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甬商终字第28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施聪利。
委托代理人：薛志才。
委托代理人：姜洪明。
上诉人（原审被告）：董家华。
委托代理人：姜洪明。
委托代理人：金学忠。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红兰。
委托代理人：姚银华。
上诉人施聪利、董家华为与被上诉人张红兰票据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2013）甬慈商初字第17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3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案外人宁波欧龙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龙公司）曾向案外人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升奥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奥公司）交付银行承兑汇票一份（票号为GA／0101918225，出票日期为2010年4月29日，出票人为欧龙公司，收款人为升奥公司，付款行为浦发宁波分行慈溪支行，票面金额为400万元，到期日为2010年10月29日）。因被案外人罗成钢诈骗，升奥公司将该票据交付给罗成钢。
2010年4月29日，张红兰向罗成钢银行账号汇款391.20万元，从罗成钢处取得涉案汇票后，再转让给案外人熊伟人实际控制的宁波舜丰橡胶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舜丰公司）。2010年5月14日，升奥公司以涉案票据遗失为由，向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慈溪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慈溪法院于同日作出（2010）甬慈催字第72号公告，催促利害关系人在60日内申报权利，该公告于2010年5月21日在人民法院报上刊登。在公示催告期内无人申报权利，慈溪法院于2010年7月23日作出民事判决，宣告涉案票据无效，升奥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并于2010年7月31日在人民法院报上刊登了公告。2010年10月29日，升奥公司领取了400万元票款。
涉案票据被宣告无效后，后手将票据退至舜丰公司。2012年10月9日，张红兰、案外人王育丰（张红兰丈夫）、熊伟人、案外人余姚新柱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柱公司）签订协议一份，确认涉案票据系张红兰、王育丰转让给了熊伟人的舜丰公司、新柱公司，约定：张红兰、王育丰支付票据款400万元取得该票据及相应票据权利，张红兰、王育丰先支付100万元款项到公安机关指定账户，余下300万元从张红兰、王育丰在舜丰公司、新柱公司所享有的债权中直接予以扣除，在100万元款项支付后，该汇票即归还给张红兰、王育丰，该汇票及相关权利重新归属于张红兰、王育丰。当日，张红兰向余姚市公安局交纳100万元。
现张红兰持有涉案票据，票据的背书连续，分别为升奥公司、舜丰公司、新柱公司、宁波余姚农村合作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营业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浏阳市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皇姑支行（以下简称农行皇姑支行），背书日期均未填写。
2012年10月25日，张红兰为与升奥公司票据损害责任纠纷一案向慈溪法院起诉，2012年11月1日，升奥公司委托浙江杨柳风律师事务所杨柳风律师作为该案的委托代理人，慈溪法院于同日通过杨柳风向升奥公司送达了该案的起诉状及证据副本等。2012年11月20日，升奥公司股东施聪利、董家华召开股东会议，决定注销升奥公司，并成立清算小组，清算组成员为施聪利、董家华。2012年11月28日，东南商报刊登了升奥公司的注销公告。2013年1月22日，清算组出具清算报告，载明“截止2012年11月20日止，共有资产为134089.41元，无负债”、“若有未清偿的债务由股东按出资比例承担”等，施聪利、董家华在清算报告上签字。同日，施聪利、董家华召开股东会议，确认上述清算报告。2013年1月30日，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北仑分局办理升奥公司的注销手续。2013年5月30日，在升奥公司未向慈溪法院披露已注销的情况下，慈溪法院作出（2012）甬慈商初字第1543号民事判决，判决升奥公司赔偿张红兰40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损失等，施聪利、董家华作为原公司股东，不服上述判决，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经审理，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8月29日作出（2013）浙甬商终字第772号民事裁定，认为在该案一审期间，有关人员未披露升奥公司法人资格终止的事实，不符合诚信诉讼的要求，导致张红兰相应的诉请不符合起诉条件，应依法驳回，并裁定撤销慈溪市人民法院（2012）甬慈商初字第1543号民事判决，驳回张红兰的起诉。
张红兰于2013年9月9日向原审法院起诉称：张红兰原系个体工商户慈溪市杭州湾飞宝塑料制品厂（以下简称飞宝厂）业主。2010年4月29日，欧龙公司申请开立号码为GA／0101918225的银行承兑汇票（出票人为欧龙公司，收款人为升奥公司，票面金额400万元）。同日，升奥公司将该汇票交付给了罗成钢，罗成钢又将该汇票以391.20万元的对价转让给了张红兰，张红兰又以392.8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舜丰公司。2010年5月14日，升奥公司以汇票遗失为由向慈溪法院申请公示催告，该院于同日发出公告，并于2010年7月23日作出（2010）甬慈催字第72号除权判决。后该汇票依次追偿退至舜丰公司，因舜丰公司和新柱公司实际控制人熊伟人涉嫌非法经营，张红兰经由余姚市公安局协调与该汇票的最后持票人达成了协议，张红兰支付该汇票的相应对价，承接该汇票的相关权利，该汇票原件退至张红兰。2012年10月25日，张红兰以票据损害责任纠纷起诉升奥公司，慈溪法院于2013年5月30日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升奥公司赔偿张红兰400万元及自2012年10月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后施聪利、董家华以升奥公司股东的名义提起上诉，经二审审理查明，施聪利、董家华作为股东在一审审理期间，于2013年1月30日注销了升奥公司，2013年8月29日，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升奥公司法人资格已终止为由，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张红兰起诉。张红兰认为，升奥公司伪报票据遗失申请公示催告，导致票据被除权，使持票人票据权利无法实现。施聪利、董家华作为升奥公司的股东，未经破产清算程序擅自将升奥公司注销，并承诺遗留隐藏的债务由施聪利、董家华承担，且升奥公司实为无实际经营场所、无实际经营业务、两年间仅两笔银行交易记录的“皮包公司”，理应承担票据损害的赔偿责任。请求判令：一、施聪利、董家华赔偿张红兰400万元，以及自2012年10月9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二、案件诉讼费由施聪利、董家华承担。
施聪利、董家华在原审中答辩称：一、张红兰所诉不符合事实。张红兰诉称升奥公司将汇票交给罗成钢，实际情况是罗成钢骗取了该汇票。张红兰诉称罗成钢将汇票以391.20万元的对价转让给张红兰，实际情况是罗成钢没有将汇票转让给张红兰，而是以39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案外人“四川阿五”，刑事判决书也没有认定罗成钢将汇票转让给张红兰，票据上也没有相应的记载。张红兰诉称其以392.80万元的对价将汇票转让给舜丰公司，但票据上并没有相关的记载。张红兰诉称经余姚市公安局协调与该汇票的最终持票人就追偿达成了协议，实际情况是，票据记载的最后持票人是农行皇姑支行，张红兰没有证据证明汇票的流转过程和环节；二、案件起诉期间已超过。案件是因票据被判决除权而引起的票据损害责任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利害关系人因正当理由不能在判决前向人民法院申报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判决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可以向作出判决的人民法院起诉”，该一年的期间是不变期间，不适用中断、中止和延长的规定。涉案票据的除权判决于2010年7月31日在人民法院报进行了公告，利害关系人在2010年7月31日应该知道判决公告，最后持票人在提示付款被拒绝时也明知该汇票被除权判决的事实。至2011年8月1日该期间届满之后，利害关系人无权就该票据的除权判决提起票据损害责任之诉；三、张红兰不具备提起票据损害责任纠纷诉讼的主体资格。张红兰不是公示催告时的持票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有权提起诉讼的利害关系人应该是除权判决时的票据权利人，从2010年5月21日公示催告到2010年7月31日公告除权判决期间，张红兰不持有票据，不是票据权利人，不享有票据权利。张红兰从未合法持有过票据，该票据上没有张红兰的任何记载，该票据的最后持票人是农行皇姑支行，而不是张红兰。张红兰起诉时不是合法持票人，票据权利人证明自己享有票据权利的必要条件是持有票据，并且票据原件文义记载其为持票人，上述条件张红兰都不具备；四、诉讼权利不可以转让。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的是专属于利害关系人的诉权，必须由利害关系人亲自行使，该诉权不可以转让，有权提起诉讼的应该是农行皇姑支行，而农行皇姑支行至少在其提示付款的时候就已经明知票据被除权的事实，但是其并没有在法律规定的一年以内起诉，也已经丧失了起诉的权利；五、施聪利、董家华注销升奥公司程序合法。升奥公司的注销履行了法律规定的清算程序，也依法发出了注销公告，施聪利、董家华不存在过错；六、股东不对公司的债务直接承担责任，施聪利、董家华作为升奥公司的股东，已经履行了全部的出资义务，不应再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升奥公司注销时的剩余财产只有14万元，如果升奥公司对外负有债务，则应当以14万元为限，公司股东将分配所得的剩余财产返还给公司用于偿还债务，除此之外，公司股东不应当承担其他责任；七、升奥公司申请公示催告符合法律规定，票据法规定的丧失情形不仅包括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遗失、灭失和被盗三种情形，还包括票据被骗、被抢、被遗忘等情形。升奥公司的票据被他人骗走并且收款人无法找到票据的下落，根据票据法，可以申请公示催告。升奥公司在申请公示催告之前将票据丧失的情况向慈溪市公安局和慈溪法院做了如实陈述，不存在所谓的欺骗行为；八、票据被除权后以票据为标的的所有交易都无效。票据被人民法院宣告无效后就不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更不能作为交易标的。综上，请求裁定驳回张红兰的起诉，或者判决驳回张红兰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升奥公司因罗成钢的诈骗行为将涉案银行承兑汇票交付罗成钢，是明知汇票去向的，但又以票据遗失为由向原审法院申请公示催告，取得除权判决并兑付了票据款，其伪报票据丧失的行为，损害了合法票据权利人的利益，扰乱了正常的票据流通秩序，损害司法公信力，该行为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合法票据权利人有权向升奥公司主张损害赔偿。因升奥公司已取得票据款，故涉案票据的票据权利义务关系已经终结。现张红兰通过向其后手支付对价，取得了涉案票据，虽然票据权利义务关系已终结，但张红兰系升奥公司伪报票据丧失行为导致的侵权结果的最终承担者，现张红兰实际持有涉案票据，根据公平原则，张红兰有权要求升奥公司赔偿损失，即票款金额以及由此产生的利息损失。施聪利、董家华作为升奥公司股东，明知张红兰已起诉升奥公司，在未向法院披露注销情况、未通知张红兰的情况下，仍旧作为清算组成员将公司清算后注销，显属履行不当，致使张红兰的损失无法获得清偿，其应对由此造成的损失向张红兰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的诉讼是撤销除权判决之诉，张红兰可以选择提起撤销之诉，也可选择提起侵权损害赔偿之诉，张红兰于2012年10月25日对升奥公司提起票据损害责任纠纷诉讼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施聪利、董家华关于案件起诉期间已超过的辩称，不予采信。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七）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条、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4年1月23日作出如下判决：施聪利、董家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共同赔偿张红兰400万元以及自2012年10月9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0560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诉讼费45560元，由施聪利、董家华共同负担。
施聪利、董家华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判对证据的认定错误。1．原判认定的余姚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出具的《情况说明》不具有合法性。该《情况说明》认定票据先由公安机关取得，再由张红兰、王育丰从公安机关买去。首先，该《情况说明》没有说明追了谁的赃，也没有说明谁是被害人。其次，公安机关没有说明何时取得该票据，如果在除权判决之前取得，则公安机关就侵犯了合法持票人的票据权利，属于违法插手经济纠纷；如果在除权判决之后取得，则该票据不可能是赃物，只能算证据，因为没有票据权利的票据没有价值，其唯一的作用只是证据。第三，公安机关擅自处分该票据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张红兰和王育丰不是刑事犯罪的被害人，该票据无论是作为证据还是作为赃物，都不能由公安机关处分给张红兰和王育丰。第四，公安机关收取了张红兰、王育丰支付的100万元款项，所以，其出具的对张红兰、王育丰有利的《情况说明》不具有可信度。2．原判认定的“协议”是非法的。首先，该协议是公安机关违法处分票据的产物。其次，该协议的标的不合法，是无效票据。再次，该协议的主体违法，公安机关不能作为协议的当事人收取利益，且该利益去向不明。第四、协议内容“先支付壹佰万元款项到公安机关指定账户”表明公安机关成为交易一方，违反了公安机关的职责。3．施聪利、董家华提交的《供货协议》复印件已经被人民法院生效的刑事判决确认，原审对该证据不予确认，有违法律的统一性和公正性；二、原判事实认定不清。1．原判认定2010年4月29日张红兰“取得涉案汇票后，再转让给熊伟人实际控制的舜丰公司”没有证据证明，从涉案票据的记载事项看，该票据没有转让给张红兰。2．原判认定“涉案票据被宣告无效后，后手将票据退还至舜丰公司。”但是没有查明该“后手”是谁。从涉案票据的背书情况可知，该票据的最后持票人是农行皇姑支行，该票据如何从最后持票人到了张红兰手头的过程没有查明。3．原判对票据上记载的每次票据背书转让的时间没有查明。由于涉案汇票经过公示催告且被除权，因此，背书转让的时间与相应的背书转让的效力以及相应的诉讼权利密切相关，不查明背书转让的时间，将无法确定除权判决时的持票人，也就不能确定谁有权提起诉讼。4．原判没有查明公安机关从哪里取得涉案票据，以及公安机关收到的100万元款项现在哪里或者支付给了谁。5.原判认定“现原告持有涉案票据，票据的背书连续”不符合票据法规定，只有农行皇姑支行持有票据的时候，票据背书是连续的，“现原告持有涉案票据”的时候，票据的背书是不连续的；三、原判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理由不当。1．原判认定施聪利、董家华“伪报”票据丧失损害合法持票人的利益，扰乱了正常的票据流通秩序，该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合法票据权利人有权向升奥公司主张损害赔偿。施聪利、董家华认为，其没有“伪报”票据丧失，票据被骗后，罗成钢下落不明，在此情况下，升奥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且到原审法院如实说明票据被罗成钢骗走。所以，不能认为升奥公司“伪报”票据丧失。此外，票据丧失是指持票人并非出于自己的本意而丧失票据的占有，当事人申请公示催告除了民事诉讼法依据之外，还可以依据票据法申请公示催告，票据被盗、遗失、灭失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申请，票据被抢、被骗可以根据票据法申请。如果申请公示催告的情形仅仅限于被盗、遗失和灭失三种情形，那么票据被抢劫了，失票人怎么办？此外，升奥公司申请公示催告后取得票据款项并没有得到额外的利益，该情形与伪报票据丧失骗取非法利益具有本质的区别。2.原判认为“现原告通过向其后手支付对价取得了涉案票据，原告系升奥公司伪报票据丧失行为导致的侵权行为结果的最终承担者”不符合票据法的规定。张红兰根本就不是票据当事人，既不是前手，也不是其后手。事实上，涉案票据的任何“后手”都没有收到过张红兰的所谓对价。张红兰更不可能成为侵权行为的最终承担者，如果认为张红兰买了一张无效票据算损失，那么，侵权人是卖给张红兰无效票据的人，而不是升奥公司。3.原判认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的诉讼是撤销除权判决之诉，张红兰可以选择提起撤销之诉，也可以选择提起侵权损害赔偿之诉，张红兰于2012年10月25日提起票据损害责任纠纷诉讼时，未超过诉讼时效。施聪利、董家华认为，原判的上述理由是错误的。第一，法律是不能任意解释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的期间针对的是“起诉”，无论提起什么“诉”，都是“起诉”，只要起诉，就应该遵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从张红兰的起诉状来看，其起诉的事实依据就是升奥公司申请公示催告和除权判决，原判的案由也明确为“票据损害责任纠纷”，其起诉的法律依据只能是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三，原判所谓的“撤销除权判决之诉”是对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的任意曲解。第四，原判认为张红兰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施聪利、董家华认为，施聪利、董家华抗辩的是一年的除斥期间，原判论证的是两年的诉讼时效，两者没有交集。即使算诉讼时效，也应该从除权判决由人民法院在公开媒体上公布之日（2010年7月31日）开始计算，到2012年10月25日张红兰起诉之日也已经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4.原判错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九条规定。升奥公司的注销经过了合法的清算，在清算结束时也没有未清偿的债务。升奥公司没有该司法解释第十一条和第十九条规定的任何情形。5.原判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错误。升奥公司什么行为违法、侵犯了张红兰的什么权利、张红兰的损害后果是什么以及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怎样的因果关系，原判都未说明。升奥公司只不过申请了公示催告和除权判决，可是，该除权判决公告时，甚至取款时，张红兰没有损失，在2012年10月9日之前，张红兰也没有损失。如果张红兰此后有什么损失，也不是施聪利、董家华的行为所造成；四、原判未对施聪利、董家华的部分答辩意见予以回应。综上所述，原审事实认定不清，主要证据无效，判决理由不当，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驳回张红兰的诉讼请求或者驳回起诉。
张红兰答辩称：一、涉案汇票的流转顺序为：出票人欧龙公司、收款人升奥公司、个体工商户慈溪市观海卫成钢塑料制品厂业主罗成钢、个体工商户慈溪市杭州湾飞宝塑料制品厂业主张红兰、舜丰公司（熊伟人控制的企业）、新柱公司（熊伟人控制的企业）等。张红兰在取得该汇票时已支付给前手对价391.20万元。以上事实已由原审法院依法查明；二、升奥公司在完成背书后主动将该汇票交付给后手罗成钢，升奥公司在明知后手具体信息的情况下，仍以遗失为由申请公示催告进而骗取除权判决，已构成伪报。该事实也已由原审法院依法查明，理应依法对施聪利、董家华及所属公司的伪报行为予以惩处。原审已查明，张红兰系在汇票出票当日即2010年4月29日取得了该汇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八条规定“按照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持有人，因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可以向票据支付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的条件是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第二百二十条规定“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利害关系人因正当理由不能在判决前向人民法院申报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判决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可以向作出判决的人民法院起诉”。但民事诉讼法及票据法等相关规定均是以公示催告合法为前提，升奥公司申请公示催告的行为本身就不合法，系伪报应依法惩处，只要票据重新出现，就应赔偿相关损失，对后续转让行为等根本就无须审查；三、因张红兰的后手向张红兰追偿，张红兰在余姚市公安局的协调下，与后手达成协议并支付了对价；四、施聪利、董家华在明知张红兰已起诉的情况下，未通知张红兰及向原审法院披露，未经破产程序恶意注销升奥公司，且施聪利、董家华在清算报告中也作了承担遗留隐藏债务的承诺，理应承担赔偿责任；五、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的诉讼是撤销除权判决之诉，而本案是损害赔偿之诉，故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张红兰当然享有与票据相关的所有权利。因该汇票的款项已由升奥公司伪报票据遗失并骗取除权判决取得，施聪利、董家华未经破产程序恶意注销升奥公司并作了承担债务的承诺，理应赔偿张红兰汇票款及相应利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张红兰现作为涉案票据的合法占有人，能否要求升奥公司的股东施聪利、董家华（因升奥公司后被注销）赔偿因升奥公司申请公示催告并取得除权判决后所导致的损失。2010年4月29日，升奥公司作为票据上载明的收款人，其从出票人处取得票据后，因被罗成钢骗取而将票据交付给罗成钢。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包括2010年4月29日宁波银行城东支行的交易明细、公安机关对案外人罗忠园、罗成钢做作的笔录，王育丰对罗忠园、罗成钢的辨认，罗忠园对罗成钢、王育丰的辨认等证据，可以证明张红兰在2010年4月29日支付罗成钢391.20万元后从罗成钢处受让了涉案票据。张红兰后又以392.80万元转让给了舜丰公司。2010年5月14日，升奥公司申请公示催告，并取得除权判决，领取了400万元票款。由于涉案票据被除权，票据由票据上经背书转让的当事人依次追偿并退回到舜丰公司。根据余姚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所出具的《情况说明》，张红兰与熊伟人在余姚市公安局达成的协议等证据，可以证明张红兰在支付对价后又取回了该票据。张红兰虽非经背书转让的票据当事人，不享有票据上的权利，但其系支付票据对价后的合法占有人，享有转让该票据并获取相应对价的权利。由于升奥公司申请公示催告、除权判决，并从承兑人处领取了相应票款的行为使张红兰上述权利无法实现，导致张红兰权利受到损害，故张红兰有权请求公示催告申请人返还其从承兑人处取得的票据款项及相应孳息。施聪利、董家华作为升奥公司股东，明知张红兰已起诉升奥公司，在未向法院披露公司注销情况、未通知张红兰的情况下，仍旧作为清算组成员将公司清算后注销，显属不当清算，致使张红兰的损失无法获得清偿，其应对由此造成的损失向张红兰承担赔偿责任。因升奥公司侵害了张红兰的权利，张红兰以票据损害赔偿为由要求升奥公司承担赔偿责任，适用两年的诉讼时效，即从张红兰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侵害之日起的两年，张红兰自2012年10月9日在公安机关支付对价取回涉案票据始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故张红兰于2012年10月25日对升奥公司提起票据损害责任纠纷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施聪利、董家华的上诉请求，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0560元，由上诉人施聪利、董家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潘丹涛
审 判 员 叶剑萍
审 判 员 方资南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代书记员 谢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