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沪0117民初7937号原告：游少军，男，1965年12月31日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滢，京衡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回天新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法定代表人：章锋，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卫。第三人：湖北回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湖北回天胶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襄阳市。法定代表人：章锋，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毅。原告游少军与被告上海回天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回天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12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中，本院依职权追加湖北回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回天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于2017年9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滢、被告上海回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卫、第三人湖北回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毅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本案经当事人合意，延长简易程序一个月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游少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系被告上海回天公司的股东，持有上海回天公司0.005969%的股权；2.被告上海回天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将湖北回天公司持有的上海回天公司0.005969%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事实和理由：原告于1985年入职襄樊市胶粘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襄樊研究所)，1996年12月企业全体员工集资买断研究所国有资产，由襄樊研究所持股51%、全体职工持股49%，并注册成立了襄樊回天胶粘有限责任公司，原告当时在公司担任厂长职务，系公司高管及股东之一。1997年7月，襄樊回天胶粘有限责任公司注册时发现襄樊研究所没有实际出资，襄樊研究所便将持有的51%股份全部无偿转让给出资的职工。1998年，襄樊回天胶粘有限责任公司通过股改、增资注册成立湖北回天公司，同时以部分职工持股的方式成立了上海回天公司，原告均参与了上述股改，并分别于1999年8月和11月向原告签发了湖北回天公司和上海回天公司的股权证，原告依法取得了上述两公司的股东资格。但被告未将原告的股东身份在登记机关予以登记，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原告提起前述诉讼请求。被告上海回天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成立于1999年8月3日，原始股东为章锋和李群，后经多次变更于2006年变更为一人有限公司，原告自始不在被告的股东名册之内，原告所持有的股权证仅是当时准备向湖北回天公司的全体股东摊派集资入股的凭证，但该凭证没有实施，原告从未履行过缴纳出资的义务。第三人湖北回天公司述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认可被告的答辩意见。经审理查明：被告(原名上海回天胶粘剂有限公司、上海回天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曾向原告出具股权证1份，记载日期为1999年11月1日，股数增加679股，累计679股，其中股东须知记载本证是股东拥有公司股份的凭证等。被告成立于1999年8月3日，成立之初的登记注册资本200万元，登记股东为章锋、李群；据上海茸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显示，截至1999年7月21日，被告的验资账户已收到上述200万元注册资本金。后，经股权转让和增资(部分增资系货币出资，部分增资系未分配利润转增)，被告的登记股东变更为湖北回天公司，持有被告100%股权，被告的注册资本增加至14,200万元。因原告要求被告确认其股东身份及持股比例未果，故涉诉。另查明，1998年1月16日，襄樊研究所向原告出具内部收款凭证1份，记载“今收到游少军交来11,444元，系交游少军、陈俊玲还借款11,220元、利息224元”。襄樊回天胶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襄樊胶粘公司)曾向原告出具借款借据1份，记载借款人游少军，借款用途购国有股，申请借款金额2,160元，公司核定金额2,160元，借款期限1997年11月14日至1998年11月14日，月息10‰。针对该组凭证，原告亦另案向湖北回天公司提起诉讼并主张股东资格等。又查明，湖北回天公司曾向原告出具股权证1份，记载日期为1999年8月1日，股数累计1,358股。依据账本记载原告个人股的变动情况如下：“第一期购股8,000元，购国有股2,160元，购法人股1,960元，……，购股4,500元，卖出28,000元，余额679元，购股679元，余额1,358元”。湖北回天公司系于1997年至1998年间由襄樊胶粘公司改制而来，襄樊胶粘公司系于1997年由襄樊研究所改制而来。章锋和李群亦是湖北回天公司的登记股东。以上事实，有游少军的股权证、1998年1月16日内部收款凭证、襄樊胶粘公司出具给游少军的借款借据、被告公司登记资料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原告提交的聘书、荣誉证书、法律意见书、1998年3月18日内部收款凭证、1998年5月22日刘家国的内部收款凭证、刘家国的配股通知单，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均不予认定。审理中，被告申请刘家国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且刘家国到庭就其取得被告股权证的过程及未出资事宜进行了陈述。本院认为，刘家国的陈述仅能表明其个人持有被告股权证的背景，不能由此类推原告取得被告股权证的背景和过程，且刘家国亦表示对于其他人领取被告股权证的具体过程并不清楚，故刘家国的证人证言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是，原告是否系被告股东；二是，如果原告是被告股东，则其持股比例是多少，及其要求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是否有相应依据。对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认缴出资，或已经受让、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首先，本案中，原告主张襄樊研究所于1998年1月16日出具的内部收款凭证1份及襄樊胶粘公司向原告出具的借款借据1份中记载的金额就是原告针对被告和湖北回天公司的出资，但原告无法明确其中哪些金额系向被告出资。本院认为，上述两份凭证中记载的款项事宜均发生在襄樊研究所和襄樊胶粘公司改制过程中(最终改制为湖北回天公司)，均远早于被告成立时间，其中内部收款凭证明确记载原告交付的款项系用于还借款和利息，该记载与股份事宜缺乏关联性，退一步讲，即使相关款项系用于购买股份，但从时间和金额上来看也与襄樊研究所等的改制有关，而与本案所涉股权事宜缺乏关联性；另外，借款借据记载用途“购国有股”，且其中记载的2,160元在涉及原告个人股变动情况的账本中亦有记载，后者并记载余额1,358元，与原告曾持有的湖北回天公司股权证记载的1,358股具有一定的关联性，而与本案所涉股权事宜缺乏关联性；综上，本院认定，上述两份凭证与本案所涉股权事宜均缺乏关联性。其次，虽然原告个人股变动情况的账本中记载“购股679元”，而本案所涉股权证记载“累计679股”，但是前述账本记载购股679元+前期余额679元=余额1,358元，而正如前文所述，该1,358元与原告曾持有的湖北回天公司股权证记载的1,358股具有一定的关联性，故本案所涉股权证记载的679股与账本中记载的679元不具有关联性，原告据此称已经向被告支付出资款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再次，结合被告的企业性质，如果原告系被告股东，应由被告向原告出具出资证明书，并载明出资额和出资时间等，而非像本案所涉股权证的记载，且该份股权证载明“于1999年11月1日，股数增加679股，累计679股”，与原告所述在被告成立前其已经出资且章锋等人仅是代表持股的意见并不一致，且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该股权证的性质实质就是出资证明书，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履行了股东义务并享有了股东权利，举证不能的后果应由原告承担。综上，对于原告要求确认其系被告股东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基于上述认定，对于本案争议焦点二，本院不再赘述。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游少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1元，减半收取40.50元，由原告游少军负担(已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红艳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周鹏宇附：相关法律条文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