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三中民终字第1548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崔德隆，男，1951年8月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云龙，北京兴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亚运村支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慧忠北里407号楼。
负责人齐兆惠，行长。
委托代理人李民峰，男，1979年4月2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邢磊，男，1984年11月5日出生。
上诉人崔德隆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亚运村支行（以下简称工行亚运村支行）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曾于2013年12月作出（2013）朝民初字第19022号民事判决，崔德隆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4年4月作出（2014）三中民终字第04862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2015年9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朝民初字第20578号民事判决，崔德隆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崔德隆及其委托代理人王云龙，被上诉人工行亚运村支行之委托代理人李民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4月，崔德隆起诉至原审法院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室的房屋（以下简称×室房屋）登记在崔德隆名下，为崔德隆单独所有。后崔德隆突然得知早于2011年4月13日203室房屋已经被抵押给工行亚运村支行，但崔德隆从未签署过相关抵押合同，亦未协助办理过任何抵押登记手续。崔德隆认为，在崔德隆不知情且未在抵押合同中签字或授权他人签字的情况下，以崔德隆名义与工行亚运村支行签订的相关房屋抵押合同应属无效。现崔德隆诉至法院，要求：1.确认崔德隆与工行亚运村支行签订的《房屋最高额抵押贷款合同（抵押登记专用）》无效；2.确认崔德隆及其配偶赵×与工行亚运村支行签订的《个人借款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
工行亚运村支行辩称：工行亚运村支行与崔德隆签署的合同应为有效，原审中的鉴定结论并不能代表事实的情况，工行亚运村支行对于鉴定结论并不认可，因为任何鉴定都会存在误差，合同的签订代表了崔德隆真实意思的表示，崔德隆称其妻子赵×一直在保管相关文件，所以崔德隆应该是知情的。第二，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签订后，一直处于还款期间，还款都是从赵×的账户中偿还的，其中一笔是从崔德隆的账户偿还，下面的签字人是崔德隆的女儿，崔德隆未提出异议。且还款处于双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由二人负担。第三，抵押合同签订后，工行亚运村支行进行了审查，对方提供了全套证件，崔德隆的妻子赵×在原审中也承认贷款是其本人办理，抵押登记顺利办理完毕证明合同是有效的，抵押房产是夫妻共同财产，工行亚运村支行系可以取得抵押权的。故请求法院驳回崔德隆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首先，依据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崔德隆主张合同无效的理由系工行亚运村支行签署的《个人借款最高额抵押合同》、《房屋最高额抵押贷款合同（抵押登记专用）》中崔德隆签名并非本人签署，合同对崔德隆未生效。依据本案现有的证据来看，工行亚运村支行并非采取胁迫、欺诈的手段订立合同，亦没有恶意串通的行为及符合其他无效规定的情形，故《个人借款最高额抵押合同》、《房屋最高额抵押贷款合同（抵押登记专用）》不符合法定无效的规定。
第二，依据我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本案涉及的纠纷并非不动产所有权转让的，但系以崔德隆名下房屋为赵×借款提供担保的担保物权问题，应参照上述规定。工行亚运村支行在办理抵押手续时，对于借款人赵×提供的担保财产和包括房屋所有权证、身份证、结婚证等相关材料进行了审查后，办理了抵押合同签署和抵押登记手续，后在原审中通过司法鉴定确定《个人借款最高额抵押合同》、《房屋最高额抵押贷款合同（抵押登记专用）》中的签字并非崔德隆本人书写，即不排除到场签字人并非崔德隆本人，而系其他人代为签署的可能性。但法院认为工行亚运村支行在审查过程中已经基本尽到了审查义务，且已经办理了抵押登记并向借款人发放了全额贷款，即使在办理抵押登记过程中存在疏忽，但不能达到抵押合同和抵押登记无效的程度，出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角度和维护物权登记制度对于公示的设立意义，法院认为本案并不能构成无效的情形。
第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一条规定：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出售夫妻共同共有的房屋，第三人善意购买、支付合理对价并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另一方主张追回该房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夫妻一方擅自处分共同共有的房屋造成另一方损失，离婚时另一方请求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样，该条款虽然针对的系不动产的出卖行为，但不动产的抵押问题同样能够沿用相关的立法精神。现赵×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已经死亡，客观上不能够追加为本案的当事人查明相关情况，仅能通过相关证据对于当时合同签署情况进行核实。赵×虽为智力残疾，但其并未向工行亚运村支行出具其精神残疾的相关证件，工行亚运村支行办理贷款的业务员仅能通过赵×外观和行为举止来判断其行为能力，而赵×又并非明显异于常人的情况，工行亚运村支行有理由认为其具备完全的行为能力。而抵押财产203室房屋所有权取得于崔德隆与赵×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面工商银行亚运村支行从抵押登记提供材料的齐备性有理由认为崔德隆对于抵押系知晓并同意的，同时基于赵×与崔德隆的夫妻关系，其之间行为亦适用夫妻代理的相关规定。故现在崔德隆以合同并非本人签署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缺乏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崔德隆表示借款实际使用人为王×以及王×是否采用其他手段取得房产证办理抵押登记的情况，如给崔德隆造成损失，崔德隆可以另行主张，本案不予处理。
据此，原审法院于2015年9月判决：驳回崔德隆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判决后，崔德隆不服，持原审诉讼主张上诉至本院，请求撤销原判，改判确认涉案《个人借款最高额抵押合同》及《房屋最高额抵押贷款合同（抵押登记专用）》无效。工行亚运村支行同意原审判决。
经审理查明：崔德隆与赵×系夫妻关系，双方于1982年3月17日登记结婚。崔×与王×系崔德隆和赵×的女儿和女婿。赵×于2009年12月3日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显示其为智力残疾人，残疾等级为三级，有效期十年。赵×未被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赵×于2014年8月19日死亡。
2011年，为申请贷款，赵×向工行亚运村支行填写了《个人循环贷款申请表》。该申请表上申请人信息一栏显示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单位名称为×公司，职业为管理人员，月均收入13000元；申请人配偶及抵押人处签名显示为“崔德隆”。
2011年4月1日，工行亚运村支行作为贷款人与借款人赵×签订《个人循环借款合同》，约定：合同项下循环贷款额度为500000元，借款人可以循环使用上述循环贷款额度，在循环期限内任一时点上合同贷款余额不得超过循环贷款额度；循环期限为合同生效之日起至2013年3月29日止；贷款人根据借款人的申请，同意向其发放个人房屋抵押贷款；合同项下贷款用途为消费；借款人按照按月等额本息还款法（按月计息）偿还贷款本息，借款人自愿选择每月25日为还款日；借款人不享有宽限期，自实际放款之日起开始计算；除个人信用贷款外，借款人同意由崔德隆向贷款人提供合法有效的最高额抵押担保。
同日，工行亚运村支行作为抵押权人与赵×签订《个人借款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合同担保的债权包括自2011年3月29日至2013年3月29日期间（包括期间起始日和届满日）在500000元的最高额度内，贷款人依据与借款人赵×签订的合同以及其他文件而享有的对借款人的债权，不论该债权在上述期间届满时是否已经到期，也不论该债权是否在最高额抵押权设立前已经产生；抵押物为203室房屋。该合同抵押人处签名显示为“崔德隆”。
2011年4月13日，工行亚运村支行向北京市朝阳区房屋管理局提交了承诺函、《房屋最高额抵押贷款合同（抵押登记专用）》及证明用以申请办理203室房屋的抵押登记。《房屋最高额抵押贷款合同（抵押登记专用）》显示：抵押人为崔德隆，抵押权人为工行亚运村支行，贷款种类为个人综合消费贷款，贷款用途为消费，最高债权额为500000元整，债权确认期间为2011年4月1日至2013年4月1日，抵押房屋为203室房屋，被担保主债权数额为500000元整，落款时间为2011年4月13日，该合同抵押人（甲方）处签名显示为“崔德隆”。同日，203室房屋设立他项权利，房屋他项权人为工行亚运村支行，他项权利种类为最高额抵押，债权数额为500000元。
2011年4月15日，工行亚运村支行向赵×账户实际发放贷款499950元，贷款有效期至2020年4月15日。自2011年5月25日开始，工行亚运村支行开始从赵×名下卡号×××的账户扣收贷款本息。截至2013年3月21日，赵×尚欠贷款本金453529.9元、利息120274.2元未还。经查，2011年12月6日，崔德隆名下账户向贷款账户中汇款6500元，该笔汇款的原始业务凭证中的客户签名处签名为崔×。崔德隆表示其对该笔汇款不知情，不是其本人前去办理，汇款凭证上是其女儿崔×签字，且该汇款与偿还贷款的行为无关联。
原审中，崔德隆曾对《个人循环贷款申请表》第二页申请人配偶处崔德隆及抵押人处崔德隆签字、2011年4月1日《个人借款最高额抵押合同》第九页抵押人处崔德隆签字以及2011年4月13日《房屋最高额抵押贷款合同（抵押登记专用）》第二页甲方处崔德隆签字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上述签字非其本人签字。就此，崔德隆在原审中向法院申请进行文检鉴定并预交了鉴定费6700元。后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鉴定中心）于2013年11月4日作出北天司鉴（2013）文书鉴字第110号鉴定文书，鉴定意见为：《个人循环贷款申请表》第二页申请人配偶处崔德隆及抵押人处崔德隆与提供的样本上崔德隆签名笔迹不是同一人书写，2011年4月1日《个人借款最高额抵押合同》第九页抵押人处崔德隆与提供的样本上崔德隆签名笔迹不是同一人书写，2011年4月13日《房屋最高额抵押贷款合同（抵押登记专用）》第二页甲方处崔德隆与提供的样本上崔德隆签名笔迹不是同一人书写。
原审庭审中，法院依法传唤崔德隆之女崔×作为本案的证人出庭阐明事实，崔×在其证言中表示，签署贷款相关合同当天崔德隆并未前往银行，而是其丈夫王×和其母亲去银行办理，贷款实际由王×的妹夫使用，王×偿还过一部分贷款本息，后来没有继续偿还，银行催要的时候崔德隆得知了贷款之事。签署贷款合同之前，王×曾经向崔德隆提出过以其名下房屋作为抵押，崔德隆不同意，后不知王×采用什么方法取得了房本，归还的时候就办理完毕抵押登记了。
二审庭审中，经本院询问，工行亚运村支行表示：按业务流程规定，签订《房屋最高额抵押贷款合同（抵押登记专用）》及《个人借款最高额抵押合同》均需借款人和抵押人本人到场进行面签；工行亚运村支行另称涉案合同是崔德隆及赵×二人在链家地产公司总部进行面签，其对此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
经比对，工行亚运村支行留存的户口本复印件上显示赵×文化程度为大专，但崔德隆持有的户口本原件上显示赵×文化程度为小学。工行亚运村支行表示：包括身份证、户口本等证件材料均为赵×提供，工行亚运村支行审查原件，并留存复印件。对于复印件中赵×文化程度与原件不符的情况，工行亚运村支行未就此作出合理解释。
关于是否对赵×文化程度、职业、收入等情况进行核实，工行亚运村支行表示：贷款人的文化程度是审批指标之一；对赵×的文化程度没有核实，对职业、收入情况进行了核实，通过电话询问工作单位并要求提交收入证明。
关于户口本、房产证等证件如何保管，崔德隆表示户口本、房产证等证件平时放在柜子里，柜子未上锁，其与女儿、女婿共同居住生活，其女婿将这些证件私自拿走办理的贷款抵押。
上述事实，有崔德隆提交的承诺函、房屋最高额抵押贷款合同（抵押登记专用）、证明、房屋所有权证、残疾人证，有工行亚运村支行提交的个人循环借款合同、个人借款最高额抵押合同、个人循环贷款申请表、崔德隆及赵×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复印件、房屋他项权证以及鉴定文书、鉴定费发票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崔德隆与工行亚运村支行之间是否形成抵押合同关系，《房屋最高额抵押贷款合同（抵押登记专用）》及《个人借款最高额抵押合同》（以下简称涉案合同）是否有效成立并对崔德隆具有法律约束力；工行亚运村支行对涉案房屋抵押权是否构成善意取得。
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并受法律保护。当事人达成合意是合同成立的必备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因此，经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合同应该是当事人达成合意的体现，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崔德隆否认与工行亚运村支行就203室房屋签订过涉案合同。在双方当事人就合同关系是否成立存在争议的情况下，根据法律规定，应由主张合同关系成立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在经司法鉴定确认涉案合同抵押人处“崔德隆”签名并非崔德隆本人书写的情况下，工行亚运村支行未举证证明崔德隆本人到场签署合同，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同时，从涉案合同的签订及履行过程看，没有证据显示崔德隆有抵押203室房屋的意思表示，也没有证据证明崔德隆曾委托他人办理过贷款抵押及抵押登记。因此，本院认定崔德隆与工行亚运村支行之间没有就203室房屋成立抵押合同关系，涉案合同对崔德隆没有法律约束力。
关于工行亚运村支行主张其对203室房屋的抵押权属于善意取得一节。不动产抵押权善意取得的要件有两个：一是债权人是善意的；二是已经进行了不动产抵押权登记。本案中，工行亚运村支行作为国家金融机构，在抵押贷款的审批与发放上存在严格的程序和流程要求，其在签订抵押贷款合同过程中是否按流程要求进行了审核，是判断其是否善意的标准。首先，工行亚运村支行认可按业务流程要求，签订涉案合同需抵押人本人当场进行面签，但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涉案合同为崔德隆本人当场签署；其次，工行亚运村支行认可贷款人的文化程度是审批指标之一，但对赵×文化程度并未审核，对于复印件中赵×文化程度与原件不符的情况亦未作出合理解释；再次，在借款人是否具有还贷能力是银行业审批贷款的重要考量指标的情况下，工行亚运村支行虽表示其对赵×职业、收入情况通过电话进行了询问，但未能提供诸如赵×银行流水单等证据加以证明。综合上述情况，应认定工行亚运村支行在签订涉案合同过程中未能尽到审慎审查义务且具有重大过错，工行亚运村支行对203室房屋抵押权不构成物权法上的善意取得。原审法院认为工行亚运村支行善意取得203室房屋抵押权，并据此依据物权法的规定认定双方合同有效成立是错误的，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崔德隆的上诉请求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予以支持。原审判决错误，本院予以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朝民初字第20578号民事判决；
二、确认崔德隆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亚运村支行签订的《房屋最高额抵押贷款合同（抵押登记专用）》无效；
三、确认崔德隆、赵×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亚运村支行签订的《个人借款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
鉴定费6700元，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亚运村支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均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亚运村支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薛 妍
代理审判员 周艳雯
代理审判员 孙承松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李 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