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8民终67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费小志，男，1951年5月5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3308221951********，住浙江省常山县天马街道香樟嘉苑**幢*号排屋。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徐筠，浙江钱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陈惠平，浙ＸＸ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晨晋，男，1980年8月4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3308221980********，住浙江省常山县天马街道滨江花园**幢***室。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王志群，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费小志为与被上诉人朱晨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常山县人民法院（2016）浙0822民初2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郑尹秋担任审判长，审判员祝伟荣、代理审判员姚瑶参加的合议庭，于2016年8月12日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费小志及其代理人徐筠、陈惠平，被上诉人朱晨晋及其代理人王志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朱晨晋之父与费小志系多年朋友，费小志现系宁夏志方房地产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2013年12月，朱晨晋与费小志口头达成出借资金给费小志协议，约定月息为20‰。同年12月6日和12月13日朱晨晋通过华夏银行分别借给费小志40万元、60万元。2014年3月28日，朱晨晋通过袁洪的网上银行转账方式分别出借给费小志134495元（另加结算利息65505元）、80万元。2015年3月24日、5月12日朱晨晋通过黄群的银行账户以汇款的方式分别借给费小志2万元（另加结算利息48万元）、65万元。以上合计朱晨晋通过汇款方式出借给费小志人民币2604495元，加上结算利息转为本金545505元，至此，朱晨晋累计共借给费小志315万元。期间，费小志又将其中部分资金出借给案外人段方荣。段方荣曾向费小志出具了二份借条，二张借条内容分别为“今借到费小志人民币250万元，具借人段方荣，2015年4月1日”和“今借到费小志人民币65万元，具借人段方荣，2015年5月12日”。2015年6月下旬，费小志将该两张借条交于朱晨晋。2015年7月下旬段方荣因资金周转困难无力偿还而外逃，因而造成费小志资金短缺不能如期归还朱晨晋借款。原审另查明，2015年7月12日费小志与段方荣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约定段方荣欠费小志借款1420万元（包括朱晨晋出借的315万元），因段方荣无偿还能力，决定将（2014）衢常商初字第692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对伍耀奇享有的922.50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全部转让给费小志所有。同年12月23日费小志与伍耀奇、陆金生签订了一份关于伍耀奇、陆金生（陆金生系922.50万元连带保证人）同意段方荣将922.5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转让给费小志，由伍耀奇、陆金生直接将借款归还给费小志等内容的协议书，协议还约定922.50万元本金及利息，其中由伍耀奇负责归还600万元本金及利息、陆金生负责归还322.50万元本金及利息。当天费小志又与贺州市金典浙商广场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典开发公司”）签订了一份“债转股协议”，约定：金典开发公司同意承担陆金生、贺州市金旗市场开发有限公司应归还费小志借款本金322.50万元及相应利息，还款方式为债转股；债转股完成后，金典开发公司的股权结构相应变更为：费小志以500万元人民币的债权向金典开发公司出资，占有金典开发公司1.25%股权。债转股协议签订后的次日，即2015年12月24日，费小志向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申请中止了（2014）衢常商初字第692号民事判决对伍耀奇、陆金生民间借贷案的执行。2015年9月9日，朱晨晋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费小志归还朱晨晋借款本金3150000元；2、由费小志支付朱晨晋利息323000元（其中2500000元本金，自2015年3月24日至2015年9月9日按月利率20‰计算；65万元本金，自2015年5月12日至2015年9月9日按月利率20‰计算），以后的利息据实计算至本金付清为止；3、案件诉讼费由费小志承担。经审理，原审法院作出（2015）衢常商初字第972号判决。费小志因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2015年12月28日，本院作出（2015）浙衢商终字第473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016年1月20日，原审法院立案受理了该重审案。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该案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朱晨晋与费小志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借贷关系还是委托合同关系。费小志据以抗辩的基础规范为《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关于间接代理之规定，认为费小志系受朱晨晋委托与第三人成立借贷关系，故该借贷关系应直接约束朱晨晋与第三人。该条款的适用前提须是委托人有明确的授权意思，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代理关系确实存在，而其达到直接约束委托人与第三人效果的转致条件即是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该案中，费小志提供的微信记录、证人证言等证据，不能证明朱晨晋有委托费小志出借资金的意思表示，也不能证明案外人段方荣在与费小志成立借贷关系时，知道费小志与朱晨晋之间有无代理关系存在。结合2015年7月12日费小志与段方荣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以及2015年12月23日费小志与伍耀奇、陆金生签订的协议书、费小志与金典开发公司签订的“债转股协议”，均表明系由费小志直接处分与案外人段方荣之间的债权关系，处分方案的权益归属主体为费小志本人，费小志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处分上述债权（包括本案讼争债权）系来自朱晨晋等其他出借人的授权委托、费小志与朱晨晋等其他出借人之间存在代理关系。该案朱晨晋、费小志之间虽无直接的借款凭证，但综合在卷证据及全案事实，可以认定朱晨晋、费小志间成立借贷法律关系具有高度可能性，故对于朱晨晋要求费小志偿付借款本金315万元及按月利率20‰计算相应利息的请求，该院予以支持。费小志以转帐凭证未载明借款事项、双方不存在借款合意等进行抗辩，因而主张其与朱晨晋之间系委托关系，未有充足的事实依据支持，不足以推翻朱晨晋的上述证据锁链。2016年6月7日，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作出判决：费小志归还朱晨晋借款本金3150000元，利息323000元（计算至2015年9月9日止），自2015年9月10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月利率20‰计算，上述款项限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3458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诉讼费用39584元，由费小志负担。
费小志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判认定事实错误，与客观事实相悖。1.原判关于朱晨晋与费小志口头达成出借资金给费小志的协议并约定月息2%的认定，没有任何证据支撑。相反，本案现有证据能证明费小志根本没有向朱晨晋借贷的可能性。2.原判认定费小志将其中部分资金出借给案外人段方荣、2015年7月下旬段方荣因资金周转困难无力偿还外逃，因而造成费小志资金短缺不能如期归还朱晨晋借款，上述认定没有任何证据支撑。3.原判认定2015年6月下旬，费小志将两张借条交于朱晨晋，与客观事实相悖。实际上，在出具借条的当月，费小志即将借条及时交给了朱晨晋。4.原判缺列费小志提供的证据即电话通话清单，有违全面、客观审核证据的原则，导致事实认定错误。二、原判无视本案证据所体现的有利于费小志的部分事实，对双方当事人均认可真实性的证据拒不解读，视而不见，从而导致认定事实错误。1.对于费小志提供的证据（微信记录、证人证言等），朱晨晋均认可其真实性，然原审却未在事实认定部分确认上述证据所反映出的客观事实，即有关向段方荣催债的协议书是2015年7月16日签订的，且朱晨晋在协议签署前就知悉协议书的内容，还口头委托他人代签名，还积极查找段方荣的债务人伍耀奇的财产线索。2.在本案所涉两张借条的右下角，均写有“朱晨晋”的字样，且该借条由朱晨晋持有，体现了该借条所属的真正债权人。3.原判认为费小志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朱晨晋有委托费小志出借资金的意思表示，也不能证明段方荣在借贷时知道费小志与朱晨晋有无代理关系。该认定无视费小志提供的证据体现的客观内容。三、原判举证责任分配严重失当，有违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朱晨晋应负有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举证责任。朱晨晋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款项交付的事实，不能证明该款项的性质为借款，更不能证明双方之间的借贷合意。在委托关系中，受托人可以自己的名义办理委托事务。费小志以自己名义在债权转让协议、协议书、债转股协议里签名，也是在办理委托事务，不能以此认定费小志是协议主体。费小志所举证据已形成一定的证据锁链，委托关系的存在有高度可能性。四、原判对双方提供的相同证据所作的认证意见相互矛盾，有失偏颇。双方均提交了2015年7月16日签署的协议书及借据明细表，且相互均认可其真实性。一审认可了朱晨晋提供的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但对费小志提供的相同证据，以不足以达到抗辩目的为由不予采信。费小志请求二审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朱晨晋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朱晨晋答辩称：一、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朱晨晋一审举证的汇款凭证、情况说明、录音光盘等证据能够证明双方之间借贷关系成立。三、费小志抗辩与朱晨晋之间是委托借款关系，没有事实依据。1.段方荣出具给费小志的借条上明确费小志是出借人。之后费小志与段方荣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与伍耀奇、陆金生等人签订协议书、债转股协议，说明费小志处分了3150000元借款债权，并且获取了处分债权后的收益。借条的内容与费小志的直接处分行为，均表明费小志与段方荣之间是借贷关系。2.费小志一审所举的微信记录、证人证言等证据不能证明朱晨晋有委托费小志将资金出借给段方荣的意思表示，也不能证明段方荣与费小志成立借贷关系时知道费小志与朱晨晋之间有无代理关系存在，费小志在原二审询问时明确承认段方荣只认费小志借款、向费小志还款和付息。3.朱晨晋在出借资金时根本不认识段方荣，根本不存在委托费小志借款给段方荣的可能。4.《合同法》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费小志既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借款的意思表示，更不能证明段方荣在借款时知道费小志与朱晨晋之间有无代理关系存在。费小志适用该规定无事实依据，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二审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依据费小志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债权人仅提供款项交付凭证，未提供借贷合意凭证，债务人提出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或者以其他关系抗辩的，债权人应当就双方存在借贷合意提供进一步证据。本案中，朱晨晋主张双方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未提供借贷合意凭证，而费小志抗辩双方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其受朱晨晋的委托将款项借给了案外人段方荣，故债权人朱晨晋应当就存在借贷合意的事实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但本案中却有特殊之处，即双方对款项的性质为借款无异议，争议的核心为朱晨晋将借款借给了费小志还是段方荣。双方当事人的主张相互排斥，双方对各自主张均负有举证责任。朱晨晋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借条、协议书、电话录音以及申请原审法院向广西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调取债权转让协议等证据，从借条内容分析，段方荣向费小志出具借条，之后费小志在借条上添加朱晨晋的名字，这与朱晨晋主张的事实相互吻合。在电话录音中，朱晨晋明确提出费小志交给朱晨晋母亲的两张借条（即段方荣向费小志出具的借条）会不会搞错，原先的2000000元是费小志出具给朱晨晋的，而费小志对此并没有提出异议。朱晨晋要求费小志补张3150000元借条，费小志则认为“我给你出条子和不出条子是一样的”，也没有明确表示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再结合从广西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调取债权转让协议等证据，虽然费小志辩称是受朱晨晋等债权人的委托，但并未举出受委托的书面证据，故可反映出费小志已经作为讼争借款的债权人实际行使权利。而从费小志所举的证据来看，朱晨晋通过微信知道协议书的内容但未在协议上签字，借条中朱晨晋三字由费小志书写，上述情况并不能充分证明朱晨晋确认讼争借款的借款人是段方荣的事实。从费小志所举的款项支付的证据看，费小志在收到朱晨晋的款项后，有的是加上账户内其他资金一起汇给了段方荣，有的是扣除了段方荣应支付自己的利息后再予转账。而且，费小志也认可自己也有借款出借给段方荣且收到了部分利息。由此可见，即便委托借款事实存在，那么也无法区分费小志自己出借给段方荣的借款本息及朱晨晋委托费小志出借给段方荣的借款本息。综上，费小志所举证据无法充分证明其与朱晨晋的委托关系，而朱晨晋所举证据，相互印证，且费小志没有充分的理由及证据予以推翻，已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原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并无不当，对双方均提交的协议书及借据明细表，因双方证明目的不同，对费小志的证据不予采信亦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费小志的上诉主张均难以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4584元，由上诉人费小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尹秋
审 判 员 祝伟荣
代理审判员 姚 瑶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王慧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