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津01民终42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葛金明，女，1954年3月29日生，汉族，住天津市静海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闫建丽，女，1980年9月18日生，汉族，住天津市静海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陶文先，女，1947年10月3日生，汉族，住天津市静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宝成，天津观潮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葛金明、闫建丽因与被上诉人陶文先共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法院（2016）津0118民初42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葛金明、闫建丽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原判，确认闫治信为天津市静海区独流镇胜利街磨盘街26号房产的共有人；2、全部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闫德江与王秀英夫妇在天津市静海县××街××街××三间，1982年闫治义、闫治信共同翻建北房三间，1983年共同建造南房三间。闫治信一致居住此房，上诉人葛金明与闫治信结婚后也一直居住此房至今。该处房屋为闫德江与王秀英夫妇共有财产。二人去世前未留有任何书面或口头遗嘱将此房屋由闫治义独自一人继承。闫治义伪造相关材料私自将该房产登记在自己名下。2015年6月被上诉人来津欲变卖该房产并让上诉人腾放，相关人员才知道房产证已被闫治义偷改到自己名下。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法院以上诉人不能提供相关证据判决上诉人败诉是不公正的；2、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主张的是共有权，而非全部所有权，不属于对抗性质，一审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讼证据效力的规定是错误的。本案应当根据物权法第93条不动产可以由两个以上人共有。尤其家庭共有，不能因登记在一人名下而改变共有的性质。本案还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3、一审程序违法。一审受理案件后确定了开庭日期，被上诉人未到庭。法院核实上诉人提供的相关证据后告知相关证人因年纪大不便出庭，再次开庭可不用到庭，但在判决书中却以第二次开庭上诉人相关证人未到庭为由对证据4、7、8不予认可。第二次开庭庭审没有结束，因为双方需要补充证据，故没有进行法庭辩论及发表最后意见，法庭宣布休庭，并当庭告知双方补充证据，择日开庭。上诉人积极补充证据等待再次开庭，而法庭却突然做出判决并邮寄送达当事人，属于程序违法。
陶文先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闫治义做房产登记时并没有隐瞒，当时闫治义和闫治信一起生活，当时闫治义42岁，闫治信36岁，闫治信完全知晓家里盖房、房产登记的事宜，对上诉人主张的闫治义伪造相关材料将房产登记在自己名下此事一直隐瞒是错误的。原审上诉人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的权利人不符的状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7条规定不动产证书是不动产所有人的证明，本案中闫治义已取得土地证，对房产处分做了公证遗嘱，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
葛金明、闫建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天津市××县独流镇胜利街磨盘街26号房产为闫治义与闫治信共同共有；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闫德江与王秀英夫妻二人（均已故）生前原系静海县独流镇胜利街村民，二人共生育四子、四女，其中四子为长子闫治仁、次子闫治义、三子闫治礼、四子闫治信，其中四女为长女闫治敏、次女闫治惠、三女闫治荣、四女闫治兰。原告葛金明与闫治信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91年4月22日在天津市静海县人民政府办理结婚登记手续，闫治信婚前、婚后均未生育子女，原告闫建丽系原告葛金明之女，闫治信之继女。被告陶文先与闫治义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91年2月6日在天津市静海县人民政府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原告葛金明与被告陶文先系妯娌关系，原告闫建丽与被告陶文先系婶、侄女关系。1977年闫德江去世，1982年本案诉争房屋翻建，1987年8月24日，天津市房地产管理局向闫治义发放房字第××号天津市房产所有证书，将坐落于静海县独流镇胜利街砞盘街地字第262号的房屋产权人登记为闫治义，产权共有人处未做记载，房屋状况为6间，建筑面积为93.41平方米，产权来源为赠与、自建。2001年11月10日静海县规划土地管理局就静海县独流镇胜利街砞盘街向原告发放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证书记载土地使用者为闫治义，地号为262，用途为住宅，使用权类型为划拨，使用权面积为161.25平方米。1991年2月6日，被告陶文先和闫治义登记结婚后在诉争房屋内居住，之后同二原告葛金明、闫建丽及闫治信一起在诉争房屋内居住，1995年王秀英去世，2002年后被告陶文先和闫治义去广州居住，期间由闫治义的弟弟闫治信、弟媳即本案原告葛金明、葛金明的女儿即本案原告闫建丽在诉争房屋内居住，此后闫治信死亡，于2009年11月30日注销户口。2013年12月3日，闫治义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公证处立遗嘱一份，其内容为：“为妥善处理我（闫治义）的财产，现我立下遗嘱，将坐落于天津市××县独流镇胜利街砞盘街的房屋及其土地使用权（天津市房产所有证：房字第××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证：静独国用2001字第104号）中属于其本人的份额指定由其妻子本案被告陶文先继承”。
另查明，闫德江与王秀英夫妻二人（均已故）生育的子女中，长子闫治仁、次子闫治义、三子闫治礼、四子闫治信、长女闫治敏、次女闫治惠均已故。
本案在庭审中，出示了一审法院对闫治兰、闫治荣、闫建军（闫治仁之长子）、于秀凤(闫治礼之妻)四人的询问笔录。
二原告质证称，没有异议。
被告质证称，对该四人在询问笔录中所讲述的内容不认可，其中闫治荣在笔录中所说的1982年翻建房屋时是四个儿子一块出资的情况不认可，因为当时只有闫治义一人挣钱当家，故翻建房屋的钱是闫治义一人出的，对于于秀凤的询问笔录中提到的王秀英去世时留下话将其居住的一间房屋留给闫建丽居住的情况不认可，因该说法没有其他证据证实。笔录中提到是否分割过闫德江和王秀英的遗产，因该房屋于1982年翻建且登记在闫治义名下，故不属于遗产，王秀英无权处理。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审理的案由为共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二原告就其诉请负有举证证明本案诉争房屋系家庭共同共有财产，本案诉争房屋虽原系闫德江与王秀英夫妻（均已故）自有，但该房屋已于1982年翻建，且房屋房产所有证书、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均登记在闫治义名下，而原告提交的证据中，没有关于静海县独流镇胜利街砞盘街在1982年翻建时是闫德江与王秀英子女共同出资方面的证据，且原告提交的证据4中2015年6月24日四邻证明一份以及证据5、6、7、8，均属于证人证言，为间接证据，并非直接证据，其出具证言的证人亦与本案原、被告均为亲属，双方存有利害关系，其出具的证言证明力较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的规定，上述证据的证明力低于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即房产所有证书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亦不能与经过公证的书证相较。二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天津市××县独流镇胜利街磨盘街26号房产为闫德江与王秀英（均已故）夫妻所留遗产。庭审中二原告未向法院提交就本案诉争房屋已向相关行政部门提出行政诉讼方面的证据。故二原告请求一审法院确认天津市××县独流镇胜利街磨盘街26号房产为闫治义与闫治信共同共有的诉请，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葛金明、闫建丽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750元，由原告葛金明、闫建丽负担。
本院审理查明，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认为，上诉人葛金明、闫建丽上诉主张确认天津市××县独流镇胜利街磨盘街26号房产为闫治义与闫治信共同共有，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三条规定，自然人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而本案中闫治信已去世，于2009年11月30日注销户口，闫治义亦于2014年去世，闫治信与闫治义均不能再享有民事权利，故上诉人葛金明、闫建丽要求确认天津市××县独流镇胜利街磨盘街26号房产为闫治义与闫治信共同共有的上诉请求不符合起诉条件。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法院（2016）津0118民初4293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葛金明、闫建丽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1750元和二审案件受理费3500元退还葛金明、闫建丽。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刘 俊
代理审判员 刘雪峰
代理审判员 王 晶
二〇一七年六月七日
书 记 员 王 越
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
人民法院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案件，认为依法不应由人民法院受理的，可以由第二审人民法院直接裁定撤销原裁判，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