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4民终133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林达理，男，汉族，身份证住址：北京市西城区。
委托代理人：让玉成，广东玉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幼山。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区安世，男，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委托代理人：张凤翼，广东非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林达理与被上诉人区安世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5）珠香法民一初字第27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区安世、林达理是多年的朋友关系。从1999年12月至2001年4月期间，区安世通过银行转账于1999年12月10日（汇款49900元）、2000年2月13日（汇款85000元）、同年3月3日（汇款60000元）向林达理名下账号汇，林达理认可收取以上三笔款项；而对于区安世于2001年4月10日汇给邹XX名下260000元，林达理也认可是其妻子名下账号，确认已收到该笔款项。上述区安世的四笔汇款中，合计数为454900元，而《汇款单》上用途栏为“贷、往来款”。
原审法院认为，区安世、林达理双方争议的涉案款项，是林达理借款或是区安世还借款的问题。首先，对于区安世通过银行转账向林达理转款共454900元的事实，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其次，涉案汇款是林达理借款还是区安世还借款。对此，林达理无相应的借据证明区安世曾向其借款。此外，林达理提交的证据《转让协议》，内容并无涉及区安世曾向林达理的借款，因而该协议也不能证明林达理的主张。故林达理认为区安世的涉案汇款属于归还借款，原审法院不予采信。至于林达理认为涉案款项无借据及款项数额不是整数而不符合借款常理问题，原审法院认为，区安世解释其基于与林达理是多年的朋友关系，相信友情和碍于面子不写借据并无不妥，是符合民间借贷中常见的现象；而且，区安世、林达理之间并无生意上的往来，应当排除汇款是区安世、林达理存在生意上的往来款，且区安世通过银行向林达理夫妻名下账户汇款，这一般都是民间借贷的常用支付方式。综上所述，林达理无反证的情况下，原审法院确认区安世提交的汇款凭据（款项数共454900元），是林达理的借款依据和数额，林达理应承担还款的责任。区安世主张的理据充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林达理的辩解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林达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归还给区安世借款本金共4549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062元，由林达理负担。
林达理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审判法官违反《法官法》相关规定，枉法裁判，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一、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上诉人前后四次给上诉人夫妇汇出的款项是借款还是往来款？对此，原审法官故意将四份书证割裂开来，以其中一份掩盖其他三份书证；又进一步将“货款”故意曲解为“贷款”，从而导致认定事实错误。原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四份汇款凭证上显示，前三份注明用途是“往来款”，最后一份注明是“货款”。就此，在2015年12月16日庭审时，经当庭比较后，审判法官告知双方当事人：“根据笔画特征，应当是‘货’字”（见一审庭审笔录P12第三段）。然而，在判决时，还是这个法官，竟改口称是“贷”字。对事实认定的这一截然不同的变化，法官并未给予分析和合理说明。实际上，根据笔体（此“货”字明显少了“贷”字的一点），以及从证据的整体分析，这份凭证中汇款用途的字体应当判断为“货”。而且，根据日常生活常理，个人之间的借款，一般写“借”或“欠”，不会写“贷”。因此，如果说本案的结论要从常理来推断，那么，被上诉人声称“贷”以及法官后来推理为“贷”恰恰是违反常理。另外，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四份证据顺序，前三份电汇凭证汇款用途均记载为“往来款”，最后一笔汇款用途记载的是“货”或“贷”，因此，即使双方当事人对最后一单中的这一个字有争议，作为审判人员也不能以偏盖全，更不能故意在审判文书中虚拟出一份“贷、往来款”的假证以混淆视听。（见判决书4页10行）二、原审法院在判决中，竟故意遗漏本案另一关键证据的质证和查证，对上诉人提交的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不做审理查明，明显违反了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准则。原审中，我方提交了一份双方2004年7月1日签订的《转让协议》，根据该份转让协议，被上诉人将其所有的位于珠海市XX花园XX房居住权转让给上诉人使用，并且不限期限使用。这份证据证明：1、上诉人不存在欠被上诉人借款的事实。否则，被上诉人不可能在事后（2004-2010年，整整六年）的往来和债权债务的清算中，在根本不提上诉人欠借款的前提下，反而确认为抵偿欠上诉人的债务而将其自有的房屋居住权提供给上诉人无限期使用。2、被上诉人编造诉讼理由和说谎的行为已经为证据所证实。被上诉人在其起诉状中谎称“2003年3月起，被告即失去联系，至今杳无音讯，更不要讲向原告偿还出借款项”。庭审质证中，面对我方的这一证据，被上诉人只得承认这份书证的真实性和双方持续几年往来的事实，默认了自己的造假和说谎。那么，在确证被上诉人在本案诉讼中已存在说谎造假的情况下，其诉讼理由还可信和应被推理采纳么？3、原审判决是推翻质证和查证，再用推理断案，那么，我们且顺着原审法官的推理，就不得不问本案中的这一事实：既然“被上诉人将其房屋的居住权提供给上诉人无限期使用”这么一件相对较简单的事情，双方都还签订了书面协议，为何被上诉人借给上诉人454900元，双方连一张借条或收据都没有呢？当时，原审原告汇款时，在汇款单用途栏自己亲笔填写的“往来款”，如果真是“借款”，当时原审原告为什么不写借款呢？如果真有借款，为什么在双方事后长达近十年的接触中不向上诉人追款呢？哪个更符合常理和推理？从判决书可知：原审法院不但故意不对上诉人提交的这份证据进行审理和分析，甚至在判决书中有意回避当事人双方在庭审中确认的事实，故意遗漏本案关键事实的查证，从而造成原判认定事实不清。原判法官的这一做法，实在有违法官依法审案的职责。三、原审判决书称：“原、被告之间并无生意上的往来，应当排除汇款是原、被告存在生意上的往来款，且原告通过银行向被告夫妻名下账户汇款，这一般都是民间借贷的常用支付方式”。这一认定不仅不符合客观证据，并故意歪曲了庭审中双方陈述的事实：1、四份书证上明确写明汇款的性质是往来款与货款，白纸黑字，不容另作推理。2、被上诉人在庭审时确认：“我方之前汇款给被告的其他三笔款项是写明往来款的”（见庭审笔录P12页）。3、本案中被上诉人通过银行向被告夫妻名下账户所汇款项的性质，应根据证据认定，而不应以民间借贷的常用支付方式来作出推理认定，更不用说法官的这一推理本身恰恰是不合常理的。4、如果涉案的款项真是借款，那么被上诉人理应在汇款用途一栏写明“借款”，而非证据中查明的头三笔汇款用途为“往来款”，第四笔的汇款用途为“货”。综上，证据及庭审质证结果已表明涉案款项为往来款，而原审法院竟无视客观证据与当事人当庭陈述的事实，武断排除涉案的款项为往来款，这一主观臆断显然违反了《法官法》第七条第二款“审判案件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秉公办案，不得徇私枉法”之规定。四、原审法院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之规定，将本属于被上诉人的举证义务非法地转嫁给上诉人，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上述规定，被上诉人诉求上诉人偿还对其借款，被上诉人应依法提供相应的借条、借款协议或借款合同等证据证明“借款”的事实，但本案中，原审原告提供的四份建设银行转款凭证，仅证明双方之间发生过往来款而非借款。因此，被上诉人意欲主张该“往来款”、“货款”实质是借款的话，就应当向法庭举证证明其主张，但本案中被上诉人并没有完成这一举证之责任，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之责任。遗憾的是，本案法官在此又未能依法办案。五、本案庭审中，主办法官违反庭审秩序，多次武断制止上诉人的代理人为查明事实向对方当事人的发问；并且在对方当事人和代理人已明确表态说不向上诉人发问的情况下，强迫被上诉人代理人向我方发问（可调取庭审视频）。我国民诉法规定：法庭审理时，一方当事人有向另一方当事人发问的权利，审判人员应当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然而，本案庭审中，主办法官根本无视民诉法的规定，不断武断制止我方发问；同时，在被上诉人已明确表示不向我方发问的情况下，硬要对方代理律师向我方发问几个问题。这一行为，是公然违背《法官法》第七条之规定的行为。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主办法官公然非法执法和违反法官职责。因此，为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和司法公正，特提起本案之上诉，请求二审法院：1、依法撤销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5）珠香法民一初字第2701号《民事判决书》。2、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区安世答辩称：一、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双方争议的涉案款项，究竟是林达理借款还是区安世还借款的问题。在原审中，区安世虽然没有向原审法院提供相关借据或者欠条，但是基于双方为多年的朋友的情面上，亦基于区安世深信林达理能够如约、依数地归还借款的基础上，确切的汇款单据，区安世并未就涉案款项让林达理写下借据或者欠条，这是民间借贷经常发生的情况。但是区安世向原审法院提供了4份中国建设银行的电汇凭证，4份电汇凭证上面明确记载了收款人的名称以及汇款金额。其中一份凭证的收款人虽然并非林达理，而是邹XX，但是林达理亦在原审中承认邹XX是林达理的妻子。换言而知，林达理是切切实实的收到区安世所汇的4笔款项，这是不争的事实。由于区安世为生意人，他在各种大大小小的金钱凭证上特别对于借出款项注明“往来款”的习惯并无不妥。更重要的是，林达理在其中一份凭证中标明款项用途为贷款，反而更是印证了前面三笔款项的用途为借款。但是林达理却没有将案件证明重心放在借款事实是否存在发生的问题上，而是针对区安世的书写习惯咄咄逼人，这不仅有掩耳盗铃之嫌，更是有误导法院审判重心之举，从而达到拖延还款的目的，并且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二、区安世与林达理之间并没有存在任何买卖合同关系。林达理在原审中多次提及涉案款项的产生是由于区安世与林达理之间存在生意的来往，但林达理由始到终没有提供任何关于买卖合同存在的依据。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90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即便是区安世提出双方存在借款事实的存在，他也要向人民法院提供相关的借据、欠条、汇款凭证加以证明。但是，林达理无法提供任何关于任何买卖合同的证据，故林达理所提出双方存在生意来往的事实便是子虚乌有的事实，此行为更是误导法院审判方向的烟雾弹。三、林达理所提供的《转让协议》与本案无关。双方的确于2004年7月1日签订了一份关于珠海市XX花园XX房的《转让协议》，但是区安世认为，此协议与本案无关。一方面，此协议的签订只能说明双方确实存在着对此不动产的处分方案，但是并不能理所当然的认为是由于区安世与林达理之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才以此住房的居住权折抵货款。另一方面，出于珍惜双方的情谊，区安世不但无条件、无利息的将涉案款项出借给林达理，更是无期限的将此房屋的居住权转让给林达理。但是林达理却不懂得知恩图报，更是想将借款据为己有，将双方情谊置之不理，实在令人心寒。四、原审法院法官并没有违反《法官法》的相关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妥。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贯穿整个案件审理阶段。区安世已经为己方提出的诉请提供了强而有力的证据。虽然区安世无法提供涉案款项的欠条或者借据（因为双方根本没有签订欠条或者借据），但是区安世能够提供明确的汇款凭证以及单号。相反的，林达理仅一味的重申这笔款项是“货款”而非“贷款”，但却没有向法庭提供任何货物的单据或者买卖合同。便如林达理所说，在涉案款项借贷关系发生之际，这么大的一笔钱怎么可能不写欠条！既然如此，那么处于当事环境之下，价值这么贵重的一笔货物怎么可能连一份出货单，一份买卖合同都不签订呢？很显然，这个买卖关系正是林达理为了逃避债务而捏造出来的事实。另外，在庭审过程中，区安世已经清晰、明确的回答了原审法院法官的问题，但是林达理却不断，重复、变相地向区安世提出相似的问题，已经很大程度的影响了整个案件的审理进度。原审法官为了使得案件进程能够顺利进行，才不得不提醒林达理代理人提问应当注意的相关事项。综上，区安世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为了维护区安世的合法权益和保持司法公正，请求法院驳回林达理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当庭补充答辩意见：1、原审法官当庭说的是“贷”字。2、房屋的转让协议与本案无关。3、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确系借款。
二审期间，在本庭的要求下，上诉人林达理出庭参加诉讼，对于他和区安世的交往及关系做如下陈述：1989年我在XX部工作，区安世在珠海XX公司工作，当时XX部和XX公司在XX合作开了一个XX珠宝店，我和区安世均是各方的代表。珠宝店的经营时间为1989年-1993年年初。后来我调回XX部后，与区安世仍有联系。我对玉有专门研究，区安世也很喜欢玉，所以双方有交流。我太太也在XX古玩城开了一家玉器店，区安世也在我太太的店里买过玉。由于当时玉没有明确的价格，区安世每次出差的时候也没带很多的现金，区安世有时也要我垫付现金买玉。他回去珠海后，就把钱汇给我。区安世汇给我的三笔钱，都是归还我帮他垫付买玉的钱。区安世汇给我太太的钱，是从我太太的店里拿到玉后汇的货款。2000年我在XX部内退，因我很喜欢珠海，想在珠海找点事做。截止2003年或2004年，区安世还欠我十几万货款没还，2004年我就来珠海找他，准备在珠海买房，问他能否把欠我的货款还回来，区安世说，他刚好在XX花园有一套房子空着，劝我别买，让我住，然后就签了一个转让的协议，允许我无限期住这个房子。实际上就是用所欠的货款抵房租，但没有写在协议上。一直住到2010年，因我在XX又买了房子，就搬走，把钥匙都给回区安世。区安世在起诉书讲2003年后找不到我是不符合事实，我们在2010年以后就没有联系。
区安世对此的陈述：我方的公司的全称是珠海XX公司，该企业隶属于XX银行。珠海XX公司隶属于珠海XX公司。我是珠海XX公司的经理。珠宝店为国企。我在珠宝店没有实际职务，但代表我公司参加管理，至于珠宝店的法人是谁，我不清楚。珠宝店的经营时间为1989-1992年。珠宝店取消后，我和林达理一直有来往。1999年-2001年期间，林达理称在云南进翡翠，需要资金，就向我借款，共四次向我借款454900元。1999年12月10日汇款44900元，2002年2月13日汇款85000元，2002年3月3日汇款6万元，上述款项全都是写“往来款”，转给林达理本人的账户，最后一次是在2001年4月10日因林达理要求我将款项汇给他老婆邹XX的账户，我当时多了个心眼，写了“贷款”的“贷”字。
我去北京出差的时候与林达理见面，林达理说他的翡翠现在升值，不着急卖，让我不要担心。2004年，林达理说要在珠海开展业务，想住我XX花园的房子，因该房没有房产证，林达理承诺帮我补办房改手续，但是为了让朋友真心帮他，让我写一份给他住的转让协议。一直到2009年，他一直办不下房改手续，我就把房子收回来。就联系不上他了，我2015年起诉。
林达理为证实其主张，二审期间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1、中国XX古玩城的画册，证实其妻子邹XX开了一家“XX”的玉器店，证明区安世转给邹XX是买玉的货款。
证据2、中国收藏家协会玉器专业委员会颁发给林达理的证书，证明林达理是玉器专业委员会的会员。
证据3、光盘一张，证明2003年5月播出的《财经频道》艺术品投资节目，专门采访林达理收藏玉的过程。
区安世认为这三份证据不是新证据，其有权不予质证。如果法庭认为需要质证，其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2、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一个画册，证明不了一个企业的合法存在，林达理的太太开的“XX”与本案无关。涉案借款（林达理所称的货款），林达理在一审中承认收到款项。关于中国收藏家协会是否为合法组织，我方存疑。该协会是否授予林达理为玉器专业委员与本案无关。光盘即便是采访林达理，与本案无关。
区安世提交了其中国银行长城卡对账单，证实其于2001年7月31日在北京市分行有刷卡500500元的交易记录，证实其有经济实力，无需向林达理借款。
林达理认为该证据不是原件，真实性无法核实，且刷卡记录发生在2001年7月，涉案汇款发生在1999年12月10日、2000年2月13日、2000年3月3日、2001年4月10日，不能证明区安世之前有现金支付能力，且古玩交易一般是现金交易。
对于林达理提交的三份证据，区安世均不认可。本院认为，中国XX古玩城的画册证实邹XX曾在此开设“XX”经营玉器，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纳。其他二份证据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性，本院不予评判。区安世提交其中国银行长城卡对账单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性，本院不予评判。
经二审审理查明，1989年至1992年间，区安世与林达理是珠海XX酒店“XX珠宝店”同事。区安世提交他从1999年12月至2001年4月期间通过银行转账向林达理账号汇款三笔，向林达理妻子邹XX汇款一笔，以此主张林达理向其借款454900元。具体为：1999年12月10日向林达理汇款49900元、2000年2月13日汇款85000元、2000年3月3日汇款60000元。《汇款单》上用途栏均为“往来款”。区安世于2001年4月10日汇给邹XX名下260000元，而《汇款单》上用途栏为“货款”。
林达理确认收到上述款项，但抗辩转给他本人的三笔款是归还其借给区安世购买玉的借款，转给邹XX的款是付在邹XX店铺购买玉的货款。他本人没有欠区安世的借款。因区安世尚欠其十多万元借款，并将区安世的房子无偿转让给他居住。并提交《转让协议》一份，内容：经协商，本人将珠海市XX花园XX房居住权转让给林达理使用，并且不限期使用。区安世和林达理签名。2004年7月1日。
另查明，林达理的妻子邹XX曾在XX古玩城开设“XX”店，主要经营和收藏各类玉石、宝石、观赏石、青铜器及漆木艺术品等。
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针对上诉人林达理的上诉理由和被上诉人区安世的答辩意见，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本案的款项是否为林达理向区安世的借款。被上诉人区安世所持有的银行转账凭证，仅能证实其向上诉人林达理汇款194900元，向邹XX（林达理的妻子）汇款260000元，尚不足以证明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林达理抗辩他不欠区安世钱，区安世因尚欠他十多万元，并将区安世的XX花园的房子居住权无偿给其不限期使用，（其实际居住从2004年7月1日至2010年左右）佐证其抗辩。经查，区安世对该《转让协议》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提出因林达理承诺帮其办房产证才出具的该协议。对此本院认为，截止2004年7月1日，如林达理尚欠区安世本案的454900元借款的情况下，区安世非但不让林达理出具借据，并将自己的房子无偿无限期给林达理居住，很显然不合常理。关于区安世在诉状中提出林达理自2003年3月杳无音信，失去联系，很显然与本案林达理在2010年将房子归还区安世的事实不符。结合林达理的妻子邹XX曾经开设“XX”店，且区安世转账给邹XX的《汇款单》上用途栏为“货款”。（至于双方争议的是“货”还是“贷”字，从书写笔画上看“货”明显少了“贷”字的一点。而且，根据日常生活常理，个人之间的借款，一般写“借”或“欠”，不会写“贷”。）综上，本院认为，林达理的抗辩更符合常理，且提交了相关证据佐证。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实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对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区安世未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后果。区安世虽提交了中国银行长城卡对账单，证实其于2001年7月31日在北京市分行有刷卡500500元的交易记录，根据古玩交易通常用现金交易，且本案转给林达理的涉案的款项均发生1999年12月10日至2000年3月3日间，2001年4月10日，不能证明区安世涉案款项发生时有现金支付能力，因而无法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综上，原判仅凭区安世的转账《汇款单》认定区安世与林达理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并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处理不当，本院依法改判。上诉人林达理的该项上诉请求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林达理提出原审法官违反庭审秩序，没有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5）珠香法民一初字第2701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区安世的诉讼请求；
三、驳回林达理的其他上诉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4062元，由区安世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124元，由区安世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詹 洁
审 判 员 孙 志
代理审判员 马 艳
二〇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梁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