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雨板民初字第00508号
原告:周云，男，1962年2月11日生，住南京市雨花台区。
原告:周霞，男，汉族，1964年10月28日生，住址同上。
两原告委托代理人:张翠敏，江苏建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梅山医院，住所地在南京市中华门外新建。
法定代表人:杨文贵，院长。
委托代理人叶华平，周钧，江苏金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周某，男，汉族，1960年4月25日，住南京市雨花台区
原告周云、周霞与被告上海梅山医院及第三人周某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9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云、周霞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张翠敏，被告上海梅山医院的委托代理人叶华平、周钧及第三人周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云、周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周某与被告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无效。事实和理由：患者王某系两原告母亲，因“跌伤左肩，左肘疼痛，活动受限8天”于2010年2月20日入住被告上海梅山医院骨科治疗，入院诊断：左肱骨外科颈骨折；左肱骨大结节骨折；左尺桡骨远端骨折。被告于2月24日进行左肱骨外科颈骨折切开复位钢板、螺钉内固定术，因患者入手术室后血压高达190/95mmHg，改行全麻手术。术后6小时，患者突发神志不清，血压250/147mmHg，CT检查示：左基底节区、左丘脑出血，破入脑室。神经外科会诊考虑不宜手术，转ICU进行综合保守治疗。患者颅内血肿逐渐吸收，但一直神志昏迷，呈植物生存状态。2013年9月13日13时40分，患者因长期“脑出血后遗症期，多脏器功能不全”抢救无效死亡。原告认为，被告对于2010年2月20日患者入院时的骨折病情治疗存在过错，对于患者入院时并存的其他疾病没有尽到注意义务，导致患者手术后出现了严重的脑出血，且对脑出血诊疗也存在不当。
患者在世期间，经法院委托，南京医学会于2010年12月28日出具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鉴定结论为“不属于医疗事故”。原告申请重新鉴定得到准许，患者死亡后，2013年9月23日，江苏省医学会发出了受理本起医疗事故鉴定的通知。因为医患双方有调解结案的意向，故省医学会鉴定中止。2013年10月中旬，在办理完丧失，且未得到参加调解通知的情况下，两原告向法院提交了参加诉讼的申请书，至此原告才从主审法院处得知2013年9月30日患者丈夫邓某和长子周某在两原告及主审法官不知情、均未参加的情况下，由南京市雨花台区梅山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与被告达成了调解协议，后邓某、周某向法院撤诉。达成协议后，邓某、周某也曾未将达成协议的事实以任何方式告知两原告。“授权委托书”上没有任何与协商解决本次医疗纠纷的内容，而实际上是关于丧事办理事项。
在看到调解协议内容后，两原告对于调解协议的合法性及结果均不予认可，第一，该份授权委托书是在王某死亡后签署的，从形式内容上看，两原告并不是委托人，他们只是作为委托人邓某委托周某处理其本人的遗产份额的见证人予以签名，所以调解协议第一条，‘长子周某受继父及全家人委托，全权处理该纠纷’，没有事实依据；第二，退一步讲，即使认定两原告是委托人，该份委托书代理事项及代理的权限范围不够明确具体；第三，该份委托书上没有任何关于协商解决王某死亡后与被告医疗纠纷的内容，如果系协商调解医疗纠纷，应特别明确的授权。综上，两原告认为，该份委托书以及周某依此与被告签订的调解协议，违反法律规定，请求法院确认无效。故诉至法院。
被告上海梅山医院辩称，第一、原告方的诉讼请求是确认协议无效，但是原告方并非涉案协议的合同相对方，因此原告方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第二、关于原告所指的授权委托书存在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只是其个人的主观意向，他所指的授权委托只是民事诉讼活动中的委托，本案中所提交的授权委托书是当事人在处理其他的民事纠纷事务过程中出具的委托书，并且所指的委托权限是一切事宜，该委托内容表述就是所含的内容包括原告方提到的丧事的处理以及纠纷的处理，而不能仅凭原告方断章取义该委托仅仅是处理丧事的委托，因为对于一份委托的理解要按照通常的理解而不能把通常的概念缩小化，同时原告方也在委托书上签字了，那么原告方对于该委托书内容如果不是做一切事宜的理解，他应该在签名处另行注明，该委托仅作丧事处理否则应理解为同意委托书的内容，是一切事宜由周某进行处理；第三、涉案调解协议是经过司法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主持人，依法公正的出具的，对于涉案的授权委托书也进行了相应的审查，因此本案中涉及的授权委托书合法有效，周某依据此授权委托书行使相关权利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在司法所经过调解委员会达成的协议，原告在诉状中所称，调解不知情完全不属实，调解协议书是经过调解委员会慎重审查，最终达成的，完全符合事实和法律，是合法有效的，也不具备法律所规定的无效合同的其他要件。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周某辩称，该份调解协议是我继父邓某让我处理的，我跟我继父谈过，这件事由我们组织即梅山铁厂的领导和医院的领导还有司法所的把这件事一并处理了。协议签订后，这件事就处理结束了，目前调解赔偿的29万元存在答辩人处，待将来继父百年后再做处理。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患者王某系两原告及第三人周某的母亲，后改嫁于邓某，2010年2月20日入住被告上海梅山医院骨科治疗，2013年9月13日去世，期间原告曾就医疗事故向法院对被告提起诉讼，南京医学会于2010年12月28日出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结论为“本病例不属于医疗事故”。2013年9月29日，原告家人签订授权委托书一份，内容为“有关我老伴王某的一切事宜全权委托继子周某处理。立委托人邓某，委托人及相关人员签名周某周雲周霞。”2013年9月30日，周某与上海梅山医院在南京市雨花台区梅山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达成编号为雨梅调【2013】06号《人民调解协议书》一份，内容为“1、长子周某受继父邓某及全家人的委托，全权处理该纠纷。2、上海梅山医院补偿周某总计人民币29万元整。3、周某应无条件配合医院完成医保报销、理赔工作，提供各种证件等。4、此协议签订后，周某应在10月15日前至板桥法院做撤诉。5、周某在收到补偿金人民币29万元后，不再就此事与梅山医院产生任何纠葛，此纠纷到此终结。”协议签订后，上海梅山医院将上述29万元支付给周某。本院对上述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本案第三人与被告上海梅山医院之间达成的民事合同，自双方当事人在该人民调解协议上签字之时合同成立。本案中，协议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协议签订时双方自愿且意思表示真实，协议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第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调解协议无效：（一）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强迫调解的，调解协议无效。”原告方未能举证证明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无效的情形，也未能举证证明人民调解委员会强迫调解的情形，关于第三人周某是否有权代理，损害原告利益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第三人周某身为家中长子，取得全家授权委托书处理其母亲一切事宜，被告上海梅山医院显然是有足够理由相信其具有代理的权限，且经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正式调解。因此，原告要求确认该协议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周云、周霞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100元。户名：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南京市汉口路支行，账号：43×××18。
审 判 长 胡正义
人民陪审员 陈国琴
人民陪审员 蒋根霞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见习书记员 宦雅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