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630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单建忠，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代理人：董秀山，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燕欢，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
委托代理人：曾共华，广东民诚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吴秀芬，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
上诉人单建忠因与被上诉人何燕欢、原审第三人吴秀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4）穗增法民二初字第24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单建忠与何燕欢系朋友关系，单建忠与吴秀芬系夫妻关系。单建忠述称何燕欢与吴秀芬合作的项目需要资金，何燕欢向其借款，鉴于帮助何燕欢也是帮助配偶吴秀芬，故其同意向某燕欢出借30万元。对于起诉主张的借款事实，单建忠提交一份招商银行交易凭证用于证实，该交易凭证载明单建忠于2009年10月27日向某燕欢转账款项30万元，交易凭证的“摘要”中写有“借款”。何燕欢确认收到单建忠转账支付的30万元，但否认该笔款项属于向单建忠的借款，而抗辩主张该笔款项实际系吴秀芬以单建忠的名义向其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并提交一份日期为2009年10月22日，由何燕欢（甲方）、吴秀芬（乙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为证。经查，该《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主要内容为：“根据甲方于2009年7月23日和张某签订的共同在韶关地区合作经营矿产资源开采业务的协议，甲方占经营项目70%的股权，现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将其持有的股份转让20%给乙方，即乙方持有原协议经营项目20%的股权，股权转让价格为50万元；二、乙方在本协议签订后十日内支付转让款至甲方名下银行账户；三、鉴于目前甲方与张某尚未成立专门的法人企业进行项目的运作，股权确认存在不确定因素，所以转让款须用于目前项目经营之用，账户由乙方保管，款项须由甲方同意后方能使用，乙方负责有关账务的建立和管理；四、若日后经营项目由成某的公司来运作，乙方应占公司20%的股权。甲方应同意乙方负责财务方面的工作，或由乙方出任财务总监职务；…。”单建忠对上述《股权转让合作协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协议的相对方为何燕欢与吴秀芬，与本案无关。
经原审法院询问，单建忠认为其法律意识不强，故未与何燕欢签订书面借款合同或立具借条、借据，并否认涉案30万元与《股权转让合作协议》所涉股权转让款有关。单建忠陈述其对何燕欢与吴秀芬签订《股权转让合作协议》的事实知情，但不清楚吴秀芬有无给过股权转让款给何燕欢。
原审另查，本案起诉后，吴秀芬于2015年12月21日以股权转让纠纷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吴秀芬与何燕欢签订的《股权转让合作协议》无效，案号为（2015）穗增法民二初字第2944号，该案现未作出生效判决。原审法院依法调取了该案的起诉状及证据材料，查明：起诉状中吴秀芬陈述其在签订《股权转让合作协议》后共向某燕欢支付股权转让款20万元，并提交三张银行交易凭证予以证明，具体为：第一笔2009年12月28日支付4万元，第二笔2009年12月14日支付8万元，第三笔2010年1月25日支付8万元。何燕欢确认第一、二笔款项系吴秀芬用于支付合作项目的股权转让款，而对第三笔款项记不清楚了。
原审又查，经原审法院多次释明，单建忠表示无论原审法院对涉案30万元款项的性质作任何认定，其均不变更以借款合同关系为由要求何燕欢承担偿还借款的诉讼请求。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招商银行交易凭证、《股权转让合作协议》、受理案件通知书、（2015）穗增法民二初字第2944号案件的相关材料等证据为凭。
单建忠原审诉讼请求为：1、何燕欢偿还单建忠借款本金30万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还清之日止）；2、何燕欢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银行转账30万元的性质。单建忠以银行交易凭证的摘要上载有“借款”为由，主张该款系何燕欢向其的借款。何燕欢则以吴秀芬与其签订有《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为由，抗辩主张该款系吴秀芬以单建忠的名义向其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对于上述争议焦点，原审法院作如下评析：
从举证责任的承担上看，对于转账款项系借款的主张，单建忠应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单建忠仅提交一张招商银行交易凭证予以证明，该凭证摘要栏虽然载有“借款”两字，但该项备注属于单建忠在转账时的单方意思表示，款项属于借款并没有得到何燕欢的确认或事后追认，而根据何燕欢提交的《股权转让合作协议》所载内容及双方陈述的有关事实，涉案款项亦有可能为吴秀芬向某燕欢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即双方证据的证明力存在明显的对抗性，故在双方对关键事实存在实质争议的情况下，按照民事诉讼的举证分配规则，原审法院认为单建忠作为原告应负进一步举证证明涉案款项性质为借款的举证责任。而本案中，单建忠对其主张涉案借款合同关系，没有再向原审法院提交其他任何证据予以佐证。
从涉案款项与《股权转让合作协议》的关联性上看，首先，《股权让合作协议》约定吴秀芬应于2009年10月22日之后十日内向某燕欢支付股权转让款，而单建忠向某燕欢转账涉案款项的时间为2009年10月27日，两者在时间上吻合；其次，《股权转让合作协议》约定吴秀芬应向某燕欢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总额为50万元，吴秀芬提交的书面说明中自述其已向某燕欢全部支付了所有款项，否认涉案30万元与《股权转让合作协议》有关，但同时，在其作为单建忠另案起诉何燕欢的股权转让纠纷中，却又陈述其仅交付了股权转让款20万元，即吴秀芬对于交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所作的陈述显然前后矛盾，且单建忠在本案所提交的30万元银行转账凭证与吴秀芬另案中提交的20万元银行转账凭证并不存在重合，即两者相加的转账数额亦能与《股权转让合作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总额相一致。
从日常生活经验和常理上看，首先，单建忠与何燕欢仅系朋友关系，涉案30万元转账数额巨大，如该笔款项为借款，双方不签订借款合同或也不要求何燕欢立具借据、借条均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一般常理，而相比而言，吴秀芬委托其配偶单建忠向某燕欢依约转账支付涉案股权转让款，更具有合理性；其次，单建忠陈述对吴秀芬是否向某燕欢全部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不清楚，吴秀芬也陈述单建忠与何燕欢之间的借款与其无关，但根据单建忠和吴秀芬的陈述，无论涉案30万元的款项性质如何，两人均清楚该笔款项与《股权转让合作协议》所涉矿产项目的投资有关，而两位为夫妻关系，双方就此款项不进行任何沟通交流，显然也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再者，吴秀芬在《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中负有向某燕欢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合同义务，如吴秀芬所述其至今仅支付20万元股权转让款属实，则何燕欢依据《股权转让合作协议》确定对吴秀芬享有30万元债权权利的前提下，其另行向吴秀芬的配偶单建忠借款30万元并承担借款债务，显然也与一般生活常理相悖。
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的规定，综合考虑本案及（2015）穗增法民二初字第2944号案的相关事实，原审法院认定何燕欢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大于单建忠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原审法院确认涉案转账30万元的款项性质为吴秀芬向某燕欢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单建忠起诉主张涉案款项性质为何燕欢向单建忠的借款，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由于原审法院对涉案款项性质的认定与单建忠起诉主张的款项性质不一致，单建忠有权变更诉讼请求，但经原审法院多次释明，单建忠均表示其坚持以借款合同关系为由向某燕欢主张涉案民事权利，不再变更诉讼请求，故原审法院对单建忠的全部诉讼请求，予以驳回。单建忠可以其他法律关系另案起诉何燕欢主张相关民事权利。吴秀芬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案件的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单建忠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45元，由单建忠负担。
上诉人单建忠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适用程序错误。本案中，何燕欢抗辩称涉案款项为股权转让款，现原审法院查明吴秀芬已就股权转让纠纷向原审法院起诉，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相关规定，应将两案合并审理，或终止本案审理。原审法院直接认定涉案款项为股权转让款，违反程序。另外，原审法院直接认定涉案款项为股权转让款，直接影响到其他合伙人的利益，故原审法院应追加其他合伙人张某、吴坚毅为本案当事人。二、本案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何燕欢抗辩称涉案款项为股权转让款，提供了股权转让协议予以证明，但单建忠并非股权转让协议的当事人，并无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该受让股权行为是吴秀芬对该项目的个人投资，不能以夫妻共同债务论处。在单建忠提供了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款的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应要求何燕欢提供证据证明单建忠转出涉案30万元款项的意思表示为支付股权转让款，或单建忠支付涉案30万元是约定义务或法定义务。三、原审法院遗漏查明涉案股权转让款的数额。何燕欢关于该数额在本案及（2015）穗增法民二初字第2944号案中前后说法不一。综上，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支持单建忠原审诉讼请求，改判何燕欢向单建忠偿还借款本金3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从起诉之日起开始计算，计付至还清借款之日止）；3、由何燕欢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何燕欢辩称，同意原审判决。
原审第三人吴秀芬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陈述，亦无提交书面意见。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单建忠主张何燕欢向其借款30万元，仅提供了银行转账凭证予以证明。虽然在交易凭证的摘要栏备注有“借款”字样，但此为单建忠的单方注记，不足以证明何燕欢存在借款的意思表示。何燕欢抗辩称涉案款项为股权转让款，并提交了其与吴秀芬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予以证明。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单建忠与吴秀芬系夫妻关系，单建忠代吴秀芬向某燕欢支付股权转让款存在现实合理性。相反，单建忠与吴秀芬均清楚涉案30万元款项与《股权转让协议》所涉项目有关，但双方对此款项不作沟通交流，与常理不符。其次，单建忠向某燕欢转账涉案款项的时间符合协议约定。最后，吴秀芬在（2015）穗增法民二初字第2944号案中陈述称其向某燕欢支付股权转让款20万元，与涉案30万元款项之和为50万元，与上述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数额一致。综上，本院认为何燕欢抗辩意见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何燕欢提供证据证明涉案款项并非借款实为股权转让款后，单建忠仍应就涉案款项性质为借款进行举证。单建忠并无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原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单建忠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90元，由上诉人单建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谢欣欣
审判员 汪 婷
审判员 吴 湛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蔡晓倩
邓少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