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5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旭生，男，1972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息县。
委托代理人：廖三林，广东南方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冯国华，男，1973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大冶市。
委托代理人：范秋城，广东民诚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温志勇，广东民诚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曾清兰，女，1974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
上诉人张旭生、冯国华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增城市人民法院（2014）穗增法民一初字第7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张旭生与曾清兰是夫妻关系，冯国华以未办理工商注册登记的广州市亿源纺织厂和亿源织布厂名义（甲方，下同）与张旭生（乙方，下同）于2013年7月签订《承包验布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将质检部承包给乙方。一、甲方提供厂房一切必须生产设备给乙方使用；二、乙方负责聘用工人，并组织安排工人，按厂方要求保质保量进行生产；三、甲方提供住宿（包吃包住），水电费与本厂工人享用同等待遇，乙方必须遵守厂规，负责管理工人生产；四、甲方充分配合乙方开展工作，工人在厂方出现任何意外由甲方负责，与乙方无关；五、乙方在布房发现布有质量问题，首先告知甲方，并由甲方书面签字决定出货权；六、乙方在布房检验过的布合格后出布给客户，如有布房漏验客户扣款每月在一千元以上的每人扣质量伍拾元，超过二千元以上的每人扣壹佰元；七、承包机型KT566（48台机）织出的产量；八、破洞、跳纱、段经、粗经每条、双经每条连续（10）码以上的，每码补贴2元。边双纬连续（10）码以上的，每码补贴0.5元；九、工资采用包干形式，甲方每个月向乙方支付工资24000元；十、付款方式甲方需要在每个月10日内支付。付款期限和本厂工人相同，以此类推。合同到期甲方把乙方工资结清，不得以任何理由拖欠工资；十一、包干日期从2013年7月10日起至2014年7月10日止；十二、双方必须履行遵守，如有一方违约就要赔偿对方所有经济损失；十四、如乙方需终止合同，需提前三个月向甲方提出申请。合同签订后，张旭生与曾清兰承包了布房验布工作，冯国华每月10日以现金或银行转帐支付承包费24000元给张旭生和曾清兰。2013年9月，因广州轨道交通13号线增城段通过冯国华厂房，冯国华的厂房被列入拆迁征收范围，冯国华以此理由称要减半张旭生和曾清兰的承包费，双方发生争执后，冯国华支付承包费至2013年10月后就未支付承包给张旭生及曾清兰。事后，张旭生与曾清兰于2014年1月21日向新塘镇劳动所投诉，要求冯国华支付工资调解未果，张旭生与曾清兰于2014年2月25日离开冯国华的厂。张旭生向增城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4年3月5日，增城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张旭生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作出穗增劳人仲案不字（2014）67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张旭生于2014年3月10日以劳务合同纠纷案由向增城市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解决。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张旭生变更诉讼请求，由原来诉讼请求200000元变更为100000元，另100000元由第三人在另案处理。
庭审中，冯国华抗辩称，其与张旭生、曾清兰未签合同，双方是口头约定将布房承包给张旭生及曾清兰，满负荷开工每月承包费为24000元，张旭生及曾清兰在工作中有漏验布而被客户扣款。张旭生及曾清兰不予认可，并称冯国华从未向其说过有漏验布而被客户扣款事实。但冯国华未能向该院提供合理合法证据予以证明。冯国华辩称政府拆迁厂房在减少张旭生及曾清兰的承包费为每月12000元，并经张旭生及曾清兰同意。张旭生及曾清兰不予认可，并称当时冯国华提出减少承包费，未经张旭生及曾清兰同意，双方未签协议，是冯国华自已个人行为。冯国华就其主张亦未能向该院提供合理合法证据予以证明。冯国华在庭审中承认只欠张旭生及曾清兰两人的2013年11月、12月每月承包费12000元，2014年1月8226元、2月6000元，共欠下38226元。但张旭生及曾清兰不认可。同时，冯国华提供陈丽琼、邓红萍、熊南红、黄金仙四位证人证言，其中陈丽琼证言：其是梦圆纺织厂的财务，张旭生及曾清兰的工资是其发放。2013年11月2日工厂开会，房东通知我们搬厂，厂里叫我们开会，车间人员由10人减为5人，工资由24000元减为12000元，张旭生及曾清兰当时口头协议都同意了。邓红萍证言：其是梦圆纺织厂仓管，2013年11月初厂里开会要求12月搬迁，厂里人员减半，布房人员工资减半。张旭生及曾清兰都同意了，但工厂现在没有搬迁。老板叫什么名字其不知道，无会议记录，我作为员工只是听到搬厂之事。熊南红证言：其在厂工作4年，厂的老板是冯国华。2013年10月份，张旭生及曾清兰是先进厂，我是做饭的，没事就去办公室去坐，听厂长任慧琳说厂要搬迁。因搬厂开会，厂里主要有2个部门，一个是布房，一个是车间，人员和工资减半，张旭生及曾清兰参加了会议，当时厂长任慧琳承诺12000元不会少，张旭生及曾清兰口头同意了，并说要求厂长写书面协议，但没有写书面协议。现厂没有搬迁，原来工人只有30人，现已有60人。黄金仙证言：其是车间主管，其和张旭生都是在梦圆纺织厂工作，2013年11月2日或5日，政府通知下来厂房搬迁，厂里开会讨论人员和工资问题，车间和布房人员都要减少一半，布房工资由24000减为12000元，其他不清楚了，厂实际上没搬迁。
另查，广州市增城梦圆纺织厂经营者为孙柏，冯国华承认其是以孙柏的名义办理营业执照，是其本人经营广州市增城梦圆纺织厂，同意由其自已承担责任。张旭生及曾清兰均认可是在冯国华广州市增城梦圆纺织厂工作，亦认可冯国华的主张，同意只要求冯国华本人承担责任，不要求其他人承担责任。冯国华经营厂房至今未被政府拆迁，现在厂仍在经营。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张旭生及曾清兰承包冯国华开办广州市增城梦圆纺织厂的布房验布工作，每月的承包费为24000元，各方无异议，该院予以确认。任慧琳是冯国华经营广州市增城梦圆纺织厂的厂长，有冯国华提供证人证言相吻合予以证实，该院予以认定。张旭生主张其与冯国华于2013年7月签订《承包验布合同》，冯国华不予认可其签订过合同，只称有口头约定，但冯国华未提供证据予以推翻张旭生的主张。同时，结合冯国华提供熊南红证人证言厂里主要有2个部门，一个是布房，一个是车间。该院推定冯国华以未办理工商注册登记的广州市亿源纺织厂和亿源织布厂名义与张旭生于2013年7月签订《承包验布合同》，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无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院认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发生纠纷后，张旭生向增城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以张旭生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作出穗增劳人仲案不字（2014）67号《不予受理通知书》。现双方在庭审确认广州市增城梦圆纺织厂是冯国华本人经营，同意由冯国华自已承担责任，不要求其他人承担责任，是各方当事人的民事处分权利，该院予以采纳。冯国华主张因厂房要被政府拆迁，需要减少张旭生及曾清兰每月一半的承包费为12000元，因张旭生及曾清兰不认可，冯国华无提供合理合法证据证明，且厂房至今一直未搬迁，仍在继续经营，故对冯国华的主张该院不予支持。冯国华主张张旭生及曾清兰在工作中有漏验布而被客户扣款，张旭生及曾清兰不予认可，但冯国华未能向该院提供合理合法证据予以证明，该院不予采信。张旭生及曾清兰因减少承包费问题与冯国华发生争执进而向劳动部门投诉处理，同时，张旭生及曾清兰于2014年2月25日离开冯国华经营厂房工作，张旭生及曾清兰没有证据证明是被冯国华赶离该厂，故张旭生请求的承包费只能计算至2014年2月25日止。鉴于冯国华在庭审中承认只欠张旭生及曾清兰两人的2013年11月、12月每月承包费12000元，2014年1月8226元、2月6000元，但张旭生及曾清兰不认可。而冯国华又无证据证明其主张，该院对冯国华主张不予采信。则冯国华应支付张旭生及曾清兰两人承包为92000元。又因曾清兰已另案起诉冯国华付款，且张旭生及曾清兰均同意分别各一半金额起诉，故冯国华未依约定支付张旭生的劳动报酬，侵犯了张旭生的合法权益，应承担支付张旭生劳动报酬46000元的民事责任。据此，原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四）项的规定，于2014年5月16日作出如下判决：一、冯国华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张旭生报酬46000元。二、驳回张旭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50元，曾清兰负担1675元，冯国华负担475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后，张旭生、冯国华均不服，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
张旭生上诉并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错误。一审没有支持我方2014年2月至2014年7月10日期间（即因冯国华单方面违约行为，导致合同不能继续履行期间）的报酬共54000元是错误的。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了《承包验布合同》合法有效，且认定冯国华未依约定支付上诉人的劳动报酬，侵犯了我方的合法权益。事实上，冯国华的违约行为非常明显：一是单方面擅自将每月报酬24000元降为12000元；二是长时间拖欠每月的报酬至今未付；三是单方面擅自停工且一直未予安排上班；四是经我方投诉后，冯国华仍拒不按约（每月24000元）支付拖欠的报酬，也拒绝安排我方继续上班，实际上已经单方面解除了《承包验布合同》。因此，冯国华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2、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承包验布合同》也约定：工资采用包干形式，甲方每个月向乙方支付工资24000元；付款方式甲方需要在每个月（10）日内支付。付款期限和本厂工人相同，以此类推，合同到期甲方把乙方工资结清，不得以任何理由拖欠工资；包干日期：2013年7月10日至2014年7月10日止；双方必须履行遵守，如有一方违约就要赔偿对方所有经济损失。由上可知，无论法律规定，还是双方合同的约定，均有一方违约均应赔偿对方可得利益的损失。3、一审判决只认定支持了上诉人实际工作期间即2013年11月至2014年2月（其中2014年2月份只支持了25天）期间的报酬，遗漏了对因冯国华违约而未继续履行合同2014年2月至2014年7月10日期间的报酬共54000元（按每月12000元，每月30天，每日报酬400元，共135天计算得出）的处理。二、张旭生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承包验布合同》有效成立是正确的，冯国华的上诉无理。《承包验布合同》是任慧琳代冯国华签订的，构成表见代理，合同有效。合同中尽管没有任慧琳本人的签名，但合同中的盖章是任慧琳所为，一些手写字体也是任慧琳书写，而任慧琳是冯国华聘用的厂长，任慧琳代表的是冯国华。退一步说，就算双方没有签订上述书面合同，只有口头约定，依据《合同法》规定，口头合同或者存在实际履行行为也是合同的形式之一，双方同样应当遵守合同，不能随意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按照劳动争议案件的举证规则，应由用人单位承担证明劳动者入职时间、工作报酬的举证责任。据此，张旭生上诉请求为：一、维持原审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三、改判冯国华支付2014年2月至2014年7月10日的报酬共54000元。由冯国华负担一、二审诉讼费用。
冯国华上诉并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张旭生提供的《承包验布合同》有效缺乏依据。首先，该合同没有我方的签字盖章，我方也不清楚合同的内容。其次，张旭生称合同是由我方聘用的厂长代表任慧琳代表我方签署的，但合同中没有任慧琳的签字，我方也没有授权任慧琳参与签订合同。张旭生没有证据证明我方在合同上签字。合同上甲方处盖章的“亿源纺织厂”不是我方经营的，不应由我方承担责任。二、即使《承包验布合同》是真实的，张旭生夫妻自2013年11月开始，每月工作量远远未达到合同约定的要求。根据《承包验布合同》第七条，承包机型KT566（48台机）织出的产量。每月承包费24000元是所承包48台机织出的产量。因厂房被纳入政府拆迁范围，为配合政府工作，我方在2013年11月上旬，与管理层包括曾清兰、张旭生等在内的人员开会，最后会议达成一致意见：一是生产车间人员减半（生产车间人员是厂方直接聘请的）；二是张旭生夫妻承包的布房人员减半（布房人员由张旭生夫妻聘请），承包费变成12000元。张旭生夫妻当时同意上述方案，我方一审时申请的证人出庭作证证实上述事实，法庭应当予以采信。三、因受拆迁征收的影响，我方自2013年11月起产量减半。受此影响，11月后，只有张旭生和曾清兰在布房工作，春节期间，布房基本处于休息状态。四、开庭时，工厂确实仍未拆迁，但这是政府原因。时至今日，政府仍然没有给出具体的拆迁时间，但我方是按照政府的意思作出调整的。五、在生产车间48台机器全部开工且车间人员上足的情况下，布房需要的工作人员一般是8至9人，但曾清兰及张旭生承包的布房最多时共只有6人，通常是4人在工作。2013年11月后只有张旭生夫妻在布房工作。张旭生夫妻为了节省成本减少工作人员，导致布房漏验，走纱等质量问题严重，我方因此被客户扣款。自2013年9月4日至2013年12月24日因查验质量问题共被客户扣款74275元。按我方和张旭生夫妇的约定，因此被客户扣款的，张旭生需承担三成责任，即张旭生夫妇应承担74275×30%=22282．50元，张旭生及曾清兰每人应承担11141．25元。其每人每月承包费6000元，每人应得12858．75元。冯国华答辩称不同意张旭生的上诉请求，请求二审予以驳回。据此，冯国华的上诉请求为：改判我方只需向张旭生支付报酬12858.75元，无需另外支付33141.25元。本案诉讼费由张旭生承担。
曾清兰答辩称：同意张旭生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
除原审查明冯国华以未办理工商注册登记的广州市亿源纺织厂和亿源织布厂名义与张旭生订立《承包验布合同》这一事实外，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诉争双方的陈述及提交的证据，本案可认定张旭生、曾清兰夫妇于2013年7月10日开始承包冯国华经营的布房，冯国华以每月24000元的标准向张旭生、曾清兰支付承包费至2013年10月份。后双方因减少承包费问题发生争议，张旭生、曾清兰于2014年2月25日离开。冯国华未向张旭生、曾清兰支付2013年11月至2014年2月25日期间的承包费。
本案中，冯国华称双方关于承包验布、承包费支付以及协商变更减少承包费等均是其与张旭生、曾清兰的口头约定，则对于张旭生、曾清兰否认的事实，应由冯国华承担举证责任。冯国华称每月承包费用与生产任务挂钩，根据生产量计算每月应支付的承包费数额，张旭生、曾清兰对此予以否认，冯国华也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对冯国华上述主张不予采信。冯国华称因政府拆迁，其与张旭生、曾清兰夫妇协商从2013年11月开始减少承包费为每月12000元，张旭生、曾清兰对此予以否认。冯国华一审时虽然提供了证人证言，但证人均为冯国华的雇员，与冯国华有利害关系，且冯国华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故证人证言不足以证实冯国华与张旭生、曾清兰夫妇达成减少承包费为12000元的事实。冯国华主张张旭生、曾清兰所承包的布房自2013年11月份开始开工不足，工作任务大大减少，但冯国华并未举证证实双方约定的承包费与布房产量或工作任务挂钩。因此，冯国华应当按照每月24000元的标准支付张旭生、曾清兰承包布房期间应得的承包费。原审判决根据张旭生的诉请，结合张旭生、曾清兰分案起诉的情形，认定冯国华应当向张旭生支付2013年11月至2014年2月25日期间承包费46000元，合法合理，本院予以维持。
如前所述，本案劳务合同于2014年2月25日解除。张旭生、曾清兰称张旭生与冯国华的代表任慧琳订立了《承包验布合同》，冯国华对此予以否认。查《承包验布合同》是以“亿源织布厂”的名义与张旭生订立的，加盖的公章为“广州市亿源纺织厂”，因“亿源织布厂”或者“广州市亿源纺织厂”未经工商登记，并不存在。故上述《承包验布合同》并不成立，张旭生根据该合同要求冯国华赔偿2014年2月26至2014年7月10日期间的经济损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张旭生、冯国华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本院均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张旭生负担769元，由冯国华负担38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官 健
审 判 员 年 亚
代理审判员 黄小迪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林俊达
陈香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