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黔26民再2号
监督机关：黔东南州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韦益华，女，汉族，1947年3月8日生，贵州省丹寨县人，文盲，住丹寨县，农民，系死者舒某之母。
委托代理人顾海先，凯里市开怀民族小学退休教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吴昌松，男，苗族，1975年10月21日生，中专文化，贵州省丹寨县人，住丹寨县，系丹寨县水利局退休职工。
委托代理人王军，丹寨县城关法律服务中心所法律工作者。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陆万璋，男，1967年5月12日生，汉族，贵州省三都县人，住三都县。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夏能波（又名夏牛），男，1982年1月7日生，布依族，贵州省三都县人，住三都县。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陈勇，男，1974年10月25日生，布依族，贵州省三都县人，住三都县。
委托代理人吴兴宇，贵州宇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韦益华因与被申诉人昊昌松、陆万璋、夏能波、陈勇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5）黔东民终字第582号民事判决，向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申诉。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以黔东南检民（行）监【2016】52260000030号民事再审检察建议书向本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6年12月14日作出（2016）黔26民监5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申诉人韦益华及其委托代理人顾海先，被申诉人吴昌松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军，被申诉人陆万璋、夏能波、陈勇及其委托代理人吴兴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黔东南州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再审检察建议，本院（2015）黔东民终字第58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1、二审法院认定被害人舒某为农村居民缺乏证据证明，从韦益华、舒义忠一审提交的常住人口登记卡及吴昌松的询问笔录足以证明死者舒某长期居住在城镇，生前从事非农职业，其主要生活来源和经济收入系非农收入，应为城镇居民；2、被害人生前被扶养的人即其父母舒义忠、韦益华均生活在城镇，人民法院以农村居民人均年消费支出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不当，属适用法律错误。
申诉人韦益华再审请求称：1、一、二审法院均以被害人户籍信息认定其为农村人口，尔后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及农村居民人均年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害人的死亡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的生活费，属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2、本案中各被申诉人应承担70%赔偿责任，被害人自已承担30%的责任；3、各被申诉人之间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建议本院对该案予以改判。
被申诉人吴昌松辩称，被害人户籍登记为农村人口，在计算相关赔偿损失时，按农村人口标准计算并无不当。申诉人提出的责任分担问题，因双方当事人是朋友关系，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原因是他个人身体原因，一审法院判决被害人自己承担90%的责任正确，应予维持。
被申诉人陆万璋、夏能波、陈勇答辩称，在吃饭过程中，他们并没有强迫被害人喝酒，当被害人离开时意识清楚，他的死亡与自己并没有关系，故他们不应承担责任。
韦益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2015年1月11日下午3点过，被告吴昌松约其子舒某去三都朋友处喝酒，在三都喝酒的还有被告陆万璋、夏能波、陈勇。5点半左右舒某和吴昌松及驾驶员驾车返回丹寨，6点零6分下丹寨高速收费站。8点零4分被告吴昌松开车将舒某送到丹寨县龙泉派出所报案称，其车上有个不认识的醉酒人，请派出所的干警去看一下。派出所的干警去后告诉被告吴昌松应该将此人送去医院。当天8点26分，被告吴昌松才把舒某送到丹寨县人民医院。医院的值班医生接诊后说人已死亡。经派出所立案侦查认定舒某为“酒后猝死”。事后原告就赔偿事宜与被告吴昌松协商未果。原告认为死者舒某与四被告一起喝酒致酒后猝死，死者舒某本人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死者舒某和被告吴昌松是在下午5点半离开三都至8点零4分死者被送到派出所近3个小时期间，被告吴昌松应发现死者的精神状况，并应及时将死者送到医院抢救，而被告并未履行以上义务，故原告认为被告对死者的死亡存在未及时送到医院抢救的过失，是造成死者死亡的主要原因，应承担死者死亡所造成损失70%赔偿责任。赔偿项目及计算标准为：1、死亡赔偿金：20667.07×20年＝413341.00元；2、丧葬费：3210.67元×6月＝19264.02元；3、被扶养人生活费：舒义忠60岁：13702.87元×14年＝191840元；韦益华13702.87元×12年＝164434.00元。合计：356274元。356274÷2人（二个子女）＝178137元；4、精神抚慰金：60000元。以上四项总计670742元，按70%计算，被告应赔偿469519元。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1月11日中午，被告吴昌松与王海荣等在丹寨县××六狗肉馆吃饭。12时许，舒某打电话给王海荣后也来到杨老六狗肉馆，其间死者与被告吴昌松及王海荣等四人共喝了一斤米酒，证人陈某当庭证实舒某喝了大约2两米酒。在杨老六狗肉馆吃饭结束后，死者舒某提出与被告吴昌松去三都玩，于是由驾驶员王治吉开车三人一起去了三都。被告吴昌松还电话告知被告陆万璋其要带朋友到三都，于是被告陆万璋在三都县万家灯火酒楼安排晚饭进行接待，并邀请被告夏能波、陈勇及案外人代强作陪。被告吴昌松到了三都后，有死者舒某、被告吴昌松、陆万璋、夏能波、陈勇和案外人代强共同在万家灯火酒楼就餐饮酒，驾驶员王治吉共同就餐但未饮酒。期间，死者舒某敬了被告陆万璋一小杯酒，其余的人没有互相敬酒、劝酒，更没有对死者舒某有强迫性敬酒、劝酒和灌酒的行为。5时30分左右，被告吴昌松提出要回丹寨，在离开万家灯火饭店时，舒某还帮被告吴昌松拿他忘了的衣服。驾驶员王治吉、被告吴昌松、死者舒某三人离开三都后，大约于6时30分一同回到丹寨县老师范院坝，驾驶员王治吉便驾驶自己的车辆回家了。随后被告吴昌松邀请舒某一起去被告吴昌松家喝茶。到7时40分左右，二人从被告吴昌松家出来，走到老师范宿舍院坝被告吴昌松停车处准备上车时，舒某因醉酒不能完全自行进入车内，被告吴昌松也因醉酒独自无能力将舒某扶进车内，于是被告吴昌松便去敲老师范宿舍刘全智家的门，叫来刘全智帮忙把舒某扶进车内。其间，刘全智问舒某“怎么样”，舒某哼说“没事”。8时许，被告吴昌松开车将舒某送到丹寨县龙泉派出所报案称其车上有一个人醉酒了，派出所干警说醉酒了应赶紧送医院，并用被告吴昌松的手机拨打王海荣的电话，王海荣到龙泉派出所发现舒某已人事不知，鼻子流鼻血，嘴巴发乌后，于是与被告吴昌松于8时30分左右将舒某送到丹寨县人民医院进行救治。经值班医生进行检查，发现舒某已经无意识，全身青紫冰凉，无自主呼吸及心跳，双侧瞳孔散大固定，心电图呈直线无心跳，宣布临床死亡，值班医生立即通知110。
2015年1月11日，丹寨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委托丹寨县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对舒某的死亡原因进行鉴定。丹寨县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于2015年1月22日作出（丹）公（司）鉴（尸）字[2015]03号《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书载明：“三、论证：1、致死原因：……未见明显损伤，排除暴力致其死亡因素；尸体口唇紫绀，鼻腔见有淡血水液体流出，双侧瞳孔散大0.6㎝，双眼睑结膜见散在性出血点，前颈部及前胸部见广泛性皮肤紫绀，双手指尖紫绀；尸斑显著，呈褐色，指压不褪色。符合猝死形成特征；结合贵州省警官职业学院司法鉴定中心“贵警院【2015】法毒物检字【29】号”酒精测试结果：死者心血内酒精含量为396.83㎎／100mL。死者系酒后猝死。……四、鉴定意见：舒某系酒后猝死。2015年1月13日经侦查机关询问，死者亲属舒翠霞表示对舒某的死亡原因不需要作进一步尸检。
另查明：一、死者的身份信息及与二原告的关系：死者舒某，男，汉族，1973年9月28日生，贵州省丹寨县人，住丹寨县××××号，职业粮农，系原告舒义忠、韦益华之子。婚姻状况为未婚，未生育有子女。二原告共同育有包括死者舒某在内的两个子女。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因二原告之子舒某与四被告共同就餐饮酒后，由于舒某本人的行为过错及特定义务人不作为的过错，导致舒某酒后猝死而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应当认定本案所涉舒某的死亡应当由相应责任主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同时，确定本案相应主体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以及如何承担赔偿责任，应以依法认定相应主体存在行为过错及不作为过错为前提。
舒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和酒量大小应有清醒的认识，也应充分预见到饮酒过量可能带来的严重危害后果，可在饮酒的过程中，不能自我进行控制，并在从三都回到丹寨后，在自身意识尚能自主时，未选择积极自助自救，导致酒后猝死，故死者舒某应对此给自己造成的严重后果承担主要的民事责任，即以自行承担90﹪的责任为宜。
被告吴昌松与舒某是朋友关系，故被告吴昌松应对同行同饮的舒某负有特定的注意义务。在舒某出现酒后异常时，被告吴昌松本应即时将舒某送医并告知其家人，但因被告吴昌松未及时地尽到通知、救助义务，延误了治疗时间，最终导致舒某死亡，故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结合舒某对自己的死亡具有主要过错，应当依法减轻被告吴昌松的民事赔偿责任，故被告吴昌松应承担次要责任，即以承担10﹪的责任为宜。
被告陆万璋、夏能波、陈勇及案外人代强虽与舒某有共同饮酒的行为，但因双方并无特定关系，且在同饮过程中没有对死者从事强迫性敬酒、劝酒和灌酒的行为，更为关键的是，在死者舒某离开三都之后，已经脱离了三个被告的注意范围，三被告已缺乏再对舒某尽注意义务的客观条件，为此，被告陆万璋、夏能波、陈勇对于舒某的死亡无过错，故均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根据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赔偿义务人对于受害人死亡的，应当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等合理的费用。故就因舒某的死亡所产生的各项损失及被告吴昌松应赔偿金额计算如下：
1、死亡赔偿金：原告要求按照2014年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20667.07元×20年＝413341.00元的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死者舒某生前虽居住在丹寨县××××号，居住地为城镇，但其户籍性质登载为农业户口，职业为粮农。在诉讼中，原告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舒某生前从事非农职业及其主要生活来源和经济来源系非农收入，故对于原告要求按照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的请求，不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本院不予支持。本案舒某的死亡发生在2015年1月11日，根据《2014年贵州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及计算标准》的统计数据，应按贵州省2014年5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期间的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中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434元／年来计算死亡赔偿金，即被告吴昌松应赔偿部分为5434元×20年×10%＝10868元。对于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2、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即被告吴昌松应赔偿部分为3210.67×6个月×10%＝1926.40元。对于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3、被扶养人生活费：死者舒某生前有其父母，也就是本案二原告舒义忠、韦益华需要进行扶养。根据2014年贵州省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性支出，被告吴昌松应赔偿原告舒义忠生活费为4740.18元×13年÷2（两个子女）×10%＝3081.11元；应赔偿原告韦益华生活费为4740.18元×12年÷2（两个子女）×10%＝2844.10元。两人共计5925.21元。对于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4、精神抚慰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和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之规定,因二原告之子舒某死亡的主要过错及责任在其本人，二原告要求赔偿精神抚慰金6万元的诉讼请求过高。鉴于二原告老年丧子，精神遭受一定的伤害，应在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范围内酌情支持被告吴昌松赔偿4000元为宜。对于超出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应由被告吴昌松赔偿二原告死亡赔偿金10868元、丧葬费1926.40元、二被扶养人生活费5925.21元、精神抚慰金4000元，四项共计22719.61元。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吴昌松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舒义忠、韦益华因死者舒某死亡所造成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共计22719.61元。
二、驳回原告舒义忠、韦益华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343元，由原告舒义忠、韦益华负担7000元，被告吴昌松负担1343元。
韦益华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称：1、原审程序违法，遗漏当事人，应追加司机王治吉为被告参加诉讼；2、吴昌松延误了最佳抢救时间，导致舒某死亡，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即承担70%的赔偿费，原审按9：1分配显示公平；3、舒某的户口在龙泉镇，应按城镇居民赔偿标准计算，原审按农村居民赔偿标准计算不当；4、精神抚慰金应按死亡赔偿金的35%计算，即43400元，原审认定4000元，显失公平；5、陆万璋、夏能波、陈勇三人在三都参加与死者喝酒，三人也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判决撤销（2015）丹民初字第054号民事判决书，各被上诉人共同连带赔偿被害人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抚养费、精神抚慰金共计670742元的70%的责任，即469519元。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二审认为，上诉人舒义忠、韦益华之子舒某事发当天在中午和下午分别在丹寨县××六狗肉馆和被上诉人吴昌松、王海荣等人及在三都县万家灯火酒店和被上诉人吴昌松、陆万璋等人两次饮酒，经鉴定舒某属酒后猝死。舒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其饮酒是否会造成严重危害应当预见和自我控制，酒后舒某未在的效的时间内采取积极到医院治疗的自救措施，导致酒后约两个小时猝死，舒某应对其生命造成的严重后果承担主要责任。被上诉人吴昌松与舒某两人同天两次分别在丹寨县××三都县的酒店饮酒，至舒某死亡，被上诉人吴昌松系唯一和舒某在一起的人，吴昌松作为舒某的朋友，在舒某酒后出现异常，未在有效的时间内采取积极的抢救措施，延误治疗时间，致舒某死亡，吴昌松也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被上诉人陆万璋、夏能波、陈勇三人虽在三都县与吴昌松、舒某共同饮酒，但在饮酒过程中对方没有强制性劝舒某饮酒的行为，在离开三都县万家灯火酒店回到丹寨县时，舒某头脑意志清醒，没有出现其饮酒与其身体有不良反映的情况，且舒某与被上诉人陆万璋、夏能波、陈勇等人已分开，陆万璋等人对舒某死亡无过错，故陆万璋等人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上诉人舒义忠、韦益华提出追加开车送吴昌松、舒某到三都的驾驶员王治吉参加本案诉讼，王治吉作为驾驶员负责接送吴昌松、舒某到三都饮酒并无过错，且到三都后王治吉未参与饮酒。王治吉开车回到丹寨后便离开舒某、吴昌松回家，对舒某的死亡王治吉无过错，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故王治吉不宜作为被告参加本案的诉讼。舒某居住地虽为城镇，但其户籍性质登载其为农业户口，职业为粮农，故其赔偿费用应按农村居民的标准计算，上诉人提出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无法律依据。原审对舒某的死亡，根据各上诉人吴昌松、陆万璋等人在本案中的责任进行区分并依照相关的法律规定作出判决并无不当。上诉人舒义忠、韦益华提出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据此认定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判决结果得当，应予维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343元由上诉人舒义忠、韦益华承担。
再审期间，申诉人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场口镇居民委员会于2015年出具的证明，拟证实舒某出生、生活、读书均在其居委会；2、丹寨县场口镇国土资源管理所的证明，拟证实舒某在城镇居住，属于失地农民。
被申诉人对证据1提出异议，认为申诉人提供的两份证据不能证明被害人的户口性质，且该证明没有出具人印章签名，不合法，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对证据2提出异议，认为该证据进一步说明死者是农民，其没有提供国土局的征地清册，没有征地面积，不能证明申诉人是失地农民。
在本院对该案进行再审审查期间，法院依职权调取了丹寨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的证明及城乡规划设计图一份，证实丹寨县××××号房屋在丹寨县城规划区内，属规划区内老城片区。被申诉人对上述证据提出异议，认为该份证明不能改变死者身份信息，应当以公安机关登记的信息为准。
对上述证据经质证本院认为，对申诉人提交的证据1不符合证据材料的形式要件，对申诉人提交的证据2只能证明被害人家的土地被征收，但不能证明其居住地是城镇的事实，故对这两份证据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予以采信。对本院依职权调取的丹寨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的证明及城乡规划设计图虽不能证明被害人个人身份信息为城市户口，但能够证实其经常居住地属城镇规划范围，对该份证据证实的内容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再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二审查明事实相同。补充认定案件事实：受害人舒某生前户籍性质登载为农业户口，但其居住在丹寨县××××号，居住地属城镇规划范围。被害人父亲舒义忠于2015年12月去世。
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
对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提出的再审检察建议及申诉人提出的关于被害人应属城镇居民，其相关赔偿费用应按城镇标准计算的再审请求，根据本院再审审查期间调取的丹寨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的证明及城乡规划设计图及被申诉人吴昌松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舒某平常主要搞一些水电安装的小工程”的记载，可以认定虽然死者舒某在丹寨县公安局龙泉派出所的《居民户口薄》常住人口登记卡上载明为“农村人口”、职业“粮农”，但其居住地位于城镇规划区且在城镇从事水电安装工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户口在农村但长期在城镇人员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适用问题请示的复函》之规定“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被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因素，确定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的标准。受害人虽然是农村户口，但在城市经商、居住，其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市，有关损害赔偿费用应当根据当地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故本案在计算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等赔偿费用时应根据当地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检察机关及申诉人对此提出的检察建议和申诉请求，本院予以采纳和支持。一、二审法院仅以受害人户籍性质登载其为农业户口便按农村人口赔偿标准计算相关赔偿费用属事实认定有误，应予纠正。
对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再审检察建议提出的关于被害人生前被扶养的人即其父母舒义忠、韦益华均生活在城镇，人民法院以农村居民人均年消费支出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不当，属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之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消费支出标准计算。”按照侵权赔偿损失填平原则，被扶养人的损失是受害人获得劳动后所应支付的扶养费，受害人是城镇居民的，因其收入高，应付出的扶养费也相应多。受害人是农村居民的，收入低，其支付的扶养费相对应也较少。因此，扶养费的计算应当按照受害人的居住状况或户口性质，来确定是按农村或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本案已查明受害人居住地在城镇，故被扶养人的扶养费也应按城镇标准计算。检察机关提出扶养费按受害人父母居住地来计算的检察建议，本院不予采纳。
对申诉人提出的关于本案责任的划分及其他各申诉人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的申诉请求，在一、二审时法院已对上述请求进行了分析和评判，在申诉人没有提供新证据的情况下，一、二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作出的责任划分并无当，故对该申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本院再审认为，该案再审的焦点是适用农村还是城镇标准计算相关赔偿费用及申诉人与被申诉人之间的责任承担比例划分是否恰当的问题。经查，申诉人韦益华之子舒某事发当天中午在丹寨县与被申诉人吴昌松、王海荣等人在一起喝酒，下午又和吴昌松去到三都县与被申诉人陆万璋、夏能波、陈勇等人喝酒，后酒后猝死，其死亡结果与饮酒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舒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饮酒是否会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严重危害应当预见和自我控制，且其酒后亦未在的效的时间内采取积极的自救措施到医院接受治疗，是导致其猝死的主要原因，其自身存在主要过错，应负主要责任。被申诉人吴昌松与舒某两人同天两次分别在丹寨县××三都县饮酒，吴昌作为舒某的朋友，在舒某酒后出现异常，未尽到必要的照顾和注意义务，致舒某死亡，吴昌松也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被申诉人陆万璋、夏能波、陈勇等人在三都县虽与吴昌松、舒某共同饮酒，但在饮酒过程中并没有强制性劝舒某饮酒的行为，在受害人他们离开三都县时，舒某身体也没有出现不良情况，陆万璋等人对舒某死亡无过错，故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一、二审为此判决认定受害人自己承担90%的主要赔偿责任，吴昌松承担10%的次要赔偿责任，陆万璋、夏能波、陈勇不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且被申诉人吴昌松对一、二审判决由其承担10%的赔偿责任亦无异议，本院予以维持。但认定受害人属农村户口，在计算相关赔偿费用时有误，应予纠正。受害人虽登记为农业户口，但居住地属城镇且从事水电安装，应按城镇标准计算相关赔偿费用。故被申诉人吴昌松应赔偿因受害人死亡所造成的死亡赔偿金20667.07元×20年×10%＝41334.10元，丧葬费3210.67×6个月×10%＝1926.4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8906.86元（其中被害人父亲的生活费为13702.87元×1年÷2（两个子女）×10%＝685.14元，被害人母亲的生活费为13702.87元×12年÷2（两个子女）×10%＝8221.72元），精神抚慰金4000元，共计56167.36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5）黔东民终字第582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和案件受理费部分。即：撤销（2015）丹民初字第054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由被告人吴昌松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舒义忠、韦益华因死者舒焰承死亡所造成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共计22719.61元。
二、被申诉人吴昌松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赔偿申诉人韦益华因死者舒焰承死亡所造成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共计56167.3元。
三、驳回申诉人的其他申诉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834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343元，共计16686元，由申诉人韦益华负担14000元，被申诉人吴昌松负担2686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龙步昌
审判员 刘泽智
审判员 张芝伟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日
书记员 索 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