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浙甬商终字第7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宁波华贸进出口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帅高。
委托代理人：陈耀军。
委托代理人：王佳露。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鼎元纺织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丙参。
上诉人宁波华贸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贸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杭州鼎元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元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3）甬鄞商初字第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8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1.鼎元公司于2010年2月2日开具了价税金额为5519.85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给华贸公司，华贸公司现持有编号为505-WL09A01013的《采购合同》一份（合同显示的签订日期为2009年11月15日），合同价款为5519.85元，合同标的物即105千克坐垫由华贸公司于2010年1月25日委托托运并于同月27日与一批休闲椅一并出口至意大利；
2.鼎元公司于2010年2月8日开具了价税金额为43676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给华贸公司，华贸公司现持有编号为505-WL09A01016的《采购合同》一份（合同显示的签订日期为2009年11月28日），合同价款为43676元，合同标的物即976千克坐垫由华贸公司于2010年1月30日委托托运并于次月4日与一批休闲椅一并出口至波兰；
3.鼎元公司于2010年3月9日开具了价税金额为27501.36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给华贸公司，�贸公司现持有编号为505-WL09A01015的《采购合同》一份（合同显示的签订日期为2009年12月28日），合同价款为27501.36元，合同标的物即444千克坐垫由华贸公司于2010年3月5日委托托运并于同月10日与一批休闲椅一并出口至葡萄牙；
4.鼎元公司于2010年3月9日开具了价税金额为19332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给华贸公司，华贸公司现持有编号为505-WL09A01020A的《采购合同》一份（合同显示的签订日期为2009年12月28日），合同价款为19332元，合同标的物即432千克坐垫由华贸公司于2010年1月28日委托托运并于同年3月6日与一批折叠椅一并出口至意大利；
5.鼎元公司于2010年3月9日开具了价税金额为1074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给华贸公司，华贸公司现持有编号为505-WL09A01020的《采购合同》一份（合同显示的签订日期为2009年12月28日），合同价款为1074元，合同标的物即24千克坐垫由华贸公司于2010年1月28日委托托运并于同年3月6日与一批折叠椅一并出口至意大利；
6.鼎元公司于2010年4月6日开具了价税金额为22196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给华贸公司，华贸公司现持有编号为505-WL09A01018的《采购合同》一份（合同显示的签订日期为2010年1月28日），合同价款为22196元，合同标的物即496千克坐垫由华贸公司于2010年4月1日委托托运并于同月26日与一批休闲椅一并出口至捷克；
7.鼎元公司于2010年4月6日开具了价税金额为64440.18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给华贸公司，华贸公司现持有编号为505-WL09A01019的《采购合同》一份（合同显示的签订日期为2010年1月28日），合同价款为64440.18元，合同标的物即1260千克坐垫由华贸公司于2010年3月29日委托托运并于次月1日与一批休闲椅一并出口至捷克；
8.鼎元公司于2010年4月6日开具了价税金额为27500.03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给华贸公司，华贸公司现持有编号为505-WL09A01030的《采购合同》一份（合同显示的签订日期为2010年1月28日），合同价款为27500.028元，合同标的物即444千克坐垫由华贸公司于2010年3月22日委托托运并于次月1日与一批休闲椅一并出口至葡萄牙；
9.鼎元公司于2010年5月6日开具了价税金额为20696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给华贸公司，华贸公司现持有编号为505-WL09A01032的《采购合同》一份（合同显示的签订日期为2010年1月28日），合同价款为20696元，合同标的物即320千克坐垫由华贸公司于2010年4月13日委托托运并于同月18日与一批休闲椅一并出口至英国；
10.鼎元公司于2010年5月26日开具了价税金额为1432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给华贸公司，未见相应的《采购合同》及货物出口凭证；
11.鼎元公司于2010年6月25日开具了价税金额分别为89500元、31146元（合计120646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各一份给华贸公司，华贸公司现持有编号为505-WL09V1003的《购销合同》一份（合同显示的签订日期为2010年5月4日），合同价款为120646元，合同标的物即2696千克坐垫由华贸公司于2010年4月2日委托托运并于同月8日与一批休闲椅一并出口至捷克；
12.鼎元公司于2010年6月25日开具了价税金额为13936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给华贸公司，华贸公司现持有编号为505-WL09A01025的《购销合同》一份（合同显示的签订日期为2010年5月4日），合同价款为13936元，合同标的物即214千克坐垫由华贸公司于2010年3月29日委托托运并于次月4日与一批休闲椅一并出口至英国；
13.鼎元公司于2010年7月22日开具了价税金额为2506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给华贸公司，华贸公司现持有编号为505-WL09V1005的《购销合同》一份（合同显示的签订日期为2010年5月4日），合同价款为25060元，合同标的物即630千克坐垫由华贸公司于2010年5月6日委托托运并于同月12日与一批休闲椅一并出口至捷克；
14.鼎元公司于2010年7月22日开具了价税金额为62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给华贸公司，华贸公司现持有编号为505-WL09A01045的《购销合同》一份（合同显示的签订日期为2010年5月4日），合同价款为62000元，合同标的物即1116千克坐垫由华贸公司于2010年5月6日委托托运并于同月12日与一批休闲椅一并出口至意大利；
15.鼎元公司于2010年8月5日开具了价税金额为31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给华贸公司，华贸公司现持有编号为505-WL09A01049-1的《购销合同》一份（合同显示的签订日期为2010年5月4日），合同价款为31000元，合同标的物即558千克坐垫由华贸公司于2010年5月19日委托托运并于同月26日与一批休闲椅一并出口至意大利；
16.鼎元公司于2010年8月5日开具了价税金额分别为53000元、55352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各一份给华贸公司�华贸公司现持有编号为505-WL09A01049-3的《购销合同》两份（合同显示的签订日期均为2010年5月4日），合同价款分别为53000元、55352元，合同标的物即1060个、1496个坐垫由华贸公司于2010年5月21日委托托运并于次月5日出口至意大利；
17.鼎元公司于2010年9月3日开具了价税金额为4588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给华贸公司，华贸公司现持有编号为505-WL09P1005的《购销合同》一份（合同显示的签订日期为2010年5月4日），合同价款为45880元，合同标的物即1240个坐垫由华贸公司于2010年6月7日委托托运并于同月12日与一批休闲椅一并出口至意大利；
18.鼎元公司于2010年9月3日开具了价税金额为10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给华贸公司，华贸公司现持有编号为505-WL09P1007的《购销合同》一份（合同显示的签订日期为2010年5月4日），合同价款为10000元，合同标的物即200个坐垫由华贸公司于2010年6�7日委托托运并于同月30日与一批休闲椅一并出口至意大利。
上述《采购合同》格式条款均一致，且均约定“出货后30天内凭供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付款”；上述《购销合同》格式条款亦均一致，在合同第六条“结算方式及期限”后空白处均基本手写着“滚动结算”字样，第九条“其他约定事项”后空白处均基本手写着“货款在最后一次交易行为结束后结清。如再无其它业务发生，双方在三个月内进行对帐，多退少补”等字样。上述二十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价税金额合计为663129.42元。
华贸公司于2010年3月11日、3月18日、3月19日、4月19日、5月10日、5月13日、8月25日、9月14日、11月10日通过银行电汇方式向鼎元公司分别支付了货款160000元、100000元、150000元、100000元、100000元、200000元、70000元、200000元、115057元，合计1195057元。
华贸公司于2010年12月13日经工商部门核准�原名称“宁波华茂进出口有限公司”变更为现名称。
华贸公司于2012年12月27日以鼎元公司多收货款为由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鼎元公司返还华贸公司多付的货款531927元，并支付自案件答辩期结束之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二点一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
鼎元公司在原审中答辩称：华贸公司称向鼎元公司多付货款531927元不是事实，即便是事实，也已过了诉讼时效。鼎元公司于2010年9月3日最后一次向华贸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华贸公司最后一次付款是在2010年11月10日，华贸公司到2012年12月27日才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了两年的法定诉讼时效期间。故请求法院驳回华贸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华贸公司主张其与鼎元公司之间存在着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就该主张其提供了其与鼎元公司签订的九份《采购合同》及九份《购销合同》，以及鼎元公司开具给华贸公司的二十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证据予以证明。鼎元公司抗辩称其实际上系与案外人王磊发生的买卖业务，其加盖合同专用章的上述九份《采购合同》和九份《购销合同》都系与开具的相应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并交给华贸公司的，华贸公司是受王磊的指示才向鼎元公司付款的。该院认为，通过华贸公司提供的九份《采购合同》和九份《购销合同》以及相对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可看出，这些合同与发票在金额、数量上都系一一对应的，特别是九份《购销合同》签订时间完全一样，有的签订时间甚至在出口时间之后，明显有在业务已完成后而机械打印合同文本的痕迹，这些合同应并非是在业务开展过程中真实签订的合同。而在我国外贸经营实践中，普遍存在外贸代理企业在从事代理业务中以自己的名义办理进出口手续，并通过外汇核销差价及出�退税等获取代理收益的操作方式，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发票上载明的购货单位与销货单位名义上签订的购销合同常是用于结算出口退税的手续，故在与外贸经营有关的纠纷中，仅凭增值税专用发票及购销合同的交接并不足以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买卖、承揽等合同关系，当事人仍须通过其他有效证据予以补强。华贸公司称是与鼎元公司发生的买卖交易，但却不能提供相关的业务联系凭证及货物交付凭证等直接交易凭证。因此，华贸公司的举证尚不足以证明其所主张的与鼎元公司之间存在着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因并非所有的业务款都必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故华贸公司仅凭付款金额与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金额的差额就认为有多付款项给鼎元公司，不予认同。庭审中，华贸公司解释为何会长期多付款项给鼎元公司时称系按惯例要先向鼎元公司预付部分款项�但华贸公司提供的所谓《采购合同》及《购销合同》中均未有先支付预付款的内容，且从华贸公司的付款情况来看，根本看不出有预付款的性质，比如华贸公司在2010年3月11日向鼎元公司支付160000元款项后，已比开票金额多出62896.79元，而华贸公司仍在2010年3月18日、19日分别向鼎元公司支付100000元、150000元，而此时并未见双方有新的买卖合意，而在2010年6月30日最后一批货物出口后，华贸公司的付款金额已比全部业务金额多出146870.58元，而按照华贸公司在起诉状中的说法此后双方之间已再无业务发生，可是华贸公司提供的证据显示其在2010年8月25日、9月14日、11月10日在向鼎元公司支付款项合计达到385057元。如果真是预付款的话，那就不存在多付款的问题，而应是谁违约，预付款是否应予返还的问题，故华贸公司的说法存在自相矛盾之处。退一步讲，即便华贸公司与鼎元公司之间真的存在着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或是华贸公司与案外人之间形成共同经营关系，那么华贸公司提出的本案诉讼请求亦确实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因为根据华贸公司提供的出口交易凭证可见，最后一次交易最晚在2010年6月30日（最后一批货物出口时间）势必已完成，而华贸公司自称合同约定在最后一次交易行为完成后三个月之内要进行结算，货款多退少补，故华贸公司应在2010年9月30日前就应知道已多付款项给鼎元公司，而华贸公司至2012年12月27日才提起本案诉讼，早已超过了两年的法定诉讼时效期间，而此后华贸公司在应知已多付款项给鼎元公司的情况下却于2010年11月10日仍付款115057元给鼎元公司，该款至2012年12月27日亦已超过了两年的法定诉讼时效期间。换言之，即便在交易过程中存在华贸公司多付款的问题，该债权亦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已沦�“自然债权”、“裸债权”，无法得到法院胜诉判决的支持。
综上所述，华贸公司主张其与鼎元公司之间存在着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因缺乏充分事实依据，难以采信。退一步讲，即便双方之间存在着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或华贸公司与案外人之间形成共同经营关系，即便华贸公司确实有多付款项给鼎元公司，华贸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时亦确实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因此，华贸公司提出的要求鼎元公司返还多付的货款531927元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无法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3年6月14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华贸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119元，财产保全费3270元，合计12389元，由华贸公司负担。
华贸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华贸公司提供的《采购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报关单、托运单、装箱单、提单、银行电汇凭证已经形成证据链，可以证实华贸公司与鼎元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现鼎元公司又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取得华贸公司多支付款项531927元的合法依据，故该些款项应返还给华贸公司。因双方之间的结算方式为滚动结算，故存在部分款项作为预付款先行支付给鼎元公司的情形。关于诉讼时效问题，华贸公司最后一次支付货款是2010年11月10日，而双方又约定货款在最后一次交易后三个月内进行结算，多退少补，故本案的诉讼时效届满时间为2013年2月9日，华贸公司起诉时并未过诉讼时效。华贸公司无论是与鼎元公司存在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或是与案外人之间形成共同经营关系，均有权向鼎元公司追讨多付的货款531927元。综上，原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华贸公司的诉讼请求。
鼎元公司答辩称：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正，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
二审中，华贸公司与鼎元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鼎元公司是否须返还华贸公司货款531927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对此，本院认为，华贸公司虽然提供了其与鼎元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及鼎元公司向其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但因涉及外贸业务，外贸公司在实际经营外贸出口代理业务过程中，为达到自身直接申报退税目的，存在不规范操作行为，故华贸公司在未提供鼎元公司向其直接交付货物�据的情况下，仅凭《采购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尚不足以证实其与鼎元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目前实践中，外贸出口代理的一般操作流程为中间商下单给生产商，再委托代理出口商出口。本案中，鼎元公司称涉案业务均由案外人王磊与其联系，而华贸公司在涉案业务发生时确实与王磊存在出口代理关系，现华贸公司用其账户为王磊向鼎元公司支付货款，并接收鼎元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具有与王磊共同经营的表面特征。因鼎元公司与华贸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鼎元公司开具给华贸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共计为663129.42元，即华贸公司与王磊共同经营与鼎元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所涉货款数额为663129.42元，而华贸公司已支付鼎元公司货款1195057元，多支付款项531927.58元。现鼎元公司否认与华贸公司存在直接的业务往来，又未能提供相应《采购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证实华贸公司主张返还的款项531927元系华贸公司与王磊之间的共同经营行为而产生的货款，即鼎元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实该些款项项下，华贸公司与王磊共同经营条件下，已履行交付相应货物的合同义务，故华贸公司有权要求鼎元公司返还款项531927元。至于鼎元公司与王磊存在的其他业务往来，可另行理直。但是，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本院认为，华贸公司称其与鼎元公司约定货款在最后一次交易结束后三个月内结算，本案中，华贸公司与鼎元公司之间的交易行为是指华贸公司代理出口鼎元公司的货物，华贸公司于2010年6月30日最后一次代理出口鼎元公司货物，故双方最后一次交易行为发生于2010年6月30日。现根据华贸公司自认，其应于2010年9月30日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多付鼎元公司货款的事实，而之后，华贸公司最后一次付款时间为2011年11月10日，至2012�12月27日，华贸公司起诉之时，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均已经届满。故华贸公司要求鼎元公司返还款项531927元并支付相应逾期利息损失已丧失胜诉权，本院难以支持。综上，原审判决事实认定基本清楚，虽然适用法律部分有误，但未影响判决结果，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119元，由上诉人宁波华贸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文君
审 判 员 徐梦梦
审 判 员 毛 姣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代书记员 鲁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