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云港市新浦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4）新行初字第22号
原告韦友东。
被告连云港市规划局，住所地连云港市新浦区朝阳中路110号。
法定代表人黄咏梅，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学明。
委托代理人朱江，江苏董运弟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冒家禄。
委托代理人魏范青，男，1976年4月3日生，汉族。
原告韦友东不服被告连云港市规划局（以下简称市规划局）规划行政许可一案，原告于2014年3月2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于2014年3月24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冒家禄与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4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韦友东，被告市规划的委托代理人王学明、朱江，第三人冒家禄及其委托代理人魏范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韦友东诉称：我于1995年3月24日购买了连云港市地基基础工程公司房开分公司开发的康乐新村自建房地皮二块，安排在第一排1号和2号。因是在最西头，剩余66平米不够1户建房，于是另外花钱购买准备用作走道，总售价为6万元整。我家房屋1996年建成，1997年准备装璜时发现冒家禄在我家西山头建房，侵占我的66平米地皮。为此双方发生吵打，派出所出警，当场责令冒家禄家停工，自此16年没再露面和再建。后经我调查发现，冒家禄用于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的登记材料弄虚作假，系新浦区国土分局伪造我签名、印章、指纹等为冒家禄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证》。为此，我于2013年4月21日向江苏省人民政府法制办提起行政复议。2013年8月18日省政府法制办作出复议决定，确认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向冒家禄核发《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2013年11月4日，我向被告申请撤销冒家禄的《民房建筑执照》。2014年2月19日被告作出回复：待国土部门处理完毕后再决定是否撤销冒家禄的民房执照。市规划局新浦区规划管理办公室弄虚作假为冒家禄办理《民房建筑执照》主要表现在：连云港市地基基础工程公司房开分公司与特种电器厂签订协议开发的康乐新村是在特种电器厂院内，冒家禄的宅基地是在规划红线图以外，连云港市地基基础工程公司房开分公司在给新浦区规划分局的证明中也明确表示“冒家禄和周岳祥建房宅基地非我单位规划用地”。副经理卜庆华也证明周志喻的地皮是其私自送给他的，与市地基基础公司房开分公司无关。因当时康乐新村地皮已售完，只有韦友东家西山头66㎡和特种电器厂门前有空地，该地是公建用地，不在康乐新村的规划用地范围。周岳祥1998年2月27日申请更改建房执照的房主姓名为冒家禄，冒家禄的《民房建筑执照》发证日期却是1996年11月5日，与周岳祥的《民建执照申请表》的日期相同，冒家禄的《民房建筑执照》比周岳祥申请变更的时间提前了二年。周岳祥《购房合同》建筑面积是160㎡，规划分局发给冒家禄的《民房建筑执照》是115.65㎡，规划分局的发证依据是什么？冒家禄的《土地证》已经注销，冒家的《民房建筑执照》就理应注销。被告违反“屋随地走”的原则，办理冒家的《民房建筑执照》程序违法，请求法院依法予以撤销，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市规划局辩称：1、原告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2012年4月，原告向连云港市软环境投诉中心提交信访材料，在信访材料中自认自2002年就开始反应涉案行政许可事宜。2013年5月，原告向省政府提出行政复议，要求撤销冒家禄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在该复议中，作为被申请人的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将本案争议的《民房建筑执照》作为证据提交，故应当依法认定原告最迟应在省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之前，即2013年8月18日前就已知道本案争议的行政许可；而原告在2014年2月28日才针对该行政许可提起行政诉讼，故根据相关规定，原告的起诉无论从哪个时间点起算都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2、原告主体不适格。原告主张其对冒家禄的《民房建筑执照》所涉土地中的66㎡土地拥有合法使用权，但其根本没有证据予以证明其是被诉行政许可涉及的66㎡土地的合法使用权人，即无证据证明原告与被告作出的行政许可行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告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首先，原告提交的《购房合同》的真实性无法证明。因该《购房合同》是复议件，无原件印证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且合同中的面积为“226＋66”的书写方式不但违法常理。而且与原告的《民房建筑执照》上所标明的225㎡的面积严重不符，该建筑执照上所标明的面积恰好比原告主张的面积少了约66㎡。如果原告主张的面积是真实的，其早就该在拿到《民房建筑执照》时提出异议，但事实上原告从未对自己的建筑执照提出过任何的异议，明显违背常理。因此，有理由相信原告的《购房合同》复印件是在原合同的基础上篡改形成。其次，原告提交的连云港金柱桩基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无效。由于该公司无法找到该合同的原件与原告的合同复印件核对，因此就无法证明原告的合同复印件是“真实有效”的。该公司不是司法机关，无权确认原告的合同复印件的真伪。另外，《证明》的内容指向不特定，其所述合同与原告在本案中提交的合同是否为同一份合同无法认定，且该公司印章的真实性也无法确认。最后，原告提交的卜庆华的证言与被告提交的卜庆华的证言前后矛盾，被告提交的卜庆华的在后的证言完全否认了原告提交的其在前的证言，原告提交的卜庆华的证言不能作为证明原告证明目的的有效证据使用。3、被告作出的行政许可行为合法有效。1996年12月20日，被告依据原告的申请为其颁发了连规新办（96）第559号《民房建筑执照》，同日在先颁发的有周岳祥的（96）第558号《民房建筑执照》。两个执照都依程序发放，并无违法。1998年被告依据周岳祥的申请为周岳祥办理了户主变更手续，依原告申请为其进行了分户变更手续，两次变更均无违法行为。江苏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只是确认连云港市人民政府核发冒家禄《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并不能说明被告办理冒家禄的《民房建筑执照》的程序违法，两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行政复议决定书并没有对66㎡的土地使用权的权属作出认定，因此，就不能认为被告的行政许可行为违法。连云港市国土局的决定与本案没有因果关系。被告并未因新浦国土分局给冒家禄的回复函件而否定省政府和市国土局的决定书，只是因被告认为两份决定书与被告的行政许可行为没有因果关系，该两份决定书并不涉及争议土地的使用权属问题。新浦国土分局的回函使争议土地使用权处于合法性待定状态，被告暂缓处理原告的申请事项，完全是谨慎行政，切实为行政相对人负责。综上，原告的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原告不具被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被告的行政许可行为合法有效，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冒家禄述称：江苏省人民政府作出的确认核发冒家禄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行政复议决定与被告核发《民房建筑执照》之间没有关联性。撤销冒家禄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原因是办证时将工业用地的土地性质当作了住宅用地，由于用地性质的错误而被撤销，不能因为省政府行政复议决定这个“大旗号”而去否定所有东西。原告认为冒家禄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被撤销了，市规划局就应当依此撤销冒家禄的《民房建筑执照》，这是一种常识性的错误。按照当时先有规划后办土地使用权证的顺序，原告的这一要求将导致整个因果关系的错乱。原告认为冒家禄的建房不在当时康乐新村的红线规划内，要求撤销冒家禄的《民房建筑执照》。连云港市规划局当初批复规划是在1995年，冒家禄是1996年申请，1998年建房。冒家禄和其他共计11户建房都不在规划红线图以内，难道规划部门就无权在作出规划后再进行规划？冒家禄的《购房合同》的时间是1995年元月9日，原告的《购房合同》的时间是1995年3月24日。冒家禄的《购房合同》在前，原告的在后，原告反倒说其是合法的。原告为了让66㎡的过道成立私自修改合同，向法庭提供假证据，原告应当提供其合同的原件。原告提出撤销冒家禄的建筑许可证，是由于冒家禄举报其修建违章建筑导致的结果，否则十几年前办理规划许可证时我们是相连的，当时为何不提出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本案中，原告韦友东与第三人冒家禄因建房引起的纠纷时日已久。被告所作的冒家禄的民房建筑执照行政许可行为，虽登记的发照日期是1996年11月5日，但事实上应是在1998年作出。在案证据亦证实韦友东自认其是从1998年起即对被告的这一具体行政行为不服，要求被告撤销冒家禄的《民房建筑执照》；据此可推定当初原告对于被告给冒家禄颁发《民房建筑执照》是应当知道的，已经超过了2年的起诉期限，故原告的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应当不予受理。鉴于本案已经受理，应当驳回起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韦友东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承担。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素平
审 判 员 汪洪祥
人民陪审员 刁洪祥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李小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