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衡南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湘0422民撤1号
原告：衡阳华泰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衡阳市石鼓区华光街**号综合楼*栋*楼。
法定代表人：王文峰，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男，1979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湖南省郴州市人，衡阳市北方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宋良兵，又名宋良斌，男，1963年7月24日出生，汉族，衡南县人，个体工商户。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华，女，1972年5月15日出生，汉族，祁东县人，衡南县云集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宋子杰，男，1986年8月20日出生，汉族，衡南县人，系被告宋良兵之子。
被告：衡阳宇恒高新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衡南县泉溪镇高岭1号。
法定代表人：向渝，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淳，男，1949年1月10日出生，汉族，衡阳市人。
原告衡阳华泰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公司）因宋良兵、宋子杰与衡阳宇恒高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恒高科）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5）南法民一初字第315号生效判决，向本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本院于2016年10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2016年10月25日，原告华泰公司向本院申请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并提供华泰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文峰父亲ＸＸ道的房屋产权证作为担保。本院经审查于2016年10月28日裁定中止本院（2015）南法民一初字第315号民事判决书的执行。本案分别于2016年11月25日、2016年12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华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被告宋良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华、被告宋子杰、被告宇恒高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淳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宋良兵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华泰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撤销衡南县人民法院（2015）南法民一初字第315号民事判决书中第一项关于“由被告衡阳宇恒高新科技有限公司向原告宋良兵、宋子杰支付欠付的工程款1035823元；款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2、请求撤销衡南县人民法院（2015）南法民一初字第315号民事判决书中第二项关于“原告宋良兵、宋子杰就本案所涉工程价款1035823元享有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3、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2016年11月25日开庭时，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宇恒高科支付下欠的工程款326000元。事实和理由：2011年7月25日原告通过合法招标程序中标被告宇恒高科钢结构厂房等工程项目，并于2011年7月26日与宇恒高科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之后亦按要求正常组织了项目施工，至2014年12月初完工。期间，被告宋良兵作为原告公司的项目附责人及代理人在施工现场进行了工程质量、安全、进度管理及参与了签证、预结算等工作。后因被告宇恒高科出现资金断链，下欠工程款一直未付，厂房也未验收交付，而由原告留置。按照双方结算，被告只支付231.4万元工程款，下欠32.6万元。2016年8月，原告得知被告宋良兵及其子宋子杰以其系实际施工人的名义于2015年8月6日就此事起诉宇恒高科请求判决支付下欠工程款1035823元及对该工程款享有优先受偿权。而衡南县人民法院亦未通知原告参加诉讼。目前该案已生效且已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3款规定，特提起诉讼，请判如所求。
被告宋良兵、宋子杰辩称：1、衡南县人民法院（2015）南法民一初字第315号民事判决书内容完全正确，没有损害原告的民事权益；2、被告是挂靠原告华泰公司与被告宇恒高科建立了合同关系，并于2011年7月以华泰公司的名义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承建宇恒高科钢结构厂房，之后，被告又与原告签订了项目承包内部合同，约定被告是该项目的实际附责人，承担该工程的工程风险及一切债权债务，被告只需向原告交纳1%的管理费，该费已在工程进度款中扣除。被告起诉宇恒高科所欠工程款1035823元系零星工程欠款，包含附属工程路基、土方、围墙等，与原告无关；3、原告的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且被告在起诉宇恒高科时已通知了原告，原告自已不同意参与诉讼；4、因为原告不愿意参加诉讼，所以被告只能以实际施工人的名义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5、原告所有的诉讼请求与事实不符。综上所述，依据事实和法律，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宇恒高科辩称：1、对原告提起的两项撤销之诉表示支持，原告的诉状充分证明被告宋良兵、宋子杰2015年9月18日的民事诉讼具有欺诈性、非法性，也充分说明衡南县人民法院（2015）南法民一初字第315号民事判决书是一个错误的判决，理应撤销。2、对于原告增加的诉讼请求，经2013年1月14日双方对帐后，被告又支付了36.5万元，这是双方认可的，加上对帐前218万元，我们总共支付了254.5万元。合同价款是264万元，除去税费我方只需支付249万元，到目前为止我们超额支付7万元，不存在再支付32.6万元；3、我单位共有三项工程，即钢结构厂房建设项目（与华泰公司签订，华泰公司委托宋良兵实施）、办公楼建设项目（与玖一公司签订，玖一公司委托宋子杰实施）和附属零星工程（与宋良兵、宋子杰签订）。对钢结构厂房建设，我们付款都是付给华泰公司，有时虽有付给宋良兵，也是通过华泰公司认可的，故该案与华泰公司有关；4、衡南县人民法院（2015）南法民一初字第315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的五个工程合同存在重复计算。
原审查明：2011年7月25日，被告（原审原告）宋良兵以华泰公司代理人的身份与被告（原审被告）宇恒高科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华泰公司承包宇恒高科钢结构厂房；工期自2011年7月26日起至10月26日止；总包干价为264万元，预付30%即80万元；主题钢件进场安装钢柱再付30%；主体结构完工尾面完成付25%；验收合格付10%；余下5%为质保金，一年后无质量问题付清。至2013年1月14日，被告宇恒高科支付了合同价款207.6万元，并支付了工程安全费10.4万元，后续应被告宋良兵请求还支付了部分费用。上述合同签订后，合同项目的实际施工及帐目结算均由被告宋良兵附责，且由宋良兵承担项目的风险，该项目的实际施工人为宋良兵。另查明，2011年2月10日，宋良兵与宇恒高科签订《衡阳宇恒高新科技有限公司电子互感器车间改造工程施工合同》，经结算价格为94588元；2011年7月2日，宋良兵与宇恒高科签订《衡阳宇恒高新科技有限公司新建围墙合同》，2012年6月14日结算，铁艺价为37422.5元，河边围墙价为20022元，2014年12月10日重新结算金额为105540元；2011年10月10日，宋子杰与宇恒高科签订《衡阳宇恒高新科技有限公司新厂区道路施工合同》，2014年12月10日结算该合同金额为112727元；2011年12月20日，宋子杰与宇恒高科签订《办公用房补充协议》，2014年12月10日结算该合同金额为254100元；2012年7月17日，宋子杰与宇恒高科签订《衡阳宇恒高新科技有限公司新大门建设工程未完成部分转宋良兵工程协议》，2013年12月2日结算金额为26764元；2012年7月17日，宋良兵与宇恒高科补签《新建钢结构厂房西北角前挡土墙（护坡）工程合同》，工程价款为合同价115000元；2014年12月10日，宋良兵与宇恒高科签订《衡阳宇恒高新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和食堂改造工程漏算部分结帐单》，经结算两项金额合计为15004元。2014年12月10日，宋良兵、宋子杰作为“乙方”，与“甲方”宇恒高科法人代表向渝签订《关于衡阳宇恒高新科技有限公司工程结算协议》，载明“乙方承包甲方钢结构厂房和办公楼工程等项目，经结算，甲方共欠乙方工程款103.5823万元，甲方同意在2015年元月8日前付清乙方工程款103.5823万元”。原审认为，被告宋良兵、宋子杰作为实际施工人，承建了被告宇恒高科“新大门建设”等六个工程。施工过程中虽然没有约定总价款及总工程量，但在2014年12月10日二被告与宇恒高科董事长向渝签订了《关于宇恒高科有限公司工程结算协议》，应视为双方是对实际工程量的总结算。据此判决：一、由被告宇恒高新科技有限公司向原告宋良兵、宋子杰支付欠付的工程款1035823元；款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原告宋良兵、宋子杰就本案所涉工程的工程价款1035823元享有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案件受理费14122元，由被告宇恒高科承担。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在开庭时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
原告华泰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中标通知书；2、建设工程施工合同；3、2011年7月21日的授权委托书；4、宇恒高科工程款收付明细表及收、付款凭证，被告宋良兵出具给华泰公司的领条；5、本院（2015）南法民一初字第315号民事判决书及（2015）衡中法民一终字第621号民事裁定书。
被告宋良兵、宋子杰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1年7月26日宋良兵与华泰公司签订的项目内部承包合同；2、本院（2015）南法民一初字第315号民事判决书。
被告宇恒高科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宇恒高科所做的钢结构厂房、办公楼、附属零星工程三个不同建设工程项目付款明细表及相应的付款凭证；2、钢结构厂房中标通知书、华泰公司的授权委托书；3、玖一公司办公用房中标通知书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4、附属工程中的《电子互感器车间改造工程》合同与结算单，《衡阳宇恒高科零星工程结算漏项清单》、《铁艺围墙和河边实体围墙结算单》、《新建大门建设工程结算单》、《钢厂房西北角挡土墙（护坡）合同》、《办公楼招标补充内容》（宋良兵签字）；5、三份华泰公司请求提前支付工程款的报告；6、宋良兵的三份承诺书；7、2013年1月14日与华泰公司的对帐函；8、宇恒高科对华泰公司的工程进度催办函及工程质量监督申报书。
对原告华泰公司提供的中标钢结构厂房工程的中标通知书、《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11年7月21日的授权委托书以及本院（2015）南法民一初字第315号民事判决书和（2015）衡中法民一终字第621号民事裁定书、被告宇恒高科提供的玖一公司中标办公楼工程的中标通知书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并在卷佐证。该证据证实了被告宇恒高科钢结构厂房（一标段）工程由原告华泰公司于2011年7月25日中标，次日双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办公楼（二标段）由玖一公司中标。被告宋良兵是以代理人的身份在原告华泰公司与被告宇恒高科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上签字。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关于被告宋良兵是否是原告华泰公司的员工以及其在钢结构厂房项目中是项目附责人还是实际施工人的问题，原告华泰公司主张被告宋良兵是华泰公司的员工，在钢结构厂房项目中是公司的项目附责人。被告宋良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认为宋良兵是挂靠华泰公司，在钢结构厂房项目中是实际施工人。经审理查明，被告宋良兵从未在原告华泰公司领取过工资，原告华泰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实被告宋良兵是公司员工，原告主张宋良兵系其公司员工的证据不足。被告宋子杰陈述自2000年以来，他们父子就经常在宇恒高科做零工。至2011年得知宇恒高科有两个大的项目，便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华泰公司的法人代表王文峰，挂靠华泰公司名下，不是华泰公司员工，对被告宋子杰的陈述，在本案的其他证据中能证实。原告华泰公司为证实被告宋良兵是钢结构厂房的项目附责人，提供了2011年7月21日的授权委托书；被告宋良兵为证实自已是实际施工人，提供了双方于2011年7月26日的内部承包合同。经审查，原告华泰公司中标钢结构厂房是2011年7月25日，而授权委托书签订日期是2011年7月21日，项目尚未中标则授权项目附责人与客观事实不符，本院对原告华泰公司提供的这一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被告宋良兵提供的与原告华泰公司签订的《内部承包合同》，在签订时间上与《中标通知书》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相吻合，且在合同签订之后，事实上也是被告宋良兵与儿子宋子杰组织工人进场施工。施工过程中的一切事务均由被告宋良兵附责。被告宋良兵在原告处领取工程款时，原告华泰公司亦按合同规定，扣取了部分管理费，因此，被告宋良兵提供的《内部承包合同》客观真实，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根据双方的陈述及提供的证据，本院可以认定：被告宋良兵于2011年得知被告宇恒高科有钢结构厂房项目施工，因其无钢结构施工资质，便通过关系找到原告华泰公司。2011年7月21日，原告华泰公司法人代表王文峰授权其为该项目的项目附责人，实际上是授权宋良兵以华泰公司名义参与招投标（从原告提供的宋良兵的领条领取30000元作为招投标押金可以认定该事实），2011年7月25日，原告华泰公司中标，次日被告宋良兵又以原告华泰公司代理人身份与被告宇恒高科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承包范围：钢结构厂房、包工包料（不含基础、土建、水电、消防等），合同工期2011年7月26日至10月26日，合同价款264万元（含税）。当天被告宋良兵便以内部承包的形式与原告华泰公司签订《内部承包合同》，尔后便与其子宋子杰组织人员进场施工。原告华泰公司亦按合同规定收取工程款1%的管理费共计15556元。因此可以认定被告宋良兵系钢结构厂房实际施工人并非项目附责人。
2、关于被告宇恒高科到底向原告华泰公司支付了多少工程款及被告宋良兵就钢结构厂房收到多少工程款一事的问题。就支付工程款一事，原告华泰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宇恒高科工程款收付明细表”一份，14份现金汇兑来帐凭证（回单）总金额231.3万元，以证明被告宇恒高科向其支付工程款231.3万元，下欠32.6万元。被告宇恒高科向本院提交了2013年1月14日与原告华泰公司的对帐函，1份特快专递回单，1份2012年7月18日原告华泰公司出具给宇恒高科的函以及13份进帐单（回单），用以证明被告宇恒高科在2013年1月14日以前已向原告华泰公司支付工程款207.6万元，工程文明安全费10.4万元，合计218万元，后来又分三次支付了36.5万元，共计支付了254.5万元工程款给原告华泰公司。经审查，原告华泰公司提供的“宇恒高科工程款收付明细表”及对应的14份现金汇兑来帐凭证，与被告宇恒高科提供的“对帐函”中有9份总金额为207.1万元的帐目一致，有3份总金额为13.7万元的汇兑来帐凭证在被告宇恒高科的“对帐函”中无记载，包括2012年9月25日的10万元汇款，被告没有记帐；2013年9月6日的7000元被告没有记帐，2011年7月11日的30000元被告没有记帐。另有2011年11月16日和2013年1月17日的两笔金额为10.5万元的汇款与被告宇恒高科的10.4万元有出入。本院经审查，2012年9月25日的10万元汇款原告已收悉，被告未记帐，但被告解释说是包含在宋良兵15万元的承兑汇票中，那么宇恒高科直接支付给宋良兵的37万元中应扣除10万元。2013年9月6日的7000元是因原告按照宋良兵要求汇款给黄伟生时帐号错误被退回，不应计算支付工程款。2011年7月11日的30000元，是原告支付给被告宋良兵用于招投标的押金，中标后被告宇恒高科退回给原告华泰公司的，该款也不应计算支付工程款。对于安全文明施工费双方帐目出入1000元，既然原告认可是10.5万元，本院按10.5万元认定。对于被告宇恒高科“对帐函”中2012年7月20日付宋良兵20万元，8月4日付宋良兵2万元和2012年8月14日承汇汇票15万元，原告认为这几笔汇款未入原告公司帐户，原告不予认可。被告宇恒高科在提供证据时一并提供了2012年7月18日原告华泰公司的函，请求宇恒高科支付购材料的资金，宇恒高科根据该函要求分两次付款37万元给宋良兵。承兑汇款（回单）也用特快专递邮寄给了华泰公司。对帐时华泰公司也已加盖了公章，对该37万元予以认可，但被告提出有10万元原告已做了收入，那么宇恒高科支付给宋良兵的工程款只能认定是27万元。本院认为被告宇恒高科提供的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互相印证，符合客观事实，本院予以认可。综上所述，被告宇恒高科共向原告华泰公司支付的工程款为：无争议的207.1万元+支付给宋良兵又转至原告处的10万元+安全文明施工费10.5万元+支付给宋良兵的27万元，共计254.6万元。就被告宋良兵领取钢结构厂房工程款一事，原告华泰公司向本院提供了被告宋良兵出具的18份领条及汇款凭证，总金额为227.7万元，被告宋良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提出该事实应以一审认定的事实为准。经审查，原告华泰公司提供的18份领条有汇款凭证予以证实。被告宋良兵虽然提出异议。但未提供反证证实领款事实不存在，其提出以一审认定的事实为准，而该案一审时对此事实未审查。故被告宋良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这一观点，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被告宋良兵领取工程款为：从原告华泰公司领取227.7万元+从被告宇恒高科领款27万元，共计254.7万元。
3、被告宋良兵、宋子杰在被告宇恒高科处做工程及是否结算应如何认定的问题。被告宋子杰在庭审中陈述，他与父亲宋良兵自2000年以来就在被告宇恒高科做一些零星工程。2011年听说被告宇恒高科有两个大的工程即钢结构厂房和办公楼建设，于是他们分别找到了具有施工资质的原告华泰公司和湖南玖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参与招投标并中标，加上期间做的一些小工程，在被告宇恒高科所做的工程共有三部分，即钢结构厂房工程、办公楼工程及附属零星工程，均未结帐。直至2014年12月10日，他们才与宇恒高科法人代表向渝签订工程结算协议，并向本院提供协议一份。协议约定：一、乙方承包甲方钢结构厂房和办公楼工程等项目。经结算，甲方共欠乙方工程款103.5823万元，甲方同意在2015年元月8日之前付清。二、如甲方未按期付清乙方工程款，甲方同意以本项目（钢结构厂房和办公楼用房）抵偿乙方工程款。三、此结算前，该钢结构厂房工程和办公楼工程尚未交付，属乙方留置物，甲方未付清工程结算款，甲方不得擅自处置，否则无效。四、如因他人原因，乙方享有优先受偿权。五、具体支付款项以附件为依据。被告宇恒高科认为钢结构厂房是与华泰公司签订合同，办公楼建设是与湖南玖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合同，与宋良兵、宋子杰只是做了附属零星工程，所有的工程均已结帐。2014年12月10日的协议是宋良兵、宋子杰胁迫向渝签订的。本院认为，就办公楼工程和附属零星工程，与原告华泰公司无关，也就是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审查与认定。但钢结构厂房工程，被告宇恒高科是与原告华泰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被告宇恒高科虽向原告华泰公司支付了工程款，但双方一直未结帐，也未交付工程项目。同时向本院提交了支付办公楼建设工程款32.9万元的付款凭证及支付附属零星工程建设工程款29万元的付款凭证和相关附属零星工程合同及结算单予以证实其主张。
4、原告华泰公司未参与本院（2015）南法民一初字第315号民事案件的诉讼，是否是原告知道诉讼而不愿参加还是原告本身不知道而未参加，以及原告起诉第三人撤销之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等应如何认定的问题。被告宋良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提出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2015）南法民一初字第315号民事判决书已于2015年12月生效，原告于2016年10月才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被告宋子杰陈述在2015年8月3日以前，他找过原告华泰公司法人代表王文峰说过起诉一事，但王文峰不同意参与，二被告对其主张均未提供证据证实。经审查（2015）南法民一初字第315号案卷，该案在开庭审理过程中被告宇恒高科两次请求通知华泰公司参加诉讼。理由是宇恒高科在钢结构厂房项目中，工程款一直是支付给华泰公司，是否拖欠了工程款，应通知华泰公司到庭才能查明事实，但该案卷内没有通知华泰公司参加诉讼的依据，故原告提出其未参加（2015）南法民一初字第315号案件的诉讼非自身原因导致的理由成立。因原告华泰公司未参加诉讼，（2015）南法民一初字第315号民事判决书送达给被告宋良兵、宋子杰和宇恒高科以后，三被告均未告知原告判决结果，原告得知判决结果的时间无法确定，故认定原告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依据不足。综上所述可以认定：原告华泰公司并非因自身原因未参与（2015）南法民一初字第315号民事案件的诉讼，其起诉第三人撤销之诉未超过诉讼时效。
5、（2015）南法民一初字第315号民事判决书是否存在问题，是否侵犯了原告华泰公司的民事权益问题。经审查，被告宋良兵、宋子杰于2015年8月3日起诉被告宇恒高科迅速支付工程款103.5823万元，并请求判决该工程款在出售原告承包的钢结构厂房及办公用房价款中优先受偿，其主要依据是双方于2014年12月10日签订的《工程款结算协议》，而该《工程款结算协议》明确表述乙方（即被告宋良兵、宋子杰）承包甲方钢结构厂房和办公楼工程等项目，经结算，甲方共欠乙方工程款103.5823万元。而事实上，被告宇恒高科钢结构厂房项目和办公楼工程项目分别是承包给原告华泰公司和湖南玖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就钢结构厂房的工程款支付及结算，被告宇恒高科均是与原告华泰公司之间进行，该协议违背事实与被告宋良兵、宋子杰直接签订，侵犯了原告华泰公司的合法权益，故该协议应视为无效协议，且协议第五条规定，具体支付款项以附件为依据。在（2015）南法民一初字第315号民事诉讼中，被告宋良兵、宋子杰就该协议内容向本院提供的证据均是附属零星工程协议。经审查，零星工程总工程款也只有72.3723万元，与协议总金额不符，且被告宇恒高科对该72.3723万元亦有异议。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本院要求被告宋良兵、宋子杰提供103.5823万元的明细清单，但被告无法提供足以证实被告宇恒高科拖欠其103.5823万元工程款的依据。综上所述，本院（2015）南法民一初字第315号民事判决是基于无效协议判决的，判决被告宇恒高科直接向被告宋良兵、宋子杰支付工程款侵犯了原告华泰公司的合法权益。
6、对于被告宇恒高科提供的他们与被告宋良兵、宋子杰之间签订的各个附属零星工程的合同，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本案不予审查及认定。
本院认为：2011年7月25日，被告宋良兵以原告华泰公司代理人的身份与被告宇恒高科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双方主体应系原告华泰公司和被告宇恒高科。之后，原告华泰公司将承包的工程项目违法以内部承包的方式承包给没有钢结构施工资质的被告宋良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其《内部承包合同》属无效合同。被告宋良兵在与原告华泰公司签订《内部承包合同》之后，即与被告宋子杰组织人员进场施工，对施工过程中的建筑质量、安全、现场文明施工等全部附责，由此可以认定被告宋良兵、宋子杰为该项目实际施工人。施工过程中，被告宇恒高科就该项工程的工程款一直是支付给原告华泰公司，原告华泰公司也及时将工程款支付给被告宋良兵。尽管期间有两次将工程款直接转帐给被告宋良兵，也是经过原告华泰公司认可。因此，2014年12月10日，被告宋良兵、宋子杰与被告宇恒高科就钢结构厂房和办公楼工程等项目签订结算协议，违背客观事实，侵犯了原告华泰公司的合法权益，且协议明确约定“具体支付款项以附件为依据”，而被告宋良兵、宋子杰又不能提供有效附件证实协议的准确性，本院（2015）南法民一初字第315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据此判决被告宇恒高科向被告宋良兵、宋子杰支付欠付的工程款1035823元，被告宋良兵、宋子杰就本案所涉工程的工程价款1035823元享有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是错误的。因原告华泰公司是钢结构厂房《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合同相对人，被告宇恒高科自合同签订以后就工程款的支付也一直是直接支付给原告华泰公司，原告华泰公司也及时将工程款支付给了被告宋良兵。被告宋良兵、宋子杰再作为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宇恒高科为被告起诉，要求宇恒高科直接向其支付工程款违背了合同相对性原则，且在诉讼过程中被告宇恒高科提出要求通知华泰公司参加诉讼，本院未予采纳并迳行判决被告宇恒高科向被告宋良兵、宋子杰支付工程款1035823元，侵犯了原告华泰公司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和第三款“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就能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趋民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诉讼请求不成立，驳回诉讼请求。”之规定，原告华泰公司请求撤销（2015）南法民一初字第315号民事判决书中的第一项、第二项，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宋良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提出原告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2015）南法民一初字第315号民事判决未侵犯原告华泰公司的合法权益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其还提出1035823元工程款是附属零星工程的款项，与原告无关，其主张与客观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原告华泰公司起诉要求被告宇恒高科支付拖欠的工程款326000元，经审查，钢结构厂房至今未验收交付，双方亦未实际结算，原告的这一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还提出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但原告提出的326000元诉讼请求，本院没有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附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附担的诉讼费用数额。对326000元诉讼请求的诉讼费用，应由原告承担。被告宇恒高科同意撤销（2015）南法民一初字第315号民事判决书，符合客观事实，本院予以支持。其提出他们与被告宋良兵、宋子杰之间签订的五个工程合同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不属本案的审查范围，本案不予审查及认定。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五条、第二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九十八条、第三百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5）南法民一初字第315号民事判决书；
二、驳回原告衡阳华泰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要求被告衡阳宇恒高新科技有限公司支付欠付工程款326000元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6590元，由原告衡阳华泰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附担6190元，被告宋良兵、宋子杰、衡阳宇恒高新科技有限公司附担4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附本，上诉于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廖雪梅
代理审判员 贺 城
人民陪审员 王水英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曹 琼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五十六条
第三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五条、第二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九十八条、第三百条第一款（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