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11民初6612号
原告：刘凤琦，女，1955年11月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
委托代理人：殷海，山东正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支行，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机场路1438号正阳大厦首层西面及二层全层。
负责人：李淼，行长。
委托代理人：陈晔，广东汇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陆碧燕，广东汇俊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凤琦与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支行（以下简称白云支行）物权保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6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凤琦及其委托代理人殷海，被告白云支行的委托代理人陈晔和陆碧燕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凤琦诉称：2015年4月，原告在被告处有一笔大额存款即将到期，原告想到期后如果能够做一个既可以保值增值又安全的理财产品更稳妥，毕竟各家银行都有这种类似的理财产品，只是利率不同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原告就将这个想法告知了被告。随后，被告安排客户经理杨东伟多次接受原告的业务咨询。原告在与杨东伟经理沟通中多次强调需要办理的是安全性稳定性高且保值增值的理财产品，不做股票基金，因为原告的年龄大、资金巨大、身体也不好。杨经理表示被告银行有这样一款债券理财产品，且年利率为7%-13%的产品都有比定期存款高多了，去年这款债券理财产品已经达到一年8%的收益且保本保息。原告听后觉得债券很稳定，完全相信了被告的说法同意办理，也表示不需要13%只要7%就可以了。2015年4月17日，原告的存款人民币1585000元到期，杨东伟经理就直接找原告办理相关理财业务，并于当日将上述款项直接全额划扣，并称从2016年4月20日才开始起息与普理财产品一样，且都是有起息日和结束时间的。2016年4月初，原告到被告处咨询上述款项到期后本金及利息如何回款的问题，可是令原告无法理解的是，被告竟然告诉原告说上述款项办理理财亏本，有关业务人员在没有征得原告书面同意的情况下，自行单方面将上述款项投进了股市造成了巨额亏损。原告知道这件事情后第一时间就找到了被告银行负责人和杨东伟，然被告却说他们也是希望多赚钱，投资比较激进。原告问他为什么会亏损这么多，被告才告知说这是基金，理财公司有权投资股票，他们也不能干涉，如原告想弥补损失，可以继续加大投入被告银行另外的理财产品，专门给这款产品亏损客户准备的，并允诺给原告更高的收益率。被告的上述说法原告根本无法再能相信，明显属于欺骗。原先的债券理财产品是2016年4月20日到期，可被告在拖延原告回款8天后的2016年4月28日，原告才回款且回款金额仅为1400000元，给原告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巨大，达到185000元。按照年利率7%计算，被告的主观故意和过错又给原告造成间接损失110950元。原告认为被告作为具有专业知识和专业操守的金融服务银行机构，利用原告出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心理和并不当然知晓适合自己产品的劣势，虚假陈述套取原告的信任后，在没有征得原告书面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改变理财模式，将原告的款项直接从保值增值安全性好的国债理财产品私自投入风险更高根本无法控制的股市，其主观明显是故意和恶意，利用的就是原告没有专业知识的漏洞，认为基金股票是当天操作当天生效，而此次购买的是有生效日和记息日的，且在年内是不允许随时变现的这与基金股票是有本质上的区别。原告没有想到被告大力推荐并最终办理的竟然会是基金股票产品，恶意蒙蔽欺骗原告直至到期日。事后，被告为了弱化这种错误，依然误导原告继续加大投入并许诺给予原告更高的回报率，原告根本无法再相信被告。原告在被告处受到的损害肯定不是第一个，也绝对不是最后一个。被告上述恶意违背原告初衷，并利用专业知识和信息量的不对称性，在不征得原告书面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改变理财模式给原告造成巨额损失，事发后仍然继续误导原告，对造成的损失却只字不提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此，原告特诉请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理财损失本金人民币185000元，并赔偿因被告理财操作失误给原告造成的间接损失人民币110950元；本案诉讼费等均由被告承担。
被告白云支行辩称：原告诉称我行违背其真实意愿擅自改变理财模式、以致发生投资损失，与事实不相符。我行是案涉理财产品交易中的托管人，已适当履行托管义务，对原告投资亏损不承担任何合同责任。我行在销售理财产品过程中合法合规，没有任何过错。因此，原告要求我行赔偿其本金损失以及间接损失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具体事实和理由如下：
一、在原告购买理财产品前，我行已充分告知原告案涉理产品是基金类产品，并且在理财产品合同期间基金管理人也持续向原告披露、报告基金的相关情况。因此，对于具有丰富投资理财经验的原告而言，其声称的我行擅自改变理财模式，其在理财产品到期时才知道所购买的是基金类理财产品的内容，明显与事实不符。（一）原告诉称其本意是要债券理财产品，是我行擅自改变理财模式，将国债理财产品投入股市，但原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本意是要购买国债，是我行将其款项投入股市。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自2015年起，原告仅在我行购买过的理财产品类型就包括自营及代销产品，时间持续一年多。因此，原告具有丰富的投资理财经验，具备相应的风险防范意识和识别能力。原告在购买案涉基金理财产品时，已详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投资者须知等内容，并亲笔签字确认《基金交易业务申请书》。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投资者须知明确约定了案涉理财产品为基金；《基金交易业务申请书》也明确约定了原告申购的理财产品为“基金”，由此可知原告自始知道其投资的是基金。（三）自2015年4月21日起至2016年4月29日，基金管理人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通过持续向原告预留手机号码推送手机短信，披露、报告基金的相关情况。综上，原告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原意是购买债券理财产品。相反，根据上述事实可知，原告作为具有丰富理财投资经验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购买案涉基金产品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不存我行误导或擅自变更投资模式的情况。原告诉称的我行擅自变更投资模式明显与事实不符。
二、根据《基金交易业务申请书》、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的规定，原告是案涉基金持有人，我行是托管人，双方间的法律关系应为合同关系。我行作为托管人，已适当履行托管人职责，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对原告投资案涉理财产品的亏损不承担任何责任。（一）根据《鑫元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我行作为托管人，现已适当履行托管人的权利和义务，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二）《基金交易业务申请书》提别提示“银行仅作为基金公司代理销售机构，对基金的业务不承担任何担保和其他经济责任”。原告主张的损失是基金现值的减少，我行对其损失不承担何责任。我行已适当履行了托管人职责，因此原告要求我行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任何合同依据。
三、即使从原告所主张的物权保护角度考量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我行在案涉基金产品交易中不论是作为托管人，还是代销机构，都没有任何过错。原告的损失是正常的投资风险，与我行的行为没有任何关系，我行也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一）我行的托管行为合法合规，在此不再赘述。我行的代销行为同样也合法合规，没有任何过错。1、我行已对原告进行风险评估，其风险偏好为“稳健型”。案涉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较低风险品种，属于常规产品，该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与原告的风险偏好相匹配。2、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产品宣传折页都对“鑫元一年定开债C”的产品类型有明确规定，我行已充分披露风险。其中，招募说明书的第十七部分“风险揭示”的“声明”约定“本基金通过基金管里人直销网点和指定的代销机构公开发售，基金管理人与基金代销机构都不能保证其收益与本金安全”；产品宣传折页的“风险提示函”第八条约定“……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本基金以1元初始面值发售，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响下，基金净值有可能低于初始面值”。3、我行是在网点地柜专柜进行指引销售的，并对原告进行风险提示，最终由原告通过柜台转账完成交易的，交易环节合法合规。（二）原告的损失是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合同约定进行投资所成，属于招募说明书第十七部分“风险揭示”所规定的市场风险、理风险，与我行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三）即使如原告所主张的其是误导才购买案涉基金的，但是根据答辩状的第一点关于事实的论述可知，原告在购买后应当知其所投资的是基金，原告可以在购买后马上申请赎回，避免损失发生或扩大。所以即使原告有投资损失，也与我行的推荐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原告的选择。综上，我行在基金托管和代销中没有任何过错，原告的投资损失与我行的代销推荐也没有因果关系，所以从物权保护角度而言，我行也不应当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四、原告要求赔偿的利息损失是间接损失，该项主张不仅没有事实依据，更没有法律依据。原告诉请我行按年利率7%赔偿其利息损失110950元，原告所主张的年利率明显超出正常理财投资收益利率，没有事实依据。同时，该主张更无法律依据。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其他方式计算”的规定，财产侵权责任的赔偿原则为直接损失，而原告所主张的利息损失为间接损失，明显超出法律规定的赔偿范围，我行不需赔偿其利息损失。
综上，原告作为一名投资理财经验丰富的投资者，购买案涉基金理财产品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原告自始清楚所购买的理财产品性质，其投资损失是正常的投资风险。我行在案涉理财产品的交易中，不论作为托管人还是代销机构，都能严格履行合同各项约定，遵守相关律法规，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或过错，与原告的投资损失没有任何关系，因此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经审理查明：2015年4月20日，原告在被告的营业网点支出1585000元，交易摘要为“理财产品申购”。其中，原告阳光卡活期账户交易明细记载显示原告卡号尾数为“8450”的账户在2015年4月20日存入1560000元，账户余额为1585000.82元，交易摘要为“活期宝转活期”。
2016年4月28日，原告在被告的总行本部存入1409591.22元，交易摘要为“鑫元一年定期债C赎回款”。其中，原告阳光卡活期账户交易明细记载显示原告卡号尾数为“8450”的账户在该日存入1409591.22元，账户余额为1409591.61元；同日在被告的营业网点支出1400000元，账户余额为9591.61元，交易摘要为“约定活转活期宝”。
庭审中，原、被告确认原告于2015年4月20日在被告网点支出款项1585000元用于购买“鑫元一年定期债C”的基金理财产品，该基金理财产品于2016年4月28日赎回实际到账款项为1409591.22元。经本院释明，原告明确其就本案主张适用侵权法律关系。原告主张其与被告之间就涉案基金理财产品的申购存在个人理财服务关系，被告存在的侵权行为在主观方面表现为原告推荐理财产品是没有进行任何的评估和风险提示，客观上没有履行必备的前置签字确认，上述行为均为被告严重过错的主要表现。被告则抗辩认为其在原告就涉案基金理财产品的购买中仅仅是代销关系，被告并未收取原告任何费用，不属于原告主张的个人理财服务关系，且原告没有证据证实其在购买涉案基金理财产品前有向被告提出安全性、稳定性要求，而被告亦对原告进行了风险评估。
诉讼中，原、被告对于以上争议焦点各自陈述及举证如下：
一、原告举证和被告质证意见如下：
原告提交了录音光盘资料。原告陈述该录音资料系2016年4月11日上午、4月29日下午在被告银行会客室录制的，在场人员包括被告的行长、经理杨东伟、原告本人、原告家属、被告省行的一位女工作人员，原告主张该谈话内容可以证实原告在此事发生后积极主动找被告要求对造成的损失妥善处理；被告在谈话中多次向原告承诺和解释涉案债券收益好，造成损失可加大投入和购买其他理财产品等方式来解决，被告主观存在恶意，诱导原告，与银行相关规定明显相悖；同时，被告的经理杨东伟在谈话中曾说涉案基金的收益率为7%-13%，原告现仅要求年息7%的标准计算损失。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录音证据的完整性及客观性存有异议，认为2016年4月11日的录音内容有删减，原告提交的录音时间为38分钟，而实际上双方谈话时长为98分钟，且原告整理的录音文字版部分内容与录音真实内容存在出入，整理的文字内容还原不全或被刻意曲解；该项证据是原告与被告在争议发生后进行交涉的内容，关于涉案理财产品是否是基金、被告在销售时是否承诺收益等内容，均是原告一方的陈述，被告从来没有对此确认，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
二、被告举证和原告质证意见如下：
1、原告银行账户明细和中国光大银行证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业务申请书：（1）账户明细记载的交易记录显示原告于2015年的1月12日、4月14日分别进行了55万元、30万元的基金/理财产品申购；（2）申购申请书的内容对应为原告申购的理财产品内容，原告在申请书中确认签字一栏签名确认，确认知悉申购理财产品的投资风险。被告以此证实原告具有丰富的投资理财经验，具备购买基金应具有的风险意识和识别能力。
2、基金交易业务申请书、投资者须知、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1）基金交易业务申请书记载原告于2015年4月20日通过被告申请购买“鑫元一年定期债C”，市购金额为1585000元，办理业务类型为“快速购买”，原告在申请书中以黑体加粗形式注明的“本人已详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最新招募说明书等信息及本申请书背面的“投资者须知”，接受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法律条款及投资者须知相关内容，了解所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资源申请办理中国光大银行代理的上述基金业务，并保证提供的信息资料真实有效，了解并承担基金投资风险”的提示告知一栏签名确认。（2）投资者须知的内容为告知证券投资基金的风险和相应的权利义务。（3）基金合同的内容为对该基金作出解释，明确投资人权益和相关权利义务，其中合同指向的基金为“鑫元一年定期开放债券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管理人为“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同第十二部分基金的投资中明确该基金投资范围包括依法发行上市的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和股票、权证等权益类金融工具。（4）招募说明书内容为解释“鑫元一年定期开放债券性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事宜，其中说明书以重要提示形式告知“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较低风险品种，其预期风险于预期收益高于货币市场基金，低于混合型基金和股票型基金……本金为定期开放基金，以1年为一个运作周期，每个运作周期以封闭期受限开放期相交替的方式运作，受限开放期为基金合同生效日的季度对日。本基金封闭期内不开放申购、赎回业务；在每个受限开放期，本基金将对净赎回数量进行控制。每个运作周期结束后，本基金进入自由开放期，每个自由开放期为5至20个工作日，期间开放申购、赎回业务。因而，基金份额持有人将面临因不能全部赎回基金份额而产生的流动性风险……等等”。被告以此证实被告在原告在购买涉案基金时已明确告知该理财产品为基金，不存在误导原告或擅自变更投资模式的情形。
3、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鑫元公司）出具的推送短信服务说明、微信聊天记录截图：（1）服务说明的内容为自原告购买涉案基金后，鑫元公司自2015年4月21日至2016年4月29日期间向原告手机号码（158××××6157）发送短信21条，告知原告于2015年4月20日购买的涉案基金当日的基金净值为1.0030元（确认份额为1580259.22份）、该基金的净值变动情况以及原告于2016年4月25日赎回当日的净值为0.8920元（确认金额1409591.22元）；（2）被告工作人员与原告女儿纪士杰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显示原告女儿提出“我妈妈那个亏惨了，她一直以为150+那个是保本的，没有想到少了那么多”，被告工作人员明确“那个是债券型基金”。被告以此证明内容即是证据内容本身。
4、被告对原告进行的理财风险评估记录、涉案基金风险评价、中国光大银行基金交易业务申请书及投资者须知：（1）风险评估记录系被告对原告进行的评估，记录显示评估日期为2015年1月12日，评估的风险偏好为稳健性，风险偏好有效期至2016年1月12日；（2）基金风险评价显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涉案基金的风险评价为偏债债券型基金，可投资股票、权证等权益类资产，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高于货币市场基金，低于股票和混合类型基金；（3）基金交易业务申请书及投资者须知内容为原告于2015年5月18日认购“鸿德优选成长基金”10000元，并签名确认了解并承担基金投资风险。被告以此证明涉案基金以及涉案基金的购买与原告投资风险评价一致，且原告亦进行过与涉案基金同样性质的理财产品购买。
经庭审质证，原告质证意见如下：
对于第1组证据中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被告的证明内容有异议；该组证据中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被告没有按照指引及管理办法进行风险评估。
对于第2组证据，根据个人理财的相关规定，被告在向原告提供和推荐理财产品前应当根据客户的财务状况、风险偏好、风险认知能力和承受能力，提供合适的投资产品，由客户自主选择，并应当将有关的评估意见告知客户，双方签字确认；对于风险较高有可能涉及投资股票等非保证收益的理财计划，在与客户签订合同前，应当提供测算数据、方式，并在相关文件的醒目位置说明风险，风险揭示应当充分，确保客户理解风险揭示的内容；同时要求风险提示应当明确客户确认栏，客户确认并应提示客户抄写“本人已经阅上述风险提示”，“充分了解并清楚知悉本产品的风险并愿意承担风险”等语句，故不能证明其主张。对于该组证据的证据（1）业务申请书上原告本人的签字认可，但签字时间与印象中不一致，且该证据没有双方签字确认的评估报告予以佐证；被告在2015年4月20日给原告推荐的是“鑫元一年定期债C”，但被告为原告办理相关理财产品时没有根据相关规定的程序办理，不能证明其证明内容；对证据（2）投资者须知不予认可，须知中没有原告的签字，同时相应的风险提示并没有在醒目的位置出现，被告经理杨伟在录音中也承认对于涉案的理财产品没有进行风险提示，故不能证明被告主张：对于证据（3）和证据（4）不予认可，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内容。
对于第3组证据的证据（1），该证据系由第三方单独出具的证据，无法证明其真实性，且与本案无关联；该证据显示的手机号是原告的手机号，但原告是老年人不会接发短信，对于使用手机不熟悉，也不会看，从来不接受短信，对于有无收到短信无法确认，故无法确认该短信与本案无关，建议法庭不予采信。对于证据（2）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并非是与原告本人的聊天记录，该聊天记录是被告片面截取了其中的一部分，并非为完整的聊天记录，被告有可能把对被告有利的聊天记录提交给法庭，没有把对其不利的聊天记录呈给庭，故该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建议不予采信。
对于第4组证据的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该评价是被告单方出具，原告从来没有见过或者被告知或者签字确认被告在推荐产品前进行评估；对于证据（2）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系第三方或个人观点，与本案无关；对于证据（3），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建议法庭对此不予采信。
另查，庭审中，对于涉案理财产品的购买，原告陈述其2015年4月在被告处有一笔大额存款即将到期，原告想做一个既可保值增值又安全的理财产品，并将该想法告知被告，被告随后安排客户经理杨东伟多次接受原告的业务咨询；在与被告杨东伟经理沟通中，原告多次强调需要办理的是安全性、稳定性高且保值增值的理财产品，不做股票基金，后在被告经理的讲解下签名购买了涉案理财产品；当时被告的杨东伟经理说的是一年期债券，没有说是国债，原告多次向被告强调不购买高风险的理财产品，原告要求的是保本保息，没有明确要求购买国债。此外，原告在庭审中并陈述其一直以为所购买的“鑫元一年定期债C”理财产品是国债，属于保本保息，直到2016年4月初到被告处赎回该理财产品时才发现该理财产品为基金而并非国债；在购买涉案理财产品时，原告有告知家里人，包括丈夫、女婿等；购买时，原告和原告丈夫一起在场，两人是初中文化；在涉案理财产品快到期时，原告家里人有去了解涉案理财产品的盈利变动情况，但原告没有去了解，因为原告一直认为涉案理财产品是一年定期的债券；在购买涉案理财产品前，原告购买国债买了好多次，将近二十年，但最近一次购买国债是什么时候不记得了；原告也有购买理财产品（“阳光一号”的理财产品，但不知道是否为基金），购买基金二次（包括涉案的理财产品），原告目前持有的基金，是被告工作人员告知该理财产品是基金。
再查，本案争议的“鑫元一年定期债C”全称为“鑫元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基金代码为000579，性质为债券型基金。该基金的管理人为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基金的募集发行程序以及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资质合法。其中，“鑫元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的基金净值在原告购买当日即2015年4月20日的净值为1.003元，赎回当日即2016年4月25日的基金净值为0.892元。
以上事实，有账户交易明细、录音资料、账户对账单、证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业务申请书、基金交易业务申请书、投资者须知、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理财风险评估记录、涉案基金风险评价、推送短信服务说明、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原告通过被告银行购买涉案基金理财产品，被告在原告的申购过程只是提供一个交易平台并未收取费用，双方之间不属于委托理财关系。对于原告就涉案基金理财产品的投资购买双方形成个人理财服务关系的主张。《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七条就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按照管理运作方式不同划分为理财顾问服务和综合理财服务。该暂行办法第八条就理财顾问服务明确为“商业银行向客户提供的财务分析与规划、投资建议、个人投资产品推介等专业化服务”、第九条就综合理财服务明确为“商业银行在向客户提供理财顾问服务的基础上，接受客户的委托和授权，按照与客户事先约定的投资计划和方式进行投资和资产管理的业务活动”。同时，该暂行办法第八条并规定“商业银行为销售储蓄存款产品、信贷产品等进行的产品介绍、宣传和推介等一般性业务咨询活动，不属于前款所称理财顾问服务。理财顾问服务活动中，客户根据商业银行提供的理财顾问服务管理和运用资金，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收益和风险”；第二十一条规定“商业银行开展个人理财业务，应与客户签订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并根据业务需要签署必要户委托授权书和其他代理客户投资所必须的法律文件”。可见，根据原、被告就涉案理财产品申购过程的陈述，双方就选择理财产品的业务咨询以及被告就涉案理财产品的代销显然有别于实质理财顾问服务和综合理财服务的概念范畴，故本院对原告就双方建立个人理财服务关系的主张不予认定。
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原告就本案侵权法律关系适用的明确，原告应当就被告存在的过错行为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诉讼中，原告提交的录音资料仅能证实双方就涉案基金理财产品亏损进行交涉，并不能证实原告就被告工作人员在对涉案基金理财产品推荐介绍时未尽到必要说明而存在欺诈行为的主张。同时，原告根据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定主张被告对原告就涉案理财产品的购买存在诸如未对原告进行风险评估、没有履行前置签字确认、没有充分履行高风险的提示确认等严重违规行为，但基于对双方关系的认定，原告上述主张显然是对双方业务咨询和产品代销关系的混淆，本院对原告该诉讼意见不予采纳。
本案中，原告具有完成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应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对于原告，从主观方面分析，原告并非对理财产品的购买方式和流程一无所知，其具备购买理财产品的一般知识，在涉案基金理财产品的购买前后，原告也以自己名义购买过理财产品；从客观方面分析，原告就涉案理财产品的购买有告知家人、原告家人有了解涉案理财产品的盈利变动情况、原告有其他购买基金理财产品的经历。对于被告，在代销涉案基金理财产品时，被告有告知原告投资的理财产品性质和投资风险，原告在申请书上亦亲笔签名确认知悉；原告投资涉案基金理财产品造成的亏损与被告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应当认定原告知悉自己向被告购买的涉案基金理财产品的类型和风险，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实被告在代销涉案基金理财产品过程中存在原告所主张的隐瞒涉案基金理财产品性质以及拖延阻碍原告赎回基金的行为，也不能证实原告投资涉案基金理财产品造成的亏损与被告存在因果关系，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赔偿理财损失和赔偿被告理财操作失误造成的间接损失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刘凤琦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739元，由刘凤琦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罗书佳
人民陪审员 肖 群
人民陪审员 刘雪容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黄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