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三中民终字第1093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曹洪青，男，1960年3月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郑广胜，北京市翔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涛，北京市翔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新江，男，1974年7月2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赵文山，北京市曙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曹洪青因与被上诉人张新江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2014）平民初字第063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8月1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陈敏光担任审判长，法官高娜、法官赵纳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分别于2015年9月1日、2015年10月21日、2015年11月2日、2015年11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曹洪青及其委托代理人郑广胜、陈涛，被上诉人张新江及其委托代理人赵文山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新江在一审中诉称：2012年8月22日，曹洪青向张新江借款60万元，口头约定2012年底还清，张新江当日通过银行将60万元打入曹洪青账户。到期后曹洪青总以各种理由拒绝还款。张新江于2014年9月5日起诉曹洪青还款，但曹洪青声称与张新江毫无关系，又没有借条，不承认借款。因此张新江转给曹洪青的60万元构成曹洪青的不当得利，为了维护张新江的合法权益，故请求法院判令曹洪青归还不当得利60万元，支付利息8.4万元，合计68.4万元。
曹洪青在一审中辩称：曹洪青不认识张新江，曹洪青不欠张新江60万元。旭德养老中心和中元阳光公司曾协议，双方合作建设蔬菜大棚，中元阳光公司向国家发改委申请了建设蔬菜大棚补贴款。曹洪青是一名建筑商，由曹洪青垫资给旭德养老服务中心建设蔬菜大棚，双方签订了合同，约定蔬菜大棚的建设于2012年5月31日前完工，如果同年7月31日前不能给付施工款，所有大棚及土地的使用权归建筑方。建筑完成后，因旭德养老中心未给付施工款，曹洪青取得了蔬菜大棚的经营管理权。因蔬菜大棚已归曹洪青所有，曹洪青有权取得建设蔬菜大棚补贴款。张新江转给曹洪青的60万元是中�阳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关×通过张新江账户转给曹洪青的蔬菜大棚补贴款，故不同意张新江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8月22日，张新江经北京农商银行向曹洪青×××的账号转入60万元。2014年9月，张新江曾以曹洪青向其借款60万元为由诉至法院，要求曹洪青偿还借款60万元，支付逾期利息7万元。曹洪青否认向张新江借款60万元的事实，辩称不认识张新江，并称该款系关×所付的大棚补贴款。后张新江以补充证据为由撤诉。2014年10月21日，张新江持起诉意见再次诉至法院，要求曹洪青返还不当得利60万元，支付利息8.4万元，合计68.4万元，后张新江变更诉讼请求，只要求曹洪青返还不当得利60万元。曹洪青辩称该60万元系关×经张新江的账户所转的大棚补贴款，并提交了2012年8月29日平谷区峪口镇北杨桥村委会出具的说明用以证明其主张。该说明中称“�村委会与中元阳光法人关×协调后，大棚项目方北京中元阳光法人同意将大棚补助款，归还给建筑方曹洪青。经与建筑方协商由中元阳光委托张新江将60万元补助款直接汇入建筑方曹洪青账户内。……此文书经三方当事人签字后村委会备案，任何一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在提出大棚补助款一事，由三方签字备案文书佐证。三方签字后由村委会备案保留。”
另查，曹洪青在（2014）平民初字第05602号卷宗中，提交了上述村委会于2014年当时诉讼过程中出具的证明：“中牧阳光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关×，在2012年5月1日前后自我村取走2011年底验收的大棚补贴款后，因该项目建设投资方曹洪青多次催付，村委会敦促关×于2012年8月份将补贴款60万元支付给曹洪青。”在该卷宗中的笔录中，曹洪青陈述关×所付60万元的款项支付方式为：“2012年我收到过关×给的60万元，我给关×在北杨桥建大棚，当时有建大棚的建筑补贴款，我要求把补贴款先支出来发农民工资，因为关×把钱支走了，经过村委会协调。后来关×给了我60万元，不全是现金，但是具体他给我多少现金，转账多少元我记不清了……”。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根据该条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为：（1）一方获得利益；（2）他方受有损失；（3）一方获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根据。在诉讼中，以上三个构成要件均为案件的证明对象，必须由当事人加以证明，才能构成不当得利。本案中，张新江于2012年8月22日向曹洪青的银行账户转账60万元，就该60万元的性质，结合曹洪青提供的村委会的上述说明，虽然该说明中载明经与建筑方协商由中元阳光委托张新江将60万元补助款直接汇入建筑方曹洪青账户内，但该协议的时间系2012年8月29日，此时间晚于2012年8月22日张新江向曹洪青转账60万元之日；且上述情况与曹洪青在（2014）平民初字第05602号卷宗中的陈述；及曹洪青提交的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三者前后不一致，故法院对曹洪青所称该60万元系关×通过张新江的账户所付大棚补贴款一节不予采信。现曹洪青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合法取得本案所涉60万元，法院对张新江之诉予以支持。诉讼过程中，张新江放弃要求曹洪青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法院准许。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曹洪青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返还张新江六十万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曹洪青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事实与理由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曹洪青与张新江之间不存在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张新江向曹洪青转账60万元，是基于案外人北京中元阳光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关×的指示。因曹洪青承揽关×及其公司的建设蔬菜大棚的工程，按约定关×应向曹洪青支付蔬菜大棚补贴款60万元，于是关×向张新江借款60万元，并由张新江将该笔借款直接转给曹洪青。张新江向曹洪青转账60万元，是基于关×与张新江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张新江将该笔借款直接打入曹洪青账户的行为，属于出借人履行借款义务的行为，并且就此事张新江也未遭受损失。一审庭审过程中，为查明本案事实，曹洪青申请关×出庭作证，因关×在外�出差未能及时赶回出庭作证，未能查明本案关键事实，一审法院就作出了判决。综上所述，曹洪青与张新江之间不存在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故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判决驳回张新江的诉讼请求。
张新江在二审中辩称：一审判决合理合法，同意一审判决。中元阳光公司与曹洪青之间补贴款问题不得而知，据说金额也是60万元，但补贴款与本案借款不是一笔钱，曹洪青曾经不止一次表述过原来的补贴款有10万元左右的现金是直接给曹洪青的，剩余是转账的，但这笔钱张新江有充分证据证明是完全转账的。中元阳光公司是大棚的卖方，张新江是购租大棚一方，曹洪青完全包工包料承包了这个大棚的工程，张新江先付定金60万元和302万元首付款全部打给关×了。张新江去接收大棚时，曹洪青说其和中元阳光公司有协议，什么时间付清大棚工程款，什么时间给大棚。斡旋后，关×和张新江说快到年底了，因为给不起钱，建筑工人需要发工资，现在缺钱发工资，不发工资建筑工人就不继续干活，先借给60万元给曹洪青，让曹洪青给建筑工人发工资。张新江看曹洪青有实力，有关×介绍，早晚要结建筑款，也希望赶紧把大棚盖好，所以这60万元是借款。
本院二审期间依法补充查明以下事实：为了证明涉案60万元款项系关×向张新江借款，并由张新江将款项打入曹洪青账号，曹洪青在二审中申请证人关×、周×及谢×出庭作证，并提供了加盖北京市平谷区峪口镇北杨家桥村民委员会财务专用章的涉案大棚补贴款的领取票据、凭证等。
关×在二审庭审中称：“我把大棚的补助款还了，政府要我把钱给曹洪青，我没有办法又向张新江借款60万元……张新江�实是借给了我60万元，但是与本案的60万元是否有关系我不清楚。”周×在二审庭审中称：“……建设大棚是建设方垫资，我和镇党委相关领导汇报过，怕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等类似事件，到年终这笔补贴资金下来后，大约在60万元左右，应该在2011年年底、2012年年初下来后到村委会……因为是村里、镇里的经济，想盖章、用钱要通过镇政府监督，曹洪青和我说钱已经还给他了，但是什么手续都没有，仍然只有关×的手续，我就把关×和曹洪青约到村委会，又作了一个手续（协议）。”谢×在二审庭审中称：“卡号是我提供的，但是我和被上诉人确实不认识……关×给我岳父钱，我岳父让我提供账号，我开始是把卡号给了关×，关×说让我把卡号给被上诉人。但是具体他和关×是怎么回事我不清楚。”曹洪青称上述证人证言进一步说明了本案诉争的60万元是关×按照村委会�要求，关×向张新江借款，向曹洪青一方支付大棚施工方的补贴款，根本就不是曹洪青的不当得利。张新江对上诉证人证言质证称：1.几位证人都不是新的证人，二审法院不应当组织质证。2.本案严重违反举证规则，超过举证期限，不应当给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的机会。3.谢×是曹洪青的女婿，本身与曹洪青有亲属关系，周×是本村的建设项目地的村委会干部兼主任，他们作证不公正。周×作为地方政府村委会的一把手，操作这些矛盾重重，多处违反法律规定，按照政策规定补贴款是给中元阳光公司，究竟为什么操作成给建设方，他们拿不出规定，这个说明他们违规操作；从周×所有证言中没有说本案的60万是关×借张新江或者说起不到在本案有约束作用，所以没有任何证据效力。谢×首先撒谎说不认识张新江，但又说去银行有张新江及关×；作为曹洪青的女婿，一再询问，谢×说不知道，所以其证言也没有证明力。关×说了这么多，有一个是关键点，其说了两遍，钱是给村委会，并没有说钱直接给曹洪青，关×的当庭证言与书面证言不一致，应当以出庭作证的证言为准。
关于加盖北京市平谷区峪口镇北杨家桥村民委员会财务专用章的涉案大棚补贴款的领取票据、凭证，显示关×分别于2012年5月29日领取大棚补贴款50万元，于2012年6月2日领取补贴款10万元。曹洪青称该证据能证明涉案款项来源的依据。张新江质证称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这些证据从内容上根本不能把对方拼凑的60万元与本案的60万元当成一笔。证据客观事实上应该是真的，但与本案无关。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张新江提交的银行转账单、曹洪青提交的村委会出具的说明、�2014）平民初字第05602号卷宗笔录、证人证言、加盖有北京市平谷区峪口镇北杨家桥村民委员会财务专用章的涉案大棚补贴款的领取票据、凭证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要件事实为：1.一方获得利益；2.另一方受到损失；3.一方获利与另一方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4.获利方获利无法律上的原因。前三个要件事实具有积极事实的性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应由不当得利请求权方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而关于获利方获利无法律上的原因，虽具有消极事实的性质，但从法律事实的逻辑来看，可以进一步考察不当得利形成的原因并通过举证证明责任的分配来转�成积极方式加以证明。因给付而发生的不当得利，利益的支配及后续转移均由不当得利请求权人实际为之，且基于占有秩序及保护交易的考虑，在获利方对获利的法律原因提供一定证据、作出相对的合理解释的情况下，将举证证明责任分配给不当得利请求权人符合合理性的要求，在其不能提供相反证据推翻获利方关于获利法律原因的事实主张时，由不当得利请求权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具体到本案，张新江提供的转账凭证能够证明其确实向曹洪青汇款60万元，曹洪青获有利益、张新江遭受损失。关于曹洪青取得该款项的法律原因，曹洪青称此系其有权取得的大棚补贴款，是关×通过张新江的账户转给曹洪青的。从曹洪青二审提交的涉案大棚补贴款的领取票据、凭证来看，关×确实领取了大棚补贴款60万元；同时，结合关×、周×的陈述，村委会曾协调关×�大棚补贴款给付曹洪青，且三方在2012年8月29日平谷区峪口镇北杨桥村委会出具的说明中签字或盖章，该说明称中元阳光公司委托张新江将60万元补助款直接汇入建筑方曹洪青账户内。在此情况下，可以认定曹洪青对其受领款项的根据提供了一定的证据、作出了相对的合理解释，在张新江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曹洪青获利无法律根据的情况下，应由其承担不利的后果。此外，从实质意义上看，曹洪青在（2014）平民初字第05602号案件中提交的平谷区峪口镇北杨桥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与其在本案中提交的说明并无矛盾之处。故一审法院在未能全面系统地考量本案案情的情况下，仅根据平谷区峪口镇北杨桥村委会出具的说明的时间晚于张新江打款时间、曹洪青关于款项支付方式的陈述不符合转账事实等孤立情况，认定曹洪青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合法取得本案60万元款项，并�其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系举证责任分配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故曹洪青上诉主张其与张新江之间不存在不当得利法律关系，应予以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2014）平民初字第0630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张新江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张新江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张新江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后七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敏光
代理审判员 高 娜
代理审判员 赵 纳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陈 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