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吉民申207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解玉先，男，1971年3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吉林省桦甸市二道甸子镇。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解植龙，男，1987年7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吉林省桦甸市二道甸子镇。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董水海，男，1981年6月1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吉林省桦甸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广君，吉林省红石林业局律师事务所公司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董茂祥，男，1965年4月1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吉林省桦甸市二道甸子镇。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吉林省红石林业局。住所：吉林省桦甸市红石镇。
法定代表人：刘波，该局局长。
再审申请人解玉先、解植龙因与被申请人董水海、董茂祥、吉林省红石林业局林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长春林区中级法院（2016）吉76民终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解玉先、解植龙申请再审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存在以下错误:1.一审判决严重违反证据审查认定程序；2.一审判决轻描淡写谈违约；3.一审判决割裂理解违约责任和违约责任承担方式；4.一审判决对解玉先、解植龙与董水海合同中“无故干涉”行为不予认定是错误的；5.一审判决创设违约金数额无事实和法律依据；6.违约责任是严格责任，所以董水海应承担违约责任。（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一审判决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2.一审法院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错误。（三）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解玉先、解植龙在2010年10月28日向红石林业局帽山林场交纳了145、116、167、168共四个林班沟系承包费，有帽山林场工作人员刘艳荣开具的收条及刘艳荣在2015年3月16日出具的证明，说明红石林业局帽山林场在2010年就已经知道董水海与董茂祥签订的协议及董水海与解玉先、解植龙签订的合同。二审判决认为该转让合同在签订时因欠缺发包人红石林业局的同意，故对红石林业局不具有法律效力，此种说法是错误的；2.本院认为中第二项中的说法是错误的。(1)在董水海与董茂祥的分割协议中，明确约定“在2010年12月1日前把陈财承包红石林业局帽山林场小青沟颁发的合同分开各自拥有”，而不是拖至2013年才分，并且也没有分开。(2)红石林业局在2010年就同意了董水海的转包行为，有林场收条为证。(3)在2010年董水海将其拥有的林班转让给解玉先、解植龙后，解玉先、解植龙当年向林场交纳沟系承包费的林场开出的收据名字是写的董茂祥名，由此可见，董茂祥对董水海转让林班及林蛙沟一事是知晓的；3.本院认为中第三项中的说法是错误的。(1)在解玉先、解植龙与董水海的合同中明确约定了董水海交付其与红石林业局签订合同原本的时间及董水海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涉解玉先、解植龙的转包行为，但董水海至今没有将合同原本交给解玉先、解植龙，己经严重干涉了解玉先、解植龙转让及续包。(2)违约金是双方认可的，一方违约理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四）二审法院严重违反证据审查认定程序。1.二审查明“2009年6月10日，董茂祥与红石林业局就上述6个林班签订就《林蛙养殖承包经营合同》”，完全采信了董茂祥提供的证据。而对解玉先、解植龙在一审、二审提供的7份证据不闻不问；2.既然二审法院查清了董水海与董茂祥的林班分开，董水海理应将自己就116、145、167、168林班与红石林业局在2013年己经签订的《林蛙养殖承包经营合同》交给解玉先、解植龙保管及到林业局办理更名手续，却错误认定董水海与红石林业局于2013年就116、145、167、168林班签订的《林蛙养殖承包经营合同》合法有效，董水海应承担违约责任，支付解玉先、解植龙违约金。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00条第一、二、六、十二项规定，请求再审本案，并依法改判支持解玉先、解植龙的请求。
董水海提交意见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关于违约金，没有发生双方协议中第9条和第10条所约定违约金成就的条件，董水海不应当承担解玉先、解植龙所主张的16.5万元违约金的请求。请求驳回解玉先、解植龙的再审申请。
董茂祥的意见与董水海相同。
本院认为，（一）关于一审判决是否存在认定事实错误问题。1.解玉先、解植龙主张一审判决违反证据审查认定程序，轻描淡写谈违约，割裂理解违约责任和违约责任承担方式等，但这几项主张均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13种情形，所以本院对此不予审查；2.关于是否应当认定董水海构成双方签订的合同中的“无故干涉”行为问题。所谓“无故干涉”是指行为人没有缘由地过问别人的事或者制止别人的行为。该行为具有主动性，是一种积极的作为。而本案解玉先、解植龙主张的董水海未按照双方合同约定交付其与红石林业局签订的合同原本的行为是一种消极不履行合义务的行为，而不是具有过问、制止等主动作为性质的行为，所以一审法院对董水海没有履行交付合同原本的行为没有认定为合同中的“无故干涉”并无不当；3.关于一审判决是否存在创设违约金数额问题。根据双方于2010年4月6日签订的《林蛙沟承包合同》第四条的约定，董水海有义务在2010年12月1日前将其与红石林业局签订的承包合同原本交给解玉先、解植龙，但董水海没有履行该义务，在客观上违反了合同约定。但由于双方并没有将此违约行为约定在第九条的约定责任之中，所以原审法院考虑到该行为会给解玉先、解植龙造成一定的可得利益损失，于是参照《林蛙沟承包合同》中关于同时履行抗辩权所对应的3万元转让款，判令董水海赔偿解玉先、解植龙预期损失并不当；4.关于董水海应否承担违约责任问题。双方签订的《林蛙沟承包合同》第九条约定：“违约责任：如在承包期内甲方(董水海)无故干涉乙方(解玉先、解植龙)经营活动，或下期合同到期后，甲方不配合乙方办理更名手续，给乙方造成的经济损失，包括乙方承包期内所投入的资金、人力、物力等投入均由甲方负责赔偿乙方。”由该约定可知，董水海如果无故干涉解玉先、解植龙的经营活动或者在合同到期后不配合办理更名手续，则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但如前所述，董水海未将合同原本交付给解玉先、解植龙并不属于“无故干涉”行为，解玉先、解植龙也没有提交其他证据证明董水海有其他“无故干涉”行为，且在其起诉本案时还不存在“下期合同到期”问题，所以董水海承担违约责任的两个约定条件均不成就，原审没有依据《林蛙沟承包合同》第十条关于“具体赔偿方法，随行就市，可按现行承包费一半赔付给乙方”的约定判令董水海支付16.5万元违约金，并无错误。(二)关于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存在错误问题。由于本案二审判决在法律适用上与一审判决所适用的法律存在不同，所以本案应当以二审判决所适用的法律规定为准，本院对解玉先、解植龙关于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主张不予审查。(三)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并无错误。1.虽然解玉先、解植龙在2010年10月28日向红石林业局帽山林场交纳了145、116、167、168共四个林班沟系承包费，并有帽山林场工作人员开具的收条及出具的证明，但其交款的时间是在解玉先、解植龙与董水海签订合同的时间之后，该收条和证明无法证明红石林业局在双方2010年4月6日签订合同当时对双方的转让行为是知晓的。所以二审判决认定该转让合同在签订时没有取得红石林业局的同意是正确的；2.虽然董水海与董茂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在2010年12月1日前把陈财承包红石林业局帽山林场小青沟颁发的合同分开各自拥有”，但并不代表董茂祥和董水海在2013年将承包面积通过与红石林业局签订合同的方式把各自经营的承包面积分开就不发生法律效力。红石林业局具体工作人员给解玉先、解植龙出具的收条和证明材料只能证明红石林业局收到了解玉先、解植龙交付的四个林班的承包费用，并不能因此推断红石林业局同意了董水海的转包行为。特别是所开具的票据仍然是董茂祥的名字，更说明红石林业局仍然认为林地承包人是董茂祥而非解玉先和解植龙，否则票据记载的交款人应当是解玉先、解植龙。而且董水海与红石林业局于2013年签订的合同是为了使董水海能够因此合法取得承包经营权，进而顺利履行其此前与解玉先、解植龙签订的《林蛙沟承包合同》，所以二审判决“本院认为”部分第二项关于董水海与红石林业局于2013年就116、145、167、168林班签订的《林蛙养殖承包经营合同》合法有效的认定并无不当；3.解玉先、解植龙关于二审判决“本院认为”部分第三项关于董水海应当赔偿解玉先、解植龙预期经济损失3万元错误的主张，与其前述对一审判决的主张相同，本院相关意见已经在前面阐述清楚，在此不再赘述。（四）解玉先、解植龙关于二审法院严重违反证据审查认定程序的主张，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13种情形，本院不予审查。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解玉先、解植龙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白金城
代理审判员 赵希洋
代理审判员 米 于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黄 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