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1167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韦世兰，住广州市天河区。
委托代理人：姚春鸿、刘艳华，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广州市祈安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618511291X。
法定代表人：谢颖仪，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廖海燕、卢玉婷，广东广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韦世兰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祈安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祈安公司”）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5）穗天法民四初字第13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韦世兰上诉请求：1、判令祈安公司履行涉案房屋交易的撤案手续，退还韦世兰的房屋产权证原件及个人资料；2、判令祈安公司承担因拒不归还涉案房屋产权证原件给韦世兰造成的经济损失，损失计至2016年5月止为68600元，每延长一个月损失数额增加3500元，计至涉案房产证归还给韦世兰之日止；3判令祈安公司以应付总额计算，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自2013年9月始计息至付清全部赔偿数额之日止；4判令驳回祈安公司的诉讼请求；5、判令祈安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二审庭询中，韦世兰当庭表示撤销其于2016年5月17日提交的上诉状中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明确其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以其当庭提交的《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为准。根据该《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韦世兰上诉请求为：1、判令祈安公司向韦世兰赔偿如下费用即用于韦世兰支付买方翁某、张某甲诉讼案中韦世兰应当支付的各项费用：（1）违约金156500元，（2）中介费5000元，（3）按揭房贷中介费8200元，前3项合计169700元，（4）受理费20680元，（5）应支付的利息；2、判令祈安公司赔偿韦世兰的经济损失，计至2016年8月31日止为78160元；自2016年9月1日起，每延长一个月，损失数额增加3960元，计至涉案房屋的产权证原件及递件资料归还给韦世兰之日止，并自2013年9月1日开始按月计息给韦世兰，以应赔偿数额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计至付清全部赔偿数额之日止；3、判令祈安公司支付违约金给韦世兰，违约金按成交价格3%计算，即46950元，并自2013年8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计至全部付清之日止；4、撤销一审判决；5、判令祈安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用。韦世兰表示：上述《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中第1项及第3项请求是其新增加的请求，该两项新增加的请求一审法院没有进行过审理。事实和理由：（一）一审遗漏了重要事实，即韦世兰与祈安公司双方在签订《支付中介服务费承诺书》时，约定将第2条即“2、若因买方或卖方违约导致《房屋买卖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本人同意视为经纪方居间服务己完成”给予删除的客观事实。删除的行为表明：无论买方还是卖方违约，造成买卖合同不能履行，韦世兰都不承认、不认可、不同意视为祈安公司完成居间服务。由于在《支付中介服务费承诺书》格式文件中进行删改，双方己达成新的约定，双方的此特别约定优于《房屋买卖合同》格式合同的效力，故此“因违约方原因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则视为经纪方已完成居间服务”的内容不再适用。（二）《支付中介服务费承诺书》虽约定“本人同意支付给经纪方中介服务费15000元”，但该承诺书第1条、第2条及备注条款同时约定了支付中介费的时间和条件以及免除支付中介费的情形。根据约定，第一，支付中介费的条件是“交易递件成功受理后”，而本案是处在递件中，按照《收件收据》显示祈安公司并没有持有“正式受理回执”，证明没有成功受理。第二，支付时间是韦世兰收到首期房款的同时，而韦世兰至今没有收到房款。第三，免除支付中介费的情形是只要交易不成，韦世兰就不用支付中介费。（三）由于祈安公司没有尽到审查义务，导致在交易递件时，被告知“请于办清房改房重购问题后，到50号窗口领取缴费单据”的非正常交易情况；一审判决将“己于2013年7月31日办理交易递件”，与《支付中介服务费承诺书》中“交易递件成功受理后”错误地等同替换，混淆了概念。故祈安公司无权要求韦世兰支付中介费和违约金。（四）祈安公司因未尽审查义务，给韦世兰造成经济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祈安公司作为居间服务提供方有义务和责任到房产交易中心对涉案房屋进行权籍调查，即向房屋交易中心调查，征询所交易房屋权利的来源、现状、有无抵押、有无权利限制等。买卖双方及祈安公司于2013年7月31日一同到天河区房地产交易登记中心，申请办理涉案房屋的产权转移登记，因祈安公司未能进行涉案房屋的权籍调查等相关工作，导致产权转移登记受阻。由于交易受阻，买方翁某、张某甲诉至法院，法院作出(2014)穗天法民四初字第2665号民事判决书，判令韦世兰向买方作出赔偿，韦世兰此项损失是因祈安公司未尽调查义务造成，应由祈安公司赔偿。祈安公司于2013年7月31同因交易递件取走韦世兰的涉案房屋产权证原件至今未还给韦世兰，因无产权证原件，造成韦世兰对涉案房屋不能出租获取收益的经济损失。2014年10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同楼邻居张医生借用给其母亲居住，每月给韦世兰2800元，到2016年9月1日开始又空置。按市场价格，同等地段同等类型房屋的出租价格在每月3600元至4600元，按均价每月应当收益3960元计算，祈安公司应当赔偿韦世兰经济损失。祈安公司在中介服务中未尽审查义务，是交易失败的根本原因。根据《房屋买卖合同》第十二条第3款的约定及对等原则，祈安公司应当支付违约金46950元(1565000×3％)给韦世兰。
祈安公司二审辩称：同意原审判决，不同意韦世兰的上诉请求。理由如下：1、韦世兰增加的上诉请求没有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不应当受理。2、韦世兰在一审中并未向一审法院提及过第2项上诉请求，无权直接向二审法院提出，故韦世兰的第2项上诉请求也不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3、韦世兰的第1、3项上诉请求是韦世兰与涉案房屋买方之间的权利义务，与祈安公司无关。韦世兰第2项上诉请求提及的是递件后撤案的问题，据祈安公司了解，在双方买卖交易的过程中直到三方到房管局办理递件之前，涉案房屋的房产证原件都是由韦世兰保管的，直到办理递件韦世兰才将房产证交给房管局。现涉案房屋的房产证还在房管局，如果要撤案取回房产证，是需要买卖双方亲自到房管局办理，祈安公司作为中介方是没有权力直接去办理撤案手续的。且在三方去房管局递件之后，中介方也一直没有收到买方或者卖方要办理撤案手续的通知，所以不存在韦世兰所称的祈安公司不办理撤案手续的事实。韦世兰提交的（2014）穗天法民四初字第2665号的民事判决书第10页第一自然段倒数第1至3行载明“本案中，韦世兰未举证证明其曾向广州市天河区房地产登记交易中心申请撤回涉案房屋的交易递件并被该登记中心拒绝的事实”，说明韦世兰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曾经申请撤案，且韦世兰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其曾经通知过祈安公司，要求祈安公司配合办理撤回涉案房屋的交易递件手续。该2665号民事判决书第8页第二自然段倒数第5行“但张某甲、翁某一直不配合撤回递件的手续导致交易至今未能完成”，证明韦世兰自认涉案房屋的递件未能撤回的原因在于买方张某甲、翁某，与祈安公司无关。故韦世兰第2项上诉请求与其在（2014）穗天法民四初字第2665号案中的自认是自相矛盾的，因此在本案中不应当作为增加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撤案是买卖双方应该亲自办理的事项，中介方就算有义务也仅是到场协助双方办理，并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无需就未撤回递件的事实承担任何的法律责任。
2015年7月29日，祈安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1、韦世兰向祈安公司支付中介服务费15000元；2、韦世兰向祈安公司支付违约金（自2013年8月1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每日按金额的3%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韦世兰承担。
韦世兰一审反诉请求：1、祈安公司向韦世兰支付租金损失，从2013年8月起计房产证实际返还之日止（租金为3500元/月，其中2013年8月到2014年9月房屋空置，该段期间的租金损失为49000元；从2014年10月起至2015年9月，上述房屋由韦世兰的朋友借住，借住使用费为每月2800元，故韦世兰主张该段期间的租金损失为8400元（700元×12个月）；2015年10月之后的租金为700元/月）；2、祈安公司向韦世兰支付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以应付金额为本金，从2013年9月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祈安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据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于2015年8月3日出具的《房地产登记簿查册表》显示：广州市天河区红英岗路燕塘大院X号楼X房的权属人为韦世兰，建筑面积77.8465平方米，占有部分为全部，登记附注栏显示：房改售房，房款付清；2013年7月31日案外人翁晶、张继涛、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庙前直街支行申请持房产证抵押（含涂销再抵押）、转移或交换（二手房免勘），2013登记字9027327号存案（已正式收件）。
2013年5月18日，韦世兰（卖方）与案外人翁某、张某甲（买方）在祈安公司（经纪方）的促成下就涉案房屋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成交价为1565000元；基于经纪方已促成买卖双方签订本合同，提供了居间服务，经纪方某在签订本合同当天向买卖双方收取中介服务费，详见《支付中介服务费承诺书》；基于经纪方已提供居间服务，因违约方原因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则视为经纪方已完成居间服务，违约方须向经纪方支付该房地产成交价的3%作为违约金，买卖双方未付之佣金仍应按照《支付中介服务费承诺书》约定支付，守约方某向违约方追讨已向经纪方支付的佣金等条款。
同日，韦世兰签署《支付中介服务费承诺书》，承诺：本人同意支付给经纪方中介服务费15000元，交易递件成功受理后收到/支付首期房款之同时付清中介服务费余款15000元；本人若逾期支付上述中介服务费，则每逾期1日，按逾付金额的3%计算违约金予经纪方；如因税费解除合同，则不需支付此中介费等条款。
一审庭审中，韦世兰表示涉案房屋为房改房，韦世兰的配偶名下亦有一套房改房，按照广州市房屋保障办公室的相关文件规定，涉案房屋属于政策性规定的不能过户及不能买卖的房屋，祈安公司在促成买卖合同签订之前并未尽审查义务，导致《房屋买卖合同》无法履行，并辩称《支付中介服务费承诺书》约定“交易递件成功受理后收到/支付首期房款之同时付清中介服务费余款15000元”应为两个条件同时成就才能支付中介服务费，祈安公司则认为其在促成买卖合同成立时已尽审查义务，祈安公司表示在促成签订买卖合同前已审查了涉案房屋的房产证及房屋产权情况，在递件后才知道涉案房屋不能上市交易，并提交《房地产登记簿查册表》、《公证书》予以证明，韦世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一审庭审中，祈安公司、韦世兰双方均确认涉案房屋办理交易递件的时间为2013年7月31日，祈安公司出示《天河区房地产登记交易中心收件收据》，其上显示买卖双方登记种类为持房产证抵押（含涂销再抵押）、转移或交换（二手房免勘），广州市天河区房地产登记交易中心在其上盖有受理专用章，并盖章提示“请于办清房改房重购问题后到50号窗口领取缴费单据”，收据下方注明“上述事项完成后，请按以下顺序办理缴费：1、申请人持《收件收据》及计税资料到二楼北区取号，凭号在30-32号窗口审验计税价格；2、到三楼中区取号，凭号在49-51号窗口计征税费、55号窗口开具票据；3、到二楼北区取号，凭销售不动产发票在30-32号窗口办理计征契税并领取完税证；4、凭相关票证到二楼25号窗口换取正式受理回执”，韦世兰对《天河区房地产登记交易中心收件收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辩称该收据只能说明正式收件，不代表递件成功，涉案房屋的交易并未得到正式的受理回执，祈安公司则认为收据上已盖有房管部门受理专用章，涉案房屋的交易递件已成功受理。因双方在2013年7月31日办理交易递件，祈安公司诉请要求违约金从2013年8月1日起计。
一审庭审中，韦世兰辩称本案所涉的15000元中介服务费实际上是祈安公司的工作人员将涉案房屋的成交价格提高了15000元，并要求韦世兰签署《支付中介服务费承诺书》以中介服务费的形式由祈安公司收取，祈安公司对此不予确认。韦世兰申请证人李某乙出庭作证，但在一审法院限定的期限内并未通知证人到庭。
一审另查明，案外人翁晶、张继涛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于2014年11月2日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韦世兰支付违约金156500元、承担翁某、张某甲已支付的中介费5000元、办理按揭贷款的中介费8200元、退回已支付的房款30000元，该院以（2014）穗天法民四初字第2665号立案，该案正在审理当中。
一审法院认为:韦世兰在祈安公司提供的经纪服务下与案外人签署《房屋买卖合同》并签署《支付中介费承诺书》，该《房屋买卖合同》中所列的中介代理费的条款及《支付中介费承诺书》均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签署人应当依约履行。
《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基于经纪方已提供居间服务，因违约方原因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则视为经纪方已完成居间服务，违约方须向经纪方支付该房地产成交价的3%作为违约金，买卖双方未付之佣金仍应按照《支付中介服务费承诺书》约定支付，守约方某向违约方追讨已向经纪方支付的佣金”，《支付中介服务费承诺书》约定“本人同意支付给经纪方中介服务费15000元”，韦世兰辩称该中介服务费实际上是祈安公司的工作人员将涉案房屋的成交价格提高而以中介服务费的形式收取，但对此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对韦世兰的抗辩不予采纳。祈安公司已促成韦世兰与案外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此前亦已尽必要审查义务，买卖双方亦已于2013年7月31日办理交易递件，祈安公司要求韦世兰支付中介服务费15000元，予以支持。
韦世兰迟延支付中介服务费，造成祈安公司损失，祈安公司要求韦世兰支付违约金，予以支持。违约金应以15000元为本金，按照每日3%的标准，从2013年8月1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从公平角度，违约金应以本金为限，按此计算，违约金已超本金，该院将违约金的数额定为15000元。
韦世兰反诉要求祈安公司赔偿损失，但对此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对韦世兰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予以驳回。
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四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16年5月3日作出如下判决：一、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韦世兰向广州市祈安地产代理有限公司支付中介服务费15000元及违约金15000元。二、驳回韦世兰的反诉请求。本案本诉受理费550元、反诉受理费618元，均由被告韦世兰负担。
经审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韦世兰向本院提交《追加诉讼第三人申请书》，以在涉案房屋买卖中卖方韦世兰的实际操作人是经公证委托的代理人蒋某，要查清案件事实，必须由该代理人到庭为由，申请追加蒋某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祈安公司表示蒋某是韦世兰的公证委托人，委托书上已经载明蒋某有出售涉案房屋等处分权利，故在本案中蒋某签订的所有相关文件都由韦世兰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无需追加蒋某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
二审中，韦世兰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穗天法民四初字第2665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由于祈安公司未尽必要的审查义务，交易一直处于递件状态，买方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韦世兰赔偿不能交易的违约赔偿责任的事实。2、姚春鸿与张某乙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拟证明自2014年9月开始至2016年8月31日涉案房屋由张某乙使用并每月支付2800元。3、中原地产网页截图，拟证明广州市天河区燕塘三室房屋出租价格。4、中国法院网“《居间服务义务未完成中介无权主张居间代理费》”，拟证明居间人未促成合同成立的，不得要求支付报酬。5、中国法院网“《居间人未谨慎审查信息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拟证明《合同法》规定的居间人的如实报告义务，不仅是指不隐瞒有关的重要事实、不提供虚假情况，而且包含了尽合理审查义务、提供真实信息这一涵义。对此，祈安公司质证意见如下：该5份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对于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该判决书不应当认定为本案居间合同的新证据，不符合证据的要件，因为该判决书是尚未生效的判决书，且该判决书审查的是韦世兰与买家房屋买卖关系，并不是与祈安公司的居间合同关系，买卖双方之间的关系并不能影响韦世兰与祈安公司居间合同义务的履行。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房屋租赁合同的当事人并非本案的当事人，涉案房屋现在的使用情况并不影响本案中居间合同关系成立以及韦世兰应当支付居间服务费的义务。对于证据3、4、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本案中并不存在居间人在居间服务中隐瞒相关事实的情况。
二审庭询后，韦世兰向本院提交“张某甲发给姚春鸿的短信”，拟证明：1、张某甲已经又重新选择了位于龙洞的另一套房屋准备购买，办理购房过程中，为了避免按第二套房多缴交相关税费，张某甲要求中介方祈安公司解除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急切要求祈安公司同意向天河区房屋交易登记中心撤案，祈安公司提出要求张某甲支付完毕剩余的中介费，才同意办理撤案的事实；2、张某甲一直与姚春鸿保持联系，就撤案问题一直由姚春鸿努力与祈安公司沟通、协商的事实；3、张某甲是为了办理龙洞的购房需要，才急着撤案，后来正像张某甲自己所说的那样“不管这烂摊子了”的事实。针对上述短信，祈安公司提交书面质证意见认为：对上述短信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其一，短信发送人并不明确，无法证明该手机号码是张某甲本人使用，也无法证明该短信内容是张某甲本人书写发送，且该证据显示的短信发送时间及发送人都不清晰。其二，即使该短信是张某甲所发，该证据与本案也无关联性，并不能证明祈安公司无权收取居间服务费。
二审中，韦世兰表示：1、上述《天河区房地产登记交易中心收件收据》上关于“请于办清房改房重购问题后，到50号窗口领取缴费单据”的提示，证明由于祈安公司没有尽到审慎的审查义务，出现需要办清房改房的重购问题。韦世兰所称的“需要办清房改房的重购问题”，指的是由于韦世兰及其配偶名下各有一套房改房，因此存在重购问题，要先解决重购问题才能够按照程序办理涉案房屋买卖的交易过户手续。2、办理涉案房屋递件手续后，《天河区房地产登记交易中心收件收据》由祈安公司持有；韦世兰已经去过该登记交易中心申请撤回涉案房屋的交易递件，但被告知必须涉案房屋买卖双方及中介方三方到场才能够办理撤回交易递件手续；韦世兰没有证据证明其曾向广州市天河区房地产登记交易中心申请撤回涉案房屋的交易递件，并被该登记交易中心拒绝。祈安公司则表示：1、确认《天河区房地产登记交易中心收件收据》的原件由祈安公司收执，但交易材料的退件申请应由房屋买卖双方当事人向广州市天河区房地产登记交易中心提出，祈安公司无权提出退件申请。祈安公司协助买卖双方递件成功后，从未收到广州市天河区房地产登记交易中心或韦世兰要求配合办理退件的通知。且在（2014）穗天法民四初字第2665号案，韦世兰一直坚称涉案房屋撤案的手续之所以未能办理成功是由买方张某甲、翁某导致的，在买卖双方就撤案问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即使中介方愿意配合韦世兰办理撤案手续，买方不同意办理，也是无法办理的。涉案房屋之所以需要办理重购的问题，是因为韦世兰并未向祈安公司如实陈述整个家庭的房改房持有情况，房管局受理递件后发现韦世兰配偶名下另有一套房改房，导致涉案房屋不能直接办理出售手续，但祈安公司作为居间方只能就涉案房屋的情况进行审查，并不能就韦世兰整个家庭的房改房情况进行审查，祈安公司没有该权利，也没有该义务，祈安公司已尽到审查的义务。
对于韦世兰在签订涉案房屋买卖合同之前有没有将韦世兰及其配偶名下各有一套房改房的情况告知祈安公司的问题，韦世兰表示：涉案房屋实际上是韦世兰的代理人姚春鸿本人的房屋，姚春鸿不是农垦的职工，因此借用了农垦局韦世兰的名义领取涉案房屋的产权证，在委托祈安公司出售涉案房屋时，实际上是姚春鸿本人到祈安公司在“燕塘大院”设的中介服务门面，委托祈安公司放盘出售，姚春鸿亲自向祈安公司的中介人员李某乙告知了上述借名买房的情况。但姚春鸿当时并不知道韦世兰配偶名下另有一套房改房。祈安公司的中介人员也没有向姚春鸿询问了解韦世兰配偶名下是否另有一套房改房，祈安公司的中介人员也没有向姚春鸿说明有两套房改房会存在重购的情况，姚春鸿不知道具体情况，也不可能告知祈安公司的中介人员“韦世兰配偶名下另有一套房改房”。
对于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是谁签订的问题，韦世兰表示：是姚春鸿到祈安公司处委托放盘出售，韦世兰向蒋某出具经公证的出售涉案房屋的授权委托书，蒋某作为韦世兰的代理人在涉案房屋买卖合同上签名。韦世兰并没有实际介入涉案房屋的买卖，蒋某也只是签订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时才过来签名的。韦世兰并非涉案房屋买卖的操作者，故也没有将其配偶名下另有一套房改房的情况告知祈安公司。祈安公司也没有向韦世兰询问其配偶名下是否另有一套房改房。
二审另查明：涉案房屋买方张继涛、翁晶已另案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解除上述2013年5月18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韦世兰向张某甲、翁某支付违约金156500元、退回定金3万元，并承担张某甲、翁某已支付的居间中介费5000元、办理按揭贷款中介费8200元。该院于2016年8月26日作出（2014）穗天法民四初字第2665号民事判决书，查明韦世兰在该案中称“张某甲、翁某一直不配合办理撤回递件的手续导致交易至今未能完成”，判决如下：一、解除张继涛、翁晶与韦世兰、广州市祈安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于2013年5月18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中关于张继涛、翁晶与韦世兰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二、自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韦世兰向张某甲、翁某支付违约金156500元；三、自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韦世兰向张某甲、翁某支付居间中介费5000元；四、自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韦世兰向张某甲、翁某支付按揭贷款中介费8200元；五、自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韦世兰向张某甲、翁某返还定金30000元；六、驳回张某甲、翁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后，韦世兰已就该案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述《房屋买卖合同》附件（付款方式）关于首期房款的约定为：首期房款（不含定金）735000元，买卖双方须在银行审批出具同意贷款通知书后五个工作日内，协同经纪方到房地产交易中心办理相关交易递件手续。在成功受理后由买方支付给卖方。
上述韦世兰签署的《支付中介服务费承诺书》中打印的“2、若因买方或卖方违约导致《房屋买卖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本人同意视为经纪方居间服务己完成。”字样，被手划线予以删除。该承诺书“备注”内容为：“如因税费解除合同，则不需支付此中介费”。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针对韦世兰的上诉意见，本院认定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为居间合同纠纷，审理韦世兰与祈安公司之间的居间合同关系，相关举证责任应由韦世兰承担。韦世兰二审中以“查清案件事实”为由，申请追加蒋某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祈安公司作为居间人已促成买卖双方签订涉案《房屋买卖合同》，韦世兰应依约向祈安公司支付中介服务费。
涉案房屋买卖双方与祈安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已约定“基于经纪方已提供居间服务，因违约方原因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则视为经纪方已完成居间服务”，韦世兰单方签署的《支付中介服务费承诺书》中以手划线删除了“2、若因买方或卖方违约导致《房屋买卖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本人同意视为经纪方居间服务己完成”的内容，并不足以认定双方对上述《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内容予以撤销，故韦世兰上诉以《支付中介服务费承诺书》删除了该第2条内容为由，主张“因违约方原因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则视为经纪方已完成居间服务”的内容不再适用，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广州市有关房改政策规定，“房改房重购”属于违反房改政策规定的情形。韦世兰作为涉案房屋的卖方，对其自身出售涉案房屋有无权利限制或是否存在障碍，负有审慎注意义务。广州市的房改政策均向社会公众公开，韦世兰应该知道其与其配偶名下各有一套房改房，可能存在“房改房重购”的情形，应将相关情况如实告知祈安公司，充分了解买卖涉案房屋可能出现的情形。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韦世兰在签订涉案房屋买卖合同之前，并没有将其及其配偶名下各有一套房改房的事实告知祈安公司，故上述《天河区房地产登记交易中心收件收据》出现“请于办清房改房重购问题后……”的提示，相关责任应由韦世兰自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祈安公司已尽必要审查义务，并无不当。韦世兰上诉主张祈安公司“未尽审查义务”，依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
根据涉案《房屋买卖合同》附件的约定，首期房款在交易递件成功受理后由买方支付给卖方。韦世兰签署《支付中介服务费承诺书》，承诺“交易递件成功受理后收到/支付首期房款之同时付清中介服务费余款15000元；本人若逾期支付上述中介服务费，则每逾期1日，按逾付金额的3%计算违约金予经纪方”。祈安公司、韦世兰均确认涉案房屋办理交易递件的时间为2013年7月31日。如上所述，由于韦世兰自身“房改房重购”问题，导致办理交易递件当天该《支付中介服务费承诺书》承诺的“交易递件成功受理后收到/支付首期房款之同时”即中介服务费余款15000元的支付时间条件未能成就，且无证据证明韦世兰已于合理时间“办清房改房重购问题”，故导致《房屋买卖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其责任不在于祈安公司。根据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关于“因违约方原因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则视为经纪方已完成居间服务”的约定，应视为韦世兰支付中介服务费余款15000元的时间条件于2013年7月31日已经成就，一审法院判决韦世兰向祈安公司支付中介服务费15000元及违约金15000元，并无不当。
撤回涉案房屋的交易递件手续，应由买卖双方共同提出申请，祈安公司负有协助义务。本案中，韦世兰未举证证明其曾向广州市天河区房地产登记交易中心申请撤回涉案房屋的交易递件并被该登记中心拒绝，亦无证据证明其曾通知祈安公司协助买卖双方办理“撤案”手续而祈安公司无正当理由拒绝协助，故韦世兰上诉请求祈安公司赔偿“计至涉案房屋产权证原件及递件资料归还韦世兰之日止”的经济损失及利息，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反诉请求，并无不当。
至于韦世兰上诉提出的祈安公司“赔偿用于支付买方翁某、张某甲诉讼案中韦世兰应当支付的各项费用”及“按成交价3%计算违约金并计付利息”的请求，均属二审程序中新增加的诉讼请求，祈安公司已明确表示不同意其该两项上诉请求，双方未能对此达成和解，故本院对其该两项上诉请求不予审理，韦世兰可另循合法途径解决。
上述韦世兰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材料，其中（2014）穗天法民四初字第2665号民事判决书虽于本案一审判决后作出，但尚未发生法律效力，其余证据材料均不属于新证据，且不足以支持其上诉主张，本院均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韦世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68元，由上诉人韦世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万力平
审判员 郑怀勇
审判员 李 静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日
书记员 林宝嘉
游瑞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