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402民初8652号原告：邱小勇，男，汉族，1972年5月1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汤颖茵，北京市中银（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康怡支行，住所地：珠海市红山路1-11、1-12、1-13、1-14、1-15号。负责人：陆晖，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美智，广东莱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华亮，男，汉族，1993年1月2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系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市分行员工。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惠阳新墟支行，住所地惠州市惠阳区新圩镇新联村（宏发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综合楼）。负责人：钟胜强，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鹭，女，汉族，1982年11月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惠阳新墟支行员工。原告邱小勇与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康怡支行（以下简称建行康怡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惠阳新墟支行（以下简称农行新墟支行）借记卡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11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邱小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汤颖茵，被告建行康怡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美智、被告农行新墟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鹭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邱小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建行康怡支行向原告赔偿存款本金40416元及其利息122.09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7年8月23日起，暂计至2017年9月16日，应计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暂共计40538.09元；2.判令被告农行新墟支行对以上款项的支付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判令两被告共同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在被告建行康怡支行处办理了卡号为62×××24的中国建设银行龙卡通储蓄卡（银联卡）。2017年8月23日凌晨，在原告本人持卡且身在珠海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利用伪造的银行卡于被告农行新墟支行处的ATM机连续八次盗取现金5000元，共计存款本金40000元及手续费416元。因原告未开通短信通知功能，直至2017年9月1日才发现被盗取事件，当即向珠海市公安局香洲分局梅华派出所报警（报警回执号为：J440402530000201709000034），公安机关于2017年9月5日出具《立案告知书》，认为存在违法犯罪事实，予以立案侦查。原告与被告建行康怡支行之间为合法有效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及《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商业银行开办银行卡业务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五)安全、高效的计算机处理系统。”被告建行康怡支行作为发卡银行，应保证原告银行卡交易的安全，在原告持有银行卡且身在珠海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利用伪造银行卡在惠州盗刷取现，被告建行康怡支行应对原告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中国银联入网机构银行卡跨行交易收益分配办法》第一条规定，被告农行新墟支行作为被告建行康怡支行向持卡人提供取款服务的代理银行，同样应当保障持卡人所有交易的安全，而被告农行新墟支行对犯罪嫌疑人持伪造银行卡取现的行为并没有有效识别。同时，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改进个人支付结算服务的通知》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各银行借记卡在自动柜员机取款的交易上限应为每日20000元，被告建行康怡支行、被告农行新墟支行对犯罪嫌疑人利用伪造银行卡连续在ATM取现40000元的行为也并无技术上的阻止。可见，被告建行康怡支行和被告农行新墟支行的银行系统存在重大安全漏洞，最终导致持卡人严重的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63条规定，被告建行康怡支行和被告农行新墟支行应当对原告的全部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建行康怡支行辩称，一、涉案借记卡在争议交易发生前后，甚至在原告发现“盗取”后仍处于正常使用状态，与常见盗刷情形不符，因此涉案8笔交易不应认定为盗取行为。根据涉案借记卡交易明细显示，该借记卡在2017年8月1日至9月30日一直处于正常使用状态，甚至在原告主张的2017年9月1日发现“盗取”事件后，该卡仍不存在挂失、修改密码、换卡等操作，这完全不符合持卡人发现银行卡被盗刷后的正常行为方式。原告主张由于其该银行卡没开通短信通知功能，直至2017年9月1日才发现其银行卡发生异常交易，但根据交易明细显示，在2017年8月23日前后争议交易发生后，即在2017年8月25日21:15:44，涉案银行卡曾在我行碧涛支行自动存取款机上发生了一笔500元的ATM取款交易；在原告主张的2017年9月1日发现异常交易后，该银行卡仍存在消费、跨行自助取款等正常交易。由此种种，我方认为，涉案8笔交易的发生符合原告的交易习惯，是正常交易行为，不应认定为盗取行为。二、原告不能证明案涉借记卡交易是伪卡交易，我方认为，不存在伪卡交易。伪卡交易的认定，是发卡行承担责任的前提条件。关于哪些情形属于“伪卡交易”，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发布的《关于审理伪卡交易民事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进行了四项列举并以“其他能够证明伪卡交易的情形”为兜底。其中，“涉案银行卡账户短时间内在异地交易，有证据证明或者依据常理推断持卡人未在该时该地交易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经验法则，结合交易行为地与持卡人所处的距离、交易时间和报案时间、持卡人身份、持卡人的陈述等情况，综合考量后对是否存在伪卡交易作出认定）”是最常见的认定伪卡交易的情形。根据案涉交易明细显示：原告自2017年8月1日至9月30日发生了众多ATM取款、跨行自助取款、消费交易，原告对大部分交易并无异议，而原告自称在2017年8月23日前后发生的8笔交易为被盗刷，不能排除原告将借记卡交予他人并告知密码的、由他人实施再将真卡交还给原告的可能。而原告提供的监控录像证据，仅能证明涉案争议交易发生时，其本人在本地，无法得知此时涉案银行卡处于何处。因此，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在2017年8月23日前后发生的多笔借记卡交易是伪卡交易。根据原告自述：自2017年9月1日向公安派出所报案，但根据受案回执，目前无法证明原告是持真实（持卡人向公安机关报案时，公安机关不具备验证报案人所持银行卡真伪的条件）的借记卡向公安机关报案。三、案涉的8笔交易发生机构是惠州农行惠阳营业部（新墟约场），我方不是案涉交易所使用的ATM机的提供人，案涉ATM机是否能识别交易时所使用银行卡的真伪与我方无关。根据案涉交易明细显示，我方提出异议8笔交易均发生在惠州农行惠阳营业部（新墟约场），而交易发生时所使用的ATM机并不是我方所提供的，因此该机器是否能识别伪卡，我方无从知晓也无法控制。不同银行间的交易发生，是通过银联系统进行结算的，在银行卡信息和交易密码相符的情况下，该笔交易就获得许可完成交易。因此在交易发生机构发送银行卡的相关基本信息和交易密码相符的前提下，我方允许相关交易的完成并无任何过错，亦不应对此承担任何责任。四、在持卡人设置有交易密码的情形下，密码相符的交易均视为本人交易。银行卡密码是持卡人在办理银行卡时向银行预留的、未来办理业务时提供给银行自动识别客户身份、权限的数字、字母或其组合，具有私有性、唯一性和秘密性。正常情况下，银行卡信息尤其是密码为持卡人自己设定并仅为其掌握，交易时不会显示持卡人设定的密码的具体内容，密码通过银行系统数据库自动扫描的形式核对，第三人包括柜台交易时的银行工作人员并不知晓，同持卡人身份证、签名一样，具有身份识别功能，是持卡人进入电子交易系统的钥匙或身份凭证，从而起到电子签名的作用。除非本人泄密或者被他人窃取，本人之外的第三人并不知晓；1张银行卡只能设定1个密码，二者存在一一对应关系。该密码由持卡人专有和控制。密码拥有者负有妥善保护其密码不被泄露、不被滥用的义务；私人银行卡密码是电子签名的基本方式。《电子签名法》第十三条规定：“电子签名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视为可靠的电子签名：（一）电子签名制作数据用于电子签名时，属于电子签名人专有；（二）签署时电子签名制作数据仅由电子签名人控制；（三）签署后对电子签名的任何改动能够被发现；（四）签署后对数据电文内容和形式的任何改动能够被发现。当事人也可以选择使用符合其约定的可靠条件的电子签名。”《电子签名法》第十四条规定：“可靠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或者盖章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依据《电子签名法》的上述相关规定，私人因密码的使用意味着对交易者身份及交易内容予以确认。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39条规定：“发卡银行依据密码等电子信息为持卡人办理的存取款、转账结算等各类交易所产生的电子信息计录，均为该项交易的有效凭据。”《中国建设银行龙卡借记卡章程》第十条规定：“龙卡借记卡一般为电子连线使用，连线交易时应按银行要求凭个人密码使用。发卡银行依据密码等电子信息为持卡人办理的各类交易所产生的电子信息记录，均为该项交易的有效凭据。”《中国建设银行龙卡借记卡章程》第十一条规定：“持卡人须妥善保管和正确使用密码。凡使用密码进行的交易，发卡行均视为持卡人本人所为。因密码保管或使用不当导致的损失由持卡人本人承担。”根据上述规定，在持卡人设置有交易密码的情形下，只要密码相符的交易，均应视为本人交易。因密码泄露造成的经济损失，由持卡人本人负责。五、原告不能排除其有泄露自己银行卡密码的可能性。从原告的借记卡交易记录来看：原告的借记卡频繁发生消费、ATM取款交易，因此原告在使用ATM机交易的过程中存在泄露其密码的可能性（例如：由于使用密码时没有遮挡或不适遮挡而被旁人所窥视而获得密码等），而该可能性原告不能完全排除，原告无证据证明我方对密码泄露存在过错。由于原告持有的借记卡系凭密码才能支取，仅有卡或账号无法支取款项，加上密码系由原告所设，他人包括我方亦无法知晓。在这种前提下，根据举证就近原则，基于案涉银行卡交易案外人系通过ATM机取款，交易的方式必须采用输入正确的预留密码才能完成，故依法应当由原告就其已经妥善保管案涉借记卡密码承担举证责任。由于原告并未完成相应举证，故应当认定原告并无妥善保管密码，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五、原告主张的银行系统存在重大安全漏洞，单日取现超过20000元上限的说法与事实不符，涉案8笔交易的真实发生日期跨越了两天时间。根据我行通过银联系统查询结果得知，涉案的8笔交易发生时间分别为：2017年8月22日23:53:43、8月22日23:54:32、8月22日23:55:06、8月22日23:55:52、8月23日00:00:23、8月23日00:00:55、8月23日00:01:35、8月23日00:02:16，跨越了2017年8月22日、8月23日两天时间，而交易明细上统一显示的交易日期8月23日是银行系统的清算日期，并非真实交易发生的日期。因此，原告主张的银行系统存在重大安全漏洞，导致持卡人严重损失，与事实不符，其主张不应得以采纳。六、原告主张的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没有法律和合同依据。原告存款存放于其活期存款账户，却主张贷款利息，没有法律和合同依据，该主张不应得以采纳。综上所述，原告在案涉交易发生后，其案涉银行卡仍处于正常使用状态，与常见盗刷情形不符。原告既不能证明案涉银行卡交易是伪卡交易，也未证明我方未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且不能排除原告泄露自己银行卡密码的可能性。请求法院在查明事实后，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农行新墟支行辩称，一、原告无权起诉被告农行新墟支行。本案的法律关系有两个：其一是原告与被告建行康怡支行之间的储蓄合同关系，其二是被告建行康怡支行与被告农行新墟支行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即被告建行康怡支行委托被告农行新墟支行为其客户提供查询、取款服务。本案中，原告提起的是合同之诉，而原告与被告农行新墟支行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只能向合同的相对方主张权利，不能向非合同相对方主张权利，因此原告无权起诉被告农行新墟支行。二、被告农行新墟支行在与被告建行康怡支行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中已尽责。被告农行新墟支行作为提供取款服务的代理银行，已完全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取款期间柜员机具运行正常，同时监控录像显示，取款的银行卡并非白卡（通常所说的伪卡）。并且，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假设被告农行新墟支行有任何不尽责的地方，也应该由被告建行康怡支行另案向被告农行新墟支行主张。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农行新墟支行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被告建行康怡支行认可原告邱小勇名下的银行卡在惠州通过被告农行新墟支行ATM被他人取款的事实，但认为原告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系伪卡交易，被告有委托他人持真卡取款和自己泄露密码的可能性，并且建行康怡支行主张其不存在过错，应由原告自行承担责任，原告邱小勇不予认可。被告农行新墟支行提供的监控录像显示，涉案的8笔交易的真实发生日期跨越了两天的时间，单日取现没有超过20000元的上限。本院认为，原告邱小勇向被告建行康怡支行申请办理银行借记卡，被告建行康怡支行批准并为其办理了银行借记卡，原告与被告建行康怡支行之间成立合法有效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依法应受法律保护。被告建行康怡支行作为经营存、贷款等业务的专业金融机构，负有保障原告存款安全以及依原告要求支付存款的义务。涉案交易发生的时间在凌晨0点前后，并非一般储户通常进行取款业务的时间；涉案交易发生的地点为惠州市，并非原告通常生活和工作的区域；涉案交易的操作人非原告本人，并且在取款过程中神色慌张；上述过程明显有悖一般正常交易。原告未开通短信提醒服务，未能及时发现涉案交易，但其在发现银行卡资金被他人支取后，于2017年9月1日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公安机关亦认为有违法犯罪事实发生，于2017年9月5日立案侦查。在2017年9月1日原告报警的当天，涉案银行卡内的余额已经很少，仅有235.55元，并且该银行卡为原告股票账户开户卡，原告只报警，不挂失，也不违背一般的生活常识。此外，原告所持有的涉案借记卡为磁条卡，该种卡片存在信息被复制进而制作成伪卡被盗刷的可能性，在原告有证据证明发生伪卡交易具有高度可能性时，建行康怡支行对存在真实持卡交易的事实应承担进一步举证证明的责任。本案的证据可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对涉案交易为伪卡交易的事实之证明程度能够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在建行康怡支行未进一步提交证据证明涉案交易系原告本人或其授权的他人持涉案借记卡所为的情况下，本院认定涉案交易为伪卡交易。虽然涉案借记卡凭密码进行交易，且在原告申请办卡时约定凡使用密码进行的交易，发卡银行均视为持卡人本人所为，但是该约定应理解为在使用真实银行卡进行交易时，只要能够正确输入密码，即视为本人交易，而伪卡交易并不适用该约定。被告建行康怡支行主张原告可能自己泄露了银行卡密码，但其并没有提交相应证据证明，故应当由被告建行康怡支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本院认定被告建行康怡支行未尽到保障原告存款安全的义务，被告建行康怡支行应当对原告的存款损失承担全部责任。对于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因借记卡的存款属于活期存款，被他人取款造成了原告活期存款利息的损失，因此被告建行康怡支行应赔偿涉案款项被他人取走后的活期存款利息给原告，即以40416元为基数，从2017年8月2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关于农行新墟支行的责任,被告农行新墟支行与原告不存在合同关系，在涉案交易中亦不存在过错，原告主张被告农行新墟支行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康怡支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邱小勇赔偿银行存款损失40416元及利息（以40416元为基数，从2017年8月23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邱小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07元，由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康怡支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白龙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韦鹏黎冬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