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昆民五终字第64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云南百信药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耿晓琴，总经理。
诉讼代理人邱云，云南宣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诉讼代理人程军，男，汉族。
上诉人（原审被告）耿福能，男，汉族。
上诉人（原审被告）耿晓琴，女，汉族。
上诉人（原审被告）耿晓芬，女，汉族。
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邱云，云南宣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红春（曾用名：李泓春），女，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兰芬，女，汉族。
以上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鲁劲秋、信聪林，云南八谦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耿福能、耿晓琴、耿晓芬、云南百信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信药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红春、吴兰芬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2012）五法民三初字第7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2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2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的诉讼代理人邱云、被上诉人的诉讼代理人信聪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两次依法报延审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确认以下事实：第三人百信药业公司系1999年3月9日登记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公司股东为原告李红春和原告吴兰芬；其中李红春出资80万元，吴兰芬出资20万元，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红春，登记住所地为昆明市世博园梅苑。1999年5月28日，原告李红春（乙方）与被告耿福能（甲方）以各自名义签订了一份《合资合同》，双方对百信药业的增资扩股进行了约定，其中约定：百信药业公司在注册资本人民币100万元的基础上由甲方投入资金，增加股金人民币150万元，使公司注册资本达到人民币250万元，其中，甲方出资人民币1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5%，该项资金主要用于购买“金碧大药房”，乙方出资100万元，该项资金为乙方前期投入，以账务实投款为准，占注册资本的45%。合同约定，合同签订后，按公司的投资计划甲、乙双方分期按用资计划投入资金，并由双方持有关合同影印件及资金证明，向工商税务等有关部门办理相应的增资扩股手续及有关变更登记。合同签订前，被告耿晓琴已通过银行汇款人民币100万元整至百信药业公司帐户，1999年5月28日，该笔款项又作为购买“金碧大药房”的房款付出。1999年6月，原告李红春（甲方）与被告耿福能（乙方）签订了一份《最终协议》，内容为：1、甲方与乙方代表王群霞1999年4月期间签订的联营协议无效，以1999年5月16日经乙方修改后的《联营协议》为准；2、由于双方对增资扩股洽谈多次无法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现考虑乙方的实际情况及迫切需要，也便于乙方管理及独立经营企业，甲方自今日起不再参与百信公司的经营管理，并将百信公司的所有财务资料、公章及财务章、私章一并交由乙方管理，自今日所产生的一切纠纷及债务由乙方全部承担；3、作为甲方退出管理的条件，乙方将联营协议中所经营的联营承包款、一次性支付给甲方，计算如下：第一年6万元＋第二年7万元＋第三年8万元***第十年15万元=105万元。其中5万元由乙方派耿晓琴于3日内交付现金，另外100万元从账上转账支付。先由乙方企业转入百信帐号或甲方指定的帐号；4、根据双方的原协议约定，甲方已将其名下的百信门市与乙方合并，乙方也相应将其名下的佳能达公司与百信公司合并，争取佳能达公司的药品经营权，以便双方共同发挥优势，共同创造一个药业集团；5、本协议双方各执一份。1999年6月4日，第三人百信药业公司进行了经营范围、股东、注册资本、经理、监事的工商登记变更。其中新增股东耿福能，出资79万元，占股份31.6%；新增股东耿晓琴，出资40万元，占股份16%；新增股东耿晓芬，出资31万元，占股份12.4%；李红春出资仍为80万元，占股份32%；吴兰芬出资仍为20万元，占股份8%；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00万元增加到人民币250万元；公司经理由李红春变更为耿福能，监事由吴兰芬变更为耿晓琴。2002年10月9日，第三人百信药业公司进行了住所、法定代表人、监事、经理的工商登记变更。其中住所由昆明市世博园梅苑变更为昆明市东郊路129号；法定代表人由李红春变更为耿晓琴；监事由耿晓琴变更为李红春；经理变更为耿晓芬担任。2004年6月23日，第三人百信药业公司再次进行了住所的工商变更登记，住所由昆明市东郊路129号变更为昆明市高新区昌源中路中段。经鉴定，涉及第三人百信药业公司上述三次变更登记提交给工商登记部门的1999年5月28日《出资协议》，1999年5月20日《股东会决议》上李红春的签名非本人所签；2002年9月1日《股东会决议》、2004年6月10日《股东会决议》上李红春、吴兰芬的签名非本人所签。自2006年起围绕第三人百信药业公司，本案原、被告进行了一系列诉讼，百信药业公司名下金马碧鸡商铺一直为原告李红春所使用。
根据以上确认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第三人百信药业公司系1999年3月19日注册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登记时公司股东为原告李红春、吴兰芬，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其中原告李红春出资为80万元，占有股权80%，原告吴兰芬出资额为20万元，占有股权20%。几经公司登记变更，现第三人百信药业公司登记股东为原告李红春、吴兰芬，被告耿福能、耿晓琴、耿晓芬，公司注册资本为250万元，原告李红春的股权为32%，原告吴兰芬的股权为8%。被告认为其入股第三人百信药业公司依据的是被告耿福能与原告李红春1999年5月28日签订的《合资合同》，但该合同系原告李红春与被告耿福能个人签订，公司股东原告吴兰芬并未参与，且该合同的内容已为此后1999年6月签订的《最终协议》所取代。并且，虽然工商登记档案显示第三人百信药业公司股东除原告李红春、吴兰芬外，还增加了被告耿福能、耿晓琴、耿晓芬，但工商行政机关给予登记所依据的材料，均非原告本人签名，被告取得第三人百信药业公司股权、第三人百信药业公司资本增加没有合法根据，该公司股权的确认应以公司成立时的登记为准。至于原告请求判令三被告承担费用与第三人共同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申请撤销三被告仿造相关文件办理的第三人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因恢复工商登记有赖于三被告的协助，因此，三被告有义务协助原告办理恢复工商登记的手续，而恢复登记的费用因不确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判决：一、确认原告李红春和吴兰芬分别享有注册资本金为100万元的第三人云南百信药业有限公司80%和20%的股权；二、由被告耿福能、耿晓琴、耿晓芬协助原告李红春、吴兰芬恢复上述第一项的第三人云南百信药业有限公司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案件受理费16689元、鉴定费9000元，由被告耿福能、耿晓琴、耿晓芬承担。
原审判决宣判后，原审第三人百信药业公司、原审被告耿福能、耿晓琴、耿晓芬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本院：撤销（2012）五法民三初字第781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吴兰芬从公司成立至今所有的签字均不是本人所签，是否所有的工商登记都不应认可。本案审理期间，一审法院根据上诉人的申请，向银行调取百信药业公司2000年贷款购房资料时，意外查找到李红春在办理贷款时提交的上诉人作为百信公司股东的全部工商资料，足以说明上诉人的股东身份。工商登记由于只是形式要件进行审查，因此不是本人签字根本就不是问题。1999年6月签订的《最终协议》复写件，与其他证据无法对应，并且百信药业早已经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不能再恢复变更登记手续。
被上诉人李红春、吴兰芬答辩称：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认定事实清楚，1、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到的事实，均已经被昆明中院（2009）昆民三终字第1170号案件认定，2、上诉人提到的一审法院根据上诉人的申请向银行调取购房资料的问题，贷款时间是2002年，不是2000年，当时贷款人是由上诉人控制的百信药业公司，被上诉人对此不知情，是上诉人恶意在掌控公司期间贷款和向耿福能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四川圣科公司借款，损害公司利益，我们也要对此提起诉讼，且他们调取的材料与本案无关，无法证明上诉人是公司股东，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2006年百信药业公司对李红春提起诉讼的起诉书。欲证明耿晓琴发现李红春侵占公司财产后立即提起诉讼。证据二、2006年李红春报案材料。欲证明李红春向经侦队的报案内容。证据三、昆明市公安局撤销案件决定书。欲证明李红春对耿福能的指控不能成立。证据四、李红春对耿福能民事起诉书。欲证明2008年李红春的诉讼内容。证据五、云南天禹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报告。欲证明《合资协议》是其本人所签。证据六、借款合同。欲证明2001年1月李红春亲自与四川圣科制药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向四川圣科制药公司借款30万元。证据七、银行贷款资料。欲证明2002年5月30日李红春亲自代表百信药业公司向银行递交的工商登记资料，资料全部包括了变更之后的工商登记内容，证明李红春认为其不知晓工商变更的陈述是虚假的。证据八、行政处罚决定书。欲证明2011年8月29日百信药业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证据九、云南公正（2015）文鉴字第1002号鉴定意见书一份。欲证明2002年5月29日股东会决议为李红春本人所签。
被上诉人李红春、吴兰芬质证认为：对证据1-4、8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证据5形式上的真实性认可，不认可关联性，证据6真实性不认可，不是李红春签的字。也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观点，证据7与本案无关。证据9系单方所做的鉴定，鉴定的检材并非原件，样本未经我方确认，因此对该份鉴定意见不予认可。
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药品经营企业合格证，2、药品经营企业许可证。欲证明：百信药业公司进行前置审批时是以“昆明庄信医药门市”进行审批，于1997年即取得了药品经营资质。3、云南佳能达商贸有限公司设立及变更工商登记资料。欲证明：云南佳能达商贸有限公司的设立及变更登记情况。第二组证据：4、金马碧鸡坊商城购房保证金发票2张。欲证明：李红春为购买金马碧鸡JB2-1-1号商铺，于1998年6月支付购房保证金50万元，后以百信药业公司名义购房，故重新开具客户名称为云南百信药业公司的购房保证金发票。5、关于“金马碧鸡坊商业步行街区”共用建筑面积分摊划分方案的通知。6、云南省商品房面积社会公正计量站测量报告欲证明：1999年8月，李红春以百信药业公司名义购买的金马碧鸡坊商铺面积最终确定，才得以最终确定购房价格。7、云南省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2张。欲证明：根据最终确定的面积计算确定以百信药业公司名义购买的金马碧鸡商铺购房价款后，由昆明市政基础设施综合开发建筑公司出具两张购房发票。8、农村信用合作社转账支票存根，9、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完税凭证。欲证明：李红春个人支付了购买金马碧鸡坊商铺的相关税费。10、李红春转入百信药业公司账户的款，11、昆明市公安局立案决定书。欲证明：李红春经营云南百信药业公司期间的应收货款数额。该款项在耿福能等承包经营云南百信药业公司期间收回，支付到云南百信药业公司账户，用于支付金马碧鸡商铺购房贷款本息。12、余树蓉出具的收条两张。欲证明：1、购商铺发票金额为李红春私人付款。2、耿福能等掌控云南百信药业公司期间，经财务人员余树蓉对账确认，收到的李红春经营云南百信药业公司期间应收货款数额。3、购买金马碧鸡坊商铺的“云南省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两张已经由余树蓉收取并在财务做账。13、借条。欲证明：为支持云南百信药业公司发展，原由李红春购买的金马碧鸡坊商铺，改为以百信药业公司名义购买，明确金马碧鸡坊商铺仍由李红春继续使用，产权、收益也归李红春。14、百信药业公司2003年、2004年《损益表》、《资产负债表》。欲证明：余树蓉是耿福能、耿晓琴、耿晓芬掌控百信药业公司期间聘请的财务人员，百信药业公司每年的《损益表》、《资产负债表》由其制作。第三组证据：15、云南省工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16、云南省工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欲证明：耿福能、耿晓琴、耿晓芬掌控百信药业公司期间，未能尽到妥善管理公司的义务，导致百信药业公司药品经营许可证被注销，进而导致百信药业公司营业执照被吊销。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和告知书均是由耿福能等委托的律师即本案代理人邱云领取，证明百信药业公司至今仍由耿福能等三人实际掌控。17、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6）昆民四初字第260号、260-1号。欲证明：耿福能、耿晓琴、耿晓芬掌控百信药业公司期间，恶意以李红春、吴兰芬为被告提起诉讼，并申请查封李红春个人财产，后被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解除对李红春财产的查封扣押。18、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8）五法民三初字第440号。欲证明：耿福能、耿晓琴、耿晓芬掌控百信药业公司期间，多次恶意以李红春、吴兰芬为被告提起诉讼，后自行撤回起诉。19、房屋抵押、查封查档摘抄表。欲证明：耿福能、耿晓琴、耿晓芬掌控百信药业公司期间，于2010年4月再次用金马碧鸡坊商铺进行最高额抵押借款。20、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回函（回复李红春）。欲证明：李红春曾向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请求撤销错误变更登记的申请》，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2年2月9日回函称：中止处理撤销申请，等待法院判决后再行处理。
上诉人质证认为对于第一组证据：1、2份证据三性不认可，与本案无关。第3份证据真实性认可。第二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对于第二组证据第4份，50万的保证金发票三性均不予认可，两张发票没有任何人的签名，而且与本案无关。我方认可借条形式上的真实性，但是实质上的真实性不认可，无法确认是余树蓉本人写的。第13份、14份证据及第三组证据的三性均认可，但是证明内容不认可。
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依法予以确认，被上诉人围绕金马碧鸡商铺进行的举证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性，金马碧鸡商铺系登记在百信药业公司名下的资产，与本案诉争股东会决议效力无关。关于其余证据的关联性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一并阐述，在此不再赘述。
依据上诉人申请，本院依法向2002年百信药业公司向银行贷款时的相关经办人罗勇进行了调查，并就罗勇的陈述形成调查笔录一份，罗勇陈述了办理贷款时系银行与当时百信药业的法定代表人李红春面签，联系办理贷款事宜的只有李红春，用于办理贷款的其他资料系李红春提交，不可能是其他人提交等主要内容。上诉人对该份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被上诉人对该份笔录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内容上的真实性，认为只是罗勇的个人陈述，并且贷款事隔十余年，里面的陈述都为“应该”这类推测性的陈述。此外，向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国防支行调取了2002年百信药业公司的贷款资料，包括：借款借据、借款合同、借款抵押合同、1999年5月28日百信药业公司章程、个人简历、2002年5月29日股东会决议。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借款借据、借款合同、借款抵押合同是李红春本人签的，2002年5月29日股东会决议全部签字都不是本人所签，公司的章程不认可，且章程和其他材料都不是李红春提交的。上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
被上诉人向本院申请向办理贷款事宜的其余工作人员高云飞、尹恒、李专贤、王锐、张腾进行调查，本院向富滇银行人力资源部进行调查，该人力资源部出具情况说明，经查询富滇银行现有人员名单，高云飞、李专贤查无此人，尹恒、王锐、张腾现为富滇银行员工。本院分别向尹恒、王锐、张腾进行了调查，之后依照被上诉人的申请及提供的联系方式向高云飞进行了调查，最终形成了尹恒、王锐、张腾、高云飞调查笔录四份。调查笔录中，尹恒、王锐陈述其二人不是该次贷款的经办人，对这次贷款的相关情况不了解。张腾陈述了当时贷款一定要提交公司的章程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才能正式签订借款合同，银行是与当时的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红春对接的，不可能存在法定代表人不知情的情况等主要内容。高云飞陈述了在贷款过程中，申请贷款时是李红春亲自带我们去公司做调查，像章程这样的材料是肯定要提交审核的，李红春作为法定代表人对所提交的材料不知情是不可能的，并且贷款合同也是跟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李红春所签订等主要内容。
上诉人质证认为对富滇银行人力资源部出具的情况说明、尹恒、王锐、张腾、高云飞四人的调查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情况说明及四份调查笔录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被上诉人认为并不能反映是李红春提交的公司章程，即便是李红春签订的借款合同，但是不代表李红春知晓提交的公司章程的内容。
针对依照上诉人及被上诉人申请所调取的相关人员的调查笔录，本院对该部分证据评判认为，被上诉人提出罗勇有与上诉人串通的嫌疑，但被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该观点，故对被上诉人提出的该异议主张不予支持。同时被上诉人提出由于时间间隔较长，被调查人员采用的是应该、可能的陈述，故并不能真实反映当时的客观情况。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对被调查人员的陈述内容提出异议但同时应当举证证明当时提交材料贷款时的事实情况，但被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用于贷款的材料为谁提交，故本院对被上诉人提出的该部分异议不予支持。
二审经审理确认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此外，本院补充确认以下事实：2002年5月百信药业公司以其所有的金马碧鸡商铺为抵押向当时的昆明市商业银行崇仁支行贷款90万元，当时与银行贷款的借款借据、借款合同、抵押合同有百信药业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李红春本人签字。其中《借款合同》第十三条约定：借款人在本合同签订之前，向贷款人提供的与本贷款有关的一切文件、报表及陈述都是完整、真实无误的。被调查人员罗勇、张腾、高云飞陈述了当时贷款系银行与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李红春面签借款合同，贷款事宜系银行与李红春对接，章程是贷款前提交银行审查的必备材料，不可能存在李红春对所提交材料不知情的情况等主要内容。用于该次贷款的1999年5月28日公司章程中明确载明了耿福能、耿晓琴、耿晓芬的股东资格及股权比例。
综合诉辩双方当事人的诉讼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李红春、吴兰芬现在百信药业公司的股份比例为多少？
本院认为：百信药业公司成立时的股东只有两位被上诉人，经过1999年股东会决议增资扩股后李红春的股权比例变更为32%，吴兰芬持股8%，被上诉人主张该次股东会决议系无效决议，应当撤销该次股东变更登记，恢复到公司成立初时的股东状态即李红春持股80%，吴兰芬持股20%。因此1999年股东会决议的效力直接关系到两位被上诉人的股权比例。本院认为关于1999年股东会决议的效力问题，从本人未签字这一事实上来看，不能表明李红春有同意的意思表示，但股东会决议可以明示签字的方式表示同意，也可以自己的自主行为表示接受。首先，被上诉人李红春作为法定代表人在2002年的借款借据、贷款合同、抵押合同中签字，但被上诉人认为其并未提交过公司章程和股东会决议、印有个人身份证复印件的个人简历，是其他人提交，对章程中记载的内容并不知情。这一主张与常理及银行的贷款程序均不符，被上诉人有举证责任证明该主张，但本案中被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相反，上诉人向法院提交鉴定意见欲证明2002年5月29日向银行贷款的股东会决议中李红春的名字为其本人所签，被上诉人对该份鉴定意见提出异议，本院已经向被上诉人释明其有权申请法院指定鉴定机构重新进行鉴定，但被上诉人并未提出鉴定申请。其次，被上诉人的上述主张与本院依法向罗勇、张腾、高云飞调取的笔录中的陈述也不符。且经本院查证，被上诉人李红春签字的《借款合同》第十三条载明：借款人在本合同签订之前，向贷款人提供的与本贷款有关的一切文件、报表及陈述是完整、真实无误的。现被上诉人不认可知晓签订借款合同前所提交的材料不仅与当时贷款经办人员、负责人员的陈述不符，与其签订的合同内容亦不符。因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提出的公司章程及股东会决议等资料系他人提交自己不知情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由于吴兰芬系李红春的母亲且因年龄较大，从公司成立至今相关事宜均由李红春代理，也未实际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并行使股东权利，被上诉人李红春向银行提交百信药业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及个人简历等资料向银行贷款的事实足以证明两被上诉人以自己的自主行为接受了1999年5月20日股东会决议中的内容，视为对该份股东会决议内容的认可。故被上诉人请求确认1999年5月20日股东会决议无效的主张不应当得到支持。在该次股东会决议有效的情况下，李红春及吴兰芬要求确认其股权比例为80%及20%的诉求不应当得到支持。至于各股东是否按照该次股东会决议履行了相应的义务则涉及股东会决议生效后的履行问题，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不能在本案中一并解决。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本院在查明事实后依法进行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2012）五法民三初字第781号民事判决书。
二、驳回原审原告李红春、吴兰芬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3378元，由被上诉人李红春、吴兰芬负担；一审案件鉴定费9000元由上诉人耿福能、耿晓琴、耿晓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林
审判员 饶媛
审判员 ＸＸ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张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