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4）海刑初字第1266号
公诉机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朱佩，男，1952年8月20日。因涉嫌犯招摇撞骗罪，于2013年7月25日被羁押，同年8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
辩护人朱锡忠，北京法旺律师事务所律师。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京海检刑诉（2014）047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朱佩犯诈骗罪，于2014年5月1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婵媛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朱佩及其辩护人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2011年以来，被告人朱佩冒充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员等身份，先后虚设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廉政研究中心及中国社会调查所，并租用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23号院西区办公楼办公。2013年5月，被告人朱佩以收取赞助费的名义骗取被害人丁×等人人民币300万元。赃款尚未起获。2013年7月25日，被告人朱佩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提供了相关的证据材料，认为被告人朱佩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已构成诈骗罪，诈骗数额特别巨大，提请本院对其依法惩处。
被告人朱佩对起诉书指控其犯诈骗罪的事实及罪名均提出异议，辩称其并没有冒用身份实施诈骗，其工作受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的ＸＸＸ直接领导，是正部级干部，因工作原因档案被封存，所以无法查询。收取被害人300万元的事情其并不知情，也没有参与和对方商谈，钱收没收其并不清楚，只是经手了170万元，交给韩×用于办工作证的管理费用，其行为不构成诈骗罪。
其辩护人发表的辩护意见为：本案关键性证人韩×并未到案，部分证据并未查明真伪，指控缺乏关键性证据；且有大量可证明朱佩无罪的证据尚未收集；指控朱佩犯罪的证据大部分均有瑕疵；目前证据无法证实朱佩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对涉案人员黄×、范×与朱佩之间的关系，以及朱佩与韩×之间的关系及经济往来并没有查明，拿走170万元的理由及用途并未查清。综上，认为被告人朱佩无罪。
经审理查明，2011年以来，被告人朱佩冒充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员（正部级）等身份，虚设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廉政研究中心及中国社会调查所，实施招摇撞骗行为，后伙同他人租用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23号院西区办公楼，并以上述单位名义对外办公。2013年5月，上述单位的工作人员以该单位名义，收取被害人丁×人民币300万元赞助费，后部分用于上述单位的装修及购买办公用品，其中170万元按被告人朱佩的指示汇入其指定账户。2013年7月25日，被告人朱佩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赃款尚未起获。
庭审过程中，公诉人当庭宣读并出示了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依法收集和调取的下列证据：
1、被告人朱佩的供述，证实其曾供认其小学四年级退学后回家务农，1985年通过招聘广告应聘到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工作，2000年的时候在广东筹备成立了广东分所，2002年任广东分所所长，2009年4月被中国社会调查所所长李冬民免职，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是国家事业单位，经费自筹，人员为事业编制，上级单位是国家统计局，李冬民是副部级国家干部。其在广东成立的分所的工作范围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科等方面的研究，社会、企业等相关单位社会满意度的调查，其单位将调查结果报告委托单位并收取费用。中共政策研究室廉政研究中心主任，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的ＸＸＸ主任任命其，其有任命文件的复印件，没有原件。这个文件是一个叫韩×的人给其，他是山东人，在天津当律师。2011年6月左右，韩×对其说想联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设立一个廉政研究中心，让其当中心主任，其同意了。2011年8月某日上午，韩×约其在海淀区万寿路7号院门口一家茶馆见面，并说上次说的廉政研究中心已经批下来了，并任命其为负责人，接着就给其一份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的ＸＸＸ主任任命其为廉政研究中心主任的文件的复印件，内容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文件，党研发（2011）050556号，关于设立廉政研究中心的决定，根据ＸＸＸ同志的工作需要和提议，经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策研究室领导集体研究决定，在本室设立廉政研究中心，直接对本室和ＸＸＸ同志负责。一、该研究中心全称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廉政研究中心，负责廉政和政策绩效评估方面的调查研究并提供实践依据。二、朱佩同志任研究员（一级）、负责人。三、该中心实行报告制度，在指定地点办公。四、研究人员由本室任命或特约，其余工作人员由该中心负责人特聘。五、地方不设分支机构，可置专题研究工作组。六、本决定立即生效，该中心经筹备于2011年11月底开始正常工作。落款日期为2011年8月20日，并盖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的公章。主题词为设立、中心、任命，呈送中央书记处、中央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国研室，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2011年8月25日印发。韩×说由他负责其和ＸＸＸ之间的联系，要是做出成绩来，就带着其去见ＸＸＸ主任。2011年10月某日上午，韩×又在这个茶馆给了其一个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签发的工作证，有其的姓名和照片，工作单位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职务是研究员，工作证号是×××，盖有公章，发证日期为2011年12月26日，照片上还有钢印，两个印章上的字体都是繁体字。2012年7月，其开始筹备在廉政研究中心工作。其现在工作的单位是中国社会调查所，是中央事业单位，上级单位是中共中央保密工作领导小组。2012年8月，韩×对其说因为其在中国社会调查所干过，中央觉得这个机构还要建立起来，还是由ＸＸＸ主任主管。其当时没同意，后来韩×又找过其几次，其就同意了。2013年1月某日，韩×约其在之前那家茶馆见面，对其说中央现在批了中国社会调查所的决定，接着就给了其一份中共中央保密领导小组的文件，内容是：中共中央保密领导小组的文件，党保密发（2013）001号，关于设立中国社会调查所的决定，根据国内国际形势需要，经领导指示和协调，现决定设立中国社会调查所。一、中国社会调查所为全称，不得有重复和套用。二、中国社会调查所为事业单位，针对国际国内事务、事件和事态做调查、分析和预测，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有关机关领导提供事件依据。三、朱佩同志（正部级巡视专员）任中国社会调查所所长，对本领导小组负责。四、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廉政研究中心和原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一并编入中国社会调查所。五、中国社会调查所应在年内完成组建，具体事宜呈请报告，由本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2013年1月6日。主题词：设立、中调所、任命；抄送：中组部、中编办、中央政研室、中央党校，盖有中共中央保密领导小组的公章。后韩×让其开始筹备。2013年过完春节，其开始筹备中国社会调查所。同年3月，韩×还是在那个茶馆交给其中国调查所的工作证，有其的名字、照片、工作证号，上面印着其的职务是所长，并盖有公章和钢印，上面的字体也是繁体字。按照规定，其负责的中国社会调查所应该有上级单位才能在民政部登记，但由于中央保密小组不能对外，所以无法登记。2013年6月，其在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23号西区办公楼租了办公室，并招了十几名员工进行培训。其觉得韩×对其说的都是合情合理的，给其的文件也都是真的，因为其不认识中央政策研究室和中央保密工作领导小组的人，所以也没有去确认文件是不是真的。其只知道韩×是天津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因为韩×对其说他是上海市委书记的堂弟，但其没有核实过。其和韩×相识十多年，是1985年其进入中国事务调查所，在天津蓟县工作时经朋友介绍的，记不清是哪个朋友介绍的，也不知道韩×的住址。公安机关在其办公室起获的空白工作证是七八天前韩×给其送来的，让其给员工用。在其办公室起获的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天津分所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是天津人事局颁发的，现在这个单位已经没有了，因为从2008年以后起没有按时年检，所以自动注销了，其向上级单位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负责人李冬民汇报，经同意后撤销了天津分站，所以就没有再去年检。在其办公室起获的中国社会调查所和廉政研究中心的红章是韩×送来的，剩下的4枚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的相关公章是其在公安机关刻的。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在2012年被编入中国社会调查所，由其领导负责，李冬民在2012年因诈骗被判刑6年，现正服刑。在其办公室起获的中国社会调查所的红头文件是其打印的；起获的《中国廉政之窗》杂志社的相关文件也是其打印的，这个杂志社是研究中心的下属单位，但尚未组建，打这些文件就是为了开展工作；起获的2个U盘系其自己使用，内容是什么忘记了；起获的10万元是朋友让其帮忙办事用的，其不想说是什么事情；其为了组建中国社会调查所，通过范×介绍找一个叫丁×的人赞助了300万元，丁×赞助是想通过调查所对全国处级以下公证人员的廉政建设进行培训，好和其一起从中收取费用。这300万元是通过转账对其进行赞助，全部转到范×的个人账户上，用来交房租和为办公装修、购置家具、买办公用品了，都是范×经手花出去的，还没有对过账，具体怎么花其不清楚，但由于后来买办公电脑没钱支付了，所以其知道都花光了。后其供称韩×给其看过任命的原件，其复印留存。韩×让其组建廉政研究中心，但由于没有找到办公地点，就一直没有组建，后来韩×又说领导让其组建中国社会调查所，其开始不同意，后来韩×交给其一份红头文件，上面任命其为正部级的调查所所长，其无法推脱，所以答应了，韩曾对其说中国社会调查所属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其和韩×见面时都是一对一的，没有别的证据能证明其的话，其将中国社会调查所的情况告诉了黄×，并通过黄×介绍认识了范×，还给他看了任命文件。范×就帮其选办公地点，操办筹建调查所的事宜，并帮忙联系了赞助，具体他怎么和赞助人谈的不清楚，在其办公室内起获的10万元系其个人积蓄。其曾通过黄×的账户向高评的账户内转账170万元，这些钱是刘洪岩赞助的筹建调查所的钱，是黄×、范×介绍来的，刘洪岩也是做培训工作的，具体情况不清楚。这170万其通过高评汇款给韩×130万元，剩余的40万现金其在天津蓟县家中给了韩×，当时就其二人，没有别人在场，这些钱是交给他的管理费。辨认笔录，证实朱佩在公安机关组织的辨认中辨认出韩×。
2、被害人丁×的陈×，证实2013年4月其来京联系生意时，生意伙伴称要介绍国家林业局的姓黄的工作人员给其认识，以方便其开展业务。过了几天，其在国家林业局附近的一个办公室见到了黄×。见面后，黄×没有说自己是不是国家林业局的人，但在聊天过程中提起国家正在组建一个叫中国社会调查所的部门，朱佩任所长，姓黄的在那里抓全面工作。为了在北京拓展业务，其于2013年5月初某日下午，和黄×面谈给中国社会调查所赞助的事情，黄×当时就同意并给其提供了银行账号。其询问黄×有没有能证明他身份的东西，他就给其看了一份中国社会调查所的文件复印件，而后就收起来了。次日，其找到朋友刘洪岩商量一起赞助这个调查所，商定其出100万元，刘洪岩出200万元，后其取出100万元交给刘洪岩，并委托他转账给黄×。转账之后，其向黄×提出要见所长朱佩一面。2013年6月底某日，黄×带着其到总参谋大院的办公室里见到了朱佩，当时他们的办公室正在装修，里面的工作人员都管朱佩叫所长，管黄×叫副主任，朱佩并没有否认。其觉得朱佩是大领导，不方便在他那里坐太久，就离开了。
3、证人褚×（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人员）的证言，证实其单位接到解放军总参政治部保卫部反映，有人以其单位廉政研究中心的名义租用部队用房，从事诈骗活动，为首的嫌疑人叫朱佩，根据保卫部提供的材料，该人可能就是2012年8月其单位曾经举报过涉嫌冒用其单位名义进行诈骗活动的嫌疑人，即向公安机关报案。经核实，其单位没有叫朱佩的工作人员，朱佩提供给部队的工作证、文件都是假的。
4、证人韩×的证言，证实其和朱佩是30多年的朋友，朱佩说自己曾当过兵，在部队管保密工作。现在中国社会调查所工作，任天津分所、广东分所所长，高级研究员，政府绩效评估廉政研究课题组副组长。其和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没有关系，不认识ＸＸＸ。其没有和朱佩谈过设立廉政研究中心，让他当主任，也没有给过朱佩任何任命文件，和朱佩也没有在相应时间在茶馆见过面，也没有让朱佩组建中国社会调查所等机构，也没有给过朱佩工作证、公章等东西。其没有自称是上海市委书记的堂兄弟，朱佩曾这样介绍过其，但其当即否认了。1994年其父亲去世后，朱佩曾将其父亲收藏的字画、古书、首饰等东西拿去代卖，但一直没有把钱给其，只是给其写了欠条。后其忘记把欠条放在哪里了，并因此事和朱佩闹的很僵。2008年其找到了欠条，找朱佩要钱，朱佩开始还其钱，二人关系才有所缓和。2013年6月，朱佩将欠其的钱还清了。
5、证人黄×的证言，证实其通过北大退休的李文玲教授认识朱佩，朱佩向其出示了中央政策研究室设立廉政研究中心的文件和他自己的工作证，工作证上写着朱佩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其就相信了朱佩的身份。2013年1月，朱佩给其看了一份中央保密工作领导小组的文件，内容是设立中国社会调查所，任命朱佩是这个调查所正部级巡视专员，从那以后，朱佩就让其联系办公地点，进行装修，5月份装修完后就在那里办公了。朱佩让其协助他工作，但并没有正式任命，让其全面负责调查所的事务。中国社会调查所还没有开始正常工作，处于培训阶段，由一个姓陈的老师负责培训工作，内容是政府绩效评估和相关法律，培训后主要是做全国各地政府绩效评估和廉政研究工作，以问卷形式进行，问卷是朱佩提供的。朱佩曾对其说中国社会调查所的主管单位是中共中央保密工作领导小组，主管领导是ＸＸＸ，单位性质是中央直属事业单位，所内还有一个叫范×的，是办公室主任，还有沈×处长，负责办公室，还有孙×秘书。其租办公地点、买办公设备、装修办公室的钱是一个叫郑肖的朋友介绍的三农公司老总刘洪岩、丁×赞助的，见面时，其和同事说中国社会调查所新成立，没有钱，需要赞助，谈了一会儿，因为范×负责找房子装修，具体都是他谈的，其并不清楚。后来三农公司陆续给其农业银行卡内汇了300万元，其中100多万元用于装修、买办公用品、租房用了。剩下的钱其和范×按照朱佩的指示汇入高评的银行账户内了，有170万，朱佩说这是给中直机关制作工作证用的。其单位没有一个姓韩的负责人，也没听朱佩提起过。
6、证人范×的证言，证实其于2012年年底认识黄×，后黄×说介绍个大领导给其认识，就在公益西桥的一个宾馆见到了朱佩，黄×介绍朱佩是中央的部级领导，但其并不知道朱具体负责什么。过了一段时间，黄×对其说中央要组建一个调查机构，推荐其去，为此事谈了几次。有一次朱佩在场，给其看了两份文件，一份是中共中央保密领导小组的文件，内容大致是组建中国社会调查所，由朱佩负责具体工作，朱佩向ＸＸＸ负责。另一份文件是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内容是关于成立廉政研究中心，任命朱佩为研究中心主任，直接对ＸＸＸ负责。看完这两份文件，其就相信了朱佩的身份，然后就同意到中国社会调查所上班，其现在的工作是负责后勤保障。2013年年初看文件时，文件还说将中央党校廉政研究中心、中央政策研究室廉政研究中心、中国社会事务调查所一并编入中国社会调查所，任命朱佩为正部级巡视专员，为中国社会调查所所长。朱佩说现正落实办公场地，很快就上班，其就等消息。期间，其曾问过黄×办公场所的问题，黄×给其看了文件，说正在和中纪委协调，黄还让其帮忙找办公场地，其就给联系了现在这个地址，他们也同意了。确定办公地点后，朱佩让其找装修公司装修，并说让装修公司先垫付，装修好再结账。其就联系了一家装修公司，朱佩让这个公司预付了20万元的装修质量保证金，大概二十多天就装修好了，而后就开始购买办公用品，并陆续进来办公。在确定这个办公地点之前，黄×介绍其认识了三农公司的刘洪岩和丁×，让其和对方谈赞助廉政调研经费和这个公司参与廉政培训中心工作的事情，商定廉政研究中心聘用刘洪岩和丁×为廉政培训中心副主任，负责具体的筹备工作，而后黄×的一张农业银行卡就陆续收到了对方的赞助300万元，后其才找到现在的这个办公地点。连同之前的20万，这320万元中有140万元左右用于支付房租、办公用品等费用了，剩下的170万元黄×全部转走了，转去哪里其不清楚，装修好后还有180余万元的费用没有支付。朱佩曾对其说中国社会调查所的主管单位是中共中央保密工作领导小组，主管领导是ＸＸＸ，单位性质是中央直属调查机构，事业单位，全额拨款，工作重点和职责是负责政府绩效评估和廉政工作研究。其单位还没有实际开展工作，尚在培训中，其不知道这种评估和研究工作是义务的还是收费的，朱佩也没有说过。朱佩是中共社会调查所的所长，国家正部级巡视专员；黄×是主任，具体负责什么其不清楚，其的工作要向黄汇报；还有一个叫沈×的处长，负责什么不清楚；还有一个叫孙×的，一直在参加培训。
7、证人孙×的证言，证实其通过黄×介绍，于2013年6月来到了中国社会调查所工作，做黄×的秘书，前期做一些简单的接待工作，后来7月份招了一批新员工，单位安排其负责培训工作。朱佩曾对其说中国社会调查所的主管单位是中共中央保密工作领导小组，主管领导是ＸＸＸ，朱佩是所长，国家正部级巡视专员，朱佩还说其工资按照国家事业单位的工资标准，过了筹备期，通过审核，合格就可以申请落实事业编制。朱佩曾向其出示过工作证，单位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
8、证人沈×的证言，证实其经朋友介绍来到中国社会调查所工作，朱佩所长和几个主任研究后让其代理办公室副主任，朱佩是正部级巡视专员，他批准培训计划后，给其很多培训资料，让其培训新招的员工。朱佩对其说过，中国社会调查所是中国社会事务调查所、中央党校廉政研究中心和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廉政研究中心合并而成的，主管单位是中共中央保密工作领导小组，主管领导是ＸＸＸ，并说其工资按照国家事业单位的工资标准，通过审核合格就可以落实事业编制。
9、证人朱×的证言，证实2013年7月28日，在北京朝阳宾馆吃饭时，其曾问过韩×其父朱佩的事情是怎么回事，韩×说其父设立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廉政研究中心的事情是他找领导审批的。其问有什么能证明的东西，韩就把成立研究中心和社会调查所，任命其父的文件拿出给其看，其就给留下了，现在这两份文件不在其处，在别人那里，其不愿意提供给公安机关。次日，其和于军还有于军的助理见韩×时也说过这个事情，韩×也说这事情是找北京卫戍区司令办的，后来见面时还说要找领导疏通关系处理其父亲被抓的事情，其一直以为成立廉政研究中心和其父被任命为调查所所长的事情是真的。另其父朱佩曾在2013年5月底某日，给其打电话说黄×这两天会给其妻子账户上汇款170万元，是给韩×办事用的，并让其转账130万元给韩×，剩下的40万元提现交给其父。5月31日，钱款到账了，其就取款40万元现金交给朱佩，其余130万元转账给韩×。
10、证人赵×，朱彤、刘禹彤、耿梁、苗苗、丁鹏、高鑫瑶、吴月亭、程霄霄、王冰冰、廖新玲、张海洋、陈湛亮的证言，证实上述人员系通过朋友介绍来中国社会调查所工作，尚处于培训阶段，朱佩曾给其讲过话，介绍中国社会调查所是中央直属调查机构，事业单位，是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中央党校廉政研究中心、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廉政研究中心合并而成，主管领导是ＸＸＸ，朱佩自称是正部级巡视专员，还说其工资待遇按照事业单位工资标准，通过考核就可以申请落实事业编制。
11、证人杜×的证言，证实其系陕西省经济文化合作促进交流会秘书长，进京找朱佩是想让他帮忙办一个杂志社的批文，其和中国社会调查所没有关系。朱佩是正部级巡视员，其看过他的证件和公文，好像是中央直属工委的工作证，其没认真看，因为朱佩动不动就是国家保密机关什么的，其不好意思仔细看。
12、证人童×的证言，证实在其和朱佩的交往过程中，朱佩自称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廉政中心主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调研员。
13、证人王×的证言，证实2012年7月至9月，其在中央政策研究室廉政研究中心工作，任湖南廉政和政府绩效评估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组的副组长。廉政研究中心的办公地点其不清楚，朱佩是其领导，他自称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廉政研究中心主任，研究中心是国家机关性质，其所在的湖南调查研究工作组没有任何编制，后来其怀疑朱佩的身份和单位的性质，就离开了，经过查询，也没有查到廉政研究中心这个部门。
14、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证实褚×于2013年7月19日报案，公安机关予以受理。
15、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现场勘验笔录及附件、搜查笔录、照片及光盘，证实公安人员抓获被告人朱佩后在其办公室起获涉案物证及扣押人民币10万元的情况。
16、扣押笔录及清单、工作证复印、政府绩效评估资料，证实公安人员扣押涉案的空白工作证等文件资料的情况。
17、银行交易明细及开户资料、汇款凭证、结算申请书、开户名细、情况说明、协议书、账户明细，证实涉案资金流转情况及资金支付的情况，与证人陈×的资金流转情况一致。
18、举报文件，证实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举报朱佩冒用其单位名义进行诈骗活动。
19、证明，证实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为中共中央直属正部级行政单位，没有下发过关于成立廉政研究中心的文件，没有廉政研究中心这一下属单位，没有朱佩这个工作人员，也没有为朱佩制作过任何工作证。
20、国家保密局复函，证实该单位从未设立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保密工作领导小组这一机构，中共中央保密工作领导小组文件系伪造文件，朱佩非其单位工作人员。
21、登记文件、天津日报公告，证实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天津分所作为事业单位法人曾在天津登记，法定代表人为朱佩，2001年登记，证书有效期至2008年3月31日，后登报予以废止。
22、到案经过，证实公安人员于2013年7月25日，在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23号院西区办公楼内将被告人朱佩抓获归案。
23、被告人朱佩的身份证明，证实被告人朱佩自然情况。
经法庭质证，被告人朱佩对其供述提出异议，辩称300万元的资金是范×找来的，和其无关；对丁×的陈×提出异议，辩称和丁×见面时仅仅是打了个招呼，别的什么都没有谈，更没有谈赞助的事情；对褚×的证言提出异议，辩称褚只是下面的工作人员，不了解其身份很正常；对韩×的证言提出异议，辩称其任命文件就是韩×交给其的，办工作证的费用也是韩×要的；对证人黄×、范×的证言提出异议，辩称黄×、范×核实过其身份后才相信其，在他们的证言中避重就轻，撇开自己的责任，实际上赞助费的事情是他们去谈的，办公地点的选址、装修、采买等等也都是范×负责的，和其无关；对孙×、沈×、赵×，朱彤、刘禹彤、耿梁、苗苗、丁鹏、高鑫瑶、吴月亭、程霄霄、王冰冰、廖新玲、张海洋、陈湛亮的证言提出异议，称该单位是合作制的，都是熟人介绍来，谁介绍来的谁负责发工资，其没有和他们谈过工资待遇的问题；对杜×的证言提出异议，认为证人在关键问题上没有如实陈×，而是把责任向其身上推；对童×、王×的证言提出异议，辩称他们犯罪是其向公安机关举报的；对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提出异议，认为报案是虚假的；对扣押物品、文件等相关证据未提出异议，但辩称其眼睛看不清楚，扣押了什么东西其不知道，扣押的10万元其也不愿意说明具体来源；对转账情况提出异议，辩称和其无关，具体情况不清楚；对举报文件提出异议，辩称不应由该单位报案；对证明提出异议，辩称对出具证明单位的性质存在怀疑，而且其是中共中央的下属单位，国家保密局没有资格质疑其的身份。其辩护人的质证意见与被告人基本一致，并认为根据其向朱佩了解，侦查机关并未就身份情况、收入情况等向朱佩讯问，涉及与韩×交往的部分侦查机关也没有如实记录；对韩×的证言提出异议，认为韩×属于涉案的犯罪嫌疑人，应到案便于审查事实真相；对杜×、童×的证言提出异议，认为证言真实性存疑，且与本案事实无关；对扣押文件、物品的相关证据提出异议，认为涉案物证并未查明来源，扣押的10万元与本案无关；对证明二份提出异议，认为文件抬头与落款公章不一致，且不是原单位证实，无法证明朱佩的身份系虚假，应由中共中央保密工作领导小组出具证明。关于被告人朱佩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异议，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综合予以认定，其未提出异议的证据形式及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对其证明效力，本院予以确认。另经核实：国家保密局与中央保密委员会办公室系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列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下属机构，负责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密资料的密级审定，规章制度建立、落实、督办、失密案件的查处，行政处罚等工作。其业务上级机构为中央保密委员会，组织上级机构为中共中央办公厅。
庭审过程中，辩护人当庭宣读并出示了下列证据：
1、朱佩手机通话记录单，用以证实被告人朱佩曾在其供称的时间段内与韩×频繁联系。
2、人民日报复印件及报刊复印件，用以证实被告人朱佩曾供职的中国社会调查所曾在2008年9月，与中国社会价值研究所共同研究起草了政府绩效社会评价指标体系，并由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北京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出席了该指标体系鉴定会。
3、证人朱×的证言，用以证实在侦查阶段未对涉及韩×的事实进行及时侦查。
经法庭质证，公诉人认为辩护人出示的证据中，通话记录无实质证明意义，报刊的复印件证据形式不合法且和本案无关联性，朱×的证言对认定被告人朱佩行为的性质及涉案事实无实质性影响，建议法庭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经查，辩方提供的通话记录单仅能证实朱佩在相应时间段内与韩×有过通话，但通话内容等关键事实并无法证实，而且被告人韩×是否涉案，并不影响对被告人朱佩行为的性质及事实的认定；而报刊的复印件与本案并无关联，证据形式亦不符合法律规定，即使证明的内容属实，也仅能证实中国社会调查所此前曾进行过的工作，并不影响本案的事实及定性，故辩方提供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被告人朱佩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自己的身份，冒充正部级领导干部，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应予惩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朱佩犯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指控罪名成立。因其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经济损失，本院责令其予以退赔。关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相关证据所提异议，及其据此提出的辩解，经查，被告人朱佩虽一再辩称其具备正部级干部的身份，并自称因工作原因而档案被封存，故无法查询，且对于收取赞助费的问题毫不知情，但根据现有的证据，被告人朱佩并不具备所谓的正部级干部的身份毋庸置疑。因为控方已经出示了国家保密局复函、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出具的证明以及被告人朱佩的身份证明等一系列证据证实朱佩连一般国家干部身份都不具备，何况正部级干部身份。法律及组织条例的规定，也使得无论个人拥有如何惊艳绝伦的才华或是出色的个人业绩，都不可能让其突破国家干部的任用规则及档案制度，未经任何组织程序就成为所谓的正部级国家干部，这也是最起码的社会常识。且朱佩所谓的身份及中国社会调查所这一所谓的国家机构也存在着诸多不合乎法律规定及社会常识的漏洞存在：朱佩作为正部级干部在按照所谓的党政文件组建单位时竟然需要外部赞助租用办公室及购买办公用品，而无正常的国家拨款；正部级干部任职的机构中，除朱佩外，其余工作人员竟都是靠裙带关系找来的编外人员；朱佩自认为是封存档案的干部，还处于保密工作小组的领导之下，但从事的工作并不涉密，且不断的向他人炫耀自己的正部级干部身份，这些都只能说明，被告人朱佩只是一个冒充国家正部级干部，实施招摇撞骗行为的犯罪分子。而本案定性为诈骗犯罪，且诈骗金额认定为300万元的理由在于，虽然现有证据可以证实，被害人丁×系在支付了300万元之后才见到了被告人朱佩，且未与朱佩有过任何关于赞助费的商谈，但是这300万元脱离了被害人的控制之后，一部分被用于涉案虚设单位中国社会调查所租用办公场地、购买办公用品的支出，另有170万元按照朱佩的指示汇入其儿媳的账户并支用。故可以看出，这些款项的使用均是在被告人朱佩的支配及控制之下，其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故意十分明显，且被害人受骗是源于朱佩自己虚构了正部级干部身份并虚设中国社会调查所，被告人朱佩的行为既符合招摇撞骗的犯罪构成，也同时构成了诈骗罪，按照竞合关系，依法应认定其犯有诈骗罪。至于涉案的韩×、范×、黄×等人是否构成犯罪，因为控方并未依法启动刑事诉讼程序，且这些人是否构成犯罪，并不影响对朱佩的定罪量刑，故不在本案处理时的考虑范围之内。另被告人朱佩在被抓获时，从其处起获的人民币10万元由于其并未说明钱款来源，且钱款处于其控制之下，依照法律规定，属于其个人财物，应作为退赔款退赔给本案被害人。综合上述分析，本院对于被告人朱佩及其辩护人的诸多辩解均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朱佩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3年7月25日起至2027年7月24日止；罚金限自本判决生效之次日起三个月内缴纳。）
二、被告人朱佩退赔人民币二百九十万元，与扣押在案的人民币十万元，退赔给被害人丁×。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
审 判 长 尹鹏展
代理审判员 郭 晟
代理审判员 樊 强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九日
书 记 员 谢思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