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杭上商初字第1579号
原告：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金家岭社区居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陈如强。
委托代理人：毛洪辉。
被告：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考试服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方国尧。
委托代理人：俞丹。
原告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金家岭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金家岭村）诉被告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考试服务中心（以下简称考服中心）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8月1日立案受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0月20日对本案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本院依法向原告行使释明权，原告因此变更了原诉讼请求。本院于2014年11月18日对本案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毛洪辉，被告委托代理人俞丹两次均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原被告双方自愿向本院申请一个月的庭外和解时间，本院予以准许。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起诉称：1985年9月25日，杭州市公安局和杭州市西湖区转塘乡人民政府（现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政府转塘街道办事处）签订了《合资联办“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教练场”协议书》，协议约定双方共同合资联合设立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教练场（以下简称“教练场”），教练场系杭州市公安局所属的集体所有制单位，总投资人民币180万元，其中转塘乡出资21.33万元，该款项全部为金家岭村征地补偿款，为金家岭村实际出资。教练场所占土地归市公安局，教练场的房屋及一切设备和附属设施为出资双方共有财产，教练场的收益按比例分成，转塘乡所得分成直接汇给原告。后1987年12月28日协议双方又签订了《关于合资联办“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教练场”的补充协议书》，协议约定根据杭州市编制委员会“杭编（87）83号”文件批准，教练场改为杭州市公安局所属的全民事业单位，教练场的总投资增加至350万元，增加部分由杭州市公安局负担。1988年1月30日，协议双方就签订补充协议召开座谈会，并形成《补充协议的座谈会会议纪要》，会议纪要约定教练场每年给予原告的分成不少于5万元，收益超过部分按比例分成，1988年3月23日，杭州市公证处（现杭州市国立公证处）出具（88）杭证经字第038号公证书，对该约定内容予以公证。
后自1988年起至1996年，原告每年均收到教练场（后更名为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支付的投资分红。1997年10月30日，因原协议过期，由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与杭州市转塘镇金家岭村签订新协议，协议约定投资比例仍按原协议规定，即328.67万元与21.33万元比例，分配给原告的基础盈利分成增加至25万元每年。自1997年起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依新的约定每年向原告支付分红至2004年止，自2005年起一直未支付分红。后根据杭州市编制委员会“杭编（2005）18号”文件，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并入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中心，并更名为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考试服务中心，即本案被告。自2005年起原告再未收到来自被告的投资分红，至今已达10年，期间原告曾多次催告，但被告一直拒绝支付。杭州市转塘镇金家岭村于2013年变更为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金家岭社区居民委员会。
原告认为，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考试服务中心系经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教练场多次更名改制而成，依照最初的《合资联办“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教练场”协议书》及此后多次补充协议，金家岭村为该教练场合资联办的实际出资人，有权依法获得分红，自2005年起被告已经连续10年未向原告支付投资分红，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因此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支付原告2004年至2014年共11年的投资收益，以每年人民币25万元计算，共计人民币275万元；2、解除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与金家岭村签订的协议书，并对双方投资的合伙资产（包括金家岭教练场、培训中心、河坊街考试服务中心、桐庐及黄龙分校等）进行清算并按照投资比例进行分配；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第一次庭审中，原告确认被告已支付了2004年的分红，故将原诉请第1项减少为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05年至2014年共10年的投资收益，以每年人民币25万元计算，共计人民币250万元。同时，原告对诉请第2项明确为请求判决解除1997年10月30日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与金家岭村签订的协议书，要求对双方投资的合伙资产即被告名下的所有资产以2014年8月1日为清算时间点进行清算，并对清算后的资产按原告所占比例6.09%进行分配。
被告答辩称：一、本案原被告主体均不适格。根据1985年《合资联办“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教练场”协议书》及1987年的补充协议，签订合同双方主体系杭州市公安局与杭州市西湖区转塘乡人民政府。因此，本案原被告非合同相对方，原被告主体均不适格。应追加转塘镇人民政府作为本案的诉讼当事人。二、教练场系全民事业单位，开办单位系杭州市公安局，原告与转塘乡人民政府均非教练场的开办单位。1990年教练场更名为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2005年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中心更名为考服中心，培训学校（教练场）并入考服中心。三、1985年杭州市公安局通过转塘乡人民政府征用原告土地开办驾驶员培训学校，对原被告双方都是双赢的。金家岭村解决了14个职工的事业编制，并由转塘乡政府投入21.33万元，领取固定收益，至今已有275万元的回报。四、根据案涉协议约定，协议期限至2001年止，本案所涉系合作经营关系。至2004年，原告已领取的275万元是投资21.33万元的固定收益。具体是1988年至1990年5万元／年，1991年至1996年10万元／年，1997年至2004年25万元／年，总计已支付275万元。经转塘乡人民政府同意直接划入金家岭村账户内。案涉的1985年协议、1987年补充协议，及1997年协议书，均约定转塘镇人民政府不参与经营，教练场征用土地产权与使用权归杭州市公安局所有。五、2001年合同期限终止。2004年新的道路交通法实施后，公安部等五部委下发公通字（2004）33号文件及浙江省公安厅下发浙公通（2004）108号文件等政策法规规定，培训学校不得再从事业务经营，因此驾驶员培训经营至此终止，也不再产生驾驶员培训收入。杭州市公安局与杭州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之江管委会）已对1985年协议定性为经营性合作并确认于2004年终止，并对善后事宜也已明确。因此，2004年应作为案涉协议终止的时间节点，符合客观事实。综上，原告诉请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
经本院依法行使释明权后，原告将其诉请变更为：1、要求对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属于原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教练场至2004年底的资产进行清算，并按资产6.09%的比例分配给原告；2、被告赔偿原告自2005年1月1日起至资产分配款项实际支付之日止按银行贷款年利率6.39%计算的利息损失；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针对原告变更后的诉请答辩称：1、根据2009年会议纪要，杭州市公安局与之江管委会已确认双方之间是合作关系。根据案涉多份协议的约定，被告投资为328.67万元，原告投资为21.33万元，原告占投资比例6.09%。2、2004年12月31日培训学校的净资产为9000余万元，应按照原告6.09%的投资比例进行分成。3、根据2009年会议纪要第四条，双方共同做好善后补偿等事宜，对于原告提出按6.39%的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005年1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的利息损失作为补偿，被告经查实，2005年至2014年的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最高有7%多，最低的也有6%，故对于原告主张按6.39%利率进行计算认为符合法律规定。
为支持其诉请，原告在第一次庭审中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1、杭州市公安局与转塘乡人民政府签订的《合资联办“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教练场”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证明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教练场系杭州市公安局与原转塘乡合资联办，协议约定转塘乡出资213300元，由金家岭村实际负担，教练场收益按双方投资比例分成，转塘乡获益部分直接归属金家岭村。
2、杭州市公安局与转塘镇人民政府签订的《关于合资联办“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教练场”的补充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证明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教练场的投资比例为238.67万元（市公安局）与21.33万元（金家岭村），协议双方约定金家岭村每年可获得五万元基础分红，若金家岭村可获得的分红超过五万则按照投资比例分成。
3、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教练场与金家岭村签订的《征地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证明机动车驾驶员教练场设立中转塘乡的出资源自金家岭村的征地补偿款，金家岭村为实际出资人。
4、杭州市公证处（88）杭证经字第038号公证书复印件一份，证明《关于合资联办“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教练场”的补充协议书》中双方约定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教练场的投资比例为238.67万元与21.33万元，金家岭村每年可获得五万元分红，若金家岭村应获得的分红超过五万则按投资比例分成，双方约定合资联办教练场经营长期进行，以上事项经公证机关公证，具备公信力。
5、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与金家岭村于1997年10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证明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与金家岭村于1997年延续了《关于合资联办“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教练场”的补充协议书》的相关约定，并将金家岭村约定获得的盈利分成增加到人民币25万元每年，还证明“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系“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教练场”更名而来。
6、杭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杭编（2005）18号文件复印件一份，证明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并入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中心并更名为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考试服务中心，即本案被告。
7、收款收据及银行转账凭证复印件一组，证明自1988年至2003年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教练场一直支付金家岭村投资分红，每年的投资分红数额均按照协议约定。
8、征迁补偿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证明2013年中村驾考中心被征用，征地补偿款是3亿元（其中1.95亿元购买新的考试场地，1.05亿元为补偿款），故该补偿款应属于被告资产。
9、情况说明一份，证明协议签订的主体从始至终都是金家岭村，而非转塘镇，且协议也都是金家岭村在实际履行。
上述证据经质证，被告对证据1、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合资联办的主体是杭州市公安局和转塘乡人民政府，该协议无法证明21.33万元是金家岭村支付，也无法证明双方约定了投资分红，是固定收益，且是经转塘乡人民政府同意才将5万元每年的固定收益转入金家岭村的。被告对证据3真实性、证明力和关联性都有异议，该协议书是支付款项的约定，并不是征地双方之间的协议。被告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质证意见同证据1、2，该证据显示联办协议在1990年期满，证据1联办协议书第三条明确约定土地产权和使用权归杭州市公安局。从三份协议内容看，原告所诉案由合伙协议与事实不符。被告对证据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力和关联性有异议，该协议的签订机关是杭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和转塘镇人民政府，该协议合同是在2001年12月底期满，但无续签。被告对证据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驾驶员培训学校并入后，驾驶员培训业务已经终止，不再具有盈利性收入。被告对证据7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力有异议，只能证明经转塘政府同意金家岭社区收到固定收益275万元，而非投资分红。被告对证据8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征迁土地是培训中心所有，而非驾驶员培训学校所有，该征迁土地用于驾驶员考试，而非驾驶员培训，且该协议是2013年签订，与本案无关。被告对证据9有异议，之前的协议都是杭州市公安局与转塘镇人民政府签订，根据市公安局的会议纪要，参加会议人员均为市公安局与转塘政府的人员。
为支持其抗辩，被告在第一次庭审时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1、杭编（1987）83号《关于同意建立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教练场的批复》一份；2、杭编（1990）122号《关于同意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教练场更名的批复》一份；3、杭编（2005）18号《关于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中心等两单位机构编制有关问题的批复》一份；4、纪要（2009）1《专题会议纪要》一份，证明：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以下简称培训学校）前身是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教练场，2004年底并入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中心，培训中心又更名为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考试服务中心；更名后，该中心不再承担机动车驾驶员理论和驾驶培训业务，即原培训学校经营业务已终止；2009年的会议纪要确认杭州市公安局与之江管委会（前身系转塘乡政府、转塘镇政府）之间系经营性合作关系，2004年新的道路交通法明确规定不能作为驾驶培训经营主体，双方合作经营的前提不复存在。为此，双方确认2004年一致同意终止原经营合作协议。
5、2004年12月14日金家岭村出具的《往来款票据》二份；6、支票存根一份，证明：2004年底，被告已支付给原告款项25万元；加上之前1988年至1990年5万元／年，1991年至1996年10万元／年，1997年至2004年25万元／年，总计支付275万元；被告支付的是固定回报。
7、2000年和2001年黄龙分校缴款的记帐凭证和缴款凭证各二份，证明：黄龙分校系被告的内设机构，每年上缴管理费，财务已纳入被告处。
8、2004年底驾驶员培训学校、培训中心、桐江学校的《资产负债表》各一份、《行政事业单位常用固定资产使用年限表》一份；9、河坊街33号的房产证复印件一份；10、《联营合同》一份，证明：中村考场（转塘教练场）的517.27亩土地系培训中心所有，非培训学校所有；培训学校在中村考场的比例为34%；培训学校实际的资产情况。
11、1985年9月25日杭州市公安局与西湖区转塘乡人民政府签订的《合资联办“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教练场”协议书》一份，证明：该协议书中第三条“关于产权”部分约定：凡教练场所征的土地，产权与使用权均归杭州市公安局所有；该协议自1987年12月至1990年12月止。
12、1987年12月28日杭州市公安局与西湖区转塘镇人民政府签订的《关于合资联办“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教练场”的补充协议书》一份，证明：总投资为350万元，其中转塘镇政府为21.33万元，余款为杭州市公安局投资。同时，市公安局征地时还安排了14名合同工。
13、1988年3月8日内容为《关于签订“合资联办”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教练场补充协议的座谈会会议纪要》的公证书一份；14、1997年10月30日《协议书》一份，证明：（1）根据协议，并由转塘乡政府投入21.33万元，领取的是固定收益；（2）培训学校（教练场）经营范围是培训驾驶员的单位，2004年新道路交通法颁布后，培训学校原有的驾驶员培训业务已终止，因此，2004年后不再产生该项经营性收入，本案双方合同终止点确定为2004年底合适；2004年以后被告不再支付固定收益也是有事实依据的。
上述证据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3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对证据4真实性有异议，从内容看是被告及被告的上级机关单方制作，对原告没有效力，无法决定民事关系是否终止，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仅从书面批复件看，在2005年2月1日编制办才同意变更，事实上经营业务要按照实际终止时间予以认定；原告也没有派代表参加该次会议，且根据转塘政府参加会议的人员陈述当时会议没有达成解除协议的一致意见。原告对证据5、6没有异议。原告对证据7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原告对证据8有异议，认为是被告单方制作，无法证明2004年的实际情况，应由独立部门进行审计。原告对证据9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该房产是培训学校的资产之一，也应进行分配。原告对证据10真实性有异议，认为三方合作经营教练场，双方合伙开办教练场和驾校的资产也应作为教练场的资产；中村驾校的资产是从金家岭教练场发展而来的，应作为资产分配。原告对证据11-15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一份协议虽然已经到期，但在1997年签订新协议之前还是一直在履行的，履行期限应在1997年签订新协议时才终止；1997年协议在2001年底结束后还继续有效，只是对固定分红双方还在协商，被告也一直在支付固定分红；协议的签订方是金家岭社区和驾驶员培训学校，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和转塘街道是协议签订的鉴证方。
针对原告变更后的诉请，原告未补充提交证据。被告向本院补充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1、2000年9月原培训中心与培训学校合并后的资产比例情况一份，2000年9月30日培训学校的资产负债表一份，杭公审（2000）20号对培训中心清算审计结果报告一份，证明2000年9月培训中心合并后占有5.47%的资产比例，培训学校占94.53%的资产比例；2004年12月31日培训学校约9000余万元的净资产中应扣除培训中心所占5.47%的资产比例。
2、2004年12月31日培训学校资产负债表一份、调整后的资产负债表一份，证明2004年12月31日调整后的被告净资产为90734003.02元，也就是清算后的资产。
3、情况说明一份，证明1997年的协议书是由杭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与转塘镇人民政府拍板定夺，故有市交警支队的公章，但协议约定的每年款项的支付及其他权利义务的履行由被告负责落实。
上述补充证据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2没有异议，对根据这些财务数据计算得出的原告可分配资产数额5223444.95元没有异议。原告对证据3没有异议。
经过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作如下认定：（一）原告的证据：对证据1、2、4、5、6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明对象综合考虑。对证据3、8因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故对该两份证据在本案中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对证据7、9予以认定。（二）被告的证据：对证据1-4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明对象综合考虑。对证据5、6、7予以认定。对证据8、9、10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明对象综合考虑。对证据11、12、13、14因同原告证据，对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明对象综合考虑。对补充证据1、2、3因原告均无异议，故均予以认定。
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985年9月25日杭州市公安局和杭州市西湖区转塘乡人民政府签订《合资联办“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教练场”协议书》一份，约定双方共同出资联办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教练场（以下简称“教练场”），教练场系杭州市公安局所属的集体所有制单位，总投资人民币180万元，其中转塘乡人民政府出资21.33万元，其余由杭州市公安局投资；教练场收入根据当年积余按双方投资额比例分成，转塘乡人民政府分成所得金额直接汇给金家岭村；具体实施时间为教练场建成交付使用日起三年（自一九八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九o年十二月止），期满后双方再行协商续订协议。
1987年12月28日杭州市公安局（甲方）与杭州市西湖区转塘镇人民政府（乙方）签订“关于合资联办‘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教练场’的补充协议书”一份，约定约定根据杭州市编制委员会“杭编（87）83号”文批准，教练场系杭州市公安局所属的全民事业单位，教练场总投资增加至350万元，增加部分由甲方自筹资金解决，教练场开始经营有收入后从教练场当年积余中确保乙方伍万元作为分成，如乙方根据投资比例所得分成可超过伍万元的，按3286700元与213300元的投资比例分成（转塘镇分成所得金额直接汇给金家岭村）。
1988年1月30日，杭州市公安局（甲方）与杭州市西湖区转塘镇人民政府（乙方）就双方已签订的前述补充协议书召开座谈会，并经杭州市公证处公证，于1988年3月8日形成《关于签订“合资联办”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教练场补充协议的座谈会会议纪要》一份。该会议纪要载明“甲、乙双方考虑到由于教练场投资额增加，乙方投资单位金家岭村的经济效益较低，教练场的经营风险责任让金家岭村承担也有困难，所以，双方一致同意将乙方分成额的起点定得高些，每年不少于五万元，超过五万元按双方实际投资比例分成”。
1997年10月30日，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甲方）与杭州市转塘镇金家岭村（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载明：“甲、乙双方曾于一九八五年九月签订协议，经市公证处公证，合资联办“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教练场”（即今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具体实施时间为教练场建成交付使用日起三年（自一九八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九o年十二月止），原协议期满后，双方虽有协商，但未续订协议”。该协议书同时载明，双方约定投资比例仍按原协议规定，按甲方328.67万元与乙方21.33万元比例，从1997年元月始至2001年12月底止，甲方支付乙方盈利分成每年25万元（甲方将分成金额直接汇给金家岭村）；关于1991年至1996年追加分配问题，双方同意由甲方在1997年11月一次性付给乙方30万元人民币，作为1991年至1996年追加分配款；本协议自2001年12月结束后，双方再续订一个时间较长的协议。该协议落款处除加盖有协议甲乙双方的印章外，还分别加盖有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与杭州市转塘镇人民政府的印章。
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教练场于1987年成立，1990年更名为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以下简称培训学校）。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中心（以下简称培训中心）成立于1993年6月，为杭州市公安局直属事业单位。2000年9月培训中心财务并入培训学校统一核算。根据杭公审（2000）20号“关于对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培训中心清算审计结果报告”，以及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2000年9月30日的资产负债表，合并后的培训学校资产中原培训学校占94.53%，原培训中心占5.47%。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于2003年10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其中第二十条规定，机动车的驾驶培训实行社会化，由交通主管部门对驾驶培训学校、驾驶培训班实行资格管理，任何国家机关以及驾驶培训和考试主管部门不得举办或者参与举办驾驶培训学校、驾驶培训班。2004年4月30日公安部发布公通字（2004）33号“预防道路交通事故‘五整顿’‘三加强’实施意见”，其中载明：公安、交通等行政管理部门不得举办或者参与举办驾校。2004年8月13日浙江省公安厅、浙江省交通厅、浙江省农业厅联合发布浙公通字（2004）108号“全省机动车驾驶员队伍整顿工作实施方案”，其中载明：各地公安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积极清理所属部门及其他行政管理部门举办或参与举办的驾校，凡举办或参与举办的必须与所办驾校彻底脱钩，更改驾校名称。
根据杭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杭编《2005》18号“关于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中心等两单位机构编制有关问题的批复”，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成建制并入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中心，同时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中心更名为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考试服务中心，更名后不再承担机动车驾驶员理论和驾驶培训业务，主要工作是为杭州市驾驶员培训考试工作提供场地、设施和相关配套服务。
原告累计收到教练场（1991起为培训学校）支付的1988年至2004年投资分红款275万元。
2009年7月19日杭州市公安局就其与转塘街道终止金家岭原驾校经营合作问题与之江管委会、之江建设局、西湖区政府转塘街道、市公安局后勤处、考服中心召开专题会议，并形成专题会议纪要一份。纪要载明：对市公安局和转塘街道于1985年达成的双方合作协议性质进行认定，明确双方合作是经营性合作；2004鉴于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颁布实施，明确公安机关不能作为驾驶培训经营的主体，双方合作经营的前提不复存在，双方一致同意终止原经营合作协议；双方同意由市公安局和之江管委会牵头，对终止经营合作后的具体补偿事项进行协商，由市公安局后勤处、考服中心、转塘街道根据协商结果具体组织实施；双方同意建立协商机制，共同做好善后补偿等事宜。
根据考服中心2004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并对其中“长期投资”、“固定资产”进行调整，调整后考服中心净资产合计为90734003.02元。在此基础上扣除2000年9月并入培训学校的培训中心资产所占比例5.47%，再按原告所占资产比例6.09%计算得出的数额为5223444.95元。
杭州市转塘镇金家岭村于2013年变更为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金家岭社区居民委员会。
本案审理中，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政府转塘街道办事处于2014年9月3日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我街道曾于1985年9月25日以原名称杭州市转塘乡人民政府名义与杭州市公安局签订了《合资联办“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教练场”协议书》，1987年12月28日又以原名称杭州市转塘镇人民政府名义与杭州市公安局签订了《关于合资联办“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教练场”的补充协议书》，双方对合资联办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教练场的投资比例和利润分配进行了约定。该两份合同均系我街道代表杭州市金家岭村村民委员会（现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金家岭社区居民委员会）签订，合同的履行也由杭州市金家岭村村民委员会实际履行，该两份合同的权利义务均应由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金家岭社区居民委员会享有和承担。1997年10月30日，由杭州市转塘镇金家岭村村民委员会与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签订的《协议书》系上述两份合同的延续，我街道的盖章系鉴证行为，并非合同当事人，该合同的权利义务应由合同双方当事人杭州市转塘镇金家岭村村民委员会与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享有和承担”。2014年10月25日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教练场的开办单位是杭州市公安局。1990年教练场更名为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期间杭州市公安局将培训学校划归我支队直属管理。1997年10月30日的协议书，内容最终由我支队和转塘镇政府拍板定夺，故我有支队和转塘镇政府盖章，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由杭州市机动车培训学校负责落实，每年的款项由其负责支付。本协议书期满后，双方未再签订协议。2004年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后，杭州市公安局、我支队及考服中心多次告知转塘镇政府和金家岭村，双方已无继续合作经营的基础，1997年协议书已终止。后虽有多次对协议终止后相关事宜进行协商，但均无果。故于2009年7月21日以专题会议纪要再次明确双方是经营合作性关系，同意建立协商机制，共同作好善后工作。
本院认为，案涉1997年10月30日协议书明确载明了该协议至2001年12月底结束。而之后双方并未签订新的书面协议。因此2002至2004年期间应认定双方之间成立事实上的合作经营关系。自2005年起，鉴于培训学校更名为考服中心，其从事的业务范围也不再是原有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而是为驾驶员培训考试提供场地、设施及相关配套服务，因此应认定金家岭村与原培训学校的合作经营已实际于2004年底终止。本院据此向原告行使了释明权，原告亦因此变更了其原有诉请。原告变更后的诉请要求对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属于原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教练场至2004年底的资产进行清算，并按资产6.09%的比例分配给原告，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在庭审中确认的培训学校2004年12月31日的净资产90734003.02元，在此基础上扣除2000年9月并入培训学校的培训中心资产所占比例5.47%，再按原告所占投资比例6.09%计算得出的数额为5223444.95元。原告在庭审中对该数额亦予以确认，并明确不需再另行清算，故本院对原告该项诉请即按上述数额5223444.95元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诉请被告赔偿原告自2005年1月1日起至资产分配款项实际支付之日止按银行贷款年利率6.39%计算的利息损失，本院认为，因双方合作经营关系实际上于2004年底终止，双方在终止后应就终止时的资产进行清算并按各自的投资比例进行分配。因双方对此未协商一致致使清算与分配未及时进行，造成客观上原告可分配的资产实际处于被告控制之中。2009年专题会议纪要也明确了双方对终止合作经营后的具体补偿进行协商，共同做好善后补偿事宜。因此，应由被告对因此给原告造成的客观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原告诉请的损失标准亦属合理，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告该项诉请予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考试服务中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金家岭社区居民委员会支付资产分配款5223444.95元。
二、被告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考试服务中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金家岭社区居民委员会支付以5223444.95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39%自2005年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8364元，由被告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考试服务中心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共二份，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48364元。在上诉期满后7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人民法院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2×××68，开户行（工商银行湖滨支行）】。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本院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由本院另行书面通知预交。
审 判 长 吴国芬
人民陪审员 王明珠
人民陪审员 李 慧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董 婷
（另设附页）
附页：
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九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一）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二）合同解除；（三）债务相互抵销；（四）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提存；（五）债权人免除债务；（六）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七）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
第九十八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