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行终字第72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滨，男，1956年12月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现住广州市白云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林白桦，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光，该局工作人员。
上诉人黄滨因与被上诉人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养老保险待遇核定一案，不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3）穗天法行初字第31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3年10月10日，被告作出个人电脑号为1100711010的《养老保险待遇核定表》，核定：“原告黄滨（身份证号××）出生年月为1956年12月，年龄为55岁，参加工作时间为1974年3月1日，申领待遇时个人身份为干部，申报待遇时间为2011年11月18日，申领待遇类型为军转干部提前退休……。”原告的档案材料中，1978年8月《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招生考试登记表》本人简历的记载为“1974年3月至1976年2月上山下乡在广西田阳县田州公社凤马大队……”，1982年7月《高等学校毕业生登记表》关于原告学历及社会经历的记载为“1974年3月至1976年2月在广西田阳县田州公社凤马大队，下乡知青……”，1982年9月《干部履历书草稿履历部份》关于原告入伍前经历的记载为“1974年3月在广西田阳县田州公社凤马大队任下乡知青……”，1995年2月《军官转业审批报告表》关于原告何时何地入伍或参加工作的记载为“1973年10月从广西南宁下乡到广西田阳，1976年2月从广西田阳县应征入伍”，1995年8月《人员调动供给介绍信》关于原告入伍（工作年限）的记载为“1973年10月”。被告据上述档案材料核定原告参加工作时间为1974年3月1日。原告认为从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的网站上载明的个人信息情况及《广州市职工劳动手册》等证据上载明的内容可证明其参加工作时间为1973年10月，故该核定表核定其参加工作时间为1974年3月1日有误，遂诉至原审法院，要求撤销被告于2013年10月10日作出的个人电脑号为1100711010的《养老保险待遇核定表》。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社会保险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社会保险工作。”《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条例》第四条规定：“社会保险部门主管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实行系统管理。”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规定，被告省社保局负有对原告黄滨申领养老保险待遇进行核定的行政职责。对于原告认为被告核定其参加工作时间有误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参加工作时间应以档案资料记载的时间为准，档案资料中记载有不同参加工作时间的，应以其档案中原始记载的参加工作时间为准。本案中，原告的档案材料中1978年8月《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招生考试登记表》、1982年7月《高等学校毕业生登记表》、1982年9月《干部履历书草稿履历部份》关于原告参加上山下乡时间的记载均为1974年3月，上述三份资料均为原告档案中关于其参加工作时间的原始记载资料，被告据原告档案中的上述资料核定其参加工作时间为1974年3月，事实清楚，原告主张其参加工作时间为1973年10月所依据的《职工养老保险手册》、《广州市职工劳动手册》等材料是原告参加工作之后形成的，且离原告初次参加工作时间的跨度较长，其证明力低于被告依据的原始档案材料。故原告的该项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另，《养老保险待遇核定表》上载明的事项被告已在答辩意见中作出解释，且具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原告提出质疑却未提供相应的事实依据，故原告的该项诉讼理由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黄滨要求撤销被告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于2013年10月10日作出的个人电脑号为1100711010《养老保险待遇核定表》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黄滨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对上诉人参加工作时间的事实认定不清。原审判决根据1978年8月《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招生考试登记表》、1982年7月《高等学校毕业生登记表》、1982年9月《干部履历书草稿履历部份》认定上诉人参加工作的时间。但虽然上述三份是上诉人档案材料，但并不是上诉人“参加工作时间的原始记载资料”，该三份材料均形成于1978年以后，也是上诉人参加工作以后形成的，不是上诉人参加工作时的原始证明，并不具有直接证明上诉人参加工作时间的法定效力。上述三份材料中的参加工作时间均不是经组织人事部门审核确认的时间，其证明力理应低于上诉人档案材料中经相关组织人事部门审核确认的档案材料。而上诉人档案中的1995年2月《军官转业审批报告表》、1995年8月《人员调动供给介绍信》关于上诉人入伍（工作年限）的记载均为1973年10月，这两份档案材料均由部队有关部门填写及正式盖章出具，其对上诉人参加工作时间的证明力明显高于未经部队有关部门审核盖章确认的《干部履历书草稿履历部份》等档案材料。原审判决应当采用上述两份证明力更高的档案材料。另外，广东省劳动保障部门（即被上诉人）和广州市劳动保障部门依据有关规定，经审核上诉人包含上述资料在内的所有档案材料等程序后，已经认定了上诉人的连续工龄（其中包含了参加工作时间为1973年10月），必定有其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及原审判决对此都未予采信，依法无据。二、原审判决对被上诉人《养老保险待遇核定表》上载明事项所提供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是否充分、明确，认定不清。被上诉人就作出《养老保险待遇核定表》上载明的事项在答辩意见中作出解释及提供的依据既不够充分，也不够明确。上诉人提出质疑，已提供了相应的事实依据：1、有关事实依据部分。除上述工龄问题外，核定及计算上诉人养老保险待遇所涉及的上诉人“本人平均缴费指数1.6468”，“视同缴费指数l”，“实际缴费指数和372.7133”，“个人账户储存额65×××86.86”，“视同缴费账户额40×××85.19”等，均没有提供这些数据的来源和取舍、计算方法。而这些数据正是该《养老保险待遇核定表》各项养老金计算的基础（事实依据）；有关法律（政策）依据部分。涉及上述事实认定、取舍、计算的依据，如被上诉人在其证据《行政复议决定书》（粤人社行复（2013）13号）中作为核定依据提到的：《关于贯彻粤府（2006）96号文若干问题的复函》（粤劳社函（2006）1474号）、《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管理暂行办法》（劳办发（1997）116号）、《关于协助提供2010年度城镇在岗职工社平工资标准的复函》（粤统函【201l】169号）等，被上诉人在证据中均未提供，被上诉人公开网站上亦搜索不到，实属不够充分。此外，被上诉人适用一些规范性文件时，并没有提供所依据的具体条款，实属不够明确。2、对于上述被上诉人未提供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庭审时上诉人已当庭提出并明确要求被上诉人提供，被上诉人是否庭后向法庭提供，上诉人不得而知。三、原审判决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认定不清。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提交了ll份证据，但只质证认定了前7份真实与本案相关予以采纳。但判决时，对已认定的《个人基本信息查询表》（证明上诉人“参加工作日期：1973-10-01”）既不作为依据采用也没有说明不采用的理由；而对其余4份《1997-2007底前职工养老保险对账单》（证明上诉人“参加工作时间：1973-10-01”）、《广州市职工劳动手册》（证明上诉人“经核查，该同志缴纳基本社会养老保险费前，符合国家规定计算的连续工龄为20年3个月”）、《网上业务经办系统打印件》（证明到一审庭审时上诉人在被上诉人网上业务经办系统“养老保险全省联网个人查询”项下，仍为“参加工作日期：1973-10-0l”）、《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存折》（证明该存折盖有“粤社保”印章，为被上诉人发放养老保险待遇专用存折，该存折在2014年1月2日，转入了“摘要：军26400元”），均未予质证认定，也没有说明理由。四、原审判决遗漏了对诉讼请求的审理。上诉人在一审法院起诉立案时，虽然应立案承办法官要求取消了原起诉书中的“2、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提供有关核定事项的具体依据；3、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核发原告企业军转干部生活补贴”两项诉讼请求，但上诉人在一审庭审时明确向法庭提出了增加上述两项诉讼请求，并陈述了相应的事实和理由。但原审判决未对“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上诉人核发上诉人企业军转干部生活补贴”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判决：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查，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有相应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参加工作时间核定的证据是否充分的问题。上诉人档案中关于其参加工作时间（入伍时间）的记载共有五份材料，分别是：（一）1978年8月的《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招生考试登记表》；（二）1982年7月的《高等学校毕业生登记表》；（三）1982年9月的《干部履历书草稿履历部份》；（四）1995年2月的《军官转业审批报告表》；（五）1995年8月的《人员调动供给介绍信》。虽然第（四）、（五）份材料记载上诉人参加工作的时间（入伍时间）为1973年10月，但基于：1、第（一）、（二）、（三）份材料相对第（四）、（五）份材料而言，形成的时间更早，亦更接近上诉人参加工作的时间（入伍时间），且记载的时间相互一致；2、第（四）、（五）份材料是上诉人从部队转业时部队形成的相关文书，但在上诉人的档案中并没有与该两份材料记载的参加工作时间（入伍时间）相吻合的原始资料或早期资料。因此，在上述五份材料关于上诉人参加工作的时间（入伍时间）记载不一致的情况下，被上诉人采信第（一）、（二）、（三）份材料认定上诉人参加工作的时间为1974年3月1日，主要证据充分。虽然被上诉人网站关于上诉人的个人信息及《广州市职工劳动手册》等材料曾记载上诉人参加工作时间为1973年10月，但在无相关早期原始档案材料相印证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审查上诉人原始档案材料后重新核定上诉人参加工作的时间为1974年3月1日，并无不当。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核定其参加工作时间错误，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被诉《养老保险待遇核定表》上除上诉人参加工作时间之外载明事项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是否充分的问题。被上诉人就其作出的《养老保险待遇核定表》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已向法院举证，被诉《养老保险待遇核定表》中关于个人基本信息和待遇核定各项指数的具体计算过程和相应依据，被上诉人也已经在一审答辩过程中详细列明，上诉人亦未提出真实性方面的异议。因此，上诉人对被诉《养老保险待遇核定表》相关核定事项计算过程和依据的不了解并不能否定《养老保险待遇核定表》的合法性，上诉人认为被诉《养老保险待遇核定表》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原审法院有无遗漏审查上诉人诉讼请求的问题。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五条规定：“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后，原告提出新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但有正当理由的除外。原审法院未审查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增加的诉讼请求并无违反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其次，上诉人在一审中增加的诉讼请求为：“2、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提供有关核定事项的具体依据；3、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核发原告企业军转干部生活补贴”，而被诉《养老保险待遇核定表》核定事项的依据被上诉人已经在一审审理中予以提供，也经过庭审质证。至于是否核发上诉人企业军转干部生活补贴应由被上诉人审查决定，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因此，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遗漏审查部分诉讼请求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黄滨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卫红
审 判 员 邓 军
代理审判员 余秋白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周芷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