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当阳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鄂当阳民初字第02381号原告向伟，自由职业。委托代理人杨新彦（特别授权），湖北普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文伟（特别授权），湖北普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东，湖北东方广场商贸有限公司股东。被告赵艳，湖北东方广场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湖北东方广场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宜昌市福绥路45号。法定代表人赵艳，该公司董事长。三被告委托代理人赵飞（特别授权），湖北诚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向伟诉被告王东、赵艳、湖北东方广场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商贸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5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李华独任审理，于2015年6月30日和2015年12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向伟的委托代理人文伟，三被告委托代理人赵飞到庭参加诉讼。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向伟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的申请，本院作出（2015）鄂当阳执保字第00054号民事裁定书，冻结被告王东、赵艳和东方商贸公司的银行存款1050万元或查封及扣押其等值财产。诉讼中被告王东、赵艳、东方商贸公司申请鉴定，本院予以准许，该鉴定于2015年12月3日鉴定终结。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伟诉称，2013年12月9日，原告向伟与被告王东、赵艳及东方商贸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约定三被告向原告借款人民币本金1000万元，利率为每30天2.4%，借款期限从2013年12月9日至2014年12月9日。原告委托案外人分别向被告赵艳账户转款本金780万元。借款期满后，三被告迟迟未能偿还借款，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诉至法院：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王东、赵艳及东方商贸公司共同偿还原告借款人民币本金780万元（庭审中变更为7636706.08元），至2015年5月11日的利息1651351.11元（庭审中变更为1757954.02元），以上本息合计9451351.11元（庭审中变更为9394660.10元）及自2015年5月12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四倍予以计算），律师费50万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及财产保全费由被告承担。原告向伟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借款合同》一份、《借据》四份和银行转账流水单四份。证明：1、原告向伟与三被告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双方对借款时间和借款利率进行了约定；2、原告向伟通过刘荣棠账户向被告赵艳账户转款780万元的事实。证据二、刘荣棠出具的《转账说明》及刘荣棠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向伟委托刘荣棠通过建行账户向被告赵艳转账780万元的事实。证据三、委托代理合同一份、发票一份和银行进账单两份、流水单两份。证明：原告向伟为本案诉讼支付律师代理费50万元的事实。证据四、对私活期存款明细单一份。证明：被告赵艳出具的《情况说明》中的六笔转款是赵艳偿还刘荣棠另外一笔借款的的本息，与本案无关。证明五、刘荣棠出具的《说明》一份。证明：1、刘荣棠根据原告向伟的委托向被告赵艳账户转款780万元的事实，该780万元款项的实际出借人为向伟，借款人为三被告；2、刘荣棠根据向伟的委托共收到赵艳转款51万元，该51万元款项系偿还780万元借款的部分借款利息；3、除上述780万元转款及51万元收款外，其余刘荣棠建行账户及其他账户与赵艳等的资金往来均与该780万元借款发放和本息收取无任何关系。证据六、国家及湖北省关于律师收费管理的文件两份及湖北普济律师事务所律师服务收费标准一份。证明：本案原告向伟支付的50万元律师费符合相关收费标准。被告王东、赵艳和东方商贸公司共同答辩称：一、对原告向伟举证的《借款合同》及四份《借据》真实性有异议，要求对该《借款合同》及四份《借据》中王东签名、赵艳签名及东方商贸公司印章进行鉴定；二、本案的实际债权人为刘荣棠，其与被告经济往来是付款项780万元，收款项672.2万元，故付款项与收款项合并后其对答辩人的债权余额为107.8万元；三、本案的原告向伟与被告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向伟与答辩人的经济往来为0元。向伟是1980年出生，也不具备相应经济能力；四、本案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民法通则》第四条的诚实信用原则，同时也具有虚假诉讼特别是主体虚假的特征，损害了被告的利益。刘荣棠将其付款项780万元单方面转移给向伟，由向伟向被告索要780万元，对于刘荣棠收到被告672.2万元却只字不提，从而通过本案诉讼来使被告付出的672.2万元“打了水漂”。刘荣棠于起诉前一日出具《转账说明》来拆分其付款项和收款项，该《转账说明》不属实、与交易习惯严重不符，被告不认可该《转账说明》。被告认为向伟与刘荣棠是两个独立的主体，刘荣棠与被告之间的经济往来应据实核对，双方未约定利息则不应计利息；五、被告中仅有赵艳与刘荣棠存在经济往来，王东、东方商贸公司不应作为本案被告，更无责任，而赵艳也仅在债务余额107.8万元范围内承担责任；六、刘荣棠虽对被告有债权余额107.8万元，但刘荣棠不是本案原告，也无权在本案中获得其债权判项，应另案处理。被告王东、赵艳和东方商贸公司为支持其抗辩理由，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被告赵艳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转款凭证十七张。证明：被告赵艳不欠向伟款项，仅欠刘荣棠107.8万元的事实。证据二、《情况说明（补充一）》、十一张单据及170万元的转账凭证一份。证明：2013年12月9日，刘荣棠虽转款赵艳600万元，但被告赵艳2013年12月9日至2014年1月16日间付给刘荣棠的款项已经超过600万元。证据三、《通知》一份、中国移动通信客户详单一份。证明：被告赵艳在2015年11月17日下午3点47分曾致电当阳市人民法院司法鉴定科，并告知其选择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为鉴定机构的事实，但是后来鉴定科就一直没有通知被告缴费金额及账户，其司法鉴定程序不应当终结，当阳市人民法院终结鉴定程序不当。经庭审质证，被告王东、赵艳和东方商贸公司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中的《借款合同》和四份《借据》的真实性持有异议，并申请司法鉴定，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中的五份银行转账流水单不持异议。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二刘荣棠出具的《转账说明》持有异议，认为是刘荣棠的单方说法，不属实，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二中刘荣棠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不持异议。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三持有异议，认为：《委托代理合同》第一条未提到东方商贸公司；被告从未同意原告向伟支付50万元律师费，原、被告未对律师费予以约定；湖北普济律师事务所在收到50万元代理费后可能存在退回或者可能是另案收取的代理费；该50万元律师代理费与律师收费办法规定相冲突。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四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该600万元付款无借款合同，对借款期限、利率均无约定，因此该600万元付款不能认定为到期债务；原告不能证明赵艳所付款项是对该600万元的还款。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五刘荣棠出具的《说明》的真实性持有异议，认为刘荣棠本人未到庭，原告向伟从未通知被告去委托刘荣棠支付780万元，也未收到刘荣棠代为收取780万元借款本息的书面通知。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六，其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律师收费价格放开之前仍应执行原标准。原告向伟对被告王东、赵艳和东方商贸公司共同提交的证据一中被告赵艳出具的《情况说明》有异议，认为：《情况说明》中有6笔款项（以△标注），是被告赵艳与刘荣棠的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与原告所起诉借款无关；2013年12月9日，刘荣棠曾向被告赵艳另行转款600万元，该6笔款项就是偿还该600万元款项的。对三被告证据一中的十七张转款凭证真实性不持异议。对三被告提交的证据二，原告对关联性持有异议，认为该部分转款属于被告赵艳与刘荣棠之间的其他经济往来，与本案无关。对三被告提交的证据三真实性不持异议，但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原告向伟提交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应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被告提交的证据一、证据二中的转款凭证和证据三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信。赵艳提交的两份《情况说明》与原告提交的证据相矛盾，本院不予采信，具体理由在本院认为理由予以阐述。经审理查明，2013年12月9日，原告向伟与被告王东、赵艳和东方商贸公司及中介人宜昌宝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刘荣棠）签订《借款合同》，合同主要约定：借款用途为商业周转，借款额度为1000万元，最长借款期限从2013年12月9日至2014年12月9日，具体借款期限由借据确定，借款每30天的利率为2.4%，借款人另向中介机构每30天缴纳借款金额0.6%的综合服务管理费，借款不足30天的，利息和费用均按30天计，超过30天的，按天收取利息和费用。合同项下借款按月结息，初次结息日为每月的借款对应日，以后结息日为前次已缴息费的计息截止日后的第30天。因借款人违约致使债权人采取诉讼方式实现债权的，借款人应当承担债权人为此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中介人负责为借贷双方建立借贷关系，每月向借款人收取0.6%的综合费用，并承担产权评估费、登记费、公证费、保险费、中介服务费及日常管理费用。中介人受贷款人委托，代收借款本金、利息及罚金。若通过诉讼解决争议，由债权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在《借款合同》抬头部分列明借款人为“王东和赵艳”，并注明该两人的公民身份号码及联系电话。在《借款合同》尾部“借款人”，王东和赵艳分别签字并捺指印。同时，在《借款合同》尾部“借款人”处加盖有东方商贸公司公章，《借款合同》每联加盖有东方商贸公司公章作为骑缝章。2014年1月17日，向伟委托刘荣棠通过银行向赵艳转款人民币300万元整，同日赵艳出具借据一张，载明“今借到向伟人民币叁佰万元整，期限叁个月，转账至开户行建行，户名赵艳，账号6214662838973333”。2014年2月25日，向伟委托刘荣棠通过银行向赵艳转款人民币300万元整，同日赵艳出具借据一张，载明“今借到向伟人民币叁佰万元整，期限壹个月，转账至开户行建行，户名赵艳，账号6214662838973333”。2014年3月14日，向伟委托刘荣棠通过银行向赵艳转款人民币100万元整，同日赵艳出具借据一张，载明“今借到向伟人民币壹佰万元整，期限壹个月，转账至开户行建行，户名赵艳，账号6214662838973333”。2014年5月9日，向伟委托刘荣棠通过银行向赵艳转款人民币80万元整，同日赵艳出具借据一张，载明“今借到向伟人民币捌拾万元整，期限叁个月，转账至开户行建行，户名赵艳，账号6214662838973333”。上述四笔借款，根据合同约定按月结息，其结息日为每月的借款对应日。赵艳分别于2014年2月17日转款9万元，2014年3月17日转款9万元，2014年3月25日转款9万元，2014年4月13日转款3万元，2014年4月17日转款9万元，2014年4月25日转款9万元，2014年5月14日转款3万元，以上7笔转款合计51万元，均由刘荣棠代向伟收取，之后赵艳再未还款。2015年5月9日，向伟与湖北普济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委托湖北普济律师事务所律师杨新彦和文伟作为代理人，代为处理向伟与王东、赵艳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委托事项包括一审、二审、执行和非诉讼方式清收债权，涉案金额本息约1050万元，服务费金额为人民币50万元，支付期限为合同签订之日起至一审法院通知第一次开庭前付清。2015年6月18日，向伟向湖北普济律师事务所转款人民币50万元，湖北普济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服务费发票。湖北省律师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中，代理民事诉讼案件涉及财产关系的，除收取600-8000元／件外，争议标的10万元以上至1000万元按1-5﹪比例另行收费。同时查明，刘荣棠与赵艳之间经济往来包括：2013年12月9日刘荣棠转款600万元给赵艳；2013年12月9日至2014年1月9日间，赵艳分11笔转款979.28万元给刘荣棠；2014年1月17日至2014年5月14日间，刘荣棠分4笔转款780万元（即本案争议借款本金）给赵艳，赵艳分13笔转款672.2万元给刘荣棠，包含向伟认可偿还本案标的的7笔51万元，其他6笔621.2万元（1月28日、2月7日、2月21日各1笔，3月8日3笔）向伟均否认与本案有关。诉讼中，因被告申请司法鉴定，本院司法鉴定科在鉴定过程中，曾于2015年11月4日书面通知被告在五日内到本院办理相关手续，逾期不到视为撤回鉴定申请，但被告收到通知后未按期到场，也未预交鉴定费用。本院认为：一、原告向伟与被告王东、赵艳和东方商贸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真实有效，原告有权要求三被告偿还借款本息。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三被告抗辩《借款合同》及《借据》上的签字、所捺指印及加盖的印章不属实并申请司法鉴定，该抗辩实际否认了借款事实的存在，与之后辩称被告只与刘荣棠存在借款事实的举证及陈述自相矛盾，同时三被告在收到本院司法鉴定科书面通知后，未配合办理相关手续，也未预交鉴定费用，致使司法鉴定程序无法继续进行，本院司法鉴定科依法终结司法鉴定程序，三被告的抗辩实际未举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之规定，三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抗辩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借款合同》的约定，原告向伟已委托案外人刘荣棠向被告赵艳转款人民币780万元，履行了出借义务，且本案所涉借款期限均已届满，原告向伟有权要求借款人偿还借款本息。被告东方商贸公司在《借款合同》抬头部分虽未列为借款人，但在《借款合同》尾部“借款人”处加盖印章并在整个合同加盖骑缝章，该行为是东方商贸公司作为共同借款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东方商贸公司亦应对《借款合同》所涉债务承担还款责任。二、赵艳与刘荣棠之间的其他经济往来与本案无关。从审理查明的赵艳与刘荣棠相互转款的事实可以看出，在本案原告主张的四笔借款实际转款之前，赵艳向刘荣棠转款数额979.28万元远大于刘荣棠向赵艳转款数额600万元，由此可以推定，在向伟与三被告签订借款合同之前，赵艳与刘荣棠之间即存在其他大额经济往来。现赵艳辩称收款780万元，已还款672.2万元，债权余额为107.8万元，仅提交了银行转款凭证和自己书写的情况说明作为证据，其中银行转款凭证除原告认可的7笔51万元外，其他6笔转款凭证均不能说明转款用途和目的，也没有收据等证据予以佐证，被告的抗辩主张缺乏证据支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三、本案所涉借款本金及利息偿还情况。《借款合同》约定“按月结息，其结息日为每月的借款对应日”。赵艳通过刘荣棠偿还的7笔款项51万元，均发生于头3笔借款的每月对应日，还款数额与合同约定的按息费合计月息3分计息也相吻合，可以认定赵艳在按月支付借款利息，但月息3分超出了法定利率标准，对借款利息本院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予以支持，赵艳已偿还利息超出部分金额应计入本金。具体本息金额分段计算如下：1、2014年1月17日向伟出借的300万元，赵艳在结息日分别于2014年2月17日、2014年3月17日、2014年4月17日各还款9万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年息5.6%的四倍分段计算利息，并对结息日支付的款项超过部分冲抵本金，应冲抵本金分别为34000元、34634.67元、35281.18元，合计103915.85元，本金余额为2896084.15元。2、2014年2月25日向伟出借的300万元，被告赵艳在结息日分别于2014年3月25日、2014年4月25日各还款9万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年息5.6%的四倍分段计算利息，并对结息日支付的款项超过部分冲抵本金，应冲抵本金分别为34000元、34634.67元，合计68634.67元，本金余额为2931365.33元。3、2014年3月14日向伟出借的100万元，被告赵艳在结息日分别于2014年4月13日、2014年5月14日各还款3万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年息5.6%的四倍分段计算利息，并对结息日支付的款项超过部分冲抵本金，应冲抵本金分别为11333.33元、11544.89元，合计22878.22元，本金余额为977121.78元。4、2014年5月9日向伟出借的80万元，赵艳在结息日未支付本息，本金不冲抵。四、原告所主张的律师代理费应予支持。根据双方《借款合同》约定，“因借款人违约致使债权人采取诉讼方式实现债权的，借款人应当承担债权人为此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现被告逾期未偿还借款本息，已构成违约，向伟委托律师主张自己的权利无需被告同意，有权依合同约定向三被告主张因本案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被告辩称该50万元代理费可能存在退回或者是另案收取，未提交证据证明，与原告举证相矛盾，对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根据《湖北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暂行）》第七条和《湖北省律师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第一条第二项“代理民事诉讼案件”、第五项“上述各项收费标准，为诉讼案件一审的收费标准”的规定，原告向伟委托湖北普济律师事务所代理的事项包括本案一审、二审和执行程序，参照本案涉案标的数额，50万元代理费的收取并未超过上述政府指导价标准。对原告向伟所主张的律师费用，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东、赵艳和湖北东方广场商贸有限公司偿还原告向伟借款本金人民币7604571.26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利息（其中本金2896084.15元自2014年4月17日开始计息，本金2931365.33元自2014年4月25日开始计息，本金977121.78元自2014年5月14日开始计息，本金800000元自2014年5月9日开始计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被告王东、赵艳和湖北东方广场商贸有限公司共同支付原告向伟因本案诉讼所支出的律师服务费人民币500000元。三、驳回原告向伟的其他诉讼请求。本判决所确定的金钱债务，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逾期履行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81460元，减半收取4073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4573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王东、赵艳和湖北东方广场商贸有限公司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 华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二日书记员 张佩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