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黑中民终字第1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宗振，男，汉族，退休工人。
委托代理人张淑芬，女，汉族，退休工人。
委托代理人庄妍，黑龙江庄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同振，男，汉族，农民。
委托代理人卢燕，黑龙江明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宗振因与被上诉人刘同振用益物权纠纷一案，不服黑河市爱辉区人民法院（2014）爱民初字第4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宗振的委托代理人张淑芬、庄妍，被上诉人刘同振及其委托代理人卢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刘宗振在原审法院诉称，刘宗振兄弟五人，刘同振系刘宗振的五弟。刘宗振、刘同振父母刘怀方、褚庆兰及刘宗振二弟刘恩振一家三口及刘同振共计六人，在黑河市爱辉区幸福乡幸福村（以下简称幸福村）有自留地1008平方米。后来，刘怀方、褚庆兰去世。2012年，林业部门征占上述1008平方米自留地作为建设用地，黑河市爱辉区幸福乡幸福村村民委会员（以下简称幸福村委会）发放该地征地补偿款453，600.00元。刘同振向其他兄弟隐瞒了发放补偿款的事实，并找到幸福村委会，在其他兄弟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立下保证书，保证他自己享有所有哥兄弟的代理权，将补偿款全部取走。其中刘怀方、褚庆兰应得补偿款为151，200.00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刘宗振与刘同振兄弟五人，每人应继承刘怀方、褚庆兰二位老人名下补偿款30，240.00元。刘宗振四弟刘加振知道上述情况后，委托亲属找到刘同振索要，与刘同振发生争吵，刘同振迫于无奈，返还刘加振补偿款30，000.00元。从给刘加振30，000.00元的数额上可以看出，正是两位老人应得的补偿款由五个儿子各应继承的份额。刘宗振知道上述情况后，也多次找到刘同振，要求返还应得补偿款，但刘同振无理拒绝，不同意返还。刘同振没有工伤证，不能证明是工伤，孙鹏维已死多年，无法调查核实。刘宗振有权利继承征地补偿款。综上，因为协议书上明确写明自留地是包括刘宗振父母在内6口人，有父母的名字就有刘宗振的继承权。总的征地补偿款是453，600.00元，两位老人就应该是151，200.00元，由5个孩子继承，每人应继承30，240.00元。故请求法院判决刘同振返还刘宗振征地补偿款30，240.00元，并承担与本案相关诉讼费用。
原审被告刘同振在原审法院辩称，这块自留地是在1979年由当时生产队分配，每人2根垄，由于刘同振当时还没有结婚，刘同振与父母在一起，共分得6根垄。刘恩振一家三口当时不与父母在一起生活，所以这块自留地没有刘恩振的。1982年刘宗振、刘同振的父母及哥哥刘恩振将户口迁至山东，刘恩振当时是生产队队长，在与新任队长交接时，按规定应将父母的自留地收回，由当时的生产队重新进行分配，生产队新任队长孙鹏维考虑刘同振于1980年受工伤，不能劳动，所以生产队为照顾刘同振的生活，将这4根垄分给刘同振，同时又多给了6根垄作为生活上的补助。1983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刘宗振、刘同振的父母在山东分得了承包地，且二位老人分别于1985年和2004年去世。刘同振在当时的生产队也分得了承包土地，自留地一直由刘同振耕种。刘宗振、刘同振的父母户口在1982年就迁出幸福村，在幸福村承包田都没有分到，怎么还会保留他们的自留地达30年之久。所以刘宗振认为在刘同振耕种的自留地中有父母的份额是错误的。刘同振虽然领取了补偿款，但该部分是自己应得的，与他人无关，刘宗振要求继承没有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刘宗振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判决认定，刘宗振与刘同振系兄弟关系，其父亲刘怀方、母亲褚庆兰，共生育五子，刘宗振为长子，刘同振为五子。70年代，幸福村第五生产队分自留地，每人两垄，刘同振与其父母及刘宗振二弟刘恩振一家三口人，共计12垄。刘宗振、刘同振父母于1982年、刘恩振于1984年将户口从幸福村迁出，迁往山东。刘同振称其个人2垄，因其工伤，生产队将另外10垄作为补偿给其耕种。第一轮、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幸福村未将该自留地收回，该12垄自留地由刘同振耕种。刘宗振、刘同振的母亲1985年去世，父亲2004年去世。2010年林业部门征用该自留地所在的土地，在拟转征林业权属地类调查表中登记征地户为刘同振，面积1008平方米。2011年9月8日，幸福村委会统计五队征地户表中，刘同振12（垄），括号内注明父母、刘恩振3人。2012年11月16日，刘同振与幸福村委会签订《代林业征地补偿协议》，被征地人由村会计填写，有刘同振、刘恩振（3口人）、刘同振的父母共6人，约定被征用土地面积1008平方米，补偿款总额453，600.00元，第一次发放金额231，840.00元，本次发放金额221，760.00元，其中刘加振30，000.00元，刘同振191，760.00元。刘同振称动迁协议是在2010年签的，到2011年幸福村迟迟不给钱，村长说不写这5个人不给钱。在协议右侧标明：以上分配金额由刘同振与康银柱（刘加振亲属，有委托）协商。如今后有纠纷与任何部门无关，由二人自行解决。后有二人签字、捺印。刘同振称其父母在山东时在其四哥刘加振家住，刘加振需要做心脏支架，故给其30，000.00元。同日，刘同振给幸福村委会出具保证书，内容：因刘恩振和刘同振的父母共5人无法回来亲自签协议，领取补偿款，我保证有代理以上5人签补偿协议的权利，如在代签上述协议及代理以上5人应得补偿款后，以上5人对刘同振的上述代理权提出异议，向幸福村及任何部门提出与上述代理行为有关的任何诉求，全部由刘同振负责。如果给以上5人及第三人造成损失，刘同振用其全部财产，包括承包地租金承担责任，产生的所有纠纷与幸福村及其他任何部门均无关。刘宗振起诉，以补偿协议标明有刘宗振、刘同振父母为被征地人，被征地有其父母自留地份额，且刘同振出具的保证书说明刘同振代其父母签订协议，其父母应得到补偿款总额的三分之一，该补偿款属遗产，且刘同振已经给付刘加振约五分之一的份额30，000.00元，刘宗振要求继承五分之一，即30，240.00元。刘同振以其父母户口已经迁出，不再拥有自留地使用权，被征用12垄自留地，其中2垄为其份额，其余10根垄系幸福村委会给其工伤补偿，被征用自留地无其父母份额，补偿款不是父母的遗产，请求驳回刘宗振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判决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的合法财产，刘同振的父母户口迁出之后，原幸福五队未将自留地收回，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过程中，仍由刘同振经营，刘宗振、刘同振的父母在自留地征用之前死亡，根据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涉农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的第三条规定：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和第三十一条第二款和《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解释》第二十五条之规定，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土地承包经营户成员死亡，在其他成员继续经营期间，因土地征用而发生补偿费用的，死亡成员的继承人要求继承补偿费用的，法院不予支持。但如果土地承包经营户成员死亡之前，已经发生补偿费用的除外。故刘宗振认为该自留地征地补偿款中其父母的份额属于遗产，请求继承五分之一份额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刘同振不同意刘宗振继承的辩解理由成立，予以采纳。据此判决驳回刘宗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78.00元、邮寄费100.00元由刘宗振承担。
判决宣判后，刘宗振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为：1、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第九条的规定，农村自留地是村集体土地，归村集体所有，村集体依法享有处分权。不管是刘怀方、刘褚氏二位老人从村里迁走还是死亡，到土地被占用时，幸福村一直保留二位老人名下的自留地份额并允许其获得补偿款，是村集体依照上述法律规定行使其土地所有权的表现，任何部门无权予以干涉，且在幸福村与本案类似的情况很多，幸福村也都予以发放了土地补偿款。林业部门征占的1008平方土地中有刘怀方、刘褚氏二位老人的自留地这个事实能够确认，刘同振主张林业部门征占的原为刘怀方、刘褚氏、刘恩振一家三口名下的自留地因其有工伤村里照顾他和与刘恩振换地的原因都是其自己的的理由没有事实根据；2、原审判决引用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涉农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作为判决依据。从效力上讲，该文件既不是法律、法规，也不是部门规章，更不是司法解释，以此作为定案依据，没有法律依据。并且该解答第三条规定的是承包地征用补偿款的继承问题，本案中的征用土地是自留地，土地性质不同，不应适用上述规定；3、原审判决引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和第三十一条第二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均规定的是承包人死亡后，承包方的继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内要求继续承包。而本案中，刘宗振是要求对父母名下自留地的征地补偿款进行继承，而不是对承包地或者林地要求继承，因此原审判决引用上述法律规定进行判决，与刘宗振主张的事实不符，是适用法律错误；4、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一十七条、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刘怀方、刘褚氏对自留地享有的是一种用益物权，在土地被占用时，有权获得相应补偿。该补偿款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是二位老人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刘宗振作为其继承人之一，有权获得相应的继承份额，不能由刘同振独得。刘同振的四哥刘加振向刘同振要求继承刘怀方、刘褚氏二位老人名下自留地补偿款时，经幸福村委会调解和劝说，刘同振给付了刘加振应得继承款30，000.00元，因此刘宗振亦应得到相应的款项。请求撤销原审法院判决，改判支持刘宗振一审诉讼请求，并由刘同振承担与本案相关诉讼费用。
本院庭审中，刘宗振的委托代理人张淑芬、庄妍提交了幸福村委会主任吴增祥的书面证言一份，证明吴增祥对在原审法院调查其时谈到的问题进一步作出说明，当时征用1008平方米土地有刘怀方、刘褚氏二位老人的地，幸福村并没有收回，并且证明刘同振的保证书不是幸福村委会逼其写的。
刘同振及其委托代理人卢燕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并且认为征用的土地中没有二位老人和刘恩振的，吴增祥是近三年才当上的幸福村委会主任，对于当年幸福村是否收回二位老人的自留地并不清楚，刘同振是在强迫下才出具的保证书。
刘同振及其委托代理人卢燕提交了以下证据：
1、幸福村委会于2014年2月20日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刘同振在1980年时因为收割机救火受伤致残。
刘宗振的委托代理人张淑芬、庄妍对该份证据有异议，认为是否为工伤应由工伤认定部门作出认定。并且刘同振是否受过工伤与其父母的自留地征用补偿无关。
2、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沙沟镇大沃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刘怀方、刘褚氏在山东分过3.8亩土地。
刘宗振的委托代理人张淑芬、庄妍对该份证据真实性有异议，且证明的内容与本案没有关联。
经本院庭审质证认为，刘宗振的委托代理人张淑芬、庄妍提交的证据系已在原审法院接受过调查询问的证人幸福村委主任吴增祥的证言，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故不予采信。刘同振及其委托代理人卢燕提交的两份证据因不能证实刘同振认为幸福村委会将刘怀方、刘褚氏名下自留地收回重新分给其耕种的主张，故不予采信。
经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2012年11月16日幸福村委会与刘同振签订的《代发林业征地补偿款协议》中列明被征用土地1008平方米的被征地人是刘同振、刘恩振（3口人）、刘同振的父母共六人。该被征用土地是上世纪70年代幸福村委会分给上述六人的自留地。2011年9月8日幸福村委会五队征地户表中记载刘同振12垄时，包括其父母二人和刘恩振三口人。幸福村委会主任吴增祥在接受原审法院调查时亦证实本案诉争被征用土地是分给包括刘怀方、刘褚氏在内上述六人的自留地，幸福村委会没有将刘怀方、刘褚氏的自留地收回。刘同振虽认为被征用土地其本人以外的份额系幸福村委会将其余人员的土地收回，作为对其受工伤的补偿而分配给其耕种，但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实，且2012年11月16日刘同振为幸福村委会出具的保证书中写明其代理其余五人领取补偿款，如给上述五人造成损失，刘同振负全部责任。因此，《代发林业征地补偿款协议》中约定的被征用土地中包含有刘怀方、刘褚氏二人份额。
农村自留地是由村集体分配给村民个人经营管理使用和收益的土地，不是村民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承包经营权农村承包土地。刘怀方、刘褚氏在分得自留地时对其名下的自留地享有用益物权。刘褚氏、刘怀方相继去世后，幸福村委会没有将刘怀方、刘褚氏名下自留地收回，2010年林业部门征收该自留地，基于该自留地产生的用益物权已转化为财产权，现刘同振已将刘怀方、刘褚氏名下的自留地补偿款全部领取，刘宗振要求按份额分得刘怀方、刘褚氏名下补偿款30，240.00元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原审法院判决虽认定基本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有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黑河市爱辉区人民法院（2014）爱民初字第409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刘同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给付上诉人刘宗振30，240.00元。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834.00元、邮寄费80.00元，由被上诉人刘同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于卫平
代理审判员 沈洋洋
代理审判员 张 岩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仇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