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民一终字第166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井卫东，男，1956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长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赵桂江，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青苗，男，1985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系该公司职员，联系地址。
委托代理人：段三梅，女，1982年1月11日出生，汉族，系该公司职员，联系地址。
上诉人井卫东因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3）穗海法民一初字第27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广州市长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长江企业集团公司）原名为广州市长江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于2012年12月5日变更为现名称。井卫东提供了盖有广州市长江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公章的文件，证明长江企业集团公司于2002年9月13日聘任井卫东为其总经理助理。长江企业集团公司则表示其与井卫东于2011年12月1日才建立劳动关系。
井卫东提供了入学通知和学院通讯录，证明长江企业集团公司于2004年选送了包括其在内的13名中层管理人员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参加MBA精要课程研修班，亦可以证明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对此长江企业集团公司表示不予确认，且该研修班的结业证书并非保存在其处。
井卫东于2005年3月19日前往中联公司处工作，井卫东称是长江企业集团公司委派其前往中联公司工作，其劳动关系一直保留在长江企业集团公司处，中联公司是长江企业集团公司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井卫东在中联公司处工作期间，工资由中联公司代发，考勤由中联公司的总经理负责。2012年3月13日，井卫东与中联公司签订《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注明双方于2012年2月29日终止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中联公司向长江企业集团公司支付2002年8月22日至2012年2月29日终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75000元，双方就劳动合同履行期间及善后事宜无争议，井卫东不得再向中联公司主张任何权利。
井卫东实际于2011年11月30日已返回长江企业集团公司处工作。井卫东称其于2012年3月被长江企业集团公司委派至中联公司处，以长江企业集团公司员工的身份帮助中联公司办理解散和遣送员工的事宜。后来长江企业集团公司认为其工作较好，就让其和中联公司的员工一样领取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实际上是对其工作的奖励。井卫东表示在领取上述奖金时，中联公司的财务表示需要签订协议才可以领取，其没有多想就在上述《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签了名，其签名仅仅是为了领取奖金，并非确认其与中联公司存在劳动关系。长江企业集团公司对井卫东上述陈述不予确认。
井卫东于2011年12月1日与长江企业集团公司签订了期限至2014年3月31日的劳动合同。井卫东在长江企业集团公司处工作至2013年2月23日离职。长江企业集团公司为井卫东缴纳了2012年2月至2013年2月的社保。井卫东称其自2011年12月至2013年2月在长江企业集团公司处工作期间，基本工资为7000元，对此长江企业集团公司表示不予确认。长江企业集团公司提供了井卫东2011年12月至2013年2月的工资清单，井卫东表示该清单与其浦发银行卡中收到的工资数额一致，但其另有民生银行卡领取工资，长江企业集团公司并未提供其从民生银行卡领取的工资的工资清单；另其对长江企业集团公司提供的工资清单中的工资结构不予认可，认为该清单中并未列明工龄工资，且社保缴费数额与其社保缴费记录不符，故对长江企业集团公司提交的工资清单不予认可。
井卫东于2013年2月23日办理离职手续，长江企业集团公司于当日向井卫东发出《离职证明》。长江企业集团公司于2013年2月27日向井卫东发出《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称因无法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从即日起解除与井卫东所签的劳动合同。井卫东据此主张长江企业集团公司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对此长江企业集团公司表示该通知书是固定版本，所以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双方于2013年3月12日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内容为双方于2013年2月23日解除双方于2011年12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长江企业集团公司向井卫东支付经济补偿17500元，井卫东不得因劳动合同的解除以任何理由或方式向长江企业集团公司主张除该协议约定范围之外的其他费用，双方确认双方不存在其他争议。长江企业集团公司据此主张其与井卫东是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对此井卫东表示该协议书的签订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并提供了自己于2013年3月6日对该协议稿件的修改稿予以证实，对此长江企业集团公司表示不予确认。长江企业集团公司已按该协议向井卫东支付经济补偿17500元，并另向井卫东支付关爱基金15000元。井卫东表示该关爱基金实为长江企业集团公司对井卫东在中联公司工作期间的补偿款，并要求长江企业集团公司提供申请该基金的审批表，对此长江企业集团公司表示不清楚。
井卫东离职后，于2013年8月29日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确认其与长江企业集团公司自2002年8月22日至2013年2月2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012年中联公司与其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无效；长江企业集团公司向其支付2008年2月1日至2011年11月30日因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而应加倍支付的工资437000元、2011年12月1日至2013年2月23日未依法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应加倍支付的工资166000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60900元；长江企业集团公司向其赔偿2002年8月22日至2012年1月31日应缴而未缴的社会保险法损失232391.4元；长江企业集团公司为其补足2012年2月至2013年2月与其实际工资收入不符的社保各项缴费或赔偿等额损失21430.5元；长江企业集团公司向其赔偿2002年8月至2012年1月因未予参加社保而由井卫东在原籍参加社保的经济损失54000元、该期间由于实际未参加社保而造成的失业救济费损失18600元、2002年8月至2012年6月未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损失42000元；长江企业集团公司提供其2005年4月至2013年2月的工资表；长江企业集团公司为其补办2002年8月至2012年1月的社保时，依照相关规定个人缴费部分所产生的罚金、滞纳金、同期银行利息等由长江企业集团公司承担。该委于2013年10月30日作出穗劳人仲案（2013）803号裁决书，裁决确认双方在2012年12月1日至2013年2月2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驳回井卫东的其他申请请求。井卫东对该裁决书不服，遂于2013年11月11日提起本案诉讼。
井卫东原审诉称：我于2002年8月22日入职长江企业集团公司，一直工作至2005年3月。后长江企业集团公司委派我前往由长江企业集团公司独资成立的北京中联光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公司）处任职副总经理，并承诺我的人事关系一直保留在长江企业集团公司处。于是我于2005年3月19日前往中联公司任职，直至2011年11月返回长江企业集团公司处。我在长江企业集团公司处一直工作至2013年2月23日。我在长江企业集团公司处工作多年，但长江企业集团公司仅在2011年12月才跟我签订劳动合同并购买社保，且多年未按规定为我缴存住房公积金。我对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穗劳人仲案（2013）803号裁决书不服，故起诉要求判令确认我与长江企业集团公司自2002年8月22日至2013年2月2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012年中联公司与我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无效；2013年3月12日我与长江企业集团公司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无效；长江企业集团公司向我支付2008年2月1日至2011年11月30日因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而应加倍支付的工资437000元、2011年12月1日至2013年2月23日未依法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应加倍支付的工资152800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41307.9元；长江企业集团公司向我赔偿2002年8月22日至2012年1月31日未依法办理社会保险造成的养老待遇损失232391.4元、2012年2月至2013年2月未足额缴纳社保的养老待遇损失18703.75元、2002年8月至2012年1月因未予参加社保而造成的失业待遇损失20925元、2002年8月至2012年6月未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损失42000元；长江企业集团公司提供我2011年12月至2013年2月的工资原始清单；长江企业集团公司返还中山大学于2005年颁发给我的MBA研修班结业证书；本案诉讼费用由长江企业集团公司负担。
长江企业集团公司原审辩称：井卫东于2002年8月至2011年11月30日期间与我公司没有劳动关系。井卫东与中联公司签的协议与我公司无关，且该协议以及井卫东与我公司签的协议书均是双方充分协商一致的结果，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存在欺诈、胁迫的情形，并已履行完毕，应合法有效。井卫东主张确认上述期间的劳动关系以及主张确认上述两份协议无效，均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依法应予以驳回。因我公司与井卫东在2011年11月30日前没有劳动关系，故不存在我公司应与井卫东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我公司与井卫东于2011年12月1日签订的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不违反法律规定。井卫东主张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和未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均已超过仲裁时效，依法应予以驳回。2013年2月，我公司与井卫东协商一致并签订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并按协议支付了经济补偿金17500元，该协议合法有效，应予以确认。现井卫东又主张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没有法律依据，且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应予以驳回。井卫东主张我公司赔偿因社保、公积金缴交问题而产生的损失，但社保、公积金缴交纠纷属于行政管理范畴，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处理范围，故应驳回井卫东的上述请求。井卫东要求我公司提供工资原始清单的请求与争议事项无关，应予以驳回。井卫东要求我公司返还结业证书属于独立的劳动争议请求，该请求未经劳动仲裁，故应予以驳回。
原审法院认为：井卫东提供的盖有长江企业集团公司原名称公章的文件，证明长江企业集团公司于2002年聘请井卫东作为总经理助理，足以证明双方在2002年曾建立劳动关系。长江企业集团公司主张其与井卫东自2002年至2011年11月30日期间未建立劳动关系与事实不符，原审法院对此不予采纳。长江企业集团公司未能举证证明井卫东的入职时间，故原审法院采纳井卫东的陈述，认定井卫东于2002年8月22日入职长江企业集团公司处。
井卫东自2005年3月19日前往中联公司处工作，工作期间工资由中联公司发放，考勤由中联公司管理，且井卫东与中联公司于2012年3月13日签订《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足以证实井卫东自2005年3月19日起即与中联公司建立劳动关系。长江企业集团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实井卫东在此之前有离职的情况，故原审法院认定井卫东于2005年3月18日离开长江企业集团公司处。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井卫东自2002年8月22日至2005年3月18日期间与长江企业集团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长江企业集团公司主张井卫东要求确认上述期间的劳动关系的请求已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但确认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诉讼请求属确认之诉，并不适用法律关于时效的规定，故原审法院对长江企业集团公司该项意见不予采纳。
井卫东称上述《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的签订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故原审法院对井卫东该陈述不予采纳。井卫东要求确认该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应向中联公司主张，井卫东向长江企业集团公司提出该主张主体不适格，故原审法院对井卫东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井卫东在中联公司处一直工作至2011年11月30日，并于2011年12月1日重新与长江企业集团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视为自该日开始双方重新建立劳动关系。井卫东在长江企业集团公司处一直工作至2013年2月23日离职，故井卫东要求确认其与长江企业集团公司自2011年12月1日至2013年2月2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于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由于中联公司是独立法人，故如前所述，井卫东自2005年3月19日至2011年11月30日期间应是与中联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劳动关系具有一一对应性，因此井卫东主张其与长江企业集团公司自2005年3月19日至2011年11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与事实不符，原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同理，井卫东主张长江企业集团公司向其支付2008年2月1日至2011年11月30日因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而应加倍支付的工资，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
长江企业集团公司已于2011年12月1日与井卫东签订期限至2014年3月31日的劳动合同。井卫东未能举证证明该合同的签订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故该合同合法有效且符合井卫东本意，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因此井卫东要求长江企业集团公司支付2011年12月1日至2013年2月23日未依法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应加倍支付的工资，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
虽然长江企业集团公司于2013年2月27日向井卫东发出《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通知井卫东解除劳动关系，但双方于2013年3月12日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可以认定双方最终是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并非长江企业集团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井卫东称该协议的签订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故原审法院对此不予采纳。该协议书内容并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井卫东要求确认该协议无效，于法无据，原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该协议已约定长江企业集团公司向井卫东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17500元，井卫东不得因劳动合同的解除以任何理由或方式向长江企业集团公司主张除该协议约定范围之外的其他费用，故井卫东现又向长江企业集团公司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缺乏事实依据，且违背该协议内容，故原审法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
井卫东主张长江企业集团公司未依法办理社会保险、未足额缴纳社保、未缴存住房公积金且因此受到损失，但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的办理和缴存应属相关行政部门的管理范围，不属于法院处理范围。故原审法院对井卫东上述诉讼请求不予处理，井卫东可另循法律途径主张。
长江企业集团公司已向井卫东提供了2011年12月至2013年2月的工资清单，虽井卫东对该工资清单不予认可，但井卫东并无法律依据要求长江企业集团公司提供工资清单，故原审法院对井卫东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井卫东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MBA研修班结业证书存放于长江企业集团公司处，而长江企业集团公司对此亦予以否认，且井卫东要求长江企业集团公司返还该证书的请求并未经仲裁前置程序，故井卫东该项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一、确认井卫东与广州市长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自2002年8月22日至2005年3月18日期间以及自2011年12月1日至2013年2月2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井卫东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元，由广州市长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判后，井卫东不服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02年8月22日建立劳动关系，2005年3月19日被上诉人委派并任命上诉人到其全资下属子公司北京中联光碟有限公司任副总理，且2005年3月18日并无证据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终止或解除劳动有关系。上诉人认为2013年3月13日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只是一个领款凭证，并无其他功能；解除合同完全是被上诉方单方面通知上诉人、辞退上诉人，并非是协商一致的结果。其次，一审法院判决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的办理和缴存应属相关行政部门的管理范围，不属于法院处理范围不当。一审认为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MBA研修班结业证书的请求未经仲裁前置程序也是错误的。本案中，被上诉人长期以来在支付上诉人工资时都未向上诉人提供个人的工资清单，也未签名。劳动争议案件中，用人单位须提供证据以支持自己的主张，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证据也须由用人单位提供，否则要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却并未要求，属程序违法。综上，特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02年8月22日至2013年2月23日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并依法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长江企业集团公司答辩称：上诉人主张2012年8月22日至2013年2月23日期间与被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与事实不符，其主张的2008年2月1日至2011年11月30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赔偿、支付赔偿金没有依据，也已超过法定申请时效。上诉人主张的2011年12月1日到2013年2月23日期间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赔偿没有法律依据。北京中联光碟有限公司与上诉人2012年签订的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合法有效。上诉人2013年3月12日与我公司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合法有效，且在履行协议书完毕后再主张，违反诚信。上诉人主张的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的办理和缴存赔偿等请求，均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受理范围。上诉人要求公司提供2011年12月-2013年2月的工资原始清单与本案的争议事项无关。其在仲裁阶段没有提出返还MBA研修班结业证书，该请求未经仲裁应予驳回，且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综上上诉人的请求不符合事实、没有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请求。
二审诉讼期间，上诉人提交以下证据拟证实中联公司是被上诉人的全资子公司，也间接证明上诉人受被上诉人委派在中联公司工作：1、上诉人与赵总手机短信和通信共4页，证明公司辞退我是违法的。2、北京中联公司的有关工商登记资料及为本次调查取证支出的费用单据。
被上诉人提供一份说明，拟证明我公司持有中联公司23.81%的股份。两公司虽然具有持股关系，但两公司都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不能因为两公司有持股关系，就证明上诉人在中联公司工作等于与我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上诉人质证认为：被上诉人从仲裁到一审均否认两公司存在关系，现称持有23.81%的股份，因该证据是被上诉人自己的陈述，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从中联公司成立、运营的过程看，被上诉人原占有中联公司50%以上的股份，期间中联公司从300多万注册资金扩资到2000多万甚至5000多万，扩资的股东都是被上诉人公司的关系人员，赵汉杰一直都是股东。中联公司、被上诉人公司都是赵汉杰家族的人员。被上诉人是中联公司的大股东，我也是被上诉人委派过去中联公司工作的。
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这些证据在诉讼前已存在，现才提交，超过举证期限。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是打印出来的，不能证明本案事实争议。对证据2中上诉人自己手写、打印的材料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在工商局查册资料真实性予以确认，说明两公司是独立的法人单位，中联公司是合法运营的，不管两公司的股东如何变化都与本案无关。因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上诉人和我公司有无劳动关系。劳动关系具有单一性，不能因为中联公司和我方有股东关系，就可以证明上诉人在中联公司的时候和我方存在劳动关系。中联公司注销前和上诉人在2012年已经签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双方的权利义务终结。同时中联公司在注销时也公告申报债权。上诉人向我公司主张权利于法无据。
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
根据双方当事人二审提交的证据，二审查明以下事实：2001年5月28日中联公司召开第三届第一次股东会议，经全体股东表决同意，一致达成决议，其中一项为将股东“广州市海珠区长江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变更为“广州市长江经济发展有限公司”。2001年7月18日中联公司股东赵桂江、赵舜江与被上诉人签订转股协议，约定将其所占股份323万元自2001年6月20日正式全部转让给被上诉人。2013年4月12日中联公司的清算报告记载，中联公司清算结果如下：1、债权债务已清理完毕；2、各项税款、职工工资已结清；3、已经分别于2013年1月18日…2013年4月9日办理完注销税务登记手续；4、已经于2012年12月12月11日在《法制晚报》上发布了注销公告。同日，中联公司召开股东会，赵汉杰、赵燕君、赵汉长、陈炳春及被上诉人全体股东参加会议，股东会议通过以下决议：1、因公司经营不善，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注销公司。2、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清算组所做的清算报告。清算组成员签字栏有本案被上诉人加盖的公章。2013年4月17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通州分局出具《注销核准通知书》，记载中联公司因决议解散申请注销登记，经核准准予注销。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二审提交的证据均不是新证据，但均属于对在原审中提交证据的补强证据，故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质证后予以采纳为本案证据。
关于2005年3月19日至2011年11月30日期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根据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据可认定被上诉人系中联公司的股东。上诉人2002年8月22日与被上诉人建立劳动关系，2005年3月19日上诉人与中联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然对于2005年3月19日前被上诉人是否已经与上诉人依法解除劳动关系并办理相关手续等问题，被上诉人未对此提交证据证实。被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实上诉人于2005年3月19日系因其自己原因离开被上诉人公司并与中联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再结合2012年3月13日上诉人与中联公司签订的《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中约定中联公司同意一次性支付上诉人2002年8月22日至2012年2月29日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而在2013年3月12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中记载，双方于2011年12月1日签订《劳动合同》，双方协商于2013年2月23日协商解除该劳动合同。由此可见，被上诉人作为中联公司的股东，自2002年8月22日起至中联公司注销前对上诉人存在混同用工、权利义务并未完全厘清的情形，被上诉人亦未举证证实其与中联公司、上诉人对各自的权利义务曾依法进行三方约定，故应认定被上诉人自2002年8月22日起至2013年2月2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审判决对双方当事人存在劳动关系的期间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关于双方当事人劳动关系存续时间的上诉主张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至于上诉人的其他上诉请求，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原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既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其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佐证其此部分主张，故本院认可原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上诉人的该部分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除对2005年3月19日至2011年11月30日期间的劳动关系问题原审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外，原审认定其余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3）穗海法民一初字第276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3）穗海法民一初字第276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确认井卫东与广州市长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自2002年8月22日至2013年2月2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0元共20元均由广州市长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叶文建
审 判 员 何剑平
代理审判员 陈 静
二〇一四年八月××日
书 记 员 高 亚
谢汝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