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p t ” >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晋06民终4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军，男，1966年8月1日出生，汉族，大同市人，无业，现住朔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君，男，1973年6月12日出生，汉族，朔州市人，无业，现住朔州市。
上诉人周军因与被上诉人王君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人民法院（2018）晋0603民初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周军、被上诉人王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军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朔州市平鲁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晋0603民初3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推翻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责任没有任何依据。交警部门已经认定被上诉人负主要责任，上诉人负次要责任。本案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对双方具有法律效力，人民法院不能轻易改变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认定及责任划分，且原审法院改变事故认定没有任何依据。原审判决未对上诉人的各项损失予以审查和认定，存在认定事实不清。2、一审法院将事故发生的责任认定与民事赔偿责任混同，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依据人损司法解释第9条认定上诉人作为雇主应承担全部责任，属明显适用法律错误。双方应该是承揽关系。
王君辩称，我是在四完小出租车的。周军去四完小租车，租车后，我和周军一起去事故现场，周军拿来牵引杠将我的车和事故车连接起来前往修理厂，周军驾驶自己的车辆跟在车的后面，在拖车过程中，周军喊说是走错了，我听到后，就停下来了，周军下车后就指挥我的车向后倒车，倒了一段路，周军又指挥我往前开，开的过程中，周军又喊牵引杠断了，我就停车了，我回头看见事故车在溜车，周军害怕事故车撞到他开的车，就用手推着事故车，结果事故车往后退就把他夹在了事故车与他开的车之间，导致周军受伤。我看到后，赶快把我开的车停好，下车后，把事故车推开，救出周军，将他送到了医院，并报警。
周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王君赔偿周军医疗费6960.09元、住院伙食补助费7600元、护理费7559.81元，共计22119.9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1月22日14时10分许，周军驾驶×××号丰田牌小型普通客车途经平鲁区四环路加油站附近时，发现×××号跃进牌轻型普通货车发生了事故，于是周军主动与跃进牌轻型普通货车驾驶人王乔飞攀谈，让去自己经营的汽车修理厂修理受损车辆。得到王乔飞的认可后，周军前往出雇车辆停车场，以300元价格雇佣王君驾驶未进行上路登记的龙工牌装载机为其牵引×××号跃进牌轻型普通货车，同时，周军还从修理厂取来了牵引工具即牵引杠。王君驾驶装载机拖拽×××号跃进牌轻型普通货车前往周军经营的修理厂过程中，周军没有在前面领路，以致王君驾驶的装载机超过了周军的修理厂，于是周军将自己驾驶的×××号车丰田牌小型普通客车停在路边，下车去指挥王君倒车。倒车时，周军发现牵引杠发生弯曲变形，但没有采取防范措施，而是离开牵引车和被牵引车，回到了自己驾驶的车辆旁。就在这个时间段，链接牵引车和被牵引车的牵引杠断裂，被牵引车×××号跃进牌轻型普通货车失控，溜向周军驾驶的×××号丰田牌小型普通客车，致使在自己车旁的周军被两车挤压受伤。事故发生当日，周军入住朔州市平鲁区人民医院接受治疗，至2016年2月6日出院止，共住院76天，支出医疗费6960.09元。2015年12月10日，朔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平鲁大队作出平公交认字（2015）第110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王君负事故主要责任、周军负事故次要责任。2017年8月8日，朔州市平鲁区人民医院为周军出具了诊断建议书。2018年1月3日，周军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王君赔偿住院期间的医疗费、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误工费。一审法院认为，王君驾驶未经登记的龙工牌装载机上路从事受雇业务，确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需要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应当取得临时通行牌照。”之规定，倒车的过程中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五条“机动车、非机动车实行右侧通行。”之规定，但王君的上述违法行为并不一定会导致“牵引杠”断裂、周军受伤的后果，因此，王君驾驶未登记龙工牌装载机拖拽×××号跃进牌轻型普通货车的行为与周军受伤的结果，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王君驾驶未登记龙工牌装载机拖拽×××号跃进牌轻型普通货车，其装载机宽度是否小于×××号跃进牌轻型普通货车的宽度，交警部门未予查明，所以王君是不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牵引故障机动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二）被牵引的机动车宽度不得大于牵引机动车的宽度。”之规定，不能确定。导致被牵引车失控的直接原因是“牵引杠”断裂，而“牵引杠”是周军自己提供的牵引工具，“牵引杠”是否存在质量问题虽无法判别，但“牵引杠”断裂与王君驾驶牵引车因超过修理厂需调头回返而多次倒车的客观情况具有一定的关联，出现这种客观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周军未尽到告知修理厂位置、指引牵引车行驶的义务。尤其是周军在现场指挥中发现“牵引杠”弯曲变形的不安全因素后，不仅没有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反而离开牵引车和被牵引车，回到了自己停放车辆的旁边，在被牵引车失控溜向其停车方向时，没有及时避让，以致发生被两车挤伤的后果，对此后果，周军应当承担主要责任。王君在驾驶室内驾驶车辆，对“牵引杠”断裂很难预见，也没有得到周军的提醒，无法排除不安全因素，也无法控制被牵引车的溜向，因此，就周军受伤的结果而言，王君不具有主观上的故意和客观上的重大过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周军与王君形成的雇佣关系，是个人之间的劳务关系，王君是雇员，是提供劳务方，周军是雇主和接受劳务方，王君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非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作为雇主和接受劳务方的周军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集雇主和受损害方于一身的周军，请求王君承担连带赔偿的前提是王君从事雇佣活动中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行为，现周军不能提供证明王君从事雇佣活动中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的证据，就应当承担于己不利的后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周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92元，由周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予以确认。二审庭审时，周军又陈述，双方之间是租赁关系。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据此根据上诉请求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交警队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人民法院是否一定要作为定案依据。双方是租赁关系、承揽关系还是雇佣关系，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应否赔偿周军诉求的各项损失。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一审法院对交警队做出的该事故认定书，结合事故成因进行了综合分析，理由充分，认为交警部门作出此认定书仅是依据周军、王君及王乔飞的询问笔录、事故车辆手续和照片，而没有考虑双方当事人陈述的因牵引杠（硬拖）断裂致×××号货车失控情节和牵引杠来源、断裂原因等因素，也忽略了周军作为承揽修理×××号货车的经营者、雇佣王君驾驶装载机牵引×××号货车的雇主，未尽到告知修理地址、提供合格工具、安全指挥牵引活动、及时发现并排除不安全因素之义务，更没有详加说明“牵引车”和“故障车”的宽度，因此，一审法院认为该认定书认定的事故责任不客观、不全面，也不充分准确，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并无不当。至于双方是租赁关系、承揽关系还是雇佣关系之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做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显然本案不属于租赁关系和承揽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规定：“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只是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用活动”。根据本案事实，本院认为本案应认定双方为雇佣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周军与王君形成的雇佣关系，是个人之间的劳务关系，王君是雇员，是提供劳务方，周军是雇主和接受劳务方，王君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非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作为雇主和接受劳务方的周军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现周军不能提供证明王君从事雇佣活动中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的证据，就应当承担于己不利的后果。因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作出的判决，适用法律正确。
综上所述,周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53元，由周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刘晔
审判员ＸＸ
审判员丰德胜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苗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