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1035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启荣,男,1960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
委托代理人：何思敏，住广州市黄埔区。
委托代理人：黄勤，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珊,女,1961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程定田，住广州市黄埔区。
原审第三人：广州金烨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
法定代表人：林珊，该公司董事长。
上述两被上诉人以及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谭俏云，广东力诠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何启荣因与被上诉人林珊、程定田、原审第三人广州金烨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烨公司）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5)穗黄法民二初字第9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3年5月13日，何启荣在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其拥有广州金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某运输公司）7.28612%股权的登记，并拥有股权证。
2003年7月18日，程定田作为甲方（委托人）与何启荣作为乙方（被委托人）签订一份《广州金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股权收购委托协议》，内容主要为：甲方委托乙方并以乙方的名义代理甲方收购广州金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的股权及资产，乙方受甲方委托并严格按甲方的指令全权办理上述公司的股权收购事项。直至上述公司股权收购完毕为止。上述公司股权收购的全部资金及有关费用由甲方全部支付。在收购完成后，甲方聘请乙方全权管理。如甲方需要把所有股权转到甲方名下时，乙方无条件零价格还给甲方，但所发生的有关费用由甲方负责。甲方一栏处有程定田的签名，乙方一栏处有何启荣的签名。
2003年8月24日，何启荣与程定田签订一份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现程定田委托何启荣收购金某运输公司全体股东股权，全部资金由程定田出资，暂委托何启荣出任该公司的法人代表。待收购完善后该公司完全转回程定田本人。从收购签合同之日起该公司资产及收益全部归程定田本人所有。特此说明为据。双方签名一栏处有程定田和何启荣的签字。
2003年8月25日，金某运输公司召开股东会，出席此次会议的股东共19人，代表公司股东100%的表决权，所作出决议经公司股东表决权的100%通过，决议事项如下：1、同意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曾某变更为何启荣；2、同意股东曾某、罗某乙、张某乙、黎某、王转娣、喻某、梁某甲、罗某丙、李某甲、霍某、李某乙李某丙、李某丁慧、罗某丁、李某戊、彭某、吴某、林某等全部股份转让给何启荣和刘某乙（具体细节参照股权转让合同书）；3、同意原章程作废，启用新章程。股东签名一栏处有19名股东的签字。
2003年8月26日，金某运输公司中除何启荣外的其余18名股东共收到股权转让款合计1680000元，且在股东签名一栏处分别予以签名。2003年9月8日，该18名股东共收到股权转让款合计3924554元，且股东签名一栏处分别予以签名。
2003年9月1日，金某运输公司的公司章程中第三条约定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第四条约定股东的姓名为何启荣和刘某乙；第五条股东出资方式、出资额、出资比例中约定何启荣出资87.51万，占87.51%，刘某乙出资12.49万，占12.49%。并向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黄埔分局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
2003年9月11日，程定田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何启荣支付440447元。
2006年11月5日，金某运输公司的公司章程中第四条约定公司注册资本为壹佰万元；第五条约定股东的姓名为林珊、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额为100万元。并向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黄埔分局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
2009年5月31日，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黄埔分局核准金某运输公司名称变更为金某公司。
2010年1月26日，林珊签署了《指定代表或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委托何启荣办理营业执照、变更法人、股权转让。同日，金某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事项如下：其中第2条记载同意林珊将占公司注册资本100%共100万的出资转让给何启荣、刘某乙，并批准了原股东林珊与新股东何启荣、刘某乙之间的股份转让合同。并向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黄埔分局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
2010年4月8日，林珊向广州市工商局行政管理局黄埔分局出具一份《关于停止登记变更的申请书》，内容主要如下：本人林珊，原系金某公司股东。本人在2010年2月左右将本人在金某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何启荣，并向贵局办理了变更登记。被转让方某甲至今未按合同约定向本人支付转让款，本人准备向何启荣主张解除股权转让合同。因上述股权已经实际转让，因此本人向贵局申请停止有关金某公司登记资料的变更办理手续，以确保本人的权益得以主张。
2012年10月23日，何启荣作为乙方与程定田作为甲方签订一份《协议》，内容如下：经甲乙双方协商，广州金某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在丰乐北路横沙沙煲嘴用地及临建商铺程定田占92.71388%股本，何启荣占7.28612％股权并共同经营。另外，大沙东路197号商铺何启荣占100平方米，林珊将197号商铺100平方米过户到何启荣名下，何启荣占100平方米收益，不得分租共同经营。该协议签订之日生效。甲方签名一栏处有“程定田代林珊2012.10.23”的字样，且有林珊的签字并捺指印；乙方签名一栏处有何启荣签字并捺指印。
2013年3月13日，何启荣在黄埔区公安局经侦大队做的一份《询问笔录》中陈述：“在2012年10月23日黄埔区纪委出面约我和程定田在黄埔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见面，让我和程定田坐下谈谈，看是否可以自行和解。当时我和程定田两人在经侦大队办公室谈了一个上午，我们双方认为大家亲戚一场，不想搞的像仇人一样，后来程定田说以前的事情就算了，并提出和解条件（协议内容），当时我也不太同意程定田提出的条件，但程定田说亲戚一场，大家就不要太过计较，后来我看程定田这么说也就同意了他的条件。于是我就按程定田提出的协议内容，由我写了一份协议，当时双方都同意了协议内容，并由程定田自己亲笔签名，我自己也签了名。当时林珊没有来，程定田签名后代林珊签了一个名，后来我说不行，于是程定田就将签好名的两份协议带了回家交给林珊再签了一个名，然后再将其中一份协议交回给我。”
2013年3月14日，程定田在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做了一份《询问笔录》中陈述：“2012年10月23日我和何启荣到了黄埔区公安局经侦大队办公室谈了一个上午，后来我看大家亲戚一场，也不想为这件事再牵连别人，于是我做最大让步，按出事后（那时何启荣已经将公司股权转让到其名下）我与何启荣谈的，将大沙东路197号商铺100平方过户至何启荣名下，100平方商铺收益归何启荣，另外横沙沙煲嘴何启荣占7.28612%股权。”“问：你当日签订这份协议是否自愿？答：我与何启荣签订这份协议，主要是因为我不想为这件事再牵连别人，也出于何启荣和我亲戚一场，我也不想与他再纠缠一起，当时我出于心里压力太大，所以我最后做出最大让步，就口述了那份协议，后来也同意签名了。”“问：你签订协议之前是否被逼？答：没有被逼，但之前我收到信息说有人查我的偷税，因为之前我知道何启荣去黄埔区纪委举报我有偷税情况，加上纪委找我了解情况时，也问过我税务情况，所以我联想到一起，于是处于心里压力，也不想牵连朋友，当日就与何启荣签订协议。”
2013年7月16日，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黄埔分局作出撤销2003年9月1日、2006年1月5日和2010年1月26日变更登记的行政处罚。
2013年6月26日，林珊以金某公司、何启荣、刘某乙为被告，向原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2013）穗黄某甲民二初字第419号]，请求确定2010年1月26日金某公司向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黄埔分局申请变更公司工商登记提交的转让方林珊与受让方某甲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及转让方为林珊与受让方某乙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的两份合同无效。原审法院原审判决驳回林珊的全部诉讼请求。林珊不服，提出上诉[(2014)穗中法民二终字第614号]（以下简称614号）。终审认定：“根据林珊、程定田所提供的《金某运输公司股权收购委托协议》、补充《协议》及相应付款凭据，均充分证实林珊、程定田夫妇已于2003年以6045001元的对价全部收购了金某公司包括何启荣在内的19名员工100%的股权，其中何启荣原持有的7.28%股权（出资额记载为71171.64元，原于金某公司给予何启荣的经济补偿等款项）也已收取了440447元的股权对价款。2006年，何启荣、刘某乙作为代持股人将股权变更到实际出资人林珊名下，同时林珊将金某公司的部分资产转移至自己名下。由此可见，金某公司的全部出资均为林珊、程定田夫妇享有，在整个公司股权变动、资产变动期间，何启荣从未就此提出任何异议，也无其他证据证明林珊、程定田夫妇认可何启荣对金某公司仍享有实质权益。……。此外，关于程定田委托何启荣收购金某公司股权并委托其代持股、全权负责公司管理的事实，有双方于2003年签订的《金某运输公司股权收购委托协议》及补充《协议》两份协议予以明确，此后金某公司发生一系列股权变动也是围绕上述协议约定内容来实施的，而至2010年1月26日的此次股权处置，显然突破了2003年两份协议的约定内容，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金某公司的股权归属，且股权处置价格不明。……。综上所述，2010年1月26日形成的两份《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不仅在形式上欠缺合同主体林珊、刘某乙的本人签名，且在实体要件上欠缺对真是股权转让对价的约定”。据此判决：一、撤销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3）穗黄法民二初字第419号民事判决；二、2010年1月26日签订的转让方为林珊、受让方为何启荣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不成立；三、2010年1月26日签订的转让方为林珊、受让方为刘某乙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不成立。
2013年11月18日，林珊诉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黄埔分局工商行政处罚一案，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2013)穗黄某甲行初字第45号]，请求：1、撤销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黄埔分局2013年7月16日作出的穗工商埔分处字[2013]20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金烨公司作出的撤销2003年9月1日、2006年11月5日变更登记的行政处罚；2、维持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黄埔分局作出的撤销2010年1月26日变更登记的行政处罚。原审法院作出支持林珊的全部诉讼请求。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黄埔分局不服，提起诉讼，本院（2014）穗中法行终字第1759号生效《行政判决书》，判决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5年4月30日，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黄埔分局出具的金某公司营业执照上法定代表人为林珊，注册资本为壹佰万元。
另查明，2001年7月23日，广州市黄埔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及广州市黄埔区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共同出具一份《关于广州市黄埔区交通运输公司位于横沙沙煲嘴办公楼的产权证明》，主要内容如下：根据黄埔区国资委主任会议纪要（2001年第一期）和黄埔区国资委主任和深化企业改制领导小组组长联席会议纪要（2001年第二期）决定用黄埔大沙东路179、193、197、201号首层西面36米铺和原黄埔区食品公司位于横沙沙煲嘴的新办公楼及横沙577.45平方米的土地三项物业置换广州市黄埔区交通运输大楼，把交运大楼作为黄埔区妇幼保健院。横沙沙煲嘴的新办公楼（含第三层钢架结构的天面）和横沙577.45平方米的土地原产权属黄埔区食品公司并由其使用，为此物业交换时，区国资办以评估报告为基础，结合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实际，共计价827040元，从2001年5月28日起，上述三物业的产权归属广州市黄埔区交通运输公司全体职工（改制后名称为：金某运输公司）。
又查明，2008年4月1日，程定田向何启荣的妻子黄某乙出具一张《借条》，内容如下：现借黄某乙现金400000元，约定每月支付3000元利息，付息日为每月的最后一日，借款期限为三年，三年后只要一方提出还款，五天内还清，若双方均未提出还款，本借条继续延长有效，并以大沙东路林珊名下商品或房产作为担保。借款人一栏处有程定田的签字。
再查明，黄某乙诉程定田、林珊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为：1、判令程定田、林珊共同偿还借款本金400000元及利息；2、程定田、林珊承担本案诉讼费。该案目前尚在审理中。
庭审中，诉讼各方确认金烨公司原主要资产包括坐落于广州市黄埔区大沙东路185、187、191、193、195、197号商铺的所有权以及位于广州市黄埔区横沙沙煲嘴的部分土地使用权（土地面积约577.45平方米）及地上建筑。其中坐落于广州市黄埔区大沙某的六间商铺所有权已于2006年转让给林珊；其他两项物业尚无法办理产权登记。
何启荣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1、判令何启荣与林珊及程定田于2012年10月23日签订《协议》合法有效；2、判令林珊协助办理将金某公司7.28612%股权登记至何启荣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3、判令林珊协助办理将位于广州市大沙东路197号房产中的100平方米过户至何启荣名下的房产登记手续；4、判令林珊自2012年10月24日起按每月30000元向何启荣支付广州市大沙东路197号房产中的100平方米的租金收益，暂计至2015年10月23日为1080000元；5、林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以上事实，由各方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材料以及当事人的陈述所证实。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中,何启荣主张其与林珊、程定田于2012年10月23日所签订的《协议》是合法有效的，从而要求林珊履行该协议的约定，即办理股权及房产的变更登记以及取得房屋租金的收益。但林珊、程定田夫妇均抗辩称该《协议》的签订并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无效协议。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2012年10月23日形成的《协议》是否是各方当事人的一致真实意思表示；2、何启荣是否对金某公司享有7.28612%的股权；3、何启荣是否对位于广州市大沙东路197号房产中的100平方米的房产享有所有权及享有租金收益。原审法院作如下评析：
一、关于2012年10月23日形成的《协议》是否是各方当事人的一致真实意思表示。首先，从签订2012年10月23日《协议》的基础事实上分析。第一、何启荣与程定田、林珊于2012年10月23日签订该《协议》时，工商部门登记的金某公司的股东为程定田(应为何启荣)和刘某乙，而当时的实际出资人林珊、程定田夫妇在工商登记中对金某公司是没有享有任何股权的。第二、根据（2014）穗中法行终字第1759号《行政判决书》中判决维持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黄埔分局作出的撤销2010年1月26日金烨公司的股东变更登记的行政处罚，即将金某公司在工商部门的登记恢复至2006年11月5日时，亦即金某公司的股东变更为林珊一人。第三、由于生效的《行政判决书》改变了2012年10月23日形成该《协议》的基础事实，即工商登记的金某公司的股东从何启荣与刘某乙变更为林珊，而该改变对合同的签订影响重大，会影响各方当事人签订该《协议》时的心理及地位，从而影响各方当事人达成协议的内容。故由于签订该《协议》的基础事实已发生根本改变，因此何启荣再以该《协议》所约定的内容来主张权利，已经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其次，从实质内容上分析。第一、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规定，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614号生效《民事判决书》中认定程定田已向何启荣支付了股权转让款440447元用于收购何启荣所拥有的金某公司的7.28612%股权，故金某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为程定田与林珊夫妇。因此，从该《协议》的实质内容上看，程定田、林珊夫妇没有与何启荣签订该《协议》的必要。第二、根据何启荣向原审法院提交的2013年3月14日程定田在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做的一份《询问笔录》，该笔录中程定田并未承认其是在自愿的前提下与何启荣签订该《协议》，而且在签订该《协议》后程定田、林珊夫妇就向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黄埔分局提出要求变更法人、股权等异议，可见程定田、林珊夫妇在签订该《协议》时的意思表示存在瑕疵，不能证明该《协议》是各方当事人的一致真实意思表示所签订的。
综上，2012年10月23日形成的《协议》因缺乏各方当事人的一致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该《协议》应当未成立。故何启荣主张该《协议》合法有效的诉请，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何启荣是否对金某公司享有7.28612%股权的问题。因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614号生效《民事判决书》中已认定程定田已向何启荣支付了股权转让款440447元用于收购何启荣所拥有的金某公司的7.28612%股权，故何启荣再主张其对金某公司7.28612%的股权享有所有权，于某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何启荣称程定田向其转入440447元后又分五笔将该款项转出从而证明其并未收取股权转让款的意见，因何启荣未提供证据证明转出款项的性质，且转出的金额与股权转让款的数额不一致，故原审法院对该意见不予采信。
三、关于何启荣主张要求办理位于广州市大沙东路197号房中的100平方米的房产变更登记及收取相应租金收益的诉讼请求，因2012年10月23日所形成的《协议》尚未成立，故何启荣依据该协议的内容而进行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四款的规定，于2016年4月30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何启荣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审案件受理费19676元，由何启荣负担。
上诉人何启荣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2012年10月23日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协议》是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由程定田口头提出协议内容，由何启荣负责书写形成的，程定田与何启荣当场签订后，由程定田拿回家给林珊签字后过了两天经过夫妇两人深思熟虑后才拿回给何启荣的（见何启荣提交证据19、20）。《协议》无论是从形成的方式及签订的过程来看，均是各方经深思熟虑后的真实意思表示。况且，2013年5月30日，林珊、程定田依据《协议》向黄埔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见何启荣提交证据33），要求何启荣履行《协议》。林珊、程定田的这一行为及意图足以证明，其自身也是承认《协议》合法有效的，如果像林珊、程定田所述，签订《协议》不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那为何不向法院提起认定《协议》无效或撤销《协议》的诉讼，而是提起要求履行《协议》的诉讼？而且何启荣催促程定田执行该协议时候，程定田是以无时间的借口去推脱，而不是说协议是不自愿的（见何启荣提交证据22），由此也可得出，林珊、程定田也是确认《协议》合法有效的。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审法院认定《协议》未成立是错误的。本案《协议》依据合同法第32条规定已经成立，原审法院依据合同法第13、21、25条认定《协议》未成立，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合同法》第13条：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第14条：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1）内容具体确定；（2）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第21条：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第25条：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从上述四条法律条文内容表述可以看出，上述规定是用于适用合同订立的过程，与本案毫无关系、根本不适用于本案。本案何启荣与林珊、程定田都是亲笔在《协议》上签名并加盖指模，依据《合同法》第32条的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时合同成立。《协议》在2012年10月23日，何启荣与林珊、程定田都完成签字时就已经成立。如果有证据证明《协议》确实违背林珊、程定田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审法院可依法确认该《协议》是无效或可撤销，而不是认定“由各方当事人亲笔签名的《协议》不成立”。三、原审法院关于“《协议》不是林珊、程定田的真实意思”评析和推测是错误的、且毫无依据。原审判决关于“《协议》缺乏各方当事人的一致意思表示”的说法，实质是“《协议》不是林珊、程定田的真实意思”或“违背了林珊、程定田的真实意思”，因为何启荣一方是确认《协议》内容的。《协议》是程定田、林珊经过两天独立的深思熟虑后亲笔签名并加盖手模，程定田、林珊完全明白《协议》的内容，程定田、林珊都是有文化和成年人，是完全负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完全清晰明白签名的行为是要负签名的一切后果和责任，林珊、程定田在答辩状中表示：“迫于办案部门的种种威逼恐吓，及不想牵连别人”、“怕办案机关打击报复，才虚与委蛇，其签名是违心的”。林珊、程定田的上述陈述仅是其一面之词，并没有实际上的证据，更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原审法院表面上没有直接采纳，但其所作的评析推测的实质与林珊、程定田的一面之词一致。何启荣逐一反驳如下：原审法院评析之一：《协议》签订时，金某公司登记在何启荣和刘某乙名下，林珊、程定田夫妇没有任何股权。原审法院评析之二：2013年3月14日，程定田在公安局《询问笔录》未承认其是在自愿的前提下与何启荣签订《协议》，且签订后就向提出变更法人、股权的异议。程定田没有承认《协议》是自愿签订的，那么原审法院是认为林珊、程定田当时是“非自愿”或“受胁迫”？何启荣认为不存在林珊、程定田受胁迫的情形。1、林珊、程定田于2010年4月8日要求工商局停止变更金某公司股权登记（见何启荣提交证据17）；林珊、程定田在2011年5月17日前就知道2010年1月26日金某公司股东变更登记的两份《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是何启荣代签的。程定田和林珊是先向工商局提出变更法人、股权异议，后签订《协议》（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正好颠倒）。因此，林珊、程定田完全可以通过合法途径维权（事实上被诉人通过诉讼解决了股东登记不完全属实的问题），所以，股权没有登记在林珊名下不会影响林珊、程定田的心理及地位，他们没有必要违心签订《协议》。2、2010年12月30日，林珊、程定田以何启荣涉嫌诈骗金烨公司财产为由向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报案，该局立即予以受案调查，期间何启荣曾被限制人身自由长达3天进行审问，在之后的一年多不断被公安机关传讯，要求何启荣说明其名下账户巨额款项的去向。何启荣名下的账户是公司用于经营只用，由于事隔多年，何启荣不断去银行查询及回忆款项去向，以证明自己的清白，给何启荣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和恐惧身心。因此，在签订《协议》时，何启荣的心理及地位可能受到一定影响，但决不可能是程定田。3、程定田在公安询问笔录中回答：“签订这份笔录时没有被逼，……但我知道何启荣向黄埔区纪委举报我有偷税……，处于心里压力，和不想牵连朋友，当日就和何启荣签订协议”。事实上何启荣并没有举报过程定田偷税，更不可能向纪委举报偷税（纪委不管偷税）。很明显，程定田在《询问笔录》的一面之词是谎话。程定田向公安机关控告何启荣诈骗金某公司财产，后又被公安知道《协议》内容（将金某公司部分财产分给何启荣），因此，程定田此时的回答不过是出于掩盖、搪塞其前后行为的矛盾，以免被追究诬告之责。而且程定田表达是情绪上的“不心甘情愿”或“无奈”，但原审法院却将这种情绪上的“不情愿”等同于某律意义上的“非自愿”，按照原审法院的逻辑，许多当事人在达成民事调解时都是“不心甘情愿”或“无奈”、即原审法院所认定的“非自愿”，那么法院民事调解书很多是“违法”的。原审法院评析之三，（2014）穗中法行终字第1759号《行政判决书》（下称1759号案，维持工商局撤销2010年1月26日金某公司股东变更登记的决定，即金某公司在工商登记恢复至2006年11月5日时公司股东为林珊一人。）原审法院评析之四，《行政判决书》改变了《协议》的基础事实。何启荣认为614号案和1759号案与《协议》基础事实无关。614号案是以林珊从未签署过2010年1月26日两份《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何启荣提交证据25）为由认定两股权转让合同不成立；1759号案以614号案判决为基础，维持工商局撤销2010年1月26日金某公司股东变更登记的决定，即金某公司在工商登记恢复至2006年11月5日时公司股东为林珊一人。上述两个案件解决的都是一个问题，即2010年1月26日金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和登记手续是否合法的问题，但并没有处理金某公司实际股权归属的问题（实践中，公司实际股东与登记股东不一致情况十分普通，如金某公司在2003年至2006年登记股东就没有林珊和程定田）。同时，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下称218号再审案，何启荣提交证据26）时认定，何启荣是否持有金某公司7.28612%股权的问题不属于614号案审理范围，当然这个问题也不属于1759号审理的范围。因此，1759号案的判决不会影响《协议》的基础事实。四、关于何启荣是否对金某公司享有7.28612%股权。（一）《协议》的签订印证了何启荣占金某公司7.28612%股权，程定田占92.71388%的真实持股比例。何启荣与程定田是表兄弟，从2003年7月以来长期相互代持金某公司的股权，因金某公司收益分配问题导致双方引发矛盾，2010年4月林珊、程定田在工商局投诉何启荣用虚假转让合同取得金某公司股权，并在2010年12月以何启荣职务侵占、诈骗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见何启荣提交证据31第2页第7行），很明显，当时的情况对何启荣十分不利，何启荣感到恐惧和压力，并非林珊、程定田所述自身受到恐吓。在此情况下，各方仍能经过协商签订在2012年10月23日签订《协议》，充分说明该《协议》是在还原金某公司的真实股权比例的基础上，就如何处理金某公司的股权和资产，达成了一致的共识。各方按真实股权比例处理金某股权公司的股权和资产：金某公司唯一财产横沙沙煲嘴用地及临建商铺何启荣占7.28612%，林珊、程定田占92.71388%；位于大沙某约1229平方米的商铺虽早已登记在林珊名下，但作为金某公司的财产，仍按股权比例分割100平方米（约8%）给何启荣，所以，该《协议》何启荣的股权7.28612%就是出现有小数点后5位而不是整数？正是因为何启荣从公司改制至今真实持有7.28612%金某公司股权没有卖过的事实，各方才最终签订上述还原真实股权的《协议》。如果何启荣真的能胁迫林珊、程定田，那不止分得金某公司7.28612%的股权和资产了，证明《协议》内容都是还原真实也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二）614号案中，法院认定“程定田已向何启荣支付了股权转让款440447元用于收购何启荣所拥有的金某公司7.28612%股权”是错误的，而且广东省高院218号再审案认定，何启荣是否持有金某公司7.28612%股权的问题不属于614号案审理范围。614号案法院作出上述认定是依据“二审庭审期间，双方均确认程定田在2003年委托何启荣收购的是金某公司100%股权，程定田按每股60450元的价格向金某公司原19名股东支付股权转让款共计6045001元，其中对何启荣所持7.28612%股支付的股权对价款440447元”。何启荣在614号案一、二审答辩状、代理词及公安机关的多次询问中都一直重申从来没有收取程定田440447元的股权对价款，也从来没有确认过将7.28612%金某股权转让程定田（见何启荣提交证据25第19第16行和第20页倒数第3、2行及第21页）。但在614号案第二次开庭笔录中却出现何启荣代理律师确认收到440447元股权转让款的记录，这个记录是一个错误。当时何启荣没有到庭，何启荣代理律师确认何启荣的账户收到440447元，没有说这钱是购买何启荣的股权转让款，也从来没有说过何启荣有收取股权转让款。且从程定田之后陈述：林珊收购何启荣7.2%股权的钱确实是何启荣收了,不存在退回的事实（见何启荣提交证据35，614号案2014年4月8日开庭笔录第7页第16行）；440447元股权转让款已经给了何启荣，对方也确认了，但没有如对方所说退回了（见何启荣提交证据35，614号案2014年4月8日开庭笔录第8页倒数第9行）。由此可见，何启荣及其代理律师一直都有提到转入何启荣的账户440447元已“退回”的情况，否则程定田不会两次主动提及该笔款不存在“退回”。二审法院开庭笔录不完整且断章取义。二审法院正是按此次错误的庭审记录做出了错误的认定。（三）程定田主张在2003年9月11日转到何启荣账户440447元，用于购买何启荣持有的金某公司7.28612%股权。但该笔款连同账户原来余额39496.22元共计479943.22元，被程定田分五笔转走，其中四笔共359277.91元转入程定田朋友李某丁新的账户，而何启荣根本就不认识李某丁新这个人，另一笔120622.09元转到程定田自己账户中（见何启荣提交证据30第11页）。而且，经何启荣到银行打印流水清单可看出，该存折的所有款项出入，均是公司经用的，每一笔款项出入都能说清楚是公司用来做什么用的，该存折是以何启荣名字开立的是用于公司经营使用、是大沙某商铺收租金专用存折之一，这也经过公安经济侦查大队及黄埔区纪委查证过的事实。（四）虽然614号民事判决确认两《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不成立，但林珊无法否认其曾在2010年1月5日作出过将金某公司股权转给何启荣的真实意思表示，证实了双方曾协商对金某公司的股权和资产划分，也印证了何启荣真实持有金某公司7.28612%股权。1、2010年1月5日《金某公司股东会决议》（见何启荣提交证据11）：林珊将占公司注册资本100%共100万元的出资转让给何启荣、刘某乙，并批准了林珊与何启荣、刘某乙之间的股份转让合同，林珊在该文件左下方签名。林珊解释是何启荣骗其签字或是留存有林珊签字的空白页。这不符合常理，股东会决议是转让金某公司100%股权，林珊一眼就能看出，根本无法骗；如果让人在空白页预先签名，一般在纸张的右下方，而林珊是在左下方签名。2、2010年4月8日林珊向工商局提交《关于停止变更登记申请书》，以何启荣没有按股权转让合同支付股权转让款为由，要求工商局停止有关金某公司登记资料的变更办理手续。如果林珊从没有与何启荣签订过股权转让合同，会直接指出没有和何启荣签订过股权转让合同、何启荣提供虚假的股权转让合同骗取股权？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林珊与何启荣曾经签订过股权转让合同。3、何启荣代林珊在两股权转让合同上签名的原因是：因工商局窗口受理审查时，受理人员会使用企业登记档案扫描查询系统，调出该公司原登记档案材料扫描件中有关股东持有股份的登记扫描材料进行人工肉眼比对，……对经肉眼比对明显不符的申请材料，受理人员不予以受理（见何启荣证据27）。而在2003和2006年的股权转让中存在何启荣代林珊签名（见林珊、程定田证据4、5），何启荣2010年1月第一次提交林珊亲笔签名的股权转让合同被拒收（见何启荣证据27，关于资料被拒一事，工商局回复时间太长无法确认），后何启荣代林珊签后再提交，林珊并提供有关变更登记资料的委托书及身份证原件。因此，何启荣上诉请求判令：一、撤销原审判决；二、改判何启荣与程定田、林珊于2012年10月23日签订《协议》合法有效；三、改判林珊协助办理将金某公司7.28612%股权登记至何启荣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四、改判林珊协助办理将位于广州市大沙东路197号房产中的100平方过户至何启荣名下的房产登记手续；五、林珊向何启荣支付广州市大沙东路197号房产中的100平方米的租金收益，自2012年10月24日起按每月30000元暂计至2015年10月23日为1080000元；六、林珊、程定田承担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
被上诉人林珊、程定田共同答辩称：同意原审判决。何启荣原持有的金某公司股权已在2003年由程定田、林珊夫妇全部收购完毕，何启荣并收取了相应的股权对价款440447元，以上事实均有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并经过法院生效判决书查明认定。所以，何启荣对金某公司，以及对金某公司和林珊所有的财产均没有任何权利，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金某公司陈述：同意林珊、程定田的答辩意见。
二审中，何启荣提交以下证据：1.邱某律师的证明及律师证复印件；2.梁某乙的证明；拟共同证明614号案二审笔录记载错误。法院根据错误的庭审笔录而作出错误的认定（错误的认定是指何启荣承认收取了7.2%的股权转让款）。3.（2011）穗黄某甲民二初字第466号案，林珊提交证据第4项；4.（2011）穗黄某甲民二初字第466号案，何启荣对林珊提交补充1的质证意见和反驳证据。拟共同证明2011年11月7日林珊提起诉讼时提交证据（包括银行汇款凭证），称在2004年10月11日和2007年9月4日向何启荣支付股权转让款，其中2004年10月11日转款98万元、18万元、15万元，共计131万元，2007年9月4日转款50万元、12万元，共计62万元，两次合计共193万（林珊当初收购其余约93%股权的款项总额不超过600万）。经何启荣查询上述款项是用于支付公司经营（不是股权转让款）。2011年12月24日，林珊又提交证据称2003年9月11日转入的440447元是股权转让款。同年12月28日，何启荣查询，该笔款分四次转给了李某丁新。林珊关于向何启荣支付7.28612%股权转让款的说法前后不一，很明显林珊是在说谎。5.何启荣六个银行账户的流水；6.给林珊账户汇款的存款凭条；拟共同证明何启荣名下的六个账户全部用于金某公司经营，上面的每一笔收入或支出均与何启荣个人无关。311002421660账户程定田于2003年9月5日转入150万元，转给曾某、罗某戊、喻某做股权转让款。2003年9月11日转入440447元（原拟付张某乙股权转让款），后分4次转给李某丁新（程的朋友），存折上余款，程转回自己账户，没有用于支付何启荣股权转让款。由于这个账户是公司用账户，如果何启荣打算收自己的股权转让款是不会用这个账户收钱的。六个账户上收取的租金，每一个月会集中一起转给林珊，说明这六个账户全部是用于公司经营用的，不是何启荣的个人账户。7.（2013）穗黄行初字44号广州市工商局黄埔分局提交的资料；拟证明经林珊举报和省“三打”办的督办，黄埔区成立了何启荣涉嫌非法侵占金某公司股权构成职务侵占案专案组，经过专案组的调查发现，A、林珊没有向何启荣支付过股权转让款，即何启荣仍持有金某公司7.2%股权。B、林珊本人签署同意将金某公司股权转让给何启荣的《股权会决议》和委托何启荣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授权书。专案组认定何启荣没有构成职务侵占。如果没有上述两点，何启荣就构成职务侵占，被绳之以法了。黄埔工商局调查显示，金某公司2003年9月、2006年11月（何启荣转股权给林珊）、2010年2月（林珊转股权给何启荣）工商变更登记中均有何启荣代林珊、刘某乙签名的情形。说明何启荣与林珊之间一直有代持股、代签名、代办工商登记的作法。专案组调查完毕后，何启荣与程定田经过协商，并经林珊确认达成了2012年10月23日《协议》，恢复双方在金某公司真实的股权。8.(2013)穗黄某甲民三初字第121号案民事起诉状、证据目录、补充证据目录；拟证明程定田确认《协议》合法有效，并据此提出诉讼，后因穗工商埔分处字（2013）208号案《行政处罚书》（撤销2003、2006、2010年金某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中止审理，后程定田撤诉。
林珊、程定田、金某公司共同质证认为：证据1、证据2：首先，邱某和梁某乙分别是何启荣的前代理人和女婿，与何启荣有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依法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其次，邱某作为一名执业律师，其了解和熟悉《民事诉讼法》。关于庭审笔录的规定，既然他在2016年5月17日写证明说庭审笔录关于他的话记录错了，那么为什么在2014年4月8日签笔录的时候不提出来要求补正？而在该笔录的其他部分，他也进行了补正的。何启荣的另外一名代理人周某律师，当时也参加了庭审，在庭审笔录上签名，其同样也没有对庭审笔录提出过要求补正。对此唯一的解释是，到庭人员当时确实是这样向法庭陈述的，书记员根据庭审的实际情况如实记录了，所以两名律师才没有在笔录上补正。现在因为何启荣败诉了想翻案，才又翻出来说庭审笔录记录错了。再次，梁某乙的证人证言同样漏洞百出，比如，根据《广东省法院关于加强判后答疑工作的若干意见》和《广东省法院判后答疑工作细则》，判后答疑是只对当事人的，梁某乙作为案外人根本不能参加，所以不可能出现其所说的“判后答疑翻查庭审记录时候，发现……”的情况。并且，梁某乙只是旁听人员，旁听者是不能作记录，其看到庭审笔录距离开庭已经间隔数月，根本不能保证其记忆的真实性。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47条第一款规定的，法庭审理活动当然应该以庭审笔录为准，因此不存在庭审活动要以旁听人员的不靠谱的所谓“记忆”为准。程定田在2003年委托何启荣收购的是金某公司100%的股权，已经支付了何启荣所持7.28612%股的股权对价款440447元，以上事实是法院生效判决书查明认定的，本案的客观情况也确实如此。邱某和梁某乙所谓的证人证言，都不能否定上述事实。证据3：首先，《何启荣存折流水说明》不属于证据，不予质证，在614号案生效判决中已查明，不需再重复。证据4：这是何启荣另案单方面陈述，三性不予确认。证据5及2016年5月26日证据3存折流水说明：银行存折原件不需要查看，何启荣流水证明不属于新证据，不予质证。第一本存折在原审已经质证过了，不再重复质证，关联性是证明了何启荣已经在2003年9月11日收取了程定田支付的股权转让款440447元，至于何启荣收取款项后如何使用是其个人权利，也与本案无关。除了第一本存折，其余五本存折流水均与本案无关。证据7没有原件，三性不予确认，具体书面提交质证意见。证据8在原审已质证，不再质证。
另查，614号案于2014年4月8日开庭，庭审中，审判员询问：“何启荣将7.2%股权转让给程定田所收取的股权转让款是多少？”何启荣代理人回答：“440447元”。该份庭审笔录上有何启荣代理人邱某及周某的签名。
本院认为，二审中，本案审理的焦点问题是：何启荣与林珊、程定田在2012年10月23日签订的《协议》是否有效？何启荣依照该份《协议》提出的林珊应协助办理金某公司7.28612%的股份至何启荣名下、将广州市大沙东路197号房产中的100平方米办理至何启荣名下并收取该100平方米的租金的主张能否成立？
关于2012年10月23日的《协议》效力问题。首先，根据程定田于2013年3月14日在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所做的《询问笔录》中的陈述，从“……于是我做最大让步，按出事后我与何启荣谈的，将大沙东路197号商铺100平方过户至何启荣名下，100平方商铺收益归何启荣，另外横沙沙煲嘴何启荣占7.28612%股权”等内容来看，程定田签订《协议》并非受到胁迫。在诉讼中，程定田、林珊并无提交证据显示在签订协议中因受到胁迫或者其他原因而导致作出了不真实的意思表示。因此，2012年10月23日的《协议》应视为是程定田、林珊与何启荣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
关于何启荣是否有权依照《协议》取得股权、部分商铺以及租金收益的问题。根据已经生效的614号案件认定的事实，2003年9月11日，程定田已经向何启荣支付了440447元的款项，用于购买何启荣持有的金某公司7.28612%的股权。后何启荣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被驳回。可见，上述何启荣已经收取程定田股权转让款项的事实已为生效判决所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二）众所周知的事实；（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据此，前述614号案确认的事实可直接作为法律事实在本案中予以采纳。二审中，何启荣否认其在614号案件审理中承认收取了440447元，应由其完成举证责任。何启荣因此提交了614号案中，何启荣的委托代理人邱某律师以及该案庭审中旁听人员梁某乙的证人证言，拟推翻614号案庭审笔录的内容。但邱某律师以及梁某乙均未到庭接受交叉询问，该二人与何启荣亦有无法排除的利害关系。从证据的效力上而言，该两份证人证言并不足以推翻已经当事人签名确认的庭审笔录的内容。此外，何启荣提出其收到的440447元款项的账户实际为程定田控制，其开立六个账号归金某公司使用的上诉意见，但理据亦不充分。因此，本院认为，何启荣并无完成举证责任，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认可614号案已经确认的事实。根据614号案认定的事实，2003年9月11日，程定田已经向何启荣支付了440447元的款项，用于购买何启荣持有的金某公司7.28612%的股权。双方的股权转让已经完成，何启荣在其将股权出卖给程定田之后不再持有金某公司股份。
至2012年10月23日，双方签订《协议》之时，根据工商登记的情况显示，何启荣是金某公司的股东。而根据614号案认定的事实可见，当时何启荣只是代程定田持股。而《协议》中并无约定何启荣取得股权以及100平方米商铺的对价，则程定田、林珊提出该份协议事实上是将约定的股权以及100平方米商铺赠予何启荣的主张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协议》签订后，林珊即启动向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黄埔分局提出要求变更法人、股权等异议，表明不愿履行赠与合同。本案诉讼中，赠与人程定田、林珊明确表示撤销《协议》，该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因此，何启荣在本案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均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何启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676元，由上诉人何启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革花
审判员 张朝晖
审判员 练长仁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四日
书记员 罗永娟
陶智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