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13民终13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辉达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惠州市江北西区７号小区。法定代表人：李光辉。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楚妍，该司法务主管。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毛瑜青，女，汉族，1988年6月7日出生，户籍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少锋，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丽琼，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惠州市辉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毛瑜青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1302民初47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辉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楚妍，被上诉人毛瑜青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少锋到庭参与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辉达公司上诉请求：l.撤销（2017）粤1302民初4778号民事判决书；2.裁决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起诉；3.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上诉人自2016年3月份开始与惠州市XX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该公司负责人为XXX。2017年之后，我公司才了解到XXX是其假名，其真实身份名叫XX）有业务合作关系，XX公司是上诉人的“二网”合作单位，在此期间双方合作良好，合作期间XX公司交付给了上诉人5万元的合作保证金。2016年7月XX公司XXX与上诉人联系，要求购买XXX汽车壹台给XX公司自用。由于双方关系良好，在2016年8月12日XX公司仅支付了5万元购车款的情况下，8月13日上诉人即交付了一台X**商务车（车辆车架号为LVHXXX）给XX公司，并要求XX公司尽快付清余款。其后上诉人多次催促XX公司、XXX支付余款无果，后经上诉人多方寻找、督促，XXX答应将车辆交给上诉人质押保管，其余款项尽快付清。2016年10月19日XXX安排员工将该XX商务车开回给上诉人暂时保管。上诉人在查看车辆车况的时候，发现车辆有碰撞维修的痕迹，经上诉人与XXX确认，XXX承认车辆在使用期间，有发生事故，造成车辆损坏，并承诺尽快付清剩余购车款。2016年11月8日上诉人员工陈xx接到XXX电话，称会安排人来店查看该车事故情况。同日被上诉人和两名男子来店查看该台车辆，当时我司员工XX接待并带至车库看车，当时被上诉人要求XX指出哪里被碰撞过，并检查车辆外观和内饰并拍下照片。以上情况均有证人证言（证据八）。据此，上诉人认为惠州市XX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和XXX与本案有直接关系，是还原案件事实的关键，因此上诉人于2017年9月3日向原审法院提交追加被告申请书，申请追加XXX、惠州市XX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为被告，但原审法院一直并未作出任何裁决，最终上诉人的申请不了了之。原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剥夺上诉人的权利，最终导致案件事实无法查明。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并未签订任何购车合同，不成立车辆买卖关系。被上诉人在原审诉讼请求之一是请求判令撤销原告与被告之前签订的购车合同，但是纵观全案，无论是被上诉人的原审起诉书、证据清单、庭审过程均未向法庭提交任何购车合同，其诉讼请求并无事实依据。上诉人与被诉人之间并未形成车辆买卖关系，更谈不上是消费欺诈，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案的实际购车方为惠州市XX汽车贸易有限公司，2016年8月12日XX公司总经理XXX向上诉人支付5万元购买车辆用于XX公司自用，后其尾款逾期未付清的情况下，车辆被暂时保管至上诉人处质押并要求XXX尽快支付余款，后XX公司总经理XXX授意被上诉人代付余款。本案的被上诉人仅为代付款人，并不是真正的车辆购买人。至于上诉人在2016年12月17日开具的购车发票，是被上诉人为了保证其代付款安全，与XXX共同要求上诉人将购车发票开票至被上诉人名下，作为代付款的质押。被上诉人在庭审过程中虚假陈述，捏造事实。被上诉人在法庭调查阶段中陈述其以现金方式向上诉人支付了10万元车款，但根据证据二投诉录音显示，此10万元并非被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曾于2016年6月23日通过电话向XXX厂家进行投诉，通话录音中被上诉人称车辆是另外一个朋友付的定金10万元，因朋友欠钱，所以用已经缴纳的定金10万元用于抵债。事实上，上诉人根本没有收到被上诉人或其朋友支付的十万元现金购车款，被上诉人前后矛盾，在法庭上做出虚假陈述，捏造事实以达到其非法目的。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所购车辆并非家庭消费使用。被上诉人与XXX自2016年12月17日在上诉人XXX4S店将车开走后，一直未上牌，直至2017年5月11日起诉，本案所涉车辆仍未上牌，闲置停放。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暂行条例》第13条规定，“纳税人购买自用应税车辆的，应当自购买之日起，即日内申报纳税”。两个月内不上牌的，税务部门要收取相应的滞纳金。被上诉人的行为不符合正常买车自用的消费习惯，合理怀疑被上诉人购车并非家庭消费自用，而另有目的，不能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更不应适用于消费者保护退一赔三罚则。上诉人并未对被上诉人的自主选择权进行任何的误导和欺诈。被上诉人仅是对XX公司购买的车辆进行了代付款的行为，并非实际购买者。从被上诉人与XX公司自行达成协议，进行代付款行为来看，被上诉人仅在2016年12月17日为XX公司XXX代付了196800元，该款项远远低于该车辆的正常价值约30万。被上诉人也知道其所代付的车款仅针对XX公司所购买的车辆，而无法购买上诉人店面其他车辆。被上诉人所提走的车辆从一开始即为特定物品，所以上诉人并未对被上诉人的自主选择权进行任何的误导和欺诈，不能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更不应适用于消费者保护退一赔三罚则。3、明知车辆存在质量问题的情况下购买，主张惩罚性赔偿，在法律实践中，各省级高院人民法院是不予支持的。20l6年12月12日，江苏省高院《关于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第2条规定：对于非食品、药品消费领域购买者明知商品或服务存在质量问题仍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由于不符合惩罚性赔偿构成要件中对于欺诈行为的界定，其主张惩罚性赔偿，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990号建议的答复意见中明确：我们认为不宜将食药纠纷的特殊政策推广适用到所有消费者保护领域，即在食品药品领域之外进行的知假买假，不再支持惩罚性赔偿。结合本案情况，2016年11月8日被上诉人和两名男子来店查看该台车辆，当时我司员工XX接待并带至车库看车，被上诉人要求XX指出哪里被碰撞过，并检查车辆外观和内饰并拍下照片。由此可知，被上诉人是在明知该XXX商务车存在瑕疵，上诉人不存在欺诈，不得主张惩罚性赔偿。补充内容：我司在2016年3月份就开始与XX公司XXX有业务合作，2016年8月12日XXX主动和我司联系，要求购买汽车一辆，型号为XX，当天将尾号026车号交给张，并收取定金，剩余款项按照交易习惯日后支付，但是日后XXX以各种理由推脱拖延交付剩余尾款，经过我司催促，交车质押我司，剩余款项会尽快付清，我司在勘查车辆有碰撞，后张承认车辆发生车祸，并会付清尾款，在2016年7月16日张与被上诉人同行私人到我司付清尾款，张和被上诉人要求将发票登记在被上诉人名下，也多次问我司以后能否换票。造成车辆损害并实际购买车辆是XX公司XXX，被上诉人只是代为付款人。2016年8月12日XXX刷卡支付两万元与三万元，是付本案车辆的定金，我司也出具相应收据，证明车辆为XXX购买。XX公司向我司出具的协议书，协议内容要求我司将车辆发票开具被上诉人名下，且由此产生的纠纷与我司无关，本协议日期是2016年12月15日，被上诉人付款为17日，协议在前，该协议是特定车辆。2、协议中约定XX公司XXX与被上诉人的纠纷是自行处理，与我司无关。协议也证明是他们授权我司开具发票。刷卡记录，时间XXX支付购车订金之后。被上诉人一审代理律师在一审调查陈述与被上诉人现金形式向我司支付10万元的现金付款是虚假陈述。我们在上述材料二提交被上诉人向XXX厂电话投诉自认车辆是另外朋友支付的定金10万，所称朋友就是XXX，支付定金10万，才是车辆真实购买者。所有机动车买卖都会签订购车买卖合同，但是被上诉人未与我司签订购车买卖合同。被上诉人隐瞒车辆真实情况提起诉讼，我司已向公安报案。XXX因车辆尾款无法支付，当时我司催促，XXX向被上诉人借取10万元，因此将车辆抵押给被上诉人。并要求将车辆登记在被上诉人名下，我司向法院调取证据的申请书，请求法院依法调取。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为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请求。被上诉人毛瑜青辩称：同意一审判决结果，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同时，被上诉人不是一审判决书查明的购买涉案车辆不是通过XX公司，而是直接到上诉人的店通过上诉人的4S店购买的，被上诉人付清全款296800元给上诉人，从上诉人那提车走的，同时，4S店把购车买卖合同收回去开具发票给被上诉人，为了少交购置税，实际开具291800元。从几个大点，对上诉状理由答辩，原审判决程序合法，本案买卖合同当事人双方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没有案外第三人，更不存在上诉人补充或者上诉状所说的XX公司和XXX。涉案的汽车买卖合同，按合同相对性原则和民诉法相关规定，上诉人追加合同当事人外的案外人XXX及XX公司为被告，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原审口头裁定，没有追加XX公司及XXX为被告依法有据，不违法法定的程序。原审法院认定本案买卖合同当事人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正确。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订有汽车买卖合同，购买涉案汽车。被上诉人持有涉案车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载明买卖双方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2条规定，上诉人出具发票给被上诉人，充分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着涉案汽车买卖合同，签订有效的涉案汽车买卖合同，基于被上诉人已经提了车，按照上诉人的惯例，提了车开了发票，上诉人会收走原先签订的汽车买卖合同和相应的车辆订车的订金收据。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汽车买卖合同及相关的收据都已让上诉人收回。上诉人所说的被上诉人仅为代付款人，并不是真正的车辆购买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2016年12月16日在看车时，看涉案的车型，又签订了合同，交了涉案的订金、车款10万元，本来是要刷信用卡的，是因为上诉人要收信用卡的手续费，所以被上诉人不愿意支付信用卡手续费，所以，就带有现金10万元支付给上诉人作为涉案签订合同的购车的部分款项。也就是刚好当天原先被上诉人是想通过三张信用卡刷卡结合现有10万元的现金支付全车款项，当时三张信用卡的整数不够车的全款，也因为要收取手续费，就先把10万元交了。在17日用储蓄卡支付196800元。发票实际少开了5千元。等于并不存在所谓代付款或者代付10万元的定金。从整个车总车价才296800元，XXX与XX公司是不可能为本案支付定金10万，因为按照合同法规定支付定金不会超过总价百分之二十，总价296800元的百分之二十是5万。XX公司与XXX代被上诉人代支付10万的订金是不客观和不符合法律规定，是不真实的，10万元现金是被上诉人自己交的，上诉人也开具收据给被上诉人。但是因为是第二天开具，按照惯例上诉人把合同和收据收回了。所以实际购车人被上诉人，出卖人是上诉人。涉案的买卖合同并不存在XX公司与XXX。被上诉人也不存在所谓的虚假诉讼和陈述。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是因为被上诉人是购于家庭用的，因为被上诉人自己家有老人，喜欢宽大的商务车，自己也喜欢旅游，所以相中涉案的车型，购买自驾用。因为购车的时候2016年12月17日提车，2016年年度已经快过，所以被上诉人心想上17年的牌照，就没有马上去上牌照，刚好年底，春节之前车管所上牌照的车辆比较多，所以没有在2016年上牌，回老家过春节，到2月底回惠州时准备上牌，发现车辆存在事故。被上诉人针对上诉状说的被上诉人并没与XX公司达成任何协议，基于上诉人提交的所有证据里面不存在任何一个协议是被上诉人与XX公司达成的协议，完全是XX公司XXX与被上诉人的事情，与合同相对性原则和客观事实与被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被上诉人并没与XX公司达成所谓代付款的协议。也没有在相关的代付款协议签任何字和没有任何法律关系。被上诉人并没有为任何人代付款，完全是由自己支付购买涉案车辆的购置款。原告购买车辆是用于生活消费，应当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根据民法通则相关规定，参照最高院相关指导案例，上诉人销售本案涉案车辆的行为购车对被上诉人的销售欺诈，原告有权要求撤销合同并退回购车款，同时，上诉人应当承担三倍的购车款。因为对原告的消费选择公平交易产生重大影响的车辆商品信息上诉人应当如实告知被上诉人。涉案车辆在卖给被上诉人之前已经大修，出过事故所形成的信息当然对原告消费选择产生重大影响。上诉人承若是原装新车，应当把车辆出过事故，能让被上诉人理性作出抉择。上诉人应当以明确告知被上诉人有关涉案车辆的真实情况，但是上诉人明知涉案车辆是事故车并且大修却没有告知被上诉人的行为导致被上诉人陷入错误认识并且与上诉人订立合同仍然放任这种结果，显然有欺诈的故意。按照消费者权法应当按照三倍返还。对于知情权购买行为也是对被上诉人的一种误导。综上，被上诉人是本案涉案实际买方和付款人，上诉人是出卖方。涉案车辆车款是296800元，实际付款人是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已经按照汽车买卖合同约定付清全部购车款给上诉人。涉案车辆在卖给被上诉人，上诉人没有事先履行告知是事故车，应当认定上诉人隐瞒事故车形成欺诈。根据合同法与消费法的规定被上诉人有权撤销合同并退回购车款并三倍赔偿。原审原告毛瑜青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撤销原告与被告之间签订的购车合同；2.请求判令被告退还原告购车款296800元；3.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三倍购车款890400元；4.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和案外人惠州市XX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签订了一份《汽车销售合作协议书》，其中约定：由XX公司在其所在地区代为销售被告提供的XXX牌的车辆，具体车型待定，XX公司向被告支付保证金人民币150000元；全年任务25台，完成全年基础任务25台，每台奖励200元。2016年3月21日，XX公司通过其当时的员工XXX向被告交纳了保证金50000元。2016年8月12日，XX公司又通过XXX又向被告支付了50000元，作为购买一辆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为LVHRXXX的XXX牌多用途乘用车（以下简称“涉案车辆”）的定金。之后，原告通过XX公司欲购买涉案车辆。2016年12月15日，被告和XX公司达成一致意见，XX公司于2016年3月21日支付的保证金50000元转为原告购买涉案车辆的车款。庭审时，被告陈述同意XX公司于2016年8月12日支付的50000元也转为原告购买涉案车辆的车款。2016年12月17日，原告在被告处刷卡支付了购车款196800元，而被告则向原告开具了一张金额为人民币291800元的发票。庭审时，被告确认涉案车辆售价为人民币296800元。之后，被告将涉案车辆交付给了原告。2017年3月，原告发现涉案车辆在被出售前因发生交通事故而进行过维修，多处零配件被更换，便以被告售车时存在欺诈为由，于2017年5月11日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如所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是被告在向原告销售涉案车辆时是否构成欺诈，对此，分析如下：涉案车辆曾发生过交通事故，多处被损坏，导致该车在销售给原告前进行过维修，已不是新车。而在原告购买该车时，被告向原告隐瞒了上述情况。被告辩称在原告通过XX公司购买涉案车辆时，已告知其该车曾发生过事故，对此，原告明确否认，而被告又没有提供确凿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其该项辩称，不予采信。那么，从目前已查明的情况来看，被告的以上行为构成欺诈，原告要求撤销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买卖合同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则原告应将涉案车辆返还给被告，而被告应将购车款返还给原告。同时，因被告在销售涉案车辆存在欺诈行为，原告要求被告按涉案车辆的总价的三倍予以赔偿，于法有据，予以支持。此外，原告诉求被告支付购车款的利息，由于其诉求的涉案车辆总价的三倍赔偿款已足以弥补其损失，故不予支持。至于被告与XX公司之间因代售车辆所产生的法律关系，被告可另循合法途径予以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被告惠州市辉达实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毛瑜青返还购车款人民币296800元；二、原告毛瑜青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惠州市辉达实业有限公司返还一辆XXX牌多用途乘用车（车辆识别代号：LVHRR8804G5010620）；三、被告惠州市辉达实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毛瑜青支付赔偿款人民币890400元；四、驳回原告毛瑜青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5485元，由被告惠州市辉达实业有限公司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除被上诉人毛瑜青通过XX公司欲购买涉案车辆。2016年12月15日，上诉人辉达公司和XX公司达成一致意见，XX公司先后支付的共100000元转为被上诉人毛瑜青购买涉案车辆的车款之外，其余部分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被上诉人毛瑜青起诉状称，在支付完毕所有购车款后将车提走。被上诉人毛瑜青提交四组证据：一.双方身份信息；二.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车辆一致性证书、检查单及三包凭证、上牌照片及拓印码、2016年12月17日纳税人名称毛瑜青的《车辆购置税纳税申报表》、2016年12月17日购买方名称毛瑜青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三.2017年3月14日报警回执及《告知通知书》；四.2017年5月12日惠城区法院开具的《广东省非税收入（电子）票据》，用以证明上诉人辉达公司出售给被上诉人毛瑜青案涉车辆，隐瞒重要事实，车辆属于事故车，构成对被上诉人毛瑜青的欺诈，被上诉人毛瑜青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权利。上诉人辉达公司为抗辩双方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提交七组证据：一.XXX身份证，驾驶证复印件；二.惠州市XX公司营业执照；三.汽车销售合作协议；四.与惠州XXXXX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XXX称：我都有十万在你公司了，我会处理好尾款给你们的。上私人牌可以把（原文如此，应为“吧”），到时候你帮我改下；五.案外人XXX分别于2016年3月21日、2016年8月12日（两次）的刷卡记录和《收款收据》，分别为为50000元、30000元和20000元，其中2016年3月21日载明收到XX公司三网保证金50000元，2016年8月13日关于后两笔共50000元的《收款收据》载明收到XX公司XXX50000元；六.上诉人辉达公司员工陈xx、XXX出具的《证人证言》；七.2016年12月15日《协议书》。上述证据用以证明上诉人辉达公司将案涉车辆交于XX公司代为销售，在此期间车辆发生交通事故，XX公司（XXX）承诺购买案涉车辆，将已经支付的保证金转为购车款，并另行支付了50000元购车款。被上诉人毛瑜青代XX公司（XXX）支付剩余购车款196800元，并按照XX公司（XXX）的要求开具购买方名称为被上诉人毛瑜青的发票，将案涉车辆交付给被上诉人毛瑜青。二审中，上诉人辉达公司提交证据如下：一.2016年6月23日毛瑜青向XXX客服中心投诉录音，用于证明车辆一直没有上牌，毛瑜青称这部车定金并不是我交的，这也是实话，是另一个人交的，就是交了十万块钱定金，那别人是欠我的钱，他在4S店订了一部车，那他没钱还我，把定金单给我，我去4S店买车，就等于还了钱给我，然后剩余的196800，就等于剩下的20完，我在4S店刷的卡；二.ABS系统截图，证明XX公司支付了10万元，真实购买人为XX公司。被上诉人毛瑜青质证认为，不认可证据的三性，ABS系统截图是上诉人辉达公司单方制作的，XX公司与本案没有认可牵连，现有的证据证明买受人为被上诉人毛瑜青，至于XX公司（XXX）和被上诉人毛瑜青的其他法律关系，与本案买卖合同无关。2018年4月12日本院通知上诉人毛瑜青本人到庭，陈述有关交易的过程。毛瑜青陈述，我平时比较爱旅游，2016年12月16日下午带着10万元现金到辉达公司看车，确定购买案涉车辆后，双方签订了买卖合同，约定了一次性的付款方式支付全部车款296800元，在支付10万元现金后，其余部分准备刷信用卡，辉达公司要收取信用卡手续费2000多元，我不愿意支付。因此，我拿着买卖合同和10万元现金的收据回家。2016年12月17日上午，我带着储蓄卡再次前往辉达公司，刷卡支付了尾款，辉达公司要求按照交易习惯，将买卖合同和10万元现金收据收回，一并出具购车发票，将案涉车辆和随车文件一并交付。我认识XX公司XXX，但此次购买车辆并未通过XX公司XXX。我两次去辉达公司都是朋友XXX陪我，身份信息不清楚，我手机掉水里，没有XXX手机号码，通过别人可以找到他，当时关系还可以，现在没怎么联系。当时买车的时候，辉达公司店里很多人，不清楚有无他人也要买这部车，销售员在介绍的时候旁边也没有其他人。上诉人辉达公司向本院提出申请向惠城区公安局调查取证，主张案涉车辆实际买受人为XX公司（XXX），被上诉人毛瑜青提起本案诉讼涉嫌虚假诉讼，上诉人辉达公司向惠城区公安局报案，公安部门已经将XXX抓获，经查实“XXX”真名为XX，身份证号码：。本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庭后向惠城区公安局调取了对XX（身份证号码：）的讯问笔录、对XXX（身份证号码：）、XXX（身份证号码：）的询问笔录。XX在2018年2月6日笔录中回答，我的花名XXX、胡林，微信昵称“XX汽车”，职业是惠州市XX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2016年3月份我以XX公司名义与辉达公司（XXX店）签订了一份汽车销售协议，交了5万元保证金，提走了案涉车辆，在使用过程中发生了交通事故，维修了2个月左右，花了3万多元。由于我没钱支付尾款196800元，经朋友XXX介绍毛瑜青借款20万元，把车押给毛瑜青，为防止借款不还，毛瑜青要求把购车人换成她的。我把公司公章给毛瑜青，把之前支付的10万元转到毛瑜青名下，签订《协议书》进行确认。案涉车辆实际是我本人购买，只是没钱支付尾款196800元，才抵押给毛瑜青给她借钱支付尾款。经辨认，XX在12名女性中辨认出被上诉人毛瑜青。XXX（身份证号码：）在询问笔录陈述，我在辉达公司担任二网专员，主要工作是车辆批售XXX系列车型。2016年3月我司与XX公司（卖车中介）合作，XX公司XXX支付了5万元定金，将案涉车辆开走后一直没有付清尾款，在2016年10月19日将车开回辉达公司，我发现车辆存在维修痕迹，马上报告了经理陈xx。2016年11月8日毛瑜青曾到辉达公司看车。XXX（身份证号码：）在2018年2月6日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我到公安机关讲述一下XXX和毛瑜青之间的一些借贷关系。XXX在金山汽车城辉达买了一部本田XXX小车，交了定金，但没有钱交余款，如果不交余款，定金会被辉达没收，我作为中间人介绍XXX向毛瑜青借钱，将本田XXX小车抵押给毛瑜青。付款当日，我和毛瑜青先到金山汽车城辉达公司，后来XXX和司机才过来，当时毛瑜青要把发票写成毛瑜青才肯去付款，XXX答应后，毛瑜青完成了支付。针对三份笔录，上诉人辉达公司质证认为，对三份笔录的三性均没有异议。我公司按照XX的要求开具发票给毛瑜青。被上诉人毛瑜青质证认为，一.对XX讯问笔录的三性不予认可，惠城区公安局有指供和诱供等违反法定程序的嫌疑，XX（XXX）在公安机关指供和诱供下故意作出相关的虚假陈述，时隔17个月之久，XX（XXX）不可能记得案涉车辆的发动机号和车架号，不足以推翻毛瑜青名下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证明了，其不是案涉车辆的实际购买人。XX（XXX）主张向毛瑜青借款，没有相关的借款合同，支付利息的证据，案涉车辆没有办理XX（XXX）名下的上牌登记，并登记毛瑜青为抵押权人，毛瑜青没有借款给XX（XXX）。XX公司与辉达公司将10万元转到毛瑜青名下的《协议》没有毛瑜青签字或确认，与毛瑜青没有任何法律关系。XX（XXX）关于借款协商过程的陈述有违常理，不具有真实性；二.对XXX询问笔录的三性不予认可，毛瑜青没有虚假诉讼，2016年11月6、7日，毛瑜青在香港体检，7日很晚从香港过关，到深圳后直至2016年11月8日都居住在宝安区，没有回到惠州，故XXX关于2016年11月8日毛瑜青曾到辉达公司看车的陈述属于虚假，辉达公司没有监控录像予以证明该事实的存在。毛瑜青20**年12月16日进店看车，签订购车合同，交10万元定金，辉达出具收据，2016年12月17日交尾款开票提车，从没有见过XXX；三.对XXX询问笔录的三性不予认可，2016年10月份XXX没有介绍XX（XXX）给毛瑜青认识，不存在借钱的事实，不存在将案涉车辆抵押借款的事实，没有签订借款抵押合同，没有将案涉车辆登记为XX（XXX）所有，并办理毛瑜青为抵押权人的登记。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一.上诉人辉达公司与被上诉人毛瑜青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上诉人毛瑜青是否有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主张退一赔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可见，消费者须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商品，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其作为消费者的权益才能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保护。经营者有欺诈行为是惩罚性赔偿的前提。被上诉人毛瑜青提起本案诉讼，提交了案涉车辆购买方名称毛瑜青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车辆一致性证书、检查单及三包凭证、上牌照片及拓印码，双方对案涉车辆交付给被上诉人毛瑜青没有异议，从通常情况来说，上述证据对于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在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时，一般可以认定买卖合同关系成立。上诉人辉达公司不否认案涉车辆曾经发生事故，属于维修车辆，但为反驳双方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主张被上诉人毛瑜青仅是代案外人XX公司XXX（XX）支付购车尾款，基于案外人XX公司XXX（XX）的要求，开具购买方名称毛瑜青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并将案涉车辆及随车文件交付给被上诉人毛瑜青。一审中上诉人辉达公司提交了与XX公司签订的《汽车销售合作协议》、与XXX的微信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2016年12月15日《协议书》，能够证明辉达公司将案涉车辆交由XX公司代为销售，在此过程中因车辆发生事故维修，XX公司XXX转为购买案涉车辆，支付了包括定金在内的10万元，并要求为案涉车辆上个人牌照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上诉人辉达公司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开具了购买方名称毛瑜青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并将案涉车辆及随车文件交付给被上诉人毛瑜青，但在此之前，因案涉事故车辆的处理问题，上诉人辉达公司已经与案外人XX公司XXX达成了一致，由XX公司XXX购买案涉车辆。从常理分析，上诉人辉达公司作为本地大型的专业汽车销售代理商，主观上没有必要冒着名誉扫地及退一赔三的风险，在已经有妥善处理案涉车辆的前提下，将案涉车辆另行出售给与XX公司XXX没有关联性的其他消费者（被上诉人毛瑜青）。经过公安机关侦查，XX公司XXX真名为XX（身份证号码：）已经供述，以XX公司名义与辉达公司签订代理合同，在车辆发生事故后购买案涉车辆，因资金不足，通过案外人XXX向被上诉人毛瑜青借款，由辉达公司开出购买方名称毛瑜青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并将案涉车辆及随车文件交付给被上诉人毛瑜青，作为借款抵押的事实。从现有证据来看，XX与上诉人辉达公司之间不存在利害关系，且在上诉人辉达公司报案后，因涉嫌犯罪被公安机关羁押，其作出的陈述可信度较高，能够予以采纳，与上诉人辉达公司一审提交的《汽车销售合作协议》、与XXX的微信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以及2016年12月15日《协议书》能够相互印证，证明上诉人辉达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并不是将案涉车辆出售给被上诉人毛瑜青。另外，值得注意的关键一点在于，本院对被上诉人毛瑜青本人的询问的时间为2018年4月12日，其主张购买案涉车辆与“XXX”无关，全盘否认“XXX”的陈述，两次前往辉达公司店里都是朋友XXX陪同。而公安机关对XXX的询问时间为2018年2月6日，在本院询问被上诉人毛瑜青之前，公安机关询问XXX时，没有人知道被上诉人毛瑜青认可XXX的陪同身份，换而言之，不存在利益相对方指使XXX虚假陈述的基础和必要。因此，XXX作为被上诉人毛瑜青认同参与整个事情经过的人，清楚事实的经过，其陈述的证明力极高，可以予以采信。XXX在笔录中，对事实经过的陈述，基本与化名“XXX”的XX一致，与上诉人辉达公司提交的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明上诉人辉达公司没有将案涉车辆出售给被上诉人毛瑜青的意思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上诉人辉达公司提交的证据，以及案外人“XXX”（XX）、XXX在公安机关对事实作出的陈述，被上诉人毛瑜青并无相反证据予以推翻。结合被上诉人毛瑜青并不持有通常情况下应当持有的买卖合同，其主张上诉人辉达公司收回案涉买卖合同及10万元现金收款收据属于交易习惯没有证据予以证明，而在上诉人辉达公司提交的被上诉人毛瑜青投诉录音资料中，被上诉人毛瑜青认可十万元定金是他人所交，与其诉讼主张10万元现金交付存在矛盾。故被上诉人毛瑜青关于买卖合同关系的主张不成立，继而基于消费者的身份，诉请上诉人辉达公司“退一赔三”没有事实基础，本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上诉人辉达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第五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1302民初477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毛瑜青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5485元，均由被上诉人毛瑜青负担。上诉人惠州市辉达实业有限公司二审预交的15485元，由被上诉人毛瑜青径行向上诉人惠州市辉达实业有限公司支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沈 巍审 判 员  邓耀辉审 判 员  刘艳妹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李嘉伊书 记 员  林楚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