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冀11民终22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宁津县森达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宁津县刘振雷村。法定代表人：杜焕春，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恒，宁津恒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永川高新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故城县青年街北首。法定代表人：罗长江，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柴洪顺，男，1966年7月21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故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长江，1970年2月28日出生，现住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郑口镇康宁路**号。上诉人宁津县森达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河北永川高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川公司”）、柴洪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故城县人民法院（2016）冀1126民初10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森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杜焕春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恒，被上诉人永川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时亦为被上诉人柴洪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长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森达公司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在本案原一、二审中，永川公司和柴洪顺均认可本案所涉收条的真实性，均答辩虽然森达公司持有收条但不能证明是森达公司送的货，另永川公司辩称本案超过诉讼时效，柴洪顺辩称收条是写给司机的，二被上诉人是基于上述主要原因拒绝支付争议货款的。在本案原一、二审中二被上诉人均对收到聚乙烯板14098公斤、价款合计98686元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在本次审理过程中，永川公司为凑足滕桂霄书写的证明条上的价款数额，将货物价格普遍压低，并且编制了交易明细，其提供的相关资料不完整且自相矛盾。收货单据上写的价格是每吨6000元，见2011年9月6日、2011年8月13日腾桂霄出具的证明，该价格与森达公司账目明细的价格相符，而永川公司业务明细上的计算价格是每吨5800左右。永川公司所提交的货物往来明细中货物价格是伪造的。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本案收货条完全能够证明永川公司所欠的货款，一审法院认定收货条不能作为森达公司主张权利的证明，并以此认定森达公司主张权利证据不足，显然违背了民事诉讼法和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交易习惯中，双方对账后，就双方认可的收货证明原件由收货方收回，收货方依据汇总的收货证明付款或者书写欠款证明即欠条，而对不认可的单据另行处理，假如有收条原件供货方没有带来而收货方认可，则在书写的欠款证明上注明这一情况。在本次一审庭审中永川公司又推翻了以前自认的事实，编造了与事实不符的明细表，混淆是非，致使一审法院作出了错误的判决。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被上诉人永川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柴洪顺所打的两张收货条的款项包含在2014年1月10日滕桂霄为森达公司出具的欠条证明中，本案争议的款项永川公司已经支付。被上诉人柴洪顺辩称，柴洪顺出具收货证明是代表永川公司的职务行为，上面的价格不是柴洪顺所写。收货证明只能证明收到了这些货，不是欠条，当天柴洪顺收到三笔货，一共打了三个收货证明，都是给送货司机打的。上诉人森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原告与被告永川公司有业务往来。2011年11月19日原告将价值98686元的聚乙烯板送到被告永川公司，由其工作人员柴洪顺出具了收条。该款经原告多次催要未果。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98686元，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森达公司与被告永川公司自2010年10月至2013年8月24日，双方发生业务关系，但未签订书面的购货合同。在双方交易过程中，由被告向原告电话通知购货，原告派司机将货物送到被告所在地，被告的工作人员向送货人员出具收货证明。2011年11月19日，被告的工作人员柴洪顺向原告出具证明两份，载明“送聚乙烯板4670公斤肆仟陆佰柒拾公斤毛6332净1662河北永川柴洪顺2011年11月19日”、“今收到聚乙烯板9428公斤玖仟肆佰贰拾捌公斤河北永川柴洪顺2011年11月19日”。2014年1月10日，原告法定代表人杜焕春来到被告处与其会计滕桂霄进行结算，由滕桂霄向原告出具了证明，载明：“今未付货款180314元滕桂霄2014年1月10日”。2014年10月15日，原告森达公司向故城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支付货款180314元。经故城县人民法院审理并作出（2014）故民二初字第1366号民事判决，判令被告永川公司支付森达公司170314元。永川公司不服提起上诉，经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双方达成和解协议，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制作了（2015）衡民终子第237号民事调解书。2014年12月3日，原告森达公司向故城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永川公司支付货款98686元。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为2011年11月19日被告工作人员柴洪顺向原告出具的收货证明中的货款是否包含在2014年1月10日被告的会计滕桂霄为原告出具的证明未付款180314元中。原告虽持有被告出具的两张收货单证明，但该证明并非债权凭证，而仅证明被告收到原告的货物，依此作为债权凭证而向被告主张权利，显然证据不足。原告虽然提供了双方往来明细单，但该明细与被告为其出具的收货明细不符，而被告提交的往来明细及收货复印件能够互相印证，且与被告出具的欠款证明相吻合，故此原告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目的。同时截止2013年8月24日，原、被告双方无业务往来，2014年1月10日，双方就之前的业务进行了结算，为此被告的财务人员滕桂霄向原告出具了欠未付货款证明，而原告提交的收货单是在原、被告结算之前发生的业务，而原告就被告的上述欠款于2014年10月15日提起诉讼，原告诉讼时涉案的收货单已经存在，而原告并未一并主张，显然也不符合常理。因此原告以涉案的送货单证明向被告永川公司主张权利，证据不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原告森达公司要求被告永川公司、柴洪顺支付货款98686元，证据不足，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宁津县森达化工有限公司对被告河北永川高新科技有限公司、柴洪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67元，由原告宁津县森达化工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森达公司与永川公司自2010年10月22日至2013年8月24日发生聚乙烯板买卖关系，森达公司向永川公司供应聚乙烯板，永川公司收货后，为森达公司出具收货证明，但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在双方交易过程中，永川公司的工作人员柴洪顺于2011年11月19日向森达公司出具收条即收货证明两份，载明收到森达公司聚乙烯板共计14098公斤，永川公司对此事实予以认可。至本案诉讼发生时，柴洪顺出具的该两份收条原件始终由森达公司持有。在双方业务往来过程中，永川公司财务人员滕桂霄曾于2014年1月10日给森达公司出具了欠款证明一份，载明“今未付货款180314元”。2014年10月15日，森达公司向故城县人民法院对永川公司和滕桂霄提起诉讼，要求永川公司和滕桂霄支付货款180314元。故城县人民法院经审理并作出（2014）故民二初字第1366号民事判决，判令永川公司支付森达公司170314元（永川公司于2014年1月28日给付森达公司10000元的银行承兑汇票用于偿还货款180314元中的部分欠款）。永川公司不服提起上诉，经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双方达成和解协议，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制作了（2015）衡民二终字第237号民事调解书。2014年12月3日，森达公司向故城县人民法院对永川公司和柴洪顺提起诉讼，要求永川公司和柴洪顺支付柴洪顺于2011年11月19日出具的载明收到聚乙烯板共计14098公斤的两份收条对应的货款98686元，并提交了两份收条原件和森达公司制作的业务往来对账单及记录的明细账各一份等证据。永川公司辩称，2014年1月10日两公司就交往情况进行对账，因为森达公司供货质量问题，经双方协商总价款为180314元，由永川公司财务人员滕桂霄出具了总欠条。故城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森达公司与永川公司有多笔生意往来，本案争议的欠款证明日期为2011年11月19日，永川公司向森达公司出具的总条日期为2014年1月10日，本案争议的欠款应已包含在总欠条之内。而关于总欠条的欠款纠纷双方已经法院调解解决，森达公司再就2011年11月19日的欠款证明起诉永川公司属重复起诉。故城县人民法院作出了(2014)故民二初字第1544号民事裁定，驳回了森达公司的起诉。森达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认为，原审裁定认定“永川公司于2014年1月10日向森达公司出具的欠款证明为总欠条、本案争议的欠款已包含在总欠条之内、森达公司再就2011年11月19日的欠款证明起诉永川公司属重复起诉”的事实证据不足，遂作出了（2016）冀11民终829号民事裁定，撤销故城县人民法院(2014)故民二初字第1544号民事裁定，指令故城县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再次审理过程中，永川公司提交了自己制作的业务往来对账单一份及收货单复印件15份。经查双方各自提交的业务往来对账单载明的交易笔数、货物名称和规格基本一致，但单价明显不同，森达公司提供的对账单载明的单价一般为每吨6000元，永川公司提交的对账单载明的单价一般为每吨5682元，永川公司提交的对账单载明的货物数量略少于森达公司提交的对账单载明的货物数量。经过比对，双方于2011年7月16日和9月6日的交易，双方对账单显示的货物总价款相同，但永川公司提交的对账单上未显示货物单价、规格或数量，森达公司提交的对账单均显示货物规格、数量、重量（吨数）、单价及总价款，对该两笔交易，森达公司提交的对账单载明的单价具有合理的理由和依据，且滕桂霄于2011年9月6日出具的收货单载明的单价亦为每吨6000元，故对森达公司提出的除双方另行约定外一般情况下货物单价为每吨6000元的主张予以采信。在故城县人民法院（2014）故民二初字第1544号案件和本院（2016）冀11民终829号案件中永川公司均未提交业务往来对账单，对于森达公司提交的对账单载明的单价一般为每吨6000元以及供货数量的重要事项，永川公司在该两案中也未明确提出异议。在森达公司起诉永川公司和柴洪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整个诉讼过程中，森达公司自始至终以业务往来对账单作为基本证据，尽管为单方制作，但森达公司能够作出合理的解释和说明，故对森达公司提供的业务往来对账单予以采信。据此，双方交易总额为652487元，永川公司已经支付35800元，再减去另案起诉的180314元（含永川公司于2014年1月28日支付的1万元），尚欠114173元，涵盖了森达公司主张的98686元。关于柴洪顺出具的两份收货条载明货物的单价问题，永川公司在（2014）故民二初字第1544号案件提交的代理词中称，“森达公司标注的单价虽高出双方议定价格，在双方结算账时因价格基本公平，接近客观现实，在我公司出具总欠条时已认可森达公司标注价并进行了结算”，且在（2016）冀11民终829号案件庭审中对单价为每吨7000元予以认可，故应当确认诉争货物的单价为每吨7000元。之后在本案审理中，永川公司又提出每吨6200元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为，森达公司要求永川公司给付货款98686元，并提交了柴洪顺出具的两张收货条原件、业务往来对货单等证据，并对业务往来对账单能够作出合理的解释和说明，其所提交的上述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永川公司工作人员滕桂霄为森达公司出具欠条的时间虽然在柴洪顺出具两张收货条的时间之后，但欠条的内容和文字含义并不能表明其为总欠条的性质，不能证明已经包含柴洪顺出具的两张收货条载明的货款。根据查明的事实，永川公司也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已经支付了柴洪顺出具的两张收货条载明的货款。据此，对于森达公司要求永川公司给付货款98686元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柴洪顺收取森达公司货物的行为，系履行永川公司职务的行为，其行为的后果依法应由永川公司承担，故柴洪顺不应承担付款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森达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北省故城县人民法院(2016)冀1126民初1077号民事判决即：驳回原告宁津县森达化工有限公司对被告河北永川高新科技有限公司、柴洪顺的诉讼请求；二、被上诉人河北永川高新科技有限公司接本判决后十日内给付上诉人宁津县森达化工有限公司货款98686元；三、驳回上诉人宁津县森达化工有限公司对被上诉人柴洪顺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26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267元，均由被上诉人河北永川高新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曹忠毅审 判 员  戴全寿代理审判员  贾志英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书 记 员  闫 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