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京02民终12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1，男，1961年2月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刘长江，男，1959年5月15日出生，天津市和平区148专线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张伟，男，1982年10月7日出生，天津市和平区148专线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2，男，1958年6月2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刘祎楠，男，1980年6月12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3，男，1951年5月4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4，女，1955年8月26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5，女，1964年7月7日出生。
上诉人袁×1因与被上诉人袁×2、袁×3、袁×4、袁×5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5）丰民初字第14764号驳回起诉的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25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袁×1在一审中起诉称：袁东波与李玉明系夫妻关系，育有袁×3、袁×4、袁×2、袁×1、袁×5五个子女。1990年3月8日，袁东波去世。1997年2月16日，李玉明去世。二人生前留有位于丰台区看丹路4号院3号楼2单元17号房屋（以下简称17号房屋）一套。2014年，袁×1突然知道袁×2等在未告知袁×1的情况下将17号房屋作为父母遗产进行了分割。综上，要求依法继承17号房屋，诉讼费用由袁×2等负担。
袁×2在一审中答辩称：不同意袁×1诉讼请求，袁×1已被他人收养。
袁×3、袁×5、袁×4在一审中答辩称：同意袁×1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袁东波与李玉明系夫妻关系，育有袁×3、袁×4、袁×2、袁×1、袁×5五个子女。1964年，袁×1被袁宗善、潘淑贤收养。1983年，袁宗善去世。1986年，经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判决【（86）津南法民判字第196号】，确认解除潘淑贤、袁×1的养母子关系。1990年3月8日，袁东波去世。1997年2月16日，李玉明去世。
2006年9月8日，北京市丰台区公证处出具公证书，“继承人：袁×3、袁×4、袁×2、袁×5，被继承人李玉明。查被继承人李玉明于1997年2月16日死亡。死亡后在丰台区看丹路4号院3号楼2门17号遗留房产一套。系其个人财产。死者生前无遗嘱。根据我国继承法的有关规定，死者的遗产应由其配偶、子女、父母共同继承。其父母均先于其死亡，其夫袁东波于1990年3月8日在北京市死亡，其子袁×3、女袁×4、袁×5均表示自愿放弃继承权，故被继承人李玉明遗留的上述房产由其子袁×2继承”。现17号房屋已转移登记至袁×2名下。
袁×1主张其作为袁东波、李玉明的生子女，在与养父母解除收养关系后，已经与袁东波、李玉明自动恢复了父母子女关系。17号房屋作为二人遗产，袁×1有权继承。袁×3、袁×4、袁×5对上述主张不持异议。袁×2主张依照收养法，成年子女在与养父母解除收养关系后，是否与生父母恢复关系应当协商确定。现袁×1与袁东波、李玉明既无书面的恢复关系证明，又未形成事实上的恢复。因此，袁×1无权继承袁东波、李玉明的遗产。袁×2对上述主张提交李玉增、屈连华的证言予以佐证。证言大意为袁×1被袁宗善收养后，对袁东波、李玉明未再尽赡养义务。袁×1称屈连华的证言实际为本案袁×2的代理人书写并提交录音证据予以佐证。袁×2对袁×1的主张不持异议，但袁×2主张屈连华不会写字才由案外人代笔，但上述证言系证人真×。袁×2对上述主张提交录像证据予以佐证。袁×1认可录像中的人确系屈连华。袁×1主张即使收养关系解除后不能自行恢复与生父母的关系，但以下情形均可以说明袁东波、李玉明、袁×1已经以实际行动表示恢复父母子女关系。1、与潘淑贤解除收养关系后，曾与李玉明共同居住近两年；2、李玉明曾经要求袁×1将户口迁回；3、1986年2月，袁东波曾经写信给袁×1，建议将天津房屋交还潘淑贤回北京生活；4、1995年，李玉明前往天津与袁×1共同生活一个月；5、李玉明提出要求袁×1妻子来京工作；6、袁×2曾与袁×1就17号房屋继承问题进行协商，并给付了30000元折价款，表明袁×2认可袁×1是合法继承人。袁×1对上述主张提交书信及郭泉发的证言、与袁×2的录音，袁×1邮寄给其子的明信片予以佐证。经核对，书信写于1986年2月。袁×2对上述证据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袁×2指出书信落款处袁东波自称伯父，可见并没有恢复收养关系的意思表示；袁×1确在解除收养关系后与李玉明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但原因是由于夫妻感情原因而非与袁东波、李玉明恢复父母子女关系。袁×5、袁×4认可袁×1在解除收养关系后与李玉明共同生活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夫妻感情问题。
一审法院另查：本案第一次开庭时，袁×3、袁×5、袁×4均表示答辩意见与袁×2意见一致，但第二次开庭时变更了答辩意见。经询问，袁×3、袁×5、袁×4均认为收养关系解除后，袁×1与袁东波、李玉明的关系应当自行恢复。袁×3、袁×4称袁×1逢年过节均看望袁东波、李玉明，李玉明生病时袁×1给予照顾，袁东波、李玉明去世时袁×1亦尽孝。
一审法院再查：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前往袁东波、李玉明生前居住的社区进行调查。邻居杨庆梅称：杨庆梅与李玉明总在一起玩牌，袁×1来过一回，袁东波已经去世了，住的时间并不长。之后袁×1并没有来过，一直都是袁×2夫妻照顾袁东波、李玉明。李玉明说袁×1已经过继走了。邻居张树琴称：张树琴与李玉明是邻居也是同事，所以她家的事情张树琴也比较清楚。袁×1来住过一个多月，不到两个月，是因为袁×1和配偶闹离婚，李玉明说袁×1过继走了，但没说过要回来的事情。袁×1没有照顾过袁东波、李玉明。袁东波、李玉明主要是由袁×2夫妇照顾。袁×1、袁×3、袁×4、袁×5对上述陈述不予认可。袁×2对上述陈述不持异议。
一审庭审中，袁×1、袁×3、袁×4、袁×5均称收养关系解除前袁东波、李玉明与袁×1也有往来。
一审法院裁定认定：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袁×1是否享有对李玉明、袁东波遗产的继承权。依据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判决书可以认定，袁×1自幼被袁宗善、潘淑贤收养。依照收养法的规定，养子女与生父母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但在袁宗善去世后，潘淑贤又与袁×1解除了收养关系。因此，本案难点在于袁×1收养关系解除后，养子女与生父母权利义务关系如何认定。虽然本案中解除收养的行为发生在1986年，但在处理本案过程中，应当适用现行法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以下简称《收养法》）的规定，收养关系解除后，养子女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自行恢复，但成年养子女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否恢复，可以协商确定。该条应当理解为，被收养人已经成年与生父母之间的关系不能自然恢复，双方须协商一致才可恢复，协商一致可以包括书面形式或者其他行为的方式。现双方当事人均认可袁东波、李玉明在袁×1与潘淑贤解除收养关系后未能就恢复关系达成书面协议，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因此，一审法院重点认定袁×1与袁东波、李玉明是否以行为的方式就恢复关系达成一致。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现袁×1应当对恢复关系一事负有举证责任。虽然袁×1当庭提出六点理由，但仅提交袁东波书信、郭泉发证言、袁×1邮寄的明信片三项证据予以佐证。一审法院结合现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后，对袁×1的主张不予采信，理由如下：首先，袁东波的书信书写于收养关系解除前，谈不上恢复收养关系，且该信落款处袁东波自称伯父而非父亲；其次，郭泉发作为证人并×到庭，证言无法核实，证明力明显不足；第三，袁×1邮寄的明信片仅能够作为证据链中的一环，如果仅有该证据并不能达到袁×1的证明目的；第四，虽然第二次庭审中，袁×3、袁×5、袁×4均认可袁东波、李玉明已与袁×1恢复关系，但三人均系本案当事人，其陈述的内容证明力较低；第五，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前往袁东波、李玉明生前居住小区调查，张树琴、杨庆梅作为老邻居所述内容，相比袁×1提交的证据证明力较高；第六，一审法院注意到，参考袁×1、袁×3、袁×5、袁×4的陈述，袁×1在与潘淑贤解除收养关系前，袁东波、李玉明即与袁×1保持来往，因此解除收养关系后，不能仅因为有一定的往来即认定系恢复关系的举动。第七，本案受理前，袁×2与袁×1基于亲情就17号房屋进行协商，并不影响本案中法院依据法律认定袁×1是否与袁东波、李玉明恢复关系。综上，一审法院依据民事诉讼证据优势原则，认定袁×1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袁东波、李玉明与袁×1以行为方式恢复了关系，袁×1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一方面，袁东波、李玉明与袁×1未就恢复关系达成书面一致意见；另一方面，一审法院依据现有证据亦难以认定袁东波、李玉明与袁×1以行为方式就恢复关系达成一致。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袁×1对袁东波、李玉明的遗产不享有继承权。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裁定：驳回袁×1的起诉。
袁×1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并发回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其上诉理由是：1、一审裁定所认定的案件事实错误，应予改判，袁×1在1986年6月与袁宗善、潘淑贤解除收养关系后不久，即与生父母恢复了密切关系，并以实际行为与生父母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且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上述事实情况，一审法院认定证据和事实存在明显偏袒和倾斜违法行为，从而剥夺了袁×1应有的法定继承权。2、一审裁定否定袁×1与各被上诉人就涉诉房产继承问题曾进行协商的事实存在情况，在各被上诉人对此事实都认可的情况下，仍裁定该事实的存在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应予纠正。3、一审裁定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从而导致错误裁判。一审法院在案件事实调查取证、举证、质证及双方提供证据取舍认定方面，均存在着重大违法行为。一审裁定确认袁×1没有继承权唯一的证据就是与杨庆梅、张树琴的调查笔录，但该调查笔录没有证人的身份证，没有证人的签字，时间地点不清，内容几乎一致，且只有一名法官，没有做到全面客观公正。一审法院还剥夺袁×1代理人宋淑云的代理权，裁定书中未列明该代理人。一审裁定有诸多错写漏判之处，未写诉讼费，写错证人名×等等。4、一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改判。袁×1与养父母解除收养关系为1986年6月，而《收养法》于1992年4月1日起实施，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收养法》不能调整1986年的收养关系。一审裁定依照该法确定是否恢复关系，显然强人所难。综上，一审裁定没有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案件审查，核实事实和证据，请二审法院依法纠正。
袁×2针对袁×1的上诉答辩称：同意一审裁定结果，不同意袁×1的诉讼请求。
袁×3、袁×4、袁×5针对袁×1的上诉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
在二审中，袁×1向本院提交了其在一审判决作出后找李玉增、屈连华出具的书面证词以及与其谈话的视频，以及其与杨庆梅谈话的视频，以证明李玉增、屈连华、杨庆梅在一审中所做证言不实，其与袁东波、李玉明恢复了父母子女关系。
袁×2亦向本院提交了其在袁×1找李玉增、屈连华谈话之后再次找李玉增、屈连华谈话的视频，以否认李玉增、屈连华为袁×1出具的证言。
本院认为：《收养法》自1992年4月1日起施行，袁×1与养母解除收养关系发生在《收养法》施行之前，但依据当时的法律，没有关于养子女与养父母解除收养关系后如何确定与生父母间权利义务关系的规定，故一审法院适用1992年施行的《收养法》处理本案并无不当。《收养法》第二十九条规定，收养关系解除后，养子女与养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即行消除，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自行恢复，但成年养子女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否恢复，可以协商确定。在本案中，袁东波、李玉明与袁×1未就恢复父母子女关系书面达成一致，更因袁×1系过继给叔父收养，其与养母解除收养关系之前，袁东波、李玉明为其伯父、伯母，双方互有往来即属正常，故在袁×1与养母解除收养关系后，如何认定袁东波、李玉明与袁×1以行为方式就恢复父母子女关系达成一致确属困难，认定标准也因此更加严格。在一审中袁×1主张其与袁东波、李玉明以实际行动表示恢复父母子女关系，但仅提交了书信等证据，一审法院根据优势证据证明标准，综合认定袁东波、李玉明与袁×1未以行为方式就恢复父母子女关系达成一致，进而认定袁×1对袁东波、李玉明的财产不享有继承权，裁定驳回袁×1的起诉，并无不当。对于袁×1在二审中提交的李玉增、屈连华证人证言，因李玉增、屈连华多次与双方当事人谈话录像，内容矛盾，且证人并×到庭，其证言不予采信。袁×1提交的与杨庆梅谈话的视频，因其单方与杨庆梅谈话，相比一审法官与杨庆梅的调查笔录证明力更弱，无法推翻一审调查笔录的记载，因此该证据亦不予采信。袁×1上诉还提出一审裁定认定其曾与袁×2等人就继承问题进行协商的事实与本案无关是错误的，对此本院认为，由于继承权是依法确定的，继承人之间或者继承人与非继承人之间就遗产问题进行协商并不能改变继承权，且袁×1与袁×2等人就继承问题进行协商亦与袁×1是否与生父母恢复父母子女关系的认定无关，因此是否协商并不影响本案的事实认定，袁×1该上诉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袁×1上诉提出一审裁定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因一审法院与杨庆梅、张树琴的调查笔录并非证人证言，且一审裁定并非仅凭该笔录作出认定，其他程序如有瑕疵亦不影响裁定结果，故袁×1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采信。
综上，因袁×1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与生父母就恢复父母子女关系达成一致，故其要求继承生父母遗产的主张缺乏法律与事实依据，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李汉一
审 判 员 李 琴
代理审判员 卫 华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孙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