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4）西行初字第73号原告卢志伟，男，1954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江南区。被告南宁市社会保险事业局，所在地南宁市青秀区葛村路10号。法定代表人刘德宁，局长。委托代理人周严、ＸＸ，广西祥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卢志伟不服被告南宁市社会保险事业局（以下简称市社保局）基本养老金核定一案，于2014年5月2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在原告补正起诉材料后，于2014年6月5日立案受理，于同年6月9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7月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卢志伟、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周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已办理相关延长审理期限手续，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市社保局于2014年3月19日作出《南宁市职工退休审批及基本养老金核定表》，核定原告卢志伟的计算缴费年限起始年月为1973年6月，累计缴费年限40年9个月，月基本养老金为2488.70元，从2014年3月起执行。被告在答辩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作出该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证据有：1、《南宁市职工退休审批及基本养老金核定表》，证明被告对原告退休审批及基本养老金核定情况；2、原始档案材料，证明被告作出退休审批及核定基本养老金的事实依据；3、关于对卢志伟工龄的说明，证明被告作出退休审批及核定基本养老金的事实依据；4、卢志伟养老保险历年缴费情况，证明被告作出退休审批及核定基本养老金的事实依据。依据有：1、南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南宁市行政审批项目清理结果的通知，被告具有退休审批及基本养老保险金核定的法定职能；2、《广西基本养老保险经办业务规程（试行）》、桂政发[1997]101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桂政发[2006]54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劳人培[1985]23号《劳动人事部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桂劳人安字[1985]5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劳动人事厅关于贯彻劳动人事部劳人培[1985]23号文件的（试行）意见》、桂劳人安便字[86]1号《区劳动人事厅关于在贯彻劳人培[85]23号桂劳人安[85]5号文件时所遇问题的复函》，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退休审批及基本养老金核定的法律依据。经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的合法性有异议，认为少计算了原告3年3月的插队时间；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被告证据来源不合法，被告事后收集证据、直接采用不合法，且其中顺德县红星乡政府的《证明》不真实，原告的户口实际是1975年2月3日才回迁南宁，其中的南宁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办公室《证明》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告据此认定原告“返程待业”是认定事实错误；对证据3不予质证，不认可其内容；对证据4无异议；对被告提交的依据的合法性、关联性和适用有异议。原告卢志伟诉称，2009年9月原告下岗后，以灵活就业身份缴纳基本养老金至2014年2月退休，合计缴费年限共44年（含视同缴费年限，即工龄）。2014年1月被告核定原告退休的基本养老金时，减去了原告(1970.2-1974.9)下乡插队期间工龄4年6月，代理原告申报退休的档案托管部门转告原告时，原告即向被告申辩。之后，被告经过内部会审，给原告补回了1年3月的下乡插队工龄，于2014年3月19日作出个人编号0114777《南宁市职工退休审批及基本养老金核定表》，核定原告下乡插队（即计算缴费年限起始年月）为1973年6月，但仍少计算原告3年3个月(1970.2-1973.6)下乡插队期间的工龄（即视同缴费年限）的基本养老金。关于原告下乡插队(1970.2-1974.9)的历史问题，当年各级部门已调查处理终结，并存于原告档案：南宁市机电设备公司《关于卢志伟同志下乡插队期间工龄问题的调查报告》（证据2）、南宁市物资局《关于给卢志伟同志更改工龄的批复》（证据3）、南宁市劳动局《职工养老保险手册》（证据4）、南宁市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卢志伟同志解除劳动关系的决定》(证据5)表明：原告1970年2月插队，1974年9月进入本单位做临时工，1978年12月转为固定工，工作年限39年8个月（即1970.2—2009.9连续工龄）。另外，南宁市公安局南环派出所《户藉资料证明》（证据6）、下乡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红星社区《证明》（证据7）、南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上公示原告的个人养老账户信息（证据8），以上各部门均确认原告连续工龄以参加工作时间1970年2月起算。证据合法有效，并形成证据链，被告至今无规范性文件以“返城待业”否定这些证据。关于当时的历史事实，原告母亲粟美芬是“文革”清理出来的漏网地主，原告全家被赶到农村劳动改造。1969年11月原告与妹等申请回原藉广东省顺德县桂洲公社红星大队插队，1971年5月下乡地大队出具原告父亲不是地主（早已病故）、母亲病残，请南宁接收全家返城，但南宁市政府只接收原告母亲返城。之后，原告利用每年年底的农闲时间从广东农村回南宁要求按插青待遇重新安排插队。但当年原告没“留城证“（证据9），不可能象原告招工后自称和被告认为的“回城待业”，也不能留在城市吃闲饭待业或做临时工七年多(1971.5-1978.12)，当时原告回南宁没几天就被强行遣回农村。至1974年9月南宁街道办发电报通知原告兄妹获准返回南宁（经办人是南宁街道红旗公社知青办黄英主任），街道办安排原告妹妹去插队，安排原告到南宁市物资局（机电科，后为南宁市机电设备公司）做临时工。1978年8月南宁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落实政策，发给原告不再作为动员下乡对象的证明（即证据9留城证），原告才合法的在南宁参加临时或正式工作。之后，原告在南宁市物资局转为固定工。关于原告档案内关于“返城待业”记载的原因，原告参加工作时，尚没有下乡插队做农民可计算工龄的政策，原告填写招工简历时隐瞒了因“黑五类”家庭被下放农村劳动改造5年的经历，1985年被录用为国家干部，原告在填写录用干部审批表的简历时，对下乡情况更是一字不提，只称：1970-1974.9在家待业。其实当时单位政工人事部门就觉得不合常理而调查了原告的历史情况，并在组织内部对原告的简历作了更正，但由于档案的保密性，原告并不知情，以后填写“自传”和“简历”继续与第一次招工的简历保持一致性，也没考虑会影响60岁后的退休。依据劳人培[1985]23号文件第（二）条规定：已安排工作的原下乡插队知识青年，按此通知精神计算工龄之后，对于他们与工龄有关的工资福利待遇的问题，过去的，不再找老帐；今后的，按新计算的工龄对待，与同工龄的职工一视同仁(证据12)。已明确规定审定原告下乡插队计算工龄之后，受法律保护，不再找老帐，按新计算的工龄对待。但二十九年后，被告却违反政策规定再找老帐，以原告错误的“自传”和“简历”，少计算了原告3年3月视同缴费年限的基本养老金。被告滥用核定权，既违反法律规定，又超时效，而且超越职权的否定当年各级部门以及被告上级部门的调查及审核结论，仅以原告特定时期填写的错误“简历”和“自传”（当年已被组织内部更正）核定工龄，既违反重事实、重证据的法律原则，又缺乏规范性文件支持，为此，恳请人民法院依法判决：1、依法撤销个人编号0114777《南宁市职工退休审批及基本养老金核定表》；2、依法确认原告下乡插队期间(1970.2-1974.9)的连续工龄；3、依法重新编制个人编号0114777《南宁市职工退休审批及基本养老金核定表》，重新核定原告每月基本养老金，从原告退休次月补发。原告卢志伟向法庭提供了以下证据：1、《南宁市职工退休审批及基本养老金核定表》，证明被告少计算了原告3年3个月（1970.2-1973.6）下乡插队期间的工龄；2、南宁市机电设备公司《关于卢志伟同志下乡插队期间工龄问题的调查报告》，证明原告所在企业按南宁市物资局党委指示对原告下乡插队情况进行调查，查清原告1969.11-1974.9插队在农村参加生产劳动；3、南宁市物资局《关于给卢志伟同志更改工龄的批复》（南物人字[86]9号），证明管理原告劳动人事关系的南宁市物资局按劳人培[1985]23号文件规定的法定职责，审定原告参加工作时间为1970年2月起计算工龄；4、南宁市劳动局《职工养老保险手册》（编号0114777），证明被告的主管局核定原告参加工作时间为1970年2月；5、南宁市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卢志伟同志解除劳动关系的决定》，证明原告所在企业按主管局审定原告1970年2月插队，1974年9月进入本单位做临时工，1978年12月转为固定工，工作年限39年8月，即1970.2-2009.9连续工龄；6、南宁市公安局南环派出所《户籍资料证明》，证明公安部门证实1969.11-1974.9期间原告回乡务农；7、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红星社区《证明》，证明原告1969.11-1974.9回乡务农；8、南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个人养老账户信息》，证明至原告退休当月网上公示原告的参加工作时间仍确认为1970年2月；9、南宁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办公室《证明》（NO.001198），证明这是当年俗称的“留城证”，有了它才可留城不需下乡插队才可以留在南宁参加工作，之前原告自称留城待业做临时工不是事实；10、南宁市物资局1988年10月1日《工作证》、1981年3月20日《工作证》，证明当年“政企不分”，原告的工作单位虽为独立法人，但原告的劳动人事关系由南宁市物资局管理；11、南宁市物资集团总公司《证明》，证明管理原告劳动人事关系的南宁市物资局系县（处）级国家机关，依据劳人培[1985]23号文件规定，具有审定原告下乡插队工龄的法定职权；12、劳动人事部《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劳人培[1985]23号），证明原告工作单位和主管局具有审定原告插队工龄的法定职权，原告插队工龄经审定后受法律保护，不再找老账；13、广西劳动人事厅《关于在贯彻劳人培[85]23号、桂劳人安[85]5号文件时所遇问题的复函》（桂劳人安便字[86]1号），证明按照相关法规，原告文革期间的回乡务农经历（1969.11-1974.9）已满16岁（1970.2）起计算工龄；14、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决定的规定》（桂政发[1991]73号），证明被告主管局依行政职权核定及签发原告参加工作时间为1970年2月的《职工养老保险手册》；15、广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规范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员基本养老金核定有关问题的通知》（桂人社发[2011]95号），证明被告没有退休审批权，证明被告滥用基本养老金核定权；16、南宁市人力资源服务管理办公室《南宁市申请领取基本养老金申报表》，证明原告档案管理单位依据档案中原告下乡插队的事实，代理原告向被告申报退休，被告事后收集证据不合法。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事项，南宁市机电设备公司不是工龄核定的法定机构，其调查报告也没有经过人事部门核准，且不是人事档案，应以人事档案为准；对证据3的真实性有异议，应该有南宁市物资局出具的“此件与原件相符”的公章才能证明其真实有效；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5的真实性有异议，不是落款单位出具的“与原件相符”的章，也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工龄情况；对证据6真实性有异议，没有落款单位出具的“与原件相符”的章，只是户籍迁徙的证明，不能直接证明原告返程的时间；对证据7的真实性有异议，红星社区居民委员会是事后出具的证明，没有其他的有关务农等情况的证据进行佐证，在没有相关原始材料佐证的情况下出具该证明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是1970年2月参加工作，1970年2月至1971年4月期间被告是核定了原告该时间段的工龄的，1971.4月份后原告是返程待业的；对证据9无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事项，没有下乡插队的相关情况；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不认可其证明主张；对证据11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其中的组织编制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原告情况调查的并不是物资局而是下属企业；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13-14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对证据15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主张，被告不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是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被告具有基本养老金核定权；对证据16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其中填写内容只是申报的情况，还需要依法对照人事档案审核核定，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被告辩称，根据《广西基本养老保险经办业务规程（试行）》等相关法律规定，离退休人员在待遇审核时，必须由其本人提供人事档案。根据原告的人事档案原始材料记载，其于1970年回广东顺德县桂洲公社插队，1971年4月从桂洲公社返回南宁后直至1974年8月处于待业状态。根据劳动人事部《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劳人培[1985]23号)以及区劳动人事厅《关于贯彻劳动人事部劳人培[1985]23号文件的（试行）意见》(桂劳人安字[1985]5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在返城待业的时间不能计算工龄。同时，根据区劳动人事厅《关于在贯彻劳人培[85]23号桂劳人培[85]5号文件时所遇问题的复函》(桂劳人安便字[86]1号)的规定，“文革”期间下放农村的知青，应从年满十六周岁并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之日起计算工龄。因此，从1970年2月原告年满十六周岁开始至1971年4月期间可以依法可以认定工龄，1971年4月至1974年8月返城后处于待业状态的期间不能计算工龄。被告将1970年2月至1971年4月期间的15个月的时间用于从1974年8月往前推15个月即从1973年6月开始计算缴费年限起始年月并无不当。由此可见，被告做出的《核定表》是根据原告的原始档案材料以及缴费情况所做出，合法有效，不应撤销，原告要求被告确认其1970年2月至1974年9月的工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被告做出的《核定表》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不应当重新进行基本养老金核定。被告请西乡塘区人民法院维持被告对原告所做出的《核定表》，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作如下认定：原告提交的证据2-7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被告提交的证据10系被告就本案所作说明，系答辩意见，不符合证据形式，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原、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真实、合法，且与本案具备关联性，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经审理查明，原告卢志伟于1954年2月4日出生，1969年11月至1971年4月随母亲下放至广东省顺德县××公社××大队××生产队插队，1974年9月在南宁市物资局做临时工，1978年12月被吸招收为固定工人，在南宁市机电设备公司工作，2009年9月因企业破产下岗，以灵活就业身份缴纳基本养老金至2014年2月。2014年1月，原告通过档案托管单位向被告市社保局提出退休及领取基本养老金申请，被告审核后，于2014年3月19日作出《南宁市职工退休审批及基本养老金核定表》，核定原告卢志伟的计算缴费年限起始年月为1973年6月，累计缴费年限40年9个月，月基本养老金为2488.70元，从2014年3月起执行。原告不服，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提出前述诉讼请求，被告则答辩如前。本院认为，被告市社保局作为南宁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在其管辖范围内具有对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的退休及待遇作出审批和审核决定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根据原劳动人事部《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劳人培[1985]23号)第（一）条以及原广西壮族自治区劳动人事厅《关于贯彻劳动人事部劳人培[1985]23号文件的（试行）意见》(桂劳人安字[1985]5号）第一条的规定，“文革”期间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在农村参加劳动的时间，可以与参加工作后的时间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返城后等待分配工作的时间不能计算工龄。同时，根据原广西壮族自治区劳动人事厅《关于在贯彻劳人培[85]23号桂劳人培[85]5号文件时所遇问题的复函》(桂劳人安便字[86]1号)第一条的规定，“文革”期间下放农村的知青，应从年满十六周岁并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之日起计算工龄。本案中，原告1969年11月随父母下放参加农村劳动，其工龄应从其年满16周岁的1970年2月起算，原、被告对此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原告现要求确认其1970年2月至1974年8月下乡插队期间的连续工龄，而被告仅认可原告1970年2月至1971年4月下乡插队的工龄，对于1971年5月至1974年8月期间则认为原告已返城待业不能计算工龄，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1971年5月至1974年8月期间是下乡参加劳动还是返城待业，该段时间能否计算工龄？被告主张原告1971年5月至1974年8月期间为返城待业，有原告人事档案中招收固定工人审批表、南宁市物资局定级表、吸收录用干部审批表、原告的自传、干部履历表、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以及顺德县红星乡人民政府1986年7月5日出具的证明为证，上述材料出自原告人事档案，真实合法，且能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本院对该主张予以采信。原告主张其在上述材料中的原告工作简历为特定时期隐瞒实情所写，其事实上1971年5月至1974年8月期间数次返回南宁均被遣返，仍在农村参加劳动，但从原告提供的证据看，原告工作单位南宁市机电设备公司于1986年8月16日出具的《关于卢志伟同志下乡插队期间工龄问题的调查报告》，系原告单位所作的调查报告，证明效力不及原告插队地顺德县红星乡人民政府的直接证明，且该调查报告并无其他有力证据相佐证，至于南环派出所及红星社区证明均为2013年出具，内容主要是对原告户口迁移的证明，其他证据均为原告工作单位及其主管部门当时对原告工龄的认定，并不能作为本案退休工龄认定的依据，因此对于原告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因此，原告1971年5月至1974年8月期间为返城待业，根据原劳动人事部《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劳人培[1985]23号)以及区劳动人事厅《关于贯彻劳动人事部劳人培[1985]23号文件的（试行）意见》(桂劳人安字[1985]5号）的规定，不能计算工龄，被告据此认定原告1970年2月至1971年4月、1974年9月至2014年2月期间共40年9个月的工龄即累计缴费年限，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规正确。被告为计算方便，将原告可以计算工龄的上述时间段合并视为1973年6月至2014年2月，未改变原告的累计缴费年限，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被告于2014年3月19日作出《南宁市职工退休审批及基本养老金核定表》，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规正确，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和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卢志伟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卢志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按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收费通知预交上诉费，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或申请缓交不被批准仍不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长 韦 炜审判员 黄子祥审判员 颜 瀚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黄于容附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起诉被告不作为理由不能成立的；（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存在合理性问题的；（三）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因法律、政策变化需要变更或者废止的；（四）其他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情形。原劳动人事部《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劳人培[1985]23号)（一）凡在“文革”期间由国家统一组织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在他们到城镇参加工作以后，其在农村参加劳动的时间，可以与参加工作后的时间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他们参加工作的时间，从下乡插队之日算起。返城后等待分配工作的时间，不计算工龄。工龄的起算时间，可以由原插队知识青年现在工作的县团级以上单位（含县团级单位），根据本人档案中履历表和其他有关材料填写的下乡日期审定；对个别有异议的，可经所在单位调查，报县以上劳动人事部门审批。原广西壮族自治区劳动人事厅《关于贯彻劳动人事部劳人培[1985]23号文件的（试行）意见》(桂劳人安字[1985]5号）一、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工龄计算应以本人在农村劳动的时间为准，不能以户口迁下去为准。返城后等待分配工作的时间，不能计算工龄。原广西壮族自治区劳动人事厅《关于在贯彻劳人培[85]23号桂劳人培[85]5号文件时所遇问题的复函》(桂劳人安便字[86]1号)一、凡“文革”期间随父母下放农村的知青，不论是否办理插队手续，都应从年满十六周岁并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之日起计算工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