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通中民终字第19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姚某甲。
委托代理人孙建兵。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姚某乙。
委托代理人唐臻华。
原审被告陈某。
上诉人姚某甲因与被上诉人姚某乙、原审陈某析产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2014）崇民初字第06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姚某甲与姚某乙系兄妹，其父母姚汉庭、姚黄氏（又名姚乔英、姚桥姑娘）共生有两子两女，分别为长子姚某乙、次子姚子衡、长女姚某甲和次女姚芳。姚汉庭于1961年、姚子衡于1986年、姚芳于2001年、姚乔英于2006年先后去世。姚子衡有一女姚燕，姚芳有一女陈某。1988年3月，姚乔英申请办理位于南通市郊区八厂乡（现南通市崇川区文峰街道）明星村十二组43.49平方米宅基地的使用权登记，在申请登记人处盖有姚乔英的私章。八厂乡政府于同年10月审核确认姚乔英户农业人口1人，实有宅基地面积43.49平方米，实有建筑占地面积27.77平方米。2002年4月，姚乔英领取了该地块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登记用地面积为43.49平方米，东面为孙美英户。孙美英即为姚子衡之妻。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姚乔英系文盲，不会写自己的名字。
2009年5月，姚某乙曾诉至法院，要求确认案涉27.77平方米的房屋由其继承。诉讼中，姚某乙提供了一份1982年的分家协议书和一份2003年的遗嘱。分家协议书载明立协议人为姚某乙和姚子衡，公证人为姚汉如，旁证代笔人为祁勇，落款日期为1982年11月11日。协议就母亲的赡养和家产的分配方式约定为，姚某乙和姚子衡分别分得堂屋、朝西房间、朝南房间建筑材料以及部分家具和生活日用品若干，所有砖瓦及椽子二人各得一半。凡母亲所住房屋及用具，须在母亲去世后方可提取。房屋维修费双方各负担一半。遗嘱内容为“一九七九年姚某乙和姚子衡在族长大叔叔姚汉如的主持下分家。之后，姚子衡把他的房子拆了到东头砌了三间瓦房，留下姚某乙的房子由我住，领产权证时就写了我的名字。毫无疑问，其房产权是姚某乙的。因姚子衡已经去世，特留下遗嘱，以防日后为产权争执。”立遗嘱人落款为姚乔英并加盖私章，私章样式与前述宅基地申请登记表上姚乔英私章样式一致。遗嘱落款日期为2003年11月8日，见证人落款为沈某乙、沈某甲并分别盖有私章。该案中，姚某甲的委托代理人为江苏君哲律师事务所律师朱一葵。姚燕经法院征求意见，其自愿放弃对姚乔英遗产的代位继承权。2009年11月30日，姚某乙撤回起诉。本次庭审中，对于遗嘱上所载分家年份与分家协议书上不一致，姚某乙解释为当时写遗嘱的时候记不清楚分家协议什么时候写的。姚某甲主张在1982年之前家里已经分过家，后姚子衡到别处建房，姚某乙将分得房屋拆掉到海安另建房屋。案涉房屋系母亲的养老房，属于母亲所有。此外，在该案及本次诉讼中，姚某乙还提供了一份姚芳于1982年12月22日给其的书信，以证明案涉房屋由其和姚子衡承担维修费用。姚芳在信中告知姚某乙母亲房屋的维修费用情况，要求姚某乙承担一半的费用。姚某甲认为姚芳的信是写给姚某乙要求支出修房费用，但姚某乙有无支出并不知晓，且该信件与案涉房屋的权属无关。
2013年1月，姚某甲诉至法院，要求确认上述案涉遗嘱无效。经查，遗嘱系由姚某乙书写，两名见证人沈某乙、沈某甲的名字均由沈某乙所签。诉讼中，沈某乙、沈某甲到庭作证，证明遗嘱的形成经过为：2003年11月8日，姚某乙在沈家写完遗嘱后读给姚乔英和沈某乙、沈某甲夫妻二人听，在三人确认无误后，姚乔英自己在遗嘱上加盖私章，并将案涉土地使用权证交给姚某乙。沈某乙、沈某甲也在遗嘱上签字、盖章，沈某甲的名字系沈某乙代签。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遗嘱属于代书遗嘱，姚某乙作为母亲姚乔英的法定继承人，依法不能作为代书人。同年7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确认案涉遗嘱无效。姚某乙不服判决，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南通中院认为，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是要式法律行为，为保障遗嘱系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遗嘱人所立遗嘱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案涉遗嘱不仅主文部分由姚某乙代写，遗嘱人姚黄氏签名也由姚某乙代签，仅盖有姚黄氏的印章，两名见证人沈某乙、沈某甲的名字均由沈某乙所签。姚某乙作为姚黄氏的法定继承人，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代书人，故案涉遗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应为无效。至于姚黄氏将案涉遗嘱所涉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证交给姚某乙，并不能得出该遗嘱真实有效的结论。该院于同年9月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2012年5月，甲方南通市崇川区住房和建设环境保护局与乙方姚某乙、姚桥姑娘（后括注‘已故’）签订崇川区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约定乙方自愿搬迁并交出案涉43.49平方米宅基地上的27.77平方米的房屋，甲方给予乙方下列补偿：搬迁合法房屋补偿51374.5元、装饰装潢及附属设施、设备补偿4998.6元、搬迁补助费300元、过渡费1200元、奖励费6000元、种田补贴2500元、宅基地7231.2元，合计补偿总额73604.3元。协议另对安置商品房的地点和价格等进行了约定。姚某乙代表乙方签字。在此之后，姚某乙还领取了文峰街道房屋征收奖励费9164元，计算依据备注为250×27.77＝6942.5元、80×27.77＝2221.6元。庭审中，姚某乙确认其共领取了上述补偿款和奖励费合计82768.3元。
原审认为，本案主要存在以下争议焦点：一、案涉27.77平方米房屋在搬迁前的权利人。二、姚某乙对母亲有无尽赡养义务。
对于争议焦点一，法院认为，案涉遗嘱的内容并未涉及姚乔英对其死后个人财产的处分，不具备遗嘱的实质性内容，只是姚乔英对案涉房屋已归姚某乙所有这一事实的确认。该遗嘱虽然因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被判决确认无效，但只要其符合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要求，不影响在本案中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首先，遗嘱上姚乔英的名字虽系姚某乙代签，但诉讼中双方均认可姚乔英系文盲，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在民间，不会写字的老人用盖章代替签字的做法经常可见，只要能够证明是老人亲自加盖则其效力应视同签字。在确认遗嘱效力案件的诉讼过程中，两名见证人沈某乙、沈某甲均到庭作证，证明遗嘱的形成过程得到了姚乔英的认可并由其自己加盖私章。遗嘱上私章的样式亦与宅基地申请登记表上姚乔英的私章一致，说明姚乔英以盖私章代替签名是其习惯做法。其次，该案生效判决确认姚乔英将案涉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证交给了姚某乙。由于权属登记制度的不完善，相当一部分农村房屋没有领取产权证，按照一般民间的观念，土地使用权证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房屋权属证明，交付土地使用权证即相当于交付产权证。从姚乔英的该行为也可推断遗嘱内容反映了其本意。其三，案涉土地使用权证上“四至”登记东面为孙美英户，孙美英与姚子衡系夫妻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遗嘱中记载的姚子衡将其分得房屋拆除后到“东头”新建房屋的事实。该事实在证人沈某乙的证言中也有反映。其四，遗嘱中记载的在姚汉如主持下分家的事实与分家协议书上所载一致，虽然年份有出入，但姚某乙对此作出了合理的解释，法院予以采信。分家协议书中约定房屋维修费由姚某乙、姚子衡二人各半负担，姚芳书信的落款日期在此之后，信中姚芳向姚某乙要求其负担一半的房屋维修费，说明两兄弟已经开始履行分家协议书的约定。以上事实说明姚乔英知道并认可分家协议的内容，并以遗嘱的形式进行确认。法院对遗嘱的证明力予以确认。
案涉房屋原为姚乔英所有，姚某乙与姚子衡作为姚乔英所生两子在公亲主持下、由旁证人执笔达成分家协议的做法符合民间风俗习惯，法院对分家协议上涉及家产分割内容的效力予以认定。分家协议书虽然仅对分割房屋建筑材料进行了约定，而未约定具体房屋的分割。但从其内容表述来看，所涉房产包括堂屋、朝南房间和朝西房间，其建筑材料由姚某乙、姚子衡两兄弟各得一半，说明两兄弟实际是按各半所有的方式对房产进行了分割。姚子衡拆除部分房屋后，两兄弟之间实际对剩余房屋的产权归属于姚某乙不存在争议。案涉房屋在拆迁时已不属于姚乔英所有，姚某甲认为其和陈某对该房享有继承权无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对于争议焦点二，姚某甲提供的协议书上多数协议人并未签名，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便协议书属实，其内容也仅能反映姚乔英病危后与姚某乙联系不上，不足以证明姚某乙对母亲未尽赡养义务。明星村委会的情况说明系由姚某甲原来的代理律师代笔形成。姚某甲陈述代理律师系根据村委会卞姓书记的口述所写，卞书记对姚家情况非常了解，但就该事实姚某甲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法院不予采纳。鉴于姚某甲代理律师与姚某甲之间的利害关系，法院对情况说明中涉及姚某乙对母亲未尽赡养义务内容的真实性不予确认。邻居的证明可以证明姚某甲和姚芳对母亲尽了赡养义务，但不能证明姚某乙对母亲未尽赡养义务。姚某乙提供的证人系双方当事人的长辈，与双方均为亲戚关系，对双方当事人赡养姚乔英的情况应当有所了解。证人沈某乙陈述的姚某乙通过证人定期给付母亲生活费的情况有其书面记录以佐证，证人沈某乙和姚某丙均提到姚某乙曾经有过接母亲与其共同生活的表示，只是因为姚乔英愿意继续住在姚芳家而作罢。两证人具备作证能力，证言之间相互吻合，可以证明姚某乙在经济上对母亲供养的事实。综上，姚某甲主张姚某乙对母亲未尽赡养义务证据不足，法院不予采纳。
案涉宅基地使用权原归属姚乔英一人，在姚乔英去世后，姚某乙基于对宅基地上房屋的所有权相应的享有案涉宅基地的使用权。案涉房屋被征收，姚某乙应作为被征收人。姚某乙与房屋征收部门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行为属于有权处分，案涉房屋的拆迁补偿权益应归姚某乙所有，姚某甲主张该权益归其和陈某享有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对于文峰街道房屋征收奖励费，从其计算依据的备注来看，明显是根据被征收房屋的面积计算得来，具有奖励给房屋权利人的性质，也应属于姚某乙所有。补偿安置协议项下的安置利益尚未实现，法院在本案中不予理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姚某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35元（减半收取），由姚某甲负担。
宣判后，姚某甲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称，案涉房屋是本人母亲姚乔英的遗产房；案涉遗嘱系被上诉人伪造，法院判决已经确认无效，一审法院又将该遗嘱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及陈某两家几十年来承担了照料姚乔英老人的义务，而姚某乙并没有承担对老人的赡养义务；即使不考虑房屋的权属，从法律公平原则出发，也应对上诉人及陈某的权益有所衡平。综上，请求二审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姚某乙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陈某答辩称，其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主要争议在于案涉的房产系姚乔英遗产还是已经为被上诉人姚某乙所有。本案的房产本为姚乔英所有，但在上世纪80年代初时，经姚乔英同意，由姚子衡和姚某乙按照当地农村习俗进行了分家。分家后，姚子衡拆除所分房屋的事实也印证了当初由其兄弟二人已进行分家的事实。此外，分家协议书中明确房屋的维修费用由姚某乙以及姚子衡各负担一半，而姚芳信也恰恰表明了这一点。故从那时起，案涉的房屋已经为姚某乙所有。尽管2002年时，姚乔英领取了案涉土地的使用权证。但该行为并不能视为姚乔英已经收回了案涉房产。虽然案涉的“遗嘱”已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并非我国继承法意义上的遗嘱。但法院判决主要基础在于该“遗嘱”不符合继承法上对于遗嘱所要求的形式要件。但该“遗嘱”仍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书证的构成要件，仍具有相应的证明效力。该“遗嘱”经证人证明得到了姚乔英的认可，并盖上姚乔英的私章。因此，本院确认该“遗嘱”的证明效力。该“遗嘱”证明了尽管产权证的名字为姚乔英，但实际产权人为姚某乙。现上诉人姚某甲并没有充分证据否认该“遗嘱”所产生的证明效力，故案涉房产实际权利人应为姚某乙，拆迁所产生的权益仍由姚某乙所享有。关于上诉人提出的姚某乙未履行赡养义务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就目前证据而言，上诉人并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姚某乙未履行赡养义务。退一步而言，即使姚某乙未履行赡养义务，由于本案法律关系并非遗产继承法律关系，是否履行赡养义务并不影响姚某乙对物权之行使。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判决并无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69元，由上诉人姚某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 盛
代理审判员 张峥嵘
代理审判员 陆炜炜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施惠惠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