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宝民二（商）初字第1907号
原告五矿上海浦东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姚某某，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毕军，上海市恒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开元储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某某，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丁启海，上海市沪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五矿上海浦东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上海开元储运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2年11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毕军和被告的委托代理人丁启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五矿上海浦东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诉称：2006年9月18日及2008年4月7日，原、被告双方分别签订了《仓储保管合同》，合同约定有效期限自2006年9月18日至2007年9月18日及2008年4月7日至2009年4月6日，原告委托被告储存保管货物。被告接受原告的货物后应及时入库，并填制入库单，货物出库时被告需凭原告授权代表签字且盖有放货专用章的放货通知单传真件或提货单原件，在与受权签字人及印章签样留底核对无误后办理出库放货手续。同时约定在货物保管期间未按合同约定的存储条件和保管要求保管货物，造成货物灭失、短少等应承担赔偿责任，并免除原告相应的仓储保管费用。另约定发生争议时如无法通过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的，则提交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解决。合同签订后双方开始履行上述合同，2008年1月至同年6月，被告分9次向原告出具入库单，总计各类钢材12，120.33吨。2008年4月17日，原告盘库时被告出具库存表证明有上述钢材存放于被告处。
2008年8月，原告向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报案称被上海百星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星公司）、赵某某等骗取钱款，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以涉嫌合同诈骗为由立案侦查，侦查中确认犯罪嫌疑人通过被告制作虚假的库存清单、入库单、提货单等骗取了原告货款人民币55，083，00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据此，原告认为被告出具的库存清单、入库单、提货单直接导致原告被骗，并造成原告直接的经济损失。原告于2010年4月20日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中院）提起赔偿诉讼，该院于2010年11月17日以（2010）沪一中民四（商）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第1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提起上诉，后于2011年4月28日以刑事追赃程序尚未结束、具体损失金额尚未确定、待该金额确定后再行追偿为由，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高院）提出撤回上诉的申请。高院于2011年4月29日以（2011）沪高民二（商）终字第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予原告撤回上诉。2011年10月11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中院）在审理的赵某某刑事案件中依法发还原告赃款7，767，104元。据此，原告的实际经济损失本金现已确定为47，315，896元。2012年9月16日，原、被告在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虹口法院）确认本案应由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即本院，以下简称宝山法院）管辖。故原告现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47，315，896元。
原告五矿上海浦东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为此提交了下列证据：
1、原、被告于2006年9月18日签订的《仓储协议》、2008年4月7日签订的《仓储保管合同》，证明双方订立自2006年9月18日至2009年4月7日的仓储保管合同，明确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2、“五矿上海浦东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中钢集团上海公司、中钢集团浙江公司的报案损失”表和涉及9份合同的（部分）入库单、（部分）提货单、购销合同、付款凭证，证明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入库单及提货单已确认钢材的库存量。
3、被告于2008年4月17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及被告于2008年4月17日、2008年4月18日提供的库存单，证明至2008年4月17日，原告在被告处尚有14，803.842吨各类钢材。
4、第15号民事判决书及（2011）沪高民二（商）终字第4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原告在诉讼时效内向被告提出损失赔偿的主张。原告向一中院起诉时所依据的9份合同是原告与百星公司签订于2007年12月3日起至2008年3月5日止（详见一中院第15号民事判决书第4页倒数第2段），现在原告向宝山法院起诉所依据的9份合同是分别签订于2008年1月9日、2008年3月5日、2008年3月12日、2008年4月15日、2008年5月7日、2008年5月16日、2008年5月27日、2008年6月11日、2008年6月26日的，也就是证据2中对应的9份合同。
5、二中院（2009）沪二中刑初字第76号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第76号刑事判决书）、二中院发还赃款凭证，证明被告的侵权事实及原告经济损失金额为5，508万余元。2011年10月11日二中院发还赃款7，767，104.01元，原告诉讼请求金额的计算方法是5，508万余元减7，767，104元，得出47，315，896元。
被告上海开元储运有限公司对原告五矿上海浦东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第15号民事判决书、第76号刑事判决书以及“五矿上海浦东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中钢集团上海公司、中钢集团浙江公司的报案损失”表无异议。对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
1、对证据1的两份合同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但2008年4月7日签订的《仓储保管合同》约定是从2008年4月7日开始履行，原告提起的如是侵权之诉，则该两份合同与本案无关。
2、对证据2，其中的9份购销合同并没有真实发生业务，所涉及的入库单、提货单上被告的公章都是虚假的、是犯罪分子刻制的，在第76号刑事判决书第6页的“证据3”中得到了证实（“上海开元实业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是笔误，应该是“上海开元储运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所以对赵某某、潘某某是以合同诈骗罪判决的。原告提交的9份合同中只有前2份合同所附的入库单、提货单盖有所谓被告的章，但实际是假章；其余7份合同没有附入库单和提货单。
3、对证据3中的情况说明和2008年4月17日库存表的真实性无异议，上面所加盖的“上海开元储运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是被告的，但情况说明针对的是被告2008年4月17日的库存表，是在原告来盘货时开具的，并没有确认核实的数量，只是承诺会负责保管钢材，对保管钢材的数量一直没有确认（是犯罪分子赵某某和潘某某为掩盖犯罪事实，要求被告负责保管工作的工人李某某把历年来被告经营的品种、规格做了一份表格，用U盘交给了潘某某，潘某某在表格上加了原告的抬头，并加盖了被告的业务专用章。此后原告拿着2008年4月17日的库存表来被告处核对。库存表形成在情况说明之前。2008年4月18日库存表是潘某某交给原告的，上面没有被告的业务专用章，当天也没有进行盘点，存货数量也没有确认。库存表上记载的都是被告发生过的业务，与原告无关，不是原告的货）。
4、对证据4、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以赃款发还结束认定责任是不合理的，被告对此不予认可，事实上上海百闻物资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闻公司）与百星公司是同一实际控制人，百闻公司和赵某某的个人财产均没有被执行完毕。
被告上海开元储运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与刑事案件相关联，第76号刑事判决书已经生效，原告在诉状中所述的犯罪嫌疑人并不是被告，不应该出现第76号刑事判决书已经明确的主体之外的追赃对象，且刑事追赃程序并未结束，百闻公司和赵某某的个人财产均没有被执行完毕。原告与百星公司、百闻公司等之间进行的是托盘、融资业务，并没有发生真实的物资交易，所提供的证据都是由犯罪分子伪造的或由犯罪分子亲自交给原告的，原告不相信了才到被告处盘货，被告没有出具过任何仓单、提货单；第76号刑事判决书证明情况说明和库存表不是造成原告损失的原因，被告不具备侵权责任的主体资格，否则犯罪嫌疑人要增加。原告不计成本不断提起诉讼另有企图，只是为了推卸自身的责任，欲将巨额损失转嫁给注册资金只有30万元的被告。原告此前以相同的事实和理由向一中院起诉被告，一中院经审理后作出的第15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故原告此次起诉构成一案两诉，法院对此应予驳回。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或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上海开元储运有限公司为此提交了下列证据：
1、2008年11月4日《上海法治报》报刊载录，证明原告开展的是“托盘”业务，实际是“空转回购”，并没有真实的物资交易过程。
2、报刊载录的检察建议书，证明就原告的托盘业务，司法建议指明是没有实际贸易的空转回购、没有真实物资交易，违规、违法。
3、二中院第76号刑事判决书，证明造成原告损失的实际侵权事实和侵权责任人（不是被告）。
4、期货交易情况，证明原告的实际侵权人当时从事期货和托盘业务的事实情况。
5、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4页，证明原告和实际侵权人当时从事期货和托盘业务的事实结论。
6、（2011）沪高民二（商）终字第4号案件法庭审理笔录，证明原告确认所有入库单是伪造被告的、确认库存单的内容不存在。
7、真实的被告相关仓单凭证，证明原先发生的部分真实仓单业务的过程。
8、上海同大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0年2月24日作出的查证情况说明，证明原告与百星公司等发生的托盘业务共有84笔的情况。
9、第15号民事判决书，证明从法院的判决中无法认定被告侵权的结论，法院没有授权原告可以重新起诉。
10、（2011）沪高民二（商）终字第4号案件部分笔录，证明原告原先承认以刑事判决书的认定事实为诉讼依据。
11、百星公司于2008年4月30日出具的两份证明书，证明实际侵权人承担全部责任的承诺。
12、原告2008年8月8日向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报案的报案材料，证明原告报案时自己认定的损失是600万元。
13、（2010）沪一中民四（商）初字第15号案件部分笔录，证明原告提起侵权之诉和最终确定损失的具体合同。
原告五矿上海浦东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对被告上海开元储运有限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
1、证据1、2都是报刊摘录，不能作为证据，检察建议书不能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2、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
3、证据4证明犯罪嫌疑人是侵权责任人，但与本案无关。
4、对证据5、6无异议。
5、证据7与本案无关联性。
6、证据8是高院二审审理期间委托审计机构形成的，原告是在二审时得知审计机构确认的是哪9份合同。
7、对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报案时的9份合同与现在原告起诉依据的9份合同不同。
8、对证据10无异议。
9、对证据1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对本案原告没有约束力，不能减轻或免除被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10、对证据12，原告在报案材料中所述的总金额为7，000余万元，当时认为拍卖有关财产后原告的损失在600万元左右，但现在另外有6家受害单位加入了受偿程序，所以原告的损失比预估的要大。
11、对证据13的真实性无异议。
经审理查明：
2006年9月18日和2008年4月7日，原、被告先后签订了一份《仓储协议》和一份《仓储保管合同》，由原告委托被告储存保管货物，合同的有效期分别自2006年9月18日起至2007年9月18日止及自2008年4月7日起至2009年4月6日止（如合同有效期届满而原告仍有库存货物未出库完毕的，则合同仍延续有效）。双方并约定：被告接收原告的货物后应及时入库，填制载有货物品种、规格、数量等内容的入库单并通知原告；货物出库时被告须凭原告授权代表签字且盖有放货专用章的放货通知单传真件或提货单原件，在与受权签字人及印章签样留底核对无误后办理出库放货手续；被告在货物保管期间未按合同约定的存储条件和保管要求保管货物造成货物灭失、短少的应承担赔偿责任，并免除原告相应的仓储保管费用等。
百星公司成立于2002年7月、法定代表人赵某某，百闻公司成立于2001年9月、无锡北钢钢铁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钢公司）成立于2004年4月，该三家公司均由赵某某负责经营，潘某某系百星公司员工。自2004年2月起，百星公司即与原告开展托盘业务，形式上先由百星公司将热轧卷销售给原告，再由百闻公司向原告加价回购，截至2008年8月底一共签订了84份合同，其中：2008年起，赵某某为了填补百星公司从事远期钢铁交易产生的巨额亏损，明知百星公司已资不抵债且无钢材库存（同期，百星公司在被告仓库的库存，只有货物的零星进出，并没有与托盘业务相匹配的货物进出），向原告隐瞒了无实际履约能力的事实，指使潘某某联系被告出具虚假单据（实由潘某某私刻了“上海开元储运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印鉴，加盖在包括对应下述2008年1月9日、2008年3月5日热轧卷购销合同的入库单、提货单在内的日期为2007年12月至2008年3月的9份入库单、18份提货单上后交付给了原告），以百星公司名义先后于2008年1月9日、2008年3月5日、2008年3月12日、2008年4月15日、2008年5月7日、2008年5月16日、2008年5月27日、2008年6月11日、2008年6月26日和原告签订了9份热轧卷购销合同，百星公司应向原告销售12，120.33吨热轧卷，再由百闻公司加价向原告回购；基于上述9份热轧卷购销合同，百星公司从原告处获得货款71，083，770.34元，百闻公司仅向原告支付了1，600万元保证金，骗得原告55，083，770.34元。
受原告委派，其员工李某、张某某二人曾于2008年4月17日、2008年4月18日、2008年7月15日三次去被告仓库盘点原告的钢材库存。其中2008年4月17日，潘某某陪同前往，二人实地查货，发现找不到货物，觉得有问题，遂向被告交涉，潘某某和被告工作人员李某某商量后出具了一份《情况说明》，并加盖了被告的业务专用章：“五矿上海浦东贸易有限公司：你公司在我库的库存，在盘点过程中由于有部分卷因堆在一起比较难找，我库一定会负责保管好的，给你们的工作带来了不便，希望你们能够谅解！”2008年4月17日当天，原告并取得了抬头为原告、加盖有被告业务专用章的库存表，库存表载明原告的库存钢材合计14，803.832吨。2008年4月18日，李某、张某某二人再次到被告仓库，又取得了一份抬头为原告、但未加盖有被告印鉴的库存表，二人发现该库存表记载原告的库存钢材合计14，816.93吨，与2008年4月17日的库存表内容不一致（原告陈述是李某某打印后交给原告的，被告陈述是潘某某交付给原告的）。2008年7月15日，李某、张某某二人再次到被告仓库，直接找到负责人徐某某盘货，才被告知被告仓库里没有原告的货物，原告遂于2008年8月向公安机关报案。
2008年4月30日，百星公司曾出具了两份《证明书》：“上海百星实业有限公司在2008年4月间，曾向五矿上海浦东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了12，100吨左右的热轧钢卷仓单。该批仓单是我公司制作的，擅自以上海开元储运有限公司的名义，上海开元储运有限公司并不知情。我公司与五矿上海浦东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就该批12，100吨热轧钢卷仓单的合同已经履行结束。如果因该批热轧钢卷仓单所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均由上海百星实业有限公司承担，与上海开元储运有限公司无涉。特此证明”；“上海百星实业有限公司与五矿上海浦东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与债务，与上海开元储运有限公司无关。上海开元储运有限公司不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二中院于2010年4月19日作出第76号刑事判决书，认为：被告单位百星公司、百闻公司、北钢公司、被告人赵某某、潘某某在没有货物的情况下，隐瞒了公司无履约能力的事实，提供虚假单据，与原告等签订合同，造成原告等三家被害单位的重大损失，其行为均构成合同诈骗罪，判决：1、被告单位百星公司犯合同诈骗罪，判处罚金200万元；2、被告单位百闻公司犯合同诈骗罪，判处罚金100万元；3、被告单位北钢公司犯合同诈骗罪，判处罚金150万元；4、被告人赵某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20万元；5、被告人潘某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5万元；6、违法所得发还被害单位，不足部分予以退赔。赵某某、潘某某不服判决提起上诉，高院于2010年7月7日作出（2010）沪高刑终字第82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告认为其由于被告出具的虚假入库单、提货单而导致被骗货款55，083，000元，被告对此应予赔偿，所涉的购销合同为原告和百星公司于2007年12月3日、2007年12月13日、2008年1月9日、2008年1月16日、2008年1月17日、2008年1月25日、2008年1月28日、2008年3月5日签订，遂于2010年4月20日以合同纠纷为由向一中院起诉被告，一中院立案案号为（2010）沪一中民四（商）初字第15号；审理中，该案案由变更为损害赔偿纠纷。一中院于2010年11月17日作出第15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原告诉讼请求的基础为被告存在侵权行为，原告由于被告的侵权行为而遭受了损失，因此原告有义务举证证明被告存在侵权行为、原告遭受了损失及上述两者之间存在因果联系。对于原告的损失，首先，原告认为其被赵某某等人骗取的5，508万余元即为其受损金额，并认为涉损合同的签订日期为2007年12月3日至2008年3月5日间，但根据第76号刑事判决书，原告被骗取的5，508万余元系发生在2008年间，显然第76号刑事判决书所认定的原告被骗范围与原告诉称的受损范围并不一致，原告依据第7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的原告被骗金额确定自身的损失显然缺乏依据；其次，原告诉讼请求的5，508万余元为其被赵某某等人所骗的金额，依据第76号刑事判决书，在该案中被告人的违法所得将被返还给原告等受害人，因此原告实际因赵某某等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的损失并未确定，原告可在该损失确定后再向侵权人提起相应诉讼；对于被告是否存在侵权行为的问题，原告在本案中认为，由于被告提供的提货单、入库单内容不真实，导致其被赵某某骗取了5，508万余元，现双方均确认涉案提货单、入库单上所盖的被告公章是真实的，但一中院注意到，第76号刑事判决书中确认，2007年12月至2008年3月间的被告入库单、提货单经鉴定与被告样本印文并不一致，即第76号刑事判决书中所涉及的虚假入库单、提货单并非本案中原告所提供的入库单、提货单，因此，一中院无法据此判定被告实施了原告所述的侵权行为，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相应的事实及法律依据，一中院不予支持，遂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告不服第15号民事判决书而提起上诉，高院立案案号为（2011）沪高民二（商）终字第4号；审理中，原告以刑事追赃程序尚未结束、具体损失金额尚未确定、待该金额确定后再行追偿为由申请撤回上诉，高院于2011年4月29日作出准许撤回上诉的民事裁定书。
在第76号刑事判决书的执行过程中，二中院于2011年10月11日依据该刑事判决书第6项主文的规定，向原告发还了案款7，767，104.01元。
嗣后，原告再次不服第15号民事判决书而向高院申请再审，高院立案案号为（2012）沪高民二（商）申字第86号；在高院的审查过程中，原告以另行起诉为由请求撤回再审申请，高院于2012年8月20日作出准许原告撤回再审申请的民事裁定书。
之后，原告以其他所有权纠纷为由向虹口法院起诉被告，要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47，315，896元，虹口法院立案案号为（2012）虹民二（商）初字第1516号；审理中，原、被告就案件的管辖法院达成了一致，原告遂申请撤诉，虹口法院于2012年9月17日口头裁定对此予以准许。原告随后向本院提起了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
虽然原告提起诉讼的（2010）沪一中民四（商）初字第15号案件和本案均为侵权之诉，前后两案的当事人、诉讼请求、法律关系具有一致性，但原告在（2010）沪一中民四（商）初字第15号案件中是基于其与百星公司于2007年12月3日、2007年12月13日、2008年1月9日、2008年1月16日、2008年1月17日、2008年1月25日、2008年1月28日、2008年3月5日签订9份购销合同的事实，在本案中是基于其与百星公司于2008年1月9日、2008年3月5日、2008年3月12日、2008年4月15日、2008年5月7日、2008年5月16日、2008年5月27日、2008年6月11日、2008年6月26日签订9份购销合同的事实，当事人之间前后两案所争议的事项不尽一致，故原告提起本案之诉与（2010）沪一中民四（商）初字第15号案件不构成重复诉讼。
第76号刑事判决书第6项主文判决“违法所得发还被害单位，不足部分予以退赔”，经二中院执行后，向包括原告在内的被害单位分别发还了已经执行到位的案款，其中原告于2011年10月11日得款7，767，104.01元。现阶段的刑事追赃程序已经结束，原告在现阶段因被赵某某、潘某某等诈骗而遭受的经济损失金额已经确定，即47，316，666.33元。
原告提起的本案诉讼仍为侵权之诉。原告要求判令被告承担侵权民事责任，其有责任举证证明被告存在侵权违法行为、原告遭受了经济损失的事实以及上述两者之间存在有因果关系，同时被告在主观上具有过错。根据已经查明的案件事实，原告自2004年2月起即与百星公司开展实质为融资的托盘业务，先由百星公司将事实上并不存在的热轧钢卷销售给原告，再由百闻公司向原告加价回购，截至2008年8月底一共签订了多达84份合同；2008年起，赵某某为了填补百星公司从事远期钢铁交易产生的巨额亏损，明知百星公司已资不抵债且无钢材库存而向原告隐瞒了无实际履约能力的事实，指使潘某某联系被告出具虚假单据，潘某某即私刻了“上海开元储运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印鉴，加盖在相关的入库单、提货单上后交付给了原告，实施违法犯罪和侵权加害行为，其行为使原告遭受了经济损失。同时，百星公司确认，“上海百星实业有限公司在2008年4月间，曾向五矿上海浦东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了12，100吨左右的热轧钢卷仓单。该批仓单是我公司制作的，擅自以上海开元储运有限公司的名义，上海开元储运有限公司并不知情。”现并无证据表明被告及其工作人员参与其间，实施针对原告的违法犯罪和侵权加害行为，相应的入库单、提货单上也未见加盖有被告的真实印鉴，否则被告或其工作人员势必遭到刑事责任的追究。
原告委派其员工于2008年4月17日到被告仓库盘点钢材库存，潘某某陪同前往。潘某某和被告工作人员李某某商量后向原告出具了一份《情况说明》，并加盖了被告的业务专用章；当天并向原告交付了一份抬头为原告、加盖有被告业务专用章的库存表。但原告早在2004年2月起即与百星公司开展托盘融资业务、赵某某和潘某某等诈骗原告的行为早在2008年1月已经开始实施，被告并未参与，故前述情况并非是导致原告被诈骗而遭受经济损失的原因，两者之间缺乏因果关联性，本院得不出前述情况是导致原告遭受经济损失原因的结论。
综上，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佐证其观点、支持其主张，本院对此不予采纳，不能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五矿上海浦东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78，379元由原告五矿上海浦东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已预交）。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按不服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金额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缴至上海市宝山区代理法院收费专户，开户银行农行宝山友谊支行、账号09－050301011842326），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毛晓青
代理审判员 吴 艳
人民陪审员 秦瑞秋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日
书 记 员 胡 莎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五条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
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进行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