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日民一终字第1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反诉原告）潘永洪，男，1969年2月16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大邑县人，现住西藏日喀则市桑珠孜区。
委托代理人罗秀远，西藏循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君（上诉人潘永洪之妻），女，1969年3月18日出生，四川省大邑县人。
上诉人（原审被告）巴桑罗布，男，1964年11月3日出生，藏族，日喀则市年木乡中心小学教师，现住西藏日喀则市桑珠孜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反诉被告）凌勇，男，1979年6月14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崇州市人，现住西藏日喀则市桑珠孜区。
上诉人潘永洪、巴桑罗布因与被上诉人凌勇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西藏日喀则市桑珠孜区法院（原日喀则市人民法院）（2014）日市民一初字第2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于2015年5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潘永洪及委托代理人罗秀远和陈君、上诉人巴桑罗布、被上诉人凌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被告巴桑罗布将自家的私人住房分包给不具有施工资质的被告（反诉原告）潘永洪承建。2013年8月7日，原告（反诉被告）凌勇在被告（反诉原告）潘永洪承建的被告巴桑罗布私人住房工地为安装藏式坨坨用电钻打眼时不慎从三楼摔下受伤，当日被送往日喀则解放军八医院治疗，于2013年9月11日出院，共住院35。原告（反诉被告）凌勇治疗期间被告（反诉原告）潘永洪为其垫付医疗费50700元。原告（反诉被告）凌勇出院后于2014年1月8日经西藏阜康医院法医临床司法鉴定中心认定伤残等级为五级。另查明，1、2013年6月开始原告凌勇（反诉被告）在被告（反诉原告）潘永洪承包的工程项目上从事门帘、藏式坨坨的安装工作，2、原告（反诉被告）凌勇不具有从事焊接资质。3、原告（反诉被告）凌勇于2014年9月22日申请西藏阜康医院法医临床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为伤者凌勇后期行内固定器取出术，医疗费需25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反诉被告）凌勇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举出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依据证据认定规则予以确认。被告（反诉原告）潘永洪为反驳，反诉原告（反诉被告）凌勇在被告（反诉原告）潘永洪承包的被告巴桑罗布私人住房工地从三楼摔下来受伤的事实，结合原告（反诉被告）凌勇所主张与被告（反诉原告）潘永洪存在劳务雇佣关系所举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被告（反诉原告）潘永洪所举相反证据的证明力，故对被告（反诉原告）潘永洪所举证据不予确认。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是：1、原告（反诉被告）凌勇主张受伤事实与被告潘永洪是否有劳务关系问题；2、被告巴桑罗布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问题；3、原告（反诉被告）凌勇主张各项赔付金额是否合理问题；4、被告（反诉原告）潘永洪交付的医疗费50700元，是不是原告（反诉被告）凌勇向被告（反诉原告）潘永洪的借支问题。针对本案争议焦点1、原告（反诉被告）凌勇主张其伤情系2013年8月7日在被告（反诉原告）潘永洪承包的被告巴桑罗布私人建房工程中，为安装藏式坨坨用电钻在墙上打眼时从三楼坠楼摔伤所致，对此由证人邓金山和原告（反诉被告）凌勇雇佣的小工顿珠出庭所做的证言在案佐证。被告（反诉原告）潘永洪和被告巴桑罗布对原告（反诉被告）凌勇在工地受伤的事实并不否认，但抗辩称：原告（反诉被告）凌勇在工地受伤，不能以“既成事实”来说明被告（反诉原告）潘永洪与原告凌勇（反诉被告）存在劳务雇佣等法律关系，并提交了相关证据。本案原告（反诉被告）凌勇就其主张在被告（反诉原告）潘永洪承包的工地受伤事实，虽然不能提供直接证据证明与被告（反诉原告）潘永洪有劳务雇佣关系的书面合同，但根据证人顿珠和邓金山到庭作证的证言，事发当日顿珠和原告（反诉被告）凌勇是第一天到工地做事，当时被告（反诉原告）潘永洪工地管理人员并没有阻拦。原告（反诉被告）凌勇用电钻在墙上钻眼为下一步安装藏式坨坨时因不慎从三楼摔下受伤，被告（反诉原告）潘永洪和被告巴桑罗布否认与原告（反诉被告）凌勇在未建立任何劳务关系的情况下，原告（反诉被告）凌勇擅自进入工地，且从三楼摔下来受伤的抗辩意见所举证据证明力不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故此，原告（反诉被告）凌勇和被告（反诉原告）潘永洪应当根据各自过错承担责任。针对本案争议焦点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巴桑罗布知道被告（反诉原告）潘永洪没有相应的建房资质，却将自家的建房工程承包给没有建筑资质的被告（反诉原告）潘永洪，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被告巴桑罗布应对原告（反诉被告）凌勇受伤产生的损害后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针对本案争议焦点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原告（反诉被告）凌勇提出的住院治疗费507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275元、鉴定费1540元、精神抚慰金2500元、伤残赔偿金194352元（16196×20×60%=194352元），经审查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误工费及误工时间，本院认为误工费应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原告（反诉被告）凌勇依据出院医嘱提出的误工期限为125天，不符合法律规定。根据原告（反诉被告）凌勇病情，参照公安部《人身损害受伤人员误工损失日评定准则》9.1脊柱骨折，认定120天为其误工时间。对于其误工收入损失，原告（反诉被告）凌勇仅提供了单位证明其每月工资3000元，本院认为根据常规单位向职工发放工资均应制作清单计入财务帐册，原告（反诉被告）凌勇未能提供工资发放的原始资料，仅凭单位证明其收入状况依据不够充分，本院不予采纳。原告（反诉被告）凌勇长期在建筑行业工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并参照西藏自治区2014年建筑行业标准职工年平均工资32730元，认定其误工费即10760元（32730元／年÷365天×120天=10760元）。护理费，根据护理费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期限确定，原告（反诉被告）凌勇在日喀则解放军八医院住院35天作为其护理期限，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但要求按照其妻每月工资收入2500元计算护理费，同样仅凭单位证明其收入状况依据不够充分，故护理费要求按每月2500元赔付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本院参照西藏自治区2014年公杂费每人每天30元计算即护理费为1050元（30／天×35天=105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根据原告（反诉被告）凌勇提供的户口本难以认定凌勇家庭人口数，没有派出所的相关证明，故对被扶养人生活费不予支持。后期治疗费25000元，根据原告（反诉被告）凌勇的伤情和治疗情况，其今后施行取内固定术属必然，为减少当事人诉累，参考西藏阜康医院法医临床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出具的后续治疗费鉴定意见予以确认。律师代理费10000元，因无法律明确规定，故不予以支持。原告（反诉被告）凌勇上述合理损失共计288177元（住院治疗费507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275元、鉴定费1540元、精神抚慰金2500元、伤残赔偿金194325元、误工费10760元、护理费1050元、后期治疗费25000元）。本案争议焦点4、被告（反诉原告）潘永洪诉称50700元是借支给原告（反诉被告）凌勇的医疗费，对此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损失。本案原告（反诉被告）凌勇在被告（反诉原告）潘永洪承包的工地上从事劳务雇佣活动时，从三楼摔下受伤，所造成的损失，被告（反诉原告）潘永洪作为接受劳务的一方应当予以赔偿。原告（反诉被告）凌勇作为完全民事行为人，在没有设置任何安全防范措施的条件下违章冒险作业，自己存在一定的过错，对自己受伤致残所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本院认为原告（反诉被告）凌勇应承担自己损失288177元的45%为129679.65元。被告（反诉原告）潘永洪承担原告（反诉被告）凌勇损失288177元的55%为158497.35元，被告巴桑罗布作为工程承包人，将工程项目发包给无相应资质的被告（反诉原告）潘永洪施工，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反诉原告）潘永洪和被告巴桑罗布对原告（反诉被告）凌勇受伤与其无任何关系的主张，因依据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抗辩意见，故本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是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反诉原告）潘永洪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赔偿给原告（反诉被告）凌勇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鉴定费、伤残赔偿金、精神抚慰金、后期治疗费，共计158497.35元，扣除被告（反诉原告）潘永洪已支付的医疗费50700元，被告（反诉原告）潘永洪应赔偿原告（反诉被告）凌勇107797.35元；二、被告巴桑罗布对第一项判决中被告（反诉原告）潘永洪应当赔偿款107797.35元，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凌勇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反诉原告）潘永洪的反诉请求。
上诉人潘永洪、巴桑罗布不服西藏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人民法院（原日喀则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潘永洪的主要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法院错误判决；2、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被上诉人凌勇的所有诉讼请求，支持上诉人潘永洪的反诉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上诉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事实错误。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在上诉人所承包的工地受伤这个所谓“既成事实”来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务关系。2013年8月6日，被上诉人凌勇想承揽上诉人位于桑珠孜区德勒林居委会638号工地的藏式坨坨安装工作，就打电话给上诉人要求来看工地，因双方之间是熟人，也没有拒绝。在修建房主巴桑罗布房屋时，上诉人也考虑过藏式坨坨安装工作交由被上诉人凌勇完成，但由于房主巴桑罗布看了被上诉人凌勇之前在教育安居已装的藏式坨坨后，认为不符合自己的要求，当时由于房主没有确定自己想要安装的藏式坨坨的样式，因此，上诉人也没有确定该工作由被上诉人来完成。2013年8月7日，被上诉人到工地后，恰巧房主巴桑罗布也在工地上，当时房主表示要看看其他家里的藏式坨坨安装后，再决定自己家应该安装什么样式的藏式坨坨，因此，上诉人就以各种借口没有将该工作交给被上诉人。当天下午五点左右，工地上的工人给上诉人潘永洪打电话说是被上诉人在工地上摔伤了，上诉人听到这个事情后，立马赶到工地现场，与120工作人员一起将被上诉人送到解放军第八医院。在医院被上诉人的老婆和舅舅廖文全哀求上诉人借钱给他们治疗，并表示治好后挣钱还给上诉人。上诉人听医生说被上诉人病情严重，也担心其有什么意外，加上大家都是老乡、熟人，就答应被上诉人的借钱要求，第二天把钱借给了被上诉人。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因在上诉人工地摔伤，就认定与上诉人有所谓“劳务”关系，就让其承担赔偿责任，这样的判决于法无据。一审法院在经审理查明中叙述：“2013年8月7日，原告（反诉被告）凌勇在被告（反诉原告）潘永洪承建的被告巴桑罗布私人住房工地为安装藏式坨坨用电钻打眼时不慎从三楼摔下受伤…”关于这个问题在法庭上凌勇就根本没有提起，一审法院在庭审中也自始至终没有要求凌勇陈述清楚该受伤的经过，上诉人及工地上的工人也根本没有看到凌勇打的眼在什么地方。到现在为止，上诉人都不知道凌勇是怎么摔倒的，为什么会摔伤。一审法院以法庭上根本没有审理的所谓“事实”来作为定案的事实经过，这样的做法不符合法律规定。二、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一概不认可，在证据认定上明显偏袒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供了一份工资证明，该证据证明凌勇于2011年4月至2013年8月7日在上海第七批援藏联络组工作的事实，但该证据证明的事实与被上诉人在起诉书中陈述的“原告于2013年6月在被告建筑工地上工作”的事实自相矛盾。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供的证人廖文全、邓金山、顿珠在法庭上提供的证言不能自圆其说，相互之间存在矛盾。这样所谓“证据”也被一审法院作为定案的依据。三、一审法院主观认定被上诉人是在上诉人工地上受的伤，就认定与上诉人有某种关系，上诉人就应当承担责任。以被上诉人的说词作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务雇佣关系的证据缺乏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根本没有所谓的“劳务”或者“雇佣”关系，被上诉人凌勇没有经过上诉人潘永洪同意下，私自到工地上去做所谓“工作”（上诉人也没有看到他做了什么工作），对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工地受伤一事，应该由被上诉人自己承担责任，上诉人作为一个公民，已经尽到了自己的义务。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上诉人无力再为被上诉人的损伤承担任何责任。总之，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违背公平原则，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利益，故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作出公平、公正的判决。
上诉人在二审阶段向法庭出示了证人陈友谋和边巴次旦，证人陈友谋的证词拟证明2013年8月7日潘永洪没有答应凌勇安装藏式坨坨的事项及工地上有安装藏式坨坨工程时，证人陈友谋应当知道，因为他是该工地负责人，被上诉人凌勇摔伤时证人陈友谋根本不知道他在工地且当时工地上没有采取安全措施的事实。证人边巴次旦的证词拟证明凌勇摔伤时工地上没有安装防护架及其他安全措施的事实。被上诉人凌勇对证人陈友谋证词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与客观事实不符，对证人边巴次旦的证词没有提出异议。上诉人巴桑罗布对两名证人的证词没有提出异议。
上诉人巴桑罗布的主要上诉请求：1、撤销西藏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人民法院（原日喀则市人民法院）2014年12月19日作出的（2014）日市民一初字第284号判决；2、依法改判，判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主要理由是：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本案的第一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和潘永洪之间是否存在劳务关系。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谁主张谁举证，那么被上诉人就应当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一方需要劳务一方提供劳务的证据，但被上诉人至今没有提交任何可以直接证明双方存在劳务关系的证据，仅仅是因为其在上诉人家里受伤这一点。原审法院在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武断的认定被上诉人与潘永洪之间存在劳务关系，且判决书中认定双方为劳务关系时表述为雇佣关系，导致其判决的法律依据上诉人至今未知。2013年8月7日是被上诉人主动联系潘永洪要求做上诉人巴桑罗布家的藏式坨坨，因上诉人之前看过被上诉人在教育安居做过的藏式坨坨，认为被上诉人电焊工作做得不好，所以要求被上诉人提供具备电焊工资质的两名工人，最重要的是工期还没有到安装藏式坨坨的时候，上诉人的设计方案还没有出来，以上种种都证明潘永洪和被上诉人之间关于在上诉人巴桑罗布家安装藏式坨坨只是一个磋商的过程，并没有达成任何共识，被上诉人私自到上诉人家且发生事故也能证明这一点。综上所述，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人民法院2014年12月19日作出的（2014）日市民一初字第284号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依法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对本案依法改判。
上诉人巴桑罗布在二审阶段未提交新证据。
被上诉人凌勇在庭审中口头答辩称：被上诉人凌勇确实在上海第七批援藏联络组工作，但该单位的工资每月只有3000元，因此，被上诉人之前也在上诉人潘永洪工地从事过安装藏式坨坨等工作，而且如果没有上诉人潘永洪的同意，被上诉人不可能在工地做安装藏式坨坨的前期准备工作。根据被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供的相关证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被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未提交新证据。
经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另查明，1、2012年12月10日上诉人潘永洪承包了上诉人巴桑罗布家的房屋建筑工程，并依法签订了《私人建设房屋承包合同书》；2、被上诉人凌勇治疗期间上诉人潘永洪先后垫付医疗费及其他开支52000元，其中1300元之后由被上诉人凌勇的妻子已向上诉人潘永洪归还。
本院对上诉人潘永洪提交的证据经庭审质证认为，证人陈友谋和边巴次旦在一审时已向法院提供证词，且需要证明的内容一致，本院认为两名证人的证词不属于二审阶段的新证据，故确认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认定。
本院将该案的争议焦点归纳为：一、上诉人潘永洪与被上诉人凌勇之间有何关系问题；二、被上诉人凌勇的各项损失有谁担责及如何担责问题；三、上诉人潘永洪之前为被上诉人垫付的医疗费50700元应如何处理问题。
本院认为，针对第一争议焦点即上诉人潘永洪与被上诉人凌勇之间有何关系问题。在庭审过程中上诉人潘永洪为了证明自己与被上诉人凌勇未达成任何协议的事实，向法庭提供了证人陈本伍、王明章、陈友谋、边巴次旦的证词，但四个证人的证词只能证明上诉人潘永洪与被上诉人凌勇商讨安装藏式坨坨的事实和被上诉人凌勇从该工地上摔伤之后的情形，不能证明上诉人潘永洪与被上诉人凌勇之间没有达成安装藏式坨坨协议方面的问题和凌勇为何在工地摔伤的事实，故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为了进一步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法院提交了以下三份证据：1、一份承包合同，该证据能证明上诉人潘永洪与上诉人巴桑罗布之间的关系及各自的权利义务，但不能证明上诉人潘永洪与被上诉人凌勇之间有何关系问题，故本合同与本案所要证明的事实无直接联系；2、四份送货单，该送货单只能证明2013年9月24日上诉人潘永洪从宏利藏式坨坨厂购买藏式坨坨的事实，但无法证实2013年8月7日施工现场有无藏式坨坨及边巴曲扎的事实，且该厂的负责人未出庭接受法庭的质询，故该证据的真实性存在质疑，本院不予采纳；3、一份视听资料，视听资料的内容模糊不清，无法证实上诉人所要证明的事实，故本院不予采纳。被上诉人在一审时向法庭提供了证人廖文全、邓金山、顿珠的证词，证人廖文全证词能证明被上诉人凌勇摔伤后在医院进行治疗及相关费用由上诉人潘永洪垫付的事实，但无法证明上诉人潘永洪与被上诉人凌勇之间关系，且该证人与被上诉人凌勇之间属亲戚关系，故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本院对于证人廖文全的证词，依法不予采纳。证人邓金山和顿珠的证词，能证明被上诉人凌勇的安装工具在上诉人潘永洪工地现场的事实和当天证人顿珠是被上诉人凌勇雇用后在上诉人工地搬运材料的事实。虽证人顿珠与被上诉人凌勇之间属雇佣关系，但顿珠的证词与证人邓金山证词能够相互印证，且符合证据的“三性”，故本院予以采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本院依据采纳的相关证据以及当事人的陈述可以确定，被上诉人凌勇与上诉人潘永洪之间经协商，对日喀则市德勒居委会638号房屋安装藏式坨坨的事项达成了口头协议。2013年8月7日被上诉人凌勇和小工顿珠带着安装工具在上诉人潘永洪工地安装藏式坨坨，当被上诉人凌勇用电钻在墙上打眼时不慎从三楼摔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故上诉人潘永洪与被上诉人凌勇之间属承揽关系。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潘永洪与被上诉人凌勇之间属雇佣关系的认定欠妥，其原因是雇佣合同是以直接提供劳务为目的，当事人之间存在支配与服从关系，而承揽合同则是以完成工作成果为目的，提供劳务为手段，当事人之间也不存在支配与服从的关系，对此，本院予以纠正。
针对第二争议焦点即被上诉人凌勇的各项损失有谁担责及如何担责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上诉人凌勇系完全行为能力人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违章从事安装藏式坨坨的相关工作，造成了从三楼摔伤的后果，故对其损伤应承担主要责任即65%的责任。上诉人潘永洪作为定作人，明知被上诉人凌勇不具有焊接资质，仍把安装藏式坨坨工程交付被上诉人进行，且对于被上诉人的危险行为未能及时进行制止，从主观上对工程的安全方面没有引起重视，故上诉人潘永洪对被上诉人凌勇的损伤承担相应的责任即35%的责任。根据合同相对方的原则，本案中认定的口头承揽关系是上诉人潘永洪与被上诉人凌勇之间达成的协议，与上诉人巴桑罗布之间无直接的关系，故上诉人巴桑罗布对被上诉人凌勇的损伤不需要承担责任。原审法院对于被上诉人凌勇的医疗费确定为507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医药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被上诉人一审阶段即未提出医疗费的诉讼请求，又未提供相关医药费及住院费的收款凭证，故本院对于原审法院确定医疗费50700元的处理予以纠正。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的住院伙食补助费2275元、鉴定费1540元、精神抚慰金2500元、伤残赔偿金194352元、误误工费10760元、护理费1050元、后期治疗费25000元（共计237477元）的计算依据及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根据各方当事人在本案中的过错程度，本院认定上诉人潘永洪承担被上诉人凌勇损失237477元的35%即83116.95元，被上诉人凌勇应承担自己损失237477元的65%即154360.05元。
针对第三争议焦点即上诉人潘永洪之前为被上诉人垫付的医疗费50700元应如何处理问题。双方当事人对于上诉人潘永洪之前垫付50700元的事实无任何异议。被上诉人凌勇认为，该款用于自己住院期间的医疗费用，但对此只有自己的陈述，没有相关证据印证，且被上诉人从一审至本院始终未出示住院期间的相关票据，其行为本院认定被上诉人凌勇放弃了自己主张相关医疗费用的诉讼权力。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故上诉人潘永洪之前垫付的50700元应当由被上诉人凌勇向上诉人潘永洪予以退还。
综上，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不清、划分责任及处理结果欠妥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第一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西藏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人民法院（原日喀则市人民法院）（2014）日市民一初字第284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二、撤销西藏日喀则市桑珠孜区法院（原日喀则市人民法院）（2014）日市民一初字第284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四项；
三、上诉人潘永洪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一次性赔偿给被上诉人凌勇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鉴定费、伤残赔偿金、精神抚慰金、后期治疗费共计83116.95元，从中扣除被上诉人凌勇应当向上诉人潘永洪退还的50700元，上诉人潘永洪实际赔偿被上诉人凌勇32416.95元；
四、驳回上诉人潘永洪的其他诉讼请求；
五、驳回上诉人巴桑罗布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按原判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潘永洪承担50元，被上诉人凌勇承担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益西多吉
审判员 边 确
审判员 次 琼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五日
书记员 次仁德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