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深中法商终字第5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薛玉珍。
委托代理人：李冬菊，广东鼎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旭，广东鼎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罗芳路122号南方大厦A座2-10、17-28层、B座1-4、15-19层，组织机构代码89230586-1。
负责人：李志军，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波，广东雅尔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熊小军。
上诉人薛玉珍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深圳分公司）、原审第三人熊小军责任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3）深罗法民二初字第27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薛玉珍向原审起诉请求：1、人保财险深圳分公司在涉案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责任限额内赔付薛玉珍人民币284，063.1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人保财险深圳分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查明：2011年5月28日，薛玉珍将其名下车辆粤BWP5××在人保财险深圳分公司处投保了机动车商业保险和机动车交强险。投保单载明保险期间自2011年5月31日零时起至2012年5月30日24时止，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金额为人民币50万元。该投保单尾部附有投保人声明：保险人已向本人详细介绍并提供了投保险种所适用的条款，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包括但不限于责任免除、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赔偿处理、附则等），以及本保险合同中付费约定和特别约定的内容向本人做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薛玉珍在前述投保人声明处予以签名确认。
2012年2月4日19时许，案外人饶某太驾驶其名下的车辆粤B766××与第三人熊小军驾驶但停车换轮胎的涉案车辆粤BWP5××及其乘客彭某清发生相撞，彭某清被撞后抛向涉案车辆停车处并碰撞该车尾部，造成彭某清送院求救无效死亡及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交通事故。交警部门认定饶某太、熊小军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死者彭某清不承担该事故的责任。
随后，死者彭某清的亲属熊某超、熊某向原审法院起诉饶某太、熊小军、薛玉珍和两车保险人即人保财险深圳分公司。该案经一审、二审，法院最后认定薛玉珍系涉案车辆的车主，没有证据证明其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故其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法院最后判决：一、确认熊某超、熊某因本案交通事故应得赔偿总额为人民币792，809.4元；二、本案人保财险深圳分公司赔偿人民币224，683.20元给熊某超、熊某，其中优先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100，000元；三、饶某太赔偿熊某超、熊某人民币284，063.1元；四、熊小军赔偿熊某超、熊某人民币284，063.1元。
另查，《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四条规定，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直接毁损，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对于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各分项赔偿限额以上的部分负责赔偿。第五条规定，对被保险机动车本车驾驶人及其家庭成员的人身伤亡、所有或代管的财产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第二十四条规定，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未向该第三者赔偿的，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赔偿。
又查，薛玉珍系第三人熊小军的嫂子即死者彭某清的儿媳妇；第三人熊小军与死者彭某清系母子关系。薛玉珍在庭审中陈述，熊小军已将法院判决书确定的款项人民币284，063.1元支付给了死者彭某清的亲属熊某超及熊某，但未提交相应支付凭证。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保险法规定，责任保险是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未向第三者赔偿的，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本案中，首先，根据法院判决书的认定，薛玉珍作为涉案车辆的被保险人无需对第三者承担赔偿责任；其次，即使薛玉珍对第三者依法应负赔偿责任，但因第三者彭某清系薛玉珍的家庭成员，人保财险深圳分公司也可依据责任免除条款而免责；最后，即使薛玉珍对第三者依法应负赔偿责任且不属于责任免除范围，但薛玉珍并未提交支付赔偿金的相关依据，故保险人无需向被保险人即薛玉珍赔偿保险金。因此，薛玉珍要求人保财险深圳分公司赔偿法院判决书认定的第三人熊小军应负担的款项人民币284，063.1元缺乏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三款、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薛玉珍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780.47元，由薛玉珍负担。
薛玉珍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判令：一、人保财险深圳分公司在涉案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责任限额内赔付薛玉珍人民币284，063.10元。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人保财险深圳分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在第三者责任保险中，被保险人并不单指保单上列明的被保险人本身，还应包括被保险人允许的合法驾驶人。
虽然法律上或保险公司的保单上均没有对“被保险人”进行明确定义和界定，但并不代表对“被保险人”的界定没有相应的依据。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交强险和商业险虽然属于两个不同险种，但是二者对其条款中涉及的投保人、被保险人、第三者等基本保险合同相对人界定的范围应该是一致的，不存在不同理解和解释。故被保险人不管是在交强险还是商业险中，均应理解为包括投保人及被保险人以及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同时，根据人保财险深圳分公司提供的《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四条的约定：“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直接损失，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对于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各分项赔偿限额以上的部分负责赔偿。”从该约定也可看出，不管是从本身规定的本意还是前后语言、概念的统一性来看，保险合同中的被保险人均包括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否则在第三者保险条款的该款规定中，会产生前后逻辑及界定不一致，也会导致几乎所有借用、租用情形下的合法驾驶人发生事故后得不到保险公司的理赔的不合理情形。
再者，不管是从法律规定还是法院的一贯审判政策看，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只处于受益者的地位，并不需要实际承担交通事故中的相关责任。被保险人从来就不是交通事故案件中的适格被告。在驾驶员、所有人及被保险人分离的情况下，法院也不可能判决被保险人承担交通事故中的赔偿责任。故如果保险公司在明知法律规定及审判政策在被保险人既不是事故中的驾驶员或所有人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承担交通事故的民事赔偿责任，而最终又以被保险人不承担事故的责任为由主张免赔的话，那保险公司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就存在欺诈和恶意隐瞒的嫌疑。本案中，涉案车辆的被保险人薛玉珍虽然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熊小军作为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事故中的身份相当于被保险人，对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人保财险深圳分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故以被保险人不承担事故赔偿责任为由主张免赔、拒赔是荒唐可笑的，也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
二、涉案的保险合同条款中的关于家庭成员免责条款不具备法律效力，人保财险深圳分公司不能因此拒赔。
（一）人保财险深圳分公司提供的保险合同格式条款本身对第三者的界定存在相互矛盾和偷换概念之处，依法应采纳对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有利的解释。
根据人保财险深圳分公司向薛玉珍提供的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格式条款看，在总则第三条中，明确规定：“本保险合同中的第三者是指因被保险机动车发生意外事故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人，但不包括投保人、被保险人、保险人和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机动车本车上的人员”。该总则性规定应该适用于整个第三者保险条款。从该规定可以看出，在总则上，第三者的除外人员仅包括投保人、被保险人、保险人和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机动车本车上的人员，并没有将投保险、驾驶员或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排除在外。但在该合同的责任免除条款第五条中，又将被保险人和本车驾驶人的家庭成员排除在第三者之外，将第三者理解为合同双方当事人和其家属成员以外的第三者，在逻辑上偷换概念，错误地将车外的被保险人和本车驾驶人的家属成员排除在第三者之外，导致同样的人、同样的生命、同样的车祸，得到的却是不同的结果。该规定违背了社会以人为本、尊重人的生命价值的基本理念，违反了第三者责任险的初衷，使第三者责任险设立的根本功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即从涉案保险合同本身来说，人保财险深圳分公司提供的保险合同对“第三者”这同一个概念存在两种不同的文义解释和范围界定，从而产生两种不同的理解和解释。根据《保险法》第三十条的规定，不管是从通常理解还是旨在确保第三者因交通事故受到损害时能够从保险人处获取救济，以保护不特定的第三者的利益的设立第三者责任险的初衷和目的来说，对于第三者的定义与范围至少应按照保险合同条款总则中的界定来理解和解释，即除了该条款中列明的例外人员，第三者应不再将任何其他人排除在保险责任之外。
（二）涉案家庭成员免责条款因违反民法基本原则、相关法律规定而无效。
首先，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属于合同的一种，其订立需符合合同订立中平等、自愿、公平等原则。其次，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从性质上看属于格式条款，格式条款是指对不特定的多数投保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基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具有预先决定性，以及私主体的逐利性，其在提供格式条款时不可避免的会在拟定的格式条款中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规定。因此，从维护公平、保护弱者出发，合同法对格式条款予以限制，保险法针对保险合同格式条款也作出了严格限制。
因此，对保险合同格式条款的效力分析，人保财险深圳分公司的免责格式条款要具有法律效力，应具备以下法律要件：1、必须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合同的本质即是一种合意，合同的成立意味着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2、必须经双方当事人协商同意。意思表示一致应当表现为对合同全部条款和内容的协商一致。即使是格式合同，也必须对规定的条款（包括附加条款）达成一致，必须为对方当事人所接受才能缔约生效，否则无效。3、必须符合社会公共利益要求。合同中免责条款的订立，必须维护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和利益，否则无效。4、必须合理分配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益与风险。合理分配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益与风险是免责条款的主要功能，也是其合理性因素之所在。如不能合理分配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益与风险，限制或剥夺另一方当事人权益或故意加大另一方当事人风险的免责条款，当属于无效。5、必须予以说明的格式合同免责条款，其提供者必须尽说明义务。格式合同不同于其它合同，它是由提供合同的一方事先拟定好相应的免责条款，且拟定合同条款的一方一般属于垄断行业，他们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经过反复研究，想方设法地免除或者限制自己的责任；因此，合同法规定要求提供格式合同者在订立合同时，格式条款的提供者在订立合同时，未尽提请对方注意和说明的义务，属于强迫对方当事人接受不公平条款，则该免责条款不具有法律效力。
在本案中，涉案的家庭成员免责条款并不具备上述格式条款应具备的法律要件，故属于无效条款，不应得到适用。
1、将家庭成员排除在第三者之外的免责条款违反了公平原则，公平原则是衡量合同是否有效的标准之一，它贯穿于民法始终并对格式条款的效力进行控制，避免条款提供者在经济、法律、智能或其他缔结契约存在有关的优势等方面侵害合同相对人的利益，如果一个合同明显失去公平，就是违反公平互利原则。换个角度来讲，遵循公平原则是免责条款能够发生法律效力的基本前提。我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明确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保险合同属于射幸合同，一般来讲这种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力量，由于保险人的垄断、实力等因素是不对等的，在既定条件下投保人接受合同条款后，向保险人交付保险费，保险人是否履行赔偿的义务，取决于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的发生。保险合同的这一特殊性质，各国保险立法通常规定保险合同的条款应符合公平、平等的原则，其目的在于维护契约正义，均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将家庭成员排除在第三者之外的保险条款，与第三者责任险向受害的第三人提供基本保障的本意相冲突，背离了第三者责任险主要是对大众利益保护而设立的目的，不合理地分配危险责任、排除相对人的主要权利，双方给付代价应相对等的利益关系，将应当由保险人承担的责任排除在保险责任之外，违反了法律关于民事活动应当遵循的公平互利原则，应届于无效条款。
2、将家庭成员排除在第三者之外的免责条款违反了格式条款效力的规定。
从保险法第十九条的规定来看，当中的“法”除了保险法外，还应包括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法律法规。保险合同的义务应指法律明确规定的保险人应承担的法定义务。在第三者责任险中合同的义务主要表现为被保险人及本车驾驶人驾驶机动车对第三人人身造成伤亡的，保险公司支付赔偿金的义务和被保险人或者受害人请求赔偿及获得赔偿的权利。对家庭成员免赔的格式条款缩小了第三者的范围，以最大化免除保险公司对作为家庭成员第三者的赔偿责任，排除了作为家庭成员的第三者的赔偿请求权，属于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排除被保险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情形，根据合同法第四十条关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等相关规定，该条款违反了保险法、合同法对格式条款效力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条款。而无效的条款自始无效，不因双方是否约定，人保财险深圳分公司是否已经履行了告知义务而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和约束力。
保险公司约定该免责情形的法理基础并不成立，涉案免责条款的存在完全不利于对家庭成员在机动车事故中的保护和我国第三者责任保险制度的完善与国际接轨。
保险公司称将被保险人及驾驶人的家庭成员列入第三者的范围，具有一定的“道德风险”，一些受害人的陈旧性疾病、慢性病等疾病并不是因为交通事故而造成，却想通过保险事故获得赔偿，以伤养病、旧病兼治、小伤大养；或者容易发生本车人员与家属共同骗保行为，即通过交通事故制造意外事故从而骗取赔偿金。
然而实际上，保险法第二十七条为避免道德风险的产生己作出了相关规定，保险法第一百七十六条和第一百八十一条分别规定了被保险人故意造成事故构成犯罪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因此当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怀疑被保险人骗保的，完全可通过举证免除赔偿责任，当被保险人骗保的行为构成犯罪时更可追究骗保者的刑事责任。
现有的第三者责任险制度具有完善的赔偿标准和赔偿制度，赔偿之根本目的在于弥补损失，即使家庭成员在交通事故中受伤或者死亡，其所获得的赔偿金为医疗费、交通费等实际支出费用加上伤残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受害人或者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通过第三者责任险从交通事故中受益的可能性很小。
保险业内人士认为，约定家庭成员免责条款原因之二是，对家庭成员进行赔偿犹如“钱从左手放右手”，在财产共有情形下，家庭成员之间因意外或过失造成对方伤害，其中一方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即相当于用共同财产中的一部分赔到共同财产中，没有任何物权法或债权法上的意义。且根据侵权法原理，侵权人不能因为自己的侵权行为而获得利益，对家庭成员的赔偿增加了家庭财产的总量，在机动车交通事故中如果造成家庭成员死亡的，作为死者近亲属的侵权人可能从死亡赔偿金中获益，违背了该原则。
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标的是机动车对第三人造成的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害的赔偿责任，即在机动车车主购买第三者责任保险后，机动车对第三者造成损害的，由保险公司按照约定根据肇事人应承担的责任份额支付赔偿金，投保人支付保险费用的行为将赔偿责任转移了。实践中不存在保险公司提出的将家庭财产的一部分赔偿到家庭财产中的情形，因为这赔偿费用最终由保险公司承担。即使保险公司承担了责任，支付了赔偿金，也不等于使被侵权人的家庭财产增加，因为交通事故中受害人无论在精神还是财产上都受到了损失，需要对外支付相应的医疗费、护理费等费用，其家庭财产基于费用的支付而减少，保险公司支付的保险赔偿金实际上是弥补家庭财产损失的部分。并且，只要有家庭成员关系，财产和责任全部可以混同的说法在现代民法理论中不能成立。因此对家庭成员赔偿犹如“钱从左手放到右手”和侵权人因此而获益的说法不成立。故第三者责任险中设置关于家庭成员免赔条款的法理基础、道德基础并不能成立。保险公司对该免责条款的设置出于更多的商业考虑，变相减轻了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
设立保险的目的在于利用保险聚集众人的力量，分散风险的原理和大数法则，将被保险人个人原本难以承担的赔偿数额分散于社会之中，以减轻被保险人的损害、维护受害人的利益、保障社会的稳定。第三者责任保险作为责任保险的一种，与其它责任保险一样，其承保的标的是一种无形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其承保的是投保特定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所负的第三者责任。故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中将家庭成员作为免责对象，该规定违背了社会以人为本、尊重人的生命价值的基本理念，违反了第三者责任险的初衷，使第三者责任险设立的根本功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机动车交通事故保险制度的设立初衷本是对受害人给予赔偿，分担机动车驾驶作为高危行业的风险，但是保险公司基于自身利益通过格式条款将对家庭成员的赔偿排除保险范围在外，违反了第三责任险设立的目的，违背了公平正义原则，排除了保险人的主要义务，应属于无效条款，人保财险深圳分公司不能因此享有应由的免责权利。
三、在一审庭审中，薛玉珍已经明确认熊小军已经向死者家属进行了赔偿，且一审庭审时，交通事故案件的原告即死者家属之一熊某亦参与旁听，也认可了熊某已经向其实际支付赔偿款。只是因为本来属于亲属关系，没有出具相应收款收据，如果法庭需要，可以补交。在当事人已经作出对自己不利自认的情况下，一审法官却简单以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为由否认了赔偿事实，是与事实及法律规定完全不相符的，也严重损害了薛玉珍及第三人、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况且本案的焦点并不在于在第三人熊小军没有赔付之前，保险公司是否需要支付赔偿金，而在于人保财险深圳分公司的涉案免责条款是否具备法律效力，如果不具备法律效力，仅仅是第三人熊小军未赔付就不赔偿的话，第三人熊小军随时可以向受害人家属赔偿，在此情况下人保财险深圳分公司是否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呢显然被保险人还是会依据所谓的免责条款主张拒赔免赔。故是否实际支付从来就不是该种情形下的争议点，况且本案事实上已经实际支付。
被上诉人人保财险深圳分公司答辩称：一、一审开庭时薛玉珍已确认《投保单》上签字是本人签字，能够证明保险公司在投保人投保时已就保险条款特别是免责条款的内容向薛玉珍尽到了说明的义务保险条款合法有效，保险公司有权依据保险条款就本案予以拒赔。
二、《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五条第一项、第二项约定被保险人和驾驶人的家庭成员人身伤亡，保险公司均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受害人系被保险人的婆婆，系驾驶员熊小军的母亲，均属于家庭成员的范围，保险公司有权依据该条款拒赔。
三、根据保险法第65条及《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四条保险责任的约定，人保财险深圳分公司只对被保险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承担理赔责任，本案中生效判决书没有判决薛玉珍承担任何责任，因此保险标的并不存在，人保财险深圳分公司不承担理赔责任。
四、薛玉珍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薛玉珍已经履行了赔偿义务，根据保险法及保险条款的约定，被保险人没有履行赔偿义务的不得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主张赔偿。本案中薛玉珍与受害人家属均是亲属关系，我方认为薛玉珍不可能向受害人家属进行赔偿，所以我方认为根据上述法律条款人保财险深圳分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五、针对薛玉珍上诉意见，我方认为薛玉珍就法律适用和事实及条款的理解均存在误差。1、第三者责任保险确实约定合法的驾驶人造成的人身伤亡保险公司予以赔偿，但是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有另外一个前提是被保险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薛玉珍片面理解该条款，属于理解错误。2、人保财险深圳分公司的格式条款并不存在自相矛盾和偷换概念之处，条款中约定的是的“第三者”是第三者的范围，而免责条款是保险公司不承担责任的情形，不存在偷换概念的地方。3、保险条款没有违反民法的基本规则和相关的法律法规，人保财险深圳分公司基于被保险人及驾驶人的家庭成员如果列入第三者的范围具有一定的道德风险，所以才在免责条款中特别约定驾驶人和家庭成员的人身伤亡不予赔偿是属于合法的范围，因为保险合同本身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双方可以作出特别的约定，该约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六、本案中虽然不是熊小军直接造成受害人死亡，但是正是由于熊小军的行为导致了受害人的死亡，所以熊小军的违法行为与受害人死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并且第三者责任保险赔偿时并非所有的被保险人车辆与受害人直接碰撞，只要被保险人车辆的驾驶人在事故中承担责任，则第三者责任保险要承担赔偿责任，很多交通事故中都直接判决第三者承担责任，如果按照薛玉珍的说法没有发生碰撞，那么第三者责任保险都不需要赔偿，显然与司法实践与法律规定不符。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薛玉珍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二审审理期间，熊小军和薛玉珍确认，熊小军已经将赔偿金人民币284，063.1元支付给熊某超、熊某。熊小军向本院提供了一份日期为2013年12月20日的《收条》，内容为熊某超、熊某确认已经收到熊小军赔偿款共计人民币284，063.1元。
本院认为：本院争议焦点为保险人人保财险深圳分公司是否应当在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责任限额内赔偿被保险人薛玉珍人民币284，063.1元。一、原审法院已经查明，人保财险深圳分公司已经向薛玉珍履行了明确提示和说明保险合同中责任限制条款的责任，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具有法律效力。人保财险深圳分公司和薛玉珍签订的保险合同第五条规定，对被保险车辆驾驶人及其家庭成员的人身伤亡、所有或代管财产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而本案中的事故受害人彭某清系保险车辆驾驶人熊小军的家庭成员，也是被保险人薛玉珍的家庭成员，因此，根据保险合同第五条的规定，人保财险深圳分公司无须向薛玉珍赔偿。第二、薛玉珍和熊小军均确认，熊小军已经向受害人彭某清的继承人履行完毕赔偿责任，而被保险人薛玉珍并未承担赔偿责任，也未向受害人支付任何赔偿款，因此，人保财险深圳分公司也无须为熊小军向受害人支付的赔偿款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上诉无理，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780.47元，由上诉人薛玉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温 达 人
代理审判员 李 原
代理审判员 林 建 益
二〇一四年四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吴佳（兼）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