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漾濞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云2922民初215号原告张水兰，女，1978年9月3日生，彝族，云南省漾濞县人，居民。委托代理人郭选政，苍山西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唐培红，男，1958年1月23日生，汉族，浙江省桐庐县人，系苍山西镇法律服务所聘用人员，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刘强，男，1982年5月1日生，彝族，云南省永平县人，居民。委托代理人彭礴，云南聚朋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未出庭。委托代理人吴敬贤，云南聚朋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张水兰诉被告刘强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9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水兰及其委托代理人郭选政、唐培红，被告刘强委托代理人吴敬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水兰诉称：2010年10月2日,漾濞县政府给原告丈夫刘勇（已故）颁发了集体土地使用证，明确其为下街村2-2村民小组11-01-（04）-32-2农村宅基地的合法使用权人，面积为293.65㎡，其父刘保权于2011年将该宅基地租给案外人田艳鹏修建兴顺汽修厂，同时刘保权先后收取了2011年4月23日至2015年4月22日付的租金65000元，刘保权将收到的租金转给了被告刘强，2015年4月23日至2017年4月23日被告刘强直接收取了租金34000元，被告刘强在没有合法根据的情况下取得了不当利益租金99000元，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被告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原告，特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租金99000元，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原告在诉讼过程中书面申请撤销诉状中第一项宅基地纠纷的诉讼请求，对变更诉讼请求返还拆迁房屋赔偿款41728元事项的主张暂时不予处理。被告刘强辩称：一、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因原告要求返还租金与被告无事实上的法律关系，被告没有在租赁合同上签名捺印，租赁合同上的签名是刘保权代签的是被告父亲刘保权出租的个人行为，租金也是由刘保权收取，并未转交被告，事发当时刘强在永平县上班，2016年五、六月份才调回的漾濞，与被告毫无关系。原告主张被告宅基地上附着物房屋的补偿款41728元与建盖房屋时刘强姑妈刘桂英所用15000元不符，该宅基地使用权属于被告刘强，地上房屋附着物是其姑妈刘桂英所建并一直由其管理使用，现在房屋已经被政府征地拆迁，补偿款在苍山西镇的农村集体财务双贷管未领取，应当由被告及其姑妈刘桂英协商处分；二、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原告张水兰为证明其诉讼请求，向法庭提交以下六组证据:第一组：原告的身份证（原件已退）、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复印件），欲证明原告身份自然情况及诉讼主体适格的事实；第二组：现场照片3张、租房合同协议书、证明（均为原件），欲证明被告将原告土地及附着物出租给田艳鹏使用并收取租金的事实；第三组：房地产估价报告（复印件），欲证明原告在被告宅基地上所建房屋及地面附着物的评估价值；第四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原件已退），欲证明原告对宅基地享有合法使用权及提起诉讼主张的合法性；第五组：人民调解协议书一份（原件），欲证明原告及其公公刘保权与田艳鹏就租用房屋拆迁纠纷达成一致意见的事实；第六组:2010年10月原告在被告宅基地上修建挡墙房屋流水帐记录一本，欲证明原告对拆迁房屋修建时投入资金的支出明细。第七组：证人证言1、证人刘保权(原告的公公)。欲证明原被告持有的宅基地属于自己的祖宅，临时房子是原告方建盖的，刘桂英嫁出去后回来就一直居住在里面，后面宅基地一分为二，一份由次子刘强使用，一份由长子刘勇使用，后来刘勇的这份宅基地由我出租给了田艳鹏开汽车修理厂，合同上“刘强”的名字是我代签，我收取了四年的租金65000元已经转给了刘强；2、证人和荣清（原告的姐夫），欲证明平房是原告方请我来做的，总价15600元，目前为止还欠我工程款4600元；3、证人耿升明，欲证明自己是老板和荣清叫来的粉墙工人，参与了粉墙工作；4、证人陈万飞，欲证明自己是老板和荣清叫来的小工，参与了平房修建。被告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进行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三性无异议；第二组证据照片不符合证据的三性，无法证明原告主张证明的事实，租房合同协议书上被告的名字签字是他人代签的，对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证明》是承租方出具的不符合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第三组证据属于复印件，没有相关部门的核对无异备注及签章，形式要件不合法，与本案也无关联性，况且该房屋是案外人刘桂英修建的；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证明方向有异议；第五组证据调解协议书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协议书三方当事人与被告刘强无关，仅仅是一份调解协议书无法证明刘强与田艳鹏的租赁关系；第六组证据不符合证据三性，不能作为证据参考；第七组对耿升明、陈万飞的证言无异议，但证人刘保权、和荣清系原告的亲属，其证言不予认可。被告刘强为证明其答辩主张，向法庭提交以下五组证据：第一组:被告的身份证复印件，欲证明被告的身份自然信息情况；第二组:收据、征拆补偿付款表、征拆协议书（原件均退），欲证明刘勇名下的涉案宅基地及地上附着房屋由于政府棚户区改造项目征拆被征收，补偿款64401.56元已由原告领取，而没有归还原告丈夫刘勇所欠被告欠款的事实；第三组:协议书（原件已退），欲证明刘强名下的涉案宅基地及地上附着房屋由于政府棚户区改造项目征拆被征收，其房屋由刘桂英出资所建并一直由其居住，该补偿款尚未领取，双方协议由刘强领取后支付给刘桂英作为养老金；第四组:抵押协议书、收条2份、借条2份（原件均退），欲证明刘勇先后分三次向刘俊、张奎借款104000元，应刘勇及父母刘保权、吉素娟的要求，刘强替刘勇代还了上述借款；第五组：通话录音光盘（原件）一张，欲证明原告起诉刘强以后，刘强妻子马丽亚与其母亲吉素娟交谈录音，吉素娟证实当时刘强拿给父母借给刘勇建房款是35000元的事实。原告对被告提供的五组证据进行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无异议；第二组、第三组、第五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第四组证据抵押协议书上没有原告的签字，原告丈夫刘勇签名也无法核实，而且个人无权抵押集体土地，借条与本案无关。本院依法对原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审查认为：上列证据中，双方一致认可的，本院予以确认，有争议的证据，本院将根据各证据的证明力、证据之间的联系及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结合当事人陈述进行综合审查判断。经审理查明：原告的丈夫刘勇与被告刘强系同胞兄弟，父亲刘保权，母亲吉素珍，该户原在漾濞县苍山西镇下街2-2村民小组十家村拥有一块农村集体土地，2010年10月2日一分为二，由县政府向原告丈夫刘勇和被告分别颁发了《集体土地使用证》，2012年3月21日原被告父亲刘保权以被告刘强的名义与案外人田艳鹏签订《租房合同协议书》，将该房屋及土地出租给案外人田艳鹏开办汽车修理厂，租赁期为2012年4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原被告父亲刘保权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认为自己收取了租金65000元并已经转交被告刘强，同时原告还出具田艳鹏的一份书面《证明》，欲证明被告刘强还收取了后期租金34000元，据此原告认为被告刘强先后收取了属于原告户的宅基地租金收益99000元没有合法根据，属于不当得利，应当予以返还。被告认为自己根本没有与案外人田艳鹏签订过《租房合同协议书》，属于原被告父亲的个人行为，名字也是其代签的，与被告没有关系，也没有收取过租金99000元的事实，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另查明，原告丈夫刘勇于2016年4月7日病逝，原告所主张的被告刘强收取租金99000元的农村宅基地及附着物已于2017年8月被苍山西镇人民政府征拆，相应补偿款由原告张水兰领取。还查明，原被告双方在本院还有民间借贷等其他案件正在审理。归纳双方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被告是否存在出租原告户的宅基地及附着物并收取了租金99000元；二、如果被告收取了租金99000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及是否应当返还原告。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风险及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刘强出租属于原告户（刘勇）宅基地及附着物的证据，反而原告要求出庭的证人刘保权（原被告父亲）证明是自己以被告刘强的名义与案外人田艳鹏签订《租房合同协议书》，该协议书上刘强的名字由刘保权代签，据此原被告均不属于该“协议”合同主体当事人，均不具有合同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原告主张被告刘强出租土地及附着物的事实不成立，本院不予确认。随之原告主张被告收取相应租金99000元应当返还的诉求，其中65000元仅有证人刘保权的证词，而刘保权系原被告的父亲，在没有其他收据等直接证据补强的情况下，其他34000元租金也仅有田艳鹏的一份《证明》，其本人亦没有到庭作证，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无法查实，且刘保权、田艳鹏、刘强之间民事法律行为属于另一事实和法律关系，可以通过其他合法途径处理，在本案中不予处理。综上，原告主张被告出租原告方的宅基地及房屋并收取租金99000元构成不当得利，应当返还原告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水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90元（已减半）由原告张水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杨丽荣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任兴泉书 记 员 宋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