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沪海法商初字第591号
原告杭州乔爱斯布拉什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
法定代表人陈东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雷，上海铭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深圳市联华冠航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
法定代表人蒲爱红，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谢建峰，广东敬海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灿明，广东敬海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原告杭州乔爱斯布拉什进出口有限公司为与被告深圳市联华冠航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于2014年5月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9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陈雷，被告委托代理人谢建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2年7月至2013年2月，原告先后委托被告出运六批全涤冰花毛绒布，起运港为中国上海，目的港为南非德班。被告接受委托后告知原告已经安排订舱，并至原告处提取了货物，原告则依约向被告支付了相关费用。但在原告向被告交付货物后，被告未向原告交付符合原告要求的提单，致使原告对货物失去控制。为此，原告依据海上货运代理合同，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人民币2，870，353.80元（系按起诉当日的汇率由462，960.28美元换算而来）及该款项自立案之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银行活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被告辩称，被告在涉案货运代理合同的履行中没有过错，原告已向承运人提交了涉案六票货物的电放保函，其诉称损失系由自身原因导致，何况原告还未能证明其遭受了诉称的货物损失，故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本案双方举证、质证主要围绕提单的签发、提单是否实际向原告交付及原告是否请求安排电放的相关事实展开：
为证明原告委托被告订舱、告知被告订舱信息并请求被告交付提单等事实，原告提交了涉案六票货物的托运单、提单（被告通过电子途径发给原告的扫描件）及被告开具的货代费用发票。
被告对托运单、费用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并确认收到原告通过电子途径发送的托运单，而发票上面写明电放费用，且原告予以支付，说明原告认可货物电放；对抬头为“ACE”的两票货物提单（尾号为8390、4371）签章的真实性有异议，对该两票提单的其他内容无异议，对其余四票提单的全部内容均无异议，并确认曾通过电子途径向原告发送过六票提单的扫描件（抬头为“ACE”的两票提单没有签章）。
为证明原告对涉案六票提单记载的包括收货人在内的全部信息没有提出异议，并向船公司出具电放保函，要求安排货物电放，明确表示承担货物电放引起的一切责任、损失和费用，且向被告支付了包括六票货物的电放费用在内的各项装运港费用，被告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东方公证处作出的（2014）沪东证经字第13998、13999号两份公证书（内容为反映原告核对提单扫描件、同意电放并核对费用账单的原、被告员工之间的网络聊天记录）及被告所作关于聊天账号的情况说明，盖有“电放”章的提单扫描件和提单副本，涉案六份提单的电放保函，涉案货代费用账单，商船三井（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船三井）出具的情况说明和上海瀚高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瀚高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及附件（附件为涉案六票提单的电放保函复印件）。被告另提交了尾号1710提单项下集装箱查询记录，以证明该提单项下集装箱于目的港拆箱并返还船公司的时间为2012年10月2日；案外一票货物的海运提单和原告出具的电放保函，以证明原告对于案外货物也一直是通过电放保函指示船公司于目的港安排电放。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案外货物的提单和电放保函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涉案货物无涉，无法体现涉案货物运输的操作模式；对两份公证书及被告情况说明本身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情况说明属于被告单方陈述，公证只是对被告携带的笔记本电脑进行浏览截屏打印，聊天记录仅系该电脑上而非服务供应商服务器上留存的信息，内容不完整，故对于公证书所反映的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聊天记录中的“乔爱斯，烧鱼”和“乔爱斯副总fianna”系原告员工并使用过聊天记录中的相应账号没有异议。原告对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均有异议。对于尾号为8390、4371的两份提单，原告只收到过抬头为“ACE”的提单扫描件，未收到过被告提交的船公司提单扫描件，也没有对船公司提单扫描件作任何确认，对于其余四份提单，其最终记载的收货人为“LUCKYFABRICTRADINGCC”（以下简称LUCKY公司），与原告托运单上要求记载的收货人“SHINZOUTEXTILES（PTY）LTD”（以下简称SHINZOU公司）不同；对于电放保函，被告并没有提供两份提单（尾号为1710和4371）的电放保函原件，即使是有原件的电放保函，也是由被告提供的格式，被告告知原告电放保函是为配合目的港的海运操作，原告甚至还向被告提供过盖有原告公章的空白纸张，原告是为了配合向目的港收货人放货而在被告提供格式的保函上签章，原告不知保函的确切作用和后果；被告提交的四份提单原件上注明了“副本”字样，并非正本提单，且这些提单上未加盖“电放”章，故不能证明货物电放的事实；对于被告提供的账单，原告认为实际费用应以被告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即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费用发票证据为准，原告确认其已向被告支付这些发票记载的费用；对于商船三井和瀚高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商船三井情况说明记载的内容不是事实，亦不符合逻辑，其陈述的托运人提交电放保函的时间竟在收货人提货之后，可见无论保函收到与否，货物都已放给了收货人；瀚高公司在本案中的地位不明，从附件中的保函内容看，保函的签发人应是瀚高公司，提单持有人亦是瀚高公司，原告从未持有过正本提单。
本院认证认为，被告确认收到原告的六份托运单，故对该证据的证明力及此节事实予以认定。对于双方证据中均出现的提单扫描件或电子表格文件，除尾号为8390、4371的两份之外，其余四份内容一致，可以证明被告曾发送，原告曾接收过该四份提单扫描件，本院对该四份提单扫描件的证明力予以认定，并认定该四份提单记载的收货人与原告托运单申报的收货人不同；尾号为8390、4371的两份提单，原告提交的是抬头为“ACE”（即由被告签发）的无船承运人提单电子表格文件，被告提交的是由船公司商船三井签发的提单，“ACE”提单记载的收货人与原告托运单申报的收货人一致，商船三井提单记载的收货人则与原告托运单申报的收货人不同；对于原告提交的“ACE”抬头的两份提单电子表格，被告否认曾实际签发过该两份提单，并未否认通过网络途径向原告发送过其电子表格文件，结合网络聊天记录的记载，本院认定被告发送、原告收到该两份“ACE”抬头的提单电子表格文件。四份电放保函（系针对尾号为8390、5552、7196和6330的四份提单）上加盖有原告的公章，虽然原告认为保函的内容系由被告直接向原告提供，并告知原告系用于目的港海运操作，且被告处可能存有盖有原告公章的空白纸张，但原告并未提交足以质疑上述保函真实性的有效证据；而被告提交的原、被告业务人员之间的网络聊天记录表明，虽然被告多次要求，但原告并未将盖有其公章的空白纸张交给被告。综上，四份电放保函的证明力应予认定。尾号为1710、4371两份提单的电放保函虽为复印件，但其内容可与商船三井出具的情况说明和公证书中相应的网络聊天记录相互印证，证明原告同意对提单尾号为1710、4371的两票货物实施电放，并向被告指定地址实际寄出了电放保函，故对该两份电放保函的证明力予以认定。结合对电放保函、经公证证明的网络聊天记录、瀚高公司情况说明及商船三井网页查询结果等证据的综合审查，对商船三井出具的情况说明的证明力予以认定；瀚高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则与商船三井的情况说明、四份电放保函原件、相关网络聊天记录印证，证明被告委托其通过相关物流企业向船公司商船三井订舱，其在收到被告的电放指令及原告向其寄送的涉案六份提单的电放保函后通过相关物流或航运企业向船公司商船三井办理电放操作的过程，其证明力可予认定。原告提交的六张涉案运费发票与被告提交的涉案费用账单的金额可以一一对应，且被告提交的相关网络聊天记录可以证明被告曾将账单发送原告，原告均予以确认，故对运费发票和费用账单的证明力予以认定。被告提交的两份公证书中的网络聊天记录系在被告工作人员电脑上登录网络聊天软件后，自该聊天软件中取得，内容完整、连贯，反映了原、被告双方相关业务人员就提单、是否电放及费用账单进行沟通、确认的过程，并可与电放保函、商船三井和瀚高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账单及发票等证据相互印证，原告虽质疑其真实性、完整性，但未提交反驳证据予以证明，亦未提交原告电脑上留存的聊天记录进行比对核实，故对被告公证书中聊天记录的证明力予以认定。被告提交的尾号为1710提单的集装箱信息，在本判决作出时仍可在商船三井的因特网页上查询获得，对其证据效力予以认定。原告对被告提交的案外货物的提单、电放保函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亦予认定，并认定该案外货物系经原告出具电放保函在目的港交付收货人的事实。
原告另提交了涉案六票货物的报关单、发票及集装箱流转查询信息，用以证明货物的种类、数量及价值，以及货物已经放行，原告对之失去控制的事实。被告对这些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并确认被告接受原告委托办理涉案货物报关、涉案集装箱已经拆箱的事实，但认为发票是原告自行开具不能证明货物价值和原告损失金额，集装箱拆箱这并不意味着货物已经被提取。本院对这些证据的证据效力予以认定，对其证明力将在下文综合认定。
经对上述证据的审核认定，结合庭审调查，查明如下事实：
2012年7月至2013年2月，原告陆续委托被告办理六票全涤冰花绒布货物的订舱、内陆运输及报关事宜。就六票货物，原告通过电子途径向被告发出六份托运单，记载的托运人均为原告，收货人均为SHINZOU公司。被告收到上述六份托运单并接受原告委托后，委托瀚高公司办理上述六票货物的订舱业务，货物最终由商船三井承运，商船三井签发了编号为MOLUXXXXXXXXXXX（记载的货物数量为750卷，装船和签发日期为2012年7月18日）、MOLUXXXXXXXXXXX（记载的货物数量为538卷，装船和签发日期为2012年8月22日）、MOLUXXXXXXXXXXX（记载的货物数量为211卷，装船和签发日期为2012年9月6日）、MOLUXXXXXXXXXXX（记载的货物数量为384卷，装船和签发日期为2012年9月26日）、MOLUXXXXXXXXXXX（记载的货物数量为617卷，装船和签发日期为2012年10月24日）和MOLUXXXXXXXXXXX（记载的货物数量为72卷，装船和签发日期为2013年2月7日）的六份提单，记载的托运人均为原告，收货人则均为LUCKY公司，装卸港分别为中国上海和南非德班，交货地均为南非约翰内斯堡。
2012年7月23日，双方通过网络即时通讯工具核对数量为750卷的一票货物（提单尾号8390）的费用账单，被告向原告发送了账单，原告向被告询问了电放费是否涨价后确认了该票货物的费用计人民币4，805元；25日，原告询问该票货物的提单是否已经有了，嗣后被告向原告发送了一份电子文档，次日，原告再次询问被告是否已将提单发给原告，被告称已经发送，原告随后确认收到。
8月3日，被告询问原告481卷的案外货物是否电放，原告称要查一下，然后问下负责人，被告便将电放保函的格式文本发送给原告，并向原告说明电放保函的打印、盖章事宜及邮寄的地址（地址显示的收件公司为瀚高公司）；6日，被告再次询问原告电放保函是否寄出、是否同意电放，原告称原告的负责人要接到客户的邮件再寄，被告此后再次询问原告，其负责人是否同意放货，原告则称当日会寄出保函，次日，原告称已寄出，被告则称已收到。8月20日，被告询问原告上次寄电放保函时有无附带盖有原告章的空白纸张，并表示希望原告能够寄几张这样的纸张，以便办理电放，但原告明确表示没有寄过，盖公章的纸本来就不能随便寄，宁愿每次都在电放保函上盖公章后再寄出来。此前（6月12日），被告也询问过原告能否多寄几张盖了章的空白纸，以方便原告不用每次都寄，可以由被告自行制作电放保函与原告核对无误便直接打印出来，但原告也同样予以拒绝。
8月20日，被告又询问涉案数量为750卷的货物（提单尾号8390）是否可以电放。21日，原告要求被告向其发送电放保函格式，并表示当天就可寄出电放保函；被告询问原告，原告负责人是否同意放货，原告表示肯定；被告再次将该票货物的提单号发给原告，并询问原告电放保函有无寄出，原告则将寄送保函的快递单号告知被告。
8月24日，被告将数量为538卷的货物（提单尾号1710）费用账单发给原告核对，原告核对无异议，并同意被告照此开具发票。9月3日，被告将该538卷货物提单的扫描图片发给原告。5日，被告催促原告支付费用。
9月7日，被告又将数量为211卷的货物（提单尾号4371）费用账单发给原告核对，原告确认了该账单。
9月26日，被告将数量为384卷的货物（提单尾号5552）费用账单发给原告核对，原告表示认可，并主动要求对数量为538卷的货物（提单尾号1710）实施电放。被告将该票货物提单的扫描图片和电放保函格式发给原告，原告随后将寄出保函的快递单号告知被告。
9月27日，被告询问原告数量为211卷的货物（提单尾号4371）是否电放，原告称不能电放，并称原告负责人出差，暂时联系不上，一般是不会放的，没有接到通知是不会放的；一分钟后，原告称刚接到负责人电话，同意电放，并将寄出电放保函的快递单号告知了被告。
10月8日，被告将数量为384卷的货物（提单尾号5552）船公司提单的扫描图片发给原告，原告于次日接收该图片，被告又告知原告该票货物的费用发票已经寄出。
10月31日，被告将数量为617卷的货物（提单尾号7196）账单发给原告核对，原告于11月1日对该账单予以确认。
11月7日，被告向原告发送了数量为617卷的货物（提单尾号7196）的船公司提单扫描件，原告予以接收。
11月12日，被告询问原告384卷货物（提单尾号5552）可否电放，原告告知被告其未接到电放的通知，一旦有消息后会告知被告。此后直至11月21日，被告一直催促原告确认电放，并将该票货物的电放保函格式发给原告。原告于11月22日接收上述保函格式，并告知被告其已将电放保函用“当天件”寄出及相应的快递单号，称被告下班时间可以收到。
11月23日，被告要求原告确认617卷货物（提单尾号7196）是否电放，原告称负责人在国外，是否电放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原告业务人员的；当日，被告再次询问原告是否电放该票货物，原告负责人是否与原告员工联系过，原告称没有，并表示已经发送电子邮件给负责人，负责人没有回复，是否电放要以原告负责人的通知为准；被告又向原告发送了该票货物的电放保函格式文本。直至12月20日，被告一直催促原告确认电放，但原告均称没有接到负责人同意电放的通知，并未同意电放，被告则称国外的Lina说原告负责人已经同意电放，原告便建议被告让Lina直接询问原告负责人。12月20日，在被告的催促下，原告业务员让被告直接联系原告的“副总Fianna”洽谈此事，并称平时一直是“Fianna”与Lina联系的。嗣后，被告联系了“Fianna”，后者告知被告该票货物因货款支付的问题暂时还不能电放，并称Lina说那周会付款的，原告会再协调一下，并会让单证业务与被告联系的；被告表示认可，并让原告再与Lina沟通一下，原告表示认可。被告在本案审理中提交了该票货物的电放保函原件，其上盖有原告的公章、瀚高公司的业务专用章和上港物流国际货运分公司海运订舱部章，该保函与被告提交的其他五份保函包括收货人名址在内的内容完全一致，只是在提单号和船名／航次上有所区别。
2013年2月18日，被告将72卷货物（提单尾号6330）的船公司提单扫描图片发给原告，原告接收；被告又将该票货物的费用账单发给原告，原告对费用予以确认。此后，被告催促原告支付费用。
3月4日，原告告知被告72卷的货物电放，并要求被告先把电放文件格式发给原告，原告盖章后寄给被告。被告将保函格式发给原告，并应原告询问，将保函的寄送地址（即瀚高公司的地址）发给了原告。5日，原告将快递单号告知被告。此后直至6日，被告又催促原告支付该票货物的国内货代费用，原告最终于6日下午将付款信息（金额为人民币4，285元）截屏发给被告。但被告告知原告，因原告费用支付迟延，当日无法办理电放。原告业务员则称其也不愿意迟延支付费用，只是客户不付货款，依该业务员的想法根本不愿电放，是原告负责人说电放的。
3月7日，原告要求被告将2012年7月到当时原告托运的所有目的地为南非的货物提单发给原告，被告称已经全部发过了。原告又称只要发送750卷（提单尾号8390）和211卷（提单尾号4371）两票货物的提单，并称被告没有发过这两票货物的提单复印件，只是发过Excel电子数据表格文件。被告则称因原告负责人已就此事找过被告公司的麻烦，故被告不再发送任何文件；被告另表示，被告是根据国外和原告的指令出提单，收货人是谁与被告一点关系都没有，原告指令收货人是谁，被告就写谁，如果原告早告知被告收货人不对，被告早就改过来了。双方此后就该问题继续交涉，原告称被告没有让原告确认过提单，只是按照国外客户的要求签提单，发送的提单电子表格文件记载的收货人是SHINZOU公司，而发送的提单扫描图片记载的收货人是LUCKY公司；被告则称一直以来提单都是这么出具的，原告从未提出提单收货人有问题，如果原告早发现这个问题并告知被告，被告早就可以更改的，现在货已放，原告才告知被告提单关于收货人的记载有问题。
3月11日至18日，原、被告又就数量为72卷的货物（提单尾号6330）的报关单返还事宜进行沟通，被告最终告知原告已将报关单寄出。
10月12日，原告再次要求被告发送2012年7月到当时总共八票货物的提单复印件，被告则称之前每票都已经发送过，现在系统已锁，无法再行调出。
2014年7月3日，商船三井出具情况说明，称涉案提单尾号为1710（集装箱号MOAU021607）和4371（集装箱号CLHU390187）的两票货物均由该公司承运，该公司提单记载的收货人均为LUCKY公司，托运人已将该两票货物的全套正本提单交还该公司，并提交了旨在指令该公司将货物交付给LUCKY公司的电放保函，办理了电放手续，随后该公司通知目的港代理全套正本提单已收回，并指令其将货物交付给LUCKY公司。根据商船三井网页查询结果，尾号为1710提单项下编号为MOAU021607的集装箱实际于2012年9月18日2235时到达卸货港德班，9月20日0007时卸入港口，9月25日1302时离开港口，9月25日1344时到达德班的格林德罗德中转堆场（GrindrodIntermodal），10月2日1218时提离堆场，10月2日即空箱返还。
2014年7月，瀚高公司出具情况说明，称其于2012年7月至2013年2月期间接受被告委托，安排涉案六票货物自中国上海至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出运事宜。经该公司与被告确认，六票货物由商船三井承运，该公司与商船三井确认了运价和舱位，其中提单尾号为5552的一票货物系由该公司委托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物流中心（以下简称吴江物流），并经上海中远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物流）向商船三井订舱出运，其余五票货物均由该公司委托吴江物流，经由上港集团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港物流）向商船三井订舱出运。六票货物出运时，商船三井均签发全套正本提单交给该公司，该公司则在第一时间将提单扫描件发送给被告，被告收到后均告知该公司须待原告电放指令后再确认后续操作安排。该公司在原告寄送过来的电放保函（一式两份）上盖章，向吴江物流申请电放，获准后将一份保函交上港物流／中远物流留底，另一份则送至商船三井执行电放操作。
被告提交的六份电放保函记载的船名／航次、提单号、起运港和目的地可与相应的提单记载相对应，尤其是电放保函记载的“电放收货人公司名称”即商船三井签发的涉案六份提单记载的LUCKY公司，电放保函记载的收货人地址、电话号码亦与提单记载相同。该六份电放保函抬头为原告的英文名称“HANGZHOUQIAOSIBROTHERIMPORT&EXPORTCO.;，LTD”，内容为“我司持有上述货物（全套）正本提单，现将（全套）正本提单交还贵司上海分公司，并申请将提单所注之货物电放给以上收货人，收货人无需提供正本提单，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损失／费用将由我司负责和承担！”该六份保函上盖有原告的公章、瀚高公司的业务专用章和／或上港物流国际货运分公司海运订舱部章／中远物流的业务专用章。
2012年11月8日，商船三井就原告托运的一票案外货物签发了编号为MOLUXXXXXXXXXXX的提单，收货人亦为LUCKY公司，装卸货港、交货地、货物品名均与涉案六票提单相同。该票货物亦有一份电放保函，抬头、收货人、内容等记载均与涉案六份电放保函一致，亦盖有原告公章、瀚高公司业务专用章及上港物流国际货运分公司海运订舱部章。
涉案六票货物均已在目的港交付提单记载的收货人，原告也已向被告支付了包括六票货物电放费在内的货运代理费用。庭审中，原告确认其与涉案货物的买受人就货物贸易并无书面买卖合同，在与买受人的贸易中，原告总是在收到买受人支付的货款后，才将提单交付买受人办理提货或出具电放保函准许承运人在目的港放货。
本院认为，原告依据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请求被告承担因未交付符合原告订舱要求的提单而导致的原告货物损失的赔偿责任，故本案系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根据本案举证、质证及庭审情况，原、被告对双方之间就涉案六票货物的订舱、拖车及报关事宜成立货运代理委托关系、被告未向原告实际交付涉案的六套纸质提单及涉案提单未完全按照原告托运单的要求将收货人记载为SHINZOU公司并无争议。而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被告未向原告交付符合原告托运单要求的提单是否具有合法根据。
对此，原告认为，被告系在订舱过程中擅自变更收货人，显然具有过错；电放保函是不真实的，其中尾号为1710的提单项下货物，放货日期在保函出具之前，说明无论是否出具保函都会放货；即使原告出具过电放保函，但被告作为专业货代并未对原告尽任何提醒义务，反而让原告产生保函系为了便利目的港操作的误解，且保函上盖有货代章也让原告误以为保函对应的是其他提单，而非应由原告最终持有的提单，达到了欺骗原告的目的。被告则认为，收货人变更是非常明显的，被告已将该信息告知原告，原告已经确认，且出具六份电放保函，其上记载的收货人名称亦为变更后的LUCKY公司，再次说明原告已经知晓且同意；同时，电放保函的出具也免除了承运人凭正本提单放货及被告交付提单的义务；原告对六票货物均出具电放保函，说明其知悉电放货物的风险，自行放弃货物控制权，而是否交付符合其要求的提单、是否变更收货人名称与原告丧失货物控制权已经没有因果关系了。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委托合同的一般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需要变更委托人指示的，应当经委托人同意；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更是要求货运代理企业应当应委托人（实际托运人）的请求，交付取得的提单等运输单证。根据上述规定，作为货运代理企业的本案被告理应按照作为委托人的原告所提交的托运单的记载进行订舱，并交付处理受托的订舱事务所取得的提单，除非被告另有证据证明原告认可订舱信息的变更，并明确放弃提单受领。
综合原、被告关于提单和网络聊天记录的举证，被告在成功订舱、货物装船后通过网络聊天工具将提单的扫描件或Excel电子数据表格文件发给原告，而原告均未对其中记载的包括收货人在内的提单信息提出异议或要求被告予以修改，亦未再向被告提出交付正本纸质提单的要求。相反，在案的网络聊天记录显示，原告对于涉案六票货物中的五票货物（除提单尾号为7196的一票货物外），或应被告询问，在一番核实后最终同一电放，或主动明确要求电放，并均向被告指定的瀚高公司地址寄送了电放保函；就尾号为7196的提单项下货物，尽管聊天记录中无原告同意电放的内容，但原告已明确就该票货物出具电放保函，并寄给了瀚高公司。根据涉案六份电放保函记载的“将（全套）正本提单交还，申请将提单所注之货物电放给收货人，收货人无需提供正本提单，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损失／费用将由我司负责和承担”等内容，其中关于同意返还全套正本提单、无需凭借提单即向收货人放货的意思表示已十分明确；六份电放保函亦明确记载了货物的收货人为LUCKY公司，而非原告托运单上记载的SHINZOU公司。在原、被告通过网络聊天工具的业务接洽过程中，被告在涉案六票货物中的每一票货物出运后不久，均会将包含一项“电放费”的费用账单发送原告确认，原告也均予以了确认，被告即向原告开具发票；原告提交的涉案费用发票所列各项货代费用中也有一项“电放费”，而原告已经确认实际支付了涉案六票货物的全部货运代理费用；在原告确认每一票货物的费用账单，且货到目的港后，被告才询问原告对该票货物是否电放，即原告确认包括“电放费”在内的费用账单的时间在被告询问原告是否同意电放的时间之前，这充分说明对货物进行电放操作是原告熟悉且能够预见到的。原告作为专业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商事主体，未对被告发送的提单扫描件上的提单信息记载提出异议，并出具了意在让收货人无需提供正本提单即由承运人交付货物的电放保函，其中的收货人明确记载为LUCKY公司，原告还向被告确认并支付了包括电放费在内的涉案货运代理费用，应视为原告已经认可包括收货人在内的提单内容，并明确同意收货人LUCKY公司无需提交正本提单即可在目的港提取涉案货物。
原告主张可能有加盖原告公章的空白纸张留存于被告处，且原告误以为提交电放保函只是为了便利目的港的放货，但网络聊天记录已经明确显示原告屡次拒绝了被告关于提供加盖公章的空白纸张的提议，并坚持就每票货物的电放单独提供电放保函。作为专业的进出口公司，原告的这一谨慎行为可以佐证其知晓电放保函及在电放保函上加盖公章意味着什么。另据网络聊天记录，原告绝非毫无条件地出具电放保函，相反，在多票货物操作中，原告是在多次回绝被告的电放询问，并在向公司负责人、客户核实货款是否已经支付后，才同意出具并寄出电放保函的。原告亦当庭确认，在其与国外买受人的贸易中，需要收到买受人的货款才将提单交付买受人或出具电放保函同意货物电放。可见，原告不仅知晓电放保函的法律效果，亦充分理解出具电放保函与担保货款收回之间的密切关系。
原告另提出，被告向其时而发送海运提单的扫描件，时而发送货代提单的电子文件，使其误以为就每票货物分别会有海运提单和货代提单，加之电放保函上还盖有瀚高公司等其他相关货代公司的印章，故其以为电放的是海运提单，不是货代提单。然而，根据在案有效证据，无论是商船三井签发的提单还是抬头为“ACE”的提单电子文件，记载的托运人均为原告，而非被告或瀚高公司等货代企业。因此，根据提单所彰显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及海运实践，如果说涉案六票货物运输分别存在海运和货代两种提单，原告仍可以通过货代提单控制货物的话，则海运提单的托运人应记载为被告或瀚高公司这样的货运代理企业，而海运提单的电放只需由相关货代企业出面办理即可，根本与原告无涉，原告无需在海运提单的电放保函上签章。事实上，根据在案证据，涉案的电放保函是由原告打印出来以后，首先在其上盖章，然后才寄给瀚高公司的。换言之，原告是第一个在电放保函上盖章的主体，当原告在电放保函上盖章之时，其上根本不可能有瀚高公司或其他任何主体加盖的印章。另外，如上文已述，原告在与被告之间通过网络聊天工具的业务接洽中对于电放确认操作显然保持着不核实是否收到货款、是否得到负责人同意就不予电放的审慎态度，故原告关于其受到误导、不知出具电放保函会有何后果的主张明显有悖于事实。综上，原告关于电放保函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原告不知电放保函的法律效果、瀚高公司才是请求海运提单电放的主体、瀚高公司等货代公司的印章对原告具有迷惑性、原告误以为电放的只是海运提单等相关陈述和主张与事实及常理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原告还提出，商船三井出具的情况说明中，就尾号为1710提单项下货物的电放操作，表述为，托运人于2012年9月27日将该票货物的全套正本提单交还，并提交了电放保函，货物于2012年9月20日到达目的港，收货人于2012年9月25日提货；而网络聊天记录亦显示，就该票货物，原告于9月26日1632时才同意电放，这表明在原告同意电放之前实际就已经放货了，无论原告同意与否，货物都会被电放。被告则辩称，该票货物的实际交付日期为2012年10月2日，9月25日系货物卸入卸货港港口后又运离港口的日期，商船三井误将该日期当做了交货日期。本院认为，提单尾号为1710的货物仅系涉案六票货物中的一票，除另有证据证明，该票货物的情况对其他五票货物的电放过程没有说明力。根据在案的网络聊天记录，原告在被告并未询问的情况下，于2012年9月26日1632时主动通知被告对该票货物进行电放，充分说明对该票货物实施电放完全符合原告的意志。经登陆被告提交的查询结果显示的网页实际查看，尾号为1710的提单项下集装箱于2012年9月18日即已到达卸货港德班，20日自承运船舶上卸下，进入卸货港港口，25日被拖离港口，送往德班中转堆场，10月2日方从中转堆场被提出，当日即空箱返还。从中可以看出，商船三井情况说明所称到达目的港的2012年9月20日应系集装箱进入卸货港德班港口的日期，所称收货人提货的9月25日应系集装箱离开卸货港港口的日期。此后，集装箱又于9月25日到达德班中转堆场，10月2日才离开，当日又空箱返还，故10月2日应被认定为货物交付收货人的日期，该日期在原告同意电放之后。因此，原告提出的该项主张亦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本案被告未向原告交付符合原告订舱要求的提单是由于原告认可涉案货物的收货人为LUCKY公司，并同意对涉案货物进行电放所致，并非被告在涉案货运代理合同履行中的过错。另外，原告作为出口企业，在多票纺织品货物的国际贸易中未与国外买受人订立书面贸易合同，对查明涉案货物的贸易价格、货款支付方式与支付情况造成客观障碍，从而无法认定原告遭受的实际损失；也进一步说明原告对可能存在的贸易风险未尽谨慎防范之责。本案提单受领权之放弃，系原告自身行为所致，而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又显与其关于先收货款再交付提单或安排电放的陈述相悖。故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百零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一款、第十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杭州乔爱斯布拉什进出口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9，763元，由原告杭州乔爱斯布拉什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周 刚
代理审判员 林 焱
人民陪审员 陈琦华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张彦.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三百九十九条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需要变更委托人指示的，应当经委托人同意；因情况紧急，难以和委托人取得联系的，受托人应当妥善处理委托事务，但事后应当将该情况及时报告委托人。
第四百零四条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八条货运代理企业接受契约托运人的委托办理订舱事务，同时接受实际托运人的委托向承运人交付货物，实际托运人请求货运代理企业交付其取得的提单、海运单或者其他运输单证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
第十条委托人以货运代理企业处理海上货运代理事务给委托人造成损失为由，主张由货运代理企业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货运代理企业证明其没有过错的除外。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