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甘01民再字7号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陈某，女，汉族，1941年6月1日出生，系兰州第一建筑工程公司退休职工。
委托代理人赵某（陈某之女），女，汉族，1967年2月1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孙某（陈某女婿），男，汉族，1963年3月14日出生。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兰州市公有房屋管理中心五泉房管所，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民主西路***号。
法定代表人魏晓军，该房管所所长。
委托代理人吕军芳，上海市汇业（兰州）律师事务所。
委托代理人陆晖，该房管所房管员。
陈某与兰州市公有房屋管理中心五泉房管所（以下简称五泉房管所）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2014）城民一初字第3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2月22日作出（2014）兰民三终字第81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某不服，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5日作出（2015）甘民申字第502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申诉人陈某的委托代理人赵某、孙某，被申请人五泉房管所的委托代理人吕军芳、陆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某一审中诉称，兰州市城关区力行新村16号302室和19号305室是因拆迁原私有房屋后，依照回迁安置政策分配的房屋。五泉房管所将涉案房屋确定为公房缺乏事实依据。1993年前，陈某在位于城关区中山林26号有砖混结构的私房四间，1993年下半年甘肃省农房开发公司拆迁了原有私房。新楼建成后，按照拆迁安置政策，给予核发还建回迁证，安置两个中套房屋，但五泉房管所将其私有房屋按照公有住房管理。请求确认兰州市城关区力行新村16号302室和19号305室房屋所有权归陈某。
一审法院查明，赵俊臣（于2004年12月11日去世）与陈某系夫妻关系。1993年4月1日，赵俊臣向相关产权登记机关递交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请求办理位于兰州市城关区中山林26号院内土木结构北房4间所有权。同年9月29日，兰州市房产所有权登记发证办公室在兰州晚报上发布兰房权字第0**号公告，向公众告示包括上述房产在内的房屋征询产权异议，如对产权有争议者，应于公告之日起两个月内，以书面提出产权异议，并附有关证件报兰州市房地产产权监理处审查。如期满无异议者，即予核定产权，发给房产所有权证。在尚未取得产权证之前的1993年7月12日，甘肃省农房公司（以下简称农房公司）依据兰州市人民政府兰政地字（1993）007号批文，对城关区力行新村街坊进行开发建设，赵俊臣正在申请办理产权证的中山林26号院内平房4间位于拆迁范围之内，赵俊臣之妻陈某作为被拆迁人取得了拆迁户新楼安置房卡1份。该安置房卡载明的拆迁人是农房公司，被拆迁人系陈某，主要内容为拆除陈某私有的中山林26号住房面积33.10平方米的平房，给其就地安置中套楼房两套，陈某须于当日搬出被拆迁房屋。该安置房卡除有农房公司盖印外，市、区两级拆迁安置管理办公室加盖了公章。上述兰房权字第0**号公告发布期限届满后，因没有人提出异议，赵俊臣取得了已被纳入拆迁的中山林26号院内北房4间的产权证，产权证号为兰房（城私）产字第12号。
另查明，1993年7月7日，兰州市房地产管理局（以下简称房管局）与农房公司签订了拆迁归还移交房屋产权协议1份，双方约定：由农房公司拆除房管局直管住宅112户，房屋253.5间，建筑面积2888.29平方米，非住宅用房（幼儿园）1户，房屋3间，建筑面积5O.45平方米，大门道及厕所等建筑面积51.18平方米。私房185户，房屋478间，建筑面积6895.12平方米。农房公司按市政府批准的用地范围进行拆迁。用地范围内的公私房拆迁户由农房公司负责按市拆迁办公室同意的安置方案就地妥善安置。农房公司拆除国有直管住宅公房，按照拆除的原户数以实际安置的住房套数及面积就地整栋向房管局归还房屋产权。农房公司拆除私有住房，按实际安排住户的套数及面积交由房管局统一接收管理。双方在该协议中还约定了其他事宜。兰州市城关区公证处对该协议进行了公证。该协议成立后，农房公司对该协议所涉公、私房屋实施拆迁，开发建设的项目为力行新村拆迁楼工程。1998年11月5日，由农房公司变更后的甘肃省城乡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城乡开发公司）向房管局发出关于申请返还直管公房的报告（即甘城乡房字（1998）第024号文件），请求房管局按双方签订的拆迁归还移交房屋产权协议接受拆迁还建的房屋。当月2O日，城乡开发公司与房管局及五泉房管所等单位对拆迁楼进行验收。兰州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向兰州市、城关区两级拆迁管理办公室以便函形式证明：城乡开发公司开发的力行新村拆迁楼工程，经该站于1998年11月核验，同意交付使用。23日，城乡开发公司与五泉房管所就存在的工程质量问题达成了相关整改协议。同年12月7日，房管局向城乡开发公司发出兰房字（1998）216号关于接管房屋产权的通知，该通知同意接收双方在拆迁归还移交房屋产权协议中确定的公房房屋套数，具体接管手续由五泉房管所办理，移交后的房屋产权房号以安置后房管所核定的房号为准。同时，房管局在该通知中回复，对城乡开发公司在拆迁时已作调换的185户私房产权同意不再移交。城乡开发公司向被告实际移交了148户住户房屋，五泉房管所接收的返还房屋包括给陈某拆迁还建的302室和305室，城乡开发公司还向五泉房管所移交了包括陈某在内住户的住房保证金计49040元。陈某于1998年12月迁入拆迁还建的房屋后与五泉房管所建立了公房租赁关系。2O03年8月26日，经陈某申请，五泉房管所将305室的承租人变更为其女赵某。2010年7月以后，陈某及赵某以该房屋产权归其所有为由再未交付房租。
一审法院认为，1984年1月27日，甘肃省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并颁布实施了《兰州市城市建设房屋拆迁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拆迁暂行办法》。1997年12月10日，《拆迁暂行办法》失效。《拆迁暂行办法》系地方性法规，其对发生在兰州市范围内的拆迁法律关系均适用。《拆迁暂行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对拆迁户的住房，应按照原住房面积进行安置。对确有困难的，每人可增加使用面积二至三平方米，原住房过宽的，安置时应适当压缩。拆迁户不得借拆迁之机多要住房。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拆迁私房，如产权人要求易地新建，由本人申请办理用地的审批手续，建设单位依照房地产管理部门评定的房屋等级和有关规定，发给产权人迁建费和材料补偿费，不再分配住房；产权人要求安置住房的，原房按房地产主管部门评定的价格，由建设单位予以补偿，房地产主管部门同时注销《房屋所有权证》。本案所涉陈某与农房公司之间的拆迁法律关系发生在1993年7月，理当受《拆迁暂行办法》规制，本案所涉拆迁事实发生时，陈某尚未取得其居住使用的平房四间的所有权，但农房公司仍按私房对其予以拆迁安置，安置了还建楼房两套即本案所涉房屋302室和305室及进行了一定数额的货币补偿。现陈某持有的拆迁户新楼安置房卡的内容不能证明在农房公司拆除房屋时，其向农房公司支付了拆迁重置价，即不能证明陈某与农房公司在拆迁安置时就安置房屋进行了产权调换，农房公司依《拆迁暂行办法》之上列规定履行了拆迁安置义务，陈某取得了对拆迁安置楼房的居住使用权利，但依当时的地方性法规《拆迁暂行办法》之规定，陈某被拆除的平房四间的财产权益已由农房公司通过货币的方式进行了补偿，在其没有交付安置楼房与被拆除平房之间的差价时，自此丧失了对拆迁还建楼房的所有权，故陈某主张涉案房屋归其所有的诉请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陈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陈某负担。
陈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案所涉房产是其位于城关区中山林26号的私房被拆迁后，农房公司依照拆迁条例及相关政策给其还建的两套房屋，房管局与农房公司签订的协议约定，农房公司拆除房管局直管公房116户、私房185户，后双方同意拆迁时已作调换的185户私房不再移交，但实际移交148户，超标移交32户与双方约定不符，属于错误移交，该行为不能改变房产性质。同时，一审认定农房公司进行了一定数额的货币补偿没有证据支持。二、一审对此案的审理思路错误。陈某享有拆迁补偿的权利毫无争议，五泉房管所辩称涉案房屋为公房，则应承担举证责任，该所不能证明公房的，就应当认定陈某享有产权调换而取得房屋的所有权。而五泉房管所未提供对其原有房屋的拆迁决定书、估价鉴定书、货币补偿协议、发放补偿款收据等证据。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拆迁发生时的1993年，国务院城市拆迁管理条例与兰州市地方暂行办法同时并存，同时，宪法和物权法对保护私有财产均有明确规定，但一审法院依据已失效的地方规定予以处理显系适用法律错误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查实后改判。
五泉房管所答辩称，一、涉案房屋是由农房公司拆迁还建的直管公房，陈某在2010年以前一直缴纳房屋租金，并于2003年将承租的其中一套更名过户给其女赵某，说明自其所接管房屋以来，陈某就知道居住的房屋是直管公房，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二、根据当时的政策规定，拆除私有房屋时要求新建安置房屋产权的，须签订产权调换协议和缴纳房屋结构重置价款且超出原面积部分按商品房价格缴纳差价，陈某不能提供上述证据，说明涉案房屋不存在其所述产权调换情形。三、依照“法不溯及既往”原则，陈某所述拆迁时不存在的法律规定就本案不产生效力。四、陈某所述多移交的32套房屋系其所接受甘肃庆康物业公司拆迁兰柴厂直管公房因异地还建的房屋，与本案无涉等。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经审理后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2000年11月30日，房管局向甘肃庆康物业有限公司发出兰房字（20OO）186号《关于接管房屋产权的复函》，反映原兰柴厂与该局签订的《拆迁归还房屋产权合同》由甘肃庆康公司履行，该局同意将城关区力行新村小区2号拆迁楼内计32套住房产权及房屋所占土地使用权进行归还并接管，并由五泉房管所具体办理。
二审认为，根据陈某上诉所称及五泉房管所答辩，本案双方争议的主要问题是涉案安置房屋的权属应如何认定。本案争议房屋的拆迁安置行为产生于1993年期间，当时涉及的相关规定为《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拆迁条例》）以及《兰州市城市建设房屋拆迁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兰州市人民政府批转《关于兰州市城市建设房屋拆迁中几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意见》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拆迁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拆迁补偿实行产权调换、作价补偿，或者产权调换和作价补偿相结合的形式。产权调换的面积按照所拆房屋的建筑面积计算。作价补偿的金额按照所拆房屋建筑面积的重置价格结合重新结算。”第二十三条规定“以产权调换形式偿还的住宅房屋，偿还住宅房屋与被拆除住宅房屋之间的差价结算及超过或者不足所拆除住宅房屋的原建筑面积部分的价格结算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依照上述规定，取得还建房屋产权的，应以产权调换形式进行并偿还相应差价。《暂行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拆迁私房，如产权人要求易地新建，由本人申请办理用地的审批手续，建设单位依照房地产管理部门评定的房屋等级和有关规定，发给产权人迁建费和材料补偿费，不再分配住房；产权人要求安置住房的，原房按房地产主管部门评定的价格，由建设单位予以补偿，房地产主管部门同时注销《房屋所有权证》。”依照该规定，产权人要求安置住房的，原有房屋由建设单位予以补偿，产权人就原有房屋的所有权灭失。但有关安置房屋的权属，该规定未予明确。针对此存在的问题，《通知》第一条第2项规定“拆除私房，由建设单位根据市房管部门确认的产权、丈量的面积、评定的价格给产权人予以补偿，并进行安置。安置的房屋产权归国家。产权人要求房屋产权的，用产权调换形式偿还等面积的房屋，按重置折旧价格结算结构差价。不足原面积部分，按重置折旧价补偿；超过原房面积部分，按申请买房的条件对待。”依照该项规定，安置房屋的产权归国家所有。本案中陈某主张的系安置房屋的产权，同时，也未提供与农房公司之间签订的产权调换协议及支付差价的相关凭证。因此，陈某仅凭原有住房产权凭证及房屋安置卡主张涉案房屋产权，不符合上述有关法规及相关政策的规定，一审法院就其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另外，陈某所述五泉房管所从农房公司超标接收32套住房也与查明的事实不符，其曾申请变更房屋租赁关系的行为亦表明认可涉案房屋的权属性质。至于陈某所称未得到相应补偿的问题，应属向相关补偿责任人另行主张解决的事宜。综上，陈某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均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陈某负担。
本院再审过程中，申请人陈某称，1、两审判决对基本事实认定错误：申请人在位于城关区中山林26号有砖混结构的私房四间，1993年7月份，农房公司对城关区中山林片区实施拆迁，农房公司依照拆迁条例及相关政策给申请再审人一家核发回迁证，还建（产权调换形式也即“拆私还私”）两个中套房屋。被申请人假借公房管理权，错将申请人的私有房屋按照“公有住房”管理收租，侵害了申请再审人对房屋的所有权。1993年7月7日的协议是经过各方原始核定，协议确认只有116户公房，五年之后的1998年12月份，根本不可能发生移交148户公房的事实，移交32户名单系事后为诉讼伪造形成；法院关于“进行了一定数额的货币补偿”的说法纯粹是凭空杜撰。
2、法院对此案的审理思路错误，被申请人辩称涉案房屋为“公房”，应由被申请人承担举证责任。被申请人自始没有提供拆迁发生前对申请再审人原私有房屋的“价值估价鉴定书”、“补偿协议书”、“补偿款收据”等客观证据，只提供（1998）216号通知书，从通知内容查知涉案房屋性质上系产权调换的私有房屋，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与申请再审人提供的证据并不冲突，共同证明涉案房屋为私房性质。
3、原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拆迁发生时的1993年，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与兰州市地方暂行办法同时并存，被申请人没有提交关于拆迁补偿的证据、没有提交征收私有房屋的证据，法院没有调取征收、估价、补偿、领取补偿款等方面的证据，在缺乏证据和客观真相的前提下，法官无视兰州市房地产管理局文件确认“产权调换的私房不再移交”的核心事实，错误裁判。拆迁申请再审人的73平米不成套住宅房屋，应当按照原房屋的面积安置至少73平米，实际还建面积只有66平米，甘肃省地方法规规定对拆迁不成套住宅的，不再进行差价结算。1993年拆迁时，申请人家人选择“产权调换”，并取得拆迁单位核发的拆迁户新楼安置房卡。
本院经再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市房地产管理局与农房公司于1992年12月10日签订协议书，由农房公司给市房地产管理局代建住宅一个半单元（30套），产权归市房地产管理局所有。
拆迁改造时，部分私有产权人在拆迁时即进行了产权调换，部分原私有产权人放弃产权，选择以租赁方式入住安置的公房。拆迁安置房屋入住后，约2000年左右，又有部分住户选择了产权调换，但仍有部分住户未进行产权调换，继续向五泉房管所缴纳租金。产权调换以同城乡开发公司签订产权调换协议的方式进行，签订产权调换协议后可以据以领取房屋产权证。
陈某原有的四间平房在申报私有产权时申报的面积为50平米，经房管所勘查后予以认可。拆迁安置时，该房经兰州市城市建设拆迁安置管理办公室评估时建筑面积确认为52.57平米。
本院经再审审理后认为，首先，原审判决是否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本案所涉拆迁安置行为发生于1993年，故适用《拆迁条例》、《暂行办法》及《通知》并无不当。《暂行办法》虽于1997年12月10日失效，但对其生效期间发生的拆迁安置行为仍有规范效力，且《暂行办法》的规定与《拆迁条例》并不存在不一致或相抵触的情形。《拆迁条例》中对拆迁安置过程中的产权调换做了规定，并明确了以产权调换形式偿还的住宅房屋需进行差价结算。
其次，本案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陈某主张涉案房产为其私有产权，应提交证据予以证明。现陈某已经举证拆迁安置前其房产为私有产权，但拆迁安置后，依当时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拆迁私有产权后，产权人要求房屋产权的，需进行产权调换并结算差价。陈某在再审申请书中认为“申请再审人的房屋是通过产权置换安置的私有房屋”、“1993年拆迁申请再审人73平米原私有住宅时，申请再审人家人选择产权调换”，故陈某需进一步举证其在拆迁后进行了产权调换，方能证明其有产权。安置给陈某的两套住房比其原私有住房面积大，且存在结构差异，陈某若想继续拥有产权，需结算差价后与城乡开发公司签订产权调换协议。产权调换协议是产权人办理产权证的重要凭证，产权人理应妥善保管，若陈某确已进行过产权调换，应由陈某提交产权调换协议及结算凭证予以证明。本案中陈某未举证证明其进行过产权调换，反而主张由五泉房管所举证证明涉案房屋为公房。本案拆迁安置人为农房公司（拆迁安置过程中变更为城乡开发公司，现已注销），五泉房管所仅是依据归还协议接收还建的房屋，对产权调换的事项并不清楚，也未接收产权调换协议等相关资料，无法对产权调换事项进行举证，但其所举《拆迁归还移交房屋产权协议》、《申请返还直管公房的报告》及相关的通知、复函等可以证明涉案房屋被城乡开发公司作为公房向五泉房管所进行了移交。
如前所述，陈某未能对其是产权人进行充分举证，反而自1998年入住后一直缴纳租金至2010年，且于2003年申请将305室承租人变更至次女赵某名下，证明其对涉案房屋为公房、其为承租人的事实是明确认知的。陈某女婿孙某提交的变更申请也进一步印证了此点，该申请书中所述“因房屋的租金、使用均由孙某所有、使用，为其方便管理、使用，现本人提出申请，要求更换房屋租赁证姓名”，证明其对于房屋为公房及租赁事实是明确知晓的。本案拆迁安置行为发生时，房屋的市场价值不高而公房租金较低，部分私有产权人因不愿结算差价而放弃产权，是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做出的对自身利益的处分。当事人应充分认识到这种处分行为的法律后果，不应因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否认二十多年前的处分行为。
再次，关于五泉房管所实际接管的公房套数与《拆迁归还移交房屋产权协议》等约定的套数不一致的问题，因力行新村拆迁改造时，除五泉房管所原直管公房外，还有农房公司给市房地产管理局代建住宅一个半单元（30套），及甘肃庆康物业有限公司代兰柴厂归还公房32户。加之部分私有产权人未进行产权调换转换为公房，原公房住户也有选择变更为私有产权人，故五泉房管所实际接管的公房数与协议约定套数不同，但不能据此推定涉案房屋为陈某的私有产权。
综上，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01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兰民三终字第813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魏燕峥
代理审判员 马晓燕
代理审判员 殷君芳
二０一六年四月一日
书 记 员 魏 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