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3民终2257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段忠。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爱敏，北京市炜衡（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佳语，北京市炜衡（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银岭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深圳市千亦禾供应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北区朗山路7号航空电子工程研发大厦1003室。	法定代表人：陈传波，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鸿，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秋林，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叶军。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志彬，广东德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段忠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银岭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岭公司）、原审第三人叶军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5民初141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段忠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确认银岭公司持有的深圳市南航电子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航电子公司）40%股份中的8%系代段忠所持有；3.判令银岭公司向段忠支付拖欠的南航电子公司分红款259650.86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遗漏本案重要的客观事实，导致判决不当。（一）2003年11月21日，银岭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叶军、段忠、杨洪三方就共同合作收购南航电子公司股权事宜签署了关于由银岭公司代持股份的《协议书》（以下简称代持协议）。该代持协议经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出具了《律师见证书》。（二）该代持协议的主体中还有杨洪，银岭公司不仅代持了段忠8%的股份，而且还代持了杨洪7%的股份，虽然杨洪没有参与本案诉讼，但是其签名的法律效力，不容忽略。（三）段忠向一审法院补充提交了《深圳市南航电子工业有限公司2012年度投资回报计算表》、《深圳市南航电子工业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关于2013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深圳市南航电子工业有限公司发放给银岭公司的股东分红款的资金结算凭证、深圳市南航电子工业有限公司发放给段忠的股东分红款的资金结算凭证等证据，原审判决均未予以提及并查明认定。上述证据可以证明南航电子公司依据银岭公司持有的40%股权比例，向银岭公司发放了2004年至2016年期间的股东分红款，银岭公司在2004年至2012年期间将为段忠代持的8%的股份分红款支付给段忠的客观事实；同时，与段忠提交的收到历年银岭公司支付给段忠的分红款银行流水清单上的数额相互印证；也是段忠要求银岭公司支付未付清的南航电子公司股东分红款的依据。（四）银岭公司2002年设立时至2005年，其股东结构为叶军持股40%，叶翔持股6%，何伟洪40%，张国梁8%，陈红6%。叶军和叶翔是亲兄弟，两人共持股46%，是公司大股东，实际控制人。2005年9月29日股东变更为叶军9%，深圳市千亦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叶军是法定代表人、绝对控股人）40%。2008年9月4日股东变更为叶翔2%，叶军98%，也进一步说明叶军是实际控制人。（五）叶军确认李燕芬的身份以及代银岭公司转分红款给段忠，银岭公司以多年多次支付分红款的实际履行行为印证了其与段忠的代持股份法律关系。二、原审判决认定有误，适用法律错误。（一）叶军是否有权代表银岭公司与段忠签订涉案代持协议，应当适用《民法总则》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的法律原则和规定，而不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8条关于委托代理的规定。1.涉案代持协议第一条约定段忠与银岭公司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经过律师事务所律师审核了其真实性、合法性。2.银岭公司一直在履行该协议的约定，依约收取了段忠支付的代持股份的相应投资款，并开具收款收据。此后，南航电子公司每年向银岭公司发放股东分红款后，银岭公司也依约将从南航电子公司领取的代持股份分红款支付给段忠。3.叶军从2008年开始担任银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持有银岭公司98%的股份直至2014年；2014年后将股份转让给深圳市博汇集团有限公司时，叶军也仍然担任银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银岭公司也一直在遵守履行涉案代持协议的约定；在长达十多年的经营期间也并未提出过异议或行使撤销权；而在此期间，段忠已经支付完毕股权投资款，银岭公司也按约定支付了段忠代持股份的部分分红款，涉案代持协议已经实际履行。4.银岭公司确认由叶军代表其与南航电子公司的原股东签署相关的股权转让协议，也不否认其在2015年之前一直履行代持协议约定的支付段忠分红款的行为。只有自2016年叶军等人将股份转让给新股东之后，银岭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了变更，银岭公司才开始否认代持协议。（二）段忠已向银岭公司支付了南航电子公司8%代持股权的投资款，银岭公司也已经向段忠支付了部分股权分红款。1.段忠已依照约定，将股权投资款交付银岭公司或其指定的收款人账户。其中包括：2004年4月30日，段忠向银岭公司支付了股权投资款60万元，银岭公司向段忠出具了收款收据（盖有银岭公司的财务印章）；2004年5月14日，段忠根据叶军的指令，向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大股东、总经理为叶军的深圳市千亦禾商贸发展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深圳市亦禾商贸发展有限公司）转账支付了60万元；2005年8月4日，段忠根据叶军的指令，向深圳市锦鑫利电子有限公司转账支付了60万元。至此，段忠分三次向银岭公司及叶军的指定账户支付了股权投资款180万元，后段忠从2004年、2005年度期间应分得的分红款中支付了剩余的股权投资款。段忠支付三笔投资款的付款时间也均符合代持协议的约定。银岭公司自2003年至2016年一直确认其收到全额投资款的法律事实，有叶军的证明。2.段忠主张银岭公司应支付其代持的南航电子公司8%股份的2011年、2012年分红款主要根据是南航电子公司《深圳市南航电子工业有限公司2012年度投资回报计算表》，以及段忠与银岭公司作为南航电子公司的显名股东，南航电子公司支付股东分红款的资金结算凭证，段忠的工商银行账户（尾号：3412）的相关银行流水清单。段忠主张银岭公司应支付代持的南航电子公司8%股份的2013年分红款主要根据南航电子公司《深圳市南航电子工业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关于2013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及段忠与银岭公司作为南航电子公司的显名股东，南航电子公司支付股东分红款的资金结算凭证。3.李燕芬作为银岭公司的财务人员，从2006年已经通过其向段忠转账支付股份分红款；段忠与李燕芬并不认识，不存在其他经济往来，而从李燕芬个人账户多年多次向段忠账户转款之客观事实，充分证明银岭公司一直在履行代持协议的约定。	段忠二审阶段补充上诉意见：首先，不管是段忠一审提交的证据还是二审提交的南航电子公司的重组改制相关股东会决议、会议纪要、简报资料，均可以看出叶军有权代表银岭公司。其次，即使叶军属于无权代理，但银岭公司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未提出任何异议或行使撤销权，一直在履行代持协议的约定，向段忠支付分红款。段忠完全有理由相信叶军的行为系代表银岭公司。	被上诉人银岭公司辩称：段忠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现有法律并没有规定合同或者协议经律师见证即为合法有效，合同是否有效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认定。二、没有证据证明南航电子公司依据银岭公司持有的股权比例向段忠支付股权款。一审时段忠主张2004年、2005年两年的分红款抵了其所主张的应支付给银岭公司的2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二审主张南航电子公司向其支付了2004—2008年的股权分红款，两次主张前后矛盾。而且本案现在也没有证据证明叶军与叶翔的关系，即便两人是兄弟，也是独立的民事主体，无法证明叶翔持有的银岭公司股权归叶军所有，由叶军实际控制，即便该股权归叶军所有或者控制，根据工商登记显示叶军持有银岭公司股权40%，叶翔持有6%，两者共持46%，并非控股股东，更非实际控制人。没有证据证明银岭公司多年多次向段忠支付分红款，银岭公司也没有确认叶军是银岭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更没有确认2015年之前一直在履行所谓的代持协议约定的支付给段忠股权分红款的行为。目前也没有证据证明段忠向银岭公司支付了股权投资款，银岭公司也没有收到所谓的投资款，也没有出具投资款的收据。段忠主张的收款收据上注明了款项，并非所谓的股权转让款或者投资款，且该收据注明银行收讫，也没有相应的银行凭证。关于银岭公司主张的叶军在南航电子公司用于办理工商登记的南航电子公司章程、股东决议、董事会决议代表银岭公司签字是南航电子公司认可叶军有权代表银岭公司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公司章程、股东决议都有银岭公司的公章，涉案的代持协议并没有加盖银岭公司公章，银岭公司并不知情。	原审第三人叶军述称：本案不涉及叶军，不发表意见。	段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银岭公司持有的南航电子公司8%股份归段忠所有；2.解除段忠与银岭公司双方之间关于南航电子公司8%股份的股权代持关系，银岭公司协助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3.银岭公司向段忠支付拖欠的南航电子公司分红款259650.86元。2016年12月13日，段忠变更诉讼请求为：1.确认银岭公司持有的南航电子公司40%股份中的8%系代段忠所持有；2.银岭公司向段忠支付拖欠的南航电子公司分红款259650.86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11月21日，叶军（甲方）、段忠（乙方）、杨洪（丙方）签订了《协议书》，约定，三方就共同合作收购南航电子公司股权事宜，三方一致同意，以甲方控制的银岭公司的名义，投资1000万元收购南航电子公司40%的股权，并委派叶军为股东代表，出任南航电子公司的董事及副董事长，代表双方行使股东的权利。经三方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40%的股权分配为：甲方持有25%，乙方持有8%、丙方持有7%，三方将按上述比例，承担相应的权利责任和义务。考虑到乙、丙两方当前的经济压力，加之乙、丙两方实为南航电子公司的管理层骨干，甲方同意前期垫付乙、丙两方的投资款375万元（其中，乙方200万元，丙方175万元），乙、丙两方将在两年内分四次还清：2004年4月底前还30%、2004年9月底前还20%、2005年4月底前还30%、2005年9月底前还20%。若2005年9月底前还未还清，将从该日起按月息千分之五的标准计算，并在2006年4月底前还清本息。甲方同意，从完成股权收购之日起，乙、丙两方将同时享受南航电子公司分别为8%和7%的年度分红权。本协议为三方自愿协商达成。考量到乙、丙两方为经营管理层骨干，不便对外公开身份，三方都有义务对此协议保密。银岭公司对该《协议书》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因银岭公司并非签约方，叶军也无权代表银岭公司签署该协议。	段忠提交中国工商银行储蓄专用汇款凭证、收款收据，拟证明收款收据是银岭公司当时出具的；2005年5月14日、2005年8月4日的储蓄专用取款凭证，汇款人系段忠，收款人系银岭公司当时的实际控制人叶军所指示的银行账户，按照协议书的约定投资款由银岭公司先垫付，段忠已向银岭公司支付欠款。银岭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银行储蓄专用取款凭证显示的收款人是深圳市千亦禾商贸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锦鑫利电子有限公司，并非银岭公司，无法证实该款项是支付给银岭公司的，更无法证实银岭公司收到该款项；关于收款收据，对证据形式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内容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该证据显示收款金额是60万元，收款时间为2004年4月30日，收款方式为银行收讫，金额备注性质为款项，60万元在2004年以现金交付的可能性极低，段忠未提交银行转账记录或者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无法证实其付款的真实性；叶军在该收款收据出具时为银岭公司的总经理，不排除其利用自身职权将该收据交由段忠的可能；该收据金额性质备注的也是款项，并非所谓的股权投资款，无法排除段忠与银岭公司之间是否还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因此，银岭公司认为该收款收据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查明，银岭公司于2004年4月30日向段忠出具《收款收据》（编号：0404119），载明收到段忠交来款项60万元，该收据加盖有“银行收讫”章及银岭公司财务专用章。2004年5月14日，段忠向深圳市千亦禾商贸发展有限公司汇款60万元，备注：还股款。2005年8月4日，段忠向深圳市锦鑫利电子有限公司汇款60万元，备注：还股款。段忠提交《关于深圳市南航电子工业有限公司国有产权转让等事项的法律意见书》，拟证明银岭公司受让南航电子公司股权时经过了合法的程序。银岭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因无原件。	段忠提交《深圳市南航电子工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书》，拟证明：1.南航电子公司召开股东会并通过决议，同意向银岭公司等人转让40%股权；2.股权转让协议中代表银岭公司签名的是叶军，2003年9月叶军已是银岭公司的直接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能代表银岭公司签署相应的法律文书，2003年11月叶军有权代表银岭公司签署与段忠之间的代持协议。银岭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据证实银岭公司合法受让了南航电子公司股权，银岭公司的股东资格真实合法有效，银岭公司是以自己的资金按自己的意愿受让深圳市恒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公司）持有的南航电子公司40%的股权，而非代段忠、叶军及杨洪受让，根据该协议，段忠还需向银岭公司支付其应付给恒大公司的股权转让款200余万元，也证实了段忠与银岭公司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关系。一审法院查明，2003年8月10日，南航电子公司的股东汉中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恒大公司召开股东会，作出如下股东会决议：同意股东恒大公司将其所占有的南航电子公司55%的股权分别转让给新股东银岭公司40%、段忠8%、杨洪4%、麻高潮3%；同意汉中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所占有的南航电子公司45%股权中的4.9%转让给新股东宋洪良4.3%、段忠0.3%、杨洪0.3%。恒大公司、汉中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银岭公司、段忠、杨洪、宋洪良、麻高潮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载明：转让方恒大公司（甲方A）、汉中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甲方B），受让方银岭公司（乙方A）、段忠（乙方B）、杨洪（乙方C）、宋洪良（乙方D）、麻高潮（乙方E），甲A占有南航电子公司55%的股权，根据原公司章程规定，甲方应投资1650万元，实投入1650万元，现甲方A将其占甲方公司55%的股权以1650万元分别转让给乙方A40%、乙方B8%、乙方C4%、乙方E3%。因甲方A尚欠乙方A债务1060万元，故受让方乙方B、乙方C、乙方E受让15%股权的转让款共计450万元，统一交予乙方A，由乙方A冲抵甲方A欠款1060万元后，剩余转让款590万元以现金支票方式在2003年7月31日前支付给甲方A，届时甲方A与乙方A债权债务两清。甲方B占有公司45%的股权，根据原公司章程规定，甲方B以公司净资产1350万元作为投入，实投入1350万元净资产，现甲方B将其占公司4.9%的股权以147万元，分别转让给乙方D4.3%，129万元；乙方B0.3%，9万元；乙方C0.3%，9万元。	段忠提交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证、南航电子公司章程，拟证明南航电子公司企业性质为国有企业，2003年进行国企改制，从国有企业改制为民营企业参股；各方股东持有的股权比例情况；银岭公司持有南航电子公司40%的股权；2003年8月30日备案的章程签字页银岭公司法定代表人落款处签名为叶军，银岭公司受让40%南航电子公司股份时，叶军是银岭公司直接责任人或实际控制人，故2003年11月签署代持协议时，叶军有权代表银岭公司签署代持协议。银岭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明了银岭公司是南航电子公司真实合法的股东。	段忠提交叶军出具的《证明》，拟证明银岭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叶军承认银岭公司代段忠持有南航电子公司40%的股份中8%股权，且投资款已经收到，之后的分红款也曾陆续支付过，确认段忠已支付股权转让款、收到股权分红款。银岭公司对该证据形式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内容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该证据为叶军出具，叶军与段忠有利害关系，其证言无相关证据予以佐证，不应采纳。	段忠提交段忠工商银行历史数据查询结果打印清单、段忠应得股权分红款的短信记录和投资回报计算分配表，拟证明段忠依约已分得的南航电子公司股东分红款，及银岭公司尚未向段忠支付的股份分红款明细。银岭公司对工商银行历史数据查询结果打印清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不予确认，因只显示入账时间及金额，未显示付款人，无法证明是银岭公司付款，也无法证明该款项是支付的分红款；其次，根据南航电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段忠也是南航电子公司的股东，持有南航电子公司8.3%的股权，即便该流水记录中相关款项是分红款也不能排除是其持有的8.3%的股权所对应的分红款；银岭公司对短信记录和投资回报计算分配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仅为打印件，无原件予以核实，且即便该证据真实，也无法证实短信中显示的叶军就是本案第三人本人，该证据与银岭公司无关。一审法院查明，段忠提交的工商银行历史数据查询结果打印清单显示，工商银行账号40×××12于2006年9月25日收到转账40万元；于2007年10月17日收到转账40万元；于2012年10月24日收到转账778054元。	段忠提交了银岭公司开业工商登记档案材料及工商变更登记档案材料，拟证明银岭公司自2002年3月19日成立，叶军为银岭公司的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2008年10月21日，叶军担任银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持有公司98%的股份；2015年10月10日，银岭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叶军变更为林卓茂，叶军担任董事及总经理。银岭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目的不予确认，该证据仅能证明叶军在2002年至2008年期间为银岭公司的股东之一，持有银岭公司40%的股份，叶军并非银岭公司的唯一大股东，也非银岭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而且叶军是在2013年9月8日才取得银岭公司98%的股权，才担任银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事实上2013年8月8日后，叶军就已不是银岭公司的股东。一审法院查明，银岭公司原名深圳市千亦禾供应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3月19日，何宏伟任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叶军任总经理、副董事长；2003年5月30日，注册资本由2000万元变更为3000万元，股东由张国梁（出资160万元，出资比例8%）、陈红（出资120万元，出资比例6%）、叶翔（出资120万元，出资比例6%）、叶军（出资800万元，出资比例40%）、何伟洪（出资800万元，出资比例40%）变更为叶军（出资1200万元，出资比例40%）、何伟洪（出资1200万元，出资比例40%）、叶翔（出资180万元、出资比例6%）、张国梁（出资240万元，出资比例8%）、陈红（出资180万元，出资比例6%）；2005年9月29日，股东变更为叶军（出资270万元，出资比例9%）、深圳市千亦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出资1200万元，出资比例40%）、深圳市长禾国际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出资1200万元，出资比例40%）、何伟洪（出资270万元，出资比例9%）、张国梁（出资60万元，出资比例2%）；2008年9月4日，银岭公司股东变更为叶翔（出资60万元，出资比例2%）、叶军（出资2940万元，出资比例98%）；2008年9月18日，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变更为叶军，李燕芬任监事；2008年10月21日，银岭公司变更为现名称。	段忠提交2003年9月5日、2011年4月12日南航电子公司工商变更登记档案材料，拟证明2003年8月10日，南航电子公司召开股东会、董事会并通过决议，同意接受银岭公司作为新股东，持有南航电子公司40%的股份；叶军作为银岭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出任南航电子公司的副董事长。银岭公司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目的不予确认，该证据仅能证明银岭公司受让南航电子公司股权后指派叶军出任南航电子公司的副董事长，无法证明叶军是银岭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一审法院查明，2003年9月5日，南航电子公司股东恒大公司将其所占有的南航电子公司55%的股权分别转让给新股东银岭公司40%、段忠8%、杨洪4%、麻高潮3%，汉中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所占有的南航电子公司45%股权中的4.9%转让给新股东宋洪良4.3%、段忠0.3%、杨洪0.3%，转让后各股东出资额及所占比例为：汉中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出资1203万元，出资比例40.1%）、银岭公司（出资1200万元，出资比例40%）、段忠（出资249万元，出资比例8.3%）、宋洪良（出资129万元，出资比例4.3%）、杨洪（出资129万元，出资比例4.3%）、麻高潮（出资90万元，出资比例3%）；叶军担任南航电子公司副董事长。	段忠提交南航电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2004年至2007年）、段忠工商银行账号历史数据查询单、银岭公司股东会决议、李燕芬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1.2003年银岭公司出资1000万元依法受让南航电子公司40%股权，2004年至2007年，每年银岭公司从南航电子公司分得分红款200万元，其中40万元为段忠享有的权益；2.李燕芬为银岭公司职员，叶军作为银岭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将代段忠领取的股权分红款委托李燕芬汇入段忠银行账户。银岭公司对专项审计报告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因无原件；对段忠工商银行账号历史数据查询单、银岭公司股东会决议、李燕芬身份证复印件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仅显示李燕芬于2006年、2007年、2012年分三次转账给段忠，金额分别为40万元、40万元、778054元，这仅是案外人李燕芬转账给段忠的记录，无法证明该记录与本案有关，银岭公司股东会决议及李燕芬身份证复印件仅证明李燕芬于2008年9月（叶军取得银岭公司98%的股份）后才出任银岭公司的监事，无法证明李燕芬在此之前有在银岭公司处任职，也无法排除李燕芬与叶军存在利害关系，同时也无法排除李燕芬转账给段忠的款项是段忠与叶军之间的经济往来。	叶军对段忠提交的全部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其中南航电子公司章程上之所以有叶军签名，是因叶军当时是银岭公司的股东之一，银岭公司是南航电子公司的股东，叶军作为南航电子公司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在上面签字，但当时的工商登记的银岭公司法定代表人不是叶军，叶军是总经理。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叶军作为银岭公司的代表办理，都是由叶军签名。	银岭公司提交《还款协议》，拟证明段忠与叶军存在经济往来，且段忠与叶军于2015年5月21日签订了协议，最终确认叶军欠段忠1600万元，叶军需于2015年11月16日前付清，证明段忠与叶军、杨洪签署的代持协议书是段忠与叶军、杨洪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银岭公司无关，且该关系已处理完毕，以叶军偿还段忠款项的方式终结。段忠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	银岭公司提交了银岭公司的工商内档资料，拟证明银岭公司的股份经过多次变更，2013年8月8日，叶军将其持有的银岭公司的股份转出，现在的股东是深圳市华海兴业投资有限公司、嘉天荣（深圳）贸易有限公司。段忠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内容不予确认，2003年5月至2013年8月都是叶军实际控制银岭公司，林卓茂跟银岭公司也是有利害关系的。一审法院查明，2013年8月8日，银岭公司股东由叶翔（出资60万元，出资比例2%）、叶军（出资2940万元，出资比例98%）变更为叶翔（出资60万元，出资比例2%）、深圳市百民实业有限公司（出资375万元，出资比例12.5%）、颜丽珠（出资2565万元，出资比例85.5%）。叶军对银岭公司提交全部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因此，段忠主张其享有银岭公司持有的南航电子公司40%股权中8%的股权，应当证明存在上述事实之一。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叶军是否有权代表银岭公司与段忠签署《协议书》；银岭公司事后是否追认了《协议书》的效力。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一、叶军无权代表银岭公司与段忠签订涉案《协议书》。首先，工商登记档案显示，签订涉案协议书时，叶军并非银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工商登记的相关信息可在工商部门查询获得或要求银岭公司提供，段忠在签订涉案协议书时，即知道或应当知道银岭公司的相关信息。段忠在未收到银岭公司出具的证明叶军有代理权证明意义的文书印鉴以对抗工商登记的公示公信效力的情形下，仅以银岭公司在其他文件中银岭公司法定代表人落款处有叶军签名，即认为叶军系银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事实不符；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银岭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其出资1000万元受让南航电子公司的股权，该项出资占其注册资本的1/2，应属重大投资。按照协议书的记载，段忠系“南航电子公司经营管理层骨干”，在叶军仅身为银岭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未出具相关银岭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未加盖银岭公司印章的情形下，即认为叶军有权代表银岭公司作出代段忠持股8%的意思表示，亦与常理不符；再次，段忠主张叶军系银岭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一审法院认为，工商登记显示，叶军在签订涉案协议书时仅占银岭公司40%的股份，并非银岭公司的控股股东。段忠主张叶军系银岭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负有证明叶军系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银岭公司行为的人的证明责任，仅依据叶军在涉案协议书中所称银岭公司由其实际控制，及段忠提交的叶军在其他协议中在银岭公司法定代表人处的签名、叶军单方出具的《证明》等证据，不足以证明在签订涉案《协议书》时叶军系银岭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段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综上，叶军以银岭公司名义与段忠订立合同，构成无权代理。段忠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存在过失，亦不构成表见代理。二、段忠主张的其已向银岭公司支付南航电子公司8%股权的转让款，银岭公司已向段忠支付部分股权分红款，及叶军认为其后续曾为银岭公司的控股股东、法定代表人的情形，是否构成银岭公司对涉案《协议书》效力的追认。首先，段忠提交的落款日期为2004年4月30日的《收款收据》仅载明银岭公司收到段忠交来的款项60万元，但未注明款项性质，且该《收款收据》上加盖有“银行收讫”章，即该笔款项系银行转账支付，段忠未提交相应的银行转账记录，故该《收款收据》证明力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段忠提交的日期为2004年5月14日、2005年8月4日的工商银行储蓄专用取款凭证系段忠向深圳市千亦禾商贸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锦鑫利电子有限公司的汇款，一审法院认为，段忠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叶军曾指令段忠汇款120万元至其上述两家公司，亦未提交银岭公司已收到该笔款项的收款收据等补强证据，证明力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段忠主张剩余的20万元股权转让款系其以2004年、2005年分红款折抵，段忠提交的《深圳市南航电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显示，2004年、2005年南航电子公司8%股权的分红款合计80万元（500万元×8%×2），段忠主张2004年、2005年分红款80万元未发放系用于折抵段忠拖欠的股权转让款20万元，与常理不符，一审法院对段忠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其次，段忠主张银岭公司已向段忠支付部分股权分红款。一审法院认为，段忠提交的段忠工商银行历史数据查询结果打印清单、《段忠被代持的南航电子公司8%股权分红情况》、银岭公司股东会决议、李燕芬身份证复印件仅能证明案外人曾向段忠转账，段忠与叶军之间的短信往来，自2008年9月18日起李燕芬担任银岭公司监事的情况，不足以证明段忠于2006年9月25日、2007年10月17日、2012年10月24日收到的款项系涉案南航电子公司8%股权的分红款。再次，叶军虽于2008年9月4日至2013年8月8日期间持有银岭公司98%的股份，但银岭公司作为公司法人享有独立地位，在银岭公司未以其公司意志向段忠明确表示追认涉案协议书效力的情形下，叶军无权以控股股东意志代替银岭公司作出追认涉案协议书效力的意思表示。此外，段忠因无法提供原件，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南航电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的原件，一审法院认为该项申请对本案的审理并无实质必要，故不予准许。综上，叶军无权代理银岭公司签订涉案协议书，银岭公司对叶军的无权代理亦未追认，故涉案协议书仅对于签字各方产生法律效力，对银岭公司不发生效力，段忠要求确认银岭公司持有的南航电子公司8%股权系为段忠代持，请求判令银岭公司向段忠支付拖欠的南航电子公司分红款259650.86元，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段忠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2800元，由段忠负担。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银岭公司在一审庭审后提交一份叶军出具的情况说明，称关于受让南航电子公司股权纠纷为本人与段忠的个人纠纷，与银岭公司没有关系。段忠在一审庭审后提交南航电子公司《2012年度投资回报计算表》、《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关于2013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南航电子公司发放给银岭公司的股东分红款的资金结算凭证、发放给段忠的股东分红款的资金结算凭证等复印件。	段忠在二审阶段提交如下证据：一、南航电子公司重组改制相关股东会决议、会议纪要、简报资料复印件，拟证明叶军作为银岭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代表银岭公司参与南航电子公司前期投资谈判；二、叶军与深圳市博汇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代持协议复印件，拟证明叶军仍是银岭公司实际控制人；三、深圳市亦禾商贸发展有限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拟证明叶军同时为该公司和银岭公司大股东和控制人，银岭公司实际收到了投资款；证据四、李燕芬微信聊天记录截图。银岭公司对证据一、二、四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三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叶军对证据一二三无异议，承认其是银岭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证据四未发表意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主要为银岭公司所持南航电子公司8%的股权投资权益归属问题。对此，本院评析如下：	首先，关于叶军能否代表银岭公司签署代持协议的问题。叶军在签署代持协议时持有银岭公司40%股份，是银岭公司大股东之一，担任银岭公司总经理，并作为银岭公司首席执行官参与投资南航电子公司事宜，段忠作为南航电子公司管理层人员，有理由相信叶军可以代表银岭公司；并且，叶军在协议书签订之后的2008年持有银岭公司98%股权，为银岭公司法定代表人，银岭公司对该协议是知情的且未否认该协议书的效力，因此，该协议书对各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各方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各自义务。	其次，关于段忠是否实际履行了协议书约定的偿还垫付的股权转让款义务。2004年4月30日，银岭公司出具加盖财务章的收款收据载明收到段忠款项60万元；2004年5月14日段忠向银岭公司关联公司深圳市千亦禾商贸发展有限公司转账支付60万元，并注明还股款；2005年8月4日段忠向叶军指定的深圳市锦鑫利电子有限公司转账支付60万元，并注明还股款，其余20万元段忠称以分红折抵。段忠的出资金额及时间与协议书基本吻合，叶军也出具证明确认银岭公司收到了段忠的投资款200万元。因此，本院采信段忠提出的已偿还垫付款项的主张。	再次，关于段忠是否收到分红款的问题。李燕芬曾于2006年、2007年、2012年分三次给段忠转账支付40万元、40万元、778054元，该金额能够与当年南航电子公司分红情况及协议书约定的段忠持股比例相吻合，有叶军出具的证明印证，且李燕芬曾担任过银岭公司监事，在未有证据证明李燕芬与段忠有其他经济往来的情况下，本院采信段忠提出的该款项为银岭公司向段忠支付的分红款的主张，这也说明银岭公司认可与段忠之间存在代持股权关系。	叶军代表银岭公司与段忠签署协议书后，段忠按约定履行了出资义务，银岭公司也给段忠支付了部分分红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规定,叶军与段忠等人所签订的代持股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段忠有权向银岭公司主张权利。	关于段忠主张银岭公司应向其支付南航电子公司分红款259650.86元的问题。段忠提供的关于南航电子公司向银岭公司分红的相关证据均为复印件，没有原件印证，银岭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段忠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分红款数额，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段忠请求银岭公司向其支付南航电子公司分红款259650.86元的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段忠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5民初14169号民事判决；	二、确认深圳市银岭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深圳市南航电子工业有限公司40%股份中的8%系代段忠持有；	三、驳回段忠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已由段忠预交），由深圳市银岭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已由段忠预交），由深圳市银岭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    炜	审判员 王    勇	审判员 林  高  峰		二〇一八年三月三十日	书记员 刘丽舒（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