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三中民终字第1344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文莲，女，1962年11月1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杨伦，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朝阳同达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安外立水桥清河营工业小区。
法定代表人付德海，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罗立顺，男，1974年6月15日出生，北京市朝阳同达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周学腾，北京市证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罗立顺，男，1974年6月15日出生。
上诉人胡文莲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市朝阳同达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达公司）、原审第三人罗立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3）朝民初字第411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于2014年10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杨路担任审判长，法官巴晶焱、法官于洪群参加的合议庭，于2014年10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胡文莲的委托代理人杨伦，被上诉人同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罗立顺、周学腾，原审第三人罗立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胡文莲在一审中起诉称：胡文莲系同达公司的股东，出资10万元，2012年8月，胡文莲到工商部门查询公司登记档案时，发现同达公司冒用其名义与案外人罗立顺签订《转股协议》及《股东会决议》，在工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将胡文莲持有的同达公司股份全部转移至罗立顺的名下。随后，胡文莲提起诉讼，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朝阳法院）作出（2012）朝民初字第33790号民事判决书，确认《转股协议》无效。故胡文莲诉至一审法院，要求：1.确认胡文莲为同达公司股东；2.罗立顺所持有的同达公司10万元出资归胡文莲所有。
同达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不同意胡文莲的诉讼请求，胡文莲并非同达公司股东，从未出资10万元，胡文莲亦从未提交其出资10万元的证据，罗立顺也未出资10万元，同达公司1993年、1996年及1998年三次的工商部门备案的登记均是虚假材料。胡文莲曾在1992年至1994年期间向同达公司出资2万元，经过1997年公司章程对该事实予以确认，1998年胡文莲从同达公司退股，同达公司给付胡文莲股金和股息2.5万元，自此胡文莲不是同达公司股东，请求法院驳回胡文莲的诉讼请求。
罗立顺在一审中陈述称：同意同达公司意见。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根据同达公司工商档案材料记载：1992年，北京市朝阳区同达装饰材料厂（以下简称同达材料厂）经工商部门核准设立，负责人为刘×1，注册资金6.4万元，企业性质为合伙，合伙人及出资情况为：刘×1出资2.7万元、刘×2出资1.7万元、燕×出资0.5万元、崔×出资1.5万元。1993年，同达材料厂更名为同达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55万元，股东及出资情况为：刘×1出资15万元、燕×出资10万元、王×1出资10万元、胡文莲出资10万元、崔×出资10万元。1997年，同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付德海，股东除刘×1变更为付德海之外，其他股东及出资金额不变。1998年9月16日，出让方“胡文莲”与受让方罗立顺签订转股协议，“胡文莲”将其出资10万元全部转给罗立顺。1998年9月17日，同达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1.同意公司股东转让股份；2.燕×将自己在公司所持股份（10万元）全部转让给新股东付德海；3.王×1将自己在公司所持股份（10万元）全部转让给新股东王×2；4.胡文莲将自己在公司所持股份（10万元）全部转让给新股东罗立顺；5.崔×将自己在公司所持股份（10万元）全部转让给新股东付×。2008年10月9日，同达公司因未在规定的期限内进行年检，被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2012年11月19日，朝阳法院作出（2012）朝民初字第33790号民事判决书，认为胡文莲和罗立顺均确认1998年9月16日转股协议上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判决确认1998年9月16日转让方为胡文莲、受让方为罗立顺的转股协议无效。2013年5月30日，朝阳法院作出（2013）朝民初字第19006号民事判决书，认为胡文莲和同达公司均确认1998年9月17日的股东会决议上胡文莲的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判决确认同达公司工商登记材料中1998年9月17日的股东会决议中“胡文莲将自己在公司所持股份（10）万元全部转让给新股东罗立顺”的条款无效。
一审庭审中，同达公司表示胡文莲向同达公司交纳了2万元投资款，而非10万元，并提交了同达公司留存的往来发票及转账凭证。胡文莲对上述票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为证明同达公司实际股东及出资情况，同达公司提交了1997年11月8日同达公司章程，根据该章程显示，同达公司注册资本55万元，实收资本90万元，股东及出资分别为：刘×112万元、燕×3万元、孙×20万元、付德海25万元、张×5万元、王×23万元、罗立顺3万元、陈×4万元、赵×3万元、池×10万元、胡文莲2万元。胡文莲对该章程不予认可，认为该章程是没有在工商部门备案，当时付德海将该章程最后一页拿过来找其签字的，前面的内容没有看过，该章程应当是无效的。为证明胡文莲已经退股、胡文莲已经收到股金及红利，同达公司提交了1998年3月27日胡文莲出具的收条，写明“今收到同达公司返还股金人民币共计贰万伍仟叁佰元整。”胡文莲对该收条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该笔款项不是退股款，而是胡文莲给同达公司的集资款。同达公司不认可集资款一说，称该公司从为收取过任何集资款。
一审庭审中，同达公司出具1999年4月29日的决议，内容为：“由北京安顺达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顺达公司）董事长付德海先生提议：面对现实的经济环境和企业的经营状况，建议由个人全部买断公司中乙方的全部资产。不论盈亏，买断人以乙方股份实际投资额为基数，接受乙方每个人的转让条件是买断后在二年内偿还本息，利息以年息百分之三点六计算（月息千分之三计算）。此决议通过后，请在下面签字为证。此后及时通知公司的甲方和丙方。”买断人处有付德海的签字，转让人处有陈×、赵×、李×2、罗立顺、王×2、张×、周×、胡文莲、王×2等人的签字。该决议加盖了安顺达公司和通达公司的公章。同达公司表示该决议证明付德海个人全部买断同达公司持有的安顺达公司的全部股权，胡文莲已经不具备同达公司股东资格。胡文莲对该决议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并未实际履行，该决议中的“公司”是指安顺达公司，安顺达公司有三个股东，分别是同达公司、北京市安顺达经贸公司（以下简称安顺达经贸公司）及沈×，决议中的“乙方”是指同达公司，“甲方”是指安顺达经贸公司、“丙方”是指沈×。同达公司表示该决议已经实际履行了，且1998年就已经将股金退还给胡文莲，但由于当时没有签署决议，所以在1999年补签的决议，同达公司认可该决议中的“公司”是指安顺达公司，安顺达公司有三个股东，分别是同达公司、安顺达经贸公司及沈×，“乙方”是指同达公司。
一审庭审中，刘×2出庭作证，称其1992年至1994年期间在同达公司工作，当时交纳了入股款17000元，同达公司其他的股东还有崔×、燕×和刘×1，四个人共投资6万余元，1994年4、5月份，刘×2将其股权转让给刘×1，并退出同达公司。张×在一审中出庭作证，称其在1995年向同达公司投资10万元，1997年，同达公司召开过一次股东会，付德海、孙×、燕×、胡文莲等人参加了，会议内容就是明确每个人的出资，并当场在公司章程上签字确认。1998年3月2日，同达公司退还其股本金及红利共计10万余元。孙×在一审中出庭作证，称其在1995年期间向同达公司投资20万元，但没有参与公司经营，也没有要求成为公司股东，1998年同达公司退还了30余万元。刘×1在一审中出庭作证，称其向同达公司先后投资12万元，1997年，同达公司召开股东会，签字的股东除了孙×之外，其他的都到场了，会议就是确认每个人的出资，会后大家一起签字，孙×的签字是其妹妹代签的。胡文莲对上述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认为陈述不属实。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股东资格是投资人取得和行使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的基础。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原始取得是依据公司设立的一系列程序而确定的：首先，签署公司章程并在公司章程上记载股东投资的比例；其次，向设立中的公司认缴资本并按约定实际出资；再次，应在工商登记中记载认缴的出资额；最后，在公司设立后取得公司的出资证明书并将股东姓名或名称登记在公司股东名册上。本案中，首先，虽然同达公司在工商部门备案的公司章程中记载胡文莲出资额为10万元，但并无其向同达公司出资10万元的任何其他证据；其次，同达公司提供的1997年公司章程虽未经工商登记备案，但该章程上有包括胡文莲在内的股东签字确认，该章程上记载胡文莲以现金方式出资2万元，胡文莲亦认可该份章程上签字的真实性。此外，同达公司提供的胡文莲签字确认的、落款日期为1998年3月27日的收条，该收条上写明“今收到同达公司退还股金人民币贰万伍仟三佰元整”，同达公司主张该收条系当时退还胡文莲股金的凭证，一审庭审中，股东张×、孙×出庭佐证亦证明当时二人也给同达公司出具了类似的收条，且同达公司确实退还了股金。胡文莲主张该25300元是借给同达公司的集资款，而非股金，同达公司对胡文莲的主张不予认可，称从未收取任何集资款，胡文莲对其主张亦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故胡文莲主张该笔款项系集资款而非股金的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胡文莲的诉讼请求。
胡文莲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一审判决对案件事实审查不清，对相关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法院对胡文莲成为同达公司股东的事实未进行审查，根据同达公司的工商档案，同达公司于1993年从私营合伙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胡文莲即通过合法程序和合法手续成为同达公司的股东，而在此后同达公司重新登记时，也确认了胡文莲的股东资格和身份。2.一审法院对胡文莲实际出资金额及持有同达公司股份的事实未进行审查。根据同达公司1993年的公司章程，胡文莲是同达公司的股东，出资额为10万元；同达公司重新登记时，也确认了胡文莲为公司股东；再根据1993年6月28日的验资报告、1996年10月14日的验资报告，均证明胡文莲向公司实际出资的金额为10万元。二、一审判决对同达公司提交的公司章程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未进行审查，该章程既未经工商登记备案，也与其他证据材料和证人证言相矛盾，故该章程不具备法律效力，不能证明公司股东构成及股东的实际出资情况，一审法院以此章程为依据来认定案件事实是错误的。1.该章程是由付德海单方起草后分别找人签字，当时说用于应付公司年检使用，就此未召开股东会，不是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2.该章程未经工商备案，不具备变更股东及股东出资的法定效力。3.该章程上记载的股东人数与实际不符，而且与其他材料相矛盾，也证明此章程是虚假的。4.章程的内容不能真实的反映股东的实际出资额。张×作证称对同达公司投资额是10万元，但该章程记载的却是5万元。5.根据孙×、张×的证言，他们曾经与付德海合作、投资用于在北湖渠村建厂房，他们不要求成为公司股东，其并非公司真正的股东。三、一审判决对1999年4月29日的决议认定不当。1.从内容上看，该决议是对同达公司所持有的安顺达公司的股份和投资进行处理，而不是对同达公司中各股东的股份及出资进行处理。2.该决议没有实际履行，付德海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履行了决议约定的收购事项。3.同达公司所持有的安顺达公司的股份及投资，在2002年12月安顺达公司由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转为内资企业时，才分别转移到付德海、付×、罗立顺、胡文莲等人名下。如果决议已经履行了，则不可能再出现2002年的股份分配了。四、同达公司提交的资金往来发票、转账凭证系虚假证据。1.胡文莲从来没有收到过公司出具的任何发票或者其他出资证明，同达公司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上述票据已交给胡文莲。2.如果同达公司陈述的是真实情况，其应向法院提供其向其他所有投资人或股东开具的发票、凭证，用以证明其收到出资款时均出具收款证明，否则同达公司就是虚假陈述。五、胡文莲于1998年3月27日出具的收条退还的是“集资款”，而不是同达公司的“注册资本金”。1.从同达公司提供的转账凭证记载内容可以看出，该公司有集资这一事实存在。2.从款项领取时间来看，返还集资款的时间是1998年，而在1999年4月的决议中，仍将胡文莲列为公司的股东。3.孙×、张×等不是同达公司真正的股东，在1998年退还投资款项后，则在1999年4月的决议中不再列为同达公司的股东了。4.在2002年安顺达公司改制时，胡文莲作为同达公司的股东，直接取得了同达公司所持有的安顺达公司的股份，这也证明了胡文莲一直就是同达公司的股东。5.如果退还的是股本金，那么对所有股本金的红利分配比例应当是一个标准，而实际上孙×、张×、胡文莲的比例各不相同。六、一审判决认定胡文莲不是公司股东的理由不能成立。1.根据工商档案材料、公司章程、两次验资报告及股东会决议等，均证明胡文莲的出资额为10万元，且已实际出资。2.胡文莲没有出资证明书及其他相关出资证明一事，不能用以反证、反推胡文莲没有实际出资或实际出资金额不能确定。3.1997年的章程与其前后的章程、股东会决议、1994年4月的决议以及2002年对安顺达公司中同达公司的股份处理等具有巨大差异，并且在股东、出资份额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均证明1997年的公司章程不是真实的公司章程，不能作为认定公司真实股东的依据。4.1998年3月27日的收条不是对胡文莲所持有的同达公司股份和出资额的退还，而是对出资额之外的集资款的退还，一审法院认定是对注册资本金的退还，与胡文莲作为公司股东在此后的一系列行为和享有的权利相矛盾。综上，胡文莲认为其是同达公司股东，出资额为10万元，故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确认胡文莲是同达公司股东；3.确认罗立顺持有的同达公司10万元出资份额归胡文莲所有；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同达公司负担。
胡文莲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在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网打印的安顺达公司股东信息，用以证明：2012年6月27日，安顺达公司的股东从付强、燕×、罗立顺、胡文莲、张×变更为付强一人；胡文莲从安顺达公司2002年改制开始一直是安顺达公司的股东；1999年4月的决议是对同达公司的处理意见，该决议与同达公司的股权变动没有关系。
同达公司服从一审法院判决，其针对胡文莲的上诉理由答辩称：一、胡文莲从未向同达公司出资10万元，且胡文莲对此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胡文莲仅向公司出资2万元，对此公司财务凭证和公司真实章程中均有记载，且胡文莲本人签字的收条确认退还股金25300元。二、虚假的工商登记和验资，不能作为胡文莲出资的有效证据。1.以前的庭审中，双方均认可1993年、1996年工商备案信息虚假，备案的章程中的股东签字均非本人所签，其中的挂名股东均未实际出资。对此事实，公司曾经的股东已出庭作证，均证明胡文莲未向公司出资10万元。2.1993年的虚假验资是根据1993年的虚假章程而来的，无验资存款凭证、资金来源。3.1996年的虚假验资是延续1993年的错误，1996年根本未缴纳注册资本55万元。三、1997年经全体股东签字确认的章程虽未经登记备案，但该章程系全体股东协商一致，是全体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效力应高于工商备案的虚假信息。四、胡文莲及其代理律师在明知未向公司出资10万元的情况下，利用工商备案信息的虚假错误，通过民事诉讼向公司敲诈款项，已经涉嫌诈骗。综上，同达公司不同意胡文莲的上诉请求，请求维持原判。
罗立顺服从一审法院判决，其针对胡文莲的上诉理由的陈述称：不同意胡文莲的上诉请求，具体陈述意见同同达公司的答辩意见一致。
经本院庭审质证，同达公司和罗立顺对胡文莲提交的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不属于二审程序中新的证据，且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胡文莲提交的上述证据不属于二审程序中新的证据，且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同达公司工商档案材料、（2012）朝民初字第33790号民事判决书、（2013）朝民初字第19006号民事判决书、1997年同达公司章程、退股金收条、1999年4月29日决议、证人证言以及当事人一、二审陈述意见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同达公司系依法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判断胡文莲是否为同达公司的股东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相关规定、同达公司章程等综合予以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故胡文莲是否履行出资义务是认定其股东资格的重要因素。首先，虽然同达公司在1993年和1996年的公司章程中均记载胡文莲的出资额为10万元，但是胡文莲并无向同达公司实际履行10万元出资义务的任何其他证据。且胡文莲在一审中称“于1993年6月26日之前将出资款以现金的形式交给了公司财务，但不清楚财务具体是谁，且财务没有出具任何凭证”，与常理不符。其次，同达公司提供的1997年公司章程，虽未经工商登记备案，但该章程上有包括胡文莲在内的股东签字确认，该章程上记载胡文莲以现金方式出资2万元，胡文莲亦认可该份章程上其本人签名的真实性。综合上述情况，胡文莲主张其以现金实际出资10万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另，同达公司提供了胡文莲签字确认的、落款日期为1998年3月27日的收条，该收条上写明“今收到同达公司退还股金人民币共计贰万伍仟三佰元整”，同达公司主张该收条系当时退还胡文莲股金的凭证。同达公司原股东张×、孙×出庭作证亦证明当时二人也给同达公司出具了类似的收条，且同达公司确实退还了股金。胡文莲主张该25300元是借给同达公司的集资款而非股金，同达公司对胡文莲的上述主张不予认可，胡文莲对此亦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胡文莲的该项主张亦不予采信。
综上，胡文莲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胡文莲负担（其已交纳35元，余款3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胡文莲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 路
代理审判员 巴晶焱
代理审判员 于洪群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王天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