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0911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兼车×2、车×4之共同委托代理人车×1，女，1950年6月10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车×2，男，1964年10月15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车×3，男，1955年1月28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车×4，女，1961年1月20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鑫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南小街领行国际中心1楼1单元2505室。
法定代表人郑钦璋，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马世杰，男，1980年8月9日出生，北京鑫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赵佳，北京市尚荣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车×5，男，1952年10月2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辉，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郭广平，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车×1、车×2、车×3、车×4及上诉人北京鑫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均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3）东民初字第101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此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7月，车×5诉至原审法院称：车×6与赵×1系夫妻关系。车×6于1976年去世，赵×1于2003年去世。我与车×1、车×2、车×3、车×4系车×6与赵×1的子女。因赵×1生前有精神问题，我自1976年被确认为赵×1的法定监护人。2006年，赵×1承租的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外南街×号房屋2间（以下简称涉案房屋）由北京鑫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阳公司）拆迁改造。当时，我因病住院。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车×1、车×2、车×3伪造赵×1的授权委托书，与鑫阳公司签订相关安置协议。车×1、车×2、车×3三人分别被安置分配房屋一套。我与车×4未得到任何相关安置补偿。而鑫阳公司对赵×1受托人的身份未进行严格审查，致使我的权利受到损害。现我诉至法院，要求确认车×1、车×2、车×3与鑫阳公司签订的拆迁协议无效。
车×1、车×3、车×2辩称：车×5所述与事实不符。赵×1于2006年去世，生前身体健康、有独立生活能力，并非精神残疾，且一直同车×3共同生活并由车×3照顾。赵×1承租的房屋被拆迁之前，兄弟姐妹共同商议拆迁事宜，故车×5称其不知道拆迁事宜与事实不符。因车×1、车×3、车×2的家庭在被拆迁房屋中有独立户口，而车×5的户口不在被拆迁房屋处，不符合安置条件，故鑫阳公司对车×1、车×3、车×2进行了安置，未对车×5进行安置。综上，不同意车×5的诉讼请求。
车×4辩称：我同意车×1、车×3、车×2的答辩意见。车×4的户口亦在涉案房屋内，但对拆迁补偿方案不持异议。
鑫阳公司辩称：涉案房屋为赵×1承租的公房。根据户口簿记载，该房屋中有车×1、车×2、车×3的户口，车×5的户口并不在涉案房屋中，不符合被安置的条件，车×5主体不适格。拆迁过程中，鑫阳公司进行入户调查，履行了拆迁人的注意义务，并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合同真实有效。拆迁合同签订的时间为2006年，车×5现在提起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不同意车×5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民事法律行为应当以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为要件，不具备法定生效条件的民事行为不具有法律效力。就本案所争议的赵×1去世时间，现双方均未提交赵×1的死亡证明，赵×1的户籍亦未办理注销。车×5就其主张的赵×1于2003年去世的事实提交了社区证明，证明中虽写明不可作为法律依据，但该证明是对一种客观事实的描述，且广外南里社区依据车×2、车×4的说明作出该证明。车×2、车×4在说明中认可赵×1于2003年底去世。车×2、车×4称赵×1于2006年去世，但二人就其向社区出具证明赵×1于2003年去世的说明原因未能作出合理解释。车×1、车×2、车×3、车×4申请证人陈×1、陈×2、高×、李×出庭作证，但上述证人均与车×1系朋友关系，有一定的利害关系，且四证人对赵×12003年至2006年能否独立行走，精神状况等问题的描述存在自相矛盾的情况。法院无法仅依据上述证人证言确定赵×1的去世时间。就车×1、车×2、车×3、车×4提供的助行器购买发票，法院亦无法确定该助行器系为赵×1购买。根据法院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调取的赵×1生前的门诊病案，赵×1自1966年始便因躁狂等症状持续到该医院就诊、取药，直至2003年2月19日，之后至2006年并未有过就诊、取药的记录，与车×1、车×2、车×3、车×4庭审中陈述赵×1生前很少得病及去医院所述亦不相符。车×1、车×2、车×3、车×4不能提供翔实、有效的证据证明赵×1于2003年底至2006年依然健在，亦与常理不符。加之法院审查，2006年拆迁时，鑫阳公司无法确认是否见过赵×1，对相关书证车×1等亦不能举证证明系由赵×1签字所确认。综合上述证据，法院分析赵×1的死亡时间应为2003年。车×1、车×3、车×2、车×4所称2006年拆迁时赵×1依然健在的陈述与事实不符。拆迁时赵×1已经去世，但被拆迁房屋的承租人仍登记为赵×1，未发生变更。车×1、车×3、车×2、车×4向鑫阳公司出具赵×1的三份委托书及变更受益的申请，均系基于赵×1的意思表示，但上述意思表示均不是真实的，故基于该意思表示形成的车×1、车×2、车×3与鑫阳公司签订的《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与法律规定的意思表示应真实的原则相悖，该合同均应认定为无效。车×5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于2014年6月判决：确认车×1、车×3、车×2分别与北京鑫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无效。
判决后，车×1、车×2、车×3、车×4及北京鑫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均不服，上诉至本院，均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车×5的诉讼请求。车×5同意原审判决。
经审理查明：车×6与赵×1系夫妻关系，车×1、车×5、车×3、车×4、车×2系二人子女。赵×1原在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广外南街×号院承租公房2间（即涉案房屋），使用面积18.8平方米。
2006年，涉案房屋由鑫阳公司进行拆迁。2006年4月22日，鑫阳公司（出卖人、甲方）与车×1（买受人、乙方）签订《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该合同约定：乙方原住公房地址广外南街×号，在危改区内有正式住房2间，建筑面积（空格）平方米；现有正式户口4人，安置人口4人，分别是户主车×1、之子赵×1、之表妹张×1、之表妹夫胡×1；甲方安置乙方2居室1套，乙方购买的就地安置住房为广渠门外南街危改小区×号2居室，建筑面积（暂定）73.25平方米；乙方一次性付清全部购房款的，购房款总额及公共维修基金共计162957元，付款时间为2006年4月29日。车×1交纳房款后，于2012年12月5日取得该房屋所有权，房屋坐落北京市东城区广渠家园×号。
2006年4月22日，鑫阳公司（出卖人、甲方）与车×3（买受人、乙方）签订《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该合同约定：乙方原住公房地址广外南街×号，在危改区内有正式住房2间，建筑面积25平方米；现有正式户口3人，安置人口3人，分别是户主车×3、之妻徐×1、之子车×7；甲方安置乙方2居室1套，乙方购买的就地安置住房为广渠门外南街危改小区×号2居室，建筑面积（暂定）63.14平方米；乙方一次性付清全部购房款的，购房款总额及公共维修基金共计141526元，付款时间为2006年4月29日。车×3交纳房款后，于2011年12月6日取得该房屋所有权，房屋坐落北京市东城区广渠家园×号。
2006年4月22日，鑫阳公司（出卖人、甲方）与车×2（买受人、乙方）签订《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该合同约定：乙方原住公房地址广外南街×号，在危改区内有正式住房2间，建筑面积（空格）平方米；现有正式户口4人，安置人口4人，分别是赵×1、之子车×2、之儿媳王×2、之孙车×8；甲方安置乙方2居室1套，乙方购买的就地安置住房为广渠门外南街危改小区×号2居室，建筑面积（暂定）63.14平方米；乙方一次性付清全部购房款的，购房款总额及公共维修基金共计141526元，付款时间为2006年4月29日。车×2交纳房款后，于2012年12月14日取得该房屋所有权，房屋坐落北京市东城区广渠家园×号。
一审审理中，针对车×3的补偿安置情况，鑫阳公司提交赵×1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赵×1与车×3的身份证、《北京市房屋基本情况调查表》、车×3、徐×1、车×7的户口簿、车×3的残疾人证、车×3、徐×1的工龄调查表、《危改小区居民就地安置方案表》。其中，《北京市房屋基本情况调查表》载明居住人口为户主车×3、之妻徐×1、之子车×7。鑫阳公司以此证明车×3符合被安置条件。
针对车×1的补偿安置情况，鑫阳公司提交车×1的身份证、《北京市房屋基本情况调查表》、车×1、赵×1、胡×1、张×1的户口簿、《危改小区居民就地安置方案表》。其中，《北京市房屋基本情况调查表》载明居住人口为户主车×1、之子赵×1、之表妹张×1、表妹夫胡×1。鑫阳公司以此证明车×1符合被安置条件。
针对车×2的补偿安置情况，鑫阳公司提交车×2的身份证、《房屋现状入户调查表》、王×2、车×8的户口簿、北京市朝阳区甜水园北里×号房屋所有权证、车×2与王×2的结婚证、《危改小区居民就地安置方案表》、其中，《房屋现状入户调查表》载明居住人口为户主赵×1、之子车×2、之儿媳王×2、之（孙）子车×8。王×2、车×8的户口簿载明王×2的户籍地址为本市朝阳区甜水园北里×号，为户主，车×8系王×2之子，身份证号为×××。鑫阳公司以此证明车×2符合被安置条件。
鑫阳公司当庭提交2006年2月12日的《授权委托书》三份，内容为：“委托人：赵×1，被委托人：车×1，与委托人关系母女，委托事项：办理拆迁回迁一切事宜，委托权限全权代理”。委托人处有赵×1签字及捺印，被委托人处有车×1签字及捺印。车×5认为拆迁时赵×1已去世，赵×1所有的签字及捺印不可能为其本人签字、捺印。车×1称《授权委托书》是车×4给车×1的，给车×1时已有赵×1的签字、捺印了，不清楚是否为赵×1本人签字及捺印。车×4对此表示记不清了。车×3、车×2不清楚委托书是否为赵×1签字及捺印。鑫阳公司首先称入户调查时赵×1的亲属称赵×1生病住院，并未见到赵×1本人，后又称无法核实是否见过赵×1本人，当时车×1出示赵×1的委托书，鑫阳公司便与车×1商谈拆迁事宜，不清楚委托书是否为赵×1本人所签。
针对鑫阳公司未与赵×1签订房屋购房合同的原因，鑫阳公司出示赵×1的变更申请，内容为：“拆迁办：我住广渠门外南街×号产权人赵×1，在此拆迁危改工程中，自愿将此房产回购房，购买权享受为同籍的车×2（陆），双方系母子关系，由此发生的一切纠纷与拆迁办无关，由我们自行解决。变更人：赵×1，被变受益：车×2，车×4。2006.4.21”。对此，车×5不认可赵×1签字的真实性。车×1、车×3、车×2称赵×1的签字为别人代签，捺印为赵×1本人捺印。
经原审法院到北京市公安局东花市派出所查询，2006年至今，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外南街×号院内有三户，分别为，1、户主车×1，之子赵×1、之孙女赵×2、之表妹张×1、之表妹夫胡×1；张×1、胡×1二人的户口于2006年5月11日迁至本市丰台区京铁家园×号；2、户主赵×1，之女车×4、之子车×2；3、户主车×3，之妻徐×1、之子车×7；车×7的户口于2012年2月10日迁至本市顺义区南彩镇前俸伯村×号。
车×5称，赵×1已于2003年去世，生前患有精神分裂症，车×5是其监护人。车×1、车×2、车×3、车×4称，赵×1于2006年底去世，生前身体健康，并非精神分裂。车×5当庭出示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街道广外南里社区证明一份，证明内容为：“我辖区居民赵×1，原住广外南街，患精神分裂症，于2003年去世。经了解其子车×5于1976年开始是其监护人。特此证明。（注：此证明不作为任何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到广外南里社区进行询问。相关负责人称：2012年9月，车×5到社区，要求社区为其开具证明，证明其为母亲赵×1的监护人；当时社区并不了解情况，拒绝为其开具证明；后车×5再三要求，并叫车×2、车×4共同到社区为其作证，车×2、车×4向社区开具了说明；社区根据车×2、车×4的说明为其开具了2012年9月11日的证明；因社区确实不了解所证明问题的事实情况，故注明“此证明不作为任何法律依据”。车×2、车×4的说明内容为：“我母亲赵×1患精神分裂，2003年去世，姐姐车×9呆傻，我哥哥车×5自1976年开始是他们的监护人，特此证明。2012.9.7”。原审法院询问车×2、车×4为何向居委会出具说明称赵×1于2003年去世。车×2称车×5为了方便领取单位福利，要求车×2作出该说明。车×4称当时是车×5强迫车×4作出的该说明。原审法院询问车×1、车×2、车×3、车×4，赵×1死亡是否有医院的死亡证明、是否进行火化、2003年至2006年是否有过就医等依然健在的记录。车×1、车×2、车×3、车×4均表示赵×1在家中去世，为土葬，2003年至2006年期间并未到医院就医等记录，且拒绝向原审法院提供赵×1的土葬地址。
车×1、车×2、车×3、车×4申请证人陈×1、陈×2、高×、李×出庭作证。证人陈×1陈述：其父亲家与赵×1家系邻居，其与车×1自小是朋友且一起插队；2005年初，得知赵×1感冒生病，便与姐姐陈×2到赵×1家看望赵×1，当时赵×1躺在床上未下地走路。证人陈×2陈述：其妹妹陈×1与车×1是多年的朋友；2005年初，证人自外地返回北京工作，在得知赵×1生病后，证人及妹妹陈×1到广渠门家中探视。证人高×陈述：其与车×1系朋友关系，其爱人家与赵×1家系近邻；证人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逢年过节经常去看望赵×1直至2006年；2003年至2006年，赵×1骨折卧病在床，但精神一直正常。证人李×陈述：其与车×1系朋友关系；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不定期去赵×1家看望赵×1，直到2006年房屋拆迁；2003年至2006年，赵×1可以独立行走。车×1、车×2、车×3、车×4提交2004年4月30日购买助行器发票一张，用以证明当时赵×1未去世，仍购买助行器使用。现赵×1的户口仍登记在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南街×号，并未注销。
车×5称，其在广外南街×号承租房屋处有自建房，在拆迁时被拆除。车×3称，广外南街×号有自建房屋是车×3所建并居住使用，车×5在广外南街×号没有自建房屋。车×1、车×2、车×4同意车×3的意见。鑫阳公司称，现无法核实拆迁时广外南街×号是否有自建房屋。
原审法院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调取赵×1的门诊病案。相关病案材料载明：赵×1于1966年8月29日始到该院进行出诊，诊断印象为兴奋状态、躁狂症，之后连续多年到该院就诊、取药等直至2003年2月19日。原审法院就此事向车×1、车×2、车×3、车×4进行询问，车×1、车×2、车×3、车×4称赵×1只是睡眠不好、爱唠叨，但并未去看病，只是到医院取药。
原审法院到北京市公安局六里屯派出所进行调查。经查，王×2于2004年12月16日迁入北京市朝阳区甜水园北里×号房屋，为户主，现户内成员为之外甥女王×3，北京市朝阳区甜水园北里×号房屋户主为王×4，未查到身份证号为×××的车×8的任何信息。原审法院就此事向车×2进行询问。车×2表示其没有一个名叫车×8的儿子，鑫阳公司当庭出示材料也不是车×2提交的，车×2完全符合被安置的条件。
原审法院到北京市东城区房管部门查询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外南街×号房屋拆迁档案，未查到相关档案信息。相关人员称：该地区当时拆迁所有的拆迁档案均在开发商处，并未交房管部门备案。鑫阳公司称：拆迁广渠门外南街×号的相关资料当庭已全部出示，并没有其他资料；依据入户调查结果及相应拆迁资料，鑫阳公司与车×1、车×2、车×3签订三份《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安置3套房屋。
上述事实，有《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北京市房屋基本情况调查表》、《危改小区居民就地安置方案表》、证明、门诊病历、证人证言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为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赵×1死亡时间的认定问题，即赵×1在2006年拆迁之时是否已经死亡。首先，一审中，车×5就其主张的赵×1于2003年去世的事实提交了社区证明，证明中虽写明不可作为法律依据，但该证明载明的内容是对事实的客观描述。其次，车×2、车×4作出说明，认可赵×1于2003年底去世，广外南里社区亦依据车×2、车×4的说明作出上述证明。再次，根据原审法院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调取的赵×1生前的门诊病案，赵×1自1966年始便因躁狂等症状持续到该医院就诊、取药，直至2003年2月19日，之后至2006年并无就诊、取药的记录，与车×1、车×2、车×3、车×4于一审庭审中陈述赵×1生前很少得病及去医院所述亦不相符。最后，鑫阳公司无法确认在2006年拆迁时是否见过赵×1。综合上述事实与证据，原审法院认定赵×1的死亡时间应为2003年，符合常理，本院予以确认。
车×1、车×2、车×3、车×4认为赵×1的死亡时间为2006年。首先，车×2、车×4向社区出具的说明表示赵×1于2003年底死亡，与死亡时间为2006年的主张相互矛盾，亦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其次，车×1、车×2、车×3、车×4申请证人陈×1、陈×2、高×、李×出庭作证，但上述证人均与车×1系朋友关系，有一定的利害关系；且四证人对赵×12003年至2006年能否独立行走，精神状况等问题的描述存在自相矛盾的情况。再次，车×1、车×2、车×3、车×4提供助行器购买发票，但难以确定该助行器系为赵×1购买，该证据缺乏关联性。综上，车×1、车×2、车×3、车×4不能提供翔实、有效的证据证明赵×1于2003年底至2006年依然健在；车×1、车×3、车×2、车×4所称2006年拆迁时赵×1依然健在的陈述与事实不符。
关于车×1、车×2、车×3与鑫阳公司签订的《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的效力问题，根据上述认定结论，赵×1在2006年拆迁时已经死亡，但被拆迁房屋的承租人仍登记为赵×1，未发生变更。车×1、车×3、车×2、车×4向鑫阳公司出具赵×1的三份委托书及变更受益的申请，均系基于赵×1的意思表示，但上述意思表示均不真实，故车×1、车×2、车×3基于该三份委托书与鑫阳公司签订《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亦缺乏权利基础。因此，原定是法院认定车×1、车×2、车×3鑫阳公司签订的《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无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车×1、车×2、车×3、车×4及鑫阳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车×1、车×3、车×2、北京鑫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40元，由车×1、车×3、车×2、车×4负担70元（已交纳），由北京鑫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70元（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顾国增
代理审判员 李俊晔
代理审判员 李 淼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徐方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