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6刑终187号
原公诉机关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进，曾用名晶晶，男，1981年1月27日出生，汉族，浙江省绍兴市人，大学文化，原系绍兴市畜牧兽医局动物检疫站站长，户籍地绍兴市越城区，现住绍兴市越城区。因涉嫌犯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于2015年1月1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2月2日变更为取保候审，2016年2月2日被继续取保候审，同年2月25日被逮捕。
辩护人阮方民，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朱顺德，浙江中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审理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刘进犯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滥用职权罪一案，于2016年2月25日作出（2015）绍越刑初字第1677号刑事判决。被告人刘进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浙江省绍兴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孟海波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刘进及其辩护人阮方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限二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
一、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
2009年至2014年间，被告人刘进先后担任绍兴市畜牧兽医局动物卫生监督科工作人员、动物卫生监督稽查队队长、市动物检疫站站长，负责动物防疫、产地检疫、屠宰检疫等工作。在此期间，在对绍兴市辉达生态养殖有限公司、绍兴市唐皇种猪有限公司、绍兴咸亨绍鸭育种有限公司、绍兴市越州家禽育种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的牲畜实施产地检疫过程中，为顺从其上级领导绍兴市畜牧兽医局副局长任建荣（另案处理）及贪图便利，在未对动物进行现场检疫、未查验养殖（防疫）档案等情况下，伪造检疫结果，为上述四家公司直接开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数百张，造成大量未经产地检疫的牲畜流入绍兴市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及浙江省余姚、金华等地市场。
二、滥用职权
2011年11月至2014年2月，被告人刘进在担任绍兴市畜牧兽医局动物卫生监督稽查队队长、市动物检疫站站长，全面负责检疫站各项工作期间，在明知部分养殖户运往绍兴市天天屠宰场进行屠宰的生猪未附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绍兴市畜牧兽医局派驻天天屠宰场的检疫人员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在对上述生猪进行补检后，未对货主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货值金额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罚款的情况下，不提出纠正意见，默许下属检疫人员违反规定开展屠宰检疫工作，导致此期间在屠宰场补检的35472只生猪，在货主未被罚款处罚的情况下进入屠宰环节，至少造成国家经济损失人民币5979089元。
2015年1月15日，被告人刘进经侦查机关电话通知后，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了上述事实。
原判确认了相应证据。
原审认为，被告人刘进身为动物检疫机关的检疫人员，徇私舞弊，伪造检疫结果；违反规定处理公务，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分别构成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滥用职权罪。被告人刘进在侦查机关电话通知后能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属自首，可依法从轻处罚。被告人刘进一人犯两罪，应依法数罪并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被告人刘进犯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
上诉人刘进及其辩护人提出：一、上诉人刘进在原判第一节事实中的行为不构成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应构成动植物检疫失职罪。理由如下：1、上诉人刘进的行为不构成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从客观上看，上诉人刘进虽未检开证，但这只是程序违法，并未对检疫结果造假，未出现受检动物存在疫病的情形，不符合该罪“伪造检疫结果”的客观要件；从主观上看，上诉人刘进不明知其出具的检疫合格证明与客观事实不符，亦未从检疫养殖户那里获取任何非法利益，不存在“徇私利”。上诉人刘进未检开证的行为是单位的工作惯例，也是其上级领导任建荣的授意，下级服从上级是机关工作的要求和纪律，亦不应认定其主观上存在“徇私情”。故上诉人刘进的行为不符合该罪的主观要件。2、上诉人刘进未检开证的行为构成动植物检疫失职罪。上诉人刘进对应当检疫的动物不检疫，其行为给国家执法机关的信誉和正常的执法管理活动造成严重损害和负面影响，也即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符合该罪客观要件。上诉人刘进未检开证，系因对检疫工作关系到人民群众的食品卫生及生命安全认识不足，掉以轻心，属于严重不负责任的过失心态，符合该罪主观要件。二、上诉人刘进在原判第二节事实中的行为不构成滥用职权罪。理由如下：1、补检是针对动物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违法行为所实施的一种行政强制措施。本案中，越城区范围内的生猪养殖户及企业将待屠宰生猪运至天天屠宰场检疫申报点进行“定点检疫”，符合《动物检疫管理办法》关于产地检疫的规定。生猪养殖户及企业均系自觉自愿进行上述检疫行为，客观上并没有无证运出越城区范围进行屠宰、运输或经营的违法行为，主观上也没有偷逃产地检疫的违法意图。他们将待屠宰生猪运至天天屠宰场检疫申报点正是为了接受产地检疫并取得检疫合格证明。故该种检疫行为是正常的产地检疫，虽检疫人员一直沿用以往延续下来的“补检”的错误叫法，但该检疫行为并非法律意义上的补检。对生猪养殖户及企业进行罚款缺乏理由和依据，原判认定的国家经济损失亦无从产生。2、上述检疫行为虽存在未要求养殖户携带养殖档案等瑕疵，但以上瑕疵属于程序性瑕疵，并非实体性的违法缺陷，不足以否定检疫人员进行的是产地检疫。三、上诉人有自首情节，可依法减轻处罚。且本案的发生系体制不顺、人员和经费不足等诸多客观因素造成，并非上诉人刘进个人所为。综上，原判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对上诉人刘进宣告缓刑。
浙江省绍兴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原判对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定性准确，量刑基本适当。但对原判第二节事实中的行为定性是“补检”还是“产地检疫”，现有证据存在一定矛盾，如果不是补检就不存在罚款，也就不存在造成国家财产损失的问题。上诉人刘进的行为是否构成滥用职权罪，建议二审法院在准确认定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予以裁判。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被告人刘进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的犯罪事实清楚，有经原审庭审质证、认证的绍兴市农业局《关于李某等同志任职的通知》、中共绍兴市农业局委员会《关于徐亚浓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干部履历表、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年度考核登记表、公务员年度考核登记表，绍兴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绍兴市农业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绍兴市畜牧兽医局《2011年至2014年度领导分工、各科室及工作人员岗位职责》，浙江省首批动物卫生监督执法人员官方兽医名单，证人吕某（市畜牧兽医局局长）、李某（市畜牧兽医局副局长）、朱某（检疫站工作人员）、蒋某（畜牧产业发展科副科长、原检疫站副站长）、周其兵（绍兴市辉达生态养殖有限公司董事长）、蒋云香（辉达公司会计）、林正栋（绍兴市唐皇种猪有限公司总经理）、邱善其（绍兴咸亨绍鸭育种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王奎（绍兴市越州家禽育种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证言，被告人刘进、任建荣的供述，搜查笔录、扣押物品清单，被告人任建荣开具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3张，被告人刘进开具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77张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另查明，2011年11月至2014年2月，被告人刘进在担任绍兴市畜牧兽医局动物卫生监督稽查队队长、市动物检疫站站长，全面负责检疫站各项工作。在此期间，绍兴市畜牧兽医局许可部分生猪货主将待屠宰生猪运至绍兴市天天屠宰场门口进行检疫，生猪货主亦自主前往进行检疫。检疫合格后取得《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而后进入屠宰环节。
2015年1月15日，被告人刘进经侦查机关电话通知后，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了上述事实。
上述事实有经原审庭审质证、认证的被告人刘进、任建荣的供述，证人吕某（市畜牧兽医局局长）、严某（动物卫生监督科科长）、金某（畜牧产业发展科科长）、蒋某（畜牧产业发展科副科长，原检疫站副站长）、朱某（检疫站工作人员）、金荣兔（驻天天屠宰场检疫组组长、协检员）、周眺（驻天天屠宰场检疫组协检员）、何岳森（驻天天屠宰场检疫组协检员）、周其兵（绍兴市辉达生态养殖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海华（绍兴市华天肉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谢金水（个体贩猪户）的证言，价格鉴定结论书，扣押清单，补检生猪统计表、《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情况说明及自书材料等证据证实。
二审期间，上诉人刘进的辩护人提交了绍兴市畜牧兽医局关于要求明确动物产地检疫性质的请示（绍市牧字〔2016〕3号）、浙江省畜牧兽医局关于动物产地检疫有关问题的复函（浙牧办发函〔2016〕15号）、绍兴市畜牧兽医局关于市动物检疫站有关“补检”问题的说明、绍兴市动物检疫申报点汇总表、“绍兴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市动物检疫站动物检疫申报点”铜牌照片等证据，用以证实检疫行为可以在指定地点进行。本案中，设在天天屠宰场的动物检疫申报点在生猪进入屠宰场前对来自越城区行政区域内的生猪进行检疫，符合“指定地点”的有关规定，进场前经过检疫且取得检疫合格证明的生猪方可入场屠宰。
关于上诉人刘进及其辩护人的上诉意见，分析如下：
一、关于上诉人刘进及其辩护人提出刘进在原判第一节事实中的行为不构成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应构成动植物检疫失职罪的意见，经查：1、上诉人刘进的行为构成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从主观上看，上诉人刘进多次供述，上述养殖户刚来开证时是领导任建荣亲自带过来让其未检开证，或者经其请示后任建荣同意未检开证的，其也知道他们与任建荣关系不错。上诉人刘进为顺从作为其领导的任建荣的意思及贪图便利而未检开证，符合“徇私情”的主观构成要件。从客观上看，被告人刘进在未对动物进行现场检疫、未查验养殖（防疫）档案和强制免疫情况等情形下未检开证，属于伪造检疫结果，符合该罪的客观构成要件。2、上诉人刘进的行为不构成动植物检疫失职罪。首先，上诉人刘进的行为不符合该罪的主观构成要件。该罪的主观方面是过失，即应当预见自己失职可能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由于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本案中，上诉人刘进明知未检开证不符合法律规定，为徇私情仍从事上述行为，主观方面是故意，而非过失，其在主观上并没有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亦非应当预见的情形。其次，上诉人刘进的行为不符合该罪的客观构成要件。该罪在客观方面要求“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一般是指因造成重大疫情而使国家蒙受重大经济损失，造成严重政治影响，或者引起严重贸易争端等情形，本案并无充分证据证实上诉人刘进的行为导致了上述情形。故上诉人刘进的行为不符合动植物检疫失职罪的构成要件。上诉人刘进及其辩护人的上述意见，与查明事实和法律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上诉人刘进及其辩护人提出刘进在原判第二节事实中的行为不构成滥用职权罪的意见，经查，虽然在一审的证据中天天屠宰场门口的检疫行为被称呼为“以补检代替产地检疫”，但之所以如此称呼有法律变更及历史沿革等原因，“以补检代替产地检疫”在本案中的含义应理解为以补检这一较为简单的检疫过程代替了产地检疫这一较为复杂的检疫过程。实际上，该检疫行为不符合补检的本质特征，并非法律意义上的补检。理由如下：
1、补检的本质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执行监督检查任务，可以采取相关措施，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或者阻碍，其中采取的措施之一即“对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动物实施补检”；第七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屠宰、经营、运输的动物未附有检疫证明，经营和运输的动物产品未附有检疫证明、检疫标志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责令改正，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罚款；对货主以外的承运人处运输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第四十条规定，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动物，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依照本条第二款规定补检，并依照《动物防疫法》处理处罚。根据上述规定，补检一般具备以下特征：第一，补检伴随着罚款，针对动物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违法行为所实施，具有处罚性和纠错性；第二，补检不是一种常规性检疫，只有检查到有违法行为发生时才启动，具有非常规性；第三，补检发生在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执行监督检查任务过程中，当检查到有动物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情形时，才临时采取补检这一补救措施。因此，补检发生的情形不能提前预知，不可能由动物监督机构许可或要求货主到指定地点进行补检，或双方约定到指定地点补检，具有临时性、不可预知性。
2、本案中，天天屠宰场门口的检疫行为并不符合上述“补检”的本质特征。理由如下：（1）该检疫行为并非针对动物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违法行为作出，货主亦并非行政处罚的对象。《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应当派出官方兽医到现场或指定地点实施检疫。根据该规定，检疫行为可以在指定地点进行。本案证据证实，系绍兴市畜牧兽医局许可货主将待屠宰生猪运至天天屠宰场门口进行检疫，生猪货主亦自主前往进行检疫。此种检疫行为已长达数年，可以认为天天屠宰场门口系绍兴市畜牧兽医局实施检疫的指定地点。且生猪货主到上述地点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待屠宰生猪接受检疫并在检疫合格后获取检疫合格证明，而后进场屠宰。故在天天屠宰场门口实施检疫的行为并不违背相关规定，并非针对动物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情形所做的补检。生猪货主并无明显违法行为，不能作为行政处罚的对象。（2）该检疫行为具有常规性。该检疫行为已持续数年，同一货主亦于数年间反复多次进行该项检疫，所检疫的生猪数量达到数万只。如此长时间、大规模的检疫行为，说明这已是常规检疫，并非一种临时性的补救和纠错措施。（3）该检疫行为是绍兴市畜牧兽医局许可且货主自主前往的，双方对此均知情，并非绍兴市畜牧兽医局在执行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有动物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情形所采取的措施，不符合补检临时性、不可预知性的特征。（4）不能以工作上的不规范认定该检疫行为系补检。虽然天天屠宰场门口的检疫行为存在检疫申报不规范、未审查免疫档案和养殖档案等问题，但不能据此得出该检疫行为是补检的结论，判断一个行为的性质应从上述补检的本质特征进行分析。且该检疫行为已经对畜禽标志符合规定和临床检查健康两项主要内容进行了检查。
综上，天天屠宰场门口的检疫行为与“补检”的本质特征相违背，认定该检疫行为系补检证据不足。故不应对货主处以罚款，没有罚款就不存在原判认定的国家经济损失。而滥用职权罪是以造成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为构罪要件的，本案未有充分证据证实存在人员伤亡、重大经济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等情形，故上诉人刘进在原判第二节事实中的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证据不足。上诉人刘进及其辩护人的上述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刘进身为动物检疫机关的检疫人员，徇私舞弊，伪造检疫结果，其行为已构成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上诉人刘进及其辩护人提出刘进不构成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应构成动植物检疫失职罪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原判认定刘进构成滥用职权罪证据不足，不能成立。上诉人刘进在侦查机关电话通知后能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属自首，可依法从轻处罚。根据上诉人刘进的犯罪情节及悔罪表现，可依法对其适用缓刑。上诉人刘进及其辩护人提出刘进不构成滥用职权罪，请求对刘进适用缓刑的上诉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5）绍越刑初字第1677号刑事判决；
二、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进犯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俞湘静
代理审判员 梁赛群
代理审判员 袁建国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高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