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粤2071行初327号
原告：中山市东区库充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东区库充村夏围街1号，组织机构代码739893062。
主要负责人：陈锦新，社长。
委托代理人：封芳芝、刘一帆，广东雅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
被告：中山市人民政府东区办事处，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中山五路，组织机构代码007333350。
法定代表人：梁钟华，主任。
委托代理人：冯锡聪，中山市公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志明，广东保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叶佩文，女，1987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
委托代理人：徐新如、杨雪欣，广东ＸＸ海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中山市东区库充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以下简称库充经联社）不服被告中山市人民政府东区办事处（以下简称东区办事处）政府行政决定，于2016年6月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依法向东区办事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叶佩文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追加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8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库充经联社社长陈锦新及委托代理人封芳芝，被告东区办事处的委托代理人冯锡聪、杨志明，第三人叶佩文及其委托代理人徐新如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东区办事处于2016年1月12日作出中东行处字[2014]第159号行政处理决定。
原告库充经联社诉称：1.涉案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被告东区办事处在处理该案纠纷时，适用的《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的发布时间晚于我社作出股份分配的时间。根据“法不溯及既往”这一基本法治原则，东区办事处根据事后的法律法规来判断我社在该法规发布前已作出的行为是否违法，并据此作出中东行处字[2014]第159号行政处理决定，显属错误，应予撤销。2.东区办事处主要是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对我社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其应当是基于被处理人即我社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才能适用该法规。然而，在我社1993年作出股份固化决定这一行为时，并非是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形式，而是以库充村村民大会及村民委员会的形式作出的。2001年3月，我社才确定转为经联社组织。因此，东区办事处适用的法律法规错误，应当依法予以撤销。3.我社在作出股份固化这一行为时，仍属村民委员会组织。1993年的库充村村民委员会属于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因此，我社于1993年作出股份固化决定时，曾多次召开村民会议讨论，按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并在决议后张榜公告一个月，当时并未有人提出异议。1993年我社召开村民大会且制定有关股份分配的乡规民约，并未违反当时的法律强制性规定。第三人叶佩文的母亲吴秀霞在1993年我社进行股份固化前就已嫁出库充村，实际上没有履行责任田义务。因叶佩文出生后，跟随已嫁出本村的母亲生活，申报入户在其母亲的户籍地是由于当时规定户口政策须随母入户，属寄居户口，这类户口没有责任田，实际上无法履行集体经济组织章程义务。因此，叶佩文不符合分配股份的要求。4.我社的村规民约并没有限制“出嫁女”子女的股份权利，也没有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按照1993年1月通过的股份分配原则并没有侵害“出嫁女”及其子女享有股份，不违反法律规定。综上所述，我社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1.撤销东区办事处作出的中东行处字[2014]第159号行政处理决定书；2.由东区办事处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东区办事处辩称：1.根据法律规定，我办事处有权处理原告库充经联社与第三人叶佩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民权益纠纷。2.我办事处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首先，叶佩文原属中山市东区库充村村民，其户籍登记地址为中山市东区库充村二队。1993年8月28日，库充经联社召开党员、干部、村民代表会议，对股份人数进行固化，计算人口截止时间为1993年8月28日深夜12时。1993年9月11日，库充经联社再次召开党员、干部、村民代表大会，确定女子出嫁未迁没有股份。上述各项决议经公布后施行至今，已形成固定的村规民约。2001年3月10日，库充经联社召开会议，确定按原有征地前所定股红持有人为股东，将村委会的经济转入经联社。2002年4月14日，库充经联社通过章程，再次确认股东的权利义务。在本案中，库充经联社在股份固化时通过村规民约限制叶佩文应当享受的股份权利，使其不能与该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成员一样享受个人合作股股权，明显与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相抵触。其次，在本案中，叶佩文的母亲吴秀霞符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认定条件，应当被认定为库充经联社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叶佩文于1987年5月5日出生，其户口性质为农业，在库充经联社对股权固化时，其户籍在经联社辖区内。因此，叶佩文符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条件，其应当属于库充经联社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当与该集体经济组织其他成员享有同等权利，即依法应当享受个人合作股股权。最后，根据[2011]2号《市府常务会议决定事项通知》中“尊重历史，不翻旧案”的精神，集体经济已作出分配的，不宜作出处理。3.我办事处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程序合法。4.库充经联社在1992年已经通过登记主管机关审核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是库充村的经济管理体制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见，1993年的股份分配原则实际上由库充经联社作出。此外，库充经联社的违法行为是持续状态，我办事处在处理叶佩文的申请时，依法应适用现时的法律对库充经联社的持续违法行为作出认定。综上所述，请法院依法维持我办事处的行政决定。
第三人叶佩文述称：我认为被告东区办事处所作的行政行为正确，维护了我作为村民的合法权益，原告库充经联社的起诉无法律和事实依据，应当予以驳回。我作为库充经联社的成员，依法应当享有与其他村民成员一样的权利。因此，我认为东区办事处所作的行政行为是正确的，应予以维持。
经审理查明：叶佩文于1987年5月5日出生，是原中山市库充村村民，因出生入户至原中山市东区库充二队（属库充经联社所在地），系农业人口。1997年2月26日，叶佩文将户籍迁移至中山市石岐区安栏路49号606房至今，属非农业家庭户口。无证据证明叶佩文未与其他同龄村民一样履行章程规定的同等义务，库充经联社从未向其配置股权。叶佩文的母亲吴秀霞系原库充村村民，属库充经联社的成员，就此，东区办事处已作出中东行处字第[2014]第154号行政处理决定。
1992年4月18日，中山市东区库充经济联合社注册登记，但库充集体未以该经济联合社名义管理经济事务。1993年1月13日，库充村集体召开党员、村民代表会议，通过征收土地补偿款的分配办法：“有人、有户口、有责任田或超龄没有责任田的本村农业人口，及历次征地转统的人口有享受；嫁出的人（包括已转、未转户口，但有本届责任田的）享受50%，嫁入的未有责任田的新娘享受50%，转统已嫁出的享受50%。”同年8月28日，库充村集体召开党员、干部、村民代表会议，固化统计征地补偿款分配人口的时间为1993年8月28日24时。同年9月11日，库充村集体再次召开党员、干部、代表会议，确定按上述分配方案进行征地款分配，对违反计划生育者按该区计生政策执行。2001年3月10日，库充村集体召开会议，确定按原有征地前所定股红持有者为股东，将原村委会的经济转入村经联社。2002年4月14日，中山市东区库充经济联合社经户代表表决通过《中山市东区库充经济联合社章程》，该章程第四条第（二）项规定：“将原库充村委会所有的集体资产总额，除去经联社集体股部分，按原应得股份比例，量化到本经联社的每一位股东，股东凭本经联社所发股份证享有股权和分取红利”。2010年10月29日，中山市东区库充经济联合社更名为中山市东区库充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随后，库充经联社多次修改章程，但对于成员界定以及股份配置的规定从未改变。
2014年4月30日，叶佩文向东区办事处提出申请，请求：1.纠正库充经联社的违法行为；2.确认其享有库充经联社股份，与库充经联社其他组织成员享受同等的股民待遇和权利，并向其发放股权证；3.恢复其在库充经联社的股份分配，补发自实行股份制改革以来的股份分红200000元。随后，东区办事处受理该申请并展开调查。在调查过程中，叶佩文和库充经联社均确认该经联社的股份种类包含A股、B股和C股；A股的收益源自村历史遗留的集体物业、集体土地、集资兴建的一切物业的收益，截止计算人口时间为1993年8月28日；B股的收益源自库充大街东三幢大楼的收益，截止计算人口时间为1990年6月12日；C股的收益源自库充大街东一幢大楼（半幢）的收益，截止计算人口时间为1992年6月22日；以上三种股份每年均按各股份投资总收入的75%作为成员的分红来源，其余25%作为集体发展基金；因以上三种股份的投资建设分别在不同时间投资建设，不同年龄的股民享有的股份不同，A股和C股的设置有半股类型，B股没有半股类型，即只要符合B股分配条件的，则全额分配。同时，叶佩文和库充经联社确认该经联社于2015年2月4日向成员发放了2014年度的股份分红，其中，每一份（即全股）A股、B股和C股的分红分别为8600元、250元、150元。2016年1月12日，东区办事处作出中东行处字[2014]第159号行政处理决定，认为库充经联社通过的村规民约对“出嫁女”的子女享受股份的权利进行限制，使“出嫁女”不能与该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成员一样享受个人合作股股权，与《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相抵触，遂决定责令库充经联社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改正限制“出嫁女”子女股权的村规民约。同时，东区办事处认为叶佩文的母亲吴秀霞符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认定条件，应当被认定为库充经联社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叶佩文作为其子女在库充经联社对股份人数进行固化时，其户籍已经在库充经联社辖区内，入户时户口性质为农业，故东区办事处认定叶佩文符合《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成员认定条件，基于叶佩文出生于1987年5月5日，遂决定确认叶佩文从申请之日即2014年4月30日起享有库充经联社的A股、B股、C股全额股权，享有和其他股民同等的待遇和权利，并责令库充经联社在收到该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为叶佩文颁发相应的股权证。而且，东区办事处决定责令库充经联社应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向叶佩文补发2014年度的股份分红9000元，并驳回叶佩文的其他行政处理申请事项。东区办事处于2016年1月13日、1月14日分别向叶佩文、库充经联社送达了上述行政处理决定书。库充经联社不服，诉至本院，提出前述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同时参照[2011]2号《市府常务会议决定事项通知》的规定，东区办事处具有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职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第三款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违反前款规定的，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责令改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第（六）项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行使下列职权……（六）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和婚姻自由等各项权利……”据此，库充经联社通过的村规民约对“出嫁女”的子女享受股份的权利进行限制，使“出嫁女”的子女不能与该集体经济组织其他成员一样享受个人合作股股权，有悖上述规定。因此，东区办事处决定责令库充经联社改正限制“出嫁女”子女股权的村规民约，并无不当。
本案中，根据原库充村的书面会议记录，可以证明库充村集体固化统计征地补偿款分配人口的时间为1993年8月28日24时，而根据2002年4月14日库充经联社章程规定的“按原应得股份比例”配置股权的内容可知，库充经联社确定的股份固化时间为1993年8月28日24时。叶佩文的母亲吴秀霞是库充经联社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属该经联社的成员，叶佩文作为其子女，在库充经联社确定的股权固化之时，叶佩文的户口已因出生入户登记在经联社所在地，户口属农业户口，在无证据证明此时未成年的叶佩文未与其他同龄村民一样履行章程规定的同等义务的情况下，叶佩文应符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条件。基于叶佩文和库充经联社均确认了享有A股、B股、C股的截止时间，据此，出生于1987年5月5日的叶佩文，应与库充经联社其他成员享有同等的A股、B股、C股股份。因此，东区办事处确认叶佩文自2014年4月30日起享有库充经联社的A股、B股、C股全额股权，享有和其他股民同等的待遇和权利；同时，责令库充经联社向叶佩文颁发相应的股权证，并无不当。另，经东区办事处调查查明，在叶佩文提出涉案申请后，库充经联社向全额股权的成员发放了2014年度的A股分红8600元、B股分红250元、C股分红150元，故东区办事处责令库充经联社向叶佩文补发2014年度的股份分红9000元，并驳回叶佩文的其他行政处理申请事项，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虽叶佩文于1997年迁离了库充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但因库充经联社的章程将股权人口固化的时间定于1993年，且章程也没有关于成员资格取消的相应规定，故叶佩文原应享有的股权不因其迁离而取消。
综上所述，对库充经联社请求撤销东区办事处作出的中东行处字[2014]第159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中山市东区库充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中山市东区库充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 梅
人民陪审员 陈明玉
人民陪审员 郭泳欣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郑诗雅
黄丽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