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13民初6901号
原告：郭萍，女，1972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锋文，广东银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区婉妮，广东银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梁银彩，女，1965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
被告：郭伟樟，男，1988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被告：郭富胜，男，1993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以上三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繁祺，广东百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郭珍，女，1964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
法定代理人：何某，系郭�女儿。
被告：郭枝女，女，1958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
被告：高志和，男，1960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
原告郭萍诉被告梁银彩、郭伟樟、郭富胜、郭珍、郭枝女及高志和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锋文、被告梁银彩、郭伟樟、郭富胜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繁祺、被告郭珍、郭枝女及高志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郭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位于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草河村新2路东5街x号的房屋（产权证号：09××58）归原告一人所有；2.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郭某是兄妹关系，郭某于2010年11月2日死亡，各被告为郭某的遗产继承人。原告与郭某同为沙湾镇草河村的村民，二人在草河村都有申请宅基地使用权资格，2000年原告向草河村申请宅基地建房，但因为原告的丈夫及公公、婆婆的反对并扣押原告的相关证件，导致原告无法申请。郭某出于兄妹感情，主动提出以其名义帮原告申请宅基地使用权，双方约定郭某仅提供相关证件，以其名义申请涉讼房屋的宅基地使用权，原告负担所有申请费用包括购地款、房屋报建费和房屋建造费，房屋建成后归原告所有并居住使用，房屋产权可以登记在郭某名下，但其不主张房屋的所有权。双方又约定如果原告需要过户更名，郭某无条件配合。房屋于2001年建成，并以郭某的名义办理了产权证，原告居住使用房屋至今。郭某于2010年11月2日去世，双方未办理房屋过户更名手续。根据《物权法》第三十条：“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发生效力。”原告基于获得所有权的动机和目的，因合法建造房屋并于房屋建成时享有该房屋的所有权。而郭某并无获得所有权的意思和目的，仅提供其名义申请宅基地使用权和协助办理产权证等辅助行为。原告认为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原告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故请求确认原告享有物权。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
被告梁银彩、郭伟樟、郭富胜共同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全部予以驳回。一、原告诉称其“借郭某的名义建造涉讼房屋及与郭某约定了由原告实际享有房屋所有权并随时无条件配合办理过户手续”是虚假陈述。原告只是基于建造涉讼房屋时进行了出资而暂时获准取得房屋的部分使用权，但不是房屋所有权人。2000年年底，郭某、梁银彩夫妇想在草河村建房，虽然具备申请草河�村宅基地使用权的资格，但当时资金并不充裕。而原告当时也想建房，但没有资格以村民待遇标准申请宅基地。双方遂约定了暂由原告出钱，由郭某提供草河新村地段的宅基地指标，并由郭某申请报建涉讼房屋及进行产权登记。双方口头约定了在房屋建成后郭某向原告补偿建房款前，原告及郭某家各使用一层，共享涉讼房屋的使用权。待郭某向原告补偿了建房款后，再收回涉讼房屋使用权。鉴于原告实际出资，因此在郭某补偿前，相关的单证一直暂由原告保管。但是，涉讼房屋建成后，原告却一直拖延着未按约定将涉讼房屋的其中一层给郭某家庭使用。郭某一家虽然颇有意见，但由于郭某毕竟作为原告的兄长，且原告在房屋建成后没多久就离了婚离开了夫家，暂没有安身处所。而郭某一家经济亦也未宽裕，尚未向原告补偿建房支出，因此也就一直无奈地迁就、让�作为妹妹的原告，任由原告独自使用着涉讼房屋。2010年11月2日，某权去世。后来大约在2012年10月份，郭某的家人即被告梁银彩、郭伟樟、郭富胜曾经与原告口头协商好了一致同意以12万元的标准向原告补偿涉讼房屋的建房支出并取回房屋、房产证及相关的报建单证资料。但是原告在最后准备签收据收钱之前又突然反悔不愿意接受补偿金额。双方因补偿标准无法协商一致，因此补偿建房支出并取回房屋的事情就被搁置下来，直至被告梁银彩、郭伟樟、郭富胜于2014年12月2日提起了（2015）穗番法民一初字第6号法定继承纠纷案。在该案审理过程中，郭萍提起了本案的确权诉讼。二、原告关于确认涉讼房屋权属归其所有的请求，不符合《物权法》中关于不动产物权生效要件的规定，不具备物权法上的效力。原告依据“借郭某名义建房并取得所有权的约定”主张确认其对涉讼房屋享有法律上的所有权，违背了物权变动的法定原则，且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故其请求没有法律依据。《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六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即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不动产权属以登记为准。因此，涉讼房屋建造于郭某和梁银彩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经不动产登记机关依法登记在郭某名下，则郭某和梁银彩当然合法地取得了所有权，是涉讼房屋法律上的真正权属人。其财产性质依法应当为郭某和梁银彩的夫妻共同财产。三、原告的主张混淆了物权关系和债权关系，存在法律认识错误。涉讼房屋经郭某申请宅基地、报建、建�以及依法申请产权登记等一系列的基础法律关系完成了涉讼房屋所有权登记，已经合法取得房屋所有权。然而，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其与郭某之间存在过“建成涉讼房屋后变更权属登记，改由原告取得房屋所有权”的约定。因此，原告甚至连取得涉讼房屋所有权的债权请求权都不存在，更加无权要求确认取得涉讼房屋所有权。《物权法》已经清楚确立了“物权法定原则”以及债权形式主义为主的物权变动模式。要取得房屋所有权，不仅需要有效的原因行为作为要件，而且需要具备登记作为生效要件之一，两者缺一不可。在“基于法律行为发生的，以登记生效为要件的不动产物权变动”模式下，原告的主张明显不具有合法性基础。因此，即使是在原告所主张的所谓“借名建房”的情形下，其所主张享有的所谓“事实物权”因欠缺法律规定的设立或变更一个物权所应具备的生效要件而不能成其为物权。本案中，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其曾经与郭某约定过要将涉讼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为原告。原告有且仅为涉讼房屋的出资人身份，不仅没有基于取得涉讼房屋所有权的有效的原因行为，更加没有将其登记为房屋所有权人的生效要件。因此原告根本无权要求确认涉讼房屋所有权归其所有。关于这一法律理解，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会议纪要》（京高法发［2014］489号）第十条“借名人以出名人（登记人）为被告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房屋归其所有的，法院应当向其释明，告知其可以提起合同之诉，要求出名人为其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的规定，以及《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第66辑中即有清晰体现。四、涉讼房屋的权属登记合法无误，原告无权主张变更登记。根据《物权法》第十四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第十六条“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第十七条“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以及第十九条“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的，可以申请更正登记。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书面同意更正或者有证据证明登记确有错误的，登记机构应当予以更正”的规定，我国的不动产权属以登记为准。有证据证明登记确有错误的，登记机构应当予以更正。本案中，涉讼房屋是由郭某申请取得宅基地，由郭某申请报建并依法定程序登记在郭某名下，即郭某是合法取得的涉讼房屋所有权，登记并无错误。因此，原告无权要求变更登记涉讼房屋权属人。
被告郭枝女辩称，房屋为原告兴建的，但登记在被告郭某名下，当时原告与郭某均为草河村的村民，原告为外嫁女，原告排筹的时候拿不到地，郭某有名额拿地，郭某就与原告说以郭某的名义拿地，以后原告分到地了再还给郭某。当时涉讼土地要向村委支付部分购地款。
被告高志和辩称，其对原告与郭某之间的情况不清楚，其亦不主张对涉讼房屋有份额。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1.位于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草河村新2路东5街x号（以下简称涉讼房屋）的登记权属人为郭某，建基面积为120平方米，建筑面积为240平方米，权属来源为2001年7月新建，土地使用权来源为2001年6月由草河村委拨用，土地使用权类型为批准拨用宅基地。
2.郭某某与梁某某均为二婚，郭某某在婚前已有一女郭枝女，梁某某在婚前已有一子高志和，郭某某与梁某某在婚后共生育三名子女，大儿子郭某，二女儿郭珍，三女儿郭萍。郭某某于1991年5月15日病故，梁某某于2013年12月14日病故。郭某某病故后，梁某某没有再登记结婚。
3.郭某与梁银彩为夫妻关系，婚后共育两子，分别为郭伟樟与郭富胜。郭某于2010年11月2日病故。
4.涉讼房屋由郭萍出资建造，建成后至今一直由郭萍占有使用，水电费均由其缴交。
现郭萍与梁银彩、郭伟樟、郭富胜主要就何人为涉讼房屋的实际权利人产生争议。
郭萍主张，涉讼房屋不仅由其出资，并由其兴建，其因合法建设涉讼房屋故在建成时获得涉讼房屋的所有权，郭某仅是出让宅基地的名额，并无取得涉讼房屋所有权的意思表示，2009年其与郭某、梁银彩、梁某某一起到公证处办理涉�房屋归其所有的公证，因郭某未带结婚证以证明与梁银彩的夫妻关系，其时无进行公证，后郭某去世故无法办理。郭某在世时承认涉讼房屋归郭萍所有，并称要变更的话随时协助办理，且建房多年来郭某一直没有向其主张涉讼房屋的权利，间接证明郭某对其享有涉讼房屋的所有权是认可的，故其才是涉讼房屋的实际权利人，房产证登记的权属人与真实的权利人不符。为证明其主张，郭萍提交了1.档案咨询费发票、房地产权登记费收据、印花税票销售凭证、建筑物验线费发票、报建费收据、国土所收据、用地许可证件费发票、门牌费收据、复印费收据，上述单据均为复印件，证明其出资办理房产证；2.郭萍与郭枝女签订的借条及郭枝女出具的证明、案外人卢某娟、梁某伟、郭某仔、钟某平、王某深出具的证明及案外人钟某福出具购买红砖的收据，证明郭萍负担房屋建�费，出资打地桩、购买钢材、铝窗、红砖等建房材料，涉讼房屋为原告自行兴建；3.税收通用完税证明、税收缴款书、广东省分公司房屋出租人责任保险发票及保险单、办理数字电视证明、用水缴费卡、电费缴费发票及电费、有线费扣费存折，证明涉讼房屋自建成后一直由郭萍居住使用至今。梁银彩、郭伟樟、郭富胜对证据1等单据虽确认真实性，但认为上述单据均是以郭某身份作出，郭萍只是代理人，并非实际权利人；对证据2不予确认，表示对借条及郭枝女出具的证明不知情，且郭枝女在法定继承纠纷中与涉讼房屋有关系，故其证言不具备证明力，同时对案外人出具的证明及收据亦不予确认，认为案外人作为证人，未出庭作证，亦无法核实身份，且郭萍亦未提供房屋建造中的原始账单及收据；对证据3确认真实性及合法性，但不确认关联性，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郭�暂时使用涉讼房屋。梁银彩、郭伟樟、郭富胜主张，宅基地是郭某基于村民身份取得，具有一定的人身专属性，郭萍仅为涉讼房屋的出资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郭某约定于建成涉讼房屋后变更权属登记为郭萍所有，故涉讼房屋仍以不动产权属登记为准，即郭某为涉讼房屋的实际及登记权利人。
郭枝女确认借条由其签名，但其上内容非其书写，但确认其借了5万元给郭萍建房，亦确认涉讼房屋是由郭萍出资建造。另因其不识字，故对其他证据无法发表质证意见。
高志和对郭萍的主张及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
另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经询问郭珍的法定代理人何某，其表示涉讼房屋由郭萍出资并兴建的，也一直由郭萍占有使用。郭某生前一直有表示要将涉讼房屋公证给郭萍，但当时去公证处公证时梁银彩称无带结婚证，所以未进行公证，�后梁银彩就表示不同意公证，一直不予配合办理过户手续。就郭萍提交的上述证据，何某表示无法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认为：就涉讼房屋登记在郭某名下以及涉讼房屋由郭萍出资兴建及一直占有使用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可知，我国不动产物权以登记为准，有证据证明登记有误的，登记机构应当予以更正。郭萍于其起诉状中称，其曾与郭某协商以郭某的名义申请宅基地，再由其出资建房，待涉讼房屋建成后登记在郭某名下，也就是说，郭萍从一开始即已同意涉讼房屋登记在郭某名下，故涉讼房屋的产权登记情况与郭萍的真实意思表示一致。庭审中，郭萍虽称郭某生前已同意将涉讼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但却未能提供任何书面协议予以证明，且梁银彩、郭伟樟、郭富胜对郭萍的上述主张亦不予确认，在此情况下，郭萍以涉讼房屋由其出资兴建并一直由其占有使用为由，要求确认其为涉讼房屋的所有权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本院对郭萍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郭萍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2300元，由郭萍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杏仪
人民陪审员 区洁芳
人民陪审员 梁焕君
二〇一七年八月三日
书 记 员 麦卓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