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三中民终字第008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薛玉英，女，1959年6月1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邓建新，北京市瑞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爱花，女，1964年5月1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陈一，北京市摩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静，女，1960年10月11日出生。
上诉人薛玉英因饲养动物致人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朝民初字第021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12月，薛玉英向原审法院诉称：我与爱人共同居住于本市朝阳区农光里小区。2011年7月24日早，我在小区院内与邻居说话，张爱花饲养的一只大白狗突然蹿出，猛地扑到我的腿上，爪子接触到我的腿，膝盖处划出了几道狗爪印，还用舌头舔我的腿。因事发突然，我受到惊吓，当即大声呼救，并伴有心跳加快、全身哆嗦抽搐、面色惨白、双腿无力、发冷等症状。后张爱花陪同我就医，但就医期间病症未消除痊愈。2011年8月12日，我还在尽力恢复身体不适的过程中，趁早晨人少，我在小区内较为偏僻的乒乓球台边散步。看见距离五十米左右有一只没有拴狗链的狗，立即就想离开。但狗迅速跑向我，并向我狂叫，我身体虚弱无法离开，就用腿做出踢的姿势驱赶它。但狗仍向我狂叫，我再次受到惊吓。张静此时才过来带走了狗，但没有向我道歉。出于惊吓和愤怒的双重作用下，我全身抽搐加重，无法站立。后我报警并被送至医院救治。在此后，我精神恍惚、四肢麻木、失眠，生活不能自理，此种状态至今无改善。医院诊断为癔症、神经症、神经功能紊乱、抑郁等症。多年来都是我照顾生病的爱人，现在还需爱人照顾，家中一片狼藉，无人看管。张爱花、张静二人却拒绝继续陪同我看病，也没有给我合理的赔偿。现我诉至法院要求张爱花、张静二人共同赔偿我医疗费17664.89元、后续治疗费15000元、交通费905元、护理费72400元、辅助工具费518元、餐费146元、营养费43810元、误工费74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及其他损失费637.43元。
张爱花辩称：薛玉英所述存在多处不实之处。我饲养的是一只白色的比熊犬，领养不到两个月，体型很小。事发时犬并未接触到薛玉英的身体，薛玉英当时叫我也并非呼救。薛玉英前往就医是因为被一个小孩从身后拍了一巴掌受到了惊吓；第二，我饲养小型犬是合法的，办理了养犬证，犬并未给薛玉英造成任何实际伤害；第三，薛玉英主张其身体上、精神上受到的伤害均是不存在的，其诉讼请求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我不予认可。
张静辩称：薛玉英所述存在多处不实。我饲养的犬是一只黄色的吉娃娃，办理了正规的养犬手续。事发时，犬并未与薛玉英发生直接接触，我也及时将犬带离薛玉英站立的位置，事发后积极配合薛玉英就医。现薛玉英提出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我不认可也不同意。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7月24日，薛玉英在居住地小区院内遇到张爱花饲养的犬，后其称因被抓挠产生外伤并受惊吓，张爱花陪同就医。2011年8月12日，薛玉英在居住地小区院内遇到张静饲养的小型黄色吉娃娃犬，后其称受惊吓报警并由张静陪同就医。经询，双方确认两次事件发生时，两犬均未被栓子控制。庭审中，薛玉英提交门诊病历手册（部分）、处方笺、医疗费发票等就诊材料，拟证明就诊及费用支出情况。经查，上述材料中无明确病症诊断，票据载明金额共计34898.18元。薛玉英另提交误工证明及劳务协议、家政服务协议、交通费票据若干，拟证明相关费用支出情况。诉讼中，经薛玉英申请并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随机确定，法院依法委托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所对薛玉英的民事行为能力、事件与可能病症的关联度进行鉴定。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所于2014年8月4日以不具备鉴定技术条件和能力为由终止鉴定退案。张爱花、张静二人于庭审中提交养犬证、照片等书面材料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拟否定薛玉英存在损害后果且自身无过错。薛玉英对张爱花、张静二人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并提交书面证人证言拟证明事发过程及损害后果。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人身权利受法律保护，侵害公民人身权益致使他人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根据过错程度或法律规定依法予以赔偿。侵权责任的承担，以侵权行为（作为或不作为形式）、主观过错、损害后果以及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四要件成立为前提，如无法律特别规定，四要件的举证责任应当由主张一方承担。本案中，薛玉英表示分别受张爱花、张静二人饲养犬类惊吓导致身体不适，罹患心理及精神疾病。虽薛玉英提供医疗费、交通费等票据证明其所受经济损失，但上述证据均不能证明薛玉英确诊所患的疾病，加之薛玉英无法举证因果关系，故无法充分证明侵权责任四要件的成立，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不予支持。需要说明的是，宠物犬需文明饲养并合理监管，保证不伤及他人人身及财产安全。本案中，发生事件的起因均是张爱花、张静二人未拴系犬链，使犬类处于过于开放的状态，极易引发对他人或公共财产的损坏。对此，需予指明并予纠正。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4年10月判决：驳回原告薛玉英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判决后，薛玉英不服原判提起上诉，提出张爱花、张静所养的狗造成了薛玉英身体伤害和精神损伤，请求撤销原判，依法重新审理及判决。张爱花、张静同意原判。薛玉英的上诉理由为：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所不具备鉴定技术条件和能力，导致薛玉英的伤情与张爱花、张静侵权行为的因果关系无法确定，要求启动鉴定程序，进一步查清事实；薛玉英已通过病历、诊断证明、休假证明等证明薛玉英因狗的扑叫收到惊吓导致抽出、精神恍惚，引发神经症、焦虑症，有北京广仁医院、北京宣武医院、北京医院、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等多家医院的病例、诊断证明可予证明，足以证明狗的惊吓导致薛玉英精神疾病发作的事实因果关系，薛玉英的精神和物质损失证据清晰完整，应予以认定，请求张爱花、张静赔偿薛玉英医疗费17664.89元加247.82元、后续治疗费15000元、交通费905元、护理费72400元、辅助工具费518元、就医期间发生的误餐费146元、治疗期间发生的营养费43810元、因病支持的误工费74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其他损失637.43元，诉讼费和鉴定费由张爱花、张静共同承担；薛玉英受惊吓前没有任何精神疾病，受狗惊吓后长期抽出、精神恍惚，不能正常生活、工作，看病、吃药、打针治疗导致重大经济损失，张爱花、张静所养的狗对薛玉英造成严重的身体伤害和精神损伤，请求依据事实和法律，判决支持薛玉英的诉讼请求。薛玉英就所称内容提供代理人邓建新对于永春、刘现芹、薛玉英的调查笔录（时间2015年1月9日上午）及诊断证明（北京医院诊断证明书、时间2015年1月12日、诊断惊恐发作、神经症）新的证据，用于证明薛玉英被张爱花、张静所养犬侵害后患病、犬的侵害与薛玉英患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薛玉英因受惊吓患神经性疾病。张爱花表示对原判认定的事实无异议及无补充，张爱花所养的是经过公安部门审定的小犬，薛玉英新提供的证言在原审法院判决后调取的证言，带有诱导性，证人也未到庭，诊断证明也无诊断与犬之间有和关联性，与本案争议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张爱花不认可薛玉英提供的材料属新的证据，张爱花认为薛玉英没有依据让张爱花承担责任，同意原判，不同意薛玉英所称上诉意见及要求。张静表示对原判认定的事实无异议及无补充，薛玉英提供的处理是一审之后后补的处理，调查的证人在事发时不在现场，不认可薛玉英提供的材料作为新的证据，同意原判，不同意薛玉英所称上诉意见及要求。薛玉英与张爱花、张静在审理中未能就双方纠纷的解决达成一致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处方笺、医疗费发票、交通费票据、误工证明、家政服务协议、照片、养犬证、证人证言、调查笔录、诊断证明书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薛玉英与张爱花、张静的争议在于人身损害赔偿责任承担问题。薛玉英提交的调查笔录等材料并非原审法院审理中基于客观原因无法提供的证据材料，张爱花、张静亦均不予认可，故不应确认属于新的证据。薛玉英上诉提出张爱花、张静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赔偿薛玉英主张的各项经济损失，所述薛玉英受到张爱花、张静所养未栓犬链的犬的惊吓及张爱花、张静曾与薛玉英就医等情况，但现有证据尚不能表明薛玉英所称一直就医的疾病为犬惊吓所致，难以表明薛玉英据述称内容提出的上诉主张成立。张爱花在原审法院审理中对鉴定机构终止鉴定并无异议，现所称鉴定机构不具备鉴定技术条件和能力，导致薛玉英伤情与张爱花、张静侵权行为的因果关系无法确定，要求启动鉴定程序，并无新的事实及依据，难以确认该项主张成立。已有事实和证据不能表明薛玉英所提上诉主张成立，张爱花、张静均表示不同意薛玉英所称意见及要求，故对薛玉英所提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据所查明的事实所作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薛玉英负担（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薛玉英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文祯
审 判 员 王 朔
代理审判员 陈烁琳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肖 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