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张民初字第1328号
原告林永法。
原告刘益清。
原告刘益兴。
原告刘新娣。
原告刘菊芬。
原告赵士英。
原告刘伟。
原告刘益洪。
原告刘宇明。
上列九原告共同的委托代理人张小阳，江苏南通大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九原告共同的委托代理人田洁炜，江苏联合-合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杨舍镇）斜桥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张家港市杨舍镇斜桥村。
法定代表人许立东，该村委主任。
委托代理人葛国柱。
被告倪金才。
委托代理人周祥飞，男，1953年3月5日生，汉族。
被告许洪珍。
被告周桂庆。
原告林永法、刘益清、刘益兴、刘新娣、刘菊芬、赵士英、刘伟、刘益洪、刘宇明（以下简称九原告）与被告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杨舍镇）斜桥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斜桥村委）、倪金才、许洪珍、周桂庆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6月4日立案受理后，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赵春华独任审理。之后于2013年7月5日转普通程序审理，并于2013年7月25日组织了质证。九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张小阳、被告斜桥村委的委托代理人葛国柱、被告周桂庆、被告许洪珍、被告倪金才及其委托代理人周祥飞到庭参加了质证。2013年11月7日因本案所涉其他案件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需待再审结果，因此本案中止审理。之后，再审结束，本案于2014年2月28日恢复审理。2014年3月17日，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九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张小阳、被告斜桥村委的委托代理人葛国柱、被告许洪珍、被告倪金才的委托代理人周祥飞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周桂庆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法缺席进行了审理。2014年3月27日因本案需汇报再次中止审理，之后于2014年5月21日本案恢复审理。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林永法、刘益清、刘益兴、刘新娣、刘菊芬、赵士英、刘伟、刘益洪、刘宇明诉称：1989年3月，张家港市杨舍废化纤加工厂成立，隶属杨舍镇戴巷村经济合作社。1996年1月，经批准更名为张家港市斜桥村床上用品厂（下称用品厂）。1997年5月，经张家港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批准，用品厂进行了转制。转制后，用品厂重新进行了工商登记注册。重新登记注册的用品厂的企业性质为股份合作制，原告林永法、刘菊芬、刘益清、刘新娣、刘益兴、被告周桂庆、许洪珍、倪金才、原戴巷村及刘永祥（系原告赵士英丈夫、原告刘伟、刘宇明、刘益兴、刘益洪、刘益清父亲，刘永祥2010年死亡）为用品厂重新工商登记注册的股东。工商登记载明，林永法出资4万元，出资（入股）比例为5.7%；刘益清出资5万元，出资（入股）比例为7.1%；刘益兴出资5万元，出资（入股）比例为7.1%；刘新娣出资6万元，出资（入股）比例为8.6%；刘菊芬出资5万元，出资（入股）比例为7.1%；刘永祥出资6万元，出资（入股）比例为8.6%。1998年，用品厂更名为张家港市江海无纺布厂（下称布厂）。1999年6月，布厂对1509.23平方米厂房领取了房屋产权证。2001年8月，经戴巷村村民委员会协调，布厂歇业。2002年3月28日，布厂注销。布厂在注销清算时未对厂房（建筑面积1509.23平方米）进行分割。
张家港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09）张民一初字第0703号民事判决、（2011）张民初字第1411号民事判决和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苏中民终字第0997号民事判决认定，1997年11月转制后的张家港市斜桥床上用品厂的资产属于周桂庆等十名股东重新设立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周桂庆的出资比例应以工商登记中的11.5%为准。（2011）张民初字第14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周桂庆拥有张家港市江海无纺布厂建筑面积为1509.23平方米厂房的11.5%的份额。周桂庆不服判决，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2年7月25日，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苏中民终字第0997号案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告认为，原告与周桂庆同为用品厂转制后的股东，依据（2011）张民初字第1411号民事判决及（2012）苏中民终字第0997号民事判决，也应按工商登记的出资比例享有布厂的厂房份额。股东刘永祥去世后，按照继承法的规定，其法定继承人（赵士英、刘伟、刘宇明、刘益兴、刘益洪、刘益清）应当享有相应的厂房份额。为此，原告要求被告将原告应得的份额确认给原告，但被告不予理睬。为此起诉请求判令：一、林永法对原张家港市江海无纺布厂建筑面积为1509.23平方米厂房享有5.7%的份额，即86平方米，暂定价值21500元；二、刘益清对原张家港市江海无纺布厂建筑面积为1509.23平方米厂房享有8.53%的份额，即128.74平方米，暂定价值32185元；三、刘益兴对原张家港市江海无纺布厂建筑面积为1509.23平方米厂房享有8.53%的份额，即128.74平方米，暂定价值32185元；四、刘新娣对原张家港市江海无纺布厂建筑面积为1509.23平方米厂房享有8.6%的份额，即129.79平方米，暂定价值32447.5元；五、刘菊芬对原张家港市江海无纺布厂建筑面积为1509.23平方米厂房享有7.1%的份额，即107.16平方米，暂定价值26790元；六、赵士英、刘伟、刘益洪、刘宇明对原张家港市江海无纺布厂建筑面积为1509.23平方米厂房享有1.43%的份额，即21.78平方米，暂定价值5445元；七、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斜桥村委辩称，本村委不是适格被告。本村委对张家港市江海无纺布厂没有出资，不享有股权及资产。张家港市江海无纺布厂的股权和资产系斜桥村东区十八村民小组也就是原戴巷村十八村民小组所有。本村以村民小组为单位结算，应追加斜桥村东区十八村民小组为被告。对于2001年4月第二次转制无效无异议。
被告倪金才及许红珍辩称，江海无纺布厂的厂房是斜桥村东区十八村民小组全体村民的。1986年斜桥东区十八村民小组（当时的戴巷村十八村民小组）全体村民每人集资300元建办了棉胎厂（即是后来的张家港市斜桥床上用品厂）。1997年工商登记中的斜桥床上用品厂的股东均未实际出资。1997年工商登记是登记股东欺骗人民政府、工商部门和斜桥村东区十八组村民，伪造了参股名单和出资金额。1997年5月关于张家港市斜桥床上用品厂转制有效，但在转制时体改办的批复中没有讲到70万元净资产转让给原告等人。在1997年转制中，张家港市斜桥床上用品厂（即后来的江海无纺布厂）的股份应属于斜桥村东区第十八村民小组和186位斜桥村东区第十八村民小组的村民。因此本人无权来分割江海无纺布厂的厂房，不是适格的被告。
被告周桂庆辩称，对周桂庆在张家港市江海无纺布厂所拥有的股份数应按照1985年筹办杨舍织布厂各股东所拥有的份额来确定。在斜桥村委出具的《生产队办工业申请表》、《杨舍公社经济联合委员会关于村、队办企业的批复》两份资料中，明确了杨舍布厂承包人为周桂庆。1985年6月14日沙洲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杨舍管理所在《新办企业登记发照前的调查情况表》核算制度和资金情况一栏中明确：“该厂独立核算，资金来源：生产队解决设备资金，流动资金由承包者集资解决。”《生产队办工业申请表》中明确自筹资金为10000元，结合刘菊芬、刘新娣等人出具的《出资证明》可以验证在筹办杨舍织布厂时，周桂庆实际出资15000元的事实，占到总投资金额的60%。其后无论是杨舍废化纤加工厂、市斜桥床上用品厂、市江海无纺布厂，均是形式的变更，尽管工商登记不断变化，股东和股份数字不断变化，其根本还是由1985年杨舍织布厂的原始出资比例基础上做一个形式变更而已。所谓的1986年186位村民各出资300元办起棉胎厂不符合事实。1997年6月11日张家港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批文出现了同样文号不同内容的两份文件。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除了1985年的出资是真实的以外，其后企业名称和组成的变化仅是形式上的变化而已。企业是在1985年成立后，在不断盈余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由杨舍织布厂变更而来的张家港市斜桥床上用品厂（即后来的张家港市江海无纺布厂）属于集体企业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
经审理查明，1989年3月26日张家港市杨舍废化纤加工厂注册成立，企业性质为集体所有制，主管部门为杨舍镇戴巷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戴巷村委），负责人为周桂庆。1996年1月张家港市杨舍废化纤加工厂变更为张家港市斜桥床上用品厂（以下简称斜桥床上用品厂）。
1997年5月20日，杨舍镇资产评估小组作出《关于张家港市斜桥床上用品厂资产评估报告》，报告中反映：斜桥床上用品厂拥有资产总额为700000元，固定资产（净值）为789516.46元（其中房屋建筑物为395500元、机械设备为297709.51元、流动资产为96306.95元），企业总负债为89516.46元。
1997年5月26日，戴巷村委与斜桥床上用品厂向杨舍镇农工商总公司提交了《关于张家港市斜桥床上用品厂实施股份合作制的请示》，并签订以下协议：1、《资产转让及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书》，约定戴巷村将下属的斜桥床上用品厂的资产转让给斜桥床上用品厂全体股东（乙方），“经镇农工商总公司评估确认，该厂25万元净资产为戴巷村18组所有，45万元转让给职工”，转制前斜桥床上用品厂的债权债务由乙方（受让方）承担，甲方（即戴巷村委）不再承担任何责任。2、《土地使用权租用费及规费上交协议书》，约定斜桥床上用品厂向戴巷村委租用土地并上交租金及社会公益事业费、教育事业附加费等。
1997年5月26日，戴巷村委与斜桥床上用品厂共同出具了一份证明，其中戴巷村委经办人为常永兴，斜桥床上用品厂经办人为周桂庆、刘永祥，主要内容为：戴巷村下属企业张家港市斜桥床上用品厂创建于86年5月，由戴巷村十八组对全体社员个人每人投资300元建办，挂靠戴巷村。现实行股份合作制，经全体社员代表大会一致通过，该企业净资产70万元做如下分割：戴巷村十八队25万元，占35.71%，其余45万元为个人股，占64.29%，个人股属刘永祥、周桂庆等186名社员共同参股，详见参股名单及附表。
1997年6月3日杨舍镇农工商总公司向张家港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递交了《关于张家港市斜桥床上用品厂实施股份合作制的请示》（即杨总体改（1997）67号文件）：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明晰产权，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据国家和江苏省有关股份合作制的政策规定，并经镇农工商总公司研究，同意张家港市斜桥床上用品厂实施股份合作制，原企业名称不变。该企业注册总资本为70万元，总股本为70万元，每股100元，共计7000股，由杨舍镇戴巷村十八组和刘永祥、周桂庆等186名股东共同参股（详见参股名单及附表）。
1997年6月8日，江苏兴中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载明截止1997年6月7日止，戴巷村18组和周桂庆、刘永祥等186名股东缴付的股本总额为700000万元。
针对杨舍镇农工商总公司的杨总体改（1997）67号文，1997年6月11日，张家港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向作出《关于同意张家港市斜桥床上用品厂实施资产转让和实行股份合作制的批复》，文号为张体改（1997）883号（以下简称体改委883号文）。该份文件反映：一、同意将张家港市斜桥床上用品厂的资产转让给企业职工，并实行股份合作制。二、该厂改制成股份合作制企业，股本总额70万元，每股100元，共7000股。其中杨舍镇戴巷村十八组出资25万元，计2500股；企业职工出资45万元，计4500股。三、该厂改制成股份合作制企业后，按有关规定到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登记手续；四、该厂实行股份合作制后，要按照国家有关法规、政策精神及市委、市政府对企业“转制”的要求，严格规范运作，切实转换机制，努力提供经济效益。
1997年11月斜桥床上用品厂经工商登记核准注销，注销原因为“转股份制”，“债权债务企业人员有转制后的企业负责”。同月转制后的斜桥床上用品厂注册成立，该厂为股份制企业，注册资本为70万元，股东为戴巷村（集体股）及周桂庆、刘新娣、刘永祥、刘益兴、刘益清、刘菊芬、林永法、倪金才、许洪珍。在工商登记的参股名单中反映：戴巷村出资25万元，出资入股比例为35.7%；周桂庆出资8万元，出资入股比例为11.5%；刘新娣出资6万元，出资比例8.6%；刘永祥出资6万元，出资比例8.6%；刘益兴出资5万元，出资比例7.1%；刘益清出资5万元，出资比例7.1%；刘菊芬出资5万元，出资比例7.1%；林永法出资4万元，出资入股比例为5.7%；倪金才出资3万元，出资比例4.3%；许红珍出资3万元，出资比例4.3%。
斜桥床上用品厂在1997年11月转制登记成立时所依据文件有：上述体改委883号文件、杨总体改（1997）67号文、股份制的请示报告、资产转让及债权、债务处置协议书、资产评估报告、土地使用权租用费及规费上交协议、平面图、股份合作制章程、首次股东会决议、首次董事会决议、参股名单。
1998年根据张经生（1998）第19号文斜桥床上用品厂更名为张家港市江海无纺布厂（以下简称江海厂）。1999年1月江海厂取得了房产证号为张建房字第××号的房屋所有权证，该证中登记房屋建筑面积为1509.23平方米，房屋坐落为张家港市杨舍镇戴巷村十八组。该处房屋即原告诉争房屋（以下简称诉争房屋）。诉争房屋所涉土地使用权为向戴巷村十八组租赁使用。
2001年4月17日江海厂未经清算、未经原登记股东全体同意，改为合伙企业，注册资本为30万元，经济性质为普通合伙企业，合伙人为周桂庆、刘益兴、刘益清、刘永祥、刘新娣、刘菊芬等6名自然人，负责人为周桂庆。
2001年8月2日戴巷村委作出《关于江海无纺布厂停产歇业处理意见的公告》，对于江海厂的房屋（包括诉争房屋）出租、收益等进行了安排。2001年8月江海厂歇业。
2002年4月3日上述六名合伙人周桂庆、刘益兴、刘益清、刘永祥、刘新娣、刘菊芬向工商登记部门递交江海厂的清算报告：“本厂的税务已全部交清、工人的工资全部分放结束，债权债务以（已）全部清理结束，如有债权债务的话，由周桂庆全权负责”，申请注销了江海厂的工商登记。对于诉争房屋在该份清算报告中未提及。
之后，戴巷村十八组（2003年戴巷村并入斜桥村，因此戴巷村十八组也相应变更为杨舍镇经济开发区斜桥村东区18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斜桥村东区十八组）村民因对上述厂房租金分配认为不公，进行了多次信访，有关部门对于信访也进行了处理。
周桂庆也起诉要求斜桥村委及斜桥村东区十八组支付厂房租金的盈余，本院受理后立案为（2009）张民一初字第0703号案件（以下简称0703号案件），并判决斜桥村东区十八组支付周桂庆2006年至2008年江海厂厂房租金盈余17671.92元。
周桂庆又起诉本案原告及倪金才、许洪珍、斜桥村委等要求分割诉争房屋，本院受理后立案为（2011）张民初字第1411号案件（以下简称1411号案件），并认为周桂庆在江海厂中享有的股权份额以1997年11月工商登记的参股名单中所列的出资比例11.5%为准，由此判决周桂庆对诉争房屋拥有11.5%%的份额。上述0703号案件及1411号案件的民事判决均已生效。
原告认为，原告也应根据1997年11月工商登记中的参股名单所列出资比例享有对诉争房屋的所有权份额，遭到被告及斜桥村东区十八组村民反对，为此引起本案纠纷。
另查明，刘永祥于2010年1月4日死亡，其第一顺序继承人为赵士英、刘伟、刘益洪、刘宇明。
上述事实有本院（2009）张民一初字第0703号及（2011）张民初字第1411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苏中民终字第0997号民事判决书及（2012）苏中民申字第015号民事裁定书、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苏审三民申字第089号民事裁定书查明事实、斜桥床上用品厂的工商登记资料、江海厂的清算报告及注销的工商登记资料、当事人陈述佐证。
审理中，刘新娣于2014年3月18日庭后向本院提出了撤诉申请。但刘新娣未表明撤诉理由，也未对本案中所诉权利明确放弃。因本案涉及共有人对共有物的权属份额确定，刘新娣作为共有人起诉又不明确放弃共有权的情况下，仍属于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因此本院对于刘新娣的撤诉申请不予准许。
审理中，周桂庆提出对1411号案件中确认的、其在诉争房屋中所涉份额为11.5%有异议，并举证了有关证据。本院认为，周桂庆提出的异议非本案理涉范围。周桂庆在诉争房屋中的份额已经本案1411号生效判决确定，在本案中不再作审理，对周桂庆的异议不予采纳。
对于2001年4月江海厂改为合伙企业的第二次转制无效，原告与被告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该次转制无效，因此江海厂在第二次转制时所涉的股份登记、在2002年4月注销时所依据的清算报告也应无效。现江海厂实际已经被注销，但对于江海厂的清算，原告与被告至今未能达成一致的清算意见。
本院认为，诉争房屋属于登记在江海厂名下的企业资产。在江海厂已经被注销的情况下，其股东作为企业的所有者权益享有者，可以行使股东权利，要求确认股东对有关企业资产的权属及份额。因此，原告首先要证明其是江海厂的股东及享有的股份份额。
因2001年4月江海厂的第二次转制无效，故江海厂的股东情况应回复到第二次转制前、即按1997年11月第一次转制的情况确定。根据1997年11月第一次转制时工商登记中的参股名单，斜桥床上用品厂（即之后的江海厂）的股东为戴巷村（集体股）及周桂庆、刘新娣、刘永祥、刘益兴、刘益清、刘菊芬、林永法、倪金才、许洪珍，共十名股东。因此，原告作为上述参股名单中登记股东（及股东的继承人）起诉要求确认各自对诉争房屋的份额并无不当。
被告对上述参股名单所反映的实际参股情况、股权份额提出了异议，因此被告对其异议有举证责任。根据被告举证及本院查明情况，本院认为，被告的异议成立，原告所依据确认其股权的参股名单不实，不能作为原告持有江海厂股权的依据。理由如下：
审理中，原告对于在江海厂享有的股权份额，举证了1997年11月工商登记中的参股名单（以下简称1997年工商登记参股名单）、首次股东会决议、1997年11月第一次转制时斜桥床上用品厂的股份合作制章程。
被告倪金才、许洪珍认为1997年工商登记参股名单中非本人签名，参股名单中的出资份额是虚构的，未得到其确认。许洪珍反映，首次股东会决议及章程中“许洪珍”的签名非许洪珍本人所签，当时常永兴到许洪珍家中要求许洪珍签名，但许洪珍不在家中，常永兴称只是为了应付转制的需要，因此许洪珍让女儿在上述材料中签名。倪金才反映，首次股东会决议及章程中签名是其本人所签，但是仅为了应付转制，并非对实际出资的确认。因此倪金才、许洪珍均不认可1997年工商登记参股名单中所反映的股东出资比例。斜桥村委及周桂庆也均认为1997年工商登记参股名单反映参股情况不实。
审理中，本院向1997年11月时戴巷村负责经办转制工商登记事项的经办人常永兴调查，常永兴反映，在转制时70万元的股金中戴巷村十八组集体股有25万元，还有都是180多名村民的村民股；在办理工商登记时，因180多名股东全部登记太多了，因此就选了九名个人作为代表进行了股份登记；在1997年11月转制中，集体、个人都没有另外拿钱转股，而是根据资产评估情况进行了配股；工商登记参股名单中登记的九个个人股仅是180多名村民股的代表，其股份情况不能按1997年工商登记参股名单确定。
经审理查明，原告举证的首次股东会决议中对于各个股东的持股情况未涉及。原告举证的章程中，涉及股份构成及股金来源的第八条记载：“注册资本为70万元，总股值为70万元，设每股为100元，共计7000股。企业股份全部为职工股（详见参股名单）”。而本院核实的、工商登记中有关章程的第八条记载为：“注册资本为70万元，总股值为70万元，设每股为100元，共计7000股。其中2500股为戴巷村十八组集体股，其余4500股为职工股（详见参股名单）。”如按照原告举证的章程，则与原告举证的工商登记中的参股名单有集体股的情况不符。因此，原告举证的首次股东会决议未能证明原告持股情况。原告举证的章程与其举证的参股名单自相矛盾，与工商登记备案章程内容不符，对于原告举证的章程不予认定。原告对其持股情况的唯一证据为1997年工商登记参股名单。而对于1997年工商登记参股名单当中原告本人是否签名，审理中原告方也不能确认。原告对于参股名单中各个股东的签名情况不能确定，倪金才、许洪珍也明确没有签名，可见该份参股名单中所涉及的各个股东的出资情况并未获得全体股东的认可。并且，现对该份参股名单持有异议的股东超过了参股名单中所涉的50%企业股权。审理中，原告与被告也一致确认1997年11月转制时未实际出资。原告也未能举证1997年工商登记参股名单中所列股份的其他投资、来源证据。可见，1997年工商登记参股名单所反映股权情况的真实性不能确认。因此，原告对江海厂所持股份的举证责任又回复至原告。
从查明的、1997年11月转制工商备案登记时所依据的有关文件来看，其中杨总体改（1997）67号文件及验资报告中提及了转制后股东为戴巷村十八组及周桂庆、刘永祥等186名股东，与1997年工商登记参股名单有明显冲突。而原告也未能举证说明1997年工商登记参股名单与转制文件冲突、变为原告等十名股东的变更依据、股权分配依据。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不能举证其在江海厂所持有的股份情况，因此，其作为江海厂的股东（在本案中为诉争房屋的共有人）要求根据持股比例分配企业资产（在本案中为诉争房屋）的诉讼请求没有前提依据。
原告与周桂庆之间对于诉争房屋非共同共有关系。如果原告对于江海厂的股东资格确定，则原告与周桂庆之间也仅是对诉争房屋的按份共有关系。每个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物享有的份额多少不同，均应各自举证证明。因此，周桂庆在诉争房屋中所有份额的确定并不能推论本案九原告在诉争房屋中的份额也确定。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告作为企业的股东要求确认对企业资产的所有权份额，首先要证明其对企业享有的股权份额。现原告不能证明其对企业所享有的股权份额即要求对企业资产进行分配，没有前提。原告的诉讼请求无法支持。原告要首先对张家港市江海无纺织布厂所享有的股权份额得到确认后，才能提起本案诉讼。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林永法、刘益清、刘益兴、刘新娣、刘菊芬、赵士英、刘伟、刘益洪、刘宇明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012元由原告林永法、刘益清、刘益兴、刘新娣、刘菊芬、赵士英、刘伟、刘益洪、刘宇明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该院（账号：10×××99，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营业部）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审 判 长 赵春华
审 判 员 陈晓东
人民陪审员 周汉忠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赵 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