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06民初29133号
原告：熊文龙，男，1960年6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西省新余市，住上海市静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静妤(原告之妻)，女，1964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
被告：馨月汇母婴专护服务(上海)有限公司，注册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桃林路XXX号，经营地上海市静安区。
法定代表人：刘响，职务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竞。
原告熊文龙与被告馨月汇母婴专护服务(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馨月汇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9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熊文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静妤、被告馨月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熊文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支付原告未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辞退的代通金3,76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系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协保人员。2016年2月19日，原告入职被告处，担任行政部监控员。双方签订了期限自2016年2月19日至2019年2月18日的劳务协议。2017年3月9日被告人事主管史发英口头辞退原告，要求原告最后工作至2017年3月31日。2017年3月14日，被告总经理邱琳琳以及人事主管史发英再次口头辞退原告，原告遂办理了相关离职手续。原告认为被告未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即辞退其，故要求被告支付代通金，望判如所请。
原告为证明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静劳人仲(2017)通字第225号不予受理通知书，证明本案已经仲裁前置；
2、微信聊天记录一组，证明2017年3月8日被告行政部主管通知原告，3月9日人事部主管要约谈原告，2017年3月14日原告被移出两个工作群，原告于该日被辞退；
3、中信银行业务凭证/客户回单，证明原告每月实际收入为3,760元(不含加班工资)；
4、期限自2016年2月19日至2019年2月18日的劳务协议，证明原被告存在劳动关系，被告未到合同期满即解除了原告；
5、2016年2月19日新余市鼎力人力资源开发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对账单，证明原告系协保人员；
6、员工离职手续检查表，证明2017年3月14日被告辞退原告，原告已完成交接手续，原告不存在违纪行为，否则需填写处罚单。
被告馨月汇公司辩称，原被告系劳务关系，按照双方劳务协议的约定，被告只需提前一周通知解除即可，且双方系协商终止，不属于法律规定需支付代通金的情形，故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为支持其抗辩意见，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原告辞职申请表，证明原告提出辞职申请，辞职原因为公司经营困难裁员，但被告对此不予认可。据代理人了解，系因原告存在违纪行为；
2、员工离职手续检查表，证明原告离职时所有事项已结清，不存在未决事项；
3、原告工资单，证明原告在职期间工资收入情况。
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原告离职日期为2017年3月14日；对证据3、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5无异议；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只能证明原告完成交接，无法证明其是否存在违纪行为，且与本案无关。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当时被告让原告填写的辞职原因为自愿辞职，原告不同意，才填写了公司经营困难裁员；对证据2、3无异议。
经审理查明，原告系协保人员，于2016年2月19日入职被告处，担任监控安保员，双方签订了期限自2016年2月19日至2019年2月18日的劳务协议，协议约定试用期原告基本工资为月3,150元，2016年5月19日起原告基本工资调整为月3,500元。原告于3月14日办理交接手续后未再至被告处工作。
原告于2017年3月14日填写《辞职申请表》，在“预计辞职日期”一栏填写了2017年4月5日，在“辞职原因”一栏写明：“公司经营困难，裁员。”申请日期为2017年4月5日。
原告《员工离职手续检查表》上本人声明一栏注明：“本人已办理完毕以上所有的离职手续……现已将所有公司资料、物品交接完毕……特此声明。”原告在本人签名处签字确认，日期为2017年3月14日。
2017年5月2日，原告向上海市静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8,957.67元；2016年年休假折算工资321.50元；2017年2月1日至3月14日休息日加班工资1,488.50元，案号为：静劳人仲(2017)办字第1002号。该仲裁委于2017年6月26日裁决被告支付原告：2016年年休假折算工资321.50元、2017年2月1日至3月14日休息日加班工资1,488.50元，对原告的其余请求事项不予支持。原告不服该裁决诉至本院，要求被告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8,957.67元、2016年2月19日至2017年3月14日期间5天未休年休假工资1,609.20元、2017年2月1日至3月14日期间休息日加班工资1,931元，本院于2017年6月27日立案受理，案号为：(2017)沪0106民初25149号。2017年8月16日，原告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裁定该案按撤诉处理。
2017年7月11日，原告再次向上海市静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原告：未提前30天通知解除劳动合同额外1个月工资3,760元。该仲裁委于2017年7月13日以原告基于相同事实申请仲裁，不再作重复处理为由决定不予受理。原告不服该决定，遂诉至本院。
审理中，关于原告离职的原因。原告称因其工作岗位需要精简人员，故被告辞退原告；被告则称双方系协商解除劳务关系。关于原告离职的经过。原告称2017年3月9日被告人事部主管史发英口头通知辞退原告，要求原告工作至3月31日。3月14日，被告微信通知原告去公司办理交接手续，期间原告要求结算年休假及加班工资，被告表示原告的年休假和加班工资折算后的金额可发至2017年4月5日，要求原告填写《辞职申请表》和《员工离职手续检查表》，若不填表、不交接，一切后果自负。原告先填写《辞职申请表》，当时曾要求换成《辞退表》，但被告称系统一格式，并要求原告在落款日期处填写2017年4月5日，否则不予发放年休假和加班折算工资。之后，原告又被迫填写《员工离职手续检查表》，并在落款日期处填写2017年3月14日。原告当日办理完交接手续后未再至被告处上班。被告则先称于2017年3月9日口头辞退原告，3月14日要求原告办理交接手续，于4月5日单方解除双方劳务关系，期间被告未胁迫过原告，后又改称双方系于4月5日书面协商解除关系。
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被告是否应当支付原告代通金。首先，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被告虽辩称与原告签订的是《劳务协议》，双方为劳务关系，但对原告系其他单位协保人员无异议，根据相关司法解释，企业协保人员因与新的用人单位发生用工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动关系处理，故原被告之间应为劳动关系，而非劳务关系。其次，被告口头辞退原告的行为是否属于法律规定需支付代通金的情形。因被告对原告离职时间的表述前后不一，本院结合双方各自陈述和提供的证据，以及生效的静劳人仲(2017)办字第1002号裁决书中查明的2017年3月9日被告口头辞退原告的事实，认定被告系单方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原告现要求被告支付代通金，但被告的行为不属于法律规定需支付代通金的情形，故对原告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原告熊文龙要求被告馨月汇母婴专护服务(上海)有限公司支付未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辞退的代通金3,76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熊文龙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胡立群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潘寅颖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
第八条企业停薪留职人员、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内退人员、下岗待岗人员以及企业经营性停产放长假人员，因与新的用人单位发生用工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动关系处理。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二）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