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相民初字第1708号
原告陶雅。
委托代理人姚明、程婷婷，江苏剑桥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陶明华。
委托代理人魏飞、程晓艳，上海市协力（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陶雅与被告陶明华合同纠纷一案，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受理后于2014年8月5日裁定移送本院。本院于2014年8月26日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魏丽玲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于2014年10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案情复杂，本院依法转为普通程序进行审理，由审判员黄伟丰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魏丽玲主审、人民陪审员王佩芬参加评议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5年3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陶雅的委托代理人姚明两次开庭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陶明华的委托代理人魏飞第一次开庭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陶明华的委托代理人程晓艳第二次开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陶雅诉称，被告系原告父亲，双方均为苏州市华安生物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公司）股东。2009年6月17日，原、被告及马冬珍（原告母亲）三方签订《和解协议》，约定：如华安公司遇政府拆迁，原告享有的权利为2005年9月前华安公司已竣工的6575平方米、配电间、传达室80平方米的评估价及其中10亩土地评估价的40%的拆迁赔偿款。2014年4月14日，被告以华安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与苏州高铁新城规划建设局拆迁办公室签订《苏州高铁新城企业拆迁（征收）补偿协议》，补偿金额总计23750000元。补偿款已由被告领取。而被告隐瞒事实，欺骗原告于2014年4月18日签订《协议》，仅向原告支付5000000元。请求判令：1、依法撤销双方于2014年4月18日签订的协议。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陶明华辩称，原被告签订的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有效合同，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请。
经审理查明，2009年6月17日，被告陶明华作为甲方、原告陶雅作为乙方、马冬珍（原告母亲）作为丙方三方签订《和解协议》一份，载明：“甲、丙双方原系夫妻关系，乙方系甲、丙的女儿。2005年9月甲、丙双方经协议离婚，三方就离婚协议的履行产生争议，并经多次诉讼现尚有部分诉讼尚未终结。现经三方友好协商，就三方之间尚未了结的诉讼及公司股权、财产分割等争议问题达成协议如下：一、…………三、乙方现在华安公司占40%股份。现乙方同意公司由甲方全权负责。乙方不参与公司经营。公司经营管理维持现状。四、如华安公司遇政府拆迁，乙方不参与其相关事宜。甲、乙双方确认：拆迁后华安公司解散，乙方享有的权利为：2005年9月前华安公司已竣工的6575平方米、配电间、传达室80平方米的评估价及其中10亩土地评估价的40%的拆迁赔偿款。其余所有拆迁产生的补偿款均归甲方所有，甲方应提供真实的房屋、土地评估报告给乙方，否则甲方承担法律责任。作为补偿，甲方于2010年1月30日前一次性支付给乙方15万元作为上述房屋的装修补偿。今后拆迁时，乙方不得向甲方、华安公司或政府拆迁部门另行主张除房屋、土地评估价外的任何赔偿或者补偿。……”，被告陶明华在甲方处签名，原告陶雅在乙方处签名，马冬珍在丙方处签名。2014年4月18日，被告陶明华作为甲方与原告陶雅作为乙方签订《协议》一份，载明：“苏州华安生物化工有限公司于2014年4月14日政府签订拆迁协议，现双方协商，甲方，华安生物化工有限公司（陶明华）给陶雅赔偿款伍佰万元人民币。从此无经济纠葛，华安生物化工公司解散注销。付款方式2014年4月18日付肆佰万，余款等拿到20%拆迁款一次付清”。后被告陶明华向原告陶雅支付5000000元赔偿款。
另查明，2013年5月21日，房屋征收补偿价值评估表显示华安公司经评估后的补偿总金额为15136566元。2014年4月14日，苏州高铁新城拆迁办与华安公司签订《苏州高铁新城企业拆迁（征收）补偿协议》一份，明确补偿金额总计23750000元，该拆迁款华安公司已领取完毕。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和解协议》、《协议》、房屋征收补偿价值评估表、《苏州高铁新城企业拆迁（征收）补偿协议》及当事人陈述附卷佐证。
审理中，原告认为原、被告签订《协议》之前，原告根本不知道华安公司的拆迁补偿款应为23750000元，被告仅出示15136566元的评估报告，原告是在违背真实的情况下订立的《协议》。根据《和解协议》的约定，被告应当赔偿原告真正土地评估价23750000元的40%为9500000元，与原告实际取得的赔偿款5000000元相差巨大，显失公平，且被告在签订《协议》时故意隐瞒拆迁补偿款23750000元的行为构成欺诈，故应当撤销双方签订的《协议》，为此向本院举证：1、2014年6月4日原、被告的通话录音及整理资料一份，2、原告另申请其丈夫杨卫卿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明双方在签订《协议》的过程中，被告没有向原告出示拆迁协议，被告就拆迁金额的陈述过程构成欺诈。
经质证，被告对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录音不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目的。该份录音中原告陈述的8000000元的差额可以看出原被告在签订《协议》之前，原告已经知道拆迁补偿款实为23750000元。而事实上，在签订协议前，原告及其母亲已经至拆迁办核实拆迁款金额并将拆迁补偿协议进行拍照，在签订《协议》时被告将23750000元的拆迁补偿协议也给原告出示过，双方只是对23750000元的明细产生过争执。从2009年双方签订的《和解协议》中约定被告只需将房屋及土地评估价的40%补偿款给原告，其余款项与原告无关。对于证人证言，因其为原告丈夫，与原告有利害关系，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从证人陈述来看，他其实对于原告在签订协议之前是否知道23750000元、是否看过拆迁补偿协议并不清楚，即便证言是真实的，也不能证明原告在签订《协议》之前对拆迁补偿金额23750000元不知情。被告为证明原告在签订《协议》前已知道华安公司的拆迁补偿款为23750000元，《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欺诈、显失公平的情形，且原、被告及马冬珍三方在签订协议前曾至拆迁办协商分配补偿款事宜。向本院举证：高铁新城拆迁办两位工作人员张肖南、顾玉龙出具的情况说明各一份，张肖南的情况说明载明：“在2014年4月15日上午陶雅和马冬珍前来高铁新城拆迁办，并告知华安生物化工有限公司拆迁补偿款总额为贰仟叁佰柒拾伍万元。张肖南2014.7.10写”。顾玉龙的情况说明载明：“2014年4月15日上午陶明华、女儿陶雅以及马冬珍在我办公室协商华安生物化工有限公司拆迁补偿款分配事宜顾玉龙2014.7.20”。
经质证，原告认为情况说明属于证人证言，需要证人出庭作证。顾玉龙的情况说明仅证明原被告两人是在拆迁办协商的事实，顾玉龙本人没有参与，其情况说明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另第一次庭审后原告向本院提供张肖南于2014.11.27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关于在陶雅和马冬珍前来拆迁办时间太长上次写4月15日可能有误。张肖南2014.11.27”，证明张肖南承认记忆有误，所以第一次出具的情况说明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经质证，被告认为对于张肖南所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内容有异议。该份情况说明所写前提是上次庭审后原告母亲找张肖南闹事，证人不得已才书写的情况说明，且内容是书写时间可能有误，不能证明一定有误。
本院于2015年3月4日至苏州市相城区朱泾社区居委会向村主任顾玉龙及高铁新城拆迁办工作人员张肖南核实其出具的情况说明，两人均明确：1、情况说明均为其本人所写。2、华安公司的拆迁款为23750000元，评估报告金额为15136566元，只评估过一次。拆迁面积与评估报告是一致的。顾玉龙另明确2014年4月15日上午，陶雅及其母亲马冬珍在知道23750000元拆迁款后先是马冬珍与陶明华协商拆迁款事宜，陶明华大概只肯出5000000元，对方要4500000元，谈不拢，马冬珍把女儿陶雅叫至村主任办公室让她与陶明华谈，马冬珍就走了。张肖南另明确2014年4月14日拆迁办与华安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总的拆迁款为23750000元。第二天马冬珍至拆迁办看到拆迁协议并拍了照片。至于为何马冬珍会来是因为之前他们在相城法院有官司，拆迁后村里必须通知马冬珍及其女儿陶雅。4月15日马冬珍和陶雅在知道拆迁款23750000元后与陶明华至朱泾社区协商，协商过程及结果不清楚。至于为何本人出具第二份情况说明是因为马冬珍、陶雅至朱泾社区为顾玉龙、张肖南之前出具的情况说明烦，她们的意思是我们两个出具的说明日期有误，但这是不可能的。后来她们无理取闹，我就说我不清楚了，你们不要和我烦了，所以才会出具后一份情况说明。
经质证，原告认为1、对于顾玉龙的情况说明与笔录中的陈述相矛盾。情况说明中说三人在一起协商，笔录中是说被告与原告母亲先谈，后被告与原告谈，这一事实相矛盾。2、两个证人对于拍照这一事实只有一个人这么说。对于张肖南所陈述不合常理，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如果发生原告与原告母亲无理取闹，张肖南应当报警处理。据我所知是原告报警的。报警是因为有一个工作人员与原告母亲马东珍产生冲突。至于为何会报警，具体代理人不清楚。可能是一个工作人员推了原告母亲马东珍，然后原告抓了一个工作人员的脸。只能说双方发生冲突。
被告对本院出具的调查笔录无异议，两证人都证明了原告在2014年4月18日签订《协议》前已知道拆迁款23750000元的事实。
本院认为，《和解协议》及《协议》均系原、被告双方自愿、真实意思的表示，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合法有据，本院予以认定。原告认为《协议》系原告在受欺诈的情况下签署，并非真实意思表示，签订时原告并不知道华安公司的拆迁补偿款为23750000元，是在被告的欺诈下，将评估报告上的金额15136566元理解为实际拆迁补偿款，故该《协议》属于可撤销合同。本院认为该主张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首先，2009年6月17日原告陶雅、被告陶明华及原告母亲马冬珍三方签订的《和解协议》，明确约定如华安公司遇政府拆迁，原、被告双方确认原告享有的权利为2005年9月前华安公司已竣工的6655平方米房屋及该房屋所在10亩土地评估价的40%，该协议同时进一步明确除评估价的40%赔偿原告外，其余所有拆迁产生的补偿款均归被告所有，今后拆迁时，原告不得向被告另行主张除房屋、土地评估价外的任何赔偿或者补偿。被告只须提供真实的房屋、土地评估报告给原告。由此可见双方在该协议中明确约定被告赔偿给原告款项40%的基础是基于评估报告中的房屋及土地补偿金额而非华安公司与拆迁办签订补偿协议的金额。根据房屋征收补偿价值评估表，华安公司的评估补偿总额为15136566元（其中产权房屋价值11779734元、其他房屋价值29010元、简易／加建房屋价值12222元）。原告庭审中明确签订该协议时被告向原告出示了房屋征收补偿价值评估表，双方亦是根据该评估表中的补偿金额，按照之前双方签订《和解协议》中约定的评估价的40%，最后协议确定赔偿款为5000000元，另明确双方自此无经济纠葛，被告也按约向原告支付赔偿款5000000元，全面履行了其合同义务。其次，根据本案对高铁新城拆迁办工作人员顾玉龙、张肖南的调查笔录，该两人均证实2014年4月15日原告及其母亲马冬珍至朱泾村知道华安公司签订的拆迁协议中总的拆迁款为23750000元。原告庭审中陈述其提供给法院的苏州高铁新城企业拆迁（征收）补偿协议系原告母亲马冬珍用其IPD拍摄的，时间为2014年4月18日之后，但明确拍摄的载体找不到了无法提供，原告对于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拍摄时间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结合原告提供且被告认可的2014年6月4日原、被告之间的通知录音整理资料第3页载明：“因为你一开始对她讲这个800万是给你个人的，跟我没关系，所以结账的时候是撇开的”，原告庭审中明确这句话中的她是指原告母亲马冬珍，具体原告当时为何讲这句话并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显然评估报告的金额加上8000000元的差额恰好是拆迁补偿协议中的总金额，这也证明了原告签订协议时是知道拆迁补偿款的总金额为23750000元。此外，从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内容中“苏州华安生物化工有限公司于2014年4月14日与政府签订拆迁协议”亦可印证双方在签订协议时原告方已知道华安公司与苏州高铁新城拆迁办签订补偿协议的事实，而评估报告是2013年5月21日出具的，原告理应知道该两份协议中的补偿金额差额，不存在签订协议时被告向原告隐瞒华安公司拆迁补偿款为23750000元的事实。原告认为在被告欺诈下，使原告在违背真实意思情况下签订协议并据此主张撤销双方于2014年4月18日签订的《协议》，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及相关法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陶雅对被告陶明华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收取为人民币46800元，由原告陶雅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开户行：农业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营业部，账号：10×××99，户名：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审 判 长 黄伟丰
代理审判员 魏丽玲
人民陪审员 王佩芬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陈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