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渝民终46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丽龄，女，1970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勇，重庆序章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忠泽，重庆序章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其兰，女，1933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勇，重庆序章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忠泽，重庆序章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全世杰，女，1993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勇，重庆序章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忠泽，重庆序章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全昶澐，女，2000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
法定代理人：刘丽龄（全昶澐之母），女，1970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勇，重庆序章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忠泽，重庆序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方家友，男，1945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彦(方家友之子)，男，1972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方彦，男，1972年3月17日生，汉族，住重庆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冉茂轩，男，1962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格，重庆玫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丽龄、朱其兰、全世杰、全昶澐与被上诉人方家友、方彦、冉茂轩合同纠纷一案，原由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渝二中法民初字第00070号民事判决，刘丽龄、朱其兰、全世杰、全昶澐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5）渝高法民终字第0016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一审判决，本案发回重审。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重审，作出（2016）渝02民初3号民事判决，刘丽龄、朱其兰、全世杰、全昶澐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当事人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丽龄、朱其兰、全世杰、全昶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判决确认冉茂轩与方家友、方彦于2011年10月30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合同》无效；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方家友、方彦、冉茂轩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对以下事实未作出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方彦于2011年10月26日给全玺丞的通知中，载明的转让价格是1200万元，全玺丞的确是于2014年7月才知道转让价格是780万元；（2）本案中冉茂轩与方彦、方家友共同向全玺丞隐瞒真实的转让价格，且冉茂轩陈述其应方家友的要求未将实际价格告知全玺丞。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无论优先购买权的性质为“强制缔约请求权”还是“形成权”，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前提均是转让合同无效；（2）行使优先购买权并非仅涉及价格因素，同等价格只是基础因素，实际签订合同还包括其他诸多合同细节，如时间、地点、违约责任等等，因此享有优先购买权的一方，如果有意购买，只需作出简单的肯定答复即可，能否确定实现优先购买权并签订合同，还取决于双方是否能对合同的细节达成一致意思表示；（3）行使优先购买权是自然人之间的民事行为，一审法院在转让合同未被确认为无效的情况下，要求刘丽龄、朱其兰、全世杰、全昶澐将转让价款汇入法院账户，属于滥用司法权；（4）方家友、方彦的交易行为已经过去四年，一审法院仍要求刘丽龄、朱其兰、全世杰、全昶澐以当时的价格行使优先购买权，有失公平；（5）依据合伙企业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方家友、方彦的行为不仅侵犯了全玺丞的优先购买权，还包括全玺丞对合作方的选择权、经营权、收益权等，按照我国民法通则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和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方家友、方彦与冉茂轩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的行为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无效。
方家友、方彦辩称，1.方家友、方彦与冉茂轩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2.三里峡煤矿的股权发生了多次变动，现三里峡煤矿隶属于奉节县乾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乾源矿业公司），且已申请关闭。刘丽龄、朱其兰、全世杰、全昶澐已经丧失了原告的主体资格。3.本案是全玺丞和冉茂轩无力偿债的情况下，恶意串通逃避债务，制造诉讼。
冉茂轩辩称，请求法院依法确认转让合同效力。
刘丽龄、朱其兰、全世杰、全昶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方家友、方彦与冉茂轩2011年10月30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合同》无效，由方家友、方彦与冉茂轩承担案件受理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11月6日，方家友、方彦(甲方)与全玺丞(乙方)签订《共同合作开发三里峡煤矿协议书》（以下简称《合作协议书》），主要约定甲方将其拥有的原三里峡煤矿矿井、机械设备、输电线路、房屋建筑、办公设施、煤矿采矿权许可证、煤矿生产许可证、煤矿安全生产许可证及已征用矿区占用荒山、土地等一切有形无形资产作价1350万元，乙方以810万元受让该矿60%的权益等。2008年4月28日，方家友、方彦(甲方)与全玺丞(乙方)签订《补充协议》，对《合作协议书》约定的持股比例调整为甲方占49%，乙方占51%，双方按比例计算股份转让价款等。该《补充协议》还约定：乙方如转让所持有的股份，甲方有权无条件地以不超过本协议所定股价的90%作价向乙方购买；甲方如转让所持有的股份，乙方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等条款。
2011年10月26日，方彦向全玺丞发出《关于奉节县三里峡煤矿股份转让的通知》，载明：“全玺丞：我拟将奉节县三里峡煤矿的49%股份作价1200万元予以转让，如你有意购买该股份，请收到该通知后三日内，与我联系并签订书面股份转让合同，该期限届满后，我将不另行通知，直接与其他受让人签订书面的转让合同。”2011年10月30日，方家友、方彦(甲方)与冉茂轩(乙方)签订《股份转让合同》，甲方将其持有的三里峡煤矿49%的股份以780万元转让给冉茂轩。2011年12月12日，方彦、全玺丞、冉茂轩进行了交接，并在《三里峡煤矿资料交接表》上签字。
原一审审理过程中，全玺丞陈述，其于2014年7月29日从冉茂轩处复印《股份转让合同》才知道股权转让价格为780万元。方家友不认可全玺丞陈述，并认为全玺丞在交接清单上签字时就知道股权转让价格为780万元；方彦亦不认可全玺丞的陈述，认为全玺丞在2011年转让过程中就知道价格及所有信息，全玺丞参与了股权转让，之后全玺丞还与冉茂轩合作了三年多；冉茂轩则认可全玺丞的陈述。一审重审中，冉茂轩称，方家友跟冉茂轩说不要将转让情况告知全玺丞，当时冉茂轩想受让三里峡煤矿的股份，所以没有将受让的情况告诉全玺丞，冉茂轩认为方家友、方彦会主动告知全玺丞转让的情况。
原一审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曾要求全玺丞在20日内明确是否主张优先购买权。2014年9月30日，全玺丞出具《承诺书》，承诺愿意以780万元购买方家友、方彦原持有的三里峡煤矿49%的股权。2014年12月12日，全玺丞又向法院提交《承诺书》载明：“如果法院判决撤销该《股份转让合同》，本人愿意行使优先购买权，同时我自愿以奉节县三里峡煤矿51%的股份作为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担保。如在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过程中发生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则另案诉讼。本人于2014年9月30日向贵院所作出的承诺书作废。”
全玺丞于2015年7月13日死亡，刘丽龄、朱其兰、全世杰、全昶澐作为全玺丞的继承人继续参加诉讼。
本案一审重审中，刘丽龄、朱其兰、全世杰、全昶澐对原一审中全玺丞的承诺及情况说明均不再认可。
一审另查明：2012年7月19日乾源矿业公司申请变更张勇为法定代表人。2012年9月19日李兆华将其乾源矿业公司70%的股份转让给张勇。2013年8月29日对该公司经营项目准予变更。同日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张勇。2013年8月19日，三里峡煤矿申请注销。2013年8月30日，奉节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奉工商登记内销字(2013)第001499号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准予三里峡煤矿注销登记。2013年9月2日，乾源矿业公司三里峡煤矿登记成立，负责人为张军成。
一审再查明：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3)渝二中法民初字第00107号生效民事判决书查明以下事实：方家友和方彦是父子关系，2001年开始投资开办三里峡煤矿，2006年6月13日方彦与重庆市国土资源管理局签订《重庆市采矿权出让合同》后正式登记成立三里峡煤矿，性质为个人独资企业(非法人)。方家友和方彦在与全玺丞共同经营三里峡煤矿期间，没有将三里峡煤矿进行变更登记，部分证照仍然登记李兆华为负责人。2009年5月1日，全玺丞向方家友和方彦出具《欠条》一张，内容为：“今欠到方家友煤矿股份资源款本金2832042.37元，利息509767.62元。合计本息3341809.97元。注：本利息是从2008年5月1日至2009年4月30日，2832042.37×1.5%=509767.62元”。全玺丞用经营三里峡煤矿的利润，分别于2010年1月初向方家友和方彦支付15万元，2011年1、2月支付10万元，2011年7、8月支付12万元，共计37万元。该案判决结果为：全玺丞在该判决生效后15日内向方家友和方彦支付股份转让款2832042.37元，并从2008年5月1日起按照月利率1.5%计算支付利息至转让款付清之日止，全玺丞已支付的利息37万元从中减除。
一审法院认为，方家友、方彦(甲方)与全玺丞(乙方)所签订的《补充协议》中约定，乙方如转让所持有的股份，甲方有权无条件地以不超过本协议所定股价的90%作价向乙方购买；甲方如转让所持有的股份，乙方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的约定。故本案涉及到约定优先购买权问题。现刘丽龄、朱其兰、全世杰、全昶澐主张方家友、方彦采取欺诈行为，侵害了全玺丞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给全玺丞造成巨大损失。请求确认方家友、方彦与冉茂轩2011年10月30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合同》无效，并坚持其诉讼请求。但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的规定，所谓欺诈手段订立的合同系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作出错误意思表示而订立的合同。由此可见，因欺诈侵害优先购买权并非系确定本案所涉转让合同效力的法律依据。故刘丽龄、朱其兰、全世杰、全昶澐的该诉请理由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是否因侵害约定优先购买权而导致诉争转让合同无效的问题。优先购买权是指特定人依照法律的规定或约定而享有的、于出卖人出卖标的物与第三人时，得以同等条件优先于他人而购买的权利。优先购买权之设，并不是对出卖人所有权的限制。从优先购买权的性质来看，它属于强制缔约请求权。在受让人优先购买权受侵害的场合，其可以请求公权力介入，主张依照同等条件与出让人签订转让合同。而本案刘丽龄、朱其兰、全世杰、全昶澐现仅请求确认该转让合同无效，则并不符合优先购买权的强制缔约请求权性质。同时，由于全玺丞曾在原一审中提交《承诺书》后，又曾向一审法院表明不愿以当时价行使优先购买权。而全玺丞在原一审中提交的第二份《承诺书》则明确在一审法院撤销《股份转让合同》后才与转让方协商。且（2013)渝二中法民初字第00107号民事判决确定的原股权转让款全玺丞尚有支付义务。尤其是本案重审中，刘丽龄、朱其兰、全世杰、全昶澐对前述承诺均不再认可。故本案亦无在同等条件下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前提。本案虽然没有明确证据证明方家友、方彦转让其所持有的三里峡煤矿的49%股份前将转让价格再次告知具有优先购买权的合作方全玺丞，方家友、方彦侵犯了全玺丞的优先购买权，但本案中方彦于2011年10月26日，给全玺丞发出了《关于奉节县三里峡煤矿股份转让的通知》后，全玺丞却未予答复，也未表达行使优先购买权意愿。方家友、方彦遂于2011年10月30日，与冉茂轩签订了《股份转让合同》，将其持有的三里峡煤矿的49%股份以780万元转让给了冉茂轩。尽管方彦发出的通知转让价格与《股份转让合同》的价格确不相符。但是，该49%股份转让后，方彦、全玺丞、冉茂轩于2011年12月12日进行了有关的交接，各方均在《三里峡煤矿资料交接表》上签字，表明全玺丞此时已经知道该股份已转让给冉茂轩。结合自2011年12月12日交接时起全玺丞、冉茂轩双方就系合作关系的事实，刘丽龄、朱其兰、全世杰、全昶澐主张全玺丞是在2014年7月才知道转让价格的证据并不充足。而冉茂轩称其系应方家友的要求而没有告诉全玺丞，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故不予采信。此外，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所谓恶意串通订立的合同系指当事人、代理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串通合谋实施的与其内心意思不一致的意思表示。本案现没有充分确实的证据证明2011年10月30日方家友、方彦与冉茂轩所签订的《股份转让合同》，系双方恶意串通而订立的虚假合同。相反刘丽龄、朱其兰、全世杰、全昶澐系以欺诈侵犯其优先购买权为由主张《股份转让合同》无效。而方家友、方彦与冉茂轩所签订的《股份转让合同》亦无证据证明非方家友、方彦、冉茂轩真实意思表示，且该合同双方已经实际履行多年。故在认定转让人方家友、方彦与受让人冉茂轩签订的《股份转让合同》效力时，应在坚持合同相对性原则基础上，结合本案优先购买权系强制缔约请求权的性质来考量。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合同只在合同当事人之间成立和生效，非合同当事人的行为一般不应影响合同的效力。因此，不论是否已受让标的物，受让人与转让人之间成立的转让合同的效力都不应因优先购买权的行使而受影响。综上，刘丽龄、朱其兰、全世杰、全昶澐主张本案所涉《股份转让合同》无效的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方彦所提供的煤矿工商档案则并不足以证明其所主张的煤矿变更情况，亦不足以影响本案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五十四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刘丽龄、朱其兰、全世杰、全昶澐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6400元，由刘丽龄、朱其兰、全世杰、全昶澐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补充查明：全玺丞于2014年8月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方家友、方彦与冉茂轩于2011年10月30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
刘丽龄、朱其兰、全世杰、全昶澐上诉认为该合同应属无效的理由是，方家友、方彦与冉茂轩恶意串通，损害全玺丞根据合伙企业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享有的优先购买权、对合作方的选择权、经营权、收益权等，因此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和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该合同效力应属无效。
本院认为，本案中方家友、方彦与全玺丞签订《合作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时，三里峡煤矿登记的企业性质是个人独资企业，方家友、方彦与全玺丞依据双方签订的协议形成了内部的个人合伙关系。因此，方家友、方彦与全玺丞之间的权利义务应当按照双方约定以及民法通则关于个人合伙的规定确定，并非是依据合伙企业法。
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合同无效。本案刘丽龄、朱其兰、全世杰、全昶澐上诉主张适用上述法条的前提条件有两个：一是方家友、方彦与冉茂轩在签订《股份转让合同》时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二是该恶意串通行为损害了全玺丞的相关权益。根据上诉人的主张，本院从两个方面评述：
第一，方家友、方彦与冉茂轩在签订《股份转让合同》时是否存在恶意串通。
本案中，方家友、方彦通知全玺丞的转让价款为1200万元，之后方家友、方彦与冉茂轩签订的《股份转让合同》中约定的转让价款为780万元，方家友、方彦并未举证证明其于之后将真实转让价格告知全玺丞，因此方家友、方彦存在隐瞒转让价格的行为。冉茂轩在本案一审重审过程中陈述，其应方家友的要求未将转让价格告知全玺丞。但方家友、方彦对此予以否认。本院认为，在方家友、方彦予以否认的前提下，仅有冉茂轩的陈述，无法认定方家友、方彦与冉茂轩之间存在恶意串通。
第二，全玺丞的相关权益是否受到损害。
关于优先购买权。本案中，方家友、方彦与全玺丞通过签订《合作协议书》和《补充协议》，双方之间建立了合作开发三里峡煤矿的合伙关系。《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方家友、方彦如转让财产份额，则全玺丞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根据查明事实，方家友、方彦通知全玺丞的转让价款为1200万元，之后方家友、方彦与冉茂轩签订的《股份转让合同》中约定的转让价款为780万元，因此按照合同约定全玺丞有权按照同等的转让条件优先购买合伙财产份额。主张优先购买权的方式是由全玺丞告知方家友、方彦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的效果是在全玺丞和方家友、方彦之间形成关于合伙份额转让的合同。方家友、方彦与冉茂轩签订《股份转让合同》并不影响全玺丞行使优先购买权，同时全玺丞优先购买权的行使也并不影响方家友、方彦与冉茂轩之间转让合同的效力。即无论方家友、方彦与冉茂轩之间是否构成恶意串通，均不影响全玺丞行使优先购买权。因此，本案中刘丽龄、朱其兰、全世杰、全昶澐认为全玺丞的优先购买权受到侵害而主张方家友、方彦与冉茂轩签订的《股份转让合同》无效的上诉理由不成立。
关于对合作方的选择权、经营权、收益权等其他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1条规定，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增加合伙人，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照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应当认定入伙无效。根据查明事实，方家友、方彦与冉茂轩于2011年10月30日签订《股份转让协议》，2011年12月12日进行交接后，方家友、方彦退出三里峡煤矿的经营，由全玺丞与冉茂轩共同经营三里峡煤矿，在这之后的2年8个月时间内（本案是于2014年8月起诉），全玺丞均未对冉茂轩入伙提出异议，应当认定全玺丞通过行为对于冉茂轩的入伙表示了同意。因此，刘丽龄、朱其兰、全世杰、全昶澐认为全玺丞对合作方的选择权、经营权、收益权受到损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刘丽龄、朱其兰、全世杰、全昶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6400元，由刘丽龄、朱其兰、全世杰、全昶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达燕
审判员 陈瑜
审判员 申秋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曾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