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5）济刑终字第22号
原公诉机关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孙宜广，住济宁市任城区（户籍地同上）。因涉嫌犯交通肇事罪于2014年6月17日被济宁市公安局北湖分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30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济宁市看守所。
上诉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市任城支公司，住所地济宁市任城区供销路西侧。
法定代表人刘涛，经理。
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某甲，农民，住济宁市太白湖新区。（系本案被害人刘某己之父）
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某乙，农民，住济宁市太白湖新区。（系本案被害人刘某己之母）
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某，农民，住济宁市太白湖新区。（系本案被害人刘某己之妻，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某丙的监护人）
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某丙，学生，住济宁市太白湖新区。（系本案被害人刘某己之子）
法定代理人张某，系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某丙之母。
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某丁，农民，住济宁市太白湖新区。（系本案被害人刘某庚之妻），
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某戊，学生，住济宁市太白湖新区。（系本案被害人刘某庚之子）
法定代理人刘某丁，系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某戊之母。
原审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王松行，货车司机，住巨野县。
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审理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孙宜广犯交通肇事罪，于二0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作出（2014）任刑初字第529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孙宜广、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市任城支公司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辩护人的意见，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被告人孙宜广与被害人刘某己、刘某庚系同村好友。2014年6月2日，被告人孙宜广因其祖父去世驾驶车辆去任城区石桥镇置办丧事用品，被害人刘某己、刘某庚搭乘被告人孙宜广驾驶的车辆一同去石桥镇。当日18时56分许，被告人孙宜广驾驶鲁H×××××现代牌黑色小型轿车沿临荷路由西向东行驶至石桥镇张桥村北侧十字路口处左拐弯时，与由东向西行驶的王松行驾驶的鲁H×××××挂重型半挂牵引车侧面相撞，致使鲁H×××××小型轿车乘车被害人刘某己、刘某庚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两车不同程度损坏，造成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王松行让押车人员邵森森拨打120、122电话报警。经交警大队认定：道路交通事故形成的主要原因系被告人孙宜广驾驶轿车行驶至无信号灯控制路口左转弯未让直行车辆先行的行为及驾车行驶至路口观察不够、未安全驾驶；鲁H×××××挂重型半挂牵引车司机王松行驾驶货车行驶至路口未减速慢行、驾驶货车超载的行为是造成事故的次要原因。被告人孙宜广的行为相对于王松行的行为对事故的发生作用较大，过错程度严重，故被告人孙宜广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王松行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被害人刘某己、刘某庚无事故责任。
事故发生后，被告人孙宜广弃车跑到事故现场北侧的沟壕内藏匿并电话通知其姐夫辛坤，让其立即到事故现场查看事故情况并电话报警救人。被告人孙宜广的姐夫辛坤赶到事故现场拨打122、120电话，但其未与交通警察接触并在交通警察处理事故现场过程中离开。120急救车将被害人刘某己、刘某庚救走后，被告人孙宜广随即步行跑至石桥镇李二村家中，后经其亲友劝说，于案发当日20时57分，被告人孙宜广主动拨打电话投案。归案后被告人孙宜广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另查明，案发后于2014年6月11日，被告人孙宜广家属赔偿被害人刘某己、刘某庚丧葬费六万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王松行所驾驶车辆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市任城支公司投保了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第三者责任险，期限自2013年8月31日起至2014年8月30日止。
再查明，被害人刘某己于1997年12月在济宁市任城区水利工程服务中心工作参加工作至交通事故发生之日，系该中心正式职工。被害人刘某己受伤后被送往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以“刘黎明”之名住院抢救治疗，医疗费共计2209元；死亡赔偿金为（山东省城镇居民家庭均可支配收入28264元／年×20年）565280元；被害人刘某己丧葬费（山东省城镇单位在岗工资年均平均工资46386元／12个月×6个月）23193元；其被扶养人（被害人刘某己兄弟二人，其父母刘某甲、刘某乙系农业户口，均58周岁，生活费为山东省农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额7393元／年×20年×2人÷2人＝147860元；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某与被害人刘某己之子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某丙9周岁，其生活抚养费为7393元／年×9年÷2人＝33268.5元）生活费共计181128.5元。以上各项损失共计771810.5元。
再查，被害人刘某庚受伤后被送往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以“刘辉”之名住院抢救治疗，医疗费共计2156元；被害人刘某庚死亡赔偿金（山东省城镇居民家庭均可支配收入28264元／年×20年）565280元；被害人刘某庚丧葬费（山东省城镇单位在岗工资年均平均工资46386元／12个月×6个月）23193元；其被扶养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某丁与被害人刘某庚之子刘某戊8周岁，其生活抚养费为山东省农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额7393元／年×10年÷2人）生活抚养费36965元。以上各项损共计627594元。
原审本院认为，被告人孙宜广驾驶机动车辆违反道路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交通事故，致两人死亡，且负事故主要责任，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孙宜广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成立，本院予以确认。事故发生后，被告人孙宜广逃逸现场，可以依法从重处罚；后被告人孙宜广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庭审中能够自愿认罪，可以依法从轻处罚。对于被告人孙宜广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孙宜广交通肇事后未逃逸的辩护意见，与庭审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被告人孙宜广的辩护人提出的其他辩护意见成立，予以采纳。关于附带民事诉讼赔偿部分，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某甲、刘某乙、张某、刘某丙提出的773810.5元的民事赔偿诉求及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某丁、刘某戊提出的民事赔偿诉求，其中均包括相关人员事故处理费2000元，该项诉求虽没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但结合该事故的特殊情形，亦可酌情予以支持。被害人刘某庚的抢救治疗费为2156元，非2209元，故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某丁、刘某戊的损失数额应当为629594元，非629647元。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王松行所驾驶的鲁H×××××重型半挂牵引车在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市任城支公司投保了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该支公司应在机动车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直接赔偿被害人刘某己、刘某庚医疗费、死亡赔偿金共计12万元，每一被害人各6万元。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某甲、刘某乙、张某、刘某丙及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某丁、刘某戊在保险公司交强险范围外的损失由被告人孙宜广与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王松行共同赔偿。鉴于被告人孙宜广与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王松行分别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和次要责任，其二被告人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某甲、刘某乙、张某、刘某丙承担该部分民事赔偿的比例数额分别为（713810.5元×70%）499667.35元、（713810.5元×30%）214143.15元；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某丁、刘某戊承担民事赔偿比例数额分别为（569594元×70%）398715.8元、（569594元×30%）170878.2元。又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王松行所驾驶的鲁H×××××重型半挂牵引车在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市任城支公司投保了第三者责任险及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王松行负事故的次要责任，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市任城支公司应承担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王松行所承担30%赔偿责任部分的90%的赔偿责任，故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王松行与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市任城支公司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某甲、刘某乙、张某、刘某丙承担民事赔偿比例数额分别为（713810.5元×30%×10%）21414.315元、（713810.5元×30%×90%）192728.835元；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某丁、刘某戊承担民事赔偿比例数额分别为（569594元×30%×10%）17087.82元、（569594元×30%×90%）153790.38元。另被告人孙宜广已支付被害人刘某己、刘某庚丧葬费6万元，每人3万元，应当从其赔偿数额中扣除。关于被告人孙宜广的辩护人张路军及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王松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市任城支公司代理人李如航关于被害人刘某己、刘某庚系农业户口，对其二被害人应当依照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赔偿标准计算赔偿数额，本院认为，被害人刘某己虽系农业户口，但其在济宁市任城区水利工程服务中心工作一年以上，主要收入来源地为城市，赔偿标准应当按照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被害人刘某庚与被害人刘某己在同一起交通事故中死亡，对其赔偿标准可以与被害人刘某己统一按照城镇居民的赔偿标准计算，故被告人孙宜广的辩护人及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王松行的代理人的该项意见不予采纳。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王松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市任城支公司的代理人李如航提出的超出交强险范围的民事赔偿部分，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王松行承担30%的民事赔偿责任，因其超载行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市任城支公司承担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王松行所承担30%部分的90%的赔偿责任的代理意见成立予以采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王松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市任城支公司代理人李如航提出的其他代理意见不成立，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孙宜广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6月17日起至2018年6月16日止。）二、被告人孙宜广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某甲、刘某乙、张某、刘某丙因被害人刘某己死亡造成的损失469667.35元，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付清；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某丁、刘某戊因被害人刘某庚死亡造成的损失368715.8元，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付清。三、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王松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某甲、刘某乙、张某、刘某丙因被害人刘某己死亡造成的损失21414.315元，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付清；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某丁、刘某戊因被害人刘某庚死亡造成的损失17087.82元，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付清。四、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市任城支公司在其交强险及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某甲、刘某乙、张某、刘某丙因被害人刘某己死亡造成的医疗费、死亡赔偿金等各损失252728.835元，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某丁、刘某戊因被害人刘某庚死亡造成的医疗费、死亡赔偿金等各项损失213790.38元，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孙宜广提起上诉称，原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适用法律错误，量刑过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书没有对事故责任划分作正确判断，而是××目采信了济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北湖新区勤务大队做出的错误的责任认定书，从而导致了错误的判决。事故当天上诉人驾驶小轿车在经常通行的路上以正常的速度行驶，左转弯时减速慢行，是由于王松行驾驶的大挂车超载超速行驶，在路过无信号灯的路口仍旧没有减速，才导致事故发生，大挂车直接撞向小轿车的右后方，小轿车基本报废，当场造成刘某己、刘某庚两人均无脉搏，所以两人死亡的真正原因是大货车导致的。在大货车不超载，不超速的情况下，是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的。交通事故的对方驾驶员王松行存在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对此次事故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请贵院依法审查，对事故责任作出公平合理的划分。2、上诉人不存在“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逃逸”是指机动车驾驶员在发生交通事故的同时，擅自逃离事故现场，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其目的在于推卸、逃脱责任。从主观方面看，行为人的主观动机，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动机一般是逃避抢救义务以及逃避责任追究。这种动机是积极的心理活动。因此只有行为人对肇事行为明知，同时又有逃逸的直接犯意，才构成交通肇事后逃逸。而上诉人当时积极抢救伤者、委托亲友（姐夫辛坤）代打电话报警和打120急救电话、之后就在现场附近等候直到交警到达现场、120救护人员对伤者进行救护，自己才带着受伤的身体真正离开现场，回家包扎。事故发生后上诉人惊慌失措，内心充满恐惧，再加上自己也被撞懵、一时头脑不清，身体又受伤，在这种情况下不小心滑到事故现场的沟里。出于保护自身和当时恐惧心理才呆在事故现场的沟里，待抢救人员事故人员到来后才只身离开现场，回家后报警，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所以从整个事故过程来看，从主观上上诉人自始至终都没想过要逃跑，逃避法律责任；也从未有过逃跑的行为，在回到家后及时投案自首。所以，上诉人的行为无论是从主观还是客观上分析，都不符合构成“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条件。3、民事赔偿部分，一审法院部分判决错误。受害人刘某己的父母刘某甲、刘某乙均58周岁，均未丧失劳动能力，不符合支付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条件。上诉人会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积极的做出赔付。希望贵院能给上诉人一个合法合理，公正的判决。受害人有两个以上需要其抚养的被抚养人时，赔偿义务人应当赔偿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支付给刘某己的父母及孩子赡养费及抚养费超过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所以一审法院判决错误。二、适用法律有误。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承担主要事故责任，肇事卡车司机承担次要交通事故责任，严重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判决违背了刑法中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等基本原则，违背了存疑时有利于行为人原则。刑罚的主要目的是打击、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上诉人行为造成交通肇事这种无法挽回的后果，的确是应当受到相应的刑罚处罚，但是，一审法院的判决依据的事实严重将事实扭曲，上诉人不存在“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在事故之后，上诉人一是因害怕遭到死者家属的殴打（实际上，在事故发生后，死者家属多次去上诉人家里打砸、闹事。导致上诉人身体多处受伤。父母妻儿有家不可归、无法正常生活，孩子也不得不转学）。二是因为当时确实吓蒙了根本不知道该做什么。所以才在等到事故现场没人的时候从沟里爬出来回家。一审法院在没有确切证据证明的情况下，××目认定上诉人是“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明显违反了刑法“存疑时有利于行为人的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加重上诉人刑罚。四、一审法院虽认定孙宜广有法定减轻、从轻情节，但量刑畸重。上诉人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在本案中具有法定的减轻处罚情节。我国《刑法》第67条第一款之规定：“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第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上诉人所犯交通肇事罪应在“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范围内定罪量刑。根据《刑法》第72条之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一）犯罪情节较轻；（二）有悔罪表现；（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上诉人系初犯、偶犯，平时一贯表现良好，从无违法违纪前科，当庭自愿认罪态度较好，并愿意积极赔偿（2014年6月11日已经支付给受害方6万元），积极争取死者家属谅解，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也没有重大不良影响。上诉人多次表示很同情两死者的孩子，对给孩子造成的伤害深深的懊悔。也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孩子导致孩子不得不中途转学，给孩子造成了不良心理阴影。希望在今后的时间里慢慢弥补孩子，好好教育孩子。从这个事情中吸取沉痛的教训。一审法院给其判刑四年，判刑过重，违反法律，显失公平。综上，一审判决无论是在认定事实还是在适用法律上都存在错误。有法定减轻、从轻情节，同时上诉人具备缓刑条件。关于上诉人对受害人家属的民事赔偿部分，一审认定错误。原审量刑过重，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裁判，依法改判。
上诉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市任城支公司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医疗费没有事实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的规定，被上诉人主张医疗费，应当向法庭提交病历，医疗费发票，用药物品清单，只有这样作为赔偿义务人才能对受害人的用药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进行审查，才能明确发生的实际医疗费用。由于被上诉人提供的医疗费单据记载姓名有误，上诉人对相关性有异议，该笔费用2209＋2156=4365元不符合赔偿条件。一审法院按交强险医疗限额1万元计算，多判决了（10000-2209-2156）×30%×90%＋4365=5886.45元。二、一审法院判令被上诉人主张的死亡赔偿金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明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时，上诉人认为，虽然受害人刘某己户籍性质为集体户，但其生活居住在农村，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赔付。两受害人死亡赔偿金均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赔付。一审法院未能从整体上进行事实认定，未采信上诉人调查的证据材料，也没有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查，以致判决错误，多判决上诉人承担了（28264-10620）×20×30%×90%=95277.60元。三、一审法院计算刘某己父母的被抚养人生活费计算有误，系判决错误。受害人刘某己的父母均未年满60周岁，尚未丧失劳动能力，不符合支付被抚养人生活费的条件。而且，一审法院也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之规定。一审法院多判决上诉人承担了147860×30%×90%=39922.20元。四、一审法院计算相关人员的误工费、交通费缺乏事实依据，判决缺乏有效证据支持。上诉人认为多判决了上诉人承担（2000＋2000）×30%×90%=1080元。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改判上诉人少承担142166.25元，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彰显法律的公平、公正。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与一审相同。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列举的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已经在一审开庭审理中当庭质证确认。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证据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孙宜广提出，一审判决书没有对事故责任划分作正确判断，而是盲目采信了济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北湖新区勤务大队做出的错误的责任认定书，从而导致了错误的判决。经查，济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北湖新区勤务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鲁公交认字（2014）第0054号，证实上诉人孙宜广承担该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原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王松行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被害人刘某己、刘某庚无事故责任，该认定事实清楚，原审法院依照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判决上诉人承担70%的责任，依据充分。上诉人在事故发生后，弃车跑到事故现场北侧的沟壕内藏匿并电话通知其姐夫辛坤到事故现场查看事故情况并电话报警救人，上诉人孙宜广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后逃逸。上诉人提出上诉称民事赔偿部分，一审法院部分判决错误。经查，一审判决受害人刘某己的父母刘某甲、刘某乙，生活费为山东省农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额7393元／年×20年×2人÷2人＝147860元；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某丙9周岁，其生活抚养费为7393元／年×9年÷2人＝33268.5元，生活费共计181128.5元，由于上诉人孙宜广交通肇事后逃逸致受害人刘某己死亡，受害人刘某己的父母刘某甲、刘某乙及其子刘某丙为被抚养人，一审判决上诉人支付生活费及抚养费，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孙宜广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庭审中能够自愿认罪，可以依法从轻处罚，对该事实原判决中已作出认定。据此，上诉人孙宜广的上述辩护观点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市任城支公司提出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医疗费没有事实依据。经查，被害人刘某己受伤后被送往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以“刘黎明”之名住院抢救治疗，医疗费共计2209元，被害人刘某庚受伤后被送往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以“刘辉”之名住院抢救治疗，医疗费共计2156元，上诉人认为由于被上诉人提供的医疗费单据记载姓名有误，该笔费用2209＋2156=4365元不符合赔偿条件。对于上诉人的该项上诉请求，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提出，两受害人死亡赔偿金均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赔付，对于该项请求，本院认为，被害人刘某己于1997年12月在济宁市任城区水利工程服务中心工作参加工作至交通事故发生之日，系该中心正式职工，主要收入来源地为城市，赔偿标准应当按照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被害人刘某庚与被害人刘某己在同一起交通事故中死亡，对其赔偿标准可以与被害人刘某己统一按照城镇居民的赔偿标准计算。上诉人的该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称受害人刘某己的父母均未年满60周岁，尚未丧失劳动能力，不符合支付被抚养人生活费的条件。经查，被害人刘某己兄弟二人，其父母刘某甲、刘某乙系农业户口，均已58周岁，没有其他生活来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支付被害人刘某己父母刘某甲、刘某乙生活费为山东省农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额7393元／年×20年×2人÷2人＝147860元，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提出一审法院计算相关人员的误工费、交通费缺乏事实依据，对于该项上诉请求，上诉人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刘力红
审 判 员 王衍琴
代理审判员 张 婕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黄 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