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5民终1138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厦门铭潮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工业集中区湖里园98号5楼。
法定代表人：林美丽，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仲生，江苏谐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奚雯，江苏谐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原绣品厂（张家港）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张家港市塘桥镇妙桥商城东路。
法定代表人：郭木楚，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雪明，江苏兴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厦门铭潮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潮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原绣品厂（张家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绣品厂）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17）苏0582民初95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1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铭潮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7）苏0582民初9509号民事判决，在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绣品厂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铭潮公司一审中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铭潮公司与绣品厂之间存在承榄合同关系。二、绣品厂与案外人刘某签订的《加工合同》系伪造，与本案并无任何关联，一审法院不能仅凭该份合同否定铭潮公司与绣品厂之间的承揽合同关系。三、案外人刘某无法提供证据证明案涉增值税发票是由其委托铭潮公司开具，也无法证明承兑汇票是由其转手支付给铭潮公司。综上，一审法院在审理中认定事实方面存在严重错误，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
绣品厂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铭潮公司的上诉请求，依法维持原判。铭潮公司与绣品厂不存在承揽合同关系，争议合同系绣品厂与浪潮绣花厂经营者刘某签订，现已履行完毕。整个合同洽谈、签订、交付货物、付款的过程，绣品厂均是与浪潮绣花厂之间进行，不存在也从未与铭潮公司发生过业务关系。结算表与承兑汇票均是绣品厂支付给浪潮绣花厂刘某，由刘某委托铭潮公司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铭潮公司与绣品厂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
铭潮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绣品厂支付款项34316.98元；2.绣品厂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自2017年4月23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起诉之日暂计算为435.4元）；3.绣品厂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认定无争议的事实如下：2016年11月19日，铭潮公司开具给绣品厂一份厦门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84316.98元。绣品厂收到上述发票后，已予以抵扣。铭潮公司认为绣品厂结欠其绣花加工费，为此提起本案诉讼。
本案一审争议的焦点：与绣品厂发生绣花加工业务的是铭潮公司还是案外人。当事人围绕争议焦点，分别举证、质证、一审认定情况如下：
铭潮公司为佐证其诉讼请求，一审提交了以下主要证据：
证据1、2016年11月19日，铭潮公司开具给绣品厂的一份厦门增值税专用发票，以证明铭潮公司与绣品厂间存在加工合同关系。
证据2、出票日期为2017年1月10日的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一份（出票人名称：安徽贝雅德服饰有限公司，收款人名称：马鞍山市七房服装有限公司，出票金额为5万元），铭潮公司认为该承兑汇票是绣品厂背书给其的，以证明双方间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铭潮公司为绣品厂开具发票并非虚开。
证据3、铭潮公司委托福建秦剑律师事务所发给绣品厂的律师函及EMS邮寄凭证，证明铭潮公司向绣品厂催讨剩余款项34316.98元，绣品厂并未就款项提出相关异议。
证据4、绣品厂于2016年9月出具给铭潮公司的结算表传真件一份（收到此传真的时间无法确认，收到传真的号码为05926773985，无法提供传真原件），以此证明截止2016年9月，绣品厂结欠铭潮公司加工费为84316.98元。
一审经质证，绣品厂认为：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增值税发票收到并已抵扣，但该发票是与我有合作关系的相城区北桥浪潮绣花厂（以下简称浪潮绣花厂）的刘某给我的，是刘某让铭潮公司开具的。刘某讲铭潮公司和他是合作关系，而刘某的浪潮绣花厂与我公司有业务往来，由我公司委托浪潮绣花厂加工，双方签订了合同，发票所涉款项我公司已于2017年1月以现金34316.98元和汇票5万元支付给了刘某。证据2、5万元承兑汇票就是我支付给刘某的浪潮绣花厂的，有可能背书后又转到了铭潮公司手中，但不能证明我公司与铭潮公司有绣花业务往来。证据3、律师函是收到的，但这是铭潮公司的单方行为，所以我公司收到后不予理睬。证据4、结算单是我公司提供给刘某的，我公司没有传真给铭潮公司。
绣品厂为佐证其答辩意见，一审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2016年6月18日绣品厂法定代表人郭木楚与浪潮绣花厂的经营者刘某签订的《绣品厂加工合同》，该合同的主要内容：乙方（浪潮绣花厂）为甲方（绣品厂）加工，合同金额为84346.98元；标准为按确认样生产；付款方式为客户验货后现金付款；交货时间为按甲方要求生产，甲方到货3－5日出货；双方还对包装、验收等均作了约定。绣品厂以此证明其与浪潮绣花厂发生绣花加工业务，合同金额为84346.98元。
证据二、2017年1月19日的《收款证明》（收到中原绣品有限公司货款现金84316元）一份，由刘某签字，并加盖了浪潮绣花厂公章。绣品厂以此证明84316元已经付清。
证据三、浪潮绣花厂的营业执照，反映：浪潮绣花厂系刘某开办的个体工商户的字号，经营范围为电脑绣花加工，经营场所在苏州市相城区北桥街道苏州凯帝服饰有限公司一楼。
一审经质证，铭潮公司认为：证据一、真实性不予认可，理由是依据加工绣花的行业，在合同签订时不可能对加工的总金额、加工数量有明确判断，且从纸张的新旧程度看，不应是2016年6月签订的，应是在2017年8月以后签订的。其次，铭潮公司在苏州及其他各地对外经营业务都以浪潮绣花厂名义开展业务，因为在福建注册了总的浪潮服装公司，苏州的浪潮绣花厂是铭潮公司在苏州对外进行经营的名称，晋江市浪潮服装工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华贵系铭潮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丈夫，二者是关联公司。证据二、不认可其与本案的关联性，刘某无权收取相应款项，而且前期5万元是绣品厂直接支付给铭潮公司。证据三、真实性予以认可，刘某注册浪潮绣花厂成立之初就是按照铭潮公司要求注册的，后期由于刘某违反铭潮公司规定，铭潮公司不允许其再以浪潮绣花厂名义对外经营。但铭潮公司未能就此说法予以举证。铭潮公司并向一审法庭提出鉴定申请，要求对《绣品厂加工合同》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一审要求铭潮公司提供相应的对比样本，即加盖绣品厂或浪潮绣花厂印章的、且落款时间为2016年6月或2017年8月之后同期的证据作为对比样本，但铭潮公司未能提供。
一审审理中，根据绣品厂的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刘某陈述的主要内容：2016年4月起，我和绣品厂的法定代表人洽谈业务，2016年6月18日双方的合同是真实的，货都是我本人拿的，拿到货后就放在我开办的浪潮绣花厂内绣花的，绣好花后有时快递、有时送货，之后具体结算时间也记不清了，我出具的收款凭证是真实的，是我本人写的……银行承兑汇票（即铭潮公司举证证据2）是绣品厂支付给我的，由于我与铭潮公司间还有合作关系，我又支付给了铭潮公司，是我厂邮寄给铭潮公司的……增值税发票（即铭潮公司举证证据1），因为我是个体工商户，没有申请开具17%的增值税发票，而铭潮公司与我有合作关系，所以我委托铭潮公司开具了发票，交付给了绣品厂……2016年9月结算单，是绣品厂提供给我的，我又将它提供给了铭潮公司让其按照这个金额开票的。
铭潮公司在一审审理中陈述了业务往来经过：我公司在苏州以苏州浪潮绣花厂的名义对外经营，具体经营地点就是苏州市相城区北桥，绣品厂在2016年8月委托我公司加工，原业务经办人有王荣灿、刘某，2016年9月以后刘某不再处理公司业务，就由王荣灿经办，主要业务发生在2016年9月，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在2016年9月底时，双方结算的时候绣品厂出具结算单给我公司，我公司开具发票给绣品厂，绣品厂前期付了5万元（绣品厂快递至我公司），剩余34316.98元未付。在业务进行过程中，绣品厂很清楚是与我公司在开展业务，且在刘某离开公司后，王荣灿到绣品厂交代以后款项直接支付给我公司，刘某和我公司不再有任何关系。刘某在2015年在我公司处上班，我公司派驻其在苏州上班，没有缴纳社保费用，在2016年发现刘某自己也在经营此类业务，因此双方关系彻底结束。而绣品厂则陈述如下：我公司是与刘某做生意，有时刘某来提，有时我公司送，绣好花之后有时我公司去提，有时刘某送过来，同时验货，结算好之后付款，我公司已将款项给了刘某……没有人来我公司说不要和刘某结算款项。铭潮公司承认收到的5万元，不是我公司快递给其的，我公司是给刘某的。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绣品厂否认与铭潮公司间存在绣花加工业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为此铭潮公司对双方间存在绣花加工业务往来负有举证责任。铭潮公司提供的证据1即厦门增值税发票，以此证明其已履行了绣花加工的义务，绣品厂虽确认收到发票并认可已抵扣，但否认双方间存在业务往来，称其系与刘某的浪潮绣花厂间发生业务，发票系浪潮绣花厂交付其的，故铭潮公司还应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了绣花定作物的事实。铭潮公司提供的证据2即银行承兑汇票，绣品厂陈述系交付给刘某，这与证人刘某的证言相吻合，且刘某陈述由于与铭潮公司存在业务关系，故又背书给了铭潮公司，故铭潮公司不能证明该汇票系绣品厂直接交付给其的；铭潮公司提供的证据3即律师函，系其单方邮寄给绣品厂，绣品厂在收到后未予回复，并不能直接证明绣品厂确认了欠款的事实；铭潮公司提供的证据4，其虽称系绣品厂传真给本公司的，但未能提供传真原件，也未能陈述具体的传真时间；而绣品厂陈述其系提供给刘某的，这与刘某的证言相吻合，且刘某陈述提供给铭潮公司用于开票所用，也不违反常理。综上，铭潮公司提供的证据，无法结合当事人提供的其他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对其主张的法律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证明优势，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综观绣品厂为其抗辩意见所举证的证据，其举证的证据一即其与浪潮绣花厂签订的《绣品厂加工合同》，铭潮公司质证后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并向法庭提出鉴定申请，要求对该加工合同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一审要求铭潮公司提供相应的对比样本，但其明确无法提供，不能满足鉴定条件，故无法进行鉴定。而该份合同的相对方浪潮绣花厂的经营者刘某到庭作证，认可该份加工合同的真实性，对该份加工合同予以确认；其次，绣品厂提供的证据二即《收款收据》，上面由刘某签字，并加盖了浪潮绣花厂的公章，且证人刘某也对其真实性予以了确认，对该证据也予以确认；再次，铭潮公司虽陈述浪潮绣花厂是其在苏州对外进行经营的名称，刘某注册浪潮绣花厂成立之初就是按照公司的要求进行注册，原业务经办人有王荣灿、刘某，之后是王荣灿，但绣品厂认为与其发生业务的是刘某，而刘某代表的是浪潮绣花厂；证人刘某也表示本案所涉业务是其本人所做，绣花加工费也应由其收取；绣品厂的陈述与证人刘某的证言相吻合；而铭潮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承认并未为刘某缴纳社保费用，也未能就其陈述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况且，铭潮公司系由林美丽等两名股东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而浪潮绣花厂系刘某开办的个体工商户字号，两者并没有直接关联性，故对铭潮公司有关其对外经营名称为浪潮绣花厂的陈述不予采信。综上，根据现有证据，只能认定绣品厂与刘某开办的浪潮绣花厂发生了绣花加工业务往来，双方签订了加工合同，在业务完成后，双方进行了结算，绣品厂已付清了绣花加工价款。综上所述，铭潮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绣品厂的抗辩理由成立。绣品厂未到庭参加第二次庭审，是其放弃自己的实体权利，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遂判决：驳回铭潮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68元，减半收取计334元，由铭潮公司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于本案所涉载明价税合计金额为84316.98元的厦门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应的绣花承揽业务真实发生，系由绣品厂实际机绣承揽的事实不持异议。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绣品厂该笔业务的合同相对方问题。对此，绣品厂始终否认与铭潮公司发生该笔业务往来，铭潮公司依法应对绣品厂系与其发生业务承担举证责任。虽涉案该厦门增值税专用发票由铭潮公司开具给绣品厂，绣品厂亦已抵扣，但根据绣品厂的陈述，结合刘某的证人证言及绣品厂提供的相应加工合同、收款收据等，一审法院综合认定绣品厂系与刘某个人经营的浪潮绣花厂发生涉案承揽业务，并无不当。浪潮绣花厂系刘某个人开办的个体工商户，与铭潮公司这一独立公司主体并无直接关联，铭潮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苏业务系以浪潮绣花厂名义对外发生。故其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668元，由上诉人铭潮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唐 蕾
审判员 冯月青
审判员 孙晓蕾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朱雯俊
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反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