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志诚与袁忠良、曹海民间借贷纠纷再审民事判决书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湘高法民再终字第205号
抗诉机关：湖南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鲁志诚。
委托代理人：曹翔，湖南卓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少振，湖南楚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袁忠良。
委托代理人：刘建明，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曹海。
委托代理人：郭凡，湖南湘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秦秋香，湖南湘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鲁志诚与被申诉人袁忠良、曹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3月21日作出（2012）天民初字第2435号民事判决。鲁志诚不服，提出上诉。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6月13日作出（2013）长中民二终字第02054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14年9月15日，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以湘检民监（2014）43000000092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4年9月28日作出（2014）湘高法民抗字第0018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申诉人鲁志诚及其委托代理人曹翔、刘少振，被申诉人袁忠良及其委托代理人刘建明，被申诉人曹海的委托代理人郭凡、秦秋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2年7月6日，袁忠良起诉至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请求：1、判令曹海、鲁志诚归还袁忠良借款500万元；2、判决曹海、鲁志诚支付袁忠良利息2624000元（按年息6.65%的四倍，从2010年1月27日至2012年6月26日止，并判决曹海从2012年6月27日起至归还全部借款之日止，继续按银行贷款利率四倍标准向袁忠良支付利息）；3、判决曹海与鲁志诚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4、由曹海、鲁志诚承担本案诉讼费。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2010年1月27日，甲方袁忠良（出借人）与乙方曹海（借款人），鲁志诚（担保人1）及由鲁志诚代表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担保人2）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约定因曹海建筑工程施工急需资金，欲向袁忠良借款人民币500万元。为此，甲、乙双方及担保人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达成如下协议：一、借款金额人民币500万元。二、借款期限8个月，自2010年1月27日起至2010年9月26日止，到期无条件归还，不得拖欠。如乙方（实际施工人）以担保人2的名义在本合同到期前收到了长沙雄屹工贸有限公司支付的工程款，则乙方必须将该款提前归还给甲方，担保人也必须督促和确保乙方将该款提前归还甲方。三、借款利息，乙方每月按借款总额的4%向甲方支付利息，每月支付利息为人民币20万元。利息支付时间为借款当日即2010年1月27日支付第一个月利息，以后每个月的27日支付当月利息。四、借款的支付：1、甲方委托湖南临远投资有限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乙方支付人民币460万元，至乙方指定的下列账户。乙方指定的收款人：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滨江君悦香邸工程项目部。开户行：工行德雅路支行，账号1901011039201070790。2、乙方在甲方处收取现金人民币40万元。五、借款担保：1、担保人鲁志诚和担保人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为乙方向甲方借款5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及催收借款所花费的一切费用），担保期限2年。六、违约责任。乙方如到期未归还借款本息，在逾期还款的期限内按上述约定支付利息外，乙方承诺每延期一天，按欠款本息总额2‰日，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并约定本合同经甲、乙双方及担保人代表签名并加盖法人公章后即行生效。袁忠良持有的两份合同原件中其中一份合同由袁忠良在甲方签名栏内签名，曹海在乙方签名栏内签名。另一份合同原件由袁忠良在甲方签名栏内签名，曹海在乙方签名栏内签名，鲁志诚在担保人2签名盖章栏内签名。盖章栏内签名后加盖了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华中工程局印章。
合同签订当日，袁忠良按合同约定分二笔通过中信银行长沙市东风路支行电汇人民币460万元，至合同约定的收款人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滨江君悦香邸工程项目部所在的工行德雅路支行开立的银行账户。其中一笔为人民币200万元，另一笔为260万元。曹海向袁忠良出具了现金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袁忠良人民币40万元整现金”。曹海借款后未向袁忠良归还分文本息，担保人鲁志诚和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华中工程局也未履行担保责任。经双方协商未果，袁忠良诉至法院。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鲁志诚提出袁忠良的债权已转化为湖南临远投资有限公司投资款，且该事实已由其他法院审理，应该中止本案审理。其唯一依据为湖南临远投资有限公司与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滨江君悦香邸工程项目部所签投资协议复印件一份，不能提供原件。因袁忠良否认该协议的存在，依法对该证据不予采信。且即使该协议真实存在，而根据该协议内容，既无签订日期，也无已履行证据。由于袁忠良与湖南临远投资公司系两个不同的民事主体，袁忠良与曹海、鲁志诚所签借款合同与湖南临远投资有限公司与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滨江君悦香邸工程项目部所签合作协议系不同法律事实和不同法律关系，双方无权利转移文书。鲁志诚应将袁忠良对曹海的债权已转化为湖南临远投资有限公司的投资款的事实提交证据。鲁志诚不在本案中举证抗辩，却提出中止本案审理，没有法律依据。所以对鲁志诚要求中止审理的理由，不予采纳。袁忠良提供的两份借款合同均系原件，鲁志诚对该两份合同原件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依法采信该两份借款合同原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该借款合同实际由一个借款合同和二个担保合同组成，其中借款合同为主合同，合同双方为袁忠良与曹海，该合同是袁忠良与曹海为设立借款合同关系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袁忠良已按合同约定提供了借款，其中通过银行转账付至曹海指定的账户460万元，在转账凭证中得到证实，现金40万元有曹海出具的收条证实。袁忠良已履行了提供借款的义务，曹海应当按约定归还借款本息而未履行构成违约，应承担还本付息之义务。由于合同约定利息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依法对高出四倍的利息部分，不予支持。关于鲁志诚的担保责任，根据该借款合同，鲁志诚系曹海借款的保证担保人，合同约定担保人鲁志诚和担保人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为曹海向袁忠良借款5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及催收借款所花费的一切费用，担保期限为2年。该约定是袁忠良与鲁志诚之间就担保责任承担的形式、担保范围及担保期限的约定，该约定是当事人之间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符合法律规定。鲁志诚在担保人栏内签名，该合同在当事人签名时成立。关于该合同是否生效，鲁志诚提出该合同第八条约定合同生效条件中，为经甲（袁忠良）、乙（曹海）及担保人代表签名并加盖法人公章后即行生效，因袁忠良提交的两份合同均未加盖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公章，故该合同尚未生效。该《借款合同》设立了三个合同关系，一是袁忠良与曹海之间的借款合同为主合同；二是袁忠良与鲁志诚之间的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三是袁忠良与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之间的担保合同，也系主合同的从合同。依法主合同的生效是不以从合同的生效为条件的，相反从合同的效力不影响主合同的效力。前面已论述了袁忠良与鲁志诚之间的担保合同，鲁志诚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在为曹海向袁忠良借款提供保证担保时，意思表示是自愿、真实、明确的，也未附带需要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共同担保时才愿意担保的条件，所以鲁志诚为曹海向袁忠良借款担保是不以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是否担保为条件的独立的担保，并不需要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认可，当然也可以不需要以该公司盖章为生效条件。至于合同第八条约定的本合同经甲乙双方及担保人代表签名并加盖法人公章即行生效，应理解为借款合同经借款双方签名，担保合同经担保双方签名，单位盖章就分别对合同各方产生法律效力。所以担保人之一的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未加盖公司公章的后果是袁忠良与该公司所签担保合同不生效，但并不能导致袁忠良与曹海之间所签借款合同和袁忠良与鲁志诚所签担保合同无效。袁忠良与鲁志诚所签担保合同是双方自愿、真实、明确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合法有效。鲁志诚应按合同约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的范围包括借款本金、利息及催收利息的一切范围。关于保证期间，主合同债务到期之次日起计算两年，保证期间至2012年9月25日止。袁忠良在诉状中陈述，事后其一直催要借款，并向鲁志诚要求两担保人承担付息还本的担保责任。鲁志诚并未对该事实表示异议，且袁忠良通过诉讼主张权利的时间为2012年7月6日，尚在担保期限内。所以鲁志诚应按担保合同的约定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袁忠良依法有权要求应承担共同保证责任的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袁忠良撤回对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的诉讼，符合法律规定，裁定准许其撤回对该公司的起诉并无不当。关于袁忠良诉讼请求之第一款和第二款要求被告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鲁志诚认为系诉讼请求不明确，应予驳回。袁忠良要求被告归还借款和利息之诉讼请求，应理解为要求所有被告归还借款本金和利息，不存在不明确。不过要求鲁志诚承担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不当，鲁志诚系借款保证担保人，应承担的为保证责任而不是归还借款和利息的责任，故对其不当部分，不予支持。判决：一、由曹海偿还袁忠良借款本金人民币500万元；二、由曹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标准的四倍向袁忠良支付自2010年1月27日起至还清全部借款之日止的借款利息；三、由鲁志诚对上述第一项和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鲁志诚向袁忠良承担担保责任后，鲁志诚有权向曹海追偿；四、驳回袁忠良其余诉讼请求。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确认了一审认定的事实。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认为，本案二审双方争议焦点有两个方面。一是关于鲁志诚是否应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该争议焦点涉及到对《借款合同》第八条“本合同经甲乙双方及担保人代表签字并加盖法人公章后即行生效”的理解。鲁志诚上诉认为，加盖“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公章是合同生效的条件，涉案合同没有加盖公章，没有生效。保证合同是指保证人与债权人订立的在主债务人不履行其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债务的协议。保证合同的当事人为保证人和债权人，债务人不是保证合同的当事人，保证合同的成立无需与债权人形成合意，也不必取得债务人同意。从合同的性质和法律关系上分析，涉案合同事实上设立了三个合同关系：一是袁忠良与曹海之间的借款合同为主合同；二是袁忠良与鲁志诚之间的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三是袁忠良与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之间的担保合同，也是主合同的从合同。鲁志诚上诉称，鲁志诚和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为一个保证合同，即所谓“共同保证合同”，没有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成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鲁志诚和袁忠良于2010年1月27日分别在《借款合同》的担保人1处和甲方处签字，双方保证合同成立。关于合同生效，鲁志诚上诉认为涉案合同是附条件的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五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应当签字或者盖章。”签字或者盖章是法律规定在订立合同时应当进行的程序、要求和形式，不能对此进行约定，故不能成为合同中所附条件。因此涉案合同不是附条件的合同，属于自成立时生效的合同。综上，鲁志诚对《借款合同》第八条的理解缺乏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鲁志诚和袁忠良于2010年1月27日分别在《借款合同》上签字，双方保证合同成立，并于签字后发生法律效力，鲁志诚有义务承担保证责任。二是关于一审法院是否违反诉讼程序的问题。1、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受理的程瑞诉曹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程瑞认为湖南临远投资有限公司与曹海有合作关系，遂将湖南临远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共同被告，该案的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而鲁志诚称本案借款已转化为湖南临远投资有限公司对曹海的投资款，则应属于袁忠良、湖南临远投资有限公司和曹海之间债权转移的法律关系。两者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不能对另一法律关系即债权转移作出相应判决结果。故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对本案审理没有必然影响，本案无须以该案的审理结果作为依据，本案不应当中止审理。2、经审查，一审法院以法院专递邮件的方式于2012年11月27日向曹海邮寄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后又于2012年12月12日再次以法院专递邮件的方式向曹海邮寄了开庭传票，邮件均显示已投递并签收。曹海未参加诉讼，一审判决符合程序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长中民二终字第02054号民事判决违反法律规定，剥夺了当事人辩论的权利，并因此导致认定事实主要依据不足。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八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以邮寄送达的方式向当事人送达法律文书。对于邮寄送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即为送达：（一）受送达人在邮件回执上签名、盖章或者捺印的；（二）受送达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其法定代理人签收的；（三）受送达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其法人的法定代表人、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办公室、收发室、值班室的工作人员签收的；（四）受送达人的诉讼代理人签收的；（五）受送达人指定的代收人签收的；（六）受送达人的同住成年家属签收的。”根据上述规定，本案的相关法律文书应当由受送达人在邮件回执上签名、盖章、捺印，或者由受送达人的同住成年家属签收。本案袁忠良向法院提供了曹海的两个地址，一是身份证上的地址，另一是长沙市内的住址，即提供了曹海的户籍所在地和住所地。一审、二审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也是以曹海的住所地作为其地址，但在送达的问题上，一审法院又没有选择向曹海的住所地而是选择向其户籍所在地邮寄送达法律文书。根据上述法律规定，邮寄的法律文书，应当由受送达人在邮件回执上签名、盖章或捺印，或者由受送达人的同住成年家属签收。本案所有的法律文书均未由受送达人曹海签收，也未由曹海的同住成年家属签收。人民法院的这一行为，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剥夺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社区服务人员签收邮件后，是否送交曹海的母亲，现有证据存在矛盾。根据一审主审法官2013年7月5日对邮件签收人黄亚平的询问笔录，黄亚平称：“曹海的邮件到了以后，我们用电话联系方式联系曹海本人，没有联系到，工作人员送到他家里，两次还是三次都没有碰到他的母亲，包括天心区和武汉的。因为曹海的母亲有时住在女儿家，不过回家后应该收到了。”从签收人黄亚平的证词可以看出，签收人并不能肯定邮件送给了曹海母亲。即使邮件由签收人送给了曹海的母亲，由于曹海并未实际居住在长沙市岳麓区莲花镇新桥村，曹海的母亲不是曹海的同住家属。因此，不能产生送达的法律效果。2、关于公安机关扣押清单的问题。曹海因涉嫌诈骗，于2013年8月3日被岳阳市公安局白石岭分局经侦大队抓获。8月27日，陈朝阳称其车上有曹海的物品，并将物品交给了公安办案人员。9月6日，公安办案人员到看守所要求曹海在扣押清单上签名。此清单作为证据使用存在几个问题：一是车辆的所有权人是陈朝阳，所扣物品并不是从曹海的车上扣押的；二是扣押时曹海并不在现场；三是扣押的时间与曹海签名的时间间隔有十天。2013年9月30日，岳阳市经济开发区纪律检查工作委员会工作人员在对曹海进行调查时，曹海对扣押清单上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等均不认可是其所有的物品。由于扣押程序有瑕疵，且曹海否认，不能认定扣押清单上的物品均为曹海所有。如果认定扣押清单的证据效力，根据扣押清单记载，公安机关同时扣押的，还有曹海与袁忠良签订的合作协议。二审法院既认可扣押清单的证据效力，又不认可曹海与袁忠良之间的合作关系，于法无据。3、曹海并无放弃诉讼权利的主观意愿。2013年6月27日曹海才得知本案的诉讼情况，但不久便因涉嫌诈骗被公安机关羁押，无法主张权利。2014年1月22日，曹海委托律师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呈交了再审申请书。说明曹海未出庭应诉不是放弃权利，而是因送达违法权利被剥夺。4、因违法剥夺了当事人辩论的权利，导致终审判决认定事实主要依据不足。本案在一审过程中，鲁志诚向法庭提交了一份由湖南临远投资有限公司与曹海（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滨江君悦香邸工程项目部负责人）签订的合作协议的复印件。该协议书袁忠良签了名并加盖了湖南临远投资有限公司的公章，曹海加盖了项目部公章。鲁志诚用以证明在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不同意为曹海向袁忠良的5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后，袁忠良与曹海经协商已将借款转为投资款。由于鲁志诚不是该协议的当事人，不能提供协议原件符合常理。袁忠良对该协议的存在予以否认。法庭以无原件为由，对该证据未以采信。根据岳阳市经济开发区纪律检查工作委员会工作人员2013年9月30日对曹海的调查笔录，曹海对该协议的存在是肯定的，项目部的用章登记本也证实了曹海的陈述。曹海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再审申请中，也是将借款关系已经转变为合作关系作为申请再审的主要理由。此协议的真实性直接关系到案件的处理，由于送达程序违法，协议另一方当事人曹海未能出庭，剥夺了当事人辩论的权利，导致了法院对事实认定的错误。综上所述，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长中民二终字第02054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主要依据不足，程序违法。
鲁志诚补充申诉称，1、曹海不承认收到40万元现金及出具收条的事实，本案中40万元收条的证据系伪造，40万元现金未给付，原审判决对这一事实未查清。2、2010年，本案的借贷关系已转化为合作关系。请求再审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
袁忠良答辩称，1、一审法院的送达程序合法，抗诉机关认为原审判决剥夺了曹海的辩论权利的理由不能成立。2、500万元是借款而不是投资款。3、原审判决曹海归还借款、由鲁志诚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本案借款人、债务人、担保人均为自然人，与临远投资公司等无关。4、如果对方认为40万元收条系伪造，可以申请笔迹鉴定。请求维持二审判决。
曹海答辩称，1、同意抗诉书的意见。2、曹海没有收到40万元现金，也没有向袁忠良出具收条。3、本案的借款已变成合作，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改判或者发回重审。
本案再审过程中，鲁志诚提交了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滨江君悦香邸工程项目部的用章记录本，拟证明2010年3月2日，湖南临远投资有限公司与曹海之间的合作协议盖了该项目部公章，该合作协议是真实的。
袁忠良质证称，该证据不属于新的证据，且用章记录本对方任何时候都可以制作，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认可。
曹海质证称，对用章记录本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曹海知道盖章的事，当时经过了曹海的允许。
鲁志诚在再审过程中还申请证人鲁真山、黄明德出庭作证，拟证明本案合作协议存在，借款已转为合作款。证人鲁真山陈述其2010年1月到5月期间在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滨江君悦香邸工程项目部担任管理项目部印章和出纳工作。2010年3月2日，袁忠良与黄明德二人到该项目部，在2份湖南临远投资公司与曹海之间的《合作协议》上加盖了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滨江君悦香邸工程项目部的公章，加盖公章时证人鲁真山通过电话请示了鲁志诚和曹海。盖完章之后，留了一份复印件在该项目部存档。证人黄明德陈述，其与袁忠良一起到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滨江君悦香邸工程项目部鲁真山处，在湖南临远投资公司与曹海之间的《合作协议》上加盖了该项目部的公章。黄明德还陈述，曹海通过项目部的帐户分2次支付给袁忠良40万元。
袁忠良针对上述证人证言质证称，两位证人在原审中没有出庭作证，其证言不属于新的证据。鲁真山没有留《合作协议》的原件，其证言不具有真实性。且证人鲁真山是鲁志诚的亲戚，也是鲁志诚所在公司的员工，证言的证明力极低。证人黄明德是本案利害关系人，为鲁志诚介绍项目拿佣金，其证言不真实，证明力极低。袁忠良承认收到了曹海40万元的事实，但认为是曹海付的利息。
曹海针对上述证人证言质证称，两位证人所证明的内容属实。
本院经审查认为，鲁志诚提交的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滨江君悦香邸工程项目部的用章记录本所记载的内容客观真实，且与两位证人的证言相印证，具有真实性。但上述证据所证证明的事实是湖南临远投资公司与曹海之间签订过《合作协议》。虽然袁忠良是湖南临远投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袁忠良与自然人袁忠良不能在法律上予以混同。本案是自然人袁忠良与曹海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湖南临远投资公司与曹海之间的合作关系是另一法律关系。且即使本案借款合同与合作协议在主体上可以混同，也因《合作协议》没有具体签订日期，鲁志诚亦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合作协议》已实际履行。因此，上述证据与证人证言虽然客观真实，但与本案案件事实没有关联性，对其证据效力不予采信。
袁忠良在再审过程中提交了三份证据：1、鲁志诚向长沙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的举报材料；2、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长沙滨江君悦香邸6栋工程项目部财务审核报告；3、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与曹海的劳动合同书及聘书。拟证明鲁志诚代表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在长沙市公安局举报曹海侵占转移该公司工程款，并且以审计报告的形式确认了曹海借款500万元的事实。
鲁志诚针对袁忠良的证据质证称，报案材料复印于本案一审之前，不属于新的证据，财务审计报告不是权威部门出具，对其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达到袁忠良的证明目的。
曹海针对袁忠良的证据质证称，对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但报案材料、财务审计报告不具有结论性，作为证据采信有异议。
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证据具有合法性和客观性。但财务审核报告系中国航空港建设部公司武汉分公司出具，系该公司的内部审核报告，亦不是正式的具有结论性的审核报告，与本案事实的认定没有关联性，对其证据效力不予采信。
本案再审开庭过程中，袁忠良、鲁志诚均口头要求对曹海于2010年1月27日出具的收条进行笔迹鉴定。
本院经审查认为，袁忠良、鲁志诚提出的以上鉴定申请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当事人申请鉴定，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出”的规定，对其鉴定申请，不予准许。
本院再审查明，袁忠良在本案再审开庭过程中承认曾收到过曹海2次利息，共计40万元。经袁忠良与鲁志诚核对，袁忠良在本案二审判决之后已收到鲁志诚本案执行款项895518元。
2014年12月12日，经本院主持调解，鲁志诚与袁忠良就本案的担保责任部分自愿达成调解协议。本院作出了（2014）湘高法民再终字第205－1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已送达各方当事人，依法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调解书的内容为：一、鲁志诚自愿在已执行款项基础上再向袁忠良支付120万元人民币，限2015年2月10日前一次性付清。此款付至袁忠良指定的以下银行帐户：户名为袁忠良；开户行为招商银行长沙晓园支行；帐号为5124，2573，1931，8495。二、如鲁志诚未在上述指定期限内付清120万元，自2015年2月11日起，鲁志诚按每日5000元向袁忠良支付逾期付款的违约金。三、袁忠良同意在鲁志诚付清上述款项后免除鲁志诚在本案中的其它担保责任，并于120万元款项付至袁忠良指定帐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一审法院申请解除对鲁志诚已查封财产的冻结。四、鲁志诚与袁忠良就本案民间借贷的担保责任再无其它任何争议。
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无异。
本院认为，本案再审争议的焦点有：一、本案一审传票送达是否程序违法问题；二、本案《借款合同》的实际借款数额及还本付息责任问题。三、本案借款的担保责任问题。
关于一审送达程序问题。在起诉状上，袁忠良标注了曹海的两个地址。一是身份证地址长沙市岳麓区莲花镇新桥村彭家冲组162号；二是市内住址（实际住所）长沙市天心区新开铺楠竹家园6栋302房。一审法院在向曹海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传票等法律文书时，向曹海的身份证地址邮寄送达，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且上述法律文书已由曹海的户籍所在地村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夏盾等人代收。
关于本案《借款合同》的借款数额及还本付息责任问题。本案借款合同载明的数额是500万元，再审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对通过银行转帐的460万元并无异议。主要对曹海于2010年1月27日出具的“今收到袁忠良人民币40万元整现金”收条存在异议。本案再审过程中，袁忠良与鲁志诚均在再审开庭过程中口头提出对曹海出具的上述收条进行笔迹鉴定的申请，因该鉴定申请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当事人申请鉴定，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出”的规定，对其鉴定申请，不予准许。根据证据规则，袁忠良已经就曹海收到40万元现金举证予以证明。曹海、鲁志诚未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否定，该40万元应当予以认定。因此，原审认定本案《借款合同》的本金为500万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百一十一条之规定，曹海作为债务人，本应对借款本金500万元及利息承担偿还责任。因袁忠良与曹海在《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利率过高，原审判决由曹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向袁忠良支付借款利息正确。本案再审过程中，袁忠良承认已收到曹海利息40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之规定，该40万元应当在曹海应付的利息中予以扣减。
关于本案借款的担保责任问题。本案再审过程中，担保人鲁志诚已与债权人袁忠良就本案借款的担保责任部分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该调解协议约定，鲁志诚自愿在已执行款项（895518元）基础上再向袁忠良支付120万元人民币，袁忠良同意在鲁志诚付清上述款项后免除鲁志诚在本案中的其它担保责任。因此，袁忠良与鲁志诚应按照本院（2014）湘高法民再终字第205－1号民事调解书执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七十条（一）项、第七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长中民二终字第02054号民事判决和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2012）天民初字第2435号民事判决。
二、限曹海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袁忠良偿还借款本金50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标准的四倍自2010年1月27日起至还清全部借款之日止。曹海已支付的利息40万元，从曹海的上述给付利息义务中予以扣减；鲁志诚已向袁忠良支付的895518元，从曹海的上述给付义务中予以扣减）。鲁志诚根据本院（2014）湘高法民再终字第205－1号民事调解书承担担保责任而应支付袁忠良120万元，从曹海的上述给付义务中予以扣减。鲁志诚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曹海追偿。
三、驳回袁忠良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65168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5168元，共计135336元，由曹海负担70168元，由鲁志诚负担6516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登辉
代理审判员 陈星润
代理审判员 曾 光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沈 雅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
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
第二百一十一条……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十五条当事人申请鉴定，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出。……
第七十条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
（一）书证原件或者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副本、节录本；
……
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七条当事人就部分诉讼请求达成调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就此先行确认并制作调解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