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6）云01行终100号上诉人（一审原告）罗正文，男，拉祜族，1956年1月12日生，住云南省普洱市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委托代理人陈岳琴，北京陈岳琴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云南省道路运输管理局，地址：昆明市环城西路1号。法定代表人欧阳学兵，副局长（主持工作）。委托代理人何汝惠、张红平，均系云南弘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均为一般授权代理。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云南金孔雀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地址：普洱市思茅区振兴大道5号。法定代表人龚新强，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夏云岭、刘坚，均系该公司员工，代理权限均为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罗正文不服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2015）五法行初字第41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报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了审理期限。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一审人民法院认定以下案件事实：2001年至2003年12月31日，原告罗正文与思茅交通运输集团公司签订了《班线承包经营合同》和《公司内部客车营运收入承包合同》，思茅交通运输集团公司将其具有经营权的班线即景谷县城至河东及景谷县城至煤矿的班线承包给原告罗正文经营。2003年12月31日，合同期限届满后，原告罗正文未与思茅交通运输集团公司续签合同。2005年4月8日，思茅交通运输集团公司经工商登记变更为云南金孔雀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即本案第三人。（2008）普中民三终字第20号《民事判决书》确定本案原告罗正文与第三人云南金孔雀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的合同已经终止。2012年6月12日，景谷县道路运输管理所向第三人云南金孔雀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作出景运许字[2012]02号《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和景运许字[2012]03号《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决定许可延续第三人从事景谷至永平、景谷至民乐、景谷至益智等10条县内客运班线经营活动；2012年11月6日，普洱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向第三人云南金孔雀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作出普运许字[2012]005号《普洱市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决定许可延续第三人云南金孔雀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从事普洱至勐卡镇等34条县际客运班线经营活动。班线牌上均印有云南省公路运输管理局客运线路专用章。2015年6月15日，原告罗正文向被告云南省道路运输管理局通过公证方式送达了《关于要求履行法定职责的申请》，要求被告云南省道路运输管理局履行“清理挂靠”的法定职责。2015年9月30日,因班线牌上印有云南省公路运输管理局客运线路专用章，原告罗正文以云南省道路运输管理局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被告云南省道路运输管理局履行“清理挂靠”的法定职责，并将原告罗正文的车辆折价入第三人云南金孔雀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份或折价收购。一审人民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以及《云南省道路运输条例》第九条“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证、教练员证、教练车证、班线客运经营许可证明、班车客运标志牌、旅游客运标识由省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统一印制”的规定，被告云南省道路运输管理局对班线牌只是负责统一印制，原告罗正文据以向本院提起诉讼的事实依据不能证明其与被告云南省道路运输管理局之间存在行政利害关系。因此，原告罗正文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以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罗正文的起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予以退还原告罗正文。上诉人罗正文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1、（2008）普中民三终字第20号民事判决书首先确认了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挂靠经营关系。交通部2005年10号令就明令禁止挂靠经营，三番五次发文要求清理挂靠。对于2008年还存在的挂靠经营关系，被上诉人显然没有履行“清挂”的法定职责。至今，上诉人的两辆车都还停在停车场。另外，上诉人两辆车的行政许可，都不在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景谷县道路运输管理所景运许字[2012]02号《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和景运许字[2012]03号《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普洱市道路运输管理局普运许字[2012]005号《普洱市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里。被上诉人举证的此三份行政许可决定跟本案没有关联性。2、本案一审裁定未就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长期存在的挂靠经营关系作出认定，属于事实调查不清；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行政利害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在一审期间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存在长期挂靠经营关系，包括思茅地区行政公署思行发[2000]66号文件、上诉人购车协议、挂靠合同、第三人收取上诉人的管理费收据、上诉人与第三人生效判决确认的挂靠合同关系，等等。一审裁定对上诉人提供的这些证据都不予采信，却认定上诉人举证不足，显然有失公正。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之间是有利害关系的，其原告主体资格不应被否定。3、一审裁定认定被上诉人不是本案行政许可机关，同样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交通部《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向不同级别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申请道路运输经营的，应当由最高一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发《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下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不再核发《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本案中，第三人正是同时经营跨地市、跨县、县内班线的公司，其出名申领的46个道路运输经营行政许可中，有跨地市线路3条、跨县级班线1条、县内班线42条。根据上述规定，应由最高一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即本案被上诉人核发《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这就是被上诉人在46条线路的线路牌上盖章的渊源所在。一审裁定认为被上诉人对班线牌只是负责统一印制，不是本案行政许可机关，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裁定适用《云南省道路运输条例》第九条，认为被上诉人对班线牌只是负责统一印制，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一审裁定以上诉人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同样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根据我国《行政许可法》“谁许可，谁负责”的原则，被上诉人应对其行政许可负责，并监督实施。但是，被上诉人并未履行该法定职责。法庭应判令其履行法定职责，按照交通部《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交通部办公厅2002年305号文件《关于认真做好道路客运超类别经营线路调整工作的通知》、交通部公路司2003年4月3日《关于清理整顿道路客运挂靠经营工作安排》的要求，清理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挂靠经营关系，责令第三人将上诉人的车辆折价入股或折价收购。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裁定，改判被上诉人履行“清理挂靠”的法定职责，将上诉人车辆折价入第三人股份或折价收购；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被上诉人云南省道路运输管理局答辩称：上诉人没有诉讼主体资格，本案被上诉人没有对上诉人作出过具体行政行为，被上诉人给第三人的行政许可和上诉人也没有关系。被上诉人并非本案适格被告，被上诉人印制班线牌是配发给第三人不是给上诉人的，被上诉人没有具体行政行为涉及上诉人的利益。上诉人和第三人没有挂靠关系，2016年7月交通部办公厅的复函阐述了什么是挂靠关系，之前在没有认定挂靠关系的前提下也不存在清理问题。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没有规定清理挂靠要省厅清理，怎么清理也没有相关规定。上诉人要求清理并折价入股第三人的要求无法律依据，上诉人和第三人系民事关系，被上诉人不能以公权力介入民事关系来要求对车辆折价或者入股。综上，上诉人的上诉没有依据，请求驳回。被上诉人云南金孔雀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答辩称：上诉人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裁定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经本院审查一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人罗正文起诉要求被上诉人云南省道路运输管理局履行“清理挂靠”的法定职责，但根据本案证据及审理查明的事实，上诉人罗正文与被上诉人云南金孔雀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班线承包经营合同》及《公司内部客车营运收入承包合同》已于2003年12月31日合同期满后终止。上诉人罗正文现并未驾驶任何车辆从事营运活动，也未能举证证明其与云南金孔雀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之间存在《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挂靠经营”含义的复函》（交办运函〔2016〕703号）：“《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所称‘挂靠经营’，是指道路客运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及行驶证的所有（权）人不具备道路客运经营资质，但以其他具备资质的企业名义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活动的行为。”中所定义的“挂靠经营”关系。因此，罗正文起诉要求云南省道路运输管理局履行“清理挂靠”职责的主体资格不适格，其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亦不适格，一审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其起诉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以维持。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华虹审 判 员  方玲代理审判员  张锐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书记 员代  亚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