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云25民终109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杨涛，女，1970年10月29日生，汉族，系河口国际旅行社职工，住河口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天云，云南海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红梅，云南海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口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住所地：河口瑶族自治县北山行政中心*楼。
法定代表人：邓进秀，职务：县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口瑶族自治县旅游发展委员会。住所地：河口瑶族自治县北山行政中心***号。
法定代表人：周学兵，职务：主任。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口瑶族自治县财政局。住所地：河口瑶族自治县北山福生路。
法定代表人：卢启华，职务：局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河口国际旅行社。住所地：河口瑶族自治县商贸街延伸段**号。
法定代表人：张祖惠，职务：总经理。
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磊，云南力远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周杨涛因与被上诉人河口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河口县政府）、河口瑶族自治县旅游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河口县旅发委）、河口瑶族自治县财政局（以下简称河口县财政局）、云南河口国际旅行社（以下简称河口国际旅行社）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河口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5）河民二初字第2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上诉人未提出新的事实和理由，不开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周杨涛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1、1998年，河口国际旅行社进行国有企业改制时，其资产已经进行了产权界定出售给职工，并成立了河口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河口国旅公司），依据河政（97）64号文件精神，河口国际旅行社当时改制已经执行职工的股权置换，并向国资局办理了相关有偿借贷手续，河口国际旅行社出售的资产已经合法变更为私有财产，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金为50万元，并不是156万元，一审认定股东未缴纳购置款和未足额投资，企业改制不彻底系认定事实错误；2、根据河口国旅公司成立之初的验资报告及投入资金明细表，股东的出资包含货币出资和实物出资，一审认定股东缴纳的货币资金163175.92元系全部货币资金，且未达到公司注册资本的20%，系认定事实错误；3、2002年6月28日作出的关于注销公司恢复河口国际旅行社的《股东会决议》，是被上诉人为违法侵占私有财产，刻意安排部分股东签字，且签名的股东未达到公司章程规定人数的三分之二，属于无效行为，之后股东退领股金的行为并不能说明股东认可注销公司；4、恢复名称的河口国际旅行社系河口县旅发委、财政局、政府违法侵占河口国旅公司合法资产成立的，侵权行为持续至今，从未停止，直至2013年云南文投集团要收购河口国际旅行社，上诉人作为股东却无权参与，才真正认识意识到自身的权益受损害，故上诉人有权依据法律的规定提起诉讼，且关于本案河口国旅公司出资购买的商贸街延长段20号房屋，河口国旅公司作为该房屋的所有权人，其所有权受侵害，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征收或征用公民的私有财产，应给予补偿，本案中，被上诉人在未履行合法程序的情况下注销公司，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财产权利，上诉人有权提起诉讼主张权利；6、上诉人已经在一审庭审结束后根据法院的要求，增加并变更了诉讼请求，提供了相应的书面材料，并缴纳了新增诉请部分的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对此未予认定，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河口县政府、河口县财政局、河口县旅发委、河口国际旅行社辩称：1、根据河政字[1998]28号文件精神，河口国际旅行社于1998年进行国企改制时应该上交国资局的国有资产购置款为359527.65元，由企业办理相关有偿借贷手续，但自1998年改制至公司成立以后，公司以及上诉人均未向政府国资部门交纳过国有资产购置款，上诉人作为职工，应当负有交纳购置款的义务，其认为交纳购置款是企业的事情，与职工无关，企业只存在借贷关系，国有资产已经变为私有财产，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河口国旅公司于2002年6月28日作出的成立清算组，注销公司，恢复河口国际旅行社的《股东会决议》，上诉人在事后退领了股金，并签字同意由公司委派人员办理公司注销手续，上述行为是上诉人的自愿行为，其作为股东，应当知道清算公司，退领股金的法律意义和后果，没有股东退领股金以及公司的决议，是不能办理公司注销登记手续的；本案的《股东会决议》是有效的，虽然决议上没有超过三分之二的股东人数签字，但32名股东退领股金的行为应视为对《股东会决议》的认可；3、河口国际旅行社于1998年改制时就存在着问题和不彻底性，公司资产与国有资产未完全交割清楚，改制后成立的河口国旅公司没有完全脱离政府部门的管理，正因为如此，于2002年，河口国旅公司恢复为河口国际旅行社时，职工没有反对和拒绝，而是配合公司及政府部门办理相关注销公司的手续，而且此后的大部分股东也与河口国际旅行社重新签订了劳动合同，恢复为国有企业至今，已经13年之久，期间上诉人也没有向政府相关部门提出异议，直到2013年政府欲对河口国际旅行社重新改制，打破7个旅行社各自经营，触动了部分人的利益时，上诉人才提出侵权诉讼，故被上诉人认为恢复为国有企业的改制已经完成，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诉讼时效；4、河口商贸街延长段20号房屋系利用原河口国际旅行社资产购置，且已经办理相关的产权登记，上诉人自1998年改制时至今也从未向被上诉人交纳过国有资产购置款，从法律和事实上均不能认为是上诉人的财产；5、100万旅游保证金是河口国际旅行社向当时旅游局申请划拨用于保证企业正常经营的款项，并非上诉人所有。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周杨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河口县政府、河口县旅发委、河口县财政局、云南河口国际旅行社赔偿其损失120849.70元；判决云南河口国际旅行社将河口商贸街延长段20号房屋返还给全体上诉人；诉讼费由河口县政府、河口县旅发委、河口县财政局、云南河口国际旅行社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2年9月24日，被告河口县旅发委（原河口县旅游局）向被告河口县政府提交一份“关于成立河口国际旅行社的请示”。1993年1月9日，被告河口县政府发出“关于成立河口国际旅行社的通知”，主要内容为“经研究决定，成立‘河口国际旅行社’，旅行社属县旅游局主管下的企业，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具有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该通知下发后，原河口县旅游局作为组建单位，以“河口国际旅行社”的名称向河口县工商局申请了企业法人开业登记注册，经济性质为“全民所有制”，当时注册资金为300000元。1998年2月，河口国际旅行社向云南省旅游局交纳质量保证金600000元。到1998年3月16日，旅行社注册资金达到1670000元。1998年10月20日，经河口国际旅行社申请，河口县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向河口县政府提交了一份“关于河口国际旅行社要求改建设立河口国旅公司的报告”，之后，被告河口县政府批复，同意将河口国际旅行社改建为河口国旅公司。经河口县财政局对原河口国际旅行社国有产权进行了界定,对作出界定后的资产以30%的优惠一次性整体出售，改制后的河口国旅公司还应上交国资局359527.65元。当时包括原告周杨涛等31名原河口国际旅行社的职工作为购买人和出资人，其职工身份转化为了河口国旅公司的股东，后又增加了一名新股东张祖惠。按照河口县财政局对原河口国际旅行社国有资产界定的情况，32名股东应以359527.65元购买国有资产，但包括原告周杨涛在内的32名股东并未向国家缴纳该笔购置款。另按照32名股东所制定的公司章程，公司注册资本为1560000元。据该注册资本，原告周杨涛认缴出资额为62180元，占公司资本的3.986%。后来原告周杨涛实际缴纳的股金仅为4000元，包括原告周杨涛在内32名股东缴纳的出资额合计仅为163175.92元。2000年5月9日，河口国旅公司出资265000元，向王丽玲购买了位于河口县××街××号建筑面积为150.402平方米的房屋，作为办公用房。2002年6月份，为了扩大旅游经营业务范围，享有护照经营权，对原河口国际旅行社升格，需要向国家旅游局报批。但河口国旅公司担心如果如实将原河口国际旅行社从表面上已改制为私营性质的河口国旅公司上报难予审批。同年6月28日，包括原告周杨涛在内的18名股东作出“股东会议决议”，决定注销河口国旅公司，并委托指定张祖惠办理公司注销登记手续。同时以河口国旅公司的名义向原河口县旅游局递交了“关于将河口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恢复原企业名称的请示”。原河口县旅游局将该请示呈报被告河口县政府。当日，被告河口县政府予以了批复，同意恢复“河口国际旅行社”企业名称。同年6月30日，原河口县旅游局向原河口国旅公司下发了通知，按被告河口县政府的批复意见，同意恢复“河口国际旅行社”企业名称。同年7月20日，原告周杨涛领取了退还的其原来缴纳出资的股金4000元，其他股东也领取了退还的股金。2002年7月29日，恢复原名称的河口国际旅行社工作人员在未变动的情况下，河口国旅公司向河口房管所申请，将原以河口国旅公司名义向王丽玲购买的河口县××街××号房屋在河口县房管所变更登记所有权人为“河口国际旅行社”，产权性质为“公产”。据被告提交的2002年9月10日“企业法人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恢复原河口国际旅行社名称后的注册资金仍为1560000元。另外，原河口国际旅行社恢复后，原告周杨涛等股东与恢复后的河口国际旅行社签订了劳动合同，由原河口国旅公司股东的身份转变为了河口国际旅行社的职工。另，2002年6月24日，河口国旅公司向云南省旅游局交纳了质量保证金1000000元。2014年7月9日，原告周杨涛与原河口国旅公司的其他23位股东向河口县政府“国旅改制领导小组”提交“关于对河口国际旅行社改制方案的意见”，才提出对2002年6月份将原“河口国旅公司”恢复为“河口国际旅行社”，由私营性质改为国有性质的异议。经向政府相关部门反映未果，原告周杨涛等19人提起诉讼，认为四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原告周杨涛请求判令四被告连带赔偿其损失人民币80990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庭审中，原告周杨涛增加了曾以河口国旅公司名义向王丽玲所购买的房屋，为被告所侵占，要求被告予以返还的诉讼请求，以及增加向云南省旅游局交纳的质量保证金1000000元，其享有按认缴注册资本比例要求四被告一并赔偿其损失的诉讼请求。因庭审时原告周杨涛未说明具体金额，法院释明其于庭审后提交写明具体增加诉请标的的书面材料，以及补交相应的诉讼费。庭审后，原告周杨涛对该增加的诉讼请求未提交书面材料。
一审法院认为，国家财产属于全民所有，神圣不可侵犯，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同时，对公民的合法财产权益同样也给予平等保护。1992年9月由原河口县旅游局组建，成立河口国际旅行社，1993年2月8日申请登记注册时，经济性质为全民所有制的国有性质，注册资金为300000元。到1998年3月16日，旅行社注册资金已达到1670000元。同年10月，根据当时国有企业进行改制的形势，经河口国际旅行社申请，河口县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向河口县政府报告并批复，河口国际旅行社改建为私营性质的河口国旅公司。当时经河口县财政局对原河口国际旅行社国有产权进行了界定，对作出的界定资产后以30%的优惠一次性整体出售，改制后的河口国旅公司还应上交国资局359527.65元。当时包括原告周杨涛等32名原河口国际旅行社的职工作为购买人和出资人，其职工身份转化为了河口国旅公司的股东。但改制后的河口国旅公司及各股东到2002年6月恢复河口国际旅行社时，都一直未向国家缴纳359527.65元的购置款。据公司法的规定，股东应按公司章程的注册资本按各自认缴比例进行出资。据包括原告在内的各股东制定的公司章程载明1560000元的注册资本金，原告周杨涛认缴出资额为62180元，占公司资本的3.986%。但原告周杨涛实际缴纳的股金仅为4000元，各股东缴纳的出资额合计仅为163175.92元，未达到1560000元的注册资本，也未达到公司法规定的“公司全体股东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百分之二十”的标准。根据上述事实，一审法院认为，虽然从名称的形式上由国有性质的河口国际旅行社转变为了私营性质的河口国旅公司，但原告周杨涛等股东未向国家缴纳购置款，相关政府责任部门对各股东也未追偿该款项，变换名称后的河口国旅公司从本质上并不能想当然的就成为了私营性质，原国有资产也不能因名称的改变就理所当然的转化成了私有财产，这要看改制的情况是否严格依相关法律法规完成全部改制工作。从事实上分析，河口国旅公司并不是严格按公司法的规定条件和要求所设立的，而是由国有企业身份顺应当时的形势转变而设立。按庭审中原告周杨涛等人陈述的情况，从原国有性质的河口国际旅行社改制为私有性质的河口国旅公司，再恢复为国有性质的河口国际旅行社这一整个过程中，作为最初的内部工作人员，不论是由职工身份转变为股东身份，还是再由股东身份转变为职工身份；不管是企业经营模式，还是原河口旅游局作为主管部门行政化色彩的管理体制，一直没有改变过，并未体现出作为私有性质有限公司享有自主经营权的法律地位，只是名称的变换而已。结合我国公司法第十二章规定的“法律责任”的立法精神，虚报注册资本、虚假出资、以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抽逃出资等违反公司法的行为都是不受法律保护和要受到惩治的。河口国际旅行社改制成立河口国旅公司时，原告周杨涛等31名股东制定的《公司章程》中明确注册资本为1560000元，但全体股东实际认缴出资163175.92元，与注册资本1560000元相差甚远，首次出资也未达到公司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百分之二十的比例。由此可知，河口国际旅行社当初改制，河口国旅公司成立时实际上并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不具有合法性。河口国旅公司及其各股东对原国有资产的占有、管理、使用同样也不具有当然的合法性。故一审法院认为，对河口国际旅行社的改制，应认定为是不彻底、不完备的，其国有性质的地位实际上也并未改变过。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七条规定，“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的，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
其次，在2002年6月份，为扩大旅游经营业务范围，享有护照经营权，进行形象升格，是经包括原告周杨涛在内的过半数以上的股东，以股东会议决议的形式并签名认可后向河口县旅游局申请，河口县政府进行批复，才将河口国旅公司恢复原名称“河口国际旅行社”。虽然当时在股东会议决议上签名的股东按公司章程未达到三分之二，但后来所有的股东都认领了退还的原认缴股金，说明当时未签名的股东对股东会议决议是认可的。原告周杨涛诉称，被告原河口县旅游局强行要求河口国旅公司的部分职工在一份内容为“注销河口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会议决议”上签名。从所有股东认领退还的股金情况分析，原告该诉称不具有可信度，也无证据证实，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原河口县旅游局、河口县政府的上述行为在程序上并不违法。
再次，从法律层面上讲，私营企业转变为国有性质的企业，法律并无禁止性规定不可为、不能为。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形出现时，只要是遵循平等、自愿原则，不影响国家、集体和社会公共利益，符合公序良俗和社会主义道德，都是可行的。退一步讲，即便当年属于国有性质的河口国际旅行社改制为民营性质的河口国旅公司符合当时相关改制政策及相关法律规定，股份制依法成立的前提下，到2002年6月份，河口国旅公司恢复原河口国际旅行社名称时，确实侵害了各股东的财产权益，但从2002年6月至2014年7月份原告提出异议时，时间已间隔12年，远远超过了民法通则规定的2年诉讼时效期间。至于原河口国旅公司于2002年5月份向王丽玲购买的房屋作为办公用房，没有证据证实各股东各出资多少，且房屋于同年7月29日已完成了所有权人的变更登记手续。该房屋所有权人的变更系原河口国旅公司的自愿申请行为所完成。如果房屋是通过变更所有权人登记时，被侵占构成侵权，主张权利的诉讼时间是从房屋完成变更登记时起算。对此，现原告才提出异议，也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
综上所述，原告周杨涛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且已经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原告周杨涛无充分证据证实被告河口县政府、河口县旅发委、河口县财政局、河口国际旅行社有违法行为，侵害了其合法权益。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周杨涛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825元，由原告周杨涛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以下证据：1、1999年公司验资报告一份，欲证实：河口国际旅行社改制之后，河口国旅公司成立之初的基本构成；2、《出资协议》一份，欲证实：公司成立之初的注册资本金为50万元，与1560000元股本金是两个概念。
经质证，被上诉人对1999年的公司验资报告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因为出资之后可以变更和调整；对《出资协议》的情况不清楚。
本院认为，1999年的公司验资报告与《出资协议》系河口国际旅行社于1998年改制过程中形成的改制所需材料，能与本案的公司章程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其真实性和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二审审理查明：一审中，上诉人变更诉讼请求，即：1、判决河口县政府、河口县旅发委、河口县财政局、河口国际旅行社赔偿其损失120849.70元；2、判决河口国际旅行社将河口商贸街延长段20号房屋返还给全体股东；诉讼费由河口县政府、河口县旅发委、河口县财政局、云南河口国际旅行社承担。上诉人就增加的诉讼请求补交了相应的诉讼费，其中第一项诉讼请求已包含了上诉人主张按其持股比例分配100万旅游质量保证金的份额。另查明，上诉人未在原河口国旅公司作出的《股东会议决议》上签字。2002年6月28日2013年12月10日云南禹川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就1998年12月31日至2002年6月30日期间原河口国旅公司的财务收支情况作出禹川审（2013）第261号审计报告，认定河口商贸街延长段20号房屋系原河口国旅公司存续期间增加的固定资产，认定其他长期固定资产即云南省旅游局代收旅游质量保证金为60万元。2005年1月6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河口国际旅行社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至2020年12月31日止。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主张四被上诉人连带赔偿其股东权益损失120849.70元并返还河口商贸街延长段20号房屋的请求应否支持，其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针对本案的争议焦点，本院评判如下：
（一）关于股东权益的问题。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河口国际旅行社于1998年进行国有企业改制，以职工出资购买国有资产、认缴出资的形式，改建为河口国旅公司，后又于2002年6月恢复为国有企业，公司改制应符合1993年12月29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制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1993年《公司法》）以及1999年12月2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1999年《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在被上诉人河口国际旅行社于1998年在改制过程中，虽然被上诉人河口国际旅行社的32名职工未依据国有资产界定的情况向政府国资部门缴纳359527.65元的国有资产购置款，32名职工实际出资163175.92元未达到公司章程规定的注册资本1560000元，本案上诉人作为职工其实际缴纳的4000元股金也未达到其认缴的出资62180元，由于政府主导下国有企业改制的特殊性等因素，河口国际旅行社申请改建为河口国旅公司报经河口县政府同意后，河口国旅公司已经工商部门登记并成立，具备公司成立的各项形式要件，上诉人已登记在公司股东名册，其已成为了法律意义上的股东，享有股东权益。但在河口国旅公司恢复为河口国际旅行社的改制过程中，于2002年6月28日原河口国旅公司包括上诉人等18名股东签字并作出《股东会议决议》，决定清算和注销河口国旅公司，恢复河口国际旅行社，并委派专人办理相关公司注销手续，2002年7月20日，包括上诉人等32名股东全额退领了1998年企业改制时出资的股金，依据1999年《公司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股东会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分立、合并、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的规定，公司股东有权对公司形式的变更行使表决权，虽然2002年6月28日的《股东会议决议》只有18名股东签字，上诉人也未签字，未达到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签字，但原河口国旅公司全体股东全额退领股金的行为，应视为对《股东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司清算注销行为的追认，系对有限公司恢复为国有企业的认可，系上诉人作为股东行使股东权利的体现。一审法院评判“河口国际旅行社当初改制，河口国旅公司成立时实际上并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不具有合法性。河口国旅公司及其各股东对原国有资产的占有、管理、使用同样也不具有当然的合法性”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现上诉人主张由四被上诉人连带赔偿其原河口国旅公司存续期间的股东权益损失120849.70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从2002年6月恢复为国有企业至上诉人于2014年7月向政府有关部门主张其股东权益被侵害时，已时隔12年，且在公司办理注销请示、公司验资、国有企业名称恢复、工商登记等过程中也未提出异议，期间2005年1月6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河口国际旅行社又重新签订了劳动合同，其诉讼请求已经超过法律规定两年的诉讼时效。上诉人认为退领股金系被上诉人刻意安排，直到2013年因河口国际旅行社再次实行改制才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且权利侵害状态一直持续，应当从知道权利受侵害时计算诉讼时效，该主张无相应证据证实，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河口商贸街延长段20号房屋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及第十一条“当事人申请登记，应当根据不同登记事项提供权属证明和不动产界址、面积等必要材料。”的规定，本案中，根据2013年12月10日云南禹川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就1998年12月31日至2002年6月30日期间原河口国旅公司的财务收支情况作出的禹川审（2013）第261号审计报告，河口商贸街延长段20号房屋系原河口国旅公司存续期间增加的固定资产，于2002年5月9日由原河口国旅公司向案外人王丽玲以人民币265000元的价格购得，并办理了相应产权登记，后于2002年7月29日，原河口国旅公司向河口县房管局提出产权变更申请，该房屋的产权人变更为河口国际旅行社。根据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原理及不动产物权的公示公信原则，河口商贸街延长段20号房屋的所有权变动系原权利人即原河口国旅公司因恢复为国有企业向不动产登记部门申请变更的民事行为所致，符合法律规定的物权变动的原因，河口国际旅行社作为该房屋的继受者经不动产登记部门登记并持有产权证至今，已成为房屋的所有权人，上诉人主张四被上诉人返还该房屋，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25元，由上诉人周杨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何 红
审判员 赵绕全
审判员 甘 峰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八日
书记员 朱蔼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