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鄂0102行初96号
原告林如族。
委托代理人章杰（一般授权代理），湖北维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香港路259号。
法定代表人刘涛，系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蒋鹏（一般授权代理），系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吴进环（一般授权代理），系该局工作人员。
被告武汉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188号。
法定代表人万勇，系市长。
委托代理人张莉珩（一般授权代理），湖北华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玲（一般授权代理），系武汉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副处长。
第三人武汉康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洪山区关山街大张村特一号。
法定代表人林如族，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胡晶晶（一般授权代理），湖北谦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春（一般授权代理），湖北谦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林如族诉被告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工商局）、被告武汉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工商行政管理及行政复议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6月2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市工商局、被告市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等相关诉讼文书，并组成由审判员唐玲莉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刘钢平、王薇参加的合议庭进行审理。因原审判长唐玲莉不再担任审判职务，无法继续案件审理，本院依法变更合议庭组成人员，决定由审判员夏胜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刘钢平、王薇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9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武汉康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恒公司）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依法向其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等相关诉讼文书，并于2016年11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林如族的委托代理人章杰，被告市工商局的副职负责人朱福棣、委托代理人蒋鹏、吴进环，被告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王玲，第三人康恒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胡晶晶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
因第三人康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如族被列入工商总局失信被执行人数据库，2016年1月8日被告市工商局向第三人康恒公司作出武工商企监字（2015）49号《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其六十日内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
原告林如族诉称，其系康恒公司法定代表人。2016年1月8日，被告市工商局向康恒公司作出武工商企监字（2015）49号《责令改正通知书》，以林如族被列入工商总局的失信被执行人数据库，根据《公司法》《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工商总局等8部委签署的《关于印发﹤“构建诚信惩戒失信”的合作备忘录﹥的通知》（文明办（2014）4号）以及《工商总局关于依法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信用惩戒的通知》（工商企监（2015）154号）“……失信被执行人不得担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经理”的规定，责令公司六十日内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林如族获悉该责令改正通知书后不服，于2016年3月7日向被告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6年5月13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向林如族送达武政复决（2015）第13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市工商局作出的责令改正通知书。原告认为，该责令改正通知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依法应予撤销：一、责令改正通知书认定事实不清。1、林如族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系为康恒公司融资担保形成，并非个人负债。所有融资全部转化为“华科大康园小区”项目的房地产建筑，康恒公司未履行债务只是暂时性的。市工商局及复议机关对此未查证。2、林如族并非新任公司法人代表，不应按工商企监（2015）154号文进行资格审查。林如族自2004年12月2日起即登记为康恒公司法人代表。2014年4月21日，康恒公司以同日作出的《股东会变更决议》《董事会关于董事长任职决定》将工商登记的法人代表由林如族变更为李三春（李立春）。2015年11月23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1896号民事判决书，撤销了其前述《股东会决议》和《董事会决议》，责令康恒公司撤销法人变更的工商登记。2015年12月16日，市工商局撤销前述工商登记，将康恒公司的法人代表恢复为林如族。二、责令改正通知书适用法律错误。根据2016年1月21日“工商总局就做好失信被执行人联合惩戒方面工作发布会”的精神，8部委签署的《关于印发﹤“构建诚信惩戒失信”合作备忘录﹥的通知》和工商总局的《关于依法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信用惩戒的通知》，是限制新登记的失信被执行人任职资格；下一步，对现有失信被执行人已在企业任职的情况，要求进行认真梳理、统计、分析和甄别，适时启动责令企业纠正违法行为的工作。责令改正通知书明显适用法律错误。三、作出责令改正通知的程序违法。市工商局作出责令改正通知前，未向利害关系人履行任何告知程序，未听取其申辩，且责令改正通知也未向原告送达，其行政行为是对企业经营自主权的粗暴干涉，既不合理也不合法。请求人民法院依法：1、撤销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的武工商企监字（2015）49号《责令改正通知书》；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林如族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责令改正通知书；2、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上证明市工商局作出责令改正通知书时没有通知利害关系人林如族，没有听取林如族的陈述和申辩，剥夺了林如族的合法权利；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工商总局关于依法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信用惩戒的通知》（工商企监（2015）154号）并不适用于现任的法定代表人资格审查，仅仅是限制了新任失信被执行人的资格，故被告适用法律错误；3、工商总局就做好实行被执行人联合惩戒方面工作发布会，证明国家工商总局在对全国媒体新闻发布会上明确，对现有失信被执行人已在企业任职的情况，要进行认真梳理、统计、分析和甄别并实时启动责令企业纠正违法行为的工作，国家工商总局在2016年1月21日还没有对现有企业失信被执行人任职情况的处理，两被告依据前述规范性文件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法律依据错误；4、EMS邮单，证明原告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
被告市工商局辩称，责令改正通知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2015年12月2日，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向被告市工商局送达（2015）鄂洪山法执字第01548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撤销康恒公司2014年4月21日所作出的《股东会变更决议》、董事会决议所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同月16日，被告市工商局按照该协助执行通知书办理了撤销2014年4月21日的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由李立春变更为林如族。由于林如族有未履行其他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等行为，被最高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最高人民法院将该信息推送至工商总局，被告市工商局共享该数据，落实联合惩戒行动。因林如族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属于联合惩戒的范畴，不应担任法定代表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工商总局等八部委签署的《关于印发﹤“构建诚信惩戒失信”的合作备忘录﹥的通知》（文明办（2014）4号）第三部分第三项内容、《工商总局关于依法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信用惩戒的通知》（工商企监（2015）154号）、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和《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第四条和第十二条规定，被告市工商局于2016年1月8日作出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康恒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并依法送达给该公司。另，（1）原告认为责令改正通知书认定事实不清，但原告失信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依照规定不能担任法定代表人事实清楚。原告认为其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系为康恒公司融资担保造成，并非个人负债，原告并没有向被告市工商局提供该证据。（2）原告认为上述规定是限制新登记的公司失信被执行人不能担任法定代表人，是对规定理解错误，相关法律规定没有限制是新登记公司。（3）原告认为被告适用法律错误，原告将工商总局的新闻发布会的要求来反驳工商总局的规范性文件，新闻发布会的要求是对工商管理部门的工作要求，工作要求的效力低于规范性文件。（4）原告认为被告程序违法，被告作出的责令改正通知书是针对康恒公司作出的，康恒公司是该责令改正通知书的行政相对人，原告仅仅是康恒公司的股东，不是行政相对人故被告没有向原告送达责令改正通知书的义务。综上，被告市工商局作出的责令改正通知书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人民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市工商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及法律依据：1、武工商企监字（2015）49号《责令改正通知书》，证明被告作出责令改正通知书；2、武政复决（2015）第13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市政府于2016年5月5日作出复议决定，维持了责令改正通知书；3、（2015）鄂洪山执字第01548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证明洪山法院作出裁定，撤销了康恒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撤销了法定代表人由林如族变更为李立春的股东决议；4、撤销2014年4月21日的变更登记信息，证明康恒公司依据判决进行了法定代表人变更；5、原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义务信息，证明林如族依法不能担任法定代表人，以上综合证明被告作出责令改正通知书的事实清楚。法律依据有：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法释（2013）17号）；2、最高人民法院、工商总局等八部委签署的《关于印发﹤“构建诚信惩戒失信”的合作备忘录﹥的通知》（文明办（2014）4号）；3、工商总局关于依法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信用惩戒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5）154号）；4、《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5、《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第四条、第十二条。
被告市政府辩称，一、被告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上符合法律规定。原告不服市工商局2016年1月8日作出的武工商企监字（2015）49号《责令改正通知书》，于2016年3月7日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该局作出责令改正通知书。被告市政府于同日受理了该申请，于2016年3月10日将原告的申请副本及答复通知书发送市工商局。市工商局于2016年3月18日作出（武）工商复字（2016）1号答复。经查，被告市政府于2016年5月5日作出武政复决（2015）第13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次日向原告送达。被告市政府的行为符合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程序合法。二、被告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经审理查明，2015年12月2日，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向市工商局送达（2015）鄂洪山执字第01548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其撤销康恒公司2014年4月21日作出的股东会变更决议，董事会决议所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2015年12月16日，市工商局按照协助执行事项办理了撤销2014年4月21日的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由李立春变更为原告。2013年-2015年，原告因涉及4项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被最高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推送至国家工商总局、武汉市工商局共享该数据库实施联合惩戒，依据《公司法》《关于印发﹤“构建诚信惩戒失信”的合作备忘录﹥的通知》（文明办（2014）4号）及《工商总局关于依法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信用惩戒的通知》（工商企监（2015）154号）、《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第四条等有关规定，市工商局于2016年1月8日对康恒公司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该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原告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的规定，将原告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市工商局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的行为符合《关于印发﹤“构建诚信惩戒失信”的合作备忘录﹥的通知》，符合《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第四条的规定，符合《工商总局关于依法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信用惩戒的通知》（工商企监（2015）154号），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故被告市政府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维持了市工商局的责令改正通知书。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市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及法律依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原告以市工商局为行政复议被申请人向被告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要求撤销武工商企监字（2015）49号《责令改正通知书》。2、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证明被告市政府于2016年3月7日决定对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立案，并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发送给市工商局，通知其向被告市政府作出书面答复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3、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明市工商局于2016年3月18日向被告市政府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并提交了相应证据材料。4、行政复议决定书（武政复决（2015）第136号）及送达回执，证明经审查，被告市政府依法作出了行政复议决定书，并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原告进行了送达，依法履行了行政复议职责。其提交的法律依据有：1、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法释（2013）17号）第一条；3、最高人民法院、工商总局等8部委签署的《关于印发﹤“构建诚信惩戒失信”的合作备忘录﹥的通知》（文明办（2014）4号）第三条。
第三人康恒公司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但其述称，尊重法院的裁判意见，如果判决该责令改正通知书有效，就进行改正，如果判决该责令改正通知书无效，就执行法院生效判决。
经庭审质证，原告林如族对被告市工商局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5，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也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具体行政行为针对的事实，没有具体行政行为作出的程序性证据。对被告市政府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
经庭审质证，被告市工商局对原告林如族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2，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责令改正通知书针对的当事人是公司不是林如族本人，并未剥夺林如族的权利；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是依据公司章程确认，被告市工商局作出责令改正通知书是告诉公司应当变更法定代表人，林如族不是责令改正通知书的当事人；对证据3，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认为该规定仅仅适用于新任职的法定代表人没有依据，且发布的时间是2016年1月21日，不是责令改正通知书适用的法律规定；对证据4，没有原件，由法院审查。对市政府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
经庭审质证，被告市政府对原告林如族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与被告市工商局一致。对被告市工商局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
经庭审质证，第三人康恒公司对原告林如族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3，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由法院审查判断。对证据4，由法院审查。对被告市工商局、被告市政府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1、原告林如族提交的证据1、2、4真实、来源合法，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对证据3，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求，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2、被告市工商局提交的证据真实、来源合法，能够证明案件事实，但不能证明其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3、被告市政府提交的证据真实、来源合法，能够证明案件事实，本院依法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第三人康恒公司于2014年4月21日作出内容为：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李立春；董事会成员变更为李立春、李剑、杨祥纲；变更经理为李立春的《股东会变更决议》。同日，李立春、李剑、杨祥纲召开会议，作出《董事会关于董事长任职决定》，一致选举李立春为董事会的董事长。康恒公司并于当日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了法定代表人及董事会的变更登记。原告林如族认为上述股东会决议及董事会决议违反《公司章程》，遂向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撤销上述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及要求康恒公司向工商登记部门撤销工商变更登记。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8日作出（2014）鄂洪山民商初字第005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撤销康恒公司2014年4月21日所做出的《股东会变更决议》、及董事会决议，并责令康恒公司向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撤销上述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所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康恒公司对该判决不服提起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23日作出（2015）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189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据此，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日作出（2015）鄂洪山法执字第0154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撤销康恒公司于2014年4月21日所作出的股东会变更决议、董事会决议所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并于2015年12月2日向被告市工商局送达（2015）鄂洪山法执字第01548号《协助执行通知书》。2015年12月16日，被告市工商局办理了撤销2014年4月21日所作出的《股东会变更决议》《董事会决议》所涉及的变更登记，恢复该企业2014年4月20日所处的登记信息状态。至此，第三人康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李立春变更为林如族。但因2013年至2015年，原告林如族涉及4项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被最高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被推送至国家工商总局共享数据库中，被告市工商局据此于2016年1月8日向第三人康恒公司下达武工商企监字（2015）49号《责令改正通知书》，认为依据《公司法》《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工商总局等八部委《关于印发﹤“构建诚信惩戒失信”的合作备忘录﹥的通知》（文明办（2014）4号）及《工商总局关于依法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信用惩戒的通知》（工商企监（2015）154号）“……失信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不得担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经理”的规定，责令其六十日内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原告林如族对该责令改正通知书不服，于2016年3月7日向被告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市政府于2016年5月5日作出武政复决（2015）第13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上述责令改正通知书。原告林如族对此不服，诉至本院，诉请如前。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公司登记机关。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第三条规定，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经企业登记机关核准登记，取得法定代表人资格。第十二条规定，违反本规定，应当申请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而未办理的，由企业登记机关责令限期办理；逾期未办理的，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企业登记，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依据上述规定，对发现企业法定代表人具有任职限制情形的，被告市工商局负有责令企业限期办理变更登记的职权。
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管理行为过程中，特别是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权益的行政行为时，应当遵循正当法律程序，即行政行为的实施必须依据一定的程序进行，体现程序正义。具体而言，本案中，被告市工商局作出武工商企监字（2015）49号《责令改正通知书》，系对第三人康恒公司作出不利处分的行为，应当依据一定程序进行。责令当事人改正或限期改正违法行为的行为是行政处罚程序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行政处理行为，其目的是教育违法行为实施者，制止轻微违法行为和防止重大违法行为的发生。行政机关作出这种对当事人权益产生不利影响的行政处理时应当遵循行政处理的一般程序，例如进行调查、取证，事先给予通知，告知处理的依据、理由及告知其具有陈述、申辩的权利。本案中被告市工商局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明其在作出责令改正通知书时履行了一定的行政执法程序及经过一定的行政批准程序，没有提交体现行政程序的证据，故依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视为没有相应证据。被告市工商局作出的武工商企监字（2015）49号《责令改正通知书》主要证据不足；此外，武工商企监字（2015）49号《责令改正通知书》作出的依据系《公司法》《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工商总局等8部委《关于印发﹤“构建诚信惩戒失信”的合作备忘录﹥的通知》（文明办（2014）4号）及《工商总局关于依法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信用惩戒的通知》（工商企监（2015）154号），其中，《工商总局关于依法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信用惩戒的通知》（工商企监（2015）154号）中要求“各级工商、市场监管部门应在企业登记注册环节对最高人民法院向工商总局提供的失信被执行人依法实施任职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不得担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经理”，“登记审查人员应根据系统提示，不予受理企业的相关登记备案申请”，故该文件系规定在登记注册环节限制失信被执行人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被告市工商局作出的武工商企监字（2015）49号《责令改正通知书》依据该文件对第三人康恒公司作出责令改正通知书属适用法律不当。
执行问题一直以来是人民法院司法工作的一个难点，为促使被执行人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引导诚实信用的社会风尚，推进执行工作、破解执行难问题，发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的惩戒功能、威慑功能、引导功能，最高人民法院颁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同时，为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褒扬诚信、惩戒失信的工作部署，促进社会主体诚实守信，维护法律权威，树立诚信社会风尚，中央文明办、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等八部委于2014年3月21日联合发布《关于印发﹤“构建诚信惩戒失信”合作备忘录﹥的通知》（文明办（2014）4号），提出失信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不得担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并要求各部门积极落实合作备忘录，确保2014年3月31日前实现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推送，并对其联合实施限制高消费等信用惩戒。原告林如族涉及4项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被最高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被推送至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共享数据库中，被告市工商局依据上述相关规定对第三人康恒公司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其限期依法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是促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构建诚信社会，惩戒失信政策的贯彻落实，但在执法过程中应当依据正当程序，正确适用法律法规，准确、依法、公正的实施行政管理行为。
此外，原告林如族认为被告市工商局所适用的规定仅仅是针对新任职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限制，并不适用现任职法定代表人，依据前述规定，《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中对不得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的情形进行了明确规定，未限定是新任职法定代表人还是已任职法定代表人，且明确规定对违背规定应当办理变更登记而未办理的予以责令改正，逾期未改正的予以处罚。结合该项规定，可以明确，对于新任职的法定代表人出现任职资格限制的应当依据规定不予核准登记，对于已经办理法定代表人工商登记的企业出现任职资格限制的应当依法办理变更登记，未依法办理的，责令企业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依照规定予以处罚。故对于原告林如族提出的上述观点，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对于原告林如族认为被告市工商局在下达本案责令改正通知书时未依法告知利害关系人林如族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第十二条规定，违反本规定，应当申请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而未办理的，由企业登记机关责令限期办理；逾期未办理的，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企业登记，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述规定中责令改正的对象系相关企业，并未在执法程序中将利害关系人纳入行政执法程序，在执法过程中是否应当将相关利害关系人纳入行政执法程序，属行政执法范畴，由行政执法机关自行考量。
综上，被告市工商局作出的武工商企监字（2015）49号《责令改正通知书》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被告市政府作出的武政复决（2015）第13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本院亦依法予以撤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6年1月8日对第三人武汉康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出的武工商企监字（2015）49号《责令改正通知书》；
二、撤销被告武汉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5月5日作出的武政复决（2015）第13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邮寄送达费人民币40元，以上合计人民币90元，由被告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夏 胜
人民陪审员 刘钢平
人民陪审员 王 薇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张东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