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17民终149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阳江中心支公司。住所地：阳江市江城区安宁路富华小区**号*****楼。负责人：林国强，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钟亮，男，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同丰余，男，该公司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传通，男，1927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阳春市潭水镇。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伙金，男，1965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阳春市潭水镇。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水木，男，1968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阳春市潭水镇。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四妹，女，1971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阳春市圭岗镇。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秀丽，女，1976年2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阳春市春城。上述五位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经邦，男，住阳春市春城。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阳春市泰达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阳春市春城街道河西站前三路**号。法定代表人：罗文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柱华，男，该公司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赖以成，男，1963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阳春市春城。上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阳江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传通、刘伙金、刘水木、刘四妹、刘秀丽、阳春市泰达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达公司）、赖以成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阳春市人民法院（2015）阳春法民二初字第4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主文第二条中的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在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及车上人员（乘客）责任险限额内赔偿368279.07元给刘传通、刘金伙、刘水木、刘四妹、刘秀丽的判决，依法合理改判；2、本案上诉费由刘传通、刘伙金、刘水木、刘四妹、刘秀丽、泰达公司、赖以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死者邓玉兰在本次事故中自身疾病的参与度的做法是有误的。根据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对死者邓玉兰的死亡原因及本次事故造成邓玉兰死亡的参与度鉴定报告可知，邓玉兰存在严重的自身疾病，事故诱发的伤情不会使邓玉兰致死。鉴定结果为损失与自身疾病的参与度分别为50%，这也证明了法院应该需要就赔偿金额作出相应的比例划分，主张按50%的赔偿金额给予计算。（二）一审法院对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特别约定“每次事故最高赔偿限额为40万元，每人每次事故最高赔偿限额为40万元”的解释明显不合理。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在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已特别约定“每次事故最高赔偿限额为40万元，每人每次事故最高赔偿限额为40万元”，一审法院只认可后者“每人每次事故最高赔偿限额为40万元”，但忽略了前者“每次事故最高赔偿限额为40万元”同样有同等约束效力，本案中有多名伤者，其中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已履行黄才勇、刘秀丽两个判决共计168100.73元的赔偿，本案事故剩余责任限额为231849.27元。故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在剩余责任限额内进行赔偿。（三）一审法院未对本案中事故责任进行赔偿责任分配，未明确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是否享有对第三者曾东骏的追偿权。本次事故经阳江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郊区大队认定，赖以成与另一肇事司机曾东骏各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但判决中从未就另一肇事司机曾东骏是否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进行说明，也没有就事故赔偿金额进行责任分配。若由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承担全部赔偿金额，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应拥有对本次事故中应由曾东骏承担的赔偿金额的追偿权。（四）一审法院一方面认为自身疾病与本案赔偿没有关系，另一方面又认定鉴定费、尸体冷藏费是必要发生的费用，存在矛盾。如果二审法院也认定自身疾病与本案没有关系，那么鉴定费、尸体冷藏费不是必要发生的费用，相关费用应由其自己承担。刘传通、刘伙金、刘水木、刘四妹、刘秀丽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应驳回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一）根据合同法第302条第一款规定，承运人应承担过错责任，在运输过程中自身健康原因造成或死亡是因为重大过失造成的，承运人承担无过错责任，在本案事故中，经交警部门认定，邓玉兰不承担责任，不存在过错。（二）受害人体质对损害结果的影响，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法定情形，主张受害人特殊体质应当减轻侵权人承担的损害责任只是对侵权责任法过错责任原则的错误理解。最高院指导案例24号的要点第三点说明了这个问题。（三）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条款是格式条款，约定每次事故最高赔偿限额为40万元，又约定每人每次事故最高赔偿限额为40万元（死亡伤残限额为40万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40万元），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依法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主张每次事故最高赔偿限额为40万元，不予认可。（四）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履行了赔偿后，是否向曾东骏主张追偿，是另一法律关系，不是本案处理范围。鉴定费是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在一审申请鉴定产生的，尸体冷藏费也是因为要作鉴定而进行冷藏发生。泰达公司辩称，对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第一和第三点上诉意见的答辩与刘传通、刘伙金、刘水木、刘四妹、刘秀丽的意见一致。对于第二点，很明确指出本保单按座位投保，累计赔偿金额200万元，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没有把这点写上去，属故意隐瞒事实，按座位投保的话，每次事故的最高赔偿是按每个座位来算，每人每次事故最高赔偿限额为40万元。赖以成二审未进行答辩。刘传通、刘伙金、刘水木、刘四妹、刘秀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泰达公司赔偿刘传通、刘伙金、刘水木、刘四妹、刘秀丽经济损失共390445.86元；2、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在车上人员（乘客）责任险赔偿限额内及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赔偿限额内对泰达公司承担的赔偿责任向刘传通、刘伙金、刘水木、刘四妹、刘秀丽支付保险赔偿金；3、本案诉讼费用由泰达公司、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赖以成与泰达公司签订挂靠合同，租用泰达公司名下的粤Q***号车从事出租车经营活动，2015年8月24日，邓玉兰（于1935年11月1日出生）、刘秀丽、黄才勇、王作辉乘搭标有泰达公司标志由赖以成驾驶的粤Q***号出租小轿车，从阳春市春城出发，到达目的地为阳江市闸坡镇，于当天8时24分行驶至阳江市S277线36KM+900M，遇相对方向曾东骏驾驶的型号CPC30HB-GT轮式专用机械车（叉车）左转变时两车发生碰撞，造成赖以成、邓玉兰、刘秀丽、黄才勇、王作辉受伤，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阳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郊区大队于2015年9月18日作出郊公交认字[2015]第***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当事人曾东骏未取得有效机动车驾驶证、驾驶轮式专用机械车上路行驶转变未让直行的机动车辆先行，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是造成此事故的一方面过错；赖以成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机动车辆，行驶在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未降低行驶速度安全通过，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是造成此事故发生的另一方面过错；无证据证明当事人即邓玉兰、刘秀丽、黄才勇、王作辉在事故中有过错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六条规定，曾东骏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赖以成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邓玉兰、刘秀丽、黄才勇、王作辉不承担此事故的责任”。受害人邓玉兰受伤被送至阳江市中医院住院治疗，至2015年10月23日经抢救无效宣告死亡，用去住院抢救费用121001.99元，该院的《疾病诊断证明书》载明：“1、轻型闭合性颅脑损伤：脑震荡，头皮裂伤；2、右手背皮肤撕脱伤；3、右手背软组织裂伤；4、感染性休克；5、胆道梗阻性黄疸并感染；6、胰头癌；7、胆道置管术后；8、重度贫血；9、低蛋白血症；10、腹腔积液；11、胸腔积液；12、慢性支气管炎并肺气肿；13、重度营养不良；14、消化道出血。住院治疗：2015、8、24—2015、10、23。2015年10月23日12时40分宣告死亡”。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申请对邓玉兰的死亡原因及本次交通事故造成邓玉兰死亡的参与度进行鉴定，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依法接受一审法院的委托后，于2016年7月27日作出粤通司鉴中心[2016]病鉴字第2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意见：“综合分析意见：邓玉兰是在年老体弱，自身患有冠心病、胆道梗阻性黄疸、胰头癌？慢性支气管炎并肺气肿等多种疾病的情况下，由于交通事故后致轻型闭合性颅脑损伤、右手背皮肤撕脱伤、左手背软组织裂伤、感染性休克，使其长期卧床，身体机能严重下降，合并多种并发症，是损伤与自身疾病共同作用所导致的不良后果，建议死亡参与度分别为50%。鉴定意见：1、邓玉兰系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2、邓玉兰是在年老体弱、疾病与交通事故共同作用所导致的死亡后果，损伤与自身疾病参与度分别为50%”。经质证，刘传通、刘伙金、刘水木、刘四妹、刘秀丽不认可该鉴定结论，该鉴定机构根据一审法院的要求作出答复：“一、关于直接引发邓玉兰死亡的疾病问题。鉴定文书中的文证摘要中记载‘入院诊断：轻型闭合性颅脑损伤：脑震荡，头皮裂伤；右手背皮肤撕脱伤；左手背裂伤’。这些是邓玉兰因交通事故所致。入院后，患者病情呈渐进性加重，死亡诊断为轻型闭合性颅脑损伤：脑震荡，头皮裂伤；右手背皮肤撕脱伤；左手背软组织裂伤；感染性休克；胆道梗阻性黄疸并感染；胰头癌；胆道置管术后；重度贫血；低蛋白血症；腹腔积液；胸腔积液；慢性支气管炎并肺气肿；重度营养不良；消化道出血。从2015年8月25日受伤到10月23日死亡，患者在医院经历了近2个月时间，从乙方的病程记录中明确患者伤情与病情同时存在，伤情与病情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关系。死亡后尸检证实：1、冠状动脉左前降支硬化Ⅲ级、右主干粥样硬化Ⅱ级；2、弥漫性肺泡性肺气肿；3、肝被膜严重纤维性增厚，纤维组织比例明显增加；4、脾被膜纤维性增厚，部分与隔肌纤维性粘连；5、胰腺弥漫性纤维组织增生，散在灶性圆形或不规则形结构模糊不清的细胞。病理中可见邓玉兰心脏、肺脏、脾脏、胰腺等系多器官病变，因此确认邓玉兰系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但无法确认系哪种疾病直接引发邓玉兰死亡。二、关于邓玉兰年老体弱、自身疾病与外伤的参与度问题。鉴定书中已对邓玉兰由于年老体弱、自身疾病和外伤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其中年老体弱、自身疾病占死亡后果的50%，外伤占死亡后果的50%。由于被鉴定人受伤时损伤程度并不特别严重，对一个身体健康和无自身疾病的人，不应该发生如此严重的后果。另一方面来说，被鉴定人虽然有自身疾病和年老体弱，在受到外伤后一直住院治疗，损伤后有连续的医疗过程，尽管医疗机构采取了多种治疗措施，最终仍然未能挽救患者的生命。因此损伤占50%，疾病、年老体弱占50%是客观的。其中年老体弱与疾病各占有的比例问题，从病历的诊断上分析，疾病所占比例应该更多，建议疾病占60%，年老体弱占40%为宜”。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支付了鉴定费13000元。刘传通、刘伙金、刘水木、刘四妹、刘秀丽在邓玉兰在住院治疗期间部分时间聘请护工护理，为此刘传通、刘伙金、刘水木、刘四妹、刘秀丽向该医院的护理中心支付了陪护费1260元，其中：2015年10月11日至2015年10月20日共10天的陪护费标准为100元/天，2015年10月21日至2015年10月22日共2天的陪护费标准为130元/天。刘传通、刘伙金、刘水木、刘四妹、刘秀丽称邓玉兰在医院抢救期间作为亲属轮流探望及鉴定机构对邓玉兰死亡原因作鉴定解剖邓玉兰尸体时到场，共产生交通费2024元，提供了交通费发票，但大部分发票没有具体的乘车时间。邓玉兰的尸体冷藏费为100元/天，刘传通、刘伙金、刘水木、刘四妹、刘秀丽于2016年9月6日签收了《司法鉴定意见书》，主张从邓玉兰死亡之日2015年10月23日起计至其于2016年9月6日签收鉴定结论书期间邓玉兰尸体的冷藏费共31900元，计319天，标准为100元/天。邓玉兰跟随刘秀丽生活，自2012年5月起一直在刘秀丽所有座落于阳春市市府大院花园E幢303房居住生活，该事实有刘秀丽提供经所在的县前社区委员会以及阳春市公安局城北派出所确认属实的证明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也派员到该房屋实地查看，该房屋仍保留有一批是邓玉兰生前使用的生活用品。泰达公司为肇事车辆粤Q***号出租小轿车向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投保了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车上人员（乘客）责任险及相应的不计免赔率特约险，其中：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投保座位数4座，每人责任限额为400000元，每人每次事故约定医疗费免赔额200元，该保险条款中的特别约定：1、……；2、本保单按核定座位投保，累计赔偿限额为200万元，其中每次事故最高赔偿限额为40万元，每人每次事故最高赔偿限额为40万元（死亡伤残限额为40万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40万元）；3、……；4、本保单每人每次事故绝对免赔（率）200元或核定损失金额的5%，两者以高者为准。投保人声明：本人已经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尤其是字体加粗部分条款内容，并对保险公司就保险条款内容的说明或提示完全理解，没有异议，申请投保，投保人签字（加盖了阳春市泰达汽车出租有限公司公章）。《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条款》责任免除部分第六条第（二）项约定：精神损害赔偿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辆保险中的车上人员（乘客）责任险责任限额：10000元/座，共4座。赖以成共向刘传通、刘伙金、刘水木、刘四妹、刘秀丽支付了37000元。一审法院根据刘传通、刘伙金、刘水木、刘四妹、刘秀丽的申请于2016年10月9日作出了（2015）阳春法民二初字第489号民事裁定，扣押登记在泰达公司名下的粤Q***号轿车一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因为邓玉兰基于标有泰达公司标志而乘坐了由赖以成驾驶的粤Q***号出租小轿车，在前往阳江闸坡镇的途中该车与曾东骏驾驶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乘客邓玉兰受伤住院经抢救无效死亡引发的纠纷，邓玉兰与泰达公司形成公路旅客运输合同关系，因此刘传通、刘伙金、刘水木、刘四妹、刘秀丽主张泰达公司赔偿邓玉兰因公路旅客运输合同途中造成伤亡所遭受的经济损失，符合法律规定，应予准许。本案的焦点：一是泰达公司以及赖以成、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主张按鉴定机构作出的参与度结论确定刘传通、刘伙金、刘水木、刘四妹、刘秀丽因邓玉兰伤亡所遭受的经济损失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二、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主张在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剩余限额（231849.27元）赔偿刘传通、刘伙金、刘水木、刘四妹、刘秀丽经济损失理据是否充分的问题；三、刘传通、刘伙金、刘水木、刘四妹、刘秀丽的精神损失抚慰金由谁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四、邓玉兰的死亡赔偿金按农村居民还是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的问题。关于焦点一，根据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对邓玉兰死亡原因参与度的鉴定结论，本次交通事故损伤、年老体弱、自身疾病对邓玉兰死亡的参与度分别为50%、20%（50%×40%）、30%（50%×60%），因而泰达公司以及赖以成、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主张按交通事故参与度50%确定刘传通、刘伙金、刘水木、刘四妹、刘秀丽因邓玉兰伤亡遭受的经济损失，而刘传通、刘伙金、刘水木、刘四妹、刘秀丽则认为邓玉兰在该次交通事故中无存在过错，自身体质及疾病不是确定本案过错的因素，因而应当全额赔偿其的经济损失。一审法院认为: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承运人应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即旅客在运输过程中伤亡的，除非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承运人证明死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否则承运人对旅客在运输过程中伤亡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本案中，引发邓玉兰受伤住院治疗的原因是邓玉兰乘坐的车辆与他人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受伤的，不是邓玉兰自身健康原因引发的，而且在事故中经交警部门认定邓玉兰不承担责任，泰达公司以及赖以成、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对该责任认定无异议，也就是说邓玉兰不是故意或重大过失引发的事故，故泰达公司作为本案的承运人依法应当承担邓玉兰因交通事故受伤所遭受的经济损失，即邓玉兰受伤住院所产生的住院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交通费应由泰达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二、正如第一点所述，引发邓玉兰受伤住院以致最终抢救无效死亡的直接原因是邓玉兰乘坐的出租车发生交通事故，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24号《荣宝英诉王阳、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的判例，该指导案例的裁判要点确认：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没有过错，其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影响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法定情形。因此，在计算邓玉兰的死亡赔偿金是否要相应扣减邓玉兰年老体弱的参与度20%、自身疾病参与度30%的问题，应当根据受害人对损失扩大是否存在过错作具体分析。本案中，赖以成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机动车辆，行驶在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未降低行驶速度安全通过，与曾东骏违规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将乘客即邓玉兰撞伤。交警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赖以成和曾东骏共同承担50%的责任，邓玉兰无责任。司法鉴定结论认定邓玉兰死亡与其所受的交通事故因素参与度为50%，其年老体弱参与度为20%，自身疾病参与度为30%。最高人民法院在发布上述指导案例时明确说明，侵权责任法中的“过错”是指行为人的一种主观心理状态，分为故意和过失两种情形。受害人体质特殊，如骨质疏松、体质虚弱等不属于侵权责任法中的“过错”，理由：司法鉴定结论书是民事诉讼证据的一种，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同样应当进行审查认定。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受害人无责，即认定其没有过错，将受害人的特殊体质状况认定为“过错”，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因此，泰达公司及赖以成、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主张相应扣减邓玉兰本身年老体弱的参与度20%，理据不足，不予采纳。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在《指导案例24号的理解与参照》中，认为原告宿迁市立昌塑业有限公司诉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宿迁中心支公司、第三人杨以生保险合同纠纷中的法律问题与指导案例24号相似，认为应严格区分受害人身体所受伤害在病理上的因果关系与侵权法、保险法领域的责任因果关系，如受害人损害后果是由交通事故引发和造成的，应据此确定保险公司的保险赔偿责任；因交通事故造成第三者损害的，尽管损害后果与其自身疾病恶化可能引发的临床症状相似，但疾病非属过错，不应因此而减轻侵权人的民事赔偿责任。本案中，邓玉兰在运输过程中受伤是赖以成与曾东骏违章驾驶车辆引发交通事故所造成的，不是邓玉兰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邓玉兰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泰达公司作为承运人对邓玉兰在运输过程中伤亡所遭受的经济损失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因而泰达公司和赖以成、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主张相应扣减邓玉兰自身疾病参与度30%不符合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不予采纳。同时，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抗辩应按责任认定确定本案刘传通、刘伙金、刘水木、刘四妹、刘秀丽的经济损失，理据不足，也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二，泰达公司在保险单中的投保人声明栏中加盖其公司印鉴，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主张其履行对免责条款的告知义务，理据充分，应予采纳。《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单》中特别约定：“本保单按核定座位投保，累计赔偿限额为200万元，其中每次事故最高赔偿限额为40万元，每人每次事故最高赔偿限额为40万元（死亡伤残限额为40万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40万元）”。据此，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认为每次事故其公司承担赔偿最高额度为40万元，在同起事故中有四位乘客受伤住院治疗，其公司已赔偿了另二个受害者的经济损失，责任限额余额仅有231849.27元，本案刘传通、刘伙金、刘水木、刘四妹、刘秀丽的经济损失只能在该剩余限额内获得赔偿，而刘传通、刘伙金、刘水木、刘四妹、刘秀丽及泰达公司则认为，泰达公司投保座位核定为四个，每人责任限额为40万元，而且特约定了“每人每次事故最高赔偿限额为40万元（死亡伤残限额为40万，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40万）”，因而保险公司在本案的“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中承担的责任限额为4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的规定，由于《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条款》属于保险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特别约定既约定了“其中每次事故最高赔偿限额为40万元”，又约定了“每人每次事故最高赔偿限额为40万元（死亡伤残限额为40万，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40万）”，依法应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方即保险公司的解释，即应采纳刘传通、刘伙金、刘水木、刘四妹、刘秀丽及泰达公司的主张，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应在“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责任限额40万元范围内赔偿刘传通、刘伙金、刘水木、刘四妹、刘秀丽的合理经济损失。关于焦点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的规定，泰达公司作为承运人应承担刘传通、刘伙金、刘水木、刘四妹、刘秀丽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由于受害人邓玉兰在交通事故中无过错，酌情确定刘传通、刘伙金、刘水木、刘四妹、刘秀丽因邓玉兰死亡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50000元，应由泰达公司赔偿给刘传通、刘伙金、刘水木、刘四妹、刘秀丽，抵减赖以成已支付的37000元后，还应赔偿13000元给刘传通、刘伙金、刘水木、刘四妹、刘秀丽。至于曾东骏依法应承担部分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泰达公司赔偿给刘传通、刘伙金、刘水木、刘四妹、刘秀丽后，享有向曾东骏追偿的权利。《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条款》约定了“精神损害赔偿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抗辩主张免除其该项赔偿责任，理据充分，应予采纳。关于焦点四，从《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死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来看，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计算，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因素，确定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的标准。本案中，经阳春市春城县前社区居民委员会、阳春市公安局城北派出所出具证明证实受害人邓玉兰自2012年5月起，跟随女儿刘秀丽居住在阳春市市府大院花园E幢303房，泰达公司及赖以成、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无相反足以反驳的证据，予以采纳，由于受害人邓玉兰已年满八十周岁且其的居住地、消费性地均在城镇，其的死亡赔偿应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为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以及参照《广东省2016年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本案除由泰达公司负责赔偿的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外，刘传通、刘伙金、刘水木、刘四妹、刘秀丽还有如下经济损失：1、医疗费：121001.99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6000元（100元/天×60天）；3、护理费，刘传通、刘伙金、刘水木、刘四妹、刘秀丽提供邓玉兰就医的阳江市中医院陪护中心出具的陪护费收据，证明该院的护工最低收费标准为100元/天，因此，刘传通、刘伙金、刘水木、刘四妹、刘秀丽诉请护理费按100元/天的标准计算，予以准许，刘传通、刘伙金、刘水木、刘四妹、刘秀丽的护理费应为6000元（100元/天×60天）；4、死亡赔偿金：173786元（34757.2元/年×5年）；5、丧葬费：36329.5元（72659元/年÷12个月×6个月）；尸体冷藏防腐费，由于泰达公司及赖以成、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对邓玉兰的死亡产生异议，而且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申请对邓玉兰死亡原因参与度鉴定，因而邓玉兰的尸体冷藏防腐费属于本案实际产生的必要费用，泰达公司应当予以赔偿，刘传通、刘伙金、刘水木、刘四妹、刘秀丽主张该费用计算时间及标准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应予采纳，故邓玉兰的尸体冷藏防腐费应为31900元（100元/天×319天）；6、家属处理后事误工费：1428.37元（34757.2元/年÷365天×3人×3天）；7、交通费，刘传通、刘伙金、刘水木、刘四妹、刘秀丽主张邓玉兰住院抢救期间及鉴定机构作邓玉兰尸体解剖时亲属探望或在场产生的交通费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应予采纳，参照从阳春至阳江乘坐的士所产生的交通费标准，酌情确定刘传通、刘伙金、刘水木、刘四妹、刘秀丽的交通费为600元（100元/每趟×3趟）；以上合计377135.86元。由于泰达公司向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投保的车上人员（乘客）责任险和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属于商业保险范畴，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除被保险人及驾驶员外，其余人员均为该两种保险合同的第三者范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和第二款“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的规定，邓玉兰在搭乘泰达公司名下的事故车辆粤Q***号小型轿车中因驾驶员没有按照操作规范发生交通事故，泰达公司作为承运人应当承担违约赔偿责任。泰达公司为粤Q***号小型轿车投保了车上人员（乘客）责任险和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等险种,涉案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刘传通、刘伙金、刘水木、刘四妹、刘秀丽请求的赔偿项目亦属于车上人员（乘客）责任险和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承保范围。因此，在泰达公司怠于向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主张权利的情况下，刘传通、刘伙金、刘水木、刘四妹、刘秀丽在本案中直接向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主张权利，符合责任保险的相关法律规定亦符合车上人员（乘客）责任险和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的宗旨和目的。根据泰达公司与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的保险合同约定，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享有每人每次事故绝对免赔（率）200元或核定损失金额的5%，两者以高者为准。具体到本案，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应在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责任限额40万元范围内赔偿刘传通、刘伙金、刘水木、刘四妹、刘秀丽损失共358279.07元[377135.86元×（1-5%）]，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在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免赔的部分应由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在车上人员（乘客）责任险责任限额1万元范围内赔偿保险金1万元给刘传通、刘伙金、刘水木、刘四妹、刘秀丽，还有8856.79元（18856.79元-10000元）由泰达公司赔偿给刘传通、刘伙金、刘水木、刘四妹、刘秀丽，与应承担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相加后，泰达公司还应赔偿21856.79元（13000元+8856.79元）给刘传通、刘伙金、刘水木、刘四妹、刘秀丽。一审法院判决：一、泰达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经济损失21856.79元给刘传通、刘伙金、刘水木、刘四妹、刘秀丽；二、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在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及车上人员（乘客）责任险限额内赔偿经济损失368279.07元给刘传通、刘伙金、刘水木、刘四妹、刘秀丽；三、驳回刘传通、刘伙金、刘水木、刘四妹、刘秀丽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邓玉兰在搭乘泰达公司名下的出租车过程中受伤所产生的纠纷，本案为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本院在二审诉讼中仅围绕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本案中邓玉兰的个人体质状况是否应当减轻泰达公司赔偿责任问题；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在本案承担赔偿责任的数额问题。（一）本案中邓玉兰的个人体质状况是否应当减轻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赔偿责任问题。依照法律的规定，在行为人本身违约或者对于损害的结果的发生也有过错的情况下，可以减轻对方的责任。本案是邓玉兰在搭乘泰达公司名下的出租车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邓玉兰伤亡，经交警部门认定，邓玉兰在本次交通事故中不承担责任，也就是说，邓玉兰对造成本次交通事故没有过错，虽然邓玉兰的个人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发生有一定的影响，但这不是造成交通事故的过错，也不是侵权责任法和合同法等法律所规定应当自行承担一定责任的过错，过错在法律上是行为人主观上的故意或者过失，邓玉兰不应因其个人体质状况对交通事故导致的死亡结果有一定影响而认定是具有过错和自负相应责任，否则会导致以个人的身体体质好坏、对外界损害的承受能力大小等来衡量是否构成过错和自行承担相应责任的悖论。同时，邓玉兰的个人体质状况在本案中也不构成违约行为。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主张本案应按邓玉兰的个人体质状况对赔偿金额作出比例划分的上诉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具体理由如一审判决所述，本院不作赘述。（二）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在本案承担赔偿责任的数额问题。本案中，泰达公司在向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投保本案承运人责任险时是按核定座位投保，共5个座位，每人责任限额为40万元，累计赔偿限额为200万元，泰达公司也是按此支付相应保费。泰达公司同时投保5个座位的目的当然是希望在发生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时能尽可能分散风险，减低自己可能承担的责任，特别是在投保车辆同时搭乘多人的情况下发生保险事故时，每人都能按其所投保的每个座位40万元、累计赔偿限额为200万元责任限额内获得赔偿。泰达公司主张对条款所约定的“本保单按核定座位投保，累计赔偿限额为200万元，其中每次事故最高赔偿限额为40万元，每人每次事故最高赔偿限额为40万元（死亡伤残限额为40万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40万元）”理解为是强调每人每次最高赔偿限额为40万元，累计最高赔偿限额为200万元，符合泰达公司投保时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采信泰达公司的主张而对上述条款作出不利于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的解释并判决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应在承运人责任险责任限额4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应予支持，具体理由如一审判决所述，本院不作赘述。鉴定费是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在一审过程中申请鉴定产生的，尸体冷藏费也是因为要作鉴定而进行冷藏发生，在一审法院不支持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相应的主张的情况下，上述费用应当由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承担。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主张按每次事故责任限额40万元进行赔偿和不应当承担本案鉴定费、尸体冷藏费的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至于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在承担本案赔偿责任后是否取得追偿权问题，不属于本案处理范畴，可由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上诉人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29元，由上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阳江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国雄审判员  梁宗军审判员  蔡旻霏二〇一七年三月十四日书记员  谢 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