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穗天法行初字第708号
原告：广州添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萝岗区九佛西路888号。
法定代表人：EDWARDPAULSLAP。
委托代理人：张哲锋，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杉，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华就路**号***楼。
法定代表人：夏卫兵，主任。
委托代理人：谢佩雯，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余盈，该中心工作人员。
第三人：柴松，住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
原告广州添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添利电子公司）诉被告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广州公积金中心）住房公积金行政处理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第三人柴松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张哲锋，被告的委托代理人谢佩雯、余盈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柴松经本院合法送达传票，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添利电子公司诉称：1.广州公积金中心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查明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且违反法定程序。广州公积金中心作出责令限期办理决定时未附有证据，我公司无从核实责令限期办理决定的内容，无法确认该行为是否有证据。我公司的知情权和申辩权被剥夺。广州公积金中心作出的责令限期办理决定是一种典型的行政强制执行行为，因此广州公积金中心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广州市规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规定》和《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规范行政强制自由裁量权规定》等的相关规定，严格按照法定程序、措施进行。本案中，广州公积金中心认定我公司未按规定缴存柴松的住房公积金，责令我公司限期补缴时，既未履行依法必须前置的催告程序，也未采用直接送达的方式将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送达给我公司，直接导致我公司应有的知情权、陈述权和申辩权被违法剥夺。因此，该中心作出的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应予以撤销。2.广州公积金中心责令我公司按照5%的缴存比例补缴，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我公司因补缴住房公积金确有困难，故一直在通过法律程序申请降低公积金缴存比例。2015年5月11日，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已作出穗公积金管委会批函[2015]2号《关于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的复函》，批准我公司及职工各按2%的缴存比例补缴住房公积金。在该委员会已批准我公司降低缴存比例标准的情况下，广州公积金中心作出按照5%的比例补缴公积金的行政行为，适用法律错误。3.广州公积金中心责令我公司补缴住房公积金的期限已超过追缴时效，根据“法律不保护权利上的睡眠人”的基本精神，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一般诉讼时效期限为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关于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追缴住房公积金应当有时效限制，而且采取二年时效为宜，如此才能确保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和交易安全。本案中，柴松未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对住房公积金缴存事宜提出异议，我公司认为其要求追讨的住房公积金年限早已超过二年的时效，依法应不予保护。且柴松已从我公司离职，办妥离职手续，双方权利义务已全部结清，互不拖欠。不论是否存在少缴、欠缴住房公积金的情况，柴松也以明示方式放弃该项权利，这是其行使处分权的体现，法律应予以尊重。现其离职后又要求补缴住房公积金，已违反禁反言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广州公积金中心审查时遗漏了这一重要事实，作出了错误决定，严重损害了我公司的合法权益。4.广州公积金中心作出的决定并未责令柴松缴存个人部分的住房公积金，而单方责令我公司补缴，不符合法律规定。《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职工个人缴存的住房公积金，由所在单位每月从其工资中代扣代缴。”因此，个人具有缴存住房公积金的义务。广州公积金中心在责令我公司补缴之前，依法应当责令柴松缴存其应承担的部分。现该中心仅责令我公司补缴，不符合法律规定。5.广州公积金中心的行政行为明显不当，严重损害我公司的合法权益。我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严格落实企业员工公积金制度，走在我市企业前列，并在不断努力完善，但由于我公司是大型劳动密集型企业，固定和流动职工超过3000人，用工及管理成本非常高昂。加之近年来公司发展过程中遇到各种内外困难，经济效益十分不景气，现根本无力按照5%的比例补缴公积金。广州公积金中心的行政行为显失公平，明显不当，给我公司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将我公司推向破产边缘。综上，请求判决撤销广州公积金中心作出的穗公积金中心萝岗责字[2015]404号责令限期办理决定，本案诉讼费由广州公积金中心承担。
被告广州公积金中心辩称：（一）我中心作出的责令限期办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行政行为并无不当。我中心在作出责令限期办理决定前，首先审查了添利电子公司原职工柴松提交的解除劳动关系证明、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纳税清单等证据资料，该证据资料足以证明柴松与添利电子公司的劳动合同关系、劳动期间、工资等相关事实。其次，我中心依法向添利电子公司发出了穗公积金中心萝岗核通字[2015]248号《核查通知书》，就该公司与柴松的劳动期间、公积金缴存基数、比例等相关事实向其核实，该公司未提出异议，我中心于是依法作出责令限期办理决定。（二）添利电子公司所称理由不能成立。1.我中心在作出责令决定前，已经审查了柴松提交的证据资料并向添利电子公司核实，充分保障了该公司的陈述申辩权。我中心在向该公司核实相关事实时，已附上柴松的有关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身份证号、住址、联系方式、在职期间及工资）。该公司完全有能力进行调查核实而无正当理由放弃进行调查核实。我中心在行政程序中已保障添利电子公司就此享有的陈述和申辩的权利。该公司放弃陈述和申辩权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另外，我中心在发出《核查通知书》《责令限期办理决定书》时都附上了法律依据。2.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于2015年5月11日作出的穗公积金管委会批函[2015]2号《关于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的复函》只约束复函作出后我中心立案的公积金补缴投诉案件。而本案是复函作出前立案，故我中心以5%的缴存比例责令该公司补缴，并无不当。3.住房公积金的追缴无诉讼时效的限制。添利电子公司认为柴松提出要求为其缴存公积金，已超过了二年的诉讼时效，没有法律依据。我中心依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授权责令添利电子公司为柴松缴存住房公积金，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对住房公积金补缴追缴的时效没有限制规定，因此柴松向添利电子公司追缴公积金并不存在已过时效之说。4.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第十九条的规定，添利电子公司有义务为柴松缴存在职期间的住房公积金而无论柴松是否已经补缴。5.对于住房公积金的缴存范围，《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二条明确规定为单位及其在职职工。建金管[2005]5号《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若干具体问题的指导意见》中第六条亦明确，单位从未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原则上应当补缴自《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发布之月其欠缴职工的住房公积金。柴松离职与否不影响其住房公积金的补缴。添利电子公司在柴松在职期间未按法律规定为其缴存住房公积金，有义务为其补缴在职期间的住房公积金。6.本案的责令限期办理决定书不是强制执行决定，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有关强制执行的规定。综上，我中心作出的责令限期办理的决定是合法、合理的。在此，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添利电子公司之诉讼请求。
第三人柴松没有到庭陈述意见，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经审理查明：柴松是添利电子公司的原职工。2015年3月16日，柴松向广州公积金中心投诉，反映添利电子公司欠缴其2002年9月至2006年12月以及2007年7月至2010年10月期间的住房公积金。广州公积金中心根据柴松的解除劳动关系证明、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纳税清单、住房公积金个人信息表等证据，查明添利电子公司在上述期间未足额为柴松缴存住房公积金的事实。广州公积金中心于2015年3月28日向添利电子公司送达穗公积金中心萝岗核通字[2015]248号《核查通知书》，通知添利电子公司对其与柴松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及劳动关系的起始时间、是否已为柴松缴存住房公积金及公积金缴存起始时间、柴松相关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比例是否正确等事项进行核实。同时告知添利电子公司如对柴松所反映的事实、补缴数额有异议，可在收到该通知书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提出异议并附上相关证明资料。添利电子公司未在核查期间向广州公积金中心提出异议和证据。2015年4月21日，广州公积金中心作出穗公积金中心萝岗责字[2015]404号责令限期办理决定，责令添利电子公司为柴松缴存2002年9月至2006年12月以及2007年7月至2010年10月期间的单位应缴存部分住房公积金共6919元，同时告知其申请复议和提起诉讼的权利。广州公积金中心将该决定书以邮政特快专递方式，于2015年4月24日寄达添利电子公司。添利电子公司不服上述责令限期办理决定，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广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于2015年5月11日作出的《关于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的复函》。该复函载明同意广州添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及其职工各按2%的比例补缴1999年4月至2014年6月期间欠缴的住房公积金。后在另案审理过程中，本院向广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发函，要求该委员会对该复函进行说明，该委员会于2015年8月10日作出《关于〈协助查询函〉的复函》，明确：《关于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的复函》只约束该复函作出后广州公积金中心立案的公积金补缴投诉案件。
本院认为：《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单位录用职工的，应当自录用之日起30日内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缴存登记，并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件，到受委托银行办理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的设立或者转移手续。”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单位应当按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不得逾期缴存或者少缴。”第三十八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单位逾期不缴或者少缴住房公积金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缴存；逾期仍不缴存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添利电子公司应当按照《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规定，为其录用的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因其未为职工柴松缴存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公积金，广州公积金中心依法责令其限期缴存是履行法定职责的表现。
对于广州公积金中心责令添利电子公司补缴的住房公积金数额有解除劳动关系证明、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纳税清单等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依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同时参照《建设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若干具体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二条、第六条的规定，对广州公积金中心责令限期办理决定认定的数额予以确认。
对于添利电子公司主张广州公积金中心责令限期办理决定违法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理由如下：1.本案中，广州公积金中心以柴松提供的相关证据作为基础，初步查明添利电子公司欠缴柴松住房公积金的情况后向该公司发出《核查通知书》，通知添利电子公司对相关事实进行核实，并可在指定的期限内提出异议及提交证据，已给予了该公司陈述、申辩的机会及举证的权利，程序合法正当。添利电子公司怠于行使抗辩举证的权利及履行其应尽的配合调查义务，应承担法律上的不利后果。其关于广州公积金中心行政程序违法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添利电子公司认为广州公积金中心作出责令限期办理决定前应进行催告，因责令限期办理决定系行政处理决定而非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不适用行政强制执行的相关程序规定，添利电子公司的主张不能成立。2.关于缴存比例的问题，根据广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作出的《关于〈协助查询函〉的复函》，该委员会于2015年5月11日作出的《关于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的复函》只约束该复函作出后广州公积金中心立案的公积金补缴投诉案件。本案中，柴松于2015年3月16日向广州公积金中心提出投诉，该中心于2015年4月21日作出责令限期办理决定，责令添利电子公司仍按5%的比例为柴松补缴住房公积金，并无不当。3.关于追缴住房公积金是否应当受时效期间限制的问题，相关法律法规对公积金追缴时效也无限制性规定，添利电子公司关于广州公积金中心为柴松追缴住房公积金应受二年时效限制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4.柴松是否先行补缴其个人部分的住房公积金不属于添利电子公司履行为其缴存住房公积金法定义务的前提条件和免责事由，添利电子公司以柴松未先缴存个人应缴部分的住房公积金而主张广州公积金中心行政处理程序违法，理由不能成立。5.关于添利电子公司关于生产经营困难的意见，《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对缴存住房公积金确有困难的单位，经本单位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工会讨论通过，并经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审核，报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批准后，可以降低缴存比例或者缓缴；待单位经济效益好转后，再提高缴存比例或者补缴缓缴。”添利电子公司已依法定程序向广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申请降低缴存比例，并得到该委员会作出复函批准。故有权机关已对添利电子公司的实际困难予以充分考虑并在其权限范围内予以相应照顾。本案所涉投诉发生在该复函作出前且责令限期办理决定亦在该复函作出前作出，根据该委员会的意见，不适用降低后的缴存比例。广州公积金中心作出责令限期办理决定，并无明显不当。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广州添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广州添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 判 长 瞿 栋
人民陪审员 许蔚琳
人民陪审员 杨国峰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曾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