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2民终563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营业场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58号远洋大厦F6层。
负责人：武博，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岩，北京盈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丽艳，女，1962年11月24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洋，男，1989年9月17日出生。
上列二被上诉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亚锐，北京市元甲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二被上诉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华慧中，北京市元甲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卞淑英，女，1960年6月20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靳春菊，女，1980年2月9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靳玉占，男，1983年6月1日出生。
上列三被上诉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波，河北承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牛艳玲，女，1971年6月19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贵斌，河北华川（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德市开发区支公司，营业场所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车站路福地华园东区B2栋楼底商111、211号。
负责人：沈孝强，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康锐，男，该公司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电子商务营业部，营业场所北京市密云区经济开发区云西一街16号12层。
负责人：刘志远，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岩，男，该公司工作人员。
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丽艳、宋洋、卞淑英、靳春菊、靳玉占、牛艳玲、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德市开发区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承德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电子商务营业部（以下简称人保北京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2民初81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太平洋保险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四项，依法改判其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宋东升系车内人员，其系因车辆撞击被甩出车外，一审法院仅凭推断认定宋东升在车辆外部，没有事实依据。
杨丽艳、宋洋辩称，1.同意一审判决；2.交通事故认定书及鉴定意见确认宋东升系车外人员，不同意太平洋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
卞淑英、靳春菊、靳玉占辩称，1.不同意一审判决但未上诉；2.依据交通管理部门的现场测量数据及鉴定意见可以认定宋东升系车外人员，但涉诉交通事故发生在高速公路上，宋东升作为行人进入高速公路，违反了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故宋东升对涉诉交通事故的发生及结果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3.不同意太平洋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
牛艳玲辩称，1.同意一审判决；2.宋东升属于车外人员的事实已经法院生效判决予以确认，且牛艳玲因事故导致脑挫伤出现遗忘，故不同意太平洋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
人保承德公司辩称，1.不同意一审判决但未上诉；2.宋东升应属于车内人员，同意太平洋保险公司的上诉理由，但对其上诉请求不发表意见。
人保北京公司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同意一审判决。
杨丽艳、宋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卞淑英、靳春菊、靳玉占、牛艳玲、人保北京公司、人保承德公司、太平洋保险公司赔偿其死亡赔偿金1145500元、丧葬费4623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96280元、误工费11466.67元（宋洋及受害人弟弟办理丧事而产生的误工费，2017年1月16至2月28日，共计43天，宋洋月工资4500元，受害人弟弟月工资3500元）、交通费2000元，以上共计1301482.67元，上述损失由人保北京公司、太平洋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先行赔付，超出部分由人保承德公司及太平洋保险公司按照责任比例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由卞淑英、靳春菊、靳玉占、牛艳玲按照责任比例予以承担；2.卞淑英、靳春菊、靳玉占、牛艳玲、人保北京公司、人保承德公司、太平洋保险公司承担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月16日21时10分许，在北京市密云区京承高速出京方向76公里处，靳井永驾驶×××奥德赛牌小型普通客车（内乘丁某、韩某1、韩某2、迟某）由西向东行驶，适有牛艳玲驾驶×××玛莎拉蒂牌小型越野客车及宋东升在应急车道内，小型普通客车前部与小型越野客车后部接触，造成靳井永、宋东升死亡，牛艳玲、丁某、韩某1、韩某2、迟某受伤，两车损坏的重大交通事故。北京市公安局密云分局交通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其中交通事故成因及责任为：靳井永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超速行驶且在高速公路上行驶非紧急情况时进入应急车道行驶的违法行为，与本起交通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牛艳玲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非紧急情况时进入应急车道行驶的违法行为，与本起交通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宋东升、丁某、韩某1、韩某2、迟某无交通违法行为。根据……的规定，认定：靳井永为主要责任；牛艳玲为次要责任；宋东升、丁某、韩某1、韩某2、迟某无责任。北京市公安交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技术咨询意见，内容为：……根据现场状况、车辆痕迹、人体损伤分析：奥德赛牌小型客车前部与玛莎拉蒂牌小型客车右尾部相撞，两车接触后玛莎拉蒂牌小型客车向左前方滑行后停止于现场停止位置，现场散落物多集中于道路右侧应急车道内。根据玛莎拉蒂牌小型客车的运行轨迹分析，当其车辆右尾部受到撞击后时，车内人员身体受惯性作用应向右后方运动，即人体背部与座椅靠背之间产生较大的作用力，这种作用力可以使座椅靠背向后方变形，对人体造成的主要损伤一般表现为头颈部的损伤，而体表损伤多轻微或无明显损伤。玛莎拉蒂牌小型客车驾驶员座椅靠背向后扭转变形，副驾驶座椅靠背位置基本正常，表明驾驶员位置有人员乘坐，而副驾驶位置有人员乘坐的可能性小。牛艳玲的损伤为颈椎可疑骨折，颈部外伤后神经反应，体表未见明显损伤，其位于驾驶员位置时存在上述损伤机制。宋东升的损伤较为广泛，右面部、胸腹部、四肢可见散在皮肤挫伤，双侧多发肋骨骨折，上述损伤与车内正常乘坐人员可以造成的损伤不符，即宋东升的损伤在车外受到撞击等外力作用时可以形成，且从车辆的车损情况、结构特征及运行轨迹分析，当车辆尾部受到撞击后宋东升被抛出车外的可能性并不存在，由此推断事故发生时牛艳玲位于驾驶员位置，宋东升位于车辆外部。综上，我们认为事故发生时牛艳玲位于驾驶员位置，宋东升位于车辆外部。
另查，×××小型普通客车在人保北京公司投保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并且在人保承德公司投保有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限额为100万元（含不计免赔）。×××小型越野客车在太平洋保险公司投保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并且投保有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限额为100万元（含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
再查，杨丽艳与宋东升系夫妻关系，宋洋系杨丽艳与宋东升之子。宋东升之父宋维成已于2000年6月4日死亡、之母付瑞华已于2014年6月10日死亡。靳井永与卞淑英系夫妻关系，靳春菊、靳玉占系靳井永、卞淑英之子女。靳井永之父母已先于其死亡。
宋东升（1960年4月7日出生）的户别为非农业家庭户，死亡赔偿金的计算公式为按照北京市2016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7275元×20年=1145500元。丧葬费的计算公式为按照北京市2016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7706元×6个月=46236元。
庭审中，宋洋为证明误工费，提供北京大恒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关系）证明书：员工（指宋洋）：同意你本人提交的与北京大恒软件技术有限公司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关系）的申请，北京大恒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与你签订的劳动合同因上述原因于2017年1月31日解除（终止）。人保承德公司提交了保险单、投保人声明和保险条款，证明保险单记载车辆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以及人保承德公司已经尽到了免责条款提示义务；还提交了靳井永车上乘客丁某、迟某等人的询问笔录以及车辆（×××）历任车主金某、乔某、张某、杨某的询问笔录，证明靳井永非法营运的事实，投保人并未向保险公司履行如实告知义务。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火化证明、注销证明、户口簿、结婚证、独生子女证、村委会证明、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技术咨询意见、交通事故卷宗材料、保险单、投保人声明、保险条款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由当事人依法赔偿。本案中，靳井永驾驶小型普通客车与牛艳玲驾驶的小型越野客车发生交通事故，致宋东升死亡，此事故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认定靳井永负主要责任、牛艳玲负次要责任，程序合法，责任认定得当，法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
卞淑英、靳春菊、靳玉占以及人保承德公司要求重新划分责任，除提供交通事故卷宗部分材料之外，并未提交其他证据，故卞淑英、靳春菊、靳玉占以及人保承德公司要求重新划分事故责任的意见，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采纳。
人保承德公司主张车辆使用人擅自改变车辆使用性质，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被保险人靳井永未履行通知义务，且车辆从家庭自用改变为运营车辆，故人保承德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内免赔。对此，法院认为，危险程度显著增加需同时具备三个条件：1.显著性，即危险增加的显著性须能影响保险人增加保险费或解除合同，轻微的危险程度增加不影响对价平衡原则，不符合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条件；2.持续性，即危险状态发生改变后需持续不变一段时间，而不是一时的改变继而又消失恢复原状；3.未曾估计性，即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期限内未将该增加的危险程度作为厘定保费的基础。从本案来看，人保承德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靳井永车辆系网约车或出租车等运营车辆，仅凭靳井永在本案交通事故中一次收取乘车人车费的事实以及实际车主之一金某在交通部门所作的询问笔录中的陈述“买了这辆本田车准备跑活”来认定肇事车辆系运营车辆，明显证据不足；而靳井永一次营利的行为，车辆的危险程度是否增加，增加是否具有持续性和显著性，无法认定。综上，肇事车辆无法被认定为改变车辆使用性质亦无法认定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不构成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约定的免责事由，故人保承德公司提出的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免赔的意见，法院不予采纳。
根据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技术咨询意见，发生事故时宋东升位于牛艳玲驾驶车辆的外部，因此太平洋保险公司提出不适用交强险、商业三者险的赔付范围的意见，法院不予采纳。卞淑英、靳春菊、靳玉占申请调取交通事故案卷，无调查收集的必要，法院不予调取。
人保北京公司、太平洋保险公司作为事故车辆交强险保险公司，应首先在保险限额内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对于交强险限额不足部分，应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按责任比例予以赔偿。对于超过交强险赔偿限额和范围的有证据证明的合理损失的具体赔偿比例分配问题，法院认为，靳井永作为机动车驾驶员，未尽到谨慎驾驶的注意义务，并违反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存在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超速行驶且在高速公路上行驶非紧急情况时进入应急车道行驶的违法行为，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而牛艳玲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非紧急情况时进入应急车道行驶的违法行为，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认定靳井永负主要责任、牛艳玲负次要责任，故对于超过交强险赔偿限额和范围的合理损失部分，法院确定人保承德公司按照70%的责任比例承担赔偿责任，太平洋保险公司按照30%的责任比例承担赔偿责任。
杨丽艳、宋洋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于法有据，计算得当，法院应予支持。宋东升因交通事故死亡，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酌定为90000元。杨丽艳、宋洋要求赔偿交通费，理由正当，交通费法院酌定为1000元，杨丽艳、宋洋主张的其他交通费，法院不予支持。杨丽艳、宋洋主张的误工费，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加以证明，法院不予支持。因本案所涉及的赔偿金额已超出交强险项下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丧葬费超出部分、死亡赔偿金超出部分可纳入商业三者险范围，由人保承德公司、太平洋保险公司按责任比例予以赔偿。因本起交通事故造成多人伤亡，并均已另行提起侵权之诉，故法院按照各被侵权人的损失比例确定交强险的赔偿数额。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电子商务营业部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规定的责任限额内赔偿杨丽艳、宋洋交通费500元、丧葬费23118元、死亡赔偿金31689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4000元；二、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规定的责任限额内赔偿杨丽艳、宋洋交通费500元、丧葬费12043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6000元；三、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德市开发区支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约定的责任限额内赔偿杨丽艳、宋洋丧葬费7752.50元、死亡赔偿金779667.70元；四、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约定的责任限额内赔偿杨丽艳、宋洋丧葬费3322.50元、死亡赔偿金334143.30元；五、驳回杨丽艳、宋洋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电子商务营业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德市开发区支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433元（含保全费4920元），由杨丽艳、宋洋负担158元（已交纳），由卞淑英、靳春菊、靳玉占负担14892.50元（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交纳），由牛艳玲负担6382.50元（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交纳）。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牛艳玲提交了四份民事判决书及执行通知书，用以证明在涉诉交通事故引发的其他民事案件中，法院生效判决已经认定宋东升系车外人员，并同时提交了病例材料用以证明其受伤后引发近期遗忘。太平洋保险公司、人保承德公司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杨丽艳、宋洋、卞淑英、靳春菊、靳玉占均认可上述民事判决书及执行通知书的真实性。卞淑英、靳春菊、靳玉占认为牛艳玲的病例材料不属于新证据，不认可证明目的。一审中，人保承德公司提交了事发后靳井永驾驶车辆的乘车人员在北京市公安局密云分局交通大队的询问笔录复印件，本案其他各方当事人对该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其中，2017年1月18日对乘车人丁某所做询问笔录中记载：“……问：你把事情经过如实讲一下？答：2017年1月16日20时左右，我从北京市朝阳区北苑东路润泽公馆坐上一辆‘本田奥德赛’回河北省承德市老家那里。我上车的时候车上已经有三位乘客了，那辆车接上我之后就上京承高速了。大概21时左右，我不知道车辆行驶到京承高速什么位置了。我乘坐的这辆‘本田奥德赛’从行车道偏向最外侧应急车道，把应急车道停着的一辆车撞了。撞完之后我就受伤，车上前排的乘客把我从车上抬了下来，后来我就在路边等救护车来了之后去医院了……问：事发时对方车辆的状态？答：对方车辆是停着的。问：对方车辆在什么地方停着的？答：在应急车道内停着的。”2017年1月18日对乘车人迟某所做询问笔录中记载：“……问：你乘坐的车与对方车在道路什么位置接触的？答：在最外侧应急车道接触的。问：事发时对方车辆的状态？答：我感觉对方的车是停着的。问：对方车是在哪条车道停着的？答：在应急车道内……”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事发时受害人宋东升是否属于车内人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虽然牛艳玲曾自述其驾驶的车辆在行驶中发生了本次交通事故，事发时宋东升坐在车内，但涉诉事故相关当事人曾在公安机关明确表示事发时牛艳玲驾驶的车辆系停在应急车道内，且北京市公安交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技术咨询意见为“事故发生时牛艳玲位于驾驶员位置，宋东升位于车辆外部”，太平洋保险公司并未提交其他有效证据证明宋东升系车内人员，杨丽艳、宋洋对此亦不予认可，故本院认为，现有证据可以证明事发时宋东升位于车辆外部，太平洋保险公司依法应当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赔偿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太平洋保险公司以牛艳玲自述宋东升为车内人员为由主张其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太平洋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90元，由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兴芳
审判员 刘保河
审判员 李 倩
二〇一八年六月四日
书记员 孟董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