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三中民终字第1658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崔×，男，1982年7月17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石×，女，1964年11月6日出生。
上诉人崔×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2015）平民初字第006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石×在原审法院诉称：我与崔×是同村人，我居西，双方曾因相邻宅基地使用权问题发生过争议和矛盾。2013年10月26日，我做房屋保温工程完毕。2013年10月28日下午，崔×私自闯入我家，双方再次发生口角，崔×猛揪住我头发后，持我家木锯砸打我头部，经医院诊断，我所受伤害为：头外伤反应、头裂伤。在派出所于2013年10月28日对崔×询问时，崔×称：刘×拿一根90厘米的木棍打了后腰了，第二下一抡，就抡到我右脸了，他手拿木棍划他妻子脸上了，第三下打我左手上了，把我小指后手掌背打破了，邻居代×把我们分开了。而在派出所于2013年12月16日对崔×询问时，崔×则称：刘×拿木棍从我身体坐后边跑过来打了我腰部右侧一下，第二下我反应过来伸左手挡了一下，就打在我左手腕处，第三下打在我右太阳穴了，我没来得及还手就被做活的小工拉开了。崔×上述两次陈述前后顺序矛盾，在场人没有小工，由此可认定崔×在公安机关做了虚假陈述。在公安机关录像材料中，崔×称其没拿电话，后又称其自己拨打电话报警，其前后陈述矛盾。在公安机关录像材料中，证人代×陈述刘×用木棍只打了崔×后背一下，但视频中崔×后背没外伤，脸部没有破皮的地方，虽然其左手腕有伤，但是难以认定是刘×所致，并且崔×没有积极要求公安机关为其做伤照，对公安机关的调查要求推三阻四，崔×在派出所笔录中称：“刘×拿一根长90公分的木棍就打我后腰了，第二下一抡，就抡到我右边脸了，第三下打我左手上，把我小指后手掌打破了”；“刘×拿棍子从我身体左后边跑过来打了我腰部右侧一下，第二下我反应过来伸左手挡了一下，就打我右手腕处，第三下打在我右太阳穴了，我没来得及还手就被做活的小工拉开了”。崔×所述前后受伤位置不一致，可见崔×称其伤是刘×造成的系虚假陈述。没有证据显示我的伤是我丈夫刘×造成的，崔×方的此项主张属主观臆断。公安机关没有对崔×进行行政处罚不代表崔×没有侵权行为，我将要求公安机关继续追查相关人员的责任，法院作出判决的唯一依据应是客观事实。崔×在派出所笔录中陈述刘×所持木棍手持的那头划到了他脸上，而在庭审中崔×又称他头部的伤是木棍尖锐的部位造成的，崔×手持的那头是光滑的部位，如刘×用尖锐的部位击打崔×，那么崔×的太阳穴会出血，而崔×受伤部位恰恰没有划伤和出血的情况。崔×对刘×所持铁锨把形状陈述前后不一致，根据崔×陈述，刘×是从其左后方跑过来的，石×、崔×面对面站着，刘×不可能误伤石×。崔×未经我允许强行进入我家中与我撕扯，刘×进行制止，属于正当防卫，刘×击打对象非常明确，打击部位也很确定，我的身材比崔×矮，且我紧抱崔×身体，我处于静止状态，刘×站在崔×左后方，或者与崔×处在同一水平方向，朝崔×腰部打来，根据当时的情况，根本不存在误伤我的可能性。木棍并没有在派出所保存，双方发生纠纷时木棍并没有血迹，崔×提出误伤的主张明显违背常态，其应对违反常态的主张提供证据证明。事发现场除了我夫妻两人和崔×外，只有代×和王×1。双方发生纠纷时，王×1拨打了报警电话，公安机关录像材料显示，公安机关在医院对石×第一次询问中，石×明确陈述王×1在现场，崔×在公安机关录像材料中陈述打架时有五个人在场，除石×夫妇和崔×外还有两口子，以上情形足以证明王×1当时在事发现场，虽然其与我有亲属关系，但其亲眼目睹了事情发生经过，完全能够对当时的客观情况作出真实陈述。石×、崔×均认可另一位证人代×在场，两个证人证言共同指向我主张的事实，再结合我及其丈夫的陈述可以认定我所受之伤系崔×造成的。其中在公安机关录像材料中，代×陈述崔×是带着气进入石×院子的，还说了一些难听的话，且是崔×先动手的；王×1则陈述崔×进石×院子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气势汹汹地进来就说脏话。我头部受伤，精神受到刺激，情绪比较激动，在住院期间对事情经过短暂遗忘情有可原。民警在第一次询问我时，问我因为什么住院，我回答是2013年10月28日被崔×打伤后住院的，这也说明其头部受伤是崔×所致。综上，我要求崔×赔偿我医疗费5570.93元、误工费9900元、护理费1680元、伤检费8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40元、营养费420元、交通费100元，以上共计18590.53元。其中，误工费按照每天100元计算，共计99天，我是由我丈夫护理的，我丈夫是木工，护理费按照每天120元计算，共计14天，住院伙食补助费按照每天60元计算，共计14天。
崔×在原审法院辩称：我不同意石×的诉讼请求，石×隐匿事实，伪造证据对我进行虚假诉讼。石×所受之伤系其丈夫刘×用90厘米长的断裂的铁锨把从后面袭击我，我头部躲闪过程中，由于惯性该铁锨把将紧抱我的石×击中后造成。我因石×配合其丈夫刘×故意对我身体进行伤害而身体多处受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朝阳医院X线诊断报告单上明确记载了我因石×及其丈夫共同加害导致了腰椎轻度性退行性变，腰4椎体轻度变扁。石×及其丈夫刘×在派出所的笔录记载亦明确体现了石×之伤系刘×造成，而与我无关，只不过石×在作最初笔录之后又同所谓的证人进行恶意串通，意图往我身上推卸责任，但侦查机关作为专业的机构，在充分查清事实，分清责任后，根本没有采信石×的虚假表述和伪证，毅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于2014年12月28日对石×丈夫打伤我的行为进行了治安管理处罚，我根本没有揪过石×头发，拿石×家锯砸打石×，这些事实属于石×串通伪证后意图蒙蔽公安机关的陈述，在现场根本不可能发生，本案实际上是我受到伤害，均发生在刘×伤害我期间，石×紧抱我的过程中，石×丈夫刘×对石×造成的伤害不能让我承担赔偿责任。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损害是因第三人造成的，第三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现石×没有任何客观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我造成石×伤害，至于石×同其丈夫刘×在派出所的改变陈述及伪证证人的出现，早已被公安机关通过办案结论对刘×进行处罚，且不予采信石×的主张及伪证的方式予以否认，人民法院仅是审判机关，并非侦查机关，作为审判机关审理案件判决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本案石×起诉主体不适格，法院应基于审查的案件事实，驳回石×对我的全部诉讼请求。我申请法院调取派出所执法记录仪资料，并要求对石×头部伤害形成原因进行司法鉴定。本案不存在我因打石×被拘留的问题，我被拘留是因为宅基地纠纷我将西邻居家房檐前镀锌管损坏的问题。石×因建房致使我家房屋主体受损，且石×家修建凉台又导致我家西部建筑严重受潮，我充分相信双方实现已充分协商好，在案发当天，我经石×允许后进入石×家，石×对我仇恨已久，在我要求石×到我家查看现场时，石×丈夫突然对我进行袭击，误伤石×，现在石×反而诬告其伤是我造成，情理不通。我家房子在自己宅基地范围内建造，石×建房不留滴水，我一再忍让，可是石×家反而将模子板等打过梁及组合柱的支撑支到我家房屋西山墙，导致我家房屋渗漏严重，石×不尊重我家房屋安全和平谷区关于新建、翻建房屋的管理规定才是两家矛盾一再发生的关键，基于定纷止争目的，在查清事实分清责任基础上，法院应当对石×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我在公安机关一共作了6次笔录，陈述始终稳定，没有任何编造之处。我不知道证人代×是否在石×家干活，所以将其说成了小工，且在第一次笔录中我说过是代×将我们拉开了。刘×在公安机关共作了3次笔录，第一次已明确表示其拿铁锨把击打我，在该笔录中显示了思想斗争的过程，然后其又将所谓的拿铁锨把击打改成了从地上拿起木锯，且对他自己拿铁锨把击打我的过程中打到了他妻子进行了肯定回答。刘×的笔录同石×、证人代×向公安机关做的笔录有巨大冲突，代×明确说明刘×拿木棍过程中没有发生我拿到他所谓木棍的事实要点，这意味着我没有从刘×手中夺下木棍，但是刘×的笔录里明确肯定了其致伤我，其笔录也限制了在场拉架人员仅有代×和后来赶过来的王×2。刘×的第三次笔录特别强调在其击打我的过程中石×本人死死抱住我，不让我移动，反而证明了我没有抢夺木棍和拿起木锯的可能和过程。刘×为逃避对我伤害的惩罚，第三次笔录又把在场人员王×3改成根本不在案发现场的王×1，该变更也证明了刘×没有向公安机关如实陈述石×受伤原因。石×在第一次笔录中明确说系刘×对我进行伤害，且石×为减轻其刘×过错，向公安机关的表述采用的是刘×用木棍胡拉我这种轻描淡写的措辞，而石×受伤被其表述为其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挨了打，也没感觉头部是怎么被打的，但笔录也记载了。在刘×伤害我的过程中，代×将刘×和我分开了，石×受伤时间点就是在代×将双方分开前，该份笔录直接指向石×受伤系刘×用木棍胡拉我时同时发生。在石×的笔录里，一会儿出现被我木棍致伤，一会儿是被我用木锯打伤，且石×刻意向公安机关强调其始终拽着我，不让我脱身，因此公安机关询问其为什么前后陈述不一致，也就是第一次笔录中根本不存在木锯，也不敢提到所谓证人王×1在场，而石×的解释是其头部被打伤后记不清了，但石×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头部损伤是严重脑震荡甚至达到一贯性遗忘的程度。通过石×的笔录能够证明石×损伤并非我造成，而是刘×在致伤的过程中被刘×造成。王×1做笔录的时间是2013年12月6日，距离打架时间很久，且均是在石×和刘×做完几次笔录之后，其笔录又同代×、刘×和石×第一次笔录中直接指向的在场人相反，代×特意强调在场人根本不包括王×1。我没见到王×1在现场拉架，王×1是石×亲属即石×丈夫刘×的婶子，王×1的出现同石×改变原来陈述及第二次笔录时间点一致，石×第二次做笔录时间是2013年12月6日9：10至9：35，王×1做笔录时间是2013年12月6日10：30至11：20，我有理由相信王×1是和石×一起去公安机关的，她们进行了串通，才会出现所述事实高度统一。公安机关录像材料显示王×1没有在现场，现场也没有出现木锯，代×作为旁观者也没有看到我持木锯伤害石×，木锯齿部快似砍刀，能够造成的伤害与石×头部伤情不符。代×笔录明确证明了石×是在刘×击打我的过程中受伤的，能证明是刘×误伤的，从来不存在王×1在现场拉架的事实。代×拉开后石×并没有倒地，是民警赶到现场前石×自己倒地的，并没有石×所述当时就昏迷倒地的事实。综合这些笔录，石×的伤并非是我造成的，而是刘×误伤的。公安机关录像材料中代×明确肯定了在石×夫妇和发生第一次争议时崔×没拿任何东西，而第二次争议中崔×所持方木条与第一次争议无关，更不可能致伤石×。石×陈述崔×从门口拿的木锯，而王×1则表示在石×东边房台阶上拿的木锯，两者相矛盾。刘×所持木棍大约90厘米长，一头光滑，一头是折了的尖锐部分，刘×手拿的那头是光滑的部分，他用尖锐的部分打我的，石×头部是尖锐部分造成的。本案已经过国家授权的专业侦查机关即大华山派出所系统侦查，按照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程序规定，对原、崔×双方及相关证人进行了调查取证，且派出所在石×充分举证的基础上，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本案实际侵权人即刘×进行了处罚，石×提交相关诊断病例、票据、伤情鉴定，而没有认定我造成伤害的事实，没有进行治安管理处罚，这一事实充分推翻了石×所述石×侵权事实。石×称其与王×1没有亲属关系，但王×1是刘×亲婶，石×显然是在作虚假陈述，这一情形结合我对派出所询问笔录的质证意见能够证明石×没有任何客观证据证明其伤是我造成，而是由刘×误伤。我在询问笔录中对于我受伤顺序的表述恰恰证明我所作笔录的真实性，我对我受伤的表述没有变化，只不过基于时间和记忆原因，发生错误。王×1报警时间是16时36分，双方争议已结束，报警记录不能反映其是现场目击证人，现场目击证人代×将王×1排除在在场人之外。在刘×击打我时，石×紧紧抱住我我有躲闪的过程，在此情形下，刘×误伤了石×。刘×所持铁锨把长约90厘米，我躲过了断裂一头的击打，我所受之伤完全是钝器击打的伤害，执法记录仪有各方体态特征、现场状态录像，即使我有小的皮外伤，也因时间推移痊愈。我当时进入石×家时其家大门大敞，我是叫着石×表姑进去的，公安机关也没有认定我非法侵入表姑住宅。进行民事诉讼要遵守诚实信用原则，石×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将同其受伤无关的我诉至法院，法院应当根据证据规则和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依法驳回石×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石×、崔×系同村邻居，双方因房屋相邻问题素有矛盾。2013年10月28日，崔×未经石×及其家人允许闯入石×院中，与石×发生口角并动手拉拽石×，石×则紧抱崔×，崔×丈夫刘×见状从院中捡起一头断裂的木铁锨把从崔×后方击打崔×。石×称接下来崔×从其院中拿起木锯砸打石×头部，造成石×受伤；崔×则称在发生冲突过程中其手中始终没有持拿工具，石×头部所受之伤系刘×持木铁锨把击打崔×时误伤，当时刘×手持木铁锨把光滑的一头，以断裂的尖锐的一头击打崔×，石×头部系该铁锨把断裂的一头造成。
另，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崔×称石×之伤系刘×所持铁锨把手持的那头误伤；在法院组织双方出示播放公安机关执法录像过程中，石×亦称石×之伤系刘×所持铁锨把手拿的那头误伤。
经法院调取，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向本院出具的《“110”报警服务台接警情况说明》显示：“2013年10月28日16时37分，我分局‘110’报警服务台接到王×4报警称：王×4报警后北宫邮局东侧房基地纠纷，我也不了解情况，现在已经打起来了。”根据公安机关民警说明，上述“王×4”系姓名记录错误，实际上应为“王×1”。根据石×、崔×、刘×、代×在公安机关卷宗材料中的陈述，本案事发时间为2013年10月28日16时30分左右，与王×1报警时间基本吻合。
经核实，石×的实际经济损失包括：医疗费5570.93元、误工费41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40元、营养费210元、护理费840元、交通费100元、伤检费80元，以上共计11740.93元。
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当事人陈述，公安机关卷宗材料，公安机关录像材料，医疗费票据，诊断书，住院病案，住院费用清单，伤检费票据，“110”报警服务台接警情况说明，工作说明，身份证明等予以证明。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人身权利受法律保护，因过错侵害公民身体造成损害结果的，侵权人应承担相应侵权责任。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石×头部所受之伤是否由崔×造成。证人代×在场双方自无争议；在公安机关的询问过程中，石×、崔×，刘×及代×均陈述本案打架事件的发生时间是当天16时30分左右，而《“110”报警服务台接警情况说明》显示王×1报警时间为当天16时37分，报警手机机主亦为王×1本人，据此法院认定证人王×1亦在打架现场。根据石×陈述及证人代×、王×1证言可知，崔×未经石×及其家人允许闯入石×院中，与石×发生口角并动手拉拽石×。根据石×、崔×陈述及证人代×、王×1证言可知，接下来石×紧抱崔×，崔×丈夫见状从院中捡起一头断裂的木铁锨把从崔×后方击打崔×。事发当天17时50分公安机关对刘×进行了询问，当时刘×表示其用铁锨把只打了崔×一下，崔×从地上拿起木锯打刘×，没有打到刘×可能打到石×了；证人代×亦表示刘×持铁锨把只打了崔×一下；证人王×1亦陈述了崔×用木锯击打石×头部的事实。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刘×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意欲击打的对象为崔×而非石×，石×、崔×因紧抱而相对静止，虽不能够绝对排除在此情形下发生误击致使石×受伤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但可以肯定在此情形下发生误击系小概率事件。在公安机关询问过程中，崔×称石×之伤系刘×所持铁锨把手持的那头误伤；在法院组织双方出示播放公安机关执法录像过程中，石×亦称石×之伤系刘×所持铁锨把手拿的那头误伤。而在庭审过程中，崔×又表示当时刘×手持铁锨把光滑的一头，而以断裂的另一头击打崔×从而石×被刘×所持铁锨把断裂的一头误伤。对此情节，崔×前后陈述不一致，在石×、崔×紧抱的情形下，不存在刘×手持铁锨把一头致伤石×的可能性。崔×主张石×之伤系刘×造成但却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综合以上分析，法院认定石×致伤系崔×造成。关于崔×提出的伤情成因鉴定申请，鉴于石×之伤究竟系断裂铁锨把或木锯哪一具体部位造成并不确定，故法院认为无鉴定必要。崔×未经石×及其家人允许，私自闯入石×住宅，并进而造成石×伤害，应对石×因此而产生的经济损失负主要赔偿责任；面对双方邻里纠纷，石×未能采取足够理智合法的方式加以处理，而与崔×发生口角亦属本案发生的次要原因，因此石×亦应承担程度较小的次要责任。石×的医疗费以其提交的医疗费票据为准。北京市平谷区医院出具的诊断书确定的石×误工期与石×伤情不符，期限过长，法院根据石×的伤情，酌情认可至该医院于2013年11月25日为石×开具的休息期最后一日，石×虽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误工费标准，但其主张的误工费标准与其身份特点相符，法院予以认可。同理，法院酌定石×护理费为每日120元，护理期酌定为7日。按照石×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金额在法律规定范围之内，法院予以认可。根据石×的伤情，法院酌情确定石×的营养期为7日，日营养费酌定为30元。根据石×就医情况，本院确认其交通费为100元。石×主张的伤检费有相关票据证明，法院予以认可。据此，原审法院于2015年8月判决：一、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石×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交通费、伤检费等共计一万零五百六十六元八角四分。二、驳回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崔×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决后，崔×不服，以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为由上诉至本院，要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石×在原审的诉讼请求。石×同意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故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上述事实，有当事人在二审期间的陈述、公安机关卷宗材料，公安机关录像材料，医疗费票据，诊断书，住院病案，住院费用清单，伤检费票据，“110”报警服务台接警情况说明，工作说明，身份证明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崔×主张石×之伤系刘×造成，但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故原审结合纠纷发生地点、证人证言、公安机关录像材料、当事人陈述等因素，认定石×之伤由崔×造成，崔×应对石×的经济损失承担主要责任并无不妥。酌定之各项损失数额合理，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关于本案程序问题，鉴于石×并未申请追加刘×为本案被告，崔×亦无直接证据证明刘×造成石×之伤，故崔×申请追加刘×为本案被告之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崔×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对此案认定事实清楚，程序适当，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32元，由石×负担57元（已交纳），由崔×担7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264元，由崔×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解学锋
代理审判员 史智军
代理审判员 张 羽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田 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