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德民三终字第18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安迪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宫秀文，该所主任。
委托代理人：李刚，北京安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华勋畜牧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曾修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杨茂坤，四川法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安迪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安迪所）因与被上诉人四川华勋畜牧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勋畜牧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汉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25日作出的（2014）广汉民初字第19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安迪所诉称：被告于2005年7月征用四川省双流县九江街道办事务处万家社区三组农用地78.76亩，并陆续在该土地上建设办公楼3000余平方米、厂房30000余平方米，从事畜牧机械加工生产。由于该地块未获得四川省人民政府土地征收批准，至今未办理土地使用证，从而成为违法用地，2007年6月20日曾受到双流县国土资源局行政罚款的处罚。其全部地面建筑物因未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3年4月3日被双流县规划局认定为违法建筑物被责令限期拆除。被告不服双流县规划局行政强制拆除决定遂向双流县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却被县人民政府复议决定维持行政强制拆除决定。通过熟人引见，遂于2013年7月22日与北京市农权律师事务（以下简称农权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京农代（2013）45号】，委托律师代理维权。合同第1条委托代理事项为“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纠纷”。合同第2条代理权限为代理甲方参与有关补偿事宜的调查、听证、复议、诉讼和庭内外谈判等；合同第5条律师代理费和差旅费约定为：本案采取调查取证和代理工作差旅费用包干使用和代理费全额风险制的代理方式即：（1）本合同生效后，甲方获得实际补偿金额在3000万元以下（含3000万元）的，甲方除向乙方包干支付5万元调查取证和差旅费外，不再支付其他任何费用；（2）甲方获得实际补偿金额在3000万元以上至4000万元的部分（含4000万元），甲方按实得补偿金额的20％向乙方支付代理费；应支付给乙方的代理费超出5万元的部分，甲方可优先扣除已先行向乙方支付的5万元律师工作差旅费包干费用；律师代理费支付方式为：按实际补偿到帐金额，到账三日内甲方按双方约定比例向乙方一次性支付，每到帐一笔结算一笔。合同第7条违约责任第二项约定甲方无正当理由不支付律师代理费，或者无故终止合同，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支付未付的律师代理费并按日万分之五支付逾期付款迟纳金；第三项约定甲方未与乙方解除合同，又单方面委托其他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理或者私下与赔偿义务机关达成补偿协议的，甲方应赔偿乙方实现本合同应获得的全部利益损失。
合同签订后，农权所多次召开案情分析会，拟定办案方案。代理律师更是七下成都进行调查取证、与赔偿义务机关及上级主管部门进行沟通、谈判，并通过网络举报等形式向省、市、县人民政府及主要领导反映情况，请求正确认识基层人民政府在本案土地征收中的过错责任，妥善处理本案历史遗留问题，给予被拆迁人合法合理补偿。经过代理律师艰苦富有成效地工作和上级人民政府的干预，双流县九江街道办事处于2013年10月30日与被告达成《企业（集体）拆迁协议书》，被告共获得实际补偿金额为36743699.01元并于2013年12月12日全部到帐。被告亦撤销了对双流县规划局的行政诉讼。至此，本案代理义务已全部履行完毕。被告应按合同第5条第（2）项约定向农权所支付代理费1298739.80元（计算方式为：6743699.01元×20﹪－50000＝1298739.80元）。
被告在拿到巨额补偿款后拒不支付合同约定的律师代理费用。因本案代理律师李刚于2014年5月转入北京安迪律师事务所执业，故农权所将本案委托代理合同的债权转让给了本案原告，并于2014年6月17日给被告送达了《合同债权转让通知书》，可被告仍不履行代理费支付义务，已构成实质性违约。综上所述，为了维护正当的合同市场秩序，维护原告方的合法财产权益，特向贵院起诉，请求法院判令：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律师代理费1298739.80元；2、判令被告支付逾期付款迟纳金160394.37元（按日万分之5从2013年12月15日起计算至起诉之日共计247天。之后迟纳金另行计算至代理费履行之日）。
被告华勋畜牧公司辩称：一、我方认为原告起诉的事实缺乏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原告的律师代理费的计算存在错误，在此需要明确，实际补偿金额不等于到账金额，更不等于实际收益，原告故意混淆了实际到账金额的概念，错误的将九江街道办事处退还的土地征用款金额计入了补偿金额。根据我方与九江社区签订的拆迁补偿金额为28329678.55元。而并非原告诉称的36743699.01元。二、根据原、被告双方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我方实际获得的补偿金额小于3千万，我方应该支付的是5万元的差旅费和调查费，而这笔费用我方已支付完毕。三、我方不欠原告任何费用的情况下，谈不上逾期付款以及迟纳金。四、原告起诉的诉讼主体不适格，应予以驳回。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安迪所的诉讼请求。
原判认定：2013年7月22日被告四川华勋畜牧机械有限公司（甲方）与北京市农权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第1条委托代理事项为：“对方当事人名称：成都市双流县人民政府、九江街道办事处或县政府所属职能部门等相关部门”；“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纠纷”。第5.2条约定：“本案采取调查取证和代理工作差旅费用包干使用和代理费全额风险制的代理方式即：（1）本合同生效后，甲方获得实际补偿金额在3000万元以下（含3000万元）的，甲方除向乙方包干支付5万元调查取证和差旅费外，不再支付其他任何费用；（2）甲方获得实际补偿金额在3000万元以上至4000万元的部分（含4000万元），甲方按实得补偿金额的20％向乙方支付代理费”。第5.3条约定律师代理费支付方式为：“按实际补偿到帐金额，到账三日内甲方按双方约定比例向乙方一次性支付，每到帐一笔结算一笔。若甲方获得的补偿是不动产，则按不动产现时市场价格换算成现金，三日内甲方按双方约定比例向乙方一次性支付”。第7.2条约定了迟纳金条款：即“甲方无正当理由不支付律师代理费，或者无故终止合同，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支付未付的律师代理费并按日万分之五支付逾期付款迟纳金”。第7.3条特别条款：“甲方未与乙方解除合同，又单方面委托其他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理或者私下与赔偿义务机关达成补偿协议的，甲方应赔偿乙方实现本合同应获得的全部利益损失”。第9.3条：“甲方应支付给乙方的代理费超出5万元的部分，甲方可优先扣除已先行向乙方支付的5万元律师工作差旅费包干费用”。华勋畜牧公司在合同签订后不久按约定支付给北京农权律师事务所5万元调查取证和差旅费。
2013年10月30日被告四川华勋畜牧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乙方）与九江街道办事处（甲方）签订了《企业（集体）拆迁协议书》与《企业（集体）拆迁协议书之补充协议》。在《企业（集体）拆迁协议书》中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一、对乙方建筑物及其他地面附着物按据实清点的补偿方式进行补偿，拆迁项目及补偿金额如下：企业用房、围墙、晒坝、水塔、粪池、铁大门、中央空调安装补助、树木、浆砌水沟、企业搬迁、水电迁改等费用合计28329678.55元；二、甲方退还乙方征用土地款本金和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6264020.46元，以上一、二项共计34593699.01元；三、甲方协议签字后30日内向乙方支付补偿金及土地款本息总额的80%即27674959.21元；余款6918739.80元于协议签字后90日内付清；四、乙方在收到甲方补偿金及征用土地款本息全额之日起三十日内全部清场并向甲方交付土地。五、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另行约定。六、此协议一式两份，经双方签字（盖章）生效，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双方共同遵守，不得违约，同时原甲乙双方于2005年7月6日所签的《项目投资协议书》自行终止。若协议签订后三个月内甲方未付清所有款项，本协议失效，同时由乙方退回收到甲方支付该协议的所有款项。在《企业（集体）拆迁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中双方达成如下协议：1、乙方房屋残值及土地上其它全部附属物归乙方所有，并由乙方在“企业（集体）拆迁协议书”约定时间内自行处置；2、本补充协议若与“企业（集体）拆迁协议书”条款冲突时，以补充协议为准；3、本补充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与“企业（集体）拆迁协议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合同签订后九江街道办事处已于2013年11月21日向华勋畜牧转账27674959.21元，于2013年12月06日向华勋畜牧转账6918739.80元。合计34593699.01元。
2013年12月12日甲方（出卖人）四川华勋畜牧有限公司与乙方（买受人）四川国伟房屋拆除有限公司签订了《厂房废旧物资转让合同》，该合同第二项对转让费用约定：乙方在签订本协议当日，一次性支付甲方厂房废旧物资转让人民币：贰佰壹拾伍万元，厂房拆除后的废旧物资归乙方所有。合同附件《进厂确认书》提到：依据《厂房废旧物资转让合同》相关约定，现甲方将场地及地面建筑物、构筑物等相关设施及附着物交给乙方，乙方对此予以确认并进厂开始工作。庭审中，原、被告对被告取得厂房废旧物资转让价款2150000.00元金额无争议。
原判认为：被告于2013年7月22日与北京市农权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其法律性质属于委托合同，该合同是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被告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未就合同约定律师收费比例提出过任何异议，也未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或者变更。故，该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原、被告均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已的义务。按照原、被告双方所签订的合同约定，原告的代理费应根据被告实际获得的补偿金额按约定比例来计算。基于此，原判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解决本案纠纷，首先应正确认定被告华勋畜牧公司实际获得补偿金额来判断代理费金额。该焦点问题涉及以下具体问题：
一、关于退还征用土地款本息和厂房废旧物资转让收益是否应当计算在被告华勋畜牧公司实际获得补偿金额中的问题。本案中，被告华勋畜牧公司依据与双流县人民政府九江街道办事处于2013年10月30日签订的《企业（集体）拆迁协议书》、《企业（集体）拆迁协议书之补充协议》及于2013年12月12日与四川国伟房屋拆除有限公司签订的《厂房废旧物资转让合同》，实际到帐得款36743699.01元（其中：1、拆迁项目及补偿金额为28329678.55元，2、退还乙方征用土地款本金和银行同期贷款利息为6264020.46元，3、厂房废旧物资转让价款为2150000.00元），按原、被告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委托代理事项为：“对方当事人名称：成都市双流县人民政府、九江街道办事处或县政府所属职能部门等相关部门”；“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纠纷”；“本案采取调查取证和代理工作差旅费用包干使用和代理费全额风险制的代理方式即：（1）本合同生效后，甲方获得实际补偿金额…”的约定，本案中，被告华勋畜牧公司依其与双流县九江街道办事处（原成都市双流县九江镇人民政府）签订的《项目投资协议书》，已向该镇政府支付了相应的项目用地地价款，但未能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因企业拆迁事宜，未能得到相应的土地置换或货币补偿，仅得到其已交纳土地出让金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息为6264020.46元被退还的结果，故，认定该被退还的土地出让金及利息不应计算至被告华勋畜牧公司实际获得补偿金额内；其因拆迁而取得的厂房废旧物资转让价款为2150000.00元，系依据《企业（集体）拆迁协议书》、《企业（集体）拆迁协议书之补充协议》的约定而取得，该款应纳入被告华勋畜牧公司实际获得补偿金额中。
二、关于本案债权转让的效力及原告主体资格是否适格问题。本案中，农权所与被告华勋畜牧公司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合法有效，农权所已依约处理并完成了委托事务，被告华勋畜牧公司应当依合同约定向其支付报酬，至止，双方之间已形成事实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即合同之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第八十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但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之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转让只需通知到债务人即可而无需征得债务人的同意。根据前面所述双方履行《委托代理合同》的实际情况，农权所依法享有向华勋畜牧公司要求支付代理费的权利且无需再履行其他义务，故其有权将该权利在不损害华勋畜牧公司合法权益的前提下予以转让。且农权所就《合同债权转让通知书》的内容及送达过程专门进行了公证，足以证明该转让行为系出于其真实意思表示，其转让内容和形式不违反法律规定，应认定农权所已将债权转让的事实已告知了华勋畜牧公司，原告安迪所依其与农权所签订的《合同债权转让协议书》向被告华勋畜牧公司主张债权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其原告主体资格适格，被告华勋畜牧公司，否认债权转让对其发生法律效力及原告主体不适格，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
三、关于对2013年7月24日《授权委托书》中，农权所代理律师李刚手写添加“代理范围包括”的认定问题。该打印填空式的授权委托书就委托事项及代理权限均已作授权，手写添加“代理范围包括”的部分无被告方签名或盖章加以确认，且与被告同日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的样式打印填空方式明显不符，也与日常填写习惯不符，故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鉴于被告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未对该手写部份内容的形成时间申请司法鉴定，故对其形成时间不予审查。综上，本案中，如何正确认定被告华勋畜牧公司实际获得补偿金额来判断代理费金额，应根据代理目标是否已经完成及完成的程度、农权所与被告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的内容，以及被告签订代理合同欲达到的预期目的来进行综合判断。按原、被告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委托代理事项为：“对方当事人名称：成都市双流县人民政府、九江街道办事处或县政府所属职能部门等相关部门”；“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纠纷”；“本案采取调查取证和代理工作差旅费用包干使用和代理费全额风险制的代理方式即：（1）本合同生效后，甲方获得实际补偿金额在3000万元以下（含3000万元）的，甲方除向乙方包干支付5万元调查取证和差旅费外，不再支付其他任何费用；（2）甲方获得实际补偿金额在3000万元以上至4000万元的部分（含4000万元），甲方按实得补偿金额的20％向乙方支付代理费。”的约定，不难看出，被告华勋畜牧公司签订代理合同的目的是通过农权所的代理行为就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纠纷事宜来获得更大利益的补偿，事实上被告华勋畜牧公司未能通过农权所的代理行为实现相关政府为其补办土地出让手续、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等合法证件，也未能得到相应的土地置换或货币补偿，仅得到其已交纳土地出让金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息被退还的结果；故认定被告华勋畜牧公司已收实际获得的补偿金额为：拆迁项目下的补偿金额28329678.55元，及因拆迁而取得厂房废旧物资转让价款为2150000.00元，合计：30479678.55元，原告主张高于获得实际补偿金额在3000万元以上的计收代理费标准，符合合同约定，其计算基数应以确认的实际获得的补偿金额30479678.55元为计算基数来计算代理费，被告华勋畜牧公司应付代理费为：95935.71元，按合同约定扣除包干费用50000.00元外，尚应向农权所支付代理费45935.71元，（计算方式：28329678.55元﹢2150000.00元－30000000.00＝479678.55元），（479678.55元×20﹪－50000.00元＝45935.71元）。原判认为，根据委托代理合同，被告还应该向农权所支付代理费45935.71元，基于农权所债权转让的事实，被告向原告安迪所支付相应的代理费，须遵从其约定。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代理费及其迟纳金的请求，应部分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三百九十七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四川华勋畜牧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十五日内向原告北京安迪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代理费45935.71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迟纳金（逾期付款迟纳金以45935.71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标准，自2013年12月15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北京安迪律师事务所其余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原审原告北京安迪律师事务所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书对涉案的授权委托书的效力不作认定是错误的。华勋畜牧公司2013年7月24日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关于代理范围明确为：1.土地征用费返还及差价补偿；2.房屋拆迁及损失补偿；3.房屋拆除建筑材料残值收益等。该代理范围当时华勋畜牧公司授权是真实意思表示，其效力是合法有效的，且授权委托书的代理范围正好能证明本案在计算双方合同约定的实际补偿金额应当包括退还的土地出让金和利息，以及因拆迁而取得厂房废旧物资转让价款。二、华勋畜牧公司未与代理人协商一致的情况下，与赔偿机关达成赔偿协议，根据合同约定华勋畜牧公司应当赔偿实现本合同应获得的全部利益损失。因此，安迪所主张按照实际所得补偿主张律师代理费完全符合合同约定。综上，要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重新作出裁决。
原审被告四川华勋畜牧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理由如下：一、本案所涉债权的性质决定本案的债权不能转让。华勋畜牧公司与北京农权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是基于对北京农权律师事务所的特殊信任而签订的，属于具有不能转让性质的债权，故北京农权律师事务所将本案债权转让给北京安迪律师事务所的行为应属无效。二、一审将华勋畜牧公司因处置厂房、废旧物资转让价款2150000元认定为补偿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部分款项不属于补偿款，与北京农权律师事务所代理事务无关。三、因拆迁而取得厂房废旧物资转让价款不属于委托合同约定的代理范围，故华勋畜牧公司是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代理费，自然不存在还应承担违约金的问题。综上，要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重新作出裁决。
经二审审理查明：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4年4月10日，农权所向华勋畜牧公司公证邮寄《合同债权转让通知书》，声明农权所已与安迪所签订了《合同债权转让协议书》，将委托代理合同中农权所享有的所有债权全部转让给安迪所。
本院认为，本案主要涉及两个争议焦点问题：一是农权所将本案债权转让给安迪所是否有效。二是双方合同约定的实际补偿金额是否包括退还的征用土地款和利息，以及因拆迁而取得厂房废旧物资转让价款。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的情形除外。本案的债权是否属于具有不能转让的性质，华勋畜牧公司认为其是基于对农权所的信任才与之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的，因此本案债权具有不能转让的性质。虽然涉及律师事务所的委托代理合同一般是基于对特定律师事务所的信任才与之签订合同，然而，本案委托合同涉及的代理事务已经由农权所履行完毕，仅仅涉及债权债务最终金额的确定，所以本案债权的转让并不会对华勋畜牧公司要取得的服务造成影响，因此，本案所涉债权不具有不能转让的性质，其转让应当合法有效。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在委托代理合同中仅约定了实际补偿金额，而对实际补偿金额的范围未明确约定，从而导致争议。至于征用土地款和利息的性质，首先，从合同文义来看，双方合同约定的“实际补偿金额”重点在于补偿性质，华勋畜牧公司收取的“征用土地款和利息”是在华勋畜牧公司交付了征用土地款的情况下，政府未予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而向华勋畜牧公司退还的款项，属于返还款性质，不具有补偿性。其次，九江街道办事处与华勋畜牧公司签订的企业拆迁协议书明确将征用土地款与利息和补偿金进行区分，并未将征用土地款与利息定位于补偿性质。最后，根据农权所与华勋畜牧公司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的内容看，华勋畜牧公司签订代理合同的目的是通过农权所的代理行为就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纠纷事宜来获得更大利益的补偿，事实上华勋畜牧公司未能通过农权所的代理行为实现相关政府为其补办土地出让手续、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等合法证件，也未能得到相应的土地置换或货币补偿，仅得到其已交纳征用土地款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息退还的结果。综上，安迪所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退还的征用土地款和利息属于双方合同约定实际补偿金额。
至于因拆迁而取得厂房废旧物资转让价款的性质，该部分款项是政府将房屋残值及地上其它全部附属物让渡给华勋畜牧公司所有产生的，在拆除过程中形成的废旧物资价值，本身属于房屋拆迁部分，具有补偿性质，因此该部分款项应当计入双方合同约定的实际补偿金额内。因该部分款项应计入实际补偿金额范围内，则华勋畜牧公司就此部分金额存在迟延支付，理应承担相应的违约金。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17435元，由上诉人北京安迪律师事务所承担16487元，上诉人四川华勋畜牧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承担94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费元汉
审 判 员 江 黔
代理审判员 毛文婷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李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