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27民终16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叶开明，男，1968年11月20日生，汉族，贵州省长顺县人，住长顺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叶国杰，男，1995年2月6日生，布依族，贵州省长顺县人，在校学生，住贵阳市花溪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省长顺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住所地长顺县和平西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227292164404276。
法定代表人：梁黔，该社主任。
上诉人叶开明、叶国杰因与被上诉人贵州省长顺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以下简称长顺供销社）经济补偿金纠纷一案，长顺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12日作出（2016）黔2729民初394号民事判决后，叶开明、叶国杰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2日作出（2016）黔27民终1496号民事裁定书，以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发回长顺县人民法院重审。长顺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7日作出（2017）黔2729民初72号民事判决后，上诉人叶开明、叶国杰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叶开明、叶国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予以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首先，一审错误的将被上诉人向一审提供的《长顺县供销合作社企业改制及安置方案》明确记载的被上诉人改制的截止时间为2013年12月31日，主观地认定为系被上诉人的改制准备工作截止时间为2013年12月31日，一审的这一认定，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一审主观地将被上诉人向其提供的长顺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长顺县供销合作社企业改制及安置方案的批复视为是政府对被上诉人企业改制的指令，据此认定被上诉人企业改制的性质为政府主导下的企业改制，认为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从而作出驳回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的判决结果。上诉人认为企业是自主改制还是政府主导下改制，应根据政府及相关部门是否参与、政府是否对企业改制是否起决定性作用、决定改制文件的由来、改制的资金来源、改制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是否由政府领导组成、改制目的等来综合认定，且政府主导企业改制时，一般均由相关政府会议纪要、指导性文件和通知等作为改制依据。据此，上诉人认为从被上诉人企业改制的人员组成、资金来源（系自筹）等等来看，被上诉人企业改制完全属于企业自主主导下的改制而非政府主导下的改制。一审在对本案的基本事实尚未查清的情况下，草率的作出对上诉人如此不公平的判决，显然无法让人信服；2、一审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错误。根据本案事实，被上诉人的企业改制为自主改制而非政府主导下的改制，显然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条的规定，“因企业自主进行改制引发的争议，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的调整。被上诉人的企业改制性质为自主改制，故被上诉人改制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由此引发的纠纷，应当由人民法院依法受理。虽然粟祥菊于2013年12月24日病故，被上诉人企业改制截止时间为2013年12月31日，但是根据正常人的逻辑，被上诉企业改制不可能从2013年12月25日或26才开始到31日即截止，显然不符合逻辑，因而，上诉人向一审法庭申请出庭的证人证言客观的反映了被上诉人企业改制开始的时间为2012年8月，其证言完全与本案事实相吻合，理当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而一审却对此证据不予理睬，主观地认为2013年12月31日系被上诉人企业改制准备工作的截止时间，这是完全违背本案客观事实的。而，一审在审理本案的过程中，在未经查明本案事实的情况下，即错误的将被上诉人企业改制的时间认定为2014年2月20日才正式开始，认定粟祥菊系被上诉人企业改制开始前去世的，不应当与被上诉人企业内其他参与企业改制的劳动者享有同等的待遇。将被上诉人企业改制定性为政府主导下的改制，即错误地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认为一审在尚未查清本案基本事实的基础上作出的判决结果必然错误。综上，请求二审予以改判。
被上诉人长顺供销社二审未作书面答辩。
原审原告叶开明、叶国杰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叶开明之妻、原告叶国杰之母粟祥菊经济补偿13776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1年10月，原告叶开明之妻、原告叶国杰之母粟祥菊经被告企业内部招考进入被告下属单位摆所供销社工作。1996年12月10日与被告的下属企业摆所供销合作社签订了4年的固定期限合同，期限自1997年1月1日起至2000年12月30日止，同年12月27日经长顺县劳动人事局鉴证。1999年8月1日又再次与被告的下属单位摆所供销合作社签订了3年的固定期限合同，期限自1999年8月1日起至2002年7月31日止，同日经长顺县劳动人事局鉴证。此后，粟祥菊一直在被告的下属企业摆所供销合作社工作。2012年7月15日粟祥菊与被告的下属企业摆所供销合作社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合同，同年10月10日经长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进行鉴证。2012年8月被告根据黔南府发[2004]33号文件《黔南州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全州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发[2009]40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改革的若干意见》、黔府发[2010]9号文件《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的文件精神进行改制。被告职工的工龄计算、信息核查等改制准备工作于2013年12月31日结束。2013年12月24日粟祥菊因病去世，同月31日叶开明代粟祥菊与被告的下属企业摆所供销合作社签订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被告的改制及安置方案于2014年2月20日经长顺县人民政府批复同意。在该改制及安置方案中，对现有在职的职工进行一次性经济补偿安置，按照每满一年工龄发给上年度当地2个月社会平均工资（即2870元/月）的标准给予补偿。对“临时工”按照每满一年工龄，发给上年度当地社会的平均工资一个月2870元的标准给予补偿，最高补偿12个月。粟祥菊的身份被确定为长期临时工，并确认其自1991年10月至2013年12月31日止的工作年限为267个月，共计补偿粟祥菊安置费（经济补偿金）34440元（至今尚未领取）。2016年4月21日二原告不服被告对粟祥菊的补偿方案，向长顺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同月25日长顺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超过仲裁时效为由作出长劳人仲不字（2016）第02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不予受理二原告的仲裁申请。
一审法院认为：粟祥菊自1991年10月进入到被告下属单位摆所供销社工作后，先后多次与被告下属单位摆所供销社签订劳动合同，最终于2012年7月15日与被告下属企业摆所供销合作社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合同，粟祥菊与被告下属单位摆所供销社存在劳动合同关系。2013年12月24日粟祥菊去世，粟祥菊与被告下属企业摆所供销合作社的劳动合同关系自其死亡时依法终止。企业改制给予劳动者相应补偿金是建立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基础之上，而被告的改制准备工作2013年12月31日结束，改制方案于2014年2月20日才经长顺县人民政府批复同意并正式实施。此时粟祥菊与被告下属单位摆所供销社已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故二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粟祥菊因改制所得经济补偿金137760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对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二原告若需主张粟祥菊应得利益，可按在职职工死亡的相关待遇进行主张。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叶开明、叶国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叶开明、叶国杰承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证据。
经本院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作为集体企业，其企业改制给予劳动者相应补偿金的基础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粟祥菊与被上诉人的下属单位摆所供销社自1991年10月后建立劳动合同关系，其应属改制企业的职工对象。长顺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2月20日对被上诉人的改制方案进行批复，在批复之前的2013年12月24日，粟祥菊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第四十四条第（三）项“劳动者死亡、或者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或者宣告失踪的，劳动合同关系终止”的规定，一审认定粟祥菊与被上诉人的下属单位摆所供销社的劳动合同关系自粟祥菊死亡时自然终止，于法有据。国家对于职工死亡后有相应的法规和政策规定进行抚恤补偿，因粟祥菊死亡后与被上诉人的下属单位摆所供销社的劳动合同关系终止，二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支付粟祥菊因改制应得经济补偿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据此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请并无不当。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叶开明、叶国杰的上诉理由不充分，对其上诉，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叶开明、叶国杰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家荣
审判员 莫玉魁
审判员 刘国红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杨 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