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城民初字第3414号
原告：大同市天贵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大同市城区新开西一路南侧133号1楼1层。
法定代表人：祁有财，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亚峰，山西雁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建军，男，1976年12月26日出生，住大同市城区。
第三人：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晋中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荣夏街35号。
法定代表人：王志坚，系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红、史熙伟，山西中吕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大同市天贵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刘建军、第三人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晋中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2月10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大同市天贵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韩亚峰、被告刘建军、第三人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晋中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艳红、史熙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大同市天贵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协助原告取得股权转让款，将其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2400万元及相关违约金转交给原告；要求第三人与被告共同承担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责任；案件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山西和顺天贵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和顺天贵公司）是原告单独投资设立的煤炭生产企业，成立于2008年，为了经营方便，原告委派雷彪、李风春及被告三人代原告持有和顺天贵公司的股权。2009年根据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规定及相关政府精神，原告投资的和顺天贵公司被列入关闭矿井，公司资产及矿产资源被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晋中有限公司（下称煤运晋中公司）整合，煤运晋中公司应付原告转让款2.9亿元，该款转入新设立的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和顺益德煤业有限公司（下称和顺益德公司）作为原告的股权投资。根据约定，原告占和顺益德公司45%的股权，煤运晋中公司占55%的股权。2011年7月和顺益德公司设立，原告仍委派被告作为股权代表代原告持有和顺益德公司45%的股权。2012年6月25日，经原告与煤运晋中公司协商后达成一致意见，原告退出和顺益德公司并将股权转让给煤运晋中公司，煤运晋中公司应向原告支付转让价款2.9亿元。原告授权被告与煤运晋中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协议签订后，煤运晋中公司向原告支付转让价款26050万元。因煤运晋中公司尚欠原告2950万元转让价款未付，被告作为原告的受托人依据转让协议向太原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煤运晋中公司清偿欠款并支付违约金。但没有想到，起诉后，被告却以仲裁申请非其本人签名为由撤回了仲裁申请。经了解，被告与煤运晋中公司达成协议已代原告收取了煤运晋中公司应付的转让款及违约金。原告向被告索要时，被告均予以推诿。原告认为，被告是原告的受托人，其仅仅是代原告持有和顺益德公司股权，被告作为受托人负有协助原告收取转让款的义务，也负有将在受托期间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转交给原告的义务。被告违背受托人法定义务之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刘建军辩称，一、对原告诉状书的答辩。
大同市天贵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诉我一案诉状中，既然原告诉我为委托合同纠纷案，而你拿不出委托合同及授权书，首先说明没有事实依据。
2、山西和顺天贵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不是原告单独投资设立的煤炭生产企业，该企业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是我的企业，是我由和顺县喂马乡办煤矿改制过来的企业，是我投的资、建的矿。拿出你的批复文件。
3、原告提到“为经营方便，委派我持有天贵公司的股权”是什么意思？拿出你的委派合同或相关手续。
4、晋中煤运公司持有55%股权，我持有45%的股权，是我实际投资持股，并非以原告持股。拿出你的手续或批复文件。
5、原告提到授权被告与晋中煤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拿出你的授权书。
6、晋中煤运所转让的2.5亿价款是晋中煤运支付给我的煤矿转让价格，付款票据也是我签的字，并非付给天贵公司，已付的款是你借我的款，暂时打到了你的帐户。
7、不知是谁模仿我的签字，按假手印向太原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非我本人申请，系伪造行为。
8、原告提到我向晋中公司收取了转让款余款2950万元，你的证据是啥？另外我的煤矿企业收不收与你原告毫无关系。
二、对原告提供的相关证明的答辩及疑义。
1、大同市天贵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任职决定证据属假。
本证据是原告后期仿造的，该证据也没有我的签字，是原告自己盖了他的公章，而且原告也没有会议纪要。
大同市天贵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二零零八年度企业经营业绩责任书属假。
本证据的内容是原告后期自己编制的，因为该业绩责任书没有天贵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公章，也无骑缝章。关于签名，我向法庭实事求是说明，我本属大同市天贵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一，在大同市天贵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银行贷款期间，曾让我在空白A4纸上签过几十页字，我认定原告用我签过空白A4纸做的此封面。而且原告也拿不出其它年份我在经营期间的业绩责任书，所以我向法院说明该证据属假。
仲裁申请书属原告伪造行为。
本证据的签名不是我本人签的字，也不是我按的手印，经核实是原告偷用了我身份证复印件，模仿我的签字和按手印伪造申请。之后，太原仲裁委员会决定书（2015）并仲决字第391号有决定，证明原告实为伪造行为。
协议书有疑义。
本协议第3页正文明确提到“原甲方与大同市天贵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祁有才签订的合同及协议均同时废止”。本协议签订前，原告和我有合作的意项，后来因为原告无资金投入，确定退出。
山西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领导组办公室文件晋煤重组办发（2009）63号文和晋煤办基发（2011）426号文和大同市天贵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毫无关联性。
该文件是山西和顺益德煤业作为整合主体的整合方案的一个批复文件，我有正规的晋煤重组办发（2009）63号文件，凡所属批复的煤矿名单，各家都有此文件，原告仅从电脑调出来的此文，不能证明你在此文件中看出你享有的45%的股权及对应的股东权益。晋煤办基发（2011）426号文是我矿参与整合成益德公司准予开工建设的批复文件，与你原告毫无关系，我有原件批文。
6、职工商调函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本人隶属大同长城贸易公司职工，由于企业改制成大同天贵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我的个人工作档案肯定要转移到大同天贵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晋中煤运公司因为是国有企业，为了对管理层的统一管理，相互约束、制约，要求本人全部档案及各项保险转入晋中煤运公司，所以跟原告毫无关系，也没有关联性。
7、通知函属实。
2012年6月25日我把我在益德公司45%的股权转让给晋中煤运后，因我当时无投资项目，天贵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祁有财由于资金困难，恳请向我借钱，我当时同意将转让款及补偿价款借给他，特为此专门给晋中煤运下了通知函，前期几笔合计2.5亿都借给了祁有财。
事项告知书有疑义。
和顺县地税局给我下发的整改书（和地税限改字（2016）第016号文）是应缴所得税3302.566万元，原告自己捏造的所得税上限为1700万元，所以原告自己捏造的税款与和顺县地税局所算出的严重不符，税款合不上，实属原告不知情，也证明该矿与原告毫无关系。
个人申诉和说明有疑义。
此文件是原告自己做的，本文件也未盖章，未有签约时间，如果是我签的字，为什么还要打印我的名字？若拿出委托书，拿出你的2.9亿的投资成本，那么才是个完整的证据，另外我签肯定要摁手印、署日期，而且所签的字没有落款到所打印的名字处，这与常规不符。鉴于本签名，我细想绝对非我本人所签，而且我也从未见过此文内容，实属不知情，建议法院做鉴定。
雷彪、李风春的证明有疑义。
雷彪、李风春只是单方证人证言，法律有规定，我不认可。他们两人在经营期间本身和我因利润分配有矛盾、有纠纷，天贵实业公司让他们举证无非是为了给他们更大的经济诱惑。李风春身为祁有财的外甥，肯定偏心，而且该证明上非李风春本人签字，无手印，不信法院做鉴定去。雷彪在法庭上明确申明，此证明非他本人所写，只是糊里糊涂地签了个字，雷彪在证明中描述到“2004年大同市天贵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承包经营喂马乡办煤矿，天贵公司派他和刘建军、李风春到矿上负责经营。”与事实严重不符。经过我当庭对他质证，2004年他在左云县鹊儿山镇小破堡煤矿当副矿长，是2005年我派他去的和顺喂马乡办煤矿协助经营的，而且2004年和顺县喂马乡办煤矿实为和顺县当地人承包经营。我在法庭质问雷彪时，我问道：“你既然代表天贵公司经营，作为管理层，你应知道该矿投了多少钱？出了多少煤？缴了多少税？该矿45%的股权是如何演变来的？怎么卖了2.9亿元的？”他都哑口无言，不能回答，甚至当场胡说瞎说。可见，该煤矿实与天贵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无关。雷彪也向法庭如实作出申明他没有投资，所以说你不投资不代表我没投。我投的资，我自始至终经营的，我肯定清楚所有事实，那么毫无疑问，该矿实属我是投资人。
第三人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晋中有限公司述称，就原告大同市天贵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刘建军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晋中有限公司作为法院追加的第三人，现就原告所提诉讼请求以及争议事实，发表意见如下：
一、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并非本案适格第三人，法院不应追加。在本案中，原被告诉争标的为是否存在委托合同法律关系，以及被告是否应将取得的股权转让款转交原告，该诉争标的的第三人并无独立的诉讼请求，即第三人不属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同时，因为本案审理的是原被告之间是否构成委托法律关系，所以不论案件审理后是否确定委托关系存在，第三人因股权转让行为所负有的合同履行义务并不会受到影响，即实际上第三人也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2款规定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同时，第三人和被告刘建军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就争议解决，也明确约定了仲裁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受诉人民法院对与原被告双方争议的诉讼标的无直接牵连和不负有返还或者赔偿等义务的人，以及与原告或被告约定仲裁或有约定管辖的案外人，或者专属管辖案件的一方当事人，均不得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通知其参加诉讼。”因此，第三人作为与该案被告有约定仲裁的案外人，不应通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二、被告刘建军为山西煤炭运销集团益德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德煤业”）45%的股东。（一）根据工商登记、公司章程以及其他认定股东资格的文件显示，刘建军为益德煤业持股45%的股东，原告及被告从未向第三人披露过存在股权代持关系，或者就股东身份向第三人提出异议。根据第三人在兼并重组山西和顺天贵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贵煤业”）中所获得的资料显示，自2008年成立至2011年注销，被告刘建军一直是天贵煤业的股东之一，并与第三人签署了有关转让协议。天贵煤业注销以后，益德煤业于2011年7月由第三人与刘建军作为出资人共同设立。《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山西煤炭运销集团益德煤业有限公司公司章程》、《山西煤炭运销集团益德煤业有限公司第一次股东会决议》、《验资报告》等公司设立过程的资料表明益德煤业股东为第三人以及刘建军，其中第三人认缴出资2750万元，占比55%；刘建军认缴出资2250万元，占比45%。公司设立后，刘建军也作为股东参与了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管理，2012年刘建军提出希望将其所持益德煤业45%股权转让于第三人，在就股权转让事宜进行的谈判以及召开的股东会会议中，被告刘建军作为权利人参加。（二）原告以被告名义对第三人提起仲裁申请，被告知悉后明确表示非其真实意思，并主动向仲裁委说明情况要求撤销案件。2015年8月，第三人接到太原市仲裁委员会的仲裁通知，告知刘建军以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为由向第三人提起仲裁申请。接到仲裁通知书后，第三人极为诧异，便主动联系了刘建军，经核查仲裁申请书上签字，刘建军明确表示该仲裁申请并非由其提起，相关申请文件上的签字为他人伪造，并主动前往仲裁委说明情况，要求撤销案件。由上可知，在兼并重组以及益德煤业设立、经营，以及股权转让过程中，原、被告均未就两者之间是否存在股权代持关系，向第三人进行披露，相关兼并重组、公司设立、股权转让的法律文件均由刘建军签署，相关股权转让价款也由刘建军收取，对此原告并未向第三人提出过任何异议，益德煤业45%的股东为被告刘建军，原告称其与被告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缺乏依据。三、第三人与原告之间没有法定的，或者协议约定的给付关系，原告要求第三人与被告共同承担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责任，没有依据。2012年6月25日，第三人与刘建军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其中转让方是被告刘建军，受让方是第三人，而原告并非合同的当事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合同仅在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约束力，即作为非合同当事人的原告，并不能基于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关系，要求第三人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而原告和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委托持股关系，属于原被告之间纠纷，和第三人无关，原告并不能以此为由要求第三人向其履行合同义务。《合同法》第121条明确规定，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具体到本案中，原告与被告刘建军之间的委托合同纠纷和第三人并无法律上的关联，即使被告刘建军未向第三人转交股权转让价款是第三人的原因导致的，也应在法院审理完原告和被告之间委托合同纠纷后，再由被告和第三人按照有关合同约定处理。
四、第三人已经依约足额支付了股权转让价款，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
（一）第三人依照约定的时间节点及金额履行了协议，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协议签订后，第三人先后于2012年6月28日、7月18日、8月29日、11月27日分期支付了1000万、1000万、1亿、1.3亿元人民币，合计共向刘建军支付了2.5亿元。在协议履行过程中，第三人依照约定的时间节点及金额履行了协议，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二）因第三人负有代刘建军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义务，第三人将剩余款项代缴个人所得税，不属于违约。根据我国税收征管的相关法律要求，第三人负有代扣代缴刘建军个人所得税的法定义务，但因各种原因，税务部门一直未能核定出代扣代缴刘建军个人所得税的具体金额，考虑到依法纳税的要求，第三人在经过核算后预留了部分价款用于代扣代缴刘建军个人所得税。截止日前，按照和顺县地方税务局的要求，第三人共实际代扣代缴了1600万元的刘建军个人所得税；2016年3月22日，和顺县地方税务局向第三人下发《税收违法行为限期改正通知书》，明确核定刘建军应该缴纳个人所得税金额为3302.566万元。因此，第三人作为代扣代缴刘建军个人所得税的义务主体，有权扣留部分股权价款，在税务部门未核定本次股权转让应缴个人所得税金额前，第三人只能根据正常的税率计算代扣代缴税额，且实际上也与税务征管部门最终核定的数额相差不大。（三）因被告刘建军在转让股权时仍未实际出资，第三人有权在代为出资后扣留对应金额价款，该行为不构成违约。在益德煤业成立之时，刘建军作为45%的股东应出资2250万注册资本，根据2011年7月21日双方制定的《山西煤炭运销集团益德煤业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第五条规定，刘建军应于2013年9月14日之前缴纳出资2250万元。但刘建军至今实际并未出资，而是在股权转让时，由第三人代其缴纳了2250万元的注册资本金，因此第三人有权扣留对应金额的股权价款，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实际上第三人目前所扣的4000万元在履行完代扣代缴刘建军个人所得税后，剩余金额尚不足偿还第三人代其补缴的应由其缴纳的2250万元注册资本金。
综上所述，第三人认为法院追加其参加诉讼并不适当，另外在兼并重组天贵煤业、设立益德煤业以及受让股权的过程中，原告、被告自始未向第三人披露股权代持，原告亦未提出过异议，被告刘建军为法律上适格的益德煤业的45%的股东。在第三人已经依约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价款支付义务，不存在违约行为的情况下，原告要求第三人连带承担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责任，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不应得到支持，请人民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结合原被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及法庭陈述，认定事实如下：
（一）、原告提交证据：和顺县喂马乡政府委托和顺县喂马乡煤炭工业管理站与原告签订的“协议书”、“任职决定”、“大同市天贵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度企业经营业绩责任书”、证人雷彪的证言，以上证据可以互相印证：2007年11月8日之前，原告与喂马乡政府就喂马乡煤矿有合同关系，2007年11月8日，和顺县喂马乡政府委托和顺县喂马乡煤炭工业管理站与原告签订协议书，双方对原喂马乡办煤矿进行了改制，成立山西和顺天贵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山西和顺天贵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是新企业的投资者和经营者，行使煤矿自主经营权，喂马乡政府以原喂马乡办煤矿旧井的土地、资产作为新公司的优先股份，享受优先股红利，且约定原与原告大同市天贵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祁有才签订的所有合同以及协议同时废止。原告在该协议上盖章，刘建军、雷彪在代表人栏签字。协议签订之后，原告委派雷彪、刘建军、李风春作为山西和顺天贵煤业有限公司的股权代表，分别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和公司监事。刘建军还与原告山西和顺天贵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二零零八年度企业经营业绩责任书。
（二）、第三人提交证据：山西和顺天贵煤业有限公司的工商档案18份；被告提交证据：喂马乡政府[2008]第13号文件、和顺县人民政府[2008]第6号文件、和顺县喂马乡办煤矿改制方案、收据（复印件）。以上证据证明：喂马乡办煤矿通过和顺县人民政府、喂马乡人民政府和职代会通过，改制成立山西和顺天贵煤业有限公司，2008年2月13日，和顺县喂马乡办煤矿变更登记为山西和顺天贵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经过资产评估后，和顺县喂马乡人民政府（甲方）与刘建军、雷彪（乙方）于2008年4月15日达成净资产转让协议，将喂马乡办煤矿净资产7731839.15元全部转让给乙方。山西和顺天贵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于2008年4月17日制定公司章程，于2008年4月20日召开第一次股东会议，山西和顺天贵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由刘建军、雷彪、李风春三名股东组成，雷彪为法定代表人，兼任矿长，刘建军为执行董事长；股东出资额分别为4000000元、3731839.15元、2268160.85元，出资期限为2008年4月28日缴足出资额，出资方式：刘建军、雷彪以净资产出资、李风春以货币资金出资，股东会一致通过刘建军代理新公司的工商登记相关事宜。现刘建军提交的证据“收条”为复印件，不能证明其在山西和顺天贵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有资产出资或者货币出资，雷彪也当庭证明在山西和顺天贵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未出过资，所有投资均为原告出资。
第（一）、（二）组证据组成证据链条，证明山西和顺天贵煤业有限公司是原告开办的公司，刘建军、雷彪、李风春代原告大同市天贵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山西和顺天贵煤业有限公司的股权。
（三）、第三人提交证据：山西工商局调取的山西煤炭运销集团益德煤业有限公司设立的工商档案5份；原告提交证据：晋煤重组办发[2009]63号文件、晋煤办基发（2011）426号文件、当庭补交第三人提交证据“山西工商局调取的山西煤炭运销集团益德煤业有限公司设立的工商档案”遗漏的2010年8月9日《关于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和顺益德煤业有限公司股权比例的证明》。以上证据证明：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和山西省煤炭工业厅的文件精神，山西和顺天贵煤业有限公司矿井属于兼并重组整合矿井，山西和顺天贵煤业有限公司矿井与山西和顺益德煤业有限公司矿井及部分新增资源整合成立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有限公司。2011年3月29日、2011年7月17日，山西和顺天贵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决议：根据晋煤重组办发[2009]63号文件，山西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山西和顺天贵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属于自愿整合矿井，股东会一致同意注销山西和顺天贵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并对公司进行了清算，雷彪为清算组长。2011年3月31日山西和顺天贵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公告注销，2011年7月16日在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以资源整合为由登记注销。2010年8月9日，和顺县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领导组办公室给山西省工商管理局出具股权比例证明：“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和顺煤业有限公司于2010年5月4日经省工商局核准了企业名称，投资人及投资比例分别为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晋中有限公司出资216.095万元，占55%，雷彪出资176.805万元，占45%，因投资人主体发生变更，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晋中有限公司出资216.095万元，占55%，刘建军出资176.805万元，占45%”。2011年4月10日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发企业名称核准通知书，对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和顺益德煤业有限公司名称、投资人、投资额和投资比例核准登记。2011年7月，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和顺益德煤业有限公司申请登记成立，由两位股东组成，注册资本分期缴纳，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晋中有限公司认缴出资2750万元，实际缴纳出资额1500万元，于2013年9月14日之前缴纳剩余出资1250元，刘建军认缴出资2250元，于2013年9月14日之前缴纳出资2250元。
（四）、原告提交证据：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偿协议、通知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专用凭证（扫描件4张）及事项告知书（复印件）、工商登记三页；第三人提及证据：晋中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申请书及附表、验资报告、累计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5份。以上证据证明：甲方（刘建军）与乙方（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晋中有限公司）双方于2012年6月25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鉴于：（1）、2011年3月乙方收购山西和顺天贵煤业有限公司全部实物资产及采矿权，双方协商共同组建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和顺益德煤业有限公司，双方同意，甲方占股本45%，乙方占股本55%；（2）、******基于煤炭资源整合的需要，乙方作为整合主体，受让甲方拥有的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和顺益德煤业有限公司45%的股权；（3）、甲方愿意将其拥有的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和顺益德煤业有限公司45%的股权（含采矿权）转让给乙方，乙方愿意接受甲方转让的上述股权。双方同意：本协议生效且乙方支付首期转让价款当日成交，自成交之日起乙方将拥有甲方上述股权，甲方不再享有对上述股权的任何权利；本次股权转让的成交价格为12487.17元，包括实物资产评估值和资源补偿价，（注：2011年3月乙方收购山西和顺天贵煤业有限公司全部实物资产及采矿权，因双方协商共同组建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和顺益德煤业有限公司，乙方不再支付甲方资产转让价款（包括采矿权价款），该转让价款作为甲方投入新公司的出资，占股本45%，乙方另收购的山西和顺益德煤业有限公司的资产作为新公司的出资，占股本55%）；支付期限：分三期支付，第一期为协议签订后10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转让价款1000万元，第二期在协议签订后的8月30日前支付转让价款10000万元，第三期在甲方配合乙方办理完毕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后，在2012年12月31日前支付全部剩余价款；******有关税费承担，在转让过程中发生的与转让有关的税费，由本协议双方依照国家及地方法律法规各自承担。2012年6月25日，甲乙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除依据2012年6月25日《股权转让协议》中乙方应付甲方的转让价款外，乙方同意补偿甲方16512.83万元，该补偿款项由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和顺益德煤业有限公司支付，甲方配合乙方办理完毕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后，在2012年12月31日前全部支付。以上协议签订后，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晋中有限公司于2012年6月28日、2012年7月18日、2012年8月29日、2012年11月27日按照刘建军所发的通知函将转让款250000000元转到天镇县天贵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账户。2013年7月25日刘建军配合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晋中有限公司在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将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和顺益德煤业有限公司中的45%的股权进行了变更登记，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晋中有限公司是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和顺益德煤业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
第（三）、（四）两组证据形成证据链，与第（一）、（二）组证据相互印证：山西和顺天贵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注销后，原告与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晋中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和顺益德煤业有限公司，并将其开办的山西和顺天贵煤业有限公司的全部实物资产及采矿权投入该公司，占股本的45%。2009年拟雷彪代持该45%的股份，后雷彪在2009年底离开后由刘建军代持。刘建军未有证据证明在新成立的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和顺益德煤业有限公司出过资，因此其身份应为代持股份，与雷彪的证言相吻合。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和顺益德煤业有限公司成立后，注册5000万元，两投资人均以实物资产出资，山西煤炭运销集团认缴注册出资1500万元，剩余注册出资两出资人未有证据证明已缴纳。刘建军持有的45%的股份转让给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晋中有限公司后，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晋中有限公司将转让款250000000元按照刘建军的指示直接转给了原告，至此，原告收回了大部分投资款。刘建军称250000000元是其个人应收的转让款，汇款给原告是出借给原告的借贷行为，但刘建军不能提交借款合同和借据，其所述也不符合常理，本院不予采信。以上45%的股权是原告从投资喂马乡办煤矿开始，直至收购喂马乡办煤矿成立山西和顺天贵煤业有限公司，山西和顺天贵煤业有限公司注销后将实物资产及采矿权全部投入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和顺益德煤业有限公司，逐步转化而来，所以原告是该45%股权的实际所有人，刘建军只是代持，与原告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在刘建军不予履行委托合同的情形下，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晋中有限公司应把剩余的转让款给付实际所有人原告。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晋中有限公司代原告缴纳税款1600万元，原告同意从转让款中扣除，现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晋中有限公司尚欠原告转让款2400万元未付。现第三人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晋中有限公司要求从2400万元的转让款中继续代扣代缴原告所得税，没有法律依据，且属于另一法律关系，本院不予审理。另，第三人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晋中有限公司要求扣缴刘建军应缴股本2250元，本院认为，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和顺益德煤业有限公司的股东会议决议，2013年9月14日之前由刘建军缴纳注册出资2250元，但在期限未到前，2012年6月25日刘建军已经代原告将股权转让给了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晋中有限公司，因此该注册资本不应再由原告负担，且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并没有约定认缴注册资本未到位，可以从股权转让款中扣除，因此本院对第三人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晋中有限公司所述不予支持。
本院认为，原被告争议的主要事实是：1、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和顺益德煤业有限公司45%的股权的实际持有人是原告还是被告；2、第三人是否应将股权转让款给付原告。通过以上证据的认定，本院确认原告是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和顺益德煤业有限公司45%的股权的实际持有人，原告在与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晋中有限公司组建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和顺益德煤业有限公司时委托被告刘建军持有股权，进行经营。刘建军称是其个人投资，但自始至终其没有出资证明，因此本院对其所辩不予采信。第三人称一直不知情第三人代原告持有股权，与事实不符，原告、第三人与大唐河北发电有限公司曾于2011年5月11日签订过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和顺益德煤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意向协议，虽然该协议最后未实际达成，但协议中第三人明确知晓原告对山西和顺天贵煤业有限公司矿井持有权利。被告刘建军和第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对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和顺益德煤业有限公司的股本组成和来源有明确的阐述，刘建军名义上持有的45%的股权来源于原告实际投资的山西和顺天贵煤业有限公司被整合的矿井，刘建军并未出资。原告实际持有股权的事实清楚，被告刘建军理应履行委托持有义务，协助原告取得第三人尚欠的股权转让款2400万元，第三人理应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义务，将剩余的转让款给付实际所有人原告。原告请求的违约金没有具体数额，也未缴纳案件受理费，本院不作审理。
综上所述，原告委托被告刘建军与第三人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晋中有限公司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为有效协议，双方理应依约履行。原告请求被告协助，将第三人所欠的股权转让款给付原告的请求正当，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条、第四百零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第三人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晋中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给付原告大同市天贵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款2400万元。
二、被告刘建军对第一项判决协助履行。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89300元，由第三人负担（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韵娥
人民陪审员 吉凤兰
人民陪审员 赵素英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黄英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