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523民初328号原告：王富珍，女，1951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安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关华，安吉县灵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中河路80、82号。负责人：赵鹏。委托诉讼代理人：洪秀英，浙江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俊新，浙江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富珍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浙江分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5日立案受理。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王富珍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关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洪秀英、徐俊新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富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人寿保险浙江分公司支付保险金23万元。事实与理由：2015年7月31日，其子董国良与人寿保险浙江分公司签订保险合同，投保了国寿防癌疾病保险，保险金额10万元，保险期间28年，缴纳保险费1500元，还投保了国寿附加防癌两全保险，保险金额10万元，保险期间28年，缴纳保险费1600元，其系保险受益人。2016年10月23日，董国良因肺癌发病住院，住院2天后于2016年10月25日死亡。根据《国寿防癌疾病保险利益条款》第五条第二款约定，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应给付保险金额的130%即保险金13万元。根据《国寿附加防癌两全保险利益条款》第一项身故保险金按附加合同现金价值应给付保险金10000元。其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申请理赔后，该公司于2016年12月19日以经核实董国良投保前于2015年7月7日至7月13日在浙二院住院期间未进行如实告知为由提出解除合同，终止合同效力，拒赔保险费。其认为，董国良在合同生效后一年诊断因肺癌疾病身故，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应承担保险理赔责任，现该公司以未如实告知为由拒赔有违于保险诚信义务。人寿保险浙江分公司答辩称：对投保事实无异议，但投保人董国良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其公司有权行使解除权并不退还保险费，且案涉保险事故也不属于约定保险责任范围，其公司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已将6200元保险费退还给了王富珍，故请求驳回王富珍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双方当事人对电子投保单、保险费发票、电子投保确认单、保险合同送达回执、理赔申请书、收付费流水记录、就医明细、住院病历无争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有争议的事实与证据作如下认定：1.王富珍提交出院记录一份，拟证明被保险人董国良罹患肺癌去世的事实；人寿保险浙江分公司质证认为，该证据显示医院对董国良是否患有肺癌并没有确诊。对此本院审核认为，从住院诊疗经过内容，尤其是在出院诊断一栏记载“肺癌优先考虑”内容可见，医院对董国良是否患有肺癌已有推测性意见，但该推测性意见尚未最终核实，故该证据证明的事实不能达到国寿防癌疾病保险利益条款第五条中“经专科医生明确诊断患本合同所指的癌症”的约定条件。2.王富珍提交保险单据若干份，拟证明董国良系人寿保险浙江分公司经常被保险人，业务员贺茹艺对董国良的身体状况是知情的事实；人寿保险浙江分公司质证认为，该些单据都是人身意外保险，该类保险没有身体情况的告知内容，故与本案无关联。对此本院审核认为，该些证据中所显示的保险内容并不涉及对是否患有癫痫、肿瘤等疾病或症状事项的询问，该些询问事项属于投保人的隐私，而不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或不具有医学专业人员通过面对面的观察所能判断的，保险业务员贺茹艺虽然有多次经办董国良保险经历，但该些事实不能得出贺茹艺对告知事项的真实情况知道或应当知道的结论，故对该些证据不予认定。3.人寿保险浙江分公司向本院提交录音材料一份，拟证明人寿保险浙江分公司对董国良电话回访，再次确认案涉保险中保单回执、电子投保确认书均系其本人签订，对保险责任免除事项知情的事实；王富珍质证认为，电话确实打过，但是董国良是精神智残二级残疾人，该电话回访不能作为确认合同的证据。对此本院审核认为，电话录音显示董国良确实存在语无伦次的情况，但是判断行为人是否为限制行为能力人应属于专业事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二条的规定，即使董国良确实是限制行为能力人或无行为能力人，其签订案涉保险合同应经法定代理人同意，但事后董国良向人寿保险浙江分公司交付两期保险金也可以说明其签订案涉合同是经过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追认的，故对王富珍的质证意见不予采纳。经审理认定以下事实：2013年至2015年7月30日间，董国良有87次接受诊疗情况，其中2015年3月15日至3月23日住院治疗，入院的“既往史”有癫痫病史和垂体瘤手术史20余年的记载。2015年5月12日至5月19日住院治疗，入院和出院诊断中有继发性癫痫的记载。2015年7月7日至7月13日住院治疗，CT检查左肺上叶结节，考虑肺癌可能，出院诊断中也有肺癌待排的记载。2015年7月30日，董国良与人寿保险浙江分公司签订国寿防癌疾病保险和国寿附加防癌两全保险，保险金额为200000元，保险费3100元／年，保险期间为28年，保险受益人系王富珍。董国良对于电子投保单中询问事项，董国良在回答症状体征询问时，对是否存在“晕厥、抽搐”症状的答案选项为否；在回答病史询问时，对是否患有或接受治疗的“癫痫、脑部疾病以及肿瘤（包括恶性肿瘤及尚未确诊的良性或恶性之息肉、肿瘤、囊肿、结节、赘生物）”的答案选项为否；在回答诊疗、检查经历询问时，对“过去3个月内是否接受过医生的诊断、检查和治疗以及过去5年内除健康普查外是否做过心电图、B超、CT或核磁共振”的答案选项为否。之后，董国良缴纳了两期保险费6200元。2015年8月9日，董国良在人寿保险浙江分公司的电话回访过程中表现了语无伦次的情况。2016年10月23日，董国良因病到安吉县人民医院住院就诊至2016年10月25日自动出院，出院诊断为：“脑疝；脑出血；左上肺占位；肺癌优先考虑；低钾血症；脑肿瘤术后；肺部感染，呼吸衰竭，气管插管机械通气状态；休克；心律失常；中枢性尿崩”。董国良在出院当日去世。次日，王富珍向人寿保险浙江分公司申请给付保险赔偿金。2016年12月19日，人寿保险浙江分公司委托人寿保险湖州分公司向王富珍发出拒绝给付保险金通知书，以董国良未如实告知其投保前在浙二医院治疗的情况为由提出解除案涉保险合同，并表示愿意退还保险费。2016年12月21日，人寿保险浙江分公司退还王富珍保险费6200元。本院认为：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协议，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风险状况的评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陈述，投保人隐瞒和不实告知将使保险人无法正确评估风险，并可能破坏保险运行基础，因此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负有对保险人如实陈述的义务。根据人寿保险浙江分公司提供的就医记录和住院病历显示，2013年至2015年7月30日投保前有87次接受诊疗，其中2015年3月15日至3月23日住院治疗，入院的“既往史”有癫痫病史和垂体瘤手术史20余年的记载；2015年5月12日至5月19日住院治疗，入院和出院诊断中有继发性癫痫的记载；2015年7月7日至7月13日住院治疗，CT检查左肺上叶结节，考虑肺癌可能，出院诊断中也有肺癌待排的记载。董国良对于自己曾经患病治疗并被怀疑患有肺癌是明知的，董国良在询问事项时的答案选项均为否，已构成了不实告知。董国良作为缺乏专业保险知识的人，对字句冗长且专业极强的问询事项，未必能够理解和掌握，尤其对不实告知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也不一定明确知晓。从人寿保险浙江分公司事后的电话回访来看，董国良出现了语无伦次的现象，而人寿保险浙江分公司对此没有引起注意，采取进一步提示和说明或对询问事项自行查证。因此，董国良应属于因过失未向人寿保险浙江分公司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同时，保险人因投保人、被保险人违反法定或约定义务，享有合同解除权利的条款，不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因此人寿保险浙江分公司仍有权行使合同解除权，但应退还已缴纳保险费。综上所述，董国良构成过失不实告知，且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人寿保险浙江分公司据此行使合同解除权符合法律规定，故对王富珍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王富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75元（已减半），由王富珍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高 峰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阚晓景?*ArabicDash?-6-??*ArabicDas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