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106民初12060号
原告：丁兆立，男，1974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彤霞（系原告妻子），女，1976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鼓楼区。
被告：周国垒，男，1954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秦淮区。
原告丁兆立与被告周国垒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2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丁兆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彤霞、被告周国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丁兆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15万元整。事实和理由：2013年上旬，被告告诉原告说案外人马邦勤手头较紧，需借钱壹拾伍万元整，由被告负责转交，并由被告出具借条。2013年5月13日，原告从招商银行取现10万元交给被告，被告于当日出具15万元借条给原告，原告另于2013年7月29日汇款给被告5万元。2015年5月15日，原告与被告一同去马邦勤的办公室，马邦勤认可收到借款并出具15万元借条给原告，同时原告将被告出具给原告的借条还给被告，并由被告当场撕毁。之后，自2015年10月至2016年5月原告多次向马邦勤催要借款，马邦勤均表示要尽快还款，后由于马邦勤被双规而无法联系。2016年5月26日，原告向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起诉马邦勤偿还借款，2017年10月12日，被告出具了马邦勤向原告借款15万元属实的证明。2017年11月9日下午，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在江苏省看守所公开审理了案件。审理中，马邦勤否认收到被告转交的借款，并表示出具借条和答应偿还借款均是受到被告的威胁逼迫，不得已而做的。马邦勤不同意偿还借款，也不同意调解。被告作为对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的当事人，原告按照法院要求邀请其出庭作证，但被告未能到庭配合，致使马邦勤是否收到15万元借款的事实无法查清。考虑到诉讼风险，原告于2017年11月10日撤销了对马邦勤的起诉。原告认为，借款是交给被告，被告有义务向原告和法院说明事实真相，并履行相关附随义务。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周国垒辩称：原、被告双方系朋友关系。在2013年4月左右，原告因由副处级未能提升到正处级，托被告找到在江苏省政府工作的马邦勤帮忙。马邦勤同意帮忙，但提出原告需拿出15万元上下打点的费用，原告表示同意。出于对马邦勤不了解，原告希望由被告代收代付此款。被告于2013年5月-7月左右，分两次代收了原告用来“买官”的费用15万元，在代收第一笔10万元时，被告以自己的名义向原告出具了借条，原告答应在马邦勤出具收款凭证后就将该借条撕毁。马邦勤在出具收款凭证后一直未能完成原告“买官”的目的，原告遂开始向马邦勤索要该款。在索要无果的情况下，原告向江苏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举报了马邦勤以借款形式收受他人钱财的违法行为。2016年7月，被告作为知情人受到省纪委的约谈和公安局的传唤。马邦勤在大量证据面前承认了上述事实，并受到刑法处罚。原告在向马邦勤起诉无望的情况下开始向被告主张该款。被告认为，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纯属代收代付，在马邦勤认可收到该款后，原告也将该借条原件撕毁，双方之间并没有借款关系。在马邦勤向原告出具收款凭证后，原告在2013年年底开始多次找马邦勤索要“买官款”，应认定被告对债务的转移得到了原告的同意，原、被告之间已无债权债务关系。从原告提供的与马邦勤的往来信息也可以充分证明，原告已开始向马邦勤索债，马邦勤也同意偿还债务，因此原告无权向被告索要本案所涉款项。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双方系朋友关系。2013年5月13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一份借条，载明：“今借到丁兆立同志人民币壹拾伍万元正”。同日，原告从银行提取现金10万元交给被告。同年7月29日，原告又通过银行转账向被告交付5万元。
2015年5月15日，原、被告双方到马邦勤处，马邦勤向原告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丁兆立同志人民币壹拾伍万元整”。2017年5月，原告向本院起诉马邦勤，要求其归还借款15万元。马邦勤在该案中答辩称：“2013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在省政府办公厅任职期间，有一天周国垒到我办公室，说老马你不是认识盐城市委书记吗，他也是你们省政府办公厅出去的，我有一个好朋友在省体育局工作叫做丁兆立，他想去盐城去挂职锻炼，叫我帮忙找一下盐城的市委书记，当时我答应了周国垒，并和周国垒说我帮你联系看看，但是不要抱太大希望，接着周国垒又和我说，丁兆立是我很好的朋友，这个忙你一定要帮，接着周国垒说找人需要用钱，让丁兆立给你15万元，你去帮他办这件事。当时周国垒说的钱数额比较大，我拒绝了，说这是行贿，这恐怕不行。我可以帮你联系看看，周国垒又在里面说了很多好话，说丁兆立是周国垒很好的朋友，给周国垒一个面子，如果不收钱丁兆立会认为你是不愿意帮忙。最后周国垒和我说，要不然这笔钱就算借给你用的，你给丁兆立写个借条，我让丁兆立把钱打给你，这都是周国垒的原话，还叫我给周国垒一个卡号，当时我考虑朋友的面子也不想得罪周国垒。我说等事情办好了实报实销，办不成将钱还给周国垒，所以我就同意写个借条给丁兆立，并且将我的农业银行的卡号给了周国垒。第二天周国垒给我打了电话告诉我，说明天丁兆立来我办公室找我，让我写个15万元的借条给丁兆立，丁兆立会把钱打给我的。第三天丁兆立到我办公室找我，聊了一会家常，说周大哥叫我来拿那个借条，我就把写好的借条给了丁兆立。这笔钱丁兆立一直没有打给我，周国垒也没有把钱打给我，所以我就没有帮丁兆立联系盐城挂职这件事。之后我就出事了，直到双规时候也没有见到这笔钱，我也有如实向江苏省纪委和南京市公安局五处交代清楚了。这个情况有没有处理我不清楚了。”、“确实于2015年5月15日当着丁兆立和周国垒的面出具了借条，此前曾于2013年底2014年初向周国垒出具过内容一样的借条，在出具第二份借条时撕毁了”、“2015年10月份到2016年4月份之间原告多次找过催款，我因为有把柄在周国垒手上，周国垒叫我应付拖一拖，所以丁兆立每次找我要钱我就应付”。原告后于2017年11月撤回起诉。
原、被告就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产生争议。原告称被告向其出具了借条，原告也实际交付了出借款，因此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被告应归还借款。被告称本案所涉款项实为原告的“买官”钱，被告代马邦勤收取此款，应原告的要求出具的借条，并已将该款交给了马邦勤。被告和原告一起去马邦勤处，马邦勤当着原、被告的面承认收到15万元，并向原告出具了借条，此后我陪同原告去马邦勤处要款，马邦勤并没有否认，原告也找过马邦勤要款，马邦勤每次均答应要还。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被告出具的借条（复印件）及银行交易记录。被告对真实性不持异议。被告为证明其主张，申请证人曹某出庭作证。曹某到庭陈述：就在开庭前几天,被告到我办公室问我是否记得我们一起到省政府找马邦勤的,因为我陪他去了好几次,我就问他是哪一次,他就说是送钱那一次。我之所以有记忆是因为记得被告当时拿着一个黑袋子,在路上我还问了周国垒袋子里是什么,他说是钱,我问他为何要给马邦勤送钱,周国垒说帮朋友找工作的，是买官钱。我们从省政府东大门开车进去的,上了7楼最顶头到了马邦勤的办公室,周国垒就把袋子往马邦勤的柜子里一放。没有听周国垒说这个钱的来路,是谁给的不知道。根据本案原、被告双方的陈述以及现有证据、结合原告此前起诉马邦勤案的相关材料，按原告所述，被告2013年上旬提出代马邦勤借款，由其出具借条，借款代为转交，系一种受托实施行为，但尚未得到马邦勤认可，两人于2015年5月15日共同到马邦勤处，马邦勤认可收到该款，并直接向原告出具了借条，同时原告撕毁了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借条，系马邦勤认可了被告实施的受托行为，原告对此也予认可，此后也直接向马邦勤催要借款，马邦勤也未予否认，原告现起诉被告，认为其为借款人，缺乏事实基础，也与原告自身陈述相悖，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双方之间借贷关系不成立。
本院认为，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归还借款，应就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及款项交付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原告虽提交了被告出具的借条及款项交付凭据，被告也认可收到原告交付款项，但认为只是替原告转交的“买官钱”，并非系收到原告出借款，据原告自已陈述，被告只是代马邦勤提出借款，马邦勤认可收到出借款，并另行向原告出具了借条，同时原告撕毁了被告之前出具的借条，并直接向马邦勤主张归还借款，可以证明原、被告之间本无借贷合意，原告现主张被告归还借款，不符合借贷关系的构成条件，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丁兆立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300元（原告已预缴），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1650元，由原告丁兆立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胡 斌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张奕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