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玉中民一终字第340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余某。
委托代理人：李永军、傅振原，广西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陆川县众安出租车有限公司。
委托代理人：范春林，广西华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杨某明。
上诉人余某因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陆川县人民法院（2014）陆民初字第20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8月2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吕海欢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陈敦文和代理审判员郑燕冰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陆川县众安出租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安公司）成立于2010年2月3日，经营范围为出租车客运。2011年，众安公司新购了1.3排量长安羚羊SC7135CDA50台，并整体承包给杨某明经营，双方于2011年3月9日签订了《出租车承包经营合同》。合同对承包对象、承包方式、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均进行了明确约定。其中合同第四条“甲方的权利义务”第（2）款约定“甲方为乙方免费提供场地，办公设施，并委派工作人员参与管理，甲方负责安全并处理经营过程中的交通事故和业务纠纷，协调政府及行业主管部门的各种关系，其工资和福利待遇由甲方负责，……”；第五条“特别约定”的第（5）款约定“甲乙双方合同签订后，甲方不得参与乙方发包，合同内容不得泄露给第三者”；第（6）款约定“乙方所组织的驾驶员由乙方与驾驶员签订车辆承包合同，甲方出具公章”。合同签订后，众安公司依约将50辆长安羚羊牌出租车交付给杨某明经营管理，并在公司内为杨某明及其雇请的管理人员提供了办公场地。2011年5月底，余某向杨某明承租了桂K×××××号出租车经营，约定经营期限为六年。2011年6月25日，余某向杨某明交纳了大承包费139000元，杨某明出具了一份收据给余某收执。此后，桂K×××××号出租车由余某经营，并由杨某明聘请的管理人员代为管理，收取租金等，管理费由杨某明从收取的租金中自行扣除。经营期间，经余某与杨某明协商，已将应缴交的管理费调整为每月800元。另查明，2012年12月30日前的租金，杨某明已支付给了余某。此后的租金情况，从余某提供的《公司代管车辆信息》表和《公司代管车辆租金情况明细表》中登记的数据显示，桂K×××××号出租车在2012年12月31日至2013年12月30日期间的出租期为12个月，月租金为2600元／月，已收取的租金为31200元，燃油补贴为19118.76元，其中扣除年审200元、购买商业险6766元、交强险1980元、维护卡160元、营运证100元、计价器100元、管理费15200元、其他2500元后，杨某明仍应支付给余某23312.76元。2014年9月，余某自行将车对外出租经营并收取租金。2014年1月，杨某明因刑事犯罪被陆川县公安局羁押，后被一审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2014年2月，众安公司接管了原由杨某明承包经营的出租车辆。2014年5月，余某到众安公司领取出租车燃油补贴，并要求众安公司支付车辆租金，但众安公司以余某尚欠管理费没有交纳，且该公司没有收取车辆租金为由，要求在燃油补贴中扣除相应的管理费，并不同意支付车辆租金给余某，双方因此发生争议。经协商，余某同意由众安公司在2012年的油价补贴中扣除未缴的2014年1-5月份的管理费4000元（800元／月），计价器年检费100元，合计4100元，剩余部分由众安公司转入余某提供的银行账号。2014年5月9日，余某向众安公司出具了一份《承诺书》，载明：“我承诺从2014年3月份起接受和服从陆川县众安出租车公司的管理，在此之前的债权债务与公司法人代表赵浩明无关，但保留向原公司承包管理者杨某明追索的权利，今后按时向公司缴交管理费，遵守公司规章制度，执行公司安全监管的各项要求。”2014年5月22日，众安公司将2012年燃油补贴在扣除管理费后的余额14998.80元汇入了余某的银行账户。
2014年11月5日，余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众安公司继续履行合同，支付出租车租金直至承包期满（出租车租金自2012年12月3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以2600元／月计，自2014年1月1日起，以2400元／月计，计至2017年5月30日止）。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余某与众安公司之间是否存在车辆承包合同关系的问题。考量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应从合同签订的主体、合同约定的内容及双方当事人履行合同的情况等方面综合进行考量。众安公司已将该公司的车辆发包给杨某明经营，有众安公司与杨某明签订的《出租车承包经营合同》在案佐证，可以认定。余某向杨某明承包车辆经营，庭审中余某虽未能提供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但有杨某明收取余某大承包费的收据在案佐证，可以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合法车辆承包经营关系。余某在庭审中承认在签订合同时是与杨某明协商签订，《出租车承包经营合同》和余某与杨某明之间的承包合同关系各方的主体适格，合同内容没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均属合法有效的合同，合同各方所享有的权利应受法律保护，所应承担的合同义务亦应依法履行。众安公司在与杨某明签订了《出租车承包经营合同》后，将车依约交付给了杨某明经营，并未存在违约行为；杨某明在取得出租车经营权后，依据与众安公司的合同约定，将出租车单车对外进行承包经营，亦符合合同约定；余某与杨某明签订了承包合同，大承包费亦是交纳给杨某明，杨某明亦已将合同约定的出租车交付给余某经营，即余某与杨某明均已依承包合同约定履行，故杨某明与余某之间的车辆承包经营关系明确，足以认定。余某主张其与众安公司之间存在车辆承包关系，证据不足，依法不予采信。关于众安公司、杨某明是否存在有违约行为的问题。如前所述，众安公司在与杨某明签订了《出租车承包经营合同》后，已将车辆依约交付给了杨某明经营，在车辆的交付问题上并未存在违约行为；杨某明在与余某签订了承包合同后，也已依约将车辆交付给了余某经营，且该车辆至今仍由余某出租经营，在车辆交付问题上也不存在违约行为。但杨某明在接受余某的委托后，未能依约将收取的租金足额交付给余某，存在违约行为，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杨某明已代为收取尚未支付的车辆租金及余某应得的燃油费在扣除余某应付的各项费用后尚余23312.76元，但因在2014年5月份，燃油费余某已到众安公司处领取，故燃油补贴19118.76元应予减除，杨某明应当支付给余某车辆租金4194元。2014年9月后，余某已将桂K×××××号出租车自行出租经营，自行收取租金，故其要求众安公司支付出租车租金至2017年5月30日止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至于2013年12月30日至2014年9月前的租金，因余某不能提供杨某明已代其出租车辆并收取租金的证据，亦无法查明，故对该时间段内的租金，在本案中不作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四百零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杨某明支付车辆出租租金4194元给余某；二、驳回余某对陆川县众安出租车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三、驳回余某对杨某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80元（余某已预交590元），由余某负担1130元，杨某明负担50元。
上诉人余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余某与众安公司发生车辆租赁合同关系、委托代管关系，与杨某明无关。余某与众安公司在该公司住所地签订了《众安公司单车承包合同》（以下简称单车承包合同），该公司在合同上盖公章予以确认。余某交纳了大承包费。同时，因余某常在外地，不便管理，特委托众安公司代为管理小车出租、收租事宜。众安公司已经实际长期代为管理出租车辆，代收租金、支付租金给余某，双方存在车辆租赁合同关系、委托代管关系。该公司经理杨某明或刘亨栋代表众安公司在公司的办公楼签订合同、其办公场所、办事人员、办事权限、加盖公章、开单收费等民事行为从内容到形式均表明是代表众安公司的职务行为，应由众安公司承担法律责任。杨某明是一审法院自行要求追加的，不是本案适格的当事人。而众安公司与杨某明签订的《出租车承包经营合同》是另外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如杨某明对余某需承担支付租金责任，众安公司也应承担连带责任，不能免责。二、依上述理由，众安公司应当和余某继续履行《单车承包合同》、代管出租车至合同期满。三、一审法院所核算的众安公司所欠余某车辆租金错误。另外，有关代管出租车经营、代收租金的责任在众安公司一方，在没有证据显示出租车已经停运、没有租金收入，众安公司也没有任何停运通知给余某，不能免除众安公司支付租金的责任。而对于《公司代管车辆信息》、《公司代管车辆租金情况明细表》中的数据需要双方核对确认。上诉请求：变更一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被上诉人众安公司继续履行合同，代管上诉人出租车桂K×××××号至2017年5月30日止，支付所欠租金给上诉人（自2012年12月3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以2600元／月计，应付租金31200元；自2014年1月1日起，以2400元／月计，暂计至2014年8月31日止，应付租金19200元，合计暂为50400元）。
被上诉人众安公司答辩称：一、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车辆承包合同关系，也不存在委托代管关系。上诉人系与杨某明承包车辆，也系委托杨某明代管。1、被上诉人与杨某明签订的《出租车承包经营合同》对承包对象、承包方式、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进行了明确的约定。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已依约将50台长安羚羊牌出租车交付给杨某明经营管理，并在公司内为其及雇请的管理人员提供了办公场地，被上诉人已经将出租车承包给了杨某明，不可能再重复承包给上诉人；2、杨某明管理期间与上诉人签订了《单车承包合同》，甲方为“陆川县众安出租车有限公司总承包方（杨某明）”。合同签订后，上诉人又与杨某明签订了一份《授权委托书》，虽然被委托人是被上诉人，但被上诉人并不知道此委托事项，事后也没有取得被上诉人盖章追认，故委托被上诉人代管不成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委托代管关系；3、《单车承包合同》和《出租车承包经营合同》相互印证了一个事实：被上诉人与杨某明签订合同将车辆承包给杨某明经营管理，杨某明承包到车辆后，又将车辆转包给上诉人经营并收取上诉人的承包费，上诉人因不善管理，又委托杨某明对车辆进行管理。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没有发生承包关系。被上诉人在合同上具章仅是履行作为车主的义务。上诉人的租金应当向杨某明追索。一审依法追加杨某明为当事人符合法律规定。二、被上诉人在2014年2月因杨某明犯罪入狱接管车辆管理后，仅是管理车辆的安全规范营运并收入管理费，上诉人也签有承诺书，上诉人承诺在此之前的债权债务与公司法人代表赵浩明无关，但保留向原公司承包者杨某明追索的权利。由此可见，上诉人自己也知道其委托杨某明管理小车出租、收取出租费等行为与被上诉人无关，并对此作出承诺。此承诺是上诉人自愿行为，应当有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请求二审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一审被告杨某明无书面陈述意见。
二审中，上诉人余某没有新的证据提交。被上诉人众安公司提交：1、众安公司证明；2、陆川县公安局证明。上述证据欲证实众安公司没有申请刻制过财务专用章，对杨某明私自刻制的财务专用章不予认可，具盖此财务专用章的收据、合同等仅能代表杨某明，不能代表众安公司。经组织质证，上诉人余某认为：对两份证据均有异议。证据1是被上诉人自己的证明，不能作为证据；证据2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不承担责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有合同关系的。本院认为：证据1系被上诉人自行出具，不属于证据；证据2并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待证事实。上述两份材料均不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证据。
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众安公司是由赵某满、赵某明作为股东（发起人）成立的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涉案车辆登记的所有权人是众安公司，车辆燃油补贴由国家发到众安公司帐号，然后再发给余某，相关年检、保险等由众安公司出具公章由余某办理。
再查明：《公司代管车辆租金情况明细表》系杨某明储存在电脑中的2014年1月份以前的数据。2014年2月下旬，众安公司接管出租车辆的管理后，未再收取租金。目前众安公司与杨某明之间的《出租车承包经营合同》并未解除，众安公司同意继续与余某履行《单车承包合同》。
本院认为：对于上诉人余某与被上诉人众安公司还是一审被告杨某明之间存在车辆租赁合同关系的问题，本案涉案车辆登记的所有权人是众安公司，结合涉案车辆运营过程中，车辆燃油补贴由国家发到众安公司帐号，车辆相关年检、保险等由众安公司出具公章办理，再结合众安公司与杨某明特别约定不将《出租车承包经营合同》的内容泄露给第三者等情况分析，本院依法应认定众安公司是《单车承包合同》的合同相对人，该合同对众安公司和余某具有约束力，双方应依约履行。余某上诉请求与众安公司继续履行《单车承包合同》，众安公司亦同意继续与余某履行该合同，余某此上诉请求有理，本院予以支持。余某承包到车辆后，将车辆交由杨某明代为管理、出租，再者2014年2月下旬众安公司接管车辆后，余某向众安公司出具《承诺书》表示2014年3月起接受众安公司的管理，之前的债权债务与赵浩明无关，表明余某不要求众安公司承担2014年3月以前债权债务，但明确表明向杨某明追索，因此一审根据《公司代管车辆租金情况明细表》核算，判令杨某明支付尚欠的租金4194元给余某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请求众安公司支付租金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陆川县人民法院（2014）陆民初字第206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
二、撤销陆川县人民法院（2014）陆民初字第206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三、被上诉人陆川县众安出租车有限公司继续履行与上诉人余某签订的《陆川县众安出租车有限公司单车承包合同》；
四、驳回上诉人余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1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元。合计2360元，由上诉人余某负担2210元，被上诉人陆川县众安出租车有限公司负担100元，一审被告杨某明负担50元。
上述债务，义务人应于本案判决送达之日起10日内履行完毕。逾期则应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第一审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吕海欢
审 判 员 陈敦文
代理审判员 郑燕冰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陈 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