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江中法民二终字第6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杰，男。
委托代理人：卢宏盛、余婷，均系广东优游涵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耿永军，男。
委托代理人：李显槐，广东真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市汇丰房地产中介服务有限公司古镇分公司。
负责人：庞春谊。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市汇丰房地产中介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庞春谊，该公司总经理。
上述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区雪颖，中山市汇丰房地产中介服务有限公司职员。
原审第三人：江门市邦利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伟强。
上诉人张杰因与被上诉人耿永军、中山市汇丰房地产中介服务有限公司古镇分公司（下称“汇丰古镇分公司”）、中山市汇丰房地产中介服务有限公司（下称“汇丰公司”）及原审第三人江门市邦利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邦利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12）江新法民一初字第7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0年，江门市新会区睦洲镇人民政府拟开发睦洲镇新沙工业园（礼乐围）二期594.45亩土地，因缺乏资金而向社会招商。2010年5月18日，睦洲镇政府出具《证明》确认将上述土地以“土地打包”的形式交由邦利公司投资开发。2010年7月13日，邦利公司与睦洲镇政府签订《新沙工业园礼乐围土地开发与项目投资合作意向书》（下称《意向书》），约定睦洲镇政府拟将上述594.45亩土地以“土地打包”的形式交由邦利公司投资开发。
2010年9月，经汇丰公司居间介绍，耿永军以230000元／亩向邦利公司购买涉讼L13a号10亩土地。耿永军分别于2010年9月3日转账支付61700元、于2010年9月6日转账支付200000元至汇丰公司法定代表人庞春谊的银行账户。2010年9月6日，汇丰公司与耿永军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耿永军购地首期款220000元由汇丰公司代转让方邦利公司收取；余下购地首期款470000元在2010年9月13日前一次性支付到账，并约定若耿永军在约定期限未能补齐购地余款，则无权要求返还已交的土地首付款。
2010年9月9日，耿永军作为乙方（受让方）与邦利公司作为甲方（转让方）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合同约定：甲方（邦利公司）将位于睦洲新沙工业园（礼乐围）二期用地面积为10亩的L13a土地以有偿方式转让给乙方（耿永军）作为工业工地，每亩230000元，不含乙方契税，乙方应付的总受让款共2300000元。在双方签订协议当日，乙方需支付总购地款30%即690000元为首期给甲方（含每亩10000元定金）；三个月内该地块出到乙方名下的红线图当天，乙方须支付总购地款40%即920000元；在接到甲方通知到提交办证资料时，乙方须支付总购地款20%即460000元；出到乙方名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时，乙方须一次性支付完10%购地余款即230000元给甲方。双方约定甲方预计在2011年3月31日交付上述土地给乙方使用，如因国家政府和气候影响甲方不能按程序及时间进行办证、交地，则自动顺延交付日期，但顺延时间不能超过半年。双方还约定由甲方负责土地“四通一平”及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乙方负责缴交契税、价格调节基金以及违约责任等内容。耿永军于当日支付余下470000元至邦利公司指定银行账户。邦利公司出具首期款690000元的《收据》给耿永军。
2010年12月1日，经双方自愿协商，汇丰公司作为被委托人（乙方）又与耿永军作为委托人（甲方）签订《全权委托协议》，约定：耿永军委托汇丰公司在2010年12月1日起至2011年3月以实收285000元／亩的单价转让上述涉讼土地（空地），该单价包含中介费但不包含更名费，《全权委托协议》并载明：“甲方（耿永军）已授权乙方（汇丰公司）以全权代理身份与符合条件的客户签订物业购买合同。并可代甲方收取人民币伍万元以下的定金。由乙方开具定金收据给该客户，等同视为甲方已收妥该客户定金。”、“乙方应协助甲方与乙方介绍的客户签订物业合同”等权利义务内容，此外还约定双方的保密义务、争议解决方法等内容。
2011年3月17日，经汇丰古镇分公司居间介绍，张杰作为乙方（受让方）与耿永军作为甲方（转让方）经协商后自愿签订《转让协议》。该协议注明：鉴于甲方（耿永军）已于2010年8月5日（该日期当事人确认是笔误，实为2010年9月9日）与第三人邦利公司签订了位于江门市新会区睦洲镇新沙工业园（礼乐围）二期面积为10亩的L13a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甲方原购地价为每亩230000元，现甲方以每亩278000元将该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乙方（张杰）；签订本协议当日乙方向甲方支付30％首期款即690000元及溢价部分480000元等内容。签订《转让协议》后，张杰通过银行转账向汇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庞春谊的银行账户分别汇付了188000元和1000000元，合计1188000元。庞春谊于2011年3月22日通过银行转账汇付1142200元给耿永军。同日，汇丰古镇分公司分别开具编号为6024987、金额为8000元的购涉讼土地中介费《收据》和编号为6024986、金额为10000元的购涉讼土地更名费《收据》给张杰；汇丰古镇分公司开具编号为6024985、金额为27800元的出售涉讼土地中介费《收据》给耿永军；耿永军在当日签具编号为5041235的《收据》给张杰，该《收据》载明“今收到张杰交来购江门市睦洲新沙工业园（礼乐围）二期用地L13a号地10亩首期款30%及溢价部分金额壹佰壹拾柒万元￥1170000元”。张杰与耿永军签订《转让协议》后，耿永军与邦利公司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解除双方于2010年9月9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并将其与邦利公司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原件及首期款《收据》原件交回邦利公司。
邦利公司与张杰于2011年3月23日就涉讼土地重新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约定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并约定购地价款、分期支付方式、土地交付时间以及违约责任等内容。前后手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除受让方和签订日期不一致外其他内容均相同，邦利公司并于同日开具《收据》给张杰，确认收取张杰购买涉讼土地使用权首期款（含定金）690000元。其后，睦洲镇政府因故无法征地，遂于2011年3月委托律师向邦利公司发函，告知其睦洲镇政府已不可能征收到土地。张杰知悉上述情况后，认为涉讼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属无效转让，故诉至法院请求确认《转让协议》无效并要求耿永军、汇丰古镇分公司及汇丰公司返还购地款及支付相应逾期利息，由此成讼。
另查明，经向国土部门核实涉讼土地属案外人江门市新会区睦洲镇新丰经济联合社所有，该土地至今仍属村集体农用地。邦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伟强、邦利公司的股东冯良超两人因挪用涉讼土地的款项于2013年11月1日被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江蓬法刑初字第153号刑事判决书判定犯挪用资金罪，并经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月27日作出（2013）江中法刑二终字第149号刑事裁定书维持原判。
再查明，汇丰古镇分公司是汇丰公司依法设立的分公司。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是基于平等主体之间签订设立、变更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即《转让协议》而引致的纠纷，故应为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张杰与耿永军于2011年3月17日签订的《转让协议》效力如何？2、耿永军有否收取张杰支付的1170000元购地款？若有，耿永军是否有义务向张杰退回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购地款1170000元及相应利息损失？3、汇丰古镇分公司、汇丰公司是否有义务向张杰返还中介费18000元和对耿永军返还购地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
关于张杰与耿永军签订的《转让协议》效力如何的问题。涉讼土地至今仍属案外人江门市新会区睦洲镇新丰经济联合社集体所有的农用地，无论邦利公司亦或耿永军，均在没有取得土地权属人同意且经国家有权机关审批并办理相关手续的前提下而将该土地作工业用地进行转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但是，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的企业，因破产、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依法发生转移的除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无论是邦利公司与涉讼土地受让人之间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还是本案当事人之间签订的《转让协议》，均因违反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致无效。
关于耿永军有否收取张杰支付的1170000元购地款以及耿永军是否有义务向张杰退回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购地款1170000元及相应利息损失的问题。张杰诉请的购地款1170000元是由首期款690000元和溢价款480000元构成。其中溢价款480000元是由耿永军收取，耿永军辩称在该款中支付了27800元中介费给汇丰古镇公司，实际仅收取了溢价款452200元。但是否支付中介费以及支付何数额的中介费给汇丰古镇公司是基于耿永军与汇丰古镇公司的居间合同约定，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故对耿永军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但对首期款690000元，虽然耿永军签具的《收据》注明收取张杰购地首期款和购地溢价款合计1170000元（即690000元＋480000元），但邦利公司在与张杰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当日，亦出具《收据》给张杰确认收取张杰购地首期款690000元。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证据以及庭审陈述，足以证实该690000元实属同一笔款项，张杰就支付的同一笔款项同时持有两个不同收款人开具的《收据》，而邦利公司的《收据》开具时间是晚于耿永军的《收据》。张杰在当时收取邦利公司该《收据》后一直没有提出异议，结合本案涉讼土地使用权在不同前后手受让人之间转让的模式（前后手受让人签订《转让协议》后，邦利公司即收回其与前手受让人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原件和出具给前手的首期款《收据》原件，再与后手受让人重新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并重新出具首期款《收据》）、张杰与邦利公司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对首期款支付的约定内容以及张杰持有邦利公司开具的首期款《收据》向公安机关报案主张权利这一事实，原审法院认为涉讼土地转让首期款实际上最终是由张杰支付给邦利公司的。对此张杰在收取邦利公司出具的首期款《收据》时理应是知悉并接受的，现张杰又主张耿永军返还首期款，其主张前后矛盾且无法做出充分合理的解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张杰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张杰请求耿永军返还首期款的事实和理据不足，对张杰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张杰可就首期款另案起诉主张权利。张杰在本案中主张的利息实为利息损失，鉴于张杰与耿永军之间签订的《转让协议》无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耿永军基于《转让协议》以“土地溢价款”名义向张杰收取的480000元及其法定孳息，应当予以返还。对涉讼土地的性质，结合土地的单价以及《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的内容，原审法院认为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应有一定的认识，故对合同无效，双方均有过错。对于张杰主张的利息损失，应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居民活期存款利率的标准计算。因张杰在2011年3月22日已向耿永军支付了土地溢价款480000元，故现其主张利息损失应自2011年3月22日起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汇丰古镇分公司、汇丰公司是否有义务向张杰返还中介费18000元以及张杰主张汇丰古镇分公司、汇丰公司对返还购地款及利息损失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张杰与汇丰古镇分公司、汇丰公司之间的居间合同关系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对此本案不予调整，张杰可另行主张相关权利。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张杰与耿永军于2011年3月17日就位于江门市新会区睦洲镇新沙工业园（礼乐围）二期面积为10亩的L13a土地签订的《转让协议》无效。二、耿永军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购地溢价款480000元及相应利息损失（自2011年3月2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居民活期存款利率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给张杰。三、驳回张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57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两项合计22570元，由耿永军负担8493元，张杰负担14077元。
上诉人张杰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690000元首期款实际上是由张杰支付给邦利公司的，属于错误采信部分证据，存在认定事实错误。该认定所依据的证据是原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4即两份报案书、张杰与邦利公司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及邦利公司于2011年3月23日开具的金额为690000元的收据，但该部分证据在认定程序上存在瑕疵。对于以上证据，张杰在庭审质证中已经对其真实性及关联性予以否认，而合同另一方邦利公司也未确认以上证据，但原审法院在仅存复印件、无法提供原件质证且合同双方均不确认的情况下，依然单凭依职权调取为由将以上证据作为本案的关键证据所采信，这显然违反证据规则。根据《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关于“不能提供原件的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规定，该份证据不应被认定，更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且上述证据在内容上也存在问题。原审法院甚至要求张杰对上述证据为何提交至公安机关作出充分合理的解释，但对于张杰来说，该份调取的证据本就不是张杰提交到公安机关的，原审法院仅凭“且按日常生活经验，也不可能存在其他人假冒张杰签订上述材料后又假冒张杰提交给公安机关报案的可能性”的简单推测，即认定以上仅存复印件的证据是真实有效的，进而要求张杰承担举证不能的结果，显然是强人所难。原审法院仅从普通依职权调取的证据情况来处理，无视本案所涉刑事案件的特殊性，无视本案所涉土地以“土地打包”形式出售的特殊性，无视在依职权所调取的刑事案卷中报案材料是以群体类报案材料出现，极有可能发生代报案或其他情况的特殊性，在该份证据未经公安机关核实确认的情况下即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对于张杰显然是不公平的。而张杰所提交的《转让协议》、《收据》等证据已经得到各方确认，形成一个完整证据链，应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本案为合同之诉，焦点应为张杰与耿永军、汇丰公司等之间的合同有效性以及是否履行等问题。张杰提交的各项证据表明，张杰与耿永军有直接的合同关系，张杰已将全部价款支付给耿永军，由耿永军接收全部价款并开出收据。因此，原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有失偏颇。二、原审法院认定张杰与汇丰古镇分公司、汇丰公司之间的居间合同关系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已经查明“汇丰公司与耿永军签订《全权委托协议》约定耿永军已授权汇丰公司以全权代理身份与符合条件的客户签订物业购买合同”。本案中，张杰在汇丰公司出具相关委托书后，出于对汇丰公司的信任才签订了该《转让协议》，并将所有款项转入汇丰公司的账户中，汇丰公司直接促成了本案诉争协议的签订。对于张杰来说，汇丰公司并不是简单的房地产买卖中介人，而是作为耿永军的全权委托人，甚至是实际意义上的协议成立保证人的身份存在于协议签订过程之中，而且汇丰公司还是合同价款的直接收取人，因此，汇丰公司应承担返还价款的连带责任。因耿永军故意隐瞒重要事实，以欺诈的手段骗使张杰与其订立合同，汇丰古镇分公司作为中介方未能履行相关义务，导致《协议》无法履行，并没有完成中介义务，不应收取中介费。而且汇丰公司的行为导致张杰蒙受巨大损失，汇丰公司及汇丰古镇分公司理应承担连带责任。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由耿永军向张杰返还全部购地款1170000元及相应利息损失；汇丰古镇分公司、汇丰公司向张杰返还中介费18000元并对返还购地款及利息损失承担连带责任；本案诉讼费由耿永军、汇丰古镇分公司、汇丰公司承担。
被上诉人耿永军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张杰上诉的理由不成立。1、张杰认为其与耿永军存在直接合同关系，否定其与邦利公司的直接合同关系。但事实上，从本案所涉土地的来源、耿永军与汇丰公司及汇丰古镇分公司的证据、法院调查的证据、各方当事人庭审的陈述，已能形成相互印证的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实“通过合同更名的形式，耿永军已将涉案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完全转让给了张杰，张杰与邦利公司也以签订合同的方式重新确立了该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关系，且张杰在签订有关协议、合同过程中完全明知涉案地块没有取得土地证”等事实。不存在张杰所称的“原审法院认定的基础是错误采信部分案件证据，严重偏离案件事实”等，也不存在张杰所称的“该部分证据在认定程序上存在瑕疵……法院依然单凭依职权调取为由”等。2、张杰及耿永军均没有否认通过汇丰公司及古镇分公司的居间而达成协议，且汇丰公司及汇丰古镇分公司的证据及其陈述承认的事实，已能证明案件事实。张杰提供的证据5《收据》（中介方）中注明“更名费”，更是印证了邦利公司将涉案地块土地使用权的受让人从耿永军更名转让到了张杰，也印证了邦利公司与张杰于2011年3月23日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的真实性。在庭审中，对此“更名费”，张杰根本无法解释。显然，本案的前后交易过程是紧密相联的，张杰欲仅以《转让协议》来主张权利，而否定案件的整体性，是错误的，也不可能掩盖本案全部事实真相。3、张杰故意忽视本案土地所涉刑事案件的事实，对于邦利公司收取张杰购地首期款所开具的《收据》，张杰一直没有提出过异议。结合本案涉讼土地使用权在不同前后手受让人之间转让的模式，及张杰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主张权利的事实，足以印证本案涉讼土地转让首期款最终是由张杰支付给邦利公司的。正是由于本案涉讼的土地因邦利公司的吴伟强、冯良超犯挪用资金罪，在无法交付土地的情况下，却没有及时退回购地款给张杰，才引起本案纠纷。4、张杰在一审庭审时多次承认关于本案的土地使用权转让事宜均由汇丰公司操作的，也承认其与耿永军本来根本不相识，仅在汇丰公司的操作下见面不足30分钟。而对于耿永军与汇丰公司能够相互印证的证据和陈述却大多否认，特别是连邦利公司也确认“张杰与邦利公司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的关键事实不予认可，仅以“没有原件”或“与本案无关”之类的说辞应对。显然，张杰的陈述是自相矛盾的。综上，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张杰的无理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二审审理，对原审判决所查明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属于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查。但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利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二审仅针对张杰的上诉主张进行审查，对于当事人均无提出上诉的问题不予审查。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耿永军应否向张杰返还全部购地款1170000元及相应利息损失；二、汇丰古镇分公司、汇丰公司应否向张杰返还中介费18000元并对耿永军返还购地款及利息损失承担连带责任。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耿永军经汇丰公司居间介绍，向邦利公司购买涉案土地并支付购地首期款690000元后，又经汇丰古镇分公司居间介绍，于2011年3月将涉案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了张杰，并出具收据确认收取张杰支付的购地首期款690000元及溢价款480000元。随后，邦利公司与耿永军解除了双方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又与张杰就涉案土地重新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前后手合同除受让方和签订日期不一致外其他内容均相同，邦利公司向张杰出具收据确认收取张杰购买涉案土地使用权的首期款（含定金）690000元。现张杰依据其与耿永军就涉案土地签订的《转让协议》及耿永军出具的《收据》等，诉请耿永军返还购地首期款690000元及溢价款480000元合计1170000元以及相应的利息损失。对于其中的480000元溢价款，耿永军确认已由其收取并对返还无异议，对此，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对于690000元的首期款，张杰主张应由耿永军返还，耿永军辩称该款实际由邦利公司收取，应由邦利公司返还。依据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原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显示，张杰与耿永军签订《转让协议》后，邦利公司随后与耿永军解除了原双方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并与张杰就涉案土地重新签订了《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同时邦利公司向张杰出具了收取首期款690000元的收据。可见，耿永军出具收据中的首期款690000元与邦利公司出具收据的首期款690000元实属同一笔款，同是涉案土地的购买首期款，且该款实则是邦利公司收取的转让涉案土地使用权的首期款。对此，邦利公司法定代表人吴伟强在接受询问时亦予以确认。张杰上诉否认其与邦利公司签订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并已收取邦利公司出具的690000元首期款收据等事实，但依据原审法院向公安机关调取的证据显示，张杰曾于2011年12月16日就涉案土地使用权转让问题向公安机关报案，且报案时张杰提供了其与邦利公司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邦利公司出具的690000元首期款收据、其与耿永军签订的《转让协议》、耿永军出具的收据以及付款凭证等一系列资料。虽然张杰否认其曾报案，且以原审法院调取的证据是复印件为由不予确认，但调取的报案资料中每页均有“此复印件与原件相符，由本人提供”字样，且均有张杰的签名及指印。公安机关有着严格的审查程序，若是他人代为报案，则必然不会由他人代为签署张杰的姓名并在签名处按指印，而应签署实际报案人的姓名并按指印。因此，张杰的否认陈述明显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调查人员调查收集的书证，可以是原件，也可以是经核对无误的副本或者复制件。是副本或者复制件的，应当在调查笔录中说明来源和取证情况”，原审法院向公安机关调取相关证据并说明来源及取证情况后，将调取的证据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张杰在与邦利公司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并收取邦利公司出具的首期款收据后，理应知悉并接受其所支付的首期款690000元是由邦利公司收取。现张杰向耿永军主张返还首期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其已支付的690000元首期款，张杰可另循合法途径救济。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张杰与汇丰古镇分公司、汇丰公司之间属居间合同关系，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应予以调整。因此，张杰在本案中向汇丰古镇分公司、汇丰公司主张返还中介费18000元，并要求汇丰古镇分公司、汇丰公司对耿永军返还购地款及利息损失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张杰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按原判决执行。本案二审受理费17570元，由上诉人张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萍辉
代理审判员 应海燕
代理审判员 刘 蕊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李美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