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1民终93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石云生，男，1953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大同市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尹金梅，女，1954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大同市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蔡某，女，1982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石某1，男，2011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
法定代理人：蔡某（石某1之母），自然情况同前。
上诉人（原审原告）：石某2，男，2017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
法定代理人：蔡某（石某2之母），自然情况同前。
以上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君峰，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
以上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红军，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大江，男，1975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惠兵，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浩，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石云生、尹金梅、蔡某、石某1、石某2因与被上诉人吴大江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7）苏0106民初50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蔡某以及五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君峰，被上诉人吴大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惠兵、许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石云生、尹金梅、蔡某、石某1、石某2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吴大江承担全部赔偿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及保全费由吴大江承担。事实与理由：1.石星明与吴大江存在培训关系，案涉事故发生于吴大江组织的训练中。从2016年3月至9月23日吴大江组建的微信群以及吴大江与石星明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石星明在2016年4月取得A级飞行执照后，又在吴大江的组织安排下进行了持续训练，目的是参加10月份的B照考试，以获得B级飞行资格。在此过程中，吴大江通过向石星明销售装备持续获益。2.吴大江未按规向空管部门申报飞行计划，仅凭其个人经验选择飞行地点、判断飞行条件，将学员置于危险境地。吴大江作为飞行训练教练，选择飞行训练地点时理应对地面状况、风向等条件作出全面考察，以保证被组织人员安全，但吴大江并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案涉飞行地海拔232米，石星明仅持有A级飞行执照，按规定飞行高度不能超过100米。且此地视野范围内有高压线，存在安全隐患。3.石星明虽已取得A级飞行执照，对滑翔伞运动的危险性有一定认知，但因其相关知识均来自于教练、接受培训时间较短，故对于潜在危险的判断能力不足。事发前石星明有紧张情绪，吴大江作为教练并未对石星明进行安抚和心理疏导，未及时停止石星明的飞行活动，对于案涉事故的发生，吴大江过错明显。
吴大江辩称，1.事发当天吴大江与石星明不存在培训关系，吴大江对于石星明当天的滑翔伞飞行不存在法定指导义务。石星明取得A照后，吴大江曾向石星明提出是否需要升级B照，石星明回复不着急，此事不了了之。故吴大江与石星明关于升级B照的培训并未达成协议，吴大江亦未收取过相关费用。吴大江确实曾向石星明销售装备，但仅为单纯的交易与代购，与培训无关。2.事发当天的飞行未向空管部门申报，违反规定，但不能将全部责任归咎于吴大江，石星明作为飞行人员之一也有申报义务。且是否申报与本案事故不存在必然联系。3.事发当天，吴大江只是飞行活动的召集者，召集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一起飞行，不存在任何盈利。石星明作为自愿参加者，应承担由其自身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石星明持有A照，其具备对于高度的判断能力，当天飞行高度超过100米，其不具备飞行资格，但其没有作出正确选择，过错在于石星明。飞行中石星明的滑翔伞挂落在高压线上，根据一审期间吴大江提交的调查笔录，现场目击者看到石星明开始并未触电，后在自救过程中因慌乱抓住了高压线元器件，导致触电身亡。石星明缺乏自救常识，对于死亡结果的发生过错明显。4.诉讼费应根据双方责任比例划分，一审确定的诉讼费承担比例错误。综上，吴大江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出于人道主义，吴大江愿意按照一审判决的数额对上诉人作出补偿。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石云生、尹金梅、蔡某、石某1、石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吴大江赔偿各项损失合计1389633.83元，其中死亡赔偿金80304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489010.5元、丧葬费336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误工费11983.33元、交通费2000元；2.吴大江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石云生、尹金梅系受害人石星明父母，二人共育有二子女；蔡某系石星明妻子，二人共育有石某1、石某2二子。石星明于2016年3月2日分两次向吴大江转账培训费6000元，于2016年4月6日取得中国航空运动协会颁发的A级飞行执照，成为该协会会员。
2016年8月底某天，吴大江与案外人张熺声、霍晓丽开车到巢湖亚父旗山，张熺声、霍晓丽每人进行了两次滑翔伞飞行。同年9月23日，吴大江在微信群中提出“周六考察新场地能飞就飞不能飞巢湖旗山飞行有时间参加的请告知”，石星明回复“我去!”，微信群中另有其他人表示愿意参加。后吴大江提出“人多咱们巢湖吧”，并对石星明说“我们搭你的GL8”，石星明回复“好的，坐我车过去，教练你定时间地点，我来接”。24日早上，吴大江、霍晓丽搭乘石星明之车，张熺声等自行开车，各人自备滑翔伞飞行装备，前往巢湖旗山附近加油站碰头。碰面后，几人一起至计划降落的场地进行了察看，后在附近饭店用餐。餐后，吴大江开石星明的车将众人送至山顶，后众人进行滑翔伞飞行，吴大江自己未飞行。前两轮飞行中，众人均安全降落在指定地点；第三轮飞行中，石星明第一个飞，飞行过程中不慎触碰到高压电线，致当场身亡。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受法律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石星明向吴大江支付6000元培训费系在其取得A级飞行执照前，且原审原告没有提交石星明另向吴大江支付培训费用的证据，结合吴大江陈述及张熺声事发后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能够认定石星明向吴大江支付的6000元系其取得A级飞行执照的培训费用。原审原告又因在此次飞行活动中，保险系吴大江购买，而认为双方存在培训关系；吴大江辩称保险虽系其购买，但事后大家会返还相关费用。一审法院认为，即使事后大家不返还上述费用，也不能因此认定双方存在培训关系，原审原告认为吴大江与石星明在事发时的飞行过程中存在培训关系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原审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吴大江的陈述及霍晓丽、张熺声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可以证实，此次飞行活动系自发性、自愿参加的活动，吴大江为此次活动的提起人和飞行地址确定人。滑翔伞运动是飞行员自山坡上跑下，借助风力撑开滑翔伞衣形成空气动力，翱翔飞行并安全降落的运动。对于此项活动的高度危险性，作为飞行教练的吴大江及作为中国航协会员并取得A级飞行执照的石星明，均应有清楚的认识。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滑翔伞运动管理办法》第四条，滑翔伞飞行人员参加飞行活动必须持有中国航协颁发的《滑翔伞运动证书》。石星明在此次飞行活动前已取得A级飞行证书，符合规定，事发当天石星明亦安全飞行过两次，第三次飞行时石星明不慎触碰高压电线，触电身亡，其自身应对此承担主要责任。吴大江系石星明A级执照培训教练，虽然在此次飞行活动中双方不存在培训关系，但吴大江也应承担相应的指导义务。《滑翔伞运动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滑翔伞飞行应当按照当地空中管制部门的要求申报飞行计划，批准后方可进行。此次飞行活动的参与人均未向相关部门进行申报，均应对自身参加此次活动造成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但作为教练和活动提起人的吴大江，在活动未进行申报批准情况下即发起该次活动，对活动中其他人员造成的损害也应承担一定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一审法院根据查明事实和上述分析情节，酌定石星明对此次事故承担90%责任，吴大江承担10%的责任。
对原审原告主张的损失，一审法院具体分析认定如下：
1.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原审原告主张死亡赔偿金803040元、丧葬费33600元，吴大江表示认可，一审法院予以确认。2.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审原告主张石星明有4名被扶养人，被扶养人生活费489010.5元，吴大江认为被扶养人生活费只能计算石星明二子至18周岁的费用，且不应自事发时计算。一审法院认为，因原审原告对石云生、尹金梅是否有劳动能力或其他生活来源未提供证据证明，一审法院对石星明父母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暂不予支持；经计算，被扶养人石某1的生活费为171814.5元，被扶养人石某2的生活费为237897元,合计409711.5元。3.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审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吴大江认为本案事故系意外事件，其无过错，不应赔偿。一审法院认为，本次事故中石星明与吴大江均存在相应过错，石星明的死亡必然会对其亲属造成一定精神损害，原审原告的该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4.误工费。原审原告主张误工费11983.33元。吴大江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受害人死亡的，受害人亲属处理丧葬事宜支出的误工费应予支持。本案中原审原告仅提交了《误工证明》，并未提交工资银行流水明细等能够证明收入实际减少的证据。考虑到受害人亲属因处理丧葬事宜必然存在误工损失，一审法院酌定误工费5000元。5.交通费。原审原告主张交通费2000元，吴大江认为偏高。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原审原告针对该主张未提交证据，但事发后受害人亲属为处理相关事宜，必然会产生交通费用。一审法院根据案涉事故性质及亲属人数、距离等，酌定交通费为800元。
综上，原审原告因石星明死亡而产生的各项损失共计1302151.5元。其中，吴大江应承担130215.15元，原审原告自行承担1171936.35元。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吴大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赔偿石云生、尹金梅、蔡某、石某1、石某2各项损失130215.15元；二、驳回石云生、尹金梅、蔡某、石某1、石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6550元，减半收取8275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3275元，由吴大江负担10000元，石云生、尹金梅、蔡某、石某1、石某2负担3275元（此款原审原告已预交，吴大江在向原审原告给付上述款项时加付此款）。
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2016年9月24日公安机关对张熺声、吴大江等人进行了询问。张熺声向公安机关表示，当天所有人飞行时，教练都会站在山顶使用对讲机指挥，指导飞行方向和高度、解决技术问题；石星明有些紧张，他是首次在这么高的山上飞行；石星明第三次飞行中，教练通过对讲机修正他的飞行方向，还提示石星明飞低了，石星明对于教练的提示是有反应的；石星明起飞后约五分钟，其看到石星明的伞挂在高压线上面，还出现了火花。吴大江向公安机关陈述，其事先已经告知石星明飞行场地有高压线；石星明每次飞行时，其他人在山上都可以看到他的飞行状态，每个人都带了对讲机可以和石星明对话；事发时其在山上看到高压线有火花，其用对讲机喊石星明，但没有反应，其知道可能出了意外，就开车冲到了事发地点。二审庭审中，双方均表示对于张熺声陈述的飞行过程不持异议。庭后，吴大江又提出，事发当天其没有指导其他人，其只负责车辆接送；为确保安全，其一行在飞行前先至降落场地进行了观察，后因石星明的飞行能力较弱，其也提醒石星明希望他在最后一个飞行。
2017年12月8日，本院至中国航空运动协会就案涉相关问题进行调查，形成调查笔录一份。该协会伞类运动部工作人员答复，吴大江原为江苏省内唯一具备滑翔伞教练员资质的人，2017年6月，江苏省内另有一人也考取了教练资格；根据《滑翔伞运动管理办法》，取得A级飞行资格的人可以在不高于100米（垂直高度）的山坡上飞行；如果想考取B照需要在高度超过100米的地方进行飞行训练，但必须有教练的带领陪同；目前对于飞行场地无强制性规定，但对于A、B级别的飞行人员而言，因为级别低、操控性差，为确保飞行安全，还是不应当在视野范围内有高压线的场所飞行。本案双方对于调查笔录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上诉人认为笔录可以证明吴大江与石星明存在培训关系；吴大江在培训活动中存在诸多违规，过错重大。被上诉人认为，石星明在高于100米的地方飞行，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因石星明与吴大江就考取B照未形成培训关系，故吴大江无指导义务；我国几个重要滑翔伞飞行场地周边都存在高压线等障碍物，故吴大江不认可航协工作人员关于滑翔伞飞行场地不应有高压线的表述。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户籍信息、结婚证、出生医学证明、微信聊天记录、接处警情况登记表、询问笔录、调查笔录、中国航空运动协会会员证、航空运动飞行驾驶员执照等证据证实。
经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事发当天吴大江与石星明是否存在培训关系；2.吴大江对于石星明的死亡是否存在过错、如有过错应在何种比例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1，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石星明经吴大江培训于2016年4月6日取得A级飞行驾驶执照，对此双方均不持异议。后石星明为取得B级执照，是否仍在吴大江处进行培训，双方之间是否仍存在培训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分歧。上诉人为证实培训关系存在，一审中提交了石星明与吴大江的微信聊天记录、微信群聊记录、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保险单等证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可以证实：石星明考取A照后曾与吴大江通过微信沟通过备考B照事宜、吴大江为事发当天飞行活动的召集者、飞行地址的确定者、吴大江为当天飞行人员购买了保险。但上述证据不足以证实吴大江与石星明就升级B照的培训已正式建立合同关系、事发当天石星明系在参加吴大江安排的培训课程、吴大江负有对石星明指导保障的合同义务。综上，因上诉人对其主张的事实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上诉人提出的事发当天吴大江与石星明存在培训关系的意见不予采信。
关于争议焦点2，本院认为，行为人因其自己实施的某种行为，致使他人合法权益处于危险状态或危险程度增加的，行为人即应承担防止危害结果发生或扩大的作为义务。2016年9月24日的飞行活动系吴大江提议召集，地址为吴大江选定，吴大江对于飞行场地的状况是明知的，作为石星明曾经的教练对于石星明仅持有A级执照也是明知的。根据《滑翔伞运动管理办法》，持有A级证书的人可以在不高于100米的山坡上飞行，但本案双方确认事发的起飞地与降落地高度落差超过了100米，按照规定，在没有教练陪同的情形下石星明不能单独飞行。吴大江召集活动，石星明报名参加，吴大江应清晰的认识到，对于刚取得A级飞行执照不久的石星明而言，以其飞行能力与飞行资质，若无教练陪同指导，是不能在事故发生地飞行的，超过100米的飞行高度、降落地点附近的高压线均会对石星明的飞行安全构成威胁，增加石星明飞行的危险性。吴大江否认当天双方存在培训关系，但同意了石星明的加入请求，由此吴大江产生了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危害结果发生、扩大的义务。案外人张熺声在询问笔录中提及，石星明飞行时吴大江用对讲机进行了指挥。二审庭审中，吴大江表示对于张熺声陈述的飞行过程不持异议。庭后，吴大江又提出，事发当天其没有指导其他人，其只负责车辆接送。当法庭再一次明确询问吴大江为确保石星明飞行安全，采取了哪些措施时，吴大江回答，飞行前带领大家观察降落场地、提醒石星明最后一个飞行。关于事发当天石星明飞行时，吴大江有无指挥、采取了哪些安全保障措施，吴大江前后陈述不一，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吴大江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采取了有效措施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扩大，故应认定吴大江对于石星明死亡后果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吴大江提出，石星明死亡系因其缺乏自救常识，在挂落高压线后慌乱中抓住了元器件所致。为证实该主张，吴大江一审中提供了调查笔录，上诉人对于调查笔录真实性不予认可。因该调查笔录实为证人证言，而证人并未到庭，有关调查人与被调查人的身份本院亦无法核实，故对于吴大江提供的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吴大江提出的石星明死亡系因其挂落高压线后自救不当的意见亦不予采纳。滑翔伞运动是飞行员自山坡上跑下，借助风力撑开滑翔伞衣形成空气动力，翱翔飞行并安全降落的运动。滑翔伞运动能够让人体会到翱翔于蓝天的乐趣，但也存在高度危险性。飞行场地、飞行技能、天气状况、风力风向等均会影响到飞行安全。近年来关于在滑翔伞运动中出现安全事故的报道也并不鲜见。石星明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也曾历经专门培训取得了滑翔伞飞行的A级执照，对于该项运动的高度危险性、当天的场地、高度、风力风向等是否适合其飞行，理应有清晰的认知和判断。面对潜在的风险，石星明依然选择继续飞行，对其飞行过程中出现的损害后果，石星明本人应承担主要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所有飞行必须预先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实施。《滑翔伞运动管理办法》规定，滑翔伞飞行应当按照当地空中管制部门的要求申报飞行计划，经批准后方可进行。不遵守飞行管制的相关规定，未经批准擅自飞行不仅会给飞行人员、地面人员的安全带来风险，也会对公共安全、其他航空器的飞行安全等构成威胁。吴大江作为2016年9月24日当天飞行活动的提议、召集者，并未对申报飞行计划一事作出安排，存在过错。现有证据不能证实石星明死亡与飞行未经批准存在因果关系，故本院在确定吴大江应承担的责任比例时不将吴大江的上述过错作为考量因素。但根据吴大江陈述，其长期以来组织、参加的飞行活动均未经过申报、批准，显见已违反了其应遵守的相关规范。为保证飞行安全，维护飞行管理秩序，促进滑翔伞运动的健康发展，本院希望吴大江作为一名滑翔伞运动教练，在今后的飞行活动中能够以身作则，严格遵守相关法规，远离“黑飞”，确保飞行安全。
综合考虑双方的过错行为以及过错程度，本院酌定对于石星明的死亡后果，石星明自身承担80%责任，吴大江承担20%责任。一审认定上诉人因石星明死亡而产生的各项损失共计1302151.5元，二审中双方对该数额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故吴大江应赔偿上诉人260430.3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7）苏0106民初5050号民事判决；
二、吴大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赔偿石云生、尹金梅、蔡某、石某1、石某2各项损失260430.3元；
三、驳回石云生、尹金梅、蔡某、石某1、石某2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7348元，减半收取3674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8674元，由石云生、尹金梅、蔡某、石某1、石某2承担7048元，由吴大江承担162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260元，由石云生、尹金梅、蔡某、石某1、石某2承担5565元，由吴大江承担69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武 琼
审判员 徐松松
审判员 陈晓霞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孙雪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