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7民终59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门利丰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龙海苑一栋七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7037820458941。法定代表人：何国源。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玉鸿，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坤锋，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浩基，男，1966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凤转，女，1967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宗强、张聪，均为广东思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江门利丰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何浩基、何凤转、原审第三人何万德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7）粤0703民初56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利丰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予以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何浩基、何凤转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是何浩基、何凤转提请法院确认其与利丰公司之间存在债务纠纷，根据民诉法规则，应由何浩基、何凤转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一审判决将证明是否存在债务纠纷的举证责任归于本案的利丰公司及何万德，是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本案中，何浩基、何凤转无任何直接证据证明涉案款项与利丰公司之间发生借款，相反，利丰公司与何万德对何浩基、何凤转所主张已作了充分的解释，对此应驳回何浩基、何凤转诉讼请求。二、本案中，最为关键的是《借款单》，一审以此为由确认利丰公司与何浩基、何凤转之间存在借款，利丰公司认为一审对该《借款单》存在错误理解。该《借款单》是何浩基、何凤转与何万德借款合意达成的凭证，因为该《借款单》注明的借款人是何凤转，何万德同意汇款，而何万德不是利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借款单》没有利丰公司的公章确认，何万德也确认该借款属于其个人的放贷行为，足以对何浩基、何凤转主张该款项是利丰公司借款提出反证，故何浩基、何凤转没有证据证明该款项是向利丰公司借的。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利丰公司并非为何浩基、何凤转借款982388元的实际债权人。利丰公司仅是受何万德委托而代为支付“肇庆圣道高摩托赛车厂”工程款1403411.66元，至于该款项内包含何浩基、何凤转向何万德的借款982388元，是何浩基、何凤转向何万德的借款，与利丰公司无关。（一）何浩基、何凤转的一审证据《借款单》上，“用途”处明确写有“受理委托汇款”，显然证明利丰公司系受委托而代为汇款；“备注”处写有“其中何凤转借款982388元整”，仅用于说明汇款中有982388元是何凤转向何万德的借款，但与利丰公司无关。(二）利丰公司与何万德分别为委托支付“肇庆圣道高摩托赛车厂”工程款的受托人与委托人，双方均对委托关系及委托付款的事实予以确认，也足以证明利丰公司系受托汇款的事实确实存在。（三）利丰公司受委托支出的“肇庆圣道高摩托赛车厂”工程款1403411.66元记账在何万德上，利丰公司并非该款项的实际承担人，故该1403411.66元（包括该款项内包含的何凤转借款982388元）应视为实际由何万德支出。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退一万步说，即使认定982388元借款的债权人为利丰公司，何浩基、何凤转亦不享有法定抵销权。利丰公司对何浩基、何凤转所负的473.28万元债务（以下简称473万债务），在即使认定为何浩基、何凤转对利丰公司所负的98.2388万元债务（以下简称98万债务）到期前已成为自然债务，二者存在品质上的明显区别，二者不能抵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何浩基、何凤转对利丰公司主张法定抵销的前提是：互负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并且均已到期。但自始至终，473万债务与98万债务品质都不相同。即473万债务自2012年9月2日起已成为自然债务，在利丰公司以诉讼时效抗辩时，免受法律强制力之督促、强制履行，而98万债务的诉讼时效保护期限至少到2020年9月14日，在诉讼时效保护期间内98万债务属于法律债务，债权人可请求法律强制力予以督促、强制履行，故二者债务存在性质上有明显区别。何浩基、何凤转口头答辩称：一、关于利丰公司认为纠纷的举证责任应由何浩基、何凤转承担的问题。本案中，何浩基、何凤转已经提交了《借款单》作为与利丰公司之间存在债务关系的证据。该《借款单》是由利丰公司代何凤转向肇庆杰力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应付工程款的一方支付款项，从该证据来看，可以清楚显示本案的利丰公司和何浩基、何凤转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而利丰公司认为不存在债务关系，应该由其承担举证责任，一审判决认定是正确的。二、利丰公司认为《借款单》是发生在何凤转与何万德之间。该《借款单》没有利丰公司公章，何万德也不是利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根据利丰公司提交的证据以及何万德与利丰公司在一审的庭审表述，利丰公司及何万德均认可何万德是利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而且何万德是在《借款单》的领导批示栏签名，所以一审法院认定何万德是履行其利丰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职权，签署《借款单》，故而认定该借款是发生在利丰公司与何浩基、何凤转之间，认定事实没有问题。三、利丰公司在上诉状中也提到的委托付款问题。一审时何浩基、何凤转提交的电汇凭证（即利丰公司的电汇汇款单），该单据上的附加信息及用途栏写道“代肇庆杰力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支付圣道高摩托赛车厂付加工程款”，根据该表述，利丰公司实际上是受肇庆杰力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也即是该公司股东何万德与何浩基的代表何凤转的委托）支付款项，这也是委托汇款的真正含义，并非如利丰公司在上诉状中所称是受何万德的委托予以汇款，利丰公司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另外，该《借款单》在备注栏清楚写明“附借款证明书一份”，而且一审中利丰公司提交的证人雷某的证言也清楚写明当时是附有《借款证明书》一份，该证据是由何凤转签名之后交给利丰公司保存，但是无论是利丰公司还是何万德，其作为持有该证据的一方，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该证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何浩基、何凤转主张该《借款证明书》也即是我方提交的《借款收据》，其中明确注明借款的出借方是利丰公司，而且有固定的借款期限，依据上述规定，推定何浩基、何凤转的主张成立，一审判决作出的事实认定与事实是相符的。四、关于本案所涉两债权是否可以抵销的问题。何浩基、何凤转认为该两债权均是金钱给付，不存在品质的差异，且均已到期，一审判决予以抵销是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予以维持。另何浩基、何凤转当庭提交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7民终1403号民事判决书，与本案所涉事实基本一致。在该案中，相应的债务已被终审判决判定予以抵销。何万德无到庭陈述。何浩基、何凤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何浩基、何凤转于2011年3月31日向利丰公司借款982388元；2、上述借款与利丰公司欠何浩基、何凤转股权转让款中的982388元相抵销；3、利丰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9年4月28日，何浩基与江门长润机电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润公司）签订《出资协议书》，约定成立江门中安企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安公司），注册资本128万元，其中何浩基以货币出资102.4万元，长润公司以货币出资25.6万元。2002年6月10日，长润公司将持有的中安公司的20％股权转让给何万德，后中安公司的工商登记股东为何浩基（持有86.47％股权）及何万德（持有13.53％股权）。2010年8月18日，何浩基与何万德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何浩基将持有的中安公司的35.47％股权共329.12万元出资额，以329.12万元转让给何万德，何万德在合同订立15日内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何浩基所转让的股权。2010年8月18日，何浩基与利丰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何浩基将持有的中安公司51％的股权共473.28万元出资额，以473.28万元转让给利丰公司，利丰公司在合同订立15日内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何浩基所转让的股权。2010年8月24日，经股东会决议，中安公司的工商登记股东变更为利丰公司（持有51％股权）及何万德（持有49％股权）。2011年3月31日，何凤转向利丰公司借款98.2388万元，经何万德以领导身份批示同意汇款后，利丰公司将140.341166万元（其中何凤转借款98.2388万元）转账给高要市一建建设工程公司大旺分公司，用于代肇庆杰力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一审法院另查明：何浩基、何凤转于1990年12月14日登记结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股权转让纠纷。相关《股权转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受法律保护。一、关于利丰公司及何万德均称涉案款项为何凤转向何万德而非利丰公司所借的意见。根据何浩基、何凤转提交的《借款单》，“备注”处写有“其中何凤转借款982388元整”，“领导批示”处写有“同意汇款何万德”。何万德在庭审时承认《借款单》的“领导批示”处是其签名。根据《电汇凭证》，涉案款项由利丰公司转账给收款人。此外，利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何国源，利丰公司及何万德庭审时均确认何万德是何国源的父亲，何万德是利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七条“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的规定，利丰公司具有法人资格，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何凤转向借款人借款需经何万德以领导身份批示同意汇款，此后借款从何万德实际控制的利丰公司的账户转出，从整个借款过程分析，认定利丰公司作为出借人更符合本案证据反映的事实。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何万德没有证据证明涉案借款实际是其所有，也没有证据证明利丰公司只是代其支出借款，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利丰公司及何万德上述意见，一审不予支持。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的规定，本案并无证据证明涉案借款属于何凤转的个人债务，也没有证据证明何浩基、何凤转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且利丰公司知道该约定。因此，涉案借款的债务应认定为何浩基、何凤转的夫妻共同债务。二、关于利丰公司称何浩基只是中安公司的挂名股东，无权要求股权转让款的答辩意见；及何万德称签署相关股权转让合同是为方便解决代持股权的问题的意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7民终1403号《民事判决书》已认定何浩基有出资成立中安公司，何万德并无证据证明签署相关股权转让合同是为方便解决代持股权的问题。故对利丰公司及何万德上述意见，一审不予支持。根据《股权转让合同》，何浩基将持有的中安公司的51％股权以473.28万元转让给利丰公司，利丰公司在合同订立15日内支付何浩基股权转让款。后何浩基就相关股权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为利丰公司所有。因此，何浩基已依约向利丰公司履行了转让股权的合同义务，但利丰公司没有依约向何浩基支付股权转让款，利丰公司的行为已构成违约，何浩基享有向利丰公司主张股权转让款的债权。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规定,何浩基享有的上述债权应认定为何浩基、何凤转的夫妻共同债权。三、关于利丰公司及何万德均称何浩基、何凤转的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的规定，即使何浩基、何凤转请求利丰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但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属于自然之债，何浩基、何凤转仍享有实体上的权利。何浩基、何凤转与利丰公司与之间互负的债务均为金钱给付之债，也不存在依照法律规定或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情形，现何浩基、何凤转主张双方互负的债务进行抵销，符合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及现行法律关于抵销的一般规定，依法应予支持。根据《股权转让合同》，利丰公司应在合同订立15日内支付何浩基股权转让款473.28万元。因此，何浩基、何凤转主张其债权为473.28万元合法有据，一审予以支持。何浩基、何凤转有权以其对利丰公司所负的借款98.2388万元的债务，与利丰公司对何浩基、何凤转所负的股权转让款98.2388万元的债务相抵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于2017年11月30日作出（2017）粤0703民初5655号民事判决：一、确认何浩基、何凤转于2011年3月31日向利丰公司借款982388元。二、第一项判决的何浩基、何凤转对利丰公司所负的借款982388元的债务，与何浩基及利丰公司于2010年8月18日签订的《江门中安企业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所形成的利丰集团所欠何浩基、何凤转的股权转让款的债务中的982388元的债务相抵销。本案受理费13624元，由利丰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利丰公司提供《记帐凭证》，认为140.341166万元（其中何凤转借款98.2388万元）转账是记在何万德帐上，是受何万德委托付款。何浩基、何凤转质证认为《记帐凭证》在二审才提交法院，不属新证据，且是利丰公司自己记帐，对外无证明力，不足以证明利丰公司受何万德委托付款。经审查，二审确认一审认定的事实。利丰公司提供《记帐凭证》，不是新的证据，且不足以证明利丰公司受何万德委托付款，故对该证据不予采纳。本院认为，本案是股权转让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依利丰公司的上诉理由，本案二审确认争议焦点为：1、何浩基、何凤转的借款982388元债务，是向谁借取的问题，即该笔债务的债权人是谁的问题；2、何浩基、何凤转对利丰公司所负的借款982388元的债务，与利丰公司对何浩基、何凤转的股权转让款473.28万元中的982388元的债务互相抵销法律依据是否充分的问题。至于在一审中利丰公司称何浩基只是中安公司的挂名股东，无权要求股权转让款及何万德称签署相关股权转让合同是为方便解决代持股权等问题，在一审判决后三方当事人再无提出异议，二审不予审理。一、对何浩基、何凤转的借款982388元债务，是向谁借取的问题。利丰公司在上诉中主要认为何浩基、何凤转是向何万德借取，即债权人系何万德，而不是何浩基、何凤转向利丰公司借取，利丰公司是受何万德的委托代何万德汇出款项。本院认为利丰公司该上诉理据不充分，理由如下：首先，何浩基、何凤转提交的《借款单》，除借款人栏签名及金额栏部分是何凤转填写外，其余部分是何万德填写。何万德在备注栏写有“其中何凤转借款982388元整(附借款证明书壹份)”，在领导批示栏写有“同意汇款何万德”，何万德在庭审时承认《借款单》的领导批示栏处是其签名；且利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何国源，利丰公司及何万德庭审时均确认何万德是何国源的父亲，何万德是利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上述事实显示了二点。一为《借款单》采用单位处理公文样式办理该单借贷事项；二为何凤转向借款人借款，何万德仅以领导身份在《借款单》上批示同意汇款，而不是以借款人身份同意借款。尔后借款从何万德实际控制的利丰公司的账户转出，故此借款人应确认为利丰公司。其次，利丰公司认为何万德在上述《借款单》用途栏处写有“受理委托汇款”，其意思为利丰公司受何万德之委托代支工程款1403411.66元，当然亦包括代支其中借款982388元，进而认为982388元是何浩基、何凤转向何万德借的。该理解并不正确，与《借款单》所记载的事实不符。其实，能直接证明当时何凤转向谁借款，即表达何凤转与利丰公司的真实意思，是《借款单》备注栏中明确的《借款证明书》。各方当事人在一、二审中均确认，工程款1403411.66元的汇款手续原件(包括借款时何凤转写下的982388元的《借款证明书》)均在利丰公司或在利丰公司实际控制人何万德处，利丰公司当时汇款经办人雷某在证言中亦证实何凤转写有《借款证明书》。何凤转在庭审中明确该《借款证明书》已写明是其向利丰公司借款982388元，在庭审中还要求持有该《借款证明书》的利丰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何万德出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的规定，现利丰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何万德均无正当理由不向法庭不出具《借款证明书》，故本院推定《借款证明书》记载的内容为何浩基、何凤转向利丰公司借款982388元。再次，虽然《借款单》用途栏处写有“受理委托汇款”，但从《借款单》可以看出，何凤转在借款人栏中签名，何万德在领导批示栏中签名，联系利丰公司后续《电汇凭证》的委托汇款行为考虑，借款用途应当是“受理委托汇款”中的“委托汇款”，系为汇款方式的一种，而不应理解为何万德委托利丰公司汇款，这是利丰公司事后的错误辩解。正如何浩基、何凤转在二审中答辩中所讲的，该《借款单》上的附加信息及用途栏写的“代肇庆杰力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支付圣道高摩托赛车厂付加工程款”，该表述证明了利丰公司实际上是受肇庆杰力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委托代支款项，这也是“委托汇款”的真正含义。现即使利丰公司能举证出其与何万德有委托手续、该笔帐记在何万德的帐上及何万德与利丰公司之间汇款行为等证据，因利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何国源，何万德是何国源的父亲，何万德是利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证明力仍不及《借款单》、《借款证明书》上所记载的内容。二、何浩基、何凤转对利丰公司所负的借款982388元债务，与利丰公司对何浩基、何凤转的股权转让款473.28万元中的982388元债务互相抵销法律依据是否充分的问题。虽然何浩基、何凤转主张的本案债权即股权转让款473.28万元中的982388元已超过诉讼时效，但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属于自然之债，何浩基、何凤转仍享有实体上的权利。何浩基、何凤转与利丰公司之间互负的债务均为金钱给付之债，不存在依照法律规定或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情形，现何浩基、何凤转主张双方互负的债务进行抵销，符合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及现行法律关于抵销的一般规定，一审依法给予支持，本院二审应予维持。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应予维持。上诉人利丰公司上诉理据不充分，其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624元由江门利丰集团实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林慕恒审判员  李均成审判员  何小萍二〇一八年三月三十日书记员  肖敏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