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1民终568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沙某1，男，1965年4月21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易轶，北京家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耿艾楠，北京家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沙某2，男，1982年3月30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水清，北京市保利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沙某1因与被上诉人沙某2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8民初245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沙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我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沙某2和沙某3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自行成交版）构成恶意串通，损害了齐某的合法权益，依据合同法第52条第二项，应当确认无效。具体表现有：1.存量房买卖合同是沙某2与沙某3在齐某住院期间签署的，齐某不知情；2.沙某3与沙某2之间买卖房屋的对价是5000元，明显低于市场价；3.沙某2在签订买卖合同后没有实际支付对价；4.沙某2与沙某3之间是祖孙关系，身份上存在恶意串通的可能性；5.我在行政诉讼中调取了房屋买卖全部手续，沙某3为了实现恶意串通的目的，在过户的过程中恶意隐瞒了房屋是夫妻共同财产的事实；6.一审中沙某2提供的遗嘱、证人证言、留言等证据均不足以证明齐某对于将房屋赠与给沙某2是知情并且同意的，在沙某2未提供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齐某认可生前赠与的事实缺乏依据；7.一审中的鉴定结论将我们没有申请作为样本的2012年12月31日的过户材料作为样本，导致鉴定意见错误，属于认定事实不清。
沙某2辩称，沙某3和沙某2对于涉案房屋的过户行为是真实的，是由沙某3亲笔签名并亲自办理的。从2008年沙某3和齐某的遗嘱内容中可以看出,沙某3和齐某均同意并且作出了将涉案房屋无偿给予沙某2的意思表示,齐某对房屋赠与给沙某2是明知且同意的，沙某2与沙某3之间不存在恶意串通。苏某的证人证言、2008年沙某3和齐某的遗嘱、沙某3的留言能够相互印证，证明沙某3和齐某均表达了将房屋无偿给予沙某2的意思。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沙某1的上诉请求和理由。
沙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判决沙某2与沙某3签订的北京市海淀区302号房屋（以下简称302号房屋）的买卖合同无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沙某3与齐某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一子沙某1、一女沙某4，沙某4育有一子沙某2（曾用名王某）。沙某1长年生活在国外，沙某2与沙某3夫妇共同生活。沙某3夫妻于2011年取得302号房屋的所有权。2012年12月28日，沙某3与沙某2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自行成交版）（以下简称买卖合同），约定由沙某3（出卖人）向沙某2（买受人）出售302号房屋，成交价格为5000元，自合同签订之日起十五日内，双方共同向房屋权属登记部门申请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手续，落款处有“沙某3”、“沙某2”的手写签名，落款日期为“2012年12月28日”。买卖合同未就付款方式、期限、违约责任等其他事项进行约定。2012年12月31日，302号房屋转移登记至沙某2名下。302号房屋过户后，齐某、沙某3相继过世。
对于双方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
1.关于沙某1是否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认定
沙某2向法院提交买卖合同及房屋产权证，以主张沙某1非买卖合同相对方、亦非302号房屋产权人故而非本案适格原告的事实。买卖合同及房屋产权证分别载明，买卖合同双方为沙某3、沙某2，302号房屋现产权人为沙某2。沙某1对上述证据予以否认，其认为302号房屋作为沙某3和齐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沙某3在未经齐某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出售给沙某2，侵害了齐某的合法权益，继而侵害了其作为继承人的权益，故齐某过世后，沙某1作为齐某的合法继承人，有权提起本诉。
结合已查明的事实及双方的当庭陈述可知，302号房屋原产权人系沙某3夫妇，虽然买卖合同签订双方系沙某3、沙某2，且沙某2又系302号房屋现产权人，但买卖合同的效力和302号房屋权属转移的有效性，确实会对法定继承人沙某1的权益产�实际影响，故法院对沙某2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法院认定沙某1与本案存在直接利害关系。
2.关于沙某3处分302房屋是否取得齐某同意的认定
沙某1向一审法院提交生活能力评定表及某医院住院病历，证明齐某存在重度生活障碍，故无法做出向沙某2赠与或出售302号房屋的意思表示，且其因病亦无法于2012年12月31日前往办理302号房屋过户手续。生活能力评定表记载了2012年9月7日北京某医院对齐某的进食、洗澡、穿衣、如厕等多项日常生活能力的评估情况，综合评定结果为重度功能障碍。住院病历载明，齐某因病于2012年11月29日入院，于2012年11月29日、12月12日两次下达病危通知书，病危通知书落款处“授权亲属”栏均系“沙某2”的手写签名，后齐某病情好转，于2013年1月3日出院。沙某2对生活能力测评表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其认为齐某住院期间一直由其陪护，其却对生活能力评定表全不知情，且日常生活能力是否存在障碍与是否具有头脑意识能力之间不存在关联性，故齐某当然具有作出意思表示的能力。另，沙某2对住院病例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其亦认可齐某因住院确未亲自办理302号房屋的过户手续，但因齐某早已作出将302号房屋赠与沙某2的意思表示，且授权沙某3一并代其办理房屋过户事宜，故综上不认可沙某1的证明目的。
沙某2向一审法院提交遗嘱、留言及苏某的证人证言等反驳证据，以证明齐某早已作出将302号房屋赠与沙某2的意思表示。手写遗嘱的主要内容为，沙某3与齐某夫妇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将302号房屋无偿给予沙某2，手写遗嘱落款处有“沙某3”、“齐某”二人的签名，落款时间为“2008年10月5日”。给小浦（沙某1）的留言载明，“北影的房子，遵照你母（齐某）的嘱咐，已经答应给小毛（沙某2）。你已经拥有南湖的房子，卖出后，把钱寄给了你。你姐（沙某4）应该有一份继承，她不在人世，小毛（沙某2）继承下来，是应该的。”证人苏某在2012年从事房地产销售工作，其出庭证明了下列事实：1.苏某受托于2012年为沙某2办理302号房屋过户手续；2.苏某面见沙某3、齐某夫妇时询问了二人转让302号房屋的原因和想法，二人表示因沙某2之母已经过世，为防止二人过世后继承麻烦，故想先行将302号房屋赠与沙某2并完成过户；3.由于赠与手续繁琐，故苏某建议用买卖的手续办理过户；4.2012年12月31日，苏某带沙某2和沙某3等人办理了302号房屋过户手续，签字确认时，沙某3再次表示其已充分了解所签署文件的效力，要将302号房屋赠与沙某2。沙某1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认可，其主张留言的笔体也与遗嘱的不一致，苏某的证言称办理过户手续�“是否配偶同意”一项系由沙某3划钩，说明了沙某3隐瞒302号房屋系夫妻共同财产的事实。另其虽认为上述遗嘱并非沙某3和齐某本人书写、签字，但仅仅向法院申请对遗嘱正文内容及签名是否为同一人书写、以及遗嘱与买卖合同中的“沙某3”签名字迹与样本中的“沙某3”签名字迹是否为同一人书写进行鉴定。
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受托对沙某1提出的上述内容进行了鉴定，该所于2017年12月22日出具京盛唐司鉴所[2017]文鉴字第18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遗嘱及买卖合同中带有“沙某3”的签名字迹与样本中的“沙某3”签名字迹是同一人书写。该所又于2018年1月3日出具说明函称，因遗嘱正文与落款的签名相同字迹极少，不满足该所的鉴定条件，致使对遗嘱正文内容及签名是否为同一人所写的鉴定工作无法进行。
综合上述证据及双方举证质证意见，法院认为，因生活能力评定表仅系对齐某日常生活行动能力的检测，与其认知能力与意思表达能力之间缺乏关联性，且齐某住院治疗后病情好转，并于2013年1月准予出院，故法院认为齐某具有作出赠与意思表示的民事行为能力。其虽未亲自前往办理302号房屋的过户手续，但结合沙某3的手写遗嘱、留言及苏某的证人证言，三者相互印证了沙某3与齐某二人已于2008年、2012年共同作出将302号房屋赠与沙某2的意思表示，沙某3亦依据二人之共同意思表示与沙某2签订了名为买卖、实为赠与的“买卖合同”，并办理了相应过户手续。沙某1虽认为遗嘱并非齐某本人书写、签字，但未就齐某的签字提出鉴定申请，且穷尽全部样本后仍不满足对遗嘱正文与落款签名进行同一性鉴定的条件，故现有证据均不能证明遗嘱上“齐某”的签字并非其本人书写。综合上述证据及司法鉴定意见书佐证的“遗嘱及买卖合同均系沙某3本人亲笔签字”的事实，因现无证据显示齐某对302号房屋赠与及过户一事作出过相反意思表示，故法院认定沙某3与齐某二人已共同作出了将302号房屋赠与沙某2的意思表示，现对沙某1所提交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法院均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因302号房屋系沙某3、齐某夫妻的共同财产，沙某3与沙某2签订合同并向其转移302号房屋所有权的行为，确会对沙某1的权益产生直接影响，故法院认为沙某1系本案适格的原告。另根据查明的事实，沙某3与沙某2签订302号房屋买卖合同系基于沙某3与齐某二人共同作出的赠与意思表示，故沙某3、沙某2二人签订的买卖合同名为买卖、实为赠与，该赠与合同因系双方自由、真实的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依据赠与合同的无偿性，沙某2不负有向沙某3夫妇支付对价的义务。综上所述，对于沙某1主张沙某3与沙某2签订之合同因损害共有权人齐某之权益进而损害其权益而应属无效的诉讼请求，缺少事实、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一百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沙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审理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沙某1主张沙某3与沙某2之间签�的买卖合同存在恶意串通，在齐某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房屋赠与给沙某2，损害了齐某的合法权益，据此要求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故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沙某3与沙某2之间是否存在向齐某隐瞒签订买卖合同并转移赠予标的物，以损害齐某权利的主观故意。沙某1对此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沙某1主张买卖合同签订及过户期间齐某在住院，故齐某对于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方式进行赠与不知情且不同意，但齐某在2008年时即与沙某3共同作出遗嘱，表示愿将302号房屋遗赠给沙某2。尽管2012年买卖合同签订时齐某未去世，遗赠尚未开始，但遗嘱仍可以证明沙某3与齐某具有处分房屋即将房屋无偿的归属于沙某2的真实意愿。在齐某生前将房屋赠与并过户给沙某2，与其在遗嘱中表达的意愿并不矛盾，沙某1主张该赠与损害了齐某的合法权利缺乏依据。其次，尽管齐某�买卖合同签订及房屋过户过程中在医院治疗，但并无证据证明齐某已经丧失了认知能力，亦无证据证明沙某3与沙某2存在向齐某隐瞒赠与事实的故意。沙某3在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时所填写的内容是否真实及效力问题，属于房屋交易行政管理部门的审查范围，该事实不能证明二人存在对齐某隐瞒赠与事实的故意，不影响赠与合同的效力。此外，沙某3与齐某系夫妻关系，沙某2系二人之外孙，在沙某2之母亲已先于齐某、沙某3去世的情况下，二人将部分财产赠与给沙某2，亦无不合情理之处。鉴于沙某1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沙某2与沙某3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齐某利益的情形，故本院对其要求确认买卖合同无效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买卖合同是否是沙某3本人签名的事实问题，与沙某1所持恶意串通的上诉理由缺乏关联，故沙某1对鉴定意见所持异议，�能支持其上诉理由及上诉请求，本院对此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沙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沙某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 冰
审 判 员 刘国俊
审 判 员 刘新泉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张 超
书 记 员 杜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