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冀01民终311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邢乾辉。
委托代理人卢廷阁，河北标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解炳烈。
委托代理人李芳宇，河北英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卫江，河北英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邢乾辉因与解炳烈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2015）裕民一初字第013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河北中通勘察设计有限公司原始股东原告解炳烈、被告邢乾辉及杨立民、陈俊平、杨超利五人协商，为实现公司股权相对集中，在公司原始股东内部转让公司股权。2013年1月1日，原、被告及其他三名股东共同签订了原始股东股权内部转让权利保证书，约定：“解炳烈股权转让给邢乾辉，……”。同日，原告解炳烈向被告邢乾辉出具收到邢乾辉河北中通勘察设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费24万元的收条。2013年3月11日，原、被告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解炳烈同意将其在河北中通勘察设计有限公司中所持有的20%股权整体作价为2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邢乾辉，邢乾辉同意以20万元人民币接收上述股权份额……”。2013年7月15日，原、被告双方签订河北中通勘察设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解炳烈同意将所持有的河北中通勘察设计有限公司20%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72万元，实缴注册资本72万元）以72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邢乾辉，邢乾辉同意按此价格和条件购买该股权。同日，该公司进行了两次股东会决议，内容为：原股东解炳烈将持有的占公司20%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72万元，实缴72万元），以72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邢乾辉……。2013年7月19日，河北中通勘察设计有限公司向石家庄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递交了有限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及变更登记附表。2013年7月25日，该公司股权由邢乾辉、陈俊平、杨立民、杨超利、解炳烈变更为陈俊平、杨超利、邢乾辉，法定代表人由杨立民变更为邢乾辉。以上事实有股权转让协议、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原审认为，原、被告双方于2013年3月11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原告将其在河北中通勘察设计有限公司的20%股权以20万元价格转让给被告，被告向原告支付了24万元（包含转让前公司的净利润4万元）。综合河北中通勘察设计有限公司其他股东转让股权的事实及庭审情况，该协议原、被告已实际履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于2013年7月15日再次就原告的20%股权以72万元（出资额）的价格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于2013年7月19日向石家庄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出了变更登记申请，原告称进行工商变更登记时若股权转让价格低于出资额则需要对股权进行评估，为了避免评估的风险，掩盖公司股东抽逃资金等违法行为，双方重新就20%股权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价格由20万元变为72万元（出资额）。被告称2013年3月1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在各股东未实际出资72万元的情况下达成的，实际作价20万元，若按工商管理局的法定要求，各股东应补足72万元的出资，再依出资额转让股权，称2013年7月15日的协议合法有效，因原告未补足72万元的出资而没有实际履行。原、被告双方均承认各股东未足额出资，2013年3月1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原、被告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已实际履行，故2013年7月1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系为了逃避评估风险、掩盖各股东未实际出资的违法事实而签订，该协议以合法形式掩盖了非法目的，属无效协议。无效协议自始无效，对被告称原告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原告解炳烈与被告邢乾辉于2013年7月1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被告各承担40元。
判后，邢乾辉不服上诉，理由：
一、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起诉未过诉讼时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2013年7月15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河北中通勘察设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协议》）。2015年8月11日被上诉人书写《民事起诉状》提起民事诉讼，已超过《民法通则》规定的2年诉讼时效。被上诉人提起的另案，即：（2015）裕民一初字第00315号案件，被上诉人恰恰认可《协议》效力，其诉讼请求是要求上诉人依《协议》履行。本案被上诉人所诉《协议》无效的所谓“事实和理由”，显然早在签订之初已知，本案诉讼时效也无其他中止、中断和延长的事由。然而，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起诉未过诉讼时效，却没有释明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
二、一审法院认定《协议》无效的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
1、双方在签订《协议》时，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且符合工商管理部门规定的要件，合法有效。
2、上述另案判决书并没有否定《协议》效力，只是认定了被上诉人20%股权净值的转让，双方已依照2013年3月1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实际履行完毕。因被上诉人未补足第三人垫付的出资款72万元，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按此《协议》履行，法院在判决书中认定：应属于另案。
3、上诉人举证及申请证人作证，均证实2013年3月11H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己实际履行完毕，20%股权净值整体打包作价20万元公平合理，被上诉人至今未补足72万元出资。被上诉人诉状、法庭陈述也证实是第三人垫付出资，自己并未出资72万元。显然，在依法、保持交易稳定和降低交易成本的原则下，被上诉人应当在补足72万元出资之后，才有权要求上诉人依《协议》支付72万元股权转让款。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3月11日签订并已实际履行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基于被上诉人未实际出资的情况下，商定的20%股权净价格（即净值），与《协议》并不重复，而是互补关系。如果当初被上诉人实际认缴了72万元出资，且无抽逃，那么股权作价就应当是92万元。所以，《协议》未实际履行，并不等于《协议》无效，因而不具备《合同法》52条规定的合同无效要件。
4、至于各股东包括上诉人、被上诉人，是否有抽逃出资的行为？属于行政管理范畴，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而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五条、第二十条等，只要股东在第三人垫资被抽回后，能及时补足出资额，并不产生公司设立、
出资无效等严重法律后果，显然其立法本意是为了保持市场交易的稳定。所以，一审法院应责令被上诉人补足出资，然后履行《协议》，进而最大限度的保持各股东市场交易行为的稳定。而不是简单的、错误的否定《协议》的效力，进而滋生出更多的公司内部及外部社会问题，产生出更多的纠纷和冲突，增加诉讼和经济
管理的成本。综上，请求贵院依法改判，认定《协议》有效，责令被上诉人补足出资。
解炳烈答辩称：
一、本案诉讼时效的问题
（一）该争议协议的签署时间为2013年7月15日，答辩人多次要求上诉人履行登记备案协议，上诉人总是以种种理由推诿，2015年2月份，答辩人曾向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上诉人履行2015年7月15
日双方签署的协议。庭审当中，上诉人陈述“2013年7月15日签订的协议只是为了规避违法事实登记备案而用，这是一份无效协议。”2015年4月20日，法院以双方已经按照2013年3月1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履行完毕为由，做出（2015）裕民一初字第00315号判决书，判决驳回答辩人起诉。答辩人进而于2015年8月份，向同一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该协议无效。而于2015年8月份，向同一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该协议无效。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之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此，该案诉讼时效自2015年2月份答辩人向法院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二）本案案由是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合同当事人不享有确认合同无效的法定权利，只有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有权确认合同是否有效。合同效力的认定，实质是国家公权力对民事行为进行的干预。合同无效系自始无效，单纯的时间经过不能改变无效合同的违法性。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力，不应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而合同经确认无效后，当事人关于返还财产及赔偿损失的请求，应当适用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如果对这种违法行为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就意味着法律容忍这种违法行为并接受其相应的后果，这就与社会整体的法秩序背道而驰。
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理应判决驳回上诉人上诉，维持原判。
（一）2013年3月11日，双方签订第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并在完成一系列手续后，公司委托的代理人到工商局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被告知：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股权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管理的通知》（国税函（2009）285号）第一条规定，股权交易各方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完成股权转让交易以后至企业变更股权登记之前，负有纳税义务或代扣代缴义务的转让方或受让方，应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扣缴）申报，并持税务机关开具的股权转让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完税凭证或免税、不征税证明，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同时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对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如平价和低价转让等）且无正当理由的，主管税务机关可参照每股净资产或个人股东享有的股权比例所对应的净资产份额核定。
（二）为了掩盖公司股东抽逃资金行为、股权转让的税款偷逃缴纳、财务审计、免交公司管理费用造成的企业所得税偷逃以及进行工商变更登记时股权转让价款低于认缴的出资额需要进行评估等风险。2013年7月15日，上诉人找到答辩人，签订了第二份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原告将其持有的20%的股权以按照注册资金出资额72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上诉人。2013年7月25日，在工商局依据此协议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双方的
行为已严重违反了《合同法》第52条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恶意串通，损害了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理应无效。
三、上诉人恶意侵犯答辩人的承诺的原始股东权益的行为。
中通公司原始股东5人在2013年初商定的转让20%股权的价值为：1、公司资质证书、营业执照等无形资产价值20万元；2、公司账面资产评估4万元；3、各股东负责项目债权债务的盈亏收益以及5年、10年内公司优惠权益等。其中在办理股权转让程序中书面体现第一项20万元，其他权益在
股权转让保证书中体现。但是在2014年初，答辩人解炳烈要求兑现其负责的项目（2013年前已经在公司登记备案）到账15余万元收益时，上诉人见利忘义、背弃承诺拒绝支付，答辩人多次联系上诉人，其避而不见，不给任何答复。2015年1月，在其代理人与答辩人口头达成有条件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后再次毁约，在答应公司原法人居中见面商议后也不到场。答辩人被迫依法维权。基于上述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作出（2015）裕民一初字第01364号判决书，判决确认上诉人与答辩人于2013年7月15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维持原判。
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之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此，该案诉讼时效自2015年2月份答辩人向法院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原审该认定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关于2013年7月25日协议的效力问题，双方于2013年3月11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被上诉人将其在河北中通勘察设计有限公司的20%股权以20万元价格转让给上诉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了24万元（包含转让前公司的净利润4万元）。综合河北中通勘察设计有限公司其他股东转让股权的事实及庭审情况，该协议双方已实际履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2013年7月25日双方签订的协议系为了逃避评估风险、掩盖各股东未实际出资的违法事实而签订，该协议以合法形式掩盖了非法目的，属无效协议。无效协议自始无效。故原审该认定符合法律规定。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诉讼费80元，由上诉人邢乾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高瑞江
审判员 孟志刚
审判员 李 伟
二〇一六年四月七日
书记员 李 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