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赣04行初28号
原告周代娣，女，汉族，1965年3月2日出生，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人，现住共青城市。
委托代理人张立登，江西省德安县城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执业证号31402011102067。
被告共青城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江西省共青城市共青大道55号。
法定代表人卢宝云，女，该市市长。
被告共青城市茶山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江西省共青城市。
法定代表人熊小丽，该处主任。
第三人周丹丹，女，汉族，1995年1月20日出生�租住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
第三人项传贵，男，汉族，1965年8月24日出生，安徽省芜湖市无为县人，住安徽省芜湖市无为县。
原告周代娣因不服被告共青城市人民政府、共青城市茶山街道办事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纠纷一案，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周代娣及其委托代理人张立登、被告共青城市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邹路滔、被告共青城市茶山街道办事处委托代理人杨军、第三人周丹丹委托代理人周敦训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项传贵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完毕。
被告共青城市人民政府为加快共青城市现代农业项目建设，决定对现代化农业建设项目范围内共金路两侧的房屋进行征收。2015年8月20日，原告及两第三人与被告共青城市茶山街道办事处签订了《共青城市现代农业项目共金路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确定：1、已方（原告及两第三人）房屋面积101.72㎡。房屋性质为自建房；2、选择安置方式为产权调换；3、安置地点为陈家花园2栋601#、607#；4、乙方被征收住宅房屋可还房面积101.72㎡，按1：1比例还房，可享受产权调换面积101.72㎡；4、乙方选择还房户型为60㎡户型贰套。在该协议中对安置补助费金额、产权调换面积差价、过度费用、交房时间及相关的的权利义务均作出了约定。
2015年9月18日，两被告分别与原告及两第三人签订了房屋安置协议书，将陈家花园2栋1单元601#安置在共有人周丹丹、项传贵即本案两第三人名下，将陈家花园2栋3单元607#安置在共有人周代娣即本案原告名下。
原告周代娣诉称，2001年原告个人自费购买案外人李爱德私房一套，面积为101.72m22,一直居住至2015年8月份，因被告征收拆迁，在原告与被告办理征收拆迁安置补偿手续时，因原告未读过书不识字，遂委托自己娘家弟弟寄养在原告家的侄女第三人周丹丹代为审查各项法律文书。谁知被告方工作人员却与第三人周丹丹于2015年8月20日直接签订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书，原告对协议内容不知情，当时第三人周丹丹与被告签订协议书后，略微告知了原告一些基本情况，房屋已被征收拆迁。由被告方按规定“拆一还一”的标准给原告安置两套商品房。原告是文盲，也不懂政府政策，不知道自己是否要签字认可，当时协议书上所签的周代娣、周丹丹二人的名字和捺手印全部是第三人周丹丹自作主张签名和捺印的。但不知道另外与原告有过同居关系的第三人项传贵后来也在该协议书上补签了名字。后于2015年9月18日被告方工作�员竟擅自将本应属原告另一套共青城茶山街道办事处陈家花园第二栋一单元601室房子安置给了两个第三人周丹丹和项传贵的名下。由第三人直接签订了《房屋安置协议书》。原告一直以为两套安置房（601室、607室）都是自己的个人房产，一直到了2016年5月份，另一案外人左春浪将601室的门锁全部更换了，这时原告才发现自己的安置房被别人卖掉了。为此原告多方打听自己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情况，并多次向被告方有关单位反映此事，并要求更正被告方与第三人签订的两份行政协议（合同）。但始终得不到解决，故诉至人民法院。
综上所述，被告方的工作人员因在办理政府征收拆迁安置补偿工作过程中，因工作马虎，不细致查清真相，在权利人不在场且未征得权利人同意的情况下，将被拆迁户的安置房产分配安置给了毫无关系的两个第三人，而两个第三人在原告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又将应属原告所有的（陈家花园601室）私有财产又私自转卖给了他人，完全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的损失完全是因被告方工作人员的过错造成的。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特请求人民法院作出公正裁决。
被告共青城市人民政府辩称：
一、涉案《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书》、《房屋安置协议书》是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的委托代理人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的，且答辩人也已经按照协议约定接受了安置房屋并办理了入住。协议合法有效并已履行完毕。
答辩人之所以与被答辩人的委托代理人即本案第三人周丹丹签订《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书》、《房屋安置协议书》，是因为第三人周丹丹得到了被答辩人的授权和委托，而且在签订相关协议时�被答辩人本人也在场并在协议书上加盖了手印，答辩人在协议签订过程中并无不妥。
答辩人签订协议后，已积极履行了协议确定的相关义务，如期向被答辩人交付了安置房屋，被答辩人也接受了安置房屋并办理了入住。从协议履行情况看，被答辩人对协议也没有任何异议，否则协议不可能顺利履行完毕。因此，被答辩人是知晓、同意并且接受前述协议的。
二、被拆迁房屋系国有产权房屋，答辩人尊重被答辩人与第三人项传贵实际共同居住使用被拆迁房屋的事实，为方便被答辩人与第三人项传贵居住生活，主动给予政策性照顾，按照1：1比例给其提供安置住房，与被答辩人和第三人项传贵共同签订《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书》并无不妥。在征收拆迁过程中，答辩人经过细致的走访调查，确认被拆迁房屋中62.98m2的砖木房屋系共青种兔场的公房，38.74m2的砖混房屋系案外人李爱德提供给被答辩人与第三人项传贵居住使用的公房，期间，第三人项传贵还向邻居王家华借款对被拆迁的砖木房屋进行了翻新，因此被答辩人与第三人项传贵一直共同居住生活且共同使用涉案的被拆迁房屋，被答辩人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其对被拆迁房屋享有独占性的所有权，被答辩人也不能提供任何关于被拆迁房屋的产权登记信息，因此，答辩人与被拆迁房屋的共同所有人签订《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书》合理合法。
三、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被答辩人因自身原因无法与答辩人签订《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书》，答辩人在与被答辩人签订协议时询问了其本人的意见，答辩人被告知其委托第三人周丹丹代为办理协议签署等事项后，答辩人才�第三人周丹丹、第三人项传贵签订《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书》，且要求被答辩人在协议上加盖了手印。被答辩人诉称其不知协议内容，并称委托第三人周丹丹是代为审查各项法律文书而无权签订协议，但对于答辩人而言，被答辩人后续的领受安置房屋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对答辩人与第三人周丹丹、第三人项传贵签订《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书》的追认，因此前述协议已经生效并且履行完毕，如果被答辩人认为第三人周丹丹超越了代理权限，应当按照民事法律规定向第三人周丹丹追究民事赔偿责任，而不应提起行政诉讼。综上所述，答辩人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共青城市茶山街道办事处辩称：
一、原告方请求撤销的协议书是原告方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其本人也在协议书上签字确认，原告方在其家庭成员之间发生纠纷后，欲将相关矛盾转移到答辩人处，另行获取利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二、本案合同涉及拆迁房屋，因没有产权，相关权益原本就不清楚，只是由于原告与第三人曾长期在一起在此居住，且考虑到作为事实上的共青居民给予三人安置房也是政府惠民政策的一种实际体现。原告方如果将安置房完全与居民住的地方等同起来本身就是一种错误认识。原告与第三人自到共青就在一起共同居住生活，所有人均有理由相信其系一家人。即便被拆除的建筑物系合法财产，当然也是属于原告与第三人共同共有，这是没有争议的事实。
三、事实上本案所涉部分财产不仅系原告三人在一起共同生活所购买，且由于购买时房屋已经破败，实际财产完全系原告三人共同对房屋进行大修后才形成。
四、原告方所签订的协议不仅已生效，且已经履行，原告方已在协议中约定的房屋居住，且第三人也办理了另一房屋手续，其中一第三人还是其女儿。原告方诉称解除该协议没有任何道理和法律依据。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方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周丹丹述称：
一、我是2000年左右亲生父母为躲避计划生育将我安放在姑妈（周代娣）家寄养长大的，未办收养手续。
二、后来姑妈（周代娣）离婚，与2001年姑妈（周代娣）因家里贫困迁址共青城市来生活，约至2009年与项传贵相识生活在一起，但从未办理过结婚手续。2014年上半年项传贵与姑妈（周代娣）分手并离开了姑妈家。
三、2015年08月份，姑妈（周代娣）家房屋被政府征收需拆迁，政府领导要求姑妈（周代娣）签写合同，因姑妈（周代娣）是文盲，就叫我替她看下合同内容，后政府领导就叫我替姑妈（周代娣）签写合同，我在未征求姑妈（周代娣）的同意后的情况下，合同的落笔就是我跟我姑妈（周代娣）的名字，手印也是我一个人按的。因当时的拆迁房政府补偿也有小居室，姑妈家面积够大就将拆迁房分为了两套小居室，为日后我姑妈（周代娣）打算，如将来与儿媳分开住，姑妈一人住但都在一个小区我有时间也能去照顾下，所以在签写合同时就决定将拆迁房分为了两套。
四、拆迁补偿合同上有项传贵的名字，是因当时拆迁项传贵也知道此事，跑到拆迁办去闹事甚至将别人的窗户玻璃都砸破，政府干部怕项传贵继续闹事及影响拆迁工作的继续，所以补偿合同上就让项传贵签了字。
五、2015年09月政府正式签署了�份房屋安置文件，我与姑妈（周代娣）先后都签了字，政府干部本应拿回去盖章确定，但后因项传贵将此文件领走，同时又将其中一套住房私自卖给了小左，当时我们不知道项传贵在政府领导盖章之前就已将文件私自拿去，且将其中一套住房私自买卖，后因文件上有我的名字，项传贵与小左的私人买卖合同上小左就要求我也签字，项传贵就强行要求我在文件上签名，我当时不同意，他就对我进行威胁并实施了暴力行为，并多次在我工作的地方找我，扰乱我的正常生活及工作，无奈之下，只好签了，至于文件上的内容，因当时都是被逼也无心留意，钱的事我一概不知，买卖的钱都被项传贵一人拿走。
第三人项传贵未作陈述。
被告共青城市茶山街道办事处在法定期间向法院提交了答辩状和相应的证据材料：1、冯显余、唐贤伦、施文风的证明；2、李爱德的证明；3、询问笔录；上述1-3号证据以证明本案原告周代娣与第三人项传贵一直生活同居在一起，并共同使用被拆迁房屋，应共同享有被拆迁房屋的权益。4、房屋征收与安置补偿协议，以证明原告周代娣同意与征收部门签订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协议上有委托第三人周丹丹代签的名字和周代娣自己捺的手印，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5、程虹、潘希贵、左振信的证明；6、共青城市农垦集团有限公司的证明；上述5-6号证据以证明原告周代娣在征收工作组现场与征收部门签订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同意在安置协议上补签第三人项传贵的名字，并同意将两套补偿安置房中的一套分配给原告，另一套分配给第三人项传贵、周丹丹共同所有。安置协议及安置房的分配方式均是原告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7、两份房屋安置协�书，以证明原告方已经按照约定取得了其安置房，两第三人也同样按约定取得了其相应的安置房；8、选房确认单及现金缴纳凭证、银行开户信息，以证明整个选房及安置过程中均是由第三人周丹丹全权办理的，而且原告对此也是明知的。
被告共青城市人民政府与被告共青城市茶山街道办事处提供的证据一致。
原告周代娣认为，对被告提供1-3号证据、5-6号证据是行政行为后为了应诉收集的证据，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4号证据的内容无异议，对项传贵的签名有异议，是后补上去，原告不知晓是什么时间通过什么手段补的，上面原告的签名是第三人周丹丹代签，但手印是原告自己按的，这合同只是证明双方就拆迁与补偿达成一致意见，但不能证明拆迁的补偿应当给周丹丹和项传贵。周丹丹和项传�并不是财产所有人，上面周丹丹的签名只是表示周丹丹是周代娣的代理人。对7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这两份协议原告均未收到，都是被告找周丹丹代办的，房子怎么安置怎么分配，原告都不清楚。对8号证据中银行开户信息，账号是周代娣的，足以说明，政府把补偿给了原告一个人，而没有补偿给周丹丹和项传贵。缴纳凭证是周代娣补差价的钱，是周代娣交付给周丹丹，由周丹丹的账号转进政府部门的账号里，不能证明周丹丹是财产的相对人和所有人。
第三人周丹丹的质证意见与原告一致。
原告提供的证据有：1、2015年8月20日《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以证明该协议中周代娣的签名是周丹丹代签的，项传贵的签名是后补上去的。2、2015年9月18日的安置补偿协议，以被告方未经原告同意，擅自与周丹丹、项传贵签订安置协议，是被告方非法处理原告的财产。3、原告向李爱德购买房子的收条、李爱德的证明、周敦卫的证明。以证明被征收房屋是原告一个人出资购买的。4、江西省德安县人民法院（1999）德经初字第160号民事调解书，以证明原告与前夫离婚时间是99年，原告与项传贵不是98年在一起共同生活。
被告共青城市茶山街道办事处认为，对1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且原告提供的这份协议也有项传贵的签名，说明原告对该协议是清楚的，是认可的。如果是我方偷偷加上去的，应该是加在我方协议上，我方也无法偷偷加在对方的协议上。且该协议签订时间是2015年8月20日，现起诉已超过行政诉讼时效。对2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这两份协议签订之后，原告于2015年9月10日就领取了钥匙，而且之前周丹丹就已经将房屋补差款全部交清，这足以证明原告对�个事件明知且确认的。对3号证据中的李爱德的收条，因为是复印件，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便该内容是真实的，由于当时周代娣与项传贵是一起共同生活，那么也是代表全家交的。对于李爱德的证明，真实性不清楚，但确实有购买的事实。对于周敦卫的证明，真实性不予认可，内容完全虚假，因为周代娣和项传贵虽有购买的事实，但其购买的只有两间，两人自建的有五间，而且是先自建五间再购买两间。对4号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且证明了周代娣与周丹丹的母女关系，但并不能推翻周代娣与项传贵在一起同居的事实。
被告共青城市人民政府对原告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告共青城市茶山街道办事处一致。
第三人周丹丹、项传贵均未提供证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确认：被告共青城市茶山街道办事处提供1、2、3、5、6号证据虽反映了当时房屋征收协议签订的过程，但均是在本案起诉后收集的，不属于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已经收集了的证据，本院不作为有效证据认定；被告共青城市茶山街道办事处提供4号证据，协议上有第三人周丹丹本人的签字和原告周代娣自己按的手印，双方均予以认可，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为有效证据予以采信；被告共青城市茶山街道办事处提供的7、8号证据，证据来源合法，其内容能反映客观事实，应为有效证据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1、2号证据与被告提供的4、7号证据一致，本院作为有效证据予以认定；原告提供的3号证据均为复印件，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原告提供的4号证据是生效的法律文书，能真实反映客观事实，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根据以上有效证�及当事人的质证意见认定以下事实：被告共青城市人民政府为加快共青城市现代农业项目建设，决定对现代化农业建设项目范围内共金路两侧的房屋进行征收。2015年8月20日，原告及两第三人与被告共青城市茶山街道办事处签订了《共青城市现代农业项目共金路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确定：1、已方（原告及两第三人）房屋面积101.72㎡。房屋性质为自建房；2、选择安置方式为产权调换；3、安置地点为陈家花园2栋601#、607#；4、乙方被征收住宅房屋可还房面积101.72㎡，按1：1比例还房，可享受产权调换面积101.72㎡；4、乙方选择还房户型为60㎡户型贰套。在该协议中对安置补助费金额、产权调换面积差价、过度费用、交房时间及相关的的权利义务均作出了约定。
2015年9月18日，两被告分别与原告及两第三人签订了房屋安置协议书，将�家花园2栋1单元601#安置在共有人周丹丹、项传贵即本案两第三人名下，陈家花园2栋3单元607#安置在共有人周代娣即本案原告名下。后原告装修后入住陈家花园2栋3单元607#。
2016年5月，两第三人将其名下的陈家花园2栋1单元601#房屋出卖给案外人左春浪。
原告知晓后认为被告方的工作人员在办理安置补偿时，不细致查明事实真相，在其不在场的情况下未征得权利人同意的情况下，将被拆迁户的安置房产分配安置给了毫无关系的两个第三人，而两第三人在原告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又将应属于原告所有的私有财产转卖给他人，完全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本院，要求撤销2015年8月20日被告与两第三人签订的《共青城市现代农业项目共金路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要求被告与原告重新按该协议内容不变，签订新的协�书；要求撤销2015年9月18日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房屋安置协议书》，要求被告与原告重新该协议内容不变，签订新的《房屋安置协议书》；并由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另查明，江西省德安县人民法院（1999）德经初字第160号民事调解书内容显示，第三人周丹丹（原名张丹丹）系原告周代娣养女，一直随原告共同生活。《共青城市现代农业项目共金路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中，原告的签名是由第三人周丹丹代签，但手印是原告亲自按捺。
本院认为，基于被征收人之间的亲属关系，征收补偿事宜又涉及该户家庭整体利益，房屋征收部门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具有委托权限，且事后有充分事实证明予以追认的，该代理人与房屋征收部门订立的补偿协议的行为符合《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应视为有效代理行为。本�中，原告基于与第三人周丹丹间的亲属关系，委托共同居住的第三人周丹丹办理房屋征收事宜，虽没有形成书面委托，但两被告有理由相信其具有委托权限，且在签订过程中，原告也积极参与了协商，最终在《共青城市现代农业项目共金路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上按捺手印，在庭审中原告亦对委托事项予以认可，故该协议应为有效。原告主张第三人项传贵的签名是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补签上去的，本院认为即便是补签上去的，从原告提供的征收补偿协议与被告提供征收补偿协议的一致性来看，即均有第三人项传贵的签名，可以客观反映征收补偿协议的签订，原告是明知的，是经过原被告及两第三人协商一致达成的。原告认为两份房屋安置协议书不是她签订的因而要求撤销，本院认为从两份安置协议内容来看，是对《共青城市现代农业项目共金路房屋征收与补�安置协议》内容的进一步落实，即安置房屋的领用手续，均是由第三人周丹丹签名办理的，两被告也有理由相信其具有委托权限，且从原告的领取直至装修入住，证明原告已事后予以追认。综上，原告的诉讼主张，没有充分的证据加以证实，其理由不成立。原被告及两第三人间签订的《共青城市现代农业项目共金路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及两份安置协议合法有效，且已履行完毕。原告认为两第三人将应属于原告所有的私有财产转卖给他人，侵害了其合法权益，该诉请主张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寻求救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周代娣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周代娣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刘 波
审判员 张 伟
审判员 商 宏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肖鹏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