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民终2234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国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礼平，广东广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伯添。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勇太，广东兆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国权因与被上诉人曾伯添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0183民初41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黄国权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曾伯添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曾伯添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有关黄国权与曾伯添交易习惯的事实。黄国权曾答辩称，黄国权与曾伯添之间的交易一般都是黄国权先提前支付一定金额贷款给曾伯添，然后要求曾伯添送货，待货款不足时再向曾伯添支付货款，但是曾伯添主张是先按黄国权要求送货，货款一年一结。一审法院在没有完全查清案件事实的情况下，直接认定曾伯添的主张合理显然是错误的。黄国权认为，对于曾伯添的主张至少有以下不合理处：第一，黄国权与曾伯添每年的交易金额巨大，在双方未有书面合同约定的情况下，如按照曾伯添的主张，曾伯添明显承受着很大的经济风险，并且承担着巨大的资金周转压力，这与一般常理不符。第二，黄国权每年向曾伯添支付货款的时间跨度很大，基本上覆盖全年。如若按照曾伯添主张货款一年一结的观点，那么黄国权应该在短时间内完全支付曾伯添货款，但是黄国权实际支付货款的交易行为明显与曾伯添的主张不符。第三，黄国权实际每次支付货款的日期与曾伯添主张的送货曰期存在某种关联性，几乎是早于或者晚于送货日期几天，这一事实再次证明曾伯添主张货款一年一结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二）有关黄国权实际支付货款的事实。黄国权主张自2012年1月17日至2014年1月22日期间共向曾伯添支付货款655000元，2014年3月5曰至2015年7月16日期间共向曾伯添支付货款288000元，综上共向曾伯添支付货款943000元，但曾伯添只认可其中938000元是黄国权支付的货款。在曾伯添无相反证据证明其中5000元不属于货款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直接认定黄国权只向曾伯添支付货款938000元显然也是错误的。（三）有关2014午3月1日欠条的事实。黄国权一直答辩称没有拖欠曾伯添货款的事实，曾伯添也曾在一审中认可黄国权已完全支付该欠条货款的事实，那么该欠条的来源就十分可疑。既然黄国权已完全支付货款，那么曾伯添从何处得来该欠条，并用此欠条作为证据来证明黄国权拖欠货款的事实呢?（四）有关曾伯添自身诉讼请求与事实之间的矛盾。曾伯添曾主张黄国权于2015年4月6日所立的欠条显示截止到2015年4月6日共拖欠货款233676.45元，但是曾伯添提交的自2014年3月日至2014年9月11日的送货单的总金额却为214188.45元，二者之间无法对应。曾伯添的诉讼请求与提交的证据证明的事实之间明显存在矛盾，而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清案件事实的情况下，直接认定黄国权拖欠货款明显错误。（五）有关2012年和2013年送货单真实性的事实。一审中，黄国权对于曾伯添后面提交的2012年和2013年送货单，已当庭提出已过举证期限的异议，并且对于部分送货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此外，黄国权还提交了相关的证人证言来予以证明。但是，一审法院对于黄国权的异议和提交的证据并未做进一步的调查，直接认定曾伯添的主张合理明显不恰当。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于该案件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64条的规定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曾伯添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曾伯添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被上诉人曾伯添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曾伯添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黄国权立即支付货款278606.45元及利息给曾伯添（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付清款日止）；2.由黄国权承担本案的受理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曾伯添、黄国权确认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曾伯添主张双方自2011年开始交易，曾伯添按黄国权要求送货，货款一年一结。双方在2015年4月6日对账，并由黄国权出具《欠条》，内容为：“今欠曾伯添罐款到2015年4月6日止合欠货款￥233676.45元合计（贰拾叁万叁仟陆佰柒拾陆元肆角伍分）此据。欠款人：黄国权2015年4月6日”。黄国权提交2014年3月5日至2015年7月16日向曾伯添及其配偶转账的网银交易流水，主张共向曾伯添支付货款288000元，已经支付完毕2015年4月6日的《欠条》。曾伯添又条2014年3月1日《欠条》主张双方一直以来边交易边结算。2014年3月1日《欠条》内容为：“经2014年3月1日双方对账欠曾伯添货款￥297488元（合计贰拾玖万柒仟肆佰捌拾捌元正）此据。欠款人：黄国权2014年3月1日”。黄国权又提供2012年1月17日至2013年8月22日向曾伯添转账的交易流水，主张支付655000元货款，曾伯添确认收到65万元。曾伯添提交2012年2月2日至2012年8月31日《送货单》合计金额591782.52元，2013年4月6日至2013年10月16日《送货单》合计金额375513.66元，2014年3月15日至2015年7月17日的《送货单》合计金额259118.45元。黄国权否认部分《送货单》的真实性。一审庭审中，黄国权陈述双方的交易习惯是先付货款再送货，黄国权之所以在2015年4月6日出具《欠据》是因为曾伯添要求黄国权出具《欠条》才肯把《送货单》交还，因此，黄国权认为其已付清全部货款。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及庭审陈述，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黄国权的货款是否已全部付清。针对以上争议焦点，一审法院分析如下：首先，曾伯添主张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黄国权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其次，黄国权在2014年3月1日、2015年4月6日均有出具《欠条》确认拖欠货款金额，2014年3月1日《欠条》有“经2014年3月1日双方对账”、2015年4月6日《欠条》有“今欠曾伯添罐款到2015年4月6日止”的内容，可见双方有定期对账的交易习惯，从文义亦能推断双方是截止到某个时间点对之前欠款进行结算，故黄国权主张出具《欠条》是为了取回《送货单》，该解释显然不能让人信服。根据日常生活常理，欠条是用于确认债权债务关系，黄国权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可能在没有拖欠货款的情况下出具《欠条》；再次，黄国权主张先付款再送货，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最后，曾伯添提交的自2012年至2015年《送货单》合计金额1226414.63元，而黄国权主张支付货款938000元，差额为288414.63元。虽然黄国权否认2012年、2013年部分《送货单》的真实性，但结合黄国权出具的《欠条》，根据证据的高度盖然性规则，曾伯添的证据已形成完整证据链，在黄国权未能提交进一步证据证明其有支付更多货款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黄国权仍有拖欠曾伯添货款。曾伯添现诉请除了2015年4月6日《欠条》确认的233676.45元货款外，还主张2015年5月8日、6月3日、7月17日送货的44930元，合计278606.45元。黄国权提交的明细清单显示其于出具《欠条》后，分别在2015年5月9日、6月2日、7月17日合计向曾伯添及其配偶温素理转账6万元，因此，黄国权尚欠曾伯添货款应为218606.45元。由于《欠条》未约定支付期限，曾伯添主张黄国权支付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款日止的利息，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黄国权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曾伯添支付货款218606.45元及利息（以218606.45元为基数自2017年6月2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二、驳回曾伯添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40元，其中2090元由黄国权负担，650元由曾伯添负担。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曾伯添与黄国权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故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黄国权是否欠付曾伯添货款。曾伯添为证明黄国权欠付其本案货款，提供了由黄国权于2015年4月6日出具的《欠条》及2015年5月8日、6月3日、7月17日的送货单予以证实。审查黄国权于2015年4月6日出具的《欠条》内容，包含了“到2015年4月6日止”“合欠货款￥233676.45元”“欠款人：黄国权”的内容，上述内容清晰明了，可以证明双方对2015年4月6日之前债务曾进行结算，黄国权欠付曾伯添233676.45元的事实。黄国权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向曾伯添出具该《欠条》的法律后果应有明确的认识，黄国权上诉主张该《欠条》的出具是因为其向曾伯添索要双方交易的《送货单》用以自行对账故向曾伯添出具的，并不代表其欠付曾伯添货款，但本案中曾伯添提供的《送货单》是第一联存根联，在现实交易中，出卖人向买受人交付货物时先让收货人在《送货单》第一联上签字后，通常会将《送货单》中客户联交付买受人以作留存，黄国权该主张与一般交易常理不符，故黄国权否认《欠条》的证明力无理，本院不予采信。至于黄国权提供证据证明其曾于2012年至2015年期间向曾伯添支付款项达938000元，因曾伯添已提供了自2012年至2015年的《送货单》以及由黄国权于2014年3月1日出具的《欠条》，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更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黄国权未能提供其向曾伯添已付款的依据用以推翻曾伯添提供的《送货单》真实性，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根据证据的高度盖然性规则，认定曾伯添的证据已形成完整证据链，并认定黄国权仍拖欠曾伯添货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基于黄国权于2015年4月6日出具的《欠条》载明欠付货款233676.45元以及2015年5月8日、6月3日、7月17日的送货单合计货款44930元，扣减黄国权于该《欠条》出具后向曾伯添支付的6万元，故黄国权仍应向曾伯添支付货款为218606.45元（233676.45元＋44930元－6万元）。基于《欠条》未约定支付期限，一审法院据此判令黄国权向曾伯添支付货款218606.45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款日止），合理合法，本院予以维持。黄国权在二审期间提出对曾伯添提供的自2012年至2015年相关送货单落款处签名的司法鉴定申请，因该待证事实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结果，故对黄国权该申请，本院不予接纳。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黄国权的上诉请求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479元，由上诉人黄国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佩莹审判员  蔡粤海审判员  徐 艳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本书记员  罗雅之黄怡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