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3民终189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学平，男，1964年2月8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温秋芳，北京厚大合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某，男，1963年9月9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玲，泰和泰（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羽，泰和泰（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学平因与被上诉人石某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商）初字第592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徐学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温秋芳，被上诉人石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玲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学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判决确认北京国润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润物业公司）2001年6月12日至2013年12月6日期间登记在石某名下的5938.8万元股权出资（总股权的60%）系代徐学平持有，徐学平是实际股东；3.诉讼费用由石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关于石某代徐学平持股的意思表示。虽然双方没有签订书面代持协议，但是通过对国润物业公司股权转让背景的分析能够认定五个原始股东的股权都是转让给徐学平的，石某系代持。国润物业公司的设立与石某没有关系，姜瑜、徐学平、张某通过国润物业公司作为控股股东拥有国润大厦和数码01大厦两个项目。2000年10月，姜瑜、徐学平、张某决定“分家”，方案是国润大厦项目归姜瑜，数码01大厦归徐学平、张某，根据项目价值核算后，姜瑜需要支付给徐学平、张某4300万元。同时，徐学平与张某也进行了分家，张某分得现金退出项目，数码01大厦项目归属徐学平一人所有。至此，姜瑜控制的三个法人股东和张某均退出国润物业公司，徐学平成为国润物业公司的百分之百股权所有人。但同时，考虑到贷款的方便，徐学平决定让石某、徐学建作为名义股东代持股份，基于信任没有签订书面代持协议。二、关于注册资金的来源及属性。国润物业公司9898万元的注册资金全部由徐学平出资，石某名下的5641.86万元实物出资全部变更为货币出资，但石某本人没有向国润物业公司进行过出资，其出资账户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徐学平的个人资金。其中3000万元来自国润物业公司，是徐学平暂存于国润物业公司的个人资金；1250万元来自北京荣可马工贸公司（以下简称荣可马公司），荣可马公司该部分资金来自国润物业公司，也是徐学平暂存于国润物业公司的个人资金；1391.86万元系徐学平向北京国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汇地产公司）的借款，国汇地产公司向徐学平出具支票、与徐学平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与石某无关。另，国润物业公司支付给石某、荣可马公司的4300万元即按照分家方案中姜瑜支付给徐国平的款项，通过北京国润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润地产公司）转账给国润物业公司，国润物业公司对属于徐学平的这笔款项只是予以暂存。石某名下296.94万元的货币出资，也是在国润物业公司成立时由徐学平垫付的资金，所以前述姜瑜控制的三个法人股东和张某退出时，均未就该部分出资提出过异议。一审法院认定了石某的出资款来自于三家公司，同时对石某所称资金来源系其作为国润物业公司创始人的应得分红未予采纳，即否定了石某进行了出资，但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资金直接来源于徐学平并据此驳回了徐学平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没有对该部分资金的属性作出明确认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三、关于国润物业公司的管理。一审法院根据公司财务凭证和张某的证人证言认定徐学平、石某均参与公司管理，但是徐学平出具了四位资深管理者和员工的证人证言，从不同的岗位证明公司全部由徐学平管理，石某不参加任何管理工作，而且张某在本案争议期间已经退出国润物业公司，与公司无关，无法证明公司的管理情况。
石某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一、石某与徐学平之间没有代持股权的合意。石某与徐学平之间没有书面代持协议。徐学平主张原始股东的股权都是转让给徐学平的、石某为代持的主要依据是国润地产公司的《董事会决议》，但该决议的主要内容是国润大厦项目中徐学平、张某所代表的全部股权以4300万元（其中380万元需偿还姜瑜）由姜瑜全权负责转让或自行收购，姜瑜需在2000年年底前交付上述资金，没有提及数码01大厦，无法得出徐学平用国润物业公司作为国润地产公司的控股股东而拥有数码01大厦的主张。故徐学平关于股权转让的背景没有证据支持，无法得出双方存在股权代持的合意这一结论。二、注册资金并非来源于徐学平。石某不认可徐学平关于5641.86万元资金系徐学平个人资金的主张。根据《董事会决议》，姜瑜支付款项为3920万元，与国润地产公司向国润物业公司支付的款项数额、时间、账户不对应，国润地产公司向国润物业公司支付的款项即使是姜瑜向徐学平、张某支付的款项，也与国润物业公司支付给石某的款项不存在对应关系。国润物业公司原始股东中徐学平持股22.5%中有一半是石某的，资金来源是荣可马公司。三、石某、徐学平均参与了国润物业公司的管理。徐学平参与公司管理系因为徐学建代徐学平持股，故徐学平为40%股权的实际所有人，有权对公司进行管理。石某也参与了国润物业公司的管理，侧面论证了石某的股东身份。
徐学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国润物业公司2001年6月12日至2013年12月6日期间登记在石某名下的5938.8万元股权（总股权的60%）系代徐学平持有，徐学平系实际股东。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根据国润物业公司的工商档案材料：国润物业公司于1998年5月18日设立，其设立时的股东分别为徐学平（实物出资2227.05万元，持股占比22.5%）、张某（实物出资2227.05万元，持股占比22.5%）和中国新型建筑材料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新型建材公司）（货币出资494.9万元，持股占比5%）、北京国航经济发展公司（以下简称国航公司）（实物出资4454.1万元，持股占比45%）、北京正文装饰装潢中心（以下简称正文中心）（实物出资494.9万元，持股占比5%）。公司住所地位于徐学平享有所有权的房屋。实物出资方面，国航公司、正文中心、张某、徐学平分别以三处房屋产权、一处房屋产权、一处房屋产权和三处房屋产权进行实物出资，并委托相应机构作出资产评估报告。
2001年5月10日，国润物业公司召开第一届第三次股东会并通过股东会决议，内容为：同意石某、徐学建加入公司股东会；同意新型建材公司将全部货币出资494.9万元中的296.94万元转让给石某、197.96万元转让给徐学建；同意国航公司将全部实物出资4454.1万元中的2672.46万元转让给石某、1781.64万元转让给徐学建；正文中心将全部实物出资494.9万元中的296.94万元转让给石某、197.96万元转让给徐学建；张某将全部实物出资2227.05万元中的1336.23万元转让给石某、890.82万元转让给徐学建；徐学平将全部实物出资2227.05万元中的1336.23万元转让给石某、890.82万元转让给徐学建；新型建材公司、国航公司、正文中心、张某和徐学平退出公司股东会；同意免去姜瑜、李建、江虹、张某的公司董事职务；选举石某、徐学建为董事。股东会决议后有署名为“张某”、“徐学平”的签字及“新型建材公司”、“国航公司”、“正文中心”的公章。
2001年5月16日，国润物业公司召开第二届第一次股东会，并通过股东会决议，内容为：同意公司第一届第二次股东会决议内容，将现有股权划分为股东石某、徐学建分别出资5938.8万元和3959.2万元，分别占公司注册资本的60%和40%。股东会决议后有署名为“石某”、“徐学建”的签字。
2001年6月12日，国润物业公司召开第二届第二次股东会，并通过股东会决议，内容为：同意股东石某、徐学建原以实物出资5641.86万元和3761.24万元变更为等额货币出资，现有股权划分为股东石某、徐学建分别货币出资5938.8万元和3959.2万元，分别占公司注册资本的60%和40%。股东会决议后有署名为“石某”、“徐学建”的签字。
后国润物业公司申请变更工商登记，将石某、徐学建的出资形式变更为货币出资。《变更验资报告说明》载明“公司股东石某、徐学建此次以货币出资5641.86万元、3761.24万元，分别于2001年6月13日存入中国建设银行北京西四支行菜户营分理处账户。截止2001年6月13日，股东投入的9898万元注册资本全部为货币资金，已全部到位”等。
石某提交证人张某证言，张某提出其在国润物业公司系实物出资，实物撤出；系与徐学平协商将自己在国润物业公司的股权对外转让，徐学平提出让张某转让给石某和徐学建，股权比例为四六开，不清楚姜瑜的转让情况；徐学平和石某均参与了国润物业公司的经营管理。
一审法院另查一：根据徐学平提交的国润物业公司的建设银行进账单，石某名下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活期存款凭条，国汇地产公司、国润物业公司及荣可马公司的银行对账单等证据，可以证明如下事实：
2001年1月4日、1月8日和4月20日，国润地产公司向国润物业公司分别支付1500万元，500万元和2300万元。
2001年6月6日，石某的涉案出资账户被开立，并存入100元。2001年6月7日、6月11日，国润物业公司分别向石某的涉案出资账户转入1000万元和2000万元；2001年6月7日，荣可马公司向石某的涉案出资账户转入1250万元；2001年6月7日，国汇地产公司向石某的涉案出资账户转入100万元、1918600元和1100万元。
根据徐学平提交的全国农村信用合作社活期存款取款凭条、中国建设银行进账单、交存入资资金报告单，石某涉案出资账户于2001年6月12日转入国润物业公司注册入资专户5641.86万元。
一审法院另查二：徐学平提交国润物业公司的财务凭证及所签署的北京市集中供热热力管线代管协议、北京市电梯日常维护保养合同、商业楼宇信息化联播网络及广告系统阵地租赁合同书等，欲证明2001年5月至2013年12月期间，虽然国润物业公司经工商登记的董事长为石某，但实际管理人为徐学平。国润物业公司对外签订合同均由徐学平签署，财务报销也由徐学平签字审批，徐学平授权石某在其出差时可以代其审批财务报销凭证。徐学平提出国润物业公司对外签署的合同全部由其签字、财务支出凭证大部分由其签字，石某没有对公司的任何工作进行过实质参与，更不存在管理。
一审法院再查：国汇地产公司为中外合作企业，于1994年批准成立，其股东为：北京金属结构厂、北京市京工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京工公司）、隆岛发展有限公司（香港）（以下简称隆岛公司）。1999年3月23日，国汇地产公司的股权结构发生工商登记变更：北京金属结构厂将股权转让给国润物业公司、京工公司将股权转让给新型建材公司，国润物业公司持股55%、新型建材公司持股5%、隆岛公司持股40%。1999年4月，徐学平担任国汇地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会成员分别为董事长徐学平、副董事长姜瑜和董事张某。
荣可马公司于1997年1月成立（原名称为北京荣可马工贸有限公司，于2007年6月变更为现名称北京荣可马贸易有限公司），注册资金480万元系实物出资，徐学平、石某分别出资280万元和200万元。实物出资形式为服装，评估值480万元。
一审诉讼中，徐学平提交国润地产公司的董事会决议等工商登记档案、建设银行进账单，欲证明姜瑜、张某、徐学平于2000年10月11日形成决议：徐学平、张某退出国润大厦项目（国润地产公司），姜瑜需支付给徐学平、张某4300万元。三方经协商决定“分家”，一方面国润大厦属于姜瑜、国润物业从国润房地产退出，国润物业公司将其在国润房地产的股权对外转让，另一方面，国润物业中代表姜瑜的股东新型建材公司、国航公司、正文中心退出国润物业公司、张某退出国润物业公司，国润物业公司归徐学平。为此，国润地产公司分别于2001年1月4日、1月8日和4月20日付给国润物业公司1500万元、500万元、2300万元，共4300万元，其所有权人为徐学平和张某。张某于2008年12月29日确认收到了国汇地产公司的股东应分利润150万元，故姜瑜所支付的4300万属于徐学平一人所有，徐学平用4300万的4250万元入股国润物业公司，系自有资金入资。石某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关于石某受让本案股权后将实物出资变更为货币出资的资金来源及构成问题，徐学平认为国润物业公司由实物出资变更为货币出资的注册资金全部由徐学平出资，理由如下：1.石某的涉案出资账户系徐学平委托甄钧持石某身份证开立，相关开立手续的签字均系甄钧所写，开立时存入的100元系徐学平出资；2.如上所述，徐学平、张某、姜瑜“分家”后，由姜瑜支付给徐学平、张某4300万元，系通过国润地产公司支付给国润物业公司的三笔款项；国润物业公司和荣可马公司转入石某涉案出资账户的3000万元和1250万元并不是该两家公司的财产，而是三人分家后付给徐学平资金、属于其个人所有，只是存于该两家公司。徐学平和张某后来也做了清算，徐学平已另行支付给张某应得的款项，该4300万元属于徐学平个人资金；3.石某货币出资的其余13018600元系国汇地产公司转入，该部分资金系国汇地产公司对徐学平的借款，并提供甄钧的证言和国汇地产公司的证明予以证明。石某对徐学平的前述意见均不予认可。
关于涉案所涉股权转让及实物出资变更为货币出资的资金来源，石某提出国润物业公司在2001年6月办理实物改现金的工商备案登记时资金充裕，一方面是申请到一笔1个多亿的银行贷款，另一方面是数码01大厦售楼预收款近1亿元，由于这些钱分散在国汇地产公司、国润物业公司和荣可马公司账户，故与徐学平协商决定用这些钱走一下验资程序；后又提出其在国润物业公司有60%股权，验资款项本身就是石某作为国润物业公司创始人应该分到的股东分红，不存在代持问题。国润物业公司的股权结构是以姜瑜为代表的三家法人单位持股55%，张某和徐学平各持有22.5%，徐学平所持的22.5%是其与石某共有的。在姜瑜、张某于2001年初决定退出国润物业公司后，石某与徐学平协商了国汇地产公司、国润物业公司、荣可马公司三家公司的下一步发展和安排，并决定由徐学建代徐学平持有国润物业公司股份，与石某在国润物业公司中分别持股40%和60%。徐学平就此不予认可。经询，石某表示资金来源在性质上属于分红，该部分金额是6000万元，但银行借款和售楼款有2亿多元，这些款项并没有细分，混合使用。
经一审法院询问，徐学平提出其为国润物业公司实际股东，虽然没有签订代持协议，但石某在国润物业公司的股权系代其持有，理由如下：1.关于案涉股权转让的背景，国润物业公司在国润地产公司、国汇地产公司分别持股80%和55%，国润地产公司和国汇地产公司的名下资产项目分别为国润大厦和国汇中心（即数码01大厦），姜瑜、徐学平和张某通过持股国润物业公司而享有国润大厦项目和数码01大厦项目的权益，国润物业的股东新型建材公司、国航公司、正文中心系姜瑜控股的法人单位；2.徐学平、张某、姜瑜于2000年决定“分家”，方案是国润大厦项目归姜瑜、由国润物业公司退出国润地产公司，姜瑜需要支付给徐学平、张某4300万元，数码01大厦项目归徐学平、张某，并以此来进行股权转让；3.徐学平决定继续由国润物业公司作为国汇地产公司的控股股东拥有数码01大厦项目，由姜瑜退出国润物业公司，姜瑜所控制的新型建材公司、国航公司、正文中心，需将其在国润物业公司的对外转让。4.因国汇地产公司的数码01大厦需要银行贷款，并由国润物业公司担保，在国汇地产公司董事长是徐学平，且徐学平与徐学建系兄弟关系的情况下，为贷款方便，绕开贷款障碍，徐学平决定让石某、徐学建作为名义股东代持股份，石某代持60%、徐学建代持40%，受让新型建材公司、国航公司和正文中心对外转让的股权；但基于信任，徐学平没有与石某、徐学建签署书面代持协议。5.2001年5月，国润物业公司的股东变更为石某、徐学建，但两人名下的实物资本仍为4位原始股东的实物，石某、徐学建既没有向国润物业公司原股东支付货币，也没有向原股东支付对价购买实物出资。后徐学平决定将实物出资全部变更为货币出资，为石某开立了出资账户，并如前述由国汇地产公司、国润物业公司和荣可马公司向该账户汇款。6.徐学平与张某亦协商“分家方案”，进行国润物业公司的股东变更，由张某退出国润物业公司，有清算证明予以证明；7.国润物业公司的管理者、控制者是徐学平。
上述事实，有国润物业公司的工商档案，国润物业公司的财务凭证，银行凭证，国汇地产公司和荣可马公司的工商档案，一审法院所采信的证人张某证言，一审法院走访调查笔录，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股东资格是公司投资人取得和行使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的基础。依据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确认，可从对内、对外两个层面加以认定，涉及实际出资、股权转让合同、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工商登记等多种因素，应综合考量以确定股东资格。
具体到本案，对外层面上，国润物业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载明石某系公司股东，则徐学平要证明石某系代其持有国润物业公司股权，需从公司内部层面，在以下三方面加以举证：1.存在股权代持协议，即证明股权代持意思表示的存在与合法性；2.与股权受让相对应的出资系来自徐学平；3.徐学平作为“隐名股东”在国润物业公司中实际参与经营管理。本案的争议焦点亦集中于该三方面。
关于争议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石某答辩称双方并不存在代持协议，徐学平对此不持异议，提出其与姜瑜、张某等协商“分家”而决定由石某代持股，并基于信任关系而未签订代持协议。一审法院认为，第一，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相关联的代持协议不仅关乎转让各方当事人的重大权益，亦关乎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问题，应当以合法签订并加以披露，其内容应对代持的时间、比例、行使股东权利的方式等加以明确。第二，本案中并不存在书面的代持协议，双方就此并无争议；第三，虽然石某提交的证人张某证言提出张某与徐学平就股权转让进行协商，且徐学平让张某将股权转让给石某和徐学建，该部分证据系作为石某提交的证人证言，故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可以表明石某并未参与股权转让的协商过程，但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就张某所转让股权在石某与徐学平之间存在代持的意思表示；第四，关于新型建材公司、国航公司、正文中心所转让股权部分，虽经一审法院多次走访调查，未能联系到姜瑜进行取证，且当事人亦无法就此提供证据，就该部分转让股权而言，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石某与徐学平之间的股权代持意思表示；第五，就徐学平对外转让的股权，徐学平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就该部分股权的代持事项与石某进行了约定。综上，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书面代持协议或代持意思表示的存在。
关于争议焦点二，综合全案证据，可以认定如下事实：1.石某受让股权后将实物出资变更为货币出资，其资金来源于国汇地产公司、国润物业公司和荣可马公司的转账；2.石某并未就其受让股权所对应的出资及实物出资变更为货币出资的资金构成及来源进行举证或说明，甚至未就实物出资变更为货币出资所对应出资账户的开立进行举证或说明，而是在徐学平对前述事项予以说明并举证后，经法庭多次询问，表示其与徐学平捆绑在一起合计做这些事情，提出财务账册在徐学平手中，系与徐学平多次协商公司的相关事宜；3.石某提出实物出资变更为货币出资的来源是银行借款、数码01大厦项目的售楼预收款，又提出资金来源系石某作为国润公司创始人应分的股东分红，但其并未就此举证，亦未就其出资账户资金来自于国润物业公司、国汇地产公司及荣可马公司的依据加以合理说明，故一审法院对其该意见不予采信；4.虽然徐学平就石某受让股权后变更为货币出资的来源进行了举证和说明，但除徐学平本人所转让的部分股权外，所转让股权及相应的实物出资变更为货币出资的资金来源涉及案外他人，并非与徐学平直接相关，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货币出资直接来源于徐学平；当事人如认为利益受损，可另案依法主张相关权益。
关于争议焦点三，根据徐学平提交的国润物业公司的账务凭证及张某的证人证言，可以证明徐学平、石某均参与了国润物业的管理，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关于徐学平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综合上述三方面，其要求确认国润物业公司2001年6月12日至2013年12月6日期间登记在石某名下的5938.8万元出资（总股权的60%）系代徐学平持有，徐学平系实际股东缺乏事实依据。一方面，虽然徐学平参与了国润物业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但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股权代持的意思表示；另一方面，虽然石某未就其获得股权的对价及实物出资变更为货币出资的资金来源予以举证，亦未对实物出资变更为货币出资的资金来源于国汇地产公司、国润物业公司及荣可马公司的依据加以说明或举证，但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证明相应资金直接来源于徐学平；因此，一审法院对徐学平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徐学平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徐学平提交五份证据材料，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证据一：荣可马公司出具的《关于1250万元的说明》，欲证明荣可马公司在2001年4月28日账户收入1300万元，该款项是国润物业公司转到荣可马公司的，1300万元并不是荣可马公司的资金，而是代徐学平保存的资金，后续接到指令转到了石某名下；证据二：周报内容，国润物业公司2009年5月11日周例会会议记录，且一审庭审时国润物业公司有四位员工出庭作证，三位员工均提到公司的特别制度，即每周一开例会，徐学平大部分时间都会参加例会，而石某几乎不参加例会，欲证明国润物业公司由徐学平实际管理，一审判决对四位证人证言只字未提，属于重大遗漏；证据三：国润物业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明细，显示2001年1月4日、1月8日、4月20日的进账，可以看到2001年4月28日转出1300万元，银行称只能查到进出数额和日期，但是查不到交易对手的信息，手写部分系银行书写，并加盖了公章，欲证明该1300万元与荣可马公司进账的1300万元是同一笔资金；证据四：（2016）京03民终4431号民事判决书，欲证明石某一直主张800万元是徐学平支付的35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的一部分，但法院判决否定了石某的主张；证据五：石某诉徐学平股权转让纠纷案的民事起诉状、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欲证明石某对于徐学平支付3500万元的主张自相矛盾。石某认为：证据一、二、三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二审法院不应予以采纳；对于证据一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无法核实荣可马公司是否向徐学平出具说明，徐学平曾伪造公司印鉴，该份证据是对方伪造的；对于证据二真实性无法确认，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其仅提交了一天的周报，不能显示徐学平经常参加例会，也不能反映石某从不参加例会；对于证据三，原件中徐学平所指1300万元是手写自行添加的，真实性不认可，也不能实现证明目的；对于证据四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于这个判决结果石某不认可；对于证据五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石某对3500万元支付款项主张的变化，系由于徐学平主张该款项为借款并且提起了诉讼。对于上述证据，本院将结合全案事实予以综合认定。
本院另查一：一审中，徐学平申请证人雷某、王某1、吴某、杨某出庭作证。雷某陈述，目前其自己开公司，2005年4月至2006年7月在国润物业公司担任总经理，管理过程中存在例会，多数会议都有徐学平参加，主要向徐学平汇报，在公司大多数人叫石某“小石”，但是雷某叫他“石总”，对于石某的职务他一直不知道。关于报销为什么要找石某签字，雷某称物业公司经常需要花钱，徐学平经常不在北京，后来徐学平说让石某签一下。关于石锦忠，雷某称石锦忠为行政人员，在地下一层工作，其职务是雷某定的；雷某与石某的姐夫没有交集，石某的嫂子好像是在库房。王某1陈述，2005年4月至2008年3月期间，由雷某招聘，其入职国润物业公司担任保洁部经理；从2008年至2013年，王某1担任项目经理，2013年10月离职；任职期间每周有一个经理级别的例会，徐学平经常参加，石某基本上未参加过，如人事任免、采购等都有徐学平的签字；从保洁经理升职为项目经理是由徐学平召开经理级别以上的会议，进行宣布；如果遇到徐学平不在北京办公室，王某1会打电话请示是否由石某代签，或者由徐学平通知物业财务，等徐学平回来后再补交签字；不知道石锦忠，在王某1来国润物业公司之前刘兰英、张桂萍就已经为石某、徐学平家打扫卫生，不清楚费用是否走公司的账，两个人都是下班之后进行上述打扫工作；王某1称石某的姐姐曾在国润物业公司人事部工作，姐夫郑长生后来过来物业，不清楚石某嫂子情况。吴某陈述，2005年开发商徐学平用自己的物业公司对大厦进行物业管理，当时徐学平及办公室主任雷某找吴某谈话，希望吴某留在大厦工作，于是吴某入职国润物业公司，职务电工，后于2011年离开公司去别处发展；2012年11月徐学平打电话说因为公司人员变动，希望吴某回来担任工程部经理一职，目前仍在国润物业公司任职；日常工作中如有问题需要领导决定，会同总经理一同找徐学平汇报，没有找过石某签字；吴某称认识石锦忠，知道其与石某有亲戚关系，知道郑长生在工程部干过一段时间，好像与石某有亲戚关系，具体不清楚。杨某陈述，2004年底杨某从部队退伍，经战友介绍到国汇地产公司工作；2005年国润物业公司负责数码01大厦物业，徐学平将杨某安排到物业公司担任保安队长，这期间知道了石某，战友特别提醒杨某，石某虽然不管什么事，但是是徐学平的朋友，也要尊重他；2011年徐学平又安排杨某到物业公司司机班任职，同时为国汇地产公司、国润物业公司两边服务，期间工作都是由徐学平安排，有事请假直接找徐学平，因停车费签字报销事宜找过石某签字；2008年杨某曾在医院帮忙照顾石某的父亲，是徐学平安排的；杨某目前仍在国润物业公司工作。
石某发表质证意见认为，上述证人证言均不能作为法庭认定事实的依据，主张：雷某与徐学平存在利害关系，且未否认石某在国润物业公司任职的情况，只是强调石某参加例会少，报销先找徐学平，仅在徐学平不在时才找石某，与石某实际参加经营的说法并不矛盾；王某1实际并非由雷某招聘入职，但未否认石某在国润物业公司任职的情况，只是强调石某参加例会少，报销先找徐学平，仅在徐学平不在时才找石某，与石某实际参加经营的说法并不矛盾，王某1认可找过石某签字报销，由国润物业公司出资派保姆为石某家打扫卫生，只有石某和徐学平享受这个待遇，认可石某的姐姐石锦忠、姐夫郑长生在国润物业公司负责部分工作，说明石某参加公司实际经营，将亲属安排在公司工作，对公司管理有控制权和影响力；吴某与徐学平存在利害关系，但认可石某的姐姐石锦忠、姐夫郑长生在国润物业公司负责部分工作，说明石某参加公司实际经营，将亲属安排在公司工作，对公司管理有控制权和影响力；杨某与徐学平存在利害关系，但认可其根据石某的指派曾经在医院看护过石某的父亲，说明石某参与公司经营，对下属有分配工作任务的权利，对公司管理有控制权和影响力。
本院另查二：根据国润物业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显示：
2011年4月5日，国润物业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同意徐学建将其持有的40%股权及权益（原出资额人民币3959.2万元）转让给徐学平。
2013年12月6日国润物业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一、同意股东石某将其持有60%的股权及权益（原出资额为人民币5938.8万元）转让给徐学平。同意免去石某董事职务，免去彭某监事职务；二、股权及权益转让后股东占股权及权益情况如下：徐学平出资额9898万元，出资比例100%；三、利润分配比例：利润进行分配徐学平100%的比例分配并承担亏损风险；四、同意修改公司章程。以上事项表决结果全体股东一致同意。”
2013年12月6日，甲方石某与乙方徐学平的转让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经协商自愿达成如下协议。甲方石某自愿将所持有的北京国润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60%的股权（人民币5938.8万元）转让给徐学平。乙方徐学平同意接收石某所持有的北京国润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60%的股权（人民币5938.8万元）并在5日之内把全款付给石某。”
2013年12月6日，国润物业公司的股东决定：“一、决定变更后注册资本还是9898万元，由徐学平一人出资货币9898万元。二、同意选举甄钧为董事与徐学平、徐学建组成新一届董事会，同意选举王某2为监事。三、同意修改公司章程。以上表决结果全体股东一致同意。”
2013年12月6日，国润物业公司申请法定代表人由石某变更为甄钧，投资人（股东、发起人、合伙人）由徐学平、石某变更为徐学平，董事成员由石某、徐学建、徐学平变更为甄钧、徐学建、徐学平，监事成员由彭某变更为王某2，经理徐学建未变更。
2013年12月6日，国润物业公司章程记载，公司注册资本为9898万元，股东为徐学平，出资额9898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但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案争议焦点为2001年6月12日至2013年12月6日期间，登记在石某名下的国润物业公司60%的股权的投资权益实际归属问题。对此，徐学平主张，国润物业公司2001年6月12日至2013年12月6日期间登记在石某名下的全部股权系代徐学平持有，而石某主张就上述股权其为实际股东，不存在代持关系。
股权代持关系，是指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约定由名义股东行使股权，但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股权收益，双方之间就隐名持股所达成的合意。股权代持合同表现形式不仅包括书面形式、口头形式，也包括事实合意形式，即双方之间虽然没有书面或口头约定，但是如果以其行为表明了此种合意，仍应认定股权代持关系的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2014年修正）》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该条规定，在涉及登记股东与实际出资人内部投资权益归属争议时，应当考量实质正义，依据出资事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等实质要件认定二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本案中，徐国平认可双方没有签订书面代持协议，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口头代持协议，在此情况下，是否存在股权代持关系，应当通过当事人之间出资情况等因素予以综合认定。
关于涉案股权的出资来源。经一审查明，石某注册资金账户的资金来自国润物业公司、荣可马公司和国汇地产公司的转账。对此，徐学平主张转账资金为徐学平的个人资金，为此提交了国润物业公司、荣可马公司和国汇地产公司的证明。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徐学平就石某受让股权后变更为货币出资的来源进行了举证和说明，但除徐学平本人所转让的部分股权外，所转让股权及相应的实物出资变更为货币出资的资金来源涉及到案外他人，并非与徐学平直接相关，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货币出资直接来源于徐学平。对此本院认为，不能简单基于付款账户的户名来认定资金归属。首先，徐学平提交了上述三家公司出具的证明或说明，均称涉案转账是徐学平的个人资金或向徐学平出借的款项，石某虽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但未提交相反证据。其次，为进一步追溯三家公司的资金来源，徐学平提供了国润地产公司的董事会决议等工商登记档案、建设银行进账单，证明姜瑜、张某、徐学平于2000年10月11日形成决议，徐学平、张某退出国润地产公司，姜瑜需支付给徐学平、张某共计4300万元，且张某已确认收到应得款项，其相关权益清算完毕。石某认为姜瑜向徐学平支付的款项与石某涉案账户收到的款项没有对应关系。但本院认为，上述转账在金额上相当，国汇地产公司、国润地产公司2001年以后股东的变化情况也反映出了“分家”的效果，与徐学平所陈述的资金支付、董事会决议相互印证。因此，基于在案证据形成的证据链，本院认为涉案货币出资系来源于徐学平。
而另一方面，首先，石某并未就其受让股权所对应的出资及实物出资变更为货币出资的资金构成及来源进行举证或说明，甚至未就实物出资变更为货币出资所对应出资账户的开立进行举证或说明，而是在徐学平对前述事项予以说明并举证后，经一审法院多次询问，表示其与徐学平捆绑在一起做这些事情。其次，对于国润物业公司、荣可马公司和国汇地产公司向石某转账的基础，石某主张出资款项是其作为国润物业公司创始人应该分到的股东分红，但并未就此举证；对于国润物业公司、荣可马公司及国汇地产公司为何要向石某转账大额资金，是否有其他依据或另有其他经济往来，石某也未加以合理说明，故本院对其主张亦不予采信。对此本院认为，大额出资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行为，通常情况下，一名商事主体、一名出资人，会对自己的出资情况有比较清楚的掌握，即使经过时间较长，但基于利益的重大性，实际出资人也应当对自身资金的来源、构成、去向等做出相当程度的描述，而石某的一审庭审表现情况与一般情况不符。因此，就涉案股权系由石某以自有资金出资这一主张，本院难以认同。
本院认为，在认定资金来源系徐学平的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考量其他因素，以认定石某与徐学平之间是否系股权代持关系。首先，关于对国润物业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一审中，徐学平申请四名证人出庭，其中两名曾经在国润物业公司工作，在出庭时已经离职，另两名出庭时仍在国润物业公司工作。由于目前徐学平为国润物业公司股东，故上述证人证言的证明力应有所区别，但应当看到四名证人的陈述内容之间并无矛盾之处，且对庭审中询问的细节也能够作出回答，因此本院认为对上述证人证言应当综合进行考量。上述证人入职时间均为石某作为登记股东期间，如果依据石某主张，其拥有国润物业公司超过半数的股权，国润物业公司的业务也主要集中在数码01大厦的物业管理，那么石某应当能够与其作为控股股东期间的员工建立更紧密的管理上的关系。然而一审中，虽然证人彭某、王某2也出庭作证，但均未就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一事进行陈述，而是主要就登记在石某名下的股权是否系代持本身一事予以陈述。另外，根据一审笔录记载，徐学平在一审中提供了九箱财务凭证，也没有显示出刻意隐瞒石某参与管理的意图。因此从举证的积极性和举证能力来看，本院认为徐学平不仅是国润物业公司经营管理的参与者，且对公司的各项事务具有较大程度上的控制权和决策权。
其次，关于对国润物业公司股东变更的控制。石某成为国润物业公司的登记股东，徐学平主张系其安排案外人甄钧办理，石某不予认可，但在徐学平对前述事项予以说明并举证之前，石某在一审法院多次询问后均未能就实物出资变更为货币出资所对应出资账户的开立进行举证或说明。石某涉案出资账户于2001年6月12日转入国润物业公司注册入资专户5641.86万元，系根据徐学平提交的凭条、进账单、交存入资资金报告单等证据予以认定。故本院采信徐学平主张2001年石某登记为股东、进行货币出资的过程均为徐学平一方办理的意见。而2013年登记在石某名下的股权变更至徐学平，石某亦认可系徐学平代办。可见，徐学平对于股权变更具有很强的控制能力。
综上，从在案证据来看，石某出资账户中的资金来自于徐学平，徐学平在涉案期间较大程度上控制着国润物业公司的经营管理，并安排公司股权变更，故本院认为，涉案投资权益的归属应当属于徐学平，而非石某，石某与徐学平之间存在事实上的代持合意，即国润物业公司2001年6月12日至2013年12月6日期间登记在石某名下的5938.8万元股权系代徐学平持有。
关于徐学平主张确认其系实际股东的诉讼请求，因本案实质上是徐学平向石某提起的有关代持关系的诉讼，并非是徐学平向国润物业公司提起的股东资格确认之诉，所以在本院已对徐学平与石某之间的代持关系予以确认的情况下，本院对该项诉请无需处理。
综上所述，徐学平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商）初字第59206号民事判决；
二、确认北京国润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2001年6月12日至2013年12月6日期间登记在石某名下的5938.8万元股权（总股权的60%）系代徐学平持有；
三、驳回徐学平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石某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石某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建刚
审 判 员 李 淼
审 判 员 龚勇超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张雅霖
书 记 员 徐 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