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2民终469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马威颖，女，1975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志军，北京市中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彦龙，北京市中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东中街9号北三层D号。
负责人：刘子强，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新昱，北京市海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北京安启华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西小口路66号中关村东升科技园A-1楼二层202B室。
法定代表人：潘曦初，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贵武，北京市元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潘曦初，女，1984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
原审被告：孔一统，男，1984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
第三人：北京神州数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上地9街9号5层M区。
法定代表人：郭为，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楠，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马威颖因与被上诉人中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中信保理公司）、原审被告北京安启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启华公司）、潘曦初、孔一统、第三人北京神州数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州数码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5）东民（商）初字第194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马威颖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中信保理公司起诉并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中信保理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
一、本案不属于经济纠纷而有经济犯罪嫌疑，依法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一审判决对不属于民事纠纷的案件作出实体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一）本案确有经济犯罪嫌疑。一审已经查明，作为《保理合同》基础法律关系的《销售合同》、收货确认书、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均系伪造神州数码公司印章而制作的虚假文件，安启华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彭鹏、孔一统涉嫌以制作虚假文件、虚构基础购销关系的方式对中信保理公司实施合同诈骗行为。本案审理的保理合同本身就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是具有经济犯罪嫌疑，经济纠纷和涉嫌合同诈骗属于同一法律事实。一审法院调取了安启华公司、彭鹏等人以同样手段对其他单位实施诈骗的（2016）京01刑初52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对安启华、彭鹏等被告人实施的虚构向神州数码公司采购产品，伪造销售合同实施诈骗的行为做出了有罪判决，该判决经北京高院维持已经生效。因此，本案中安启华公司实施的同样行为确有合同诈骗的犯罪嫌疑。
（二）一审法院对涉嫌刑事犯罪的案件作出实体判决确有错误。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
一审法院已经查明本案涉嫌经济犯罪，则本案不应作为民事案件审理。一审判决违反司法解释的规定，在未经刑事诉讼程序作出案件性质认定之前作出诉争合同有效的实体裁判有悖法律规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应当予以撤销。
首先，合同诈骗罪的被害人系合同相对方，司法实践中只有合同相对方才可以作为受害人向公安机关报案。中信保理公司明知被骗，为了让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而不选择刑事报案。本案一审被告并非合同相对方，并无启动刑事程序的主体资格。一审判决所谓一审被告有权反映犯罪线索的意见并无实际操作的可能性。其次，在审理经济纠纷过程中认为涉嫌经济犯罪而停止民事审理程序，移送公安、检察等刑事侦查机关是法律赋予民事审判机关的法定义务。一审判决为了维护原告的利益，不顾案件本身涉嫌犯罪，拒绝履行自己的职责，将移送犯罪的法定义务推卸给马威颖，这一做法缺乏法律依据。再次，本案存在的虚构基础购销关系、伪造应收账款的犯罪行为与本案的实体结果密切相连。合同诈骗罪若构成，则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也无效。担保人只应当根据过错责任承担相应的过错赔偿责任，而不承担担保责任。反之，合同诈骗不构成，则主合同有效，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
二、一审法院认定《保理合同》有效属于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有误。
首先，第三人当庭陈述及提交的证据均证明涉案《销售合同》、收货确认单、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及回执印章系伪造，一审法院对印章真实性也不予认可。在已经查明基础购销关系是虚构的情况下，一审判决无视上述文件系伪造的事实，仅从字面含义论证上述文件系构成《保理合同》有效的生效要件。这一观点完全置事实与法律于不顾。
其次，仅从《保理合同》字面上理解，合同内容的确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但从《保理合同》的签约及履行的事实上分析，该合同仅仅是安启华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彭鹏等人对中信保理公司实施合同诈骗行为的外在表相，其实质是触犯《刑法》的犯罪行为。犯罪嫌疑人实施的犯罪行为不一定要相对人也具有“非法目的”才构行为无效。合同法五十二条第（三项）也并未要求签约双方都具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才构成合同无效。
再次，一审法院混淆了“欺诈”和“诈骗”的概念。合同诈骗是刑法罪名，已经触犯《刑法》的禁止性规定，侵犯的是双重客体，不但直接侵犯相对人的财产权利，还同时侵害了国家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市场交易环境，因侵害国家法益和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而当然无效。一审法院把明显具有合同诈骗嫌疑的犯罪行为定性为民事欺诈而认定合同有效，是对刑事司法优先权的严重侵害，是对国家公共秩序的忽视。
中信保理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是否存在刑事犯罪嫌疑不影响本案审理。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由不同的法律所导出，彼此之间并行不悖。一个行为同时引发刑事和民事责任的，刑事责任的承担并不影响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即使本案可能存在伪造神州数码公司公章的犯罪行为，但该行为与中信保理公司和安启华公司缔结并履行《保理合同》的行为虽有牵连，本质上却分属不同法律关系，中信保理公司依据《保理合同》的约定要求安启华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并要求马威颖承担担保责任并无不当。
二、涉案《保理合同》有效。
首先，本案不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需是损害合同当事人以外的他人之利益，且应是合同双方的共同目的而非单独一方的目的，而本案若真涉及刑事犯罪，损害的也是中信保理公司的利益而非他人利益，中信保理公司亦并不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
其次，即使合同当事人构成合同诈骗罪，在无证据证明债权人中信保理公司对诈骗行为明知的前提下，涉案《保理合同》为可撤销合同。因中信保理公司未行使撤销权，涉案《保理合同》仍有效。
再次，应收账款可能存在的瑕疵不影响保理合同效力。中信保理公司在订立保理合同时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在签订合同后，出现应收账款瑕疵，属于安启华公司的违约问题，不能因此认定保理合同不成立或不生效。
三、马威颖应依约承担保证责任。马威颖为安启华公司主要股东，一审被告潘曦初在法庭调查时亦称马威颖为安启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直接参与公司经营，故马威颖理应掌握公司经营状况。潘曦初在庭审中还证实安启华公司向中信保理公司进行保理融资是包括马威颖在内的公司高管主导的，马威颖及其配偶全称参与了签署涉案《保理合同》、《担保合同》的过程。故马威颖称其不清楚保理融资真实情况，受案外人彭鹏欺骗签署了涉案《担保合同》的说法不能成立。即使马威颖受到欺骗签署《担保合同》，其亦是受到案外人彭鹏的欺骗，并非受到中信保理公司欺骗。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已明确指出，借款人在取得担保人出具的担保时是否存在诈骗行为，不影响贷款合同的效力，亦不影响债权人与担保人之间担保合同的效力。
安启华公司、潘曦初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
神州数码公司述称，涉案《销售合同》及相关凭据均系伪造，本案与神州数码公司并无关系。
中信保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安启华公司向中信保理公司支付债权回购款8643200元（包含保理融资款800万元及计算至2015年11月30日的保理费643200元）；2.安启华公司支付律师费10万元；3.中信保理公司在最高额抵押范围内对马威颖提供之抵押物的拍卖、变价款项享有优先受偿权；4.潘曦初、孔一统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4月24日中信保理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安启华公司签订《保理合同》，约定：乙方愿意将其与采购商的商务合同项下的已经发生但尚未到期的应收账款以及截至2015年12月1日将发生的应收账款及相关权益全部无条件转让给甲方，甲方向乙方发放800万元融资款，期限从2014年12月1日至2015年11月30日；保理融资到期时，若应收账款回款不足以抵扣保理融资款、保理费、账户管理费及其他相关费用的，乙方应于保理融资到期当日按甲方要求无条件补足差额，若乙方未补足差额，则乙方除应补足差额、交纳逾期期间的保理费、账户管理费等相关费用外，还应从保理融资到期之日的次日起每日加付逾期管理费；甲方在本合同项下任何权利未受偿时，可向乙方及采购商分别行使追索权和追偿权；乙方违反《保理合同》项下任何一项承诺或义务均构成违约，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回购其转让给甲方的应收账款，回购时乙方应支付的款项为：甲方未收回的保理融资款、保理费、账户管理费及其他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的一切费用。
马威颖曾与中信保理公司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马威颖以其位于北京市昌平区黄平路50号院14号楼1-3层01的房产为安启华公司进行担保，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保理费、律师费等。
2014年12月4日，潘曦初、孔一统分别向中信保理公司出具了《个人无限连带责任承诺书》，承诺对《保理合同》项下融资人的全部义务承担无限连带保证责任，保证范围包括融资人违反主合同约定而造成的损失。
另查，安启华公司以与神州数码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及相关收货确认单为凭据，将对神州数码公司的15408640元应收账款转让给中信保理公司，申请获取800万元融资款。双方于2014年12月4日向神州数码公司发出了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同日，中信保理公司对安启华公司的融资申请予以核准，具体融资金额为800万元，期限从2014年12月8日至2015年12月7日。
2014年12月8日，中信保理公司向安启华公司发放了保理融资款800万元。
再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1刑初52号刑事判决书记载：安启华公司实际控制人彭鹏伙同孔一统采取虚构神州数码公司向安启华公司采购产品，伪造销售合同、收货确认书等手段，骗取中国仪器进出口（集团）公司、长沙聚正鑫业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乐融多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创利辉腾电子有限公司款项，安启华公司、彭鹏均犯合同诈骗罪。
安启华公司、马威颖、潘曦初、神州数码公司当庭均认可本案《销售合同》、收货确认书、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中神州数码公司的印章系案外人彭鹏伪造，但上述刑事案件未涉及本案《保理合同》与相关事实。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及陈述予以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孔一统经一审法院送达开庭传票后未出庭应诉，放弃了答辩与法庭辩论的诉讼权利，应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
马威颖、潘曦初、安启华公司主张，《保理合同》系彭鹏伪造神州数码公司印章诱骗中信保理公司签订，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合同。一审法院认为：1、《销售合同》、收货确认单、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及回执在形式、内容方面符合交易习惯，并无明显瑕疵，且中信保理公司自述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及回执系在神州数码公司办公场所由自称神州数码公司员工的人员提供；2、中信保理公司作为企业，在缔约、履约过程中不具有准确核实神州数码公司印章真伪的有效措施，对上述文件进行书面审查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3、本案现有证据及陈述不能证明存在中信保理公司明知或应知上述文件系伪造的情况；4、《保理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规定，即使彭鹏利用该合同实施欺诈行为，也不等同于中信保理公司存在“非法目的”；5、债权转让仅为《保理合同》的一部分内容，即使基础合同关系系虚构，也不影响其他合同条款的履行。综上，《保理合同》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一审法院对安启华公司、马威颖、潘曦初、孔一统的上述答辩意见不予采信。
安启华公司未按时偿还融资款构成违约，依据《保理合同》第十八条第5款，中信保理公司有权要求安启华公司按融资款和保理费的数额回购应收账款。《保理合同》第十四条约定，保理费按浮动费率计算，月费率0.9%，不足一月按日收取，收取保理费的金额、时间等以《保理费通知书》为准。一审法院注意到，中信保理公司举证的保理费通知书记载截至2015年5月20日安启华公司应付保理费的数额为408000元。而中信保理公司主张计算至2015年11月30日的保理费金额643200元小于按月费率0.9%计算的数额，且各方当事人均未对该数额的准确性予以反驳，故一审法院对中信保理公司要求安启华公司支付800万元融资款及643200元保理费作为回购款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律师费属于中信保理公司维护权益的合理法律成本，亦属于安启华公司因违约而给中信保理公司造成的损失，应当由安启华公司负担，故一审法院对中信保理公司向安启华公司索要10万元律师费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因《保理合同》有效，故一审法院对马威颖关于《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的答辩意见不予采信，马威颖应依约承担担保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三条规定：“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对一定期间内将要连续发生的债权提供担保财产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抵押权人有权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该担保财产优先受偿……”一审法院注意到，《最高额保证合同》第2.3条约定的最高债权限额与第3.1条约定的担保债权范围一致，且其中逾期管理费等款项数额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增加，故该合同对最高债权限额约定不明，不符合最高额抵押的基本法律特征，故中信保理公司与马威颖之间系一般的不动产抵押关系，中信保理公司对马威颖名下位于黄平路50号院14号楼1-3层01的房屋拍卖所得之款项享有优先受偿权。
因《保理合同》有效，故一审法院对潘曦初关于《个人无限连带责任承诺书》无效的答辩意见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对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放弃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在债权人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潘曦初、孔一统自愿出具《个人无限连带责任承诺书》为安启华公司提供保证，故应对中信保理公司从马威颖名下房产拍卖款项中未受偿的部分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潘曦初称彭鹏承诺负担全部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安启华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实际控制人做出的内部约定不具有对抗债权人的法律效力，故潘曦初应对安启华公司所欠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马威颖称中信保理公司未按《保理合同》第六条的约定严格审查保理融资款的发放条件是否成就，具有严重过错，应自行负担损失，马威颖并无过错，不应承担法律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中信保理公司取得加盖神州数码公司印章的应收转让通知书回执，应视为其按《保理合同》第六条第4款审查了付款条件。且本案系中信保理公司提起的合同纠纷诉讼，并非侵权纠纷，故当事人是否存在过错对其依合同条款承担付款责任无影响，故一审法院对马威颖的上述答辩意见不予采信。
安启华公司、马威颖、潘曦初、孔一统称本案存在经济犯罪嫌疑，应移送刑事司法机关。一审法院认为，安启华公司、马威颖、潘曦初、孔一统均有权自行向公安机关反映犯罪线索。但各当事人反映的彭鹏伪造神州数码公司印章及《销售合同》一事对安启华公司、马威颖、潘曦初、孔一统依《保理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个人无限连带责任承诺函》所承担的民事责任无影响，故一审法院对安启华公司、马威颖、潘曦初、孔一统此项答辩意见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八条、第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北京安启华科技有限公司向中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支付回购款八百六十四万三千二百元及律师费十万元；二、如北京安启华科技有限公司未履行上述债务，则中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有权就马威颖名下位于北京市昌平区黄平路50号院14号楼1至3层01的房屋折价，或以拍卖、变卖的款项优先受偿；三、潘曦初、孔一统对中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实现上述抵押权后未获清偿的部分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四、马威颖、潘曦初、孔一统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北京安启华科技有限公司追偿；五、驳回中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是涉案《保理合同》是否有效；二是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是否有效；三是本案应否先移送刑事侦查机关处理。
一、关于本案《保理合同》的效力问题。
马威颖主张，《保理合同》所涉《销售合同》、收货单、债权转让通知书均系由安启华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彭鹏、孔一统伪造神州数码公司公章制作而成，因本案涉嫌诈骗犯罪，故《保理合同》应为无效。对此本院认为，合同诈骗行为是诈骗者单方实施的行为，民事合同行为则是在各合同签订方意思表示一致的情况下共同实施的双方或多方行为，故缔约一方的诈骗行为触犯刑法、侵害国家利益，不代表缔约各方签订的合同本身也触犯刑法、侵害国家利益。因此，本案中马威颖所提出的本案涉嫌刑事犯罪的主张并不导致涉案《保理合同》当然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涉案《保理合同》的效力应依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予以认定。
首先，马威颖主张涉案《保理合同》因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无效。本院认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目的”应指合同双方的共同目的而非单方目的。原因如下：其一，合同行为系双方行为，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故应依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判定合同是否具有非法目的；其二，从目的解释角度看，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款之所以给合同效力以否定性评价，是因为合同签订方借虚假意思表示掩盖了其违法真意，该款旨在打击以合法表象实施的违法行为。在一方存有非法目的但另一方为善意的场合，一概依该款规定否定合同效力，不利于维护善意一方的合法权益。其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据此，民事行为无效的条件之一是该行为系行为人与相对人通谋实施的虚假行为。本案中，若彭鹏、孔一统或安启华公司在办理本案保理融资时确涉嫌虚构应收账款，此亦为彭鹏、孔一统或安启华公司单方行为，本案并无证据显示中信保理公司签订涉案《保理合同》存在非法目的，中信保理公司的债权不应因合同相对方的行为涉嫌犯罪而遭受减损。故本案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款所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
其次，马威颖主张涉案《保理合同》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对此本院认为，保理行为是以债权人向保理商转让应收账款为前提，集资金融通、债务人资信评估、应收账款管理、坏账担保、账款催收等一系列服务为一体的金融服务行为。保理法律关系涉及债权人、债务人及保理商三方主体，涵盖基础合同关系、保理合同关系两种法律关系。若安启华公司或其实际控制人存在伪造公章及《销售合同》、虚构应收账款的行为，该行为本身虽可能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甚至触犯刑法，却仅为保理法律关系参与一方的行为，不当然导致全部保理融资行为均归于无效。本案中，中信保理公司与安启华公司签订了《保理合同》，且《销售合同》、收货确认单、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及回执等要件齐备，中信保理公司亦实际向安启华公司发放了保理融资款，涉案应收账款权属已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登记，涉案《保理合同》本身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情形。
再次，马威颖主张《销售合同》印章系伪造，故本案合同虽名为保理合同，实际却不符合保理合同的构成要件，《保理合同》因而无效。对此本院认为，“名为保理、实为借贷”是指保理商与交易相对人虚构基础合同、以保理之名行借贷之实的情形，需审查保理商是否明知基础合同为虚构。本案中并无证据显示中信保理公司参与虚构了涉案《销售合同》，亦无证据显示中信保理公司明知本案《销售合同》系虚构，故本案不属于“名为保理、实为借贷”的情形。此外，作为基础合同的《销售合同》与本案《保理合同》为相互独立的两份合同，二者并非主从合同关系，即使《销售合同》系虚构，亦不等于《保理合同》无效，故本院对马威颖此项主张亦不予支持。综上，涉案《保理合同》不存在法定无效情形。
最后，马威颖主张本案涉及合同诈骗犯罪，然“诈骗”系刑法概念，“欺诈”系民法概念，诈骗犯罪行为从民法视角来看属于性质更加严重、触犯刑法的欺诈。故即使如马威颖所述，本案中安启华公司涉嫌虚构应收账款骗取保理融资的情况，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的规定，涉案《保理合同》亦应被认定为可撤销合同，而因中信保理公司并未要求行使其撤销权，故涉案《保理合同》仍为有效。
二、关于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效力问题。
如上所述，涉案《保理合同》不存在法定及约定无效情形，故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效力应依据担保行为本身进行认定。本案中，马威颖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自愿与中信保理公司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其房产为安启华公司在涉案《保理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抵押担保，并配合中信保理公司办理房屋抵押登记，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应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亦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该合同第6.2条约定：马威颖充分了解并同意主合同的全部条款，且认可与主合同相关交易的真实性，马威颖自愿为主合同债务人提供担保，其在本合同项下的全部意思表示是真实的。据此，马威颖应依据合同约定履行己方义务。
三、一审是否存在程序错误。
马威颖主张，本案涉及刑事犯罪，故法院应驳回中信保理公司诉讼请求，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对此本院认为，如前所述，即使马威颖关于本案涉及刑事犯罪的主张为真，亦不能得出涉案《保理合同》归于无效的结论，即本案的审理结果并不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中信保理公司亦未被刑事案件确定为受害人并参与退赔程序。“先刑后民”的前提条件为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中的事实为“同一事实”。然保理业务系涵盖多项内容的综合性金融服务，涉及多方主体，马威颖主张安启华公司涉嫌犯罪，该行为本身与保理合同行为并非完全重合，故本案虽可能与刑事犯罪有关联但却并非同一事实。因此，本案不满足“先刑后民”的条件，马威颖关于本案应驳回中信保理公司起诉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诉讼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四、关于抵押、保证担保履行顺序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据此，物权法对担保法第二十八条“物的担保优于人的担保”的原则进行了变更。因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担保法与本法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本法。”故本案应依据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确定担保履行顺序。
马威颖与中信保理公司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及潘曦初、孔一统向中信保理公司出具的《个人无限连带责任承诺函》均未就人的担保和物的担保的先后履行顺序做出明确约定。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应由债权人中信保理公司自行选择人保、物保实现先后顺序。本院注意到，中信保理公司一审诉讼请求第三项为在最高额抵押范围内对马威颖提供之抵押物的拍卖、变价款项享有优先受偿权，第四项为潘曦初、孔一统对本案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请求并未体现人保、物保先后顺序，故本案不存在先由马威颖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再由潘曦初、孔一统承担补充性保证责任的情形。一审法院判令在中信保理公司先就马威颖提供的抵押担保优先受偿后，再由潘曦初、孔一统对中信保理公司未获清偿的部分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属于适用法律有误。另外，鉴于中信保理公司的诉讼请求已全部得到支持，故一审法院所作判决第五项已无必要。
综上所述，马威颖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有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5）东民（商）初字第1946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
二、撤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5）东民（商）初字第1946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第五项；
三、潘曦初、孔一统就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5）东民（商）初字第1946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所确定的北京安启华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向中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2元，由马威颖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邢 军
审 判 员 钱丽红
审 判 员 韩耀斌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张 翼
书 记 员 朱 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