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浦民二（商）初字第3820号
原告宁波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蔡显忠。
委托代理人金玉来，上海市凯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永琪，上海市凯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洪滨。
委托代理人陈刚，上海市恒谊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宁波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诉被告洪滨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12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4年1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本案依法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于2014年11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金玉来、周永琪，被告洪滨及其委托代理人陈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宁波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诉称：2011年7月，被告由原告的控股上市公司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委派，担任原告的董事及总经理，任职期限为自2011年7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被告在任职期间，与其担任股东、董事并实际负责的案外人上海浦东国际货运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以下简称浦东货运宁波分公司）之间进行大量的关联交易，并通过超乎寻常的低价交易将原告的商业利益输送给浦东货运宁波分公司。具体如下：被告在担任总经理期间，以超乎寻常的低价与浦东国际宁波分公司进行订舱业务。被告提供给浦东货运宁波分公司的订舱价格20英尺集装箱为人民币190元／箱，40英尺集装箱／超高集装箱为270元，40英尺冷冻集装箱及45英尺集装箱为290元／箱。而在此期间，原告对于除浦东货运宁波分公司以外的其他客户的最低订舱价格为20英尺集装箱240元，40英尺集装箱／超高集装箱为370元，40英尺冷冻集装箱及45英尺集装箱为420元／箱。前述价格已是针对少数几个大客户、在维持成本基础上仅有小幅利润的最低价格，并且该价格远低于当地同业的市场价格。因此，被告提供给浦东货运宁波分公司的订舱价格是极不正常的，经计算，按照被告提供的订舱价，每个20英尺集装箱给原告造成损失50元（240-190），每个40英尺集装箱／超高集装箱给原告造成损失100元（370-270），每个40英尺冷冻集装箱及45英尺集装箱给原告造成损失130元（420-290）。经统计，从2011年12月至2012年12月被告担任总经理期间，共向浦东货运宁波分公司提供了363个20英尺集装箱、2，882个40英尺集装箱／超高集装箱，85个冷冻集装箱，267个45英尺集装箱的订舱业务，共给原告造成损失352，110元。对于上述被告所进行的关联交易及被告将原告的商业利益输送至浦东货运宁波分公司的情况，被告主观上是完全明知并故意为之。具体如下：（1）被告在刚担任原告总经理时，于2011年9月22日签署了《高级管理人员职业与道德规范》的承诺确认函，在该文件中明确规定高级管理人员“禁止参与可能导致与公司利益冲突的活动”，并且被告也签字承诺不会从事任何与《高级管理人员职业与道德规范》相冲突的活动或行为。（2）在被告担任总经理期间，其下属的业务人员也已多次向其提出浦东货运宁波分公司的订舱价偏低并建议提高，但被告在明知该订舱费偏低的情况下依然无动于衷，继续进行交易。（3）除了上述情况外，在被告担任总经理期间，被告甚至还指示原告的财务人员利用工作时间为浦东货运宁波分公司长期提供会计记账及报税服务，但浦东货运宁波分公司从未就此向原告支付过任何费用。2012年12月，由于原告的控股上市公司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系国资委的下属公司，每年需要进行财务审计，在对原告的相关业务审计时发现，原告的经营不但严重亏损，并且在严重亏损的情况下还向浦东货运宁波分公司提供了如此低的交易价格。被告眼看“纸包不住火”，主动提出辞职并承诺以其自2011年12月20日至2012年12月18日止的薪金收入（约30万元左右）作为对原告损失的赔偿，并承诺将在2013年2月28日前支付该笔赔偿。事后，被告并未如约向原告作出任何赔偿。原告认为，被告作为原告的高级管理人员，在担任总经理期间，通过低价交易的方式将原告的合法利益输送给其关联公司，显然违反了公司法规定的忠实义务及严格禁止的行为，并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综上，原告诉请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52，110元并支付相应的逾期付款利息（从2013年3月1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
被告洪滨辩称：第一，被告仅仅是因上海浦东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东货运）改制才作为投资人入股，并担任该公司的董事，但并不参与管理和经营。原告上级单位即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在录用被告之前对相关情况属明知，被告入职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时，有关手续已经办理完毕，而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则是在入职后才予以办理。被告入职后将自己原有公司即宁波德胜东日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胜货运代理）的所有人员、业务带入原告。就涉案争议的利益输送问题，原告给予浦东货运宁波分公司的相关价格是市场价格，之前浦东货运宁波分公司从德胜货运代理处订舱也是该价格，因此不存在利益输送的说法。第二，被告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职，没有违反公司规定。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在实现自己商业价值的情况下，过河拆桥，将被告赶出公司，违反职业道德。第三，被告之所以离职并向出具返还薪酬的承诺是在原告逼迫之下形成的。被告曾于2013年将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诉至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诉请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支付未作支付的工资（2012年12月1日至办理退工2013年1月11日）、报销费用以及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违法解除合同应支付的经济赔偿金。因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否认存在涉案承诺书，也否认了相关短信，故法院仅判决支持了被告18天（2012年12月1日至2012年12月18日）的工资。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1年9月22日，被告与原告的母公司即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签订期限自2011年7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的《个人服务合同》，约定被告在原告处担任董事、总经理职务，服务时间为2011年7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年基本工资税前30万元。被告同日签署了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内部文件即《高级管理人员职业与道德规范》的承诺确认函。《高级管理人员职业与道德规范》明确适用于公司管理层人员，包括但不限于……分（子）公司正／付总经理，以及其他同等级别的高级管理人员，规定高级管理人员须对公司履行诚信与勤勉义务，禁止参与可能导致与公司利益冲突的活动，等等。被告在承诺确认函中确认，目前没有从事任何依据道德规范应予披露和报告的事项，或者可能与道德规范相冲突的活动或行为。合同签订后，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每月以银行转账形式支付被告工资25，000元，支付至2012年11月30日。
又查明：2011年7月30日，浦东货运形成股东会决议一份，决议内容包括同意浦东货运职工持股会转让其持有的浦东货运36.43%的股权，其中被告以21万元，受让其中3%股权，并同意选举被告等十四人组成新一届公司董事会。2011年11月8日，被告等8人作为受让方与浦东货运职工持股会根据前述决议签订了相应的《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并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办理了相应的股权交易手续。后浦东货运于2011年11月为上述股东、董事组成等申请工商变更登记，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浦东新区分局于次月予以备案。
另查明：2012年2月28日，原告公司员工曹海霞给被告发送主题为“关于提高浦东订舱费事宜”的邮件，内容：“洪总，您好！关于上次我跟您反映的，提高浦东订舱费事宜。现我从外面了解下来情况，一般外面订舱费比较普遍的是RMB200／300＋40／70（EDI、安保），外运物流给浦东一部的订舱费：RMB180／280＋40／70。目前我们收浦东一部：RMB150／200＋40／70=190／270，现在我们的成本是：RMB124／206，利润在RMB60／柜左右。我们希望订舱费在RMB170／240＋40／70。利润可以维持在RMB100／柜左右。MSK的收费其它一代一般在RMB300／400＋40／70。比其他船公司收费贵RMXX**／柜”。被告同日回邮件，内容：“这个事情我们几个，你、我、老陈，周云明天上午开个会，大家讨论一下”。
2012年9月17日原告的财务经理周筠给被告发送主题为“关于浦东一部‘冷代干’柜的利润”的邮件，内容：“洪总，近期发现浦东一部有如下情况：浦东一部的订舱费有三个档：小柜收190元，大柜／高箱／冷代干柜收270元，超高柜收290元，我们付码头的港务港建费成本是小柜104元，大柜／高箱166元，超高柜183元，冷柜206元。“冷代干”每票的利润为270（订舱）-206（港务港建）-40（EDI）-16（堆存，我们多付两天的堆存费）=8元。操作部反映这类“冷代干”的柜型以前一直这么收费，是否需要调整订舱费。请批示！”2012年9月19日被告回电子邮件，内容：“好的。我来处理一下。”
在审理中，原、被告均确认前述邮件中所称的浦东一部即为浦东货运宁波分公司。原告表示，关于被告所称开会讨论的事宜事实上也没有进行，况且被告是公司的总经理，其作的决定其他员工无法改变。在第二份邮件中被告所称的其来处理员工所提出的问题，实际上也未作改变。另外，该两份邮件的时间跨度长达7、8个月，员工提出的问题被告一直未予以解决。被告则表示，1、就第一次邮件往来中所提到的会议召开了，员工反映的价格不是被告自己做的决定，是公司做的决定。会议上，被告对价格持有什么观点，因时间相隔太长已记不清。2、就第二次邮件往来中提到的如何处理的问题，被告找了具体操作人员了解该情况的真实性，并根据实际情况反映给上级。另外，浦东货运是大客户，其拿到的价格都是最低的，量多价格低很正常。
2012年12月18日，被告向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递交《辞职报告》一份，内容：“本人洪滨因个人原因辞去宁波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职务。承诺放弃其他个人权利”。被告曾于2013年5月将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诉至本院【案号：（2013）浦民一（民）初字第17113号】，要求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支付2012年12月1日至办理退工2013年1月11日止的工资、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5，000元等。在审理中，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亦提交了前述辞职报告，被告称，辞职报告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系受到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的胁迫所写。该案中，本院经审理认为，被告所称的其在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胁迫下提交辞职报告，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本院未予采信。本院据此最终未支付原告主张赔偿金的诉请。该案判决后，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与被告均未上诉，判决已依法生效。
同日，被告又出具《承诺书》一份，内容：“本人洪滨承诺在2013年2月28日前结清所有在2012年12月18日以前归结在洪滨名下订舱客户的运费。如到期没有结清由本人洪滨承担。同时承诺归还2011年12月20日起到目前为止的薪金所得”。在审理中，被告称，其出具上述承诺书是原告以被告对相关法律不熟悉以涉嫌刑事犯罪名义威胁被告所写。被告的上级领导找被告谈话，称被告除了在原告公司担任高管职务外还是浦东货运的股东、董事，被告的相关行为触犯了公司法和刑法。同时，被告入职原告公司是由于原告上级领导的关系，要求被告离开公司不要给他们添麻烦。所以被告在当天即出具了承诺书。原告则表示，不存在被告所称胁迫的行为。原告母公司是上市公司，每年需要进行财务审计，原告公司也在审计范围内，在审计时发现了涉案的价格问题。故原告母公司找到被告了解相关价格的问题。被告担任总经理期间对一年的销量十分清楚，当时被告担心自己可能因此承担刑事责任，希望大事化小，故主动提出辞职并出具了上述承诺书。承诺书上注明的结清运费事宜，原告公司最后未向被告主张。
再查明：原告系宁波市口岸协会国际联运分会成员，浦东货运宁波分公司则并非宁波市口岸协会国际联运分会成员。审理中，宁波市口岸协会国际联运分会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本协会2011年-2013年度宁波地区会员单位之间收取的海运订舱费内部优惠价格执行如下：1、20英尺普通柜：订舱费180元＋港杂费40元=220元；2、40英尺普通柜／高柜：订舱费280元＋港杂费70元=350元；3、20英尺冷冻柜：订舱费230元＋港杂费40元=270元；4、40英尺冷冻柜：订舱费380元＋港杂费70元=450元；5、45英尺高柜：订舱费330元＋港杂费70元=400元。此外，宁波地区货代企业海运订舱费市场参考如下：1、20英尺普通柜：240-260元（注：该价格中包含货代企业代收代付的港杂费40元，即货代企业实际收入的订舱费在200-220元左右）。2、40英尺普通柜：370-390元（注：该价格中包含货代企业代收代付的港杂费70元，即货代企业实际收入的订舱费在300-320元左右）。3、40英尺高柜：370-400元（注：该价格中包含货代企业代收代付的港杂费70元，即货代企业实际收入的订舱费300-330元左右）。4、40英尺冷冻柜：450-470元（注：该价格中包含货代企业代收代付的港杂费70元，即货代企业实际收入的订舱费在380-400元左右）。5、45英尺高柜：420-440元（注：该价格中包含货代企业代收代付的港杂费70元，即货代企业实际收入的订舱费在350-370元左右）。
后被告向本院申请调查令申请进一步调取相关事项，宁波市口岸协会国际联运分会对此亦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宁波港口订舱费正常包括：港建费64元／20英尺普通柜、96元／40英尺普通柜／高柜、64元／20英尺冷冻柜、96元／40英尺冷冻柜、96元／45英尺高柜；港务费：20元／20英尺普通柜，40元／40英尺普通柜／高柜、40元／20英尺冷冻柜、80元／40英尺冷冻柜、45元／45英尺高柜。宁波海运市场上港杂费是指起运港口发生的出货企业需要支付给宁波港各码头的港口设施安保费和港务费。此费用为货代企业代收代付的费用，具体明细为：港口设施安保费：20元／20英尺普通柜，30元／40英尺普通柜／高柜、20元／20英尺冷冻柜、30元／40英尺冷冻柜、30元／45英尺高柜。单证费：20元／20英尺普通柜，40元／40英尺普通柜／高柜、20元／20英尺冷冻柜、40元／40英尺冷冻柜、40元／45英尺高柜。宁波地区对于货代企业向客户收取订舱费（港杂费等代收代付费用除外）完全是货代企业和出货企业自行协商确定，并无政府或者行业指导行为（除本协会会员之间按会员指导价执行）。海运订舱费的定价机制比较复杂，无法形成政府指导价或者行业指导价，纯粹是市场定价。只要货代企业向出货企业所收取的订舱费不低于船公司报价就不构成不正当竞争。在这种情况下，货代企业通常根据出货企业的出货箱量、结算方式（预付或到付、或者应收订舱费的账期长短）、操作成本（有的仅代为订舱只收取手续费）等情形自行决定订舱费标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也不排除部分货代企业为了增加市场份额向出货企业收取更低订舱费的情况。因此，通常一家货代企业内部也没有固定收费标准，会针对不同出货企业形成不同的收费标准。该协会的会员优惠价肯定不是宁波海运市场的订舱费最低价。
审理中，原告提交原告与浦东货运宁波分公司之间、原告与基业国际货运（中国）有限公司宁波第一分公司之间、原告与宁波市宇泰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之间的部分业务对账单，用以证明被告给浦东货运输送利益。原、被告均确认，原告给予浦东货运宁波分公司的订舱价格不包括运费，由订舱费、单证综合处理费、码头安全费构成。原告另表示，单证综合处理费和码头安全费共同构成港杂费。被告另表示，对原告所称的给予浦东货运宁波分公司的订舱价格予以确认，并确认单证综合处理费为20元／20英尺柜、40元／40英尺柜或45英尺柜，码头安全费为20元／20英尺柜、30元／40英尺柜或45英尺柜，但对实际箱量无法确认。本院征询被告意见，是否同意双方自行对账以确定订舱各类型装箱数量，被告表示对账有难度，希望法院审计确认。据此，经本院释明后，原告提出审计申请，审计内容：1、原告与浦东货运宁波分公司2011年12月至2012年12月期间订舱交易的集装箱数量。2、原告与浦东货运宁波分公司结算收取的2011年12月至2012年12月期间订舱费单价。3、以上述两项内容为依据，并与宁波市口岸协会国际联运分会出具的情况说明中的市场价下限进行对比，计算得出已结算的订舱费总金额与根据市场价下限计算的订舱费总金额之间的差额。后审计部门即上海上审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审计部门”）根据委托审计的要求，于2014年10月8日出具审计报告。审计报告中注明，经查，2011年12月至2012年12月期间原告与浦东货运宁波分公司的订舱费（含港杂费）单价均小于宁波市口岸协会国际联运分会出具的情况说明中的市场价下限，审计结论为：1、原告与浦东货运宁波分公司2011年12月至2012年12月期间订舱交易的集装箱业务共计1，748笔，集装箱数量共计2，555只，其中：20英尺普通柜集装箱280只、40英尺普通柜集装箱771只、40英尺高柜集装箱1，231只、40英尺冷冻柜集装箱36只、45英尺高柜集装箱237只。2、原告与浦东货运宁波分公司结算收取的2011年12月至2012年12月期间订舱费金额共计675，930元。3、根据宁波市口岸协会国际联运分会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上述查证的原告与浦东货运宁波分公司2011年12月至2012年12月期间订舱交易的集装箱数量，计算得出订舱费市场参考价下限总额为923，680元，扣除双方已结算收取的订舱费金额675，930元，订舱费差额为247，750元。针对审计报告，原告表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根据审计结论可以确认原告和第三方结算的订舱费和市场价的差额，原告亦据此将诉请的本金调整为247，750元，利息计算的基数亦作相应调整，起算时间及利率标准不变。被告对于审计报告的真实性亦无异议，但表示其自2012年12月离职后对具体的数据不知晓。原告主张的损失，完全可以自行举证，无审计必要。法院不应当通过审计的方式帮助原告完善证据。该审计报告和本案无关，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交的个人服务合同、高级管理人员职业与道德规范及承诺确认函、浦东货运的工商内档材料、2012年2月28日被告与曹海霞之间往来电子邮件、2012年9月17日、19日被告与周筠之间的往来电子邮件、辞职报告、承诺书，被告提交的浦东货运的工商内档材料，上海上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编号：上审专（2014）395号】，本院依法调取的（2013）浦民一（民）初字第17113号民事判决书及庭审笔录，以及原、被告的当庭陈述为证。经审核，本院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效力。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就2011年12月至2012年12月期间原告与浦东货运宁波分公司之间的订舱交易，被告是否损害原告利益，进而是否须承担原告诉请的经济损失。
被告作为原告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若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则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既已查明的事实，被告确实是浦东货运的股东、董事，其抗辩称，原告母公司即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对其上述身份在被告入职时即属明确，但就此并未提供证据，亦未获得原告确认。本院认为，被告具备上述身份，客观上确实有悖其同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签订的《个人服务合同》及其确认的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内部文件即《高级管理人员职业与道德规范》，但不能据此直接推定被告因此会向浦东货运输送利益即给原告造成损失。换言之，就本案而言，被告是否存在损害原告利益，应主要从其有无相应行为入手，被告具备浦东货运股东、董事身份，则宜作为参考因素加以考量。
从2012年2月28日被告与曹海霞之间往来电子邮件以及2012年9月17日、19日被告与周筠之间的往来电子邮件来看，被告在原告处的下属员工向其反映原告给予浦东货运宁波分公司的订舱价格偏低，希望被告作相应处理。被告亦作邮件回复。本院认为，被告当时作为原告的总经理，在下属员工反映问题后，理应结合实际情况，考虑是否作相应处理。从被告的邮件回复来看，其同意启动相关措施予以处理。其须就是否启动及如何启动进行举证或作出相关合理解释或说明，否则须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在审理中，就2012年2月28日的往来电子邮件，被告表示，原告公司召开了邮件中提及的会议，但具体价格是共同讨论决定的，其持有的具体观点，因时间久远已记不清楚。本院认为，首先，原告否认召开了该会议，被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召开了相应会议。其次，从常理而论，既然是共同讨论决定价格，继续执行的价格应是根据一定规则综合与会人员观点的结果。被告作为原告公司总经理，作为其所称会议的召集人，其既然知道是共同讨论的结果，至少应当记得其与会时持有何种观点，继续执行原价格，抑或调整价格？而被告却称因时间久远记不清楚自己持何观点。此又与其在审理中所称的原告与浦东货运宁波分公司之间的订舱交易是市场价格无法相互印证。据此，可以认定被告系故意回避问题。本院无法认定召开了其所称的会议，亦有理由怀疑其对于原告给予浦东货运宁波分公司之间的订舱价格偏低负有责任。就2012年9月的往来电子邮件，被告表示，其找了具体操作人员了解该情况的真实性，并根据实际情况反映给上级。本院认为，同前所述，其就此亦须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但未作提交。另从原告与浦东货运宁波分公司之间的订舱交易来看，后续的订舱费亦未发生明显变化，进一步印证了其对于原告给予浦东货运宁波分公司的订舱价格偏低负有责任的可能性。
2012年12月18日，被告提交辞呈并出具承诺书，被告表示系受胁迫所致。本院认为，被告理应对受胁迫提供证据或作出合理解释或说明。本院注意到，在（2013）浦民一（民）初字第17113号案件中，被告已提出胁迫的观点，但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本院在该案中未予以采信，进而在此基础上驳回了被告主张违法解除合同经济赔偿金的诉请。在本案中，被告同样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就被告所作的解释，本院认为，相应的解释苍白无力，难以令人信服。被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作为公司高管，其完全有能力对于自己的行为是否违法、是否涉嫌犯罪作出基本判断。被告递交辞呈，尤其是出具承诺书，恰说明被告确实存在不当行为，而并不存在其所称的胁迫一说。从承诺书的内容来看，被告承诺于2013年2月28日前归还2011年12月20日起到目前为止的薪金所得。该承诺返还的金额（注：被告在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的年薪为税前30万元）与审计得出的差额247，750元具有相当的可比度。而这亦印证了原告的解释即承诺书中所称的返还薪金属于赔偿。
审理中，被告提交了浦东货运宁波分公司与其他公司的海运出口货运委托协议、对账单，以说明原告给予浦东货运宁波分公司的订舱价格是市场价格。本院认为，通常而论，判断是否损害原告公司利益，立足点在于原告公司本身，适当考量相关行业整体的价格趋势。虽然海运订舱业务属于特定行业，但从宁波市口岸协会国际联运分会出具的第二份情况说明来看，其亦指出了货代企业在订舱方面定价的自主性，符合前述评价规则。其他个别公司确定的价格因素不能作为原告公司所给予的订舱价格是否偏低的依据。因此，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即使客观真实，与本案无关。本院注意到，宁波市口岸协会国际联运分会出具的第一份情况说明列明了会员内部优惠价格，亦列明了宁波地区货代企业海运订舱费市场参考价，而会员内部优惠价格则低于市场参考价。另外，宁波市口岸协会国际联运分会出具的第二份情况说明则又指出该协会的会员优惠价亦肯定不是宁波海运市场的订舱费最低价。本院认为，结合前文分析，市场上发生的订舱最低价不能作为评价原告给予浦东货运宁波分公司的订舱价格是否合理，因此是否有所谓的最低价与本案无关。浦东货运宁波分公司并非宁波市口岸协会国际联运分会的成员，不适用会员内部优惠价格。市场参考价虽然不是指导价，但应是综合地区行业整体情况而作出，反映了相关行业整体的价格趋势，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可用作评价原告给予浦东货运宁波分公司的订舱价格是否合理的参考。另结合前文分析，承诺书中承诺返还的金额与审计得出的差额确实具有相当的可比度，因此，原告通过审计其与浦东货运宁波分公司结算收取的2011年12月至2012年12月期间订舱费总金额与根据宁波市口岸协会国际联运分会出具的情况说明中市场价下限计算的订舱费总金额之间的差额来印证其主张的经济损失，具有相当的合理性。本院另注意到，被告亦在审理中提出审计申请，内容：1、2011年12月至2012年12月期间，原告与浦东货运宁波分公司、基业国际货运（中国）有限公司、宁波市宇泰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的业务发生情况（价格、结算方式、箱量）；2、2011年12月至2012年12月期间，原告是否存在给予其他客户的价格低于给予浦东货运宁波分公司价格的情况；3、2011年12月至2012年12月期间，浦东货运宁波公司与其他货代公司的成交价格情况（合同价格和履行价格）。本院认为，从前文的分析来看，被告出具的承诺书应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并非胁迫所致，审计报告亦已印证该结论，因此，前述审计并无启动必要。现原告主张以审计得出的差额即247，750元主张经济损失，与承诺书相比并未损害被告利益，并无不当，本院可予以支持。而根据承诺书，被告须于2013年2月28日前作相应返还，但被告未作履行，原告主张从2013年3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相应的逾期付款利息，亦无不当，本院亦可予以支持。
此外，就因审计发生的审计费用60，000元如何承担的问题。本院认为，从举证规则角度而论，谁主张谁举证，原告理应就其主张的损失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据此，就其与浦东货运宁波分公司结算收取的2011年12月至2012年12月期间订舱价格、箱量以及相应的总金额、差额，应由原告提供相关原始凭证。双方可通过对账方式加以明确具体业务量。在审理中，本院就此征询了被告意见，被告表示对账难度较大，希望通过审计确定。而从原告诉称所述的具体型号的箱量来看，亦与审计结果有一定差异。综合上述因素，本院酌定原告承担审计费20，000元，被告承担审计费40，000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洪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宁波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经济损失247，750元；
二、被告洪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宁波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逾期付款利息（以247，750元为基数，从2013年3月1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
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能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166元，审计费60，000元，两项合计65，166元，由原告宁波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负担20，000元，被告洪滨负担45，166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徐慧莉
代理审判员 张高峰
人民陪审员 余继钟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梅茹虹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七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
……
第一百四十九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交证据。
……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交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