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民终18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承平。
委托代理人：陈春红。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富阳市金顺纸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林国。
上诉人杨承平因与被上诉人富阳市金顺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顺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5）杭富民初字第26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根据有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认定事实如下：
1、杨承平于2011年6月进入金顺公司工作，工种为制浆部主任。2014年1月1日，双方签订劳动合同，约定期限自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1月1日，工资报酬为年薪税后80000元。杨承平平时工资发放为每月3000元左右，其余部分年底结清。
2、2014年8月20日，因金顺公司停产，双方签订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证明书一份，载明：劳动者与我单位订立了劳动合同，因企业倒闭，双方合同终止。
3、金顺公司所持有的领（付）款凭证显示，杨承平的月薪差额补结15666元，已于2014年9月2日经负责人刘金顺签字确认，领款人处由杨承平签字确认。
4、2015年7月31日，杨承平向杭州市富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金顺公司支付工资余额12119元，经济补偿金26664元，值班工资12500元，值班期间双倍工资10000元，支付2014年9月至2015年1月的养老及医疗保险费。2015年12月2日，仲裁委作出如下裁决：1、由金顺公司支付杨承平经济补偿金23333.10元，于裁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付清；2、驳回杨承平的其他申请请求。杨承平对此不服，向法院起诉，要求判令金顺公司支付杨承平：1、2014年1月至2014年8月工资余额15666元；2、经济补偿金26666.40元（6666.60×4）；3、2014年9月至2015年1月的值班工资12500元（2500×5）；4、2014年9月至2015年1月份双倍工资10000元（2500×4）；5、为杨承平补缴2014年8月至2015年1月社会保险单位部分。
原审法院认为，1、关于杨承平的工资待遇。双方已签订劳动合同载明金顺公司工资为税后80000元，劳动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现金顺公司对杨承平持有的劳动合同提出异议，但其未提供自己持有的劳动合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且结合杨承平平时发放的工资及金顺公司提供的领付款凭证中对于月薪差额补结款支付的事实，可以印证杨承平年薪为80000元，其月平均工资为6666.67元。2、关于月薪差额补结款15666元。金顺公司已提交其持有的由领款人杨承平签字确认的领（付）款凭证证明杨承平已经领取了月薪差额部分，故对于杨承平要求金顺公司支付2014年1月至8月工资余额15666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3、关于经济补偿金。杨承平月平均工资为6666.67元，其在金顺公司工作自2011年6月至2014年8月20日，因金顺公司企业原因致使双方解除劳动关系，故金顺公司应当支付杨承平经济补偿金为23333.35元（6666.67元×3.5），现杨承平主张按照6666.6元每月标准计算经济补偿金为23333.10元，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予以支持。4、关于社会保险。根据杨承平提供的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显示，杨承平2014年8月份的社会保险，显示为未到帐，现金顺公司同意为其补缴2014年8月的养老、医疗保险，予以确认。5、关于2014年9月至2015年1月期间的待遇，因杨承平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在2014年8月解除劳动关系后又被返聘至金顺公司值班的事实，故对于该期间的经济补偿金、值班工资、二倍工资、社会保险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二）项、第四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富阳市金顺纸业有限公司支付杨承平经济补偿金23333.10元，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付清。二、富阳市金顺纸业有限公司为杨承平补缴2014年8月的杭州市富阳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医疗保险，其中个人部分由杨承平自己承担（具体补缴标准由经办机构核定），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补缴完毕。三、驳回杨承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富阳市金顺纸业有限公司负担。
宣判后，杨承平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原审法院在审查过程中，对杨承平在2014年9月至2015年1月期间有无在金顺公司值班的事实认定错误。在一审过程中，杨承平已经提供了在金顺公司担任总经办主任，有人事管理权限的证人凌某出庭作证，并提供了在值班期间杨承平与金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短信记录以此来证明杨承平有值班的事实。与此同时，在本案中金顺公司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杨承平没有值班的事实，发生劳动争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有人单位掌握管理的，应该由用人单位提供，用人单位不能提供的，应承担不利后果，金顺公司里是装有监控录像的，如果金顺公司认为杨承平没有值班，完全可以拿出这期间的监控录像来证明该事实，所以有没有再次建立劳动关系的事实应当由金顺公司来证实，而现在杨承平已经提供了一定的证据来证明杨承平有值班的事实，金顺公司没有提供任何杨承平没有值班的证据的情况下，居然草率的认为杨承平与证人之间有一定的利害关系，证人证言无其他佐证的是由来作出这种错误的认定，认为杨承平没有值班，原审法院对该事实的认为是完全错误的。另外，对于15666元工资有没有领取的事实，原审法院认为杨承平已经领取的事实认定也是错误的。虽然杨承平在领条上签了字，但是为何签名，杨承平在一审中已经作出了明确的解释，杨承平也申请了经手该事件，有在领条上签名的证人出庭作证，但是一审法院还是作出了错误的认定。综上，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杨承平的一审诉讼请求并由金顺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金顺公司辩称：一、杨承平在2014年9月-2015年1月期间并未在金顺公司值班。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杨承平主张在此期间有值班的事实，应由其承担举证责任。而并非其在上诉状中所说要由金顺公司来证明其没有值班，杨承平的这一观点属于对举证责任的错误认识。而且杨承平提供其值班的事实，仅有凌某的证言，而凌某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首先，证人与金顺公司有经济纠纷；其次，证人在一审的庭审中也确认金顺公司的日常事项都要公司的盖章才生效，而非其签名就生效，故其自己制作且只有其签名的工资表正好能证明该份工资表并不真实，单位也没有对该工资表确认，其系凌某伪造；再次，在一审中，证人确认其在很早以前就和杨承平认识，而且一直是同事，杨承平进金顺公司上班也是证人介绍进来的，故，证人与金顺公司处于对立面，而与杨承平的关系非常密切，其证言不能采纳。二、杨承平领付款凭证上的15666元已领取。在日常生活和交易习惯中，是以领取人的签名作为其已领取款项的证明的。杨承平在领付款凭证上已签字确认其领取了该款项，而现在杨承平却以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证人来否认其领取了该款项，明显是达不到其证明目的的。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正确，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杨承平和被上诉人金顺公司在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所认定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杨承平自2011年6月至2014年8月20日在金顺公司工作，因金顺公司原因而导致双方劳动关系在2014年8月20日解除，原审法院判决金顺公司支付杨承平经济补偿金为23333.10元及为杨承平补缴2014年8月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医疗保险并无不当。杨承平要求金顺公司支付2014年1月至8月工资余额15666元的请求，对此，金顺公司提交的2014年9月1日的领（付）款凭证，用以证明黄建德已领取月薪差额补帖，杨承平认为领付款凭证上的字确实是杨承平所签，但这笔钱杨承平并没有实际拿到。而该领（付）款凭证上有杨承平的签名，杨承平虽申请证人金顺公司的总经办主任凌某出庭作证，证明杨承平没有实际领取该款项，原审法院认为凌某本人也未拿到相应工资报酬，与本案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且该证人证言无其他有效证据予以佐证，故未予采信并无不当，而杨承平亦并无其他证据推翻该领付款凭证，因此，原审法院确认杨承平已领取了该部分月薪差额15666元并无不当。杨承平认为双方在劳动合同解除后，金顺公司又返聘了杨承平，从而要求金顺公司支付2014年9月至2015年1月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10000元、值班工资12500元及补缴社会保险。对于双方劳动合同已于2014年8月20日解除，双方并不存在争议，且有杨承平提交的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证明书证实，而杨承平认为之后金顺公司又返聘了杨承平，对此杨承平并没有提交有效证据证实，故原审法院对其要求金顺公司支付2014年9月至2015年1月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10000元、值班工资12500元及补缴社会保险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杨承平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原审判决适用法律和实体处理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杨承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为民
代理审判员 睢晓鹏
代理审判员 秦海龙
二〇一六年五月三日
书 记 员 项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