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7）津01刑终37号
原公诉机关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熊艳军，女，1970年12月31日出生于天津市，汉族，中技文化，天津市动物园职工，住天津市和平区兰州道世昌里31门***号（户籍地为天津市和平区）。015年12月17日因涉嫌犯职务侵占罪被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刑事拘留；2016年1月15日因涉嫌犯贪污罪被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刑事拘留，次日由公安机关执行，同年1月29日被逮捕，同年12月16日被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刘赟，男，1971年12月4日出生于天津市，汉族，中专文化，天津市动物园职工，住天津市西青区（户籍地为天津市南开区）。2016年1月5日因涉嫌犯职务侵占罪被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刑事拘留，同年1月15日因涉嫌犯贪污罪被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刑事拘留，次日由公安机关执行，同年1月22日被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李华，女，1982年8月9日出生于河北省，汉族，大学文化，天津市动物园职工，住天津市西青区。2015年12月16日因涉嫌犯职务侵占罪被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刑事拘留，同年12月30日被取保候审，2016年1月18日因涉嫌犯贪污罪被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高剑秀，女，1979年1月24日出生于天津市，回族，中专文化，天津市动物园职工，住天津市红桥区（户籍地为天津市红桥区）。2016年1月18日因涉嫌犯贪污罪被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朱锦颖，女，1982年8月1日出生于天津市，汉族，大学文化，天津市动物园职工，住天津市河西区。2016年1月18日因涉嫌犯贪污罪被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董蓓欣，女，1979年3月24日出生于天津市，汉族，大学专科文化，天津市动物园职工，住天津市河东区（户籍地为天津市河东区）。2016年1月18日因涉嫌犯贪污罪被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于辉，女，1978年4月10日出生于天津市，汉族，大学专科文化，天津市动物园职工，住天津市南开区（户籍地为天津市南开区）。2016年1月18日因涉嫌犯贪污罪被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审理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刘赟、熊艳军、李华、高剑秀、朱锦颖、董蓓欣、于辉犯贪污罪一案，于2016年12月1日作出（2016）津0104刑初459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熊艳军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的意见，并审查相关证据，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判决认定，天津市动物园隶属天津市市容和园林管理委员会，为事业单位法人。被告人刘赟、熊艳军、李华、高剑秀、朱锦颖、董蓓欣、于辉及付某1、王某1（以上二人均另案处理）均系天津市动物园事业编职工。刘赟在2014年3月至2015年6月间，任该园检票组组长；付某1在2014年10月至2015年6月间，任该园白某售票组1组组长，组员有熊艳军、李华、王某1；被告人高剑秀在2014年3月至2015年6月间，任该园白某售票组2组组长，组员有朱锦颖、董蓓欣、于辉；被告人李华在2014年3月至2014年9月间，在白某售票组2组工作。
2014年3月开始，刘赟伙同高剑秀、朱锦颖、董蓓欣、于辉、李华以及刘某1（另案处理），经预谋后，利用职务之便，采取用一票带多人入园、卖“回笼票”（检票时不撕副券，交由售票组重新售卖）的形式侵吞天津市动物园门票款。2014年10月，李华离开该售票组，进入白某售票组1组工作。截止2014年10月，李华伙同他人共同侵吞门票款36000元。截至2015年6月，刘赟、高剑秀、朱锦颖、董蓓欣、于辉等人共侵吞门票款48000元。上述票款已被俵分挥霍。
2014年10月开始，刘赟伙同熊艳军、李华及付某1、王某1（均另案处理），经预谋后，利用职务之便，采取一票带多人的形式侵吞天津市动物园门票款。截至2015年6月，刘赟、熊艳军、李华共同侵吞门票款22500元。该款已被俵分挥霍。
综上，被告人刘赟伙同他人侵吞票款数额分别为48000元和22500元，合计70500元；被告人李华伙同他人侵吞票款数额分别为36000元和22500元，合计58500元；被告人高剑秀、朱锦颖、董蓓欣、于辉伙同他人侵吞票款数额均为48000元；被告人熊艳军伙同他人侵吞票款数额为22500元。
2015年6月，天津市动物园因发现门票收入同比发生大幅度下降，后开始整顿票务工作。被告人高剑秀、朱锦颖、董蓓欣、于辉于2015年12月19日向天津市动物园纪检部门主动交代侵吞票款的行为，并到公安机关投案。被告人刘赟、熊艳军、李华被抓获归案。被告人高剑秀、李华、朱锦颖、董蓓欣、于辉均向天津市动物园退回违法所得，其中高剑秀、李华各退回5000元，朱锦颖、董蓓欣各退回4000元，于辉退回4700元。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刘赟主动退缴违法所得12000元，李华继续退缴违法所得2500元，董蓓欣、朱锦颖各继续退缴违法所得500元。
上述事实，有经原审法院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一、书证
1、天津市动物园组织机构代码证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证明天津市动物园隶属天津市市容和园林管理委员会，为事业单位法人。
2、天津市动物园提供的《职工登记表》、介绍信、报到证、证明材料、权限说明及岗位职责，证明本案七名被告人均系天津市动物园事业编制员工及各被告人的工作职责。
3、天津市动物园出具的《白某收入明显差距表》，证明2015年上半年天津市动物园白某售票亭收入明显下降，下半年人员调整后，收入大幅提高的统计对比情况。
4、天津市动物园出具的情况说明、退还赃款明细及人员处理意见等材料，证明2015年6月，天津市动物园票务部主任焦某在巡查工作中发现白某售票口检票组组长刘赟存在违反园内规章制度持一张票放多人进园的行为，遂展开深入调查。后付某1和刘某1主动向园纪检部门自首，承认私留票款的行为，付某1退还票款10000元，刘某1退还票款2000元。一周后高剑秀、于辉、董蓓欣、朱锦颖亦向园纪检交代私留票款的事实，高剑秀退还票款5000元，于辉退还票款4700元，董蓓欣退还票款4000元，朱锦颖退还票款4000元。李华于2015年12月24日退还赃款5000元。刘赟、熊艳军等人拒不承认自己所犯错误，建议严肃处理。
5、天津市动物园的举报材料及公安机关立案材料、呈请移送案件报告书，证明天津市动物园报案后，本案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移送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管辖的情况。
二、证人证言
1、证人付某1的证言，证明其自1995年到天津市动物园工作至今，是事业编制的正式职工。2014年10月至2015年6月，其在白某售票点担任售票组组长，职责是领票、售票、短期保存票款、组织管理组员等，其组员有熊艳军、王某1、李华。2014年10月的一天，其和刘赟共谋以一票带多人的方式侵吞票款，熊艳军、王某1、李华三人默许。此后，上述人员即以此方式侵吞票款，侵吞的票款由售票组的人和刘赟平分，每人一份，每天一结。从2014年10月到2015年6月，付某1、熊艳军、王某1、李华、刘赟平均每人分了大约6000元。还有大约1000元用于大伙吃午饭、买零食。上述款项，每天售票组最后一个下班的人负责分配，付某1、熊艳军、王某1、李华都分配过，四个人都给过刘赟钱。此外，还一共给过检票组张某4、付某2每人700元左右。其分给过熊艳军侵吞的票款，熊艳军也给其分过侵吞的票款，熊艳军还也分给过刘赟票款。2015年12月10日，动物园召开全体票务员大会，12月11日，其向园领导承认侵吞票款的事实，并退回赃款10000元。
2、证人王某1的证言，证明其于1989年到天津市动物园工作，系事业编制的正式职工。2014年9月至2015年6月，其在白某售票处工作，组长是付某1，组员还有李华、熊艳军。2014年9月下旬的一天，在白某售票屋中刘赟与付某1、熊艳军、李华、王某1商谋以一票带多人的方式侵吞票款，众人均表示同意。2014年国庆节前后，上述人员开始以此方式侵吞票款，每日下班后，当班的售票员先把正常票款结清，再将剩余的钱款平分。王某1、付某1、熊艳军、李华和检票组的刘赟都分钱了，王某1共分得约4800元，其他人也都差不多，在5000元左右。上述人员都分给过刘赟以及张某4、付某2钱。后其向动物园退还违法所得3300元。正常售卖的票款先由售票员保存在售票屋的保险柜里，一般一个星期左右交到园里，这个时间不固定，旺季的时候保存时间短，淡季的时候长。侵吞的票款放在售票屋的抽屉里。
3、证人刘某1的证言，证明其自2012年到天津市动物园工作，系企业编制合同工。2012年到2014年9月，其在白某售票点工作，组长是高剑秀，组员有刘某1、董蓓欣、朱锦颖、于辉和李华。其发现白某售票处有倒票的情况后就离开白某售票处了。其与高剑秀、董蓓欣、于辉、李华、朱锦颖等人在2014年3月至2014年6月间，采取一票带多人的方式，伙同刘赟共同侵吞票款。期间，刘某1分得票款大约2000元。
4、证人焦某（系天津市动物园票务中心主任）的证言，证明2015年6月，天津市动物园领导认为动物园门票收入下降，任命其担任票务中心主任，加强票务管理。票务中心负责管理售票组和检票组；售票组组长负责领票、售票、账目管理，本组职工的出勤，票务处秩序及处理突发事件等；检票组组长的职责包括检验门票、高峰时疏散游客、保证游客安全及本组职工出勤等。检票组的刘赟曾因检票箱里有完整的门票被罚款200元。2015年6月28日，其在巡查时发现白某售票口有四名游客持一张废门票进院，刘赟予以放行。2015年12月份，动物园召开票务人员大会，强调纪律、开展教育，会后售票组组长付某1和售票员刘某1主动交代侵吞票款的事实。
5、证人张某4、付某2（均系天津市动物园检票员）的证言，证明天津市动物园白某检票口存在一票带多人进园的情况。
6、证人王某2、李某（分别系天津市动物园票务中心主任、副主任）的证言，证明被告人刘赟在2014年8月底被游客投诉，后园方发现其违反园内规定，对其作出罚款200元的处理。
7、证人刘静（系天津市动物园九岛售票处售票员）的证言，证明刘某1在2014年9月之前在白某售票处工作，2014年9月之后到九岛售票处售票。
8、证人张某1（系天津市动物园保卫科科长）的证言，证明2015年6月，天津市动物园票务中心发现票款收入同比大幅度下降，领导感觉票款上有问题，召开了票务大会。会后，于辉、董蓓欣、朱锦颖、高剑秀四人交代了倒票的事情，之后付某1、刘某1、于辉、高剑秀、董蓓欣、朱锦颖、李华、王某1八人退回了赃款。
9、证人马某（系天津市动物园检票员）的证言，证明2014年4月，天津市动物园西门有售票员全价卖优惠票、售卖没有副券的门票的情况，卖票的人有熊艳军、王某1和付某1，主要针对外地人。
10、证人刘某3的证言，证明2014年3月至10月，其从水上公园游乐场借调到天津市动物园白某售票口负责监督检票。期间，刘赟、高剑秀等人以一票带多人进园的方式侵吞售票款，并分给其600至700元。
11、证人张某2的证言，证明其系天津市动物园治安保卫队队长，也是王某1之夫。2015年12月的一天晚上，刘赟、熊艳军、李华、高剑秀、朱锦颖、董蓓欣、于辉及张某4、付某2到其家中商量过事情。
三、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1、被告人刘赟的供述和辩解，证明其从1999年12月到天津市动物园工作，是事业编的正式职工。2014年3月左右，其到白某检票口，负责监督检票组的工作。当月，其在白某售票屋内与高剑秀合谋，采用以一票带多人的形式侵吞票款，当时一起预谋的人还有朱锦颖、于辉，是否有其他人，其记不清了。侵吞的票款由高剑秀的售票组和检票组平分。2014年6月到10月，其被调到七岛检票口担任检票组组长，组员有张某4和付某2。刘赟与高剑秀合谋以卖“回笼票”的方式侵吞票款，以此方式侵吞的票款由高剑秀的售票组和检票组平分。高剑秀一共分给其所在的检票组20000元左右。其中，其和刘某3分了4000元左右，每人2000元；其和付某2、张某4分了16000元左右，每人5000余元。其自己一共从高剑秀组分得7000元左右。高剑秀的售票组有于辉、李华、朱锦颖、董蓓欣、刘某1，谁当班谁就把钱给其，每个人都给过其钱。2014年10月，其又回到白某检票组担任组长，组员有张某4、付某2和四个保安。一天，其和付某1售票组的人预谋以一票带多人的方式侵吞票款，当时熊艳军、王某1、李华都在，以此方式侵吞的票款由刘赟与付某1、熊艳军、王某1、李华平分。付某1售票组谁当班，谁就给其钱，这个组的每个人都给过其钱，熊艳军也给过。其一共从付某1售票组分得4500元左右的票款。2015年12月的一天，动物园召开票务大会，付某1供述了侵吞票款的事情，后其在七岛门售票屋内对熊艳军、于辉、董蓓欣、付某2、李华等人说，侵吞票款的事情园方没有证据，不要承认。过了几日，于辉给其打电话说要商量这件事，涉案人员在一家快捷酒店开会，参加的人员有其和熊艳军、于辉、董蓓欣、高剑秀，其再次对大家说侵吞票款的事情园方没有证据，不要承认。几日后，于辉再次给其打电话，让其去王某1家。其到王某1家时，王某1正在给付某1打电话要求付某1翻供，当时在场的人有王某1及其丈夫张某3，还有高剑秀、熊艳军、朱锦颖、于辉、董蓓欣、李华，还有检票组的张某4、付某2。上述三次开会，熊艳军都参加了，熊艳军多次表态赞同刘赟的看法，也强调不承认就没事。其从高剑秀售票组和付某1售票组一共分得了12000元左右的门票款。
2、被告人高剑秀的供述和辩解，证明其于1998年到天津市动物园工作，是事业编的正式职工。2014年初，其到白某售票点工作，任组长，职责是管理组员，负责考勤、做好售票工作，做日报表。2014年3月至9月，其售票组的组员有董蓓欣、于辉、朱锦颖、刘某1和李华。2014年9月，李华调到付某1的售票组，刘某1也调走了。2014年3月的一天，其和刘赟共谋以一票带多人的方式侵吞票款，当时董蓓欣、于辉、朱锦颖、刘某1、李华也都在场，大家表示同意。此后，大家以此方式侵吞票款，侵吞的票款由售票组和检票组平分。2014年6月至9月，刘赟调到七岛检票口当检票组组长，在此期间其检票组与刘赟共同以卖“回笼票”的形式侵吞票款。卖“回笼票”的钱分给刘赟一半，其和组员均给过刘赟卖“回笼票”的钱。2014年3月到2015年6月，高剑秀、董蓓欣、于辉、朱锦颖平均每人分得了4500元，刘某1和李华只在2014年3月份到9月份每人各分了3000元左右，刘赟分得了22000元。此外，刘赟不在的时候，其组的组员还给过检票组张某4、付某2和刘某3钱，给过每人大约700元。2015年12月，动物园召开全体票务员大会，会后付某1就向领导交代了侵吞票款的事情。后来刘赟告诉大家都别交代，后来又组织过两次。2015年12月，其主动向领导交代了此事，并退还5000元票款。
3、被告人李华的供述和辩解，证明其于2008年10月到天津市动物园工作，是事业编制的正式职工。2014年3月，其到白某售票处工作，当时组长是高剑秀，组员有其和朱锦颖、于辉、董蓓欣、刘某1。同年9月，其调到付某1的售票组，组长是付某1，组员有李华和熊艳军、王某1。其在高剑秀组工作期间，刘赟和高剑秀、董蓓欣、于辉、朱锦颖、刘某1等人商谋以一票带多人的方式侵吞票款，在场人员均表示同意。此后，大家就以此方式侵吞票款，钱款由售票组和检票组的人平分。2014年6月至9月，刘赟调到其他检票口当组长，这期间刘赟还把有副券的票交给高剑秀售票组重新售卖，通过卖“回笼票”的形式侵吞票款，这些票款由刘赟拿走一半，剩下的一半由售票组的人平分。2014年3月到9月期间，通过一票带多人及卖“回笼票”的方式，其和高剑秀、董蓓欣、于辉、朱锦颖、刘某1每人侵吞了3000元的票款。2014年9月，其调到付某1的售票组。一天，熊艳军告诉其“咱组和刘赟说好了，以后可以通过一票带多人的形式搞钱”。此后该组人员开始以此方式侵吞票款，票款由其和刘赟、付某1、熊艳军、王某1平分。2014年9月至2015年6月，其和付某1、熊艳军、王某1也各分得4500元，刘赟分得的多一些。在付某1售票组期间，其和付某1、王某1都分给过熊艳军钱，但大部分是熊艳军分给大家钱。2015年12月，动物园召开全体票务员会议，让主动交代违法违纪行为，付某1主动交代了。12月的一天，在动物园七岛售票屋内，其和熊艳军、王某1、于辉、朱锦颖、董蓓欣、刘赟、付某2、高剑秀在一起聊天，刘赟告诉大家他们私吞票款的事情动物园没有证据，让大家不要承认，熊艳军当时也说不让大家承认。后来其知道刘赟等人还在一个快捷酒店开过会，其没有参加这个会。2015年12月的一天，其和董蓓欣、王某1一起上班的时候，王某1提议再一起聚一下商量这件事，之后就到王某1位于博泰名居的家里商量此事，参加的人有李华、熊艳军、王某1、于辉、朱锦颖、董蓓欣、刘赟、付某2、高剑秀以及王某1的丈夫。在这次会议上，刘赟、熊艳军、王某1都表示要动员付某1翻供。其在刑事拘留期间委托家人退给单位5000元赃款。
4、被告人朱锦颖、董蓓欣、于辉的供述，均证明朱锦颖、董蓓欣、于辉均系天津市动物园事业编的正式职工。在2014年3月至2015年6月间，三人利用在天津市动物园白某售票组售票的职务便利，以一票带多人及卖“回笼票”的方式，伙同刘赟、高剑秀、李华共同侵吞票款50000元左右，三人均获赃4500元。董蓓欣、朱锦颖退回单位4000元，于辉退回单位4700元。
5、被告人熊艳军的供述和辩解，其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均予否认。
对本案争议焦点，综合评判如下：第一，被告人刘赟、李华、高剑秀、朱锦颖、董蓓欣、于辉在侦查阶段及庭审过程中所作的各被告人合谋侵吞票款以及侵吞票款数额的供述均稳定一致，另有证人付某1、王某1、刘某1等人的证言及天津市动物园出具的书证材料等证据予以佐证，证据之间可以相互印证，足以证实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第二，天津市动物园系事业单位法人，动物园的门票系不记名有价票证，与票款均属于公共财产，本案各被告人均系该单位的事业编制人员，在该单位中从事票务工作，对动物园的门票、票款具有经手、监督、管理的职责，均为国家工作人员，各被告人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公共财产的行为应认定为贪污行为。第三，本案系共同犯罪，各被告人均直接参与实施犯罪行为，且作用、地位无明显区别。
原审法院认为，刘赟、熊艳军、李华、高剑秀、朱锦颖、董蓓欣、于辉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共同贪污公款，刘赟贪污数额为70500元，李华贪污数额为58500元，高剑秀、朱锦颖、董蓓欣、于辉贪污数额均为48000元，熊艳军贪污数额为22500元且拒不交代赃款去向，七名被告人之行为均已构成贪污罪，且系共同犯罪，依法均应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被告人高剑秀、朱锦颖、董蓓欣、于辉在犯罪后主动向单位纪检部门承认所犯罪行，归案后亦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均可从轻处罚；被告人刘赟、李华归案后能如实供述所犯罪行，当庭自愿认罪，依法均可从轻处罚。被告人刘赟、李华、高剑秀、朱锦颖、董蓓欣、于辉在案发后积极退还所获赃款，确有悔改表现，均可酌情从轻处罚。综合考虑全案事实情节及各被告人的认罪态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七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五）项、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认定被告人熊艳军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100000元；被告人刘赟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100000元；被告人李华犯贪污罪，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100000元；被告人高剑秀犯贪污罪，判处拘役五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100000元；被告人朱锦颖犯贪污罪，判处拘役五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100000元；被告人董蓓欣犯贪污罪，判处拘役五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100000元；被告人于辉犯贪污罪，判处拘役五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100000元；案缴赃款15500元依法发还天津市动物园。
宣判后，原审被告人熊艳军不服，提出上诉。
上诉人熊艳军的上诉理由为：原审判决认定其犯贪污罪与客观事实不符，属于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的意见为：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熊艳军等人犯贪污罪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熊艳军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建议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二审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及采信的证据与原审判决一致。
关于上诉人熊艳军所提原审判决认定其犯贪污罪与客观事实不符，属于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的上诉理由。经查，原审被告人付某1、李华及证人王某1与上诉人熊艳军同在一组工作，三人不仅能证明熊艳军参与了商议侵吞门票款的情况，还能证明熊艳军将侵吞的门票款分发给同组人及刘赟等人的事实。李华还证明熊艳军告诉过其“咱组和刘赟说好了，以后可以通过一票带多人的形式搞钱。以后我们组就这样搞钱了，我们组大部分时候都是熊艳军分给我们钱”。对上述事实，原审被告人刘赟的供述亦能予以印证。事发后，熊艳军还伙同刘赟、李华等人在售票地点、快捷酒店及王某1家中商量对策，让“大家不要承认”、“动员付某1翻供”。该事实能进一步佐证熊艳军参与侵吞动物园门票款的事实。综上，本案证据之间能相互印证，已形成完整的证据体系。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上诉人熊艳军及原审被告人刘赟等人作为天津市动物园事业编制工作人员，利用售票及刘赟等人检票的职务之便，共同侵吞单位公款，其中熊艳军涉案金额22500元，但其拒不交代赃款去向，其行为依法构成贪污罪。原审判决定性准确，适用法律无误。
本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熊艳军及原审被告人刘赟、李华、高剑秀、朱锦颖、董蓓欣、于辉犯贪污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熊艳军的上诉理由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的意见，本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杨 帆
审 判 员 张 颖
代理审判员 左树芳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康 朝
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