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汕中法民四终字第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揭东县华豪纸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县。
法定代表人钟泽辉，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蔡燕云，广东东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蔡钰敏，广东东铭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钟智贤，男，汉族，1966年12月4日出生，住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
委托代理人许钦城，广东明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林继生，男，汉族，1975年11月20日出生，住广东省饶平县。
上诉人揭东县华豪纸制品有限公司（下称华豪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钟智贤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汕头市潮南区人民法院（2013）汕南法民二初字第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2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华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钟泽辉及该司委托代理人蔡燕云、被上诉人钟智贤的委托代理人许钦城、林继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钟智贤通过电话与华豪公司联系，向华豪公司购买纸制品，至2011年7月3日共结欠华豪公司货款640000元，钟智贤立下欠条交华豪公司存执。在双方交易过程中，华豪公司口头委托其法定代表人钟泽辉及钟泽辉的女儿钟育华向钟智贤收取货款。2011年9月9日、2011年10月1日、2011年12月1日、2011年12月30日、2012年1月20日、2012年6月11日、2012年9月18日、2012年9月20日和2012年9月29日，钟智贤的儿子钟泽锐受钟智贤的委托向钟育华的银行账户转账分别付还华豪公司货款39980元、20000元、40000元、30000元、60000元、20000元、20000元、20000元和30000元。2012年3月8日、2012年3月15日、2012年11月17日、2012年11月30日、2012年12月31日和2013年2月8日，钟智贤向钟育华的银行账户转账分别付还华豪公司货款30000元、10000元、40000元、20000元、20000元和10000元。2013年1月29日钟泽辉向钟智贤收取货款现金5000元，2013年2月8日和2013年3月12日，钟育华分别向钟智贤收取货款现金60000元和53712元。钟智贤立下欠条后共分18次付还华豪公司528692元，尚欠货款111308元。华豪公司以钟智贤没有还清欠款为由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钟智贤立即偿还华豪公司货款本金640000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计至还清全部欠款之日止）；2、案件全部诉讼费用由钟智贤承担。诉讼中，华豪公司将第一项请求变更为判令钟智贤立即偿还华豪公司货款本金581288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计至还清全部欠款之日止）。
案经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华豪公司、钟智贤以口头形式订立合同，华豪公司已经履行了送货的义务，钟智贤也接受了货物，双方的买卖关系成立，合同有效。至2011年7月3日，钟智贤结欠华豪公司货款640000元，有钟智贤签名的欠条为据，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认定。钟智贤在结欠华豪公司货款后，已分18次付还华豪公司货款528692元的事实，有钟智贤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和收据等为据，且华豪公司没有异议，应予认定。华豪公司提出钟智贤上述还款528692元中除华豪公司两次收取的现金58712元外，其余款项系钟智贤及其三个儿子付还2011年7月3日后继续向华豪公司购买货物的货款，由于钟智贤予以否认，而华豪公司提交的商品调拨单和出仓单不足以证明其上述主张，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法院确认钟智贤结欠华豪公司的货款为111308元，对该款钟智贤应负归还责任。由于华豪公司、钟智贤对结欠货款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华豪公司要求钟智贤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从主张权利之日至还款之日止的利息，依法有据，可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六条、第七十八条之规定，判决：钟智贤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还华豪公司货款111308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3年7月2日起计至还款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200元，由钟智贤负担2526元，华豪公司负担7674元。
华豪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以致错误判决钟智贤仅需付还华豪公司货款111308元。原审法院认定钟智贤及其儿子已付本案货款528692元，对华豪公司提交的足以证明钟智贤出具《欠条》之后双方还有货物往来的《商品调拨单》和《货物出仓记录簿》不予认定，是错误的。钟智贤提交的还款凭证，经华豪公司确认，除了2013年1月29日华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钟泽辉出具的5000元《收条》及钟育华于2013年3月12日出具的“兹收到钟老板2011年7月3日欠单款人民币伍万叁仟柒佰壹拾贰元正（￥53712.00）”的《收据》外，其余均与本案无关。钟智贤结欠2011年7月3日《欠条》项下的相应货款应为581288元，而不是111308元。华豪公司提交2011年7月3日之后的《商品调拨单》和《货物出仓记录簿》，均是证明华豪公司与钟智贤双方继续发生货物往来的原始凭证，这些原始凭证是原审法院向华豪公司出示钟智贤提交的还款凭证之前就已向法院提交，并非根据钟智贤提交的还款凭证而另外制作，这些原始凭证均可经过鉴定证明其形成时间并非近期。同时《商品调拨单》和《货物出仓记录簿》上记载的商品数量、金额、收货人（钟老板）与钟智贤汇款的时间、金额均能够相对应。如果不是付还后期发生的货款，不可能出现钟智贤的还款数额不是整数的情况（比如2011年9月9日汇款39980元，2011年12月1日汇款40000元，2012年4月8日汇款19994元，2012年8月30日汇款17607元等汇款记录，以及钟智贤在其提交的《证据材料清单》上也承认在2011年7月3日之后通过转账方式划款409980元）。显然，是双方为了结清新发生的《商品调拨单》上的货款，汇款才不是完整的数额。钟智贤提交的2013年3月12日的《收据》上，钟育华特别确认所收的53712元是“付还2011年7月3日欠单款”的，这就印证其他的款项均不是付还2011年7月3日的《欠条》的款项，如果其他款项也是付还该笔欠款，就不必在该《收据》上专门注明是付还“2011年7月3日欠单款”（备注：出现53712元不是整数的情况，是因为钟智贤多次汇款付还《欠条》之后发生的货款后，结余53712元，双方协商将此笔结余款项用于抵还2011年7月3日的《欠条》上的欠款）。同时，上述《收据》上的“钟老板”也与华豪公司提交的《商品调拨单》和《货物出仓记录簿》上所记载的收货人“钟老板”一致，证明双方货物往来过程中买方“钟老板”就是钟智贤。钟智贤辩称“钟老板”并非就只有钟智贤一人，但根据华豪公司提交的《商品调拨单》和《货物出仓记录簿》上向“钟老板”出货的内容，结合钟智贤的还款情况，能够相互印证这个“钟老板”就是钟智贤（华豪公司如没有向钟智贤发货，钟智贤为什么要多次汇款且多次出现汇款数额不是整数的情况？如果是归还已结算的640000元，那么，正常还款应该几乎每次都是整数，才符合常理）。原审法院对双方提交的证据并没有做到全面、客观地审核，以致错误否定华豪公司提交的《商品调拨单》和《货物出仓记录簿》的证明力，错误认定了钟智贤付还的款项全部都是付还《欠条》的货款。现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钟智贤偿还结欠华豪公司的货款本金581288元；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全部由钟智贤承担。
钟智贤答辩称：一、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在充分结合本案事实的基础上，依法维持原判，驳回华豪公司不合理的上诉请求。二、华豪公司在原审中虚构事实，出现多次前后矛盾、无法自圆其说的情况，明显想通过诉讼获取不正当利益，其行为属于恶意诉讼。华豪公司在原审中出现法定代表人签名作假的情况，经钟智贤指证后仍不承认，后迫于事实压力不得不承认，华豪公司连最简单的签名都可以作假，还有什么不能作假此外，华豪公司在原审庭审中陈述前后不一致，在第一次开庭时称其自2011年7月3日后再没有与钟智贤有生意往来，是钟育华与钟智贤及钟智贤的儿子钟泽锐有生意往来。在第二次开庭时，又称自2011年7月3日后仍与钟智贤做生意，钟育华只是代收货款而已。其前后矛盾的说法足以证明其为达到获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而不得不虚构事实。三、华豪公司无法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自2011年7月3日后仍与钟智贤有生意往来，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华豪公司多次声称其于2011年7月3日后仍与钟智贤有生意往来，钟智贤及钟智贤儿子钟泽锐的汇款并非付还2011年7月3日之前的欠款，并提供了真实性无法确认的所谓《商品调拨单》及出仓单，在巨额旧债没有还清的情况下，华豪公司还与钟智贤做生意，明显在情理上、逻辑上讲不通。此外，《商品调拨单》及出仓单为华豪公司自身的记录，内容仅为一些数字，没有任何与钟智贤有关的内容，即使该资料的真实性没问题，也与钟智贤无关。
二审诉讼中，华豪公司向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发票4份，证明钟智贤在2011年7月3日之后还向华豪公司买货再转卖给其他公司，然后让华豪公司把发票开给钟智贤指定的单位；2、运费清单19份，证明2011年7月3日之后司机陈林伟还有运货给钟智贤。
经质证，钟智贤认为上述证据已经超过举证期限。1、发票没有原件核对，真实性无法确认，无法证明华豪公司与钟智贤在2011年7月之后有生意往来，发票中的金额与钟智贤提供的还款凭证中所有还款数额均对不上号。2、对司机的运费清单的真实性及其要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该证据没有原件，显示由陈林伟提交（钟智贤对陈林伟的身份无法确认），运费清单没有任何内容体现与钟智贤有相关性，运费单中记载的内容也没有体现华豪公司与钟智贤生意往来的商品的品名，运费清单的抬头是“揭阳市区浩发铜管经营部”，无法确认司机送的货物是与钟智贤有关，还是与该经营部有关。
本院对华豪公司二审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发票系复印件，发票显示的销货单位是华豪公司，但购货单位的名称均不是钟智贤，发票的数额与钟智贤的各笔还款数额均不相符，且钟智贤对该证据有异议，故对该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运费清单系复印件，运费清单没有显示商品的名称、货值，也没有华豪公司主张待证事实的内容，且钟智贤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故对该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与本案的证据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华豪公司在一审审理期间向法院提供16份日期在2011年7月3日之后的《商品调拨单》，日期分别为2011年7月20日、2011年7月26日、2011年9月9日、2011年10月20日、2011年11月15日、2011年12月27日、2012年1月7日、2012年2月20日、2012年3月17日、2012年4月8日、2012年5月11日、2012年5月24日、2012年8月30日、2012年9月26日、2012年11月15日、2012年12月26日的《商品调拨单》对应的金额分别为38260元、48098元、50330元、42779元、46141元、19689元、46235元、48163元、44029元、52451元、51667元、48253元、52954元、48939元、45033元、47762元，上述16单《商品调拨单》的货物金额合计730783元。
本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钟智贤于2011年7月3日出具《欠条》，确认截至当日共结欠华豪公司货款640000元，该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应予认定。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钟智贤在2011年7月3日之后18次向华豪公司付款共计528692元中，除其中2013年1月29日付款的5000元及2013年3月12日付款的53712元外，其余16次付款共计469980元是否是付还2011年7月3日《欠条》中货款的问题。华豪公司上诉提出《商品调拨单》和货物出仓记录与钟智贤汇款的时间、金额均能够相对应，钟智贤多次汇款付还2011年7月3日之后发生交易的货款后结余53712元用于抵还2011年7月3日《欠条》上的货款，钟育华在《收据》上特别确认所收的53712元是“付还2011年7月3日欠单款”，这印证其他的款项均不是付还2011年7月3日《欠条》的款项，钟智贤在2011年7月3日之后的18次付款中，除其中2次付款58712元外，其余付款系支付2011年7月3日之后发生的交易的货款。因华豪公司提供的《商品调拨单》和货物出仓记录均是华豪公司的单方记载，记载的日期、金额与钟智贤汇款的时间、金额均不能对应，且16单《商品调拨单》的货物金额合计730783元，该金额大于钟智贤2011年7月3日之后的付款金额，这与华豪公司关于钟智贤多次汇款付还2011年7月3日之后发生的交易的货款后，结余53712元用于抵还2011年7月3日《欠条》中的货款的陈述矛盾，钟智贤对华豪公司的上述主张又不予认可，华豪公司也未能提供其他足以证明2011年7月3日之后双方还进行交易且钟智贤支付的款项是用于支付2011年7月3日之后交易货款的证据。因此，华豪公司关于钟智贤在2011年7月3日之后的18次付款中，除其中2次付款58712元外，其余的付款系钟智贤支付2011年7月3日之后发生交易的货款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钟智贤在结欠华豪公司货款640000元后，已分18次付还华豪公司货款528692元，判决钟智贤付还华豪公司货款111308元及利息，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华豪公司上诉提出改判钟智贤偿还华豪公司货款581288元的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612.88元，由上诉人揭东县华豪纸制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姚焕丹
审 判 员 江炯坤
代理审判员 张佩芝
二〇一四年四月九日
书 记 员 刘 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