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鲁15民终332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岳瑞，男，1990年3月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东营市东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卜祥亭，山东诚正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省聊城百大连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聊城市东昌西路2号。
法定代表人：李贵杰，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彬，山东尚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丽媛，山东尚耕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岳瑞因与被上诉人山东省聊城百大连锁有限公司（简称聊城百大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7）鲁1502民初4266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岳瑞上诉请求：依法撤销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7)鲁1502民初4266号民事裁定书，发回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裁定书认定被上诉人代开发票但不参与实体经营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条“本办法所称发票，是指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开具、收取的收付款凭证。”第二十条“所有单位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个人在购买商品、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支付款项，应当向收款方取得发票。取得发票时，不得要求变更品名和金额。”代开发票被明确禁止。聊城百大公司向其开具购物发票，在这种即时买卖中，能够证明双方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双方作为诉讼主体是适格的。2017年6月12日，岳瑞在聊城百大公司处购买金骏眉茶60盒，共支付货款48000元，并在购物当日开具了发票，发票的名称就是被上诉人的名称，并注明“发票专用章”，而不是“代开发票专用章”，即岳瑞与聊城百大公司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聊城百大公司具有当然的诉讼主体资格。本案中，经营者张秋莲虽然具有东昌府区朱氏茶叶金鼎购物中心店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但是岳瑞在聊城百大公司处消费，购买商品，聊城百大公司为我开具购物发票，这一行为足以证明我是在聊城百大公司处消费，双方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裁定书第2页认为被上诉人“为其代开发票但不参与实体经营”的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因为我是向聊城百大公司交纳货款，聊城百大公司也收取了我的货款，并且开具了冠以自己名称的发票，这足以证明聊城百大公司参与了实体经营，并非“代开”发票，属于《食品安全法》规定的“食品经营者”，因此，聊城百大公司作为本案被告主体适格。二、裁定书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裁定书依照《民法通则》第二十九条驳回我的起诉，没有道理。我们认为，如果按照裁定书的逻辑，那么张秋莲应该为上诉人出具东昌府区朱氏茶叶金鼎购物中心店的发票，而不是被上诉人的发票，被上诉人也不能收取上诉人的货款，从这一点来看，裁定书的认定明显违背本案事实，从而导致适用法律错误。《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集中交易市场的开办者、柜台出租者、展销会的举办者允许未依法取得许可的食品经营者进入市场销售食品，或者未履行检查、报告等义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令停业，直至由原发证部门吊销许可证；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与食品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被上诉人作为集中交易市场的开办者，对未依法取得许可的食品经营者或者未履行检验义务的经营者进入市场销售食品，损害了我的合法权益，应当与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故我起诉聊城百大公司承担责任，聊城百大公司主体适格。综上，裁定书认定聊城百大公司代开发票不参与实体经营，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发回重审或者改判支持我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聊城百大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答辩人不是适格被告。聊城百大公司只是卖场的管理者和出租柜台的提供者，岳瑞单凭一张发票主张聊城百大公司为买卖合同主体，过于片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已明确规定，一方以发票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还要结合交易习惯、交易方式等其他证据判断买卖合同是否成立。本案涉案茶叶是上诉人在聊城市东昌府区朱氏茶叶金鼎购物中心店处选购后，由该店直接交付上诉人的，朱氏茶叶店办有营业执照，对该事实上诉人也是明知的，且朱氏茶叶店的进货渠道、茶叶的品质、交易价格均由其自主决定，答辩人不参与经营，故岳瑞的交易相对方应为朱氏茶叶店。聊城百大公司只是作为朱氏茶叶店经营摊位的出租者及卖场的管理者，在岳瑞与朱氏茶叶达成交易后，负责统一收款开具发票，并非上诉人的交易对象，原告以聊城百大公司作为本案被告，主体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岳瑞主张没有依据。1、关于驳回起诉。聊城百大公司既非岳瑞的交易对象，亦未参与交易过程，理由已在前文阐述，上诉人起诉聊城百大公司，主体错误，理应驳回。2、关于审查义务。聊城百大公司一审中就已举证证明岳瑞的交易相对方具有经营资质。至于岳瑞所称“朱氏茶叶店没有食品经营许可证”，聊城百大公司一审中也做了说明。朱氏茶叶店持有的食品流通许可证，发证日期为2015年6月12日，而《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2015年10月1日施行，且该办法第五十四条规定:食品经营者在本办法施行前已经取得的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继续有效。故朱氏茶叶具有食品经营资质，上诉人主张答辩人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依据。综上，一审裁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岳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退还原告货款4.8万元，并支付原告赔偿金48万元，合计52.8万元；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所述茶叶是在被告金鼎购物中心地下一层聊城市东昌府区朱氏茶叶金鼎购物中心店购得，该中心店于2015年5月15日登记注册，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张秋莲，组成形式为个人经营。上述经营场所系张秋莲自被告处租得。
一审法院认为：张秋莲系东昌府区朱氏茶叶金鼎购物中心店的经营者，山东省聊城百大连锁有限公司为其代开发票但不参与实体经营，故原告以该公司作为本案被告，主体有误，其起诉应予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岳瑞的起诉。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上诉人岳瑞陈述：一、岳瑞与聊城百大公司存在茶叶买卖合同关系。2017年6月12日，岳瑞在聊城百大公司购买金骏眉茶60盒，聊城百大公司将茶叶交付给岳瑞后，岳瑞在聊城百大公司的pose机上刷卡付款，聊城百大公司给岳瑞开具了购物发票，双方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第一百三十六条“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或者交易习惯向买受人交付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的‘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主要应当包括保险单、保修单、普通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产品合格证、质量保证书、质量鉴定书、品质检验证书、产品进出口检疫书、原产地证明书、使用说明书、装箱单等。”本案中，聊城百大公司除了向岳瑞履行了交付茶叶的主合同义务外，还向岳瑞交付了购物发票等有关单证的附随义务，故聊城百大公司符合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的“出卖人”。二、聊城百大公司认为岳瑞与其不存在买卖关系，而是与张秋莲存在买卖关系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岳瑞是在聊城百大店内消费，作为消费者，有理由相信聊城百大公司的品牌，也相信其销售商品的品质，从常理上讲，如果聊城百大公司销售的商品存在问题，岳瑞也完全有理由找聊城百大公司交涉，聊城百大公司更没有理由推脱责任；其次，聊城百大公司并未告知岳瑞购买的不是其所有的商品，也没有告知岳瑞是与张秋莲发生的买卖关系，聊城百大公司开具了自已单位的销售发票，没有注明是代开发票；再次，销售茶叶的营业员的工资也是聊城百大公司发放，聊城百大公司辩称没有参与实体经营纯粹是推脱责任；第四，聊城百大公司辩称其在涉案茶叶销售摊点悬挂了张秋莲的个体户营业执照，我们认为聊城百大公司是否在其销售摊点悬挂营业执照，或者悬挂宣传材料，均属于聊城百大公司的营销手段，不能据此认定消费者是与其摊点悬挂的主体发生买卖关系。综合以上四点，聊城百大公司向岳瑞交付茶叶，收取货款，开具发票，这一系列行为属于“实体经营”行为，岳瑞与聊城百大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聊城百大公司辩称没有发生实体经营，显然缺乏事实依据。聊城百大公司在其销售摊点是否摆放张秋莲的营业执照，不能作为认定发生买卖关系的证据，岳瑞是凭百货大楼的商号和销售发票判断是与谁发生了买卖合同，而不是凭聊城百大公司在销售摊点张贴或者摆放了什么营业执照或者宣传材料来判断买卖合同相对方。三、聊城百大公司简单套用北京某法院判决书的说法缺乏事实依据，聊城百大公司是实体经营行为，其作为本案被告主体适格。从本案与“喻峰与北京西点永定百货市场有限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的认定事实及“本院认为”来分析，两个案件存在明显不同。案例显示“该院经审理认定:虽西点百货为其出具了发票，但西点百货只是在市场内代开发票，并不参与实体的经营，故喻峰以西点百货作为本案被告，主体有误。”也就是说，北京某法院认为西点百货主体不适格的主要理由有两点，一是购物发票注明是“代开”；二是“不参与实体经营”，而本案中，聊城百大公司出具的发票是“发票专用章”，且注明了税号，即聊城百大公司在与岳瑞发生茶叶买卖关系时并未明示是“代开发票”，而是以经营者的名义出现的；涉案售货员的工资是聊城百大公司发放，接受聊城百大公司的服装等统一管理，交付货物、收取货款，本案中，聊城百大公司参与了实体经营，故聊城百大公司与岳瑞发生的金骏眉茶叶买卖合同与北京某法院的案例不能简单类比。另外，北京某法院案例中存在关键证据，即“西点百货提交《委托代征税款证书?，编号为(海国)税征字第xx号，内容为：北京市海淀区国家税务局委托西点百货代征集贸市场内税款，发证日期为2006年1月1日。西点百货提交北京市海淀区国家税务局(甲方)与其(乙方)于2014年1月签署的《委托代征协议书》、《委托代开普通发票协议书》，其中《委托代开普通发票协议书》约定，乙方纳税人识别号:XX，代开发票对象:为乙方开办管理的市场内从事生产经营且未申请领购发票的经营者代开普通发票；代开发票种类:《北京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集贸市场代开)；代开发票项目内容: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4、委托代开发票期限：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我们认为，这一关键证据也是北京该法院认定西点百货“不参与实体经营”的关键证据，但是本案中，聊城百大公司并非代开发票，而是以经营者的名义出现的，两案存在明显不同。北京某法院案例“关于西点百货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西点百货不应承担连带责任，理由如下：第一，……第二，西点百货提交的《委托代征税款证书》、《委托代征协议书》、《委托代开普通发票协议书》足以证明其并不参与实体经营，且其代开发票得到北京市海淀区国家税务局的授权，也不属于民法意义上的民事代理行为，故喻峰以西点百货代开发票为由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依据，这也得到生效裁定确认。”即北京某法院认为西点百货未参与实体经营的主要依据是“《委托代征税款证书》、《委托代征协议书》、《委托代开普通发票协议书》”，而在本案中，聊城百大公司为岳瑞出具的是“发票专用章”，不存在代开发票的情况，故足以认定聊城百大公司参与了实体经营，岳瑞与聊城百大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综上，聊城百大公司辩称不参与实体经营的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岳瑞与聊城百大公司存在金骏眉茶叶买卖合同关系，岳瑞起诉聊城百大公司承担违约责任主体适格。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主持正义，维护岳瑞的合法权益。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聊城百大公司是否为本案的适格被告，一审驳回上诉人岳瑞的起诉是否正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在本案中，虽然上诉人岳瑞提交的购物发票为被上诉人聊城百大公司出具，但其是在聊城市东昌府区朱氏茶叶金鼎购物中心店购得，该中心店的场地是由朱氏茶叶金鼎购物中心店从聊城百大公司处租赁而来，该中心店于2015年5月15日登记注册，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组成形式为个人经营。虽然岳瑞所提交的购物发票指向的交易相对方为聊城百大公司，但实际的交易相对方应认定为聊城市东昌府区朱氏茶叶金鼎购物中心店。因此，岳瑞与聊城百大公司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由于聊城百大公司与聊城市东昌府区朱氏茶叶金鼎购物中心店为不同的法律主体，故岳瑞向聊城百大公司主张权利并无法律依据。因此，对岳瑞所主张的其与聊城百大公司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岳瑞的起诉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岳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石 鑫
审 判 员 孔繁奎
审 判 员 郭召勇
二〇一八年三月六日
法官助理 李昭鹏
书 记 员 郭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