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随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3）鄂随县刑初字第00064号
公诉机关湖北省随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翟某乙，个体户。因本案，于2012年10月31日被随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1月2日被随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被随县公安局执行逮捕，2013年2月1日被本院决定取保候审。
辩护人艾鹏，湖北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黄某，个体户。因本案，于2012年10月29日被随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1月2日被随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被随县公安局依法执行逮捕，2012年12月7日被随县公安局决定取保候审。
被告人柳某乙，农民。因本案，于2012年10月10日被随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1月2日被随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被随县公安局依法执行逮捕，2013年2月1日被本院决定取保候审。
辩护人高东菊，湖北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湖北省随县人民检察院以随县检刑诉（2013）02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翟某乙、黄某、柳某乙犯诈骗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随县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刘爽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翟某乙及其辩护人艾鹏、被告人黄某、被告人柳某乙及其辩护人高东菊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并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随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06年期间，被告人翟某乙与枣阳人刘某乙合作过几次买卖山场，约定由翟某乙购买山场后以原价转让给刘某乙等人，刘某乙等人购得山场后向被告人翟某乙等人支付“信息费”作为报酬。2006年5月15日，经被告人翟某乙、黄某、柳某乙与曾庆武四人协商后，被告人黄某与洪山镇双凤村签订了一份承包价格为“壹拾壹点伍万元”的《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及林地使用权承包合同书》（以下简称《承包合同书》）及《山场承包转让附属协议》（以下简称《附属协议》）。被告人翟某乙等人将双凤村的山场承包后，为骗取刘某乙等人多付款，谎称承包全部山林的价格为30万元，并伪造了一份承包价格为“叁拾万元”、其他内容与《承包合同书》一样的另一份承包合同，并由时任双凤村会计、保管村委会公章的被告人柳某乙在合同第一页上加盖了村委会公章。为了让山场能顺利转让，6月8日，被告人翟某乙等人与刘某甲等人签订《转让合同》后，又让被告人柳某乙在《转让合同》上加盖村公章，以示双凤村村委会已同意双方转让。刘某甲等人信以为真，当日便按约向被告人翟某乙等人支付了20万元现金，之后又将剩余17万元分两次进行支付。后来，刘某甲、刘某乙等人找双凤村办理林权证时，方得知被告人翟某乙等人承包山林的真实价格为11.5万元，并有一份“杂木及13公分以下的松木归村里所有”的《附属协议》，且村里不知道转让事宜、不承认转让的合法有效性、拒绝为刘某乙等人办理林权证。被害人刘某甲、刘某乙等人与被告人翟某乙等人多次交涉无果后，遂向随县公安局报案。
公诉机关提供了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书证、被告人供述等证据，指控被告人翟某乙、黄某、柳某乙的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
被告人翟某乙除对起诉指控的“以承包合同原价转让”、“收取刘某甲等人7万元信息费”等情节有异议外，对起诉指控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其提出的辩解意见是：向对方提供承包价格为30万元的《承包合同书》是应刘某甲等人要求而为，刘某甲等人认为这样方便办理林权证，我们之间过去的几次合作中都是这样操作的，不是我方故意造假合同；我方转让的山场是真实的，转让价格是刘某甲等人实地察看后认可的，即使有纠纷也只能是民法中的合同纠纷，不能对我们的行为以犯罪论处。
被告人翟某乙的辩护人认为起诉指控被告人犯诈骗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理由是：1、被告人没有隐瞒购买山场价格的事实。起诉书指控“原价转让”之事仅有受让方刘某乙等人的陈述为证，本案被告人原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中始终未予认可。指控被告人“原价转让”既不符合市场经济的交易规则，又与起诉书认定“买后再转让获利”的事实相矛盾。2、被告人没有隐瞒买卖山场《附属协议》中“不含13公分以下松木及杂木”的事实。起诉书本身认定了被告人与刘某乙合作了几次买卖山场的事实，足以证明村集体卖山场是“不含13公分以下松木及杂木”的既定事实，三被告人的供述中均称没有隐瞒《附属协议》，起诉书仅以被害人的陈述就认定被告人隐瞒《附属协议》属明显证据不足。3、指控被告人将山场以原价11.5万元转卖刘某乙等人、从中获取7万元信息费作为报酬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从黄某2006年5月8日出具给刘某甲收条载明的内容可见，刘某乙等人当时仅付给了被告人翟某乙13万元，尚欠17万元，并非起诉书指控当时付了20万元。被告人承包山场后进行转让是为了求赚取最大化的利益，该行为不构成诈骗罪。
被告人黄某辩称其属于正常的买山、卖山活动，不存在诈骗。
被告人柳某乙辩称：我们将从村里承包的山场原封不动地一起转让给买山人，价格是对方通过看山后定价为30万元，转让是公平的，我们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
被告人柳某乙的辩护人除赞同被告人翟某乙的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外，还提出了如下辩护意见：受让人刘某乙在接受侦查机关调查时已承认“黄某把他与村里签的二份合同（一份标的11.5万元，一份标的30万元的合同）都给了我”，故标的额为30万元的合同及“收据”的出现是受让人为了便于办理林权证而要求转让人所为，该证明与被告人黄某的供述相印证；三被告人的目的是为了赚取最大的利益，转让的山场是真实的，价值是转让人实地考察后认可了的，既使标的额为30万元的合同及收据是三被告人变造的，三被告人也只是虚构了辅助事实，故被告人柳某乙不构成诈骗罪，应予宣告无罪。
经审理查明：
被告人翟某乙与刘某乙曾先后四次合作过转让山场，即由被告人翟某乙从村委会承包山场后再转让给刘某乙等人。
2006年期间，被告人翟某乙、黄某、柳某乙和曾庆武（另案处理）四人商量，决定共同出资承包随县洪山镇双凤村三组、四组的山林，再转让给刘某乙等人，从中获利后进行分配。四人将承包意向向洪山镇双凤村提出后，双凤村决定采取公开竞标方式进行。由于被告人柳某乙系村委会干部，为了“避嫌”而不宜竞标，故四人商定由黄某代表四合伙人竞标。经过公开竞标，被告人黄某以11.5万元承包价格竞标。
2006年5月15日，被告人黄某与洪山镇双凤村签订《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及林地使用权承包合同书》，约定：“甲方（双凤村）将其辖区内三组、四组全部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及林地使用权承包给乙方（黄某）”，承包期限为20年，即从200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15日，承包面积约为4000亩；承包价格为壹拾壹点伍万元；乙方在承包期限内可以继承或转让此合同，该合同对受让方仍然有效。随后，黄某与双凤村村委会又签订了一份《山场承包转让附属协议》，约定：“本组住户生活及菇类生产所需的木柴由材料的枝杆和蔸径13公分以下的松木解决。菇棚需用木叉由乙方负责解决”；“山场除松木外所有杂木属甲方所有”。
被告人黄某等人将上述山场承包后，被告人翟某乙即联系刘某乙转让山场事宜，刘某乙便邀约邓某、刘某甲共同实地查看了山场。最终，双方议定达成了以30万元价格转让上述山场。为了便于办理林权证，刘某乙家人要求被告人翟某乙等人提供原始承包合同，被告人翟某乙等人为了掩盖原合同承包价格为“壹拾壹万伍千元”的事实，遂以黄某与双凤村委会所签订的承包价格为“叁拾万元”《承包合同书》样本，仅将原承包合同价格“壹拾壹万伍千元”更改为“叁拾万元”，并由时任双凤村会计、保管村委会公章的被告人柳某乙在伪造后的合同第一页左上方加盖了村委会公章。
2006年6月8日，被告人翟某乙等人与刘某甲、刘某乙等人在随县洪山镇签订《转让合同》，转让合同的主要内容为：经甲方同意，乙方与甲方于2006年5月15日所签订的承包合同，乙方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丙方（刘某乙），自本转让合同生效之日起，由丙方代替乙方直接向甲方履行上述合同的义务，并享有合同中的权利。本合同经三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上述《转让合同》，“乙方”为被告人黄某签字，“丙方”为受让人刘某甲签字。黄某、刘某甲签字后，同案人曾庆武持《转让合同》找到被告人柳某乙，让柳某乙在“甲方”处加盖了双凤村村委会公章。被告人黄某、翟某乙还向刘某甲、刘某乙等人提供了一份由被告人柳某乙伪造、加盖双凤村村委会公章的《湖北城乡村（居）民委员会收款收据》（NO：004195），该《收据》上载明“购山场款”。同日，刘某甲等人支付了部分合同转让款，被告人黄某向刘某甲出具的收条内容为：“今收到刘某甲购洪山镇双凤村林地转让费30万元整（￥：300000.00元）。“下欠壹拾柒万元整”。邓某、刘某乙、刘某甲均在收据上签字予以认可。2006年7月7日、8日，刘某甲等人向被告人翟某乙个人账号上转款，分别支付了10万元、6万元。
2007年10月28日，被告人翟某乙、柳某乙、黄某及同案人曾庆武签订《卖山利益分配协议书》，对转让山场所获利的18.5万元按照柳某乙3万元、黄某3万元、曾庆武3万元、其余均由翟某乙领取（包含费用）进行分配。
受让人刘某甲等人转让上述山场后，于2009年10月找到双凤村村委会书记季某，请求协助办理所转包山场上的林权证，被季某告知“村里不知道合同转让之事”。经询问，刘某甲等人进而得知黄某的原承包价格仅11.5万元，且还有一份《附属协议》，刘某甲等遂与被告人翟某乙交涉，但被告人翟某乙以“合同转让后，山林无人看管，林木已被当地老百姓盗伐严重”为由，拒绝解除合同和退还转让款。经双方数次协商无果，受让人刘某甲、刘某乙、邓某等人便以受害人身份投诉、信访，并于2011年5月3日到随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报案，未获立案。2012年9月10日，刘某甲等人又向随县纪委反映，随县纪委将案件移送随县公安局管辖，随县公安局遂于2012年9月27日对被告人翟某乙等人以涉嫌诈骗罪立案侦查，至此案发。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质证核实的证据予以证实：
1、被害人的陈述：⑴被害人刘某甲原在公安机关的陈述，详述了以下方面的内容：其与邓某、刘某乙在转包山场合同中的合伙关系；三人同被告人翟某乙协商转包双凤村三组、四组山场的经过；与被告人翟某乙、黄某等人签订承包价格为“叁拾万元”的《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及林地使用权承包合同书》的经过；支付转让费的时间、数额；从双凤村村委会书记季某处得知被骗的经过；与被告人翟某乙协商解除转包合同、退还转让款事宜，协商无果后投诉、信访、报案的经过。被害人刘某甲的陈述中陈述了如下情节：我们与翟某乙原商定，由翟某乙从双凤村承包山场后以原价转让给我们，我们支付7万元信息费给翟某乙；合同签订之日，我们当天向翟某乙现金20万元，其中包含7万元信息费，所以在翟某乙所出具的收条中注明“下欠17万元”。
⑵-⑶被害人刘某乙、被害人邓某原在公安机关的陈述，所陈述的主要内容与被害人刘某甲陈述的主要内容基本一致。
证人证言：⑴证人季某（双凤村村委会书记）、董某（双凤村村委会治保主任）的证言，证实了如下方面的内容：黄某与双凤村签订《承包合同书》、《附属协议》的起因、经过、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双凤村不知道也未同意黄某向刘某甲转让山场承包合同一事；黄某提供给刘某甲等人的承包价格为“叁拾万元”的《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及林地使用权承包合同书》不是原始合同，柳某乙向刘某甲等人出示的“双凤村村委会收到黄某交纳承包费叁拾万元”的《湖北城乡村（居）民委员会收款收据》（NO：004195）是虚假的。
⑵-⑶证人裴某、肖某（双凤村党支部副书记）的证言，与村支部书记季某、村治保主任董某所证实的黄某等人承包山场、转卖山场的经过基本一致。
书证：⑴被告人黄某与双凤村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书》、《附属协议》；被告人翟某乙、黄某、柳某乙等人向被害人刘某甲等人提供的“承包价格为30万元”的《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及林地使用权承包合同》、签订的《转让合同》；被告人翟某乙、黄某、柳某乙等人向被害人刘某甲等人提供的《湖北城乡村（居）民委员会收款收据》（NO：004195）；被告人黄某向被害人刘某甲出具的收取转让费30万元的《收条》、被害人向被告人翟某乙的个人银行卡转款的《银行卡存款业务回单》；被告人翟某乙、柳某乙、黄某及同案人曾庆武签订的《利益分配协议书》。以上书证证实了如下方面的内容：被告人黄某与双凤村所签订的山场承包合同及其附属协议的真实内容；被告人翟某乙、黄某、柳某乙等人伪造山场承包合同的手段、方式、伪造的内容；被告人黄某与被害人刘某丙签订的《转让合同》的基本内容；被害人向被告人支付山场转让费的时间、数额、方式；三被告人及其同伙对转让山场所获利益的分配情况。
⑵中共曾都区洪山镇委文件，证实了被告人柳某乙系村会计的身份。
⑶公安机关出具的关于抓获被告人翟某乙、柳某乙、黄某经过的说明，证实了三被告人归案情况。
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⑴被告人翟某乙原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与辩解，详述了如下方面的内容：自己与刘某甲等人过去合作买卖山场的情况；与柳某乙、黄某、曾庆武共同承包双凤村三组、四组山场的目的、经过、出资情况、利益分配情况；与被害人刘某甲等人协商转让上述山场的过程、基本约定；收取刘某甲等人山场转让费的情况；拒绝与刘某甲解除山场转让合同、拒绝退还山场转让款的原因和理由。被告人翟某乙的供述中还供称了如下情节：“在与刘某甲协商转让山场之前，我已经告知刘某甲当初是以11.5万元将山场买下来的，看他们愿意出多少钱，刘某甲等人实地察看了山场后同意以30万元转让给他们”；“合同转让价款是我与襄樊人刘某乙等人洽谈的，签订转让合同时由黄某签的字”；“洽谈时，我已告知刘某甲‘我们对山场中的杂木和十公分以下的松木都没有所有权和使用权’”；“我让刘某甲把剩下的钱给我时，他说要一个与双凤村签订的承包价格为30万元的合同，称这样以后办林权证方便，我就让黄某与村里商量能否弄一份30万元的合同，可能黄某他们就伪造了假合同和假收据，我就把这份假合同给了刘某甲”。
⑵被告人黄某原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与辩解，所供述的主要内容与被告人翟某乙供述的主要内容一致。
⑶被告人柳某乙原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与辩解，对如下方面的内容供认不讳：参与同翟某乙、黄某、曾庆武共同承包双凤村三组、四组山场的目的、经过、出资情况、利益分配情况；自己在伪造的《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及林地使用权承包合同》、双方签订的《转让合同》上擅自加盖双凤村村委会公章的目的、经过；伪造并向被害人刘某甲等人提供的《湖北城乡村（居）民委员会收款收据》的目的、经过。
关于起诉书认定“被告人翟某乙与刘某乙等人商定，翟某乙以承包价格原价转让给刘某乙等人，刘某乙等人向翟某乙支付信息费7万元作为报酬”、“签订合同后，刘某乙等人当日便按约向翟某乙等人支付了20万元转让费”之指控，经查：起诉书认定上述情节的证据为被害人刘某甲、刘某乙、邓某原在公安机关的陈述；被告人翟某乙从侦查阶段到庭审阶段的供述中均否认“以承包价格原价转让”、“7万元信息费”之事，并称刘某甲、刘某乙等人所多付的7万元款系偿还原来的债务，与本次买山毫无关系；被告人黄某、柳某乙均不知“7万元信息费”之事；在本案开庭审理过程中，被害人邓某出庭作证，证实“签转让合同时，我记得当时付的是十几万元，下欠17万元分二次付款，后下欠款实际只付了16万元。”综合分析上述证据，结合黄某于2006年6月8日向刘某甲等人出具的《收条》内容，本院认为：关于起诉书认定“以承包价格原价转让、支付信息费7万元作为报酬”之情节，仅有被害人一方的陈述为证，而被告人翟某乙自始至终均否认上述情节，并且，被害人一方陈述的此项情节有悖常理，与《收条》载明的内容相矛盾。因此，起诉书认定“以承包价格原价转让、支付信息费7万元作为报酬”之情节的基本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
关于被告人翟某乙及被告人柳某乙的辩护人辩称“向刘某甲等人提供承包价格为30万元的合同及《收据》，是受让人为了便于办理林权证而要求转让人所为”之情节，经查：被告人翟某乙原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中称，“我让刘某甲把剩下的钱给我时，他说要一个与双凤村签订的承包价格为30万元的合同，称这样以后办林权证方便，我就让黄某与村里商量能否弄一份30万元的合同”；三被害人的陈述中均未印证被告人翟某乙所供述的这一情节；被告人黄某、柳某乙的供述中也未印证被告人翟某乙供述的这一情节。本院认为，被告人翟某乙、被告人柳某乙的辩护人提出上述辩解意见、辩护意见所依据的基本证据为孤证，不能为其他证据所印证，辩解意见和辩护理由与基本交易规则相悖，故本院不予采信。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多次组织被告人方与被害人方进行协调，2014年1月26日，被告人翟某乙、黄某、柳某乙、同案人曾庆武与被害人刘某甲自愿达成《刑事和解协议书》，该协议的主要内容为：一、被害人方与被告人黄某于2006年6月8日所签订的《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及林地使用权承包合同书》及附属协议的效力问题，只要转让前的合同甲方即随县洪山镇双凤村（以下简称“双凤村”）认可黄某对刘某甲的合同转让，双方不再争议该合同的效力问题及对山场的管理责任问题。随县洪山镇双凤村对合同转让的认可形式为：由黄某与刘某甲以“黄某与双凤村于2006年5月15日所签订的《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及林地使用权承包合同书》”为依据（合同条款不得作任何实质性改变），重新签订黄某与刘某甲间的转让合同，再由黄某方人员同双凤村进行协调，请双凤村在转让合同上签字认可。转让合同的签字时间以本次的实际签字之日为准，转让合同的权利义务以原合同条款为准。双方重新签订转让合同、协调双凤村村委会认可转让合同等工作，均在2014年农历正月底前完成。二、2006年6月8日之日至本刑事和解协议生效之日间的林木被盗伐、被毁损等损失问题，如果双凤村村民、双凤村村委会或司法机关追究受让方即刘某甲等被害人的责任，则刘某甲等人可以要求由黄某等人承担。本刑事和解协议生效之日起后的任何纠纷、损失，均由刘某甲等方人员承受。三、被告人翟某乙、黄某、柳某乙及犯罪嫌疑人曾庆武所收取的转让合同差价款，经双方协商一致，由翟某乙、黄某、柳某乙及犯罪嫌疑人曾庆武四人共同退还16万元给被害人刘某丁。翟某乙、黄某、柳某乙及犯罪嫌疑人曾庆武四人内部如何分担所退还的16万元，刘某甲、刘某乙、邓某三被害人如何分配所退还的16万元，分别由双方人员自行协商，不得以内部分担不均或分配不均问题而对抗另一方。四、双凤村认可黄某与刘某丙签订的转让合同之后，涉及需要黄某方配合刘某丁办理林权证过程中的相关事宜，黄某有义务配合。否则，刘某甲等人可以要求追究黄某等人的民事责任，直至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转让合同和请求赔偿损失。五、本刑事和解协议于双方签字之日成立，生效时间以双方重新签订转让协议、双凤村认可转让合同之日为准。本刑事和解协议生效后五日内，被害人可到随县人民法院领取应由黄某、翟某乙、柳某乙、曾庆武四人共同退还的款项壹拾陆万元整。被害人领取上述退还的壹拾陆万元款项后，视为对被告人黄某、翟某乙、柳某乙及犯罪嫌疑人曾庆武四人在本案中行为的谅解，同意人民法院对被告人黄某、翟某乙、柳某乙及犯罪嫌疑人曾庆武等四人从轻处罚并可适用非监禁刑。六、本协议中和解协议的条款内容，不得作为本协议当事人抗辩原转让合同效力的依据，不得作为抗辩原转让合同签订后山场管理责任的依据，不作为人民法院对三被告人及涉案其他犯罪嫌疑人在本案中行为性质认定、对原转让合同效力的评判依据。
2014年2月18日，洪山镇双凤村村委会正式认可了黄某与刘某丙签订的《转让合同》。2014年4月24日，被害人刘某甲从本院领取了被告人翟某乙、黄某、柳某乙及曾庆武退还的转让合同差价款16万元。
本院认为，被告人翟某乙、柳某乙、黄某伙同同伙，为了达到高价转让承包的山场的目的，采取提供伪造的山场承包合同、虚构发包人同意转让的事实等手段，非法获取山场承包合同的转让差额18.5万元，致使被害人支付高价转让款后却不能实现合同转让目的，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利，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三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的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
认定被告人翟某乙、黄某、柳某乙及其同伙采取欺骗手段非法获取利益的证据，既有被害人的陈述为证，还有三被告人原在公安机关的供述相印证，还有相关伪造的承包合同书、伪造的交纳承包费收据、发包方主要负责人的证言相印证，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因此，被告人翟某乙、柳某乙的辩护人辩称“指控被告人构成诈骗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采纳。
被告人翟某乙、柳某乙、黄某及其同伙为了高价转让承包的山场，故意促成发包方公开招标发包山场，在转包过程中又实施了伪造承包合同、伪造承包费收据、利用合伙承包人职务之便而擅自加盖发包人公章等非法手段，致使转包合同的受让方信以为真，支付高价转让款后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因此，三被告人获取山场转让合同利益的手段上具有明显的非法性，且非法获利数额巨大，因此，对三被告人的行为应当以诈骗罪论处。三被告人及其相关辩护人辩称“不构成犯罪”、“不应以诈骗罪论处”的辩解意见、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采纳。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三被告人及同案人能够与被害人方达成维持山场转让合同效力、退还转让所得差额赃款、积极配合协调发包方同意转让等条款的“刑事和解协议”，取得了被害人方的谅解，并且，维持山场转让合同效力的方式有利于山场保护，有利于解决双方的损失争议，故三被告人具备可以酌情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进行山场承包经营权转让是三被告人与受让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三被告人转让的合同标的物客观真实，标的物的“价值”也系经被害人“实地察看”后认可的，三被告人仅是在转让过程中使用了一些非法手段，故可以认定三被告人的犯罪情节轻微，具备可以免除处罚的量刑情节。三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发生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我省诈骗罪数额标准调整之前，故三被告人另具备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从旧兼从轻”的“溯及力原则”进行定罪处罚的量刑情节。综合考虑三被告人所具备的上述量刑情节，决定对三被告人均予以免予刑事处罚。
综上所述，为了打击犯罪，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翟某甲、黄某、柳某甲犯诈骗罪，均免予刑事处罚。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四份。
审判长 张云成
审判员 孙天耀
审判员 王志强
二〇一四年五月八日
书记员 张又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