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最高法民申460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阮仁义。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新国，安徽至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静，安徽至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政务文化新区支行。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绿地蓝海大厦*座*楼。负责人：马路远。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港，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律师。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周金杰。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安徽省汇金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新站区正鼎大厦*座**楼。法定代表人：何杨娥，该公司执行董事。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安徽省金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新站区大别山路巴黎春天商办楼。法定代表人：周金杰，该公司董事长。再审申请人阮仁义因与被申请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政务文化新区支行（以下简称建行合肥政务新区支行）、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周金杰、安徽省汇金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汇金担保公司）、安徽省金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杰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皖民终1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阮仁义申请再审称，（一）二审法院认定建行合肥政务新区支行与汇金担保公司之间存在质押合同关系并享有质权,认定事实存在错误。1．汇金担保公司与建行合肥政务新区支行从未签订过质押合同，案涉《最高额保证金质押合同》的当事人分别是汇金担保公司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庐阳支行（以下简称建行合肥庐阳支行），建行合肥政务新区支行不是该合同的主体，其与汇金担保公司始终不存在质押合同关系。2．汇金担保公司与建行合肥政务新区支行之间不存在就案涉保证金为合肥大圩葡萄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圩公司）200万元贷款提供质押担保的合意。假设双方之间存在质押担保合同，1600万元保证金足以覆盖200万元贷款的本息，无另行约定汇金担保公司提供担保的必要。二审法院认定汇金担保公司具有为其提供连带保证的客户与建行安徽省分行合肥地区所属分支机构之间发生的贷款提供保证金质押担保的明确意思表示，缺乏事实依据。3.按照《关于安徽省汇金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小企业信贷业务担保资格准入的批复》建皖函〔2013〕1258号的规定，汇金担保公司应缴纳的保证金为12800万元（8亿元×16%），而非1600万元。该1600万元是汇金担保公司基于质押合同约定向建行合肥庐阳支行提供的质押财产，质权人为建行合肥庐阳支行，也并非建行合肥政务新区支行。（二）二审法院错误理解质权设立的前提条件，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质权设立的法定前提条件是交付质押财产。汇金担保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将1600万元存入建行合肥庐阳支行指定保证金账户，即已交付建行合肥庐阳支行，而非建行合肥政务新区支行，建行合肥政务新区支行自始至终并未取得质权。二审法院以建行合肥政务新区支行通过同属银行系统取得并控制案涉标的事实就认定其间接占有案涉保证金，进而得出质权设立的结论，显然是对法律的错误理解和适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请求再审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建行合肥政务新区支行承担。建行合肥政务新区支行提交书面意见称，（一）在建行合肥庐阳支行为主办行与汇金担保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金质押合同》后，建行合肥政务新区支行与汇金担保公司开展信贷业务，完全符合相关规定。（二）阮仁义主张建行合肥政务新区支行与汇金担保公司之间不存在质押合同关系，与事实不符。1.根据《最高额保证金质押合同》第一条约定，安徽省分行合肥地区所属支行亦属于合同的“乙方”。2.案涉大圩公司的主债务属于《最高额保证金质押合同》约定的担保主债权，建行合肥政务新区支行与汇金担保公司之间具有明确的质押担保合意。3.《最高额保证金质押合同》的“对外总担保”不仅为汇金担保公司与建行合作额度，还包括建行之外的其它金融机构与汇金担保公司合作的担保额度。（三）汇金担保公司向约定保证金账户转入1600万元保证金后，未使用该账户进行日常结算，非经建行同意，汇金担保公司不能对保证金专户内的资金进行使用、划转或作其他任何处分，符合担保法司法解释关于特定化的要求，已构成质物的转移占有。综上，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阮仁义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焦点为建行合肥政务新区支行对汇金担保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蒙城路支行（以下简称建行合肥蒙城路支行）开设的xx账户内资金是否享有质权。首先，关于建行合肥政务新区支行与汇金担保公司之间是否存在质押合同关系的问题。阮仁义再审称建行合肥政务新区支行并非汇金担保公司与建行合肥庐阳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金质押合同》的当事人，其与汇金担保公司之间不存在质押合同关系。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1.案涉《最高额保证金质押合同》前言部分及第一条约定，该质押合同所担保的主合同不仅包括汇金担保公司提供保证的债务人与建行合肥庐阳支行在2013年12月8日至2014年12月7日期间签订的借款合同，而且包括汇金担保公司提供保证的债务人与建行安徽省分行合肥地区所有分支机构在债权确认期间签订的借款合同。汇金担保公司确认为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金质押担保，上述主合同的任一债权人同样享有本协议项下的“乙方”（建行合肥庐阳支行）的权利，可以直接按照本协议主张质押权利。可见，汇金担保公司有为其提供连带保证责任保证的客户与建行安徽省分行合肥地区所属分支机构之间发生的贷款提供保证金质押担保的明确意思表示。2.建行合肥政务新区支行属于建行安徽省分行合肥地区所属分支机构，2014年1月8日，建行合肥政务新区支行与大圩公司签订《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约定，建行合肥政务新区支行向大圩公司贷款200万元。同日，汇金担保公司与建行合肥政务新区支行签订《保证合同》，约定汇金担保公司为大圩公司的上述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该贷款合同项下债务属于汇金担保公司以《最高额保证金质押合同》提供保证金质押担保的范围。3.在审核该笔贷款过程中，建行合肥政务新区支行制作的《中国建设银行信贷担保评价报告》载明：该笔贷款的担保人为汇金担保公司，担保方式为保证及保证金质押；根据汇金担保公司与建行合肥庐阳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金质押合同》约定，汇金担保公司在建行合肥蒙城路支行存入的保证金为该笔贷款提供质押担保并承担连带责任担保。建行安徽省分支营业部小企业营业部核准了建行合肥政务新区支行提出的使用汇金担保公司担保额度的申请。由此表明，建行合肥政务新区支行系基于案涉《最高额保证金质押合同》的约定与汇金担保公司开展信贷担保业务合作，且建行合肥政务新区支行在签订案涉贷款合同时，同样具有接受汇金担保公司以《最高额保证金质押合同》为其向大圩公司提供贷款保证金质押担保的意思表示。故二审法院认定建行合肥政务新区支行与汇金担保公司之间存在质押合同关系，双方达成了就案涉保证金为大圩公司200万元贷款提供质押担保的合意，有充分的事实依据。阮仁义主张建行合肥政务新区支行与汇金担保公司之间不存在质押合同关系，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其次，关于保证金资金是否特定化以及建行合肥政务新区支行是否已占有1600万元保证金的问题。阮仁义再审称汇金担保公司将1600万元交付建行合肥庐阳支行，而非建行合肥政务新区支行，二审法院认定建行合肥政务新区支行间接占有案涉保证金，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质权自出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金钱以特户、封金、保证金等形式特定化后,移交债权人占有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以该金钱优先受偿。本案中，汇金担保公司根据案涉《最高额保证金质押合同》的约定，将1600万元保证金存入其在建行合肥蒙城路支行xx账户内，与汇金担保公司其他财产相区分。在债权确认期间内“不得对保证金账户内资金进行支用、划转或做其他任何处分”；“在主合同项下任一债务人发生质权人有权处分保证金的任一情形时，质权人可直接扣划该保证金账户上的保证金用于归还任一违约债务人所欠质权人的贷款。”显然，该账户资金符合特定化要件，并已移交债权人占有控制。移交占有实质就是移交对物进行控制和管理的权能，其形式不仅包括直接占有，还包括通过他人对物进行控制和管理的间接占有。汇金担保公司的保证金账户开户行建行合肥蒙城路支行与建行合肥政务新区支行同属于建行安徽省分行系统，建行合肥政务新区支行在大圩公司逾期偿还贷款时，可通过建行合肥蒙城路支行扣划该保证金账户资金用于清偿债务，以此方式间接取得对该账户资金的占有。故二审法院认定建行合肥政务新区支行对汇金担保公司xx账户内资金享有质权，适用法律并无不当。阮仁义认为二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阮仁义的再审申请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再审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阮仁义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刘京川审 判 员 刘雪梅审 判 员 刘崇理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王 戈书 记 员 杨 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