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苏05民申13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孙中华，男，1969年10月6日生，汉族，住苏州市吴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骏超，江苏剑桥人（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孙生根，男，1959年6月21日生，汉族，住苏州市吴江区。
再审申请人孙中华因与被申请人孙生根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2016）苏0509民初2461号民事判决和本院（2016）苏05民终68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孙中华申请再审称：（一）根据双方庭审陈述、录音内容、孙生根2015年撤诉申请内容、证人证言，结合孙中华履行《补充协议》的行为，可以证明孙中华与孙生根曾就《项目合作终止协议书》达成《补充协议》并已实际履行，一、二审判决遗漏该关键事实，未合理分配关于《补充协议》的举证责任，是错误的。本案应按《补充协议》履行义务。（二）《项目合作终止协议书》应终止执行，一、二审判决孙中华支付合作款项，是错误的。1、孙生根应根据《项目合作协议书》和《项目合作终止协议书》的约定，负责融资贷款并确保项目地块无拆迁补偿纠纷，但孙生根未解决这些问题，造成孙中华重大损失，根据同时履行抗辩权，孙中华可以拒绝支付合作款项。2、《项目合作终止协议书》的基础是吴江市华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公司）继续开发涉案项目地块，但现在涉案项目地块已由苏州和园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园公司）开发。《项目合作终止协议书》的基础没有了，应终止执行，孙中华无需再支付合作款项。（三）双方即使按《项目合作终止协议书》履行，一、二审判决的利息也应予调整。1、按《项目合作终止协议书》第8条约定，如孙中华动工前政府收回项目土地，则该协议终止执行。在签订该协议前，孙生根已收到通知政府要收回土地，但故意隐瞒。该协议签订后，因孙生根未处理土地拆迁问题，土地迟迟无法开发，政府几次通知要收回项目土地。因此，在办理施工许可证开工前，该协议一直处于效力待定状态。双方即使按《项目合作终止协议书》履行，也应从施工许可证办理完毕后开始计算利息。2、因孙生根称其向小贷公司贷款，故双方在《项目合作终止协议书》中约定按小贷公司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并特别约定需要由孙生根提供贷款利息的票据，以便孙中华做账抵扣税费，并作为利息支付的付款条件。但至今为止，孙生根未提供票据。因此，孙中华支付合作款项的条件未成就。即使孙中华该主张无法对抗合作款项本金的支付，由于孙生根未提供票据构成违约，根据先履行抗辩原则，协议约定的计息日也应延长至提供票据后。而且，在孙生根未提供票据的前提下，利息也不能按月息15.5‰，而应按同期贷款利率进行调整。（四）孙生根提供的证据已确认2016年2月1日收到172万元，属于自认。一、二审判决在此情况下仍认定其中12万元未支付，是错误的。综上，孙中华请求本院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驳回孙生根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中，2010年10月11日，孙中华与孙生根签订《项目合作协议书》，合作开发涉案项目地块。2012年8月22日，孙中华与孙生根签订《项目合作终止协议书》，孙生根退出涉案项目地块的开发,孙中华向孙生根支付合作款项。后双方因合作款项的支付问题发生纠纷，孙生根向法院提起诉讼。
关于孙中华提出的《项目合作终止协议书》签订后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本案应按《补充协议》履行的再审申请事由。经查，首先，孙中华提供的《补充协议》仅是拟稿，一审、二审及审查中，孙生根对该拟稿均不认可，该拟稿上也无双方签字确认。其次，孙中华称，经孙生根签字确认的《补充协议》原保存在其公司员工孙某处，后被孙生根借故骗走。对此，孙生根未予确认；孙中华提供的孙某与孙生根通话录音中，孙生根也无此明确表述；孙中华提供的证人孙某、薛某，因与孙中华有利害关系，其证言难以采信。第三，孙生根曾于2014年6月11日起诉要求孙中华支付《项目合作终止协议书》中约定的到期合作款200万元及相应利息，后于2015年3月25日以双方庭下达成一致为由撤诉。孙中华称，《补充协议》即双方在该案中庭下达成的一致意见，孙中华并已按《补充协议》约定支付450万元。但孙中华提供的该案卷宗材料中，并无双方庭下达成一致的具体内容。该案中，孙生根起诉时的到期合作款虽只有200万元，但至孙生根撤诉时，到期合作款已超过450万元。因此，孙生根所作该案双方庭下达成的一致意见是孙中华支付450万元后孙生根撤诉的陈述，并非不合理。综上，孙中华所称《项目合作终止协议书》后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的主张，依据不足。一、二审判决以《项目合作终止协议书》约定的内容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并无不当。
关于孙中华提出的《项目合作终止协议书》应终止执行的再审申请事由。经查，首先，孙中华称因孙生根未解决《项目合作协议书》约定应由其解决的融资贷款并确保项目地块无拆迁补偿纠纷的问题，造成孙中华重大损失，其根据同时履行抗辩权，可以拒绝支付终止合作款。但一审中，孙中华并未就其损失提起反诉，一审、二审及审查中，孙中华也未就其损失金额及损失系因孙生根造成的提供充足的证据。而且，《项目合作终止协议书》第4条约定，如发生由孙生根以前遗留的问题，由孙生根承担全责并处理解决。因此，即使存在孙中华所称的前述损失，也可由双方另行解决，不能得出《项目合作终止协议书》应终止执行的结论。其次，孙中华称，《项目合作终止协议书》的基础是华信公司继续开发涉案项目地块，现在涉案项目地块已由和园公司开发，《项目合作终止协议书》的基础没有了，应终止执行。但是，华信公司曾于2014年11月12日出具《情况说明》，表示对《项目合作终止协议书》的内容同意并无任何异议。而且，一审及审查中孙中华明确，涉案项目地块名义上由华信公司开发，孙生根退出后，孙中华为了把涉案项目地块转到自己名下而成立了由自己实际控制的和园公司。因此，涉案项目地块转由和园公司开发，与孙生根无关，也不影响《项目合作终止协议书》的执行。综上，《项目合作终止协议书》应终止执行的情况并不存在。
关于孙中华提出的一、二审判决的利息起算点及利率应予调整的再审申请事由。经查，首先，《项目合作终止协议书》第2条明确约定，利息从2012年7月15日开始计息，按吴江市中国东方丝绸市场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同期同档贷款利率（目前为月息15.5‰）计算。该条虽然也约定，付款日前，孙生根须提供贷款的合法票据给孙中华，但并未明确提供票据是利息起算及利率确定的先决条件。因此，孙中华以孙生根未提供贷款票据为由，要求对利息起算时间及利率进行调整的主张，难以成立。其次，《项目合作终止协议书》第11条约定，协议自双方签字后生效；第8条约定，如孙中华动工前政府收回项目土地，协议终止执行。现涉案项目地块并未被政府收回，且已办理施工许可证，因此，《项目合作终止协议书》从签字至今始终有效，孙中华所称该协议在办理施工许可证开工前处于效力待定状态，应从施工许可证办理完毕后开始计算利息的主张，不能成立。一、二审判决按月息15.5‰、从2012年7月15日开始计算利息，并无不当。
关于孙中华提出的2016年2月1日已付款应为172万元的再审申请事由。经查，孙生根主张，《项目合作终止协议书》签订后，收到孙中华支付的合作款共852万元，其中2016年2月1日支付172万元。孙中华认为，除孙生根所称852万元外，孙中华还支付了几笔小额款项共18.5万元，已付款已达870.5万元，并提供了部分付款凭证。但孙中华提供的付款凭证显示，2016年2月1日付款金额为160万元。在此情况下，孙生根解释称2016年2月1日172万元中剩余的12万元包含在孙中华所称的18.5万元付款中，并认可付款总额为858.5万元。孙中华认为2016年2月1日的12万元未包含在其所称的18.5万元中，但未提供该12万元的付款凭证。据此，一、二审判决认定2016年2月1日已付款为160万元、孙中华总付款为858.5万元，并无不当。
综上，孙中华的再审申请事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孙中华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孙一鸣
审判员 张 蓓
审判员 张珍芳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日
书记员 马文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