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249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长清，男，1983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新蔡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番禺区大石润富毛织厂，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
经营者：李盟元。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苏龙，广东叠秀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杜彩虹，女，1989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文县。
原审被告：广州市番禺区美涵制衣厂，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
投资人：李春花。
原审被告：李春花，女，1974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新蔡县。
上诉人李长清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番禺区大石润富毛织厂（以下简称润富毛织厂）、原审被告杜彩虹、广州市番禺区美涵制衣厂（以下简称美涵制衣厂）、李春花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3民初16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李长清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李长清向润富毛织厂支付加工费46065元。事实和理由：（一）李长清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未将尾部加工费及航空运费从加工费及货款中扣除。李长清共外发给润富毛织厂四批服装代工或定制业务，但因润富毛织厂没有完成尾部或缺数，应作相应扣款，扣款后每批应付款项为：第一批CR-6799服装420件、CR-6799-1服装432件，包工不包料，每件价款12元，合计加工费为10224元，但因润富毛织厂加工时均没有做尾部，故应按半价计算加工费，该批货物应付款应为：5112元。第二批亦为包工不包料，CT-6782-3服装下单840件，实际送货846件，未做尾部，应扣款846*4=3384元；CT-6782-4服装下单750件，实际送货712件，已做尾部；但整体缺数32件。每个加工费8元，合计加工费应为12464元，扣除876件未做尾部扣款3384元及32件衣服的材料款400元（每件面料成本12.5元），应付8680元。第三批包工包料下单CT-6782服装520件，单价21元，实际送货522件，但未做尾部。因润富毛织厂没有做尾部且返工率很高，导致李长清请人做尾部及返工，不仅每件支出4元，而且延期交货，导致李长清只能航空发货支出运费3550元，故扣款后应付5324元。第四批包工包料下单CD-6858-1服装3576件，单价28元每件，实际交货2723件，未做尾部，且出货晚期达12天，导致李长清请人返工每件支出15元，且承担了航空运费8450元，扣款后，应付款仅为：26949元。综上，扣除润富毛织厂尾部加工费及赔偿航空运费后，李长清实际仅应支付其46065元加工费及货款。
（二）法院已查明了润富毛织厂未能按期交货，却未同意李长清要求润富毛织厂承担航空运费，属于适用法律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及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润富毛织厂既然逾期交货，就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在双方没有约定违约责任的情况下，该赔偿损失额应该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即李长清支付的航空运费。而一审法院却在认定了润富毛织厂违约的情形下判令润富毛织厂的违约行为不用承担任何责任，明显属于适用法律不当。
（三）如前所述，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即发生争议，自始至终未经结算，故李长清支付款项的义务应自结算后债权债务确定之日起计；而一审法院判决自2016年8月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计算利息，明显不当。
被上诉人润富毛织厂辩称：1.关于李长清所提出的一审事实认定不清，其中包括尾部加工费和航空运费的问题及另提到的未按期交货的问题，上述事实在一审中已经查明，一审判决书第11页对上述问题有明确认定，李长清没有证据证实其主张，也不能证实货物质量问题及交货延误与空运费的关系。此外，李长清没有按约定缴纳订金。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润富毛织厂曾提出由美涵制衣厂与其投资人承担连带责任及9000元的货款问题，但一审法院严格按照法律没有支持润富毛织厂，因此要求维持一审判决。
原审被告美涵制衣厂和李春花共同陈述意见称：美涵制衣厂和李春花的房子是租赁给李长清，有租赁合同，李长清与润富毛织厂之前的纠纷，美涵制衣厂和李春花均不知情，李长清的货出了问题要求润富毛织厂返修，润富毛织厂不返修，美涵制衣厂和李春花给予返修了。
原审被告杜彩虹未作陈述。
被上诉人润富毛织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长清、杜彩虹、李春花、美涵制衣厂向润富毛织厂支付服装加工款110252元；2.李长清、杜彩虹、美涵制衣厂、李春花向润富毛织厂支付布料款9260元；3.李长清、杜彩虹、美涵制衣厂、李春花向润富毛织厂支付上述服装加工款和支付布料款119512元的利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定金11110元从2016年5月24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其余108402元从2016年7月24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7年1月24日为2679元）；4.李长清、杜彩虹、李春花、美涵制衣厂对上述服装加工款和支付布料款119512元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李长清、杜彩虹、李春花、美涵制衣厂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6年4月19日，李长清向润富毛织厂发出一份款号分别为CR-6799、CR-6799-1的《布繁服装生产制单》，约定生产两款服装各420件，出货日期分别为2016年4月28日、2016年5月6日。
2016年4月24日，李长清向润富毛织厂发出一份款号分别为CT-6782-3、CT-6782-4的《布繁服装生产制单》，约定生产两款服装分别为840件、750件。
2.2016年5月7日，杜彩虹在编号为NO.0183837的送货单上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签名，确认收到润富毛织厂交付款号CR-6799服装420件，CR-6799-1服装432件，每件应付加工费12元。
2016年5月20日，杜彩虹在编号为NO.0183803的送货单上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签名，确认收到润富毛织厂交付款号CT-6782-3服装846件，CT-6782-4服装712件，每件应付加工费8元，该批服装润富毛织厂代订吊带绳200件，每件2元，共计400元。
3.2016年5月15日，李长清以广州一品服装有限公司名义（甲方）与润富毛织厂（乙方）签订一份合同书，约定润富毛织厂以包工包料形式为李长清生产款号为CT-6782的服装520件，出货日期2016年5月20日，每件单价21元，包尾部。合同第9条约定，如货品无货期，质量等问题，出货后45天结清货款。李长清在甲方代表处签名，润富毛织厂经营者李盟元在乙方委托人处签名。
2016年5月25日，润富毛织厂通过单号为NO.0183783的送货单向李长清送交款号为CT-6782的服装522件，李长清签收后，在微信中表示该款出货晚期5天，应扣空运费，合同单价为包尾部价格，该批服装未做尾部，应扣除尾部费用，且拉链为李长清自己购买，应扣除该部分费用。在送货单上，润富毛织厂注明该款服装为其自行买布。李长清庭审中表示空运费为3550元。
4.2016年5月15日、5月24日，润富毛织厂向案外人订购布料，分别支出3895元、653元。
5.2016年5月24日，李长清以广州一品服装有限公司名义（甲方）与润富毛织厂（乙方）签订一份合同书，约定润富毛织厂以包工包料形式为李长清生产款号为CD-6858-1的服装3576件，出货日期2016年6月9日，每件单价28元，包尾部。合同第9条约定，如货品无货期，质量等问题，出货后45天结清货款。李长清在甲方代表处签名，润富毛织厂经营者李盟元在乙方委托人处签名。
李长清通过微信向润富毛织厂表示，该款服装合同数3576件，收到2723件，出货晚期12天，应扣空运费，合同价包尾部，尾部没有做，应扣尾部价格，拉链、挂钩为李长清自行购买，应扣拉链、挂钩价格。李长清庭审中表示空运费支出8450元，拉链支出1633.8元，尚支出挂钩费用60元。
对于合同尾部问题，李长清表示CR-6799、CR-6799-1款式收到的服装420件、432件均未做尾部。CT-6782-3款号收到846件，没有做尾部，CT-6782-4款号收到712件已做尾部，两款润富毛织厂代订吊绳200件，均无法使用，李长清后自行重新制作吊带绳。CT-6782款号服装收到522件，未做尾部。CD-6858-1款号服装收到2723件，未做尾部。李长清表示尾部每件支出费用15元。对于上述空运费、尾部费用、拉链支出、挂钩支出等款项，李长清均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
6.2016年11月17日17:44分至2017年1月16日20:53，润富毛织厂经营者李盟元通过手机号136××××9780开通的微信，与李长清（微信号×××）对合同合作事宜进行沟通。2017年1月16日20:53，李盟元向李长清发送一个网页链接，链接标题为“欠钱不还，一家7口被灭门，快过年了，发给赖皮看看！”李长清表示润富毛织厂通过微信等行为对其家人进行威胁，一审法院责令李长清将微信内容截屏后打印作为证据提交，第二次开庭时，李长清表示手机遗失，未能向一审法院提交上述证据。双方当事人对第一次开庭中当庭由经办法官查阅李长清手机微信内容所确认的上述内容予以确认。润富毛织厂表示双方在公安部门对争议进行过调解，并有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出具一份穗公（番）调解字[2016]1225号《治安调解协议书》。
7.广州一品服装有限公司并未注册登记，李长清仅用该公司名称与润富毛织厂签订合同书。
一审法院认为：润富毛织厂主张其与李长清之间存在承揽合同关系，并提供送货单、布繁服装生产制单、微信截图、合同书等证据，上述证据合法客观，证据链清晰，可确认双方存在承揽合同关系。两份合同书的甲方虽为广州一品服装有限公司，但该公司并未实际注册，李长清以上述公司名称与润富毛织厂签订合同，且在合同中以甲方委托人身份签名，应当认定合同的双方实际为李长清与润富毛织厂。双方当事人在上述合同书、布繁服装生产制单所约定的内容，对合同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李长清先后收到润富毛织厂交付的几个款号服装，应当按照约定的合同单价支付加工款。具体如下：1.CR-6799服装420件，CR-6799-1服装432件，每件应付加工费12元，共应付加工费10224元（852件*12元/件）。2.CT-6782-3服装846件，CT-6782-4服装712件，每件应付加工费8元，共应付加工费12464元（1558件*8元/件）。因该款包工不包料，润富毛织厂垫支吊带绳款400元，李长清也应予支付。上述两款服装，李长清合计应支付加工费12864元。3.CT-6782服装520件，包工包料，每件加工费21元，应付加工费10920元。4.CD-6858-1服装2723件，包工包料，每件加工费28元，应付加工费76244元。上述加工费共计110252元。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润富毛织厂表示其为CD-6858-1款号服装支出布料款38822元，布料交由李长清裁剪后，只向润富毛织厂提供了2723件服装布料，应相应返还布料款9260元。一审法院认为，润富毛织厂未能提供其购买该款式服装支出费用的单据原件，也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将布料交由被告李长清裁剪，也不能证实38822元布料款所购置布料足够合同约定3576件服装所使用，被告李长清对润富毛织厂上述陈述也不予认可，润富毛织厂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其要求李长清返还布料款9260元的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同时，李长清虽抗辩润富毛织厂所交付服装存在质量问题且存在货物晚期，导致其支出尾部费用每件15元、拉链费用1633.8元，挂钩费用60元，空运费12100元，应予扣减上述费用，但李长清未能提交任何证据证实费用实际发生，也不能证实货物晚期与空运费之间存在因果联系，更未能提交证据证实润富毛织厂提交货物存在质量问题，一审法院对李长清抗辩减除相关费用的请求，不予采纳。
关于加工费的利息，双方在合同中未做约定，也未进行口头约定，但李长清拒不支付加工费的行为客观上导致了润富毛织厂的利息损失，对润富毛织厂要求李长清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两份合同书中约定签订合同时应支付10%定金，因在合同履行中，李长清并未支付任何定金，润富毛织厂对此也未提出异议，现润富毛织厂主张自合同签订的2016年5月24日计算定金11110元的迟延利息，上述定金为订约定金，并不具有强制交付的法律效力，润富毛织厂的主张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润富毛织厂最后一批服装约定的出货时间为2016年6月9日，后出货晚期12天，实际于6月21日出货，则李长清应自45天后即从2016年8月6日支付迟延出货的利息，一审法院酌定润富毛织厂可主张李长清自2016年8月6日支付拖欠加工费110252元计算的迟延利息。
关于李长清、杜彩虹、李春花、美涵制衣厂的责任问题。李长清作为与润富毛织厂直接签订合同的甲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相关法律规定承担合同义务，李长清负有向润富毛织厂支付加工费及支付相应迟延利息的义务。杜彩虹作为李长清的配偶，李长清以个人身份与润富毛织厂签订加工合同，杜彩虹在合同履行中对几个款号的服装进行了收货，可认定杜彩虹与李长清共同作为定做人，杜彩虹未能提供证据证实李长清从事服装生意的收益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应对李长清的上述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杜彩虹答辩称夫妻双方分居两地、对合同事项不知情，其陈述显然与审查本案证据证明的内容不符，一审法院对其法庭上的虚假陈述予以谴责。美涵制衣厂及其投资人李春花并非合同的签订方，也无证据证实其为本案合同的实际定做人，润富毛织厂仅凭李长清在美涵制衣厂与其签订相关合同文书就认定美涵制衣厂为合同一方，显然证据不足。对润富毛织厂要求美涵制衣厂及李春花承担本案义务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李长清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润富毛织厂支付加工费110252元并支付迟延利息（利息以110252元为本金，自2016年8月6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二、杜彩虹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润富毛织厂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44元，由润富毛织厂负担213元，由李长清、杜彩虹负担2531元。
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上诉人李长清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据1.2016年5月15日及5月24日的合同一份，用以证明对方没做尾部，没查货和没返工；证据2.天龙拉链送货单一份，用以证明拉链的送货情况；证据3.送货单四份，证明润富毛织厂没有做尾部，是李长清找其他人做的，用以证明李长清送货情况。被上诉人润富毛织厂发表质证意见称：证据1，一审期间润富毛织厂作为证据提交了，坚持润富毛织厂一审意见；证据2、3的真实性不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这些送货单既不能说明送货人和收货人的信息，其中一份送货单上连时间都没有，不能支持李长清的主张，证据2上只是表明购买了拉链，但是不能证明是谁向谁购买及用途；上述证据均过了举证期限，不能作为二审证据提交，从证据时间上看，均产生于一审之前。原审被告美涵制衣厂、李春花共同发表质证意见称：美涵制衣厂只帮李长清返修了2723件衣服，15元一件，因此对于证据2中的新增单据予以认可，其他单据美涵制衣厂没参与，不予认可。原审被告杜彩虹未发表质证意见。
原审被告美涵制衣厂、李春花亦提供了证据：与李长清的租赁合同，证明美涵制衣厂与李长清没有关系。上诉人李长清发表质证意见称：确认真实性。被上诉人润富毛织厂发表质证意见称：不认可真实性，关联性，合同双方是姐弟关系，租赁合同形成时间是2016年2月19日，但是李长清在一审中没有提交。原审被告杜彩虹未发表质证意见。
二审另查明：《布繁服装生产制单》工艺要求中载明：“8、尾部线头清理干净，订位要牢固，整烫要平顺，控制衣型，包装平整，杜绝脏破色差衣服。”
再查：李长清以广州一品服装有限公司名义（甲方）与润富毛织厂（乙方）分别于2016年5月15日和2016年5月24日签订的合同书，还约定“本款单价为包尾部价格，开货3天要交TOP版，每个颜色小码各一件。”
又查：二审期间，李长清提供的送货单关于其另行制作尾部的情况载明：1.CT-6782-3，846件，单价3元；2.CR-6799，420件，单价4元；3.CR-6799-1，432件，单价4元；4.TC-6782，520件，单价3元；5.CD-6858，2723件，单价15元。
本院认为，本案系承揽合同纠纷。李长清与润富毛织厂之间的承揽合同关系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故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李长清欠付润富毛织厂的加工款数额，以及润富毛织厂是否存在逾期交货行为及违约责任承担问题。
关于加工款数额问题。经查，李长清收到润富毛织厂交付的服装，根据双方对各款号约定的单价，具体加工款情况：1.CR-6799服装420件，CR-6799-1服装432件，包工不包料，每件加工款12元，合计加工款为10224元【（420件+432件）×12元/件=10224元】；2.CT-6782-3服装846件，CT-6782-4服装712件，每件加工款8元，合计加工款为12464元【（846件+712件）×8元/件=12464元】，因该款包工不包料，润富毛织厂垫支吊带绳款400元，李长清应予支付，故该款服装，李长清合计应支付加工款为12864元（12464元+400元=12864元）；3.CT-6782服装522件，包工包料，每件加工款21元，应付加工款为10962元（522件×21元/件=10962元）；4.CD-6858-1服装2723件，包工包料，每件加工款28元，应付加工款为76244元（2723件×28元/件=76244元）。上述加工款共计110294元（10224元+12864元+10962元+76244元=110294元）。
关于应扣减款项的问题。李长清上诉认为润富毛织厂交付的货物中，除CT-6782-4送货的712件已做尾部外，其余款式均未做尾部，故应扣除相应加工款。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对于第一批CR-6799、CR-6799-1服装和第二批CT-6782-3服装，双方签订的《布繁服装生产制单》工艺要求中仅载明：“8、尾部线头清理干净，订位要牢固，整烫要平顺，控制衣型，包装平整，杜绝脏破色差衣服。”并无明确约定需要制作尾部，且李长清并未能提供证据证实润富毛织厂并未完成上述两批服装的尾部制作，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李长清关于润富毛织厂未就第一批和第二批服装制作尾部的主张，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关于第三批CT-6782和第四批CD-6858-1服装，双方分别于2016年5月15日和2016年5月24日签订的合同书，均约定了“本款单价为包尾部价格，开货3天要交TOP版，每个颜色小码各一件。”李长清主张上述两款服装均未制作尾部，提供的是微信图片，润富毛织厂对微信图片内容不予认可。对此，本院认为，经查，润富毛织厂在一审期间将上述微信图片作为证据提交，拟通过该微信图片证明其已向李长清送达第四批货物共计2723件，因此，对双方共同作为证据提交的该微信图片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现李长清在微信图片中主张第三批和第四批服装均未作尾部，因双方就第三批和第四批服装签订的合同书中明确约定该两款服装是包尾部的，故本院对李长清关于第三批和第四批的服装均未做尾部的事实予以认可。至于第三批和第四批服装未做尾部应扣减的加工款问题，李长清二审期间提供的其另作尾部的送货单显示，各批次的尾部价格中，第一批为4元，第二批为3元，第三批为4元，第四批为15元，因李长清并无其他证据证实第四批尾部制作款15元的依据，而润富毛织厂亦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制作尾部的单价，故本院酌情认定第三批和第四批服装尾部制作单价均按4元每件计算，即李长清为第三批和第四批制作尾部另行花费12972元【（520件+2723件）×4元/件=12972元】，应在李长清支付润富毛织厂的加工款中予以扣减。另，李长清主张润富毛织厂支付第二批服装短缺32件的材料费400元、以每件面料成本12.5元计，但因无证据证实面料成本，故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李长清应向润富毛织厂支付加工款为97322元（110294元-12972元=97322元）。
关于润富毛织厂是否存在逾期交货行为及应承担的赔偿范围问题。结合《布繁服装生产制单》和合同书的约定，润富毛织厂已超过出货期交付货物，但李长清虽主张其因润富毛织厂的逾期交货行为导致空运费等损失，但一、二审均未提供证据证实，故李长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李长清上诉主张应在其向润富毛织厂支付的加工款中扣除因润富毛织厂逾期交货导致的空运费损失，缺乏证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加工款的利息起算问题。李长清上诉主张因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未经结算，故加工款利息应自结算后债权债务确定之日起计。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布繁服装生产制单》中并未对付款时间进行约定，而双方签订的合同书则约定“合同第9条约定，如货品无货期，质量等问题，出货后45天结清货款”，一审法院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及双方当事人的约定，酌定李长清向润富毛织厂支付的逾期支付加工款利息自最后一批服装实际出货日期6月21日的45天后即2016年8月6日起计算，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鉴于二审诉讼中上诉人李长清提交了新的证据，致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作部分变更，上诉人李长清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对该部分应予支持，其余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3民初163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
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3民初163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李长清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广州市番禺区大石润富毛织厂支付加工费97322元并支付迟延利息（利息以97322元为本金，自2016年8月6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
三、杜彩虹对李长清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驳回广州市番禺区大石润富毛织厂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744元，由广州市番禺区大石润富毛织厂负担498元，由李长清、杜彩虹负担224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05元，由广州市番禺区大石润富毛织厂负担284元，由李长清负担112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唐佩莹
审判员 蔡粤海
审判员 徐 艳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罗雅之
祝茵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