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通民初字第6562号
原告闵乃山，男，1944年12月14日出生。
原告黄琴仙，女，1945年12月2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史文翠，北京市融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洋，男，1983年2月14日出生。
被告康×，女，1945年5月2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闵乃臣（被告康×之夫），1942年7月25日出生。
原告闵乃山、黄琴仙与被告康×赠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王新东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原告闵乃山、黄琴仙的委托代理人史文翠、李洋，被告康×及其委托代理人闵乃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闵乃山、黄琴仙诉称：一、双方于1998年11月9日签订的赠与合同系附条件生效合同，且合同有瑕疵，并非是黄琴仙的真实意思表示。1、我方有证据证明双方签订的赠与合同系附条件生效的合同。该合同签订之初系因康×作为原告的嫂子欲与原告的哥哥离婚，但康×由于离婚后将面临无处可住，年龄已高（53岁）且无固定工作和收入的实际情况，康×明确指出，愿以“离婚不离家”的方式在与原告的哥哥离婚后，继续与原告母亲一起生活，并愿意抚养原告的母亲终老。在此种前提下，闵乃山才提出愿将自家的宅基地赠与给康×，并提出：只有康×与闵乃臣离婚后，并赡养老人的情况下，这个合同才生效。但事后，康×与闵乃臣并未离婚，因此该合同并未生效。2、同时，客观上该合同也不能生效，原因是依据《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因此，只有在康×与闵乃臣离婚的情况下，其才能拥有原告赠与的宅基地。3、黄琴仙有证据证明当时签订上述赠与合同时并未在场，是闵乃山将协议拿回家给黄琴仙看后，黄琴仙在并非本人真实意愿下被迫签署该赠与合同，但黄琴仙为了体现处自己的不满，用了一个从未使用过的名字：“黄勤先”这个名字签署在了协议上。4、原告有证据证明该协议签订之初，并未有大杜社村委会的盖章，这个章是近几年才后补的，公章上的单位叫：北京市通州区大杜社乡大杜社村委会，早在10余年前，通州区建制早已将大杜社村从原大杜社乡并入了马驹桥乡，并取消了大杜社乡的建制。这个公章系闵乃臣为了与弟弟闵乃玲打官司，专门找人后补盖的。因此原告可以肯定这个公章加盖时已经作废。综上所述，双方签订的赠与协议事实上并未生效，且有严重瑕疵。二、涉案的宅基地以及地上房屋，至今仍未办理变更登记，因此原告享有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权。如前所述，当初签订该赠与协议之初，是以康×与闵乃臣离婚作为生效条件，若不是康×承诺“离婚不离家”并愿意赡养婆婆，原告没有理由将属于自己的宅基地赠与即将要与哥哥离婚的嫂子，而是应该赠与给自己的亲哥哥。其后，正是因为两人未能离婚，也导致该合同无法履行。因为两人未离婚，便不能出现一户拥有两处宅基地的情况，这是一个非常客观的问题。而且，办理宅基地的变更登记，是需要专门的审批机关审批，并具有严格的程序与手续的，变更后新的宅基地使用人应当取得新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或至少在原有的使用证中作出变更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说明。由此也说明了，并不是一个村委会、村长、或邻居做个见证，就已经实现了宅基地变更登记的。综上，至今涉案房屋及宅基地土地使用权并没有发生转移，因此，依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原告对于该份赠与合同享有任意撤销权。三、原告对于赠与合同享有法定撤销权。原告有证据证明，康×在所谓的赡养婆婆期间，对老人多次打骂。这也是原告决定打本次官司的起因。由于在分家后，原告并非长期居住在大杜社村，一直不了解康×对于我母亲的赡养情况是否良好。之所以原告在赠与合同未生效的情况下，这么长时间没有收回房屋，就是考虑母亲还在世，其后2011年我母亲去世，哥哥闵乃臣与嫂子便与弟弟闵乃玲多次发生诉讼长达2年的时间，期间并导致原告涉诉，原告碍于兄弟情面，不想参与意见，有几次诉讼都未出庭。但2013年底，原告听一位既是叔伯哥哥又是邻居的人向我叙述，我母亲在世时，曾向其诉苦称，经常被康×打骂，后我向村中其他邻居也核实，确有此状况的存在，我老母亲在终老之时居然含冤离世，这可谓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原告依据合同法第192条：受赠与人严重侵害赠与人的近亲属的利益，以及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的规定，依法向原告行使法定撤销权。现我方起诉至法院，要求依法撤销双方于1998年11月9日签订的赠与合同，并要求康×负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康×辩称：原告所述并不属实。2013年我方起诉原告，原告已经接到了终审判决，此次诉讼是原告在蓄意制造矛盾。原告要求撤销赠与合同的请求不符合合同法第192条规定，赠与合同中并未附加义务，而且原告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14年之久，原告所述的事实也未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1997年因赡养问题原告的母亲起诉过闵乃玲，当时达成赡养协议，1997年闵乃山变更土地使用权，1998年11月签订赠与合同，将宅基地赠与给康×，在赡养原告母亲方面，原告母亲住院时，多人给原告打电话，原告都不回来，原告母亲去世的后事都是我方操办的，多人给原告打电话，原告都不回来，原告母亲下葬的时候原告才回来。原告母亲在世时，原告不起诉要求撤销赠与合同，在原告母亲去世后要求撤销赠与合同，属于恶意诉讼。原告所述赠与合同是附条件的，条件是我与闵乃臣离婚，完全是子虚乌有，捏造事实。综上所述，我方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闵乃玲、闵乃臣与闵乃山系兄弟关系。大杜社村甲X号院内现有房屋格局为北房5间、西房7间、倒座房3间。其中西房南侧5间系1964年（双方的父亲已经去世）由家庭成员共同出资所建，北侧2间系1984年由闵乃玲建造。北房5间系2002年由闵乃臣出资建造，倒座房3间系闵乃臣之女闵鸿飞出资为闵乃臣建造。1992年12月原通县人民政府核发的甲X号院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上登载的土地使用者为闵乃伶（与闵乃玲实为一人）。
1994年11月14日，在大杜社村主任宋玉和、副书记齐士祥的主持和参与下，闵乃臣、闵乃山与闵乃玲三人签署了分家单，主要内容为住房问题，闵乃臣出资500元付给闵乃玲，居住前院，闵乃山出资750元给闵乃玲，居住后院，闵乃玲分得人民币1250元。该分家单由齐士祥执笔，宋玉和与齐士祥在分家单上签字确认，双方的母亲亦参与了分家过程。
1997年10月28日，大杜社乡规划办公室在甲X号院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变更记事一栏中载明如下内容：根据该村委会证明意见及弟兄分家的现实情况，原闵乃玲房屋产权及宅基地使用权，变更为闵乃山，为此，闵乃山同时享有房屋产权和宅基地使用权，落款处加盖有大杜社乡规划办公室的公章。
1998年11月9日，闵乃山、黄琴仙（赠与人）签署赠与书，主要内容为闵乃山同意将大杜社村后街5间棋盘心西房及宅基地使用权赠与给康×，闵乃山、黄琴仙在落款处的赠与人处签字确认，该赠与书由村主任宋玉和等三个证明人签字确认，并加盖有大杜社村委会公章。同日，康×（受赠人）与闵乃山、黄琴仙（赠与人）签订受赠书，主要内容同上述赠与书，康×在受赠书签字确认，村主任宋玉和等三个证明人在受赠书上签字确认。赠与书及受赠书签订后双方即实际履行，现甲X号院由康×、闵乃臣实际居住使用。
2012年5月26日，闵乃山、黄琴仙（赠与人）与闵乃玲、杨秀敏（受赠人）签订《赠与书》，约定闵乃山、黄琴仙将大杜社村甲X号院西房5间及宅基地使用权赠与给闵乃玲、杨秀敏。同日，闵乃山、黄琴仙与闵乃玲、杨秀敏签订受赠书，内容基本同赠与书。
2013年4月，康×以赠与合同案由将闵乃玲、杨秀敏、闵乃山、黄琴仙起诉至本院，要求确认其与闵乃玲、黄琴仙于1998年11月9日签订的赠与合同有效，确认甲X号院归其所有；并要求确认2012年5月26日闵乃山、黄琴仙与闵乃玲、杨秀敏签订的赠与合同书无效。本院经审理于2013年7月15日作出（2013）通民初字第7362号民事判决，判决康×与闵乃山、黄琴仙于1998年11月9日签订的赠与书及受赠书合法有效；闵乃山、黄琴仙与闵乃玲、杨秀敏于2012年5月26日签订的赠与书及受赠书无效；驳回康×的其他诉讼请求。闵乃玲、杨秀敏不服上述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3年11月作出（2013）二中民终字第14843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审理过程中，黄琴仙称1998年11月签订赠与书及受赠书时，其并不在现场，是闵乃山将赠与书与受赠书带回家后其在上面签字确认，且其本人的签字并非其真实姓名，黄琴仙称其签字并非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二原告称涉案的房产的赠与系以康×与闵乃臣离婚，且康×离婚不离家并赡养闵乃臣与闵乃山的母亲为生效条件的，但其后康×与闵乃臣并未离婚，且2013年年底其从邻居处得知康×在其母亲在世时，多次打骂老人，因此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其享有法定撤销权。为此二原告申请证人刘×、杨×到庭作证，刘×、杨×陈述闵乃山母亲在世时，多次提起康×对其打骂的事情，并提交了北京市方圆公证处提供的公证光盘证言一份，闵×1在公证光盘中陈述1998年11月的赠与系以康×与闵乃臣离婚、康×离婚不离家并赡养老人为生效条件，并称在闵乃山母亲在世时，其多次听老人说康×对其进行打骂。康×称1998年11月的赠与并未负有任何生效条件，二原告陈述的赠与附条件的说法并不属实，证人刘×及闵×2与康×、闵×3，杨×的证言均不属实，不应被采信。
另，二原告提交了安兴、臧宝、许捷飞、肖承玲的书面证言各一份，用以证明闵乃山将赠与书拿回家中让黄琴仙签字，黄琴仙不同意闵乃山的赠与行为，不同意在赠与书上签字，最终黄琴仙在闵乃山的逼迫下签的字。康×对上述书面证言不予认可，对黄琴仙系被迫在赠与书上签字的事实亦不予认可。
上述事实，有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分家单、赠与书、受赠书、（2013）二中民终字第14843号民事判决书、证人刘×、杨×证言、证人闵×1证言、公证书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两个，即涉案赠与是否以康×与闵乃臣离婚，康×离婚不离家并赡养闵乃山的母亲为生效条件，另一个焦点问题是二原告是否能够行使赠与撤销权。
虽然1998年11月的赠与书及受赠书签订时，黄琴仙本人不在现场，但其后黄琴仙签字确认的行为，亦表示其对赠与书及受赠书的同意及认可，黄琴仙称其系在被迫情况下签字的，但并未对其提供相应证据，本院难以采信。（2013）二中民终字第1484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上述赠与书及受赠书系赠与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应系有效协议。二原告称1998年11月的赠与系附条件的赠与，并提供了证人证言予以证实，但因赠与书及受赠书中并未载明赠与的条件，且二原告提供的证言证言系孤证，无法证明涉案赠与系附条件赠与的事实，故对二原告所称涉案赠与系附条件赠与的主张，本院不予确认。
关于二原告称康×在闵乃山母亲生前多次进行打骂，因此根据合同法规定，其享有法定撤销权的主张，关于康×打骂闵乃山母亲的事实，二原告提供了证人刘×、杨×、闵×1的证言予以证实，但上述证人均陈述是听闵乃山母亲生前陈述康×有打骂的行为，并未亲眼所见，因此上述证人的证言在性质上属传来证据，因无其他相关证据予以作证，故对上述证人证言本院难以采信，二原告行使法定撤销权的事由不能成立，故对二原告要求撤销赠与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闵乃山、黄琴仙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三十五元，由原告闵乃山、黄琴仙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王新东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九日
书记员 徐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