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6民终12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国梁，男。
委托代理人付铁军，襄阳市正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平安保险襄阳中支公司），住所地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追日路汉北科技孵化园主楼1、2层。
代表人阮俊华，平安保险襄阳中支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叶祥，湖北真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贵鳌，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峥，女。
上诉人杨国梁、平安保险襄阳中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董贵鳌、杨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15）鄂樊城民二初字第000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4年11月19日15时35分左右，董贵鳌驾驶鄂FAE1**号轿车，沿襄阳市樊城区卧龙大道由南向北行驶，行至卧龙大道“回隆驾校”路段时，驶入路左，与沿卧龙大道由北向南杨国梁驾驶的鄂FHV2**号小型普通客车相撞，造成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董贵鳌未注意安全行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杨国梁无责任。平安保险襄阳支公司对鄂FHV2**号小型普通客车的定损为18865元。2014年11月20日，杨国梁支付拖车费和施救费1000元。2015年4月7日，襄阳市明正法律服务所委托襄阳汇驰司法鉴定所对鄂FHV2**号小型普通客车因交通事故产生的直接损失及事故后该车的贬值损失进行鉴定。2015年4月7日至同年4月16日，襄阳汇驰司法鉴定所对委托事项进行鉴定，2015年4月16日出具鉴定见书，认为鄂FHV2**号小型普通客车以鉴定基准日的市场价值约为58000元，评估鄂FHV2**号小型普通客车的维修价格约37308元、交通事故产生的贬值损失约20000元。杨国梁支付鉴定费1500元。平安保险襄阳中支公司对此项单方委托鉴定意见不服，申请对车辆损失重新鉴定。2015年11月13日，经法院委托，襄阳市襄州区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出具车物损失价值鉴定结论书，评估鄂FHV2**号小型普通客车的维修价格为23971元。
原审另查明，杨峥与董贵鳌为夫妻。肇事车辆鄂FAE1**号轿车登记车主为杨峥，该车在平安保险襄阳中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其中商业三者险保额为20万元、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鄂FHV2**号小型普通客车系杨国梁所有，该车于2013年9月11日登记上牌，为非营运性七座小型普通客车。交通事故发生后，鄂FHV2**号小型普通客车停放于4S店，至2015年11月13日未行修理。杨国梁与其妻子孙玉英承包经营襄阳航空制造有限公司汽车零配件生产加工，公司住所为襄阳市襄州区肖湾车站路。鄂FHV2**号小型普通客车系非营运车辆，该车辆杨国梁主要用于代步及汽车零配件的运送，该车辆因交通事故停运期间，杨国梁租赁他人车辆代步及运货。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财产权受法律保护。在本案交通事故中，董贵鳌驾驶鄂FAE1**号轿车违反交通法规，致杨国梁所有的鄂FHV2**号小型普通客车受损。经交警部门认定，董贵鳌违反交通法规，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杨国梁无责任。该事故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法院予以确认。故董贵鳌应对杨国梁的鄂FHV2**号小型普通客车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鄂FAE1**号肇事车辆，在平安保险襄阳中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该保险公司应先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由平安保险襄阳中支公司根据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由董贵鳌承担赔偿责任。杨国梁的损失中，车辆修理费23971元、拖车费和施救费1000元、鉴定费1500元，合计26471元，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确认。杨国梁的鄂FHV2**号小型普通客车为非营运车辆，车辆损坏后，存在代步和零部件货物运送的不便，确实需要替代性交通工具，对其租用替代性交通工具的费用酌情支持12000元（3000元／月×4月）。杨国梁诉请车辆贬值损失费，因鄂FHV2**号小型普通客车为多用途乘用车，2013年9月11日登记上牌，2015年4月的市场价值约为58000元，其日常主要的功能为代步和零部件货物运送，在维修后，其使用价值即恢复，故车辆贬值损失费法院不予支持；杨国梁诉请的诉讼代理费用，因该费用支出的目的是为其本人提供法律帮助、方便参与诉讼活动，不属本案交通事故损失范围，法院不予支持；杨国梁诉请其他超出部分，法院不予支持。杨国梁的上述损失，由平安保险襄阳中支公司在交强险财产损失限额内赔偿2000元。不足部分36471元，由平安保险襄阳中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因董贵鳌应承担的责任已由平安保险襄阳中支公司全部承担，故董贵鳌不再承担赔偿责任。平安保险襄阳中支公司辩称，不承担本案鉴定费，因提交的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对此约定不明确，故法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赔偿原告杨国梁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38471元；二、驳回原告杨国梁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依法收取432元，由原告杨国梁负担172元，被告董贵鳌负担260元。
上诉人杨国梁不服原审法院作出的上述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1.上诉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无车辆使用，只好租车用于代步和运送汽车零配件，原审中上诉人主张赔偿租车损失20000元，原审法院仅酌情支持12000元明显偏少。2.本次事故产生贬值损失20000元，原审判决对此未支持不合法。综上，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支持租车费用20000元及因交通事故产生的车辆贬值损失20000元。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上诉人平安保险襄阳中支公司亦不服原审法院作出的上述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原审判决上诉人承担12000元租车费用无依据。替代性交通工具属于间接损失，不属于保险公司的赔付范围，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已有明确约定，同时保险条款已采取加黑、加粗等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履行了保险人的提示义务。二、原审判决确定12000元租车费用证据不足，且超出合理范围。1.被上诉人仅提交了两份租车协议及出租人的收条，无证人证言予以佐证车辆是否确已出租。2.本案事故发生在2014年11月19日，上诉人2014年12月18日即完成查勘定损，杨国梁因自己的原因拖延不修，导致损失扩大，对该扩大部分的损失上诉人不应承担。3.杨国梁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必须采用租车方式解决其出行、送货问题，原审判决按照每月3000元支持明显过高。三、原审判决上诉人承担1500元鉴定费无依据。鉴定费属于间接损失，不属于保险公司的赔付范围，且上诉人已在合理时间内完成车辆的查勘定损，被上诉人没有必要再委托物价部门进行鉴定。此外，上诉人在原审申请重新鉴定后，新鉴定意见已经推翻原鉴定意见，法院采纳了重新定损的结论，故该鉴定费上诉人不应承担。综上，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改判上诉人不承担26471元，或本案发还重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董贵鳌、杨峥针对上诉人杨国梁、平安保险襄阳中支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答辩称：租车费用不应当赔偿。本案事故发生后本人一直积极配合维修，杨国梁不修导致后期产生租车费用，其个人原因造成的扩大损失，我不应当赔偿。鉴定费应当属于保险公司的赔偿范围。对投保单签字予以认可，但保险公司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并未对合同中的免责条款进行解释说明。
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针对上诉人杨国梁与上诉人平安保险襄阳中支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本院评析如下：
关于租车费用是否应当支持及租车金额是否适当，上诉人杨国梁主张租车费用应当按照20000元计算，上诉人平安保险襄阳中支公司主张租车费用属于间接损失不应当支持。本院认为，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非经营性车辆无法继续使用，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属于因交通事故造成的财产损失，受害人有赔偿请求权。《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十条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使受害人停业、停驶、停电、停水、停气、停产、通讯或者网络中断、数据丢失、电压变化等造成的损失以及受害人财产因市场价格变动造成的贬值、修理后因价值降低造成的损失等其他各种间接损失，交强险不负责赔偿和垫付。平安保险襄阳中支公司与杨峥签订的机动车辆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五条亦采用黑体字约定上述间接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同时，平安保险襄阳中支公司在投保单上以黑体字标注“贵公司已向本人详细介绍了条款的内容，特别就黑体字部分的条款内容和手写或打印版的特别约定内容做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完全理解，并同意投保”，投保人杨峥在该栏签字确认。据此，上诉人平安保险襄阳中支公司对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已向投保人尽到提示义务，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平安保险襄阳中支公司对杨国梁因本案事故产生的替代性交通工具费用不应赔偿，而应当由侵权人董贵鳌赔偿。关于赔偿金额，上诉人杨国梁一审主张其受损车辆为非营运性七座小型普通客车，主要用于代步及汽车零配件的运送，并提供了数份合作业务单位的证明、营业执照、租车合同，证实其在事故发生前每月驾驶鄂FHV2**车辆数次运送货物，事故发生后租车使用7个月，月租金5000元。本院认为，杨国梁的车辆在2014年11月19日发生交通事故后至2015年11月13日未行修理，平安保险襄阳中支公司在2015年4月16日对车辆进行了定损。对因杨国梁自身的原因造成车辆延迟修理而产生的扩大的损失不应支持。杨国梁提供的租车合同因出租人未出庭作证，且未提供租车费用支付凭证，原审法院参照必要性、合理性原则酌定按照每月3000元租车费用支持4个月租车时间符合本案实际。上诉人杨国梁主张按照20000元计算租车费用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平安保险襄阳中支公司主张租车费用不应赔偿符合保险合同的约定，原审判决上诉人承担12000元租车费用不当，该费用应由侵权人董贵鳌承担。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贬值损失，上诉人杨国梁主张其车辆因交通事故产生贬值损失20000元依法应当支持。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㈠维修被损坏车辆所支出的费用、车辆所载物品的损失、车辆施救费用；㈡因车辆灭失或者无法修复，为购买交通事故发生时与被损坏车辆价值相当的车辆重置费用；㈢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㈣非经营性车辆因无法继续使用，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因此，车辆贬值损失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赔偿项目，上诉人杨国梁主张赔偿车辆贬值损失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鉴定费，上诉人平安保险襄阳中支公司主张该损失属于间接损失，且上诉人平安保险襄阳中支公司已在合理时间内完成车辆查勘定损，同时，原审法院未采纳该鉴定意见，故该鉴定费不应支持。本院认为，杨国梁2015年4月7日申请襄阳汇驰司法鉴定所对其车辆直接损失及贬值损失进行鉴定，支出鉴定费1500元。关于车辆的直接损失（维修价格），因上诉人平安保险襄阳中支公司对襄阳汇驰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不服申请重新鉴定，原审法院采信重新鉴定意见认定了车辆的维修价格。又因贬值损失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赔偿项目，故杨国梁对车辆直接损失及贬值损失进行鉴定而支出的鉴定费依法不应支持。原审判决该费用由上诉人平安保险襄阳中支公司承担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二审予以纠正。杨国梁对车辆直接损失及贬值损失进行鉴定而支出的鉴定费1500依法不予支持。杨国梁因本案事故产生的替代性交通工具费用12000元由董贵鳌承担。原审判决杨国梁其他损失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杨国梁因本案事故造成的损失为：车辆修理费23971、拖车费和施救费1000元、替代性交通工具费12000元，共计36971元。依照《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15）鄂樊城民二初字第00076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上诉人杨国梁财产损失2000元；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上诉人杨国梁各项损失22971元；
三、被上诉人董贵鳌赔偿上诉人杨国梁替代性交通工具费12000元；
四、驳回上诉人杨国梁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述给付金钱义务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逾期未履行，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432元，由原审原告杨国梁负担172元，原审被告董贵鳌负担26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00元，由上诉人杨国梁、平安保险襄阳中支公司各负担3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会光
审判员 柳 莉
审判员 王定强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四日
书记员 余 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