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余江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赣0622民初301号
原告：余江县鑫融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余江县邓埠镇玺星广场8栋108-11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6226859522737。
法定代表人：徐建鑫，职务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危恭端，余江县鑫融典当有限责任公司经理，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危金高，男，1965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余江县，
被告：陈国有，男，1966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余江县，
委托代理人：陈高平、刘伟，江西玉臬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代理。
原告余江县鑫融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融典当公司”）诉被告危金高、陈国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7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江县鑫融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委托代理人危恭端、被告陈国有委托代理人陈高平、刘伟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危金高经本院公告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鑫融典当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危金高偿还原告借款本金60000元及利息58800元（利息从2014年1月25日到2018年2月25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合计人民币118800元。以后按相同利率计算；（2）被告陈国有对以上款项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危金高于2012年4月11日向原告申请借款6万元并与原告签订了借款合同，期限6个月，月利率为3%，以上贷款由被告陈国有承担个人担保责任。上述借款己逾期，经余江县鑫融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客户经理多次上门催讨，至今未归还。
危金高未作答辩，未到庭发表质证意见，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由其承担不利后果。
陈国有辩称，一、“个人担保声明书”约定的内容不明确。“个人担保声明书”第1—2行写明：“为确保贵公司与本人身份证号在一定期限内连续发生的债务的清偿，本人自愿为被担保人与贵公司发生的任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系被告陈国有的身份证，按照文意理解，被告陈国有是自己为自己设立担保。二、保证责任除斥期间已过。在主债务人危金高出具给原告的借条上，被告陈国有虽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签字，但未约定保证期间。根据我国担保法第26条规定未约定保证期间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主债务人危金高与原告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为2012年10月10日，则本案保证期间应为2012年10月10日至2013年4月10日。既使按照“个人担保声明书”约定的保证责任期间计算，被告陈国有的保证责任期间也是截止至2015年4月10日。原告虽称已多次上门催讨债务，但《担保法解释》第36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不中断。故原告的催讨行为不能产生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原告迟至2018年2月26日才向法院起诉主张债权，根据本案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被告陈国有的保证责任已免除。为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被告陈国有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支持其主张，向法院提供了如下证据：A1、原告的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复印件、被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被告的身份及诉讼主体资格；A2、申请人基本情况、《余江鑫融典当有限责任公司贷款业务内部动作表》、个人担保声明书、借条、承诺书、还款承诺书、典当借款合同、特别声明、2014年4月15日和2016年3月25日的典当借款催收通知书，证明被告危金高向原告借款事实，担保人为被告陈国有；A3、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存款凭条一份，户名危金高，金额为6万元，证明原告有支付借款给被告危金高；A4、结息证明材料，证明被告危金高偿还利息的情况。
被告陈国有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A1、A3、A4三性无异议。对证据A2有异议：1、借条上未约定保证时间；2、个人担保申请书上虽约定保证期间是2年，但该个人担保申明书不能认定是陈国有为危金高借款承担保证人；3、典当借款合同中陈国有虽然在保证栏内签名，该合同也约定保证责任期限是2年，但该合同与借条及担保申明书的内容不一致；4、借条承诺书、典当借款合同及担保声明书均是原告提供的格式合同；5、催收通知书以及还款承诺书均是针对主债务人，要求其还款的催收或承诺，并没有设立新的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
被告陈国有未向法院提供证据。
经合议庭认证，原告提交的证据A1、A2、A3、A4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一定的关联性，符合证据属性，证明对象及主张在事实认定及本院认为中予以阐明，本院依法予以确认采信并在卷佐证。
本院对以下事实予以认定：2012年4月11日被告危金高与原告鑫融典当公司签订《典当借款合同》，约定由被告危金高向原告借款6万元，典当期限自2012年4月11日至2012年10月10日，月综合费率为3%。被告危金高与原告鑫融典当公司在合同上作为甲方、乙方签名，被告陈国有在保证人栏内签名。合同十四条第五款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为乙方债权到期日起的两年，同时，被告危金高、被告陈国有与原告鑫融典当公司签订了一份《特别声明》，内容为甲方及保证人已详读合同条款，乙方对合同条款进行了说明。同日，被告危金高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被告陈国有在保证人栏内签名。被告危金高还出具《承诺书》一份，承诺于2012年10月10日前向原告还款付息。同日，被告陈国有向原告出具一份《个人担保声明书》，该担保声明书系格式文本，第一行内容为：为确保贵公司与本人身份证号在一定期限内连续发生的债务的清偿，本人自愿为被担保人与贵公司发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其中“本人”身份证号“”系手写填写内容。2014年4月17日，原告向被告危金高发出《典当借款催收通知书》，通知被告危金高立即偿还债务。被告危金高、陈国有分别在借款人栏和保证人栏内签名。2014年4月17日被告危金高向原告出具《还款承诺书》，承诺于2016年4月15日前向原告归还借款本息及费用，自愿按借款金额的日千分之三缴纳违约金，并承担原告因债权实现的一切费用，被告危金高、陈国有分别在承诺人栏和担保人栏内签名。2016年3月25日原告向被告危金高发出《典当借款催收通知书》，通知被告危金高立即偿还到期债务，但被告危金高未在该通知书上签名，借款人一栏内空白，被告陈国有在保证人栏内签名。2014年5月7日被告危金高向原告偿还息费9900元。之后两被告未向原告还本付息。
本院认为，本案焦点为一、被告危金高与原告鑫融典当公司之间典当借款合同的效力问题。1、被告危金高与原告鑫融典当公司之间典当借款的法律性质。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贷款通则（试行）》第二十二条规定，贷款人必须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持有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金融机构法人许可证》或《金融机构营业许可证》，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即在我国应当是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持有人民银行的《金融机构法人许可证》或《金融机构营业许可证》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才能被允许从事贷款业务。我国金融机构的类型可分为三个层面：一是银行业金融机构，专指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机构以及政策性银行；二是非银行业金融机构，指由银监会批准设立并监管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准金融机构；三是金融机构，不仅包括了商业银行、信用社、财务公司、依托投资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还包含由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负责监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以及保险公司等准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是对应上述金融监管部门设置的金融机构之外的所有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和其他组织。本案原告鑫融典当公司并非以上三类金融机构，而为非金融机构。根据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但是，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无效：（一）企业以借贷名义向职工非法集资；（二）企业以借贷名义非法向社会集资；（三）企业以借贷名义向社会发放贷款；（四）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因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本规定。为此，作为自然人的被告危金高与非金融企业原告鑫融典当公司之间的典当借款合同应属于民间借贷合同法律关系。2、被告危金高与原告鑫融典当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效力问题。(1)、原告鑫融典当公司向被告危金高发放信用贷款的行为违反国务院部门规章。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贷款通则（试行）》第二十二条规定，贷款人必须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持有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金融机构法人许可证》或《金融机构营业许可证》，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2005年商务部、公安部颁布的《典当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规定，典当行不得经营下列业务：发放信用贷款。本案被告危金高与原告鑫融典当公司之间虽然签订的是典当借款合同，但原告提供的《余江鑫融典当有限责任公司贷款业务内部运作表》中载明系向被告危金高发放贷款，且有贷款情况、调查意见、贷时审查意见、审批意见、贷时审核意见等完整的贷款环节及原告企业内部分级主管人员签批，即可认定原告鑫融典当公司向被告危金高发放贷款的意思表示明确。同时，被告危金高既未向原告鑫融典当公司提供典物也未提供当物，且合同中约定月3%的高额利费率。为此，被告危金高与原告鑫融典当公司之间名为典当借款实为信用贷款。原告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从事专门放贷业务，逃避金融监管，明显违反了上述国务院部门规章，属于行政违法行为。（2）被告危金高与原告鑫融典当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效力应依据《合同法》及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来评价判断。《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该法条中的法律特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生效法律，行政法规系国务院制定的生效行政法规。《贷款通则》系人民银行颁布、《典当管理办法》系商务部及公安部颁布，均系国务院所属部门制定的部门规章，不属于行政法规。为此，原告鑫融典当公司向被告危金高发放信用贷款的行为虽违反国务院部门规章，但尚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而导致合同无效。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中的但书第（三）项，企业以借贷名义向社会发放贷款应认定无效；2015年《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二）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四）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五）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1999年最高院批复中向社会发放贷款应当是指大量向社会不特定多数人发放贷款。2015年《规定》第十四条第（四）项中社会公序良俗是指社会公共秩序和社会善良风俗，即社会一般秩序和社会一般道德。典当行以高额利率违规大量向社会发放贷款作为典当公司的主业和主要收入来源，必然导致其质变为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从事专门放贷业务的机构，从而逃避监管，造成金融监管混乱，严重扰乱金融秩序，而金融秩序是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这种行为客观上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破坏了社会公共秩序。此外，诚信经营是对经营者社会道德的一般要求，作为特殊行业的典当公司应当对行业管理规定《典当管理办法》清楚明白，对自己的营业范围清楚明白，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大量向社会发放贷款也是明知违规，反复故意为之的不诚信行为，同样违背了社会善良风俗。从立法层面，1999年最高法院在批复中直接规定了此类合同应认定无效，2015年最高法院将此类情形吸纳到《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四）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内容中，即对非金融企业违规向社会发放贷款的合同效力均持否定评价的态度是一脉相承。（3）被告危金高与原告鑫融典当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成立并生效。本案被告未向法院提供原告鑫融典当公司大量向社会不特定多数人发放贷款的证据，即被告不能证明被告危金高与原告鑫融典当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系原告鑫融典当公司大量向社会不特定多数人发放贷款的合同其中之一，而是特定的自然人危金高与特定的非金融企业原告之间的资金融通，且被告亦无证据证明原告存在《规定》中无效情形之一。为此，借贷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虽违反行政规章但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规定，原告提供的银行存款凭条证明其已经履行了向被告提供出借款6万元的法定义务，符合法律规定的生效要件，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二、借款本金及利息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被告危金高与原告鑫融典当公司约定借款利费率折算后为年利率36%，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年利率在24%至36%之间的属于自然债务，已经支付的属于自愿给付，不得请求返还，尚未支付的不得请求给付。为此，被告危金高于2014年5月7日被告危金高向原告偿还的息费9900元应按年利率36%计算，折算后被告危金高实际支付了9900/(60000*36%)*365=167.3天的利息，原告诉请是自2014年1月25日开始计算利息，即被告危金高利息支付至2014年7月12日。综上，被告危金高仍欠原告本金6万元及其利息，利息以本金6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自2014年7月13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三、贷款责任承担问题。1、根据《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被告危金高作为借贷合同的主债务人应全面而适当地履行还款义务，按承诺的还款期偿还原告贷款及其利息。2、被告陈国有的保证责任问题。被告陈国有与原告在2012年4月11日的《典当借款合同》中约定：被告陈国有对被告危金高向原告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届满后二年，即自2012年10月11日至2014年10月10日。2014年4月17日，债务人被告危金高向原告鑫融典当公司作出书面《还款承诺书》，承诺于2016年4月15日前归还贷款本息，被告陈国有在担保人一栏内签名。原告接受该承诺并未提出反对意见，且在本次诉讼中作为证据向法院提供，证明原告与各被告对债的内容变更协商达成一致。根据《担保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主债务人危金高与原告于2014年4月17日重新约定主债务由原还款期限由2012年10月10日变更至2016年4月15日，属于对债的主要内容的变更，主合同发生变更，同时保证合同也进行了变更，因《还款承诺书》上被告陈国有在担保栏内签名却未约定保证期间，根据《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6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即被告陈国有的保证期间由原约定的二年变更为六个月，即自2016年4月15日至2016年10月14日。而本案原告未提交在此期间向被告陈国有主张承担保证责任的相关证据，而原告提交的《催款通知书》催讨的对象均为被告危金高，且均在2016年4月15日之前。综上，被告陈国有的保证期间已经过，保证责任得以免除。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百零六条、《担保法》第二十四、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危金高偿还原告余江县鑫融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本金人民币6万元及其利息（利息以本金6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自2014年7月13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
二、驳回原告余江县鑫融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以上给付义务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676元由原告余江县鑫融典当有限责任公司承担162元，由被告危金高承担251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许 健
人民陪审员 王馥香
人民陪审员 倪爱琴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吴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