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玉环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1021民初534号
原告：玉环县玉宏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玉环县城关下斗门。
法定代表人：李祖甲，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楚屏，浙江大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马娟，浙江大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玉环超代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玉环县玉城街道榴岛大道221号。
法定代表人：蔡克斌，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冰，浙江靖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无锡市宝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无锡市青祈路31号。
法定代表人：叶炳龙，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江苏东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玉环县玉宏机械有限公司与被告玉环超代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月20日立案审理。被告于2016年3月14日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于同日作出（2016）浙1021民初534号民事裁定──驳回被告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被告不服上诉，业经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浙10民辖终105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因案案情复杂，经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二个月。审理过程中，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期限一个月，本院予以准许。因各方当事人在该期限内无法达成和解，本院于2016年6月16日恢复审理。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后因案情复杂，转为普通程序，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玉环县玉宏机械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祖甲及委托代理人吴楚屏，被告玉环超代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冰，被告无锡市宝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叶炳龙及委托代理人王晓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玉环县玉宏机械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原告与被告玉环超代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之间的车辆买卖合同；2、判令被告玉环超代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代公司）返还原告购车款计人民币858000元（包括定金50000元），并立即双倍返还定金100000元；3、判令被告超代公司赔偿原告车辆购置税损失94400元、担保费16800元、保险费损失20662元、交通费损失5000元、误工费损失5000元、车辆修理费623元，因提前归还车贷造成利息损失6000元，上述款项合计148485元；4、判令被告超代公司增加赔偿损失858000元；5、判令被告无锡市宝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龙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2015年11月14日，原告与被告超代公司签订一份《玉环超代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银行按揭结算清单》，内容为：车型为宝马740Li，行驶公里50公里内，车价为845000元等。原告按约当场以现金形式支付50000元定金。后超代公司通知原告上述车辆已被其他人买走，并将另外可购买的同型号的车辆信息，包括车架号、内饰、外观及行车公里数（24公里）等拍照发送给原告，经原告同意，双方重新签订一份《玉环超代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银行按揭结算清单》。同月25日，原告向被告超代公司刷卡支付300000元购车款，并于27日上午从被告超代公司提车且办理车牌号上牌等手续。另外，被告超代公司向原告提供一份由被告宝龙公司开具的金额为800000元的税务发票。2015年12月，原告在行车过程中发现车辆制冷故障，故协同超代公司前往玉环力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环宝马4S店）进行车辆检测，发现车辆制冷剂存在问题并进行维修。维修过程中，原告从宝马4S店电脑系统中获知该车辆曾于2015年9月25日进行过宝马尊选二手车百项检测、车身漆面抛光检测、后保险杠油漆维修等。因此原告要求被告超代公司退车并赔偿损失，因双方协商未果遂至诉讼。
被告超代公司辩称，原告两次订购车辆是事实，因第一辆车缺货源，其曾向原告发送第二辆车即涉案车辆相关信息，并经原告同意。但其认为：一、涉案车辆参加宝马尊选二手车百项检测等数据显示于原告提车之后，其已于车辆交付之前通过椒江宝马4S店查询相应维修记录并发送至原告方，当时并无上述二手车检测记录。因此，超代公司已尽合理审查注意义务，不存在欺诈。且原告在得知相关情况后仍继续使用涉案车辆。综上，原告主张撤销合同的理由不成立。二、原告是公司，购买车辆用于生产经营所需，且涉案车辆交易已开具增值税发票，经原告方抵扣，不属于消法调整范围。三、原告系委托超代公司代为购买车辆，超代公司已经向原告提供增值税发票披露卖家为宝龙公司，且仅从中赚取1000余元的差额。
被告宝龙公司辩称，税务发票系依据下家要求开具，与原告无直接关系，涉案法律关系的主体应当是原告与超代公司，宝龙公司并非适格主体；原告要求宝龙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无任何法律依据；另外，本案不属于消法调整范围。
为证实其诉讼主张，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玉环超代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银行按揭贷款结算清单》、经公证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实汽车买卖关系；2、收据二份，拟证实原告交付定金及刷卡支付部分购车款的事实；3、购车款增值税专用发票，拟证实宝龙公司开具发票事实；4、维修结算单及修理费发票、税收缴款书、保险发票，拟证实汽车修理事实及原告支付修车费用、车辆购置税和保险费。被告超代公司经质证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认为与原告主张的欺诈事实并无关联。被告宝龙公司经质证认可其所开具税务发票的真实性，但认为与原告无关联。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本院予以认定，相关证明对象在说理部分具体阐述。
为证实其抗辩主张，被告超代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与案外人浙江轩城汽车有限公司之间的代购合同，拟证实其与原告之间为委托代购关系，并非买卖关系；2、微信聊天记录，拟证实超代公司无欺诈事实；3、原告使用汽车的违法记录，拟证实原告一直在使用车辆的事实；4、本院依被告超代公司申请准许证人严某出庭作证，证人严某在庭审中陈述：其系台州宝诚宝马4S店工作人员，曾帮案外人浙江轩诚汽车有限公司查询底盘号为D808098的宝马7系汽车的维修记录；宝马汽车在宝马4S店的维修记录经结账才能在宝马全国查询系统显示。原告的质证意见为：其对代购合同不知情，存在事后伪造可能性，对其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对超代公司与“宝马（小杨）”的微信聊天记录不知情，不予认可，对超代公司与原告法定代表人李祖甲部分认可；对用车记录相关照片予以认可，车辆使用至本案起诉之后。经审查本院认为，汽车代购合同系发生于超代公司与案外人之间，且合同并未表明系涉案车辆的买卖，故其与本案待证事实缺乏关联，本院不予认定；原告与超代公司负责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通过双方提供的微信记录均能相互印证证实，本院予以认定；超代公司与宝马小杨的微信记录相应内容与证人严某的证言能够相互印证，本院予以认定，关联性及证明对象于说理部分具体阐述；车辆使用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本院依原告申请向玉环宝马4S店调取了涉案车辆的所有维修及保养记录。经质证，原、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11月14日，原告与被告超代公司达成汽车买卖协议，并签订一份《玉环超代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银行按揭结算清单》。原告当日以现金形式支付50000元定金。后因上述车辆没有货源，被告超代公司将另外可购买的同型号的车辆信息，包括车架号、内饰、外观及行车公里数等拍照发送给原告，经原告同意，双方重新签订一份《玉环超代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银行按揭结算清单》，清单载明车架号为WBAYE4104FD808098、底盘号为D808098、车价为858000元等等。同月25日，原告向被告超代公司刷卡支付300000元购车款，并于27日上午从被告超代公司提车且办理上牌等手续。另外，被告超代公司向原告提供一份由被告宝龙公司开具的金额为800000元的税务发票，发票载明购货内容为轿车、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码为WBAYE4104FD808098，开票日期为2015年11月25日。2015年12月，原告在行车过程中发现车辆制冷故障，故前往玉环宝马4S店进行车辆检测，发现车辆制冷剂存在问题并进行维修。维修过程中，原告从4S店电脑系统中获知该车辆曾于2015年9月25日进行过宝马尊选二手车百项检测等。因此原告要求被告超代公司退车并赔偿损失，双方协商未果。另外，超代公司在双方达成涉案车辆买卖协议之后，于2015年11月20日通过案外人向宝马4S店查询该车辆的维修保养记录，后将上述记录通过微信发送至原告方。
另认定：宝马全国联网的维修查询系统内订单日期（OrderDate）为汽车维修保养的实际日期，发票日期（InvoiceDate）为顾客付款结算的日期，经付款结算即发票日期后相应的维修保养记录才能在宝马全国联网的系统内被查询到。
又认定：涉案车辆的生产日期为2014年7月1日，于2015年9月7日在北京盈之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进行首次登记注册。2015年9月10日，该车在宁夏银川金润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进行免费的移交检查、弹簧锁止器移交检验等，发票日期为同日即2015年9月10日，显示当时行车公里数为4公里。2015年9月25日，该车在合肥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进行宝马尊选二手车百项检测、拓印发动机号及车架号等，显示当时行车公里数为543公里，发票日期为2015年11月23日，因此，根据宝马全国联网系统的相应规则，该条维修记录在11月23日之后才能在全国联网系统内被查询到。该车的第三条维修记录是本案原告购车后发生的对制冷剂问题的维修，地点为玉环宝马4S店，订单及发票日期均为2015年12月8日，行车公里数为1283公里。
再认定：涉案车辆从合肥宝利丰宝马4S店售出后，中间经被告宝龙公司等几家汽车经销商之后，再由被告超代公司购入并销售至本案原告。
本院认为：一、原告与被告超代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足以认定。被告超代公司以增值税发票非由其开具以及仅赚取1000余元差价等为由抗辩其非系买卖合同出卖人，而系委托代购关系中的受托人，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理由是：判断本案是否属于买卖合同关系，关键取决于双方当事人是否存在买卖的意思表示，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是指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方，买方支付价款。而委托合同的法律关系则是指经双方约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从现有的证据来看，原告向被告购车的意思表示明确，证据充分，并且向被告履行支付对价亦系不争之事实，符合买卖合同的构成要件，本院予以确认。被告超代公司主张本案系委托合同关系，但并无有效证据证实受托之事实。由第三方代开发票的情形在车辆交易行业非属个案，不足以否定被告超代公司系出卖人之事实。违反税法的行为，属于行政法律调整，不宜于本案一并处理。被告超代公司以赚取利润较少来佐证本案法律关系非属买卖合同，理由牵强，难以令人信服。
二、关于被告超代公司的涉案行为是否构成欺诈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八条规定，欺诈行为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可见，欺诈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一方存在欺诈的故意，即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故意告知虚假情况的行为。本案中，超代公司提供微信聊天记录及证人证言表明，其已在11月20日与原告达成买卖协议后即通过案外人向宝马4S店查询涉案车辆的所有维修保养记录。而原告方提供的微信记录载明，其也已收到超代公司向其发送的上述维修保养记录，当时系统内仅一条关于移交、交付相关检测的记录。原告主张超代公司隐瞒的关于涉案车辆参加宝马尊选二手车百项检测等相关事实，虽发生于2015年9月25日，但实际于同年11月23日经付款结算后相应信息才能在宝马全国联网系统中被查询到。可见，被告超代公司作为普通汽车经销商，其本身无法查询车辆相关信息，但在车辆交付前已通过宝马4S店的官方渠道全面查询该车的维修保养记录，已经尽到合理审查和谨慎的注意义务。由于宝马公司的操作流程及时间节点等客观因素，查询当日涉案车辆参加二手车检测的记录未显示于全国联网系统中，超代公司对此也并不知情，且在当时情形之下也无法知情，不存在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故意告知虚假情况的情形，故其行为不构成欺诈。
三、关于本案是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问题。本案原告虽然是公司，且开具增值税发票，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可见用于生活消费才是判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主要标准，而本案的小轿车主要用途为出行所需，非用于生产领域，应当属于生活消费范畴，因此本案原告属于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的消费者范畴。被告超代公司辨称原告公司系为生产经营所购非属消费者范畴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本案法律关系固然受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但因超代公司行为并不构成欺诈，故原告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主张惩罚性赔偿并无适用之余地。因此，原告主张赔偿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以受欺诈为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主张撤销其与被告超代公司之间的车辆买卖合同的诉讼请求，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同理，原告主张的其余相关诉讼请求亦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不容否认，涉案车辆存在质量瑕疵，原告可以基于其他请求权另行主张权利。二被告的相关抗辩，合理部分本院予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玉环县玉宏机械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2030元，由原告玉环县玉宏机械有限公司负担（此款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祝晓媚
人民陪审员 王贤富
人民陪审员 汪士卫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代理书记员 叶珍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