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赤民一终字第223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子文，男，1969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个体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建丽，女，1972年1月17日出生，无职业上（系周子文之妻）。
二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富开宇，内蒙古源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国丽，女，1970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职工。
原审第三人于某某，男，1974年5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
上诉人周子文、王建丽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人民法院（2015）右民初字第24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上诉人周子文及二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富开宇、被上诉人张国丽、原审第三人于某某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国丽诉周子文、王建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审法院于2015年2月12日作出（2014）右民初字第1191号民事判决：驳回张国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862元，由张国丽自行负担。张国丽不服该判决，上诉于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11日作出（2015）赤民一终字第713号民事裁定：一、撤销巴林右旗人民法院（2014）右民初字第1191号民事判决；二、发回巴林右旗人民法院重审。因于某某与刘立新、周子文存在工程施工关系，三方亦有往来帐目，原审法院遂追加于某某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张国丽在原审法院（2014）右民初字第1191号案件审理时向原审法院提供了8枚周子文为其出具的欠据，分别是于2007年4月20日向张国丽借款49000元2笔、借款45000元2笔（其中1笔张国丽标注“2007年12月30日刘某某还本息49800元”字样；另1笔张国丽标注“20000元2分利息，自2007年4月16日算起、9000元2分利息，自2007年4月18日算起、15000元2分利息，自2007年4月22日算起；此款利息自2008年4月21日算起，另外加10000元3分利息的；2008年4月20日结息：4800元＋2160元＋3600元=10560元，此款借1000元3分利息还上，自2008年4月20日欠10000元”的字样）、借款24028元1笔，合计212028元；于2008年3月10日向张国丽借款10000元1笔（约定每元月息0.03元，标注“10个月零10天，3000＋100=3100”的字样）、于2008年4月15日向张国丽借款56000元（约定每元月息0.02元，标注“56000×0.02=1120×9=10080”等字样）、于2009年4月1日向张国丽借款20000元（约定还款日期2009年7月1日，利息2.5分）。合计欠款本金为298028元。周子文承认为张国丽出具欠据的事实，但在原审法院（2014）右民初字第1191号案件审理时向原审法院提供其与第三人于某某签订承包罗曼春天、爵士官邸的刮大白工程的《工程承包合同》、《工资表》、《出勤表》、《施工日记》、证人阿某某出庭证明周子文在沈阳给过刘立新大概20多万元、于某某出庭证明刘立新与周子文合伙承包其承揽的工程等情况的证言、安玉芬诉周子文、刘立新一案在（2014）右民初字第619号案件的开庭笔录、原审法院对安玉芬的询问笔录、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书以及向原审法院提供了周子文、刘立新为第三人于某某于2009年1月9日出具的罗曼春天人工费35000元、爵士官邸人工费225000元、爵士官邸人工费4-5号楼140000元、提供了张国丽为第三人于某某于2010年1月9日出具的收到于某某爵士官邸刮大白人工费79900元的收据，合计479900元，用以证明张国丽从周子文在第三人于某某处承包的工程款中支取了479900元以此偿还了周子文所欠张国丽的款项。
本案在重审时，张国丽向原审法院提供了2005年至2008年期间从信用社借款的8枚借据及18枚信用社贷款利息收回凭证，以此证明其所借给周子文的款项的来源；向原审法院提供了室内刮大白工程单项合同、工程人工费确认书、材料出库单、支出的材料收条、发放工资表，以此证明周子文与张国丽的丈夫刘立新合伙承包了室内刮大白工程，从于某某处支取的款项都是用于室内刮大白工程，并没有用于偿还欠张国丽款；向原审法院提供了2008年至2010年刘立新和周子文合伙承包工程时的计工本3册，以此证明刘立新与周子文的合伙关系存在；向原审法院提供了（2015）翁民初字第2046号民事判决书，以此证明第三人于某某因欠张国丽款被起诉，与张国丽、周子文有利害关系，所以于某某出庭作证时偏向周子文；提供了证人赵某某出庭证言，证明其在沈阳给刘立新与周子文干活刮大白，刘立新与周子文都是老板，刘立新负责进料、周子文负责管现场。周子文向原审法院提供了（2015）右民初字第267号民书判决书，以此证明张国丽将周子文2枚作废的借据交给安玉芬起诉，因张国丽和安玉芬恶意诉讼给周子文造成损失10000元。原审法院调取了本案二审庭审笔录，在该笔录中看出张国丽提供了证人刁某某出庭证明周子文和刘立新在沈阳合伙承包刮大白的工程雇用其干活、提供了证人张某某出庭证明周子文和刘立新在沈阳合伙承包刮大白的工程雇用其干活、证人刘某某出庭证明当年张国丽借用其房产证从信用社借了45000元贷款给了刘立新的合伙人周子文为了承包石头山，后来信用社要求其三天之内把钱还上，其连本带息还了49000多，到现在也没还他。
另查明，本金49000元的2笔款项、本金45000元的2笔款项及24028元的1笔款项未约定利息。本金10000元，约定利息为3分，以月息2分计算利息，自2008年3月10日至2014年3月10日72个月每月利息200元为14400元；本金56000元，约定月息为2分，自2008年4月15日至2014年3月15日71个月每月利息1120元为79520元；本金20000元，约定利息为2.5分，以月息2分计算利息，自2009年4月1日至2014年3月1日57个月每月利息400元为22800元；合计利息为116720元。
上述事实，有张国丽提供的5枚欠据、3枚借据、信用社借款的8枚借据、18枚信用社贷款利息收回凭证、室内刮大白工程单项合同、工程人工费确认书、材料出库单、支出的材料收条、发放工资表、3册计工本、（2015）翁民初字第2046号民事判决书、证人刁某某、张某某、刘某某、赵某某出庭证言、周子文提供的《工程承包合同》、《工资表》、《出勤表》、《施工日记》、证人阿某某、于某某出庭证言、（2015）右民初字第267号民书判决书、原审法院调取的安玉芬询问笔录、本案二审庭审笔录以及当事人的陈述在卷为凭。
原审法院认为，第一，周子文与刘立新存在合伙关系。张国丽持有的周子文承包的室内刮大白工程单项合同、还持有工程人工费确认书、材料出库单、支出的材料收条、发放工资表、3册计工本与证人刁某某、张某某、刘某某、赵某某出庭证言证明周子文与刘立新在2008年至2009年间存在合伙关系相互印证，与在原审笔录中第三人于某某出庭证明是刘立新和周子文共同承包了其在沈阳承揽的刮大白工程的说法形成了证据链条，能够证明在张国丽的丈夫刘立新、周子文以及张国丽在从第三人于某某处支取刮大白的工程款时，刘立新与周子文具有合伙关系。周子文提供的从于某某处支取的刮大白工程款400000元（其中，罗曼春天人工费35000元、爵士官邸人工费225000元、爵士官邸人工费4-5号楼140000元）收条的形成时间是2009年1月19日，落款处签名是周子文和刘立新二人，而非刘立新自己，这也说明是周子文和刘立新共同支取的工程款，二人是合伙关系。第二，周子文所欠张国丽本金298028元及利息并未偿还。既然刘立新与周子文存在合伙关系，那么张国丽称其从于某某处支取的刮大白工程款就不能排除用于刮大白工程的材料款和人工费等支出，张国丽持有的用于刮大白的材料支出的收条和发放工资表亦能佐证。从周子文提供的从于某某处支取的刮大白工程款400000元收条看，是周子文和刘立新共同支取而没有支出去向，不能以此证明是周子文用该笔款偿还了所欠张国丽的款项。张国丽于2010年1月9日为第三人于某某出具的收到79900元的收据，该收据明确书写有“今收到于某某爵士官邸大白人工费”的字样，应与刘立新和周子文合伙搞工程的人工费有关，而不能以此据来证明被告周子文用该笔款偿还了所欠张国丽的款项。从（2015）翁民初字第2046号民事判决书看，第三人于某某因欠张国丽款被起诉，与张国丽有利害关系，对于某某出庭作证时称张国丽从其处支取的款项是为了偿还周子文所欠张国丽的款项的说法，不予采信。本金49000元的2笔款项、本金45000元的2笔款项及24028元的1笔款项未约定利息，视为不支付利息。第三，王建丽应承担偿还责任。从周子文所借款项的时间看，是周子文与王建丽婚姻存续期间所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所负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的规定，本案中债权人张国丽与债务人周子文未明确约定为周子文的个人债务，又不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之情形，王建丽亦未提供该笔债务是周子文个人债务的证据，所以应为周子文和王建丽的夫妻共同债务，对张国丽主张由周子文、王建丽夫妻共同偿还其欠款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
综上，周子文在庭审中承认其为张国丽出具了5枚欠据、3枚借据的事实，其与张国丽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应予偿还其所欠张国丽的款项，对周子文称已经偿还了所欠张国丽款项且不应列王建丽为被告的意见，不予采信。周子文可通过与刘立新进行合伙帐目清算分割合伙利润。第三人于某某在本案中不承担偿还欠款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周子文、王建丽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立即给付张国丽人民币298028元及利息116720元（本金10000元的利息自2014年3月11日开始、本金56000元的利息自2014年3月16日开始、20000元的利息自2014年3月2日开始，以月息2分计算至执行之日止。），合计414748元。周子文、王建丽对上述款项互负连带偿还责任。二、第三人于某某不承担责任。案件受理费7724元，由周子文、王建丽承担。
宣判后，上诉人周子文、王建丽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理由为：1、涉案借款属实，但上诉人周子文已用上诉人周子文应得的工程款予以全部偿还，已不欠被上诉人款。本案属于民间借贷纠纷，上诉人周子文与被上诉人张国丽的丈夫刘立新不存在合伙关系，原审法院在民间借贷案件中直接认定上诉人周子文与案外人被上诉人张国丽的丈夫刘立新存在合伙关系明显错误。2、原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没有进行充分的审查，被上诉人未经上诉人周子文同意私自在借据和欠据上添加文字内容，是存在巨大瑕疵的无效证据，如被上诉人在欠据上书写：2007年12月30日刘某某还本金利息49800元，被上诉人对此解释为是刘某某偿还了信用社借款，这个结论无论如何不应得出，应能够证明上诉人已经偿还了借款。3、被上诉人与案外人安玉芬恶意串通提起恶意诉讼，经上诉人作司法鉴定后，安玉芬撤诉，而安玉芬起诉的两枚金额为81000元和52500元的已经因偿还而作废的欠据是本案被上诉人张国丽的，可见被上诉人的诉讼欺诈行为暴露无遗。上诉人周子文起诉安玉芬赔偿损失，原审法院判决安玉芬赔偿上诉人10000元损失，该判决已生效。该案件能够证明被上诉人使用作废借条恶意提起本案诉讼。4、被上诉人提交的10枚借款证明上诉人已全部清偿完毕。2007年4月20日金额为45000元的欠据上被上诉人自己标注“2007年12月30日刘某某还本金利息49800元”字样，这句话已经充分证明上诉人委托案外人刘某某偿还了此笔借款。其余9枚借款借据按照被上诉人自己标注的利息方式计算，本息合计是477900元，于某某欠上诉人工程款479095元，上诉人同意用工程款偿还被上诉人的借款。所以上诉人同意被上诉人及其丈夫刘立新从于某某处领取工程款，被上诉人张国丽和刘立新因此从于某某处领取了属于上诉人的工程款479095元，至此，上诉人周子文已经偿还了被上诉人张国丽全部借款，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5、上诉人周子文与被上诉人及其丈夫刘立新不存在合伙关系，双方对是否存在合伙关系存在巨大争议，合伙关系与民间借贷关系属于两个法律关系，一个案件不能同时处理两个法律关系。被上诉人对是否存在合伙负有举证责任，在被上诉人没有起诉确认合伙关系的情况下，被上诉人的抗辩理由是不成立的。6、本案中将上诉人王建丽列为本案被告错误，涉案借据均没有王建丽签字，被上诉人亦没有证据证明涉案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故应驳回被上诉人对王建丽的诉讼。
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答辩服判。其答辩意见为：2005年刘立新和周子文口头协议想共同开石头厂，两人都没有钱，我借了5个房产证，四个房产证在大板农信社借出贷款20多万元。合伙过程中，刘立新未参与管理，石头厂的运行管理及资金使用都是周子文一个人在做，刘立新只负责开车及小事，帮着打点一下，2006、2007、2008年时欠款一直没还，他就把石头厂转让给当地经营大班车的一个人，这是未和刘立新协商转让的，然后给我打的欠据，我一直拿着欠据，这样刘立新和周子文合伙的石头厂自然破产了，2006年底周子文给我打了4枚欠条，加上后来一共是8枚欠条金额一共是29万余元，周子文说石头厂的钱转到他一个人名下，此后他就消失了。周子文去沈阳后，刘立新继续找周子文要钱，2008年、2009年在沈阳找到周子文，他在刮大白，当时他也没说不还这个钱，这时候我们认识的于某某，我和刘立新多次去沈阳找周子文要账，后来周子文说沈阳的活很好，这样周子文和刘立新口头协商合伙干刮大白的活，有一部分活是从从于某某手里匀出来的，因为于某某之前就在沈阳干刮大白的活，此外也有两个工地的活是周子文和刘立新单独跟外面联系的。从沈阳拿回来的钱，都是从于某某处支出来的工程款，都用于工人工资及伙食支出，拿的钱远远不够现有支出，不可能再还欠款。而且如果还欠款了，不可能不抽欠条。关于欠据上有标注，是因为当时欠款一直还不上，2008年到沈阳后刮大白的工程还要继续花钱，我在家还在给上诉人借钱，这个钱太多了，而且他们老还不上，我就在欠据上标注一下钱的来源，我已经怎样结了息，以方便以后我再跟周子文算账时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有一个49000多元对方说标注了此款已还清，因为当时借的刘某某的房产证，信用社催促还不上钱就卖房了，没办法刘某某自己去还了，我标那句话的意思是刘某某替我还信用社的钱，但上诉人狡辩说是替他还的。在沈阳刮大白的钱是刘立新和周子文他俩给我打的条。关于上诉人说我讹诈的两枚欠据，是在沈阳刮大白工程时，周子文刘立新两人签字给我出具的欠据，这两枚欠据我去年诉了，但不在本案的8枚欠据里。沈阳刮大白期间，于某某也缺钱从我这儿借钱，后来我把于某某也起诉了，判决书是2015年的2046号，已经申请执行了，因为于某某和我有债权债务关系，我认为他的证言不应该采信。
原审第三人于某某答辩称，我不知道周子文和张国丽之间的债务，当时我的合同对的是周子文，刘立新和周子文是不是合伙我不清楚。我认识刘立新，也认识张国丽，周子文在我这儿搞工程时，工程款大致是60多万元，但之前还有多次支钱，有时候是张国丽找我说周子文欠她钱但我也得问周子文，有时候是周子文给我打电话让我给张国丽。周子文、张国丽和刘立新都从我这儿支过工程款，但支的都是周子文名下的工程款，具体谁支多少记不清。
二审期间，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2006年底前因上诉人周子文和被上诉人之夫刘立新曾经合伙开石头厂，从被上诉人手中借过钱，后来石头厂不开了，上诉人将石头厂处理后经结算，上诉人给被上诉人出具了欠据。上诉人周子文对涉案8枚借据均认可，并称其中有2枚是其个人借款，其余均是2006年年底开后经结算给上诉人张国丽出具的，并称以上8枚借据均与沈阳刮大白工程无关。2008年上诉人周子文去沈阳做刮大白工程，又曾经与刘立新一起因沈阳刮大白工程给被上诉人张国丽出具过2枚借据，分别是2008年3月10日81000元和2008年8月1日52000元，借款人处签名是周子文和刘立新，借据原件在被上诉人张国丽处，张国丽表示对此2枚借据要另案主张。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涉案借款属实，但上诉人周子文已用上诉人周子文应得的工程款予以全部偿还，已不欠被上诉人款。经查，上诉人主张其已经偿还了欠款，但其既不能提供被上诉人出具的收条，亦未在偿还欠款时将被上诉人手中的8枚借据全部收回；而关于其主张用其在沈阳刮大白应得的工程款已对涉案借款全部予以偿还，因上诉人周子文主张其与张国丽、刘立新均不是合伙，而张国丽主张在沈阳刮大白的工程是周子文与刘立新合伙，其与刘立新支取的工程款已全部用来支付工人工资、材料款等，并非是偿还欠其的涉案借款，那么因双方对是否合伙各执一词，且刘立新是案外人并未参加本案诉讼，故本院认为对是否是合伙、谁和谁是合伙均应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不应在本案中一并审理，并结合周子文与刘立新因沈阳刮大白的工程借款曾一起给张国丽出具2两枚借据的事实，本院认为关于合伙关系双方应另案主张权利，若经生效判决确定为合伙双方应清算合伙帐目，若经生效判决确定不是合伙，周子文可再将刘立新、张国丽支取的工程款以不当得利或返还财物等案由追回。故本院对周子文在沈阳刮大白的工程中张国丽和刘立新支取的工程款因涉及案外人和另一法律关系在本案中不予涉及，双方对此均应另案主张权利。故上诉人主张其已全部偿还欠款因证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上诉人主张原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没有进行充分的审查，被上诉人未经上诉人周子文同意私自在借据和欠据上添加文字内容，是存在巨大瑕疵的无效证据，如2007年4月20日金额为45000元的欠据上被上诉人自己标注“2007年12月30日刘某某还本金利息49800元”字样，这句话已经充分证明上诉人委托案外人刘某某偿还了此笔借款；被上诉人对此解释为是刘某某偿还了信用社借款，这个结论无论如何不应得出。经查，上诉人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委托案外人刘某某偿还了此笔借款，原审法院采信了被上诉人对此解释为是刘某某偿还了信用社借款的说法，故原审法院采信证据并无不当，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证据不足，不能成立。
上诉人主张本案中将上诉人王建丽列为本案被告错误，涉案借据均没有王建丽签字，被上诉人亦没有证据证明涉案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故应驳回被上诉人对王建丽的诉讼。经查，上诉人王建丽不能举证证明涉案借款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或不属夫妻共同债务，原审法院判令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并无不当，故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724元，由上诉人承担。邮寄送达费80元，由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各承担2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孟凡林
审判员 李国辉
审判员 苏力德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七日
书记员 吴保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