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桂1202行初18号
原告袁某程，男，1987年12月23日生，壮族，住址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南新西路**号，现住金城江区。
被告河池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住所地河池市金城江区南新东路415号。组织机构代码4995xx17-7。
法定代表人覃赫，支队长。
委托代理人黄锋，河池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副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农运豪，河池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交通事故处理科副科长。
原告袁某程不服被告河池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以下简称交警支队）行政处罚一案，于2017年7月1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年7月17日受理，于同年7月20日向被告交警支队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和举证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8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袁某程;被告交警支队委托代理人黄锋、农运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交警支队于2017年1月16日作出了河公交决字〔2017〕第451200-2100088623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查明，袁某程于2015年11月9日1时6分，在金城江区南新东路东站门前路段实施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二款规定，决定给予袁某程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
原告袁某程诉称，2017年2月21日，原告从被告于2017年1月16日作出的河公交决字〔2017〕第451200-2100088623号《河池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获悉，原告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涉案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条文认定事实错误，引用的法律条文不正确，且程序违法，应予变更，具体理由如下：
1、该处罚决定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一百零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既“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该条款中有一关键词既“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2016）桂1202刑初153号刑事判决书中已认定原告在此次交通事故中并不构成“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金城江区法院在判决中已明确表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的意见不予支持。而被告交警支队所作出的处罚决定引用法律条文的事实与法院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相矛盾。法院生效判决已产生法律效力，认定事实应该以法院生效判决为依据。
2、被告在作出吊销原告驾驶证决定前，并未告知原告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也没有举行听证就直接作出吊销驾驶证的处罚决定。该具体行政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的规定。因此，该处罚决定程序违法。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应予撤销。为此，原告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诉讼请求：请求撤销河池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出的河公交决字〔2017〕第451200-2100088623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
原告袁某程未向法庭提交书面证据，原告方证人卢某出庭作证提供证言：2017年2月的一天，大约是23日，证人卢某与原告袁某程先去交警大队，后来又去被告交警支队办公楼那里，证人卢某在楼下等原告，原告自己上楼去，证人卢某不知道原告去交警支队办理什么事情。
被告交警支队辩称，被告作出的河公交决字〔2017〕第451200-2100088623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据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二款规定“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公安部《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十三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申请机动车驾驶证：“……（三）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构成犯罪的”。广西公安厅据此印发了“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代码及处罚标准一览表”（2013年1月版）其中的代码“10030”明确规定“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的处罚措施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并且终生禁驾”。本案中，法院（2016）桂1202刑初153号刑事判决书中明确认定原告袁某程2015年11月8日晚驾驶机动车辆造成道路交通事故，负事故全责，并在事故发生后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其行为触犯刑律，构成交通肇事罪，公诉机关指控原告犯交通肇事罪的罪名成立。被告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相关规定，对其处以“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并且终生禁驾”的处罚措施是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的行政行为。本案中，原告袁某程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和“交通肇事逃逸”的概念混淆不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所指的“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二款规定的“造成交通事故故后逃逸的”并不是同一概念。首先两者在字面上就明显不一样；其次，前者指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具备第二条第一款至第二款第（五）项的情形，并且“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交通肇事罪）中“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情形。后者则符合《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八十五条第（一）项规定“交通肇事逃逸”，是指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为逃避法律追究，驾驶车辆或者遗弃车辆逃离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的行为。被告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程序合法。原告诉称被告作出处罚决定前未告知“原告有要求听证的权利”，这与事实不符。事实是被告收到人民法院对原告作出的（2016）桂1202刑初153号刑事判决书后，于2017年1月16日当面告知原告拟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并制作了相应的告知笔录。原告表示放弃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的意思是明确的。综上所述，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请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交警支队于2017年7月31日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和依据。
被告向法庭提供的证据、依据如下（按庭审举证顺序）：
一、（2016）桂1202刑初153号刑事判决书（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2016年9月22日），旨在证明原告因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袁某程犯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缓刑二年。
二、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2017年1月16日），旨在证明被告在对原告进行处罚前，已经告知其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根据及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并告知其有权要求听证。原告对告知事项不提出陈述和申述。
三、河公交认字〔2015〕第（伤人）02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河池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2015年12月1日），旨在证明认定原告驾车越线驶过对向车道碰撞行人，肇事后驾车逃逸。
被告交警支队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十八条规定“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处罚种类包括：警告、罚款、暂扣或者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拘留。”
2、《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二款规定“……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3、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八条规定“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构成犯罪，依法应当吊销驾驶人机动车驾驶证的，应当在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后，由设区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同时具有逃逸情形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同时依法作出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决定。”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证据三无异议；对被告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恰好证明在交通事故中原告并未逃逸；对被告证据二内容有异议，认为被告在告知权利尚未期满就做出处罚决定；对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律条款无异议。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证人证言有异议，认为原告证人证言不能证明原告是在2017年2月份才收到被告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的。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认定如下：对被告证据一、二、三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作为认定案件部分事实的依据；对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所适用的法律条款予以认可。原告证人证言只证明了在2017年2月下旬的某一天，证人与原告曾经到被告办公楼处，但未能证实原告办事的具体内容，故对原告证人证言不予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5年11月8日晚，原告袁某程与朋友在金城江区xx市场吃宵夜。次日凌晨，原告袁某程独自一人驾驶车号为“桂Ａ×××××”的轿车从xx市场开往其所居住的金城江区澳门城小区。1时6分，当车辆行驶至河池××××东路东站门前路段时，原告袁某程驾车越过道路中心线驶至对向车道上撞对正在横过道路的二个行人，造成二行人受伤。事发后原告袁某程即驾车逃离现场。在逃逸过程中，原告袁某程又碰撞金城江区xx路67-1号门前路段的花圃隔离带及路灯后停下，遂弃车逃离现场。当日下午16时许，原告袁某程到交警部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驾车撞人逃逸的犯罪事实。2016年9月22日，本院对原告袁某程所为的交通肇事行为作出（2016）桂1202刑初153号刑事判决书，判决原告袁某程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缓刑二年。2017年1月16日，被告河池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向原告袁某程告知了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并在同日作出对原告袁某程作出的河公交决字〔2017〕第451200-2100088623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吊销原告袁某程的机动车驾驶证。原告袁某程不服，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和该条第二款“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规定，以及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八条规定“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构成犯罪，依法应当吊销驾驶人机动车驾驶证的，应当在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后，由设区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同时具有逃逸情形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同时依法作出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决定。”交通肇事构成犯罪的，同时具有逃逸情形的，行为人在机动车驾驶资格行政许可方面将是面临终生禁驾。本案原告袁某程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原告袁某程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虽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但符合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八十五条对“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定义。因此，原告袁某程实施的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已具备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二款的法律要件，被告对其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行政处罚决定所认定的事实依据是正确的。原告在诉讼中提出“河池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所作出的处罚决定引用法律条文的事实与金城江区法院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相矛盾”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原告袁某程对被告拟作出的行政处罚有要求听证的权利。被告在2017年1月16日虽告知原告袁某程有要求听证和进行陈述和申辩的权利，但在原告只表示“不提出陈述和申辩”后并未明确表示放弃要求听证的权利，以及在有权要求听证的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况下，被告在告知听证权利的当日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其实质上剥夺了当事人在要求听证期限届满之前的选择是否听证的权利，故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违反法定程序，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被告河池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对原告袁某程作出的河公交决字〔2017〕第451200-2100088623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但违反法定程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三）项之规定，经合议庭评议，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河池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2017年1月16日作出的河公交决字〔2017〕第451200-2100088623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
二、由被告河池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在上诉期限满后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款汇（户名）：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帐号：20×××98，开户行：农行河池分行xx分理处）。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韦虹妤
审 判 员 潘保民
人民陪审员 黄小娟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兰春媚
附：本案涉及的法律及规章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行政
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办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当事人不承担行政机关组织听证的费用……
2.《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一条：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3.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八条：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构成犯罪，依法应当吊销驾驶人机动车驾驶证的，应当在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后，由设区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同时具有逃逸情形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同时依法作出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决定。
第八十五条：本规定中下列用语的含义“交通肇事逃逸”，是指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为逃避法律追究，驾驶车辆或者遗弃车辆逃离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的行为……”
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