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161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江国良，男，1962年10月4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魏巍，湖北成和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畅，湖北成和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昌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汉市东西湖区富丽雅花园**栋*单元***号。
法定代表人：陈来章，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万萍，湖北华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工程建设总承包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汉南区汉南大道***号。
法定代表人：马秋平，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祎力，该公司项目经理。
委托代理人：�丹，该公司法律顾问。
原审第三人：彭修清，男，1966年6月14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江国良因与被上诉人武汉昌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下称武汉昌杰公司）、被上诉人湖北工程建设总承包有限公司（下称湖北工程公司）、原审第三人彭修清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2012）鄂东西湖民商初字第005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江国良及其委托代理人魏巍、李畅，被上诉人武汉昌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万萍，被上诉人湖北工程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丹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彭修清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武汉昌杰公司成立于2006年3月3日，经营范围为建筑安装、脚手架、模板、钢筋、混凝土、木工、抹灰、油漆等。资质等级为脚手架�业分包壹级，承包工程范围为脚手架作业分包、砌筑作业分包、钢筋作业分包、模板作业分包壹级。湖北工程公司成立于1997年7月24日，资质等级为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
位于武汉市汉阳区赫山北路的“宝安·山水琴台”3、5、6、7号楼系湖北工程公司承接湖北美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建设工程。
2010年10月8日，湖北工程公司（甲方）与武汉昌杰公司（乙方）签订《工程劳务分包合同》一份，约定，湖北工程公司将其承接“宝安·山水琴台”3号、5号、6号楼±0.000以下（含基础）及地下室、外架及5号楼±0以上砼主体结构所有木模板制作、安装分包给武汉昌杰公司施工，承包方式包工包料，工程工期14个月，承包价格按43元／平方米×建筑面积结算，含主楼范围内地下室。2011年4月28日，双方还签订补充协议一份，约定增加外架硬质封闭、施工电梯楼层通道安装�地下室至4层外架搭拆等承包内容，承包价格按建筑物实际建筑面积×单价168元／平方米结算。合同还约定其他事项。
2011年1月15日，江国良（乙方）与武汉昌杰公司（甲方）签订《工程劳务分包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将山水琴台项目劳务承包范围内木工工程委托乙方承包。承包内容：1、“宝安·山水琴台”3号、6号楼±0.000以下（含基础）及地下室、3号楼±0以上砼主体结构所有木模板制作、安装。……承包方式：1、单包工：含铁丝、圆钉及所有砼模板制作、安装；2、配合模板安装、制作所必须的机械。……承包价格：1、以砼与模板接触面积乘以单价20元／平方米计算。……付款方式：1、结算单由预算员计算工作量，双方签字认可后生效。3、乙方工人进场人数达到甲方要求，开始大面积施工后十天，按工人人数借生活费1000元／人月。4、地下室封顶±0.000一月后甲方按已完工程量的60%向乙方支付工程款和人工费，春节前按已完工程量的70%向乙方支付工程款和人工费。5、主体16层结构完工甲方按已完工程量的70%向乙方支付工程款和人工费。6、主体至24层结构完甲方按已完工程量的70%支付给乙方，主体结构封顶后甲方按已完工程量的90%向乙方支付工程款和人工费。7、二次结构完，甲方按已完工程量的95%向乙方支付工程款和人工费。8、工程交工一个月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工程尾款。9、以上各阶段付款，同期扣回乙方所预借的现金、生活费和已付工程款。……合同还约定其他事项。武汉昌杰公司、江国良均在合同上签名盖章。
江国良与武汉昌杰公司之间的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签订后，江国良依约于2011年1月组织施工人员进场木工模板等施工，宝安·山水琴台”3号楼工程施工至正负零之后，江国良未继续在施工现场完成后续施工任务。
2011年3月，彭修清组织施工人员继续完成“宝安·山水琴台”3号楼工程正负零以上木工模板施工任务。同年7月，山水琴台3号楼木工劳务部分全部施工完毕。
江国良施工期间，武汉昌杰公司分别于2011年1月至3月期间给付江国良人工费128900元，另武汉昌杰公司向江国良支付春节补款23100元、吴家山工地款12000元，江国良共计收到武汉昌杰公司人工费等款项160540元。
施工期间，因江国良自2011年3月后不在施工现场，武汉昌杰公司通过彭修清向施工工人支付生活费、人工工资等共计1079533元，彭修清均向武汉昌杰公司出具相应收款收条。
2011年9月，“宝安·山水琴台”3号楼木工施工完毕后，6号楼木工施工由武汉昌杰公司组织其他施工人员施工完成，江国良未与武汉昌杰公司办理解除合同或变更合同手续。
2011年12月，湖北工程公司施工的“宝安·山水琴台”建设工程办理竣�验收备案。
2011年12月23日，武汉昌杰公司与江国良核对山水琴台3号楼模板面积，确认“二层1426平米；三层1442平米；标准层1426＊17=24242；1423.8＊10=14238；31~33层1426＊3=4278；屋面1443平米；大地下室及花架等计13523平米；合计60，592平米；本结算经双方签字作为结算依据”，武汉昌杰公司、江国良均在结算单上签名，但双方未就该工程施工量办理相应的人工费结算确认手续。
2012年1月18日，武汉昌杰公司与江国良进行人工费结算，江国良因不同意结算金额中的扣款，未在结算单上签字，双方一直没有就山水琴台项目劳务费办理最终结算。后在盘龙城工地，经武汉昌杰公司要求彭修清核对“宝安·山水琴台”3号楼木工工程人工费，结算单载明“山水琴台江国良、彭修清3号楼木工结算单，建面48639㎡×20元／㎡＝972780元；11953㎡×21元／㎡＝251013元，补空调租金1200元，以上合�1224993元，扣款1.1／%＝12200元；2、扣点共工、架子工、清模板4500元；3、已借支1202495元；4、还陈晓峰2000元，共计1221195元，1224993元－1221195元＝3798元（尾款）。说明：此结算单为山水琴台3号楼木工结算单”武汉昌杰公司张长江、汪国芳、彭修清在上述结算单上签名。
2012年9月29日，经湖北工程公司与武汉昌杰公司对“宝安·山水琴台”3、5、6号楼施工过程进行结算，确认武汉昌杰公司木工分包建筑面积为70429平方米，单价168元／平方米，计款11832072元，含单独结算项目价款共计11923004元。湖北工程公司与武汉昌杰公司之间木模板制作、安装工程款全部结算完毕。
原审认为：江国良与武汉昌杰公司签订的《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情形，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全面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
合同签订后，江国良依约进场施工，并向武汉昌杰公司支取相应生活费、人工工资，江国良有权要求按照其实际施工工程量主张人工费。庭审中，本案合同主体系江国良与武汉昌杰公司，但武汉昌杰公司提交的证据《工程劳务分包合同》上有江国良及彭修清签名，对此，江国良持有异议，武汉昌杰公司亦未提交江国良与第三人彭修清之间系委托关系或者授权的有效证据。原审认为，彭修清虽然在《工程劳务分包合同》上签名，但在其未提交其系承包山水琴台项目劳务施工的证据，江国良亦未将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彭修清及其相关证据，彭修清本人也认可其系江国良雇请并提供劳务，未与江国良或与江国良签订协议变更山水琴台3号楼木工模板施工项目劳务主体的意思表示；庭审中，经查明彭修清在合同上签名系武汉昌杰公司为避免江国良离开施工现场后彭修清继续施工并领取相应生活费、人工工资等款项的行为效力不认可，原合同相对人与彭修清之间均无变更合同主体的意思表示，故彭修清虽在江国良与武汉昌杰公司间的合同上签名，但与原合同相对人真实意思表示不符，因此，不能依据彭修清在《工程劳务分包合同》上签名认定其为本案合同当事人。
1、关于江国良与武汉昌杰公司签订《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实际履行主体问题。
江国良与武汉昌杰公司于2011年1月15日签订《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后进入施工现场，合同约定的承包内容为“二、工程承包内容（暂定）1、宝安·山水琴台3#、6#±0.000以下（含基础）及地下室、3#±0.000以上硂主体结构所有木模板制作、安装（含阳台栏板、窗台板、空调板等一切硂结构模板）。2、上述施工范围内所有门窗、过梁、构造柱、压顶等二次硂小型构件的木模板制作、安装。······”。实际施工过程�，江国良组织彭修清等施工人员进场施工，由彭修清带领施工人员进行木工模板施工作业，在此期间，江国良依照其施工量向武汉昌杰公司借支相应生活费及人工工资，但2011年3月后江国良离开施工现场，庭审中，虽然江国良否认其授权由彭修清负责现场施工，但调查的证据能证实其离开施工现场后由彭修清组织施工人员继续完成3号楼后续木工模板施工，现场施工由彭修清与武汉昌杰公司负责，彭修清带领施工人员具体施工，曾宗发、曾旭东、曾柏明等均系彭修清雇请施工。因此，虽然江国良与武汉昌杰公司在合同中并未约定由彭修清代为履行合同义务，但本案系劳务分包合同，江国良仅提供劳务，并组织包括彭修清等施工人员进行施工，对此，江国良未提出异议，亦未提交其不认可的有效证据，且武汉昌杰公司并未拒绝彭修清履行，武汉昌杰公司已实际接受了�修清提供的劳务。故江国良在与武汉昌杰公司签订的《工程劳务分包合同》中应承担的提供劳务义务事实上已由彭修清代为履行，应视为江国良履行合同义务，且彭修清代为履行行为符合建筑劳务分包行业的交易习惯，江国良应对彭修清的代为履行行为负责。江国良否认其认识并组织彭修清负责现场施工，但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因此，由于江国良未能举证证明其组织除彭修清以外的其他施工人员履行合同的后续施工义务，应有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2、关于彭修清在武汉昌杰公司领取生活费、人工工资能否冲抵江国良与武汉昌杰公司签订劳务合同的劳务费问题。
庭审中，武汉昌杰公司提交的江国良借支单证明2011年1-3月期间，江国良向武汉昌杰公司借支生活费及人工工资等款项，以及自2011年3月后由彭修清在武汉昌杰公司领取生活费及人工工资等，尽管�国良对彭修清借支款项的行为不予认可，但江国良在3号楼木工模板施工期间内并未否认彭修清借支款项，也未提交证据证实彭修清在此期间向武汉昌杰公司领款与其所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中的施工内容无关的证据予以佐证，更未对武汉昌杰公司向彭修清付款的行为提出异议，在武汉昌杰公司未与彭修清重新签订《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及在彭修清完成江国良未完工程后，江国良与武汉昌杰公司办理合同项下的工程施工任务的结算手续，应视为江国良对彭修清领款行为予以追认。由于2011年3月后江国良离开山水琴台施工现场，未与武汉昌杰公司办理相关解除合同手续，武汉昌杰公司准许彭修清等施工人员继续完成3号楼后续木工模板施工任务，并将施工人工费及生活费支付给彭修清，根据对现场施工人员曾宗发、曾旭东、曾柏明等人调查亦证实现场施工人员已通过�修清从武汉昌杰公司处领取了相应人工工资即劳务费。江国良与武汉昌杰公司之后进行的工程量确认中已包括了彭修清组织人员施工完成的工程量，因此彭修清在武汉昌杰公司领取的生活费、人工工资应冲抵江国良与武汉昌杰公司签订劳务合同的劳务费。
江国良在施工过程中已于2011年3月前向武汉昌杰公司借支人工费160540元，2011年3月至10月由彭修清向武汉昌杰公司借支人工费1079533元，共计1240073元，武汉昌杰公司事实上已按江国良、彭修清实际施工量支付了相应劳务费，江国良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代为向施工人员支出劳务费或者武汉昌杰公司向彭修清支付劳务费侵犯其合法权利。且江国良与武汉昌杰公司签订的《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系纯劳务分包，支付的是劳务费用，即施工现场全部工人的工资，该款项并不属于江国良一人所有，并非江国良诉称的工程款，本案3#楼木工模板施工项目所有工人工资在江国良领取前期费用后，均由彭修清代为领取并实际支付给现场施工人员，现场施工人员也未因未支付人工费而出现任何停止施工、影响工程进度的情况发生，湖北工程公司作为总包单位也确认并不存在拖欠工人工资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的规定，湖北工程公司作为工程发包人，承担责任的范围仅限于欠付的工程价款，现有证据证实，湖北工程公司已将全部劳务费用支付给武汉昌杰公司，武汉昌杰公司予以认可，江国良未持异议，因此，对江国良要求武汉昌杰公司和湖北工程公司共同支付其人工费1082940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彭修清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可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驳回江国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546元，由江国良负担。
江国良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武汉昌杰公司应当向上诉人支付1082940元。上诉人与武汉昌杰公司于2011年1月15日签订《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合同第六条第一款约定承包单价为20元／平方米。合同第九条“付款方式”第一款约定结算单由预算员计算工作量，双方签字认可后生效。第九条第四款至第八款均约定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工程款和人工费。工程完工后，经上诉人与昌杰公司项目经理张长江。预算员汪国芬共同签字确认，上诉人的工程量为60592平方米，结算单上同时写明“本结算经双方签字作为结算依据”。上诉人依约完成了《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第二条约定的工程，没有违反合同约定的行为，现该工程已经交付使用。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昌杰公司应当履行自己的义务，向上诉人支付工程款1082940元。而一审认定彭修清在昌杰公司领取的生活费、人工工资可以冲抵与上诉人的劳务费是错误的。《工程劳务约定合同》昌杰公司应当向上诉人支付工程款，彭修清既不是合同相对方，也没�得到上诉人授权；二、湖北工程公司应当对支付工程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湖北工程公司作为“山水琴台”项目的总施工方将该工程转包给昌杰公司，因昌杰公司拖欠工程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所以，湖北工程公司应当对支付工程款承担连带责任。
武汉昌杰公司答辩称，其已支付江国良所有应付工程款，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
湖北工程公司答辩认为：1、武汉昌杰公司是有合法资质的建筑公司，湖北工程公司不是转包而是分包，符合法律规定的；2、工程已施工完毕并经过验收，湖北工程公司已向武汉昌杰公司付清款项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请求驳回上诉人上诉、维持原判。
彭修清二审期间未发表任何诉讼意见。
本案庭审中，江国良提交工具销售单2份、工人收条4份、工资领款单29份、刘岩借支单6份、彭修清借支单18份，以证明彭修清是江国良请的班组人员，只负责发放工人的生活费，2011年3月以后仍是江国良在现场负责完成工程。武汉昌杰公司与湖北工程公司质证后均认为，该组证据上诉人在一审期间已持有但未提交，不属于新证据。该组证据更不能证明2011年3月以后江国良仍在现场负责完成工程。彭修清确为江国良请的班组人员，受江国良的管理，2011年3月以后全权负责“琴台山水”工地3号楼的工程。本院查明，该组证据的内容均为工地人员向江国良借支相应款项，并无江国良与武汉昌杰公司直接发生业务往来的内容。结合江国良组织施工期间�活费、人工工费均由江国良本人领取，而在2011年3月以后生活费、人工工费由彭修清领取的事实，故上述证据不能证明江国良2011年3月以后仍在“琴台山水”工地具体负责完成工程。彭修清出具的18份借支单中，落款日期为2011年2月10日至2011年9月17日之间，每张均注明为“琴台山水”。其中，落款日期为2011年2月10日-15日的借支单注明借支事由为“春节间人工费31600元、车费袁班1200元、…汉阳200元、打撬杆费300元、十五日加餐费260元，合计33500元”，2011年3月6日的借支单中注明“请帮地下室用工费11110元”，2011年3月10日的借支单中注明“付胡时学工费1800元＋水鞋504元＝2304元”，2011年3月11日的借支单中注明“借刘言年现金付李明工费5000元”，2011年3月18日的借支单中注明“生活费21000元，注：3500（袁工费）＋1000（袁工费）＋1500（段工费）＋15000元”，2011年3月21日的借�单中注明“医药费、段全工费，2000＋1100=3100元”，2011年5月23日的借支单中注明“江老板代借架子班、李明工费，5000元”，2011年6月13日的借支单中注明“段…工费共计2925元”，其余10份金额不等的借支单中均注明借支事由为“生活费”或“现金”。上述证据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以及彭修清在一审中关于其受江国良聘请的陈述，本院确认，彭修清为江国良所请施工班组人员之一，受江国良的管理，其工作职责包括但不仅限于组织施工、发放生活费两项内容。
对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及各方当事人的诉讼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彭修清的领款行为是否具有代理江国良的效力；二、武汉昌杰公司是否差欠江国良工程款项以及湖北工程公司应否就本案承担责任。对此本院评析如下：
一、关于彭修清的领款行为是�具有代理江国良的效力问题。
江国良与武汉昌杰公司签订《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一致，该合同于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时成立。合同签订后，双方各自依约履行合同义务至2011年9月“山水琴台”3号楼木工施工完毕，并于2011年12月23日就“山水琴台”3号楼模板面积进行结算确认。因此，武汉昌杰公司本应就“山水琴台”3号楼木工工程向江国良支付相应款项。“山水琴台”3号楼工程施工至正负零之后，江国良未在施工现场完成后续施工任务，而是由彭修清组织施工人员继续完成工程。对此，武汉昌杰公司称江国良电话告知全权委托彭修清处理“山水琴台”3号楼后期工程。彭修清则称，2011年3月后江国良不再来山水琴台施工现场，因工人都是彭修清带来，所以江国良打电话要求彭修清继续组织人员施工。而江国良则对武汉昌杰公司与彭修清的说法均予�否认。本院认为，对于江国良是否授权彭修清全权代理后续工程的问题，三方当事人各执一词。但根据各方确认的事实，彭修清为江国良所请施工班组人员之一，受江国良管理，在合同签订后即由彭修清带领施工人员进行作业，其工作职责包括且不仅限于组织施工、发放生活费两项内容。2011年3月以后，在江国良未来施工现场组织后续施工的情况下，彭修清组织施工人员继续完成工程，代替江国良履行了合同的主要义务。根据合同第九条“付款方式”约定，在施工进程中武汉昌杰公司应当依照施工情况与工程进度借支生活费并支付一定的工程款和人工费，以供江国良支付施工人员相关费用。在江国良2011年3月以后一直不在施工现场的情况下，作为善意合同相对人，武汉昌杰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在现场负责组织施工、代替江国良履行主要合同义务的彭修清有权代理�国良享受合同权利，领取相应工程款项。同时，江国良作为合同相对人，应当完全清楚自己的合同权利与义务。本案中未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其2011年3月以后仍在现场组织施工，或对彭修清的领款行为表示过异议。与之相反，在“山水琴台”3号楼工程完工之后，江国良与武汉昌杰公司进行了工程结算面积确认，其中就包含了彭修清负责组织施工的工程面积部分。因此，本院认为，本案如果江国良如武汉昌杰公司所说授权彭修清，那么彭修清当然有权领取工程款项；反之，即便江国良对彭修清未有任何授权，彭修清的行为亦可构成表见代理，其领款行为依法产生代理江国良的效力。
二、关于武汉昌杰公司是否差欠江国良工程款项以及湖北工程公司应否就本案承担责任的问题。
根据《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第六条第1项的约定，江国良与武汉昌杰公司约定“山水琴台”3号楼工程木工承包价格为20元／平方米。2011年12月23日，武汉昌杰公司与江国良核对确认“山水琴台”3号楼工程木工施工结算面积为60592平方米。武汉昌杰公司依照合同约定应向江国良支付工程款项共计1211840元。本案江国良在施工过程中于2011年3月前已向武汉昌杰公司借支款项160540元，2011年3月至10月期间由彭修清向武汉昌杰公司借支款项1079533元，两项共计1240073元。武汉昌杰公司实际支付款项的数额大于江国良起诉所主张的数额，已按实际施工量向江国良支付了全部工程款项。同时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湖北工程公司也已向武汉昌杰公司付清工程款，故而湖北工程公司无须就本案承担责任。
综上，江国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4546元，由江国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忠
审 判 员 晏幼峰
代理审判员 胡 浩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刘鑫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