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川20行终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江代友，男，1969年2月28日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用仙，女，1969年5月29日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俊章，系四川嘉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资阳市雁江区不动产登记中心，住所地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正兴街209号区级机关办公区*栋*楼。
法定代表人申国勇，职务主任。
出庭负责人阳青，职务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袁明，系四川法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江代高，男，1956年11月14日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
原审原告江代友、王用仙诉原审被告资阳市雁江区不动产登记中心房屋登记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法院（2017）川2002行初64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二上诉人江代友、王用仙的委托代理人李俊章，被上诉人资阳市雁江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阳青及委托代理人袁明，原审第三人江代高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原告江代友与王用仙系夫妻关系，原告江代友之父江某甲，共育有五个子女，长子江代高（即本案第三人），次女江某乙，三子江某丙（已故），四子江代友（即原告），五子江某丁。大约1984年底，江某甲请其妻弟于某甲（已故）作证，采用口头协议按农村风俗进行分家，将条件较差的草房分给长子江代高和次子江某丙合住，将条件好一点的瓦房分给当时较年幼的四子江代友（当时仅有15岁）和五子江某丁（当时仅有13岁）合住，次女江某乙按农村风俗未分房屋。1990年确权时，第三人江代高于当年7月11日向原资阳县人民政府申请集体土地宅基地使用权登记，1991年12月15日原资阳县人民政府向第三人江代高颁发证号为011008069面积为157.55㎡的集体土地宅基地使用权证。该证档案资料申请登记事项栏载明：分属无证；说明一栏载明：用其父一宅证，原证附在081号资料上。1994年，二原告因听说其原宅基地风水不好，遂与第三人达成口头协议，共同在第三人江代高的宅基地上建房。1994年4月21日，第三人江代高申请房屋改建，同年8月25日获得原资阳市人民政府批准，并向其颁发011008069号集体土地宅基地使用证。房屋建好后，原告江代友于1996年9月24日，以房屋一层6间111.24㎡向原资阳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申请村镇房屋产权登记；同年12月26日，原资阳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向原告江代友颁发c丙0415031号村镇房屋产权证。第三人江代高于1998年4月3日，以房屋底层半间7.8㎡，二层3间53.95㎡向原资阳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申请村镇房屋产权登记，同年7月14日，原资阳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向第三人江代高颁发c丙0415036号村镇房屋产权证。2012年2月左右，原告江代友的c丙0415031号与第三人江代高的C丙0415036号房屋均被拆迁，双方均与征收部门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原告于2017年9月25日以资阳市雁江区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为被告诉来本院，后经本院释明，变更资阳市雁江区不动产登记中心为被告。原告认为，被告在登记第三人江代高的房屋（即c丙04150**号）产权证时，没有认真调查核实，登记错误，请求判决确定被告将资阳建村房权字c丙0415036号村镇房屋所有权证登记给他人的行为违法，判令被告撤销登记。
另查明，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政府根据《不动产登记条例》和上级文件精神于2017年2月6日以资雁府办发（2017）14号文件《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登记有关事项的通知》，将不动产的登记职责划转新成立的被告资阳市雁江区不动产登记中心。1990年确权时，原告江代友向原资阳县人民政府申请集体土地宅基地登记，原资阳县人民政府向原告江代友颁发证号为011008080的集体土地宅基地使用权证，该证档案资料申请登记事项载明：分属无证；说明一栏载明：用其父一宅证，原证附在081号资料上。第三人江代高原系招聘干部，于2001年12月被批准录用为国家干部。二原告称其1994年在其宅基地上经批准建房，但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另，二原告称，原档案登记表有涂改、添加、笔迹不一致，故有理由合理怀疑第三人与被告串通造假，但亦未有证据予以证明。
原审认为，本案争议的资阳建村房权字C丙0415036号村镇房屋所有权证的登记行为发生时间为1998年7月14日。据二原告称其知悉该登记行为的时间是2012年该房屋被征收时，二原告提起行政诉讼的时间是2017年9月25日。无论是按当时发生法律效力的修订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还是按现行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本案二原告的起诉均已超过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定期限，且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有法定事由进行扣除的情形。本院认为，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属不可逆转的不变期间，除法定事由可以扣除外，不存在中止、中断和延长，故二原告委托代理人认为二原告一直在通过其他渠道主张权利，其起诉期限应随二原告主张权利而中止、中断和延长的主张于法无据，依法不予支持。如果二原告认为原告江代友的资阳建村房权字C丙0415031号村镇房屋所有权证存根上领证人为第三人江代高，主张办证时二原告系委托第三人江代高代为办证，致使第三人江代高在委托办证过程中侵权，将楼上房屋登记给第三人江代高，那么该争议属于当事人之间委托合同的民事争议，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了原告江代友、王用仙的起诉。
上诉人江代友、王用仙不服原审裁定上诉称，上诉人在2012年该房屋被征收时才得知该房二楼及梯步共计61.75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被错误登记在江代高名下，即资阳建村房权字第C丙0415036号，上诉人拥有的资阳建村房权字第C丙0415031号只有111.24平方米，少了61.75平方米。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供本院（2015）川20行终44号和（2016）川20行终57号行政判决，证明上诉人知道的时间不应该是2012年，应该是2016年收到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法院执行局交来资料时开始计算起诉期限。因此，上诉人的起诉没有超过起诉期限。请求：1.撤销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法院（2017）川2002行初64号行政裁定，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请求。
被上诉人资阳市雁江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辩称，本案针对法院是否应该受理进行审查，房屋登记行为不应该在本案进行解决。1996年9月24日江代友就收到产权登记证，因此上诉人对他的房屋还有其他产权人江代高是知道的。一二审的诉状都表明上诉人在2012年就知道房屋产权登记在江代高名下，所以起诉期限是1996年9月24日江代友领取产权登记证时。即使按照上诉人自述中的2012年拆迁时才知道自己被侵权，也超过了起诉期限。因此，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裁定。
原审第三人江代高陈述，1996年江代友办理产权证时，因为房子是建在我的宅基地上，他无法办理。修房子时江代友就知道一楼是他的，一楼到二楼的梯步及二楼是我的，我们才一并去办理的产权证。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本院（2016）川20行终57号行政判决载明，上诉人江代友、王用仙要主张资阳集建（1994）字第011008069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所涉土地的权属问题，可以通过民事救济或其他救济渠道来实现。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资阳建村房权字C丙0415036号村镇房屋所有权证的登记行为发生时间为1998年7月14日。据二上诉人在一二审诉状中称其知悉该登记行为的时间是2012年该房屋被征收时，二上诉人提起行政诉讼的时间是2017年9月25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的规定，本案中即使按照上诉人认为2016年月才收到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法院执行的产权信息时，才知道被侵权，同样超过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的法定起诉期限；且按照上诉人一二审的诉状中的自述，上诉人在2012年该房屋被征收时，就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起诉期限也应从2012年开始计算。因此，无论是按当时发生法律效力的修订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还是按现行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本案二上诉人的起诉均已超过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定期限，且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有法定事由进行扣除的情形。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属不可逆转的不变期间，除法定事由可以扣除外，不存在中止、中断和延长，故二上诉人认为在2016年才收到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法院执行的产权信息时，才知道被侵权，没有超过起诉期限的主张于法无据，依法不予支持。如果二上诉人认为其资阳建村房权字C丙0415031号村镇房屋所有权证存根上领证人为原审第三人江代高，主张办证时二上诉人系委托原审第三人江代高代为办证，致使第三人江代高在委托办证过程中侵权，将楼上房屋登记在原审第三人江代高名下，那么该争议属于当事人之间委托合同的民事争议，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可以通过民事救济或其他救济渠道来实现。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阳 勇
审 判 员 戴劲松
审 判 员 黄 海
二〇一八年四月四日
法官助理 刘 慧
书 记 员 凌 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