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1民终386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魏志英，男，1955年1月1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学著，河北匡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产业基地四街9号。
法定代表人：高秀环，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窦颖，女，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法律顾问。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蓬辉，男，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法律顾问。
上诉人魏志英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方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8民初77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魏志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魏志英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四方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本案争议的基础法律关系是股权转让，《魏志英与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保定三伊天星电气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第七条具有对赌性质的约定，与股权转让没有任何关联，对股权转让行为没有法律约束力，应当确认无效，在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中不可能，也不应该产生对赌性质的条款。从对赌主体来分析，一方面，对赌协议的主体应该是投资者与融资者或者是投资者与股东之间发生的商业行为，结合本案，魏志英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已经从原来的股东身份转变为一名普通员工，从根本上说魏志英已不具备签订对赌协议的主体资格。另一方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对赌主体不仅仅是保定三伊天星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伊天星公司），还包括保定三伊电力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伊电力公司）、保定三伊方长电力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伊方长公司）（以下合称三伊公司），而魏志英只是三伊天星公司持股5％的小股东，与三伊电力公司和三伊方长公司没有股权关系，魏志英在三伊天星公司中既没有决策和话语权，更谈不上管理、监督三伊电力公司和三伊方长公司，而且该两家公司是否盈利、亏损与魏志英持股的三伊天星公司没有任何法律关系。从以上存在的两方面主体严重不适格问题可知，《股权转让协议》第七条约定明显权利义务不对等、显失公平，是无效的约定。2.在同一股权转让法律事实的基础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之间，存在重大权利义务约定前后矛盾，不符合常理的事实，假设不存在欺诈、胁迫、重大误解等事由，同时签订上述两个协议，缺乏一个成年人、正常人的基本思维，而魏志英等股东恰恰都是在商场上经营多年的成功人士。这主要表现在，《股权转让协议》第七条明确约定，所谓的以王铁国为首的对赌经营团队，要在2012年度至2014年度累计实现税后利润不低于2.2亿元，若2012年度税后净利润小于1500万元，则四方公司不再支付魏志英第二期股权转让款。但是产生《补充协议》的原因，明明是因为所谓的以王铁国为首的对赌经营团队经营业绩不佳，没有完成2012年度约定的大于或等于1500万元的税后净利润，所以扣减魏志英第二期股权转让款5668754.39元，可是，在《补充协议》中变成了只有在2012年度完成了大于或等于1500万元税后净利润，《补充协议》方可生效，扣减魏志英第二期股权转让款5668754.39元的约定。换言之，是不是所谓的以王铁国为首的对赌经营团队2012年度税后净利润小于1500万元，就应该不再扣减魏志英第二期股权转让款，相信所有正常思维的人都无法解释这条自相矛盾约定的合理内涵是什么。3.需要特别说明的几个实际发生的事实。《股权转让协议》与《补充协议》虽然是魏志英自己签订的，但是《股权转让协议》是在大股东及四方公司反复劝说迫于无奈，无法自主的情况下签订的，其中有些条款当时魏志英提出了意见，但是不准修改。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实际经营中，魏志英根本没有介入经营管理，而且四方公司已经实际自己经营管理，根本不是所谓的以王铁国为首的对赌经营团队经营管理。四方公司散布的三伊公司2012年度经营业绩不佳是虚假信息，是欺诈、胁迫魏志英签订《补充协议》的根本原因，三伊公司在网上公布的财务报告明确显示2012年度净利润是17194449.93元。假设魏志英当时知道2012年度三伊公司真实的经营状况，魏志英根本不可能签订《补充协议》，放弃自己多年经营积累的巨额财产。综上所述，四方公司在本案股权转让过程中的有些行为，是有预谋的欺诈行为，完全违背诚实信用原则。
四方公司辩称，1.四方公司与魏志英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魏志英作为三伊天星公司的股东已充分知晓两份协议内容，基于双方友好协商，本着自愿原则，双方签订了上述两份协议，依据合同法及有关规定，两份协议真实合法有效，应当受到法律保护。2.四方公司认为，魏志英要求四方公司按照《股权转让协议》支付扣减的股权转让金的诉讼理由不成立。依据《股权转让协议》3.1条的约定，三伊公司全体股东及四方公司预估的三伊公司2012年至2014年累计税后净利润2.2亿元为基础、PE值不超过7倍为作价参考依据，三伊天星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24710万元，双方同意以前述权益价值为参考依据，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1235.5万元，股权转让价格包括魏志英应当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双方同意该笔股权转让价款分两期支付，其中第一期股权转让款530万元，自工商登记完成日起7日内四方公司以现金方式支付，四方公司依约向魏志英支付扣除个人所得税后的股权转让净额434万元，第二期股权转让款705.5万元，自工商登记完成日起30日内，以定期存款的形式存入魏志英指定账户，四方公司依《股权转让协议》第7.3条的约定向魏志英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股权转让协议》7.3条约定了按照三伊公司2012年至2014年的累计税后净利润总额大于2.2亿元、大于等于1.5亿元但小于等于2.2亿元、小于1.5亿元和2012年税后净利润小于1500万元或2012年及2013年累计税后净利润合计小于3500万元四种不同的情况，四方公司于2015年4月30日前应当根据不同的业绩承诺结果支付魏志英股权转让价款。鉴于2012年经营业绩不佳，与《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2.2亿元目标值相差甚远，若按《股权转让协议》执行，三伊天星公司股东只能获得很少甚至需要倒贴弥补股权转让价款，故四方公司和魏志英同意对股权转让价格及相关事宜进行调整并签订了《补充协议》，将本次股权转让价格由1235万元调整为6886245.61元，并终止了《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业绩承诺及奖励条款的效力。现《补充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均全部成就，四方公司已向魏志英支付完毕剩余股权转让款1386245.61元。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确实充分，应予维持。
魏志英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四方公司支付非法扣除魏志英的股权转让金5668754.39元及利息（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自2012年3月23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诉讼费由四方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3月23日，魏志英与四方公司于北京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魏志英将所其持有的三伊天星公司百分之五的股权转让给四方公司。《股权转让协议》3.1条约定，三伊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24710万元，双方同意以前述权益价值为参考依据，确定本次股权转让款为1235.5万元，股权转让价格包括魏志英应当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股权转让协议》第4条约定，四方公司分两期向魏志英支付股权转让价款：自工商登记完成日起7日内，四方公司将股权转让款的42.8976％（530万元）以现金方式向魏志英支付；自工商登记完成之日起30日内，四方公司将股权转让款的57.1024％（705.52万元）以定期存款的形式存入魏志英的指定账户。2012年5月7日，四方公司向魏志英支付了扣除个人所得税后的股权转让款434万元。《股权转让协议》第7.3条约定了按照三伊公司2012年至2014年的累计税后净利润总额大于2.2亿元、大于等于1.5亿元但小于等于2.2亿元、小于1.5亿元等不同的情况，四方公司根据不同的业绩情况向魏志英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的应付价款。
四方公司《2012年度报告摘要》显示“经公司指定的审计机关普华永道中天事务所对三伊公司2012年度的财务状况进行审计，并出具正式审计报告，三伊公司2012年度的净利润为17194449.93元。”由于2012年三伊公司经营业绩不佳，2013年2月25日，四方公司与魏志英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将股权转让款总价由1235.5万元调整为6686245.61元，转让价格包括魏志英应当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由于四方公司已经向魏志英支付了530万元（含税），剩余的1386245.612013元，四方公司分两笔进行支付：2013年6月19日，四方公司向魏志英支付转让款123771.76元;2015年4月29日，四方公司向三伊公司股东彭永龙汇款5013742.72元，其中1044529元为向魏志英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由彭永龙向魏志英进行分发；至此，四方公司已经向魏志英完成了《股权转让协议》以及《补充协议》中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
一审法院认为，依据双方提交的有效证据可以证明魏志英与四方公司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关系，股权转让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双方均应按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义务。《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三伊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24710万元，向魏志英支付的转让款为1235.5万元。同时《股权转让协议》也约定，根据2012年至2014年三伊公司不同的税后净利润的具体数额来确定对魏志英第二期股权转让款的价格。四方公司《2012年度报告摘要》明确显示，三伊公司2012年度的净利润为17194449.93元，属于税后净利润大于或等于1500万的范畴，因此四方公司与魏志英签订《补充协议》，对第二期支付股权转让款又进行了重新的调整，从1235.5万元调整为6886245.61元。该《补充协议》的生效条件有三：一是经双方签字或者加盖公章；二是本补充协议获得四方公司决策机构的批准；三是四方公司指定审计机构对三伊公司2012年度的财务状况进行审计并作出正式的审计报告，三伊公司2012年度的净利润大于或者等于1500万元。现三个生效要件均已成就，该《补充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因此，四方公司依据《补充协议》的约定数额向魏志英支付股权转让款，该院予以支持。魏志英称，《补充协议》是魏志英被四方公司欺诈胁迫的情形下签订的，属不真实的意思表示，属于无效合同，但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明签订《补充协议》时四方公司对魏志英存在欺诈胁迫的情形。故该院对魏志英的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所述，该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判决：驳回魏志英的诉讼请求。
二审诉讼中，魏志英申请证人杨某出庭作证，证明《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签订过程中发生的事实。
经本院庭审质证，四方公司认为证言内容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三伊天星公司有14名股东，证人持股比例较大，在工商变更完毕至四方公司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魏志英及其他原股东始终未向四方公司提出异议，签订《补充协议》时也没有人提出过异议。
本院经审查并结合当事人的质证意见认为，魏志英提交的证言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故不予采信。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魏志英与四方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三伊天星公司股权转让给四方公司，双方在履行过程中，就股权转让价格进行了调整并签订《补充协议》，且已履行完毕。现魏志英上诉称《股权转让协议》中涉及到的对赌条款无效，《补充协议》是其在受到胁迫、欺诈的情况下而签订，故其主张依据《股权转让协议》中确定的股权转让价格扣除四方公司实际已经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四方公司应向其支付股权转让差额款。对此本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中虽然有股权转让款价格的确定与三伊公司经营业绩挂沟的相关约定，但该约定并非法律所禁止，故《股权转让协议》内容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魏志英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中条款无效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魏志英与四方公司之间形成股权转让关系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并无不当。魏志英上诉还称《补充协议》是其在受到胁迫、欺诈的情况下而签订，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即“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故魏志英应当就其受到胁迫、欺诈而签订《补充协议》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现魏志英未能提举有效证据证明其上述主张成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认定《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并无不当。本院认为，双方在《补充协议》中就股权转让价格重新进行了约定并且四方公司已经实际履行完毕的情况下，魏志英主张四方公司仍然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魏志英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1481元，由魏志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甄洁莹
审 判 员 刘海云
审 判 员 徐 硕
二〇一八年六月七日
法官助理 张 岩
书 记 员 郭 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