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3民终1307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1，男，1948年9月20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天明，北京市民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2，男，1950年11月26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3，男，1958年1月26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4，女，1955年6月6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5，男，1961年2月4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琼，北京陈晓琼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因与被上诉人张某5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2民初220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天明、上诉人张某2、上诉人张某3、上诉人张某4、被上诉人张某5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琼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上诉请求：1.撤销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2民初2201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张某5的诉讼请求；2.上诉费由张某5承担。事实和理由：一、父亲张瑄2016年4月去世，母亲杨秀云19**年10月去世。母亲在世时没有留下遗嘱；父亲去世前留下遗嘱“富豪二队16（现401）号院三间小西厢房是分给大儿子张某1的”。父母亲的遗产应当按下列方法继承：遗产共有北房五间、西厢房三间共八间。母亲杨秀云去世时遗产四间，父亲张瑄及五名子女六人每人各继承三分之二间。张瑄去世时遗产四又三分之二间。三间西房归张某1继承，连同继承杨秀云的三分之二间，张某1共继承三又三分之二间。其余一又三分之二间张某5及张某2、张某3、张某4四人各继承十二分之五间，连同继承杨秀云的三分之二间，四人各继承一又十二分之一间。二、2016年5月31日五人签订的《遗产分割协议书》完全不是张某1的真实意思。当时的情况是张某5拿出一张打印好文字的纸，告知这是为张某1办理户口登记需要的手续。当时张某1没带眼睛，纸上的文字看不清楚，再加上过分相信张某5，就在张某5指定的位置签上了名字。三、一审判决第二项应当将“使用权”改判为“所有权”。
张某5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的上诉请求。涉案房屋都是张某5夫妇共同翻建的，张某5没有欺骗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
张某5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继承人张瑄和杨秀云生前所有的位于北京市通州区×院落内正房三间归张某5所有；2.本案诉讼费由张某5负担。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张某5将其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被继承人张瑄和杨秀云生前所有的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号院落内正房五间及东厢房两间归张某5所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张瑄与杨秀云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子女五名，即长子张某1、次子张某2、三子张某3、四子张某5、长女张某4。杨秀云于1998年10月去世，生前未留有遗嘱。张瑄于2016年4月27日去世。张瑄与杨秀云二人的父母，均分别早于该二人去世。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号院房屋（以下简称401号院）对应的宅基地使用证登记使用权人为被继承人张瑄，其房屋四至为东至王立海、西至宋文通、南至张某5、北至宋德明。2009年，张某5及其妻子王红艳出资对涉案院落内的原有正房五间进行了翻建，并在未取得相关审批手续的情况下在该院内新建了东厢房两间。经核实，涉案院落内房屋现有格局为北房一排五间、东厢房二间、西厢房三间；涉案房屋及院落现在由张某5实际控制、使用。
另查，2016年5月31日，张某5、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签订《遗产分割协议书》一份（以下简称协议书），约定内容如下：1.确认了张瑄、杨秀云二被继承人之父母均早于该二人去世，无需要二被继承人抚养或赡养的人员；2.登记在被继承人张瑄名下的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号院落里五间正房（已经由张某5和王红艳夫妇出资翻建）以及后建的三间西厢房为被继承人张瑄和杨秀云的遗产，院落内的两间东厢房系张某5与王红艳夫妇出资新建；3.被继承人张瑄和杨秀云遗留的401号院的五间正房及院落由张某5继承所有，401号院的三间西厢房由张某1继承所有；3.该协议书自五名法定继承人签字及按手印之日起生效；4.该协议书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关于该协议书的真实性，张某5、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均予以认可，承认该协议书确系各当事人本人所签，并由各当事人本人捺印确认。关于该协议书的签订目的，张某5认为该协议书合法有效，系双方分割父母遗产的真实意思表示，张某5、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均应遵守并履行该协议书；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均表示签订该协议书的目的并非为分割财产，而仅是为了给张某1迁移户口所采取的临时举措。
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张某1提交证据材料字条一张，以证明被继承人张瑄生前订立遗嘱，将涉案院落内三间西厢房分给张某1所有。张某5认可其手印确系本人所捺，但覆于张瑄名字上的手印并非张瑄本人所捺，因该字条是在被继承人张瑄去世后订立的，该字条并非遗嘱。张某2、张某4主张其手印确系其本人捺印形成，张某3主张字条上的所有手印均系各当事人本人捺印形成。
在一审审理过程中，该院就涉案协议书事宜向张某5之妻王红艳进行了询问。经询问，王红艳表示认可协议书的真实性，就其与张某5共同出资翻建涉案房屋可能产生的份额其同意全部按照协议书约定处理，归张某5所有。
一审法院认为：按照法律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有遗嘱的按遗嘱继承，没有遗嘱的按法定继承。在依法继承分割遗产过程中，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均等，但继承人协商同意的，也可以不均等。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查明的事实，涉案401号院的登记宅基地使用权人为被继承人张瑄，在张瑄与杨秀云去世后，应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所有。在被继承人没有留有遗嘱或遗赠抚养协议的情况下，待被继承人去世后，各继承人当然有权协商处理遗产的分割、分配方案。本案中，张某5、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在二被继承人去世后，签订了《遗产分割协议书》，在该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了401号院落里的三间西厢房及正房五间分别由张某1、张某5继承所有。经审查，该协议书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另，结合涉案房屋的实际控制、使用人，可以得知二被继承人的遗产已经分割完毕，并予以了实际交付。此外，关于张某1提交的张瑄的遗嘱，即“字条”，是否符合系被继承人张瑄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处分了被继承人杨秀云的份额，亦因各继承人在《遗产分割协议书》对该字条内容的再次确认，且与最终分配、分割方案无冲突、矛盾之处，故该院不再赘述。关于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辩称订立《遗产分割协议书》的目的并非在于分割遗产而是为张某1办理户口之用的意见，张某5不予认可，且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并未就此提供充足证据予以证明，故该院对其该项答辩意见不予采信。但需要指出的是，涉案院落所在为集体所有的土地，当事人对于未建造有建筑物之部分并不享有所有权。故《遗产分割协议书》系张某5、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的真实意思表示，张某5要求确认涉案院落内正房五间归其继承所有的诉讼请求，证据充足、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
另，张某5、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均认可涉案院落内的二间东厢房系由张某5及其妻子王红艳于2009年出资新建，经审查并不属于被继承人张瑄、杨秀云的遗产，本案案由为法定继承纠纷，故对于上述房屋的权属，该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富豪村401号院落内正房五间由张某5继承所有；二、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富豪村401号院落内西厢房三间的使用权由张某1继承；三、驳回张某5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审理补充查明以下事实：张某1在二审审理中提出张瑄生前留有遗嘱，并向本院提交了二份2005年10月10日的“遗嘱”，其内容为：“遗嘱我有四处房子，在富豪村。村西头原老五队的一处房子，归张某3，村东头老二队东边一处，归张某2。西边有个院，前院房子归张某5后院的房子归张某1。立字为证鉴书张宣2005年10月10日”、“遗嘱我有四处房子在富豪村。村西头原老五队的一处房子，归张某3，村东头老二队东边一处的房子归张某2。西边有个院是前后院。前院的房子归张某5，后院的房子归张某1。立字为证鉴书张宣2005年10月10日”。同时，张某1又提交了一份2009年5月6日的“遗嘱”，内容为：“我本人张宣自愿把我个人因拆迁照顾每个村民的买房的米数和我本人红本上的一切利益，包括照顾我个人买房的米数都给我大儿子张某1。因为我其它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有红本，只有我大儿子张某1没有红本。证明人：张继红。富豪村村民：张宣2009年5月6日”。张某1称：遗嘱是张瑄让别人写的；2005年10月10日的“遗嘱”有张某1、张某1的妻子在场；2009年5月6日的“遗嘱”除了张某1、张某1的妻子在场外，还有张继红在场。但张某1又在庭审中明确主张并不要求按照遗嘱继承，而是要求平均分割遗产。经询，张某3、张某2、张某4、张某5均表示并没有见过上述三份“遗嘱”。张某1另向本院提交了一份2008年4月16日的录音，称张瑄曾表示过涉案遗产平均分配，但录音内容并不清晰。
另查，一审审理过程中，在一审法院询问张瑄与杨秀云去世的时候是否有遗嘱时，张某5称没有，张某1称不清楚，张某3、张某2、张某4称三间厢房是张某1的，其他的房没说。
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
首先，关于张瑄与杨秀云的遗产范围。涉案401号院的登记宅基地使用权人为被继承人张瑄，在张瑄与杨秀云去世后，401号院内属于张瑄与杨秀云的遗产的部分，应当依法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关于张瑄与杨秀云的遗产范围，结合401号院内的格局、本案的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各自的实际情况，本院认为401号院内的五间正房应属于张瑄与杨秀云的遗产。对于三间西厢房，经审查，该部分房屋并没有建房审批手续，亦未进行过登记。但因各方当事人均认可该三间西厢房在张瑄的宅基地范围内，属于老房且一直没有被翻建过，因此，张瑄与杨秀云对于三间西厢房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在张瑄与杨秀云去世后，各法定继承人可以协商上述权利的归属。对于二间东厢房，因各方当事人均认可东厢房二间属于张某5夫妻出资新建，故一审认定其不属于张瑄与杨秀云的遗产，不应在本案中予以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其次，关于张瑄与杨秀云是否留有遗嘱的问题。公民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遗嘱的形式应当符合法律规定。在本案一审庭审过程中，张某1在曾明确表示不清楚张瑄与杨秀云去世的时候是否留有遗嘱，张某5表示张瑄和杨秀云没有留有遗嘱，张某3、张某2、张某4表示三间厢房是张某1的，其他的房没说，但该三人未能提交相关遗嘱予以佐证。虽然张某1在二审中又提出张瑄生前留有遗嘱，并向本院提交了二份2005年10月10日的“遗嘱”以及一份2009年5月6日的“遗嘱”予以参考，但结合张某1关于上述“遗嘱”系张瑄让别人写的的陈述、“遗嘱”签写时的见证人的情况以及“遗嘱”的具体内容，本院认为张某1提交的三份“遗嘱”均不符合法定的遗嘱的形式要件，且亦无法确认上述“遗嘱”中的内容确属张瑄的真实意思表示。综合上述情况，本院认定杨秀云、张瑄生前并未留有遗嘱。
最后，关于遗产的分配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继承人协商同意的，也可以不均等。因此，在被继承人没有留有遗嘱或者遗赠抚养协议的情况下，待被继承人去世后，各继承人有权对遗产的分割进行协商处理。因张某5、张某1、张某3、张某2、张某4于二被继承人去世后，签订了《遗产分割协议书》，且该《遗产分割协议书》对401号院内的五间正房和三间西厢房的继承问题进行了明确的约定。经审查，上述《遗产分割协议书》的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的协议，对于张某5、张某1、张某3、张某2、张某4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同时，401号院内的五间正房现由张某5实际控制，可见遗产分割之后亦进行了实际交付。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上诉主张《遗产分割协议书》并非真实意思表示，而是为了给张某1办理户口登记需要的手续，且没有看清楚内容。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该份材料的名称为《遗产分割协议书》，其表述明确清楚，不会引发歧义，且其中对于所分割的财产的内容、分割方案、财产归属亦作出了明确的约定，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民事主体，对其签署的法律文件的内容和签字的行为后果应当明知且需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并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没有看清内容并不是能够否定意思表示和签字行为的法律后果的理由。其次，张某1、张某3、张某2、张某4主张《遗产分割协议书》的目的并非分割遗产而是为了给张某1办理户口用，但因张某5对此不予认可，且张某1、张某3、张某2、张某4未能举证证明其签署《遗产分割协议书》并非出于本意，故其该项上诉主张亦没有依据。综上，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关于《遗产分割协议书》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涉案《遗产分割协议书》的内容，一审法院认定401号院内的正房五间归张某5所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关于应当平均分割遗产的上诉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401号院内的西厢房三间，因各方当事人在《遗产分割协议书》中已经协商一致将其该三间西厢房分给张某1，故张某1有权占有使用401号院内的三间西厢房。
综上所述，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巴晶焱
审 判 员 李 淼
代理审判员 徐 晨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法官 助理 李 惠
书 记 员 胡 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