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2民终43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常某1，女，1957年4月10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松鸿，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1，女，1986年11月20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某2，女，1954年9月9日出生。
原审被告：卢某，女，1984年5月20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2（卢某之母），1957年8月21日出生。
上诉人常某1、李某1因与被上诉人常某2，原审被告卢某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6民初203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常某1、李某1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上诉主要理由：一、北京市丰台区××路15号楼701室房屋（以下简称701室房屋）产权在杜某之前应属杜某与李某1、卢某共同所有。二、杜某去世后涉诉房屋属于杜某的部分应当由常某1和常某2共同继承。故应判决涉诉房屋归我方和卢某所有，我方可给予对方补偿款。
常某2答辩称：同意原判。涉诉房屋非共同共有，家庭共有财产中“家庭”并非指户口在此的人员，李某1本不具备购房资格。涉诉房屋为杜某出资，对方未给付一分钱。卢某与我方也无亲缘关系。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
卢某答辩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我方未上诉。
常某1、李某1一审诉讼请求：判决701室房屋归常某1、李某1与卢某所有，常某1、李某1与卢某支付常某2补偿款30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常某3与杜某系夫妻关系，二人婚后生育一子二女，子常某4，长女常某2，次女常某1。常某3于1984年11月27日死亡。常某4于1994年4月4日死亡，常某4未婚无子女。1988年9月26日，杜某与魏某1登记结婚。魏某1系再婚，与前妻生育二子一女，长子魏某2、次子魏某3，女魏某4。
1993年6月17日，杜某与北京市房地产开发经营总公司签订《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显示:被拆迁人乙方为杜某，乙方住址是××里12-1-304，在拆迁范围内有正式住房2间，居住面积22.6平方米，有正式户口三人，应安置人口四人，直接安置：××园8区801楼701，房屋三间。《国家建设用地拆迁分户调查表》显示家庭情况为：杜某，56岁，户主；常某4，29岁，（与户主关系）子，学生；李某1，7岁，（与户主关系）外孙女，知青子女返城；卢某，9岁，（与户主关系）外孙女，同上。李某1后更名为李某1。××里12-1-304原系承租公房。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园派出所于2013年2月4日出具的证明显示：原丰台区××园8区801楼701号因道路改造，后更名为丰台区××路15号楼701室，该二处为同一地址。杜某于1995年与北京市房地产开发经营总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书》，约定：按北京市房改办和甲方《1995年出售公有住宅楼房的实施方案》规定，甲方将座落于丰台区××路15号楼701号居室一套，建筑面积71.2平方米，按1995年成本价每平方米1165元向乙方出售。该房款由杜某负担，杜某于2000年1月25日取得了该房屋的所有权证书。2000年6月21日，杜某前往北京市方圆公证处，订立公证遗嘱，将701室房屋在其去世后由常某2继承。2010年8月29日，杜某去世。后常某2就遗嘱继承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12年12月20日作出（2011）丰民初字第0250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701室房屋归常某2所有，由常某2补给案外人魏某1房屋折价款。判决后双方未上诉，常某2持判决书将701室房屋过户至其名下，后其向本院提出申诉，本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不清：杜某与魏某1在婚姻存续期间对诉争房产权属约定及处分情况，及是否损害了拆迁时其他被安置人口的合法权益等事实，需进一步核查，故撤销了上述判决书，发回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重审。在重审期间，魏某1、魏某3、常某2、常某1达成了《协议书》，约定常某2、常某1只继承701室房屋份额，另行解决。常某2于2016年11月10日撤销了继承纠纷的案件。本案诉争的房屋是701室房屋。常某1和李某1主张701室房屋经过拆迁而来，李某1、卢某属于被安置人口，故该房屋产权应属于杜某、李某1和卢某共同所有，杜某去世后常某2和常某1享有继承权。常某2对此不认可，称李某1、卢某不享有701室房屋的产权。
一审法院认为：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法律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里12-1-304号房屋拆迁时，李某1、卢某均属于被安置人口，故李某1、卢某在拆迁后应对安置的承租公房状态下的701室房屋享有居住使用的权利。后杜某购买了701室房屋，杜某取得701室房屋所有权来源于其本人对涉案房屋的购买，而李某1、卢某对701室房屋所享有的权利系该房屋为承租公房时享有的居住使用的权利，并非所有权。故，李某1以其为××里12-1-304的被安置人口为由要求确认其对701室房屋享有共有产权，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杜某遗产的继承问题，本案无法处理，故常某1主张其基于继承权享有701室房屋共有产权，法院难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常某1、李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中，各方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各方亦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经本院组织调解，双方最终未能就争议问题达成一致的协商意见。
本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争议之焦点即701室房屋是否应依分家析产而归属常某1、李某1及卢某所有。
首先，从各方诉争的701室房屋的取得来看，根据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该房屋来源系基于杜某生前与拆迁单位所签订的《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即拆迁安置而来。在该协议中明确约定，杜某系乙方即“被拆迁人”，住址是××里12-1-304房屋，直接安置701室房屋三间。而该协议中被拆迁的××里12-1-304房屋原系承租公房，1995年杜某与相关单位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书》，负担了房款并在2000年1月25日取得了房屋所有权证书。经询，常某1、李某1自认在杜某购房过程中未参与出资，故从本案查明的出资来源看，常某1、李某1上诉主张对701室房屋其应享有的四分之三权属份额缺乏证据证明。
其次，在上述拆迁协议中，常某1、李某1系“被安置人”，其权利义务显然与“被拆迁人”杜某相异。而鉴于常某1、李某1系依其户籍在此的事实而取得了该合同地位，并非因对拆迁安置房屋的贡献而取得，故其依此主张四分之三的所有权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加之其二人称对前述协议书其二人系在杜某下葬后第五天才知晓，按其所述，杜某生前在购房时未令其二人参与，亦并未告知该二人协议之事。而自杜某1993年签订协议至其去世，此中间隔长达逾7年时间，常某1、李某1不能证明作为该房屋登记产权人的杜某对其享有的所有权向该二人进行让渡，即该二人亦未证明曾因杜某的法律行为而直接取得所主张的份额，而其基于被安置而直接取得四分之三份额的房屋所有权之主张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故常某1、李某1此项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
此外，卢某在本案审理中虽然认为自己基于拆迁协议而亦系701室房屋的共有人，但其并非杜某之家庭成员。故其在本案中作为分家析产诉讼的共同被告的主体资格有欠妥当。然经询，卢某的答辩意见在诉讼中与常某1、李某1的意见存在一定的一致性，但卢某对于自己在本案分家析产纠纷一审中作为被告应诉未提出异议，且未就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故基于上述情况，对卢某在本案中所持诉讼意见，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常某1、李某1的上诉请求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000元，由常某1、李某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洋
审判员 马兴芳
审判员 李 倩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王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