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民终616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富维薄膜（山东）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潍坊市高新开发区东明路以东、卧龙东街以南。
法定代表人：王增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孙瑞玺，山东达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信鸿狄，山东达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曾文红。
委托代理人：李丽华，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韩志新。
上诉人富维薄膜（山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维山东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曾文红，一审第三人韩志新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潍外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4月29日，2016年6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富维山东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孙瑞玺、信鸿狄，被上诉人曾文红及其委托代理人李丽华，第三人韩志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曾文红一审起诉称，2005年6月，富维山东公司在准备富维薄膜（控股）有限公司（下称富维控股公司）海外上市之际，与曾文红达成口头协议，向曾文红销售富维控股公司的股票，并承诺如果购买股票不成功，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双方未约定购买股票的履行期限。达成协议后，曾文红向富维山东公司指定账号，即信盟投资有限公司（香港）（下称信盟公司，第三人系信盟公司的负责人、股东和董事）汇入五十万美元，信盟公司向曾文红出具一份收据。富维控股公司在海外上市后，曾文红未获得富维山东公司购买的富维控股公司的股票。曾文红多次联系信盟公司和富维山东公司的负责人了解此事，二者皆推托。曾文红认为富维山东公司未能履行购买股票的义务，亦未能履行返还曾文红钱款和利息的承诺，依法应当承担责任，现经了解，信盟公司由第三人韩志新以没有未履行的债务为由申请撤销注册，第三人应当承担信盟公司的义务。综上，原告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富维山东公司：1、返还曾文红50万美元，折算人民币413.825万元；2、支付自2005年6月13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利息（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暂计算至2013年9月30日，共计人民币233.1784万元）。以上两项合计647.0034万元；3、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富维山东公司辩称，一、富维山东公司及当时海外拟上市的富维控股公司从未与曾文红达成任何口头协议，富维山东公司并不认识曾文红，曾文红诉称的口头协议及其内容完全不属实，富维山东公司不予认可；二、富维山东公司与曾文红诉称的信盟公司无任何的法律关系，也从未指定信盟公司收取过曾文红任何款项，至于曾文红与信盟公司之间有何业务往来概不清楚，亦不予认可，对此与富维山东公司完全无关；三、富维山东公司及富维控股公司也从没有收到过曾文红的任何款项，曾文红的起诉无任何依据；四、因富维山东公司不认识也从未见过曾文红，曾文红诉称多次联系富维山东公司了解此事并不属实；五、曾文红无任何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其起诉和主张的事实成立，况且其诉称的第三人韩志新等相关事实与富维山东公司完全无关，韩志新与富维山东公司也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因此，曾文红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曾文红的全部诉讼请求。
第三人韩志新述称，2005年6月，信盟公司受富维控股公司实际控制人尹军的指令，收到曾文红女士50万美元汇往内地并开具收据，收款内容为购买富维薄膜股票。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5年6月，曾文红与尹军达成口头协议，约定由曾文红出资50万美元购买富维控股公司的股票，并承诺若购买股票不成功，将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同时，尹军指定信盟公司收取曾文红的钱款。2005年6月10日，曾文红通过渣打银行向信盟公司汇款50万美元。2005年6月10日，信盟公司出具收据一份，内容为：兹收到MSTSANGMANHUNGVEON（中文名：曾文红）美元伍拾万元正（USD500000.00），用于购买：FUWEIFILMS(HOLDINGS)CO，LTD富维薄膜（控股）有限公司之股票事宜。该收据左下方有信盟公司公章及尹某签名。2013年10月22日，尹某出具书面证明，内容为：“2005年6月，我在香港信盟投资公司工作，根据富维薄膜（山东）有限公司负责人尹军先生的指示，让信盟公司代收曾文红女士伍拾万美元，用于购买富维薄膜（控股）有限公司股票，信盟公司收款后，开立了收据1份。”尹某在本案第二次开庭中出庭证实，其在尹军的授意下，代表信盟公司收取了曾文红50万美元用于购买富维薄膜（控股）有限公司股票事宜。2013年10月22日，第三人韩志新出具书面证明并在开庭时予以认可，内容为：“2006年4月，本人接替尹某在香港信盟投资公司工作，经核实：尹某代富维薄膜（山东）有限公司收取曾文红女生伍拾万美元一事属实。”
另查明，信盟公司于1998年4月24日在香港依据香港《公司条例》注册成立，于2008年12月12日依据香港法律解散。
又查明，富维山东公司原名为潍坊富维塑胶有限公司（以下称富维塑胶公司），富维塑胶公司系在尹军等人的策划下成立，并由尹军等人实际控制的公司，该公司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为鲁彦岑，系在尹军的要求下，担任富维塑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的实际掌控人为尹军。2005年4月22日，富维塑胶公司变更名称为富维山东公司，变更后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为何小安。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管辖权和法律适用问题，曾文红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为涉港商事纠纷案件，诉讼程序参照涉外民商事法律程序办理。富维山东公司的住所地在山东省潍坊市，在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涉外民商事案件集中管辖区域范围内，因此一审法院依法享有对本案的管辖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明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当事人选择或者变更选择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应当以明示的方式进行。”本案审理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均同意适用内地法律作为处理本案争议的准据法，因此，法院参照内地法律解决本案的实体争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的规定。本案中，曾文红与尹军达成口头一致，约定由曾文红出资50万美元购买富维控股公司的股票，双方已形成了合同关系，该协议自成立时即生效。富潍山东公司在变更名称之前为富维塑胶公司，富维塑胶公司系在尹军等人的策划下成立，并由尹军等人实际控制的公司，该公司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虽为鲁彦岑，根据（2008）济刑二初字第2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鲁彦岑系在尹军的要求下，担任富维塑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的实际负责人为尹军。虽然富维山东公司在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不是尹军，但富维山东公司买受资产、筹划上市等重大事项都由尹军决定，且该公司内外都一致认为尹军有权直接代表富维山东公司实施各项法律行为。另外，结合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8）济刑二初字第25号刑事判决书、尹军个人出具的证明、对尹军的调查笔录以及第三人韩志新、证人尹某的证人证言和陈述，均可证实尹军是富维山东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尹军与曾文红之间关于要求曾文红购买富维控股公司股票的行为，代表富维山东公司，属于公司行为，因此曾文红有理由相信尹军是代表富维山东公司与其达成购买股票协议。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故曾文红与富维山东公司之间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曾文红将50万美元汇入信盟公司账户后，信盟公司为其出具收据一张，该收据明确载明此款用于购买FUWEIFILMS(HOLDINGS)CO，LTD（富维薄膜（控股）有限公司）之股票事宜。结合（2008）济刑二初字第2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和尹军的书面证明、尹某的证人证言、韩志新的陈述，信盟公司收到曾文红的50万美元后，将该款项与其他资金汇到北京世维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又流向了北京百利通投资有限公司、新力凯控股有限公司、富準控股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富维薄膜英属维尔京群岛）有限公司等尹军实际控制的公司中，上述公司与富维山东公司业务、财务、人员高度混同。法院认为，本案曾文红向信盟公司支付的50万美元用于购买股票的款项，虽然收取人为信盟公司，但信盟公司收取该款项是受富维山东公司的委托，信盟公司收到该款项也即视同为本案曾文红向富维山东公司履行了付款义务。根据曾文红、富维山东公司的口头约定，曾文红履行付款义务后，富维山东公司应履行给付富维控股公司股票的义务。但富维山东公司未按约定履行义务构成违约，曾文红请求判令富维山东公司返还50万美元（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2005年6月公布的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100:827.65计算，折合人民币413.825万元），支付自2005年6月13日起至欠款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同期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利率计算）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第三人韩志新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十条第一款、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富维山东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曾文红5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413.825万元）元及利息（自2005年6月13日起至欠款付清之日止按同期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曾文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富维山东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7090元，由富维山东公司负担。
富维山东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尹军并不是独立的实际控制人而是与其他三人共同作为富维山东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尹军的意思不能代替实际控制人的共同表示。尹军与本案具有重大的利益冲突，同曾文红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一审判决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仅以尹军的“书面证明”和一审法院的调查笔录认定尹军与曾文红达成口头协议，即认定曾文红与富维山东公司达成了口头协议，系认定基本事实错误。富维山东公司从未委托信盟公司收取曾文红的款项，而且尹军个人行为并不代表富维山东公司，不属于公司行为，一审法院认定并认定富维山东公司收取涉案款项和委托收款并无依据。
尹军如何同曾文红之间订立口头协议，对富维山东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尹军的个人行为不符合《合同法》50条的有关规定，富维山东公司也从未授权尹军同他人订立关于购买富维（控股）公司股票的合同，富维山东公司与作为发行股票的富维（控股）公司分别系独立法人公司，也不符合《合同法》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从款项收据来看，收据内容从未写明“代收”字样，也并未写明与富维山东公司的委托关系，而收据恰恰证明系信盟公司收到款项并写明购买富维薄膜（控股）有限公司股票，从收据看，合同的相对方是信盟公司。
一审法院并未追加其他公司为本案诉讼主体，也未向上述公司调查取证，刑事判决中只认定尹军等4人为潍坊富维塑胶有限公司、北京世维通公司、北京百利通公司3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未涉及和认定其他公司的性质及实际控制人情况，当时有的公司也未成立，但本案一审法院却擅自将本案涉及到的所有公司都认定为尹军实际控制的公司，认定世维通公司、北京百利通公司等这些公司与富维山东公司在业务、财务、人员高度混同，认定完全无依据。
一审法院关于利息部分的判决超出了曾文红的诉讼请求，曾文红诉讼请求中要求的利息为自2005年4月13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而一审法院判决的利息直至富维山东公司付清之日止，显然属于判非所诉。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判决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富维山东公司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或者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曾文红负担。
被上诉人曾文红答辩称，尹军是涉案合同的经办人，办理期间是富维山东公司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证明是案件的直接证据。本案的基本事实是尹军代表富维山东公司与曾文红达成购买股票的协议，并指定富维山东公司关联公司信盟公司收取曾文红的钱款，曾文红依约向信盟公司汇款50万美元，之后信盟公司将钱款转到富维山东公司国内关联公司。基于上述事实，曾文红不仅提供了尹军的证明，还有经手人尹某证言和韩志新的证明，同时提供信盟公司出具的收据、渣打银行的电汇凭证等履约证据与其它证据构成完整的证据链。尹军、尹某及韩志新是本案合同成立、履约方富维山东公司的经办人，富维山东公司应当为己方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
刑事判决书认定尹军是一系列公司的主要负责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八条规定法定代表人是代表法人行使职能的负责人。本案一审中提交的证据证实尹军作为实际负责人替代富维山东公司工商登记的名义“法定代表人”行使着“法定代表人”的职能，尹军的行为符合法定代表人的法律特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尹军代表富维山东公司与曾文红达成协议的行为后果应由富维山东公司承担。
信盟公司与富维山东公司为关联公司，而富维山东公司在一审庭审中也称其公司之间借用账户是非常正常的，故信盟公司代富维山东公司收取钱款符合常理。富维山东公司公司与富维控股公司虽然分别注册设立，但是两者之间并非独立。富维控股公司的业务、人员、财务都是由富维山东公司公司组成，不可能独立去实施与营业相关的法律行为，富维山东公司公司的人员处理富维控股公司的事务完全可以由已知的事实推定出来。富维控股公司并没有实际营业，本案涉案合同标的是富维控股公司的股票，按照常理，涉案合同的相对方就应当是富维山东公司。
富维山东公司与信盟公司实际负责人都是尹军等四人，两者间工作人员混同，彼此借用账号，财务混同，信盟公司并无独立业务，受尹军指令辅助富维山东公司公司业务。另外，根据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世维通公司、百利通公司及新力凯控股公司都是为富维山东公司改制上市所设，除为富维山东公司上市外并无其他业务。新力凯公司与富準控股有限公司使用同一账号，该账号与富维山东公司公司往来款频繁且数额特别巨大，证明富维山东公司和控股公司与新力凯公司财务混同，人员、业务更是相同。富维山东公司与上述公司人员、业务、财务等方面交叉或混同。一审法院对此认定事实清楚，依据充分。
综上，富维山东公司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
富维山东公司在二审审理期间提交了下述证据：
1,2011年6月15日，曾文红对李丽华律师的委托书，富维山东公司主张，该委托书与后面的附件收据和电汇申请表是不可分割的一份完整证据，一审审理中，曾文红提交了上述全部证据，后又撤回了该份委托书，只提交了附件而未提交该委托书。以此证明，曾文红一直认为和北京世维通科技有限公司存在涉案50万美元的委托合同关系，并办理了上述文件的公证手续，曾文红与富维山东公司不存在合同关系。
曾文红质证认为，尹军入狱后，曾找富维山东公司的负责人要求处理50万美元的事情，该负责人要求我们起诉收钱方信盟公司和北京世维通科技有限公司，但曾文红事实上未对北京世维通科技有限公司提起诉讼。这三份证据虽然是装订在一起的，但是分别公证的，不属于一份证据。
本院认为，该委托书有公证律师的印章及专递专用章，富维山东公司是通过曾文红一审审理举证过程中取得该份证据，虽然曾文红后来撤销了该份证据，但富维山东公司取得证据的途径是合法的，该委托书的真实性应当予以确认。根据委托书的记载，就本案所涉50万美元购股款，曾文红曾以与北京世维通科技有限公司、韩志新、尹某存在委托合同关系进行诉讼准备，但最终未向上述三方中的任一方提起诉讼，由于曾文红未提起诉讼，无法获知曾文红的主张，仅依靠该委托书不能认定曾文红排除与富维山东公司存在合同关系。
2，2007年4月2日，尹某在富维山东公司工作期间填写的《个人情况表》，该表中没有记载尹某曾在信盟公司工作。证明尹某不是信盟公司的工作人员。
曾文红质证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难以确定，无法证明是尹某亲自填写，无法实现富维山东公司的证明目的。
本院认为，为查明尹某是否在信盟公司工作的经历，在审理期间，本院要求主张方曾文红提供信盟公司注册信息或能够证明尹某为信盟公司员工的其他证明，在本院指定期限内，曾文红提供了自称在香港公司注册处查询的信盟公司公司董事变更情况的资料一宗，该资料为复印件，未有任何证明资料真实性的印章，也没有中国委托公证人，香港律师的公证签名或印章、漆章。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认定。但即便曾文红虽未能提供有效证据，在尹某未出庭，未主张的情况下，本院虽不能否定该《个人情况表》系尹某个人填写，但也无法依据该表填制内容认定尹某完整的填写了个人从业经历而认定尹某未在信盟公司工作的事实。曾文红赖以在本案中主张的权利的证据之一“收据”中填写的经办人为尹某，但该收据中也加盖了信盟公司的印章，尹某是否信盟公司的员工不影响信盟公司出具“收据”的效力也不影响尹某书写的经手人的事实。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富维山东公司认为，曾文红虽然提供了经公证的《汇款申请单》，但对曾文红是否实际汇出该款项以及信盟公司是否实际收到涉案款项存在争议，为此，本院限期曾文红提供款项已实际汇出并由信盟公司接收的证据。曾文红在指定期限内提供证据一宗，包括曾文红于2016年5月27日在中国委托公证人及香港律师蔡某前所做的“声明书”及渣打银行2005年6月23日的“渣打综合月结单”。
“声明书”记载，曾文红声明;以本人名义在渣打银行开立人民币储蓄户口及置业贷款户口，随附的“渣打综合月结单”之复印件与原本相符，原本属实，本人确认在2005年6月13日金额为港币3891545之款项由置业贷款户口提款至信盟公司。
“渣打综合月结单”为复印件，记载：截数日期2015年6月23日，共2页，其中第1页记载，置业贷款项下，6月13日，提款3891545，进支详列：信盟公司。蔡克刚律师的公证词为“滋证明此文件即声明人于2016年5月27日在本人面前签署的声明书内所提及的附件（2）。此文件内容由提供文件当事人（声明人）负责”
曾文红以上述两份证据证明其以经履行了汇款义务。
富维山东公司质证认为，1、声明书仅仅是曾文红的个人陈述。对于声明书所述两张渣打银行月结单，公证人蔡律师明确注明文件内容为提供文件当事人负责。该证据非公证人蔡律师在渣打银行取得。原告所说的原件也没有渣打银行的任何盖章或者经办人的签字。因此，两份月结单不具有真实性。不能证明曾文红的主张。2、对于曾文红提交的另外两份月结单，这两份是卢伟干律师认证时取得的。被上诉人提供的2011年6月15日卢维干律师的认证材料中没有体现该两份综合月结单。而且，这两份月结单的曾文红不能明确，原件不能提供，在此情况下，该两份月结单的复印件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3、曾文红的声明书不能证明他所谓存到渣打银行的款项在渣打银行汇款申请书中的记载于2005年6月13日汇到了信盟公司的账户上。这些声明书以及相关的证据曾文红都没有在合议庭规定的时间内提交。
本院认为，曾文红提供的上述两份证据系自述形式的声明，提供的银行月结单不是原件也未加盖银行印章确认，根据公证人的公证内容，由提供人曾文红保障证据的真实性，公证人并没有调查核实。因此对于“渣打综合月结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在本案的二审期间，曾文红曾对一审审理期间提交的电汇申请表及信盟公司开具的“收据”做出过解释，曾文红陈述，电汇申请表是在2005年6月10日下午3点递交，当天即扣款，因为和信盟公司在同一个办公区域，办完之后把申请单交付给信盟公司，信盟公司就把收据给了曾文红。但曾文红提交的上述“渣打综合月结单”，显示其主张扣款的时间为2005年6月13日，结合信盟公司出具的“收据”记载的时间，可见，即便按照曾文红提供的证据显示，信盟公司也是在未收到款项的情况下即向曾文红开具了“收据”。另外，曾文红提交的电汇申请表显示其申请汇付的款项为美元，信盟公司开具的收据显示收到的也为美元，但曾文红提供的“渣打综合月结单”并没有美元账户，也没有扣划美元的内容，曾文红也未提供证据显示其申请银行进行换汇，因此从内容上看吗，曾文红没有证明其向信盟公司汇付过50万美元。
曾文红为证实富维薄膜控股公司的资产在富维山东公司处以及富维薄膜控股公司的股票由富维山东公司处理向本院提交了富维山东公司的网页截图复印件三张，截图中显示“富维薄膜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8月，该公司进行业务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富维薄膜（山东）有限公司”。富维山东公司质证认为，该三张截图复印件内容无法查实，不具有真实性，和本案无关，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韩志新质证认为，这些资料都是真实的。对尹军的审判中没收尹军的股份也是没收富维控股的股份，这是经过审判认定的资产。通过之前案件的审理可以认定富维控股就是上诉人的全资母公司。
本院认为，在互联网上打开曾文红提供的网页链接，可见其提供截图的页面，记载内容与其截图一致，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该证据中没有关于所涉两公司资产的记载，虽然刑事判决执行中没收了尹军持有的富维薄膜控股公司的股份，但没有关于两公司资产相同的认定。因此曾文红提供的该证据不能证明两公司资产相同，但该证据中记载了富维薄膜控股公司业务由富维山东公司进行的内容，对于富维山东公司在自己网页上宣传的内容，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予以认定。
本院另查明，（2008）济刑二初字第25号刑事判决书中认定了尹军等四人实际控制北京世维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百利通投资有限公司、新力凯控股有限公司以及利用上述公司侵吞国有资产的事实，并未认定上述公司存在哪些财产，以及上述财产是不能区分的，该刑事判决书仅是认定了上述公司的股东演变过程，对于公司工作人员未予查明，对于上述公司的业务仅表述为未开展业务，未认定上述公司业务、人员上存在混同的现象。
本院查明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曾文红为香港居民，本案为涉港商事纠纷案件，应当参照涉外诉讼程序审理本案，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各方的选择确定适用内地法律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各方当事人在本案中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问题为：曾文红与富维山东公司是否存在合同关系，曾文红是否履行了合同，富维山东公司是否违约并承担返还购股款的责任。
曾文红以与富维山东公司存在口头协议，曾文红依据协议约定履行了付款义务，而富维山东公司违约应当退还其汇款为由提起本案诉讼。按照曾文红在本案中诉讼所主张的理由，其与富维山东公司的原控制人尹军达成了口头协议，并按照尹军的指示向信盟公司汇款50万美元，用以购买富维薄膜控股公司的股票。曾文红为证明口头协议的存在以及履行，在本案审理中使用了三类证据，一是，尹军书写的证明和曾文红委托代理人对尹军的调查笔录，一审法院为核实口头协议的真实性及内容对尹军制作的调查笔录，上述三份证据共同作为证明口头协议订立过程及合同存在的依据；二是，曾文红提供的“收据”、电汇申请表、“渣打综合月结单”以及尹某的证人证言、韩志新在本案中的陈述作为口头协议履行的证明；三是，（2008）济刑二初字第25号刑事判决书和网页截图作为尹军与富维山东公司，富维山东公司与富维薄膜控股公司关系的证明。
从尹军的证言看，尹军确认了富维山东公司与曾文红订立口头协议的结果，但其对于订立过程陈述前后不一，在尹军出具的证明中，其陈述委托信盟公司向曾文红推销富维薄膜控股公司的股票，并承诺购买股票不成功，将按银行利率支付利息。在曾文红委托代理人对尹军的调查笔录中，尹军进一步确认了证明内容的真实性，在一审法院调查尹军的笔录中，尹军陈述其亲自向曾文红推销股票，曾文红购买了50万美元的股票。依照尹军证言出具的前后顺序，尹军先是表示其不是与曾文红订立口头协议的经办人，后又改口称亲自与曾文红订立了口头协议，对于口头协议订立过程，尹军前后陈述矛盾，且无第三者证明，其改变原有陈述无任何证据证明；根据（2008）济刑二初字第25号刑事判决书的认定，尹军曾为包括富维山东公司等多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行为不当然的代表富维山东公司，即便按照一审法院对尹军的调查笔录，尹军也仅是陈述其个人向曾文红推销股票，而未向曾文红表露代表富维山东公司的身份；因此对于曾文红与尹军代表富维山东公司订立口头协议的事实不能予以认定。尹军确认富维山东公司与曾文红达成口头协议的事实是在失去富维山东公司控制权后所做的陈述，尹军在本案中仅是作为一名证人作证，其出具的证言不代表富维山东公司对口头协议的确认和追认，由于尹军身份的多样性，尹军是以个人身份与曾文红订立口头协议，还是以职务行为代表公司或代表哪个公司与曾文红订立口头协议，则其确认的合同缔约人与尹军或各公司间存在利益上的冲突，在没有旁证，特别是没有履约证明的情况下，不能仅凭尹军一人的证言认定曾文红与富维山东公司达成了口头协议。
尹某和韩志新作为先后在信盟公司工作和担任股东的人员，对于信盟公司出具“收据”的原因陈述不一致，尹某证明尹军以富维山东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身份指令信盟公司接受曾文红的款项，韩志新陈述尹军以富维薄膜控股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身份指令信盟公司收取曾文红的款项，由于“收据”中没有记载代谁收款的内容，而尹某与韩志新陈述内容又相互矛盾，因此，信盟公司代富维山东公司收取款项的事实无法认定。
曾文红在本案审理中，先是主张信盟公司在收到汇付的50万美元款项后向其开具了“收据”，后又通过自己提供的“渣打综合月结单”证明信盟公司在开具“收据”时渣打银行尚未扣划款项向信盟公司付款，信盟公司系在未收到曾文红付款前即向曾文红开具了收款收据。曾文红提供的电汇申请表仅能表明其向银行作出了付款指示，并不能证明款项已经实际汇付给信盟公司，在本案二审审理期间，在本院要求下，曾文红依然未能证明已将款项实际汇付给信盟公司，即曾文红未能证明其已履行口头协议的事实。故，曾文红未能证明其与富维山东公司存在口头协议，也未能证明其已按照口头协议的约定履行了付款义务，曾文红主张富维山东公司违约，应当返还其50万美元购股款的理由不成立，其诉讼请求应当驳回。
综上所述，富维山东公司上诉理由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应当予以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潍外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曾文红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709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7090元，均由曾文红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童
审 判 员 董兵
代理审判员 王磊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赵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