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民终334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某，女，1949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代理人林洪春，浙江龙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某1，男，1943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某2，男，1950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某3，女，1957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
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季建刚，上海圣瑞敕（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某4，男，1954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
上诉人沈某因与被上诉人孙某1、孙某2、孙某3、孙某4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5）杭下民初字第025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被继承人孙仲子与沈佩珍生前系夫妻关系，沈佩珍于2013年12月21日去世，孙仲子于2015年9月10日去世。双方共同育有子女五人，分别是长子孙某1、长女沈某、次子孙某2、三子孙某4、次女孙某3。2013年5月23日，孙仲子、沈佩珍于杭肇峰在场时，立下自书《遗嘱》一份，《遗嘱》内容由孙仲子书写，孙仲子、沈佩珍作为立遗嘱人签字并捺印，杭肇峰以证明人名义在《遗嘱》上签字、捺印并注明落款时间。《遗嘱》内容包括：属于我所有的一半住房（坐落于下城区朝晖九区21幢三单元202室房屋，以下简称房屋），分为五份，三份由长女沈某继承，二份由小儿子孙某4继承，任何人不得干涉；我俩省银行存款十九万四千元，是我俩养老备用金，用于医疗急救、老年生活补助，此款由长女若华保管，视情况使用，又我俩工资卡二份交由若华支付日常生活费用，任何人不得干涉；我妻沈佩珍所有的房屋的一半，依法五个子女应该各得一份，此事由长子雪涛主理。2013年5月28日，孙仲子又自书《遗嘱（补充）》一份，孙仲子、沈佩珍作为立遗嘱人签字并捺印。内容包括：我俩二本工资卡交给若华，作为每月生活费用，为每月医疗费、水电、煤气、电话费、家用物品修理费、请人帮忙劳务费，生活上还包括营养品等，如有剩余，均归华华，作为一种报酬；（若）我先走，沈医药费不够用，可去存款中支付，不能耽误病情。现沈某为遗产分割问题诉至原审法院，请求：1、依法分割两被继承人孙仲子、沈佩珍的遗产：扣除律师费20000元后，被继承人所有朝晖九区21幢三单元202室（暂估值100万元，以评估价格为准）房屋五分之二归沈某所有以及存款135226.8元中五分之一即27045元归沈某所有；2、两被继承人孙仲子、沈佩珍的公墓管理费由沈某、孙某4支付；3、孙某1、孙某2、孙某3、孙某4承担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数人继承。被继承人孙仲子、沈佩珍由孙仲子亲笔书写遗嘱，沈佩珍在遗嘱上签字，内容合法，该遗嘱有效。结合沈某所举证据即两被继承人立遗嘱时的录像资料显示，两被继承人虽年老体弱，但均能正常地表达自己的意愿，故孙某1、孙某2、孙某3认为孙仲子、沈佩珍在立遗嘱时系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能力人而导致遗嘱无效的抗辩意见因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本案被继承人孙仲子、沈佩珍的遗产继承，原审法院作如下处理：一、关于两被继承人所有的坐落于下城区朝晖九区21幢3单元202室房屋，因沈某未申请对房产价值进行评估鉴定，故原审法院无法予以直接分割。按照上述遗嘱内容，分别由沈某继承2/5份额，孙某4继承3/10份额，孙某1、孙某2、孙某3继承1/10份额。二、关于遗嘱中所涉银行固定存款194000元，沈某主张其中扣除医院急救费、护理费、丧葬费等费用后，由其保管的剩余存款135226.8元作为遗产进行分割。从两被继承人于2013年5月23日所书《遗嘱》及5月28日所书《遗嘱（补充）》的表述看，时间在后的《遗嘱（补充）》对在先《遗嘱》中二份工资卡的使用范围、余款处理以及194000元存款的使用条件进行了明确：生活费、水电费、医疗费、请人帮忙劳务费、营养品等费用从工资卡中开支，若有剩余，归沈某作为报酬，同时表明若孙仲子先于沈佩珍去世，在工资卡不够医疗费的情况下，可去存款中开支。孙仲子和沈佩珍生前两人每月退休工资收入为8000余元（其中孙仲子为5000多元），另有生前工作单位及社区的生活补助，大部分医疗费用均由社保支付，自费部分由单位每年予以报销，故孙仲子、沈佩珍的收入足以承担日常生活开支。结合孙仲子、沈佩珍生前的实际收入情况及前后两份遗嘱的文字表述和上下文内容，2013年5月28日《遗嘱（补充）》与2013年5月23日遗嘱对二人工资收入和固定存款194000元的处理不同，应以时间在后的《遗嘱（补充）》为准：即孙仲子和沈佩珍的日常生活费用和医疗费、护理费均应从两人工资收入中支出，若孙仲子先于沈佩珍去世，医疗费不足部分才可去固定存款中开支。因此，根据5月28日遗嘱（补充），孙仲子的医疗费自负部分以及护理费应当在工资收入中开支，且沈某亦明确2014年、2015年医疗费已由单位报销，故其主张急救费、护理费从固定存款194000元中扣除，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沈某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沈佩珍的丧葬费经单位报销后扣除实际支出尚余724.60元已存入养老备用金（即固定存款194000元），双方均认可父亲孙仲子的丧葬费为17500元，沈某自认孙仲子生前给沈某现金7500元未包括在本案诉讼请求中，以及孙仲子去世时单位发放慰问金2000元由沈某存入存单，上述款项予以扣减，固定存款尚余186724.60元（194000+7500+2000+724.6-17500）应作为遗产由双方共同继承。孙某1、孙某2、孙某3、孙某4认为孙仲子、沈佩珍生前的固定存款、国债等财产达到二十多万，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原审法院不予处理。三、关于孙某4所主张的金戒指两枚、象牙图章一枚、水牛角印章盒一只，沈某一审当庭确认其父亲遗留金戒指、象牙图章及水牛角印章盒各一枚，应作为遗产予以分割。金戒指现在沈某处，由沈某继承，分别补偿孙某1、孙某2、孙某3、孙某4每人各500元；象牙图章及水牛角印章盒根据当事人的意愿，由孙某4继承，分别补偿孙某1、孙某2、孙某3、沈某每人各600元。对于孙某4主张的孙仲子生前单位所发放的丧葬费补助金65000元，因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该项费用的存在，且不属于本案继承纠纷审理的范围，故原审法院不予处理。沈某及孙某1、孙某2、孙某3、孙某4的其他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二十条第二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坐落于杭州市下城区的房屋由沈某继承十分之四份额，孙某4继承十分之三份额，孙某1、孙某2、孙某3各继承十分之一份额。二、被继承人孙仲子、沈佩珍名下的固定存款186724.60元由各五人按份继承，由沈某支付孙某1、孙某2、孙某3、孙某4每人各37345元。三、被继承人孙仲子的金戒指一枚由沈某继承，支付孙某1、孙某2、孙某4、孙某3每人各500元；象牙图章及水牛角印章盒各一枚由孙某4继承，由孙某4支付沈某以及孙某1、孙某2、孙某3每人各600元。四、上述第二、三项相互抵扣，沈某应支付孙某1、孙某2、孙某3每人各37845元，应支付孙某437245元，孙某4应支付孙某1、孙某2、孙某3每人各600元，均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五、驳回双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6679.5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8339.75元，由沈某负担3750元，孙某4负担2450元，孙某1、孙某2、孙某3各负担713.25元。
宣判后，沈某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递交的证据与本案无关及对真实性不做评价错误。上诉人提交的法律合同书及发票一份，证明沈某代付律师费2万元，该款应当从房款中支付。一审法院在没有说明不予支持的理由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作出驳回该项诉讼请求的判决是违反法律规定的。二审过程中产生的律师费是由于一审法院判决错误所造成的，也应当一并在房款中支付。如房屋法院不依法予以变卖分割，该笔律师费也应当由继承房屋的继承人按房产继承比例承担。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记账本、住院急救医疗费发票存单，证明实际遗产存款135226.8元。上诉人提供的医药费清单，证明被继承人孙仲子、沈佩珍每月医疗费大部分清单，有一部分医药费是自费的，金额在一万元左右，与遗嘱（补充）第2条相对应。该组证据证明了每月医疗费实际是发生的，两位被继承人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每月门诊都需要配大量的药，每月看病次数达5、6次以上。该门诊医药费自费部分也在一万元左右。从孙仲子2013年5月23日出具书面遗嘱至2013年12月21日沈佩珍去世共计7个月，该时间段沈佩珍收入为16105元，孙仲子收入为37478元，合计53583元，平均每月7655元。按照遗嘱（补充）第一条“这二年来，我俩病及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下，长女沈某在侧日夜护理，照顾生活，我俩才得活到今天。因此我俩自愿给沈某津贴费三千元作为报酬，这个津贴一直到我俩走后。当我先走，可以在存款中付。这是我俩的心愿”。2013年5月23日至2013年12月21日共计7个月平均每月7655元扣除3000元津贴后还剩余4655元，2013年12月22日至2015年9月10日共计22个月平均每月5354元，该段时间扣除3000元津贴后还剩余2354元，总计剩余收入为84373元，再减去每月医疗费自费部分约10000元，还剩余74373元。两被继承人原有存款194000元加上利息及2013年沈佩珍杭州银行余款248元，2013年父亲门诊住院医药费单位报销4232.76元，2014年父亲门诊住院报销13731元，单位慰问金2000元，沈佩珍丧事余额724.60元，收入合计227898.05元，减去急救费用自费部分75162.06元及办理孙仲子丧事费用17509.18元，还剩余135226.81元。如果急救费用自费部分75162.06元从两本工资卡中扣除，因工资卡实际余额收入只有74373元，那么两位被继承人平常就没有钱用于日常开销了。一审法院认定“故孙仲子、沈佩珍的收入足以承担日常生活开支”的结论是没有证据证明的，完全违背了孙仲子、沈佩珍的心愿。故这两份证据与本案事实有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认定违反法律规定。另从“此款由长女沈某保管，视情况使用”的意思表示中可以得出，孙仲子已将该款如何使用的权利委托给沈某了，在两本工资卡收入扣除3000元津贴后无法维持两老生活的情况下，沈某将医疗急救费用自费部分按遗嘱从养老备用金中开支，完全符合孙仲子的真实意思，也是为了孙仲子、沈佩珍的利益。另向法院说明孙仲子工资卡有余额16867.53元，是因为：1、急救费用自费部分75162.06是从养老备用金中支出的。2、沈某自2013年12月22日至2015年9月10日共计22个月按每月领取1500元津贴费的，不然的话还要亏空16132.47元。二、孙仲子生前给沈某现金7500元及金戒指一枚、象牙图章一枚、水牛角印章盒一枚系孙仲子自愿赠送给沈某的与本案无关。沈某并没有说过作为遗产予以分割，只是说协商解决的话可以考虑兄妹情拿出来分。一审法院在没有相应证据的情况下，将上述财物推断为遗产系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象牙图章及水牛角印章盒根据当事人意愿由孙某4继承没有任何证据予以佐证。动产及货币赠予在于交付，上述动产在孙仲子死亡前已交付给沈某，理应归沈某所有。四被上诉人也没有相应证据证明上述财物只是归沈某保管。故结合孙仲子的遗嘱，照顾两老的沈某获得赠予也是合情合理的。三、上诉人在诉讼请求中要求扣除律师费20000元后分割朝晖九区21幢3单元202室。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主审法官再三强调只能按份额分割，不能竞价或拍卖的方式处理，关于如何处理涉案房产没有问过上诉人或被上诉人。一审第一次开庭结束后，上诉人于2016年1月8日再次写信给法官要求拍卖房屋予以分割，并将相应的法律条款随信附上。2016年2月29日一审第二次开庭，主审法官对房产的分割也一句没有问，按司法惯例，应该询问两方当事人对分割房产的意见。一审法院坚决不同意竞价和拍卖，违背了《继承法》29条，《继承法》若干问题意见58条的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2013年5月23日至2015年9月，全部收入加上两被继承人的存款、备用金扣除支出后是遗产。两笔工资卡中金额扣除补贴给上诉人的钱款后是负数，上诉人放弃该部分权利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备用金19.4万元减去支出为13万余元应按照法律规定进行继承。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望二审法院：1、依法撤销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5）杭下民初字第02568号民事判决第二、三、四、五项。2、依法改判被继承人孙仲子、沈佩珍名下的养老备用金135226.8元由上诉人、被上诉人五人按份继承，由上诉人付四被上诉人每人27045元。3、依法改判律师费30000元，按房产继承比例由沈某承担十分之四即12000元，孙某4承担十分之三即9000元，孙某1、孙某2、孙某3各承担十分之一即3000元4、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四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孙某1、孙某2、孙某3在二审中答辩称：原审判决确实属于错案，但是并非如上诉人上诉所称的错误。原审判决无论在法律适用还是事实认定上均存在重大谬误，应该全案予以撤销。被上诉人之所以没有提起上诉，一方面是基于当事人之间本是同胞手足，父母尸骨未寒，子女闹之公堂，让世人耻笑。二是原审判决错误的原因在于证据认定、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方面的错误，特别是对于遗嘱效力的错误认定，是根本性的错误，即使被上诉人不予以上诉，二审法院也必然会予以改判。一、一审判决对遗嘱的法律属性认定为自书遗嘱是根本错误的。（一）自书遗嘱和代书遗嘱的根本区别在于遗嘱内容的书写，并非在于签名是否亲笔。本案中，根据上诉人提供的录像，孙某1、孙某2、孙某3认为可以确认：1、立遗嘱人沈佩珍确实亲笔签名并按过指印；2、孙仲子没有签名仅仅按过指印；3、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立遗嘱人亲笔书写了遗嘱。故一审法院认定涉案遗嘱为自书遗嘱是错误的，毫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二）本案是二人共同遗嘱，书写遗嘱的却只有一个人的字迹，哪怕认定遗嘱书写人是其中一人，同样不能认定另一人也是自书。鉴于共同遗嘱和自书遗嘱的法律属性，本案显然不能认定为自书遗嘱。（三）证明属于自书遗嘱的举证责任在于上诉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沈某主张遗嘱属于自书遗嘱，依法应该承担举证责任，即其必须证明是立遗嘱人亲笔书写了全部遗嘱内容，而不仅仅是签名。二、本案中，上诉人不能举证证明该遗嘱为立遗嘱人亲笔书写，故不能认定为自书遗嘱。但是，本案同样不能认定为代书遗嘱或者录音遗嘱生效。（一）代书遗嘱和录音遗嘱均需要二名以上见证人。而本案中，遗嘱见证人一个也没有出现，法院又如何进行审查和确认。而录像里出现的摄像者，只能作为证人，而不能是见证人。（二）代书遗嘱还规定其中一个见证人为代书人。本案中，上诉人并不能举证证明见证人就是代书人。从录像反映出，确实有一个人签名了且愿意作为见证人出现在录像中，但是只有一个人是不够的，而且这个人只是签名并没有代书。沈某还必须举证证明代书人，本案代书遗嘱才生效。（三）本案也不能认定为录音遗嘱生效。1、从录像和书面证据足以得出结论，本案遗嘱只指定了一名见证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二名见证人条件。2、证明人没有宣读遗嘱，立遗嘱人也没有明确表达遗嘱内容。所谓录音遗嘱，应当是指立遗嘱人亲口陈述遗嘱内容，而不是由旁人进行简要询问，且其询问内容明显与遗嘱内容出入很大的情况下，更加不能认定为生效。三、无论何种形式的遗嘱，本案均属于无效遗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1条，遗嘱人立遗嘱时必须有行为能力。无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即使其本人后来有了行为能力，仍属无效遗嘱。通过录像足以证实一个基本事实，见证人在简要询问遗嘱整个过程中，立遗嘱人沈佩珍自始至终是躺在床上，甚至蒙着头，结合沈佩珍的病情记录，足以证实立遗嘱人沈佩珍立遗嘱时根本不具备行为能力，根本不可能明确遗嘱内容。再查看其签字过程和签字落款，明显是勉强所为。鉴于本案属于共同遗嘱，只要其中一位立遗嘱人不具备条件，必须认定共同遗嘱无效。四、关于遗产内容。（一）房产未登入房产证部分应该予以明确而没有明确。涉案房产登记部分面积为69.93平方米,经扩建后为82.80平方米，未在一审法院判决中予以明确，需二审法院予以核实。（二）被继承人遗产部分的存折、存单未作核查，一审时，对于待领部分丧葬费未作处理；被上诉人提供了被继承人生前列出的详细的存折、存单及其具体金额、银行、财产去向等信息，一审法院未予以核查。(三)一审法院认定丧葬费为17500元为包含5650的骨灰盒费用，但骨灰盒费用已经被浙江省工商联办公室证明该费用已经单独被沈某领取。另通过单位的丧葬补助费经孙某1、孙某2、孙某3核实为125170元，目前，相关领款材料均被上诉人控制，希望二审法院考虑避免兄弟间再次纷争，予以明确。综上，本案遗嘱无效，本案只能按法定继承处理。
被上诉人孙某4在二审中答辩称：一、上诉人认为被继承人的遗产为135226.8元。遗嘱的生效时间为2013年5月，被继承人的银行存款之前有7万元，该事实在一审中已经确认，该7万元已经被上诉人取走了，希望法院查明该7万元是否为被继承人的财产。二、关于房屋的诉讼过程中孙某4没有看到过被继承人的遗嘱或接到过上诉人的电话，上诉人通知孙某4于10月21日协商遗产继承的事项，孙某4到场后发现上诉人没有到场，电话也关机了，孙某4联系上诉人的儿子，其称不知道上诉人的去向。直至法庭开庭孙某4也不知道父母的银行存款等等财产的情况。上诉人避开了协商过程，直接进行了诉讼，这是上诉人自己的选择，与孙某4无关，相关的诉讼费用应由上诉人承担，不应由各方承担。三、按照上诉人的陈述，父母每月去医院五六次，但是没有任何病历支持；每月的医疗费上万元，也没有任何票据。按照上诉人提交的凭据，父母每月支出的医疗费等费用并没有上诉人所称的这么多。四、关于房产，应依法分割。之前上诉人没有要求法院变现，其当时提出的房屋价格暂按100万元计算，实际以评估价格为准。但是在本案一审中上诉人提出房屋按照100万元的价值进行分割，房屋的价格没有经过第三方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上诉人的主张缺乏依据。五、关于孙仲子的抚恤金、丧葬费，一审法院已经将该17500元在各方的继承份额中予以扣除，上诉人隐瞒了其已经在孙仲子的单位中领取了扣除骨灰盒后的费用125170元。该笔费用一审法院认为与本案无关，孙某4认为虽然没有主要的关系，但是还是与本案有关的，希望二审法院在本案中对该款项一并处理，并将上诉人已经领取的相关费用在一审认定的基础上予以扣除。
二审中，上诉人沈某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两本工资卡的实际收入和支出流水帐及单据、现金日记帐（2013年6月1日至2015年10月11日）及相关票据，欲证明两被继承人工资卡的收入、支出情况。被继承人实际每月支付1500元的津贴给上诉人，如果按照每月3000元计算，工资卡是负数。被上诉人孙某1、孙某2、孙某3向本院提供：（1）扩建改造协议、建筑面积计算公式，欲证明实际案涉房屋面积为82.08平方。（2）抚恤金证明，欲证明遗产中抚恤金部分的金额。如果本案有调解机会，就该部分希望一并处理。被上诉人孙某4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材料。经质证，被上诉人孙某1、孙某2、孙某3对沈某提供的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只有单方记录，没有被继承人签字，也没有被上诉人的签字。支出肯定是存在的，但不能以其单方的记账来证明实际支出。孙某4认为上诉人曾在母亲去世后、父亲在世时提出等被继承人都去世后，其会让所有人看现金帐目，如果有异议可提出，上诉人可以解答。至今孙某4是第一次看到该帐目，对真实性有异议。沈某对孙某1、孙某2、孙某3提供的证据，认为扩建是确实存在的，钱是两被继承人出的，这在遗嘱中有载明。房屋实际有证的部分为69.95平方米。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抚恤金证明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款项不属于遗产，不在本案的审理范围。孙某4对孙某1、孙某2、孙某3提供的证据没有异议。本院认为，沈某提供的证据不能支持其证明目的。对孙某1、孙某2、孙某3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2）因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不予评述。
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孙仲子、沈佩珍于2013年5月23日立下的遗嘱及5月28日立下的补充遗嘱，系两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故应认定有效。孙某1、孙某2、孙某3提出的遗嘱不符合形式要件及沈佩珍立遗嘱时根本不具备行为能力的抗辩理由，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继承人孙仲子、沈佩珍存款部分的遗产，原审法院认定为186724.60元，而上诉人认为只有135226.8元。根据孙仲子和沈佩珍于2013年5月23日所立的遗嘱载明“我们有银行存款十九万四千元”，可以认定在立遗嘱时被继承人的存款数额，而孙仲子、沈佩珍的日常生活开支及医疗费开支等，两份遗嘱的意思表达不一，应以时间在后的补充遗嘱为准，根据该份遗嘱的表述：“我俩二本工资卡交给若华，作为每月生活费用，为每月医疗费、水电、煤气、电话费、家用物品修理费、请人帮忙劳务费，生活上还包括营养品等，如有剩余，均归华华，作为一种报酬。我先走，沈医药费不够用，可去存款中支付，不能耽误病情。”而实际上沈佩珍先于孙仲子去世，因此，按照上述遗嘱内容，被继承人的生活费、医疗费等应从工资卡中开支。而孙仲子、沈佩珍生前的退休金为每月8000元左右，且医疗费大部分能够报销，足以承担该部分开支。故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和陈述，认定孙仲子、沈佩珍存款部分的遗产为194000元扣除孙仲子的丧葬费17500元，再加上孙仲子生前交给沈某的7500元、孙仲子单位发放的慰问金2000元及沈佩珍办理丧事结余的724.60元，尚余186724.60元并无不当。由于该部分存款两份遗嘱中均没有表示如何处理，原审法院按照法定继承的原则判决由沈某、孙某1、孙某2、孙某3、孙某4各继承五分之一正确。关于沈某提出的其为本案诉讼支付的律师费应在房款中扣除一节，根据孙仲子、沈佩珍2013年5月28日所立的补充遗嘱载明“我们走后，遗产问题无法解决，请委托人请律师诉讼，费用可在房款中支付”，但该“委托人”指向并不明确，因此，沈某现要求其一审的律师费在房款中扣除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沈某提出的孙仲子给其的7500元及金戒指、象牙章、印盒不能作为遗产分割的上诉理由，在一审中，沈某虽提出现金7500元及金戒指一枚、象牙图章一枚、水牛角印章盒一枚系孙仲子生前自愿赠送给沈某，但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同时，在一审庭审中，孙某4明确提出上述财物要求作为孙仲子、沈佩珍的遗产予以分割，故原审法院对该部分财产依法予以判处并无不当。关于原审法院对房产分割方式是否得当一节，因沈某在一审的诉状中提出要求将讼争房屋（暂估值100万元，以评估价格为准）的五分之二判归其所有，而在一审中，沈某也未申请对讼争的房产进行评估，故原审法院按份额予以分割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75元，由沈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俞建明
审 判 员 余江中
代理审判员 石清荣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王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