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舒城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皖1523民初483号
原告：舒城雨巧时装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523095076349W，住所地舒城县城关镇梅河东路。
法定代表人:顾广正，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顾玉根，男，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林，安徽继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许友飞，男，1985年7月29日生，汉族，公司业务员，裕安区人，住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娟，安徽庆同律师事务所律师，到庭。
被告：六安市裕龙服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500336767889G，住所地六安市裕安区新安镇街道。
法定代表人:许友东，总经理。
原告舒城雨巧时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雨巧时装公司）诉被告许友飞、六安市裕龙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龙服饰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雨巧时装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顾玉根、黄林，被告许友飞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娟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裕龙服饰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雨巧时装公司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立即赔偿原告损失计人民币185431.65元，具体为：棉衣支出加价费用：38192元含税开票价29元/件，抵扣税率后，实际价格25元/件）支付宣兴兵加价费用1414件×（28-25）元=4242元、支付叶建发加价费用3005件×（31-25）元=18030元、支付邵寿海加价费用2584件×（30-25）元=12920元、支出介绍费3000元，背心支出加价费用：（含税开票价25元/件，抵扣税率后，实际价格21.4元/件）支付邓晓东加价费用5760件×（25-21.4）元=20649元、支出空运费用2706+115349.79+8534.86=126590.65元，总计185431.65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5月19日，原被告在原告处签订服装加工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将7000件棉衣（客人DOSENBACH款号6436）以每件单价29元（含税开票价）委托被告加工，2017年6月27日交货；另将5760件背心（客人DOSENBACH款号6434）以每件单价25元（含税开票价）委托被告加工，2017年7月5日交货。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合同要求，将产品前样、面料、辅料、纸板和工艺资料交付给被告，但被告未在约定交货期限内交付成衣，且拒绝归还面料等材料，原告不得不报警予以解决。被告的违约行为，使得原告向商家交货期限极其紧张，原告为赶工期向其他加工户额外支出了一笔加价费用，另外货物赶不上走水路运输，为确保如期交货，避免产生巨额违约赔偿，原告交货不得不走海空联运，额外支出一笔空运费用。被告的违约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给原告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双方多次协商未果。现原告根据加工合同约定及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依法起诉，请支持诉请。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以下证据：1、原告营业执照、法定身份证及身份证明复印件；2、被告企业信息、身份信息复印件；3、舒城雨巧时装有限公司加工合同一份；4、接处警记录单；5、舒城雨巧时装有限公司加工合同四份、付款回单、报销凭证；6、原告与上海畅斌时装有限公司签订的服装外发加工合同、上海畅斌时装有限公司与上海商都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出口供货协议各一份；7、货物运输海空联运单据、发票及上海商都贸易有限公司对上海畅斌时装有限公司的扣款协议；8、快递查询回单。（详见证据目录）
被告许友飞辩称，被告许友飞不应赔偿原告损失，因许友飞系被告裕龙服饰公司的业务员，其行为是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2017年5月19日与原告签订一份加工合同，原告的经办人顾玉根代表公司签字加盖公司的印章，被告许友飞作为被告裕龙服饰公司的经办人在合同上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该合同虽然约定2017年6月27日和7月5日交货，但是在2017年6月初被告许友飞告知原告工期比较短，可能无法完工，然后原告准予延期十日交货。2017年6月24日由于原告与欧雅公司暗中勾结欺骗被告许友飞，致使被告许友飞损失加工费8万元，经舒城县人民法院2017皖15**民初39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致使被告许友飞找到原告说：可以加工做，但是原告先支付一部分加工费，被告许友飞的行为，不是违约行为，而是在行使加工合同的不安抗辩权；此加工合同中的布料，经过原告代表顾玉根和被告许友飞商谈，不要求被告对该批布料进行加工，2017年6月28日在该加工合同中，由顾玉根亲笔签名确认收到两款面辅料，同时顾玉根和被告许友飞签订关于舒城雨巧服饰与被告裕龙服饰解决合同纠纷方式，双方达成协议，协议约定不追求被告裕龙服饰公司任何法律责任，宣告前款合同正式解除。针对原告诉请的赔偿款，该损失计算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与被告许友飞没有任何关联性，该损失是原告与第三方产生的加工费用，与被告许友飞无关。被告许友飞提供以下证据：1、加工合同一份；2、协议一份；3、被告许友飞工资表及劳动合同。（详见举证目录）
被告裕龙服饰公司未作答辩，也未提供证据。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了质证。对原告所举证据1原告营业执照、法定身份证及身份证明复印件，证据2被告企业信息、身份信息复印件证明原告身份情况及被告企业身份情况，双方均没有争议，本院予以确认，并佐证在卷。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一、被告许友飞身份事实。原告举出证据8快递查询回单，证明被告许友飞为收货人，应为合同的当事人；被告对此证据的三性均不予以认可；被告许友飞举出证据3工资表及劳动合同，证明被告许友飞为被告裕龙服饰公司的员工，其行为代表公司，其个人不是适格的被告主体；原告对此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被告举出的证据3工资表及劳动合同，结合被告所举的证据2加工合同，该份证据具有合法性、客观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原告所举的证据8，在没有举出证据证明被告许友飞挂靠被告裕龙服饰公司签订合同的情况下，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上述证据证明的事实为:被告许友飞为被告裕龙服饰公司的员工，2017年5月19日被告许友飞与原告雨巧时装公司签订的加工合同和解除合同的协议是被告裕龙服饰公司的职务行为。二、原告雨巧时装公司与被告裕龙服饰公司签订加工合同经过、合同的约定及解除合同的经过和约定的事实。原告举出证据3雨巧时装公司加工合同一份，证明原被告之间签订加工合同对数量、规格、价款、交付时间、违约责任的约定；证据8快递查询回单，证明原告将面料材料寄给被告许友飞；证据4接处警记录单，证明被告违约且拒绝交还原料，原告不得不报警处理。被告许友飞对原告所举的证据3、4的真实性没有意义，认为证据3、4不能证明被告违约，因双方已达成协议，被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证据2协议，对原告所举的证据8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原告对被告许友飞所举的证据2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认为原告为了拿回面料，顾玉根在没有公司授权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是顾玉根个人行为，不能代表公司；顾玉根签订的协议并没有放弃要求被告许友飞赔偿的权利。对原告所举的证据3能证明原告与被告裕龙服饰公司双方签订加工合同对数量、规格、价款、交付时间、违约责任的约定，证据4能证明因被告裕龙服饰公司未能按时加工合同约定的货物，在原告要求退回加工材料时，双方发生矛盾并报警的事实，原告所举的证据8结合其他证据能证明原告已将加工所需面辅料交给被告裕龙服饰公司，被告所举的证据2能证明原告与被告裕龙服饰公司对加工合同已解除，并对违约情况已作出处理，对原告所举的证据3、4、8及被告所举的证据2此部分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上述证据证明的事实为：顾玉根为原告雨巧时装公司的职工。2017年5月19日，被告许友飞与顾玉根在原告处签订服装加工合同，合同加盖原告雨巧时装公司、被告裕龙服饰公司的公章，顾玉根和许友飞分别作为公司的经办人签字。合同约定：原告将棉衣7000件，品名为客人DOSENBACH、款号为6436，背心5760件，品名为客人DOSENBACH、款号为6434交由被告裕龙服饰公司加工。棉衣每件单价29元（含税开票价），价款为203000元，交货日期为2017年6月27日；背心每件单价25元（含税开票价），价款为144000元，交货日期为2017年7月5日。两项总价款347000元。约定质量标准：以需方提供的产前样本及相关意见为准；交货方式:需方提供正确产前样、面料、辅料、和工艺资料，需方将大货所需面辅料发至供方工厂，供方需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内保证质量，经需方验收合格后送雨巧仓库；付款方式：需方验收合格后出具结算清单，出货后一个月后结清；违约责任：合同任何一方因违反本合同而造成对方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等条款。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合同要求，将产品前样、面料、辅料、纸板和工艺资料交付给被告许友飞。但被告裕龙服饰公司在加工期间内未加工产品，2017年6月28日原告到被告裕龙服饰公司处要求归还面料，被告裕龙服饰公司拒绝归还面料等材料，原告报警要求解决约定。六安市公安局裕安分局新安派出所出警进行了调解，并告知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当日，顾玉根和许友飞签订《关于舒城雨巧与六安服饰有限公司解决合同纠纷达成协议》。内容为：“一、裕龙服饰退回雨巧制衣面辅材料；二、雨巧公司今后不再追究六安市裕龙服饰有限公司任何责任；三、签字后舒城雨巧公司与六安裕龙公司2017年5月19日签订的两款加工合同正式解除作废。”被告裕龙服饰公司将原告提供的两款面辅料退给原告，顾玉根在被告裕龙服饰公司留存的加工合同后面签注“两款面辅料已退回雨巧”。三、因该两款加工产品被告裕龙服饰公司未能按时交付，原告另外请人加工所增加的加工费用和运输费用的事实。原告举出证据5雨巧时装公司加工合同四份、付款回单、报销凭证，证明原告在短期内赶工期，不得不加价将加工任务分给他人，为此额外支付加价费、介绍费用，该部分损失应由被告承担；证据6原告与上海畅斌时装有限公司签订的服装外发加工合同，上海畅斌时装有限公司与上海商都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出口供货协议各一份，证明原告与他人约定2017年7月10日交货，如逾期导致变更运输方式费用由原告方承担；证据7货物运输海空联运单据、发票及上海商都贸易有限公司对上海畅斌时装有限公司的扣款协议，证明被告的违约行为导致原告不能按期将货物装船，额外支出运输费用126590.65元。被告许友飞质证意见为：证据5关联性有异议，原告与其他个人或公司签订的加工合同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性，达不到证明目的，对于合同中所说的费用，无法查证其真实性；证据6汇款凭证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7三性有异议，与本案也没有关联性，不予质证。对原告所举的证据5雨巧时装公司加工合同四份,该四份合同签订时均在被告裕龙服饰公司解除合同之后，且加工衣服的种类、品牌、款号、数量与被告裕龙服饰公司签订加工合同较为一致，可以认定四份合同加工的产品即为被告裕龙服饰公司应加工的产品，因而付款回单、报销凭证能证明该四批产品的实际加工费用，对此部分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对介绍费的报销凭证不能确认原告与他人签订合同需介绍，同时不能证明介绍费为该业务，故对此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证据6原告与上海畅斌时装有限公司签订的服装外发加工合同能证明原告委托被告裕龙服饰公司加工批次的衣服来源及实际收货人，上海畅斌时装有限公司与上海商都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出口供货协议中虽然实际件数有所不同，但约定件数与实际交付件数在允许的误差范围内，能证明原告加工的衣服交由上海商都贸易有限公司出口以及因延期交货承担额外的运输费用的事实；证据7货物运输海空联运单据、发票能证明涉案衣服运输情况及费用，上海商都贸易有限公司与上海畅斌时装有限公司的扣款协议中的合同单号与双方原先签订出口单号一致，因而能证明原告因迟延交货被另外扣款的事实，对原告所举的证据5、6、7上述证明目的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上述证据结合当事人陈述证明的事实为：原告将面辅料拉回后，2017年7月3日原告与宣兴兵签订加工合同，将1414件品名为客人DOSENBACH、款号为6436棉衣交由宣兴兵加工，单价每件28元，总计加工费39592元。2017年7月6日原告与邵寿海签订加工合同，将2584件品名为客人DOSENBACH、款号为6436棉衣交由邵寿海加工，不含税单价每件30元，总计加工费77520元，原告多付加工费2584元。2017年7月6日原告与叶建发签订加工合同，将3005件品名为客人DOSENBACH、款号为6436棉衣交由叶建发加工，不含税单价每件31元，总计加工费93155元，原告多付加工费6010元。2017年7月6日原告与邓晓东签订加工合同，将5760件品名为客人DOSENBACH、款号为6434背心交由邓晓东加工，不含税单价每件25元，总计加工费144000元。上述加工的棉衣和背心原告总共多付加工费8594元，原告认为多缴纳税收未提供证据证明。2017年5月10日原告与上海畅斌时装有限公司签订服装外发加工合同。约定由原告为其加工DOSENBACH牌款号为6436女士夹克7000件，单价每件29元，DOSENBACH牌款号为6434女士马甲5760件，每件单价25元，总计加工费347000元，交货时间为2017年7月10日，交货地点为甲方指定的货运仓库，若原告的原因造成晚交货或者无法交货，原告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包括并且不限于：改变运输方式（海空联运、空运）而造成的额外相关费用，迟交货而导致的外商扣费等。2017年6月10日上海畅斌时装有限公司与上海商都贸易有限公司签订出口供货合同，合同号为17HT1622115，合同对交货期限、地点约定同原告与上海畅斌时装有限公司签订服装外发加工合同约定。2017年8月14日原告将货物交付上海商都贸易有限公司外运，上海商都贸易有限公司开具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增值税发票三张，总金额126590.65。2017年9月1日上海畅斌时装有限公司与上海商都贸易有限公司达成扣款协议，对合同号为17HT1622115晚交货造成的海空联运、空运费126590.65元，由上海畅斌时装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因晚交货造成的损失总额为135184.65元。
本院认为：原告雨巧时装公司与被告裕龙服饰公司之间签订的加工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照合同约定的义务全面履行。被告裕龙服饰公司在签订合同并收到原告邮递的加工材料后，未能按合同约定履行加工义务构成违约，被告裕龙服饰公司应按照合同约定赔偿因其违约造成原告的损失；原告雨巧时装公司职工顾玉根与被告裕龙服饰公司职工许友飞在解除协议中对违约责任作出明确的约定，“雨巧公司今后不再追究六安市裕龙服饰有限公司任何责任。…原加工合同解除”，应视作原告放弃要求被告裕龙服饰公司赔偿违约损失的权利。原告辩论意见认为：顾玉根在解除合同上签字是其个人行为未经公司授权；解除合同协议在胁迫的情况下达成；被告许友飞挂靠被告裕龙服饰公司经营，没有放弃要求许友飞承担赔偿责任。从原告与被告裕龙服饰公司签订加工合同看，该合同均盖有公司章，顾玉根与许友飞均作为经办人签名，因而顾玉根与许友飞在解除合同协议签字应认定为代表公司的行为；顾玉根在要求拉回面辅料时已报警，民警已到现场进行调解，如顾玉根此时受胁迫可有公安部门进行处理，原告未能举出证据证明顾玉根在签订协议时受胁迫，对此事实不予认定；被告许友飞是被告裕龙服饰公司职工，原告未举证证明被告许友飞为独立的合同主体，原告要求被告许友飞赔偿损失无事实依据。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舒城雨巧时装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004元，由原告舒城雨巧时装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垂明
二〇一八年六月一日
书记员 陶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