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0365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阎和，男，1952年10月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阎方泓（阎和之子），1980年12月8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萍，女，1962年6月1日出生。
上列二上诉人共同之委托代理人风志，北京市仁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铁良，男，1959年10月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同红，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赵铁芬，女，1958年9月2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风志，北京市仁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阎和、赵萍因共有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3）西民初字第084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3月，阎和、赵铁芬、赵萍起诉至原审法院称：我们与赵铁良系兄弟姐妹关系，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号公租房屋（以下简称×号房屋）原承租人张丽淑系四人之母。张丽淑于1994年因病去世，×号房屋承租人未予变更，四个子女均有继续承租的权利。2004年，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拓宽后，赵铁良欲将×号房屋及附属自建房合并改造为经营性质用房，用以开办饭馆，并独自经营使用及获益。同时，赵铁良诈称必须首先变更其为唯一的承租人后，方能改造房屋并办理营业执照。阎和、赵铁芬、赵萍、赵铁良就此事签订了家庭内部协议，但在签订协议的当天，阎和与赵萍才知悉与此事有关的信息，在此之前对协议内容一无所知。阎和、赵铁芬、赵萍受赵铁良哄骗，基于手足亲情，并考虑到赵铁良无稳定工作，且曾有不良记录，求职比较困难，同意在满足若干前提条件的限制下，允许赵铁良变更承租人并改造×号房屋用于开办饭馆。协议约定要义如下：1、四个子女均具备继续承租的权利，同意变更承租人只是为了使赵铁良可以利用×号房屋独自开办饭馆并获取收益，并非同意放弃相关的拆迁安置补偿权利；2、由于赵铁良独自占有房屋，并独享经营收益而给阎和、赵铁芬、赵萍带来的损失，赵铁良按不同比例支付给阎和、赵铁芬、赵萍现金补偿款共15万元；3、如遇产权单位拆迁，阎和、赵铁芬、赵萍不向赵铁良个人提出有关此房屋的任何补偿要求，但并不表示不要求从国家给予的拆迁安置补偿中获得个人应得的拆迁安置补偿；4、协议约定自收到现金补偿款之日起此协议正式生效。协议内容相关约定的语句措辞，由于为家庭成员内部拟定，非专业人士所写，受其知识水平、知识结构和相关经验不足的限制，很多约定含混不清，言辞表意不准确、不规范，存在诸多歧义。赵铁良依据该家庭内部协议将×号房屋承租人进行了变更，但未向阎和、赵铁芬支付协议约定的款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基于赵铁良未向阎和、赵铁芬支付约定款项的实际情况，且阎和在签订此协议时系因脑梗死治疗出院一个月，根据医院诊断证明中的“3级高血压、右眼睑下垂、言语错乱不着边际，四肢活动障碍”等描述，可以表明阎和在签订家庭内部协议时身体状况极差，不具备正常的思维判断和行为能力，阎和在家庭内部协议上签字并非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在上述情况下，该家庭内部协议应当是无效的。2007年9月，×号房屋所在地区发布《房屋拆迁通知》后，赵铁良立即组织阎和、赵铁芬、赵萍召开家庭会议，商定由赵铁良作为家庭代表直接洽商并获得全部拆迁安置补偿后，再在家庭内部共同商议确定合理的分配方案，并进行分配。2013年春节前夕，×号房屋拆迁完毕。赵铁良断然违背2007年家庭会议所做约定，称拆迁补偿只是补偿他一个人的。就此事与拆迁办进行问询，得知本次拆迁安置补偿的原则是货币与房屋安置相结合，根据建委要求，原则上一个房本解决一套安置房，但会以户为对象，按照“住得下、分得开”的原则，综合考虑给予住房安置补偿，故认为赵铁良个人名下不可能同时补偿多套安置房。综上所述，在家庭内部协议无效的情况下，赵铁良虽作为家庭代表及名义上的承租人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并取得了相应的拆迁款、安置购房指标，但其取得的拆迁款、安置购房指标并非赵铁良一人所有，而是和阎和、赵铁芬、赵萍三人共有。现诉至法院，要求判令：1、赵铁良给付阎和回龙观地区定向安置房两居室一套及现金25万元；2、赵铁良给付赵萍回龙观地区定向安置房两居室一套及现金25万元；3、赵铁良给付赵铁芬一套两居室。
赵铁良辩称：不同意阎和、赵铁芬、赵萍的诉讼请求。我是被拆迁房屋的合法承租人，也是唯一的居住人和被安置人口。拆迁补偿是针对被拆迁房屋和我个人给的补偿，与阎和、赵铁芬、赵萍没有关系，安置的房产和现金是我的个人财产，不是我与阎和、赵铁芬、赵萍的共同财产，请求法院驳回阎和、赵铁芬、赵萍的诉讼请求。阎和、赵铁芬、赵萍诉称×号房屋承租人未予变更，四个子女均有继续承租的权利，这一陈述与事实不符。自从1994年我母亲去世到2004年变更承租人之前，该公房一直由我实际居住使用，赵铁芬和赵萍均已出嫁，都有自己的住房，阎和也有自己的家，也一直不在该房屋居住。根据北京市公房承租的相关规定，只有赵铁良一人符合继续承租资格。阎和、赵铁芬、赵萍称他们是受我哄骗，基于手足亲情以及我的其他实际困难、在满足若干条件的前提下允许我变更为承租人，这些陈述也与事实不符。该家庭内部协议是阎和、赵铁芬、赵萍自愿与我达成的，不存在阎和、赵铁芬、赵萍所称的哄骗情形。×号房屋的承租人本应顺利变更，但由于赵萍拒绝配合，阎和、赵铁芬为了缓解家庭矛盾，与房管局工作人员谭玉才的共同撮合下达成本协议，并且在协议签订后，我按照同地段拆迁补偿价如数将折价款支付给赵萍，并为阎和、赵铁芬书写了欠条，共同到房管所递交了变更承租人申请表，整个过程不存在欺骗的情形，手续上也符合房屋承租人变更的相关规定。自承租人变更后，我即成为房屋的合法承租人。变更承租人的行为双方应当享有的权利和义务是明知的。协议中对房屋有可能拆迁所得的利益也做了明确的约定，即拆迁补偿全部归我所有，并没有协议之外的意思表示。因此，拆迁补偿和阎和、赵铁芬、赵萍没有任何关系。如果阎和、赵铁芬、赵萍认为承租关系的变更给其造成了损失，阎和、赵铁芬、赵萍应另案解决，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2004年5月31日，即该家庭内部协议签订的当日，赵铁良向赵萍一次性支付协议约定的补偿款现金10万元，有赵萍给赵铁良手写的收款条为证。家庭协议目的是平息赵铁良与赵萍的纠纷，阎和、赵铁芬当时就同意直接变更承租人。由于赵铁良家庭经济并不富裕，阎和、赵铁芬并没有要求补偿款的意思。自2004年5月31日至2013年赵铁良拿到公房拆迁补偿款之前，双方均没有提起房屋补偿款事宜，即便是我拖欠补偿款，由于阎和、赵铁芬近10年均未主张已经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其权利已不受法律保护。房屋进入拆迁程序后，由于拆迁仅针对我个人，不涉及阎和、赵铁芬、赵萍的问题，因此，我与拆迁方的谈判不存在代表家庭，所得拆迁款绝大部分是基于我经营场所的补偿，不涉及阎和、赵铁芬、赵萍的安置补偿问题。
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本案中，阎和、赵铁芬、赵萍与赵铁良双方于2004年5月31日签订了家庭内部协议，阎和、赵铁芬、赵萍虽称签订该协议时阎和身有疾病、不具有正常人的思维水平，但其提交的医院出院志中载明阎和查体神清语利，仅依据该出院志及诊断证明，无法证明阎和签订协议时行为能力受限，且家庭内部协议签订于阎和出院之后，故对阎和、赵铁芬、赵萍的这一意见，法院不予采纳。家庭内部协议虽约定“自收到现金补偿款之日起此协议正式生效”，但在签订该协议当天，赵铁良已按照协议给付赵萍10万元，并分别向阎和、赵铁芬出具了欠条，之后，阎和、赵铁芬、赵萍与赵铁良双方办理了承租人变更手续，将×号房屋承租人变更为赵铁良，故该协议应当认定为已经生效，并已实际履行。阎和、赵铁芬、赵萍与赵铁良双方在家庭内部协议中参照该房屋当时的补偿价格对每人享有的权利份额进行了约定，并约定如遇产权单位拆迁不能向赵铁良提出有关此房屋的任何补偿要求，且该处房屋在变更承租人后由赵铁良经营饭馆使用，阎和、赵铁芬、赵萍未使用该房屋，故现阎和、赵铁芬、赵萍要求赵铁良向其给付安置房及补偿款，缺乏法律依据，法院对此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之规定，于2013年12月判决：驳回阎和、赵铁芬、赵萍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阎和、赵萍不服，以家庭内部协议尚未发生法律效力、赵铁良变更房屋承租人手续违法、×号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应有阎和与赵萍之份额为由上诉至本院，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赵铁良给付阎和和赵萍回龙观地区定向安置房两居室各一套及现金各25万元。赵铁芬未上诉，赵铁良同意原判。
经审理查明：阎和、赵铁芬、赵萍与赵铁良称，阎和系张丽淑与其前夫所生，张丽淑前夫死亡后，其与赵万钧结婚，婚后生育三个子女赵铁芬、赵铁良、赵萍。赵万钧于1976年死亡，张丽淑于1994年死亡。张丽淑生前承租了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00号公房。
2004年5月31日，阎和、赵铁芬、赵萍、赵铁良签订《家庭内部协议》，协议记载：“母亲生前承租了太平桥大街×号房屋，自母亲去世后，此房屋的承租人一直没有确定，后经咨询房屋管理员认定，此房可以由其四子女（阎和、赵铁芬、赵铁良、赵萍）继续承租，现因赵铁良需用此房屋做经营使用属个人行为。经兄弟姐妹四人共同协商并参考现行有关房屋补偿价格的内容，按照估价为25万元的百分之十分别分配给阎和、赵铁芬，25万元的百分之四十分别分配给赵铁良、赵萍，且做如下约定后将承租人变更为赵铁良。1、赵铁良支付给阎和、赵铁芬每人现金25000元整，赵萍现金10万元整；2、阎和、赵萍、邹颖户口可保留在原户籍；3、如遇产权单位拆迁不能以户口和本人无住房等理由向赵铁良提出有关此房屋的任何补偿要求。自收到现金补偿款之日起此协议正式生效。”该协议上有阎和、赵铁芬、赵萍、赵铁良四人签字、按手印，并有房管部门工作人员谭玉才签字。协议签订当天，赵铁良给付赵萍10万元，并向阎和及赵铁芬分别出具欠条，内容分别为：“今欠哥哥阎和现金人民币25000元整，一年内还清（04.5.31—05.5.30）”、“今欠赵铁芬现金人民币25000元整，一年内还清（04.5.31—05.5.30）。”协议签订后，×号房屋承租人变更为赵铁良，赵铁良使用该房屋经营饭店。
2013年1月20日，赵铁良（乙方）作为被拆迁人与北京建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甲方）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书》，约定：“甲方因建设需要拆迁乙方在拆迁范围内太平桥大街×号所有的房屋，乙方在拆迁范围内有正式房屋2间，建筑面积25.99平方米，乙方现有在册户籍人口1人，实际居住人口1人，分别是户主赵铁良、户主赵萍、之女邹颖、之弟阎和。根据甲方与北京华融金晖置业有限公司签署的有关预购房的协议，就回龙观×号楼×单元×号、027区×号楼×单元×、×、×号房屋，由乙方与北京华融金晖置业有限公司签署买卖合同，乙方取得该房屋所有权且无需支付购房款。甲方给予乙方一次性综合补助费207万元整，乙方自行支付房屋交付前的周转及交付办理房屋产权证及入住所需各项税费或用于房屋装修、其他支出。上述补偿、补助包括了甲方因实施拆迁而给乙方的全部补偿。”2013年2月1日，赵铁良领取了上述拆迁综合补助费207万元。2013年2月8日，赵铁良给付赵萍20万元。2013年2月13日，赵铁良给付赵铁芬25万元。
原审中，阎和、赵铁芬、赵萍提交了2004年4月26日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第二临床医学院出院志、诊断证明，称阎和有三级高血压、高甘油三酯、脑梗死、不具备正常人的思维水平、头脑不清醒、思维混乱，签订家庭内部协议不是阎和的真实意思表示。赵铁良对此不予认可，称家庭内部协议是在阎和出院以后签订的，不能说明其行为能力受限，签订协议的时候有房管局工作人员在场。在阎和、赵铁芬、赵萍提交的出院志的诊治摘要中有“查体神清语利、反应稍迟钝、自动体位、查体合作”的记载。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证明信、家庭内部协议、拆迁补偿协议书、收条、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条、出院志、诊断证明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阎和、赵萍、赵铁芬、赵铁良于2004年5月31日共同签订了家庭内部协议，赵铁良按照协议约定内容给付赵萍10万元，并分别向阎和、赵铁芬出具了欠条；且协议签订后，×号房屋的承租人已实际变更为赵铁良，该协议已实际履行。后赵铁良一直使用×号房屋进行经营活动直至拆迁，且依据拆迁协议，赵铁良作为唯一的被拆迁人获得了拆迁安置补偿。现阎和、赵萍上诉主张赵铁良变更房屋承租人手续违法，并主张×号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有阎和、赵萍之份额，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仅依据拆迁协议上所记载的在册户籍人口情况，并不能证明阎和、赵萍享有×号房屋的拆迁补偿利益，故阎和、赵萍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法院所作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29600元，由阎和、赵铁芬、赵萍负担（已交纳14800元，余款148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至原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26800元，由阎和、赵萍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 珊
代理审判员 王军华
代理审判员 胡珊珊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雷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