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鄂01民再45号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湖北棕盛商业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蕲春县漕河大道168号（棕盛商业广场）。诉讼代表人：蕲春公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湖北棕盛商业地产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柳晓丽，湖北旗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颜王中，湖北旗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原审原告）：夏国寅，男，1951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甘金东，湖北斯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恒，湖北斯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武汉市金盛泉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邾城街邾城大道。法定代表人：汪球山，董事长。原审被告：汪勇，男，1972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现处于缓刑考验期内。上述二原审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利锋，湖北佑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二原审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璟，湖北佑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湖北棕盛商业地产有限公司（简称棕盛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夏国寅、原审被告武汉市金盛泉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金盛泉公司）、原审被告汪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4）鄂武汉中民商初字第00614号民事调解书，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7年5月26日作出（2017）鄂民申893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再审期间，中止原调解书的执行。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棕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柳晓丽、颜王中，被申请人夏国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甘金东，原审被告金盛泉公司及原审被告汪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利锋、王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棕盛公司申请再审称，有证据证实汪勇私刻棕盛公司印章向被申请人夏国寅借款，该公司并不知情；且（2014）鄂武汉中民商初字第00614号民事调解书所依据的委托代理、开庭陈述、和解协议等均系汪勇持私刻的棕盛公司印章参与，并非棕盛公司真实意思表示，该调解书应当被撤销，且原审原告夏国寅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被申请人夏国寅辩称，1、现有证据表明再审申请人棕盛公司在2014年7月就已经知道了汪勇借款的事实，并授权汪勇参加原审诉讼，原审中双方的调解协议真实有效；2、汪勇的刑事判决书是对汪勇伪造印章行为的一种认定，并未确定汪勇代表棕盛公司实施的民事行为不受法律保护，也不否认被申请人作为债权人所享有的民事权利；3、汪勇是棕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被申请人有权认为汪勇的行为代表棕盛公司，汪勇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4、棕盛公司出具的同意汪勇刻章的说明及高璐、李晓庄的证词均能证明棕盛公司默认汪勇的借款行为，这是一种追认行为，相应的法律后果应当由棕盛公司承担。原审被告金盛泉公司和原审被告汪勇共同述称，汪勇是棕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可以代表棕盛公司进行相关活动，本案所涉款项的实际借款人就是棕盛公司。其余意见均同被申请人夏国寅的辩论意见一致。原审原告夏国寅于2014年7月28日向本院起诉称：2012年11月27日，原告与棕盛公司、金盛泉公司共同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原告向棕盛公司出借款项208万元，借款期限三个月，并约定了利息和违约金。还约定金盛泉公司为棕盛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合同签订后，原告按《借款合同》约定将208万元支付给了棕盛公司，棕盛公司向原告出具收到208万元借款的收条。到期后棕盛公司未按约定还本付息。2014年4月1日，经协商原告与本案三被告又签订《补充协议》一份，约定：一、棕盛公司、金盛泉公司共同承诺并保证最迟于2014年8月30日前归还借款本金208万元。二、夏国寅、棕盛公司、金盛泉公司三方共同确认，因棕盛公司和金盛泉公司的违约行为应支付原告违约金64.5万元。棕盛公司、金盛泉公司、汪勇分四期向原告支付违约金：1、2014年5月5日之前支付40.5万元；2、2014年6月5日之前支付8万元；3、2014年7月5日之前支付8万元；4、2014年8月5日之前支付8万元。三、棕盛公司、金盛泉公司违反本协议第一、二条约定的，其应按逾期付款数额的20%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四、汪勇自愿为上述第一、二条所列欠款本金及违约金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并约定该《补充协议》与《借款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若两者不一致之处，以该《补充协议》为准。原告于2014年7月3日向法院申请了诉前财产保全，后被告主动与原告协商并达成了《和解协议》。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遂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依据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出具调解书或依法判令：1、被告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208万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违约金119万元；3、由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各方当事人于2014年8月20日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棕盛公司于2014年9月20日之前将《补充协议》约定的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违约金共计56.5万元支付给夏国寅；二、棕盛公司于2014年11月15日之前将《补充协议》约定的第四期违约金共计8万元支付给夏国寅；三、棕盛公司于2014年12月30日之前将借款本金208万元支付给夏国寅。该借款的违约金已计算至2014年12月31日止；四、夏国寅自愿放弃《补充协议》第三条约定的逾期付款赔偿责任；五、金盛泉公司、汪勇对棕盛公司上述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六、本和解协议经各方当事人签字或签章后生效，并由法院制作民事调解书。如棕盛公司、金盛泉公司、汪勇未按本和解协议规定的期间给付金钱义务的，按同期贷款利率的双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七、本和解协议签订后，夏国寅应向人民法院申请解除对棕盛公司房产的查封；八、本案的诉讼费32960元，减半收取16480元，保全费5000元，律师费25000元，均由棕盛公司承担，并于2014年9月20日之前支付给夏国寅。上述协议，经当事人签字或签章后即生效。经审查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本院已于2014年8月20日予以确认，应当事人请求，本院制作了（2014）鄂武汉中民商初字第00614号民事调解书。原审诉讼中，被申请人夏国寅提交了如下证据：1、落款时间为2012年11月27日的《借款合同》一份；2、2012年11月28日的银行转账凭证一份；3、2012年11月28日的《借条》一份；4、2014年4月1日的《补充协议》及2014年7月14日的《和解协议》各一份。以上证据拟证明夏国寅向棕盛公司出借了款项208万元，双方还就此款项的还款事宜达成了《和解协议》并最终由法院出具了调解书予以确认。再审申请人棕盛公司对证据1、4的真实性均持异议，认为上述材料中所加盖的棕盛公司印章系汪勇伪造，汪勇对此事实是认可了的；对证据2、3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其表明夏国寅出借的款项未进入棕盛公司的账户，且系汪勇个人的借款。以上证据均可证实棕盛公司并未向夏国寅借款，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原调解书违反了其真实意思表示，应予撤销。原审被告金盛泉公司和原审被告汪勇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认为上面加盖的虽是汪勇自己私刻的印章，但夏国寅出借的款项实际用于了棕盛公司的项目，棕盛公司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原调解书应予维持。根据各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的陈述与辩解，本院对证据2、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4所涉《借款合同》、《补充协议》及《和解协议》客观上是真实存在的书面载体，只是其上加盖的棕盛公司印章系汪勇私刻。本院再审过程中，再审申请人棕盛公司提交新的证据如下：1、湖北省蕲春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24日作出的（2017）鄂1126民破1号之一民事裁定书一份；2、湖北省蕲春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25日作出的（2017）鄂1126民破1号之一决定书一份；3、湖北省蕲春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27日作出的（2017）鄂1126民破1号之一通知书一份；4、棕盛公司企业基本信息一份；5、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鄂民终1312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据1-3拟证明棕盛公司已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并由法院指定蕲春公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担任棕盛公司的破产管理人；证据4拟证明汪勇从未担任过棕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行为不能代表棕盛公司；证据5拟证明在另案中对汪勇持私刻的棕盛公司印章以棕盛公司名义对外借款的行为不认定为构成表见代理。被申请人夏国寅提交新的证据如下：1、《建设“中国蕲春李时珍商业步行街”协议书》一份，拟证明棕盛公司主营的“中国蕲春李时珍商业步行街”项目由棕盛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投资签约，棕盛公司隶属于棕盛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汪勇系棕盛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主席；2、棕盛公司企业基础信用报告、金盛泉公司企业基础信用报告、棕盛公司关系图谱各一份，拟证明棕盛公司与金盛泉公司存在人事、投资、财务上的交叉混同；3、棕盛公司在八方资源网上的注册登记信息及棕盛公司在中华英才网上的招聘信息各一份，拟证明棕盛公司在武汉设有办公室，联系人是汪勇，这与汪勇在公安机关的供述是一致的。以上证据均可证实基于汪勇在棕盛公司的身份及实际控制权，足以让相对人夏国寅相信汪勇可以完全代表棕盛公司进行融资，相信其持有的棕盛公司印章是真实的，汪勇使用其刻制的印章与夏国寅签订借款协议的行为构成法律上的表见代理。被申请人夏国寅申请法院调取如下证据：1、汪勇伪造公司印章案件相关材料；2、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新洲支行调取黄志红名下账户43×××13自2012年11月28日起至2013年11月份止的银行转账、交易明细。合议庭经评议，对夏国寅的申请予以准许。本院调取的相关证据如下：1、湖北省蕲春县人民法院（2016）鄂1126刑初136号刑事判决书一份；2、棕盛公司章程一份；3、湖北省蕲春县公安局办案人员对汪勇所做的讯问笔录两份；4、湖北省蕲春县公安局办案人员对棕盛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晓庄所做的询问笔录三份；5、湖北省蕲春县公安局办案人员对棕盛公司原股东吕浩所做的询问笔录三份；6、湖北省蕲春县公安局办案人员对棕盛公司原股东胡丰所做的询问笔录一份；7、湖北省蕲春县公安局办案人员对棕盛公司员工高璐所做的询问笔录两份及有高璐备注的证明函一份；8、湖北省蕲春县公安局办案人员对金盛泉公司员工黄志红所做的询问笔录二份；9、湖北省蕲春县人民法院（2016）鄂1126刑初136号刑事案件庭审笔录一份；10、黄志红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新洲支行的43×××13账户自2012年11月28日起至2013年11月30日止的银行交易明细。原审被告金盛泉公司和原审被告汪勇在本院再审过程中没有新的证据提交。对再审申请人棕盛公司提交的证据，被申请人夏国寅、原审被告金盛泉公司、原审被告汪勇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均认为证据4可以表明汪勇是棕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证据5因两案的实际情况不同故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性。因再审申请人棕盛公司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各方均无异议，本院亦予以确认。对被申请人夏国寅在本院再审过程中提交的证据，再审申请人棕盛公司发表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棕盛公司和金盛泉公司的企业信息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并不能由此证明两公司存在人事、财务上的混同。对棕盛公司关系图谱真实性不予认可，是当事人自行拟制的；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是当事人自行从网上搜寻，该材料未经核实。原审被告金盛泉公司及原审被告汪勇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其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因湖北省蕲春县人民法院（2016）鄂1126刑初136号刑事判决书系生效的裁判文书，对其效力不予质证。对本院调取的其他证据，再审申请人棕盛公司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其认为：证据2是阐明了棕盛公司的章程；证据3中汪勇的说法有误，棕盛公司原股东吕浩和胡丰在其笔录中均否认了汪勇的说法，夏国寅所称的款项最终打入了汪勇指定的账户，并未用于棕盛公司的经营；对证据4中李晓庄的说法予以认可；对证据5中吕浩的说法予以认可；对证据6中胡丰的说法予以认可；对证据7中高璐的说法予以认可；对证据8中黄志红的说法予以认可；对证据9不持异议；证据10清楚地表明了夏国寅所称的款项的走向，黄志红收款后转给了案外人梁雪峰105万元，转给汪勇80万元，转给武汉登丰源物资有限公司15万元，没有款项进入到棕盛公司的账户中。被申请人夏国寅对本院调取的证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其认为：证据2表明汪勇是棕盛公司占股70%的大股东，有权代表公司作出有关决议；证据3可以证明李晓庄和棕盛公司的其他股东对汪勇借款的事实是明知的，且该借款用于了棕盛公司的项目；证据4中李晓庄同意出具证明函表示其作为法定代表人对于汪勇私刻棕盛公司印章的行为予以追认，且其自认2014年7月就知道法院诉讼的事情，但同意由汪勇出面解决，汪勇有权代表棕盛公司参加原审诉讼并进行调解；证据5中吕浩对于其何时得知汪勇私刻印章的说法前后矛盾，其证言不应予以采信；证据6中胡丰的证言不可采信，其在棕盛公司这么久不可能不知道汪勇私刻印章的事情；证据7中高璐的说法证实了棕盛公司本身对于印章的管理就很混乱且汪勇私刻印章的行为得到了棕盛公司的追认；证据8反映了棕盛公司和金盛泉公司在财务上是混同的；证据9中汪勇在刑事案件庭审中认罪是为了获取较轻的刑事判决，同时也否认了吕浩、胡丰对其私刻印章不知情的说法；证据10并不能反映夏国寅出借款项的最终去向，亦不能证明棕盛公司未使用该笔借款。原审被告金盛泉公司、原审被告汪勇对本院调取的证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其认为：证据2表明汪勇是棕盛公司占股70%的大股东，有权代表公司作出有关决议；证据3可以证明李晓庄只是受汪勇委托担任棕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是汪勇；对证据4中李晓庄称自己不知道汪勇私刻印章的说法不予认可；对证据5中吕浩称自己不知道汪勇私刻印章的说法不予认可；对证据6中胡丰称自己不知道汪勇私刻印章的说法不予认可；对证据7中高璐的说法不持异议；对证据8中黄志红所说的客观情况表示认可；证据9中汪勇认罪是为了判缓刑；证据10中虽然款项未直接打入棕盛公司的账户上，但实际上均由棕盛公司所使用。本院对各方有争议的证据分析如下：对被申请人夏国寅在本院再审过程中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结合汪勇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可知，棕盛公司隶属于棕盛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并在蕲春运营“李时珍商业步行街”这个项目；对证据2中棕盛公司和金盛泉公司的企业基础信用报告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自行拟订的棕盛公司关系图谱真实性不予认可，可以看出李晓庄既是棕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又是金盛泉公司的股东，汪勇是棕盛公司的大股东，金盛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汪勇的父亲汪球山，棕盛公司与金盛泉公司在人事上具有一定的混同，实际均由汪勇控制；对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该信息系在网上公开显示，棕盛公司对外的联系人确实为汪勇。从本院调取的证据显示：证据2反映了棕盛公司的章程；证据3中汪勇自称将夏国寅的借款用于了棕盛公司项目上，原审诉讼由其委托他人参与；证据4中李晓庄自述其是在2014年7月本院冻结了棕盛公司的账户和查封了该公司房产时得知汪勇持自己私刻的棕盛公司印章以棕盛公司名义向夏国寅借款的事，当时汪勇称钱是他自己借的，由他自己去调解，棕盛公司就没再关注此事。其也称在汪勇与夏国寅达成协议后法院解除了对棕盛公司账户和房产的查封，亦认可2015年4月1日以棕盛公司名义向汪勇出具相关函件，该函落款日期倒签为2012年1月18日；证据5、6中棕盛公司原股东吕浩和胡丰均表示直到2014年7月才知道汪勇向夏国寅借款的事，也是此时才知道汪勇持有一枚私刻的棕盛公司印章；证据7中棕盛公司工作人员高璐自称其自2012年4月开始管理棕盛公司行政公章，当时公司对印章管理不规范，且2015年4月1日由李晓庄授权以棕盛公司名义向汪勇出具了一份函，内容为，“汪勇先生：为了筹集‘李时珍商业步行街’项目建设资金，同意您处另增加湖北棕盛商业地产有限公司公章壹枚，以用于公司项目的融资、招商和资本运作。”该函的落款日期倒签为2012年1月18日，其上加盖了棕盛公司的行政公章；证据8中黄志红称夏国寅的借款是打到其个人账户，用于了金盛泉公司，金盛泉公司分别于2014年4月17日和2014年8月20日向棕盛公司打款共600万元；证据9是关于汪勇伪造公司印章案的庭审情况；证据10显示夏国寅出借的208万元的走向。本院再审查明，汪勇系棕盛公司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2012年11月27日，汪勇以棕盛公司委托代理人的身份与夏国寅签订了《借款合同》，约定夏国寅向棕盛公司出借款项208万元用于资金周转，每月支付利息肆分，借款期限三个月（按实际付款日为准）。该借款转至黄志红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新洲支行开设的43×××13账户。棕盛公司应按时向夏国寅支付利息，借款到期后及时归还本金。如未按时支付利息和归还本金，应按逾期额度的20%向夏国寅支付违约金。金盛泉公司对前述借款承担全额连带责任担保。该《借款合同》还对合同的变更修改、争议解决等问题作了约定。2012年11月28日，夏国寅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将200万元转至黄志红名下43×××13账户。另有8万元以现金形式予以了支付（原审中代表棕盛公司出庭的黄某对此事实予以了确认）。同日，汪勇向夏国寅出具《借条》对该208万元借款予以了确认。2014年4月1日，汪勇以棕盛公司名义与夏国寅、金盛泉公司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内容如夏国寅起诉时所述。2014年7月3日，夏国寅向本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本院于2014年7月7日作出（2014）鄂武汉中立保字第0032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冻结被申请人棕盛公司、金盛泉公司、汪勇的银行存款330万元。如存款不足，则查封其相应价值的其他财产；二、查封担保人武汉市江南纸箱厂位于武汉市武昌区涵三宫47号的房产。棕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晓庄在此时得知汪勇持自己私刻的棕盛公司印章以棕盛公司名义向夏国寅借款的事并将法院对棕盛公司采取的查封措施情况向汪勇进行了汇报，在汪勇称由其去调解后棕盛公司未再理会此事。2014年7月14日，汪勇以棕盛公司名义与夏国寅、金盛泉公司签订《和解协议》一份，内容为，“一、棕盛公司于2014年9月20日之前将《补充协议》约定的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违约金共计56.5万元支付给夏国寅；二、棕盛公司于2014年11月15日之前将《补充协议》约定的第四期违约金共计8万元支付给夏国寅；三、棕盛公司于2014年12月30日之前将借款本金208万元支付给夏国寅；四、夏国寅自愿放弃《补充协议》第三条约定的逾期付款赔偿责任；五、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律师费25000元及诉讼费全部由棕盛公司承担，此相关费用均已由夏国寅垫付，棕盛公司于2014年9月20日之前将此条约定费用直接支付给夏国寅；六、金盛泉公司、汪勇对棕盛公司上述1、2、3、5项规定的棕盛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七、棕盛公司、金盛泉公司、汪勇及夏国寅均同意按本和解协议递交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并由该院根据本和解协议出具调解书。棕盛公司、金盛泉公司、汪勇未按本和解协议规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和解协议签订后，夏国寅应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解除对棕盛公司房产的查封。本和解协议经各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后生效。”2014年7月16日，本院依夏国寅的申请作出（2014）鄂武汉中立保字第00326-1号民事裁定解除了相应的保全措施。李晓庄于2014年7月21日签收了（2014）鄂武汉中立保字第00326号及00326-1号民事裁定书。2014年7月28日，夏国寅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据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出具调解书或判如所请。根据（2016）鄂1126刑初136号刑事判决书的认定，本案所涉《借款合同》上加盖的棕盛公司印章系汪勇自己私刻，与棕盛公司在蕲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备案材料中的同期印文样本不是同一印章。且汪勇亦承认《补充协议》及《和解协议》上加盖的均是其私刻的棕盛公司印章。原审诉讼中，汪勇以棕盛公司名义特别授权委托黄某代表棕盛公司参加诉讼，并在代表棕盛公司出庭手续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上加盖了自己私刻的棕盛公司印章。2014年8月20日，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调解，各方当事人均对此前达成的《和解协议》表示认可并对其效力再次予以确认。夏国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甘某还依照本院要求将《和解协议》第七条中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的利率由之前约定的“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变更为“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双倍”，并在第二条关于违约金的约定旁再次确认“全部违约金已结清（2014年12月31日）”。2014年9月2日，本院作出（2014）鄂武汉中民商初字第00614号民事调解书，各方当事人均对该调解书予以了签收。2015年4月1日，棕盛公司向汪勇出具函件如下：“汪勇先生：为了筹集‘李时珍商业步行街’项目建设资金，同意您处另增加棕盛公司公章壹枚，以用于公司项目的融资、招商和资本运作。”该函上加盖了棕盛公司的行政公章并将落款日期倒签为2012年1月18日。2016年10月25日，汪勇因犯伪造公司印章罪，被湖北省蕲春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2017年7月24日，湖北省蕲春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鄂1126民破1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湖北宏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对棕盛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2017年7月25日，该院作出（2017）鄂1126民破1号之一决定书，指定蕲春公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担任棕盛公司管理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调解是否违反自愿原则，原生效的民事调解书是否应被撤销？本院再审认为，从原调解书形成的过程看，其系汪勇持自己私刻的棕盛公司印章特别授权他人代表棕盛公司在原审诉讼中与夏国寅达成，该调解书的内容是根据诉前财产保全程序中各方达成的《和解协议》而来。棕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晓庄承认在2014年7月本院冻结了棕盛公司的账户和查封了该公司房产时得知汪勇持自己私刻的棕盛公司印章以棕盛公司名义向夏国寅借款的事，在汪勇称由其自己去调解后棕盛公司未再理会此事。李晓庄还表示，汪勇和夏国寅达成了协议后法院又将棕盛公司的账户和房产解封了。从李晓庄以上的说法可以推断出李晓庄在2014年7月已知道汪勇以棕盛公司名义向夏国寅借款并发生了诉讼的事情，棕盛公司在明知自己作为诉讼中的一方主体，且汪勇持有私刻的棕盛公司印章的情况下，在汪勇向其作出自己去处理的意思表示后未再予理会，这虽然不能代表棕盛公司明确授权汪勇以棕盛公司名义参与诉讼及调解，但至少表明对汪勇的这个行为是默示的。进一步看，2015年4月1日，棕盛公司向汪勇出具了如下函件一份，内容为“汪勇先生：为了筹集‘李时珍商业步行街’项目建设资金，同意您处另增加棕盛公司公章壹枚，以用于公司项目的融资、招商和资本运作。”落款日期倒签为2012年1月18日。棕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晓庄对此函件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自己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出具的，可其并不能提供证据证实这一点。故本院认为，棕盛公司向汪勇出具此份函件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对该函中棕盛公司授权汪勇使用其私刻的棕盛公司印章用于公司项目的融资、招商和资本运作的说法不应作狭义性的理解。一个公司的印章尤其是行政公章对外是具有代表公司行为的表现效力的，是具有公示性的，棕盛公司既然对汪勇持有的那枚非备案印章的效力进行了认可，便意味着对汪勇对外使用该枚印章所造成的法律后果是认可并自愿予以承受的。而且该函还将落款时间倒签为2012年1月18日，这也表明棕盛公司认可汪勇自2012年1月18日起便可使用该枚印章，故原审诉讼中汪勇持该枚印章特别授权他人代表棕盛公司出庭的行为得到了棕盛公司的追认，原调解并未违反自愿原则。另外，对于汪勇持该枚印章向夏国寅借款的事实，因事后得到了棕盛公司的追认，棕盛公司承担由此产生的还款责任并无不当。汪勇虽因伪造公司印章罪被判处了刑罚，但这只是表明其行为应受到刑事处罚，并没有确认其以棕盛公司名义所实施的民事行为不受法律保护，也未否定夏国寅作为债权人所享有的民事权利。原调解书的内容亦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调解书裁定再审后，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当事人提出的调解违反自愿原则的事由不成立，且调解书的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裁定驳回再审申请；……前款规定情形，人民法院裁定中止执行的调解书需要继续执行的，自动恢复执行。”本案中，棕盛公司申请再审称原调解违反自愿原则的事由不成立，且调解书的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本案应当裁定驳回棕盛公司的再审申请，且原调解书自动恢复执行。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九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湖北棕盛商业地产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吴政喜审 判 员 王艳军审 判 员 吴 婷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杨中玉书 记 员 卢婧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