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宜昌中民一终字第0008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长松。
委托代理人杨国尧，湖北君任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秭归县吉利客运出租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秭归县茅坪镇平湖大道8号。
法定代表人周勇，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林兆甲，湖北楚天剑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云山。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秭归支公司，住所地秭归县茅坪镇平湖大道53号。
负责人张波，该支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雅莉，湖北林华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郑长松、秭归县吉利客运出租有限责任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杜云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秭归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秭归县人民法院（2013）鄂秭归民初字第006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2月2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张灿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易正鑫、王明兵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2年9月14日，杜云山驾驶鄂E×××××号出租车沿秭归县茅坪镇滨湖路往山水龙城方向行驶，行至滨湖路恒业车站门前路段，从慢车道左转弯掉头时与郑长松驾驶的鄂E×××××两轮摩托车相撞，造成郑长松受伤、车辆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2012年11月12日秭归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对该起事故作出认定，认定杜云山驾驶车辆在禁止掉头的路段违法掉头、郑长松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在没有戴安全头盔的情况下未在最右侧车道通行，双方对事故负同等责任。2012年11月19日郑长松对该认定向宜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提出复核，秭归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根据复核结论，重新作出了秭公交认字（2012）第重00000025号事故认定书，认定杜云山承担主要责任、郑长松承担次要责任。郑长松受伤后，在秭归县人民医院ICU住院观察10天，于2012年9月24日转入该医院外科住院治疗102天好转出院，出院诊断为：Ⅲ级脑外伤、肺部感染、脑室系统扩大。出院医嘱：出院后加强营养、坚持行四肢功能锻炼；出院3月后复诊，进一步行颅骨修补术，必要时行脑室腹腔分流术；不适随诊。2013年5月15日，郑长松申请宜昌大公法医司法鉴定所对其伤残程度、后续治疗费、误工损失日、护理依赖程度、营养时限进行鉴定，2013年5月20日，宜昌大公法医司法鉴定所作出鉴定意见为：郑长松所受外伤伤残为Ⅳ级和Ⅹ级、后续治疗费30000元、误工损失日270日、护理依赖程度为需要部分护理依赖、其营养时限为150日。同日郑长松委托宜昌现代假肢矫形嚣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对郑长松受伤后配置伤残康复辅助器具费用、器具更换周期及赔偿期限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郑长松需配置膝踝足支具一件，价格为3200元，更换周期为一年；需配置坐厕椅一台，价格为350元，更换周期为三年；需配置拐杖一副，价格为120元，更换周期为一年。后双方当事人不能就赔偿达成协议。郑长松于2013年7月12日依法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杜云山和吉利公司共同向郑长松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经济损失1042213.26元，财保秭归支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责任。诉讼过程中，杜云山、吉利公司对宜昌大公法医司法鉴定所作出的鉴定意见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原审法院予以准许，并委托武汉大学医学院法医司法鉴定所进行了鉴定，鉴定意见为：郑长松的伤残等级属Ⅶ级，伤残赔偿指数为47%；护理依赖程度为部分护理依赖；误工时间可休养至定残前一日；营养期限由法院酌情处理。原审诉讼过程中，郑长松两次变更诉讼请求，最终将诉讼请求确定为：请求杜云山、吉利客运出租有限责任公司、财保秭归支公司一共赔偿经济损失共计1133677.868元，先由财保秭归支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121303.76元，之后由财保秭归支公司在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赔偿，余下不足部分由杜云山、吉利公司连带赔偿。
原审同时查明：杜云山驾驶的鄂E×××××号出租车系吉利公司所有，2012年9月5日吉利公司与杜云山签订客运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约定杜云山承包经营该车从事客运出租营运业务，每天向吉利公司交纳出租费110元，承包期限自2012年9月6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止。2012年承包费为6380元，2013年承包费为19800元。杜云山在从事出租营运活动中接受吉利公司管理。合同第七条第（六）项约定“乙方（杜云山）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乘客、第三者人身和财产损害的，保险赔付不足的部分，甲方（吉利公司）有权向乙方（杜云山）追偿”。吉利公司为鄂E×××××号出租车在财产秭归支公司投保了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其中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同时为该车投保了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责任限额为200000元，两份保险保险期间均为2012年3月16日起至2013年3月15日止。
原审另查明：郑长松系农业人口，其父郑启信系秭归县泄滩乡陈家湾村六组的非农业人口，出生于1947年9月14日；其母陈安翠系屈原镇西陵峡村四组农业人口。其父母共生育二女一子，均健在。郑长松与其妻李晓燕于2012年11月17日生育一子郑浩文，户籍地登记于秭归县茅坪镇桔颂居委会四组，系非农业人员。交通事故发生后，吉利公司与杜云山共同为支付了医疗费138322.96元，其中杜云山支付了21300元。郑长松鉴定开支了鉴定费2450元，重新鉴定开支了鉴定费2500元、交通、邮寄费1340元，重新鉴定费用吉利公司已经预交了6000元（含郑长松之父郑启信向吉利公司借支的1000元），多退少补。杜云山在郑长松住院期间请人护理郑长松4天开支护理费320元。双方当事人对郑长松起诉主张的交通费807元认定500元均无异议。
原审诉讼过程中，吉利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供一份秭归县公安局泄滩派出所出具的《死亡户口注销证明》，证明郑启信已于2014年8月14日死亡，郑长松主张的被抚养人郑启信的生活费计算年限应相应调整，郑长松方对该份证据无异议。
原审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先由承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杜云山、吉利公司辩称本起交通事故有两份交通事故认定书，应以秭归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第一份事故认定书认定的同等责任为依据来确定双方当事人的责任，因秭归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已根据宜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的复核结论重新作出了新的事故认定书，认定了本案当事人的主次责任，根据事故形成的原因力，参考秭归县公安局交通事故认定书，可认定杜云山应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郑长松自行承担次要责任。杜云山驾驶的鄂E×××××号出租车系从吉利公司承包经营，每天固定向吉利公司交纳费用110元，双方之间的承包经营实质上是一种租赁经营关系，杜云山租赁吉利公司的出租车从事出租营运，每天向吉利公司交纳租金110元，其余营运收入由杜云山所有。这种租赁关系有别于一般的租赁，杜云山在租赁期间是以吉利公司的名义对乘客提供出租车营运服务，并接受吉利公司的管理，吉利公司对鄂E×××××号车辆仍有控制、管理权，并获取了固定的利益，对于郑长松的经济损失，吉利公司与杜云山之间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吉利公司虽与杜云山签订了承包经营合同，但该合同只能约束合同双方当事人，对合同外的郑长松并无约束力。吉利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后，可依据承包合同约定向杜云山追偿。对于郑长松伤后的经济损失是按农村居民标准还是城镇居民标准算，双方有分歧，原审认为，郑长松在宜昌市猇亭区下马槽社区宜化小区购买了房屋，猇亭区下马槽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证实郑长松居住生活在该小区、靠城镇收入维持其主要生活来源，杜云山、吉利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未提供相反证据否定上述事实，按照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只能依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郑长松主张的相关损失。郑长松主张的残疾辅助器具费的赔偿期限根据郑长松的年龄、健康状况暂予支持二十年，超过确定年限仍需配置辅助器具的，可另行主张。侵害他人身体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受害人可以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受害人受到伤害的程度、侵权人的经济状况和当地经济水平酌情认定。郑长松伤后的经济损失，依法认定如下：医疗费138866.63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360元（30元／天×112天），残疾赔偿金215316.40元（22906元／年×20年×47%），误工费从事故发生之日至定残前一日计26308.38元（38720／365×248天），护理费175888元，包括定残前护理费19840元（80元／天×248天，郑长松主张定残前住院期间按二人护理主张护理费无证据支持）、定残后护理费156048元（26008元／年×20年×30%，护理依赖程度参照《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确定为30%），残疾用具费68733元（3200元／年×20年＋350元／3年×20年＋120元／年×20年）、被抚养人郑皓文的生活费66622.50元（15750元／年×18年×1／2×0.47）、郑启信的生活费4935元（15750元／年×2年×1／3×0.47，从事故发生之日至郑启信死亡之日）、陈安翠的生活费46882.50元（15750元／年×19年×1／3×0.47），合计118440元，鉴定费用12087.18元、交通费500元、营养费2000元、后续治疗费3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车辆损失费1303.70元，合计经济损失802803.29元。上述经济损失由财保秭归支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121303.7元（医疗费用赔偿10000元、死亡伤残赔偿1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1303.70元），其余经济损失681499.59元，杜云山与吉利公司连带赔偿408899.75元，杜云山与吉利公司连带赔偿的部分由财保秭归支公司在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支付200000元。郑长松自行承担272599.84元。
据此，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二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郑长松伤后经济损失802803.29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秭归支公司在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支付121303.70元，在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支付200000元；由秭归县吉利客运出租有限责任公司与杜云山连带赔偿郑长松70256.79元（已扣除了秭归县吉利客运出租有限责任公司、杜云山支付的医疗费138322.96元、护理费320元），其余经济损失由郑长松自行负担。秭归县吉利客运出租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后，可依法向杜云山追偿。上述赔偿款项，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968元，由秭归县吉利客运出租有限责任公司与杜云山共同负担2950元，由郑长松负担3018元。
上诉人郑长松不服原审法院的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判对双方责任划分比例不合理、不公平，原审对交通事故中主次责任划分比例为6：4不合理，本案责任划分比例应为8：2。二、赔偿适用的标准、年限、比例不公平。定残前的护理费标准与郑长松当时病情不符，定残后护理费标准低、比例低，显失公平；残疾用具费，原审按照20年计算没有依据；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方式不正确；精神损害抚慰金支持一万元过低。因此，上诉人郑长松请求二审法院判决：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共同承担1133677.868元；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杜云山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上诉人秭归县吉利客运出租有限责任公司答辩称：一、责任划分比例问题上，一审认定正确，杜云山只有一个违章行为而郑长松有三个违章行为。二、护理费标准问题，郑长松没有出具医疗机构关于需要两人以上护理的相关证明。三、郑长松原审举证残疾用具是四级伤残程度赔偿，后来残疾等级发生变化，残疾用具费用也应该相应发生变化。四、一审精神抚慰金过高。
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秭归支公司答辩称：同意秭归县吉利客运出租有限责任公司的答辩意见，关于残疾用具费的问题，一审上中郑长松没有提供残疾用具发票，若郑长松没有使用残疾用具，该笔费用则不应支持。
上诉人秭归县吉利客运出租有限责任公司不服原审法院的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秭归县吉利客运出租有限责任公司与杜云山承担连带责任错误。二、赔偿范围及标准不正确，包括：郑长松的损失按城镇居民计算错误，残疾用具费不应赔偿，精神抚慰金认定过高。因此，上诉人秭归县吉利客运出租有限责任公司请求二审法院判令：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上诉人郑长松答辩称：一、杜云山与吉利公司虽是租赁关系，但是杜云山一直以吉利公司的名义对外运营，运营发生交通事故，吉利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二、一审中已经提供了宜化小区的证明及郑长松购买房屋的证明、派出所的证明，证明郑长松应该按照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三、对于残疾用具的问题，伤残等级的变化和残疾用具的配备没有关系，一审中的鉴定机构的证明说明伤残等级与残疾用具没有关系。
被上诉人杜云山答辩称：秭归县吉利客运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合理合法，残疾用具应该按照法律规定进行赔偿。
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秭归支公司答辩称：吉利客运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过程中，上诉人郑长松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被上诉人杜云山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上诉人秭归县吉利客运出租有限责任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西陵峡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郑长松户籍地和居住地是西陵峡村。
上诉人郑长松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郑长松是在西陵峡村出生，但是后来在宜昌的宜化小区购买了房屋，事发时已经在该小区居住了三年，事故发生一年后，2015年1月，郑长松的父亲患癌症后将该房子卖了。
被上诉人杜云山的质证意见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郑长松没有在城镇居住三年。
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秭归支公司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应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综合认定。
经庭审举证质证，对秭归县吉利客运出租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的证据，本院作出如下认定：该证明内容实为郑长松“长期居住在西陵峡村三组”，该证据上加盖有西陵峡村委会的签章，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由于“长期居住”语义含糊，并不是认定郑长松残疾赔偿金标准赔偿的主要因素，因此该证据关联性欠缺，本院不予采纳。
经审理查明，原审事实认定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郑长松和秭归县吉列客运出租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关于郑长松的上诉请求，1、原审对该交通事故的责任划分比例的问题。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原审法院作出责任划分比例的依据和参考，原审根据本案案情认定杜云山应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郑长松承担次要责任，并将主次责任比例酌情认定为6：4符合法律规定；2、护理费的认定问题。定残前上诉人郑长松主张的两人护理无相关证据佐证其必要性。《司法鉴定意见书》是用以认定被鉴定人身体情况的的依据之一，具体的护理依赖程度还需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考量，原审对定残前的护理费标准参照当地护理标准结合杜云山实际支付的护理费单据予以认定，对于定残后护理费标准按照其他服务行业的年均工资的标准以及参照《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确定护理依赖程度并无不当。3、残疾用具费的问题，原审在认定残疾用具费用时，不仅参照宜昌现代假肢矫形器技信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而且结合了案件的实际情况，对残疾辅助器具费暂予支持20年并无不当，对上诉人郑长松关于残疾用具费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4、原审对被抚养人生活费以郑长松的伤残系数进行计算的问题，由于郑长松没有对其丧失劳动能力程度进行举证，原审结合实际情况参照经鉴定的郑长松伤残系数来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并无不当。5、精神抚慰金问题，原审酌情认定精神抚慰金为一万元符合郑长松的实际伤残状况和当地经济发展情况。
二、关于秭归县吉利客运出租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请求，1、由于杜云山以吉利公司的名义对外运营，秭归县吉利客运出租有限责任公司与杜云山之间的租赁关系不能约束郑长松，原审判决吉利客运出租有限公司与杜云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2、对于郑长松伤后的相关损失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还是城镇居民标准的问题，由于郑长松在原审中提交了相关证据证明其在宜昌市猇亭区下马槽社区持续居住一年以上且靠城镇收入维持其主要生活来源，依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上诉人秭归县吉利客运出租有限责任公司没有提供相反的证据否认该事实。对上诉人秭归县吉利客运出租有限责任公司主张要求按照农村居民的标准计算郑长松相关损失的请求不予支持。3、上诉人秭归县吉利客运出租有限责任公司没有提交相关证据证明残疾用具的配备与伤残等级的变化的直接关系，也未提交郑长松伤残等级为七级后，郑长松的身体情况不需要配备相关残疾用具的依据。对吉利客运出租公司的不赔偿郑长松残疾用具费用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813元，由上诉人郑长松负担3311元，上诉人秭归县吉利客运出租有限责任公司负担50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灿
代理审判员 易正鑫
代理审判员 王明兵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日
书 记 员 张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