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3民终122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苏春莉，女，1978年11月28日出生，住北京市顺义区。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袁云聪，男，1983年2月5日出生，住重庆市南岸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昱丰，北京杜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于国民，男，1972年7月28日出生，住河南省周口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博，北京达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浩鑫，北京海征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北京天正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怀柔区桥梓镇兴桥大街1号南楼202室。法定代表人：王霞，商务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雪生，北京雪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王霞，女，1987年10月6日出生，住四川省双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雪生，北京雪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苏春莉、袁云聪、于国民因与原审被告北京天正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正阳公司）、原审第三人王霞股东资格取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6民初26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2月13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苏春莉，上诉人袁云聪与苏春莉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昱丰，上诉人于国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博、冯浩鑫，原审被告天正阳公司与原审第三人王霞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雪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苏春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苏春莉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于国民不是天正阳公司的实际出资人，苏春莉和袁云聪才是实际出资人。于国民提交的证据恰好能说�其是在王霞、苏春莉及袁云聪的授权下作出相关行为。苏春莉不可能同意给于国民签署出资协议，天正阳公司也未基于公司意思表示向于国民出具出资证明。二、一审错误分配举证责任，于国民主张王霞、袁云聪、苏春莉代持其股权，应当由于国民就代持协议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且其应证明代持目的不违反法律规定。于国民转账备注“北京银行密云支行入资”并不能证明于国民确实入资天正阳公司，其与苏春莉、王霞并无合意，备注内容也未提及是谁入资何公司。苏春莉与于国民都承认该笔款项系双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因此于国民将夫妻共同财产转给王霞，王霞再转给苏春莉是双方处分共同财产的行为，并无法律瑕疵。三、关于代持的原因。苏春莉在一审中陈述的理由系事实，王霞、袁云聪均认可苏春莉主张的代持客观存在，但一审却以王霞未出庭为由不认可王霞出具文件的效力。一审庭审中，于国民及其代理律师均表示过于国民的代持理由是为了违法招投标，故于国民主张的代持理由已经涉嫌违法，依照法律规定，即使存在所谓代持协议也属自始无效。四、关于公司办公地址。于国民向他人提供的公司办公地址均是苏春莉在一审证据中显示的建外soho三号楼1602，系于国民利用苏春莉朋友的房屋作为办公地址。此外，于国民的瀚子恺公司对外招聘时所留地址亦为该地址。五、于国民提供的所谓行使股东权利的证据，都反映的是公司日常经营管理情况，并非其行使股东权利进行重大决策的行为。于国民提交的经营管理天正阳公司的证据都证明其由苏春莉、王霞签字委托，且能证明于国民利用天正阳公司开展瀚子恺公司的日常业务。天正阳公司的营业范围并非于国民借天正阳公司开展实际业务的范围。签署天�阳公司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等重大决策，均是由王霞、苏春莉及袁云聪错作出的，并非于国民作出，于国民所谓的行使股东权利均是基于授权而为的日常经营管理行为。六、要推翻工商登记的法定的股东资格，必须要有非常严格的范围和法定的例外条件。苏春莉设立天正阳公司的目的是方便在成都发展业务以规避风险，苏春莉与于国民之间是委托关系。于国民利用家庭成员的便利，利用天正阳公司做生意是为了规避风险。于国民辩称，不同意苏春莉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一、一审判决对于国民与王霞、袁云聪形成了事实上的股权代持关系的事实认定清楚。苏春莉主张的王霞代持股权的原因不成立，一审判决对股权代持的原因认定准确。苏春莉主张王霞代持其股权系苏春莉基于于国民的人品，担心于国民违法犯罪，导致苏春莉的律师证被吊销的理由无法成�。天正阳公司成立之时，苏春莉与于国民尚处于新婚，2011年两人的第二个孩子蔡楚生，两人感情很好，苏春莉当时就怀疑于国民的人品纯属无稽之谈。王霞主张其系替苏春莉代持股权不具可信性，一审判决对王霞名下股权系于国民实际所有的认定准确。天正阳公司设立之后至本案诉讼之前，苏春莉、袁云聪的一系列行为证明了袁云聪实际是为于国民代持股权，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清楚，袁云聪在天正阳公司领工资、向于国民报销费用、与于国民代表的天正阳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等事实，足以认定袁云聪与于国民之间存在股权代持的事实行为。二、结合天正阳公司50万元注册资本以及150万元增资款的资金流向及流转过程，苏春莉、袁云聪从未对天正阳公司实际出资，一审判决对天正阳公司的实际出资人系于国民的认定准确。天正阳公司的50万元注册资本系于国民实际出资，而非苏春莉。首先，苏春莉没有出资的行为；其次，苏春莉没有出资的经济实力；再次，苏春莉并无出资的意思表示。于国民转款给袁云聪的150万元款项系于国民对天正阳公司的实际出资，而非对袁云聪的借款。三、于国民对外签订合同，重大决策管理及审批等行为均是行使股东权利的表现，而非日常经营管理。四、王霞作为名义股东，即便登记为天正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其在本案中的意见并不能代表天正阳公司。王霞仅是名义股东，其意见本身就存在偏颇，没有资格代笔天正阳公司的意见。袁云聪述称，同意苏春莉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天正阳公司与王霞均述称，同意苏春莉的上诉请求及理由。袁云聪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错误认定于国民是实际出资人，于国�提供的证据材料大多数都说明其在王霞、苏春莉及袁云聪的授权下进行的行为，而非于国民作为股东的证据，其提交的出资证明书亦被一审法院认定为无效。苏春莉在一审中向法院提交了在于国民倒签出资协议日期之前，苏春莉与于国民签署的离婚协议，因此苏春莉不可能同意给于国民签署出资协议，天正阳公司也不认可其曾基于天正阳公司的意思表示向于国民出具出资证明。二、一审错误分配举证责任，于国民主张王霞、袁云聪、苏春莉代持其股权，应当由于国民就代持协议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且其应证明代持目的不违反法律规定。王霞、袁云聪与苏春莉先后作为天正阳公司登记的股东，没有义务证明自己与于国民不存在代持协议。关于代持的原因，一审庭审中，于国民及其代理律师均表示过于国民的代持理由是为了违法招投标，故于国民主张的代持理由已�涉嫌违法，依照法律规定，即使存在所谓代持协议也属自始无效。三、一审判决认为于国民提供的所谓行使股东权利的证据，都是公司日常经营管理行为，并非是行使股东权利进行重大决策的行为。于国民转账备注“北京银行密云支行入资”并不能证明于国民确实入资天正阳公司，其与苏春莉、王霞并无合意，备注内容也未提及是谁入资何公司。苏春莉与于国民都承认该笔款项系双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因此于国民将夫妻共同财产转给王霞，王霞再转给苏春莉是双方处分共同财产的行为，并无法律瑕疵。四、苏春莉与袁云聪是天正阳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一审判决对于苏春莉没有成为股东的意思表示的认定错误，天正阳公司的股东会决议、签署公司章程等重大决策分别是由王霞、苏春莉、袁云聪作出的。苏春莉对于国民作为总经理的授权即体现了苏春莉作为公司股东行使了重大人事决定权。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并非认定股东资格的必备条件，本案中，于国民是基于苏春莉丈夫的身份才获得苏春莉的信任，进而获得股东的授权成为公司的总经理并负责日常经营，并非其享有了公司的股东权利。因此，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权与股东的股东权利是两回事。五、关于工商登记的效力问题，推翻工商登记的公示性效力是十分谨慎的例外情况，而本案中于国民与苏春莉、王霞、袁云聪之间并无代持协议，也没有人证明于国民代持关系的存在。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认定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的前提是双方订立了出资协议、签署的出资协议约定由实际出资人享有投资权益并履行股东义务且该协议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定，于国民在本案中主张的代持既无代持协议，也与其他当事人没有关于股东权利�务的约定，且其陈述的代持理由涉及违法犯罪，是无效的。于国民辩称，不同意袁云聪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本案一审期间，苏春莉曾针对王霞与袁云聪，主张二人的股权系由他人代持，后来苏春莉撤消了该主张，足以说明袁云聪的股权并非苏春莉的股权，属于代持。其余意见与针对苏春莉的答辩意见一致。苏春莉述称，同意袁云聪的上诉请求且坚持其上诉意见。天正阳公司与王霞均述称，同意袁云聪的上诉意见且认可苏春莉的上诉意见。于国民上诉请求：改正一审判决中关于天正阳公司的出资款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事实和理由：该认定与本案股东资格确认之诉无关，且该事实认定错误。一、于国民与苏春莉离婚时是否对天正阳公司资产进行处分与本案无关本案争议核心在于股东资格问题，双方离婚是否对公司资产作出处分系另外的法律关系，与本案并无关联，故一审认定超出了诉请范围及争议范围。二、事实上，于国民与苏春莉在离婚时已就该问题进行过处分。根据双方离婚协议，双方在离婚时均知晓天正阳公司的存在和实际权属且作出了分割处分。一审在认定于国民系天正阳公司股东的情况下，又作出与双方离婚协议约定内容相反的事实认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应当纠正。苏春莉辩称，不同意于国民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关于财产分割的事情与本案无关，苏春莉与于国民离婚时并未对天正阳公司进行分割。袁云聪、天正阳公司与王霞均述称，不同意于国民的上诉请求与理由。苏春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定苏春莉系天正阳公司股东，享有公司25%股份；2．本案诉讼费由天正阳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月20日，天正阳公司注册成立，注册资本由50万元后增资至200万元，营业期限自2011年1月20日起至2031年1月19日止。天正阳公司经营范围原为：技术推广；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承办展览展示活动；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企业管理咨询、经济贸易咨询；影视策划；销售建筑材料、工艺品、电子产品、五金、交电、通用设备、专用设备、金属材料、日用杂货、针织品、纺织品、服装、鞋帽、化妆品、文具用品、体育用品、通讯设备、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仪器仪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后于2015年5月19日申请增加了销售煤炭（不在北京地区开展实体煤炭的交易、储运活动）。公司设立及出资具体情况如下：2011年1月7日，苏春莉、王霞出具《投资人（合伙人）授权委托意见》授权于国民作为代理人办理企业名称预先核准事宜。同日，于国民与北京亿�升开源代理记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鑫升公司）签订《办理服务协议书》，委托亿鑫升公司为新注册企业（股东包括苏春莉、王霞）办理一般纳税人资格证。2011年1月18日，于国民作为王霞和苏春莉的代理人在北京银行密云支行办理了《建立/变更客户信息申请表》、《京卡申请表》，建立了二人名下的银行账户（王霞账户为：×××；苏春莉账户为：×××）。同日于国民作为授权代理人向北京银行密云支行提交了《开立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申请开立天正阳公司注册账户。2011年1月19日9点47分，于国民向王霞账户（账户号码：×××）电汇50万元，注明为“北京银行密云支行入资”。同日，王霞从账户（账户号码：×××）转出40万元入苏春莉账户（账户号码：×××）。同日，苏春莉和王霞上述账户中的50万元转入天�阳公司的注册入资专户。工商登记材料中天正阳公司的股东为苏春莉（出资40万元，持股80%）、王霞（出资10万元，持股20%）。苏春莉和王霞在工商登记材料中备案的章程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据工商登记资料显示，2011年12月23日，苏春莉（转让方）与王霞（接收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苏春莉将持有的天正阳公司股权（出资额40万元）转让给王霞。同日天正阳公司分两次召开股东会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第一，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苏春莉将其在公司的股份40万元转让给王霞；第二，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免去苏春莉的监事职务；第三，本决议经全体股东签字后生效。该决议下方有王霞和苏春莉（袁云聪代）签字。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第一，全体股东会一致同意吸收袁云聪为新股东；第二，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王霞接收苏春莉转让的公司股份40万元；第三，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200万元，其中增加部分由袁云聪投入150万元；第四，全体股东一致同意选举袁云聪为监事；第五，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修改后的公司章程；第六，本决议经全体股东签字（盖章）后生效。该决议下方有王霞和袁云聪的签字。2011年12月26日15点52分，于国民与袁云聪一起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直门支行向袁云聪账户转入150万元，上述款项在很短的时间内注入天正阳公司账户。据2011年12月27日《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交存入资资金凭证》显现，150万元款项已于2011年12月27日交存工商银行开立企业入资（增资）专用账户。至此，天正阳公司注册资本由50万元变更为200万元；工商登记的股东由苏春莉、王霞变更为王霞（出资50万元）、袁云聪（出资150万元）。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均认可公司没有置备股东名册、在公司设立和增资后并未及时开具出资证明书。天正阳公司设立后，于国民在2011年至2015年期间，分别代表公司与刘辉、刘延涛、李金山、霍迪、王磊、贾楠、赵文淼、师威、王蕾、杨翾袆、王霞、袁云聪签订劳动合同，其中包括选任财务会计和经理。于国民在天正阳公司享有财务审批权限，王霞作为公司的会计，袁云聪作为公司总经理，均从天正阳公司获取劳动报酬，但于国民和苏春莉均未与天正阳公司签订任何劳动、劳务或聘用合同，且未有证据显示其二人曾从公司获得劳动报酬或劳务报酬。一审另查明，2009年11月13日于国民与苏春莉登记结婚，婚姻存续期间双方未有财产约定；2016年11月28日双方离婚。2016年11月28日双方签署《离婚协议书》约定，双方婚后所共有的债权债务及个人名下的所有财产，除位于北京市顺义区房产归苏春莉以外，包括双方个人企业的资产、股份及收益，从2016年11月28日起均归双方个人所有，个人承担；对方自愿放弃夫妻双方婚内财产共有权。一审再查明，王霞、袁云聪均系苏春莉的亲戚。各方当事人在庭审中均一致认可，除工商登记中的股东会以外，天正阳公司未再行召开过股东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事实认定部分存在以下争议焦点：第一，天正阳公司的实际出资人认定问题；第二，于国民、苏春莉、袁云聪是否行使过股东权利。围绕上述事实焦点，各方当事提举了相应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一、关于天正阳公司实际出资人认定问题1．苏春莉是否为实际出资人一审庭审中，苏春莉向法庭提举了二份公司验资报告，用于证明王霞、袁云聪是天正阳公司工商登记中的股东；天正阳公司提举了工商登记资料中的股东名录、公司章程、投资者注册资本缴付情况，用于证明王霞、袁云聪是公司工商登记中的股东；对于上述证据，其他当事人均认可真实性和证明目的。王霞提举了两份书面《情况说明》，用以证明王霞系苏春莉的股权代持人，实际股东为苏春莉。对于王霞的上述证据，于国民对于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认为王霞系为于国民代持；其他当事人对于该证据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认可。关于“于国民将50万元打入王霞账户”这一事实，苏春莉主张于国民系按照其授意将50万元打入王霞账户的，于国民对此不予认可。苏春莉认可天正阳公司成立时苏春莉未有收入来源。一审法院认为，苏春莉提举的证据与证明其是否为实际出资人之间并无关联关系，且并未提举充分证据证明“于国民受苏春莉授意进行打款50万元”的主张。另外王霞提举的书面《情况说明》，属于言辞证据，应当由其本人出庭，但王霞本人并未出庭；且王霞与苏春莉属于亲属关系，故一审法院对于苏春莉和王霞的证据不予采信。2．袁云聪是否为实际出资人袁云聪提举2011年12月23日的股东会决议作为证据，用于证明其为公司的股东，其实际出资150万元。对于该证据，于国民认可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其他当事人对于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认可。关于“于国民将150万元打入袁云聪账户”这一事实，袁云聪主张150万元系其向苏春莉借款，但未提举相应证据；苏春莉对于借款主张予以认可，但于国民不认可。于国民陈述2011年12月26日是其与袁云聪一起去银行进行的转账和增资款入资的，经法院释明，袁云聪仍以“记不清”为由不予明确。苏春莉、于国民、袁云聪均认可苏春莉和于国民均未曾向袁云聪主张过还款。一审法院认为，袁云聪提举的证据与其是否实际出资�无关联关系，其并未提举充分证据证明借贷关系存在。针对于国民陈述其与袁云聪一起办理增资事宜的事实，袁云聪既未表示承认亦为表示否认，经法院释明仍以“记不清”为由不明确表示肯定或否定，一审法院视为其对于国民上述陈述事实予以承认。从2011年12月26日至本案开庭之日，苏春莉、于国民均未曾向袁云聪主张偿还该笔款项。综合上述事实，一审法院对袁云聪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3．于国民是否为实际出资人一审庭审中，于国民向法庭提举了投资人（合伙人）授权委托意见、服务协议书、代理记账协议、收条、客户信息申请表、京卡申请表、结算账户申请书、账户交易明细、个人凭条、资金报告单、入资资金通知书、入资资金凭证、进账单、个人业务凭证、股东出资证明书，用以证明于国民系天正阳公司的实际出资人。苏春莉、天�阳公司、王霞、袁云聪对于股东出资证明书的真实性不认可，其他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一审法院认为，于国民提举了连续且完整的公司设立及增资手续，其他当事人均认可真实性。天正阳公司原注册资本50万元和增资资本150万元，均从于国民账户中转出，经由王霞、苏春莉和袁云聪的账户，在当日极短时间内转入公司注册和增资账户。同时，办理上述业务时均有于国民在场。上述事实与股权代持的惯常做法相契合，已经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且其他当事人并未提举足以对抗的反驳性证据。故一审法院对该部分证据予以采信。但出资证明书形成时间不易确定，且非产生在公司设立及增资初始，一审法院对该项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不予认可。4．关于代持的原因经一审法院庭审询问苏春莉和于国民利用他人代持股份的原�时，苏春莉主张其为律师，故决定由王霞代持；于国民主张其婚前成立了北京瀚子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了商务需求而设立天正阳公司。为便于开展招投标等业务，则由王霞和袁云聪进行股权代持。一审法院认为，于国民的解释更符合常理。二、于国民、苏春莉、袁云聪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问题1．苏春莉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苏春莉向法庭提举了工商登记中2011年4月18日和2011年12月23日的股东会决议和公司章程、结婚证、苏春莉的名片、电子邮件、商标注册申请材料、微信记录、证人证言、视频，用以证明基于婚姻关系于国民获得管理公司的权力，王霞代苏春莉行使股东权利，苏春莉以股东身份开展过公司经营管理业务。于国民对于名片、邮件的真实性不认可，对于视频合法性不认可，商标申请材料、证人证言关联性不认可，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认可。于国民主张，注册商标是为了苏春莉名下优食天下公司使用，当时由于该公司尚未设立故由天正阳公司申请。其他当事人对于苏春莉提举的上述证据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苏春莉提举的上述证据未能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一审法院在审理中注意到，苏春莉向本庭提举的微信记录中显示“有时间到公司来”“建外soho三号楼1602”，该地址与天正阳公司的注册地址和工商资料中天正阳公司召开股东会的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方银座B座6H”均不一致，且苏春莉未提供合理解释。2．于国民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一审庭审中，于国民提举了劳动合同、支出凭单、借款单、支出凭证、电汇凭证、发票、收据以及公司重要章照的复印件，用以证明其为公司唯一股东，享有股东参与公司重大决策和选择�理者的权利，并实际控制公司的重要章照，并主张王霞、袁云聪均为公司的职员，分别担任会计和经理职务，并从公司申领工资。对于上述证据，其他当事人的质证意见为，于国民是基于苏春莉的授权而从事的具体经营管理行为，担任公司职员不影响其股东身份。一审法院认为，于国民提举的上述证据与其主张天正阳公司系一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运营情况相吻合，同时苏春莉并未提举相应证据证明于国民经营管理公司基于其授权。3．袁云聪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袁云聪提举了2011年12月23日的股东会决议，用以证明其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对于该证据，于国民对于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其他当事人均予以认可。一审法院认为，袁云聪提举的证据不能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的，主张享有股权的一�应当对是否履行出资义务进行证明。股东资格认定的法律构成要件为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实质要件包括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主观要件是指意欲成为股东的意思表示，客观要件为是否履行了出资；形式要件是指是否记载在公司置备的股东名册中、是否拥有出资证明书、是否在工商登记部门备案登记。同时在公司经营过程中，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获取股权收益等事实可以作为认定股东资格的补强性证据。具体到本案，在天正阳公司设立及增资时，于国民与苏春莉系夫妻关系，王霞、袁云聪又与苏春莉系亲戚关系，在当时未留有书面证据材料情况下，本案只能依据事实推定和证据规则进行裁判。故本案存有如下争议焦点：第一，苏春莉是否具有成为天正阳公司股东的意思表示；第二，天正阳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是谁；第三，于国民在公司行使的是股东权利还是经�管理权力；第四，工商登记在股东资格认定中的法律效力。一、苏春莉是否具有成为天正阳公司股东的意思表示苏春莉、王霞委托于国民办理公司设立时出具的《投资人（合伙人）授权委托意见》是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企业名称预先核准手续时使用。庭审中苏春莉提举的章程来源于工商登记材料。上述证据在公司实际股东和名义股东的场合均可能存在，仅凭此证据不能必然推导出苏春莉具有成为股东的意思表示。苏春莉并未提举充分证据证明，在天正阳公司成立后，其有作为股东行使股东权利的行为，反而公司一直由于国民实际控制。虽苏春莉主张于国民基于婚姻关系而代其管理公司，但是从公司设立之初至本案诉讼期间，于国民并未与公司签订任何劳动或劳务合同，且并未领取工资。从上述事实判断，苏春莉的解释明显与常理不符，故结合现有证据，一审法院认定苏春莉未有成为公司股东的意思表示。二、天正阳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是谁首先，于国民在转账50万元给王霞时，备注处写明为“北京银行密云支行入资”，从上述事实中可以推论出于国民有成为公司股东进行出资的意思表示。其次，占有是一种法律所保护的事实状态，是占有者长期地、和平地、无争议的持有。结合本案的具体事实，注册资金和增资资金仅在王霞、苏春莉、袁云聪账户内停留很短时间便转入公司注册和增资账户，同时于国民均在场。结合停留时间、在场人等情况判断，王霞、苏春莉、袁云聪不属于款项的占有人，仅为持有人。民法的基本原理是货币的占有与所有属于同一，即“所有和占有一致原则”。但在本案中王霞、苏春莉、袁云聪三人不能对出资款构成占有，自不存在所有的可能。虽然出资款为�国民和苏春莉的夫妻共同财产，但婚姻存续期间一方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的，另一方并不当然成为公司股东。再次，王霞自认其对于名下持有的股权属于代持，但由于其与苏春莉具有利害关系，故一审法院对于其自认代苏春莉代持的内容不予采信。袁云聪虽主张其与苏春莉存有借贷150万元的法律关系，但是并未提举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且案件审理过程中，苏春莉对于袁云聪名下股权归属前后主张不一致，且未提供合理解释，故一审法院对于袁云聪实际出资人身份不予认可。最后，苏春莉主张的代持理由明显与常理不符；于国民主张的代持理由虽有涉嫌违法之虞，但却言之成理，如果有充分证据证明于国民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当事人可向职权机关进行举报，但并不影响本案实际出资人的认定。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于国民为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三、于国民在公司行使的是股东权利还是经营管理权力随着现代公司规模的发展，公司的所有权与经营权逐渐分离，股东作为公司的所有人并不一定实际经营管理公司，尤以大型股份有限公司或上市公司为代表。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但是本案中，天正阳公司仅是小规模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经营管理完全由于国民进行控制。于国民选任公司经理和会计人员、对于公司重大经济支出进行审批等行权行为已经符合小型规模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行使股东权利的特点。苏春莉虽通过提举电子邮件用以证明在公司设立初期以股东身份前往成都办理公司业务，但是其提举的证据未能达到确实、充分程度，无法形成高度盖然性。而且结合天正阳公司的经营范围，无法与苏春莉的主张形成对应。一审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均认可，公司经营期间除工�登记的股东会以外，未曾因公司重大决策召开过股东会。如果公司股东为两人或两人以上，从未召开股东会而由于国民一手决策的情况明显有违常理。综上，一审法院认为于国民在管理经营天正阳公司过程中，存在行使股东权利的行为。四、工商登记在股东资格认定中的法律效力股东资格认定的形式要件，就是借助出资证明书、公司章程、股东名册以及工商登记机关对股东的登记等作出具体的判断。工商行政机关的登记属于商事登记行为，是对股权的一种宣示性登记，与公司交易的善意第三人有权信赖工商登记情况作出商业判断。因此股权的工商登记仅具有对抗公司外部交易相对人的效力。但是在公司股东资格认定案件中，应当按照内外有别原则进行区分。案件当事人属于公司内部人员，股权工商登记信息并不当然成为认定股东资格的唯一依�。我国公司法规定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的，名义股东以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均认可，天正阳公司并未置备股东名册，在公司设立初始也没有出具出资证明书。于国民提举的出资证明书真实性存疑，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工商行政机关对股东的登记和备案的章程，不应作为认定股东资格的唯一性证据，必须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考虑。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举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苏春莉主张其系天正阳公司的股东，但其提举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相反于国民提举的证据具有整体性和链条性，在证�力上更具优势。因此一审法院认为，王霞、袁云聪与于国民存有事实上的股权代持法律关系，于国民已经向天正阳公司履行了出资义务，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于国民是公司的实际股东，故对于苏春莉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但由于天正阳公司出资款属于婚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在离婚时并未就此公司资产进行处分，苏春莉仍可以通过离婚后财产分割主张涉案股权的财产价值。除此以外，本案审理之初，于国民和王霞均主张对天正阳公司具有代表权。一审法院认为，在审理过程中于国民是否具有股东资格尚属不确定事实，实际掌控公司公章者并不能当然代表公司。反之，王霞是工商行政机关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在公司没有决议选举新的法定代表人前提下，王霞具有代表天正阳公司进行应诉的权利。故经一审法院释明，各方当事人予以认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苏春莉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期间，苏春莉向本院提交：1．天正阳公司往来账目及财务明细共41页，苏春莉表示银行对账单系从银行调取，财务明细是根据银行对账单和公司财务报表归纳出来的，以上材料用以证明即使于国民所谓的代持成立，其目的也是非法的；2．苏春莉与于国民的对话录音及文字内容，用以证明于国民曾称天正阳公司未盈利，实际上于国民隐瞒了盈利并且利用天正阳公司违法招投标。于国民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苏春莉提交的账目及财务明细的真实性、合法性性均不认可，不能确定其证据来源；录音资料与本案没有关系，不认可其关联性。袁云聪表示，认可苏春莉所提材料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天正阳公司与王霞表示，因对相关事项并不知情，故不发表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系指当事人之间就某一当事人是否具备股东资格而产生的争议。民事活动以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为基础，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根据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股权代持情形下苏春莉的股东资格能否得到确认。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须以订立合同的形式予以确立且其核心内容应包括“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的约定；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因此，在当事人之间并无书面代持协议的情况下，应考察是否成立事实上的股权代持关系。本案中，根据在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可知，天正阳公司成立之初的工商登记股东为苏春莉（持股80%）和王霞（持股20%），其后天正阳公司于2011年经历了股权转让和增资，苏春莉持有股份全部转让给王霞，增资部分由袁云聪投入。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苏春莉如欲取得天正阳公司股东身份，应建立在其与王霞存在合法有效代持协议且苏春莉向天正阳�司实际出资并经其他公司股东过半数同意其显名为公司股东的基础上。首先，关于其与王霞是否存在合法有效代持协议。本案中，王霞明确表示其持有的天正阳公司的25%的股权均系替苏春莉代持。如前所述，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现王霞与苏春莉均认可达成了代持的合意，应认定双方成立事实上的股权代持关系。其次，关于出资情况。本案中，天正阳公司的注册资本历经一次增资由50万元增至200万元，其全部注册资本均为货币出资且无认缴出资的情形。2011年1月，天正阳公司设立时的50万元注册资本分别来源于苏春莉的账户（40万元）与王霞的账户（10万元），且该50万元系于国民事先由自己账户汇入王霞账户并注明“北京银行密云支行入资”。对此，本院认为，虽然于国民有证据证明该50万元均源自于国民，但于国民并非自行直接将该50万元存入天正阳公司的注册入资专户，且其提交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曾委托苏春莉与王霞代其将资金存入天正阳公司的注册入资专户。故应认定苏春莉、王霞在天正阳公司设立之初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2011年12月，天正阳公司增资时，于国民虽有证据证明用于增资的150万元系于国民事先转入袁云聪账户，再由袁云聪账户转入天正阳公司账户，但并无证据证明袁云聪系受其委托代为存入增资款，故应认定袁云聪在天正阳公司增资时依法向公司履行增资义务。至于各方对于出资款项产生的其他法律关系应另行解决。最后，袁云聪作为持有天正阳公司75%的股东同意苏春莉显名作为公司股东。故，本案中，苏春莉要求确认王霞持有的天正阳公司的25%股权为其所有于法有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6民初2639号民事判决；二、确认王霞持有的北京天正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25%股权为苏春莉所有。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北京天正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解学锋代理审判员  霍思宇代理审判员  李 冉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刘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