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634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于亚萍，女，1980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沛清，广东沛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叶俊香，女，1975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荣高，广东建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于亚萍因与被上诉人叶俊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3民初5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于亚萍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叶俊香全部诉讼请求；2.向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提出司法建议，敦促广州市天河区公安分局对本案涉嫌的合同诈骗犯罪行为继续侦查，追究相关人员滥用职权的法律责任。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时，无视我方书面提出的请求调查相关交易账户的银行明细清单记录，孤立、片面、肤浅地割断了事实之间的联系，忽视了间接证据存在的合理性，一味追求直接证据而想当然地认定了于亚萍为货物的买受人。这是对于亚萍诉讼权利的漠视，也是对客观事实的抹杀。众所周知，买卖是指一方将其合法拥有的货物，转移货物的所有权给另一方，而另一方接受货物并取得货物的所有权，支付对价给对方的法律关系。本案中，叶俊香在诉状中明确，多次向于亚萍交付货物。需要注意的是，支付货款的人并非于亚萍指定的，而是叶俊香明知的，于亚萍的老板郑新祥和淡惠敏。货物也不是于亚萍取得最终的支配权和收益。收货、发货都是按照于亚萍的雇佣方的意思完成。双方都明知买卖双方和交易流程。遗憾的是，这样的事实，这样的交易模式，在广州的一些服装批发市场司空见惯，但一审对此置若罔闻。对于本案来讲，因时间过得太久，于亚萍也不清楚是否真的收取了叶俊香的货物。二、原审法院立案庭错误地将广州市天河区公安分局的撤销案件决定书视为新的事实，导致相同的案件重复立案；而原审法院无视客观事实以本案纠纷未经处理为由认为不属于重复诉讼。广州市天河区公安分局的撤销案件决定书是否属于新的事实呢？当然不是，新的事实是指与本案有关的，在于亚萍与叶俊香之间发生的事实。撤销案件决定书，只是第三方对案件事实的评价而己，不是新的事实。换句话说，这份撤销案件决定书也有可能又被撤销，因为它不符合《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八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于亚萍与叶俊香之间的纠纷，2015年，在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先后经过两次开庭审理，于亚萍不知道本案原审法院不愿意承认本案已经由当时经办法官审理的事实呢？对于什么是重复诉讼，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三、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对此于亚萍的律师曾提出过管辖异议，但都被非法驳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明确规定了如何根据履行地来确定管辖。四、原审法院曲解于亚萍律师的代理意见，适用双重标准审核证据，搜寻支持叶俊香的依据。一审判决大幅引述“讯问笔录”中能够支持叶俊香的内容，但却对有利于于亚萍以及于亚萍的律师主张的内容却不予采信。叶俊香及其代理人在几次庭审过程中，都明确当时去沙河派出所报案是因为找不到“阿萍”的身份信息，而后又向沙河派出所申请撤销案件。由此可见，叶俊香原本也不认为于亚萍是诈骗犯，而只是想通过不正当的方式取得于亚萍的身份信息，以便把于亚萍当成替罪羊推上法庭。通过叶俊香的运作，沙河派出所涉案工作人员通过刑事讯问的威胁手段，形成了“讯问笔录”，叶俊香以“讯问笔录”为据向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主张权利。如果是依法办事的公安部门，应当对本案进行必要的调查后才可以确定是否进行“刑事立案”。沙河派出所涉案民警通过滥用职权先违法立案而后从有利于叶俊香诉讼的角度去制作“讯问笔录”。需要肯定的是，沙河派出所涉案民警还是有人对当事人负责，依法对涉案事实进行了必要的调查，查清了本案的基本事实。依据沙河派出所查清的案件事实是，于亚萍没有对叶俊香进行诈骗，因为货物的支配权和所有权都与于亚萍无关，货物的最终去向不是由于亚萍决定的，于亚萍也没有取得任何收益。在庭审过程中，于亚萍的律师表达了于亚萍本人对涉案货物己按雇主要求交付物流公司的证据（电子邮件及物流送货信息）并且当庭经过质证，但一审判决却认定“于亚萍没有提交证据”。事实上，叶俊香与于亚萍的雇主之间发生过多次买卖，于亚萍不清楚交付的货物是否包含涉案货物，因为于亚萍只是负责按照雇主要求完成工作。五、原审法院的判决否定了广州市天河区公安局作出的撤销案件决定书的合法性。按照原审法院的判决，涉案货物属于于亚萍所有，而于亚萍应当依法支付货款。而广州市天河区公安局之所以作出撤销案件的决定，是建立在涉案货物并非于亚萍占有，买受人不是于亚萍，而是于亚萍的老板郑新祥和淡惠敏。依据刑事诉讼法律相关规定，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对于本案不应当撤销案件，而应当中止对于亚萍的侦查，对郑新祥和淡惠敏继续侦查。
叶俊香辩称，不同意于亚萍的上诉请求，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叶俊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于亚萍返还欠款108702元；2.判令于亚萍支付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9月17日，叶俊香出具了一份№0001795“交货单”，载有：“户名叶俊香，客户阿平188××××6558；站前63号104档，A104档流花路小学对面；未付款；2500件×32元=80000元；收货，8个4合一袋，阿萍；订金10000元，18/9汇30000元；2/10，32500元。本单于2013年9.17送货，收货地址站前路63号104档A104档打包站。货款总计捌万元（￥80000元）。付定金10000元；18/9付30000元；2/10付32500元；尚欠货款7500元。”
2013年10月19日，叶俊香另出具一份№0000536“交货单”，载有：“户名叶俊香。玟瑰花90件×68；桃心90件×69；69193＃270件×38；69187＃480件×38；69152＃516件×35；324＃498件×36；039＃456件×39；外套120件×55。未付，阿萍，以收货。”
2013年12月15日，叶俊香及宋旭芳、刘唐华、陆文环、潘智钊等人以于亚萍涉嫌诈骗为由，向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沙河派出所报案。该所于2014年4月11日、5月21日、6月30日传讯于亚萍，于亚萍在讯问期间向该所表示，其受郑新祥和淡惠敏雇佣负责接收及发运服装的工作，曾四次在叶俊香档口处提货，最后一次为2013年10月19日，是由叶俊香送货上门，本人在货单上签了收货、未付、阿萍等字样，次日将该批货物发给雇主，等等。另称于亚萍与雇主于2013年6月期间签订了聘用合同。
2015年期间叶俊香曾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于亚萍返还本案涉案欠款，因叶俊香与于亚萍的纠纷有经济犯罪嫌疑，一审法院于2015年12月28日作出（2015）穗荔法民二初字第658-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叶俊香的起诉，并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4日作出（2016）粤01民终515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另查，2016年11月30日，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以发现不应对于亚萍追究刑事责任为由撤销上述刑事案件的侦查。
庭审期间，叶俊香确认欠款的构成是：9月17日交易总额为8万元，已付部分72500元，于亚萍尚欠了7500元；10月19日交易总额是101202元，故两张单合计于亚萍尚欠108702元。
于亚萍主张上述货物收到后已向雇主发货，但没有提交证明该批货物的发货记录。另主张涉案的交货单上的签名并非本人所签，订单的金额也是后补的，于亚萍仅负责接收货物，但没有证据证明并也表示因经济能力不交纳鉴定费用。
庭审结束后，于亚萍书面主张本案属于一案二理。
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双方在业务往来过程中没有订立书面合同，但叶俊香向一审法院提供的“交货单”上已载明交付货物的单价、数量、种类等商业交易所需的要素，足以证明货物交易金额。另外，该“交货单”也有“未付款”“收货”的文字及阿萍的签名。于亚萍虽然否认“交货单”的签名以及所记载的单价、数量、种类等内容，但其提交证据不足以否定上述内容。而且，于亚萍在庭审期间及在沙河派出所的讯问笔录中均确认其接收叶俊香的货物，故叶俊香主张于亚萍接收其交付的价值为181202元服装及未付货款108702元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于亚萍主张其受聘接收叶俊香的货物，但没有提交劳动合同等证据足以证明其与聘主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也没有证据证明其代为接收叶俊香的货物，而叶俊香亦坚持其与于亚萍之间存在货物买卖的事实，故叶俊香主张双方之间是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现叶俊香主张要求于亚萍支付尚欠的货款108702元的诉讼请求，有事实依据和法律根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于亚萍主张本案属于一事二理问题，由于前案未对叶俊香主张的诉求进行实体处理，于亚萍上述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于亚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叶俊香给付货款人民币108702元。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474元，由于亚萍负担。
二审中，于亚萍补充提交如下证据：1.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14日向于亚萍出具的《答复函》【穗天检控申控复字（2018）11号】，内容为：你以中国邮政寄来反映郑新祥、淡惠敏涉嫌骗取财物的材料收悉。经审查，材料已转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拟证实于亚萍已就本案向人民检察院提出控告并已函告天河区公安局。2.于亚萍与案外人张秋园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张秋园的证人证言，拟证实于亚萍受雇于郑新祥和淡惠敏的事实。于亚萍涉案行为系职务行为，其民事责任应由雇主承担。3.聘用合同、公司税单、货运提单、货运发票、打包费收款收据及司机收货收据等（于亚萍自述上述聘用合同、公司税单、货运提单、货运发票均为电子邮件，打包费收款收据及司机收货收据为原件）拟证实于亚萍受雇于PinkStageFashionInc事实。4.银行转账凭证，拟证实于亚萍受雇于郑新祥、淡惠敏代其交付租金、叶俊香等人明知于亚萍是打工的（向其支付回扣）的事实。叶俊香对此质证认为：1.对证据一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2.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首先电子证据须经过公证才能作为证据使用，且聊天内容也无法证明于亚萍聊天的对象是谁，无法证明其受雇身份。从聊天记录的时间来看，是在2017年10月21日，距一审第一次开庭，经过了很长时间。我方在此之前多次向于亚萍追讨欠款，但其未说过或有证据证明其受雇于他人，有关微信记录是事后伪造的。证人证言也是自相矛盾的，证词中先陈述“所以本人对账户款项的用途及去向毫不知情”，后又表示说认可于亚萍的雇员身份。而且，该证言无法证明张秋园与郑新祥、淡惠敏的关系。3.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首先，相关证据都是打印件，没有原件，且其中的英文件若作为证据使用，应由正规的翻译公司进行翻译，并且有中英文对照本及加盖翻译公司的公章予以确认，涉外的英文件还需由大使馆的确认，因此，此证据是伪造的。其中，货运司机的打包费收据及收货收据与本案无关。4.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该证据无法证明转账人是何人，与于亚萍之间的关系。且相关银行转账凭证显示转账日期从2012年6月1日开始，这与于亚萍提交的聘书相互矛盾，聘书中显示聘用时间为2013年8月1日至2014年7月3日。关于2012年12月5日叶俊香转给于亚萍的1200元，是基于于亚萍认为我方货物的商标没有车好，每件压价1元，作为其重车的费用，共1200元。
二审中，叶俊香补充提交了三份银行转账单，拟证实于亚萍转账给叶俊香的事实，说明实际交易人、拿货人是于亚萍。于亚萍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但认为相关货款系受郑新祥指示先行垫付的。
经审查，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二审中，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叶俊香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属于重复起诉？2.叶俊香主张与之确立涉案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为于亚萍，并据此要求于亚萍对涉案货款承担付款责任是否成立？
关于上述第一点争议，本院认为，叶俊香虽于2015年间曾就本案纠纷提起过诉讼，但之前其已于2013年12月15日以其被于亚萍诈骗为由，向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沙河派出所报案，且该分局于2014年4月15日予以立案侦查。因此，一审法院以相关案件涉嫌经济犯罪、属于刑事案件的管辖范围为由，依法裁定驳回了叶俊香的起诉。至2016年11月30日，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出具撤销案件决定书，以发现不应对于亚萍追究刑事责任为由，撤销了上述刑事案件的侦查。即，本案纠纷已具备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进行处理的条件。叶俊香再次于2017年1月5日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法定的起诉要件，依法不属于重复诉讼。
关于上述第二点争议，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叶俊香提交的送货单及双方当事人庭审中的陈述可知，叶俊香按照于亚萍订购的服装式样、数量，送货至于亚萍指定的地点，送货单上备注有“收货、未付、阿萍”等字样，于亚萍在公安机关亦对其收取涉案货物事实予以认可，据此足以证实涉案货物的交收发生在叶俊香与于亚萍之间。第二，于亚萍主张其受雇于案外人郑新祥、淡惠敏，其订货、收货、付款等行为均系职务行为，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经审查，本案中，于亚萍提交的聘用合同、公司税单、货运提单、货运发票均显示为复印件，形式上并不具备电子数据的特征，且其中多为英文件。于亚萍主张上述证据均为邮件，但未能举证证实其从相应的电子介质中打印、或输出的过程；于亚萍提交的微信记录、证人证言、银行转账凭证，显示了其与案外人张秋园之间的交往情况，但尚不足以据此认定张秋园名下的银行账户由郑新祥、淡惠敏掌握，于亚萍对外付款的资金来源于郑新祥、淡惠敏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对于于亚萍上述相关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第三，本案中，于亚萍认为其在进行涉案交易时已将受雇于郑新祥、淡惠敏的情况告知了叶俊香，未能就此举证，叶俊香亦予否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权利，……。”等规定，即便存在于亚萍所述之情形，叶俊香选择向其主张权利，亦于法有据。叶俊香要求于亚萍支付涉案尚欠货款108702元，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于亚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47元，由上诉人于亚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国平平
审判员 陈珊彬
审判员 张纯金
二〇一八年七月九日
书记员 任永乐
张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