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皖01民再1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再审申请人）：孙宏亮，驾驶员。
委托代理人：刘磊，安徽皖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喆。
上诉人（原审被告、再审申请人）：史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原名大众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濉溪路16号信达大厦8楼、9楼。组织机构代码73894891-4。
负责人：刘敏俊，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章文兵，安徽世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再审被申请人）：章高伟，居民。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再审被申请人）：王爱珍，居民。
上述俩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徐学峰，安徽潜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再审被申请人）：安徽安迪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工业区纬一路20号。组织机构代码71998664-0。
法定代表人：赵昕，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郑治允，安徽元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尤守财，安徽元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再审被申请人）：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永康市城北东路765-767号。组织机构代码58036413-3。
负责人：卢群浩，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姜水。
上诉人孙宏亮、史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下称史带公司）与被上诉人章高伟、王爱珍、安徽安迪汽车有限公司（下称安迪公司）、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公司（下称安诚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作出（2014）庐江民一初字第00446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孙宏亮、史带公司不服，向该院申请再审。该院作出（2015）庐江民一监字第00002-1号民事裁定，决定再审本案，并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于2015年11月18日作出（2015）庐江民一再初字第00001号民事判决。孙宏亮、史带公司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孙宏亮的委托代理人刘磊、王喆，史带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章文兵；被上诉人章高伟、王爱珍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徐学锋，安迪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郑治允到庭参加诉讼，安诚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章高伟、王爱珍诉称：章瑞驾驶浙G号“奔驰”牌小型越野客车，与孙宏亮驾驶的皖A号“奥迪”牌轿车发生碰撞，致“奔驰”牌小型越野客车坠落桥下，造成章瑞及浙G号“奔驰”牌小型越野客车内乘坐人张翼、李鑫被甩出车外当场死亡，浙G号“奔驰”牌小型越野客车严重毁损的交通事故，交警部门认定孙宏亮负事故的同等责任。皖A号“奥迪”牌轿车所有人系安迪公司，该车在史带公司的前称“大众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下称“交强险”）、第三者责任保险（下称“三者险”）。浙G号“奔驰”牌小型越野客车所有人系章高伟，该车在安诚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三者险”、车辆损失险（下称“车损险”）。章高伟、王爱珍作为受害人章瑞之父母，因章瑞死亡、浙G号“奔驰”牌小型越野客车毁损所造成的损失包括：死亡赔偿金420480元、丧葬费22300.5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住宿费和误工损失26500元、车辆损失费1334537.49元、鉴定费5000元，合计1888817.99元，要求孙宏亮、安迪公司、史带公司、安诚公司按责予以赔偿。
孙宏亮辩称：孙宏亮对本案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经过、造成的后果无异议。对事故责任认定有异议，皖A号“奥迪”牌轿车没有与浙G号“奔驰”牌小型越野客车发生碰擦，章瑞的死亡与皖A号“奥迪”牌轿车没有关联性，孙宏亮不应当承担事故同等责任。对章高伟、王爱珍诉求的丧葬费、鉴定费无异议；死亡赔偿金应当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精神损害抚慰金、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住宿费和误工损失过高；车辆损失费过高，应当以安诚公司的定损金额为准。皖A号“奥迪”牌轿车所有人系安迪公司，该车在史带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三者险”；浙G号“奔驰”牌小型越野客车在安诚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三者险”，章高伟、王爱珍的损失应当由安迪公司、史带公司、安诚公司在保险赔偿限额内予以赔偿，并应当为其他受害人预留份额。
史带公司辩称：史带公司对本案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造成的后果、责任认定及皖A号轿车的投保情况以及章高伟、王爱珍诉求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车辆损失费、鉴定费无异议。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由法院依法确定。因孙宏亮即将受到刑事处罚，故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应当得到支持。史带公司愿意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并应当为其他受害人预留份额。因孙宏亮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且肇事逃逸，本公司在“三者险”赔偿限额内责任免除。本公司不是直接侵权人，不承担诉讼费用。
安迪公司辩称：对章高伟、王爱珍诉求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车辆损失费、鉴定费无异议。精神损害抚慰金、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住宿费和误工损失过高。对皖A号“奥迪”牌轿车及浙G号“奔驰”牌小型越野客车的投保情况无异议，章高伟、王爱珍的损失应当由史带公司、安诚公司在保险赔偿限额内予以赔偿。安迪公司与孙宏亮之间系借用关系，安迪公司在出借车辆过程中没有过错，依法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安诚公司辩称：安诚公司对本案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经过、造成的后果、责任认定无异议。章高伟、王爱珍诉求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由法院依法确定。章瑞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资质且醉酒驾驶机动车，属于严重违法行为，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应赔偿。章高伟的车辆损失应当以本公司定损金额为准。因本公司不认可鉴定评估报告，故对鉴定费不予赔偿。章瑞无证醉酒驾驶，且系车上人员，本公司无论是在“交强险”、“三者险”还是车损险赔偿限额内均不承担赔偿责任。
原审查明：2013年9月6日3时40分，章瑞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醉酒后驾驶浙G号“奔驰”牌小型越野客车，经合肥市包河大道高架桥由北向南行驶至花园大道出口处时超速行驶，车前部及左侧撞到前方道路上的隔离警示桶以及前方右侧孙宏亮饮酒后驾驶超速行驶的皖A号“奥迪”牌轿车左后部，致“奔驰”牌小型越野客车向左发生倾斜，其左侧与花园大道出口处匝道东侧水泥墩发生碰擦，并跃起从匝道西侧水泥护墙处坠落桥下。同时，“奥迪”牌轿车左后部又与下道口东侧水泥墩发生碰撞，车辆滑移旋转，其前部和右后部又碰到匝道西侧水泥护墙。造成章瑞及浙G号“奔驰”牌小型越野客车内乘坐人张翼、李鑫当场死亡，两车不同程度损坏。事故发生后，孙宏亮电话告知其父亲孙功会发生了交通事故，孙功会赶到现场与孙宏亮见面后，孙宏亮弃车逃逸。民警到达现场时，孙功会自称是皖A号“奥迪”牌轿车驾驶人，为其子顶替。孙宏亮于当日被合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包河大队（下称合肥交警包河大队）抓获。合肥交警包河大队于2013年9月13日作出合公交（包）认字（2013）第2013016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为章瑞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醉酒后驾驶机动车超速行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四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孙宏亮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超速行驶，事故发生后弃车逃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第一款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六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认定章瑞、孙宏亮各负此事故的同等责任，李鑫、张翼无责任。事故发生时，章瑞、李鑫、张翼均被从车内甩出，其中章瑞甩在了高架桥面上，张翼甩在了高架桥下道路路面上、李鑫甩在了高架桥下道路旁的绿化带中。受害人章瑞，男，1988年6月6日出生，非农业户口居民，户籍地安徽省庐江县庐城镇高建社区黄院村民组5号；章高伟、王爱珍系章瑞之父母。浙G号“奔驰”牌小型越野客车所有人系章高伟，该车在安诚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三者险”、“车损险”，保险期限均自2013年8月31日0时起至2014年8月30日24时止，赔偿限额分别为122000元、500000元、1410000元，“三者险”、“车损险”特约不计免赔。2013年11月14日，安诚公司对浙G号“奔驰”牌小型越野客车进行定损，定损金额1308480元。2013年10月11日，章高伟、王爱珍提起诉讼，并申请对浙G号“奔驰”牌小型越野客车损失金额进行鉴定。2013年11月30日，安徽宝申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皖宝评报字（2013）026号《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结论：车损评估值为：1334537.49元。章高伟、王爱珍为此支付鉴定费5000元。2013年12月11日，章高伟、王爱珍申请撤回起诉，原审口头裁定准许。孙宏亮驾驶的皖A号轿车所有人系安迪公司。孙宏亮将皖A号“奥迪”牌轿车送至安迪公司维修，安迪公司为方便孙宏亮用车，将皖A号“奥迪”牌轿车借给孙宏亮使用，双方签订了《安迪汽车公司奥迪替换车使用协议》。孙宏亮于2009年9月2日领取机动车驾驶证，准驾车型C1，有效期限6年。皖A号“奥迪”牌轿车在史带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三者险”，保险期限均自2013年6月26日0时起至2014年6月25日24时止，赔偿限额分别为122000元、300000元，“三者险”特约不计免赔。
原审认为：本案交通事故责任，合肥交警包河大队认定章瑞、孙宏亮负事故的同等责任，张翼、李鑫无责任。孙宏亮虽有异议，但未在规定的时间内申请复核，其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抗辩。故对孙宏亮的辩解不予采信，对合肥交警包河大队合公交（包）认字（2013）第2013016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所认定的事故责任予以确认。章高伟、王爱珍因章瑞在交通事故中死亡所造成的合理损失理应获得赔偿。章高伟、王爱珍诉求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住宿费和误工损失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酌定为8000元和50000元；车辆损失费司法鉴定机构鉴定金额1334537.49元，安诚公司提交己方作出的《机动车保险一次性定损协议书》进行抗辩，因该协议书证明效力明显低于《资产评估报告书》的证明效力，故对安诚公司的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鉴定费5000元，系为确定车辆损失程度所支出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赔偿义务人依法应当予以赔偿。综上，认定章高伟、王爱珍的合理损失为：丧葬费22300.50元、死亡赔偿金42048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住宿费和误工损失8000元、车辆损失费1334537.49元、鉴定费5000元，合计1840317.99元。
借用或租赁他人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由借用人或租赁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出借人或出租人知道借用人或租赁人没有驾驶资质、酒后要求驾驶或为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皖A号“奥迪”牌小型轿车所有人系安迪公司，安迪公司将皖A号“奥迪”牌小型轿车借给具有驾驶资质的孙宏亮使用，安迪公司在出借过程中没有过错，对章瑞死亡的后果不承担赔偿责任。
浙G号“奔驰”牌小型越野客车所有人系章高伟，章高伟与章瑞系父子关系，章高伟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章瑞无驾驶资质，却将车辆交由章瑞驾驶，章高伟主观上存在过错，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确定章高伟承担90%的赔偿责任。
机动车作为一种动态交通工具，“第三者”和“车上人员”均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临时性身份，二者不是固定不变的，可以因特定时空的转变而发生变化。因被保险车辆发生意外事故，界定受害人是属于“车上人员”还是“第三者”，必须以该受害人在事故发生“当时”这一特定的时间点是否身处被保险车辆之内为依据，在车体内即为“车上人员”，在车体外即为“第三者”。浙G号“奔驰”牌小型越野客车发生碰撞“当时”将章瑞从车体内甩出，章瑞在被从车体内甩出这一特定的时间点已经与车体相分离，身处车体之外；且章瑞是被甩在高架桥面上死亡，章瑞死亡时的空间位置相对于车体而言是在车体外而非车体内，与事故车辆形成相对第三者的关系，此时此地章瑞的身份已因时空的转变由驾驶人转化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中的第三者，安诚公司依法应当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并应当为其他受害人张翼、李鑫预留份额。
安诚公司辩解，章瑞饮酒后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在“三者险”赔偿限额内责任免除，并提交投保单证明其已经向章高伟履行了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义务，对安诚公司该辩解予以采信。
孙宏亮驾驶皖A号“奥迪”牌小型轿车发生交通事故致章瑞死亡给章高伟、王爱珍所造成的损失，应当由皖A号“奥迪”牌小型轿车保险人史带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予以赔偿，并应当为受害人张翼、李鑫预留份额。史带公司辩解，孙宏亮饮酒后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且肇事后逃逸，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在“三者险”赔偿限额内责任免除，并提交投保单证明其已经向安迪公司履行了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义务，对史带公司该辩解予以采信。
章高伟、王爱珍的损失超出“交强险”赔偿限额部分，由孙宏亮按所负事故责任予以赔偿，孙宏亮负事故同等责任，依法应承担50%比例的赔偿责任。据此确定：史带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赔偿章高伟、王爱珍38666.67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3＋财产损失2000元）；安诚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章高伟、王爱珍36666.67元（110000元÷3）；孙宏亮赔偿章高伟、王爱珍882492.33元（（总损失1840317.99元－史带公司赔偿额38666.67元－安诚公司赔偿额36666.67元）50%）。其余损失由章高伟、王爱珍自行承担。据此作出（2014）庐江民一初字第00446号民事判决：一、史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章高伟、王爱珍38666.67元；二、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章高伟、王爱珍36666.67元；三、孙宏亮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章高伟、王爱珍882492.33元；四、驳回章高伟、王爱珍的其他诉讼请求。
孙宏亮申请再审称：原审判决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方面存在错误：（一）判决依据的合肥交警包河大队合公交（包）认字（2013）第2013016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1、该事故认定书在事实认定方面存在明显的错误。事故认定书在描述事故发生经过时认定“章瑞驾驶的浙G小型越野客车前部及左侧撞到前方道路上的隔离警示桶以及前方右侧孙宏亮饮酒后驾驶超速行驶的皖A号奥迪车左后部，致奔驰牌小型越野客车向左发生倾斜…”。但安徽全诚司法鉴定中心车检（2013）车鉴字第2807号鉴定意见书认定，章瑞的后车并未撞击孙宏亮的前车，更没有因为撞击孙宏亮的前车导致后车倾斜，两车自始至终没有发生过碰撞。事故认定书在最核心的事实认定部分出现了严重的错误。该情况，孙宏亮在原审中重点提出，但未能得到原审判决的认可。2、在涉案交通事故的刑事诉讼中，一、二审法院刑事判决均不认可该事故认定书的证据效力。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在（2014）包刑初字第00438号刑事判决中明确指出，“合公交（包）认字（2013）第2013016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4）合刑终字第00345号刑事裁定中亦指出，“此描述明显与鉴定意见不符，违背客观事实，直接影响到对事故责任的认定。该事故认定书不能作为定案依据”。3、原判决依据事故认定书确定的事故同等责任，判令孙宏亮承担50%的赔偿责任，赔偿章高伟、王爱珍882492.33元是错误的。（二）孙宏亮的驾驶行为与本次交通事故没有因果关系，不应承担事故责任。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在刑事判决中明确指出，“孙宏亮虽有违章行为，本起事故也有三人死亡的严重后果，但该严重后果不是孙宏亮的违章行为引起的，二者之间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刑事裁定中也指出，“本院认为，孙宏亮的酒后驾车行为与事故发生没有直接因果关系…”。由此可见，孙宏亮是否驾车出现在现场，对本起交通事故的发生没有任何影响。所以，孙宏亮不应该承担本起交通事故的任何责任。（三）本次交通事故的赔偿责任应由浙G小型越野客车的车主章高伟及相关保险公司承担。作为浙G小型越野客车的驾驶者，章瑞本应注意与前车保持车距，小心驾驶。但其不仅无证驾驶，而且醉酒驾驶，超速驾驶，最终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理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而章高伟在明知章瑞没有驾驶执照的情况下，仍然将其所有的浙G小型越野客车交给章瑞驾驶，存在严重的过错，应对本起交通事故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相关保险公司应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责任。（四）一审判决未执行“先刑事，后民事”的基本原则，导致事实认定存在严重错误。“先刑后民”是处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根本原则，本案中孙宏亮曾提出应待刑事案件处理完毕后再处理民事赔偿的意见，但未能得到原审的认可。最终导致一审作为判决认定的事实及关键证据被刑事一、二审判决不予认定的局面。
史带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判决未执行“先刑事，后民事”的基本原则，导致事实认定存在严重错误。（二）涉案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径行采纳涉案交通事故认定书从而导致原审判决错误。涉案的是二起独立的交通事故，章瑞驾驶的后车没有与孙宏亮驾驶的前车发生直接碰撞，孙宏亮驾驶前车的行为与章瑞驾驶后车发生交通事故二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孙宏亮不应承担章瑞驾驶后车发生交通事故的任何责任。
章高伟、王爱珍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孙宏亮承担本起事故的同等责任，认定责任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维持。（二）孙宏亮与章瑞共同饮酒后，明知章瑞无证及饮酒，仍驾驶车辆在前超速为其引导，主观上存在指使、纵容章瑞违法驾驶的故意，应当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三）孙宏亮要求章高伟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不应予以支持。
安迪公司辩称：其公司在本起交通事故中无任何过错。原审法院认定“安迪汽车公司将涉案奥迪车皖A出借给有驾驶资质的孙宏亮使用，安迪公司在出借过程中无过错，不承担民事责任”的认定并无错误，请再审时给予维持。皖A车没有任何安全隐患，年审检验均合格，同时孙宏亮具有交警部门核发的有效驾驶证，况且事发后交警部门事故认定过程和最终出具的责任认定书并没有任何措辞或证据能够证明或反映皖A车本身存在问题，再审申请人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安迪公司存在过错。孙宏亮非安迪公司员工，也非受安迪公司雇佣或指派，更非在安迪公司授意下酒后驾车，孙宏亮与安迪公司无任何隶属关系，安迪公司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安诚公司辩称：1、“先刑后民”原则不适用本案。最高人民法院（1998）7号司法解释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案件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本案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属于侵权纠纷，与经济纠纷案件有本质区别，所以本案民事先刑事处理并不必然导致判决不公正。2、交通事故的责任方并不以是否直接碰撞来确定，交通安全法对影响他人驾驶的非碰撞行为亦有相关的明确规定，所以以两车未发生直接碰撞从而认定为两起独立的交通事故，以及由此来确定责任归属，实为对法律适用的误解。3、生效的刑事判决仅指出：“被告人孙宏亮虽有违章行为，本起事故也有三人死亡的严重后果，但该严重后果不是孙宏亮的违章行为引起的，二者之间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与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不等同的。前者要考虑的，是对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有帮助的那一部分因果关系。假如某一因果关系不能够证明当事人的刑事责任，则它会在有罪论证中被抛弃；但被抛弃的这一因果关系，在民事诉讼中，并不影响其与事故发生之间相互联系的地位。所以，刑事论证标准与民事论证标准存在区别，刑事证明标准自然严格，而民事证明标准在法律有规定的情况下可以推定。故请求法院驳回申请再审人的再审请求，维持原判。
再审查明：2013年9月5日晚7时许，孙宏亮与章瑞、张翼、陈欣四人在合肥市滨湖新区“湘里人家”饭店相约吃饭，席间四人喝了三瓶“古井原浆”白酒和三瓶“勇闯天涯”啤酒，后陈欣因有事先行离去。孙宏亮、章瑞、张翼又相约来到合肥市马鞍山路“V8酒吧”唱歌。期间，孙宏亮躺在包厢沙发上睡觉，李鑫亦应邀来到。章瑞、张翼、李鑫三人喝啤酒、唱歌至次日凌晨3时许。因章瑞急于回家有事，四人经商量，由孙宏亮回家取出自己的皖A号“奥迪”牌小型轿车驾车在前（下称“前车”），章瑞开自己此前带来的浙G号“奔驰”牌小型越野客车在后跟随（下称“后车”，张翼、李鑫乘坐该车），预备先送章瑞人、车回家后，再由孙宏亮驾车送张翼、李鑫回家。两车沿合肥市包河大道高架桥由北向南行驶至花园大道出口处附近，因高架桥花园大道以南尚未修通，章瑞超速驾驶的后车前部与高架桥上设置的隔离警示桶发生碰撞，致警示桶与孙宏亮驾驶的前车右后部发生碰撞，后车在倾斜状态下左侧又与花园大道下道口东侧水泥墩发生碰刮，跃起后从西侧水泥护墙处坠落高架桥下，章瑞及车内乘坐人张翼、李鑫当场死亡。前车受撞后，沿匝道下滑，与水泥护墙发生刮擦后停止。安徽全诚司法鉴定中心车检（2013）车鉴字第2807号《交通事故技术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分析认为，事故发生时，前车行驶速度为87Km／h-90Km／h，后车行驶速度为102Km／h-107Km／h。安徽全诚司法鉴定中心《检验报告书》检验结果为章瑞血液中乙醇含量为160mg／100ml。孙宏亮于2013年9月6日17时35分被抽血进行了乙醇检测，其血液中乙醇含量为0mg／100ml。安徽全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血液中乙醇检测的法医学分析》根据人体质量、饮酒量及WIDMARK因子计算出孙宏亮驾车时血液中乙醇含量为107.5mg／100ml。因本案交通事故，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孙宏亮犯交通肇事罪，被告人孙功会犯包庇罪一案，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判决孙宏亮、孙功会无罪。安徽省合肥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包河大道高架桥系沥青路面，由北向南有三车道，至花园大道出口有二匝道转弯下桥，事故发生于雨天，路面潮湿，夜间有路灯照明。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相同。以上事实有《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保单、《资产评估报告书》、《安迪汽车公司奥迪替换车使用协议》、《交通事故技术鉴定意见书》、《检验报告书》、人民法院生效的刑事判决和裁定书等证据载卷证明；证据业经庭审质证核实，具有合法性、客观性和关联性，能够证明上述查明事实。
再审认为：再审争议的焦点是孙宏亮的酒后超速驾驶行为与案涉交通事故的发生有无因果关系以及合肥交警包河大队合公交（包）认字（2013）第2013016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能否作为定案证据采信。从本案实际分析，孙宏亮与受害人章瑞、张翼、李鑫等人相约聚餐饮酒后，经共同商定送章瑞回家，由孙宏亮驾车在前引导，而纵容无驾驶资质的章瑞驾车在后跟随行驶，孙宏亮对此商定结果负有过错责任。又，孙宏亮酒后驾驶前车超速行驶，一定程度上诱导了醉酒的章瑞驾驶后车跟随超速行驶；在超速行驶至事发路段时，遇前方道路障碍，路况不良，需紧急变更车道转弯下桥的情形下，留给后车采取应对措施的时机必然大为减少，这才导致章瑞驾驶后车直接碰撞上警示隔离桶，警示隔离桶又碰撞了孙宏亮驾驶的前车，最终导致三人死亡、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发生。由此可见，孙宏亮的酒后超速驾驶行为与本起交通事故密切关联。合肥交警包河大队合公交（包）认字（2013）第2013016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在认定本起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等方面符合客观实际，可予确认。在描述事发经过“后车先碰撞隔离桶、隔离桶又碰撞前车”时不严谨，表述为“后车碰撞隔离桶及前车”；在责任划分上，认定前、后车驾驶人负同等责任不准确，应予纠正。就该起交通事故发生的全过程来看，完全是多种因素相叠加而引发，属一果多因，前后两车的驾驶行为之间密切关联，并非相互独立的两起交通事故。可以假设没有警示隔离桶的存在，前后两车完全可能直接碰撞。划分本案交通事故责任，进而确定本案的民事赔偿责任，不必囿于孙宏亮不承担交通肇事刑事责任的定判，毕竟刑事证明标准与民事证明标准在法律要求上差别巨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文明驾驶；饮酒……不得驾驶机动车；任何人不得强迫、指使、纵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机动车安全驾驶要求驾驶机动车。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安全车速；夜间行驶……以及遇有沙尘、冰雹、雨、雪、雾、结冰等气象条件时，应当降低行驶速度。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国务院《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在道路同方向划有2条以上机动车道的，变更车道的机动车不得影响相关车道内行驶的机动车的正常行驶。机动车行驶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最高行驶速度不得超过每小时30公里……掉头、转弯、下陡坡时。分析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本起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不难得出章瑞的无证、醉酒、超速驾驶行为过错程度更严重，对发生交通事故起了主要作用，系内因；孙宏亮的酒后超速驾驶行为以及纵容行为，相较于章瑞的行为，过错程度略轻，对发生交通事故仅起次要作用，系外因。据此确定，章瑞应负本起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孙宏亮负本起交通事故的次要责任。原审依据交通事故同等责任判决孙宏亮承担50%的民事赔偿责任不当，应予变更。确定孙宏亮承担30%的民事赔偿责任。
关于“先刑后民”原则在本案中的适用问题，本案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属侵权纠纷，不属于经济纠纷，民事处理在先，并不必然导致裁判的不公正，不违背经济纠纷案件中应当适用的“先刑后民”原则。再审其他裁判理由同原审。案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维持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2014）庐江民一初字第00446号判决第（一）（二）（四）项：即（一）被告大众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史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原告章高伟、王爱珍38666.67元；（二）被告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原告章高伟、王爱珍36666.67元；（四）驳回原告章高伟、王爱珍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变更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2014）庐江民一初字第00446号判决第（三）项为：被告孙宏亮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章高伟、王爱珍529495.40元（（总损失1840317.99元－史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赔偿额38666.67元－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公司赔偿额36666.67元）30%）。
孙宏亮上诉称：（一）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方面存在错误。1、一审判决在认定孙宏亮“纵容”章瑞驾车并负有过错责任方面存在错误。2、一审判决在认定孙宏亮前车超速行驶，“诱导”章瑞后车超速行驶存在错误。3、一审判决认定孙宏亮的前车超速，减少了章瑞后车采取应对措施的时机，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存在严重错误。4、一审判决假设“假设没有警示隔离桶的存在，前后两车可能直接碰撞”没有依据。（二）一审判决因对事实认定存在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三）即使孙宏亮应负有过错责任，一审判决在责任划分上也存在明显的错误。（四）就本起交通事故而言，孙宏亮是否出现在现场，均不会对事故的发生造成任何影响，所以不应承担责任。请求二审对一审判决依法改判。
史带公司上诉称：（一）涉案事故孙宏亮驾驶行为与章瑞等意外伤害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其对浙G号车辆坠落事故不应承担事故责任；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方面存在错误。（二）一审判决判令因危险性的先行为产生民事赔偿责任而由史带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承担替代性赔偿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即使孙宏亮对相约酒后驾驶车辆的危险行为即危险性的先行为负有民事赔偿责任，该责任亦非交通事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依法改判。
章高伟、王爱珍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
安迪公司辩称：一审在现有证据条件下参照主次责任进行划分是合理的。这是一起存在因果关系的交通事故，并不是刑事判决没有因果关系就代表民事上也没有因果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
安诚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同于一审。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孙宏亮的行为与案涉交通事故的发生有无因果关系。从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来看，孙宏亮与交通事故受害人章瑞、张翼、李鑫等人相约聚餐饮酒后，经共同商定先送章瑞回家，由孙宏亮驾车在前引导，而纵容无驾驶资质的章瑞驾车在后跟随行驶。后两车按此约定上路行驶。因孙宏亮酒后驾驶前车超速行驶，诱导了醉酒的章瑞跟随超速行驶，至事发路段，突遇前方道路阻隔，两车处置不当，最终导致三人死亡、两车不同程度损伤的交通事故的发生。由此可见，孙宏亮的酒后超速驾驶行为，与案涉交通事故的发生密切关联，具有民事上的直接因果关系。显然，造成前后两车损伤的事故，并非相互独立的两起交通事故。由于刑事和民事案件证明的标准不同，案涉刑事案件判决否定孙宏亮驾驶前车的违章行为，与章瑞驾驶后车发生的事故具有刑事上的直接因果关系，但并不能以此为由，否定民事案件对此因果关系的确认。一审根据孙宏亮、章瑞的行为对发生本起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程度，并参考《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意见，综合考量，确定章瑞应负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孙宏亮负次要责任，进而确定孙宏亮承担30%的民事赔偿责任，合情合理，亦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孙宏亮、史带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2015）庐江民一再初字第00001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长文
审判员 王亚明
审判员 汪仁茂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七日
书记员 付旋璇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予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应当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
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