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皖民二终字第0058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盛隆化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保健，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周玉辉，安徽王良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申德林，安徽王良其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淮北市友顺商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永红，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彭永康，安徽亚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盛隆化工有限公司（简称盛隆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淮北市友顺商贸有限公司（简称友顺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4月7日作出的（2014）淮民二初字第002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5年6月2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7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盛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周玉辉、申德林，友顺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永红及委托代理人彭永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自2009年至2013年，友顺公司与盛隆公司签订多份《委托代理协议》，盛隆公司委托友顺公司代理其与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淮矿公司）煤炭买卖的事宜。2013年1月23日，双方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约定：一、盛隆公司委托友顺公司代理在淮矿公司的煤炭购销业务，协商购销合同签订，并将盛隆公司需求计划列入年度重点用户系列，享受低于市场的价格。二、友顺公司代办有关发运、结算业务，负责向盛隆公司及时传递淮矿公司发出煤炭的数量、车数、车号、化验单等信息。三、对发运过程中出现的质量、计量异议，友顺公司要加大力度，积极配合盛隆公司与淮矿公司协商解决。四、盛隆公司向友顺公司支付代理费用每吨20元，按淮北矿业（集团）出据的结算数量计算，友顺公司开具普通发票，与淮矿公司发票同期交与盛隆公司，每批结算一次。五、友顺公司未完成以上代理责任，盛隆公司可适量扣减代理费用等内容。在签订该协议前，经友顺公司协调，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煤炭运销分公司（简称淮矿煤运分公司）与盛隆公司于2012年12月签订《煤炭买卖合同》，约定合同有效期限自2013年1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止。
合同签订后，友顺公司履行了代办煤炭发运、结算业务，并向盛隆公司传递淮矿公司发出煤炭的数量、车数、车号、化验单信息等相关工作。盛隆公司支付了2013年上半年15万元代理费，但对同年下半年其购入35323.65吨煤炭，应付706473元代理费，未支付。
2014年11月，友顺公司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盛隆公司支付代理费762852.4元及利息39096.2元，并承担案件诉讼费用。
盛隆公司原审辩称：1、友顺公司提供的证据均为复印件，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其中增值税发票复印件不能证明其工作量及应得代理费用。2、委托代理协议损害了国家利益应为无效合同。协议约定的“享受低于市场的价格”违背社会公允，具有不正当竞争性，其内容违反了《安徽省经营性业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淮矿公司是国有企业，该协议损害了淮矿公司的利益。且案涉代理费用有商业贿赂的性质，涉嫌刑事犯罪。3、友顺公司的营业执照反映其业务范围不包含委托代理业务，其无从事委托代理业务的职能和权力，其行为应为非法经营；友顺公司也无《经营性业务收费许可证》，其收取代理费的行为违法，未收取的不应再收取，已收取的应予退还。4、友顺公司未履行本案协议约定的内容。本案《委托代理协议》签订之前，盛隆公司已与淮矿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友顺公司未实施和履行协议约定的“协调签订购销合同”的代理行为；友顺公司也未协助盛隆公司办理任何的发运和结算业务；协议约定的“盛隆公司列入重点用户系列”也未实现，更没有使盛隆公司享受到低于市场的价格。盛隆公司依据《委托代理协议》第五条的约定扣减其代理费，有理有据。综上，应驳回友顺公司的诉讼请求，并判令其向盛隆公司返还已付的代理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盛隆公司以“代理费”明显带有商业贿赂的性质涉嫌犯罪为由，要求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盛隆公司称其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但至今，未有公安机关将本案列为刑事案件处理的证据；盛隆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本案涉嫌刑事犯罪，故本案可依普通民事案件予以审理。
友顺公司、盛隆公司之间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意思表示清楚，并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当事人也没有证据证明不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双方已部分履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关于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之规定，该委托代理协议应为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义务。盛隆公司辩称该合同约定的“享受低于市场的价格”违反了《安徽省经营性业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协议损害了淮矿公司的利益，内容违背社会公允，具有不正当竞争性，案涉合同应为无效合同。因市场价格是由竞争形成的，它决定于商品的价值和这种商品在市场上的供求状况。一般供货方依据供求状况、购买数量等因素，同意以略低于市场价格出售，亦是正常的市场经济现象。本案未发现约定的煤炭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该协议内容并不违背社会公允，亦无证据证明案涉合同损害了淮矿公司的利益或存在不正当竞争性，故盛隆公司主张协议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盛隆公司辩称友顺公司的营业执照核定的业务范围不包含委托代理业务，应为非法经营；友顺公司无《经营性业务收费许可证》，其收取代理费的行为是违法行为，属于违法乱收费，未收取的不应再收取，已经收取的应当退还给盛隆公司，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的规定，即案涉合同不依上述原因而被认定无效，亦不是盛隆公司不支付代理费的依据，盛隆公司该抗辩理由没有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盛隆公司辩称友顺公司未履行本案协议约定的内容，盛隆公司依合同约定可以扣减代理费。经查，友顺公司代办了煤炭发运、结算业务，并向盛隆公司传递了淮矿公司发出煤炭的数量、车数、车号、化验单信息等相关工作。但合同约定的“将盛隆公司需求计划列入年度重点用户系列”，友顺公司未能履约，考虑该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且盛隆公司在此前未对此提出过异议等因素综合考量，酌情认定扣减代理费用3万元。友顺公司要求盛隆公司支付676473元代理费，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予支持。盛隆公司该抗辩理由部分成立，予以采纳。盛隆公司辩称友顺公司提供增值税发票是复印件，不能证明友顺公司的工作量及其应得代理费用，因该发票原件应由盛隆公司持有，该院在审理时要求盛隆公司核实，但盛隆公司一直未提供核实情况或相应证据，故推定上述增值税发票具有真实性，盛隆公司该辩称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友顺公司请求利息39096.2元，实质应为利息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友顺公司该请求未超过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予以支持。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盛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友顺公司代理费用676473元及利息损失39096.2元。案件受理费11819元，由盛隆公司负担。
盛隆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上诉称：1、友顺公司未履行《委托代理协议》约定之义务，原审判决盛隆公司支付代理费及利息于法无据。盛隆公司与淮矿煤运分公司2012年12月即签订《煤炭买卖合同》，而案涉《委托代理协议》于2013年1月签订；盛隆公司以淮矿煤运分公司提供的正常市场价格购入，双方约定由淮矿煤运分公司办理托运，并由盛隆公司与淮矿煤运分公司直接结算，不需要第三方代理；且2013年7月1日、2013年9月1日，双方根据市场价格变动又分别签订了《补充协议》，对原买卖合同约定的价格进行调整。故在《煤炭买卖合同》履行中，友顺公司未参与协调合同的签订，盛隆公司也未因此享受友顺公司承诺的低于市场的价格，致盛隆公司签订协议的目的未能实现。2、友顺公司原审中提交的煤炭运输清单、增值税发票、调价联系函、企业名称变更通知书、买卖合同、双方对磅单、对账单、结算汇总表、发票记录、银行承兑汇票等证据不能证明其已履行了《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义务。3、原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属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友顺公司应提供其有代理权、并已履行代理义务的证据，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法院庭审中要求盛隆公司在四日内提供证据证明，属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和适用法律。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盛隆公司的诉讼请求。
友顺公司庭审中答辩称：1、友顺公司已完全充分履行了《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义务。盛隆公司上诉主张友顺公司未履行代理协议中关于盛隆公司“享受低于市场的价格”约定，与其原审中主张的该约定损害国家利益无效相矛盾。经友顺公司多次协调，盛隆公司才与淮矿煤运分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且在合同的履行中，友顺公司也做了许多具体工作。2、友顺公司提供的煤炭运输清单、增值税发票、调价函、增值税发票等证据均系盛隆公司与淮矿煤运分公司之间的交易凭证，友顺公司持有上述材料也说明其进行了代理行为，上述证据能够证明友顺公司已履行了《委托代理协议》。且友顺公司与盛隆公司从2009年开始连续五年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盛隆公司称友顺公司未进行代理，也与双方连续多年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的事实不符。因委托代理合同系连续签订，2012年12月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是对应2012年的《委托代理协议》，2013年的《委托代理协议》是代理2013年之后的事务，盛隆公司以《煤炭买卖合同》先于《委托代理协议》签订否认友顺公司进行代理不能成立。另外，盛隆公司与淮矿煤运分公司签订补充协议调整煤炭价格，属正常的市场行为，不能据此认定违反关于享受低于市场价格的约定，且盛隆公司对煤炭价格的调整也是认可的，其事后以该理由抗辩不能成立。3、友顺公司留有增值税发票的复印件，盛隆公司可以查询到发票原件，原审法院根据举证责任要求盛隆公司提供证据，不存在举证责任分配错误问题。盛隆公司上诉中未否认代理协议的效力，双方对于代理权没有争议，故盛隆公司主张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不能成立。友顺公司对《委托代理协议》已经履行提供相应的证据后，举证责任相应转移到盛隆公司，盛隆公司应承担举证责任。
二审中，友顺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账簿。证明：双方形成委托代理关系后，友顺公司所做的代理工作，包括发货前察看煤种和车皮号码、传递煤炭发货的信息，发货后从淮矿煤运分公司领取发票等。
证据二、用户结算表、发票复印件。证明：友顺公司所作的代理工作，即代为转交相关发票。用户汇总表和发票相对应，原件全部交给盛隆公司。
证据三、收款通知。证明：友顺公司人员陪同盛隆公司向淮矿煤运分公司交付煤款，交款后原件交盛隆公司，友顺公司留存复印件。收款通知签字人邓中伟是盛隆公司业务员，其中2013年7月5日的收款通知由张永红签字，友顺公司履行了代理义务。
盛隆公司质证认为：证据一形式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系当事人的书面陈述，不是证据，达不到友顺公司的证明目的。证据二、证据三系复印件，对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且均系盛隆公司与淮矿煤运分公司之间正常履行买卖合同的证据，达不到友顺公司的证明目的。其中，证据二证明了盛隆公司与淮矿煤运分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与友顺公司无关；证据三证明了盛隆公司支付货款、淮矿分公司确认收到款项，并经盛隆公司业务人员签收的事实，也与友顺公司无关。
本院经审查认为：证据一系友顺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永红单方制作，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院不予确认。证据二、证据三，盛隆公司虽对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但也认为上述证据证明了其与淮矿煤运分公司正常履行了煤炭买卖合同，且用户结算单、发票与友顺公司原审提交的发票记录相互印证，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
当事人所举其他证据与原审相同，盛隆公司二审对友顺公司原审提交的增值税发票复印件进行核对并予以确认，其他证据质证意见同于原审，本院认证意见与原审一致。
二审另查明：盛隆公司于2013年8月支付代理费15万元，并确认代理费（支付）截止到2013年6月。
2009年至2013年期间，友顺公司与盛隆公司签订五份《委托代理协议》，代理期间从2009年1月1日连续不间断至2013年12月31日，除协议的有效期不一致外，五份协议约定内容相同。上述五份协议的第一条均约定：盛隆公司委托友顺公司代理在淮矿公司的煤炭购销业务，协调购销合同的签订，并将盛隆公司需求计划列入年度重点用户系列，享受低于市场的价格。
友顺公司提交的发票记录复印于淮矿煤运分公司，主要载明：张永红领取票据的票据日期、编号、价款、吨数。
除二审查明的事实外，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及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原审判决盛隆公司向友顺公司支付代理费用及利息是否正确？
本案中，盛隆公司对于其与友顺公司自2009年起至2013年连续签订五份《委托代理协议》不持异议，故对盛隆公司与友顺公司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合同关系的事实予以确认。盛隆公司主张友顺公司未履行上述协议约定的义务，结合友顺公司提交的证据，分析如下：首先，盛隆公司住所地在山东省滕州市，为方便煤炭采购，其在淮矿公司所在地寻求第三方代办煤炭发运、结算以及协调相关采购事宜，符合《委托代理协议》的签订目的。其次，友顺公司提交的发票记录反映其法定代表人张永红从淮矿煤运分公司领取票据情况，该发票记录记载的内容与友顺公司提交的用户汇总表及淮矿公司铁路运输处向盛隆公司开具的发票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友顺公司在案涉煤炭买卖合同业务中履行了《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有关代办事宜。再次，双方从2009年1月1日起先后签订五份代理协议，且每份协议约定的代理期间相互衔接。盛隆公司与淮矿煤运分公司签订2012年《煤炭买卖合同》的时间虽早于2013年《委托代理协议》签订时间，但该买卖合同亦在友顺公司的委托代理期间内签订，盛隆公司以此主张友顺公司未参与协调煤炭买卖合同的签订不能成立。最后，盛隆公司与友顺公司连续五年签订内容大体相同的《委托代理协议》，盛隆公司认可已支付代理费至2013年6月，并未提出友顺公司未履行代理义务。盛隆公司在不能证明友顺公司后期履行行为与前期不一致的情况下，否认友顺公司履行代理协议缺乏事实依据，也与其支付代理费的行为相矛盾，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基于此，盛隆公司主张友顺公司未履行代理协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另外，盛隆公司主张友顺公司未履行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将盛隆公司需求计划列入重点用户系列，享受低于市场价格之约定，致其合同目的没有实现。因该项内容自2009年起即在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中作出约定，盛隆公司在前期履行中并未就此提出异议；从委托代理协议的约定看，该项内容也仅为友顺公司的协调义务，故盛隆公司以此主张其签订合同的目的没有实现依据不足。
至于盛隆公司主张原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错误问题。二审庭审中，盛隆公司明确其上诉状中关于四日内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的陈述没有依据，原审法院系针对增值税发票复印件要求其予以核实或提供证据。因增值税发票持有方为盛隆公司，在相对方提供该发票复印件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要求盛隆公司提供核实情况或相应证据并无不当，盛隆公司以此主张原审法审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819元，由盛隆化工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旭红
代理审判员 陈小艳
代理审判员 夏 敏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苏 萍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