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鲁0883行初386号
原告李洪响，男，汉族，1968年3月18日出生，农民，住邹城市，现住邹城市。
委托代理人李振东，男，汉族，1959年9月10日出生，居民，现住济南市历下区。
委托代理人商力军，男，汉族，1954年5月31日出生，退休职工，住济南市历下区。
被告邹城市公安局，住所地邹城市普阳山路1100号。
法定代表人刘书寅，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可，邹城市公安局法制大队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王海峰，邹城市公安局法制大队工作人员。
原告李洪响不服被告邹城市公安局的治安行政处罚决定，于2016年10月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10月24日立案后，于当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于2016年11月1日组织原、被告进行了证据交换。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1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洪响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振东、商力军，被告邹城市公安局委托代理人王可、王海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邹城市公安局于2016年9月4日作出邹公（古）行罚决字[2016]101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李洪响以反映其房屋拆迁问题为由，于2016年9月2日，携带九份上访材料，从邹城乘坐火车经徐州至杭州，意图借G20峰会召开之机制造社会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对李洪响处以行政拘留十五日。
原告李洪响诉称，山东省邹城市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未提出原告违法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违反法律规定，严重违背了“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宗旨。被告出具的《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涉嫌造假、违反司法程序。所谓的证人、证言都是被告为了诬告、陷害、关押原告其自己故意虚构的，都是被告自己凭空想象的！事实上，原告乘火车去杭州旅游并无政治目的，也无任何寻衅滋事事实。退一步讲，即使原告的行为认定为上访行为、在当地有寻衅滋事行为，依照《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明文规定，上访是信访行为，只能由行为发生地的杭州市公安机关决定是否违法，也只能由行为发生地杭州市有关机关部门才有管辖处罚权。而被告邹城市公安局并没有法律赋予的异地行政管辖处罚权。但被告居然违法和造假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对原告进行严重处罚，明显违反了该法律规定，被告适用法律错误，随意加大处罚裁量权。被告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的规定对我作出处罚决定。那么我违法的具体行为是什么？本案被告邹城市公安局对我作出处罚决定在认定事实部分，仅表述了当事人携带九份上访材料乘坐火车的经过，并未认定如何实施结伙斗殴、寻衅滋事……的行为及情节，亦未认定原告有实施上述行为的情节，且未提供足够的证据证实上述情节，故邹城市公安局对原告进行的处罚，纯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的行为属于诬告陷害！原告携带九份上访材料乘坐火车不违法，法律没有规定公民携带信访材料乘坐火车违法，法律也没有禁止公民携带信访材料不能去什么地方！所以，原告携带九份上岗材料乘坐火车不具备“寻衅滋事”的任何违法行为！邹城市公安局派出所民警不去调查化解矛盾，而是滥用职权、欺压百姓、故意制造社会矛盾，充当腐败利益集团的保护伞。山东省邹城市公安局严重违背职业道德、滥用职权是非法的。综上，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应予撤销。被告对原告实施的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请求撤销邹城市公安局作出的邹公（古）行罚决字（2016）101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
原告李洪响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2）邹民初字第2175号民事判决书；2、（2013）济民终字第93号民事判决书；3、（2015）鲁民申字第307号民事裁定书。
被告邹城市公安局辩称，一、案件基本情况。2016年9月2日，钢山街道办事处汪庄村居民李洪响以反映其房屋拆迁赔偿问题为由，携带九份上访材料，从邹城乘坐火车经徐州至杭州，意图借G20峰会召开之机制造社会影响，在杭州火车站被工作人员发现，后通知邹城市工作人员将其带回。以上事实有李洪响的陈述和申辩、上访材料、证人证言、户籍证明等证据证实。李洪响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构成寻衅滋事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我局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依法向李洪响履行了处罚前告知程序，李洪响提出了陈述和申辩，但由于其未提出新的事实和证据，我局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二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依法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十五日的处罚决定，并于当日送至邹城市拘留所执行。二、原告李洪响提出的事实和理由不成立。原告李洪响提出，邹城市公安局没有法律赋予的异地行政管辖处罚权。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二款之规定：“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根据公安部制定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范》第九条“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引诱、容留、介绍卖淫、赌博的案件除外。”本案中违法行为人李洪响的寻衅滋事行为发生在杭州市，但其居住地在邹城市，由邹城市公安机关办理此案更为适宜。因此，邹城市公安局办理李洪响寻衅滋事一案，并依法作出处罚决定，符合法律规定。原告李洪响提出，其携带九份上访材料乘坐火车不违法，不是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根据李洪响本人的陈述，其于2016年9月2日携带九份上访材料，乘坐火车经徐州中转至杭州，在杭州火车站被当地公安机关查获，后通知邹城市工作人员将其带回。邹城市钢山街道办事处信访办主任高峰和邹城市钢山街道办事汪庄村委工作人员李洪友的证人证言均证实，因为新农村建设把李洪响的房子拆除，李洪响觉得补偿不公，近几年一直四处上访。在我们国家举办具有世界影响的G20峰会之机，李洪响携带上访材料意图制造社会影响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的寻衅滋事行为，应给予其行政处罚。综上，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定性准确，程序合法，量裁适当。特请求邹城市人民法院予以维持邹城市公安局作出的邹公（古）行罚决字（2016）101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行政行为。
被告邹城市公安局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受案登记表；2、行政处罚告知笔录；3、行政处罚审批表；4、行政处罚决定书；5、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6、行政拘留执行回执；7、李洪响身份信息；8、询问李洪响笔录；9、询问高峰笔录；10、询问李洪友笔录；11、进航列车重点人员信息登记表；12、证据保全决定书、清单；13、李洪响乘坐的火车票；14、李洪响携带的上访材料；15、钢山办事处工作人员与李洪响谈话笔录。
经庭审质证，原告李洪响提交的三份证据，被告邹城市公安局无异议。被告邹城市公安局提交的1-15份证据，原告李洪响认为证据4缺乏法律依据，证据8-10不能证明原告到杭州有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任何行为，证据11没有原告和杭州火车站工作人员的签字，对其合法性有异议，对被告的其他证据没有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李洪响提交的三份证据，被告邹城市公安局无异议；被告邹城市公安局提交的1-15份证，原告李洪响虽对证据4、8-11有异议，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反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七条的规定，本院确认原告李洪响、被告邹城市公安局所提交证据的证明效力。
经审理查明，2016年9月2日，原告李洪响从邹城乘坐K761列火车到徐州，2016年9月3日，李洪响乘坐从银川经过上海到杭州的K1805号列车到杭州，在杭州火车站被工作人员发现其携带有上访材料，杭州火车站工作人员通知邹城市工作人员将原告李洪响带回。2016年9月4日，被告邹城市公安局认定原告李洪响以反映其房屋拆迁赔偿问题为由，携带上访材料，意图借G20峰会召开之际制造社会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对原告李洪响处以行政拘留十五天的行政处罚，于2016年9月4日至2016年9月19日在邹城市拘留所予以执行。原告李洪响不服，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原告李洪响作为邹公（古）行罚决字（2016）10110号行政处罚决定的直接相对人，具有诉讼主体资格。被告邹城市公安局于2016年9月4日对原告李洪响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于2016年9月19日执行完毕，原告李洪响于2016年10月8日提起行政诉讼，原告李洪响的起诉未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六个月起诉期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第九十一之规定，被告邹城市公安局有权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1、被告邹城市公安局对原告李洪响在杭州的行为是否具有管辖权？2、被告邹城市公安局对原告李洪响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是否合法？
关于被告邹城市公安局对原告李洪响在杭州的行为是否具有管辖权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参照公安部（125号令）《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的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本案原告李洪响在杭州火车站被发现携带上访材料，后被通知由其居住地邹城市的相关工作人员带回，被告邹城市公安局作为原告李洪响的居住地公安机关，对原告李洪响在杭州的行为具有管辖权。参照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二款：“移交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的行政案件，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在移交前应当及时收集证据，并配合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取证工作。”的规定，对于移交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的行政案件，仅规定了移交前证据的收集与配合调查取证情况，并未规定相关移交手续。因此，原告李洪响认为邹城市公安局对其在杭州的行为没有管辖权的理由不成立。
关于被告邹城市公安局对原告李洪响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是否合法的问题。本案中，从被告邹城市公安局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作出治安行政处罚决定时，履行了受案、口头传唤并注明情况、调查询问、证据保全、审批、作出处罚决定、送达、通知家属行政拘留等程序，告知了原告李洪响违法行为的基本事实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在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询问笔录、证据保全决定、证据保全清单、行政拘留家属通知、行政处罚决定等文书上均有原告本人的签名。被告邹城市公安局在处罚程序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及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有关处罚程序的规定。事实认定及适用法律上，根据《信访条例》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对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投诉请求，信访人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程序向有关机关提出；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应当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原告李洪响因房屋被拆补偿问题进行信访，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而原告李洪响并未按上述规定的渠道进行信访。G20峰会作为全球瞩目的会议，我国首次于2016年9月4日-5日在杭州举办，各新闻媒体、网络等信息平台早已对此进行了宣传报道，原告李洪响主张不知道G20峰会在杭州举办，不是信访，与新媒体时代的现状不符，亦与其行为不符，且其代理人庭审中认可李洪响到杭州是进行信访。为保障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在杭州成功举办，国家已进行了严格的安保。在G20峰会举办前夕及期间，杭州不是信访接待的场所，原告李洪响为达到信访诉求，解决其房屋被拆迁补偿的问题，携带九份信访材料到G20峰会举行地杭州进行信访，虽未采取过激行为或呼喊口号等扰乱公共秩序，但其行为侵犯了社会成员应共同遵守的社会秩序，即人们在道德、纪律和法律的规范下进行生产、工作、教学、科研、生活的秩序，具有治安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构成其他寻衅滋事，应受到治安行政处罚。从原告李洪响提供的邹城市人民法院、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及被告邹城市公安局提供的询问笔录、进杭列车重点人员信息登记表、证据保全清单、谈话笔录等证据材料看，原告李洪响因承包合同问题已多次诉讼，因新农村建设引起的房屋拆迁补偿问题，亦多次协商未果，也曾到相关部门和机关进行过信访。2016年9月2日，原告李洪响又携带九份信访材料通过徐州转车，于2016年9月3日G20峰会召开的前一天到达杭州，其目的非常明确，其信访的影响也比较大，有着较重的社会危害后果。被告邹城市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规定的情节较重情形对原告李洪响处以行政拘留十五日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被告邹城市公安局于2016年9月4日对原告李洪响作出的邹公（古）行罚决字（2016）10110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充分，行政处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洪响的诉讼请求。
诉讼费50元，由原告李洪响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孔凡静
审 判 员 孙西华
人民陪审员 曹春梅
二〇一七年四月七日
书 记 员 董凡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