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铜中民再字第12号
抗诉机关：贵州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吕文学，男，1951年4月27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杨秀江，贵州宜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吕昌礼，男，1972年2月29日出生，汉族。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吕昌波，男，1976年4月21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吕若飞，贵州宜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吕文学因与吕昌礼、吕昌波土地承包经营权，返还征地补偿费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1）铜中民终字第235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贵州省人民检察院于二0一二年十月二十二日作出黔检民抗（2012）51号民事抗诉书，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0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作出（2012）黔高民抗字第56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贵州省铜仁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彭某出庭履行职务。申诉人吕文学及其诉讼代理人杨秀江，被申诉人吕昌礼及吕昌波之委托代理人吕若飞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诉人吕昌波经传票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1年4月1日，一审原告吕昌礼、吕昌波起诉到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称，我二人在＊＊＊＊（小地名）的承包地261.03平方米，因杭瑞高速过境被占用，我们去领补偿款时，被告说该承包地是自己的，导致我二人无法领到补偿款。故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停止对我方行使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妨碍，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被告、反诉原告吕文学辩称，我在＊＊＊＊有14块承包地，后我将＊＊＊＊部分承包地借给原告吕昌礼、吕昌波之父吕某海耕种。吕某海死后吕昌礼、吕昌波继续耕种。杭瑞高速公路建设征地时吕昌礼、吕昌波用欺骗手段将我的承包地228.86平方米登记在吕昌礼二人名下，从征地部门领走原属于我的征地补偿款8790.51元，并企图继续侵吞我另外261.03平方米土地补偿款。请求判决吕昌礼、吕昌波返还已领取的8790.51元，确认未领取的＊＊＊＊征地补偿款10026.16元为我所有，诉讼费由吕昌礼、吕昌波承担。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一审查明，吕文学与吕昌礼、吕昌波争执的责任田位于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乡＊＊村＊＊寨组＊＊＊＊（地名），共二块，面积为261.03平方米。该二块责任田的征收补偿费金额为10020.94元，原告吕昌波的第二轮承包土地明细登记表上记载：在＊＊（地名）有责任田10块。被告吕文学的第二轮承包土地明细登记表上载明：在＊＊＊＊有责任田14块。＊＊＊＊在＊＊范围之内。争执田现为原告吕昌波在耕种。原告吕昌礼、吕昌波所耕种的责任田土均登记在原告吕昌礼的户头上。2010年11月，原告吕昌波领取了征地补偿款8790.51元。2011年3月，原、被告为＊＊＊＊10020.94元承包地征收补偿费发生纠纷诉至法院。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原、被告双方都出示了承包证，从证人吕某雄的证言看，因吕某雄当时是该村主任，是第二轮承包证的填写者，其陈述争执的＊＊＊＊二块承包田是填写在原告吕昌礼的承包证上，且地名＊＊包括了＊＊＊＊，该责任田一直是二原告在耕种。从审判人员实地勘验和数双方承包田的丘块，其丘块也与原告吕昌礼承包证上的丘块数相符。证人吕某雄的证言与现场勘验的情况相符，与本案其他证据材料相互印证，足以说明＊＊＊＊面积为261.03平方米的二块责任田的承包经营权人应该是原告吕昌礼和吕昌波。原告吕昌礼、吕昌波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符合情理，应依法予以支持。被告辩解该责任田属于其本人承包，是其送给二原告耕种，反诉要求二原告返还其征地补偿款8790.51元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对被告的辩解理由和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作出（2011）印民初字第173号民事判决：一、原、被告争执的位于＊＊＊＊面积为261.03平方米二块责任田的承包经营权归原告吕昌礼、吕昌波所有，被告吕文学应停止妨碍原告吕昌礼、吕昌波行使权利；二、驳回被告吕文学的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反诉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共计50元，由被告吕文学负担。
吕文学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原判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是继续承包其父吕某海生前的承包地，而吕某海生前承包的土地中没有＊＊＊＊，原判认定＊＊＊＊在＊＊范围之内错误。吕昌礼承包登记资料是伪造的，吕某雄、吕某杰的证词是虚假的。法院依职权调查于法无据。2、原判对上诉人的证人证言不认定是程序违法。3、原判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改判。
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二审认为，对于吕昌礼、吕昌波与吕文学争议的二块责任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归属问题，虽然双方对争议地地名称呼不一，但经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到现场勘查，吕文学现实际耕管的土地块数为14块，与吕文学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登记的＊＊＊＊14块土地块数相符，这证明了争议地在吕文学《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的范围之外，且争议责任田在征收前一直由吕昌礼在耕种管理，故应当认定吕昌礼对争议责任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吕文学称吕昌礼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伪造的，依照法律规定吕文学对此负有举证责任，其不能提供相应证据证实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吕文学称吕某雄的证言应不予采信，经查吕某雄的证言系孤证，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故本院对吕文学的主张予以采纳，但这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吕文学称吕某强的证言原审不作认定属程序违法，经查吕某强的证言证实了争议责任田由吕昌礼耕管的事实，不存在吕文学所称程序违法的情形，故吕文学的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吕文学主张原判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虽然争议责任田已被征收，但该责任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归属是确定土地征收补偿款归属的依据，故原审将本案案由定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并无不当。吕文学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作出（2011）铜中民终字第23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吕文学负担。
贵州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二审法院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生效判决确认吕文学现实耕管的14块地包括12块田、水池一块、荒地一块，水池和荒地各自独立并与其他12块田之间有一定距离。从常理推断水池和荒地本身性质明确，不应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载明的“田土”范畴，也无其他证据证明水池和荒地包括在吕文学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的＊＊＊＊14块土地中，且勘验笔录只对吕文学耕管的田块数进行了勘验，而未对吕昌礼、吕昌波土地承包明细表载有的“＊＊田10块1亩”进行田块数的对比和勘验。另外，本案中，关于“＊＊”包括“＊＊＊＊”的事实只有证人吕某雄的证言，而吕某雄的证言在二审中被排除，采用核实吕文学耕种土地数与承包证中记载土地数相比较的方法来确定争议土地权属存在逻辑错误。因此，生效判决认定争议地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吕昌礼、吕昌波所有证据不足。
本院再审过程中，申诉人吕文学称，1、二审认定事实错误，被申诉人之父吕某海在＊＊＊＊没有承包地，被申诉人的土地至今仍登记在其父吕某海名下，足以证明被申诉人吕昌礼的承包登记资料是伪造的。吕某雄未出庭作证，且证词矛盾，其证言不能采信。2、一审对证人吕某强的证言不作认定，故意偏袒被申诉人，程序违法，显失公正。3、本案涉及的土地已经征收，争议的是征地补偿款的权属确认问题，不是承包经营权纠纷。原判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判，改判＊＊＊＊261.03平方米10020.94元征地补偿款为申诉人所有，被申诉人已领取的8790.51元返还申诉人。
被申诉人吕昌礼、吕昌波辩称，一轮承包是我们父亲，父亲去世后由我们承包，田的块数是吻合的，抗诉及申诉书所说的不是事实。
在再审举证期限内，双方当事人均申请证人出庭作证。
申诉人吕文学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有：
1、吕某祥证实自己在＊＊＊＊有一块地，后与吕昌礼调换。
2、吕某宇证实自己在十几岁时曾看到吕文学在＊＊＊＊耕种过田。
吕昌礼提供的证据有：
1、吕昌礼的父亲吕某海1984年的第一轮土地承包证，在田土承包登记页记载的田有三处，其中地名“＊＊”的田有10丘，面积1亩。
2、再审庭审中出庭作证的证人：
（1）吕某兵证实，争执田在土地承包后就是吕某海在耕管，吕某海死后是吕昌礼们在耕管，＊＊是大地名，＊＊＊＊是小地名。一、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内容是一样的。
（2）吕某证实，土地分下户后争执地就是吕昌礼家在耕管，2000年左右村里修乡村公路占用了争执地部分，当时吕文学在场，占路时是吕昌礼、吕昌波得到补偿，吕文学未得补偿，我当时参加丈量土地。一、二轮土地承包是一样的。
（3）廖某平证实，争执地和我家的地相邻，我们开始在那里耕种时就是吕昌礼父亲在耕种。一、二轮土地承包是一样的。
（4）吕某雄证实，我当时是村主任。二轮承包证是我和罗支书填写的。二轮承包是一轮承包的延长。吕昌礼家一轮承包证上写的是＊＊，我填二轮承包证时抄错成＊＊。2000年或2001年修乡村公路占用了争执地一部分，占地的补助是吕昌礼家得到，吕文学作为修路的技术员也在场，当时没有争议。争执地那一山坡都叫＊＊。
（5）吕某华证实，在一轮土地承包抓阄时，吕文学现在＊＊＊＊的田是我分得的，吕文学用其它地方的田与我调换了＊＊＊＊的田。现在争执田不在我当初分得的田范围内。
上述证据经当庭质证，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查明，申诉人吕文学与被申诉人吕昌礼、吕昌波之父吕某海系堂兄弟关系。双方在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乡＊＊村＊＊＊组＊＊＊＊（地名）附近均有承包田。吕昌礼、吕昌波为同胞兄弟，二人所耕种的责任田土均登记在吕昌礼的户头上。申诉人吕文学在1998年12月的二轮《土地承包证》记载：＊＊＊＊田14块，面积0.6亩。吕某海1984年的一轮土地承包证上记载：＊＊田10块，面积1亩，在1998年12月的二轮《土地承包证》记载：＊＊田10块，面积1亩。1999年1月，吕某海的二轮承包证除承包人变更为吕昌礼外，其余地名、田的块数、面积与吕某海二轮承包证完全一致。再审过程中，经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现场勘查，争执地位于印江县＊＊乡＊＊＊下面的山坡，山坡上部原有一寺庙（现已被高速公路占用），寺庙下面几十米处有一水井，当地人习惯称山坡上面部分为＊＊（有村干部写作＊＊），称下面为＊＊＊＊，或被写作＊＊、＊＊水井。但这两个小地名之间没有明确界限。在水井附近，吕文学有承包田十四块，其中在水井下面有十二块田成梯形连成一片，另有二块田在水井东面，与水井相隔较远。吕昌礼的田在水井下面的山坡有五块，在水井以东几米处有二块田，水井以北有一块（现被乡村公路占用）。吕文学与吕昌礼、吕昌波的田均分布在水井周围的山坡，吕昌礼、吕昌波在＊＊范围内没有田土。双方争执的二块田在水井以西，现已被高速公路及乡村公路全部占用。经召集双方当事人现场清点，除去争执田二块以外，吕文学在＊＊＊＊周围的山坡上共有田十四块，吕昌礼、吕昌波共有田八块（吕文学只承认吕昌礼、吕昌波有七块）。争执田从第一轮土地承包后就为吕昌礼、吕昌波耕种。2000年左右修乡村公路时，争执田被部分占用，征地补偿费是吕昌礼、吕昌波领取，吕文学当时对此没有提出异议。2010年，双方争执的二块田因修杭瑞高速公路征地被占用，吕文学提出该田是他在一轮土地承包时他分到的，后借给吕某海耕种至今。并阻止吕昌礼、吕昌波领取征地补偿款10020.94元，吕昌礼、吕昌波为此诉至法院，要求排除吕文学对其行使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妨碍。吕文学反诉提出吕昌礼、吕昌波领取的另外一块承包地的征地补偿款8790.51元及争执田的征地补偿款10020.94元都应该属吕文学所有，要求吕昌礼、吕昌波返还征地补偿款8790.51元并确认争执地的征地补偿款10020.94元归其所有。
本院再审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在再审中的诉、辩主张，本案主要有以下争议焦点：1、＊＊＊＊附近争执田的承包经营权归谁所有？2、吕文学提出反诉的另一土地征地补偿款8790.51元应该归谁所有？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从吕文学和吕昌礼的承包证看，双方在＊＊＊＊附近的山坡上均有承包地。尽管吕昌礼的二轮承包证填写的地名是＊＊，但吕昌礼父亲的一轮承包证上填写的是＊＊，证人吕某雄证实吕昌礼的二轮承包证是他从一轮承包证上抄写时把＊＊误写成了＊＊。从现场勘查情况看，＊＊（＊＊）及＊＊＊＊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且吕昌礼的承包地均在水井周围，其中有五块田在水井下面，与吕文学的十二块田相隔很近，吕文学认为吕昌礼没有承包田在＊＊＊＊与客观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在争执田所在的山坡上，通过本院组织双方现场清点，吕昌礼、吕昌波的承包田包括争执田二块才能与其承包证上记载的十块相吻合，而吕文学的承包田包括争执田二块共有十六块，这与其承包证上记载的十四块不符。从管理情况看，该争执田自承包到户后就一直为吕昌礼家耕管至被征收为止，有吕文学在一审中的自认及证人吕某兵、吕某、廖某平的证实。并且在2000年左右修乡村公路时，该争执田被部分占用，是吕昌礼、吕昌波领取的占地补偿款，吕文学当时并无异议。对于抗诉机关提出“吕文学耕管的水池和荒地二块各自独立并与其他十二块田之间有一定距离。从常理推断水池和荒地不应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载明的田土范畴，一、二审法院采用核实吕文学耕种土地数与承包证中记载土地数相比较的方法来确定争议土地权属存在逻辑错误”的抗诉理由。经现场勘查，吕文学在＊＊＊＊的12块田成梯形连成一片，另2块田距水井较远，14块田均未种植农作物。现场看不出该2块田与周围其他田土有任何差别。抗诉机关从该2块田的地名就推断其不属于“田土”范畴，缺乏事实依据。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由于吕文学在一、二审及再审中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另一块地承包经营权属于自己，其主张另一块地的征地补偿款8790.51元应归自己所有的事实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申诉人吕文学的申诉理由经查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二0一一年八月二十五日（2011）铜中民终字第235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敖天德
审判员 张红芳
审判员 吴金竹
二〇一三年七月八日
书记员 陆 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