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民终48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杭州俞同春药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章云樵。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金建中，金明宇，浙江沁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苏州九珍堂健康药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章绍宁。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鲁俊伟，浙江九重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杭州俞同春药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俞同春公司）为与被上诉人苏州九珍堂健康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珍堂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5）杭上商初字第23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7月25日，九珍堂公司和俞同春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由俞同春公司设立九珍堂保健品部用于杭州大厦专柜销售“九珍堂”品牌服务。未经俞同春公司同意，九珍堂公司不得以九珍堂保健品部的名义对除杭州大厦以外开展购销经营活动。九珍堂保健品部的行为由九珍堂公司承担一切法律、经济责任。协议还约定，将俞同春公司在杭州大厦设立的专柜由“俞同春”品牌变更为“九珍堂”品牌；专柜转让费用为15万元；杭州大厦每月扣除扣点以后相应的应收货款，由九珍堂公司先开增值税发票给俞同春公司，俞同春公司再开增值税发票给杭州大厦，回款直接打入九珍堂保健品部设立的帐号。九珍堂公司按照开票额1%给予俞同春公司税额补贴；2014年8月1日至12月31日销售基数100万元，如不能完成，将在九珍堂公司货款中扣除或由九珍堂公司向杭州大厦缴纳未完成销售基数扣点的款项；2015年如杭州大厦不允许挂“九珍堂”品牌或九珍堂的品牌不能在杭州大厦销售，由俞同春公司无条件退回九珍堂公司转让费15万元。合同签订后，九珍堂公司向俞同春公司支付了转让款10万元。九珍堂公司于2014年8月进场销售。2015年1月9日，杭州大厦零售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大厦公司）采购部向俞同春公司出具函件，内容为：由于我公司品牌和场地调整，并经我公司事业部商讨研究后，贵公司撤柜时间在2015年1月14日夜间，请贵公司予以配合。俞同春公司将上述函件送达给九珍堂公司。2015年1月13日俞同春公司出具函件给九珍堂公司，内容为：现接到杭州大厦的函，因其内部场地调整，需要在2015年1月14日夜间撤柜，特此通知。九珍堂公司于2015年1月14日撤柜。
另查明：俞同春公司和杭州大厦公司曾签订厂商合同书，内容为将杭州大厦购物城C座-1F楼的部分场地提供给俞同春公司用于销售“俞同春”品牌的参茸保健，合同期限自2013年10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合同约定俞同春公司同意杭州大厦按每月保底销售额20万元的22%提成；俞同春公司连续3个月未能按期完成销售指标、全年销售业绩未达到70%、不能按合同约定承付杭州大厦收益、列入其他购物城末位淘汰范围，杭州大厦有权单方终止合同，解除俞同春公司设柜权利。
再查明：俞同春公司为九珍堂公司在2014年8月至2015年1月14日的销售向杭州大厦开具了金额为582221.28元的发票。杭州大厦出具的加盖俞同春公司公章的结算单中载明自2014年9月至12月，每月保底销售金额为15万元。九珍堂公司在2014年8月至2014年12月底的销售额为785977元。俞同春公司2014年1月至7月的销售额为33357.19元。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九珍堂公司和俞同春公司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实质为俞同春公司将其在杭州大厦开设的柜台经营权转让及相关设施转租给九珍堂公司。该意思表示真实。杭州大厦公司作为杭州大厦的管理机构，在涉案柜台变更销售品牌和产品时理应知道柜台已经发生转让，应视为对该转让行为的认可。故该协议符合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协议履行。双方确认若因非九珍堂公司原因导致撤柜俞同春公司需返还15万元转让款，故应由俞同春公司承担举证责任证明撤柜系因九珍堂公司的违约行为而起。俞同春公司认为，杭州大厦要求撤柜的原因在于九珍堂公司未完成销售任务。为此，俞同春公司提供了杭州大厦于2015年1月11日出具的函件。法院认为：1月9日和1月13日的函件可以相互印证。而1月11日函件虽记载撤柜原因是九珍堂公司的销售情况和末位淘汰，但根据俞同春公司在质证意见中的陈述，该函件是杭州大厦在2015年1月11日发给俞同春公司，而俞同春公司出具给九珍堂公司的撤柜函系于2015年1月13日制作，但俞同春公司在该份函件中依然陈述是因品牌和场地调整要求撤柜。按照常理，若撤柜原因确实由九珍堂公司引起，为免于自己的违约责任，俞同春公司在给九珍堂公司的函件中应具体写清楚理由。庭审中俞同春公司还陈述，该2015年1月11日的函件可能是在撤柜之后出具的，如果确实是在撤柜之后出具的，九珍堂公司被撤柜的原因并非因为1月11日函件中的原因，该理由无法作为撤柜的依据。俞同春公司在2015年6月针对九珍堂公司要求其返还转让款的回函中称：俞同春公司已经将品牌和场地调整函复印给九珍堂公司，但九珍堂公司只确认收到2015年1月9日的函件，俞同春公司也没有其它证据证明已经送达了1月11日的函件，故俞同春公司所称的在2015年6月的回函中的品牌和场地调整函即是1月11日函件的陈述法院难以采纳。另外，根据双方确认的专柜结算表可知，杭州大厦对涉案柜台的保底销售额确实进行了调整，九珍堂公司的销量仅比保底销售减少1万多元，并不象函件中所称的非常不理想。更何况，俞同春公司在1月至7月的销售额仅为33357.19元，而该函件仅指出2014年8月1日至12月31日的销量也存在不合理之处。故法院对杭州大厦于2015年1月11日函件中内容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确认。法院难以确认九珍堂公司从杭州大厦撤柜的原因系其所致。故俞同春公司应向九珍堂公司返还转让款。因九珍堂公司仅支付了10万元转让款，法院对九珍堂公司要求俞同春公司返还10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俞同春公司反诉请求要求九珍堂公司支付5万元未支付的转让款，如前所述，俞同春公司应返还转让款，法院对俞同春公司该反诉请求予以驳回。俞同春公司还要求九珍堂公司支付未完成保底销售的扣点，因俞同春公司并没有为九珍堂公司向杭州大厦缴纳该笔费用，故法院对上述请求予以驳回。但九珍堂公司应按照合同约定向俞同春公司支付1%的税额补贴。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之规定，该院于2015年12月16日作出如下判决：一、俞同春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九珍堂公司转让款10万元。二、九珍堂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俞同春公司税额补贴5822.21元。三、驳回俞同春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230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依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退回九珍堂公司1150元。剩余本诉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俞同春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183元，由俞同春公司负担1116.3元，由九珍堂公司负担66.7元。
上诉人俞同春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现有证据不能确认九珍堂公司从杭州大厦撤柜的原因系自身违约所致，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原审法院指出“俞同春公司认为，杭州大厦要求撤柜的原因在于九珍堂药业未完成销售任务”，并以“庭审中俞同春公司还陈述，该2015年1月11日的函件系撤柜之后出具的，如果确实是在撤柜之后出具的，九珍堂药业被撤柜的原因并非因为1月11日函件中的原因，该理由无法作为撤柜的依据”为由，对俞同春公司提交的2015年1月11日的函件（俞同春公司原审证据4）的关联性不予确认，从而进一步认定俞同春公司无法证明九珍堂公司的违约行为系导致其从杭州大厦撤柜的真正原因。首先，俞同春公司在原审庭审时多次明确表述，杭州大厦要求九珍堂公司撤柜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完成保底销售额，其二是对未完成的销售额部分没有按合同约定支付应付扣点，损害了杭州大厦的利益，以上两点违约行为，导致杭州大厦最终决定要求撤柜。以上事实有俞同春公司原审中提交的2015年1月11日的函件、发票以及厂商合同书等证据能够证明，其中函件能证明杭州大厦阐明的撤柜原因，厂商合同书证明俞同春公司与杭州大厦之间约定的保底销售额为每月20万元，发票能证明九珍堂公司5个月的实际销售额为78.5977万元，远未达到约定的保底销售额100万元。原审法院仅论证了九珍堂公司销售额的问题，却对其违约不支付扣点的行为视而不见，并进一步作出无法证明九珍堂公司过错导致撤柜的认定，明显有误。针对2015年1月11日的函件，俞同春公司确实在原审中表示过可能是在撤柜以后出具的，但是俞同春公司同时也清楚地阐明了原因，系因为俞同春公司收到杭州大厦1月9日的函件后，于1月13日转发函件给九珍堂公司，要求其撤柜，随后，俞同春公司发现杭州大厦1月9日的函件对于撤柜原因表示不清，且落款时间也有错误，于是便要求杭州大厦补发一份函件并改正错误。由于是事后补的函件，落款时间便调整到之前的2015年1月11日，而没有写补发函件当天的时间，但该函件上的公章是真实有效的，与九珍堂公司提交的杭州大厦2015年1月9日的函件上加盖的公章完全一致，且内容也系杭州大厦的真实意思表示，即使是事后所补，也可以作为2015年1月9日函件的补充与更正，而原审法院却直接以事后出具为由否认了该函件与本案事实的关联性。这一做法，俞同春公司难以接受。最后，原审法院仅以九珍堂公司提交的专柜结算表（九珍堂公司原审证据5），便认定杭州大厦对涉案专柜的保底销售额进行了调整，从20万元调整为了15万元，这一认定与事实不符。从俞同春公司与杭州大厦签订的厂商合同书（俞同春公司原审证据3）及俞同春公司与九珍堂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中的内容可知，涉案专柜的保底销售额系每月20万元，杭州大厦从来没有做出过任何要调整保底销售额的明确意思表示，在结算表中按照15万元结算，只是为了不影响九珍堂公司的经营，暂以15万元扣点，之后年底仍然要按照20万元的保底销售额支付剩余的扣点，而杭州大厦也一直在向俞同春公司索要上述未达到20万元销售额部分金额的扣点。就拿俞同春公司自身经营的1至7月份来说，俞同春公司也并非是当月直接按照保底销售额扣点，而是几个月后一次性补足的，所以仅仅以结算表，没有书面补充协议，根本不足以对抗九珍堂公司与杭州大厦公司签订的协议，也不能证明杭州大厦就涉案专柜的保底销售额作出了调整。二、原审法院认定九珍堂公司无需向俞同春公司支付未完成保底销售部分的扣点，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针对俞同春公司要求九珍堂公司支付未支付扣点款的反诉请求，原审法院以因俞同春公司并没有为九珍堂公司向杭州大厦缴纳该笔费用为由予以驳回，该处理有误。首先，九珍堂公司没有与杭州大厦直接签订过任何合同，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俞同春公司与杭州大厦签订了《厂商合同书》，系直接的合同关系；其次，从俞同春公司提交的发票以及九珍堂公司提交的专柜结算表可知，九珍堂公司一直是通过俞同春公司与杭州大厦结算的，而不是直接与杭州大厦结算，原因也就在于其与杭州大厦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根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合同具有相对性，俞同春公司与杭州大厦是合同相对人，能够向杭州大厦主张合同权利、履行合同义务，而九珍堂公司作为俞同春公司的合同相对人，则只能向俞同春公司主张权利并履行义务，因此，俞同春公司与九珍堂公司在双方协议书中约定由九珍堂公司承担的应向杭州大厦支付的扣点款，九珍堂公司也只能向俞同春公司履行，再由俞同春公司向杭州大厦履行。另外，双方的合同中也没有约定俞同春公司有替九珍堂公司向杭州大厦垫付扣点款的义务，因此当九珍堂公司违约不向俞同春公司支付扣点款时，俞同春公司也只能向杭州大厦违约，并最终导致杭州大厦要求俞同春公司撤柜。由此可见，俞同春公司在反诉中要求九珍堂公司支付未完成保底销售额部分的扣点款，是在要求九珍堂公司履行合同义务，而不是在行使垫付后的追偿权，原审法院以俞同春公司未替九珍堂公司先垫付为由驳回俞同春公司的诉请，属于明显的适用法律错误。三、原审法院判决时完全未考虑俞同春公司的损失，显失公平。原审法院认定九珍堂公司和俞同春公司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实质为俞同春公司将其在杭州大厦开设的柜台经营权转让及相关设施转租给九珍堂公司，俞同春公司与九珍堂公司在协议书中也明确表明转让费15万中包含了5万元的装修费用。而九珍堂公司在接收涉案专柜并重新装修时，自行处理了俞同春公司留在专柜中的所有物品，包括空调、柜台等，现在要求俞同春公司全额返还转让费用，也就是上述损失也要俞同春公司全部自己买单。即使原审法院认定撤柜并非九珍堂公司原因导致，俞同春公司在撤柜这一事实中也没有任何过错，对于俞同春公司的物品，应当要求九珍堂公司返还或折价弥补损失，而原审法院的处理却完全没有考虑俞同春公司承受的损失，有违公平原则。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且显失公平，损害了俞同春公司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本诉部分，依法改判驳回九珍堂公司的本诉诉讼请求，同时撤销原审判决反诉部分，改判九珍堂公司向俞同春公司支付5万元转让款及未完成保底销售的扣点款。
被上诉人九珍堂公司辩称：一、原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明确，俞同春公司提供的由杭州大厦出具的第二份函与第一份函存在矛盾，且俞同春公司在向九珍堂公司送达杭州大厦出具的第一份函时并未告知九珍堂公司存在未达到合同约定的保底销售额以及未支付相应扣点款的撤柜理由。且2015年6月俞同春公司向九珍堂公司的回函中，也未提到九珍堂公司存在上述导致撤柜的情况。另外，俞同春公司提交的由杭州大厦出具的第二份函中没有出具单位负责人的签字，制作人也未出庭作证，该证据应属无效。二、原审判决中载明九珍堂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保底销售额已经调整为80万元，而实际销售额接近80万元，证明俞同春公司在原审中提交的杭州大厦出具的第二份函内容与事实不符，同时也证明九珍堂公司无需再支付其他扣点款。根据合同约定，九珍堂公司所交扣点款应从应付货款中扣除。俞同春公司也认可其为九珍堂公司的合同相对方，其是杭州大厦的合同向对方，故九珍堂公司未支付完扣点款，俞同春公司完全可以向杭州大厦支付完扣点款后再向九珍堂公司请求支付。三、俞同春公司关于原审判决显失公平的主张，与合同约定不符。协议书中载明2015年杭州大厦不允许挂“九珍堂”品牌或者该品牌不能在杭州大厦销售，由甲方无条件退回乙方转让费15万元，那么2015年九珍堂公司因杭州大厦品牌及场地调整被要求撤柜，根据合同约定应由俞同春公司承担不利后果。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双方当事人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供任何证据。
本院经审理，除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俞同春公司与九珍堂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中还约定：由于九珍堂公司未能履行协议，俞同春公司与杭州大厦签订的合作协议（见附件）无法履行，九珍堂公司将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经济责任。
本院认为：俞同春公司与九珍堂公司之间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确认为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关于俞同春公司应否返还九珍堂公司已支付的转让费10万元问题。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中明确约定，2015年如杭州大厦不允许挂“九珍堂”品牌或九珍堂的品牌不能在杭州大厦销售的，由俞同春公司无条件退还九珍堂公司转让费。现俞同春公司主张不应退还九珍堂公司已付的10万元转让费的理由是，九珍堂公司销售未达保底数额且未支付未达保底数额的扣点款，存在严重违约，导致俞同春公司与杭州大厦公司之间的合作协议无法履行。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俞同春公司与杭州大厦公司签订的协议，合同期限是到2014年12月31日止，由此，2015年以后杭州大厦公司是否允许俞同春公司设立专柜经营，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并且，从杭州大厦公司2015年1月9日出具给俞同春公司的函件内容来看，其中所明确的撤柜原因是品牌和场地调整，并未涉及专柜销售未达保底数额要求以及欠付扣点款问题，而俞同春公司亦将该函件送达给了九珍堂公司，且其又于2015年1月13日向九珍堂公司出具函件，通知九珍堂公司撤柜，该函件里同样未提及九珍堂公司违约问题。故俞同春公司提供的落款时间为2015年1月11日的杭州大厦公司函件，并不能推翻杭州大厦公司2015年1月9日出具的函件内容。另外，二审中，俞同春公司认可保底销售额与撤柜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杭州大厦实行末位淘汰制，即使销售达到保底数额也可能会被淘汰撤柜。同时，2014年1月至7月是由俞同春公司自己在经营，其在经营期间销售总额仅为3.335719万元，其认可因销售状况不好才将经营权转让给九珍堂公司，而九珍堂公司在8月至12月的销售总额达到78.5977万元，销售业绩远超于俞同春公司。就未完成销售保底数额扣点款的支付，根据俞同春公司与九珍堂公司之间的协议约定，可以在九珍堂公司的货款中扣除或由九珍堂公司直接向杭州大厦公司支付，且即使是落款时间为2015年1月11日的杭州大厦公司函件，也未涉及扣点款未付问题。故俞同春公司关于因九珍堂公司销售未达到保底数额以及未支付相应扣点款导致杭州大厦要求撤柜的主张，既缺乏依据，也缺乏合理性，其应依约向九珍堂公司返还10万元转让款。据此，俞同春公司反诉要求九珍堂公司支付5万元未付转让款，应不予支持。关于俞同春公司反诉主张的未完成保底销售额产生的扣点款问题。俞同春公司并未向杭州大厦公司支付相关款项，另根据其二审陈述，杭州大厦公司能否要求俞同春公司支付扣点款，尚存在争议，故其本案中向九珍堂公司主张4.712422万元扣点款，应不予支持，但其可在实际向杭州大厦公司支付后再向九珍堂公司追偿。另外，关于装修费用损失问题，俞同春公司原审反诉中并未主张，故不属于二审审理范围。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杭州俞同春药材有限公司负担。就已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超出部分，上诉人杭州俞同春药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本院办理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施 迎 华
审 判 员 夏 明 贵
代理审判员 王杨沁如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丁 希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