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2民终57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屠洪钢，男，1967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晓东，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琳琳，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汇瑞达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西羊管胡同甲1号。管理人：北京市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路8号419、421、422室。管理人负责人：康阳。委托诉讼代理人：骆建华，男，北京市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旭，女，北京市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屠洪钢因与被上诉人北京汇瑞达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汇瑞达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1民初3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屠洪钢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晓东、林琳琳，被上诉人汇瑞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骆建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屠洪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改判屠洪钢不具有汇瑞达公司股东资格；2.判决汇瑞达公司立即办理注销屠洪钢股东资格的工商变更登记；3.全部诉讼费用由汇瑞达�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明显错误，并将造成严重的社会负面效果。一、屠洪钢系被冒名的名义股东，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和分配举证责任错误。一审法院判决认为，虽然屠洪钢已证明汇瑞达公司文件均非本人所签，但“结合工商档案中出现屠洪钢居民身份证的事实，屠洪钢未提交其居民身份证在工商登记期间丢失或被他人冒用的相关证据，因此仅凭股权受让过程中相关文件签名非本人所签的事实不足以证明屠洪钢受让股权非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一审法院判决关于事实的认定有悖基本逻辑和常识。1.屠洪钢在日常生活中（包括办理银行业务、购房、出国旅游、法律委托等）均需对外提供居民身份证及复印件，尤其是2000年左右，屠洪钢每年参与数十场公益和商业演出，需对外提供居民身份证及复印件，相关中介机构、合作方及个人均持有屠洪钢居民身份证复印件。需要说明的是，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当时对工商变更登记仅作形式审查，即股权转让仅凭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即可完成，任何人均可能利用他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办理股东变更登记。2.本案既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则应围绕“是否具有成为股东的意思表示”这一核心争议焦点分配举证责任。本案中屠洪钢主张的是“不具有股东资格”的消极事实，汇瑞达公司主张的是“屠洪钢具有股东资格”的积极事实，负有积极的证明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一条规定，无论是原始取得还是继受取得，取得股东这一特定的商事主体资格应符合以下要件，一是亲自或明示认可他人以自己名义签订公司章程等文件，有成为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二是履行出资义务、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分取红利等。屠洪钢与汇瑞达公司的全部股东均无任何交往，亦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各方存在交往或交易关系，汇瑞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徐继勇也承认其不认识屠洪钢，故屠洪钢提供关于笔迹的司法鉴定意见即已完成应尽的、能尽的举证义务，而汇瑞达公司应完整证明屠洪钢曾主动向汇瑞达公司及授权代表提供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并以明示、无争议的方式认可自身股东资格，且实际出资、参与经营、选择管理者、分红等。很显然居民身份证是否丢失的事实和一张唾手可得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既不能证明是屠洪钢主动将居民身份证或复印件提供给汇瑞达公司，更不能证明屠洪钢本人有明确的意思表示要成为汇瑞达公司的股东。令人难以信服的是，一审法院判决错误分配举证责任，非但不要求汇瑞达公司完成积极的证明义务，却偏离于居民身份证是否丢失这个与核心争议焦点无关的非要件事实，最后仅依据工商档案中存在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的孤证，即跨栏式直接推定屠洪钢是汇瑞达公司的股东。3.在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涂开元、舒鑫、攀枝花市开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开明公司）与许光全、许光友股权纠纷案（（2011）民提字第78号民事判决书）中，名义股东许光全、许光友与开明公司实际控制人涂开元系亲友关系，并向后者主动出借居民身份证，且实际参与了开明公司的项目开发，起诉请求确认其具有股东�格。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判定，“二人并没有与涂开元共同设立开明公司的意思表示”，系“冒名出资行为”，“许光全、许光友无充分证据证明他们曾有成为开明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及已履行了各自的出资义务，故应驳回许光全、许光友诉讼请求”。举重以明轻，本案中屠洪钢既不认识其他股东，亦未出借居民身份证，更与其他股东没有共同经营汇瑞达公司投资获利的事实，岂能强制认定屠洪钢的股东资格？二、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外观主义原则根本不适用于被冒名的名义股东。一审法院判决认为，“当股东资格争议涉及第三人利益时，应主要审查权利表征，并适用外观主义原则”，并以结合破产案件为由，主观推定“屠洪钢在收到管理人北京市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企业清算公司）向其送达的《告知函》后知道其是否是汇瑞达公司股东，将可能直接影响河北信投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投公司）在申请汇瑞达公司破产后向汇瑞达公司股东主张的利益，故本案应主要审查权利表征，并适用外观主义原则”。屠洪钢认为该一审法院判决理由牵强附会，有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1.如前所述，屠洪钢与汇瑞达公司股东互不相识，故根本无从知晓被冒名登记为股东的事实，唯有在汇瑞达公司管理人企业清算公司通知后，才得以知道存在被侵害的事实，才可能提起本案诉讼，这是屠洪钢正当维权之举，何以被曲解成故意逃废债务？2.外观主义原则又称内外有别原则，其目的不是无原则地单方保护债权人，而是平衡各方权益。其适用的条件除应具有权利外观，还包括本人对于权利外观的形成给与一定的原因力（如委托持股），而在被冒用名义的情况下，外观的形成不是出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这样的外观行为本身是侵权行为，应当适用民法意思表示原则，否则不仅不符合股东的基本要件，且将导致不当得利的法律后果。故外观主义原则既“不适用于内部关系”（即本案），即使在公司外部诉讼中也“不适用于被冒名登记的股东”（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张勇健庭长：《商事审判中适用外观主义原则的范围探讨》，《法律适用》2011年第5期）。3.如汇瑞达公司是一家资产和利润丰厚的大型企业，屠洪钢显然不能凭借一张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主张非法利益，亦涉嫌侵占罪。相应地，不符合股东资格的屠洪钢当然也无需承担任何股东义务。一审法院判决严重违反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民法基本原则，于法于理不合。三、屠洪钢的救济方式依据明确，且有利于及时解决纠纷、减少讼累。一审法院判决认为，“屠洪钢如因他人冒用居民身份可能造成了损失可向实际侵权人另案主张”，该理由貌似公允，实际是对屠洪钢救济权利的不当限制。1.屠洪钢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被人冒用名义登记，当然不清楚实际侵权人到底是谁。即使清楚具体侵权人，在登记已成事实、财产损害后果尚未发生的情况下，屠洪钢当然应选择以汇瑞达公司为被告提起消极确认之诉，而非向不确定的实际侵权人主张尚未发生的财产损害赔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其既包含权利人的积极确认之诉，亦包含消极确认之诉。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制定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公司出资纠纷，一审法院判决所援引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八条，从文义、目的、整体解释的角度是指被冒名登记为股东的对相应的出资瑕疵不承担任何责任，冒名登记行为人应对由此造成的公司出资瑕疵承担责任。但一审法院判决将其理解为被冒名登记的股东的责任只能由冒名登记行为人承担，显属错误。3.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钱忠平与江阴市华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2016）苏民终第837号民事判决书）等众多案件中，被冒名受让股权的股东均是以公司为被告请求确认其不具有股东资格，并依法得到法院支持。本案事实清楚，法律关系和依据明确，仅依据朴素的日常经验即可作出公正一审法院判决。但一审法院判决结果严重不公，将产生极其负面的社会效果，使任何人都将因一纸居民身份证复印件而陷于无理纠纷，使本已深受个人信息侵权之苦的公众对法律产生严重不安，更将误导不法之徒借机仿效、通过侵害他人名义与信用谋取非法利益。汇瑞达公司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屠洪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确认屠洪钢不具备汇瑞达公司股东身份；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汇瑞达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根据信投公司的申请，2015年6月9日，一审法院以（2015）东破（预）字第0342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汇瑞达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2016年7月15日指定企业清算公司担任管理人。管理人企业清算公司于2016年9月12日向汇瑞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及三个股东（徐继勇、徐淑会、屠洪钢）分别以EMS快递形式发送《告知函》，告知上述人员在该案受理后的义务职责并要求其在限期内将汇瑞达公司相关资产、账册凭证、文书档案、证照印章等公司资料与管理人进�交接，并适时配合一审法院和管理人进行汇瑞达公司的破产清理工作。汇瑞达公司法定代表人亦是股东之一徐继勇在收到《告知函》后与管理人企业清算公司联系，并于2016年9月20日与管理人企业清算公司进行案件的沟通，管理人企业清算公司对徐继勇进行的询问笔录记载“徐继勇与原法人赵益民未办理过财产交接工作，也未收到公司所有账簿、档案资料，受让股权后没有对汇瑞达公司进行过实际经营管理。股东徐淑会是办理汇瑞达公司工商变更的经办人，但已于2007年去世，具体工商变更情况不详。因未和原法人赵益民办理实际交接手续，故对人事情况不了解，并指认原法人赵益民是汇瑞达公司的相关资料和财产的实际保管人。对汇瑞达公司的证照、章的下落也不清楚。”屠洪钢及徐淑会均未在《告知函》明确期限内与管理人企业清算公司联系。一审法院在审理过�中，对徐继勇进行过询问，其陈述内容与管理人企业清算公司了解情况一致。管理人企业清算公司自工商行政部门调取工商档案显示：汇瑞达公司经工商登记注册成立于1996年10月21日，注册资本100万元，汇瑞达公司成立时股东为：赵益民（出资额80万元）、史立春（出资额10万元）、徐世华（出资额10万元），法定代表人：赵益民。1998年6月徐世华将其名下10%股权转让至方兴能名下。2000年12月赵益民、史立春、方兴能与徐继勇、徐淑会、屠洪钢分别签订《转股协议书》，徐继勇无偿受让赵益民75%股份，屠洪钢无偿受让赵益民5%股份，徐淑会无偿受让史立春及方兴能10%股份，徐继勇、屠洪钢、徐淑会成为汇瑞达公司股东，徐继勇为汇瑞达公司法定代表人。2000年12月1日《转股协议书》记载“转让方：赵益民，受让方：屠洪刚，汇瑞达公司股东赵益民先生持有公司股份80%（股资80万元人民币）。现赵益民先生将自己所有的股份5%（股资5万元人民币）无偿转让给屠洪钢先生。屠洪钢先生自愿受让赵益民先生无偿转让的汇瑞达公司的股份5%（股资5万元人民币）。”2000年12月16日，汇瑞达公司由赵益民、方兴能、史立春参加作出第一届第四次股东会决议，载明“汇瑞达公司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股东赵益民先生与徐继勇先生和屠洪钢先生《转股协议书》。即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股东赵益民先生将自己在公司的股份80%转让给徐继勇和屠洪钢先生，其中股份75%转让给徐继勇先生，股份5%转让给屠洪钢先生…。”同日，汇瑞达公司由徐继勇、徐淑会、屠洪钢参加作出第二届第一次股东会决议，载明“一、会议一致通过汇瑞达公司章程修正案。二、会议选举徐继勇先生为本公司执行董事。执行董事为公司的法�代表人。三、会议选举徐淑会女士为本公司监事。四、会议一致同意聘任徐继勇先生担任公司经理。”同日，汇瑞达公司对汇瑞达公司章程进行修改。以上文件均有“屠洪钢”签名。汇瑞达公司徐继勇委托杨豫棣自2000年12月16日至2000年12月31日为申请人，负责办理工商登记注册。2002年8月19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对汇瑞达公司作出京工商东处字（2002）第137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汇瑞达公司未在规定的期限内申报2001年度企业年检吊销其营业执照。屠洪钢称自收到管理人《告知函》后方知其被登记为汇瑞达公司股东，之前对受让股权及成为汇瑞达公司股东等事宜均不知情。在一审诉讼中屠洪钢提出对汇瑞达公司工商档案中2000年12月1日《转股协议书》、2000年12月16日《汇瑞达公司第二届第一次股东会决议》、2000年12月16日《汇瑞达公司章程修正案》、2000年12月16日《汇瑞达公司第一届第四次股东会决议》中“屠洪钢”签名非其本人所签进行笔迹鉴定，用以证明其对受让股权不知情并非汇瑞达公司股东的事实。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以下简称鉴定中心）对鉴定申请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出具（京）法源司鉴证（2017）文鉴字第24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鉴定意见为“4份检材上屠洪钢签名字迹与样本上的屠洪钢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所写”。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关于屠洪钢居民身份证如何出现在工商登记档案中及居民身份证在工商登记期间是否丢失一节进行询问，屠洪钢陈述为“不清楚，不记得”。一审法院认为，股东出资意愿、出资、经营、分红、决策等是确定股东资格的实质性证据，工商机关登记是确定股东资格的权利表征，当股东资格争议仅涉及公司内部关系时，�主要审查实质性证据；当股东资格争议涉及第三人利益时，应主要审查权利表征，并适用外观主义原则。外观主义原则是指：名义权利人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或者有关权利公示所表现出来的构成某种法律关系的外观，导致第三人对于该种法律关系产生信赖，并基于此信赖而为某种行为时，即使有关法律关系的真实状况与第三人主观信赖的情况不符，只要该第三人的主观信赖合理，其据此做出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受法律的优先保护。本案从表面上看，屠洪钢仅要求在汇瑞达公司内部否认其股东资格，但结合一审法院（2015）东破（预）字第03422号民事裁定书，说明屠洪钢在收到管理人企业清算公司向其送达的《告知函》后知道其是否是汇瑞达公司股东，将可能直接影响信投公司在申请汇瑞达公司破产后向汇瑞达公司股东主张的利益，故本案应主要审查权利表征，并适�外观主义原则。屠洪钢作为工商登记的显名股东，工商登记信息系工商行政机关审核后作出，具有公示公信效力。现屠洪钢以其受让股权相关文件中签名非其本人所签为由，认为屠洪钢真实状况并非汇瑞达公司股东，但结合工商登记档案中出现屠洪钢居民身份证的事实，屠洪钢未提交其居民身份证在工商登记期间丢失或被他人冒用的相关证据，因此，仅凭股权受让过程中相关文件签名非本人所签的事实不足以证明屠洪钢受让股权非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故，根据外观主义原则要求，屠洪钢主张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其要求确认不是汇瑞达公司股东身份的诉讼请求。屠洪钢如因他人冒用身份造成了损失可向实际侵权人另案主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屠洪钢的诉讼请求。本院查明：一审法院2018年1月8日开庭笔录显示：屠洪刚的一审委托诉讼代理人称：屠洪刚与汇瑞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徐继勇系普通朋友关系，但并不认识赵益民、徐淑会。同年3月5日开庭笔录显示：屠洪刚的一审委托诉讼代理人称：回去与本人核实，屠洪刚本人确认不认识徐继勇，之前是记忆模糊。本院二审期间，屠洪刚出具关于本人诉汇瑞达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有关事实的说明称：一、我与任何公司、个人进行商业合作，均签订有正式合同以明确权利义务关系。但我和汇瑞达公司原股东赵益民、法定代表人徐继勇及其他股东、人员既不认识，更未有过商业洽谈合作。此前我没听说过汇瑞达公司，没有成为该公司股东的意思表示。既未对该公司进行过投资，也未参与过经营管理，更未从该公司分取过任何利益，公司登记文件中关于我的签名，已经司法鉴定均非我本人亲笔所签，足以证明本案股东登记纯属冒名登记。二、在没有合作合同的情况下，我未曾也不可能向汇瑞达公司主动提供居民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该公司工商档案出现我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应是他人侵权造成的，我完全不知情。我亦未丢失过居民身份证。三、我的一审代理人在未与我核实的情况下在部分笔录中陈述我认识徐继勇（后纠正）不能代表本人意思，且缺乏客观证据支持。二审中，屠洪刚与汇瑞达公司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在本案中虽受让汇瑞达公司股权的相关文件中屠洪刚签名经鉴定非屠洪刚本人所签，但在汇瑞达公司工商登记档案中出现了屠洪钢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在一审诉讼中及本院诉讼中屠洪钢均未提交其居民身份证在工商登记期间丢失或被他人冒用的相关证据，且屠洪刚在一审诉讼中对与汇瑞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徐继勇是否认识一�的陈述前后不一，因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屠洪刚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妥。综上所述，屠洪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屠洪刚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石 东审 判 员  孙 盈审 判 员  周 维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张笑文书 记 员  贾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