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深中法商终字第271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冯泽良。
委托代理人：龙奎任，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蔡丽丽。
委托代理人：朱哲，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廖俊熹，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深圳民田路证券营业部。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与民田路交界西南新华保险大厦501至532，组织机构代码：89226239-8。
负责人：冯向东，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周俊波，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凯，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青羊区陕西街239号，组织机构代码：20181132-8。
法定代表人：杨炯洋，该公司总裁。
委托代理人：周俊波，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凯，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冯泽良因与被上诉人蔡丽丽、原审被告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深圳民田路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华西证券民田路营业部）、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西证券公司）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4）深福法民二初字第7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11月15日，蔡丽丽在华西证券民田路营业部开立了证券交易账户，证券账户为011XXXXX，资金账户为15XXXXXX。开户当时，华西证券民田路营业部向蔡丽丽出示了一整套的开户资料供蔡丽丽填写。该开户资料包含有《风险揭示书》、《客户须知》、《证券交易委托代理协议》、《资金账户／开放式基金交易账户开户申请书》、《告知书》等文件，而上述文件中均记载有“证券经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接受投资者全权委托，投资者也不能提出类似要求，否则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保障”、“甲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全权委托乙方工作人员代理进行证券交易及其他相关业务，否则由此产生的后果由甲方承担”、“本人保证不与你公司员工签订代理证券账户操作的协议（含口头协议）和从事其它违规行为”等提示及告知内容。
2011年6月22日，蔡丽丽与冯泽良签署了一份《理财协议》，内容为：乙方（即冯泽良）为甲方（即蔡丽丽）在华西证券开立的证券账户户名蔡丽丽，资金帐号15XXXXXX进行理财资金管理。1、甲方理财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275983.73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此款于2010年11月15日已入上述账户；2、理财期限到2010年11月15日—2012年1月底；3、责任与风险：乙方到期或是提前交回账户给足甲方资金不得低于127万，否则乙方无条件将补足到127万，不得任何抗辩；4、期间，甲方不得将资金转出，否则合同无效，但乙方提前交回甲方账户金额127万后，甲方可提前收回资金；5、期间，甲方不得干预乙方的操作，但可沟通，双方签字后生效。
根据蔡丽丽在华西证券民田路营业部开户期间的股票明细对账单显示：1、蔡丽丽开户当时转入五只股票，分别为万科A50700股、成交价格每股8.16元，招商银行37731股、成交价格每股13.68元，中国联通18300股、成交价格每股5.02元，航天通信7900股、成交价格每股12.77元，大秦铁路12000股、成交价格每股8.24元。2、冯泽良离职前的最后一次操作是2011年3月15日，蔡丽丽账户中有中国宝安45900股，另有剩余资金1701.23元；2011年5月18日中国宝安的收盘价为每股17.26元，故45900股的市值为792234元。3、2012年9月10日，蔡丽丽账户中有国金证券27700股以及剩余资金104.42元，2012年9月12日国金证券的收盘价为每股13.22元，故27700股的市值为366194元。4、2012年9月10日至2013年3月20日期间，蔡丽丽账户有两次证券交易（分别为2012年10月8日卖出国金证券27700股，成交金额439761.02元，以及2012年10月9日买入国统股份31800股，成交价格为每股13.8元，成交金额439565.18元）以及三次利息归本（分别为2012年9月20日的18.84元、2012年12月20日的4.52元以及0.28元）。因此，截至明细对账单的截止日期2013年3月20日，蔡丽丽账户的证券及剩余资金情况为国统股份31800股以及剩余资金323.90元。
此外，对于委托理财结束之日即密码修改日期，蔡丽丽主张是2012年10月22日，但无法提供修改密码所使用电脑的IP地址用以核实；华西证券民田路营业部则提供了其自身使用的经纪业务服务平台查询所得页面内容，根据查询结果显示，2010年1月1日至2014年3月13日期间，蔡丽丽曾于2012年9月12日进行交易密码修改，操作方式为网上委托，备注信息为外围修改密码；而对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在（2014）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表述的“2012年10月，蔡某某修改了证券账户密码，不再给冯泽良操作”的内容，该院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曾至该监管局了解情况，该处罚案件承办人员称，上述表述来源于蔡丽丽的投诉信访内容，并未进行核实。
再者，各方当事人对冯泽良曾分别于2012年4月及10月向蔡丽丽与证券账户捆绑的招商银行存款账户转入30万元及20万元的事实无异议，其中，第一次转入的30万元已转入蔡丽丽的证券账户并用于证券交易，而第二次转入的20万元，蔡丽丽已在其诉请的损失中予以扣除。
另查，华西证券民田路营业部系隶属于华西证券公司的分公司。冯泽良曾系华西证券民田路营业部的员工，2010年8月1日入职，2011年5月18日离职，期间担任客户经理，从事市场营销工作。根据华西证券民田路营业部的要求，冯泽良入职时签署了《证券营销人员自律承诺书》及《员工自律承诺书》，承诺书中均有不得“接受客户全权委托买卖证券”以及“向客户作出投资不受损或保证最低收益的承诺”。
针对冯泽良在从业期间与蔡丽丽签订《理财协议》，并接受蔡丽丽全权委托进行证券买卖的行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曾于2014年2月19日向冯泽良作出（2014）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冯泽良警告，并处以10万元的罚款。后冯泽良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截至该案庭审结束之日，该案尚未审理终结。据此，蔡丽丽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华西证券民田路营业部和华西证券公司向蔡丽丽赔偿理财亏损647060元，冯泽良对华西证券民田路营业部及华西证券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华西证券民田路营业部和华西证券公司向蔡丽丽赔偿利息损失至付清理财损失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2年2月1日起算，暂计至2014年1月13日为75921.70元），冯泽良对华西证券民田路营业部及华西证券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证券公司及其从业人员不得未经过其依法设立的营业场所私下接受客户委托买卖证券。该案中，冯泽良在华西证券民田路营业部任职从业期间，私下接受蔡丽丽的全权委托进行证券买卖，并对证券买卖的收益及损失赔偿作出承诺，其行为显然违反了证券法的上述规定，故其与蔡丽丽之间成立的委托理财合同在该时间段应属无效。但因冯泽良受托理财的行为涵盖其在证券公司任职及之后离职两个时间段，离职后其身份已不受证券法的上述规定所约束，故其与蔡丽丽之间的委托理财合同在冯泽良离职后应归于有效。该案中，根据被告主体的不同，可将争议焦点归结于两方面的内容，即冯泽良的赔偿责任问题以及华西证券民田路营业部、华西证券公司的赔偿责任问题。一、冯泽良的赔偿责任问题。如前所述，冯泽良与蔡丽丽之间的委托理财合同，在冯泽良从业及离职后两个时间段内分属无效及有效两部分，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及双方协议约定，合同无效期间产生的损失，应由协议双方按照过错程度予以分担，而合同有效期间产生的损失，则由冯泽良依其承诺予以补足。但针对蔡丽丽的损失数额认定问题，双方当事人尚存在以下两方面的争议内容，其一为委托理财的终止日期即密码修改时间，此涉及损失计算的截止日期；其二则为冯泽良2012年4月份转入30万元的性质问题，此涉及损失数额的确定。对于其一，密码修改时间问题。该院认为，密码的修改时间举证责任应在于蔡丽丽，但蔡丽丽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对此事实，亦未有第三方机构可供查询并核实，在此情况下，华西证券民田路营业部提供了其经纪业务服务平台保留的客户操作记录，因华西证券民田路营业部客户的所有操作事项最终系反馈至该经纪业务服务平台，故该份证据有一定的可信度，该院采信华西证券民田路营业部提供的该证据中有关密码修改时间的记录，该案委托理财的截止日期应确定为2012年9月12日。对于其二，30万元的定性问题。该院认为，首先，无论是款项接收方蔡丽丽还是款项支出方冯泽良，都未将该笔款项的用途定性为补亏，故华西证券民田路营业部及华西证券公司答辩所称该笔款项系用以弥补蔡丽丽亏损的主张与事实不符，该院不予采纳。其次，无论冯泽良支付该款之时有无经过蔡丽丽同意，且无论该款系用以弥补账户资金亏损还是用于增加操作的资本金，因款项最终转入了诉争证券交易账户，并由冯泽良使用该款与账户中的原有资金一并进行证券买卖，并最终导致亏损，因此，亏损的后果应当由冯泽良自行承担。因该款系与蔡丽丽证券交易账户中原有的款项不加以区分而一并使用的，故至委托理财结束之日，剩余资产中亦包含有该款的剩余部分，但蔡丽丽已一并从诉请的数额中扣除，故无需再次进行扣除。冯泽良、华西证券民田路营业部、华西证券公司诉请直接从蔡丽丽主张的损失数额中扣除该30万元，缺乏依据，该院不予采纳。据此，对于蔡丽丽所主张的损失，该院区分两个时间段认定如下：首先，合同无效期间的损失认定问题。蔡丽丽委托理财的初始资金数额为1275983.73元，至冯泽良离职之时证券账户尚有市值792234元的中国宝安45900股及剩余资金1701.23元，故当时的损失数额应当为482048.50元（1275983.73元－792234元－1701.23元）。对于该部分损失，其与合同无效本身并无因果关系，但考虑到冯泽良本身具有证券从业人员的职业背景，其控制、防范市场风险及投资风险的能力远大于蔡丽丽，且蔡丽丽系基于对其专业能力及投资经验的信任而将诉争证券交易账户交由其管理，在此期间冯泽良独立并全权进行操作，故损失应大部分由冯泽良应予以承担；但蔡丽丽明知证券市场的投资风险，且冯泽良本身身份受限，而仍将证券交易账户交由其全权操作，对于损失，蔡丽丽自身亦应承担相应的部分。因此，对于该合同无效期间的损失482048.50元，该院酌定由蔡丽丽与冯泽良按2：8的比例予以分担，即双方各承担96409.70元、385638.80元。其次，对于冯泽良离职之后、合同有效期间的损失认定问题，因蔡丽丽修改密码、终止委托理财关系之时账户中尚有市值366194元的国金证券27700股以及剩余资金104.42元，再加上冯泽良2012年10月份转入的20万元，故损失数额应当为221653.08元【127万元－（366194元＋104.42元＋20万元）－482048.50元】，对于该部分损失，冯泽良应依其在《理财协议》中有关补足亏损的承诺赔付给蔡丽丽。据此，冯泽良应承担的损失数额为607291.88元（385638.80元＋221653.08元），并应自委托理财实际结束之次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损失。蔡丽丽诉请冯泽良赔偿的本息超出判决认定部分，该院不予支持。二、华西证券民田路营业部及华西证券公司的赔偿责任问题。首先，冯泽良在华西证券民田路营业部从事市场营销工作，其入职之时根据华西证券民田路营业部的要求作出了相关的自律承诺，且证券法已明令禁止从业人员不得私下接受客户委托买卖证券，故冯泽良受托理财的行为显然不是“执行所属的证券公司的指令或者利用职务违反交易规则”的行为，蔡丽丽以证券法的上述规定诉请华西证券民田路营业部及华西证券公司对其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与事实不符，该院不予采纳。其次，华西证券民田路营业部在蔡丽丽开户之时已通过各类文件，告知并警示蔡丽丽不得全权委托其员工进行证券买卖，在其员工入职之时，亦要求员工作出相应的自律承诺，据此，对于客户与员工之间可能存在的、私下的委托理财行为，华西证券民田路营业部尽到了一定的警示及防范义务。但是，本起纠纷的发生，从另一侧面体现了华西证券民田路营业部在管理及约束员工行为方面尚存在一定的疏漏，致使冯泽良在其任职期间仍有机可乘，私下接受蔡丽丽委托理财，华西证券民田路营业部对此负有一定的过错，故该院酌情认定，对于冯泽良所应承担的、其任职期间导致的损失部分，华西证券民田路营业部应承担10%的连带赔偿责任，具体为38563.88元（385638.80元×10%），并自委托理财实际结束之次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损失。再者，因华西证券民田路营业部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依法应由其隶属的华西证券公司予以承担，故华西证券公司应对华西证券民田路营业部的上述赔偿责任承担相应的补充清偿责任。蔡丽丽诉请华西证券民田路营业部及华西证券公司连带赔偿的本息超出判决认定部分，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冯泽良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蔡丽丽赔偿损失607291.88元；二、冯泽良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蔡丽丽赔偿利息损失（以损失607291.88元为基数，自2012年9月1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判决确定的付款期限届满之日止）；三、华西证券民田路营业部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蔡丽丽赔偿损失38563.88元；四、华西证券民田路营业部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蔡丽丽赔偿利息损失（以损失38563.88元为基数，自2012年9月1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判决确定的付款期限届满之日止）；五、华西证券公司对华西证券民田路营业部所应承担的上述第三、四项判项所确定的赔偿义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六、驳回蔡丽丽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271元（已由蔡丽丽预交），由蔡丽丽负担631元，冯泽良负担9640元，华西证券民田路营业部及华西证券公司对冯泽良负担的案件受理费部分，连带负担其中的612元。
上诉人冯泽良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冯泽良在履行与蔡丽丽委托理财协议过程中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责任。1、冯泽良于2010年8月1日入职华西证券民田路营业部至2011年5月17日止，工作岗位为后勤管理。2011年5月18日因个人发展原因离职并于当日办理了离职手续。冯泽良离职后经招商银行的朋友介绍代理蔡丽丽理财并于2011年6月22日签署了《理财协议》，这两份协议都是在冯泽良离职后签署的，冯泽良在2010年8月1日至2011年5月17日从业期间没有给蔡丽丽买卖证券，冯泽良在华西证券民田路营业部任职期间，只是指导、建议蔡丽丽买卖证券，所有的证券交易都是蔡丽丽本人操作交易，是蔡丽丽本人在买卖证券，其风险应由蔡丽丽自担。2、从一审的证据蔡丽丽签名确认的开户资料《申请书》、风险《告知书》中明确记载：本人已认真阅读本申请书背面的《告知书》内容，充分理解了你公司的业务范围、你公司员工及营销人员可以从事的业务和禁止从事的业务和行为。本人保证不与你公司员工签订代理证券账户操作的协议（含口头协议）和从事其他违规行为。本人已自行设置了交易密码和资金密码，并已核对了电脑资料，录入内容正确无误。郑重提示：您已完成了在公司的开户手续，并进行了您的资金账户交易密码和资金密码的设置。今后，凡是凭密码进行的证券交易和资金转账等业务，均确认为您本人的操作行为。可见，在2011年6月22日签署《理财协议》前凡是蔡丽丽凭密码进行的证券交易和资金转账等业务，都是由蔡丽丽本人下单交易。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蔡丽丽应该明白投资有风险，入市须谨慎的道理，其风险与责任应由蔡丽丽承担，买或不买都是由蔡丽丽自己决定。3、本案属于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蔡丽丽是委托人，冯泽良是受托人，委托人蔡丽丽与冯泽良分别于2011年6月22日、2012年3月21日签署两份委托理财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冯泽良作为受托人（代理人）在委托理财中有过错才承担责任，冯泽良在履行委托理财协议中没有过错，所以一审判决冯泽良承担责任无任事实依据，冯泽良不应承担责任。二、蔡丽丽与冯泽良理财协议中的保底条款无效，而保底条款属于委托理财协议的核心条款，保底条款无效导致委托理财协议整体无效。理财协议的首条：乙方为甲方在华西证券开立的证券账户，户名：蔡丽丽，资金账号：15XXXXXXX进行资金理财管理，甲方理财资金总额为1275983.73元。第3条：责任与风险：乙方到期或是提前交回账户给足甲方资金不得低于127万元，否则乙方无条件补足127万元，不得任何抗辩，属于保底条款应为无效条款。根据委托理财合同的法律属性，蔡丽丽与冯泽良的委托理财账户的所有权为蔡丽丽所有，其理财的收益也归蔡丽丽所有，而非冯泽良所有。蔡丽丽委托冯泽良理财，其所得收益归蔡丽丽。“甲方理财资金总额为1275983.73元。第3条：责任与风险：乙方到期或是提前交回账户给足甲方资金不得低于127万元，否则乙方无条件补足127万元，不得任何抗辩”，即蔡丽丽赚了钱就是蔡丽丽的，亏损了就要冯泽良弥补127万元保底，有悖民商法基本原理：冯泽良只是受托人即代理人，代替蔡丽丽理财，根据《民法通则》中的代理制度和《合同法》中的委托代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冯泽良只承担因自己过错造成蔡丽丽损失的责任，不承担因不可归责于冯泽良作为代理人的事由所造成的蔡丽丽损失的责任，若肯定“甲方理财资金总额为1275983.73元。第3条：责任与风险：乙方到期或是提前交回账户给足甲方资金不得低于127万元，否则乙方无条件补足127万元，不得任何抗辩”的保底条款的效力，将颠覆委托代理制度的构成，导致法律体系违反。同时上述保底条款所配置的民事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等，违反民法的公正原则，所以该条款无效，而上述条款属于理财协议核心条款，保底核心条款无效导致委托理财协议整体无效。三、亏损是由蔡丽丽自己买卖证券所致，应由蔡丽丽承担。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1、依法改判（2014）深福法民二初字第794号民事判决，驳回蔡丽丽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的诉讼等费用由蔡丽丽承担。
被上诉人蔡丽丽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口头答辩称：一、蔡丽丽坚持认为，冯泽良全权接受蔡丽丽买卖股票的行为，是利用职务的便利违反交易规则，华西证券民田路营业部、华西证券公司、冯泽良应对蔡丽丽的损失承担全部责任。二、综合双方签订的理财协议，中国证券会深圳监管局作出的处罚决定书，以及一审时冯泽良对法官的问题的答复和上诉状的表述，可以证明冯泽良在上诉状中的陈述，自己是在2010年8月1日至2011年5月17日期间没有为蔡丽丽买卖证券，认为都是由蔡丽丽自己操作是错误的。三、冯泽良与蔡丽丽签订的理财协议没有违反相关规定。协议的签订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为有效。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华西证券民田路营业部、华西证券公司称其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但认为其不存在过错，一审法院酌定其承担部分责任存在疏漏。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是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争议的焦点是合同的效力和损失的承担问题。虽然蔡丽丽与冯泽良之间《理财协议》显示签署时间为2011年6月22日，但内容显示冯泽良自2010年11月15日起就已经接受蔡丽丽委托为之操作账户买卖股票，且在《理财协议》中对合同期限明确确认为2010年11月15日—2012年1月底，也即冯泽良在华西证券民田路营业部任职从业期间，私下接受蔡丽丽的全权委托进行证券买卖，并对证券买卖的收益及损失赔偿作出承诺，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的禁止性规定，故其与蔡丽丽之间成立的委托理财合同无效。虽然证据显示《理财协议》期限内的2011年5月18日冯泽良从华西证券民田路营业部离职，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无效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并不因冯泽良的身份变化又对双方恢复了约束力。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冯泽良受托理财的行为涵盖其在证券公司任职及之后离职两个时间段，离职后其身份已不受证券法的上述规定所约束，故其与蔡丽丽之间的委托理财合同在冯泽良离职后应归于有效，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本案损失的承担问题。尽管蔡丽丽和冯泽良双方关于委托理财的终止日期即密码修改时间各执一词，但在双方均未提交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根据华西证券民田路营业部提供的经纪业务服务平台保留的客户操作记录，认定蔡丽丽账户密码修改时间，即2012年9月12日为双方委托理财的截止日期，本院予以认同。蔡丽丽账户中2010年11月15日转入股票资产1275983.73元，至2012年9月12日双方终止委托理财关系之时账户中尚有市值366194元的国金证券27700股以及剩余资金104.42元，再加上冯泽良2012年10月份转入的20万元，故损失数额应当为709684元（1275983.73－（366194元＋104.42元＋200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期间产生的损失，应由协议双方按照过错程度予以分担。因此，一审判决基于对合同效力认定分冯泽良在证券公司任职及之后离职两个时间段而不同，进而分段计算损失并采用不同处理方式决定损失的承担，实体处理方法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冯泽良作为证劵从业人员，在明知证券法和执业行为准则相关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仍接受他人委托签订无效的《理财协议》，直接操作蔡丽丽的股票账户，而且账户流水显示频繁买卖，在较短的时间内造成账户内资产大额亏损，从结果看并不能体现其作为专业人员所应有的职业素养或者履行了应尽的谨慎注意义务。不仅如此，冯泽良客观上从涉案账户的频繁交易中获取了佣金提成收益，因此，冯泽良应对涉案账户的资金损失承担主要责任，蔡丽丽作为具有从事股票买卖经验的股民，未尽审查注意义务，违法委托冯泽良全权操作其股票账户，且疏于管理，放任操作，故其对亏损应承担次要责任。综上，一审判决判令冯泽良承担赔偿数额607291.88元及利息，本院综合全案情况，对结果予以维持。证据显示，华西证券公司及其华西证券民田路营业部在管理及约束员工行为方面存在疏漏，甚至放任冯泽良在其任职期间私下接受客户委托理财，过错明显，但一审判令华西证券公司及其华西证券民田路营业部连带向蔡丽丽赔偿损失38563.88元及相应的利息，各方均未上诉，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虽然适用法律部分错误，但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结果适当，从维护判决效力的稳定性出发，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271元，由冯泽良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秦 拓
代理审判员 吴 静
代理审判员 谢 文 清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姚晓静（兼）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