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甬慈商初字第2013号
原告：余姚市金玫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海平。
委托代理人：马科杰。
被告：余武君。
委托代理人：张利权、沈桂君。
原告余姚市金玫电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余姚金玫公司）为与被告余武君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于2013年10月14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谢飞娜适用简易程序于2013年11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4月2日、10月24日继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姚金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海平及委托代理人马科杰、被告余武君的委托代理人沈桂君均到庭参加了三次庭审，被告余武君参加了第一次庭审。本案原、被告于2013年11月12日、2014年4月3日各申请庭外和解30日，并于2014年5月13日经批准延长审限6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余姚金玫公司起诉称：2010年5月13日，赵海平受雇于被告余武君出资设立的慈溪市金玫电器厂（以下简称金玫厂），担任经理，月薪8000元。2011年3月14日，金玫厂注销登记。2011年3月28日，慈溪市金玫电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慈溪金玫公司）成立，赵海平、被告余武君未公司股东，余武君担任法定代表人。2011年4月20日，被告余武君擅自以慈溪金玫公司名义向客户发出《告示书》，承诺金玫厂的债权债务均由其接受并负责清偿。2012年3月16日，被告余武君将股权转让给赵海平，退出慈溪金玫公司。2012年3月21日，慈溪金玫公司股东由余武君、赵海平变更为赵海平、赵海挺。2012年9月12日，慈溪金玫公司更名为余姚金玫公司，即本案原告。2010年9月3日至2011年11月25日，案外人李文喜与金玫厂发生业务往来。2011年10月11日、11月2日，慈溪金玫公司通过公司财务用现金向李文喜支付货款21000元、329000元。慈溪金玫公司仅在2012年12月（此时应为余姚金玫公司）与李文喜发生过一笔业务，李文喜之前与金玫厂发生的业务与慈溪金玫公司无关。2013年5月31日，李文喜向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余姚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余姚金玫公司支付货款128400元，法院判决予以支持。2013年9月15日，原告以货抵债的方式履行了上述判决。原告认为，被告在担任慈溪金玫公司高管及法定代表人期间，擅自承诺清偿金玫厂的债务，该行为违反了《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应承担赔偿责任。现原告诉请判令：1.被告余武君赔偿原告余姚金玫公司1284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余武君当庭答辩称：1.原告诉称事实经过不属实。金玫厂虽是被告在2005年出资设立的独资企业，但自2010年3月始，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赵海平就已经与被告商定要以“金玫电器”的名义与被告合股运作，到慈溪金玫公司在工商部门注册成立时，历经一年之久。双方达成合作意见如下：原、被告决定共同投资企业经营，因金玫厂系独资企业，赵海平无法以股东身份加入并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备案，故双方决定由赵海平出资3000000元、余武君让出金玫厂的客户、技术、人员，另行共同注册设立公司；因被告的金玫厂已享有一定知名度，双方想把新设立的公司名称仍保有金玫字样，故新设立的公司全称定为“慈溪市金玫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在办理工商登记过程中得知，因金玫厂的存在而无法再以金玫字样出现在其他企业中，余武君便应赵海平要求先将金玫厂注销，双方商定在慈溪金玫公司经工商管理部门核准设立前，先借用金玫厂的名义运作慈溪金玫公司；慈溪金玫公司自2010年6月1日开始实际运作，金玫厂的客户资源、新订单都由慈溪金玫公司承接，金玫厂的原生产配件、成品由慈溪金玫公司按订单需要向余武君（慈溪金玫公司的账目供应商名称：库存商品）购买，原机器设备、厂房按实际使用向余武君支付费用。金玫厂到2010年5月30日止停止经营，之前的债权债务由余武君处理，与慈溪金玫公司无涉。金玫厂在2010年5月30日前无独立账册，慈溪金玫公司财务从2010年6月1日开始单独开账，使用管家婆财贸双全管理软件，余武君和赵海平都以这套软件为核算基准。金玫厂公章、银行账号、电话、证书均归慈溪金玫公司使用，金玫厂注销后的公章、银行账号、电话、证书等仍均由慈溪金玫公司保管使用。2.在2011年3月28日慈溪金玫公司注册成立之前，因公司股东赵海平与余武君先前已在2010年6月开始以“金玫电器”名义对外实际经营，故慈溪金玫公司才在成立的次月向客户拟写了《告示书》，该《告示书》的内容是该公司的两位股东（即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赵海平与被告）经过共同商量之后拟写的，因被告长期在昆明另行经商，故赵海平让被告以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在打印好的《告示书》中予以签名，被告签名时，《告示书》中尚未加盖公司印章。但被告从未向客户擅自发过该《告示书》。何况，慈溪金玫公司的印章系原告财务人员保管、赵海平掌控，而被告又长期处在昆明，故被告是不可能自己向客户发出《告示书》的。3.根据已生效的余姚法院（2013）甬余低商初字第119号民事判决书的内容来看，该案原告李文喜诉称：2011年4月20日，慈溪金玫公司向其发出《告示书》，而非本案被告余武君向李文喜发出，本案原告对此事实也无异议，余姚法院对该事实在判决书中予以了认定。由此可知原告诉称的被告擅自向客户发出《告示书》的情况不属实。4.结合被告提供的证据看，向李文喜支付的货款是由赵海平签名准付的，并且每笔货款的支付都予以财务入账，该些支付凭证都装订在原告的财务账册中；从装册的会计凭证封面上加盖的慈溪金玫公司印章也足以证明慈溪金玫公司对公司成立前的金玫厂的债权债务表示了接受和认可，该事实与慈溪金玫公司向客户发出的《告示书》内容相印证。5.与李文喜的对账清单是慈溪金玫公司经过财务对账之后才制作的，慈溪金玫公司在出具给李文喜时予以盖章确认，该事实说明慈溪金玫公司对李文喜在公司工商注册成立前所发生的业务、债权债务予以接受和认可，余姚法院对该事实也予以认定。综上，原告对《告示书》的内容是明知的，李文喜持有的《告示书》系原告发出，非被告擅自所为，被告从未从事过损害原告利益的行为，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原告余姚金玫公司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成立，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a1.（2013）甬余低商初字第119号民事判决书、《告示书》复印件各1份，证明余姚法院判决原告支付李文喜货款128400元，2012年9月12日慈溪金玫公司更名为余姚金玫公司及被告以原告名义出具《告示书》承诺承担金玫厂债务的事实；
a2.慈溪金玫公司章程、慈溪金玫公司首次股东会决议、公司设立登记审核表及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审核表各1份［均复印自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余姚分局（以下简称余姚工商局）并盖有该分局综合档案室档案证明专用章］，证明被告自慈溪金玫公司设立起至2012年3月16日转让股权止系该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并担任经理职务的事实；
a3.独资企业基本情况1份（复印自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慈溪分局并盖有该分局综合档案室档案证明专用章），证明金玫厂为个人独资企业，负责人为余武君的事实；
a4.《履行判决协议书》1份，证明原告已履行（2013）甬余低商初字第119号民事判决书的事实；
a5.《金玫厂清算报告》1份，证明金玫厂的基本财产情况、余武君承诺金玫厂债权债务由其承担无限责任的事实；
a6.慈溪奇生税务师事务所分所代理资料移交单、2011年度8-12月份慈溪金玫公司明细账账簿各1份，证明慈溪金玫公司账务是独立的，与金玫厂无关联的；
a7.通过管家婆软件调取出来的时间段流水账（打印件）1份，证明金玫厂业务往来账目的事实；
a8.融资证明16份，证明赵海平向金玫厂一共出借2416954元的事实；
a9.慈溪金玫公司电脑会计凭证装订封面及领（付）款凭证各2份、慈溪金玫公司电脑会计凭证装订封面1份及宁波银行网上银行凭证2份，证明金玫厂注销、慈溪金玫公司正式成立后，慈溪金玫公司和金玫厂仍然有资金往来，慈溪金玫公司向宁波银行贷得1000000元后于2011年6月8日向金玫厂汇款1000000元，是由余武君挪用给金玫厂的；慈溪金玫公司另向金玫厂转账250000元，该两笔款项均记载为往来款，2011年10月20日和12月19日，金玫厂分别向慈溪金玫公司还款50000元和170000元；慈溪金玫公司向慈溪市好捷公司贷得款项1000000元，亦被余武君挪用至金玫厂，说明金玫厂虽已经工商登记注销，但是实际上余武君仍然通过金玫厂名字进行运作，且利用担任慈溪金玫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的职权，擅自将慈溪金玫公司贷得的款项挪用给金玫厂，慈溪金玫公司与金玫厂系两个独立法人而无承继关系的事实。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a1判决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告示书》复印件请法院核实，但是判决书对慈溪金玫公司设立时间的陈述是错误的，根据工商资料显示，慈溪金玫公司于2011年3月28日经工商部门注册成立，且股东余武君、赵海平实际上早在2010年3月15日就开始商定合股运作该公司，判决书中关于余武君于2012年3月16日退出该公司的股东身份陈述也是错误的，实际上余武君在2011年12月31日即已退出该公司的股东身份，另外，被告提请法庭注意判决书第二页六至八行、第三页的倒数第五行到第七行、第四页第二至四行的文字描述，判决书中陈述系原告自己发给李文喜《告示书》，而不是被告发出，由此可证明原告称被告余武君擅自发《告示书》给李文喜是捏造事实；对证据a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从章程、首次股东会决议的时间来看，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赵海平与被告余武君在2010年3月15日就已经商定合股运作慈溪金玫公司；对证据a3、a4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a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理由是：1）该清算报告的内容是根据工商部门的要求而出具，在金玫厂注销之前、余武君与赵海平已经在2010年3月15日开始以金玫厂的名义共同运作慈溪金玫公司，2）该清算报告的形成时间早于原告慈溪金玫公司向客户发出《告示书》和对账单的时间，故该证据对慈溪金玫公司向李文喜发出的《告示书》和对账单不具有溯及力；对证据a6中的慈溪奇生税务师事务所的移交单，从该份移交单的委托时间2010年10月12日以及移交单里面所载明的会计资料的期限2011年8月至2012年9月来看，该份移交单是余姚金玫公司与赵海平提交，与本案中是否系余武君个人向客户发出《告示书》的争议焦点没有关联性；对证据a6中的明细账账簿和证据a7，被告请求在庭审后由被告余武君本人予以核实真实性，但被告余武君未在指定的期限内提交补充质证意见；对证据a8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被告认为该款项并非是赵海平出借给金玫厂的借款，而是对赵海平投资慈溪金玫公司的款项先由金玫厂予以接收的事实；对证据a9的真实性及待证事实均有异议，原告提供的两份宁波银行网上银行凭证上显示的打印日期是2011年6月28日，但银行所盖印章上显示日期为2011年8月31日，两个时间相差两月之多，不符合常理，被告本人对证据a9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此外两份领（付）款凭证上所显示的领款单位是慈溪金玫公司，即原告的前身，该两份领（付）款凭证只能说明原告自己领取了款项，且是原告自行制作，和被告毫无关系，另外，从原告提供的一本2012年12月份的记账凭证中，被告发现了三份宁波银行网上银行交易凭证（即证据b14），该三份凭证显示被告余武君通过宁波银行网上汇款的方式支付给慈溪金玫公司60000元、150000元、250000元，合计460000元，但该事实原告没有提起，故证据a9不足以证明原告主张的被告擅自以慈溪金玫公司名义向客户发《告知书》的事实成立，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
被告余武君为证明自己的辩称意见，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b1.李文喜销售给慈溪金玫公司碳素管对账清单复印件1份，证明与李文喜的业务往来（2010年9月3日至2011年11月2日期间）都发生在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赵海平与被告余武君签订公司首次股东会决议、章程之后，拖欠李文喜的货款是经过慈溪金玫公司财务核账、盖章确认的事实；
b2.领（付）款凭证8份，证明在2010年9月2日至2011年11月15日期间，以“金玫电器”名义陆续向李文喜支付了货款396900元，该些货款的支付由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赵海平签名准付、并进行财务入账备案，由此说明陆续向李文喜支付货款的情况是慈溪金玫公司及赵海平明知和认可的，而非被告擅自所为的事实；
b3.会计凭证封面11份，证明被告与赵海平在合股经营“金玫电器”期间（2010年6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的在册装订备案的会计凭证封面上都加盖了慈溪金玫公司印章的事实，由此说明在2011年3月28日慈溪金玫公司经工商部门核准设立前，赵海平与被告借用金玫厂名义合股经营期间的财务会计凭证均得到了慈溪金玫公司的盖章确认和赵海平的认可，拟写给客户的《告示书》并非被告擅自所为，慈溪金玫公司和赵海平均是明知的事实；
b4.清算表1份，证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赵海平与被告余武君在2010年已开始合股运作，原告对此予以认可的事实；
b5.纸箱两个，证明慈溪金玫公司成立之后，在产品包装印刷上仍将金玫厂获得的荣誉证书印制在纸箱上，由此可以看出原告对接受金玫厂的债权债务是予以认可的事实；
b6.（赵总投资）明细分类账簿（电脑打印件）附赵海平投资明细（投资明细系被告根据明细分类账簿制作）1份、接受投资款凭据、融资证明及领（付）款凭证21份，证明慈溪金玫公司经工商部门批准设立前、就先以金玫厂的名义接受赵海平的投资款、但以“金玫电器有限公司”的名称建立财务会计凭证，赵海平在2010年7月5日至2010年10月21日共计投资2416954元参与金玫厂名义对外的投资经营，此金额与赵海平自己与会计制作的清算表上记载的其对慈溪金玫公司投资金额相一致的事实；
b7.宁波银行现金交款单2份，证明在2011年3月28日慈溪金玫公司被工商部门批准设立前、被告余武君与赵海平对设立公司的注册资金予以了现金投资的事实；
b8.会计凭证封面11份、记账凭证22份，证明在2011年3月28日慈溪金玫公司被工商部门批准设立前、赵海平已经在2010年6月9日起与被告余武君开始合股经营、并运作“金玫电器有限公司”，还在记账凭证上以“金玫电器有限公司”名义予以记账和核算；在慈溪金玫公司经工商部门批准设立后，又对2010年6月9日至2011年3月底的装订在册的会计凭证封面上都加盖了该公司印章对账册予以确认和认可的事实；
b9.2011年度慈溪金玫公司“帐套选项”1页（打印件），证明慈溪金玫公司在管家婆软件账套中简称的公司全名是“金玫电器有限公司”，显示的公司地址为“浙江省宁波市附海公路1432号”、该信息与原告提供的“时间段流水账”中显示的公司名称和地址相一致，从而说明原告提供的“时间段流水账”是慈溪金玫公司2010年度的账目、而非金玫厂账目的事实；
b10.供应商李文喜2010年度、2011年度与“金玫电器有限公司”间的供应商科目明细账各1份、与李文喜间发生的付款单4份、进货单3份（均为打印件），证明李文喜的业务往来均是与慈溪金玫公司发生的，在2011年期初应付账款中显示尚欠李文喜货款71543元，并在2011年1月23日付款给李文喜20000元后（分两笔支付，转账12465元、现金7535元）、显示尚欠李文喜51543元，并在2011年3月2日进货62797元，故显示出欠李文喜的货款总额为128400元的，此货款一直延续到2011年12月底未予清偿、并在账目中予以显示的事实；
b11.会计凭证封面、进货单、付款单各1份，证明在2011年3月1日至2011年3月13日的慈溪金玫公司的装订成册的会计凭证中，记载了“2011-03-02进货单”中的李文喜在当天的供货金额为62797元，“2011-03-02付款单”中载明了之前尚欠李文喜货款金额65603元，以上两份凭证合计慈溪金玫公司共欠李文喜的货款金额为128400元，由此证明李文喜一直是与慈溪金玫公司发生业务往来的、业务往来情况在慈溪金玫公司的财务账册中一直是连贯体现的；
b12.会计凭证封面1份及工资发放明细表3份，证明慈溪金玫公司被工商部门批准设立前已经开始营运并建立财务账册，赵海平等人已经向慈溪金玫公司领取工资的事实；
b13.送货单16份，证明原告收取了李文喜的货物的事实；
b14.宁波银行网上银行交易凭证3份，证明被告余武君亦向慈溪金玫公司支付过数十万元，原告诉称的余武君将慈溪金玫公司款项挪用给金玫厂等情况不属实。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b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上面写有慈溪金玫公司并盖有慈溪金玫公司公章，赵海平本人是不知情的；证据b2中的原告签字确为原告本人所写，当时原告在金玫厂担任经理的职务，经金玫厂特别授权对进出往来账务签字审批，这并不意味着赵海平知道金玫厂的往来账目；对证据b3，原告认为这些账目都是金玫厂的，是被告在慈溪金玫公司成立之后补充的，鉴于当时慈溪金玫公司的公章均由被告管理掌控，现在的法定代表人赵海平对这些账目均不知情；对于证据b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清算表是赵海平和余武君的对账单，原告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b5，虽然包装纸箱印有金玫厂的荣誉证书，但这是余武君在担任慈溪金玫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对包装的设计，并不能证明慈溪金玫公司承继了金玫厂的包装；对证据b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赵海平总共融资金额2416954元是没有意见的，但原告认为该些款项跟本案没有关联性，该资金系被告出借给金玫厂的，当时约定利息是5%，而非用于慈溪金玫公司的投资款，该些款项也不能证明金玫厂接受融资款并在慈溪金玫公司建立了财务账册的事实；对证据b7没有异议；对证据b8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原告认为上述记账凭证显示的日期均在慈溪金玫公司注册成立之前，系金玫厂的账务，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至于会计凭证上盖有慈溪金玫公司的印章，原告认为是被告在担任慈溪金玫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擅自加盖的，2010年10月28日至31日的会计凭证封面上手写的单位名称为金玫厂，这恰恰能够说明该会计凭证里面的内容所记载的系金玫厂的账目，不能因为加盖了慈溪金玫公司的公章即认定是慈溪金玫公司的账目，将金玫厂的账目并入慈溪金玫公司这一行为也并未得到慈溪金玫公司其他股东的认可及书面的授权；对证据b9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软件帐套由被告余武君制作，原告对于该账册记载的真实情况有异议；对证据b10、b11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该些电子账目均由余武君制作，原告对其内容真实性有异议，原告认为该些账目并非慈溪金玫公司账目，对付款单和进货单原告认为付款账户均为余武君个人账户，结合李文喜诉称的其是与金玫厂发生的义务往来，那么该账目实际上是金玫厂的而非慈溪金玫公司的；对证据b12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工资发放明细表是在2010年8月份，而慈溪金玫公司于2011年3月28日方成立，该工资发放表并非记载的慈溪金玫公司员工的工资发放情况，工资发放表中员工比较多，在公司尚未成立时客观上不需要这么多员工，故原告认为该工资发放表是金玫厂的员工工资发放表；对证据b13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送货单抬头是金玫厂，恰恰能够反应出李文喜是送至金玫厂，跟慈溪金玫公司并无关系；对证据b14原告未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证据a1的民事判决书系余姚法院作出，被告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告示书》的内容与判决书中记载的证据内容一致，被告亦未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该份民事判决书中关于慈溪金玫公司的设立时间与证据a2中的公司设立登记审核表记载时间及原、被告陈述的公司设立时间不一致，本院认定以工商部门登记时间为准；证据a2盖有余姚工商局的章，被告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该证据显示2010年3月15日，赵海平、被告余武君作为股东在慈溪金玫公司章程及首次股东会决议上签字，首次股东会决议选举余武君为执行董事，赵海平为监事，聘任余武君为公司经理，该公司于2011年3月28日起经工商部门批准登记设立营业，并于2012年3月16日经工商部门核准变更股东余武君、赵海平为赵海廷、赵海平，变更法定代表人余武君为赵海平；证据a3系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独资企业基本情况，本院予以认定，该证据证明金玫厂于2005年3月16日成立，负责人为余武君，其投资比例为100%，该厂于2011年3月14日因自行停业注销；被告对证据a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被告对证据a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该证据证明金玫厂的投资人于2011年3月14日出具清算报告一份，载明：“由于企业规模扩大，所以需转办为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者决定注销，截止2011年3月14日，由投资人对企业财产进行清算。本企业的基本财产情况为：资产合计100000元，债权债务为0，所有者权益合计为100000元。经清算后，剩余资产100000元，债权债务均已处理完毕，目前本企业无债权债务，无对外投资。剩余资产按原投资比例进行分配，投资人分得现金100000元，若有其他隐形债权债务，由投资人无限责任承担。”；证据a6、a7系慈溪金玫公司2011年8月至12月的书面明细账账簿（原告拟证明慈溪金玫公司的财务情况）和通过管家婆软件调取出来的2010年6月14日至12月31日的时间段流水账（原告拟证明金玫厂的财务情况），被告对其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其中证据b1载明的2010年慈溪金玫公司与李文喜的交易情况与证据a7时间段流水账中记载内容对应一致；证据a8与证据a7中的“赵总投资款”等记载、证据b6中的融资证明等相互印证，被告未否认其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但原告关于该些款项系借款而非投资款的陈述与证据a8中“融资证明”、“融资款”、“投资款”的表述不符，从融资证明中载明的情况来看，时间密集（如2010年10月15日、20日、21日连续均有融资款）、部分融资款金额零散（如有30321元、164475元等）、部分融资证明中载明款项具体用途（如转账付格升电器100000元、100000元已付吴松桥麻将取暖器订金等），这些特点与借贷关系的交易习惯不相符，原告陈述借款约定利息5%，由金玫厂会计计算具体金额不定期支付至2011年底，但未提供利息支付依据，如此频繁、琐碎、持续3月有余的借贷关系却用融资证明而非借条等借款凭证进行载明、利息由会计计算金额但在账目却没有体现，与常理不符，且16份融资证明总金额为2416954元，与证据b4中赵海平应投资金额与应撤出资金之和2416953元几无出入，结合证据a7中与证据a8融资证明载明的对应款项记载为“赵总投资款”的情况，本院认定该些融资证明载明的款项系赵海平的投资而非借款，结合投资款金额、清算表投资比例、慈溪金玫公司财务账册记载等可认定赵海平系对慈溪金玫公司进行投资，由金玫厂出面接收投资款，结合证据a7、a8亦可见原告陈述的赵海平仅在金玫厂担任经理一职未进行投资与其提交的证据a7“金玫厂账目”载明的“赵总投资款”相矛盾，该陈述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a9，被告辩称金玫厂注销后其银行账户由慈溪金玫公司使用用于贷款转账等，本院认为结合本案金玫厂与慈溪金玫公司在财务、投资人等方面的密切联系，被告辩称意见较可信，该份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待证事实，本院对其拟证明对象不予认定。
本院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原告对证据b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该份对账清单中载明的2010年李文喜销售给慈溪金玫公司碳素管情况及其从慈溪金玫公司进货情况与证据a7、b10载明的情况相互印证，本院予以认定，该份证据证明案外人李文喜与慈溪金玫公司经对账确认，截至2011年12月31日，慈溪金玫公司共欠李文喜货款128400元（扣除李文喜应支付慈溪金玫公司的货款后），原告陈述其本人对该份对账清单不知情，但又承认慈溪金玫公司成立后通过公司财务以现金方式于2011年10月11日支付了21000元、2011年11月2日支付了32900元（与证据b1记载时间、金额一致），原告另陈述金玫厂与李文喜交易自2010年9月3日始至2011年11月25日止，期间慈溪金玫公司与李文喜无交易，双方仅在2012年发生一笔业务，原告的陈述自相矛盾，且割裂了对账清单的整体性，不足以反驳证据b1的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承认证据b2中的原告签字确为原告本人所写，本院对证据b2予以认定，除一份领（付）款凭证外该些款项审批人均为赵海平，原告辩称其不知该些往来账目，与情理不符，证据b2载明付款情况与证据b1载明情况对应一致，此与被告关于李文喜实系与慈溪金玫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慈溪金玫公司注册成立后对以金玫厂名义与李文喜发生的账目予以认可和确认的辩称意见相印证；原告认为鉴于当时慈溪金玫公司的公章均由被告管理掌控，证据b3系被告在慈溪金玫公司成立后补充的，本院认为原告的质证意见没有相应证据证实，无法证明该些会计凭证封面上的慈溪金玫公司公章系被告擅自加盖，且会计凭证在公司经营期间依例应由会计保存，被告余武君即便当时掌管公章也很难不经会计部门及其他股东知晓擅自在该时期所有会计凭证封面上加盖公章，慈溪金玫公司股东变更、余武君退出该公司后虽会计凭证掌握于被告处但据原告陈述公章掌管于原告处，被告亦无法擅自加盖公章，故本院对原告的质证意见不予采信，对证据b3予以确认，该份证据证明慈溪金玫公司曾对其注册成立前形成的单位名称为金玫厂的会计凭证账册予以确认；原告对证据b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该份证据中载明的赵海平应投资款与应撤出资金共计2416953元与证据a8、b6相互印证，能够证明赵海平曾向慈溪金玫公司投资2416953元左右，原告质证称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但未作出该些款项形成的合理解释，本院结合证据a8、b4、b6认定该份清算表系赵海平与被告余武君关于慈溪金玫公司相关投资情况的结算，该份清算表上的业务起至时间为2010年至2011年，与被告辩称的赵海平与被告余武君自2010年始已实际合资经营慈溪金玫公司的意见相印证；证据b5与证据b2、b3等相互印证，能证明慈溪金玫公司曾使用金玫厂的荣誉证书等，两者在对外名义、证书使用等方面均存在密切关系；证据b6与证据a8、b4相互印证，本院予以认定，对原告关于该些款项系赵海平出借给金玫厂的陈述如前所述不予采信，证据b4与证据a8、b6的赵海平投资总额一致，证据a8、b6载明的投资款使用情况与证据b1、a7载明情况一致，其中2010年10月15日的领（付）款凭证、融资证明中均有赵海平融资款用于支付李文喜货款的记载，综合该些证据能够证明赵海平在慈溪金玫公司经工商管理部门批准设立前已通过金玫厂对慈溪金玫公司进行投资，并对该时期以金玫厂名义支付给李文喜的货款进行审批同意，慈溪金玫公司对以金玫厂名义所欠李文喜的货款曾进行对账确认的事实；原告对证据b7没有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证明赵海平、余武君交纳注册资金，分别在慈溪金玫公司中占股40%、60%的事实，这一比例与证据b4体现的比例也是一致的；原告对证据b8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原告质证认为2010年6月至2011年3月会计凭证账册系金玫厂账目，其上加盖的慈溪金玫公司的公章系被告擅自加盖，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被告擅自加盖事实，本院不予采信，自管家婆软件打印的2010年6月至2011年4月的记账凭证上载明的核算单位均为“金玫电器有限公司”，结合会计凭证封面、原、被告提交的其他管家婆软件调取的电子账册，足以证明被告辩称的慈溪金玫公司于登记设立前借金玫厂名义对外开展经营、对内建立慈溪金玫公司独立账册的情况属实；证据b9、b10系自管家婆软件调取的电子账册，其账目连续，其中2010年的供应商为李文喜的科目明细账与原告提交的证据a7“金玫厂”2010年时间段流水账中的记录一致，2011年的供应商为李文喜的科目明细账与前一年的记录能够对应衔接，本院对证据b9、b10予以认定，证据b10与证据b1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在慈溪金玫公司电子账册中载明的与供应商李文喜的来往账目情况，至2011年底慈溪金玫公司结欠李文喜货款128400元，另外，证据a7、b9、b10的账目中的公司名称均为“金玫电器有限公司”、地址均为“浙江省宁波市附海公路1432号”、电话均为“544×××5”，结合其中载明的李文喜的交易情况具有连贯一致性，证明该三份证据出自同一份电子会计账目，且均为慈溪金玫公司会计账目，根据账册记载慈溪金玫公司与李文喜于2010年即已发生业务往来，注册成立后的慈溪金玫公司对2010年的账目亦予以认可确认；证据b11中的会计凭证封面的认证意见与证据b3认证意见相同，本院予以认定，进货单与付款单结合能够证明至2011年3月2日止慈溪金玫公司已欠原告借款128400元，这与证据b1、b10记载的情况也是一致的；证据b12盖有慈溪金玫公司公章，慈溪金玫公司彼时并未设立，应视为该公司成立后对相关账目予以认可确认，本院予以认定；证据b13送货单的收货单位既有金玫厂、又有“金玫电器有限公司”、又有“金玫电器”，该些送货单上的货物数量、金额与证据b1的数量、金额、型号相一致，证明慈溪金玫公司对该些货物所对应账目予以认可，本院对证据b13予以认定；证据b14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
根据上述认定的有效证据，结合原、被告陈述，本院认定本案原、被告双方无争议事实如下：
2005年3月16日，被告余武君出资设立金玫厂。2010年3月15日，慈溪金玫公司章程及首次股东会决议形成，章程第一条载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由余武君、赵海平出资，设立慈溪市金玫电器科技有限公司，特制订本章程”；首次股东会决议载明“余武君、赵海平共同投资设立慈溪市金玫电器科技有限公司，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全体股东于2010年3月15日召开第一次会议。经全体股东讨论，通过如下决议：一、选举余武君为执行董事，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三年；二、选举赵海平为监事，任期三年；三、聘任余武君为公司经理。”2011年3月14日，金玫厂注销登记。2011年3月28日，慈溪金玫公司注册成立。2011年4月20日，慈溪金玫公司向客户发出《告示书》，其上载明：慈溪金玫公司自2010年6月1日开始以金玫厂的名义进行运作，现慈溪金玫公司已经工商管理局核准启用，由此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均由慈溪金玫公司负责，联系方式均不变等。2010年9月3日至2011年11月25日，李文喜与“金玫电器”方面（具体交易对象为金玫厂还是慈溪金玫公司原、被告存在争议）发生业务往来。2012年3月16日，慈溪金玫公司的股东经工商部门核准由余武君、赵海平变更登记为赵海平、赵海廷。2012年9月12日，慈溪金玫公司更名为余姚金玫公司。2013年5月31日，李文喜起诉余姚金玫公司请求支付货款128400元，余姚法院于2013年7月10日判决李文喜胜诉。2013年9月15日，余姚金玫公司以货抵债方式履行判决。
对双方有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慈溪金玫公司在经工商部门核准设立前有无实际开始经营，2010年6月开始对外以金玫厂名义开展的业务及产生的相应财务账目与设立后的慈溪金玫公司有无承继关系？
原告主张金玫厂与慈溪金玫公司是相互独立的，两者不存在任何承继关系，慈溪金玫公司实际于2011年8月份才真正开展业务；被告主张慈溪金玫公司虽于2011年3月14日方设立，但已于设立前的一年，赵海平与被告余武君已商定合股经营，并于设立前借用金玫厂的名义对外开展经营，对内则形成慈溪金玫公司的独立账目并在注册成立后延续使用该些账目。
本院认为，金玫厂清算报告中“由于企业经营规模扩大、所以需转办为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者决定注销”的表述、慈溪金玫公司章程及首次股东会决议于2010年3月15日形成、慈溪金玫公司在其设立之前的单位名称为金玫厂的会计凭证封面上加盖公章、原告提供的自管家婆软件调取出来的公司名称为“金玫电器有限公司”的2010年电子财务账目、被告提供的自管家婆软件调取出来的供应商为李文喜的2010年、2011年科目明细账所体现出来的账目、名称、地址等的连贯一致性、以金玫厂名义接收的赵海平的投资款项与慈溪金玫公司清算表中赵海平的应投资额与应撤出资金之和相一致、该份清算表已包含了2010年度的收支情况等均说明被告辩称的慈溪金玫公司设立经过属实，金玫厂与慈溪金玫公司在名称、地址、业务等方面存在密切联系，赵海平在慈溪金玫公司经工商管理部门核准设立前早已投资与余武君合作经营该公司，赵海平实际投资的为慈溪金玫公司，但通过金玫厂出具融资证明，慈溪金玫公司于2010年已对外以“金玫厂”名义开展经营，对内则形成了自己独立的财务账目，并于注册成立后对之前的财务账目进行确认。《告示书》载明的慈溪金玫公司自2010年6月1日开始以金玫厂名义进行运作的情况属实。
2.李文喜发生业务对象是金玫厂还是设立前的以金玫厂名义对外经营实际内部自建账册的慈溪金玫公司？
原告认为2010年9月3日至11月25日，李文喜与金玫厂发生业务往来，期间李文喜与慈溪金玫公司没有发生业务往来，李文喜与慈溪金玫公司仅在2012年12月份（此时应为余姚金玫公司）有过一笔业务往来；被告认为李文喜发生业务对象为以金玫厂名义对外经营实际内部自建账册的慈溪金玫公司。
本院认为：2010年、2011年的慈溪金玫公司的管家婆电子账册对其与李文喜交易往来账目均有记载，说明李文喜在账册涵盖的时间段内曾与慈溪金玫公司发生业务往来，尽管慈溪金玫公司彼时尚未登记设立，但已实际开展经营，管家婆电子账册中记载的账目情况与2011年12月31日慈溪金玫公司确认的其与李文喜的对账清单账目情况、及封面加盖慈溪金玫公司公章的会计凭证记录数据相互印证一致，说明慈溪金玫公司从记账、到最终对账，对其至2011年12月31日止结欠李文喜货款128400元的情况是确认认可的（原告称其提供的2010年度管家婆电子账册为金玫厂的账目、又陈述其在金玫厂仅受聘担任经理没有进行投资，本院认为金玫厂注销后的电子账册却仍由经理而非实际投资人掌控与常理不符，该陈述本院不予采信。）。故不论李文喜发生业务对象是谁，抑或李文喜在交易时主观认定的交易对象是谁，慈溪金玫公司对这些账目及欠款情况是作为其自身的账目确认认可的。
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九条向被告主张权利，其诉请逻辑为：李文喜的业务系与金玫厂发生，应由金玫厂支付货款；金玫厂与慈溪金玫公司相互独立，无承继关系，而被告余武君擅自以慈溪金玫公司名义发出告示承诺承担金玫厂债务，损害慈溪金玫公司利益，更名之后的原告起诉请求被告赔偿。
本院认为：慈溪金玫公司对李文喜供货产生的货款在2010年至2011年之间均有入账确认、各种证据均表明慈溪金玫公司在经工商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前借金玫厂名义开展经营的情况确实存在，慈溪金玫公司向李文喜发出《告示书》承诺金玫厂债权债务由其负责的行为与其一贯的财务账册、2011年底向李文喜出具的对账清单是一致的，故慈溪金玫公司盖章、余武君签字的《告示书》并非孤立存在、突然出现的，原告关于《告示书》系被告余武君擅自发出的主张既无证据支持，也与慈溪金玫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不符，该主张不能成立，慈溪金玫公司对其至2011年底结欠李文喜128400元货款的情况在账册及对账单中予以确认认可，原告向李文喜支付相应货款本属应负责任，其利益未遭受损害。综上，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被告余武君擅自发出《告示书》、损害公司利益，本院对其关于要求被告余武君赔偿其支付李文喜的货款1284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余姚市金玫电器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2870元，由原告余姚市金玫电器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交纳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收到本院送达的上诉案件受理费交纳通知书后七天内，凭判决书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收费窗口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如银行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财政局非税资金专户，账号：37×××92，开户银行为宁波市中国银行营业部；如邮政汇款，收款人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汇款时应注明原审案号。逾期不交的，作自动放弃上诉处理。
审 判 员 谢飞娜
人民陪审员 黄秋芬
人民陪审员 杨克文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高哲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