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冀民终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龙口市兴隆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龙口市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邹芳钦，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郑广朋，山东鲁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蔡玉梅，河北海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秦皇岛冠洋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
法定代表人：李立生，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崔益民，天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第三人：秦皇岛市佳森经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
法定代表人：刘桂香，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訾明明，河北德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龙口市兴隆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秦皇岛冠洋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洋公司）及秦皇岛市佳森经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秦民重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苗文全任审判长、审判员赵国栋、李欣参加评议的合议庭，由李凯朋任书记员、王晓蕊担任法庭记录，于2016年1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兴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郑少明、蔡玉梅，被上诉人冠洋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崔益民及原审第三人秦皇岛市佳森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森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訾明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0年10月10日，冠洋公司与兴隆公司签订《煤炭购销合同》约定：“第二条，本合同有效期自2010年10月20日前到货；第四条，煤炭数量：3928吨；第六条，交货地点：秦皇岛港场地交货；交货方式：到港一票；第七条，数量确认：煤炭数量以港口过衡为准；第八条，煤炭单价：660元／吨，购煤款合计：人民币贰佰伍拾玖万贰仟肆佰捌拾元整（2592480元）；第十条，付款方式：装船后按秦皇岛港计量数结算，收到增值税发票后付款；第十一条，本合同经甲乙双方代表签字有效（传真件亦有效）。”合同签订后，冠洋公司于2010年10月15日通过秦皇岛港锦容18号船将3928吨普拉原煤运往龙口港，接收人为兴隆公司。2010年12月20日、12月22日，冠洋公司为兴隆公司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5张，数额共计2592480元。后冠洋公司向兴隆公司催要货款，但兴隆公司至今未给付。另查明，佳森公司于2010年9月19日、2010年9月22日、2010年12月24日分别向冠洋公司汇款人民币800000元、800000元、2063550元，三笔合计3663550元。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没有争议的事实是，2010年10月14日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港口内贸货物航次作业委托单显示，作业委托人为冠洋公司，货物接收人为兴隆公司。2010年10月15日锦容18号船自秦皇岛港将3928吨普拉原煤运往龙口港，总价款人民币2592480元，兴隆公司已收到该船煤炭。双方争议焦点为该船煤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谁。冠洋公司称冠洋公司是该笔煤炭的出卖人，兴隆公司已经实际收到该船煤炭，应向冠洋公司支付购煤款。兴隆公司称其是向第三人佳森公司购买的煤炭，第三人佳森公司也称其与冠洋公司达成买卖协议后由其出卖给兴隆公司，且购煤款已经给付完毕，是其指定冠洋公司将煤炭交付给兴隆公司的。
首先关于该笔煤炭买卖合同相对方的问题。
1、关于佳森公司称其与冠洋公司买卖该笔煤炭并已付款的主张是否有证据支持问题。因为双方没有书面合同，佳森公司称有口头合同，冠洋公司不认可，所以只能从实际履行方面看佳森公司是否已支付货款。佳森公司提供了三笔汇款凭证，其中，2010年9月19日和22日共160万元称是预付款，2010年12月24日2063550元，三笔合计3663550元。佳森公司称由于其与冠洋公司一直有业务往来，所以上述煤款超额支付部分，暂计双方往来账上。从这三笔款项的时间和数额看，无法确定此三笔款就是佳森公司付给冠洋公司关于该笔煤炭的货款。前两笔在冠洋公司未交货前支付，可以是预付款，但第三笔付款时，煤炭的吨数和价格均已确定，总煤款数额也已确定，佳森公司却汇出2063550元，不是正好付清煤款，而是多付了1071070元。这种做法有违常理。如果佳森公司与冠洋公司没有其他业务往来，冠洋公司无其他证据支持，那么还可以认为这是给付的该笔煤款，恰恰佳森公司自认其“与冠洋公司一直有业务往来”；冠洋公司对这三笔款项做出了解释并提供了冠洋公司与第三人佳森公司签订的另一份买卖合同，证明这三笔款项是其与佳森公司履行另一份合同的款项。综上，佳森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佳森公司已经支付冠洋公司该笔煤炭的购煤款。进而无法认定佳森公司与冠洋公司有该笔煤炭买卖的事实。
2、关于兴隆公司和佳森公司均主张是兴隆公司自佳森公司购买的该笔煤炭且货款已经付清的问题。兴隆公司与佳森公司没有书面合同，双方承认有口头合同，认定兴隆公司与佳森公司是否是本案所涉煤炭的买卖相对方也只能从实际履行方面进行认定。前面已经论述无法认定第三人佳森公司已经给付冠洋公司该笔煤款。兴隆公司称给付佳森公司该笔购煤款的方式是用其对佳森公司的债权抵顶该笔货款。兴隆公司与佳森公司的对账单只能证明截止到2010年9月27日佳森公司欠兴隆公司3001612.20元；兴隆公司与第三人佳森之间业务往来的明细账系兴隆公司的单方账目，且是单页账目，相关情况记载在该页明细账最后，没有总账与之印证，佳森公司没有提供相应的账目，故不能充分证明兴隆公司用其对佳森公司的债权抵顶煤款的事实；港口作业委托单上留的联系电话是否是佳森公司工作人员，陈世训在佳森公司工作、陈世训妻子与冠洋公司法人有亲属关系等与该笔货物的实际买卖方不能产生直接的对应关系。综上，兴隆公司与佳森公司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双方存在该笔煤炭买卖并结清货款的事实。
3、关于冠洋公司主张其与兴隆公司是该笔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兴隆公司应支付货款的问题。冠洋公司提供了2010年10月10日双方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该合同可以证实双方存在买卖关系。港口作业委托单上可以认定作业委托人是冠洋公司，也就是说煤炭的原始所有人是冠洋公司。具体办事人员是什么公司的人员对煤炭所有人是谁没有必然的影响。兴隆公司承认已收到该笔煤炭，冠洋公司为兴隆公司出具了25张数额与该笔煤炭价款相符的增值税发票。实际上，兴隆公司对自己的主张没有提供切实可信的证据，只是对冠洋公司所提供的证据提出了质疑。第三人佳森公司不能证明其已经给付的款项就是该笔煤炭的货款，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单凭兴隆公司与佳森公司的陈述无法认定兴隆公司与佳森公司是该笔煤炭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在现有证据基础上，应当认定冠洋公司与兴隆公司是该笔煤炭买卖合同的相对人。
综上，冠洋公司主张其与兴隆公司存在煤炭买卖的法律关系，其所提供的证据能够形成比较完整的证据链条，可以认定双方存在煤炭买卖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故本案所涉煤炭买卖的合同相对方为冠洋公司与兴隆公司。兴隆公司主张其与佳森公司存在煤炭买卖的法律关系，但其所提供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存在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佳森公司主张其与冠洋公司、兴隆公司均存在煤炭买卖的法律关系，但其所提供的证据亦不能证明该基本事实的存在。本案所涉合同签订方为冠洋公司与兴隆公司，实际供货方是冠洋公司，收货方是兴隆公司，增值税发票相对方也是冠洋公司与兴隆公司，在合同关系实际履行中并没有佳森公司参与的充分证据。兴隆公司和佳森公司称本案涉及两个煤炭买卖合同关系，针对冠洋公司主张的这批煤炭货物，是兴隆公司从佳森公司处购买，兴隆公司已经向佳森公司结清货款，佳森公司已经向冠洋公司结清货款的说法，没有证据证明，不予采信。
其次，关于诉讼时效问题。兴隆公司认为冠洋公司在原一审起诉状中称应在平仓后付款，此属于冠洋公司自认，自平仓日2010年10月14日起算，冠洋公司2012年11月26日起诉已超诉讼时效。首先冠洋公司在本次重审中已对兴隆公司应当付款的起算时间作了变更，其次，冠洋公司与兴隆公司所签《煤炭购销合同》中约定，收到增值税发票后付款，冠洋公司最后开具增值税发票的时间是2010年12月22日，冠洋公司起诉日为2012年11月26日，故冠洋公司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再次，关于兴隆公司提交的鉴定申请问题。兴隆公司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提出对冠洋公司提供的《煤炭购销合同》中双方印章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即两枚印章是在2010年10月10日时加盖，还是在2012年11月加盖）。关于鉴定问题，首先，由于不能归责于原、被告的原因鉴定无法进行。其次，无论加盖印章的时间是2010年10月10日还是2012年11月均不影响双方签订了《煤炭购销合同》的事实。故本院依法终止鉴定。
综上，冠洋公司与兴隆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供货及付款义务。在冠洋公司完成供货后，兴隆公司应及时支付货款，如延期付款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故冠洋公司主张兴隆公司向冠洋公司支付货款并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逾期罚息利率计算逾期付款损失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因双方合同约定收到增值税发票后付款，冠洋公司最后开具增值税发票的时间是2010年12月22日，故兴隆公司应当自2010年12月23日起支付逾期付款损失（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逾期罚息利率计算），本院酌定逾期付款罚息利率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40%计算。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1、龙口市兴隆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秦皇岛冠洋物资贸易有限公司货款2592480元及利息（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40%计算，自2010年12月23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内实际给付之日止）；2、驳回秦皇岛冠洋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6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40600元，由龙口市兴隆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兴隆公司主要上诉称：一、兴隆公司在本案一审中申请对《煤炭购销合同》进行鉴定，冠洋公司拒绝提供该合同原件导致鉴定不能，应由其承担鉴定结果对其不利的后果，而原审法院却认定为不能归责于双方的原因而无法鉴定，驳回了兴隆公司的鉴定申请，导致认定事实错误。
冠洋公司与兴隆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审法院依据《煤炭购销合同》和增值税发票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系认定事实错误。冠洋公司提供的《煤炭购销合同》是补办的假合同，即使不鉴定也应认定该合同的虚假性，理由如下：1、佳森公司出具的证明及一审当庭陈述，证明双方未在2010年10月10日签订《煤炭购销合同》；2、冠洋公司认可该合同系通过传真办理，而根据兴隆公司提交的合同显示，传真时间为2012年11月19日；3、冠洋公司提交的《煤炭购销合同》复印件载明货物数量为3928吨，而该重量是在2010年10月14日装船过磅时才确认的，故购销合同不可能是在2010年10月10日订立；4、《港口作业委托单》上的电话为第三人佳森工作人员陈世训的电话，表明实际是佳森公司向兴隆公司发货。由此，该合同是虚假的，冠洋公司与兴隆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另，在煤炭交易市场，连环购销合同的多方当事人为了减少中间环节而由原所有权人将发票开给最后的买受人是市场交易习惯，冠洋公司提交的增值税发票不能否定第三人佳森公司、冠洋公司、兴隆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三、佳森公司向冠洋公司支付本案诉争的货款3663550元，证明了佳森公司与冠洋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兴隆公司与佳森公司的对账单显示佳森公司对兴隆公司负有债务，故以本案诉争煤炭予以抵顶。因此，本案中冠洋公司与佳森公司、佳森公司与兴隆公司存在两个买卖合同关系，且两个合同关系均已分别履行完毕，原判未予认定亦属认定事实错误。
四、冠洋公司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其在诉状中明确冠洋公司应付款时间为“在所购煤炭平仓后即应支付货款”，而本案货物平仓日为2010年10月14日，故其在2012年11月起诉已过诉讼时效。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兴隆公司不承担付款责任。
冠洋公司主要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冠洋公司与兴隆公司签有书面的煤炭购销合同，冠洋公司给兴隆公司开具了增值税发票，无论从书面合同还是实际履行情况，煤炭购销关系都是冠洋公司与兴隆公司之间，与佳森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在原一审中提交的佳森公司与兴隆公司之间的汇款记录，也明确载明兴隆公司从冠洋公司处购买价值2592480元的煤炭。且兴隆公司在原来的一、二审中主张受佳森公司的委托代为销售冠洋公司的煤炭，与本次诉讼中主张的兴隆公司与佳森公司之间存在煤炭买卖关系相矛盾。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纯属无理之诉，对兴隆公司的上诉请求应予驳回。
佳森公司主要述称：一、佳森公司从冠洋公司购买案涉煤炭后支付了货款，又将煤炭交付给兴隆公司，抵顶佳森公司之前所欠兴隆公司的款项，冠洋公司与兴隆公司不是买卖合同相对方。一审法院以佳森公司给冠洋公司货款的数额超出了应付款项数额为由，而认定佳森公司没有从冠洋公司处购买本案所涉煤炭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冠洋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2010年12月20日冠洋公司与佳森公司的《煤炭购销合同》无负责人签字，也无合同备案，佳森公司也没有收到合同项下的货物，因此，尽管加盖了佳森公司的合同专用章，但印章由陈世训保管，不排除合同捏造形成的可能，该合同不具备真实性。三、关于冠洋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2010年12月24日冠洋公司向韩莹莹汇款2063550元的工行汇款单据，汇款用途为货款，冠洋公司不能据此证明其在同日收到的佳森公司2063550元汇款不是本案中的货款。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冠洋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院在审理过程中，冠洋公司为证明其为案涉煤炭所有权人提供了以下两份证据：1、2010年10月4日的《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内贸煤炭变更申请表》，主要内容为：大同市矿业公司口泉发煤站将其在该公司第三港务分公司存放的3720吨普拉块原煤变更为冠洋公司，该申请表上加盖有原作业委托人大同市矿业公司口泉发煤站、新作业委托人冠洋公司及港口经营人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的印章。兴隆公司与佳森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该证据的证明力持有异议。2、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港务分公司于2010年10月19日开具的付款单位为冠洋公司、船名航次为锦容18／32的港口作业包干费、货物港务费、停泊费及系解缆费发票及该公司于2010年10月15日开具的重量为3928吨的过泵单。兴隆公司与佳森公司亦对上述发票及过泵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与确认涉案煤炭的所有权没有必然联系。
兴隆公司在本院二审中对其上诉主张未提供新证据。原审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概括兴隆公司的上诉理由为以下四个方面：1、冠洋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本案所涉煤炭所有权归属于冠洋公司还是佳森公司；3、佳森公司与兴隆公司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4、对冠洋公司与兴隆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形成时间是否应予鉴定。
首先，关于诉讼时效问题。冠洋公司确实在起诉状中主张兴隆公司应当在平仓后即付款，但根据双方所签买卖合同的约定，冠洋公司的付款时间约定为开具增值税发票后付款。在原审中，冠洋公司变更了该方面的诉讼请求。由于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依据是冠洋公司与兴隆公司之间的合同，而不是冠洋公司的错误陈述，故应当从冠洋公司开出增值税发票之日计算诉讼时效，至冠洋公司起诉时，未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兴隆公司上诉主张冠洋公司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其次，关于在兴隆公司取得本案所涉煤炭之前所有权问题。佳森公司与兴隆公司主张煤炭所有权归属于佳森公司的主要证据是双方形成口头买卖合同、兴隆公司出具的加盖有佳森公司公章的对账单以及佳森公司向冠洋公司支付的三笔共计3663550元的煤款，但上述证据均不足以对抗冠洋公司所提供的书面买卖合同及增值税票和港口作业委托单的证据效力。理由是：虽然佳森公司和兴隆公司承认有口头买卖合同，但该二单位均是利害关系人，且大笔异地煤炭交易无书面合同亦不符合煤炭交易习惯，故兴隆公司主张口头合同存在的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同样，对账单也是在两个有利害关系的公司之间形成的，不能以此确认煤炭所有权，且对账单的存在与冠洋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相矛盾，此时，增值税发票的证据效力要明显大于对账单的证据效力；对于佳森公司向冠洋公司所支付的三笔款项，无论从付款时间上或者是付款数额上，佳森公司均不能作出该款是支付涉案煤款的合理解释。综上，佳森公司仅以曾支付过冠洋公司款项不能证明其与冠洋公司就案涉煤炭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取得了案涉煤炭所有权。原判依据冠洋公司与兴隆公司存在的书面买卖合同及增值税发票认定案涉煤炭所有权人为冠洋公司并无不当。
第三，关于佳森公司与兴隆公司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兴隆公司与佳森公司主张双方就本案煤炭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主要证据为对账单，认为对账单载明佳森公司对兴隆公司负有债务，故佳森公司为抵顶债务而向兴隆公司交付涉案煤炭。本院认为，这只是佳森公司与兴隆公司对对账单的口头解释，没有提供其他能够证明双方存在对合同价款、数量等买卖合同必备条款约定的相关证据，兴隆公司仅依据佳森公司提供的对账单不能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相反，冠洋公司与兴隆公司不仅签订有买卖合同，且由冠洋公司向兴隆公司开具了全部煤款的增值税发票，支付了港口作业包干费、货物港务费等相关费用，根据证据优势原则，原判认定冠洋公司与兴隆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不当，兴隆公司上诉主张其与冠洋公司无合同关系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应支持。
第四，关于兴隆公司认为冠洋公司提交的《煤炭购销合同》系后补签的合同而申请鉴定问题。本院认为，该合同盖有冠洋公司与兴隆公司的公章，兴隆公司对该合同上加盖的公章的真实性无异议，即使该合同是后补签的，也代表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视为兴隆公司与冠洋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追认，合同形成于合同履行前或合同履行完毕后均不影响兴隆公司与冠洋公司存在有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合同应当对兴隆公司具有约束力。因此，原判对兴隆公司的鉴定申请未予准许并无不妥。
综上，兴隆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原判兴隆公司向冠洋公司支付货款及利息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5600元由龙口市兴隆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苗文全
审判员 赵国栋
审判员 李 欣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二日
书记员 李凯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