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海民初字第4996号原告：王某1，女，1956年7月5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文君，北京市浩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某2，男，1960年12月9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云飞，北京六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某3，男，1985年7月24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王某4，女，1964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海淀区。上述三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东红，北京市清华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某1与被告王某2、王某4、王某3析产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1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文君与被告王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云飞、王某2、王某4、王某3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东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对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前沙涧村主街北二区×号腾退安置补偿款4083532.80元进行析产继承分割；2、请求对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前沙涧村主街北二区×号腾退置换房屋三套即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前沙涧村定向安置房S2-1地块×号二居室（86.16平方米）、S2-1地块××号三居室（86.16平方米）、S1-1地块××××号二居室（87.28平方米）合计面积259.6平方米房屋进行析产继承；3、本案诉讼费由王某2承担。事实和理由：我父亲王全秀和我母亲张秀珍共生育二子一女，即长女王某1、长子王某2、次子王庆毅。王某2与王某4系夫妻关系，王某3系王某2夫妇之子。我父亲王全秀于2005年9月4日去世，母亲张秀珍于2007年1月13日去世，二老生前均未留有遗嘱。1983年由我父母出资在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前沙涧村主街北二区×号院（以下简称×号院）内新建了北房5间，1987年又由我父母出资在×号院内新建了东西房各3间。2011年12月×号院遇拆迁腾退，王某2将×号院所有的房产权利给予了王某3，王某3与前沙涧村村民委员会签订了腾退安置补偿协议书，共得到拆迁补偿款4083532.80元，此外还得到置换安置房3套，具体为S2-1地块××号二居室一套，S2-1地块×××号三居室一套、S1-1地块××××号二居室一套。上述拆迁补偿款和安置房中存在我父母的遗产份额，故我要求对拆迁补偿款和三套安置房依法进行析产继承。王某2、王某4、王某3辩称，×号院的全部房屋均是王某2、王某4出资所建，王全秀夫妇并没有在×号院内出资建房。×号院的宅基地使用权人按照拆迁腾退政策就是王某3和王某4，拆迁补偿款和三套安置房中并不存在王某1所述的遗产。现我们不同意王某1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双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作证。经查，王全秀与张秀珍系夫妻关系，王全秀夫妇婚生二子一女，即长女王某1、长子王某2、次子王庆毅。王某2与王某4于1984年12月8日登记结婚，婚生一子王某3。王全秀于2005年9月4日死亡，张秀珍于2007年1月13日死亡，二人死亡前未留有书面或口头遗嘱。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号院拆迁前的房屋状况为：院内有北房5间，东西房各3间，北房5间南侧建有北房走廊，北房5间北侧有羊尾房5间，东房和西房之间建有天井，西房3间南侧有西房1大间、东房3间南侧有东房1大间，东房3间东侧建有东房羊尾房，在北房、西房西侧还建有西房1大间。王某1主张本案诉争的宅院原来是一个大院子，原有北土房3间，后其父母将上述北土房3间交给了其叔叔王全明，1983年由其父母出资在老北房的北侧新建北房5间，1987年由其父母出资新建东西房各3间，后来×号院内又陆续建了一些房屋，是否有其父母出资其就不清楚了。王某2、王某4、王某3对王某1的上述主张不予认可，其称1980年由父母、王某2、王庆毅在老北房北侧新建北房5间，房屋建成后所有家庭成员均在北房5间中居住，北房5间的位置就是后来14号院即王庆毅宅院的位置。1983年由王某2出资在14号院北侧新建北房5间、东棚2间，这就是后来的×号院。1988年由王某2夫妇出资将北房5间、东棚2间拆除，建成北房5间、东房3间。1989年由王某2夫妇出资在×号院内新建西房3间。此后由王某2夫妇出资陆续在×号院内建房，形成拆迁前的院落房屋状况。王某1的证人宫某出庭作证，宫某证明：王某1的母亲张秀珍是我姨妈，×号院内的北房5间、东西房各3间是王全秀夫妇出资所建，北房是1983年建的，东西房是1987年建的。我会干一点儿瓦工活儿，建房时张秀珍找我帮忙，当时王某2刚毕业，没钱建房，所以我认为都是王全秀夫妇出资，建房时王全秀一家住在南边院子的北房5间里。建成的北房和东西房一直也没有再动过，直至拆迁。王某2、王某4、王某3对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王某2的证人吕某、杜某、王某5、刘某、韩某出庭作证，吕某证明：其与王某2系邻居，1983年左右王某2建北房时是其给拉的沙子。杜某证明：其与王某2是一个村的，1983年王某2建房，当时王某2住南院，建房建的是北院的房子，建房时是王某2张罗的，是王某2找其帮忙建房。王某5证明：其与王某2是同学关系，1983年王某2建房时找其帮忙，其曾陪着王某2购买建房的材料，是王某2拿着钱去买的。1988年左右王某2这个院子建了东西房，建东西房时也是王某2找其帮的忙。刘某证明：其与王某2是邻居，1983年王某2建房时其曾帮忙，王某2有时买材料时其会跟着一起去。韩某证明：其与王某2是邻居，1983年王某2建北房时曾找其帮忙，建房时王某2的父母也在场，也跟着照应。北房建好后五、六年左右又翻建了一回，北房样子变了，要比原来大一些。王某1对上所述证言不予认可，其表示证人关于王某2出资的陈述均是其主观臆断，没有事实依据，证人均不能证明建房的出资情况。经询问，王庆毅表示如果王某1、王某2不要求分割其所在的14号院的拆迁利益，其就放弃在×号院的财产权益，不再参与诉讼。王某1、王某2、王某4、王某3均同意王庆毅的意见，表示不对王庆毅所在的14号院的拆迁利益主张权利。关于×号院的房屋建成情况，王庆毅称×号院的北房5间是母亲出资，王某2和其共同参与所建，院内的东西房也是其父母出资，上述北房和东西房应该进行过修缮。王某1认可×号院内的建房其并没有参与，其主张1979年其结婚后就搬出在外居住，王某2一家一直在×号院居住，起初父母一直随王某2生活，后因关系不睦，1996年至2007年其父母随其一起生活。王某2主张其1978年参加工作，父母一直随其一起生活，父亲去世后，母亲曾到王某1处居住。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王某1提交了“遗言”一份，内容为：我王全秀与王某2断绝一切关系，1、不孝，母亲半身不遂十年，衣服没洗过；2、我病期间不给好气，群众知道；3、虐待父母。王全秀，2005年7月2日。王某2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此外，王某1还提交了王全明等人的书面证言，但证人均未出庭作证。王某2、王某4、王某3的户口拆迁前均在×号院，王某1的户口未在×号院。补偿安置资料中，有王某2的声明两份，第一份内容为：×号院房产归王某3所有，本人无异议。第二份内容为：本人王某2在此次腾退中，在前沙涧村南二区93号已享受腾退安置补偿政策，同时放弃前沙涧村主街北二区×号的腾退安置补偿政策。2011年12月9日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前沙涧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前沙涧村委会、甲方）与王某3（乙方）签订了《宅基地腾退安置补偿协议书》，协议载明：×号院有效宅基地面积512.40平方米，有效房屋建筑面积423.32平方米，空院面积89.08平方米。乙方应安置对象2人，分别是王某3、王某4。经评估，给予乙方房屋重置成新价378647元。乙方按有效宅基地面积可置换安置房建筑面积266.67平方米，乙方置换定向安置房具体如下：S2-1地块××号（以下简称××号）二居室，预测建筑面积86.16平方米；S2-1地块×××号（以下简称×××号）二居室，预测建筑面积86.16平方米；S1-1地块××××号（以下简称××××号）二居室，预测建筑面积87.28平方米。乙方被认定的有效宅基地面积超过可置换安置房建筑面积的部分为245.73平方米，甲方按照11000元每平方米的标准向乙方支付货币补偿款2703030元，乙方所置换的定向安置房总建筑面积小于可置换安置房建筑面积的部分为7.07平方米，甲方向乙方支付货币补偿款77770元。乙方享受的各项补助及奖励如下，两次搬家补助费16932.80元、空调移机费1600元、电话移机费235元、有线电视撤装费320元、提前搬家奖励费5万元、工程配合奖励费25万元、特殊奖励费15万元、提前腾地奖266670元、空院奖励费53448元、装修补助费77880元、其他9000元，以上总计876085.80元。以安置对象人数为基数，甲方按照每人每月1200元的标准向乙方支付自行周转补助费，支付周期为2011年11月10日至2013年7月9日，计费人数为2人，自行周转补助费共计48000元。甲方根据本协议应向乙方支付的各项补偿、补助、奖励及周转补助费总计4083532.80元。王某2、王某4、王某3表示拆迁补偿款4083532.80元全部由王某3领取，三套安置房现由王某2、王某4、王某3居住使用。×号院的重置成新价格估价结果通知单中记载，×号院房屋及装修小计299642元，设备及附属物小计79005元，房屋及附属物重置成新价为378647元。其中1号建筑即北房5间，建筑面积105.40平方米，房屋价款(含装修)为103898元；3号建筑即东西房各3间，建筑面积99.96平方米，房屋价款(含装修)为71777元。设备及附属物为整体评估，未区分设备及附属物的具体坐落。本院认为，财产可以由两个以上的公民共有。公民私有财产的继承权受法律保护。本案中,王某1主张北房5间是由其父母独资所建，就上述主张仅有宫某一名证人出庭作证，证人证言也仅能说明是张秀珍找证人帮忙建房。王某2主张×号院北房5间是其独资所建，但根据其多名证人的陈述，也仅能证明王某2找人帮忙，参与建房的情况。现王某1、王某2就各自主张的出资建房情况，均举证不足，本院对其各自的主张均不予采信。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号院内的北房5间系1983年所建，兴建北房时王某2的年龄为22岁，并已经参加工作，但毕竟王某2参与家庭积累的时间较短，按照通常情况判断，王某2尚不具备独立建房的经济能力。结合王庆毅的陈述，以及当时家庭成员的居住生活情况，本院认定1983年在×号院内所建的北房5间应是王全秀夫妇与王某2共同出资所建，其中王全秀夫妇应为主要的出资人。双方当事人对于×号院内的东房3间、西房3间的建成时间存在争议，根据双方的陈述上述房屋应是1987年至1989年期间所建，此时王某2已经结婚，且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兴建东西房时王全秀夫妇与王某2夫妇共同生活，且王全秀夫妇尚有劳动能力，结合王庆毅的陈述，本院依法确认东西房各3间应为王全秀夫妇与王某2夫妇共同出资所建。王某2主张1988年其将北房5间拆除进行了翻建，但就上述主张只有证人韩某一人的证言，故本院对王某2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但根据王庆毅的陈述，本院可以确认王某2夫妇曾出资对北房5间、东西房各3间进行过修缮。综上，本院依法认定×号院内的北房5间为王全秀夫妇与王某2的共有财产，其中王全秀夫妇所占份额较大。×号院内的东房3间、西房3间应为王全秀夫妇和王某2夫妇的共有财产。王全秀、张秀珍在涉案房屋腾退前均早已死亡，故二人不再享有拆迁安置权益。×号院拆迁腾退前的土地性质为宅基地，土地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使用权不属于公民的遗产范围。即便王全秀、张秀珍生前系×号院宅基地的使用权人，其二人死亡后×号院的宅基地也不会产生继承问题，二人的遗产范围应仅限于地上物部分。鉴于涉案房屋已经拆除，故拆除的北房5间、东房3间、西房3间所对应的房屋及附属物重置成新价，在先行析出王某2夫妇所占财产份额所对应的价款后剩余的价款即应为王全秀、张秀珍的遗产。上述遗产应由王全秀、张秀珍的法定继承人王某1、王某2、王庆毅继承。王庆毅自愿放弃在×号院内的财产权利和继承权利，对此本院不持异议。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王某1提交了王全秀的“遗言”一份，“遗言”的主要内容系王某2未尽赡养义务，王某2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在王某1无其他有效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王某1所提交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王某2、王某1均履行了赡养义务，故王全秀、张秀珍的遗产应由王某1、王某2按照等分原则予以分配。依据×号院的重置成新价格估价结果通知单的内容：北房5间，建筑面积105.40平方米，房屋价款(含装修)为103898元；东西房各3间，建筑面积99.96平方米，房屋价款(含装修)为71777元。按照前述共有财产的确认原则，本院酌情判定北房5间中的重置成新价款即6万元以及东西房中的重置成新价款35000元属于王全秀、张秀珍的遗产。此外，×号院内的设备及附属物整体作价79005元，并未区分设备及附属物的具体坐落，考虑王某2夫妇一直长期在该院居住生活的实际情况，本院酌定设备及附属物补偿中有2万元属于王全秀、张秀珍的遗产范围。上述补偿款中属于王全秀、张秀珍遗产的部分，应由王某1、王某2依法继承，具体数额本院依法予以判定。鉴于补偿款全部由王某3领取，故判归王某1继承的补偿款应由王某3承担给付责任。王某1并非×号院宅基地的使用权人，其亦非×号院腾退的被安置人。因此，除如前所述王某1享有其父母在房屋及附属物重置成新价中所对应的遗产继承权外，在整个的拆迁利益中王某1不再享有其他财产权利，故本院对王某1要求对×号院的其余拆迁补偿款及安置房进行析产继承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王某3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王某1支付腾退补偿款五万七千五百元；二、驳回王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七千三百五十元（王某1已预交），由王某1负担二千三百五十元，已交纳；由王某2、王某4、王某3负担五千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马千里人民陪审员  肖开恩人民陪审员  陈凤廷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日书 记 员  王 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