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洵吉、潘天乐与卢银花、潘春燕、武鸣县锣圩镇淝阳村第十二村民小组土地承包经营权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二审民事判决书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南市民二终字第51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潘洵吉。
委托代理人：韦懿真，广西桂海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胡蓉波，广西桂海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潘天乐。
上诉人（一审被告）：卢银花。
上诉人（一审被告）：潘春燕。
上述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罗家拾，广西新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武鸣县锣圩镇淝阳村第十二村民小组。
委托代理人：罗家拾，广西新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潘洵吉、潘天乐、卢银花、潘春燕因与被上诉人武鸣县锣圩镇淝阳村第十二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淝阳村第十二组）土地承包经营权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武鸣县人民法院（2013）武民二初字第1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3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潘洵吉及其委托代理人韦懿真、胡蓉波，上诉人潘天乐及上诉人潘天乐、卢银花、潘春燕、被上诉人淝阳村第十二组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罗家拾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潘洵吉因经营土地事宜与潘天乐及潘树洋签订了《合同书》，虽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两者之间是承包关系，但根据合同签订双方的身份以及合同约定的经营期限、年度租金的支付等情况，应认定双方之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为租赁关系。《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但流转合同的备案并不是流转合同生效的必要条件，以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土地权利的变动依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产生法律效力。本案当事人签订的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已履行多年，虽未经发包方淝阳村十二组备案，仍应合法有效。潘天乐、卢银花、潘春燕、淝阳村第十二组提出合同未经发包方备案，不具备一般条款，属无效合同的主张，不予采信。潘天乐等人辩称潘洵吉在履行过程中存在违约，对此应通过合法途径加以解决，但以强行耕种的方式收回承包地，已侵犯了潘洵吉的承包经营权，故潘洵吉请求判令潘天乐等人清除地上经济作物，归还承包地，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但潘洵吉要求潘天乐等人赔偿损失48000元，因无充足的证据加以证实，且潘天乐等人不予认可，故不予支持。潘洵吉另要求潘天乐等人支付违约金，因潘洵吉无法证实其受损情况，双方也没有对违约金作出约定，故对此亦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潘天乐、卢银花、潘春燕自行清除潘洵吉享有的、位于淝阳村第十二组地名为“更矮”（马鞍山）的八亩承包地上的经济作物，并于本案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该承包地返还给潘洵吉；二、驳回潘洵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32元，潘洵吉负担1032元，潘天乐、卢银花、潘春燕负担100元。
上诉人潘洵吉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潘洵吉与潘天乐、潘树洋签订的《合同书》有效并判决潘天乐、卢银花、潘春燕返还承包地给潘洵吉是正确的，但部分判决不当，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已经查明潘洵吉合法租赁的承包地自2011年初起被潘天乐等强行耕种至今已有三年。潘洵吉应对潘天乐及潘树洋出租给其的承包地拥有合法使用权及收益权，但这三年里，潘洵吉没有办法耕种并获得收益。二、潘洵吉租赁承包地是用来种植木薯并每年获得收益是基本事实。潘洵吉在一审提交的武鸣县锣圩镇淝阳村民委员会的《证明》用以证明其耕种该承包地并能获得一定的收益，但一审判决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太过武断。农民的地是用来耕种的，只要有耕种就会有收益。潘洵吉租用潘天乐及潘树洋的地也是耕种并获得收益的，即使村委会不具备出具经济作物产量的相关资质，但该《证明》至少能证明潘洵吉每年在该承包地上耕种木薯。潘天乐等人强行耕种承包地三年，导致潘洵吉未能耕种承包地并获得相应的收益，由此对潘洵吉造成的经济损失是肯定的，只是多少的问题。一审判决未查清事实，只是简单判决驳回潘洵吉要求赔偿经济损失的诉求太过草率。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潘天乐、卢银花、潘春燕赔偿潘洵吉经济损失48000元；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潘天乐、卢银花、潘春燕、淝阳村第十二组承担。
上诉人潘天乐、卢银花、潘春燕针对潘洵吉的上诉，共同答辩称：一、潘洵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首先，潘天乐一家之所以从2011年收回该承包地自行耕种，完全是迫不得已的结果。潘天乐一家对该承包地拥有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家人赖以生活的主要来源。十几年前，潘洵吉通过不正当的手段，以不公平的极少代价强迫转包而取得对该土地的经营。每年都是在潘天乐一家多次追讨、双方发生争吵打架，通过镇、村两级调委会调解解决的情况下，潘洵吉才极不情愿地交付租金。很显然，是潘洵吉违约在先，潘天乐等收回承包地在后。其次，土地承包经营权则是农民赖以生活的根本保障。这块土地是家庭联产承包制生产队（组）确定给潘天乐一家的承包地。如果继续允许潘洵吉以每年960元的转包租金就可以经营潘天乐一家的9.12亩土地，不但显失公平，而且将导致潘天乐一家人根本无法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第三，2011年初，根据镇、村两级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已充分明确，潘天乐一家终止转包并收回承包地自行耕种，对潘洵吉没有任何的损害，潘洵吉要求继续经营该地的理由不能成立。同时潘洵吉也已经表示认可同意，虽然后来有所反复，但镇、村两级调委会及公安派出所均认为潘洵吉是属于无理取闹。二、一审判决对潘洵吉“要求赔偿损失48000元”不予支持是正确的。潘洵吉意图利用诉讼的手段实现巧取豪夺的非法目的。很显然，既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也没有合法的理由和事实基础。谁种谁收，这是最朴实的农民耕种道理，而土地收益的权利基础是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通过流转方式所取得的经营权，必须是建立在坚持农户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和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基础上，遵循平等协商、依法、自愿、有偿的合同原则。潘天乐一家作为土地的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承包土地是否流转、流转的对象和方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迫承包方流转其承包地。潘洵吉妄图以每年支付960元的土地流转代价而牟取每年16000元的土地经营收益，毫无公平性可言。2011年以来的这三年，潘天乐没有收取潘洵吉任何承包金，潘洵吉在该土地上也没有任何的投入，当然也就没有产生实际的损失。一审判决对这一诉求部分不予支持，是正确的。综上，潘洵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不予支持，应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淝阳村第十二组针对潘洵吉的上诉，答辩称：同意潘天乐、卢银花、潘春燕的答辩意见。
上诉人潘天乐、卢银花、潘春燕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是错误的。第一，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之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为租赁关系，并认定流转合同的备案并不是流转合同生效的必要条件是错误的。转包的接包方必须是与原承包方系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而出租的承租方可以是非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他人。因此，一审判决为规避适用转包的规定，而将事实上的转包关系认定为租赁关系，从而适用出租流转的规定，这是欠妥的。同时，无论转包还是出租，《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是必要性的法律规范而不是选择性的规范。第二，《合同书》的签订是潘洵吉欺老骗少的结果，并非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见表示。本案的《合同书》完全是潘洵吉一手炮制的。当时潘树洋体弱多病，而潘天乐则未满16周岁，年少无知，在极不平等的条件下签订了这一份不合法、不合理的《合同书》。该合同书不具备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一般应当包括的合同条款，一审认定该合同合法有效，是不当的。第三，潘洵吉的行为完全违背了诚实信用的合同原则。潘洵吉在经营土地的过程中不诚信，从来没有依约主动交付承包金，每年的承包金都是逾期交付的。这种所谓的多年履行，完全不是一般情况下的善意履行。潘洵吉的霸道行径是全村人众所周知的。以此种的“多年履行”来推定合同合法有效，显然与强词夺理无异。第四，一审判决适用最高法司法解释第十四条存在逻辑错误。该条规定适用的前提条件应该是承包方依法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无论是承包方还是接包方，对流转的事项均无异议，而发包方仅以未报其备案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其后果才是不予支持。就本案而言，该合同因不具备合法的基础和潘洵吉的不诚信履行才是合同无效和应予终止的根本因素，而发包方所主张的未其报备案只是合同无效的理由之一，并不是唯一的理由。二、一审判决的结果不合理、不合法、不公平。潘天乐等之所以从2011年终止转包、收回该承包地自行耕种，完全是迫不得已的结果，是正当的行为。潘天乐一家对该土地拥有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家人赖以生活的主要来源。十几年前，潘洵吉通过不正当的手段，以不公平的极少代价取得对该土地的经营。潘洵吉所谓的经营是强迫转包行为，应当属于违法和无效的。一审判决没有充分考虑潘天乐等已经实际终止转包并且自行经营了三年的事实，反而支持潘洵吉的不当诉求，判决将该承包地返还给潘洵吉，是不合理、不合法、不公平的。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不当，依法应予纠正。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作出改判或者发回重审。
上诉人潘洵吉针对潘天乐、卢银花、潘春燕的上诉，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潘洵吉与潘天乐、潘天乐的父亲潘树洋签订的《合同书》实际为租赁关系是正确的。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潘天乐与潘树洋并不是土地所有权人，其本身并不具有发包资格，不能作为发包方。虽然《合同书》中称潘洵吉“承包”潘天乐及潘树洋的责任山地，但双方是无法形成“承包”关系的，也并非潘天乐等所称的“转包”关系。《合同书》中明确约定了“年租金”及支付方式。所以，双方的关系实质上是租赁关系。其次，虽然《合同书》未报发包方备案，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珲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双方签订的合同就合法有效，是否备案并非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潘天乐等弃法律和司法解释有明确规定而不用，却采取所谓的“法理”来解释，违背了法律适用的规则，其理由不能成立。故潘天乐等请求判令该《合同书》无效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二、潘洵吉与潘天乐及潘树洋签订的《合同书》是合法有效的。（一）不论是“转包”还是“出租”行为，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流转主体仅限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之间，《农村土地承包法》只是强调了在同等条件下应保护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优先权。从潘洵吉承租该土地至今，没有任何村民对此提出过优先权主张。潘洵吉与潘天乐的流转行为并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理应有效。（二）《合同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潘天乐等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潘树洋无民事行为能力或受欺诈、胁迫。第一，农村的土地承包，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承包证上通常也是只写一个人（即户主）的名字。潘树洋是潘天乐的父亲，作为户主，其代理全家人决定土地的流转方式和流转对象是合法的。潘树洋在《合同书》上己签字，即使当时的未成年人潘天乐不在《合同书》上签字，根本不影响《合同书》的法律效力。第二，潘洵吉与潘树洋签订《合同书》时，潘树洋是户主，也是一名成年人，其完全具有缔结民事合同的权利能力及行为能力，即使体弱或多病也不能代表其已丧失民事行为能力。至于潘天乐签字行为的效力问题，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十二条的规定，虽然《合同书》签订时潘天乐未满16周岁，但潘树洋作为潘天乐的法定代理人在《合同书》上签字，故潘天乐的签字是有效的。另外，潘天乐等称潘洵吉违反诚实信用的合同原则，逾期交付租金不是事实。从潘洵吉提交的证据《收款收据》中可以看出，潘洵吉基本都是在每年的农历年前后支付租金，并未违反《合同书》中“租金年底付清”的约定。况且从1995年至2010年这15年期间，潘树洋、潘天乐从未对潘洵吉交付租金的时间提出过异议。综上，潘洵吉与潘天乐及潘树洋签订的《合同书》合法有效，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双方的意思表示真实，潘天乐、卢银花、潘春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予以驳回。
被上诉人淝阳村第十二组针对潘天乐、卢银花、潘春燕的上诉，答辩称：同意潘天乐、卢银花、潘春燕的上诉意见。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潘洵吉、潘天乐分别是武鸣县锣圩镇淝阳村第十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淝阳村第十组）村民、淝阳村第十二组村民。1995年5月19日，潘天乐及潘树洋作为甲方、潘洵吉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一份《合同书》，载明：“本人潘洵吉向锣圩镇淝阳村十二组潘树洋同志承包责任山（地）捌亩，承包期从一九九六年元月一日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承包金按每年每亩壹佰贰拾元整，共计年租金玖佰陆拾元，并于当年年底付清。”潘洵吉随后在该承包地上经营。2011年初起，潘天乐等人以合同无效为由，强行耕种上述承包地，现种植木薯。
潘洵吉自1996年至2011年支付租金的时间为：1、1996年4月6日、1997年2月1日、1998年2月9日分三次支付了1996年及1997年的租金；2、1999年3月6日、2005年2月24日分别支付了1999、2005年度的租金；3、1999年2月4日、2001年1月23日、2002年2月7日、2003年2月15日、2004年1月20日、2005年2月8日、2007年2月17日、2008年3月4日、2009年3月1日、2010年2月13日、2011年2月2日分别支付了1998、2000、2001、2002、2003、2004、2006、2007、2008、2009、2010年度的租金。
另查明：本案争议承包地的地名为“更矮”，也叫“马鞍山”，属淝阳村第十二组所有。潘树洋系潘天乐的父亲，于2012年去世。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潘洵吉与潘树洋、潘天乐于1995年5月19日签订的《合同书》是否有效？如有效，双方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2、潘天乐、卢银花、潘春燕应否赔偿潘洵吉的损失48000元？
本院认为：关于《合同书》的性质及是否有效的问题。潘洵吉与潘树洋、潘天乐签订的《合同书》约定：潘洵吉向潘树洋承包责任山8亩，承包期为1996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年租金960元，于当年年底付清。《合同书》签订后，自1996年至2010年，承包地由潘洵吉耕种，潘洵吉每年向潘天乐一家支付960元。参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五款“出租是指承包方将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一定期限租赁给他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出租后原土地承包关系不变，原承包方继续履行原土地承包合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承租方按出租时约定的条件对承包方负责。”的规定，根据《合同书》约定的租赁期限、租金及支付方式等具体内容及双方当事人实际履行情况，潘洵吉与潘树洋、潘天乐之间约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应为租赁，而非转包。潘天乐、卢银花、潘春燕上诉主张该合同书是转包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的承租方不限于同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潘树洋在签订《合同书》时系完全行为能力人，并且作为潘天乐的法定代理人，其与潘洵吉签订的《合同书》符合平等协商、自愿、有偿的原则，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已履行多年，合法有效。潘天乐、卢银花、潘春燕上诉称潘树洋、潘天乐是在潘洵吉胁迫、欺骗的情形下签订的合同，但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故对其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潘洵吉与潘天乐、卢银花、潘春燕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的问题。《合同书》约定承包期为1996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承包金按每年每亩120元，共计年租金960元，并于当年年底付清。从1996年至2010年的租金交付情况看，潘洵吉在1996年、1997年年初支付当年的大部分租金，于1999年、2005年年初支付完当年的租金，其余11个年度的租金均是于次年年初支付。在这15年的租赁期间，潘洵吉有11个年度的租金是于次年年初交付。而潘天乐、卢银花、潘春燕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在这15年的租赁期间，其就潘洵吉缴纳租金的时间提出过异议。因此，可以认定潘洵吉与潘天乐、卢银花、潘春燕在实际履行合同过程中就《合同书》约定的租金交付时间进行了变更。故潘天乐、卢银花、潘春燕认为潘洵吉在经营土地的过程中违反了约定，潘洵吉每年均逾期交付租金的行为完全违背了诚实信用的合同原则，是合同无效的根本因素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潘天乐、卢银花、潘春燕在《合同书》履行过程中就私自收回承包地耕种经营了三年，违反了约定。根据公平原则，潘天乐、卢银花、潘春燕占用承包地期间的租金潘洵吉无需再行交纳。潘天乐、卢银花、潘春燕应将承包地上的经济作物清除后返还给潘洵吉继续承包经营至租赁期满即2015年12月31日止。
关于潘天乐、卢银花、潘春燕应否赔偿潘洵吉的损失48000元的问题。潘洵吉上诉主张由于潘天乐、卢银花、潘春燕强行耕种承包地导致其无法在该三年内耕种该承包地获得收益，并要求潘天乐等人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48000元。但潘洵吉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实其主张，且潘天乐等人不予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规定，一审判决不予支持潘洵吉的主张，是正确的，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32元（上诉人潘洵吉已预交1000元，上诉人潘天乐、卢银花、潘春燕已预交1132元），由上诉人潘洵吉负担1000元，上诉人潘天乐、卢银花、潘春燕负担132元。本院退回上诉人潘天乐、卢银花、潘春燕1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蔚
审 判 员 李专
代理审判员 杨柳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林菲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