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宁民终字第674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俊凤，女，1969年1月7日生，汉族，无业。
委托代理人王从圣，男，1971年2月10日生，汉族，无业。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馀庆，男，1930年12月5日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王余友，男，1935年3月15日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余友，男，1935年3月15日生，汉族。
原审被告王余仁，男，1939年11月11日生，汉族，农民。
委托代理人王从圣，男，1971年2月10日生。
上诉人王俊凤因与被上诉人王馀庆、王余友，原审被告王余仁房屋所有权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2014）江宁民初字第33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1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馀庆、王余友原审诉称：坐落于南京市江宁区湖西村6××号、面积为52.06平方米的平瓦房是清代的老祖产，1951年领取了产权证，产权证记载“为本户王孝棠、王彭氏、王余庆、王余友、王余人、王美华6人共有”，据此，其二人不仅享有对该房屋的共有权，还享有对父母遗产的继承权。1992年，乡镇对房产进行登记，王俊凤以“分析和继承”的虚假事实对该房屋进行了所有权登记，其认为王俊凤是家中孙辈成员，不是法定继承人，对父辈的共有房产没有处分权。2011年该房屋动迁，王俊凤将该房产转给王余仁，王余仁独占了该房产，拒不承认两兄长对房屋的共有权和继承权。现该房产已被拆除，拆迁安置款暂存在江宁城建集团，其至今拿不到拆迁补偿款。该纠纷经多方面调解无效，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王馀庆、王余友、王余仁三人对湖西村6××号的房屋的拆迁补偿款各占三分之一份额。
王余仁、王俊凤原审辩称：第一，王馀庆、王余友提交的1951年的房产证并非载明是6个人共同共有，因王馀庆、王余友当时都不是农村户口，故房屋没有他们的份额。第二，争议房屋已经不是原来的老房子，已经翻盖过了。第三，争议房屋的户主已经变更，不再是王孝棠，而是王俊凤。第四，关于湖西村6××号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已作出（2013）江宁民初字第2353号民事判决并已执行完毕，再以房屋所有权纠纷受理，属于重复受理。第五，争议房屋系王余仁个人所有，故拆迁补偿款中没有王馀庆、王余友的份额。综上，请求驳回王馀庆、王余友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王孝棠与王彭氏共育有三子二女，分别为王馀庆、王余友、王余仁、案外人王美丽、王美华，王俊凤系王余仁之女。1951年王馀庆、王余友的户口已迁往他处。王孝棠、王彭氏一直随王余仁生活。案涉争议房屋系平瓦房二间，坐落于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泥塘社区湖西村6××号，后于2011年拆迁丈量时确定编号为湖西村66-2号。王孝棠2003年去世，王彭氏先于王孝棠死亡。
原审审理中，王馀庆、王余友提交了1951年7月江宁县政府颁发的案涉房屋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原件（以下简称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上字第壹壹玖陆号），该土地房产所有证载明“第九区上方镇居民王孝棠王彭氏王馀人王馀庆王馀有王美华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二十七条‘保护农民已得土地所有权’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三十条‘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之规定确定本户全家／本人所有土地共计……；房产共计房屋贰间，……均作为本户全家／本人私有产业耕种居住典卖转让赠与出租等完全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特给此证。”
王余仁提交了1951年江宁县土地房产人口申请登记表（以下简称人口申请登记表）、1951年7月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以下简称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上字第壹壹玖陆号）、1992年产权审核记录及2002年村镇房屋所有权证（宁第030503098号）。人口申请表上载“业主姓名王孝棠；在家人口：妻王彭氏、子王馀人、女王美华；出外人口：子王馀庆、子王馀友”，“男四人、女二人、共计六人”，“农业人口肆人、非农业人口二人”。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上载“户主王孝棠”、“人口肆”、“房屋共贰间”。1992年产权审核记录载明“王金凤：对其坐落于上坊乡泥塘行政村湖西自然村房屋共3幢，其中1幢继承混合结构面积34.42m2，2-3幢继承砖木结构，面积103.82m2，合计面积138.24m2。上述房屋提供建房证壹件，经初步审核，现场查勘，产权清楚，建议确权。经办人葛余春1992年3月14日”。编号为030506098号的村镇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的所有权人为“王金凤”，房屋坐落于上坊泥塘湖西村，房屋共3幢，1幢面积为34.42m2，2幢面积为16.01m2，3幢面积为87.81m2。双方确认王馀友、王馀有即王余友，王馀人、王余人即王余仁，王金凤即王俊凤。
2003年12月21日，杨光红、葛余春对讼争房屋进行调查测量，并填制了《南京市江宁区住宅房屋拆迁调查登记表》，按照王馀庆、王余友、王余仁对讼争房屋各占三分之一进行登记，调查登记表载明“产权人王余庆；费用名称平房；数量16.26平方米”、“产权人王余友；费用名称平房；数量16.26平方米”。王余仁认可上述《南京市江宁区住宅房屋拆迁调查登记表》，并陈述2003年测量房屋时其不知道相关规定，因此通知王馀庆、王余友进行测量登记，2011年拆迁时因其了解到争议房屋没有王馀庆、王余友的份额，故没有通知王馀庆、王余友到场。2011年8月25日，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颁布江宁府征字（2011）第4号房屋征收决定，将湖西村纳入旧城改造征收范围。
2011年6月28日，王馀庆、王余友向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提起继承诉讼，在审理过程中，王馀庆、王余友因需行政诉讼、待行政诉讼结论出来后再起诉，于2011年6月30日向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该院于2011年6月30日依法口头裁定准许王馀庆、王余友撤回起诉。2012年5月29日，王馀庆、王余友向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南京市江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撤销颁发给王俊凤（王金凤）坐落于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泥塘社区湖西村6××号的房产证，在该案审理过程中，王馀庆、王余友自愿向原审法院申请撤回起诉，原审法院于2012年12月20日作出（2012）江宁行初字第37号行政裁定，裁定准予王馀庆、王余友撤回起诉。
2013年2月19日，南京江宁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建集团）对王余友出具“答复意见书”一份，答复载明“关于房屋权属问题，根据湖西村6××号产权原始档案资料显示，1951年原权属证明上产权人为王孝棠，证载户口有4人，无您姓名。1992年，该房产权属变更为王俊凤。2011年湖西村征收时，因其家庭内部沟通，丈量时将湖西村6××号旧屋又重新划给王余仁。因此该房屋产权清晰无争议。”2014年3月21日，城建集团对王余友出具“信访答复意见书”一份，答复载明“据湖西村社区工作人员及动迁实施单位工作人员调查，你当年离开湖西村外出后，6××号房屋后已坍塌，王余仁重新修葺并对外出租。1992年其房屋权属登记在王金凤名下，动迁人员按照征收程序，将该处房屋拆除。”另，现案涉房屋已经被拆除，尚未签订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未发放拆迁补偿款。
原审审理中，原审法院征询王美丽、王美华的意见，王美丽、王美华明确表示放弃案涉房屋及相应的拆迁补偿款的权利。王俊凤向原审法院陈述认可其父亲王余仁的所有陈述，对于老房子的拆迁补偿款其个人不主张，认可其父亲王余仁的陈述。
王馀庆、王余友主张依据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案涉房屋为全家6人即王孝棠、王彭氏、王余仁、王馀庆、王馀友、王美华共有，后王彭氏、王孝棠先后去世，对王彭氏、王孝棠所有的份额其二人享有继承权；城建集团的答复意见书中陈述的“1951年原权属证明上产权人为王孝棠，证载户口有4人，无您姓名”与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不符，为调查错误；城建集团的信访答复意见书中陈述的“6××号房屋后已坍塌”不是事实，只是更换了瓦片，不影响产权。王余仁、王俊凤则认为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原件是虚假的，因为老土地房产证不会保存到现在，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上写明农村户口才有所有权，而王馀庆和王余友都不是农村户口，所以房子没有王馀庆、王余友的份额。
王余仁、王俊凤主张依据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及人口申请登记表，共有人为4个即王孝棠、王彭氏、王美华以及王余仁；房子已经不是原来的老房子，老房子其已经翻盖过，户主已经由王孝棠变更为王俊凤。王馀庆、王余友则认为：第一，王馀庆、王余友户口不在农村所以没有房子的观点不正确，虽然其二人户口不在老房子中，但其二人对于父母的房子有继承权；第二，王余仁、王俊凤主张老房子已经翻盖过不属实，只是进行了维修；第三，老房子的户主确实变更了，原户主是王孝棠，后过户到王俊凤名下，但过户的理由是继承和分析，这两个理由不成立。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本案中，案涉房屋已经被拆除，但是该房屋征收补偿利益的请求权依然存在，王馀庆、王余友请求确认房屋拆迁补偿利益的份额，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且案涉房屋系尚未签订征收与补偿协议的湖西村66-2号房屋，并不包含在（2013）江宁民初字第2353号案件审理的2012年8月22日签订的南京市江宁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的范围内，故本案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应予受理。
对1951年王馀庆、王余友是否为案涉房屋共有权人的争议问题。第一，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载明共有人为王孝棠、王彭氏、王余仁、王馀庆、王余友、王美华6人，王余仁、王俊凤虽认为该土地房产所有证系虚假的，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仅是根据年代久远不可能保存推断该证据原件系虚假的，依据不足，因此，原审法院对王馀庆、王余友提交的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第二，人口申请登记表上显示“农业人口肆人、非农业人口二人”，可以证明1951年王孝棠户进行土地房产人口申请登记时申请的总人口为6人，且该登记表并未明确记载非农业人口不享有房屋产权。第三，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虽显示“户主王孝棠”、“人口肆”，但该存根的记载明显与当时的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人口申请登记表记载的人数不一致，应当以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的记载为准。第四，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是江宁县人民政府对王孝棠全家已得土地所有权的确定，故不能仅因当时王馀庆、王余友为非农业人口即认定其不享有所有权。综上，原审法院认定案涉房屋为王孝棠、王彭氏、王余仁、王馀庆、王余友、王美华6人共有。
根据法律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继承权男女平等。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本案中，王彭氏、王孝棠去世后，第一顺位继承人有王馀庆、王余友、王余仁、王美华、王美丽5人，王美华、王美丽自愿放弃案涉房屋权利，系其处分权利的自由，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准许。因此，案涉房屋中王彭氏、王孝棠的份额应由王馀庆、王余友、王余仁继承。王金凤并非第一顺序继承人，无权继承王彭氏、王孝棠的遗产。
王余仁主张房子不是原来的老房子，其对老房子进行了翻盖，并且已经变更登记至王俊凤名下，且变更登记时得到了王孝棠的认可，故争议房屋没有王馀庆、王余友的份额。第一，针对老房屋是否已经不存在的争议问题，一方面，王馀庆、王余友对此不予认可，只认可更换了瓦片等维修行为，王余仁、王俊凤也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面，虽然城建集团的信访答复意见书中陈述“房屋后已坍塌”，但相关人员未出庭作证，且无相应证据予以佐证，证明力较低。因此，对于王余仁、王俊凤关于房子已经不是原来老房子的辩解，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第二，针对争议房屋的权属是否已经变更为王俊凤的争议问题，首先，虽然王俊凤于1992年取得了030506098号的村镇房屋所有权证，该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的3幢房屋是否包含争议房屋，双方有争议，且王俊凤在（2012）江宁行初字第00037号案件庭审过程中也陈述其领取的030506098号的村镇房屋所有权证与讼争房屋没有任何关系；其次，即使讼争房屋产权于1992年登记为王俊凤名下，但是根据产权审核记录记载，王俊凤系基于继承取得房屋产权，但王俊凤系王余仁之女即王彭氏、王孝棠之孙女，1992年王俊凤之祖父王孝棠、王俊凤之父王余仁并未去世，王俊凤不属于王彭氏的继承人范围，亦不符合代位继承的条件，故1992年以继承为由将案涉房屋产权变更登记为王俊凤，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再次，王余仁、王俊凤主张原产权人王孝棠同意将涉案房屋变更登记至王俊凤名下，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因此，村镇房屋所有权证字第030506098号不应作为本案确定争议房屋权属的依据，对于王余仁、王俊凤关于案涉房屋产权人已变更为王俊凤的辩解，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根据法律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虽然案涉房屋已经被拆除，无法进行分割，但各方仍可就案涉房屋的征收补偿利益进行分割。本案中，虽双方认可2003年对案涉房屋进行测量登记时王馀庆、王余友、王余仁曾经按照各占三分之一份额进行房屋面积登记，但最终并未实际履行，考虑到王余仁长期与被继承人王彭氏、王孝棠共同生活，且王馀庆、王余友亦认可王余仁对案涉房屋进行了修缮，故原审法院酌定王馀庆、王余友、王余仁分别享有案涉房屋征收补偿利益的30%、30%、40%的份额。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三条、第九十七条、《中国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原审法院判决：南京市江宁区湖西村66-2号房屋的征收补偿利益由王馀庆享有30%份额，由王余友享有30%份额，由王余仁享有40%。原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王馀庆、王余友负担430元，由王余仁、王俊凤负担3870元。
上诉人王俊凤不服原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王俊凤的房屋产权证、土地使用证合法有效，房屋产权无争议。王馀庆、王余友曾向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撤销南京市江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颁发给王俊凤坐落于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泥塘社区湖西村6××号的房屋产权证，后王馀庆、王余友自愿撤回起诉，这就证明王俊凤的房屋产权证和土地使用证是合法有效的。2011年5月31日，房屋现场丈量勘查时，王俊凤同意将房屋划分给王余仁，只是同意王余仁获得房屋征收补偿费用，并不同意将房屋当作王孝棠、王彭氏的遗产处理，王俊凤根本就不承认老祖产房屋这种说法。涉案湖西村66－2号房屋存在违法分户纠纷，征收部门未确认分出来的房屋是否合法。王俊凤的房屋是1978年、1983年王余仁出资建造的，1992年王俊凤依法办理了房产登记手续。1978年、1983年建造的房屋与1951年的房屋没有任何关系。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驳回王馀庆、王余友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王馀庆、王余友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原审被告王余仁称，被上诉人王馀庆、王余友的陈述不实，没有证据支持。
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二审予以确认。二审审理中，上诉人提交三组证据，证据一：房屋现场丈量面积勘查记录表二份；证据二：湖西村自建房征收情况确认表；证据三：江宁县村镇私有房产所有权登记申请书。证明涉案房屋是1978年建造的房屋，不是以前的祖产。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涉案房屋一直由王孝棠居住，不存在翻建的事实，只是在祖产旁边扩建了两间房屋。
本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1951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明确载明涉案房屋的共有人为王孝棠、王彭氏、王余仁、王馀庆、王余友、王美华六人，任何人不得侵犯。1951年的人口申请登记表上显示“业主姓名王孝棠；在家人口：妻王彭氏、子王馀人、女王美华；出外人口：子王馀庆、子王馀友”、“农业人口肆人、非农业人口二人”。该两份证据相互印证了涉案房屋所有人为王孝棠、王彭氏、王余仁、王馀庆、王余友、王美华六人共有，王孝棠户在1951年进行土地房产人口申请登记时申请的总人口为六人。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虽显示“户主王孝棠”、“人口肆”，该存根的记载与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人口申请登记表记载的人数不一致，可以理解为“人口肆”是指在家人口，外出人员没有在存根上记载。因此1951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与1951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并不相悖，原审法院对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于法有据。王俊凤称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是虚假的，但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不应予以采信。综上，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确认了王孝棠全家六人对涉案房屋享有所有权。虽然当时王馀庆、王余友属外出人员，但并不因此而丧失对房屋的权利，因此原审法院认定案涉房屋为王孝棠全家六人共有，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王余仁主张房子不是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上记载的祖产，其对原来的房屋进行了翻建，但没有证据证实，城建集团的信访答复意见书中陈述“房屋后已坍塌”，但相关人员未出庭作证，且城建集团并无原始证据对其陈述予以证明，因此原审法院对城建集团的有关“房屋后已坍塌”的陈述未予采信，符合法律规定。王俊凤于1992年取得了030506098号的村镇房屋所有权证，该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的3幢房屋是否包含争议房屋，双方有争议。根据产权审核记录记载，王俊凤系基于继承取得房屋产权，但王俊凤不符合继承的条件，因此1992年以继承为由将案涉房屋产权变更登记为王俊凤，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并考虑到王余仁长期与被继承人王彭氏、王孝棠共同生活，依法酌定王馀庆、王余友、王余仁分别享有案涉房屋征收补偿利益的30%、30%、40%的份额，合理合法，应予维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王俊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劲松
审 判 员 张旭东
代理审判员 王 路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朱亚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