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永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永民初字第276号 原告：李红军，男，汉族，1982年8月12日生，云南省永平县人，务农。 被告：蒋文武，男，汉族，1981年11月12日生，云南省昭通市人，务农。 被告：杨举，男，彝族，1988年3月3日生，云南省永平县人，务农。 委托代理人：何晓薇，云南展腾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林惠杨，男，彝族，1980年8月24日生，云南省永平县人，务农。 原告李红军诉被告蒋文武、杨举、林惠杨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7月15日受理，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程崇林独任审判，于2015年8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红军，被告蒋文武、杨举及其委托代理人何晓薇，被告林惠杨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红军诉称：2015年3月14日，原告到被告林惠杨户处参与挖水窖。水窖由被告蒋文武用挖掘机负责开挖，在要完工时，由于水窖内的部分余土需要人工清理，并需人工上土到挖斗里，又由挖斗将土运出。原告为协助蒋文武完成工作，就下水窖清土和上土。出入水窖时，水窖主人林惠杨建议用木梯出入水窖，但蒋文武说用挖机出入即可。原告在最后一次出水窖时，由于挖机小臂摇摆，原告没有抓稳挖机小臂，不慎坠入水窖的排水槽，导致原告腰椎2椎体骨折。当晚，原告被送到大理学院附属医院住院治疗十二天，支付医疗费29848.66元。原告认为，被告蒋文武、杨举未严格执行挖机的操作规程，行为有过错，应当对原告的损害后果承担民事责任。原告在住院治疗期间，林惠杨垫付了34000元的费用，被告蒋文武、杨举对原告不闻不问。被告的行为给原告的身体造成了较大损害，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赔偿原告的各项损失。具体赔偿项目为：赔偿医疗费29848.66元，误工费24000元，护理费12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200元，营养费2700元，交通费2500元，残疾赔偿金52800元，鉴定费1900元，后续治疗费10000元，其他费用1300元，合计134253.66元。 被告蒋文武辩称：挖机的所有人是被告杨举，蒋文武只是为杨举开挖机。原告与水窖所有人林惠杨是亲戚关系，原告下水窖清土是为了减少挖机的工作时间，为林惠杨节省费用。被告没有让原告乘挖斗出入水窖，且阻止过原告。被告林惠杨没有要求原告使用木梯出入水窖，木梯在距离水窖3米远的地方，因为木梯仅有2.5米长，而水窖深3米，并不曾使用木梯，也无法使用。原告在挖机小臂没有停稳时就跳下挖斗，对自身的损害结果有过错，原告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被告蒋文武为杨举开挖机，不应承担民事责任。 被告杨举辩称：挖机属于被告杨举，蒋文武系杨举雇请的挖机驾驶员是事实。杨举同意蒋文武的上述答辩意见。被告杨举使用挖机为林惠杨开挖水窖，每小时林惠杨支付220元的费用。原告是为林惠杨帮工，与林惠杨形成了个人劳务关系，民事责任应当由林惠杨承担。 被告林惠杨辩称：被告林惠杨通过贵口村的余德才与杨举联系挖机开挖水窖，水窖是承包给杨举开挖，每小时付给杨举工时费220元。原告下水窖是为了帮助被告蒋文武。被告林惠杨已经将木梯放在水窖里，但蒋文武说他们挖水窖都是用挖斗出入水窖，原告是连人带土从挖斗上摔倒的，蒋文武未按挖机操作程序操作挖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林惠杨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原告受伤后，蒋文武没有对原告进行施救，是林惠杨包车将原告送到下关治疗，并垫付了34000元的医疗费。 针对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1、原告李红军与被告蒋文武、杨举、林惠杨之间形成了何种民事法律关系；2、被告蒋文武与杨举之间形成了何种民事法律关系；3、被告蒋文武、杨举、林惠杨是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4、原告李红军对自身的损害后果是否有过错；5、原告请求赔偿的损失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针对上述争议，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及被告方发表的质证意见： 证据A1大理学院附属医院入院记录，证据A2出院记录，证据A3出院诊断证明书，证据A4X线检查报告单两份，上述证据共同证明原告的伤情，住院治疗的情况。证据A5医疗费收据四张，证据A6住院费用清单，证明原告住院治疗11天，支出医疗费28306.86元。被告蒋文武、杨举质证时对上述证据无异议。 证据A7德林公司大理办事处普通收据，证明原告支出矫形器费用1710元。被告蒋文武、杨举质证时对证据A7的证据三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不属正规票据，证据属无效证据。 证据A8永平县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2015】临床鉴字第1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原告的伤残等级为八级，休息期150日，营养期90日，护理期90日，需后续治疗费9000—10000元。被告蒋文武、杨举质证时对证据A8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认为鉴定机构依据《职工工伤能力鉴定标准》进行残疾评定，而不是依据交通事故的伤残等级进行评定。另外，鉴定机构的负责人段××已经被判处刑罚，但负责人未更换，对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的资质有异议。因此，对鉴定结论均不认可。证据A9鉴定费发票，证明原告支出鉴定费1900元。被告蒋文武、杨举质证时认为鉴定结论不合法，故鉴定费与被告方无关。 证据A10交通费普通收据四张，证据A11客运发票两张，证明原告支出交通费2066元。被告蒋文武、杨举质证时对证据A10有异议，认为证据不属正规票据；对证据A11无异议。 证据A12王富斌、林建军出庭作证的证言，证明原告系是为被告林惠杨无偿提供帮工，原告出入水窖是被告蒋文武提出，原告系从挖斗跌落后受伤的事实。被告蒋文武、杨举质证时对原告为被告林惠杨无偿提供帮工的事实无异议；对证人的其他证言有异议，认为证人与原告系亲属，证人证言不真实。 被告林惠杨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均无异议。 被告蒋文武、杨举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及原告和被告林惠杨发表的质证意见： 证据B余德才出庭作证的证言，证明原告当天出入水窖没有使用木梯，被告蒋文武没有提出用挖斗出入水窖，原告乘挖斗出入水窖时也没有人制止，在挖机没有停稳时，原告就跳下挖机。原告及被告林惠杨质证时认为余德才的证言不真实。 被告林惠杨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和被告蒋文武、杨举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 原告提交的证据A1、证据A2、证据A3、证据A4、证据A5、证据A6、证据A11等，三被告无异议，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本院确认上述证据的证明力。证据A7虽属普通收据，但原告购买矫形器系按医生的医嘱进行，故该支出客观存在，对购买矫形器的支出本院予以确认。原告系在劳动过程中受伤，故依据“工伤标准”作出残疾评定符合要求；鉴定机构的负责人受到刑罚处罚，不等于鉴定机构的存在不合法，受到刑罚处罚的人员未参与司法鉴定，鉴定机构的鉴定行为是合法的。被告蒋文武、杨举的质证意见无法律依据，也不符合客观事实，故二被告的质证意见不能成立。证据A8具有合法性、真实性，与本案有关联，本院确认其证明力。证据A9属正规发票，支出客观真实，本院确认该证据的证明力。证据A10虽系普通收据，但原告居住地在偏远山区，交通不便，必要的交通费支出是客观存在的，至于交通费的金额，本院根据原告住院治疗的情况酌情予以确定。证据A12王富斌、林建军的证言，双方当事人对原告系为被告林惠杨提供无偿帮工无异议，对双方当事人有异议的部分，因原告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证人的证言内容，故对证人证言，本院部分予以确认。 被告蒋文武、杨举提供的证据B余德才证人证言，双方当事人对原告出入水窖时未使用木梯的事实无异议，对双方当事人有异议的部分，因二被告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证人的证言内容，故对证人证言，本院部分予以确认。 根据庭审和本院确认的证据，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 被告林惠杨将开挖水窖的工作交由被告杨举进行开挖，每小时支付杨举工时费220元。挖掘机属杨举所有，被告蒋文武系杨举雇请的挖机手。2015年3月14日，林惠杨请原告李红军参与帮助开挖水窖。李红军系无偿帮助林惠杨，具体劳动是在挖机对水窖的初步形状开挖成形时，对水窖内壁挖机无法清理的部分用锄头进行人工清理，并将清理出的泥土装入挖斗运出水窖。在最后一次装运泥土出水窖时，原告手扶挖机斗杆站立在挖斗上一起出水窖，当挖斗升出水窖时，挖机斗杆摆动的过程中，原告站立不稳，跌入水窖的排水槽内，导致原告受伤。 原告受伤后被林惠杨送往大理学院附属医院进行治疗。原告的损伤为腰椎（L2）椎体骨折,共住院十一天，支出医疗费28138.66元。出院时医嘱：注意休息，加强营养；继续平卧一月；术后三月内在支具保护下活动；适时复查和取出内固定；半年内避免重体力劳动及负重。此后，原告进行了两次复查，支出医疗费168.20元，购买了1710元的矫形器。2015年7月9日，永平县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作出【2015】临床鉴字第1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评定原告的伤残等级为八级，休息期150日，营养期90日，护理期90日，需后续治疗费9000—10000元。原告为鉴定支出鉴定费1900元。原告在住院治疗期间，林惠杨垫付了34000元的费用。 本院认为：公民的身体健康权受法律保护。本案被告蒋文武系被告杨举的雇员，双方形成了个人劳务关系。被告林惠杨将开挖水窖的工作交由被告杨举完成，林惠杨与杨举之间形成了承揽合同关系。本案原告李红军系无偿为被告林惠杨提供劳务，双方形成了义务帮工关系，李红军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受伤。因此，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应当确定为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 关于被告蒋文武、杨举、林惠杨的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可以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帮工人因第三人侵权遭受人身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第三人不能确定或者没有赔偿能力的，可以由被帮工人予以适当补偿。”本案原告李红军系在帮工活动中受到损害。本案的被告蒋文武明知他人站立在挖斗出入水窖会造成损害，由于疏忽大意轻信能够避免损害后果的发生，让原告站立在挖斗上出入水窖，是造成原告损害的直接原因，其民事责任应由作为雇主的被告杨举承担。被告林惠杨虽然将木梯放置在水窖旁，但被告蒋文武使用挖斗让原告出入水窖，被告林惠杨没有制止，而是默许了这一行为，被告林惠杨对原告的损害结果也有过错。因此，原告的损害后果是由被告蒋文武的作为行为和被告林惠杨的不作为行为共同结合造成的。被告蒋文武和林惠杨的责任大小在本案中不能确定，应当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根据该条司法解释的规定，被告蒋文武作为雇员，对原告的损害后果具有重大过失，被告蒋文武与被告杨举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关于原告李红军的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原告李红军作为义务帮工人，应当预见站立在挖斗上出入水窖会产生损害后果，但原告没有预见，对其自身的损害后果原告具有重大过失，应当减轻赔偿义务人的民事责任。根据原告的过错程度，本院确定原告李红军自行承担10%的民事责任。 关于原告李红军的损失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依照上述法律规定，本院参照《2015年云南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有关费用计算标准的通知》确定原告的损失范围。 1、医疗费按医疗费收据确定30016.86元（含矫形器）。 2、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原告提交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没有明确休息期是否包含住院天数，本院认为，休息期应当是指原告损伤后为治疗和康复所需的时间，故上述期限应当包含住院天数。即误工费150天×（28844元÷365天）=11850元；护理费90天×（28844元÷365天）=7110元；营养费本院酌情确定2000元。 3、后续治疗费根据鉴定意见，本院确定9000元。 4、住院伙食补助费，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每天100元的出差补助费标准确定，即11天×100元=1100元。 5、残疾赔偿金7456元×20年×30%=44736元。 6、交通费结合原告的治疗过程和鉴定，本院酌情确定2000元。 7、鉴定费按有效证据确定1900元。 综上，原告的损失赔偿范围本院确定109712.86元。原告请求的1300其他费用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第十四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杨举、蒋文武连带赔偿原告李红军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鉴定费、后续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损失109712.86元的45%，即49370.8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付清。 二、由被告林惠杨赔偿原告李红军上述损失的45%，即49370.80元，扣减林惠杨先行垫付的34000元，被告林惠杨应当再支付原告李红军赔偿款15370.80元。 三、驳回原告李红军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165元，减半收取582.50元，由原告李红军负担116.50元，由被告杨举、蒋文武负担233元，由被告林惠杨负担23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收到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享有权利的一方当事人可在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二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 审判员  程崇林 二〇一五年十月八日 书记员  席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