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民二终字第87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中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振宁，该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邝永彬，广东金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杨志江。
委托代理人：陈启宣，广东君之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刘大权。
委托代理人：陈启宣，广东君之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罗小芬。
委托代理人：陈启宣，广东君之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杨露。
委托代理人：陈启宣，广东君之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中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齐明春。
委托代理人：邝永彬，广东金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姚森林。
委托代理人：邝永彬，广东金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陈国策。
上诉人中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下简称中达广州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志江、刘大权、罗小芬、杨露，原审被告中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中达公司）、姚森林、陈国策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3）穗天法民二初字第37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审被告中达公司是位于广州市沙太北路938号金湖花园第四期建筑工程的承包单位。2008年8月，中达广州公司为上述工地施工人员购买建筑工程施工人员团体人身意外伤害综合险，其中意外身故伤残每人10万元。杨小军于2009年7月10日在上述工地死亡。
2009年7月18日，杨小军家属，即为四被上诉人（甲方）与罗申全（乙方，中达广州公司木工班负责人）签订《杨小军意外死亡赔偿协议书》，该协议书经公司见证人徐炼和原审被告陈国策签名。协议约定：乙方代表中达广州分公司一次支付甲方丧葬补助金22682.50元，供养杨露抚恤金25136.50元、一次性死亡补助金181460元、安抚杨志江3万元、安抚刘大权15000元、安抚罗小芬15000元、其他费用4496元共计52万元，甲方不得再向乙方和中达广州公司主张任何赔偿费用。自协议签订当日办理火化手续，公司另付5000元火化费。付款时间中达公司先付补偿款3万元，火化后甲方离开广州前，中达广州公司在乙方和律师见证下再向甲方支付余下49万元，支付方式为转帐，甲方开具收款收据等条款。同日，上述当事人签订《杨小军意外死亡赔偿金收款收据》确定为妥善处理杨小军死亡善后事宜，姚森林（中达广州公司项目部负责人）和罗申全代表中达广州公司于2009年7月17日一次性向四被上诉人支付赔偿费495000元，加上7月13日支付的意外赔偿金3万元共计52万元，自此中达广州公司对赔偿款项已支付完毕。
2009年7月23日，四川省合江县公证处出具《公证书》二份，其中（2009）合证民字第173号确定四被上诉人继承死者杨小军在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保险公司）投保意外身故保险金10万元。（2009）合证民字第174号确定杨小军于2009年7月10日意外死亡，四被上诉人是其法定继承人，中达广州公司已将保险金10万元垫付给四被上诉人。四被上诉人因事务繁忙，不能亲自往保险公司领取保险金，现全权委托原审被告姚森林代四被上诉人领取上述保险金等。出具该委托公证时，原审被告姚森林并未到场，其后受托人由姚森林签名。上述垫付收据表明2009年7月18日在广州市花都区收款确定关于杨小军意外死亡的善后事宜，姚森林于2009年7月18日一次性向四被上诉人垫付了上述保险理赔金。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姚森林代其向保险公司办理、索取、领取全部保险理赔金10万元。同日，四被上诉人出具《授权委托书》，确定姚森林已将保险理赔金10万元垫付给四被上诉人，四被上诉人委托姚森林在办理保险理赔、保险金领取全部委托姚森林。
2009年8月6日，原审被告姚森林和中达广州公司共同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2009年9月10日，姚森林在上述保单理赔款收据，注明赔款9万元上签名，期后，保险公司将上述理赔款9万元汇入姚森林帐户。关于1万元保险理赔扣款，中达广州公司发函保险公司称迟延报案保险公司处罚1万元不妥，要求保险公司尽快支付。
2012年9月3日，四被上诉人委托律师向中达广州公司发出律师函要求该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2013年6月3日，赔偿协议见证人徐炼出具《证明》，确定上述事故发生后，陈国策希望同他一并处理此事，经与被上诉人谈判后，中达广州公司同意一次性赔偿52万元，不再追究中达公司任何人责任。赔偿协议签订并支付款项后，中达公司才发现曾为杨小军购买意外保险，保额为10万元，该款应属于四被上诉人。后中达公司为了减少损失，就让我们与四被上诉人协商，但四被上诉人坚持要10万元。经多次协商，被上诉人先答应出具委托书委托姚森林，等保险公司赔款后，由被上诉人和中达公司各取一半，但必须由我们担保款项的支付。后中达公司取款后认为当时赔偿额非常高，不同意向被上诉人支付，还让我们向被上诉人表示未领取保险理赔。2011年8月6日，被上诉人再次到广州找到我们让我们帮其索取保险理赔款，因中达广州公司不同意支付，陈国策只好应被上诉人在原委托书上写明未付保险理赔金的证明，徐炼也在上面签名。上述证明所提及的《委托书》即2009年7月20日由四被上诉人和姚森林签名的文书样本（没有上述人员签名）由原审被告陈国策于2009年7月30日在此委托书上书写办理该委托书时，从未领取中达广州公司保险理赔款，该委托书是应中达广州公司要求才出具的。其担保承诺中达广州公司从保险公司领取理赔款后一定向四被上诉人支付5万元，并愿意承担担保责任。2011年8月6日，陈国策再次在该委托书上签具证明截止2011年8月6日，中达广州公司未完全从保险公司领取保险金，也未向四被上诉人支付过任何保险理赔金。中达广州公司仍向保险公司争取剩余保险金。并由徐炼签名确定上述事实符合当时情况。
庭审后，原审被告姚森林到庭接受质询，其称垫付收据、委托书上所指的10万元并非其亲自向四被上诉人交付的。而由其公司财务（现已离开公司）以现金方式向被上诉人支付。另其并未曾到四川合江县见证四被上诉人出具委托书。其收取保险公司理赔款9万元后在2009年下半年将该款转给中达广州公司负责人。
被上诉人杨志江、刘大权、罗小芬、杨露原审诉讼请求：1、中达广州公司、中达公司、姚森林、陈国策共同返还被上诉人垫付的保险理赔金10万元及逾期支付理赔金利息2万元即2009年8月7日起计算至付清款项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
上诉人中达广州公司反诉请求：四被上诉人共同返还垫付的保险理赔金10万元及利息（自2009年7月18日起计至付清款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
原审法院认为：原审被告姚森林作为上诉人中达广州公司项目部负责人，接受四被上诉人的委托代为办理中达广州公司所购买杨小军（死者）团体人身意外伤害综合保险的理赔事宜，并以中达广州公司的名义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在取得相应的赔款后将款项交由中达广州公司，据此原审被告姚森林的行为代表中达广州公司，四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中达广州公司委托关系成立，原审被告姚森林作为保险理赔的实际操作人，其法律后果依法应由上诉人中达广州公司承担，在此被上诉人请求原审被告姚森林承担还款责任不当，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本案主要争议在于四被上诉人所签具的《杨小军意外死亡保险垫付收据》当中所指的姚森林于2009年7月18日一次性向四被上诉人垫付10万元现金是否实际垫付。首先，该收据表明10万元现金由姚森林一次性向四被上诉人交付，但姚森林到庭明确表示该款项由其公司财务向被上诉人交付，其未向被上诉人交付该款项，据此不能确定姚森林已向四被上诉人实际付款。其次，关于上述收据的落款时间为2009年7月18日，收款地为广州市花都区并同时由四被上诉人在《授权委托书》上签名确认，但同时二份公证书表明在2009年7月23日重新办理有关保险继承和授权姚森林代办保险理赔事项。而《杨小军意外死亡赔偿协议》的签订时间也是2009年7月18日，该协议所确定的理赔金额均以转帐方式支付，而保险理赔方面在该协议当中均未涉及。再，陈国策、徐炼作为上述赔偿协议书的见证人，足以反映该两人见证、参与了上述意外死亡赔偿协议的协调和沟通，其行为代表中达广州公司。该两人在上述委托书样本中确定签订委托书和垫付收据时中达广州公司并未付款，落款时间属于倒签。综上，基于姚森林否认由其亲自将现金10万元交付四被上诉人，中达广州公司的见证人明确表示在出具垫付收据时款项未予支付。上诉人中达广州公司支付理赔款以转帐方式支付，而垫付款项则以现金方式支付，且签约时间均为同一天，而不在同一协议当中确定，同一办理有违常理。更何况，在2009年7月18日四被上诉人均在广州，需办理保险理赔手续也应由四被上诉人直接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而非由中达广州公司在不能明确保险公司是否可以足额理赔的情况下先行垫付，再申请理赔，也与常理不符。据此原审法院采信四被上诉人在出具垫付收据和委托书时未实际收取中达广州公司垫付的10万元。况且，原审被告陈国策作为中达广州公司的见证人确定上述款项未付的事实及保证理赔款取得后的转付四被上诉人5万元，足以反映款项的未付。至于其承诺付给被上诉人5万元，四被上诉人并未书面同意，并不影响对方当事人足额返还。上诉人中达广州公司经申请保险理赔并由保险公司向其支付保险理赔款9万元，据此该款项的权利人应属于四被上诉人，上诉人中达广州公司未向被上诉人支付无据，依法应予支付并承担逾期付款的利息。上诉人中达广州公司作为原审被告中达公司的分支机构，其资产不足以清偿欠被上诉人款项的，依法应具法人资格的中达公司承担补充清偿责任。而原审被告陈国策作为上述款项返还的担保人，依法应对上述款项的支付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承责后，有权向中达广州公司和中达公司追偿。
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四被上诉人出具委托姚森林代领保险理赔款时间为2009年7月20日，原审被告中达公司于2009年8月6日申请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于2009年9月10日核准理赔并将款项9万元转付姚森林，据此，该款项应于合理期限内转付四被上诉人，以10日为宜，被上诉人主张自2009年8月7日起计收利息不当，应调整至2009年9月21日起计收。涉及诉讼时间，四被上诉人曾于2011年8月6日向担保人陈国策主张付款，但被告知保险理赔款尚未完全领取，陈国策当时代表中达广州公司参与协商，使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其可代表中达广州公司，据此被上诉人已在法律规定的两年诉讼期内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和诉讼，上诉人中达广州公司的抗辩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不予采纳。至于保险公司未赔付的1万元，因中达广州公司尚未取得，被上诉人主张中达广州公司支付不当，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至于上诉人中达广州公司反诉要求四被上诉人共同返还其垫付10万元及利息，不论从是否已实际垫付或未垫付，保险理赔金均属于四被上诉人所有，上诉人中达广州公司已经保险公司理赔得款9万元，其无权对此主张四被上诉人返还并计收利息。况且上述认定其未实际支付该10万元，故上诉人中达广州公司的反诉请求均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法应予驳回。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第四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中达广州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杨志江、刘大权、罗小芬、杨露支付其代领保险理赔款9万元及利息（按本金9万元计，自2009年9月21日起计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收）。二、中达广州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欠杨志江、刘大权、罗小芬、杨露上述债务的，不足部分由中达公司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三、陈国策对中达广州公司欠杨志江、刘大权、罗小芬、杨露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承责后，有权向中达广州公司、中达公司追偿。四、驳回杨志江、刘大权、罗小芬、杨露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中达广州公司的反诉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00元、反诉费1150元合计3850元，由杨志江、刘大权、罗小芬、杨露负担50元，中达广州公司、中达公司、陈国策负担3800元。
判后，上诉人中达广州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陈国策并不能代表中达公司。陈国策作为一名执业律师，其只是在杨小军死亡赔偿事件中作为中达公司的见证人，为中达公司制作相应的文书，并不是委托代理人也并非是代表人，而且仅仅是死亡赔偿金支付的见证人，并非保险赔偿金支付的见证人。原审法院混淆了见证人与代理人、代表人之间所作出的行为的法律后果，陈国策仅仅在《杨小军意外死亡赔偿协议书》公司律师（见证人）的一栏签名，而该份赔偿协议书的公司代表人是罗申全，罗申全才是中达公司的代表，其所以中达公司名义在授权范围内签署的文件才能代表中达公司，而陈国策的身份仅仅是公司律师（见证人），而且从其陈述，其也是临时帮忙的，其并不能代表中达公司签署任何的法律文件。至于另外一名叫徐炼的，是陈国策自己找来的人，并不是中达公司的员工也没有委托过徐炼任何事情。二、被上诉人在起诉之前从来没有向上诉人主张过任何的保险赔款。被上诉人在原审起诉状中陈述，他们在讲公证后的保险理赔委托书交给中达公司后，曾多次打电话给中达广州公司、中达公司、姚森林、陈国策，既然被上诉人能找到上诉人以及受托人姚森林，那么为何没有直接找上诉人以及领款人姚森林索要保险赔款而要去找不能代表上诉人的陈国策索要呢？直接找有固定经营场所的上诉人及姚森林不是更方便更有效率？能直接找上诉人及姚森林而不去找，反而找不能代表上诉人的陈国策出具证明？而事实上，在上诉人垫付保险赔偿款给被上诉人之后，被上诉人在起诉前一直都没有向上诉人索要过任何的保险赔款，陈国策也没有向中达公司提起过被上诉人有向其或向上诉人追讨过任何的保险赔偿款。三、上诉人不可能不知道是否为杨小军购买团体人身意外伤害综合险，该保险款由姚森林代表公司支付。上诉人是专门从事建筑施工承包的专业单位，已从事建筑行业多年，而农民工因为流动性大，没有办法为他们和一般企业的员工一样购买社会工伤保险，为了保障工地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使他们在工地工作时能享受工伤保险同等的待遇，早在2003年的《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就已经强制建筑企业购买，至2009年，广州地区已经推行了6年之久。上诉人在广州地区从事建筑行业多年，不可能不知道有无购买团体人身意外伤害综合险。而且，该险是上诉人直接向花都当地的保险公司购买，而本案的事故是发生在天河区的建设项目，因此，杨小军的死亡赔偿金由天河区建设项目部负责赔偿，而保险金由上诉人向花都当地的保险公司索赔，所以，杨小军的死亡赔偿款由天河区建设项目的负责赔偿并由罗申全作为代表，保险金垫付则由姚森林作为代表垫付。做过企业的都知道，公司的支出，都是直接向财务出纳人员领取，再由姚森林作为经办人签名确认，假如姚森林直接垫付赔偿款给被上诉人，那么手续上就要先由姚森林先领款，再由姚森林付给被上诉人，就要经过两次的手续，而由上诉人的财物人员直接支付给被上诉人再由姚森林作为经手人确认才是正确的合理的程序。但是很可惜，原审法院仅仅以姚森林没有直接向被上诉人垫付保险金就认为上诉人没有向被上诉人垫付，这一判断是违反实际的操作以及常识的。四、对杨小军死亡赔偿过程中，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双方都有律师，不可能不意识到相关的法律风险。在原审过程中，不管是被上诉人，还是陈国策，都多次陈述通过与被上诉人的代理律师周律师多次协商，据理力争，但是，既然是专业的律师，为何没有要求陈国策提供相应的授权文件？其主张在没有收到任何款项出具相应收据的时候没有要求公司确认呢？在其主张要求上诉人支付保险赔款时，为何没有直接向上诉人要求而向没有出具任何委托手续的见证人要求支付呢？故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三项；二、变更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反诉请求；三、诉讼费由四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杨志江、刘大权、罗小芬、杨露答辩称，同意原审判决。
原审被告中达公司、姚森林答辩称，同意中达广州公司的意见。
原审被告陈国策答辩称，上诉人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原审时上诉人称是姚森林把现金10万元给被上诉人，但姚森林出庭否认了。其实当时上诉人怕被上诉人到上诉人处闹，所以当时被上诉人根本不知道上诉人的所在地。
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上诉人中达广州公司为杨小军购买人身意外伤害综合险，杨小军在工地死亡，并已由中达广州公司从保险公司收取理赔款9万元的事实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情况，本院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是否已经收取中达广州公司垫付的保险理赔款10万元。中达广州公司认为被上诉人已经出具收据确认收到了中达广州公司垫付的理赔款10万元。而被上诉人认为出具该收据的目的是为了协助中达广州公司向保险公司索赔，出具收据时尚未实际收到10万元的垫付款。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根据陈国策在《委托书》上的备注及承诺，可以看出截止2011年8月6日，中达广州公司还未向被上诉人垫付理赔款。中达广州公司否认陈国策备注内容的法律效力，认为对中达广州公司及中达公司均无法律约束力。但陈国策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杨小军意外死亡赔偿协议书》上，是以公司律师身份进行签名确认；在《杨小军意外死亡赔偿金收据》上，陈国策是在“付款单位代表”下面一栏的“付款单位见证人”处签名确认，陈国策也自认是代表中达广州公司协调杨小军死亡赔偿的问题，上述事实反映出陈国策作为中达广州公司代理人的身份属实，其行为后果可归属于中达广州公司，即陈国策关于中达广州公司尚未支付理赔款的陈述本院予以确认。其次，中达广州公司主张其公司项目部负责人姚森林已经以现金方式支付理赔款，但姚森林并不清楚付款的时间、地点等情况。中达广州公司主张是由被上诉人直接从公司财务处领取理赔款10万元，但也未能提交公司内部做账的账务凭证予以证实。最后，根据保险理赔款的申报要求，投保人需向被保险人垫付理赔款后保险公司才愿意直接将该款支付给投保人。现被上诉人陈述，为了配合中达广州公司向保险公司索赔而出具虚假的已收取垫付款的收据，该解释符合常理。而且，在中达广州公司尚未确定是否能获得保险理赔款、及获得保险理赔款的具体数额均不确定的情况，中达广州公司先行全额垫付理赔款也有悖常理，与一商事主体在通常情况下应具备的理性不符。综上，根据优势证据规则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原审法院确认中达广州公司尚未向被上诉人支付理赔款10万元正确。现中达广州公司已经从保险公司领取9万元的理赔款，依法应向被上诉人转交，中达广州公司拒绝支付该款的主张缺乏理据支持，本院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中达广州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850元，由上诉人中达广州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国平平
代理审判员 江志文
代理审判员 徐 艳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王振华
何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