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浙04行终21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农如，男，1953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海宁市。
委托代理人李锋花，女，1980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李农如之女。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宁市公安局，住所地海宁市海洲街道水月亭路501号。
法定代表人顾照荣，局长。
出庭负责人姚林飞，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姚志恒，海宁市公安局法制大队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黄建东，海宁市公安局法制大队副教导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嘉兴市公安局，住所地嘉兴市中山西路439号。
法定代表人金志，局长。
委托代理人俞洪强，嘉兴市公安局法制支队副支队长。
原审第三人陆娟英，女，1963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海宁市。
李农如因诉海宁市公安局、嘉兴市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海宁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18日作出的（2017）浙0481行初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1月15日进行了公开开庭，上诉人李农如的委托代理人李锋花，被上诉人海宁市公安局的负责人姚林飞，委托代理人黄建东，被上诉人嘉兴市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俞洪强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陆娟英经本院传票依法传唤未到庭，不影响案件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李农如与陆娟英两家曾发生过矛盾，关系并不和睦，该事实有嘉兴市公安局对李农如所作的询问笔录、证人王某1的证言及陆娟英的陈述等予以证实。其次，李农如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时均称在其用木板阻拦村委会修路时陆娟英等出来阻止，双方发生口角，证人王某1亦称李农如的妻子和陆娟英曾未指名道姓的骂过人。可见，李农如及陆娟英对修路一事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最后，从现场视频资料看，李农如是拿着木板走了几步并避开证人王某1扔出，陆娟英当即捂住腹部倒地并发出呻吟声，李农如回头又捡起毛竹，此后证人王某1伸手阻止未成且后退了两步，李农如遂面对倒地的第三人扔下毛竹，而毛竹砸在了陆娟英左脚踝。综上，海宁市公安局认定李农如故意伤害陆娟英身体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海宁市公安局受案后即开展调查，在作出处罚决定前已告知李农如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等，李农如提出异议且拒绝签字后进行了第二次询问并如实记录了李农如关于并非故意伤害陆娟英的陈述。然后，海宁市公安局在依法审批后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送达李农如决定书后执行了拘留。另外，办案民警根据《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在拘留所途中及拘留所大厅对李农如使用约束性警械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不过，海宁市公安局在程序上确实存在一定瑕疵，本院予以指正。例如，第一次询问时未告知李农如相关权利、义务，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时民警张维并不在场，在处罚决定正式作出前就送往拘留所等，但是这些程序瑕疵并不足以影响事实的认定及处罚结果的正确性。另查，李农如对法律适用和行政复议程序并无实质异议。
原判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处罚法》）第二条规定：“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本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因此海宁市公安局具有治安管理处罚法定职权，海宁市公安局主体适格。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因此嘉兴市公安局具有本案行政复议法定职权，嘉兴市公安局主体亦适格。根据查明的事实及对争议焦点的分析，海宁市公安局所作行政处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嘉兴市公安局所作出的维持决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李农如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李农如的诉讼请求。
李农如上诉称,一、本案无证据证明村委会施工筑路是合法行为。二、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海宁市公安局将民事纠纷错误地按治安案件处理，严重侵害公民权利。《治安处罚法》第五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本案事实是村委会违法筑路，上诉人在阻止村里筑路的过程中，意外造成陆娟英受伤。意外事件理应通过民法等相关规定处理。但是许村派出所违法违规、载赃陷害，致使海宁市公安局作出对上诉人的处罚决定。现场视频显示，上诉人未和陆娟英发生口角，一直在和村长、书记吵架，是陆娟英自己走过来，上诉人根本未看到的情况下把木板和毛竹扔出去。视频中陆娟英的老公及儿子的举动可以证明上诉人对陆娟英的行为是无意的。三、本案行政处罚证据不足，程序违法，法律适用错误。1.徐某不是案件的报案人，上诉人向海宁市人民法院书面申请调取110接处警记录，但是海宁市公安局也未举出证据，因此，报警单是假的。2.受案登记表也是海宁市公安局事后补的。3.民警承认《现场笔录》不是现场做的，《体表原始伤情记录表》也是事后两个女民警补签的，因此，上述两份材料都不能成为证据。4.派出所未依法进行口头传唤上诉人，上诉人以为派出所出面只是作为中间人协调筑路的纠纷，未告知传唤的原因和依据。5.《治安处罚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将传唤的原因和处所通知被传唤人家属，但海宁市公安局未告知家属，程序违法。6.上诉人没有阅读能力，民警未根据《治安处罚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向其宣读。询问笔录未告知权利义务，执法主体始终只有一个民警，因此不能作为证据采信。7.证人王某2、徐某都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证言的效力低，不应采信。8.陆娟英的证言更不可信。9.上诉人妻子的笔录未签字，无效。10.海宁市公安局未依照《治安处罚法》第九十四条规定，在作出处罚前告知违法行为人依法享有的权利。11.海宁市公安局尚未作出拘留决定，就将上诉人送到拘留所，决定书送达的地点是拘留所，且只有一名民警。12.嘉兴市公安局复议时卷宗主义，未进行复核。请求二审撤销原判，撤销海宁市公安局对上诉人作出的处罚决定以及嘉兴市公安局作出的复议决定。
被上诉人海宁市公安局答辩称,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的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定性准确，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嘉兴市公安局答辩称，复议机关对海宁市公安局对上诉人作出的处罚决定经审理后，认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量罚适当，作出了维持的复议决定，符合法律规定，程序合法，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均由原审法院移送至本院。李农如二审未提供新的证据。二审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围绕陆娟英被木板和毛竹砸到是李农如故意还是“意外”行为所致，海宁市公安局作出被诉处罚决定的程序是否合法以及嘉兴市公安局所作的复议决定的合法性等争议焦点进行了审查，双方均坚持上诉和答辩意见。
经审理，原审法院认定李农如与陆娟英两家邻里关系不和，李农如对该村村委会在陆娟英家门前修路一事持反对意见。2016年11月23日上午，李农如在阻止修路的过程中用木板和毛竹砸伤陆娟英身体的事实，有李农如、陆娟英等人的陈述以及纠纷发生的视频资料等证据证实。本院对原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治安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李农如向陆娟英投掷木板和毛竹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海宁市公安局依照《治安处罚法》第二条对侵犯人身权利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规定，对李农如伤害陆娟英身体的行为，依照前述法律规定给予行政拘留五日和罚款人民币二百元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在事实认定方面，李农如认为陆娟英、徐某等人与李农如有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证明效力低；对李农如妻子的笔录未签字属于无效；《现场笔录》民警是事后补签字故不能采信的情况；上述证据并非孤证，反映内容与现场视频资料相结合，证明了李农如扔木板和毛竹砸到陆娟英身上这一事实，其证明效力应予确认。《体表原始伤情记录表》真实地记载了陆娟英受伤状况，陆娟英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其证明效力也应确认。故李农如的上述观点不能成立。关于行政处罚程序，公安机关的受案登记表是公安机关办理案件工作流程中的书面案卷材料，因此其制作时间的先后与公安机关实际处理案件合法性无关，李农如在上诉中提出的报案人和受案登记表造假无事实依据，不予采信。李农如关于派出所未依法进行口头传唤，其以为去派出所是处理与村里关于修路的调处事宜的辩解理由无事实依据。但海宁市公安局在行政处罚程序中存在如第一次询问未告知李农如相关权利、义务，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时只有一名民警在场，在处罚决定正式作出前就送往拘留所等瑕疵，一审法院予以指正正确，然而这些程序瑕疵并不影响事实的认定及处罚结果的正确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复议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的方法。嘉兴市公安局根据上述规定对本案复议案件进行了书面审查，并向李农如进行了调查询问，据此作出复议决定并不违法。综上，上诉人李农如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李农如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土根
审判员 孙 军
审判员 许艳华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八日
书记员 朱静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