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06民终91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幸福，男，1969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显刚，北京市京师（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庆勇，男，1964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莉，女，1969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系胡庆勇之妻。
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钦洁，襄阳市明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余幸福因与被上诉人胡庆勇、吕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17）0602民初27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余幸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显刚，被上诉人胡庆勇、吕莉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钦洁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幸福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胡庆勇、吕莉返还20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15年10月8日起按年利率20%计算至偿清之日止）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及其他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提供银行转账凭证、胡庆勇出具的收据可以证明胡庆勇收到上诉人200万元的事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明显显示双方发生的债务只有一笔，即借款本金900万元，上诉人于2014年12月24日还款100万元，支付利息270万元，余款800万元也已经由案外人袁野代为清偿。被上诉人辩称案涉200万元是上诉人之前欠他的其他借款，但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项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则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证明另存在200万元借款的义务，而不是上诉人，被上诉人一审中未在法定举证期限内举证证明，应视为自动放弃诉讼权利并承担不利后果；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相关规定，被上诉人在确定的债权之外多收了上诉人的还款200万元，在案外人袁野代为清偿所有债务后，已经构成恶意不当得利的事实。上诉人以民间借贷案由起诉，原审法院认为双方之间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不成立，但对被上诉人在确定的债权之外多收受了上诉人还款200万元的事实又不予评价，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关于公平原则的规定。
胡庆勇、吕莉共同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余幸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胡庆勇、吕莉返还余幸福现金人民币200万元，并支付利息损失，按年利率20％计算；2.诉讼费用由胡庆勇、吕莉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余幸福于2013年经人介绍与胡庆勇相识。余幸福为经营需要，多次向胡庆勇借款。2015年9月13日，余幸福为被告胡庆勇出具欠条一份，内容为“今欠到胡庆勇借款利息人民币玖拾捌万元整（￥980000.00），不在计息，从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31日还清”。2015年9月15日，胡庆勇、韩开发、韩开成、李子言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全部债权1330万元转至胡庆勇名下，并通知了余幸福。2015年9月29日，胡庆勇、余幸福、袁野、襄阳宇清投资有限公司四方签订《债务转移协议》，约定由袁野清偿同年9月15日《债权转让协议》确定的债务本息共计1330万元。2015年10月8日，余幸福通过银行给胡庆勇汇款200万元，付款凭证上附言为“还胡庆勇借款”。2015年12月5日，胡庆勇为余幸福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余幸福还款贰佰万元（￥2000000.00元）”。此笔款项,胡庆勇陈述是余幸福偿还2015年9月13日欠条上的欠款以及其它零散现金借款。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余幸福认为与胡庆勇之间构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的规定，应提供被告出具的借据、欠条证明双方之间构成借贷法律关系，但余幸福未能够提供类似证据予以证明，仅提供了胡庆勇的收条以及200万元的转款凭证，对此胡庆勇和吕莉不予认可，指出收条和转款凭证上均注明是还欠款，并提供余幸福于2015年9月13日为胡庆勇出具的欠条，证明双方除了债权转让的800万元外还有其他的债权、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款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在胡庆勇、吕莉完成举证责任否认200万元系借余幸福的款项后，余幸福仍负有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构成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0条规定，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在余幸福提供的胡庆勇收条和银行转帐凭证不能证明本案汇给胡庆勇的200万元系胡庆勇借款的情况下,余幸福没有提供其它证据证明与胡庆勇形成借贷法律关系,故胡庆勇应承担举证不力而带来的不利法律后果，即余幸福主张双方构成借贷法律关系要求胡庆勇、吕莉偿还借款200万元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证据证实，对此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余幸福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400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余幸福负担。
二审中，余幸福提交如下证据：1.2015年9月13日借据一份及2017年3月26日胡庆勇发给余幸福的短信记录，证明借款900万元，已经还款100万元，月息3分；2.银行交易流水、记账凭证一组，证明余幸福与胡庆勇之间不存在现金交往，双方之间的借贷总额只有900万元。胡庆勇、吕莉亦提交吕莉银行交易流水一组，证明二人有使用大额现金习惯。经质证，胡庆勇、吕莉认可余幸福所借900万元其已还100万元，剩余800万元下欠本金债务双方协商转给了袁野，袁野现已向胡庆勇清偿，但认为双方之间不仅有转账、承兑支付，还存在现金借款，借款总数额不止900万元，而余幸福对胡庆勇、吕莉取款的事实不持异议，但认为二人所举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对双方当事人所举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采信，但余幸福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支持；至于胡庆勇、吕莉的证明目的，本院将综合全案证据进行评判。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案涉余幸福于2015年9月13日向胡庆勇出具的欠条中约定的98万元欠款，实为双方对2014年6月26日900万元借款未付利息的结算，该债务未转让给案外人袁野。余幸福还主张其至今未偿还该98万元利息，而胡庆勇认可袁野已清偿债务转移的800万元，但主张诉争200万元还款系在800万元借款本金债务转移给袁野后双方对下欠的其他所有债务包括该笔98万元欠息的总结算。
本院认为，从查明的事实来看，首先，2015年10月8日，上诉人余幸福通过银行向胡庆勇汇款2000000元，其在付款凭证上附言“还胡庆勇借款”，而胡庆勇于2015年12月5日出具的收据上载明“今收到余幸福还款贰佰万元”，并未注明该款系余幸福代袁野先行支付8000000元借款中的一部分或系胡庆勇向余幸福借款，不符合借款关系认定的形式要件；其次，依据胡庆勇、余幸福、袁野、襄阳宇清投资有限公司四方签订的《债务转让协议》，上诉人余幸福已将欠胡庆勇的8000000元借款转让给案外人袁野，此时余幸福已没有向胡庆勇偿还该800万元款项的义务，余幸福陈述的借款理由与常理不符，且在胡庆勇对此亦不予认可情况下，余幸福也未进一步提供其他充分证据证实诉争借款关系成立；第三，综合分析二审中余幸福与胡庆勇均认可800万元债务转移后双方还存在2015年9月13日结算的98万元利息未支付，胡庆勇主张诉争200万元系其在《债务转让协议》签订后与余幸福就双方之间剩余的所有债务包括98万元欠息的总结算，余幸福在汇款凭证上的备注内容，以及《债务转让协议》签订后胡庆勇向余幸福出具200万元收条但余幸福并未就此及时提出异议等情形，不排除余幸福与胡庆勇之间除900万元借款外还有其他经济往来的可能性。故余幸福所举证据达不到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规定的高度盖然性标准，其主张的诉争200万元系胡庆勇向其借款的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余幸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上诉人余幸福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尹波涛
审判员 刘贤玉
审判员 靳谢兵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王晓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