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01民终14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翔，男，1962年6月9日生，汉族，住南京市鼓楼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晖，女，1966年3月26日生，汉族，住南京市鼓楼区。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涛，江苏天地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扬芬，江苏天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连鸣，男，1970年4月10日生，汉族，住南京市江宁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青梅，女，1976年5月11日生，汉族，住南京市江宁区。上述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智，北京市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雨娟，北京市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陈翔、李晖因与被上诉人连鸣、陈青梅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2016）苏0104民初62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翔、李晖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涛、王扬芬，被上诉人连鸣、陈青梅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智、谢雨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翔、李晖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连鸣立即向陈翔、李晖支付转让款300万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68万元为基数，自2010年3月29日起；以58万元为基数，分别自2011年3月29日起、2012年3月29日起、2013年3月29日起、2014年3月29日起，均计算至实际给付日止，均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两倍计算）；2、陈青梅对连鸣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2010年3月10日的《合肥利多仪器仪表有限公司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转让协议》）双方未实际履行”，与事实严重不符。1、2010年3月10日陈翔与连鸣签订《转让协议》后，上诉人即开始履行合同义务。2、“陈翔若未履行合同义务”，不可能出现2010年4月9日就申请将自己原系合肥利多仪器仪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多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连鸣，也不可能出现2010年6月1日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确定利多公司股东为连鸣和姚某，更不可能出现连鸣及其妻陈青梅享有利多公司100％股权并实际经营公司。尽管连鸣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定金交付义务，但不能因此而否认陈翔仍履行了合同义务。二、一审判决将《转让协议》与《股权转让协议》予以割裂并单独认定，是对客观事实的恶意曲解。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虽然取得了利多公司的全部股权，但系根据相互间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取得，并非依据与陈翔间的《转让协议》。1、《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陈翔即履行《转让协议》合同义务。《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陈翔即开始向连鸣履行合同义务，如申请法定代表人变更，旨为按照《转让协议》约定为将公司整体转让给连鸣做准备。并且，因连鸣未依照《转让协议》约定履行交付定金义务，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方式，确定将陈翔与其妻李晖拥有利多公司股权拟登记转让至连鸣、姚某名下，即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陈翔即履行《转让协议》的合同义务。对此，由相关资料和公司章程修正案证实。2、《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与履行，系《转让协议》的具体实施及交易安排。众所周知，股权的转让是以买卖双方当事人的共同合意为构成要件，但《股权转让协议》目的的实现，必须经过工商登记，即须履行对外公示程序。《转让协议》签订后，在股权尚未发生变动或转移时，仅在陈翔及李晖与连鸣间产生法律效力，但对外却仍未产生公信力。正因为如此，为实现真正的股权转让过户之目的，才出现了2010年6月1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因此，《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目的仅用于股权转让登记，且《股权转让协议》各方签约人亦未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履行合同义务。所以，《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与履行，系《转让协议》的具体实施及交易安排，二者互为联系且为不可分割的整体。3、《股权转让协议》中的受让人，根本未按照该协议支付转让对价的行为证实了《股权转让协议》系《转让协议》履行形式。《股权转让协议》的起初“受让人”均未按照此协议予以付款，其最终股权受让人连鸣、陈青梅亦未付款。因为《股权转让协议》是用于过户登记，是形式，不需要按此协议进行付款。反之，《转让协议》才是双方进行股权转让的真协议。4、连鸣未支付30％股权转让对价，亦印证了《股权转让协议》系《转让协议》履行形式。三、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依法应完全予以支持。《转让协议》签订后，由于连鸣因故未支付定金，故而股权转让交付方式发生了变更。为此，2010年4月9日，申请将利多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翔变更为连鸣；6月1日以公司修正案方式通过将利多公司股东陈翔、李晖变更为姚某、连鸣；后最终将利多公司100％股权过户至连鸣及其妻陈青梅名下，即实现股权全部发生转让之目的。据此，上诉人的股权出让义务已全部履行，股权购买或受让人连鸣、陈青梅依照合同约定负有付款义务。连鸣、陈青梅辩称：一、案涉《转让协议》的签订，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该协议应当认定为自始无效。2010年3月10日，陈翔拥有利多公司66.667％的股权，李晖拥有公司33.333％的股权，在没有股东会决议、未经过股东李晖同意的情况下，陈翔无权单方与连鸣签订协议将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连鸣。二、本案所列上诉人李晖不适格，将陈青梅列为被上诉人错误。《转让协议》签订双方为陈翔和连鸣，并没有涉及到李晖和陈青梅。陈青梅现已不是公司股东，与陈翔、李晖至今也从未签订过股权转让合同。此外，股权转让纠纷涉及的债务并非夫妻共同债务，陈青梅不应当承担偿还责任。连鸣不存在将股权转让的收益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情形。三、《转让协议》的签订有着特殊的背景，是陈翔一手安排的，并非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协议本身是虚假的、无效的，根本没有得到履行。《转让协议》签订之前连鸣为利多公司员工，签订协议是陈翔一手安排的，双方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股权转让关系。签订《转让协议》的目的是为了在形式上完成公司登记变更、将公司让渡他人，避免影响陈翔名下另一家公司（即南京驰翔贸易有限公司）在南京、安徽地区担任梅特勒-托利多（常州）称重系统有限公司特约经销商的业绩以及特约经销权。《转让协议》签订后，连鸣的实际身份依然是公司员工，公司的实际控制权仍然是陈翔。四、《转让协议》的签订过程以及后续的履行情况，存在诸多有悖常理之处，更加证实了该《转让协议》是虚假的、无效的，是陈翔一手安排的，双方均未按照该协议履行，上诉人无权要求被上诉人按照该协议支付300万转让款。五、《转让协议》中的转让标的罗列错误。公司股权本身就包含了股东对公司名下资产、债权、承接业务等各项有形、无形资产所享有的收益，转让公司股权意味着将这些资产、权益一并转让。陈翔将公司资产、债权、业务作为转让标的单独列出同公司股权一并转让，属于重复罗列和计算。六、退一步讲，即使连鸣现今取得了公司90%的股权，也是基于后续签订的且在工商局备案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且该《股权转让协议》经过了公司内部决议程序。七、陈翔在控制公司期间恶意侵占、转移公司资产，已经将公司资产（包括注册资本）通过虚假交易、假借名义提现等形式掏空，其应当承担相应后果，连鸣也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综上，连鸣与陈翔之间签订的《转让协议》是虚假的、无效的，双方均未按照《转让协议》的内容履行，上诉人无权要求按照该《转让协议》的内容支付300万股权转让款。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陈翔、李晖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连鸣立即向陈翔、李晖支付转让款300万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68万元为基数，分别自2010年3月29日起、2011年3月29日起、2012年3月29日起、2013年3月29日起、2014年3月29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日止，以上均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两倍计算）；2、陈青梅对连鸣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和理由：陈翔、李晖系夫妻关系。2002年12月，陈翔、李晖设立利多公司，分别持股66.67％、33.33％。连鸣系利多公司员工，陈青梅系连鸣的妻子。20lO年3月10日，双方经商议，陈翔将利多公司整体转让与连鸣，并签订《转让协议》。协议约定：甲方（即陈翔）同意将利多公司转让给乙方（即连鸣），转让内容包括公司现有股权、公司名下现有资产及所有债权以及所有承继业务；转让价为300万元，乙方分期全部以现金支付给甲方；本协议签订八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支付10万元作为定金，此后在本协议生效后五年内，乙方应于每年的3月28日前向甲方支付58万，如过期支付应承担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两倍的违约金；甲方配合乙方完成相应的工商、税务等项目的变更手续。协议签订后，陈翔即将公司整体（包括账面资金、资产、办公场所、应收账款等）交付给连鸣，后陈翔按连鸣要求，将公司股权变更登记至连鸣、陈青梅名下，连鸣、陈青梅分别持有90%、10%的股份，而连鸣、陈青梅经陈翔、李晖多次催要，以种种理由拒绝付款。故陈翔、李晖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如所请。陈翔、李晖围绕诉讼请求一审中提供了以下证据：1、2010年3月10日，陈翔和连鸣签订的《转让协议》，拟证明陈翔、连鸣就涉案公司相关股权以及相应的资产、债权进行了转让，转让价格为300万元，并以分期付款方式陆续支付。2、利多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拟证明利多公司成立于2002年12月，2010年4月9日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陈翔变更为连鸣，2010年7月6日公司的股东由陈翔、李晖变更为姚某、连鸣，2011年5月18日公司的股东由姚某、连鸣变更为连鸣、陈青梅，分别持有90%和10%的股份。2011年7月5日，该公司名称变更为合肥艾斯派尔称重设备有限公司。3、陈翔、李晖的结婚证，拟证明陈翔、李晖系夫妻关系。4、姚某写的情况说明一份，拟证明姚某系陈翔的姐夫，2010年6月份，因连鸣未支付转让款，故陈翔将股份暂时登记于姚某名下，过段时间再过给连鸣。后来，姚某认为股权不能一直登记在其名下，故在陈翔的指示下，将其名下的股权转让给连鸣和陈青梅。姚某始终没有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在工商变更的时候，签署了一些股权变更的协议，都是按照工商部门的格式要求签署的，两次变更均没有实际支付任何款项。连鸣、陈青梅围绕其答辩意见，一审中提供以下证据：1、梅特勒-托利多（常州）称重系统有限公司于2008年12月31日发出的信用通知、于2009年10月25日发出的公函、于2009年10月16日发出的公告、利多公司特约经销商代理资格证书，拟证明利多公司在2009年11月1日之前享有梅特勒-托利多（常州）称重系统有限公司特约经销权，之后该公司取消了利多公司的特约经销权，在这一背景下陈翔将利多公司转让给公司员工连鸣。2、利多公司章程，拟证明《转让协议》违反了公司章程第16条的规定，亦违反了法律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协议。3、利多公司2009年度公司年检报告书，拟证明《转让协议》签订前一年公司的经营状况。公司全年销售619万元，全年净利润为5600元，年末资产总额为321.89万元，年末负债总额为301.17万元，公司股权作价300万元，显然不合常理。4、利多公司2010年度年检报告书，拟证明该年全年净利润仅为2900元，全年销售额由2009年的619万元降为231.67万元，公司经营情况持续恶化，并不能体现出任何的该公司的价值所在，陈翔、李晖要求支付300万元的对价不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5、利多公司2011年度、2012年度年检报告书以及2013年度、2014年度、2015年度的资产负债表，拟证明公司在《转让协议》签订之后几乎为持续亏损状态，连鸣不可能以300万元作价受让该公司股权，此外连鸣并没有从该转让行为中获利，更谈不上将收益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其妻子陈青梅不应当承担连带还款责任。6、2010年3月5日利多公司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2010年6月10日陈翔与案外人姚某、连鸣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2010年6月10日李晖与案外人姚某、连鸣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拟证明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陈翔已经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连鸣；股权转让关系只建立在陈翔和连鸣之间，转让标的是30%的股权；本案原、被告不适格。7、2011年5月10日案外人姚某与连鸣、陈青梅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拟证明姚某名下的70%股权，权利人为姚某，陈翔没有权利作为原告代替姚某起诉。8、2011年6月29日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修正案、2011年7月5日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拟证明利多公司在2011年7月5日更名为合肥艾斯派尔称重设备有限公司。9、（1）2012年合肥艾斯派尔端午节过节费收表，（2）2012年4月26日公司1月、2月、3月、4月、10月费用结算表各1份，（3）2012年1月、2月、3月、4月、5月、6月、7月、8月、10月、12月工资发放汇总表，（4）2011年5月工资发放汇总表以及工资发放表，（5）2012年3月31日、2012年4月26日、2012年6月19日单据报销封面、2012年4月30日、5月31日2份、6月30日、7月31日、8月31日记账凭证，（6）2010年3月31日申请书、2010年4月27日五一通知、2010年7月29日申请书，（7）2010年8月27日员工夏家凤年休假条、2010年3月17日员工石少赟请假条，（8）2011年年度徽商银行存款账户交易对账单1份。以上证据拟证明即使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和股权变更登记后，公司依然由陈翔、案外人陈小卿控制，连鸣的身份一直是员工。10、5份汇款申请单、单据报销封面，拟证明陈翔在控制公司期间，通过虚假交易假借名义提现等形式，套取公司现金，将公司掏空。11、公司账户名下银行流水，拟证明陈翔转移、侵占公司资产。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2年12月6日，陈翔向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递交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申请设立利多公司。2010年3月5日，利多公司在合肥市××大厦××室××股东会，决议通过《合肥利多仪器仪表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陈翔担任执行董事，李晖任监事，连鸣担任法定代表人。2010年3月10日，陈翔（甲方）与连鸣（乙方）签订《转让协议》一份，约定陈翔将利多公司所有股权、公司名下现有资产及所有债权、承续业务转让给连鸣。合同约定，转让价格为300万元，乙方分期全部以现金方式支付给甲方。其中，在协议签字后八日内支付10万元；此后五年内，乙方于每年3月28日前向甲方支付58万元；如过期支付应承担银行同期货款利息的两倍违约金。2010年4月9日，利多公司申请将法定代表人由陈翔变更为连鸣。2010年6月1日，利多公司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确定股东为姚某、连鸣，姚某货币出资21万元，持70%股权；连鸣货币出资9万元，持30%股权。姚某任执行董事，夏家凤任监事，连鸣任法定代表人。2010年6月10日，陈翔与连鸣、姚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陈翔将其持有的利多公司36.667%的股份，以11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姚某；将其持有的利多公司30%的股份，以9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连鸣。连鸣、姚某应于该协议书生效之日起十五天内将股权转让款以现金方式一次性支付给陈翔。同日，李晖与姚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李晖将其所持有的利多公司33.333%股权以1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姚某，姚某应于该协议书生效之日起十五天内将股权转让款以现金方式一次性支付给陈翔。2010年7月6日，利多公司向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递交申请，将公司股东由陈翔、李晖变更为姚某、连鸣，其中姚某占70%，连鸣占30%。2011年5月19日，案外人姚某与连鸣、陈青梅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姚某将持有的公司60%的股权，以18万元转让给连鸣，将持有的公司10%的股权，以3万元转让给陈青梅；连鸣、陈青梅于该协议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将股权转让款以现金方式一次性支付给姚某。2011年5月10日，姚某，连鸣、陈青梅通过股东会决议，一致同意姚某将其持有的利多公司60%的股份转让给连鸣，将其持有的利多公司10%的股份转让给陈青梅；转让后，连鸣出资27万元，占注册资本的90%，陈青梅出资3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2011年5月18日，利多公司向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将公司股东由姚某、连鸣变更为连鸣、陈青梅。其中连鸣占90%，陈青梅占10%。2011年6月1日，利多公司召开股东会，连鸣、陈青梅将公司名称变更为“合肥艾斯派尔称重设备有限公司”；连鸣任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陈青梅任监事。2011年7月5日，利多公司更名为“合肥艾斯派尔称重设备有限公司”原审另查明，陈翔、李晖于1988年2月6日登记结婚，目前仍处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原审庭审中，陈翔、李晖明确以《转让协议》作为本案诉讼请求的依据。一审法院认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可以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但该转让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案中，从陈翔与连鸣签订的《转让协议》内容来看，该合同是将利多公司的所有股权、公司名下资产、债权、承续（继）业务进行转让。公司名下资产、债权、承续（继）业务均为公司所有；一般而言，如无特别约定，如持有公司全部股权，即持有了公司名下资产、债权、承续（继）业务，故《转让协议》实际为利多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作为合同签订人，陈翔仅持有利多公司的部分股权，公司另一股东李晖并未在《转让协议》中签字。但考虑到利多公司两股东陈翔、李晖系夫妻关系，以李晖在合同签订后的股权转让行为来看，李晖已经对陈翔代其转让公司股权的意思表示进行了追认，故《转让协议》系陈翔、李晖与连鸣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转让协议》约定，陈翔将利多公司所有股权、公司名下现有资产及所有债权、承续业务转让给连鸣，连鸣为此支付转让价格300万元。但在利多公司股权转让过程中，连鸣未按合同约定履行支付定金的义务；陈翔在连鸣未支付定金的情况下，亦未按照《转让协议》的约定将利多公司整体转让给连鸣，而是按照双方于2010年6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将30%的股权转让给连鸣，将36.667%的股权转让给了姚某。因此，原审法院认为，陈翔、李晖与连鸣签订的《转让协议》虽然合法有效，但双方均未按该协议履行，故陈翔、李晖无权要求连鸣按该《转让协议》履行支付3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义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八条、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第七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原审判决：驳回陈翔、李晖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3200元，由陈翔、李晖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上诉人陈翔、李晖对原审查明的“同日，李晖姚某武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事实有异议，认为该协议不是李晖本人所签，是陈翔代李晖签订，但李晖对此予以认可。被上诉人连鸣、陈青梅对原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对原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陈翔、李晖于2017年3月28日向本院寄达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请求法院传唤证姚某武到庭作证，以证明陈翔、李晖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及《股权转让协议》形式，将其原拥有利多公司的70％股权先登记姚某武名下，是为了履行陈翔与连鸣签订的《转让协议》，并姚某武没有且无须向陈翔支付转让价款；以证姚某武再将陈翔过户的70％股权，以《股权转让协议》形式分别过户至连鸣、陈青梅夫妻名下，是按照陈翔的指示所为，且也无须向连鸣、陈青梅收取股权转让价款，即仍为履行《转让协议》的交易安排。上述事实，有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经当事人确认，二审归纳争议焦点为：2010年3月10日的《转让协议》是否实际履行，上诉人陈翔、李晖是否有权依据该协议向被上诉人连鸣、陈青梅主张300万元转让款。本院认为，上诉人陈翔、李晖诉请要求被上诉人连鸣支付300万元转让款及违约金的依据是2010年3月10日的《转让协议》。关于2010年3月10日的《转让协议》是否实际履行，上诉人陈翔、李晖是否有权依据该协议向被上诉人连鸣、陈青梅主张转让款问题。首先，2010年3月10日的《转让协议》系陈翔与连鸣签订，另一股东李晖及另一受让人陈青梅均未在该协议上签字。且协议约定签字后八日内连鸣应向陈翔支付10万元定金，但连鸣并未支付。其次，该协议涉及公司全部股权、资产、债权及业务承继等多项内容的转让，约定价款300万元，但协议中却未列明公司资产及债权情况，亦未明确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具体时间，且协议签订后，连鸣既未支付定金和转让价款，双方亦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再次，2010年3月10日《转让协议》签订后，陈翔、李晖又于2010年6月10日分别与连鸣姚某武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陈翔将其持有的利多公司36.667％和30％股权分别转让给姚某武和连鸣，李晖将其持有的利多公司33.333％股权转让给姚某武，并到工商部门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最后，连鸣取得利多公司30％股权，是依据2010年6月10日陈翔与连鸣姚某武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连鸣取得利多公司另60％股权，是依据2011年5月19日其姚某武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陈青梅取得利多公司10％股权，是依据2011年5月19日其姚某武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故《股权转让协议》应为各方当事人实际履行的协议，《转让协议》不为陈翔、连鸣实际履行的协议。虽然在2010年6月10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利多公司即申请将法定代表人由陈翔变更为连鸣，但不能据此认定是双方履行2010年3月10日《转让协议》的行为。《转让协议》与《股权转让协议》主体不一致，当事人间股权变更登记均是按《股权转让协议》履行，在陈翔、李晖未提供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其主张《股权转让协议》仅是用于股权过户登记的形式，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应当认定2010年3月10日的《转让协议》不为陈翔、连鸣实际履行的协议，故陈翔、李晖无权依据该协议向连鸣主张300万元转让款。基于陈翔、李晖无权依据《转让协议》向连鸣主张300万元转让款，故对陈翔、李晖要求陈青梅对连鸣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请，本院亦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陈翔、李晖二审中申请证姚某武出庭作证问题，因陈翔、李晖未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证人出庭作证申请，姚某武系陈翔的姐夫，系与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其证言亦不能作为陈翔、李晖欲证明事实的依据，故对陈翔、李晖二审中申请证姚某武出庭作证，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陈翔、李晖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200元，由上诉人陈翔、李晖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阿珍审判员  周毓敏审判员  张广永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日书记员  陈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