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辽0181民初494号原告：胡德水，男，1966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址新民市。被告：王国忠，男，1942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址新民市。原告胡德水诉被告王国忠排除妨害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曹娜独任审判，于2017年2月16日、2017年3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德水、被告王国忠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已审理终结。原告胡德水诉称，2013年9月9日，我与案外人新民市某镇某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四荒地”承包协议书》，我承包了某镇某村的荒地进行养殖小区建设。因合同约定荒地与被告房屋南北相邻，其中包含了被告开荒的荒地。因此，在签订合同前，由被告画了荒地草图，并指定了我可以承包荒地的北侧边界，即到我现在建成的养殖小区蓝色围墙处，同时，我自愿补偿给被告20,000.00元。我与村委会的合同签订后，2014年，被告上访要钱，村书记找到我，让我为了安定信访，再给被告些补偿。为了照顾村里，我又与被告协商，自愿每年再补偿被告5,000.00元，补偿期限为10年，从201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份止。我已经于2015年和2016年年末分别补偿给被告5,000.00元，共计10,000.00元。2016年12月份，我的养殖小区初建成形。2017年1月3日，被告无端在我的养殖小区内北侧建了一个简易鸡舍，并在养殖小区内养了鸡、鸭。我数次找被告协商未果，故我诉至法院，要求被告立即退出占用的我的土地，将搭建的简易鸡棚拆除，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另外，我的养殖小区没有侵占被告的宅基地，因养殖小区的北侧边界是由被告指定的，图也是被告自己画的，我的厂房没有过界，被告没有证据证明我的厂房占用了被告的宅基地。被告王国忠辩称，我在原告位于新民市某镇某村建的养殖小区内堆放了玉米棒，并在北侧红色砖墙内（南边）两侧搭建了简易棚及堆放杂物的棚子属实，堆放的自行车及其它杂物也是我的，但我没有侵占原告承包的土地，所以我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是：1、原告不是我村村民，原告在我村投资还拖欠雇工工资，还有借款不还等不良行为。2、原告所称我养鸡占用的场所（10只鸡、7只鸭），是我自家的宅基地和拥有使用权的土地，原告是用欺骗的手段强行非法占用的，我已经上访多年，尚未解决。原告已构成严重侵权，我是侵权案的受害人。2013年9月，案外人某村委会违规将我家门前属于我的宅基地（1.5亩）和我的开荒地13亩非法转包给了原告建设养殖小区。村委会在与原告签订协议前即没有和我协商，也没有经过我的同意，还没有给我留出宅基地部分和门前道路用地，侵犯了我的合法权益，违反了土地管理法。3、由于原告当时承诺每年补偿我15,000.00元，加之我对法律的无知，我才被原告欺骗了。之后，原告又反悔了，不肯在我提供的《土地转让合同》上签字。原告进场施工时把建筑物外墙基础建在距离我房前仅有10米的地方，原告当年只给我了10,000.00元，其余部分就不给了。4、原告欺骗村委会违规非法转包、强占村民的合法用地，违法改变耕地使用性质，违章在村内建设严重污染环境的深加工养殖小区，已构成强占村民土地的违法行为。近期，原告为逃避违法责任，正在实施非法转让，并多次对我骚扰威胁，已威胁了我的人身安全。在原告与村委会签订合同前，是我提供了土地的草图，草图中所标的长度都是我估计的，没有经过实际测量。我绘制完成后交给了原告，但原告现在占用的土地面积已经超过了我原来指定的土地边界，我原来指定的土地边界是原告现在建的红色砖墙的位置。而且，我画图时，是原告与我的儿子协商一年给我15,000.00元，我才给原告提供草图的，现在原告多占用了2亩多地，其中宅基地1.5亩，剩余的近1亩是我的开荒地。而且，原告2015年不是给了我5,000.00元，是给了我3,500.00元。所以我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被告系新民市某镇某村村民。2013年9月9日，原告与案外人新民市某镇某村民委员会签订《“四荒地”承包协议书》。双方约定，某村民委员会将本村村民王国忠（即被告）家前的“四荒地”承包给原告，用于农、牧生产和与之相关的深加工小区，如以上行业不景气，也可做其它用行为，不得有污染。同时双方在合同第一条第1款约定，承包地的性质为“四荒地”，面积以原承包人王国忠指定的边线为准（附图）。庭审中经被告确认，被告于2013年9月9日为原告及某村民委员会提供了开发小区平面草图，草图中指定的原告可承包荒地的北侧边界为原告现在正在兴建的养殖小区北侧的红色砖墙位置，被告亦主张，草图内所标注的土地长度均为被告估计所得，并非由原、被告及某村民委员会共同测量。原告于2013年9月1日给付被告补偿款人民币20,000.00元，被告为原告出具了收条，收条中载明该款为开荒地补偿款。合同签订后，原告开始陆续进行养殖小区建设，在此期间，原、被告因补偿问题发生争议，后双方经某村司法所及某村民委员会的调解达成了调解协议，该调解协议载明“2013年9月份，村里将王国忠家开荒地12亩收回，然后转让给胡德水用做养殖小区建设。在此期间，胡德水同村民王国忠因为补偿一事产生点纠纷，通过司法所同村委会共同调解，自愿达成如下协议：1、胡德水自愿给付王国忠每年补偿款5,000.00元；2、每年的年底（12月末一次性给付）；3、今后村民王国忠不再对胡德水开发建设有干扰，也不准于以此为由上访等。注：此协议有效期限为201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份终止。2014年9月18日”。该协议有原、被告双方的签字，并有人民调解员赵福俊及中间人麻宝新的签字。之后，原告于2015年12月31日及2016年12月31日分别给付被告补偿款人民币5,000.00元，共计人民币10,000.00元（其中被告主张2016年的补偿款，被告只实际收到人民币3,500.00元），并由被告为原告出具了收条。2017年年初，被告在原告承包荒地北侧所建的红色砖墙内（南侧）搭建了两处简易棚，用于饲养家禽及堆放自行车等杂物，并在简易棚南侧堆放了玉米棒。因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将简易棚拆除及清除堆放的杂物未果，故原告诉至法院，要求被告立即退出占用原告的土地，将搭建的简易鸡棚拆除，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另查，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主张原告现占用土地中包含了被告的宅基地约1.5亩，并侵占了被告的开荒地约1亩。被告于第一次庭审结束后提供了由原某村民委员会书记乔振武及主任马洪军出具的证实材料，该证实载明：“证实材料2000年我任某村党支部书记职务，马洪军任村委会主任一职。在其任职期间，村民建房宅基地的面积统一建筑格式为长40米、宽18米（建筑面积）南北道路在建筑面积以外，特此证实2017年1月30日”，该证实上有某村现任村委会书记麻宝新的签字确认。根据该证实，本院于2017年3月20日对某村民委员会书记麻宝新进行了询问，要求确定被告的宅基地边界四至。案外人麻宝新表示，村委会对被告宅基地的面积及边界四至没有台账记载，“因为王国忠所在地为村里的开荒地，我们村台账记载王国忠开荒地面积为10.96亩，但这个数据是前任村班子丈量的，不十分准确，边界四至我们也没法说的十分准确”。同时麻宝新还表示，某村民委员会与原告签订四荒地承包协议时被告并不在场，但签订协议是以被告提供的草图为准签订的。被告于第二次庭审中确认其宅基地边界四至为：南至道（道宽6米，不在宅基地40米范围内）、北至道、东至被告的承包地、西至道。再查，本案在第二次开庭审理过程中，原、被告对某村民委员会相关人员出具的证实及书记麻宝新的询问笔录均存在异议，本院于2017年3月28日对现场进行了测量。在测量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对被告宅基地边界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被告所指定的宅基地边界与其在庭审中陈述的宅基地边界四至不一致。另外，原告主张被告指定的土地北侧边界为原告现在建成的蓝色围墙位置，被告主张指定的土地北侧边界为原告蓝色围墙以南与之相邻的红色砖墙位置。但双方共同确认，被告搭建的简易棚及堆放的杂物位于红色砖墙以南。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四荒地承包协议书、人民调解协议书、收条三份、照片、房屋所有权证、土地转让合同、土地平面图两份、证实、询问笔录、现场勘察笔录等证据在卷为证，经庭审举证、质证，可以作为定案依据。本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应受法律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本案中，原告自案外人某村民委员会处承包涉案荒地，并由被告指定了荒地的北侧边界，原告亦对原属于被告的开荒地进行了补偿，因此，原告已经取得了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现被告在涉案土地内搭建简易棚饲养家禽，并在涉案土地内堆放玉米棒、自行车等杂物，被告于庭审中已经确认简易棚及堆放的杂物位于被告指定的原告承包荒地的范围内，因此，被告的行为已经构成侵权，故原告要求被告停止侵占土地，并将搭建物及堆放物清除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对于被告的答辩意见，因案外人某村民委员会对将本村四荒地承包给原告予以认可，并且该承包协议系根据被告指定的荒地边界签订的。被告主张原告现占用的土地侵占了被告的宅基地及开荒地，根据被告提供的房屋所有权证及村委会相关人员的证实，本院对被告的宅基地边界无法确认，并且被告于庭审中陈述的宅基地边界与被告在现场勘察中指定的宅基地边界存在矛盾。被告主张原告侵占的宅基地面积约为1.5亩，与村委会相关人员证实中确认的被告宅基地面积（长40米、宽18米，面积约为1.08亩）亦不相符，因此，本院对原告侵占了被告的宅基地无法确认，对被告的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王国忠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五日内自行清除其在原告胡德水承包的新民市某镇某村的荒地内的搭建物及堆放物。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被告王国忠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曹娜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七日书记员  魏杰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害；（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赔偿损失；（八）支付违约金；（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任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五条：妨害物权或者可以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