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0570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绿保生物工程技术开发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大孙各庄赵家峪村西。
法定代表人赵平，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王府井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南池子大街130号。
法定代表人魏庆麟，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袁宏姝，北京祥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一中心朝阳门分中心，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演乐胡同**号。
法定代表人杜纪培，主任。
委托代理人胡志军，男，1968年8月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顾卓巍，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张×1，女，1958年1月30日出生。
上诉人北京绿保生物工程技术开发公司（以下简称绿保公司）因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3）东民初字第022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1月，绿保公司诉至原审法院称：1995年，我公司与东华门房管所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由我公司承租55号房屋作为企业用房，并由我公司下属单位北京绿保生物工程技术开发公司经营部（以下简称绿保公司经营部）使用。1996年8月21日，北京王府井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王府井置业）与绿保公司经营部签订关于55号房屋的拆迁协议书，之后对该房屋进行了拆迁。1999年5月11日，王府井置业与绿保公司经营部签订安置协议书，约定王府井置业与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一中心朝阳门分中心（以下简称朝阳门分中心）共同负责我公司的安置工作，由朝阳门分中心将绿保公司经营部安置于265号房屋。绿保公司经营部经理张×1负责当时的拆迁工作，我公司在2008年与其办理工作交接手续时得知265号房屋变成了张×1的个人用房，不再是我公司的企业用房。我公司调查得知，王府井置业与绿保公司经营部签订的安置协议书中存在瑕疵，朝阳门分中心未尽到审核义务，与张×1个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致使我公司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绿保公司经营部已于1999年被东城区工商局吊销营业执照，其债权债务应由我公司承担，故拆迁安置房屋的权益，应由我公司承继。我公司于2009年向北京市东城区房屋管理局申请仲裁，该局出具裁定书，明确了我公司的被拆迁人主体资格，以及享有被安置的合法权益，并认定王府井置业与我公司达成了协议的合法性等。基于以上事实和理由，我公司现起诉要求王府井置业与朝阳门分中心共同履行拆迁协议及安置协议，将我公司安置到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265号房屋。我公司认为王府井置业在安置协议履行过程中无过错，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责任，故变更诉讼请求，要求朝阳门分中心将我公司安置到265号房屋内。
王府井置业辩称：1、我公司已按照合法有效的拆迁协议及安置协议履行完毕拆迁、安置合同义务；2、根据安置协议，为安置房屋265号房屋办理公房承租手续并非我公司的合同义务；3、我公司在张×1代表绿保公司经营部向朝阳门分中心办理公房承租手续时，亦派员向朝阳门分中心说明安置对象为绿保公司经营部，朝阳门分中心与张×1个人签订租赁合同与我公司无关；4、绿保公司请求保护的应为265号房屋的公房承租权，而非被拆迁安置权，我公司并非本案适格被告；5、拆迁时，绿保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平与绿保公司经营部经理张×1系夫妻关系，且赵平的户口于2005年迁入265号房屋，故绿保公司对265号房屋的承租人并非绿保公司经营部早已明知，绿保公司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我公司不同意绿保公司的诉讼请求。
朝阳门分中心辩称：1、我中心系收到王府井置业的安置协议后负责丈量房屋、计算租金并签订租赁合同，我中心并非拆迁单位，不承担拆迁安置被拆迁人的义务，不存在共同安置的问题；2、被拆迁房屋原系住宅用房，后经绿保公司申请变更为企业用房；3、拆迁安置协议的被拆迁人为张×1，系拆迁单位盖章确认，我中心与安置协议确认的主体订立租赁合同并无不当；4、张×1为绿保公司经营部的负责人，我中心与其签订租赁合同并无不当；5、拆迁时，绿保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平与绿保公司经营部经理张×1系夫妻关系，故我中心与张×1签订租赁合同，绿保公司应当知晓，故绿保公司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我中心不同意绿保公司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张×1述称：1、我与绿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平于1984年结婚，生有一子赵×1，三人的户口始终在55号房屋内，并一直在该房屋居住。1991年成立绿保公司，绿保公司虽系全民所有制企业，但并不在编，没有经营，没有职工，自负盈亏。张×1利用55号房屋办理了绿保公司经营部。拆迁协议系绿保公司经营部所签，但安置房屋的收益均用于家庭日常生活。签订协议后，王府井置业提供了安置房屋的房号，我按该房号领取了北京宝鑫宇服装服饰店的个体营业执照，后与朝阳门分中心签订了《北京市工商业用房租赁合同》。整个过程绿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平清清楚楚。2005年，赵平、我及二人之子赵×1的户口迁入265号的安置房屋内。2、2007年，赵平与我经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调解离婚，民事调解书中明确载明双方无财产之争，表明赵平已放弃对265号房屋主张权利。3、55号的被拆迁房屋系赵平承租的私房，系赵平与我的夫妻共同财产。赵平、我及赵×1系实际被拆迁人，我作为赵平的配偶，有权代表赵平出面办理相关拆迁手续。王府井置业和朝阳门房管所已按照拆迁协议实际履行了拆迁安置义务。安置房屋亦为赵平与我的夫妻共同财产，2007年两人离婚时，赵平已放弃了权利。综上，我不同意绿保公司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绿保公司经营部与王府井置业于1996年8月21日签订的拆迁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绿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平承认其在1996年8月21日签订第一份拆迁协议后，将后续拆迁安置事宜委托当时与其系夫妻关系的第三人张×1处理。张×1作为绿保公司经营部负责人，于1999年5月11日与王府井置业签订第二份拆迁协议，该协议亦为合法有效，应约束绿保公司经营部及王府井置业双方。张×1作为绿保公司经营部的负责人办理相关拆迁事宜，其在拆迁过程中的行为应系代理绿保公司经营部所进行。朝阳门分中心与张×1签订《北京市工商业用房租赁合同》后，对绿保公司经营部进行的拆迁安置已告完成。绿保公司现起诉要求朝阳门分中心将其安置到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265号房屋1间内，依据不足，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于2014年3月判决：驳回北京绿保生物工程技术开发公司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绿保公司不服，以原审法院处理不当为由上诉至本院，请求发回原审法院重审。王府井置业、朝阳门分中心、张×1同意原审判决。
经审理查明：绿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平与张×1原系夫妻关系。55号房屋（建筑面积46.9平方米）原系赵平承租的民用房。1995年，绿保公司与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中心东华门分中心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由绿保公司承租55号房屋作为企业用房。后该房由绿保公司分支机构绿保公司经营部使用。1996年8月21日，王府井置业（甲方，时名北京市王府井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2007年9月19日更为现名）与绿保公司经营部（乙方）签订关于55号房屋的拆迁协议书，约定：乙方所属一个体营业用房55号属拆迁范围；甲方将在现永安堂东侧建一座临时综合商业楼，负责安置乙方，具体安置的层次位置视乙方经营项目另议，周转期为一年半，以协议签订之日为准；乙方现经营场所为公产，使用面积35.3平方米，甲方负责按乙方原使用面积1比1进行安置；利用公房进行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回迁商业楼时与产权单位建立租赁关系，房租、物业管理费按有关规定执行等。签订上述协议后，该房屋进行了拆迁。后，绿保公司将后续拆迁安置事宜委托张×1处理。
1999年5月11日，王府井置业（甲方）与绿保公司经营部、张×1（乙方）又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甲方对乙方所属的绿保生物经营部55号，使用面积35.3平方米按1︰1方式回迁安置到健力宝东侧商业楼2层11号，使用面积38平方米；乙方在接到回迁通知7日内与甲方签订回迁安置协议，逾期不签订安置协议的视为放弃；原利用公房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及国营商户，与朝阳门房管所办理承租手续等。
原审庭审中，绿保公司称1999年5月11日签订的协议书中，王府井置业将赵平的名字划掉，改成张×1，并在修改处加盖王府井置业的公章，该做法违背法律，导致后面签订的《北京市工商业用房租赁合同》出现问题。而且该协议书中赵平的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对此，张×1称该协议书右下方赵平的签字系张×1代签，因绿保公司经营部的负责人系张×1，故进行了修改。
1999年11月13日，朝阳门分中心与绿保公司经营部负责人张×1签订《北京市工商业用房租赁合同》，将265号房屋1间（建筑面积38平方米）出租给张×1及张×1经营的北京宝鑫宇服装服饰店使用。绿保公司表示，该房屋与1999年协议中所述”健力宝东侧商业楼2层11号”系同一房屋。朝阳门分中心称，根据1999年的拆迁安置协议，被安置人就是绿保经营部和张×1，朝阳门分中心仅进行字面审查，故朝阳门分中心与当时担任绿保经营部负责人的张×1签订租赁合同并无过错。
再查，绿保公司经营部于1999年11月8日被吊销营业执照，现仍处于吊销状态。2002年12月1日，朝阳门分中心、张×1与案外人北京兴宏福商贸有限公司签订租赁协议，张×1将其承租的265号房屋1间出租给北京兴宏福商贸有限公司使用。现该房屋仍由北京兴宏福商贸有限公司使用。
又查，绿保公司曾于2009年以王府井置业为被告起诉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要求确认涉诉两份协议书无效，并确认绿保公司为55号房屋的被拆迁人和被安置人。原审法院经审理，于2009年12月18日作出（2009）东民初字第06258号民事裁定，驳回了绿保公司的起诉。
绿保公司亦曾向北京市东城区房屋管理局提出行政裁决申请，要求裁决绿保公司与王府井置业的拆迁与安置协议书存在被拆迁和安置人名称有误，依法裁定绿保公司应为合法的被拆迁和被安置人。北京市东城区房屋管理局于2011年3月23日作出京东房管裁字（2011）第18号城市房屋拆迁纠纷裁决书，驳回了绿保公司所提裁决申请事项。绿保公司对该裁决书不服，遂起诉至原审法院，要求撤销该裁决书。原审法院经审理，于2011年9月21日作出（2011）东行初字第223号行政裁定，驳回了绿保公司的起诉。绿保公司还曾以北京市东城区房屋管理局为被告，以王府井置业为第三人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判令王府井置业与绿保公司重新签订合法的房屋拆迁协议和安置协议，并安置绿保公司的企业用房。原审法院经审理，于2011年6月17日作出（2011）东行初字第130号行政裁定，驳回了绿保公司的起诉。
关于王府井置业、朝阳门分中心提出绿保公司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绿保公司称其在签订1996年拆迁协议书之后，有关拆迁问题均交由绿保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平之妻张×1处理。赵平系在2007年与张×1离婚时才知晓朝阳门分中心与张×1个人签订了租赁合同，故绿保公司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上述事实，有房屋档案查询资料，两份协议书复印件，处罚决定书，《北京市工商业用房租赁合同》，京东房管裁字（2011）第18号城市房屋拆迁纠纷裁决书，（2009）东民初字第06258号民事裁定书，（2011）东行初字第130号行政裁定书，（2011）东行初字第223号行政裁定书，户口本复印件，租赁协议及各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为证。
本院认为：绿保公司起诉要求朝阳门分中心将其安置到265号房屋1间内的依据是该公司分支机构绿保公司经营部使用的55号房屋1996年被王府井置业拆迁，但绿保公司经营部与王府井置业于1996年8月21日签订的拆迁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赵平对上述协议知晓并在协议上签字。该拆迁协议签订后，赵平将后续拆迁安置事宜委托绿保公司经营部负责人张×1处理。张×1于1999年5月11日与王府井置业签订第二份拆迁协议，该协议约束绿保公司经营部及王府井置业双方。后朝阳门分中心与张×1签订《北京市工商业用房租赁合同》，将265号房屋1间出租给张×1及张×1经营的北京宝鑫宇服装服饰店使用。至此，55号房屋的拆迁安置工作已完成。绿保公司现要求朝阳门分中心再次予以安置，无事实与法律依据。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北京绿保生物工程技术开发公司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北京绿保生物工程技术开发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于阳春
审 判 员 史 伟
代理审判员 王艳芳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刘艳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