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鲁01民终13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邵世梅，女，1967年10月2日出生，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槐亮,男，1964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系上诉人邵世梅之夫。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长杰，山东鹏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电济南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慕永刚，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蔡锡元，男，该单位职工。上诉人邵世梅因与被上诉人西电济南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变压器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2017）鲁0113民初17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邵世梅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变压器公司与邵世梅解除劳动合同无效。2、一、二审诉讼费由变压器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邵世梅的仲裁请求没有超过仲裁时效。一审法院认为：“2003年6月，西电济南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以邵世梅《停薪留职协议》期满后‘未提出回公司工作的申请，又未办理辞职手续’为由，根据《关于企业职工要求‘停薪留职’问题的通知》（劳人计〔1983〕61号未文）第六条规定，对邵世梅作出按自动离职处理的通知，并要求于2003年7月2日前办理手续，邵世梅接到通知后，不同意且拒绝签字，说明双方已经产生争议，而邵世梅直至2017年4月27日才向劳动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劳动争议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邵世梅本次起诉已经超出仲裁时效”。该认定事实不清，且与事实相悖。1.变压器公司对邵世梅作出的终止劳动关系的事由自相矛盾。2017年10月，邵世梅将达到退休年龄，到社保部门咨询退休事宜，并顺便查询自己的社保缴纳情况。此时才获知变压器公司已经于2003年9月起以精简裁员为由解除与邵世梅的劳动关系。本案开庭时，邵世梅得知变压器公司于2003年6月以邵世梅自动离职为名终止与邵世梅的劳动关系。显然，变压器公司的当庭陈述及提交的相关证据材料，与其在市中区社保机构登记备案的与邵世梅终止劳动关系的材料相矛盾。因市中区社保机构不能给邵世梅提供变压器公司与邵世梅终止劳动关系原因的书面证明资料，故邵世梅于2017年7月14日，向一审法院递交书面调查证明申请书。但一审法院既未去社保部门调查，也未说明任何理由。判决书中也刻意回避了邵世梅申请调查证据的事实。致使变压器公司与邵世梅终止劳动关系的真实原因无法查清。2.一审法院认定1995年4月变压器公司与邵世梅签订《停薪留职协议》错误。变压器公司提供的相应证据是《停薪停职协议》，而非《停薪留职协议》。3.自1995年1月3日邵世梅与变压器公司签订《停薪停职合同书》后，直到2003年接到变压器公司通知，邵世梅不断找到变压器公司的负责人要求恢复工作。但变压器公司以没有岗位为由拒绝为邵世梅安排工作。并以拒绝继续为邵世梅缴纳社会保险相威胁阻止邵世梅再次到变压器公司处要求复工的请求。邵世梅虽没有相关证据证明，但从一般生活经验判断，邵世梅停职停薪期满后，没有从事其他任何工作，也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即使为个人生活，也不可能自2000至2003年6月不要求复工。事实上邵世梅及丈夫自停工停薪之日起至起诉前无数次找变压器公司要求复岗工作，变压器公司既不同意，又不说明已经与邵世梅终止劳动关系的情况。2003年6月变压器公司通知邵世梅到单位，邵世梅以为给自己安排工作，便准时到变压器公司处。变压器公司新上任的人事负责人告知邵世梅自2000年停薪停职期满后，至3003年6月，邵世梅没有书面申请复工，应当按除名处理。邵世梅当即解释，邵世梅不断要求恢复工作的事实。同时要求安排工作。但变压器公司予以拒绝。4.《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劳动部关于印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劳部发〔１９９５〕３０９号）第８５条规定，“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是指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6】6号）第一条第二项规定，“因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产生的争议，用人单位不能证明劳动者收到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书面通知时间的，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众所周知，缴纳社保和办理退休及领取退休金手续的义务是用人单位。社保缴纳情况并非作为职工一方必须查询的事项。没有特殊情况作为职工一方没有必要查询自己的社保缴纳情况。很多职工直到退休也不会查询自己的社保缴费记录。这也是一般人的生活认知习惯。邵世梅对自己的社保缴纳情况及变压器公司已经以企业精简裁员为名在社保部门给邵世梅登记办理了终止劳动关系的手续的事实依法属于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的情形。因此，邵世梅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权利受侵害的起始时间应当是2017年4月10日，邵世梅提起仲裁没有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变压器公司与邵世梅签订的《停薪停职合同书》无效。1.邵世梅、变压器公司于1995年1月3日签订《停薪停职合同书》。该《停薪停职合同书》是依据《关于企业职工要求“停薪留职”问题的通知〔劳人计（1983）61号〕（以下简称《停薪留职通知》）。变压器公司也当庭提交了该《停薪留职通知》作为对邵世梅除名的依据。但该《停薪留职通知》及《停薪留职通知》第三条涉及的《企业职工奖惩条例》因1995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颁布实施业已失去法律效力。《劳动法》废除了用人单位可以对职工“除名”的规定。1995年1月1日颁布实施的《劳动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职工“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用人单位可以与职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法》没有赋予用人单位对职工“除名”的权利。何况邵世梅在停薪停职期间或期满以后多次到变压器公司处要求安排工作。变压器公司均以无岗位为由不予安排工作。即使在2003年6月以后，在邵世梅要求安排工作时，变压器公司也没有告知已经将邵世梅除名或精简裁员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退一步讲，即使《停薪留职通知》有效，根据《停薪留职通知》规定，职工享有“停薪留职”的权利。而变压器公司要求邵世梅签订的是“停薪停职合同书”。变压器公司以格式合同的方式，在合同书中违法约定变压器公司不给邵世梅缴纳养老保险金，也不连续计算工龄。邵世梅虽名义上是变压器公司的职工，实际上已经在变压器公司处失去了劳动者的资格。《停薪留职通知》规定，停薪留职的时间一般不超过两年。但变压器公司与邵世梅签订了五年的停薪停职合同，与《停薪留职通知》第三条相悖。2.变压器公司制作的《通知书》不具有法律效力。该《通知书》形成的时间是2003年6月3日，其法律依据是《停薪留职通知》。该《停薪留职通知》的内容因与1995年1月1日颁布实施的《劳动法》相抵触已经失去法律效力。因此，变压器公司出具的《通知书》因适用的法律依据违法而无效。何况，邵世梅从未见过该《通知书》，变压器公司也没有向邵世梅出示或送达。变压器公司称“2003年6月5日通知邵世梅，本人拒绝签收”无事实依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邵世梅的仲裁请求没有超过仲裁时效。变压器公司作出的《停薪停职合同书》和《通知书》无效。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变压器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庭驳回邵世梅的上诉请求。邵世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变压器公司单方与邵世梅解除劳动关系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邵世梅提交劳动仲裁委不予受理通知书、工作证、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变压器公司提交的（按自动离职除名的）通知书原件及邵世梅的停薪停职申请书、停薪停职合同、双停人员登记簿复印件，邵世梅均不认可，称（按自动离职除名的）通知书并未签字，对于停薪停职申请书、停薪停职合同邵世梅称庭后核实，但至今未给法庭答复意见，对双停人员登记簿邵世梅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按自动离职除名的）通知书系原件，且该证据与邵世梅在庭审中陈述其接到通知后拒绝签字的情况基本吻合，一审法院予以采信，邵世梅的停薪停职申请书、停薪停职合同、双停人员登记簿虽系复印件，但与邵世梅诉状及庭审陈述的停职停薪时间及（按自动离职除名的）通知书记载内容吻合，上述证据与其他证据可以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一审法院予以采信。邵世梅主张停职停薪协议到期后，向变压器公司提交继续上班的书面申请，但未能提供证据。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陈述，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邵世梅于1985年12月到变压器公司处工作，后双方签订了停薪停职合同，期限为五年，合同期满后，邵世梅未上班。2003年6月3日，变压器公司以邵世梅《停薪留职协议》期满后“己未提出回公司工作的申请，又未办理辞职手续”为由，根据《关于企业职工要求“停薪留职”问题的通知》（劳人计[1983]61号未文）第六条规定，对邵世梅作出按自动离职处理的通知，并要求于2003年7月2日前办理手续，邵世梅接到通知后拒绝在通知上签字，亦未办理手续。2003年9月，变压器公司停止为邵世梅缴纳社保。2017年4月27日，邵世梅向济南市长清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仲裁委作出济长劳人仲案字（2017）第130号不予受理通知书。诉讼中，变压器公司主张2003年时对邵世梅作出除名处理并通知其本人，邵世梅当时未提起仲裁申请，邵世梅的本次起诉已经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但邵世梅称2003年接到除名通知并未同意，且拒绝在通知上签字，是双方协商并未发生争议，仲裁时效应当自邵世梅今年知道停交社保开始计算，不超时效。一审法院认为,邵世梅于1985年12月到变压器公司处工作，后双方签订了停薪停职合同，期限为五年，期满后邵世梅未再上班，2003年6月变压器公司通知邵世梅按自动离职处理，且自2003年9月变压器公司停止为邵世梅交纳社保的事实清楚，虽然邵世梅称2003年接到除名通知并未同意，且拒绝在通知上签字，是双方协商并未发生争议，仲裁时效应当自邵世梅今年知道停交社保开始计算，不超时效；但一审法院认为，2003年6月，变压器公司以邵世梅《停薪留职协议》期满后“己未提出回公司工作的申请，又未办理辞职手续”为由，根据《关于企业职工要求“停薪留职”问题的通知》（劳人计[1983]61号未文）第六条规定，对邵世梅作出按自动离职处理的通知，并要求于2003年7月2日前办理手续，邵世梅在接到通知后，不同意且拒绝签字，说明双方之间已经产生争议，而邵世梅直至2017年4月27日才向劳动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邵世梅的本次起诉已经超出仲裁时效，其要求确认解除劳动关系无效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邵世梅要求确认西电济南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与邵世梅解除劳动关系无效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邵世梅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邵世梅于1985年12月到变压器公司处工作，后双方签订了停薪停职合同，期限为五年，期满后邵世梅未再上班。变压器公司于2003年6月通知邵世梅按自动离职处理，并于2003年9月停止为邵世梅交纳社保的事实清楚。上诉人邵世梅主张其2017年10月将达到退休年龄时，到社保部门咨询退休事宜，并顺便查询自己的社保缴纳情况。此时才获知变压器公司已经于2003年9月起以精简裁员为由解除与邵世梅的劳动关系。其又主张本案一审开庭时，才得知变压器公司于2003年6月以邵世梅自动离职为名终止与邵世梅的劳动关系。一审期间，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当庭陈述，2003年6月3日，邵世梅找到变压器公司要求复工，变压器公司要求邵世梅在除名决定上签字，但邵世梅拒签，故应当认定2003年6月双方当事人即产生了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劳动争议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2017年4月，邵世梅才提起本案劳动争议仲裁申请，已经超出仲裁时效。故其上诉主张未超过仲裁时效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综上所述，上诉人邵世格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10元,由邵世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车言江审判员  姜 涛审判员  曹 慧二〇一八年四月十六日书记员  刘 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