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4）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592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保兴德，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廖翠娟，重庆君融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魏晓伟，重庆君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长发旅游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朝天门信义街3号，组织机构代码20281701-9。
法定代表人：李卫，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梁琪，重庆宏声昌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渝英，女，汉族。
委托代理人：杨晋，女，汉族。
上诉人保兴德与重庆长发旅游公司（简称长发旅游公司）、郭渝英合同纠纷一案，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18日作出（2014）中区法民初字第02028号民事裁定，保兴德对该裁定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保兴德一审诉称：保兴德和长发旅游公司自2006年3月起有旅游业务往来，截止2009年10月24日双方结算，长发旅游公司欠保兴德95421元尚未支付。在双方旅游业务往来中，郭渝英作为长发旅游公司的实际经办人与保兴德沟通往来。据了解，上述欠款系郭渝英靠挂长发旅游公司经营而产生的欠款，因此保兴德多次向长发旅游公司及郭渝英催收上述欠款。后郭渝英承诺由其代长发旅游公司归还。2011年12月26日郭渝英归还3000元，2013年2月13日，郭渝英又归还800元。截止2013年11月，长发旅游公司及郭渝英尚欠保兴德91621元。嗣后，保兴德多次向长发旅游公司及郭渝英催收欠款均未果。保兴德认为，无论郭渝英与长发旅游公司是否挂靠关系，本案所涉旅游业务往来系郭渝英以长发旅游公司名义接洽并开展，理应由长发旅游公司对以上欠款91621元承担还款责任，郭渝英对以上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保兴德请求判决：1、长发旅游公司归还保兴德欠款91621元并支付以91621元为基数，从2013年3月1日起前述款项付清时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损失；2、郭渝英对前款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长发旅游公司一审答辩称：长发旅游公司与保兴德并没有旅游业务往来，也没有签订过任何合同或是进行结算，没有向保兴德承诺过欠款的事实。长发旅游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从保兴德举示的证据来看他是与郭渝英发生经济往来，郭渝英不是长发旅游公司的员工，也没有权利代表该公司签订合同或是对外进行经济往来，因此郭渝英对外的所有行为均是她个人的经营行为，只是借用了长发旅游公司的名义，她与保兴德的经济往来与长发旅游公司无关。另外，保兴德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应当不予保护。
郭渝英一审答辩称：郭渝英自2006年1月起至2011年9月止与长发旅游公司进行内部合作，以该公司名义对外开展旅游业务，与保兴德所在的丽江滇西北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简称滇西北旅行社）有业务往来，而不是和保兴德个人直接发生业务往来，因此保兴德只是本案涉诉旅游业务往来过程中滇西北旅行社的经手人，保兴德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本案诉讼应当由滇西北旅行社提起。本案所涉旅游业务往来因保兴德所代表的滇西北旅行社一方未能提供完整结算凭证和发票而未能最终对账结算。2009年10月24日，郭渝英在保兴德提供的对账单上签字仅表示对该对账单的签收，并不表示对该对账单上所列欠款数额予以确认，郭渝英也从未承诺过代长发旅游公司偿还款项。事实上，因保兴德未提供旅游业务的相关费用收据及发票，双方无法进行实质性的对账，且经催告后仍未提供，因此保兴德诉称的欠款金额不属实，其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另外，从2009年后双方未再发生旅游业务往来，双方未进行尾款结算是保兴德一方怠于履行合同义务造成的，他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06年至2009年期间，郭渝英以长发旅游公司的名义与保兴德所在的滇西北旅行社发生旅游业务往来，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合同。
2009年10月24日，保兴德以滇西北旅行社经手人的名义向长发旅游公司及郭渝英出具欠款对账单一份。该对账单载明：“2006年至2009年10月24日止共欠我的尾款如下：一、2006年内截止10月31日止欠尾款17385元。二、2007年内截止10月31日止欠尾款7800元。三、2008年内截止10月31日止欠尾款52515元。四、2009年内截止10月31日止欠尾款17721元。总计欠团款为95421元。郭经理请予核对。”该对账单落款为“云南丽江滇西北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经手人保兴德”，未加盖滇西北旅行社的公章。郭渝英在“郭经理请予核对”处签名并落款10月31日，加盖了长发旅游公司业务专用章。在该对账单下部空白处，保兴德批注“2011年10月18日还款3000元（汇款），下欠92421元”，郭渝英在该文字批注后签名及落款“2011.12.26”。该对账单靠底部空白处保兴德批注“2013年2月13日还款800元，下欠91621元”。
嗣后，双方就尚欠的91621元旅游费用产生争议，保兴德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
在2014年3月20日的第一次庭审以及2014年5月13日的第二次庭审中，保兴德均陈述：保兴德系挂靠在滇西北旅行社并以滇西北旅行社的名义对外开展旅游业务经营。经营过程中，保兴德与滇西北旅行社之间采取保兴德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方式。保兴德与郭渝英发生业务往来过程中，郭渝英也是以长发旅游公司的名义与保兴德之间联系开展的旅游合作业务，费用的结算与支付一直是与郭渝英本人直接联系。为证明以上所称的事实，保兴德在第一、二次庭审中提交了以下证据：
1、2009年10月24日郭渝英签字并加盖了长发旅游公司业务专用章的对账单。拟证明郭渝英及长发旅游公司确认欠款的事实。该对账单的欠款数额经确认后，郭渝英于2011年10月18日以汇款方式向保兴德支付了3000元，于2013年2月13日以现金方式向保兴德支付了800元，保兴德对应在对账单的空白处予以了文字批注，其中，在郭渝英支付了3000元后，他于2011年12月26日再次在该对账单上签字确认。因此以2011年10月18日起算诉讼时效，保兴德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长发旅游公司质证后认为，对该单据上加盖的该公司印章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该单据上所载内容的真实性也不予认可；该单据系保兴德与郭渝英之间形成的，与长发旅游公司无关。
郭渝英质证后认为，对该单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单据中签字日期为“10月31日”处的“郭渝英”签字是本人书写的，但在签字当时是没有加盖长发旅游公司业务专用章的，何时加盖的该枚印章，郭渝英不清楚。“郭渝英2011年12月26日”签字是本人书写，但签字时是对应的批注为“借款3000元（汇款）”，不是“2011年10月18日还款3000元（汇款）”的批注，没有“下欠92421.00元”的批注，没有“2013年2月13日还款800元”的批注，也没有“下欠91621.00元”的批注。因此，郭渝英感觉其真实签字的单据不是保兴德提交的对账单据，至于郭渝英的签字为何在该张单据上出现，郭渝英不清楚。
2、滇西北旅行社出具给保兴德的聘书、授权书及通知，滇西北旅行社授权委托书，拟证明保兴德与滇西北旅行社属挂靠关系，滇西北旅行社授权保兴德在旅行社经营范围内从事旅游活动。
长发旅游公司质证后认为，对真实性均无法确认，滇西北旅行社出具给保兴德的授权与长发旅游公司无关。
郭渝英质证后认为，对真实性均有异议，在涉诉旅游业务合作期间保兴德并没有向郭渝英提供该组材料，郭渝英一直与滇西北旅行社有业务往来，而不是和保兴德个人，保兴德只是业务往来中滇西北旅行社的经手人，本案诉讼应当由滇西北旅行社提起，而不是保兴德。
3、滇西北旅行社与保兴德签订的《滇西北旅行社经营管理协议书》。拟证明保兴德挂靠该旅行社在经营上自主经营，自主结算，自负盈亏，团款自己收付，即保兴德对外债权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向债务人进行主张。
长发旅游公司质证后认为，对真实性均无法确认，该协议书实际上表明保兴德与滇西北旅行社属挂靠关系，因此保兴德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应当由滇西北旅行社提起本案诉讼。
郭渝英质证后认为，对真实性不能确认，该份协议只能证明保兴德与滇西北旅行社是挂靠关系，更证明保兴德不是本案适格原告。
4、“西昌、泸沽湖、丽江、香格里拉、大理、瑞丽等18／13天行程”宣传单。拟证明本案双方所涉合作旅游业务的具体旅行行程及路线安排。
长发旅游公司质证后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从该行程单的内容可以看出联系人是郭渝英，从而证明保兴德是与郭渝英直接发生的旅游业务合作关系，与长发旅游公司无关。
郭渝英质证后认为，该证据证明郭渝英以长发旅游公司的名义开展业务。同时，该证据只是行程参考，郭渝英与滇西北旅行社业务往来期间不是以该行程单为准，而是以实际传真的行程单为准，因此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5、证人王昆花的旅行社经理资格证书、滇西北旅行社出具的证明。拟证明：王昆花自2004年1月至今为滇西北旅行社的员工，任职外联部经理，具有旅行社经理资格。
长发旅游公司质证后认为，对真实性无法确认。王昆花本人与长发旅游公司没有业务往来。
郭渝英质证后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王昆花与郭渝英之间没有业务往来，该组证据与郭渝英无关。
6、2008年4月26日王昆花与郭渝英等人的合影照。拟证明郭渝英与王昆花相识已久关系密切，两人之间业务往来频繁，本案所涉旅游业务与郭渝英往来接洽人均是王昆花。
长发旅游公司质证后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
郭渝英质证后认为，对真实性有异议，不排除是利用PS技术制作的，即使照片是真实的也不能达到保兴德的证明目的。
同时，保兴德申请证人王昆花出庭作证。证人王昆花陈述：王昆花系滇西北旅行社的员工，负责外联工作，保兴德系王昆花的叔叔，在保兴德的挂靠经营活动中王昆花负责计调工作。保兴德系挂靠滇西北旅行社，与长发旅游公司有长期的旅游合作业务往来，双方合作期间一直是与郭渝英直接联系、核算和结账付款。郭渝英与长发旅游公司系挂靠关系，她对外均称代表长发旅游公司，双方合作过程中并未签订书面合同，而是以传真方式确认旅游行程。双方确认了行程后，王昆花亲自到重庆从长发旅游公司接团，而郭渝英为了节约成本也亲自带团到云南。2009年10月24日的对账单是王昆花根据各次旅游完成之后所有费用单据核对后结算制作的，该对账单由郭渝英在2009年10月31日签字并加盖了长发旅游公司的业务专用章再交还给了王昆花，由于当时双方对欠款的数额是予以认可的，因此结算的基础性单据没有留存了。该对账单上的其他批注和签字，王昆花并不清楚，但郭渝英于2009年10月31日签字确认后又以汇款的方式支付了3000元属实，因为是王昆花负责催收的。
长发旅游公司对证人王昆花的证人证言质证后认为，证人王昆花与保兴德有利害关系，她已经说明了涉诉旅游业务的往来均是由郭渝英直接经营、结算和支付的，因此郭渝英对外的所有行为均是其个人的经营行为，只是借用了长发旅游公司的名义，她与保兴德之间的经济往来与长发旅游公司无关。
郭渝英对证人王昆花的证人证言质证后认为，证人王昆花与保兴德有利害关系，其证词均是自己的陈述，没有证据予以证明。
2014年7月14日第三次庭审中，保兴德补充提交了以下证据：
1、原审法院立案庭工作人员徐少阳于2014年5月16日出具的证明一份，载明“原告保兴德诉被告重庆长发旅游公司及被告郭渝英一案，诉状、证据收到之日为2013年11月12日，后因疏忽，盖章日期晚于收件日期，特此证明。”欲证明保兴德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长发旅游公司质证后认为，对证明的真实性有异议，该公司不清楚出具该证明的是否是立案部门的经办人员，证明应当加盖立案庭的业务专用章。
郭渝英质证后认为，对证明的真实性有异议，证明上应当加盖立案庭的业务专用章。即使该证明是真实的，也应当由立案庭工作人员承担相应的责任。
2、滇西北旅行社与保兴德之间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一份。该协议载明“滇西北旅行社将公司45部与重庆长发旅游公司（郭渝英）合作期间，因为旅游业务拖欠公司45部（保兴德）产生的债权（金额：人民币91621元）全部转让给保兴德，由保兴德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自行催收，向法院提起诉讼、和解、申请执行、收取法律文书和执行款项等权利。”该协议落款打印的时间为“2013年10月6日”。欲证明滇西北旅行社已经将债权转让给保兴德了，保兴德有权利提起本案诉讼。同时，保兴德明确提起本案诉讼依据的法律关系是债权转让，现变更本案起诉的理由为债权转让纠纷，不是原诉称的旅游合同纠纷。
长发旅游公司质证后认为，对债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该协议也不能证明长发旅游公司尚欠滇西北旅行社款项的事实，协议内容中关于欠款的事实仅是滇西北旅行社自己的描述。债权转让协议没有向长发旅游公司送达，不具有任何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另外，保兴德当庭变更本案为债权转让纠纷这是保兴德的权利，但长发旅游公司坚持认为本案是旅游合同纠纷。
郭渝英质证后认为，对债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均有异议，该协议也没有向郭渝英进行过送达。债权转让协议是滇西北旅行社单方制作的，应当是保兴德为了证明他有提起本案的诉权而伪造，因此该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另外，对保兴德当庭变更本案为债权转让纠纷不予认可，郭渝英坚持认为本案系旅游合同纠纷，法庭不应当允许保兴德随意变更诉讼的基本案由。
一审审理中，长发旅游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长发宾馆通讯录一份，该通讯录中于2009年6月11日加盖了长发旅游公司业务专用章。拟证明该枚印章与保兴德提交的2009年10月24日对账单上加盖的长发旅游公司业务专用章明显不一致。长发旅游公司提交的该枚业务专用章虽并未在工商部门登记备案，但该枚印章是公司内部使用的业务专用章，且标号为“业务专用章（1）”的仅此一枚。
保兴德对以上证据质证后认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并不排除长发旅游公司也使用过保兴德提交的2009年10月24日对账单上加盖的业务专用章。
郭渝英质证后认为，郭渝英没有见过该枚印章，郭渝英在以长发旅游公司名义经营过程中使用的是该公司提供的另一枚业务专用章。至于该枚印章和保兴德提交的2009年10月24日对账单上加盖的业务专用章是否是同一枚，郭渝英不清楚。
审理中，郭渝英为证明其辩称的事实提交了以下证据：
1、2008年3月17日、3月23日、3月24日报纸登载的旅游广告信息；2008年广告费发票2张，付款方均载明长发旅游公司；郭渝英确认报样均使用的是长发旅游公司提供的业务专用章。拟证明郭渝英与长发旅游公司系挂靠关系，郭渝英以长发旅游公司名义开展经营活动，郭渝英登报宣传旅游广告均是以长发旅游公司名义确认的板块；郭渝英与报社之间确认登报报样内容的印章是长发旅游公司提供给郭渝英使用的业务专用章。
保兴德质证后认为，对真实性均无异议，说明长发旅游公司使用的业务专用章不止一枚，郭渝英举示证据中所加盖的业务专用章与保兴德提交的2009年10月24日对账单上加盖的业务专用章一致，因此郭渝英是代表长发公司进行的业务往来。
长发旅游公司质证后认为，对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广告是郭渝英自己与广告方联系刊登的，与该公司无关；广告发票虽然付款方载明是长发旅游公司，但实际付款的是郭渝英，不是长发旅游公司；郭渝英确认报样加盖的长发旅游公司业务专用章不是该公司提供给郭渝英使用的。
2、重庆市渝中区质量监督局对长发旅游公司的一份调解书（传真件）及赔偿信息附旅游合同（原件已经无法找到）。拟证明：2007年郭渝英以长发旅游公司名义发送到滇西北旅行社的团队发生了旅客投诉的情况。重庆市渝中区质量监督局对该投诉进行了受理并组织郭渝英与长发旅游公司与投诉人进行调解。赔偿过程中郭渝英加盖的业务专用章就是前述证据1长发旅游公司提供使用的业务专用章。进一步证明郭渝英与长发旅游公司是挂靠关系，在该期间郭渝英的经营行为均以长发旅游公司名义对外经营的。
保兴德质证后认为，对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与保兴德无关。
长发旅游公司质证后认为，对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于投诉情况该公司不清楚，从证据上也无法看出该公司参与了调解，而证据中加盖的该公司业务专用章系郭渝英使用的业务专用章，该印章不是长发旅游公司认可的印章。
3、2007年至2008年郭渝英因购买长发旅游公司合同，该公司出具的收据5张；2007年至2011年郭渝英因向长发旅游公司缴纳税金，该公司出具的收据22张；2007年至2011年郭渝英因向长发旅游公司交纳挂靠管理费，该公司出具的收据9张；2007年至2010年郭渝英因向长发旅游公司缴纳的旅游责任保险费，该公司出具的收据5张；2007年至2010年郭渝英因向长发旅游公司支付租金及及管理费，该公司及以重庆长发宾馆名义开具的收据32张，其中重庆长发宾馆与长发旅游公司是同一单位。拟证明郭渝英与长发旅游公司是挂靠关系。
保兴德质证后认为，对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与保兴德无关。该组证据证明郭渝英与长发旅游公司系挂靠关系，郭渝英以长发旅游公司的名义对外经营业务。
长发旅游公司质证后认为，对真实性均无异议。对于郭渝英交纳给长发旅游公司的管理费，长发旅游公司与郭渝英确实存在合作关系，双方是挂靠关系，挂靠关系中也是由郭渝英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经营，自主经营、自主结算、独立承担经营中的债权债务。另外，有部分收据系重庆长发宾馆开具的，重庆长发宾馆与长发旅游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人，不是同一单位。
4、长发旅游公司出具给郭渝英的介绍信；郭渝英代购旅行交通费，长发旅游公司出具的收据3张。拟证明郭渝英与长发旅游公司是挂靠关系。
保兴德质证后认为，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更进一步证明郭渝英与长发旅游公司之间的关系。
长发旅游公司质证后认为，对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
5、长发旅游公司提供给郭渝英的经营许可证及营业执照副本的复印件。拟证明郭渝英与长发旅游公司是挂靠关系。
保兴德质证后认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
长发旅游公司质证后认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
6、2007年9月5日滇西北旅行社的传真一份。拟证明郭渝英是与滇西北旅行社之间产生业务往来，不是与保兴德个人产生的。
保兴德质证后认为，该传真件内容已无法看清楚，无法确认其真实性。
长发旅游公司质证后认为，该传真件内容已无法看清楚，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且该证据与长发旅游公司无关。
同时，郭渝英在审理中确认，郭渝英以上所有提交证据中其所使用的长发旅游公司业务专用章与保兴德提交的2009年10月24日对账单上加盖的长发旅游公司业务专用章系同一枚。
原审法院认为：保兴德提起本案诉讼时明确确认，他是基于保兴德与长发旅游公司之间存在的旅游合作业务往来而提起的诉讼。即本案基础法律关系为旅游合作合同关系。同时，保兴德在第一、二次庭审时也一直以旅游合作合同关系即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进行陈述、举证、辩论。现保兴德在第二次开庭法庭辩论终结后，又举示了债权转让协议等证据，并确认在本案中不依据旅游合同关系进行诉讼，而要求依据债权转让纠纷继续审理本案。对此，原审法院认为，保兴德虽未变更诉讼请求，但其在庭审辩论后要求依据债权转让纠纷继续审理本案的行为，在实质上改变了审理本案所依据的基础法律关系，如本案依据债权转让纠纷审理，则会导致本案的基本事实、法律关系、证据认证，法律适用产生根本性的变化，不仅使案件在实质上转为了与保兴德起诉所陈述的事实及理由毫无关联性的另一新案，而且对于长发旅游公司及郭渝英合法行使诉讼权利造成了妨害。因此原审法院对保兴德要求不依据旅游合同关系进行诉讼，而依据债权转让纠纷继续审理本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仍应按保兴德起诉时所依基础法律关系，即旅游合作合同关系审理本案。
在旅游合作合同关系中，双方当事人对于合同相对人是谁产生争议。保兴德确认在本案所涉合同中，保兴德系挂靠在滇西北旅行社并以滇西北旅行社的名义对外开展旅游业务经营；同时，在保兴德提交的2009年10月24日对账单中，也明确载明保兴德是滇西北旅行社的经手人。综上，原审法院应认定保兴德不是本案所涉合同的相对人。现保兴德提起本案诉讼，要求长发旅游公司及郭渝英向保兴德承担相应责任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裁定驳回保兴德的起诉。
保兴德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指令原审法院审理本案，由长发旅游公司和郭渝英承担诉讼费。其理由为：1、保兴德和长发旅游公司自2006年3月起有旅游业务往来，截止2009年10月22日双方结算，长发旅游公司欠保兴德95421元尚未支付。保兴德举示的证据证明他是滇西北旅行社45部负责人，具有“独立的债权追索权”。2、保兴德与长发旅游公司对旅游合作没有争议，不存在旅游合作合同纠纷。长发旅游公司欠款是事实，本案属债权债务纠纷。3、本案2013年11月12日立案，原审法院2014年10月19日才作出裁定，审理严重超期，移送上诉时间也过长。另外一审裁定限定上诉期限为15天，违反法律规定。
长发旅游公司二审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郭渝英二审答辩称：一审裁定公平，应维持原裁定。
本院二审查明，原审法院于2014年10月31日作出补正裁定，将上诉期限的笔误由15日补正为10日。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相关事实与一审裁定认定的相同。二审诉讼中，保兴德举示了记载时间、地点等信息的传真件两页，以证明保兴德与郭渝英有业务往来。长发旅游公司认为该传真件是复印件，不能确认真实性，该公司与保兴德没有业务往来。郭渝英对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表示不清楚是否有传真件所述业务。
本院认为：保兴德向原审法院起诉时所持理由为他与长发旅游公司有“旅游业务往来”，郭渝英挂靠长发旅游公司经营。由于长发旅游公司欠费，因此请求判决长发旅游公司和郭渝英共同支付所欠91621元。根据保兴德的前述诉求分析，他是基于他与长发旅游公司的旅游合同关系向该公司主张债权，而基于长发旅游公司与郭渝英的挂靠合同关系要求郭渝英共同承担责任。
但是，就保兴德一审诉讼中的陈述和所举证据分析，他陈述是挂靠滇西北旅行社并以该旅行社名义开展业务，郭渝英是以长发旅游公司名义与保兴德开展业务。保兴德所举滇西北旅行社出具给他的聘书、授权书、通知、保兴德与滇西北旅行社的《滇西北旅行社经营管理协议书》、证人王昆花的证言，都印证了保兴德关于挂靠滇西北旅行社并以该旅行社名义与长发旅游公司发生旅游业务的陈述。就保兴德据以主张本案欠款的对账单而言，其记载内容也显示系保兴德作为滇西北旅行社的经办人与长发旅游公司对账。
这样，保兴德陈述合同关系发生于滇西北旅行社和长发旅游公司之间，却要求由自己享有合同债权，属于合同当事人之外的主体要求享有合同权利，其起诉应予驳回。
至于一审第二次庭审辩论终结后保兴德请求以自己受让了合同权利为由，要求本案按债权转让纠纷审理的问题，如原审法院所述，保兴德虽未变更请求金额，但他在庭审辩论后要求依据债权转让纠纷审理本案，实质上改变了他起诉本案所依据的基础法律关系，如依据债权转让纠纷审理，则会导致本案的基本事实、法律关系、证据认证，法律适用产生根本性的变化，不仅使案件在实质上转为了与保兴德起诉所依据法律关系无关联的另一新案，而且对于长发旅游公司及郭渝英合法行使诉讼权利造成了妨害。因此，原审法院仍按保兴德起诉时所依法律关系（旅游合作合同关系）审理本案是适当的。
至于保兴德认为本案超审限及迟延移送案件构成严重程序违法的问题，经审查原审法院审理本案并无违法超审限、故意迟延移送案件的事实。至于裁定的上诉期限问题，原审法院已经补正，也不构成违法。
基于上述认定，保兴德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原审裁定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陈秀良
审 判 员 章若微
代理审判员 王丽丹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吴跃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