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抚中民终字第0048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晓东，男，1976年1月5日出生，汉族，个体职业者，住四川省仁寿县彰加镇。
委托代理人：宋晓锋，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大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富阳市富春街道。
法定代表人：张宪法，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秀茹，辽宁文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树江，男，1973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山嘴子镇。
委托代理人王大川，辽宁同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沈阳旺力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抚顺市抚顺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郑学纯，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秀茹，辽宁文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晓东、浙江大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大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树江、原审被告沈阳旺力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旺力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法院（2014）抚开民一初字第000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晓东的委托代理人宋晓锋，上诉人浙江大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秀茹，被上诉人张树江的委托代理人王大川，原审被告沈阳旺力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秀茹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浙江大运公司承建了被告沈阳旺力公司开发的抚顺旺力城项目工程。被告浙江大运公司下属项目部将旺力城12-3地块工程抹灰劳务工程分包给被告李晓东。被告李晓东在承包抹灰工程过程中雇佣了原告张树江。2012年10月31日12时50分许，原告张树江在工作中从在建楼房高处坠落地面受伤，被工友于13时30分送入抚顺市第二医院救治。抚顺市第二医院诊断为：重型颅脑损伤；脑挫裂伤；急性硬膜外、下血肿；开放性颅脑损伤；原发脑挫伤；多发颅骨骨折；颅底骨折；头皮血肿；头皮挫伤；下颌挫裂伤；颈5、6间盘突出；胸背挫伤；双肺挫伤；右侧液气胸；多发肋骨骨折；右肩胛骨骨折；胸椎2-10横突骨折；腰椎1-3横突骨折；右侧髂骨粉碎性骨折。自2012年10月31日起到2013年1月10日止原告共计住院71天，原告住院期间重症监护1天，一级护理6天，二级护理64天。原告在抚顺市第二医院就诊住院支出医疗费中被告李晓东垫付3万元。2014年10月24日，辽宁省精神卫生中心法医司法鉴定所鉴定原告张树江因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器质性人格改变，其患病与2012年10月31日坠楼事故有直接因果关系。2014年11月24日，沈阳医学院法医司法鉴定所鉴定原告张树江头部损伤的伤残程度为九级，双侧多发肋骨骨折的伤残程度为八级。原告支出鉴定费4000元。原告张树江原系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山嘴子镇金杖子村村民，1999年开始在沈阳、海城、抚顺等地打工。原告张树江父亲张国臣于2011年去世，母亲国文兰1937年2月9日出生，现居住在原告张树江哥哥张树波家中。国文兰系农村户口。张国臣与国文兰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生育2名儿子：长子张树波、次子张树江。另查明，原告张树江已婚，育有一女，其女张淳于2002年3月29日出生。抚顺市第二医院《神经外科颅脑外伤病历》受伤时间栏写明“2012年10月31日12时50分；入院时间写明2012年10月31日13时30分；病史栏写明患者工友诉，经40分钟前，患者工作中从2层楼高处坠落地面.....”。
原审法院认为，劳务关系中，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程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被告李晓东雇佣原告张树江在其承包的抹灰工程中工作，原告张树江在工作中受伤，被告李晓东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被告浙江大运公司作为工程的承包方将其工程分包给没有资质的个人，应与被告李晓东对原告张树江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原告张树江未尽到安全谨慎的注意义务，存在一定过错，应酌情减轻10%的赔偿责任。对于原告主张被告沈阳旺力公司连带赔偿原告损失一节，《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程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告沈阳旺力公司作为抚顺旺力城项目的发包方未与原告形成劳务关系，对原告的损害也无过错，故对原告主张本院不予认可。对于被告浙江大运公司辩称原告中午休息期间喝酒，在非工作时间走非工作通道，在非工作地点发生事故，被告与原告不存在雇用关系，不承担赔偿责任一节，因被告浙江大运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本院不予认可。对被告李晓东辩称原告张树江不是其员工一节，被告浙江大运公司庭审中曾提供《事故现场调查报告》证明事故发生的经过及责任，被告李晓东对该份证据无异议。从《事故现场调查报告》中“告知其承包人李晓东、周世伟辞退此人”的表述及发生事故后被告李晓东为原告张树江垫付3万元医疗费可知原告张树江直接受雇于被告李晓东，故对被告李晓东辩称本院不予认可。根据原告张树江主张、相关的事实及法律规定，对原告张树江因事故造成的损失作如下确定：1、护理费及出院后护理费。原告因此次事故住院治疗，根据医嘱单显示，原告重症监护1天（该部分护理费用已由医院收取，不再另行给付），一级护理6天，二级护理64天，关于护理费标准，参照辽宁省上一年度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年收入为标准，确认住院期间护理费7286.12元（一级护理：95.87元／每人每天×6天×2人＋二级护理：95.87元／每人每天×64天=7286.12元），对于原告主张出院后护理费182500元，因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本院尚难支持，原告可待证据充分后另行解决；2、住院伙食补助费。参照当地公务员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以50元／每人每天计算71天，认定住院伙食补助费5350元（50元／天×71天=5350元）；3、残疾赔偿金。经鉴定，原告张树江因此次事故造成精神障碍，器质性人格改变，头部九级伤残，肋骨八级伤残，原告虽为农业户口，但其已在城市打工多年，应按城市标准计算伤残赔偿金，故本院以本地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578元为标准以0.32为系数计算20年，确认残疾赔偿金为163699.2元（25578元／年×20年×0.32=163699.2元）；4、误工费。原告因此次事故住院71天，误工费应为39621元（39621元／年÷365天×71天=39621元）；5、交通费、住宿费。综合考虑原告张树江住院、鉴定等因素，认定交通费为904元（4元／每人每天×6天×2人＋4元／每人每天×64天＋100元从工地到二院打车及出院＋400元打车费从抚顺到铁岭＋100元打车从家到中心医院），对于原告主张的住宿费，因原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本院不予认可；6、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张树江因此次事故造成精神障碍，器质性人格改变，头部九级伤残，肋骨八级伤残，被告应当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7、鉴定费。原告因伤残鉴定支出鉴定费4000元系其合理支出，本院予以支持；8、被抚养人生活费。对于原告主张母亲国文兰抚养费49852.5元过高，本院综合考虑被抚养人已经超过75周岁，生育2名子女，被抚养人为农村户口等因素，按照辽宁省上一年度农村人均年生活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5年，认定被抚养人生活费为45075元（18030元／年×5年÷2人=45075元）。对原告主张婚生女张淳抚养费99165元过高，考虑到被抚养人2002年3月19日出生，并为农村户口等因素，本院认定抚养费为72120元（18030元／年×8年÷2=72120元），则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117195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的规定，被抚养人生活费应计入残疾赔偿金，故残疾赔偿金共280894.2元。原告张树江以上损失共计388055.32元。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原告张树江因此次事故受到的损失为378055.32元（护理费7286.1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350元、误工费39621元、交通费90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鉴定费4000元、残疾赔偿金共280894.2元）；二、被告李晓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张树江340249.788元（378055.32元×90%=340249.788元）；三、被告浙江大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对被告李晓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驳回原告张树江的其他诉讼请求。逾期给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120元，由被告李晓东、被告浙江大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共同承担6188元，原告张树江承担932元。
宣判后，被告李晓东、浙江大运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被告李晓东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张树江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具体理由如下：1、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具体表现是：一审中张树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张树江受雇于李晓东，事发时张树江不是李晓东雇佣的工人，一审认定李晓东雇佣张树江错误；根据项目部的事故调查报告，事故发生时间是中午12：20，且有目击证人，此时并非正常上班时间；张树江是自行走到2#楼三层西北角的窗户出去，跳跃至1#网点屋面外墙装饰，此地点不是施工现场，且张树江没有走到项目部规定的施工通道，事故发生时张树江一身酒气。结合张树江受伤的时间、地点、当时的状态可知，张树江并非在工作中受伤，一审对上述事实未查清，遗漏本案的基本事实。2、一审法院关于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张树江主张是李晓东的雇员，应承担举证责任，而一审仅依据浙江大运公司提供的“事故现场调查报告”中“告知其承包人李晓东、周世伟辞退此人”即认定张树江是李晓东雇佣的工人错误，如张树江是周世伟的工人，一审遗漏本案的诉讼当事人，应发回重新审理。3、一审法院关于赔偿责任比例错误。张树江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受伤是其自身过错造成的，应自行承担摔伤的不利后果，与李晓东无关。4、一审赔偿明细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张树江主张护理费但没有提供护理人员的身份信息及收入证明，且张树江住院期间是由其工友护理，工友在护理期间的工资已经发放，张树江不存在护理费损失；张树江是农村居民，庭审中其没有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其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且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应按农村居民纯收入标准计算其残疾赔偿金，一审计算错误。5、误工费计算错误。张树江实际误工天数为71天，误工费应为39621÷365×71天=7707元，一审计算错误。6、精神损害抚慰金没有依据。张树江受伤是由自身过错造成，应自行承担摔伤的不利后果，一审酌定4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没有依据。7、一审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错误。张树江并未丧失劳动能力，庭审中未提供鉴定机构的有效鉴定证明其丧失劳动能力，一审判令支持其被抚养人生活费没有依据。退一步讲，即使丧失部分劳动能力，也应按照其丧失劳动能力程度计算。一审法院认定张树江的被抚养人为农村户口，按辽宁省上一年度农村居民生活支出标准计算，而该标准为7159元／年，按18030元／年没有依据。
被告浙江大运公司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张树江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具体理由如下：1、一审认定张树江受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张树江受伤地点、楼层和原因不清，张树江不是在工作时间受伤。张树江是农村户口，一审按城镇居民计算残疾赔偿金错误。一审认定精神赔偿额、被抚养人生活费等赔偿项目证据不足，不合理。2、一审判决按照9：1比例划分李晓东与张树江各自的过错程度证据不足。3、张树江伤残等级认定缺乏事实和科学依据。伤残鉴定书中无鉴定人资质证明，特别是《精神病司法鉴定意见书》形成要件不合法，不能成为本案有效证据。4、一审判令浙江大运公司对张树江损失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浙江大运公司与李晓东签订的内部承包协议，浙江大运公司不是责任人或连带赔偿主体，张树江受伤与李晓东有无施工资质无关，与浙江大运公司分包工程行为无因果关系。
被上诉人张树江同意一审判决并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原审被告沈阳旺力公司答辩：同意上诉人浙江大运公司的上诉意见。
二审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相同。另查明：张树江住院期间，李晓东指派二名工人护理张树江，护理工人的工资已由李晓东发放。
2014年4月2日，沈阳医学院法医司法鉴定所对于本案出具《情况说明》，内容为“你院委托我所关于张树江伤残等级的鉴定，由于张树江有颅脑损伤，且家人反映其有精神方面异常，故建议其先行法医精神病鉴定，再进行伤残等级鉴定。”而后，一审法院向张树江释明，张树江于2014年5月20日向一审法院申请精神疾病鉴定。一审中李晓东、浙江大运公司对精神鉴定提出异议，一审法院未要求鉴定机构对异议答复。
二审中，二上诉人对辽宁省精神卫生中心法医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提出如下异议：1、调查材料未经核实，没有证人村民姓名等真实信息。2、检查所见与本人口述、鉴定结论不一致。检查所见：意识清晰，躯体检查、脑点地形图等未见异常。3、所依据的检测手段不能得出“脑外伤致精神障碍，器质性人格改变结论”。如事件相关电位基本正常，特别是智商测试94，属于正常范围，与以前智商又无可比性，为此检测后不能得出不正常结论。4、鉴定费收据不是合法有效的证据。该收据凭证不是专项票据，由此认为鉴定意见书作出的鉴定结论不能成立。本庭向其释明可申请鉴定人员出庭质证，但二上诉人表示鉴定机构书面答复即可。
辽宁省精神卫生中心法医司法鉴定所于2015年3月5日对上述问题异议答复如下：1、调查材料系由委托机关提供，原始材料在本所存档，其中证人姓名等真实信息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对相关人的隐私保密原则，本行业（包括本所）规定，在《意见书》中不予体现，只标注与被鉴定人的关系。如办案需要，可由原委托机关或该案的各承办司法机关持介绍信及来者身份证明调取。2、意识状态是否清晰系考量急性脑损害的临床项目，该鉴定意见的“人格改变”系慢性脑损害的临床表现。并且，几乎所有精神病司法鉴定，在精神检查时，本行业技术规范要求应当在病情相对稳定时进行，其中意识清晰是基础前提；躯体检查，系考量脑损害的临床表现，比如病理反射等，该被鉴定人的头CT有明确脑器质性改变，其慢性恢复期的临床表现并不具有排斥性；脑电地形图，系主要考量是否患有癫痫。3、本所对该鉴定出具鉴定意见，系根据脑部病理基础（头CT）、调查材料，精神检查等综合评判的结果。事件相关电位系考量被鉴定人是否说谎的参考项目；脑损害有八大精神病综合征，智能损害只是其中之一，该鉴定意见中并没有给出智能损害的鉴定意见。4、本所系辽宁省第三人民医院、辽宁省精神卫生中心下设的一个门诊科室。本单位收据系辽宁省财政厅统一发放的辽宁省医疗门诊收费票据，此票据为财政部监制，财政部门统一监管，具有真实合法性。另该中心已向本院出具了鉴定人员的鉴定资质证书。
2015年3月27日，针对鉴定机构的上述答复意见，本院组织四方当事人质证。张树江对鉴定机构的答复意见予以认可。浙江大运公司的质证意见如下：1、鉴定机构对村民反映没有指出具体村民的姓名，鉴定机构认为是涉及隐私，但是跟法院不应保密，同时鉴定机构没有提到用什么手段鉴定出“人格改变”。由此认为精神疾病的鉴定不能成立。2、鉴定机构的法定代表人错误，在省司法厅公布的法定代表人是王哲，法定代表人变更没有变更说明。李晓东的质证意见是：辽宁省精神卫生中心法医司法鉴定所是独立机构，并不是辽宁省第三人民医院下设的门诊科室，鉴定机构的解释自相矛盾。沈阳旺力开发公司的质证意见与浙江大运公司的质证意见一致。鉴于三方当事人对鉴定机构的答复仍持有异议，本院向其释明：三方当事人对张树江是构成精神疾病与否申请重新鉴定，李晓东、浙江大运公司、沈阳旺力公司均表示不申请重新鉴定。
再查明，二审期间，张树江提交了由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山嘴子镇金杖子村民委员会、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公安局山嘴子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兹证明我村金杖子五组村民张树江，男，汉族，身份证号码为211324197304022313，该同志于1999年外出，在沈阳、海城、抚顺一带打工，在海城安家，事后夫妻离异，现抚养张淳、母亲国文兰，国文兰现无劳动能力，两个子女：兄长张树波、弟张树江，特此证明。”
本案审理中张树江申请证人曾祥平出庭作证。曾祥平出庭证实：“我和张树江认识7、8年了，我俩都是做瓦工，是搭档。第一次在海城铁西开发区砖厂连续干了两年，即从2008年到2010年；2010年至2012年二人在沈阳202医院，雷锋街、阳关、航校、云峰街等工地打工。后到抚顺旺力城打工。2012年7月24日，我们认识了李晓东，李晓东雇佣我们在其工地打工，工地11：30休息，午休后到宿舍吃饭；李晓东规定的中午12：30上班。我们一直干到10月31日张树江出事那天。张树江平时工作态度很好，李晓东也没有辞退张树江，我们没有更换老板，我不清楚周世伟是做什么的。张树江受伤当日中午我跟他一起吃的饭，我确定张树江没有喝酒。我们俩人中午在食堂打完饭回宿舍吃。当日施工地点在两面都是28层高楼中间的两层楼楼顶上抹房盖，饭后回到工地。我们从28层高楼的楼梯上到三楼，从山墙窗口跳到施工的二层楼面，山墙窗口距离二层屋面1米高，没有台阶，那是唯一通道。事故当天，张树江进工地，我去门口的小卖店买烟，在这期间，姓陈的（具体名字我记不清了）跑下来，他喊我说张树江从楼上掉下来了。之后张树江被送到医院。我去医院照顾张树江了，两个人照顾（一个姓陈，一个是我），我在医院照顾17天，后来我家里有事就不照顾了。张树江的女儿事发当日晚上6点至7点过来的，他女儿在沈阳上班，干什么我不知道，张树江有二个孩子。我离开后由姓陈的和张树江女儿在那照顾张树江。”
浙江大运公司申请证人姚汉宝到庭陈述事实，姚汉宝称：“两个高楼、房顶都是李晓东抹灰范围。我在大门口等水泥运过来，我看见张树江从两边是高楼，中间是门市的三楼窗口掉下去了，掉到跳板上，跳板折了。掉下的时间是2012年10月末中午12点至12点半，两边高楼有跳板（跳板在地上）。我鼻子不好使，没闻到张树江身上有酒味。我们中午11：30休息，1点上班，几乎都这样，但也有例外加班，具体的情况得问李晓东，但他不在现场，我之前没和张树江接触过，他不是我的人。李晓东当时不在现场。”
本庭责令李晓东到庭陈述事情经过，但李晓东未到庭。
在审理期间，经本院组织四方当事人现场查勘，四方当事人均认可张树江坠楼的地点位于1号楼、2号楼（均是28层高楼）之间的1号网点。1号网点高9米（相当于普通楼房的三层楼高）。浙江大运公司项目负责人姚志勤称“张树江想到1号网点顶层，从三楼窗户跳下时坠楼。在地上当时有脚手架，否则人不可能活着。张树江受雇佣李晓东。”本院组织四方当事人就本案进行调解。浙江大运公司表示浙江大运公司尚欠李晓东工程款22万元，如调解，同意以价值22万元的房屋抵顶赔偿款；李晓东的调解方案是由李晓东、浙江大运公司各承担一半的赔偿款；张树江主张其不在抚顺居住，不同意上述调解方案。
又查明，浙江大运公司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李晓东签订《劳务承包协议》，内容是：“工程名称旺力城12-3地块1#、2#楼及商业网点；工程地点辽宁省抚顺市沈抚开发区-
旺力城；承包范围：1、室内外墙面抹灰、门窗洞口的线条、阳台飘窗、屋面除（防水、保温外的所有工程）、楼梯踏步及顶，墙，抹灰和公共部位不做保温的墙面的抹灰。地面的浇筑、室外散水的浇筑及生活费、烟道、风道的抹灰。和外墙没有保温的墙体抹灰……”。
本院确认的上述事实，有沈阳医学院司法鉴定所出具的《情况说明》，辽宁省精神卫生中心法医司法鉴定所出具的答复意见，《劳务承包协议》，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山嘴子镇金杖子村民委员会、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公安局山嘴子派出所出具的证明，证人曾祥平、姚汉宝、姚志勤的证实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笔录、现场勘验笔录等证据证明，上述证据已经庭审质证，可以采信。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争议焦点是：一、张树江是否是李晓东的雇员，是否是在雇佣活动中受伤。二、原审判决的赔偿责任的比例是否适当。三、张树江主张的护理费、伤残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否支持；误工费、被抚养人生活费是否有依据。四、浙江大运公司应否承担本案的连带责任。
关于焦点一，公民在从事民事活动中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当事人拒绝陈述的，不影响人民法院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张树江主张其受雇于李晓东，在李晓东承包的旺力城12-3地块工程施工，事发当日12时30分左右其在从1号楼三楼窗口跳往施工的1号网点二层楼面时不慎坠楼，对此主张，有当日与其一起工作的曾祥平及案外工程负责人姚汉宝出庭证实，上述证人证言之间形成相对比较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明张树江受雇于李晓东，事故后，李晓东派陈姓雇员与曾祥平一起照顾受伤的张树江并为其垫付医药费的事实进一步印证了上述事实。原审法院认定张树江在李晓东承包的工地工作及其在工作中受伤事实，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李晓东虽称张树江可能受雇于周世伟，主张一审法院遗漏当事人周世伟，因其仅依据浙江大运公司提交的“施工现场调查报告”主张此节事实，无其它充分证据佐证，故对其主张，本院难以支持。
关于焦点二、四，上诉人李晓东、浙江大运公司提出本案鉴定异议的问题，二审中辽宁省精神卫生中心法医司法鉴定所对于二上诉人的异议予以合理答复，二上诉人虽对该鉴定仍持有异议，但不申请重新鉴定，且二上诉人提出的异议不足以影响鉴定结论，故二上诉人的此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李晓东主张一审判决按照9：1比例划分李晓东与张树江各自的过错程度证据不足一节，因李晓东作为雇主应为雇员提供更为充分的劳动保护，但其在施工现场未提供任何保护，进而导致张树江受伤的后果，故一审判决李晓东承担90%责任正确。关于浙江大运公司主张其不应承担连带责任一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浙江大运公司在明知李晓东没有资质或者相应的安全生产条件的情况下，将案涉工程分包给李晓东个人，应承担连带责任，因此浙江大运公司的此项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三，二上诉人提出张树江的护理费、伤残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否支持及误工费、被抚养人生活费计算错误一节，本案张树江住院期间由李晓东指派的2名工人护理，且李晓东已实际给付二人工资，张树江再行主张护理费及护理人员的交通费，无法律依据，李晓东的此项上述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令李晓东给付张树江护理费7286.12元、交通费904元错误，此款应扣除。关于李晓东主张误工费计算错误一节，经查，张树江住院71天，误工费应为（39621元／年÷365天×71天=7，707.10元），一审计算有误，本院予以更正。
关于二上诉人主张残疾赔偿金应按农村标准计算一节，因张树江主张自1999年至事发之日一直在城市打工，并提供了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山嘴子镇金杖子村民委员会、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公安局山嘴子派出所出具的证实，同时证人曾祥平出庭证实张树江在城市务工的事实，可以认定张树江一直在城市打工，李晓东虽主张按农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但未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证明，故其主张本院难以支持。关于上诉人提出精神损害抚慰金没有依据一节，一审法院根据张树江的受伤程度确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00元，并无不当。
关于浙江大运公司提出“张树江未丧失劳动能力，未提供鉴定机构的有效鉴定证明其丧失劳动能力，一审判令赔偿张树江被抚养人生活费没有依据。即使丧失部分劳动能力，
也应按照其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计算”一节，经本院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的在册鉴定机构核实，在册鉴定机构均表示对于丧事劳动能力程度尚不具备鉴定条件，不接受此次司法鉴定委托，上诉人对于其该项主张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一审法院综合张树江的伤情，确定上诉人赔偿其被抚养人生活费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提出“一审认定张树江的被抚养人为农村户口，应按辽宁省上一年度农村居民生活支出标准计算，而该标准为7159元／年，按18030元／年没有依据”一节，经查，二审中张树江提交了由村委会、派出所出具的证实材料，张树江的被抚养人国文兰、张淳均系农村户口，按辽宁省2014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7159元／年，张树江被抚养人国文兰的生活费为（7159元／年×5年÷2=17，897.5元）；被抚养人张淳的抚养费为（7159元／年×8年÷2=28，636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规定：“将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故残疾赔偿金共210，232.7元（163，699.2元＋17，897.5元＋28，636.00元）。一审计算错误，本院予以更正。此外，一审计算伙食补助费错误，本院予以更正，即伙食补助费3550元（50元×71天=3550元）。
关于浙江大运公司提出张树江伤残等级认定缺少事实和科学依据一节，因二上诉人虽仍有异议，但该异议不足以推翻鉴定机构的专业鉴定意见，也未能提供相应的科学依据，同时其不申请重新鉴定，故本院不予支持。据此张树江的各项赔偿费用为：伙食补助费3550元（50元×71天=3550元）；残疾赔偿金210，232.7元；误工费7，707.10元（39621元／年÷365天×71天）；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00元；鉴定费4000元，上述款项合计265，489.8元。上诉人李晓东承担90%即238，940.82元（265，489.8元×90%=238，940.82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法院（2014）抚开民一初字第00058号民事判决的第三、四项和案件受理费承担部分；
二、变更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法院（2014）抚开民一初字第00058号民事判决的第一、二项为：上诉人李晓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被上诉人张树江238，940.82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12808元，由上诉人李晓东负担6150元，由浙江大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6150元，由被上诉人张树江负担50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宫 颖
审判员 马开智
审判员 罗 华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张 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