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163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融太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
法定代表人：李晓斌，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魏飞舟，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光太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
法定代表人：肖昌银，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ＸＸ，广东圣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深圳市融太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太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光太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太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4）深福法民二初字第82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1月12日，光太公司与融太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双方的合作商品为传感器组件，融达公司向光太公司订购5000套产品，单价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686元，合计343万元，融达公司向光太公司下订单，光太公司将按照订单数量安排生产，融达公司必须保证每批订货数量不少于1000套，光太公司需在订单正式受理后的30日内为融达公司准备好货品，并按融达公司的要求将货品发往指定地点；融达公司应在订单生效后的3日内，向光太公司预付订单总金额的30%作为订金，光太公司备齐订单货品后通知融达公司，融达公司需将总货款的60%付到光太公司指定账户，光太公司收到该款项后发货，逾期一天将收取应付货款的5‰滞纳金，融达公司应在收到货物10个工作日内进行验收，在融达公司确认验收合格5个工作日内付清总货款的10%的余款给光太公司，逾期一天将收取应付货款的5‰，光太公司向融达公司提供17%的增值税票。
上述协议签订后，光太公司向融太公司供货多次。光太公司在庭审中称诉请的供货单为以下五张：
1、签订日期：2013年5月3日，产品名称CM254A5、CM255A5传感器，数量5000，金额3275000元，交货日期：2013年5月10日前开始交货，5月25日交齐；
2、签订日期：2013年6月17日，产品名称CM254A5、CM255A5传感器，数量5000，金额3275000元，交货日期：2013年6月15日前开始交货，6月30日交齐；
3、签订日期：2013年7月18日，产品名称CM254A5、CM255A5传感器，数量10000，金额6550000元，交货日期：2013年7月18日起开始交货，8月23日前交5000套，另5000套9月30日前交齐；
4、签订日期：2013年9月2日，产品名称CM257A5传感器，数量3000，金额1965000元，交货日期：于10月10日前分批交1500套，另1500套在11月10日前分批交齐；
5、签订日期：2013年9月16日，产品名称CM254A5、CM255A5传感器，数量5000，金额3275000元，交货日期：2013年10月31日前交齐。
上述订货单中均载明：若无故延期交货，则须按总货款3%每天赔偿本公司损失。
据光太公司提供的快递单显示，光太公司向案外人梓昆科技（杭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梓X杭州公司）供货，融太公司虽认可双方协议将货物直接发送至梓X杭州公司，但由于快递单中并无落款时间，故对该快递单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
2013年9月3日，光太公司向融太公司及案外人梓X杭州公司出具《供货承诺书》，对出货计划作出承诺，称：CM254A5／CM255A5，5000套出货时间为9月30日，CM257A5，3000支，出货时间为10月10日（备料3周，1500套），CM254／255A5，5000套，出货时间为10月31日（采用新感光芯片），CM257A5，3000支，出货时间为11月15日（1500套），恳请贵方收到本承诺书后，支付之前的货款200万元，当出货计划表第1、2项完成后，恳请再次支付货款300万元，付款时间以交货时间为基础，CM257A5订单完成一批恳请贵方能支付一批货款，我方完成上述所有订单后，恳请贵方支付所有付款。我方如果迟延一天交货，作为违约并慎重承诺，贵方所欠我方所有货款全部给贵方作为违约金赔付。
2013年9月10日，案外人梓X杭州公司向融太公司发出《关于CM254、CM255传感器质量问题的函告》，称：贵司提供的CM254、CM255传感器出现图像采集不稳定、亮度一致性差等问题，请融太公司及时解决并提出相应方案。
2014年10月25日，案外人梓昆科技（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梓昆中国公司）向融太公司发出《公函》，称融太公司提供的图像传感器存在严重的质量缺陷，且无法修补，造成机器大量积压。
2013年12月30日，光太公司向梓昆中国公司及融太公司发出《公函》称，2013年我司在执行CIS供销订单时，未能按协议要求及时供货，为弥补我司给贵司造成的损失，我司同意从剩余未付货款中扣除400万元作为赔偿。
据光太公司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显示，自2012年5月至2014年5月，光太公司共向融太公司开具33245750元的增值税发票。
据融太公司提供的银行付款凭证显示，自2012年5月18日至2014年6月27日，融太公司共向光太公司汇款26707000元。
据光太公司提供的录音光盘原始文件，该录音光盘的形成时间为2014年10月13日。光太公司主张光太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光太公司委托代理人（录音当时系以光太公司法定代表人妻弟的身份）于2014年10月前往融太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晓斌的办公室，就融太公司尚欠光太公司的货款进行对账，李晓斌称：“我欠他多少钱，他给我开了多少发票，打比方，他给我开了一千万的发票，对不对？然后，他再对他的帐，我融太公司账上给他打了多少钱，打比方，打了五百万，那我就欠他五百万。”当光太公司代理人问大概多少钱时，李晓斌称，六百九十多万，将近七百万吧，并最终确认具体数额为696万。
融太公司于庭后提交质证意见，对上述录音光盘不予认可，称光太公司代理人举证称该份录音文件反映的谈话内容发生于2014年10月20日，而光太公司向法庭出示的录音源文件反映的时间是2014年10月13日，存在矛盾，同时，融太公司在与光太公司发生业务过程中与光太公司单位法定代表人几乎无直接联系，但融太公司确认2014年10月间，光太公司法定代表人曾与自我介绍为其妻弟的某人来过融太公司办公室一次。融太公司还主张该录音文件有多处诱导式发问，从录音语境来看，融太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晓斌即使确认融太公司欠光太公司货款690万元，也并非其真实意思，而是在对方诱导式谈话下敷衍对答，确定光太公司、融太公司之间的款项最终须凭双方对账确认。融太公司对上述录音光盘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但未申请鉴定。对于融太公司的上述质证意见，光太公司称光太公司出示的录音设备原物显示的录音时间为2014年10月13日，该设备显示的时间为录音文件形成时间，光太公司提交的复制件录音光盘上文件的形成时间为2014年10月20日，该时间为录音设备从录音设备拷贝到电脑的时间，而将录音文件从手机设备拷贝到电脑设备上，其文件形成时间将自动变更为文件拷贝时间，所以会存在原件和复制件的形成时间存在一定差异的情况。
光太公司主张的五张订单总额为1834万元，光太公司在庭审中称货款总额为1434万元，即已经扣除了融太公司主张的400万元，双方的交易截止时间为2013年底，光太公司的最后送货时间为2014年1月1日前，故主张统一从2014年1月1日开始计算利息。
融太公司在庭审中称光太公司逾期交付货物，即便融太公司尚欠光太公司部分货款，也应当作为违约金予以赔付。
以上事实有《协议书》、《订货单》、快递单、《供货承诺书》、《关于CM254、CM255传感器质量问题的函告》、《公函》、增值税专用发票、付款凭证、录音光盘及庭审笔录为证。
光太公司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为：1、融太公司立即支付货款6960000元及利息500000元（从2014年1月1日起算，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2、融太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用。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光太公司、融太公司之间的《协议书》、《订货单》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据光太公司提供的录音光盘显示，融太公司法定代表人称尚欠光太公司696万元货款，并确认融太公司尚欠光太公司的货款数额即为光太公司开具的发票总额与融太公司付款总额之间的差额，融太公司对该录音光盘的形成时间提出异议，光太公司就此作出原件和复制件因拷贝而存在时间差的解释符合常理，同时，融太公司虽对上述录音光盘不予认可，但未申请鉴定，且融太公司亦确认2014年10月间，光太公司法定代表人曾与自我介绍为其妻弟的某人来过融太公司办公室一次，故本院对该录音光盘予以采信；另据双方提供的证据显示，光太公司自2012年5月至2014年5月共向融太公司开具3324575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而融太公司自2012年5月至2014年6月共向光太公司支付款项26707000元，两者差额6538750元，上述录音光盘与增值税发票及付款凭证之间能形成完整证据链，其真实性该院予以采信，但考虑到谈话并非严格的对账，所欠货款的金额应以前述票款差额即6538750元为准。
关于利息部分，融太公司主张因光太公司未按协议供货，光太公司于2013年12月30日出具公函并自愿以400万元作为违约金赔偿给融太公司，光太公司主张最后交货时间为2014年1月1日前，故自2014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上述计算方式未违反法律规定的上限，亦未损害融太公司权益，故对光太公司的利息主张原审法院予以照准。另外，关于融太公司以违约金冲抵货款的主张，光太公司主张已从货款中予以扣减，即便光太公司未予以扣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买受人主张出卖人应支付违约金、赔偿损失的应当提起反诉，融太公司未就此提起反诉，故对融太公司的抗辩该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融太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光太公司支付货款6538750元及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4年1月1日计算至融太公司实际清偿之日止）。融太公司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予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4020元（已由光太公司预交），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32010元，由融太公司负担。
上诉人融太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光太公司全部诉请；2．判令由光太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如下：
一、融太公司在履行与光太公司买卖合同的过程中，不存在任何违约的事实和行为。在本案中，由于融太公司与光太公司间买卖合同较为特殊的履行方式，即由光太公司将相应的货物直接发至融太公司的下游客户梓X杭州公司，经梓X杭州公司对相关货物确认后，再由融太公司与光太公司进行结算，势必要求光太公司在向融太公司主张货款的要求时，必须提供其向梓X杭州公司供货的相关凭证或梓X杭州公司确认已收到的具体货物数量，融太公司才存在付款的义务。光太公司负有举证义务，但至今没有提供前述的任何依据，导致融太公司无法确认其实际所供应货物的数量，亦无法向梓X杭州公司主张结算款项。融太公司在履行与光太公司间买卖合同的过程中，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相反，光太公司在前述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多次未按合同及订单的要求按时供货，违约的事实十分明确。
二、原审判决以融太公司未对光太公司所提供的录音光盘申请鉴定为由，认定该录音证据，并以此作为主要证据，判令融太公司应支付光太公司货款本金653余万元，明显不符合事实，也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关于光太公司所提供的录音证据，在原审庭审过程中，融太公司对其作为证据的三性即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等均明确提出质疑，并在书面的质证意见中明确说明，该录音证据中的所谓光太公司法定代表人与融太公司从未有过直接联系，更遑论到过融太公司办公室，而且录音源文件所反映的时间与光太公司陈述明显不一致，这些异议均无需经鉴定即可查明，但原审法院却无视融太公司提出的前述质疑，反而认定融太公司确认光太公司法定代表人到过其办公室，并据此认定该录音的真实性，明显不当。即便其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的话，从录音的内容中也没有任何确认融太公司尚欠光太公司690余万元（原审判决认定653余万元）的意思表示。从录音语境及上下文来看，融太公司法定代表人明显系在对方诱导式谈话下敷衍对答，并非其真实意思，并且明确表示：“咱们都是公对公，都有迹可循”，说明确定融太公司与光太公司之间的款项最终须凭双方对账确认。因此，光太公司未向法庭提供其发货凭证的情况下，原审判决藉此录音来确定融太公司尚欠其相应的货款本金，明显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同时，鉴于该份录音光盘无论在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上均存在明显的瑕疵，且该瑕疵无需经由专业机构即可判断，故原审判决以融太公司未提出鉴定申请为由，肯定光太公司所提供录音光盘的合法性和真实性，否定融太公司的质证意见及抗辩，是完全错误的。
三、原审判决以票款差额认定融太公司尚欠光太公司贷款本金6538750元，明显违反相关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明确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而在本案中，作为出卖人的光太公司自始至终未提供除增值税票以外的其他证据以证明其已向融太公司或融太公司指定的梓X杭州公司履行了交付义务，且融太公司在答辩意见中亦明确不予认可，但原审判决却仍以票款差额来认定融太公司尚欠光太公司货款本金6538750元，明显违反前述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四、原审判决援引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以融太公司未提出反诉为由，对融太公司提出的违约金冲抵货款的主张不予支持，系对相关司法解释的曲解，亦明显违反相关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明确规定：出卖人履行交付义务后诉请买受人支付价款，买受人以出卖人违约在先为由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情况分别处理：（一）买受人拒绝支付违约金、拒绝赔偿损失或者主张出卖人应当采取减少价款等补救措施的，属于提出抗辩；（二）买受人主张出卖人应支付违约金、赔偿损失或者要求解除合同的，应当提起反诉。在本案中，融太公司明确主张光太公司违约在先，且融太公司违约的事实有融太公司自行出具的书面函件明确证实，因此依据光太公司作出的承诺主张减少价款，即予以冲抵。依据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明显属于抗辩，并不属于“应当提起反诉”的事由，但原审判决却故意曲解前述司法解释，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五、原审判决对于本案案件受理费用的分担，也明显不当。在本案中，光太公司起诉的标的本息合计746万余元，一审案件受理费用64020元亦是据此标的额计算得出，而一审判决融太公司虽未支持光太公司全部的诉讼请求，却最终判令融太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明显不当。根据一审判决的结果，即便原审判决无误，融太公司也仅需对原审判决的6538750元部分承担相应的案件受理费用（约57571元，依法减半后约为28786元）即可。
被上诉人光太公司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其口头答辩称：关于货款结算问题，本案合同主体及结算主体均是融太公司和光太公司，光太公司提供了大量快递单据证明送货事实，虽然因快递单内容所限，没有明确标明产品数量，但是整个交易过程中，融太公司对于光太公司交货数量并未提出任何异议。同时，在融太公司和光太公司的录音谈话过程中，融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确认货款金额以及货款计算方法，因此，货款的结算实际是非常清楚的，双方均依托所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作为结算依据。
关于录音光盘证据的认定，一审法院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融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谈话过程中，对于交易过程、货款计算方法以及尚欠货款金额的描述是非常清楚的，对此融太公司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反驳，融太公司主张光太公司的谈话人员不是光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这与本案没有关联。录音证据的证明效力在于是否是融太公司法定代表人作出的谈话以及作出的表述，与光太公司人员的情况并无多大关联。一审法院根据增值税票款金额认定货款本金正确。光太公司提供了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发货相关单据，同时也提供了相应的增值税发票，结合光太公司与融太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谈话录音，可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双方的买卖事实以及买卖货款的结算，应当按照双方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减去已付货款数来计算。一审法院根据系列证据全面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合同的事实，并据此认定货款数额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经二审审理查明：对于原判认定的事实，上诉人融太公司对其中关于录音光盘的表述提出异议，融太公司主张原判认定“融太公司确认2014年10月间，光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与自我介绍为其妻弟的某人来过融太公司办公室一次”不符合事实，根据融太公司一审时针对录音的质证意见，融太公司只确认肖昌林来过融太公司的办公室，融太公司没有和光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肖昌银直接联系。被上诉人光太公司补充称，光太公司一审提交的订货单总共有14张，原审判决所列的属于没有结清货款部分的五张供货单。原判认定的其余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
另查，一审中融太公司对光太公司提交的录音光盘《质证意见》有如下内容：“融太公司在与光太公司发生业务过程中与光太公司法定代表人肖昌银几乎无直接联系，肖昌银也未到过融太公司办公室，平时融太公司均与经办人肖昌林发生联系。2014年10月间，肖昌林曾与自我介绍为其妻弟的某人来过融太公司办公室一次。除此之外，无光太公司的任何人包括录音稿中提及的法定代表人肖昌银或光太公司代理人来过融太公司办公室，因此，该录音明显不真实……”。
二审中，经本院开具调查令由光太公司向深圳市国家税务局信息中心查询，就涉案光太公司向融太公司开具的33245750元的增值税发票，融太公司均已抵扣税款。
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二审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融太公司是否拖欠光太公司的货款以及欠款余额如何确定。本院经分析如下：
首先，双方当事人2012年1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融太公司向光太公司订购的涉案货物由光太公司向融太公司指定的地点发货，融太公司认可涉案货物由光太公司直接发送至梓X杭州公司，光太公司亦提交了向梓X杭州公司发货的快递单以证明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供货义务。融太公司上诉主张光太公司向其主张货款必须提供向梓X杭州公司供货的相关凭证或梓X杭州公司确认已收到的具体货物数量，才产生付款义务，因《协议书》并未对此进行特别约定，且融太公司在2012年5月18日至2014年6月27日期间一直陆续向光太公司支付款项，故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事实存在，融太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其次，本案中，光太公司提交了谈话对象为融太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晓斌的录音光盘，虽然融太公司对于录音的形式及内容均不予认可，但并未申请鉴定来否认录音证据系伪造或录音中的谈话对象不是其法定代表人李晓斌，应承担对己不利的法律后果。录音内容中，融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晓斌在被光太公司人员问及欠款金额时有陈述“六百九十多万吧，将近七百万吧”，并最终确认是六百九十六万没错；不仅如此，在光太公司言明该金额就是开票的数字减去付款的数字时，李晓斌亦予以确认。故原判对录音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以录音内容为参考认定本案欠款事实并无不妥。
再次，融太公司累计向光太公司支付货款金额为26707000元，光太公司累计向融太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金额为33245750元，增值税发票均载明了货物的单价、数量及金额，融太公司亦已抵扣，但就接受抵扣的增值税发票的金额超出其付款金额的差额不能作出合理解释。
最后，融太公司基于光太公司向其出具的《供货承诺书》，主张光太公司违约在先，故即使融太公司有欠货款亦应冲抵违约金。对此，本院认为，光太公司在2013年12月30日出具给融太公司及梓X杭州公司的《公函》中关于赔偿融太公司损失的表述属于单方承诺，至本案诉讼前双方当事人并未就此达成合意，光太公司在本案诉讼中亦明确表示所承诺之违约金已经从应付货款中予以扣减，结合融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确认所欠光太公司货款余额时并未提及还应再扣除违约金等情形，就光太公司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及是否应当向融太公司支付违约金或赔偿损失的问题，融太公司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
综上，《协议书》、录音资料、光太公司向梓X杭州公司发货的快递单、光太公司向融太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等证据已经形成证据链，结合融太公司付款及抵扣增值税发票等情形，足以证明融太公司欠款事实的存在。原审法院参考录音内容的同时，最终确定欠款金额为增值税发票金额与付款凭证的差额，处理并无不妥。上诉人融太公司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均不能成立。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关于一审案件受理费用的承担问题，应依据光太公司诉讼请求获得支持的比例确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2010元，由深圳融太科技有限公司负担30202元，由深圳市光太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80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1071.25元，由融太公司深圳融太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深圳融太科技有限公司已预交64020元，本院收取61071.25元，多收取的2948.75元，本院予以退回）。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翁 艳 玲
审判员 尤 武 雄
审判员 琚 虹
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九日
书记员 黄纯（兼）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