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中区法民初字第02362号
原告重庆金理昂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
法定代表人林子维，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新强，上海锦天城（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某，女，汉族，1971年7月10日出生，住重庆市巴南区。
委托代理人陈军，男，汉族，1979年5月19日出生，住广东省江门市。
委托代理人杨荣华，男，汉族，1945年1月19日出生，住重庆市巴南区。
被告何某，男，汉族，1970年7月27日出生，住重庆市渝中区。
委托代理人杨荣华，男，汉族，1945年1月19日出生，住重庆市巴南区。
原告重庆金理昂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理昂公司）与被告杨某、被告何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戴伟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曹潇潇、人民陪审员宋春蓉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罗银担任法庭记录。原告金理昂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新强，被告何某，被告杨某的委托代理人陈军，被告杨某及被告何某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杨荣华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金理昂公司诉称，金理昂公司与杨某一直存在千足金饰品买卖关系，杨某从金理昂公司提货并相应支付货款。2013年8月3日，杨某从金理昂公司提走一批千足金饰品，货物价值共计182559元，但杨某自提走上述货物后一直未向金理昂公司支付货款，金理昂公司多次向杨某催收上述货款均未果。金理昂公司认为，虽然本案所涉买卖合同形成于杨某与金理昂公司之间，但杨某购买本案所涉货物系用于杨某与何某夫妻二人共同经营的饰品店铺的经营，故该笔货款债务应属夫妻共同债务，现金理昂公司提起诉讼要求：杨某及何某共同支付金理昂公司货款182559元，并支付金理昂公司以182559元为基数，从2013年9月4日起至全部款项付清时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的资金占用损失。
被告杨某辩称，杨某与何某系夫妻关系。杨某于2013年8月3日从金理昂公司处购买了价值182559元的金饰品货物属实，该货物系用于杨某与何某夫妻共同经营的店铺的经营，若该批货物差欠金理昂公司货款应属夫妻共同债务。但杨某在购货当时已经向金理昂公司全额支付了货款，不存在差欠金理昂公司货款未付的情况，金理昂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不讲诚信的行为，请求法庭依法驳回金理昂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告何某辩称，杨某与何某系夫妻关系。因杨某与何某夫妻共同经营的店铺的经营需要，杨某于2013年8月3日从金理昂公司处购买了价值182559元的金饰品货物属实，若该批货物差欠金理昂公司货款则应属夫妻共同债务。但杨某在购货当时已经向金理昂公司全额支付了货款，不存在差欠金理昂公司货款未付的情况，金理昂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不讲诚信的行为，请求法庭依法驳回金理昂公司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3年8月3日，杨某从金理昂公司购买了一批千足金饰品，价值182559元。金理昂公司出具出库单一份，载明：“成品名称千足金饰品，单位为克，数量为669.94克，单价为272.5元，金额为182559元。”该出库单“提货人”处由杨某签字，“制票”栏由朱大军签字，同时出库单内表格栏有“郑金发同意”的批注字样。
嗣后，金理昂公司与杨某就上述182559元货款的支付问题产生争议，金理昂公司遂于2013年9月4日向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杨某于答辩期内向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2013年12月13日，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巴法民管异初字第23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杨某对本案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成立，本案移送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审理。2014年3月6日，本院正式立案受理本案。本院立案受理后，金理昂公司申请追加何某作为本案被告，与杨某共同承担清偿责任，并申请变更诉讼请求，要求将原向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第二项中“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损失”变更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的资金占用损失”。
另查明，杨某与何某于1993年3月29日登记结婚。
审理中，金理昂公司为证明金理昂公司在交易过程中对于先货后款的交易会在出库单上由郑金发签字“同意”，对于提货当场付款的交易会在出库单上标明已收款或货款已清，而无论先货后款还是当场付款的交易，金理昂公司在收款时均开具了收据的事实，还提交了以下证据：（1）杨某从金理昂公司四次购货的出库单及收据，分别为2013年7月7日出库单及2013年7月12日收据，金额为53050元，该笔货款在提货时未付，出库单上有郑金发签字“同意”；2013年7月17日出库单及收据，金额为29723元，该笔货款在提货时当场付清，出库单上签写“收29723元”；2013年7月20日出库单及收据，金额为30720元，该笔货款在提货时当场付清，出库单上签写“收30720元”；2013年8月1日出库单及收据，金额为16698元，该笔货款在提货时当场付清，出库单上签写“收16698元”。（2）2013年7月18日叶金国从金理昂公司购货的出库单及2013年7月24日收据，购货金额为36628元，提货当时未付款，之后以刷卡方式支付货款10000元，出库单上由郑金发签写“同意”。（3）2013年8月3日周伶俐从金理昂公司购货的出库单，购货金额为54683元，以及2013年8月3日、2013年9月3日的收据，该笔交易于提货当天付款16783元并在出库单上批注“付16783元现金”，于2013年9月3日支付37900元。（4）2013年8月3日翁天水从金理昂公司购货的出库单及2013年8月4日收据，购货金额为150311元，于提货后次日付款，出库单上由郑金发签写“同意”。（5）2013年8月3日翁忠祥从金理昂公司购货的出库单及收据，购货金额为177194元，提货当时付清货款，出库单上签写“已清”。
同时，金理昂公司申请证人郑金发、证人朱大军及证人叶金国出庭作证。证人郑金发陈述：金理昂公司系经营金银饰品批发零售业务的公司，郑金发是金理昂公司的销售业务员，负责联系客户来公司购买金银饰品。杨某系经营金银首饰零售业务的，郑金发联系杨某到金理昂公司处批发购买金银饰品，双方存在长期的交易关系。2013年8月3日，杨某从金理昂公司处购买了价值182559元的千足金饰品，货物是杨某直接到金理昂公司库房提取的，提货当时郑金发在金理昂公司的出库单上批注“郑金发同意”的字样，同意杨某提货，杨某提货时在该出库单的提货人处签字，但杨某在提货当时并没有支付货款。因双方之间长期有交易往来，杨某也是郑金发熟悉的批发零售客户，故在杨某提取货物时未要求其当场支付货款，而是同意杨某在提取货物后两三天之内将货款支付给金理昂公司。2013年8月3日杨某从金理昂公司提货当时，郑金发与朱大军均在场，杨某提货的情况是郑金发亲见的，但并未看见杨某付款的情况。2013年8月3日之前，杨某与金理昂公司的购货交易并未发生争议，各次交易的货款都是杨某直接支付给金理昂公司，支付方式有转账到金理昂公司法定代表人名义开设的账户内，也有支付现金给金理昂公司的出纳。在客户付款后，金理昂公司给客户开具收款收据，杨某付款后金理昂公司也会给她开具收款收据，但有时客户会拿走收款收据，有时客户付款后没有拿走收款凭证。金理昂公司每天出具客户欠款单据，以此告诉销售人员所联系的客户尚欠多少货款没有支付，对于杨某差欠该笔货款未付的情况郑金发也是通过该方式知晓的。
证人朱大军陈述：朱大军系金理昂公司的工作人员，主要负责对销售的金银首饰的称重发货和制单。2013年8月3日的出库单是金理昂公司的出库单，郑金发是金理昂公司的销售业务员，负责联系客户来批发购买金银饰品。郑金发在该出库单上签字同意杨某提货，朱大军负责称重、制单之后发货给杨某，杨某在该出库单提货人处签字，杨某签字即表示已经提取货物。该笔货物在提货当时杨某并没有支付货款，之后其是否支付了货款，由于朱大军的工作范围并不负责收款或是公司财务，故朱大军不清楚付款情况。客户到金理昂公司批发购买金银饰品等，小额的一般在提货当时直接支付货款，大额的一般是在提走货物之后的几天内由客户直接转账支付到金理昂公司的账户上。对于杨某与金理昂公司的各次交易，金理昂公司是否开具了收款收据或者杨某在付款后是否拿到了付款收据，朱大军不清楚。金理昂公司财务账上体现出杨某没有支付该笔货款，朱大军才知道杨某差欠该笔货款未付；对于杨某与金理昂公司的各次交易中杨某的具体付款情况朱大军不清楚，朱大军只负责发货，2013年8月3日杨某从金理昂公司提走价值182559元的金银饰品时，是朱大军发货给杨某的，当时未见杨某付款。金理昂公司的交易方式是只要业务员在出库单上签字同意发货，无论客户是否付款均可以发货。一般客户付款后出库单上是有财务签字已付的，而客户付款后金理昂公司均会给客户开具收据。
证人叶金国陈述：叶金国与金理昂公司发生黄金饰品交易十多笔，各次交易的金额一般在几万元，每次购货均未现款现货而是先提货后付款，金理昂公司工作人员告知如不能在提货当时付款则需要找郑金发在出库单上签字同意，每笔交易无论是现款现货还是先货后款，金理昂公司在收款后均向叶金国开具了收据；2013年7、8月时叶金国也曾向金理昂公司购买了黄金饰品，购货时未在提货当时付清货款，郑金发在出库单上签字“同意”先提货后付款。
杨某及何某对以上证据及证人证言质证后认为，对证据（1）中杨某从金理昂公司四次购货的出库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应的收据系金理昂公司单方制作，杨某及何某并未收到，对证据（2）至（5）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因为并非杨某直接参与的交易；从金理昂公司提交的涵盖以上5组证据的会计凭证账簿中可以发现，其他客户交易形成的出库单也存在若客户未付款则标注了“欠X元”，而并未由郑金发签注“同意”，故本案所涉交易的出库单上由郑金发签字“同意”并非表示同意杨某先提货后付款；从金理昂公司提交的叶金国的出库单可以看出叶金国还差欠金理昂公司货款，且叶金国与郑金发系同乡，故证人叶金国与金理昂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对其所述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证人朱大军及证人郑金发的陈述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且与杨某及何某提交的录像证据相矛盾，故也不能达到金理昂公司的证明目的。
另外，杨某及何某在审理中陈述：杨某与金理昂公司之间的交易一直都是现款现货的方式完成，在杨某提货时现场付清货款。本案所涉交易的货款182559元，杨某是以现金方式在拿货当日当场支付给了金理昂公司的工作人员，但具体支付给哪一位工作人员记不清楚了。货款支付完毕后，金理昂公司仅向杨某开具了出库单，未再开具收款收据或者发票。一般在黄金饰品经营和交易过程中，现金量是充裕的。
审理中，杨某及何某为证明各买家向金理昂公司购买金银饰品的交易均是现款现货的模式，交易过程中双方仅以金理昂公司出具的出库单或出货单为交易凭证，未再开具收据等其他付款凭证的事实，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3年5月26日提货人姚刚的出库单一份及姚刚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购货金额为20422元；（2）2013年12月19日提货人陈宏的出库单一份及陈宏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购货金额为23225元；（3）2013年10月14日及15日提货人刘长英的入库单及出库单各一份、购货金额分别为8033元和3825元；（4）2014年6月21日提货人李全英的出库单及出货单，购货金额为1485.97元和1560元；（2）2014年6月21日杨某雇佣的员工黄娟向金理昂公司购货的视频录像、出库单及出货单各一份，购货金额为3120元。
同时，杨某及何某申请证人刘长英、证人李全英及证人黄娟出庭作证。证人刘长英陈述：刘长英向金理昂公司购买过几次黄金饰品，双方交易次数并不多。一般交易过程是刘长英确定要购买的货品后金理昂公司开具出库单，刘长英支付货款再凭出库单到库房提货，金理昂公司未再开具其他交易凭证。刘长英和金理昂公司之间发生的几次交易都是现款现货，在提货当时现场结清货款，交易金额几千元至上万元不等，支付方式有现金支付也有刷卡的方式支付。
证人李全英陈述：李全英向金理昂公司购买过一次黄金饰品，时间在2014年6月21日，是在金理昂公司的柜台上交易的，交易金额只有几千元，以现款现货的方式完成的交易。李全英选定需要购买的饰品后金理昂公司开具了出库单，李全英以现金方式支付了货款再凭出库单提货，金理昂公司未再开具其他收款发票或是收据。
证人黄娟陈述：2010年至今，黄娟受杨某的雇佣在杨某处工作。黄娟在杨某处工作期间共计向金理昂公司购买过两次金银饰品，两次的交易金额均在二至三千元左右，两次购货均是以现金方式支付的货款，支付货款后金理昂公司未再开具收据或者发票，仅将其开具的出库单和货物一起交给黄娟。黄娟最后一次从金理昂公司购货发生在2014年6月21日，是在本案起诉后接受杨某的指派到金理昂公司购货，并在购货当时对交易过程进行了录像，录像内容就是上述杨某提交的黄娟与金理昂公司交易的视频。
金理昂公司对以上杨某及何某提交的证据及证人证言质证后认为，对刘长英、李全英及黄娟陈述与金理昂公司之间发生的交易金额及交易次数均予以认可，视频录像所反映的黄娟与金理昂公司的交易过程属实，但仅凭以上三位证人的陈述并不足以证明本案所涉交易的交易模式均是现款现货。以上各证人与金理昂公司之间所发生的交易均是各自独立的买卖关系，与本案所涉交易无关。同时，以上各证人陈述的交易中交易金额多数为几千元，而本案所涉交易金额为十几万元，对比可见交易金额的悬殊，杨某及何某陈述本案所涉交易货款以现金方式支付完毕明显与常理不符，故证人陈述交易中的现款现货并不足以证明本案所涉交易以现款现货方式完成了付款。
上述事实，有出库单、出货单等证据在案佐证以及当事人陈述为凭，并经当庭质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虽然金理昂公司与杨某之间并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杨某对金理昂公司提交的出货单予以认可并确认收到涉诉的价值182559元的货物，故本院应认定金理昂公司与杨某之间的买卖合同依法成立，应属有效。审理中，杨某与何某共同确认，本案所涉杨某于2013年8月3日从金理昂公司处购买的182559元黄金饰品货物系用于杨某与何某夫妻共同经营的店铺的经营，货款应属夫妻共同债务。现双方针对涉诉价值182559元的货物是否付款产生争议，本院评析如下：
审理中，杨某与何某针对其向金理昂公司支付了全部涉诉货物的货款的辩称意见提出了以下两个方面的理由：第一，双方交易模式一直以现款现货的方式进行，不存在提货后差欠货款的情况；第二，本案所涉货款杨某以现金方式支付给了金理昂公司，但金理昂公司未开具收款收据。本院认为，首先，对于杨某及何某辩称的现款现货的交易模式问题，杨某与何某提交了其他购买人从金理昂公司购货形成的出库单及出货单，并申请了证人刘长英、李全英及黄娟出庭作证。对此，从证人刘长英及证人李全英的陈述可以看出，刘长英仅与金理昂公司发生过几次购货交易，数额为几千元至上万元，李全英仅与金理昂公司发生过一次购货交易，数额为几千元，该两人与金理昂公司之间交易的次数并不多且各次交易的数额也较小；从证人黄娟的陈述可以看出，黄娟系杨某雇佣的员工，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受杨某的指派完成了视频录像中的交易，而黄娟在杨某处工作期间共计向金理昂公司购买过两次金银饰品，两次的交易金额均在二至三千元左右。由此，证人所陈述的与金理昂公司之间发生的购货交易，从交易数额上应属零售交易，从交易发生的次数上亦不属于长期频繁的交易，而本案所涉交易数额达十八万余元的货物买卖系用于杨某与何某夫妻共同经营的店铺的经营，故本案所涉交易应属批发销售，因此，即使各证人与金理昂公司之间的购货交易是以现款现货的方式完成，其并不足以证明金理昂公司与所有购买人之间的交易模式均采用现款现货的方式。其次，对于杨某及何某称本案所涉货款以现金方式支付给了金理昂公司的辩称意见，杨某与何某在审理中既未提交付款依据证明已付款的事实，也无法说明其将上述货款以现金方式交付给了金理昂公司的哪位工作人员，相应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理应由杨某与何某承担。
另一方面，金理昂公司为证明金理昂公司在交易过程中对于先货后款的交易在出库单上由郑金发签字“同意”，对于现货现款的交易在出库单上标明已收款或货款已清，而无论先货后款还是当场付款的交易，金理昂公司在收款时均开具了收据的事实，提交了杨某从金理昂公司四次购货的出库单及收据以及客户叶金国、周伶俐、翁天水及翁忠祥与金理昂公司的交易出库单及收据，并申请证人叶金国出庭作证。对此，首先，从杨某与金理昂公司已经发生的四次交易来看，杨某向金理昂公司的购货并非均以现款现货方式完成，其中未以现款现方式完成的交易中金理昂公司开具给杨某的出库单上亦由郑金发签批了同意，而以现货现款方式完成的交易中金理昂公司开具给杨某的出库单上均标明了“收XX元”的字样表明提货当时已付清货款。该组证据系直接产生于本案争议双方以往的交易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金理昂公司对本案诉争交易中出库单上郑金发批注“同意”之含义的解释，也是对杨某辩称其与金理昂公司之间所有的交易均以现款现货方式完成的事实提出的反驳证据。其次，从金理昂公司提交的包括杨某在内的客户交易出库单及收据来看，出库单与收据均能对应，且单据在保存形式上已经以会记账薄的形式装订成册，故仅从证据保存形式上判断其收据系金理昂公司为本案诉讼临时制作的可能性较小；叶金国、周伶俐、翁天水及翁忠祥与金理昂公司交易形成的出库单及收据中，若是以现款现货方式完成购货，则收据与出库单的开具时期为同一日，且出库单上标注“已清”字样，若并未以现款现货方式完成购货，则出库单上均由郑金发签字“同意”且收据的开具时间为实际付款日，故该组证据也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金理昂公司对本案诉争交易中出库单上郑金发批注“同意”之含义的解释；另外，叶金国、周伶俐、翁天水及翁忠祥与金理昂公司所发生的以上几笔交易的交易金额均在几万元以上，其中周伶俐、翁天水、翁忠祥三人的交易均已达十几万元，这在交易金额上与本案双方争议交易的交易金额大致相当，相较于杨某及何某提交的刘长英、李全英及黄娟与金理昂公司之间几千元至万元的交易证据，金理昂公司的该组证据与本案双方争议的交易更具有可比性，对于判断本案争议双方的惯常交易模式更具有参考性。再次，从证人叶金国的陈述来看，其首先是对其与金理昂公司交易形成的出库单及收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陈述了在金理昂公司与客户交易过程中存在非现款现货的交易方式，也明确陈述了在不能以现款现货方式交易时需要由郑金发签字或授权同意的事实，故证人叶金国的证人证言与金理昂公司的诉称事实一致，能够对金理昂公司的诉称理由予以佐证。至于杨某及何某认为叶金国与郑金发、金理昂公司均存在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不足以采信的意见，本院认为，叶金国在本案中首先是与金理昂公司发生买卖关系的客户之一，其次叶金国的陈述有书面证据相印证，即使叶金国与郑金发在个人关系上熟识，但本案所涉交易货款争议的双方系金理昂公司与杨某、何某，并非郑金发与杨某、何某，退一步而言，虽然在金理昂公司举证及叶金国的陈述中发现叶金国尚欠金理昂公司的货款未结清，但叶金国的证人证言并非金理昂公司的唯一证据，其证人证言可与金理昂公司提交的其他书证和证人证言相印证，因此，对杨某及何某认为叶金国与郑金发、金理昂公司均存在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不足以采信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综合以上分析，依据本案诉辩双方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以及双方各自证人的陈述，结合本案事实情况，本院认为，从盖然性角度考量杨某及何某提交的反驳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其辩称本案所涉货款已经支付完毕的理由。金理昂公司提交的证据无论是从证据本身的关联性上还是从证据本身所能达到的证明目的上，其均优势于杨某及何某提交的证据，故本院对金理昂公司的诉称意见予以采纳，对杨某及何某的辩称意见不予采信，相应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由杨某及何某承担。因此，本院认定杨某从金理昂公司提货后并未向金理昂公司支付货款，其行为已属违约，本院对金理昂公司要求杨某与何某共同支付货款182559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至于杨某及何某应当向金理昂公司支付的利息问题。本案中，双方在提货交易当时并未明确约定付款期限，而金理昂公司在审理中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向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之前曾向杨某及何某主张过权利，故本院自应认定金理昂公司于2013年9月4日催告杨某与何某在合理的期限内支付货款。本院根据公平原则结合尚欠货款的数额等因素酌定金理昂公司给予杨某及何某的合理准备期限为15天，故杨某与何某应自2013年9月20日起向金理昂公司承担逾期付款违约责任。同时，双方在出库单中及提货交易当时均未约定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的计算方式，现金理昂公司要求杨某与何某支付逾期付款的资金占用损失，则可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综上，本院认定杨某与何某应支付金理昂公司的资金占用损失为：以尚欠的货款182559元为基数，自2013年9月20日起至前述款项付清时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损失。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三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杨某及被告何某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重庆金理昂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货款182559元，并支付原告重庆金理昂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182559元为基数，自2013年9月20日起至前述款项付清时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损失；
二、驳回原告重庆金理昂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3952元，由被告杨某及被告何某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戴 伟
代理审判员 曹潇潇
人民陪审员 宋春蓉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罗 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