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沧民终字第255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艳荣，女，1961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肃宁县。。
委托代理人崔庆文，河北东方伟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彭公理，男，1962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肃宁县。。
委托代理人尚素欣，肃宁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建华，男，1961年10月5日出生，汉族，原住河北省肃宁县，现无固定地址。。
上诉人吴艳荣因与被上诉人彭公理、李建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肃宁县人民法院（2014）肃民初字第5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吴艳荣及其委托代理人崔庆文，被上诉人彭公理及其委托代理人尚素欣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李建华经公告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了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被告李建华与吴艳荣原是夫妻关系，二人于2011年7月6日办理了离婚手续。原告称被告李建华向原告借款60万元的事实经过为：“2011年3月28日李建华向我提出借款30万元用于承包工程，当时我们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约定利息4分，借款期限1个月，自2011年3月28日至4月27日。因为我钱不够，当日打入李建华账户176000元，3月30日我又打入李建华账户112000元，扣除1个月利息共12000元。借款到期后李建华称资金紧张，我们协商将借款期限延长1个月到5月27日。到期后李建华称购买机顶管钱不够，还要再借10万元，并提出把3月28日签订的30万元借款合同撤回去，重新和我签订两个20万元的借款合同，这样方便还款，以后不用再修改合同。李建华把3月28日签订的30万元借款合同撤回去后，又和我签订了日期分别是5月28日、5月30日的两份借款合同，借款金额都是20万元，期限为1个月，分别是5月28日至6月27日、5月30日至6月29日，我又给付李建华现金10万元，因为有借款合同，我没有让李建华打收条。这两份20万元的借款合同到期后李建华要求延长1个月，于是在借款合同上面把还款期限改为7月27日和7月29日。6月27日李建华以刚购买了机器设备资金紧张需再借20万元，因为4月28日至5月27日30万元1个月的利息12000元没有给付，5月28日至6月27日40万元的利息16000元没有给付，还有2000元滞纳金没有给付，我在扣除30000元利息及滞纳金后打入李建华账户170000元，于是李建华和我签订了日期为6月27日、金额为20万元的借款合同一份。李建华共向我借款60万元”。
为了证实上述主张，原告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为了证实被告李建华向原告借款60万元的事实，原告提交的证据有：1、2011年5月28日、5月30日、6月27日原告与被告李建华签订的借款合同书三份。证实借款时间、金额、借款期限、利息[证据原件装订在（2012）肃民初字774号民事卷宗中]。
2、2011年8月5日被告李建华写给原告的书信一封。证实被告李建华承认借款60万元[证据原件装订在（2012）肃民初字774号民事卷宗中]。
3、原一审庭审笔录第四页被告李建华的口头答辩，证实借款60万元的事实。
被告吴艳荣质证称，1、对3份借款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三份合同明显有涂改、勾抹现象，不具有真实性；5月28日、5月30日的合同中第二条均写明借款期限是一个月，但在第二条后添加了新的日期，改动情况其方不清楚，同时在原一审庭审时，对借款合同中的改动，李建华也称不知道。因此我方不予认可；在合同第三条中利息的约定明显高于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假如借款合同是真实的，只能说明原告和李建华达成借款的合意，而不能证实原告实际交付了借款；从借款合同的时间看，李建华在5月28日的借款到6月27日到期，到期后在李建华未还款的情况下，当天又借给李建华20万元，不符合常理。
2、对于李建华给原告的信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也有异议，因为原一审庭审时，李建华方未确认是李建华的亲笔，不能证实借款的用途用于工程，也不能证明李建华向原告借款60万元的事实。如果证实借款60万元，原告需提交实际交付借款给李建华的证据。
3、（2012）肃民初字第774号民事卷宗中李建华的答辩意见称借款是事实，但没有说明借款的具体数额，且明确说明原告明知李建华借款是用于赌博，且借给他钱也是为了让他赌博，答辩不能证实原告的主张。
第二组：原告称借给被告李建华60万元已实际履行，提交的证据有：1、中国农业银行肃宁县支行资金往来信息结果表一份。
2、（2012）肃民初字第774号民事卷宗庭审笔录第五页第十四行，李建华对原告提交的三份借款合同的质证意见称，对借款的事实予以认可，也证实原告已经实际履行了给付借款。
3、2011年5月30日工商银行支款回执。（经询问原告委托代理人，关于原告支取现金10万给付被告李建华的证据，仅有该支款回执，并无其他佐证，故未组织质证。）
被告吴艳荣质证称，1、原告提交的银行信息结果表中，原告彭公理打入李建华账户的日期为2011年3月28日、3月30日两笔资金与本案无关联性，2011年6月27日打入李建华账户的资金与本案无关联性。原告诉状中称李建华于2011年5月28日、5月30日、6月27日三次向原告借款各20万元，原告提交的资金往来结果表，与原告提交的三份合同的借款日期及数额均不相符。
2、吴艳荣方对资金往来结果表中的李建华是否与本案被告李建华系同一人存有异议。
3、针对原告的借款经过的陈述，2011年5月28日和5月30日没有借款的事实，因在原一审庭审笔录第十四页原告的陈述与本次庭审原告关于借款经过的陈述相互矛盾，与诉状也相互矛盾；即使如原告所说，存在30万元的借款合同，但其利息的起算时间早于实际给付借款，同时期借款的利息也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原告未提交5月28日及5月30日与3月28日及3月30的借款合同具有关联性的证据。2011年6月27日打款凭证与借款合同数额不符，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数额与资金往来结果表数额不符，利息在本金中已经扣除及约定的利息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利率四倍，说明此借贷不合法。
原告称被告李建华借款时称用于购买顶管机，所以该借款合法，提交的证据为：2011年8月5日被告李建华书写的信件一封[书信原件在（2012）肃民初字第774号民事卷宗中]。
被告吴艳荣质证称，对于被告李建华给原告的信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也有异议，因为原一审庭审时，李建华方未确认信是李建华的亲笔，不能证实借款的用途是用于工程，也不能证明李建华向原告借款60万元的事实。如果证实借款60万元，原告需提交实际交付借款给李建华的证据。
被告吴艳荣称，在原一审中我方申请了齐某、孙某、刘某出庭作证，均证实李建华有赌博恶习，结合李建华在原一审的陈述，也称借款用于赌博。借款时原告即扣除利息，与上述证人证言及李建华的陈述相互印证，证实借款为非法。
原告对三位证人证言质证称，三位证人与被告吴艳荣既是同事又是邻居关系，属于有利害关系的证人；三位证人的证言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三人都不知道李建华向原告借款的事实，也不清楚李建华平时是否管其女儿，更不能证实2011年李建华与吴艳荣是否存在经济来往，不能证实该借款李建华没有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消费；三人证言存在自相矛盾，齐某证实在离婚前3、4年就很少见到李建华，但孙某证实在2008年两人经常闹矛盾过去劝架。三人证实很少见到李建华，不是没见过，说明李建华也回家居住。从吴艳荣提供的协议书也能证实2010年被告李建华与吴艳荣还在一起生活，否则不会取得该协议书。因此三位证人的证言缺乏真实性，不应认定。三位证人都不能证实本案的借款用于赌博。
原告认为借款发生在二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系夫妻共同债务，不属于李建华的个人债务。提交的证据有：原一审卷宗中被告吴艳荣提交的离婚证、离婚协议。
被告吴艳荣对离婚证、离婚协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被告吴艳荣称，1、通过原一审中三位证人的证言，结合李建华在原庭审笔录第六页中的陈述，可以说明该债务发生在二被告分居期间，吴艳荣对借款之事不知晓。通过证人证言，李建华连3000元的工资都不让吴艳荣代替支付，可见二被告的经济是相互独立的。吴艳荣有固定的工资收入，足以满足日常生活开支，该笔借款并未用于二被告的夫妻共同生活，不应将该笔借款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2、原告主张被告借款用于购买顶管机，在原一审中我方提交了李建华与他人合伙的合伙协议一份，假如说借款用于购买顶管机，也应将该借款认定为合伙债务，而非夫妻共同债务。
对于上述证人证言及合伙协议，原告质证称，1、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同上；2、被告李建华称与吴艳荣是否分居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夫妻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各自所有的，应采用书面形式，被告吴艳荣主张二被告经济独立，但未提交证据，不能证实其经济相互独立；3、协议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原告提交的三份借款合同债权人与债务人分别是彭公理与李建华，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告起诉李建华夫妻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李建华借款用于合伙开发工程，李建华偿还原告后向其他合伙人追偿，但与本案无关。上述事实还有庭审笔录和询问笔录予以证实。
原审认为，原告彭公理主张被告李建华于2011年5月28日、2011年5月30日、2011年6月27日三次向原告借款各20万元，共计60万元，并向法庭提交了1、彭公理与李建华签订的借款合同三份。2、被告李建华写给原告的书信一封。3、原一审庭审笔录第四页被告李建华的口头答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三份借款合同佐以原一审李建华的答辩，可以证实三份借款合同是原告与被告李建华所签订，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李建华亦对借款的事实予以认可，故合同签订时依法成立且生效。
被告李建华与吴艳荣于2011年7月6日办理的离婚登记，由此可知，2011年5月28日、2011年5月30日、2011年6月27日的三次借款均发生在二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被告吴艳荣对李建华认可向原告借款60万元一事持有异议，鉴于合同的相对性，吴艳荣并不是借款合同一方当事人，但李建华借款涉及其切身利益，李建华对60万元借款的认可并不能免除原告对60万元已实际履行即交付给被告李建华的行为承担举证责任。为了证实借款已经实际履行，原告提交了1、中国农业银行肃宁县支行资金往来信息结果表一份。2、（2012）肃民初字第774号民事卷宗庭审笔录第五页第十四行，李建华对原告提交的三份借款合同的质证意见称，对借款的事实予以认可，也证实原告已经实际履行了给付借款。3、2011年5月30日工商银行支款回执。且原告方对60万元的借款经过进行了详细陈述。
原告对借款经过的陈述，结合资金往来信息结果表，可以看出，原告彭公理于2011年3月28日、2011年3月30日、2011年6月27日分别汇入被告李建华账户176000元、112000元和170000元。原告所称给付被告李建华的60万元的计算方式为：预先扣除的30万元一个月的利息（月息4分）12000元+（本金176000元+本金112000元+已扣除的利息12000元）+给付现金10万元+从本金中扣除的30万元一个月的利息12000元+从本金中扣除的40万元一个月的利息16000元+从本金中扣除的滞纳金2000元+本金17万元=60万元。原告的上述计算方式佐以资金往来信息结果表中彭公理打款给李建华的记录、原告支取现金10万元的工商银行支款回执的日期以及原一审被告李建华对60万元借款予以认可的大前提，可以证实原告彭公理实际给付了被告李建华借款。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的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因此，原告彭公理给付被告李建华的借款数额，不应包括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利息及滞纳金。故原告彭公理实际履行的借款本金数额为176000元+112000元+100000元+170000元=558000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银发[2002]30号）也明确“民间个人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但双方的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不含浮动）的四倍。超过上述标准的，应界定为高利借贷行为”。由此可知“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应理解为“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类、同期基准利率的四倍”。原告提交的三份借款合同中内容第三条均约定逾期利息按邮政储蓄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这一约定超出了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类、同期基准利率的四倍，超出的部分无效。原告彭公理与被告李建华在三份借款合同中约定借款期限是一个月，且仅约定了逾期利息，但因原告彭公理已经预先在本金中扣除了一个月的利息，而该预先扣除利息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不予支持，故原告的借款利息应根据实际交付借款的时间和实际借款数额，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
被告吴艳荣称原一审时证人齐某、孙某、刘某均证实李建华有赌博恶习，被告李建华在原一审的陈述中，也称自己借款用于赌博，借款时原告即扣除利息，与证人证言及李建华的陈述相互印证，主张借款为非法。但三位证人均不清楚被告李建华向原告彭公理借款一事，其证言不能证实李建华向彭公理借款是用于赌博。因涉及出借方彭公理的利益，被告李建华对借款是用于赌博的认可，在原告不认可且被告没有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借款是用于赌博。借款时原告即扣除利息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但不能以预先扣除利息作为非法债务的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被告吴艳荣主张被告李建华向原告彭公理的借款系李建华的个人债务，应由李建华个人偿还，但被告吴艳荣没有提供证据证实李建华借款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也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原告知晓其与李建华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是实行分别财产及分别债务，本案亦没有证据显示彭公理与李建华约定该三笔借款系李建华的个人债务，故该三笔借款应作为二被告的夫妻共同债务，由二被告负责偿还。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百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李建华、吴艳荣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彭公理本金558000元及利息（其中2011年3月28日的176000元借款利息从2011年3月28日起、2011年3月30日的112000元借款利息从2011年3月30日起、2011年5月30日的100000元借款利息从2011年5月30日起、2011年6月27日的17万元借款利息从2011年6月2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履行清止），二被告互负连带责任；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800元，保全费520元，由被告李建华、吴艳荣负担。
宣判后，原审被告吴艳荣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关于借款行为的真实性问题。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彭公理提交的三份共计60万元的借款合同不予认可，该借款并不真实存在。三份借款合同是否为李建华本人签署，在其未能出庭应诉并质证的情况下无法辨别真伪，虽然李建华的委托代理人在（2012）肃民初字第774号民事案件的审理中参加了诉讼，但该代理人也明确表示借款合同上的签字不知道是否为李建华所签。被上诉人彭公理提交的所谓李建华的亲笔信，也存在上述问题，上诉人也不认可其真实性。原审判决在上述问题未查清的前提下，作出判决实属错误。二、关于借款合同的实际履行问题。即使上述借款合同的真实性存在，被上诉人彭公理也并未实际履行合同，将出借款项给付李建华。原审判决中对借款过程的描述完全是被上诉人彭公理自行编造的，不仅前后矛盾且很多地方不符合客观事实，尤其对债务履行的确定性问题更存在二被上诉人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合法利益之嫌。原审法院对此不加甄别，混淆了具体法律关系的关联性和相对性，上诉人对此完全不予认定。三、即便李建华存在借款事实，上诉人对该借款不知情，更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被上诉人彭公理在起诉、庭审中声称李建华借款的目的是与他人合伙买顶管机，这与上诉人的家庭生活无关，即便需要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其责任主体也应是相关合伙人。在原审中，李建华方称，被上诉人彭公理知道其借款用于赌博，还高息将60万元借给他，上诉人对该借款行为不知情。由此，上诉人认为，即便存在借款行为，也因其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无效。上诉人与李建华于2011年4月5日签订了离婚协议，该协议中并未提及上述借款问题，且上述所谓的债务发生前，双方早已分居生活不相往来，经济更是各自独立。因此，李建华是否向彭公理举债，上诉人不知情，更不存在用于共同家庭生活之实。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请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彭公理的全部诉讼请求。另外，上诉人吴艳荣在本院庭审中对上诉状进行了补充：原审判决存在重大错误，判决超出了彭公理的诉讼请求。其诉求的是2011年5月28日、5月30日，6月27日的借款共计60万元，但原审判决中包括了2011年3月28日、3月30日的借款176000元、112000元及利息，该判决结果明显超出了彭公理在起诉状中的请求，违反了民诉法的规定。
被上诉人彭公理辩称：一、借款行为是真实的。在（2012）肃民初字第774号卷宗中，李建华的代理人在答辩及质证时均对借款事实予以认可，并未对借款合同中的签名提出异议，仅是对李建华的书信是否是本人所签不能确认。故原审判决三份借款合同的真实性是正确的。二、借款合同已经实际履行。被上诉人彭公理对借款经过的陈述，结合提供的资金往来信息结果表、工商银行支取现金10万元的日期及李建华代理人对60万元借款事实的认可，足以证实被上诉人在本金中预先扣除利息及滞纳金后，实际履行给付了558000元的事实。三、关于借款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问题。上诉人与李建华于2011年7月6日离婚，而借款的时间是在2011年5月至6月间，说明借款发生在上诉人与李建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即使双方在此期间分居，经济独立，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的规定，涉案债务未约定为李建华的个人债务，上诉人也未证明其与李建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约定了财产各自所有，且彭公理知道该约定。虽然借款是李建华以个人名义所借，但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借款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因此，该借款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上诉人应与李建华共同偿还，互负连带责任。另外，李建华虽主张借款用于赌博，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且彭公理对此也不予认可，因此该借款不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之说。四、被上诉人彭公理针对上诉人补充的上诉理由发表意见：2011年5月28日、5月30日的两笔借款是从2011年3月28日、3月30日的30万元及5月30日支取的10万元现金转移而来，因此原审判决并未超出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被上诉人彭公理诉称被上诉人李建华分别于2011年5月28日、5月30日、6月27日向其三次借款用于购买顶管机，共计60万元，并提交了由彭公理制作文本的三份借款合同为证。合同中约定的借款期限均为一个月，开始的借款期限都从上述签署日期开始，三份合同均未约定借款期限内的利息，只约定了逾期还款的利息。但彭公理在原审2012年11月28日的第一次庭审中未说明合同的履行过程，也未提交合同履行的证据。被上诉人李建华的委托代理人何慧（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在答辩过程中称，“借款是事实，根据李建华的口述，当时借款原告明知李建华用于赌博，借给他款也为的是让他去赌博，借款应不受法律保护”，何慧对三份借款合同的质证意见是，对借款事实予以认可，对合同上的改动不予认可，对于借款的过程不清楚。被上诉人彭公理在原审2014年11月28日的庭审及本院的庭审过程中，对于借款合同的履行情况进行了陈述：2011年5月28日、5月30日借款合同，是由2011年3月28日李建华向其借款30万元延期后又加上现金10万元分成两个20万元借款合同转变而来；对于6月27日的20万元的借款合同，彭公理在扣除利息及滞纳金后打入李建华账户17万元。对此陈述彭公理提交如下证据：2011年3月28日及3月30日在扣除利息后分别向李建华账户打入176000元、112000元的银行资金往来明细；2011年5月30日彭公理在工商银行支取10万元现金的银行明细；2011年6月27日彭公理向李建华账户转入17万元的银行资金往来明细。
上诉人吴艳荣对被上诉人彭公理的陈述及证据发表意见是：彭公理在最初的庭审中对借款事实的陈述与本案在发还重审后其对借款事实的陈述不一致。彭公理在原审起诉的借款债权发生的时间为2011年5月28日、5月30日、6月27日，但其提交的资金往来明细的时间为2011年3月28日、3月30日均在上述日期之前，与彭公理的诉请存在矛盾，且6月27日的打款记录数额与借款合同载明的数额不符。另外，在李建华未出庭的情况下，不能确定在涉案借款合同上的签字是李建华本人所签。李建华的代理人何慧的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的规定，何慧在没有特别授权的情况下承认借款没有法律依据，不能认定李建华存在借款行为。即使借款合同成立，但彭公理的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涉案合同的履行情况，也未提交证据证实银行资金往来明细中的李建华与本案的李建华为同一人。本案李建华的借款均在其没有还款的情况下，彭公理出借给李建华下一笔款。三份借款合同的内容几乎相同，时间均在李建华与上诉人离婚的前夕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且李建华未提供任何担保，对此二位被上诉人存在恶意串通之嫌，应驳回彭公理对上诉人的诉求。
在本院的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吴艳荣申请调取被上诉人彭公理、李建华的涉案农行卡在2011年度的资金往来明细，被上诉人彭公理申请调取李建华涉案农行卡的开户信息，以证实涉案银行卡的开户人李建华与本案的李建华系同一人。本院调取了上述证据，上诉人吴艳荣对调取证据的质证意见是：1、上诉人对调取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涉案银行卡的开户人李建华与本案的李建华系同一人无异议；2、其认为双方银行往来信息载明的2011年3月28日、30日的款项发生在借款合同签订之前，不能证实与本案有关，被上诉人彭公理于2011年5月30日自己支取的10万元现金不能证实给付了李建华；3、银行往来信息上的2011年6月27日的17万元，与彭公理举证的借款合同不能相互印证，不能证实该款项是借款合同上约定的借款。被上诉人彭公理对本院调取证据的质证意见是：1、对法院调取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2、银行资金往来记录能够证实彭公理对三笔借款经过陈述的真实性，该记录也证实了彭公理将资金转入李建华的账号，但该记录没有显示李建华转入彭公理账号的记录，说明李建华一直没有还款；3、彭公理陈述借给李建华现金10万元，提交的2011年5月30日银行的支款回执，虽然不能单独证实借给李建华现金10万元，但结合支款日期、三份借款合同、李建华的书信及原审庭审笔录中李建华的口头答辩，能够印证10万元现金借给李建华的主张。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彭公理与被上诉人李建华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是否真实有效，借款合同的履行情况；上诉人吴艳荣对被上诉人李建华的借款本息是否承担给付责任。
一、涉案借款合同的效力及履行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被上诉人彭公理对涉案的借款关系，在提供借款合同后，还应提交向李建华交付借款的证据予以证实借款合同是否生效。本案中，被上诉人彭公理诉称要求李建华及上诉人吴艳荣偿还2011年5月28日、5月30日、6月27日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及利息，但被上诉人彭公理未提交证据证实向李建华给付了2011年5月28日、5月30日借款合同项下约定的借款，被上诉人彭公理也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主张的上述两份借款是从2011年3月28日、3月30日给付李建华的借款转变而来，李建华的书信不能免除彭公理对交付借款的举证义务，被上诉人彭公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认定2011年5月28日、5月30日被上诉人彭公理与李建华签订的借款合同未发生法律效力，本院对于被上诉人彭公理要求李建华、吴艳荣偿还该两份合同约定借款的诉求不予支持。对于被上诉人彭公理主张的2011年6月27日与李建华签订的借款合同，该合同约定的借款数额为20万元与双方往来的银行信息表显示的17万元不符，应以彭公理实际向李建华支付的17万元作为借款的本金。由于双方未约定借款期限内的利息，只约定了逾期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故本案只计算逾期利息，即从借款期间届满的第二天2011年7月27日开始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类、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上诉人吴艳荣不认可涉案借款合同上的签字系李建华本人所签，但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该项主张，上诉人也未提交证据证实2011年6月27日彭公理汇入李建华银行账户的17万元不是涉案的借款或者该笔款项是彭公理与李建华之间存在其他的经济往来，上诉人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另外，本院经审理查明，被上诉人李建华的一般代理人何慧在原审第一次庭审过程的口头答辩及质证过程中对借款事实的认可，并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三款关于代理人对事实的承认直接导致承认对方诉讼请求，需要有特别授权所规定的情形。即上诉人关于何慧没有特别授权，不能承认李建华有借款事实的主张，不足以证明李建华未有涉案的借款行为。故上诉人吴艳荣关于要求本院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彭公理全部诉讼请求的主张不成立，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二、上诉人吴艳荣是否应承担偿还借款责任的问题。上诉人吴艳荣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李建华所借的涉案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及该债务用于赌博且被上诉人彭公理对此明知的事实。原审（2014）肃民初字第527号判决中对上诉人吴艳荣应与李建华共同偿还借款的认定，理据充分，本院对此予以支持。上诉人吴艳荣与被上诉人李建华应共同偿还本院认定的2011年6月27日借款合同项下的本金17万元及逾期利息。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肃宁县人民法院（2014）肃民初字第527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李建华、上诉人吴艳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被上诉人彭公理借款本金17万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本金17万元为基数，自2011年7月27日开始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类、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
三、驳回被上诉人彭公理要求被上诉人李建华、上诉人吴艳荣偿还2011年5月28日及2011年5月30日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保全费520元，共计10320元，由上诉人吴艳荣、被上诉人李建华负担3264元，由被上诉人彭公理负担705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上诉人吴艳荣、被上诉人李建华负担2744元，由被上诉人彭公理负担705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沈 强
审判员 郭亚宁
审判员 穆庆伟
二〇一六年四月七日
书记员 靳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