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沪0117行初382号原告唐克忠。被告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人民政府，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人民路１号。法定代表人沈雪峰，镇长。委托代理人许永林，上海市诚至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唐克忠诉被告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泗泾镇政府”）要求确认行政强制拆除行为违法一案，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6年2月1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5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唐克忠，被告泗泾镇政府的行政副职负责人陈平、委托代理人许永林，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唐克忠诉称：被告在2015年9月23日实施行政行为时，组织不当，管理不力，野蛮粗暴，对原告泗泾镇某路某弄某号（以下简称“涉案房屋”）室内家用电器、卫生洁具、铝合金门、空调狂打砸抢，对原告住宅进行不法侵害，公民合法私有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故请求判令被告于2015年9月23日砸坏涉案房屋室内物品的行政行为违法。被告泗泾镇政府辩称：1、被告具有对原告违法建筑强制拆除的职权；2、被告于2015年9月23日实施的强拆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正确，行政程序合法；3、涉案房屋三层、四层及三角屋顶是违法建筑，卫生洁具及铝合金窗框是违法建筑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另，被告在拆除违法建筑前已事先将铝合金窗、空调等拆卸下来。故原告的诉请于法无据，请求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请。庭审中，被告提供了以下依据、证据：（一）证明有权作出行政行为的职权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以下简称“《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2、《上海市拆除违法建筑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拆违若干规定》”）第二十四条。经质证，原告认为，第一、被告将《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作为对原告房屋实施行政行为的职权依据严重错误。《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在乡、村庄规划区内进行乡镇企业、乡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由乡、镇人民政府报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未获取许可证或者不以许可证进行三种形式的建筑工程，乡、镇人民政府依据《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赋予的职权，有权认定和组织实施违法建筑的拆除。第二、原告房屋是被告市政工程建设需要异地迁建的农民宅基地住房，不属于《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所规定的范围，应适用《上海市农村村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是2007年市政府制定颁发的地方性法规，是上海市规范农村村民宅基地建房的唯一地方性法规。第三、《办法》第四条分别对市房地资源管理局、市规划管理局、市建交委、区（县）和乡镇人民政府四个管理部门作出了管理的权限范围等规定。区（县）人民政府和镇（乡）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内村民建房的管理。镇（乡）人民政府受区（县）规划管理部门委托，审核发放个人建房的乡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对个人建房进行开工查验和竣工验收；受区（县）管理部门委托，进行个人建房安全质量的现场指导和检查。第四、《办法》第三十三条赋予了政府法律责任的规定，镇（乡）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区域内农村村民建房活动的监督检查，发现有违反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的行为的，应当予以劝阻、制止；劝阻、制止无效的，应当在24小时内报告区（县）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该法条规定了报告的权责，没有赋予被告强拆的职权。第五、《办法》第三十六条对个人建房违反规划管理等三种状况的处罚进行了规定。第六、《办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对妨碍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城市交通和市容景观的农村违法建设工程，市和区（县）规划管理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查证和认定，并对违法建筑作出限期拆除的决定；当事人未在限期内拆除违法建筑的，市或者区（县）规划管理部门可以依法申请市或者区（县）人民政府组织强制拆除。综上，被告适用法律错误。被告针对原告的质证意见发表如下质辩意见：《城乡规划法》是全国性的法律，《拆违若干规定》是市人大制定颁布的地方性法规，上述两个法条对于被告的职权作出了规定，故被告对其管辖区域内的违法建筑具有强制拆除的职权。（二）证明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的证据：1、《泗泾镇“两规合一”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方案三线控制图》，证明被告拆除的违法建筑，处于泗泾镇乡、村庄规划区内，被告负责该规划区内违法建筑的拆除工作；2、2014年12月23日《现场检查笔录》及2010年8月11日《小区建房协议》，证明涉案房屋实际为四层，违反了《小区建房协议》中“建房住宅为二层楼”的约定，房屋三层、四层及三角屋顶未取得建设规划许可证，系违法建筑；3、2014年12月23日《询问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于2014年12月24日通知原告在2014年12月26日前到指定地点作询问调查；4、2014年12月23日《限期拆除违法建筑事先告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于2014年12月24日向原告送达《限期拆除违法建筑事先告知书》，告知原告“被告拟作出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通知原告可在2014年12月26日前进行陈述和申辩；5、2014年12月26日《询问笔录》，证明原告在2014年12月26日向被告进行陈述和申辩，但被告认为其提出的理由不成立；6、2015年1月16日《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于2015年1月16日作出《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责令原告在2015年4月24日前自行拆除违法建筑，该决定书于2015年1月19日向原告送达；7、2015年5月6日《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催告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于2015年5月6日作出《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催告书》，催告原告五日内自行拆除违法建筑；8、2015年5月6日《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公告》、送达回证及照片，证明被告于2015年5月6日作出《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公告》，送达原告并张贴于公告栏，向公众公开被告的行政行为；9、2015年7月20日《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原告未自行拆除违法建筑，被告作出《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告知原告将于2015年7月27日组织强制拆除；10、2015年7月20日《强制拆除违法建筑通告》、送达回证及照片，证明被告于2015年7月20日作出《强制拆除违法建筑通告》，向公众公开被告将于2015年7月27日组织强制拆除；11、（2015）沪一中行终字第318号《行政裁定书》、照片及视频资料，证明被告于2015年7月27日强制拆除涉案房屋三层、四层室内部分隔墙、门、天花板铝扣板及三角屋顶，拆违内容未超出某第3043号《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确定的范围，并符合（2015）沪一中行终字第318号《行政裁定书》要求，行为合法。12、（2015）沪一中行终字第318号《行政判决书》及视频资料，证明（1）2015年8月20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中院”）作出《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5）沪一中行终字第318号行政裁定停止执行的情形结束，（2）被告于2015年9月15日书面通知原告将于2015年9月23日组织实施强制拆除；13、视频资料，证明2015年9月23日被告强制拆除了涉案房屋三层、四层违法建筑。经质证，原告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认为被告不具备对原告违法建筑强制拆除的职权，故其作出的行政行为均违法。（三）证明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依据：1、《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第六十五条；2、《办法》第十三条；3、《拆违若干规定》第二十四条。经质证，原告认为法律法规自相矛盾。第一，《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在乡、村庄规划区内使用原有宅基地进行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的规划管理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第四十一条对农村村民建房管理均未作出规定，若《城乡规划法》可以管理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则无需再制定《办法》。第二，《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在乡、村庄规划区内进行乡镇企业、乡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建设三种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和个人依法向人民政府申请审批获取建设规划许可证，依许可证规定建设，而农村村民利用原有宅基地建房，不需要个人申请许可证，许可证是由人民政府异议审核。对此，《办法》第四条早已明确，这是两个概念，不能混同，一要申请，一要依法发放。《办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了申请建房的一系列程序。符合个人申请建房的许可证，并不需要农民个人申请，涉案房屋是市政工程异地迁建的房屋。综上，被告适用法律错误。被告针对原告的质证意见发表如下质辩意见：根据法律以及相关规章规定，建房应当取得建设规划许可证，涉案房屋未取得建设规划许可证，且违反了小区房屋建房协议规定，故该房屋系违法建筑。因此，被告强制拆除违法建筑适用法律正确，且生效判决对此已予以了确认。（四）证明行政行为执法程序合法的法律法规依据和文本材料证据：法律法规：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以下简称“《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四条；2、《拆违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第九条、第十一条第二、三款、第二十四条。经质证，原告对法律法规本身无异议，但认为执法程序错误；被告无职权依据，故其执法程序均违法；另，依《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规定，被告理应对于强制拆除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告，但被告没有公告，且原告对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已提起了行政诉讼，法律未赋予被告在行政诉讼期间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的职权。被告针对原告的质证意见发表如下质辩意见：《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了行政机关的公告义务，本案中，被告在作出强制拆除行为前进行了公告、通告，被告的行为符合上述规定；且该法条并非是禁止性条款，在《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中均规定在行政诉讼期间不停止行政行为的执行。文本材料同认定事实清楚的证据2-13。经质证，原告认为：涉案房屋建筑总高度为9.6米，每层层高是2.4米，符合《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三）项之规定，楼房总高度不得超过10米，其中，底层层高为3米到3.2米，其余层数的每层层高宜为2.8米到3米。涉案房屋总高度控制在《办法》规定的10米以下，每层限高2.4米，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且小区建房协议并不是法律，系民事法律行为，是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原告未提供证据。上述证据，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均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认定事实和执法程序方面的证据均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要求，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和上述有效证据，本院确认以下事实：2010年8月11日，原告与松江区泗泾镇某村民委员会及施工单位签订了《小区建房协议》，协议约定，原告所建房屋为二层楼，建房占地面积100平方米，二层阳台东西墙外挑长度不超过0.6米，后廊外挑不超过0.8米；建房住宅为二层楼。签订协议后，原告在松江区泗泾镇赵非公路698弄69号建造了四层楼房一栋，不符合《小区建房协议》的约定，存在超楼层的情况。且原告在建造涉案房屋三层、四层及三角屋顶建筑时，未向有关部门申请审批，未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被告于2014年12月23日进行现场勘查，制作了《现场检查笔录》，并于次日向原告送达《询问通知书》及《限期拆除违法建筑事先告知书》，告知原告被告拟作出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及原告享有的陈述和申辩权。原告于同年12月26日进行了陈述和申辩，被告经审查认为原告申辩理由不成立，于2015年1月16日作出某第3043号《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责令原告于2015年4月24日16时前自行拆除违法建筑。后，原告未在规定期限内自行拆除，被告遂于同年5月6日向原告作出并送达了《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催告书》及《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公告》，要求原告于收到上述催告书及公告之日起五日内自行拆除涉案房屋三层、四层及三角屋顶。原告逾期未自行拆除，被告于同年7月20日向原告作出并送达了《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及《强制拆除违法建筑通告》，告知原告及社会公众，被告将于同年7月27日组织强制拆除。后，原告仍未自行拆除。同年7月24日，一中院（2015）沪一中行终字第318号《行政裁定书》，认为被告作出强制拆除决定的合法性正在审查过程中，裁定停止执行某第1626号《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同年8月20日，一中院作出（2015）沪一中行终字第318号《行政判决书》，确认了被告强制拆除决定的合法性，停止执行的情形结束。被告遂于2015年9月23日强制拆除涉案房屋三层、四层违法建筑及附属设施，附属设施包括原告所诉的卫生洁具、铝合金窗框等。本院认为：《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在乡、村庄规划区内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拆除。”涉案房屋位于被告行政管辖区域内的乡、村庄规划区内，故被告具有对涉案房屋三层、四层违法建筑实施行政强制拆除的职权。《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对于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本案中，被告对原告的违法建筑依法实施行政强制拆除之前，依法先后向原告作出并送达了《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催告书》、《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公告》、《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及《强制拆除违法建筑通告》等。因原告在限定的期限内未自行拆除违法建筑，被告于2015年9月23日对涉案房屋三层、四层实施了强制拆除的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并无不当。原告诉请所涉的卫生洁具及铝合金窗框等室内物品系涉案房屋三层、四层的组成部分，属于违法建筑的附属设施，被告在实施强制拆除时客观上无法对卫生洁具及铝合金窗框等附属设施进行分离，且被告在实施强制拆除前告知原告自行拆除，但原告未在限定的期限内自行拆除。另，被告在实施强拆行为前，已将铝合金窗及空调拆卸下来。故，原告要求确认被告于2015年9月23日实施的拆除室内物品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唐克忠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唐克忠负担（已交）。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周 轶审 判 员  刘 雅人民陪审员  倪顺法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徐振经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四)其他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