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中一法民三初字第120号
原告：张援刚，女，1959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委托代理人：陈萍芳，广东国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山成都印花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板芙镇顺景工业园（金钟村），组织机构代码61813140-8。
法定代表人：梁富钧，该公司总经理。
被告：梁富钧，男，1954年10月24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内地住址广东省中山市板芙镇顺景工业园（金钟村）。
以上两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马光明，广东泓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两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钟玉田，广东泓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山市成兴印花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板芙镇里溪村顺景工业园区，组织机构代码09493165-7。
法定代表人：欧阳健鹏，该公司总经理。
原告张援刚诉被告中山成都印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印花公司）、中山市成兴印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兴印花公司）、梁富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6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援刚的委托代理人陈萍芳，被告成都印花公司和梁富钧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马光明，被告成兴印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欧阳健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援刚诉称：原告经营的“锦宏布行”与被告成都印花公司一直有业务往来，原告与被告梁富钧熟悉后也成为朋友。2011年7月，成都印花公司以资金紧张为由向原告借款，原告考虑到双方的合作关系，也愿意帮成都印花公司一把。于是，双方在2011年8月1日签署借条，约定成都印花公司向原告借款100万元，月利率为2%，借款期限为一年，梁富钧为保证人。次日，原告委托亲戚胡兰向被告成都印花公司、梁富钧指定的账户转账支付了100万元。成都印花公司收到借款后并未按期支付利息,并称过一段时间会一次性全部归还，但直至还款期限届满后成都印花公司仍以没有钱为由拒绝还款。经原告多次催讨，成都印花公司和梁富钧便重新签写了一份借据，将借款期限延长至2013年1月31日，并将梁富钧变更为借款人。2014年4月3日，被告成兴印花公司发函给原告称名称变更，后原告再次去到成都印花公司的地址才知道成都印花公司已将最大的资产（土地使用权以及厂房）出售给他人，成都印花公司此前所谓的给时间筹资金还款，实际上是转移资产。成兴印花公司在成都印花公司的原址经营，全部厂房、设备等均为成都印花公司的资产，且其发函自认与成都印花公司之间是名称变更，也即两者之间是传承关系，所以其应当与成都印花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为维护合法权益，原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三被告连带归还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包括借款期内利息24万元以及自2012年7月3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124万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计算）。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三被告共同归还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包括借款期内利息36万元以及自2013年2月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136万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计算），并同意在利息中扣除11000元】。
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原告张援刚提交的主要证据有：1.借条两张；2.电汇凭证及声明书；3.公司更名通知传真件；4.对账单传真件；5.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6.快递单，快递单收据，从网上打印的快递单签收查询信息；7.关于文件往来的温馨提示；8.从房地产管理部门打印的房地产档案资料；9.2011年11月16日借款的相关借条、转账凭证及胡兰出具的情况说明。
被告成都印花公司、梁富钧辩称：一、原告所诉与事实不符，我方与原告签订借款合同后，原告没有依约履行出借义务，因此我方不欠原告借款；二、成都印花公司与成兴印花公司是不同的主体，双方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三、假设我方确实有向原告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标准也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四、原告诉请将利息加入本金中再计算利息，违反法律规定。
对于其答辩意见，被告成都印花公司、梁富钧没有提交任何证据。
被告成兴印花公司辩称：我公司与成都印花公司无任何关系，本案借款与我公司无关。
对于其答辩意见，被告成兴印花公司提交的主要证据有：1.厂房租用合同；2.房地产权证。
经审理查明：张援刚经营的“锦宏布行”与成都印花公司有加工合同关系，在交易往来中张援刚与梁富钧成为朋友，后梁富钧向张援刚提出借款。2011年8月1日，张援刚（借条上所列的称谓是“锦宏紫环布行/三姐”，作为贷方）、成都印花公司（借方）与梁富钧（保证人）签订有一份借条，载明因成都印花公司需要资金更新和增加设备，各方经充分协商后达成协议，主要约定：1.张援刚同意于2011年8月1日向成都印花公司借款1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1年8月1日至2012年7月31日；2.成都印花公司每月30日前支付张援刚利息2万元，本金则于2012年8月1日前一次性还清；3.梁富钧作为保证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借条上列明的借方账户是梁富钧的个人账户。张援刚、成都印花公司、梁富钧分别在借条的贷方、借方、保证人签名处签名、盖章。
2014年6月12日，张援刚提起本案诉讼。张援刚向本院陈述，其向成都印花公司、梁富钧共出借过两笔款项，本案的100万元是其中一笔，另一笔是2011年11月16日出借的100万元；本案借款本金其是委托其亲戚胡兰代为向梁富钧支付的，借款后成都印花公司、梁富钧从未偿还过任何借款本息；借款期限即将届满时，成都印花公司、梁富钧又以共同借款人的身份重新向其出具了一张借条。
为证明其是委托胡兰代为向梁富钧支付本案借款本金的，张援刚提交了电汇凭证，相关证据显示胡兰于2011年8月2日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向梁富钧的账户汇入了100万元。胡兰本人也来到本院陈述其是依据张援刚的指示向梁富钧的账户汇款的，其本人不会向梁富钧主张权利，而由张援刚主张权利。庭审时，梁富钧确认收到了胡兰的汇款，但称是胡兰借给其个人的款项，而不是张援刚借给成都印花公司的款项，故不能要求成都印花公司承担责任；胡兰也是“锦宏布行”的经营人，其是因交易往来而与胡兰也有联系并向胡兰借款的，但并无与胡兰签订书面借款合同或向胡兰出具借条等，也尚未向胡兰还款。庭审后，对于其向胡兰的借款过程，梁富钧又陈述称其是先向胡兰出具借据，然后由胡兰向其打款的。
为证明成都印花公司和梁富钧重新签写了一份借条，张援刚还向本院提交了另外一张借条，该张借条并未注明签写日期，其上载明借款人于2011年8月1日向张援刚借款100万元，定于2013年1月31日前一次性还清，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借款人需每月30日转账给张援刚，成都印花公司和梁富钧均作为借款人在该借条上盖章和签字。成都印花公司、梁富钧则称其当时是想向张援刚借款200万的，因急着用钱就先写了这两张借条给张援刚，当时两张借条都没有写具体日期，并且张援刚也并未实际出借相关款项。
为证明双方之间还存在另外一笔借款，张援刚另行提交了两张借条、一张转账凭证以及胡兰出具的说明，其中两张借条分别与上述2011年8月1日借款相关的两张借条格式相同。其中，第一张借条显示，张援刚、成都印花公司、梁富钧于2011年11月16日签订借条，约定成都印花公司向张援刚借款100万元，借款期限为一年；第二张借条未注明签写时间，其上载明于2011年11月16日所借的100万元，成都印花公司、梁富钧应于2012年11月20日前还清；转账凭证显示，胡兰于2011年11月16日向上述张援刚、成都印花公司、梁富钧于该日签订的借条上载明的收款账户转账支付了100万元。胡兰出具说明，称其是按照张援刚的指示付款的，且该100万元也是张援刚本人的。对于该笔100万元借款，张援刚陈述称双方口头约定在加工款中逐月扣减，通过该方式成都印花公司已偿还了大部分，剩余部分也不在本案中主张。
张援刚认为成兴印花公司与成都印花公司有承接关系，两公司存在混同，且成兴印花公司自愿加入债务，为此张援刚提交了以下证据：1.“公司更名通知”的传真件一份。该通知上载明的日期是2014年4月3日，落款载明的发出单位是成兴印花公司并加盖有该公司印章，旁边还加盖有成都印花公司的印章，内容主要为公司因发展的需要，名称由成都印花公司更改为成兴印花公司，联系电话和地址不变。张援刚称该更名通知是成兴印花公司通过0760-86502198的电话号码传真给其的，但该传真件上仅能显示时间是2014年4月6日，没有显示相关电话号码。2.2014年3月至2014年8月的对账单传真件六份。六份对账单的格式基本相同，所标示的客户名称均是“锦宏紫环纺织”，其中3月和4月的对账单的标题均冠以“中山成都印花有限公司2014年X月份对帐单”（其中X指代3和4），5月至8月的对账单的标题均冠以“中山成兴印花有限公司2014年X月份对帐单”（其中X指代5-8）；六份对账单的审核人均是李满金，且李满金的名称是签写上去的，除3月份的对账单外，其余五份对账单上标示的制表人均是陈映彤；除3月份的对账单外，其余五份对账单表格下方均有一栏“应收梁生款20%”，对账单最后的金额均是扣除了该部分款项的；部分对账单表格下方还标明了传真号0756-86502989（5月份的对账单）或0760-86502198（6-8月份的对账单）。对账单分送货日期、送货单号码、生产单号、网号、布类、颜色、疋数、单位、数量、单价、金额等项目，列明了每笔货物的详细情况，内容清楚，看不出有造假的痕迹。张援刚陈述，上述对账单是其布行与成都印花公司加工关系交易过程中的对账单，其中“应收梁生款20%”指的是在加工费中扣20%作为成都印花公司2011年11月16日借款的还款；成都印花公司和成兴印花公司的对账单表现出明显的连续性，且与上述“公司更名通知”的出具时间相吻合，且两公司的制表人和审核人是一致的，很明显证明了两公司之间的连续性。3.成兴印花公司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其上显示成兴印花公司成立于2014年3月18日，经营范围为生产针织印花布，注册资本100万元，实收资本0元，投资人为欧阳健鹏、黎景州。张援刚认为成兴印花公司的实收资本是0元，其经营所需的资源都是沿用成都印花公司的。4.交寄邮件收据、网上查询的快递送达信息、快递单和“关于文件往来的温馨提示”。其中交寄邮件收据、网上查询的快递送达信息显示2014年8月11日从广州邮寄的一份邮件在中山市板芙镇被保安代收，张援刚称是其寄给成都印花公司的李满金一份邮件的邮寄和签收信息。快递单显示，成兴印花公司的李满金给“锦宏布行”邮寄了一份文件，“关于文件往来的温馨提示”是成兴印花公司发给“锦宏布行”的，其内容主要是该公司认为“锦宏布行”于2014年8月11日邮寄给其的文件将收件人写成“成都印花厂”，致使该公司员工不敢签收、拆看，故此提示“锦宏布行”正确填写邮寄地址和收件人，否则该公司将不予理会。5.位于广东省××镇××及房产的档案资料。相关材料显示该房地产为一地多房，原产权人为成都印花公司，成都印花公司于2013年11月19日将该地址的土地使用权（面积为20213.2㎡）以及该土地上的四宗房产（建筑面积共15709.12㎡）均转让给了林荣均、阮德良。从国土部门调查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可以看出，上述土地使用权及四宗房产的出让价格共1200万元。林荣均、阮德良购买了上述房地产后，于2014年1月3日将其抵押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城西支行，抵押金额为42903600元。张援刚认为，上述房地产的成交金额与抵押金额有巨大差异，有理由怀疑成都印花公司与林荣均、阮德良恶意串通，为躲避债务，以异常低价出售房地产，且成兴印花公司现办公场所也是林荣均、阮德良出租的，可以证实两公司混同。对于张援刚提交的上述第1、2项证据，三被告意见如下：1.不确认其真实性，且其上并未显示电话号码，无法证明就是成兴印花公司或成都印花公司传真给张援刚的，故此也不对传真件有无进行过修改申请鉴定。2.对于对账单传真件上所记载的制表人陈映彤和审核人李满金，成都印花公司均确认是其公司员工，但同时表示其公司在2014年5、6月左右基本上解散了，全部员工都离职了，其中陈映彤2014年3月底、4月初才入职，工作时间很短，很快就去了其他公司；成兴印花公司也确认两人是其公司员工，但同时陈述李满金原是成都印花公司的员工，后到其公司工作，陈映彤是李满金介绍到其公司的。3.对于对账单传真件上所留的XXX的电话号码，成兴印花公司确认是其公司的，但称是2014年8月1日才转至其公司名下的，之前不是其公司电话；XXX的电话号码其公司则从未使用过，也不在其公司名下。本院要求成都印花公司提交陈映彤和李满金的离职手续相关材料，成都印花公司以与本案无关为由拒不提交。
另查明：根据在工商部门登记的材料显示，成都印花公司的住所地是广东省中山市板芙镇顺景工业园（金钟村），成兴印花公司的住所地是广东省××板芙镇顺景工业园区。本院到上述地址向成都印花公司、成兴印花公司送达应诉材料时，均是陈慕松签收，其在两份送达回证上均注明自己的身份是总经理助理。关于两公司的住所地基本相同的问题，成兴印花公司陈述，顺景工业园没有门牌号码，只有一个地址，在工业园内有很多厂房，其公司只是承租了其中一部分；确认陈慕松是其公司的员工，但不清楚陈慕松为何在成都印花公司的送达回证上也注明自己是总经理助理。成都印花公司陈述陈慕松不是其公司员工，也不清楚陈慕松为何在其公司的送达回证上注明自己是总经理助理，但确认陈慕松向其转交了代为签收的应诉材料。成都印花公司和成兴印花公司确认两公司在同一厂区，对于两公司如何区分的问题，成都印花公司表示其公司已在2013年将公司资产处理了，但向林荣均、阮德良回租了一、两条生产线和部分办公场所。本院要求成都印花公司提交回租生产线的相关合同，成都印花公司以与本案无关为由拒不提交。成兴印花公司也称其公司是向林荣均、阮德良承租的厂房和部分机器设备，有部分机器设备还是自购的，与成都印花公司无关。为此，成兴印花公司提交了一份厂房租赁合同，该合同是成兴印花公司提交给工商部门备案的合同，其上载明成兴印花公司因业务需要向林荣均、阮德良租用位于广东省中山市板芙镇里溪村顺景工业园区面积300㎡的厂房。本院还要求成兴印花公司提交购买或租赁生产设备的合同、支付凭证等材料，成兴印花公司也以与本案无关为由拒不提交。
再查明：成兴印花公司确认其与张援刚经营的“锦宏布行”有加工关系，双方是在其公司成立后一、两个月建立业务往来的。本院要求成兴印花公司说明其公司与“锦宏布行”是如何建立联系并进行业务往来的，成兴印花公司以涉及商业秘密为由拒绝向本院说明。
又查明：2011年8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执行的同期一年至三年（含三年）期的贷款基准利率为年利率6.65%。
庭审时，原被告一致同意本案纠纷适用内地法律进行处理。
本院认为：本案属于涉港民间借贷纠纷。因原被告一致同意本案纠纷适用内地法律进行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本案纠纷应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作为准据法进行裁决。
关于本案借款是否确实存在的问题。对于本案借款，张援刚提交了两张借条、电汇凭证及胡兰的证言等证据予以证实，其中两张借条均明确记载了成都印花公司于2011年8月1日向张援刚借取100万元的事实，结合电汇凭证及胡兰的证言，可以认定张援刚与成都印花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成都印花公司和梁富钧辩称涉案的两张借条指的并非同一笔借款，而是其欲向张援刚借取共200万元而分别签写的两张借条，且张援刚并未实际支付给其借款本金，张援刚则认为两张借条指的是同一笔借款，即涉案的100万元，其中第二张借条是借款期届满后成都印花公司和梁富钧重新签写的。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从两张借条的内容来看，其上所记载的借款金额、利息、还息日期等信息均相同，只是还本时间不同，其中第二张借条中虽然并未载明签写日期，但其上载明的还本日期明显比第一张借条晚，可以推断张援刚关于两张借条之间关系的陈述较为可信；其次，涉案的两张借条原件均掌握在张援刚手中，对此成都印花公司和梁富钧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再次，成都印花公司和梁富钧对于其上述辩解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综上，本院对张援刚的上述陈述予以采信，即认定涉案的两张借条指的是同一笔借款，且签写有日期的第一张借条签写在前，未签写日期的第二张借条签写在后，而对成都印花公司和梁富钧的上述辩解意见不予采信。梁富钧还辩称胡兰电汇给其的100万元款项是其本人向胡兰借取的，但其并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且对于其有否向胡兰出具借据的情况，其在庭审中和庭审后的陈述相矛盾，据此本院对于其该项抗辩理由也不予采信。
第一张借条中，成都印花公司是借款人，梁富钧是保证人，第二张借条中，成都印花公司和梁富钧均作为借款人盖章和签名，由此可知，梁富钧的身份由保证人变为借款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成都印花公司和梁富钧未按双方约定的期限偿还借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当向张援刚返还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因此，张援刚要求成都印花公司和梁富钧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
关于利息的问题。张援刚主张借款期内的利息按合同的约定计算，逾期利息则以借款本金及借款期内利息的总额共136万元为基数，按合同约定的利率标准从逾期之日起计至还款之日止，并同意在利息中扣除11000元。双方约定借款期内的利率标准为月利率2%，该标准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故张援刚要求以此标准计算借款期内利息及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但其要求以借款本金及借款期内利息的总额共136万元为基数来计算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逾期利息也应以尚欠本金为基数计算。张援刚同意在借款利息中扣除11000元是其对自身民事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照准。
关于成兴印花公司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张援刚认为成都印花公司和成兴印花公司存在承接、混同关系，且成兴印花公司自愿加入债务，对此本院分析如下：（一）两公司登记的地址基本相同，他人客观上不容易区别，存在混同的可能性，且对于两公司是如何界分的问题，两公司虽称是各自承租或购买厂房、设备，但只有成兴印花公司提交了一份厂房租赁合同证明，其同时拒绝提交其购买或租赁生产设备的相关材料，成都印花公司也拒绝提交租赁厂房或生产设备的相关材料，也即两公司不能举证证明或说明清楚两者的办公地点和生产厂房、设备等实际上是如何界分的，而张援刚寄给成兴印花公司的邮件虽然写明收件人是成都印花公司，但仍然成功寄送到了成兴印花公司，也充分说明两公司的办公地址客观上已经混同。虽然成兴印花公司回函给张援刚称两公司主体不同，但回函时间是在张援刚起诉后、本案诉讼过程中，不排除受本案影响的可能性。（二）三被告不确认张援刚提交的对账单传真件的真实性，但确认对账单上记载的制表人陈映彤、审核人李满金分别曾是两公司的员工，虽然两公司均称两人并非同时在两公司任职，而是从成都印花公司离职后进入成兴印花公司的，但两公司均未提供两人的离职、入职手续方面的材料，可见两公司的人员也存在混同的情况。（三）本院到两公司登记的地址分别向两公司送达应诉材料时，均是陈慕松签收，成兴印花公司确认陈慕松是其员工，但对于陈慕松为何在成都印花公司的送达回证上也注明自己是总经理助理的问题，成兴印花公司未能作出合理解释，由此也可以反映出两公司混同的可能性。（四）对于张援刚提交的对账单传真件的真实性，首先，对账单上记载的内容详细清楚，看不出有造假的痕迹，而通过传真进行商业往来也是现代商业行为的常用方式之一，故不能以其是传真件就否定其真实性；其次，两公司均确认与张援刚的“锦宏布行”有加工关系的业务往来，其中成兴公司确认其公司是在成立后一、两个月就与张援刚开办的“锦宏布行”建立了业务往来，该时间与对账单抬头所冠的主体名称从成都印花公司变为成兴印花公司的时间相吻合，成兴公司也确认其上的制表人和审核人是其公司员工；再次，两公司并未提出反证证明两者与“锦宏布行”并非通过这种方式对账的或双方的对账单与此不同。由此，本院确认对账单传真件的真实性，可以证明“锦宏布行”与成都印花公司、成兴印花公司交易的连续性以及该两公司混同的可能性。（五）关于公司更名通知传真件的真实性，该通知传真件上记载的时间是2014年4月3日，与成兴印花公司确认的与“锦宏布行”建立交易往来的时间基本吻合，与对账单抬头所冠的主体名称变更的时间也基本吻合，该通知书所称地址等不变的情况也与实际情况（即成都印花公司和成兴印花公司地址同一）相符，而事实上成兴印花公司一成立就快速地与“锦宏布行”建立了加工关系，对于其是如何与“锦宏布行”建立联系并进行业务往来的问题，成兴印花公司以涉及商业秘密为由拒不说明，因此有理由相信其极大可能是承继了成都印花公司的客户资源，这也印证了公司更名通知的真实性。由此，本院对公司更名通知传真件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综上，本院认定成都印花公司与成兴印花公司之间实际上已存在人格混同的情形，两者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应认定为关联企业。故张援刚要求成兴印花公司与成都印花公司共同承担本案债务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山成都印花有限公司、梁富钧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共同向原告张援刚清偿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包含逾期利息，计算方法为：从2011年8月2日至清偿之日止，以尚欠的本金额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并扣除11000元）；
二、被告中山市成兴印花有限公司对被告中山成都印花有限公司在本案中的还款责任承担共同责任；
三、驳回原告张援刚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1094元(原告张援刚已预交)，由原告张援刚负担1174元，被告中山成都印花有限公司、中山市成兴印花有限公司、梁富钧共同负担19920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张援刚、被告中山成都印花有限公司及被告中山市成兴印花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梁富钧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朱慧珊
审 判 员 陶香琴
人民陪审员 庞小锋
二〇一五年五月七日
书 记 员 蔡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