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最高法民申337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陶圣全，男，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芒子，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传生，男，汉族。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徐学兰，女，汉族。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环湖东路中段***号。
法定代表人：徐学兰，该学院院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合肥墨荷园园林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环湖东路*****号。
法定代表人：陈先霞，该公司董事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安徽中策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大杨镇吴郢村。
法定代表人：钱进，该公司董事长。
再审申请人陶圣全因与被申请人刘传生、徐学兰、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以下简称合肥经济技术学院）、合肥墨荷园园林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墨荷园公司）、安徽中策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策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皖民终7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陶圣全申请再审称，原判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应予再审。
一、原判决认定《协议书》与《补充协议》之间具有不可割裂的关系，《协议书》是《补充协议》得以履行的前提和基础，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协议书》与《补充协议》之间虽然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但是从主体、内容等方面看完全是两份相互独立的协议。1.从主体来看，《协议书》共有十一方，包括陶圣全、刘传生、徐学兰、合肥经济技术学院、墨荷园公司、中策公司(刘传生、徐学兰、合肥经济技术学院、墨荷园公司以下简称为刘传生方）及案外人吴某某、谢某某等人，而《补充协议》仅有七方，包括陶圣全、刘传生方及案外人李某，合同主体明显不一致；2.从内容来看，《协议书》主要针对陶圣全、吴某某等案外人与刘传生方之间的债权债务进行对账结算，并对还款期限、利息等费用的标准进行约定，以及对墨荷园公司坐落于合肥市环湖东路×号土地上开发的房地产项目的移交、开发管理、销售、收款等事宜作出约定，而《补充协议》主要针对刘传生方因长时间拖欠陶圣全等出借人的借款，导致陶圣全等出借人产生巨额的利息等损失，以及在陶圣全的斡旋和协调之下，各借款人同意将刘传生方所借款项的还款期限延期一年，刘传生方向陶圣全支付感谢费和补偿费用等内容。刘传生方在两份协议上均签字和加盖公章，应视为对《协议书》与《补充协议》的认可。（二）《补充协议》中没有任何关于《协议书》是《补充协议》的前提和基础，或者陶圣全必须在《协议书》完全履行完毕后才能依据《补充协议》获取损失补偿和感谢报酬等内容的约定。
二、原判决认定《补充协议》约定陶圣全收取的报酬和补偿，系规避法律规定而变相收取的高额利息，缺乏证据证明。（一）案涉借款利息为月3%，符合现行法律规定，至于担保费和服务费系刘传生方因借款需要让案外人进行担保而支出的费用，与陶圣全无关。（二）案涉《协议书》与《补充协议》均是依法成立的合同，各主体均是合格的签约主体，完全有能力预见签署《协议书》与《补充协议》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刘传生方在《协议书》与《补充协议》均签字和加盖公章，应视为对两份协议的认可。（三）刘传生方称《补充协议》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但刘传生方自签署《协议书》与《补充协议》之日起长达两年的时间内，均未以任何方式对《补充协议》提出任何异议。
三、陶圣全的努力不但客观上对案涉项目工程的建设和经营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同时也让陶圣全自身背负了极大的风险和付出了巨额的利息损失，刘传生方向陶圣全给付损失补偿和感谢费符合商业惯例。（一）刘传生方由于项目经营发展需要急需资金周转，四处举债，其中就包含了所负陶圣全等人的巨额债务，面临着极大的资金压力，若借款期限届满，刘传生方根本无力偿还本息。一旦有债权人起诉，必然产生连锁反应。在陶圣全的努力协调下将大部分借款延期一年，才直接避免案涉项目工程因资金短缺或资金链断裂陷入停工，并使刘传生方有机会将开发的楼盘转让。（二）刘传生方对外背负巨额欠款的情况下，陶圣全同意将刘传生方所负巨额款项借期延期一年，冒着极大的商业风险。因此，在《协议书》中约定刘传生方在归还全部借款本息前，不得对外进行融资、担保、资产处理等是完全符合常理的。陶圣全出借刘传生方的款项是对外从亲友处转借而来，因为刘传生方没有按时足额偿还借款，迫使陶圣全从别处高息借款以支付利息，因此遭受了巨额的损失。陶圣全一审中提交了大量的收据和凭证予以佐证，但一审法院未进行必要的审查。
本院经审查认为，再审申请人陶圣全的再审申请理由不成立。
一、《协议书》、《补充协议》系同一天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因达成《协议书》对刘传生方的项目建设和经营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因此在刘传生方承诺在签订主协议后，签订补充协议，由刘传生方一次性补偿陶圣全人民币3000万元、李某700万元，作为对其损失补偿和感谢报酬，同时约定付款方式为在主协议甲方陶圣全、李某、丙方中策公司将所有的借款本息、违约金、担保费、服务费全部收清后，该款从售房款中直接扣除”等内容。从《补充协议》约定看，签订《协议书》对刘传生方的项目建设和经营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由于达成了《协议书》才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明确约定损失补偿和感谢报酬从售房款中扣除，而取得售房款又需要依据《协议书》约定的内容。《协议书》中也明确涉及《补充协议》。因此，原判决依据《协议书》和《补充协议》签订时间及约定的内容，认定基于《协议书》的签订才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并非独立于《协议书》存在有证据证明。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刘传生方与陶圣全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刘传生方需要向陶圣全支付3000万元作为损失补偿和感谢报酬，基于公平原则，陶圣全取得该3000万元应当支付相应的对价。陶圣全认为其应取得该3000万元是由于在其协调下，将刘传生方的巨额借款延期一年，对刘传生方的项目建设和经营发展起到促进作用。陶圣全所称的巨额借款就是指双方在前述《协议书》中约定的借款。《协议书》中约定的借款是高某某、陶圣全、谢某某、邵某某、吴某某等五人与刘传生方之间的借款，双方在协议书中约定高某某、陶圣全等出借人的借款本金为13200万元。但依据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皖民二终字第00401等5份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陶圣全等五出借人实际出借金额，刘传生方四借款人还款金额，按照借款年利率24%标准，先本后息的还款原则，最终认定截至2012年10月25日，刘传生方尚欠高某某、陶圣全等借款本金23379596.87元，利息4754510.47元。即《协议书》中约定陶圣全等出借人的借款13200万元中包含有超过年利率24%的高额利息。同时《协议书》还约定所涉借款本金13200万元，借款利率为月3%，鑫融担保公司的担保费、服务费合计每月为3%。据此，该协议是在刘传生方每月向陶圣全等出借人及鑫融担保公司支付明显超出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4倍的利息及费用的基础上达成的，并不能体现出对项目建设和发展的很大促进作用。因此，原判决通过分析高某某、陶圣全等人实际支付给刘传生方借款数额，双方签订《协议书》约定借款延期一年所付出的代价，认定陶圣全并没有给刘传生方项目建设和资金周转带来便利，陶圣全要求支付报酬缺乏事实依据，要求支付额外损失亦没有法律依据，不属于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陶圣全主张给付损失补偿和感谢费符合商业惯例，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因此，原判决认定双方在《补充协议》中约定的感谢报酬和损失补偿，事实是为了规避法律规定，收取高额利息，有证据证明。
综上，陶圣全的再审申请不符合民诉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的规定。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本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陶圣全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刘崇理
审 判 员 刘慧卓
审 判 员 刘京川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鲁金焕
书 记 员 张静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