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株荷法民一初字第1962号
原告黄智，男，1965年12月8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谢爱民，湖南业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株洲车辆段，住所地：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新华西路949号。
负责人张泽伟，系该公司段长。
委托代理人熊伟，男，1985年10月8日出生，汉族。
第三人广州铁路（集团）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一路151号。
法定代表人武勇，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蔡晴，湖南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黄智与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株洲车辆段、第三人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2月15日立案受理后，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株洲车辆段于2015年12月28日提出管辖异议，本院于2016年1月6日作出民事裁定书，依法驳回了实行提出的管辖异议；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株洲车辆段不服该裁定，向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6日作出民事裁定书，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后本案依法由审判员舒睿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5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吴桦担任庭审记录。原告黄智及委托代理人谢爱民、被告委托代理人熊伟、第三人委托代理人蔡晴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智诉称，原告于1980年入职衡阳铁路车辆段，从事车辆钳工工作。2000年，衡阳铁路车辆段违规劝原告买断工龄，原告被迫在家待业，生活十分困难。2013年，衡阳铁路车辆段因改制归属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株洲车辆段。被告至今未将原告的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相关手续移交相关管理部门，给原告造成损失。因第三人广州铁路（集团）公司违法制定《广州铁路集团文件》（广铁劳【1998】125号）和《关于公布（广铁集团减员增效事实意见）的通知》，强令被告执行，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1、请求确认被告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解除原告劳动合同无效，赔偿工资损失共计634095元；2、请求判决被告从2000年2月至2015年11月因迟延转档和移交社会养老保险给原告造成的损失184955元；3、请求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的失业保险金23064元；4、请求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医疗保险损失为45096元；5、请求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20万元；6、请求判决被告按原告在职的工作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办理养老保险接续手续（发放《职工养老保险手册》和《医疗保险卡》）；7、判决本案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以上共计：1087210元。
原告为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株洲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不予受理通知书》及原告的《仲裁申请书》，拟证明原告黄智就劳动争议已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因不服而向法院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的事实；
2、被告出具的《证明》，拟证明原告黄智系被告职工的事实；
3、《长沙铁路总公司文件》（长铁劳【1998】159号）、《长沙铁路总公司文件》（长铁劳【1999】265号），拟证明被告在其大批裁员中，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就是依据这两份文件及其类似的文件进行的事实；
4、调查资料：被调查人何文郴、文拥军、李华秋等九人自书的其被裁情况的《说明》及有关法院发出的《案件受理通知书》，拟证明2002年前后的两三年间，广州铁路（集团）公司所属各站、段进行了大批裁员这一事实；何文郴、文拥军、李华秋等九人也在被裁当中，也被解除了劳动合同；他们被解除劳动合同也是因为单位上说上面有文件与欧政策必须而解除的，当时他们也都是不自愿的，也是被迫写了辞职报告；他们都证明了当时裁员是强制性的，由不得职工同意或者不同意；同时证明他们也正在为此向法院起诉，以维护自己的权益的事实。
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株洲车辆段、第三人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共同辩称：1、原告将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列为本案第三人，并要求与被告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法律依据。广州铁路（集团）公司系独立法人，而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株洲车辆段系广州铁路（集团）公司下属单位，有诉讼主体资格，不是独立的企业法人，是原告签订劳动合同的原用人单位。原告将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列为本案第三人，并要求与被告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法律依据；2、本案诉讼时效已过，原告诉求依法不应得到支持。1999年7月，原告因个人原因申请辞职，广州铁路（集团）公司下属单位同意其辞职，双方劳动关系即行终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3、广州铁路（集团）公司下属单位依法履行了用人单位的全部法定义务，甚至给予了原告足够的人文关怀。截止17年前，原告与广州铁路（集团）公司下属单位劳动关系存在期间，广州铁路（集团）公司按月支付原告工资，为原告依法缴纳社会保险，履行了一个用人单位的全部法定义务。1999年原告主动申请辞职，被告不但支付了没有法定义务的5880元一次性经济补偿金，还支付了一次性补贴38000元。并依据《企业职工档案管理工作规定》第二章“机构和职责”第六条“职工合理流动，其档案由原所在单位保管，也可由当地劳动行政部门代为保管”之规定，妥善保管原告档案至2013年9月依衡阳市珠晖区社会劳动保险局来函，协助其办理了移交手续；4、原告诉求均无事实法律依据。首先，原告与广州铁路（集团）公司下属单位劳动关系的解除是依原告申请，不存在违法解除的问题；其次，广州铁路（集团）公司下属单位为在职期间的原告交纳了足够的社会保险，不存在原告所称存在失业保险、医疗保险损失的情况；第三，广州铁路（集团）公司下属单位不存在迟延转档给原告造成损失的事实，广州铁路（集团）公司下属单位在收到原告出据档案移交手续之后七天之内，就协助原告办理了档案移交手续。第四，原告的精神损害赔偿诉求没有事实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均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恳请法院依法驳回，以维护广州铁路（集团）公司的合法权益。
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株洲车辆段未向法院提交证据。
第三人广州铁路（集团）公司为支持自己的辩称，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广州铁路（集团）公司衡阳车辆段[衡辆劳（99）1976号]通知，拟证明黄智已于1999年7月15日辞职，被告支付其一次性经济补偿金5880元、一次性辞职补贴38000元，合计支付原告43880元的事实；
2、长沙铁路总公司衡阳结算中心现金支票以及原告的收款签名，拟证明原告已经收取了经济补偿金和相关辞职补贴的事实；
3、社保相关资料，拟证明1）被告在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期间，依法向与原告缴纳了社会保险相关费用，2）1999年7月原、被告双方解除劳动关系后，原告的参保状态是“暂停缴费”的事实；
4、衡阳市珠晖区社会保险局证明，拟证明原告在2013年9月16日持衡阳市珠晖区社会劳动保险局证明将人事档案提走的事实。
根据原、被告、第三人的举证、质证，本院对原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确认如下：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经被告、第三人质证对证据1均无异议，故本院予以认定；对证据2经被告、第三人质证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原告曾为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株洲车辆段的职工，于1999年辞职，经本院审查认为，该证据系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株洲车辆段出具，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予以认定；对证据3经被告、第三人质证提出异议，认为原告未提交原件，经本院审查认为，该文件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不认定；对证据4经被告及第三人质证提出异议，认为证人未出庭，且该证据与本案无关，经本院审查认为，该证据系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质询，且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认定。
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经被告质证无异议，经原告质证对证据1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原告辞职是被告裁员导致，解除劳动合同是受被告胁迫，并非原告真实意思表示，经本院审查认为，原告提出辞职并向被告提交辞职报告是事实，原告认为辞职并非自己真实意思表示没有提供反驳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予以认定；经原告质证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收到的相关补贴并不能证明其是主动辞职，经本院审查认为，被告已在原告辞职后发放了相关补贴是事实，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予以认定；经原告质证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被告之间解除劳动合同是违法无效的，原告现在仍然是被告的员工，被告应当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经本院审查认为，被告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至原告辞职时止是事实，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予以认定；经原告质证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提取档案是因为原告需要档案才提取的，经本院审查认为，原告于2013年9月16日将档案从被告处提走是事实，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予以认定。
综合原、被告、第三人的辩论意见，根据本院对证据的认定，确认本案的基本事实如下：
1980年，原告到广州铁路（集团）公司衡阳车辆段从事车辆钳工工作。1999年，原告向广州铁路（集团）公司衡阳车辆段递交了辞职报告。1999年7月15日，广州铁路（集团）公司衡阳车辆段批准了原告的辞职申请并下发通知，通知内容为：“兹有站修车间车辆段钳工黄智同志自愿申请辞职，经长铁总公司批准同意辞职，今后不得复工复职。根据长铁劳[1999]265号文件规定发给一次性经济补偿金5880元、一次性辞职补贴38000元，合计肆万叁仟捌佰捌拾元整。自1999年6月28日起生效”。1999年7月16日，原告收到长沙铁路总公司衡阳结算中心支付的一次性经济补偿金和一次性辞职补贴共计43880.00元。后原告未在广州铁路（集团）公司衡阳车辆段上班，广州铁路（集团）公司衡阳车辆段亦未再缴纳原告的各项社会保险。2013年9月16日，原告到被告处领取了自己的人事档案。2015年11月23日，原告向株洲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2015年11月27日，株洲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以申请人的仲裁请求超过仲裁申请时效为由，作出株劳人仲不字[2015]42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告对不予受理的决定不服，遂向本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2006年因铁路机构内部调整，广州铁路（集团）公司衡阳车辆段并入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株洲车辆段。
本院认为，原告以被告未在原告辞职后将其社会养老保险、养老保险等相关手续移交相关管理部门为由，认为原、被告之间仍存在劳动关系，且认为当时解除劳动合同违法，并以此要求被告未原告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以及支付原告辞职至今的各项损失共计1087210元。对原告的起诉，被告认为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应不予支持。经查明，原告于1999年向被告递交书面辞职报告，并于1999年7月16日领取了一次性经济补偿金及一次性辞职补贴共计43880元，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即已因双方协商一致而解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因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产生的争议，用人单位不能证明劳动者收到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书面通知时间的，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因此，原、被告之间劳动争议发生日应为1999年7月16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限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原告称原告属于被告违法买断工龄，其于2015年才知晓自己合法权利被侵犯，并在知晓权利被侵犯后积极的向被告及相关部门主张权利，经审查后本院认为，一方面，原、被告之间劳动关系的解除原因，并非被告破产改制进行买断安置，而是因为原、被告协商一致，原告递交书面辞职报告，被告出具书面同意原告辞职的通知，并支付原告一次性经济补偿金后，双方的劳动关系解除；另一方面，原告主张2015年原告认识到被告侵犯其合法权利后即向相关单位主张了权利，但原告未能提交证据予以支持其主张，对该项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因此，基于以上两点，对于原告的起诉，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况，故对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黄智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黄智承担，本院决定免于收取。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的应在提交上诉状七日内，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向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案件受理费。现金交纳的，直接向市农行驻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收费点交纳；汇款或转账的，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株洲市荷塘支行，收款单位：代收法院诉讼费财政专户，账号：161101040002686。逾期未交纳的，将承担按照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的后果。
审判员 舒睿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吴桦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六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
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第六十三条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其限期缴纳或者补足。
用人单位逾期仍未缴纳或者补足社会保险费的，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可以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查询其存款账户；并可以申请县级以上有关行政部门作出划拨社会保险费的决定，书面通知其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划拨社会保险费。用人单位账户余额少于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的，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可以要求该用人单位提供担保，签订延期缴费协议。用人单位未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且未提供担保的，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扣押、查封、拍卖其价值相当于应当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财产，以拍卖所得抵缴社会保险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一条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对下列情形，视为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的“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一）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支付工资争议，用人单位能够证明已经书面通知劳动者拒付工资的，书面通知送达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用人单位不能证明的，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二）因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产生的争议，用人单位不能证明劳动者收到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书面通知时间的，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三）劳动关系解除或者终止后产生的支付工资、经济补偿金、福利待遇等争议，劳动者能够证明用人单位承诺支付的时间为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后的具体日期的，用人单位承诺支付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劳动者不能证明的，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