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马民初字第694号
原告吴芙蓉。
委托代理人曾福新、林星，福建合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郎兴勇。
被告福建渝鸿达物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蒋某，经理。
上述二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吴向先、谢光辉，福建谨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吴芙蓉与被告郎兴勇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4月29日立案受理，由审判员沈镇友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15年5月20日，被告郎兴勇向本院申请追加福建渝鸿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鸿达公司”）作为被告参与诉讼，本院依法予以准许。原告吴芙蓉及委托代理人林星、被告郎兴勇及渝鸿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吴向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吴芙蓉诉称，原告于2012年5月进入被告公司从事会计工作，口头约定月工资2500-3000元（按业绩调整）。因原告在被告处工作期间，被告未付工资，2014年8月24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一张工资欠条，确认“被告欠原告工资五万元整”。出具欠条后，原告曾多次向被告索要工资，但被告均拒绝支付。综上，为了维护原告之合法权益，原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劳动者以用人单位的工资欠条为证据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诉讼请求不涉及劳动关系其他争议的，视为拖欠劳动报酬争议，按照普通民事纠纷受理”及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支持原告诉讼请求。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工资50000元整。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郎兴勇辩称，1、被告郎兴勇所签的2014年8月24日欠条，事实上是没有欠工资和其他债务的事实，是在原告无理纠缠的情况下被迫出具的一张借条，该借条不是郎兴勇的真实意思表示。2、郎兴勇与原告有着比较长期的不正当男女关系，到了2014年3月底4月初，这件事情败露，他们的关系无法继续下去。这种情形之下，当时原告有跟郎兴勇协商，她可以退出但要郎兴勇拿5万元给她。郎兴勇将这件事告知其妻子蒋某，所以2014年5月底蒋某就往原告的户头上分批分期地打钱，一直打到50600元。郎兴勇的妻子就是想郎兴勇与原告断掉，所以才付了50600元。因此郎兴勇已通过其妻子偿还了为了摆脱与原告的关系而承诺的5万元钱；3、这张欠条是由于原告一直去缠着郎兴勇，郎兴勇是为了摆脱原告，而且其妻子蒋某给原告转钱都是通过账上走，有凭据，就是基于这上面的情况所以郎兴勇才写下这张欠条。
被告渝鸿达公司辩称，1、本案应该驳回起诉。本案原告适用的最高院的劳动争议的解释，是用人单位出具的工资欠条，且双方对劳动关系没有争议。但本案不适用这个解释，条子是郎兴勇出具的，而郎兴勇不是公司的股东，也不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这欠条只是郎兴勇的个人行为，郎兴勇与原告也没有劳动关系；欠条上写的是郎兴勇欠原告工资，并不是渝鸿达公司欠原告工资。这种情况下应该是劳务合同，但原告又在诉状中说是在渝鸿达公司服务期间，而欠钱的事实又得不到渝鸿达公司的承认。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应驳回起诉。2、渝鸿达公司本身不欠被告工资，原告本身就是渝鸿达公司的财务，她本身就负责工资发放。3、原告挪走渝鸿达公司40、50万元，原告将郎兴勇名下的用于公司业务的银行卡里的42万元转到原告自己名下，这种情况下，原告就构成个人侵占。我们当时有提出反诉，但是法院说并不是本案的法律关系，所以我们就没有提出反诉，但我们还会用其他的法律方式来主张权利。
经审理，本院确认如下事实：被告渝鸿达公司于2012年1月登记成立，投资人为施某和蒋某。2014年10月14日，投资人变更为郎兴勇和蒋某，两人系夫妻关系，同年10月24日变更为郎某，法定代表人均为蒋某。2012年5月，原告吴芙蓉进入被告渝鸿达公司工作，从事会计岗位，但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被告渝鸿达公司有为原告缴纳基本医疗保险。原告吴芙蓉与被告郎兴勇均是渝鸿达公司工作人员，2014年8月24日，被告郎兴勇向原告吴芙蓉出具欠条一张，内容如下“欠条今郎兴勇（512223197005243952）欠吴芙蓉工资五万元整、小写50000.00欠款人：郎兴勇2014、8、24”。双方确认2014年上半年，原告吴芙蓉离开渝鸿达公司。从2014年5月起至2015年3月，被告郎兴勇的配偶蒋某共计转账48000元入原告吴芙蓉账户。
另查，原告吴芙蓉与被告郎兴勇于2008年认识并开始同居，2011年9月21日，双方生育一子郎某，但双方至今未办理结婚登记。2014年4月左右，双方关系恶化。2015年4月27日，原告吴芙蓉诉至本院，主张对非婚生子郎某的抚养权及抚养费，本院依法于2015年6月17日作出（2015）马民初字第684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现已生效。
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以上事实有欠条、判决书、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明细、内资企业登记情况表、银行转账明细、结婚证及当事人陈述为凭。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1、依据被告郎兴勇向原告吴芙蓉出具的工资欠条看，欠原告吴芙蓉50000元工资的主体是郎兴勇还是渝鸿达公司？2、欠条所载明的50000元工资是否已经付清？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被告郎兴勇为原告出具工资欠条，原则上应认定郎兴勇拖欠原告吴芙蓉工资。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而原告吴芙蓉系被告渝鸿达公司的工作人员，这有被告渝鸿达公司为原告交纳的基本医疗保险可予以证实，而被告郎兴勇也是渝鸿达公司的工作人员，因此，双方并无证据证实被告郎兴勇存在与原告吴芙蓉建立劳动关系的其他合法的用人单位身份（如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因此，认定被告郎兴勇系拖欠原告吴芙蓉工资的主体并不适当。反之，原告吴芙蓉系渝鸿达公司的工作人员，合法及合理的解释应该是渝鸿达公司才是拖欠原告工资的用人单位。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被告郎兴勇向原告吴芙蓉出具的工资欠条是否是代表渝鸿达公司作出？本院认为，被告渝鸿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蒋某系被告郎兴勇配偶，郎兴勇的特殊身份决定了其在渝鸿达公司的工作人员身份显然不同于一般工作人员，而在2014年10月郎兴勇也成为了渝鸿达公司的投资人之一，这更进一步说明郎兴勇在渝鸿达公司的身份及实施的行为对外更具有管理者的特点，原告也陈述渝鸿达公司从成立到后期经营实际上都是郎兴勇在负责，这也恰恰印证郎兴勇在渝鸿达公司的特殊身份和所实施行为的意义。而被告郎兴勇作为完全民事主体，在明确知晓原告吴芙蓉从2012年5月开始在渝鸿达公司工作的事实的情况下，应该清楚其出具“工资”欠条的实际意思，欠条上的“工资”支付主体合理的解释应该是郎兴勇代表渝鸿达公司为原告所出具。加上原告与被告郎兴勇之间长期以来存在的特殊关系，被告郎兴勇以自身名义为原告出具工资欠条并不能否定其实际代表渝鸿达公司为原告出具工资欠条。因此，拖欠原告工资的应该是渝鸿达公司而不是郎兴勇。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在认定渝鸿达公司是支付工资欠条上载明的工资欠款的主体情况下，原告吴芙蓉诉称自入职以来被告均未支付工资，那么认定渝鸿达公司是否已经付清工资欠款是原告主张能否得到支持的关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第六条规定，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原告与被告渝鸿达公司均确认原告自2012年5月入职，2014年上半年离职，那么原告作为劳动提供方，履行了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义务，被告渝鸿达公司作为接受劳动的一方，应提供证据证明已经支付原告从2012年5月入职以来的工资，但被告渝鸿达公司一方面承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另一方面又未提供支付原告工资报酬的证据，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因此，原告依据工资欠条主张支付工资欠款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渝鸿达公司应支付原告吴芙蓉工资欠款50000元。
对被告郎兴勇的两个意见：1、50000元的欠条是因受原告胁迫出具，用于补偿原告作为了断其与被告郎兴勇之间不正当关系的款项；2、被告郎兴勇的配偶蒋某已经转账50600元给原告，已经付清欠条款项。本院认为，关于第一个意见，如果是作为被告郎兴勇了断与原告之间的不正当关系所做的补偿款项，那么被告郎兴勇显然并无必要载明欠原告吴芙蓉的是“工资”，被告郎兴勇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主体，特别是作为一个在公司中工作的市场主体，应该清楚其出具“工资”欠条的实际意义，补偿款与工资显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混淆二者的区别有违常理，且被告亦无证据证明该欠条的出具存在被胁迫的情形，被告该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第二个意见，就被告郎兴勇配偶蒋某转账给原告吴芙蓉的50600元（按被告提交的证据看只有48000元）的性质问题，原告吴芙蓉诉称是当时双方为了断关系达成的支付给非婚生子郎某的抚养费（每月2500元，转入原告的储蓄卡）和偿还郎兴勇用吴芙蓉信用卡刷卡消费的款项（每月5100元，转入原告信用卡），而被告辩称是蒋某在知道了原告与被告郎兴勇之间不正当关系后同意为了断郎兴勇与原告的不正当关系而分期支付补偿给原告的款项，偿还的就是郎兴勇出具的工资欠条的款项。显然，双方对该笔款项的性质存在争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由于双方均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各自主张，而蒋某合计转账48000元给原告的款项亦未体现款项性质，蒋某亦未出庭证实相关款项就是代郎兴勇偿还工资欠条的款项。同时，原告与郎兴勇之间存在特殊的关系，双方也确认在2014年上半年关系恶化，那么原告辩解款项是在双方关系恶化后就非婚生子抚养费支付问题协商履行的意见亦近合理，而工资欠条是在2014年8月24日出具，但蒋某在同年5月就已经开始转账，二者的时间差决定了被告所谓从2014年5月开始由蒋某代为偿还郎兴勇出具的工资欠条载明的款项的意见难以令人信服。况且，如果已经偿还了款项，为何被告未将欠条收回。再者，原告在2012年5月入职，2014年4月双方关系恶化，按照原告陈述的每月工资2500元计算，近两年的工资与50000元工资欠款差额亦尽合理。两相权衡，被告郎兴勇上述两个意见，本院均不予采信。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福建渝鸿达物流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吴芙蓉工资欠款50000元。
二、驳回原告吴芙蓉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50元，减半收取525元，由被告福建渝鸿达物流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沈镇友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张 菁
附：引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本法执行。
第七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三条劳动者以用人单位的工资欠条为证据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诉讼请求不涉及劳动关系其他争议的，视为拖欠劳动报酬争议，按照普通民事纠纷受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第六条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
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