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吉民终3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刘景智，男，1972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会娣（系刘景智妻子），女，1974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明，吉林圣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中交隧道工程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
法定代表人：何国民，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成文，男，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向阳，男，该公司工作人员。
原审原告：韩亮柱，男，1979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通化县。
原审原告：王亨林，男，1969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合川市。
原审原告：张益华，男，1960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通化县。
上诉人刘景智因与被上诉人中交隧道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隧道局）、原审原告韩亮柱、原审原告王亨林、原审原告张益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通中民初字第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景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会娣、杨明，被上诉人中交隧道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成文、李向阳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景智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发回重审或查明事实依法改判；三、本案诉讼费用由中交隧道局承担。事实和理由：1．本案缺少必要的诉讼当事人吉林省高等级公路建设局，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案涉工程系吉林省高等级公路建设局的工程；中交隧道局承包工程后，对工程进行部分肢解并转包给刘景智等；转包部分工程的合同应为无效合同，吉林省高等级公路建设局为本案必要诉讼当事人；工程施工中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的承担问题都与吉林省高等级公路建设局有关，故其应为必要诉讼当事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本案应当发回重审。2．案涉工程总价款应依法院组织的评估价或中交隧道局在吉林省高等级公路局中标价确定，不应依无效合同约定的价款确定。3．给农民的拆迁款是案涉工程必不可少的支出，应另行给付，该款未包括在评估价中。4．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应由吉林省高等级公路建设局承担。5．应追加吉林省高等级公路建设局为本案当事人。
中交隧道局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刘景智、韩亮柱、王亨林、张益华（以下简称刘景智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中交隧道局、中交隧道局通丹高速公路（吉林段）第二项目经理部（以下简称第二项目部）立即支付拖欠工程款3,271,038.83元并承担诉讼费用。其后撤回对第二项目部的起诉。
中交隧道局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判令刘景智返还多支付的工程款1,790,186元，支付拖欠脚手架租赁费867,124元。
一审法院认定各方当事人对下列事实有争议：1．案涉工程如何结算；2．误工损失是多少，中交隧道局是否存在过错；3．中交隧道局应否负担在施工过程中给付农民的补偿款81,533.33元；4．应否给付中交隧道局脚手架租赁费用，数额多少。
1．案涉工程如何结算。刘景智等主张，刘景智代表重庆信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与中交隧道局签订了多份合同，申请调取在建设部门、投招标单位和验收部门存档的刘景智代表重庆信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与第二项目部签订的《劳务承包合同》原件，用以证明双方的实际结算方式。中交隧道局主张，双方之间没有口头合同之说，第二项项目部以合法形式将工程发包给重庆信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刘景智系重庆信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受托人，其有权代理重庆信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签订书面合同，并进行结算。存在多份合同的说法不存在，应依原审提供的《劳务承包合同》结算。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之间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刘景智以重庆信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名义与第二项目部签订《劳务承包合同》。在施工过程中的5次结算也均是以合同后附清单约定单价计算工程款，故双方工程款应按合同约定结算。刘景智等主张双方还签订过其他合同，但未提供相应证据，故不予支持。关于工程增量部分，刘景智等提供的监理夏同生签字认可的两组汇总工程量及工程款，中交隧道局提供了反驳证据：监理夏同生的个人声明一份。夏同生签字认可内容与个人声明内容相互矛盾，考虑到监理无权决定增加工程量，因此对刘景智等主张存在工程增量不予支持。
2．误工损失是多少，中交隧道局是否存在过错。刘景智等主张，在施工过程中，由于中交隧道局的原因造成误工损失1,499,495元。提供的证据为：通丹高速2标桥梁四队误工费统计表及夏同生签字的增加工程项目及费用计算表四份。中交隧道局不认可误工费计算表，认为即使在施工过程中有误工损失也与中交隧道局无关，合同中已明确约定误工损失由刘景智等承担。
一审法院认为，刘景智等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在施工过程中产生的误工损失为149万余元，但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该误工损失系因中交隧道局原因所导致，故中交隧道局对此不存在过错。
3．中交隧道局应否负担在施工过程中给付农民的补偿款81,533.33元。刘景智等主张，由于在施工过程中给当地农民造成了损失，刘景智等替中交隧道局向当地农民支付补偿款共计81,533.33元，应由中交隧道局负担。中交隧道局对此费用不予认可,主张与其没有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依据该路桥施工的常理，该费用属于“三通一平”的费用，系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合理费用，应予采信，上述证据能够证明在施工过程中刘景智等给付当地农民的补偿款数额为81,533.33元。
4．应否给付中交隧道局脚手架租赁费用，数额多少。中交隧道局主张，按照工程承包合同第5.4款约定，施工中使用的脚手架费用已包含在混凝土单价中，不另行计价。中交隧道局与大连市甘井子区鑫润建筑机具租赁站（以下简称鑫润租赁站）签订《物资租赁合同书》系为刘景智租赁脚手架，脚手架的实际使用人也是刘景智，故刘景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租赁费用。为证明其主张，中交隧道局提供的证据为：《物资租赁合同书》一份、提货单六份、计算表一份，证明脚手架系从鑫润租赁站租得，该份合同约定了租赁价格及租赁物种类及数量，提货单证明刘景智接收了租赁物，计算表证明刘景智尚欠的租赁费数额；《劳务承包合同》一份，该合同第5.4款约定了脚手架的费用由刘景智承担。刘景智的质证意见及主张为：对《物资租赁合同书》、六份提货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计算表有异议，刘景智不是该合同的当事人，因此该合同条款对刘景智没有约束力；刘景智确实接收使用了上述租赁物，使用者并不一定要承担费用；计算表中的数额是中交隧道局单方计算，且明显高于市场价，不应采信。对《劳务承包合同》的约定有异议，假设该合同成立有效的话，那么合同乙方是重庆信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不是刘景智，承担租赁费的主体应当是重庆信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跟刘景智无关。如果承担，只同意按市场价格给付租赁费、赔偿丢失脚手架的折价款。
一审法院认为，中交隧道局提供的《物资租赁合同书》是与鑫润租赁站签订的，刘景智不是合同的当事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该合同条款对刘景智没有约束力。中交隧道局提供的六份提货单能够证明刘景智接收使用了中交隧道局租赁的脚手架。中交隧道局提供的《劳务承包合同》第5.4款明确约定脚手架的费用由刘景智承担，刘景智对中交隧道局与鑫润租赁站的合同约定的租赁物价格有异议，双方就租赁价格也未达成一致意见，故应以刘景智自认市场价格确定租赁费及丢失脚手架的折价款。刘景智占有使用租赁物的期间为2009年7月6日至2010年11月13日，其中从2009年7月6日至2010年4月25日，共计293天，按照自认价格计算的租赁费为957,960.57元，扣除60万元保证金，还剩357,960.57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1月12日，刘景智以重庆信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桥梁四队）代理人名义与第二项目部签订了《劳务承包合同》，合同每页下方有刘景智签字，落款有重庆信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和第二项目部签章，以及第二项目部负责人金永贵的签名。合同中，约定了工程名称、地点及承包范围、承包内容、承包方式及价款等内容。
2009年3月，刘景智组织人员设备进入第二项目部通丹高速公路施工现场，施工范围为杨宝沟中桥0+235.8匝道桥、0+233.2通道、390+847通道、390+560涵洞、390+960涵洞、392+966涵洞、0+150涵洞、0+335涵洞工程以及改沟改道、涵洞工程。
2009年6月1日，第二项目部与鑫润租赁站签订《物资租赁合同书》一份，约定了第二项目部租赁鑫润租赁站脚手架共计260吨，租赁单价为碗扣脚手架每延米每天0.06元、上下托每根每天0.2元，及丢失毁损的赔偿标准。刘景智等从2009年6月12日至2009年7月6日分六次接收了租赁物。2009年11月刘景智等结束施工。
2009年11月20日，第二项目部与刘景智最后一次结算，结算的工程款总额为9,554,258元。中交隧道局、第二项目部通过支付现金或垫付材料款等费用的方式共给付刘景智等工程款11,344,943.46元，含租赁物的保证金60万元。2010年4月25日，刘景智等将脚手架运离工地。刘景智等自认的租赁单价为碗扣脚手架每延米每天0.04元、上下托每根每天0.15元，脚手架赔偿标准为每吨5200元。刘景智占有使用租赁物的期间为2009年7月6日至2010年11月13日，其中从2009年7月6日至2010年4月25日，共计293天，按照市场行业标准价格计算的租赁费为957,960.57元，扣除60万元保证金，还剩357,960.57元。
经刘景智等申请，一审法院委托通化市方圆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对工程总量的工程造价进行鉴定，并区分合同内造价与合同外造价。2011年10月30日，通化市方圆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作出通方造字2011-30号鉴定书，鉴定意见依据刘景智等提供的工程量清单表、2008年公路工程预算定额、2009年材料信息价计算的工程造价为14,214,177.83元。施工过程中，刘景智等的误工损失为1,499,495元，中交隧道局对此无过错；赔偿农民损失为81,533.33元，该费用已包含在工程总造价中。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刘景智等主张第二项目部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应由中交隧道局承担责任，撤回对第二项目部的起诉。对此申请，一审法院予以准许，不另作裁定。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案涉工程合同相对方为重庆信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但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为刘景智等，在施工过程中工程款均是中交隧道局与刘景智等结算，现工程已经竣工验收合格并投入使用，故刘景智等起诉中交隧道局要求给付工程款，刘景智等诉讼主体适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建设工程的计价标准或者计价方法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结算工程价款。”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约定按照固定价结算工程价款，一方当事人请求对建设工程造价进行鉴定的，不予支持。”刘景智等施工工程不符合对工程造价进行鉴定的条件，应按约定计算工程款。双方当事人对验工计价表载明的工程量均无异议，能够确定完成工程量及按约定单位所计算出的工程款。虽经刘景智等申请对工程价款进行了鉴定，但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对于鉴定意见不应采信。按照合同约定计算的工程款为9,554,258元。刘景智等对收到11,344,943.46元没有异议，主张10万元现金系奖金，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基于双方系建设工程施工关系，该款应定性为工程款，故中交隧道局已付工程款数额为11,344,943.46元。中交隧道局应付工程款为9,554,258元，已付11,344,943.46元，刘景智等关于欠付工程款的主张不成立，不予支持。
中交隧道局反诉主张多付的1,790,685.46元工程款应予返还，因中交隧道局明知双方合同约定了工程款的计算方式及数额，中交隧道局仍多付工程款，应视为中交隧道局对11,344,943.46元工程款数额的认可，系其自愿给付，故对中交隧道局该主张不予支持。刘景智等主张中交隧道局应给付其垫付的补偿农民的费用，因该费用属于整体工程中“三通一平”的费用，已包含在工程总造价中，故该主张属于重复计算，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关于“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的规定，刘景智应当支付租金，由于双方未就租赁价格达成一致意见，应参照当时市场行业标准价格确定租赁费数额。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二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规定，判决：一、刘景智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向中交隧道局支付租赁费357,960.57元（截止2010年4月25日）；二、驳回刘景智等、中交隧道局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9,03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4,029元，合计53,059元，由刘景智等负担41,367元，中交隧道局负担11,692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1．关于应否追加吉林省高等级公路建设局为本案当事人问题。刘景智以重庆信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名义与第二项目部签订了案涉《劳务承包合同》，合同主体没有吉林省高等级公路建设局，而且本案主要是依据《劳务承包合同》和当事人在施工过程中形成的证据，依法审理刘景智等与中交隧道局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故吉林省高等级公路建设局并非本案必要的诉讼当事人，刘景智的该项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对刘景智要求吉林省高等级公路建设局承担因不可抗力原因造成的损失的主张，不予审理。
2．关于结算问题。刘景智借用重庆信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名义签订《劳务承包合同》，违反了建筑法的强制性规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规定，《劳务承包合同》为无效合同。因案涉工程已经验收并投入使用，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虽然《劳务承包合同》为无效合同，仍应参照合同约定结算工程价款。当事人在《劳务承包合同》中约定“本合同采用综合单价承包模式，合同总价暂定为人民币8,875,295元（大写捌佰捌拾柒万伍仟贰佰玖拾伍元整）”，还约定“工程数量及承包单价：详见附件一《工程量清单》。本合同单价为综合单价……”，在作为合同附件的《工程量清单》中详细列明了工程细目的名称、单位、数量、单价等。因此，本案应参照合同的约定，以当事人约定的综合单价为基础决算工程价款。当事人在工程施工过程中，连续多次按月进行了工程阶段性结算，签署《验工计价表》，并附有工程数量。在2009年11月份的《验工计价表》中，当事人明确了累计已完工程计价金额为9,554,258元，该金额就是当事人按综合单价对案涉工程的结算，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对刘景智关于按鉴定意见确定工程价款的主张，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不予支持。
3．关于给付农民的补偿款问题。当事人在《劳务承包合同》中约定“自行解决承包内容中规定的由乙方完成的三通一平、临时设施的施工、管理和维修，以及完工后拆除和复耕工作并承担其费用”，还约定“负责建筑物拆迁及临时用地租用事宜，并承担临时土地征用补偿费与复耕费”，而刘景智主张的给付农民的补偿款属于临时占有农民土地的补偿款和对受损农作物的补偿款，故此部分费用应依约由刘景智自担。
综上所述，刘景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2,969元，由刘景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虞大江
代理审判员 宋雨洛
代理审判员 李景君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冯红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