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陕01民终321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卫真，女，1966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碑林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西安供电公司，住所地西安市新城区环城东路159号。
负责人陶轶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吕平，该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李川，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张卫真因与被上诉人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西安供电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2017）陕0102民初31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于1989年12月经招工进入西安供电局，1993年3月13日，西安供电局以(93)西供劳干移字第02号职工内部移动通知将原告身份由工人变为聘干。2016年11月15日原告年满50周岁，被告与原告解除了劳动关系。因原告认为(93)西供劳干移字第02号职工内部移动通知中的“聘干”字迹不认可，认为该“聘干”字迹是对原先写成的“转干”字迹的涂改，2017年4月20日，被告委托西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该内部移动通知进行鉴定，鉴定事项为：l、确定检材中文字内容是什么；2、确定检材文字是否复写纸复写形成。2017年5月25日，西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西法大司鉴中心【2017】文鉴字第48号鉴定意见书，结论为：1、检材中文字内容为“聘干”；2、检材文字是复写纸复写形成。原告对此鉴定结论不服，被告遂又于2017年6月26日委托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对(93)西供劳干移字第02号职工内部移动通知进行鉴定，鉴定事项为：1、该内部移动通知职称栏第二行字迹是“转干”还是聘干?2、该内部移动通知原件及复写件字迹之问是否存在上下联复写关系?3、该内部移动通知原件和复写件职称栏第二行字迹是否存在变造?20l7年7月21日，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分别作出京民司鉴【2017】文鉴字第183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职称栏第二行字迹为“聘干”。京民司鉴【2017】文鉴字第184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内部移动通知原件及复写件字迹之间不存在上下联复写关系。京民司鉴【20l7】文鉴字第185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未发现内部移动通知原件及复写件职称栏第二行“聘干”字迹存在添加、涂改、刮擦、消退等变造现象。庭审中，经本院到被告档案部门调取原告档案，未发现有关原告被转干的相关证据。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对其主张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实。本案中，原告称其于1993年3月被陕西省人事厅批准转干，并称其档案中存在转干批文等相关材料，根据原告提供的(93)西供劳干移字第02号职工内部移动通知显示，1993年3月13日，原告职称由工人转换为聘干。原告认为该移动通知上的“聘干”字迹系由“转干”字迹涂改而成，但根据西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及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表明，移动通知原件及复写联上的字迹均为“聘干”，不存在涂改、添加、刮擦、消退等变造现象，且根据本院到被告档案部门查询也未查找到有关原告转干的相关证据，故原告要求确认其转干部分档案丢失并要求被告赔偿其因档案部分丢失造成的岗位、奖金、社保等损失共计26.8万元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因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原则，故原告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补签劳动合同，恢复管理干部岗位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审判决，驳回原告张卫真的诉讼请求。诉讼费10元，由原告张卫真负担。
原审宣判后，张卫真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1、根据能源部西北电业管理局西电劳字[92]116号和西电干子[92]1号文件，聘干为聘任干部的简称。转干为身份的转变，聘干为岗位的转变。先有身份的转变才有岗位的转变。聘干必须签订《聘任合同》，从工人中聘任的干部必须先办理干部聘任手续，给聘任干部颁发《聘书》。一审法官在上诉人的档案内未找到“转干”的相关材料，也未找到任何“聘干”的相关材料，一审法官认定“转干”材料未在上诉人的档案中，而档案归用工单位管理，用工单位不仅丢失了上诉人的“转干”材料，也丢失了上诉人的“聘干”材料，被上诉人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聘干”被解聘成立，怎能证明上诉人岗位为“工人”？2、上诉人2014年在《员工履历表》备注中见到本人的身份于1993年3、4月份就已“转干”，此外上诉人在2016年9月28日在局档案室内用手机拍摄的1993年3月13日《西安供电局内部职工岗位移动单》财务联职称一栏中，上诉人的身份也由“工人”变为“转干”，由此证明上诉人所诉“转干”事实是存在的。司法鉴定的准确率只有20%，况且西北政法司法鉴定中心存在程序和收费双重违法，上诉人要求撤销此司法鉴定书。综上，上诉人张卫真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民事判决，判令：1、确认被上诉人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西安供电公司将上诉人档案中转干部分（档案）丢失的事实；2、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西安供电公司赔偿上诉人因档案部分丢失造成的岗位、奖金、社保等损失26.8万元；3、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西安供电公司承担因档案丢失违法终止劳动合同的责任，继续履行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与上诉人补签劳动合同，恢复上诉人干部岗位，并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期间的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西安供电公司辨称，(一)上诉人在上诉理由1中所述认为，在其个人档案中未发现“转干”和“聘干”材料，就认为是档案材料丢失，不但丢失了“转干”材料，并且丢失了“聘干”材料。针对这点被上诉人做如下陈述：首先，上诉人所述“转干”的依据不明，她认为存在“转干”的事实，但依据什么文件、什么政策办理的“转干”上诉人却未能说明。在干部任用历史过程中的“转干”有过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依据的文件是《关于整顿“以工代干”问题的通知》，解决的是1979年12月底之前的“以工代干”人员，解决的是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干部录用制度缺失、停滞的遗留问题。而上诉人是1989年12月经西安市劳动局批准招收到西安供电局工作的合同制工人，1990年2月入职工作，与文件要求的1979年12月底的时限要求相距10年有余，所以她所认为的“转干”并不存在，更不存在“转干”材料的丢失问题。其次，被上诉人对上诉人1993年至1994年一年多时间的“聘干”经历完全认可。1993年根据工作需要，上诉人工作岗位由西郊电费班变动到市区供电所财务室担任出纳工作，从工人岗位被聘用到干部岗位。1994年企业三项制度改革，对超编的干部岗位进行了人员压缩，上诉人离开了市区所财务室，之后先后在库房、稽查和西郊电费班工作过，1998年11月市南供电分局成立时，上诉人随西郊电费班整建制划入市南供电分局，在电费一班从事抄表工作，2009年6月调整到计量一班从事内勤工作，直至2016年11月通知退休时。企业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就是引入竞争机制，通过改革实行干部聘用制(一般)和干部聘任制(领导)，打破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以及干部和工人的界限，形成干部能上能下，能干能工的用人新路子，上诉人工作岗位的变更也是能上能下、能干能工的具体体现。1992、1993年初期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重点放在了打破原有僵化的干部终身制模式和员工身份界限上，基本上是按基层单位提出的岗位需求进行补员调整，对定编定员制度标准执行不严，也没有构建类似“聘干”的手续、审批等工作程序，导致后期管理人员严重超编；1994年企业实行“劳动、人事、工资”三项制度改革,严格按照定编定员标准执行，对超编的管理人员进行了大幅度压缩，对重新聘用上岗的管理人员履行了手续，才有了“管理岗位上岗申请表”类似的“聘干”材料。上诉人“聘干”时期在处在改革初期，那时没有办理过她所认为的“聘干”材料，三项制度改革中又因为她离开了管理岗位，也没再办理“管理岗位上岗申请表”之类的材料，所以不存在“聘干”材料的丢失问题。(二)上诉人在上诉理由2中所述认为，一是在其所照的1993年3月13日《西安供电局内部职工岗位移动单》中有“转干”字样，认为“转干”为事实存在，一审法官并未让手机照片所拍资料提供者出庭作证；二是对两次司法鉴定结果不认可；三是要求到被上诉人上级公司进行调查取证。综上，被上诉人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西安供电公司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张卫真的上诉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张卫真上诉要求法院确认其档案中转干部分丢失的问题。经查，张卫真所提供的（93）西供劳干移字第02号《职工内部移动通知》显示张卫真于1993年3月13日职称由“工人”转换为“聘干”，张卫真认为“聘干”字迹系由“转干”字迹涂改而成。但经西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及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鉴定，均认为该通知原件及复写联上的字迹为“聘干”，且不存在涂改、添加、刮擦、消退等变造现象；此外，原审曾到被上诉人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西安供电公司档案部门查询，也未查到上诉人张卫真转干的相关证据，故法院无法确认上诉人档案中转干部分档案丢失的事实。在此情况下，上诉人张卫真上诉要求被上诉人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西安供电公司赔偿上诉人因档案部分丢失造成的岗位、奖金、社保等损失26.8万元，并要求被上诉人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西安供电公司承担因档案丢失违法终止劳动合同的责任，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与上诉人补签劳动合同，恢复上诉人管理（干部）岗位的上诉请求，亦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故其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张卫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 石
审判员 许 超
审判员 陈洁婷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七日
书记员 孙莎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