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常商终字第24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州市汇科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长虹路**号E8-21。
法定代表人豆春连，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凯，江苏常弘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陶黎明，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许昌惠丰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许昌市许舞路。
法定代表人赵红光，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国宾，河南省许昌市148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常州市汇科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许昌惠丰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2013）武商初字第9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7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7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汇科公司委托代理人陈凯、陶黎明，被上诉人惠丰公司委托代理人李国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惠丰公司一审诉称：惠丰公司与汇科公司之间存在多笔棉纱买卖往来，由惠丰公司供应汇科公司棉纱。2010年9月初，惠丰公司又向汇科公司供应棉纱5吨，价值133600元，但该款汇科公司至今未付。经多次催要无果，诉诸原审法院，请求判令汇科公司立即支付1336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汇科公司一审辩称：我公司仅在2010年8月底左右收到惠丰公司供应的5吨棉纱，计价126800元，现我公司已在2010年4月22日向惠丰公司转款46400元，在2010年7月3日向惠丰公司转款5万元（该款当初系出借给惠丰公司，后惠丰公司偿还了2万元，还余3万元可作货款），在2011年9月27日向惠丰公司转款16500元，在2012年1月19日向惠丰公司转款5000元，在2013年2月9日向惠丰公司转账2000元；在2011年6月28日、7月7日、7月10日分三次向惠丰公司支付现金6000元；另因帮助惠丰公司推销棉纱，惠丰公司还承诺支付我公司提成款7000元。以上我公司已经合计付款125900元（经计算，实际应为112900元）。惠丰公司所诉不实，要求法院依法裁判。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惠丰公司、汇科公司间存在棉纱买卖关系，由惠丰公司向汇科公司供应棉纱，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惠丰公司于2010年4月向汇科公司供应棉纱2吨，价格为23200元／吨，计价款46400元；于2010年8月向汇科公司供应棉纱2吨，价格按26600元／吨计算，计价款53200元；于2010年9月向汇科公司供应棉纱5吨，其中2吨的价格为26600元／吨，计价款53200元，另外3吨的价格为26800元／吨，计价款80400元。以上合计价款为233200元。汇科公司已经支付货款99900元，现尚有133300元货款未付。该院认定上述法律事实的理由如下：1、惠丰公司向汇科公司开具的四张增值税发票清楚的显示了应税货物为9吨棉纱。增值税发票记载了交易双方当事人及交易货物名称、数量、价税金额等内容，是当事人从事商业活动的重要凭证。汇科公司在收到惠丰公司开具的四张增值税发票后未提异议，并且将这四张增值税发票向税务机关进行了申报抵扣，汇科公司的上述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其已经对双方存在的上述买卖关系予以了认可。虽然在实践中存在先开票后发货及开票不规范的现象，增值税发票与货物交付之间还不能视为存在绝对的、必然的对应关系，但增值税发票毕竟是反映商业活动的重要凭证，在没有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应当视为其与收到货物之间存在相当的联系。2、汇科公司对其收取惠丰公司开具的，无对应供货的增值税发票的辩解，与实践中常见的先发货后开票或货、票同行的商业习惯不相符合，此番辩解难合常情。3、惠丰公司提供的原始发货记录与证人高某甲的证言相对应，证实了惠丰公司在2010年4月与8月各向汇科公司供应2吨棉纱的供货情况，也与惠丰公司开具的票号为01345637的发票和票号为01348126的发票记载内容相对应。惠丰公司提供的证据与证人证言能相互印证，相互补强，因此其证明力较强，可信度较高。4、对于各自对合同履行情况的描述，惠丰公司在诉讼中对合同履行情况的描述为，在收到汇科公司于2010年4月22日首笔付款后，即于次日向汇科公司供应了2吨棉纱，因为是货、款两清，因此没有要求汇科公司再出具收货凭证；汇科公司在7月份又预付了5万元预付款，要求订购第二批棉纱，后又要求停止交货并要求惠丰公司退款，在惠丰公司退还2万元后，又要求供货，惠丰公司在8月份交付了第二批2吨货，因有预付款在，也没要求汇科公司出具收货手续；因棉纱持续涨价，汇科公司又预订了第三批2吨棉纱，后又追加了3吨棉纱，所以第三批是5吨棉纱，因没有预付款，所以要求汇科公司出具了收货手续。汇科公司对合同履行情况的描述为，汇科公司在4月份即付了2吨棉纱的预付款，由于惠丰公司新搬厂房，其产品质量存在问题，在质量稳定前一直未要求惠丰公司供货，直到8月底9月初，惠丰公司产品的质量稳定了，才要求惠丰公司供货；对于7月份的款项，是因当初惠丰公司新搬厂房经济困难，为帮助惠丰公司而出借给惠丰公司的。对于双方对合同履行情况的描述，该院认为，惠丰公司、汇科公司在2010年4月发生第一笔棉纱交易前并无业务往来，双方经办人在交易前也才刚刚相识，通常情况下，双方对发生的初始交易均会相对谨慎，而棉纱又非紧俏的专用产品，当即清结或及时清结的交易方式，更容易被双方当事人作为初始交易时的选择和采用。因此本院认为惠丰公司对合同履行情况的描述更符合常情，具有相对合理性；相反，汇科公司对合同履行情况的描述有违常情。因此该院认为惠丰公司对合同履行情况的描述的可信度要明显高于汇科公司对此的描述。综上，该院确定惠丰公司、汇科公司间存在三笔计9吨的棉纱买卖往来。5、对于价款的认定，因惠丰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已由汇科公司申报抵扣，价款原则应按增值税发票所载内容确定，因此第一笔供货和第三笔供货即按对应的增值税发票所载内容确定；对于第二笔供货，虽然也有对应的增值税发票，但因惠丰公司在诉讼中已经认可该发票金额有误，属多开，因此应当调整。考虑到第二笔供货是发生在2010年8月中旬，与第三笔供货时间间隔不长，并且发票开错惠丰公司也有责任，因此按第三笔交货中预订的价格确定第二笔价款。经计算，总价款为233200元。6、对于已付款项的认定，对汇科公司主张的通过银行转账的99900元因惠丰公司已经认可，因此该院依法予以认定。对于汇科公司主张的其他6000元现金及7000元提成款，因惠丰公司不认可，按照证明规则，这两项款项应由汇科公司负责举证证明。鉴于汇科公司在该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未能就此举证证明，因此该院确认汇科公司已付款的金额为99900元。
原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惠丰公司、汇科公司间棉纱买卖合同关系成立。汇科公司向惠丰公司购买了棉纱，理应照价支付全部价款；对于支付时间，虽然双方对最后一批棉纱款的支付时间没有约定，但依照交易习惯及相关法律规定，惠丰公司可以随时要求汇科公司支付该款。汇科公司不及时付款及有失诚信的做法是引起本次诉讼的原因，责任应由汇科公司承担。鉴于汇科公司的付款已经多于惠丰公司所供的前两批棉纱的价款，多出部分应当视为支付了第三批棉纱的部分价款。惠丰公司要求汇科公司支付第三批棉纱价款的请求，理由正当，举证已经达到证明要求，该院在确定的余欠货款范围内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对于汇科公司的抗辩意见，因汇科公司的抗辩意见主要针对案件事实，该院在前述事实认定部分已经作了分析与处理，在此不再重复。综上，经调解未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常州市汇科纺织有限公司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许昌惠丰纺织有限公司剩余货款133300元。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72元，由常州市汇科纺织有限公司负担2965元，许昌惠丰纺织有限公司负担7元。
汇科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本案上诉人汇科公司只收到被上诉人惠丰公司5吨棉纱，原审法院确认收到9吨棉纱与事实不符，是错误的。1、本案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收到9吨棉纱，其中4吨的依据就是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诉人一再向原审法院释明其中的4吨事实上只是收到了发票没有收到货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卖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显然，根据上述规定，原审法院的判决有违相关规定。2、本案原审法院还讲到了商业习惯，我们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只发生了一次往来，上诉人只收到被上诉人5吨棉纱而不是收取了9吨。双方之间因为只有一次往来，因此双方间并不存在任何交易惯例，交易惯例只能是双方在长期往来中才能形成。而棉纱买卖行业并非特殊行业，并不存在什么特别的商业惯例。送货有对方签字的送货单据，收货签收条这才是商业惯例与基本常识。本案上诉人只收到了5吨棉纱并出具了收条，因此被上诉人自始至终只能向法庭提供出5吨的证据。原审法院用主观臆断来解释商业惯例进而认为上诉人收到9吨棉纱而非5吨棉纱是有违事实的。3、原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提供的原始发货记录与证人高某乙的证言相对应，其证明力较强，可信度较高。我们认为原审法院根本没有仔细审核证据，被上诉人提供的所谓原始记录与高某乙的证言及所证明的事实完全无法对应。而所谓的原始记录也只是被上诉人单方制作，根本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另外，据我们了解本案证人高某乙是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的妹夫，其证言毫无可信度。
被上诉人惠丰公司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具体理由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购买9吨棉纱共计价款233200元事实清楚。被上诉人在向上诉人交付棉纱后，给上诉人开具相应的增值税发票，发票上明确载明了双方的交易货物名称、数量、价税金额等内容。上诉人收到增值税发票后未提异议并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足以证明上诉人对双方交易事实的认可。上诉人仅口头否认其未收到与发票载明的数量一致的货物，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收到被上诉人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并抵扣是基于何种理由。另外，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增值税发票与证人证言等其他证据既可以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也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印证。因此，被上诉人对双方交易货物的数量、价款、货物交付等事实已完成举证义务。上诉人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内容提起上诉系对法律的曲解，被上诉人并非仅以增值税发票证明被上诉人已履行了交付标的物的义务。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惠丰公司、汇科公司间存在棉纱买卖关系，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由汇科公司预付一部分货款，惠丰公司向汇科公司供应棉纱。双方没有争议的付款、退款及时间为：2010年4月22日汇科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向惠丰公司付款46400元、2010年7月3日汇科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向惠丰公司付款5万元，2010年8月惠丰公司向汇科公司退了2万元（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高顺豫中纺织原料经营部张荣昌出具书面情况说明和银行转账明细，证明因张荣昌欠惠丰公司赵红光的贷款，汇科公司陶黎明在2010年8月14日从张荣昌处拿现金1万元，张荣昌于2010年8月7日通过银行转账1万元给汇科公司，合计2万元）、2011年的9月27日汇科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向惠丰公司付款16500元、2012年1月19日汇科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向惠丰公司付款5000元，2013年2月9日汇科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向惠丰公司付款2000元，合计99900元。汇科公司主张其于2011年6月至7月期间还向惠丰公司付款三次现金各2000元，合计6000元，惠丰公司不予认可。
惠丰公司为证明其向汇科公司供货9吨棉纱，提供依据如下：1、2010年10月13日惠丰公司向汇科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四张。其中号码为01345637、开票金额为46400元、数量为2吨、单价为23200元每吨的发票，惠丰公司主张对应2010年4月22日汇科公司付款46400元后，惠丰公司于当日即发货2吨，因即时结清，未出具送货单；号码为01348126、开票金额为62244元、数量2吨、单价为26600元的发票，原告主张交易金额实为53200元，因把含税价重复计算开成62244元（53200元加上17%的税率为62244元），对应的为2010年7月3日汇科公司付款5万元后，因汇科公司迟至2010年8月才要货，惠丰公司于2010年8月16日发货2吨，因为是现款现货，所以也未出具送货单；号码为01348127、开票金额为53200元、数量2吨、单价26600元每吨的发票，原告主张于2010年9月10日送货；号码为01348128、开票金额为80400元、数量3吨、单价26800元每吨的发票，原告主张于2010年9月10日送货，因汇科公司原先预订2吨，2吨送到后又再向惠丰公司要货，惠丰公司提价至26800元每吨增加3吨货给汇科公司。2、2010年9月10日汇科公司陶黎明签收的5吨棉纱的收条1份，惠丰公司主张对应的是号码为01348127和01348128两张发票；3、惠丰公司财务记账原始凭证，包括2010年10月13日9吨棉纱的出库单、汇科公司应收账款明细分类账（记载现金46400元和后面三张发票合计数额195844元）；4、原始出库记录3份，载明2010年4月22日“高遂”（惠丰公司主张为高某甲）常州出货2吨；8月16日“岳金轩”广州出货10吨，另出货2吨；9月10日“于景涛”常州出货5吨。5、惠丰公司关于双方往来的陈述。关于第一笔46400元是现款现货，2010年4月22日当天打款当天发货，承运人为高某甲；2010年5月有10吨货是货到付款，送到宜兴两家企业，承运人为高某甲；2010年7月汇科公司要求发货2吨，2010年7月3日打款5万元，因汇科公司原因要求暂停发货。后按被告要求退款2万元。2010年8月16日因还有货款3万元，按汇科公司要求发货2吨，承运人岳金轩、高某甲；2010年9月汇科公司要求发货2吨，别的客户要货3吨，于是2010年9月10日发货5吨，货到常州后因汇科公司要5吨货，于是3吨提价200元。承运人为于景涛。6、高某甲的证人证言。高某甲在一审时出庭作证称，其有个车子是专送常州的，其中三趟送给陶黎明，分别为10吨、两个2吨，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大概在2010年7、8月左右。
汇科公司主张实际收到货物为5吨，即2010年9月10日由陶黎明签收的5吨棉纱；对于惠丰公司提供的四张发票，其仅对其中金额为46400元和80400元两张发票予以认可，对于其他两张发票，认为是惠丰公司单方面寄送过来，因考虑到双方以后还有往来，所以没有退还。对于惠丰公司单方制作的出库单、记账凭证等不予认可，对于原始出库记录，认为没有汇科公司的签字确认，与本案没有关联性，2010年4月22日当天打款当天即发货不合情理、2010年8月16日单子出货2吨未写目的地。对于高某甲的证人证言，认为证人与惠丰公司之间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可信。关于业务往来过程，汇科公司在2010年4月22日给了预付款后，到对方的厂里看了棉纱的质量，觉得不好，所以没拿货，因为汇科公司老厂着火了，新厂的设备还在调试，棉纱的质量不是很稳定，当时没有急着拿货。2010年5月30日拿了10吨货，是汇科公司作为中间介绍人给了宜兴贝斯特公司，惠丰公司答应给汇科公司7000元的业务提成款，这款项至今未给；在2010年7月3日汇科公司给惠丰公司打款5万款不是货款是借款，是对方法定代表人说资金方面有问题，向汇科公司借钱，汇科公司借给对方5万元，2010年的8月7日及8月14日通过张荣昌还款给汇科公司2万元。从这个时间段可以看出已经到2010年8月底9月初，这时候感觉棉纱质量也可以，棉纱的价格也在上涨，汇科公司催促对方发货，汇科公司之前付款46400元，还借款3万元，发货肯定不是2吨，要求对方直接发给汇科公司5吨，惠丰公司的意思是前面的2吨是按46400元付款，后面的按市场价格上涨来算棉纱的钱。关于发票的抵扣问题，其中三张抵扣了，另外一张票号为01348126金额为62244元是过了一个多月赵红光带过来的，他陈述这张票开错了，汇科公司按照5个点的税金在湖塘城市旅店给他的，汇科公司没有收到4吨的货，汇科公司没有签收。
惠丰公司主张的未付款136000元为号码为01348127和01348128两张发票载明的款项。原审法院按四张发票记载的总金额（其中总金额为62244元的发票调整为惠丰公司自认的53200元）合计233200元减去其认定的汇科公司已付款99900元，认定汇科公司尚有133300元货款未付。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汇科公司实际收到被上诉人惠丰公司的棉纱为9吨还是5吨？
本院认为，上诉人汇科公司实际收到被上诉人惠丰公司的棉纱应为9吨。理由如下：第一，汇科公司于2010年4月22日向惠丰公司支付46400元，汇科公司主张惠丰公司直至2010年9月10日才向其送货与常理不符，且汇科公司还于2010年7月3日向惠丰公司支付款项5万元。如果汇科公司未收到货物，显然没有必要再向惠丰公司支付第二笔款项，汇科公司主张该5万元为借款并无任何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相反，惠丰公司陈述的汇科公司于2010年4月22日当天打款46400元，惠丰公司即于当天向常州发货2吨，因是现款现货，未要求汇科公司出具收条的说法更符合即时结清的交易惯例。第二，汇科公司于2010年7月3日向惠丰公司付款5万元，后又于2010年8月7日、8月14日通过张荣昌取得退款2万元，惠丰公司主张其于2010年8月16日按汇科公司要求发货2吨，考虑到此时惠丰公司处尚有汇科公司的货款3万元，故其关于此次收货未有收条的陈述具有合理性，结合惠丰公司提供的四张增值税发票记载的数量、2010年8月16日向常州发货2吨的原始发货记录、高某甲证明于2010年7、8月左右向常州送货2吨的证言等证据，本院对惠丰公司主张的2010年8月16日送货2吨的陈述予以采信。第三，汇科公司认可2010年9月10日陶黎明签字确认的5吨棉纱，惠丰公司陈述因之前现款现货，合作一段时间后变更为先送货再付款，之后的送货就要求汇科公司出具收条，该陈述具有合理性，结合惠丰公司向汇科公司开具四张增值税发票后，汇科公司收取并抵扣其中的三张，开错的一张发票也扣除了相应的税金支付给惠丰公司的赵红光，从其当时的行为来看，除双方确认弄错的一张发票总金额外，其对发票载明的送货数量、单价等并无异议，故本院对惠丰公司主张的合计9吨送货予以采信。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无充分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72元，由上诉人常州市汇科纺织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红娥
代理审判员 钱 锦
代理审判员 龙海阳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七日
见习书记员 李 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