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杭商终字第122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大同煤矿集团忻州煤炭运销忻府区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海林。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杨红波。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浙江利恒燃料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宣芝萍。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王旭东、翁佳琪。
原审本诉被告：连福云。
上诉人大同煤矿集团忻州煤炭运销忻府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忻州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4）杭拱商初字第12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2010年8月30日，浙江利恒燃料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恒公司）与忻州公司就2010年9月至12月利恒公司向忻州公司购买煤炭事宜签订编号为LH0901《煤炭买卖（购销）合同》一份，约定：合同指定的收货人为国电山东燃料有限公司，交（提）货方式为：出卖方国电石横电厂交货，出卖人代办托运，买受人承担铁路运费；质量和数量验收标准及方法为：货到厂后，质量按GB/T18666-2002《商品煤质量抽查验收办法》的规定，以电厂确定的质量、数量为最终结算依据；货款、运杂费结算方式及结算期限：出卖人凭铁路大票原件、增值税发票原件向买受人办理结算，买受人不接受除这两票以外的其他结算凭证；买受人向出卖人预付货款；质量数量问题当月处理。2010年9月11日，双方就LH0901《煤炭买卖（购销）合同》签订补充协议一份，就车皮计划、预付款及退款、煤炭质量、采购成本等内容作了补充约定，其中预付款及退款部分约定：每一列货款的支付依据为：数量以铁路大票数量为参照依据，质量以买受人现场监装人员的采样化验报告或双方认可的其他化验报告为参照依据（最终以用煤电厂验收为准）。后，双方又先后签订三份补充协议，就煤炭质量、价格等内容作了约定，其中2010年12月1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载明“因利恒公司、忻州公司于2010年8月30日签订的LH0901《煤炭买卖（购销）合同》及2010年9月1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和2010年11月23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二）》，利恒公司、忻州公司及浙江煌宸煤炭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煌宸公司）三方于2010年9月开始向国电石横电厂供煤的合作，现由于煌宸公司突然退出合作…”等内容。二、2010年12月18日，利恒公司与忻州公司就2011年度的合作事宜签订编号为LH1101《煤炭买卖（购销）合同》一份，合同交（提）货方式、货款、运杂费结算方式及结算期限等相关内容与LH0901《煤炭买卖（购销）合同》约定相同。同日，双方签订《煤炭购销补充协议（LH1101补01）》一份，就车皮计划、预付款及退款、煤炭质量、采购成本等内容作了补充约定。2011年2月22日，利恒公司、忻州公司、连福云签订《煤炭购销补充协议（LH1101补02）》一份，约定连福云为忻州公司履行LH1101《煤炭买卖（购销）合同》、《煤炭购销补充协议（LH1101补01）》、《煤炭购销补充协议（LH1101补02）》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三、合同签订后，忻州公司按合同约定的方式通过铁路运输的方式向国电石横电厂发货，忻州公司提交的铁路大票载明的发货量为261257吨，利恒公司认可忻州公司的发货量为261252吨。四、2012年8月9日，忻州公司、连福云向利恒公司出具承诺书，内容载明：根据双方所签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忻州公司负责供应国电石横电厂电煤的煤质及验收、结算等与电厂的协调工作，因2011年发往电厂的两列电煤（共6600吨）因与电厂协商未果而迟迟未结算，利恒公司已对该批煤炭预付忻州公司货款409.82万元，故忻州公司特作如下承诺：1、该2列电煤电厂结算货款约300万元左右，利恒公司预付给忻州公司超过300万元部分即109.2万元在7月底前付给利恒公司；2、忻州公司会与电厂积极妥善处理好未结算煤的问题，争取在三个月内将款项结回（以承诺书签署日期开始计算）；3、如三个月内电厂款项每月结回，由忻州公司将利恒公司的300万元预付款及应给利恒公司的20元/吨利润退还利恒公司，或利恒公司直接向电厂结回；4、如电厂结回款扣除应付给利恒公司的20元/吨利润后超过300万，则超过部分应付给忻州公司，如不足300万元，由忻州公司补足利恒公司300万元。2013年3月22日，忻州公司、连福云再次出具承诺书，认可原承诺书所涉款项未结清的事实，再次承诺于2013年6月底结清款项，并承诺如2013年6月底后尚有余额未结清，同意按月2%向利恒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五、至利恒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之日，利恒公司主张忻州公司尚有2214111.58元款项未返还。
原审法院认为：一、利恒公司与忻州公司于2010年、2011年之间签订的《煤炭买卖（购销）合同》及一系列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认定其合法有效。根据合同约定，利恒公司向忻州公司预付货款，忻州公司代办托运发货至石横电厂交货，由利恒公司承担铁路运费。合同签订后，利恒公司认可忻州公司的发货量为261252吨，与忻州公司主张的发货数量261257吨基本一致，应认定双方对于忻州公司发货的数量并无异议。二、利恒公司系依据忻州公司2012年8月9日和2013年3月22日出具的两份承诺书主张忻州公司、连福云返还预付款2214111.58元。忻州公司抗辩主张称该两份承诺书仅系对2011年发往电厂的两列电煤所发生的事项进行的协商，不是对双方从2010年至2011年所履行的所有合同的结算。但即使忻州公司关于该两份承诺书仅系对2011年发往电厂的两列电煤所涉事项进行协商的抗辩主张成立，相关承诺书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忻州公司也应履行承诺书约定的内容。另，忻州公司抗辩主张利恒公司未能提供其与电厂结算的证据，故忻州公司的付款条件未成就。法院注意到，根据2012年8月9日承诺书载明的内容，对利恒公司预付的409.82万元货款，忻州公司承诺在2012年7月底前返还利恒公司109.2万元，并承诺如三个月内电厂款项没有结回，由忻州公司将利恒公司的300万元预付款及应支付给利恒公司的20元/吨利润返还给利恒公司，或利恒公司直接向电厂结回。现忻州公司并未能就利恒公司已从电厂结回承诺书所载明的300万元款项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且后续2013年3月22日的承诺书也载明相关款项没有及时结清，故利恒公司向忻州公司主张返还款项有相应合同依据。现承诺书约定的支付款项期限已届满，利恒公司主张忻州公司返还预付款并支付资金占用费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连福云作为共同承诺人在两份承诺书上签字，应依约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故对利恒公司主张忻州公司、连福云共同返还预付款2214111.58元并支付自2013年7月1日起按月息2%计算的资金占用费的诉请予以支持。三、忻州公司反诉主张利恒公司支付货款3087612.52元、运费912061.1元，其系依据提交的铁路大票数量来确定货款和运费。双方对忻州公司发货数量并无异议，但根据双方合同关于质量和数量验收标准的约定，货到厂后，质量按GB/T18666-2002《商品煤质量抽查验收办法》的规定，以电厂确定的质量、数量为最终结算依据。且忻州公司在2012年8月9日出具的承诺书中亦载明，忻州公司负责石横电厂电煤的煤质验收、结算等于电厂的协调工作，故双方的结算数量应以电厂确认为准，忻州公司以铁路大票载明的发货数量作为结算依据的主张不符合双方约定，法院不予采信。据此忻州公司主张利恒给你公司积欠其货款及运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对其反诉诉请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忻州公司、连福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返还利恒公司预付款2214111.58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自2013年7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忻州公司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2889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3895元，由忻州公司、连福云共同负担；反诉受理费减半收取为19398元，由忻州公司负担。
宣判后，忻州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2012年8月9日、2013年3月21日上诉人向利恒公司出具的承诺书，仅是对2011年3月发往电厂的两列煤的结算方式进行的约定，不是对从2010年9至2011年8月双方经营的总结算，这从承诺书的内容可以看出。利恒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与石横电厂已进行了最终结算。合同约定“以电厂确定的质量、数量为最终结算依据”，在利恒公司没有和电厂进行结算的前提下，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向利恒公司返还货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退一步讲，如按照承诺书计算，上诉人也仅欠利恒公司60多万元。2012年9月27日上诉人向利恒公司开出两张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分别为90万元。利恒公司认可承诺书中的两列煤煤款为180万元。上诉人提供的铁路大票能够证明，上诉人已按利恒公司的要求向电厂发运了煤炭，并开具增值税发票。上诉人后退还利恒公司100万元，加上述两列煤的铁路运费609233元，以上共计3409233元。如按承诺书计算上诉人欠利恒公司688967元，而非2214111.58元。利恒公司与上诉人2010年12月18日签订煤炭购销补充协议，对煤炭质量认可的标准进行了变更。且从该协议内容可以看出，该协议属纯获利的合同，这样利恒公司在履行与电厂的合同时，就不会履行应有的义务，对电厂收到煤炭数量与矿发量存在减少的差异应当承担责任。三、上诉人一审反诉请求应当得到支持。自2010年至2011年期间，上诉人一直按月向利恒公司指定的电厂供应煤炭，至2011年8月双方停止合作，利恒公司尚欠上诉人货款3087612.52元。依据上诉人提供的铁路大票可以证明，发货量为261257吨。根据合同约定，铁路运费由利恒公司承担，铁路大票证明运费为24356987.7元，已结运费23444926.6元，未结运费为912061.1元，该费用应当由利恒公司承担。四、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支付资金占用费错误。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可以明确，利恒公司与上诉人之间并未进行完全的结算，是否存在违约的情形并不明确，因此上诉人不应支付资金占用费。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利恒公司的诉讼请求，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反诉请求。一审本诉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反诉受理费、上诉人均由利恒公司承担。
被上诉人利恒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就本诉部分：1、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主要根据为上诉人、连福云于2012年出具的《承诺书》约定，根据该承诺书明确：第一，就所涉6553吨煤，被上诉人共计支付的预付款达409.82万元，而上诉人预估若全部发货约300万元，故超过300万元部分，上诉人承诺将于7月底支付给答辩人，事实上上诉人仅支付了100万元；第二，上诉人、连福云承诺就该6553吨煤的结算事项由上诉人负责，若三个月内没有结回，则上诉人需将300万元预付款及20元每吨利润支付给答辩人；第三，若上诉人从电厂结回的款项不足三百万的，那么不足300万元的部分由上诉人补足。以上可以看出，“不论电厂结算的情况如何，至少上诉人应当返还答辩人的款项应当是409.82万元”。结合本案，上诉人在出具《承诺函》之后向答辩人支付了100万元，加上电厂结算的884079元，上诉人仍需支付答辩人2214111.58元。同时，上诉人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上述款项上诉人已经支付给答辩人或者已经从电厂结回。上诉人提交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非原件，即便不考虑证据形式问题，也不能证明其款项已经支付。结合上诉人、连福云于2013年3月22日再次出具承诺书的内容，答辩人依据上述《承诺书》诉请上诉人返款款项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2、关于资金占用费月息2%是否过高：首先，上述金额系上诉人、连福云在承诺书中所明确的计算方式，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其次，本案中上诉人、连福云拖欠答辩人的金额达两百余万，时间间隔久，月息2%并未超过同期同档四倍贷款利率，不存在过高的情况，应受法律保护。而客观上上诉人给答辩人造成的资金占用损失是远远大于目前答辩人主张的金额。因为诉请的资金占用费基数未包含上诉人、连福云应付未付的利润部分，远低于上诉人、连福云所承诺的款项，而资金占用费的起算时间是从2013年6月开始，但上诉人、连福云占用上述款项的时间已超过两年之久。二、就反诉部分：1、对于煤炭款的最终结算，双方于2012年7月22日通过了承诺函的形式，予以了结算。第一，对于之前产生的煤炭款，双方在当月及次月均作了结算，因此双方除了6553吨煤炭外是不存在争议的。在合同履行期间的煤炭款金额及结算事项，答辩人提交了相应的证据，可以印证答辩人所述的内容。故双方于2012年7月22日所做的最终结算主要涉及的就是“6600吨由于上诉人质量原因，一直未予结算的煤炭”的结算事项，也是双方的最终结算。因此除去《承诺书》所涉内容，双方其他款项均已经结清。上诉人提起的反诉与事实完全不符。2、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诉讼请求。上诉人诉求的依据是依据铁路大票数来确定货款和运费，但根据签订的合同，双方确认煤炭数量应当以电厂确定的质量、数量为准，上诉人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相反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恰能够与答辩人提交的证据印证，与答辩人的陈述吻合，即除去承诺函所涉的煤炭款，双方其他煤炭款均已经结清。3、上诉人的反诉行为不符合常理。上诉人所述的“双方还有未结算的煤炭款”，但在整个合同履行过程中，从未提及，包括在出具《承诺函》时也未提出。若上述款项客观存在，而上诉人从未主张，明显不符合常理。综上，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利恒公司诉请由忻州公司、连福云共同返还其预付货款2214111.58元，并支付该资金的相应占用损失费。对此主张，利恒公司提供了其与忻州公司签订的一系列《煤炭买卖（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承诺书、燃料结算单等证据。其中承诺书由忻州公司和连福云分别于2012年7月22日、2013年3月22日共同向利恒公司出具。2012年7月22日承诺书载明：去年发往电厂的2列电煤共6600吨与电厂未结算，利恒公司对该批煤的预付款409.82万元，忻州公司争取在2012年7月底前返还109.2万元；如三个月内电厂款项没有结回，由忻州公司将300万元预付款及应支付的利润一并返还给利恒公司，并同意利恒公司可直接向电厂结回。2013年3月22日的承诺书载明：因与电厂结算及资金紧张等原因，承诺款项没有及时结清，再次承诺在2013年6月底结清，如到期尚有余额未结清，同意按月2%支付利恒公司资金占用费。上述承诺书载明内容系忻州公司和连福云的真实意思体现，内容明确，不存在歧义。而忻州公司与利恒公司均确认“双方至2011年8月停止合作，忻州公司不再向合同指定的石横电厂供应煤炭”之事实。同时，《煤炭买卖（购销）合同》约定，质量数量问题当月处理，结合忻州公司、连福云出具承诺书的时间为停止合作关系之后等情形，应认定忻州公司与利恒公司就本案所涉争议外，对案涉合同的其他电煤履行事项并无争议。忻州公司应当依据承诺书确定的金额、时间向利恒公司承担返还义务。因承诺是中明确对所供电煤与电厂的结算、协调工作由忻州公司负责，现忻州公司并未能就利恒公司实际已从电厂结回的款项具体金额提供证据证明，原审法院按照利恒公司自认的金额予以扣除并无不当。因忻州公司在承诺书明确，支付款项期限届满后应向利恒公司承担资金占用费，原审法院据此判决亦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忻州公司反诉要求利恒公司支付货款3087612.52元、运费912061.1元，系以铁路大票载明的数量来确定货款和运费金额，与合同约定的“以电厂确定的质量、数量为最终结算依据”不相符合，故其诉请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综上，本案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忻州公司提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8293元，由上诉人大同煤矿集团忻州煤炭运销忻府区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洪悦琴
审判员 陈 剑
审判员 夏明贵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日
书记员 周治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