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06民再5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被申请人）:湖北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襄阳市襄城区檀溪路***号。法定代表人：汪自国，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庆庆，湖北思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再审申请人）：高莉，女，1975年12月17日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学林，湖北法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张忠元，男，1979年3月9日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州区。原审被告：彭妞妞，女，1987年1月16日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州区。系原审被告张忠元之妻。原审被告：龚香红，男，1970年10月7日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州区。原审被告：郭小芬，女，1973年11月28日生，�族，住襄阳市襄州区。原审被告：刘培乾，男，1973年6月29日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城区。原审被告：刘春梅，女，1972年1月29日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城区。系原审被告刘培乾之妻。原审被告：刘建忠，男，1972年7月15日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州区。原审被告：刘林英，女，1972年9月23日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州区。系原审被告刘建忠之妻。原审被告：刘保忠，男，1974年9月6日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州区。系再审申请人高莉丈夫。原审被告：刘红生，男，1961年9月28日生，汉族，住襄阳市高新区。原审被告：马四海，女，1963年12月2日生，汉族，住襄阳市高新区。系原审被告刘红生之妻。上诉人湖北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襄阳农商行）与被上诉人高莉、原审被告张忠�、彭妞妞、龚香红、郭小芬、刘培乾、刘春梅、刘建忠、刘林英、刘保忠、刘红生、马四海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鄂0607民再1号民事判决，宣判后，襄阳农商行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襄阳农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庆庆，被上诉人高莉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学林，原审被告郭小芬、刘建忠、刘林英、刘保忠、马四海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张忠元、彭妞妞、龚香红、刘培乾、刘春梅、刘红生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襄阳农商行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不清，理由是：1、原审法院认定“从该行的诉讼请求和所依据的事实理由来看，其是基于除主债务人张忠元、彭妞妞以外的十名被告的保证行为主张该十人对涉案借款�担连带保证责任，并未就夫妻共同债务提出诉请。而原审判决却以夫妻共同债务的有关法律规定判决高莉、郭小芬、刘林英在各自丈夫应承担的连带保证责任范围内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超出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范围，违反了民事诉讼中的不告不理原则，属程序违法”。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原审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判令上述十二被告及时偿还原告借款本金800000元、利息67357.34元（截至2015年4月17日），本息合计867357.34元。自2015年4月18日起利息和罚息依照原借款合同约定偿还直至全部付清之日止。在原审送达程序合法的前提下，系被上诉人未出庭参加诉讼而放弃了其诉讼权利；上诉人根据相关证据可以表明其有理由相信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证据材料上的签名系各当事人亲自所签，即使在庭审过程中，有人否认不是其本人所签，而是其配偶所代签。首先，当事人并未举出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其次，即使是其配偶所代签，也是夫妻之间的代理行为，都应承担还款责任；再次，即使不是夫妻之间的代理行为，也是夫妻债务应承担还款责任；无论怎样，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及原审被告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都应予以支持。无论是基于何种法律关系，直接的借款关系、担保关系、亦或是夫妻共同债务，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就是要求其及时偿还债务，何来原审判决超出原告的诉讼请求一说？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规定法官要按照原告诉状所述的事实与理由来审理案件事实，原告所述的案件事实与真实的情况不符，原告的诉讼请求就不应受理，法官应基于所查明的案件事实进行审判，无论本案案件事实如何，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均应及时偿还原告借款本息。原审判决并不存在“判非所诉”的问题。上诉人自始至终并未要求变更诉讼�求，也无需变更任何诉讼请求，原审请求“请求判令上述十二被告及时偿还原告借款本金及利息”何需变更？法院基于何种法律关系进行判决十二被告进行还款，系查清案件事实后依法进行裁决的过程。2、原审法院认为：“保证人担保，实际上是一种个人信用担保，因该债务担保明显超过日常家庭生活范畴，相关债务也非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由此产生的债务，应认定为个人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上诉人认为：本案所涉及的借款属于“农村专业组织成员联保”借款，本案十二名被告（六对夫妻）系同一个农村专业组织的成员，共同签订的有“借款合同”、“授信协议”，本案中系该组织中十名成员（五对夫妻）为张忠元、彭妞妞的家庭借款做连带担保，也有该组织中十名成员（五对夫妻）为刘保忠、高莉的家庭借款做连带担保的借款合同、授信协议，该组�村专业组织成员所涉及的全部借款及担保，各成员都是知晓并认可的。家庭成员的借款是为了用于各自家庭经营的农产品收购等，其他家庭成员为该借款进行连带担保也是为了他人能在自家借款时能够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本案中所涉及的债务系夫妻共同担保的共同债务。综上所述，一、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鄂0607民再1号民事判决，发还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高莉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维持襄州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鄂襄州民三初字第00423号民事判决书的全部判项；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高莉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原审被告郭小芬、刘林英、马四海答辩均称：我们没有在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上签字，与我无关，�应认定是夫妻共同债务。原审被告刘建忠答辩称：我已经十年没有收购农副产品，不应该承担责任。原审被告刘保忠答辩称：襄阳农商行在借款中没有审核借款人的借款能力；保证金已退还给当事人，不应该再起诉我们，应该找借款人承担还款责任，与担保人无关。襄阳农商行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张忠元、彭妞妞共同偿还原告截止2015年4月17日尚欠的借款本金800000元、利息及罚息67357.34元，共计867357.34元，并支付借款本金800000元从2015年4月18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14.508%计算的利息及罚息，并赔偿原告律师代理费损失43000元；被告龚香红、郭小芬、刘培乾、刘春梅、刘建忠、刘林英、刘保忠、高莉、刘红生、马四海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诉讼费用、差旅费等所有费用由被告承担。初审判决认定：2012年7月30日，被告张忠元、彭妞妞向原襄阳市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城区信用联社）申请贷款800000元，并填写了个人借款申请表一份。同年11月19日，城区信用联社与十二个被告签订了《农村专业组织成员联保借款合同》（以下简称《联保借款合同》）一份，约定：被告张忠元、彭妞妞向城区信用联社借款800000元，用于农产品收购，借款期限12个月，借款利息自实际提款日起计算，月利率9.3‰，借款人未按约定的期限归还借款的，在上述利率基础上加收30%罚息；本合同由联保小组全体成员提供连带共同保证，具体担保内容见《联保授信协议》约定；借款人、贷款人双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所发生的争议，首先应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在贷款人所在地法院通过诉讼方式解决；该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当日，城区信用联社与上述被告张忠元、彭�妞等人还签订了《农村专业组织成员联保授信协议》（以下简称《联保授信协议》）一份，约定：全体联保小组成员授信总额为人民币（大写）肆佰柒拾万元，授信时间为2012年11月19日至2013年11月20日止，有授信额度的成员为被告刘培乾、刘红生、张忠元、刘建忠、刘保忠，其中被告张忠元的授信额度为800000元；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应付费用；保证期间，按本协议所担保的主合同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自每笔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期满之次日起两年。该协议由被告张忠元、彭妞妞、龚香红、刘培乾、刘春梅、刘建忠、刘保忠、刘红生、马四海分别在联保小组成员处签名。2012年11月20日，城区信用联社依约向被告张忠元转帐放款800000元，并由被告张忠元出具借款凭证一张，该借款凭证载�的发放日期为2012年11月19日，到期日期为2013年11月16日,年利率为11.16%。2013年5月17日，城区信用联社更名为湖北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即本案原告。后原告襄阳农商行对讼争借款利息、逾期罚息实际执行标准即按年利率11.16%计算利息、按年利率的30%即3.348%计算逾期罚息，截止2015年4月17日，被告张忠元、彭妞妞尚欠借款本金800000元、此前利息及罚息67357.34元，共计867357.34元，以及此后的利息、罚息未还。初审另查明，原告襄阳农商行为本案诉讼支出律师代理费43000元。被告张忠元与被告彭妞妞系夫妻关系；被告龚香红与被告郭小芬系夫妻关系；被告刘培乾与被告刘春梅系夫妻关系；被告刘建忠与被告刘林英系夫妻关系；被告刘保忠与被告高莉系夫妻关系；被告刘红生与被告马四海系夫妻关系。初审判决认为，襄阳农商行与�忠元、彭妞妞等人签订的《联保借款合同》和《联保授信协议》，均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被告张忠元、彭妞妞夫妇未按约定偿还借款，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张忠元、彭妞妞共同偿还讼争借款本金及利息、罚息和律师代理费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原告还要求被告龚香红、郭小芬、刘培乾、刘春梅、刘建忠、刘林英、刘保忠、高莉、刘红生、马四海对被告张忠元、彭妞妞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亦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差旅费等费用的诉讼请求，无证据证实，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第四十一条“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的规定，被告郭小芬、刘林英、高莉应分别在其丈夫龚香红、刘建忠、刘保忠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范围内负有共同清偿的民事责任。据此，被告龚香红、郭小芬、刘林英、刘保忠的辩称理由，于法无据，不予采纳�被告张忠元、彭妞妞、刘培乾、刘春梅、高莉、刘红生、马四海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并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据此判决：一、被告张忠元、彭妞妞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告襄阳农商行共同偿还截止2015年4月17日尚欠的借款本金800000元、利息及罚息67357.34元，共计867357.34元，并支付借款本金800000元从2015年4月18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14.508%计算的利息及罚息；同时，被告张忠元、彭妞妞在上述期限内赔偿原告律师代理费损失43000元；二、被告刘培乾、刘春梅、刘红生、马四海作为保证人，对被告张忠元、彭妞妞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被告龚香红作为保证人，对被告张忠元、彭妞妞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同时，被告郭小芬对其夫被告龚香红应承担的连带保证责任范围内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四、被告刘建忠作为保证人，对被告张忠元、彭妞妞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同时，被告刘林英对其夫被告刘建忠应承担的连带保证责任范围内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五、被告刘保忠作为保证人，对被告张忠元、彭妞妞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同时，被告高莉对其夫被告刘保忠应承担的连带保证责任范围内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义务；六、驳回原告湖北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高莉申请再审称：（1）本案担保合同中虽有其“签名”，但该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系他人假冒，原审判决对此也予以确认。依照最高法《关于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复函》的相关规定，原审基于其夫刘保忠对被申请人提供的担保，从而判决其对刘保忠应承担的连带保证责任范围内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义务，于法明显错误；此外，襄阳�商行起诉时，是以高莉为担保人的身份主张其承担担保责任，而原审判决的是高莉对其丈夫应承担的连带保证责任范围内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义务，并非被申请人所诉主张，于法相悖。（2）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借款期限自2012年11月22日起至2013年11月22日止，而襄阳农商行却举出了2012年11月20日的借款凭证，因此联保借款合同未实际履行。（3）襄阳农商行主张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已过6个月的保证期间，保证人不应承担保证责任。（4）诉讼程序违法，其从未收到过襄阳农商行的诉状及法院任何文书，直到2016年11月9日才被银行告知账号被冻结，方知有此案。综上，原审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请求驳回被申请人对其的诉讼请求。再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除郭小芬、刘林英、高莉、马四海是否在《联保借款合同》和《联保授信协议》上签名捺印有争议外，其余与�审查明事实一致，另查明郭小芬与龚香红于2016年6月27日登记离婚。襄阳农商行原审中提交了《联保借款合同》、《联保授信协议》各一份，再审中还提交了《保证人同意担保承诺书》共五份，用以证明十二名被告自愿组成联保小组，为任一或多个成员的贷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本案中龚香红、郭小芬、刘培乾、刘春梅、刘建忠、刘林英、刘保忠、高莉、刘红生、马四海即为张忠元、彭妞妞的800000元借款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经原审庭审质证，到庭的郭小芬代理人李学林、刘林英均称其未在《联保借款合同》及《联保授信协议》上签名，刘保忠出庭称其本人签字属实，但妻子高莉没有签字捺印，不应承担保证责任。对于被告方的质证意见及辩解理由，原审庭审记录没有反映襄阳农商行对所举证据上“高莉”、“郭小芬”、“刘林英”签名及捺印是否真实�出表态，仅是其代理人在原审第二次庭审辩论阶段称“即便郭小芬、刘林英、高莉没有在保证合同（签字），但基于其与龚香红、刘建忠、刘保忠的夫妻关系，也应以夫妻债务承担还款责任”。再审庭审中，高莉、郭小芬、刘林英、马四海均否认在前述证据材料上签名捺印，除刘保忠称不记得是谁代妻子高莉签名捺印外，龚香红、刘建忠、刘红生均称由其代各自妻子签字并按的指纹。对此，襄阳农商行代理人再审中称不能确定是否系代签代按，且在指定期限内该行经办人员也未能说明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证据规定》）第8条的规定，对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既未表示承认也未否认，经审判人员充分说明并询问后，其仍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认，视为对该项事实的承认。故本案《联保借款合同》�《联保授信协议》上高莉、郭小芬、刘林英、马四海的签名捺印系他人代办，其四人未与襄阳农商行签订上述协议。而原审判决认为“除被告郭小芬、刘林英、高莉提出未在《联保授信协议》中签名的异议外，对该协议的其他内容及该组其他证据（注：《借款申请书》、《联保借款合同》、借款凭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显然，原审判决在没有确认《联保借款合同》和《联保授信协议》上是否为高莉、郭小芬、刘林英本人签名捺印的情况下，一方面认定所有被告在《联保借款合同》上签名，另一方面却又否定了《联保授信协议》上包括再审申请人高莉在内的三被告签名捺印的真实性，在认定证据上标准不一、相互矛盾，导致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应予纠正。再审认为，1、关于原审送达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经查，原审采用直接送达的方式向高莉、刘保忠夫妻两人送达了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判决书等诉讼文书，并由刘保忠在送达回证上签名，原审送达程序符合法律规定。2、关于原审是否存在“判非所诉”的问题。襄阳农商行原审起诉称与十二名被告分别签订了《联保授信协议》、《联保借款合同》，依约定联保小组任一成员的贷款，全体成员均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请求判令十二名被告及时偿还贷款本息。从该行的诉讼请求和所依据的事实理由来看，其是基于除主债务人张忠元、彭妞妞以外的十名被告的保证行为主张该十人对涉案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未就夫妻共同债务提出诉请。而原审判决却以夫妻共同债务的有关法律规定判决高莉、郭小芬、刘林英在各自丈夫应承担的连带保证责任范围内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超出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范围，违反了民事诉讼中的不告不理原则，属程序违法。再审中经确认，襄阳农商行原审诉讼请求即是原审起诉状上的内容，但该行同时称原审判决正确、证据清楚。因原审认定的法律关系的性质与原告的主张存在不一致问题，襄阳农商行请求维持原判，可视为其变更了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具体的再审请求范围内或在抗诉支持当事人请求的范围内审理再审案件。当事人超出原审范围增加、变更诉讼请求的，不属于再审审理范围”。再审必须以原审诉讼请求为基础，对于该变更诉讼请求应不予支持。另外，保证人担保，实际上是一种个人信用担保，因该债务担保明显超过日常家庭生活的范畴，相关债务也非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由此产生的债务，应认定为个人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3、关于《联保借款合同》是否真实履行及襄阳农商行主张权利是否已超过保证期限的问题。当事人于2012年11月19日签订的《联保借款合同》虽约定“借款期限为12个月，自2012年11月22日起至2013年11月22日止”，但同时该合同第三条第（三）项约定,“实际提款日和还款日以甲、乙双方办理的借据上所记载的日期为准”。襄阳农商行还提交了借款凭证、账户明细查询表及拖欠贷款本息明细表予以证明，该行陈述与其提供的证据所证明的事实能够相互吻合，且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实襄阳农商行依约于2012年11月20日向张忠元、彭妞妞发放了800000元贷款。担保法第二十五条、二十六条所规定的保证期间“主债务履行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其前提条件是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而本案《联保授信协议》第七条明确约定保证期间为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期满之次日起两年，故襄阳农商行于2015年5月诉至法院未超出保证期限。再审申请人高莉、原审被告刘保忠认为本案借款合同未实际履行及超出保证期间的理由不能成立，应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被告张忠元、彭妞妞、龚香红、刘培乾、刘春梅、刘建忠、刘保忠、刘红生与原城区信用联社签订的《联保借款合同》、《联保授信协议》，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均属有效协议，对各方具有约束力。原城区信用联社依约将借款交付原审被告张忠元、彭妞妞后，二人应当履行还款付息义务。原审被告张忠元、彭妞妞未按约定履行还款付息义务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原城区信用联社终止后，由新成立的襄阳农商行接受了其债权债务，故被申请人襄阳农商行要求被告张忠元、彭妞妞共同偿还借款本金800000元及利息、罚息和律师代理费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原审被告龚�红、刘培乾、刘春梅、刘建忠、刘保忠、刘红生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对原审被告张忠元、彭妞妞的债务应当承担保证责任，被申请人襄阳农商行要求上述原审被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亦予以支持。因《联保借款合同》及《联保授信协议》上高莉、郭小芬、刘林英、马四海的签名捺印系他人代办，此四人未与襄阳农商行签订上述协议，非本案所涉借款合同保证人，且该债务担保明显超过日常家庭生活的范畴，相关债务也非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由此产生的债务，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故高莉申请再审主张不应由其承担保证责任的理由成立，应予支持。由于再审结果可能影响其余与高莉情况相同的未申请再审人郭小芬、刘林英、马四海的利益，在此一并改判为宜。襄阳农商行主张除主债务人张忠元、彭妞妞以外的十名被告均签订了担保合同，均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而原审在查明事实及法律关系与原审原告主张不一致、原审原告也未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以夫妻共同债务为由判决郭小芬、刘林英、高莉在各自丈夫应承担的连带保证责任范围内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超出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范围，属程序违法，应予纠正。关于申请人高莉还称借款合同未实际履行及超出保证期间的主张，与事实不符，应不予支持。原审被告张忠元、彭妞妞、刘培乾、刘春梅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并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据此判决：一、维持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2015〕鄂襄州民三初字第00423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第六项，即“被告张忠元、彭妞妞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告湖北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偿还截止2015年4月17日尚欠的借款本金800000元、利息及罚息67357.34元，共计867357.34�，并支付借款本金800000元从2015年4月18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14.508%计算的利息及罚息；同时，被告张忠元、彭妞妞在上述期限内赔偿原告律师代理费损失43000元”，“驳回湖北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二、撤销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2015〕鄂襄州民三初字第00423号民事判决书第二、三、四、五项，即“被告刘培乾、刘春梅、刘红生、马四海作为保证人，对被告张忠元、彭妞妞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龚香红作为保证人，对被告张忠元、彭妞妞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同时，被告郭小芬对其夫被告龚香红应承担的连带保证责任范围内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被告刘建忠作为保证人，对被告张忠元、彭妞妞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同时，被告刘林英对其夫被告刘建忠应承担的连带保证责任范围内�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被告刘保忠作为保证人，对被告张忠元、彭妞妞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同时，被告高莉对其夫被告刘保忠应承担的连带保证责任范围内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义务”；三、原审被告龚香红、刘培乾、刘春梅、刘建忠、刘保忠、刘红生作为保证人，对原审被告张忠元、彭妞妞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一审、再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合法的债权债务受法律保护。原审被告张忠元、彭妞妞与原城区信用联社签订的《联保借款合同》，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且原城区信用联社已依约将借款交付借款人，故该《联保借款合同》成立有效。原审被告张忠元、彭妞妞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还款责任。上诉人襄阳农商行承继了原城区信用联社的债权债务，故上诉人襄阳农�行要求原审被告张忠元、彭妞妞共同偿还借款本金800000元及利息、罚息、律师代理费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原审被告龚香红、刘培乾、刘春梅、刘建忠、刘保忠、刘红生为张忠元、彭妞妞向襄阳农商行借款与原城区信用联社签订《联保授信协议》，该协议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保证合同关系成立。原审被告龚香红、刘培乾、刘春梅、刘建忠、刘保忠、刘红生应当对原审被告张忠元、彭妞妞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上诉人襄阳农商行要求上述原审被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亦予以支持。上诉人襄阳农商行上诉称被上诉人原审时未出庭参加诉讼系放弃自己的诉讼权利；且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签名捺印系其配偶代签；即使是其配偶代签，也是夫妻之间的代理行为。经查，被上诉人高莉及未提出再审申请的郭小芬、刘林英、马四海均不认可其《联保借款合同》、《联保授信协议》上的签名捺印，上述人员的配偶也证实上述人员的签名捺印是由配偶代签，上诉人襄阳农商行未对此提出不同意见亦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该签名系高莉等人所签；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代理包括委托代理、法定代理和指定代理。本案中，被上诉人高莉与其配偶间既无委托代理行为，也无法定代理行为，更无指定代理情形，且被上诉人高莉对其配偶代其签名行为不予追认，上诉人襄阳农商行上诉主张被上诉人高莉等人的配偶代为签名系委托代理行为与法不符。故被上诉人高莉及未提出再审申请的郭小芬、刘林英、马四海与上诉人襄阳农商行不存在保证关系，不应承担保证责任。上诉人的此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襄阳农商行还称；被上诉人高莉及原审被告均系同一个农村专业组织的�员，被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为原审被告张忠元、彭妞妞的家庭借款连带担保是为了他人能在自家借款时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且借款的用途也是为了用于各自家庭经营的农产品收购等。本案中所涉及的债务系夫妻共同担保的共同债务。同时该债务关系应是夫妻债务，夫妻双方均应当承担还款责任。本院认为，本案高莉参加诉讼系因其配偶为他人借款作担保而引起诉讼，并非因高莉等人的配偶向襄阳农商行借款用于日常生活开支、履行抚养和赡养义务等家庭共同生活或者家庭生产经营，故高莉等人的配偶为他人借款作担保而产生的债务非夫妻共同债务，被上诉人高莉等人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襄阳农商行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四十四条的规定，缺席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600元，由上诉人湖北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明兰审判员  王正道审判员  李 涛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四日书记员  肖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