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武昌民初字第01228号
原告刘忠际，男，1978年9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南省确山县，现住武汉市武昌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蔡小祥，湖北清风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光炎，男，1963年7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洪湖市，现住武汉市江岸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邹舰，湖北獬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曹冬珍，女，1964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洪湖市，现住武汉市江岸区。
被告邹传林，男，1956年1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武汉市武昌区，现住武汉市武昌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邹舰，湖北獬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湖北炎皇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二七街黄浦路黄埔东宫第A座25层4号。
法定代表人王光炎，总经理。
被告武汉炎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二七街黄浦路黄埔东宫第A座2505号。
法定代表人王光炎，总经理。
原告刘忠际诉被告王光炎、曹冬珍、邹传林、湖北炎皇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武汉炎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刘忠际申请诉前保全，本院于2015年2月3日作出（2015）鄂武昌立民保字第00020号民事裁定书，一、查封、冻结被告王光炎、曹冬珍、邹传林、湖北炎皇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武汉炎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名下价值600万元的财产；二、由上海银都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该裁定已依法执行。本院于2015年3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9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忠际及其委托代理人蔡小祥、被告王光炎和邹传林的委托代理人邹舰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王光炎、曹冬珍、邹传林、湖北炎皇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武汉炎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无法直接送达或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送达，本院在《人民日报》公告送达。被告曹冬珍、湖北炎皇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武汉炎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忠际诉称：2014年1月24日，刘忠际与王光炎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人民币（下同）4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4年1月24日至2014年3月23日。同日，刘忠际与湖北炎皇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武汉炎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分别签订《最高额担保合同》，约定两公司对王光炎借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邹传林在收条上签写担保人承诺还款担保。合同签订后，刘忠际依约按王光炎的要求向邹传林转账400万元支付给王光炎。借款到期后，王光炎以经济困难为由，拒不偿还。王光炎、曹冬珍系夫妻关系。为此，请求判令：1、王光炎、曹冬珍立即偿还刘忠际借款400万元并支付利息、罚息、违约金（其中利息、罚息至本息还清之日止，截至2015年1月28日为172万元）；2、王光炎、曹冬珍赔偿刘忠际损失28.6万元；3、邹传林、湖北炎皇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武汉炎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对第一项、第二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上列被告承担。
被告王光炎和邹传林辩称：刘忠际在借款之前与王光炎和邹传林并不认识，刘忠际持有的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实际是由邹传林交给王光炎签署，签订时合同上贷款人的项目为空白，后合同由邹传林交给实际借款的出借人刘伟持有，刘忠际不是实际出借人，请求法院驳回刘忠际的全部诉讼请求。关于实际借款中利息、罚息、违约金的约定，同时计算且数额过高，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利率计算，且出借方当时已预先扣除了40万元的利息。刘忠际关于赔偿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
刘忠际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
证据一，2014年1月24日刘忠际与王光炎签订的《借款合同》，证明双方约定借款金额为4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4年1月24日至2014年3月23日及约定其他与借款相关事项的事实；邹传林为本次借款担保的事实。
证据二，2014年1月24日刘忠际与湖北炎皇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武汉炎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分别签订的《最高额担保合同》，证明两公司均与刘忠际签订了担保合同的事实。
证据三，2014年1月24日蔡伟丽向邹传林转账400万元的银行转账电子回单，证明刘忠际按照王光炎的要求将款项打入邹传林账户的事实。
证据四，2014年1月24日王光炎出具的收到刘忠际借款400万元的收条。
证据五，王光炎与曹冬珍的结婚证，证明王光炎与曹冬珍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内应共同承担债务的主张。
证据六，2014年1月24日刘忠际委托刘伟、蔡伟丽代为支付借款400万元的委托付款指令。
王光炎和邹传林的委托代理人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一借款合同的真实性有异议，借款合同虽是王光炎签名，但当时王光炎是按照刘伟的要求签的一个空白合同；证据二最高额保证合同也是刘伟要求王光炎签署的空白合同；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蔡伟丽是刘伟实际控制的湖北天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会计。且该证据不能证明实际出借的数额，因为当时扣回了40万的利息，对此有反证提交；证据四收条是王光炎按实际出借人刘伟的要求出具的；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王光炎借款实际是用于湖北炎皇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和武汉炎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支出，不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对证据六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且内容记载与事实不符，借款实际是支付给邹传林。
王光炎和邹传林为支持其抗辩理由，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
证据一，2013年10月至2014年2月湖北天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工资表，证明蔡伟丽是该公司的工作人员。
证据二，邹传林与刘伟就湖北天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工资现金交接的说明，说明人是蔡伟丽，证明刘伟是湖北天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是本案实际出借人。
证据三，邹传林与蔡伟丽的短信记录，证明实际出借人为刘伟，款项实际由刘伟转给蔡伟丽，再由蔡伟丽转出。
证据四，邹传林与蔡伟丽之间的银行转账流水，载明蔡伟丽于2014年1月24日16：01：24向邹传林转款200万后，邹传林于同日16：03：39向蔡伟丽转款20万元，证明出借方当时已预先扣除了20万元的利息。另一笔200万借款也同时预先扣除了20万元的利息，但因为湖北炎皇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武汉炎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目前被债权人实际控制，不能向法庭提交相关证据。
证据五，刘伟身份证复印件、《关于变更湖北天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有关事项的请示》、《湖北省融资性担保机构变更申请表》、《湖北天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近两年经营状况表及说明》、湖北天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原股东向昌清和程鹏关于将公司股权转让给刘伟的声明、湖北天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股东会变更决议》、刘伟、邹传林签字的湖北天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作协议》及湖北光谷律师事务所为此出具的《见证书》、湖北天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刘伟的《个人信用报告》、刘伟拟任湖北天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总经理的简历表等，证明刘伟与湖北天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之间的关系。
刘忠际及其委托代理人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一，不符合证据的要件，无法核实证据来源，工资表应当由公司签章，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证据二，邹传林与刘伟就工资现金交接的说明是复印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不予质证。如果蔡伟丽是说明人，系证人证言，根据法律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且证明内容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三，不能提供短信的来源，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转入邹传林的200万，是刘忠际授权委托蔡伟丽转账，但是对于邹传林转出的20万元，是邹传林转给蔡伟丽的，刘忠际对此不清楚，也没有授权。对证据五，均是复印件，不予质证，且均与本案无关。上述所有证据均不能证明被告辩称的事实，即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本案的出借人是刘伟。
被告曹冬珍、湖北炎皇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武汉炎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答辩状，亦未举证。
被告曹冬珍、湖北炎皇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武汉炎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未到庭质证，视为放弃质证权利。
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对上列证据，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
对刘忠际提供的证据一《借款合同》、证据二《最高额担保合同》，王光炎和邹传林质证认为均系王光炎按照刘伟的要求签署的空白合同，但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如确系王光炎按照刘伟的要求签订的空白合同，王光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能够预见签订空白合同可能产生的后果，对此应当有审慎的注意义务，应当在合理期限内要求知晓该空白合同后续所补充的内容。如补充的内容违反了其真实意思，王光炎完全可以提出异议或者请求撤销该合同，但根据其特别授权代理人在庭审中的陈述，称在签订空白合同后一年内“没有提出撤销该合同”，王光炎对其所称的空白合同持放任态度，有违常理。目前在没有足以推翻该两份证据的反证的情形下，本院确认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刘忠际提供的证据三、四、五，因王光炎和邹传林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王光炎和邹传林对上列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对此将在本院认为中予以阐述。对刘忠际提供的证据六，王光炎并未举出反证否认其真实性。该指令上载明“支付给债务人王光炎400万元”，明确了王光炎作为债务人的地位，虽未就出借借款的银行账号作明确说明，但与王光炎认可的证据四收条上其同意将该借款转到指定的邹传林的账户的内容相吻合，互相印证，本院对该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对于王光炎和邹传林提供的证据一、二、三、五，其证明目的是拟证明刘伟为本案实际出借人，但上述证据除了证明刘伟与邹传林之间可能有经济往来、刘伟与湖北天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之间可能存在关联之外，并无直接证据如转账凭证、刘忠际与刘伟和湖北天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之间相关协议或合同等证明刘忠际非本案实际出借人，而刘伟为实际出借人，且相当数量的证据为无法与原件核对的复印件，故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于王光炎和邹传林提供的证据四，刘忠际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刘忠际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对此将在本院认为中予以阐述。
经审理查明：2014年1月24日，刘忠际与王光炎签订了合同编号为JK20140124的《借款合同》，约定借款人王光炎向贷款人刘忠际借款400万元；期限自2014年1月24日至2014年3月23日，共计2个月；贷款利率为年利率22%，本合同履行期内，如遇中国人民银行调整贷款利率，利率发生变化时仍执行合同约定的利率；还本付息方式为到期一次还本，按月结息，还本时利随本清，结息日为每月24日；借款人未按约定足额偿还贷款的，贷款人有权对其未偿还的本金按日在本合同载明的利率水平上加收50%计收罚息，直至贷款本息清偿完毕止；借款人未按约定按期足额偿还借款本金、支付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的，应向贷款人支付贷款总额10%的违约金和赔偿造成的实际损失以及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差旅费、律师费等）。合同还约定了担保方式，为“保证人武汉炎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湖北炎皇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与贷款人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和“担保人邹传林的签字担保”。
2014年1月24日，武汉炎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刘忠际签订了合同编号为ZGBZ2014012401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武汉炎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为王光炎与刘忠际签订的编号为JK20140124的《借款合同》提供最高额保证。被保证担保的主债权是指自2014年1月24日至2016年1月23日期间王光炎与刘忠际之间形成的一系列债权，其最高额度为400万元整；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合同还就最高额保证担保期间、最高额保证担保范围、保证人、贷款人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情形等进行了约定。
2014年1月24日，湖北炎皇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与刘忠际签订了合同编号为ZGBZ2014012402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湖北炎皇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为王光炎与刘忠际签订的编号为JK20140124的《借款合同》提供最高额保证。被保证担保的主债权是指自2014年1月24日至2016年1月23日期间王光炎与刘忠际之间形成的一系列债权，其最高额度为400万元整；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合同还就最高额保证担保期间、最高额保证担保范围、保证人、贷款人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情形等进行了约定。
2014年1月24日，王光炎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刘忠际借款人民币4000000元。此借款请转入此指定账户，户名：邹传林，账号：46×××11，开户行：招商银行雄楚支行。以账户收到资金为准，担保期限为此借款还清之日止”。收条的借款人处有王光炎的签字及所按手印，王光炎在收条上另手写“同意转款到此账号”。收条上还盖有保证人武汉炎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和湖北炎皇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公章。邹传林另在收条上手写“担保人邹传林”并按手印。
2014年1月24日，刘忠际出具《委托付款指令》，委托刘伟、蔡伟丽使用蔡伟丽招商银行账户支付给王光炎400万元。同时委托刘伟、蔡伟丽与债务人办理相关借款合同及手续。该笔款项是刘忠际的个人资金。刘伟、蔡伟丽均在该指令上签字。
2014年1月24日，蔡伟丽通过其招商银行账户向邹传林46×××11银行账号转账汇款两次，金额均为200万元，共计400万元。
邹传林与蔡伟丽的上述银行账户流水显示：2014年1月24日16时1分24秒，蔡伟丽向邹传林的银行账户转入200万元，当天16时3分39秒，邹传林通过同一银行账户向蔡伟丽转出20万元。
另查明，王光炎与曹冬珍于1985年2月9日登记结婚。
本院认为，针对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依照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应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进行分析与判断如下：
一、刘忠际是否为借款的实际贷款人，是否为本案适格的原告。
诉权基于请求权产生，请求权属相对权，即请求对象必须明确，诉权不能针对不特定对象行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被告提出反诉，应当附有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该材料需满足“符合起诉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原告提起诉讼的必备条件是“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从以上法律规定可以看出，与本案有无直接利害关系，是衡量原告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重要标准，是原告提起诉讼的先决条件。刘忠际向人民法院起诉时提供了2014年1月24日与王光炎签订的《借款合同》。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该《借款合同》载明贷款人为刘忠际，刘忠际符合起诉条件。虽然王光炎辩称该《借款合同》是其按刘伟要求签订的空白合同，借款的实际贷款人为刘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王光炎虽就此主张提供了多组证据，但均不能直接证明实际贷款人为刘伟，更无法证明王光炎当时签订的是空白合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刘忠际除提供了上述借款合同外，还提供了银行转账单、收条以及委托付款指令等证据，证明其为借款的实际贷款人。根据优势证据原则，结合案件情况判断，刘忠际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王光炎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应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刘忠际是本案借款合同的实际贷款人，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刘忠际提起的诉讼不仅符合受理条件，而且其诉讼主体适格。
合同的订立在不违背法律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应遵循意思自治、契约自由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上述《借款合同》有双方当事人的签字，王光炎对其签字和手印并未表示异议，目前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该合同的订立违背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愿时，该合同依法成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王光炎对签订《借款合同》的当天收到借款并无异议，《借款合同》自此生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的规定，《借款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刘忠际和王光炎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
二、贷款人是否在借款当日预先在本金中扣除了40万元利息。
根据王光炎提供的邹传林与蔡伟丽的银行转款流水，2014年1月24日16时1分24秒，蔡伟丽向邹传林的银行账户转入200万元，当天16时3分39秒，邹传林通过同一银行账户向蔡伟丽转出20万元。王光炎和邹传林主张上述20万元是预先扣除的利息，虽然无明确界定该笔款项的性质的补强证据加以佐证，但作为刘忠际委托提供借款的蔡伟丽，处理委托人事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百零一条的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蔡伟丽接收邹传林的20万元，显然不属于刘忠际提供借款的委托事务。但该20万元是邹传林与蔡伟丽之间的另外的经济往来还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利息，根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刘忠际应当对此负有详细说明和举证义务，以排除法官对此的合理怀疑。但刘忠际对此即未举证也不能作出符合常理的解释，结合本市民间借贷市场中大量存在的预先扣除利息的规律来判断，根据优势证据原则，刘忠际委托蔡伟丽向王光炎提供借款后，随即预先在本金中扣除了20万元利息事实的存在的可能性明显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
王光炎主张刘忠际预先在本金中扣除了40万元利息，但根据其提供的邹传林与蔡伟丽的银行转款流水，目前只能确认扣除了20万元利息的事实。如果就此有新的证据，王光炎可以另行主张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据此，本院确认实际借款数额为380万元。
三、贷款人能否主张逾期利息的同时主张罚息和违约金，刘忠际主张数额是否过高。
刘忠际与王光炎签订的《借款合同》中同时约定了逾期利息、罚息和违约金。刘忠际在诉请中对此也同时主张，王光炎和邹传林辩称不能对此同时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王光炎作为借款人，在举证期限内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依约履行了还款付息的义务，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可见，法律并未就同时约定利息、罚息和违约金的行为做出禁止性规定。在民事法律范畴，“法无禁止即自由”。就违约金的自由来说，对于当事人来说是必要的。当事人或是为了事先威慑债务人不要违约，并在其违约场合要求债务人支付违约金以示惩罚；或者出于限定责任的数额，以便精确计算活动后果；或者出于避免将来证明损失及因果关系的困难，删繁就简，提高效率。因此，应允许当事人自由约定违约金。而且，违约金的性质不仅仅是赔偿性质，还兼具惩罚性质。守约方不仅可以通过违约金填补损失，还可获得一定的额外利益。利息是借款合同双方约定的因借款方使用借贷资金而支付给出借人的一定数量的金钱；而违约金则是在一方违反合同的情况下承担的违约责任，仅在违约情况下才可能发生。利息和违约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两者适用的情况完全不同，利息是在合同约定期限内产生的，而违约金是在一方违反合同的情况下应承担的责任。因此两者可以同时适用。如果违约金条款无效，借款合同将无法约束借款人按时还款，也有失公平合理。
王光炎和邹传林辩称约定的违约金过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予以衡量。
在本案中，刘忠际除主张借款本金、罚息、违约金之外，还主张了利息、赔偿损失。应逐项分析裁决。
第一，关于利息的认定。《借款合同》约定借款利率为年利率22%，当时具有法律效力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年利率22%未超过当时同期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应予保护。刘忠际主张利息计算至本息清偿之日止，但《借款合同》中仅就期内的利率进行了约定，未就逾期利率作约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第六条规定的“当事人仅约定借期内利率，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以借期内的利率主张逾期还款利息的，依法予以支持”，因此，对刘忠际主张利息计算至本息清偿之日止的请求，予以支持，期内的利息为：380万元×22%×3／12=209000元，借期以外至本息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应视为“逾期利息”，其具体数额与罚息累加后，以不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的标准来认定。
第二，关于罚息。《借款合同》中约定罚息为“贷款人有权对其为偿还的贷款本金按日在本合同载明的利率水平上加收50%计收罚息”，如前所述，其具体数额与逾期利息累加后，以不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的标准来认定。
第三，关于违约金。《借款合同》中约定违约金按“贷款本金的10%”计收，如前所述，其具体数额与逾期利息、罚息累加后，以不超过年利率24%来认定。
第四，关于赔偿损失的认定。刘忠际主张赔偿损失28.6万元，因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故对此项诉请不予支持。
四、借款是否为王光炎和曹冬珍的夫妻共同债务。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的规定，曹冬珍未抗辩本案债务属于王光炎个人债务或该债务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也未提供相关的证据加以证明，应当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
五、本案保证责任的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第二十一条规定，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第三十一条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据此，本院对刘忠际诉请湖北炎皇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武汉炎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和邹传林共同对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予以支持。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王光炎、曹冬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返还原告刘忠际借款本金3800000元；
二、被告王光炎、曹冬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刘忠际2014年1月24日起至2014年3月23日止期内利息209000元；
三、被告王光炎、曹冬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刘忠际逾期利息、罚息、违约金，从2014年3月24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以3800000元为本金，总计按年利率24%计算；
四、被告邹传林、湖北炎皇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武汉炎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对上列判决第一、二、三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承担保证责任后，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权利；
五、驳回原告刘忠际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41088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王光炎、曹冬珍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预交案件受理费，款汇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收款单位全称：武汉市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专户-
市中院诉讼费分户；账号：07×××93；开户行：农行武汉市民航东路分理处，行号：832886；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预交诉讼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审 判 长 ＸＸ睿
人民陪审员 张俊良
人民陪审员 谢 莎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七日
书 记 员 王 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