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最高法民终367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陈定洲。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新。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宇峰。上诉人（一审原告）：王斯松。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新。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宇峰。上诉人（一审被告）：陈定云。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建华。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赣州汽运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文明大道****号。法定代表人：郭德惠。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红民。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邓某某。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剑云。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蔡某某。法定代理人：邓某某。一审第三人：黄桂彬。一审第三人：黄宇波。上诉人陈定洲、王斯松、陈定云因与被上诉人赣州汽运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汽运公司）、邓某某、蔡某某、一审第三人黄桂彬、黄宇波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6）赣民撤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周伦军担任审判长，审判员王展飞、张爱珍参加的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法官助理由李洁担任，书记员钱莹担任法庭记录。上诉人陈定洲、王斯松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新、丁宇峰，上诉人陈定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建华，被上诉人汽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郭德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红民，被上诉人邓某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剑云到庭参加诉讼，一审第三人黄桂彬、黄宇波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定洲、王斯松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陈定洲、王斯松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陈定云、汽运公司、邓某某、蔡某某承担。陈定云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陈定洲、王斯松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汽运公司、邓某某、蔡某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陈定洲、王斯松起诉主体不适格错误。1、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214号民事裁定已经认定陈定洲、王斯松有权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一审法院仍对该事项继续审理，认定陈定洲、王斯松起诉主体不适格，并据此判决驳回陈定洲、王斯松的诉讼请求，违背“一事不再理”原则，严重违反法定程序。2、一审判决关于陈定洲、王斯松起诉主体不适格的认定违反了证据规则。在陈定洲、王斯松未出庭的情况下，陈定洲、王斯松的代理人当庭陈述知道有再审这个诉讼，表示只是因为相信陈定云关于案子再审翻不了的承诺而放心让陈定云搞，这一陈述与陈定洲、王斯松在起诉书、上诉状等法律文书中的一贯主张完全相悖，并直接导致承认对方当事人汽运公司的抗辩主张。而陈定洲、王斯松一审的两名代理人均为一般代理，故该陈述不应视为陈定洲、王斯松对事实的承认。且陈定洲、王斯松并非再审案件的法律文书送达主体，没有证据表明陈定云或该案其他当事人在2015年8月25日赣州市贵和投资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和公司）股东会之前告诉过陈定洲、王斯松该案进入再审程序及再审判决结果。而且，如果陈定洲、王斯松知晓再审诉讼后，可能会要求陈定云提供财产担保，以确保其败诉后能返还股权款，因此，不向陈定洲、王斯松告知再审诉讼，完全符合陈定云的利益。一审判决认定陈定洲、王斯松自认是能行使股东权利的公司股东与其主张不知道再审诉讼不符合常理和惯例，是违反常理的主观臆断。由此可见，陈定洲、王斯松未能参加到陈定云与汽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再审诉讼并不能归责于陈定洲、王斯松本人。二、一审判决认定陈定洲、王斯松没有股东权利资格，在未审查原再审判决是否有错误的情况下，就认定陈定洲、王斯松要求撤销原再审判决并确认其在贵和公司股权的诉讼请求没有实体法上的根据，这一认定不但违反了公司法关于未登记股东具有股东权利的规定，而且违反了民事诉讼法对于审理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要求。首先，陈定洲、王斯松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和股权款支付凭证、2011年8月2日的股东会会议记录、公司股东名册等证据，完全能够证明陈定洲、王斯松已取得贵和公司股权，是贵和公司的未登记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股东资格是自公司将股东记载于股东名册时取得，陈定洲、王斯松的股权虽未办理工商登记，但并非不能享有公司法上股东的权利资格，只是不具有公示效力，不得对抗第三人。因此，一审判决认为陈定洲、王斯松并非公司登记股东，并不享有公司法上股东的权利资格，并据此认定再审二审判决不构成对陈定洲、王斯松法律利益的损害，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其次，审查原判决是否错误，是法院审理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的必要程序。但是，一审判决回避了再审判决是否错误这一关键问题，而以陈定洲、王斯松不能基于善意取得获得贵和公司的股权以排除再审生效判决的执行回转为由，认定再审判决（无论是否错误）不构成对陈定洲、王斯松法律利益的损害，据此判决驳回陈定洲、王斯松的诉请，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实践中公司股东名册与公司工商登记信息不一致是允许的，且本案的股东名册上有全体股东签名，以及贵和公司印章，还有历年来的股东会议记录印证。三、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吉安中院）（2014）吉中民再初字第1号、一审法院（2015）赣民再终字第1号民事判决的判决结果完全错误，损害了陈定洲、王斯松的合法权益，依法应予以撤销。陈定洲、王斯松已善意受让了陈定云16%的股权，尽管是未登记股东，依据公司法的规定是具有股东权利的，再审判决未审查这一新的事实，错误判决陈定云40%股权又变更回汽运公司名下，导致陈定洲、王斯松无法继续享有和行使股东权利，损害了陈定洲、王斯松的合法权益。从判决产生的社会效果看，不利于维护公司状况的稳定、违反公司人合性原则，在原二审已判决汽运公司返还40%股权给陈定云并已执行过户，汽运公司已经实际拿到了股权补偿款2700万元，没有任何损失且净赚1500余万元的情况下，在陈定云与汽运公司已成为不可能合作经营公司的对立方的情况下，再审判决却又改判陈定云返还给汽运公司40%的股权（已执行，但汽运公司收取的2700余万元股权款却没有执行回转），而使汽运公司又重新成为贵和公司的股东，加大了股东之间的矛盾。令贵和公司这个本已稳定发展的经济主体陷入生存困境。被上诉人汽运公司答辩称：一、一审认定陈定洲、王斯松主体不适格程序正确。最高人民法院仅是对案件是否符合立案条件进行了裁定，未开庭审理和证据质证，未全面查明本案事实。但随着一审的审理，认定陈定洲、王斯松未参加一审诉讼完全是由其自己的原因造成，不属于“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情形。上述认定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不存在任何错误。二、一审认定陈定洲、王斯松知晓再审诉讼情况不违反证据规则。具体有以下事实充分说明：1、陈定洲作为陈定云的亲弟弟，系关系较为密切的亲属，其主张在再审诉讼的三年多时间里不知晓再审诉讼一事与常理相悖，陈定云不可能对陈定洲、王斯松故意隐瞒再审诉讼情况。2、再审中，陈定云向法庭提供了陈定洲、王斯松股权转让的转款原件凭证，该原件肯定是在陈定洲、王斯松手中，由此也可以判断陈定洲、王斯松知晓再审案件的审理情况。3、陈定洲、王斯松一审代理人的当庭陈述完全可以代表其当事人。尽管其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但在当事人本人未出庭的情况下，代理人在庭审前与自己的当事人就案件相关事实进行过详细了解，开庭时的当庭表态和陈述完全可以代表其当事人。因此，可以肯定地认定陈定洲、王斯松的共同代理人的当庭表态就是陈定洲、王斯松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与客观事实相符，完全应当采信。三、从实体法角度分析，陈定洲、王斯松也不具备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再审判决不存在损害陈定洲、王斯松合法权益的情形，其无权要求撤销再审判决。1、在汽运公司与陈定云之间所发生的股权纠纷案件中，陈定洲、王斯松称与陈定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支付了转让价款，取得诉争的股权。该事实不论真伪，均发生在原审诉讼结束之后，而再审是针对原审判决的正确与否进行审查，再审审理的是陈定云是否享有股权转让合同解除权，未判定贵和公司股东的股份比例。再审案件的判决内容与陈定洲、王斯松的利益不产生任何冲突，也没有实质上的利害关系。2、贵和公司的股份归属实际上是在执行程序中解决的问题，再审判决不存在涉及陈定洲、王斯松利益的内容，因为陈定洲、王斯松主张有股权事实与汽运公司和陈定云之间诉争不在同一时间段，也不是同一争议标的，不可能产生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值得注意的是陈定云除与汽运公司争议的40%股权外，还有30%的股权，陈定云的30%股权大于陈定洲、王斯松主张的股权份额，因此，陈定洲、王斯松没有理由将争议引伸到本案诉争的40%的股权中。3、陈定洲、王斯松与陈定云的股权约定不经工商登记，依法不能对抗第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陈定洲、王斯松的主张应在陈定洲、王斯松与陈定云之间解决，不能以此对抗汽运公司，因而与本案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陈定洲、王斯松可以通过法律程序与陈定云之间解决股权问题，没有理由牵扯到汽运公司。四、陈定洲、王斯松因与陈定云的亲戚关系，非善意第三人，涉嫌与陈定云串通伪造股权转让事实，故意对抗再审生效判决。1、事实上，提起第三人撤销诉讼的五名当事人均系陈定云的亲属，其中陈定洲系陈定云亲弟弟，苏东华是陈定云的妹夫，王华系陈定云的姑父，罗国林是陈定云老婆的弟弟，罗淑英是陈定云老婆的妹妹，陈定云在再审庭审中也承认上述事实。正是由于与陈定云的这种特殊的关系，所以愿意配合造假，签订协议并将付款凭证与其他人拼接，张冠李戴，真实性存疑。2、汽运公司与陈定云股权争议纠纷从2009年诉讼开始，在当地颇具影响，几乎人人皆知。一审判决后，汽运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一直提出再审申请和申诉。正常情况下，陈定洲、王斯松应当明知此种情形，故陈定洲、王斯松的行为不是出于善意。3、按陈定洲、王斯松的说法，其在长达4年时间里未进行股权变更登记，这不符合常理。4、陈定洲、王斯松与陈定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不符合公司法的规定，未向其他享有优先购买权的股东履行征询义务，违反法律规定，不可能成为合法股东，实为虚假转让。五、陈定洲、王斯松与陈定云配合撤销之诉，所提理由与陈定云在原审和再审中的理由如出一辙，目的在于帮助陈定云另辟重新翻案之路，涉嫌制造虚假诉讼。汽运公司与陈定云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引起再审后，经一审法院二审终审并经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下达了(2015)赣民再终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陈定云知道再审终审判决已经经过再审程序，不可能被推翻，也没有程序可以推翻，决定另辟蹊径，虚构股权转让事实，避开时效规定，企图再次掀起一场诉讼，把第三人撤销之诉变成再审后的再审，实现法外再次再审的目的。六、陈定洲、王斯松和陈定云等人为了保住已经获得的非法利益，阻挠再审判决的执行，藐视法律的尊严，损害汽运公司的合法权益。在再审判决执行回转后，陈定云等人不让汽运公司正常行使股东权利，单独自行进行项目开发，甚至连公司财务帐目也不向汽运公司公开，造成纠纷不能得到最终解决。综上，陈定洲、王斯松、陈定云的上诉理由不符合事实和法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被上诉人邓某某辩称：一、陈定洲、王斯松是否具备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不能以立案审查替代开庭审判。邓某某及汽运公司均对陈定洲、王斯松提起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及其证据提出了异议，一审在开庭审理后，认定陈定洲、王斯松不具备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驳回其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二、陈定洲、王斯松不是善意取得贵和公司股权的第三人，不具备提起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1、邓某某与陈定云是同时取得贵和公司股权的股东，而且一直是该公司的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陈定云如果要转让贵和公司股份给陈定洲、王斯松，应该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并预先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邓某某，在同等条件下，邓某某有优先购买权。本案中，陈定云所谓的“转让股份”未征求过邓某某的意见、未事先将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邓某某、也未进行工商登记，邓某某对陈定云转让股权给陈定洲、王斯松之事毫不知情。陈定洲、王斯松至多只是陈定云原来30%股权里面的隐名股东，不具备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2、陈定洲、王斯松代理人在一审开庭时已承认早就知道陈定云与汽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再审案，只是因为陈定洲、王斯松相信陈定云能胜诉才放心让陈定云去搞。这不属于因客观原因或其他不可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陈定云与汽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再审案件涉及贵和公司股东股权变更的重大事项，特别是吉安中院(2014)吉中民再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驳回陈定云诉讼请求后，陈定云面临返还40%股权给汽运公司的风险，如果陈定洲、王斯松真的购买了陈定云的股份，参与了贵和公司重大经营决策，因为涉及到陈定洲、王斯松能否行使贵和公司股东表决权的问题，不可能不知道陈定云在股权转让纠纷案中再审败诉的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的另一事实，无须举证证明，据此，陈定洲、王斯松早就知道陈定云与汽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再审案是不需要举证证明的事实，他们只是相信陈定云能胜诉才未参加诉讼，故不属于因客观原因或其他不可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因此陈定洲、王斯松不具备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三、陈定洲、王斯松滥用第三人撤销之诉，其目的是为陈定云股权转让纠纷败诉翻案，背离了第三人撤销之诉保护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第三人的目的。四、陈定洲、王斯松受让的股权未经工商登记，不能对抗人民法院纠正错案。首先，一审法院(2015)赣民再终字第1号民事判决是一个纠正错案的判决，不存在损害陈定洲、王斯松民事权益的事实。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据此，不论陈定洲、王斯松受让陈定云股权是否属实，因未经工商变更登记，不得对抗人民法院纠正错案将本来就不属陈定云的40%股权判回给汽运公司。陈定洲、王斯松只能要求陈定云返还购股款赔偿损失。其次，陈定洲、王斯松和陈定云上诉称，原再审纠正错案，判决陈定云返还40%股权给汽运公司后，贵和公司股东关系不和睦，公司经营受到影响。这是陈定云不执行股东会决议，利用掌控公司公章、营业执照的便利条件，损害其他股东利益所造成的，与再审纠正错案没有关联性。综上，请求依法驳回陈定洲、王斯松及陈定云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审第三人黄桂彬、黄宇波未提交答辩意见。陈定洲、王斯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吉安中院（2014）吉中民再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和一审法院（2015）赣民再终字第1号民事判决；2、确认陈定洲、王斯松在贵和公司实际持有股权，股权比例为16%；3、本案诉讼费由陈定云、汽运公司、邓某某、蔡某某承担。一审法院一审查明：陈定云与汽运公司、黄桂彬、黄宇波、邓某某、蔡某某股权转让纠纷一案，陈定云于2009年9月2日以汽运公司欠付104万元股权转让款为由，诉至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赣州中院），请求法院判令解除陈定云与汽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汽运公司返还陈定云贵和公司40%的股权。赣州中院于2010年7月9日作出（2009）赣中民二初字第21号民事判决，解除陈定云与汽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汽运公司返还陈定云贵和公司40%股权，并履行完毕相关的法律手续，陈定云支付汽运公司股权价款27,019,593.96元。陈定云与汽运公司均不服上述判决，向一审法院提起上诉。一审法院于2010年12月17日作出（2010）赣民二终字第5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汽运公司仍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于2011年6月30日作出（2011）民申字第237号民事裁定：驳回汽运公司的再审申请。汽运公司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该院于2013年1月11日作出高检民抗（2013）6号民事抗诉书，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6月17日作出（2013）民抗字第45号民事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再审该案。一审法院于2013年12月16日作出（2013）赣民再字第9号民事裁定，撤销（2009）赣中民二初字第21号民事判决和（2010）赣民二终字第50号民事判决，指定吉安中院审理。吉安中院于2014年9月3日作出（2014）吉中民再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驳回陈定云的诉讼请求。陈定云不服提起上诉，一审法院于2015年5月7日作出（2015）赣民再终字第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陈定洲、王斯松向一审法院提交起诉材料，以其因不可归责于自身的原因未参加再审诉讼，且再审判决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为由，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请求撤销吉安中院（2014）吉中民再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和一审法院（2015）赣民再终字第1号民事判决，确认其在贵和公司实际持有5%股权，形成本案之诉。一审法院裁定不予受理。陈定洲、王斯松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30日作出（2016）最高法民终214号民事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受理本案。一审法院受理后经审理查明：2011年8月3日，陈定云与陈定洲、王斯松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陈定云将贵和公司16%的股权转让给陈定洲、王斯松，成为贵和公司隐名股东，王斯松于2011年11月10日向陈定云支付1600万元股权转让款。贵和公司目前工商登记资料中载明的股东为陈定云、黄桂彬、汽运公司三方，陈定洲、王斯松未在工商登记部门进行过股东变更登记。陈定云在吉安中院再审一审过程中未曾向法院说明股权已转让的事实，在一审法院再审二审时以提交新证据的方式证明其已将所持有贵和公司的45%股权转让给他人，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与原再审案件争议焦点所涉及的主要案情无直接关联性，未予认定。关于陈定洲、王斯松何时知晓上述再审案件一节，一审法院查明：（2015）赣民再终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作出时间是2015年5月7日，陈定云签收该判决的时间是2015年6月26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时间为2015年6月26日。陈定洲、王斯松于2015年12月10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撤销之诉时称对于陈定云与汽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再审诉讼的情况，其一直不知情，直至2015年8月25日召开贵和公司股东会时，陈定云才告知诉争股权纠纷进入再审的情况，属于民事诉讼法中“不可归责于本人的事由而未参加诉讼”的情形。庭审中，法庭询问陈定云为何在原再审期间未告知陈定洲、王斯松再审情况，陈定云代理人回答“具体情况不清楚，聊天的时候谈到过，陈定云对本案很有信心，因为一、二审和再审都赢了，本案也进入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例指导。”而陈定洲、王斯松代理人称陈定洲、王斯松知道有再审这个诉讼，但认为知道诉讼与知道诉讼结果概念不同。对于为何不申请参加再审诉讼，陈定洲、王斯松代理人称“当时事情是陈定云一直在处理，他信心满满告诉我们，这个案子再审翻不了，这个案子进入了最高人民法院的，不可能翻掉。原告才放心让陈定云搞，也不知道这个诉讼到底是一个什么诉讼。在6月判决出来输了的情况下，陈定云8月才告诉陈定洲、王斯松。”2015年8月25日贵和公司的股东会上，陈定云告知陈定洲、王斯松其与汽运公司的案件败诉。在本案一审庭审期间，陈定洲、王斯松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追加贵和公司为共同被告，变更被告邓某某、蔡某某为第三人，追加施献春为第三人的申请，一审法院审查后未予准许。另查明，吉安中院（2014）吉中民再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查明：贵和公司于2003年6月3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黄桂彬。2005年12月28日，贵和公司任命陈定云担任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当时公司股权结构为黄桂彬持股90％，黄宇波持股10％。2004年7月23日，贵和公司（黄桂彬作为代表签字）为甲方与陈定云为乙方签订《意向协议书》，主要约定：乙方同意整体收购贵和公司，收购价折合人民币为2,773.44万元。2005年7月31日，陈定云为甲方与蔡晓春为乙方签订《合作协议书》，主要约定：双方共同出资收购贵和公司，双方合资收购后在贵和公司各占股份50％。2005年8月8日，黄桂彬、黄宇波为甲方，陈定云、邓某某为乙方签订《出资转让协议书》，主要约定：甲方同意将贵和公司的出资全部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以2,500万元受让甲方在贵和公司的全部出资，因欠赣州市商业银行贷款计1,000万元由乙方承担，故乙方应实际付款1,500万元给甲方。2006年1月25日，贵和公司（黄桂彬、黄宇波）为甲方，陈定云、邓某某为乙方签订《补充协议书》，主要约定：贵和公司拟出售土地面积增至22.2亩，甲方同意按原协议的单价和面积结算，乙方同意承担该宗土地挂牌差价及所有费用计人民币50万元整。2006年1月26日，贵和公司为甲方与汽运公司为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主要约定：甲方同意将贵和公司4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以1,294.27万元收购甲方40％的股权，因甲方欠赣州市商业银行贷款1,000万元，随同股权相应转让40％的债权，故乙方实际付款为894.27万元，经协商，该宗土地的拆迁和在剩余16.276亩土地证未办好前，乙方暂缓支付甲方人民币294.27万元，（待土地证办好三日内一次性付清），乙方付款义务履行完毕后即占有甲方40％的股权，担任甲方的法人代表并按比例与甲方共同拥有本协议所列资产及承担所列负债，乙方如未按本协议的规定期限付清全部转让款，甲方有权解除合同。该协议书的甲方由陈定云签名，乙方由郭德惠签名，双方均未加盖公司印章。陈定云先后向黄桂彬支付股权转让款1,143.811145万元，含支付l6.276亩土地挂牌差价50万元，邓某某先后向黄桂彬支付533万元，陈定云与邓某某合计支付股权转让款1,676.811145万元，尚欠黄桂彬、黄宇波股权转让款96.628855万元。2006年11月2日，汽运公司为甲方、陈定云为乙方、邓某某（签约人为蔡晓春）为丙方签订三方《合作协议》，主要约定：甲方出资金额894.27万元，欠缴资金294.27万元（备注：欠缴原因见转让协议），股权比例40％；乙方出资金额347.17万元，股权比例30％；丙方出资金额532万元，股权比例30％；银行贷款l,000万元，合计出资金额2,773.44万元。保留和生效的文书有：1、甲方与贵和公司（乙方）于2006年1月2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2、黄桂彬、黄宇波与乙方、丙方于2006年1月2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根据贵和公司工商登记档案反映，汽运公司取得贵和公司40%的股权系于2006年5月10日经股东会直接从黄桂彬处受让取得，贵和公司变更登记后的股东持股情况为：汽运公司持股40%，陈定云持股30%，黄桂彬持股30%（实际由蔡晓春持有），贵和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郭德惠。本案涉及的土地证于2007年5月31日办好，而土地拆迁至今尚未完成。汽运公司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向陈定云支付股权转让款790万元，分期偿还股权比例分摊的银行贷款500万元及截至2007年9月18日的银行贷款利息52.9282万元，至今尚欠股权转让款104.27万元。其中，在土地证办好之后，陈定云于2007年6月8日和2007年12月18日分两次共收取汽运公司190万元。2009年1月、7月，贵和公司先后向汽运公司邮寄送达《限期还款及解除合同预先告知书》、《催告函》，要求汽运公司限期付清股权转让款及赔偿违约损失，否则将解除与其签订的合同。汽运公司接此函件后以曾于2006年11月、2008年9月、2009年1月收到蔡晓春要求暂缓支付剩余94万元股权转让款为由拒绝向陈定云支付股权转让款。在赣州中院一审审理期间，该院委托赣州中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贵和公司的股权现值进行评估。赣州中浩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认为贵和公司截至2010年3月31日的股权现值评估值为73,468,727.63元。2010年8月17日，一审法院就蔡晓春的股东身份确认之诉作出（2010）赣民二初字第39号民事调解书，载明：1、陈定云、汽运公司、贵和公司对蔡晓春已经支付股权转让款533万元及已经代贵和公司偿还银行贷款本金300万元及利息的事实无异议，确认其在贵和公司享有30%股权，该股权待黄桂彬股权转让后，各股东协助蔡晓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鉴于三方仍将继续合作，蔡晓春同意放弃要求陈定云支付92.447万元股权转让收益款的请求。基于上述事实，吉安中院认为陈定云不享有主张解除2006年1月26日《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全部诉权；蔡晓春在本案中应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解除条件并未成就，陈定云行使解除权的依据不充分，故判决驳回陈定云的诉讼请求。陈定云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一审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二审确认了吉安中院查明的事实。2015年5月7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赣民再终字第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1、陈定洲、王斯松是否为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格原告；2、（2015）赣民再终字第1号民事判决是否损害陈定洲、王斯松的合法权益。本院认为，关于陈定洲、王斯松是否为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格原告的问题，本院（2016）最高法民终214号民事裁定已经认定，陈定洲、王斯松未能参加到陈定云与汽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再审程序并不能归责于陈定洲、王斯松本人，其于2015年12月16日向一审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也没有超过法定六个月的期限，陈定洲、王斯松有权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一审法院受理本案是基于该裁定的指令，在本案的实体审理阶段亦应受其羁束。一审判决对本院生效裁定确认的事项再行审查并作出相反认定，案件审理程序明显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且在二审中对陈定洲、王斯松是否为本案适格原告的事项，不再予以审查。关于（2015）赣民再终字第1号民事判决是否损害陈定洲、王斯松的合法权益的问题。本案中，陈定洲、王斯松与陈定云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陈定洲、王斯松在协议签订后即成为贵和公司股权属下之隐名股东和享有现有股东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法释〔2014〕2号）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前述规定，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仅约束陈定洲、王斯松和陈定云，尚不能产生对抗贵和公司的效力。陈定洲、王斯松和陈定云关于其已经参加贵和公司的股东会并有2011年8月2日的股东会会议记录为证、贵和公司已经将陈定洲、王斯松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诉讼理由，因和双方协议约定不符，且本案中并无双方就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进行过修改的相关证据，本院对其诉讼理由不予采信。因讼争股权仍登记于陈定云名下，故对外仍由陈定云作为贵和公司的股东行使权利、履行义务，陈定洲、王斯松作为隐名股东，其权利义务来源于与陈定云的股权转让协议，且只能依据该协议行使权利。（2014）吉中民再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和（2015）赣民再终字第1号民事判决的内容，是纠正此前的错误判决，并将陈定云名下40%的股权回转到汽运公司名下。陈定洲、王斯松若认为其作为隐名股东的权利因贵和公司持股结构的变化受到了损害，可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向陈定云主张权利，其隐名持有的份额权利，不能对抗汽运公司对其股权享有的所有权。综上，陈定洲、王斯松关于（2015）赣民再终字第1号民事判决侵害其合法权益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关于陈定洲、王斯松主张撤销原再审判决并确认在贵和公司的股权比例无实体法上的依据的认定，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顺予提及，就陈定洲、王斯松、陈定云主张第三人撤销之诉必须审查原再审判决是否存在错误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第三人撤销之诉与审判监督程序有所不同，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须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若该判决内容并不影响其民事权益，则没有进一步审查生效判决是否错误的必要。故陈定洲、王斯松、陈定云的该点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陈定洲、王斯松、陈定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7800元，由陈定洲、王斯松各负担29450元，由陈定云负担589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伦军审 判 员 王展飞审 判 员 张爱珍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李 洁书 记 员 钱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