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黔高民提字第7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陈沛霖，男，1951年7月29日出生，汉族，无业，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中华北路***号*栋附*号。
委托代理人：胡祖飞，贵州慧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王立，男，1967年1月5日出生，汉族，无业，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香狮巷*号附**号。
委托代理人：杨胄帷，贵州辅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贵州省长城房地产开发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省政府大院*号楼。
法定代表人：聂政学，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蒋尚彬，贵州黔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贵州政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兴隆西巷***号。
法定代表人：聂政学，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蒋尚彬，贵州黔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阮世银，男，1982年1月2日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黔春路2号1栋1单元14层4号，该公司职工。
一审被告：聂政学，男，1947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兴隆西巷***号。
申请再审人陈沛霖、王立因与被申请人贵州省长城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公司）、贵州政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政峰公司）、一审被告聂政学股权转让纠纷一案，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27日作出（2012）筑民商终字第82号民事判决。陈沛霖、王立不服，向本院提起再审申请。本院于2013年12月17日作出（2013）黔高民申字第558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申请再审人陈沛霖及其委托代理人胡祖飞，申请再审人王立的委托代理人杨胄帷，被申请人长城公司、政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蒋尚彬、阮世银到庭参加诉讼，一审被告聂政学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出庭参加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长城公司及政峰公司向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诉称：2005年，政峰公司当时正承担着贵阳市玉田小区高层经济适用房的建设，为使该经济适用房项目顺利进行，政峰公司与陈沛霖、王立于2005年7月22日签订《合作投资开发协议》，约定：陈沛霖、王立二人全额投资参与开发该项目，合作形式为以入股方式进行。其中聂政学以已向政府支付的土地使用等费用340万元出资占政峰公司股份40％；陈沛霖以现金416.5万元出资占股份49%；王立以现金93.5万元出资占股份11%。协议签订后，陈沛霖、王立二人并未按协议约定的“陈沛霖、王立应保证除所借资金（700万元）外，还需保证本项目的全额开发资金及所有规费并保质、保量按期完工”履行义务，只向原告出借了200余万元，远低于约定的700万元，致使原告的对外债务不能偿还。同时，陈、王二人还利用其掌握公司印章的便利，私自将其应缴纳的出资款全部抽逃，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因此以（2009）筑民二终字第272号民事判决解除了上述合作开发协议。但是，王立却私用公章以长城公司为甲方，聂政学、陈沛霖、王立三人为乙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在工商局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该协议称长城公司同意将其在政峰公司“所持有股份全部无偿转让给乙方”，但长城公司是1992年贵州省经济委员会以省经企字（1992）744号文批准，并在贵州省工商局注册登记的全民所有制企业，隶属于原省政府直属机关工会，国有资产占净资产的20％。依据国家关于国有资产转让的一系列相关规定，长城公司是无权将有国有资产的公司股权无偿转让给他人的。综上，《股权转让协议》不是长城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且长城公司无权将国有资产无偿转让他人。请求确认：1、原告长城公司与被告于2005年12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被告陈沛霖、王立不是政峰公司的股东。
被告聂政学辩称：原告所述属实，同意原告的诉请。
被告陈沛霖、王立辩称：1、长城公司已被省工商局依法吊销营业执照，其法人主体已经消亡，只能从事清算活动，不能作为适格原告提起诉讼。2、省工商局已于1997年4月10日以《关于对“贵州长城房地产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聂政学要求重新认定经济性质的答复》黔工商企字（97）第12号文件认定长城公司的经济性质为私营企业，其不具有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任何属性。3、《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中天银会计师事务所贵州分所经过验资并确认政峰公司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金合计850万元，并于2006年3月13日出具了中天银黔审验（2006）第16号验资报告。陈沛霖、王立、聂政学作为政峰公司新股东召开股东会并重新制定政峰公司章程，同时报贵州省工商局进行变更登记。至此，陈沛霖、王立的股东身份得以确认，且其股东身份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变更。4、聂政学利用法定代表人身份，冒用股东名义变更公司章程，未经股东会同意擅自将公司项目工程的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进行变更，阻止、拒绝作为大股东的陈沛霖、王立参与公司经营，行使股东权利；滥用法定代表人权利，导致三位股东之间长期存在因公司内部管理权益引发的各种纠纷；假借公司名义对股东提起诉讼，其代表行为显然无效，其目的是想侵占陈沛霖和王立合法享有的公司股份以达到独占公司全部股份，请求法院驳回其诉请。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长城公司是政峰公司的原唯一股东。2005年7月22日，政峰公司（甲方）与陈沛霖、王立（乙方）签订《合作投资开发协议》，约定双方合作投资开发贵阳市玉田小区石榴园B栋高层综合楼项目，乙方成为重组后的政峰公司的股东。同年12月18日，聂政学、陈沛霖、王立共同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长城公司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因政峰公司实行改制，由于甲方不能单独组成有限公司，且资不抵债，为使公司顺利改制并完成在建项目开发，长城公司同意将其持有的政峰公司股份全部无偿转让给乙方（聂政学40％、陈沛霖49％、王立11%），甲方所承担的政峰公司债权债务全部转由聂政学承担，乙方作为股东重新注入资金850万元（聂政学340万元，陈沛霖416.5万元，王立93.5万元）。长城公司在协议上加盖了公章，聂政学、陈沛霖、王立分别签了字。同月23日，聂政学、陈沛霖、王立制定并签署《贵阳政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章程》，确认三人的股东身份。2006年3月13日，中天银会计师事务所贵州分所出具一份验资报告，在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上载明，截止至2006年3月13日止，政峰公司实际出资情况为：投资者聂政学出资340万元，占投入资本的40%，陈沛霖出资416.5万元，占投入资本的49%，王立出资93.5万元，占投入资本的11%。另查明，省工商局曾于1997年4月10日作出《关于对“贵州省长城房地产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聂政学要求重新认定经济性质的答复》黔工商企字（97）第12号文件，认定长城公司的经济性质为私营企业。1998年7月，贵州省国有资产管理局作出（98）黔国资字72号文件，界定长城公司的资产中国有资产仍占20％。2008年，政峰公司诉至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要求解除与陈沛霖、王立的《合作投资开发协议》。该院于2009年3月10日作出（2009）南民初字第52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陈沛霖、王立未完全按照合作投资开发协议的约定履行出资义务，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导致双方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遂判决解除政峰公司与陈沛霖、王立于2005年7月22日签订的《合作投资开发协议》。宣判后，陈沛霖、王立不服提起上诉，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7月2日作出（2009）筑民二终字第272号民事判决，认定陈沛霖、王立将投入政峰公司的注册资金抽走，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长城公司和政峰公司又以《股份转让协议》不是长城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且长城公司无权将国有资产无偿转让他人为由诉至本院，提出诉请如前。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在于：1、长城公司与聂政学、陈沛霖、王立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是否无效；2、陈沛霖、王立是不是政峰公司的股东。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明文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而长城公司与聂政学、陈沛霖、王立所签的《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将长城公司在政峰公司的股份全部无偿转让给三被告，但长城公司的该股份经贵州省国有资产管理局界定，有20％为国有资产，长城公司未通过法定报批程序，即将含有国有资产成分的股份全部无偿转让他人，有损国家利益，故该协议中有关股份转让条款涉及国有资产的部分应属无效。合同法又规定，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股份转让协议》业经长城公司盖章，其法定代表人聂政学和其他受让人陈沛霖、王立均有签字，故除涉及国有比例的股份外，其他部分仍然有效。协议另外约定，三被告作为股东重新注入资本金对政峰公司实行改制并继续经营，三被告为此投入的资本金业经中天银会计师事务所贵州分所作出的验资报告予以确认，且三被告制定并签署的《贵州政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章程》也确认了三人的股东身份。虽然陈沛霖、王立经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认定其将投入的资金抽走，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其应承担的是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并处罚款的法律责任，而以转让的股份含有国有成分便直接否定其股东身份尚无法律依据。故原告主张确认陈沛霖、王立不是政峰公司股东的请求不能成立。至于陈沛霖、王立认为长城公司已被吊销营业执照，不能作为本案适格原告的意见，因吊销营业执照的法律后果在于限制企业开展经营活动，并不是宣告企业法人的消亡，故该意见亦不能成立。综上所述，《股份转让协议》中有关长城公司股份转让条款涉及国有资产的部分无效，但陈沛霖、王立在政峰公司股东身份的取得，不仅仅源于受让长城公司在政峰公司的股份，更主要的是二人向政峰公司注入了资本金并与政峰公司法定代表人聂政学制定签署了公司章程，因而原告所述事实理由，不能完全成立，对其诉讼请求，本院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判决：一、长城公司与聂政学、陈沛霖、王立2005年12月18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中转让股份占百分之二十的比例（国有资产）无效；二、驳回长城公司、政峰公司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0元，由长城公司及政峰公司各负担30元，聂政学、陈沛霖、王立各负担20元。
一审判决后，长城公司、政峰公司不服，以陈沛霖、王立为被上诉人向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理由是：首先，原判混淆了净资产与股份的概念。长城公司的资产中有20％的净资产属于国家所有，未经评估无法确认净资产的范围。长城公司与聂政学、陈沛霖、王立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既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又损害了国家的利益，系无效合同；其次，陈沛霖、王立抽逃出资的行为构成根本违约，导致《合作投资开发协议》被生效判决解除，陈沛霖、王立成为股东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
被上诉人陈沛霖、王立答辩称：1、净资产与股份是一一对应关系。原判判决《股份转让协议》部分有效符合客观事实。2、陈沛霖、王立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且聂政学、陈沛霖、王立已共同制定公司章程，并在工商部门进行了变更登记，故陈沛霖、王立具备政峰公司股东身份。至于陈沛霖、王立在履行出资义务后是否抽逃出资，与本案无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聂政学的答辩理由与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一致。
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核实，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1993年3月4日颁发给长城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载明其经济性质为全民所有制企业，且该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已被吊销，但是未履行注销登记手续。政峰公司成立于1993年8月24日，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载明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政峰公司的工商登记显示该公司的投资人为聂政学、陈沛霖、王立，投资额分别为416.5万元、340万元、93.5万元。聂政学、陈沛霖、王立在政峰公司2005年12月23日制定的公司章程全体股东签字处签名，且各方对签名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其余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一致。本案事实有上诉人、被上诉人的陈述、合作投资开发协议、股份转让协议、政峰公司章程、黔工商企字（97）第12号文件、（98）黔国资字72号文件、验资报告、政峰公司章程、帐户流水帐等证据在卷佐证，并经庭审质证、认证，予以确认。
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有两个争议焦点：第一，长城公司与聂政学、陈沛霖、王立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是否有效；第二，陈沛霖、王立是否具有政峰公司股东身份。关于本案的第一个焦点：长城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载明其经济性质为全民所有制企业。贵州省工商局1997年4月10日作出《关于对“贵州省长城房地产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聂政学要求重新认定经济性质的答复》黔工商企字（97）第12号文件，认定长城公司的经济性质为私营企业。1998年7月，贵州省国有资产管理局作出（98）黔国资字72号文件，界定长城公司的资产中国有资产仍占20%。因黔国资字72号文件的产生时间在黔工商企字（97）第12号文件之后，且对长城公司资产性质进行界定系贵州省国有资产管理局的职能范围，故长城公司资产性质应以贵州省国有资产管理局（98）黔国资字72号文件的界定为依据。净资产是属公司所有的，并可以自由支配的资产，在数量上净资产是企业的资产总额减去负债后的净额。股权是股东因出资而取得的、依法定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参与公司事务并在公司中享受财产利益的权利。可见，净资产与股权是不同的概念，原判错误地将净资产等同于股份。《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企业改制应当按照规定进行清产核资、财务审计、资产评估，准确界定和核实资产，公正地确定资产的价值。企业改制涉及以企业的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非货币财产折算为国有资本出资或者股份的，应当按照规定对折价财产进行评估，以评估确认价格作为确定国有资本出资额或者股份数额的依据。不得将财产低价折股或者有其他损害出资人权益的行为。”、第五十四条规定：“国有资产转让应当遵循等价有偿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除按照国家规定可以直接协议转让的以外，国有资产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场所公开进行。转让方应当如实披露有关信息，征集受让方；征集产生的受让方为两个以上的，转让应当采用公开竞价的交易方式。”、《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一）、（二）项规定：“在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过程中，转让方、转让标的企业和受让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或者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批准机构应当要求转让方终止产权转让活动，必要时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确认转让行为无效。（一）未按照本办法有关规定在产权交易机构中进行交易的；（二）转让方、转让标的企业不履行相应的内部决策程序、批准程序或者超越权限、擅自转让企业国有产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本案中长城公司在转让具有国有资产属性的政峰公司的股权时未履行相应的内部决策程序和批准程序，也没有到产权交易场所通过公开竞价的交易方式进行，就擅自将长城公司持有的政峰公司的股权无偿转让给聂政学、陈沛霖、王立。故长城公司与聂政学、陈沛霖、王立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因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关于本案的第二个焦点：尽管中天银会计师事务所贵州分所作出的验资报告载明陈沛霖、王立将《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股金汇入政峰公司的帐户，同时政峰公司的公司章程及工商登记均将陈沛霖、王立记载为股东，但是验资报告、公司章程及工商登记的记载事项只具有推定效力，二人是否具有政峰公司股东身份应结合各方的权利、义务进行综合审查。首先，政峰公司与陈沛霖、王立签订的《合作投资开发协议》已被生效的判决解除，且长城公司与聂政学、陈沛霖、王立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无效，故陈沛霖、王立不能依据《合作投资开发协议》或者《股份转让协议》取得政峰公司股权；其次，陈沛霖、王立自认于2006年3月13日将416.5万元、93.5万元的投资款汇入政峰公司账户，2006年3月15日就将投资款全部抽走，且该状态自2006年3月15日持续至今。故陈沛霖、王立提出的因向政峰公司投资而取得股权的答辩理由不能成立。再次，陈沛霖、王立从未参与过政峰公司的经营、决策，政峰公司也从未向其分配过红利。综上，陈沛霖、王立不是政峰公司的股东。故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四十二条、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一、撤销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1）南民商初字第144号民事判决；二、长城公司与聂政学、陈沛霖、王立于2005年12月18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无效；三、陈沛霖、王立不是政峰公司的股东。一审案件受理费120元，由聂政学、陈沛霖、王立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20元，由聂政学、陈沛霖、王立负担。
陈沛霖、王立不服二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裁定提审本案。
陈沛霖、王立再审请求：1、依法撤销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筑民商终字第82号民事判决，依法驳回被申请人的全部上诉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申请人承担。理由：1、申请再审人于2013年5月14日取得贵州省直属机关工会工作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原省政府直属机关工会工委挂靠的贵州省长城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有关情况》，该证据证明长城公司是私营企业，其中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己被撤销，其资产性质应以该份文件为准，因此，长城公司转让政峰公司股权不必依照《国有资产法》等相应的内部决策程序和批准程序，股权转让合法、有效。2、二审判决认定“长城公司的经济性质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政峰公司的股权具有国有资产属性”无证据证明。贵州省工商局1997年4月10日作出的《关于对“贵州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聂政学要求重新认定经济性质的答复》黔工商企字（97）第12号文件认定长城公司的经济性质为私营企业。贵州省国有资产管理局作出的（98）黔国资字72号文件，并未涉及政峰公司的股权性质的认定，更未确定政峰公司的股权属于国有资产性质。3、长城公司并非国有独资公司，也非国有控股公司，本案未涉及长城公司自身的股权转让，故二审判决错误适用《国有资产法》《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同时，二审判决已认定中天银会计事务所贵州分所作出的验资报告、政峰公司的公司章程及工商登记，否认陈沛霖、王立的股东身份未适用或引用任何足以说明陈沛霖、王立非股东身份的法律依据。第一，陈沛霖、王立是否抽走资金与认定股东身份无关，且抽走资金已表明陈沛霖、王立具有股东身份，如无股东身份是无法构成《公司法》规定的抽走注册资金的；第二，《合作投资开发协议》与本案无关，并且申请再审人也并非依据该协议取得政峰公司的股权。第三，申请再审人是否抽走资金与本案认定申请人的股东身份无关，抽走资金根据《公司法》第二百零一条之规定，承担的是相关行政责任，而不能据此否认再审申请人的股东身份。第四，申请再审人是否参与公司经营、决策及公司是否分红等均与申请再审人是否是股东无关。
被申请人长城公司、政峰公司辩称：1、本案裁定再审程序违法，违反了不告不理原则。第一，申请人并未将原二审的“一审被告”聂政学列入再审申请书的当事人，而本院（2013）黔高民申字第493号民事裁定书却把聂政学列为当事人；第二，即便2013年申请人提交的“情况说明”是新证据，其也未在六个月内对聂政学提起再审申请。2、黔国资企发（1998）72号文对长城公司有20%的国资的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未经法定程序不得撤销；3、省政府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系社团组织，无权对长城公司的经济性质做出认定；4、申请人私刻公章，虚构内部职工购房协议，利用股东身份恶意串通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损害政峰公司利益。请求驳回再审请求，维持二审判决。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二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另查明：1、长城公司系1992年11月19日经贵州省经济委员会省经企字（1992）744号批复批准成立、并于1993年3月4日经贵州省工商局颁发营业执照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其主管部门系原省政府直属机关工会工委。该公司于2002年11月8日被省工商局吊销企业营业执照，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该公司被吊销时的企业类型为全民所有制。2、政峰公司系由中外合资政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改制而来，该合资公司于1993年8月17日经外经贸黔府字（1993）37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批准成立，由长城公司及香港华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2003年12月15日，贵州省贸易合作厅黔贸合（2003）215号批复：因外方资金长期不到位，同意将贵州政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转为国内企业，原批准证书外经贸黔府字（1993）372号作废。根据2005年9月1日贵州省商务厅外资企业审判机关和2005年12月16日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外资企业管理分局同意该公司转为内资企业的批复，办理工商登记手续。3、1995年12月14日，贵州省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以（95）黔国资企字第106号文件《对贵州省长城房地产开发公司国有资产产权界定的协商函》去函原省政府直属机关工委，并提出协商意见如下：第一，经贵州公信资产评估事务所（黔公信资评查字（1995））财务查证，该公司在界定时间点1995年9月30日净资产为722247.27元（账上未列实收资本）。第二，国有资产占净资产的比例20%；第三，国有资产产权界定后，以界定时间点上的净资产为基数，一次性计交省国资办；第四，非国有资产应属实际投资者所有。4、贵州省直属机关工会工作委员会文件省直工字（1997）27号《关于对“贵州省长城房地产开发公司”有关问题的决定》决定：第一，原省政府直属机关工会工委于1992年11月向原省经贸委的报批报告，向省国资办申报的国有资产产权登记以及向省工商局申报的企业注册登记，自省工商局黔工商企字（97）12号文件下达之日起，即1997年4月10日起予以撤销；第二，撤销原省政府直属机关工会工委下发的省府直工技批字（1992）62号（对聂政学的任命书）……等文件，以及过去对长城房地产开发公司有关其他事项的决定；第三，原省政府直属机关工会工委（含现省直工会工委）与贵州省长城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关系已自然解除。公司的人、财、物及债权债务由公司自行承担责任；第四，公司资产中20%的国有资产，由省国资局负责收回，公司应尽早向省国资局办理有关手续。5、1997年4月10日，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黔工商企字（97）第12号文关于对“贵州长城房地产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聂政学要求重新认定经济性质的答复中答复：“……因该公司用全民所有制企业牌子从事经营活动，国有资产占净资产的比例为20%......”。6、1998年8月7日，省国有资产管理局以黔国企发（1998）72号文件《关于明确贵州省长城房地产开发公司国有资产产权界定处理有关问题的意见》去函长城公司：“……但由于种种原因，从界定时间点1995年9月30日至今已两年之久，你公司资产情况已发生了变化，并再次向我局递交《关于请求重新查证界定贵州省长城房地产开发公司国有资产权益的报告》……，现今我局再次研究，对你公司有关国有资产产权界定之事具体明确如下：一、你公司中国有资产维持原协商意见，仍占公司净资产的20%。二、请你公司主动与原主管部门汇报请示，依法完成资产清查、核实认定、移交、收缴等工作。三、清查、核实、移交、收缴工作结束后，请到我局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公司注销登记手续。”7、根据贵州正源审计事务所于1999年1月29日出具的黔正审验字（1999）07号验资报告，1999年1月28日，贵州省长城房地产开发公司于1999年1月28日缴存贵阳市商业银行甲秀支行“中外合资贵州政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账号人民币528万元。8、2002年5月9日，贵阳新世纪经济适用房建设有限公司（甲方）与政峰公司（乙方）签订《小区建设管理合同》，约定：“……（二）乙方具体实施玉田小区石榴园B栋高层综合楼约占用地7亩，建筑面积2.75万平方米的开发建设。……”贵阳市经济适用住房建设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公告（2010）筑商房预售准字第（048）号显示，该工程项目已于2010年12月30日竣工。9、根据中天银会计师事务所贵州分所于2006年3月10日出具的《贵州政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即原中外合资政峰公司的清算报告》中天银黔会审字（2006）第42号附件5《清算事项说明》，截至2006年2月28日，中外合资贵州政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净资产确认为-1220287.92元；10、2014年5月6日，本院去函贵州省财政厅了解长城公司中20%的国有资产的回收情况，该厅于2014年5月29日以黔财办函（2014）90号回复称：“经我厅对原国资局1997年1月至2000年10月账簿（省国资局于2000年10月撤销）以及贵州省财政厅总预算会计1997年1月至2000年10月收入明细账进行核查，均未发现贵州省长城房地产开发公司或贵州省直属机关工会工作委员会将贵州省长城房地产开发公司20%的国有资产上交到原国资局或省财政厅。”
本院认为，综合案件事实及诉辩双方意见，归纳本案再审阶段的争议焦点是：1、长城公司与聂政学、陈沛霖、王立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是否有效；2、陈沛霖、王立是否具有政峰公司的股东身份。
关于本案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本院认为，长城公司与聂政学、陈沛霖、王立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无效。理由是：首先，长城公司转让政峰公司股份违反《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中有关国有资产转让应当进行资产评估的强制性规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国有资产占有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资产评估：（一）资产拍卖、转让……；”据此，转让前须对拟转让的国有资产进行评估是企业国有资产市场化的必经程序，该规定系为防止国有资产因转让而流失所设置的一种强制性的制度防范措施，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违反将导致合同无效。本案中，长城公司系1992年11月19日经贵州省经济委员会省经企字（1992）744号批复批准成立、并于1993年3月4日经贵州省工商局颁发营业执照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该公司自设立、被吊销及至涉诉，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均载明其经济性质为全民所有制。虽然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以黔工商企字（97）第12号文对长城公司的经济性质作出重新认定，但未作相应的变更登记。而对于长城公司的资产构成情况，1995年12月14日，贵州省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以（95）黔国资企字第106号《对贵州省长城房地产开发公司国有资产产权界定的协商函》去函原省政府直属机关工委，建议以界定时间点1995年9月30日的净资产722247.27元为基数，将长城公司20%的国有资产一次性计交省国资办。此后，贵州省直属机关工会工作委员会以省直工字（1997）27号《关于对“贵州省长城房地产开发公司”有关问题的决定》文，决定由省国资局负责收回长城公司资产中20%的国有资产。1997年4月10日，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以黔工商企字（97）第12号文，再次确定长城公司国有资产占净资产的比例为20%。1998年8月7日，省国有资产管理局以黔国企发（1998）72号《关于明确贵州省长城房地产开发公司国有资产产权界定处理有关问题的意见》文，再次明确国有资产仍占长城公司净资产的20%，公司应依法完成资产清查、核实认定、移交、收缴等工作。2014年5月29日，贵州省财政厅以黔财办函（2014）90号文，明确长城公司或贵州省直属机关工会工作委员会未将长城公司20%的国有资产上交到原国资局或省财政厅。上述事实足以证明，长城公司的净资产中有20%的份额属于国有资产，且直至长城公司与聂政学、陈沛霖、王立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时并没有移交给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政峰公司是长城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因此，长城公司作为政峰公司唯一的股东，对政峰公司依法享有投资收益的权利。在对外转让长城公司持有的政峰公司股份时，鉴于该投资权益中部分具有国有资产性质，故应当遵循《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的特别程序，对公司资产进行评估，否则可能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而长城公司在转让前并未对公司资产进行评估，而且将其持有的政峰公司股份全部无偿转让给聂政学、陈沛霖和王立，故该《股份转让协议》违反了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申请再审人关于贵州省直属机关工会工作委员会省直工字（1997）27号文已做出撤销其向省国资办申报的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决定，长城公司是私营企业，其在政峰公司的股权不具有国有资产属性，因而转让政峰公司股份不必依照国有资产转让的必经程序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其次，长城公司无偿转让全部政峰公司股份亦导致国家利益受损。本案中，尽管中天银会计师事务所贵州分所作出的清算报告显示截至2006年2月28日，政峰公司的净资产为-1220287.92元，但双方在2005年12月18日达成无偿转让股权的协议时并没有对公司资产进行评估，且在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时，政峰公司项下仍有在建的贵阳市玉田小区高层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工程，即政峰公司股份仍然具有转让价值。而作为股份受让人的聂政学，利用其系长城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便利对外签订无偿转让协议，将长城公司所持政峰公司股份全部无偿转让至陈沛霖、王立及自己名下，因此，其与长城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转让公司股份的故意，该转让行为不仅使长城公司丧失了其作为政峰公司的股东身份，也使长城公司基于该股东身份而享有的预期可得利益随之丧失，从而损及国家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的规定，《股份转让协议》应属无效。
关于本案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由于双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无效，陈沛霖、王立主张其系政峰公司股东身份的基础丧失，因此，陈沛霖、王立不具备政峰公司的股东身份。
另外，本院认为，本案中，聂政学作为股份受让人，利用其兼具长城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的便利，未经法定程序，擅自对国有资产进行转让处分并损及国家利益，其对导致股份转让协议无效负有过错，于此，陈沛霖、王立可以另行主张相应的权利。
综上，二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但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筑民商终字第82号民事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按照原二审判决确定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冉 飞
代理审判员 李圣瑞
代理审判员 周 映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王筱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