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吉民再8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吴健鹏，住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毕男（系吴健鹏之妻），住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英波，辽宁美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吉林市通用旅游客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宜山路88号创业服务大厦501A-3室。
法定代表人：李浩，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顺友，吉林证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吴健鹏因与被申请人吉林市通用旅游客运有限公司（简称通用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吉02民终4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6年12月20日作出（2016）吉民申2181号民事裁定书，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吴健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毕男和刘英波、被申请人通用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浩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顺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健鹏申请再审称，请求依法撤销二审判决，支持吴健鹏主张确认合同无效并由通用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请；通用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双方实际承租车辆交付日期并非原审认定的2015年2月1日，实际使用车辆数量与实际不符。通用公司实际只交付8辆车，所有车辆均逾期交付。吴健鹏提供了有对方车辆驾驶人签字的签到簿证明实际交付使用时间。对于是否是司机本人签字可进行技术鉴定。车辆实际交付时间应以签到簿认可时间为准。原审法院以该证据在吴健鹏处保存为由予以否认于法无据。2.租赁合同实际终止时间就是双方庭审中共同确认的2015年2月13日，也是一审判决审理查明中认可的日期，并非2月18日，吴健鹏无需另行支付租金。吴健鹏提供徐某签字的收条，该收条签字时间为2015年2月13日，没有2月18日字样。收条下面记载的所有事项不属于徐某本人认可的范围，也不属于收条的范围，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即使与本案有关联，该份证据不能证明实际使用租赁车辆的终止期限。3.租赁期内2辆车一直在维修，无法正常使用。（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通用公司自认提供的车辆没有合法的运营证，也未按照相关规定投保交强险，应当认定租赁合同无效。吴健鹏承租车辆是用于商业营运，因通用公司提供过期的运营证导致车辆被扣双方解除合同，就应承担罚款及给吴健鹏造成的损失包括维修费用、租赁费用。2.按照双方合同约定，因通用公司原因给吴健鹏造成的损失，由通用公司承担。现因通用公司提供存在质量问题的租赁车辆，致使吴健鹏在租赁期限内无法正常使用，通用公司在承担租赁费用同时，修车时间不应计算租赁费。因过期的运营证和车辆无交强险导致吴健鹏无法继续履行合同，通用公司应承担相应的罚款及给吴健鹏造成的损失包括维修费用、租赁费用。
被申请人通用公司述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通用公司向吴健鹏提供了10辆车，只是有2辆车（吉B×027×、吉B×782×）出现故障晚到了1天，但也按照吴健鹏指令发往了浙江省河山镇，不是没到。整个运输过程中的费用都是对方收取。吴健鹏提出的2015年2月13日合同解除，实际是2月20日应付10万元时没有付，我们又出了10辆车，后来中止了。（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通用公司有客运资质，属于合法经营的企业。关于交强险问题，我们是有交强险提前到期，但在营运过程中我们已经补上了。一审中，吴健鹏以没有先办交强险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没有法律依据。根据交通运输法律规定，车辆未交交强险的，交警部门有权对该车辆进行扣留直至交上交强险后可以放行，并没有规定没有交强险不得上路。双方是提前中止合同，通用公司已经履行了运输义务，吴健鹏提出合同无效要求返还支付的款项属于无理要求。一、二审对通用公司反诉请求进行支持是对合同有效性的认可，也是对通用公司履行运输义务必要的补偿，符合公平原则。请求维持一、二审判决，驳回吴健鹏再审请求。
吴健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双方签订的《春运包车合同》无效；通用公司返还我支付的合同款13万元，支付相应损失40万元，并返还预付车辆费用59121元。庭审中，若经法院审理确认合同有效，要求通用公司针对其违约行为赔偿经济损失40万元并返还预付车辆费用59121元。通用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依法驳回吴健鹏的诉讼请求，由吴健鹏按我公司40个实际发车车次以单次运费7000元标准支付28万元补偿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2月24日，吴健鹏与通用公司签订春运包车合同，约定吴健鹏租用通用公司旅游车10辆，租期50天，要求车辆均具有有效检验合格的车辆行驶证和省级营运的道路运输证，按规定购买交强险、客运人承运险，并配备具有相关从业资格的驾驶员。吴健鹏须在合同生效时向通用公司预付定金13万元，2015年2月20日付10万元，春节后付37万元，剩余10万元春运结束后10日内结清。通用公司车辆须在2015年1月28日至2月1日期间陆续到齐，并应在发车前认真检查车辆，保证行车安全，如因通用公司原因影响车辆正常运行的，公司应在最短时间解决，造成吴健鹏经济损失，通用公司承担全部费用。通用公司驾驶员自作主张，未按吴健鹏规定的线路行驶、随意甩客、宰客等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由通用公司承担，并约定吴健鹏在包车期间保证车辆及驾驶员安全，除通用公司车辆、驾驶员自身原因外，如车辆被有关部门扣车、扣证、处罚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由吴健鹏承担。在吴健鹏规定的范围内通用公司车辆所产生的经济费用包括进站费、过路费、停车费、百公里21个油耗费和驾驶员吃住费用均由吴健鹏承担。吴健鹏于签订合同当日及2015年1月19日分别向通用公司支付8万元和5万元，共计13万元。协议签订后，吴健鹏将通用公司提供的车辆的车号、司机姓名、道路运输证上交相关机关办理了正式运营手续，涉案车辆均在公路客运站以客运班车的形式进行运输。2015年2月13日，通用公司司机衣某某驾驶的吉B×025×号客车因未按规定检测，被湖南省花坦县道路交通运输管理所罚款4000元，该款由吴健鹏缴纳。后双方提前终止了春运包车合同。另查明，通用公司所提供车辆的道路运输证有效期均截止到2014年7月末。一审法院认为：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吴建鹏与通用公司所签订的包车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所约定的内容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虽然通用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向吴建鹏提供的车辆道路运输证的有效期限已过，且未投保交强险及客运人承运险，但属于违约行为，与合同效力无关，双方当事人均应依协议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均认为对方存在违约行为，致使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最终通用公司未能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履行运输义务，吴建鹏亦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履行支付通用公司租赁费的义务。虽然通用公司在履约过程中的确存在提供过期的道路运输证及未能依约投保相关保险等违约行为，但由于吴健鹏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要求的可得利益损失40万元已实际发生或必然发生，因此不予支持。因诉争合同约定的在吴健鹏规定范围内的相关费用由吴健鹏承担的条款内容并不明确，吴健鹏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均认可的应承担费用的范围，因此应由吴健鹏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吴健鹏主张通用公司返还预付车辆费用59121元，其中支付给李某某的4000元，李某某出庭作证称该笔款项系其与案外人陈某之间的个人借款，与本案无关。因该收条内容并不能体现与吴建鹏和通用公司之间的关联性，故对于吴健鹏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因吴健鹏为证明其曾支付给殷某某16000元而提供的录音资料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便该录音资料是真实的，但其中吴建鹏主张的13000元费用依据现有证据仍无法确认应由谁承担，3000元罚款亦无法认定处罚事由及责任，故均不予支持。吴健鹏主张的换机油款6621元及支付给通用公司司机王某某、尹某某的5000元，因并无证据能够证明，故不予支持。因徐某收取的23500元中有16000元款项的性质及承担方无法确认，故不予支持。另外的7500元修车费用应视为是车辆自身存在问题所产生的维修费用，因双方在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车辆维修费用由谁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条规定，应由出租方通用公司自行承担。对于2015年2月13日吴健鹏缴纳的4000元罚款，因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写明处罚原因系未按规定检测客运车辆，应视为系车辆自身原因引起的，故该笔罚款应由通用公司承担。综上，通用公司应支付吴健鹏垫付款11500元。第三，对于通用公司实际提供车辆的数量问题，吴健鹏为了证明通用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数量为其提供租赁车辆而提供了司机签到簿，但因该司机签到簿均由吴健鹏持有，无法确认其所提供的是全部司机的签到情况，而且通过吴健鹏当庭提交的由吴健鹏一方书写的由通用公司司机徐某签字的收条记载的内容可以看出，通用公司所提供的车辆已超出8辆，而且吴健鹏亦未能提供其就通用公司未按照约定数量提供车辆曾提出异议的证据，因此可以认定通用公司已依约为其提供了10辆车。依照公平原则，吴健鹏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通用公司运输期间的相应租金，根据协议约定的50天包车时间及70万元总价款能够推算出1天的租金应为14000元。现吴健鹏主张合同开始履行的时间是2014年12月24日，而通用公司则认为是2015年2月1日，双方对此存在争议，且均未能举证证明其各自主张，故应以双方合同约定的车辆最后到达时间即2015年2月1日为开始履行时间较为适宜。因双方当事人均无法明确合同终止履行的时间，而吴健鹏方出具的由徐某签字确认收条的记载却能够体现2015年2月18日通用公司的车辆仍在为吴健鹏运营，因此可将该日期作为双方终止履行合同的时间。综上，吴健鹏应自2015年2月1日起至2015年2月18日止以每日每辆车1400元的标准支付通用公司10辆车的租金，即1400元×10辆×18天=252000元，扣除吴健鹏已支付的130000元及通用公司自认的晚到的2辆车的租金1400元×1天×1辆=1400元、1400元×2天×1辆=2800元，吴健鹏还应支付通用公司租金117800元。一审判决：一、被告（反诉原告）吉林市通用旅游客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反诉被告）吴健鹏垫付款11500元；二、原告（反诉被告）吴健鹏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一次性支付被告（反诉原告）吉林市通用旅游客运有限公司租金117800元；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吴健鹏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吉林市通用旅游客运有限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692元、反诉费2750元，共计12442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吴健鹏负担10932元，被告（反诉原告）吉林市通用旅游客运有限公司负担1510元。
吴健鹏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支持一审的诉讼请求，驳回通用公司反诉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通用公司承担。二审法院查明，通用公司的经营范围是：市际包车客运、省际包车客运（《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8年8月4日）；汽车租赁（不含出租车营运）。二审法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异。二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规定。”本案中，吴健鹏与通用公司签订的春运包车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该合同的性质，是车辆租赁合同而非运输合同，车辆租赁合同与运输合同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合同。吴健鹏坚持按照该合同无效主张权利，而不是按照合同有效通用公司违约主张权利，但首先，该合同所约定的内容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其次，该合同已对道路运输证、交强险、客运人承运险等做了明确约定，就车辆租赁合同而言其条款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通用公司提供的车辆虽均存在道路运输证已过期、未投保客运人承运险、7辆车未投保交强险等情形，但上述情形仅系违反合同约定，属于违约行为，并不导致车辆租赁合同无效；再次，即使假设该合同性质为运输合同，因道路运输证过期、未投保交强险等情形是否必然导致运输合同无效，即就运输合同而言前述情形是否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抑或仅是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管理性强制规定（取缔性强制规定），尚需综合考虑案情具体分析评判权衡后方能得出结论；最后，该合同签订后，由吴健鹏将通用公司提供车辆的车号、司机姓名、道路运输证上交相关机关办理了正式运营手续，并均在公路客运站以客运班车的形式进行了多日多班次的运输，亦应认定吴健鹏对道路运输证过期等情形知情或未尽严格审查义务；故二审法院对吴健鹏该上诉请求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就合同履行的起止时间从未协商一致，或在案件审理阶段共同认定过履行起止日期，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部分亦未见该项认定；在双方当事人对合同起止日期均有争议的情况下，一审判决认定以合同中约定的车辆最后到达时间即2015年2月1日为合同开始履行时间，以吴健鹏提交的由徐某签字的收条上记载的吴健鹏保养涉案车辆的最后一日即2015年2月18日为合同终止履行时间并无不妥，二审法院不予调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具体到本案中，通用公司在一、二审审理过程中均坚称已将10辆车全部交付吴健鹏控制经营使用，并在一审时提供了多名证人出庭作证证明已交付10辆车，完成了举证证明责任；在此情形下，吴健鹏在一、二审审理过程中均主张通用公司提供车辆为8辆，即应由其对自己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吴健鹏未能提供其就通用公司未按照约定数量提供车辆曾提出异议的证据；且吴健鹏承认持有司机签到簿，但仅提交了6辆车的签到薄，依据该六份签到簿的记载内容却可查明有9辆车由吴健鹏运营使用，即吴健鹏陈述前后不一致且并未提交全部的司机签到薄；故一审判决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认定通用公司已依合同约定向吴健鹏提供了10辆车并无不当。另外，吴健鹏承认持有司机签到簿，且在一审时作为证据提交以证明只有部分车辆到达合同约定地点、到达时间及通用公司的司机本人签字确认，通用公司对签到簿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一审判决亦并未否认该签到簿的真实性，仅认定签到簿由吴健鹏持有且其提交的签到簿不全所以不能证明其所欲证明问题而不予采信；吴健鹏在上诉状中亦承认该签到簿与本案有关联；故一审判决依据吴健鹏持有并提供的签到薄认定本案部分事实并据此作出裁判并无不妥。综上，上诉人吴健鹏的上诉请求及理由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二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754元，由上诉人吴健鹏负担。
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事实认定如下：吴健鹏提供的六份司机签到簿，均有通用公司雇佣的司机签字确认。对该签到簿通用公司的质证意见是“针对6台车的车号和司机均无异议，到达时间也无异议”。鉴于通用公司对该证据认可，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审未采信该签到簿错误，二审认为一审判决依据该签到簿认定部分案件事实并据此作出裁判属认定错误，应予纠正。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异。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涉案10辆车是否实际交付；(二)租金的起算和终止的具体时间；(三)双方签订的《春运包车合同》是否有效；(四)相关的损失应由谁承担。
（一）关于合同效力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规定。”《春运包车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该合同的性质是租赁合同，通用公司提供过期的省级营运道路运输证(即双方所称的运营证)和未对7辆车投保交强险的行为，不是租赁合同无效的强制性规定，也不是双方约定的合同无效条件，该行为属违约行为，不产生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对于通用公司提供过期的道路运输证，吴健鹏在车辆交付前已明知，其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司机的驾照和相应车辆手续包括运营证都要交上去，所以车号和具体的姓名都是明确的，应该是在正式营运之前办，由原告负责办理的。办理手续之前随车司机和车号都是明确的，办理手续时候司机的驾照和相应车辆手续包括营运证要交上去……”。二审庭审时陈述“签订合同前，每辆车都有单独的证书，这个运输证给我们的都是复印件，至今也没有看过原件，复印件是签订合同前给我方的。”上述陈述可以证明，吴健鹏签订合同前已经拿到道路运输证复印件，知道道路运输证过期，仍然签订合同、办理运营手续并且接收通用公司提供的车辆，现吴健鹏以此为由请求认定合同无效不予支持。
（二）关于车辆交付问题
1.关于车辆交付地点。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约定交车地点。在二审庭审中吴健鹏陈述签订合同前双方约定交车地点是深圳，法庭询问通用公司“约定的交车地点是深圳，是否属实”时，通用公司回答“属实”，只是辩称按照吴健鹏的指令4辆车到深圳、4辆车到浙江湖州，晚到2辆车中吉B×027×去了浙江和安徽交界的河山镇、吉B×782×去湖州。通用公司再审时反言双方约定的交车地点是沈阳，认为一审时提供的证人证言和GPS记录可以证明其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通用公司提供的证人均某的司机，其证言内容与通用公司认可的司机签到簿记载内容不一致，且无其他经查证属实的证据佐证，对证人证言中于通用公司有利的内容不予采信。通用公司提供的9辆车的GPS记录单系单方打印的数据，真实性无法确认，其中只有3辆车有2015年2月10日-11日的记录，其余6辆车均为2015年2月24日之后的数据，无法证明交车地点是沈阳。通用公司再审庭审时提出能够提供当地运管部门保管的GPS数据，并根据数据绘出行车路线图，庭审后明确表示无法提供上述证据。而吴健鹏提供的6份司机签到簿，到达地点均为深圳。从庭审陈述和双方举证情况看，吴健鹏主张交车地点是深圳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及司机签到簿为证，应予确认。通用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约定的交车地点是沈阳，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吴健鹏指定的交车地点包括浙江湖州和河山镇，对其主张不予支持。
2.关于交付车辆的数量和时间。《春运包车合同》约定10辆车须在2015年1月28日至2月1日期间陆续到齐。双方共同认可10辆车的车号为吉B×782×、吉B×029×、吉B×513×、吉B×023×、吉B×727×、吉B×013×、吉B×030×、吉B×027×、吉B×025×、吉B×022×。吴健鹏主张只到了8辆车，吉B×027×、吉B×727×未到，并提供六份司机签到簿为证，同时认可吉B×030×和吉B×023×于2015年2月6日到达。通用公司主张交付了10辆车，其中吉B×782×晚到2天、吉B×027×晚到1天，其他车辆均于2015年2月1日到达指定地点，并提供司机证人证言和GPS记录为证。(1)关于司机签到簿记载的6辆车。根据司机签到簿记载，吉B×022×、吉B×513×、吉B×029×、吉B×025×于2015年2月4日达到深圳，吉B×013×于2015年2月5日达到深圳，吉B×782×于2015年2月6日到达深圳，上述6辆车到达时间与通用公司陈述不一致，鉴于双方约定交车地点是深圳，应以司机签到簿记载确定实际交车时间。(2)关于吴健鹏主张到达但没有提供到达时间证据的2辆车。对于吉B×030×和吉B×023×，吴健鹏未提供证据证明到达时间是2015年2月6日，应当承担举证不能责任，上述2辆车应视为按照合同约定时间到达，即通用公司认可的2015年2月1日。(3)对于吴健鹏主张未到的2辆车。吴健鹏主张吉B×027×、吉B×727×未到，其中吉B×727×在吴健鹏提供的《2015年为吉林车垫付》证据上有关于该车费用的记载，内容为“727×没钱来深圳，为他打5000元到龙头饭店龙某某卡上［2.8号］”、“2015.2.13日修吉B×727×垫付4000元给徐某”，吴健鹏已为该车支付了相关费用，其主张该车未到与自己提供的证据矛盾，应认定该车已实际交付。因上述证据有通用公司当时的管理人员徐某签字，通用公司对真实性予以认可，应当认定吉B×727×最早应于2015年2月8日达到深圳。对于吉B×027×，吴健鹏未提供没交付的证据，通用公司也自认无交付证据。通用公司提供关于该车的相关证据不一致：通用公司证人樊某、徐某证明，该车坏在安徽省合肥市，修好后吴健鹏将车发往云南；通用公司在庭审中陈述该车晚到1天，按照吴健鹏指令去了浙江和安徽交界的河山镇；通用公司提供的GPS记录单显示，吉B×027×仅有2015年2月10日两个时间段数据，其中12：00-13：09时段数据指示的位置是安徽省合肥市，20：41-20：46时段数据指示的位置是浙江省湖州市；通用公司制作的《春节发车统计表》中吉B×027×从皖浙交界的浙江河山镇到云南雁山，后从云南空返四川南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吴健鹏主张该车没有交付属于消极事实，通用公司作为反诉原告主张该车已交付并按照吴健鹏指示发往浙江和云南，请求支付包括该车在内的租用费用属于积极事实，通用公司应就其主张的积极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现通用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吉B×027×已经交付，也没有证据证明该车发往浙江和云南是受吴健鹏指示，应承担举证不能责任，视为吉B×027×未交付。
(三)关于合同终止时间
通用公司主张合同终止时间是2015年2月20日，吴健鹏主张合同终止时间2015年2月13日，理由是一审判决第五页下数第四行已确认于该日解除合同，通用公司一个证人也证明了该事实。经查一审判决第五页下数第四行的内容为：“2015年2月13日，通用客运公司司机衣某某驾驶的吉B×025×号客车因未按规定检测，被湖南省花坦县道路交通运输管理所罚款4000元，该款由吴健鹏缴纳。后双方提前终止了《春运包车合同》。”一审判决认定2015年2月13日之后双方提前终止合同，未认定双方于2015年2月13日终止合同。另查一审庭审笔录，通用公司提供的5位证人均未有2015年2月13日终止合同的证言，吴健鹏主张合同终止之日为2015年2月13日无事实依据。一审庭审笔录记载吴健鹏陈述：“……2月13日之后被告仍然继续为原告营运，没有马上停止。因为双方之后还协商，涉及到保险的问题……”。吴健鹏在该陈述中已承认2015年2月13日之后双方合同并未终止。另外，吴健鹏提供的《2015年为吉林车垫付》中徐某签字下面，由吴健鹏妻子毕男书写的内容记载：“9.2015.2.14吉B×022×换机油970垫付；10.2015.2.14吉B×025×换1120机油垫付；11.2015.2.16吉B×030×换1125换机油垫付；12.2015.2.16吉B×013×换机油1114垫付；13.2015.2.16吉B×513×换机油大灯1180垫付；14.2015.2.18吉B×029×换机油1112垫付……”。虽然吴健鹏主张《2015年为吉林车垫付》的下半部分没有作为证据提供，法院不应认定2月18日为使用车辆最后一日。因该证据下半部分内容是吴健鹏妻子自行书写并提供给法院，应视为自认，一、二审法院依据《2015年为吉林车垫付》中最后记载日期确定合同终止之日有事实依据，应予维持。
(四)关于损失
一审法院在庭审中释明吴健鹏若合同有效是否针对违约方面提出诉讼请求时，吴健鹏表示“如果合同有效按照诉请中第三项和第四项”请求违约损失。经查，吴健鹏第三项和第四项诉讼请求分别是“3.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相应损失40万元；4.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返还预付车辆费用59121元。”吴健鹏对损失40万元的组成陈述为“这个车不能继续运营我们产生的预期可得利益，当时提交约90万元代理人认为有点高，所以要求40万元。承包时间是50天，起止时间是2014年12月24日往后推50天。”从吴健鹏的诉请和陈述来看，吴健鹏没有要求通用公司按照合同第四条补充条款第二项“2.甲乙双方当事人如违反合同约定，违约方应当向守约方进行双倍赔偿”的约定主张违约金，其主张的40万元损失并无证据证明，不予支持。对于59121元预付车辆费用应由谁承担问题，一审判决认定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五)关于包车费用
按照双方约定的交车地点和合同约定的交车时间，通用公司未按约定的数量和时间交付车辆，构成违约，因双方合同已解除，吴健鹏应按实际使用车辆的时间计付租金。合同约定10辆车包车时间为50天，总价款为70万元，一审判决推算1辆车1天包车费用为1400元并无不当。通用公司交付的9辆车包车费用为：吉B×022×、吉B×513×、吉B×029×、吉B×025×包车费用应从2015年2月4日计算到2015年2月18日共14天，4×14天×1400元=78400元；吉B×013×从2015年2月5日计算到2015年2月18日共13天，1×13天×1400元=18200元；吉B×782×从2015年2月6日计算到2015年2月18日共12天，1×12天×1400元=16800元；吉B×030×和吉B×023×从2015年2月1日计算到2015年2月18日共17天，2×17天×1400元=47600元；吉B×727×从2015年2月8日计算到2015年2月18日共10天，1×10天×1400元=14000元。上述费用共计175000元，扣除吴健鹏已支付的130000元，吴健鹏还应向通用公司支付45000元。
综上所述，吴健鹏再审请求部分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吉02民终404号民事判决；
二、撤销吉林市丰满区人民法院(2015)丰民二初字第195号民事判决；
三、吴健鹏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一次性支付吉林市通用旅游客运有限公司包车费用45000元；
四、吉林市通用旅游客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一次性支付吴健鹏垫付款11500元；
五、驳回吴健鹏其他诉讼请求；
六、驳回吉林市通用旅游客运有限公司其他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9692元、反诉费27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754元，共计23196元，由吴健鹏负担18556元，由吉林市通用旅游客运有限公司负担464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郭 岩
代理审判员 阎道清
代理审判员 王 莹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寇承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