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泉民初字第1851号
原告王振，男，1988年6月21日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朱韵颐，江苏金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程乐佳，男，1984年11月19日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王珑，江苏金华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马玉梅，江苏金华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振诉被告程乐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月22日作出（2013）泉民初字第3390号民事判决，被告程乐佳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9日作出（2014）徐民终字第1360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本院（2013）泉民初字第3390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本院于2015年5月5日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8月12日、2016年4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振及其委托代理人朱韵颐、被告程乐佳及其委托代理人王珑、马玉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振诉称，2013年6月7日，被告以临时周转为名向原告提出借款50000元。鉴于被告与自己交情较好且借款金额也不大，原告遂将50000元现金交与被告，被告给原告打了借条及收条各一份，并加盖了手印。同时，被告向原告承诺10日之内一定归还借款。2013年6月底，原告找到被告要求还款，被告以各种理由推托，至今未还。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偿还借款50000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程乐佳辩称，被告从来不认识原告。2013年6月7日的借款借据是在被告同事张某的威胁下写的，同时被告也没有收到任何现金。张某之所以威胁被告，是因为被告此前和王浩、张某、许某甲共同赌博，欠许某甲赌债20000元演变出来高利贷。截止到2013年6月1日，被告向王浩和张某共出具4张借据，合计170000元。在无法归还170000元高利贷的情况下，张某和王浩威胁被告要把被告搞的妻离子散，不得安宁。迫于这种压力被告又给张某写了一张借据，张某要求把这张借据的债权放在本案原告王振的名下。因此，被告不同意归还相关的高利贷和赌债。
原告王振为证实其主张，向本院举证以下证据（证据1-4为原审证据）：
1、被告程乐佳2013年6月7日向原告王振出具的《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向王振借款50000元，于2013年6月19日前归还，无任何抵押，无任何利息。”该《借条》下方被告程乐佳还注明：“身份证、结婚证、工作证、户口本所有复印件及复印指纹都是真实的。”该《借条》内容及下方所注内容上均由被告程乐佳摁了手印。原告王振以此证据证实原被告双方的借贷关系成立。
2、被告程乐佳2013年6月7日向原告王振出具的《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王振人民币50000元整。”原告王振以此证据证实被告程乐佳已收到50000元借款。
3、被告程乐佳的身份证、结婚证、工作证、户口本复印件一组，上面有被告程乐佳签字及所摁手印。原告王振以此证据证实被告程乐佳为顺利借钱将自己的各种证件复印交给原告王振，以进一步取得原告王振的信任。
4、原告王振在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明细对账单》一份，其中显示2013年6月6日取款三笔，分别是7500元、68600元、3000元，2013年6月7日取款四笔，各为5000元。原告王振以此证据证实其将借款前一天及借款当日所取现金中的50000元交付给被告程乐佳。
5、案外人许某甲的港澳通行证一份、加盖“上海铁路局上海工务段南翔线路车间”印章的2012年12月考勤表一份，其中港澳通行证显示许某甲于2012年2月22日至2012年12月27日在香港澳门旅行六天，考勤表显示许某甲2012年2月24日至2012年12月27日在单位正常出勤，原告王振以此证据证实上海铁路局考勤制度比较松散，即使人不在岗位上，仍然可以按照其他形式记为出勤。
6、张某及其配偶刘青的飞机票各两张、海南旅游景点门票及海南超市购物小票一组计15张，以上材料显示张某2013年10月21日至2013年10月27日在海南，加盖“上海铁路局上海工务段运输车间”印章的2013年10月的计工表一份，该表显示张某在2013年10月21日至10月27日期间是正常出勤。原告王振举证以上证据证明目的同证据5。
7、（2015）泉民初字第1811号民事判决书及（2015）徐民终字第4021号民事调解书各一份，系王某诉程乐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王振以此证实“借钱不还谎称受到威胁逼迫打下借条，企图规避债务”是被告的一贯作风，且被告程乐佳出具给王某的借条与本案原告王振持有的借条书写格式完全一致，说明该借条的书写方式系被告程乐佳的书写习惯。
8、署名为上海铁路局职工张珂的书面证言一份，张珂的铁路职工工作证、身份证、通勤乘车证复印件一组，证明内容为铁路系统考勤制度相对较松，多种形式下都可算出全勤，上海往返徐州快捷方便，乘高铁一天最快可来回三趟，并且铁路职工享受免票待遇。被告虽然在徐州有妻子，但其在上海还有一名情人，被告为了维护与其情人的感情和生活，不惜举债。
9、上海至徐州往返高铁车次表一份，证明该线路是热门线路，一天之内有近50辆高铁来回，非常便捷。
10、证人张某出庭作证，证言内容为：2013年6月上旬程乐佳找我借钱，6月7日程乐佳给我打电话说借钱的事情。我身上没有钱，（考虑到）王振是我的战友，比较富裕，所以我给王振打电话向王振借钱，并告诉王振是程乐佳借的钱。王振说他不认识程乐佳，之前只见过程乐佳一两次。我给王振说程乐佳现在要用钱，把钱借给他没事儿，可以放心。6月7日上午程乐佳到我家，后又回去，下午又来我家，等许某甲来了之后，我就在6月7日晚上7、8点钟开车带着许某甲和程乐佳去王振位于万寨港的办公室拿钱，因为之前王振说许某甲也向他借钱。王振先给了许某甲50000元钱，是成捆的，然后把剩下的50000元散的给了程乐佳，程乐佳打了借条和收条。程乐佳交给王振的结婚证、身份证、工作证和户口本复印件是我让程乐佳事先准备好的，准备这些材料是因为王振和程乐佳不熟悉，让王振放心。另外，程乐佳在2013年3月和6月向我借了60000元和30000元，也都没有还。这两笔钱在程乐佳向王振借款的时候到期了，我催程乐佳还钱，他说渣打银行的贷款马上下来，现在还需要钱用，他天天找我借钱，所以我帮他联系了王振借钱。2013年6月借我的30000元是在徐州借的，在我家里或者奥运城，借条上也有程乐佳按的手印。6月7日去王振那，我开的好像是我叔叔的黄色的车。
11、证人王某出庭作证，证言内容为：我在上海铁路局上海工务段松江车间工作，具体工作是线路维护和保养。程乐佳是南翔车间的。我们上班不打卡、不照相、不签字、不按指纹，下班的时候不考勤不点名，调休或者偶尔请假可以算正常出勤。
12、证人许某乙出庭作证，证言内容为：我在上海铁路局上海工务段运输车间工作，具体工作是内燃钳工。我们上班不打卡、不照相、不签字、不按指纹，下班的时候不考勤不点名。领导比较人性化，家里有事可以回来处理，也可以调休。找人替班、补休、调休或者偶尔请假可以算正常出勤。
13、加盖“上海铁路局上海工务段运输车间”印章的2015年8月份上海工务段职工考勤表两份，其上显示张某、许某乙在2015年8月12日正常出勤，原告提交该证据证明目的同证据5、6。
经质证，被告程乐佳对证据1-4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但对证据3的来源有异议，认为既然原告王振自认双方为好友和同事，应对对方个人情况、自然信息都比较了解，不需要出示身份证、结婚证、工作证、户口本之类的东西。被告程乐佳确实未向原告王振出示过上述证件。对证据5、6中的考勤表真实性有异议，考勤表没有相关职工的签字，而被告在原审审理中提供的考勤表当中都有各位职工的签字。原告所提交的考勤表出具部门与被告原审当中提供的考勤表的出具部门不是同一个部门，说明原告提供的以上案外人的工作单位、工作性质与被告并不是一致的。以上证据都不属于新的证据，并且与本案也没有任何关联性，更不能以此推断被告所提供的原审证据考勤表不真实。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被告程乐佳与王某借款事实存在，而与王振之间不存在借款事实。同时，在本案中，被告对王振所持有的借条真实性认可，但是王振没有向被告支付出借款项。对证据8认为证人应当出庭接受质证才能根据审查的情况认定内容是否属实。对证据9认为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并且被告提供的车次表是2015年的车次表，不是本案发生时的2013年车次表。对证据10张某的证言，认为与事实不符，并且部分内容证实了原告的主张是不真实的。如证人证明原被告双方通过证人认识，大约有一年的时间，而原告在2013年10月18日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其与程乐佳已认识两年多。证人陈述被告程乐佳2013年6月1日向其出具的借条中的手印是在其家中或者奥运城中所捺印，实际上，本案原告所持有的借条当中的印泥与2013年6月1日被告出具借据中的印泥是同一物质。证人陈述其与许某甲及被告于2013年6月7日共同到原告办公场所出具借款手续，但证人及许某甲在2013年6月7日当天都在其工作岗位正常工作，并不在徐州，因此，证人证言与事实不符，不具备真实性。对证据11、12王某和许某乙的证言，认为与事实不符，证人王某说被告程乐佳工作的工区为南翔工区，但实际上程乐佳从没有在南翔工区工作过，程乐佳2010年到2015年２月份之前始终在黄渡工区工作，程乐佳的工区如从徐州前往应当是乘坐高铁后再坐一个半小时的地铁才能到达其工作岗位。各证人陈述其各自的车间考勤可能存在虚假，但是其各工区报到劳动人事科的考勤表都是真实的。2013年6月12日是国家的法定节日端午节，2013年6月8、9日仍然是工作时间而不是休息时间，原告及各证人陈述在周五可以提前早走与其第二天仍然需在其工作岗位工作的事实不符。三个证人确实与被告是同事，但是三人工作地点相差很远。
被告程乐佳为证实其主张，向本院举证以下证据（证据1、2为原审证据）：
1、《2013年6月份上海工务段职工考勤表》一份，证明其2013年6月7日在工区上班，不可能向原告王振出具《借条》。
2、被告本人2013年5月6日至8月31日的手机通话清单一组，以通话清单中没有与原告王振通话记录为由，否认与原告王振是好友及同事关系。该通话清单中，185××××3332是证人张某的号码，该号码在2013年6月5日13:02、6月6日16:57、6月8日15:04和16：38、16:45来电联系程乐佳，但6月7日既未来电联系程乐佳，也无程乐佳去电联系该号码的记录。
3、加盖“上海铁路局上海工务段劳动人事科”印章的考勤表复印件两份，考勤表上显示职工签字确认，其中有张某和许某甲的签字确认，证明张某及许某甲在2013年6月7、8、9日都在其工作岗位正常工作，不存在其陈述的2013年6月7日与被告共同到原告办公室办理借款手续的事实。
4、《工作计划与完成簿》（2013年6月份）一册，该日志由被告所在班组的工长李某书写，证明在2013年6月7日，被告程乐佳正在上海的工作岗位工作，不具备向原告借款和书写借条的客观条件。
5、证人李某出庭作证，证言内容为：其与被告程乐佳是同事。《工作计划与完成簿》由其书写，如其不上班，由班长代写，程乐佳在其班组的工号是9号。《工作计划与完成簿》的记录由工务段和车间领导检查，该记录与电子考勤和纸质考勤必须完全一致，电子考勤是根据纸质考勤情况由其录入电脑，并在每月25号传给车间。纸质考勤和《工作计划与完成簿》打印后由职工签字，然后再送到车间，如三份考勤记录出现不一致会受到处罚。从其工作地点乘坐公交车、地铁到上海虹桥高铁站，约需要两个小时。证人表示回忆不起当时的具体情形，根据《工作计划与完成簿》的记录内容，2013年6月7日上午7点半上班，其带班，与程乐佳、刁某、王某某一起进行线路养护和检查，下午上班时间是12点半至4点半，当天下午在会议室召开了安全反思会，程乐佳参会。6月7日晚上程乐佳值夜班，晚上11点点名，当天由班长点名，因为其去上海开会了。值夜班人员按规定需提前四个小时到宿舍睡觉，离家近的职工可以在家休息，程乐佳路远，要在宿舍休息。宿舍人员固定，程乐佳和张明戈一个宿舍。
经质证，原告王振认为：证据1系后补证据，是伪造的。况且在该单位许多职工可以采取替班、换班等形式打考勤，甚至与领导关系好的话偶尔休假照样可以按照出勤计算。对证据2不予认可，如此多的号码，无法一一查实是否有原告王振通过其他手机号或公用电话与被告程乐佳联系的记录，且原告系经朋友介绍认识被告程乐佳，借钱之后通过朋友索要还款也属于正常。对证据3认为即使复印件为真实的，按照铁路的考勤制度，替班、调休等各种形式来打考勤，并不能证实有考勤就在单位一天，况且徐州往返上海高铁便捷，来回方便。对证据4，认为其真实性无法确认，由于是纯手写，没有任何单位的公章和个人的签字，存在补写或者改写的可能，无法真实还原当时出勤的情况，不能证明被告程乐佳在2013年6月7日全天出勤。对证据5证人李某的证言，认为证人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其是对整个班组承担责任的工长，如班组出现考勤不真实的情况，工长将要承担很大责任，因此，工长证言不能反映考勤是否真实。且工长已经不能记起当时的情形，全靠《工作计划与完成簿》的记录来陈述当时的工作，因此其证言不能完全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另外，因证人是利害关系人，其无法证实被告的下班时间，并且在6月7日晚11点被告是否值夜班也无人证明，因此无法证实被告当天是否在岗。
就原、被告举证的关于2013年6月7日被告及证人张某、案外人许某甲的相关考勤记录，以及原告反映的上海铁路局上海工务段存在考勤记录与实际出勤情况不符相关问题，本院向上海铁路局上海工务段去函要求协助调查。上海铁路局上海工务段劳动人事科于2016年3月11日回函答复并提供相关考勤记录。其回函称：程乐佳、张某、许某甲均为其单位职工；2013年6月时，程乐佳为上海线路车间黄渡线路工、张某为机修车间修五工区钢轨整修工（电焊工）、许某甲为南翔线路车间南翔高修场工区线路工。2013年6月7日，程乐佳、张某、许某甲三人实际出勤情况是：程乐佳当日上午上道作业，下午开安全反思会，并在工区的“计划与完成簿”台账也有记录；张某实际情况应为年休（据查，当时工区工长邬藻华在考勤执行上存在问题，其把年休集中在考勤中先行考掉，然后给职工后面分开年休，只记在记事簿子上，休了就在记事簿子上消掉）；许某甲全天上班。张某实际2013年10月21日至27日（其中年休3天、调休2天、休息日2天）到三亚旅游，但是工区考勤10月21日至25日5天都给予出勤，与实际不相符合。原因同上。许某甲实际2012年12月22日至27日在港澳6日旅游（本人叙述），12月22、23日是休息天正常休息，12月24、25日考勤为出勤（与实际不符），12月26、27日为事假。考勤与实际不符原因主要是工长李斌未按实际考勤，把许某甲平时加班信息只记在记事簿子上，未在考勤中反映，调休休掉后也只在记事簿上消掉，也不在考勤中反映，导致考勤不真实。
对上海铁路局上海工务段劳动人事科的调查回函及提供的考勤记录，原告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单位确实存在考勤管理不严格的情况，作为被告的主管机关，其对考勤有利害关系，其回函不能客观反映被告的出勤真实情况，证明力相对较低。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单位的回函反映了被告、证人张某及案外人许某甲的真实出勤情况，可以证实2013年6月7日被告是全天出勤在岗，许某甲也是全天在岗，证人张某则是年休假。被告不具备在该日向原告借款的时间和空间可能性。
综合原、被告双方的举证、质证及双方的庭审陈述，结合本院查证，本院确认如下事实：2013年6月，被告程乐佳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向王振借款50000元，于2013年6月19日前归还，无任何抵押，无任何利息。程乐佳，2013年6月7日。”该《借条》下方被告程乐佳还注明：“身份证、结婚证、工作证、户口本所有复印件及复印指纹都是真实的。”同时，被告程乐佳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王振人民币伍万圆整50000。程乐佳，2013年6月7日。”
2013年8月，原告王振以诉称理由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程乐佳偿还借款50000元，被告程乐佳以辩称理由予以反驳。
原审时，原告王振于2013年10月18日来院陈述：“（2013年6月）6日，程乐佳、张某、许某甲找我，说程乐佳用钱。……我把钱给他，他还给我打条子了。钱是当天（6月7日）取的，还有6月6日取的。”
重审时，原告王振庭审表示2013年10月18日的陈述有口误，说错了，其又陈述上述《借条》、《收条》出具及借款给付过程为：“2013年6月5日许某甲打电话向我借钱，干停车场用的，我和许某甲通过张某认识，关系不错，问我借50000元，我就借给他了，我说了你明天来拿钱，结果许某甲没来。到了6月7日上午张某给我打电话说程乐佳要借钱，我说我和程乐佳关系不好，不借，张某说有我在你放心，我也是一个爱面子的人，既然张某开口了，我就同意了。我让他晚上过来拿钱，并告诉他许某甲也找我借钱。他们是7日晚上7点半左右到了我的办公室拿钱。6日我在农业银行取了60000多元，是准备借给许某甲的，7日我答应借给程乐佳钱之后，因为我身上现金不够，7日晚上六点多又到家里南边的农行取了20000元的现金，没有打捆，晚上七点半他们来拿的。来拿钱的时候我先给了许某甲50000元，许某甲打了条子，然后张某又让程乐佳把相关材料拿出来，又给我打了一份借条，毕竟关系不熟，我不放心，我让他打了一份收条。钱都是现金给付的，其中给程乐佳的20000元是整捆的，盖有银行封条，剩下30000元是散的，给许某甲的50000元都是成捆的。6月7日张某是开着白色别克车来的。”
重审时，法庭询问原告关于借款期限是如何约定的，原告称因张某当时说程乐佳有贷款快到位了，所以在借条上原告没有要求被告把借期写上。在法庭要求其解释为何借条上有记载还款日期时，原告表示打借条时其没有仔细看内容。
被告程乐佳陈述，其与张某、许某甲等因存在高利借贷关系，上述借条、收条是其在2013年6月10日应张某的要求出具，其并未收到原告王振给付的借款50000元。
原审时，被告程乐佳申请就“原被告之间是否有借款关系、原告王振是否将50000元借款支付给被告”对原、被告进行测谎鉴定，对此，原告王振庭后书面表示其不同意做测谎鉴定，认为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其诉称主张，做测谎鉴定只是浪费时间，不利于原告权益的尽快实现，测谎本身也不是法定证据形式。
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金额为50000元的民间借贷关系。
本院认为，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本案中，原告诉请被告偿还借款50000元，应举证证实其存在给付借款的事实，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首先，原告举证的银行取款记录与原告及证人张某关于款项交付的陈述存在矛盾，不能证明其存在交付借款的事实。原告及证人张某陈述，原告2013年6月7日晚交给被告程乐佳的是绑有银行封条的20000元和零散的30000元，交给案外人许某甲的50000元全部绑有银行封条，故当晚原告应有70000元绑有银行封条。但其提交的银行取款记录显示，其2013年6月6日柜台取款三笔，分别是7500元、68600元、3000元，2013年6月7日ATM取款四笔，均为5000元。原告庭审时明确表示以上取款是分别取款，且6月7日交付的款项均来自以上取款。从以上取款来看，可能绑有银行封条的仅有60000元，与其陈述的将绑有银行封条的70000元交付被告和案外人不能印证。
其次，原告方证人张某的证言存在瑕疵，且与原告的部分陈述存在矛盾，不足以采信。张某陈述其是本案借款的介绍人，也是原告给付款项时的在场人。其证言中陈述2013年6月7日其与被告程乐佳有过通话记录，并陈述其电话号码为185××××3332。但在被告程乐佳原审提供的2013年6月通话清单中，该号码在2013年6月5日、6月6日、6月8日均有联系程乐佳记录，但在6月7日与程乐佳之间无电话联系。
原告庭审陈述张某是开着白色别克车载着被告程乐佳前来取借款，但证人张某陈述当时所开车辆为黄色。
再次，原告在诉讼过程中关于款项给付和借条出具过程的数次陈述存在前后不一致，无法确认其陈述的真实性。
最后，被告提供的证据及上海铁路局上海工务段的协助调查回函表明，被告程乐佳、案外人许某甲在原告陈述的款项出借时间2013年6月7日不在徐州。上海铁路局上海工务段的回函，在确认原、被告提供的相关考勤、计工表、计划与完成簿来源的同时，也详细阐明了其考勤记录与实际出勤情况部分不吻合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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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工长在考勤时不规范，将职工休假统一处理。从其回函来看，其并未回避考勤出现的问题，且其回复的张某、许某甲等的实际出勤与原告主张并举证的实际出勤吻合，故上海铁路局上海工务段的协助调查内容真实可信，由此可以看出被告程乐佳在2013年6月7日确实不可能在徐州。故对于原告主张的其于2013年6月7日在徐州将50000元交付被告本人的事实，本院不予确认。
综上，原告的举证不能证实其将50000元交付被告，故对其诉请，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振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原告王振负担（已预交）。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红梅
审 判 员 许春燕
人民陪审员 苏征社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杨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