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p t ” >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宁0105民初484号
原告：孔永齐，男，1963年9月9日出生，汉族，银川齐发纱窗制作有限公司总经理，住宁夏银川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良富，宁夏大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林雪利，女，1969年3月3日出生，汉族，个体从业人员，住宁夏银川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云霞，宁夏沙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孔永齐与被告林雪利定作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2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7年5月11日、2017年7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孔永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良富，被告林雪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云霞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孔永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款331965元、违约金5000元，共计336965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于2015年9月9日、2016年11月9日先后签订《隐形纱窗制作、安装合同》，约定原告承包隐形纱窗制作、安装工程，包括西夏区锈园小区1、2、3、4、5、6、9、10、11、15号楼及铁发润发兰庭小区19、20、21、22、23、24号楼。原、被告签订合同后，原告即组织进行了施工，工程验收合格后交付使用。经结算，被告尚欠原告工程款共计331965元，原告多次向被告追索工程款，未果，现诉至法院。
被告林雪利辩称，铁发润发兰庭小区19、20、21、22、23、24号楼隐形纱窗的制作、安装并非由原告实际施工，就之前被告承揽的工程，工程款全部支付完毕，原告的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及被告的质证意见如下：《隐形纱窗制作、安装合同》四份、林老板门窗厂结算单一份、锈园小区纱窗数量明细单一份、润发兰庭纱窗验收数量明细单一份、宁众司鉴（2017）第13号鉴定报告书一份、证人贺某某、孙某某证言各一份、出库单一组。被告对签订于2013年11月20日、2014年11月19日的《隐形纱窗制作、安装合同》不认可，认为前一份合同与被告无关，后一份合同中”林雪利”的签名非被告本人所签署，对其他两份合同无异议；对润发兰庭纱窗验收数量明细单不认可，对林老板门窗厂结算单、锈园小区纱窗数量明细单无异议；对宁众司鉴（2017）第13号鉴定报告书、证人贺某某及孙某某证言、出库单不认可，认为无需进行鉴定，证人与原告有利害关系。
被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及原告的质证意见如下：收据三张、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明细清单一组、农业银行交易清单一份、锈园小区纱窗数量明细单一份。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上述部分证据中所反映的数笔款项实为同一笔，原告重复计算了已付款。
本院认定，《隐形纱窗制作、安装合同》、林老板门窗厂结算单、锈园小区纱窗数量明细单、宁众司鉴（2017）第13号鉴定报告书、证人贺某某及孙某某证言、出库单、收据、账户明细清单、农业银行交易清单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性，予以采信；润发兰庭纱窗验收数量明细单系原告单方出具，无被告确认，不予采信。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结合当事人陈述，本院确认本案事实如下：
2013年11月20日，原告与案外人仇文化签订《隐形纱窗制作、安装合同》一份，约定原告为案外人仇文化制作安装铁发锦园项目的隐形纱窗。2014年11月19日，原告与浙江龙宝幕墙有限公司签订《隐形纱窗制作、安装合同》一份，约定原告为其制作安装金润华府的隐形纱窗，被告及案外人仇文化在该合同尾部、浙江龙宝幕墙有限公司处签字确认。原告自述仇文化系被告雇佣的项目负责人，该合同主体一方是被告，而非仇文化、浙江龙宝幕墙有限公司。被告的代理人称其对此不知情，本院要求被告本人到庭接受询问，其在限定的时间内无正当理由未到庭。2015年6月9日出具林老板门窗厂结算单一份，载明：铁发纱窗、金润华府纱窗的纱窗款共计316705元，分别于10月22日付5万元、12月22日付5万元、2015年5月31日付2万元，合计已付款12万元，欠款196705元。被告于2015年6月29日在该清单上签字确认。2015年9月9日，原、被告签订《隐形纱窗制作、安装合同》一份，约定：原告为被告制作安装锈园小区的隐形纱窗。2015年向原告出具锈园小区纱窗数量明细单一份，载明：纱窗款250344元，2016年2月6日向原告工行汇款2万元，2016年4月30日刷卡5万元。2016年11月9日，原、被告签订《隐形纱窗制作、安装合同》一份，约定：原告为被告制作、安装铁发润发兰庭小区的隐形纱窗，纱窗材料厚度0.8毫米，每扇价格38元，按实际结算，2016年春节前付原告纱窗款15万元，如违约罚款5000元。原告主张其已完成了该小区隐形纱窗的制作、安装，其向法庭提交贺某某、孙某某的证人证言。证人贺某某出庭作证称其为原告将制作好的隐形纱窗运输至铁发润发兰庭小区，并协助进行了安装，但该费用未支付，其向法庭出具出库单一组，出库单证实其确为铁发润发兰庭小区19、20、21、22、23、24号楼供应了隐形纱窗。证人孙某某作证称其系原告雇佣的工人，为铁发润发兰庭小区安装了隐形纱窗。经原告申请，依法委托宁夏众业工程造价司法鉴定所对铁发润发兰庭小区19、20、21、22、23、24号楼纱窗数量进行了鉴定。宁夏众业工程造价司法鉴定所出具宁众司鉴（2017）第13号鉴定报告书，载明：铁发润发兰庭小区19、20、21、22、23、24号楼纱窗数量共计5622扇。原告支付鉴定费2500元。
2016年4月29日，原告向被告出具收据，载明其收到被告纱窗款5万元。2016年12月25日，原告向被告出具收据，载明其收到被告纱窗款1万元。2016年12月18日，原告向被告出具收条一份，载明其收到被告支付纱窗款2万元。此外，被告向原告转款数笔，具体为：一、2014年。12月22日转款4万元、12月23日转款1万元；二、2015年。5月30日转款2万元、9月16日转款10万元、10月6日转款3万元；三、2016年。2月7日转款2万元、11月7日转款7万元、12月18日转款2万元、12月25日转款1万；四、2017年。1月26日转款3万元。2014年10月22日，被告农业银行的记录显示转支5万元。被告主张此笔款项亦为其支付给原告的纱窗款，原告不认可。
原告主张：被告所有的付款均系通过银行转账形式支付，从不存在现金交易，1、被告于2014年12月22日转款4万元、2014年12月23日转款1万元与林老板门窗厂结算单中载明的”12月22日付5万元”系同一笔；2、被告于2015年5月30日转款2万元与林老板门窗厂结算单中载明的”2015年5月31日付2万元”系同一笔；3、被告于2016年2月7日转款2万元与锈园小区纱窗数量明细单中载明的”2016年2月6日工行汇款2万元”系同一笔，被告承诺于2016年2月6日汇款，但实际于次日汇款；4、原告于2016年4月29日向被告出具收据中的5万元与锈园小区纱窗数量明细单中载明的”2016年4月30日刷卡5万元”系同一笔，为原告先出具收条，被告后支付工程款；5、被告于2016年12月18日向原告转款的2万元与原告于2016年12月18日向被告出具的收条中载明的2万元系同一笔；6、被告于2016年12月25日转款的1万元与原告于2016年12月25日向被告出具的收据中载明的1万元系同一笔。被告不认可，认为上述均为不同的数笔已付款，其中4、5、6项中收据、收条载明的款项均为以现金形式向原告支付的款项。庭审中，法庭要求被告陈述上述款项中现金来源、交付场所及在场人员，被告的代理人称其不知情，后要求被告本人限期到庭接受询问，被告本人在限定的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另，被告在法庭限定的期限内，不能提交其于2016年2月6日通过工商银行向原告汇款2万元的凭证，亦不能提交其于”2016年4月30日刷卡5万元”的凭证。
被告自述其向原告已付55万元，支付了包含锦园小区、金润华府等在内隐形纱窗的工程款。
本院认为，2013年11月20日，原告与案外人仇文化签订《隐形纱窗制作、安装合同》一份，约定原告为案外人仇文化制作安装铁发锦园项目的隐形纱窗。2014年11月19日，原告与浙江龙宝幕墙有限公司签订《隐形纱窗制作、安装合同》一份，约定原告为其制作安装金润华府的隐形纱窗，被告及案外人仇文化在该合同尾部、浙江龙宝幕墙有限公司处签字确认。被告对上述两份合同不认可，认为与被告无关，但原告自述仇文化系被告雇佣的项目负责人、2014年11月19日签订的《隐形纱窗制作、安装合同》，该合同的签订人是被告而非浙江龙宝幕墙有限公司，因浙江龙宝幕墙有限公司并未在该合同中签章确认，且被告在林老板门窗厂结算单上签字确认，上述两份单据中的项目包含金润华府，加之被告自述其已付工程款用于支付锦园、金润华府等小区隐形纱窗制作安装的工程款，综合上述因素，采纳原告的主张，即被告为上述两份合同权利义务的承受主体。四份《隐形纱窗制作、安装合同》，为原、被告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有效合同。就前三份合同，原、被告已进行结算，费用明确。就第四份合同，被告虽主张原告未实际承揽该合同中的工程，但证人贺某某出庭作证称其为原告将制作好的隐形纱窗运输至铁发润发兰庭小区，其向法庭出具出库单亦可证实其确为铁发润发兰庭小区19、20、21、22、23、24号楼供应了隐形纱窗，证人孙某某作证称其系原告雇佣的工人，为铁发润发兰庭小区安装了隐形纱窗，根据上述证言及出库单，可确定原告完成了其所承揽的铁发润发兰庭小区19、20、21、22、23、24号楼隐形纱窗的制作、安装。鉴定报告中载明该小区上述数栋楼窗户为5622扇，根据双方合同中约定的单价即每扇38元，可知第四份合同被告应付款为213636元（5622扇×38元/扇）。由此，就原告承揽的工程，被告应付款为780685元（316705元+250344元+213636元）。
部分已付款，双方有争议，原告主张：1、被告于2014年12月22日转款4万元、2014年12月23日转款1万元与林老板门窗厂结算单中载明的”12月22日付5万元”系同一笔；2、被告于2015年5月30日转款2万元与林老板门窗厂结算单中载明的”2015年5月31日付2万元”系同一笔；3、被告于2016年2月7日转款2万元与锈园小区纱窗数量明细单中载明的”2016年2月6日工行汇款2万元”系同一笔；4、原告于2016年4月29日向被告出具收据中载明的5万元与锈园小区纱窗数量明细单中载明的”2016年4月30日刷卡5万元”系同一笔款项，为原告先出具收条，被告后支付工程款；5、被告于2016年12月18日向原告转款的2万元与原告于2016年12月18日向被告出具的收条中载明的2万元系同一笔；6、被告于2016年12月25日转款的1万元与原告于2016年12月25日向被告出具的收据中载明的1万元系同一笔。原告认为上述均不应重复计算。被告不认可。就争议点1，转款发生于2014年12月22日、2014年12月23日，而被告于2015年6月29日在林老板门窗厂结算单上签字确认，由此上述款项理应包含在该结算中，故采纳原告的主张，认定为同一笔。同理，就争议点2，亦采纳原告的主张，认定为同一笔。就争议点3，原告主张锈园小区纱窗数量明细单中载明的”2016年2月6日工行汇款2万元”与被告于2016年2月7日转款2万元系同一笔，被告虽不认可，但因时间极为接近且被告不能向法庭提交其2016年2月6日向原告通过工行汇款2万元的凭证，故采纳原告的主张，认定为同一笔。就争议点4，原告主张锈园小区纱窗数量明细单中载明的”2016年4月30日刷卡5万元”与原告于2016年4月29日向被告出具收据中的5万元系同一笔，被告虽不认可，但经法庭释明，不能提交前述”2016年4月30日刷卡5万元”的凭证，故采纳原告的意见，应认定为同一笔。就争议点5、6，原告出具于2016年12月18日的收条、2016年12月25日的收据，收条、收据的出具时间、载明金额与转款的时间、金额一致，符合一般交易习惯，采纳原告的主张，应认定为收据、收条与上述转款为同一笔。上述已认定为同一笔的款项，共计17万，应作为已付款扣除。林老板门窗厂结算单中已确认被告于2014年10月22日向原告付款5万，此外被告于2015年9月16日转款10万元、2015年10月6日转款3万元、2016年11月7日转款7万元、2017年1月26日转款3万元，原告认可为已付款，上述共计28万元，予以确认。由此已付款总额为45万元（17万元+28万元）。综上，被告应付原告工程款为780685元，扣除其已付款450000元，应再支付原告330685元（780685元-450000元）。原、被告于2016年11月9日签订的《隐形纱窗制作、安装合同》中约定了纱窗材料厚度、单价及据实结算，后约定2016年春节前付原告纱窗款15万元，如违约罚款5000元，可知双方合同原意应当为被告完成工程、双方进行结算后、被告在2016年春节前支付纱窗款15万元，本案中，原告完成本合同工程的日期不明，故其主张的违约金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林雪利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孔永齐纱窗款330685元；
二、驳回原告孔永齐的其他诉讼请求。
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354元，由被告林雪利负担6260元、由原告孔永齐负担94元。鉴定费2500元，由被告林雪利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张儒
人民陪审员丁艳丽
人民陪审员李玉香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侯玉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