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闽02行终1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长青路191号劳动力市场大厦12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50200004139309F。法定代表人吴新奎，局长。委托代理人张贻取，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陈琦，福建旭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樊友龙，男，1972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委托代理人赖春茗，厦门市杏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厦门市深港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南山西路551号第六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612252890A。法定代表人林厦威，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刘演习、陈雅婷，福建衡兴明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厦门市人民政府，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北路61号。法定代表人庄稼汉，市长。委托代理人刘盛、王力，厦门市法制局工作人员。上诉人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社局）、樊友龙因与被上诉人厦门市深港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港公司）社会保障行政确认、原审被告厦门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不服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7）闽0203行初44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2012年3月1日，樊友龙与深港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自2011年3月1日至2016年3月1日。樊友龙所在岗位实行标准工时工作制度。2012年6月8日，樊友龙在上述劳动合同上签字确认2011年3月1日至2011年10月29日期间其尚未到深港公司上班。2015年1月26日，樊友龙在厦门前埔医院就诊。2015年2月7日，樊友龙于厦门莲花医院就诊，经诊断为：胸背部软组织挫伤。另查明，2015年6月1日，厦门市公安局湖里分局交警大队作出厦公交认字【2015】第3502063201500045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主要内容载明：调查到的事实为陈某驾驶闽Ｄ×××××小型普通客车从厦门市湖里区南山西路城管大厦地下停车库出入口路段驶出，樊友龙驾驶厦门·湖里61530号电动自行车驶入该车库，两车在弯道处发生刮擦，事故造成两车损坏；综合调查得到的事实，不能证实当事人各方发生事故的过错，因而该交通事故成因无法查清。上述证明还载明樊友龙陈述事故时间为2015年1月25日8时20分许、樊友龙陈述事故造成其受伤，以及樊友龙于2015年5月29日报警请求处理。2017年4月5日，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闽0206民初4928号民事调解书，对樊友龙、陈某、厦门市湖里区机关事务局、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厦门市湖里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达成的协议进行确认，其中包括各方共同确认该次交通事故樊友龙与陈某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再查明，2015年12月22日，深港公司职工向市人社局进行工伤报备登记。樊友龙向市人社局递交工伤认定申请表一份，载明：填表时间2015年11月；受伤害职工樊友龙签字并书写日期2015年2月15日；用人单位意见栏载明“同意公伤”，原法定代表人林某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及书写日期2015年12月21日。2017年6月30日，市人社局受理樊友龙的工伤认定申请。2017年7月7日，市人社局对樊友龙进行调查询问。樊友龙陈述：其于2011年3月进入深港公司，工作时间是8点至12点、13点30分至17点30分；2015年1月25日8时20分许，其驾驶厦门·湖里61530号电动自行车与陈某驾驶闽Ｄ×××××小型普通客车在厦门市湖里区南山西路城管大厦地下停车库出入口路段发生碰撞，樊友龙和电动车一起倒地，陈某将其扶起，当时其没有感觉疼痛，陈某给其200元。2017年8月8日，市人社局对陈某进行询问。陈某陈述：2015年1月25日8时许其驾驶的闽Ｄ×××××小型普通客车与樊友龙驾驶的电动车发生碰撞，当时车速都很慢。樊友龙驾驶的电动车稍向右侧倾斜，但没有倒地。陈某和樊友龙系各自回到车库内才有第一次对话，陈某让樊友龙去看医生，樊友龙说没事，然后陈某赔了樊友龙200块。2017年8月11日，市人社局作出2017011087号厦门市职工工伤认定书，并送达各方。深港公司不服，于2017年9月14日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7年11月6日，市政府经审查后作出厦府行复【2017】8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市人社局作出的案涉认定。深港公司不服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诉至原审法院。又查明，深港公司对于市政府行政复议程序合法性无异议。原审法院认为，市人社局作为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主管其行政区域内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工作。在接到工伤认定申请后，依法作出是否属于工伤的认定决定系其法定职责。市政府受理对市人社局的行政复议申请，依法审理行政复议案件系其法定职责。《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从在案证据看，市人社局主要通过诊断病历、樊友龙自述及相关调查笔录、民事调解书认定樊友龙系在上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受到本次伤害。从在案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的内容来看，樊友龙陈述的案涉交通事故时间为2015年1月25日，其报警请求处理的时间却为2015年5月29日，相隔时间逾4个月。厦门市公安局湖里分局交警大队作为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综合调查到的事实，亦无法查清交通事故成因，毋宁论划分事故责任。深港公司在工伤认定申请表中表示“同意公伤”，并不意味着市人社局可不再对案涉事故进行调查。案涉民事调解书并未体现法院对交通事故责任进行划分的理由和依据，而仅系对交通事故所涉当事人就赔偿事宜达成的协议进行确认。现市人社局置在案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的相关内容、以及第三人及陈某在调查笔录中有关事故情况陈述的差异于不顾，仅依据上述民事调解书得出案涉交通事故非系樊友龙主要责任的结论，继而认定樊友龙受伤为工伤，明显依据不足。市政府作出维持市人社局工伤认定决定的复议决定，亦证据不足、事实不清。综上所述，市人社局作出的20170118087号厦门市职工工伤认定书及市政府作出的厦府行复【2017】8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证据不足，事实不清，应当予以撤销。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一、撤销市人社局于2017年8月11日作出的编号为2017011087号厦门市职工工伤认定书及市政府于2017年11月6日作出的厦府行复【2017】8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二、市人社局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重新作出处理。案件受理费50元，由市人社局负担。上诉人市人社局、樊友龙均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深港公司于原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上诉人市人社局上诉称：一、其受理樊友龙的工伤认定申请后已对案涉事故进行调查，原审法院关于“深港公司在工伤认定申请表中表示同意工伤，市人社局未对案涉事故进行调查”的事实认定错误。（一）市人社局收到樊友龙的工伤认定申请后，调查核实了其提交的申请材料、向樊友龙了解情况并对相关人员制作了调查笔录后，依法作出工伤认定书。市人社局收到樊友龙的工伤认定申请后，了解到2015年12月22日，深港公司职工常某已就樊友龙受伤一事向市人社局进行工伤报备登记，且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结果于2017年4月5日才由法院调解作出。故市人社局受理樊友龙的工伤认定申请，根据审核需要调查核实樊友龙的申请材料、对樊友龙、交通事故肇事驾驶员陈某及厦门市中医院医师许某亦进行了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作出了工伤认定结论。（二）市人社局依据调查核实的情况作出的工伤认定结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在本案中，经市人社局审核，深港公司在《工伤认定申请表》中签署“同意公伤”的意见并加盖公章，且其法定代表人也在公章处签名，这表明深港公司认可《工伤认定申请表》中申请人受伤害经过简述一栏的内容并确认樊友龙遭遇的交通事故发生在上班时间，且受到的事故伤害属于工伤；《民事调解书》确认：本次交通事故樊友龙与陈某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再结合樊友龙的病历及调查笔录已足以证实樊友龙系上班途中遭受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而受伤的。因此，市人社局依据调查核实的情况作出的工伤认定结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对于该类型的案件，向用人单位送达举证通知书的方式进行调查并非工伤认定的必经程序，同时也不会影响或妨碍用人单位举证或陈述意见。（三）深港公司在原审中举示的《承诺函》，其职工在2015年12月22日进行工伤报备登记的时候未曾向市人社局提供，复议时也未向复议机关提供，且从《承诺函》的具体内容来看，也无法证明樊友龙遭受的伤害不是工伤。因此，该证据不应予以采信。综上，市人社局依据深港公司确认的事实及生效文书等材料所作出的工伤认定结论已经过充分的调查且证据充分、事实清楚。二、市人社局根据生效裁决的《民事调解书》认定案涉交通事故非系樊友龙主要责任，依据充分。首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规定：“《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非本人主要责任的认定，应当以有关机关出具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决为依据”。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无法查清案涉交通事故的成因亦无法认定事故责任的情况下，市人社局仅能以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的事故情况及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决作为判断交通事故责任的依据。因此，市人社局依据《道路交通事故证明》查明的事故情况及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6）闽0206民初字4928号《民事调解书》对交通事故责任的确认认定案涉交通事故非系原审第三人主要责任，程序合法、依据充分。其次，（2016）闽0206民初字4928号案件中，审理法院系依据职权主持调解对各方达成的协议依法进行审查后予以确认的，《民事调解书》中对事故责任的确认具有法律效力。至于民事调解书的主文部分是否要阐述交通事故责任划分的理由及依据，这取决于审判法官的文书表现方式，并不影响本案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上诉人樊友龙上诉称，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驳回深港公司于原审的诉讼请求、理由：1、樊友龙、陈某对案涉交通事故的人物、时间、地点、事故车辆及事故发生的经过等主要事实的陈述不存在差异。时间：2015年1月25日上午8点左右。地点：厦门市湖里区南山西路城管大厦地下停车库出入口处。车辆：厦门湖里61530号电动自行车与闽Ｄ×××××小型普通客车。经过：双方在出入口发生刮擦导致樊友龙受伤。樊友龙之所以在事故发生后近4个月才报警求助，是因为事故当时并未产生严重的后果，樊友龙在严重的事故后果产生后才报警求助完全符合常理，有逻辑可寻。原审法院仅凭个人的感觉和深港公司一面之词，偏听偏信，错误认定事实。2、事故发生成因的调查及责任的划分属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专职责任，市人社局作为人力资源社会管理部门无权也无专业的技能对交通事故责任进行调查及责任划分，其仅能依据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对事故的调查也仅能体现对事故材料进行形式上的审查。因此，市人社局依据厦门市公安局湖里分局交警大队及湖里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闽0206民初字4928号民事调解书中的责任划分为依据，认定樊友龙受伤为工伤程序合法，证据充分。3、交通事故案件在法院审理后的处理形式只有两种，一种为判决，另一种就是调解。樊友龙是在法院依职权并主持的前提下参与事故赔偿的调解，与事故相对方达成一致，调解书中的事故责任的划分也系经法院进行审查后予以确认的，故调解书中的责任划分具有法律效力。至于法院是否要对事故责任划分进行说理等，这完全属于承办法官的文书表现形式问题，其过错不在樊友龙。如果原审法院认为调解书中的责任划分说理及依据足以影响到市人社局的工伤与否的认定及调解书作为认定工伤证据的效力，从而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原审法院应当向湖里区人民法院就（2016）闽0206民初字4928号民事调解书的出具过程进行了解，以确定樊友龙与事故相对方是否存在为了骗保而故意串通而作出同等事故责任的划分情形，而不是草率否定调解书中责任划分的认定及确认。4、樊友龙的承诺书并未否认自身所受伤害不是工伤及深港公司无需承担工伤责任。深港公司法定代表人亲自签字同意“公伤”并加盖公章，由该司员工向市人社局进行工伤认定报备，这些行为毋庸置疑证实深港公司认知樊友龙属于工伤的事实。被上诉人深港公司答辩称，1、在案证据无法直接证明樊友龙受伤属于工伤。市人社局据以认定樊友龙受伤属于工伤主要通过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诊断病历、樊友龙及陈某的调查笔录、《民事调解书》、《工伤认定申请表》，但这些证据均无法直接认定事故责任，也无法直接认定樊友龙受伤属于工伤。首先，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结论为该交通事故成因无法查清，诊断病历仅体现受伤情况，樊友龙与陈某在调查笔录中仅是对事故发生经过的陈述且两人关于事故发生经过的陈述亦有所不同，民事调解书仅是事故所涉当事人就赔偿达成的协议，只是当事人对赔偿金额达成的一致意见，法院并未对事故责任进行划分。其次，深港公司出具的《工伤认定申请表》系樊友龙为了骗取工伤理赔，恳求深港公司出具的，深港公司出于人道主义才同意盖章。即使深港公司出具了《工伤认定申请表》，市人社局仍有义务对事故进行详细调查。2、市人社局未对案涉事故详细调查，以致于作出错误的结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第十六条第（二）项“醉酒或者吸毒”和第十六条第（三）项“自残或者自杀”等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前述法律文书不存在或者内容不明确，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就前款事实作出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提供的相关证据依法进行审查。本案事故发生在周末时间，在既无现场监控、无任何直接证据证明事故责任的情况下，市人社局应该进行详细审查，但市人社局却未详细审查相关资料，直接作出确认工伤的结论，明显事实不清、依据不足。综上，市人社局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原审被告市政府答辩称，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等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前述法律文书不存在或者内容不明确，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就前款事实作出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提供的相关证据依法进行审查”。本案中，公安交警部门依据所调查的事故情况，作出了《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已对案涉交通事故作出了“不能证实当事人各方发生事故的过错，因而该交通事故成因无法查清”的结论性意见，该交通事故证明并未认定樊友龙负事故主要责任。《民事调解书》虽然是双方当事人对民事权益的处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樊友龙不负事故主要责任。市人社局在公安交警部门道路交通事故证明未认定樊友龙负事故主要责任的情况下，根据职责结合其他有关证据进行调查核实后作出事实认定，符合上述规定，不存在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形。2、市人社局认定樊友龙受伤为工伤、复议机关予以维持于法有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拒不举证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受伤害职工提供的证据或者调查取得的证据，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工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到伤害，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没有证据证明是非工作原因导致的”。根据上述规定，在没有证据证明受伤职工应承担主要责任的情况下，不应当由受伤职工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中，樊友龙在上下班途中遭遇交通事故，公安交警部门未认定樊友龙负事故主要责任，用人单位深港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樊友龙应承担交通事故主要责任，市人社局根据樊友龙提供的证据及其他经调查所得的证据，作出有利于受伤职工的认定，从而使得樊友龙能够获得救助和补偿，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等上述规定，复议机关在审查相关情况后亦予以维持于法有据。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深港公司于原审的诉求。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均随案移送本院。各方当事人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依据本案的证据材料所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等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前述法律文书不存在或者内容不明确，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就前款事实作出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提供的相关证据依法进行审查”。本案中，樊友龙在上班途中发生案涉交通事故，公安交警部门依据所调查的事故情况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不能证实当事人各方发生事故的过错，因而该交通事故成因无法查清”，即对案涉交通事故责任未作认定。樊友龙主张自己所受伤害系工伤且经深港公司同意并由该司职工向市人社局进行工伤报备登记，且深港公司无法举证证明樊友龙在案涉交通事故中承担主要责任，市人社局根据职责履行相关调查核实工作并结合在案证据综合考量后，依法认定樊友龙所受伤害系工伤，该认定结论并无不当。市政府根据深港公司的行政复议申请，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认定市人社局所做的工伤认定有调查、有核实、有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作出维持市人社局工伤认定的行政复议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审法院认定市人社局作出的案涉《厦门市职工工伤认定书》依据不足，市政府作出的案涉《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市人社局、樊友龙的上诉请求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当，应予撤销。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7）闽0203行初449号行政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厦门市深港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原审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均由被上诉人厦门市深港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林琼弘审 判 员 宋希凡审 判 员 王义清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二日代书记员 王美云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