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二中民终字第0356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万×1，男，1955年8月3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万×2，男，1948年2月6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万×3，女，1949年8月17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万×4，男，1959年10月2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郭均花，女，1968年5月2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冯立华，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万×1、万×2、万×3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3）丰民初字第088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此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3月，万×1、万×2、万×3起诉至原审法院称：我们与万×4系兄弟姐妹，万×5与王×1系我们的父母。万×1自2001年起一直与父母共同居住在北京市×××23楼3门202号房屋（下称诉争房屋），直到2009年万×5去世。父亲去世后，王×1于2009年7月向原审法院提起继承之诉，请求依法分割万×5名下诉争房屋，经原审法院（2009）丰民初字第185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诉争房屋归王×1所有，由其给付其他继承人补偿款。后万×1提起了上诉，但被驳回，我们又提起再审。在此过程中，万×4与母亲王×1恶意串通，于2011年将诉争房屋过户至万×4名下。此后，母亲王×1于2012年5月去世。万×4与王×1签订赠与合同行为侵害了我们的合法权益，应属无效合同，故诉至本院，请求依法确认王×1与万×4之间的房屋赠与合同无效。
万×4辩称：2002年，万×1回来就没有和母亲居住，其所述与事实不符。我母亲去世时间为2012年3月26日。关于房屋归属问题，一审、二审判决书都把诉争房屋判归我母亲所有，她有相应的处置权。母亲将房屋赠与给我，并依法办理了公证，我们没有串通，也未损害对方的合法权益。故万×1、万×2、万×3的陈述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合同合法有效，请求依法驳回万×1、万×2、万×3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王×1通过法院生效判决依法取得诉争房屋产权，并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将房屋过户至其名下，其对该房屋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2011年5月19日，王×1与万×4签订赠与合同，并经北京市信德公证处办理赠与公证。本案关键是王×1与万×4签订赠与合同是否构成合同无效的情形。本案中，万×1、万×2、万×3主张合同无效主要有三大理由：一是恶意串通。综合公证书、公证档案等证据，赠与行为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根据赠与合同，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履行了赠与合同的内容，故无法认定王×1与万×4存在恶意串通。二是公证违反管辖规定。本案所涉公证内容为不动产的赠与合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规定，一方面，公证机构不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立。另一方面，该规定既明确“申请办理涉及不动产的公证，应当向不动产所在地的公证机构提出”，同时也明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办理公证，可以向住所地、经常居住地、行为地或者事实发生地的公证机构提出。”故综合相关规定及案情，公证机构受理并作出公证书的行为，并无不当。三是侵害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根据法院生效判决，王×1应给付万×1、万×2、万×3房屋折价款，现王×1将房屋赠与万×4，确致使万×1、万×2、万×3权益受到影响。但其三人提出的该项事由，不属于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故综合本案案情及现有证据，王×1与万×4签订赠与合同并不构成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万×1、万×2、万×3坚持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缺乏相关事实及法律依据，故对其三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七条、第二十五条之规定，于2014年12月判决：驳回万×1、万×2、万×3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万×1、万×2、万×3不服，上诉至本院，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万×1、万×2、万×3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万×1、万×2、万×3均上诉称赠与公证违法，应予撤销。万×2、万×3另上诉称：王×1与万×4恶意串通，将诉争房屋过户至万×4名下，损害了万×1、万×2、万×3的合法利益；王×1刚得到房屋即过户给万×4，可见王×1对住房没有实际需要，而万×1、万×2、万×3的别处无住房，有实际住房需要。万×4同意原审判决。
经审理查明：万×5（于2009年1月4日去世）与王×1（于2012年3月26日去世）系夫妻，万×2、万×3、万×1、万×4系二人子女。
诉争房屋原登记在万×5名下。在万×5去世后，王×1诉至原审法院要求依法继承该房屋。原审法院经审理于2010年9月7日作出（2009）丰民初字第18586号民事判决，判决：“位于×××23-3-202号房屋归王×1所有，王×1于判决书生效后七日内给付万×2、万×3、万×1各自二万一千五百元，给付万×4六万六千五百元。”判决后，万×1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于2011年5月16日作出（2011）二中民终字第0635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之后，万×1与万×2、万×3分别申请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分别作出（2013）高民申字第00229号、（2013）高民申字第00231号两份民事裁定，依法驳回了万×1，万×2与万×3的再审申请。
根据上述法院判决，王×1于2011年5月18日将诉争房屋过户到自己名下。2011年5月19日，王×1与万×4签订赠与合同，将诉争房屋赠与给万×4，并经北京市信德公证处进行了公证。2011年5月31日，万×4将诉争房屋过户至自己名下。
原审法院审理期间，原审法院依法调取了赠与公证档案。其中在对王×1的公证询问笔录中记载：“？赠与内容，答：我是王×1，在北京市×××23号楼2层3-202号有房屋一套，现我自愿将上述房屋赠与儿子万×4……？赠与人，你的身体状况，今天你的思维是否清楚，答：身体挺好，就是腿走不了路……？赠与人，你所赠财产取得的方式，答：房子是老伴去世后，法院判给我的，属于我个人所有……？赠与人，你将上述财产赠给受赠人是否是自愿，答：我是自愿的。？赠与人的赠与理由，答：我小儿子（万×4）最听话，孝顺我，我想把这房子全赠给小儿子……”
万×1、万×2、万×3对此不认可，表示赠与合同为王×1与万×4恶意串通，且公证书的作出违反了公证管辖规定，应属违法。另外，万×1、万×2、万×3还表示，在房屋赠与后，其三人无法取得法院判决的房屋折价款。
本院审理中，万×2、万×3认为其二人在一审中的陈述不恰当，并认为是万×4欺骗王×1达成赠与合同。万×1申请本院到北京博爱医院调取王×1的病历。经本院询问，万×1称申请调取病历是因为病历上记载王×1有褥疮，为了证明万×4没有对母亲尽到应尽的义务。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信函、房屋产权证、死亡医学证明、（2009）丰民初字第18586号民事判决书、（2011）二中民终字第06358号民事判决书、（2013）高民申字第00229号民事裁定书、（2013）高民申字第00231号民事裁定书、赠与合同、公证书、公证档案、房屋查询结果及庭审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王×1通过法院生效判决依法取得诉争房屋的所有权，对该房屋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2011年5月19日，王×1与万×4签订赠与合同，并经北京市信德公证处办理赠与公证。万×1、万×2、万×3主张该赠与合同无效。
首先，关于王×1与万×4是否恶意串通的问题，万×1、万×2、万×3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王×1与万×4存在恶意并串通意欲损害其三人的合法利益，故恶意串通难以成立。
其次，关于万×2、万×3提出的万×4欺骗王×1的问题，综合公证书、公证档案等证据，不足以否定赠与行为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欺诈的后果并非导致合同无效，不属于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故万×2、万×3的此项意见不能成立。
再次，关于赠与公证是否违法的问题，万×1、万×2、万×3主要理由是赠与公证违反地域管辖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办理公证，可以向住所地、经常居住地、行为地或者事实发生地的公证机构提出。申请办理涉及不动产的公证，应当向不动产所在地的公证机构提出；申请办理涉及不动产的委托、声明、赠与、遗嘱的公证，可以适用前款规定。”根据该规定，申请不动产赠与公证不必向不动产所在地的公证机构提出，万×1、万×2、万×3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另外，公证机构不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立，亦无证据证明王×1与万×4选择的公证机构的业务范围仅限北京市的某个区域，故王×1与万×4选择北京市的公证机构办理赠与公证并无不当。因此，原审法院综合相关规定及案情，认为公证机构受理并作出公证书的行为，并无不当。
再次，关于王×1处分诉争房屋是否侵害万×1、万×2、万×3合法权益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根据法院生效判决，王×1应给付万×1、万×2、万×3房屋折价款，现王×1将房屋赠与万×4，确致使万×1、万×2、万×3权益受到影响。但其三人提出的该项事由不属于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
最后，万×1申请本院到北京博爱医院调取王×1的病历。经本院询问，万×1称申请调取病历是因为病历上记载王×1有褥疮，为了证明万×4没有对母亲尽到应尽的义务。万×4是否对母亲王×1尽到应尽的义务，影响到万×4的道德评价及家庭财产分配的公平感，而在法律意义上，与赠与合同效力无关联性，故本院对万×1的上述申请不予准许。
综上，原审法院综合本案案情及现有证据，认定王×1与万×4签订赠与合同并不构成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并驳回万×1、万×2、万×3要求确认赠与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万×1、万×2、万×3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正确，应予维持。本院另需指出的是，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属于同胞兄弟姐妹，在处理家庭财产纠纷问题上，应当念及骨肉亲情，兼顾家庭伦理，遵守社会公德；对于生活居住困难的家庭成员互相帮助，团结友爱，互谅互让，互相包容。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70元，均由万×1、万×2、万×3负担（均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顾国增
代理审判员 李俊晔
代理审判员 王 佳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史天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