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7）云26行终61号上诉人（一审原告）王永杰，男，彝族，1978年10月8日生，住文山市。上诉人（一审原告）ＸＸ翠，女，彝族，1979年11月16日生，住文山市。上诉人（一审原告）王永玲，女，彝族，1980年5月28日生，住文山市。上诉人（一审原告）王永芳，女，彝族，1984年10月7日生，住文山市。共同委托代理人ＸＸ分，女，彝族，1973年10月15日生，系四上诉人同胞大姐，文山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共同委托代理人刘飞，云南圆合圆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文山市移民开发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32621MB1145594Y。住所地：文山市新闻路**号。法定代表人王松，局长。委托代理人高锐，云南七乡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何传林，云南七乡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王永杰、ＸＸ翠、王永玲、王永芳诉一审被告文山市移民开发局信访答复一案，不服文山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16日作出的（2017）云2601行初1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永杰、ＸＸ翠、王永玲、王永芳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永分、刘飞，被上诉人文山市移民开发局负责人黄龙学副局长及委托代理人高锐、何传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判决根据当事人的举证并经庭审质证认定，一审原告王永杰、ＸＸ翠、王永玲、王永芳系文山市薄竹镇摆依寨村委会诺诺子村民小组村民。2012年11月13日ＸＸ翠等人与文山市双木林竹柳产业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文山市绿欣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高某口头达成购买美国竹柳的口头协议，并支付定金10000元。因需修建摆依寨水库工程，一审被告到一审原告村小组开展实物指标调查。调查前，曾邀请时任村民干部的王永杰参加了文山市摆依寨水库工程实物指标调查动员培训会。2012年11月28日、29日，一审被告就一审原告四户村民拟征收土地，填写了征地面积丈量记录表，并详细记载了土地附着物数量，一审原告王永杰在征地面积丈量记录表上签字认可，该记录表中并未记载一审原告在拟征收土地上栽种有美国竹柳。2012年12月12日19日，一审被告分别张贴实物指标土地调查公示表，一审原告四户的土地、林地、地上附着物均予以了公示，一审原告在公示期间内未提出异议。2012年12月16日，一审原告ＸＸ翠与高某签订《售苗协议》，支付10000元购苗款，并随即取苗进行种植。2012年12月28日，文山州人民政府下发封库令，禁止在摆依寨水库工程范围区域内新栽经济果木等事项。封库令下发后，一审原告因征地补偿款未将栽种的竹柳计算入内，向一审被告提出异议，一审被告于2016年11月30日作出《答复意见》，认为一审原告的竹柳栽种时间在摆依寨水库封库令发布之后，不能将其纳入摆依寨水库被征土地青苗补偿范围给予补偿，一审原告对该答复意见不服，于2017年5月8日诉至一审法院，请求撤销《答复意见》，确认10万株美国竹柳属于补偿范围并补偿种植成本413980元。一审判决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一审被告主体是否适格，一审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2.一审被告所作《答复意见》是否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针对焦点1：根据《文山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明确文山市移民开发局机构设置的通知》，一审被告文山市移民开发局负责本区域内移民安置规划、大中型水库库区实物调查及兑现后期扶持移民资金等职责，其作出《答复意见》的主体适格。《答复意见》在内容上对4一审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应属于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款“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包括复议机关驳回复议申请或者复议请求的情形，但以复议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驳回的除外。”之规定，文山市人民政府并未对原行政行为作出改变或维持，且《答复意见》不属于复议前置的情形，一审原告可就该具体行政行为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原告于2016年12月1日收到被告所作出的《答复意见》，于2017年5月8日提起诉讼，未超过法定的六个月的起诉期限，一审被告辩称其不是适格被告及一审原告的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意见，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案一审被告主体适格，一审原告的起诉未超过起诉期限。针对焦点2：一审被告至一审原告村小组开展实物调查前，曾召开实物调查动员培训会议，一审原告王永杰参与会议，会议上明确告知实物调查的目的为建设摆依寨水库征地进行土地及附着物的丈量登记，2012年11月28日，一审被告对拟征用的一审原告土地及附着物进行丈量登记，书面告知征地事宜，并分别于2012年12月12日、19日进行公示，在征地丈量记录表及公示表中并未记载有美国竹柳，一审原告对征地丈量记录表与公示表均未提出异议，且对拟征用土地进行了签字确认，2012年12月16日，一审原告在一审被告告知征地情况后，栽种美国竹柳，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第（九）条“告知征地情况。在征地依法报批前，当地国土资源部门应将拟征地的用途、位置、补偿标准、安置途径等，以书面形式告知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在告知后，凡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在拟征土地上抢栽、抢种、抢建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征地时一律不予补偿”之规定，一审原告栽种竹柳的行为系一审被告在告知征地后，在拟征土地上抢栽、抢种的违法行为，不应给予青苗补偿，一审原告认为其不知晓征地，且一审被告未进行告知征地事宜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被告作出的《答复意见》调查核实的一审原告栽种竹柳时间有误，其余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主体适格、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一审原告王永杰、ＸＸ翠、王永玲、王永芳请求撤销《文山市移民局关于薄竹镇摆依寨村委会诺诺子村王永杰等4人竹柳种植补偿意见》、请求判令一审被告确认一审原告王永杰等4人栽种的10万株美国竹柳经济苗木属于摆依寨水库补偿范围并补偿种植成本413980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一审原告王永杰、ＸＸ翠、王永玲、王永芳负担。上诉人王永杰、ＸＸ翠、王永玲、王永芳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文山市移民开发局关于薄竹镇摆依寨村委会诺诺子村王永杰等4人竹柳种植补偿的答复意见》文移复[2006]1号依据其提供的第二组和第三组证据及公示照片的认证违反法定程序。理由如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被上诉人既未提供原始载体(照相机或是录像机)，也没有按照要求来提供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却采信并认定被上诉人行政行为合法的结论，明显违反法定程序。(二)被上诉人《回复意见》依据其提供的第二组和第三组证据及公示照片是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后自行收集的证据，一审法院不能作为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理由如下：被上诉人提供的公示照片，应当属于《证据规则》第六十条第一项“被上诉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或者在诉讼程序中自行收集的证据”。因此，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的《回复意见》依据其提供的第二组和第三组证据及公示的照片不能作为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三)被上诉人实施摆依寨水库项目建设的前期工作中均存在严重的违法行为，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回复意见》依据其提供第二组和第三组证据及公示照片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被上诉人在组织摆依寨水库项目建设前期工作的“实物指标调查”的建议书阶段、可行性阶段、初步设计阶段过程中均存在严重的违法程序和违法确认实物调查的情形。理由如下：1、在工程项目建议书阶段的违法。2、在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的违法。3、在工程项目初步设计阶段的违法。(四)一审法院认为“古某的当庭证言，模糊不清”的说法不符合事实。证人古某的证言与其当庭证言是较清楚能够相互印证的。古某是苗族农民，庭审中其以自己长期形成的带有苗族同胞语气来证明了包括其在内的周边村寨的很多村民参与上诉人王永杰(曾用名王永志)的种树活动以及参与种树的时间是在2012年12月份左右的证言是很清楚的。根据《证据规定》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古某在书面证言中和当庭证言中的内容符合该规定，应该予以采信。(五)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的第四组证据系水库建设文件不宜作为本案证据使用的结论实属错误。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的第四组证据虽然系水库建设文件，但是能够很有力的证明被上诉人的“实物指标调查”的违法行为和土地征用的违法行为。理由如下:1、根据《土地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被上诉人第四组证据，是有力证明2015年1月4日下发的文山市国土资源局《征收土地告知书》文国土资告字[2015]第48号的违法征用基本农田74公顷的文件。2、被上诉人第四组证据，2016年11月23下发的文国土资发[2016]181号《文山州国土资源局关于摆依寨水库工程项目用地的规划审查意见》是具体落实(云国土资规[2016]21号)文件。3、被上诉人的《告知书》及公示，更有力的证明此公告才符合《安置办法》规定的“封库令”的公告内容和要求，即《告知书》第五项；该公告还欠缺国务院的批复文号，更加有力证明被上诉人违法征用基本农田74公顷的证据。(六)上诉人的第四组证据的种植成本是符合“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的事实”。上诉人种植美国竹柳经济林木成本费用的统计是依据种植竹柳的8亩土地面积、近半个月的请临时工费用、4年长工管护的费用以及合理的苗木、化肥、农药支出费用等实际支出成本，总计413980.00元。(七)上诉人当庭出示的欠条及收据与证人高某的书面证言及当庭证言并没有矛盾，只是证明上诉人己足额支付竹柳苗款的事实。一审法院对“上诉人当庭出示的欠条及收据与证人高某的书面证言及当庭证言相矛盾”的认证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在2012年11月29日前进行项目建议书阶段的数据测量的“征地面积丈量记录表”主观臆断的定性为“书面告知征地事宜”是错误的，并据此适用《国土资源部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第(九)条规定来判定“4上诉人栽种竹柳的行为系被上诉人在告知征地后，在拟征土地上抢栽、抢种的违法行为，不应给予青苗补偿”结果，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一)前面己经详述被上诉人在2012年11月29日前进行的“征地面积丈量记录表”,在进行项目建议书阶段的实物初步调查的数据收集，被上诉人在项目建议书阶段的实物初步调查数据就分解到户进行调查签名确认的做法是违反法定程序的。(二)被上诉人在2012年11月29日前进行的“征地面积丈量记录表”和违法套用其表内数据的《征地实物》第1榜和第2榜公示的表册，既没有《国土资源部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第(九)条规定的主体—当地国土资源部门印章，也没有“拟征地的用途、位置、补偿标准、安置途径等”等详细内容，更没有《文山市封库令》中的有关禁止性要求的具体内容；而只是记录土地相关数据和信息的一份普通的主体不清、内容不详的数据表册。(三)被上诉人提供的第四组证据的《告知书》及其公示才符合《国资源部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第(九)条规定的“书面告知征地事宜”的具体文件，而此文件是上诉人的美国竹柳种植2年之后才发布的公告。所以，一审法院主观臆断的认定“4上诉人栽种竹柳的行为系被上诉人在告知征地后，在拟征土地上抢栽、抢种的违法行为，不应给予青苗补偿”的结论是错误的。因此，“实物指标土地调查公示表”是被上诉人违反法定程序调查的数据，一审法院据此判定“上诉人栽种竹柳的行为系被上诉人在告知征地后，在拟征土地上抢栽、抢种的违法行为，不应给予青苗补偿”的结论，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文山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16日作出的(2017)云2601行初第14号行政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文山市移民开发局答辩称：被上诉人依据《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落实国务院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的实施意见》、《文山市人民政府关于摆依寨水库工程建设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建设征地实物指标成果确认的函》等规定实施的文山市摆依寨水库工程建设符合法律、法规及文件的规定。2012年11月28日、29日，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被征用的土地进行实物指标调查时，上诉人并没有种植竹柳，王永杰作为当时摆依寨村委会村务监督员，全程参与了实物指标调查工作，对被征用土地用于摆依寨水库建设一事是明知的。上诉人种植竹柳的时间是在2013年1-2月期间，是在2012年12月28日“封库令”下达之后种植的，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第（九）条的规定，不给予补偿是符合规定的。因此，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依法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本院认为，文山市移民开发局于2016年11月30日作出的文移复〔2016〕1号《文山市移民开发局关于薄竹镇摆依寨村委会诺诺子村王永杰等4人竹柳种植补偿的答复意见》是上诉人向文山市信访局反映后，文山市人民政府指令文山市移民开发局进行复核后作出的答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九）项规定：“行政机关针对信访事项作出的登记、受理、交办、转送、复查、复核意见等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中，文山市移民开发局作出的答复属于上述法条规定的情形，一审法院予以受理并作出实体裁判不当，应予撤销。据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文山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云2601行初14号行政判决；二、驳回王永杰、ＸＸ翠、王永玲、王永芳的起诉。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各50元，退还王永杰、ＸＸ翠、王永玲、王永芳。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王要师审判员  陈古洪审判员  何建兵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袁 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