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柳市民一终字第828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广西昌海建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夏永成
委托代理人何旺发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融安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法定代表人黄雪芬
委托代理人沈德慧
上诉人广西昌海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融安县扶贫开发办公室（以下简称融安扶贫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融安县人民法院（2014）融安民二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8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司英华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曾庆斌和代理审判员李春晓参加的合议庭，于2014年9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代书记员宋筱曼担任记录。上诉人昌海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何旺发、被上诉人融安扶贫办的委托代理人沈德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经昌海公司自认，韦昌富系广西昌海建筑有限公司的员工，2012年7月18日，昌海公司向韦昌富开具了《广西昌海建筑有限公司介绍信》（该介绍信载明：“兹介绍我单位韦昌富同志等1人前往贵处联系（办理）有关融安县大将镇太江村委至坡迈道路硬化工程投标事宜”）及《授权委托书》（该委托书载明：“我夏永成系广西昌海建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的韦昌富为我公司代理人，以本公司参加融安县大将镇太江村委至坡迈道路硬化工程投标报名活动，代理人在办理应活动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我均予以承认”）各一份。后韦昌富持昌海公司出具的以上介绍信及授权委托书参与了融安扶贫办组织的融安县大将镇太江村委至坡迈道路硬化工程项目投标并中标，2012年7月26日，韦昌富代表昌海公司（乙方）与融安扶贫办（甲方）签订了《公路工程施工合同书》，该合同对项目建设里程（1.5公里）、项目资金计划（45万元）、工程承包内容和技术要求、工期要求（施工期限2个月，2012年9月26日前通过验收）、工程款拨付（按工程进度请款，县级验收后预付乙方工程款可至95%，余款待市级验收后结清，乙方收到工程款前必须开具税务部门正式发票给财政部门后方可办理拨款手续）、验收要求、税费负担（乙方负责）等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韦昌富亦代表公司组织施工队对该工程进行了施工。工程完工后，昌海公司于2012年10月9日填报了《扶贫资金申请表》一份向融安扶贫办请款40万元，经昌海公司、监理部门、融安县财政部门、县分管领导审批后，融安县财政局将该工程款于2012年11月20日拨付至融安县大将镇会计核算中心。2012年11月22日，昌海公司向融安扶贫办开具了完税金额为45万元的建筑业统一发票后，2012年11月23日，应该款项请款经办人韦昌富的请求，融安县大将会计核算中心将40万元工程款通过汇款的方式汇入了韦昌富开设于融水永乐信用社账号为6229920500077310287的账户。2012年12月1日，昌海公司再次以工程已竣工验收为由，填报《扶贫资金申请表》一份向融安扶贫办请款5万元，该款项在审批过程中，昌海公司于2013年1月23日向融安扶贫办送达了《关于要求拨付工程进度款的函》，要求融安扶贫办将工程进度款汇至合同约定的公司账号。此时因韦昌富去向不明，昌海公司、融安扶贫办双方均已无法联系到韦昌富，融安扶贫办也未将工程尾款支付昌海公司。2013年4月15日，昌海公司以融安扶贫办尚欠工程款45万元为由诉至该院，请求判令融安扶贫办支付工程款45万元，经该院组织双方调解，融安扶贫办于2013年8月6日支付工程尾款5万元后，昌海公司于2013年8月7日申请撤诉，该院作出（2013）融民二初字第119号民事裁定予以准许。2013年12月23日，昌海公司再次以融安扶贫办尚欠工程款40万元为由诉至该院，该院在组织双方调解过程中，因昌海公司坚持认为韦昌富虽是其公司员工，但其无授权收取工程款，故融安扶贫办将款项支付给韦昌富并不能成为款项已支付昌海公司的理由；而融安扶贫办则坚持认为韦昌富在参与招标、实际组织施工、工程竣工验收、建筑发票的交付、请款等一系列过程中均得到了昌海公司的授权，融安扶贫办正是按昌海公司代理人韦昌富的指示将款项汇入了其指定的账户，已完成支付工程款的义务，因此双方意见分歧大而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本案争议焦点是：1、融安扶贫办是否尚欠昌海公司的工程款？2、如融安扶贫办尚欠昌海公司工程款，工程款具体数额是多少？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针对以上争议焦点，该院认为，1、昌海公司员工韦昌富代理昌海公司与融安扶贫办签订的《公路工程施工合同书》，对该事实双方予以确认，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该院确认昌海公司与融安扶贫办双方成立建设施工合同关系。昌海公司已按合同约定完成了工程建设，双方也对该工程项目的工程造价无异议，该院确认工程已完工、工程款实际数额为45万元这一事实。2、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融安扶贫办在昌海公司依程序向其请款40万元后，应该款项经办人韦昌富的请求，将40万元工程款通过汇款的方式汇入了韦昌富开设于融水永乐信用社账号为6229920500077310287的账户内，对该事实该院予以确认。因此，本案的关键在于，昌海公司员工韦昌富是否有权代理领取工程款，其行为是否符合表见代理，融安扶贫办依其指示将款项支付给韦昌富是否构成对昌海公司付款。该院认为，第一，虽然昌海公司主张合同中、请款单中均填写有其公司的账户，故对融安扶贫办将款项支付给其员工的行为不予认可，但从双方的合同条款分析，双方合同条款中并没有对付款方式、付款账户进行特别约定；第二，从该项工程项目的招投标、签订合同、工程组织施工、工程验收结算、工程款请款等一系列过程中，昌海公司的员工韦昌富均全程参与，且昌海公司所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中的授权为：“代理人在办理应活动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我均予以承认”，其中的“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易使人容易产生不同理解和歧义，即昌海公司认为该授权仅指示为签订合同这一项事务，而融安扶贫办则认为该授权指示为韦昌富有处理关于该合同的一切事务的代理权，即“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不光是签订合同，还包括履行合同，结算工程款等，而且“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与前一项授权“签署的一切文件”用“和”字并列，故该院认为该授权为代理权限指示不明，因此，融安扶贫办有理由相信是韦昌富是有权代理昌海公司领取工程款的，并依其指示将40万元工程款汇入了韦昌富指定的账户；第三，从昌海公司作为证据的两份《扶贫资金申请表》进行分析，第一份申请表于2012年10月9日开具，表中“本次请款金额”为“肆拾万元”，“累计拨款金额”为无，第二份申请表于2012年12月1日开具，表中“本次请款金额”为“伍万元”，“累计拨款金额”为“肆拾万元”。这两份请款申请表均加盖了昌海公司公司公章，昌海公司也予以认可并作为证据提交。从第二份申请表可以看出，时隔近两个月后昌海公司再次请款时是明知其已收到40万元款项的，否则其申请表在“累计拨款金额”中不会填报“肆拾万元”。结合融安扶贫办汇款给韦昌富的时间（2012年11月23日）分析，该付款行为在昌海公司第二次请款之前，昌海公司是明知融安扶贫办已付款40万元，并默认韦昌富代理领款这一事实，否则其再次请款时应已将该异议提出并就全部工程款45万元进行请款而不是仅请款5万元，并填报累计拨款40万元。
综上，该院认为，融安扶贫办依昌海公司代理人韦昌富的指示完成了40万元工程款的付款，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行为人与融安扶贫办有恶意串通的情况下，昌海公司员工韦昌富代理昌海公司领取该款项的行为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行为后果对昌海公司有效，该院予以确认。因此，昌海公司关于融安扶贫办将款项支付给韦昌富的行为并不能构成对昌海公司付款的主张该院不予支持，对融安扶贫办关于工程款已支付的抗辩理由予以采纳。韦昌富系昌海公司公司员工，其与昌海公司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因此，昌海公司公司内部如何管理与融安扶贫办无关，昌海公司不能将其自己公司的管理风险转嫁给融安扶贫办，这不符合我国民法中公平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3、除以上40万元工程款外，融安扶贫办在第一次诉讼过程中于2013年8月6日将工程尾款5万元支付给了昌海公司。至此，融安扶贫办所欠工程款已经结清，昌海公司起诉要求融安扶贫办支付40万元的工程款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五十条、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广西昌海建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7300元，由广西昌海建筑有限公司承担。
上诉人昌海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对施工合同、请款单上的银行账户的含义理解错误。在本案双方签订的《公路工程施工合同书》中，虽然没有合同条款约定收付款账户，并且是韦昌富代表上诉人签订该合同，但该合同中韦昌富已代上诉人明确留下收取工程款的对公账号（开户名：广西昌海建筑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银行柳州市雅儒路支行，账号：618457487928）。为什么要留下该账号呢，况且该账号还是特意加盖上去的，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都会将之理解为该账号就是双方财务往来的账号，否则就没有必要特意加盖账号。同理，上诉人的两次请款，在《扶贫资金申请表》上都明确留下收取工程款的上述对公账号。该《扶贫资金申请表》是被上诉人提供的表格。表格上特意留有施工单位账号一栏，也就是说，施工单位的账号是被上诉人要求提供的。上诉人在两次请款中，应被上诉人的要求，已经提供了施工单位的对公账号。这就是收取工程款的账号，如果不是收取工程款的账号，为何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提供呢。一审法院仅以合同没有条款约定付款账号为由，认为对付款账号没有约定显然是不对的。约定可以是明文约定，也可以是通过能正常理解的其它方式约定。从上述施工合同、请款单来看，其实本案双方对收付款账号是有约定的。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在请款单中提供银行账号，上诉人按其要求提供了，这就是对收付款账号的一种约定。况且，无论合同还是请款单中并没有约定用韦昌富的私人账号作为收取工程款的账号，也没有留下韦昌富的私人账号。另外，本案工程款作为公款，从财务规章制度方面来讲，是要付到对公账户的，是不可以打入私人账户的。还有，上诉人按施工合同第四条第二款的约定：“乙方（指上诉人）收到工程款前必须开具税务部门正式发票给财政部门后方可办理拨款手续”，于2012年11月22日开具了《建筑业统一发票》给被上诉人。《建筑业统一发票》上“收款方”载明为“广西昌海建筑有限公司”，而不是韦昌富个人。所有的书面文件都是上诉人作为收款人，没有任何书面材料说韦昌富是收款人的。因此，一审法院说本案双方没有约定收款人和收款账号显然是错误的。二、上诉人从来没有授权韦昌富代上诉人收取工程款。一审法院对上诉人出具给韦昌富的《授权委托书》作了扩大解释，并歪曲其为“代理权限指示不明”，得出“继续延用该授权委托书实际履行合同”的结论，一审法院对《授权委托书》的理解显然有误。上诉人出具给韦昌富的《授权委托书》全文如下：“我夏永成系广西昌海建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的韦昌富为我公司代理人，以本公司名义参加融安县大将镇太江村委至坡迈屯道路硬化工程的投标报名活动，代理人在办理应（错别字，其实应为该字）活动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我均予以承认”。该份《授权委托书》有个大前提，即是参加投标报名活动，不能超出这个大前提理解该《授权委托书》，否则就是扩大解释。该份《授权委托书》虽然有个错别字，但并不影响文义的正确理解。上诉人仅是对韦昌富在投标报名活动中的一切行为予以承认，超出投标报名活动范畴的则需另外取得授权。一审法院说该《授权委托书》“代理权限指示不明”显然是断章取义的。一审法院说韦昌富继续延用该授权委托书实际履行合同，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韦昌富有权代理上诉人领取工程款。一审法院的此说法明显错误。上述《授权委托书》只是投标报名活动的委托书，投标报名活动结束后，该委托也自然终止，根本不存在“继续延用该授权委托书实际履行合同”的情形。投标报名活动结束后，上诉人中标，与被上诉人签订了施工合同。后来在该施工合同的实际履行中，上诉人任命韦昌富为该工程负责人，是另外授权给韦昌富，并不是继续延用原授权委托书。公司职员从事职务活动必须取得相应的授权，在授权范围内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上诉人从始到终都没有授权给韦昌富代上诉人收取工程款，只是授权给韦昌富去签订合同、管理工地和办理请款手续。上诉人不可能授权给韦昌富个人去收取公款，因为让公款走私人账户是违反财务规章制度的，是违法的。被上诉人未经上诉人同意就付款给韦昌富，这是被上诉人的失职行为，应由被上诉人自行与韦昌富扯清楚，这上诉人无关。况且，韦昌富与被上诉人还有其它经济往来。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来看，在2012年11月23日被上诉人通过大将镇会计核算中心实际付了两笔款给韦昌富，一笔是400000元，另一笔是166000元。这说明，被上诉人与韦昌富有其它经济往来。在此情况下，韦昌富与被上诉人有可能恶意串通，其所订的付款方式，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上诉人是不可能认同的。三、韦昌富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被上诉人付款给韦昌富与上诉人无关，不能视为对上诉人的付款。一审法院认为韦昌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显然是错误的。根据相关法理，表见代理是指行为人无代理权而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第三人实施民事行为，但有足以使第三人相信其有代理权的事实和理由，善意相对人与行为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该民事法律行为的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要同时具备：1、行为人无代理权却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行为；2、客观上有足以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事实；3、相对人主观上无过错；4、行为人与相对人所为的民事行为具备生效要件。在本案中具备第1个构成要件，即韦昌富没有领取工程款的权限却领取了工程款，但不具备第2和第3个构成要件。被上诉人作为相对人在主观上是有过错的，即将公款付到私人账户是违反财务规章制度的，是违法的。在客观上也没有足以使被上诉人相信韦昌富领取工程款的事实，因为上诉人从未授权委托韦昌富领取工程款，也没有任何的书面材料同意被上诉人付款给韦昌富，在本案之前韦昌富也未从被上诉人处领过工程款。被上诉人如何有理由相信韦昌富有领款权限呢从本案的证据材料来着，《扶贫资金申请表》、《融安县财政局请示、报告处理单》上面所写的请款单位都是广西昌海建筑有限公司，相关领导也是批复同意划拨工程款给昌海公司。被上诉人不按领导的批复来办，私下与韦昌富串通，将本应付给上诉人的工程款付给韦昌富个人，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其付款给韦昌富的行为不能视为对昌海公司的付款。因本案纠纷上诉人起诉过两次，在第一次起诉时被上诉人的答辩理由是按照融安县扶贫资金管理规定，工程款不能划拨至县外，应由施工单位在融安县注册并开设银行账户，而不是其相信韦昌富有领款的权限，不是一审法院所说的表见代理。被上诉人后来通过违规操作，将工程款付到融水县永乐信用社韦昌富的私人账号，这也出了融安县的范围，也是到了县外，和被上诉人讲的工程款不能划拨至县外的说法自相矛盾。在第一次起诉时被上诉人在答辩状中还提到：“我办曾要求项目经理韦昌富在融安县注册并开设银行账户，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办妥。经与项目经理韦昌富协商，项目工程款由县财政局划拨至项目所在的大将镇财政所，再由项目经理韦昌富支取，韦昌富同意并认可了这一付款方式。”由此可见，被上诉人所讲的这一付款方式，是其与韦昌富恶意串通制定的，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另外，韦昌富与被上诉人还有其它经济往来，被上诉人付给韦昌富的40万元也有可能是其它款项，而不是本案的工程款。四、上诉人未收到40万元工程款也从未默认韦昌富代理领款。一审法院以《扶贫资金申请表》的“累计拨款金额”栏有“肆拾万元”就认为上诉人默认了韦昌富代理领款这一事实。一审法院如此认定显然是不正确的。《扶贫资金申请表》是被上诉人制作的，供重复多次使用的一种表格，其各个栏目也是被上诉人设计的，其中的含义上诉人并不一定理解透彻。其中2012年12月1日填写的《扶贫资金申请表》上的“累计拨款金额”栏确实有“肆拾万元”字样，上诉人理解的是累计申请拨款的金额。这是因为政府的工程经常拖欠工程款，申请拨款很久才得工程款是常有的事，分几次分别请款也是常有的事。前面一期工程款未得，第二期工程款也可以申请了也是常有的事。上诉人得不得到工程款应以银行转账凭证为准，而不是凭一张申请表格上含义不清的“累计拨款金额”就认定上诉人已收到400000元款项。一审法院认为如果上诉人没有收到400000元工程款，第二次请款就应该就全部工程款450000元进行请款而不是仅请款50000元。一审法院的认定是不正确的。按照实际中的操作，第一次的请款即使没有得，第二次也不能重复请款了。因为《扶贫资金申请表》上有各部门领导的审批意见，连同《融安县财政局请示、报告处理单》—起构成完整的请款材料，这个手续办下来需要时日。如果第一次请款正在审批中，第二次请款就全部工程款450000元进行请款，在第二次请款的办理过程中第一次所请款项办下来了，那第二次岂不是重复了。所以，一审法院在《扶贫资金申请表》上大做文章，凭这两张表格就草率地认定上诉人已收到400000元款项并默认了韦昌富代理领款，一审法院上述推理是不成立的，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综上所述，上诉人在本案中按期按质完成了工程，但只收到了被上诉人支付的50000元工程款，被上诉人付给韦昌富的400000元不能等同于付款给上诉人，因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二、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被上诉人支付400000元工程款给上诉人。二、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融安扶贫办辩称，一、被答辩人的起诉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属于重复诉讼；二、答辩人已经将全额工程款450000元分两次支付，上诉人重复要求答辩人支付第一笔工程款400000元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不应得到支持；三、如果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得到支持，答辩人将会在一个总额为450000元的扶贫工程中支付850000元工程款，将会给国家蒙受巨大损失，而被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的项目经理分别都获取工程款，结果是一方蒙受不平而另一方获取巨额不当利息，这与公平正义背道而驰。综上，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恳请驳回。
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上诉人对一审查明的“合同签订后，韦昌富亦代表公司组织施工队对该工程进行了施工”有异议，认为韦昌富只是工地的负责人，并不是项目经理，而且也没有成立项目部。被上诉人对“韦昌富系广西昌海建筑有限公司员工”有异议，认为韦昌富不是广西昌海建筑公司员工，只是挂靠在上诉人的包工头，是实际施工人。
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以下证据：融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报告书融人社处告字（2013）第6、7号；融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融人社监令字（2013）9、10号，证明该工程是上诉人公司的工程，也是上诉人拿钱发放给工人的。
被上诉人质证称，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认同上诉人的观点，恰好能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形成证据链，整个处理过程中上诉人没有拿出过一分钱，一直是韦昌富承包，并由他处理。
被上诉人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劳动保障监察投诉书，证明韦昌富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是包工头；证据二，工程民工工资发放表、大将镇太江村道路硬化结算单（2张），证明是韦昌富聘请了施工工人和工资结算的依据；证据三，2013年7月19日韦昌富书写的一份声明，证明本案涉案工程的权利义务是由韦昌富自己承担而不是本案上诉人；证据四、劳动保障监察投诉书，证明韦昌富同时也是广西华利达公司的项目经理和员工，韦昌富并不是本案上诉人的员工；证据五、大将镇合理村道路硬化结算单、大将镇合理村道路硬化工程民工工资发放表，证明谭正山等人的身份。
上诉人质证认为，被上诉人提交的材料都不是新证据，不是本案一审开庭后出现的新证据，上诉人不同意质证；如果法院认为是新证据，上诉人已提出相反的证据，劳动保障监察的投诉书的内容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的观点；对劳动工资发放表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是韦昌富从公司拿钱去工地发放的；道路硬化结算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结算单不是韦昌富书写的，字迹都不是韦昌富写的，上面也没有韦昌富的签字；对保证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不同意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因为韦昌富从公司拿钱出去挪用，没有发给工人，因此公司叫他写了一份保证书；谭正山投诉华利达公司的投诉书、大将镇合理村道路硬化结算单、大将镇合理村道路硬化工程民工工资发放表都是华利达公司的结算单和工资发放表跟本案没有关系，与上诉人没有关系。
本院对于当事人异议事实及新提交证据的分析与认定：对于上诉人的异议，因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韦昌富作为公司的代表与被上诉人签订《公路工程施工合同书》，在该合同的实际履行中，上诉人也认可其任命韦昌富为该工程负责人，作为工程负责人组织施工，因此，一审判决的表述并无不当，上诉人的异议理由不成立。关于被上诉人异议的事实，本院认为，因被上诉人在一审诉讼中提交的证据1，其陈述证明目的是“上诉人介绍他们公司韦昌富进行工程投标，韦昌富是该公司的员工。”故被上诉人已经认可韦昌富为上诉人的员工，上诉人对此事实也予以认可，现被上诉人认为韦昌富并非上诉人的员工，与其一审的主张相矛盾，对其现主张的事实也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佐证，故其异议的观点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因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二，因该两份证据记载的内容显示该欠付工人工资的情况，其欠付的数额也与融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报告书融人社处告字（2013）第6号、融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融人社监令字（2013）10号所载的内容一致，故本院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证据三，因上诉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但证据一、二、三是否能够证明各方的主张，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关于证据四、五与本案并不具有法律上的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信。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将400000元转到案外人韦昌富个人账户是否构成对上诉人支付工程款。
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案外人韦昌富作为上诉人的员工和代表，代理上诉人参加融安县大将镇太江村委至坡迈道路硬化工程投标活动，与被上诉人签订《公路工程施工合同书》，在合同签订后亦由韦昌富代表公司组织施工队对该工程进行施工，并参与工程的结算、办理请款手续、开具发票等活动，因涉案工程的相关活动，韦昌富均全程参与，其一系列行为虽然没有上诉人的明确授权，但上诉人对其并未提出异议，而领取工程款也是与涉案工程相关的活动之一，故基于前述行为，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韦昌富可以代表公司领取工程款，因此，韦昌富的行为已经构成表见代理，故被上诉人将工程款支付给韦昌富应当视为支付给上诉人，上诉人无权要求被上诉人再次支付工程款。
至于在合同及扶贫资金申请表中列有上诉人的开户账户的问题，如一审所述，双方在合同并未明确约定工程款要转入该账户，同时上诉人的两次请款时间相距近两月之久，第一次申请的400000元在2012年11月23日已经转入韦昌富的账户，而上诉人的第二次请款是在2012年12月1日，如上诉人未收到第一次所请的400000元，第二次请款时不应在请款单申请的累计拨款金额中填写为“肆拾万”，因此从上诉人的行为看，其是认可已经收到被上诉人支付的400000元的，否则在其账户并未有400000元转入的情况下，上诉人申请的款项却是50000元，于情不符。对于韦昌富是否将款项支付给上诉人，则是上诉人与其内部员工之间的纠纷，与被上诉人无关。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韦昌富有权代领工程款，被上诉人将款项支付给韦昌富的行为就是支付给上诉人的依据充分，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广西昌海建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司英华
代理审判员 曾庆斌
代理审判员 李春晓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代书 记员 宋筱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