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1911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志宇，男，1986年10月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现住广东省揭阳市东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志华，广东智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薰南，广东智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友银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路171号深圳发展银行南山大厦14B。
法定代表人：巨涛，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海山，上海虹桥正瀚（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耀云，上海虹桥正瀚（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黄志宇、深圳友银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友银公司）因监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6民初13047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志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深圳友银公司具备免责事由的依据不足，深圳友银公司作为专业资产监管机构，在监管物被他人转移时未采取有效应急和强制措施，违背了《动产监管协议》保障监管物安全及价值完整的合同义务。深圳友银公司在案涉抵押物面临危险时是否尽责必须以其应急措施是否“有效”及“穷尽所有救济手段”作为评判标准。在案涉抵押物被转移时，深圳友银公司完全可以采取控制住厂区大门及仓库大门、拔走运货车钥匙、派车转移抵押物、使用车辆堵塞仓库或厂区大门等多种有效应急措施阻止抵押物被他人转移，但深圳友银公司只采取了报警和例行通告银行的手段，其对监管物被转移的处理既缺乏应急方案，又缺乏实际有效的应急措施和充足的监管人员，因此应认定其未尽到保障监管物安全及价值完整的合同义务。此外，一审认定深圳友银公司已采取应急措施的证据不足，以深圳友银公司已通知银行及报警为由判决免除深圳友银公司部分责任不合理。（二）一审判决对深圳友银公司赔偿额度认定有误，深圳友银公司对案涉抵押物的丢失存在重大过失，应依据《动产监管协议》在案涉抵押物丢失价值范围内承担全额赔偿责任。1.一审判决无视《动产监管协议》中有关深圳友银公司丢失监管物应全额赔偿的约定。本案中，深圳友银公司在第三方转移抵押物时采取消极、放任的态度，违背了《动产监管协议》所要求的保证抵押物完整、限制他人违规出货的合同义务，应承担全额赔偿责任。2.一审判决以酌情认定赔偿数额的方式，判定深圳友银公司仅需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的做法缺乏法律依据。本案为合同纠纷，依法不适用侵权责任纠纷中的责任分摊规则。同时，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在深圳友银公司违约而黄志宇不存在任何过错的情况下，应由深圳友银公司全额赔偿黄志宇的经济损失。
针对黄志宇的上诉，深圳友银公司二审答辩称，黄志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理由：（一）在广东中润钢铁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润公司）强行转移抵押物时，深圳友银公司采取的应急措施适当、合理，其已全面、适当地履行了《动产监管协议》约定的监管义务，原债权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支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天河支行）也认可深圳友银公司的监管措施及时、适当，黄志宇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二）深圳友银公司应尽的监管责任不应等同于保管责任。不能仅仅因为监管物灭失，就倒推深圳友银公司需要承担责任。案涉监管物即抵押物是被中润公司所转移，而中润公司并不是与本案无合同关系的第三方；作为主债务人和抵押人，中润公司依法有权占有和使用抵押物，并利用抵押物进行生产经营，深圳友银公司则无权占有保管抵押物。所以，监管人根据《动产监管协议》对抵押物实施的监管，只是形式上的监管，不是保管，不应理解为监管人有义务保证抵押物不灭失，其依据约定取得的权利也无法对抗中润公司的法定权利。而原债权人平安银行天河支行对于案涉抵押物存放在中润公司自有仓库所具有的风险是明知并接受的。（三）黄志宇没有提起本案诉讼的权利和资格。1.平安银行天河支行与中润公司设定的是浮动抵押，具体抵押物的数量应在实现抵押权时确定。平安银行天河支行就主债权起诉时保全到中润公司的钢坯1013根（约值200万元），所以抵押财产应以此为限，黄志宇所拥有的抵押权也应以此为限。其余部分所对应的优先权，黄志宇应向中润公司就其转移抵押物所得款进行主张。2.《动产监管协议》的权利并没有包含在平安银行天河支行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公司）、信达公司向揭阳市产权交易所以及揭阳市产权交易所向黄志宇转让的债权范围内，黄志宇受让的债权仅仅是主债权及相应的担保权利，且以上任何一次债权转让都没有通知深圳友银公司，故黄志宇无权向深圳友银公司主张《动产监管协议》项下的权利。退一步说，黄志宇在竞拍不良债权时就应当知道案涉抵押物已经落空，其所支付的对价不应包括实现抵押物的价值，其不可能对实现抵押物有预期或者依赖。黄志宇仅用3200万元就购买了共计1.86亿元的两个资产包，故高于3200万元的那一部分损失已经由银行承担，黄志宇对此并没有付出对价，故不应算作黄志宇的损失。（四）既然黄志宇将中润公司强行转移抵押物的行为定义为“第三方转移抵押物”，也认为警察能够起到“事后处理、追究相关责任人法律责任的作用”，则本案应为中润公司刑事犯罪，黄志宇应先行向中润公司进行刑事追赃。
深圳友银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黄志宇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当。深圳友银公司已依约及时通知平安银行天河支行，并采取了找中润公司负责人施加压力、阻拦货车、拍照取证及报警等适当的应急措施，履行了监管责任，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本案所涉抵押权落空的原因是中润公司强行转移抵押物，而抵押物的所有权是中润公司的，其从自己的仓库中强行转移自己的货物，结果是即便警察到场也不能阻止。《动产监管协议》中的“监管场地保证”条款只是银行拟定的格式条款，并非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协议约定的监管模式，监管物由始至终都是由中润公司实际占有和控制，深圳友银公司只负责监控抵押物动态数量，不需要保管抵押物，不可能也不需要对监管场地具有排他的使用权，对此银行事实上是认可的，故“监管场地保证”条款也已被实际履行行为所变更。且本案是动产抵押，抵押物存放于中润公司自有仓库，仓库位于中润公司的工厂内，采取的是“动态核定库存监管模式”，抵押物的控制权并没有转移，这一固有风险不会因为深圳友银公司对监管场地是否有排他权利而改变，因此，一审法院不应依据前述“监管场地保证”条款判决深圳友银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二）一审认定抵押权落空的数额为7393万元，进而认定该数额是黄志宇主债权的实际损失是不恰当的。黄志宇对债务人中润公司的执行案至今尚未执行完毕，中润公司尚有大量被查封资产正在处置，主债权的损失数额需待上述资产处置完毕方可确定。且据了解，黄志宇已通过法院拍卖广东揭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揭东农商行）股份受偿1460万元，一审认定的主债权损失数额有误。此外，根据《动产监管协议》约定，深圳友银公司只有在其违约行为对主债权造成实际损失的情况下才需要对抵押权落空部分承担赔偿责任，这属于补充赔偿责任。现主债权是否有实际损失尚未确定，一审判决深圳友银公司承担直接赔偿责任不恰当。（三）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在深圳友银公司已采取适当措施的情况下仍然判决其对抵押物灭失承担赔偿责任，事实上是适用保管关系认定深圳友银公司保管不善的责任。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寄存财物被丢失或损毁的，诉讼时效为一年。故黄志宇在本案中的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四）黄志宇无权向深圳友银公司主张《动产监管协议》的权利。《动产监管协议》的权利并没有包含在平安银行天河支行向信达公司、信达公司向揭阳市产权交易所以及揭阳市产权交易所向黄志宇转让的债权范围内，黄志宇受让的仅仅是主债权及相应的担保权利，而《动产监管协议》项下的权利不属于担保权利。何况案涉多次债权转让均没有通知深圳友银公司，这一方面反映深圳友银公司自始不存在责任，另一方面说明转让行为不能对深圳友银公司发生法律效力。再者，黄志宇在竞拍不良债权时就应当知道案涉抵押物已经落空，其所支付的对价不应包括实现抵押物的价值，其不可能对实现抵押物有预期或者依赖。黄志宇仅用3200万元就购买了共计1.86亿元的两个资产包，故高于3200万元的那一部分损失已经由银行承担，黄志宇对此并没有付出对价，故不应算作黄志宇的损失。通过计算可知，黄志宇购买本案中润公司的资产包只需1546万元，现黄志宇除了受偿1460万元外，还拥有对大批生产设备、两个商铺、三家公司、五个知名商标及专利权的处理权，可得利益早已超过其付出的对价。在此情况下，黄志宇仍然向深圳友银公司主张赔偿，实际上是企图双重获偿。（五）中润公司强行转移监管物的行为是刑事犯罪，黄志宇应当先进行刑事追赃。即使2014年7月警察认为是民事纠纷没有处理，只是因为当时的客观情况是抵押权尚未有法院文书确认。在2015年12月判决书确认黄志宇对抵押物的优先权后，中润公司刑事侵害黄志宇财产权利的事实已被确定，黄志宇应先进行刑事追诉处理。所以本案应当中止审理，待刑事案件处理完毕再予以处理。（六）一审判决对深圳友银公司是不公平的。本案原债权人平安银行天河支行当时已经认可深圳友银公司的监管工作，事后出具的《情况说明》也证实了当时的情况，所以平安银行天河支行在转让债权时并没有将《动产监管协议》项下的权利作为债权转让的内容，我们应当尊重权利出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因为黄志宇现在认为深圳友银公司有过错就推翻银行当时的意思。况且，强行转移监管物的是中润公司，深圳友银公司既没有借钱，也不是保证人，其承责后无法向中润公司追偿或者参与其破产分配，故现在判决深圳友银公司承担任何责任，对该公司都是不公平的。退一步讲，即便深圳友银公司要承责，一审判决确定的违约赔偿金额也过分高于深圳友银公司的获利和黄志宇的实际损失。
针对深圳友银公司的上诉，黄志宇二审答辩称，深圳友银公司的上诉请求应予驳回。理由：（一）深圳友银公司对监管场地管控不当，在监管物被转移时又缺乏应急预案和有效措施，任凭他人在长达一周时间转移抵押物已属客观事实。而平安银行天河支行作为深圳友银公司的关联企业，为其出具的证明文件缺乏客观性，依法不能作为免除深圳友银公司赔偿责任的依据。深圳友银公司关于抵押物于2014年7月24日开始被转移时，其未及时报警和进行拦截是听从银行指示的抗辩，只是其推卸责任的托辞。事实上，深圳友银公司未依约管理监管场地，以及未穷尽有效措施阻止抵押物被转移，才是案涉抵押物丢失的根本原因。（二）依据合同约定及现有证据，对案涉抵押物及监管场地实施独立、排他措施进行管理和控制，以保证抵押物价值完整，是深圳友银公司应尽的合同义务。深圳友银公司应对抵押物采取“完全”、“排他”的监管措施，以保障抵押物总价值不低于债权总额；同时应保证对监管场地有完全、排他使用权，以保障抵押物不被包括主债权人在内的其他第三方转移。（三）依据《动产监管协议》第五条第3款约定，深圳友银公司未对监管场地采取完全、独立、排他的监管措施导致抵押物被转移的，应对债权人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深圳友银公司主张所承担的责任为补充赔偿责任，缺乏合同依据。黄志宇针对该公司管控场地不严的违约行为，直接要求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符合合同约定。本案是合同纠纷，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深圳友银公司也应就其违约行为直接向委托人承担违约责任。（四）本案《动产监管协议》属于金融托管服务模式的监管合同，而非传统意义上“寄存财物”的保管合同，但深圳友银公司依约仍有保障抵押物价值完整的合同义务，故本案的诉讼时效为两年而非一年。（五）黄志宇作为抵押权人，受让《动产监管协议》项下权利不仅受到原债权转让方的认可，亦具备法律认可的主体资格。原债权主体出具的证明文件已从文义上解释了黄志宇已承继《动产监管协议》的全部权利。根据原债权人平安银行天河支行、信达公司及揭阳产权交易所分别出具的《关于“广东中润钢铁实业有限公司项目”债权资产转让证明》，原债权人已就《债权资产转让合同》及《债权催收联合公告》的内容向一审法院作出说明，再次明确《债权资产转让合同》及《债权催收公告》均已涵盖了《动产监管协议》的相关权利及义务，以及《动产监管协议》随原主债权及担保权利的转让而转让的意思表示。其次，在法律层面，《动产监管协议》是《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及《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项下的从合同，依法随主债权转让而同时转让。再次，因深圳友银公司未履行监管人责任导致案涉抵押物丢失，黄志宇作为抵押权人要求该公司在案涉抵押物丢失范围内进行赔偿具备法律依据。最后，原债权转让方将《动产监管协议》作为债权资产转让文件转移给黄志宇，亦说明该协议已作为债权一部分转移给黄志宇。（六）《动产监管协议》作为主债权及抵押权合同项下的从合同、从权利，从合同的权利转移己随各债权转让主体在发布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时进行了通知，履行了法定通知程序。（七）深圳友银公司主观臆断黄志宇明知案涉抵押物已丢失，且无权根据抵押权人身份追索损失的说法，违背基本的法律逻辑。首先，黄志宇受让债权时并不知晓案涉抵押物已经丢失，且当时一审法院已通过(2014)穗天法金民初字第823号民事判决确认债权人对案涉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同时各债权转让方也都明确受让方可获得主债权项下的抵押权利，故黄志宇有理由相信自己可以通过抵押权人的身份实现债权权益。其次，根据《债权资产转让合同》，黄志宇可依法获得主债权数额范围内的所有财产收益。本案所有债权转让合同和公告文件，不仅明确了债权受让方可主张的债权本金为75846980.73元，更明确了债权转让范围为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因此，深圳友银公司关于黄志宇只能在债权包购买价格1546万元范围内获益的说法，违背了最为基本的事实。（八）深圳友银公司认为本案应先行刑事追赃并中止审理的主张，无法可循。一方面，本案依法无需以刑事案件立案作为前置程序。在抵押物丢失已属客观事实的情况下，黄志宇依据合同约定追究深圳友银公司的违约责任，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情况。另一方面，刑事追赃缺乏实际意义。即便转移抵押物的是案外人中润公司，在现阶段民事程序已无法使中润公司清偿债务的情况下，即使黄志宇通过刑事程序对中润公司刑事追赃，客观上也不可能使债权获得清偿。（九）深圳友银公司按《动产监管协议》承担违约责任，未违背公平原则。首先，深圳友银公司违约已属客观事实，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不以平安银行天河支行的主观判断为标准。且平安银行天河支行另案起诉案外人中润公司时，中润公司是否能足额清偿尚未知晓，平安银行天河支行未针对深圳友银公司提起赔偿之诉，不能推定即免除了深圳友银公司的法律责任，更不能说明深圳友银公司不存在损害债权人权益的客观事实。其次，深圳友银公司应承担的违约损害赔偿责任并非违约金，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并无酌情下调赔偿额的规定。再者，所谓“公平原则”只适用于双方当事人均无过错情况下的责任分担，不适用于本案深圳友银公司有重大过失的情形。深圳友银公司应严格依照《动产监管协议》约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黄志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深圳友银公司赔偿其经济损失5302017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深圳友银公司原名深圳友银物流管理有限公司，2015年1月7日变更为现名。
2013年12月23日，平安银行天河支行与债务人中润公司签订一份《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合同编号：平银穗天河综字20131223第001号），约定平安银行天河支行同意为债务人中润公司授予3亿元的授信额度。同日，平安银行天河支行与保证人陈奕鹏签订《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编号：平银穗天河额保字20131223第001号），其配偶郑雅丹亦向平安银行天河支行出具《同意保证声明书》，两保证人均同意为《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中润公司的全部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日，平安银行天河支行与债务人中润公司签订《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合同编号：平银穗天河额抵字20131223第001号），中润公司以其存放于自有仓库[仙桥仓（揭阳市榕城区仙桥桂南路段）、梅云仓××××市仙梅民科园紫峰片“紫峰路以南”地段）]内、抵押物价值为14286万元的钢坯、螺纹钢和高线作为抵押物，为《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2013年12月26日，平安银行天河支行与抵押人中润公司在揭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榕城分局办理了动产抵押登记手续。
2013年12月23日，抵押权人平安银行天河支行（甲方）、监管人深圳友银公司（丙方）、债务人中润公司（乙方）签订一份《动产监管协议》（编号：平银穗天河监字20131223第001号），约定：由丙方对债务人提供的抵押物进行动态核定库存监管,丙方监管的监管物可以提取和置换；处于丙方监管的监管物超出甲方向丙方发出的《监管物监管通知书》或最新的《监管物最低要求通知书》中确定的监管物最低数量或最低价值的，对于超出的部分，乙方可以自行向丙方办理提货手续，不需另行征得甲方的同意；乙方提取和置换该上述最低数量或最低价值的监管物的，必须凭甲方签发的“提货通知”办理，否则，丙方不得办理；……甲方接受乙方提供的监管物担保时，自丙方确认甲方发送的监管物通知/签发“监管物清单”时起，由丙方按照本协议的规定履行监管责任；债务人清偿完毕在甲方的所有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罚息、实现债权费用等）后，甲方将向丙方签发“解除监管通知”，丙方自收到该通知时起，其监管责任终止；监管场地为乙方自有仓库[仙桥仓（揭阳市榕城区仙桥桂南路段）、梅云仓××××市仙梅民科园紫峰片“紫峰路以南”）地段]内，丙方变更监管场地，需事先经甲方书面同意；丙方谨此保证，其对监管场地拥有完全的、排他的所有权或使用权，有权对货物进行独立的、排他的监管；……若因丙方未履行本协议项下的监管责任造成监管物短损，甲方抵押权/质权全部或部分落空而给甲方主债权造成实际损失的，丙方应在甲方主债权实际损失范围内就甲方抵押权/质权落空的部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监管人深圳友银公司另于2013年12月20日与债务人中润公司签订一份《租赁仓库合同书》，约定债务人同意将位于梅云仓××××市仙梅民科园紫峰片“紫峰路以南”地段中润公司）及仙桥仓（揭阳市榕城区仙桥桂南路段中润公司）的仓库租赁给深圳友银公司使用，用于存放向平安银行天河支行抵押的抵押物，租赁费用每月1元，租赁期限从2013年12月20日至深圳友银公司收到抵押权利人（银行）撤库通知书之日止。
上述合同签订后，债务人中润公司先后向平安银行天河支行申请办理了数笔汇票承兑业务，未还款。在此期间，深圳友银公司在每个仓库均安排2人进行轮岗监管，就库存情况定期向平安银行天河支行汇报，对抵押物的进仓、出仓进行记录。债务人中润公司每月向深圳友银公司支付监管费34000元。
2014年7月24日上午10点左右，中润公司开始出现“破仓”。深圳友银公司工作人员要求马上停仓、补货与还款，并将相关情况汇报给平安银行天河支行，同时加派2名管理人员赶赴现场。7月27日至30日，中润公司继续强行大量出货，深圳友银公司进行多次阻拦、拍照取证与报警等，均未能阻止事情继续发生。
2014年7月29日，平安银行天河支行诉至一审法院[案号为（2014）穗天法金民初字第823号]，要求债务人中润公司清偿垫付款75846980.73元及罚息7088943.35元（暂计至2015年6月10日止）；另要求陈奕鹏、郑雅丹承担连带责任，并主张对抵押物中润公司自有仓库仙桥仓（揭阳市榕城区仙桥桂南路段）、梅云仓××××市仙梅民科紫峰片，紫峰路以南）现有以及将有的钢坯、螺纹钢和高线等钢材享有优先受偿权。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根据平安银行天河支行财产保全申请，一审法院书面裁定冻结中润公司、陈奕鹏的银行存款7593万元或查封、扣押其等值财产。在执行过程中，实际查封了中润公司名下的商标号3691928、6801385、10142345、7203390、11123；查封了陈奕鹏对其名下揭阳市东山区临江北路南新河路东中兴民郡1号铺、东山区新河路以东临江北路以南中兴民郡2号铺占有的产权份额；冻结了中润公司持有的揭东农商行822.8万元股份及送股；冻结了陈奕鹏持有的广东华港物流股份有限公司33%股权、揭阳建星贸易有限公司66.667%股权、揭阳市广润物资回收有限公司100%股权；另查封了中润公司部分机器设备。
2014年7月30日，深圳友银公司广州分公司货押监管部出具一份《关于中润事件的情况说明》，载明：“我司受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委托对中润公司实施货押监管，监管物为钢胚、高线与螺纹钢，现就中润公司近期的强行出货情况说明如下：中润公司抵押物存放仓库分为仙桥仓和梅云仓，控货值为7593万元。2014年7月24日上午10点左右，中润公司开始出现破仓，破仓250万元，7月25日上午10点左右，破仓649万元；期间我司工作人员每天均向中润公司总经理电话催促要求马上停仓、补货与还款，同时将相关信息知会银行分支行相关人员，并加派了2名管理人员赶赴现场。7月26日上午10点左右，中润公司大量出货，我司员工对出货货车进行阻拦，试图阻止企业强行出货。我司人员多次阻止企业强行出货未果，当天破仓1674万元。7月27日，中润公司继续强行大批量出货，我司员工除阻拦出货以外，进行110报警，警方到达现场后与企业人员进行协商后离开，中润公司仍然继续出货，当天破仓2668万元。随后的7月28日至30日，中润公司继续强行大量出货，我司人员进行了多次阻拦、拍照取证与报警等，均未能制止企业强行出货。在此期间，我司每天均及时向分支行汇报最新仓库情况，分支行也安排了相关人员到仓库。另一方面，中润公司梅云仓于7月28日开始将我司人员赶出仓库，我司人员只能按出货货车数据估算剩余货值。截至7月30日中午，估计中润公司仓库内所剩余的抵押物已不多。”
2014年11月17日，平安银行天河支行先后向中共揭阳市委、揭阳市公安局、揭阳市人民政府、揭阳市人大常委会、揭阳市金融办提交《关于广东中润钢铁实业有限公司涉嫌逃废债情况的报告》，报告称：“……截至2014年7月23日，企业抵押予我行的抵押物价值为人民币10860万元，银行授信余额为人民币7585万元。从2014年7月24日起，中润公司开始私自转移变卖已抵押给我行的钢材，我行及监管公司多次阻拦且报警当地公安，但均未能制止其强行出货。2014年7月29日，我行向法院申请立案，2014年8月5日法院到中润公司现场查封，发现现场内原有的抵押给我行的钢材已基本被搬空，所剩无几，仅封存仙桥仓现场剩下1013根钢坯（价值人民币200万元左右）。目前我行授信抵押权悬空，无足额抵押物，导致我行授信资金出现重大风险……。”
2015年12月16日，一审法院对平安银行天河支行诉中润公司、陈奕鹏、郑雅丹一案作出（2014）穗天法金民初字第823号民事判决，确认：1.截至2015年6月10日，债务人中润公司尚欠平安银行天河支行垫付款75846980.73元、罚息7088943.35元；2.平安银行天河支行对中润公司提供的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3.保证人陈奕鹏、郑雅丹对中润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另查明：2015年5月22日，平安银行广州分行与信达公司签订[信粤-A-2015-017]《债权资产转让合同》，将平安银行天河支行对债务人中润公司所享有的金融债权资产及其附属权益转让给信达公司，并在《南方日报》上进行了公告。2015年12月8日，信达公司与揭阳市产权交易所签订[信粤-B-2015-042]《债权转让合同》，将前述债权及担保权利转让给揭阳市产权交易所，并在《羊城晚报》上进行了公告。2016年1月27日，黄志宇通过竞拍在揭阳市拍卖行竞得上述债权，并与揭阳市产权交易所签署了《债权转让协议》，取得对债务人中润公司的债权和担保权利。2016年1月28日，双方在《羊城晚报》上进行了公告。
在一审法院强制执行申请人平安银行天河支行申请执行中润公司、陈奕鹏、郑雅丹（2014）穗天法金民初字第823号民事判决的案件中，黄志宇向一审法院申请变更其为申请执行人。2016年9月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粤0106执异77号裁定，变更黄志宇为（2016）粤0106执6021号案的申请执行人。在执行过程中，黄志宇发现债务人中润公司提供的抵押物已经全部灭失，遂于2016年7月22日诉至一审法院，提出上述诉讼请求。
一审庭审中，黄志宇表示，（2016）粤0106执6021号案尚在执行之中；深圳友银公司表示，至今未收到银行发出的“解除监管通知”。
一审法院认为，原抵押权人平安银行天河支行、抵押人（同时为债务人）中润公司、监管人深圳友银公司签订的《动产监管协议》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各方理应全面、诚信地履行各自义务。根据协议约定，深圳友银公司对债务人中润公司提供的抵押物进行动态核定库存监管,且保证对监管场地拥有完全的、排他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对货物进行独立的、排他的监管；若未履行协议项下的监管责任造成监管物短损，应在抵押权人平安银行天河支行主债权实际损失范围内就抵押权落空的部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中润公司自2014年7月24日起至7月30日止，违反合同约定将价值约7593万元的抵押货物强行出货，导致平安银行天河支行抵押权落空。对此，深圳友银公司因违反监管保证，对监管场地、监管物管控不力，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平安银行天河支行在（2014）穗天法金民初字第823号案中未向深圳友银公司主张权利，并不能因此推断出深圳友银公司在监管过程中并无过错而免责。
关于赔偿额问题。根据平安银行天河支行出具的《关于广东中润钢铁实业有限公司涉嫌逃废债情况的报告》、深圳友银公司广州分公司货押监管部出具的《关于中润事件的情况说明》，一审法院酌定抵押权落空部分为7393万元（7593万元-200万元）。经视频显示，深圳友银公司监管人员在中润公司强行出货期间有进行阻拦货车、拍照取证与报警、及时向平安银行天河支行汇报破仓等情况，虽最终未能制止强行出货事件的发生，但因此可以相应减轻2/3的赔偿责任，即赔偿额为24643333元（7393万元/3）。
关于黄志宇诉讼主体是否适格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平安银行天河支行对债务人中润公司的金融债权及其附属权益经依法转让，黄志宇通过竞拍方式最终取得该债权，并经一审法院另案裁定，黄志宇为（2016）粤0106执6021号案的申请执行人，依法可以向深圳友银公司主张监管不力的赔偿权利。
关于诉讼时效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中润公司强行出货事件发生于2014年7月24日至7月30日期间，黄志宇在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中润公司财产过程中，发现抵押物已经全部灭失，于2016年7月22日诉至一审法院，并未超过两年诉讼时效。
为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深圳友银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黄志宇24643333元；二、驳回黄志宇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06900元，由黄志宇负担204600元，深圳友银公司负担102300元。
本案二审期间，深圳友银公司向本院补充提交了平安银行天河支行分别于2017年7月27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于2017年11月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二》，拟以此证明深圳友银公司在中润公司破仓时有及时向平安银行反馈监管情况，并采取适当措施维护抵押权人的利益；黄志宇则针对深圳友银公司二审提交的该两份证据补充提交了深圳友银公司官方网站网页截图公证书，拟以此证明深圳友银公司属于平安银行总行工会直属企业，与平安银行天河支行同为平安银行总行管理下的关联企业，两者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经组织双方质证，深圳友银公司确认与平安银行总行存在关联关系，但认为二者均为独立法人，不具有利害关系，否则平安银行不会将包含有对深圳友银公司不利资产的资产包低价转让给他人；黄志宇对《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完整性有异议，同时认为两份书面说明作为补充证据提交已超过举证期限且不符合证据形式要求，而平安银行与深圳友银公司有关联关系，其出具的书面说明不具有客观性，相反只是平安银行天河支行的主观臆断，对其证明内容不予认同。鉴于深圳友银公司二审补充提交的两份书面说明既非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亦非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的证据，不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新的证据”，也不具有逾期提交的正当理由，同时以上书面说明作为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并未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不符合相关证据形式要求，故对于以上书面说明，本院不作为二审新证据予以采纳。至于黄志宇二审补充提交的网页截图公证书，因该证据是深圳友银公司二审补充证据材料后，黄志宇为了对其进行反驳而提交，证据上所显示的内容亦已为深圳友银公司所确认，故本院予以采信。
经二审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有相应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1.《动产监管协议》第五条“监管责任”第三款约定：“丙方（深圳友银公司）谨此保证，其对监管场地拥有完全的、排他的所有权或使用权，有权对货物进行独立的、排他的监管。若由于监管场地在权属或场地状况存在法律上或其他方面的瑕疵，影响丙方监管责任履行的，则丙方承担寻找新场地确保监管行为履行的义务，因此产生的费用由乙方（中润公司）承担。因该等监管场地瑕疵给甲方（平安银行天河支行）权利造成损害或不利影响的，乙丙双方应对甲方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条第四款约定：“丙方应按照下列规定履行监管义务：（1）明确监管人员及相应的轮岗安排，并进行相应的项目流程等方面培训，准备与监管项目对应的监管标牌、标签、单据、凭证、台账等日常监管资料。（2）接到甲方通知后，按照甲方指定时间到达甲方指定地点按甲方要求接收货物。丙方未接到货物应即时通知甲方。（3）严格审核监管物的品名、规格、数量、价值、外观、质量等，并依照审核结果签发‘监管物清单’。对监管物权属资料进行表面审核，妥善保管监管物权属资料并定期移交甲方。（4）按照本协议的规定妥善、谨慎保管监管物，在监管物出现变质或损毁、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对监管物进行处置、除本协议外的任何其他方对监管物主张权利等明显不利于甲方权益的情况时，及时通知甲方，并采取适当的应急措施。（5）接受甲方对监管物的勘验、检查、查询，出具‘监管物清单’。（6）按照本协议的约定为乙方办理提货或换货。在动态核定库存监管模式下，保证提货或换货后剩余监管物的数量或价值符合甲方最新的《监管物监管通知书》或《监管物最低要求通知书》中确定的监管物最低数量或价值要求。（7）丙方应当建立完善的出入库台账登记记录，及时传送给甲方。（8）丙方对乙方监管物确认监管后，只要实践可行，应在相关的监管物粘贴标签，明确抵押/质押事宜。标签中作为抵押权人/质权人的甲方以中文缩写‘平银’作为标识。（9）依照本协议、法律法规或行业惯例应当承担的其他义务与责任。”第九条第三款约定：“若因丙方未履行本协议项下的监管责任造成监管物短损，甲方抵押权/质权全部或部分落空而给甲方主债权造成实际损失的，丙方应在甲方主债权实际损失范围内就甲方抵押权/质权落空的部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第四款约定：“在动态核定库存监管模式下，如处于丙方占有、监管下的货物的最低数量/最低价值不符合甲方规定的最低数量/最低价值的，丙方就错提的部分或者就因丙方过错造成的监管物的最低数量/最低价值不足部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2.在平安银行天河支行与信达公司、信达公司与揭阳市产权交易所、揭阳市产权交易所与黄志宇先后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均未明确约定转让的债权范围是否包括本案《动产监管协议》项下的权利，在转让协议所附标的债权明细表以及债权转让催收公告中也未将深圳友银公司列为“借款人”、“担保人”或者其他债务主体及向该公司发出债权转让通知。2016年6月15日，平安银行天河支行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4）穗天法金民初字第823号民事判决。该院经审查，以（2016）粤0106执6021号案立案执行，并在执行过程中，根据黄志宇申请，于2016年9月5日裁定变更黄志宇为该执行案的申请执行人。黄志宇一审提交的证据显示，平安银行天河支行、信达公司、揭阳市产权交易所分别于2016年5月26日、2016年5月26日、2016年4月13日向一审法院出具《关于“广东中润钢铁实业有限公司项目”债权资产转让的证明》表示，其作为债权出让方依法将对债务人中润公司享有的涉案债权本金75846980.73元及利息，连同资产包移交材料中相对应的“授信协议”、“担保合同”等协议项下实现抵押物、保证、动产监管、授信协议的权利与义务全部转让给了受让方，现根据债权转让合同及相关法律法规，追索前述债权本金、利息及与实现债权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权、监管、债权）有关的合同权利、义务、费用由最终受让债权的主体自行承担。3.关于（2016）粤0106执6021号案的执行情况，黄志宇二审庭询时确认，其已经实际受偿1460万元，至今没有收到执行法院终结执行程序的裁定。黄志宇和深圳友银公司二审一致确认，公安机关至今没有就中润公司强行转移监管物的行为进行刑事立案侦查。
本院认为，根据讼争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一、黄志宇是否有权主张《动产监管协议》项下权利？二、黄志宇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三、本案应否中止审理？四、深圳友银公司是否已经履行《动产监管协议》约定的监管义务，应否承担赔偿责任以及应承担多大的赔偿责任？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尽管在平安银行天河支行与信达公司、信达公司与揭阳市产权交易所、揭阳市产权交易所与黄志宇先后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均未明确约定转让的债权范围是否包括本案《动产监管协议》项下的权利，债权转让双方既没有在转让协议所附标的债权明细表以及债权转让催收公告中将深圳友银公司列为“借款人”、“担保人”或者其他债务主体，也没有向该公司发出债权转让通知，但是，黄志宇一审提交的证据显示，平安银行天河支行、信达公司和揭阳市产权交易所作为债权出让方，在其2016年分别出具的《关于“广东中润钢铁实业有限公司项目”债权资产转让的证明》中明确确认，其已将对债务人中润公司享有的涉案债权本金及利息，连同资产包移交材料中相对应的“担保合同”等协议项下实现抵押物、保证、动产监管等权利和义务全部转让给了受让方，追索前述债权本金、利息及与实现债权担保（包括但不限于抵押权、监管等）有关的合同权利、义务、费用由最终受让债权的主体承担。再者，本案《动产监管协议》签订的目的，在于为原债权人平安银行天河支行实现抵押权提供保障，该协议并不能脱离《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及《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而独立存在，故黄志宇主张该协议为前述两份合同的从合同，该协议项下权利作为从权利应随主债权和抵押权同时转让亦可成立。故此，一审法院确认黄志宇可以向深圳友银公司主张《动产监管协议》项下权利是正确的，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案是因《动产监管协议》的履行产生的争议。对于该协议的性质，黄志宇认为其属于金融托管服务模式的监管合同，而非传统意义上“寄存财物”的保管合同，深圳友银公司也认为依据该协议其应尽的监管责任不同于保管责任。从《动产监管协议》中有关缔约各方的权利义务尤其是“监管责任”的约定以及本案双方的诉辩主张来看，本案纠纷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的因“寄存财物被丢失或者损毁”产生的纠纷，不应适用一年的诉讼时效期间。由前述查明的事实可知，中润公司强行转移涉案抵押物的行为主要发生在2014年7月24日至7月30日，黄志宇在受让债权、发现抵押物灭失以致抵押权全部或者部分落空后，于2016年7月22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期间。深圳友银公司关于黄志宇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深圳友银公司认为，中润公司强行转移监管物的行为是刑事犯罪，黄志宇应先行刑事追赃，所以本案应当中止审理，待刑事案件处理完毕再恢复审理。鉴于至今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公安机关已将中润公司强行转移监管物的行为作为刑事案件进行立案侦查，而本案是黄志宇以深圳友银公司未能履行《动产监管协议》约定的合同义务为由，要求深圳友银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引发的合同纠纷，这与中润公司强行处置监管物的行为之间虽有牵连，但两者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黄志宇作为权利人主张权利的法律依据不同，指向的责任主体不同，本案中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应当中止诉讼的情形，故此，对于深圳友银公司提出的中止本案审理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深圳友银公司是否已经履行监管义务，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应以《动产监管协议》的约定作为评判标准。本案是因作为抵押人的中润公司强行转移抵押物引发的纠纷，对此，《动产监管协议》第五条第四款明确约定，在出现抵押人违反协议约定对监管物进行处置等明显不利于抵押权人权益的情况时，作为监管人的深圳友银公司负有的义务是“及时通知甲方（抵押权人），并采取适当的应急措施”。深圳友银公司一审提交的由平安银行天河支行于2014年11月17日向中共中共揭阳市委、揭阳市人大常委会、揭阳市人民政府、揭阳市公安局、揭阳市金融办分别递交的《关于广东中润钢铁实业有限公司涉嫌逃废债情况的报告》、深圳友银公司广州分公司货押监管部于2014年7月30日出具的《关于中润事件的情况说明》、深圳友银公司工作人员事发时进行拦车的照片及视频、报警的录音及视频、银行检查记录、客运发票及差旅费报销单等，已可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深圳友银公司在涉案监管物被中润公司强行转移过程中，已及时通知了平安银行天河支行，并采取了联系中润公司负责人施加压力、增派监管人员阻拦出货、拍照取证和多次报警等应急措施，并不存在黄志宇所主张的“消极作为”、“任凭他人转移抵押物长达一周时间”的情形。尽管以上应急措施最终均未能有效阻止中润公司强行转移监管物，但根据上述约定，《动产监管协议》对于应急措施的要求只是“适当”而非“有效”。黄志宇上诉主张，深圳友银公司是否尽责，必须以应急措施是否“有效”及是否“穷尽所有救济手段”作为衡量标准，并提出深圳友银公司完全可以采取拔走运货车钥匙、派车转移抵押物甚至使用车辆堵塞仓库或厂区大门等有效措施阻止他人转移抵押物。本院认为，以上主张既与合同约定不符，亦缺乏法律依据。何况，在一个倡导法治的文明社会，在未出现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形的情况下，作为司法机关，不应当也不可能鼓励乃至要求当事人罔顾社会矛盾激化而采用暴力或者其他过激手段甚至非法手段去解决民事纠纷、维护民事权益。
本院同时留意到，根据《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约定，中润公司是以其现有的及将有的货物和生产材料提供抵押，属于动产浮动抵押；而在法律层面，不转移抵押物的占有是抵押担保区别于质押和留置的最显著特征，就抵押人而言，其可以继续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抵押物，从而充分发挥抵押物的用益价值。因此，虽然《动产监管协议》约定由深圳友银公司对涉案抵押物实施监管，但这并不能否定和改变中润公司对涉案抵押物的所有权及继续占有、使用和处分抵押物的权利。显然，这也是深圳友银公司报警后，警察到场仍然未能阻止中润公司转移抵押物的重要原因。再者，《动产监管协议》约定的监管方式为“动态核定库存监管”，该协议第五条“监管责任”尤其是第四款有关“丙方监管义务”的条款内容，亦进一步印证了深圳友银公司关于其承担的是监管义务，并非保管义务，其只能对抵押物的品名、规格、数量、价值、外观和质量等进行监督、查核，无需对货物进行排他性的管理和控制，无需承担传统意义上仓储保管合同中保管人责任的主张。尽管《动产监管协议》约定，深圳友银公司“谨此保证，其对监管场地拥有完全的、排他的所有权或使用权，有权对货物进行独立的、排他的监管”，但是，如前所述，由于中润公司提供的是动产抵押担保，对于抵押物其在法律上仍然享有占有、使用和处分的权利，抵押物无论是根据《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还是《动产监管协议》，均是存放于中润公司自有仓库，由深圳友银公司实施动态核库监管。对于以上监管条件、监管模式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风险，作为缔约方和抵押权人的平安银行天河支行事实上是明知并认可的。再结合前述“监管场地保证”条款的上下文，本院认为，该条款应当理解为只是深圳友银公司承诺监管场地的权属及使用状况不存在影响监管责任履行的瑕疵，否则深圳友银公司和中润公司将另寻场地实施监管。换言之，只要场地的条件能够满足深圳友银公司不受其他第三方阻碍对监管物的品名、数量等实施监督、查核，监管场地即符合合同要求。故不能认为，深圳友银公司据此负有绝对控制监管场地、绝对保证监管物不灭失乃至排除抵押人对抵押物的占有和控制的义务，更不能因为出现了抵押物被抵押人强行转移的结果，就认为深圳友银公司“违反了监管保证”，或者“对监管场地、对监管货物管控不力”，进而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故此，一审法院依据前述“监管场地保证”条款判令深圳友银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深圳友银公司一审的举证已证明其在中润公司强行转移抵押物的过程中，已及时通知了原债权人平安银行天河支行并采取了适当的应急措施，依约履行了监管义务，依法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存在遗漏，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黄志宇主张深圳友银公司承担全额赔偿责任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深圳友银公司主张免除赔偿责任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6民初13047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黄志宇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306900元，均由上诉人黄志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筱锴
审判员 邹迎晖
审判员 吴晓炜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二日
书记员 蔡晓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