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云0112民初2152号
原告梁文山，男，汉族，1943年1月16日生，云南省昆明市人，现已退休，住昆明市盘龙区。
委托代理人吕常国，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元谋红提葡萄园艺场。
住所：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元谋县元马镇元谋飞机场。
投资人：阮坤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2328757171557Q。
委托代理人税海波，云南刘胡乐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阮坤龙，男，汉族，1952年5月18日生，昆明市人，小学文化，住昆明市西山区。
委托代理人税海波，云南刘胡乐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贾京忠，男，汉族，1964年9月3日生，住山东省莱西市。其余情况不详。
原告梁文山与被告元谋红提葡萄园艺场、阮坤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追加贾京忠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并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3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梁文山的委托代理人吕常国，被告元谋红提葡萄园艺场、阮坤龙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税海波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贾京忠经本院依法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了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梁文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元谋红提葡萄园艺场向原告偿还借款人民币20976元（本金20000元，以及逾期还款利息费976元；从2017年3月26日计算至起诉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6%计算，20000元×6%×297天/365天=976元）；2、判令被告元谋红提葡萄园艺场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还款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3、被告阮坤龙对以上债务承担补充连带责任；4、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元谋县飞机场葡萄园因资金流转需要，于2004年3月25日向原告借款人民币合计20000元，并向原告出具收款收据，双方并未约定还款期限，后元谋县飞机场葡萄园变更名称为元谋红提葡萄园艺场。借款期间，原告因保管不慎，借据原件遗失，2017年3月26日方才找到。当日，原告要求被告元谋红提葡萄园艺场偿还借款，但被告一直无故拖延，至今无果。经查，被告元谋红提葡萄园艺场是个人独资企业，被告阮坤龙一人出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投资人以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故被告阮坤龙应对被告元谋红提葡萄园艺场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被告元谋红提葡萄园艺场逾期不履行还款义务的行为，已严重侵害到原告的权利，现特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
被告元谋红提葡萄园艺场、阮坤龙辩称，1、借款本金没有实际交付，借贷关系不成立，借贷关系的成立要以借款实际交付为基础。2、原告诉请判令被告支付从2017年3月26日起至起诉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利息，没有法律依据，该主张不应得到支持。3、借款发生在2004年，被告阮坤龙在2004年时并不是被告元谋红提葡萄园艺场的投资人，故被告阮坤龙不应承担补充责任，而应由被告贾京忠承担。4、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贾京忠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1、在2004年3月—5月，元谋红提葡萄园艺场向梁文山借款的事实是存在的，元谋红提葡萄园艺场出具的收据在被告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期间，在公司的台账上是有记载的，出纳郭洪强签章，证明收到了该款；会计胡伟签章，证明该款已入账。从元谋红提葡萄园艺场筹建伊始到2006年3月23日聘任阮坤龙为场长（从聘任之日起由阮坤龙全面负责园艺场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及在2006年9月5日将园艺场转让给阮坤龙之后的3年内，会计胡伟、出纳郭洪强的工作岗位一直没有变更，财务的账目管理具有连续性，而且，在元谋红提葡萄园艺场法定代表人变更前的半年时间，由于阮坤龙是该企业的实际管理人，被告并没有插手财务管理，签订转让协议后，被告是“净身出户”，没有带走分文。2、阮坤龙是在2006年3月23日担任元谋飞机场葡萄园场长，全面负责企业经营长达半年之久，是在对元谋飞机场葡萄园的生产经营状况、债权债务情况全面掌握的前提下，才与被告协商企业转让事宜的，于2006年9月5日同被告签订了《转让协议》，并到元谋县公证处对协议进行了公证，编号：（2006）元证字第145号。《转让协议》明确约定：转让后的债权债务全部由阮坤龙负责，也就是说，销售后未收回的葡萄款由阮坤龙清收，未偿还的借款由阮坤龙偿还，更何况在阮坤龙接手企业管理经营半年之后才要求以企业抵债转让，阮坤龙有足够的时间全面掌握企业的经营和债权债情况，在完成转让交接后的11年间，阮坤龙本人从来没有提出过异议，况且，从转让前的2006年3月23日起，会计胡伟、出纳郭洪强，就由阮坤龙直接领导，不存在债权债务交接不清楚的问题。3、阮坤龙是从2005年起借款给元谋红提葡萄园艺场的，阮坤龙与梁文山因同为把资金出借给元谋红提葡萄园艺场而熟识，在葡萄收获季节他们都会到基地了解生产经营状况，也就是说，阮坤龙对梁文山借款给元谋红提葡萄园艺场的情况是知情的，之所以将元谋红提葡萄园艺场转让给阮坤龙，是因为欠了阮坤龙的借款而抵债，被告没有隐瞒农场向其他人借款事实的必要。4、在2006年3月23日召开聘任阮坤龙为场长股东会上，梁文山以资金出借人的身份参加了会议，虽然阮坤龙本人因事没有参会，但阮坤龙对会议的议题及参会人员的情况是知道的，事实上，在开会之前，所有参会人员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开会只是宣布任命的一个仪式。5、在法定代表人变更前，资金出借人梁文山对法定代人贾京忠变更为阮坤龙，企业名称仍沿用元谋红提葡萄园艺场的情况是知情的，阮坤龙本人对资金出借人梁文山以现金出借给元谋红提葡萄园艺场的事实也是知情的。综上所述，将贾京忠列为被告是不适格的，请求予以驳回。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交的“收据”1张，证明被告元谋红提葡萄园艺场向原告借款并出具收据。经质证，被告元谋红提葡萄园艺场、阮坤龙提出“收据”已无法看清记载的内容、金额、时间、日期，且该“收据”明显与原告提交的其他“收款收据”不同，并提出同一天出具的“收据”、“收款收据”格式、笔迹都不一致，同时还提出“收据”是不借条或借款合同，证实不了借贷关系，也反映不了款项的交付情况，而借贷关系的成立必须以借款实际交付为准，“收据”无法反映款项如何交付、交付给谁、时间及地点、人物也不清楚，综上，对“收据”的真实性及原告持“收据”欲证明的内容不认可。本院认为，被告元谋红提葡萄园艺场、阮坤龙虽然对“收据”的真实性持有异议，但对提出的质证异议并未提交证据佐证，而“收据”的形式虽然与原告提交的其他“收款收据”不同，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收据”本身所固有的真实性，故在被告元谋红提葡萄园艺场、阮坤龙未提交足以反驳的证据对“收据”的真实性予以推翻的情况下，本院对“收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原告是否已实际履行了交付借款义务的争议，本院将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并结合本案其他有效证据在本判决说理部分一并进行评述。2、经被告贾京忠申请，本院依职权调取的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2017）云0112民初9223号案卷中的“委托书”及“聘书”各1份；到云南省元谋县公证处调取的（2006）元证字第145号公证书1份，经质证，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并提出根据法律规定，被告贾京忠亦应承担补充连带责任。被告元谋红提葡萄园艺场、阮坤龙提出在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2017）云0112民初9223号案件中并未对“委托书”及“聘书”进行质证，对公证书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认为，原告及被告元谋红提葡萄园艺场、阮坤龙对公证书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且公证书符合民事诉讼证据的基本特征，故对公证书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委托书”及“聘书”，被告元谋红提葡萄园艺场、阮坤龙提出在另一案中未经质证的质证意见，但对委托书”及“聘书”本身所固有的真实性并未提交足以反驳的证据予以推翻，而“委托书”及“聘书”符合民事诉讼证据的基本特征，故对委托书”及“聘书”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庭审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被告元谋红提葡萄园艺场原名称为元谋县飞机场葡萄园，系被告贾京忠于2003年12月17日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2005年9月8日经工商登记核准变更为现名称。2006年3月23日，被告元谋红提葡萄园艺场出具聘书，聘请被告阮坤龙为场长。同日，被告贾京忠出具委托书，授权被告阮坤龙为负责被告元谋红提葡萄园艺场供销、人财物等全面管理工作。同年9月5日，被告贾京忠与被告阮坤龙就元谋红提葡萄园艺场签订《转让协议书》，约定被告贾京忠将元谋红提葡萄园艺场的全部资产转让给被告阮坤龙，清偿被告阮坤龙债务。被告阮坤龙继续经营葡萄园，原葡萄园的所有债权债务由被告阮坤龙承担。该《转让协议书》经云南省元谋县公证处进行了公证。2005年9月8日，经工商局核准，元谋红提葡萄园艺场的投资人变更为被告阮坤龙。
2004年3月25日，元谋县飞机场葡萄园向原告梁文山开具“收据”收款联1张，载明：“客户名称梁文山，名称及规格：向个人借款，金额￥20000.00元，合计人民币贰万零仟零佰零拾零元零角零分。收款人：郭洪强，会计：胡伟。”该“收据”上加盖有元谋县飞机场葡萄园财务专用章。2018年1月31日，原告梁文山持该“收据”诉至本院，请求判令：1、被告元谋红提葡萄园艺场偿还借款人民币20000元及该款自2017年3月26日起至起诉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6%计算的逾期还款利息人民币976元，合计人民币20976元；2、被告元谋红提葡萄园艺场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还款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3、被告阮坤龙、贾京忠对以上债务承担补充连带责任。庭审中，原告梁文山陈述借款是以现金方式交付，交付地点在被告元谋红提葡萄园艺场的财务室，借款来源于其工资收入。被告元谋红提葡萄园艺场、阮坤龙则陈述原告梁文山未提交款项交付凭证佐证，不能证实借款本金已实际交付，故借贷关系不成立。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问题是案涉借款是否已实际交付？债务承担主体应如何确定？关于案涉借款是否已实际交付的问题，原告提交了被告元谋红提葡萄园艺场出具的“收据”收款联佐证，该“收据”载明了被告元谋红提葡萄园艺场收取款项的用途、金额、时间，结合“收据”收款联原件现由原告持有的事实，同时，根据原告庭审中对借款来源的陈述，以及被告贾京忠的书面答辩意见，可确认原告与被告元谋红提葡萄园艺场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现被告元谋红提葡萄园艺场、阮坤龙抗辩被告元谋红提葡萄园艺场并未实际收到过原告交付的借款，但被告元谋红提葡萄园艺场对其在未收到原告交付的借款的情况下就向原告开具了“收据”收款联并交由原告持有的事实，并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且被告元谋红提葡萄园艺场至今也未向原告主张收回该“收据”或寻求司法救济，与交易习惯、日常生活经验不符，故对被告元谋红提葡萄园艺场、阮坤龙提出的抗辩主张，本院难以采信。综上，本院对原告主张的被告元谋红提葡萄园艺场向其借款人民币20000元的事实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原告与被告元谋红提葡萄园艺场对借款期限未作约定，现原告经催告后诉请返还借款人民币20000元，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的借款利息，因双方对借期内的利率及逾期利率均未作约定，故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对原告主张的利息按年利率6%予以支持。利息的支付时间自原告起诉之日起算，即自2018年2月1日起算。关于债务承担主体应如何确定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个人独资企业，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第十七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对本企业的财产依法享有所有权，其有关权利可以依法进行转让或继承。第三十一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投资人应当以其个人的其他财产予以清偿。被告元谋红提葡萄园艺场系个人独资企业，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案涉借款本息应由被告元谋红提葡萄园艺场以企业财产清偿，不足部分由现在的投资人被告阮坤龙以其个人的其他财产予以清偿，但因案涉借款产生于葡萄园艺场转让之前，虽然被告贾京忠与被告阮坤龙在转让葡萄园艺场时签订了《转让协议书》，约定原葡萄园艺场的债务由被告阮坤龙承担，但该协议书仅对协议双方具有约束力，不能对抗债权人，也不能因企业转让而免除原投资人的责任，故被告贾京忠仍应对现投资人和企业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责任，被告贾京忠承担责任后，可根据转让协议的约定向被告阮坤龙追偿。被告贾京忠经本院依法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放弃质证及抗辩的权利，依法视为放弃抗辩诉权，相应责任由被告贾京忠承担。鉴于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可依法缺席判决。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第十七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元谋红提葡萄园艺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梁文山返还借款人民币20000元，并按年利率6%支付该款自2018年2月1日起至该款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
二、被告元谋红提葡萄园艺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上述债务时，由被告阮坤龙、贾京忠承担清偿责任；
三、驳回原告梁文山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诉讼费减半收取计人民币162元，由被告元谋红提葡萄园艺场、阮坤龙、贾京忠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杜华萍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董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