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1527号
原告：苏州工业园区菊蟹堂蟹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
法定代表人：宓建伦。
委托代理人：唐海红，广东博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州酒歌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
法定代表人：付文举。
原告苏州工业园区菊蟹堂蟹业有限公司诉被告广州酒歌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唐海红，被告的法定代表人付文举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苏州工业园区菊蟹堂蟹业有限公司诉称：2013年，原告、被告双方经友好协商，于2013年8月15日达成一致协议，由被告作为原告在广州市、顺德的总经销商，开展销售甲方“菊蟹堂”牌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商业活动。原告为配合被告销售，于2013年9月12日在广州酒家召开了有一百多家酒店领导和和十几家媒体参加的推荐会，从阳澄湖空运2013年第一批捕捞的大闸蟹请与会代表品尝，原告还请来中国首批特级点心大师辛国样先生，在现场表演制作蟹黄汤包，使“菊蟹堂”牌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得到广州市民广泛的认可，原告的“菊蟹堂”牌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以其“又香又甜”的口感赢得了很高的赞誉。此外，为了配合被告打开广州、顺德市场，原告还让被告免费送了大量的“菊蟹堂”牌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给广州各大酒店领导品尝。原告为了配合被告在大闸蟹挑选、捆绑、中转、发运的需要，在上海虹桥机场附近租赁500个平米的专业水产中转仓库，在广州新塘大街租赁250平米的中转、储存仓库，还租赁汽车便于为被告送货。但是，从2013年9月中下旬蟹正式上市以来，被告却没有从原告处购买过一只“菊蟹堂”牌阳澄湖大闸蟹，让原告痛失了广州、顺德的大片市场。后据了解，被告虽然没有从原告处购买过一只“菊蟹堂”牌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但是却打着原告的招牌，印着原告的礼券，大肆销售他人的、且非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使原告前期为了配合被告顺利进入广州、顺德市场所做的大量付出化为乌有。由于该经销协议约定，乙方(即被告)获授权的经销区域，甲方(即原告)不得跨过乙方自行经销或者授权第三方再度开发。所以，被告的违约行为，导致原告丧失了广州、顺德的市场，经济利益严重受损、商誉严重受损。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追究被告不履行经销协议的违约责任，特此起诉，请求法院判令：一、解除原告、被告双方于2013年8月15日签订的《经销协议书》；二、被告赔偿原告损失50万元（含可得利益损失）；三、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被告广州酒歌贸易有限公司答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1、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合同约定价格需要双方签字认可，但因为双方对价格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所以并没有实际产生交易。2、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合同并没有约定被告不得销售其他品牌的大闸蟹，被告实际销售的是“京澄”和“秋实”阳澄湖大闸蟹。3、广州酒家推介费费用全部由被告支付，原告并没有实际支付费用，被告就此已经提供发票予以证明。4、原告诉在被告店里发现了甲方的宣传单，首先这些单张在合作前已印刷，其次，我亦一直在帮原告推介其产品，无奈因其品质一般（在广州酒家推介会上客户和我说的）价格离奇高，推不出去。宣传单张我帮其免费推介，他又不发我工资又有何问题呢？5、原告诉被告销售了它的阳澄湖大闸蟹抵金券，但该部分抵金券是由被告付款印制，因印制时出现了明显的瑕疵，上面出现了“有机食品认证”字样和图案，但原告从未进行认证，所以不能用。原告声称可以退钱给我，但一直未退，故抵金券也一直在被告处。6、菊蟹堂牌子于2013年7月2日才到工商局提出申请，一个未经审核批准的牌子，其实不能称其品牌，因此无法去谈别人侵权。7、广州酒家的餐饮场地费实际由被告支付，原告并未实际支出。
经审理查明：2013年7月2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受理了原告提交的注册中文“菊蟹堂”商标的申请。
2013年7月25日，原告与广州祺禾实业有限公司共同签订《租赁合同》两份，约定：原告租赁广州祺禾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广州市天河区新塘大街横岗头28号B栋1617、1618房用作仓库；租赁期限自2013年7月25日至2016年7月24日；1617房每月租金为5694元，1618房每月租金为4017元，月租金均由2014年7月25日起每年递增5%等。
2013年8月15日，原告与被告共同签订《经销协议书》一份，约定：由被告作为原告在广州市、顺德的总经销商，开展销售甲方“菊蟹堂”牌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商业活动；被告必须遵守双方共同制定的统一商务政策，执行双方规定的产品价格体系；原告应向被告提供大闸蟹经营所需的各类证件，被告要求制定的牌匾、现场宣传海报，宣传彩页应符合阳澄湖协会要求；原告必须保证提供给被告的是出自阳澄湖的大闸蟹，被告不得利用原告的品牌，销售非阳澄湖“菊蟹堂”牌大闸蟹；严格执行款到发货原则，原告在收款后应在一个工作日内发出产品给被告；原告给被告的供货价格，应考虑阳澄湖大闸蟹产地出水价格，分两阶段定价，并由双方签字认可执行等。
2013年8月25日，原告与蒋立文共同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原告租赁蒋立文位于真南路822弄457号暂养水池，冷库等使用面积758平方米作为仓库，期限自2013年8月25日至2014年8月24日止等。
2013年9月12日，原告与被告共同在广州酒家召开“菊蟹堂”牌大闸蟹的推介会，被告向广州酒家支付消费费用29619元。原告主张其为该次推介会免费提供了价值约3万元的大闸蟹。
被告在签订合同后付费印制了“菊蟹堂”牌大闸蟹的抵金券及宣传单并放在其门店进行宣传。
2013年10月30日，原告委托黎彩霞到被告开设的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马场路富力公园28号102铺的“阳澄湖大闸蟹”商铺，用两张“阳澄湖大闸蟹抵金券”（编号：48800022、48800023）提取了两箱螃蟹。纸箱的外包装可见有“京澄”、“阳澄湖大闸蟹”的字样。黎彩霞又用931元购买了三张“阳澄湖大闸蟹抵金券”（编号：38800253、38800254、38800255），另用310元整购买了十只螃蟹（包装箱的外观可见有“京澄”、“阳澄湖大闸蟹”的字样），并现场取得收据两张。同日，原告委托黎彩霞到被告开设的位于广州市天河区东圃东泷商贸城120号25铺、120号27铺的“茅台不老酒专卖店”，用两张“阳澄湖大闸蟹抵金券”（编号：38800253、38800254，系同日下午在珠江新城马场路富力公园28号102铺购买所得）提取了两箱螃蟹，纸袋的外包装可见有“京澄”、“阳澄湖大闸蟹”的字样。黎彩霞又用310元购买了六只螃蟹（包装纸袋的外观可见有“京澄”、“阳澄湖大闸蟹”的字样），并现场取得收据一张、“广州酒歌贸易有限公司送货单”。庭审中，被告称其为“京澄”牌大闸蟹的销售商，因为“京澄”牌大闸蟹没有印制抵金券，而黎彩霞指明需要抵金券，故被告才将印制的“菊蟹堂”大闸蟹抵金券出售给黎彩霞。
合同签订后，因双方对大闸蟹的供货价格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被告未向原告购买大闸蟹。庭审中，原告表示应当按照其单方定制的全国统一价格向被告出售“菊蟹堂”大闸蟹，不会因为被告的意见而改变定价。被告则表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协商确定购买价格。
庭审中，原告解释其主张被告赔偿50万元的依据为：“原告为了配合被告开拓广州和顺德市场，对前提投入了大量工作，包括人力、金钱。考虑广州及顺德市场的销售量，被告不履行双方所签订的经销协议书存在完全的主观故意，根据双方所签订的经销协议书原告允许其独占广州和顺德经销权利，甚至还排除了原告自身进入这两个区域，被告对此完全知情，根据事实我方酌情请求的数额。”
案件审理过程中，本院向原告释明《经销协议书》可能因为欠缺必要条件而不成立，并询问原告是否变更诉讼请求，原告明确表示坚持庭审中确认的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告主张被告违约，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则应承担证明双方买卖合同成立的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法律后果。
关于《经销协议书》是否成立并发生法律效力的问题。大闸蟹的供货价格是大闸蟹买卖合同成立的必要条件，根据《经销协议书》的约定，供货价格需要双方签字认可才能执行，但原告与被告至今无法对大闸蟹的供货价格达成一致意见，且原告坚持应当按照其单方制定的全国统一价格向被告销售，故本院认定因原告拒绝履行合同约定的价格协商义务而导致双方无法就供货价格达成一致意见，《经销协议书》因欠缺价格必要条件而未成立。
关于原告要求解除《经销协议书》及赔偿损失的问题。承前所述，因《经销协议书》不成立而未发生法律效力，现原告坚持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故原告请求解除《经销协议书》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50万元均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苏州工业园区菊蟹堂蟹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原告苏州工业园区菊蟹堂蟹业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宗桢
人民陪审员 肖小琴
人民陪审员 叶小玲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日
书 记 员 张志威
黄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