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10民终24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健，曾用名黄建，男，1974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环翠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永，山东荣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昌林，男，1954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环翠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传军，山东海明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威海市中远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威海市环翠区和平路115号。
法定代表人：刘昌林,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传军，山东海明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健因与被上诉人刘昌林、原审第三人威海市中远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17)鲁1002民初24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健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被上诉人给上诉人出具的借条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本案件借贷行为发生于1999年，不应以新颁布的关于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进行规范，法不溯及既往。双方之间借贷行为，完全符合民间借贷习惯，更符合法律规定。借款人收到借款，然后向出借人出具借条，自古以来是一种正常的借贷方式。2、与上诉人同时向被上诉人出借款项的还有两人，其他两人十几年前在环翠区法院通过诉讼、执行拍卖被上诉人的房屋等程序实现了债权，被上诉人从未对此表示异议。针对本案，环翠区法院却作出了不支持上诉人诉讼请求的判决，违反了法律适用的一致性和平等性。
刘昌林辩称，借贷关系不能仅仅依据凭条，更应依据款项的交付及真实的借贷关系发生处理，上诉人一审中已经明确其款项并未交付给被上诉人本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中远公司与刘昌林意见一致。
黄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刘昌林偿还黄健借款945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远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刘昌林，该公司于1999年9月6日被吊销核准。1999年9月14日，刘昌林为黄健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黄建94500元，不计利息，中远公司，刘昌林，99.9.14。
根据黄健申请，一审法院依法调取原告姜某诉被告刘昌林民间借贷纠纷（2000）威环民初字第2842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查明，2000年3月3日，刘昌林向原告姜某借款117440元，刘昌林于同日给原告出具了欠据。2000年4月，刘昌林偿还39759元，尚欠77681元。该案判决，刘昌林偿还姜某借款77681元。根据黄健申请，一审法院依法调取原告曹国栋诉被告刘昌林民间借贷纠纷（2002）威环民一初字第2023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查明，2000年3月3日，刘昌林向原告曹国栋借款14800元，刘昌林于同日给原告出具了欠据。该案判决，刘昌林偿还曹国栋借款14800元。
诉讼过程中，黄健申请曹国栋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曹国栋称其与黄健、姜某在1996年、1997年左右，一起将存款交给银行一名姓郭的业务员处，该业务员给他们每人一张存单。之后，姓郭的业务员以银行系统升级为由将存单要走。证人及黄健等人多次索要后，被告为证人、黄健、姜某出具借条，称此款为刘昌林所借。后刘昌林偿还证人、姜某部分款项，刘昌林重新于2000年3月3日出具借条。一审法院依法对郭金恒作询问笔录，郭金恒称其为建设银行下属建银公司的总经理，由其代办银行贷款业务，刘昌林想借款，黄健、姓姜的女的、还有一个男的经其介绍将现金借给刘昌林，一个月到期后，刘昌林未还款，故为黄健出具借条。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即借贷法律关系除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外，尚须交付借款才能成立。本案中，黄健提供的曹国栋的证人证言称黄健将借款存单交给姓郭的业务员后，多次向姓郭的索要后，姓郭的将款借给了刘昌林，刘昌林为黄健出具借条。而郭金恒则称由黄健本人将现金交付刘昌林。该证人证言与郭金恒陈述相矛盾。黄健提供借条中虽载明“借到”，但94500元的借款数额较大，黄健仅提供证人证言，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将借款交付给刘昌林情况下，无法认定黄健已经向刘昌林交付借款，故双方之间民间借贷并未成立。综上所述，黄健诉讼请求不合理，依法予以驳回。刘昌林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依法可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黄健要求刘昌偿还借款94500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81元、保全申请费1020元，由黄健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供证人姜某出庭作证。证人姜某称，其与黄健、曹国栋曾在一栋楼上办公，三人在建设银行存款，由此认识建设银行的员工郭金恒。有一天郭金恒说银行系统升级，取走了三人的存单，但久未还回新存单，三人追要，郭金恒说他把钱借给刘昌林了，之后郭金恒把三人叫到他的办公室，让刘昌林给三人分别打了借条，打借条大概是在1998年或者1999年。后来在姜某和曹国栋的催要下，刘昌林还给二人部分款项，剩余的借款又重新出具了欠条，对剩余款项，姜某和曹国栋已通过诉讼方式取得，但黄健当时已经不在威海，刘昌林也一直没有归还黄健借款。
经质证，上诉人认为，从姜某以及曹国栋的证言和庭审情况可以看出，当时黄健与证人因为业务关系认识了郭金恒，并将自己的存款通过郭金恒存入银行，郭金恒违规操作未将存款入账，而是私自借给了刘昌林，因此郭金恒在三人向其索要存款时才将借款的事实告知，在郭金恒的主持下，刘昌林向三人出具了借条，证明上诉人将自己的款项借给了刘昌林。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认为，证人陈述其与上诉人未将款项交付给刘昌林属实，但其认为刘昌林为证人、上诉人、曹国栋出具借条并与三人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与事实不符。证人证言表明，证人和曹国栋、郭金恒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或者是与郭金恒任职的银行之间存在存款关系。事实上，刘昌林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中远公司在郭金恒任职的银行有开户，通过郭金恒协调贷款业务，郭金恒将其自己开办的工贸公司的自有款项借给中远公司，后来才告知出借款项实际来自银行储户，因储户追款比较急，要求中远公司为其出具借条并偿还部分款项；因此中远公司为郭金恒出具了借条，并通过郭金恒偿还了部分款项，办理业务时，郭金恒的办公室有其他人员，刘昌林与中远公司不确定是否是上诉人和证人。中远公司确实从郭金恒处借过款，但上诉人作为中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所出具的借条都是代表公司出具的，借条是出具给郭金恒的，中远公司从未与上诉人及证人有过款项往来。关于证人起诉刘昌林的案件虽已执行完毕，但该案诉讼和执行过程中刘昌林均未到庭，刘昌林对该案已申请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处理。本院经审查认为，刘昌林及中远公司对该证人所述事实基本认可，仅对证人主观观点不予认可，故对该证人证言，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刘昌林与中远公司认可曾在郭金恒处借款，其后出具借条，亦认可款项来自于郭金恒任职银行的储户，但主张刘昌林系代表中远公司出具借条，且借条是出具给郭金恒的。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刘昌林及中远公司认可曾通过郭金恒借到款项，并于其后出具借条，虽其主张借条系向郭金恒出具，但其并未否认款项来源于黄健等郭金恒所介绍的储户，且刘昌林所出具的借条内容载明“今借到黄健人民币94500元”，结合曹国栋、姜某的证言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足以认定黄健已通过郭金恒将涉案借款交付给刘昌林，并由刘昌林补写了借条。一审对于涉案借款是否交付的事实认定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刘昌林承认收到借款，但主张款项系中远公司所借，因其系中远公司法定代表人，故代表中远公司出具借条，但刘昌林所出具的借条中除刘昌林本人签名外，未写明中远公司全称、未加盖中远公司公章，刘昌林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该款项由中远公司使用，因此黄健依据该借条要求刘昌林承担还款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黄健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有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17)鲁1002民初2488号民事判决；
二、刘昌林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黄健借款本金945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081元、保全申请费1020元，由刘昌林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162元，由刘昌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董光成
审判员 赵 芳
审判员 王 慧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六日
书记员 丛铭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