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云01民终576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晓丽，女，彝族，1990年6月6日生，住云南省楚雄州武定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段艳国、贺攀科，云南大韬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国联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昆明市高新区海源北路六号招商大厦。法定代表人：朱勇辉，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炜、李振山，云南建广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李晓丽与被上诉人云南国联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联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2017）云0102民初38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0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李晓丽的委托代理人段艳国，被上诉人国联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晓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晓丽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2017）云0102民初3801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依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系未查明本案的客观事实、且对法律的适用存在错误。其一，仲裁时效的起算并不当然的以终止劳动关系作为起算点，而是以当事人的认知（即什么时候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作为起算点的标准。本案中，上诉人从被上诉人处离职后，经过聘用后进入新的用人单位，因社保无法在新的单位进行缴纳，上诉人找到被上诉人负责人要求协商解决，在被拒绝后投诉无门的时候才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在此之前，并没有主观上对于其权利是否遭受了侵害进行一个明确的判断和认知，只是简单的办理了离职手续，就认为自己和前任公司之间没有了任何关系，殊不知，正是因为这种简单的判断造成了自己权利的一直持续不断的被侵害。由此，本案的仲裁时效应当从当事人得知自己的社保无法转入新的单位而丧失了自己应当获得的保险待遇这一情况时开始计算，而不应当按照一审法院认定的从终止劳动关系的次日开始计算，因此，本案上诉人的诉讼不存在超过仲裁时效的情形。其二，上诉人于2015年11月9日从被上诉人处离职，上诉人是从云南康天下事业有限公司的工作岗位上离职的，而非在被上诉人处，因此双方的劳动关系一直在持续，即便从该日期起算仲裁时效，上诉人也存在诸多仲裁时效中断的事宜。被上诉人在2015年4月后就没有经营，所有人员全部并入云南康天下事业有限公司，被上诉人也不再使用原有的经营场所。被上诉人公司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上诉人一并被安排进入云南康天下事业有限公司工作，双方的劳动关系并没有实际进行终止。在新单位入职后，上诉人多次找到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沟通补缴社保十一，其均答应解决。按照《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规定，仲裁时效应当中断。其三，在本案中，被上诉人抗辩上诉人的诉讼超过仲裁时效，则应当由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的事实进行举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但是，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既然被上诉人提出了相应的抗辩观点，则应当对其观点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佐证，而不应当由上诉人对自己没有超过仲裁时效进行举证，基于此，一审法院对于举证责任的分配显然是错误的。综上，请求依法纠正一审的错误裁判，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国联公司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上诉人离职之前知道由于经济不好，国联公司就没有为职工购买社保；经过劳动仲裁委员会的审查，上诉人在离职前就知道没有买社保的情况，因此已经超过仲裁时效。李晓丽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自2014年11月至2015年5月的工资1960元；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2800元；3、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确认法律事实：原、被告双方于2014年11月10日签订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期间自2014年11月10日至2015年11月9日，工作岗位为网页设计师。2015年11月9日原被告之间劳动合同期限届满，双方未继续签订劳动合同。此后，原告申请劳动仲裁，2017年4月1日，昆明高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以原告仲裁请求超过仲裁时效为由，作出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因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劳动争议产生的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四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限制，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原告主张被告支付代扣保险费但未缴纳社会保险部分的工资以及经济补偿金，属于劳动争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关于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适用范围的规定。本案，原告主张被告支付代扣保险费但未缴纳社会保险部分的工资系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的争议，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其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双方未就经济补偿金的支付数额及支付期限作出明确约定，原告也未提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的证据，其主张权利的仲裁时效应为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本案，原被告之间劳动合同于2015年11月9日届满，双方并未续签劳动合同，原告也未向被告公司提供劳动，应认定2015年11月9日原被告之间劳动关系终止。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主张，仲裁时效期间为2015年11月10日-2016年11月9日，在此期间原告未提出仲裁申请。2017年4月1日，昆明高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以原告仲裁请求超过仲裁时效为由，作出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至2017年4月19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超过仲裁时效期间，被告对此予以抗辩，原告未提交证明仲裁时效中止、中断的相关证据，其诉讼请求，不应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晓丽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予以免收。二审中，上诉人、被上诉人均未向法庭提交新证据。上诉人、被上诉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均没有异议。根据诉辩双方的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申请劳动仲裁是否已经超过仲裁时效？本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主张的被上诉人代扣但未替上诉人缴纳社会保险部分的工资以及经济补偿金，属于劳动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限制，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期间为2014年11月10日至2015年11月9日，此后双方未续签劳动合同，上诉人亦未在被上诉人公司继续工作，故双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间应当为2015年11月10日，但上诉人申请仲裁时间为2017年4月1日，已经超过了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上诉人虽辩称在此期间，其一直与被上诉人进行协商，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的该主张。由于上诉人不能举证证明仲裁时效期间存在不可抗力或其他正当理由导致仲裁时效中止或中断的情形，故一审法院对本案处理并无不当，本院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李晓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红审判员 陆有林审判员 方云红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八日书记员 陈攀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