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河市民一终字第150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韦绍恩。
委托代理人：覃世相，广西东兰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陈淑英。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王振宇。
委托代理人：陆汉池，男，1956年2月15日出生，壮族，系王振宇之表兄。
委托代理人：韦斌，男，1968年11月19日出生，壮族。
上诉人韦绍恩因与被上诉人陈淑英、王振宇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东兰县人民法院（2013）东民初字第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4月2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吴亚玲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郑燕华、代理审判员温添霖参加的合议庭，于2014年5月7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书记员苏嘉担任法庭记录。上诉人韦绍恩的委托代理人覃世相，被上诉人陈淑英、被上诉人王振宇及其委托代理人陆汉池、韦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韦绍恩与被告陈淑英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06年7月13日登记结婚。2006年初，东兰县工商局开始组织本系统职工集资建房，被告陈淑英获得在该局生活小区C栋建房指标一套。被告陈淑英于2006年3月18日缴纳集资建房购地款3万元。2006年12月31日，该局包括被告陈淑英在内的49人取得东兰县城原城厢粮所用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此后前述49人在该用地合伙集资建房。被告陈淑英因经济困难，为筹集其父医疗费及为其妹妹筹集经商经费，于是产生转让其建房指标的想法。后经被告王振宇之兄王冠淋介绍，被告陈淑英与被告王振宇初步达成签订转让建房指标协议的意向。2008年3月，被告陈淑英正式同意将其建房指标转让给被告王振宇，被告王振宇遂以被告陈淑英的名义缴纳第一笔集资建房款。此后所有集资建房款亦均由被告王振宇以被告陈淑英的名义缴纳。2008年7月11日，被告王振宇与被告陈淑英正式签订《房屋指标转让协议书》，协议内容为：“甲方：东兰县长乐工商所（陈淑英）乙方：东兰县运输管理局（王振宇）。为切实保障甲乙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经甲乙双方互相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自愿将在东兰县工商局单位集资建房一套‘指标’转让给乙方，其‘指标’转让手续费伍仟元人民币，由乙方一次性付给甲方，乙方则享有该套集资房全部所有权，甲方无权支配该套房的任何事项。二、该套集资建房的所有费用由乙方全额支付，乙方则享有该套集资房的全部产权，甲方必须及时主动配合乙方办理该套集资房
房产过户的有关手续，但房产初次过户相关手续所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三、如因集资建房单位原因，而导致该套集资房过户手续无法办理，由甲方负责理顺。如确实无法理顺，甲方应退回该套房屋‘指标’转让费伍仟元人民币（￥：5000元），同时偿还乙方所交的集资建房款和相应利息（按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息）。四、本协议书经甲乙双方签字画押后生效。五、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甲方：陈淑英2006年3月18日乙方：王振宇2006年3月18日”。根据被告王振宇的要求，双方把该协议的签订日期倒签为2006年3月18日。当日，被告王振宇给付被告陈淑英2.5万元，其中5000元为建房指标转让费，余款2万元为借款。被告陈淑英给被告王振宇出具两张收条，一张收条内容为：“收条今收到王振宇同志交来的东兰县工商局单位集资建房‘指标’一套转让手续费伍仟元整人民币。此据陈淑英2006年3月18日”；另一张收条内容为：“收条今收到王振宇同志交来的在东兰县工商局单位集资建房款贰万元整人民币。此据陈淑英2008年7月11日”，该收条中2万元名为建房款，实为借款。案涉集资楼于2007年8月开始施工，于2008年年底完工并交付住户使用。该集资楼由于存在工程质量问题，至今未通过竣工验收。2013年8月，被告陈淑英与王冠淋因案涉集资楼车库分配问题产生纠纷。2013年12月26日，原告起诉要求确认两被告于2008年7月11日签订的《房屋指标转让协议书》无效，引起本案诉讼。在本案庭审过程中，原告两次申请对《房屋指标转让协议书》的书写时间进行司法鉴定，被告王振宇均表示不同意。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关于原告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其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经审理查明，两被告签订《房屋指标转让协议书》的时间是在原告与被告陈淑英结婚之后。原告虽非该协议的相对人，但该协议与其有利害关系，故原告具有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此外，诉讼时效的客体为请求权而非形成权，当事人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权利属形成权，不属诉讼时效制度的适用范围，即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本案原告诉请确认两被告签订的协议无效，属于无效合同确认之诉，故原告的起诉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虽然原告的起诉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但集资建房是夫妻共同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需要多次缴纳数目不菲的建房款及进行贷款、还贷等，而且从两被告于2008年7月22日签订协议至2013年8月，时间长达五余年之久。原告在东兰县城机关单位工作，诉称在此期间对其妻即被告陈淑英转让建房指标一事豪不知情，既无证据予以证明，亦有违常理。二、关于两被告签订《房屋指标转让协议书》的时间是2006年3月18日还是2008年7月11日的问题。原告及被告陈淑英主张《房屋指标转让协议书》的签订时间是2008年7月11日；被告王振宇主张的签订时间是2006年3月18日。首先，纵观本案，被告王振宇唯一一次给被告陈淑英汇款的时间是在2008年7月11日；该次汇款数额是2.5万元，与被告陈淑英给其出具仅有两张收条的收款数额2.5万元相吻合。据此可推断，两被告签订《房屋指标转让协议书》的时间是2008年7月11日。其次，经审理查明，被告陈淑英于2006年3月18日缴纳集资建房购地款3万元。对此，被告王振宇主张该3万元购地款由自己缴纳。在第一次庭审过程中，被告王振宇陈述自己向东兰县工商局财务室缴纳该笔款项，在第二次庭审过程中，又陈述自己是向银行缴纳该笔款项。鉴于被告王振宇就上述同一事实的陈述前后矛盾，且东兰县工商局及其他证人证言均可证实被告陈淑英于2006年3月18日缴纳该3万元购地款，故对被告王振宇的上述主张，该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庭审查明的事实，按常理，如果被告陈淑英自始不想参加集资建房，应该不会由自己缴纳该购地款，而是由被告王振宇自行缴纳。被告陈淑英在该日缴纳购地款这一事实足以说明：被告陈淑英于2006年3月18日未有转让建房指标的意向，按常理，两被告不可能在该日即签订《房屋指标转让协议书》。综上，两被告签订《房屋指标转让协议书》的时间是2008年7月11日，而非2006年3月18日。对此，被告王振宇主张2008年7月11日不是与被告陈淑英签订协议，而是与其商谈增加转让费事宜，并最后同意再支付2.5万元转让费。如果被告王振宇所说属实，按常理，其应当让被告陈淑英出具收到“增加转让费2.5万元”的收条。而实际上被告陈淑英出具收条写明收到“集资建房款2万元”。该收条载明的“收款用途”与“数额”与被告王振宇所主张的事实均不相符。此外，被告王振宇认可且两被告的协议约定：所有的建房款均由被告王振宇缴纳。据此，被告王振宇于2008年7月11日给付被告陈淑英2万元不可能是建房款，其要求被告陈淑英出具写明收到“建房款”的收条，显然另有目的，即被告王振宇给付被告陈淑英2万元系借款而非增加给付转让费。鉴于被告王振宇的上述主张无事实依据，且有违常理，该院不予支持。三、关于两被告签订的《房屋指标转让协议书》是否存在依法应认定为无效情形的问题。两被告签订案涉协议的时间虽然在原告与被告陈淑英结婚之后，但要认定该协议是否无效，关键是看该协议是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首先，被告陈淑英在庭审过程中表示系自愿签订案涉协议，原告亦无证据证明被告陈淑英在签订协议的过程中受到欺诈或胁迫，更谈不上该协议损害国家利益，总之，两被告签订的协议不具有以上法律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之情形。其次，被告陈淑英签订协议的目的是为其父筹钱治病及给妹妹筹钱经商，其动机是“善良”而非“恶
意”。被告王振宇要求被告陈淑英倒签协议的签订日期，该做法虽有不妥，但仅属个人意思表示，其未与被告陈淑英“串通”。总之，两被告签订案涉协议时，被告陈淑英非“恶意”，亦未与被告王振宇“串通”，双方不构成“恶意串通”，不具有以上法律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之情形。再次，如上所述，被告陈淑英签订协议的目的是为其父筹钱治病及给妹妹筹钱经商；而被告王振宇签订案涉协议的目的是通过支付转让费获得建房指标。两被告签订协议的目的虽各不同，但均不具有非法性，亦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故该协议不具有以上法律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之情形。第四，原告以东兰县工商局职工宿舍楼分配方案明确规定，案涉集资房系单位福利房，不允许转让给外单位人员为由，主张案涉协议无效。经审理查明，案涉集资楼系东兰县工商局单位职工合伙集资建房，非该单位福利房；东兰县工商局职工宿舍楼分配方案不属法律、行政法规。总之，上述协议不具有以上法律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之情形。鉴于原告的上述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最后，原告以案涉集资房无法转至被告王振宇名下，两被告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符合两被告协议第三条约定解除之条件为由，主张该协议应予以解除而无效。鉴于原告的诉请是请求确认案涉协议无效，该协议是否应当解除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原告的该项主张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被告王振宇与被告陈淑英于2008年7月11日签订《房屋指标转让协议书》，双方意思表示真实，该协议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合法有效之
合同。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韦绍恩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原告韦绍恩负担。
上诉人韦绍恩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原审法院主观臆断，曲解适用法条，认定两被上诉人之间的《房屋指标转让协议书》系合法有效之合同是错误的。1、本案两被上诉人之间的协议书，其转让的表面名为“房屋指标”，实质是“在建集资房”，是不动房产，是夫妻共有财产。被上诉人陈淑英于2008年7月11日私自转让的“在建集资房”，是夫妻共同投资的共有房产，其单方处分夫妻共有房产的行为，是无权处分行为，侵犯了上诉人的共有权，损害了上诉人的财产权益。（1）在本案当中，被上诉人陈淑英对于涉及夫妻共有财产权益的重大事项之共有房产，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未经上诉人同意，私下与被上诉人王振宇签订《房屋指标协议书》做出重大财产处分的行为，侵犯了上诉人的共有权，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其处分行为构成无权处分行为。（2）被上诉人王振宇受让该“在建集资房”不构成善意取得。在本案当中，被上诉人王振宇作为受让方在受让该“在建集资房”时，与被上诉人陈淑英密谋策划倒签合同日期，弄虚作假，且未支付合理价格，协议书签订后也未按照约定支付全部建房款，况且该房产至今无法交付使用，更是无法变更登记，所以不构成善意取得，因此该协议书应为无效合同。2、本案当中，被上诉人王振宇明知该“在建集资房”是夫妻共有财产，在签订该协议书时恶意将“在建集资房”虚拟设定为“房屋指标”从而以超低价5000元取得，并要求被上诉人陈淑英倒签协议书落款日期为上诉人婚前日期，企图达到将夫妻共有的“在建集资房”转化为被上诉人陈淑英的婚前个人财产，以逃避事后未得到上诉人追认之风险的目的，此举严重地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利益，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合同无效情形，该协议书是无效的。综上所述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1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06条规定，两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房屋指标转让协议书》属于无效合同。二、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王振宇要求被上诉人陈淑英倒签协议的签订日期，该做法虽有不妥，但仅属个人意思表示的，其未与被告陈淑英串通”。这是避重就轻的错误推理，是主观臆断，有悖法律的不正义认定，对被上诉人王振宇有偏袒之嫌。两被上诉人倒签合同日期，弄虚作假，不但违背民事交易活动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而且损害上诉人的合法利益，其主观上存在“恶意串通”。被上诉人王振宇明知被上诉人陈淑英无处分权而与之进行交易行为，其目的在于使自己通过交易获得本属于上诉人的利益，而对于被上诉人陈淑英无处分权不加以理会，双方通过默示主观上达成了“恶意串通”，客观上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四、原审法院关于“两被告于2008年7月11日签订协议至2013年8月，时间长达五余年之久。原告在东兰县城机关单位工作，诉称在此期间对其妻即被告陈淑英转让建房指标一事毫不知情，即无证据予以证明，亦有违常理”的观点及以此来认定事实，显然属主观臆断是错误的。一是违背了举证规则，上诉人是否知情，举证责任方是被上诉人王振宇，即被上诉人王振宇作为受让方负有举证证明“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王振宇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而是极力主张“该房产是被告人陈淑英婚前个人财产，原告韦绍恩无权过问”。被上诉人王振宇在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前提下，原审法院应当以其举证不能而做出对其不利的判决；二是在夫妻一方不再依附于另一方生存的当今社会，一审判决所谓的常理，并不是常理。三是该建房建造期间，上诉人已为被上诉人陈淑英前后筹备好了建房款9万元，已尽了作为丈夫应尽“共同承担缴纳数目不菲建房款”的责任。上诉人基于对妻子的信任，将建房具体事项全权由被上诉人陈淑英负责，银行贷款到位后，上诉人也每月固定给被上诉人陈淑英500元以还贷款，而被上诉人陈淑英也都“欣然收下”。该建房于2010年元月份完工直至2013年7月份，其期间上诉人也多次向被上诉人陈淑英询问该建房交付使用情况，而被上诉人陈淑英每次都向上诉人解释，称该集资楼存在工程质量问题，未得验收交付使用，正与工程负责人梁明交涉并打官司未解决清楚。事实上，该工商小区职工住宅楼至今还有十多户主未能入住，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陈淑英的该套房（Cl-2）存在质量问题，未得交付使用亦无人入住，加之两被上诉人恶意隐瞒上诉人，若不是车库使用分配纠纷及外单位人员王振宇装修该套房，上诉人又何以得知被上诉人陈淑英已将其转让他人。五、原审法院认定“案涉集资楼系东兰县工商局单位职工合伙集资建房，非该单位福利房”是错误的。施工合同虽名为单位职工合伙集资建房，但其是带有单位福利性的，不是工商局职工的其他外单位人员是没有资格获得的。该集资建房指标实际上是一种期待利益，属于债权范畴中的受益权，系单位依其制定的集资建房分配方案及集资方法为申请参加集资建房的职工设定的具有福利性质的合同权利，其具有身份属性的特质决定了其不得转让。六、原审法院认定“被告王振宇与被告陈淑英于2008年7月11日签订的《房屋指标转让协议书》，双方意思表示真实，该协议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合法有效之合同”错误。其一，夫妻一方在处分夫妻共同财产时没有取得另一方同意而擅自处分，侵犯了另一方的共有权，其行为明显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17条的规定，而原审法院在判决书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相关规定从头至尾一字不提，对上诉人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事实也视若无睹，避而不谈。其二，两被上诉人故意隐瞒上诉人所签订的协议书漏洞百出。由此可以认定，两被上诉人明显构成“恶意串通”，符合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合同无效情形，该协议书是无效合同，因无效合同恶意取得的财产应依法返还给财产实际共有人。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时却主观臆断，随意曲解法条本义，从而作出的判决与其所认定的客观事实是相互矛盾的，应依法予以撤销或改判。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正确适用法律，做出公正合理的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上诉人韦绍恩在二审期间提供的新证据有：1、个人自建房贷款合同，证明两上诉人2008年7月11日签订的合同转让的是在建集资房，被上诉人受让时存在恶意；2、银行贷款抵押物基本信息表、工商局证明，证实被上诉人王振宇受让该房屋明显低于市价，两被上诉人存在恶意串通；3、银行贷款账号挂失查询单、个人业务凭证，证明被上诉人王振宇得到了被上诉人陈淑英建房贷款中的2万元，并用于支付建房款；4、工商局工程验收交付使用情况证明、缴税情况函、工程质量问题清单、工程造价结算表，证明本案争议集资房自2010年完工至2013年仍未结算清楚工程款，也未验收交付住户使用。5、医院疾病证明书、检查报告单及工商个体信息查询单、营业执照副本，证明陈淑英之妹于2010年才开始经商、陈淑英父亲的病于2007年已治好。
被上诉人陈淑英辩称：一、答辩人在2006年3月交付购地款时未有转让房子意向，到2007年2月因父亲生病，而自己在乡下工作需要联系调动工作，才决定将房子出让的；二、本单位王冠淋知道本人想转让房子时，要求本人将房屋转让给其弟。双方在第一次协商时答辩人要求支付2.5万元转让费，但其认为上诉人不知道此事，存在风险仅同意支付5000元。2008年7月11日，王冠淋和王振宇再次找到答辩人，并且同意支付2.5万元，但要求其中的2万元算是借给答辩人的，并且协议书的时间倒签为上诉人的婚前日期，答辩人为了避免日后上诉人的追责以及独吞5000元转让费，就同意倒签协议时间。以上是答辩人私下与王振宇签订协议书转让夫妻共有房子的基本情况和事实，现今该房子确实无法办理产权，合同目的也无法实现，请求法院作出公正的判决。
被上诉人陈淑英在二审期间未提供新证据。
被上诉人王振宇答辩称：一、上诉人韦绍恩请求返还房屋属于二审期间增加的新的诉讼请求，依法不属于二审法院审理的范围；二、一审判决认定的以下事实清楚，客观公正，应当予以维持：（1）被上诉人陈淑英转让的建房指示系其婚前取得，陈淑英有权处分其个人婚前取得的指标；本案当中陈淑英转让的是建房指标而非房屋；（2）上诉人韦绍恩知道陈淑英没有用婚后家庭共有财产缴纳房款，自2008年房屋验收交付使用后，也没有去接收房屋和装修房屋，其对陈淑英婚前转让建房指标是知情的；三、一审判决认定协议书落款时间为倒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当纠正。如果签订时间是2008年7月11日，那么在2008年3月份，王振宇为何以陈淑英的名义交纳建房款？这明显是不符合常理的，没有协议谁也不敢冒险；没有当天签订协议，王振宇的哥王冠淋也不可能到银行以陈淑英的名义交纳购地款。
被上诉人王振宇在二审期间的提供新证据有：东兰县工商局的《关于＜东兰县工商局关于工商小区集资建房购地款缴纳情况证明＞的更正》证明工商局集资建房的购地款由职工将购地款存在指定账户。
经庭审质证，被上诉人陈淑英对上诉人韦绍恩提供的证据均没有异议；被上诉人王振宇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均存在异议，其认为：上诉人韦绍恩提供的第1、2、3、5组证据与本案无关系性，不能作为本案证据；对上诉人提供的第4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系性没有异议。上诉人韦绍恩与被上诉人陈淑英对被上诉人王振宇提供的证明有异议，两人均认为该证明系王振宇到工商局纠缠，单位迫于无奈才出具的，不属于本案的新证据。
对被上诉人陈淑英、王振宇均无异议的第4组证据本院予以采纳；对被上诉人王振宇提出异议的四组证据，本院认为，第1组个人自建房贷款合同证明被上诉人陈淑英向银行贷款的事实，但因被上诉人王振宇受让本案争议集资房指标后均是以陈淑英的名义交纳建房款，该房屋亦未办理变更登记，即便转让后，陈淑英仍可以以该房屋办理贷款，故该合同不能证实被上诉人王振宇在受让该房屋指标时存在恶意，本院不予采纳。第2组证据证明了本案涉及的集资房的市场价格，但与本案合同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第3组、第5组证据均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被上诉人王振宇提供的证据系东兰县工商局对其之前出具的证明的更正，同时证实了东兰县工商局集资建房购地款缴纳的情况，本院予以采纳。
经二审审理查明：上诉人韦绍恩与被上诉人陈淑英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06年7月13日登记结婚。2006年初，东兰县工商局开始组织本系统职工集资建房，被上诉人陈淑英获得在该局生活小区C栋建房指标一套。2006年3月18日被上诉人陈淑英与被上诉人王振宇被告签订《房屋指标转让协议书》，协议内容为：“甲方：东兰县长乐工商所（陈淑英）乙方：东兰县运输管理局（王振宇）。为切实保障甲乙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经甲乙双方互相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自愿将在东兰县工商局单位集资建房一套‘指标’转让给乙方，其‘指标’转让手续费伍仟元人民币，由乙方一次性付给甲方，乙方则享有该套集资房全部所有权，甲方无权支配该套房的任何事项。二、该套集资建房的所有费用由乙方全额支付，乙方则享有该套集资房的全部产权，甲方必须及时主动配合乙方办理该套集资房房产过户的有关手续，但房产初次过户相关手续所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三、如因集资建房单位原因，而导致该套集资房过户手续无法办理，由甲方负责理顺。如确实无法理顺，甲方应退回该套房屋‘指标’转让费伍仟元人民币（￥：5000元），同时偿还乙方所交的集资建房款和相应利息（按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息）。四、本协议书经甲乙双方签字画押后生效。五、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甲方：陈淑英2006年3月18日乙方：王振宇2006年3月18日”。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王振宇支付5000元转让费，被上诉人陈淑英向王振宇出具收条：“收条今收到王振宇同志交来的东兰县工商局单位集资建房‘指标’一套转让手续费伍仟元整人民币。此据陈淑英2006年3月18日”，合同签订当天，被上诉人王振宇之胞兄王冠淋以陈淑英的名义到银行缴纳集资建房购地款3万元。2006年12月31日，该局包括被告陈淑英在内的49人取得东兰县城原城厢粮所用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2008年3月，被上诉人王振宇以被上诉人陈淑英的名义缴纳第一笔集资建房款。此后所有集资建房款亦均由被告王振宇以被告陈淑英的名义缴纳。2008年7月11日被上诉人王振宇向陈淑英汇款2.5万元，陈淑英向王振宇出具2万元的收条，该款写为建房款，实际为借款。案涉集资楼于2007年8月开始施工，于2008年年底完工并交付住户使用。该集资楼由于存在工程质量问题，至今未通过竣工验收。2013年8月，被上诉人陈淑英与王冠淋因案涉集资楼车库分配问题产生纠纷。2013年12月26日，上诉人韦绍恩起诉要求确认两被上诉人于2006年3月18日签订的《房屋指标转让协议书》无效，引起本案诉讼。
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关于《房屋指标转让协议书》签订的时间问题；2、两被上诉人签订的《房屋指标转让协议书》是否存在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
本院认为：一、关于《房屋指标转让协议书》签订的时间问题。上诉人韦绍恩以及被上诉人陈淑英主张本案的协议书的实际签订时间是2008年7月11日，协议书时间为倒签；被上诉人王振宇主张签订的时间为2006年3月18日。本院认为，从双方在交易过程中签订合同、缴纳购地款、缴纳购房款等一系列行为来看，双方签订合同的时间为2006年3月18日较为符合常理，理由如下：1、根据东兰县工商局关于集资房的有关规定，由参与集资建房的职工个人到银行将购地款存在工商局的指定账户中。在本案中，以被上诉人陈淑英名义缴纳购地款的银行现金交款单系由王振宇之胞兄王冠淋填写，被上诉人陈淑英对此事实亦无异议；而东兰县工商局出具的购地款收款收据的原件亦由被上诉人王振宇持有；被上诉人陈淑英虽主张在2008年3月份王振宇支付购地款后其才将该发票交给王振宇，但按上诉人韦绍恩以及被上诉人陈淑英的主张的合同签订时间，在王振宇支付购地款给陈淑英时双方尚未签订合同，在双方未有明确的书面约定的情况下，被上诉人王振宇即支付3万元购地款并且未要求被上诉人陈淑英出具任何收条收据在此过程中被上诉人王振宇所需承担风险之大与日常交易习惯不符，结合双方交易过程中，被上诉人王振宇支付5000元转让费，被上诉人陈淑英出具收条这一事实来看，被上诉人王振宇支付比此更大数额的购地款而被上诉人陈淑英未出具收条明显违背常理；2、2008年3月被上诉人王振宇以被上诉人陈淑英的名义向东兰县工商局缴纳第一笔集资建房款，此后所有集资建房款亦均由被告王振宇以被告陈淑英的名义缴纳，以上事实亦是同样之道理。3、按被上诉人陈淑英所主张，在2008年3月双方就转让一事进行过商谈，当时其要求转让费25000元，而被上诉人王振宇仅同意支付5000元，因此其未同意转让，到2008年7月11日双方再次商谈后才达成转让的协议。如被上诉人陈淑英主张之事实属实，可以说明的是双方在2008年3月时对转让集资房指标一事并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王振宇支付30000元购地款、向被上诉人陈淑英所在单位缴纳建房款显然没有任何合理的依据，如被上诉人王振宇在双方未能达成协议之时即实施以上之行为亦不能令常人所理解。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为，双方签订《房屋指标转让协议书》的时间为2006年3月18日更为合理，一审判决认定双方签订协议时间为2008年7月11日存在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二、关于两被上诉人签订的《房屋指标转让协议书》是否存在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的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有下面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争议的《房屋指标转让协议书》是经过被上诉人王振宇与被上诉人陈淑英双方协商一致后所签订，被上诉人陈淑英认可其签订合同时是自愿的，故双方在签订合同时的意思表示真实，不存在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迫使对方签订合同；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被上诉人陈淑英转让其集资建房指标的意思表示是真实、明确的，不管其基于为父治病或者为妹筹钱经商等何种原因而转让均不影响其转让指标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签订合同系在被上诉人陈淑英与上诉人韦绍恩登记结婚之前，既不存在无权处分问题，亦不存在与被上诉人王振宇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恶意串通”导致损害了上诉人韦绍恩利益之行为；本案的所涉集资房系东兰县工商局单位职工合伙集资建房，而非单位福利房，在东兰县工商局的分配方案中虽规定不允许转让给外单位人员，但同时亦规定确需要转让的，在同等条件下应优先转让给本单位或本系统职工，由此说明，东兰县工商局实际未明确禁止转让该集资建房，而法律、行政法规亦未明确规定该类型的集资房禁止转让，故本案争议《房屋指标转让协议书》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综上，本院认为，上诉人韦绍恩主张两被上诉人签订合同时存在恶意串通、转让该集资房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争议《房屋指标转让协议书》为有效合同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韦绍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韦绍恩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 亚 玲
审 判 员 郑 燕 华
代理审判员 温 添 霖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苏嘉27094.53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