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3民终110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昌益，男，1967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苍南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作富，男，1975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苍南县，
上列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陈焕付、林明霞，浙江瓯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礼雪，男，1969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苍南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陈思思、杨乃柱，浙江法之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杨海蔬，女，1977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苍南县，
原审被告：徐小黄，女，1967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苍南县，
上诉人王昌益、余作富因与被上诉人余礼雪、原审被告杨海蔬、徐小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苍南县人民法院（2017）浙0327民初76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5月22日，余礼雪以案外人陈玉叶的名义向苍南农商银行借款100万元，借款利率为月利率9.95‰，王昌益作为保证人之一为该笔贷款提供连带保证。2012年5月23日，苍南农商银行向案外人陈玉叶发放贷款100万元。2012年5月24日，余作富、王昌益向余礼雪借款100万元，并出具借条一份，但未就借款期限作出约定。余礼雪分别于2012年5月25日、2012年5月26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余作富账户转账95万元、5万元。借款后，余作富多次向余礼雪还款，分别于2012年9月30日偿还10万元、2013年2月8日偿还20万元、2013年5月9日偿还5万元、2014年1月31日偿还20万元、2015年2月17日偿还10万元、2015年5月7日偿还20万元、2015年8月31日偿还2万元、2016年2月6日偿还10万元，合计97万元。
另查明，余作富与杨海蔬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00年8月1日办理结婚登记；王昌益与徐小黄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94年9月29日办理结婚登记。
2017年8月10日，余礼雪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余作富、王昌益、杨海蔬、徐小黄共同偿还余礼雪借款100万元及利息（从2012年5月24日按照月利率3%计算至2016年2月6日止利息38万元，从2016年2月6日起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余作富、王昌益、杨海蔬、徐小黄承担。
审理过程中，余礼雪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余作富、王昌益、杨海蔬、徐小黄共同偿还余礼雪借款96万元及利息（截止至2016年2月6日止未支付的利息37.915万元，从2016年2月7日起以96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
余作富、王昌益在原审辩称：余礼雪的诉请不成立，余作富、王昌益仅欠余礼雪3万元。余作富、王昌益于2012年5月24日向余礼雪借款100万元，事后余作富、王昌益分别偿还余礼雪97万元，现仅欠借款3万元，余礼雪诉称该款项是利息与事实不符。双方借款时并没有约定利息，借条的内容可以表明，根据法律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的，出借人主张利息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余礼雪要求余作富、王昌益偿还本金和利息174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
杨海蔬、徐小黄在原审未作答辩。
原审法院认为：余作富、王昌益向余礼雪借款100万元事实清楚，双方之间由此所形成的民间借贷关系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关于涉案借款有无约定利息，根据余礼雪的陈述和余礼雪提供的《个人保证借款合同》、借款凭证，可以反映出贷款时间和借条出具时间相差2天，金额一致，余礼雪关于该笔借款的款项来源于该笔银行贷款的陈述予以采信。该笔借款的金额并不是一笔小数目，若余礼雪无息向余作富、王昌益出具该笔款项，余礼雪还需要为此支出相应的贷款利息，显然不合常理，结合余礼雪提供的来源于会计账目的领借凭证和汇款凭证备注的内容，可以认定涉案借款关于利息支付是有约定的。至于双方是如何约定利息的，根据余礼雪提供的录音，王昌益有多次提及利息三分五的内容，并且承认双方在借款时口头按月利率三分五计算利息，同时结合余礼雪提供的三位证人的证言，对余礼雪关于双方口头约定涉案借款的利息按月利率3.5%计算的主张，予以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现余作富、王昌益已向余礼雪支付97万元，余礼雪按照具体的还款时间按月利率3%计算利息，并在2013年2月8日支付的20万元中将超出月利率3%的4万元按本金抵扣，于法有据，予以支持。经核实，截止至2016年2月6日，余作富、王昌益尚欠借款本金96万元及利息37.915万元未还，故余礼雪要求余作富、王昌益偿还借款本金96万元及利息（截止至2016年2月6日止未支付的利息37.915万元，从2016年2月7日起以96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理由正当，应予支持。涉案债务虽以余作富、王昌益个人名义所欠，但该债务发生于余作富与杨海蔬、王昌益与徐小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杨海蔬、徐小黄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余礼雪与余作富、王昌益明确约定涉案债务为余作富、王昌益个人债务，同时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余作富、王昌益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且余礼雪知道该约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本案债务应按余作富与杨海蔬、王昌益与徐小黄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于2017年10月23日判决：余作富、王昌益、杨海蔬、徐小黄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余礼雪借款96万元及利息（截止至2016年2月6日止未支付的利息37.915万元；从2016年2月7日起以96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242元，减半收取10121元，由余作富、王昌益、杨海蔬、徐小黄共同负担。
上诉人余作富、王昌益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对事实的定性和适用法律均有错误，理由如下：1、本案的事实是：案外人陈玉叶与余礼雪是夫妻关系，2012年5月22日余礼雪以案外人陈玉叶为借款人夫妻二人向苍南农商银行借款100万元，王昌益作为保证人之一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余礼雪借得该100万元后再转贷给余作富、王昌益。该事实已由原审的证人证言和余礼雪提供的《个人保证借款合同》等证据予以证实，原审法院对该事实也予以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四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根据以上事实和上述规定，已非常明确该民间借贷合同是无效的。原审法院认定余作富、王昌益与余礼雪之间由此形成的民间借贷关系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是错误的。2、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中有：借款后，余作富、王昌益多次向余礼雪还款，分别于2012年9月30日偿还10万元、2013年2月8日偿还20万元、2013年5月9日偿还5万元、2014年1月31日偿还20万元、2015年2月17日偿还10万元、2015年5月7日偿还20万元、2015年8月31日偿还2万元、2016年2月6日偿还10万元，合计97万元。原审法院认为支付93万元是偿还利息，显然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是错误的，应当视为已返还相应的财产。二、本案的余礼雪已构成高利转贷罪，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人民法院依法应当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本案中，余礼雪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给他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以上，其行为已构成高利转贷罪，且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如果认定余作富、王昌益已向余礼雪偿还93万元利息，那么违法所得属数额巨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应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纠纷案件时发现有犯罪线索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依法移送公安机关或者其他侦查机关立案侦查。综上，请撤销原审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余作富、王昌益返还余礼雪3万元借款本金；一、二审诉讼费由余礼雪负担；建议依法将本案中涉嫌犯罪的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被上诉人余礼雪二审中答辩称：一、原审法院对案件事实的定性和法律适用均是正确。首先，在原审庭审过程中，余礼雪已就借款资金来源作如实陈述，在余作富多次要求的情况下，余礼雪从案外人处借调资金，以帮助余作富、王昌益解决资金周转问题。至于案外人的资金来源，原审法院业已作出正确的认定。此外，案外人的资金来源与本案的法律关系并不存在必然的法律联系，余作富、王昌益现根据案外人的资金来源来否定其与余礼雪之间的借贷关系，是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的。其次，本案并不适用《最高人民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第一、该司法解释规定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的主体主要限定于享有信贷配额和使用信贷资金的企业，即应符合《信贷通则》要求的信贷资金使用条件的非金融机构法人和有关组织。本案中，余礼雪系自然人，并不符合该规定的主体要求。第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贷款通则》第九条的规定，贷款种类分为信用贷款、担保贷款和票据贴现，信用贷款系指以借款人的信誉发放的贷款，担保贷款系指保证贷款、抵押贷款、质押贷款。该司法解释中的“信贷资金”是指信用贷款，即不需要提供担保即可取得的贷款并以自己的信用程度作为还款保证。本案中案外人陈玉叶与浙江农村信用社签订的是担保贷款中的保证贷款合同，根据《贷款通则》第九条规定，信用贷款与担保贷款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贷款方式，也就是说本案中的自然人保证贷款与该司法解释中的“信贷资金”的获取渠道是存在根本性区别的。因此，本案并不属于《最高人民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况。二、因本案并非无效合同，故余作富、王昌益应当按照原审判决确定的内容履行偿还义务。本案的借贷合同不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任意一种情形，因此该借贷合同合法且有效。三、本案余礼雪不构成高利转贷罪。首先，高利转贷罪的主体是与金融机构签订贷款合同的借款人，余礼雪并未作为借款人直接从金融机构贷取款项。其次，本案借贷关系的发生、利息的具体约定均系余作富、王昌益主动为之，余礼雪之所以出借资金，是顾念与余作富之间的宗亲关系而非是出于牟利。这点从余礼雪在启动诉讼程序前后多次找余作富、王昌益调解、主动降低利息就可以看出，况且余礼雪有正当职业，更加不会作出法律不允许的行为。再者，高利转贷罪侵犯的直接客体是国家对信贷资金的发放及利率管理秩序，本案中余礼雪的出借资金均来源于案外人而非金融机构，而案外人的贷款方式系担保贷款亦非凭借个人信誉而取得的信用贷款，况且本案的利息约定也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因此，余礼雪与余作富、王昌益之间的借贷行为并未侵害到国家对信贷资金的发放及利率的管理秩序。最后，余礼雪是否涉嫌高利转贷罪，应由公安部门的立案侦查结果为依据，本案中并没有公安部门有关余礼雪的高利转贷罪的立案材料，且余作富、王昌益在原审程序中也均未提及。余作富、王昌益的上诉请求既主张本案涉嫌刑事犯罪，又主张民事行为无效，该上诉理由不明确，且这两个上诉请求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应在同一个民事审理程序中进行。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应当知道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本院认为，该司法解释规范的主体主要限定在享有信贷配额和使用信贷资金的企业，即符合《贷款通则》要求的信贷资金使用条件的非金融机构法人和有关组织。本案借款的出借人是自然人，涉案借款的资金虽来源于金融机构，但系基于保证贷款所获得，不同于基于个人信誉取得的信用贷款。故余作富、王昌益提出涉案借款合同无效，余礼雪已构成高利转贷罪，应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余礼雪原审提供的证据材料及证人证言，结合涉案借款的资金来源，原审认定涉案借款双方口头约定月利率3.5%以及经依法核算认定尚欠余礼雪借款本金96万元及利息并无不当。余作富、王昌益主张其偿还97万元中的93万元应视为返还相应的财产，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采纳。综上，余作富、王昌益提出的上诉理由和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处理得当，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242元，由上诉人余作富、王昌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潘林华
审 判 员 潘海津
审 判 员 郑建文
二〇一八年三月八日
代书记员 鲍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