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甘民初字第4285号
原告高振锋，男，汉族，1982年1月10日出生，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
原告高振磊，男，汉族，1978年10月25日出生，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
原告李春花，女，汉族，1980年1月10日出生，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
被告马某某，女，汉族，1995年1月18日出生，甘肃省高台县人。
委托代理人李杰，系甘肃省高台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被告于爱华，女，汉族，1970年10月1日出生，甘肃省高台县人。
原告高振锋、高振磊、李春花与被告马某某、于爱华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11月15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振锋、高振磊、李春花，被告马某某委托代理人李杰、被告于爱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方诉称：原告从事个体运输，雇佣第一被告父亲马兴文为司机。2013年9月12日16时许，马兴文驾驶原告所属的甘D-192**号重型罐式货车在山丹军马场一场便道上行驶时，车辆驶出路面，造成马兴文死亡，车辆受损，后被告及其亲属胁迫原告于2013年9月19日达成了300000元的赔偿协议，并当场支付了100000元赔偿款，且约定了其他的条款。后原告从山丹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书中得知，马兴文系酒后驾驶，且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而原告在受到被告及其亲属的胁迫之下和不知道交警部门作出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情况下签订协议。故该份协议是在胁迫和重大误解情形之下所签订的，故请求法院撤销该份协议。
被告马某某未作书面答辩，庭审中其委托代理人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理由如下，首先，原告认为本协议是原告在被告的胁迫下签订的，原告需要向法庭提供相关证据来证明其受到胁迫，而事实上被告并未胁迫原告，双方是在共同商议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其次，原告认为此份协议存在重大误解，但这份协议是双方在自愿基础上签订的，内容真实、合法有效，符合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再次，由于原告高振锋与死者马兴文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且马兴文的死亡系从事雇佣活动期间发生意外所致，本案双方争议的协议是基于雇佣关系所达成的赔偿协议，并非交通事故所达成的赔偿协议，协议的性质为雇主责任赔偿协议，原告应按照协议履行自己的义务，故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于爱华未作书面答辩，庭审中辩称：同意第一被告意见。事发后原、被告于2013年9月19日签订赔偿协议、山丹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于2013年9月25日作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属实。
经审理查明：原告高振锋与高振磊系同胞兄弟，原告李春花系高振磊之妻。被告马某某系死者马兴文之女，被告于爱华系马兴文之妻。2013年9月2日，原告高振锋与马兴文口头协商，高振锋雇佣马兴文为其驾驶其所有的甘D-192**号重型罐式货车，工资为5000元/月。2013年9月10日，马兴文驾驶甘D-192**号重型罐式货车抵达嘉峪关装货，次日清晨驾驶该车前往山丹县境内的军马一场中铁二局施工工地送货。9月12日16时许，马兴文卸完货，驾驶货车返回途中，行驶至山丹县军马一场平羌口便道时，车辆翻入山下。9月13日，原告得知车辆出事后，前往山丹军马场寻找司机和肇事车辆。9月14日早晨，在交警部门的帮助下，原、被告先后到达事故现场，司机马兴文已死亡。2013年9月19日，经原、被告多次协商，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一、乙方（高振锋）赔偿甲方（于爱华、马某某）死者马兴文死亡赔偿金、抚养费、交通费、丧葬费、尸检费，精神抚慰金共计300000元；二、协议签订之日乙方付给甲方100000元，甲方开始安葬死者，在安葬期间甲方不得向乙方索要任何费用；三、甲方在协议签订之日5日内向乙方提供死亡证明、尸检报告、事故勘察报告、户籍销户证明、埋葬证明、身份证、驾驶证复印件，甲方提供上述手续后，乙方支付100000元；四、从第二批付款之日算起，乙方将剩余100000元在40日付清，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推拖履行付款义务，如有违反、甲方将对乙方收取每日10000元违约金。协议签订后，原告高振磊、李春花作为担保人在协议上签字，马兴文之兄马兴爱亦在协议上签了字。协议签订当日，原告支付被告现金100000元。签订协议过程中，被告没有限制原告人身自由，亦没有对原告实施暴力行为，只是双方语言上有过激言辞。2013年9月25日，山丹县公安局交警队作出山公交认字（2013）第00044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马兴文酒后驾车、驾驶机件不符合安全要求的机动车是造成本次事故的原因。”马兴文驾驶机件不符合安全要求的机动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驾驶人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前，应当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性能进行安全检查；不得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酒后驾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之规定造成交通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之规定，马兴文的过错是造成此次事故的原因，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现原告以达成协议时交警部门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尚未作出，不知道马兴文系酒后驾驶，马兴文酒后驾车存在重大过错，致使保险公司不予赔偿，且马兴文作为驾驶人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前，应当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性能进行安全检查，但马兴文并没有尽到安全检查义务。因此，当初达成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并受胁迫，请求撤销原、被告双方于2013年9月19日签订的赔偿协议。
另查明：马兴文驾驶的甘D-192**号重型罐式货车属景泰县亨运工贸有限公司所有，2013年3月原告高振锋从该公司购买，但未办理车辆过户手续。死者马兴文持有A2型驾驶证，与其所驾肇事车型相符。甘D-192**号重型罐式货车经检验合格，检验有效期至2013年12月31日。
再查明：甘D-192**号重型罐式货车在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景泰县支公司投保了车辆损失险（保额310000元）、车上人员责任险（驾驶员）（保额100000元），保险期间自2013年2月19日零时起至2014年2月18日二十四时止。
就上述事实，原告提交了如下证据：
1、山丹县公安局交警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复印件一份，原告欲证明原、被告于2013年9月19日达成赔偿协议，而交警部门作出事故认定书的时间是2013年9月25日，由于原、被告达成赔偿协议时，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书尚未作出，原告在不知道死者马兴文系酒后驾车的情况下才签订了协议，因此，该协议存在重大误解。
2、原、被告于2013年9月19日签订的赔偿协议书原件一份，原告欲证明其在签订赔偿协议时认为其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全险，保险公司理赔后即可支付被告，当时交警部门尚未对事故责任作出认定，原告在不知道马兴文系酒后驾驶的情况下与被告签订协议，存在重大误解，签订的协议不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
被告对上述证据质证后认为：对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认定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合法性有异议。由于报告中的酒精含量不排除死者自身产生的可能，交警部门仅仅依据死者血液酒精含量做出死者系酒后驾驶不合法，没有证据证明马兴文在何处与何人喝酒。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赔偿协议真实、合法，对该协议无异议。
就上述事实，被告提交了如下证据：
原、被告于2013年9月19日签订的赔偿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被告欲证明原、被告于2013年9月19日签订的协议是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协议内容合法、透明，该协议是雇员与雇主之间的损害赔偿协议，并不是基于机动车交通事故的赔偿协议，该协议不违反国家的相关法律规定，不存在显失公平和重大误解的情形，该协议不应予以撤销。
原告质证后认为：该份协议与原件相符，是真实的。但是在不知道马兴文系酒后驾驶的情况下签订的，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签订该份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该份协议应予撤销。
本院依职权调取以下证据：
1、甘D-192**号重型罐式货车行车证复印件一份，该车所有人为景泰县亨运工贸有限公司。
经质证，原、被告均无异议。
2、张掖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报告一份，该报告显示马兴文血液中的乙醇含量为32mg/100ml.
原告质证后无异议。
被告质证后认为，从肇事到提取马兴文血液时隔两天，秋天天气较热，不排除自身产生乙醇的可能。
3、山丹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机动车信息查询单一份，该车检验有效期至2013年12月31日。
经质证，原、被告均无异议。
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属实，事实清楚，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原、被告于2013年9月19签订的赔偿协议是否具有可撤销情形。原、被告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就马兴文的人身损害赔偿问题经过多次平等协商，双方于2013年9月19日自愿达成赔偿协议，且原告已部分履行，现原告诉讼请求撤销原、被告达成的赔偿协议，即是对该合同行使撤销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因此，原、被告之间达成的协议能否撤销，即原告的主张能否成立，取决于上述三种情形是否成立。本案中，对原、被告在马兴文死亡后达成的赔偿协议，原告认为，由于签订协议时，山丹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对马兴文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尚未作出，原告不知道马兴文系酒后驾驶、且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原告对此存在重大误解，且系受胁迫情形下签订。被告辩解，双方签订的赔偿协议是基于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并非是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且双方是在平等协商的情况下自愿签订的协议，协议不存在可撤销情形。对此，本院认为，重大误解是指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行为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根据本案实际，原告主张的理由不能成立，其一，三原告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均参与了赔偿协议的签订，签订协议过程中，对协议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该有明确认识，原告在该赔偿协议上签字，即意味着原告方认可该协议内容。其二，原告虽主张该协议是在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但其未提交证据证明在签订协议时存在胁迫情形，庭审中，原告亦认可被告方未限制其人身自由，亦未对其实施暴力，但存在过激语言。被告方作为死者马兴文亲人，在闻听失去亲人，悲痛之际，有过激言语措辞，亦是人之常情，尚未构成对原告胁迫情形。其三，原、被告之间达成的赔偿协议是基于原告高振锋与马兴文之间的雇佣关系，原告对马兴文因从事雇佣活动死亡而造成损害的赔偿协议，不是基于交通事故法律关系而达成的协议。马兴文因单车肇事死亡，经交警部门认定，该起事故是因马兴文酒后驾车、驾驶机件不符合安全要求的机动车而造成的，其造成事故的原因不是此协议的法定理由，原告高振锋作为肇事车辆运行利益及支配利益的享有者，应由雇主高振锋承担主要责任。其四，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马兴文因该起交通事故死亡，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其合理损失已超出双方达成协议的300000元。从双方达成的赔偿协议来看，原告只承担了马兴文因从事雇佣活动死亡所造成各项合理损失的70%左右，已考虑了原告自身过错的原因，至于比例和具体数额的最终确认，则是双方互谅互让、平等自愿、真实意思的表示，并不损失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利益。其五，原告诉称的保险利益的损失问题系另一法律关系，且原告并未提供有关保险公司拒赔的任何证据来支持自己的主张。综上，原、被告在达成赔偿协议时，是双方自愿真实意思的表示，并不违背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是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故对原告要求撤销原、被告于2013年9月19日达成赔偿协议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高振锋、高振磊、李春花要求撤销其与被告马某某、于爱华所签协议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袁晓英
代理审判员 佘文俊
代理审判员 朱永生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何承祖
注：本院宣判后，三原告均提出上诉，二审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