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沈中审民终再字第18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沈阳新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蔡子忠，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宏伟，辽宁凯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调兵山市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大勇，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朱志华，辽宁省调兵山市“148”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高威，男，1974年1月13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工作人员。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宋佳宁，男，汉族，1979年11月25日出生，康平县水利局职工。
委托代理人：朱志华，辽宁省调兵山市“148”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沈阳新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新元公司）与调兵山市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调兵山公司）、宋佳宁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辽宁省康平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20日作出（2014）康民初字第331号民事判决。新元公司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4年9月11日作出（2014）沈中民三终字第737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新元公司不服，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24日作出（2014）辽审三民申字第1015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由审判员龙国华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孙菁蔓（主审）、代理审判员孙玉龙参加的合议庭，于2015年2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申请再审人新元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宏伟，被申请人调兵山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高威、朱志华，被申请人宋佳宁的委托代理人朱志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新元公司诉称，调兵山公司与沈阳瑞邦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瑞邦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调兵山公司承建康平湖畔宜城项目11－16号楼，调兵山公司施工现场负责人为宋佳宁、王晓明。新元公司在康平湖畔宜城项目中承建其他楼号，当时新元公司在施工现场的负责人范金民同时也受调兵山公司委托管理现场，范金民从钢材供应商处购进价值300余万元钢材用于该工程，其中价值1744590.58元的钢材是调兵山公司承建的工地使用的，有宋佳宁及其材料员刘畅的签字。现法院已判决新元公司偿还钢材供应商钢材款，其中包括调兵山公司、宋佳宁使用的钢材价值1744590.58元，但是他们仅给付新元公司钢材款22万元，尚欠1524590.58元钢材款。故诉至法院，要求调兵山公司和宋佳宁给付钢材款1524590.58元。
调兵山公司辩称，我公司与新元公司从未建立买卖合同关系，新元公司诉称的拖欠供应商钢材款中价值1744590.58元钢材用于我公司负责施工的康平湖畔宜城11－16号楼不属实。新元公司承认范金民是其公司委托的施工现场负责人，我公司并未授权范金民代我公司行使签署买卖合同的权利，新元公司以与其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出具相关手续所谓证据向我公司主张权利，没有事实依据。此外，新元公司自称的法院判决其应履行给付钢材款的义务也没有履行，故无权利向第三方行使追偿权。请法院依法裁定驳回新元公司起诉。
宋佳宁辩称，我与新元公司没有买卖合同关系，也没有施工合同关系，与新元公司之间没有任何经济往来，我也不认识刘畅。新元公司起诉我没有依据，请求法院驳回新元公司诉讼请求。
一审查明，瑞邦公司是康平湖畔宜城项目的开发商和发包方，新元公司是该项目6－9号高层住宅及21－23号商业网点的承包方，调兵山公司是该项目11－16号多层住宅的承包方，宋佳宁是调兵山公司所承建项目的现场负责人和实际施工人。范金民（范明）是新元公司所承建项目的现场负责人。
康平湖畔宜城项目建设期间，范金民以新元公司的名义与辽宁德宝贸易有限公司（简称德宝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一份，约定由德宝公司向新元公司供应钢材，货到工地后由新元公司指定的材料员王德祥验收后，在送货单上签字确认。之后范金民给德宝公司出具欠条一份，确认尚欠德宝公司钢材款3677000元。德宝公司向新元公司催要货款未果后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判令新元公司给付德宝公司钢材款3677000元及违约金88735.90元，新元公司认为3677000元钢材款中有部分价款的钢材被调兵山公司使用而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对于新元公司的该项主张，认为其并没有提供证据予以支持，故不予采信，维持原判。现新元公司就该项主张另行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调兵山公司及宋佳宁给付所欠钢材款。
一审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新元公司主张其从德宝公司处购买钢材中的一部分被调兵山公司和宋佳宁使用，对方应给付其钢材款，新元公司的该主张即是认为其与调兵山公司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故新元公司应当对双方之间买卖合同的成立、生效以及履行的事实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新元公司为证明上述事实，向法庭提交了由其自行保管的送货单及范金民的书面证言，并申请担任其项目经理的杨宇光出庭作证。新元公司诉称具有宋佳宁或者刘畅签字的送货单所涉钢材均是由调兵山公司使用的，要求调兵山公司和宋佳宁给付该部分钢材款，但新元公司提供的该部分送货单“备注”栏中记载的内容与其主张并不相一致，且“备注”栏中记载的内容存在勾划情况，调兵山公司和宋佳宁对新元公司提供的这一关键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提出异议，而新元公司未能对此作出任何解释；证人杨宇光、范金民均与新元公司有利害关系，且范金民未出庭作证。故此，新元公司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调兵山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亦无法确定其实际交付给调兵山公司使用的钢材数量及金额，对新元公司要求调兵山公司和宋佳宁给付钢材款的诉讼请求，一审难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六十九条（二）、（五）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沈阳新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521元，由沈阳新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宣判后，新元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新元公司在康平湖畔宜城项目中承建6-9号高层住宅，调兵山公司和宋佳宁承建11-16号多层住宅。范金民在与德宝公司签订钢材买卖合同时，虽是以新元公司名义签订合同，但是当时他既是新元公司工地的管理人员，也是调兵山公司工地的管理人员，宋佳宁是11-16号楼的施工实际出资人，范金民当时是6-9号高层的实际施工人，范金民购进的价值360余万元的钢材，调兵山公司的11-16号楼工地用了价值1744590.58元的钢材，有宋佳宁和其工地保管员刘畅在收货单上签字确认，宋佳宁只给了22万元。后来德宝公司诉新元公司给付拖欠的钢材款，法院判决新元公司给付欠款，对于新元公司提出的调兵山公司使用了价值170余万元钢材的事实，法院告知另案诉讼。故新元公司在一审起诉调兵山公司和宋佳宁给付钢材款，并承担利息及违约责任。对此，有收货单、判决书、证人证言，足以证明上述事实。但一审认为新元公司主张证据不足，请求二审查清事实，改判调兵山公司和宋佳宁给付拖欠的钢材款，并承担利息及违约责任。
调兵山公司答辩认为，新元公司与我公司之间无任何法律关系。新元公司起诉依据我公司的所谓证据仅是新元公司自认的本公司施工现场负责人范金民的证人证言（证人还未出庭）和新元公司的项目经理杨宇光的证言，以及新元公司向法庭提供的由其自行保管的6张送货单。特别是编号0057118的单据，该单据上共记载5条信息，其中4条在最后的“备注”一栏有“高层”字样，均被有意用笔勾掉（但新元公司在一审立案时提供的复印件中有意将该备注内容遮盖，我公司要求看原件时，新元公司才无奈提供原件）。该证据是新元公司提供，“备注”内容也是新元公司私自书写，一审庭审中我公司对其合法性和真实性均提出异议，新元公司也未做出任何合理解释。新元公司自认承建的是高层，也认可我公司承建的是多层，但新元公司自己备注用于高层的单据，却让我公司承担买受人的责任，该组单据应按假证和伪证处理。单据0057288号、0057287号、0057123号及0057118号共4张单据均有新元公司自行备注的用于“高层”记载，而且都由新元公司的材料员“王德祥”签收，新元公司自己备注“高层”用料总价值达597958.02元。新元公司起诉状诉称：“范金民从钢材供应商处购进钢材价值300多万元，其中价值146万余元的钢材是被告工地使用的”。但庭审又说：“其中价值1744590.58元的钢材是调兵山公司承建的工地使用了，被告仅给原告22万元，尚欠1524590.58元”前后矛盾百出。新元公司没有向法庭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诉称的上述所谓事实。根据民诉法和证据规则规定，新元公司负有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新元公司的此次诉讼存在恶意诉讼嫌疑。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予以维持。
宋佳宁答辩认为，同意调兵山公司的意见。新元公司的钢材我方没有用过，对我方诉讼是没有理由和依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
另查明，二审庭审中，针对新元公司保存的送货单原件填写及涂抹情况，经与新元公司现场收料员王德祥电话沟通，其答复为：送货单备注部分黑笔字体是王德祥在出具送货单几天后填写上的，其中注明高层用，就是新元公司使用的（钢材），注明多层用，就是调兵山公司使用（钢材），黑笔划掉部分也是王德祥划掉的，是记错了后划掉的，实际上是多层使用的（钢材），送货单未填写备注黑字的部分也是多层使用的（钢材）。宋佳宁、调兵山公司对上述送货单备注填写及使用钢材情况均不予认可。
再查，新元公司庭审主张其与调兵山公司、宋佳宁就争议钢材是借用关系，后变更为双方为共同购买关系。新元公司在一审起诉调兵山公司、宋佳宁给付钢材款数额为146万元，一审庭审变更诉请数额为1524590.58元。二审庭审中，新元公司再度变更诉请数额为同意扣除送货单所载的新元公司高层使用的钢材款额。
本院二审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新元公司提供其保管的送货单用以证明其与调兵山公司、宋佳宁之间的钢材供应关系，因送货单备注部分记载的钢材使用系新元公司后期填写，且存在多处涂抹，调兵山公司和宋佳宁对此又予以否认，现新元公司不能提供调兵山公司、宋佳宁使用钢材的具体数量及金额，一审法院驳回新元公司要求调兵山公司、宋佳宁给付钢材款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新元公司的上诉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二审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521元，由沈阳新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担。
新元公司申请再审称，请求依法撤销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沈中民三终字第737号民事判决和辽宁省康平县人民法院（2014）康民初字第331号民事判决；判令调兵山公司和宋佳宁给付新元公司钢材款1162624.60元（送货单所载的钢材款项扣除新元公司高层使用的钢材款额）；本案诉讼费用由调兵山公司和宋佳宁承担。事实与理由：1、关于送货单备注部分后期填写及涂抹问题。二审法院在庭审时已就此问题电话询问填写此表的材料员王德祥，其已就改动部分作了明确说明，而且从备注填写的内容上看，是把新元公司和调兵山公司、宋佳宁工地用的钢材进行了标注，这既是实事求是的体现，也是对调兵山公司、宋佳宁给付钢材款数额的减少，庭审时新元公司亦同意按备注后的数量主张钢材款，对此法院应予支持。退一步讲，如按一、二审判决所述，备注部分有涂改，那么还有一部分送货单的备注部分并未有任何涂改，为何也不予认定？2、新元公司与调兵山公司及宋佳宁并无其他关系，如调兵山公司、宋佳宁并未使用新元公司所购钢材，为何会在送货单上签字，且向新元公司支付钢材款？此外，作为新元公司和调兵山公司、宋佳宁的管理人员，范金民对此的说法真实可信，且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应予采信。3、针对送货单上有两张刘畅签字收货的问题，二审庭审时宋佳宁称不认识刘畅，为此新元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可以看出，刘畅正是宋佳宁的材料员。新元公司亦有证据证明刘畅多次从新元公司处提走多层工地的钢材。以上可见，调兵山公司、宋佳宁施工的多层工地实际使用了新元公司的钢材，且使用的具体数量及金额可通过计算得出，原审法院驳回新元公司的诉讼请求明显错误。综上，一、二审法院的判决错误，新元公司现申请再审，请求改判。
调兵山公司辩称，我公司与新元公司之间没有任何买卖合同关系，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关于本案类似的大宗买卖合同应该有书面的买卖合同，但新元公司未向任何一级法院提供任何与我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据，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双方之间不具有任何法律关系，请法院依法驳回新元公司的起诉。2、关于宋佳宁在我公司的地位，他在承建湖畔宜城11-16号多层住宅之前，我公司先将该公司内包给本公司的项目经理张玉国，但因为后期张玉国与该工程的发包方瑞邦公司之间产生矛盾，发包方将项目经理张玉国“踢出”该工地，在张玉国施工期间，宋佳宁就已经在该公司其他项目上有业务，但与本案无关，在张玉国离开公司后，宋佳宁进入该公司前，范金民是由甲方（瑞邦公司）指派到该公司临时代管，并且范金民还是新元公司自己的施工负责人。因为范金民涉嫌私刻公章和合同诈骗刑事案件，已经给我公司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我公司已经在2014年9月份向康平县刑警大队和治安大队控告范金民的违法行为，康平县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且新元公司向法庭提供的关于范金民提供的所谓证明，从民事诉讼法规则看应该是证人证言，证人应出庭接受询问，方能确定是否被法院采信，否则不具备证明效力。3、新元公司提供的领料单上面虽然有个别票据有宋佳宁的签字，但新元公司在该领料单上均有备注的记载，而且备注的内容均出自于新元公司，新元公司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所谓钢材被我公司使用于11-16号楼多层的证明，故我公司请求法院依法作出公正的裁判，驳回新元公司的请求。
宋佳宁辩称，宋佳宁在康平县公安局卧龙湖派出所所作的询问笔录以及韩宇作的笔录均与宋佳宁在多次诉讼中所陈述的事实和辩论的观点相一致，新元公司依据两个笔录也证明不了新元公司的证明目的。因为宋佳宁属实知道工地的材料员叫韩宇，不知道他就是刘畅，宋佳宁也向公安机关说清楚了，从未向韩宇代替他行使任何领料权力的解释，这与韩宇在公安机关承认的内容相一致。宋佳宁给付新元公司的22万元钢材款是现金结算，与新元公司所诉求的钢材款没有任何关系。根据商业交易习惯，如果宋佳宁拖欠了新元公司的钢材款应该给新元公司打个欠条，但是新元公司没有向法庭提供类似的材料，故宋佳宁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对宋佳宁的起诉。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一、二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中，新元公司主张其与调兵山公司、宋佳宁之间存在针对钢材的买卖关系，但未能向法院提供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或者能直接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关系的书面证据，也未能提供因此买卖关系所形成的结算欠条等证据。调兵山公司、宋佳宁均否认其与新元公司买卖关系的存在。在此情况下，新元公司应举证证明相关事实，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在原审中，新元公司提供了有王德祥与宋佳宁或者王德祥与刘畅共同签名的送货单，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钢材的事实。但这些仅有宋佳宁或者刘畅签名的送货单本身并不能直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关系，收货单位写明的亦为新元公司。新元公司主张这些送货单的备注部分可证明上面载明的钢材实际用于宋佳宁的施工工地，但备注均是新元公司的材料员王德祥单方形成，内容没有经过调兵山公司或者宋佳宁的确认；送货单备注的内容中，也有钢材被用于新元公司施工的高层住宅工程的记载。还有，宋佳宁提出已将钢材款22万元支付完毕，新元公司认为除了这部分价款之外，还有未能支付完毕的部分，但该公司没有提供双方针对未能支付部分的数额进行结算确认或者欠条等相关证据。新元公司在一、二审和再审时主张的钢材款数额亦一直在变化。所以，新元公司无法确定其主张的所卖钢材的供货数额和价款究竟是多少，本案中，新元公司仅凭有宋佳宁或者刘畅与其共同签字的送货单，不能证明其主张。
新元公司在本次审理时，提供了王德祥、韩宇以及宋佳宁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王德祥作为新元公司的员工，其陈述不能在本案中被采信。韩宇在讯问笔录中称自己就是刘畅，但又称“家里人叫我刘畅，我单位的同事、朋友及社会上交往都叫我韩宇”，宋佳宁亦称自己在接受讯问之前并不知道韩宇就是刘畅，所以对其以“刘畅”之名签字的材料不能推定为宋佳宁知晓；韩宇亦承认，签收钢材的同时宋佳宁并不知情，双方没有进行沟通，钢材是否被用于诉争工程他亦不知情。故韩宇的讯问笔录仍不能证明新元公司与宋佳宁、调兵山公司针对钢材存在买卖关系的事实。另外，新元公司称双方在交易钢材之前有提料单，并与送货单相对应，在本次审理时提供了两张有刘畅签名的提料单，但新元公司未能解释这两张提料单与其之前提供的哪张送货单相对应，而且刘畅在讯问笔录中未提及提料单一事，故这份证据的真实性不能确定。至于新元公司原审中提到的范金民证言，因新元公司承认其给范金民开资，还称范金民是新元公司在湖畔宜城项目的实际施工人，范金民亦未出庭作证，故范金民的证言不能在本案中被采信。所以，因新元公司举证不能，其诉讼请求不能被支持，原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和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
维持本院（2014）沈中民三终字第737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龙国华
代理审判员 孙菁蔓
代理审判员 孙玉龙
二〇一五年四月七日
书 记 员 左 睿
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