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浙杭行终字第11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农博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华荣胜。
委托代理人谭启仁。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下城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原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城分局）。
法定代表人陈利平。
委托代理人沙维克。
委托代理人邱坤，浙江腾飞金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浙江农博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博公司）诉杭州市下城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下城工商局）工商行政决定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4）杭下行初字第6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2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5年3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农博公司的代理人谭启仁，被上诉人下城工商局的代理人沙维克、邱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下城工商局于2014年2月25日作出《举报处理结果通知书》，告知农博公司：您向本局提出的关于杭州喜得宝展览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喜得宝公司）发布虚假广告的举报，本局已于2014年2月15日收悉，现将处理结果通知如下：因无新的证据证明喜得宝公司违法，本局决定对上述被举报人不予立案调查。
原审原告农博公司诉称，喜得宝公司进行了虚假宣传，有相关证据可以证明，下城工商局应履行其法定职责，向喜得宝公司调取有关证据，请求：撤销下城工商局于2014年2月25日作出的不予立案调查决定。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8月23日，农博公司向工商部门举报喜得宝公司在“首届《浙江日报》生态年货嘉年华”展览活动中进行虚假宣传。下城工商局经立案调查，以未发现喜得宝公司设计、印制相关广告的证据，不能认定其从事虚假宣传为由，于2013年1月25日作出销案处理。2013年7月15日，农博公司曾向下城工商局提供一份关于首届《浙江日报》生态年货嘉年华活动的《通知》，后附有申请表。后农博公司又于8月20日向下城工商局提交《关于撤诉的报告》，撤回对喜得宝公司虚假宣传的举报。2014年2月15日，农博公司再次要求下城工商局查处喜得宝公司的虚假宣传行为，下城工商局于同月25日以无新的证据证明喜得宝公司违法为由作出不予立案调查决定。农博公司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作为本行政区域内的市场监管机构，下城工商局主体适格。农博公司对于喜得宝公司虚假宣传行为的举报，下城工商局经调查已于2013年1月25日作出相应处理决定。农博公司于2013年7月15日提供的关于首届《浙江日报》生态年货嘉年华活动的《通知》及所附申请表，其所载内容与农博公司第一次举报提交的相关材料内容并无区别，不能成为新的证据。2014年2月，农博公司在未提交新证据的情况下就同一事实和理由再次要求下城工商局查处，下城工商局以无新证据为由作出不予立案调查决定并无不当。下城工商局在2014年2月15日收到农博公司的报告后，于2月25日作出处理决定，符合《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七条的要求，程序合法。综上，农博公司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农博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农博公司负担。
宣判后，农博公司不服，向本院上诉称，一、原审判决未对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原审判决书仅对下城工商局依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七条的交办时间是否符合规定作出审理和判决并以此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但未对下城工商局作出的“不予立案调查”的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审查，违反行政诉讼法律规定。下城工商局2013年1月25日案件调查终结报告是一份建议销案的报告，虽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负责人批准后但未形成处理决定，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四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应认定该建议销案的报告对外无法律效力。2013年7月15日上诉人提交新证据到2014年2月25日下城工商局以“因无新的证据证明杭州喜得宝展览服务有限公司违法，本局决定对上述被举报人不予立案调查”，已过7个月，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1、销案建议报告仅对2012年8月23日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调查和认定，未对上诉人2013年7月15日提交的新证据进行调查和认定，应视为2013年7月15日提交的证据为新证据。2、2013年7月15日上诉人提交的新证据所载内容与2012年8月23日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内容有明显区别。2012年8月23日上诉人提交的原有证据是对不特定人员发出的邀约邀请，但未印有回执和通知，该证据系彩色印刷，委托广告公司制作。2013年7月15日上诉人提交的新的证据印有回执和通知，是对特定人员发出的邀约邀请，该证据系自行打印，无需委托广告公司印刷。被上诉人2013年1月25日销案所依据的两份证据与该新证据无关。同时参展商的回执构成了合同和缴费依据。毋庸置疑上诉人提交的新的证据是查明喜得宝公司涉嫌违法行为的重要证据。下城工商局收到新证据未开展调查，是不履行法定职责。3、下城工商局试图以提交的证据6“电话录音”证明上诉人的第二次举报没有新证据与事实不符。因上诉人已于2013年7月15日提交了新证据，并记录在案。在电话中问现在是否还有新证据时上诉人回答“没有新证据”，是指当时没有新的证据，并不能以此证明2013年7月15日没有提交新证据。而且《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中没有规定在工商行政管理局销案情况下无论销案决定是否违法，无新的证据均不能立案的条款，即被上诉人以无新证据为由作出不予立案调查决定没有法律依据。前提是销案终结报告是建议报告，不能作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处理决定。上诉人不能以行政机关作出的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处理决定提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三、被上诉人没有新的证据不予立案调查，但未说明法律依据，应视为无法律依据。请求撤销原审法院（2014）杭下行初字第66号行政判决书。
被上诉人下城工商局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农博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2012年8月23日，上诉人农博公司对喜得宝公司虚假宣传进行第一次举报，被上诉人收到举报材料后，于2012年9月予以立案，并及时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依法询问了当事人、检查了当事人相关会计账册。经调查，未发现当事人有设计、印制案涉广告资料的证据，因此不能认定当事人从事了虚假宣传违法行为。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等相关法律规定，在案件调查终结后，予以销案，并非如上诉人所称的没有形成一个决定。后农博公司于2013年8月20日向被上诉人递交了撤诉报告，撤回了对当事人的举报。但农博公司于2014年2月15日再次对当事人进行举报，因农博公司没有新的证据证明喜得宝公司违法，故被上诉人依法做出了不予立案调查的决定，并将《举报处理结果通知书》邮寄给农博公司。综上，被上诉人作出的不予立案调查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原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均由原审法院移送至本院。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庭审中，各方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为争议焦点展开了质证和辩论。
经审查，原判对证据的采信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予以采信的证据，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农博公司于2013年11月在（2013）杭下商初字第1992号民事案件中，知道了下城工商局于2013年1月25日作出的销案处理决定。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之规定，行政机关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决定。如确有应受处罚的违法行为的，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作出处罚决定；违法行为轻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不予行政处罚；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对于上诉人投诉的喜得宝公司虚假宣传一案，下城工商局经调查于2013年1月25日作出了销案处理，认为不能认定喜得宝公司从事了利用广告进行虚假宣传的违法行为。农博公司于2013年11月知道了该销案处理决定。因下城工商局已于2013年1月作出销案决定，农博公司于2014年2月15日再次要求查处喜得宝公司虚假宣传违法行为，又没有提供新的能够证明喜得宝公司存在上述违法行为的证据，下城工商局于2014年2月25日作出被诉不予立案调查决定，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其于2013年7月15日提供了新的证据，但上诉人一审中自述该份材料与第一次举报时提交的材料，在内容上并无实质区别，下城工商局未将之认定为新的证据，并无不当。上诉人认为其2013年7月15日已提出申请，下城工商局于2014年2月25日才作出被诉决定，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七个工作日。事实上农博公司于2013年7月申请后，又于同年8月撤回了对喜得宝公司的举报。下城工商局于2014年2月25日作出被诉不予立案调查决定，针对的是农博公司于2014年2月15日提出的申请，未超过七个工作日的法定期限，上诉人认为被诉决定超期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浙江农博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宇龙
代理审判员 廖珍珠
代理审判员 蔡维专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汪金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