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晋10民终69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临汾市国新能源煤炭运销公司。住所地：临汾市尧都区煤化巷**号楼*层。
法定代表人：李向阳，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发源，山西师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州宏坤燃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金阊区虎殿路****号。
法定代表人：李东，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房健，上海东和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法务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几有，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临汾市国新能源煤炭运销公司(以下简称国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苏州宏坤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坤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2017）晋1002民初18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国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向阳及委托代理人王发源，被上诉人宏坤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房健、张几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3年10月23日宏坤公司与国新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国新公司在2013年第四季度的10月、11月、12月分别出售给宏坤公司混煤1万吨、3万吨、3万吨。提交货方式为站台交货。质量和数量验收标准及方法为：宏坤公司派专人到站台验收质量，数量以车站轨道衡为准。煤炭单价为闸河站520元/吨。合同签订生效，宏坤公司预付5万元作为申请车皮计划定金，待每列车皮计划号出来，宏坤公司至发运化场取样化验合格后，在2个工作日内支付本列货物全额货款到达国新公司账户（其中包括铁路运杂费、煤款计划费），双方结算完成5日内货款多退少补，铁路大小票原票原转代收代付，扣除铁路大小票后剩余货款国新公司开具17%增值税发票给宏坤公司。在该合同上，盖有双方公司的合同专用章，但委托代理人一栏均为空缺。2013年11月1日，双方公司间又有一份《补充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为：合同签订后，宏坤公司将购买煤炭货款（200万银行汇票）交由国新公司，国新公司财务部出具盖章收据，在3个工作日内将宏坤公司所定的煤炭运至国新公司的发运站台。双方在站台共同取样化验，无误差后，方可装货发运，货物数量以火车轨道衡为准。如质量出现较大误差，低位发热量小于4600卡，宏坤公司拒收，停止装货。发货期限第一列要求在2013年11月10日前发运，如超期，国新公司必须立刻将货款退还给宏坤公司，并且国新公司负责赔偿宏坤公司一列货款的20%违约金。2013年10月24日，宏坤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向国新公司支付5万元定金；2013年11月4日和6日，宏坤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向国新公司两次支付货款总计200万元。2013年11月宏坤公司收到4032吨煤炭。
庭审中，宏坤公司主张其履行了付款义务，国新公司交付了煤炭，双方也完成了结算，国新公司应退还其货款123671.68元，并出具增值税发票，但国新公司不但不给宏坤公司出具增值税发票，且对宏坤公司多付货款亦不予退还。对此事实，宏坤公司提供了案外人柴自岗的结算证明，内容为：”结算证明，本人柴自岗代表临汾国新能源公司与苏州宏坤燃料公司签订煤炭合同11月发往闸河一列，总吨数4032吨，单价477.76元/吨，<吨数以轨道衡<发运方>单价以合同为准>，总结算1926328.32元，余款123671.68元，未按发票确定元月七日<2014年>开出。柴自岗，2013年12月27日。”国新公司则主张，双方签订《煤炭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后，宏坤公司要求国新公司购买案外人五寨县万丰洗选煤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万丰公司”）的煤炭，经宏坤公司授权，国新公司与万丰公司签订《煤炭销售公司》，分两笔将货款147万元汇给万丰公司，还支付了4万元车皮计划费和50万元的运费，国新公司已履行了合同义务，其余事项应由万丰公司承担。在上一次审理中，国新公司要求追加万丰公司参加诉讼，但国新公司不能提供万丰公司的营业执照信息，该院按国新公司提供的联系方式，无法取得联系，本院据此对国新公司要求追加万丰公司参加诉讼申请未予准许。此次审理中，国新公司仍要求追加万丰公司参加诉讼。就此问题，庭审时，宏坤公司认为国新公司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宏坤公司与万丰公司履约，故不同意追加万丰公司参加诉讼。该院采纳宏坤公司的意见，未准许国新公司追加万丰公司参加诉讼的申请。
关于《煤炭买卖合同》的签订问题。庭审中，国新公司主张案外人柴自岗系宏坤公司的工作人员，代表宏坤公司先提出要约，双方达成协议后，又代表宏坤公司签订合同。同时国新公司还主张《煤炭买卖合同》签订后，柴自岗又代表宏坤公司告知国新公司要求购买万丰公司的煤炭，并提交了宏坤公司要求向万丰公司付款50万和90万的两份《授权书》，但国新公司同时还主张柴自岗为万丰公司员工。而宏坤公司主张，是柴自岗及国新公司的会计先提出要约，达成协议后，其公司张几有到国新公司处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张几有在合同上加盖了其公司合同专用章。
关于《补充协议》的签订问题。双方对该协议的真实性均认可。对该协议的签订过程，宏坤公司主张是国新公司盖好章子由柴自岗和国新公司会计在临汾给的他们。国新公司则主张该协议其实只是国新公司的单方承诺，是其签好后交给宏坤公司方人员柴自岗。且主张当时协议上只有公司的公章，不知道柴自岗的名字如何会在协议上。
就案外人柴自岗的身份问题。双方公司均主张柴自岗是对方的代理人，但现在已无法联系上柴自岗。
又查明，宏坤公司于2013年10月24日预付国新公司5万元作为申请车皮计划的定金，2013年10月25日，国新公司将其中的4万元转账给柴自岗，柴自岗给国新公司出具了一张收条，内容为：”今收到临汾市国新能源煤运公司计划金肆万元整。”收条出具的时间是2013年10月24日。国新公司在庭审时主张是柴自岗提出自己要做，公司就给了柴自岗4万元车皮计划费。
另查明：国新公司提交两份《授权书》，宏坤公司否认是其出具，并对授权书上公章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在上一次审理中，经该院与印章制作机关核实宏坤公司印章编号数字不是宏坤公司单位备案使用的印章。
原审法院认为：双方公司对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和《补充协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该院予以确认。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国新公司是否有义务返还宏坤公司的货款及承担不履行合同的损失。要解决焦点问题，首先要确认参与双方合同履行的案外人柴自岗的身份，即柴自岗是双方公司哪方的代理人的问题。庭审中，国新公司主张《补充协议》实际并非一份协议，而是国新公司给宏坤公司的单方承诺，即是承诺，宏坤公司方代理人不应在其给自己的承诺上签字；再者，依据双方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合同约定，宏坤公司在合同生效后预付国新公司5万元作为申请车皮计划定金，国新公司在收到该款后的第二天，即将该款中的4万元支付给柴自岗，如果柴自岗系宏坤公司的代理人，而国新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双方公司对申请车皮计划有变更，故柴自岗如为宏坤公司的代理人，其接受宏坤公司的车皮计划定金不合情理；国新公司在庭审时称是柴自岗自己提出要做，所以公司就把车皮计划费给了柴自岗，该陈述亦不能证明柴自岗系宏坤公司的代理人，且柴自岗的结算证明是给宏坤公司出具的；在国新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柴自岗系宏坤公司方的代理人时，综合以上事实及证据，应当认定柴自岗并非宏坤公司代理人。国新公司提交给柴自岗的转账单和宏坤公司提交的结算证明能够证明国新公司委托柴自岗办理发运，应当认定柴自岗的行为具有表见代理的特征，故国新公司应对柴自岗的结算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要解决焦点问题，另外还需确认国新公司提供的加盖宏坤公司公章的两份授权委托书的问题。经该院与印章制作机关核实，宏坤公司印章编号数字不是宏坤公司单位备案使用的印章。故不能认定国新公司持有的两份授权书系宏坤公司出具。
据此，根据《煤炭买卖合同》和《补充协议》，宏坤公司已按照合同约定向国新公司支付了5万元申请车皮计划的定金和煤炭款200万元，国新公司即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向宏坤公司发煤的义务。宏坤公司收到4032吨煤后，国新公司再未履行合同义务。宏坤公司有权要求国新公司返还剩余货款123671.68元及赔偿宏坤公司未开增值税发票损失279893.86元。国新公司违约占有宏坤公司货款，其应当承担宏坤公司的损失，故宏坤公司要求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3年12月27日起的利息的主张，该院予以支持。至于国新公司与万丰公司签订《煤炭销售合同》和向万丰公司支付货款及向山西鼎浩运输有限公司支付运费，系国新公司自己履行合同义务的经营行为，与宏坤公司无关。
综上所述，双方公司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宏坤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向国新公司支付了货款，国新公司应当依约供货，而国新公司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完全履行自己的义务，其应当承担返还宏坤公司多付的货款，并赔偿宏坤公司相应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临汾市国新能源煤炭运销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原告苏州宏坤燃料有限公司货款123671.68元，并承担该款自2014年1月2日至本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限之日的银行利息，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二、被告临汾市国新能源煤炭运销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原告苏州宏坤燃料有限公司未开增值税发票损失279893.86元。如果未在本判决规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353元，由被告临汾市国新能源煤炭运销公司承担。
上诉人国新公司不服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2017）晋1002民初18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未采纳其公司请求追加万丰公司参加诉讼是错误的。本案的基本事实是双方合同签订以后，柴自岗即向其公司提出请求，声称其与万丰公司已经联系好，要求发运该公司的煤炭。在这种情况下，其公司于10月28日又与万丰公司签订《煤炭销售合同》，这实际上是双方对合同履行内容的变更。其公司为了慎重起见，要求宏坤公司出具书面的变更合同申请书，于是，柴自岗于2013年11月5日持加盖宏坤公司印章的两份授权书，要求其公司将147万元汇入万丰公司的账户。其公司根据授权书的要求，己将147万元汇入万丰公司，后又根据柴自岗的要求，于2013年11月18日将50万元的发运费汇给鼎浩有限公司。自此，双方合同变更己经全部完成，双方的合同义务已经全部转移给万丰公司，应当由万丰公司来履行。二、原审判决认定柴自岗系其公司工作人员是错误的，应当追加柴自岗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因柴自岗未参加诉讼，以下事实未查清：1、发给宏坤公司的煤炭4032吨，是由谁发出的，始终没有查清；2、柴自岗的身份究竟是哪一方的代理人始终没有查清；3、由柴自岗送给其公司的两份授权书上加盖的印章，未经有关权威机关鉴定，原审判决根据己被撤销、不生效的第一次的判决认定为不是宏坤公司的单位备案使用的印章，是错误的；4、关于签订合同的过程，宏坤公司在两次庭审中做了不同的陈述，说明宏坤公司对案件事实没有客观真实地陈述。三、原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判决错误。1、根据本案的事实，宏坤公司工作人员柴自岗拿着空白合同到其公司签订了买卖合同，同时提出要购买万丰公司的煤，并且出具了加盖宏坤公司公章的授权书，其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柴自岗的行为对宏坤公司具有代理权，柴自岗的行为应由宏坤公司承担责任。原审判决由其公司对柴自岗的行为承担责任是错误的。2、宏坤公司一方出具的由柴自岗签字的结算证明，既没有其公司的印章，同时也没有其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原审判决根据推理认定柴自岗代理其公司结算，并以此判决其公司承担退款和赔偿损失的责任，属判决错误。四、根据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案存在伪造公司印章的犯罪行为，应根据先刑事后民事的司法原则，将此案移送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追究有关行为人刑事责任，再以此为依据确定双方应负的民事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纠正改判。
被上诉人宏坤公司答辩称：一、本案不应当追加万丰公司为第三人，国新公司是否与万丰公司签订煤炭业务合同，其公司不知情，就国新公司提供的其公司与万丰公司签订的煤炭销售合同的内容看，与双方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没有关系。二、一审判决事实清楚，不应当追加柴自岗为第三人。本案双方之间有业务关系，这一事实清楚，国新公司发给其公司4032吨煤，与万丰公司无关，柴自岗代表国新公司申请车皮计划，在补充协议上代表国新公司签字。因此，柴自岗是国新公司的代理人。柴自岗身份明确，一审判决事实清楚，不应当追加柴自岗为第三人。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适当，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2013年10月23日，宏坤公司与国新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由国新公司向宏坤公司出售混煤。2013年11月1日，双方公司间又有一份《补充协议》，协议约定了履行《煤炭买卖合同》的具体事项。2013年10月24日，宏坤公司向国新公司转账支付5万元定金；2013年11月4日和6日，宏坤公司向国新公司两次转账支付货款总计200万元。2013年11月宏坤公司收到4032吨煤炭。双方当事人对《煤炭买卖合同》和《补充协议》真实性无异议，对宏坤公司向国新公司转账205万元和宏坤公司收到4032吨煤炭的事实也无异议，对此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一、本案是应否追加万丰公司参加诉讼。二、柴自岗的身份问题及是否应追加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三、国新公司应否返还宏坤公司剩余货款并赔偿未出具增值税发票的损失。一、关于本案是应否追加万丰公司参加诉讼的问题。在双方当事人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和《补充协议》中没有约定此次煤炭买卖由万丰公司向宏坤公司发煤，宏坤公司向万丰公司支付货款的条款。在国新公司与宏坤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中约定煤炭发热量≥5000、水分≤8，单价为闸河站520元/吨，合同签订时间为2013年10月23日。而国新公司与万丰公司签订的《煤炭销售合同》中约定煤炭发热量≤5000、水分≤14，单价为397元/吨，该合同签订时间加盖公章处为2013年6月28日，合同顶部签约时间为2013年10月28日，时间先后矛盾。这两份合同中煤炭的单价、发热量及水分含量均不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国新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公司与万丰公司签订合同是为了向宏坤公司履约，由其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至于国新公司与宏坤公司签订《煤炭销售合同》，并向万丰公司支付货款、运费，是国新公司自己的商业行为，与本案无关联。国新公司上诉称应追加万丰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柴自岗的身份问题及是否应追加柴自岗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国新公司主张柴自岗系宏坤公司的工作人员，代表宏坤公司先提出要约，双方达成协议后，又代表宏坤公司签订合同。签订合同后，又代表宏坤公司告知国新公司要求购买万丰公司的煤炭，并提交了宏坤公司的两份《授权书》。国新公司认为《补充协议》是其公司单方承诺，签好后交给宏坤公司工作人员柴自岗，其公司不知道该《补充协议》落款处为啥有柴自岗的签字。而宏坤公司主张，是柴自岗及国新公司的会计先提出要约，达成协议后，其公司张几有到国新公司处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宏坤公司认为国新公司在《补充协议》上盖好公章后由柴自岗和国新公司会计在临汾给了其公司。国新公司和宏坤公司均认为柴自岗是对方的代理人。针对此问题，本院将本案发还尧都区人民法院重审，请一审法院在重审时考虑是否应追加柴自岗为本案的第三人，但一审法院未采纳本院发还意见，以现无法与柴自岗取得联系为由未追加柴自岗参加诉讼。但在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均承认柴自岗参与了整个合同的签订、履行、结算。从双方提交的证据分析确实存在柴自岗这个人，且柴自岗在履行合同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原审法院结合《补充协议》上柴自岗的签名，宏坤公司预付5万元定金，后国新公司转账给柴自岗4万元车皮计划费，柴自岗代表国新公司向宏坤公司出具结算证明等情节，分析认定柴自岗是国新公司的代理人，故国新公司应对柴自岗的结算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不再追加柴自岗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三、国新公司应否返还宏坤公司剩余货款并赔偿未出具增值税发票的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均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应为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按合同约定享受权利履行义务。宏坤公司依照合同约定向国新公司支付了5万元申请车皮计划的定金和煤炭货款200万元，且其公司收到4032吨煤炭。经结算还剩余货款123671.68元，国新公司未向宏坤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也造成宏坤公司一定的损失。故国新公司应承担宏坤公司多付货款，并赔偿相应损失。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353元，由上诉人临汾市国新能源煤炭运销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胡宇霞
审判员 吉 磐
审判员 贾芝真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日
书记员 徐 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