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黑01民终14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纪振生，男，1951年8月6日出生，汉族，双城市水务局退休干部，住哈尔滨市双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隋文生，男，1960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双城市农村信用联社退休干部，住哈尔滨市双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丽华，女，1955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双城市农村信用联社退休干部，住哈尔滨市双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亚清，女，1950年3月6日出生，汉族，双城市建材厂退休工人，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宝林，男，1959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个体业者，住哈尔滨市双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凤兰，女，1965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哈尔滨市双城区。
上诉人纪振生因与被上诉人隋文生、赵丽华、赵亚清、孙宝林、胡凤兰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人民法院（2017）黑0113民初43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纪振生、被上诉人隋文生、赵丽华、赵亚清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孙宝林、胡凤兰经合法传唤未出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纪振生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哈尔滨市双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黑0113民初4314号判决的第二项；2.在查清本案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或者发回原审法院重审。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适用法律不当。一、原审判决中“本院认为”第一部分认定：“本案纪振生主张与隋文生、赵丽华、赵亚清、孙宝林、胡凤兰之间存在房屋租赁的口头合同关系，却没有提供相应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口头合同关系应提供相应的租赁事实证据佐证或者当事人自认），而本案隋文生、赵丽华、赵亚清、孙宝林、胡凤兰皆否认与纪振生存在租赁关系，故无法认定纪振生、隋文生、赵丽华、赵亚清、孙宝林、胡凤兰之间存在租赁关系。”纪振生对一审法院以上的事实认定不服：纪振生在庭审中已向法庭出示了在举证期限时间内，就已向法院提交的“证据目录”中的第4、5份证据，用以证明隋文生、赵丽华自认其（隋文生、赵丽华、赵亚清、孙宝林、胡凤兰）于1998年5月1日起，就承租使用了纪振生的该四套争议房屋和赵亚清自认其约于2000年向高科技城市信用社（隋文生、赵丽华）租赁使用了该四套房屋。同时，纪振生在庭审中还特别向法庭强调了该四套房屋的所有权，在隋文生、赵丽华、赵亚清、孙宝林、胡凤兰于2002年7月30日，通过各种犯罪手段而非法取得之前，一直是无争议的属于纪振生所有的，并当庭出示了相应证据（房产档案）。一审法院凭什么说纪振生没有提供相应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难道纪振生提供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和“行政判决书”所陈述、认定的事实，以及房产档案不是合法有效的相应证据吗？隋文生、赵丽华、赵亚清、孙宝林、胡凤兰在2002年7月30日非法取得纪振生该四套房屋所有权之前，就对该四套房屋进行占有、使用、收益，一审法院对此认定隋文生、赵丽华、赵亚清、孙宝林、胡凤兰不是租赁纪振生的房屋，难道是隋文生、赵丽华、赵亚清、孙宝林、胡凤兰强抢、霸占纪振生的房产吗？难道该四套房屋的房屋产权登记档案所记载的事实及相关证据，不是纪振生向法院提供的纪振生、隋文生、赵丽华、赵亚清、孙宝林、胡凤兰之间存在房屋租赁关系的相应的、合法的、有效的证据吗？难道纪振生用三份，即双城市房产住宅局的房产档案材料、双城市政府法制办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和双城市人民法院的行政判决书的公文书证原件，用以佐证当事人之间口头形式的房屋租赁协议关系事实存在、成立，还不符合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吗？一审法院是出于什么目的而对以上纪振生所提交的三份公文书证原件不予依法采信？这是一起典型的一审法院法官有法不依、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公然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枉法裁判的错案。特别让纪振生感到莫名其妙的是一审法院说什么“本案的五名被告隋文生、赵丽华、赵亚清、孙宝林、胡凤兰皆否认与纪振生存在租赁关系，故无法认定纪振生、隋文生、赵丽华、赵亚清、孙宝林、胡凤兰之间存在房屋租赁关系”。纪振生不知原审法院是无法认定还是无能力认定或者是主观故意、徇私枉法不认定？本案的五名被告在庭审时，本人到庭参加诉讼的只有隋文生一名被告，而另外四人赵丽华、赵亚清、孙宝林、胡凤兰没有正当理由却均未出庭，只是共同委托了同一个诉讼代理人参加的诉讼。不知其他赵丽华、赵亚清、孙宝林、胡凤兰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怎么向法院表达的“皆否认”与纪振生存在租赁关系的？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判决是应当只靠“隋文生、赵丽华、赵亚清、孙宝林、胡凤兰皆否认”作出的呢？还是应当根据“证据裁判原则”，即没有证据就没有事实原则和“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依法作出呢？纪振生向法院提供了合法有效的公文书证，充分证明了纪振生、隋文生、赵丽华、赵亚清、孙宝林、胡凤兰之间房屋租赁关系的存在，纪振生所主张的房屋租赁事实成立，其权利主张就应当得到法院的支持。本案的五名被告目无国法，胆大妄为，就连国家机关公文都敢伪造（伪造支付令两份、民事调解书一份）、印章都敢伪造（伪造单位“业务公章”一枚），以及“虚假证明文件”也敢出具，虚假买卖“标的”的合同也敢签订，难道其还不敢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共同虚构事实（在行政复议案件和行政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隋文生、赵丽华、赵亚清、孙宝林、胡凤兰已经变相的自认租赁使用了该争议房屋），共同说假话吗？一、一审法院认定纪振生、隋文生、赵丽华、赵亚清、孙宝林、胡凤兰之间不存在房屋租赁关系，既没有事实根据也没有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予以纠正。一审法院罔顾事实，滥用职权、枉法裁判，形同“草菅人命”，严重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和司法的公信力。请求二审法院调取一审庭审的录音录像（庭审笔录因法院以书记员记录速度跟不上当事人口述，而断章取义、不完整，审判长赵冬梅当庭承诺纪振生可在庭后补证和提交质证意见书予以完善，但其并没等纪振生补证和提交质证意见书就迫不及待的、别有用心的作出了突袭裁判），以便充分了解庭审流程及相关内容、查清案件事实，依法作出公正裁判，还上诉人以公道。二、一审判决中“本院认为”第二部分认定：“当事人对租赁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定期合同。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出租人解除合同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承租人。---而本案纪振生长达十九年未收取租金，且在得知房产被“过户”的情况下，亦未提出解除合同不符合常理”。纪振生对一审法院以上的事实认定不服：纪振生在起诉状中已经详细陈述了与隋文生、赵丽华、赵亚清、孙宝林、胡凤兰之间，在达成口头的房屋租赁协议时，就已经明确约定了“双方当事人的任何一方都有权随时通知对方解除合同，并在解除合同的同时结清全部租金”。一审法院认定纪振生十九年都没能违反纪振生、隋文生、赵丽华、赵亚清、孙宝林、胡凤兰双方所约定的“在双方解除租赁合同的同时一并结清全部租金”的规定，去向隋文生、赵丽华、赵亚清、孙宝林、胡凤兰随时收取租金的行为不符合常理，不知其法律依据是什么？难道纪振生应当不遵守诚实守信原则，随意去向隋文生、赵丽华、赵亚清、孙宝林、胡凤兰收取房屋租金就符合什么“常理”了么？一审法院所说的“常理”就是要求纪振生以租赁时间过长为由，去违反租赁双方自愿达成的协议条款内容，任意提前结算房屋租金或者起诉隋文生、赵丽华、赵亚清、孙宝林、胡凤兰吗？尽管纪振生也不能排除隋文生、赵丽华、赵亚清、孙宝林、胡凤兰方在非法转移纪振生的房屋产权时，就已经预谋好了以后可以以现房屋权利人的身份，来否定与原房屋权利人（纪振生）的租赁关系，在生米做成熟饭的情况下，让纪振生有口难辩。但是纪振生对自己能够依法要回本属于自己的房屋产权充满了自信，在纪振生依法要回产权之前，只要隋文生、赵丽华、赵亚清、孙宝林、胡凤兰方尚没主动正式的直接表示拒绝给付房租租金、终止租赁民事法律关系的情况下，纪振生绝不会在情况绝对不利于自己时候，去主动找隋文生、赵丽华、赵亚清、孙宝林、胡凤兰解除租赁合同，并同时结清租金。即使纪振生要终止租赁合同，同时结清租金，也必须在依法讨回房屋产权的时候、对自己更有利时候才能施行。纪振生毫不怀疑自己能依法追回房屋产权，也并不怕隋文生、赵丽华、赵亚清、孙宝林、胡凤兰不依法履行其给付全部租金的义务。另外，常言道：“打盆儿论盆儿，打罐儿论罐儿”，一审法院依据什么认为纪振生在知道自己的房屋产权，被“高科技城市信用社”和房产住宅局非法转移“过户”的情况下，就必须立即解除即终止与本案“五名被告”的房屋租赁合同，提前结清房屋租金或者提起诉讼？否则就不符合常理？这三个主体不同，法律事实不同，法律关系不同，诉讼标的不同的案件，一审法院凭什么认定纪振生必须一并起诉？是法律另有什么强制性规定吗？依据民法上的民事主体有权“意思自治”的原则，纪振生不可以根据自己的真实意愿来决定是否设立、变更、或者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房屋租赁合同吗？一审法院有什么特权以所谓的什么“常理”为借口，来蛮横的干涉、否定纪振生当事人有权意思自治的“法理”？法院到底是该依据法律裁判，还是该依据“常理”即法官的个人意思裁判？纪振生根据民事主体意思自治的原则认为：无论隋文生、赵丽华、赵亚清、孙宝林、胡凤兰在房屋租赁和房屋产权问题上怎样耍阴谋、施诡计，只要其不直接、正式的向纪振生作出变更、终止房屋租赁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该房屋租赁的民事法律关系就一直受法律的保护，纪振生有权根据自己的真实意思随时向承租方，作出解除房屋租赁合同、终止民事法律关系或者继续保持租赁关系的表示。同时，纪振生也有权随时作出是否按合同约定结清全部房租金，使自己的合法财产权益不遭受任何损害的决定。本案承租人（隋文生、赵丽华、赵亚清、孙宝林、胡凤兰）自1998年5月12日起租赁出租人（纪振生）四套房屋开办调味品厂和绢花制品厂，到2016年9月21日承租人正式、直接的向出租人表示拒绝履行房屋租金的给付义务（纪振生当庭提供了电话录音证据），出租人与2017年8月16日就承租人不履行房屋租赁合同义务，向双城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符合诉讼时效制度规定，并不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法院应当依法支持纪振生的诉讼主张。三、一审判决中“本院认为”第三部分认定：“纪振生就涉案四套房产被“过户”至高科技城市信用社名下的房产登记行为，于2011年6月20日向双城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的行为表示，纪振生于2011年已经知道涉案房产的产权发生了变更，即其于2011年就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隋文生、赵丽华、赵亚清、孙宝林、胡凤兰不能履行给付租金的义务，其于2017年提起本次要求隋文生、赵丽华、赵亚清、孙宝林、胡凤兰给付租金的诉讼，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纪振生对一审法院以上的事实认定不服：纪振生不明白一审法院的判决是依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还是依据“新法优于旧法”原则决定适用那部相应的法律作出的？该判决既适用了《民法总则》第138条“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表示完成时生效”的规定，同时也适用了《民法通则》第五条“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的规定。《民法总则》是于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而本案是该部法律生效前发生、立案的，至于本案的审理该适用《民法总则》还是《民法通则》，纪振生认为到都区别不大，关键的问题是其所适用的法条规定内容必须符合相应的案件事实。对本案诉讼时效的认定，如果一审法院决定的是适用《民法总则》，其就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第137条“以对话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相对人知道其内容时生效”的规定，因为本案的隋文生、赵丽华、赵亚清、孙宝林、胡凤兰就是于2016年9月21日以对话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相对人纪振生才知道隋文生、赵丽华、赵亚清、孙宝林、胡凤兰已经拒绝履行房屋租赁合同义务的。一审法院适用《民法总则》第138条规定，判决纪振生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纯属无的放矢，与案件事实不相符合，即适用法律不当。至于适用《民法通则》第五条规定，争议双方谁的合法民事权益都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而不是只保护隋文生、赵丽华、赵亚清、孙宝林、胡凤兰的合法权益。其次是一审法院根据什么认定纪振生于2011年6月20日，就自己的房屋产权被房产住宅局非法“过户”到“高科技城市信用社”名下，向双城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时，就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本案的“五名被告”不能履行给付房屋租金的义务？房产住宅局非法转移纪振生的房屋产权，纪振生不服提起行政复议是属于行政纠纷吗，其与本案的隋文生、赵丽华、赵亚清、孙宝林、胡凤兰能不能履行房屋租金的给付义务有什么必然关联？纪振生为什么就该因房产住宅局的行政违法行为而判定本案的隋文生、赵丽华、赵亚清、孙宝林、胡凤兰不会履行给付房屋租金的义务？难道房产住宅局的行政违法行为被依法撤销，纪振生的房屋所有权得到了恢复以后，隋文生、赵丽华、赵亚清、孙宝林、胡凤兰可以拒绝履行房屋租赁合同所约定的给付全部租金的义务吗？法律能允许其为所欲为吗？一审法院如此主管臆断、算命先生式的推定尚未发生的“事实”，是否已经牵强到了蛮横不讲道里并且还无以复加的程度了？纪振生与高科技城市信用社的产权纠纷（属于另案）、纪振生与房产住宅局的行政登记纠纷（属于另案），以及纪振生与隋文生、赵丽华、赵亚清、孙宝林、胡凤兰的房屋租赁纠纷，既不是同一主体，也不是同一法律事实，更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并且也不是同一诉讼标的。难道一审法院可以凭借手中的特权，将其法官个人意志强加于纪振生吗？即法官可以用另案的行政纠纷、房屋产权纠纷案件的知情时间，去认定纪振生对房屋租赁纠纷的起诉超过诉讼事件期间吗？难道纪振生在与本案隋文生、赵丽华、赵亚清、孙宝林、胡凤兰的房屋租赁合同存续期间，发现自己的房屋产权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被非法转移，不去首现依法维护自己的合同房屋产权，只因怕其将来不予给付租金而去首先找承租人解除租赁合同，并同时结算房屋租金吗？这种毫无事实根据的主观臆断（推定）才是真正不符合常理、荒谬绝伦呢。特别是纪振生在本案庭审时，已经向法庭详细阐明了纪振生于2011年4月22日到房产住宅局查阅房产登记档案时，发现自己的四套房屋产权早在2002年7月30日，被房产住宅局非法转移到了登记到了高科技城市信用社的名下。对此，纪振生首先于2011年5月12日向双城市人民法院，对高科技城市信用社利用其自己伪造的“督字”民事调解书和出具的虚假证明文件，申请办理转移纪振生的四套房屋产权到自己名下的违法行为，提起了民事诉讼。当时经过立案庭庭长苏君彪、法官李凡和审监庭庭长肖俊共同研究决定，建议纪振生应当先就房产住宅局的转移房屋权属登记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纪振生接受了该建议后，并于2011年5月20日对房产住宅局的行政违法行为，向双城市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但是由于当时的法院院长王景侠的不当干预和当时立案尚没施行登记制度，苏君彪在院长的指使下一直不断的让纪振生到双城市政府的法制办去申请行政复议。谁知纪振生这一去行政复议就是一年多的时间，并且还遭到了被非法的驳回。纪振生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又依法向双城市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直到2013年12月份双城市法院才极不情愿的给予立案。根据《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关于“由于不属于起诉人自身的原因超过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的相关规定，与本房屋租赁纠纷案件相关联的房屋产权确认的民事纠纷案件和房屋登记的行政纠纷案件，基于纪振生都已经在法定的诉讼期间内分别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是法院的原因没能及时予以立案。至于此后何时纪振生再对以上民事和行政两个案件提起诉讼，已不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事实上，后来与本房屋租赁案件相关联的行政诉讼案件的立案审理，就没有受到诉讼时效期限的羁束。至于与本房屋租赁案件相关联的房屋产权确认案件，理所当然的也不会再受到诉讼时效的羁束。纪振生在本案庭审的法庭调查阶段，已经向法院说明了可以向双城区法院的多名法官调查核实，以上纪振生所述事实是否属实的证明人，其中包括：苏君彪、李凡、肖俊、王启韫、王晶、那海波、王景侠、史山泰等证人。同时，审理本案的审判长赵冬梅本人当时就在立案工作，并且还与苏君彪一起调查核实了关于（1998）双民“督字”第42号民事调解书真伪问题的核查工作，后来法院给双城市政府出具的“经我院调查核实，无（1998）双民督字第42号民事调解书”的复函，就是根据苏君彪和赵冬梅的调查结果所作出的。对于以上两个案件的诉讼时效问题，赵冬梅审判长不用调查别的法官，其本人就应当是心知肚明的。纪振生坚信双城区人民法院以上应当出来作证的法官，每位都是具备法官应有的职业良知、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的，绝不会昧着良心作伪证。本房屋租赁纠纷的民事案件与其相关联的房屋产权纠纷的民事确认案件，以及与其相关联的房屋登记耳朵行政纠纷案件虽然相互交叉，但是其各案件的主体不同、法律事实不同、法律关系不同、争议的标的也不同，此案不是彼案，一案有一案的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一审法院不该将其混为一谈。纪振生在本诉的庭审举证、质证期间，已特别向法庭强调了本案的隋文生、赵丽华、赵亚清、孙宝林、胡凤兰是于2016年9月21日，向纪振生正式、直接的作出拒绝履行给付房屋租金的意思表示的，并且纪振生还向法院提供了电话录音证据。纪振生对一审法院为什么不依法采信该合法有效的证据，并且还不向纪振生说明理由的行为表示不服。同时，纪振生对一审法院为使隋文生、赵丽华、赵亚清、孙宝林、胡凤兰的犯罪行为免受法律的追究，而故意混淆是非、张冠李戴，错误的认定案件事实，错误的适用法律规范，恣意的违反法定程序，滥用审判权驳回纪振生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正当诉讼请求的行为也表示不服。综上所述：一、原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即脱离证据认定“事实”，凭主观臆断、捏造事实，牵强附会、指鹿为马；根据证据裁判原则，纪振生与隋文生、赵丽华、赵亚清、孙宝林、胡凤兰之间的房屋租赁关系事实成立；纪振生的起诉符合诉讼时效制度规定，并不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二、原审法院的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既适用了《民法总则》不相关条款的规定，又适用了《民法通则》不相关条款的规定，即在法律的适用上“张冠李戴”、“移花接木”。三、原审法院的判决审理程序错误：（一）法庭调查结束后才告诉纪振生需要作出“给付之诉”或者“确认之诉”的选择，搞“释明突袭”；（二）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中的关于“能够当庭认定的证据，应当当庭认定”的规定，搞暗箱操作、恣意认定证据，即怎么认定对纪振生不利，但对隋文生、赵丽华、赵亚清、孙宝林、胡凤兰有利就怎么认定，还不依法当庭认定，搞“认证突袭”；（三）庭审笔录断章取义，违背当庭向纪振生所作的承诺，不等纪振生提交质证意见书予以补充完善即作出判决，搞“判决突袭”。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者发回原审法院重审，以维护司法的公平正义和纪振生的合法权益。另外，希望二审法院能判令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纠纷案件中涉及刑事犯罪若干程序问题的处理意见》的规定，将隋文生、赵丽华、赵亚清、孙宝林、胡凤兰的涉罪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同时，建议有关纪检监察部门，依法追究一审法院相关责任人不依法履行移送隋文生、赵丽华、赵亚清、孙宝林、胡凤兰涉罪线索、材料的职责，涉嫌故意包庇犯罪的法律责任。一审法院牵强附会的判决驳回纪振生的诉讼请求，其真实的目的就在于不必再向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移送隋文生、赵丽华、赵亚清、孙宝林、胡凤兰的涉罪线索、材料，以帮助隋文生、赵丽华、赵亚清、孙宝林、胡凤兰逃避法律的追究和制裁。
隋文生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据以认定事实的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原审判决合理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纪振生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理由如下：1.隋文生与纪振生之间根本就不存在租赁关系。从未委托任何人租赁过任何人的房屋，也从未做过任何生意。纪振生诉称与隋文生有租赁关系，完全是无中生有；2.纪振生提到的一审向法院出具的“三份证据”与隋文生无关，更不能作为租赁关系的证据。
赵丽华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法律关系定性准确，审判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纪振生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理由如下：1.赵丽华与纪振生并无租赁关系，也从未代表任何人租赁过房屋并且从未做过生意；2.赵丽华与纪振生从未有过来往，也并不认识赵亚清。纪振生也从未找赵丽华说过此事；3.纪振生一审提交的证据与赵丽华无关并不能证明赵丽华与其存在租赁关系。
赵亚清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赵亚清与纪振生之间不存在租赁房屋的关系，赵亚清跟纪振生是邻居，不认识赵丽华，如果真的租房子可以直接找纪振生，不需要委托一个不认识的人。纪振生说的三份证据与赵亚清无关且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孙宝林、胡凤兰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认定事实的证据充分合法正确，原审判决合理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纪振生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理由如下：1.孙宝林与胡凤兰从未委托任何人租赁过房屋，也不认识赵丽华；2.纪振生一审提交的“三份证据”不能作为存在租赁关系的证据。
纪振生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隋文生、赵丽华、赵亚清、孙宝林、胡凤兰共同给付所欠房屋租金693,000元；2.确认隋文生、赵丽华、赵亚清、孙宝林、胡凤兰共同伪造的双城市人民法院（1998）双民督字第42号民事调解书所载的内容无效并判令将隋文生、赵丽华、赵亚清、孙宝林、胡凤兰因该行为取得的房产返还给纪振生；3.请求确认隋文生、赵丽华、赵亚清、孙宝林、胡凤兰于2002年7月2日以双城市高科技城市信用社的名义出具的虚假证明文件无效；4.请求确认隋文生、赵丽华冒用高科技城市信用社的名义与赵亚清、孙宝林签订的虚假购房协议无效并判令赵亚清、孙宝林将因该行为所取得的房产返还给纪振生；5.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由隋文生、赵丽华、赵亚清、孙宝林、胡凤兰承担。经一审法院释明后，纪振生撤回了第2、3、4向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4年6月8日，纪振生取得涉案房产（坐落于双城镇团结街二委二组和双城镇团结街二委三组，建筑总面积为358平方米）的四套房屋的所有权【当时的产权证号分别为：4-1440（建筑面积136平方米）、4-1441（建筑面积136平方米）、4-3490（建筑面积50平方米）、4-3491（建筑面积36平方米）】。2002年8月2日，上述房产过户至高科技名下。2007年9月27日，上述房产中坐落于双城市团结街二委二组的二套房产过户至赵亚清名下（产权证号分别为：双城市房权证团结街字第××号和双城市房权证团结街字第××号），上述房产中坐落于双城市团结街二委三组的二套房产过户至孙宝林名下（产权证号分别为：双城市房权证团结街字第××号和双城市房权证团结街字第××号）。2011年8月20日，纪振生就涉案四套房产过户至高科技名下的房产登记行为向双城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后被驳回。2013年11月26日，纪振生就涉案房产的两次产权转移的行政行为向双城区（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的订立和生效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纪振生主张与隋文生、赵丽华、赵亚清、孙宝林、胡凤兰之间存在房屋租赁的口头合同关系却没有提供相应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口头合同关系应提供相应的租赁事实证据佐证或者当事人自认），而本案隋文生、赵丽华、赵亚清、孙宝林、胡凤兰皆否认与纪振生存在租赁关系，故无法认定原、隋文生、赵丽华、赵亚清、孙宝林、胡凤兰之间存在租赁关系。（二）、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租赁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定期合同。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出租人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承租人。”不定期合同的产生有三种情形：1.当事人在合同中未约定明确期限。2.当事人约定租赁期限六个月以上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的，视为不定期合同。3.租赁合同期满，承租人使用租赁物出租人没有提出异议的，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但租赁期限为不定期。无论是定期合同还是不定期合同，出租人出租房屋的目的都是为了收取租金，而本案纪振生长达十九年未收取租金且在得知房产被过户的情况下亦未提出解除合同不符合常理。（三）、纪振生就涉案四套房产过户至高科技名下的房产登记行为于2011年6月20日向双城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的行为表明，纪振生于2011年已经知道涉案房产的产权发生了变更，即其于2011年就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隋文生、赵丽华、赵亚清、孙宝林、胡凤兰不能履行给付租金的义务，其于2017年提起本次要求隋文生、赵丽华、赵亚清、孙宝林、胡凤兰给付租金的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总则》第一百三十八条的规定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纪振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730元由纪振生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合同的本质是合意，各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合同才能成立。纪振生一审起诉主张“1998年5月12日，经赵丽华出面代表隋文生、赵亚清与纪振生洽谈承租纪振生所办制鞋厂的四套厂房（总面积358平方米）用于合伙开办调味品（花椒面）厂的事宜并达成了口头协议。双方约定租金为每月3,000元，每年36,000元，租赁时间暂不确定，双方皆有权随时解除租赁协议并在解除协议的同时结清全部租金。在达成租赁协议的次日，赵亚清出面代表承租方接管使用了该房屋。此后，赵亚清、赵丽华、隋文生在未征得纪振生允许的情况下将该房屋转租给了孙宝林用于开办绢花加工厂。截止到2017年8月12日，五被告使用房屋达19年零3个月，累计欠付租金693,000.00元。”，隋文生、赵丽华、赵亚清、孙宝林、胡凤兰对纪振生主张的口头租赁协议不予认可，否认与纪振生存在上述房屋租赁关系，纪振生提交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其所主张的口头租赁协议的事实客观存在，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主张隋文生、赵丽华、赵亚清、孙宝林、胡凤兰共同给付所欠房屋租金693,000元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对其该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纪振生虽然向双城区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但本案并非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作为依据，对纪振生关于本案应中止审理的请求，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纪振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730元，由纪振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宋彦辉
审判员 梁红玉
审判员 王晓东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日
书记员 周小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