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穗中法审监民抗再字第16号
抗诉机关：广东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曹元林，身份证地址为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张新红，身份证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
申诉人曹元林因与被申诉人张新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于2013年8月1日作出的（2013）穗中法民二终字第965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2014年12月22日，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做出粤检民抗字（2014）183号民事抗诉书，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于2015年2月9日作出（2015）粤高法审监民抗字第27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0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指派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助理检察员林茹、书记员余娜出庭，曹元林到庭参加诉讼，张新红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新红起诉到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称：张新红、曹元林是大学同学，也是多年的朋友。2010年3月，曹元林电话告知张新红，有一个收益不错、前景很好的项目，要求张新红到广州和曹元林一起做。张新红于2010年3月29日到广州。双方见面后曹元林只简要地介绍了该项目，但因各方面情况均未核实，故张新红没有决定做。曹元林于是提出向张新红借款人民币50万元，一年后给张新红本金的20%作为利息。考虑到多年的同学、朋友关系，张新红于2010年4月1日将50万元直接汇入曹元林指定帐户。到帐后，曹元林出具收据给张新红，并承诺一年后归还本息。但还款期限届满后，经张新红多次追讨，曹元林至今仍未归还本息，故请求法院判令：1、曹元林归还张新红借款本金500000元。2、曹元林支付张新红2010年4月1日至2011年4月1日期间的利息100000元。3、曹元林支付张新红2011年4月2日至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5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0%计算）。4、本案诉讼费用由曹元林承担。
曹元林辩称：1、张新红诉称的借款实际上是张新红向广州利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某公司）支付的投资款。2、案涉款项汇给了利某公司，并非曹元林。3、相关事实经过：张新红、曹元林和钟某乙是大学同学。2010年1月，钟某乙在利某公司股东古某甲的游说下，加入该公司工作，并出资50万元购买了该公司代理的225万元额度的竞价排名广告（即两年后回报225万元，如该广告未能售出，古某甲按7折即157.5万元回收）。2010年3月4日，经钟某乙介绍，曹元林经不住高额回报的诱惑，也出资了50万元，并到该公司上班。后曹元林向张新红介绍此广告项目，张新红到广州考察后，也经不住高回报诱惑，出资50万元购买了同样额度的广告，并到利某公司上班。张新红的投资款以转账方式直接汇至利某公司帐户，但因当时张新红是曹元林介绍过来的，张新红汇款后不放心，要求曹元林给他出具收据。曹元林碍于同学情面，就按张新红要求写了收据（投资回报10万元是曹元林根据公司投资年回报数的十分之一估算得出），但曹元林并未收过张新红的款项。这样，张新红、曹元林和钟某乙都成为公司员工，均住在曹元林家中，同住同上班。2010年5月，曹元林感觉利某公司的这种经营可能是个骗局，就跟张新红和钟某乙商量，要求退出，但二人都不愿意退出。2010年5月22日，钟某乙跟曹元林签订了一份收购合同，钟用70万元收购曹元林享有的利某公司225万元竞价排名广告额度。古某甲于同日向张新红、曹元林和钟某乙出具了工资欠条，分别欠三人8000元、41666元和15000元。曹元林退出该公司后，张新红和钟某乙继续在利某公司上班。2010年6月1日，古某甲、钟某乙和张新红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古某甲持有利某公司100%股权。该公司持有1000万元竞价排名广告投放额度，钟某乙和张新红持有675万元（即钟某乙的225万元，加上其收购曹元林的225万元，再加上张新红的225万元）。双方约定，张新红和钟某乙将其持有的广告额度向利某公司注资后，钟某乙持有利某公司20%的股权，张新红持有利某公司10%的股权，古某甲持有70%的股权。2011年10月，张新红退出该公司。之后，张新红和钟某乙均有向古某甲追讨50万元投资款。听张新红说，张新红曾通过诉讼方式向古某甲追讨款项，并要求曹元林帮忙查古某甲的财产状况。以上事实清楚证明，张新红不仅出资50万元购买过利某公司的广告额度，而且之后还因为这种投资关系成为了利某公司的股东。试问，如果该50万元是张新红借给曹元林的，那为什么该50万元不汇给曹元林本人，而汇给利某公司？张新红又是凭借什么持有利某公司225万元的广告额度？凭什么成为利某公司的股东？4、张新红、曹元林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张新红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张新红、曹元林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虽然曹元林向张新红出具过收据，但事实上并没有收到过张新红的款项，张新红提供的网上汇款清单也可以证实该50万元不是汇给曹元林的。收据上也明确写明款项为投资款，投资回报为壹拾万元。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张新红全部诉讼请求。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张新红、曹元林是大学同学关系。
2010年4月1日，曹元林向张新红出具《收据》一份，载明：“今收到张新红网上汇款人民币伍拾万元整，特承诺2011年4月1日前，归还陆拾万元整。即：壹年左右归还本金伍拾万元整即投资回报壹拾万元整。特此立据！收款人：曹元林2010年4月1日身份证号：420111197112074237”。张新红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显示，张新红于同日向案外人转账50万元。张新红称收款人帐户系由曹元林提供。曹元林确认张新红汇款给案外人的事实，但认为该款项为张新红向利某公司的出资，而不是借给曹元林的款项，收款帐户亦由古某甲提供。该笔款项与曹元林无关，曹元林之所以向张新红出具收据，是因为碍于同学情面，受张新红逼迫所致。曹元林为此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1、张新红与古某甲、钟某乙于2010年6月1日签署的《合作协议》，显示香港利某集团有限公司共持有1000万的竞价排名广告投放额度，古某甲为该公司的唯一股东，持有该公司100%的股权。张新红与钟某乙愿意以其持有的675万的竞价排名广告投放额度向该公司注资，成为该公司的股东。注资后，张新红持有该公司10%的股权。
2、证人钟某乙以及鲍某乙证人证言，证明张新红曾在利某公司上班，并出资50万元购买利某公司产品，该笔款项汇入了古某甲提供的帐户。
3、古某甲出具给张新红、曹元林以及钟某乙、日期为2010年5月22日的《欠条》，证明古某甲分别拖欠张新红、曹元林以及钟某乙工资为8000元、41666元以及15000元，三人均在利某公司上班。
4、张新红、曹元林之间的短信往来，证明张新红在短信中承认曾想通过诉讼方式向古某甲追回本案款项，并请曹元林予以协助。
5、日期为2010年3月4日的收款收据、日期为2010年5月22日的合同以及存款凭条，证明曹元林出资50万元购买了利某公司225万元的广告额度，后由钟某乙以70万元收购，曹元林退出了该公司。
张新红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确认签署过该合作协议，但为案涉借款发生之后的事情，与本案无关。证据2，真实性有异议，钟某乙与曹元林是同学关系，有利害关系。证据3，曹元林自己的投资与本案无关。证据4，真实性不予确认，且超过了举证期限。证据5，与本案无关。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款项是否是张新红提供给曹元林的借款。二、曹元林是否有义务向张新红偿还本案款项。
关于款项性质问题。张新红对曹元林提供的《合作协议》真实性无异议，该协议反映张新红以其持有的利某公司竞价排名广告投放额度向该公司注资后，拥有该公司10%的股份。但张新红未能就其拥有该公司竞价排名广告投放额度的对价进行合理说明。而曹元林提供的证人证言、《欠条》以及张新红、曹元林之间的短信往来，可以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张新红向利某公司投资50万元的事实，张新红对此未能提供充足的反驳证据，故张新红主张案涉款项为其提供给曹元林的借款，依据不足。
关于曹元林是否有义务偿还本案款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曹元林对张新红提供的《收据》并无异议，在该《收据》中，曹元林明确承诺于2011年4月1日前归还张新红60万元。曹元林虽抗辩称其是碍于同学情面，在张新红逼迫下才作出上述意思表示，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一审法院对曹元林的抗辩不予支持。曹元林作为一个成年人，理应理解作出上述承诺的法律意义，曹元林应按约支付张新红60万元。由于曹元林未能按期归还上述款项，现张新红要求曹元林支付利息，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因张新红、曹元林并未约定借款期内利息以及逾期还款利息，故逾期利息可从2011年4月2日计算至一审法院确定的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曹元林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张新红500000元。二、曹元林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张新红投资收益100000元。三、曹元林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张新红上述款项的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500000元为计算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1年4月2日计算至法院确定的还款之日止）。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136元（张新红已预付），由曹元林负担。
曹元林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超越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作出，程序错误。张新红是基于民间借贷纠纷起诉，而一审法院也认为张新红主张的民间借贷不能成立，依法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主动将案由变更为合同纠纷，违反了不告不理原则。二、曹元林出具《收据》当时是利某公司的营销总监，是为公司出具《收据》，也是代公司承诺还款，且张新红也是汇款到利某公司，《收据》表明是利某公司收到款项，而非曹元林。因此，本案不应由曹元林来承担还款责任。三、曹元林没有收到张新红的款项，却要被迫归还60万元，而张新红投入50万元获得了利某公司10%的股权，如果判决曹元林归还，可获得双倍回报，违反了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张新红的诉讼请求。
张新红表示服从一审判决。
本院经审理，核实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无误。
本院二审认为：张新红起诉要求曹元林归还50万元本金和10万元投资回报及相应利息，一审法院最终在其诉讼请求的范围内作出判决，并无超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围。对于当事人（原告）主张的法律关系，人民法院应当在审查后据实认定，最终以其主张的给付义务是否应当履行为据，作出判决。曹元林上诉认为一审法院认定法律关系与当事人主张不一致，就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收据》内容，曹元林出具收据承认收到款项，也承诺在限定期限内归还，从文义上理解，所对应的收款主体与承诺主体均是曹元林本人，曹元林是智力正常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受过高等教育，其应当明确知道出具《收据》的法律意义。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曹元林为履行义务主体，符合《收据》本义，也反映了当事人当时的真实意思，故本院予以维持。至于在归还款项后，曹元林可另循途径向实际收款人追偿。因此，本案不存在张新红可双倍获益的问题。综上所述，曹元林上诉理由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对其上诉请求，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136元，由上诉人曹元林负担。
判后，曹元林仍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诉。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曹元林并无实际收取张新红的款项，终审判决曹元林归还《收据》款项，缺乏事实依据。
张新红诉讼主张于2010年4月1日的50万元汇款，是履行其与古某甲、钟某乙签订的《合作协议》的投资款，该款项并非汇给了曹元林。古某甲、钟某乙、张新红于2010年6月1日签订《合作协议》，约定：鉴于古某甲为香港利某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依香港法律注册成立并合法存续的共持有1000万的竞价排名广告投放额度的公司；古某甲为利某公司的唯一股东，持有利某公司100%股权，利某公司欲增加公司注册资本，乙方（钟某乙、张新红）愿意向利某公司注资，本合作协议签署后，甲方（古某乙）持有利某公司70%的股权，乙方持有利某公司30%的股权（钟某乙持有利某公司20%的股权，张新红持有利某公司10%的股权）……。在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过程中，曹元林向检察机关提交古某甲、钟某乙于2013年1月21日签订的一份《合作协议》，其中说明：“钟某乙、曹元林、张新红三人于2010年3-4月先后按甲方（古某甲）要求共汇款150万元到甲方指定账户（古妈妈马某和古侄女古某丙的账户），甲方当时承诺如下：两年共给三人675万的收入，且最迟在2012年3月1日前先归还150万元，否则甲方须另付2010年3月1日开始计算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由此可见，张新红2010年4月1日汇出的50万元款项是张新红履行《合作协议》的投资款，曹元林并未实际收取该款项。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第七条：“注意防范、制裁虚假诉讼。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过程中，要依法全面、客观地审核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对形式有瑕疵的'欠条'或者'收条'，要结合其他证据认定是否存在借贷关系；……”。结合本案，虽曹元林向张新红出具了《收据》，但曹元林提供的证据和证人证言等证明该款项为张新红向利某公司投资50万元的事实，张新红对此未能提交充足的反驳证据，因此，案涉款项性质应为投资款，并非借款。曹元林仅作为张新红出资入股利某公司的介绍人，其向张新红出具《收据》，是作为张新红投资利某公司可获得收益的保证，张新红是基于对曹元林的信任，才向利某投入50万元资金，曹元林仅对介绍张新红出资不当承担过错责任，而不应承担归还投资款及收益的责任。终审判决仅依据曹元林出具的《收据》，未查明收据内容的真实性及性质，判决曹元林承担还款责任，是错误的。
曹元林答辩同意检察机关提出的抗诉意见，并补充：1、本案的法律关系应为民间借贷。2、应重新审定本案案由。3、请求法院重新审定本案款项性质。4、请求法院重新审定本案收据效力。5、请求重新审定本案双倍收益的问题。6、涉案50万元借款我方没有收到，古某甲收到后出具了合作协议。
张新红无答辩。
本院再审查明：一、二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再审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一、二审判决均确认涉案50万元款项为投资款而非借款，亦未以借贷关系判决曹元林承担还款责任，这与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一致。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曹元林是否应为涉案款项承担还款责任。
再审认为，曹元林在出具给张新红的《收据》中，明确承诺于2011年4月1日前归还张新红60万元。该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即具有法律约束力，除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张新红同意，曹元林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曹元林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受过高等教育，应当明确知道出具该《收据》的法律意义。在曹元林未能提出充分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证明其可以免于履行上述义务的情况下，一、二审判决认定曹元林为履行义务主体，并判令其承担涉案款项（包括利息）的还款责任，并无不当，再审予以维持。抗诉机关及曹元林以曹元林未实际收取该款项为由，主张曹元林无需承担还款责任，依据不足，再审不予采纳。
另外，一、二审法院经过审理，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职权确定案件纠纷所涉法律关系及案由，曹元林以此为由要求撤销一、二审判决，缺乏依据，再审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3）穗中法民二终字第965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尚清
审判员 林 娟
审判员 汤 琼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日
书记员 周夏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