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晋民终字第1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春生。
委托代理人：付暾，山西君合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庞志斌，山西君合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胜锁。
委托代理人：周宁。
委托代理人：张燕，山西晋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李春生与被告周胜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3日作出（2014）并民重字第0005号民事判决，李春生不服，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李春生及其委托代理人付暾、庞志斌，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周宁、张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春生诉称，2003年，原、被告以及高俊明、王武等人共同投资经营韦池煤矿、七坨梁、石嘴、榆树卯等四家煤矿，2006年煤矿关闭，但煤矿关闭后，被告没有将原告等人在煤矿上的投资款返还原告等人，而是将所有的投资款又投在了忻州，与忻州开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忻州开来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为此，被告欠原告的投资款未还，经核对，被告共欠原告投资款1000万元。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为原告出具欠条写明“今欠到李春生股份款壹仟万元整，周六六2007年4月15日”。被告投资在忻州开来公司后获利6000万元，但被告至今仍未返还原告欠款，原告曾于2009年4月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责令被告返还欠款本息，因未能通知到被告而撤诉，现原告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责令被告返还原告欠款本息1310万元。对投资开来公司的股权问题另行主张权利。
被告周胜锁辩称，1、本案欠1000万股份款不是真实的欠款，被告所写的欠条是虚构的欠条，当时是为了要债才写的。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欠款的事实。三次庭审，原告申请的证人都无法陈述清楚被告欠款的事实。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是虚假的。2、原告在二审和本次庭审所说的煤矿投资情况不一致。周胜锁写的“情况说明”是出于自保，害怕被追究刑事责任，同时也不愿李春生、郑建国被追究刑事责任，所做的陈述是可以理解的，另外，所打借条是很随意的。3、大额现金的借贷应当根据交易凭证等多因素来判断，本案借贷事实是不存在的，原告对于交易细节的描述是矛盾和模糊的，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借贷事实。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审查明，原告李春生和被告周胜锁系同村村民。2007年4月15日，被告周胜锁为原告李春生出具欠条一张，欠条上写明“今欠到李春生股份款壹仟万元整周六六2007年4月15日”。李春生提供了王封乡村委会小卧龙村委会证明，韦池煤矿是村委会与周胜锁、李春生、高俊明、刘杰合股合资开矿，该煤矿至今没有分红，帐册、资金全部由周胜锁占有和保管。但没有其他入股及合伙协议，只有刘杰和小卧龙村委会签订联合经营协议。周胜锁还给高俊明、王伍等人打有借条。对于欠款李春生陈述：1、2009年，李春生第一次起诉周胜锁时主张，2003年8月李春生将1000万元现金交给周胜锁用于入股投资韦池煤矿和榆树卯煤矿，李春生一直未参与经营。并提供四位证人高俊明、刘杰、刘军、赵进军的证言，证明2003年8月李春生将1000万元投资款交给周胜锁。因周胜锁未到庭，后李春生撤诉。2、第二次起诉时，李春生主张2003年与周胜锁、高俊明、王武等人共同投资经营韦池煤矿和榆树卯煤矿，李春生负责煤矿外面事务，李春生庭审陈述，我们开了五、六个煤矿，陆续投资500-600万元，爆炸就停了，当时算账就大概估了一下，这个1000万元包括收益分红。其中韦池煤矿实际投资了180万，七驼梁煤矿投了100万元，榆树卯煤矿投了130万元，石嘴煤矿投了100万元。3、李春生在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庭审中陈述，韦池煤矿投资了50万元，这个煤矿干了一段以后产生了利润，又拿利润买了其他煤矿，陆续投资、收益、再投资、再收益，不好算清账目。陆续投资了有300万元，煤矿关闭时未清算。4、李春生原审时陈述，与周胜锁、高俊明、刘杰，孟米儿、余军、王武等人是合伙开煤矿，从2003年8月份开始的，2006年终止合伙，合伙时没有协议。其中李春生在韦池煤矿实际投资了180万，七驼梁煤矿投了100万元，榆树卯煤矿投了130万元，石嘴煤矿投了100万元，一共投了510万元。当时付款的方式全部是现金，是陆续投资的，当时没有打条，因为关系都不错，互相信任。李春生为证明其有支付能力，提供证据证明他人欠其款项的借据，不论数额大小，均有借条。被告周胜锁陈述：该1000万元股份款欠条是当时为了向开来公司的赵时明讨债而打的（包括其他条子），不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只是因为李春生能要下钱，该欠条还涉嫌犯罪行为，这张欠条本身是不真实的。忻州公安机关在办理郑建国、李春生涉嫌敲诈勒索一案时（公安机关卷中没有周胜锁和李春生的讯问笔录），2009年10月，周胜锁通过他人转交给忻州公安机关一份“情况说明”，内容为：给李春生打欠条的原因，因李春生曾在我和我朋友合伙开的煤矿入股投资，后煤矿关了，股东之间有了矛盾，一直没算帐，李春生就一直向我要钱还他的投资款并支付利润，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让会计对账就给他打了1000万元的条子，因打条之前已给过他300万元左右，打条后又给过他100万元左右，现欠他大概500万元左右，具体数额要算账后才能知道。我从来没有指使李春生、郑建国向赵时明要钱，我和赵时明合作开来公司，项目是我和赵时明合作的，与其他人无关。关于欠李春生、郑建国的钱是我和他俩之间的事情，我已给他俩打了欠条，付李春生、郑建国的钱要对帐后由我来付，并不需要忻州开来公司付，我也没有要求赵时明给付。2009年10月，周胜锁还写有一份‘‘关于周胜锁和开来公司赵时明合作的有关情况说明”中写到，与赵时明发生纠纷后，我考虑后，又和我其他投资人商量后，就同意退出。……因我在开矿时欠李春生、郑建国，王伍、孙永宏等人的钱，大家也在找我要钱，我在忻州项目生气走后，赵时明一直躲得不见我，2007年10月，我和李春生、郑建国、王伍等人在山西大酒店找到赵时明。2009年12月，周胜锁在与忻州开来公司诉讼时也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供了情况说明，内容基本一致。周胜锁对“情况说明”解释理由是：对内容不予认可，认为写的情况不符合常理，只是当时怕受牵连，害怕被公安机关当成主谋，被追究刑事责任，是在自保状态下的一个陈述，同时也不愿李春生、郑建国被追究，所写“情况说明”不是真实的，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周胜锁的代理人在原初审时承认合伙有李春生、高俊明等人。现周胜锁本人不认可李春生等人是股东。
又查明，忻州开来公司（原告）与周胜锁（反诉原告）解除合作合同纠纷一案，忻州中院作出（2008）忻中民初宇第35号民事判决，双方均不服，向山西省高院提起上诉，山西省高院作出（2009）晋民终字第162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忻中民初字第35号民事判决；二、忻州开来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支付周胜锁投资款本金及利息8628万元；三、驳回双方的其他诉讼请求。2010年，忻州开来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1年5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1）民提字第82号民事判决书，维持山西省高院（2009）晋民终字第162号民事判决。山西省高院（2009）晋民终字第162号民事判决书中查明，忻州开来公司于2009年3月31日，向忻府区公安局报案称，从2008年4月开始，受到郑建国、李春生等人的敲诈勒索，郑建国以借款方式，在此期间，分九次从忻州开来公司借款325万元，李春生在2008年4月22日借款40万元，于2009年3月21日出具了一份收到忻州开来公司代周胜锁还股金800万元的收据。另提供了一份周胜锁给李春生写的欠1000万元的欠条。郑建国被公安机关以涉嫌敲诈勒索刑拘，李春生在逃。在公安机关笔录中，郑建国称，因周胜锁欠他的钱还不了，周胜锁带他去找赵时明要钱（忻州开来公司董事长）。周胜锁对该证据不认可，称自己从来没有让郑建国和李春生找赵时明要帐，也不欠那么多钱。该判决认为忻州开来公司一方面主张周胜锁带郑建国、李春生要钱，另一方面又向公安机关报案敲诈勒索，两项主张有明显的相互矛盾之嫌，因该项争议涉及案外人，且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尚未作出结论，应另案处理。或在周胜锁与郑建国、李春生核对清欠款数额后，在应付款中核减。
再查明，2009年3月，忻州开来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称，郑建国、李春生涉嫌敲诈勒索，忻府区检察院以郑建国、李春生涉嫌敲诈勒索，向忻府区法院提起公诉。忻府区法院作出（2012）忻刑初字第140号刑事判决书，判决郑建国敲诈勒索30万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五个月。刑事判决书中认为，郑建国目无法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自己掌握的忻州开来公司送礼名单相威胁，强行索要钱财，已构成敲诈勒索罪。公诉机关对于郑建国与李春生系共同犯罪的指控，同忻州开来公司与李春生协商解决的事实相矛盾，本案中始终没有周胜锁的询问笔录，对周胜锁与郑建国、李春生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不能确证，周胜锁是否将相关债务转由忻州开来公司承担也不明确。又没有李春生本人的供述，起诉书认定的310万元如何得出尚需相关证据进一步证实，该项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刑事判决书中也没有列李春生为被告。在该刑事判决书查明事实中表述，2005年，周胜锁与忻州开来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后产生纠纷。2007年10月份的一天，周胜锁得知赵时明在山西大酒店招待客户，便带郑建国、李春生等五、六个人在酒店大厅将赵时明拦住，周胜锁将郑建国等指给赵时明，称，你欠我钱不给，看有这么多人追着我要钱。郑建国等人不让赵时明走，赵时明无法脱身，便让财务人员携带帐簿来山西大酒店对帐。在对帐中，郑建国发现忻州开来公司向相关人员送礼的记载，经常打电话威胁赵时明，向赵索要钱财，否则向社会公开送礼名单，赵时明给了郑建国30万元。2008年3月15日，赵时明、郑建国，李春生签订了一份房地产投资合同，约定，项目总投资由忻州开来公司承担，郑建国、李春生每人出资1000万元，忻州开来公司给李、郑16％的股份。合同签订后，赵时明给郑建国出具收到1000万元的收据，给李春生出具同等金额的收据。双方约定，由郑建国、李春生将周胜锁对其的欠据交与赵时明，用债权抵作投资款，但忻州开来公司未实际取得该欠条。郑建国先后六次向赵时明索要200余万元。李春生后来退还忻州开来公司800万元。
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研究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过程中，要依法全面、客观地审核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对形式有瑕疵的“欠条”或者“收条”，要结合其他证据认定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对现金交付的借贷，可根据交付凭证、支付能力、交易习惯、借贷金额的大小、当事人间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的交易细节经过等因素综合判断。2007年4月15日，被告周胜锁给原告李春生出具“今欠到李春生股份款壹仟万元整”，李春生陈述是2003年-2006年合伙开煤矿时的出资及收益，周胜锁认为是为了向别人要债而出具的，不存在真实的欠款。在债务人有异议的情况下，如此大额的欠款仅凭欠条还不足以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还需向法院进一步举证证明欠条形成的事实和实际履行情况。关于周胜锁出具的“情况说明”是否为民事诉讼中的自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民事诉讼上自认，是一方当事人在诉讼中向法院承认对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不利于自己的案件主要事实。周胜锁出具的“情况说明”是因为郑建国，李春生因涉嫌敲诈勒索一案，向公安机关所写的说明，周胜锁在特定环境状况下所写的“情况说明”，这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自认的规定，只是一种诉讼外的自认，对此叫“情况说明”应作为一种证据材料予以审查，以决定是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而该诉讼外的自认并不能当然免除对方当事人对该自认所涉及事实的举证责任。原告李春生应对该1000万元股份款欠条形成原因及实际履行情况作进一步举证，也就是需举证欠条产生的基础法律关系。李春生第一次起诉时陈述将1000万元现金交周胜锁用于入股投资韦池煤矿和榆树卯煤矿，并提供四个证人证言证明李春生交给周胜锁1000万元，李春生一直未参与经营；第二次起诉时，李春生主张与周胜锁、高俊明、王武等人共同投资经营韦池煤矿和榆树卯煤矿等，李春生负责煤矿外面事务，陆续投资500-600万元，当时算账就大概估了一下，1000万元包括收益分红；李春生在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庭审中陈述，韦池煤矿投资了50万元，这个煤矿干了一段以后产生了利润，又拿利润买了其他煤矿，陆续投资、收益、再投资、再收益，不好算清账目。陆续投资了有300万元，煤矿关闭时未清算；李春生原审开庭陈述，与周胜锁、高俊明、刘杰，孟米儿、余军、王武等人是合伙开煤矿，2006年终止合伙，合伙时没有协议，一共投了510万元。当时付款的方式全部是现金，是陆续投资的，因为关系都不错，互相信任，当时没有打条。综合李春生的两次起诉书、证人证言及几次庭审陈述情况，李春生几次对出资金额说法不一致（有300万、510万、500-600万、1000万元），李春生提供的证人证言与李春生陈述也相互矛盾。李春生不能提供入股每个煤矿的协议、原始出资凭证、出资比例，也不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所占股份多少、股东构成、如何分红、经营盈亏，是否清算等情况。其他所谓股东也没有提供原始出资凭证，都是事后补打的借条，有的还没有借条。对如此大额的款项，原告李春生不能提供与周胜锁之间基础法律关系的充分证据，在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时，欠条仅具有推定性证据效力，现有证据无法确定李春生投资款的真实性及投资金额的多少，原告还应提交其他证据印证欠款事实的实际发生。同时，李春生为证明自己有能力支付，提供相关证据，所有借款，不论金额多少，均有借条，而本案如此大额的款项，没有任何原始凭证，不符合交易习惯，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即使李春生有股份，还存在盈亏的问题，不同煤矿的股东不同，盈亏也不同，对股份款可待双方算帐后再行处理。榆树卯煤矿、韦池煤矿、七坨梁、石嘴煤矿都是集体企业，王封乡村委会小卧龙村委会证明，韦池煤矿是村委与周胜锁、李春生、高俊明、刘杰合股合资开矿，该煤矿至今没有分红，帐册，资金全部由周胜锁占有和保管，但只有刘杰和小卧龙村委会签订联合经营协议没有与周胜锁的协议。如涉及村集体和其他股东利益，没有共同算帐，周胜锁给李春生所打欠条还可能损害集体和其他股东的利益，也不能仅凭欠条予以认定。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春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5400元，由原告李春生负担。
李春生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14）并民重字第0005号民事判决书；2、请求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的全部诉讼请求；3、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其事实与理由为：
（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本案并非借贷合同纠纷，而是基于真实投资关系产生的欠款纠纷。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所出具欠条是基于合法、真实、有效的投资关系产生，而并非民间借贷关系，这一事实有大量证据予以证明。同时，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在本案原审法院庭审中争议的焦点均是是否有投资关系，而非借贷关系。原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情况下，直接将本案定位为民间借贷纠纷实属认定事实错误。2、本案焦点在于是否存在投资关系也就是说投资行为是否客观存在，而非投资金额。本案中，原审法院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的依据主要在于认为“李春生几次对出资金额法法不一致”，但是，在已有欠条存在的情况下，本案主要应查明的为是否有投资关系，是否有投资行为，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纠纷历时已久，上诉人及证人对历史事实的回忆有一定误差也是正常的。但原审法院将审查的重点完全集中在出资金额上，而拒绝就投资关系及投资行为的真实性进行必要的查证，忽视了本案最重要的事实。而事实上本案在原审法院和一审法院均为同一法院，一审案件审理期间就已经审查清楚了投资关系，原审中完全否认了一审中已经审查清楚的案件事实，而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一审查明事实是错误的。
（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的证据不足。1、周胜锁的代理人在原初审时承认合伙有李春生、高俊明等人，同时，周胜锁代理人还说明了双方合作了哪些煤矿等细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规定，代理人作为当事人庭审的代表，其对事实部分的认可，应当视为当事人在庭审中的自认。上诉人的自认是在法院和刑事案件中的自认，也是在公权利机关的自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自认的规定，“该诉讼外的自认并不能当然免除对方当事人对该自认所涉及事实的举证责任”。原审法院依法应当将本案中的诉讼外自认作为一种证据存在，对该自认应当认真完整的进行审查，至少要对自认一方（被上诉人）否认自认行为的事实必须是要有证据的，原审法院没有审查，而事实上被上诉人根本没有证据推翻该自诉的基本事实。既然被上诉人应当承担反证责任，而不能反证的，自认一方也就是本案的被上诉人应承担诉讼外自认不利后果，这一看法为司法实践所公认。2、原审中上诉人提交了高俊明等人在类似纠纷中已经取得的生效判决，其中甚至有判决已经执行完毕，但在判决书中原审法院并未释明对这些判决书效力的认定问题，不仅会导致案件事实无法查明，更将产生基于同一事实产生纠纷，而裁判结果不一致的不良社会影响。
（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适用范围为民间借贷纠纷，而本案中为基于投资关系而产生的欠款纠纷，显然不能使用。退一步讲，即便适用该规定，也应该“依法全面、客观地审核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而原审法院在本案中明显将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生硬的割裂开来，分别以证明力不足予以否定，完全无视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已经形成了完善的证据链。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准予审判人员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进行判断，但是，前提是法律法规对相关证据的认定没有明确的规定，或证据不够充分，而本案上诉人所提交各类证据均为法律明文规定的证据形式，且证据充分有效，同时审判人员应当在判决文书中公开判断的理由，而原审判决书中被上诉人一审代理人陈述、相关同类案件生效判决等证据并没有陈诉不予采信这些证据的理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六条要求审判人员从证据之间的联系进行综合审查判断，而原审法院则恰恰无视了上诉人各个证据之间紧密的联系和已经形成的证据链。综上，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且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决，并依法改判。
周胜锁答辩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事实理由为：
（一）本案1000万欠条来源的真实情况。2007年，李春生等几人找到周胜锁，称其能帮助周胜锁向开来公司的赵时明清欠欠款，但要写一张欠条，方便以债权转让的名义去要款，这样周胜锁就写下本案所见的1000万欠条。后李春生拿此条子，向赵时明催款，当中采取了一些不法手段，不但要胁赵时明达成给开来公司16%股份的协议，还以欠条借条形式从开来公司要走数百万元。此事导致赵时明向忻州公安局报案，至今为止，同案的郑建国被判刑，李春生涉嫌敲诈勒索案仍在忻州市公安局进行侦查，未能结案。这也说明这张1000万元欠条的作用就是为了催债而用，而不是真实欠款。
（二）李春生与周胜锁没有合作投资，因此就不存在欠投资款的情况。本案已经过一审、二审，李春生始终对与周胜锁合作的事实描述模糊矛盾。如果李春生与周胜锁是真实的合作投资关系，那么一直无法准确阐述投资的地点，时间，投资金额，合作股份比例是多少？投资及分红是多少？有无亏损？合作人是哪些？对方分红多少？合作结束后的对账情况等等，这些有关于合作的基本情况，都无法描述清楚。
（三）对现金交付的借贷，尤其如本案所涉的大额借贷，应当根据交付凭证、支付能力、交易习惯、借贷金额的大小、当事人间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的交易细节经过等因素综合判断，本案这个借贷事实显然是不存在的。首先本案未能提供交付凭证，1000万元的大额借贷，如果没有交付凭证，是不符合交易习惯和常理的。甚至就同一事实的两次起诉来讲，提供的关于交付证据都是矛盾的，一次起诉说是借贷1000万元，一次起诉说是投资款对账而来。而投资款的交付凭证同样也是没有的。其次，有1000万元的支付能力是不让人信服的，在此借条之前的不能说明其有相应工作等收入承担如此巨额的借贷能力。再次，陈述的交易细节，交易过程等，始终模糊不清，自相矛盾。对合伙具体情况、投资金额、对账、盈利分红及亏损等情况的说明都是无法讲明的。事实上双方根本没有合作或投资关系。因此，在无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对于提供的单一欠条这样的证据，是不足以证明欠款事实的。
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1、关于本案基础法律关系的认定。李春生起诉周胜锁索要欠款本息的主要证据是一张欠条，因李春生陈述前后矛盾，且提供的其它证据也相互矛盾，从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认定李春生与周胜锁的煤矿存在投资入股关系。李春生于2009年起诉时，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是以“民间借贷纠纷”受理的，后李春生撤诉。李春生再次起诉时，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案由定为“合同纠纷”，但李春生提供的诉讼材料中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因为“借条”和“欠条”均为民间借贷证据的体现形式，从本案案情及现有证据分析，将本案案由定为“民间借贷纠纷”较妥。2、关于周胜锁所写“情况说明”的证明效力。2009年10月，忻州公安机关在办理郑建国、李春生涉嫌敲诈勒索一案时，周胜锁通过他人转交给忻州公安机关一份“情况说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民事诉讼上自认，是一方当事人在诉讼中向法院承认对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不利于自己的案件主要事实。周胜锁出具的“情况说明”是因为郑建国，李春生因涉嫌敲诈勒索一案，向公安机关所写的说明。周胜锁在特定环境状况下所作的“情况说明”，因该“情况说明”并非产生于本案诉讼中，且周胜锁作此“情况说明”时也非案件当事人，该“情况说明”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自认的规定，只是一种诉讼外的自认，原审法院于此认定无误。因该“情况说明”无法单独证明李春生的诉讼请求，且与李春生的其它证据结合形不成完整的证据链，对该“情况说明”的证明效力无法确定。此外，上诉人并无证据能够证明高俊明等人的纠纷与本案基于同一事实产生，因此相关诉讼与本案无利害关系。3、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故民间借贷合同系实践性合同，即借贷合同的生效应当以出借人给付借款为条件，出借人应当就其提供了借款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过程中，要依法全面、客观地审核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对形式有瑕疵的“欠条”或者“收条”，要结合其他证据认定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对现金交付的借贷，可根据交付凭证、支付能力、交易习惯、借贷金额的大小、当事人间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的交易细节经过等因素综合判断。本案所涉“欠条”为大额欠条，原审法院依据当时生效的司法解释，结合案情、证据和交易习惯进行综合审查认定，并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基本正确，由于李春生没有充足证据支持其上诉主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040元，由李春生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宋 霞
审 判 员 任君虹
代理审判员 王国平
二〇一五年九月一日
书 记 员 要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