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13民终99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德明，男，1942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随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陈阳（系刘德明之子），住襄阳市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龙强（系刘德明女婿），住随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国刚，男，1958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随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随县淮河镇高庄村民委员会。住所地：随县淮河镇高庄村。法定代表人：刘明秀，主任。陈国刚诉�告随县淮河镇高庄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高庄村委会）、第三人刘德明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湖北省随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5日作出（2015）鄂随县民初字第00832号民事判决，刘德明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21日作出（2016）鄂13民终153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随县人民法院重审。随县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17年5月27日作出（2016）鄂1321民初1568号民事判决。刘德明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德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陈阳、被上诉人陈国刚及被上诉人高庄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刘明秀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德明上诉请求：依法改判驳回陈国刚的起诉。事实和理由：一、原判认定我以书面形式自愿将责任山、责任田、菜园和荒地退还给高庄村委会，不符合事实。退田退山《协议书》上没有我本人作为户主签名，我毫不知情，协议内容违背我的意愿；协议上王祖芝的签名是他人冒签，非其本人签字，王祖芝不是户主也无权代表我签订该协议；陈国刚提供的证据中，《责任山承包合同》在先，退田退山协议在后不符合常理；根据法律规定，承包方自愿交回承包地应当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据此规定该《责任山承包合同》和退田退山《协议书》都是无效的。我自2002年至2008年一直向村委会上交农业税费，一直领取粮食补贴，在完善二轮延包过程中，随县政府于2015年3月9日向我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本案诉争的山林是确权在我名下的第26号林地，该林地确权登记由高庄村委会上报，现已报随县人民政府登记核发林权证，相关林权登记信息在湖北省森林资源林政管理信息系统网上公示、可查。以上事实足以证明我从未将山林和农田退回给村委会，我一直享有高庄村七组农田和山林的承包经营权。二、原判认定陈国刚与高庄村委会2003年1月1日签订的《责任山承包合同》有效是错误的。该合同存在“无村委会公章、时间被涂改、落款日期错位、村委会不知晓”等问题；陈国刚无上交承包款1000元的原始证据；原判认定陈国刚实际经营管理该承包土地14年之久无任何证据；该山林实际由我委托在本组居住的女婿杨光辉负责经营管理。三、本案实质上是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争议，应当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先作出处理。原审法院在未经此前置程序的情况下直接受理并作出判决违背法律规定，应当驳回陈国刚的起诉。陈国刚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我是2003年1月1日与高庄村七组签订的《责任山承包合同》，当时说的承包期限是15年，后来村组将双方的承包合同延长了3年至2020年12月30日到期。请求二审维持原判。高庄村委会同意刘德明的上诉意见。陈国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确认我与高庄村七组签订的《责任山承包合同》合法有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国刚与刘德明均系随县淮河镇高庄村七组村民。1983年前，按照当时的国家政策，刘德明的家庭被村组分得菜园一块和山场二处（一处地名为“坟爬”，面积35亩；一处地名为“大洼”，面积27.5亩。）该二处山场系刘德明家庭的“责任山”。1983年，国家实行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刘德明一家承包责任田5块（承包地合同总面积4.14亩，实测总面积为6.40亩，均为基本农田）。承包的责任田，须按当时的农村土地政策交纳农业税、“三提五统”等相关税费。除以上责任山、责任田、菜园之外，刘德明一家在本村组或其他村组再无其他责任�、责任田、菜园等地。在国家取消农业税之前，部分农民出于不愿种田、或认为农业税过高等原因，出现抛荒现象，或者要求将承包的责任田退还给村组现象。高庄村当时也出现有类似现象，村委会结合当时当地的实情，为了尽量避免“退换的责任田无人接收耕种”，避免产生过多的抛荒田，要求农户“退还责任田时必须一并退出责任山”。刘德明一家耕种承包的责任田至2002年底，刘德明向所在的村组提出了“将承包的责任田退还给村里，只保留刘德明夫妻二人的户口”的要求。在此情况下，村委会及七组决定先将刘德明拟退出的责任田、责任山进行公开承包，待有了新的承包人后再接受刘德明的退田退山请求。后高庄村委会及该村七组对刘德明的责任山、田及菜园进行了公开发包，陈国刚依法承包了刘德明退出的责任山。2003年初，高庄村七组作为甲方，陈国刚�为乙方，双方签订了《责任山承包合同》，合同载明了如下内容：经社员会通过，加强山林管理，经甲乙双方协商，现将本组原农户刘德明6人责任山作为承包；承包年限一定十五年不变，从2003年元月1日至2020年12月30号止；承包款项，乙方一次性交清十五年承包款壹仟元整；甲方不负担一切税费款项；四至界限，“东以胡湾分水岭为界，西以王正明责任山河沟为界，南以王家谋责任山为界，北以徐加文责任山为界”；乙方在承包期内有管辖权、收益权和继承权，合同期满后应交原坡原状。在同等条件下，乙方有继承承包权；合同从签订之日起生效，违反合同罚违约金300元。合同落款日期为“2003年1月1日”，甲方签名落款“徐加文”（时任七组组长），乙方签名落款“陈国刚”，村在场人签名落款“朱传明”（时任高庄村委会会计）、“杨国中”（时任高庄村党支部书记）。该合同签订后，高庄村委会与刘德明补签《协议书》一份，协议载明了如下内容：因本村七组村民刘德明夫妇年老，经村组户三方协商，现将本村七组村民刘德明现实责任山、责任田、荒地、菜园由村组统一收回发包；甲方有权一次性收回刘德明责任山、责任田、荒地、菜园，无权取消其本户刘德明高庄村七组村民户口；乙方在协议期间有在本村七组居住权，无权向村组收回责任山、责任田、荒地、菜园，但应履行上级文件精神，应交每人每年上交村叁拾伍元的公益事业费；本协议一式三份，村、组、户各执一份，违协议罚款伍佰元整。《协议书》落款日期为“2003年1月8日”，甲方落款“高庄村民委员会”并加盖了村委会公章，乙方签名落款“王祖芝”并加盖有“刘德明”印鉴，在场人签名落款“朱传明、徐加文、杨国中”。2004年，国家实行粮�补贴。2006年，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两项措施相继出台后，部分农民开始陆续请求收回原退还的责任田，或者收回自行流转的责任田，或者要求对已流转他人耕种的基本农田享受“粮食补贴”，但仍由他人耕种，由此产生了与村组、其他承包户之间的土地承包纠纷。高庄村当时也出现有类似现象。虽然刘德明退出了责任田，但刘德明“一轮承包”时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没有发生改变。“二轮延包”登记时也没有发生改变。因此，在国家实行粮食补贴后，刘德明每年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享受并领取“粮食补贴”。2009年，林业部门对高庄村范围内的山场林木进行确权登记，因高庄村自1983年后就没有对原分配的责任山进行过调整，因此，时任村会计的朱传明及其他专班人员仍然将原分配给刘德明的责任山登记在刘德明名下，并以此为依据于2010年�报、申请审批。2010年，陈国刚与刘德明之间为《责任山承包合同》中指向的山场产生纠纷，时任村干部进行过协调处理。2014年12月，刘德明的女婿杨光辉到诉争的责任山上砍伐林木，与陈国刚产生争议，陈国刚为此向淮河林业管理站举报，被该站立为“盗伐林木案”。在林业部门对杨光辉调查期间，高庄村委会出具了一份《证明》，主要内容为“高庄村七组村民刘德明，在本组坟爬有一片山林，四至界限……，在本组清水堰大凹有一片山林，四至界限……，两片山林属刘德明所有，林权已确定，林权证正在办理中”。自此之后，陈国刚、刘德明互不准许对方到诉争的山场上砍树。为此，陈国刚认为高庄村委会的此份《证明》侵犯了其对诉争山场的承包经营权，于2015年5月向法院提起了本案诉讼。陈国刚一审向法院提交了高庄村七组与李长军于2003年1月1日签订的《菜园承包合同》复印件一份，复自证人朱传明保存的原件。该合同上载明有如下内容：经甲乙双方协商，增加本组收入，甲方现将本组刘德明菜园作为承包给乙方；承包年限一定十年不变，从2003年元月1日—2012年12月30号止；乙方一次性交清十年承包款伍拾元。合同落款日期为“2003年1月1日”，甲方签名落款“徐加文”，乙方签名落款“李长军”，村在场人签名落款“朱传明、杨国中”。刘德明一审向法院提交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复印件，与其持有的原件核对无异。该证上载明：承包方代表为“刘德明”承包方式为“家庭承包”，发证编号为“421321106205070008J”，发证时间为“2015年3月9日”，发证机关为“随县人民政府”，“承包地块情况”为5块责任田及对应的面积、四至界限，经营期限为“1998年9月30日至2028年9月30日”。刘德明一审还向法院提交了《非国�林林权登记申请审批表》复印件2份，经委托随县林业局林权管理服务中心网上核查，确定系从“湖北省森林资源林政管理信息系统”中下载并打印，审批表内容与电脑系统信息一致，为申请状态，未审核出证。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刘德明以书面形式自愿将其责任山、责任田、菜园和荒地退还高庄村委会，是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置，依法予以确认。陈国刚与高庄村委会签订承包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程序合法，且陈国刚已按照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并实际经营管理该承包土地14年之久，亦无证据证实签订该合同时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依照民事诉讼的诚实信用原则，该合同属有效合同。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依法确认陈国刚与淮河镇高庄村民委员会七组于2003年1月1日签订的《责任山承包合同》有效。一审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随县淮河镇高庄村民委员会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刘德明上诉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提出了其没有自愿向村组退回家庭承包的集体土地，陈国刚与村组签订的承包合同没有村委会盖章等异议，鉴于一审判决在证据采信认定部分已对相关事实认定及证据采信与否的理由作出了充分阐明，本�亦认同一审证据采信及认定意见，故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九条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可以自愿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自愿交回承包地的，应当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承包方在承包期内交回承包地的，在承包期内不得再要求承包土地。”本案的实质争议是刘德明一方是否是自愿向高庄村委会交回承包地，陈国刚与高庄村七组于2003年签订的承包合同是否存在村集体违法收回承包地等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属于平等主体间的民事权益之争，故刘德明认为本案应驳回陈国刚起诉，先由人民政府处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刘德明一方以书面形式自愿将其家庭承包的集体土地交回高庄村委会，有相应的书证、出庭证人的证言予以支持，足以认定是其家庭的真实意愿；刘德明一方上诉主张相关协议上的签字、盖章不是本人签署，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但其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亦未坚持提出鉴定的申请，且刘德明及其妻子王祖芝在本案诉讼期间始终未到庭，故对其此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高庄村委会及高庄村七组决定先将刘德明交回的承包地进行公开承包，待有了新承包人后再接受刘德明的交回请求，这一认定有证人证言予以证明，亦符合情理。陈国刚与高庄村七组签订的《责任山承包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虽然该合同签订时没有加盖高庄村委会的印章，但有高庄村委会及七组时任负责人的签字和证言予以证实，且该合同已实际履行，属有效合同。高庄村委会之后以该合同未加盖村委会公章，未交村委会备案存档等原因，对该合同不予认可，但上述主张均属于村委会�部管理问题，不影响合同效力的认定。陈国刚一审以高庄村委会为被告请求确认《责任山承包合同》有效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刘德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刘德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 明审判员 尚晓雯审判员 王 耀二〇一八年四月八日书记员 石雪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