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吉0102民初1466号
原告（反诉被告）：大连金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保税区。
法定代表人：穆传爽，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黑龙江省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汤继辉，男，汉族，1977年3月17日出生，住大连市甘井子区。
被告（反诉原告）：长春市朕辉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春市南关区。
法定代表人：石刚，经理。
被告：榆树市宝鸿粮食经销有限公司，住所地：榆树市。
法定代表人：王启生，经理。
被告：榆树市鑫盛养殖专业合作社，住所地：榆树市。
法定代表人：汤艳侠，经理。
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聂慧凌，吉林理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大连金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金亨）与被告汤继辉、长春市朕辉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朕辉公司）、榆树市宝鸿粮食经销有限公司、榆树市鑫盛养殖专业合作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大连金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被告汤继辉及汤继辉、长春市朕辉贸易有限公司、榆树市宝鸿粮食经销有限公司、榆树市鑫盛养殖专业合作社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聂慧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大连金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第一被告给付货款190万元及自2014年9月18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同期贷款利息；2、判决被告给付违约金38万元；3、判决被告给付因讨债产生的费用（截止2016年5月12日97198.5元）。上述合计2377198.5元；4、判决被告承担连带责任；5、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2013年7月30日，原告与案外人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北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粮公司）订立合同，采购澳大利亚高粱10000余吨。第一被告以大连良吉嘉运谷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良吉嘉运）、第二被告名义进行负责运输和销售，并订立了相关合同（代理销售协议）。促成第一被告以大连良吉嘉运谷物有限公司与案外人高县会和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县会和）订立了《粮食购销合同》。第三、第四被告为第一被告提供了担保（见《担保协议书》）。2014年初第一被告先行将货卖出后，于2014年3月2日、2014年12月5日，以第二被告名义与原告签订了两份《高粱购销合同》，但被告至今未给付货款，原告多次催要货款，被告分别于2014年9月18日、2015年12月7日为原告出具《还款承诺书》、《欠款及还款计划承诺书》，但至今仍拖欠190万元货款未付。根据两份《高粮购销合同》的约定，第一、第二被告已经构成违约，应给付原告未付款项20%的违约金38万元。原告为主张权利，多次往返长春及大连之间，截止2016年5月12日已经产生费用97198.5元。上述合计2377198.5元。未计诉讼请求第一条中的被告应承担的利息。
原告认为，第一被告的违约行为已经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其他被告被第一被告实际控制，（见《实际控制人证明》、《公司实际控制人证明》）并提供担保，应承担担保责任，因第一被告及地被第二被告住所地在贵院管辖范围，故提起诉讼，请求支持原告诉求。
被告汤继辉、长春市朕辉贸易有限公司、榆树市宝鸿粮食经销有限公司、榆树市鑫盛养殖专业合作社辩称，一、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符。1、2013年7月30日《高粱购销合同》是原告与案外人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北良有限公司签订的，《代理销售合同》是原告与案外人大连良吉嘉运谷物有限公司签订的，与四被告无关，四被告对这两份合同的订立及履行情况不知情。并非原告所述汤继辉以大连良吉嘉运谷物有限公司、朕辉公司名义进行销售和运输。这两份合同与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关联。2、《粮食购销合同》是案外人大连良吉嘉运谷有限公司与案外人高县会和商贸有限公司签订的，《担保协议书》是第三、第四被告以其所有的土地、厂房为案外人高县会和商贸有限公司提供的履约担保，并非原告主张的为第一被告提供担保。这两份合同与第一被告汤继辉无关，也与原告无关，原告对于这两份合同不具备提起诉讼的主体资格。第三、第四被告也不是适格被告。3、2014年初，是原告货物已经卖出，而不是原告主张的第一被告将货物卖出。原告在此时没有粮食货物情况下与2014年3月2日、2014年12月5日与第二被告签订了两份《高梁购销合同》，原告当时不具备任何合同履行能力，签订这两份合同的真实目的是为了使原告作为国企业在账面上不体现大额度亏损而虚构交易、提供虚构与第二被告的买卖合同，以及通过第二被告向其转款，弥补原告在与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北良有限公司、大连良吉嘉运谷物有限公司、高县会和商贸有限公司等案外人在粮食贸易中出现的亏损。4、2014年12月7日和2014年9月18日，第一、第二被告出具的《还款承诺书》、《欠款及还款计划承诺书》意思表示不真实，这是第一、第二被告按照原告的要求所出具。是第一、第二被告签订了两份《高梁购销合同》、并按照原告要求付款1434500元后，应原告和实际控制人北大荒集团所求，继续为其全部填充原告和他人的贸易亏损额度而出具的承诺。这两份承诺书内容虚构，第二被告没有收到任何粮食货物，欠货款不属实。二、本案中原告诉请及所主张的事实有关的两份《高梁购销合同》，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款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规定，属于无效的合同。即使该两份合同有效，由于原告没有实际供货，原告与第二被告之间的购销合同没有实际履行，第二被告没有付款义务。第二被告已经给原告所付款项属于不当得利应予以返还。依据两份《高梁购销合同》所出具的《还款承诺书》、《欠款及还款计划承诺书》也并不真实有效。第一、第二被告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三、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出卖人依其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而享有对买受人应付货款的请求权。即使《高梁购销合同》有效，原告没有任何相关证据证明其已经履行了交付标的物的义务，在我方不予认可的情况下，出卖人对其主张应当有责任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其交付标的物的事实，并且根据《合同法》第136条的规定，出卖人在交付标的物的同时还应按照约定和交易习惯向我方交付有关单证、资料等。但原告仅凭合同，没有提供送货单、接收单、入库单、验收单、对账单等直接或间接证据，对其在合同中主要的供货义务，无法证明其履行，不能说明在高梁在哪里交货，收货人是谁、怎样交货、交货的数量等，不符合交易习惯和常理。第二被告不予认可原告交付了任何货物。原告对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没有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对其主张应不予采信。
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并且原告应当返还第二被告已经支付的全部款项。
反诉原告长春市朕辉贸易有限公司诉称，反诉被告于2014年3月2日、2014年12月5日签订的两份《高梁购销合同》，约定反诉原告购买反诉被告提供的进口高粱，反诉被告按反诉原告的需求进度交货，交货地点为天津港四号库。该两份合同并没有实际履行，合同签定时反诉被告没有任何高粱货物可提供，不具备合同履行能力。合同签订后，反诉被告却按照反诉被告的要求向其转款1434500元，此款为不当得利，从支付至今反诉原告多次催要仍没有返回，故提出反诉请求：1、请求判令反诉被告返还反诉原告不当得利1434500元；2、反诉费用由反诉被告承担。
反诉被告大连金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辩称：2014年3月合同是后补签的，前提条件是经第二被告介绍与高县会和商贸有限公司签订合同，2000多吨货物运到仓库，高县拉走1700余吨，还剩余500余吨粮食，后原告发现仓库没有货，被第二被告与出租人偷卖掉，之后第二被告不让报警与原告签订了合同。第二份合同是第二被告与大连良吉嘉运谷物有限公司订立代销合同，实际良吉公司没有出人，是第二被告进行的运作，双方按代销协议第二条三项约定补了差价及第二被告偷走的粮食共价值265万余元。之后，第二被告出具五份还款计划，至今被告拖欠货款190余万元，还能说明第二被告所述不真实。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案件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一、原告大连金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北良有限公司、良吉嘉运谷物有限公司、高县会和商贸有限公司之间因进口高粱买卖发生过如下贸易关系：2013年7月30日，大连金亨与案外人华粮公司签订了《高粱销售合同》，约定原告从华粮公司处购买10000吨澳大利亚高粱；大连金亨和案外人良吉嘉运签订了《代理销售合同》，约定大连金亨委托良吉嘉运销售20000吨澳大利亚进口高粱。原告负责签订高粱销售合同，大连良吉嘉运谷物有限公司负责与酒厂联系销售、办理货物进口许可、配合华粮集团进口货物的通关、商检及到酒厂的运输等；2013年12月12日，案外人高县会和与案外人良吉嘉运签订了《粮食购销合同》，约定高县会和购买良吉嘉运2000吨脱壳高粱。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从案外人华粮公司处购入高粱后，通过良吉嘉运代为销售，并销售给高县会和公司。
二、原告大连金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长春市朕辉贸易有限公司之间因进口高粱买卖发生过如下贸易关系：2014年3月2日与2014年12月5日，大连金亨与朕辉公司签订了两份《高粱销售合同》，约定交货地点为天津港四号库，朕辉公司自提。朕辉公司2014年4月21日付款50万元，2015年1月5日付款50万元，2015年4月11日付款20万元，2015年4月30日付款5万元，直接向大连金亨公司账户转账人民币共计125万元，另向代表大连金亨与朕辉公司签订《高粱销售合同》的大连金亨业务经理袁宏岗账户分别于2015年7月24日转款60000元、2015年8月26日转款60000元、2015年9月29日转款64500元共计184500元，向大连金亨转入款项共计人民币1434500元。庭审中原告表示2014年3月2日的合同履行了，是被告偷卖高粱后补签的合同，2014年12月5日合同没有履行，是为了弥补大连良吉嘉运谷物有限公司代销协议的差价。
三、汤继辉、长春市朕辉贸易有限公司、榆树市宝鸿粮食经销有限公司、榆树市鑫盛养殖专业合作社与该高粱买卖关系：2013年12月15日汤继辉、榆树市宝鸿粮食经销有限公司、榆树市鑫盛养殖专业合作社签订《担保协议书》，内容“依据高县会合购买良吉嘉运签订的《粮食购销合同》，榆树市鑫盛养殖专业合作社以所属土地厂房对大连良吉嘉运所属债权提供担保，如合同到期高县会合不能按时付款，榆树市鑫盛养殖专业合作社的一切资产归大连金亨所有”；2014年7月20日汤继辉、长春市朕辉贸易有限公司为大连金亨出具《还款承诺书》，内容“欠大连金亨高粱货款本金人民币2650000元，现我承诺：该笔欠款我及我公司将于本月底全部予以还清，最迟不超过2014年8月5日还清”；2014年9月18日汤继辉、长春市朕辉贸易有限公司为大连金亨出具《还款承诺书》，内容“汤继辉及我实际控制的长春市朕辉贸易有限公司，因高粱业务关系，欠大连金亨高粱货款本金人民币2650000元。在2014年7月20日签署的《还款承诺书》中承诺：该笔欠款我汤继辉及我实际控制的长春市朕辉贸易有限公司将于8月底全部还清，最迟不超过2014年8月5日全部还清本息。然而至今尚未还清，经双方协商同意：汤继辉及我实际控制的长春市朕辉贸易有限公司于2014年10月10号前全部还清本息，并不再逾期”；2015年2月10日汤继辉、长春市朕辉贸易有限公司为大连金亨出具《还款计划及承诺书》，内容“尚欠大连金亨高粱货款本金人民币2150000元，计划在春节前归还1500000元。如春节前未能履行和履行不足额的部分，将在春节后15个银行工作日内一并还清给大连金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2015年4月17日汤继辉、长春市朕辉贸易有限公司为大连金亨出具《欠款欠条》，内容“欠大连金亨高粱货款本金人民币1950000元尚未还清，汤继辉及我实际控制的长春市朕辉贸易有限公司承认该欠款事实。并努力尽快偿还至清”；2015年12月7日汤继辉及我实际控制的长春市朕辉贸易有限公司为大连金亨出具《欠款及还款计划承诺书》，内容“在2014年与大连金亨业务经营过程中，至今尚欠大连金亨高粱货款本金人民币190万元整。此欠款情况属实无误。现承诺该笔欠款我及我实际控制的长春市朕辉贸易有限公司将于2016年1月21日前全部予以还清，最迟不超过2016年3月21日还清”。
四、大连金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在2014年3月24日至2016年5月12日，发生97198.5元在鲅鱼圈、长春、哈尔滨等地之间交通往来及住宿费用。
本院认为，（一）关于大连金亨与华粮公司采购合同数量。
2013年7月30日，大连金亨与案外人华粮公司签订了《高粱销售合同》，约定原告从华粮公司处购买10000吨澳大利亚高粱，大连金亨和案外人良吉嘉运签订了《代理销售合同》，约定大连金亨委托良吉嘉运销售20000吨澳大利亚进口高粱，采购与销售之间有10000吨粮食差额。
（二）、大连金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长春市朕辉贸易有限公司销售合同是否履行情况。
大连金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长春市朕辉贸易有限公司2014年3月2日与2014年12月5日签订了两份《高粱销售合同》，其中2014年3月2日合同标的额1485000元（3300元x450吨），2014年12月5日合同标的额1150000元（2300元x500吨）,原告庭审称欠款265万元为两份合同标的额总和，但在2014年9月18日汤继辉、长春市朕辉贸易有限公司为大连金亨出具《还款承诺书》，双方已确认欠款数额为265万元，故原告称265万元为两份合同总和与实际总和2635000元事实不符。原告未提供交货单等证实该两份《高粱销售合同》履行的相关证据，无法认定两份《高粱销售合同》实际履行。
（三）、关于大连金亨与良吉嘉运签订的《代理销售合同》履行情况。原告主张汤继辉和朕辉公司代表良吉嘉运一方、以良吉嘉运的名义运输和销售高粱，称与被告长春市朕辉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第一份《高粱销售合同》是为被告偷走的高粱而签订的合同，但未提供被告偷走高粱的证据，称第二份合同系补良吉嘉运差价款，汤继辉不承担我方将要求大连良吉嘉运谷物有限公司承担，因整个业务是汤继辉运作，但未提供证明汤继辉系良吉嘉运实际控制人的证据、或出具良吉嘉运授权汤继辉代表良吉嘉运与大连金亨签订《代理销售合同》的授权委托书，故该《代理销售合同》应视为大连金亨与良吉嘉运之间的合同关系，该高粱货物由大连良吉嘉运谷物有限公司代理销售，与汤继辉等被告无关，即使出现差价亦应由良吉嘉运按照合同补偿，不应向汤继辉等主张。
综上（一）、（二）、（三），大连金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无法证明与被告长春市朕辉贸易有限公司2014年3月2日及2014年12月5日签订的两份《高粱销售合同》已实际履行，原告基于未实际履行的合同主张支付合同价款、违约金、费用等诉讼请求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故对原告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四）、关于反诉原告长春市朕辉贸易有限公司提出反诉一节，反诉被告大连金亨虽抗辩该转款系发生于出具还款承诺前，但庭审中未能证实双方除去《高粱销售合同》（两份合同总标的额2635000元）外还存在其他交易关系，且转款均发生在签订《高粱销售合同》之后，反诉原告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货款，反诉被告未按照约定给付货物，反诉被告大连金亨应返还货款。反诉原告向反诉被告转款1250000元，向负责本合同业务的该公司业务经理袁宏岗转款184500元应视为向该公司的转款，故对反诉原告主张大连金亨应返还此1434500元货款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大连金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反诉被告大连金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返还反诉原告长春市朕辉贸易有限公司1434500元货款。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5818元，反诉费17711元，由原告承担。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赵 伟
代理审判员 赵金龙
人民陪审员 纪 梅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杨相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