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粤06民终1210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信士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魁奇二路139号二十四座二层2P4号之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0661828403J。
法定代表人：吴奕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解军，男，1983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邵阳县，该司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霍锦霞，女，1976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该司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南海区国科镇南厨具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梅圳村三才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5770958709F。
法定代表人：黄德来。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启宁，女，1962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该司股东。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德来，男，1957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启宁，女，1962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系黄德来的妻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启宁，女，1962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杏英，女，1953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上诉人广东信士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士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南海区国科镇南厨具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科公司）、黄德来、黄启宁、黄杏英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0604民初9286号之一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公开法庭调查。上诉人信士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解军、被上诉人黄启宁本人同时作为被上诉人黄德来与国科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黄杏英未出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信士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裁定，指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该案；2.判令两审的诉讼费用由国科公司、黄德来、黄启宁、黄杏英承担。事实与理由：
一、原审法院未开庭审理、未查清事实，就驳回起诉不合适。审判公开是实现审判公正的重要保障。对于依法应当公开审判的案件，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前，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期间，采取适当方式、方法向社会公布将要审理的案件的案由、被告的姓名及开庭的时间和地点。然而，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在没有对案件进行公开审理的情况下，就仓促作出一审裁定，显然在程序上是不当的。信士达公司根据(2013)佛城法民三初字第1727号（以下简称1727号案）及(2014)佛中法民二终字第1010号（以下简称1010号案）民事判决，要求佛山市博浩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浩公司）返还代偿款75万元，但其一直强调“只有汇款给佛山市南海区国科镇南厨具实业有限公司的银行转账凭证，从未与国科公司签署过相应的借款合同，合法债权难于申报”，拒绝退回任何款项。2016年8月，博浩公司正式向信士达公司发函，清晰说明了其与佛山市顺德区府安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府安公司）之间400万元资金往来的背后经济原因。博浩公司2011年12月借给案外人陈明基、黄凤媚夫妇300万元，并于2012年8月收回全部借款，提供了所有资金借出的银行转账证明。博浩公司在函件中所提供的新证据，是1727号案及1010号案当事人由于客观原因无法收集的，而且这些新证据已足以证明其与案外人的资金拆借与信士达公司无关。于是，信士达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裁定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案件，原告再次起诉的，如果符合起诉条件，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主审法官不对新证据进行质证，没有调查了解案件基本事实，只凭个人的主观臆断就作出错误的裁定。
二、新的证据足以证明博浩公司与案外人之间真实的款项交割关系。由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1727号案判决书可知，博浩公司与案外人之间存在以下资金往来：国科公司于2012年8月29日向案外人府安公司转账400万元，府安公司分别于2012年8月29日、2012年8月30日向博浩公司转账400万元。但上述资金往来背后的原因如下：根据案外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在案件审理时提供的材料，国科公司向府安公司转账400万元是基于国科公司与府安公司之间的产品购销合同关系；而府安公司向博浩公司转账400万元，根据博浩公司在1010号案提供的证据，其中100万元是府安公司归还博浩公司的借款，其余300万元是根据府安公司股东陈明基的要求，分别于2012年9月6日和9月11日转入陈明基、黄凤媚夫妇控股的佛山市博雅家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银行账户。可见上述两笔转账跟信士达公司无关，并非国科公司用于偿还信士达公司的代偿款。尽管在1010号案庭审时，博浩公司已委托律师黄杨辉递交了与案外人陈明基、黄凤媚夫妇签订的《借款合同》（编号：JK120418-1）和《借款展期协议》（编号：JK120418-2）原件，但是没有提供划转款项的银行流水证明。于是，原审法院认为信士达公司提供的相关契约不足于证明上述公司存在款项交割关系，从而驳回了信士达公司的诉讼。然而，信士达公司无法凭这份生效的1010号案判决向博浩公司追回代偿的75万元，因为无论是信士达公司还是第三人，都没有收到国科公司的任何款项，合法债权无法申报。2016年8月，博浩公司正式向信士达公司发函，清晰说明了其与府安公司之间400万元资金往来的背后经济原因。这些新证据，是信士达公司由于客观原因无法收集的，而且这些新证据已足以证明博浩公司与案外人之间存在真实的款项交割关系。我国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是“一案一诉”。博浩公司与案外人之间如因资金划转而有纠纷的，应该另案处理，可是原审法院却对多个案件进行合并审理。在没有证据证明是受胁迫或欺诈的情况下，国科公司向案外人转款的行为，是对其账户内财产的自主处置，都与信士达公司无关。况且400万元也算是一笔不少的款项，无论是转给府安公司，还是转给博浩公司，在没有信士达公司书面委托的情况下，都无法确定是转给广东信士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因为这三个单位都是独立法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六条明确规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究竟是什么“常理”和“逻辑”，可以将划入甲单位的资金，视同转给乙单位呢？国科公司辩称，佛山市信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既是广东信士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大股东，也是博浩公司的大股东，股东存在着同一性。这明显就是缺乏基本的经济常识和法律知识，投资工作由于本身难度大、风度高，需要一种类似中介性质的企业来服务投资者，因此就出现了投资管理机构，在投资活动中为项目方和资金方牵线搭桥，并从中收取管理费用。佛山市信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借鉴国内外先进的创业投资运作经验，在创业投资领域里进行了制度创新，采用“基金－管理公司”新型运作模式，管理的基金规模达到数亿元。“法之为道，前苦而长利;仁之为道，偷乐而后穷，圣人权其轻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也”（《韩非子?六反》）。对于这么庞大的资金管理，难道企业不需要建立“防火墙”，依法依规进行管理吗？虽然各国和地区对公司间支配形态的规定不一，但企业之间的支配性是关联公司的本质特征。如果企业间仅仅通过合同形成产供销关系的链条，则属于合同关系的范畴，而非关联公司关系。尽管广东金意陶陶瓷有限公司和陈明基曾是广东信士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都不超过6%，但都是各自独立的商事主体。广东信士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股东之间不存在支配关系，是属于契约关系的范畴，而非关联企业的关系。佛山市禅城区法院（2015）佛城法民二初字第1328号民事判决认定“陈明基已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退出了信士达公司的经营，其当然不是信士达公司的股东”，因此，主审法官不能偏听国科公司的一面之词，而是要依靠证据判案。在本案中，迄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信士达公司曾经指令国科公司划款给案外人府安公司，只凭案外人的企业法人代表陈明基曾经是信士达公司小股东，就因此主张还款给信士达公司的理据显然是不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信士达公司从未委托国科公司向博浩公司及案外人划转任何款项，国科公司在诉讼中也未能举证说明是受信士达公司之托划款。博浩公司提供的新证据证明，该公司曾经向案外人陈明基、黄凤媚夫妇划款600万元，而案外人现有的银行流水账表明，案外人只还了400万元，也就是说，博浩公司与案外人存在着真实的款项交割关系，他们之间的款项往来与信士达公司毫无关联。迄今为止，信士达公司与博浩公司均未收到国科公司、黄德来、黄启宁、黄杏英的任何款项，也从未委托其四人向案外人划转任何款项，国科公司对自己的主张应当举出真实的证据证明，不然就要承担不利后果。信士达公司已经代国科公司向广发银行清偿了70万元欠款，信士达公司已经尽了举证义务。但原审法院还要求信士达公司向博浩公司收集证据以明确其与案外人之间转账的经济原因，这是超出信士达公司在本案的诉讼地位和举证能力的。信士达公司与博浩公司均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博浩公司并不听命于信士达公司，其是否出庭参加诉讼、是否愿意公开与府安公司之间资金往来的财务机密，信士达公司是无权过问的。主办法官认为“博浩公司作为原告的股东，原告是完全有能力、有条件收集相关证据，但原告并未举证”，这是主观臆断。看看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万科A，代码000002）的历次股东会决议，有哪次是股东全票通过的呢？信士达公司的股东较多，股东之间是各自独立的商事主体，由（2015）佛城法民二初字第1328号的证据材料可见，股东会决议只有2/3的股东同意，其他股东理你吗？股东是否参加股东大会，同博浩公司与案外人是否出庭应诉，都有他们自身的考量，信士达公司无权过问，更不应该承担其不出庭的不利法律后果，相反应该承担不利法律后果的反倒是国科公司。黄德来、黄启宁夫妇为了达到非法占有资金的目的，总是提供一大堆与案件无关的“证据”以混淆视听，比如在民生银行贷款追偿案中[案号：（2014）佛南法九民二初字第122号]，“老赖”黄启宁就故伎重演，提供了一大堆与该案无关的“证据”，庆幸的是，主审法官以“被告黄启宁认为……但不能举证证实，且原告不予以确认，故本院对被告的辩解不予采纳”，该法官凭证据判案，在法律上站得住脚，令人信服。尽管国务院总理ＸＸＸ多次批示要求“发展融资担保，破解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但在这个信用缺失，法制不健全的社会里，为小微企业融资担保得越多，只会死得越惨。此案已超出一般经济纠纷案件的范畴，是涉及司法公正、契约精神、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问题。信士达公司投入大量的精力，不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为了争取一个让企业能得到公平生存的环境。
被上诉人国科公司、黄德来、黄启宁共同答辩称：本案历经1727号案、1010号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粤高法民申字第2268号以及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0604民初9286案四次审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请二审法院驳回信士达公司的上诉。信士达公司无中生有，诬告无辜的黄杏英，那些《反担保协议》等证据纯属造假，如果信士达公司认为是真的，建议其对笔迹和指模进行鉴定以正视听。本案历经四次判决认定，表明信士达公司为了达到非法占有国科公司财产的目的，可以隐瞒和歪曲了部分事实，利用交易的部分流水当做国科公司的欠款证据，实属不诚信的行为。具体上述案件二审法院可以自行查阅相关判决。
信士达公司吴奕民在国科公司与信士达公司、信和公司的诉讼中断章取义，利用吴奕民控制的公司和ＸＸ、苏爱好、张韶军相勾结，指示内部人员相互勾结，捏造事实。细查国科公司与信士达公司从第一次交易的最后交易的流水以及他们在诉讼中所出示的假的货款委托书等文件来看，金额高达600多万元，拿了国科公司的款不认账，夸大国科公司的欠款金额，行为卑劣。黄启宁多次找信士达公司的人对账，每一次都避开。甚至在几天前黄启宁约了股东刘解军见面对账，但其拒绝。信士达公司在每一次诉讼中都丑化国科公司及黄启宁的形象，污蔑他人信誉，说国科公司是老赖。他人无法理解博浩公司、信士达公司等主体之间莫名其妙的事情，上述主体从以信士达公司为轴心的公司与公司之间，公司与股东之间明显具有关联性和同一性。信士达公司如此陈述，是想塑造自己的无辜形象，而事实却是，信士达公司在一系列诉讼中的造假行为恰与博浩公司在禅城区人民法院另案中的造假行为手法雷同，都是信士达公司经常通过关联公司甚至很多空壳公司开坑害债务人，谋求非法利益。
信士达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1.国科公司、黄德来、黄启宁向信士达公司归还代偿款人民币7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从代偿之日起至被告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以代偿款70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总计953917.8元；2.信士达公司对黄德来所有的位于东莞市东城区主山东城商贸花园牡丹阁七座403房、310摩托车房处置所得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3.信士达公司对黄德来所有的位于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梅圳村三才围厂区内的自建房处置所得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4.信士达公司对黄启宁所有的位于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梅圳村三才围西街一巷3号的物业处置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5.信士达公司对黄杏英所有的，位于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下北管理区李涌村处置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6.信士达公司对黄德来和黄启宁所有的佛山市南海区国科镇南厨具实业有限公司股权处置转得的收益，享有优先受偿权；7.本案的诉讼费由国科公司、黄德来、黄启宁承担；8.黄德来、黄启宁承担1727号案及1010号案受理费25940元。合计979857.8元。
一审法院查明以下事实：信士达公司曾于2013年12月13日因案涉追偿权纠纷向国科公司、黄德来、黄启宁、第三人广发银行、府安公司、博浩公司提起追偿权之诉，一审法院依法作出1727号案判决书，认定如下事实：2012年1月11日，信士达公司与国科公司签订了《委托担保协议书》（编号：SSG20120111-01），约定信士达公司为国科公司与广发行签订的《授信额度合同》[编号：（2012）佛银授合字第460029号]中的借款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全部债务提供担保；信士达公司在代国科公司偿还上述债务后，即依法享有对国科公司代偿款项的追索权。2012年1月11日，信士达公司与黄德来、黄启宁签订了《抵押（反担保）协议书》【编号：SSG20120111-02（A）、SSG20120111-02（B）】，约定以黄德来、黄启宁所有的东莞市东城区主山东城商贸花园牡丹阁七座403房、310摩托车房（房产证号：粤房地权证莞字第××号）及位于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梅圳三才围厂区内的3609.18平方米房屋房产抵押给信士达公司，并约定反担保范围等内容，并办理了抵押物他项权登记。2012年1月11日，信士达公司与黄德来、黄启宁分别签订了《反担保保证书（自然人反担保）》【编号分别为SSG20120111-03（A）、SSG20120111-03（B）】，合同约定黄德来、黄启宁向信士达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及约定反担保范围等内容。同日，信士达公司与黄德来、黄启宁签订了《股权质押（反担保）协议书》（编号：SSG20120111-04），合同约定以黄德来、黄启宁所拥有的国科公司的100%的股权质押给信士达公司及约定反担保范围等内容，并办理了股权出质设立登记。2012年2月21日，广发行与国科公司签订《授信额度合同》，约定广发行给予国科公司400万的授信额度敞口最高限额，授信有效期为2012年2月21日至2013年2月21日止。信士达公司信士达公司为此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2年3月1日，广发行根据国科公司的授信额度使用申请，以案外人佛山市禅城区宏永固贸易有限公司为收款人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两张，票面金额均为400万元，汇票到期日均为2012年9月1日。2012年8月28日，博浩公司根据信士达公司的划款委托书向国科公司名下账号为10×××61的账户转款70万元，并由博浩公司出具划款证明，证实其系根据信士达公司的委托代国科公司垫款70万元；同日，案外人金意陶公司向国科公司上述账户转款330万元。2012年9月3日，广发行就上述两张银行承兑汇票对外付款，收款人分别为佛山市南海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永亨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2012年8月29日，国科公司通过其名下广发银行账号为10×××55的账户向府安公司中国银行账号为69×××29的账户转款400万元。经调查取证，该400万元转入府安公司后分两笔转入第三人博浩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账号为03×××16的账户，具体转账时间和金额分别为：2012年8月29日转账180万元、2012年8月30日转账220万。另查明，府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陈明基（兼投资者），博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ＸＸ，陈明基、佛山市信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和公司）系其股东。陈明基、金意陶公司、博浩公司（于2012年12月28日核准为信士达公司的股东）、信和公司均系信士达公司信士达公司的股东。此外信和公司作为信士达公司的出资人，是认缴出资额最多的股东（占28.932%），该公司同时也是博浩公司认缴出资额最多的股东（占90%）。1727号案判决认为涉案款项已经由国科公司偿还完毕，具体理由如下：1、博浩公司、金意陶公司于2012年8月28日分别向国科公司转账70万元、330万元，国科公司于次日向府安公司转账400万元，府安公司在收取该400万元后分别于2012年8月29日、8月30日将该400万元转入博浩公司账户。从上述资金流向来看，博浩公司是涉案代偿款70万元的付款人，亦是国科公司偿还款项的最终收款人，且转账时间前后连贯，数额前后相符，国科公司主张已经根据信士达公司的指令进行还款符合常理。2、既然博浩公司向国科公司账户支付的款项为70万元，为何最终博浩公司收款金额为400万元？也即如果国科公司的还款主张成立，剩余的330万元为何流向博浩公司？本案中，虽剩余330万的垫付人是金意陶公司，但信士达公司在第一次庭审中确认该公司向国科公司支付330万元是根据信士达公司的委托进行的付款，且金意陶公司、博浩公司及府安公司的法人陈明基均系信士达公司的股东，博浩公司的控股股东即信士达公司出资最多的股东信和公司，基于上述公司之间的关联性及公司之间股东的同一性，结合本案款项流向，1727号案判决认为国科公司陈述其根据信士达公司的要求将400万元转款给府安公司符合常理，而府安公司在收取信士达公司转账的还款后将400万元全部转给博浩公司亦符合逻辑。3、府安公司及博浩公司分别作为国科公司还款的直接收款人及最终收款人，该两公司在收到法院送达的参加诉讼通知书后，均未出庭应诉，更未举证对国科公司的还款主张予以否认。4、信士达公司虽对国科公司的主张不予确认，但未举证证明，而且博浩公司作为信士达公司的股东，信士达公司是完全有能力、有条件收集相关证据，但信士达公司并未举证，因此，信士达公司的反驳意见缺乏证据。因此，1727号案判决驳回信士达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信士达公司对1727号案判决不服，上诉至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1日作出1010号案终审判决，经审理认为：国科公司、黄德来、黄启宁主张其已经清偿70万元代偿款，并于一审期间提交了款项转账凭证等证据，拟证明其受信士达公司的指示进行转款以清偿代偿款，国科公司、黄德来、黄启宁于一审期间举示的转账凭证及原审调取的转账凭证等证据显示：博浩公司、金意陶公司分别于2012年8月28日向国科公司转款70万元、330万元，国科公司账户于8月29日向府安公司账户转款400万元，府安公司账户分别于8月29日、8月30日向浩博公司账户转款180万元、220万元。从前述对资金流向看，浩博公司是讼争70万元代偿款的付款人，也是国科公司偿款的最终收款人，相关转款时间连贯，金额吻合，国科公司、黄德来、黄启宁作为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已就其偿款事实主张完成初步的举证责任。基于府安公司、博浩公司、信士达公司、金意陶公司股东之间存在特殊关系，信士达公司二审期间提供相关契约证据不足以证实上述公司之间另存在其他款项交割关系，且信士达公司于一审庭审期间前后陈述矛盾，对此不能做出合理解释，令人对其诉请主张产生不合理怀疑。综上，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信士达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法院认为，1727号案判决及1010号案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现信士达公司基于同一纠纷再次提起诉讼，要求国科公司、黄德来、黄启宁、黄杏英偿还代偿款70万元及相应利息并承担相应担保责任，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的重复起诉的情形，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第二百四十七之规定，裁定：驳回原信士达公司的起诉。本案裁定驳回起诉，当事人无需交纳案件受理费。
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30日作出（2015）粤高法民申字第2268号民事裁定，驳回了信士达公司就（2014）佛中法民二终字第1010号民事判决所提起的再审申请。
本院认为：信士达公司在本案中主张其与国科公司签订编号为SSG20120111-1号《委托担保协议书》，约定信士达公司为国科公司与广发银行签订的（2012）佛银授字第460029号《授信额度合同》提供担保，在国科公司无法偿还广发银行为国科公司所开立并兑付的银行承兑汇票的情况下，信士达公司委托博浩公司向广发行偿还了70万元，并据此向国科公司行使代偿追索权，要求国科公司、黄德来、黄启宁等人向信士达公司偿还上述代偿款项。但就上述诉讼请求，信士达公司已经于2013年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经审理后作出1727号民事判决，认定国科公司已经清偿该代垫的款项并驳回信士达公司的诉讼请求。该案上诉至本院后，本院已于2015年1月1日作出1010号民事判决，驳回信士达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且在信士达公司就本院所作出的1010号案判决提起再审申请后，广东省高院已作出裁定驳回其再审请求。现信士达公司又以上述事由为依据，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国科公司偿还代付款项，本案诉讼标的与前案诉讼标的、诉讼请求以及所依据的事由均相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信士达公司就本案属重复起诉，原审法院依照上述法律规定裁定驳回信士达公司的起诉，该处理正确。至于信士达公司上诉称其找到新的证据可以证实博浩公司借给案外人陈明基、黄凤媚款项的事实，若信士达公司所述属实，则其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九条的规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信士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驳回起诉，当事人无需交纳受理费。
审 判 长 陈儒峰
审 判 员 刘 坤
审 判 员 何希红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一日
法官助理 梁 哲
书 记 员 李筱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