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晋市法民终字第33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南亮压力容器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工业园区罗东路1505号。
法定代表人PARKYOONSO，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冉军超，上海鼎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汽运集团晋城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晋城市城区红星西街163号。
法定代表人李军社，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郭平、冯光林，该公司职工。
上诉人南亮压力容器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亮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山西汽运集团晋城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2014）城民初字第12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1年，原告与王绪红在沁水签订买卖合同，约定购买集装管束及半挂车，合同价款95万元，同时约定了付款方式、付款期限及违约责任等内容。2011年6月10日，王绪红使用窦书瑾的银行账户给原告汇入车款28.5万元。2011年6月14日，王绪红到原告处提走车辆。同日，原告应王绪红要求为其开具购货单位为省运公司的95万元增值税发票与机动车销售发票。2011年6月21日，王绪红为其所购车辆办理了上户手续，登记在晋城汽运公司名下并于同日与被告签订挂靠协议，约定为便于王绪红经营，被告同意王绪红出资购买的车辆以被告名称进行登记，享受被告的品牌及网络服务，车辆产权仍属王绪红。2012年2月10日，王绪红委托原志康给原告账户汇入车款502000元。为向被告催要剩余车款163000元，原告多次向被告发去律师函。另查明，山西省晋城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于2012年6月4日被核准更名为山西汽运集团晋城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所提供的增值税发票与机动车销售发票，车管所登记表虽显示购货单位及车主为被告，但依据公安部公交管（2000）98号复函，公安机关车辆管理所在办理车辆牌证时，凭购车发票等机动车来历确认机动车车主，是为了交通管理工作的需要，不宜作为判别机动车所有权的依据。原告所提供的买卖合同中买受人署名为王绪红而非被告，银行回执中也未显示汇款人为被告，而被告提供的挂靠协议与证人王绪红当庭证言内容相互印证，即车辆系王绪红从原告处购买，为方便车辆上户，王绪红要求原告为其开具购货单位为被告名称的发票并与被告签订了挂靠协议。综上，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直接的车辆买卖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不能直接要求被告支付剩余车款、违约金、利息及其他损失与费用。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南亮压力容器技术（上海）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870元，由原告南亮压力容器技术（上海）有限公司负担。
判后，原审原告南亮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南亮公司的上诉理由为：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涉案买卖合同条款设置及内容均是适用于企业作为买受人的情形，不是供个人签订的，故王绪红只是作为被上诉人的代理人签订合同，不是以其个人名义。2、如王绪红为购买人，其应用自己或家人账户付款，但本案中付款账户分别来自与王绪红无关的第三人，王绪红在一审中对付款账户的陈述与事实不符，其根本不知道每次付款使用的是谁的账户。3、根据我国增值税发票管理规定，增值税发票只能开给实际买受人。4、车辆上牌手续可以证明不是王绪红去办理上牌手续而是被上诉人委托的第三人。5、挂靠协议是事后为逃避责任补签的，2011年6月21日被上诉人刚申请上牌，不可能拿到机动车号牌，而上牌当天签订的《挂靠协议》提前列明了号牌。6、涉案合同项下有两类标的物，一类是半挂车，一类是集装管束，价格占合同金额的90%，而挂靠协议没有提到管束的内容，这些集装管束的买受人从税票中可以看出来是被上诉人。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公安部复函是针对所有权人的，本案的焦点是判断谁是买受人，根据买卖合同的约定，合同标的在买受人付清货款前所有权仍归上诉人所有，故一审法院引用公安部复函是错误的。三、原审判决程序违法。本案处理结果与王绪红有利害关系，应追加王绪红为本案第三人，而不应作为证人来出庭作证。
被上诉人省运公司答辩称：上诉人对省运公司的起诉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商事活动确定各方权利义务的依据是当事人签订的合同，本案中买卖合同是上诉人与王绪红签订，相关权利义务不涉及被上诉人，该事实一审已查明。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均是建立在主观推断基础上，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被上诉人仅是涉案车辆的登记车主，这和王绪红与上诉人签订买卖合同是两个法律关系。上诉人一审提供的律师函、催款函等证据都是通过快递邮寄的，而且地址是沁水县纪检委，被上诉人并未收到过。上诉人作为原审原告，应申请追加王绪红为第三人，而不是由被上诉人来申请追加。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和一审一致。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南亮公司与被上诉人省运公司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针对争议焦点，上诉人南亮公司提供的证据为：1、买卖合同，用以证明该合同第6条及第14.1条的内容是针对买受人为企业而非个人；合同约定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2、出库单、增值税发票、机动车销售发票、机动车机动车注册申请表、机动车注册登记信息、交强险保单，用以证明涉案车辆是登记在被上诉人名下，且涉案车辆用于运输危化品，个人是不可能具备运输资质的。买受人是增值税发票的使用主体，而根据税法有关规定，增值税发票的使用主体只能是企业而不能是个人。3、被上诉人与王绪红签订的协议书，该协议书存在以下问题：（1）该协议只是针对半挂车的协议，而半挂车在买卖合同中只占总价款的10%，而占90%的集装管束未提到；（2）协议于2014年6月20日到期，但到期后该车辆仍登记在被上诉人名下；（3）协议签订日期是2014年6月21日，协议中已经将半挂车牌号写明，但被上诉人申请号牌是同一天，按常理车辆号牌不可能当天就拿到，说明协议是不真实的；（4）该协议是内部协议，上诉人在一审前根本不知情，该内部协议不具备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5）该协议名为挂靠，实为被上诉人出租危化品运输资质，违反了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是无效协议。4、催收凭证、催款函和律师函以及快递回执、快递详情，用以证明被上诉人签收了上述函件。5、王绪红提供的证明材料称首付款是其本人付款，而实际上由窦书瑾付款，且王绪红一审出庭作证时答不出实际的汇款人是谁。
被上诉人省运公司质证认为：买卖合同被上诉人在本案诉讼之前不知情，该合同与省运公司无关。王绪红在实际支付分期车款时，都是其本人或委托朋友以电汇形式汇至上诉人，有银行回执可以证明。证据2不能证明车辆所有人是被上诉人，车辆的实际购买人与登记车主不一致是常见现象，公安部的复函也说明了该问题。车辆车号是申请注册的当天就已产生，号牌是随后领取的。集装管束在车辆出厂时就安装在半挂车底盘上，与车辆是一整体。催款函等证据针对的主体是错误的，是上诉人单方行为，且邮寄地址错误，被上诉人并未收到。
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2、3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4中的快递详情中显示快递均投递到了沁水县而并非被上诉人住所地，故该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收到了上述函件。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上诉人南亮公司提供的其与王绪红签订的买卖合同并未加盖被上诉人省运公司公章亦无省运公司法人代表签字，且货物价款并非由省运公司支付。上诉人南亮公司主张王绪红是以被上诉人省运公司代理人身份签订买卖合同，但上诉人南亮公司未能提供被上诉人省运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上诉人南亮公司提供的增值税发票及出库单均系上诉人单方出具、制作，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省运公司实际付款或提走货物。上诉人南亮公司提供的机动车销售发票、机动车注册登记信息、机动车注册登记申请表、交强险保单等证据仅能证明涉案车辆登记车主为被上诉人省运公司，但从被上诉人省运公司提供的挂靠协议、证人王绪红的当庭证言来看，王绪红从上诉人处购买车辆后，挂靠在被上诉人省运公司经营，王绪红将车主登记为被挂靠人省运公司符合运输车辆挂靠经营的一般形式。公安部给最高人民法院（2000）98号复函中指出：根据现行机动车登记法规和有关规定，公安机关办理的机动车登记，是准予或者不准予上道路行驶的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的登记，故涉案车辆登记车主为被上诉人省运公司不能证明省运公司为车辆买受人。综上，上诉人南亮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省运公司与其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南亮公司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九十条第二款、第三百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870元，由上诉人南亮压力容器技术（上海）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丽珍
审判员 毕 东
审判员 程 浩
二〇一五年五月五日
书记员 李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