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滨民初字第893号
原告刘元翠。
委托代理人张恩江，系原告丈夫。
委托代理人杨培，天津旌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葛万公路与津淄公路交口的东南侧葛万公路1703号。
法定代表人张洪起，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鹏，天津华盛理律师事务所。
委托代理人王桂，天津华盛理律师事务所。
原告刘元翠诉被告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由审判员游继文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杨西虎、人民陪审员赵红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经被告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对本案适用了不公开审理。原告刘元翠的委托代理人张恩江、杨培，被告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元翠诉称，1988年10月24日，由天津市大港区中塘乡中塘村投入资金45万元成立了天津大港区中塘胶管厂，系集体企业。1994年6月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中塘村委会和189名村民共同设立了天津大港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系股份合作制企业。1998年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发起设立了天津大港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系股份有限公司。后公司名称进行了变更，变更为现被告名称，即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原告刘元翠在1998年之前在被告处入股，以每股一元的价格入股，第一次入股1万元，第二次入股2万元。在1998年发起设立天津大港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时，中塘村委会整体退出，并将集体资产的一部分无偿量化给全体股东，量化给全体股东的集体权益数额1458827.03元，原告刘元翠的集体资产量化股份数额为6528.47元，当时以张洪起为代表和中塘村委会签订了《股本转让协议》，在1998年9月25日原告持有公司股份86712股。1999年底，被告强迫原告退出52287.3股，当时退股时未涉及到集体资产量化股份，对强迫欺诈退股的部分原告保留继续主张的权利。2007年9月6日天津市大港区中塘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关于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历史沿革产权界定的确认函》（大港中政函（2007）5号），确认“1998年2月以张洪起为代表的248名职工个人与中塘村村委会签订的《股本转让协议》的内容，依据当时大港区的政策，确认中塘村村委会有权将其所有的部分权益无偿量化给全体职工个人，相应的所有权为职工个人所有，具体金额为1458827.03元。”2007年9月10日，天津市大港区人民政府出具《天津市大港区人民政府关于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产权界定问题的批复》（大港政发（2007）54号）和2008年1月14日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具的《关于对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历史沿革产权界定有关事项确认的函》（津政办函（2008）2号）又再次对上述内容进行了确认。在有政府明确文件确权的情况下，原告在2014年得知被告对原告的集体资产量化部分转入了资本公积金，剥夺了原告所享有的股权，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起诉诉请：1.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原告享有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的集体资产量化部分股权6528.47股。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告为支持其主张，出示和宣读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关于同意设立天津大港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证明公司系在1998年9月7日经天津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原告是248名职工之一。之前公司的债权债务均由成立后的天津大港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承担。
证据二、《天津大港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章程后附的股东签名表。证明出资是全体股东在原股份合作制企业所持股份转入到新成立的天津大港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股份不允许退股，只能按照法律和章程规定依法转让。原告系当时成立的天津大港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证据三、《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证明公司在强迫欺诈原告退股或者是股改的时候，未涉及原告集体资产量化部分的股份。中塘镇、大港区以及市政府办公厅均发文确认，集体资产量化部分的股份是由原告享有完全的所有权。
证据四、天津津港会计师事务所验资报告（验资说明和投入资本明细表），证明原告当时系被告公司股东以及当时投入的金额和占股比例。
证据五、1998年天津大港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自然人）名录，证明原告当时系被告公司股东，证明公司成立时的出资额和占股比例。
证据六、2003年天津大港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名录，证明2003年3月份原告仍然系被告公司的股东。
证据七、《天津市人民政府批转市体改委拟定的﹤天津市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证明没有在托管机构办理手续的的股权转让均是无效的。退股是没有法律依据的，退股无效。
证据八、《证明》一份，证明被告公司在1998年、1999年进行扩股和技术改造，注册资本增加，但没有进行变更登记，原告也享有扩股部分和技术改造部分相应的股权。
证据九、转股协议，证明签名不是本人所签，原告没有将相应的股权转让给北京鹏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被告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刘元翠是从2002年股权清理之前，因个人原因向公司申请了退股，不存在原告所说的欺诈胁迫，原告也领取了相应的退股款，所获得的钱款远远高于其现金出资。不存在遗留的股权，原告在退股后，也不在被告处工作。原告诉称的“被告强迫原告退出52287.3股”，我方给付了对价款。根据1998年2月村集体退出时的相关规定，村集体退出时的量化股权实属给予全体干部职工的集体股，按照当时的规定是人在股在，人走股消。被告当年在原告退股时扣除量化股份是符合当时法律法规以及政策规定的，并未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即使之后法律、政策发生了变化，也不能溯及既往之行为，况且，之后的法律法规也未就量化股作出相悖之规定。
被告为支持其主张，出示和宣读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关于村办集体企业所有者权益有偿转让的规定（草案）》，证据证明原告诉请的村集体量化股权，在离职后即不再享有，公司有权在原告离职时予以扣除。
证据二、中共天津市大港区委办公室、天津市大港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重新印发大港乡镇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大港区乡镇股份合作制企业暂行办法﹥和﹤关于大港区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暂行办法的补充规定﹥的通知》，证明根据大港区当时的政策规定，量化股只享有分红权，没有所有权、继承权、转让权。
证据三、《天津市人民政府批转市集体经济办关于城市集体企业深化改革加快发展若干问题的意见通知》，证明当时天津市政策规定量化股只享受分红权，没有所有权、不得提取、继承、馈赠和转让。
证据四、天津市人民政府《批转市农办、市乡镇企业局关于进一步深化乡镇企业改革意见的通知》，证明当时天津市政策规定的，对于本案诉争量化股只有分红权，不得转让、继承和馈赠。
证据五、公司变更登记，证明原告最迟至2002年6月已经不再是被告股东。
证据六、关于股东退股的通知，证明有关退股政策早已告知所有职工。
经审理查明，1988年由天津市大港区中塘乡中塘村委会投入资金45万元成立了集体企业天津大港区中塘胶管厂。1994年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中塘村委会和数名村民共同设立了天津大港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系股份合作制企业。1998年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发起设立了天津大港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后公司名称进行了变更，变更为现被告名称，即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
原告刘元翠原系股份合作制企业天津大港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的自然人股东，在1998年2月中塘村《关于村办集体企业所有者权益有偿转让的规定（草案）》中载明：村委会将根据大港区的有关规定，将净权益的20%量化给企业的干部和所有职工（中层以上干部执行1：1配股，以量化总额为限），其中将量化总额20%量化给企业的法人代表。凡享受量化股本的干部和所有职工只有分红、扩股的权利，没有所有权，转让权和继承权。
在《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中记载：1998年量化给全体股东的集体权益数额1458827.03元，原告刘元翠的集体资产量化股份数额为6528.47元。
原告于2000年初左右从被告公司“退股”，并且取得了相应的对价款。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和当事人陈述予以证明。
本院认为，1998年2月中塘村《关于村办集体企业所有者权益有偿转让的规定（草案）》针对天津大港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作出规定，将净权益的20%量化给企业的干部和所有职工，凡享受量化股本的干部和所有职工只有分红扩股的权利，没有所有权、转让权和继承权。该规定符合中共天津市大港区委办公室、天津市大港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重新印发大港乡镇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大港区乡镇股份合作制企业暂行办法﹥和﹤关于大港区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暂行办法的补充规定﹥的通知》、《天津市人民政府转批市集体经济办关于城市集体企业深化改革加快发展若干问题的意见通知》以及《天津市人民政府转批市农办、市乡镇企业局关于进一步深化乡镇企业改革意见的通知》的政策要求和当时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实际情况，上述文件规定亦符合当时的相关法律精神。本院对于上述文件规定等证据的效力予以确认。2007年及2008年相关政府文件对1998年集体资产量化权益的意见是为了涉诉企业改制后办理企业上市，应发行人律师要求进一步明确确认股权归属归当时的股东所有，对此本院认为2007年及2008年的文件不能够推翻1997年与1998年相关文件等证据的效力，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
1998年9月成立的天津大港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名为股份有限公司，其前身系由集体企业改制成股份合作制，最后才由股份合作制企业改制成股份有限公司，由于改制的特殊性和不规范性，当时1998年的天津大港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特征。按照当时特定历史时期政策，关于量化到职工股东的集体资产量化权益，应当可以认定各股东对于其享有的权益是一种分红权，并且是在企业职工劳动和资本结合的情况下享有的权益。原告“退股”实际为一种特殊的股权转让，系其真实自愿的行为，“退股”后对集体资产量化部分股份不再享有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第一款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刘元翠的诉讼请求。
二、案件受理费8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游继文
代理审判员 杨西虎
人民陪审员 赵 红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九日
书 记 员 刘慧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