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鲁民四终字第10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海路航运有限公司（SEAROADLINEINC.）。住所地：5thFloor，KinkameBuilding，1-2-15，Higashinihonbashi，Chuo-
ku，Tokyo，103-0004，Japan。
法定代表人：TaijiKuwahara，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黄公存，山东黄公存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平，山东黄公存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荣超低温远洋公司（TOEIREEFERLINELTD.）。住所地：8thFloor，ShibaKoenKoikeBuilding，5-5，Shiba3-chome，Minato-
ku，Tokyo，105-0014，Japan。
法定代表人：河合弘文，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婷婷，山东黄公存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郭瑞艳，山东黄公存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荣海洋企业有限公司（TOEIMARINEENTERPRISE，LTD.）。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地区高雄市前镇区明孝里渔港中一路2号4楼。
法定代表人：王瑞斌，系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婷婷，山东黄公存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郭瑞艳，山东黄公存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娜薇莎海事有限公司（NAVISAMARITIMES.A.）。住所地：1-8，Nadakita-dori10-chome，Nada-
ku，Kobe-shi，Hyogo-ken，657-0835，Japan。
法定代表人：MasafumiOgino，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黄公存，山东黄公存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平，山东黄公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鸿瑞水产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太行街11号。
法定代表人：王树勋，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智勇，辽宁天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ＸＸ文，辽宁天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五矿船务代理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省烟台市解放路162号机械大厦1305室。
上诉人海路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称海路公司）、东荣超低温远洋公司（以下称东荣公司）、东荣海洋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称东荣海洋公司）、娜薇莎海事有限公司（以下称娜薇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大连鸿瑞水产有限公司（以下称鸿瑞公司）、原审被告五矿船务代理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以下称五矿烟台公司）海上货物运输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青岛海事法院（2012）青海法海商初字第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海路公司和娜薇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黄公存、李平，东荣公司和东荣海洋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郭瑞艳，鸿瑞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智勇到庭参加诉讼。五矿烟台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鸿瑞公司在原审中诉称：2011年4月21日和22日，海路公司所属、东荣公司和东荣海洋公司经营的“新五月”轮在中国烟台港，装载鸿瑞公司托运的317.75公吨冷冻白腹鲭鱼货物，运往斐济苏瓦港。五矿烟台公司于2011年4月23日，为上述货物签发了两套清洁记名提单，提单号分别为MYT215A和MYT215B，鸿瑞公司为托运人，收货人为台湾汉德渔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汉德渔业）。
在运输途中，海路公司、东荣公司、东荣海洋公司在未通知鸿瑞公司，并取得鸿瑞公司事先同意的情况下，将前述提单下货物转船至娜薇莎公司所属、东荣公司和东荣海洋公司共同经营的“维多利亚”轮，并转运至南非开普敦港。2011年7月，“维多利亚”轮抵达开普敦港。在此之前，收货人声称拒收提单项下部分货物（2000箱，共计30公吨）。为减少损失，鸿瑞公司只能安排尽快转售该货物，但在鸿瑞公司安排转售期间，东荣公司、东荣海洋公司、娜薇莎公司突然通知鸿瑞公司，声称他们已将全部2000箱货物在海上抛弃。即使前述转船、抛货行为属实，海路公司、东荣公司、东荣海洋公司、娜薇莎公司既未事先通知鸿瑞公司，也未取得鸿瑞公司的同意，东荣公司、东荣海洋公司、娜薇莎公司声称的抛货或其他擅自处理货物行为，给鸿瑞公司造成了直接经济损失共计38475美元。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海路公司作为“新五月”轮的注册所有人、实际承运人，东荣公司、东荣海洋公司、烟台五矿公司作为经营人、承运人，娜薇莎公司作为转运船“维多利亚”轮注册所有人、实际承运人，均应按鸿瑞公司指示交付货物，未经鸿瑞公司允许，擅自抛弃货物或者其他处理货物的行为，均属恶意侵权行为，请求判令海路公司、东荣公司、东荣海洋公司、娜薇莎公司和烟台五矿公司连带赔偿鸿瑞公司货物损失，共计人民币248933元及利息损失。
原审法院认定：2011年4月6日，鸿瑞公司和汉德渔业签署了一份销售合同，约定：由鸿瑞公司出售、汉德渔业购买20500箱白腹鲭鱼，每吨FOB价格为970美元，运输船舶为“新五月”轮，付款方式为货物装船后7日内电汇。
2011年4月21日和22日，鸿瑞公司在中国烟台港，将20500箱白腹鲭鱼装上“新五月”轮。五矿烟台公司作为代理，于2011年4月23日为上述货物，签发了两套清洁记名提单，提单号分别为MYT215A和MYT215B，托运人为鸿瑞公司，收货人为汉德渔业，卸货港为斐济苏瓦港。在运输途中，前述货物被转船至“维多利亚”轮，并于2011年7月抵达南非开普敦港。因部分货物被收货人拒绝提货，东荣公司、东荣海洋公司于2011年7月1日发传真给鸿瑞公司，要求鸿瑞公司支付运费150万日元，并准备将30公吨货物，暂时卸于南非开普敦港存放。2011年8月9日，东荣公司出具“证明书”，承认在2011年7月14日，“维多利亚”轮进开普敦港装载其他鱼货前，已将船上留存的2000箱（30公吨）白腹鲭鱼抛弃。
2011年11月3日，东荣公司、东荣海洋公司委托的台湾佳和律师联合事务所陈旻沂律师，致函鸿瑞公司的代理人，认为其委托人将货物予以抛弃的处理方式，是考量经济效益后的合理行为。
海路公司为“新五月”轮的登记所有人，“新五月”轮自2006年4月6日开始，期租给东荣公司，租期一年；期满后，东荣公司仍继续以定期租赁方式经营该船舶，且自2011年4月起，每月租金为10202640日元。东荣公司为“新五月”轮和“维多利亚”轮定期租船人和两轮的经营人，负责安排该轮实际货物运输，且东荣公司当庭确认其为本案货物的承运人。东荣海洋公司为东荣公司下属子公司，协助东荣公司经营船舶，实为东荣公司的代理人。娜薇莎公司为“维多利亚”轮的登记所有人，“维多利亚”轮自1996年1月30日开始，期租给东荣公司，租期一年；期满后，东荣公司仍继续以定期租赁方式经营该船舶，且自2011年4月起，每月租金为16926336日元。五矿烟台公司为装港代理人，代表东荣公司签发了海运提单。
涉案货物的FOB烟台价格为每吨970美元，烟台至开普敦的运费为每吨25000日元，按照当时汇率折算，该货物在开普敦港的CFR价应为每吨1282.50美元，本案争议的2000箱货物在开普敦港的完好价值（按CFR）为38475美元（折合为人民币248933元，按照2011年7月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6.47计算）。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海上货物运输侵权纠纷，涉案运输的卸货港在中国境外，本案具有涉外因素。中国法律规定，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鸿瑞公司、海路公司、东荣公司、东荣海洋公司和娜薇莎公司在庭审中均选择适用中国法律，据此，处理本案争议的准据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海路公司、东荣公司、东荣海洋公司和娜薇莎公司在庭审中均表示接受原审法院管辖。
本案争议焦点：鸿瑞公司和海路公司、东荣公司、东荣海洋公司、娜薇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本案货物被抛弃是否属实；海路公司、东荣公司、东荣海洋公司、娜薇莎公司、五矿烟台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鸿瑞公司损失的具体计算。
鸿瑞公司提交的全套正本提单和“新五月”轮大副签署、盖船章的“货物收据”，足以证明鸿瑞公司托运的冷冻白腹鲭鱼，已装上海路公司所有的“新五月”轮，海路公司为本案货物运输法律关系中的实际承运人；东荣公司签发“证明书”、且在庭审中自认其为承运人，足以认定其为本案货物运输法律关系中的承运人；东荣海洋公司代表东荣公司，与鸿瑞公司联系各项处理货物事宜，并发传真索要运费，应为东荣公司的代理人；娜薇莎公司为“维多利亚”轮的登记所有人，且东荣公司在货物抵达开普敦港前，已安排将货物自“新五月”轮转运至“维多利亚”轮，娜薇莎公司亦为本案货物运输法律关系中的实际承运人。
关于货物是否被抛弃及抛弃货物是否合理、合法，在庭审中，东荣公司虽否认货物被抛弃，但东荣公司委托的台湾律师陈旻沂已在其2011年11月3日致鸿瑞公司的律师函中，承认货物已被抛弃；同时，东荣公司签发的“证明书”，也已承认在2011年7月14日上午进开普敦港前，已将货物抛弃，东荣公司的主张和其律师函、“董事证明书”相矛盾，东荣公司否认货物被抛弃的主张，应不予采信。海路公司、东荣公司、东荣海洋公司、娜薇莎公司虽主张该批货物鲜度不佳、岸上保管费用高昂、没有经济价值，但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原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鸿瑞公司作为国际货物贸易中的FOB卖方、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关系中的托运人，在收货人拒收货物情况下，对货物依法享有合法所有权；鉴于海路公司、东荣公司、东荣海洋公司、娜薇莎公司均未能提交证明其已获得鸿瑞公司同意抛弃货物的证据，抛弃货物的行为属侵权行为，构成对鸿瑞公司货物所有权的严重侵害。
关于海路公司、东荣公司、东荣海洋公司、娜薇莎公司、五矿烟台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海路公司作为一程船“新五月”轮的登记所有人、实际承运人，其未经鸿瑞公司同意，私自决定将货物转载于“维多利亚”轮，存在过错，构成侵权；东荣公司作为承运人，是最终货物被抛弃的决定人、侵权行为人之一，存在重大过错，构成侵权；东荣海洋公司作为代理人，在明知委托事项违法的情况下、未表示反对，仍继续指示抛弃货物，存在重大过错，构成侵权；娜薇莎公司作为二程船的登记所有人、实际承运人，最后具体实施了抛弃货物的行为，是侵权直接行为人、存在重大过错。五矿烟台公司作为代理人，虽未出庭抗辩，但鸿瑞公司未提交证据证实五矿烟台公司存在过失或参与实施抛货，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致人损害，或者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构成共同侵权，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海路公司、东荣公司、东荣海洋公司、娜薇莎公司的侵害行为、过错，共同导致货物被非法自“新五月”轮转运至“维多利亚”轮、最后在“维多利亚”轮上被抛弃，海路公司、东荣公司、东荣海洋公司、娜薇莎公司的行为，构成共同侵权，应当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同时，鉴于海路公司、东荣公司、东荣海洋公司、娜薇莎公司抛弃货物的行为属严重侵权行为，鸿瑞公司有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同期贷款利率，索赔利息损失，利息起算日期为2011年7月14日（即抛弃货物侵权行为实施的日期），计算至海路公司、东荣公司、东荣海洋公司、娜薇莎公司实际支付之日止。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海路公司、东荣公司、东荣海洋公司、娜薇莎公司连带赔偿鸿瑞公司货物损失人民币248933元，及该款项自2011年7月14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息；二、驳回鸿瑞公司对五矿烟台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海路公司、东荣公司、东荣海洋公司、娜薇莎公司未按本判决所确定的付款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34元，由海路公司、东荣公司、东荣海洋公司、娜薇莎公司连带负担。因鸿瑞公司已预交，原审法院不再另行清退，由海路公司、东荣公司、东荣海洋公司、娜薇莎公司迳付鸿瑞公司。
海路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海路公司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用及翻译费用、公证费用等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
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错误。海路公司不是涉案货物的实际承运人。“新五月”轮船舶登记证书显示：海路公司系“新五月”轮船舶的登记注册人，但并不实际从事“新五月”轮的营运管理。根据“新五月”轮的租赁协议，该轮已被共荣海运株式会社期租给东荣公司，租船协议的出租人并非海路公司，海路公司没有接受任何人的委托，从事运输或者部分运输，不符合实际承运人的定义。
海路公司没有实施任何侵权行为，不存在任何过错，进而和其他原审被告也不存在共同过错，不承担任何侵权责任，更不应和其他被告承担连带责任，其仅仅是船舶注册人，不应成为被告。海路公司不是涉案货物的实际承运人，不知道与本案货物运输相关的一切情况，包括被上诉人所称的转运、抛货等情况，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原审法院证据认定存在错误。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来看，海路公司确实是“新五月”轮的登记注册公司，但“新五月”轮的船舶租赁协议显示，“新五月”轮的船舶所有人、管理人是共荣海运株式会社，这证明海路公司仅仅系该轮的登记注册人，不负责该轮的经营管理，不是该案货物的实际承运人，和被上诉人不存在任何关系，不承担任何责任，不应成为被告。被上诉人作为原告，并没有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海路公司为本案货物运输的实际承运人、存在侵权行为和过错。
3、海路公司未实施侵权行为。涉案货物的运输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新五月”轮已经完成了运输义务。在第二阶段中，涉案货物在南非开普敦港，自“新五月”轮转船至“二上丸”轮，被上诉人知晓并且同意，“新五月”轮并没有参与被上诉人所称的抛弃2000箱货物的事宜。涉案货物不是在“新五月”轮上处理的，海路公司没有抛货行为，没有过错，不构成侵权，不承担责任。
4、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称：“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致人损害，或者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构成共同侵权，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规定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上述司法解释系为了解决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而出台，原审法院审理财产侵权案件，适用此司法解释，确定四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适用法律错误。另外，本案不存在共同侵权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定情形，不适用关于共同侵权连带责任的法律规定。侵权案件的法律适用系法定，当事人无权就此做出选择。本案的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及结果发生地均在大西洋海域，不在中国境内。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没有查证适用哪国法律，存在程序瑕疵，进而适用错误法律。
东荣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东荣公司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用及翻译费用、公证费用等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
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根据涉案货物买卖合同，被上诉人和汉德渔业签署了销售合约，约定由被上诉人向汉德渔业出售20500箱白腹鲭鱼。但实际上，买方不只汉德渔业一家，还包括其他公司。买卖双方签署合同后，负责租船运输的买家派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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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德渔业，委托东荣公司承运该批货物。东荣公司接受委托后，立即组织“新五月”轮，到烟台运输该批货物，运输目的地为大西洋海面的作业渔船。货物装船后，“新五月”轮大副签署了货物收据，“新五月”轮船长及东荣公司均没有签发提单。
“新五月”轮装载货物至南非开普敦后，买方发现部分货物出现问题，拒收货物，问题货物5000箱于开普敦转船至“二上丸”轮。被上诉人和买方签署同意书，同意5000箱问题货物由被上诉人收回，自行负责。5000箱问题货物一直在“二上丸”轮上，东荣公司征求被上诉人及买家的处理意见，均不予以明确答复。为了避免产生其他扩大损失，东荣公司说服拒收货物的买方买下3000箱，最后剩余2000箱无人购买。东荣公司多次询问被上诉人及收货人处理意见，被上诉人及收货人均不给予明确答复。经过东荣公司与被上诉人一再协商，后来双方初步达成一致：被上诉人在2011年7月4日前，将运费150万日元汇入东荣公司账户，东荣公司收到款项后，联络“维多利亚”轮，将2000箱问题货物卸在开普敦港。但被上诉人没有遵守约定，迟迟没有支付运费。
2011年6月20日，东荣公司将2000箱货物在大西洋公海上转船至“维多利亚”轮，准备等待被上诉人汇款。后被上诉人一直未付款，东荣公司遵照约定，也没有将货物运往开普敦港。至此，该2000箱货物一直存放“维多利亚”轮上，无人问津。
涉案货物运输，并不存在由东荣公司和“新五月”轮船长签发的提单，东荣公司也没有授权任何人签署提单，关于提单内容，东荣公司不知情，而且提单上所记载的目的地、收货人、托运人等明显与实际不符，存在虚假记载。被上诉人提交的提单上，记载的提单签发人不是东荣公司，本案提单仅仅系被上诉人为出口清关而制作的形式单据。
2、原审法院认定证据存在错误。东荣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尤其是东荣公司需要支出的储存费用、误期费用以及汉德公司出具的证明等，原审法院没有进行实体上的分析和认定，是不正确的。负有举证责任的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侵权的相关事实，包括行为人、地点、时间，以及侵权过错等。本案应严格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原告具有证明侵权损害事实、侵权行为违法、行为与损害的因果关系以及加害人的过错的举证责任。因此，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主张，原审法院认定事实证据不足。
3、被上诉人不享有涉案货物所有权，没有诉权。涉案货物的贸易术语是FOB，根据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货物在指定的装运港越过船舷，卖方即完成交货，买方在卖方完成交货后，即承担货物灭失或损坏的一切风险。因此，卖方将货物交付给买方的承运人，即完成交货，涉案货物的所有权转移至买方所有。被上诉人不是涉案货物所有权人，无权向东荣公司索赔，其索赔主体资格不适格。
在涉案货物运输的第一阶段中，东荣公司已经将货物运送至目的地，其承运人的义务已履行完毕。在涉案货物运输的第二阶段中，被拒收5000箱货物由被上诉人收回自行负责。此种情况下，被上诉人应立刻将货物提走或者安排承运，但被上诉人没有表态如何处理，更没有支付此期间的运输费用。“二上丸”轮装载的被拒收的5000箱货物，到达大西洋海面之后，在汉德渔业的协调之下，被上诉人将5000箱货物按照原价格的60%卖给了源鸿渔业股份有限公司，因此，被上诉人与源鸿渔业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形成了新的买卖合同，5000箱货物的所有人为源鸿渔业股份有限公司，而非被上诉人。
4、东荣公司处理涉案货物实属无奈之举。在涉案货物无人问津的情况下，东荣公司处理涉案货物，系为了避免东荣公司和被上诉人损失扩大，在道义、情理上没有过错，在法律上也没有侵权的主观过错，处理货物没有不当之处，即使要承担责任，也不应承担全部责任。
涉案问题货物，已经鲜度不佳，没有市场价值，无人购买，没有保留的必要。如果将货物上岸保存或者继续留船，将给东荣公司及被上诉人带来高额损失，远远超过了货物本身的价值。
即使东荣公司侵权成立，被上诉人也存在过错。自收货人拒收货物之日起，至货物被处理掉前，东荣公司一直联系被上诉人等，询问处理货物的意见，但被上诉人一直未予以明确答复，任由货物一直在东荣公司的船舶之上，不管不问，因此，被上诉人存在严重的过错，理应承担部分责任。原审法院没有考虑被上诉人过错，判令东荣公司承担全部责任，不符合客观实际和法律规定。
原审法院认定涉案货物损失数额错误。被上诉人知晓并承认涉案货物存在质量问题，还和买方协商由其自行收回处理。因此，原审法院不应按照完好货物的价值来计算被上诉人的损失，应由被上诉人支付的东荣公司的运费、移船费用等共计人民币129040.1868元，应从赔偿数额中抵销。
5、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具体的事实和理由，与海路公司关于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的主张相同。
东荣海洋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东荣海洋公司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用及翻译费用、公证费用等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
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东荣海洋公司系东荣公司在台湾的子公司，负责联系涉及台湾及周边的运输业务，具体至本案而言，东荣海洋公司联系到业务后，就交由东荣公司负责具体货物运输业务，包括运输货物及运输船舶的管理和营运等。东荣海洋公司并不是本案货物承运人、实际承运人，更不是“新五月”轮及“维多利亚”轮的经营管理人。东荣海洋公司与东荣公司之间的代理关系，仅在于部分业务的翻译联系。在本案中，东荣海洋公司仅以自己的名义，负责翻译联系业务，东荣公司处理货物与否，与东荣海洋公司无关，不存在违法代理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承担责任的条件。
本案应严格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被上诉人具有证明侵权损害事实、侵权行为违法、行为与损害的因果关系以及加害人的过错的举证责任。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东荣海洋公司为本案侵权行为人，存在侵权过错，原审法院认定事实证据不足。
2、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具体的事实和理由，与海路公司关于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的主张相同。
娜薇莎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娜薇莎公司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用及翻译费用、公证费用等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
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错误。娜薇莎公司不是本案涉案货物运输的实际承运人，其不应该成为本案被告。“维多利亚”轮的船舶登记证书显示：娜薇莎公司系“维多利亚”轮船舶登记注册人，但该司并不实际从事“维多利亚”轮的营运管理。根据“维多利亚”轮的租赁协议，该轮已被荻布船舶株式会社期租给东荣公司，船舶运输事宜，由承租人负责，并承担后果。船员管理，由出租人荻布船舶株式会社负责管理。娜薇莎公司对涉案货物的运输，并不知情，不符合实际承运人的定义。在本案中，娜薇莎公司不知道与本案货物运输相关的一切情况，没有实施侵权行为，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原审法院认定事实证据不足。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只有“维多利亚”轮的船舶登记资料涉及到娜薇莎公司，从此证据来看，娜薇莎公司确实是“维多利亚”轮的登记注册公司，但结合“维多利亚”轮的船舶租赁协议（出租人系荻布船舶株式会社），可以证明娜薇莎公司仅仅系该轮的登记注册人，不负责该轮的经营管理，不是该案货物的实际承运人，和被上诉人不存在任何关系，不应成为本案被告。本案应该严格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被上诉人具有证明侵权损害事实、侵权行为违法、行为与损害的因果关系以及加害人的过错的举证责任。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娜薇莎公司为本案货物实际承运人、侵权行为人、存在过错。
3、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具体的事实和理由，与海路公司关于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的主张相同。
海路公司、东荣公司、东荣海洋公司和娜薇莎公司四上诉人之间相互同意和支持各自的上诉请求。
针对海路公司、东荣公司、东荣海洋公司和娜薇莎公司的上诉请求，鸿瑞公司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合理、合法、公平、公正，应予维持，请求驳回四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如下：
1、原审判决对实际承运人的认定正确。按照中国法律规定，船舶的登记所有人、光船承租人为实际承运人。本案中，海路公司为一程船“新五月”轮的登记所有人，娜薇莎公司为二程船“维多利亚”轮的登记所有人，是各自从事货物部分区间运输的人，符合法律关于实际承运人的定义。海路公司称“新五月”轮的管理、所有公司为共荣海运株式会社、娜薇莎公司称“维多利亚”轮的管理、所有公司为荻布船舶株式会社，但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
海路公司和娜薇莎公司提交的所谓的登记证明，上面根本没有共荣海运株式会社和荻布船舶株式会社的英文、日文或者中文名称。另外，海路公司和娜薇莎公司提交的定期租船合同，均为日文版本，名称上也没有英文。共荣海运株式会社和荻布船舶株式会社是否存在、公司的准确英文是什么，都无从证明，上述两个名称仅仅是四上诉人的中文翻译，其准确性无法查证。四上诉人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向东荣公司出租船舶的共荣海运株式会社和荻布船舶株式会社与登记船东之间是什么关系，无从证明两公司有权合法出租“新五月”轮和“维多利亚”轮。海路公司和娜薇莎公司关于其不是实际承运人的上诉理由，没有证据支持。
2、原审判决对涉案货物运输法律关系的认定正确。东荣公司称，鸿瑞公司持有的提单，对其没有约束力，其主张没有事实依据。首先，鸿瑞公司向法庭提交的提单是原件，东荣公司并无证据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进行否认；其次，鸿瑞公司还向法院提交了经“五月花”轮大副签字、盖船章的大副收据，四上诉人对此也认可。即使本案没有签发提单，该大副收据也足以证明本案的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关系。无论如何，四上诉人都不能否认本案各方之间存在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关系，各当事方的法律地位是明确的。
3、鸿瑞公司对涉案货物具有合法所有权。鸿瑞公司为涉案货物买卖合同中的卖方，也是涉案货物运输合同中的托运人。本案中，作为物权凭证的正本提单，在鸿瑞公司手中持有，货物根本没有交付给买方。货物是否装船，仅仅涉及到风险的转移，风险转移给买方，并不等同于货物所有权转移给买方。在买方明确拒收货物，且未支付任何货款情况下，即使货物所有权在抵达卸货港前，已转移给买方，此时由于买方拒收货物，货物所有权应转移回卖方，卖方对货物具有完全排他性所有权。鸿瑞公司作为从未收到货款的卖方、持有提单的托运人，对被抛弃的货物，享有完全的排他性的合法所有权，四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
4、原审判决对四上诉人共同侵权行为的认定正确。与一审时不同，在上诉状中，四上诉人并未否认抛弃货物的事实，只是找出各种理由，强调其抛弃货物，是合理的。鸿瑞公司认为，四上诉人的上诉主张，是没有事实依据的：首先，关于所谓货物质量问题，四上诉人没有拿出有效证据予以佐证；其次，东荣公司在上诉中主张，买卖双方就5000箱货物达成协议，由卖方鸿瑞公司自行回收。东荣公司说服买方买下3000箱，最后剩余2000箱无人购买。而在一审中，东荣公司并未提出上述主张，也未提交任何相关证据佐证，不应采信。东荣公司的前述内容也自相矛盾，如果卖方已决定自行处理5000箱货物，东荣公司怎么能将其中3000箱卖给买方，东荣公司怎能处理货物。事实上，全部涉案货物的买方均为汉德渔业，汉德渔业是否将货物分销给其他买家，和鸿瑞公司没有关系，鸿瑞公司仅和汉德渔业有合同关系。第三，四上诉人主张开普敦港口的存放费用过高，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四上诉人为支持自己主张，仅仅提交了一份所谓南非当地代理的信函的复印件，其既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也无任何证明力。该复印件中，各当事方的身份无法查明、复印件真实性无法查明，且该复印件中所述的费率是否属实，亦无法查明。
四上诉人无证据证明鸿瑞公司放弃过涉案货物的所有权，无论该货物价值是多少，任何人未经鸿瑞公司的明确同意，擅自决定处理货物，都构成对鸿瑞公司货物所有权的严重侵犯。海路公司作为一程船“新五月”轮的实际承运人，未经鸿瑞公司同意，擅自将货物转船运输，导致货物被最终抛弃，存在过错；东荣公司、东荣海洋公司作为转船与抛货行为的决定人、代理人、通知人，也存在重大过错；娜薇莎公司作为“维多利亚”轮的实际承运人，最终实施了抛货行为，存在重大过错。四上诉人的共同过错，促成抛货行为，鸿瑞公司遭受经济损失和该抛货行为，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四上诉人共同侵权的事实成立，原审判决就此事实的认定正确，四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
5、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在一审庭审中，原审法院已明确向各方询问过适用法律问题，双方均明确同意适用中国法律。四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大量援用中国法律，却又提出适用其他国家法律，但并未明确适用什么法律，上诉主张自相矛盾。侵权行为地包括行为发生地和结果发生地，鸿瑞公司的住所地在中国，中国自然是结果发生地。原审法院适用中国法律审理本案，是完全正确的。
原审判决明确示明适用的法律是《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和《海商法》，并未适用四上诉人所称的人身伤亡司法解释。关于共同侵权行为的认定，原审判决适用《民法通则》第130条、《侵权责任法》第8条和第13条是完全正确的。关于四上诉人的共同侵权行为，原审判决认为“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致人损害，或者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构成共同侵权”，此认定是对《民法通则》第130条、《侵权责任法》第8条和第13条的准确理解和适用。
原审被告五矿烟台公司未向本院提交陈述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四上诉人为证明被上诉人同意涉案货物转船，在二审中提交了据称来自被上诉人处的同意书、商业发票及其他相关文件。被上诉人否认向四上诉人提供过上述文件。上述文件均没有原件，文件内容也无法体现与本案的关联性，无法证明四上诉人的主张。
在一审过程中，四上诉人既否认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运输法律关系，又不认可存在抛弃行为。在二审过程中，东荣公司的主张发生了变化，认为其已完成运输义务，抛弃货物是合乎法律和情理的，处理涉案货物是为了避免东荣公司和被上诉人损失的扩大。
“新五月”轮的船舶登记证书载明：海路公司为“新五月”轮唯一的船舶所有人，其所持有的所有权比例为100%。“维多利亚”轮的船舶登记证书载明：娜薇莎公司为“维多利亚”轮唯一的船舶所有人，其所持有的所有权比例为100%。
在一审庭审中，四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明确表示：同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解决涉案争议。
除上述事项外，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为涉外海上货物运输侵权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规定，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但当事人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侵权行为发生后，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法律的，按照其协议。在本案中，涉案侵权结果发生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且四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解决涉案争议，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为解决涉案争议的准据法。
本案当事各方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四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本案中的法律地位；四上诉人是否应当赔偿被上诉人所诉称的损失；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关于四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本案中的法律地位的问题，被上诉人作为涉案货物的卖方，将涉案货物交付“新五月”轮承运，并取得涉案货物的大副收据和提单。涉案货物被转船至“维多利亚”轮以及被抛弃后，被上诉人一直持有涉案货物的提单，主张其享有涉案货物的所有权，并据此向四上诉人主张侵权责任，因此，被上诉人为涉案货物的所有人和涉案货物运输的托运人。
东荣公司为“新五月”轮和“维多利亚”轮的租船人，具体负责“新五月”轮和“维多利亚”轮的运输管理事宜。被上诉人的货物装上“新五月”轮后，“新五月”轮的大副签署了涉案货物的收据，原审被告五矿烟台公司作为承运人的代表，签发了涉案提单。东荣公司为“新五月”轮和“维多利亚”轮的经营管理人，具体组织了涉案货物的运输事宜，东荣公司亦认可其为涉案货物运输的承运人。因此，东荣公司为涉案货物运输的承运人。
东荣海洋公司是东荣公司的代理人，具体负责“新五月”轮和“维多利亚”轮的业务联系，参与了涉案货物运输的具体操作，东荣海洋公司应认定为涉案货物运输的承运人的代理人。
四上诉人以共荣海运株式会社和荻布船舶株式会社分别与东荣公司签订有租船协议为由，主张共荣海运株式会社和荻布船舶株式会社分别为“新五月”轮和“维多利亚”轮的船舶所有人，但“新五月”轮和“维多利亚”轮的船舶登记证书载明：海路公司和娜薇莎公司分别为“新五月”轮和“维多利亚”轮的唯一船舶所有人。关于船舶所有人身份的认定，应以船舶登记证书为准，因此，海路公司和娜薇莎公司为“新五月”轮和“维多利亚”轮的船舶所有人。四上诉人关于共荣海运株式会社和荻布船舶株式会社分别为“新五月”轮和“维多利亚”轮的船舶所有人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新五月”轮和“维多利亚”轮实际从事了涉案货物的运输，因此，海路公司和娜薇莎公司为涉案货物运输的实际承运人。
关于四上诉人是否应当赔偿被上诉人所诉称的损失的问题，东荣公司作为涉案货物运输的承运人，应当妥善地、谨慎地装载、运输、保管、照料和卸载所运货物。被上诉人的涉案货物在运输途中，被东荣公司指令抛弃，东荣公司虽称其抛货行为出于无奈符合情理，但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因此，东荣公司应当赔偿被上诉人所诉称的损失。
东荣海洋公司系东荣公司的代理人，负责了涉案货物运输的具体操作事宜，在知道抛弃被上诉人的货物属于违法事项的情况下，仍然进行代理活动，致使被上诉人的货物最终被抛弃，东荣海洋公司作为代理人，应与被代理人东荣公司，对被上诉人所诉称的损失负连带赔偿责任。
海路公司和娜薇莎公司作为涉案货物运输的实际承运人，在未经被上诉人同意的情况下，具体实施了涉案货物的转船和抛货行为，对被上诉人所诉称的损失均负有赔偿责任，应与承运人东荣公司，对被上诉人所诉称的损失负连带赔偿责任。
关于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的问题，本案系在海上货物运输过程中形成的侵权责任纠纷，被上诉人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注册的公司，涉案侵权结果发生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四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诉讼过程中亦共同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解决涉案争议，因此，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解决本案纠纷。原审判决关于共同侵权的表述，系对共同侵权构成的理解和解读，并不能就此认定原审判决适用了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法律规定，原审判决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海路公司、东荣公司、东荣海洋公司和娜薇莎公司的上诉请求，均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34元，由上诉人海路航运有限公司、东荣超低温远洋公司、东荣海洋企业有限公司和娜薇莎公司海事有限公司各负担人民币1258.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付本超
审判员 赵 童
审判员 董 兵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五日
书记员 迟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