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晋行初字第141号
原告田金松，男，汉族，身份证住址福州市晋安区，现住福州市晋安区。
委托代理人林蓥，女，，汉族，身份证住址福州市晋安区。
被告福州市公安局晋安分局，住所地福州市晋安区。
法定代表人黄炳进。
委托代理人王丹、陈学新，该局法制科工作人员。
原告田金松不服被告福州市公安局晋安分局治安行政处罚及行政赔偿一案，于2014年7月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同日受理后，于7月8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9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田金松及其委托代理人林蓥，被告福州市公安局晋安分局的委托代理人王丹、陈学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4月7日，被告福州市公安局晋安分局对原告田金松作出榕晋公（鼓山）行罚决字（2014）0009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2014-96号处罚决定），认定田金松于2014年4月4日到北京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民警当场抓获并训诫，由晋安区人民政府信访局于2014年4月6日带回福州后移送鼓山派出所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决定对田金松处以行政拘留十日。
被告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1、受案登记表，证明被告对原告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依法进行受案；2、呈请延长询问时限审批报告，证明办案时限延长；3、传唤证、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证明被告对原告进行传唤，并通知原告家属；4-1、2014-96号处罚决定，4-2、呈请公安行政处罚审批报告，证明被告经审批后作出处罚决定；5、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执行回执，证明原告拒不提供家属联系方式及处罚决定的执行情况；6、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明被告依法告知原告作为违法嫌疑人的权利、义务。7、第一次询问笔录；8、第二次询问笔录。证据7、8证明被告对原告进行询问；9、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明被告进行处罚前告知。10、晋安区人民政府信访局《关于移送鼓山镇田金松进京非正常上访相关材料的函》；11、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2014）第201404040389号训诫书。证据10、11证明案件由晋安区人民政府信访局移送而来。12、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出具的工作说明，证明原告在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被民警查获的情况；13、鼓山镇人民政府信访办的情况说明，证明原告由鼓山镇人民政府信访办接回福州，并移交给鼓山派出所的经过；14、常住人口详细查询结果，证明原告的身份情况。法律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
原告诉称，原告因房屋被非法强拆，未得到补偿和赔偿，一家人生活无着落，在去镇、区、市、省四级政府上访得不到解决，到法院告状又不给立案的情况下，去了北京上访，目的是解决问题，没有扰乱公共秩序，原告在去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完资料，返回住宿地时，经过天安门问路，天安门公安分局民警听说原告是来上访的，直接就把原告带到了派出所。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证据不足，且违反法定程序。第一、天安门公安分局出具的训诫书告知原告上访应到相应的信访部门去反映问题，没有记录原告任何的违法行为，只能证明原告去北京上访到过天安门广场等地的行为，而不能证实原告有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假如原告在北京违法，北京公安必定会履行自己的职责依法处理，天安门公安分局对原告的上访行为没有施行行政处罚而只是出具训诫书，足以证明原告的上访行为并没有违法。训诫书是原告没有违法行为的证据，不能用作对原告进行行政拘留的证据。即使非要把原告的上访定为非正常上访，那根据《信访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训诫书更进一步证明了原告的上访行为尚不够治安处罚的条件。第二、被告对原告进行拘留所依据的只有“本人陈述”，没有其他证据，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不能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更何况原告的陈述中没有任何关于违法事实的陈述。第三、根据中央政法委“关于处理上访人员的要求规定”中各地方没有北京市案发地派出所移交地方处罚的移交手续，各地方无权进行处罚。被告没有向原告出示北京市案发地派出所移交给地方的移交手续，且原告已经被北京市警方训诫后，回到福州后又被处以拘留十天的行政处罚，被告对原告进行的处罚违反归属地处罚和一事两罚的执法程序规定。第四、执法人员在执法前无一亮明身份；被告未向原告送达传唤证并立即通知原告家属，没有告知原告权利义务，没有进行处罚前告知，没有向原告送达或宣布处罚决定。请求确认被告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10天的2014-96号处罚决定违法，并判令被告赔偿因其违法行为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3300元、精神损失30000元。
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2014-96号处罚决定、解除拘留证明书，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了拘留10天的行政处罚决定。
被告辩称，原告于2014年4月4日到北京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民警当场抓获并训诫，由晋安区人民政府信访局于2014年4月6日带回福州后移送鼓山派出所处理。被告经审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对原告作出拘留10日的行政处罚。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合法、正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分析、认证：
（一）关于被告提交的证据1-14，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持有异议，主张系被告为应诉而单方面制作。本院认为，原告对其主张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对该主张，不予采纳。被告提交的证据系被告在行政程序中取得或制作，符合关联性、真实性和合法性特征，可作为定案依据。
被告提交的证据3、4-1、6、7、8、9，传唤证、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2014-96号处罚决定、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询问笔录、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虽未有原告田金松的签名或者盖章，但办案民警注明了原告田金松拒签，具备有效证据的形式要件，能够证明被告对原告进行传唤、询问，告知原告行政案件中违法嫌疑人的权利义务，告知原告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给予原告陈述、申辩权，原告未提出陈述和申辩；原告拒绝在相关文书上签名，也未提供家属联系方式；2014-96号处罚决定已向原告宣告。原告主张被告未向其送达传唤证，没有告知其权利义务，没有进行处罚前告知，没有向其宣布处罚决定，没有事实根据，不予采纳。
被告提交的证据11、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2014）第201404040389号训诫书，原告质疑训诫书来源的合法性及真实性，主张民警对其进行口头训诫时，没有出示书面训诫材料，原告没有见过该份训诫书。本院认为，原告对证据提出的异议，没有证据予以证明，不能成立。该份证据与被告提交的证据10、13，晋安区人民政府信访局《关于移送鼓山镇田金松进京非正常上访相关材料的函》、鼓山镇人民政府信访办的情况说明，能够相互印证，证明被告的案件来源于晋安区人民政府信访局移送，训诫书系晋安区人民政府信访局随函移送给被告的材料。
（二）原告提交的证据，符合关联性、真实性和合法性特征，可作为认定原告具有本案诉权及其在法定期限内起诉的依据。
本院根据以上有效证据及当事人质证意见认定以下事实：
2014年4月4日，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对原告田金松在天安门地区上访行为予以训诫，之后原告由晋安区人民政府信访局带回福州移送被告处理。4月6日，被告受理该案，以原告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为由传唤、询问原告，告知原告行政案件中违法嫌疑人的权利义务，告知原告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给予原告陈述、申辩的权利，原告未提出陈述和申辩。4月7日，被告经内部审批后，作出2014-96号处罚决定，决定对原告处以行政拘留十日，并向原告宣告。原告拒绝在相关文书上签名，也未提供家属联系方式。该处罚决定已执行。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原告户籍所在地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潭桥村潭下6号。
本院认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本案中，原告田金松的户籍所在地、居住地在福州市晋安区，其进京上访所要反映的事项也发生在福州市晋安区，被告对原告发生在北京市的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行使管辖权，符合上述规定。原告主张被告没有出示北京市案发地派出所的移交手续，无权进行处罚，理由不充分，不予采纳。
本案中，被告提交的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2014）第201404040389号训诫书及工作说明、田金松的询问笔录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明原告于2013年5月、7月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北京市公安机关治安拘留，及被告在2014-96号处罚决定中认定的2014年4月4日原告到北京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民警当场查获并训诫的事实。被告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二）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的规定，对原告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并无不当。训诫不属行政处罚的范畴，原告主张被告对其行为一事两罚，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被告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前已履行受案、询问、告知、审批等行政程序，并给予原告陈述、申辩的权利。询问笔录载明告知被询问人“我们是福州市公安局鼓山派出所的民警（出示工作证件）”，原告主张执法人员无一亮明身份，没有事实根据，不予采纳。被告在询问笔录中注明了原告拒不提供其家属联系方式，其对原告进行传唤未通知原告家属，并无不当。原告以被告传唤原告未立即通知其家属为由主张被诉决定违法，不能成立。综上，原告的诉讼主张及理由不足以否定2014-96号处罚决定的法律效力，其关于确认2014-96号处罚决定违法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违法行政行为的存在是行政机关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法定前提条件，原告提出的赔偿损失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田金松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田金松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雨晶
审 判 员 周成潭
人民陪审员 张 辉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郭玮婷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四）其他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情形。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