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崇民二（商）初字第341号
原告陈超群。
委托代理人司孝良，上海亚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负责人汪媛。
委托代理人李敏，上海百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刚，上海百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陈超群诉被告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4月30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代理审判员沈旺迪独任审判，于2015年5月26日、6月11日、7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司孝良三次庭审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委托代理人李敏到庭参加第二次、第三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为牌号为苏D0XX**机动车向被告投保了机动车损失险（责任限额人民币101，800元）、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责任限额500，000元）、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驾驶员，责任限额20，000元）及不计免赔特约条款等险种，保险期间自2012年10月21日零时起至2013年10月20日24时止。2013年6月21日零点左右，原告驾驶被保险机动车为避免相向车辆，误把油门当刹车，发生单车事故。事故发生后，围观群众唤醒原告并帮忙报警。原告被人骑电瓶车送回家后，准备拿钱去医院就诊，但因全身无力、头脑发晕，遂躺在床上昏睡过去，直到6月21日中午11点才醒来，原告遂打电话通知朋友将其送往医院并向被告报案。事故共造成案外人电线杆损失7，200元（该损失已由原告赔付案外人）、车辆损失42，000元（该损失已经被告核损）、医疗费损失20，149.51元。但原告向被告申请理赔时，被告仅在交强险限额内赔付了2，000元，其余款项被告未予赔付。故诉请依法判令：被告赔付原告机动车三者险损失5，200元、车辆修理费42，000元、医疗费20，000元。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
1、《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副本）》、《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保险单（正本）》各一份，证明原、被告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
2、原告驾驶证、机动车行驶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原告具有驾驶资质；
3、拒赔通知书一份，证明原告向被告申请理赔时，被告作出不予赔偿的通知书；
4、原告住院病历、入院记录、用药清单、发票存根联一套，证明涉案交通事故造成原告医疗费损失20，149.51元；
5、车辆修理委托书、结算单、发票各一份，证明涉案事故造车原告车辆损失42，000元；
6、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一份，证明涉案事故发生于2013年6月21日零时许，系单车事故，原告负事故全部责任；
7、现金解款单及记账联各一份，证明原告因涉案交通事故造成案外人电线杆损失7，200元，该款原告已经向案外人赔付完毕，被告仅在交强险限额内赔付了原告2，000元；
8、2014年12月1日原、被告之间的机动车保险单一份，证明签订涉案保险合同时，被告并未向原告交付商业险保险条款；
9、微信截图一份，证明上述证据材料（除保单、行驶证、驾驶证外）原件在理赔时都交给了被告。
被告辩称，对原、被告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及涉案事故造成案外人电线杆损失7，200元、车辆损失42，000元、医疗费20，149.51元无异议。但认为：1、案外人电线杆损失中有2，000元的电量损失不属于被告的理赔范围，剩余的5，200元被告已在交强险限额内赔付了2，000元；2、涉案交通事故发生后，原告未及时报案，第一时间遗弃车辆、离开现场，导致被告无法得知事故发生的真实情况和原因，依据保险条款第六条第六款的规定，对原告的上述损失，被告不负赔偿责任。
被告为证明其辩称的事实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材料：
1、《机动车辆保险财产损失确认书》一份，证明涉案交通事故造成案外人财产损失7，200元，其中2，000元不属于保险范围；剩余的5，200元被告已经在交强险限额内赔付了2，000元，剩余的3，200元，因原告未及时报案离开事故现场导致被告无法得知事故原因，故被告不予理赔；
2、被告于2013年9月24日向案外人袁乙作的调查笔录复印件一份，证明涉案事故发生后，原告并非不省人事，而是有处置能力；
3、被告从崇明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调取的2013年6月26日原告的笔录一份，证明事故发生后原告未及时配合民警进行调查；
4、被告从崇明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调取的2013年6月27日案外人袁甲的调查笔录一份，证明涉案事故发生时原告可能存在酒驾；
5、报案记录一份，证明被告于2013年6月21日中午12：13分左右接到原告报案；
6、《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商业车险条款（2009版）》一份，证明被告根据保险条款的约定不负赔偿责任。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机动车辆保险财产损失确认书》中的全部损失均应属于被告赔偿范围；2、对报案时间无异议；3、对民警于2013年6月26日向原告所作的询问笔录无异议；4、案外人袁甲、袁乙在笔录中陈述的内容存在矛盾，不予认可。
经审理查明：
原告于2006年6月10日初次领取机动车驾驶证。原告作为被保险人为牌号为苏D0XX**机动车向被告投保了机动车损失险（责任限额101，800元）、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责任限额500，000元）、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保险对象为驾驶员，责任限额为20，000元）及不计免赔特约条款等险种，保险期间自2012年10月21日零时起至2013年10月20日24时止。2013年6月21日零时许，原告驾驶被保险车辆沿崇明县港沿公路由南向北行驶至港沿公路XXX号门前时发生单车事故，造成车辆及电线杆损坏、原告受伤。崇明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3年6月21日零时13分许接到报案后，依法认定原告负事故全部责任，并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载明：“案发后，甲（即原告，本院注）弃车离开现场，后民警于2013年6月25日下午在堡镇医院（即上海市崇明县第二人民医院，本院注）找到甲”。原告于2013年6月21日中午12点13分左右向被告报案，并至上海市崇明县第二人民医院就医，入院记录载明“患者……于中午12点左右，来我院诊治，……脾破裂、肺挫伤、双侧多发肋骨骨折”。嗣后，被告核损确定：涉案事故造成被保险车辆损失42，500元、案外人电线杆损失7，200元（其中2，000元不属于保险理赔范围，剩余的5，200元，被告已在交强险范围内赔付原告2，000元）。原告实际支付车辆修理费42，000元、医疗费20，149.51元、赔付案外人电线杆损失7，200元。
崇明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民警于2013年6月26日向原告作询问笔录，在该笔录中，原告称：“事故发生系其为躲避对面车辆误把油门当刹车后撞到路边的电线杆上，导致车子、电线杆损坏及其受伤，原告当时就昏过去了，系一男子将其叫醒并用电动自行车将其送到堡镇油厂附近的暂住地，到暂住地之后，原告本来想拿点钱到堡镇医院去看看，但头当时很晕，就想休息一下再去，后来一睡就睡到6月21日中午；事故造成原告肋骨骨折了七根，脾、肝破裂。民警问原告其伤势如此严重，为何不及时就医，而是等到交通事故13个小时之后才去医院。原告称其一开始以为是小伤，后来实在吃不消才去的堡镇医院”。该笔录还记载：民警于2013年6月21日1时17分左右三次拨打原告手机（XXXXXXXXXXX），原告均未接听；原告称可能是睡着了，所以没接；民警于2013年6月21日13时30分许又拨打原告手机问其在哪里，原告称其正在去上海的路上，后因车子颠簸未去上海，于2013年6月21日13时40左右去的堡镇医院。
嗣后，原告向被告申请理赔，被告以商业险保险条款第六条第六款为依据，认为涉案事故损失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而拒赔，并向原告出具机动车辆保险拒赔通知书。
另查明，《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商业车险条款（2009版）》在免责条款中约定：“下列情况，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驾驶人饮酒、吸食或注射毒品、被药物麻醉后使用被保险机动车；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被保险人或驾驶人的故意行为造成的损失……”。
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交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副本）》、《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保险单（正本）》、原告驾驶证、机动车行驶证复印件、拒赔通知书、原告住院病历、入院记录、用药清单、发票存根联、车辆修理委托书、结算单、发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现金解款单及记账联、被告提交的《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商业车险条款（2009版）》、《机动车辆保险财产损失确认书》、2013年6月26日民警对原告的调查笔录、报案记录等证据以及原、被告的当庭陈述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的前提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已经履行了协助理赔之义务，即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序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此系法定义务。本案中，涉案保险事故发生后，公安部门接到报警后依法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原告负事故全部责任，但该事故认定书中亦载明案发后原告弃车离开现场。虽然原告主张其为就医离开事故现场，但本院根据在案证据及原、被告的陈述所查明的事实，认为原告在事故发生后，系有能力履行而故意不履行上述法定义务，理由如下：
首先，从原告的受伤部位来看，原告的伤为脾破裂、肺挫伤、七根肋骨骨折。而原告在2013年6月26日民警所作的询问笔录中称“事故发生时其就昏过去，系路人将其唤醒并送回家，回到家本想拿钱去医院，但头当时很晕，就想休息一下再去，后一直昏睡至6月21日中午才醒来”。本院认为，本起事故未造成原告头部受伤，而是脾破裂、肺挫伤、七根肋骨骨折，事发后原告应是剧痛难忍，故原告称其在事发后头昏且在回家后昏睡长达12小时的陈述显然不符常理。
其次，原告在事故发生后具备及时通知被告的能力。原告自称“事故发生时其就昏过去，系路人将其唤醒并送回家，回到家本想拿钱去医院……”。本院认为，如果原告确系路人将其唤醒并送回住所，在此过程中，原告应属意识清醒，具备及时报案和通知被告的能力和常识，但原告称事故发生后，非其本人向公安部门报警，据此，本院推定原告在其从事故现场回到其住所期间应当知晓已向公安部门报警的事实。然而，原告在伤势严重、意识清醒、明知已向公安部门报警的情形下，未待民警到达事故现场即擅自离开，离开后又未及时就医，异于常人所为。
再次，事发后原告存在不配合公安部门调查事故发生原因的故意。事发后，公安部门接到报警，但未等民警到达事故现场原告即弃车离开，后民警在第一时间多次电话联系原告亦未果，民警于2013年6月21日13点30分许电话联系原告问其在何处时，原告称“其在去上海的路上，嗣后因车子颠簸不适于当日13点40分左右去堡镇医院就医”，而医院的入院记录载明原告系于当天中午12点入院就诊，显然，原告的陈述与医院的入院记录前后矛盾。且当民警问及原告既然伤势严重，为何在事故发生将近13小时才后去医院就医时，原告称其一开始以为是小伤，后来实在吃不消才去医院就诊，显然，原告自称的“小伤”与“事发后昏睡长达12小时”及原告受伤的客观事实亦前后矛盾。故对原告的上述陈述，本院亦不予采信，原告存在明显逃避公安部门调查事发原因的故意。
最后，《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商业车险条款（2009版）》免责条款中约定：“下列情况，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驾驶人饮酒、吸食或注射毒品、被药物麻醉后使用被保险机动车；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被保险人或驾驶人的故意行为造成的损失……等等”，原告称投保时被告未向原告交付保险条款，上述免责条款对原告不产生约束力，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乘车人、过往车辆驾驶人、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规定：“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重伤、轻伤的或财产损失较大的，当事人应当立即报警”。其中“保护现场”不仅指保护车辆被撞击的状态，还包括对驾驶员在事故发生时生理、精神状态的保护。被告提交的免责条款的约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法律精神不相违背。原告于2006年6月10日就领取机动车驾驶证，应当熟知我国交通相关法律中的上述规定，应当明知其负有在事故发生后及时报警，让警察了解其状态的法定义务，该义务的履行不受保险条款是否交付的影响。而原告在事发后已报警的情况下擅自离开事故现场，且又消极逃避公安部门对事故的调查和询问，致使本起事故的发生原因不明，责任在于原告，对此，原告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条、第五条、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对原告陈超群要求被告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赔付机动车三者险损失人民币5，200元、车辆修理费人民币42，000元、医疗费人民币20，0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50元，减半收取计人民币775元，由原告陈超群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沈旺迪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高雅静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四条从事保险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第五条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第二十二条保险事故发生后，按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有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
……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