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珠中法民一终字第8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宝玲，女，汉族，住珠海市香洲区，公民身份号码：×××1847。
委托代理人：张绍坤，北京大成（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珠海市香洲区。
法定代表人：陈志俊，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中杨，广东精诚粤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欢欢，广东精诚粤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梁宝玲因与被上诉人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富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4）珠香法湾民一初字第5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梁宝玲曾在中富公司处担任出纳一职，双方于2008年3月18日签订了自2008年1月1日起至法定终止条件出现时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同日，双方还签订了《保密合同》，约定梁宝玲离职后承担保密义务及竞业限制的期限均为离职之日起三年（含三年），但该《保密合同》未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在竞业限制期内按月给予梁宝玲经济补偿。2011年12月12日，中富公司以优化人员配置为由，向珠海市香洲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出具公司精减人员报告，报告载明预计精减15名员工，其中包括梁宝玲。2012年2月8日，双方签订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确认双方自当日起解除劳动合同，中富公司一次性给予梁宝玲补偿金（含经济补偿金及其他一切费用）131871.03元。梁宝玲承诺遵守《保密协议》。《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第五条约定“本协议为双方关于劳动关系的最终解决方案，双方已不存在任何劳动争议，且不再向对方提出任何经济补偿或赔偿要求，不再向对方提起劳动仲裁或诉讼”。梁宝玲于签订协议当日离职。中富公司随后向梁宝玲支付上述补偿金共131871.03元。2012年2月23日，中富公司出具《通知》及通知附件各一份，载明自2012年2月23日起至2013年2月22止，因公司原因解除劳动合同的（消极怠工等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行为除外），在公司与员工签订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的条件下，公司按如下标准进行补偿，……10年及10年以上工龄员工补偿及赔偿为：（2×工作年限＋竞业限制月数）×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中富公司代理人在仲裁庭审时认可，2012年2月23日后解除合同的部分员工已按该《通知》及通知附件内容发放了经济补偿，但在原审法院审理过程中予以否认。梁宝玲委托广东阳坤律师事务所于2013年5月向中富公司发函，主张本案所涉经济补偿金。梁宝玲举证的《珠海中富公司管理、业务、技术人员年度述职、考核表》载明其参加工作时间为1981年8月1日，《离职结算单》、《经济补偿统计表》中载明其参加工作时间为1982年1月1日。《经济补偿统计表》对经济补偿的月份、年限等补偿标准予以明确列示。《离职结算单》载明，梁宝玲离职补偿费用明细包括：2012年2月工资、2012年度十三薪折算、经济补偿金及代通知金四项内容，其中经济补偿金一栏金额为127292元。另查，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前十二个月梁宝玲的月平均工资为3917元。梁宝玲因补偿金、赔偿金问题与中富公司发生争议，于2014年1月向珠海市香洲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员会作出珠香劳人仲案字（2014）54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如下：驳回梁宝玲的全部仲裁请求。梁宝玲不服该裁决，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撤销双方签订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及支付补（赔）偿差额问题。双方在《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中约定，梁宝玲继续履行《保密协议》。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四条，关于“竞业限制期限，不得超过二年”的规定，双方签订的《保密协议》中关于竞业限制期限三年的约定，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对超出部分，原审法院依法确认无效。无效条款，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故无需撤销。除此之外，《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及《保密协议》中关于梁宝玲离职后需履行的其他条款内容，合法有效，理由如下：根据证据规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梁宝玲主张中富公司在与其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时，隐瞒了解除劳动关系相关政策，让梁宝玲作出错误意思表示，存在欺诈及胁迫行为，并举证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离职结算单》、《经济补偿金统计表》、《珠海中富公司精减人员报告》、《会议记录》等证据作为证明。首先，从梁宝玲举证分析，《离职结算单》、《经济补偿金统计表》均对所补偿的项目及标准有明确的列示，且《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明确约定“本协议为双方关于劳动关系的最终解决方案，双方已不存在任何劳动争议，且不再向对方提出任何经济补偿或赔偿要求，不再向对方提起劳动仲裁或诉讼”。梁宝玲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双方约定的补偿项目及标准应已明确知晓，且在其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的同时，应对实施该民事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有充分的认知及预见能力。其次，双方就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进行协商的过程，是各自综合自己实际情况，进行博弈的过程，双方对预期的风险都应该有预判能力。中富公司虽因优化人员配置有精减人员的意向，并不影响其与梁宝玲最终以协商的形式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产生的法律后果，也不能就此推论中富公司有欺诈、胁迫的行为。梁宝玲举证不足以证明双方在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时存在欺诈、胁迫的情形，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最后，中富公司于2012年2月23日发出《通知》及附件，对2012年2月23日起至2013年2月22日止，因公司原因解除劳动合同（消极怠工等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行为除外）人员的补偿、赔偿金的标准进行了重新规定。双方于2012年2月8日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因此梁宝玲不属于上述《通知》及附件中规定需要重新计算补偿、赔偿金的对象。综上所述，双方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及《保密协议》中关于梁宝玲离职后需履行的其他条款中除违反竞业限制期限二年强制性规定的相关条款无效外，其他条款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合法有效。梁宝玲主张，中富公司对提出罢工的员工，另行制定补（赔）偿方案，其作为同一批被辞退的人员，却不能享受相同的经济补偿待遇，显失公平，请求撤销双方签订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首先，如上所述，梁宝玲不属于上述《通知》及附件中规定需要重新计算补偿、赔偿金的对象；其次，梁宝玲举证无法证明其与提出罢工员工为同一批被辞退的人员；最后，本案的前提是双方已自愿协商处理，不排除双方在协商中综合自己实际情况，对各自权利、义务作出取舍的可能。据此，根据以上查明的事实结合当事人的举证情况，认定梁宝玲主张双方所签《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显失公平的依据不足，梁宝玲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梁宝玲关于撤销双方签订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及支付补（赔）偿差额的相关诉讼请求，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关于竞业限制及履行保密义务期间经济补偿金问题。1.从程序方面分析，梁宝玲主张中富公司支付2012年2月8日起至2015年2月7日止履行竞业限制经济补偿金、履行保密义务经济补偿金，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关于“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的规定，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提出仲裁申请。如上所述，双方于2012年2月8日签订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明确约定“本协议为双方关于劳动关系的最终解决方案”，梁宝玲如认为中富公司侵害了其履行竞业限制经济补偿金、履行保密义务经济补偿金的相关权益，应在一年内，即2013年2月7日前主张权利。梁宝玲于2013年5月才向中富公司主张权利，已超过仲裁时效期间。2.从实体方面分析，双方的劳动关系所涉经济补偿已在2012年2月8日双方签订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中进行了明确约定，该约定系双方关于劳动关系的最终解决方案，双方确认已不存在任何劳动争议，且不再向对方提出任何经济补偿或赔偿要求，不再向对方提起劳动仲裁或诉讼。现在中富公司已依约向梁宝玲支付补偿金共131871.03元的情况下，梁宝玲又就相关补偿申请仲裁及提起诉讼，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故，梁宝玲关于竞业限制及履行保密义务期间经济补偿金的相关诉讼请求，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梁宝玲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人民币5元，由梁宝玲负担。
一审判决后，梁宝玲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梁宝玲的一审诉讼请求：1、撤销双方签订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2、判令中富公司按2012年2月23日《通知》及附件的规定，向梁宝玲支付经济补（赔）偿金差额115562元；3、判令中富公司支付梁宝玲三年竞业限制经济补偿金145467元；4、判令中富公司支付梁宝玲三年保密经济补偿金145467元。5、诉讼费用由中富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梁宝玲与《通知》所适用的员工为同一批员工，应当适用《通知》及附件来进行补（赔）偿。1、梁宝玲的证据已经足以表明梁宝玲与《通知》所适用的员工为同一批员工。由于中富公司在全国都有分支机构和关联企业，此次大批量解雇员工是在全公司范围内进行。2011年11月30日中富公司的《会议记录》记载：人力资源部总监陈仁桥讲到“除了降低生产运营成本外，也必须优化人员配置，理顺管理系统。精简人员工作将分阶段、分地区逐步进行。”“公司支持中心（珠海总部）将首先开展，初步精简人员约15人。”中富公司在仲裁与一审陈述《通知》出台的原因时，也讲到是因为公司要大批裁减员工，导致其他地方的员工罢工，从而出台了《通知》及附件。从上内容可以看出：此次裁减人员是在全公司范围内（全国）的，只是从珠海先开始而已。梁宝玲恰恰就是中富公司裁减人员规定先施行的牺牲品。怎么能说不是同一批适用《通知》的员工呢？中富公司出台的每一个管理规定，只要不是主动给梁宝玲公布，梁宝玲是无从知晓的。一审法院认为要梁宝玲自己来证明其是《通知》所适用员工中的一员，是错误运用了劳动争议裁判证据规则，加重了梁宝玲的举证责任，从而导致错判。2、根据中富公司陈述的《通知》出台的目的，《通知》的施行不应该用时间来确定，而应该是针对这一事件的整体来确定适用的人员范围，才能做到公平合理。应当包括本次全面裁减的人员，而不是仅从2月23日起算后面的员工。梁宝玲也应当是通知适用范围的员工。如果梁宝玲当时不直接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仅仅半个月后，她也可能领到双倍的补偿，对于一个在公司工作了三十多年的员工，对于一个仅靠工资生活的孤寡女人来讲，这是多大的落差啊！3、在通知附件中记载有“因公司原因解除劳动合同的”，梁宝玲是被精减的对象，当然是因公司原因了。“在公司与员工签订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的条件下”，梁宝玲就是与中富公司签订了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的。因此，梁宝玲属于完全适用《通知》及附件规定的人员，应当按照《通知》及附件来补偿。综上，中富公司应按其2012年2月23日《通知》的规定，另向梁宝玲支付补偿或者赔偿金（或者支付违法解除合同的经济赔偿金）115，562元{［2×31年（工作年限）］×3917元／月（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127，292元（已支付的经济赔偿金）=115，562元}。二、中富公司属于违法解除与梁宝玲的劳动关系，该《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依法应当撤销。本案补偿梁宝玲的计算方式与《通知》附件规定的方式一目了然公平还是不公平，梁宝玲受到的欺骗是一个常人思维都可以意识到的。1、中富公司早在2011年11月30日就有意图大批量解雇员工，中富公司2011年11月30日的“会议记录”及拟定的“珠海中富支持中心离职名册”以及后续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都是为这次解雇员工而特别制定的，是为处理同一事情而形成的文件整体。中富公司先行圈定部分员工为被解除劳动合同的对象，然后隐瞒公司的意图，以威逼利诱的方式让员工签订解除协议。在中富公司同一批圈定为被炒掉的员工中，如果是像梁宝玲这样的“良民”员工，在中富公司的欺诈之下，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签订了所谓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就只能“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梁宝玲作为同一批被辞退的人员，却不能享受相同的经济补偿待遇，这对梁宝玲来说是显失公平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的规定“前款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情形，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协议属于可撤销的协议。2、每个人由于知识水平所限，对事物的理解都会出现不同的认识。梁宝玲只是一个具有三十多年前初中水平的妇女，她与拥有专业团队的上市公司而言，学识、常识上有着天壤之别的悬殊！要让她能准确理解并对后续有明确的判断，这是强人所难。而且双方的关系还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在中富公司隐瞒事实的情况下，梁宝玲作出错误的判决也是很正常的事了。三、退一步讲，中富公司违反《劳动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属违法解除与梁宝玲的劳动合同，应按《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赔偿梁宝玲。梁宝玲与中富公司签订的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除出现法定解除／终止事由外，中富公司必须遵守《劳动合同法》第三条在合法、公平、诚实信用的基础上与梁宝玲协商解除，否则就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中富公司在与梁宝玲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时，并未恪守诚实信用原则，故意隐瞒事实真相，欺诈梁宝玲，使梁宝玲在未知事情真相的情况下做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这些行为是违反《劳动合同法》的，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中富公司应当应向梁宝玲支付赔偿金。赔偿金的金额与按《通知》附件计算的结果基本一致。四、中富公司应当按各三年来补偿梁宝玲履行保密义务及竞业禁止的经济补偿金。1、法律虽然规定竞业禁止的期限不得超过二年，但这是为保护劳动者的就业权利而设定的，防止单位滥用权利而使劳动者无生活保障。如果劳动者诉请对超过二年的部分予以变更是可以的。但本案中，双方都同意履行三年的竞业禁止期限，法院不能认定超过两年的部分无效。而应该按三年时间来对劳动者进行补偿。另，保密义务的履行法律并没有规定期限，应当按双方约定的三年时间来补偿。2、在《离职结算清单》中，离职结算明细项目中并没有履行保密义务及竞业禁止的经济补偿金。也就是说中富公司并没有支付这两项的经济补偿金给梁宝玲。《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第三条也只是“承诺遵守《保密义务》”，第五条“双方不存在任何劳动争议”是针对签订此协议前已经发生的事实，对在解除劳动关系后才履行的保密义务与竞业禁止义务，并不在述及范围内，梁宝玲并没有放弃取得经济补偿金的权利。3、《保密合同》第五条约定：甲、乙双方同意：乙方离职之后仍对其在甲方任职期间接触、知悉的属于甲方或者虽属于第三方但甲方承诺有保密义务的技术秘密和其他商品秘密信息，承担如同任职期间一样的保密义务和不擅自使用有关秘密信息的义务，而无论乙方因何种原因离职。乙方离职后承担保密义务的期限为离职之日起三年（含三年）；第八条约定：“乙方（梁宝玲）承诺，其在甲方（中富公司）任职期间，非经甲方事先同意，不得在与甲方生产、经营同类产品或提供同类服务的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内担任或兼任任何职务，包括股东、合伙人、董事、监事、经理、职员、代理人顾问等等，也不得提供任何技术咨询。乙方承诺，其从甲方离职之后仍应承担前款规定的义务，其离职后承担前款规定的义务的期限为离职后三年内（含三年）。”同时，第九条和第十五条均约定，如梁宝玲违反竞业限制和保密义务的，应当向中富公司支付36个月的当地社会平均工资总额的违约金。（1）梁宝玲离职后一直遵守《保密合同》的约定，严格履行竞业限制和保密义务，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中富公司须向梁宝玲支付遵守、履行竞业限制和保密义务的经济补偿金。《保密合同》约定，梁宝玲如违反保密合同的约定，则须按36个月的当地社会平均工资总额向中富公司支付违约金。现中富公司违约，其也应当承担对等的责任，即按36个月的当地社会平均工资总额向梁宝玲支付竞业限制和保密的经济补偿金。基于此，梁宝玲可获得：2012年2月8日起至2015年2月7日止履行“竞业限制”及“保密义务”期间的经济补偿金，各145，467元（4041元／月﹤珠海市香洲区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36个月），计290952元。（2）既使不按照上述1的方式计算，根据中富公司在2012年2月23日发布关于劳动合同解除的补偿及赔偿的《通知》及附件的规定：“10年及10年以上工龄员工补偿及赔偿为：（2＊N＋Y）＊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其中N为工作年限，Y为竞业限制月数（按双方协议约定为准）”。中富公司也应当向梁宝玲履行“竞业限制”及“保密义务”的期间进行补（赔）偿，金额各为3917×36=141012元，计282024元。五、本案没有超过仲裁时效。1、仲裁时效是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时起算，梁宝玲是在2013年5月份才知道《通知》及附件的，仲裁时效应当从2013年5月起算。况且，在本案中，中富公司并没有提供梁宝玲有知道权益被侵害的证据。一审判决认定梁宝玲从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时就知道权益被侵害了，时效应当从签订时起算，这是一个矛盾的解释。如果梁宝玲在签订时就知道权益被侵害，那她大可不必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何苦签订协议后马上告中富公司呢？只有当梁宝玲知道《通知》及附件的存在时，其才知道权益被侵害。2、提起诉讼时，尚在竞业禁止与保密义务履行期间，对于此两项经济补偿的诉求，劳动合同法第23条规定“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因此更没有超过仲裁时效。六、梁宝玲被蒙骗胁迫辞退的过程。如前述及，中富公司在确定裁减人员后，中富公司的人事部门就多次找到梁宝玲，采用威逼、利诱的方式让梁宝玲签订解除劳动合同的协议。说“公司现在要炒掉一批人员，先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的，公司将对其给予最优惠的经济补偿，像你有着长达31年的工龄，公司对你的补偿有十来万之多”，后又威胁说，“如果现在你不签这份协议书，公司会安排最脏累的活给你，等你自己再提出走人时，公司再也不会给予你任何的经济补偿，望你慎重考虑”。梁宝玲原来从事的是出纳工作，在办公室里上班，有时去去银行。在人事部找梁宝玲谈话后的2012年元月份，将梁宝玲强行调往仓库去收废品。这明显是胁迫行为。综上，请二审法院支持梁宝玲一审诉求。
被上诉人中富公司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双方在2012年已经签订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该协议书就解除劳动关系相关经济补偿已经做了明确的约定，签订本协议支付相应补偿金后双方不再向对方提起劳动仲裁或诉讼，因此梁宝玲在签订补偿协议领取补偿金后再提起仲裁及诉讼显然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二、梁宝玲要求按照2012年2月23日的《通知》支付经济补偿金不应当得到支持。双方于2012年2月8日签订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办理了离职手续，但是中富公司发放《通知》的前提是，当时分公司的员工停产罢工威胁公司提高待遇，中富公司才不得已发放了《通知》及附件，但该《通知》及附件从来不适用于梁宝玲，因为当时梁宝玲已经离职了，《通知》也明确是从2012年2月23日之后的员工适用；三、关于竞业限制及补偿金，双方签订的保密合同约定竞业限制为三年，劳动合同法规定不应当超过两年，因此保密合同本身属于无效合同，并且在2012年2月8日双方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时明确规定一次性支付的经济补偿金包含其他一切费用；四、双方于2012年2月8日签订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于2014年6月提起仲裁，依法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无新的证据提交。
本院经审理查明，中富公司与梁宝玲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约定中富公司一次性给予梁宝玲补偿金（含经济补偿金及其他一切费用）人民币131871.03元。上述131871.03元包括经济补偿金127292元以及待通知金、2012年度十三薪折算等。经济补偿金是以梁宝玲离职前月平均工资乘以其工作年限计算而来。原审查明其他的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富公司以优化人员配置为由向珠海市香洲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出具公司精减人员报告，预计精减人员15名，其中包括了梁宝玲，随后，双方签订签订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对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相关权利义务予以约定。综上事实，本案的关键在于该协议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金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前款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的情形，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审查双方签订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本院认为其内容清晰，并无歧义，且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的规定，亦无证据显示梁宝玲是在被胁迫、被欺诈的情形下签订的，因此应确认该协议合法有效。至于梁宝玲主张如果按照中富公司于2012年2月23日出具的《通知》核算，其应得的补偿金远高于双方上述协议约定的金额，因此《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显失公平，应予撤销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通知》的发布日期为2012年2月23日，而梁宝玲于2012年2月8日已经与中富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其并非该《通知》的适用对象，且其关于与《通知》适用的对象属于同一批人员的主张亦无证据证实，因此梁宝玲关于撤销《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鉴于双方签订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有拘束力，梁宝玲现诉请按《通知》支付其经济补偿金等，违背该协议的约定，原审法院予以驳回，并无不当。至于梁宝玲主张其被违法解除，本院认为，双方经协商确认解除劳动关系并签订了相应的协议，梁宝玲的此节意见无事实依据，亦应予以驳回。综上，原审法院驳回梁宝玲关于经济补偿金或者赔偿金的诉请，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
至于保密费和竞业限制补偿金问题。梁宝玲主张《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所约定的补偿金并未包括保密费和竞业限制补偿金，但其已履行保密和竞业限制义务，中富公司应向另行其支付保密与竞业限制补偿金。对此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劳动争议司法解释（四）》第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约定了竞业限制和经济补偿，当事人解除劳动合同时，除另有约定外，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履行竞业限制义务，或者劳动者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后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从该条文的表述来看，双方当事人在解除劳动关系时对竞业限制的经济补偿有所约定的，应尊重该约定。本案中，如前所述，双方签订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合法有效，该协议已经明确约定中富公司所支付的补偿金131871.03元包含了经济补偿金及其他一切费用，且该协议为最终解决方案，双方不再向对方提出任何经济补偿或者赔偿要求，也就是说该协议十分明确地约定了中富公司除支付上述补偿金外，不再向梁宝玲支付竞业限制经济补偿金，该约定对双方均有拘束力。因此，梁宝玲关于竞业限制补偿金的诉请明显违背双方之约定，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梁宝玲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梁宝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孟庆锋
代理审判员 张榕华
代理审判员 艾欣欣
二O一四年十二月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叶洁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