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760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恒宸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160号国际花园B座9楼。
法定代表人：王士云，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严立芬、姚冰，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之江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留下街道刹桥头。
法定代表人：戚雅利。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帅言，系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士音，浙江长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汪云斌，男，1979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宣威市。
上诉人浙江恒宸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宸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杭州之江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之江公司）、汪云斌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5）杭萧商初字第60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经本院院长审批，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恒宸公司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之江公司对恒宸公司的原审诉讼请求，并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之江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2010年4月29日的《租赁合同》中所加盖的乙方公章并非恒宸公司的真实项目部章，而只是公章名称中含恒宸公司项目部字样，该印章系汪云斌私自伪造，与恒宸公司无关，恒宸公司对汪云斌冒用恒宸公司名义签订该合同毫不知情。该合同从签订到履约过程，无论是案涉租赁物的接受和返还，还是案涉租金的支付和结算，以及合同定金的缴纳和发票的交付等，均由汪云斌一人所为。原审法院未认定合同的真实履行主体，主观臆断汪云斌对恒宸公司享有代理权，且在举证责任分配上违反证据规则相关规定，导致作出错误判决。一、案涉《租赁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均由汪云斌个人所为，该合同与恒宸公司毫不相关。之江公司应向汪云斌主张付款责任。l.《租赁合同》上加盖的乙方项目部章，名称显示为“浙江金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竹海水韵项目部”，而恒宸公司在招投标和政府备案资料中登记的名称为“浙江金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竹海水韵南区B组团项目部”。合同上的项目部章和恒宸公司实际使用的项目部章明显不一致，可见该公章应系汪云斌伪造和冒用。即使无法排除恒宸公司拥有未进行备案过的这枚所谓的项目部章，从一审查明的合同实际履行情况来看，恒宸公司从未接受过之江公司提供的租赁物，也从未向之江公司支付过任何租金。无论租赁物的接受和返还，还是租金的支付和结算，均由汪云斌实际履行，之江公司向恒宸公司主张合同权利无任何事实依据。2.根据《租赁合同》的约定，租赁物只适用于竹海水韵项目部工地。但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案涉租赁物大部分由汪云斌自行提取，故之江公司并不确定案涉租赁物是否全部用于案涉工地。恒宸公司与云斌公司所签订的《脚手架包工包料承包协议》的全部工程结算款仅为695000元，但案涉租金结算款高达200多万元。可见，案涉《租赁合同》的履约范围显然远远超出了案涉工地，之江公司应依约向汪云斌个人主张合同权利。
二、恒宸公司从未对汪云斌进行过任何授权或追认其行为的有效性，原审法院认定汪云斌对恒宸公司享有代理权，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1.《脚手架包工包料承包协议》的主体分别是恒宸公司与云斌公司，即该协议是两公司之间独立平等的法律关系。原审法院将云斌公司与其法定代表人汪云斌个人进行混同，由此推导出汪云斌与恒宸公司之间系内部关系，这一认定显然与承包人系云斌公司的事实不符。2.之江公司在一审中未举证证明汪云斌系恒宸公司的代理人，有权代表恒宸公司签订和履行《租赁合同》，也无证据证明汪云斌的履约行为在事后取得了恒宸公司的追认。汪云斌既非恒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非恒宸公司所雇佣的员工或项目负责人，故汪云斌的个人行为对恒宸公司不能产生法律效力。3.原审法院认为汪云斌与之江公司签订过丰元大厦项目《租赁合同》，且恒宸公司向之江公司出具过转账支票，故加深了之江公司对汪云斌具有恒宸公司代理权的印象。同时，原审法院认为恒宸公司未对之江公司的催款函予以回复并披露与汪云斌之间的内部关系，使之江公司更加相信汪云斌具有代理权的表象。原审法院的上述观点纯属主观臆断，无任何事实依据。案涉《租赁合同》于2010年签订和履行在前，而丰元大厦项目《租赁合同》的签订和支票支付时间发生于20l2年，催款函的形成时间更是在2014年。原审法院颠倒了案涉《租赁合同》与丰元大厦项目《租赁合同》及催款函在时间上的先后顺序，以之后发生的事件来主观推断汪云斌对恒宸公司享有代理权，显然犯了逻辑上的严重错误。
三、之江公司拒绝提供本案较为关键的证据即5000元定金的支付凭证和财务记录，原审法院却作出对之江公司有利的事实认定，显然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的规定。恒宸公司与之江公司未发生任何资金往来，所有租金均由汪云斌支付或汪云斌指示支付。之江公司在一审中确认于2010年4月29日收到了案涉合同约定的5000元定金。该定金由谁支付直接影响到租赁合同主体，故恒宸公司在一审中要求之江公司提供相应的支票存根和发票等财务记录，以便查明该定金的支付主体，但之江公司以种种理由拒绝提供。恒宸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该证据对之江公司不利，但原审法院未依据证据规则对之江公司拒不提供该重要证据的行为作出对其不利的认定。
四、恒宸公司在案涉工程发包过程中无任何过错，且早巳实际履行完相关合同，而之江公司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明显有违其应尽的合理注意义务和商业惯例。原审法院判决无过错的恒宸公司向有过错的之江公司承担民事责任，显然违背了公平正义的基本法律原则。1.恒宸公司将案涉脚手架工程发包给具有合法经营资质的云斌公司承包，在云斌公司履行合同后依约支付了全部价款，不存在欠付款项情形，恒宸公司无任何过错。2.之江公司在案涉《租赁合同》签订和履行过程中，均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首先，之江公司在签订合同时未对汪云斌的身份和代理权进行最基本的审查，之江公司在未向初次业务往来的恒宸公司核实汪云斌身份和代理权的情况下，仅凭汪云斌出具的无任何授权内容的《中标通知书》和一颗未经核实的项目部章就认定其代理人身份，显然欠缺最基本的商业常识。其次，案涉租金的支付和结算均由汪云斌履行和确认，包括定金在内的所有案涉款项没有一笔是由恒宸公司支付和确认的，之江公司也从未向恒宸公司提供任何发票，这既不符合交易惯例，也明显违反最基本的财务管理规定。可见，导致之江公司损失的根本原因是其疏忽大意所带来的商业风险，该不利后果理应由其自行承担，而非转嫁给毫无过错的恒宸公司。
之江公司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汪云斌以恒宸公司名义与之江公司签订合同并结算款项的行为具有代理权，恒宸公司应对合同项下的义务承担民事责任并无不当。原审判决在查明本案事实后，归纳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汪云斌以竹海水韵项目部的名义与之江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并结算费用的行为，其法律后果是否应当归属于恒宸公司。其后，原审判决从查明《租赁合同》项下的租赁物只适用于汪云斌为实际施工人的恒宸公司竹海水韵工地，查明租金结算明细表中载明的客户名称均为恒宸公司，查明汪云斌与之江公司除签订本案合同外，还签订过丰元大厦项目《租赁合同》，且丰元大厦项目《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恒宸公司曾向之江公司出具过转账支票，又查明之江公司曾于2014年4月向恒宸公司发送催款函，恒宸公司收函后未做回应，上述表象足以使之江公司相信汪云斌对恒宸公司具有代理权。所以之江公司在不能明确知道恒宸公司与汪云斌间的内部关系的情况下，从保护善意信赖利益、维护交易安全的角度出发，认定汪云斌对恒宸公司具有代理权，该认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即表见代理订立合同。本案中表见代理的成立，已经具备了必要的形式要件，故原审判决的认定完全合法。二、原审判决透过现象看本质，彰显了智慧，维护了公平与正义。恒宸公司签订过多份类似的《租赁合同》，并在诉讼中均予败诉，被追究相应的民事责任。如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1民终1291号杭州广兴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与恒宸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又如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1民终4182号之江合同与恒宸公司（丰元大厦）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这些租赁合同纠纷均有以下特点：其一，均是汪云斌代表恒宸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合同中加盖的印章皆是相关项目部的印章；其二，相应的租赁物均用于合同约定的恒宸公司工地；其三，恒宸公司均否认项目部印章是真实的；其四，恒宸公司均否认委托汪云斌为其代理人；其五，恒宸公司付过支票却否认是支付相应的租赁款；其六，恒宸公司为逃避责任而故意将丰元大厦项目部章刻成是丰元大夏项目部章；其七，恒宸公司辩称与汪云斌签订劳务分包合同，却又不向出租人披露。好在原审判决透过现象看本质，认定恒宸公司的民事责任，伸张了正义，维护了公平。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得当，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汪云斌未到庭参加二审诉讼活动，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4月29日，之江公司（甲方）、金成公司竹海水韵项目部（以下简称竹海水韵项目部，乙方）、汪云斌（乙方担保人）签订《租赁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租赁钢管等，租金按钢管0.009元/米/日、扣件0.006元/只/日、套管0.006元/只/日计算；乙方提前三天通知提供需用材料清单，由甲方负责交货；乙方于每月底到次月的前五天支付租金；归还租赁物时由甲方卸车的，卸车堆放费12元/吨由乙方承担；合同签订时，乙方支付定金5000元，租赁物还清结清租金时，甲方不计息返还乙方；乙方不按时支付租金及装卸、运输、修理、材料等费用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应按日千分之三承担违约金；合同尾部签章栏，甲方处加盖之江公司合同专用章，乙方处加盖竹海水韵项目部章并由汪云斌在委托代理人处签名，乙方担保人处由汪云斌签名并同时加盖竹海水韵项目部章。
2010年6月起，之江公司陆续向汪云斌交付租赁物，截至2012年9月底，汪云斌已全部返还。每批次租赁物接受及返还，均由汪云斌出具结算明细表（详见结算明细表）。2011年12月6日，汪云斌以竹海水韵项目部名义向之江公司出具承诺书，承诺在2011年12月20日及2012年农历春节前分别支付150000元、350000元。2014年4月9日，之江公司向恒宸公司发送催款函，载明截至2014年3月31日，恒宸公司尚欠之江公司租金905318.86元、违约金4477660.33元，并要求恒宸公司在2014年4月16日前付清上述款项，恒宸公司收函后未予回复。同年5月5日，汪云斌在之江公司发送的催款函上出具支付计划，承诺在2014年9月30日前分期结清所有欠款。
根据汪云斌确认的结算明细表，之江公司有权收取的租金总额为2120318.86元。之江公司在2010年4月29日收到定金5000元。截至2014年1月23日，之江公司收到汪云斌支付的租金1215000元。2014年5月31日至2015年1月10日，汪云斌又陆续支付租金339000元。
另查明，汪云斌系杭州云斌钢结构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斌公司）法定代表人，云斌公司系经营手架安装及租赁等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5月30日，恒宸公司与云斌公司签订《脚手架包工包料承包协议》，恒宸公司将竹海水韵B区4号楼及部分地下车库的脚手架搭设、拆除等施工任务交由云斌公司承包。2012年6月28日，汪云斌出具结账单，确认已全部收到恒宸公司有关竹海水韵工程的全部工程款。
又查明，2012年8月30日，之江公司作为出租人、恒宸公司作为承租人、汪云斌作为担保人还签订关于丰元大厦的《租赁合同》。同年9月15日，恒宸公司向之江公司出具5000元的转账支票。各方在履行过程中产生争议。2015年1月27日，之江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以恒宸公司、汪云斌为被告的（2015）杭萧商初字第775号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之诉。2016年3月21日，该院判决认定之江公司在涉丰元大厦项目《租赁合同》的履行中系善意且无过失，《租赁合同》对之江公司及恒宸公司发生法律效力，并确认解除该合同，恒宸公司向之江公司返还租赁物及支付相应租金、违约金。恒宸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杭州中院于2016年10月30日以原审事实认定清楚、实体处理得当为由，终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法院认为,汪云斌以竹海水韵项目部名义与之江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并结算租赁费用的行为，其法律后果是否应归属于恒宸公司承担，是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首先，本案已查明，恒宸公司承建竹海水韵项目并将部分脚手架工程交由汪云斌承包，且《租赁合同》约定租赁物只适用于竹海水韵项目工地。因此，之江公司基于恒宸公司系实际施工人的事实，有合理理由相信汪云斌具有代理权。而且，从全部租金结算明细表中载明的客户名称均为恒宸公司的事实分析，之江公司始终认为租赁物的承租方为恒宸公司。其次，汪云斌与之江公司除签订本案合同外，还订有丰元大厦项目《租赁合同》。丰元大厦项目《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恒宸公司曾向之江公司出具转账支票，该行为不仅在丰元大厦项目《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加深了之江公司对交易对象为恒宸公司的认识，同样也有理由相信，该行为加深了之江公司在本案所涉《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对汪云斌具有恒宸公司代理权的印象。再次，之江公司在2014年4月曾向恒宸公司发送催款函，恒宸公司在收函后未作回复。可见，恒宸公司在收到之江公司的债权主张之下，并未积极的向之江公司披露其与汪云斌之间的内部关系，从而造成了足以使之江公司更加相信汪云斌具有代理权的表象。综上分析，在无证据证明之江公司明知恒宸公司与汪云斌之间内部关系的情况下，从保护善意信赖利益、维护交易安全的角度出发，该院认定汪云斌以恒宸公司名义与之江公司签订合同并结算款项的行为具有代理权，恒宸公司应对该合同项下的义务承担民事责任。
根据之江公司提供的付款明细，其记载内容与2014年4月向恒宸公司、汪云斌发送的催款函中的欠款数额对应一致，恒宸公司应对合同项下所欠租金承担付款责任。对5000元定金，之江公司已在应付款中扣除，该院予以准许。根据已查明事实，本案《租赁合同》所涉租赁物已全部返还，故之江公司要求解除合同的请求已无支持必要。对于之江公司要求恒宸公司承担违约金的标准，根据合同的履行情况，该院酌情确定为按每日万分之四计算。汪云斌作为恒宸公司的代理人，其最后一次付款40000元的时间为2015年1月4日，之江公司于2015年12月14日提起诉讼，其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恒宸公司的各项辩称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信。汪云斌作为恒宸公司的担保人在《租赁合同》中签名，各方对担保方式未作约定，其应按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汪云斌经该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该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该院于2017年7月13日作出如下判决：一、恒宸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之江公司欠付租金561318.86元；二、恒宸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之江公司所欠租金自欠付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日止按日万分之四计算的违约金（暂计算至2016年2月29日为751478.74元）；三、汪云斌对上述第一、二项付款义务负连带责任；四、驳回之江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恒宸公司、汪云斌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320元，由之江公司负担9705元，恒宸公司负担16615元，汪云斌对恒宸公司应负担部分负连带责任。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除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外，另查明，恒宸公司原名称为浙江金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2015年7月30日变更为现名称。
本院认为，案涉竹海水韵工程项目系由浙江金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恒宸公司）承建，而汪云斌则系该工程的脚手架搭设施工任务负责人。汪云斌在施工期间以恒宸公司的名义向之江公司租赁建筑设备，之江公司基于工程的实际施工事实而有理由相信汪云斌的相应行为具有代理权。虽然案涉《租赁合同》中加盖的项目部章与恒宸建设公司认可的项目部章确有一定差异，但恒宸建设公司并未举证证明之江公司对该情形系明知，同时鉴于项目部章均系自行使用而无对外公示制度的现状，之江公司对该情形亦不存在应当知晓的事由，故仅凭印章差异尚不足以否认之江公司的善意认识。同时，汪云斌还以恒宸公司的名义与之江公司签订过丰元大厦项目《租赁合同》，且恒宸公司以转账支票形式向之江公司支付了部分租赁费用，恒宸公司的该行为显然加深了之江公司在履行案涉《租赁合同》的过程中对交易对象为恒宸公司的善意认识。因此，原审法院认定汪云斌以恒宸公司名义与之江公司签订案涉《租赁合同》并结算租赁费用的行为具有代理权、汪云斌相应行为的法律后果应当归属于恒宸建设公司无误，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恒宸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615元，由上诉人浙江恒宸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雪原
审判员 朱晓阳
审判员 舒 宁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张洁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