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田林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8）桂1029刑初11号
公诉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田林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廖乔英，女，1970年5月22日出生于广西凌云县，汉族，小学文化，居民，住凌云县。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于2016年12月10日被百色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7年7月12日由田林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2018年1月3日由本院决定取保候审。
辩护人王世广，广西中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万崇辉，男，1973年4月24日出生于广西凌云县，汉族，初中文化，居民，住凌云县。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于2016年12月9日被百色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7年1月6日由百色市公安局决定取保候审，同年7月12日由田林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2018年1月3日由本院决定取保候审。
辩护人罗安晟，广西中名律师事务所律师。
田林县人民检察院以田检刑诉〔2018〕1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廖乔英、万崇辉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于2018年1月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并经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由本院审理。本院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田林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黄先理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廖乔英及其辩护人王世广、被告人万崇辉及其辩护人罗安晟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广西壮族自治区田林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6年3月至12月初，廖某2、陈某3、杜某等人（另案处理），借助计算机网络和电话等手段，以“民族大业”、“民族资产解冻”或“民族资产扶贫基金项目”为幌子，骗取胡某团队、王某1团队、毕某团队和李某1的钱财，后以套现方式取出并进行分赃，廖某2把部分分得的现金拿回家中收藏。2016年8月至10月期间廖某2让其妻子陈某1（另案处理）将放在家中的假文件、写有电话号码的纸张、手机等作案工具放到2个行旅箱内，拿到被告人廖乔英家里收藏。2016年12月4日傍晚，廖某2母亲冉某（另案处理）见公安民警到家中搜查并带走儿媳陈某1和老公廖某1后，想起廖某2存放在其房间内未被查获的旅行箱，怀疑是涉案物品，便打开旅行箱查看，发现有一个用黑色塑料袋包着的一些物品疑似成捆的现金，便割开一个白色方形塑料桶，将疑似现金物品装到桶内，用透明胶封好，于12月5日6时许交给被告人廖乔英、万崇辉拿去收藏。12月8日22时许，廖乔英得知冉某被抓获后，怀疑之前陈某1放在其家中的2个行旅箱和冉某交给其的白色塑料桶内是涉案物品，便与万崇辉将2个行旅箱和白色塑料桶转移到老家收藏在老家柴火房的柴火堆里，后被公安机关查获，从塑料通内缴获868100元人民币，从2个行旅箱内缴获假文件、写有电话号码的纸张、手机等作案工具。认定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出示了被害人胡某、王某1、毕某、李某1的陈述笔录，证人廖某1、陈某1、廖某2、陈某2、杜某、黄某、杨某1、李某2、罗某1的证言笔录，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平面示意图及照片，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银行账户开户信息及流水清单，抓获经过、到案经过、户籍证明及同案人冉某和被告人廖乔英、万崇辉的供述笔录等证据。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廖乔英、万崇辉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窝藏、转移，情节严重，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廖乔英、万崇辉犯罪后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请求本院依法惩处。
被告人廖乔英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没有异议，要求从轻处理。
辩护人王世广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没有异议，被告人廖乔英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为近亲属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是初犯，要求从轻处罚被告人廖乔英，对其免予刑事处罚或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万崇辉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没有异议，要求从轻处理。
辩护人罗安晟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没有异议。被告人万崇辉犯罪后有自首，犯罪情节轻微，要求从轻处罚被告人万崇辉，并适用缓刑。
经审理查明，2016年3月至12月初，廖某2、陈某3、杜某、黄某、杨某1、李某2、罗某1（7人另案处理）等人借助计算机网络、扮演国家工作人员、电话等手段，以“民族大业”、“民族资产解冻”、“民族资产扶贫基金项目”为幌子，制作虚假的中国银行网站、红头文件、任命书等资料并通过QQ邮箱发送给胡某、王某1、毕某和李某1，先后骗取胡某团队、王某1团队、毕某团队和李某1交纳“入股金”并转账到廖某2提供的银行账户上，后以套现方式取出现金并进行分赃，廖某2把分得的部分人民币拿回家中收藏。后廖某2让其妻陈某1（另案处理）将放在家中的假文件、写有电话号码的纸张、手机等作案工具放到2个旅行箱内，拿到被告人廖乔英家里收藏。2016年12月4日晚，廖某2之母冉某（另案处理）见公安民警到家中搜查并带走儿媳陈某1和老公廖某1后，想起廖某2存放在其房间内未被查获的旅行箱，怀疑是涉案物品，便打开旅行箱查看，发现有一个用黑色塑料袋包着的一些物品疑似成捆的现金，便割开一个50斤装的白色方塑料桶，将疑似现金物品装到该塑料桶内，并用透明胶封好，于12月5日6时许交给被告人廖乔英、万崇辉拿去收藏。12月8日22时许，被告人廖乔英得知冉某被抓获后，怀疑之前陈某1放在其家中的2个行旅箱和冉某交给其的白色塑料桶内是涉案物品，便与被告人万崇辉将2个行旅箱和白色塑料桶转移到凌云县泗城镇洋妹村茶店屯老家柴火房柴火堆里收藏。案发后，被告人廖乔英接到公安机关口头传唤后主动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并在其指认下，公安机关从其老家柴火堆里的白塑料桶内缴获868100元人民币，从2个行旅箱内缴获假文件、写有电话号码的纸张、手机等作案工具，并予以扣押。
认定上述的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
1.被害人胡某证实，2016年3月，有个自称“李克明”的人打电话给我说他原是安微烟草局的副处级干部，现国家调他到中央任“最高资产解冻委员会”组长，现在海外中华民族有一笔资金需要解冻，但由于是跨国的，需要交一些手续费和银行利息等费用，如果哪个能交286元参与解冻，国家将给予几十万元至一百万元的回报，刚开始我不相信，后又有一个自称是国家财政部副部长“刘某1”的人打电话给我，说国家确实有一笔海外资金要解冻，这笔资金解冻后是拿去扶贫老百姓的，要我配合“李某3”工作，“李某3”是专门管扶贫资金款项的，但我还是不相信。同年7月，“刘某1”打电话给我，说南宁有一个国家部长级专门讨论资产解冻问题的会议，叫我喊几个朋友一起到南宁来看看，来回南宁的费用都由国家财政部出。我答应后就喊我们山西大同的朋友李某4、张某1、贾某一起乘飞机到南宁，“刘某1”安排一个身穿制服的叫“周某1”的武警部队参谋长在酒店接待我们，这人是负责守卫国家的金库的，还亮出一本证件晃给我们看一下，但我们没看清楚。第二天，“周某1”和另外一个30岁左右的男子拿一个黑色四方形箱子来到我们面前打开电脑，我们见“中国银行”的网页上有好长的一串数字，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个亿，反正有好多钱，“周某1”他们说这些钱就是国家已解冻的海外资产，已激活，以后有谁交手续费，谁就将得到几十万元至一百多万元的回报，每单是286元，交多得多，交少得少。后我按“李某3”、“刘某1”跟我讲的去跟亲戚朋友宣传，要求他们以家庭为单位，把钱收齐后统一交由一个家庭成员把钱转账给我，我要求他们在中国农业银行专门开有一个账号，以便扶贫资金到账后我将按每个家庭有多少成员分别打钱给他们，“李某3”、“刘某1”给我提供的“中国银行”账号上余额有500多个亿人民币，他们都发到我手机上。“李某3”、“刘某1”还任命我担任山西省大同市“资产委员会”的会长，还说以后拿到国家民族扶贫资金给我们会员盖房子、做扶贫等，我下面的会员从2016年11月开始汇转钱给我卡号为62×××10的中国农业银行卡来，我按“李某3”、“刘某1”授意陆续分别转账给户名为“杨某2”、“韦某1”的人的中国农业银行卡，转给这两个人的账户共有20笔1400多万元人民币，后“李某3”、“刘某1”他们给我50万元的辛苦费。
2.被害人毕某证实，2016年6月初，一个叫“李某5”的老人打电话给我，说他是守地库的人，并说中央一个在中国民政部工作驻财政部任民族资产扶贫基金会办公室主任叫“罗某2”的男子打电话给我的话要接，因为他有事要找我。过几天，那个叫“罗某2”的人真的打电话给我说他正在建立的民族资产解冻团队管理得比较好，代表民政部、财政部委任我为江苏民族资产扶贫基金会的会长，并把他自己的授权书基金会文件发过我的QQ邮箱来证实他的身份，答应过一段时间他会发民政部、财政部、国务院委任状给我，让我当会长将我的团队发展壮大，并要我动员团队成员认购民族资产扶贫基金会的股金，每股100元，认购的人数足够后，国家分配给每股50万元的扶贫解冻基金，这50万元基金解冻后，他所在的民族资产扶贫基金会要留下20万元作为投资国家重点工程的基金，只能给参股的人每人30万元。“罗某2”花言巧语跟我说了二、三个月，10月底，我就信以为真了，开始在微信群里发布这件事，并安排群里的人将信息发布到更多的群去，让各群主收每人100元的微信红包作为认购解冻民族资产扶贫基金会的股金。11月初，各群主收了约15500人的股份共155万元的股金转到我的账上，我按“罗某2”的要求将成员转来的钱通过我好朋友孙某的农行卡分四次转100万元、20万元、20万元、15万元给一个以“罗某2”名字开户的农行账户中。当时“罗某2”对我说收得股金后可分得10%的通信费及车马费，并终生享受其所投资入股金额每日1%的分红，但要求我将所收得的股金都交上去，还说从每股20万元的投资基金那里分红利给我作为经费，这些承诺经费现在也还没见他给我们。
3.被害人王某1证实，2016年9月，我接到一个自称为“赵勇”的男子打来电话说他是从上海抽调到公安部工作的，跟我说国家政策形势，提到发放扶贫股金，还发国家负责这个项目的叫“周某1”副部长的领导手机号码158××××2106到我手机上，后我接到一个自称是民族资产解冻委员会扶贫基股金委员会副会长“周某1”的男子打来电话说要成立各地的股金扶贫基金分会，有中央军委及国务院的有关领导来监管的，并先后两次通过邮箱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华民族资产扶贫基金会》、《精准资产扶贫基金会》等文件材料给我，后他每天打电话给我，有时一天打一次，有时一天打几次，都是跟我解释这些绝密的文件，我看后就认为这些是真的了。接着，“周某1”通过邮箱发一份授权书、一份通知和两份任命书给我，任命我为北京市民族资产扶贫基金会分会长，并说现有一个每人每股80万元的补助款，要领到这80万元补助款需要每人交100元钱，后面领到的80万元要扣除20%即16万元用于公益事业，再扣除50000元用于极特困户扶贫，实际领到手有59万元。同时他还说等领到59万元后的一个月，每人每月还可以领取3000元的生活费，让我们各地的分会长把这个消息散发出去，每个人都可以买，买多少股都可以，越多越好，每120人成立一个小组，由小组长统一收钱，小组长还可以拿到10%的提成，小组长收到钱后可以直接把钱打到指定账户，他通过手机短信发一个开户名为“罗某2”的农行账户给我。后我跟我身边朋友及平时生活中的关系网上的人说这个事情，他们都信后又再跟他们身边的朋友说，接着就有刘某2、宋某、朱某等团队人加入购买股金，并陆陆续续将钱分别打到我的银行6228450020006269017、6228480028566995578卡上共计1240900元，我再把这些钱先后八次汇到自称“周某1”指定“罗某2”的农行账户62×××74里，后我们多次打电话给“周某1”，迟迟不见款下来，我就觉得被骗了，之后，这几个人的电话就打不通了。
4.被害人李某1证实，2016年8月，我接到一个自称扶贫基金会驻财政部调查组主任名叫“王某2”的人来电话，称有一个国家民族资产扶贫基金项目，让我们投资入股，按一个入股100元计，让我找人入股筹集20万元后，国家拨款，批地上项目后，产生收益后大家就可以分红，一开始我没有理会他。同年9月，“王某2”来电话告诉我们报的项目扶贫基金会给我们发放80个亿的款项，其中60亿用于项目建设投资，20亿是发放给我们入股的成员的家庭生活费，还任命我为吉林省基金会分会长，他们将所谓的任命书、中央文件等材料发到我的QQ邮箱，期间还有自称是基金会的领导“周某2”、公安部的“杨部长”、财政部工作人员“罗某2”、扶贫基金会放款办事处主任“董某”等人分别给我打电话证实这件事，我逐渐相信了。后“王某2”、“杨部长”给我打电话说有个文件发到QQ邮箱，我打开邮箱看是一个以国务院名义发出的通知，意思是我们团队的入股款项必须在2016年11月15日前打入指定账户，否则我们申报的项目就要被驳回。我看后就打电话给“王某2”，说我现在还没有发展得20000名会员，“王某2”说让我手上有多少就先打过去，先把中央扶贫基金项目批复的账户先占下来，让中央领导知道我们下面是真的在做实业而不是套项目，我说我先给他转30000元，按300个人的入股指标报上去，按比例给我拨款。同年11月16日，我联系“杨部长”，让他将转款账户发给我，“杨部长”叫我联系“王某2”，我就打电话给“王某2”，他发一个户名为“张某2”的邮政银行账号给我让我转款，我当天把筹集的30000元钱通过我的农行账户62×××13打进“张某2”的邮政银行账户内，是以我个人的名义入股的。之后，这些人的电话都联系不上了，我才意识到我被骗了。
5.证人廖某2证实，2016年5月，我遇到“王某3”并跟他聊以“民族大业”为幌子进行诈骗的事情，并花10000多元钱向他买一批诈骗对象的个人信息资料，他还提供红头文件、委任状等资料给我，我开始策划诈骗，并跟杜某、杨某1、陈某3、李某2、罗某1、黄某聊这个事情，大家都觉得搞诈骗钱来得快，而且他们都比较信任我，我们就不谋而合地想到去搞诈骗了，我们并没有商量具体的分工，而是在聊做这个诈骗的过程中，每个步骤要怎么做，然后大家提出自己能够做什么。当时我跟他们说我手上有一批资料，杨某1说他自己也有一批资料，陈某3说他可以去做假网站，黄某说他可以制作假文书、假资料，我们就尝试着去做了。接着，我把买来的资料和杨某1提供的资料分给杜某、杨某1、陈某3、李某2、罗某1等每人一部分资料，便分别逐个给名单上的人员打电话，试探他们是否在跑“大业”（指投资民族大业），并成功和毕某搭上线，陈某2和胡某搭上线，杜某和王某1搭上线，让这几个人相信并投资“民族大业”。我们搭上线后，我叫陈某3制作一个假的中国银行官方网站和上网下载一些相关的文件原始资料，让黄某在制作、录入“中华民族扶贫资金股权认购分红”相关假文书、假资料和假任命书，并在假的中国银行网站王某1、毕某、胡某账户注入虚假金额。期间，我和杜某、陈某3等人分别冒充中华民族扶贫基金会主任“周某1”、财政部放款负责人“李某3”、财政部副部长“刘某1”、中华民族扶贫基金会办公室主任“罗某2”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与王某1、毕某、胡某、李某1接触和通电话，过问他们“股权认购”、“民族大业”项目过程的进展来麻痹他们的心理，介绍虚构“中华民族扶贫资金股权认购分红”项目资料并不断地通过QQ邮箱发给他们，声称解冻的民族资产可以转化为扶贫基金，愿意出钱购买基金的话可以获得巨额的回报，说国家有一笔扶贫资金要让中华民族扶贫资金会以股权认购的方式具体操作，大家可以购买这笔扶贫资金的股权，一股100元可以返还80万元，分别任王某1、毕某、胡某为基金会分会长，以此来诱惑人家上当受骗，取得他们的信任，先后骗取王某1团队约20000人400万元；骗取毕某团队约10万人130万元到140万元；骗取胡某团队几万人1000多万元。这些钱他们都是通过银行汇到我提供的两张开户人分别叫“罗某2”、“杨某2”的中国农业银行卡上，我让杜某等人拿银行卡去刷卡套现出来分钱：我分得400多万元，陈某3分得400多万元，杜某分得20万元，分给“王某3”280万元，杨某1分得30万元；黄某分得40000元，有200万元用于套现手续费，还有几百万元被我用掉。我们诈骗分得钱后，我于2016年11月后分两次将三个装有诈骗得来的钱的拉杆旅行箱交给我母亲冉某保管：第一次是我把一个内装有几十万元人民币的旅行箱拿到我母亲房间的衣柜旁放叫她保管；第二次是我把两个每个装有100多万元人民币的旅行箱拿到我母亲房间的衣柜旁放叫她保管。“王某3”给我的那几部手机、红头文件、委任状、名单这些东西都被我用两个布旅行袋装着放在我家我的房间里，后“王某3”打电话叫我把这些东西处理掉，我就打电话给我老婆陈某1，叫她帮我烧，但她有没有烧我不清楚。在我房间电脑抽屉里的每扎10000元共15扎现金，具体是什么时候放的，我也记不清了，是别人借我钱后还给我的。
6.证人陈某3证实，2016年4、5月间，廖某2邀我和他一起以“民族资产解冻”方式搞诈骗，我没想那么多就同意了。期间，有时廖某2当着我和林某的面以“民族资产解冻”名义打电话诈骗，我也跟他学如何打电话诈骗，他把诈骗对象的姓名和联系电话号码给我和杜某、林某、罗某1、李某2，并发给我们每人一台诈骗专用手机和不记名的手机卡，但我一个也没能成功搭上线。同年6月，林某成功与胡某搭上线并取得胡某的初步信任，后廖某2把胡某这条线交给我经营，同时交代我说他是以财政部的“刘某1”部长的身份联系胡某的，让我以“李某3”的身份以“民族资产解冻委员会”调查小组组长身份打电话接触胡某，我和胡某打电话联系约30次，主要是询问胡某工作进度、慰问并告知她好好配合“刘部长”工作、告知确实有那么一回事、告知款项已准备发放、告知她在工作中遇到困难直接和“刘部长”提等相关内容，我负责找人制作假中国银行网站、网上查询并下载一些关于“民族资产解冻”（又叫“民族大业”）的相关材料、冒用他人身份实施诈骗等；罗某1、李某2负责冒用他人身份实施诈骗；黄某负责为廖某2制作诈骗使用的任命书、中央文件等材料。同年10月底，胡某陆陆续续给我们汇1000多万元钱到廖某2一张事先准备好的银行账户上，钱进账后，廖某2叫杜某等人去套现出来，廖某2分给我近500万元，我将其中的300万元分四次拿给蒙某帮保管，当时和他说：“这个钱是我准备拿去开赌场做庄的钱。”蒙某没有多问就帮我保管了；还分四、五次共拿150万元左右给周和艳，最后一次是廖某2给我100万元现金，我拿回去交给周和艳。我分得的钱约用了10万元，剩下藏的钱被公安机关扣押了。
7.证人杜某证实，2016年11月20日左右，廖某2打电话给我，让我跟他们到南宁套现，后我和廖某2、陈某3、罗某1、林某、韦某2、李某6、蒙某8人驾车前往南宁并入住酒店，陈某3给我一张中国农业银行卡。第二天至12月3日间，我拿陈某3、廖某2他们给的银行卡去南宁“万某”地下停车场与“阿弟”刷卡套现了九次约700万元，都是李某6开车送我去套现，每次套现回来将钱交给廖某2，都是廖某2给我手续费，按10%给我辛苦费，前三次他给我辛苦费25000元，后面几次还没有给我钱，但他口头承诺要给够我买一套房子的钱，后面一次套现得的100万元钱，廖某2还没有给我辛苦费就被公安抓了。
8.证人黄某证实，2016年5月，廖某2和陈某3交给我一张用手工写好的红头文件样式交给我，让我按样板用电脑编辑出来，后我在家制好存在手机里拿去给陈某3审阅，这时我才得知廖某2、陈某3让我制作的“中华民族资产解冻委员会”等假公章、虚假红头文件其实就是用于实施诈骗，后陈某3又不定时地让我帮制作过几份虚假红头文件、虚假宣传材料，最后一次帮他们制作是在10月左右,共制作五份虚假的红头文件和宣传材料，制作这些虚假红头文件和虚假宣传资料都是按廖某2、陈某3的要求制作，为安全起见，他们每次叫我制作虚假材料前都会给我一台手机，交代我将做好的材料存入这台手机把手机交给他们，以手机传递。我从帮廖某2、陈某3制作虚假文件后，他们会时不时给我1000至2000元钱，共收他们10000多元钱。
9.证人杨某1证实，2015年，我知道廖某2、陈某3等人在做“民族大业”诈骗，2016年3月，我和廖某2聊天时说到想找点什么事来赚点钱，廖某2说：“如果想做的话我这里有些材料（指受害人的姓名及联系电话），你自己去打电话（指打电话诈骗）。”我就从廖某2手中要回一些材料，但这些材料我没有打过电话，后杜某搭上线了。2016年9月，我和廖某2经营毕某这条线，听说毕某这个团队有很多人，廖某2以财政部副部长和扶贫基金会办公室主任“罗某2”的身份和毕某联系，向毕某推介认购股金诈骗，每100元一股。我们诈骗首先是廖某2任命毕某做江苏省中华民族资产扶贫基金的分会长，都是通过发假任命书、中央文件、文书等资料给毕某，罗某1打电话给毕某，陈某3弄一个假银行网站，争取毕某的更加信任。我冒充香港汇丰银行的放款办公室主任徐浩宣给毕某打电话约20余次，告知他民族资产解冻的民族大业放款主要是由我放款，然后更进一步稳住毕某，但他只接我几次电话。李某2让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查询“罗某2”的真实户籍信息，让廖某2使用“罗某2”身份更加有底气。黄某给廖某2制作假任命书、中央文件、文书等材料，后毕某完全相信就给我们陆陆续续汇款。2016年11月的一天，廖某2和我说毕某给我们汇款100万元，由杜某、韦某2、林某帮套现，后他给我39.5万元，但廖某2说有10.3万元是还我之前借给他的钱，在被抓之前，毕某这条线廖某2分给我是29.2万元，廖某2说他分给罗某116万元、陈某318万元。
10.证人李某2证实，2016年9月的一天，杜某给我一个北京的电话卡使用，廖某2拿一张写有李某1和一个电话号码的纸条给我，安排我扮演一个叫“王某2”的扶贫调查员，用杜某给的电话卡打给李某1，假装核实办理的“扶贫款项”是否办得，后我用杜某提供的手机号码打给李某1，李某1接到电话后说没有办得，并询问办理的情况。廖某2和我说让李某1将身份证等信息发给廖某2扮演的负责“国家精准扶贫项目”的“老杨”。过几天，廖某2让我联系李某1，说之前办理的款项已不可办理了，现有一个“国家精准扶贫项目”的款项是否要办理，并说下发给农户的扶贫款转到她账户，每户办理的要交100元，由农户交给李某1，再由她收集转交给“老杨”，李某1通过QQ邮箱将办理的人员名单发到廖某2扮演“老杨”邮箱上，后廖某2电话联系李某1，教她如何登陆网站查询，李某1登陆后确实查到扶贫款，廖某2将电话给我，我接电话我假装生气对李某1说你们觉得是假的就不要办理了。十几天后，廖某2和我说：“我已经有渠道办理扶贫款的项目了，李某1说要打20000元钱过来给我们，你电话问一下李某1什么时候打过来。”接着，我打电话给李某1，她说“老杨”有渠道快速办理扶贫款的项目，我现在马上打30000元过去，我将廖某2提供的银行卡号发给李某1。第二天，李某1打电话来和我说已经转账了，问我是否收到，并发一条拍有银行转账小票照片的彩信给我。过三天，杜某拿3900元人民币给我，说是之前我打电话给李某1的好处费。
11.证人罗某1证实，2016年11月，廖某2叫我跟他一起合作帮他扮演角色，我参与进去才有份分钱，我也同意。一天下午，廖某2跟我说要冒充公安部调查科科长的身份打电话给一个叫“老毕”的人，并给我“老毕”的手机号码，杜某也拿一张电话卡给我，之后，我按廖某2的交代打电话跟“老毕”说：“老毕，我是公安部调查科的黄科长，事情办得怎么样了？”但由于我经验不足，不知怎么跟“老毕”说什么，廖某2还骂我不会说话，人家差点怀疑。过一个星期，廖某2打电话给我说“老毕上钱了（指钱到账了），也有你的份，后廖某2拿16万元钱给我说是分红的报酬，之前我跟廖某2借30000元，当场我就还他30000元，我拿走13万元，还有杜某给我2000元，说是廖某2发给我的工资。
12.证人廖某1证实，我妻子叫冉某，儿子叫廖某2，儿媳叫陈某1，廖某2没有工作，一直过得比较困难，但2015年下半年后，我发现廖某2开始变得有钱了，经常买菜回来，买比较时尚的衣服给陈某1，2016年3月和10月先后购买一辆奔驰车（车牌号是桂Ｌ×××××）给陈某1使用和一辆凯迪拉克车（车牌号是桂Ｌ×××××）自己使用，我自己于2015年腊月初10以19万多元钱购买了一辆白色现代IX35汽车，车牌号是桂Ｌ×××××。2016年11月中旬，廖某2给我20万元，说是给我用的，我就存放在我房间的衣柜里；同年12月初，陈某1又拿15万元给我，我把这笔钱和之前廖某2给的那笔共35万元钱放在一起，面值都是100元的人民币，后我拿10000元来用，因数额太大，我不敢用，就用一个布袋装起来放到我房间的衣柜里，同年12月5日公安机关到我家搜出廖某2诈骗来的赃款34万元。廖某2拿那两箱赃款回家时放在她母亲冉某的房间，后是冉某拿去藏的，事后我见猪圈柴某有翻动的迹象，公安来搜查时，我才带公安到柴某搜查，果然在里面找到两个旅行箱，打开看里面全部是钱。
13.证人陈某1证实，廖某2是我丈夫，他没有固定职业和稳定的收入来源，收入来源是诈骗别人得的钱，我丈夫具体从哪年开始进行诈骗活动我不清楚，我发现时是2013年进行诈骗活动，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他做了几个月的诈骗活动后停止不做，一直到2016年6月，我丈夫又开始通过打电话方式进行诈骗活动，但以什么理由、方式诈骗我不太清楚，他经常不在家，有时在家和别人通电话时，我听见他和别人说汇款什么之类的话语，所以我知道他进行诈骗活动，我也曾劝他别做这些事情，但他没听我的话，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至于他通过什么方式诈骗、和什么人诈骗、同伙是谁，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他和一个叫“杜某”、一个叫“阿某”、一个叫“小黑”、一个叫“老安”等几个玩得比较好，他们几个经常在一起。我不知道我丈夫平时诈骗得多少钱，他自己有多少张银行卡我都没见过，我也没有得帮他领过钱或转过账什么的，他平时一个月有时给我几千元，有时给10000元至20000元的生活费，后给得多一点，都是直接把现金放在家里衣柜抽屉里任由我自己支配，他除了给我生活费，其他他骗得的钱我不知道他用到什么地方，我们家还有我丈夫自己于2016年3月和10月出钱买的一辆价值30万元、车牌桂Ｌ×××××号的白色奔驰轿车和一辆价值40万元、车牌桂Ｌ×××××号的灰色凯迪拉克越野车，还有一辆是桂Ｌ×××××的北京现代牌越野车，是我家公廖某1买的。2016年8、9月的一天中午，我老公打电话叫我在他房间里帮他拿一个灰色的旅行箱到他姑姑廖乔英家存放，我没有打开看里面是装什么东西，便把这个拉链已坏的旅行箱拿去离我们家不远的他姑姑家二楼他姑姑的房间存放。10月底的一天下午，我老公打电话叫我买两个好点的箱子去把藏在他姑姑家的东西整理一下，我就买一个有密码的，一个是用钥匙的箱子，然后去他姑姑家整理这些东西，把原装有电话号码的纸张放到有钥匙开锁的旅行箱，把原放在坏旅行箱里的一个黑色布袋、记有电话号码和联系人姓名的纸张等东西放到有密码的旅行箱里，整理完后还是把新的旅行箱放在他姑姑家房间里。
14.搜查证、搜查笔录、物证提取登记表、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证实，案发后，百色市公安局在凌云县泗城镇洋妹村茶园屯的廖某2住处的一楼搜查出一辆桂Ｌ×××××的白色现代牌汽车、一辆桂Ｌ×××××奔驰汽车，在二楼搜出银行存折、银行卡、相机、手表、项链、手链、戒指、耳环、汽车钥匙、手机等；在茶园屯廖某1家柴火堆搜查出两个内装有面值100元共3994300元的拉杆行旅箱；在凌云县泗城镇洋妹村茶店屯廖乔英老家房子搜出两个用塑料编织袋包装的拉杆箱和一个50斤装白塑料桶，其中一个大拉杆箱内装有人员信息资料，另一个小杆箱内装有文件资料、人员信息、银行卡、手机等涉案文书和物品，再有一个白塑料桶内装有868100元人民币、存折、银行卡、金银手饰、定期存款银行票等，并对上述涉案物品予以扣押的情况。
15.现场勘查笔录、现场辨认笔录、现场平面及方位示意图、照片证实，案发后，公安机关在凌云县廖某1家后院猪圈旁的柴某进行勘查并搜出廖某2用两个内装有共390余万元人民币的行李箱；对凌云县泗城镇洋妹村茶店屯廖乔英老宅杂物房进行勘查及现场概貌，并搜查出藏匿的一大一小的两个行李箱，其中两个行李箱内装满个人信息资料及手机、“中华民族扶贫基金江苏分会登记表”、授权书、民国时的军官证等假资料，还搜查出一个用黄尼龙袋包装的白塑料桶，该塑料桶里有用一个黑塑料袋装的面值100元共80万余元的人民币；廖乔英指认在其和万崇辉家的老房子被公安机关搜出的编织袋、编织袋内的两个一大一小的行李箱及两个行李箱内涉案的人民币、银行卡、身份证等物品和所谓的“中华民族资产解冻最高管理委员会”、“关于解冻中华民族历史遗留民族财宝的有关问题实施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解冻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文件”、“任命书”等涉案假文书；冉某对廖某2藏在其房间的一个内装有人民币的咖啡麻质旅行箱原放置的地点及旅行箱外部特征进行辨认；陈某1对其为廖某2收藏、转移涉嫌诈骗赃款、作案使用的手机和假文书等物品及藏匿的地点进行辨认的情况。
16.银行账户开户信息及流水清单证实，被害人王某1、毕某、胡某、李某1等分别转账到户名为“罗某2、杨某2、张某2、韦某1”等人的银行账户内，以及廖某2等人套现取款的情况。
17.抓获经过、到案经过证实，百色市公安局在侦查“10.25”廖某2等人系列诈骗案过程中发现陈某1、万崇辉、廖乔英、冉某有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而分别于2016年12月5日、9日将陈某1、万崇辉、廖乔英、冉某依法传唤到公安机关进行讯问的情况。
18.人员基本信息证实，被告人廖乔英出生于1970年5月22日，被告人万崇辉出生于1973年4月24日等基本情况。
19.同案人冉某证实，廖某1是我丈夫，我的儿子叫廖某2，没有固定工作，平时很少回家；儿媳叫陈某1，平时在家带小孩、做家务。2016年11月中旬的一天凌晨，廖某2驾驶自己一辆银色奔驰车回到家里，将一个咖啡色麻制的行李箱放在我房间后门，对我说：“你不要动，要保管好。”后我也没有问他，他就离开家了，我也没有打开行李箱看里面是什么东西，一直到12月4日晚，公安到我家说廖某2骗别人的钱要到我家搜查，对廖某2的房间进行搜查，搜到一个布袋子的现金和其他物品，并传唤我丈夫和儿媳到公安局进行讯问。警察走后，我想起廖某2还放一个旅行箱在我房间给我保管，我怀疑那个旅行箱里面的东西也是涉案物品，我就把旅行箱打开，箱里有一个用黑色塑料袋包住的东西，我手摸了塑料袋包住的东西，发现里面都是一扎一扎面额100元的现金，没有数过数额多少，大概有几十万元，我没打开塑料袋，我想把这些钱藏起来不给公安找到，等廖某2回来交给他自己处理，就把家里一个50斤装的白色塑料桶割开，将旅行箱内的现金用透明胶绑好，放进塑料桶内，后我又把自己的两张邮政银行的定期存单、一条珍珠项链、一个黄金手镯、一条黄金项链和廖某2留在旅行箱里的一张身份证、一张卡片一起用一个黑色小塑料袋包好也装进那个塑料桶里，装好东西后，我用透明胶带把塑料桶割开的口封好。12月5日凌晨6时许，我打电话给我丈夫的妹廖乔英说有一点东西叫她帮保管，打完电话后，我就把那装有钱的塑料桶提出来放到我家后院的菜园里，没多久，廖乔英来到我家菜园，我和她说：“这个塑料桶是廖某2的，你帮拿去藏起来。”廖乔英没说话，就直接将塑料桶拿走了。12月8日下午，公安局的人来我家搜查，问我廖某2的钱在哪里？我说已拿给廖乔英了，当天公安把我带走去问话了。
20.被告人廖乔英供述证实，廖某2的父亲廖某1是我的亲哥，冉某是我大嫂，陈某1是我侄媳妇。2016年2月的一天，陈某1拿着一个行李箱说要放我家，我就领她到我的卧室，她放好行李箱后什么也没有说就走了。同年7月的一天中午，陈某1拿一个行李箱到我家客厅，跟我说：“满姑，我拿点东西放到你家。”我应她一声后就带她上二楼开我的卧室房门，她放好行李箱就离开了。同年12月5日凌晨6点多钟，我大嫂冉某打电话给我说：“陈某1挨抓了，阿祥（廖某2）这里还有点货，你帮拿去藏好。”我叫醒我老公万崇辉一起下到廖某2家的菜园，把冉某拿来的一个50斤容量的白色塑料桶拿到我家房屋旁边的水沟里放好，当时那个塑料桶外面是用透明胶绑着的，看不见里面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同年12月8日下午5点多钟，我见大嫂冉某也被公安民警带走了，知道陈某1和冉某拿到我家房间交给我们藏的东西肯定是涉案的，我就打电话给我老公赶紧回家。当晚9点多钟，我老公回到家，我和我老公说：“大嫂今天也挨公安抓去了，她们放在我家的东西可能会牵连到我们，是不是把它转移收起来。”我老公听我这么说也觉得有道理，我就问他拿去哪里藏比较好？我见他没有答应，我就讲干脆拿去老家老房子里放算了，我老公同意，我和老公把两个行李箱和塑料桶用尼龙编织袋装好后绑在摩托车后面，因当时我们没有想那么多，认为大家都是亲戚，平时两家人感情那么好，帮藏些东西没有什么大问题，我老公就开着摩托车拉着我于当晚往老家去，我们将这几样东西藏在老家老房子的柴火堆里后回家。在回家的路上，我老公接到公安民警的电话，我觉得要出大事，我老公挂电话后和我说如公安问我们去哪里，就说回老家处理老人的事情，不要说藏东西的事情，怕被加重处罚。当晚12时许，我们回到家时公安人员已在我家等我们，接着就被带到凌云县公安局接受调查了，我交代我们帮陈某1、冉某藏东西并转移回老家藏匿的事实，并带公安人员去我老家旧房子把我们藏在柴火堆里的东西交给公安人员，才知那个塑料桶里装有86万多元的人民币。
21.被告人万崇辉供述证实，2016年12月5日早6点多钟，廖某2的母亲冉某打电话给我老婆廖乔英，说有点东西让我和老婆去帮拿，我老婆叫我一起下到廖某2家的菜园里，冉某就把那个50斤装的白色塑料桶给我，那个塑料桶被割开过，外面是用透明胶封起来的，里面装有东西，但看不到是什么东西，我接过后就交给我老婆了，我老婆把那个塑料桶拿去收藏在哪里我就不清楚了。12月8日晚9时许，我接到老婆电话叫我回家，我回到家后，老婆说家里有两个密码箱和那个塑料桶，可能是廖某2违法犯罪的东西，我们想办法把这些东西藏好不让公安找到，廖乔英叫我上她房间每人扛一个把那两个密码箱拿下楼，廖乔英说把这两个密码箱和那个塑料桶拿去老家的旧房子藏起来，我问这两个密码箱是哪个人的，廖乔英说是陈某1之前拿来家里叫帮保管的，当时我们不知道两个密码箱子和塑料桶里面装有什么东西，我们也没有打开看过，陈某1出事被抓得一天后，我和老婆商量，感觉两个密码箱子和塑料桶里面可能是廖某2、陈某1违法犯罪的东西，认为不能让公安在我家里找到这两个密码箱子和这个塑料桶，我和廖乔英骑摩托车把两个密码箱子和那个塑料桶拉到我老家旧房子藏在柴火堆里，我和廖乔英藏好两个密码箱子和塑料桶后就驾驶摩托车回茶园屯，途中，我接到公安的电话说让我们马上回家，廖乔英跟我说回去后不要和公安说我们藏这些东西的事，我“嗯”了一声，就骑摩托车回家了。当晚11点多钟回到家后，凌云县公安局的民警已在家里等我们了，并将我和我老婆传唤来凌云县公安局问话了，后公安去搜查，我才知道是现金。
以上证据经法庭举证、质证，证据之间相符合并能互相印证，且合法有效，内容客观真实，应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予以确认和采用。
本院认为，被告人廖乔英、万崇辉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窝藏、转移，窝藏、转移犯罪所得数额为868100元人民币，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依法应追究其刑事责任。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廖乔英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应按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万崇辉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处罚。被告人廖乔英犯罪后主动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视为自首，并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追缴赃款、是初犯，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万崇辉犯罪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且是初犯，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辩护人提出被告人万崇辉有自首、犯罪情节轻微的辩护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廖乔英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廖乔英为近亲属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要求免予刑事处罚的辩护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地位作用、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和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廖乔英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35000元人民币（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上缴国库。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二、被告人万崇辉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30000元人民币（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上缴国库。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次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五份。
审 判 长 邹 玲
审 判 员 赵国秀
人民陪审员 岑秀星
二〇一八年三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黄碧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