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二中民终字第10509号上诉人（原审互为原、被告）北京聚力创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定安里27号B202。法定代表人郑昌华，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互为原、被告）徐建军，男，1981年11月29日出生。委托代理人李世泽，河北冀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聚力创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聚力创公司）因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4）东民初字第079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4年6月，徐建军起诉至原审法院称：我于2013年6月3日入职北京聚力创公司，担任样衣工，月工资为6000元，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北京聚力创公司未为我缴纳社会保险。北京聚力创公司长期安排我加班，未支付我加班工资。2013年11月11日，北京聚力创公司法定代表人郑昌华口头将我辞退。此后，我向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东城区仲裁委）申请仲裁，东城区仲裁委经审理作出京东劳仲字（2014）第0817号裁决书。现我不同意该仲裁裁决的部分裁决结果，故起诉至人民法院，要求确认我与北京聚力创公司2013年6月3日至同年11月1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要求北京聚力创公司支付我加班费4397元、2013年10月和11月工资5517元、2013年7月4日至同年11月11日期间的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24000元、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6000元，以上合计39914元。北京聚力创公司辩称并诉称：徐建军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不同意徐建军的诉讼请求。现我公司亦不服本案仲裁裁决结果，诉至人民法院，请求确认2013年6月3日至11月11日期间徐建军与我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并判决我公司不支付徐建军2013年10月工资4413.8元和11月工资1103.2元、2013年7月4日至11月1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23034.2元。徐建军不同意北京聚力创公司的诉讼请求，坚持其诉讼请求。原审法院认为：劳动者、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徐建军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法院提交了生产工艺单、上班通知单、生产通知单、银行转账历史明细、仲裁庭审笔录为证。北京聚力创公司虽不认可徐建军证明目的，辩称徐建军与天津聚力创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聚力创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因其未提供充足相反证据反驳徐建军诉讼主张，现徐建军主张与北京聚力创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法院予以采信。现徐建军要求北京聚力创公司支付2013年10月、11月份工资，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理由正当，法院予以支持，具体数额法院依法确定。徐建军主张被郑昌华口头辞退，要求北京聚力创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按照适当照顾劳动者原则，北京聚力创公司应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金。根据法律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现徐建军未能充分举证证明该项主张的事实，故法院对徐建军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北京聚力创公司反诉请求，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于2014年9月作出判决：一、确认徐建军与北京聚力创商贸有限公司自二○一三年六月三日至二○一三年十一月十一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北京聚力创商贸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徐建军二○一三年十月份工资四千四百一十四元和十一月份工资一千一百零三元；三、北京聚力创商贸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徐建军二○一三年七月四日至十一月十一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二万三千零三十四元；四、北京聚力创商贸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原告徐建军经济补偿金三千元；五、驳回徐建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北京聚力创商贸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判决后，北京聚力创公司不服，上诉至本院称：徐建军系由郑昌荣雇佣，而郑昌荣是天津聚力创公司股东，徐建军与天津聚力创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而与我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故我公司不同意支付其2013年10月和11月的工资、2013年7月4日至同年11月11日期间的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以及经济补偿金。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徐建军同意原审判决。经审理查明：郑昌华系北京聚力创公司和天津聚力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显示北京聚力创公司住所为北京市东城区定安里27号B202，经营范围包括销售日用品、服装、体育用品、工艺品以及加工服装；天津聚力创公司住所为天津滨海民营经济成长示范基地创意中心A2050，经营范围包括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服装、鞋帽、床上用品等批发兼零售，服装、鞋帽、床上用品制造、加工。徐建军自2013年6月3日在北京市丰台区珠江骏景小区中区13号楼503室从事样衣制作，由郑昌华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分别于2013年7月28日、8月29日、9月27日、10月25日向徐建军支付劳动报酬依次为4400元、5000元、6000元、6000元；另，郑昌华又分别在2013年7月31日、9月17日向徐建军和万华荣（二者为夫妻）共同支付1000元、2773元（2013年6月加班费）。北京聚力创公司称上述钱款中包括住房、吃住等补助，徐建军不予认可，称其月工资为固定数额。徐建军主张其经设计主管郑昌荣招聘，自2013年6月3日入职北京聚力创公司并建立劳动关系，月工资为6000元，双方未办理入职手续，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北京聚力创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长期安排加班也未支付加班工资；工作期间，由郑昌荣对其进行管理；2013年10月、11月，其正常出勤天数共计20天。2013年11月11日，北京聚力创公司法定代表人郑昌华口头将其辞退。北京聚力创公司主张徐建军未曾在其公司工作，其公司也未曾向徐建军支付工资，徐建军与天津聚力创公司自2013年6月3日存在劳动关系。徐建军为证明上述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1、郑昌华签字的生产工艺单、上班通知单。其中，生产工艺单上有“郑昌华”、“郑昌荣”字样的签名；上班通知单载明要求“版师及样衣工所有人员7月7日正常上班”，落款处有“郑昌华”字样的签名。在本案仲裁阶段，北京聚力创公司认可生产工艺单上系郑昌华本人签名，也认可上班通知单的真实性；原审阶段，北京聚力创公司否认生产工艺单、上班通知单的真实性，称该证据不能证明徐建军与其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本院审理中，北京聚力创公司又认可生产工艺单、上班通知单上确系郑昌华本人签名，郑昌华是代表天津聚力创公司所签，签字地点在北京。2、合格证复印件。徐建军解释称该合格证是衣服上的吊牌，衣服品牌为“Lin’s莲”。在仲裁阶段，北京聚力创公司认可该合格证的真实性；原审阶段，北京聚力创公司以该合格证为复印件为由否认其真实性。3、两份生产通知单。其中一份生产通知单加盖有“郑昌华印”字样的印章，另一份生产通知单上有“郑昌华”字样的签名。北京聚力创公司否认生产通知单的真实性，称不能证明徐建军与其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二审阶段，郑昌华否认其有上述名章，称生产通知单属于天津聚力创公司。4、2013年秋冬装价格表，载明衣服的款号、单价及颜色等信息。北京聚力创公司否认该证据的真实性，称不能证明徐建军与其公司存在劳动关系。5、加盖有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工商大厦支行业务用公章的银行转账历史明细，显示郑昌华向徐建军支付2013年6月至9月期间的工资，月均不低于6000元，但未支付同年10月之后的工资。北京聚力创公司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称不能证明徐建军与其公司存在劳动关系。6、2013年11月的考勤卡，载明徐建军上班至2013年11月11日。北京聚力创公司对该证据不予认可，但未提交徐建军在职期间的考勤记录。北京聚力创公司法定代表人郑昌华述称天津聚力创公司与徐建军在2013年6月3日至同年9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由天津聚力创公司研发部门主管郑昌荣招聘、管理。就此，北京聚力创公司在原审阶段提交以下证据为证：1、天津聚力创公司营业执照。徐建军认可该证据真实性，但否认该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2、天津聚力创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郑昌华系代表其公司为徐建军支付劳动报酬。徐建军否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称天津聚力创公司与北京聚力创公司系关联企业，恶意串通规避法律责任。3、商标注册证复印件，载明商标“Linis”的注册人为天津聚力创公司。徐建军认可该证据真实性，但否认该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称不能排除北京聚力创公司协助天津聚力创公司生产服装的可能性。本院审理中，北京聚力创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天津聚力创公司与郑昌荣签订的劳动合同、工资薪金明细报表，证明郑昌荣是天津聚力创公司员工。2、2013年6月至10月期间的北京聚力创公司单位职工缴费信息，未显示郑昌荣、徐建军的社会保险缴费信息。3、北京聚力创公司和天津聚力创公司的验资报告。其中，天津聚力创公司的验资报告显示郑昌华和郑昌荣为该公司股东，出资比例各占50%；北京聚力创公司的验资报告显示郑昌华和余珠菜为该公司股东，出资比例分别为51%、49%。徐建军以不属于新证据为由对北京聚力创公司所提交的上述证据不同意质证。另，北京聚力创公司申请解玉红、郑昌荣、宿梦出庭作证，其公司称上述三人分别为天津聚力创公司会计兼人事主管、设计部主管、设计师。1、解玉红出庭证明天津聚力创公司曾要求与徐建军签订劳动合同，称：其本人是天津聚力创公司员工，工作地点曾在北京市丰台区珠江骏景小区中区13单元503房间，负责北京聚力创公司和天津聚力创公司的会计结算业务，以该两家公司名义进行销售结算，也给北京聚力创公司报税；上述工作地点没有悬挂北京聚力创公司牌子，从办公环境、业务往来、工作内容中判断不出哪个公司在营业，也不清楚样衣工作由哪个公司负责；郑昌华让我代表天津聚力创公司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当时让员工签订的合同为空白劳动合同，合同文本上无公司名称，也未加盖公司公章，工作时间、工资标准等合同条款存在空白；其于2013年6月左右将空白劳动合同交给徐建军了，徐建军在郑昌荣领导下做样衣工作，不清楚徐建军具体属于哪个公司，也不清楚郑昌荣是否在北京聚力创公司担任职务。2、郑昌荣出庭证明徐建军与天津聚力创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称：其系天津聚力创公司股东兼设计开发部负责人，其以天津聚力创公司的名义招聘徐建军和万华荣，自2013年6月3日入职，工作至同年10月9日左右，未办理入职手续，徐建军月工资为4500元，除此此外还向徐建军和万华荣支付补贴共计1000元，此后还向徐建军和万华荣增加工资标准1000元；其曾两次让徐建军签订劳动合同而徐建军拒绝签订，合同文本上载有天津聚力创公司名称；徐建军的工作地点在北京市丰台区珠江骏景小区中区13单元503房间，该地点未悬挂公司牌照，劳动行政部门曾前往该地点进行检查，当时因担心异地经营被罚款而称由郑华荣个人雇佣的徐建军，而实际上是天津聚力创公司雇佣徐建军。郑昌荣还提交一份房屋租赁合同，显示合同出租方为詹健龄（电话139XX****XX，身份证号码×××），承租方为郑昌荣，房屋为北京市丰台区珠江骏景中区13号楼503。3、宿梦出庭作证称：徐建军和万华荣于2013年6月入职，徐建军与郑昌荣吵架后在同年10月初离职；平时以打卡形式进行考勤，手写的考勤需要主管领导签字后生效，见过徐建军所提交的考勤卡；天津聚力创公司主要是给北京聚力创公司提供样衣，北京聚力创公司看衣服款式并订货，北京聚力创公司主要从事销售，并不在北京市丰台区珠江骏景中区13号楼503房间办公；从该办公地点悬挂的营业执照可以判断出用人单位是天津聚力创公司。徐建军对上述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称：解玉红的证言与郑昌荣所述的劳动合同签订情况存在矛盾；解玉红作为天津聚力创公司和北京聚力创公司的会计，也不清楚徐建军系哪个公司员工；关于营业执照，宿梦的证言与解玉红、郑昌荣的证言存在冲突。徐建军曾向东城区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其在2013年6月3日至同年11月11日期间与北京聚力创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要求北京聚力创公司支付其：1、2013年10月工资4413.8元、11月工资1103.2元；2、2013年7月1日至24日、11月8日至10日期间的延时加班工资4397元；3、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6000元；4、2013年7月4日至同年11月1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24000元。2014年6月，东城区仲裁委经审理作出京东劳仲字（2014）第0817号裁决书，裁决：1、确认2013年6月3日至11月11日期间徐建军与北京聚力创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北京聚力创公司于裁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支付徐建军2013年10月工资4413.8元和11月工资1103.2元；3、北京聚力创公司于裁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支付徐建军2013年7月4日至11月1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23034.2元；4、驳回徐建军的其他申请请求。徐建军和北京聚力创公司均不服该仲裁裁决结果，分别起诉至原审法院。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生产工艺单、上班通知单、生产通知单、银行转账历史明细、仲裁庭审笔录、京东劳仲字（2014）第0817号裁决书、证人证言、验资报告、商标注册证、房屋租赁合同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徐建军为证明其与北京聚力创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提交了生产工艺单、上班通知单、银行转账历史明细、生产通知单等为证，其中生产工艺单、上班通知单上均有北京聚力创公司法定代表人郑昌华的签字，银行转账历史明细也显示郑昌华按照固定周期向其发放工资，考虑到徐建军提供劳动的地点在北京市丰台区珠江骏景小区中区13单元503房间，故徐建军所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与北京聚力创公司存在密切关系，在其举证责任能力范围内已经尽到相应的举证责任。此种情况下，北京聚力创公司虽称徐建军与天津聚力创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公司的此项主张。首先，北京聚力创公司和证人郑昌荣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在招聘时或在劳动过程中已经向徐建军明示其提供劳动的对象为天津聚力创公司，徐建军提供劳动的场所中也未悬挂营业执照、企业名字等明显标志促使其辨明提供劳动的对象为天津聚力创公司。其次，北京聚力创公司的证人解玉红述称其工作地点也曾在北京市丰台区珠江骏景小区中区13单元503房间，负责北京聚力创公司和天津聚力创公司的会计结算业务，但从办公环境、业务往来、工作内容中判断不出哪个公司在营业，也不清楚样衣工作由哪个公司负责，其提交给徐建军的劳动合同为空白合同；解玉红的上述证言可以佐证北京聚力创公司和天津聚力创公司存在业务上的关联，郑昌华、郑昌荣等并未向徐建军明确其提供劳动的对象是天津聚力创公司，未能尽到必要的雇主责任。再次，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天津聚力创公司在北京存在合法经营场所。最后，解玉红、宿梦、郑昌荣虽出庭作证称徐建军与北京聚力创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但考虑到该三人均与该公司或郑昌华存在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较小，不足以据此否定徐建军与北京聚力创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此外，徐建军提交的衣服品牌为“Lin’s莲”，与北京聚力创公司所提交的“Linis”商标并不一致，后者商标注册人虽为天津聚力创公司，并不代表“Lin’s莲”品牌与北京聚力创公司没有关联。综上，在徐建军举证证明其与北京聚力创公司存在密切关系的情况下，北京聚力创公司所提交的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徐建军与天津聚力创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从而排除徐建军与其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可能性，北京聚力创公司作为用工单位在具备较高举证能力的条件下未尽到相应的举证责任，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因而，原审法院认定徐建军与北京聚力创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关于北京聚力创公司与徐建军存在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间问题，双方均认可徐建军自2013年6月3日开始提供劳动，故本院确认双方自2013年6月3日存在劳动关系。郑昌华述称徐建军与天津聚力创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存续至2013年9月30日，而郑昌荣称徐建军系在2013年10月9日左右离职，宿梦也称徐建军是在2013年10月初离职，北京聚力创公司一方关于徐建军的离职时间存在矛盾之处。徐建军提交2013年11月考勤卡证明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时间为当月11日，且宿梦表示见过该形式的考勤卡，北京聚力创公司虽对该考勤卡不予认可，但未提交考勤记录表明徐建军的出勤情况，其公司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据此，原审法院确认双方劳动关系存续至2013年11月11日，亦无不当。关于徐建军2013年10月之后的工资标准问题，银行转账历史明细显示郑昌华向徐建军支付工资的月均工资金额不低于6000元，北京聚力创公司虽称向徐建军支付的钱款中包含住房、吃住等补助，徐建军不予认可；即使向徐建军支付的钱款中包含住房、吃住等补助，该补助款也属于徐建军劳动报酬组成部分，故依据月工资6000元的标准核算徐建军2013年10月至同年11月11日期间的工资，并无不当。原审法院判令北京聚力创公司支付徐建军2013年10月、11月的工资，是正确的。北京聚力创公司未依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与徐建军实际签订劳动合同，北京聚力创公司虽辩称系徐建军拒绝签订劳动合同所致，但徐建军不予认可，其公司就此提交的证人证言等亦不足以证明该辩称理由属实；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六条规定用人单位在劳动者拒签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应当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否则应承担相应的用工责任，故即使北京聚力创公司辩称理由属实，因其公司并未及时与徐建军终止劳动关系，则仍应依法向徐建军支付2013年7月4日至同年11月11日期间的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对北京聚力创公司不同意向徐建军支付2013年7月4日至同年11月1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虽均为劳动关系的相对主体，但用人单位作为经营者和管理者对劳动者离职原因具有较强的举证证明能力，并对此负有较大的举证责任。然而，北京聚力创公司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徐建军的离职原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同时，鉴于徐建军亦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离职原因，从公平原则的角度考虑，宜比照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之情形，依据徐建军的工作年限及月工资标准判令北京聚力创公司支付其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原审法院对此处理并无不当。综上，原判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由北京聚力创商贸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至原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北京聚力创商贸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晓云代理审判员  卜晓飞代理审判员  朱 涛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书 记 员  金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