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辽0103民初11453号原告：李凯峰。委托代理人：谭立荣，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沈茹。委托代理人：林浩，辽宁奉泰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朝阳市双塔区盛隆城中村改造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凯峰，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杜建平。原告李凯峰与被告沈茹、第三人朝阳市双塔区盛隆城中村改造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0月8日立案受理后，由审判员周鹏担任审判长并主审，与代理审判员潘鸿飞，人民陪审员杨美慧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6年11月21日、2017年2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凯峰委托代理人谭立荣，被告沈茹委托代理人林浩，第三人朝阳市双塔区盛隆城中村改造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杜建平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凯峰诉称，原、被告于2014年8月4日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原告向被告借款人民币600万元，甲方借给乙方的数额以最终打到乙方指定账户的数额为准，借款利息为月息2.9分。合同签订后，被告实际出借人民币4846300元，截止2016年6月9日，原告共偿还借款本息合计人民币5898800元。2016年8月17日，被告找原告要求签订《债权债务确认书》，在计算欠款数额时，原告工作人员因理解错误以《借款协议》约定的人民币600万元的借款数额为基数计算欠款数额，而不是以被告实际履行的借款数额为基数进行计算，导致原告签署的《债权债务确认书》表述的欠款数额错误。经原告随后核实：虽借款合同约定人民币600万元，但实际借款并非人民币600万元，而是人民币48463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撤销原、被告及第三人于2016年8月17日签订的《债权债务确认书》，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沈茹辩称，原、被告于2014年8月4日签订借款协议，协议签订后，原告及其名下公司出具了人民币600万元的收款收据，其中人民币100万元为案外人李大海将债权转至被告名下，由原告将人民币100万元的利息按约定支付给被告，再由被告将利息转至案外人李大海名下，合同签订后一年内，原告及其名下公司如期按人民币600万元借款给付利息，直至2015年9月6日，因原告资金链的原因，三方协议将李大海的人民币100万元债权转回至李大海名下，其相应的利息由原告直接向李大海支付。至2016年8月17日，原告名下公司出具明细说明，确认2015年9月30日尚欠被告本金人民币300万元，因时效问题，被告要求原告对债务进行重新确认，确认内容为债权数额及所欠本金及利息计算为本金，利息按原2014年8月4日签订的协议约定的利息计算，原告在其名下公司财务对账后，依据出具加盖其名下公司的财务章的数额，由第三人公司盖章及原告签字，如原告出现重大误解，因数额计算依据错误，但该错误不可能在具有专业性的财务人员手中得到确认，原告在确认协议后，提出该诉讼是逃避其义务的行为，不构成重大误解，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朝阳市双塔区盛隆城中村改造有限公司述称，我公司为股份公司，并非原告个人所有，还有其他股东权益，独立对外承担民事责任，2014年8月4日，原、被告及我公司签订的协议，我公司为担保方，只对被告与原告最终打到双方指定账户的数额进行担保，超出范围内不承担担保责任。关于被告提到的李大海人民币100万元转款一事，是我公司与李大海间关于设计费及顶账车的款项，与本案原告个人借款没有任何法律关系，由于被告有意识与我公司人员进行对账，使我公司人员理解错误，错误且超范围的出具了一份对账单，又与被告、原告重新进行了债权债务确认，致使出现重大的误解，请求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4年8月4日，原、被告及第三人签订《借款协议》一份，原告作为“乙方（债务人）”，被告作为“甲方（债权人）”，第三人作为“担保人”，该合同第一条约定“乙方向甲方借款人民币：陆佰万元整（¥6,000,000.00），此款甲方分批次打入乙方指定账户，乙方借用此款用于朝阳市双塔区盛隆城中村改造有限公司资金周转，甲方借给乙方的数额以最终打到乙方指定账户的数额为准（甲乙双方指定账号见附件4）”；第二条约定“借款期限一年，从甲方每一笔打入乙方账户资金的时间开始计算借款期限”；第三条约定“借款利息为月息2.9分，从甲方每一笔打入乙方账户资金的时间开始逐笔计算利息，乙方每月上打租，按月结息，汇入甲方指定的账户”；第四条约定“违约责任：1、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的用途使用该笔资金，即构成违约；2、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时间付息，即构成违约；3、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的时间向甲方偿还借款即构成违约；4、乙方向甲方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是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为甲方向乙方出借总款额的20%。当乙方出现本协议所约定的违约行为时，甲方可以要求乙方继续支付利息，也可以要求乙方承担违约金，甲方享有选择决定权；5、如遇法定假日、公休日等特殊情况未能按约定时间支付甲方利息，可顺延五日为合理还款日，不视作违约责任（但应限制在五次以内）”；第五条约定“乙方为保证本协议约定借款的安全使用并按期偿还，向甲方提供如下担保：1、担保人为朝阳市双塔区盛隆城中村改造有限公司；2、担保财产为朝阳市双塔区盛隆城中村改造有限公司开发的位于朝阳市双塔区朝阳大街一段“金域澜庭”项目的商网门市（此房产现已五证齐全）；3、担保方式为：担保人将商网门市按每平米12000元，以转让方式备案登记在甲方名下，备案登记在甲方名下商网门市的价值，按1:2的比例进行，即：甲方出借给乙方100万元时，乙方备案登记在甲方名下商网的约定价值应为200万元（在签订本协议的同时，己方与担保人另行签订商品房买卖协议）；4、当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的时间向甲方偿还借款本金、利息时，甲方可以选择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也可以选择用已备案登记在甲方名下的商网门市直接抵偿，甲方享有选择决定权；5、当乙方按本协议约定的时间向甲方足额偿还借款本金、利息时，乙方方可办理解除备案的相关手续，备案登记及解除备案的费用由乙方承担”；第六条约定“乙方及担保人承诺：准备备案登记担保的商网门市已经具备了备案登记的相关手续且没有备案登记在他人名下”。签订协议后，被告分别于2014年8月6日、2014年8月18日、2014年9月5日向原告转款人民币2204300元、1942000元、700000元，合计人民币4846300元。庭审中，被告沈茹提供原告李凯峰出具的《收据》、《收款收据》，《收据》出具时间为2014年8月6日，金额为人民币330万元，《收款收据》出具时间为2014年9月6日，金额为人民币270万元。《收据》、《收款收据》均未载明出借人。原告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主张《收据》、《收款收据》系原告出具给案外人薛景利的收款凭证，原告称其为朝阳华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并提供案外人薛景利、薛峻峰、韩素芬向朝阳华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汇款凭证及案外人薛景利书面证言，但薛景利并未出庭作证。庭审中，被告沈茹提供一份其与案外人李大海于2015年9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一份，被告沈茹作为“甲方”，案外人李大海作为“乙方”，约定“甲方借给李凯峰、朝阳市双塔区盛隆城中村改造有限公司陆佰万元整。其中壹佰万为乙方的，利息由甲方收取后在转给乙方”，第一条具体约定“乙方借给甲方的壹佰万元整（现有甲方借给李凯峰、朝阳市双塔区盛隆城中村改造有限公司），转回给乙方”；第二条约定“该壹佰万元由乙方直接向李凯峰、朝阳市双塔区盛隆城中村改造有限公司收取利息”；第三条约定“自合同签订起乙方与甲方所有账务已结清在无债务关系”。庭审中，被告沈茹又提供原告及第三人向李大海出具的《收款收据》复印件一份，收款日期为2015年9月30日，金额为人民币100万元，收款事由为由沈茹转给李大海，并手写载明“借款，利率2.9%”。被告沈茹主张案外人李大海对原告李凯峰享有人民币100万元债权，该债权由李大海转至被告处收取利息，被告沈茹又于2015年9月30日将该人民币100万元转回李大海，但李大海未来院接收询问。庭审中，被告沈茹提供其名下招商银行卡交易明细，拟证明被告每期向案外人李大海支付人民币100万元借款利息，但该交易明细显示出被告沈茹与李大海之间多次笔往来交易，交易时间、金额并不限于本案所涉内容，无法直接体现出与本案关联。庭审中，被告沈茹提供其卡号为43×××11的个人活期明细查询单一份，显示原告李凯峰自2014年8月18日至2016年6月9日期间按月支付利息情况，具体为：2014年9月6日转款人民币150800元，2014年10月6日转款人民币174000元，2014年11月6日转款人民币174000元，2014年12月6日转款人民币174000元，2015年1月6日转款人民币174000元，2015年2月6日转款人民币174000元，2015年3月6日转款人民币174000元，2015年4月7日转款人民币174000元，2015年5月6日转款人民币174000元，2015年6月6日转款人民币174000元，2015年7月7日转款人民币174000元，2015年9月14日转款人民币900000元，2015年9月15日转款人民币100000元，2015年9月25日转款人民币1000000元，2015年10月20日转款人民币288000元，2015年11月20日转款人民币400000元，2016年2月6日转款人民币100000元，2016年4月21日转款人民币100000元，2016年6月9日转款人民币120000元。2016年8月17日，第三人朝阳市双塔区盛隆城中村改造有限公司向被告出具《沈茹还款明细说明》一份，载明“截止2015年7月30日欠沈茹本金300万，利息已结清。1、2015年10月1日至2015年11月19日本金300万，利息1个月零18天；87000+52200=139200；2、2015年11月20日还本金40万，本金260万，11月21日至2016年2月6日利息2个月零15天利息；75400*2+37700=188500；3、2016年2月6日还本金10万；2016年2月7日至2016年4月20日本金250万，利息2个月零14天，72500*2+33800=178800；4、2016年4月21日还本金10万，余本金240万，4月21日至6月8日利息，一个月零16天，696000+37120=106720；5、2016年6月9日还本金12万，余本金228万，2016年6月9日至2016年8月17日利息2个月零9天，66120+19836=152076元。截止2016年8月17日欠本金228万，欠利息765296元。本息合计：¥3045296元（大写：叁佰零肆万伍仟贰佰玖拾陆元整）”。同日即2016年8月17日，原、被告及第三人又签订《债权债务确认书》一份，原告作为“乙方（债务人）”，被告作为“甲方（债权人）”，第三人作为“担保人”，约定“甲乙双方于2014年8月4日签订《借款合同》，现借款期限已届满，但乙方未能按合同约定如期还款。故甲乙双方遵循自愿、公平、合法、诚信的原则特签订本补充协议，以资双方共同信守。本补充协议系《借款协议》的组成部分，原协议继续发生法律效力”，该确认书第一条约定“乙方于2014年8月4日乙方于向甲方借款人民币6000000元（大写：陆百万元整），乙方确认已经收到甲方的出借款项，甲方对乙方享有债权”；第二条约定“经甲乙双方确认，截止至本协议签订之日，乙方尚欠甲方本金及利息共计人民币3045296元（大写：叁佰零肆万伍仟贰佰玖拾陆元整）”；第三条约定“如乙方未按本协议第二条所确定的欠款数额，向甲方偿还尚欠付的本金及利息，则按照本协议第二条所确定欠付的全部金额（即人民币3045296元），按照原借款协议的计算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及利息，直至全部欠款付清之日止”。同日即2016年8月17日，原、被告及第三人又签订《补充协议书》一份，原告作为“债务人”，被告作为“甲方（债权人）”，第三人作为“乙方（担保人）”，约定“甲方与李凯峰（以下简称“债务人”）于2014年8月4日签订《借款合同》，现借款期限已届满，但债务人未能按合同约定如期还款。故甲乙双方遵循自愿、公平、合法、诚信的原则特签订本补充协议，以资双方共同信守。本补充协议系《借款协议》的组成部分，原协议继续发生法律效力”，该补充协议书第一条约定“由于其他原因，债务人如期支付所欠逾期款项存有困难，故暂时无法偿还甲方《借款协议》项下所欠的全部款项。债务人应尽快偿还甲方所欠全部借款，乙方将按照《借款合同》之约定对所欠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继续承担担保责任”；第二条约定“本协议生效后，即成为《借款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借款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另查，庭审中，被告沈茹提供其与原告李凯峰于2015年9月2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及金域澜庭、壹品蓝湾部分房产明细表复印件，《补充协议》原告作为“乙方（债务人）”，被告作为“甲方（债权人）”，约定“经双方协商一致，就2014年签署的借款合同增加补充条款达成如下协议，愿共同信守。因乙方想使用已备案给甲方的商网做抵押贷款现更改同等价值房屋给甲方进行交换备案（具体房号详见备案合同），并承诺2015年10月15日前还清全部欠款及利息。原合同继续有效”，金域澜庭、壹品蓝湾部分房产明细表详细载明了备案房产具体信息。庭审中，原告及第三人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再查，2016年8月30日，沈茹作为原告起诉李凯峰、朝阳市双塔区盛隆城中村改造有限公司至本院，认为“2014年8月4日，原告与被告李凯峰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由原告出借给被告人民币陆佰万元，约定利息为月2.9分，上打租支付利息，该笔借款由被告朝阳市双塔区盛隆城中村改造有限公司进行担保。借款初期，被告基本能够按时偿还利息，后因被告自身资金问题，不能如数归还款项”，诉讼请求要求“被告支付原告本金及利息人民币3289784元”。该案审理过程中，李凯峰申请中止诉讼，认为“因该案主要证据《债权债务确认书》签订时存在重大误解，申请人因此已另案起诉要求撤销《债权债务确认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申请人请求对本案中止审理”。截至目前，该案处于中止审理阶段。现原、被告因合同问题产生纠纷，原告起诉来院。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庭审笔录、借款协议、补充协议书、债权债务确认书，原告提供的中国银行交易明细、电汇凭证，被告提供的招商银行交易明细、建设银行交易明细、收据、收款收据、沈茹还款明细说明、补充协议、协议书等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在卷佐证。本院认为，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重大误解，是指行为人在作出意思表示时，对涉及合同法律效果的重大事项存在认识的显著缺陷，使误解者的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或者达不到误解者订立合同的目的。衡量是否构成重大误解，应从行为人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程度，行为的后果与自己意思表示相悖与否及是否造成较大损失等方面认定。第一，从原告对于向被告借款行为及金额的认识程度方面看，《借款协议》明确约定借款金额为人民币600万元，虽被告通过银行转款方式所提供借款的金额合计为人民币4846300元，但被告持有被告出具的《收据》、《收款收据》，总额亦为人民币600万元，收款凭证的出具时间、金额与被告提供借款时间吻合，可以确认原告实际足额收取了被告提供的借款。虽被告主张《收据》、《收款收据》并非向原告出具而系向案外人薛景利出具，但案外人薛景利、薛峻峰、韩素芬向朝阳华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汇款项的收款人为朝阳华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薛景利并未出庭作证，无法体现案外人薛景利、薛峻峰、韩素芬的汇款行为与本案有直接关联，相反，《收款收据》除有原告签字外，盖有第三人公司财务专用章，被告能够就持有收款凭证作出合理说明，亦无证据证明被告以篡改、盗窃等非法方式取得《收据》、《收款收据》，应当认定原、被告双方对借款人民币600万元的约定及履行客观真实，而《债权债务确认书》第一条约定“乙方于2014年8月4日乙方于向甲方借款人民币6000000元（大写：陆百万元整），乙方确认已经收到甲方的出借款项，甲方对乙方享有债权”，该约定系对原、被告双方借款人民币600万元的事实重新“确认”，并非“偿还”，因此，原告对于《债权债务确认书》所确认的向被告借款行为及金额的认识不存在错误。第二，从行为后果与原告意思表示相悖与否方面看，签订《借款协议》后，原告自2014年10月6日至2015年7月7日期间每月均按约定月息2.9%标准即每月人民币174000元向被告支付利息，该标准所对应的本金金额即为人民币600万元，且支付利息的行为具有时间的长期性、周期的稳定性、金额的固定性，故，原告持续以借款本金人民币600万元为基数向被告支付利息的行为，应当认定该行为后果与原告意思表示一致，不存在相悖。第三，从是否造成较大损失方面看，本案原告主张撤销《债权债务确认书》理由为《债权债务确认书》所确认的借款本金人民币600万元并非实际出借的本金，但被告沈茹诉原告李凯峰民间借贷一案业已立案，《债权债务确认书》仅作为该案其中一份证据，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全案有关证据确定案件事实，并按照所认定的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如原告主张属实，应由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定原告是否具有损失及损失的具体金额，故本案原告所主张的“损失”并非认定重大误解与否的损失。综上，原告主张不构成重大误解，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凯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1165元，由原告李凯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周 鹏代理审判员  潘鸿飞人民陪审员  杨美慧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七日书 记 员  吕艳艳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第五十九条规定：下列民事行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一）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二）显失公平的。被撤销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七十一条规定：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