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宁民终字第150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曹登祺，男，汉族，1980年2月3日生，无业。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婷婷，女，汉族，1985年1月17日生，中国工商银行南京下关支行职工。
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于莽，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哲人，男，汉族，1980年1月29日生，私营业主。
委托代理人万军，江苏君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春华，江苏君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曹登祺、吴婷婷因与被上诉人刘哲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2月11日作出的（2013）浦民初字第7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3月25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4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曹登祺及其与吴婷婷的共同委托代理人于莽，被上诉人刘哲人的委托代理人万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2月13日，曹登祺向刘哲人借款人民币60万元，并出具借条。同日，刘哲人通过其在中国工商银行的账户（卡号为×××8207）向曹登祺的表妹范文娟的同行账户（卡号为×××4644）转账60万元。曹登祺于2013年4月11日向刘哲人出具一份说明，载明“因本人要求将借刘哲人款项￥600000转入范文娟名下，范文娟为本人表妹”。2012年3月至10月期间，曹登祺按照双方约定的月利率2%多次通过范文娟上述银行账户向曹登祺支付利息96100元。
另查明，曹登祺与吴婷婷于2009年2月3日登记结婚，2013年3月25日登记离婚，本案所涉借款发生在两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2013年4月7日，刘哲人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曹登祺、吴婷婷归还借款本金60万元，曹登祺与吴婷婷互负连带责任。原审庭审中，曹登祺和吴婷婷提交了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破案告知单（建公破告字（2013）第9号）一份，载明公安机关对江苏南京建邺童宁涉嫌合同诈骗案立案侦查的情况，曹登祺和吴婷婷据此认为刘哲人委托曹登祺用于投资理财的60万元款项，因元通公司法定代表人童宁涉嫌合同诈骗被立案侦查，投资款项无法追回。刘哲人则表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曹登祺出具的借条及说明、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理财金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南京市鼓楼区民政局婚姻登记信息、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破案告知单等证据证实。
原审法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刘哲人向曹登祺出借60万元借款的事实，有曹登祺出具的借条、说明及转账凭证证明，足以认定。曹登祺提交的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破案告知单与本案无关联性，对于曹登祺主张的该60万元系刘哲人委托其进行投资，并非借款的事实不予采信。曹登祺主张其通过银行转账向刘哲人支付96100元，刘哲人认可该金额，依法予以确认。曹登祺主张其通过银行承兑汇票共向刘哲人的公司支付了3万元，另给付现金7000元，刘哲人不认可，曹登祺亦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不予采信。对于已支付的96100元，曹登祺在庭审中已认可上述费用系向刘哲人支付的利息，且其在2012年3月至10月，每月通过范文娟银行账户转账给刘哲人的金额与庭审中双方认可的月利率2%基本吻合，因曹登祺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利息系受元通公司的委托支付，故96100元不应在本金中扣除。涉案借款发生在2012年2月13日，系曹登祺与吴婷婷婚姻存续期间，其二人未能举证证明刘哲人与曹登祺之间明确约定该借款为个人债务，亦未能举证证明刘哲人知道曹登祺与吴婷婷婚姻存续期间存在财产各自所有的约定，故该60万元借款应当认定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曹登祺、吴婷婷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刘哲人人民币60万元，曹登祺与吴婷婷向刘哲人负连带清偿责任。诉讼费9800元，保全费3620元，共计13420元，由曹登祺、吴婷婷负担。
宣判后，曹登祺、吴婷婷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要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刘哲人的原审全部诉讼请求。具体理由是：1、曹登祺与刘哲人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60万元不是借款而是刘哲人委托曹登祺进行投资的投资款。曹登祺与刘哲人系朋友关系，2011年10月至2012年1月期间，刘哲人多次让曹登祺帮其找个好的投资渠道，曹登祺答应帮忙寻找。2012年2月13日，曹登祺通过元通公司的渠道帮助刘哲人进行投资，同时告知了风险，后经刘哲人同意，将60万元转入元通公司李亮的个人账户中，并承诺每月付息2%；2、借条系曹登祺碍于情面出具，并已将风险告知刘哲人。刘哲人投资款汇出的当日，曹登祺便将投资款汇给元通公司的李亮，并将相关情况告知刘哲人。刘哲人实际上是将投资款借予元通公司，曹登祺在其中仅起到联系和介绍的作用；3、即使认定借贷关系成立，也不能将借款认定是夫妻共同债务。刘哲人作为出借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所借款项非用于家庭生产经营或共同生活，该债务应认定为曹登祺的个人债务，而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不应由吴婷婷与曹登祺负连带责任。
被上诉人刘哲人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具体理由是：1、两上诉人认为曹登祺与刘哲人之间是委托投资关系没有相应的事实依据。刘哲人与曹登祺之间有相应的借条、转款凭证以及说明，能够证明刘哲人与曹登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至于曹登祺在收到60万元后将该笔款项出借给元通公司，与刘哲人没有任何关系；2、案涉60万元借款发生于吴婷婷与曹登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吴婷婷作为工商银行的工作人员，不可能不知道曹登祺将包含案涉60万元的1400多万元放贷于元通公司做投资，曹登祺投资所获得的盈利当然是作为夫妻共同收益，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吴婷婷与曹登祺应就案涉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符合事实的。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审理期间，曹登祺、吴婷婷向法庭提交了一份工商银行出具的范文娟和李亮之间的转账汇款记录，载明“付款人：范文娟，卡号×××4644；收款人：李亮，卡号×××2041；转账金额：陆拾万元整；转账汇款日期：2012年2月13日；自记用途：还款。”曹登祺、吴婷婷欲以此证明案涉60万元在范文娟收到的当日即转汇给元通公司的李亮，曹登祺系受刘哲人的委托帮助其在元通公司进行投资。刘哲人质证认为，对转账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只能证明范文娟与李亮之间的资金往来，且转账用途标注为“还款”，不能证明所谓的委托投资关系，与本案无关联性。
另查明，曹登祺在二审庭审中陈述，其向刘哲人出具的借条是其本人所写，因银行职员不能有大额资金的进出，故案涉60万是其要求刘哲人转入范文娟账户的。案涉款项投入元通公司后，元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童宁也向其出具了借条。其从2009年12月开始投资于元通公司，包括案涉借款陆续共有1400多万元放在元通公司生息，2012年2月份之前月息是2.5分，2012年2月份之后月息是3分。其给付刘哲人的利息是月息2分，确实是少给了刘哲人利息。2012年6月份以后，元通公司就没有再向其支付过利息。
以上事实，有工商银行转账记录、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经当事人确认，二审归纳争议焦点为：1、曹登祺与刘哲人之间就案涉60万元形成的是借贷关系还是委托投资关系；2、若借贷关系成立，涉案债务是否为曹登祺与吴婷婷的夫妻共同债务。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曹登祺与刘哲人之间就案涉60万元形成借贷法律关系足以认定。根据查明的事实，曹登祺向刘哲人就案涉60万元出具了借条，该60万元转入元通公司后，元通公司法定代表人童宁亦向曹登祺出具了借条。且曹登祺自认其给付刘哲人的利息标准是月息2分，元通公司支付给其的利息标准为月息3分。借条、转款凭证以及利息给付行为，均表明曹登祺与刘哲人之间形成借贷关系，而曹登祺与元通公司之间又形成另一借贷关系。曹登祺、吴婷婷主张曹登祺与刘哲人之间非借贷关系而是委托投资关系，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对曹登祺、吴婷婷的该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涉案债务应认定为曹登祺与吴婷婷的夫妻共同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本案中，涉案借款发生于吴婷婷与曹登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吴婷婷与曹登祺既未能举证证明刘哲人与曹登祺之间明确约定该借款为个人债务，又不能举证证明刘哲人知道曹登祺与吴婷婷婚姻存续期间存在财产各自所有的约定。另，曹登祺自认其从2009年12月开始放贷给元通公司做投资，陆续投资金额为1400多万元，持续时间长达2年之久，吴婷婷与曹登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案涉借款利息收益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故本院对曹登祺、吴婷婷关于案涉借款非夫妻共同债务的上诉主张亦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曹登祺、吴婷婷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上诉人曹登祺、吴婷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伟峰
代理审判员 周 彬
代理审判员 李筱艳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魏 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