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浙01行初445号
原告徐德永，男，汉族，1971年4月5日出生，住安徽省砀山县。
委托代理人李志强，浙江东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沙大道600号。
法定代表人邵立春，管委会主任。
委托代理人乔振兴，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陈洵熙，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杭州百诺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白杨街道18号大街259号。
法定代表人李建林，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季长龙、王玲晓，浙江泽厚（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徐德永不服被告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经开管委会）作出的经开人社工伤认定2017第51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以下简称513号工伤决定），于2017年9月2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并向被告寄送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杭州百诺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百诺公司）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法律上利害关系，本院依职权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2月4日和2018年5月8日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徐德永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志强，被告经开管委会的负责人张义久及委托代理人陈洵熙、乔振兴，第三人杭州百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玲晓到庭参加诉讼。因本案的审判须以相关刑事案件的办理结果为依据，本院于2017年12月18日裁定中止本案的审理；因中止事由消除，于2018年4月12日恢复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7年9月19日，经开管委会作出513号工伤决定，认为高某同志受到的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决定不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
原告徐德永起诉称，原告之妻高某系杭州百诺公司职工。2016年7月25日凌晨，高某在公司包装车间工作时受到孙红治的暴力伤害，导致其死亡。事故发生后，原告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告于2017年9月19日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原告认为该认定错误，故请求法院判决撤销513号工伤决定并责令被告重新作出认定原告所受伤害为工伤的行政行为。
原告徐德永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
1、原告身份及户口信息，拟证明原告有权提起诉讼的事实；
2、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1刑初41号刑事判决，拟证明被告认定的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涉案的高某应该认定为工伤的事实；
3、513号工伤决定，拟证明原告申请工伤认定的相关情况及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情况。
被告经开管委会答辩称，一、原告之妻高某因受孙红治暴力伤害死亡属实，但非因履行工作职责引起。2016年7月21日，孙红治在杭州百诺公司上班期间，在装卸泡沫过程中因影响到高秀芝等人休息，双方发生争执。事后，孙红治索要赔偿未果，为此怀恨在心，并购买铁锤等工具伺机报复。7月25日凌晨4时左右，孙红治潜入包装车间持铁锤猛击高某等四人，致高某死亡和其余三人受伤。因此，高某死亡是因孙红治打击报复所致，不是因履行工作职责引起。二、本机关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的依据正确。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伤害的才应认定工伤。三、被告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的程序合法。原告于2016年8月25日提出工伤认定申请，2016年11月7日原告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后撤回起诉，同年12月26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准予撤诉。被告于2016年11月23日受理，并于同月25日向杭州百诺公司发送举证通知书。同月30日，杭州百诺公司提交《杭州百诺电子有限公司员工高某不构成工伤的意见》及其他相关材料。2016年12月15日，被告中止工伤认定程序。2017年8月16日，被告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调取了相关证据，并根据原告的申请于2017年8月25日恢复了工伤认定程序。2017年9月19日，被告作出513号工伤决定并向原告及第三人送达。综上，原告之妻高某受伤不是因履行工作职责引起，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应当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
被告经开管委会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
1、513号工伤决定、送达回执、邮寄凭证，拟证明被告作出513号工伤决定的内容、时间及送达情况；
2、原告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材料，拟证明原告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3、《申请工伤认定补正材料通知书》及有关提交的说明、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介绍信》、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的说明，拟证明被告通知原告补正材料，而原告未补交材料，被告主动向公安部门了解本案所涉刑事案件的情况的事实；
4、《行政起诉状》、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准予撤诉的裁定书，拟证明原告起诉被告不作为，后撤诉的情况；
5、《申请工伤认定受理通知书》及邮寄凭证，拟证明被告于2016年11月23日依法受理并邮寄原告；
6、《举证通知书（存根）》及邮寄凭证，拟证明被告于2016年11月25日通知高某所在工作单位杭州百诺电子有限公司提交证据材料的情况；
7、《关于杭州百诺电子有限公司员工高某不构成工伤的意见》、闻潮派出所出具的接处警详情、委托书及律师询问笔录，拟证明被告依法通知杭州百诺公司举证，杭州百诺公司提出不构成工伤的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8、《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存根）》、《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送达回执》、邮寄凭证，拟证明被告依法中止工伤认定程序并通知当事人；
9、代理人李志强提交的恢复审理申请、刑事判决书、原告提供的恢复工伤认定程序申请，拟证明原告申请恢复工伤认定的情况；
10、刑事案件卷宗材料，拟证明高某受伤系孙红治暴力伤害所致，并非因履行工作职责引起；
11、《恢复审理申请工伤认定申请书》及邮寄凭证、《工伤认定中止恢复通知书（存根）》及邮寄凭证，拟证明原告申请恢复工伤认定程序，被告依法予以恢复；
12、《工伤事故调查（询问）笔录》，拟证明被告依法对高某死亡事故进行调查询问，高某死亡不是因履行工作职责引起。
被告经开管委会向本院提供了《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作为作出行政行为的依据。
第三人杭州百诺公司陈述称，原告之妻高某的死亡以及其他受害人的受伤都是孙红治打击报复所致，与其工作职责无直接因果关系，因此不属于工伤范围。
第三人杭州百诺公司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经庭审质证，对原告提供的证据2，被告和第三人认为：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高某的死亡构成工伤。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第三人均无异议。原告认为：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据7中第三人认为不构成工伤的意见以及证据10的证明对象有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具备三性要求，能够证明原告申请工伤认定、被告进行调查并作出处理决定的过程，对此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徐德永之妻高某系杭州百诺公司职工。2016年7月25日凌晨4时左右，高某在该公司包装车间内，受到同公司职工孙红治持铁锤猛击并致死亡。
原告徐德永于2016年8月25日向经开管委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2016年11月7日徐德永以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不履行工伤受理法定职责为由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后撤回起诉，同年12月26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准予撤诉。经开管委会于2016年11月23日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并于同月25日向杭州百诺公司发送举证通知书。同月30日杭州百诺公司提交《杭州百诺电子有限公司员工高某不构成工伤的意见》及其他相关材料。2016年12月15日，经开管委会作出中止工伤认定程序的决定。2017年8月16日，经开管委会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调取了相关证据，并根据原告的申请于2017年8月25日恢复了工伤认定程序。2017年9月19日，经开管委会作出513号工伤决定并向徐德永及第三人送达。
另查明，2018年3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7）最高法刑核20774272号刑事裁定，其中复核确认的事实为：2016年7月21日凌晨，孙红治在杭州百诺公司包装车间装卸泡沫时，影响了员工高秀芝等人休息，双方发生争执。事后，孙红治以右手受伤为由，向高秀芝及其妹高某等人索要赔偿，未果。孙红治因此怀恨在心，购买了铁锤等作案工具。同月25日4时许，孙红治潜入包装车间，趁高秀芝、高某等人工间休息，持铁锤击打高某的胸、腹部等处。随后，孙红治在包装车间外看见已经受伤的高某，再次持铁锤击打其头、背部等处，致其肝、肺破裂急性大出血合并颅脑损伤死亡。
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二）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三）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本案中，原告徐德永主张其妻子高某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受到案外人孙红治的暴力伤害死亡，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的应予认定工伤的情形。
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涉案暴力伤害事故发生时，高某在杭州百诺公司厂区内工间休息，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但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到的伤害并不必然因履行工作职责
所致，其判断核心在于伤害是否与工作原因存在因果关系。根据生效刑事裁判的认定，孙红治对高某等人所为的涉案伤害事件系因双方发生争执后，孙红治为报复泄愤所致，与工作原因缺乏直接因果关系。故原告徐德永的主张不能成立，其妻子高某所受到的伤害亦不符合上述法规规定的其他应予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据此，被告经开管委会针对原告徐德永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作出不予认定决定，并无不当，行政程序亦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徐德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徐德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 洵
审 判 员 李 云
人民陪审员 李 慧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日
书 记 员 薛黄一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律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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