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济中民再字第12号
抗诉机关：河南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丁元生，男，1963年2月14日出生，汉族。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陈景志，男，1960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黎武，河南九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丁元生因与被申诉人陈景志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4）济中民三终字第103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河南省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4月13日作出豫检民（行）监（2015）41000000011号民事抗诉书，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9日作出（2015）豫法立二民抗字第00116号民事裁定书，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济源分院指派检察员赵国豪、潘建渠出庭。申诉人丁元生、被申诉人陈景志的委托代理人黎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济源市人民法院一审查明：济源市星龙养殖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7月7日，注册资金1000000元，股东为丁元生、吴根章、卢宗治，法定代表人为卢宗治，丁元生系技术出资，占有30%的股份。2010年10月1日，丁元生将持有的30%股份中的5%以50000元的对价转让给颜云平。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相继变更为吴根章、刘国营。2011年4月4日，陈景志与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国营签订协议书，由陈景志支付给刘国营整体转让款110506元，刘国营退出公司，由陈景志担任法定代表人。同日，丁元生、陈景志等人签订协议书，载明陈景志在公司占88%的股份，丁元生占2%的股份，并另行在股权确认书签字予以确认。2011年4月6日，丁元生、陈景志在济源市工商局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载明丁元生将其持有的23%股权共计230000元转让给陈景志，并约定出资转让于2011年4月6日完成。丁元生另提交一份2011年4月6日的股东会决议，该股东会决议在济源市工商局备案，载明丁元生将其25%股权中的23%转让给陈景志，陈景志在公司的出资额为930000元，占出资比例的93%。2011年4月30日，丁元生、陈景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丁元生将2%的股权转让给陈景志，陈景志支付了丁元生股权转让款20000元。2011年4月30日，济源市星龙养殖有限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显示股权转让已经全部完成，受让方已经出资到位并支付，丁元生已收到全部转让款，与公司无股权上的争议，自愿退出公司，该决议下方有丁元生本人的签字。
济源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丁元生要求陈景志支付其股权转让款230000元，陈景志不予认可，从本案的证据分析，2011年4月4日丁元生的股权为2%，陈景志的股权为88%，而丁元生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上却显示于2011年4月6日转让给陈景志23%的股权，既不符合逻辑，亦有悖常理。另，丁元生认可于2011年4月30日收到陈景志支付的股权转让款20000元，在2011年4月30日丁元生签字的股东会决议中明确显示股权转让已经全部完成，丁元生已经收到全部转让款，与公司无股权上的争议，自愿退出公司，且在2011年5月28日的交接手续上明确载明“股金支付到位”，以上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条，证明陈景志已将丁元生的股权转让款付清，故丁元生现要求陈景志支付股权转让款230000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丁元生要求陈景志支付转股股金230000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750元，由丁元生负担。
丁元生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陈景志受让其23%股份的事实，有双方签订的转股协议证明，又有全体股东会成员的笔录共同认可。一审法院根据陈景志提供的2011年4月30日股东会决议和2011年5月28日交接手续载明的“股金支付到位”为有效依据，驳回其的诉讼请求错误。三、2011年4月4日的股东会决议和股权确认书违背了公司法的规定和该股东会决议和股权确认的本意。请求改判。陈景志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
本院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和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二审认为：一、本案中，根据有效证据可以证明，2011年4月4日丁元生的股权为2%，陈景志的股权为88%，而丁元生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上却显示于2011年4月6日转让给陈景志23%的股权，不符合逻辑，有悖常理。二、丁元生认可于2011年4月30日收到陈景志支付的股权转让款20000元，在2011年4月30日丁元生签字的股东会决议中明确显示股权转让已经全部完成，丁元生已经收到全部转让款，与公司无股权上的争议，自愿退出公司，且在2011年5月28日的交接手续上明确载明“股金支付到位”。综上，一审认定陈景志已将丁元生的股权转让款付清，丁元生要求陈景志支付股权转让款230000元，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750元，由丁元生负担。
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2014）济中民三终字第103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导致判决错误。理由如下：一、二审采纳2011年4月4日丁元生的股权为2%、陈景志的股权为88%，进而否认2011年4月6日丁元生转让23%股权给了陈景志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从股权的来源来看，丁元生及陈景志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均显示：在陈景志接收星龙公司股权转让时，丁元生、吴根章、卢宗治、颜云平分别持有该公司股权25%、30%、40%、5%。2011年4月6日丁元生等人将股权转让给陈景志并在济源市工商局进行股权转让登记且变更为丁元生、陈景志、吴根章各持有该公司股权2%、93%、5%。2011年4月30日，丁元生又将其剩余的2%股权转让给陈景志。由此可以看出，截至2011年4月6日丁元生持有星龙公司25%的股权，陈景志分两次接收了丁元生的25%股权。2、陈景志在一审第一次开庭时自认其分两次接收了丁元生的25%股权。3、陈景志在一审第二次庭审时否认其接受过丁元生转让的23%股权，并提供了2011年4月4日丁元生和陈景志分别持有星龙公司股份的2%、88%的股份，但该确认书和协议书不应当被采信，因该两份证据都没有公司当时最大的股东卢宗治的签字且卢宗治本人又称自己不知情，而且该两份证据与陈景志在一审第一次开庭时所述矛盾。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三条“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之规定，2011年4月6日的股东决议及公司章程明确记载的股东出资额。
二、二审认定丁元生已收到全部股权转让款缺乏证据证明。1、二审认定丁元生已经收到陈景志给付的全部股权转让款2万元，是建立在判决认定陈景志仅接收丁元生2%的股东基础上的。但现有证据证明，丁元生是分两次将其持有的25%股份转让给陈景志的，且对于2011年5月28日的交接手续上所写的股金支付到位，刘国营在调查笔录上也认可股金支付到位指的是给了丁元生2万元（一审卷宗第60页）。因此二审认定丁元生已收到全部股权转让款缺乏证据证明。2、庭审中，双方对一审法院于2014年3月10日调取的对刘国营的调查笔录中刘国营所述交接手续上的“股金支付到位”指支付丁元生20000元股金均无异议；另外，在第一次庭审时陈景志称，事实上其已经给了丁元生23万元（详见一审卷宗第75页），但并没有举证证明。此后，双方均认可陈景志总计给付丁元生股权转让款2万元。综上可知，陈景志仅支付了第二次转让的2万元而并没有支付第一次转让股权的对应价款23万元。故二审认定陈景志已经将全部股权转让款支付给丁元生缺乏证据证明。
综上，（2014）济中民三终字第103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导致判决错误。
本院再审过程中，丁元生称：按照一审判决书确认的事实，2010年10月1日以后，其将占有公司股权的30%中的5%转让给了颜云平，如果陈景志没有接收其的25%的股份，其占有的88%股份是无论如何计算不出来的。其认为一、二审认定的事实前后矛盾。陈景志辩称：其认为抗诉机关缺乏事实依据，没有证据支持。本案一、二审认定事实清楚，股金转让时，公司濒临破产，在起诉前，陈景志股份转让已经完毕，支付申诉人2万元是完全合理的。工商局登记的材料只是为了工商登记的必要手续，并不是实际情况的反映，工商登记注册资本100万元，所以工商登记情况和股东会签署的决议是完全不一样的。综上所述，其认为一、二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再审驳回申诉人的申诉请求，维持一、二审判决。
本院再审中，丁元生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2011年4月5日的股东会决议一份，证明股东会议废除了2011年4月4日的股权确认书；2、济源市星龙养殖有限公司变更信息一份，证明陈景志接收的股权转让是93%，而不是88%。陈景志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的来源不合法，应该在公司的档案中，不应该由个人保存，且没有陈景志本人签名；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陈景志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2010年10月2日济源市星龙养殖有限公司与颜保珠签订的“租用原津津食品厂协议”、房屋租赁合同登记备案证明及2011年4月18日济源市星龙养殖有限公司支付颜保珠的机器设备款各一份，证明济源市星龙养殖有限公司的办公用房是租用市农业局的，机器设备是租用颜保珠的，自己接收该公司时，公司已濒临倒闭。2、2013年4月26日，自己以星龙公司的名义支付丁元生退股补助1000元，证明自己在接收公司时已经支付完丁元生全部股权转让款，并又予以补助。丁元生质证称，陈景志支付颜保珠的机器设备款是星龙公司原股东购买设备的余款，认为2013年4月26日的收据上的“丁元生”是其所签，但是收据上的内容不是其所写，1000元的补助款不是退股补助而是销售补助。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丁元生和陈景志再审中提交的证据均不属于新的证据，再审不予认定。
本院再审认为：丁元生要求陈景志给付其23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主要证据是双方于2011年4月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约定出资转让于当日完成。本案的焦点是丁元生23%的股权究竟是在什么时候转让给陈景志的，陈景志是否应当支付丁元生23万元的股权转让款。从双方一审提交的证据及质证情况看，丁元生提交的证据相对单一，陈景志提交的证据，可以相互印证，具有明显优势。具体阐述如下：第一，丁元生所述股权转让事实存在矛盾。丁元生对陈景志提交的2011年4月4日丁元生等三人与陈景志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股权确认书的真实性是认可的，该两份证据显示丁元生的股权为2%。那么丁元生2011年4月6日就不可能转让给陈景志23%的股权。第二，丁元生对陈景志提供的2011年4月8日的股东会决议质证意见是，认为签字时纸张是空白的，签字的时间也不是当天，是刘国营经营期间为贷款所需而签，但对签字的真实性并不否认，也未提供足以反驳该股东会决议的相反证据，同时结合其他股东及刘国营的证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第（一）项规定，可以认定2011年4月8日股东会决议中关于丁元生部分的效力，即“公司已于2011年4月6日在工商局完成了变更手续，报批文件仅为登记所需，与事实不符”。第三，陈景志提供的2011年4月30日的股东会决议，载明“截至2011年4月30日，股权转让已经全部完成，受让方已经出资到位并支付，至此，原股东丁元生、吴根章已经收到全部转让款，与公司无股权上的争议，自愿退出公司”。2011年5月28日的交接手续也载明“……之前各股东之间股权转让，交接手续完成，股金支付到位”。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丁元生无异议，同时认为2011年5月28日的交接手续与本案无关。再审认为，这两份证据可以与2011年4月8日股东会决议确认的“公司已于2011年4月6日在工商局完成了变更手续，报批文件仅为登记所需，与事实不符”相印证，证明（一）丁元生提交的2011年4月6日的转让股权23%的协议不是客观事实的反映；（二）“收到全部转让款”的数额虽未明确，但至少说明丁元生认可各股东之间股权转让，交接手续完成，股金支付到位，自愿退出公司。第四，根据本案当事人双方提交的证据情况，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确立的优势证据规则，本案中，丁元生作为一审原告，在其认可2011年4月4日持有股权为2%的情况下，又以2011年4月6日的转让股权23%的协议为主要证据，要求陈景志支付23万元转让款，明显存在矛盾，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相反陈景志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丁元生提供证据的证明力。综上，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适当，再审予以维持。丁元生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4）济中民三终字第103号民事判决及济源市人民法院（2013）济民一初字第885号民事判决。
一审案件受理费47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750元，均由丁元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汪云霞
审 判 员 赵旭安
代理审判员 李 芳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王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