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7）浙01行初231号原告周忠达，男，1955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被告临安市人民政府，住所地临安市锦城街道衣锦街398号。法定代理人骆某，市长。委托代理人章元锋，临安市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马骁，浙江天目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周忠达不服被告临安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临安市政府）作出的[2017]第5号告知《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于2017年5月3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6月2日立案后，同日向被告临安市政府发送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8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周忠达，被告临安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章元锋、马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7年5月24日，临安市政府作出[2017]第5号告知《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告知周忠达：经查，你要求公开的“我的房款处向”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依法不属于本机关公开范围，且在“补正告知[2017]1号中已建议你可向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咨询了解；你要求公开的“临安市人民政府在谢丽萍房产证上盖上‘临安市人民政府’的大红公章的法律文书（民事判决书、裁定书）依据、法律条款依据”在政府信息“[2017]第1号告知”中已作了回复，不再重复答复。原告周忠达诉称：临安市政府向谢丽萍颁发房产证的行为违法，案涉房屋属于原告所有。案涉民事判决书中的被告并非原告本人，只是与原告同名同姓，江干法院无权拍卖原告的房子。被告有责任告知原告房款去向或撤销谢丽萍的房产证。针对案涉房屋，临安市政府颁发了两本房产证是违法的。综上请求撤销[2017]第5号告知《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车库买卖协议书》、《房屋所有权证》、《契税证》、《国有土地使用证》，你证明案涉房屋系原告所有；2、谢丽萍的身份证、协议、拟证明谢丽萍通过私下交易取得案涉房屋；3、补正告知[2017]1号《政府信息公开补正告知书》、[2017]第5号告知《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2017]第1号告知《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及民事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临土资公复[2017]01号《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拟证明民事裁定书、民事判决书中的“周忠达”并非原告。被告临安市政府辩称：临安市政府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被告在2017年5月2日收到了原告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经审查，因原告申请内容不明确，被告于2017年5月4日作出了补正告知[2017]第1号补正告知书，并邮寄原告。后被告又于2017年5月15日收到原告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经审查后被告于2017年5月24日作出了被诉信息公开告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四）项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程序合法。临安市政府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临安市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补正告知[2017]1号《政府信息公开补正告知书》、送达回证、邮寄凭证、信息公开申请书，拟证明被告按规定及时处理原告信息公开申请；2、[2017]第5号告知《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送达回证、邮寄凭证、原告补充提交的信息公开申请书，拟证明被告按规定及时处理原告信息公开申请；3、杭政复[2017]5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拟证明[2017]第1号告知《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已经杭州市人民政府复议；4、[2017]第1号告知《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及民事裁定书、民事判决书、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回证、邮寄凭证、信息公开申请表，拟证明针对原告部分申请内容，被告已在另外的信息公开告知中予以答复。被告临安市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二十、二十一、二十四条，《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施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三条。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提交的证据1的内容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2的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3的内容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4的合法性有异议。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中周忠达的房产证、契税证有异议，该证已注销；车库买卖协议无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2的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3中的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的关联性有异议，对其他证据无异议，该组证据恰可以证明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合法；对该3组证据的证明对象均有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中的《车库买卖协议书》、证据2、证据3中的临土资公复[2017]01号《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均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纳。原告提交其他证据及被告提交的证据均内容真实、来源与形式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但原告提交的3组证据均不能证明其待证目的。经审理查明：2017年5月2日，临安市政府收到周忠达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申请公开“我房款处向（被谁贪污着）的一切信息”。临安市政府认为原告的申请内容不明确，于2017年5月4日向周忠达发送补正告知[2017]1号《政府信息公开补正告知书》，要求其补正。2017年5月15日，临安市政府收到周忠达重新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周忠达明确其申请公开的信息为“我的房款处向和临安市政府在谢丽萍的房产证上盖上‘临安市人民政府’的大红公章的法律文书（民事判决书、裁定书）依据、法律条款依据”。2017年5月24日，临安市政府作出[2017]第5号告知《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另查明，2017年1月24日，临安市政府作出[2017]第1号告知《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告知周忠达，其要求公开的“临安市政府在谢丽萍这本房产证封面上盖上临安市人民政府的公章的依据、法律文书依据、法律条款依据……”的政府信息，其中涉及的“法律文书依据”包括：1、（2005）江执字第430号《民事裁定书》；2、（2005）江执字第430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其中涉及“临安市政府在谢丽萍这本房产证封面上盖上临安市人民政府的公章的依据、法律条款依据”系对外公开发布的法律、法规等，不属于政府信息，本机关不予公开。周忠达不服该告知，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7年4月7日，市政府作出杭政复[2017]5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临安市政府作出的[2017]第1号告知《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本院认为，原告向临安市政府申请公开的信息有两项，即“房款处向”和“临安市政府在谢丽萍的房产证上盖上‘临安市人民政府’的大红公章的法律文书（民事判决书、裁定书）依据、法律条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据此，该条例所指政府信息，应当是现有的、不需要行政机关进行制作、搜集的信息。原告申请公开的第一项信息“房款处向”，原告庭审中明确是指房款去向。原告要求临安市政府告知其房款去向，实质上是向临安市政府询问，要求其答疑，而非要求临安市政府提供该行政机关保存的某一现有的政府信息，故原告向临安市政府提出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规制的政府信息公开请求。原告要求公开的第二项信息为“临安市政府在谢丽萍的房产证上盖上‘临安市人民政府’的大红公章的法律文书（民事判决书、裁定书）依据、法律条款依据”。临安市政府在房屋产权证上加盖公章是其法定职权，不存在原告所谓的“法律文书依据”；原告要求公开“法律条款依据”，并非要求临安市政府提供其保存的现有的政府信息。故原告的该申请亦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规制的政府信息公开请求。原告提出此项申请实质上系对房屋转移登记行为异议，而被告在此前的信息公开告知中已将房屋转移登记所涉及的材料提供给了原告。政府信息公开之诉中，人民法院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作司法审查，而行政机关对不属于信息公开请求的申请有无作出答复及所作答复合法与否，不能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进行评判，因此本案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调整的范围，不能进入政府信息公开之诉的实体审查。原告认为临安市政府作出告知不合法提起本案政府信息公开之诉，不具备起诉的法定要件。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十）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周忠达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收到本裁定书之日起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秦 方审 判 员  徐 斐代理审判员  李希芝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徐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