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佛中法民二终字第147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耀棉，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何志勇，男，汉族，住广东佛山市顺德区。
上列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君，广东金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营业场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负责人周大勇，行长。
委托代理人陈美玲，广东淼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小凤，广东淼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何耀棉、何志勇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佛山分行）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5）佛顺法乐民初字第10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撤销何耀棉于2014年1月27日、于2014年2月12日自其开户行为中国光大银行佛山乐从支行、户名为何耀棉、账号为62×××34的账户将款项转让给何志勇的行为；二、驳回光大银行佛山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040.87元，财产保全费为2780.58元，合计6821.45元，由何耀棉、何志勇负担。
上诉人何耀棉、何志勇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
一、何耀棉、何志勇已经提交相应的购销合同、送货单，该两份证据可以证明何耀棉、何志勇与佛山市顺德区旭道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道公司）、佛山市顺德区锋银汇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锋银汇公司）之间确实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合同金额与本案讼争金额吻合，两位证人也已经就交易时间、交易货物、交易金额等问题作出回答，相关回答与何耀棉、何志勇的陈述相符。购销合同、送货单、证人证言等相互印证，已经能够组成完整证据链证明买卖合同关系的成立以及何志勇垫支货款的事实。遗憾的是，原审法院仅因证人对涉案《证明》形成时间的错误陈述，就否定了上述所有证据和事实。何耀棉、何志勇认为，涉案《证明》作为证人证言的一部分，其形成时间不能成为否定上述证据和案件事实的充分或根本条件。证人证言是对事实的陈述，本身具有主观性。在原审庭审中，证人出于本能的紧张，加上光大银行佛山分行庭前曾“警告”要举报证人与何耀棉、何志勇交易的偷税漏税问题，导致证人在作证时因过分紧张出现了理解和表达偏差的情况。何耀棉、何志勇认为，本案应当以交易当时形成的证据为主、证人证言为辅，证人证言的上述偏差应当从全案证据和事实来理解、认定，而不应“一票否决”。其次，只要《证明》形成时间迟于交易时间，都符合逻辑，至于证人证言和何耀棉、何志勇有关形成时间的矛盾陈述，只要对涉案《证明》本身的形成时间做鉴定即可查明事实。原审法院未查明形成时间，直接根据证人证言认定涉案《证明》形成于交易当日，从而否认《证明》的真实性，原审法院的该认定本身存在矛盾。原审法院一方面根据证人证言认定涉案《证明》的形成时间，但另一方面又对证人证言有关买卖合同、垫付货款等事实的陈述不予采纳，原审法院选择性地采信了证人证言中对光大银行佛山分行有利的部分。再者，证人证言和何耀棉的陈述基本吻合，即使出现形成时间上的矛盾，也只能反映证人是按照自己对案件的理解自主表达意见，而没有受到何耀棉、何志勇的干涉，反而是光大银行佛山分行的事先“警告”和当庭质问影响了证人正确地表达意见。
二、原审法院将何耀棉与何志勇是父子关系作为认定何耀棉、何志勇陈述不实的依据之一，明显不当。何耀棉与何志勇之间父子关系不应影响本案的事实认定，相反，恰好因为何耀棉与何志勇是父子关系，何志勇才愿意帮何耀棉垫付货款。从逻辑上分析，如果何耀棉与何志勇有意串通隐瞒，则有多种方式转移款项，而不必通过何耀棉在光大银行佛山分行开设的账号分数次将不是整数的款项转给何志勇。
三、关于旭道公司开设POS机的开户资料，何耀棉、何志勇并未告知“银行已遗失了该开户资料”，而是原审法院的错误理解。在原审庭审时，何耀棉、何志勇陈述是旭道公司遗失了开户资料。旭道公司作为证人也是陈述自己遗失的，且银行不愿提供留底的开户资料。针对该情况，何耀棉、何志勇已向原审法院提出调查取证的请求，只是原审法院未查明该事实。
何耀棉、何志勇在二审法庭调查期间补充如下上诉意见：何耀棉在何志勇刷卡前后与旭道公司、锋银汇公司存在多笔货物买卖，交易习惯均是何耀棉与上述二公司法定代表人陆锦桃、钟伟峰以个人账户进行结算，何志勇向两公司刷卡支付的货款也是直接进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个人账户，足以证明用于刷卡的用途是垫付何耀棉的货款，除此之外，何志勇没有为何耀棉向上述两公司垫付过其他货款。
综上，何耀棉、何志勇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光大银行佛山分行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光大银行佛山分行负担。
被上诉人光大银行佛山分行答辩称：
一、两证人的证言错漏百出，矛盾重重，不足以采信，与之相互依赖的购销合同和送货单亦因此不能采信。在原审庭审中，除两份《证明》的形成时间外，两证人与何耀棉、何志勇陈述的事实存在重大分歧，还有多处相互矛盾。如锋银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钟伟峰对交易之事一问三不知，作为交易的当事人之一，对交易事实一概不知有违常理。而且，既然钟伟峰对交易之事不清楚，其怎能出具涉案《证明》，可见该《证明》不具有证明力。又如旭道公司法定代表人陆锦桃对“佛山市旭道塑料部”POS机的形成及该POS机与旭道公司的关系等关键性问题均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以上种种，均令人无法相信其所作相关陈述。然而，何耀棉、何志勇对证人证言中出现的矛盾，竟解释为证人畏惧法院公权力及对偷税漏税问题的过分紧张，该解释既无事实依据，亦不合情理。两证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自身的言行具有完全的理解和控制能力，亦应为其言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至于购销合同、送货单等证据，其本身极易伪造，只要何耀棉、何志勇与旭道公司、锋银汇公司协商一致，便可出具上述证据，上述证据不能证明旭道公司、锋银汇公司与佛山市顺德区健奥公司之间必然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因此，两证人的证言内容与购销合同、送货单等证据相互矛盾，不仅不能形成所谓的证据链，反而削弱了证据的证明力，上述证据不能被采信。
二、除上述存疑的证据外，何耀棉、何志勇并无新的客观证据可以证明其主张，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何耀棉、何志勇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上诉人何耀棉、何志勇在二审期间提交何耀棉名下账户尾号为0834的对账单1份，拟证明何耀棉与旭道公司、锋银汇公司存在货物买卖关系，双方的交易习惯是以个人账户汇款进行结算。
被上诉人光大银行佛山分行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均有异议。仅凭对账单上备注“货款”不能证明相关款项就是货款，在一审第一次开庭时，何耀棉、何志勇陈述与旭道公司、锋银汇公司间只有一笔交易，但该对账单显示不止一笔交易，该对账的内容也与一审期间证人陈述的情况不一致。
被上诉人光大银行佛山分行在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核，光大银行佛山分行对何耀棉、何志勇提交的对账单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何耀棉向何志勇转账的452116元的性质应如何认定。本案中，何耀棉、何志勇主张上述452116元系何志勇代何耀棉向旭道公司、锋银汇公司支付的货款，并提供了购销合同、送货单、证明等证据予以证明。经审查，何耀棉、何志勇未能提供相关交易的发票证据，仅凭何耀棉、何志勇提供的上述证据尚不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何耀棉确实与旭道公司、锋银汇公司存在相关交易，且由何志勇代何耀棉垫付相关款项的事实。而且，原审法院为查明案件事实，责令旭道公司法定代表人钟伟峰、锋银汇公司法定代表人陆锦桃出庭作证，但对于相关证明于何时出具这一基本事实，两证人与何耀棉、何志勇所作陈述存在明显矛盾，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相关证明的证明力。另外，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可知，何志勇的信用卡交易记录显示其与锋银汇公司存在多笔款项往来。在此情况下，即使何耀棉与锋银汇公司真实存在相关交易，也无法从款项的流转角度判断何志勇向锋银汇公司转入的289496元属代付货款。最后，何耀棉向何志勇转账的452116元未明确注明款项用途，该452116元与何志勇分别向佛山市旭道塑料部、锋银汇公司转账的286326元、289496元的金额不能对应一致。针对光大银行佛山分行提出的何志勇向佛山市旭道塑料部、锋银汇公司转款时何耀棉账户余额尚存有大额资金的疑义，何耀棉、何志勇亦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释。综上几点，何耀棉、何志勇提出的何志勇为何耀棉垫付货款的主张存在诸多疑点，令人难以信服，在无其他有效证据加以佐证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对何耀棉、何志勇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并认定何耀棉向何志勇支付的452116元为无偿，处理并无不当。何耀棉在未向光大银行佛山分行清偿债务的情况下，无偿向何志勇转账452116元，损害了债权人光大银行佛山分行的合法权益，光大银行佛山分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之规定，请求撤销上述转账行为有理，应予以支持。原审法院就此处理亦无不当，应予以维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81.74元，由上诉人何耀棉、何志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卢 海
代理审判员 李 炜
代理审判员 刘全志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曹新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