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鲁02民终89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于蓓俭。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铁钧，山东中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超，山东中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鸿峻。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永康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陈鸿峻，职务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梅，山东永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于蓓俭因与被上诉人陈鸿峻、山东永康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被告永康律所）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2015）南民初字第10743号民事裁定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1月4日对本案进行了调查。上诉人于蓓俭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铁钧、江超，被上诉人陈鸿峻及被上诉人永康律所的委托代理人刘玉梅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于倍俭上诉请求：请求撤销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2015）南民初字第10743号民事裁定书，发回重审或指令重新审理。事实和理由：一是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陈鸿峻屡次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实施欺诈行为，诱骗我产生错误认识，将巨额财产转移于他，违反公序良俗的是陈鸿峻而非我。其在庭审中提交的《刑事诉讼委托协议》，据我和李岩回忆该协议上的签名虽与其本人签名外观近似，但其真实性还是无法确认。协议书的内容及形式方面均与事实不符；退一步讲，即使协议书是真实的，陈鸿峻作为执业律师明知刑事诉讼案件禁止风险代理等规定，以从轻处罚为诱饵骗取我巨额财产，也应该返还。还有，陈鸿峻在一审中辩称318万元中有18万元是于树天刑事案件代理费，该陈述完全是虚构，于树天的案子与本案我起诉的318万元没有任何关系。二是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曲解法律规定，擅自限缩民事诉讼立案范围。1、陈鸿峻违法风险代理的事实经青岛市律师协会予以确认并受到纪律处分，该行为违反了《律师法》、《价格法》的禁止性规定，同时构成《合同法》第52条第（四）、（五）项，不仅违法，还会导致律师行为产生不良风气、不正当的价值观，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因此，陈鸿峻应依法返还我已付款项。2、原审的裁判理由中提到“不当得利纠纷中，违反传统的伦理道德准则，即使受益人的受益没有合法根据，转让人也不能诉诸于法律以寻求取消其交易……”，原审的上述观点没有任何法律或行政法规规定。3、我返还款项的请求权基础是基于对已付款项合法的所有权与支配权，自始至终无相关证据可以体现出我当初支付陈鸿竣款项是以从事违法犯罪行为为目的，所能反映出的仅仅是双方间实行了刑事诉讼中明文禁止的风险代理，更何况该协议属于被上诉人陈鸿竣变造。在庭审中，上诉人补充上诉意见：本案应围绕诉讼代理协议进行审理，双方递交的证据都是围绕代理合同是否存在及真伪问题，法院的审判也应按照合同来展开。
陈鸿竣辩称，于蓓俭一直坚持我是以欺骗的方式取得了他们的财产，实际上，我依法代理李岩的案件，不存在过错，我收取费用完全是合理的。
山东永康律师事务辩称，于蓓俭一直不认可本案是合同纠纷，主张本案是不当得利，一审法院的审理没有任何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于蓓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2011年6月10日，原告的配偶李岩因涉案刑事犯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后原告委托被告陈鸿峻为李岩辩护，被告陈鸿峻称其可以帮助李岩免除被追究刑事责任，在被告陈鸿峻要求下，原告向其支付288万元，期间原告多次要求同被告签订委托合同并开具发票，被告均以种种理由推诿。此外，被告陈鸿峻在会见李岩时，采取欺骗的手段，骗取数张李岩签字的空白纸张。原告曾向青岛律师协会投诉，经调查，被告陈鸿峻对有关事实供认不讳。原告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一、两被告归还原告288万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原告与被告陈鸿峻就李岩刑事案件代理事宜的协商过程。原告于蓓俭的配偶李岩于2010年6月20日因涉嫌组织卖淫罪被青岛市公安局市南分局刑事拘留，7月23日经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10月22日因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由青岛市公安局市南分局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2010年12月16日，青岛市公安局出具青公诉字（2010）47号《起诉意见书》，以李岩的行为涉嫌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寻衅滋事罪，将此案移送审查起诉。2011年4月15日，青岛市人民检察院以李岩犯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寻衅滋事罪提起公诉。2012年3月20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青刑一初字第48号刑事判决书以被告李岩犯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寻衅滋事罪判处李岩无期徒刑。李岩的辩护人系被告陈鸿峻、北京市纪凯律师事务所律师曹德立。
两被告提交李岩与被告永康律所签订的《刑事诉讼委托协议》一份，约定：“一、山东永康律师事务所指派陈鸿峻律师担任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寻衅滋事罪案件的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李岩的辩护人。二、根据《律师业务收费办法》的规定，委托人李岩向律师事务所缴纳委托费用30万元（已付清）。三、本委托协议有效期自双方签订之日起至第一审结束之日止。四、本委托协议如需变更，另行协商”；在该委托协议第四条下方有手写内容：“应李岩特别要求，一审判决结果如至无期以下（含无期），律师代理费用可先期给付400万元。如果没有达到无期以下，该400万元全部退回”。该协议上有委托方李岩签字，受委托方即被告永康律所盖章确认，落款日期为2010年11月17日。庭审过程中，被告陈鸿峻最初称该委托协议原件位于青岛市律师协会，后于2016年7月4日提交该委托协议的原件。2010年11月17日，李岩出具《授权委托书》一份，内容为：“委托人李岩根据法律的规定，特聘请山东永康律师事务所律师陈鸿峻为涉黑一案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李岩的第一审辩护人。本委托书有效期自即日起至本案第一审裁判做出之日止”。原告称，1、被告提供的《刑事诉讼委托协议》系变造的，该协议上李岩的签字为本人所签，但书写的内容不是李岩书写；2、最初系被告陈鸿峻的朋友找到原告，为李岩进行辩护及支付代理费用的事宜均是原告与被告陈鸿峻协商的，被告陈鸿峻第一次到看守所会见李岩的授权委托书系原告签字委托的，但具体时间记不清楚；据李岩陈述，其从未与被告陈鸿峻签订过《刑事诉讼委托协议》，系被告陈鸿峻让其在数张空白纸张上不同位置签字，之后拼凑出该《刑事诉讼委托协议》；3、李岩于2010年6月份被公安机关带走，2011年初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该份委托协议于2010年11月份签订，列明李岩涉嫌参加领导黑社会组织罪、组织卖淫罪、寻衅滋事罪，与刑事判决书一致，说明该份《刑事诉讼委托协议》系在判决后变造的。4、被告陈鸿峻称可以将李岩的涉黑罪名抹去，并将李岩办出来，并称其在北京为李岩找关系。原告于本案中第一次见到该《刑事诉讼委托协议》，在刑事案件中并未见过该协议，李岩对于委托协议中手写的内容完全可以自行书写，无需他人代其填写。被告陈鸿峻称，1、被告第一次会见李岩是在2010年11月1日之后，被告接受原告委托到即墨的看守所会见李岩，但看守所称李岩之前有代理人，不让被告会见，后被告到青岛市检察院拿着原告向被告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及相应资料申请会见李岩，2010年11月17日，市检察院通知被告，李岩已经决定由被告作为其授权委托代理人，该日期为被告正式代理李岩案件的时间，因此委托协议的落款时间为2010年11月17日。该委托协议的实际形成时间为2011年4月中旬，当时被告在北京，因曹律师要与李岩签订合同，被告让陈科江律师带领曹律师一起会见李岩，并且曹律师也与李岩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委托协议上李岩的签字和捺印是这次形成的。2、《授权委托书》是被告永康律所的王峰律师签署的，最初是被告与王峰系李岩的委托代理人。委托协议和授权委托书是否同一天出具的被告记不清楚了。3、《刑事诉讼委托协议》的内容并非同一天形成，打印文字下方的手写部分是2011年5月10日左右形成，系被告从北京回来后添加上去的，当时被告和原告谈成的价格为1700万元，一是保住李岩性命、二是去掉涉黑因素、三是要求保住财产，后李岩变更为支付400万元给被告作为全部的代理费用，唯一的要求是判处无期徒刑及无期徒刑以下，遂添加了手写内容，在场人员为被告、陈科江和李岩。现陈科江律师仍在被告永康律所工作。
二、案涉318万元款项的支付过程。2011年3月22日，原告的亲属于晓丽受原告于蓓俭委托向被告陈鸿峻银行账户转账18万元；2011年4月21日，于晓丽受原告于蓓俭委托向被告陈鸿峻转账100万元；2011年5月18日，原告的亲属于树人受原告于蓓俭委托向被告陈鸿峻转账200万元。原告称，1、上述318万元款项中有30万元系另一名辩护人曹德立律师的代理费，由被告陈鸿峻支付给曹德立律师；2、原告要求两被告返还288万元的法律依据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及《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被告陈鸿峻在未与原告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的情况下，收取原告288万元费用，其行为属于不当得利，依法应予返还；3、《刑事诉讼委托协议》载明的已经支付的30万元，系李岩的姐姐李蓉蓉已经于2010年11月17日给付被告陈鸿峻。被告陈鸿峻称，1、被告收到上述318万元款项，其中18万元是原告的弟弟于树天刑事案件代理费，于树天的刑事案件全程系由被告代理，由城阳区人民法院判决；另外300万元系被告与李岩签订代理协议后支付的代理费，原告仍欠付100万元未付，原告对于400万元代理费事宜是知情的；该318万元包括被告多次往返北京的差旅费用，于树天案件的代理费及支付给曹德立律师的30万元代理费；2、被告于2010年10月份介入李岩的案件，直至2012年3月份一审结束，被告共计会见李岩34次，在支付上述款项之前，被告已经会见李岩5、6次之多，《刑事诉讼委托协议》已经签订完毕。委托协议上载明的30万元在签订该协议时并未实际付清，原告将李蓉蓉给被告的办案费用30万元作为代理费，100万元系被告在北京的办案费用，另外200万元系李岩的代理费用。被告永康律所称，原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且于晓丽和于树人转账的最后时间为2011年5月份，截止原告起诉时已超过诉讼时效。
两被告提交辩护词及律师办案手卷一份，证明：1、两被告与李岩之间存在法律服务合同关系；2、两被告按照合同约定提供刑事辩护的法律服务，有权取得合同项下律师代理费；3、两被告实现合同约定的辩护结果；4、两被告取得合同对价的条件成就，本案不存在返还代理费的事实基础。原告于蓓俭质证称，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证据均非原件不予质证，与本案无关。
三、青岛市律师协会对案涉相关事实的调查及李岩本人的陈述。2014年11月7日，青岛市律师协会出具青律发［2014］14号《关于给予陈鸿峻律师公开谴责处分的决定》一份，内容为：“2013年8月底，投诉人于蓓俭投诉陈鸿峻律师在为李岩代理刑事案件中存在虚假承诺，不与委托人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私自收费，拒开发票，要挟投诉人不予退费等问题，请求陈鸿峻的问题进行查处并帮其挽回损失。市律协受理后由奖惩委员会立案调查，现查明事实如下：2010年11月17日，永康所与委托人李岩签订《刑事诉讼委托协议》并办理收案审批手续，收案登记载明律师代理费为30万元，而在委托协议文本后附手写字样，‘应李岩特别要求，一审判决结果如至无期以下（含无期），律师代理费用可先期给付400万元。如果没有达到无期以下，该400万元全部退回’。该手写部分内容当事人未捺印确认。《刑事诉讼委托协议》与授权委托书中的委托人均为李岩而非投诉人于蓓俭。在代理此案中，陈鸿峻律师以许诺案件判决结果作为收费依据，前后共计收取律师费318万元，而永康律所仅提供了2011年5月19日、2011年6月7日开具的两张金额共计10万元的发票复印件，剩余的308万元律师费由陈鸿峻个人持有，未给委托人亲属开具发票。被告人李岩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经研究认为：陈鸿峻律师在代理该案收取律师费后。本应按规定将所收全部费用交至律师事务所，并开具全部律师代理费发票，但其仅给委托人开具10万元发票，且刑事案件辩护律师不得以许诺案件判决结果作为收费依据即采取风险收费方式，上述行为构成严重违纪。陈鸿峻律师的行为违反《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经奖惩委员会研究并经会长办公会审议，决定给予陈鸿峻律师公开谴责行业处分”。
2015年10月23日，法院依法对李岩进行询问。李岩称，其与被告陈鸿峻系2012年认识，当时被提起公诉，被告陈鸿峻会见时称系原告委托他作为其刑事辩护人；被告陈鸿峻称刑事代理费为40万元，先行支付30万元，案件结束后再支付10万元；被告陈鸿峻在会见时，其曾签署过3-5张空白纸张，被告陈鸿峻称系用于会见时使用，否则无法进行会见；被告陈鸿峻到其姐姐李蓉蓉处收取30万元作为代理费，被告陈鸿峻称可以帮助其找关系减刑；其另聘请北京的曹律师与被告陈鸿峻共同作为辩护人，支付代理费30万元；其同意原告起诉被告将款项要回。
原告提交李岩于2016年4月13日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为：“2010年11月17日与陈鸿峻刑事诉讼委托协议纯属陈鸿峻伪造，陈鸿峻在会见我时，以欺骗手段让我签署数张空白的我签字的纸，上述协议就是陈鸿峻用电脑排版，伪造而成，对协议内容我概不认可，并必定追究其法律责任”。两被告对该证明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当事人作出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以及公序良俗的行为时，法律不予保护。不当得利纠纷中，违反传统的伦理道德准则，即使受益人的受益没有合法根据，转让人也不能诉诸于法律以寻求取消其交易；在原因非法情形下而为的给付，拒绝给予受损人救济，是因为其寻求帮助的理由存在合理怀疑。本案中，李岩刑事案件的辩护及代理费支付事宜均是原告与被告陈鸿峻进行协商，原告承认其同意支付给被告陈鸿峻288万元的费用，是基于意图让被告陈鸿峻将李岩涉黑罪名抹去以及到北京为李岩通过不当手段免除其刑事责任的目的，原告最初对被告陈鸿峻支付该288万元费用系知情并同意的，在李岩的犯罪情节比较严重，定罪量刑极有可能数罪并罚的情况下，原告仍刻意追求李岩从轻处罚的结果，原告的行为目的本身即违反公序良俗。因此，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款项的请求权基础本身即不应受到司法保护，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应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案经合议庭评议，审委会研究决定，裁定：驳回原告于蓓俭的起诉。
本院认为，在李岩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于蓓俭自愿给付李岩案件的刑事辩护律师陈鸿竣318万元，对此，于蓓俭及陈鸿竣均无异议。于蓓俭自认其中30万为代理费，剩余288万元是陈鸿竣承诺可以帮助协调抹去涉黑罪名、财产不被没收以及免除刑事责任等为由骗取的财产，从于蓓俭的上述自认分析，于蓓俭对给付款项的性质是代理费或活动费是清楚且认可，其在起诉状中也提到“多次要求和他签订委托合同，开具发票，可他都以种种理由拒绝、推诿”；陈鸿竣也认可双方建立的是法律服务合同。根据当事人各自的陈述，可以确定双方建立的是合同关系。既然双方有比较清楚的合同关系，于蓓俭迳行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返还财产显然不当，原审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于蓓俭或陈鸿竣的行为是否有违公序良俗，可在合同审查时一并处理，原审迳行以该理由裁定驳回起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至于，合同是否存在欺诈以及合同的效力均不属本案审理范畴，本院不作评价；还有，《刑事诉讼委托协议》的真伪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本院不作评价。
综上，于倍俭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姜 蓉
审 判 员 牛珍平
代理审判员 刘 琰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卢翔飞
书 记 员 姜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