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赣01民终84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绥斋，男，1984年7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
委托代理人：万小平，上海市建纬（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联熹水业咨询服务（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陕西北路1283弄9号1604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97067164J。
法定代表人：胡炜，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陶颖，该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乐佩玲，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黄绥斋因与被上诉人联熹水业咨询服务（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熹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南昌县人民法院（2017）赣0121民初37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绥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小平，被上诉人联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陶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黄绥斋上诉请求：1、撤销江西省南昌县人民法院（2017）赣0121民初3735号民事判决书；2、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2017年6月份工资未支付部分1604.40元，7月份工资未支付部分4566.80元，经济补偿金47681.20元，以上共计人民币53852.4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上诉人以公司单方面调岗降薪为由要求辞职与事实不符，上诉人是以被上诉人单方面、未协商的情况下对其本人调岗、降薪，损害了其本人的合法权益，向被上诉人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不是辞职。2、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同意被告回南昌工作是附带调岗降薪的条件”与事实不符，在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出回南昌工作后，被上诉人并未向上诉人提出回南昌工作的前提是要调岗降薪。被上诉人通知上诉人进行调岗降薪时，上诉人是明确表示反对的，并签署了不同意调岗的意见。被上诉人在双方对调岗降薪未达成一致意见时，未立即要求上诉人返回武汉工作，而是安排上诉人在南昌方案工程部工作，并安排上诉人出差，足见上诉人未回武汉工作是基于被上诉人的安排。综上，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故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
被上诉人联熹公司辩称：被上诉人之所以对上诉人调岗降薪的原因是上诉人擅自离开岗位回南昌且不服从公司工作安排。公司从二月份总部已经迁至武汉，但是同意去武汉工作的就去武汉了，不同意的就辞职了，其中还包括数名外籍人员。没有法律规定劳动者可以自由选择工作地点和岗位。上诉人不满意在武汉的工作可以选择离职或者留在南昌工作，但是被上诉人不允许员工脱离管理，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调岗降薪处理已经是宽大处理了。如果被上诉人姑息了上诉人的行为，公司将无法进行管理。上诉人来南昌工作是自己提出的，并提出要以南昌分公司的合同来履行，被上诉人也是按照这个合同来处理的，并没有不公。一审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联熹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原告无须向被告支付未付的工资6171.2元和经济补偿金47681.2元，共计53852.4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联熹公司与黄绥斋因劳动报酬、经济补偿金等问题发生争议，黄绥斋申诉至南昌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2017年10月18日，南昌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南劳仲裁字（2017）第12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1、联熹公司向黄绥斋支付2017年6月份工资未付部分1604.4元，7月份未付部分4566.8元，经济补偿金47681.2元，以上共计53852.4元，自裁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一次性付清；2、驳回黄绥斋的全部仲裁请求。联熹公司对该仲裁不服，诉至一审法院。
另查明，黄绥斋与2012年4月18日入职联熹公司,双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合同约定黄绥斋岗位为污水处理工程师，工作地点为江西省南昌县金沙一路。2015年10月27日，联熹水业咨询服务（上海）有限公司南昌分公司成立。2015年11月1日，联熹公司、黄绥斋、与联熹水业咨询服务（上海）有限公司南昌分公司三方协商签订了劳动合同书补充协议，协议约定联熹公司将被告安排到联熹水业咨询服务（上海）有限公司南昌分公司工作，工作福利、工作岗位、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和工作条件等均按原合同履行不变，五险一金由联熹水业咨询服务（上海）有限公司南昌分公司负责缴纳。2017年1月1日，联熹公司将黄绥斋工作岗位调整为方案经理，每月工资9455元。2017年1月24日，联熹公司通知黄绥斋于2017年2月8日到武汉上班。2017年2月8日，黄绥斋到武汉工作,每月外派补贴2200元。2017年6月23日,黄绥斋自行回到南昌。6月26日，联熹水业咨询服务（上海）有限公司南昌分公司对黄绥斋下发了调岗通知书，即日起将黄绥斋方案经理岗位调整为水处理工程师，调岗后工资为5500元，不再享受方案经理的福利待遇及驻外补贴。6月29日，黄绥斋签收该通知书并表示不同意调岗。2017年7月18日，联熹公司通知黄绥斋，同意黄绥斋回南昌工作，岗位和待遇按之前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履行。2017年7月20日，黄绥斋以公司单方面调岗降薪为由要求辞职。2017年7月28日，联熹公司批准同意黄绥斋辞职，双方正式解除劳动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联熹公司是否需要向黄绥斋给付经济补偿金。首先，联熹公司将黄绥斋的工作地点由南昌调整至武汉，黄绥斋按公司调整后的岗位履行职务且超过四个月仍未明确提出异议，应视为双方对原劳动合同的变更，双方应按变更后的内容执行。黄绥斋认为其系被迫到武汉工作，双方并未对原劳动合同进行变更,黄绥斋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主张，故不予采纳。其次，联熹公司同意黄绥斋回南昌工作是附带调岗降薪的条件，联熹公司变更工作地点不应与要求调岗降薪分割。黄绥斋在未经联熹公司同意的情况下，离岗回南昌工作，联熹公司以调岗降薪为条件同意黄绥斋回南昌工作，但黄绥斋不接受联熹公司的调岗降薪安排，应视为双方未协商一致。最后，双方未对工作地点为武汉的劳动内容变更,双方仍应按该内容执行，黄绥斋未回武汉工作，其辞职后，以联熹公司擅自调岗降薪为由要求联熹公司给付相应的经济补偿金，黄绥斋的主张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联熹公司不应对黄绥斋承担经济补偿金。黄绥斋未与联熹公司协商一致的情形下，擅自离开原工作岗位回南昌，联熹公司在此情形下，对黄绥斋调整岗位及工资，不违反法律规定，故联熹公司不应再向黄绥斋给付工资。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联熹水业咨询服务（上海）有限公司无须向黄绥斋支付工资6171.2元及经济补偿金47681.2元。案件受理费10元，由联熹水业咨询服务（上海）有限公司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被上诉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和补充，上诉人对一审查明的“2017年6月23日,被告黄绥斋自行回到南昌”有异议，认为上诉人回南昌之前已经通过邮件申请了；对一审查明的上诉人以公司单方面调岗降薪为由要求辞职有异议，不是要求辞职，是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其他无异议和补充。本院经审查认为，在2017年7月20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员工发送的邮件中，上诉人写道：“因公司单方面、未协商的情况下对本人调岗、降薪，损害了本人的合法权益，本人决定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一审用词确有不当，本院变更查明为“2017年7月20日，黄绥斋以联熹公司在单方面、未协商的情况下对其调岗、降薪为由，向联熹公司提出解除与公司的劳动合同”。2017年6月23日，黄绥斋向联熹公司发送邮件，内容为“6.26起，因本人家庭原因不能接受公司外派至武汉工作，给各位和公司带来工作的不便，尽请谅解。谢谢！”，黄绥斋于同日回到南昌。黄绥斋虽以邮件形式告知联熹公司不能接受外派，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回南昌工作取得了联熹公司的同意，故一审法院认定其于2017年6月23日自行回到南昌并无不当，上诉人的该项异议，本院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被上诉人是否应向上诉人补齐2017年6、7月份的工资及具体数额。
首先，被上诉人将上诉人的工作地点由南昌调整至武汉，为此调整了上诉人的岗位以及薪资待遇（工作岗位上调至方案经理，工资上调为9455元/月），上诉人履职四个月未提出异议，应视为双方同意对原劳动合同的变更，上诉人如不愿意继续留在武汉工作，并不能仅向被上诉人履行告知义务，而应取得被上诉人的同意；其次，联熹公司南昌分公司已注销，上诉人也认可被上诉人公司总部也已迁至武汉，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南昌方案经理一职仍空缺，未提供证据证明，亦不合常理；最后，即便被上诉人公司在南昌仍有方案经理一职，也没有义务必须将该岗位安排给上诉人。因上诉人在未经被上诉人同意的情况下，自行离岗回南昌工作，上诉人虽同意被上诉人回昌，但仅提供双方原合同中约定的工作岗位并发放相应薪水，属用人单位正当的用工管理权，上诉人系因不肯接受被上诉人为其提供的岗位而要求解除双方劳动合同，此情形不属于用人单位（被上诉人）应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法定理由，故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同理，上诉人在回南昌后还要求被上诉人按照其在武汉的岗位及工资标准补足2017年6、7月份工资，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黄绥斋预缴），由上诉人黄绥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 琳
审判员 龚 江
审判员 周朝阳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一日
书记员 钟万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