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云01民终字第39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仕富，男，1954年7月20日生，壮族，云南省广南县人，农民，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军，云南亮剑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原审原告）：季的妹，女，1953年7月15日生，壮族，云南省广南县人，农民，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军，云南亮剑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女，1989年7月1日生，壮族，云南省广南县人，农民，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军，云南亮剑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云海，男，2014年6月5日生，壮族，云南省广南县人，农民，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
法定代理人：王某（系原告王云海之母），女，1989年7月1日生，壮族，云南省广南县人，农民，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军，云南亮剑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国兵，男，1968年3月27日生，汉族，安徽省枞阳县人，住安徽省安庆市枞阳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正冈，男，1974年7月10日生，汉族，云南省宜良县人，住昆明市宜良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春永，男，1982年1月1日出生，汉族，云南省宜良县人，住昆明市宜良县，系赵正冈亲属，特别授权代理。
原审被告:王江，男，1984年10月17日生，壮族，云南省广南县人，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
上诉人王仕富、季的妹、王某、王云海因与被上诉人王国兵、赵正冈、原审被告王江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昆明市宜良县人民法院（2016）云0125民初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6日受理此案后，因被上诉人王国兵下落不明，本院公告向其送达开庭传票，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1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仕富、王某及其诉讼代理人刘勇军，上诉人季的妹、王云海的诉讼代理人刘勇军，被上诉人赵正冈及其诉讼代理人徐永春，原审被告王江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王国兵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院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王仕富、王云珍、季的妹、王云海上诉请求为：1、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即赔偿上诉人王生邦死亡导致的经济损失：死亡赔偿金485980元、丧葬费27184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58661.21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交通差旅费1000元，扣减赵正冈支付的25000元后为797825.2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死者王生邦系长期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经济来源于城市，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二、原审认定精神抚慰金10000元过低；三、一审对上诉人王云海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方式错误，除应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抚养费外，仅应除于2人而非5人，因抚养王云海的法定义务人仅为其父母；四、王生邦作为弱势群体民工，提供劳动保护是雇主的法定义务，王生邦对自身死亡后果无过错，原审判定其承担30%的责任不公平不合理。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王国兵未到庭答辩。
被上诉人赵正冈答辩称：一、原判按照“农村户口”标准计算有关赔偿费用及死者自身承担30%的责任，定性准确；二、原判认定精神抚慰金10000元过高，不应支持；三、赵正冈并非事故现场所建厂房的所有者，房主存在选任过失，应承担相应责任；四、王国兵系房主自己联系来承包施工的，赵正冈仅系代替房主签约；五、赵、王之间形成的是承揽关系；五、王国兵及王江之间形成分包关系；六、王江及王生邦之间形成雇佣关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部分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
原审被告王江述称：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对我方的判处意见。
一审情况：
原告王仕富、季的妹、王某、王云海诉称:原告的亲属王生邦与同乡王江、陆啓伦等五人受雇于被告王国兵到位于九乡街石基大水塘一房屋做钢结构工作。2015年10月6日11时许，王生邦在电焊操作过程中钢结构碰上高压线导致其从屋顶跌落地面，在急送医院过程中死亡。经宜良县公安局法医检验，判断为＂高坠致颅脑损伤死亡。＂双方针对赔偿事宜经九乡司法所调解未果，赵正冈支付了25000元前期安葬费用。被告王国兵作为雇主，未提供安全保障，缺乏安全设施，且高压线离房屋过近，雇主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赵正冈将工程分包给王国兵，明知王国兵无施工资质，也未提供安全设施，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为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请求法院：一、判决两被告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797825.20元（死亡赔偿金485980元、丧葬费27184元、被抚养人生活费258661.21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交通差旅费1000元，共计822825.20元，减除赵正冈支付的25000元）。
被告赵正冈辩称：原告方故意漏告王江雇佣关系，本案的实际情况是，2015年9月26日，被告赵正冈与被告王国兵订立屋顶彩钢瓦加工、安装工程，双方约定材料规格、计算单价、付款方式（被告王国兵包工包料）。实际施工过程中，被告王国兵再将彩钢瓦工程的施工承包给王江（包工不包料），以每平方米17元的单价结算施工费。王江组织ＸＸ、王生邦、陆兽伦、陆加应共5人为其做工，导致王生邦触电坠落死亡的事故。一、施工过程涉及的相互法律关系：（一）、本案被告赵正冈与被告王国兵之间形成承揽关系，理由如下：第一，被告赵正冈单纯就铺设彩钢瓦这一项工作要求被告王国兵完成，并直接支付报酬。铺设彩钢瓦，此为一项临时性工作，并就报酬也商议好，干完就付钱，具备单项工作，单纯支付报酬的特点，被告赵正冈只针对被告王国兵支付报酬，体现了承揽和定作的特征。第二，从标的物看。如同室外超大型显示屏、平面及立体广告牌以及或简单拆除之钢板车间等属于类不动产物，不构成民法意义上的不动产物，归属于可拆分物，第三、合同主体的区别。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为特殊主体，法律对承包人有特殊要求，即承包人必须是经国家认可的具有一定建设资质的法人。而一般承揽合同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合同双方为一般主体。第四、结算方式的区别。通常情况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签订时，合同价款是不确定的、暂定的，需要双方当事人根据合同履行情况，通过专门的工程造价咨询单位，依据国家或地方编制的结算定额，计算出合同的最终价款。而承揽合同往往在签订合同时就约定了明确的价款或价款的计算方式，双方当事人根据合同的约定，不需要通过专门的审计机关结算就能轻易计算出合同的最终价款。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需要进行工程结算才能确定最终价款。通常情况下，如果依据约定不能直接计算出最终价款的合同，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反之就是承揽合同。第五、从人身依附关系来看，承揽关系的定作人与承揽人双方地位平等，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定作人无权干预承揽人工作。本案中，被告赵正冈与被告王国兵之间处于平等地位，因为仅为一项临时性工作，被告赵正冈仅要求将屋顶修理合格，被告王国兵按自己的意思独立完成工作，对完成工作的方式、方法、人员、人数自行决定。第六、工作性质不同，加工承揽合同具有技术性。本案的屋顶加工具有一定的技术性，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加工的，被告王国兵是长期从事农村房屋建设，因此请被告王国兵加工、定制、安装屋顶彩钢瓦。（二）、本案的被告王国兵与王江之间形成分包关系。被告王国兵再将彩钢瓦工程的施工承包给王江（包工不包料），以每平方米17元的单价针对王江单独结算施工费。形成分包关系。（三）、王江与王生邦（死者）之间形成雇佣关系．王江组织ＸＸ、王生邦、陆兽伦、陆加应共5人为其做工，自己并参与实际具体施工。二、各自承担的责任问题。（一）、王生邦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从事安装、加固工作时有注意自身安全的义务，在此施工中王生邦作为电焊工人，明知道房屋上方的线路为高压线路，在施工中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未戴安全帽、未系安全绳、脚穿平滑布鞋）；在进行屋架焊接时，自身站在离地面约7米的屋顶上，离上空的高压线平行距离较短4米，仍使用7至8米的钢筋导致触电坠落身亡，因此王生邦对触电的发生坠落身亡具有重大过错，应承担自身相应的责任。（二）、王国兵承揽铺设彩钢瓦工程后，再将彩钢瓦工程的施工承包给王江（包工不包料），并参与现场指挥具体施工。明知安装、加固施工上空有高压线，未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冒险施工，因此被告王国兵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应当承担承揽人主要的赔偿责任；（三）、王江组织ＸＸ、王生邦、陆兽伦、陆加应共5人为其自己承包工程（包工不包料）具体施工，王江与ＸＸ、王生邦、陆兽伦、陆加应之间为雇佣关系。王江参与现场具体施工。明知安装、加固施工上空有高压线，未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冒险带领工人施工。在本案中王江作为实际施工人并无资质，并未对雇员尽到安安全保障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所以王江应当与王国兵承担主要连带赔偿责任。（四）、关于王江与ＸＸ、王生邦、陆兽伦、陆加应共5人之间的关系。如果形成雇佣关系，ＸＸ、陆兽伦、陆加应3人无需承担责任。依据原告方提供的分别对王江、ＸＸ、陆兽伦、陆加应所做的4份“调查笔录”证据中所述：“按每个平方米17元计算，我们几个做了以后平分”，可以推定5人内部之间系合伙关系。合伙人在执行合伙事务中伤亡，其他合伙人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个人合伙成员在从事经营活动中不慎死亡其他成员应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意见认为，合伙人在从事合伙经营活动中伤亡的，如果合伙人没有过错，则不应负赔偿责任。但伤亡合伙人为合伙人的共同利益受到伤亡，其他合伙人作为合伙经营的受益人，给予伤者或死者家属适当的经济补偿。既合情理也符合有关法律规定的精神。所以如果成立合伙关系ＸＸ、陆兽伦、陆加应，应该承担适当补偿责任。（五）被告赵正冈与被告王国兵之间是承揽关系，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责任。三、原告方的部分赔偿标准不合法。（一）、死亡赔偿金、扶养人生活费、赡养费均应按农村户口计算，死者父母共生育5个子女，赡养费应该除以5。（二）、精神损害赔偿，本次事故中死者自身具有重大过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本次事故系意外事故，故不应支持。四、对于案件受理费用，原告存在的滥用诉权情况，对超出部分应该自行承担；未超部分，被告赵正冈积极参加处理，并先行垫付安葬费，被告王国兵故意逃避责任，至今无法联系，下落不明，不配合处理．故被告赵正冈不应该承担，应由其他人分担。五、此事故系多种原因引起的，为方便法庭查清事实，分清责任，希望原告方追加全涉案当事人王江、ＸＸ、陆兽伦、陆加应，包括电力设施产权人。所执行此事故系多种原因引起的，为方便执行，减少诉累，根据各自应当承担的责任，分别作出具体赔偿数额责任的判决。六、赵正冈不是所建厂房的房主。七、被告王国兵是房主请来施工的，被告赵正冈代替房主签订合同。希望原告方追加房主参加诉讼，否则将视为放弃厂房的房主应当承担的赔偿份额，不能加在其他被告身上。综上所述，故请求驳回原告方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被告王江辩称：我们是王国兵叫来做工的，是按计件做，每平方17元，做完平均分价款，工作时间也是王国兵安排。我们只负责做工，王国兵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被告王国兵未作答辩。
一审法院确认：原告王仕富、季的妹系死者王生邦的父母，王生邦与王某曾系夫妻关系，王某、王云海系母子关系。2015年9月26日，赵正冈与王国兵签订《合同书》，将位于九乡街石基大水塘一房屋钢结构工作承包给王国兵，赵正冈为王国兵提供施工经费，王国兵购置焊接材料及对材料加工制作。合同签订后，王国兵雇佣王生邦、王江等五人制作钢结构。2015年10月6日11时许，王生邦在屋顶进行电焊操作过程中钢结构碰上高压线导致其从屋顶跌落地面，在急送医院过程中死亡。经宜良县公安局法医检验，意见是＂高坠致颅脑损伤死亡＂。2015年10月10日，被告赵正冈向四原告支付了25000元前期安葬费用。四原告在办理王生邦丧葬等事宜时支付了交通费132元。诉讼中，四原告放弃追加房主张富保为被告。另查明：原告王仕富、季的妹共有五个子女，原告王仕富、季的妹、王云海系农村居民户口。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人身权利受法律保护，侵害人因过错造成他人人身损害，应承担赔偿责任。结合原告王仕富、季的妹、王某、王云海的诉讼请求和相关法律规定，本院确定四原告的损失为：1、死亡赔偿金：7456元×20年=149120元;2、丧葬费27184元（4530.67元/月×6个月）;3、被抚养人生活费65188.8元（被抚养人王仕富生活费6036元/年×19年÷5=22936.8元、季的妹生活费6036元/年×18年÷5=21729.6元、王云海生活费6036元/年×17年÷5=20522.4元）；4、精神抚慰金酌情考虑10000元;5交通费酌情考虑500元（包含原告方已支付的132元）,以上5项合计人民币251992.8元。四原告主张应按城镇户口标准计算经济损失无充足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被告王国兵雇佣王生邦做钢结构，明知房屋旁边有高压线，又没有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本院酌情考虑70%的赔偿责任，合币176395元，扣除被告赵正冈已支付的25000元，余币151395元；王生邦明知房屋旁边有高压线，具有及大危险性，但仍继续施工，自身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发包人赵正冈明知在高压线旁边从事钢结构工作具有极大危险性，也明知王国兵没有相应资质和安全生产条件，因此应对四原告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赵正冈认为自己无责任及由被告王江承担雇主责任的辩解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赵正冈请求按份责任处理的主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赵正冈、王国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原告王仕富、季的妹、王某、王云海的各项损失费用人民币151395元；二、驳回原告王仕富、季的妹、王某、王云海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审理中，经上诉人申请，本院至昆明市公安局关上派出所查询了死者王生邦的如下暂住信息：其于2014年12月22日至2015年12月22日期间暂住于昆明市官渡区关培路7号1幢105室。对此，四上诉人及原审被告王江无异议，被上诉人赵正冈对暂住信息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以此作为生活来源于城镇的依据。被上诉人王国兵未到庭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对至公安机关查询的死者暂住信息予以采信。
因被上诉人赵正冈并未在上诉期间提起上诉，视为对一审判决服从，且赵正冈在二审中对一审认定事实均无异议，故针对其所提答辩意见，本院已在庭审中向其释明并非本案二审审理范畴。至于赵正冈二审中提出的追加房主张富保作为共同被告的申请，本院依法另行裁定答复，在此不作赘述。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死者王生邦的死亡赔偿金及上诉人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何种标准计算？2、一审判令死者王生邦自担30%的责任是否公平？3、一审判决的精神抚慰金数额是否合理？
本院认为：第一，四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及法院所查询死者的暂住信息均可证明死者王生邦长期在城镇工作，经济来源已脱离农业生产，且意外身故时亦在从事电焊工作，故计算其死亡赔偿金及上诉人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依法应按照城镇居民标准予以计算，一审对此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确认死亡赔偿金为485980元（24299元／年×20年），王仕富的被抚养人生活费61818.4元（16268元／年×19年÷5人），季的妹的被抚养人生活费58564.8元（16268元／年×18年÷5人），王云海的被扶养人生活费138278元（16268元／年×17年÷2人）。第二，死者王生邦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电焊作业环境中存在高压线的高危因素未尽到足够的审慎、注意义务，应对其死亡后果承担一定的责任，故一审对其责任比例的划分公平、合理，本院予以维持；第三，王生邦虽对其死亡后果需承担一定责任，但其死亡结果客观上已对其父母、妻儿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故一审酌情认定精神抚慰金为1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本院确认上诉人因王生邦死亡产生的经济损失为死亡赔偿金48598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258661.2元、丧葬费27184元、交通费500元及精神抚慰金10000元。除精神抚慰金外的损失共计772325.2元，被上诉人赵正冈及王国兵应承担上述款项的70%，计540627.64元，上述费用扣减赵正冈支付的25000元后加上精神抚慰金10000元，共计525627.64元。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对有关费用计算有误，本院予以改判。据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云南省宜良县人民法院（2016）云0125民初66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赵正冈、王国兵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王仕富、季的妹、王琼珍、王云海连带赔偿各项经济损失525627.64元；
三、驳回上诉人王仕富、季的妹、王琼珍、王云海对原审被告王江的诉讼请求；
四、驳回上诉人王仕富、季的妹、王琼珍、王云海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23436元，由上诉人王仕富、季的妹、王某、王云海承担7995.76元，由被上诉人赵正冈、王国兵共同承担15440.2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判决生效后，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二年。
审 判 长 何海燕
审 判 员 李 鸿
代理审判员 毛维清
二〇一七年二月六日
书 记 员 石 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