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20民终11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恒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乐至县天池镇川鄂中路278号。
法定代表人：胡荣生，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宗宪，四川精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罗冬，男，1960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乐至县。
原审第三人：胡荣生，男，1965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武侯区。
原审第三人：杜建彬，女，1968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悦斌（与杜建彬系叔嫂关系），住成都市武侯区。
上诉人四川恒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公司）、上诉人罗冬因与原审第三人胡荣生、杜建彬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乐至县人民法院（2017）川2022民初24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恒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宗宪，上诉人罗冬，原审第三人胡荣生及杜建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悦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恒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罗冬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罗冬具有股东资格有误。上诉人公司于2007年4月8日由被上诉人罗冬，第三人胡荣生、杜建彬发起并确定货币出资，2007年5月8日在缴纳出资款时，罗冬自愿放弃出资和股东身份并书面证明了未缴纳股本金的事实。另外，下列事实亦真实存在：公司设立注册资本100万元，罗冬没有20万元的货币出资；公司初始设立登记的经办人系罗冬；罗冬在办理初始设立登记中的验资报告，提交给工商登记部门的委托证明上冒用签名和手印及章程中隐瞒事实、弄虚作假的行为。因此，被上诉人工商登记意义上的股东资格是通过弄虚作假手段获取的，因无实际出资的事实和虚假不实登记的行为就其本身自始就无合法的根据，不论其以股东身份在公司存续多久，均不能自然地合法化。二、公司在真实出资人第三人胡荣生主张情形下，经核实明确了罗冬无资以及虚假登记后，以股东会决议方式加以纠正法无禁止是公司对真实出资人权利通过自主权加以规正，其行为并不是利用股东会多数表决方式对小股东股权的剥夺，而是对公司在初始登记中将非出资人罗冬虚登记为股东错误一次实质性纠正，是尊重事实的合法行为。故原审不顾罗冬获取股东身份初始的不合法性的事实仅以工商登记、验资报告和其后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治理的表面形式状态，断然判定公司涉案股东会决议因内容违法而宣布无效是错误的。
罗冬辩称，一、恒通公司称罗冬没有股东资格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从公司设立之初，公司章程、验资报告、向银行缴纳股本金的比例，上诉人交的百分之二十是真实的；二、根据2007年4月18日的股东会决议，上诉人是受两个第三人到工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手续，内容是根据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和2007年5月8日的验资报告和到银行缴纳股本金的凭证，都是三名股东签字确认。填写的表格，是受了委托代签的，对方对事实存在诬陷。三、从一审对方向法庭出具的缴纳股本金的凭证可以证明恒通公司的股金组成。四、从本案当中，本案之前的所有诉讼当中，对方都承认上诉人的股东身份以及资格。法庭查明的事实中，查明了罗冬的股东身份，任何一个案件都没提出异议。五、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股东资格一旦经过必备程序，还有相关证据进行证实之后，股东资格不能以股东会决议而任意取消。六、股东资格不在本案的审理范围当中。
原审第三人胡荣生述称，罗冬说辞自相矛盾，进账凭证是会计人员填写，他也亲笔写了一个放弃出资的证明，他在转账支票上，自己用笔填写了胡荣生百分之六十、杜建彬百分之二十、罗冬百分之二十。他利用我们对他的信任，一直以来进行仿造东西的事实，我们发现后对他进行了及时的处理，从来没有认可他为股东。
原审第三人杜建彬述称，对于罗冬出资那一项自相矛盾，他自己写了放弃出资的证明，却坚称自己出了资，他在银行备注单上自己写了出资的分配。乐至县会计事务所提供了一个证明，证明罗冬没有出资。银行也能证明100万是胡荣生的账户转入。一审法院认为罗冬具有股东资格应该予以纠正。
罗冬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二、三项，撤销原判第四项，在查明事实中增加罗冬在企业有效益时享受20%的分利的内容，撤销原判“代原告缴纳出资的股东向原告进行内部追偿或通过其他方式追究原告的相关责任”的内容，判令恒通公司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关于“利润分配测算表”。该证据是上诉人诉被上诉人盈余分配一案[（2016）川2022民初661号和（2016）川20民终1126号民事判决书]经两级法院认定并采信的证据，关系到上诉人请求进行利润分配的依据。所以，在本案中不能以被上诉人和第三人提出异议而不予采信。且在本案中，一审法院对上述两个判决书是作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而采信了的。二、本案中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是被一审法院采信了的。其内容是：“兹证明四川恒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金壹佰万元全部由胡荣生、杜建彬投入。罗冬未出资。只是在企业有效益后享受20%的分利。”该证明证实两点：其一，该注册资本100万是由胡荣生、杜建彬“投入”（“投入”并不等于股权中的“出资”）；其二，罗冬虽未出资，但在企业有效益后应当享受20%的分利。这两点是完整的整体，不能割裂，不能只说罗冬未出资，而不说罗冬应当享受20%的分利。该证明在盈余分配纠纷案中是由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供，证实被上诉人和第三人是认可这个证据的，要认可这个证据的完整性的“证明”中两个内容的关联性，不能只说上诉人未出资，而不承认上诉人在有利润时应当享受20%分利的事实。三、本判决书中一审对上诉人提交的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验资报告、工商登记资料、股权转让协议已经认定了上诉人的股东资格和实际出资情况，被上诉人虽多次提出上诉人未实际出资但无任何证据证实，综合全案证据和事实，虽然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是否实际出资仍持异议，但并不必然得出“可由代原告缴纳出资的股东向原告进行内部追偿或通过其他方式追究原告相关责任”的结论。因为：上诉人20%的出资不是其他股东代交，而是双方对价回报；没有任何证据证实上诉人欠任何人股本金；即使是对出资有纠纷，也可通过“股权确认纠纷”申请司法裁判而不适合内部追偿；既然判决认为上诉人提出的“胡荣生承诺以被告公司20%占股作为回报与本案审查的股东决议是否有效不具有关联性”，那么，同样不能得出“由代原告缴纳出资的股东向原告进行内部追偿或通过其他方式追究原告相关责任”的司法建议。所以，对这一表述应当撤销。
恒通公司辩称，原审事实不认可，作出了错误的判决。原审法院在没有核实罗冬身份是否具有股东身份。在查明过程中，对罗冬弄虚作假的事实没有查清，罗冬不具有实质股东资格。一审中，要求了罗冬向工商部门提供的文件进行鉴定，一审并没有同意。上诉人罗冬的上诉请求，从内容来看，第一项维持原审判决，其他诉讼请求是原审法院确认的事实进行变更，变相地说明上诉人罗冬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认可，与我方意见一致，请求驳回上诉人罗冬的第一项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胡荣生述称，罗冬上诉请求不成立。2014年我们在聘用他任职期间发现了许多他犯下的错误。2014年7月去工商登记部门，我们才知道股东的概念。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需要向股东出资人出具出资证明，我们一直没有。
原审第三人杜建彬述称，从公司发起的时候是以货币进行出资，出资进行登记的时候，罗冬以没有钱入股放弃股东身份他自己也写了一个证明证明自己没有出资。罗冬去工商部门办理的手续，全部弄虚作假，一个人签了很多字，所以需要笔迹鉴定。
罗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恒通公司2017年11月9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无效；2、由被告恒通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包括财产保全费及先予执行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恒通公司系2007年5月9日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资本100万元。2007年公司设立登记备案章程载明胡荣生出资额60万元，持股比例60%，杜建彬出资额20万元，持股比例20%，罗冬出资额20万元，持股比例20%。公司验资报告附件验资事项载明被告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由全体股东于2007年5月8日之前一次缴足，其中：胡荣生认缴6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60%，杜建彬认缴2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0%，罗冬认缴2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0%。
2012年4月20日，被告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决议：股东胡荣生将被告公司所持60%的股份中20%转让给罗冬，罗冬以货币形式支付转让款，股权转让后，公司现有股东组成情况为胡荣生出资40万元，占股40%；罗冬出资40万元，占股40%；杜建彬出资20万元，占股20%；……。股东签字栏杜建彬签名由胡荣生代签。后根据股东会决定，对公司章程进行了修改，并在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了变更登记备案，章程载明罗冬出资额40万元，持股比例40%。
2014年1月10日，被告公司召开股东会，罗冬及第三人胡荣生、杜建彬参加会议，形成股东会决议：免去罗冬公司总经理及法定代表人职务，办理移交手续，任罗冬为公司监事。
2014年7月25日，被告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股东会议决议，并重新制定新的公司章程，在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了登记备案，载明罗冬出资额40万元，出资比例40%。2015年10月27日，罗冬以2014年7月25日召开的股东会决议无效为由，提起诉讼。2015年12月28日，四川省乐至县人民法院作出（2015）乐至民初字第0232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2014年7月25日被告四川恒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形成的“股东会决议”无效，现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2017年6月16日，被告公司召开股东会，原告罗冬未参会，会议新修改公司章程，并经工商行政管理局变更登记备案，章程载明罗冬出资额20万元，出资比例20%。
2017年11月9日，被告公司召开股东会，原告罗冬、第三人胡荣生、第三人杜建彬委托代理人胡悦斌参加会议，会议决议：1、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单位后勤管理服务。增加后公司经营范围：棋牌租赁；其他日用品、百货销售；园艺花卉种植、销售、租赁；单位后勤管理服务；2、根据《公司法》第31、32条，对2007年5月8日公司注册登记的不实行为进行纠正，变更登记胡荣生出资额80万元，出资比例80%；杜建彬出资额20万元，出资比例20%；3、公司由“三个股东”变更为“二个股东”；4、修改原公司章程第一章第四条、第一章第五条、第二章第八条；5、委托胡悦斌到乐至县工商局办理变更登记事宜。会议表决结果，公司原有股东3人，到会3人，胡荣生、杜建彬持赞同意见，罗冬对决议第1项增加公司经营范围持赞同意见，对决议其余内容持反对意见。
另查明，被告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由第三人胡荣生、杜建彬缴纳。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本案中，被告公司于2017年11月9日召开股东会，原告罗冬、第三人胡荣生、第三人杜建彬委托代理人胡悦斌均参会，会议召集程序无瑕疵。会议决议内容主要包括：1、增加公司经营范围；2、纠正公司注册登记不实行为，将胡荣生出资额变更为80万元（出资比例80%），杜建彬出资额为20万元（出资比例20%）；3、公司“三个股东”变更为“二个股东”；4、对公司章程中公司经营范围及股东出资方式、出资额进行修改。原告罗冬对增加公司经营范围持赞同意见。关于变更胡荣生出资比例问题，因涉及罗冬个人实体利益，不能仅通过按持股比例行使表决权予以决定。
关于2017年11月9日股东会决议内容是否有效，应首先确认原告罗冬是否具有被告公司股东资格。认定公司股东资格的主要依据有公司章程、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股权转让协议等。被告公司于2007年5月9日由原告及第三人胡荣生、杜建彬发起并设立登记。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局备案登记的章程及验资报告中均载明原告罗冬出资20万元，持股比例20%，原告提交的其与胡荣生在2012年4月2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同时载明胡荣生将被告公司60%股权中的20%以20万元价格转让给原告罗冬，转让后，原告占股40%。此外，被告公司自成立后在2012年至2014年期间召开的股东会，原告均作为公司股东参加会议，根据会议决议修改的公司章程亦载明原告在公司的持股比例，以上事实，能够证实原告股东资格成立。庭审中，被告公司提交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虽载明股东仅为第三人胡荣生、杜建彬，但因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均系复印件，被告未提供原件，故无法确认真实性。现被告公司认为原告未实际缴纳出资20万元，可由代原告缴纳出资的股东向原告进行内部追偿或通过其他方式追究原告相关责任，但不能以此作为否认原告股东身份的法定事由。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股东在公司中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被告公司2017年11月9日股东会决议中关于变更原告罗冬股权，增加第三人胡荣生出资额的内容侵犯了原告作为公司股东的财产权益，属于违反法律规定的侵权行为，同时也存在利用股东会决议资本多数表决的方式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决议内容应属无效。鉴于原告对决议中增加公司经营范围无异议，故该决议内容部分无效，即涉及到变更原告股权的部分内容无效。被告公司关于此次股东会决议基于原告无实际出资，是对原告不实登记行为的纠正，决议内容合法有效的辩称，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2017年11月9日被告四川恒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形成的股东会决议中第2项关于“根据《公司法》第31、32条，对2007年5月8日公司注册登记的不实行为进行纠正，变更登记胡荣生出资额80万元，出资比例80%；杜建彬出资额20万元，出资比例20%”的内容无效；二、确认2017年11月9日被告四川恒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形成的股东会决议中第3项关于“公司由三个股东变更为二个股东”的内容无效；三、确认2017年11月9日被告四川恒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形成的股东会决议中第4项关于“修改原公司章程第一章第四条、第二章第八条”的内容无效；四、驳回原告罗冬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二审中，罗冬提交的（2017）川20民终909号民事判决书，系罗冬与杜建彬、恒通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件，在该判决书中，审理查明的事实中认定恒通公司股东有胡荣生、杜建彬、罗冬，能够证明罗冬的股东资格。恒通公司提交的四川大众联合会计事务所的说明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至天池支行的证明只能证明100万元由胡荣生银行账户转入，不能达到其拟证明罗冬不具有股东资格的证明目的。载明时间为2007年5月8日的股东出资证明书、收据及股东花名册与四川大众联合会计事务所的说明和公司章程相互矛盾，罗冬认为其系虚假的，且2007年5月9日公司才注册成立，而出资证明书等加盖了公司公章，时间却是2007年5月8日，故其形成时间存疑，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查明，2007年5月8日，罗冬出具证明一份，上载明：“兹证明四川恒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金壹佰万全部由胡荣生、杜建彬投入，罗冬未出资。只是在企业有效益后享受20%的分利。”四川大众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相关事项说明》证明2007年5月8日恒通公司用于验资的100万元由胡荣生账户转入，进账单空格内注明胡荣生60万、杜建彬20万、罗冬20万。
2016年10月25日，原审第三人杜建彬以恒通公司2012年4月20日召开的股东会其事先未通知，事后不知情，形成的股东会决议上其签名系他人冒签为由向四川省乐至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该股东会决议无效。四川省乐至县人民法院作出（2016）川2022民初2376号民事判决，确认2012年4月20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无效。罗冬随后向四川省乐至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2016）川2022民初2376号判决，责令恢复恒通公司2012年4月20日股东会决议，恢复罗冬40%的股份。经四川省乐至县人民法院及本院审理，以（2017）川2022民初2047号和（2017）川20民终909号民事判决，驳回了罗冬的诉讼请求。
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罗冬是否具有恒通公司的股东资格？二、恒通公司2017年7月9日的决议是否无效？
一、关于罗冬是否具有恒通公司股东资格的问题。
认定公司股东资格的主要依据有公司章程、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股权转让协议等。恒通公司于2007年5月9日由罗冬及第三人胡荣生、杜建彬发起并设立登记。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局备案登记的章程及验资报告中均载明罗冬出资20万元，持股比例20%。此外，恒通公司自成立后在2012年至2014年期间召开的股东会，罗冬均作为公司股东参加会议，公司章程亦载明罗冬系公司股东，以上事实，能够证实罗冬股东资格成立。另，在双方的诉讼中，恒通公司多次认可罗冬系其公司股东。本案中，恒通公司认为罗冬未实际出资，故不具备股东资格。在股东实际出资问题上，依据我国公司法一贯采取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出资要求看，股东是否实际出资，并不影响其股东资格的确认，只是可能产生未实际出资的股东应当向公司补足出资款项以及向已经实际出资的股东承担未实际出资或者出资不足的违约责任的法律后果而已。从本案查明的事实表明，恒通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100万元由胡荣生账号转入，该进账单空格内注明胡荣生60万、杜建彬20万、罗冬20万。因胡荣生与罗冬之间对该20万元产生的法律性质各执一词，且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一审认定可由代罗冬缴纳出资的股东向罗冬进行内部追偿或通过其他方式追究罗冬相关责任的认定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双方因该笔出资产生的纠纷可另案解决。
二、关于恒通公司2017年7月9日的决议是否无效的问题。
股东在公司中的合法权益应受法律保护。恒通公司在2017年7月9日股东会决议中关于变更罗冬股权、增加胡荣生出资额的内容侵犯了罗冬作为公司股东的财产权益，同时也存在利用股东会决议资本多数表决的方式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的规定，一审认定该决议内容无效是正确的。恒通公司认为罗冬无实际出资、该决议是对罗冬不实登记行为的纠正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另，因罗冬对公司决议中增加公司经营范围无异议，该部分决议并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故一审认定该部分决议有效是正确的，罗冬要求撤销原判第四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四川恒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和罗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四川恒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100元，由罗冬负担1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罗文利
审 判 员 周 群
审 判 员 王 力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孙祖亮
书 记 员 孙毓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