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韶曲法行初字第16号
原告：刘政辉，男，汉族，19XX年XX月XX日出生，韶关市人，住韶关市曲江区。
委托代理人：杨伟胜，男，汉族，19XX年XX月XX日出生，韶关市人，住韶关市曲江区。
被告：韶关市曲江区小坑镇人民政府。地址：韶关市曲江区。
法定代表人：邓会成，镇长。
委托代理人：欧家成，韶关市曲江区司法局小坑司法所所长。
委托代理人：李洁婷，韶关市曲江区小坑镇人民政府干部。
第三人：刘石养，男，汉族，19XX年XX月XX日出生，韶关市人，住韶关市曲江区。
第三人：刘观保，男，汉族，19XX年XX月XX日出生，韶关市人，住韶关市曲江区。
原告刘政辉诉被告韶关市曲江区小坑镇人民政府、第三人刘石养、刘观保林业行政裁决纠纷一案，因原告刘政辉不服被告韶关市曲江区小坑镇人民政府于2014年6月26日作出的曲小俯（2014）24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4年10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0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原告刘政辉及其委托代理人杨伟胜，被告韶关市曲江区小坑镇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欧家成、李洁婷，第三人刘石养、刘观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政辉诉称：一、被告2013年5月28日作出的曲小俯（2013）12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的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据法律法规正确。这一事实和理由，可见2013年7月11日被告人《行政复议答辩》书为证。为什么第三人申请行政复议而被告在上级政府没有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就打自己的嘴脸呢？作为原告确实不明白，被告小坑镇人民政府把实事求是，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又没有寻找出足以推翻所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而是凭第三人提交《曲江县人民政府自留山证》NO：008168第二联，该证被告小坑镇人民政府派人查询了区档案局存档的第三联，该证没有记载林地“反使田”的内容，经查该证与曲江区档案局存档的第三联不相符，依法应当撤销的伪造证据，而被告小坑镇人民政府就凭第三人私自填写伪造的证据作为争议林地的证据为由，就自行发文撤回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被告小坑镇人民政府的这一做法是欠妥的。二、被告2014年6月重新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是错误的。该具体行政行为又露“马脚”，被告认为原告提交的《曲江县人民政府自留山证》NO：008156自留山证据查阅曲江县档案局档案资料，该证一至三联相符，但“反子田”四至只记载东南，西北的四至没有记载，该证的“反子田”与争议山以坑的北面林地较吻合。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曲江县人民政府自留山证》NO：008168的第三联与曲江区档案局存放的《曲江县人民政府自留山证》NO：008168第三联不相符，区档案局存放的第三联证没有“反使田”林地内容记载。这样的假证有效吗？被告小坑镇人民政府依据第三人伪造的凭证（提交了新的文字证据）本应属无效证据。处理决定称被告提交的证据2《曲江县生产责任制合同书》按照《韶关市山林土地权属纠纷调解处理办法》第十八条的有关规定不能作为争议的有效证据。为什么被告竞将山林证的范围内东、西方向、东西林地的使用权认定属我的，为什么划归第三人呢？凭什么？三、“反子田”，四至：东至坑口，南至埂，西至埂，北至埂，总面积约93亩，该山有杂木、毛竹，该山是我叔公“叼佬”的由我父亲继承，从1983年落实自留山责任山以来，一直由我家管理、收益、（集体管理除外），经我家人多年来，经营管理树木成长，竹林成长可喜，属封山育林的成果。近三十年来无发生过争议，至2011年春林改期间，由区林业主管部门组成的林改工作组，进行踏山，绘图、登记办证，依据旧证换新证，林改工作人员召集相邻自留山主到现场相交界址核对，都在踏山林地图上签字为证。（见宗地形状示意图）在法定时间内无人提出异议。后来第三人刘石养在我的“反子田”山上偷砍毛竹，被我发现后马上制止，并向公安部门报案，结果做“贼人打蛇沿棍上”反咬一口，提出争议。第三人没依没据，就在NO：008168第二联自行涂改填写自留山证、“仅使用一栏”，该证属伪造证据进行争议我家的山。现还有几位老人及交界人刘贱林70多岁的证明人非常清楚，为何不问，而林改时四至周边人的签名，小坑镇所说其各自家的山交界来领取自家的林地林权证而签名，那么林改周边的山林证也是无法律保护的，今天的政府连林改政策都推翻我山有93亩，现变成80几亩，用的是哪一条法律法规依据呢？四、被告作出处理决定后，原告不服依法向韶关市曲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曲江区法制局受理后，不经调查，没有到争议山实地查看。不知凭什么就武断维持小坑镇依据第三人自己填写伪造的NO：008168假证，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现在原告请求人民法院确认第三人自行涂改填写的NO：008168自留山证无效，并追究其法律责任；请求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曲小俯（2014）24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判令自留山，地名“反子田”（又名“反使田”）面积93亩，四至界址：东至坑口，南至埂，西至埂，北至埂的承包经营权归原告刘政辉所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对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1、曲小俯（2013）12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2、行政复议答辩状（小坑镇政府）；3、关于撤销曲小俯（2013）12号文的通知；4、第三人刘石养提出的所谓新证据“自留山证”；5、第三人刘石养原自留山证（档案馆复印）；6、曲小俯（2014）24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7、韶曲府行复决（2014）04号；8、证明材料（村组长刘志平）；9、证明（大坪村委会）；10、原告自留山证（NO：008156）；11、争议山“反子田”四至证明材料（2013.9.1）；12、证明材料（村中户主签名证明是刘伦才的）；13、争议山宗地形状示意图四至界线（林权办）。
以上证据，用于证明被告作出的曲小俯（2014）24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是错误的。
被告韶关市曲江区小坑镇人民政府辩称：一、小坑镇人民政府（下称本府）作出的处理决定程序是合法的。小坑镇下坪村委山下村小组村民第三人刘石养、刘观保（俩兄弟）与本村村民原告刘政辉双方因“反使田”（又称“反子田”）林地林木使用权属发生争议，经下坪村委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未果后，向本府申请调处，本府依法受理并依法调处，经小坑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双方未达成和解协议，2013年5月28日本府依法作出的《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曲小府（2013）12号）具体行政行为，第三人不服2013年5月28日本府依法作出的《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曲小府（2013）12号）具体行政行为，向曲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在复议期间第三人向曲江区人民政府提交了新的文字证据，为此，本府于2013年8月21日自行撤销2013年5月28日作出的《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曲小府（2013）12号）具体行政行为，并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核对，2014年4月30日再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双方未能达成和解协议。本府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调查的事实，依照法律、法规作出处理决定的程序是合法的。
二、本府作出的处理决定的事实是清楚的。双方争议山岭地名原告称“反子田”，第三人称“反使田”，面积约86.3亩，四至：东至坑口、南至埂，西至埂、北至埂，该林地所有权归下坪村委会山下村小组所有，双方争议的是该林地的使用权、林木所有权的使用权。上世纪80年代第二次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落实，山下村小组的林地下放到各农户管理时，村集体没有集中划分，而是各家管回各家的祖宗山、20世纪50年代的土改山。而现双方争议的山不是双方当事人家的山，是双方当事人比较亲的人的山，而争议山的原主人已经（解放前）逝世，又没传有后代，争议山的原主人的死埋由于时隔太久，知情人很少又年迈，很难认定。从争议山实地察看，山口有部份竹，争议山大部份范围还是杂树占多，是自然生长的杂树，争议双方对争议山缺乏管理，第三人刘石养及刘石养的父亲刘伯松、刘观保的妻子3人对争议山管理事实的陈述不一致。
根据争议双方提供的有效证据，以及调查询问和调查笔录及证明，原告提交的《曲江县人民政府自留山证》No：008156自留山证，据查阅曲江区档案局档案资料该证一至三联相符，但该证记载的“反子田”四至只记载东、南；西、北的四至没有记载，该证中的“反子田”与争议山以坑为界坑的北面的林地比较吻合。第三人提交的《曲江县人民政府自留山证》No：008168第二联与曲江区档案局存放的《曲江县人民政府自留山证》No：008168的第三联不相符，区档案局存放的第三联证没有“反使田”林地内容记载；第三人提交的《曲江县生产责任制合同书》，该合同有效期至1999年9月30日止。从双方提供的自留山证与双方争议的林地来看，争议山以坑为界坑的北面的林地与原告提交的的自留山证比较吻合，本府依照证据决定以坑为界的北面林地权属归原告使用管理；而以坑为界，坑的南面的林地，争议双方没有提供有效证据，本府按各半原则划定权属。本府依据上述事实和调查记载作出的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三、本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三条第一、二款，第十二条第四款，第十六条；《韶关市山林权属纠纷调解处理办法》第八条、第九条的规定作出的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综上所述，小坑镇人民政府依法作出的《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曲小府（2014）24号）的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事实清楚、使用法律法规正确。恳请曲江区人民法院给予维持。
被告对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1、行政答辩及授权委托书等；2、处理决定；3、法人身份证明及委托书；4、撤销通知；5、申请登记；6、调解笔录；7、第三人提交的证据；8、原告提交的证据；9、查阅档案馆资料；10、调查材料；11、证明；12、当事人身份证明。
以上证据用以证明被告作出的曲小府（2014）24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具体行政行为是正确的。
第三人刘观保、刘石养辩称：一、原告刘政辉山林纠纷案属下门村刘佰松一家，刘细松一家是刘佰松大哥的近亲，刘先相一家是刘俊辉一家近亲，刘俊辉8岁左右卖到上门村一家人做儿子，刘俊辉二个儿子刘伦才、刘伦成，孙刘政辉一家都在上门村居住生活，刘先相在下门村居住孤身一人无子女，刘先相去世时，刘佰松的父亲刘天怀安葬，每年还照样傺祀至今，因下门村只剩刘佰松一家，刘细松、刘先相去世后，他们的山归刘佰松管理使用，直到解放，解放后集体管理，一座山由坑断为界，南边刘细松的，北边刘先相的，解放后刘俊辉儿子刘伦才带着妻儿女回到原下门村，刘佰松欢天喜地被卖掉的村里人回来了，当时让给他几间屋地建房使用，并把原来刘先相的一块山对半分开，半山至山尾刘佰松自已管理，半山以下至坑口让给刘伦才管理，所以刘伦才的山应是：地名反使田，种类竹山，东出贱林，进大山南以下坑，刘佰山自留山证是：东刘伦才，南埂，西埂，北埂，刘伦才的山证进大山刚好合，刘佰松山证，东刘伦才交界，刘伦才山证南以下坑，说明本座山以坑为界，两边分开，南边是刘细松的，北边是刘先相的，刘先相山在北边，刘佰松、刘伦才两个自留山证合为一座山，所以两人的自留山证都很清楚，两家人很本份，各持各人的山证，管理自留山内的山权，由发证到2011年林改前都未发生过周边纠纷，修山扩种管理二、三十多年也多次间伐苗竹出售都未发生过纠纷情况。二、自2011年春区林业部门组成的林改工作组进行踏山绘图登记办证，原则上旧证换新证，原告刘政辉持其父刘伦才自留山证是东出贱林进大山，南以下坑，刘政辉为争山改为东坑口贱林交界，南埂，西埂，北埂，变动了他父亲原来自已的山，自已报界至登记发证的自留山证及林改工作组人员没把握好以旧证换新证的原则酿成此次纠纷案。三、原告说刘石养2011年4月份在“反使田”山上偷砍毛竹一事纯属谎言，我在我自留山证内经过二、三十年种造护育的竹山，已经间伐了批发给本村委老板肖绍旱，砍伐过一次，最后一次砍伐2011年4月份，原告有意造出事端来争山，原告称已向公安部门报警，其实政府部门公安部门都未向我咨询过此事。四、原告说我自留山证是伪造假证，这是天大的笑话，本家历代都是忠诚老实人家，能伪造吗？大事大非的证件，我敢伪造吗？政府能发假证伪证，坑害群众吗？一切都按事实讲话做事，本证原设区建乡时，下坪乡政府按政策按原来自已的山，自已报界至登记发证的，现称下坪村委会有档案存根，可验证鉴定真假还我清白。五、原告说本自留山证上级无档案，可查原下坪乡政府发证，现下坪村委会档案有存根联存案为据，上级无存根纯属工作失误，谁来负责，第三人也是受害者。六、请问正在处理的纠纷案中，没有经双方协调同意达成结果，也没有通过人民法院裁决，就改了被告人的自留山四至，林改工作人员签名，大小行政单位盖了公章，多此一举工作在法律上能作证明吗？能起法律效果吗？七、第三人刘观保、刘石养凭原下坪乡政府分发的山和证，耕耘了三十多年，辛辛苦苦扩种管理了半辈子的几十亩竹山，眼看改革开放的成果，经济来源凭工作失误的一张纸，一句话就消失了吗？这是第三人的责任和过错吗？开荒都有谁种谁收的政策，且是凭分给的自留山和证责任管理合理合法。综上所述，恳请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公平公正作出裁决。
第三人提供的证据有：1-3、三份证明（复印件），4-5、山林证（复印件）。
以上证据用于证明所争议的山林是第三人的，被告作出的曲小府（2014）24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是错误的。
经审理查明：争议林地位于韶关市曲江区小坑镇下坪村委会山下村民小组辖区内，争议林地原告刘政辉称为“反子田”，第三人刘观保、刘石养称为“反使田”，争议四至为东至坑口（第三人称东至原告的岭），南至埂，西至埂（第三人称为是刘小明的埂），北至埂，面积约86.3亩。原告刘政辉与第三人刘观保、刘石养均为小坑镇下坪村委会山下村民小组村民，在八十年代初的林业“三定”（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时期，原告刘政辉父亲刘伦才领取由曲江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曲林证NO：008156号《自留山证》，该证第三栏记载地名：反子田，四至：东至进大山出贱林、南至以下坑、西至、北至没有记载内容。期间，第三人刘观保、刘石养的亲戚刘伯松领取由曲江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曲林证NO：008168号《自留山证》，该证第一、二栏有记载内容，第三、四、五栏无记载内容。此后，双方按各自《自留山证》所载范围对林地进行经营管理至本案纠纷前，双方从未发生过任何使用权属纠纷。时至2011年，因第三人在争议林地砍竹子，原告刘政辉前往阻止，遂引发双方对该林地使用权属纠纷；随后，原告刘政辉向被告韶关市曲江区小坑镇人民政府（下称被告小坑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要求被告处理该林地使用权属纠纷，2013年5月28日，被告小坑镇人民政府作出曲小府（2013）12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复议期间，被告小坑镇人民政府以第三人提交了新的证据为由，于同年8月21日作出《关于撤销曲小府（2013）12号文的通知》并重新调查处理，经走访调查、现场勘察、组织调解后认为，从争议山实地察看，山口有部分竹、争议山大部分范围还是杂树占多，是自然生长的杂树，争议双方对争议山缺乏管理，第三人刘石养、第三人刘观保的妻子对争议山管理事实的陈述不一致。根据争议双方提供的有效证据，以及调查询问和调查笔录及证明，原告刘政辉提交的曲林证NO：008156号《自留山证》，据查阅曲江区档案局档案资料该证一至三联相符，但该证记载的“反子田”四至只记载东、南；西、北的四至没有记载，该证中的“反子田”与争议山以坑为界坑的北面的林地比较吻合。第三人提交的曲林证NO：008168号《自留山证》第三栏与曲江区档案局存放的曲林证NO：008168号《自留山证》第三联不相符，区档案局存放的第三联证没有“反使田”林地内容记载；第三人提交《曲江县生产责任制合同书》，该合同有效期至1999年9月30日止，依据规定，第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作有效证。从原告与第三人提供的自留山证与双方争议的林地来看，争议山以坑为界坑的北面的林地与原告提交的《自留山证》比较吻合，而以坑为界，坑的南面的林地，争议双方没有提供有效证据。据此，被告小坑镇人民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三条第一、二款，第十二条第四款，《韶关市山林权属纠纷调解处理办法》第八条、第九条的规定，于2014年6月26日作出曲小府（2014）24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决定将1、争议山以坑为界，坑的北面的林地（面积约32.2亩）使用权属、林木所有权和林木使用权归原告刘政辉所有；2、以坑为界至，坑的南面的林地（面积约54亩）林木双方当事人各半分开管理使用，双方界线以坑口（黄泥坜）东向西方向约300米处，坑尾埂西向东方向约230米处，界线的东面林地、林木归刘观保、刘石养使用管理，界线的西面林地、林木归原告刘政辉使用管理。原告刘政辉对被告小坑镇人民政府所作的处理决定不服，向韶关市曲江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复议机关认为该处理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处理得当，2014年9月23日，复议机关作出韶曲府行复决（2014）0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小坑镇人民政府作出的曲小府（2014）24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原告刘政辉遂以被告小坑镇人民政府作出的曲小府（2014）24号具体行政行为错误为由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曲小府（2014）24号具体行政行为及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另查明：韶关市曲江区档案馆对曲林证NO：008156号、NO：008168号《自留山证》均有存档，原告刘政辉提交的曲林证NO：008156号《自留山证》与韶关市曲江区档案馆保存的档案材料曲林证NO：008156号《自留山证》所载内容一致；第三人刘观保、刘石养提交的曲林证NO：008168号《自留山证》第三栏有记载“反使田”内容与档案局保存的档案材料曲林证NO：008168号《自留山证》第三栏没有记载内容不一致。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原告刘政辉与第三人刘观保、刘石养之间发生的林地使用权争议属于个人之间林地使用权属争议，被告依据上述法律授权履行法定职责调处本案是其职责所在，被告小坑镇人民政府作为本案纠纷发生所在地的乡级人民政府，在经过受理、调查、勘察现场、调解、裁决等步骤依法作出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其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与上述法律规定是相吻合的，故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在程序上是合法的。至于双方所提交《自留山证》的效力问题，林业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以下简称林权证），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第十条“处理林权争议时，林木、林地权属凭证记载的四至清楚的，应当以四至为准；四至不清楚的，应当协商解决；经协商不能解决的，由当事人共同的人民政府确定其权属。”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第二项规定“证明同一事实的数个证据，其证明效力一般可以按照下列情形分别认定：（二）鉴定结论、现场笔录、勘验笔录、档案材料以及经过公证或者登记的书证优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原告刘政辉提交的曲林证NO：008156号《自留山证》第三栏记载的“反子田”四至范围只记载东至和南至，而西至和北至则无记载内容，该证所载内容与档案馆保存的曲林证NO：008156号《自留山证》记载内容是一致的，故原告刘政辉提交该证的证明效力与档案馆保存的档案材料的证明效力是一致的。第三人刘观保、刘石养提交的曲林证NO：008168号《自留山证》第一、二栏与档案馆保存的曲林证NO：008168号《自留山证》是相同的，但第三人刘观保、刘石养提交该证第三栏载有“反使田”内容与档案馆保存的曲林证NO：008168号《自留山证》第三栏无记载内容是不相符的，按照行政诉讼证据规定，档案馆保存的曲林证NO：008168号《自留山证》的证明效力明显优于第三人提交的NO：008168号《自留山证》的证明效力，故第三人提交的《自留山证》证载内容应以第三方即档案馆保存的证载内容为准。因双方交的权属凭证存在四至不清的情况，被告小坑镇人民政府依照上述规定在结合经营管理的情况，依法作出确认争议双方的林地使用权属范围，该具体行政行为所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综上所述，被告韶关市曲江区小坑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被告韶关市曲江区小坑镇人民政府请求本院维持曲小府（2014）24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于法有据，理由充分，本院应予支持；原告刘政辉及第三人刘观保、刘石养诉求本院撤销曲小府（2014）24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被告韶关市曲江区小坑镇人民政府2014年6月26日作出的曲小府（2014）24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
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政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冯伟强
审判员 晏玉娟
审判员 卢 苇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三日
书记员 罗华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