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湘0121行初78号
原告张军利，女，1965年11月12日出生，工作单位：长沙县青山铺镇广福中学教师，住址：湖南省长沙县。
委托代理人曾佳魁，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长沙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地址：湖南省长沙县天华路175号。
法定代表人李建军，局长。
委托代理人言彬，长沙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员。
委托代理人胡林，湖南为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长沙信力劳务派遣有限公司长沙县分公司，地址：湖南省长沙县星沙街道天华中路122号星大花园1007室。
负责人吴玲芳，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英，该公司办公室主任。
原告张军利不服被告长沙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县人社局）于2016年6月12日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于2016年8月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8月8日立案后，于2016年8月10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9月20日和12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张军利及委托代理人曾佳魁，被告县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言彬、胡林，第三人长沙信力劳务派遣有限公司长沙县分公司（以下简称信力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英，原告张军利申请的证人范某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县人社局于2016年6月12日以彭某在上班途中遭遇的交通事故应当由其本人承担事故主要责任为由，认为其所受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应当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决定不予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
原告张军利诉称，彭某于2014年9月5日在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经抢救无效死亡。后经申请，被告于同年12月17日对彭某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因原告不服，向长沙县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长沙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14日作出判决，认为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据不足，并判决予以撤销。2016年6月12日，被告仍以路面情况、行驶状况良好，无其他责任人存在等为由作出第二次《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但两次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和理由基本相同，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损害了原告的权益。同时，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工伤保险立法目的核心要义在于对受伤害的劳动者进行工伤救济与补偿，而第十四条第六项也仅排除交通事故中负主要责任和全部责任的受害人享受工伤待遇的情形，并未排除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情形下,受害职工可以主张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因此，被告可以对事故责任独立判断，并作出符合工伤立法目的，又利于劳动者的工伤认定,故请求法院判令：1、撤销被告作出的第2016042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2、被告根据实际情况并从保护弱者的角度作出彭某属于工伤的认定；3、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原告提供了以下证据、依据：1、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主体资格；2、被告组织机构代码证，证明被告主体资格；3、（2015）长县行初字第00013号行政判决书，证明长沙县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作出的第20141140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据不足，已被判决撤销；4、编号为20141140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5、编号为20160422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据4、5共同证明被告前后两次行政行为基于同一事实和理由，且后作出的行政行为与前行政行为基本相同；6、社会保险缴费记录，证明彭某死亡时间处于工伤保险费正常缴纳期间；7、交通事故调查报告书，证明交警部门认定事故当时有其他车辆在事故现场经过、停靠、滞留，不能排除其他车辆与事故成因有因果关系；8、交通事故现场图，证明发生事故时，彭某驾驶摩托车由东往西，在事故发生后，摩托车头倒向东，货车应与摩托车存在猛烈接触，现货车车主逃逸，其应承担事故的主责，甚至全责；9、证人范某出庭所作证言，证明：(1)证人客观还原交通事故全部经过，即事故发生之前，证人与彭某和货车相向行驶，证人完全可以看到事故现场情况，事故发生后，货车司机下车查看，在证人靠近事故现场时，货车司机驾车逃逸；（2）被告作出第二次认定时，找证人作过谈话笔录，但被告没有提交该份笔录，有意隐瞒。
被告县人社局辩称，首先，（2015）长县行初字第00013号行政判决书是以“原告提供了新发现的证据，另道路交通事故处理部门亦补充提交了事故有关的证据”为由，认为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据不足，应予撤销。现被告依据原有证据、原告新发现的证据、交警部门补充提交的有关证据等重新审查核实后，才作出第二次认定，故原告起诉提出被告“以基本相同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了两次行政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损害了原告的权利”之理由不成立；其次，此次事故交警部门未划分事故责任，被告只能根据事实和相关证据对事故责任进行判断，并认定彭某负主要责任，并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认定其所受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应当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综上，被告作出第二次《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县人社局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2015）长县行初字第00013号行政判决书、第2016042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送达存根，证明被告重新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程序合法，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第（2014）324号《车辆痕迹检验鉴定书》，证明彭某驾驶的摩托车没有与其他车辆接触的痕迹，被告重新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3、第2014383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证明此次交通事故基本事实是彭某驾驶摩托车摔倒；4、《关于对我局作出的[2014]第383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补充说明》（以下简称《事故补充说明》），证明交警部门未改变此次事故的基本事实；5、证人杨某1的证言，张军利的委托代理人对朗心爱做的询问笔录，证明杨某1没有目击交通事故的全过程；6、长沙县交警大队第三次对范某做的询问笔录（长沙县交警大队对范某共做了三次询问笔录），证明范某接受第三次询问时与前两次接受询问时对关键事实的陈述前后矛盾，且第三次接受询问的内容与《车辆痕迹检验鉴定书》鉴定意见不符，其证言不能采信；7、张军利与信力公司等单位签订的《协议书》，证明原告自认本次事故系彭某“个人原因意外死亡”。
第三人信力公司未发表述称意见，也未提供任何证据、依据。
本院依法调取了以下证据:长沙县交警队向长沙县公安局提交的鉴定委托书，显示委托时间为“2014年9月12日”。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中行政判决书的证据三性无异议；对《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其合法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以基本相同的事实和理由作出相同的行政行为存在不当；对送达存根的三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被告重新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程序合法、事实清楚及适用法律正确。对证据2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合法性与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1、委托鉴定的程序与时限违法，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第三十七条规定，“……需要进行检验、鉴定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自事故现场调查结束之日起三日内委托具备资格的鉴定机构进行检验、鉴定。尸体检验应当在死亡之日起三日内委托。对现场调查结束之日起三日后需要检验、鉴定的，应当报经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批准。”现鉴定书载明事故发生在“9月5日”，而委托鉴定时间在“9月12日”，超出三日法定送检时限，且无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批准，同时，事发后交警部门未对摩托车进行妥善保管，导致摩托车经过长时间日晒雨淋后，存在擦痕被自然损耗而导致鉴定不能；2、检材对象不全面，只鉴定了摩托车左边的擦痕，未鉴定右边的擦痕，此外，应包含彭某的衣服与身体外表检验，以明确彭某是否因为身体被货车或货车装载物品接触而导致本次交通事故；3、分析论证不充分，对摩托车的擦痕分析论证不详实，未对路面摩托车痕迹及货车痕迹进行检验论证。对证据3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1、交警部门未及时全面进行检验鉴定，导致交通事故中彭某被货车致死的核心事实未查清；2、朗心爱的陈述与原告方调查的情况存在较大差异，实际情况是，朗心爱没有看到事故发生的过程，且朗心爱及其儿子杨某1与交警办案部门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朗心爱在交警部门的询问笔录不足以采信；3、杨某2、杨某3的陈述与证人范某的证言可以印证，交通事故发生时，现场停有一辆货车，货车上的人员在事故发生后还停车下车查看情况，见有其他人过来，就立即驾车离开现场，货车司机存在逃逸情节；4、交警部门未及时制定交通肇事逃逸案件查缉预案，未能查实逃逸货车信息及货车致彭某死亡的事故成因，严重违反《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管辖区域和道路情况，制定交通肇事逃逸案件查缉预案，发生交通肇事逃逸案件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交通事故现场痕迹、遗留物等线索，及时启动查缉预案，布置堵截和查缉；5、该证据不能达到被告认定事实清楚的证明目的。对证据4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范某的证言充分证实彭某的死亡系货车造成，且无法对货车进行查找的责任，在于办案部门未及时制定交通肇事逃逸案件查缉预案，未及时对现场证人范某进行调查，属于交警办案单位的责任，不应由受害方一方承担。对证据5的证据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份证据恰恰证明朗心爱没有看到此次事故发生的过程，其儿子杨某1拦的是一台货车，而杨某2、杨某3、范某的证言能够相互印证，证实事故现场存在另一台货车，且货车存在逃逸情形。对证据6的证据三性无异议，能够证明事故发生经过，且与杨某2、杨某3、朗心爱的证言相互印证，证实事故现场存在另一台货车，被告欲用违法的《车辆痕迹检验鉴定书》来否定范某证言的真实性，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7本身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以及协议中部分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协议时并未就死者彭某的责任进行约定，且协议书上无另一继承人（彭某的儿子）签字认可。原告对法院调取的证据无异议，认为能够证明鉴定委托时间超过法定期限，且车辆放在无遮挡的停车坪里，经日晒雨淋后无法鉴定出与其他车辆是否有接触的痕迹。
被告对原告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2、3、6的证据三性无异议。对证据4、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工伤认定是一个过程，非单一结果，两份《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有关联，且第二份决定书是在重新审查事实，调查取证的基础上作出的。对证据7、8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交警部门并没有证实死者与货车发生碰撞后才死亡。对证据9，认为交警部门对证人范某前两次的询问，是在证人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所进行，内容最真实，但证人本次出庭，陈述事故发生时有“碰撞”，与前两次询问笔录内容不符，对该证言的真实性有疑问。被告对法院调取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被告作出《不予认定工作决定书》时没有依据该委托鉴定书，而鉴定书也表明摩托车并未与其他车辆有接触。
第三人信力公司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以及本院调取的证据均无异议。
本院综合原、被告提供的证据，以及本院调取的证据，认证如下：对被告的证据1，认为行政判决书和送达存根具备证据三性，应予认定，可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对《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具备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且来源合法，应予认定，对其内容的合法性，因系本案合法性审查对象，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审查才能认定；对证据2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予以认定，来源亦合法，应予认定，对内容的合法性，因事故发生及交警部门调查事故的时间均在“2014年9月5日”，而结合法院调取的证据可知，交警部门委托鉴定的时间在“2014年9月12日”，超过公安部制定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三十七条规定的“……自事故现场调查结束之日起三日内”委托鉴定之期限，又未经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批准，故应认定委托鉴定程序违法，对鉴定意见不予采信；对证据3、4，认为具备证据三性，应予认定，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对证据5、6，认为具备证据三性，应予认定，对两份证据的证明目的，需结合其他有效证据综合审查才能认定；对证据7，因原告及第三人对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相关联，且来源亦合法，应予认定，但对其证明目的，需结合其他有效证据综合审查才能认定。
对原告的证据，认为证据1、2、3、6具备证据三性，应予认定，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对证据4，认为具备证据的真实性与关联性，且来源合法，应予认定，但该决定书已被本院判决撤销，故对决定书结论不予认定；对证据5的认证意见同前述被告提供的证据1；对证据7、8，认为具备证据三性，应予认定，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对证据9，证人虽出庭作证，但此前证人曾先后三次接受交警部门的询问，且此次出庭陈述的内容与交警部门前两次询问笔录有不一致之处，故此次证言的证明力，需结合其他有效证据综合审查才能认定。
经审理查明，彭某原系用人单位信力公司派遣至长沙县青山铺广福中学从事门岗保卫工作的员工，原告张军利系彭某的妻子。2014年9月5日17时许，彭某无证驾驶无牌照红色麦科特阳光牌125型两轮摩托车（车驾号：15185）前往广福中学上班，途中沿长沙县青山铺镇京珠连接线由东往西行驶至青山村路段时摔倒受伤，且经长沙市第八医院抢救无效，于次日死亡。医院诊断死亡原因为：特重型颅脑损伤。
事故发生当天，长沙县交警大队对事故进行调查，并于同年9月12日委托长沙县公安局物证鉴定室对“事故车辆是否与其他车辆有接触痕迹”进行鉴定。同年9月30日，长沙县公安局物证鉴定室出具《车辆痕迹检验鉴定书》，鉴定意见为：“上述交通事故中，被检验的无牌照红色麦科特阳光牌125型二轮摩托车没有与其他车辆接触的痕迹。”同年10月30日，长沙县交警大队作出第2014383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综上所述，上述证据无法证实事故的成因。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道路交通事故成因无法查清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当事人情况及调查得到的事实，分别送达当事人'之规定，出具事故证明。”
2014年10月15日，信力公司以彭某在上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交通事故伤害为由，向县人社局申请对彭某进行工伤认定。同年12月17日，被告作出第20141140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该决定书载明：“……彭某事故发生的地点没有影响视线或行驶的障碍物，也无道路施工或隔离设施。路面性质为沥青路面，路面平坦，白天视线清楚，行驶状况良好，无不可抗力事件发生。根据长沙县公安局物证鉴定室出具的（长县）公（物）鉴（痕迹）字[2014]324号《车辆痕迹检验鉴定书》鉴定意见以及现场目击证人朗心爱的询问笔录陈述，我局认为：彭某摔倒死亡系单方面交通事故，排除了路面特殊状况及行车环境对彭某驾驶的影响，且现场无其他责任人存在，因此应当由其本人对此次事故承担主要责任。彭某同志受到的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决定不予认定工伤。”
2015年2月13日，张军利以县人社局作出的上述《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县人社局的该行政决定。同年2月25日，本院立案受理【见本院（2015）长县行初字第00013号案】。案件审理过程中，张军利新发现事故的另一目击证人范某。根据范某于2015年3月15日书写的证言，内容为：“……发现一辆拖废品的红色汽车迎面开过来与一辆摩托车发生碰撞，听到嘭的一声，看见摩托驾驶员倒地，汽车停了，下来人去看伤者……我下车锁车，步行前往，看见拖废品车开走了，到现场在草丛中找到伤者手机打电话给他朋友。”同年4月9日，证人范某、杨某2、杨某3在该案第一次庭审中均出庭作证，其中范某、杨某2共同证实，事故现场发生“砰”的响声时一辆红色拖废品的货车与摩托车正好并行，而摩托车摔倒后，红色拖废品的车停车并从车上下来两三个人到现场停留，随后开车走了。同年5月13日，本院向长沙县交警大队发出《建议函》，建议其对本次事故作进一步调查。同年7月10日，长沙县交警大队向本院出具《事故补充说明》，内容为：“……通过三次对范某的询问，范某三次说词都有出入；以及对范某所说情况中与之通话的两个证人调查取证，能够证实他们之间确实有过通话，但是不能确认事故发生的原因；后我队又找到当时的报警人杨某1和第一目击证人朗心爱询问，其两人的询问与第一次询问内容基本符合，经我队集体研究认为，我队应当将上述所有取证内容提供给法院，由法院甄别、采信证据材料。特此说明。”另，长沙县交警大队于同年5月18日还向被告出具了一份《事故补充说明》，内容为：“……2015年4月21日，彭某家属称找到了另外新的证人，我队对新的证人范某调查取证，通过2015年4月21日和2015年5月15日两次对范某的询问，范某陈述：事故发生的时候，范某在此路段经过，看到红色摩托车后面跟了一台红色货车，摩托车在红色货车靠近时，摩托车摇晃了两下就倒地了，具体双方有没有接触，范某不知道，也没有直接看到。后来红色货车停了一下，下来人员查看后，货车就离开了现场。经我队集体研究认为，范某提供的两份证词，仍然无法证实事故成因，我队也无法对范某所陈述的货车进行查找，调查取证。特此说明。”经查明，长沙县交警大队新发现目击证人范某后，对以下证人重新进行了调查：1、于2015年4月21日、5月15日和5月27日分别对范某做了三次询问笔录；2、于7月5日再次对证人朗心爱做了询问笔录；3、于7月7日对朗心爱的儿子杨某1做了询问笔录。同年9月23日，该案第二次开庭，庭审中，证人杨某1亦出庭作证，并证实自己并非第一个到达现场，而是“一出门就看见范大（即范某）在现场了”。同年10月14日，本院依法作出（2015）长县行初字第00013号行政判决书，以“……原告提供了新发现的证据，另，道路交通事故处理部门亦补充提交了事故有关的证据，故，被告以彭某负事故主要责任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据不足，应当予以撤销。本案中彭某受伤事故是否属于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所致，彭某的伤害是否属于工伤，应由被告重新认定”为由，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长沙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4年12月17日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编号20141140）。二、责令被告长沙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本判决生效后的法定期限内对受伤害职工彭某是否构成工伤作出认定决定。”双方均未提起上诉。
2016年6月12日，被告作出第2016042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以“第一，……彭某处于上班途中。第二，……对于范某的证言不予采信。……对杨某1的证言不予采信。第三，……对《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及《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补充说明》中关于彭某驾驶摩托车摔倒，未与其他车辆发生接触的事实予以采信。第四，……认定彭某在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情况下，驾驶未依法注册登记的两轮摩托车摔倒死亡系单方面交通事故，并排除了路面特殊状况及环境对彭某驾驶的影响，且交警部门未明确其他责任人存在，应当由彭某对此次事故承担主要责任。综上所述，彭某同志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应当认定工伤的情形。此外，彭某死亡亦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其他应当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为由，决定如下：“彭某死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现决定不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因张军利仍不服该行政决定，遂于2016年8月8日再次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并主张前述诉讼请求。
另查明，1、县人社局作出本案诉争具体行政行为前，于2016年4月8日自行对证人范某进行了调查，并做了询问笔录，其中，范某陈述的事实与范某在本次出庭时陈述的事实基本一致，但被告未将该份询问笔录作为证据材料在第2016042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中作分析认定；2、本次事故发生后，张军利在提起两次行政诉讼的同时，还一直向信力公司等单位主张补偿。2016年12月8日，张军利（家属方）与信力公司、长沙县青山铺中心学校、长沙县青山铺广福中学的主要负责人共同签订一份《协议书》，主要内容如下：“……（彭某）于2014年9月25日，因个人原因意外死亡，资助费用共计人民币贰万元整，其中包括青山铺广福中学资助人民币伍仟元，长沙信力劳务派遣有限公司长沙县分公司资助伍仟元，长沙县青山铺中心学校资助人民币伍仟元，长沙县教育局资助伍仟元（此费用包括彭某死亡丧葬费、抚恤金及其他所有费用）……彭某家属方不再就彭某意外事故提出任何异议。”协议签订后，信力公司已支付张军利5000元，其他资助方暂未支付。另，2016年12月15日的庭审中，信力公司的代理人陈述，签订《协议书》的目的是考虑到县人社局对张军利两次下达《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故出于人道主义给彭某家属相应资助。
本院认为，县人社局作为工伤保险认定主管部门，具有行使工伤保险工作的法定职权。现县人社局对彭某所受伤害是否构成工伤作出认定，行政主体适格。《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现县人社局认定彭某遭遇的此次交通事故发生在上班途中，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认定。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是：一、县人社局是否以基本相同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两次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二、县人社局认定本次交通事故由彭某负主责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三、彭某在此次交通事故中的责任应当如何判定。现就焦点问题分析如下：
一、被告是否以基本相同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两次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本院认为，被告对彭某所受伤害先后作出的两次《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虽结论相同，但第一次《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依据的主要证据材料为：1、张军利等四人（张军利、杨某3、杨某2、张雄）的证人证言；2、《道路交通事故证明》；3、《车辆痕迹检验鉴定书》；4、事故现场勘查相关资料；5、长沙县交警大队于2014年9月5日对朗心爱做的询问笔录，而第二次《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依据的主要证据材料中，还包括证人杨某1的证言、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对朗心爱做的询问笔录、交警部门向县人社局出具的《事故补充说明》、交警部门对证人范某做的询问笔录等，且对新证据作了分析认定，并得出结论，故不能认为被告以基本相同的事实和理由作出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故对原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二、被告认定本次交通事故由彭某负主责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本院认为，本次事故中，交警部门对事故责任无法作出认定，在此情况下，认定由死者彭某一方负事故主责，需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加以证明，以免受害劳动者一方的正当权益受到损害。现被告认定彭某负事故主责，提供的直接、主要证据、依据如下：1、《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及《事故补充说明》；2、《车辆痕迹检验鉴定书》；3、彭某系无证驾驶及所驾驶的摩托车未经注册登记；4、路面无特殊状况及环境对彭某的驾驶产生影响；5、交警部门未明确事故现场有其他责任人存在。对此，本院认为，1、交警部门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及《事故补充说明》，能够证实事故成因无法查清，而不能查清的原因是现已无法对嫌疑车辆（红色拖垃圾的货车）进行查找和调查取证，故不能排除红色拖垃圾的货车与事故的发生存在因果关系;2、对《车辆痕迹检验鉴定书》，因委托鉴定程序违法，鉴定意见不被采信，故也不能排除红色拖垃圾的货车与摩托车有接触的情形；3、对彭某无证驾驶及摩托车未经注册登记的事实，能够证明彭某有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情形，但交警部门并未认定该违法情形与事故的发生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4、对路面无特殊状况及环境的情形，能够证明好的路况及环境对彭某驾车有利，非其他不利因素的介入或影响，或许此次事故能避免，而不能反证，在好的路况及环境下驾车摔倒，故推定责任在彭某自己；5、对事故现场未明确有其他责任人存在的情形，经查交警部门对范某做的三次询问笔录、被告人社局自行对证人范某做的询问笔录，以及范某、杨某2、杨某1的出庭证言，并结合交警部门出具的两份《事故补充说明》，均能够相互印证，共同证明事故发生时嫌疑车辆（红色拖垃圾的货车）真实存在，并成为事故责任人的可能性大，只是时间久远，交警部门现已无法进一涉查找、核实，才导致无法明确是否存在其他责任人。此外，县人社局提出张军利已自认彭某“因个人原因意外死亡”，对此，本院认为，张军利虽在与信力公司等单位签订的《协议书》上签字，但《协议书》系协议各方的内部约定，效力范围未及于县人社局；另，根据《协议书》的内容可知，表述彭某的死亡原因，是基于陈述资助原因的需要，而不涉及事故的具体成因及事故责任划分；事实上，事故成因已无法查清，而张军利以其两次行政诉讼行为表明，其一直主张彭某在事故中并非意外死亡，故根据证据规则的规定，《协议书》中涉及“（彭某）因个人原因意外死亡”的部分内容，因证明力低，不能充分、有效达到张军利自认彭某的死亡属于意外的证明目的。综上，县人社局对证人范某、杨某2、杨某1陈述的与本次事故发生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事实均不予采信，对自行向证人范某做的询问笔录也未作证据材料分析认定，而采信违反委托鉴定程序作出的鉴定意见，并认定由死者一方即彭某负事故主要责任，明显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
三、彭某在本次事故中的责任应当如何判定。本院认为，首先，《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规定：“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促进工伤预防和执业康复，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制定本条例。”由此可见，工伤保险立法目的之核心要义，在于对受伤害的劳动者进行工伤救济与补偿。目前，《工伤保险条例》对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情形并未排除在认定工伤之外，故县人社局可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从受伤害的劳动者救济与补偿优先的立法目的出发，对本次事故责任作出判断；其次，在交警部门无法查清事故成因，对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情形下，应当参照适用优者危险负担原则确定责任承担。所谓优者危险负担原则，是指在难以分清事故过错责任的情况下，考虑双方对道路交通安全注意义务的轻重，按机动车危险性的大小及危险回避能力的优劣，分配交通事故责任。现因受害方彭某已死亡，而多位目击证人能够指证事发时嫌疑车辆（红色拖垃圾的货车）真实存在，且存在事故责任的可能性大，只是交警部门现已无法查找、核实，因此，根据事故发生时的实际情况，推定由具有更高危险和负有更高注意义务的嫌疑货车（红色拖垃圾的货车）一方负事故同等或以上责任，而推定由死者彭某一方负事故同等或以下责任，更符合优者危险负担原则精神，也更彰显法律的人文关怀。综上，在交警部门无法查清事故成因，无法分清事故过错责任的情况下，县人社局应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精神，并参照适用优者危险负担的原则，对死者彭某应负事故责任作出适当判定。
综上，被告县人社局作出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长沙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6年6月12日作出的第2016042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二、责令被告长沙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本判决生效后的法定期限内对彭勇刚所受伤害是否为工伤重新认定。
本案受理费50元，由被告长沙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肖红斌
审 判 员 邓 翠
人民陪审员 朱干人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代理书记员 彭 英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