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04民终13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蒋伟文。委托代理人谢竞先，江苏金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忠权。委托代理人匡鹤，江苏源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毛挺，江苏源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蒋伟文因与被上诉人王忠权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天民初字第10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情况：蒋伟文诉称，蒋伟文、王忠权于2012年7月拟合作参与中国第八届花博会紫薇园的内饰装璜工程（以下简称紫薇园工程）的招投标，蒋伟文、王忠权商定用常泰建筑装璜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泰公司）的资质进行投标，投标保证金160万元由蒋伟文支付，由王忠权负责实施。2012年8月28日蒋伟文将160万元保证金通过转账的方式交付给王忠权，并由王忠权负责转入常泰公司，后紫薇园工程未能中标。投标结束后，王忠权通知蒋伟文常泰公司已于2012年10月15日将保证金退回给王忠权。之后，蒋伟文无数次向王忠权催讨，王忠权依然未归还。故蒋伟文起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1、王忠权返还投标保证金160万元。2、王忠权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王忠权辩称，1、王忠权不存在收取蒋伟文投标保证金的事实，本案蒋伟文所提的160万元只是双方之间的往来，王忠权与蒋伟文之间无相关项目的合作。2、王忠权在此之前也有给蒋伟文很多款项，该160万元应该是双方之间往来的其中一笔，应属蒋伟文对王忠权的还款。故王忠权认为蒋伟文的起诉没有事实依据，请求依法驳回蒋伟文的诉讼请求。蒋伟文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法院提供如下证据：1、进账单，证明2012年8月28日蒋伟文通过中国银行打款到王忠权账户160万元的事实。2、证人张某的证人证言（出庭作证），证明蒋伟文诉称的事实和理由是真实的。王忠权经质证后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该款只能反映双方之间的往来，不能反映系双方之间的合作款项。对证据2，该证人与蒋伟文存在合作关系，在法律上存在利害冲突，不应被法庭采信。该证人并不能证明蒋伟文、王忠权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及系紫薇园工程。王忠权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向法院提供如下证据：1、王忠权2012年期间银行提款单据5张，用以证明王忠权有足够的资金能力且在日常业务中存在大量以现金结算的行为习惯，这些提款记录中并非全部是与蒋伟文往来的款项。2、证人封某甲的调查笔录（出庭作证），封某甲是蒋伟文、王忠权都认识的朋友，是知道160万元借款的在场人，证明蒋伟文、王忠权之间存在160万元的暂借款。3、2012年7月12日双方签订的专业施工分包合同，蒋伟文代表分包方，王忠权系分包承包方，因蒋伟文保证王忠权能实际对该工程进行施工，王忠权才答应借给蒋伟文160万元。4、证人封某乙（常泰公司的项目招投标负责人）的调查笔录，证明蒋伟文诉状上所称的紫薇园工程常泰公司没有与任何人合作，没有出借资质给任何人，不存在蒋伟文所诉称的合作事实。蒋伟文经质证后认为，证据1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并不能影响蒋伟文向王忠权打款160万元的事实的成立。证据2真实性不予认可，证词不充分，不能证明蒋伟文的借款事实。个人证言容易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且证人陈述中刻意选择性记忆，关键问题存有矛盾之处，既然王忠权是在包里数钱，证人怎么知道是160万元，因此蒋伟文认为证人既然不知道蒋伟文、王忠权之间有160万元借条的书写，也无法判断包中的钱是160万元而来证明蒋伟文、王忠权之间有160万元的借款。证据3，王忠权是分包方，如双方需发生货款往来，也应是蒋伟文向王忠权支付货款而不能相反。证据4，借资质招投标本来不合法，故蒋伟文、王忠权没有签订合同，这符合现实社会中的实际情况。蒋伟文为进一步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法院补充提供如下证据：5、常泰公司财务总监张如芳工商银行账户电子回单，用途一栏明确载明为保证金，该账户是以张如芳名义开设的接收招投标保证金的特别账户，证明常泰公司在2012年10月15日返还涉案投标保证金给王忠权。6、银行明细清单，系申请法院调取，证明王忠权在2012年8月28日收取蒋伟文160万元后，于同日将该笔款项汇给张如芳。7、银行明细清单，证明张如芳收到160万元后于2012年8月29日向常泰公司汇款200万元（该账户并非常泰公司基本户），证明张如芳个人作为财务负责人收取保证金后转存入公司账户的财务事实。8、关于建设工程招投标保证金的说明，招投标保证金的接收账户以及常州市建设工程招投标公告，来源于政府网站，证明蒋伟文诉称事实有证据基础，接收保证金只能以投标单位基本账户汇转视为生效，因此常泰公司由其基本户汇入武进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160万元。招投标中心在2012年8月20日-24日是预审期间，最后截止期是2012年8月31日，故该笔款项常泰公司在此限定期限之前汇入。9、常州市行政事业单位结算收据、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常州报业大厦标段分两个，一个4000多万，一个4000万，交了两个标段的投标保证金，总共80万元，常州招标办的接收打款时间是2012年1月25日，开具收据的时间是2012年2月1日。授权委托书是针对蒋伟文在投标过程中代表深圳广田投标一、二标段，开标时间是2012年7月12日，出示该份授权委托书的目的是用以说明本案的花博会工程如常泰公司中标也会按这种方式与蒋伟文和王忠权共同合作，只因流标，因此没有产生类似行为。证明王忠权方所抗辩的理由在事实上无法成立。王忠权经质证后认为，对该证据5，复印件需要由其他证据来证明真实性，且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并无关联性，王忠权与张如芳之间的银行往来与本案讼争的事实无关联。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也没有关联性。张如芳与常泰公司之间的往来不能证明蒋伟文诉称的事实。对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1、与本案缺乏关联性，该项目与蒋伟文、王忠权双方没有任何关联。2、从内容的文字信息看报名的截止日是2012年8月24日，应在此日期前完成报名，而资格预审的时间是在2012年8月31日当日上午进行。3、该项目涉及的投标保证金仅为80万元，与蒋伟文所诉称的金额无关联。对证据9，1、2012年2月1日的结算收据反映的是某建筑公司收到的深圳公司的80万元，与蒋伟文没有任何关联。2、深圳公司出具给蒋伟文的授权委托书时间是在2012年6月，不存在与蒋伟文诉状中诉称紫薇园工程的关联性。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8月28日，蒋伟文向王忠权汇款160万元。2012年8月28日王忠权向张如芳汇款160万元。2012年10月15日，张如芳向王忠权汇款160万元。原审另查明，2013年12月25日，蒋伟文就本案诉争事项以不当得利为由向法院起诉王忠权，后申请撤回起诉。原审审理中，蒋伟文陈述其与常泰公司没有良好的业务关系，而王忠权与常泰公司有好的人脉关系，故蒋伟文与王忠权双方在紫薇园工程的合作关系中，是王忠权先到常泰公司作报备，后蒋伟文到常泰公司去谈具体的合作内容，在合作过程中，常泰公司工程所需的相关资料都是由蒋伟文完成的，在完成后，涉及工程所需的160万元的招投标保证金，蒋伟文按照与王忠权的约定先打至王忠权账户，由王忠权账户或王忠权再转到第三人账户转至常泰公司，其原因就是为了掩盖常泰公司有对外借资质的情况，这是行规不允许的。原审审理中，王忠权陈述常州报业传媒大厦内装工程招投标过程中，由于蒋伟文承诺中标后石材专业分包给王忠权公司做，所以提出借现金160万元给蒋伟文，王忠权把钱借给蒋伟文后，蒋伟文和王忠权就签订了由封某甲起草的分包协议。2012年8月28日报业传媒大厦内装工程由蒋伟文借用资质的深圳广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中标，当天蒋伟文把借款还给了王忠权。蒋伟文还钱当天下午王忠权就把借条还给蒋伟文。王忠权以为这160万元的事情就结束了，因为王忠权做这行的家里都会备现金用于投标保证金，所以家里会有现金。蒋伟文提出要借现金，因为蒋伟文借资质必须要以现金方式交付。原审审理中，法院至常泰公司对该公司财务经理张如芳进行调查，张如芳陈述其与蒋伟文不认识，王忠权是挂靠在常泰公司做项目的。2012年8月28日王忠权汇给其个人账户160万元系招投标保证金。王忠权想投工程的标，用常泰公司的名义投标，所以要打保证金给常泰公司，但操作中王忠权直接打给张如芳个人账户，这笔钱与张如芳个人无关，实际是交给公司的保证金。2012年10月15日，因招投标未中标，从张如芳个人账户将160万元打给王忠权。除了本案所涉款项与王忠权无其他任何往来。该笔保证金是紫薇园工程，保证金是从公司基本账户打给政府相关部门。原审审理中，王忠权为进一步支持其抗辩意见，提供常泰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载明：“2012年8月28日因本公司资金缺乏向王忠权借款壹佰陆拾万元整，通过本公司财务人员张如芳操作办理，该笔款项本公司已全部归还。本公司自行进行武进花博会紫薇园装饰工程的招投标工作，未与任何人进行合作或出借公司资质进行该项目的招投标。”蒋伟文发表质证意见为，1、该证明不符合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2、蒋伟文代理人曾经与常泰公司财务负责人张如芳进行情况了解，并获取了张如芳提供的银行流水记录，明确知悉常泰公司不存在向王忠权借取款项的情况，前期王忠权与蒋伟文庭外协商过程中，蒋伟文有录音，王忠权也承认收到涉案160万元的招投标保证金。故基于这些案情调查情况，蒋伟文有明确的理由认为该份证明是王忠权与其关系私密的封某乙合意制作的虚假证明材料。3、本案经数次庭审，确定案件案由为无名合同之诉引发的资金返还，因此在王忠权没有证据证明其收取蒋伟文的160万元招投标保证金返还的事实状况下，常泰公司的所谓证明与本案已无事实关联性。原审审理中，王忠权陈述蒋伟文第一次以不当得利，现又以合同纠纷起诉，均无道理。如按照蒋伟文陈述，蒋伟文早就起诉王忠权了。张如芳对情况不是很了解，王忠权提供的证明是经过包括常泰公司领导、张如芳等当事人出具的。原审审理中，蒋伟文明确其请求权基础为无名合同类的合作关系。原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根据蒋伟文起诉的事实与理由及蒋伟文明确的请求权基础，蒋伟文、王忠权双方应属合同关系，尽管蒋伟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对该关系的相关约定，但蒋伟文主张的该合同关系亦应按合同法规定进行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蒋伟文主张基于合同关系要求王忠权返还款项，蒋伟文应对其主张无名合同类的合作关系的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王忠权对此予以否认，蒋伟文的举证不足以证明蒋伟文、王忠权双方存在合作借用常泰公司资质进行招投标的合同关系及对此合同关系的权利义务相关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故本案中蒋伟文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规定，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王忠权亦对蒋伟文的主张进行了举证反驳。综上，原审法院认为蒋伟文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蒋伟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200元，由蒋伟文负担。上诉人蒋伟文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理由：一、一审判决书中事实查明有以下表述错误：1.判决书第三页第四项证据表述证人封某乙是常泰公司的项目招投标负责人，而实际上封某乙只是普通的工作人员，曾参与过常泰公司与蒋伟文有关紫薇园工程的商谈过程。2.判决书第三页第三项证据表述双方签订的专业施工分包合同，蒋伟文为分包方，王忠权为承包方，而实际是该份合同是蒋伟文以深圳广田公司为平台承接常州报社新闻大厦装修工程后将石材供应业务分包给王忠权。因此双方存在支付关系，蒋伟文作为需方应向供应方王忠权支付款项，而非供方向需方支付款项。所以，判决书这一模糊表述掩盖了王忠权提供该项证据的逻辑错误。二、一审判决法律适用不当。一审判决书表述的双方举证证据及事实查明能够清晰地反映出蒋伟文、王忠权通过常泰公司为工程投标平台，竞标花博会紫薇园工程，在工程投标未中后，王忠权没有将160万元投标保证金归还给蒋伟文而引发的返还义务纠纷。一审在长达两年的审理后对查明事实没有作出应有的裁判，而是运用举证规则强调蒋伟文不能证明合同的订立和生效，而驳回蒋伟文的诉讼请求是严重的法律适用错误。本案纠纷的标的是返还之诉而非履行合同之诉，审理中既然已经查明了蒋伟文向王忠权汇出160万元后，王忠权未予返还，一审判决就应依法作出法律裁判，而现在判决内容已脱离本案的诉讼纠纷。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蒋伟文的原审诉请。被上诉人王忠权辩称，一、原审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判决蒋伟文应当承担对自己诉讼请求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适用法律正确，蒋伟文诉称其向王忠权汇款160万元，王忠权应当返还的诉讼理由没有充足的事实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九十一条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一审程序中，蒋伟文的诉讼请求为要求王忠权返还投标保证金160万元，那么为支持其诉讼请求，蒋伟文应当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其与王忠权曾经发生过的法律关系，而蒋伟文仅提供的“进账单”只能证明蒋伟文与王忠权在2012年8月28日有过资金往来，但该汇款行为可以是蒋伟文对自己所欠债务的清偿行为，或是正如蒋伟文所述的事实，其并未有继续证明其请求的后续证据加以表明，蒋伟文只是一再强调其曾经向王忠权汇款以及自己的表述和主观臆断。而王忠权为反驳蒋伟文所述事实而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蒋伟文的汇款是对蒋伟文债务的清偿行为。在蒋伟文不能再提供其他与本案相关的有力证据证明其诉讼请求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判决蒋伟文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驳回蒋伟文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错误。二、一审法院对双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以及提供的证据进行了透彻的审理，不存在蒋伟文诉称的事实不清，法律关系矛盾的情况。王忠权在一审程序中提供的常泰公司加盖印章的证明能充分说明常泰公司与蒋伟文没有任何业务往来，也没有任何关系，更没有与本案当事人有过合作。该份证明加盖了公司印章，应当认定其证明内容得到了全体常泰公司的认可，无论蒋伟文诉称该公司封某乙是否仅为公司普通员工或是工程招投标的负责人，都不能否认该份证据对本案事实的证明效力，所以蒋伟文所述关于与常泰公司招投标合作的事实不存在，也更没有所谓向王忠权汇款160万元投标保证金的情况。关于一审判决书第三页第三项王忠权提供的证据，蒋伟文在上诉状中诉称双方存在供需支付关系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蒋伟文对涉案160万元金额的定义为“投标保证金”，那么很明显，该笔金额与因合同产生的供需支付关系毫无关联。蒋伟文在一审诉状中诉称的是关于第八届花博会紫薇园内饰装潢工程招投标保证金160万元的事实，但在上诉状中又表述该涉案金额是由于常州报社工程产生的，其前后陈述本身就存在显而易见的矛盾。所以蒋伟文所述事实及理由均不能成立。综上所述，蒋伟文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诉讼请求，且其陈述的事实也存在重大矛盾。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已经查明清楚，适用的举证规则诉讼制度正确，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中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蒋伟文陈述其与王忠权在2012年7月商定用常泰公司的资质参加中国第八届花博会紫薇园的内饰装潢工程的招投标，并于2012年8月28日通过转账方式交付给王忠权的160万元系投标保证金。但王忠权对蒋伟文的上述陈述予以否认，称其所接受的160万元并非投标保证金，而是蒋伟文的还款。为此，蒋伟文应当就是否与王忠权协商一致及交付的该160万元是否属于投标保证金承担举证责任。根据蒋伟文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分析，仅能证明蒋伟文向王忠权汇款的事实，但对于出于何种原因汇款，缺乏证据证明。蒋伟文以王忠权收到160万元款项后对该款的用途，推断其与王忠权存在共同参与紫薇园的内饰装潢工程的招投标的约定，显然缺乏事实依据。蒋伟文提供的证人证言无其他证据佐证，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效力较低，原审法院未予采信证人证言并无不当。王忠权陈述其接受的160万元款项系蒋伟文偿还的借款，原借条已经销毁。王忠权该陈述虽也无相关证据证实，但并不能完全排除该事实的可能性，也并不能因此免除蒋伟文应负的举证责任。综上，蒋伟文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200元，由上诉人蒋伟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卢文忠代理审判员  袁海燕代理审判员  是飞烨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房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