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72民初1514号
原告：鄂州市川渝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鄂州市凤凰路**号**栋。组织机构代码：57696205-0。
法定代表人：汪伟华，经理。
委托代理人：吴伦祥，男，汉族，1955年7月29日出生，系企业法律顾问，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
被告：利川市兆发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利川市汪营镇沙子坎村。组织机构代码：09883248-8。
法定代表人：周露，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凌映，重庆渝万（利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邹进波，男，汉族，1962年2月12日出生，住所地：江西省乐平市。
委托代理人：凌映，重庆渝万（利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鄂州市川渝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渝公司）因与被告利川市兆发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兆发公司”）、被告邹进波、被告荆州市华懋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懋公司”）发生港口作业损害赔偿纠纷，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6年8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侯旺发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王建新、审判员陈荣组成合议庭审理。被告华懋公司于答辩期间提交了管辖权异议申请，认为原告川渝公司与被告华懋公司之间约定了仲裁管辖，双方案涉纠纷不应由本院受理。本院依法审查后，裁定驳回原告川渝公司对被告华懋公司的起诉，各方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均未提起上诉。2017年3月2日，本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川渝公司委托代理人吴伦祥、被告兆发公司与被告邹进波共同委托代理人凌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川渝公司经过变更，最终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川渝公司实际损失人民币（以下均为人民币）740331.6元。2、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川渝公司预期可得利益损失754974元。5、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2015年7月27日，原告川渝公司与案外人重庆川维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川维公司）签订《船煤卸载作业外包合同》约定，原告川渝公司承包重庆川维公司长寿港码头，为期一年，卸载、结算包干单价为4.51元/吨（含6%税）；期间任何一方未依约履行合同至届满，须承担违约金10万元，造成损失应当赔偿。由此，双方形成了码头外包港口作业关系。该合同履行期间，被告兆发公司、被告邹进波等聚众在原告川渝公司所承包的码头现场实施拉闸断电，阻止卸载等违法行为，持续长达18天，造成原告川渝公司被迫停止经营以及不能依约履行合同义务等损失结果。该损失结果的产生与被告方侵权行为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原告川渝公司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被告兆发公司、被告邹进波辩称：一、本案中被告兆发公司主体不适格，公司应承担的责任独立于法定代表人。被告兆发公司法定代表人周露的个人行为与被告兆发公司无关，被告兆发公司不应承担责任。二、如果两被告有侵权行为，原告川渝公司应当就该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进行举证，而原告川渝公司并未能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假使两被告确有聚众闹事的行为，那么当地相关职能部门应出面解决，但原告川渝公司也未提交相应证据。三、原告川渝公司所提交的重庆川维公司解除合同通知是其自身违约行为所致，与两被告无关。四、原告川渝公司多次变更诉讼请求，两被告认为原告川渝公司陈述不属实。五、因为两被告没有对原告川渝公司实施违法行为，也没有损害结果的发生，更不用说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川渝公司对两被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告川渝公司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船煤卸载作业外包合同》，证明原告川渝公司与重庆川维公司签订合同，约定原告川渝公司承包重庆川维公司下属码头进行船煤卸载，以及合同期限、单价、违约责任等内容。
证据二、证人张某证言（男，汉族，1969年11月9日出生，住所地：重庆××××组，公民身份号码：）和证人白某证言（男，汉族，1955年6月12日出生，住所地：重庆××德××街道桥××号附6号，公民身份号码：），证明：两名证人系原告川渝公司所承包码头现场管理人员。2015年8月20日，被告兆发公司法定代表人周露与被告邹进波带人前往原告川渝公司承包的码头，实施拉闸断电等违法行为，阻止码头正常作业，导致码头停业，持续至9月初。
证据三、关于解除合同的通知，系重庆川维公司于2015年9月9日出具，证明因两被告阻止原告川渝公司码头正常经营，导致重庆川维公司解除与原告川渝公司之间的合同，给原告川渝公司造成直接损失和预期可得利益损失。
证据四、证明一份，系重庆川维公司于2016年11月9日出具，证明原告川渝公司与重庆川维公司签订船煤卸载合同之后，2015年8月20日至9月8日，原告川渝公司承包码头因两被告聚众闹事导致装卸停营长达18天；原告川渝公司应向重庆川维公司承担69万元损失的责任。
证据五、损失明细表，证明原告川渝公司因两被告造成实际损失740331.6元、预期可得利益损失754974元及计算方式。
被告兆发公司、被告邹进波的质证意见：证据一、三、四与两被告无关联性，其真实性两被告均无法核实。证据二证人证言真实性不予认可，更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两名证人的证言自相矛盾，证人白某对周露和被告邹进波的认知，也来自于证人张某的转述，不是其亲身感知。假使两被告阻碍原告川渝公司码头正常作业，正常情况下，当地相关职能部门应当出面解决，但原告川渝公司就此未出具相应证据。同时，证人张某、证人白某与原告川渝公司法定代表人汪伟华以及汪光勤均是亲戚，相互之间存在利害关系。证据五损失计算清单系原告川渝公司对损失简单的数字罗列，没有任何客观证据予以支持，对其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本院认证认为：证据一《船煤卸载作业外包合同》系原告川渝公司与重庆川维公司所签订，证据三《关于解除合同的通知》系重庆川维公司所作出，两被告虽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未提交任何相应证据予以反证，本院对证据一、三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证据二证人证言系原告川渝公司码头管理人员张某和白某所作出。两名证人自认与原告川渝公司法定代表人汪伟华、汪光勤均系亲属关系，无法仅凭两名证人的证言确认两被告存在阻止码头作业的违法行为，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确定。证据四《证明》系重庆川维公司单方出具，其对于解除合同事由的说明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确定；其关于损失金额的各项组成，均没有相应证据予以确认，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五系原告川渝公司单方出具，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确定。
根据庭审举证、质证、认证及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5年7月27日，原告川渝公司与重庆川维公司在重庆市××区签订《船煤卸载作业外包合同》，约定重庆川维公司将其港口船煤卸载作业外包给原告川渝公司，原告川渝公司自备接卸船煤的所有设备及机具；合同期限为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双方每月计算一次，结算包干单价为4.51元/吨（含6%税）；合同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履行合同，应当承担10万元违约金，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原告川渝公司在合同尾部加盖公司印章，汪光勤在委托代理人处签字。
2015年8月下旬，因汪光勤与被告兆发公司法定代表人周露、被告邹进波存在债务关系，周露和被告邹进波前往原告川渝公司所承包的长寿港码头找寻汪光勤追索债务，但未寻到。
2015年9月9日，重庆川维公司向原告川渝公司送达《关于解除合同的通知》，称：你司作业船舶“华懋9”号已于2015年9月8日19时前离开公司港口，不可能再履行《船煤卸载作业外包合同》，我司视这一行为为你司单方解除合同。我司将采取其他措施进行装卸作业。因你司的违约行为给我司造成的费用增加等损失，我司保留进一步追究的权利。
2016年8月9日，原告川渝公司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兆发公司、被告邹进波、被告华懋公司连带赔偿原告川渝公司直接损失和预期可得利益损失。
本院认为，
本案为港口作业损害赔偿纠纷。原告川渝公司诉称被告兆发公司、被告邹进波实施违法行为阻碍长寿港码头正常作业，应对其直接损失和可得预期利益损失进行赔偿。归纳双方争议焦点如下：一、被告兆发公司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责任。二、两被告是否实施了损害原告川渝公司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三、如果存在违法行为，是否造成了原告川渝公司的相应损失。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被告兆发公司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责任。原告川渝公司认为被告兆发公司法定代表人周露前往长寿港码头找寻汪光勤追索债务的行为属于公司行为，应由公司承担相应责任。而被告兆发公司辩称周露向汪光勤追索债务，系其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本院认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个人行为与职务行为不应混同。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应具备三个要件：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属于公司的经营行为；行为在客观上被认为属于执行职务；该行为与公司职务具有联系。原告川渝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汪光勤与被告兆发公司之间存在债务关系；而本案中被告兆发公司法定代表人周露向汪光勤索债，显然也不符合这三个要件，应系周露的个人行为，而非其职务行为。因此，本院认为被告兆发公司与案涉纠纷无关联性，不应承担相关责任。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两被告是否实施了损害原告川渝公司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原告川渝公司诉称两被告在长寿港码头上实施拉闸断电等违法行为，为了证明该事实，原告川渝公司提交了两名码头现场管理人员的证人证言以及重庆川维公司出具的《证明》。两被告则辩称周露和被告邹进波因债务纠纷找寻汪光勤索债，但并未实施违法行为。本院认为，两名证人自认与原告川渝公司法定代表人汪伟华之间有亲属关系，证人证言本身的证明效力也不足以单独证明两被告有违法行为。同时，重庆川维公司与原告川渝公司原属业务合作单位，其证明也是单方出具的，同样不足以达到其证明目的。若两被告在长寿港码头实施违法行为长达18天，原告川渝公司现场管理人员完全可在事发时采取录音、录像等措施留存证据，或是向当地相关职能部门反映情况寻求解决。但原告川渝公司就此均未能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况且，重庆川维公司于2015年9月9日出具的《关于解除合同的通知》中明确载明解除合同是因为原告川渝公司作业船舶“华懋9”号离开港口，不可能再履行船煤卸载合同。因此，本院认为原告川渝公司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两被告实施了阻碍码头正常作业的违法行为。
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原告川渝公司诉称的实际损失包括2015年8月6日至8月20日期间的应收款41943元、2015年8月20日至9月9日的停业损失50331.6元以及尚欠重庆川维公司的648057元，共计740331.6元。但原告川渝公司并未提交例如装卸清单、往来银行款明细等相应具体证据予以佐证，其仅以重庆川维公司出具的《证明》不足以证明其实际损失。
原告川渝公司诉称的可得预期利益为270天×620吨/天×4.51=754974元。但原告川渝公司未能证明系两被告实施违法行为导致原告川渝公司预期可得利益损失。另外，原告川渝公司以620吨/天的标准计算预期损失同样没有充分证据予以证明。由于原告川渝公司诉称的实际损失和预期可得利益损失均无充分证据，故本院对该诉请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川渝公司起诉的证据不充分，诉请也缺乏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鄂州市川渝物流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8060元，由原告川渝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3份，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收款人：湖北省财政厅非税收入财政专户，账号：05×××69，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市东湖支行。缴款人采用银行转账、银行汇兑等方式缴款的，应在银行凭据用途栏注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或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单位编码“103001”。上诉人在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长 侯旺发
审判员 王建新
审判员 陈 荣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五日
书记员 岳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