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云0802民初571号
原告：普洱市公共汽车公司（组织机构代码：79989245-9）。
住所地：普洱市思茅区振兴大道*号。
法定代表人：杨丽，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云岭、张益永，该公司职工（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刘新奇，男，汉族，生于1971年4月7日，高中文化，驾驶员，普洱市思茅区人，现住普洱市思茅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思珏（系被告刘新奇妻子），女，汉族，生于1971年4月18日，中专文化，云南省景东县人，个体户，住址同上。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普洱市公共汽车公司与被告刘新奇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3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普洱市公共汽车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云岭、张益永及被告刘新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思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因案情复杂，经申请延长审限180天，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普洱市公共汽车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被告双方的挂靠经营关系，要求被告限期办理云Ｊ×××××号车的转户手续，即变更云Ｊ×××××号车的机动车行驶证所有人名称和道路运输证业户名称，抹去原告车门、车徽标志；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0年12月26日，原、被告达成口头协议，双方约定被告将云Ｊ×××××号公交车落户到原告名下挂靠经营。随后，被告即以原告称谓的行车证、道路运输证、车门、车徽从事公交客运经营，具体经营思茅城区二路公交线路。2014年6月30日，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政府公布了《思茅区城市公共交通管理办法》（思茅区人民政府公告第2号），该办法第四条、第十二条明确规定城市公共交通实行公司化运营，禁止任何形式的挂靠经营。根据《思茅区城市公共交通管理办法》的规定，原告分别于2014年12月30日、2016年1月3日向被告发出《告知书》、《再次告知函》，告知被告进行车辆产权结构调整，即：将云Ｊ×××××号公交车折价转让给原告或由被告自行处理云Ｊ×××××号公交车辆，并限期转出车辆户籍。告知发出后，被告置之不理，原告于2016年1月29日通过《普洱日报》再次以公告的方式告知被告限期转出车辆户籍。现公告转出车辆户籍的期限已过，但被告至今未转出车辆户籍。原告遂向法院起诉。
被告刘新奇辩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原告起诉必须符合以下基本条件：1、有明确的被告；2、有具体的事实理由及法律依据；3、属于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原告的起诉除满足条件3外，均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一、本案没有明确的被告。被告从2006年起，依据思茅市翠云区（现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政府翠政法（2006）43号文件规定，实行公司化经营，将自己的云Ｊ×××××号城市公交车参与公司经营二路公交线路，原、被告的经营方式变更为股份制，同时办理相关运营手续，道路运输证中的经济类型变更为股份制。同期与公司签订了经营管理合同，2010年10月26日被告将自己的云Ｊ×××××号公交车更新为云Ｊ×××××号公交车，落户原告并已取得机动车行驶证，同期还取得道路运输证，证号：530802007263号，经济类型为股份制。从事普洱市思茅区二路的公交客运营运。被告有该二路的城市公共汽车营运权。原告的经营管理权与被告取得的城市公交营运权共同落户在原告普洱市公共汽车公司，属于同一主体，争议双方均属于公司的内部经营管理问题，没有原、被告之分。据此，被告主体不适格，原告的起诉因无明确的被告，故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二、本案没有具体的诉讼事实理由及法律依据。1、被告于2002年4月1日前驾驶的云Ｊ×××××星王A660C型19座车一直在思茅城区跑梅子湖至洗马河的城市公交营运。当时为响应政府号召，为方便人们的生产生活，为人们提供便利的交通出行条件，自己买车经营梅子湖至洗马河的城市交通营运线路，并于同期取得了机动车行驶证和道路运输证，线路牌号为滇运管27SM5137号，被告具有法定的城市公交营运资格。2、依据思茅市翠云区人民政府文件翠政法（2006）43号、关于《思茅市翠云区出租车公共汽车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第二章经营资格管理第七条至十二条的规定，被告符合对自己的车辆及线路营运的全部条件，原告无权让被告退出二路城市公交营运权。3、被告与原告不属于挂靠经营关系，是属于在同一公汽公司经营管理下的共同体，原告是法人，对外承担经营管理责任，被告则是在法人领导下的城市公交营运人，负责营运安全并承担各种规费的缴纳，有机动车行驶证及道路运输证为证。被告与原告签订有公交车经营管理合同，被告依法营运，从未有过违反公司规定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按城市出租车和公交车营运规定，出租车营运期为8年，公交车营运期为13年，被告的云Ｊ×××××号车辆从落户至今仅营运了5年，还有8年的营运时间。原告所称双方达成口头协议没有证据支持，更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应当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重新签订符合机动车行驶规定和道路运输管理规定以及城市公汽经营管理的法定要件合同。4、根据原告2016年1月3日《再次告知函》通知被告，要以226000元至228000元的价格回购被告营运的车辆及营运权，该告知函仅是原告的一面之词，仅体现原告的根本利益，没有体现作为弱势群体的被告的基本利益，属于强买强卖，违反了中央的现行政策规定，严重损害了消费者及营运人的根本利益。被告取得的营运资格还有8年，原告强买强卖的告知函对被告没有约束力，属无效公函，应予取消。5、原、被告双方的合作经营关系是政府职能部门安排的，要解除经营关系法律上没有依据，原告的请求是单方行为，属无效诉求。综上，原告起诉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不符合法律规定，被告并非本案适格被告，被告与原告系同一诉讼主体，原告的诉讼无具体事实理由及法律依据，诉讼证据不能成立、不合法，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由原告承担。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原告普洱市公共汽车公司提交的证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行驶证》、《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复印件各一份，用于证明被告的车辆落户在原告名下挂靠经营的事实，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不认可挂靠经营的事实，认为原、被告系同一主体；2、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政府《关于配置新一轮思茅城区公共汽车线路经营权的批复》原件一份，用于证明思茅城区公共汽车线路的经营使用权属于原告的事实，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对批复的内容不清楚；3、《云南省城市公共交通管理办法》复印件一份、《思茅区城市公共交通管理办法》原件一份，用于证明城市公共交通实行公司化运营，禁止任何形式挂靠经营的事实，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坚持认为原、被告系公司化经营，而非挂靠经营；4、《告知书》复印件一份、《再次告知函》复印件一份，用于证明原告告知被告进行车辆产权结构调整的事实，被告不认可真实性，认为没有收到；5、普洱日报公告原件一份，用于证明原告告知被告限期转出车辆户籍的事实，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从未找被告商量过车辆不能继续挂靠；6、《公共汽车经营行政许可事项变更申请表》原件一份，用于证明车辆所有权人是被告，被告的车辆更新前及更新后均属于挂靠经营，其对经营期限内应遵守的相关事项进行承诺的事实，被告不认可该证据，认为与被告持有的复印件不一致，申请表上的字确实是被告所签，但签字前第一页是空白的；7、交通部《清理整顿道路客运挂靠经营工作安排一份》复印件一份、云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原件一份，用于证明原、被告之间系挂靠关系，工作安排的第二条对挂靠关系进行了界定，因存在挂靠经营，被告每月向原告交纳管理费300元的事实，被告认为工作安排与本案无关，对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8、普政发〔2013〕219号普洱市人民政府文件复印件一份，用于证明普洱市人民政府于2013年12月18日发出文件，禁止挂靠的事实，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被告系公司化经营，并非挂靠。
被告刘新奇提交的证据：1、机动车登记证书原件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原件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行驶证》原件一份、云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原件一份，用于证明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挂靠关系而是公司化经营，被告交纳的是经营管理费而非挂靠费的事实，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认为车辆系被告购买后以原告的名义营运，由被告每月向原告交纳300元管理费，双方之间是挂靠关系，其他费用包含燃油补贴等都是归被告；2、《公共车经营管理合同》、《公共（的士）车挂靠经营合同》、《公共汽车挂靠经营合同》原件各一份，用于证明2006年以前，原、被告之间的关系是挂靠关系，2006年以后按照政府要求变更为合作化经营，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不认可2006年以后变更为合作化经营的事实。
经审查，原告提交的第1、2、3、5、6、7、8、9组证据客观真实，证据形式来源合法，证据与本案诉争焦点之间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第4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已收到的事实，故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第1组证据客观真实，证据形式来源合法，证据与本案诉争焦点之间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第2组证据材料客观真实，但该组证据涉及的合同均系原告与孙朝海之间签订，与本案被告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用。据此，本院认定的法律事实为：被告自购车辆一辆，与原告普洱市公共汽车公司达成营运协议，长期以原告的名义参与普洱市思茅区二线路的公交营运，2005年以前，由被告每月向原告交纳挂靠费50元，2006年开始，每月50元挂靠费变更为每月300元管理费。被告在营运过程中，自负盈亏，每月除向原告交纳300元管理费外，其他费用由其自行收取及支付。2010年10月25日，被告申请更换新车，将其云Ｊ×××××号车进行更换，并承诺在本轮经营期限内（2005年12月31日至2013年12月31日）不私自转让或买卖车辆等事项。原告根据被告的申请向行政部门申请公共汽车经营行政许可事项变更并获得批准，此后，被告从事公交运营的车辆由原万达VD654001型号车辆变更为宇通牌ZK6770HGA型号车辆，该车挂牌照云Ｊ×××××继续进行二线路的公交营运，该车行驶证载明的所有人为原告，运输证载明的经济类型为股份制。2013年12月25日，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政府同意延长经营期限至2014年12月31日，延长经营期限内管理主体、管理模式、隶属关系等不变。2014年6月30日，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政府发布《思茅区城市公共交通管理办法》（第2号），规定城市公共交通实行公司化运营，即由公司依法取得城市公共交通线路运营权，公司全额出资购买营运车辆，车辆产权属于公司所有，运营风险和安全风险由公司统一承担，从业人员由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运营模式进行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买卖、分包、挂靠、转让、出租、质押等方式对取得的线路运营权予以处理。2014年12月17日，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政府同意将1至7路等七条公交线路经营权无偿配置给云南金孔雀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原告作为下属分公司，主要从事思茅区的公共汽车营运，前述文件发布后，原告认为原、被告之间系挂靠关系，遂于2016年2月1日，在《普洱日报》上进行公告，要求被告限期将车辆户籍转出。诉讼过程中，被告坚持认为原、被告之间是公司化股份制经营，双方均属于公司股东，系对外以原告名义营运的同一主体，并非挂靠关系。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认定。诉讼过程中，原告认为原、被告之间系挂靠关系，被告则认为原、被告系公司化经营，双方均为公司的股东，是同一主体，只是对外系以原告的名义营运，被告的车辆享有营运权。根据查明的法律事实，本案所涉及的云Ｊ×××××号车系被告购买后，以原告的名义进行公交营运，并由被告每月向原告交纳管理费300元，被告在营运过程中自负盈亏，独立核算。上述情形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对挂靠车辆的界定。被告并非原告的工作人员，其提交的道路运输证虽经济类型载明为股份制，但其并未提供出资证明等证明其股东身份的证据及其个人对营运的线路享有经营权的证据，据此，被告提出原、被告之间系公司化股份制经营，并非挂靠经营的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应认定为挂靠经营法律关系，本案系因挂靠经营引发的纠纷，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要件。原、被告之间的公交车挂靠经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效力性规定，应为有效，但双方建立挂靠关系后，政府出台文件禁止挂靠经营，全力推进车辆产权与经营权统一的公司化经营模式，全面实现公共交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故原、被告之间的挂靠协议已无法继续履行，应予以解除，据此，原告要求解除原、被告之间的挂靠关系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原、被告之间的挂靠关系解除后，被告丧失了以原告名义营运的资格，如以原告名义继续经营将构成侵权并违反地方政府文件的相关规定，据此，原告要求被告限期办理云Ｊ×××××号车的转户手续，即变更云Ｊ×××××号车的机动车行驶证所有人名称和道路运输证业户名称，抹去原告的车门、车徽标志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至于合同解除后给被告造成的损失，因其未提出反诉，故本案中不予处理。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解除原告普洱市公共汽车公司与被告刘新奇之间的挂靠经营关系，由被告刘新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办理云Ｊ×××××号车的转户手续，即：变更云Ｊ×××××号车的机动车行驶证所有人名称和道路运输证业户名称，抹去原告普洱市公共汽车公司的车门、车徽标志。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刘新奇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姚红艳
审判员 陶永平
审判员 杨昌金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白文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