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1民终9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章晓英。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王双、张梦杨，浙江商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桐庐支行。代表人：周金祥。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陆如机、朱一潇，浙江凯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章晓英因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桐庐县人民法院（2014）杭桐商初字第15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2012年12月11日，案外人杨某受章晓英的委托，持章晓英的身份证到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桐庐支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桐庐支行）处，临柜办理了卡号尾号为“081”的借记卡（账号尾号为“957”），又开通了与此捆绑的网银业务，网银业务中预留的电话为杨某的手机号码。同时，杨某又以章晓英的名义，办理了账号尾号为“015”存折一本。上述账户开通后，章晓英于同日分四次打入账号尾号为“015”存折计301万元，打入后即刻取出了1万元。此后，杨某于同日及次日通过网银分别划出了275万元、25万元。二、2012年12月14日，杨某受章晓英的委托，持章晓英的身份证到中信银行桐庐支行处，临柜办理了账号尾号为“844”的存折一本。2012年12月20日，章晓英以房地产抵押的方式与案外人签订了最高额典当合同一份，于次日取得典当融资款200万元后，即刻将该200万元划入账号尾号为“844”的账户内。杨某在当日及此后的三日内分五次将该200万元通过网银的方式全部划出。其中的25万元划入了章晓英在兴业银行杭州富阳支行的账户内。三、2012年12月14日，杨某受章晓英的委托，持章晓英的身份证到中信银行桐庐支行处，临柜办理了账号尾号为“774”的存折一本。同日，章晓英划入该账户200万元。杨某于同日及2012年12月16日分三次通过网银的方式将200万元全部划出。四、2013年10月18日，杨某受章晓英的委托，持章晓英的身份证到中信银行桐庐支行处，临柜办理了账号尾号为“787”的存折一本。同日，章晓英划入该账户300万元。杨某于2013年10月21日及22日分四次通过网银的方式将200万元全部划出。五、案外人杨某于2014年9月8日因涉嫌诈骗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2015年10月28日被判刑。六、2014年9月9日，章晓英持中信银行桐庐支行账号尾号为“221”、“774”及“787”的三本存折到中信银行富阳支行要求取款，被告知该三本存折上的资金均已通过网银转账等方式转出。七、2014年9月15日，章晓英将账号尾号为“774”及“787”的二本存折所涉及的款项为标的起诉至法院。八、2014年12月1日，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浙汉博【2014】文鉴字第973号），鉴定意见为：2012年12月11日的2份个人存款凭条及2012年12月11日的理财宝白金卡/金卡申请书中的“章晓英”签名字迹均不是章晓英书写。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中章晓英与中信银行桐庐支行间存有储蓄存款合同的事实双方均无异议，现双方所争议的是章晓英持有的账号尾号为“774”、“787”存折项下网上银行交易行为的法律后果归属问题。对此，法院分析如下：第一，对杨某在中信银行桐庐支行处办理的存折及借记卡，章晓英认可均受其委托，且章晓英均在上述存折开立当日或获取当金后即刻将大额资金存入所开立的账户。第二，杨某曾通过网银方式将账号尾号为“844”内的25万元划入章晓英告在兴业银行富阳支行的账户内。对此，章晓英虽称其不知道是通过网银划入的，但章晓英庭审中陈述账户开立后杨某均将存折交还给了其本人，那么，杨某是通过何种途径划账，章晓英不可能不作追究，且在得知其账户被他人操作的情况下，也不可能不去查询其存入账户内的大额资金的状况。同时，也证明了章晓英是知晓杨某在操作账户的，而该操作过程并不排除通过网上银行方式进行。第三，章晓英对为何委托杨某在同一银行开立多个账户，且有的是在同一日开立二个账户的用途未作合理解释。杨某对此解释是为了便于操作和与章晓英做一笔业务结算一笔。本案所涉账户使用的实际情况为：开立账户后，章晓英即刻会打入200万元或300万元的大额资金，后即不关心账户本身的情况，而杨某则在划走账户内的资金后，该账户就不再使用。此后如有需要，章晓英又会委托杨某另行开立新的账户再进行同样的操作。因此，杨某的解释符合实际情况。第四，自2012年12月11日开立第一个账户，直至2014年9月8日杨某被刑事拘留，章晓英才于次日到中信银行查看账户情况并要求取款。期间，章晓英在中信银行桐庐支行处的多个账户存有大额资金，又未开通“账户实时变动短信通知”服务的情况下，对多个账户内的大额资金长期不予关注，有违常理。第五，章晓英与杨某之间存在大额的资金往来情况。第六，章晓英在庭审中的陈述存在前后矛盾的情况。综上所述，中信银行桐庐支行的网上银行业务虽不是章晓英直接开通，但章晓英应知晓他人通过网上银行方式操作其账户，并且放任他人操作，故涉案账户资金变动的后果应当由其自行承担，对章晓英要求中信银行桐庐支行支付存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因法院已对案外人杨某进行了调查，其也作了陈述，对其再作调查已无必要，故对章晓英关于补充调查或到监狱开庭的要求，不予采纳。因中信银行桐庐支行在开立网上银行业务的操作上存在瑕疵，且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结论也对其不利，故鉴定费18400元应由其承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章晓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7008元，由章晓英承担（已预交）。鉴定费18400元，由中信银行桐庐支行承担，中信银行桐庐支行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给付章晓英。宣判后，章晓英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本案客观事实为：案外人杨某与上诉人相识，因杨某原系邮政银行富阳支行的工作人员，要求上诉人帮助拉存款，并表示可以取得银行贴息。2012年12月24日上诉人委托杨某开立“774”存折帐户后存入款200万元，2013年10月18日，上诉人委托杨某开立“787”存折帐户后存入款300万元，合计款500万元。诉讼后上诉人得知杨某在2012年12月11日即私下冒用上诉人名义到被上诉人处开通网银，而被上诉人则违规替杨某开通了网银。上诉人存入的500万元，在存入后几天就被杨某私自以网银转帐方式秘密支取，导致存款灭失。一审对上述事实未予查清认定，仅以被上诉人单方提供的后台交易记录作为认定本案的事实，过于偏面。二、一审对上诉人的诉讼权利未予充分保护。一审法院对杨某虽作过调查，但杨某出于保护自己的目的，对案件的关键性的事实避重就轻，或说记不清。杨某作为重要证人，依法应当出庭接受当事人的询问、质证。故上诉人在一审时要求法院作补充调查及要求到监狱开庭，但一审驳回了上诉人的申请，致使上诉人没有机会向杨某就案件事实发问及质证。现要求二审重新调查并到监狱开庭审理。三、一审认为“上诉人应当知晓他人通过网上银行操作其帐户，并且放任他人操作”，此观点背离了客观事实，没有充分的证据在案佐证。1、关于“884”号存折中的25万元通过网银转入上诉人兴业银行富阳支行帐内问题。第一，银行交易记录25万的渠道显示是其它，并没有显示是网银转帐；第二，作为上诉人收到25万元款，第一时间是短信通知，而兴业银行富阳支行的短信通知并没有汇款方式的内容，即上诉人是不可能知道25万元是网银转帐的(已提供兴业银行富阳支行证明)；第三，即使上诉人去银行查询款项的支付方式，也只能看到是“其它”，并不能知道是网银转帐。2、关于委托杨某在同一银行开立多个帐户未作合理解释问题。上诉人认为，在同一银行开立多少个帐户，这是上诉人的权利，也是很正常的事，上诉人无需解释。如果说有疑问，反过来正好能证明杨某为了不让上诉人知道私开网银及私下转走存款的事实。3、关于存款后长期不予关注，有违常理的为题。上诉人认为，因杨某拉存款均需一年或一年以上，故上诉人一直认为存款在银行，无需查询。4、关于上诉人与杨某之间有大额的资金往来问题。第一，有资金往来事实，但这些款项均是杨某拉其它存款到期后，上诉人委托杨某到银行代为支取后，杨某再将存款本金转帐支付给上诉人的款；第二，即使有款项往来，也与本案无关。四、一审淡化了被上诉人的重大过错责任，仅认定银行在网银操作上有瑕疵，承担鉴定费的责任，显失公平。一审判定银行在网银操作上存在瑕疵，开通网银笔迹经司法鉴定不是上诉人本人所签。一审淡化了最关键的这一点，即上诉人没有开通网银的事实。中国人民银行及银监委等联合规定明确：开通网银必须由本人持身份证到银行开通，金融机构必须严格审查把关，否则产生的资金风险应由金融机构承担。而本案中，经司法鉴定和开庭各方陈述，被上诉人违规开设网银，对上诉人的资金安全存有重大过错的事实证据确实充分。一审未依据银行违规的事实和上述人民银行及银监委的规定，判令上诉人银行相应的违约赔偿责，实体处理错误。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中心银行桐庐支行答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本案涉及的关键事实是，对于划转存折内的资金案涉网银，其开通和使用，上诉人是否知情，是否出于上诉人意愿。对此，除被上诉提交的四组银行后台交易记录资料证据外，有如下证据可以直接证实，上诉人对开通网银不仅知情，而且加以使用：1、844存折开通后（庭审中，上诉人否认该存折的开通，直到答辩人提供相关证据后，才以忘记为由承认该存折确为其委托杨某代办），上诉人向典当公司提供自有的二套住房申请抵押借款时，明确要求将款项汇入“844”存折，200万元借款到账后，又通过非营业网点（即网银方式）将其中的25万元划入自己兴业银行账户上，另将65万元转给杨某，50万元转给屠永明账户，60万元到赵清账户。此举直接证明，上诉人对网银开通不仅知情，且加以使用。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银行系统的原因，中信银行之间以网银方式转账时，系统会显示为“网银”，而跨行之间转账，系统只显示“其他”。因此，前述该25万元汇款通过网银手段由中信银行转入兴行银行时，银行系统显示方式为“其它”，但其交易方式即为网银。2、庭审中，上诉人回答法庭关于“4本存折（即未起诉的“015”、“844”存折及起诉的“774”、“787”存折）上资金是否已经归还”提问时，当庭承认“这4本存折开通后，由杨某交还给自己并一直由自己保管，而“015”、“844”二折之所以未起诉，是因为这二本存折上的资金杨已经归还。这表明，上诉人在存折始终在手，又未通过营业柜台支取的情况下收到了杨某归还的资金，显然，对于杨某动用存折内资金，上诉人上不仅明知，而且出于其意愿。而存折不动、资金动用的唯一手段就是网银。3、根据杨某辩护律师提供的信息，以及一审向富阳市法院调取的案卷材料，显示杨某在公安阶段供述：①早在2009年间，杨某偶尔从同事季水英处得知上诉人有资金，且上诉人只要资金存放在银行、获取18%高额利息二项要求，其他概不过问，而季、杨得知第三方可以给25-30%利息回报，因而有利润空间。为此，杨某、季水英商定，动员上诉人将钱存入银行，尔后通过开通网银的形式将存款动用、转贷给他人获取高额利息，从中获取利差；②2009年间，季水英、杨某将上诉人的第一笔200万元资金以“转贷”形式套取出来。具体操作时，要上诉人在杭州银行富阳支行办好银行卡，上诉人提供身份证原件，办好一卡及网银，一本存折，而密码由杨某设定，网银U盾、存折、卡都由杨某保管。上诉人在距钱被转走后2-3个月后知道了，因为只有转走（即所谓的转贷）才能获取高额利息。截止2010年前后，上诉人最多时有1700万元存款存入邮政银行，均是杨某、季水英通过将存入银行的上诉人的资金以网银划转的方式；③2011年前后，杨某与上诉人开始建立借款合作关系，即上诉人要求将自己的资金存入银行，由杨某负责事先支付高额的利息回报。上诉人对杨某调动、划转存入“银行”的资金是明知的，上诉人为此曾特别提醒杨某要注意防范资金使用过程中的风险；④2012年前后，上诉人与杨某商量500万元事宜，上诉人要求存入银行，要求显示银行存款记录，同时要求30%利息回报，而对杨某动用存款是没有关系的（即认可的）。为此，杨某在被上诉人处开户，上诉人将身份证交给杨某，由其去开户。开户后上诉人将钱存入了帐户；⑤关于网银开通情况，杨某拿了上诉人给的身份证原件去开的，为此办理了网银业务；⑥杨某与上诉人是借款合作关系，体现在利息高额利息回报。庭审中，上诉人承认其将存款存入银行后由杨某转贷、进而从杨某处获取高额利息。上诉人是知道杨某临时调动账户内资金的，是默认这个作法的。为此，上诉人还特意提示过杨某在资金调动时要注意风险防范，上诉人将网银U盾、存折、银行卡全部交给杨某的；⑦杨某承认，到目前为止，除已支付上诉人1300万元利息外，尚欠上诉人借款本金600万元。上述事实有杨某供述证实。上述证据显示，对于案涉的网银，上诉人是明知的，而且唯有通过网银手段划转上诉人存折内的资金才能达到转贷、进而获取高额利息回报的目的。上诉人述称的“500万元在存入后几天即被杨某私自以网银转账方式秘密支取、导致存款灭失”是隐瞒事实的不实之辞。二、一审已经查清，案涉“774”、“787”存折内共500万元存款，以及上诉人自认的杨某已经归还的“015”存折上的300万元、“844”存折上200万元资金，四本存折共计1000万元存款，均不是被盗划或去向不明，而是基于上诉人与杨某之间的借款获利关系划转给了杨某。一审关于该事实认定，证据确实充分。三、上诉人片面夸大了案涉网银开通的作用，以期达到向银行转嫁债务风险的意图。由于网银开通距诉讼引发，已时隔几年时间，当时办理该业务时的视频监控系统内容已被覆盖，无法查证案涉网银开通当时，是否是上诉人亲自办理。对于网银开通一节，上诉人出于其规避责任目的，事后片面强调笔迹鉴定结论显示非其本人亲自办理。但从开通后的频繁划转存折内巨额资金的结果上判断，存折上的每一笔资金之所以能够被网银划转，这也是上诉人有条件、有能力制止却采取放任态度不予及时制止所导致，是上诉人故意透露被支配的存折密码所致。因为按照银行业务规程，所开通的网银业务手段要实现支配、掌控“774存折”、“787存折”以及“015存折”、“844存折”资金，必须同时具备二个条件：第一，能够被网银支配、操控其内资金的“015”、“774”、“844”、“787”四本存折，事先必须被网银绑定；第二，该被支配、操控的4本存折的所有密码被网银操作人事先获知。因此，假使上诉人存折内“存款灭失”，则直接导致灭失的过错责任在于其本人，与银行无涉。另，上诉人自认的“015、844存折始终未动用，却又接收杨某以其他途径归还该存折内的资金”事实，足以证明上诉人明知并且认可存折内的资金被网银划转了。综上，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二审期间，双方当当事人均未提供证据经审理，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章晓英与中信银行桐庐支行对双方之间存有储蓄存款合同的事实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双方在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仍是章晓英持有的账号尾号为“774”、“787”存折项下网上银行交易行为的法律后果归属问题。根据中信银行桐庐支行提供的四组银行后台交易记录资料证实，以章晓英为客户姓名在中信银行桐庐支行共办理过一张借记卡、四本存折，分别是2012年12月11日办理的“081”借记卡（该卡开通网上银行业务）、“015”存折；2012年12月14日“844”存折；2012年12月14日“774”存折及2013年10月18日“787”存折。其中，对于“015”和“844”存折的开设，章晓英本人在原审法院第一次庭审中明确予以否认，表示“根本不知道，（存折）办也不是我办的，钱也不是我存的，取也没有取过”，但在第三次庭审中的则认可系其委托杨某开立的，并表示“（钱）已经取回来了，这存折上的事情已经处理好了”。然“015”和“844”存折中存入的款项共计500万元之多，且存入“844”存折的款项还是章晓英以房地产抵押所获得的当金，章晓英对此不可谓不知。现经查明，上述在中信银行桐庐支行处办理的借记卡及存折账户均系杨某受章晓英的委托办理，章晓英在杨某存折账户开立当日或几日内即将大额资金以活期存款的形式存入所开立的账户。而“015”和“844”存折上的款项均是杨某在存款后当日或几日内以网银方式转出，其中杨某还通过网银方式将25万元从“844”存折账户转入章晓英在兴业银行富阳支行的账户内。章晓英陈述在账户开立后，杨某均将存折交还给了其本人，故对于杨某是通过何种途径转款、“015”和“844”存折中的款项被如何取出，应当是清楚。虽现有证据不能认定与存折捆绑的借记卡中“网上银行的开通”为章晓英本人所为，但根据上述事实及章晓英与杨某之间存在大额的、较长时间的资金往来以及章晓英向杨某收取较高资金利息等事实，应认定章晓英对杨某通过网上银行方式操作其存折账户是明知并默许的。原审法院据此认定涉案存折账户资金变动的后果由章晓英自行承担并无不当。因原审法院已对案外人杨某进行了调查，并制作调查笔录，故对章晓英关于补充调查或到监狱开庭的要求，不予采纳。本案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7008元，由上诉人章晓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洪悦琴审 判 员  崔 丽代理审判员  赵 魁二〇一六年五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周治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