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渝三中法民终字第0062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代文，男，1952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川区。
委托代理人：杨家俊，男，1939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川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市好耕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南川区南城办事处庆岩社区五组，组织机构代码58892799-X。
法定代表人：程方诗，该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程方诗，男，1986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川区。
以上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吴万寿，重庆市春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代文与被上诉人重庆市好耕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好耕公司）、程方诗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杨代文不服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2014）南川法民初字第010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8月15日，程方诗作为借款人，杨代文及其妻子谭学珍作为抵押人与中国农业银行南川支行签订《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最高额担保个人借款合同》向银行借款200万元。次日，中国农业银行南川支行将该200万元贷款转入杨代文指定的王先兰的银行账户。
2013年4月15日，徐辉（甲方）、张鸿华（乙方）、程方诗（丙方）、郑永生（丁方）、杨代文（戊方）签订《散伙协议》，该协议第二条约定：“公司向各位股东的借款如下：甲方57.5万元；乙方75万元；丙方55万元；丁方30万元；戊方100.5万元，以上共计318万元，由于经营中有亏损，现甲方退乙方70万元，退丙方50万元，退丁方27.5万元，退戊方96.5万元。”同年6月15日，以上全体合伙人再次签订《重庆市好耕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补充协议》，该协议约定：“……2、将公司原亏损金额由人民币220万元增亏至人民币240万元，增亏20万元部分原股东按股份比例分摊”并在附表一《股东借款表》中列明了分摊亏损后向各股东的借款金额，其中向杨代文的借款金额在扣除亏损额后确定为92.5万元。
因200万元贷款即将到期，为了续贷，好耕公司（甲方）与杨代文（乙方）于2013年6月25日签订了《合伙贷款协议》，该协议载明：在2012年7月，杨代文用重庆市南川区东城街道办事处北郊社区六组的土地和厂房作为抵押物，为好耕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南川支行申请贷款200万元，其中，好耕公司使用了92.5万元，杨代文使用了107.5万元。2013年8月5日，好耕公司与杨代文再次就《合伙贷款协议》达成《补充协议》，该协议约定：“……3、贷款期限届满，乙方负责偿还贷款本金人民币：107.5万元，其余金额由甲方自行负责偿还。乙方应偿还的107.5万元贷款利息及手续费由甲方承担。4、如乙方不为甲方申请续贷提供担保，则乙方应立即向甲方偿还人民币107.5万元并承担从2013年7月至还清之日按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013年8月6日，好耕公司以程方诗的名义偿还了银行的全部贷款。
后由于续贷未成功，好耕公司于2013年9月9日诉至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要求杨代文偿还借款107.5万元，该院于2013年10月11日作出（2013）南川法民初字第0277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限杨代文在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好耕公司107.5万元及相应利息（利息从2013年7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欠款时止）；二、驳回好耕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2013年10月11日，杨代文向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起诉好耕公司，要求好耕公司偿还借款102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该院于2013年11月6日作出（2013）南川法民初字第03004号民事判决，判决好耕公司偿还杨代文借款102万元，该款从2013年8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付利息至付清该款时止，利随本清（该款限本判决生效后立即付清）。好耕公司不服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2月25日作出（2013）渝三中法民终字第01274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为杨代文在《散伙协议》及《重庆市好耕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补充协议》上签字的行为应视为杨代文对好耕公司向其借款的金额确认为92.5万元并从2013年7月30日后不再支付利息的认可，判决：一、撤销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2013）南川法民初字第03004号民事判决；二、好耕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杨代文借款92.5万元；三、驳回杨代文的其他诉讼请求。
好耕公司、程方诗向一审法院起诉称：好耕公司原系张鸿华、郑永生、程方诗和徐辉共同出资设立。2012年2月29日，杨代文加入成为公司股东。由于杨代文在成为公司股东时需履行出资义务，经与好耕公司协商，由好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程方诗为杨代文向中国农业银行南川支行申请贷款200万元，杨代文提供自己与其妻子谭学珍共有的位于南川区东城街道办事处北郊居委6组的房产提供担保。2012年8月15日，程方诗以个人名义与中国农业银行南川支行签订贷款合同之后，根据杨代文的指示将该200万元贷款支付至杨代文指示的王先兰的账户。贷款期限届满后，杨代文不愿意继续提供担保亦称无钱还贷，好耕公司为了使程方诗信誉不受损，于2013年8月1日以月息两分向重庆中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200万元代杨代文向银行偿还了贷款。2013年8月6日，程方诗代杨代文向银行结清了本息共计2007466.67元（利息已由杨代文在贷款期间自行负担）。2013年4月15日，杨代文与好耕公司其他股东签订了《散伙协议》，经清算：杨代文借入公司的款项为96.5万元。2013年6月15日，全体股东再次签订《补充协议》，经扣减各股东应承担的亏损额后确认杨代文借入公司的金额为92.5万元。好耕公司认为程方诗为杨代文向银行贷款的200万元中，杨代文借入公司92.5万元，另外107.5万元杨代文需偿还给公司，（杨代文借入公司的92.5万元与公司代杨代文向银行还贷的92.5万元互相冲抵），遂于2013年9月9日向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只要求杨代文偿还好耕公司107.5万元，该院于2013年10月11日作出（2013）南川法民初字第0277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杨代文偿还好耕公司107.5万元。2013年10月11日，杨代文向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好耕公司偿还其借款92.5万元。由于好耕公司代杨代文向银行还贷的行为与好耕公司向杨代文借款的行为不属同一法律关系，重庆市第三中院人民法院于2014年2月25日作出（2013）渝三中法民终字第01274号民事判决，判决好耕公司偿还杨代文借款92.5万元。后好耕公司、程方诗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杨代文立即偿还好耕公司92.5万元并从2013年8月6日起至还清欠款时止按中国农业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杨代文在一审中辩称：程方诗向银行所贷的200万元虽支付到杨代文指定的王先兰账户上，但程方诗才是贷款人，杨代文只是担保人，偿还银行贷款本息是贷款人的责任，不是担保人的责任。只有在贷款人没有偿还银行到期贷款本息时，担保人才以担保财产代替贷款人偿还本息，故好耕公司、程方诗诉称的代杨代文结清贷款本息的事实不成立。另外，好耕公司、程方诗诉称的92.5万元与“（2013）渝三中法民终字第01274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好耕公司向杨代文的借款92.5万元不是同一笔款，该200万元贷款中，好耕公司使用了92.5万元，杨代文使用了107.5万元，杨代文没有义务偿还92.5万元银行贷款。因为杨代文借入好耕公司的款项中有两笔产生的时间分别为2012年4月9日、2012年7月2日，均在银行贷款之前，证明好耕公司诉称的92.5万元与杨代文借入公司的92.5万元不是同一性质的款项，并且好耕公司在2013年6月25日与杨代文签订的《合伙贷款协议》中写明，200万元银行贷款好耕公司使用了92.5万元，杨代文使用了107.5万元。2013年8月5日，好耕公司与杨代文签订的《补充协议》中也约定由杨代文负责偿还上述银行贷款本金107.5万元，其余金额由好耕公司负担，说明杨代文只使用了107.5万元银行贷款。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好耕公司、程方诗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2013年6月25日，好耕公司与杨代文签订的《合伙贷款协议》中写明的“向中国农业银行南川支行申请贷款200万元，其中好耕公司使用的92.5万元”与2013年6月15日，好耕公司全体股东达成的《重庆市好耕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补充协议》中确定的好耕公司向杨代文借款92.5万元是否为同一笔款。
第一，虽然200万元贷款是以程方诗的名义贷的，但放贷时，资金却是划给了杨代文控制的账户，即虽然名义上程方诗是贷款人，杨代文只是贷款的担保人，但实际上杨代文才是贷款的真正控制和使用人。杨代文既然辩称好耕公司使用了其中的92.5万元，就应当提供其当初支付给好耕公司92.5万元的依据，其不能提供就应当承当举证不力的责任。
第二，确定好耕公司向杨代文借款92.5万元的《重庆市好耕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补充协议》形成时间是2013年6月15日，而载明好耕公司使用了200万元贷款中的92.5万元的《合伙贷款协议》形成时间是10天后的2013年6月25日，两份协议写明的金额完全相符，在杨代文不能出示双份92.5万元支付依据的前提下，可以推定两份协议具有较为可信的关联性，即：为了方便续贷，《合伙贷款协议》中写明好耕公司使用的贷款金额92.5万元是在《重庆市好耕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补充协议》确定好耕公司向杨代文借款92.5万元的基础上达成的，两份协议上载明的92.5万元实际上是同一笔款。
由于前述两份协议上的92.5万元涉及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在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依照《重庆市好耕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补充协议》判决好耕公司应当偿还杨代文92.5万元借款后，就相当于当初200万元的贷款已经全部被杨代文使用，其中92.5万元当成借款支付给了好耕公司，其余107.5万元杨代文自行使用了，而最终该200万元贷款全额是由好耕公司偿还的，可以理解为好耕公司为杨代文偿还了200万元的贷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200万元贷款中的107.5万元已由生效判决确定由杨代文返还好耕公司，则剩余的92.5万元属于杨代文的不当得利，亦应当由杨代文返还好耕公司，因此好耕公司、程方诗要求杨代文还款92.5万元的理由成立，应予支持。对于好耕公司的利息主张，由于在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渝三中法民终字第01274号民事判决书，并未支持杨代文要求好耕公司支付借款利息主张，因此本案中好耕公司要求杨代文支付利息的主张，亦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限杨代文在判决生效后立即支付好耕公司92.5万元；二、驳回好耕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525元，由杨代文负担。
杨代文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上诉称：1.涉案200万元贷款的贷款人是好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程方诗，并非程方诗为杨代文所贷。该200万元贷款划入王先兰的账户是程方诗的委托、指定行为，银行是根据程方诗的指示和授权将200万元贷款支付到王先兰的账户上，程方诗才是200万元贷款的实际控制人和使用人。2.2013年6月15日的《补充协议》和2013年6月25日的《合伙贷款协议》中载明的92.5万元并非同一笔款项，前述两份协议中载明的92.5万元的产生时间、产生过程以及性质均不相同。《合伙贷款协议》中的92.5万元产生的过程是200万元的贷款中除去杨代文使用的107.5万元，好耕公司自认其使用了92.5万元，该92.5万元产生的时间在200万元贷款之后，其性质是好耕公司对200万元贷款的使用款，该92.5万元从产生到最后，没有发生过数额的变化。《补充协议》中92.5万元的产生过程是好耕公司向杨代文的8笔借款的总额102万元，经好耕公司偿还1.5万元和杨代文分担了好耕公司亏损金额后形成的，其性质是借款，形成时间是2012年8月5日贷款前后。3.杨代文分别于2012年4月9日和2012年7月2日借入好耕公司20万元、1.5万元，该笔借款产生于200万元贷款之前，好耕公司称杨代文没有能力履行股东出资义务不属实。4.2013年6月25日，好耕公司（甲方）与杨代文（乙方）签订《合伙贷款协议》的约定，在2012年7月，杨代文用重庆市南川区东城街道办事处北郊社区六组的土地和厂房作为抵押物，为好耕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南川支行申请贷款200万元，其中，好耕公司使用了92.5万元，杨代文使用了107.5万元，经双方协商后作出以下决定：“……7、银行贷款到期时，由甲乙双方各自归还银行自己所使用的贷款金额。……”2013年8月5日，好耕公司（甲方）与杨代文（乙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3、贷款期限届满，乙方负责偿还本金人民币107.5万元，其余金额由甲方自行负责偿还。乙方应偿还的107.5万元贷款利息及手续费由甲方承担。……”以上两份协议足以证明200万元贷款中好耕公司使用了92.5万元，且好耕公司也自愿承担该92.5万元的偿还责任。杨代文已经尽到了证明好耕公司使用200万元贷款中92.5万元的事实的举证责任，同时，一审庭审时杨代文已经提出当初支付给好耕公司92.5万元的支付凭据在好耕公司的财务账上，而好耕公司拒不提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的，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的规定，一审判决认定杨代文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错误。5.由于该200万元的贷款中好耕公司确使用了92.5万元，该92.5万元与杨代文借入公司的92.5万元并非同一款项，好耕公司没有任何损失，杨代文也未因此而获利，故一审法院认为杨代文构成不当得利并判决杨代文返还好耕公司92.5万元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好耕公司、程方诗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好耕公司、程方诗辩称：1.杨代文确系该200万元贷款的实际控制人和使用人，由于杨代文不方便贷款才以程方诗的名义向银行贷款。我方在一审中已经提供中国农业银行南川支行于2012年8月16日支付给王先兰账户200万元的支付凭据，且杨代文在一审庭审中也予以认可，程方诗名义上虽是贷款人，但该贷款的实际控制人和使用人是杨代文。2.《合伙协议》中约定了杨代文应当履行的出资义务，这是杨代文需要向银行贷款的前提条件或原因行为，后2013年4月15日签订的《散伙协议》和2013年6月1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这些证据对92.5万元的演变过程作了清晰的记载，最终确认公司向杨代文的借款为92.5万元，并经杨代文签字确认。杨代文与好耕公司签订的《合伙贷款协议》中叙述的好耕公司使用了200万元贷款中的92.5万元，本意应该是杨代文用从银行的贷款200万元中借给好耕公司92.5万元。（2013）渝三中法民终字第01274好民事判决确认好耕公司向杨代文的借款为92.5万元，该金额与《补充协议》和《合伙贷款协议》的金额一致，确为同一笔款，杨代文借入公司的款项全部是按照月息2分向杨代文支付了借款利息，故《补充协议》和《合伙贷款协议》载明的92.5万元应为同一笔款项。3.杨代文虽举示了其在200万元贷款放贷之前于2012年4月9日、2012年7月2日分别借入公司的20元、1.5万元的借条证明其有能力履行股东的出资义务，但前述20万元是原公司股东徐辉向公司供货，公司欠徐辉的20万元，经杨代文与徐辉商议并经公司同意，由公司向杨代文出具了20万元的借条，实质是徐辉向杨代文进行债权的转移，另外1.5万元系公司会计许玉华借入公司的，由于许玉华是会计，便用杨代文的名义借入公司，杨代文在成为公司股东前没有履行出资义务的能力。4.由于200万元贷款是直接支付到杨代文指定的王先兰的账户，杨代文主张《补充协议》和《合伙贷款协议》中的92.5万元并非同一笔借款，那么杨代文就应当举证证明92.5万元是如何支付给好耕公司的，故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以及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已经履行的一方应当对合同已经履行的事实加以证明”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将举证责任分配给杨代文是正确的。5.本案中，以公司法定代表人程方诗的名义向银行所贷的200万元全部受杨代文控制和支配，后生效民事判决判决好耕公司向杨代文偿还借款92.5万元，而好耕公司实际已经代杨代文向银行偿还了贷款200万元，那就意味着好耕公司既要向银行偿还借款92.5万元，又要向杨代文偿还借款92.5万元，杨代文因此而获益，其获益没有合法依据，属于不当得利。一审判决并无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二审审理中，杨代文为证明其上诉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好耕公司2013年9月10日起诉杨代文偿还107.5万元的民事诉状，拟证明好耕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而向银行贷款200万元，后杨代文向好耕公司借款107.5万元。
2．（2013）渝三中法民终字第1274号案件的庭审笔录，拟证明好耕公司已当庭承认该200万元的贷款中，其实际使用了92.5万元，杨代文使用107.5万元的事实。
3．2012年4月9日、2012年7月2日好耕公司向杨代文借款20万元、1.5万元的收据，拟证明好耕公司诉称的92.5万元与杨代文借给公司的92.5万元并不是同一笔款。
4．好耕公司的答辩状，拟证明92.5万元的借款元杨代文已经实际支付给了好耕公司。
5．2013年11月5日南川法院的庭审笔录，拟证明好耕公司向杨代文借的92.5万元已经记载于公司的财务账，为好耕公司实际使用。
6．（2013）渝三中法民终字第01274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该200万元贷款已经另案解决。
7．最高额担保个人借款合同用款申请书、个人借款凭证，拟证明200万元贷款的申请人和贷款人均是程方诗，该笔贷款主要用于机械加工和购买原材料。
8.银行卡取款凭条4张，拟证明好耕公司的出纳许玉华按照程方诗的指示在王先兰的账户上取款转账共计130万元。
9.许玉华的证实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拟证明该130万元已交给好耕公司，公司已经入账。
好耕公司、程方诗为证明其辩称理由向本院举示了如下证据：1．23份供货单；2.刘远棋与王先兰账户的银行交易记录、中国农业银行刘远棋账户的对账单。拟证明杨代文的股东出资是徐辉的债权转让，王先兰的账户实际由杨代文控制，贷款下来后由王先兰的账户向徐辉的妻子刘远棋转账了60万元。
本院依职权调取了2012年8月16日起至2013年8月31日止，中国农业银行户名为王先兰的银行卡明细查询记录。
好耕公司、程方诗经质证对杨代文提供的证据1－8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证据1中贷款的实际主体为程方诗，并不是好耕公司，且该200万元贷款转入了王先兰的账户，我方已经向银行清偿；证据2中的92.5万元确是我方使用的，但该92.5万元是杨代文将得到的200万元贷款中的92.5万元借给我方使用的，除此之外没有另外的92.5万元；证据3中的20万元和1.5万元并非杨代文自己的钱，该20万元是供货商徐辉通过债权转让给了杨代文，1.5万元是公司会计许玉华的钱，写在了杨代文名下；证据4、5、6均不能达到杨代文的证明目的；证据7中载明的借款用途购买原材料只是给银行的理由，如果是购买原材料，则该200元贷款应该全部在公司，而不会转入王先兰的账户；对证据9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证人许玉华未出庭作证，真实性无法确认。杨代文对好耕公司、程方诗提供的证据经质证认为，证据1不具有真实性，且与本案无关；证据2、3与本案均无关联性。双方当事人对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
经审查，本院认为，杨代文向本院提供的证据1－8及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确认。杨代文向本院提供的证据9，由于证人许玉华未出庭作证，且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该证据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好耕公司、程方诗向本院提供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无异。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重庆市好耕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补充协议》中确认好耕公司向杨代文借款的92.5万元与《合伙贷款协议》中载明好耕公司使用了200万元贷款中的92.5万元是否为同一笔款？
杨代文虽否认其为涉案200万元贷款的实际控制人和使用人，但该笔贷款确是按照杨代文的指示转入了杨代文指定的王先兰的账户，且杨代文在庭审中也予以认可，该账户的实际控制人应为杨代文，即杨代文才是该200万元贷款的实际控制人和使用人。
由于杨代文为涉案200万元贷款的实际控制人和使用人，其主张好耕公司使用了该笔贷款中的92.5万元，就应当举示支付给好耕公司92.5万元的证据予以证明。杨代文虽向本院举示了王先兰与好耕公司财务人员许玉华分别于2012年8月17日现金取款20万元、2012年8月18日现金取款50万元及2013年8月23日转账至刘远棋转户60万元，共计130万元的银行卡取款凭条，欲证明该130万元中的92.5万元为好耕公司所使用，但经与好耕公司向杨代文出具借款收据的时间与金额相比对，其中有部分时间和金额与前述取款时间和金额相吻合，杨代文虽举示许玉华的证实欲证明许玉华的取款行为系职务行为，但由于许玉华未能出庭作证，且好耕公司在同一时间既从王先兰的账户取款又向杨代文借款与常理不符，故前述证据不能达到杨代文的证明目的，相反，能够印证好耕公司主张杨代文将涉案200万元贷款中的92.5万元出借给好耕公司的事实成立。同时，结合《重庆市好耕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补充协议》与《合伙贷款协议》的形成时间，前后仅相隔10天，两份协议中载明的92.5万元，金额完全一致，且杨代文无法举示两笔92.5万元支付依据的情况下，应当认为该两份协议具有关联性，《合伙贷款协议》中载明好耕公司使用了200万元贷款中的92.5万元是在《重庆市好耕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补充协议》确认好耕公司向杨代文借款92.5万元的基础上达成，该两份协议中载明的92.5万元实际为同一笔款。由于好耕公司以程方诗的名义已经通过向银行偿还贷款200万元的方式代杨代文清偿了92.5万元的借款，而生效民事判决亦判决杨代文偿还好耕公司借款92.5万元，该92.5万元应属于杨代文的不当得利，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应予返还。
综上所述，杨代文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3050元，由上诉人杨代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勇
审 判 员 蔡伟
代理审判员 张艳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洪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