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判 决 书
（2017）粤07民终362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乐缘体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
法定代表人：佘志洪，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敏，广东金本色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韵莹，广东金本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善虎，住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岑文毅，广东天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门市博琪服饰有限公司（原江门市乐缘体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
法定代表人：王善虎，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岑文毅，广东天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州市乐缘体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乐缘体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善虎、江门市博琪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门博琪公司）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上诉人不服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17）粤0705民初20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广州乐缘体公司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2017）粤0705民初2032号《民事判决书》；2.判令王善虎、江门博琪公司向广州乐缘体公司返还鸭绒5.6吨，如无法返还实物，则判令王善虎、江门博琪公司赔偿损失人民币924000元；3.判令王善虎、江门博琪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保全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广州乐缘体公司已提供证据证明其有羽绒存放在江门博琪公司，王善虎、江门博琪公司负有返还义务，但一审法院刻意将广州乐缘体公司提交的证据孤立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
1、广州乐缘体公司已提供《购销合同》、《调绒通知》、《送货单》、《磅码单》、鸭绒供应商出具《2016年度供货情况确认单》等材料证实其存放在江门博琪公司的鸭绒数量。从2016年5月至10月期间，广州乐缘体公司向供应商江西某某羽绒有限公司、安徽某乙羽绒有限公司、舒城县某丙羽绒制品有限公司采购并将生产所需的鸭绒发至江门博琪公司，根据江门博琪公司仓管人员签字确认的鸭绒进库单证（《送货单》、《磅码单》）、供应商盖章确认文件等证据材料显示，由广州乐缘体公司采购并发至江门博琪公司处的鸭绒累计28.95191吨（其中90%普白鸭绒10.82191吨，90%纯白鸭绒17.130吨，80%普白1吨），具体统计数据见统计表《2016年发绒给江门》。以上事实，在广州乐缘体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目录、证据材料目录2中的《购销合同》、《调绒通知》、《送货单》、《磅码单》、鸭绒供应商出具《2016年度供货情况确认单》等材料可以证实。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购销合同》、《调绒通知》上显示的经手人、代理人均有王善虎签名确认，足以证实王善虎知晓并清楚广州乐缘体公司存放在江门博琪公司的鸭绒数量。综上可见，从2016年5月至10月期间，广州乐缘体公司存放在江门博琪公司的羽绒约为28.95191吨，上述情况存在事实基础和依据。
2、王善虎在《退股协议》中也已确认广州乐缘体公司存放羽绒在江门博琪公司的事实。广州乐缘体公司提交的《退股协议书》第6条显示，王善虎作为江门博琪公司的唯一股东、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执行董事、经理，其确认：广州乐缘体公司在江门博琪公司尚存有羽绒库存，王善虎需于2017年3月底前将其运回广州乐缘体公司指定的仓库。上述证据充分证明了广州乐缘体公司尚存有羽绒在江门博琪公司这一事实，同时也明确了王善虎具有向广州乐缘体公司返还鸭绒的义务。综上，广州乐缘体公司存放鸭绒在江门博琪公司存在事实基础和依据，江门博琪公司负有向广州乐缘体公司返还鸭绒的法定义务。一审法院在认定上述证据上无视该证据的完整性，刻意将各证据孤立认定，再以各证据均无佐证为理由不予采信的证据判定方式，对于广州乐缘体公司是极其不公平的，且必然导致认定事实错误。
二、一审法院将广州乐缘体公司尚存多少羽绒在江门博琪公司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广州乐缘体公司，明显属于分配举证责任错误。本案的重点在于针对广州乐缘体公司存放在江门博琪公司的28.95191吨鸭绒，江门博琪公司接受广州公司的委托加工而用于生产耗用了多少鸭绒？如上述数量得以查实，则便可得出“尚存”的鸭绒数量，该数量即为王善虎、江门博琪公司需要返还广州乐缘体公司的数量。
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对于广州乐缘体公司要求王善虎、江门博琪公司返还鸭绒这一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
广州乐缘体公司存放鸭绒在江门博琪公司处，广州乐缘体公司已完成了必要且充分的举证责任。现有证据已证实2016年5月至10月期间，广州乐缘体公司向供应商采购并发至江门博琪公司二处的鸭绒共有28.95191吨。再者，根据财务QQ群聊天记录（原江门博琪公司各自提交的乐缘体财务QQ群均为同一个）显示，江门博琪公司经自行盘点之后，其负责财务的成本会计汤某某于2017年1月10日向广州乐缘体公司成本会计某某反馈：工厂绒的库存5603.8kg(千克)，胆布库存0。
另外，在广州乐缘体公司提交的《鸭绒存放仓库照片图》以及后续提交的《关于现场复核相片以及库存绒情况的相关说明》显示：在羽绒服正常生产空档期间，广州乐缘体公司指派财务人员于2017年2月22日前往江门博琪公司处就江门博琪公司自行清点的数据进行复核时，单单库存的一端就堆满了一包包广州乐缘体公司存放的鸭绒。按照鸭绒的包装惯例，每包约25公斤。由照片可见，库存的一端的绒量就远远超过王善虎、江门博琪公司反驳的只剩615.2公斤鸭绒（24包）。鉴于现场绒的数量大，无法逐一统计，同时江门博琪公司未能现场提供完整的原始单证、数据材料等进行核对，因此当时无法完成复核清点。但广州乐缘体公司初步认可江门博琪公司的财务人员自行盘点后反馈的数据，认定广州乐缘体公司存放在江门博琪公司处库存的鸭绒至少尚存5603.8kg(千克)以上。同时，这也与广州乐缘体公司根据江门博琪公司当庭提交的证据核算出来的数额差距不大。而针对广州乐缘体公司尚存放有鸭绒在江门博琪公司处，王善虎、江门博琪公司对该事实给予确认但对数量有异议，其反驳说：减去生产耗用的数量，广州乐缘体公司存放在江门博琪公司处的鸭绒只剩下615.2公斤。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王善虎、江门博琪公司理应就其反驳所依据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一审法院却未要求江门博琪公司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而是将该举证责任分配给广州乐缘体公司，这一举证责任分配明显违法了上述规定。
2、关于鸭绒的损耗，王善虎、江门博琪公司主张共有如下三种方式：A.因广州乐缘体公司调用而减少；B.江门博琪公司根据与广州乐缘体公司之间的《加工合同》，进行生产而产生耗绒；C.外发加工而耗用。但王善虎、江门博琪公司由始至终均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王善虎、江门博琪公司提交的18份外发加工合同显示，其中有15份承揽方均未加盖公章，王善虎、江门博琪公司也未列明具体生产的耗绒量、费用支付凭证等，根本无法证实其真实履行。事实上，针对王善虎、江门博琪公司声称的部分加工合同、调绒通知已交接给广州乐缘体公司，这不符合常理和事实，也无证据证明，在王善虎、江门博琪公司提交的《交接清单》文件中，均未见到关于“加工合同”、“调绒通知”的交接内容。而王善虎、江门博琪公司辩称的外发业务清单、单证已交接给广州乐缘体公司，更与事实严重不符。一是不符合常理，二是根据王善虎、江门博琪公司提交的《交接清单》，也未见与江门博琪公司与需求方签署的加工合同或供货合同，也未见与其提交外发加工合作方有关的任何资料加以佐证。同时，江门博琪公司也未就哪份清单涉及调绒、耗绒作出任何说明和论证。综上，除了将承揽广州乐缘体公司加工合同的业务外发以外，王善虎、江门博琪公司并无真实、有效证据证明存在其他外发业务而导致耗绒，也未对具体耗绒进行说明和论证。就目前的事实与证据而言，在扣除广州乐缘体公司调用以及委托加工生产耗用鸭绒后，广州乐缘体公司存放在江门博琪公司处的剩余鸭绒量为6.09吨。这与江门博琪公司成本会计在QQ中与广州乐缘体公司成本会计汇报的数额5.6吨已非常接近，数额差距不大。
综上，广州乐缘体公司存放鸭绒在江门博琪公司处存在事实基础和依据，针对存放鸭绒的事实和数量，广州乐缘体公司已完成了必要且充分的举证责任。现有证据已证实2016年5月至10月期间，广州乐缘体公司向供应商采购并发至江门博琪公司处的鸭绒共有28.95191吨。在综合考虑江门博琪公司自行清点后反馈的数据（5602.8千克），王善虎、江门博琪公司提供的加工合同、申请调绒通知等材料以及数据统计的误差、绒的损耗等因素，现广州乐缘体公司请求判令王善虎、江门博琪公司返还广州乐缘体公司鸭绒5.6吨。如除查封的2吨羽绒以外，其他羽绒不足返还的，则王善虎、江门博琪公司需按照进货价格赔偿广州乐缘体公司损失（可不区分90%普白或90%纯白，价格按两者中较低的普白价格165000元/吨来赔偿损失）。
王善虎、江门博琪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证据充分确实，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请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外，对于广州乐缘体公司在上诉状提到的事实，王善虎、江门博琪公司认为到现在为止，广州乐缘体公司对于是否剩余羽绒以及羽绒的品种、具体数量仍然是含糊不清的，在二审期间所提供的证据均不是证据规则里面规定的新证据，王善虎、江门博琪公司不予质证。根据工商登记资料，广州乐缘体公司与江门乐缘体公司是股东完全相同的两间公司，江门乐缘体公司是为了承接广州乐缘体公司的订单而设立的，其具有专门的负责人也就是厂长在运营，当时王善虎也是广州乐缘体公司的员工，并非江门乐缘体公司的负责人，也不是具体运营的员工，在二者业务、财务、人员完全混同的情况下，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王善虎需要对广州乐缘体公司管理、运营江门乐缘体公司及将经营活动负责。另外，本案的关键在于将江门乐缘体公司移交给王善虎的时候，双方有没有对财务，包括所谓库存羽绒、品种数量进行清点、确认、移交，广州乐缘体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其主张依法有据。
广州乐缘体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善虎、江门博琪公司向广州乐缘体公司返还90%纯白鸭绒6吨、90%普白鸭绒8.6吨，如实物已无法返还，请求王善虎、江门博琪公司按照鸭绒采购价格（90%纯白鸭绒175000元/吨、90%普白鸭绒165000元/吨）向广州乐缘体公司赔偿损失，损失暂按人民币2469000元计；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王善虎、江门博琪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广州乐缘体公司提交的证据9是广州乐缘体公司自行拍照的，没有王善虎、江门博琪公司的签章确认，不能证明江门乐缘体公司移交给王善虎时，江门乐缘体公司仍库存有这些羽绒，对广州乐缘体公司提交的证据9一审法院不予确认；广州乐缘体公司提交的补充证据1王善虎、江门博琪公司虽然有异议，但该证据与广州乐缘体公司提交的证据1相符，王善虎、江门博琪公司对广州乐缘体公司提交的证据1无异议，一审法院对广州乐缘体公司提交的补充证据1予以确认；广州乐缘体公司提交的补充证据5乐缘体财务群聊天记录，只是财务的一面之词，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一审法院对江门乐缘体公司移交给王善虎时羽绒库存数量不予确认。王善虎、江门博琪公司提交的证据1广州乐缘体公司虽有异议，但无相反证据反驳，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王善虎、江门博琪公司提交的证据8广州乐缘体公司虽然有异议，但当时江门乐缘体公司是由广州乐缘体公司管理，是否履行合同应由广州乐缘体公司举证，广州乐缘体公司未提供其没有履行合同的证据证实，一审法院对王善虎、江门博琪公司的证据8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广州乐缘体公司主张王善虎、江门博琪公司向其返还90%纯白鸭绒6吨和90%普白鸭绒8.6吨，广州乐缘体公司应当提供2016年12月19日其将江门乐缘体公司移交给王善虎时，广州乐缘体公司仍有90%纯白鸭绒6吨和90%普白鸭绒8.6吨库存在江门乐缘体公司的证据，广州乐缘体公司提供的《退股协议》虽然能够证明其将江门乐缘体公司移交给王善虎时仍有鸭绒库存，但具体品种、数量无法证明。广州乐缘体公司提供2016年12月19日江门乐缘体公司移交给王善虎之前的购销合同、调绒通知、送货单、磅码单、供货情况确认单、劳动合同等证据，只能证明江门乐缘体公司移交给王善虎之前的进货情况，进货之后江门乐缘体公司为广州乐缘体公司加工成羽绒服用了多少鸭绒？广州乐缘体公司调走多少鸭绒？委托其他企业加工成羽绒服用了多少鸭绒？江门乐缘体公司移交给王善虎时广州乐缘体公司仍有多少羽绒库存在江门乐缘体公司？广州乐缘体公司无法证明。广州乐缘体公司提供的乐缘体财务群聊天记录，只是财务的一面之词，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江门乐缘体公司原财务人员汤某某的在乐缘体财务群所陈述的工厂绒库存5603.8公斤是否真实，具体的品种、数量是多少，是否全部是广州乐缘体公司的都不清楚，况且该库存数量与广州乐缘体公司提出诉讼请求的数量14.6吨、广州乐缘体公司在庭审中确认的数量7572.57公斤和代理词中确认的6.09吨都不一致，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根据广州乐缘体公司与王善虎于2016年12月5日签订的《退股协议》证实，退股时广州乐缘体公司将江门乐缘体公司作价50万元给王善虎，江门乐缘体公司从2017年1月1日起才属于王善虎个人所有，因此，广州乐缘体公司将江门乐缘体公司移交给王善虎之前，江门乐缘体公司属于广州乐缘体公司所有，该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也是广州乐缘体公司现在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由广州乐缘体公司控制，广州乐缘体公司将江门乐缘体公司移交给王善虎时，广州乐缘体公司仍有多少羽绒库存在江门乐缘体公司应由广州乐缘体公司承担举证责任。现广州乐缘体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诉讼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效果，广州乐缘体公司主张王善虎、江门博琪公司向其返还90%纯白鸭绒6吨和90%普白鸭绒8.6吨，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的规定，王善虎、江门博琪公司承认2016年12月19日广州乐缘体公司将江门乐缘体公司移交给王善虎时，广州乐缘体公司仍有615.21公斤羽绒库存在江门乐缘体公司，其中90%纯白鸭绒425公斤，90%普白鸭绒175公斤，二种混合的杂绒15.21公斤，对此广州乐缘体公司无须举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的规定，2016年12月19日广州乐缘体公司将江门乐缘体公司移交给王善虎时，广州乐缘体公司仍有615.21公斤羽绒库存在江门乐缘体公司，其中90%纯白鸭绒425公斤，90%普白鸭绒175公斤，二种混合的杂绒15.21公斤，广州乐缘体公司请求江门博琪公司（原江门乐缘体公司）返还90%纯白鸭绒425公斤，90%普白鸭绒175公斤，二种混合的杂绒15.21公斤，合共615.21公斤羽绒，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如江门博琪公司（原江门乐缘体公司）无法返还上述鸭绒，则由江门博琪公司（原江门乐缘体公司）按照90%纯白鸭绒175元/公斤、90%普白鸭绒165元/公斤的价格向广州乐缘体公司赔偿人民币105835.70元[425公斤×175元/公斤+175公斤×165元/公斤+15.21公斤×（175元/公斤+165元/公斤）÷2＝105835.70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一条“个人独资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投资人应当以其个人的其他财产予以清偿。”的规定，江门博琪公司（原江门乐缘体公司）现在是王善虎的个人独资企业，如江门博琪公司（原江门乐缘体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上述债务的，王善虎应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江门博琪公司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广州乐缘体公司返还90%纯白鸭绒425公斤，90%普白鸭绒175公斤，二种混合的杂绒15.21公斤，合共615.21公斤；如江门博琪公司无法返还上述鸭绒，则由江门博琪公司折价向广州乐缘体公司赔偿人民币105835.70元；二、如江门博琪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上述债务的，则由王善虎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三、驳回广州乐缘体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6552元，诉讼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合共人民币31552元，由广州乐缘体公司负担人民币28086.12元，由江门博琪公司和王善虎负担3465.88元。
二审中，江门博琪公司和王善虎没有提交新证据；广州乐缘体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1、江门市乐缘体服饰有限公司请款单，证明王善虎在2016年12月19日前系江门市乐缘体服饰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江门市博琪服饰有限公司）的总负责人，全权负责经营管理江门博琪公司。江门博琪公司的日常经营支出费用（包括工人工资、厂房租金、装饰工程款、货款、快递费、宿舍水电费、招待费等相关费用）的最终审批人是王善虎，江门博琪公司的上述经营支出费用由王善虎支配管理。2、江门博琪公司一审所提交的证据11项下对应的移交凭据，证明江门博琪公司至今从未向广州乐缘体公司移交江门博琪公司于2016年1月-12月中羽绒库存加工生产或委托加工生产所消耗的原始凭据亦无移交出仓单等原始凭据。3、广州市乐缘体服装有限公司微信工作群聊天记录及王善虎微信个人信息截图，证明王善虎于2016年12月29日，王善虎在微信工作群中表述“江门乐缘体羽绒有库存实际五吨半左右，应该只多不少，具体数字还要过十天左右”。4、江门市新会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所出具的江门博琪公司企业内档信息材料，证明江门博琪公司于2016年12月15日至2017年1月14日期间均委托汤某某代为办理公司股权变更等工商登记手续。5、律师函（2018）金律函字第012号、6、EMS快递单、7、中国邮政速递物流查询清单，证据5、6、7证明广州乐缘体公司于2018年1月10日委托律师向汤某某出具律师函，函告其就广州乐缘体公司尚存于江门博琪公司的羽绒库存情况履行出庭作证义务。8、律师函（2018）金律函字第012号、9、EMS快递单、10、中国邮政速递物流查询清单、11、邮件退件，证据8、9、10、11证明广州乐缘体公司于2018年1月10日委托律师向黄某某出具律师函，函告其就广州乐缘体公司尚存于江门博琪公司的羽绒库存情况履行出庭作证义务。12、江门博琪公司的工商内档信息，证明王善虎从江门博琪公司成立之日起，即为该公司股东、主要经营者。13、江门博琪公司外放加工羽绒合同耗绒量汇总表，证明按照江门博琪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8《江门乐缘体服饰有限公司加工合同（部分）》的耗绒量为1.65吨。14、江门博琪公司外放给陈某某加工耗用羽绒量的汇总表，证明按照江门博琪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5《委托书及收据、外放加工合同、外放加工对账单、对数表、制衣委托加工合同、乐缘体服饰有限公司扣款单物料损耗表》，外放给陈某某加工的羽绒服的耗绒量为0.52吨。
本院组织当事人对前述证据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王善虎、江门博琪公司对广州乐缘体公司提供的前述证据认为：1、该证据是否都有原件。2、广州乐缘体所提供的证据是不是属于一审判决之后才形成或者取得的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由法院依法认定。三、证据里面出现的微信聊天记录属于电子证据，依法应当经过公证保存才能提交法庭，所以其自行复印打印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电子证据的相关规定。四、关于证据里面通知王丽芳等人出庭作证的律师函，这些不具有证据效力，因为如果需要证人出庭作证，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由人民法院依法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经审查，广州乐缘体公司提交的相关材料在本案诉前已经存在，其无正当理由未能在一审举证期限内予以提交，不属于二审程序新的证据范畴，且与本案争议事实关联性不足，证明效力不高，故本院依法不予采纳。
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返还原物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二审仅针对广州乐缘体公司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本院不予审理。本案争议焦点为：关于双方的举证责任承担问题。
关于本案的举证责任承担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现双方均认可2017年3月14日所签订的《退股协议书》的真实性，对广州乐缘体公司将部分鸭绒存放在江门博琪公司仓库的事实并无异议，但《退股协议书》中未对鸭绒具体规格、数量进行记载，现双方对此各执一词。对于本案基本事实，广州乐缘体公司以王善虎实际管理控制江门博琪公司的前身江门乐缘体公司，及退股后江门博琪公司未退还全部账册为由，主张应由江门博琪公司承担库存鸭绒数量的举证责任；而王善虎、江门博琪公司主张应由广州乐缘体公司承担相应举证责任。本院认为，广州乐缘体公司与江门博琪公司的前身江门乐缘体公司为总、分公司关系，江门博琪公司负责承接广州乐缘体公司安排的加工业务及其他业务。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总公司对公司分支机构具有控制权，分公司并无法人资格，分公司在经营、管理方面不具有独立性，总公司对分公司直接行使经营管理权，而非间接控制；经总公司授权分公司可以占有、使用总公司相应财产，其占有、使用的财产作为总公司的财产。基于前述关系，江门博琪公司按照广州乐缘体公司的业务安排，承接业务并存留部分鸭绒，广州乐缘体公司作为总公司应对鸭绒的分配、调拨及使用实施监督及管理，江门博琪公司对涉案鸭绒的处理并无决定权，对于分公司鸭绒入库、出库及库存，广州乐缘体公司应对此负管理职责。基于前述理由，广州乐缘体公司向江门博琪公司和王善虎主张返还争议鸭绒，首先，应由权利人就其所享有的合法物权进行举证，即广州乐缘体公司应证实相应数量、规格的争议标的物系其所有，其次广州乐缘体公司应对江门博琪公司和王善虎无权占有进行举证的事实负举证责任。虽然广州乐缘体公司二审期间提交证据欲证明王善虎直接控制管理原乐缘体公司，但该系列证据与一审期间广州乐缘体公司提交的证据相矛盾，且亦不能否定总、分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故本院对其意见不予采信。至于广州乐缘体公司主张退股后江门博琪公司未退还全部账册，故应由江门博琪公司与王善虎承担举证责任的意见。如前所述，广州乐缘体公司享有对分公司经营负监督管理权利，由于总公司经营管理疏漏，未妥善处理退股后续事宜，亦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基于前述理由，本案争议事实的举证责任应由广州乐缘体公司承担，广州乐缘体公司前述上诉意见并无理据，本院不予支持。
结合广州乐缘体公司所提交证据，就实体问题分析如下。一审期间，广州乐缘体公司所提交财务QQ群聊天记录，其仅提交书面陈述，并未出庭作证，且并无其他证据互相佐证，不能证实其主张。其次，二审期间，广州乐缘体公司所提交王善虎于2016年12月29日在与广州乐缘体公司股东林祥生微信聊天中表述，并不能确定双方身份及内容真实性，故不予采信。此外，广州乐缘体公司主张2016年期间共采购28.95吨羽绒储存在江门工厂，扣除实际加工羽绒18.34吨、调用的羽绒量2.31吨，及扣除外发加工分别1.65吨和0.52吨，核算剩余库存6.13吨。但广州乐缘体公司并未举证证实该实际加工羽绒量、调用的羽绒量及外发加工量系当年全部出库数量，且王善虎、江门博琪公司对此亦不予确认，故该核算方式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诉讼期间，一审广州乐缘体公司主张库存鸭绒的数量与汤某某所陈述数量、微信记录记载的数量及广州乐缘体公司自行核算的数量，均存在差异，前后矛盾，因此本院对其请求不予支持。广州乐缘体公司作为总公司，在分公司业务经营中应积极行使监督管理权利；在王善虎退出广州乐缘体公司股东之时，双方确认有库存鸭绒但未对其进行清点，在未明确记载库存鸭绒的数量和规格的情况下，广州乐缘体公司却在《退股协议》上签章，显示广州乐缘体公司作为商事主体并未尽到一般注意义务，由此带来的法律后果亦应由其自行承担。现无法认定除江门博琪公司确认的鸭绒以外的库存，一审法院根据江门博琪公司自认，认定剩余库存数量90%纯白鸭绒425公斤，90%普白鸭绒175公斤，两种混合的杂绒15.21公斤，合共615.21公斤，本院予以确认，一审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广州乐缘体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040元，由广州市乐缘体服装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振宇
审 判 员 梅晓凌
代理审判员 赵 沂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二日
法官 助理 李永强
书 记 员 尹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