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3）甬东刑初字第266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孙时龙。因涉嫌犯行贿罪于2012年6月12日被宁波市人民检察院传唤，次日被宁波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月27日被依法逮捕，2013年4月7日被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辩护人童全康，浙江和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徐能权，浙江元甬律师事务所律师。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检察院以甬东检刑诉（2013）41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孙时龙犯行贿罪，于2013年6月2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8月7日、8月13日二次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后被告人孙时龙以其有立功表现，需要调查取证为由，于2013年8月19日向本院申请延期审理。本院于同日决定对本案延期审理。后被告人于2013年9月13日向本院申请恢复审理。本院于2013年9月22日第三次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刘芙蓉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孙时龙及其辩护人童全康、徐能权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一、被告人孙时龙为在律师执业活动中获得时任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副庭长吴某的支持和帮助，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禁止性规定，私下会见、宴请吴某，向吴打听其代理案件的审理情况、提出请托事项，并接受吴某的介绍担任由民三庭审理的相关案件的代理人。2010年至2012年，被告人孙时龙因此多次向吴某行贿共计人民币37.5万元。
二、宁波市鄞州区下应街道潘火村潘火粮站的仓储用房在2009年面临拆迁。承租该房屋经营宁波市鄞州下应辉煌时代超市的王某甲为拆迁补偿一事，委托被告人孙时龙担任代理人与宁波市鄞州区潘火片区开发建设管委会进行谈判。接受委托后，被告人孙时龙请求代表鄞州贸易局参与上述地块拆迁谈判工作的竺某在拆迁补偿谈判中给予王某甲方帮助。后鄞州贸易局认可了时代超市违章修建隔层的经营面积，并同意将理应补偿给鄞州贸易局的一次性经济补偿款723095元让利给时代超市。2010年5月18日，时代超市与潘火管委会签订了拆迁补偿（收购）协议，时代超市最终获得各项补偿共计人民币5643827元。2011年春节后的一天，王某甲请竺某将20万元代理费转交孙时龙。被告人孙时龙在收取代理费后，为感谢竺某给予的帮助，将其中12万元通过银行汇款方式送给竺某。
为证明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向法庭提供了以下证据：1.户籍证明、案发经过证明、刑事判决书等书证；2.证人吴某、李水亮王某甲、竺某等人的证言；3.被告人孙时龙的供述与辩解。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孙时龙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提出请托，并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之规定，予以判处。
被告人孙时龙及其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孙时龙犯行贿罪无异议，但提出如下几点辩解、辩护意见：1.起诉书指控的第一笔犯罪事实不能成立，应从指控数额中予以扣除。第一，破产案件系以和解形式结案，李某方并无请托事项；第二，被告人未从该案中取得不正当利益。被告人获得的律师费系其为圣龙公司服务所获报酬，与本案无关；第三，指控的19.8万元并非被告人授意李某送给吴某。2.起诉书指控的第六笔犯罪事实不能成立，应从指控数额中予以扣除。第一，潘火管委会未取得拆迁许可证，其与时代超市之间的所谓拆迁，并非法律法规规范的拆迁行为，应系商业收购行为，故时代超市作为实际经营者有权参与谈判；第二，竺某在收购行为中并无职权，经营面积的丈量系实际丈量得出。72万余元的一次性经济补偿款依据有关规定，本应补偿给实际经营者。被告人无向竺请托的必要；第三，被告人对拆迁事宜参与不多，王某甲也表示不再付律师费。被告人系为了感谢竺某帮其拿到3万元律师费，才以律师费名义掩饰竺受贿的事实。3.本案系单位犯罪。4.被告人有立功表现。5.被告人系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6.被告人的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有关诉讼案件并未出现枉法裁判。7.根据从旧兼从轻的刑事司法原则，本案不适用两高出台的《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综上，请求对被告人从宽处理并适用缓刑。
经审理查明：一、被告人孙时龙为在律师执业活动中获得时任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宁波中院）民三庭副庭长吴某（已判决）的支持和帮助，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禁止性规定，私下会见、宴请吴某，向吴打听其代理案件的审理情况、提出请托事项，并接受吴某的介绍担任由民三庭审理的相关案件的代理人。2010年至2012年，被告人孙时龙因此多次向吴某行贿共计人民币37.5万元。具体如下：
（一）2010年4月，宁波中院受理了宁波百联工业技术有限公司（下称百联公司）破产清算案件，吴某系该案审判长，被告人孙时龙系百联公司代理人。在案件处理过程中，被告人孙时龙多次邀请吴某吃饭、洗脚，向吴某提出请托，让吴为百联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某给予关照，并在2010年10月至2011年5月，通过李某先后五次共实际贿赂吴某人民币19.8万元。具体如下：2010年10月的一天中午，李某在宁波市百丈东路“固元堂”足浴店与吴某一起洗脚时，送给吴某人民币5万元；随后的第二、第三天中午，李某又在该足浴店分别送给吴某人民币3万元、4万元；2011年元旦前，李某与吴某在宁海南苑温泉山庄泡温泉时，又在所住房间送给吴某人民币4万元；2011年5月的一天，李某在吴某东方名庭住宅楼下，送给吴某人民币3.8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质证、认证的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证人吴某的证言，证实了其与孙时龙相识于1994年、1995年期间，自2010年百联公司破产案后接触比较多。2010年3、4月份，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宁波市它山石担保有限公司向宁波中院提出对百联公司的破产申请，其系该案审判长。由于当时李某向民间融资较多，后期已经无法还本付息，民间债权人利用各种手段进行纠缠，出于保护李某的目的，其要求李每天到中院报到。该案涉及的债务资金巨大，有5、6个亿，如果该公司破产的话，债权人可能遭受巨大损失，而且当时由于民间债务的关系，李某的人身安全已经受到威胁。其对孙时龙和李某提出的一些请求都会答应并尽量帮忙，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其发现该公司还有土地和生产流水线资源，还有重整的机会，于是就按照他们的意向选择由沃特富（远东）国际有限公司以股权转让方式接盘百联公司，使该案暂缓进入资产管理程序。因为一旦进入资产管理程序，法院就要按照标的额收取一定比例的破产清算费用，算算可能要近千万元，这样对百联公司不利。经其代表法院主持多方谈判的一系列债权债务接盘事项，最终由沃特富公司接盘百联公司，代为清偿百联公司的所有债务，这样就解除了李某的债务危机。无论是债权债务清算额度、处理方式等都对李某有利的，也使他避免了一些民间债主的纠缠，同时也使孙时龙赚到了代理费。2010年9、10月的一天中午，李某约其到“固元堂”洗脚，并送给其5万元。随后的第二天和第三天中午，李某都约其到“固元堂”洗脚，并分别送给其3万元和4万元。2010年底或2011年初，其约李某到宁海南苑温泉山庄泡温泉。李某又送给其4万元。2011年4、5月份的一天，李某在其位于东方名庭的家楼下，送给其3.8万元。上述钱款，李某给其时明确说过这些钱是孙时龙出的。2010年11月左右，其与孙时龙一起在固元堂洗脚时，孙时龙也问过其李某是否把钱给其过，其笑笑表示已经收到，但没有具体讲的事实；
2.证人李某的证言，证实了其为原百联公司实际控制人，其通过百联公司聘请的律师孙时龙向案件主办法官吴某提出暂缓进入破产程序的要求，希望能在法院主持下同债权人进行和解，将企业整体转让给圣龙公司。吴某表示同意，并对其的人身进行了保护。吴首先暂缓了法院破产程序，暂不对外公告，并且以法院出面，召集了债权人、接盘单位和百联公司谈判，还经常召其去法院报到，这样社会上高利贷的人也可以少纠缠其。吴某代表宁波中院出面进行协调下，百联公司与债权人之间达成和解协议，债权人撤回破产申请。圣龙公司下属子公司沃特富（远东）国际有限公司整体接盘百联公司，并按比例偿还了百联公司所有债务，总额5.7亿元。社会上高利贷也基本上得到清偿，其对这个处理结果比较满意。百联公司整体转让的事情处理好以后，孙时龙跟其说这次百联公司案件处理的过程中中院的吴某法官很帮忙，现在案件处理好了，他从圣龙公司那里律师费也拿到了，让其拿30万元钱去送给吴某。其拿到钱后，其中10万元其用于请吴某吃饭、洗脚、唱歌消费掉了，其余20万元人民币中的19.8万元，其分五次送给了吴某。其中，前三次在“固元堂”分别送给吴5万、3万、4万元。2010年底或2011年初，其在宁海南苑温泉山庄泡温泉送给吴4万元。2011年5月份左右，其在吴家楼下，送给其3.8万元。其未跟吴讲过上述钱款是孙时龙出的，但孙时龙知道其把钱给了吴某的事实。
3.证人罗某的证言，证实了其系宁波圣龙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其等介入谈判过了一段时间，百联公司的部分债权人向宁波中院起诉，申请对百联公司破产清算。如果按照正常破产程序，需要先支付职工工资、有抵押担保的债务，支付清算费用后，剩下的人大概只有按照债权额的3—10%进行受偿。这样李某社会上的高利贷就得不到受偿，高利贷的人会向李某讨钱，他的人身财产安全得到不保障。李某希望法院不走正常的拍卖程序，暂缓公告，先谈和其等公司整体接盘的事情。李某请了孙时龙作为法律顾问，期间宁波中院也介入调解，负责百联公司案件的法官叫吴某。最后其公司下属子公司沃特富国际有限公司以股权转让方式整体接盘百联公司，并按比例偿还了百联公司所有债务。债务处理的时候，宁波中院为保护李某个人安全及维稳，对李某的社会债务进行倾斜。最后圣龙公司支付了孙时龙律师费90万元的事实；
4.被告人孙时龙在侦查阶段的供述，证实了2010年3、4月份一家债权银行向宁波中院提起对百联的破产清算，李某聘请其作为百联公司的代理人向法院了解情况，负责百联公司破产清算审查的是民三庭副庭长吴某。其多次请吴某喝茶、吃饭、洗脚，并在这些场合与吴某沟通案件，向吴某提出其前期在自行清算的时候已经找到了一家接盘企业，希望能够暂缓破产程序、同债权人和解，降低费用、缩短时间，还提出希望法院在和解过程中能够主持其等和解，吴某均表示同意，并且也确实支持其等的工作。后来吴某以法院名义召集了债权单位、接盘单位和破产单位谈判，所以最终形成和解协议。其因代理该案赚到了100多万元，并想通过李某去感谢吴某。其向吴某表示想通过李某去感谢他，吴某表示同意。2010年9、10月份，其分4、5次给李某人民币30万元，由李出面送给吴某。后李某跟其说把30万元全部送给了吴某的事实；
5.干部履历表、干部任免审批表、职务任免通知、情况说明，证实了吴某的任职经历；
6.民事裁定书、通知书、拟稿纸、合议庭笔录，证实了2010年4月9日宁波中院裁定受理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宁波市它山石担保有限公司对宁波百联工业技术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通知宁波百联工业技术有限公司提供财产状况、债务清册等。同年11月22日宁波中院裁定准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宁波市它山石担保有限公司撤回破产清算申请.该案的审判长系吴某的事实；
7.法律服务委托合同、银行凭证、发票，证实了2010年1月28日宁波百联工业技术有限公司与孙时龙签订法律服务委托合同，同年5月6日宁波圣龙有限公司汇入浙江维知律师事务所90万元的事实。
（二）2010年下半年，宁波中院受理了宁波东风景观房地产有限公司和胡某之间的民间借贷、保证合同纠纷上诉一案。被告人孙时龙经吴某的介绍，担任案件被上诉人胡某一方的幕后代理人。此后，吴某根据被告人孙时龙的请托，利用职务之便在案件审理中积极维护孙时龙方利益。被告人孙时龙在收取了当事人通过吴某转交的20万元代理费后，于2010年11月前后，在宁波市华侨城楼下汽车内，给予吴某人民币6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质证、认证的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证人吴某的证言，证实了2010年9月份，其庭里正在审理象山东风集团有限公司和被上诉人胡某之间民间借贷、保证合同纠纷案，一审法院判决原告胡某胜诉，被告宁波东风景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提起上诉。本案中胡某是名义出借人，款项的实际权利人是卢某。卢某通过她和其的共同朋友尤某找到其，希望其能够帮忙，其答应给予帮助。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主审法官阎亚春认为本案有问题，有可能改判。其让尤某找孙时龙协调。后四人在吴家中碰面后商定，由孙时龙去找有关领导并收取20万元的风险代理费，收到钱后再补签一份顾问协议。其当时分管阎亚春合议庭，阎亚春向其汇报案件时，其曾经明确表示过观点，并在判决书审批的核稿栏里也签署了意见。最终本案维持原判。后尤某叫其驾驶员将代理费20万元送到其家楼下，其转交给了孙时龙。孙将顾问协议交与其，其让卢某签好后交给了孙时龙。2010年11月左右，孙时龙为感谢其给自己介绍案件，并使本案在其帮助下维持了原判，孙最终顺利赚到了20万元风险代理费，在孙的车里送给其6万元的事实；
2.证人卢某的证言，证实了其系宁波正业典当有限公司（下称正业公司）的实际负责人。2010年，正业公司与东风集团因为借款纠纷打官司，一审判决正业公司胜诉，但该借款的担保人东风景观房产公司不服，向宁波中院提起上诉。因宁波中院的承办法官对一审判决结果有异议，有可能改判，其找到其的朋友尤某，介绍认识了宁波中院法官吴某，通过他帮忙处理本案。2010年下半年，吴某向其介绍了孙时龙，并提出要收20万元。后吴某告诉其通过做工作，上诉方已经撤诉。其遂通过尤某给了吴某20万元。后吴某给其律师顾问协议让其签字和几张总共20万元的律师发票的事实；
3.证人尤某的证言，证实了2010年，其朋友卢某在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有诉讼案件，主审法官认为案件存在争议，有改判可能。卢托其帮忙找人。其联系了吴某，希望能维持原判。吴介绍了孙时龙，四人在吴家中碰面商量后，孙时龙表示他会处理好本案并提出要收取20万元代理费。二审结果，卢某比较满意，并按照约定把20万元钱给其，让其转交吴某。其让驾驶员陈某将装有20万元现金的海鲜泡沫盒子送到了吴某的住处。后吴某交给卢某律师顾问协议让卢签字，并给卢20万元律师费发票的事实；
4.证人胡某的证言，证实了2008年左右，东风集团的老板贺华源以东风进出口公司名义向正业公司借款1000万元，出借的时候正业公司以其个人名义借的，并由东风景观房产公司、东风集团作为担保。后贺华源无法如期还款，正业公司以其的名义起诉，象山法院判决东风进出口公司还款，并认定担保合同有效。东风景观房产公司中的温州人股东不服，向宁波中院上诉。法院受理后一开始认为温州股东掌握着公司印章，认可他们代表东风景观房产公司上诉，法院也组织合议庭进行审理。最后宁波中院同意了撤诉申请，卢某和东风景观房产公司达成和解协议的事实；
5.证人闫某的证言，证实了其系本案主审人，该案合议庭审议后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实体处理欠妥，准备对该案改判，其还拟定二审判决书让民三庭副庭长吴某审批，但吴某对合议庭的意见有不同看法，并向主管院长进行汇报。后根据领导意见，合议庭再次对案件进行讨论，并同意接受法定代表人撤诉的申请并下发了裁定书的事实；
6.证人陈某的证言，证实了2010年10月份的一个晚上，其受尤某的委托将一个海鲜泡沫盒送至东航大厦小区附近交给吴某的事实；
7.被告人孙时龙在侦查阶段的供述，证实了2010年7、8月份，吴某给其介绍业务，并约定收取20万元风险代理费。该案被上诉方希望宁波中院维持原判。后来该案宁波中院维持了原判。大约一个月后，吴某在他家中交给其20万元，其提出要签订一份法律顾问合同。2010年年底，其为了感谢吴给其介绍业务，并在案件中予以帮助，让其赚了钱，在维知所楼下送给吴6万元的事实；
8.常年法律顾问合同书，证实了孙时龙与卢某签订常年法律顾问合同书，期限为2010年12月24日至2012年12月23日，每年人民币10万元的事实；
9.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法庭审理笔录，证实了胡某与宁波东风进出口有限公司、象山东风集团有限公司、宁波东风景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分别由象山县人民法院及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二审的审理情况及结果。
（三）2011年下半年，宁波中院受理了浙江洪海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简称洪海公司）与温州市瓯海第三建筑工程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上诉一案。被告人孙时龙经吴某介绍，担任案件被上诉人洪海公司的幕后代理人，并由洪海公司先期支付孙时龙代理费人民币3万元。此后，吴某根据被告人孙时龙的请托，利用职务之便在案件审理中积极维护孙时龙方利益。被告人孙时龙在收取了当事人通过吴某转交的17万元代理费后，于2011年11月前后，在宁波市百丈东路“固元堂”足浴店内，先后二次给予吴某人民币3万元、2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质证、认证的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证人吴某的证言，证实了2011年6、7月，其和黄某、孙时龙经商量，由孙时龙负责找关系，该案维持原判后，收取20万元费用，因该案在其庭里，其也会关注。黄某先付3万元人民币前期费用，余下的17万元人民币先交给其保管，待案件维持后再把17万元给孙时龙。后该案二审维持原判，其将17万元人民币交给了孙时龙。2011年11月左右，孙时龙为感谢其给自己介绍业务，并使本案在其帮助下维持了原判，孙最终顺利赚到了20万元代理费，在百丈东路上的“固元堂”洗脚店分二次送给其3万元、2万元的事实；
2.证人黄某的证言，证实了2010年洪海公司因租赁纠纷与瓯海三建公司在江北区法院打官司，江北法院判决洪海公司胜诉，瓯海三建公司向宁波市中院上诉。二审期间，其担心案件改判，遂找吴某帮忙。吴某向其介绍了孙时龙，孙时龙提出如果案件维持，要收取20万元费用。三人约定20万元先交给吴某保管，事成之后再由吴某给孙时龙。其按约定先分两次给了吴某共3万元，后又交给吴某17万元。2011年8月底，其获悉案件维持原判，遂让吴某把钱交给孙。后吴某交给其20万元律师费发票和一份律师顾问协议的事实；
3.证人闫某的证言，证实了其系该案主审人，合议庭讨论后准备对该案部分事实改判，并将讨论结果向吴某等领导汇报。后根据主管领导意见，合议庭再次讨论结果是维持原判。此后合议庭也尝试进行调解，但洪海公司可能知道了合议庭内部讨论结果，坚决不同意调解。本案最终维持原判的事实；
4.被告人孙时龙在侦查阶段的供述，证实了2011年7、8月份，吴某向其介绍本案，叫其找找关系，并表示庭里的事情他会处理好，并与黄某约定收取风险代理费20万元。后黄某通过吴某先给其3万元作为前期费用，官司打赢后，黄某又通过吴某给其17万元。2011年10月至11月，其为了感谢吴给自己介绍业务，并在案件中予以帮助，在“固元堂”洗脚时分二次送给吴3万元、2万元，共计5万元的事实；
5.常年法律顾问合同书、发票，证实了浙江洪海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与孙时龙签订常年法律顾问合同书，期限为2011年8月18日至2012年8月17日，每年人民币17万元的事实；
6.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核稿纸、审理笔录等，证实了江洪海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等诉三建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分别由宁波市江北区法院和中院作出一、二审判决的经过及结果。
（四）2011年下半年，被告人孙时龙系杨某夫妇与于富茂借贷纠纷案中杨某夫妇的二审代理人。案件在宁波中院民三庭审理期间，被告人孙时龙单方面会见吴某，请求吴某帮忙维持原判。根据被告人孙时龙的请托，吴某利用职权以改判理由不足、事实不清为由建议将案件发回重审。2012年春节后，被告人孙时龙在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附近兴业银行门口车内，给予吴某人民币2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质证、认证的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证人吴某的证言，证实了2011年8月左右，宁海杨某夫妇借款案，上诉至宁波中院民三庭，孙时龙作为杨某夫妇的代理人曾与其沟通该案。其向孙透露了主审法官的意见，但其不同意主审法官的意见。最后该案以事实不清，要求追加案外人参加诉讼的理由发回重审。2012年春节后，孙时龙为感谢其，在中院对面兴业银行旁的车内送给其2万元的事实；
2.证人葛某、杨某的证言，证实了2011年，夫妇二人同于富茂有一个借款纠纷案件，聘请孙时龙作为代理人参与案件的协调处理。二审法官跟其说过认为一审结果有问题，后孙时龙又去法院做了些工作，最终二审法院认定一审事实不清、发回重审的事实；
3.证人谢某的证言，证实了其系该案的审判长。该案合议庭初次评议是多数意见同意改判。合议庭结果上报给吴某，吴某提出意见认为案子部分事实无法查清，倾向发回，并报副院长，副院长同意吴某意见，要求重新评议。最后合议庭尊重副院长意见，同意发回重审的事实；
4.证人叶某的证言，证实了其系该案的主审法官。该案合议庭初次评议是多数意见同意改判。合议庭结果上报给吴某，吴某提出意见认为案子部分事实无法查清，倾向发回，并报副院长，副院长同意吴某意见，要求重新评议。最后合议庭尊重副院长意见，同意发回重审的事实；
5.被告人孙时龙在侦查阶段的供述，证实了2011年8月左右，宁海杨某夫妇借款案一审胜诉后，对方上诉至宁波中院民三庭，二审杨某夫妇作为被上诉方委托其代理，约定风险代理费10万元。二审法官跟其意见不一致，要求调解并可能改判。其遂找吴某帮忙。经过吴某努力，春节前该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2012年春节后，其为感谢吴某的帮忙，在宁波中院附近兴业银行旁的车内送给吴2万元的事实；
6.法律服务委托合同、发票、银行存款凭证，证实了杨某、葛某于2011年7月22日与孙时龙订立协议，委托其担任与于富茂的二审代理人，并约定了律师费用的事实；
7.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核稿纸等，证实了杨某、葛某与于富茂借款纠纷案件一、二审的处理经过及结果。
（五）2012年年初，被告人孙时龙系宁海大梁山泉有限公司（下称大梁山泉公司）诉顾月娥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的大梁山泉公司二审代理人。案件在宁波中院民三庭审理期间，被告人孙时龙单方面会见吴某，请求吴某帮忙改判。吴某根据被告人孙时龙的请托，利用职权在该案判决书拟稿上签署倾向改判的核稿意见，并以改判意见上报领导。此后，被告人孙时龙于2012年4、5月份，在宁波中院附近汽车内、洗脚房内，先后二次给予吴某人民币2.7万元、2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质证、认证的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证人吴某的证言，证实了2012年年初，该案上诉至宁波中院前，孙时龙就向其请托希望二审改判。后孙时龙代理的大梁山泉公司上诉至民三庭。合议庭评议后，拟判决维持原判，其在拟维持原判的判决书拟稿纸上签署核稿意见为倾向改判，分管院长也同意其意见。2012年4月，孙时龙为感谢其的帮忙，在中院旁边圣巴里咖啡馆旁的车内，送给其2.7万元。2012年5月，孙在中院旁的中国银行附近的“新盈光”洗脚房又送给其2万元，共计4.7万元的事实；
2.证人张某的证言，证实了2010年下半年，大梁山泉公司向宁海县法院对顾月娥提起民事诉讼，委托孙时龙为代理律师，一审时支付孙律师费2万元。二审继续由孙时龙代理，支付孙律师费5万元的事实；
3.证人谢某的证言，证实了其系该案的主审人。合议庭评议后一致意见是维持原判，并将该意见报给了主管庭长吴某，吴某表示案件一审有问题，不能维持，倾向于改判，并且签了改判的意见后直接报分管副院长，分管副院长也同意吴某的意见，让合议庭复议。合议庭复议后，多数意见为同意改判的事实；
4.被告人孙时龙在侦查阶段的供述，证实了其代理的宁海大梁山泉公司案件一审败诉。二审继续由其代理，约定风险代理费16-20万元。2012年1月，该案上诉至宁波中院民三庭，其向吴某请托帮忙改判。吴某表示同意，并将改判意见上报。其为感谢吴某，分别于2012年4月和5月，在中院旁边圣巴里咖啡馆旁的车内送给吴2.7万元，在中院旁的中国银行附近的新盈光洗脚房送给吴2万元的事实；
5.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书、发票、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证实了宁海县大梁山泉有限公司诉顾月娥一案委托孙时龙为一审、二审诉讼代理人，并分别于2010年8月26日、2012年1月10日支付律师费2万元、5万元的事实；
6.民事判决书、合议庭评议笔录、拟稿纸、民事裁定书、审理情况说明等，证实了大梁山泉公司诉顾月娥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的一审、二审的处理经过及结果。
二、宁波市鄞州区下应街道潘火村潘火粮站的仓储用房在2009年面临拆迁。承租该房屋经营宁波市鄞州下应辉煌时代超市（下称时代超市）的王某甲为拆迁补偿一事，委托被告人孙时龙担任代理人与宁波市鄞州区潘火片区开发建设管委会（下称潘火管委会）进行谈判。接受委托后，被告人孙时龙请求代表宁波市鄞州区贸易局（下称鄞州贸易局）参与上述地块拆迁谈判工作的竺某（已判决）在拆迁补偿谈判中给予王某甲方帮助。后鄞州贸易局认可了时代超市自行修建隔层的经营面积。2010年5月18日，时代超市与潘火管委会签订了拆迁补偿（收购）协议，时代超市最终获得各项补偿款共计人民币5643827元。2011年4月，王某甲请竺某将20万元代理费转交孙时龙。被告人孙时龙在收取代理费后，为感谢竺某给予的帮助，将其中12万元通过银行汇款方式送给竺某。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质证、认证的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证人竺某的证言，证实了1999年，王某甲等人向鄞州区粮食局承租潘火粮站开发时代超市。2009年5月左右，时代超市面临拆迁。贸易局派其作为局里负责资产清算小组负责人，与潘火管委会商讨潘火粮站的拆迁谈判。因管委会拆迁任务紧，遂让贸易局介入与时代超市的谈判。时代超市方聘请了孙时龙作为代理。期间，孙时龙要其帮忙在赔偿过程中帮时代超市说话，多点赔偿，并表示事情办好后会感谢其。后其在谈判中积极为时代超市争取利益，让管委会将时代超市一部分面积以商业用地进行赔偿，提高了赔偿标准；将时代超市私自搭建的面积，违背租赁协议而算作个人建筑面积进行赔偿；贸易局还让出了一部分应属潘火粮站的补偿款给时代超市，管委会最终给了时代超市560多万元的拆迁赔偿款。谈判期间，孙时龙让王某甲借了20万元给其朋友。2010年7月份左右，王某甲拿到了560多万补偿款。后王某甲给其20万元现金。其又将20万元给了孙时龙。2010年下半年，孙时龙以借的名义把其中12万元以银行汇款方式送给其的事实；
2.证人王某甲的证言，证实了2009年，其和他人合伙经营的时代超市面临拆迁，其聘请了孙时龙帮忙拆迁赔偿谈判的事情。孙时龙与代表粮食局出面的竺某关系很好，其通过孙也认识了竺。起初，潘火管委会按照工业用地赔偿时代超市，标准很低，赔偿款大约250万左右。竺某代表粮食局帮其与管委会沟通，将一部分面积改为商业用地，提高了赔偿标准；将一部分砖混的违章建筑算作租赁面积进行赔偿；将本应属于潘火粮站的70多万的经济补偿款给了时代超市。其共付给孙时龙40万元律师费用，第一笔是孙时龙以借的名义让其送给竺的朋友20万元，第二笔是其拿到拆迁款后，孙时龙向其讨要剩下的30万元，其只愿再出20万元，因竺与孙关系好，其将20万元给了竺，由竺转交孙的事实；
3.证人董某的证言，证实了2009年，其任潘火片区开发管委会政策法规科科长，负责工业拆迁事宜。时代超市拆迁事宜，因时代超市租用的是贸易局场地，拆迁中涉及到贸易局的利益，并且需要贸易局确认拆迁面积，故让贸易局介入管委会与租户的谈判。其代表管委会，竺某代表贸易局，王某甲和孙姓律师代表时代超市。根据管委会的赔偿标准，搭建的违章建筑不能计算面积，并委托国土局下属的评估公司对建筑进行测量、评估，赔偿款只有250万元。经过贸易局协调，管委会做了较大程度的让步，将时代超市的部分面积改为商业用地，提高了赔偿标准；将超市私自搭建的面积算作个人建筑面积进行赔偿；将应给予潘火粮站的70余万元补偿款给了时代超市的事实；
4.证人王某乙的证言，证实了2000年左右，鄞州区粮食局并入贸易局，并成立资产清理小组处理合并后遗留问题。其原系贸易局资产清理小组成员，参与了管委会对时代超市的拆迁事宜。当时因管委会与时代超市僵持不下，而管委会拆迁任务紧，故让贸易局介入谈判。经过贸易局协调，管委会将违章搭建面积算入拆迁面积，提高拆迁补偿标准，并将潘火粮站的70余万元经济补偿款让给了时代超市。该70余万元的补偿款，管委会本来认为该笔钱属于商业用地补偿款，故未计入与贸易局的产权置换协议中。后被时代超市发现，遂要求管委会予以赔偿。经过协调，并经潘火粮站同意，最终管委会与时代超市达成了赔偿协议的事实；
5.被告人孙时龙在侦查阶段的供述，证实了2009年，王某甲与他人合伙经营的时代超市面临拆迁，聘请其作为该案的代理人。其与王某甲签了代理合同，并约定律师费按补偿额度递增比例提成。在谈判过程中，其向竺某提出帮时代超市多争取补偿款，并将王某甲介绍给竺认识。后王某甲方的拆迁补偿款从200多万提高到560多万，主要包括让没有谈判资格的租赁户时代超市介入谈判；时代超市补偿标准部分由工业用地变更为商业用地，提高了补偿标准；大量违规搭建面积被认定为补偿面积；贸易局的一些利益也让给了时代超市，为时代超市争取不少补偿款。拆迁补偿谈好之后，其跟王某甲讲，竺在谈判中帮助较大要表示感谢，王同意。2010年7月份，竺某将王某甲转交给其的20万元律师费送到其办公室。其当即留下3万元，将其余17万元作为感谢费送给了竺。次日，竺因害怕又将钱退还给其。后其以借的名义送给竺12万元的事实；
6.竺某任职文件、聘用协议、情况说明等，证实了竺某于2008年8月至2012年2月，任鄞州区粮食局改制企业资产清理小组组长职务，职责是负责全区粮食系统改制、国有资产拍卖及清理工作。鄞州区粮食收储有限公司及原鄞州潘火粮站系宁波市鄞州区粮食局的下属单位，系国有企业的事实；
7.深圳发展银行出具账户存款情况、发票，证实了2011年4月27日，浙江维知律师事务所将20万元律师费发票分三张开给王某甲。次日，孙时龙通过银行汇给竺某12万的事实；
8.宁波市鄞州区潘火片区商业用房拆迁补偿（收购）协议书、潘火片区拆迁赔偿项目统计表、产权置换协议，证实了粮食收储有限公司被拆迁土地性质系商业用地，地上房屋系商业用房。时代超市被拆迁个人建筑面积为4251.40平方米。时代超市共获得补偿及奖励总计人民币5643827元的事实；
9.房屋租赁合同，证实了合同约定时代超市在租赁涉案房屋期间，不得随意改变房屋结构或私自搭建的事实。
另查明，2013年8月19日6时许，被告人孙时龙与反扒志愿者一起在江北白沙菜场附近抓获扒窃犯罪嫌疑人叶贵平、李恒军。该二人现已被宁波市公安局江北分局执行逮捕。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质证、认证的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宁波市公安局江北分局出具的证明、立案决定书、询问笔录、讯问笔录、拘留证、逮捕证，证实了上述事实。
证明本案事实的证据还有：1.竺某的刑事判决书、吴某的刑事判决书，分别证实了竺某、吴某均因犯受贿罪被判刑的事实；
2.被告人的户籍证明、司法局律师综合管理平台信息和案发经过证明，证实了被告人的身份情况和到案经过；
3.律师事务所基本信息、章程及证人王某丙的证言，证实了孙时龙任职的浙江维知律师所的组织形式为普通合伙，事务所负责人系王某丙。事务所以律所名义对外承接业务，但内部系独立办案，的事实。
针对控辩双方的争议焦点，本院概述和综合评判如下：
1.关于司法解释的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前，无行贿罪相关司法解释，故本案适用2012年12月26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对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起诉书指控的第一笔犯罪事实，被告人未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孙时龙与百联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李某私下约见、宴请案件承办人吴某，提出暂缓破产公告、对李某进行人身保护并在和解过程中对其社会债务予以倾斜等要求，虽然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所提要求的内容本身违法，但私下约见并宴请案件承办人员的行为，违反了《法官法》和《律师法》中关于法官不得私自会见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并接受请客送礼，律师不得违反规定会见法官的有关规定，破坏了法官与律师之间应保持的正当关系，在客观上对办案人员施加了不正当影响，干扰了正常的司法工作，这种程序上的违法性，亦属于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情形。故对上述辩解、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3.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指控的第一笔犯罪事实中，被告人未授意李某送给吴某财物的辩解、辩护意见，及对指控的第六笔犯罪事实中，提出被告人给予竺某财物的辩解理由，经查，该辩解、辩护意见与上述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信。
4.关于指控的第六笔犯罪事实，潘火管委会对潘火粮站的拆迁行为已成既定事实，且竺某的已决判决书、拆迁补偿协议、产权置换协议等证据均证明此行为已被认定为拆迁行为。根据相关的拆迁法规、规章明文规定，未经有关部门批准擅自改建、扩建、搭建的房屋面积，不得作为被拆迁房屋的建筑面积认定。故王某甲等人将时代超市租赁的仓库私自修建了隔层，由此增加的面积，不应纳入拆迁面积。时代超市与粮食收储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对租赁面积有明确规定，并约定时代超市不得私自搭建。但经孙时龙等人请托，竺某利用职务便利，代表出租方认可了该面积，并将之认定为个人建筑面积，并让时代超市获得了此部分拆迁补偿款系不正当利益。但根据《宁波市鄞州区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若干规定》，拆迁非住宅用房造成被拆迁当事人停产、停业以及搬迁、过渡的，拆迁人应当按照被拆迁房屋的建筑面积，结合被拆迁房屋的用途、地段等因素，为实际经营者支付一次性经济补贴费。上述72万余元的一次性经济补贴费应归属实际经营人，即时代超市，故对指控的该部分不正当利益不予认定。
5.被告人孙时龙所属的浙江维知律师事务所为普通合伙制律师事务所，所内各执业律师均各自承接业务，相互独立执业，除向事务所上交少额提成外，其余全部收益归个人所有。被告人孙时龙作为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之一，其执业行为亦独立于其他律师，其向受贿人行贿的行为并非单位意志的体现，其行贿的款项均从其个人收益部分支取，而非从单位资金中支取，故本案应认定被告人孙时龙个人犯罪。
6.本案被告人系在被检察机关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后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故不能认定其有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情节。但被告人到案后，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其他犯罪事实，依法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本院认为，被告人孙时龙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提出请托，并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达49.5万元，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孙时龙到案后，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罪行，依法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案发后，被告人孙时龙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并经查证属实的立功表现，依法可以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第六十八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五条、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孙时龙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缓刑考验期限，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陈 莹
人民陪审员 李宝甫
人民陪审员 梅碧玉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代书 记员 董 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