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湘07民终46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秋英，女，1951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盛明东（系张秋英之夫），男，1952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海啸，北京市百瑞（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颜燕，北京市百瑞（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德权，男，1950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汉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彪，湖南凌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秋英、盛明东因与被上诉人周德权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汉寿县人民法院（2016）湘0722民初6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盛明东、张秋英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海啸、颜燕，被上诉人周德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秋英、盛明东上诉请求：1.撤销（2016）湘0722民初619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周德权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由周德权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原审采信证据不当。本案唯一的直接证据欠条虽系原件，但经鉴定属于伪造，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其他证据均存在瑕疵，其中《稚鳖购销协议》、《书面知会》、《还款计划》是复印件；日记系周德权单方制作，且看不出交易及其金额等方面的内容；证人周某没有出庭，虽然法院对其做了笔录，也不能认定其真实性；其他证人都是周德权一个村子的，与周德权有利害关系，其消息来源均来自周德权，不足以采信。2.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根据周德权的陈述，欠款1996年就应该偿还，但此后没有任何一份符合诉讼时效中断证据。周德权陈述每年均来苏州，但2005年至2014年间基本没有车票票据。
周德权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中的《稚鳖购销协议》、《稚鳖购销合同》、欠条，均系张秋英签名，能够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关系的事实。周德权有记日记的习惯，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有数本日记，日记的内容已经清楚地记载了数年来催讨货款的情况，且记日记的当时根本不会想到日后会打官司，日记的内容与前面的合同、欠条的内容相互印证。周德权虽然只提供了部分的往来车票和住宿费发票，这是因为时间久远遗失的原因所致，亦符合正常的日常生活逻辑。证人周某虽未到庭，但原审法院工作人员已经前往苏州对其证言予以核实，进一步印证了买卖合同成立以及张秋英欠款的事实。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周德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张秋英、盛明东共同清偿周德权货款2000000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1996年11月1日起至判决之日止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1996年8月14日，周德权与张秋英签订《稚鳖购销协议》，协议约定张秋英为满足当地客户（东加公司）需求，向周德权购买稚鳖150000只，每只21元，要求张秋英在8月底前分3次提完，10月底前付清货款，否则从发货日期起追记利息。后张秋英在8月底前提货完毕，并于1996年8月27日向周德权出具欠条，注明欠周德权3147900元，当年10月底前还清，否则按银行贷款计息。但到期后，张秋英并未按约支付货款。周德权经过19年多的催讨，张秋英陆续支付1147900元，下欠货款本金2000000元及利息至今未还。盛明东系张秋英的丈夫，此笔债务发生在张秋英与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一审法院认为，张秋英与周德权签订的《稚鳖购销协议》和出具的欠条合法有效，双方应当依约履行。张秋英辩称已过诉讼时效未提交证据证实；周德权的日记，证人周某、郭某、黄某1、黄某2的证言，索债的交通、住宿票据均证实本案未过诉讼时效，对张秋英辩称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不予支持。张秋英欠条金额为3147900元及利息，周德权仅要求其给付2000000元及利息，系其对自身民事权利的处分，应予准许。此笔债务发生在张秋英与盛明东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应共同偿还。综上，对周德权要求张秋英、盛明东共同清偿货款
2000000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1996年11月1日起至判决之日止的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判决：张秋英与盛明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周德权支付货款2000000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自1996年11月1日起至2017年1月12日止的利息。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张秋英与盛明东共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经审理查明，2016年4月21日，周德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张秋英、盛明东共同清偿周德权货款2000000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1996年11月1日起至判决之日止的利息。周德权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1.1996年8月14日周德权与张秋英签订的《稚鳖购销协议书》（复印件），其主要内容为，张秋英为满足当地主要客户（东加公司）的需要，向周德权购买3—5克规格的稚鳖15万只，每只价格为21元，8月底以前分三次提货，10月底以前付清货款。逾期未付款，则从发货日期起追记利息。周德权、张秋英在合同上签名。该协议书写在函头为“苏州市苏茂针织厂”的信签纸上，该信签纸尾部所留的固定电话号码为6位数。该复印件纸张的反面还留有一个名为徐勇的BP机号码。
2.1996年8月13日，张秋英以苏州市郊区利民副食品经营部（以下简称利民副食品经营部）的名义与苏州东加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加公司）签订的《稚鳖购销合同》（复印件），其主要内容为，张秋英向东加公司提供优质稚鳖15万只，稚鳖必须全部来源于湖南汉寿，规格为平均每只不低于4.3克，价格为每只26元。合同交货期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996年8月底，分三批完成。
3.1996年8月27日，张秋英签名的欠条1份（原件），其主要内容为，“今欠到周德权人民币3147900元，还款日期为96年10月底付清，否则按银行贷款计息”。
4.1997年3月18日，东加公司给利民副食品经营部的《书面知会》（原件），其主要内容为利民副食品经营部提供的15万只稚鳖因质量问题在短时间内死亡6万余只，故余款190万元需公司调查后，经董事会研究方予考虑归还方式及数额。
5.1998年8月14日，东加公司负责人周正云给张秋英出具的还款计划（复印件），其主要内容为东加公司尚欠张秋英100万元，1998年年底归还20万元；1999年年底归还40万元；2000年年底归还40万元。
6.周德权提供的部分1997年、2005年、2008年、2014年、2015年、2016年往返于苏州与常德的车票及住宿费发票（原件）。
7、证人周某的两份书面证言，其主要内容为，1996年8月下旬，张秋英、周某与东加公司技术员孔加良到湖南汉寿周德权家提取了15万只甲鱼苗。东加公司当时欠了张秋英的货款，最后用东加公司的土地、厂房抵清了张秋英的甲鱼苗款。周德权从1997年起，年年从湖南到苏州找张秋英催讨货款，有时一个人来，有时几个人来，因在苏州没有其他熟人，每次均到周某处。这两年，张秋英拒不见面，只通过电话说上两句就挂了，有时只给点小钱打发。
8.一审法院工作人员对证人周某所作的调查笔录，其主要内容为，周某认可两份书面证言均系周某本人出具，所做陈述均为真实。
9.证人郭某、黄某1、黄某2的证言，其主要内容是周德权系汉寿当地甲鱼养殖带头人，张秋英购买甲鱼苗，因当时数量比较大，没有一次性付清。其中黄某2还和周德权一起到苏州讨过账。
10.周德权1996年至2015年的部分日记。日记上有周德权发货、收到部分货款以及多次到苏州找张秋英的记载。其中1996年8月19日记载：“今晨发货3.2万只，张秋英随机前往。”1996年8月21日记载：“早上发稚鳖6.6万只到上海。”1996年8月23日记载：“早上发上海稚鳖5.2万只，……到场检查发现军儿箱中少100只。”1997年1月21日记载：“在常南领钱70万元，乘专车返回。”1997年2月23日记载：“……下午和新亚坐车返回到家，带来现金32万稚鳖款。”1997年3月19日记载：“在张秋英处领币10万元整，已打收条。”1997年5月25日记载：“早上找张领币5000元”。1997年7月15日记载：“在寿湖电话联系，周某共进晚餐，述说未来打算。”1997年7月16日记载：“电话找了张，张说在东加公司未搞到款。”1999年1月17日记载：“到志伟家吃中饭。”1999年1月18日记载：“找张说要等23日看”。1999年1月30日记载：“找张要了2000元做费用”。2000年4月22日记载：“和黄某2从常德出发到临澧收费站上常德至上海的卧车，1人100元前往南京。”2010年1月7日记载：“找张秋英未会到人，电话说是有急事出去了”。2014年6月19日记载：“张秋英问我要了账号，准备给打点款到账上。后我到东大街农行自动取款机去取未成功，不知是取款机还是卡的问题。”2015年3月24日至28日均记载“在苏州”。
张秋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一审庭审时陈述，本案时间过于久远，据张秋英回忆，双方当时有过生意往来，但当时货款已经结清，不存在欠款。这笔债务应为东加公司和周德权之间的债务关系。二审庭审中，张秋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认为本案诉争的买卖合同关系并不真实存在。其理由是，两次参加庭审的是不同的代理人。另外，张秋英在一审中就本案有关证据向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申请了司法鉴定。鉴定结论为，周德权与张秋英签订的《稚鳖购销协议书》（复印件）、张秋英以利民副食品经营部的名义与东加公司签订的《稚鳖购销合同》（复印件）以及欠条上“张秋英”的签名均系张秋英所签，不能确定欠条上张秋英签名及其他字迹的形成时间，欠条上落款“张秋英”签名字迹形成于其他字迹之前。
另查明，本院通过拨打（0512）10××0电话咨询苏州市电信公司，查明苏州市固定电话从6位数升级为7位数的时间为1994年8月28日。即周德权与张秋英签订的《稚鳖购销协议书》所书写的纸张应当生产于1994年8月28日之前。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周德权提供的证据是否达到了证明与张秋英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且未超过诉讼时效的证明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依据上述规定，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进行的本证，需要使法官的内心确信达到高度可能性的程度才能被视为完成证明责任。高度可能性是对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最低限度要求，举证责任人在穷尽了可以获得的所有证据之后，所举证据的证明效果必须至少达到足以令人信服的高度概率。
本案中，周德权作为主张合同成立的一方，应当对合同成立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第一，从周德权提交的1996年8月14日与张秋英签订的《稚鳖购销协议书》的形式来看，虽为复印件，但该合同书写纸张的函头系“苏州市苏茂针织厂”，与周德权在庭审中陈述该合同系在苏州草拟的事实相互吻合。该纸张上印刷的固定电话号码为6位数，从苏州市固定电话从6位数升级为7位数的时间来判断，该纸张生产的时间应当在固定电话升级为7位数之前，即1994年8月28日之前。另外，该复印件背后还留有一个名为“徐勇”的BP机号码，根据BP机在我国广泛使用的时间段来判断，应该为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综合上述证据上的细节，该证据形成的时间应当为90年代中后期，与合同上载明的合同签订时间1996年8月14日能够相互印证。第二，从《稚鳖购销协议书》的内容来看，双方约定的稚鳖的数量、规格、提货时间、批次、付款时间，与张秋英和东加公司签订的《稚鳖购销合同》的内容基本一致，结合东加公司给张秋英的《书面知会》、证人周某的证言，均能相互印证，证明张秋英从周德权处购买稚鳖之后，销售给东加公司。因稚鳖死亡较大，东加公司差欠张秋英部分货款的事实。第三，周德权提供了自1996年至2015年的部分日记，虽系周德权单方面的记载，但从日记本的新旧程度、纸张格式、有圆珠笔、黑墨水、蓝墨水钢笔字迹等情况来判断，不可能为一次性形成，且周德权在记载日记的当时，不可能预料到日后会打官司，张秋英对日记的真实性亦未提出异议，故对于日记的真实性应当予以认定。该日记上记载了周德权分三次发货、收到部分货款，以及多次到苏州找张秋英讨账的情节，亦有找周某的情况记载及和黄某2一同讨账的记载，与《稚鳖购销协议书》的内容及证人周某、黄某2的证言能够相互印证，证明周德权发货、收到部分货款以及多次找张秋英催讨的事实。第四，张秋英1996年8月27日出具的欠条，司法鉴定认定欠条落款“张秋英”的签名形成于欠条主文之前。因此仅就欠条而言，显然不能单独作为定案的依据。但是，从欠条的金额来看，为3147900元。结合张秋英与周德权的签订《稚鳖购销协议书》，稚鳖每只价格21元，数量15万只，因此价款应当为315万元。如果周德权想伪造欠条来获取利益，完全可以将欠条的金额书写为315万元。3147900元的金额，比合同约定的价款少了2100元，显然是在出具欠条时双方进行了一番讨价还价后所致，与周德权在日记中记载的稚鳖的数量少了100只，按照每只21元的价格，应当减少2100元的陈述相互吻合，符合日常生活逻辑。同时，欠条的内容也反映出张秋英赊购稚鳖的事实，与双方在《稚鳖购销协议书》上约定的张秋英先提货，后付款的事实相互印证；从张秋英的签名字迹来看，司法鉴定认定欠条的签名系张秋英本人所签，张秋英对签名的原因没有做出合理解释。一般而言，欠条应当是先书写内容，后由欠款人签名。但本案中，据周德权陈述，张秋英除了会书写自己的名字外，不会写字，因此先签名后请他人代书欠条的内容亦有可能发生。因此先签名，后书写欠条主文的情况并不必然说明欠条就是伪造的。第五，周德权已经提供了与张秋英之间存在买卖合同且按合同的约定履行了相关的义务的证据，即使没有欠条的的存在，亦可根据合同的内容计算出货款的数额，此时，举证责任发生转移，张秋英应当对实际付款的情况负有举证责任。张秋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一审中对买卖关系的存在并未否认，只是提出了“已经结清货款”、“买卖关系的双方应当为周德权与东加公司”等抗辩理由，却未提出任何证据加以证明；在二审中又全面否认买卖关系的存在，且否认的原因仅为“更换了代理人”，没有作出其他合理解释，显然不能达到推翻周德权的证据的证明效力的效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的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通过对上述证据的综合分析，本院认为，周德权所举的证据，虽有部分系复印件，且欠条书写过程先有签名后有正文，但所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环环相扣、形成证据锁链，已经穷尽了可能获得的所有证据，达到了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能够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关系且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的事实。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上诉人张秋英、盛明东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蒋晓玲
审 判 员 刘爱华
代理审判员 盛 辉
二〇一七年六月六日
书 记 员 张秀静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