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云龙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云民初字第129号
原告：杨信荣，男，1965年6月16日生，白族，农民，云南省大理市人，住大理市湾桥镇。
被告：云龙县团结彝族乡河东村委会。
住址：云龙县团结彝族乡河东村聂苏新村。
负责人：施宏，系村委会主任。
委托代理人：冯中书，云南蟠龙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饶宇娇，云南蟠龙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杨信荣诉被告云龙县团结彝族乡河东村委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5月8日受理立案。依法由审判员罗丽萍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杨信荣、被告云龙县团结彝族乡河东村委会负责人施宏及委托代理人冯中书、饶宇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2年7月8日，云龙县团结彝族乡河东村委会将河东村聂苏新村人马驿道桥梁工程（不含桥墩基础及桥面瓦屋顶）采用“包工包料”的方式承包给原告，单价1260元／m3，工期约定为2012年7月10日至2012年9月10日（实际开工日期为2012年9月），到2012年11月24日结束，工程结算价为741125.67元，河东村民委员会对该项工程拒绝结算；
2012年7月8日，云龙县团结彝族乡河东村委会将河东村委会聂苏新村人马驿道桥梁工程（按房屋建筑面积计算，三层约460平方米）采用“包工包料”的方式承包给原告，单价1408元／m2,工期为2012年7月10日至2013年7月10日，双方并于2013年12月27日对该项工程进行了验收结算，工程质量鉴定为合格。工程结算价为672237.44元；另外，加上附加工程部分，结算总价为901881.36元。以上二项合计：人民币1643007元。
2012年4月1日，云龙县团结彝族乡河东村委会将云龙县宏达核桃专业合作社（杨红芳至董绍清宅基地）河岸挡墙工程采用“包工包料”的方式承包给原告，单价毛石混泥土为400元／m3,工期为2012年4月1日至2012年5月1日，双方并于2012年5月10日对该项工程进行了验收结算，工程质量鉴定为优良。工程结算价为133660.8元。
综上所述，原告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建筑工程合同合法有效，被告应当履行支付工程结算款的义务，但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均以各种理由拒绝支付工程结算款。为此，现诉请：1、责令被告偿还原告建设工程款人民币1643007元－450000元（被告已经支付）＝1193007元，以及自2013年12月28日至还清之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责令被告偿还原告“河岸挡墙工程款”人民币133660.8元，以及自2012年5月11日至还清之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辩称：一、原告的诉讼主体身份不适格，原告无权向被告主张权利。《河东村聂苏桥人马驿道桥梁工程施工合同》及《宏达核桃专业合作社河岸挡墙施工合同》两份合同中已载明，合同的乙方是大理市第五建筑公司喜洲建筑队，一个是自然人，一个是法人，不管事实上原告杨信荣与大理市第五建筑公司之间是什么关系，都不可能相互代替。
二、假设原告杨信荣主体身份适格，其诉讼请求也不成立。（一）双方之间只存在建筑工程的结算，而不存在偿还问题。原告的这一说法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而不成立。（二）原告在两项诉讼请求中都要求被告承担利息，被告认为此要求不成立。第一，两个合同中明确约定“乙方自己垫付施工”，并没有约定利息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中“当事人对垫资利息没有约定，承包人请求支付利息的，不予支持”的规定，该项主张不成立。第二、如果被告是在双方结算后拖延不付工程款，原告主张利息是合理合法的。但是，本案不存在被告拖延不支付工程款的情况，而是原告在工程验收结算后不断提出新要求，导致工程款最终清结不能。在工程开工后，原告先后以借支和垫支材料款等方式支出了人民币860000余元。其中：原告杨信荣借支人民币480000余元，为原告杨信荣垫支材料款人民币340000余元。（三）关于原告杨信荣诉请中提出的工程款的数额问题。1、对于诉请的第二项即133660.8元的河岸挡墙工程款被告无异议。2、对于诉请的第一项即1643007元的人马驿道桥梁工程款，被告认为原告的该项主张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同一座桥，系同一工程，原告却要重复结算两次工程款。双方之间产生争议的症结也就在这里。事实上，对于这座人马驿道桥梁工程，被告与大理市第五建筑公司喜洲建筑队确实签过两次合同，原因及事实经过是这样：被告将这座人马驿道桥以包工包料，工程款由施工方垫资的方式发包给大理市第五建筑公司喜洲建筑队，当时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工程内容为“不含桥墩及桥面瓦屋顶，只负责施工桥梁、桥柱及部分板面，钢筋混泥土成品约125m3,1260元／m3”,随后在施工过程中，应原告杨信荣的一再要求，被告又将不含桥墩基础部分的其余工程承包给他，鉴于工程项目内容发生了变化，双方因此又另签了一份合同，具体工程内容详见合同第十条。第二份施工合同不仅增加了乙方承建的工程项目，而且改变了工程量的计算方式，将原来以立方为单位计算工程量改为以平方来计算工程量，同时约定工程量约460m2,单价1408元／m2。签第二份合同时，双方口头言明第一份合同的内容已包含在第二份合同里，因此第一份合同作废。由于被告缺乏法律知识，没有将双方约定的这一内容写入第二份合同里，同时以自己诚信之心度人，毫无防备的把自己这方保存的第一份合同撕毁，没想到被告的这一小小的粗心和疏忽，导致了现如今本不该有的争议。
第二份合同签订后，由于合同乙方资金等原因导致工程无法按期进行，在被告提供资金等大力帮助下，工程最终于2013年12月底完工。2013年12月27日双方对桥梁进行了验收，确定建筑面积为460.68m2，工程款为648637.44元。同时，被告还给了合同乙方设计费人民币20000元和广告灯制作费3600元，三项合计人民币672237.44元。对于上述验收结算结果双方均无异议，都签名认可。
双方结算后，原告杨信荣一再提出工程亏损，要求以工程项目的增减给予其弥补。于是，双方于2014年8月26日、27日两天通过协商确定了两件事：一是明确了增加的工程项目和工程量，新增四个大项工程款共计人民币31096元，二是明确了原告杨信荣在施工过程中向被告借支和被告为其垫支材料款共计12项753370元。上述协商内容形成书面文字材料，双方都在认可无异议后签了字。至此，双方应该按照协商结果执行就可以了。但原告在协商后回大理几天又提出新要求，最终竟提出如其诉状中所述要按两份合同结算两次的要求，对于原告杨信荣提出的这种既不合理也不合法的要求被告不可能满足。
基于原告杨信荣一再推翻自己签字确认的事实，只算增加的工程部分，不算减少和实际没做的部分，对于这种不公平的计算方式被告不予认同。为此，被告按实际工程量及双方实际发生的借、垫支等情况理了一份《账务往来清单》提供给法庭，明确了工程款总计为771525.46元，其中：河岸挡墙133660元，人马驿道桥梁637864.66元。
（四）在此被告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按实际完成的工程量被告应付的工程款为771525.46元，其中：河岸挡墙133660.80元，人马驿道桥637864.66元。但被告已支付和垫付工程款865993.41元，超付了人民币94467.95元。对超付的部分，原告杨信荣必须退还。
基于上述事实，被告认为原告的诉请依法不成立，请法庭依照本案的事实和法律的规定作出驳回起诉的公正裁决。
归纳原、被告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杨信荣的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二、被告河东村委会是否拖欠原告工程款？
原告杨信荣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供法庭质证：
A1、原告杨信荣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原告的身份情况；
A2、大理喜洲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报名资料复印件。拟证明原告杨信荣借用大理喜洲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资质，以该公司的名义向河东村委会承包工程；
A3、施工合同三份。拟证明原告向河东村委会承包了聂苏新村人马驿道桥梁即“佬倵桥”、宏达核桃专业合作社河岸挡墙两项工程，其中聂苏新村人马驿道桥梁工程签订了两份合同；
A4、工程预（结）算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聂苏新村人马驿道桥梁工程结构部分造价为741125.67元、二次结构及装饰装修部分造价为901881.36元，聂苏新村人马驿道桥梁工程总造价为1643007.03元；
A5、聂苏新村人马驿道桥梁即“佬倵桥”建成后的外观照片三张。拟证明“佬倵桥”由原告承建的情况。
经质证，被告方的质证意见为：对A3中没有附有验收、结算表的人马驿道桥梁施工合同不认可，认为该合同已经包含在附有验收、结算表的合同中；对A2不认可，认为介绍信中的人不是杨信荣，被告没有与报名资料所载的公司签订合同，A2与本案无关；对A4工程预（结）算书不认可，认为此组证据是由原告单方制作，未经被告签字，故不予认可。对原告提供的其余证据无异议。
被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供法庭质证：
B1、法定代表人证明及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被告负责人身份情况；
B2、挡墙施工合同一份（附有验收报告、结算表）。拟证明2012年4月1日被告与大理市第五建筑公司喜洲建筑队签订宏达核桃专业合作社河岸挡墙施工合同，此工程完工后已经双方验收、结算，工程款133660元；
B3、团结彝族乡河东村聂苏新村人马驿道桥梁工程施工合同（附有验收报告、结算表）、2014年8月26日杨信荣佬倵桥工程增加项目工程量结算清单。拟证明：1、2012年7月8日被告与大理市第五建筑公司喜洲建筑队签订了《团结彝族乡河东村聂苏新村人马驿道桥梁工程施工合同》，该工程完工后双方已进行了验收、结算，结算款为人民币672237.44元。2、2014年8月26日，双方对增加的工程量进行协商后确定增加工程量的工程款为31096元。3、两项合计该人马驿道桥的工程款为703333.44元；
B4、2014年8月27日经原告杨信荣签字确认的其借支和被告为其垫支的材料款清单一份；借条3张；云南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一张；收条、欠条、委托书各一张；收据6张。拟证明：双方经对账确认原告杨信荣向被告借支和被告为杨信荣垫付工程款共计人民币753370元的事实；
B5、账务往来清单一份（仅作说明，不作证据使用）。说明被告的主张：工程款总额771525.46元，原告借支、被告为其垫支合计865993.41元，两项相抵，原告应退还给被告超支款94467.95元。
经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一、对证据B4中：1、2013年11月22日写给施宏的借条金额为61375元这一笔借款认可50000元，11375元系高利贷利息不认可。对其余向被告借支的款项无异议；2、对被告垫支材料款的6张单据中，认可2013年6月25日支付的140000元和2013年7月22日支付灯珠字3600元这两张单据，对其余材料款单据不认可；二、认可B1、B2、B3这三组证据。
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对双方争议的工程进行了现场勘验，并制作了证据C即勘验笔录。查明：1、“佬倵桥”主体工程由杨信荣建盖完成，其中青石砖地板、门、玻璃窗户、青石栏杆、“佬倵桥”艺术字及装饰画不是杨信荣完成。河两岸的桥墩被告原来就已经修建好，不包括在杨信荣承包的工程范围内。2、双方对挡墙工程无争议。
经质证，原、被告双方对证据C无异议。
经质证，本院认为，1、原告提供的证据A2大理喜洲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报名资料，该资料所载的公司名称与几份合同中施工单位“大理市第五建筑公司喜洲建筑队”名称不符，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采信；2、原告提供的证据A4工程预（结）算书系原告单方制作，没有被告的签字认可，本院不予采信；3、原告提供的证据A1、A3、A5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被告提供的证据B4中，2014年8月27日经原告杨信荣签字确认的其借支和被告为其垫支的材料款清单第（3）项，施昌达（施宏儿子）68000元这笔款，原告认可其实际只向施昌达借款50000元，其余18000元为高利贷利息，但其写的借条金额为61375元，其没有相反证据证实本金为50000元，其余为高利贷利息。被告在B5中也认可61375元，本院确认此笔借款金额为61375元；该清单中由被告另找人施工的工程部分的工程款222370元（玻璃窗98950元、青石栏杆46000元、青石地板砖43160元、防盗门21800元、卷帘门860元、设计及艺术字11600元），因当时有部分款项被告还未跟其他施工人结算，在庭审时被告在B5中自认这部分工程款为207878元（玻璃窗92038元、青石地板43160元、青石栏杆48280元、防盗门20800元、佬倵桥标志灯3600元），比原告签字确认的清单金额减少14492元，本院确认被告自认的工程款金额207878元。原告虽然对这部分工程款有异议，但其自愿在清单上签字，庭审中亦无相反的有效证据推翻此清单，原告的此质证意见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提供的其余证据具有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依据。
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2012年4月8日，原告杨信荣以大理市第五建筑公司喜洲建筑队名义与被告河东村委会达成口头协议，由该公司向河东村委会承包宏达核桃专业合作社河岸挡墙工程。工程完工后，双方于2012年5月10日进行验收（被告认定该工程为优质工程）、结算，确定工程款为133660.80元。为了完善手续，双方于结算时补签了《云龙县宏达核桃专业合作社河岸挡墙施工合同》。合同只有杨信荣签名，无大理市第五建筑公司喜洲建筑队签章。对此合同原、被告双方均无异议。
2012年7月8日，原告杨信荣以大理市第五建筑公司喜洲建筑队名义与被告河东村委会签订《团结彝族乡河东村聂苏新村人马驿道桥梁工程施工合同》（以下简称第一个合同），但合同只有杨信荣签字，没有大理市第五建筑公司喜洲建筑队签章。双方约定由大理市第五建筑公司喜洲建筑队承建聂苏新村人马驿道桥梁工程（以下简称“佬倵桥”），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一次包干，工程建设资金为160000元。工程内容为：不含桥墩基础及桥面瓦屋顶，只负责施工桥梁、桥柱及部分板面，钢筋混泥土成品约125m3，1260元／m3。合同签订后，原告杨信荣着手施工。在施工过程中，被告河东村委会一方面想扩大“佬倵桥”的建设规模，一方面比较满意原告的施工质量，于是让原告杨信荣对“佬倵桥”进行设计。原告杨信荣设计出“佬倵桥”的效果图纸后，双方达成口头协议，由原告杨信荣来完成整座桥梁的工程施工。但由于资金等各种原因，本来约定应当由原告施工完成的桥梁的青石砖地板、门、玻璃窗、青石栏杆、艺术字及装饰画这几项工程不是原告杨信荣完成，而是由被告河东村委会另找人施工。其余工程由原告杨信荣施工完成。在工程完工后，2013年12月27日验收结算时，双方为了完善手续，于是又补签了《团结彝族乡河东村聂苏新村人马驿道桥梁工程施工合同》（以下简称第二个合同）。将合同日期落为2012年7月8日，合同中施工单位同样是大理市第五建筑公司喜洲建筑队，但合同中同样没有单位签章，只有原告杨信荣签名。合同中载明工程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工程量按房屋建筑面积计算方式计算，单价1408元／m2。双方结算时确定工程量为460.68m2、设计费20000元、广告灯制作费3600元，结算工程款共计人民币672237.44元（此工程款中包含被告另找人施工工程部分的工程款）。结算完毕后，原告杨信荣认为第一个合同与第二个合同约定的是同一座桥梁的不同建筑部分，应当分别结算，要求与被告按第一个合同约定的内容进行再结算一次。但被告认为第一个合同已经包含在第二个合同之内，如果再按第一个合同结算一次，那么就是重复结算，不同意对第一个合同进行结算。到2014年8月26日，原、被告双方对原告杨信荣施工过程中增加的工程量部分再进行结算，确定再增加给杨信荣工程款31096元。
2014年8月27日，双方认可被告河东村委会从不同渠道筹资支付给了原告杨信荣现款524375元（团结乡政府支付153000元、2013年6月借支140000元、施昌达的61375元、2013年12月19日借支50000元、2013年8月借支20000元、2014年4月11日云龙县交通局拔付100000元）。2014年9月20日，被告代原告支付给杜家贵民工工资人民币39860元。2015年2月16日，原告向被告借支了人民币60000元。2015年3月，原告向团结乡政府借支了20000元。综上所述，原告共计向被告借支了工程款644235元。原告杨信荣未完成的工程部分被告另找人施工完成，这部分被告共支付工程款207878元（玻璃窗92038元、青石地板43160元、青石栏杆48280元、防盗门20800元、佬倵桥标志灯3600元）。
另查明，被告还代原告缴纳了税款，但具体金额没有正式发票，本院不能确定具体金额。
再查明，“佬倵桥”建设工程被告没有经过招投标。原告杨信荣没有任何工程施工资质。
本院认为，原告杨信荣欲借“大理喜洲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资质，以该公司的名义向被告河东村委会承包河岸挡墙工程及“佬倵桥”的建设施工工程。但合同载明的施工单位名称为“大理市第五建筑公司喜洲建筑队”，与其提供的报名资料的建筑公司的名称不符，合同中亦无合同中载明施工单位“大理市第五建筑公司喜洲建筑队”的签章，该公司是否存在不清楚。经查，杨信荣也不是什么建筑公司的法人代表或业务人员。本案实际是杨信荣本人与河东村委会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也是杨信荣。杨信荣是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现其向被告主张工程款，其系适格的原告。被告关于杨信荣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的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被告河东村委会建设的“佬倵桥”系涉及公共利益的工程，应当进行招投标而未进行。承包人杨信荣系不具备相关施工工程资质的公民个人，原、被告双方之间签订的三个《工程施工合同》均为无效合同。但两个工程经被告验收后均为合格工程，被告应当按照约定支付工程款。河岸挡墙工程经双方结算确定工程款为133660.80元，原、被告双方均无异议。关于“佬倵桥”工程的工程款，原、被告之间存在两个争议：一、合同中约定应当由原告完成的工程部分，由于原告未完成，由被告另找人施工完成（玻璃窗、门、青石栏杆、青石地板、装饰字画）。这部分工程的工程款原告认为被告提供的数额虚假，双方有争议。二、是否应当按两个合同分别结算？原告主张应当按两个合同分别结算。被告主张第一个合同已经包含在第二个合同中，第一个合同应当作废。本院认为，关于双方的第一个争议，2014年8月27日，原、被告双方共同签署了一个书面材料，确认被告另找人施工的这部分工程款为222370元（当时有些被告还未同别人结算）。到法庭审理时，被告自认这部分工程款为207878元，比双方确认的减少了14492元，本院确认被告自认的金额。原告是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应当清楚其签字确认的法律后果。如果对这部分工程款有异议，他完全可以不签字确认，但他却自愿签字确认，故本院认可被告另找人完成的工程部分的工程款为207878元。关于原、被告之间的第二个争议，原、被告之间确实有过两次约定，但第一次约定的工程内容是否已经包含在第二次约定的工程内容中，双方没有明确约定。第二个合同中双方约定工程内容第一项载明“框架结构斜屋顶瓦屋面桥梁主体工程（不含桥墩基础部分）”，应当理解为包含第一个合同约定工程内容的“桥梁、桥柱及部分板面”，不然何为桥梁主体工程？此其一；其二，原告杨信荣在起诉时，提出对“佬倵桥”工程价值进行司法鉴定的申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约定按照固定价结算工程价款，一方当事人请求对建设工程造价进行鉴定的，不予支持。法庭向其释明只能对工程量进行鉴定。其同意后，法庭指定了司法鉴定机构通知其交纳鉴定费时，其却不交纳鉴定费，并且给他打电话不接，发短信不回，处于失联状态。如果双方之间还有未结算的工程内容，或者结算的工程量有误，那么原告应当通过司法鉴定积极举证，但现在他却对司法鉴定采取回避的态度。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不支持原告按两个合同分别结算的诉讼主张。本案的最后一个争议：被告是否拖欠原告工程款？原告向被告承包了两个工程，第一个是河岸挡墙工程，此工程的工程款为133660.80元，双方无争议；第二个是“佬倵桥”工程，此工程第一次结算工程款为672237.44元。2014年8月26日，被告再给原告结算了其增加的工程部分的工程款31096元，“佬倵桥”工程的工程款共计为703333.44元（672237.44元+31096元）。除去应当由原告完成而由被告另找人施工工程的工程款207878元，“佬倵桥”工程原告应得的工程款为495455.44元（703333.44元－207878元）。故原告承包的两个工程应得的工程款总额为629116.24元（133660.80元+495455.44元）。被告从不同渠道筹资总共支付给了原告工程款644235元。根据目前查明的事实，被告河东村委会没有拖欠原告杨信荣工程款。故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如果向原告主张返还多支付的工程款，应当提出反诉或另行起诉，不能以答辩的形式提出。故被告关于应当由原告返还多支付的工程款的辩称本院亦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各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杨信荣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6740元，减半收取8370元，由原告杨信荣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罗丽萍
二〇一五年十月八日
书记员 李 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