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云28民终35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付乾，男，汉族，1993年10月2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四川省富顺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红珊，女，汉族，1995年5月2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思睿，云南隆云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景洪城投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嘎兰北路14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2801670889830Q。
法定代表人：谭正良，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聪，李烨华，云南八谦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贵，男，汉族，1979年10月1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方富美，女，汉族，1979年10月1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冬梅，云南法泽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富强，男，住景洪市白象路*号，身份证号：5335221981********。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万家芬，女，汉族，1972年6月2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
上诉人付乾、张红珊、景洪城投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投物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贵、方富美、万家芬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景洪市人民法院(2016)云2801民初35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7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付乾、张红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思睿，城投物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苏聪、李烨华，被上诉人李贵及李贵、方富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冬梅、方富强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万家芬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付乾、张红珊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付乾、张红珊承担10%的赔偿责任，并按农村标准重新计算各项赔偿损失；2.本案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上诉人付乾、张红珊承担40%的赔偿比例过高，上诉人付乾、张红珊愿意承担10%的赔偿责任。上诉人付乾、张红珊一审时向法院申请调取了景洪市南路派出所做的询问笔录，其中五份笔录都陈述到，油锅的倾倒是由案外人造成的，一审法院对此也予以认定，但一审法院认为该案外人是否实施了侵权行为，如何实施侵权行为的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从而未认定该案外人的侵权行为，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这一评判是矛盾的，既然油锅的倾倒是案外人造成的，那么肯定与此次侵权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不是该案外人造成的油锅倾倒，李某又如何会被滚油淋到造成深度烧伤并导致死亡。上诉人付乾、张红珊，是按照被上诉人城投物业公司的要求放置油锅的，油锅放置的位置也不是一审法院认为的将油锅放置于熙攘的人群中，而是将油锅放在摊位的最后边靠近绿化带的位置。事故的发生是案外人到摊位后边活动推倒油锅再加上被上诉人李贵、方富美没有尽到监护责任任由小孩至摊位后边的绿化带玩耍造成的。最后，鉴于该条夜市街人流量大，上诉人付乾、张红珊根本无暇顾及身后的情况，被上诉人城投物业公司在事故发生后没有及时的堵截案外人，也没有任何的监控系统确认案外人的相貌，根本没有尽到经营管理者的义务，被上诉人城投物业公司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应更高。综上，上诉人付乾、张红珊认为，此次事故的发生，上诉人确实存在一定的责任，但不能将案外人直接侵权应承担的责任施加于上诉人付乾、张红珊身上，更不能因为被上诉人李贵、方富美没有起诉案外人，将赔偿金额合计后就要求其所诉的被告共同分担全部赔偿金。因此，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付乾、张红珊承担与被上诉人城投物业公司同等的责任及承担40%的责任是极其不公平的，被上诉人城投物业公司应承担的责任比例应该远远超过上诉人。全部诉讼参与人分担100%的全部责任也是不合理的，案外人才是本案直接侵权人。
二、上诉人还支付了火化费3000元，但一审法院没有做相应扣减。
三、死亡赔偿金的标准应按农村标准计算。上诉人付乾、张红珊对被上诉人李贵、方富美提交的证据4并不认可，其提供证人并未出庭作证，身份也无法核实，营业执照上所列明的经营者也并非被上诉人李贵、方富美，租赁合同的出租房身份亦不能核对，结合上诉人李贵、方富美提供的户口为农村户口，各项经济损失应按农村标准计算。
城投物业公司辩称，综合本案的事实，付乾、张红珊对摊位油锅的管理是导致本案侵权事实发生的次要原因，因此付乾、张红珊承担的比例过低。
李贵、方富美辩称，一、本案付乾、张红珊、万家芬应当知道傣江南滨江夜市属于对外开放经营的公共场所，且人流量大，应当知道油锅对过往行人具有高度危险性。作为油锅使用人对因其经营而使用油锅给公众造成的危险因采取安全防护措施这是其法定义务。但付乾、张红珊、万家芬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甚至连警示提醒义务都没有尽到，这是其过错之一。同时付乾、张红珊、万家芬又对该危险性放任不管，最终危险性就变成了对被上诉人儿子李某的实际伤害，视其过错之二。二、上诉人在上诉理由中辩解电动车倾倒导致油锅倾斜烫伤受害人，但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该电动车主是上诉人张红珊，张红珊违反管理公约。停在摊位处上诉人违反管理公约，将自己的电动车停放在油锅旁边，而未采取防护措施。又再次增加了油锅倾倒的危险性。综上，油锅是上诉人经营使用的，电动车是上诉人所有的，电动车也是上诉人违反管理规定停放的，这三个导致受害人死亡的因素都是上诉人的行为造成的。因此应当承担主要侵权责任。三、二上诉人上诉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不符，一审认定事实正确。上诉人在上诉理由中将自己的责任推脱到所谓的案外人身上，故意避重就轻说案外人到摊位后边活动，推到油锅，造成小孩死亡。按照上诉人的说法，那么案外人是不是应当认定为故意伤害或者故意杀人，同时也不存在小孩在绿化带玩耍的事实。所谓的案外人是否存在，案外人是否真的确实实施了侵权行为，上诉人并没有举证证明，单纯的公安机关的笔录不能直接作为定案依据，除非经过刑事判决明确认定其证明能力和证明力，否则法院不应当直接采信。而应结合其他证据审核后才能认定其证据效力。因此，一审法院经审核由于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所以认定仅凭四份笔录不能证明案外人的存在侵权行为，也不能证明上诉人不存在侵权行为是正确的。退一万步讲，如该案外人真的存在，也不应当减轻或免除上诉人对油锅的管理责任，按照上诉人在公安机关做的笔录，该案外人也是上诉人的顾客，是去上诉人处买炸洋芋的，是上诉人在传递洋芋的时候碰到了上诉人停放的电动车，导致本案伤害的发生，所以上诉人经营使用的油锅里的滚油以及上诉人疏于管理的不作为的侵权行为，才是导致李某受伤死亡的直接和根本原因。而不是上诉人所称的无法确定的案外人，是本案的根本原因。对于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人证言以及被上诉人在景洪市曼弄枫旅游度假区经营餐厅的事实，上诉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是认可的，同时结合租房合同、暂住证等其他一系列证据，本案受害人的各项损失应按城镇标准计算，一审判决对该事实的认定和法律适用是正确的。四、李贵、方富美和死者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20%的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作为父母没有尽到监护义务，所以应当承担20%的责任，但是根据本案死者李某的小姨杨文芳及其朋友李杨艳、上诉人张红珊在询问笔录中所作的案发当时情况的陈述，结合一审庭审过程中调查核实的情况可以证实，李某是在其小姨监护下在付乾、张红珊、万家芬经营的炸洋芋的夜市摊位旁，因油锅倾倒被烫伤后抢救无效死亡。夜市摊位是公共场所并不禁止或限制公众出入，作为经营者有履行安全保障的法定义务。死者的小姨杨文芳当时就在死者身边。面对突如其来的伤害，其临时监护人小姨马上实施了救治措施，死者和监护人没有任何过错，不应当对本案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定监护人承担20%的责任，考虑到死者母亲精神状况，为尽快了结本案，没有提出上诉。
万家芬未作任何答辩。
城投物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6）2801民初3588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城投物业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判决认为上诉人城投物业公司在明知裸露的油锅危害性极大的情况下，既未进行制止，也未对经营摊位进行规范经营，放任危害的发生，也应当承担主要侵权责任。上诉人对傣江南滨江夜市已经尽到合理管理的义务，对夜市摊位要求持证经营，有正常的巡逻维护夜市秩序，在此次事故中并不存在过错，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40%的侵权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原审判决认为万家芬虽然是涉案炸洋芋摊位的承租人，但其将承租的摊位给付乾、张红珊实际经营，其本人并未参与经营，不存在侵权的事实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在上诉人城投物业公司与万家芬签订的《傣江南滨江夜市摊位租赁合同》中明确约定用途为炸洋芋，而且万家芬系被上诉人张红珊的母亲，被上诉人万家芬无论是否参与实际经营，其系摊位承租者，对摊位负有管理义务，正是因为被上诉人万家芬、付乾、张红珊疏于对摊位的管理，导致油锅倾倒而发生侵权事实。被上诉人万家芬、付乾、张红珊应对此次侵权事实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付乾、张红珊辩称，其认为在本案中城投物业公司应承担的责任比例应该远远超过上诉人。理由如下：一、付乾与张红珊完全是按照上诉人城投物业公司的要求放置油锅的。认可城投物业公司的说法确实存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的问题，油锅放置的位置不是放于熙攘人群中，而是将油锅放在摊位的最后面，靠近绿化带的位置。二、其认为鉴于该夜市人流量大，在发生事情城投物业公司没有及时的尽到管理者的义务，追击案外人也没有任何的监控系统，不能够确认案外人的相貌，导致本案共同侵权人有所遗漏。一审法院判决要求付乾、张红珊与城投物业公司承担同等的责任是极其不公平的。另外因为有案外人的因素，案外人是此次事故发生的直接侵权人，要求付乾、张红珊、城投物业公司、李贵、方富美分担100%的责任是不合理的。
李贵、方富美辩称，上诉人城投物业公司管理没有事实和法系未履行法定义务，对本案的损害的发生具有过错，应当按照过错承担责任。一、上诉人城投物业公司作为傣江南滨江夜市摊位租赁合同的甲方，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导致被上诉人儿子的伤亡。根据双方上诉人签订的租赁合同第五条第一款的约定，城投物业公司提供给上诉人乙方万家芬的附属设施应当是符合使用要求，合同中明确约定摊位的用途是炸洋芋，那么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上诉人就应当明知该经营具有高度危险需要一定的特殊防护措施，但是包括万家芬的炸洋芋摊位在内的所有的饮食摊位都没有任何防护，也没有安全警示，也没有按照合同和傣江南夜市管理公约的规定尽到经营秩序和车辆停放的管理义务，按照管理约定，车辆是不能够上这个步行街的，但是当晚就是到了摊位旁，然后导致油锅倾倒。二、上诉人城投物业公司作为夜市街的经营者，也没有履行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本案案发地傣江南滨江夜市街属于公共场所，而且街道狭窄，两边都有经营摊位，每天人流量极大，城投物业公司在出租摊位之前，没有进行合理的规划，也没有对自己出租管理的摊位的用途进行一个风险评估。也没有事先对具有高度危险性的摊位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甚至连基本的警示义务都没有做到。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第37条上诉人作为傣江南滨江夜市的经营和管理者，对该公共场所具有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该保障义务不因任何原因而免除或者转嫁给他人，更不因有监护人而免除。上诉人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当对本案的损失承担侵权赔偿。三、关于案外人共同侵权的问题。如果这个所谓的案外人真的也是由于城投物业公司的过错导致不能能够确定案外人的身份，所以一审法院在分割责任的时候是考虑到这个因素城投物业公司承担40%。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六条的规定，案外人不能确定的，是可以不作为共同被告，案外人的身份信息都不确定，李贵、方富美怎么来告，本案不应当发回重审。根据张红珊的自述，笔录里面在炸洋芋的过程当中，导致电动车倾倒，然后导致油锅倾倒，最后造成了受害人的死亡结果。
万家芬未作任何答辩。
李贵、方富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付乾、张红珊、万家芬、城投物业公司共同赔偿李贵、方富美丧葬费32231.5元；死亡赔偿金52746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00元；共计610191.5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8日晚，李贵、方富美的儿子李某在其小姨杨文方的带领下，到景洪市滨江夜市逛街，期间因付乾、张红珊经营的炸洋芋的油锅倾倒，滚油大量泼洒到李某的身体上，造成李某全身多处烧伤。李某于当日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体表40-49%的烧伤及10%-19%的三度烧伤”，后于2016年6月13日签字出院，出院时情况：患儿深度昏迷，双侧瞳孔散大固定，对光反射消失，呼吸机辅助呼吸，创面有分泌物，患儿家属放弃治疗，要求出院，告知病情，签字出院。2016年6月13日，受害人李某经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医院临床确认死亡。
受害人李某住院期间产生医疗费23863.01元，该笔费用为付乾、张红珊支付。受害人李某的父亲李贵，母亲方富美在景洪市居住已满两年以上。
付乾、张红珊系夫妻关系，万家芬系张红珊的母亲，付乾、张红珊经营的炸洋芋摊位系万家芬向城投物业公司租赁，之后交由付乾、张红珊共同实际经营。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本案中由谁承担侵权责任以及责任如何划分的问题。付乾、张红珊经营的炸洋芋摊位，将炸洋芋用的盛满滚油的油锅直接裸露放置于路边，既没有做遮挡防护措施，也未作防泼洒防倾倒的安置，其行为是将高危性的物质放置于熙攘的人群中，危害显而易见，且危害的是不特定的大部分人的生命权、健康权，危害范围广、危害性较大，付乾、张红珊的侵权行为是确实存在且不可推卸的，两付乾、张红珊应当承担主要侵权责任。城投物业公司作为景洪市滨江夜市的经营管理者，应当尽到自己的管理义务，所谓的管理义务并不只是收取相应的租金，进行偶尔的巡逻，作为一个人流量很大的夜市管理者，就应当充分考虑经营者与消费者的人身安全，在看到存在极大危害性的经营行为存在的情况下，应当及时进行制止，城投物业公司在明知裸露的油锅的危害性极大的情况下，既未进行制止，也未对经营摊位进行规范经营，放任危害的发生，也应当承担主要侵权责任。李贵、方富美虽然未亲自带受害人李某到滨江夜市，但李贵、方富美作为父母，没有尽到监管的义务，也应当承担部分责任。综合考虑李贵、方富美及付乾、张红珊、城投物业公司的行为对结果产生的影响，酌定李贵、方富美承担20%的侵权责任；付乾、张红珊承担40%的侵权赔偿责任；城投物业公司承担40%的侵权赔偿责任。
万家芬虽然是涉案炸洋芋摊位的承租人，但其将承租的摊位给付乾、张红珊实际经营，其本人并未参与经营，也不存在侵权的事实，故认为其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二、关于李贵、方富美主张的费用是否合理的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以及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云南省公安厅《关于印发2017年云南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有关费用计算标准的通知》的文件精神，结合李贵、方富美的诉讼请求，确定此次事故导致李某死亡产生的损失如下：
1、丧葬费32231元。李贵、方富美主张的丧葬费为32231.5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确认并支持32231元。
2、死亡赔偿金527460元。李贵、方富美主张的死亡赔偿金为527460元，一审法院认为，受害人李某于2012年1月15日出生，死亡时年满四周岁；另因受害人李某的父母，即李贵、方富美已在景洪市居住满两年以上，且一直在景洪市经营餐饮业，两人的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城镇，故受害人李某的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收入计算，李贵、方富美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3、住院伙食补助费500元。李贵、方富美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为500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以上各项损失合计560191元。
经查明，受害人李某因受伤产生医疗费23863.01元，该笔费用已经由付乾、张红珊支付完毕，所以李贵、方富美未主张，但本案中李贵、方富美对李某死亡产生的损失也应承担责任，故认为医疗费用也应计入损失费用进行计算，据此确认各项损失合计应为584054元（560191元+23863元=584054元）。
根据李贵、方富美、付乾、张红珊、城投物业公司的过错比例划分，分别由李贵、方富美承担20%的责任即116810元；付乾、张红珊承担40%的责任即233622元；城投物业公司承担40%的责任即233622元。
另，李贵、方富美主张被告应当赔偿精神损失费5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该主张要求过高，酌情支持精神抚慰金30000元，该笔精神抚慰金根据付乾、张红珊、城投物业公司的责任比例划分，由付乾、张红珊赔偿15000元，城投物业公司赔偿15000元。
综上，付乾、张红珊实际应当支付的赔偿金额为248622元，扣除付乾、张红珊已垫付的费用23863元，尚应支付224759元。城投物业公司实际应当支付的赔偿金额为248622元。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付乾、张红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贵、方富美赔偿各项经济损失共计224759元；二、景洪城投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贵、方富美赔偿各项经济损失共计248622元；三、驳回李贵、方富美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9902元，由李贵、方富美负担2902元，由付乾、张红珊负担3500元，景洪城投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3500元。李贵、方富美预交的案件受理费法院不再清退，由付乾、张红珊迳付李贵、方富美3500元，由景洪城投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迳付李贵、方富美3500元。
上诉人付乾、张红珊、城投物业公司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无异议，但认为一审法院遗漏以下事实：1.炸洋芋的油锅为什么倾倒；2.油锅的摆放位置;3.受害人李某的小姨带着他在夜市逛街，李某在事发的时候，李某的小姨在街对面买东西，李某独自在炸洋芋摊位的后面绿化带玩耍。
被上诉人李贵、方富美对一审认定事实无异议。
经上诉人城投物业公司申请，本院传唤证人岩香种出庭作证。
证人述称，证人是城投物业公司的员工，主要工作是负责夜市路口车辆的停放，2016年6月8日晚9点多，证人听到里面摆摊的人说有很多人在围观，就看见一个小孩站在那里哭，有两个监护人，证人就叫他们报警，然后打了120送往医院，大概2分钟公安的人就来了，证人就告诉公安的人小孩已经送往医院，公安的人询问了在场人员小孩的监护人在什么地方，他们说在买东西。付乾、张红珊家的电动车拉的东西比较重，证人已经告诉付乾、张红珊电动车要出来，巡查的时候又跟付乾、张红珊说了，但是付乾、张红珊说还在忙。
上诉人城投物业公司质证认为，证人证言客观真实，陈述了整个事情的经过，也客观证明了城投物业公司在本次事件当中是不应当承担责任的，对证人证言三性均予以认可。证人陈述的是两个时间段，发生事情之后监护人是到了现场那么没有发生事情之前，经过了解是没有在现场。
上诉人付乾、张红珊质证认为，对于证人陈述提示电动车不能进及多次提醒摊主电动车不能停在摊位后面不认可，其他事实三性予以认可。滨江夜市是不允许游客的车辆进入夜市，但是很多业主因为重货比较多，在发生事故以前大型的三轮车城投物业公司会提醒你把东西拿进去以后，车辆必须出来，但是小型的两轮电瓶车从来没有任何人要求过，也没有任何人提及过，管理者没有尽到相应的义务，在事情发生以后，应当主动的询问案情，但是作为保卫职责的证人是在事后听其他的摊位业主说有其他案外人碰到电动车倒了以后证人才了解这个情况，证人并没有主动进行相关的询问，导致了案外人现在不能确定。
被上诉人李贵、方富美质证认为，对证人证言三性不认可，证人是城投物业公司的职工，有利害关系。
被上诉人万家芬未到庭，视为放弃质证的权利。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证人是城投物业公司的员工，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真实性无法确认，不能证明上诉人城投物业公司的观点，本院不予采信。
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本案责任人有哪些，一审划分责任是否适当？2、死亡赔偿金按城镇标准计算是否恰当？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责任人有哪些，一审划分责任是否适当的问题。付乾、张红珊在景洪市傣江南滨江夜市经营炸洋芋，炸洋芋用的油锅直接裸露放置于路边，既没有做遮挡防护措施，也未作防泼洒防倾倒的安置，致使炸洋芋的油锅倾倒，造成李某全身多处烧伤死亡，付乾、张红珊未尽到注意安全义务，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城投物业公司作为景洪市傣江南滨江夜市的经营和管理者，未履行必要的注意安全义务及管理职责，未及时排除安全隐患，存在过错，应承担民事责任。李贵、方富美的儿子李某在其小姨杨文方的带领下，到景洪市傣江南滨江夜市逛街，期间因付乾、张红珊经营的炸洋芋的油锅倾倒，滚油大量泼洒到李某的身体上，造成李某全身多处烧伤致死亡。杨文方作为李某监护人，本应在李某游玩的时候给予全程的监督照顾，但却放任李某站在付乾、张红珊经营炸洋芋的油锅旁，因付乾、张红珊经营的炸洋芋的油锅倾倒，滚油大量泼洒到李某的身体上，造成李某全身多处烧伤死亡，杨文方未尽到监护职责也是造成事故的重要因素，故李贵、方富美作为李某的父母，没有尽到监管的义务，应当承担相应民事责任。万家芬虽然是涉案炸洋芋摊位的承租人，但其将承租的摊位给付乾、张红珊实际经营，其本人并未参与经营，不存在侵权的事实，其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综上，一审法院对本事故的划分责任比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并根据各方责任人对本事故过错责任和原因大小，确认李贵、方富美承担40%的责任，付乾、张红珊承担30%的赔偿责任，城投物业公司承担30%的赔偿责任。
关于死亡赔偿金按城镇标准计算是否恰当的问题。虽然李贵、方富美户口登记为“粮农”，但李贵、方富美提交的证据证明其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市，受害人李某于2012年1月15日出生，死亡时年满四周岁，随父母居住在景洪市，故一审法院判决残疾赔偿金按城镇标准计算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李某死亡产生各项损失584054元，付乾、张红珊赔偿金额为163353元（584054元×30%+15000元-23863元-3000元）；城投物业公司赔偿金额为190216元（584054元×30%+15000元）。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审理程序合法，但处理结果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缺席判决如下：
一、撤销景洪市人民法院（2016）云2801民初3588号民事判决；
二、付乾、张红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贵、方富美赔偿各项经济损失163353元；
三、景洪城投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贵、方富美赔偿各项经济损失190216元；
四、驳回李贵、方富美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3500元，由上诉人付乾、张红珊负担1750元，上诉人景洪城投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175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照一审收取。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树华
审判员 玉 儿
审判员 陈 芳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八日
书记员 四 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