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4民终248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卫东，男，汉族，1967年11月3日出生，住所地：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委托代理人：周玉燕，广东盛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永强，男，汉族，1976年1月16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晓礼，女，汉族，1982年7月23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上诉人张卫东因与被上诉人王永强、李晓礼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7）粤0402民初12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0月18日进行了二审调查。上诉人张卫东委托代理人周玉燕，被上诉人王永强、李晓礼到庭参加二审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卫东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由两被上诉人共同偿还借款人民币180000元以及该款自2014年6月20日至实际偿还之日的利息（按月息1分计算）；2.判令两被上诉人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的规定，认定上诉人与王永强之间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由两被上诉人共同承担。一审法院在判决中所述的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李晓礼对所涉借款知情，将举证责任强加给上诉人，显然违反了司法解释的本意，明显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法院据以判案所认定事实存在明显错误。一审法院判决涉及李晓礼是否承担夫妻共同债务所认定的事实及理由多为个人揣测，并无事实依据。王永强向上诉人借款时间是2014年6月，而李晓礼生小孩是在2014年8月，也就是说借款时小孩尚未出生，双方还在共同生活。这期间因两被上诉人经营的公司经营艰难，不但没有收入还长期亏损，加之要生养小孩还需要大量开支，正是家庭危难之时，对外借款实属正常。因此，一审法院的推测不具合理性，根本不能成立。总之，无论如何，作为第三人，上诉人无需举证举债人的配偶对借款是否知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作出公正判决。李晓礼辩称，一、我对涉案债务是不知情的，即便该笔债务存在，我也不知道王永强用到了哪里，所以我不认可是共同债务。二、上诉人和王永强父亲的关系是可以调查的，上诉人陈述王永强生活经济压力很大，其实就我所知，王永强父亲和王永强本人均有面积较大的房子，其父亲在职期间和几个人一起购买了吉大一处写字楼并占有股份。上诉人对我与王永强2015年1月分居的事实有异议，我认为可以由法院调查及认定。上诉人陈述我生养小子需要大量开支，和王永强正是家庭危难之时，我有异议，当时我们并无大量开支，也并无危难，当时我们已经是各过各的状态，王永强连产检都没有陪同过一次，也没有拿回过一分钱，在我怀孕中后期更是夜不归宿。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合理合法公正无误。王永强辩称，我觉得李晓礼陈述的不符合实际情况，我父亲的收入跟我没有关系，本身我借上诉人这笔钱是用于家庭开支，这是没有争议的，而且李晓礼也确实是知情的，我认可上诉人的上诉意见。张卫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永强、李晓礼共同偿还借款人民币180000元以及该款自2014年6月20日至实际偿还之日的利息（按月息1分暂计至2017年1月20日利息为人民币55800元）；2.判令王永强、李晓礼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6月15日，王永强向张卫东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张卫东（身份证号：）人民币壹拾捌万元整（￥180000），该款汇至本人农业银行账户62×××15，以到账为准，借款期限为两年，月息壹分，到期本息一并归还。特此立据。借款人：王永强。2014年6月15日。”2014年6月20日，张卫东向王永强账户转账支付180000元。另查，根据一审法院发出的（2016）粤0402民初2468号民事判决书及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出的（2016）粤04民终2380号民事判决书所查明的事实，王永强、李晓礼于2011年12月7日登记结婚，婚后双方性格不合，双方无法沟通经常吵架，2014年8月1日共同生育一子，2015年1月王永强、李晓礼分居。2015年2月13日，李晓礼向一审法院起诉申请离婚，一审法院于2015年4月27日判决不予准许。李晓礼于2016年3月30日再次起诉离婚，一审法院2016年6月24日判决准许离婚，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12日维持了一审法院作出的离婚判决。张卫东于一审庭审中陈述，我是经营贸易生意，与王永强的父亲是朋友关系。王永强借款时声称公司周转有困难需要借款，我怀疑是家里开销大却不好意思细问。借款时是王永强给我打电话，我就把钱打给王永强了，其后王永强把《借条》写好邮寄给我。借款过程中并未与李晓礼联系，不清楚李晓礼是否知晓本案借款事实。借款时双方口头约定利息每月一分，但王永强借款后没有还过本息。王永强于一审庭审中陈述，我在坦洲懿泽电子公司上班。借款属实，的确收到张卫东的借款180000元。借款实际是家里用，因为李晓礼怀孕后家中支出大，当时李晓礼每月工资收入才4000多元，经常需要刷卡消费，我需要还信用卡数。借款时我就告知李晓礼了，并陆续将钱取出来后交给了李晓礼。因为当时李晓礼还有本案借款180000元可以用，我就没有履行离婚判决中涉及的90000元以及支付抚养费。坦洲懿泽电子公司的股东是我和李晓礼，但公司一直在亏损，没有过分红。李晓礼于一审庭审中陈述，于2010年开始在国信证券公司上班，2014年6月时每月固定税后收入有8000多元。我当时怀孕后和王永强就没怎么沟通了，家中支出也是我在负担。我对债务完全不知情，王永强并未将借款取现给我，家中亦不需要180000元的支出，王永强的陈述不合理。而由于张卫东与王永强关系密切，借款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我于2015年2月份第一次起诉离婚，法院未判离，后第二次起诉离婚，在2016年10月二审判离了。我的确是坦洲懿泽电子公司的股东，但我只是挂名，没有参与经营，更没有分红。一审法院认为，张卫东持有王永强出具的《借条》和银行转账记录等证据原件，内容表述清楚，形式完整，能够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纳。张卫东与王永强之间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张卫东及王永强于庭审中均认可王永强于借款后尚欠借款本金180000元未偿还，现张卫东现诉请王永强偿还本金180000元有合理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利息，王永强于《借条》中认可借款按照月息1%计算，现张卫东诉请王永强支付上述利息有合理依据，未超过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王永强应支付以借款本金180000元为基数、按照每月1%计算、自借款到帐日即2014年6月20日起计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至于李晓礼的连带责任问题。首先，虽然案涉借款发生在王永强与李晓礼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张卫东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李晓礼对本案所涉借款知情。其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做出的（2014）民一他字第10号答复中，对于债权人以夫妻一方为被告起诉的债务纠纷中，对于案涉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认定，但如果举债人的配偶举证证明所借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则其不承担偿还责任。根据一审法院发出的（2016）粤0402民初2468号民事判决书及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出的（2016）粤04民终2380号民事判决书中所查明的事实，王永强、李晓礼婚后性格不合，经常吵架并分居。在双方感情不合的情形下王永强对外大额举债支付给李晓礼并不合常理，且王永强将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可能性极低。再者，根据李晓礼的陈述，其本人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可满足日常基本生活需要，不存在对外大额举债的事由。故综上，一审法院对本案债务不予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对张卫东请求李晓礼承担共同偿还义务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法作出如下判决：一、王永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卫东偿还借款本金180000元；二、王永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卫东支付上述借款的利息（以借款本金180000元为基数、按照每月1%计算、自2014年6月20日起计至还清之日止）；三、驳回张卫东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419元，由王永强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主要在于为李晓礼对涉案债务是否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即王永强以个人名义所负涉案债务是否认定为王永强和李晓礼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2017年2月28日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第三人起诉主张权利的，不予支持。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第三人起诉主张权利的，不予支持。依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的债务，一般情况下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特殊情形除外。本案的180000元借款虽然发生在王永强与李晓礼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关于“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的规定，夫妻共同债务的本质不在于该债务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而在于夫妻共同享受了该举债所带来的利益，即该举债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因此，在适用上述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时不能简单机械地照搬文字采取字面解释，应结合夫妻共同债务的本质来判断和理解，即适用该条应当以符合夫妻共同债务法定性质为前提，在判断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时应将“共同生活、利益共享”和“婚姻关系存续”标准合理运用，综合考量。也即是说，审查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的性质属于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共同债务，除了以举债时间作为认定标准外，还应考虑夫妻是否存在举债合意，举债的目的是否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等因素，但应由有异议的夫妻一方来进行举证，具体到本案中：首先，关于举债合意。从审理查明的事实来看，本案不存在李晓礼与王永强均认可存在借贷事实和共同出具借条的情形。涉案《借条》由王永强单独向张卫东出具，没有证据表明王永强出具涉案《借条》时李晓礼在场，李晓礼也没有在《借条》上签名。据此，应认定李晓礼在与王永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涉案债务没有举债的合意。其次，关于举债目的是否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王永强一、二审期间均陈述借款款项是用于家庭开支，但李晓礼予以否认。涉案借款发生的时间为2014年6月20日，李晓礼于2014年8月1日生育双方婚生子，即涉案借款发生时李晓礼正处于怀孕期间。但本案的特殊情况在于王永强在向张卫东借款几个月后，即与李晓礼夫妻关系不睦，导致发生李晓礼于2015年2月13日向一审法院起诉申请离婚的事实。结合李晓礼与王永强离婚诉讼中相关陈述内容来看，两人均陈述自己有稳定的工作，月工资收入均达到约1万元左右，且在王永强借款期间其家庭并未发生需要大额开支家庭用款或需要支出大笔费用等情形，本院有理由相信王永强所借款项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的可能性极小。张卫东上诉主张涉案借款发生时王永强和李晓礼经营的公司长期亏损，且双方生养小孩还需要大量开支，正是家庭危难之时，但均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且与李晓礼和王永强在离婚诉讼中相关陈述不符，故本院不予采信。此外，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张卫东与王永强父亲是朋友关系，即张卫东与王永强熟知，对王永强的婚姻及家庭情况、经济能力和还款能力等均有所了解。即本案是熟人间借贷而形成的借贷关系，更应强调出借人张卫东对借款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所负有的合理注意义务，证明自己在与举债方发生超出日常生活需要的借贷关系时已经尽到了注意义务，而这种注意义务的履行是必要的一般也是不存在客观障碍的。在案证据证明，张卫东向王永强出借涉案180000元款项，借款前并没有征询李晓礼意见，借款时也没有告知李晓礼要求其同意或确认，举债总额也明显超出了家庭日常生活所需，其出借行为整体表现均有违常情常理。因此，债权人张卫东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其亦应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综上所述，根据现有证据，王永强没有将借款款项用于家庭开支或家庭经营以及李晓礼没有分享王永强向张卫东借款带来的利益的事实存在高度盖然性，不能认定涉案借款用于李晓礼与王永强的夫妻共同生活。因此，本案中王永强在离婚前向张卫东借款180000元所产生的债务属于王永强个人债务，而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一审法院驳回张卫东要求李晓礼承担共同偿还涉案18万元借款本息的义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张卫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945元，由上诉人张卫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发启审判员  詹 洁审判员  孙 志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杨文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