告总报价低有悖公平原则的认定缺乏事实依据。首先，招标文件的评分标准未将单个产品报价的多寡作为价格分的评判因素。从采购一方的需求来看，贵州公安交管局这次招标采购“大型汽车号牌、小型汽车号牌、挂车号牌、教练车号牌、摩托车号牌、低速车号牌”六大类的车号牌，并设定了总的拦标价合计是208.06元，本次公开招标采用的系总价评分，而非子项评分。这意味着本次采购是一个总包采购或称整体项目的概况采购，不是针对某单个产品。原告在投标文件中已�明确指出：“我公司就车号牌制作供应商采购项目的投标总报价为捌拾柒元整人民币。”这也就是说明，投标供应商并没有零报价，不存在低于成本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其次，招标文件中拦标价的设定，提示了所有参与供应商均应进行总的投标报价，故原告以87元的总价进行报价，而挂车号牌、教练车号牌、低速车号牌，根据市场分析，约占号牌总量的1.27%，原告将此三项成本计入其他号牌中而进行报价并未违法违规，且符合政府采购在同等质量的前提下应当遵循低价中标原则，尽可能减少国有资产的流失，确保国家和政府的利益。招标文件第三章第五节备注关于“投标人得分相同的，候选顺序按投标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的规定，也体现了“低价中标”原则。按照这一原则，原告进行简单测算，如果中标，每年则可以为国家节约几千万的财政资金。另外，从质量、信誉上来讲，原告承接贵州公安交管局的车牌项目已有9年时间，信誉上是能够完全保障的，合同的执行能力也是良好的。而且在此服务期间，原告严格按照机动车号牌监制规范生产号牌，且经公安部交通安全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检测合格，故无论是从质量上，还是从信誉上来讲，原告都是符合定标要求的。第三，原告报价为五家竞标单位中最低价。根据招标文件第三章第二节第三点“价格分的计算”要求，原告最终报价得分37分，中标单位得分为22.2分，相差悬殊14.8分。经过自查投标文件，均响应招标文件要求，并且部分条款优于招标要求属正偏离。第四，原告没有违反公平竞争的法律原则。政府采购法第十七条规定，政府采购价格低于市场平均价格。财政部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六大类车牌的总制作成本以及每一单个车牌的制作成本应为多少，亦未证明六大类车牌的采购价格低于“市场平均价格”。二、被诉复议决定认定事实自相矛盾。4号处理决定认定，评标委员会认为晨运公司不满足招标文件第二章第二节“商务及其他要求”“九、其他要求”★10并无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被诉复议决定亦支持了上述认定意见。但被诉复议决定却又撤销了4号处理决定，该结论明显缺乏证据支持。综上，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被诉复议决定。
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原告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被告财政部辩称：一、被诉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内容适当。关于贵龙公司提出的原告应提供营业执照上列明的住所地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的主张，被告根据环评法、贵州环保条例等国家有关环境保护及环保测评的相关规定，经审查认定上述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认定结论于法有据�根据政府采购法第三条的规定，政府采购应当遵循公开透明原则、公平竞争原则、公正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原告在投标时应本着前述原则对投标标的进行报价。即使招标文件未规定最低价格，但原告提供一项产品就会产生相应的成本，原告应在制作该产品的成本基础上进行报价。原告以相应产品市场占有率低，其成本计入市场占有率高的产品成本中，而将相应产品报价为零，使得最终投标价格总和整体降低谋取中标的做法，违反了公平竞争原则，这种做法也会影响政府采购秩序。本案采购内容是单个车牌，相应的制作工艺并不繁琐，因此，价格分是原告是否可以中标的重要权重。虽然招标文件并未对“单个号牌报价为零是否属于投标报价低于成本价的无效投标情形”进行规定，但是从采购标的整体来看，采购标的是单一类别的单个车牌，每一个最终用户（上牌人）所需车牌对应的也是单一类别的单个车牌，每一个最终用户（上牌人）的上牌行为都会产生制作单个车牌的成本。原告将该种车牌的制作成本设定为零与事实不符。且原告作出这样类似让利的行为是以其对市场进行的预估为基础，忽略了市场风险。若原预估市场占有率为1.27%的三种车牌，在中标年度市场占有率上升，甚而升至其他车牌的利润无法覆盖这三种车牌的成本损失时，就会大大增加政府采购合同履行的不确定性，影响政府采购的稳定性。因此，对于制作工艺简单，门槛较低的产品，原告这种降低占有率少的产品价格，使得整体投标报价降低，拉开价格分差进而谋取中标的行为，违反了公平竞争原则且扰乱了政府采购秩序。4号处理决定关于“单个车牌报价为零并非投标报价低于成本价”的认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被告作出的上述认定意见内容适当，于�有据。二、被诉复议决定的作出符合法定程序。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在法定举证期限内，被告提交了下列证据：1.4号处理决定，2.贵龙公司提交的复议申请及邮寄凭证，3.《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财复议便函〔2017〕72号，以下简称72号通知)、《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财复议便函〔2017〕73号、74号，以下分别简称73号通知、74号通知）及邮寄凭证，4.贵州省财政厅作出的《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材料（其中证据清单列明的附件4为涉密文件），5.原告提交的行政复议答复材料及邮寄凭证，6.德建公司提交的行政复议答复材料及邮寄凭证，7.被告向原告及相关方邮寄送达被诉复议决定的邮寄凭证，8.采购项目评审阶段《初步审查表》（涉密文件），9.招标文件第14页、第16页、第18页、第21页，10.原告投标文件第2页、第164�（涉密文件），上述证据用以证明被诉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内容适当，程序合法。
第三人贵龙公司述称：一、被诉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首先，招标文件关于投标报价“为所有号牌类别单价的总和”的表述清晰明确，就是要求供应商在投标报价时避免过多考虑或推测每类号牌采购量等其他因素，而是真正回归本源，本着诚信原则实事求是地以各类号牌单副成本价为依据进行单独报价然后结算出“单价总和”，必然不可以将某类号牌单副成本计入其他类别号牌单副成本中报价，否则后者成本过高，而且与实际情况不符。只有按着单价、总价双控制这个规则，才能确保政府采购遵循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公正和诚实信用原则，同时维护良性的采购秩序，充分发挥社会生产效率。否则，一旦允许供应商将某类号牌单副成本计入其他类别号牌单副成本中，就会促使供应商偏离各类号牌单副成本价这一基本事实，而将各类号牌市场占有率作为重要指标，以投机取巧的报价方法从而实现采购项目中本企业总利润最大化。其次，原告投标报价应属无效。原告对三类号牌单价报价均为0元，明显低于该类别号牌单副成本价。原告投标文件应作无效标处理。第三，原告对6类号牌单价总和报价87元，也就是说原告可以用87元生产出6副不同类别的号牌，而且还有利润，这显然与事实不符。招标文件要求以单价总和进行报价，原告却将各类号牌市场占有率考虑其中，以总销售额不受影响为目的对三类号牌单价作零报价以降低投标总价谋求中标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不正当竞争。原告称该报价基于市场分析，考虑前述三类号牌市场占有率低才作0元报价，但如果低占有率的号牌在采购年度一旦产生激�或市场高占有率的号牌使用量急缩，原告的成本加大利润减少，那么将极大地增加原告履约不确定性，原告是否会保质保量供货存在风险，最终影响政府采购稳定性。第四，政府采购是有偿取得货物或服务的，原告赠送的行为违反了有关行政法规的规定。第五，对部分号牌作零报价，相比于其他遵守招标规则的供应商，作零报价的供应商更有可能因报出的总价最低而中标。但是在实际采购中，采购人将付出更多的财政资金，终端用户的利益也将受到损害，而且容易将能够促进社会公平和效率的招投标活动演变成心术大战。因此允许单类号牌低于成本价报价本身就具有不公平性，严重扰乱政府采购秩序并干扰供应商对于诚信的判断和遵守，给整个社会风气带来恶劣影响。二、被诉复议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内容适当。政府采购法第三条规定，“政府采购应当遵循公开透明原则、公平竞争原则、公正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原告未以制作各类号牌的成本价为依据进行报价，而是对市场占有率低的号牌作零报价以降低总价的方式谋求中标的方法，违反了公平竞争原则，损害其他供应商的合法权益，扰乱了政府采购秩序。基于此，贵州省财政厅对于“单个车牌报价为零并非投标报价低于成本价”的认定，属于事实认定不清。被诉复议决定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撤销4号处理决定是完全正确的。被诉复议决定依据环保法第十条、贵州环保条例第十二条认可原告出示的环评审批手续证明符合招标文件的相应要求，第三人对此无异议。但这也只能说明原告投标主体资格通过商务符合性审查而已，与被诉复议决定认定原告报价属于低于成本价并无任何自相矛盾之处。三、被诉复议决定符合法定程序。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贵州公安交管局述称：1.该局严格按照公安部的要求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在机动车号牌招标过程中程序合法，保持中立，没有任何干涉招标机构和评标委员会独立、客观、公正的意见。2.该局尊重招标机构、评标委员会的意见和各级招投标管理机构依法作出的决定。严格依法办事，力促机动车号牌的招投标后续工作能够在法律规定的框架范围内继续进行，在公安部要求的期限内完成。3.该局将结合公安部对机动车号牌工作的部署和要求，以及招标机构、评标委员会的意见和各级招投标管理机构依法作出的决定，执行法院的生效裁决。4.该局对被诉复议决定不持异议。请求法院依法公正裁决。
在法定举证期限内，第三人贵龙公司、贵州公安交管局均未向本院提交证�。
第三人德建公司既未向本院陈述意见，亦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因被告提交的证据4、8涉及政府采购过程中评标委员会专家个人隐私以及专家个人评审意见等内容，证据10可能涉及原告的商业秘密，故本院对该部分证据未进行证据交换，亦未在开庭时公开质证，由本院对该部分证据进行审查。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已交换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上述证据均为被告在复议过程中的程序性证据，对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亦不认可被告主张的证据的证明目的。第三人贵龙公司、贵州公安交管局对被告提交的已交换的证据无异议。
本院对证据认证如下，被告提交的证据与本案被诉复议决定的合法性审查有关，且符合证据合法性、真实性要求，能够证明本案相关事实，本院均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涉案采购项目名称为“车辆号牌制作供应采购项目”（项目编号：DJZB[2016]-101K），采购人为贵州公安交管局，采购代理机构为德建公司。在该项目招标文件第一部分第二章第一节4.2号牌类型及单价预算控制价规定：大型汽车号牌每副预算价43.76元、小型汽车号牌每副预算价38.05元、挂车号牌每副预算价26.23元、教练车号牌每副预算价38.06元、摩托车号牌每副预算价29.06元、低速车号牌每副预算价32.90元，合计预算价208.06元。第二章第二节“商务及其他要求”部分“九、其他要求”★10规定：投标人须达到国家环保部门环保测评标准，提供国家相关部门评测结果的证明材料。第三章第一节评标办法规定，本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进行评审。第二节评分标准“二、评分标准”部分“3.价格分的计算”规定，投标报价：为所有号牌类别单价的总和。第四节无效标条款规定：“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供应商递交的投标文件作无效标处理，该供应商的投标文件不参与评审，且不计算入投标供应商家数：……5.投标报价被评审委员会认定低于成本价的；……7．投标文件对采购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未作出响应的”。
原告以及第三人贵龙公司均是涉案采购项目的投标人。原告在投标文件中的报价为：大型汽车号牌每副35元、小型汽车号牌每副35元、挂车号牌每副0元、教练车号牌每副0元、摩托车号牌每副17元、低速车号牌每副0元，单副号牌合计87元。在表中的“投标申明”部分载明：“经我公司多年的生产数据分析，挂车号牌、教练车号牌、低速车号牌（市场分析）约占号牌总量的1.27%，为感谢采购人多年的支持和关心，我公司将此三项不计价赠送，其成本已计入其他号牌中。”投标文件第164页中由贵阳白云区环保局出具的《证明》�印件载明：“兹证明贵州晨运交通设施工程有限公司在白云区白云南路10号的生产厂房达到国家环保测评标准，并已办妥环评审批手续。”
2017年1月13日，涉案采购项目开标、评标。原告未通过初步审查。评标委员会判定不通过的理由为：原告不满足招标文件第二章第二节“商务及其他要求”“九、其他要求”★10以及出现第三章第四节无效标条款中第5点和第7点的情形。同日，德建公司发布中标公告，中标的供应商为贵龙公司。
2017年1月19日，原告向德建公司提出质疑，具体事项包括：1.经与中标企业投标价格比较计算，对中标结果是否遵循低价中标原则提出质疑；2.其经过自查投标文件，内容皆响应招标文件要求，但最终得分为何会低于中标单位；3.对招标文件第二章第二节第九条第10款要求提供的证明材料提出质疑。同年1月26日，德建公司作出�疑答复函。原告对答复不服，于同年2月16日向贵州省财政厅提出投诉。2017年3月28日，贵州省财政厅作出《贵州省财政厅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黔财采投处〔2017〕8号，以下简称8号投诉处理决定)，认为：1.原告未通过符合性审查，其投标文件未进入评审，因此原告对自身报价低而未中标及应得报价分的推测没有事实依据。2.对招标文件的投诉，未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7个工作日提出质疑，不符合投诉条件。3.投诉人对于“不计价赠送的三项号牌零元报价并未违法违规”和“已提供环保局开据的环保测评合格的证明，为何作为废标处理”的投诉，提起投诉前没有依法进行质疑，不符合投诉条件。综上，贵州省财政厅以原告的投诉缺乏事实依据为由，驳回了其投诉。贵州省财政厅在处理原告的上述投诉中，根据原告反映的情况启动了对涉案政府采购�目的监督检查程序，并于2017年3月29日作出4号处理决定。该决定认为：一、招标文件规定的是“投标人须达到国家环保部门环保测评标准，提供国家相关部门评测结果的证明材料”，原告投标文件中提供的贵阳白云区环保局的《证明》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评标委员会对原告不满足招标文件第二章第二节“商务及其他要求”“九、其他要求”★10的认定并无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二、1．该项目是以单副号牌合计价作为投标报价进行评分，原告单副号牌合计投标报价为87元，并未超过单副号牌合计预算控制价。2．该项目招标文件并未设定“成本价”的标准，评标委员会简单的将各项号牌分开对待，并认定原告的投标报价低于成本价的判定与客观事实不符。因此，评标委员会对晨运公司投标报价“低于成本”和“对采购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未作出响应的”认定并无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综上，该项目评标委员会未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方法和标准进行评标，影响了中标结果，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和《财政部关于加强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项目价格评审管理的通知》（财库〔2007〕2号）之规定，决定涉案采购项目中标结果无效，责令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贵龙公司不服4号处理决定，向被告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该公司认为：1．4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原告公司营业执照上的经营地址是“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野鸭村金鸭乡”。根据环保法第六条、贵州环保条例的规定，原告达到国家环评标准的证明材料应当由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环境保护局或贵阳市环境保护局出具，但原告未提供相应的有效证明。2．4号处理决定依据错误，无法律效力。(1)招标文件评分办法中已明确采用“综合评分法”，“定标原则”第6款“不保证最低投标报价者中标”，贵龙公司以145元的价格中标，未超过本项目预算，中标结果由评标委员会综合评审得出。(2)根据政府采购法第二条的规定，政府采购行为是一种有偿、需要采购人付费的活动。(3)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五十四条和招标文件第四节第5点有关“投标报价被评审委员会认定低于成本价，作无效处理”的规定，原告对挂车号牌、教练车号牌、低速车号牌的报价为零，明显已低于成本。(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本项目共采购6种类别的号牌，若采购人在评审过程中接受了赠送的赠品（挂车号牌、教练车号牌、低速车号牌），将损害其他投标供应商的合法权益，对其他投标供应商造成不公平、不公正的差别待遇。原告赠送目的是为了感谢采�人多年的支持和关心，赠送行为已违反了前述法律规定。(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原告对挂车号牌、教练车号牌、低速车号牌的报价为零，明显低于成本。(6)原告有关“不计价赠送的三项号牌零元报价并未违法违规，为何被废标处理”的请求在质疑函中没有提出，而在投诉函中提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五条的规定。3．4号处理决定存在矛盾和明显不当。贵州省财政厅作出的8号投诉处理决定认定原告的投诉缺乏事实依据，并决定驳回投诉。据此可推断此次中标应合法有效。而其又作出4号处理决定，认定中标无效。两决定书存在矛盾和明显不当。综上，贵龙公司请求被告撤销4号处理决定。
2017年4月10日，被告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收到贵龙公司的上述申请，于同年4月13日向贵州省财政厅发出72号通知，并向贵州公安交管局、德建公司发出了73号通知，向原告发出了74号通知。同年4月24日，贵州省财政厅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材料。原告以及德建公司亦向被告提交了书面意见。贵州公安交管局未向被告提交书面意见。
经审理，被告于2017年6月6日作出被诉复议决定，并于2017年6月9日邮寄给原告。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
在本院庭审中，原告晨运公司、第三人贵龙公司、贵州公安交管局明确表示，其对被告关于原告提交的贵阳白云区环保局出具的《证明》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认定意见，以及被告作出被诉复议决定的程序均不持异议。
本院认为：被告关于原告提交的贵阳白云区环保局出具的《证明》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认定意见，原告晨运公司、第三人贵龙公司、贵州公安交管局�表示不持异议。经审查，被告的上述认定结论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价格竞争是市场竞争的一种方式。面对同质条件下的不同价格的商品和服务，消费者肯定会选择价格低廉的商品或服务。在政府采购领域亦是如此。在经济生活中，生产经营者提供货物或服务均会产生相应的成本。多数情况下，生产经营者提供货物或服务都是以营利为目的，因此，正常的交易价格是不应低于成本价格。低于成本价格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要么带来垄断，要么导致商品或服务的质量下降，不利于社会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亦会扰乱市场正常的竞争秩序。因此，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将以排斥竞争对手为目的的低于成本价销售商品的行为作为不正当竞争行为予以禁止。
政府采购法第三条规定，政府采购应当遵循公开透明原则、公平竞争原则、公正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公平竞争原则是指在政府采购中引入竞争机制，实现机会均等、待遇均等，使政府采购主体采购到优质价廉的商品和服务。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运行机制。法律保障生产经营者在市场活动中公开、公平地进行竞争，鼓励其通过提高自身的生产能力，取得市场竞争优势。同时，参与市场竞争的生产经营者在竞争中要恪守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提和基础，一方面允许市场参与者追求其最大的利益，另一方面要求其在合理的范围内，不得对他人及社会的利益带来不正当的影响。凡是采用不正当手段进行竞争的行为，都是与诚实信用原则相悖的不正当的市场交易行为，应当为法律所禁止。
在政府采购中，供应商的投标行为属于有偿提供商品或服务的行为，也是一种销售行为。参与政府采购投标的供应商之间是竞争关系。各供应商投标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中标。其投标文件无论是采用较低价格的报价，还是通过在技术、商务等因素中体现其优势，都是为了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因此，政府采购活动中，供应商应当遵循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公正以及诚实信用的原则。虽然报价是供应商的权利和自由。但供应商在报价时，不仅要遵循商业规则，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还不能违反法律基本原则以及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投标报价不得低于成本价既是公平竞争原则的体现，也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强制性规定。
本案中，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报价方式是以所有号牌类别单价的总和来报价。而原告将三类号牌单价报为0元，该价格明显低于其成本价格。虽然招标文件未规定单副号�单价为0元属于低于成本价的无效标情形，但原告这种报价方式无形中降低了六类号牌单价的总和，使其在价格分上与其他供应商拉开了差距，进而谋取中标，排挤其他竞争对手。原告的行为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了其他参与投标供应商的合法权益。
实际上，供应商每生产和提供一类号牌，就会产生相应的制作和运营等成本，原告将三类号牌单价报价为0元，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且正常情况下，供应商亦应当在每类号牌成本的基础上确定其单价，进而合计得出六类号牌的最终报价。原告的报价方式与正常情况下其他供应商的报价方式不同，并且通过这种方式，降低六类号牌单价的总和。在六类号牌使用数量尚不确定的情况下，采购人最终为原告提供的商品支付的费用可能并非最低。原告的行为不符合政府采购法规定的公平竞争原则的要求。招标文件规�，投标报价经评标委员会认定低于成本价的，供应商递交的投标文件作无效标处理。涉案政府采购项目的评标委员会是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并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办法和标准进行的评标，所作结论并无不当。被告据此认定4号处理决定就原告报价是否低于成本价的相关处理意见，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亦无不当之处。原告就该问题提出的相关诉讼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虽然4号处理决定认定原告提交环保部门出具的证明符合招标文件要求正确，但该决定关于原告报价不属于低于成本价的认定有误。而该认定对4号处理决定的结论有直接影响。被告据此撤销该决定正确。原告关于被告在支持4号处理决定部分认定理由的情况下，却对该决定予以撤销，属自相矛盾等诉讼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采纳。
被告在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履行通知被申请人答辩、通知第三人参加复议等程序，根据各方提交的书面意见及证据材料进行审查，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复议决定并送达给各方当事人，复议程序符合行政复议法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理由均不能成立，其要求撤销被诉复议决定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贵州晨运交通设施工程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贵州晨运交通设施工程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上诉期限内未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又�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何君慧
审 判 员 张 悦
代理审判员 肖玲玲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三日
法官 助理 赵胜利
书 记 员 苏 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