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葫民终字第0120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葫芦岛军创海上养殖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宝义，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冯树仁，辽宁开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辽宁斯特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山屹，该所主任。
上诉人葫芦岛军创海上养殖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军创公司）为与被上诉人辽宁斯特律师事务所因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龙港区人民法院（2015）龙民二初字第000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军创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宝义及其委托代理人冯树仁，被上诉人辽宁斯特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山屹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09年6月17日辽宁斯特律师事务所与军创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代理军创公司诉中交广州航道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航道局）海洋养殖污染损失赔偿一案。合同主要条款约定如下：“辽宁斯特律师事务所接受军创公司的委托指派山屹律师担任军创公司的第一审诉讼代理人，办理法律事务包括：审查、起草法律诉讼文件、调取诉讼证据、出庭陈述案情，进行法庭辩论。委托代理权限为代为承认、放弃、变更、增加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双方商定军创公司向辽宁斯特律师事务所支付代理费二十万元。军创公司应于本合同签订时将代理费交到辽宁斯特律师事务所账户。辽宁斯特律师事务所律师为军创公司代理法律事务在本埠、外埠所需交通、住宿、资料通讯费及其他办案费用由军创公司负担。如本案涉及上诉或执行，甲方另行支付乙方代理费，数额为本合同所收取律师代理费80%，其他条款与本合同相同。”辽宁斯特律师事务所按照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指派山屹律师参与军创公司与广州航道局海上养殖损害赔偿纠纷一审案件。2010年3月18日，大连海事法院作出（2009）大海锦事初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如下：广州航道局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给付军创公司赔偿款人民币3000万元；上述3000万元中的600万元由军创公司与邢文东、李铁共同享有，不作具体分配。该判决书送达后，广州航道局不服该判决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0年8月11日，军创公司与辽宁斯特律师事务所又签订一份委托代理合同。该合同约定：“军创公司在一审聘任山屹律师代理此案已胜诉3000万的基础上，再次聘请山屹律师为本案在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期间的委托代理人，代为准备应诉材料，出庭辩论。双方议定二审律师代理费为50万元，律师在二审期间所需费用由军创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及本案执行完毕前，因甲方原因无故终止本合同，律师费不退。”签订协议后，辽宁斯特律师事务所指派山屹律师代理该案件二审诉讼事宜。2011年11月3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辽民三终字第12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09）大海锦事初字第7号民事判决，将案件发回大连海事法院重审。2012年12月17日，辽宁斯特律师事务所与军创公司又签订二份《委托代理合同》，该二份委托代理合同，其中一份委托代理合同就代理费用约定如下：一、发回重审期间律师代理费：发回重审期间，受托人办理与鉴定机构沟通或出庭代理等事宜；或重审判决后委托人不服判决继续委托律师上诉，受托人不再收取律师费，但去大连所发生的费用由委托人承担。二、2009年4月起锦州海事法庭一审以及至2011年末辽宁省高法二审期间的律师代理费，依据2009年6月17日以及2010年8月11日委托人与受托人签订的两份委托代理合同书规定的律师费数额执行，总款额58万元（70万元减去12万元）。该份合同签章处有委托人王宝义、李洪生的签字，受托人处有山屹签字加盖辽宁斯特律师事务所公章。同日签订的另一份委托合同的内容与前一份合同内容基本一致，该合同第三条约定：从2009年4月起大连海事法院锦州法庭一审开庭至本案最后审结，山屹律师代理费用约定如下：葫芦岛军创海上养殖开发有限公司与山屹约定律师代理费70万元，已支付12万元，剩余52万元于本案最后判决之日起30日内支付，逾期支付承担同期银行贷款利息。合同签章处有委托人军创公司公章，受托人处有辽宁斯特律师事务所公章。该二份合同签订后，辽宁斯特律师事务所指派山屹律师按照合同约定代理了本案发回重审及再次二审期间的法律事务。2013年12月11日大连海事法院作出（2012）大海事初重字第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如下：一、广州航道局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五日内一次性赔偿军创公司养殖物污染损失8，007，714.00元；二、上述款项在1，281，234.00元范围内由军创公司与邢文东、李铁共同享有。军创公司不服该判决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9日作出（2014）辽民三终字第00114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军创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决。至此，辽宁斯特律师事务所指派的山屹律师已履行了委托合同的全部义务。军创公司已支付律师代理费12万元，尚欠58万元尚未支付，为此，辽宁斯特律师事务所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军创公司支付律师代理费58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
原审法院认为，辽宁斯特律师事务所与军创公司就军创公司诉广州航道局海洋养殖污染损失赔偿一案签订了四份《委托代理合同》。双方2009年6月17日签订的第一份委托代理合同就一审律师代理费进行了约定，代理费为20万元，该合同第十一条约定“如本案涉及上诉或执行，甲方另行支付乙方代理费，数额为本合同所收取律师代理费的80%，其他条款与本合同相同”。2010年8月11日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书》就二审律师代理费进行了约定，数额为50万元。此份合同关于二审律师费用的约定应属于对第一份委托代理合同的补充和变更，将原来按照一审律师代理费的80%收取二审或执行阶段的代理费变更为收取二审律师代理费50万元。2012年12月17日，原军创公司双方签订了二份代理合同，合同内容基本一致，军创公司继续委托辽宁斯特律师事务所代理发回重审期间及再次二审阶段的法律事务，双方约定在发回重审期间及再次二审阶段不再另行收取律师代理费，仍执行2009年6月17日、2010年8月11日双方签订了两份委托合同书规定的数额，即20万元和50万元，总计70万元，军创公司已支付12万元，剩余为58万元。2012年12月17日双方签订的加盖原军创公司公章的合同的第三项约定“葫芦岛军创海上养殖开发有限公司与山屹约定律师代理费70万元，已支付12万元，剩余52万元于本案最后判决之日起30日内支付，逾期支付承担同期银行贷款利息。”该条款关于“剩余52万元”应属笔误，按照原军创公司签订的多份委托代理合同来看，未支付代理费为58万元。上述四份代理合同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合同的当事人双方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义务。辽宁斯特律师事务所按照约定从2009年6月起至2014年12月代理了军创公司与广州航道局海洋养殖污染损失赔偿一案的一审、二审、发回重审、再次二审阶段的诉讼活动，完成了所约定的事项和任务，军创公司应按照约定支付辽宁斯特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费，而军创公司不按合同约定给付律师代理费，已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军创公司提出与辽宁斯特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后三份委托代理合同以“胜诉3000万基础”为条件。经查，双方于2010年8月11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军创公司在一审聘任山屹律师代理此案已胜诉3000万的基础上，再次聘请山屹律师为本案在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期间的委托代理人，代为准备应诉材料，出庭辩论。双方议定二审律师代理费为50万元……”，从上述合同内容来看，双方签订的并非附条件的委托代理合同，军创公司此项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军创公司提出辽宁斯特律师事务所收取二审律师代理费50万元超出政府指导价。经查，辽宁斯特律师事务所收取二审律师费为军创公司办理二审期间的法律事务后，又与军创公司签订了二份委托代理合同，代理了案件发回重审、再次二审阶段的法律事务，明确了案件发回重审、再次二审阶段的律师代理费不再另行收取，仍执行双方于2009年6月17日以及2010年8月11日签订的委托合同规定的数额，即律师代理总额70万元。综上，辽宁斯特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理案件一审、二审、发回重审、再次二审阶段的律师代理费为70万元，该数额并没有违反政府指导价。况且，国家发展改革委于2014年12月17日发布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第一条第四项规定律师除办理刑事案件辩护和部分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国家赔偿案件实行政府指导价外，其他律师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辽宁斯特律师事务所为军创公司提供的法律服务按照该规定属于实行市场调节价的范畴。综上，辽宁斯特律师事务所要求军创公司支付律师代理费58万元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第一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葫芦岛军创海上养殖开发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辽宁斯特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代理费人民币580，0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支付金钱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600.00元、保全费3，520.00元、送达费40元，共计13160元，由军创公司承担。
原审判决后军创公司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裁定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一、认定事实不清。（一）2009年6月17日与2010年8月11日，两份委托代理合同是上诉人与辽宁义帆律师事务所签订，并非与被上诉人辽宁斯特律师事务所所签订。（二）一审否认合同约定附条件给付代理费，混淆委托合同的特殊性。2010年8月11日，《委托代理合同》并未约定无论最后诉讼结果如何都应当付给50万元律师代理费。二、一审判决“仍执行双方于2009年6月17日和2010年8月11日签订的委托合同规定的数额即律师代理总额70万元”，但判断该合同的签订是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当依据签订合同时的法律规定，一审依据在我省2015年5月26日开始执行律师服务价格作出判决错误。三、本案应当适用“未实现3000万委托事项”事实和“情形变更”原则，公平合理的确定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的代理费。
被上诉人辽宁斯特律师事务所律师答辩称，一、辽宁斯特律师事务所是本案的诉讼主体，被答辩人在二审提出诉讼主体问题是故意在混淆事实，拖延诉讼的进程。二、法律服务合同并非是“附条件的委托代理合同”。1、在军创公司与我所签订的四份委托代理合同中，从没有附加任何条件。2、2012年12月17日双方签订的加盖军创公司、斯特律师事务所公章的委托代理合同，不仅覆盖和取代了2012年以前的合同，而且没有附加任何条件。3、上诉人认为2010年8月11日双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中，“甲方在一审聘任山屹律师代理此案已胜诉3000万的基础上，再次聘请山屹律师为本案在辽宁省高法人民法院二审期间的委托代理人”，认为这就是附加的合同条件，这是断章取义的观点，是对事实的歪曲。三、法律服务合同约定的代理费数额没有违反政府指导价。四、上诉人提出所谓的“情势变更”要求违背诉讼程序。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6月17日、2010年8月11日，山屹在辽宁义帆律师事务所注册工作期间，该所与军创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接受军创公司的委托指派山屹律师担任军创公司的代理人。后期指派律师山屹在辽宁斯特律师事务所注册，由辽宁斯特律师事务所承继了《委托代理合同》的权利、义务。其他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2009年6月17日、2010年8月11日，山屹在辽宁义帆律师事务所注册工作期间，该所与军创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指派山屹律师担任军创公司的代理人。2012年12月17日，山屹在辽宁斯特律师事务所认主任期间，辽宁斯特律师事务所与军创公司签订了二份代理合同，对此辽宁义帆律师事务所和军创公司均未提出异议，视为各方对签订委托合同主体变更的认可。上诉人军创公司上诉称，双方在2010年8月11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是在此案已胜诉3000万的基础上的附条件合同，但从2012年12月17日双方签订的两份合同看，双方约定军创公司同意给付山屹律师代理费70万元，减扣12万元后，执行总款额58万元。该两份合同系对前两份合同的补充和变更，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从合同内容来看，双方签订的也并非附条件的委托代理合同。军创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600.00元，由上诉人葫芦岛军创海上养殖开发有限公司承担。
审判长 张国军
审判员 张学荣
审判员 刘 伟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日
书记员 张 静
本判决书援引的相关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一款（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