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9民终82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戴元军，男，1968年2月29日生，汉族，江苏桃园家饰有限公司总经理，住江苏省射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桃园家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射阳县陈洋镇桃园村八组。
法定代表人：戴元军，该公司总经理。
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献华，射阳县临海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富山，男，1943年11月16日生，汉族，退休教师，住射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月发，江苏大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文凯，男，1970年2月24日生，汉族，个体户，住江苏省射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柏常胜，江苏德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房开发，男，1963年7月30日生，汉族，个体户，住江苏省射阳县经济开发区。
上诉人戴元军、江苏桃园家饰有限公司（下称桃园公司）、李富山因与被上诉人王文凯、原审第三人房开发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射阳县人民法院（2016）苏0924民初42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戴元军、桃园公司及其委托代理人唐献华、上诉人李富山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月发、被上诉人王文凯及其委托代理人柏常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戴元军、桃园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书第一项中，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只认可225000元本金及其法定利息部分，最多再承担51150元担保责任。一、二审诉讼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程序瑕疵，未追加房开发以及王权兵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质询，导致本案事实未查清，剥夺了上诉人质询的权利。2、王文凯提供的案涉两张借条为主的相关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使用，存在篡改的情形，且从房开发陈述的相关内容看，其与王文凯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故案涉借款实际出借金额应当认定为22.5万元，其余现金出借部分不予认定，同时王权兵收取的173850元，应当认为案涉借款的还款。房开发于2015年1月份向我方出具付款通知书，我方即根据该付款通知书向王权兵支付173850元，可以证实王权兵收取的173850元系本案的还款，同时该付款通知书在王文凯处。一审认定与本案借款无关，属于认定事实错误。3、从公安部门的调取的影像资料可以看出王文凯认可收到王权兵转交的5000元，该5000元为2014年8月29日由桃园家饰公司转账给王权兵的5000元，一审没有理涉。此外，王权兵主张其与房开发之间有借款往来，与戴元军之间有借款往来均不是事实。
王文凯对此答辩称：1、我方没有在公安录像中认可收取王权兵5000元，2、也不存在我方收到房开发向戴元军出具的付款通知书的情形，也没有委托王权兵向戴元军收取173850元，并且戴元军就几笔款项向一审法院起诉王权兵。4、我方给付了50万元的借款，有转账凭证，还有房开发的批注，并且当时戴元军和桃园公司对该批注都是认可的。
李富山上诉请求：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发回重审或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程序不合法，一审法院依职权对债务人进行调查没有依据，对证人王权兵调查的内容与公安机关影像资料的内容相矛盾，也不在法院的职权调查范围内。一审法院对房开发调查后没有依职权追加作为被告。2、王文凯对该借条进行了篡改，依据证据规则，篡改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应当是无效证据。3、原借款期限为3个月，该借款逾期后，王文凯与戴元军和桃园公司对担保期限做了重大变更，变更为2年，对该担保期限的变更也没经过我方确认。其次，在原始借条的担保期限内，王文凯从未向我主张权利，对于王文凯提供的证言是虚构的，没有证明力。王文凯与桃园公司以及戴元军就就2年的担保期限达成还款计划，由此进一步说明李富山早已不再担保。当初在签担保字时李富山当时不同意担保，房开发当时说这件事情与李富山无关，将来不需要李富山承担责任，并出具保证书一份，此时李富山仍然不同意担保，王文凯当时承诺李富山签字仅仅是一种形式，有公司承担责任，即使房开发不还，也不会要李富山承担责任。由此李富山才在签字。综上，李富山不应承担保证责任。4、该案借款225000元，现金部分没有事实依据。一审庭审中房开发与王文凯关于借款数额的陈述是矛盾的。
王文凯对此答辩称：1、一审法院程序合法；2、没有对借条篡改，之所以将力资费改成律师费是在第二天交付款项时，房开发发现进行修改的，应当是笔误。3、在担保期限内，我方已经向李富山主张权利，并提供了相关证据。同时，李富山作为共同连带担保人之一，我方向另外的担保人主张权利，效力及于李富山。4、王文凯从未放弃过李富山的担保责任。5、关于借款实际出借金额，房开发在法院有谈话笔录，陈述是一致的，没有矛盾。综上，请求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房开发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答辩。
王文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戴元军、桃园公司、李富山共同偿还借款53.6万元，并以5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7月12日起至偿清之日止，按江苏射阳农村商业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承担利息；2.戴元军、桃园公司、李富山承担本案诉讼费，并承担律师费5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4月12日，房开发立据向王文凯借款50万元，借条载明：今借到王文凯人民币伍拾万元整，用款时间为叁个月，归还日期于2014年7月12日，如逾期不能归还，按射阳农村商业银行的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并承担相应的追讨费用，如有争议可向射阳县人民法院诉讼解决，由借款人承担诉讼费、律师费。桃园公司在担保单位处加盖了公章，戴元军在担保单位下方企业法人处签字并加盖了印章；李富山在担保人处签字。次日，王文凯通过江苏射阳农村商业银行向房开发转账225000元，交付现金275000元。房开发收到款项后，在所出具的借条左下角写上“取现金275000元正，本人转账信用社卡225000元正”。
2014年11月19日，桃园公司、戴元军在上述借条的复印件下方后添加的“本人（单位）为上述（中厦集团房开发）向王文凯的五十万元借款的本金部分担保的期限为两年，担保人”处签名并加盖了桃园公司公章及戴元军印章。
2016年3月13日，戴元军、桃园公司向王文凯出具还款计划，载明：由本人戴元军及江苏桃园家饰有限公司为房开发向王文凯借款提供担保的本金伍拾万元整及利息，因房开发跑路，本人承诺上述本金50万元及利息由本人及本人的公司（江苏桃园家饰有限公司）偿还。由于本人及本人经营的公司目前资金紧张，经与债权人协商，计划2016年3月底4月初还3至5万元，余款在3个月，即2016年6月底前一次性还清等内容。
2016年6月13日，王文凯与王权兵到桃园公司索款时，与戴元军发生纠缠，射阳县公安局城西派出所接警后至现场处置。民警在处置过程中的现场记录仪显示，王权兵陈述是受王文凯委托来要钱的，王文凯亦予认可。
一审法院另查明，房开发系桃园公司生产楼的建筑商，案涉借款发生在桃园公司生产楼建设期间。
一审法院还查明，2014年8月29日至2016年6月6日间，戴元军、桃园公司向王权兵及通过他人向王权兵转账计173850元。其中：戴元军、桃园公司提交的2014年12月25日向王权兵转账的银行交易单上，签署有“房开发工程款”、“王权兵借款利息入房开发往来”的内容；戴元军、桃园公司提交的2015年1月20日向王权兵转账的银行交易单上，签署有“房开发借王权兵17000元代付款”的内容。
本案主要争议焦点：1、王文凯有没有全额向房开发交付出借款；2、戴元军的担保是职务行为，还是个人行为；3、保证范围是否仅是借款本金；4、戴元军、桃园公司向王权兵及通过他人向王权兵转账173850元是否是履行保证责任的还款；5、借条约定的借期内是否应计算利息；6、李富山的保证责任是否已免除；7、李富山的保证期限是否已过。
一审法院认为，王文凯与房开发、桃园公司、李富山之间的借款及保证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
关于争议焦点1，房开发在出具案涉借条后的次日，王文凯即通过银行向房开发转账225000元，余款现金向房开发进行了交付。对此，有房开发的陈述佐证，房开发亦在借条上进行了加注，该加注内容在2014年11月19日戴元军、桃园公司签字担保时均有显示，戴元军、桃园公司未提出异议。故戴元军、桃园公司提出王文凯未向房开发交付全部出借款的辩解，不予采信。
关于争议焦点2，在2014年4月12日的借条中，戴元军确实是以桃园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签字，但在2014年11月19日在借条复印件上及2016年3月13日的还款计划上，戴元军明确以担保人身份签字，该签字担保的行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戴元军应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故戴元军是职务行为的辩解意见，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3，2014年4月12日的借条中未约定保证范围，但明确约定了诉讼费、律师费由借款人承担，2014年11月19日的借条复印件中明确约定了保证范围为本金，但在2016年3月13日的还款计划中又明确约定了保证范围为本金及利息，双方已对保证的范围进行了重新约定，该重新约定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戴元军、桃园公司应对案涉本金及利息承担保证责任；保证范围中并无律师费，故王文凯诉请戴元军、桃园公司承担律师费的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4，案涉借款发生后，戴元军、桃园公司向王权兵及通过他人向王权兵转账173850元，王文凯否认委托王权兵代收款项，也未收到过王权兵转交的款项，王权兵亦陈述所收款项与王文凯无关，戴元军、桃园公司在2014年11月19日、2016年3月13日的两次签字时均未提到已通过向王权兵转账偿还了部分款项，且在2016年3月13日出具的还款计划中，明确载明承诺偿还本金50万元。2016年6月13日，公安机关出警中，王文凯虽认可委托王权兵要钱，但从桃园公司的房开发工程款支付明细及桃园公司相关财务凭证上看，相关转账均记载为支付房开发工程款；在戴元军、桃园公司提交的2014年12月25日、2015年1月20日向王权兵转账的银行交易单上，分别签署有“房开发工程款”、“王权兵借款利息入房开发往来”、“房开发借王权兵17000元代付款”的内容，加之王权兵提交的2014年9月30日，房开发出具的17000元借据，均可印证王权兵与戴元军、桃园公司之间有案涉借款之外的经济往来。故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戴元军、桃园公司向王权兵及通过他人向王权兵转账的173850元，是用于履行案涉借款的保证责任，故戴元军、桃园公司提出已通过向王权兵转账，偿还了案涉借款的173850元的辩解意见，依据不足，不予采信。
关于争议焦点5，借条的借期内并未约定利息，亦无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对借期内约定有利息，应视为不支付利息，故王文凯诉请借期内利息3.6万元的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6，李富山提出，房开发所出具的保证书载明了借款到期与李富山无关。对此，房开发否认出具过该保证书，即使该保证书是房开发所出具，也仅系房开发的意思表示，并不能以此推断债权人王文凯放弃了李富山的保证责任，故李富山主张其保证责任已免除的辩解，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7，王文凯与房开发、戴元军、桃园公司、李富山之间的借款及保证合同中未明确约定保证方式，应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戴元军、桃园公司、李富山共同为案涉房开发向王文凯的借款设定保证，债权人王文凯可以向全部保证人主张全部保证责任，也可向其中一个或数个保证人主张全部保证责任。连带债务具有涉他性，即债权人对于任一连带债务人就连带债务所发生事项的效力及于其他连带债务人。在连带共同保证中，即使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内向部分保证人主张权利，但这些保证人的责任并未免除。保证期间内，债权人向任一保证人主张保证权利都意味着向其他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共同保证人主张了保证权利，债权人向其中一个保证人或者一部分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效力及于其他连带保证人。戴元军、桃园公司均认可王文凯在保证期间内要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王文凯在保证期间内向作为连带保证人的戴元军、桃园公司主张保证责任的效力当然及于其他保证人李富山，故李富山主张其保证期间已过的辩解，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综上，王文凯要求戴元军、桃园公司、李富山偿还借款本金50万元，并自2014年7月1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借款本金50万元为基数，按江苏射阳农村商业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在不超过月利率2%的范围内承担利息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第三十一条之规定，一审判决如下：一、戴元军、江苏桃园家饰有限公司、李富山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王文凯偿还借款本金50万元，并自2014年7月1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借款本金50万元为基数，按江苏射阳农村商业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在不超过月利率2%的范围内承担利息；二、戴元军、江苏桃园家饰有限公司、李富山偿还上述款项后，有权向债务人房开发追偿；三、驳回王文凯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160元，由王文凯负担825元，戴元军、江苏桃园家饰有限公司、李富山共同负担8335元。
本院二审审理中，李富山提供了证人刘某以及冯某证人到庭作证，证人陈述在2014年4月12日当天，李富山不同意在借条上签字担保，后又说仅是走个形式还款与其无关，李富山最终才在借条上签字。戴元军、桃园公司对上述证人证言无异议，王文凯不予认可，认为两证人与李富山存在利害关系，且两证人证明内容陈述不一，出具借条时间在2014年4月12日下午而非上午。
戴元军提供了证人张某、黄某、戴某、夏咸中等四位证人到庭作证。张某陈述其多次在公司接待王文凯和王权兵前来要钱事宜，前者来的少一点，后者来的较多，王权兵系替王文凯要钱。黄某表示有两笔其经手汇给王权兵的记账记错了，因为是王权兵前来要钱，就写成还王权兵的钱，实际上应当写成王文凯。戴某陈述王权兵常到公司替王文凯要钱，其听王权兵说自己是替王文凯来要钱的。夏咸忠陈述房开发欠其饭钱并向其出具17000元的条子，后其将条子交给王权兵去和戴元军要钱。李富山认为上述证人证言印证了17000元由桃园公司支付给王权兵，说明一审认定事实错误。王文凯认为证人戴某、黄某、张某是相关利害关系人，陈述不合法不真实，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夏咸忠的证言可以证实王权兵是替其向桃园公司以及戴元军要钱，并非是替王文凯要钱。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案涉借条实际出借金额的问题，首先，王文凯从事钢材销售工作，具备出借较大数额现金的能力。其次，房开发在收到借款后又在案涉借条中进行了备注，认可收到现金275000元以及转账款225000元，房开发本人在接受一审法院调查核实时亦明确认可。再次，案涉借条内容上虽存在房开发事后加注收款情况以及“力资费”修改为“律师费”等两处变动情形，但王文凯对变动原因进行了说明解释，且变动之处未加重保证人保证责任，亦不影响案涉借条本身所具备的证明效力。故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王文凯和房开发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案涉50万元借款已实际出借依据充分。
关于桃园公司及戴元军向王权兵转账173850元如何认定的问题，经查，证人张某、戴某在二审中的陈述均不能单独证明王文凯授权王权兵代收还款。黄某一审接受法院调查时陈述在其担任会计期间戴元军未替房开发向王文凯还过钱，汇款给王权兵系按老板要求，不清楚王权兵与戴元军、桃园公司之间的经济往来，其在二审中的陈述与一审中的陈述明显不一。夏咸忠在二审中的陈述仅能证明其委托王权兵向戴元军索要债务。2016年6月13日的公安机关接处警录像仅能证明发生纠纷当天王文凯委托王权兵向桃园公司及戴元军索款，不能证明之前发生的173850元亦系王权兵受王文凯委托收取。桃园公司及戴元军在一、二审中未能就王文凯授权王权兵代收173850元这一事实提供书证等其他充分有效证据加以证实，而王文凯、王权兵亦均予以否认，王权兵还主张其与戴元军、房开发之间存在借款往来。故一审法院结合戴元军、桃园公司在签字继续担保以及承诺还款时均未提及并扣除向王权兵转账款这一与其主张相矛盾的客观事实，以及桃园公司相关财务凭证、转账记载内容以及会计在向王权兵转账银行交易单据注明内容等证据，认定戴元军、桃园公司关于已通过向王权兵转账偿还案涉借款173850元的主张依据不足，并无不当。
关于李富山是否应承担保证责任问题。首先，李富山称其开始并不同意签字担保并提供相关证人出庭作证，说明其知晓签字担保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并非仅是形式。其未能举证证明其后又在借条上签字担保行为，系在受到合同法意义上胁迫、欺诈等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作出，故其作为案涉借款的保证人身份应予确认。其次，虽然王文凯后与戴元军、桃园公司达成延长保证期间的合意，戴元军、桃园公司随后又出具了还款计划，但与李富山所应承担的保证责任无直接关联，王文凯也未明确放弃李富山应承担的保证责任，故李富山仍应在原担保期间内承担保证责任。再次，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可以证实王文凯已在案涉借款到期（2014年7月12日）后的6个月担保期间内向保证人桃园公司主张权利。而李富山与桃园公司均为连带共同保证人，在共同保证人之间的内部法律关系中，由于任一保证人都有义务承担全部保证责任，所以，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向任一保证人主张保证权利都意味着其向其他连带保证责任的共同保证人主张了保证权利，王文凯在原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桃园公司主张权利的效力及于另一连带共同保证人李富山。最后，王文凯在一审中提供了证人秦某到庭作证，亦能够初步证明王文凯在案涉借款到期后的6个月担保期间内向李富山主张了权利。故一审法院认定李富山对案涉借款承担保证责任于法有据。
此外一审法院为查清事实向房开发、王权兵等人依法调查，符合法律规定。另经审查，一审相关审理程序并不存在违法之处。
综上所述，戴元军、桃园公司、李富山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585元，由戴元军、江苏桃园家饰有限公司负担5425元，李富山负担916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曦希
代理审判员 张振福
代理审判员 唐艳玲
二〇一七年五月八日
书 记 员 张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