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行终字第148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鑫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陶玉秀，职务：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建勋，广东正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荔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顾伟星，职务：局长。
委托代理人：谭妮，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张毓，该局工作人员。
上诉人广州市鑫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诉被上诉人广州市荔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劳动行政处罚一案，不服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4）穗荔法行初字第7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鑫迪电子公司于2012年10月19日招用王欢（女，1996年10月24日出生）为公司员工，于2012年8月17日招用丘美玲（女，1997年8月26日出生）为公司员工，于2013年12月6日招用王振华（男，1998年10月6日出生）为公司员工。丘美玲实际上岗时间为2012年9月1日，王振华实际上岗时间为2014年1月2日。2014年1月7日，荔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到鑫迪电子公司调查发现鑫迪电子公司有存在非法使用童工的情况，向鑫迪电子公司发出劳动保障监察询问通知书。鑫迪电子公司向荔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提供了王欢、丘美玲、王振华的员工档案等资料。2014年4月17日，荔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向鑫迪电子公司留置送达荔综劳告字（2014）0719001号告知书，告知拟对鑫迪电子公司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和依据以及享有的陈述、申辩、听证权利。2014年4月23日，荔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向鑫迪电子公司留置送达了荔综劳处字（2014）07190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主要内容为：鑫迪电子公司违法使用童工三名，其中王欢（1996年10月24日出生）入职时间2012年10月19日；丘美玲（1997年8月26日出生），入职时间2012年8月17日，实际上岗时间为2012年9月1日，违法使用月数为12个月；王振华（1998年10月6日出生），入职时间2013年12月6日，实际上岗时间为2014年1月2日，违法使用月数为1个月。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对鑫迪电子公司作出罚款70000元的行政处罚。该决定书编号为NO.0002969，落款日期为2014年4月20日。2014年5月5日，荔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向鑫迪电子公司送达了荔综劳处字（2014）07190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除了编号为NO.0002971，落款时间为2014年5月5日的内容，其余内容与上述编号为NO.0002969的荔综劳处字（2014）07190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内容一致。
庭审中，鑫迪电子公司主张荔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就同一行为分别于2014年4月20日和2014年5月5日作出了两次行政处罚决定，要求撤销荔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于2014年4月20日作出的编号为NO.0002969荔综劳处字（2014）07190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和于2014年5月5日作出的编号为NO.0002971荔综劳处字（2014）07190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荔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辩称编号为NO.0002969荔综劳处字（2014）07190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和编号为NO.0002971荔综劳处字（2014）07190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内容是相同的，只是印刷编号不同，是同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至于两份《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落款日期不同是因为第一次于2014年4月23日到鑫迪电子公司的住所地留置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后，再次联系了鑫迪电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2014年5月5日向鑫迪电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直接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荔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确认其向鑫迪电子公司发出两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均为同一个行政处罚行为，不存在两个行政处罚决定。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广州市荔湾区开展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公告》（粤府函（2013）103号）第二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荔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具有行使劳动保障管理方面的行政处罚权。
关于荔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是否作出两次行政处罚决定的问题。鉴于两份落款日期不同的荔综劳处字（2014）07190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内容是一致的，荔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在庭审中陈述其是因送达的问题才出现文书的落款日期不同并确认其只作出了一个行政处罚行为，故原审法院确认荔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仅作出了一个具体行政行为，即荔综劳处字（2014）0719001号行政处罚决定。荔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于2014年4月20日作出荔综劳处字（2014）07190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送达给鑫迪电子公司后，又于2014年5月5日向鑫迪电子公司送达相同内容的荔综劳处字（2014）07190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属填写上的瑕疵，荔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在以后的执法工作中应加以注意。
关于王欢、丘美玲、王振华的年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身份法》第一条、第三条的规定，居民身份证是证明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公民的身份，公民身份号码是每个公民唯一的、终身不变的身份代码，由公安机关按照公民身份号码国家标准编制。王欢、丘美玲、王振华三人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确认王欢、丘美玲、王振华三人的出生日期应以公安机关编制的公民身份号码为标准。原告主张以丘美玲本人申明的实际出生日期为准没有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四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人员时，必须核查被招用人员的身份证；对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一律不得录用。用人单位录用人员的录用登记、核查材料应当妥善保管。”第六条规定，用人单位使用童工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每使用一名童工每月处5000元罚款的标准给予处罚。根据上述规定，用人单位在招用人员时，有核查被招用人员真实身份的义务。鑫迪电子公司招用员工王欢、丘美玲、王振华时，未尽到法定的核查义务，招用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为员工并为王欢、丘美玲、王振华建立了员工档案。荔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根据上述规定对鑫迪电子公司作出罚款700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鑫迪电子公司主张王振华不是员工，只是利用假期到亲戚的公司学习知识，与其向荔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提供的王振华员工档案不符，故对该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广州市鑫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广州市鑫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被上诉人超越法定权限进行执法。根据法律规定，被上诉人不属于劳动行政主管部门，无权进行劳动法律方面的监督执法。虽然被上诉人申辩其根据国务院国发（2002）17号文和粤府函（2013）103号文的规定具有劳动法律、法规方面的执法权。但是第一，被上诉人至今未能向法庭提交该两份文件原件作为证据；第二，上述两份文件均属行政机关的发文，依照法律规定，行政机关无权改变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第三，根据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可在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委托的情况以该劳动行政主管部门的名义代为执法；但本案被上诉人既无取得劳动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也不是以劳动行政主管部门的名义作出涉案的行政决定。二、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程序严重违法。第一，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原审中，被上诉人举证其于2014年4月17日把行政处罚告知书以留置送达的方式送交了给上诉人，并在送达回证上注明是由于当事人拒签故留置送达。对此，上诉人在原审中已向法庭提交了法定代表人在2014年4月12日至4月21日不在广州市的充分证据，证实被上诉人关于上诉人拒签告知书的证据是伪证。第二，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在调查时，涉嫌童工丘美玲己向被上诉人申明其真实出生日期比身份证记载的日期早一年；涉嫌童工王振华也申明真实出生日期比身份证的日期早一年，且其主要是作为陶玉秀的侄儿来厂学习一些技能；而涉嫌童工王欢在上岗工作时已年满十六周岁。上述事实，既有相关人员的陈述，也有被上诉人作为证据提交的工资表和职工花名册予以证实，被上诉人应当对上述事实进行查实。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行为也与其提交的证据存在明显的矛盾。第三，被上诉人分别作出三份行政处罚决定。虽然被上诉人在三份处罚决定书中的具体内容大体相当，也应客观地确认其是不同时期作出的多次行政处罚决定。第四，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关于听证的规定。按照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决定处罚上诉人7万元属较大数额罚款，上诉人有在行政机关告知后三天内提出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假设被上诉人关于2014年4月17日因上诉人拒签故留置送达告知书的陈述为真来分析，被上诉人于2014年4月20日已作出No．0002969的行政处罚决定，显然，该决定的作出违反了法定程序。三、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即使经复核丘美玲和王振华不足十六周岁，也应基于上诉人主动与涉案童工王欢解除劳动关系以及将涉案童工王振华送交其父母的情节而减轻或免除处罚。四、原审判决把不同落款日期的处罚决定书认定为“属填写上的瑕疵”的观点既不符合人们的社会生活常识，也明显缺乏法律依据。原审判决确认出生日期应以公安机关编制的公民身份证号码为唯一标准的观点明显违反社会常识，也缺乏法律依据。原审判决仅以上诉人可能存在使用童工的实体问题错误地适用法律，严重地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和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故上诉人上诉请求：一、撤销（2014）穗荔法行初字第70号行政判决；二、撤销被上诉人于2014年4月20日作出的编号为No.0002969行政处罚决定以及2014年5月5日作出的编号为No.0002971、No.0002972行政处罚决定。
被上诉人广州市荔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答辩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经审查，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有相应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均不得招用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招用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以下统称使用童工）。”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使用童工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每使用一名童工每月处5000元罚款的标准给予处罚；……”本案中，上诉人招用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其中王欢（1996年10月24日出生）入职时间2012年10月19日；丘美玲（1997年8月26日出生），入职时间2012年8月17日，实际上岗时间为2012年9月1日，违法使用月数为12个月；王振华（1998年10月6日出生），入职时间2013年12月6日，实际上岗时间为2014年1月2日，违法使用月数为1个月。被上诉人据此对上诉人作出罚款700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以其已主动与涉案童工王欢解除劳动关系以及将涉案童工王振华送交其父母为由，主张被上诉人作出的涉案行政处罚决定过重的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不具有查处违法使用童工法定职权的上诉意见，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广州市荔湾区开展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公告》（粤府函（2013）103号）第二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被上诉人具有行使劳动保障管理方面的行政处罚权，上诉人的该项意见因与上述规定不符，故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作出两次行政处罚决定的上诉意见。被上诉人作出的编号为NO.0002969的荔综劳处字（2014）07190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与编号为NO.0001270、NO.0001271的荔综劳处字（2014）0719001《行政处罚决定书》只是印刷编号不同，其行政处罚决定文书文号与处罚决定的内容均相同，且被上诉人明确表示上述处罚决定属于同一行政处罚行为，故上诉人以文书印刷编号以及落款填写时间不一致为由主张被上诉人就同一违法事实作出两个行政处罚决定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已于2014年4月17日将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至上诉人的营业场所，并告知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以及其享有陈述、申辩、听证等权利。因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未告知其享有听证的权利的上诉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涉案童工出生日期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居民身份证登记的项目包括：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常住户口所在地住址、公民身份号码、本人相片、指纹信息、证件的有效期和签发机关。”被上诉人依据涉案童工身份证件确认其出生日期的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至于上诉人认为王振华并非公司员工的上诉意见，因与王振华的用工档案记载内容不符，故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广州市鑫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汪 毅
代理审判员 唐 勇
代理审判员 余秋白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九日
书 记 员 周芷诺
赵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