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宁民终字第37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藏某甲，男，1960年1月21日生，汉族，某厂职工。
上诉人（原审被告）臧某甲，男，1955年10月22日生，汉族，某厂退休干部。
上诉人（原审被告）藏某乙，女，1956年12月8日生，汉族，某厂退休职工。
上诉人（原审被告）臧某乙，男，1944年1月15日生，汉族，某公司退休干部。
以上四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严耀帮，江苏严耀帮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四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蒋俊。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崔某，女，1925年2月19日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刘友财，江苏泓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马苏茜。
上诉人藏某甲、臧某甲、藏某乙、臧某乙与被上诉人崔某继承纠纷一案，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11日作出（2013）鼓民初字第7277号民事判决，藏某甲、臧某甲、藏某乙、臧某乙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月7日立案受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藏某甲、臧某甲、藏某乙、臧某乙以及四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严耀帮、蒋俊，被上诉人崔某的委托代理人刘友财、马苏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年××月××日，崔某与被继承人臧玉甫（又名藏玉甫）登记结婚，婚后二人未生育子女。藏某甲、臧某甲、藏某乙、臧某乙系臧玉甫的子女。本案双方当事人一致认可，崔某、臧玉甫均系再婚，臧玉甫之前还有过两次婚姻，与第一任妻子生育长子臧某乙，与第二任妻子刘梅英生育藏某甲、臧某甲和藏某乙，1987年左右刘梅英去世。
1997年12月30日，南司第三干休所与臧玉甫签订《南京军区军产住房出售协议书》，约定将坐落于本市童家巷10号某幢102室房屋（以下简称童家巷房屋，建筑面积109.05平方米）以15716元的价格出售给臧玉甫。1998年11月22日，该房屋办理了房屋产权证书，所有权人登记为藏玉甫。2012年5月10日，因臧玉甫部队离休证和居民身份证都已更名为臧玉甫，故向房屋产权管理部门提出申请，请求将童家巷房屋所有权人更名为臧玉甫。2012年5月，经批准房屋所有权人变更登记为臧玉甫。一审中，崔某出示了上述房屋的土地使用证，落款日期为2012年8月。
2002年3月6日，臧玉甫亲笔书写订立一份遗嘱。遗嘱的主要内容为：臧玉甫前妻无工作，1987年因病去世，当时没有共同财产积存。为了生活上有人照应，安度晚年，1989年经战友介绍，与崔某结婚。婚后，双方共同购买的童家巷10号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无其他共同财产。臧玉甫去世后，童家巷房屋应由崔某同志继承和处理，子女无权干涉。臧玉甫去世后（不留骨灰），干休所应发的一切费用，也都由崔某继承及处理，后事也由崔某安排，子女都无权干涉。该遗嘱由当时第三干休所所长赵友树、政委朱发成作为见证人签名确认，并于同年3月13日在南京市鼓楼区公证处进行了遗嘱公证。2012年12月7日，臧玉甫因病去世。
双方当事人一致认可单位应发放给臧玉甫家属抚恤金、丧葬费共计27.5362万元，该款现未被领取。对此，双方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
2013年12月，崔某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依法判决童家巷房屋由崔某继承；2、依法继承臧玉甫逝世后发放的抚恤金、丧葬费共计27.5362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藏某甲、臧某甲、藏某乙、臧某乙共同承担。
原审审理过程中，原审承办人就童家巷房屋属于什么性质、军队房改购房的相关政策以及该房屋能否出售、继承等问题至南京军区司令部第三干休所营房处，向耿存宝工程师调查咨询，其称：童家巷房屋属于军队房改房，是臧玉甫和崔某婚姻存续期间购买的，两证齐全，可以继承。按照军队房改房的政策，将来该房是可以上市出售的，但部队有优先购买的权利。目前，为了防止房屋权利人私自出售，产权证由权利人自行保管，房屋土地证暂由部队保管。
原审庭审过程中，藏某甲、臧某甲、藏某乙、臧某乙均表示公证遗嘱并非被继承人真实意思表示，也并非其亲笔书写，要求对公证遗嘱的真实性进行鉴定，但均未提出鉴定申请。
原审法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由此可见遗嘱继承优先于法定继承。本案中，童家巷房屋系被继承人与崔某婚姻存续期间购买，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该房屋目前虽受到军队政策的限制，暂时无法上市交易，但是臧玉甫生前与崔某已合法共同取得了该房屋的所有权，双方均有权处分自己的财产。臧玉甫所立的公证遗嘱明确表示童家巷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无其他财产积存，其去世后，房屋所有权由崔某继承和处理，子女无权干涉。该遗嘱内容真实、形式符合法律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藏某甲、臧某甲、藏某乙、臧某乙认为该遗嘱并非臧玉甫本人真实意思表示，也并非其亲笔书写，但均未提供任何证据反驳崔某的主张，故对于藏某甲、臧某甲、藏某乙、臧某乙的答辩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崔某要求按遗嘱继承童家巷房屋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崔某要求继承臧玉甫逝世后单位发放的抚恤金、丧葬费27.5362万元。因抚恤金、丧葬费是被继承人去世后，所在单位给予死者家属或其生前被抚养人的精神抚慰金，并不属于遗产的范围，故原审法院不予处理，崔某可另案诉讼。
关于藏某甲、臧某甲等人主张的依法继承臧玉甫存放在崔某处的毛主席像章、军功章、粮票等财产。双方均称被对方拿走，但均未能举证证明各自的主张，故对此亦不予处理。
据此，原审法院判决：一、坐落于本市鼓楼区童家巷10号某幢102室房屋由原告崔某继承。二、驳回原告崔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藏某甲、臧某甲、藏某乙、臧某乙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上诉人对遗嘱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臧玉甫的丧事系上诉人办理，崔某没有履行遗嘱所确定的义务，本案应适用法定继承；遗嘱是臧玉甫写的，但上诉人认为遗嘱是别人写好后让臧玉甫抄的，臧玉甫系小学文化，语言组织能力不强，且遗嘱中提及房产与子女无涉，后事处理与子女无涉，违反人伦，遗嘱并非臧玉甫真实意思表示；童家巷房屋是1982年分配的，臧玉甫及其前妻一直在此居住，臧玉甫前妻对该房屋应享有相应份额，其去世后份额由子女继承；藏某甲一直居住在该房屋内，并放弃了单位的福利分房，藏某甲应为房屋共有权人。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本案五位当事人按照法定继承继承童家巷房屋，五人各享五分之一份额。
被上诉人崔某答辩称，臧玉甫的丧事确实是由上诉人操办，被上诉人没有办理丧事是因为上诉人的阻挠，被上诉人年事已高，在臧玉甫去世后精神遭受巨大打击；臧玉甫生前担任了一系列较高的职务，上诉人称臧玉甫系小学文化缺乏依据，臧玉甫的遗嘱经过了干休所政委、所长的见证，系臧玉甫的真实意思表示；童家巷房屋是臧玉甫与崔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双方共同财产购买，并办理了房产证和土地证，房产应为崔某与臧玉甫的夫妻共同财产。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藏某甲陈述，根据臧玉甫的级别，1982年分房时臧玉甫本身就能分到100平米的房子，跟有无子女没有关系；藏某甲并未对童家巷房屋提起过确权诉讼；购买童家巷房屋时，藏某甲未出资。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公证遗嘱、房屋产权证、土地使用证、谈话笔录、结婚证、证明、南京军区军产住房出售协议书、离休干部卡片等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童家巷房屋房改于1998年前后，此时臧玉甫与崔某结婚已逾八年，该房屋应属臧玉甫与崔某的夫妻共同财产。上诉人提出臧玉甫的前妻对该房屋应享有相应份额，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另提出藏某甲一直居住在该房屋内，放弃了单位的福利分房，藏某甲应为房屋的共有权人。本院认为，童家巷房屋系登记在臧玉甫一人名下，二审中藏某甲自述房屋分配时臧玉甫按其级别自身就可分到100平米的房子，且房改时藏某甲未出资，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藏某甲对于房屋权属的取得有贡献，故对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继承开始后，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臧玉甫生前立有遗嘱，言明童家巷房屋在其去世后由崔某继承和处理，上诉人认为遗嘱非臧玉甫的真实意思表示，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臧玉甫在遗嘱中载明其后事由崔某安排，现崔某虽认可臧玉甫丧事系由上诉人操办，但认为其没有办理丧事是受到了上诉人的阻挠。本院认为，臧玉甫在遗嘱中并未将其后事由崔某办理作为童家巷房屋由崔某继承的前提条件，无证据证实崔某未操办臧玉甫的后事系出于其个人主观因素，上诉人现以此为由主张本案适用法定继承，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523元，由上诉人藏某甲、臧某甲、藏某乙、臧某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武 琼
审 判 员 徐松松
代理审判员 陈晓霞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尹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