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黄石中民一初字第00030号
原告徐国洋。
原告彭向凤（系徐国洋之妻）。
委托代理人张承俊，湖北易圣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告牛南峰。
委托代理人伍小明，湖北磁湖律师事务所律。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原告徐国洋、彭向凤因与被告牛南峰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于2015年4月1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6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徐国洋、彭向凤的委托代理人张承俊，牛南峰的委托代理人伍小明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国洋、彭向凤诉称：2013年3月20日，其夫妻与牛南峰和黄石南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峰公司）股东李××及牛南峰之妻李×协商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南峰公司100%的股权以5600万元全部转让其夫妻。之后为明确南峰公司的债务问题，双方于2013年6月20日和同年7月6日两次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转让前的税款由转让后的南峰公司承担，股权转让款变更为5160.502005万元及其夫妻代牛南峰偿付转让前的部分债务，并从应付股权转让款中扣减。此后，其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严格按补充协议的约定代牛南峰支付了相关欠付的款项。由于事先对南峰公司的债务估计不足，导致其实际支付数额超过股权转让价款，超支金额达1156.745516万元。故请求判令牛南峰立即返还其多支付的股权转让款1156.745516万元，偿付资金占用款利息损失96.781041万元。
徐国洋、彭向凤为证实其诉讼主张，举证如下：
证据一、双方的诉讼主体资料及于2013年3月2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拟证明双方存在股权转让关系。
证据二、2013年6月20日的《补充协议》及同年7月6日的《补充协议》、债权债务明细表、应付欠款明细表、黄石市国土资源局土地估价报告备案表、因欠缴土地出让金而致业主无法办理房屋产权证的上访材料、大冶特钢公司的催款函。拟证明合同价款为5600万元，扣减转让之前应由牛南峰负担的应付税金、土地出让金、大冶特钢债务后，转让价款实为4943.782005万元。
证据三、12组支付凭证（其中：1、代付朱×清、朱×荣420万元；2、代付曾×326万元；3、代付湖北银行贷款本息586.86898万元；4、代付牛南峰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款37.957057万元）。拟证明经牛南峰授权，其已代牛南峰支付他人债权及支付合同转让款合计6105.820955万元。
证据四、5套黄石市下陆区人民法院的执行裁定书及扣划凭证。拟证明其已支付根据合同约定应由牛南峰承担的刘×元、张×等5位职工的劳动债务合计19.1753万元。
证据五、21份支付凭证。拟证明在2013年4月1日之后，其代牛南峰支付职工工资、管理、经营费用、部分货款等合计63.305426万元。上述款项与双方合同约定的牛南峰应得的87.77416万元抵减后，其应支付牛南峰24.468734万元。
补充证据一、2013年3月1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同年3月20日牛南峰及其妻李×与马×、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同日徐国洋致牛南峰的函件。拟证明牛南峰将南峰公司的股权“一股两卖”，使其被迫接受了5600万元的价格；但是，双方从未有过5800万元的约定价格，故其支付的该200万元应算作5600万元之内；
补充证据二、2013年6月12日《关于完全履行股权协议的函》、调解协议、变更后的南峰公司的税务登记证书。拟证明因牛南峰不支付股权转让收益的个人所得税，致公司的税务变更登记不能办理，其出于公司经营的需要，被迫代牛南峰支付了个人所得税款；因曾×的债务属合同约定的第三笔转让价款之内，但牛南峰违约，其本有权拒付第三笔转让价款。现其代为支付，而不能由此认定26万元的违约责任由其承担。
牛南峰辩称：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属实。但是：1、补充协议约定南峰公司转让前债务中的部分税费、土地出让金和对冶钢公司债务合计约660万元由其据实承担，在南峰公司需要清结时由其履行义务，现徐国洋将该部分款项扣减股权转让款与双方约定不符，不能得到支持；2、徐国洋为获得南峰公司股权，自愿支付他人赔偿款200万元，该200万元不应计入56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中；3、在徐国洋代付的款项中：认可付给朱×清、朱×荣200万元，但利息20万元不认可；认可付给曾×300万元，利息26万元不认可；认可付给湖北银行540万元，利息46.863898万元不认可；不认可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37.957057万元系为其代付；对徐国洋证据四中5位职工的劳动争议赔偿款应根据劳动者在股权转让前后的工作时间进行合理分摊。
牛南峰为证实其抗辩主张，举证如下：
第一组证据：双方于2013年3月2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同年6月20日的《补充协议》、同年7月6日的《补充协议》、同年7月18日的《补充协议书》。拟证明双方约定南峰公司地产项目欠税、土地出让金和大冶特钢欠款共约657万元由其承担，故徐国洋无权主张扣减股权转让款。
第二组证据：南峰公司股东会决议、公司变更通知书等。拟证明其已履行了股权转让的合同义务。
第三组证据：指示付款函2份、李×书面证言、徐国洋承诺及收条。拟证明徐国洋支付给李×的200万元系为了让李×解除与他人签订的南峰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而支付的赔偿款，该200万元与双方的转让合同无关。
第四组证据：与朱×清、朱×荣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及曼晶公司的欠条影印件。拟证明其将曼晶公司的债权转让给了徐国洋，则徐国洋支付朱×清、朱×荣220万元已取得了对价，不应再冲减股权转让款。
第五组证据：与曾×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及担保函等。拟证明26万元的违约责任系因徐国洋延迟付款而产生，故该26万元不应抵扣股权转让款。
第六组证据：与湖北银行于2013年7月1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及湖北银行贷款扣款回单。拟证明其只认可贷款本金540万元，且徐国洋已承诺在40万元范围内承担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故个人所得税37.957057万元不应抵扣股权转让款。
第七组证据：2013年10月25日其与徐国洋之子徐×清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拟证明徐国洋主张于2013年10月28日支付的50万元系该房屋的部分转让款，与本案股权转让无关。
第八组证据：2013年7月18日徐国洋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徐国洋于8月12日出具的收条等。拟证明因地产项目的税款等约657万元系由其承担，为了保障徐国洋的利益不受影响，其将芳通广场物业合同及他人150万元的欠条等交给徐国洋作为担保，进一步说明地产项目的税款等约657万元不应扣减股权转让款。
上述双方各自提供的证据经相对方质证，相对方皆不持异议。双方只是为徐国洋已支付的部分款项（详见答辩状）是否应抵扣股权转让款而发生争议。
因各方对相对方提供的证据皆不持异议，故本院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予以确认。至于对徐国洋已支付款项中的部分款项是否应抵扣股权转让款，本院将在判理部分予以质评。
经牛南峰申请，双方当事人同意，证人姜某向法庭作证，其证实：牛南峰转让股权开价5400万元，徐国洋出价5200万元，由其作为中间人传话撮合后，双方签订了5200万元的转让合同。但随后牛南峰将股权以5600万元转让他人，并也签订了转让合同。徐国洋得知后表示也愿意以5600万元买下来，并表示200万元的赔偿款由其出。徐国洋还提出因前一份合同系牛南峰违约，也应赔偿其200万元。此过程也是其作为中间人传话撮合的。最后双方签订5600万元合同时是如何具体商谈的，因其没有参加而不知道。
本院审理查明：2013年3月13日，徐国洋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牛南峰及双方各自之妻彭向凤、李×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主要约定，牛南峰将南峰公司100%的股权作价5200万元转让给徐国洋，（其他内容略）。同年3月20日，牛南峰、李×与吴×、马×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主要约定，牛南峰将南峰公司100%的股权作价5600万元转让给吴×、马×，（其他内容略）。徐国洋得知该情形后，表示其也愿出价至5600万元买下，并表示200万元的赔偿款由其支付。同时，还提出因前一份合同牛南峰违约，应赔偿其200万元。嗣后，徐国洋、彭向凤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牛南峰、李××（李××承诺将其享有的股权交由牛南峰享有和支配）及牛南峰之妻李×于同年3月20日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合同主要约定：牛南峰、李××将南峰公司100%的股权作价5600万元转让给徐国洋、彭向凤，股权转让价系指南峰公司所拥有的动产、不动产、有形和无形资产，但不包括南峰公司的负债及应付款项、现有资产的财产价值贬损情形；第一笔应支付的转让款为定金200万元（已支付）、第二笔应支付的转让款3400万元在协议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第三笔转让款2000万元在协议生效之日起30日内支付，但因乙方未能处理剥离的债务而导致甲方权益受损的，甲方有权暂停支付该笔转让款；自同年4月1日后南峰公司经营所产生的利润归甲方所有，之前的利润归乙方所有；乙方保证不欠缴员工的工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经济补偿等，如有则全部由乙方承担；乙方隐瞒或少报的负债由乙方负责偿还；在双方进行资产交接后，因（转让前）南峰公司的或有负债实际发生，导致（转让后）南峰公司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而遭受损失的，甲方有权向乙方追偿；因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义务、承诺和保证时，应当向甲方承担违约或损害赔偿责任，并可由甲方在尚未支付的转让款中直接扣除相应的金额，余额不足时，有权另行追偿；等等。并将南峰公司《资产清单》、《债权债务清单》、《正在履行的合同及诉讼、仲裁、行政处罚等重大事项情况说明》、《员工名单》作为上述协议的附件。《债权债务清单》中载明：1、欠大冶特钢57.5万元；2、欠芳通广场项目土地出让金159.22万元；3、欠房屋开发税、费等合计439.497959万元；4、欠湖北银行贷款600万元。
双方在履行上述协议过程中，为解决南峰公司转让前存在的房地产项目欠税及协议中未披露的债务，牛南峰与徐国洋于同年6月20日签订一份《补充协议》（下称第一份《补充协议》），约定：1、对房地产项目的欠税439.497959万元，变更为由转让后的南峰公司承担，在股权转让款中予以扣减；2、未披露的债务：欠朱×清、朱×荣的债务600万元、欠曾×债务560万元，上述债务由转让后的南峰公司承担，在股权转让款中予以扣减。
为进一步明确《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约定不明之处，牛南峰与徐国洋又于同年7月6日签订一份《补充协议》（下称第二份《补充协议》），约定：1、欠朱×清、朱×荣的债务400万元（以执行和解协议为依据），和解协议约定的在2013年5月10日前应支付的200万元由徐国洋代为支付，从股权转让款中扣减；和解协议约定的同年6月7日前应支付的200万元，由牛南峰支付。2、欠曾×债务410万元（以调解书为依据），协议约定在2013年5月20日前应支付的300万元由徐国洋代为支付，从股权转让款中扣减；余额110万元由牛南峰支付。3、欠土地出让金150万元、欠大冶特钢67万元、房地产欠税420万元（上述数额均以实际核定为准）由牛南峰承担。在南峰公司就上述债务需要履行和清结时，牛南峰应积极履行义务。因现南峰公司拟以整体资产抵押贷款，需将原南峰公司以部分房产抵押的在湖北银行的贷款余额550万元提前偿还解除抵押，双方协商以南峰公司名义向第三方短期借贷，用于提前还贷。
2013年7月18日，牛南峰与徐国洋及姜某、宋×海签订一份《补充协议》（下称第三份《补充协议》），约定：南峰公司欠湖北银行540万元、欠曾×300万元由徐国洋支付，在股权转让款中扣减；欠朱×清、朱×荣的债务200万元、房地产项目欠税439.497959万元、欠大冶特钢67万元由牛南峰支付；房地产项目欠土地出让金153万元及对购房者办理所有证件的相关费用由牛南峰承担。上述牛南峰承担的债务应在同年8月底前支付；牛南峰承担的债务应根据税务机关、土地和房产管理部门和债权人的要求及时支付，不得损害徐国洋和南峰公司的利益。牛南峰将芳通广场的门面房委托姜某、宋×海销售，所得用于支付房地产项目的欠税、土地出让金和办理购房者证件费用。如税务机关、土地管理部门在销售款未到位的情况下要求支付的，徐国洋或南峰公司可垫付。
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和3份《补充协议》签订后，截止提起诉讼时止，徐国洋已支付股权转让款或经营的南峰公司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款项合计6071.776764万元（已扣减诉讼中徐国洋自认由其承担而放弃诉讼主张的个人所得税款项37.957057万元及加上双方无异议的应由牛南峰负担而徐国洋代为支付的卓越公司案诉讼费、律师费共计9.2063万元）。其中包括：1、支付牛南峰、李×与他人解除《股权转让协议》而支付他人的200万元赔偿款；2、支付朱×清、朱×荣420万元；3、支付曾×326万元；4、支付湖北银行贷款本息586.863898万元；5、被强制执行张×、刘×元等5名职工劳动争议款项合计19.1753万元。
另查明：1、对徐国洋主张支付朱×清、朱×荣的420万元：该债务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本金480万元及相应利息后，牛南峰未按期履行，经朱×清、朱×荣申请执行，牛南峰在支付120万元后与朱×清、朱×荣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约定还应支付400万元，于2013年5月10日前支付200万元，朱×清、朱×荣申请解除对南峰公司财产的查封，同年6月8日前支付200万元；若不能按期履行，则每月负担逾期付款违约金10万元。徐国洋作为南峰公司的现任投资人也在上述执行和解协议上予以了签名。此后，徐国洋于同年5月10日支付朱×清、朱×荣200万元，但南峰公司的财产仍未解封。对余下的200万元，本案双方当事人于同年6月20日达成由南峰公司承担的第一份《补充协议》、7月6日达成由牛南峰承担的第二份《补充协议》、7月18日达成由牛南峰承担的第三份《补充协议》后，牛南峰仍无力履行该200万元债务，故牛南峰与徐国洋口头达成转让一笔本金为200万元的债权（即曼晶公司债权）给徐国洋，由徐国洋支付该余款债务200万元。但此时，朱×清、朱×荣已于同年7月8日向法院提起了恢复执行申请，主张200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且其并不同意只收取200万元。故南峰公司与朱×清、朱×荣于同年10月21日达成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20万元的执行和解协议，合计220万元，南峰公司支付该款后，朱×清、朱×荣申请对南峰公司的财产进行了解封。
2、对徐国洋主张支付曾×的326万元：该债务由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9日根据牛南峰、徐国洋与曾×达成《担保函》的内容（由牛南峰于同年5月20日偿还300万元，余款110万元自同年6月1日起每月偿还10万元予以清结；若连续2个月未还款的，以欠款110万元为本金按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支付利息；徐国洋代表南峰公司自愿对110万元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提供连带担保）制作了调解书。当日，牛南峰向徐国洋出具了《支付说明》，要求徐国洋在应支付的第三期款项中支付给曾×300万元，徐国洋签署了“同意”的意见。同年6月24日，曾×以400万元未按期履行为由，申请人民法院执行。同年7月6日，本案双方签订第二份《补充协议》再次约定该300万元由徐国洋在同年5月20日代为支付。同年7月18日，双方在第三份《补充协议》中第三次明确300万元债务由徐国洋在同年8月底前支付。2013年10月23日，南峰公司、牛南峰与曾×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约定南峰公司应偿还本息426万元（同年5月至10月计算利息26万元），并分别约定由南峰公司偿还326万元，牛南峰偿还100万元。
3、对徐国洋主张支付湖北银行的贷款本息586.863898万元：双方在2013年7月6日第二份《补充协议》中约定该债务由徐国洋以南峰公司的名义向第三方短期借贷偿还后办理解除抵押。此后，又在同年7月18日第三份《补充协议》中再次明确该借款540万元由徐国洋支付，从股权转让款中扣减。为履行上述协议，徐国洋以南峰公司的名义于同年11月12日前分期支付湖北银行的贷款本金540万元及利息46.863898万元。
4、对徐国洋主张支付张×、刘×元等5名职工劳动争议款项合计19.1753万元：经对该5名职工劳动争议裁决书、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审核，以2013年4月1日分界，牛南峰应负担的义务累计为18.00046万元，徐国洋应负担的义务累计为1.17484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及为执行《股权转让协议》而形成的3份《补充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效力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应当得到信守。因牛南峰对徐国洋已支付股权转让款及支付他人等债务合计金额为6071.776764万元并不持异议，本院对该数额予以确认。对牛南峰提出其中部分金额不应折抵股权转让款的异议，本院评判如下：
1、对支付朱×清、朱×荣200万元债务而产生的20万元逾期付款违约金问题，虽然徐国洋在牛南峰与朱×清、朱×荣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上签名，但其仅只是以南峰公司现任投资人的身份签名，而该债务依双方《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仍属牛南峰支付的义务。其后，徐国洋虽支付了200万元，是其自负义务，但并不表示余下的200万元亦应由其支付。此后，双方虽于6月20日达成该200万元由徐国洋支付，但此时该笔债务因已超过约定支付时间，属牛南峰违约。而此后，此笔债务又恢复为牛南峰支付，但牛南峰仍没有支付，还是其违约。虽然最后牛南峰转让一笔债权给徐国洋，由徐国洋支付此笔债务，但双方此时形成的是代为支付的委托关系，并不能改变此笔债务原属牛南峰支付且已违约的事实。故徐国洋代表牛南峰支付此笔债务而因违约产生的20万元逾期付款违约金应由牛南峰负担。
2、对支付曾×的300万元债务而产生的26万元利息问题，双方分别在《担保函》、《支付说明》中一致同意由徐国洋支付该300万元本金，且第二份、第三份《补充协议》中也约定该300万元本金由徐国洋支付，但徐国洋皆未按期履行，致曾×提出强制执行申请，且在2013年10月23日，南峰公司、牛南峰与曾×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中也明确约定由南峰公司偿还该326万元，故该利息损失26万元应由徐国洋负担。
3、对支付湖北银行贷款本金540万元而产生46.863898万元利息问题，本债务本金540万元虽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由牛南峰偿还，双方在2013年7月6日第二份《补充协议》中又约定由徐国洋负责向第三方短期借贷偿还。在同年7月18日第三份《补充协议》中还是明确由徐国洋偿还，从股权转让款中扣减。但是此时，因前二批次的转让款已支付，而南峰公司的房产因540万元的借贷仍在而并未解除抵押，徐国洋支付第三批次转让款的条件并不成就，故徐国洋此时的支付，仅只是另寻其他资金的支付，而不能直接从第三批次股权转让款中冲抵。所以，徐国洋偿还贷款是代表牛南峰偿还，由此偿还本金540万元而产生的利息46.863898万元应由委托人牛南峰负担。
4、对支付张×、刘×元等5名职工劳动争议款项合计19.1753万元，以2013年4月1日为分界，牛南峰应负担的义务累计为18.00046万元，徐国洋应负担的义务累计为1.17484万元。
5、对支付牛南峰、李×与他人解除《股权转让协议》而赔偿200万元的问题，徐国洋提出愿以与他人同样条件收购南峰公司股权，故牛南峰、李×需与他人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并赔偿他人损失200万元。对此200万元，证人姜某只是证实徐国洋表示愿意“出或支付”，并未证实徐国洋愿意承担该200万元，况且，证人姜某还证实徐国洋曾向牛南峰提出过要求赔偿因前一份《股权转让协议》违约的定金200万元，可见，徐国洋表示愿意“出或支付”200万元仅只是表示代为支付，而并非自愿承担。同时，从另一个角度看，双方合同只是约定5600万元的价款，并不包含该200万元。而200万元并非一个小数目金额，若是徐国洋自愿承担，双方完全可以把5600万元变更成5800万元，从而将该200万元包含入股权转让款中，但双方当事人并未如此操作，说明双方并未明确该200万元的性质。而牛南峰主张该200万元是徐国洋自愿负担，并无充分之证据，故牛南峰主张200万元系徐国洋自愿承担属举证不能，本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
6、转让前的南峰公司尚欠的房地产项目税款、大冶特钢债务、欠缴土地出让金应否抵扣转让款问题，对上述欠款，虽然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由牛南峰负担；在第一份《补充协议》中将房地产项目税款变更为由徐国洋负担后在股权转让款中抵扣；在第二份《补充协议》中又变更为全部由牛南峰负担，在南峰公司需要履行和清结时执行；在第三份《补充协议》中再次明确全部由牛南峰负担，于2013年8月底前清结，债务应根据税务机关、土地和房产管理部门和债权人的要求及时支付。但是，上述协议签订并办理南峰公司的所有人变更后，对上述债务相对的债权人来说，仍由变更后的南峰公司承担，并不是牛南峰个人承担。同时，牛南峰并未按双方签订的协议约定清结上述3项债务，而商业机构依法主动纳税是其应尽义务，变更后的南峰公司已根据其经营特点，将上述税款包含在内的所有税款进行滚动纳税；徐国洋还举出该房地产项目的多名业主多年上访要求办理相关权证，政府相关部门亦要求其办证而因未交清土地出让金致办证不能以及大冶特钢催收欠款的《催告函》，故上述3项债务实际已由变更后的南峰公司承担，即徐国洋承担。根据双方《股权转让协议》中“（转让前）南峰公司的或有负债实际发生，导致（转让后）南峰公司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而遭受损失的，甲方有权向乙方追偿；因乙方违反约定的义务、承诺和保证时，应当向甲方承担违约或损害赔偿责任，并可由甲方在尚未支付的转让款中直接扣除相应的金额”的约定，徐国洋主张上述3项债务应抵扣股权转让款的理由成立，本院应予支持。
综上，双方约定股权转让款为5600万元，扣减徐国洋作为南峰公司现投资人已承担的：1、欠大冶特钢57.5万元；2、欠芳通广场项目土地出让金159.22万元；3、欠房屋开发税、费等合计439.497959万元，徐国洋实际应支付4943.782041万元。而徐国洋已支付股权转让款及支付他人等债务合计金额为6071.776764万元，减去本院不予认定的27.17484万元及牛南峰转让给徐国洋的一笔（曼晶公司）债权本金200万元后，其实际已支付5844.601924万元，已超付900.819883万元。根据双方《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因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义务、承诺和保证时，应当向甲方承担违约或损害赔偿责任，并可由甲方在尚未支付的转让款中直接扣除相应的金额，余额不足时，有权另行追偿”条款，徐国洋主张牛南峰应返还其多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及偿付资金占用款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应予支持。因除5位劳动者部分的劳动债务13万余元是2014年支付的外，其他款项皆系徐国洋于2013年3月至11月前陆续支付，故本院综合确定利息起算时间自2014年1月1日始。考虑到土地出让金等3笔债务656.217959万元虽由徐国洋承担，但徐国洋并未向债权人支付，故该部分的利息不予计算。由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牛南峰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徐国洋超付股权转让款的资金900.819883万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以244.601924万元为本金，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4年1月1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
二、驳回徐国洋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7012元，保全费5000元，由徐国洋负担12000元，牛南峰负担90012。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市东湖支行，户名：湖北省财政厅非税收入财政专户，帐号：05×××69-1。上诉人在上诉期间届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尹 策
审 判 员 曹晓燕
代理审判员 周 希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谭青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