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新民一终字第20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新疆天山天池富源文化旅游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阜康市。
法定代表人：朱俭勇，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赵爱成，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八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诸暨市。
法定代表人：周雪峰，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徐贤均，男，汉族，1967年2月28日出生，住浙江省诸暨市。
委托代理人：王静，新疆北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新疆天山天池富源文化旅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浙江八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八达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4）昌中民一初字第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富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赵爱成，被上诉人八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八达公司具备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富源公司在位于阜康市天池风景区门票处红星水库边开发建设王母悬圃商业街，与八达公司进行洽谈，由八达公司对上述工程中B7一B11五栋单体工程进行施工。2012年5月初，八达公司组织人员、设备进入本案施工现场，并于2012年8月14日开工建设；2012年10月底，B9、B10、B11三栋单体工程封顶，B7、B8两栋单体工程于2013年5月17日封顶，后因该项目设计变更、停工待料等多种原因影响，八达公司于2013年6月1日停工。2013年7月1日，八达公司与富源公司补签《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主要内容如下：1.工程内容：总建筑面积约2万平方米，含房建、安装等项目，即B7一B11五栋单体；2.资金来源：自筹；3.工期：开工日期：以监理工程师签发的开工报告日的次日计算，竣工日期：开工日期往后顺延具备施工条件320日历天数的次日，共计320天。4.合同价款：7000万元。2013年7月1日，富源公司代表谢浩军与八达公司代表郑建国、徐贤均签订备忘录，主要内容如下：3.2012年5月王母悬圃项目原计划开发一期约40000平方米商业街，因政府和原设计单位未能协调好，现场图纸只有一套蓝图且图纸问题较多。直接影响到项目的正常建设，在建设初期基础施工阶段，9月份考虑到若按40000平方米同时建设，会造成末班和钢支架的费用较高。富越集团经过多次协调，最终将约40000平方米的商业街项目按二期建设。2012年8月正式开工前乙方已按照40000平方米的建筑体量对项目现场进行的布置。搭建相应的施工项目部、民工宿舍和其他临时设施。配备相应的机械设备、项目管理班子、施工班组、甲方对上述情况表示确认。5.2013年因项目整体规划设计和施工图设计调整，商业街项目由原有约40000平方米调整为约20000平方米；为消化摊销掉乙方前期约40000平方米投入的周转材料、机械设备和管理成本，甲方承诺签订约20000平方米商业街合同后，在2013年8月底前续开工的项目工程量不少于20000平方米，若不能按约定如期开工，甲方则对乙方前期按约40000平方米投入如宿舍、周转材料、机械设备、管理成本等相关差额进行核对确认，并予补偿。2014年4月30日，八达公司（乙方）与富源公司（甲方）签订备忘录一份，主要内容如下：鉴于天山天池文化产业园商业街在2012年因为项目需要和阜康市政府的要求，在不具备开工建设的条件下于2012年5月初要求乙方人员、设备进场，并于2012年8月14日开工建设，其中B9、B10、B11单体于2012年10月底主体封顶，B7、B8单体于2014年5月17日主体封顶。考虑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根据甲乙双方于2013年7月1日事后补签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另予以充分考虑本项目自开工建设以来受到设计变更、停工待料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为了项目于2014年5月份全面复工建设创造条件和妥善解决前期遗留问题，根据甲乙双方之间的工作联系单、备忘录，参照有关规范定额及市场行情，经双方友好协商对前期工作量做认定，特议定本备忘录。1.经核定，乙方已完工程量合计3022l679.31元，详见附件。目前甲方已支付工程款累计21945462元，乙方开票金额为23000000元；2.甲方在2012年为在阜康塑造企业品牌形象，要求乙方对本工程项目现场加大投入，经甲方审定，现场费用合计3207231元，详细清单见附件；3.由于甲方原因导致自2013年6月1日开始，工程处于停工状态，给乙方造成损失，经甲方审定，甲方补偿乙方停工损失5377482元（停工损失计算至2014年4月30日），详细清单见附件。双方当事人签字确认的2012年6月14日一2014年4月30日期间商业街项目停工损失确认表上确认停工损失数额为5277482.1元。关于本案诉争工程的工程项目总造价，双方当事人形成《工程项目总造价确认表》，确认工程总造价为30221679.31元，并签字、盖章。关于现场设施费用，双方当事人形成《2012年6月14日至2014年4月30日期间商业街项目现场设施费确认表》，确认现场设施费为3207231元，并签字、盖章。关于停工损失费用，双方当事人形成《2012年6月14日至2014年4月30日期间商业街项目停工损失确认表》，确认停工损失为5277482.1元，并签字、盖章。2014年7月7日，八达公司向富源公司发出书面函，要求富源公司尽快支付各种款项共计16760930元；并告知富源公司，为了减轻双方不必要的损失，八达公司将在近日拆除工程外架。富源公司收到该书面函。2014年7月15日，八达公司做出《解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通知书》，要求解除与富源公司的合同关系；富源公司收到了上述通知书。富源公司已向八达公司支付工程款2l945462元。
原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虽系事后补签合同，但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且富源公司对八达公司实际施工的事实均无异议，故上述合同属合法、有效的合同。
关于八达公司主张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的问题。八达公司依据双方当事人于2014年4月30日签字、盖章确认的备忘录和三个附件即《工程项目总造价确认表》、《2012年6月14日至2014年4月30日期间商业街项目现场设施费确认表》、《2012年6月14日至2014年4月30日期间商业街项目停工损失确认表》，主张富源公司支付剩余工程款8276217元、八达公司代为垫付现场设施费3207231元及赔偿八达公司停工损失5277482元。首先，从上述备忘录和三个附件的形式上看，备忘录和三个附件均加盖富源公司的公章且有富源公司代表签字确认，富源公司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仅对关联性有异议，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其次，从上述备忘录和三个附件的内容上看，备忘录上载明的八达公司已完工程量造价为30221679.31元，与《工程项目总造价确认表》上载明的总造价数额一致；备忘录上载明的现场费用3207231元，与《2012年6月14日至2014年4月30日期间商业街项目现场设施费确认表》载明的数额一致；备忘录上载明的富源公司补偿八达公司停工损失5377482元，虽与“2012年6月14日至2014年4月30日期间商业街项目停工损失确认表》载明的5277482.1元存在差异，但八达公司是根据《2012年6月14日至2014年4月30日期间商业街项目停工损失确认表》载明的数额主张富源公司赔偿停工损失5277482元。综上，上述备忘录和三份附件实际上是双方当事人对八达公司已完工程量价款的结算、对八达公司在施工过程中产生的现场费用和因富源公司原因导致八达公司产生停工损失费用的确认，上述内容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对双方当事人产生法律效力。故八达公司主张富源公司支付剩余工程款8276217元（30221679元-21945462元）、现场设施费3207231元及主张富源公司赔偿停工损失5277482元的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遂判决：一、富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八达公司支付剩余工程款8276217元；二、富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八达公司支付代为垫付现场设施费320723l元；三、富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八达公司赔偿窝工损失5277482元。
富源公司不服上述判决上诉称，（一）原判决认定“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属合法、有效的合同”属认定事实错误，八达公司没有诉权。涉案工程系实际施工人徐贤均以有资质的八达公司名义所承揽施工。因为在签订合同之前，徐贤均就垫资近2000万元进行工程施工；招聘所有工程项目施工管理人员；要求富源公司将500万元工程款直接支付到自己的账户；八达公司也承认徐贤均是项目的实际承包人等等。由于徐贤均挂靠八达公司承包工程，违背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二）款之规定，双方之间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根据该司法解释第二条之规定，只有承包人才有权利向发包人请求支付工程价款。在本案中，八达公司是被挂靠单位，无权主张工程价款。工程项目的承包人是实际施工人徐贤均，只有徐贤均才享有请求支付工程价款的诉权。（二）原判决将双方在《各忘录》中对已完工程量的认定，确定为双方价款结算的确认，亦属认定事实错误。该备忘录中明确约定：“为了项目于2014年5月份全面复工建设创造条件和妥善解决前期遗留问题，根据甲乙双方之间的工作联系单、备忘录，参照有关规范定额及市场行情，经双方友好协商，对前期工程量做认定，特议定本备忘录．．．”由此可见双方签订本备忘录，仅是对前期工程量做出的认定，而非原判决认定的“是双方当事人对八达公司已完工程量价款的结算”。（三）原判决未查明工程质量是否合格，即判令富源公司支付工程价款，属认定事实不清。涉案工程目前处于主体封顶状态，八达公司未将工程交付富源公司接收使用，原判决也没有查明工程质量是否合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除后，已经完成的建设工程质量合格的，发包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相应的工程价款；已经完成的建设工程质量不合格的，参照本解释第三条规定处理。”由此可见，建设工程质量是否合格，是八达公司向富源公司索要工程款的重要前提条件，也是本案必须查清的基本事实。（四）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建设工程的计价标准或者计价方法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结算工程价款”。双方签订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第33条第5款：“工程竣工结算的审计单位由承发包双方共同委托”，显然是对工程计价方法的明确约定。双方在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后，并未就工程竣工决算的相关条款，签订过任何形式的变更或补充协议，因此原判决未同意富源公司提出的按照双方合同约定，委托工程造价司法鉴定的请求，显然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五）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原审案卷庭审笔录第五页中记载到：“法庭责令八达公司于庭后三日内（2014年12月19日下午6时前）提交你方的施工资质。”富源公司在庭后补交了至少16份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应当组织双方进行质证，并针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说明和辩论。但原审法院在2014年12月17日开庭当天，就作出了原判决，这种未审先定的做法，剥夺了富源公司针对补交证据进行质证和辩论的权利。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八达公司的起诉或发回重审。
八达公司答辩称，（一）本案双方签订的《建设施工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富源公司主张合同无效，没有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确认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均与本案不符。徐贤均系八达公司聘请的项目经理，也是八达公司任命的新疆管理公司副总经理，施工过程中徐贤均所有的行为都是八达公司认可的职务行为，不存在挂靠关系。（二）本案双方在2014年4月30日签订的《备忘录》及其三个附件是对已完工程价款的认定。《备忘录》载明经过核定后确认施工方已完工程量3022万元、垫付现场费用320万元、停工损失527万元。该《备忘录》及其三个附件均加盖有建设方即富源公司的公章并有富源公司代表签字，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如果像富源公司所说只是对工程量的认定，统计数字后面就以平方单位，但《备忘录》及附件都是以元为单位，附件一《工程项目总造价确认表》更是直接标明了如何将建筑面积换算成工程价款的公式。（三）关于工程竣工结算是否应交审计的问题。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合同》虽然约定了工程竣工决算的审计单位由承发包双方共同委托，但八达公司认为该条款在本案中不应被适用。合同约定的是审计单位应由双方共同委托，但没有约定工程造价必须经过审计。本案施工合同因为富源公司的原因被解除，工程现在主体封顶，离全面竣工还有一定差距，不符合工程竣工决算的客观条件。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签订的《备忘录》及其附件作为《建设工程合同》的一部分，是对原建设施工合同结算条件的重新约定或细化，按照后合同优于前合同的原则，应以最后形成的法律文件为准。（四）本案工程质量是否合格不能作为富源公司拖延付款的理由。富源公司如果以工程质量不合格作为抗辩理由，应在原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但富源公司在原审庭审中认可双方签订的合同效力，也未对工程质量是否合格提出异议，原判决没有义务替富源公司查明这一事实。富源公司可以就该问题另行起诉，但无权作为上诉理由要求二审法院审理。（五）关于八达公司庭后递交的其他证据，因为不是法院责令提交的内容，所以法院没有组织双方质证，事后原审法院没有采信，甚至在判决中没有任何表述，所以也不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富源公司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
1.（1）八达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欲证明：徐贤均既不是八达公司股东，也不是八达公司分支机构负责人。经质证，八达公司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即不能以徐贤均不是八达公司的股东或负责人就否定徐贤均的职务行为。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
（2）徐贤均与蔡小宝、朱祖国于2013年3月1日签订的《招聘合同》两份，欲证明：项目总负责人蔡小宝、项目经理朱祖国均是徐贤均个人招聘。经质证，八达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即招聘是徐贤均的职务行为。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
（3）浙江省诸暨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出具的徐贤均、蔡小宝、朱祖国的《社保档案查询记录》三份，欲证明：徐贤均系浙江暨东建设有限公司的在职员工，不是八达公司职工，蔡小宝、朱祖国亦非八达公司员工。经质证，八达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即徐贤均个人能力强，同时可以在其他公司任职。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
2.（1）徐贤均于2013年7月10日向富源公司出具的《借条》及富源公司《记账凭证》各一张和《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五张，欲证明：徐贤均承认自己是涉案工程的经济责任人，同时承认自己在涉案工程中已垫资2000余万元；徐贤均个人向富源公司借款100万元用于发放民工工资；富源公司向徐贤均个人支付了100万元。
（2）徐贤均于2013年7月16日向富源公司出具的《借条》及富源公司《记账凭证》和《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各一张，欲证明：徐贤均承认自己是涉案工程的经济责任人；徐贤均个人向富源公司借款200万元用于支付材料款；富源公司向徐贤均个人支付了200万元。
（3）徐贤均于2013年8月2日向富源公司出具的《借条》一张及富源公司《记账凭证》两张和《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十张，欲证明：徐贤均承认自己是涉案工程的经济责任人；徐贤均个人向富源公司借款200万元用于支付材料款；富源公司向徐贤均个人支付了200万元。
（4）2014年4月30日的《备忘录》一份，欲证明：八达公司承认徐贤均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承包人，徐贤均有权要求富源公司将8484713元支付到徐贤均指定的账户。
经质证，八达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
3.（1）蔡小宝与吴新元于2012年8月15日签订的《起重机械租赁、使用合同书》一份，欲证明：塔式起重机是蔡小宝代表徐贤均租赁。
（2）朱祖国与雷仁波于2012年8月15日签订的《塔吊劳务承包合同》一份，欲证明：塔吊劳务是朱祖国代表徐贤均发包。
经质证，八达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即蔡小宝是八达公司聘请的管理人员，蔡小宝的行为属于八达公司。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
4.（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一份，欲证明：涉案工程的总建筑面积为：19669.54平方米，《工程项目总造价确认表》中多计算了建筑面积为255.92平方米。经质证，八达公司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即该证据是对图纸拟建设规模的认定。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
（2）《王母悬圃商业街结算编制报告》一份，欲证明：经审核工程价款为23494370.42元，说明2014年4月30日《备忘录》中的已完工程量数额明显偏高。经质证，八达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即该证据是富源公司单方委托形成，涉案工程没有竣工，所以不存在结算。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5.原审庭审笔录和八达公司的建筑企业资质证书及八达公司补交的其他证据。欲证明：八达公司在原审庭审后，补交了大量证据，原审未组织双方进行质证和辩论。经质证，八达公司认可原审庭审后补交了证据，但认为富源公司原审庭审中要求法庭认定证据。
6.照片六张。欲证明：涉案工程仍由八达公司看护，未移交给富源公司及涉案工程质量状况不明。经质证，八达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
二审期间，八达公司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
1.八达公司2012年1月1日的《聘书》一份。欲证明：徐贤均在本案中的行为均是代表八达公司的职务行为。经质证，富源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即《聘书》的落款日期是2012年1月1日，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2013年7月1日签订的。在该合同第三部分专用条款里注明项目经理为宣践，如果徐贤均是项目经理，合同里应当注明徐贤均的名字。
2.八达公司浙八达（2011）28号《关于设立新疆管理公司和郑建国同志任职的通知》一份。欲证明：徐贤均非但是公司的项目经理，还是新疆管理公司的副经理。经质证，富源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即我方提供的八达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中没有这个分支机构。
3.《钢管、扣件租赁合同》一份。欲证明：宋小宝的行为是职务行为。经质证，富源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即徐贤均提供的产生相关费用附件里没有八达公司提供的该份租赁合同。
经审理查明，2013年7月1日，富源公司为发包人，与八达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八达公司承建富源公司的王母悬圃商业街，工程承包范围为施工总承包，建筑面积约2万平方米，含房建、安装等项目，即B7-B11五栋单体。资金来源为自筹。开工日期为以监理工程师签发的开工报告日的次日计算，竣工日期为开工日期往后顺延具备施工条件320日历天数的次日，合同价款为7000万元。合同专用条款第7条约定：项目经理为宣践。同日，富源公司与郑建国、徐贤均签订备忘录，主要内容为：2012年5月王母悬圃项目原计划开发一期约40000平方米商业街，因政府和原设计单位未能协调好，现场图纸只有一套蓝图且图纸问题较多。直接影响到项目的正常建设，在建设初期基础施工阶段，9月份考虑到若按40000平方米同时建设，会造成末班和钢支架的费用较高。富越集团经过多次协调，最终将约40000平方米的商业街项目按二期建设。2012年8月正式开工前乙方已按照40000平方米的建筑体量对项目现场进行布置。搭建相应的施工项目部、民工宿舍和其他临时设施。配备相应的机械设备、项目管理班子、施工班组、甲方对上述情况表示确认。2013年因项目整体规划设计和施工图设计调整，商业街项目由原有约40000平方米调整为约20000平方米；为消化摊销掉乙方前期约40000平方米投入的周转材料、机械设备和管理成本，甲方承诺签订约20000平方米商业街合同后，在2013年8月底前续开工的项目工程量不少于20000平方米，若不能按约定如期开工，甲方则对乙方前期按约40000平方米投入如宿舍、周转材料、机械设备、管理成本等相关差额进行核对确认，并与补偿。
2014年4月30日，富源公司与徐贤均签订备忘录一份，主要内容如下：鉴于天山天池文化产业园商业街在2012年因为项目需要和阜康市政府的要求，在不具备开工建设的条件下于2012年5月初要求乙方人员、设备进场，并于2012年8月14日开工建设，其中B9、B10、B11单体于2012年10月底主体封顶，B7、B8单体于2014年5月17日主体封顶。考虑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根据甲乙双方于2013年7月1日事后补签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另予以充分考虑本项目自开工建设以来受到设计变更、停工待料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为了项目于2014年5月份全面复工建设创造条件和妥善解决前期遗留问题，根据甲乙双方之间的工作联系单、备忘录，参照有关规范定额及市场行情，经双方友好协商对前期工作量做认定，特议定本备忘录。1.经核定，乙方已完工程量合计3022l679.31元，详见附件。目前甲方已支付工程款累计21945462元，乙方开票金额为23000000元；2.甲方在2012年为在阜康塑造企业品牌形象，要求乙方对本工程项目现场加大投入，经甲方审定，现场费用合计3207231元，详细清单见附件；3.由于甲方原因导致自2013年6月1日开始，工程处于停工状态，给乙方造成损失，经甲方审定，甲方补偿乙方停工损失5377482元（停工损失计算至2014年4月30日），详细清单见附件。双方当事人签字确认的2012年6月14日一2014年4月30日期间商业街项目停工损失确认表上确认停工损失数额为5277482.1元。4.因富源公司原因导致项目停工给八达公司造成较大损失，经双方协商，同意现场费用和停工损失合计8484713元支付到由项目实际承包人徐贤均指定的账户；5.如2014年商业街二期工程未开工建设，本年度施工季结束前全额支付现场费用和停工损失合计8484713元，同时累计支付商业街一期工程已完工程量工程款90%计27199511.38元，其中在商业街一期工程复工前支付500万元；6.本项目现场由八达公司搭建的临时设施，八达公司享有处置权。
另查明，徐贤均于2013年7月10日向富源公司出具《借条》载明：“徐贤均是八达公司承建的富源公司开发的王母悬圃项目工程的经济责任人，本人已垫资约2000万元，工地民工急需发放生活费，现特向贵公司借款100万元，中国工商银行绍兴诸暨城东支行，徐贤均6222081211001018224”2013年7月16日，徐贤均又向富源公司出具的《借条》载明：“徐贤均是八达公司承建的富源公司开发的王母悬圃项目工程的经济责任人，现项目上有部分材料款急需支付，特向贵公司要求借款200万元，中国工商银行绍兴诸暨城东支行，徐贤均6222081211001018224”2013年8月2日，徐贤均再向富源公司出具《借条》载明：“徐贤均是八达公司承建的富源公司开发的王母悬圃项目工程的经济责任人，因部分材料款急需支付，特向贵公司借200万元，中国工商银行绍兴诸暨城东支行，徐贤均6222081211001018224”。
还查明，2013年3月1日，徐贤均与蔡小宝签订《招聘合同》，聘请蔡小宝为项目总负责人，期限为2013年3月1日至2014年3月1日止，年薪为30万元。同日，徐贤均与朱祖国签订《招聘合同》，聘请朱祖国为项目经理，期限为2013年3月1日至2014年3月1日止，年薪为25万元。
再查明，2012年8月15日，蔡小宝代表徐贤均与吴新元签订《起重机械租赁、适用合同书》，约定租赁塔式起重机4台，月租赁费650元／台，每台塔机每次进退场费用为28000元／台。2012年8月15日，朱祖国代表徐贤均与雷仁波签订《塔吊劳务承包合同》，约定将塔吊劳务承包给雷仁波，承包期内雷仁波每台工资为8000元。
本院认为，（一）关于徐贤均是否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的问题。首先，虽然从本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形式看，承包人为八达公司，与徐贤均并无直接的法律关系。从本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内容看，也没有约定与徐贤均有关的权利义务内容，但是，富源公司提供了工商登记档案，证明徐贤均既不是八达公司股东，也不是分支机构负责人。其次，富源公司提供的三张借条、备忘录中徐贤均自认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承包人，为涉案工程垫资2000余万元，富源公司已支付工程款1900余万元。该备忘录还载明已完工程经核算达3000万以上，因有部分材料款和农民工工资急需支付，特向富源公司借款，借款打到开户行为工商银行浙江省诸暨城东支行账号为6222081211001018224的徐贤均个人账户上。再次，徐贤均与蔡小宝、朱祖国签订的招聘合同证明，项目经理蔡小宝、朱祖国均为徐贤均个人招聘。蔡小宝、朱祖国与吴新元、雷仁波签订的起重机械租赁、使用合同、塔吊劳务承包合同亦证明起重机机械及塔吊劳务系由蔡小宝、朱祖国代表徐贤均租赁发包。最后，徐贤均收取了富源公司借款及工程价款。因此，可以认定徐贤均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徐贤均作为该工程实际施工人，并不具备建筑施工资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规定：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认定无效。因此，徐贤均挂靠八达公司，借用八达公司的名义与富源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属于无效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特殊性，合同履行的过程，就是将劳动和建筑材料等物化在建筑产品的过程。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已经履行的内容不能适用返还的方式使合同恢复到签约前的状态，而只能按照折价补偿的方式处理。综合以上分析，可以认定徐贤均才具备向富源公司主张工程款的主体资格，可以向富源公司主张工程款的给付。八达公司称徐贤均系其工作人员，但并没有提供相应劳动合同或者雇佣合同，本院难以采信。因此，富源公司关于涉案合同系无效合同，八达公司无权主张工程款，只有本案实际承包人徐贤均才享有向富源公司主张工程款的权利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二）关于涉案工程是否具备结算条件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建筑施工企业对工程的施工质量负责。建筑施工企业必须按照工程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标准施工，不得偷工减料。”的规定，建筑施工方对工程质量负责。故涉案工程尚未进行验收合格并交付的情况下，要求富源公司支付工程款的条件尚未成就。因此富源公司关于原判决在涉案工程不否具备结算条件的情况下，判令富源公司支付工程款不当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综上，原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4）昌中民一初字第94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浙江八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22366元，申请费5000元，合计127366元，由浙江八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22365.58元，亦由浙江八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吐尔逊江
代理审判员 古丽菲亚
代理审判员 李 李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日
书 记 员 夏 迪 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