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津海法商重字第1号
原告：美亚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台湾地区台北市中正区忠孝西路一段*号***********楼。
法定代表人：李博能，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沈克，上海司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戴捷，上海司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嘉里大通物流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桃园北路**号川波大厦*层。
代表人：张晓梅，该分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佐明，北京市海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丁相飞，北京市海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嘉里大通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三元东桥霄云路**号。
法定代表人：孔伟成，该公司董事。
委托代理人：刘佐明，北京市海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丁相飞，北京市海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交城县华创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吕梁市交城县天宁镇梁家庄（老干南街*幢**号）。
法定代表人：王俊杰，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钮少平，交城县华创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职员。
被告：天津菱马中通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胡家园街八堡村云海里**栋。
法定代表人：彭树红，该公司总经理。
第三人：鸿富晋精密工业（太原）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龙飞街*号。
法定代表人：洪志谦，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董远，该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蒋志东，该公司职员。
原告美亚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嘉里大通物流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以下简称嘉里大通山西分公司）、被告嘉里大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里大通公司）、被告交城县华创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城华创公司）、被告天津菱马中通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菱马中通公司）、第三人鸿富晋精密工业（太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富晋公司）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8日裁定撤销本院（2013）津海法商初字第478号民事判决书，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5年2月11日重新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2015年5月26日，本院追加鸿富晋公司为本案第三人。本案于2015年8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戴捷，被告嘉里大通山西分公司、嘉里大通公司委托代理人刘佐明、丁相飞，被告交城华创公司委托代理人钮少平，第三人鸿富晋公司委托代理人董远、蒋志东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菱马中通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院依法对其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0年12月9日，由其承保的一批冷轧不锈钢带材共72393公斤，从日本进口至中国，先由海运至天津新港，再陆路运往山西太原。在从天津至山西太原运输途中，因发生车祸，致货物严重受损。该批货物发票由FOXCONNTECHNOLOGYPTE.LTD出具，发票金额为855373.97美元。嘉里大通山西分公司受托负责将该批货物从天津运至太原，系诉争货物陆路运输的合同承运人。据嘉里大通山西分公司称，货物又由其转委托交城华创公司承运，而实际运输货物的车辆“津Ａ×××××及津Ｂ×××××”登记为菱马中通公司所有。事故发生后，经相关单位检验认定，货损由承运人责任造成，损失金额共计191086.36美元。原告依据保险合同向货物买方鸿富晋公司赔付191086.36美元（折合人民币1272252元，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6.658计算），并取得代位求偿权。嘉里大通山西分公司为货物运输合同承运人，理应就其运输区段内发生的货损承担合同责任。嘉里大通山西分公司是嘉里大通公司依法设立的分支机构，嘉里大通公司应对嘉里大通山西分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交城华创公司、菱马中通公司实际负责运输，应与嘉里大通山西分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因此请求：1、判令四被告连带赔偿原告货物损失人民币1272252元及利息（以货损人民币1272252元为基数，自保险赔偿之日即2011年7月28日起至被告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四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嘉里大通公司、嘉里大通山西分公司辩称：1、嘉里大通公司、嘉里大通山西分公司与鸿富晋公司是货运代理合同关系，作为货运代理人其在本案中不存在过错，因此不应对涉案货损承担责任。双方签订了运输合同和货运代理合同，货运代理合同在后签订，双方通过后一个合同取代了前一个合同。从相关票据及收取的费用都是作为代理人从事业务；2、原告无证据证明货损数额，上海锦正检验报告是翻译另一家保险公司的公估报告，上海锦正保险公估公司的检验人员没有实际到场，涉案货物并不构成全损，货物的实际货损金额总计为56391.24美元。嘉里大通山西分公司和鸿富晋公司通过财物抵扣的方式扣减了5万美元和5000元运费，5万美元是保险的免赔额，嘉里大通山西分公司向鸿富晋公司支付的赔偿应从原告索赔中扣除。
交城华创公司辩称：1、事故发生于2010年12月9日，原告于2013年8月28日提起诉讼，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2、卸货、货损的鉴定没有通知交城华创公司，对货损金额有异议；3、涉案车辆是交城华创公司贷款买的，因为没有还完贷款，车辆登记在菱马中通公司；4、货损现场照片和拉到工厂扶正后照片，对照后存在二次损坏。
被告菱马中通公司未到庭，也未提供书面答辩意见。
第三人鸿富晋公司辩称：鸿富晋公司与嘉里大通山西分公司系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并不知道被告交城华创公司。事故发生后，嘉里大通山西分公司负责卸货，并未参与受损集装箱的处理。
在庭审调查中，原、被告和第三人共同确认如下事实：托运人为MITSUICO.LTD，收货人为鸿富晋公司，交货方式为CIF天津新港，发票显示货物卖方为富士康技术公司，买方为鸿富晋公司，单价11.8157美元/千克，总金额855373.97美元的四个集装箱冷轧不锈钢带材（卷）自日本运输至天津新港，卸船后，由卡车运往鸿富晋公司。2010年12月9日，其中一个集装箱运往太原途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货物损坏。交通事故认定书分析认为，卡车驾驶员对事故承担全部责任。2009年11月1日，嘉里大通山西分公司与鸿富晋公司订立了货物运输物流服务合约，2010年，两公司另订立了进出口货运代理合约书。另外，嘉里大通山西分公司与交城华创公司签有物流运输协议，涉案货物由嘉里大通山西分公司委托交城华创公司进行内陆运输。事故车辆系由交城华创公司融资购买后经营，登记在融资关联方菱马中通公司名下。涉案事故发生后，美亚财险深圳分公司因不清楚保险关系，曾向鸿富晋公司进行错误理赔，但该理赔款项随即被退回，并撤销了索赔证明。美亚财险深圳分公司确认，原告承保涉案事故，对原告索赔无异议。另外，原、被告和第三人共同确认，涉案货物的实际损失为67669.49美元，但原告认为不存在二次损失。
为证明其主张，原告提交了12份证据材料，包括：提单、发票、交通事故认定书、说明、保险凭证、水单及权益转让书、上海锦正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正公估）公估报告、毁损通知、运输服务合约、保单、情况说明及机票复印件、（台湾地区）旺旺友联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地区）富邦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共同保险、授权原告主张权利的情况说明。另提供9份补充证据，均为邮寄或传真形式的索赔函。被告嘉里大通山西分公司和嘉里大通公司共提供15份证据材料，包括进出口货运代理合约书、发票、进口货物报关单、物流运输合同、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民太安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太安公司）检验报告、检验人资质证明、证言、律师函、豁免责任书和代位求偿书、（台湾地区）麦理伦国际集团（以下简称麦理伦公司）出具的检验报告、冷轧不锈钢受损赔偿通知及相关扣款材料、美亚财险出具的保单及理赔材料、调查笔录。被告交城华创公司提交了6份证据材料，包括：照片和交城华创公司职员王俊杰证言。第三人鸿富晋公司提供一份情况说明。原告的证据和被告嘉里大通山西分公司、嘉里大通公司、交城华创公司的证据均经当庭举证、质证。第三人鸿富晋公司的情况说明系庭后提供，经过了原、被告质证。被告菱马中通公司未到庭，也未提供证据。本院在综合分析各方当事人举证、质证意见，并结合当事人在庭审中自认的事实，对原、被告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本院对两证人赵某和王俊杰的证言及被告交城华创公司提供的照片综合分析认为，两证人虽未出庭参加庭审，但结合现场情况，两证人均为被告公司职员，具有在现场工作的理由，结合本院调查和照片，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交城华创公司作为发生事故时货物的实际掌控人，未提供与收货人何时交接货物的证据，且是否发生掏箱作业损失及谁是掏箱作业损失责任方的证据不充分，因此，本院对掏箱作业发生损失的真实性不予确认。结合庭审中原、被告和第三人对货损价值的自认，在无相反证据否定的情况下，本院确认涉案事故货损价值为67669.49美元。对于第三人鸿富晋公司的情况说明，结合原告补充证据和被告扣款证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明原告签发有编号为OP3271的STP（StockThroughputInsurancePrimaryPolicy）保单，对被保险人相关货物和运输进行承保，保险价值为110%发票金额。保单载明了免赔额：一个索赔50000美元。涉案事故发生后，经过现场查勘、统计，涉案货物保险价值为241086.36美元，按照保险合同条款，扣除5万美元免赔额，实际数额为191086.36美元。2011年7月28日，原告向富士康技术公司汇款191086.36美元，鸿富晋公司因此出具权益转让书，载明，“我们同意向美亚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共保人转让我们对承运人等相关责任方的所有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违约和侵权赔偿请求权、题述货物相关的所有权利、资格和利益，以及货主有权主张的所有权利”。但庭审审理中，鸿富晋公司提出在保险理赔过程中，鸿富晋公司与原告并未就转让5万美元免赔额进行协商，双方对理赔金额无争议，即仅就原告赔付的部分进行权益转让，权益转让书的内容记载不准确。对此，原告庭审中并未提出明确异议，也未提供双方洽谈转让5万美元免赔额的相关证据。本院综合分析原、被告和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原告提供的宏声海事商务法律事务所9份索赔函，均自认索赔金额为扣除5万美元免赔额的货损金额191086.36美元，而从未提及原告从鸿富晋公司接受5万美元债权。因此，本院确认在保险理赔过程中，鸿富晋公司与原告并未商谈转让5万美元债权。
根据原告诉请和各被告、第三人答辩，本案争议焦点为：1、原告索赔权问题；2、法律责任承担，包括诉讼时效和各方责任基础；3、涉案货损的金额；4、5万美元赔款索赔权问题。
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
2010年11月29日，72393公斤冷轧不锈钢带材（卷）分为35个托盘分装四个集装箱自日本运输至天津新港，后由卡车运往山西太原鸿富晋公司。2010年12月9日上午，由牌号为津Ａ×××××、津Ｂ×××××的重型半挂车装载22个钢卷的一个集装箱运往太原途中，于京昆高速355公里处发生事故，车辆翻滚下路基，车辆和货物损坏。受损货物由交警清理至相近堆场存放，后运至鸿富晋公司。山西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高速公路管理处交通事故认定书分析认为，卡车驾驶员上路行驶未确保安全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对事故承担全部责任。
提单显示，涉案货物海运托运人为MITSUICO.LTD，收货人为鸿富晋精密工业（太原）有限公司，交货方式为CIF天津新港。发票显示，货物卖方为富士康技术公司，买方为鸿富晋公司，单价11.8157美元/千克，总金额855373.97美元。报关单显示，收货人为鸿富晋公司，贸易方式为进料对口，征免性质为进料加工。
嘉里大通山西分公司系嘉里大通公司合法设立的分公司。其与鸿富晋公司于2009年11月1日订立“货物运输物流服务合约”（以下简称“服务合约”），其中约定：“甲方（鸿富晋公司）委托乙方（嘉里大通山西分公司）货物、文件之运输及仓储等服务”，“除非乙方能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货物本身的自然属性或者合理损耗以及甲方或收货人或发货人的过错造成的，否则乙方应对运输及仓储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所有的损害赔偿责任”。该合约有效期为一年，自2009年11月1日起至2010年10月31日止，合约到期前一个月双方均未作不续约表示，则自动延展一年。两公司于2010年4月1日订立“进出口货运代理合约书”（以下简称“代理合约”），约定：“甲方（鸿富晋公司）委托乙方（嘉里大通山西公司）代理进出口货物国际运输等业务”，“货物处于乙方控制期间（自乙方收到货物起至货物运达甲方指定地点并交付给指定收货人止）出现货损、灭失、污染时，乙方应付赔偿责任”。合约有效期一年，可延展。
嘉里大通山西分公司与交城华创公司订有物流运输协议，涉案货物由嘉里大通山西分公司委托交城华创公司进行内陆运输。事故车辆系由交城华创公司融资购买后经营，登记在融资关联方菱马中通公司名下。
原告签发有编号为OP3271的STP（StockThroughputInsurancePrimaryPolicy）保单，对被保险人相关货物和运输进行承保。被保险人为包含富士康技术公司在内的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机构等，保险期限（范围）为当地标准时间2010年9月1日00:00:01起至2011年8月31日24:00止期间所发生的所有货物运输及存储中的或本保单承保的其他位置或地点的所有利益。保单关于受益人处载明：损失发生后，保险公司应按保单或签发的保险凭证，适时向被保险人（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等）或保单持有人进行赔偿。保单还载明：保单是由主要的保险公司签发，但按其规定，该保单应被视为共保。经查明，旺旺友联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富邦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共保人。保单载明了免赔额：一个索赔50000美元。2010年11月，原告出具保险凭证。凭证载明如下事项：保险合同号为OP3271，投保人、被保险人为富士康技术公司，保险标的为与涉案品名、数量相符的货物，保险价值为110%发票金额，保险期间为日本横滨至中国太原，运输方式为海运及内陆运输。
事故发生后，经现场勘查，涉案货物实际损失为67669.49美元。在保险理赔过程中，原告与鸿富晋公司协商一致，按照保险合同条款，涉案货物保险价值为241086.36美元，扣除5万美元免赔额，实际数额为191086.36美元。原告向鸿富晋公司支付191086.36美元保险赔款，将受损货物运回台湾地区处理，货物残值归原告所有。原告与鸿富晋公司并未就转让5万美元免赔额部分的债权进行商谈和讨论。2011年7月28日，原告按鸿富晋公司指示向富士康技术公司汇款191086.36美元，并将涉案货物运回台湾地区。鸿富晋公司因此出具权益转让书，称其作为提单收货人授权富士康技术公司收取保险赔款，向原告及共保人转让对相关责任方的所有权利。旺旺友联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富邦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两共保人于2012年9月24日出具“说明”，称保险赔款由原告代为支付，并授权原告就全部损失主张权利，两公司不再另行主张。
2011年4月27日至2011年8月10日，宏声海事商务法律事务所代表美亚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向嘉里大通公司发出索赔函，函件声称索赔金额为191086.36美元。鸿富晋公司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并未向嘉里大通山西分公司或嘉里大通公司发出放弃或转让5万美元债权的通知。相反，2011年10月，鸿富晋公司向嘉里大通山西分公司发出赔偿通知，提出从嘉里大通山西分公司2011年与其发生的业务款项中扣除50000美元（保险公司免赔额）和人民币5589.2元（运费）的损失，作为赔偿。经核实，该部分款项已实际扣除。
另查明，美亚财险深圳分公司签发有MA31000267号保单，对包含原告在内的多家关联公司货物进行承保。涉案事故发生后，该公司曾向鸿富晋公司进行理赔，取得权益转让书等完整理赔材料。但该公司称：其支付赔款系对保险关系未了解清楚所致，所付款项随即被退回。该公司向本院提供了同为2011年7月25日的付款和收款回单及撤销索赔证明等。该公司并称：其确认该事故由原告保单承保，与其无涉，对原告索赔无异议，承诺不会重复主张。
本院认为，本案为货运代理合同纠纷。原告为台湾地区法人，本案为涉台案件。原、被告和第三人均援引大陆法律且未提出法律适用异议，本案适用大陆法律审理。
一、原告的保险代位求偿权是否成立
原告出示的OP3271号STP保单涵盖了涉案货物卖方富士康技术公司就其货物在运输中的保险，且为涉案货物出具了以富士康技术公司为被保险人、包含海运和陆运的具体保险凭证，海运、陆运是连续过程，应认为OP3271号STP保单与涉案货物具有关联性，相关保险合同有效。涉案货物经海运到天津新港后已由收货人接收（嘉里大通山西分公司代为办理），被保险人的相应权利转移至收货人鸿富晋公司名下。原告履行了保险赔付义务，赔款经鸿富晋公司授权由富士康技术公司代收。而且，旺旺友联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富邦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两共保人出具“说明”，称保险赔款由原告代为支付，并授权原告就全部损失主张权利，两公司不再另行主张。上述“说明”应视为权利转让，原告就涉案货物损失享有保险代位求偿权。另外，虽同时存在美亚财险深圳分公司的MA31000267号保单，但经庭审查明，美亚财险深圳分公司已收回保险赔款，并声明不对涉案损失索赔。因美亚财险深圳分公司未实际赔付，因此，原告就涉案货物损失享有完整的索赔权。
二、原告与四被告的法律关系及涉案事故的责任承担
2009年11月1日，鸿富晋公司与嘉里大通山西分公司订立服务合约，约定嘉里大通山西分公司为鸿富晋公司提供运输、仓储服务，有效期一年，合同到期后可延展。2010年4月1日，鸿富晋公司与嘉里大通山西分公司另订立代理合约，约定鸿富晋公司委托嘉里大通山西分公司代理进、出口货物运输等业务，有效期一年。根据双方签署的合同，本院认为，就同一业务事项，在存在内容不一致的两份合同情况下，后签订的合同所约定的权利义务变更了前一合同的内容。因此，应依照2010年4月1日代理合约的约定，认定鸿富晋公司与嘉里大通山西分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依照代理合约约定，“货物处于嘉里大通山西分公司控制期间（自嘉里大通山西分公司收到货物起至货物运达鸿富晋公司指定地点并交付给指定收货人止）出现货损、灭失、污染时，嘉里大通山西分公司应付赔偿责任”。本案中，嘉里大通山西分公司已承担了陆运承运人的权利义务。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认定货运代理企业因处理海上货运代理事务与委托人之间形成代理、运输、仓储等不同法律关系的，应分别适用相关的法律规定”，嘉里大通山西分公司虽系鸿富晋公司的货运代理人，但实际与鸿富晋公司形成运输合同关系，其仍应承担涉案事故造成的货损赔偿责任。
交城华创公司经嘉里大通山西分公司委托，实际承运涉案货物，为陆运承运人，与嘉里大通山西分公司形成运输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鸿富晋公司与嘉里大通山西分公司、嘉里大通公司和交城华创公司法律关系不同，其主张连带责任并无法律依据。且原告于2013年8月28日申请追加交城华创公司为被告，距涉案货损发生时间（2010年12月9日）已超过2年，甚至距保险理赔日（2011年7月28日）也已超过2年，交城华创公司关于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成立，本院对原告就交城华创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菱马中通公司虽是事故车辆的登记所有人，但并非运输合同当事人，依原告就合同起诉的诉由，菱马中通公司并无责任。
综合上述原因，本院认为，由于责任基础不同，原告关于各被告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嘉里大通山西分公司和嘉里大通公司就涉案事故造成的货损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抵扣抗辩及嘉里大通山西分公司、嘉里大通公司赔偿数额
1、原告与鸿富晋公司就扣减5万美元免赔额的意思表示一致，不存在5万美元的债权让与
综合分析涉案保险事故发生后，原告与鸿富晋公司的理赔过程。涉案货物保险价值为241086.36美元，货物实际损失67669.49美元。原告保单载明了免赔额：一个索赔5万美元。按照保险合同条款，原告以货物全损即241086.36美元为基础，扣除5万美元免赔额，实际向鸿富晋公司支付191086.36美元保险赔款，将受损货物运回台湾地区处理，货物残值归原告所有。原告根据相关保险法律获得保险代位求偿权，而鸿富晋公司依照保险合同免赔额条款，未获得5万美元的保险赔付。对此，原告在2011年4月27日至2011年8月10日的九份索赔函中，均确认其索赔金额为191086.36美元。就索赔金额，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并无分歧。但随后，鸿富晋公司在出具权益转让书中却记载为，“将货主有权主张的所有权利转让与保险人”。从文字表面内容看，包含两层含义：1、原告就191086.36美元赔付金额拥有保险代位求偿权；2、鸿富晋公司将5万美元未获赔部分的债权转让给原告。但从原告索赔函和起诉状的诉讼请求记载，原告主张的索赔金额始终为191086.36美元，原告自始没有接受5万美元债权的意思表示。另结合鸿富晋公司的情况说明，双方在保险理赔过程中并未就转让5万美元债权进行商谈和讨论。因此，综合分析证据，本院认为，原告与鸿富晋公司的保险赔付和权益让与的意思表示自始一致，并未产生任何误解，即仅就实际赔付的191086.36美元让与债权，5万美元债权并未发生让与。权益转让书中关于转让债权的表述不准确，并未造成合同双方的误解，保险合同的履行应遵从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
2、债权人未通知债务人，即便存在债权让与，对债务人也未发生效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法律效力”。就本案而言，如果存在5万美元债权的让与，作为债权人的鸿富晋公司应通知债务人嘉里大通山西分公司和嘉里大通公司，但鸿富晋公司自始认为其拥有债权，因此，并不存在债权让与通知。相反地，2011年10月，鸿富晋公司向嘉里大通山西分公司发出赔偿通知，要求从嘉里大通山西分公司业务款项中扣除人民币5589.2元（运费）和50000美元（保险公司免赔额）的损失，作为赔偿。并实际扣除了该款项。
因此，综合分析，本院认为，鸿富晋公司与原告并不存在5万美元的债权让与。上述款项已实际扣除，被告嘉里大通山西分公司、嘉里大通公司关于在向原告赔偿时，相关款项应予扣减的抗辩主张能够成立。嘉里大通山西分公司、嘉里大通公司赔偿数额应为货损金额67669.49美元扣减已赔额50000美元和人民币5589.2元。按照保险理赔日2011年7月28日1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6.4438计算，折合人民币108269.46元。同时，嘉里大通山西公司、嘉里大通公司应向原告支付该款项利息，起算日为2011年7月2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嘉里大通物流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被告嘉里大通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美亚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货损人民币108269.46元；
二、被告嘉里大通物流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被告嘉里大通物流有限公司给付原告美亚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述款额的利息（自2011年7月29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期限内的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三、驳回原告美亚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人民币16250元，由原告美亚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担人民币14867元，被告嘉里大通物流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被告嘉里大通物流有限公司承担人民币1383元。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各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一式七份，上诉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并于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金额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缴纳上诉费（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天津天诚支行02×××69，户名：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机关财务科）。逾期，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石福新
代理审判员 马士骏
人民陪审员 牟海涛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韩晓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