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鲁商终字第9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烟台恒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烟台开发区万寿山路*号宝威大厦*楼*户。
法定代表人：杜其涛，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芳永，山东星河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孙剑坤，山东星河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庆琳。
委托代理人：吴威，山东鑫士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学信，山东鑫士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龙口市佳泰铝塑有限公司。住所地：龙口市牟黄公路东江红绿灯西100米路北。
法定代表人：袁庆琳，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吴威，山东鑫士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袁氏假日酒店有限公司。住所地：龙口市东江镇驻地。
法定代表人：孙瑞艳，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吴威，山东鑫士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烟台恒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业公司）与袁庆琳、龙口市佳泰铝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泰公司）、山东袁氏假日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袁氏酒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袁庆琳不服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烟民一初字第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2）鲁商终字第124号民事裁定，撤销该判决，发回重审。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经重审后作出（2012）烟民重字第3号民事判决。恒业公司和袁庆琳对该重审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恒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芳永、孙剑坤，上诉人袁庆琳的委托代理人、被上诉人佳泰公司及袁氏酒店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吴威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恒业公司在一审中诉称：被告袁庆琳自2006年至2007年，因酒店建设及装修经营多次向原告恒业公司借款共计2336万元，按照双方约定至2011年1月1日，被告袁庆琳尚欠原告本息共计3287.2万元，佳泰公司、袁氏酒店对借款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经恒业公司多次索要未果，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恒业公司借款2336万元及利息951.2万元，合计3287.2万元；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袁庆琳在一审中辩称：1、撇开欠条的真伪不谈，只从欠条内容看，恒业公司并非债权人，仅是借款的中间人。我方于2011年1月12日出具的欠条是向案外人王仁帅出具的，且其中的内容并不真实，录音证据中清楚地说明了欠条的形成过程。原、被告之间素不相识，没有任何经济往来，恒业公司对于双方借贷合意的形成、每笔借款的时间、金额、还期等均无法说清，足以表明双方之间的借贷事实根本不存在。2、恒业公司并未实际交付借款。根据证据规则及最高院、省高院关于民间借贷的规定，恒业公司应对自己实际支付2336万元借款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原一审期间恒业公司仅提供了三张共计490万元的单据，而这些证据并不能证明其已将借款2336万元交付给我方。综上，恒业公司主张的借贷事实并不存在，其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望驳回恒业公司的诉讼请求。
佳泰公司和袁氏酒店均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交答辩意见。
原审法院原一审查明：2010年5月25日，袁庆琳出具“承诺书”，内容为：“我自愿承诺将名下产权除农行外抵押给所借款所有人，或到其他银行抵押所贷款项优先归还以前所借款项及其利息。承诺人：袁庆琳。前期所借款项及利息由佳泰铝塑有限公司及袁氏假日酒店承担连带责任。”佳泰公司和袁氏酒店均在该承诺书上盖章。
2011年1月12日，袁庆琳出具的欠条载明：“我从2006年到2007年底先后通过烟台恒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借得人民币2336万元整，用于酒店建设与装修经营，并约定自2008年1月1日到2011年1月1日，三年期限，月利率为千分之十二点五，按季付息。截至2011年1月1日，累计欠本金人民币2336万元整，累计欠利息951.2万元整。借款人：袁庆琳。”该欠条除袁庆琳的签名外，均为打印形成。欠条下方打印有“上述欠款由龙口市佳泰铝塑有限公司和山东袁氏假日酒店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字样，但该两公司未加盖印章。
对上述两份证据，袁庆琳称承诺书出具的时间早于欠条，无法证明佳泰公司和袁氏酒店所担保的是本案的借贷关系。根据欠条的内容，借款发生时间为2006年至2007年，恒业公司要证明借贷关系存在，应提交借款时的原始借据。欠条内容是“通过”恒业公司借款，而非从恒业公司处借款，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且借款实际发生。袁庆琳称其借过王仁帅及其他人的钱，但没借过恒业公司的钱，2011年1月12日的欠条是向王仁帅出具的。但袁庆琳不主张是受胁迫而打的欠条，只主张欠条内容不真实。
对于借款的过程，恒业公司称是分多次陆续借给袁庆琳，有一部分现金，一部分银行转账，还有一部分其他公司转账。2011年1月12日所有借条汇总成一份借据，之前的借条都返还给了袁庆琳。原审法院限期恒业公司提交银行转账部分款项的转账证据、本案借款的公司账目及原始凭证，恒业公司仅提交了2007年1月11日王传江向佳泰公司转款105万元的银行进账单，2007年8月8日恒业公司向孙瑞艳付借款300万元的银行凭证，2008年10月15日戚长伦向佳泰公司汇款85万元的银行凭证。恒业公司称戚长伦和王传江是恒业公司委托的人，恒业公司按袁庆琳的要求将款打入其指定账户；恒业公司没有义务提供所有借款的支付凭证，因为借条已可以证明借款事实；借条是袁庆琳打的，是多笔借款累计的数额，包括2008年10月15日的款项，而不限于06、07年；另外三张单据也证明三被告主张的向王仁帅借款不是事实。袁庆琳则称2008年10月15日的款项与本案无关，三份银行凭证不能证明恒业公司与袁庆琳有借贷关系并实际支付了借款。佳泰公司和袁氏酒店称恒业公司提交的付款证据与恒业公司主张的2336万元借款相差甚远，恒业公司未提交财务凭证，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
佳泰公司和袁氏酒店称，袁庆琳不是袁氏酒店的工作人员，袁氏酒店从未委托袁庆琳对外借款。恒业公司主张上述款项用于酒店装修经营，应有银行汇款存根，如没有存根，只能证明恒业公司与袁庆琳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承诺书并非针对本案所涉及的款项。承诺书未对具体数额的款项作出承诺。佳泰公司和袁氏酒店称承诺书是向王仁帅出具的，当时是六、七百万元。
袁庆琳提交谈话录音一份，拟证明2011年1月12日出具欠条的实际情况是迫于案外人王仁帅的要求出具的，王仁帅把内容打好了，袁庆琳签的字。对此恒业公司认为对录音的真实性不能确认；王仁帅与本案无关；录音证据系传来证据，证据效力低于书证，不能与恒业公司提交的借条对抗；录音本身不能证明袁庆琳的主张；被告主张是迫于王仁帅的压力出具的借条，但其至今没有向相关部门报案。经原审法院询问，袁庆琳表示不能通知王仁帅出庭作证。三被告对其所主张的向王仁帅借款的事实，除上述谈话录音外未能提交其他证据材料。
原审法院原一审认为：2011年1月12日袁庆琳签字确认的欠条表明，其在2006年至2007年期间向恒业公司陆续借款2336万元，借期从2008年1月1日至2011年1月1日，月利率12.5‰，截至2011年1月1日，累计欠本金2336万元，欠利息951.2万元。该欠条证明恒业公司与袁庆琳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款项已实际交付，并约定了借期、利率等合同内容。袁庆琳主张该欠条内容不真实，但其所提供的谈话录音系其与案外人的谈话内容，且不能通知该案外人出庭质证，恒业公司否认该谈话录音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对此袁庆琳未能提供其他有效证据证实其主张。因此，袁庆琳未提供有效证据反驳恒业公司所提供的书证，应依法确认恒业公司所提供的欠条的真实性及证据效力。虽然恒业公司未提供全部2336万元借款支付的原始凭证，但恒业公司对此解释为多笔陆续借款，有现金和其他公司转账，借条汇总后将之前的借条都返还给了袁庆琳。被告主张不是向恒业公司借款，而是向案外人王仁帅借款，欠条是向王仁帅出具的，但对此被告未提供任何有效证据。因此，恒业公司主张的借贷关系、借贷内容以及交付借款的事实已完成举证责任，其要求被告返还借款本金及利息依据充分，依法应予以支持。被告对其抗辩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恒业公司主张的利息951.2万元，经审查月利率12.5‰不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该利息数额经被告袁庆琳签字认可，且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依法予以支持。恒业公司提交的承诺书可以证明佳泰公司和袁氏酒店承诺对2010年5月25日之前袁庆琳所借款项及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承诺书原件由恒业公司持有，恒业公司据此要求佳泰公司和袁氏酒店对袁庆琳在2006年至2007年期间向恒业公司所借本金2336万元及借期内的利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依法应予以支持。综上，原审法院作出（2011）烟民一初字第20号民事判决：一、被告袁庆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恒业公司返还借款2336万元人民币，并支付利息951.2万元。二、被告佳泰公司和袁氏酒店对被告袁庆琳的上述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616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211160元，由被告袁庆琳、佳泰公司和袁氏酒店负担。袁庆琳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
原审法院在重审本案过程中，除原一审时查明的事实以外，另补充查明以下事实：
关于借款合同关系，恒业公司表示与袁庆琳认识，但并不熟悉，在借款过程中恒业公司与袁庆琳并没有直接接触，是通过王仁帅转交的借款和借条，有关账户也是由王仁帅告知的，并承认在恒业公司和袁庆琳之间没有借款合同。
关于欠条中的欠款数额，庭审中恒业公司表示除原一审中已提交的三张单据共计490万元以外，另有100万元是以现金形式支付给王仁帅，由王仁帅转交给袁庆琳的；2007年10月10日通过建设银行转账1000万元至孙瑞艳账户；2007年7月23日将500万元转至龙口东江农村信用社袁人选账户；还有一笔200万元，汇款时间和账户均记不清楚了。在庭后的调查中，恒业公司又称从目前能够提供的证据看是分5次出借的款项，分别打给了袁庆琳或孙瑞艳，即除了原一审中提交的三张凭据共计490万元以外，另提供了两份山东农村合作银行的取款回单及存款回单复印件，证实邓建明分别于2007年7月23日和2007年8月7日转入袁庆琳账户的700万元和100万元，恒业公司称这两笔款项共计800万元是由恒业公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杜其涛通过其他人的账户而非通过恒业公司公司账户打给邓建明，再由邓建明汇给袁庆琳。上述五笔款项合计为1290万元。恒业公司称据回忆应该还有一笔800万元或1000万元也是通过朋友的账户取出现金后，又转入到袁庆琳或孙瑞艳的账户中，再加上在庭审中提到的由王仁帅转交的100万元现金，共同构成了恒业公司向被告袁庆琳的借款，但目前找不到该100万元借据。根据恒业公司上述陈述，其支付款项的总额并非欠条中载明的本金2336万元，恒业公司解释称回忆的那笔款项数额是介于800万元至1000万元之间的，具体数目记不清楚了。针对恒业公司在重审中提交的邓建明汇款的两份证据，被告袁庆琳表示因恒业公司提供的系复印件，故对真实性不予认可，而且邓建明和袁庆琳之间的经济往来与原、被告之间没有关系，恒业公司也未提供其与邓建明之间存在委托关系的证据。被告袁庆琳还表示自己是一名生意人，账户中存在很多经济往来项目，恒业公司不能以与袁庆琳有经济往来的相关人员的存、取款回单来证明其与被告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原审法院依法通知证人邓建明出庭，该证人出示了其汇往袁庆琳账户中的两张存款回单原件，但称已找不到两笔款项的取款回单原件。邓建明出庭作证称，其在龙口市鑫龙置业有限公司任司机，通过王仁帅与恒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杜其涛认识，2007年7月23日的700万元和2007年8月7日的100万元是杜其涛从恒业公司公司账户中转入其账户，并指示其打给袁庆琳，其本人与恒业公司、被告袁庆琳之间并没有业务关系和往来，只是通过其转了一下账。恒业公司表示转入邓建明账户中的800万元并不是从恒业公司账户中转出的，但确系恒业公司筹措资金给邓建明并委托其汇给袁庆琳。被告袁庆琳认为证人的陈述无法证明证人是代恒业公司支付的款项，袁庆琳账户中收到的800万元是王仁帅出借给袁庆琳的钱，但对此袁庆琳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
恒业公司称除了原一审中提交的三笔共490万元的汇款外，其它款项均没有通过恒业公司公司走账，所以从公司账目中体现不出这些钱。为此，恒业公司提供了三张进账单及支票存根复印件，分别是恒业公司于2007年11月14日向王传江汇款27万元、2008年1月24日向王传江汇款100万元、2008年9月19日向戚长伦汇款200万元。恒业公司称戚长伦就是恒业公司公司的职工，其汇入佳泰公司的85万元就是从公司账中提出来后，打入戚长伦的账户，又从戚长伦的账户汇入佳泰公司。
关于欠条的形成过程，袁庆琳表示与案外人王仁帅是朋友关系，王仁帅当时任某银行支行行长，袁庆琳曾向王仁帅个人借过款。2011年王仁帅找到袁庆琳，表示其利用职务之便将银行或其他债权人的钱对外出借，为了应付银行内部查账及债权人的追究，让袁庆琳出具欠条以应付查账，袁庆琳认为该欠条只是王仁帅为了平账，因此就在王仁帅已打印好的欠条上签了名。原审法院依法通知王仁帅出庭作证，证人称形成本案欠条是因袁庆琳先搞铝塑后又干酒店，2006年时通过证人向别人借钱，因为比较相信袁庆琳，所以每次都没有打欠条，累计到2011年1月总共欠了这么多钱，证人在经过袁庆琳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打印的欠条内容，袁庆琳本人签的名；钱的来源主要是通过恒业公司借的，证人后来就将欠条给了恒业公司；其他人的只有一笔现金100万元是借李吉云的，到期后未能偿还，证人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从恒业公司公司借了100万元还给李吉云，证人称袁庆琳承认该100万元是其欠恒业公司的钱，该100万元是通过银行转账而不是交付的现金；证人在借款关系中只是中间人。关于2336万元借款的出借方式，证人称基本上都是通过个人账户打入袁庆琳控制的账户中，大约分六、七笔，第一笔是500万元，以后的都记不清了，这些钱都是在06、07年汇的，08年以后如果有借款也是上半年发生的；款项打入哪个账户都是袁庆琳先告诉证人，证人再告诉汇款人；证人个人与袁庆琳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被告当庭播放了其在原一审中提交的与证人之间的对话录音，证人表示是袁庆琳有意识地引导其那样说的，可能有过很多次这样的对话，但不知道是哪一次，也不确认录音中的对话人是否是自己，感觉录音是拼凑而成的。
原审法院认为：恒业公司持被告袁庆琳签字的欠条向其主张权利，要求被告袁庆琳偿还借款本息共计3287.2万元。袁庆琳则认为欠条的内容不真实，其未与恒业公司有过借款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出借人应当对与借款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借贷内容以及已将有关款项交付给借款人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恒业公司与被告袁庆琳之间并没有借款合同，欠条中所记载的是“通过恒业公司借款”，该表述并不能充分证实在恒业公司与被告袁庆琳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对于借款数额2336万元，恒业公司在原一审期间提交了三张合计490万元的银行凭证，重审中提交了两张由邓建明存入袁庆琳账户的银行凭证共计800万元，对其余借款的金额、时间、经办人等均未提供证据加以证实，也无法作出准确的说明。在上述有银行凭证的五笔款项中，2007年1月11日的105万元，是由王传江汇入佳泰公司的；2008年10月15日的85万元，是由戚长伦汇入佳泰公司的。恒业公司主张系其通过该两人向袁庆琳出借款项，提供了恒业公司向该两人转账的凭证，但其支付款项的时间和金额均与该两人向佳泰公司支付的时间和金额不相符。而且证人王仁帅作证称借款都是在06、07年发生的，即使在08年以后有借款，也是上半年发生的，恒业公司提供的凭证与证言也不相符。另外，包括2007年8月8日恒业公司向孙瑞艳支付的300万元在内，上述三张汇款凭证的收款人均不是袁庆琳，恒业公司主张汇款账户都是由袁庆琳指定的，但袁庆琳对此予以否认，恒业公司亦不能提供证据证实其该主张，因此无法证实恒业公司已将该三张汇款凭证中的490万元交付给袁庆琳。关于邓建明分别于2007年7月20日和2007年8月7日分两次转给袁庆琳共计800万元的款项，恒业公司主张系其委托邓建明转给袁庆琳的，邓建明亦出庭作证证实确系受恒业公司委托而为，袁庆琳虽主张该800万元系王仁帅向其出借的款项，与恒业公司无关，但王仁帅并不认可与袁庆琳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袁庆琳的该主张从其提供的录音中未能得以体现，袁庆琳也不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实，而且在袁庆琳与邓建明之间并无其他业务或经济往来，因此该800万元应认定为恒业公司出借给袁庆琳的款项。至于恒业公司陈述的另外100万元现金及800-1000万元的出借款项，未提供任何证据，袁庆琳亦不认可，故不予认定。
在袁庆琳出具的欠条中约定借期自2008年1月1日至2011年1月1日，月利率为12.5‰，该标准并未超出法律禁止性规定。据此计算，借款800万元的利息应为360万元。
恒业公司提交的承诺书可以证明佳泰公司和袁氏酒店承诺对2010年5月25日之前袁庆琳所借的款项及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承诺书原件由恒业公司持有，恒业公司据此要求佳泰公司和袁氏酒店对袁庆琳所借款项及借期内的利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依法应予以支持。
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袁庆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烟台恒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返还借款人民币800万元，并支付利息360万元。二、被告龙口市佳泰铝塑有限公司和被告山东袁氏假日酒店有限公司对被告袁庆琳的上述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原告烟台恒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06160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6160元，合计417320元，由原告烟台恒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负担270054元，由被告袁庆琳、被告龙口市佳泰铝塑有限公司、被告山东袁氏假日酒店有限公司负担147266元。
恒业公司上诉称，其对原审判决第一、二项认可，但不服原审判决第三项，其上诉请求为：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在原审判决第一项基础上判令袁庆琳、佳泰公司及袁氏酒店再行向恒业公司支付借款及利息共计1767.2万元。其上诉理由为：袁庆琳向恒业公司借款本金总额为2336万，非800万元。首先，袁庆琳出具的借条已经充分佐证了借款数额，恒业公司亦向法庭提供了大部分出借款项的银行汇款单据，但由于时间久远，加之恒业公司出借款项的途径不同，导致部分汇款票据没有找到。但恒业公司所提供的证据已经充分的证实了袁庆琳的借款事实，袁庆琳没有提供相反的证据否认借款事实的存在，而且庭审中亦承认借款600万元，但却拒绝向法庭提供收到借款的银行汇款单据，因此袁庆琳依法应当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其次，恒业公司在原一审期间提交的三张合计490万元的银行凭证，虽然收款人均非袁庆琳，但汇款的账户均系袁庆琳指定。对这一事实，汇款人戚长伦、王传江在原二审中已出庭证实。结合证人证言，足以证明袁庆琳的借款事实。综上，上诉人恒业公司已举证证明了袁庆琳的借款事实，也足以印证袁庆琳所写借条的真实性，请求依法支持恒业公司的诉讼请求。
袁庆琳针对恒业公司的上诉答辩称：上诉人恒业公司理应对存在借贷关系、借贷的内容以及确实将款项交付给袁庆琳，承担举证责任。但恒业公司对此三点均未能够举证。其他答辩意见同袁庆琳的上诉意见。请求驳回恒业公司的上诉请求。
佳泰公司和袁氏酒店答辩称：答辩意见同袁庆琳的答辩意见，佳泰公司和袁氏酒店不应承担保证责任。
袁庆琳上诉称，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其上诉请求为：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恒业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和二审的一切诉讼费用由恒业公司负担。其上诉理由为：1、袁庆琳与恒业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借贷关系。恒业公司主张与袁庆琳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但本案历经一审、二审、重审，恒业公司对2336万元巨额借款，既未向法庭提供一份借款合同，也未向法庭提供一份借据。一、二审及重审中恒业公司均主张袁庆琳出具了很多借条，借条在袁庆琳出具本案欠条时撕毁，又主张有几张借条找不到，对借款事实的表述前后矛盾。重审中恒业公司申请证人王仁帅作为借款中间人出庭为其作证，但王仁帅当庭表示恒业公司与袁庆琳之间从来没有一张借据。恒业公司关于借条的说法前后矛盾，证人与恒业公司关于借条出具情况的表述也自相矛盾。这已清楚表明本案所涉欠条内容不真实，恒业公司与袁庆琳之间根本不存在借贷关系。撇开欠条的真伪不谈，只从欠条记载的内容来看，恒业公司仅是借款的中间人，而非出借人。恒业公司和袁庆琳素不相识，没有任何经济往来。袁庆琳2011年1月12日所写欠条是向案外人王仁帅出具的，且其内容并不真实。袁庆琳在一审中向法庭提供的录音证据，证明其是迫于王仁帅的压力，为帮助其应付上级检查不得已才出具欠条用以平帐，录音材料清楚地说明了欠条的形成过程，可以证明袁庆琳出具的欠条的对象是王仁帅而非恒业公司，欠条的内容也是不真实的。王仁帅在重审出庭作证时，对录音材料也承认双方有很多次类似的对话，对录音材料也并未直接否认，而仅回避地说听不清楚。2、恒业公司对借贷内容的表述前后矛盾，无法证明借贷事实存在。恒业公司作为一家正常经营的公司，向外出借巨额款项，却对一共分几笔出借，每次借款形成的时间、出借金额，支付借款的时间、是现金还是转帐，均无法说清楚，且其表述前后矛盾，足以证明借款事实不存在。恒业公司在2011年9月27日一审庭审中称：2006年分多次借款给袁庆琳，有一部分现金，有一部分银行转帐，还有一部分其他转帐，2011年1月12日所有借条汇总成一张借据，之前的借条都返还给袁庆琳。一审、二审庭审中恒业公司从未主张过王仁帅为借款中间人。恒业公司在2012年6月20日二审中对现金多少笔及数额、银行转帐笔数金额、其他公司帮忙转账笔数金额均表示不清楚，2336万元款项是否为恒业公司自有资金、是否是借款也表示不清楚，且表示无法提供公司帐本。2012年10月23日重审第一次开庭时恒业公司称：通过王仁帅出借款项。一笔100万元以现金支付给王仁帅转给袁庆琳，一笔1000万打入孙瑞艳帐户，500万打入袁人选帐户，还有笔200万元。袁庆琳曾向恒业公司出具很多借条，汇总后形成总借条，有的借条还给袁庆琳，有的撕掉了。2013年8月8日重审第二次开庭时恒业公司提供的证人王仁帅称：恒业公司与袁庆琳之间从来没有一张借条。3、恒业公司未向袁庆琳实际交付借款，原审法院认定800万元为恒业公司出借给袁庆琳的款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原审法院限期恒业公司提供银行转账部分款项的转账证据、本案借款的公司帐目及原始凭证，但针对2336万元的巨额借款，恒业公司仅提交三张共计490万元的银行单据。而这三张单据有两张是案外人戚长伦、王传江汇往佳泰公司，另一张是恒业公司汇给案外人孙瑞艳，汇款人与收款人均与袁庆琳无关，该三张单据并不能证明恒业公司已向袁庆琳支付2336万元借款。且戚长伦汇出的款项发生在2008年10月15日，与欠条中载明的借款时间“2006-2007年间”不相符。在二审中戚长伦、王传江虽已出庭作证，但其证词存在诸多疑点，无法证明恒业公司支付借款给袁庆琳。（2）本案发回重审后，在2012年10月23日第一次开庭时，法庭再一次限期恒业公司提交支付每笔借款的凭证，但恒业公司仍未能提供任何向袁庆琳付款的证据。直到2013年8月8日法院庭后调查时，恒业公司才提交了四张复印件，试图证明其委托邓建明向袁庆琳付款。但该证据既为复印件，邓建明又没有出庭作证，因此恒业公司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委托邓建明向袁庆琳付款。（3）2014年1月6日恒业公司提交两张存款回单证明其委托邓建明付款，邓建明出庭作证。但恒业公司提交的证据存在以下问题：证据的形式上，恒业公司仅提交两张山东农村合作银行存款回单，该存款回单未加盖银行印鉴，根本无法证明该回单的真实性。证据的内容上，该存款回单上并未有邓建明的名字，因此该回单根本无法证明是邓建明付款，只是该回单在邓建明手中。资金的来源上，恒业公司主张是其法定代表人杜其涛个人找他人借款再汇入邓建明帐号内，但却未向法庭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借款来源、时间、笔数及数额，恒业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邓建明所付款是恒业公司的借款，因此，即使邓建明汇款，也无法证明是代恒业公司付款。委托付款的理由上，恒业公司主张是避免公司之间借贷，但本案中袁庆琳为自然人，根本不存在公司之间借贷问题；而且，如真为规避公司借贷，恒业公司也没必要将其从其他人处借的款项先汇给邓建明，再由邓建明汇给袁庆琳。恒业公司主张邓建明代付的款项不是由恒业公司汇往邓建明帐户内，而是其法人代表杜其涛委托他人汇入邓建明帐户，但证人邓建明却明确表示是恒业公司从其公司帐户先将款项汇至邓帐户内，然后再汇款给袁庆琳。邓建明表示其经王仁帅介绍认识恒业公司法人代表杜其涛，袁庆琳的帐号也由杜其涛告知，但王仁帅出庭作证时却表示作为中间人，由其告知每一笔借款和汇入帐号，其一直与恒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传江联系，而并非杜其涛。因此，邓建明的证言与恒业公司及另一证人王仁帅的表述互相矛盾，足以说明其证言不真实，法庭不应予以采。（4）邓建明所汇款项高达800万元，占涉案借款的三分之一，且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数次要求恒业公司提供付款凭证，恒业公司理应不会记不清或忘记，且邓建明在法庭上确认该800万元由恒业公司帐户内汇入其帐户，但恒业公司在一、二审及重审法院限期举证期间从未提及此笔款项，且在重审第一次开庭后的限期举证期间内也未提及，直到恒业公司起诉近三年后才向法院主张此笔款项，恒业公司的上述反常表现只能说明邓建明代其付款的事实根本不存在。袁庆琳与王仁帅有债权债务往来，对此袁庆琳提供的录音材料可证明。王仁帅向外出借款项，并经常利用袁庆琳的帐户倒款，邓建明亦与王仁帅相识，因此，即使邓建明向袁庆琳付款，也是代王仁帅付款，与恒业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即使按恒业公司的主张，其应于2007年即明知邓建明代其支付借款，其提交给法庭的存款回单形成时间为2007年，系一审前就已客观存在的证据，恒业公司并不能证明该证据系其在庭审后新发现的证据，对恒业公司提供的800万元代付款凭证，应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恒业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与袁庆琳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原审认定借款800万元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恒业公司的诉讼请求。
恒业公司针对袁庆琳的上诉答辩称：1、由于借款时间久远，加之借款的方式方法不同，导致本案中证人与恒业公司之间、证人与证人之间的陈述可能存在不完全相符之处。从证人证言的基本内容来看，证实了本案借款的大部分事实经过，不能因证人与证人之间的陈述存在不同就否认借款事实的存在，借款是实际发生的，袁庆琳也确实收到了借款。2、对于800万元的问题。恒业公司在重审庭审中已经明确的告知该800万元并不是从自己公司的账户中支付给邓建明的，因此该笔款项并不在恒业公司的账目中。该笔款项是后来通过回忆和查询才想起来是通过邓建明汇出的，通过王仁帅找到的邓建明。恒业公司并不是明知汇款的证据在公司中而不向法庭提供。3、袁庆琳陈述称，迫于王仁帅的压力，王仁帅利用袁庆琳的账户进行倒款，因此才会产生本案借据。对此，袁庆琳一直没有向法庭提供证据加以证实。相反，恒业公司提供了490万元借款凭证，也并没有向袁庆琳所说的拒绝向法庭提供凭证，只要恒业公司有的凭证都已经提供了。因此，综合本案事实，恒业公司认为袁庆琳与恒业公司之间借贷关系是否存在、借款金额袁庆琳是否收到，在本案的证据体系当中都已经予以证实，恒业公司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而袁庆琳未能向法庭提供收到所谓王仁帅借款的汇款凭证。因此，请求驳回袁庆琳的上诉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袁庆琳与恒业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合同关系？2、恒业公司向袁庆琳实际交付的借款数额是多少？
一、关于恒业公司与袁庆琳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合同关系的问题
恒业公司主张其与袁庆琳存在借款合同关系，袁庆琳否认其与恒业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本院认为，从本案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及双方当事人的举证情况来看，恒业公司的主张相对于袁庆琳的反驳主张，证据更加充分，应当予以认定。具体理由如下：
1、恒业公司持有本案诉争借款的欠条原件，该欠条是袁庆琳2011年所出具。该欠条载明：借款人是袁庆琳，袁庆琳从2006年到2007年底先后通过恒业公司借得2336万元。鉴于该欠条没有直接载明恒业公司是出借人，按照文义解释的原理，“通过恒业公司借款”的含义并不能当然等同于“向恒业公司借款”，故仅从该欠条来看，袁庆琳主张恒业公司是借款的中间人，恒业公司主张自己是出借人，这两种主张均具有一定的可能性。
2、袁庆琳称该欠条是向案外人王仁帅出具的，恒业公司仅是借款的中间人而非出借人。但是，对该主张，除了袁庆琳与王仁帅的对话录音材料外，袁庆琳未提交其他相关证据。而且，王仁帅出庭作证对袁庆琳的这一主张予以否认，称王仁帅与袁庆琳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借款的中间人是王仁帅，恒业公司是借款人，该欠条在袁庆琳签名后由王仁帅交给了恒业公司。另外，王仁帅在庭审中还称录音是后来拼接的，不是一次形成的，录音是在袁庆琳有意识的引导下说的。
3、2010年5月25日的承诺书有袁庆琳的签字和佳泰公司及袁氏酒店的盖章，该承诺书载明袁庆琳承诺归还以前所借款项及利息，佳泰公司和袁氏酒店承诺承担连带责任。虽然该承诺书未载明出借人是恒业公司，但该承诺书原件由恒业公司持有。
4、邓建明于2007年7月和8月向袁庆琳汇款800万元。邓建明出庭作证称，其与恒业公司、袁庆琳之间没有业务和经济往来，该款项是受恒业公司的委托通过其账户汇给袁庆琳的。袁庆琳辩称该汇款是王仁帅出借给袁庆琳的，但袁庆琳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且王仁帅出庭否认其与袁庆琳之间存在借款关系。
5、借款欠条的原件由出借人持有，乃常理、常识。因此，尽管本案欠条没有明确载明恒业公司的身份是出借人，但恒业公司持有该欠条原件的事实可以说明恒业公司有关其是出借人的主张具有可能性。
综合以上五个方面的因素来看，上述欠条、王仁帅出庭证言、承诺书、邓建明出庭证言等证据能够形成一定的证据链条，而且该证据链条与袁庆琳出具欠条、恒业公司持有欠条、邓建明向袁庆琳汇款等相关事实能够相互印证。因此，尽管恒业公司与袁庆琳之间没有签订书面的借款合同，本案欠条也并未直接载明恒业公司是出借人，以及欠条有关恒业公司身份的记载在文义理解上存在歧义，但是就恒业公司和袁庆琳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合同关系这一争议问题而言，通过上述综合分析判断可见，恒业公司关于其与袁庆琳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的主张，相对于袁庆琳的反驳主张，证据更为充分，盖然性更高。因此，袁庆琳关于其与恒业公司之间不存在借款合同关系的上诉主张，不应当得到支持。
二、关于恒业公司向袁庆琳实际交付的借款数额问题
虽然通过对上述第一个焦点问题的分析论述，可以认定恒业公司与袁庆琳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但是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并不意味着恒业公司关于其向袁庆琳实际交付借款数额是2336万元的主张就当然成立。因为：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该规定第五条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因此，根据以上司法解释的规定，出借人除了对借款合同关系存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在借款是否实际交付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出借人还应当对已将款项交付给借款人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就本案而言，袁庆琳对恒业公司所主张的付款行为有异议，认为恒业公司并没有向其实际交付借款，故根据司法解释所规定的上述举证规则，恒业公司负有证明其已经将其所主张的2336万元借款实际交付给袁庆琳的举证义务。另一方面，虽然本案欠条载明借款数额是2336万元，但是恒业公司有关其向袁庆琳已实际交付借款2336万元的主张存在以下疑点：其一，恒业公司所持有的欠条载明的是“通过”恒业公司借得2336万元而非是“向”恒业公司借得2336万元，故该欠条有关恒业公司在借款关系中的地位的表述存在一定歧义，恒业公司与袁庆琳因此也在理解上产生了分歧。其二，恒业公司是经过工商登记注册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有限责任公司，其主张实际交付给袁庆琳的借款本金是2336万元，借款数额如此巨大，其公司会计账簿中对于该2336万元是因几笔借款行为所形成、每笔借款的履行情况（如实际付款数额、付款时间、付款方式等）理应有相应的记载，但恒业公司既未能提供与其所主张的已交付2336万元借款行为相对应的财务账册，也未能对于无法提交相应财务账册的原因作出合理解释，显然有违常理。其三，如果恒业公司已实际向袁庆琳交付了如此巨额的借款，那么其理应持有证明每笔付款行为实际发生的付款证据，但是恒业公司只提供了一部分的付款凭证，而且其所提供的付款凭证要么付款主体不是出借人恒业公司，要么收款主体不是借款人袁庆琳，要么付款主体和收款主体均不是恒业公司和袁庆琳，总之没有一张付款凭证载明的付款主体和收款主体与恒业公司所主张的借款关系主体完全一致。因此，尽管欠条载明借款数额是2336万元，但基于以上两方面因素，恒业公司理应对其所主张的2336万元借款的付款行为是否实际发生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下面就恒业公司有关向袁庆琳实际交付借款的主张分别加以分析判断：
1、关于邓建明2007年7月23日和2007年8月7日两次合计汇给袁庆琳的800万元款项。对此款项的性质，恒业公司主张系其委托邓建明转给袁庆琳的借款，袁庆琳则主张系王仁帅向其出借的款项。本院认为，恒业公司的主张证据更加充分，因为：其一，邓建明出庭作证证实其向袁庆琳所汇800万元确系受恒业公司委托而为，其与袁庆琳之间并无业务或经济往来。其二，该款项的交付时间与本案欠条所载明的借款发生期间（2006年至2007年底）相吻合，800万元付款行为、邓建明的证言及本案欠条三者之间可相互印证，能够形成证据链条。其三，袁庆琳主张该款项系王仁帅向其出借的款项，与恒业公司无关，但一方面，王仁帅并不认可其与袁庆琳之间存在借款关系，邓建明也不认可其与袁庆琳之间存在业务或经济往来；另一方面，袁庆琳对自己的主张也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因此，原审法院认定该800万元系恒业公司出借给袁庆琳的款项，并无不当。袁庆琳关于不应将该800万元款项认定为恒业公司出借给袁庆琳的借款的上诉主张不成立。
2、关于王传江2007年1月11日汇给佳泰公司的105万元款项。恒业公司主张该笔款项属于出借给袁庆琳的借款。本院认为，该笔款项的汇款人并非恒业公司而是王传江，该款项的收款人也非袁庆琳而是佳泰公司。恒业公司主张该笔款项系其委托王传江汇款，恒业公司根据袁庆琳的要求将该款汇给佳泰公司，但袁庆琳对此予以否认，故根据举证规则，恒业公司应对其所主张的这两方面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虽然恒业公司的证人王传江出庭作证称该笔款项是恒业公司借用王传江的卡汇给佳泰公司的，但是恒业公司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王传江汇款系基于恒业公司的委托和汇款给佳泰公司系基于袁庆琳的指定这两方面主张均属实。因此，恒业公司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该笔款项系其出借给袁庆琳的借款。如有新的证据，其可另行主张。
3、关于戚长伦2008年10月15日汇给佳泰公司的85万元款项。恒业公司主张该笔款项系其委托戚长伦汇款，恒业公司根据袁庆琳的要求将该款汇给佳泰公司，该笔款项属于出借给袁庆琳的借款。袁庆琳对此予以否认。本院认为，一方面，虽然恒业公司的证人戚长伦出庭作证称是恒业公司的会计借用戚长伦的建行卡汇款给佳泰公司，但是恒业公司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戚长伦汇款系基于恒业公司的委托和汇款给佳泰公司系基于袁庆琳的指定这两方面主张均属实；另一方面，该笔款项的汇款时间也与本案欠条所载明的借款发生时间（2006年至2007年底）不符。因此，恒业公司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该笔款项系其出借给袁庆琳的借款。如有新的证据，可另行主张。
4、关于恒业公司2007年8月8日汇给孙瑞艳的300万元款项。恒业公司主张该笔款项系根据袁庆琳的指定汇给孙瑞艳的，属于出借给袁庆琳的借款。袁庆琳对此予以否认。本院认为，虽然该笔款项的汇款人是恒业公司，但收款人并非恒业公司在本案中所主张的借款人袁庆琳而是孙瑞艳。因恒业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是按照袁庆琳的指定将此款汇给孙瑞艳，故恒业公司关于该笔款项系其出借给袁庆琳的借款的主张证据不足。如有新的证据，其可另行主张。
5、关于恒业公司所主张的100万元现金以及800万元至1000万元之间的两笔款项。因袁庆琳对恒业公司的该主张不予认可，而恒业公司也未能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原审法院未予以认定，并无不当。
另外，恒业公司在二审庭审中申请本院对袁庆琳及孙瑞艳在烟台龙口农商银行2006年至2008年期间的账户明细进行调取。本院庭审中要求恒业公司明确调取袁庆琳、孙瑞艳与谁之间的往来明细，恒业公司称要求调取袁庆琳、孙瑞艳二人与所有人的账户明细往来，并称其与袁庆琳、孙瑞艳之间没有直接的账目往来。本院认为，首先，孙瑞艳并非本案当事人，恒业公司未能证明孙瑞艳与本案争议的借款存在关联性，其申请调查在烟台龙口农商银行中孙瑞艳与所有人（即不特定主体）之间的银行账户明细，显然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恒业公司理应对自己是否向袁庆琳实际交付借款及交付借款的数额承担举证责任。如果烟台龙口农商行中有恒业公司向袁庆琳交付借款的银行记录，则恒业公司理应可以向法院提供相应证据，而无需法院依职权调取。如果烟台龙口农商行中没有恒业公司向袁庆琳交付借款的银行记录，而仅有其他人向袁庆琳汇款的记录，则并不能由此当然推定该款项就是恒业公司在本案中所主张的借款，那么在恒业公司没有提供该付款主体的名称及该付款主体与本案的关联性之前，恒业公司申请对袁庆琳与所有人（即不特定主体）之间在烟台龙口农商行中的银行账户明细进行调取，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恒业公司关于调取证据的申请，不应予以准许。
综上所述，袁庆琳关于其与恒业公司之间不存在借款合同关系，恒业公司未向其实际交付借款的上诉主张不成立，其上诉请求应当予以驳回；恒业公司关于其向袁庆琳实际交付借款数额是2336万元的上诉主张，证据不足，其上诉请求亦应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206160元，保全费5000元，由烟台恒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负担123696元，由袁庆琳、龙口市佳泰铝塑有限公司、山东袁氏假日酒店有限公司负担8746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6160元，由烟台恒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负担123696元，由袁庆琳负担8246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成安
审 判 员 马 红
代理审判员 王爱华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路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