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83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时利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徐桥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竞贤，广东翔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梓敏，男，1990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
委托代理人：刘振海，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州市时利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利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梓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3）穗天法民二初字第38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5月18日，李梓敏在时利和公司珠江新城店与时利和公司签订《新车销售合约》，约定李梓敏向时利和公司订购讴歌TL车型舒适型车辆一台，社保补缴及居住证需于六月二十五日拍到广州指标，若办不了退还订金。
合约签订当天，李梓敏向时利和公司支付了订金2万元。时利和公司出具订金收据给李梓敏。2013年5月25日，李梓敏向时利和公司支付4万元，作为李梓敏补缴社保、医保的费用，时利和公司向李梓敏出具《声明》一份，确认收到李梓敏的4万元。
2013年8月7日，李梓敏提起本案诉讼。
原审庭审中，李梓敏明确其在广州市开办公司，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李梓敏同时确认并非广州XXX资源有限公司的职员。时利和公司则明确已委托广州市XXXX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为李梓敏补缴社保、医保，并提供了广州XXXX资源有限公司为李梓敏补缴社保、医保的记录。补缴的社保、医保金额共计20197.96元。
另查明，李梓敏户籍不在本市。
李梓敏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解除李梓敏与时利和公司签订《新车销售合约》，时利和公司双倍退回李梓敏购车定金4万元、社保费用4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时利和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因李梓敏的户籍不在本市，在本市亦没有工作，没有社保记录，不符合《广州市中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办法》（穗府办（2013）28号）的规定，无法取得在本市购车上牌的增量指标，为此，李梓敏与时利和公司签订《新车销售合约》时约定由时利和公司为李梓敏补缴社保及居住证明，以使李梓敏能够在本市购车上牌。因双方的行为是以造假的方式去获得增量指标，从而达到李梓敏可以在本市购车上牌，时利和公司可以出售汽车的目的。基于李梓敏、时利和公司的恶意串通行为损害第三者的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双方签订的《新车销售合约》应为无效合同。根据合同法关于无效合同自始没有约束力，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的规定，时利和公司收取李梓敏的20000元订金应返还给李梓敏。时利和公司收取李梓敏用于补缴社保的40000元，扣除已为李梓敏补缴的社保费用20197.96元后，余款19802.04元时利和公司应退还给李梓敏。上述款项共计39802.04元。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第（四）项，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14年8月4日作出判决：一、时利和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李梓敏39802.04元。二、驳回李梓敏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李梓敏负担1000元，时利和公司负担800元。
上诉人时利和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对《新车销售合约》为无效合同的认定有误，该合同中有关汽车销售的约定应当继续有效。原审判决认为，基于李梓敏和时利和公司的恶意串通行为损害第三者的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双方签订的《新车销售合约》应为无效合同。并且按照该合同全部无效对本案进行裁判。原审法院主要是以为李梓敏补缴社保、医保获取增量指标的约定无效为依据，判定《新车销售合约》无效。时利和公司认为，《新车销售合约》并非全部无效，而是部分无效。因为该合约中除为李梓敏补缴社保、医保获取增量指标的约定外，还包含汽车销售约定的内容，而且符合以下特征：1．《新车销售合约》具有单一性。为李梓敏补缴社保、医保获取增量指标的约定和汽车销售的约定同属于一个单一合同，作为一个统一完整的行为，而不构成数个合同。2．《新车销售合约》内容具有可分性。具体而言，为李梓敏补缴社保、医保获取增量指标内容的无效部分可以从《新车销售合约》分离出来，使汽车销售的行为继续存在，而且这项行为不与双方的愿望相违背。去掉原审法院认为无效的因素并不使汽车销售行为成为一个新的法律行为。3．为李梓敏补缴社保、医保获取增量指标部分的无效不影响汽车销售部分的效力。虽然原审法院认为为李梓敏补缴社保、医保获取增量指标的行为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者的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但现实情况是李梓敏已取得了广州市汽车的增量指标，该资格并未被撤销或宣告无效。所以，如果李梓敏没有其增量指标用于购买其他车辆，则汽车销售的约定仍可继续履行，其效力不受影响。4．为李梓敏补缴社保、医保获取增量指标的无效部分属于“非决定性因素”就合同的履行情况而言，在李梓敏已取得广州市汽车增量指标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认定的无效部分已经不是合同的决定性因素，即使掉该部分也不影响合同的根基，故合同并非全部无效。因此，鉴于《汽车销售合约》符合部分无效合同的法律特征，即使原审法院认定了为李梓敏补缴社保、医保获取增量指标的内容无效，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条“民事行为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合约中有关汽车销售的相关约定仍然有效。故此，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二）李梓敏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无权要求时利和公司退还定金。如上所述，即使《汽车销售合约》被认定为部分无效，其汽车销售部分的约定仍对时利和公司和李梓敏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原审的证据显示，在时利和公司按照双方约定的时间为李梓敏补缴社保、医保获取了增量指标后，李梓敏随即在约定取得增量指标期限（2013年6月25日）后的第三天，即2013年6月28日向车辆登记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向其他公司购买梅赛德斯汽车。可见，李梓敏在骗取时利和公司为其获得增量指标后，将该增量指标用于向其他公司购买汽车。由于李梓敏的违约行为导致《汽车销售合约》无法继续履行，其行为属于根本违约。因此，二审法院应当使用定金罚则处理李梓敏已缴纳的定金，驳回李梓敏退还定金的诉讼请求。（三）原审法院对时利和公司用于为李梓敏补缴社保、医保的费用认定有误。根据《缴费历史明细表》、《个人医疗保险缴费历史汇总表》和广州市XXXX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据显示，李梓敏为时利和公司补缴了养老、失业、工商、生育险共计13685.66元，缴纳医疗保险7272元，并为办理补缴手续向广州市xxxx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支付手续费（含补缴前述费用的滞纳金）等费用30000元。故此，时利和公司用于为李梓敏办理社保、医保补缴手续的费用合共50957.66元，而非原审判决认定的20197.96元。对此，二审法院亦应依法纠正。（四）李梓敏有意违约，其失信行为应当受到相应的惩罚。从原审的审理情况可以反映，时利和公司在按照李梓敏要求的时间完成补缴社保、医保的手续后，李梓敏非但没有配合时利和公司共同办理增量指标手续，而是一直拖延，故意造成时利和公司未能在2013年6月25日前为其办理增量指标手续的假象。而李梓敏却在知道其社保已经完成补缴后，私下办理汽车增量指标的获取手续，进而在2013年6月28日顺利办理一辆梅赛德斯汽车的过户手续。由此可见，李梓敏的行为是有意为之，严重违背了民事诚信原则，并且造成了根本违约。该行为应当受到二审法院的重视和处罚。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对《汽车销售合约》的无效认定错误，由于李梓敏的恶意违约行为造成该合约目前已不能继续履行，且时利和公司为李梓敏补缴社保、医保的花费已大于李梓敏支付的40000元。据此，上诉请求：1.撤销（2013）穗天法民二初字第3822号民事判决；2.驳回李梓敏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李梓敏答辩称：不同意时利和公司的上诉请求，同意原审判决，原审认定合同无效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认定汽车买卖合同无效是正确的，合同的目的、订立原因都是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
在二审庭审时，时利和公司称原审法院查明补缴的社保、医保金额共计20197.96元有误，原审遗漏认定广州市xxxx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收取了30000元手续费，这是不包含在补缴的社保、医保里的。双方对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在二审庭审时，时利和公司表示以其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的2013年6月18日打印的《缴费历史明细表》以及2013年10月11日打印的《个人医疗保险缴费历史汇总表》为准，计算时利和公司为李梓敏缴纳的社保、医保金额，个人和单位都是时利和公司为李梓敏缴纳的。李梓敏确认时利和公司为其按上述在2013年6月18日打印的《缴费历史明细表》以及2013年10月11日打印的《个人医疗保险缴费历史汇总表》为准计算的缴纳社保、医保的金额，个人和单位都是时利和公司为李梓敏代缴的。经计算，时利和公司为李梓敏补缴养老、失业、工伤、生育保险13692.26元，补缴医疗保险7272元，因此，时利和公司为李梓敏补缴的社保、医保金额共计20964.26元。
本院又查明，在原审时，时利和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广州市xxxx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于2013年8月30日出具的“今收到李梓敏支付的费用30000元”的收据，拟证明社保补缴手续费、滞纳金等费用。李梓敏对此质证意见是这涉及到第三方，因此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定，而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在二审庭审时李梓敏表示该30000元这项支出没有经过李梓敏的允许，李梓敏对此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一是李梓敏与时利和公司签订的《新车销售合约》的效力问题，二是时利和公司为李梓敏补缴社保、医保费用的金额是多少，三是时利和公司应否退还订金及补缴社保、医保费用给李梓敏。
关于李梓敏与时利和公司签订的《新车销售合约》的效力问题。由于李梓敏的户籍不在广州市，李梓敏在广州市没有工作，亦没有缴纳社保记录，根据《广州市中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办法》（穗府办（2013）28号）的规定，李梓敏不符合在广州市购买小客车上牌的条件，为此，李梓敏与时利和公司于2013年5月18日签订的《新车销售合约》约定由时利和公司为李梓敏补缴社保及居住证明于6月25号拍到广州指标，以使李梓敏能够在广州市购车上牌。双方的行为是以造假的方式去获得小客车增量指标，从而达到李梓敏可以在广州市购车上牌，时利和公司可以出售汽车的目的。因此，李梓敏、时利和公司的恶意串通行为损害了第三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原审法院认定双方签订的《新车销售合约》为无效合同，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时利和公司为李梓敏补缴社保、医保费用的金额是多少的问题。根据时利和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的2013年6月18日打印的《缴费历史明细表》以及2013年10月11日打印的《个人医疗保险缴费历史汇总表》记载，时利和公司为李梓敏补缴养老、失业、工伤、生育保险13692.26元，补缴医疗保险7272元，合计为李梓敏补缴的社保、医保金额共20964.26元。原审法院认定时利和公司为李梓敏补缴的社保、医保金额共计20197.96元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时利和公司主张为李梓敏补办社保补缴手续费、滞纳金等费用30000元的问题。从时利和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的广州市xxxx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据内容看，并不能证明是因补缴社保发生的手续费、滞纳金，李梓敏对此亦不予确认，时利和公司亦无提供社保部门收取手续费、滞纳金的证据予以佐证其主张，故时利和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时利和公司该主张不予采纳。
关于时利和公司应否退还订金及补缴社保、医保费用给李梓敏的问题。由于双方签订的《新车销售合约》为无效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时利和公司收取李梓敏的20000元订金应当予以返还给李梓敏，时利和公司收取李梓敏用于补缴社保的40000元，扣除上述实际已为李梓敏补缴的社保费用20964.26元后，余款19035.74元时利和公司应当予以返还给李梓敏，上述款项共计39035.74元时利和公司应当返还给李梓敏。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时利和公司为李梓敏补缴的社保、医保金额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时利和公司部分上诉有理，本院对其相应的上诉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3）穗天法民二初字第382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3）穗天法民二初字第382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广州市时利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被上诉人李梓敏39035.74元；
三、驳回被上诉人李梓敏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上诉人广州市时利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878元，被上诉人李梓敏负担92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95元，由上诉人广州市时利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780元，被上诉人李梓敏负担1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革花
审判员 张纯金
审判员 徐 艳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日
书记员 刘稀彧
何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