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浙杭商终字第138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中心支公司。
负责人：曹原。
委托代理人：罗来平、潘阳增。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杭翔运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兴亮。
委托代理人：娄志强、洪莎莎。
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杭州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杭州杭翔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翔公司）财产损失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3）杭西商初字第8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8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3年8月20日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4月13日21时01分，于金良驾驶浙A×××××号轻型普通货车途经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潘板桥村下感塘13号路口，自东向北右转弯通过路口时，与自东向西通过路口的行人张德全发生碰接后碾压，造成张德全受伤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于金良驾车驶离现场。该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于金良负事故全部责任，张德全无责任。浙A×××××号车辆的实际车主为于金良，系挂靠在杭翔公司处，登记在杭翔公司名下，在人保杭州公司处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并附加不计免赔率特约条款，保险金额为500000元，该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事故发生后，因各方就赔偿事宜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张德全诉至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要求人保杭州公司及于金良赔偿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2012年12月27日，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作出（2012）杭余民初字第2885号民事调解书，载明：“一、张德全因交通事故损失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交通费、鉴定费、残疾赔偿金、精社损害抚慰金、营养费、补课费，合计221773.7元，由人保杭州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120000元，于2013年1月20日前付清；由于金良赔偿101773.79元，扣除已支付的68773.79元，尚余33000元，于2013年1月30日前付清。……”现于金良已按上述民事调解书履行了赔偿义务。2013年5月17日，于金良出具声明一份，将其已支付费用的保险理赔权及其他相关权利一并让与给杭翔公司。人保杭州公司对该声明无异议，同意将相应理赔款支付给杭翔公司。2013年3月8日，人保杭州公司出具《机动车辆保险拒赔通知书》，认为事故发生后驾驶员于金良驾车驶离现场，依据保险合同责任免除第六条的规定，案涉交通事故损失不属于保险责任赔偿范围，从而对杭翔公司的损失不能给予赔付。另查明，《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以下简称保险条款）第六条规定：“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对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五）驾驶人饮酒、吸食或注射毒品、被药物麻醉后使用被保险机动车；（六）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
原审法院确认的事实有下列证据佐证：1、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2、民事调解书、民事裁定书。3、机动车保险单。4、赔款收据。5、拒赔通知书。6、机动车车辆保险条款。7、投保单、机动车辆保险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杭翔公司就浙A×××××号在人保杭州公司处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杭翔公司、人保杭州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成立，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义务。本案所涉交通事故造成第三者张德全受伤，经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调解，该车辆的驾驶员于金良赔偿张德全101773.79元。对于上述款项，人保杭州公司应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赔偿限额内按法律及保险合同的约定支付保险赔偿金。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人保杭州公司能否适用保险条款第六条拒赔。对此，原审法院认为，如前述证据认定中所述，交警部门认定驾驶员于金良于事故发生后驶离现场以及未认定于金良属饮酒后驾驶并无不当，即于金良并无保险条款第六条第（五）项所规定的“饮酒后使用被保险机动车”的情形，亦无保险条款第六条第（六）项所规定的“逃离事故现场”的情形，故人保杭州公司辩称应适用该条款免除赔偿责任的意见无依据，法院不予采信。杭翔公司在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的同时，附加了不计免赔率特约条款，故对于金良已赔偿给第三者张德全的101773.79元，人保杭州公司应全额赔偿。现于金良将该费用的保险理赔权让与给杭翔公司，人保杭州公司亦同意将相应理赔金支付给杭翔公司，故杭翔公司要求人保杭州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101773.79元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至于杭翔公司要求人保杭州公司赔偿停车损失费500元及拖车费500元的诉讼请求，因杭翔公司明确表示系要求人保杭州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赔偿范围内赔偿，而拖车费、停运损失并不属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赔偿范围，故对杭翔公司的该诉讼请求，法院不予处理，杭翔公司可另行主张。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3年7月8日判决：一、人保杭州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杭翔公司保险赔偿金101773.79元。二、驳回杭翔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45元，减半收取1172.5元，由杭翔公司负担5.5元，由人保杭州公司负担1167元，人保杭州公司负担部分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至法院。
宣判后，上诉人人保杭州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对驾驶员于金良无“饮酒后使用被保险机动车”情形的认定严重背离事实。1.询问笔录是确认于金良存在“饮酒后使用被保险机动车”之事实的关键证据。询问笔录是于金良在接受交警部门依职权调查的过程中所形成，内容是就其自身知晓的有关情况向交警部门所作的陈述。询问笔录是交警部门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原始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尚有被依法撤销的可能，但依法所作的询问笔录等原始证据所确认的事实却不容推翻。特别是对于饮酒之事实，于金良两次回答均供认不讳，作为一名驾驶员，完全知晓“饮酒”陈述而可能导致的利害关系，其肯定的回答无须佐证，“饮酒”之事实应无可争辩地得到确认。2.于金良的两次回答，内涵完全一致。在回答交警部门“有无喝酒”、“喝了多少酒”的询问时，于金良的两次陈述并不矛盾，“喝了一口啤酒”与“喝了小半杯啤酒”，文字略有不同，文意别无二致。无论喝多喝少，“喝了”就是“喝了”。3.交警部门没有对于金良行“饮酒后驾驶”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并不排斥民事诉讼层面对“饮酒后驾驶”事实的认定。交警部门行政处罚的酒驾标准是血液酒精含量超过20mg／ml，因于金良于事发翌日10时被交警部门传唤才得以归案，即使事发当晚是酗酒的，归案时的血液、呼气中酒精含量数据也可能回复到正常值，或即使测出达到酒后驾车标准，因时空条件的不紧密性，交警部门以此为据对驾驶员行“饮酒后驾驶”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依据并不充分。因此从行政处罚依据的角度看，在未取得事故驾驶员事发当时血液酒精含量数据的情况下，交警部门当然无法做出“饮酒后驾驶”的行政处罚。而当事人在接受行政机关依职权的调查过程中所作的陈述，特别是关于当事人自身情况的自认事实，完全可以在民事诉讼作为认定相关事实的依据。4.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未记载并不能作为法院不能或无法认定“饮酒后驾驶”的理由。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全文的确没有于金良在事故发生前有否饮酒的任何表述，但没有记载并非表明就不存在，更谈不上与询问笔录矛盾一说。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仅是通常认定事故情况的一个证据而已，在人保杭州公司提供原始询问笔录证据时，法院应当以询问笔录为依据，全面审核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所记载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内容的完整性。询问笔录有记载而在认定书中却遗漏的重大事实，法院怎可以认定书为挡箭牌视而不见？无论是一口，还是小半杯，于金良自身都从未否认过自己喝酒的事实，原审法院为何还再坚持？除了交通事故认定书没有记载，还有什么更让人信服的理由吗？5.交通事故认定书并不是反驳询问笔录、证明“饮酒后使用被保险机动车”之事实不存在的相反证据。对于待证事实--“饮酒后使用被保险机动车”，人保杭州公司举示的询问笔录中有于金良的自认，杭翔公司提交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却对该事实未有论及。对该待证事实而言，询问笔录与交通事故认定书绝不是相反的证据，而是杭翔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饮酒后使用被保险机动车”之事实不存在。双方提交的证据不是所谓的反驳关系，而是一方有证据，另一方无证据，根本不存在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七十七条判断证据证明力大小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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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同一事实双方提供了相反证据。因此，询问笔录的证明力不容否认。6.《道交法》、《保险条款》所禁止的是一切“饮酒后驾驶”行为，而不仅仅是酒驾或醉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明确规定：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与该法作一脉相承规定的《保险条款》第六条规定的也是“饮酒”。虽然个人对酒精的敏感度因人而异，酒驾、醉驾的酒量各有不同，但法律、条款对“饮酒后驾驶”都是零容忍。因为，无论喝多少酒后开车，都是故意增加不同程度危险隐患的违法行为，害人害己！哪怕是一滴，更何况是一口、小半杯。二、原审法院认定于金良无“逃离事故现场”情形之认定错误。客观方面，于金良具有“驾车驶离现场”的行为已由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明确载明，不再赘述。主观方面，于金良具有的逃避法律责任的主观恶意，虽未被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但同样能从询问笔录得以确认。询问笔录记载：“我（于金良）只是感觉车子有点颠簸，以为是地面坑洼，没有停车下来看……在小孩说被大货车撞的时候，我就怀疑是不是被我的车子撞的，但不能确定，一个晚上没有睡好，还和我老婆讲了这件事情。”“因为我（于金良）知道事发地附近比较大的货车就我这么一辆，……再加上我车子又颠簸了一下，所以我怀疑可能是我的车子撞的。”“我（于金良）当时很害怕，心里想最好不是我撞的，最好不要查到我身上来。”等等表述，完全可以从这些客观的感受上判断于金良知道事故的发生，并害怕被追究责任。综上，于金良存在“饮酒后使用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之情形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审法院认定前述情形不存在违背事实，判决错误至极，应予纠正。为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驳回杭翔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由杭翔公司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
被上诉人杭翔公司答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于金良的行为不属于饮酒驾驶机动车”的事实清楚。反对酒后驾驶机动车，但也要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就本案而言，杭翔公司认为原审法院上述认定符合相关事实。1.如何界定“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根据质检总局、国家标委会于2004年5月31日《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标准》，即国标GB19522-2004标准3.3规定，饮酒驾驶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20mg／100ml，小于80mg／100ml的驾驶行为。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饮酒后驾驶车辆的行为都是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规定的“饮酒后不得驾驶机动车”。2.本案属于保险合同纠纷，双方订立的保险合同及所附条款都是人保杭州公司单方制作、约定，提供的是格式条款，杭翔公司无权修改，唯有同意或不同意权利。在争议发生时，就格式条款应作出对人保杭州公司不利的解释。保险法第17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中，人保杭州公司未就免责条款对杭翔公司作出提示及明确的说明，案涉条款对杭翔公司不产生效力。3.人保杭州公司无权对法律规定作出扩大性解释。道交法第22条是规定饮酒……不得驾驶机动车，但杭翔公司前已表述，不是所有饮酒驾驶机动车都符合法律的强制险规定，只有符合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20mg／100ml的驾驶行为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饮酒驾驶机动车。人保杭州公司是一家保险公司，是一家企业，无权就法律规定的文字作出扩大性的解释。4.于金良的询问笔录属于证人证言，应使用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到庭接受质询，否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5.于金良在询问笔录中承认自己饮过啤酒，但其表述前后不一，也不构成杭翔公司诉讼中的自认，且无其他证据证明，不能证明于金良一定喝过酒，或者其当时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饮酒的国家标准。6.交警部门依据法律规定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未对于金良的行为认定为饮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也是基于全案的事实所作出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二、原审法院“认定于金良事故发生后驶离现场”的认定事实清楚。1.交警部门根据综合现场勘察、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及检验、鉴定结论等证据的基础上，依据法律规定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于金良驶离现场，并未认定于金良事故发生后“逃离事故现场”。其认定具有专业性、权威性。2.根据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公安部70号令）“交通肇事逃逸”是指发生交通事故后，交通事故当事人为逃避法律追究，驾驶车辆或者遗弃车辆逃离交通事故现场的行为。肇事逃逸的构成条件主要有：肇事人知道自己造成了交通事故，即行为人在逃逸时必须明知自己的行为导致了交通事故的发生，这是行为人的主观认知因素。交通肇事逃逸行为是一个主客观相一致的行为，除客观上表现为行为人必须具有逃逸的外在行为方式外，主观上还必须具有逃逸的故意，即明知发生交通事故，为逃避法律追究而故意逃离现场，如果仅仅具备离开现场的外部特征，而不存在逃逸的主观故意，则不能认定为逃逸。本案中，于金良并不知道发生了交通事故，因此于金良不具备逃逸的主观故意，不符合交通肇事逃逸的构成要件。3.人保杭州公司将“驶离现场”等同于“逃离现场”是认知错误，是为自己拒赔寻找借口。人保杭州公司提交的证据免责说明（无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签名，无具体落款时间），与人保杭州公司提交给杭翔公司的拒赔通知书所确定事实及适用的责任免除的条文不符。人保杭州公司将新近修改《免责说明》冒充以前的（本案涉案车辆承包时）《免责说明》，以此来达到拒赔的目的，手段阴险。原《免责说明》第六条规定下列情况……保险人不负责赔偿……逃离事故现场……。而新提交的免责说明是在该条款第二款第六项中说明下列情况……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离开事故现场……。从而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人保杭州公司在原先的免责说明未对杭翔公司作出免责条款适用的提示与说明。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人保杭州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经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仍然是一审中关于人保杭州公司能否适用保险条款第六条拒赔的问题。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人保杭州公司拒赔的理由为驾驶员于金良在开车前喝过酒，在事故发生后又逃离事故现场，所以根据案涉保险条款及相关法律规定有权拒赔。对此，本院注意到，关于“酒后驾驶”和“逃离事故现场”，人保杭州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瓶窑中队询问于金良的两份笔录，在两份笔录中于金良确实提到“在吃晚饭时喝了一口啤酒”和“喝了小半杯啤酒”的内容，也提到了“我担心是我撞的”、“我只是感觉车子有点颠簸，以为是地面坑洼，没有停车下来看……我就怀疑是不是被我的车子撞的”等内容，但是前述内容最终未被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为“酒后驾驶”和“逃离事故现场”，原审法院在对证据的认证中关于“杭翔公司提交的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系公安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证文书，其证明力大于人保杭州公司提交的两份询问笔录”的评判意见，本院予以认同。因此，原审法院关于“交警部门认定驾驶员于金良于事故发生后驶离现场以及未认定于金良属饮酒后驾驶并无不当，即于金良并无保险条款第六条第（五）项所规定的‘饮酒后使用被保险机动车’的情形，亦无保险条款第六条第（六）项所规定的‘逃离事故现场’的情形，故人保杭州公司辩称应适用该条款免除赔偿责任的意见无依据，法院不予采信。”的认定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亦予以认同。综上所述，人保杭州公司关于“原审法院对驾驶员于金良无‘饮酒后使用被保险机动车’和于金良无‘逃离事故现场’情形之认定错误。”等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恰当。人保杭州公司要求改判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45元，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中心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韩成良
审 判 员 祖 辉
代理审判员 周平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六日
书 记 员 骆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