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秦民初字第4235号
原告王增华，男，1961年6月8日生，汉族，农民。
委托代理人张超越，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张永金，男，汉族。
被告余某某，男，1956年12月23日生，汉族，无业。
法定代理人余华清，汉族。
委托代理人余魏江，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杨子江，江苏真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贾红英，女，1957年10月31日生，汉族。
原告王增华与被告余某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王增华于2015年1月5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5年2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15年3月10日作出（2015）秦民初字第306号民事判决，一审宣判后被告王增华不服提起上诉，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5年7月14日作出（2015）宁民终字第251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于2015年8月6日重新立案后，另行组成合议庭后于2015年9月24日、2016年1月22日分别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过程中，原告王增华申请追加被告余某某前妻贾红英为本案共同被告，合议庭依法准许。原告王增华及其委托代理人张超越、张永金，被告余某某的委托代理人余魏江、扬子江，被告贾红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增华诉称，被告余某某从原告处购买板材欠下货款，但只支付了部分款项，至今尚有424404元未还。被告余某某与原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发生在被告贾红英与被告余某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因此该债务应属夫妻共同债务。原告多次找到余某某要求还款，其拒不还款。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两被告连带支付原告货款424404元；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
被告余某某辩称，第一，被告余某某目前已被确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原告王增华提出被告余某某欠其货款多达40几万元，在长达十几年后才向被告主张，而被告目前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被告余某某不清楚。按照常理，十几年前欠下的货款，不可能在长达十几年之后再主张，结合原告提供的证据，欠条上“余某某”的签名究竟是不是余某某本人写的，原告没有举出其他证据证明，因此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有买卖合同关系。第二，抛开是否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不说，原告提供的欠条本身也是疑点重重，其中一张欠条日期是2005年2月7日，写着“尚欠板材款43.7304万元”，注明了下次带清单为准。在2006年1月28日，过了一年以后，该欠款成了43.1304万元，据原告说是余某某还了6000元，被告认为在这个时间点原、被告是有结算的凭证的，原告应该提供结算货款的清单，确定最终的货款是多少。如果没看到双方结算的清单，则有理由相信债务是不真实、不存在的。第三，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由原告自己写的余某某付款的结算，该结算没有余某某的签字，只是原告自己做的一份清单。第四，原告起诉已经过了诉讼时效。欠条是2005年2月7日，最迟应当在2007年2月7日前起诉，原告在2014年10月才向法院起诉，已经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贾红英辩称不清楚事实，不应承担责任。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原告提交以下证据：
1、最后落款时间为2005年2月7日、有“余某某”签名的欠条。
2、落款时间为1998年6月16日、有“东阳木箱厂、蔡建华”签名的欠条，同一欠条左下角处还有“余某某”签名、落款时间为1999年6月21日的情况说明。
3、最后落款时间为2006年2月19日、有“余某某”签名的对账单。
4、最后落款时间为2009年2月7日、原告自己制作的余某某付款清单。
5、落款时间为2006年年24、有“余某某”签名的余某某付款清单复印件。
6、最后落款时间为2012年年28号、原告自己制作的余某某付款清单（2010年年30-2012年年28）。
证据1-6共同证明原告与余某某存在木材买卖关系，余某某支付部分货款，剩余部分尚未支付。
7、泗阳王增华木条五夹板材积单，证明木材买卖的事实。
8、南京栖霞东阳木箱包装厂工商登记信息，证明余某某系该厂投资人。
9、泗阳县税务局情况说明，证明1997年7月前泗阳属于淮阴市辖区。
10、购货单位名称为“南京东阳木箱包装厂”增值税发票记账联22张，证明原告与被告余某某发生木材买卖的事实。
11、泗阳县王集镇华森包装箱厂营业执照，证明原告系该厂负责人，主营木材。
12、接处警工作登记表，证明2014年3月31日原告曾到标营3号找余某某要货款，但因未找到余某某，与他人发生纠纷。原告要求民警查找余某某，民警建议其去法院起诉。
13、江苏省旅客运输专用发票两张，证明2013年2月6日原告曾到南京找余某某要账，但因未带清单，故到南京后又返回泗阳取清单。
14、证人胡某甲、胡某乙的证言。胡某甲陈述2009年左右王增华曾搭乘他的顺风车到南京来问一个余老板要钱，但其不清楚余老板的姓名、也记不清余老板家的地址，并且无法确定本案被告余某某是否就是原来的余老板。胡某乙陈述大概2012年10月份时，原告王增华曾搭乘他的顺风车到南京来，称是到南京要钱的。两证人的证言共同证明原告王增华一直在向被告余某某主张本案货款。
被告余某某对证据1、2、3、4、5、6、7、11、14真实性不认可，认为余某某目前罹患抑郁性痴呆，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证据中的签名无法确认是其本人所写，并且证据中均缺乏结算清单，如此结算不符合常理。原告单方制作的付款清单，没有被告签名难以认定真实性。原告提供的营业执照名称系手写，不符合规范。两证人的证言不能证明原告向余某某主张过权利。对证据8、9、10、12、13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南京栖霞东阳木箱包装厂工商登记资料中的投资人余某某无法确认就是被告余某某，并且其企业名称也不是原告所称的南京东阳包装厂。增值税发票中的卖方是泗阳县华洋木制品厂，并非本案原告王增华。接处警工作登记表中报警人并未留身份证号，无法确认是不是本院原告王增华。汽车票上没有购买人身份信息，不能证明是原告本人乘坐。总之，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王增华与被告余某某之间存在买卖合同。
被告贾红英称不清楚事实，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不予质证。
被告余某某为反驳原告主张，提交下列证据：
1、（2015）秦民特字第1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余某某于2012年6月即被上海华东医院确诊为忧郁型痴呆症，并于2015年5月11日被依法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余华清为其监护人。
2、被告余某某的病历、诊断报告单，证明余某某从2009年9月2日开始就开始治疗，2011年11月24日被诊断为多发腔隙性脑梗死，2012年6月被上海华东医院诊断为抑郁性痴呆。
原告王增华对证据1、2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被告余某某被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是在本案最初提起诉讼之后，属于逃债行为，对余某某的诊断报告单认为余某某2009年、2012年的诊断报告不能证明其没有民事行为能力，2012年确诊为抑郁性痴呆也不能证明被告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被告贾红英对被告余某某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原告提供的证据1、2、3有“余某某”签字，与证据7、8、9、10、11、12均系原件，能够相互印证，本院对其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4、6均系其本人单方制作、证据5系复印件缺乏原件比对、证据13汽车发票缺乏乘车人信息、证据14两证人的证言均无法确认本案被告余某某就是原告所称的余老板，因此原告提供的证据4、5、6、13、14因缺乏关联性，无法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
被告余某某提供的证据1、2均系原件，与本案具有相关性，本院对其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
另查明，被告余某某与被告贾红英于2015年8月7日经本院判决离婚。
根据原、被告提供的有效证据并综合原、被告诉、辩称意见、质证意见和已查明事实，本院确认以下事实：
王增华与余某某自1995年至1998年前后发生木材买卖，余某某于1999年6月21日支付王增华51000元，并确认尚欠王增华货款585373.4元。经过王增华多次催讨，余某某每次均支付部分款项。2000年4月17日，余某某出具欠条确认尚欠货款496304元，2005年2月7日，余某某再次确认尚欠货款437304元。至2006年2月19日时，余某某支付1000元，并确认尚欠货款430304元。2014年3月31日，王增华曾到秦淮区标营3号大院内寻找余某某，但未找到，与他人发生纠纷后报警，民警建议其起诉解决。
余某某于2009年9月2日在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进行MRI头颅（平扫）时被诊断为双侧半卵圆中心及侧脑室旁缺血性改变、双侧筛窦炎；2012年6月15日在上海华东医院确诊为抑郁性痴呆。2015年4月29日，南京脑科医院司法鉴定所鉴定认为余某某系老年性痴呆（严重），2015年5月11日本院依法宣告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余华清为其监护人。
被告余某某与贾红英原系夫妻关系，2015年5月21日贾红英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与余某某离婚，2015年8月7日本院依法判决准予两人离婚。
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被告余某某是否欠原告货款及货款数额。二、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三、本案欠款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原告提供的有效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被告余某某向其购买木材的事实，且余某某在多张字据上均对所欠货款数额进行确认，其虽以丧失民事行为能力进行抗辩，但未就原告举证事实提供反证，更无证据证明2006年前其欠缺民事行为能力，故本院对原、被告存在买卖合同的事实予以确认。就所欠货款数额，有被告余某某签名的时间最晚的字据为2006年2月19日，其后再无余某某之签名确认的字据，故截至2006年2月19日余某某尚欠原告货款数额430304元。关于本案诉讼时效。诉讼时效制度是指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在法定的时效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当时效期间届满时，人民法院对权利人的权利不再进行保护的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应当适用二年的诉讼时效规定。本案中原、被告并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也无证据证明双方对合同履行期限进行约定，因此该合同属于未定履行期限的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受人在交易时未支付价款向出卖人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问题的请示的答复﹥》【（2005）民二他字第35号】之规定，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原告王增华向被告余某某主张权利时起算。从原告王增华提供的证据看，双方的买卖合同进行过结算，并且余某某有过数次付款行为，付款时也向原告出具了欠条或签名确认欠款数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之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诉讼时效因被告余某某付款出具字据的行为而发生中断。但是，目前原告有证据证明的余某某最后一次向其付款发生在2006年2月19日，故原告应提供证据证明在法定的两年诉讼时效期间内其曾向被告余某某主张权利或提起诉讼或余某某同意履行义务，而使诉讼时效再次中断，但是原告并未就此提供证据证明，并且在此之后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余某某有过付款行为或者向其重新确认债务等足以使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发生，故本案因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原告已丧失胜诉权。因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故对争议焦点三本院不予评价。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增华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860元，由原告王增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户名：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农行南京市鼓楼支行；账号：10×××76）。
审 判 长 程 军
代理审判员 谈 磊
人民陪审员 李朝红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日
见习书记员 张雨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