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一中民（商）终字第37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星翼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半壁店新村267号楼4单元4111室。
法定代表人窦贤宽，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陶杨，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荣富嘉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唐家岭村北村委会大门西侧平房。
法定代表人闫荣富（曾用名闫荣付），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冯锦龙，北京市恒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星翼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星翼文化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荣富嘉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荣富嘉业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4）海民初字第76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4月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甄洁莹担任审判长，法官王晴和法官吕云成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院于2015年6月3日、9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星翼文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窦贤宽、委托代理人陶杨，被上诉人荣富嘉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冯锦龙到庭参加了两次庭审，荣富嘉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闫荣富到庭参加了第一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星翼文化公司在一审中起诉称：2011年10月20日，星翼文化公司与荣富嘉业公司双方签订了书面《合作协议》，共同投资收购唐家岭便民综合市场。在合作过程中，荣富嘉业公司法定代表人闫荣富谎称该项目需要资金1500万元，要求星翼文化公司投入500万元，并且按照各方投资比例获得收益。协议签订后，星翼文化公司于2011年11年3日履行完成出资义务，投入500万元，荣富嘉业公司出具了《收条》。后经星翼文化公司查实，该项目实际总投资用款680万元，也就是说，星翼文化公司实际出资占投资总额的比例约为73.5％。星翼文化公司投资后不久，便民市场进入唐家岭拆迁改造的范围，荣富嘉业公司法定代表人闫荣富利用星翼文化公司对他的信任，在该项目拆迁前夕，即2012年4月15日与自然人方红梅、刘明香恶意串通签署项目转让协议，将该项目作价共2000万人民币转让给上述二人（其中方红梅为闫荣富朋友陈松之妻，转让金额为900万元人民币，刘明香为闫荣富之妻，转让金额为1100万元人民币），获取利益1320万元。2012年4月18日，也就是方红梅与刘明香二者在获得该项目后仅三天即在唐家岭拆迁项目负责单位西北旺镇核心区腾退安置及补偿工作办公室（永创兴业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并领取拆迁补偿款2498.205876万人民币（其中方红梅获得1175.205876万元，刘明香获得1323万元）。也就是说项目最终实际收益为1818.25876万元。即便在荣富嘉业公司已获巨额利益的情况下，荣富嘉业公司仍向星翼文化公司隐瞒项目被闫荣富私自转让及拆迁的真实情况，星翼文化公司对这些情况毫不知情，荣富嘉业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也从未向星翼文化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告知过这些事项。星翼文化公司积极向荣富嘉业公司了解项目相关进展情况，荣富嘉业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闫荣富采取逃避的方式，并欺骗星翼文化公司说项目无法进行下去，已亏损。在信息完全不对称的情况下，荣富嘉业公司以不解除协议就不退还本金进行要挟，星翼文化公司无奈之下于2012年9月24日向荣富嘉业公司出具《具结书》解除协议，荣富嘉业公司返还星翼文化公司投资本金326万元，而荣富嘉业公司对收益只字未提。星翼文化公司由于荣富嘉业公司的违约行为，投资款长期被占用，投资正常收益无法获取，导致资金短缺，无法开展正常业务，公司遭受了巨大经济损失。依据双方的《合作协议》，星翼文化公司在此项目上应获收益为1336.4201886万元，违约金的条款设定为二倍，即应为2672.8403772万元，总共荣富嘉业公司应支付星翼文化公司收益及违约金4009.2605658万元，由于违约金条款设定过高，考虑荣富嘉业公司的偿付能力，星翼文化公司主动放弃部分违约金，要求荣富嘉业公司返还项目收益及违约金共计1000万元。故星冀文化公司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荣富嘉业公司按照《合作协议》依法支付星翼文化公司的应得收益750万元、违约金250万元，共计1000万元，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荣富嘉业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不同意星翼文化公司的诉讼请求。星翼文化公司陈述的事实和理由与案情不符。一、唐家岭便民市场的由来。唐家岭市场所属土地系2005年由闫荣富向村委会租赁，在2005年底便签有书面租赁合同，到2009年闫荣富个人与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唐家岭村经济合作社重新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在三方签署《合作协议》之前，闫荣富个人早已经投资把唐家岭市场钢构大棚和基础设施都建设完了。在三方签署《合作协议》之后，并未产生任何新的投资建设。二、三方签署《合作协议》的原因。在三方签署《合作协议》之时，由于当时政策确定唐家岭市场的手续停止办理，闫荣富本意是想尽量能够将该项目保留下来，继续开发，故找到窦贤宽和安徽大鹏洁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鹏公司）法定代表人乔如胜，找窦贤宽的理由是其表示自己有能力和关系把项目保留下来。三、三方签署《合作协议》的目的。若项目能够保留，三方继续投资建设开发唐家岭便民市场，当时约定继续投资开发需要资金1500万元。四、窦贤宽实际出资金额为300万元，而不是500万元。闫荣富收了窦贤宽的出资款，写了500万元的《收条》，其中300万元是银行卡转账，窦贤宽说还有200万元现金，同时窦贤宽说其要用这200万元现金，故把200万元现金又借走，给闫荣富写了200万元现金借条。闫荣富只收到了300万元，没见到过200万元，这是窦贤宽的实际出资情况。五、三方的《合作协议》解除原因。自窦贤宽承诺有关系和能力将唐家岭便民市场项目保留下来后，时隔四个月，窦贤宽也未落实上述承诺。2012年2月28日，窦贤宽给闫荣富发短信要求解除《合作协议》。在2012年初，该项目落实政策，被列入拆迁范围之内。故三方签署该份协议未得到实际的履行，且该市场的土地已经被政府征收用于建设中关村森林公园，致三方合伙开发建设便民市场的合同目的已经无法实现。故大鹏公司于2012年4月10日起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淀法院），请求依法解除该份《合作协议》，海淀法院在2012年4月23日上午9：30开庭解决此案，三方都到了法院。六、《合作协议》是三方协商一致解除的。大鹏公司起诉至法院解除《合作协议》的诉讼在2012年4月23日上午9：30开庭后，窦贤宽明确表示已经没有能力再将唐家岭便民市场的项目保留下来，同时怕已投入的钱收不回来，故窦贤宽多次打电话，发短信给闫荣富，向闫荣富索要其付给闫荣富的300万元出资款和之前借给闫荣富的26万元借款。经过窦贤宽、闫荣富、乔如胜三人共同商讨，最后三方一致同意解除《合作协议》。七、《合作协议》解除后的善后处理。由于当时窦贤宽支付给闫荣富300万元，和之前窦贤宽借给闫荣富26万元，故应窦贤宽要求，闫荣富退还给窦贤宽326万元。另外的200万元根本不存在，在最后清算的同时抵销。闫荣富将窦贤宽写的200万元借条还给窦贤宽，窦贤宽也将闫荣富写的500万元《收条》还给闫荣富。窦贤宽为了表示解除合同的真意，在2012年9月24日与闫荣富办理交接手续时，向闫荣富出具了《具结书》，表示双方已无债权债务关系，且无任何法律纠纷。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09年6月11日，闫荣付、许相钦（乙方）与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唐家岭村经济合作社（甲方）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约定甲方提供给乙方使用的土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唐家岭村北公园，乙方承租甲方的土地面积以实际丈量一百亩为准，每亩年租金人民币1万元，用于建设市场，有关证照手续乙方自办；乙方租用甲方土地使用年限为18年，起租日期为2009年7月1日，终止日期为2027年6月30日；乙方向甲方缴纳2009年7月7日至12月31日土地租金人民币50万元，以后租金每半年支付一次；自双方签订合同之日起因乙方未能办理证照等所导致有关部门管制或者拆除不能正常经营甲方概不负责；甲方向乙方提供水、电的来源；合同期内如遇到国家征地，地上物按投资权属划分，属甲方所属归甲方所有，属乙方所属归乙方所有，土地补偿归甲方所有；乙方有权将部分土地和建筑物转租及合作经营，由此引起的纠纷与甲方无关；乙方在甲方管辖内申请办理经营许可证和注册公司，甲方负责配合协助办理相关手续，乙方必须合法经营，并应在相关证照规划手续办齐后方可经营。
2009年8月5日，荣富嘉业公司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闫荣付，注册资本100万元，公司类型是自然人独资企业。住所地在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唐家岭村北村委会大门西侧平房。此后，闫荣付和许相钦在其租赁的土地上兴建了唐家岭便民市场，并且没有进行过权属登记。
2011年10月初，闫荣付对许相钦说市场要拆迁，村里只赔偿600万元，有人要以680万元收购市场，许相钦决定退股。2011年10月12日，闫荣富（甲方）与许相钦（乙方）签订《退股协议书》，双方就便民市场股权转让事宜达成协议，经确认乙方投资总额为人民币27.5万元，现乙方以人民币32.7万元将所有股权转让给甲方，以后所有权利归甲方所有，以后因该市场所产生的任何收益均有甲方享有，与乙方无关。
2011年10月15日，荣富嘉业公司（委托方、甲方）与圣沃特公司（受托方、乙方）签订《委托合同》，约定委托方就其在北京市海淀区唐家岭村占地规模为一百亩的便民市场的拆迁补偿事宜，委托受托方作为代理人代为办理；委托方对受托方办理此事的授权期限为一个半月，2011年10月15日始至2011年11月30日止；受托方作为委托的代表负责办理委托方在北京市海淀区唐家岭占地规模为一百亩的便民市场的拆迁补偿事宜；在村、镇、区的有关同志接触委托方、谈话或开会等与委托方签字确认补偿标准之后，委托方支付受托方50万元代理费；在委托方收到补偿后五日内，补偿金额中2800万元以内与受托方无关，超出2800万元的部分按70％的比例向受托方支付代理费；合同还对其他内容进行了约定。
2011年10月20日，荣富嘉业公司（甲方）、大鹏公司（乙方）、星翼文化公司（丙方）签订《合作协议》，约定三方就北京市海淀区唐家岭便民综合市场开发事宜达成协议。协议约定，一、投资项目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唐家岭村北公园，占地一百亩，项目需要收购资金1500万元。二、合作方式是，甲乙丙三方共同出资收购，共同承担风险，共同享有项目产生的收益。三、出资比例，三方出资意向为各承担三分之一，各出资500万元，实际出资以最后出资额为准，出资比例决定三方所在股权比例，以后项目所产生利润也以实际出资比例为准。四、权利义务，三方有按时出资的义务，甲乙丙三方有按出资比例获得项目收益的权利。五、违约责任，如项目产生收益，所得收益应当及时分红，如有收益支配权的一方扣留收益，不及时分红，扣留收益的行为属于严重违约，应按扣留款的双倍赔偿应分红一方损失。星翼文化公司与大鹏公司在签订协议时均知道唐家岭便民综合市场有可能将被划入拆迁范围。
2011年11月3日，荣富嘉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闫荣富向星翼文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窦贤宽出具《收条》，确认收到星翼文化公司唐家岭项目款500万元。当日，窦贤宽向闫荣富出具借条，确认借到闫荣富现金200万元。窦贤宽通过银行向闫荣富汇款300万元。
2012年1月3日，荣富嘉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闫荣富收到窦贤宽的20万元现金。同年1月11日，闫荣富收到窦贤宽的现金6万元，并在《收条》中写明，“这些款用办公室装修、购办公桌椅、春节给甲方买礼品烟酒及购物卡等”。
2012年2月28日8：21，窦贤宽给闫荣富发信息说：“我决定退出唐家岭市场，方便的话，把钱汇到农行卡上，卡号：×××。”随后，窦贤宽又发信息说：“我没有任何想法，只是能力有限，性格不好，给你们的宏伟计划和事业带来不便，深感歉意”。
2012年3月10日，大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乔如胜在《合作协议》第二页背面加盖公章，且乔如胜签字确认“同意解除本协议”。
2012年3月27日，闫荣富给窦贤宽发信息询问是否有必要单独沟通一下。
2012年4月15日，闫荣富将唐家岭村北公园一百亩土地中的22亩土地及地上房屋约13500平米的使用权及经营权一次性转让给其妻子刘明香，拆迁补偿款归刘明香所有，与其他人无关。同日，闫荣富将唐家岭村北公园一百亩土地中的78亩土地的使用权及经营权一次性转让给方红梅（闫荣富朋友陈松的妻子），拆迁补偿款归方红梅所有，与其他人无关。刘明香和方红梅均出具了《具结书》。2012年4月18日，刘明香（乙方）与北京众唐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甲方）和北京文开房屋拆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乙方将租赁的房屋场地14674平方米腾空交给甲方验收，甲方同意支付给乙方停产停业补助费、搬迁补助费、提前解除合同补助等共计1323万元。待乙方将自建房屋拆除并将所租场地房屋交丙方验收后20个工作日内，甲方负责以存折方式支付乙方，乙方应在2012年4月18日前完成搬迁。同日，方红梅（乙方）与北京众唐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甲方）和北京文开房屋拆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乙方将租赁的房屋场地52000.26平方米腾空交给甲方验收，甲方同意支付给乙方停产停业补助费、搬迁补助费、提前解除合同补助等共计11752058.76元。待乙方将自建房屋拆除并将所租场地房屋交丙方验收后20个工作日内，甲方负责以存折方式支付乙方，乙方应在2012年4月18日前完成搬迁。
2012年5月18日，窦贤宽约闫荣富周日下午三点在公司办公室见面，闫荣富回复可以。闫荣富于5月20日中午告知窦贤宽自己生病住院。之后双方又约晚上九点二十左右在“艺海”见面。
2012年9月24日，窦贤宽在《合作协议》第二页正面签字确认，闫荣富把326万元打到窦贤宽农行卡上，合同解除。陈松作为证明人亦在《合作协议》上签字。当日，闫荣富即向窦贤宽的银行账户转账326万元。窦贤宽自书《具结书》，确认星翼文化公司与大鹏公司、荣富嘉业公司在唐家岭村北公园合作项目所投款项人民币326万元，一次性转入窦贤宽农行卡上后，合同解除，不再追究任何责任。
诉讼中，大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乔如胜到庭证实：大鹏公司和星翼文化公司、荣富嘉业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但是后来解除了，因为没有实质性的投入；当初窦贤宽给了闫荣富300万元，闫荣富曾经从窦贤宽处借款26万元，两笔加起来闫荣富一共给窦贤宽326万元，然后三方就解除协议；大鹏公司并未实际投资；窦贤宽、闫荣富两人均对其讲过，窦贤宽投入了300万元，但是签订协议后，实际是没有投资的；签订《合作协议》的目的是重建市场，当时也听到市场要拆迁，窦贤宽表明其有一定的关系，可以将市场保留下来继续发展，就让乔如胜带公章来北京，乔如胜听到这个事情也很兴奋，就来签订协议了；三方签订《合作协议》并不是为了获得拆迁补偿款，而是要保留市场继续发展。陈松到庭证实：2012年9月24日，闫荣富、窦贤宽协商终止《合作协议》，让陈松作为中间人，闫荣富把200万元的借条原件交到陈松手上，窦贤宽把500万元的收条原件也交到陈松手上，双方说好闫荣富给窦贤宽326万元，协议就解除了，之后闫荣富到银行给窦贤宽转账，窦贤宽在《合作协议》上写下钱打到窦贤宽的账户上，协议解除；闫荣富转账后，窦贤宽拿着银行卡去查询，回来窦贤宽还写了《具结书》；陈松与闫荣富、窦贤宽、乔如胜均是老乡关系；解除《合作协议》的时候，闫荣富与窦贤宽谈的是326万元。陈松当庭确认荣富嘉业公司提供的借条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诉讼中，星翼文化公司称，闫荣富的妻子和陈松的妻子通过拆迁获取了巨额收益，而拆迁是针对市场进行的，补偿也是针对市场进行的；三方签订《合作协议》是为了获得拆迁收益，荣富嘉业公司一直在隐瞒项目被私自转让及拆迁的事实。荣富嘉业公司认为唐家岭便民市场土地的转让、拆迁与星翼文化公司无关。
上述事实，有《合作协议》、《收条》、《土地租赁合同》、《委托合同》、授权委托书、《公证书》、银行客户回单、《具结书》、证人证言、手机信息照片等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意见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星翼文化公司、荣富嘉业公司、大鹏公司三方签订的《合作协议》未违反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星翼文化公司、大鹏公司愿意与荣富嘉业公司合作，是基于唐家岭便民综合市场已然存在，荣富嘉业公司法定代表人闫荣富是唐家岭便民综合市场所在土地的承租人，并且希望通过投资合作产生收益。但《合作协议》签订后，星翼文化公司、大鹏公司、荣富嘉业公司三家公司并未按约定进入实质上的项目收购工作，大鹏公司、荣富嘉业公司也未进行资金的投入。尽管大鹏公司在2012年3月作出解除《合作协议》的意思表示，星翼文化公司与荣富嘉业公司并未对解除《合作协议》达成一致意见。荣富嘉业公司法定代表人闫荣富在2012年4月15日将唐家岭便民综合市场所在的一百亩土地使用权、经营权同时转让给刘明香、方红梅，直接导致闫荣富本人丧失了对唐家岭便民综合市场的经营权。而当时《合作协议》尚未完全解除，荣富嘉业公司未将此重大事项告知星翼文化公司，违反了商业活动中的诚实信用原则，使得星翼文化公司法定代表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作出同意解除《合作协议》的《具结书》。荣富嘉业公司在解除协议的过程中存在一定过错，应对星翼文化公司作出一定经济补偿。星翼文化公司要求荣富嘉业公司按照《合作协议》条款进行赔偿，缺乏合理依据。该院酌情判令荣富嘉业公司承担星翼文化公司资金返还前的利息损失十八万元。对于星翼文化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荣富嘉业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星翼文化公司经济损失十八万元；二、驳回星翼文化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星翼文化公司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星翼文化公司在《合作协议》签订后，即履行了500万元的出资义务，闫荣富亲笔书写收条认可，荣富嘉业公司在收到星翼文化公司的出资后即开始收购之前的股东股权工作，荣富嘉业公司并未告知项目收购情况。一审法院认定《合作协议》未按约定实质履行错误。其次，《合作协议》是一种资产处分行为，名义为收购，实质是闫荣富对持有的唐家岭市场地块使用权与经营权的处分行为。对于出资款项的用途是否用于项目后续收购与开发，只有闫荣富自己能够掌握，并非星翼文化公司所能掌控。通过《合作协议》的签订，星翼文化公司与荣富嘉业公司已成为唐家岭市场的共有权人，享有基于该土地的附着物的拆迁补偿的权益，当然可以依据《合作协议》条款要求赔偿。一审法院在已认定闫荣富存在欺诈的前提下，却保护失信当事人的利益。再次，荣富嘉业公司用星翼文化公司入股的资金，清退该项目原来包括许相钦在内的其他小股东，有证人证言予以证实。另一部分用于维持该项目，有6万元的收条为证。因此，星翼文化公司的投资款客观上已被用于唐家岭市场的运营中，应认定星翼文化公司实质入伙了唐家岭市场项目。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在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上，星翼文化公司已履行完证明合同关系成立和生效的举证责任，一审法院也认定《合作协议》有效，荣富嘉业公司应举证证明合同未实际履行，而不应按照闫荣富自述直接认定。其次，一审法院认定《合作协议》有效，且认定荣富嘉业公司在解除协议过程中存在过错，应就有效合同的违约责任直接适用，不存在法院自由裁量的范围。星翼文化已完成出资义务，荣富嘉业公司称未将星翼文化公司的投资款用于项目，恰恰证明其擅自变更合同，其行为本质上就是一种违约行为。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荣富嘉业公司支付星翼文化公司750万元收益并承担250万元违约金，共计1000万元；一、二审诉讼费由荣富嘉业公司负担。
星翼文化公司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2010年3月20日《股份经营合作协议》，证明荣富嘉业公司于2010年3月20日与张俊、许相钦、乔如胜等人签有合作协议，形成合伙，闫荣富、乔如胜对该项目早有实质性投入，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错误。2、许相钦的书面声明与证人证言。证明闫荣富伪造退伙协议，骗取拆迁款。3、张俊的证人证言。证明唐家岭市场项目实际有投资，2010年3月20日《股份经营合作协议》的四方已经形成了合伙关系，乔如胜在本案《合作协议》之前就有了投资。4、诉讼收费专用票据。证明星翼文化公司早在2013年8月7日即向荣富嘉业公司提起诉讼。
荣富嘉业公司服从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其针对星翼文化公司的上诉理由及请求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三方签署的《合作协议》目的是保留项目继续开发。二、星翼文化公司实际出资300万元。三、《合作协议》的解除原因，是星翼文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窦贤宽给荣富嘉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闫荣富发短信想要解除合同，后来三方在协商基础上对合同进行了解除。《合作协议》解除后，星翼文化公司的出资300万元、借款26万元，共计326万元，荣富嘉业公司都还给了星翼文化公司。
星翼文化公司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2012年9月24日的接警信息，证明当日窦贤宽已经知晓唐家岭市场拆迁的事宜。
在本院第一次庭审中，荣富嘉业公司表示其收到星翼文化公司的300万元后，主要以保证金的形式进行保管，钱款没有花费。应星翼文化公司公司的申请，本院调取了闫荣富名下中国农业银行卡号为×××的借记卡的部分交易明细，其中显示2011年11月4日，闫荣富将该卡中的150万元转存至自己的另外一张借记卡上，同日闫荣富向案外人芦晖汇款69000元。星翼文化公司认为上述情况可证明荣富嘉业公司已将其收到的300万元实际用于了唐家岭市场的经营和清退原有股东，荣富嘉业公司表示上述款项可能有一部分闫荣富个人使用了，但与本案的《合作协议》无关。
经本院庭审质证，荣富嘉业公司对于星翼文化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股份经营合作协议》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许相钦、张俊的证人证言的真实性认可，对证言内容部分，只认可持股时间、持股比例以及之后退股交割完毕，其他内容不认可，且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诉讼收费专用票据予以确认。星翼文化公司认可报警记录的真实性，但其认为窦贤宽报警的时候只是知道唐家岭市场要拆迁，闫荣富却告知其卖了。
本院经审查认为，《股份经营合作协议》、诉讼收费专用票据及接警信息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许相钦、张俊的证人证言与案件争议焦点无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二审期间依法补充查明如下事实：
2010年3月20日，乔如胜，张俊，闫荣富，许相钦四人签订《股份经营合作协议》，约定经营地点是唐家岭市场，总资金300万元，乔如胜出资102万元，张俊出资99万元，闫荣富出资49.5万元，许相钦出资49.5万元。同时约定，自本协议签订之日，双方构成实质合作关系，即视为各方认可全部出资额实质到位。荣富嘉业公司表示，目前已经和另外三方结算完毕，其中张俊得到118万，许相钦得到32.7万，乔如胜所得款项荣富嘉业公司未予回答。
荣富嘉业公司认可，窦贤宽2012年9月24日出具《具结书》时，其没有通知窦贤宽唐家林市场拆迁具体补偿的情况，荣富嘉业公司认为因窦贤宽明确表示市场无法保留下来，故拆迁和星翼文化公司没有关系。
2012年9月24日，窦贤宽拨打110报案，接警信息显示“报案人称以前同其他合作人投资兴建唐家岭市场，现在已拆迁，但对方称只能退给报警人328万元投资款，报警人为了拿回投资就违背自己的意愿同对方签订协议，报警人称报警的目的是为了到法庭打官司提供证据。”
2013年8月7日，星翼文化公司向荣富嘉业公司提起诉讼，索要《合作协议》的收益及违约金。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二审中提交的上述证据及陈述意见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一、关于星翼文化公司投入的资金的性质问题，星翼文化公司共给付荣富嘉业公司326万元。荣富嘉业公司认为其中300万元系星翼文化公司支付的保证金，用于保证市场可以继续经营，其余26万元为借款。就保证金问题，荣富嘉业公司提交了乔如胜的证人证言予以佐证，就此本院认为，首先，荣富嘉业公司的该项主张与协议约定内容不符，其次，乔如胜在《合作协议》签订前即为唐家岭市场的投资人，其在《合作协议》解除后获得的收益荣富嘉业公司不予告知，乔如胜与荣富嘉业公司之间存在明显利害关系，仅有证人证言作为孤证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对于星翼文化公司给付荣富嘉业公司的300万元，本院认定为《合作协议》下星翼文化公司支付的投资款。星翼文化公司后续投入的26万元，荣富嘉业公司主张款项性质为借款，但根据《收条》显示，双方之间并无明确的借贷意思表示，上述款项亦应认定为投资款。
二、关于星翼文化公司是否能共享拆迁补偿款收益的问题。根据证据显示，拆迁补偿款共计24982058.76元，该补偿针对的是闫荣富等人租赁的100亩土地及地上房屋的使用权及经营权，而《合作协议》约定的投资项目唐家岭市场实际在被拆迁土地上经营，地上房屋为市场建筑，星翼文化公司对唐家岭市场予以了投资，作为实际投资方，应共享拆迁收益。现星翼文化公司依据《合作协议》向荣富嘉业公司主张拆迁补偿款，本院对此不持异议。
三、关于窦贤宽所出具的《具结书》的问题。荣富嘉业公司认可，窦贤宽2012年9月24日出具《具结书》时，其没有告知窦贤宽唐家岭市场拆迁具体补偿的情况，即窦贤宽同意解除《合作协议》，出具《具结书》系基于对唐家岭市场实际收益的重大误解，后星翼文化公司于2013年8月提起诉讼，其诉讼请求实际就包含了要求撤销《具结书》的意思表示，故本院认定窦贤宽出具《具结书》不影响星翼文化公司提起本案的诉讼。
四、关于星翼文化公司应获得的收益比例的问题。星翼文化公司已按照《合作协议》约定向唐家岭市场投入了款项，荣富嘉业公司认可在窦贤宽出具《具结书》的时候未告知其拆迁具体补偿的情况，使得星翼文化公司公司做出了只要求收回投资本金即解除合同的意见，荣富嘉业公司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存在明显过错。而星翼文化公司明知唐家岭市场已拆迁或将要拆迁的事实，仍向被上诉人出具《具结书》同意“不再追究任何责任”，嗣后又提起本案诉讼，其亦存在过错之处。现唐家岭市场已然拆迁，其土地及地上房屋使用权及经营权的实际价值已无法评估，星翼文化公司起诉主张的收益比例亦缺乏事实依据，本院综合双方对唐家岭市场的投入情况及过错程度，酌定星翼文化公司可获得拆迁收益的20％，即4996411.75元，减去星翼文化公司已经获得的326万元，荣富嘉业公司仍应向星翼文化公司支付合作收益1736411.75元。关于违约金部分，本院认定荣富嘉业公司应以1736411.75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从拆迁《协议书》签订之日2012年4月18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处理结果有误，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4）海民初字第7615号民事判决；
二、北京荣富嘉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北京星翼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合作收益一百七十三万六千四百一十一元七角五分；
三、北京荣富嘉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北京星翼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支付违约金，以一百七十三万六千四百一十一元七角五分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从二○一二年四月十八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四、驳回北京星翼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北京荣富嘉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八万一千八百元，由北京星翼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六万五千四百四十元（已交纳），由北京荣富嘉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一万六千三百六十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八万一千八百元，由北京星翼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六万五千四百四十元（已交纳），由北京荣富嘉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一万六千三百六十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甄洁莹
代理审判员 王 晴
代理审判员 吕云成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郭 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