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云04民终66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兴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涪陵区太极大道3号4-1。
法定代表人：李娟，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福德，男，汉族，1966年2月20日生，住重庆市涪陵区，系该公司副总经理。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ＸＸ，重庆天森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昆明市道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永兴路68号。
法定代表人：杨正荣，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筱莉，云南护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重庆兴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兴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昆明市道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昆明道桥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澄江县人民法院（2017）云0422民初1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9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重庆兴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ＸＸ、邹福德，被上诉人昆明道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侯筱莉，均到庭参加诉讼；上诉人重庆兴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娟、被上诉人昆明道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正荣，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重庆兴达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案涉三标段工程并非上诉人承包，项目、施工工地和项目权益也不归上诉人，项目部亦非上诉人组建，合同履行过程中所使用的印章是伪造的，亦未在上诉人对秦开富的授权有效期内，收付工程款和材料款的银行账户也不是上诉人开立的，故本案与上诉人无关。二、上诉人没有收到中标通知书，也没有打过履约保证金给云南建工集团，也无从知晓他人犯罪，原审法院要求上诉人“本应对竞标结果、签订合同、组织施工等一系列后续工作进行全程跟踪和监督”已超出上诉人的风险控制能力范围，故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的情况，上诉人不存在任何过错。三、被上诉人在签订、履行本案合同时，并未审查合同相对方的资质证照，也没有与上诉人进行过联系、核实，存在重大过错，且其认可的交易相对方应为秦开富。四、秦开富的行为并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法律构成要件，他人违法犯罪行为的结果不能归由上诉人承担，否则不公平。
被上诉人昆明道桥公司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昆明道桥公司于2017年2月13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重庆兴达公司向其支付材料费2726226.56元；2、由重庆兴达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5月29日，重庆兴达公司在昆明成立分公司，并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了登记，分公司的负责人为余永忠。后余永忠与任国建、黄涛、况国明共同协商以占股合伙的方式共同经营昆明分公司。同年11月9日，余永忠、任国建、黄涛向况国明出具《承诺书》，载明：“如未经同意乱盖印章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均由本人和分公司负责，担保人况国明不负任何责任……”。2014年11月23日，重庆兴达公司向秦开富出具了一份《授权委托书》，载明：“本人李娟系重庆兴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现委托秦开富为我方代理人。代理人根据授权，以我方名义签署、澄清、递交、撤回、修改呈贡至澄江高速公路建设项目施工路面三标段施工竞争性谈判文件、签订合同和处理有关事宜，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委托期限至竞标活动结束与招标人签订合同止”。该授权委托书加盖了重庆兴达公司的印章。后秦开富持该授权委托书以重庆兴达公司的名义参与云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工集团）所承包呈贡至澄江高速公路建设项目路面三标段的竞标，并成功中标。在共同经营重庆兴达公司昆明分公司期间，为方便公司经营，经余永忠、任国建、黄涛三人商量，由任国建安排公司工作人员孔凡勇找人私刻了“重庆兴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兴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的印章。2015年2月12日，任国建安排孔凡勇与秦开富带着由孔凡勇私刻的“重庆兴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印章到建工集团与该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为YNJGCC-
LM-003号《呈贡至澄江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协议书》，协议签订后，秦开富以重庆兴达公司的名义对呈贡至澄江高速公路建设项目路面三标段进行施工。在施工过程中，为方便收取工程款，秦开富要求在澄江开设一个重庆兴达公司昆明分公司的账户，2015年3月27日，任国建安排孔凡勇带着私刻“重庆兴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兴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的印章，到澄江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开设了账户名为“重庆兴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的账户。秦开富在以重庆兴达公司的名义进行施工过程中，因工程施工需要，于2015年3月18日用伪造的“重庆兴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呈澄高速路面三标项目经理部1”印章与原告昆明道桥公司第十工程处签订《合作协议》，协议约定以下主要内容：“一、合作内容及单价：1、重庆兴达公司将呈澄高速路面第三标段所需沥青拌合料包给昆明道桥公司生产加工，拌合料规格分别为：AC－20、AC－25料、SMA－13改性沥青料；2、AC－20、AC－25料单价：按95元/吨计算（含石料、燃油、石内人机及水电费等所有加工出来的成品费）不含沥青费、成品料出厂运费；3、SMA－13沥青料生产加工费按100元/吨计算（含木质纤维15元、燃油费30元、厂内人机50元、矿粉5元等辅料费），不含沥青费、玄武岩及成品料出场运费……；二、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重庆兴达公司支付50000元的订金给昆明道桥公司备料，其余款项根据与云南建工集团签订的主合同执行”。同年11月14日，双方又签订了《补充协议》，协议约定以下主要内容：“一、1、由于目前重庆兴达公司呈澄高速第三标段所需沥青拌合料AC－20、AC－25料，不能出具呈澄高速项目部提供的准确配合比给昆明道桥公司加工生产成品料，现重庆兴达公司要求昆明道桥公司按二标的沥青拌合料配合含量比作为生产三标所需的沥青拌合料，昆明道桥公司按重庆兴达公司要求以现在二标的沥青拌合料配合比加工生产，如发生成品料质量问题与昆明道桥公司无关；2、SMA－13沥青料的加工生产补充，根据原《合作协议》约定沥青、玄武岩为重庆兴达公司提供给昆明道桥公司，沥青玄武岩的用量最终按成品沥青拌合料配合比进行计算（玄武岩按116元/吨的单价、沥青单价按建工物流的价格进行用量的差额互补……”。协议签订后，昆明道桥公司按协议约定向重庆兴达公司供应沥青砼。2015年12月1日，双方签订对账确认单，对账确认单载明：截止2015年11月30日，昆明道桥公司向重庆兴达公司供应规定为AC－10、AC－25、AC－20SBS、SMA－13的沥青砼共计27365.3吨，价款共计2611343.90元。对账确认单签订后，昆明道桥公司按协议约定继续向重庆兴达公司供应沥青砼，其中2015年12月3日供应规格为SMA－13的沥青砼1250.64吨、2015年12月6日供应规格为SMA－13的沥青砼1049.72吨、2015年12月8日供应规格为SMA－13的沥青砼1208.22吨、2015年12月15日供应规格为SMA－13的沥青砼1275.5吨、2015年12月22日供应规格为AC－25的沥青砼1398.26吨、2015年12月22日供应规格为AC－20SBS的沥青砼802.78吨、2015年12月23日供应规格为SMA－13的沥青砼655.28吨。除此之外，在《补充协议》签订后，昆明道桥公司又用其公司的普通沥青、改性沥青、玄武岩作为原料为兴达公司生产加工沥青拌合料。2016年1月8日，秦开富以重庆兴达公司的名义向昆明道桥公司指定的收款人昆明青天柱经贸有限公司支付货款1000000元。昆明道桥公司供应重庆兴达公司的普通沥青、改性沥青、玄武岩及自2015年12月1日之后供应的沥青砼供货款双方未进行结算。2017年2月13日，昆明道桥公司向本院提起诉讼。2017年3月2日，重庆市涪陵区公安局对任国建伪造公司、企业印章案立案侦查。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的焦点是：秦开富用伪造的“重庆兴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呈澄高速路面三标项目经理部1”印章与昆明道桥公司的签订供货合同的效力如何？买受人的主体应如何认定？引发本案的诉讼实际上有两个合同关系，首先是重庆兴达公司与建工集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2014年11月23日，重庆兴达公司向秦开富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秦开富代表重庆兴达公司参与呈贡至澄江高速公路建设项目施工路面三标段的竞标、签订合同和处理有关事宜。中标后，秦开富带着任国建安排孔凡勇私刻的“重庆兴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印章与建工集团签订施工合同，现无证据表明秦开富是否参与了私刻公章的行为，而重庆兴达公司又授权秦开富签订合同，建工集团根据重庆兴达公司的授权，完全有理由相信秦开富有权与该公司签订施工合同，且系重庆兴达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是秦开富用伪造的“重庆兴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呈澄高速路面三标项目经理部1”印章与昆明道桥公司订立买卖合同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在本案中，重庆兴达公司中标后，对于供货商来讲，很容易从建工集团了解到中标的公司及其负责人，在昆明道桥公司看来，秦开富有权代表重庆兴达公司与建工集团签订合同总价为2800余万元的施工合同，更有理由相信其有权代表重庆兴达公司与其签订几百万元的供货合同，虽然重庆兴达公司委托秦开富的期限只是到与招标人签订合同为止。但鉴于秦开富在签订施工合同中的身份，已足以让交易相对人昆明道桥公司产生合理信赖。让昆明道桥公司对重庆兴达公司的印章真实性进行实质性审查，对于交易相对人来讲过于严苛，不符合商事活动中鼓励交易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重庆兴达公司向秦开富出具参与竞标的授权委托书后，本应对竞标结果、签订合同、组织施工等一系列的后续工作进行全程跟踪和监督，但遗憾的是重庆兴达公司在庭审中竟然表示不清楚是否中标，由此看来重庆兴达公司的管理存在很大问题，在本案中具有明显的过错，换句话讲，即便是秦开富私刻重庆兴达公司的公章签订合同，所造成的损失，也应由重庆兴达公司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秦开富的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其与昆明道桥公司所签订的供货合同有效，作为买受人的权利义务应由重庆兴达公司享受和承担。关于重庆兴达公司要求对本案中止审理的主张，虽然重庆市涪陵区公安局目前正对任国建伪造公司、企业印章案进行立案侦查，但在本案中，现无证据表明秦开富当时知道其与建工集团签订施工合同时所用的印章系任国建安排人私刻，任国建的犯罪行为与本案并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的审理结果也不以任国建的刑事犯罪审理结果为依据，无需中止审理，故对重庆兴达公司的该主张，不予采纳。关于昆明道桥公司要求重庆兴达公司支付货款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重庆兴达公司因工程施工需要，向昆明道桥公司购买沥青砼，昆明道桥公司自愿向重庆兴达公司供应沥青砼，所签订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和禁止性规定，依法应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第六十二条第一款（四项）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虽然双方所签订的合同约定货款支付时间为“根据与云南建工集团签订的主合同执行”，但主合同如何约定双方均无确凿证据加以证实，且2015年12月1日双方对部分供货款进行结算时也未约定付款时间，属约定不明，作为债权人的昆明道桥公司可以随时要求履行，昆明道桥公司于2017年2月13日才向法院提起诉讼，已给了重庆兴达公司必要的准备时间，故对昆明道桥公司要求重庆兴达公司支付剩余货款的诉讼请求，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具体应支付的金额本院确定如下：对前期供应的部分，双方已进行过结算，以双方所签订的对账确认单上载明的金额即2611343.90元为准。2015年12月3日至2015年12月23日所供应的部分，按双方签订《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及对账确认单载明的单价进行计算，其中规格为SMA－13数量为5439.06吨，单价为100元/吨，金额为543906元；规格为AC－25数量为1398.26吨，单价为95元/吨，金额为132834.70元；规格为AC－20SBS数量为802.78吨，单价为95元/吨，金额为76264.10元，结算后的供货款计753004.80元，加上2015年12月1日结算的供货款2611343.90元，共计3364348.70元，扣除2016年1月8日支付的1000000元外，实际还应支付2364348.70元。对昆明道桥公司要求重庆兴达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故对昆明道桥公司要求重庆兴达公司逾期支付货款给昆明道桥公司造成的损失，予以支持，但因双方对付款时间约定不明，故仅支持自昆明道桥公司主张权利之日即本院受理本案之日起的逾期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于昆明道桥公司主张其还向重庆兴达公司供应了普通沥青44.93吨，单价为3800元/吨，金额为170734元；改性沥青20.09吨，单价为4650元/吨，金额为93418元；玄武岩842.46吨，单价为116元/吨，金额为97725.36元，共计供货款为361877.86元的诉讼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昆明道桥公司主张的上述供货款，仅在《补充协议》中约定了玄武岩的单价为116元/吨，对普通沥青、改性沥青的单价约定不明，且对玄武岩、普通沥青、改性沥青的供货数量未提供相应的过磅单或其他证据加以证实，双方更未进行过结算，以昆明道桥公司主张的供货数量及单价进行认定，对重庆兴达公司有失偏颇，故对昆明道桥公司的该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若昆明道桥公司有充分证据证实向重庆兴达公司供应上述材料的数量、单价，或双方进行结算后，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秦开富代表重庆兴达公司与昆明道桥公司签订供货合同，其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其合同的权利义务应由被代理人重庆兴达公司享受和承担。但所主张普通沥青、改性沥青、玄武岩的供货款，未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实，不予支持。据此，为保护合同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六十二条第一款（四项）、第一百零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由被告重庆兴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昆明市道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沥青砼款2364348.70元，并自2017年2月1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逾期付款利息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昆明市道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2017）渝0102刑初524号刑事判决书，证明：1、本案中，秦开富与云南建工集团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所加盖的重庆兴达公司公章是任国建伪造的。2、用于合同履行的银行账户也是任国建伪造的，还伪造了昆明分公司的公章。经质证，被上诉人对真实性认可，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经审查，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二审期间，为进一步查明本案事实，本院向秦开富一方进行调查并作成调查笔录一份。经调查，秦开富一方确认被上诉人一审期间举证的过磅单、材料单的真实性，确认2015年12月1日的《昆明市道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十工程处沥青砼对账确认单》所载供货数量、单价正确，但认为结算款项2611343.9元应扣除秦开富一方提供的加工沥青砼时所需原材料即沥青、玄武岩的剩余价值，因为加工后剩余的原材料已由被上诉人使用，故抵扣之后的结算金额仅为225万元左右，也正因为双方对账时未对此达成一致意见，故秦开富一方并未在该确认单上签字、盖章，单据上的“重庆兴达公司”公章以及“秦开富”签名均是被上诉人一方伪造。
经审查原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由于秦开富一方虽然对公章、签名的真实性有异议，但对单据内容的真实性却无异议，故本院对于一审认定的事实，仍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问题有：1、本案合同责任承担主体如何确定？2、本案货款金额如何确定？
关于第1个争议问题。本案上诉人曾授权秦开富为其代理人，代为签署施工竞争谈判文件、签订合同和处理有关事宜，故秦开富代表上诉人与案外人云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呈贡至澄江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协议书》的行为，以及秦开富所使用的公章、分公司公章、项目部印章均来自于上诉人在昆明所设立的分公司的事实（虽然上述印章经刑事案件鉴定系伪造），已足以让本案合同相对方即被上诉人产生合理信赖，有理由相信秦开富有权代表上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之规定，秦开富的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故本案争议合同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应由上诉人承担。需要说明的是，上诉人与秦开富之间的法律关系，上诉人可另案解决。
关于第2个争议问题。虽然上诉人声称自己并不清楚本案合同履行情况从而不清楚合同金额等事实，但经本院二审期间向秦开富一方核实，其确认过磅单、材料单真实，也认可《昆明市道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十工程处沥青砼对账确认单》所载供货数量、单价正确，故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的金额予以确认。需要说明的是，秦开富一方要求从结算款项中扣除其提供的未使用完的原材料价值，对此，其可另案解决，本院对此不作审查处理。
综上所述，上诉人重庆兴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672元（上诉人已预交），应由上诉人重庆兴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 东
审判员 周云焕
审判员 方 芳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
书记员 赖奕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