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渭中民三终字第0018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文峰，男，1968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系韩城市云琰煤业有限公司职工。
上诉人（原审被告）梁亚春，女，1969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职业同上，系孙文峰之妻。
委托代理人ＸＸ山，陕西ＸＸ山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河津市华晋汽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河津市赵家庄乡邵庄村北。
法定代表人杨水生，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任国军，男，1972年3月2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系河津市华晋汽运有限公司职工，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王静，陕西西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文峰、梁亚春因与被上诉人河津市华晋汽运有限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韩城市人民法院（2013）韩民初字第012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6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孙文峰、梁亚春及其委托代理人ＸＸ山、被上诉人河津市华晋汽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晋汽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任国军、王静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在2009年至2012年期间，原告华晋汽运公司从韩城市云琰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琰煤业公司）运煤过程中与被告梁亚春产生业务关系。被告梁亚春于2011年10月31日给原告出具了欠条一份，载明：“今共计欠华晋运费陆拾玖万捌仟柒佰玖拾元正（￥698790），下帐后欠条作废，云琰煤业梁亚春。”同年12月29日再次给原告出具了欠条一份，载明：“今欠华晋车队运费20车＋85车共计运费139259元（壹拾叁万玖仟贰佰伍拾玖元正），梁亚春。”后经原告催要，被告梁亚春于2012年12月10日在第二份欠条的背面书写：“同意从梁亚春帐上给华晋车队下帐817236元（捌拾壹万柒仟贰佰叁拾陆元），原欠条作废，梁亚春。”两份欠条共计838049元。另查明，被告梁亚春与孙文峰系夫妻关系。2013年10月22日，原告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欠款共计838049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种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实际偿还之日止。
原审法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原告华晋汽运公司与被告梁亚春之间债权债务关系明确，事实清楚，该债务系被告梁亚春、孙文峰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应属夫妻共同债务，故对原告要求被告偿还运费的诉请依法予以支持。因原告主张利息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应支持。被告辩称给原告出具欠条是临时结算的职务行为，先出欠条后挂帐。但从被告提供的云琰煤业公司运费结算单（证据目录的第七组）和被告梁亚春给原告出具的第二份欠条来看（前者时间是2011年10月31日，数额为27670元，2011年11月30日，数额为121569元，合计149239元；后者时间是2011年12月29日，数额为139259元），供货方结算人是梁亚春，收货方结算人是云琰煤业公司，结算单上并未出现原告方的签名盖章，充分表明被告梁亚春是先与云琰煤业公司结算完后才给原告出具的欠条，并且两者数额也不相符。另外，从被告提供的合同（证据目录的第一组）来看，既然在2012年11月1日前被告梁亚春已经将原告的运费计入云琰煤业公司的帐上，可在2012年12月10日还要给原告在欠条背面做出批注“同意从梁亚春帐上给华晋车队下帐817236元”，显然表明被告梁亚春在云琰煤业公司挂有帐户，结合被告提供的云琰煤业公司运费结算单可以看出被告梁亚春与云琰煤业公司存在着业务往来。虽然原告从云琰煤业公司运送精煤，但运输合同双方实际为原告华晋汽运公司和被告梁亚春，因此对被告的辩称不予采信。原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遂判决：1、被告梁亚春、孙文峰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河津市华晋汽运有限公司运费838049元。2、驳回原告河津市华晋汽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请。案件受理费12600元，由二被告梁亚春、孙文峰负担。
梁亚春、孙文峰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提出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主文第一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具体理由是：1、从2010年起，被上诉人华晋汽运公司与云琰煤业公司连续签订并履行了三年煤炭运输合同，并且在2012年双方的合同中，双方还对此前云琰煤业公司拖欠的运费进行了如何清偿的时间安排，但由于云琰煤业公司经营恶化，未能向华晋汽运公司有效清偿债务。2、从2008年起，梁亚春担任云琰煤业公司结算员职务至2012年11月底离职，本案的精煤运输合同为华晋汽运公司与云琰煤业公司签订，华晋汽运公司的车辆所拉货物均为云琰煤业公司产品，该产品所有权从拉运之时属于云琰煤业公司，拉至接收精煤的厂家时所有权转移至买家，接收精煤的厂家从来没有与梁亚春签订过任何精煤购销合同，华晋汽运公司所持欠条系梁亚春任云琰煤业公司业务员时基于职务身份所写。3、华晋汽运公司与云琰煤业公司在2012年的运输合同中已经将本案所诉之债约定由云琰煤业公司在2012年分批偿还，这充分说明本案所诉之债实为云琰煤业公司所欠。4、被上诉人的欠条分正反两面，正面标注的债权数额为838049元，反面标注的欠款数额为817246元，反面的为2012年12月10日云琰煤业公司、华晋汽运公司与梁亚春对账、交账后形成，并注明“原欠条作废”，原判对欠条内容的理解错误。
被上诉人华晋汽运公司答辩意见：1、上诉人梁亚春、孙文峰与云琰煤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经营人薛武斌、梁亚琴系亲属关系，上诉人利用这种关系承揽了云琰煤业公司运输业务并从中赚取巨额差价利润，这中间有两个法律关系，一个是上诉人与云琰煤业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另一个是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2、职务行为的前提首先应当建立在上诉人梁亚春与云琰煤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基础上，然而上诉人只称是职务行为，但是提供不出来任何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比如最起码的劳动合同、工资发放表等，而仅仅提供了一个所谓的《任职证明书》，该《任职证明书》同样是虚假、不真实的证据。3、上诉人所称的三份运输合同是答辩人应上诉人要求给云琰煤业公司出具的。答辩人从上诉人处领取运费，本应向上诉人开具发票，但因上诉人是自然人，无需用货物运输发票抵扣增值税，但其又承担着向云琰煤业公司开具发票的责任，上诉人作为自然人显然不能开具，所以由答辩人直接将发票开具给云琰煤业公司，由云琰煤业公司抵扣增值税。根据税务要求，抵扣增值税还需要提供运输合同，所以就出现了这三份合同。4、按照上诉人的说法，2012年11月1日前答辩人与云琰煤业公司就所欠运费已达成协议，也确定了清偿债务的时间安排，但上诉人却在2012年12月10日再次见到这个条子后不但没有收回，而是在上边又说了这么一句话，让答辩人从其帐户上下账。既然已经与云琰煤业公司达成还款协议了，为什么还要答辩人从上诉人自己帐户上下账？这种做法严重违背常理。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经审理查明：从2009年至2012年期间，被上诉人华晋汽运公司从事承运云琰煤业公司所有的煤炭业务。2011年10月31日，上诉人梁亚春给被上诉人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共计欠华晋运费698790元正，下账后欠条作废，云琰煤业梁亚春。”2011年12月29日，上诉人梁亚春给被上诉人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欠华晋车队运费20车＋85车共计运费139259元，梁亚春。”2012年12月10日，梁亚春在2011年12月29日的欠条背面注明：“同意从梁亚春账上给华晋车队下账817236元，原欠条作废。”由于运费没有清付，被上诉人提起诉讼，主张上诉人梁亚春从云琰煤业公司承揽了煤炭运输业务，并委托被上诉人承运，故梁亚春、孙文峰应当支付运费。上诉人梁亚春辩称，煤炭运输合同的委托人是云琰煤业公司，上诉人是云琰煤业公司的业务员，基于职务身份给被上诉人书写了欠条，该欠条因为在云琰煤业公司账上记载现已作废，上诉人不欠被上诉人的运费。
综上，双方当事人争议的问题是：1、本案煤炭运输合同的委托人是梁亚春或者云琰煤业公司；2、梁亚春书写欠条的性质。
关于第一个问题，华晋汽运公司除陈述外，没有提交证据。梁亚春、孙文峰提交的证据有：1、2010年3月6日云琰煤业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华晋汽运公司签订的《运输合同书》，载明：“乙方必须按照甲方指定地点装卸货，装货地点云琰煤业公司精煤场，运费40元／吨，每月数量10000吨，运费总额40万元，以现金或承兑付款，该合同自10年3月6日至10年12月30日，乙方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甲方运输业务。”2、2011年4月13日云琰煤业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华晋汽运公司签订的《运输合同书》，载明：“乙方必须按照甲方指定地点装卸货，装货地点云琰煤业公司精煤场，运费38元／吨，以现金或承兑付款，该合同自2011年4月13日至2012年4月30日，乙方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甲方运输业务。”3、2012年11月1日华晋汽运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云琰煤业公司签订的《运输协议》，载明：“自2012年11月1日起，甲方负责拉运乙方精煤至乙方指定地，运费随行就市，每2000吨结算一次（付现金，如给承兑乙方贴息）；原欠甲方运费乙方逐月消化，11月份付20万，以后每月付10万；甲方负责安全拉运乙方货物，不得偷卸、偷换，车辆所拉货物亏吨情况以当天所装车辆大部分亏吨数为准，个别车辆亏吨超出当天大部分车辆的亏吨数部分，以当时精煤价格为准，从车队运费中扣出；甲方车辆在乙方有货时，必须随叫随到，不得以任何理由拒拉，有问题先拉货，再协商解决问题。”4、云琰煤业公司的记账凭证、支付华晋汽运公司运费的领条三张。华晋车队薛红军领条一份，载明：“2011年1月18日领到运费199300元”；高全生领条一份，载明：“2011年10月20日领到云琰洗煤厂陕E381**车运费共10394元”；高普刚领条一份，载明：“2012年12月13日领到精煤运费15000元”。
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这三份运输合同是应上诉人要求给云琰煤业公司出具的。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处领取运费，本应向上诉人开具发票，但因上诉人是自然人，无需用货物运输发票抵扣增值税，但其又承担着向云琰煤业公司开具发票的责任，上诉人作为自然人显然不能开具，所以由被上诉人直接将发票开具给云琰煤业公司，由云琰煤业公司抵扣增值税。根据税务要求，抵扣增值税还需要提供运输合同，所以就有了这些合同。”关于第三份合同中“原欠甲方运费”，被上诉人认为是另外所欠运费，与本案无关，但未提供相关证据。对于云琰煤业公司的记账凭证及运费领条，被上诉人认为：“1、记账凭证的编号明显不符合记账的规则，不真实；2、与会计科目表规定的科目相矛盾。3、与梁亚春于2012年12月10日离职时的交接单相矛盾。4、可以看出，梁亚春不是一个明细科目而是云琰煤业公司的债权人。”
本院认为，上诉人梁亚春、孙文峰提交的证据真实有效，能够证明被上诉人华晋汽运公司与云琰煤业公司之间存在煤炭运输合同，且已实际履行。被上诉人主张上述合同是虚假的，其与上诉人梁亚春有运输合同关系，除陈述外，未提供相应证据，故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梁亚春书写欠条的性质问题。被上诉人华晋汽运公司诉称，基于与梁亚春之间有运输合同关系，欠条的性质就是梁亚春欠被上诉人的运费。上诉人梁亚春辩称，被上诉人所持欠条是上诉人任云琰煤业公司业务员时基于职务身份书写的，该笔欠款因为在云琰煤业公司的账上已记载而作废。
被上诉人的证据是证人赵军（又名赵二峰）的证言。证人陈述：“我是永安车队的，给梁亚春拉货，梁亚春打有运费欠条，我一般是与梁亚春联系，我与云琰煤业公司没有接触，与云琰煤业公司没有运输合同，每次都是把票给梁亚春，和她结算的，没有从云琰煤业公司领过款。”上诉人质证认为证人证言不实，并提交反驳证据一份，即2012年11月18日永安车队赵二峰书写的领条，内容是：“领到云琰运费款41000元，承兑（31600051、2012975）”。该证据来源于云琰煤业公司。
上诉人提交的其他证据有：1、云琰煤业公司于2008年5月2日向公司财务室出具的职务任命通知书，内容是：“此今日起，梁亚春负责磅房管理工作，为方便管理，所有精煤运费票据由梁亚春统一回收并与车队临时结算，其中精煤吨位亏损及管理费统一挂公司账上。临时结算结束后由财务室复核审查无误挂公司总账。此员工每月工资2000元。特此通知。”2、云琰煤业公司2009年度、2010年度、2012年度职工工资发放表（其中2009年1个月、2010年7个月、2012年2个月），载明梁亚春签字领取了工资。
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1、对职务任命书的真实性有异议。薛武斌并不是云琰煤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这个证据明显是事后补的；公司如果下通知，应该是以文件的形式，且这份证据的原件不应该由梁亚春持有。2、工资发放表不是新证据，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该证据即使属实，也不影响梁亚春利用职务之便和其他车队发生业务往来，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上诉人辩驳称：所提交的证据来源于云琰煤业公司，由于一审判决不认可上诉人梁亚春的职务行为，提出上诉后到公司找到工资发放表并提交法庭，证明梁亚春是云琰煤业公司的一名职工。
本院认为，梁亚春最后一次即2012年12月10日出具的欠条内容是：“同意从梁亚春账上给华晋车队下账817236元”。我们知道，公司会计在编制成本费用支出凭证、登记成本费用支出账户时就是下账。因此，该欠条的意思就是“同意从梁亚春在云琰煤业公司预借的备用金中支付华晋车队运费817236元”。因此推定：被上诉人华晋汽运公司知道该笔运费的支出人是云琰煤业公司。上诉人梁亚春作为云琰煤业公司员工，负责与运输车队临时结算运费，故出具欠条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华晋汽运公司与云琰煤业公司之间存在煤炭运输合同关系，云琰煤业公司拖欠了被上诉人的运费。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梁亚春主张清偿运费，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梁亚春、孙文峰的上诉理由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予改判。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陕西省韩城市人民法院（2013）韩民初字第0121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河津市华晋汽运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25200元，由河津市华晋汽运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耀武
审 判 员 李豪玲
代理审判员 赵 静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武 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