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3民终1009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厚大合川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号富尔大厦****室。
负责人：陈东辉。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鹏，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智媛，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英梅，女，1954年6月9日出生，住山西省大同市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洪生，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厚大合川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厚大合川律所）因与被上诉人高英梅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141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厚大合川律所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高英梅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厚大合川律所在代理案件强制执行阶段拟定执行申请书，与高英梅积极沟通，与抵押权人的代理律师积极沟通以确保高英梅的债权实现。在案件代理再审阶段，厚大合川律所作为代理人接受了再审法院的再审申请书，并告知高英梅。由于在审未开庭，厚大合川律所的工作主要体现在日常沟通与书面工作上。此外，高英梅从未做出解除服务协议或授权委托书的意思表示。二、一审判决参考依据错误。1.《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第一条第（四）款明确规定，除3种特殊案件和情况外，其他律师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北京市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律师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第八条规定市场调节价由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确定；《关于全面放开我市律师法律服务收费的通知》规定，全市律师法律服务全面实行市场调节价，《北京市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废止将由发文机关另行依法处理；2.即使依据《北京市律师诉讼代理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试行）》计算，风险代理收费部分（不含固定收费部分）约定的总标的额由本金1000万元、利息302465.75元、违约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四部分构成，高英梅取得的执行案款为16608961.58元，风险代理部分最高收费金额为30%即4982688.45元，高英梅还应支付前期代理费用2万元，一审判决厚大合川律所收费过高予以调减，无据可依。
高英梅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厚大合川律所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适用的收费依据正确。
厚大合川律所一审诉讼请求：1.高英梅支付前期代理费2万元，后期代理费1200万元及利息（以1202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从2017年5月21日起算至实际付清之日）；2.高英梅支付保全费5000元及担保费用24504元。
厚大合川律所围绕其诉讼请求依法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1.《专项法律服务协议》、授权委托书；2.民事起诉状、变更诉讼当事人（被告）申请书；3.诉讼财产保全申请；4.案件受理通知书；5.律师调查专用介绍信、亲属关系证明；6.传票、民事起诉状；7.执行申请书、EMS邮单；8.司法拍卖公告网络查询结果；9.执行裁定书；10.委托保证合同；11.增值税普通发票；12.高英梅道歉录音；13.诉讼收费专用票据；14.再审申请书；15.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再审阶段和执行阶段任鹏与高英梅的微信聊天记录；16.任鹏与抵债房产抵押权人的代理律师兰焕婷之间的短信聊天记录；17.申请该院向昌平法院调取的（2016）京0114执2425号案件的卷宗（以下简称执行案卷宗）。高英梅提交如下证据：1.执行案卷宗中的送达回证及两次询问笔录；2.诉讼费单据、房屋过户税费单据及高英梅向法院付款的单据；3.买卖居间合同、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双方对厚大合川律所证据1至6、10至17及高英梅证据的真实性互不持异议，予以确认。高英梅对厚大合川律所提交证据7至9的真实性持有异议。关于证据7执行申请书，经比对，厚大合川律所提交的与执行案卷宗中的字体字号及文字排版不同，除落款外，其他内容均相同。执行案卷中无委托代理人内容，有高英梅手写签名；厚大合川律所提交的有代理人内容，无高英梅签名。鉴于高英梅认可厚大合川律所向其提供过执行申请书，故厚大合川律所为高英梅拟就了执行申请书。EMS邮单无原件，执行案卷宗无记载，亦无厚大合川律所称邮寄的任鹏代理手续，故不予确认。关于证据8，该网络打印件可经登录互联网查询可复现，且其内容与执行案卷宗中留存的2017年2月22日及4月26日的昌平法院司法拍卖公告完全一致，故予以采信；关于证据9，该网络打印件内容与执行案卷宗中留存的一致，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根据上述认证并结合当事人陈述，认定如下事实：2014年11月20日，委托方（甲方）高英梅与受托方（乙方）厚大合川律所（时名合川所，于2018年1月16日变更为现名，以下均以厚大合川律所记）签订《专项法律服务协议》。双方约定：甲方委托乙方提供法律服务，代理甲方与李立及其法定继承人之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权限范围及期限见授权委托书；乙方根据甲方的需要，指定任鹏、徐福荃律师负责承办委托事务；前期费用5万元，于签订协议之日起3日内一次性缴纳，如协议项下约定委托事项自签订之日起1年内办结，上述前期费用不必增加，如委托事项超过1年未结，甲方须另行支付2万元作为前期费用；后期费用，本协议项下约定委托事项办结，且案款执行完毕，超过本金1000万元的部分归乙方所有，双方于案款执行完毕之日起3日内结清等。合同签订后，高英梅支付厚大合川律所5万元。
2014年11月24日高英梅向任鹏、徐福荃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高英梅委托任鹏、徐福荃在其与李立、白永莲、郭跃华、李媛婕、李昊轩、李婧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作为诉讼代理人；代理人的代理权限包括代为提出起诉和各种申请，交纳、领取退回的各种诉讼、申请费用，调查取证，提交证据，陈述事实，提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参加调解，接受、领取法律文书，申请执行，领取案款，提起反诉和上诉；该授权为特别授权。后任鹏随高英梅前往山西调查并确定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格被告。
2015年1月4日，昌平法院对原告高英梅与被告李立、白永莲、郭跃华、李媛婕、李昊轩、李婧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予以立案，此案中高英梅要求五被告偿还借款本金1000万元、支付利息302465.75元并支付违约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标准，自2014年9月25日起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同年11月12日，昌平法院作出3227号民事判决，载明厚大合川律所的律师任鹏和徐福荃为原告高英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并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白永莲、郭跃华、李媛婕、李昊轩、李婧婕经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判决被告郭跃华返还原告高英梅借款本金1000万元、支付利息302462.75元及自2014年9月2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违约金（以1000万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被告白永莲、李媛婕、李昊轩、李婧婕在继承李立遗产的范围内对前述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承担给付义务。该判决书于2016年2月25日生效。
2016年3月，任鹏向高英梅交付执行申请书，高英梅申请立执行案时提交的执行申请书对任鹏交付的文本字体字号及文字排版进行了调整，删去委托代理人内容并在落款处签名。
2016年3月16日，昌平法院对高英梅诉李立、白永莲、郭跃华、李媛婕、李昊轩、李婧婕民间借贷纠纷执行案予以立案。执行案卷宗中并无任鹏的授权委托代理手续，送达回证、询问笔录中亦无任鹏的签字。
2016年11月9日，郭跃华、李媛婕、李昊轩、李婧婕对前述民间借贷案件申请再审。2017年3月27日，昌平法院做出（2016）京0114民申47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郭跃华、李媛婕、李昊轩、李婧婕的再审申请。该文书未记载高英梅有代理人。
2017年3月9日，任鹏通过微信向高英梅发送民事再审申请书，高英梅回复“有传票了吗”，任鹏回复“没有……没说，让我尽快联系你，提交委托手续，说对方最近频繁去法院催”。
2017年3月27日，任鹏通过微信向高英梅发送3227号民事判决和费用计算表，称“高姐，这是按照判决书计算，截至这个月，我们执行案件除了借款本金之外，我们应当收取的违约金数额”。
2017年5月20日，昌平法院与高英梅谈话，高英梅接受以房抵债，并确认3227号判决的本金1000万、利息302465.75元、违约金（自2014年9月5日起算至2017年5月20日止，以1000万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标准计算）共计5434465.76元，延迟履行滞纳金（2016年3月10日起算至2017年5月20日止）共计787881.07元、诉讼费84149元，被执行人共应付高英梅16608961.58元；北京市朝阳区尚家楼路2号院6号楼22层×号房作价2200万元抵偿债务，以房抵债后，高英梅需向昌平法院交纳5391038.42元。同日，昌平法院作出（2016）京0114执2425号执行裁定，将登记在李立名下的前述房产作价2200万元，交付申请执行人高英梅抵偿本息2200万元，房产所有权自裁定送达高英梅时起移转。该文书未记载申请执行人高英梅有代理人。2017年8月15日，高英梅签收执行裁定。
2017年8月31日，高英梅分三次向昌平法院交纳200万元、200万元和1391038.42元，昌平法院向其出具三份案款收据。
提起本次诉讼前，厚大合川律所申请了财产保全，于2017年11月1日交纳受理费5000元。2017年11月10日，为厚大合川律所提供担保的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开具金额为24504元的评审费、担保费发票。
2017年11月14日，高英梅及其丈夫何某、儿媳一同至任鹏处协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代理费及解保事宜，部分谈话内容为：高英梅“就是说姐当初做的，也有点不合适吧，姐向你道歉……咱们把这个事情商量商量以后，达成协议……咱们别分谁的责任，谁也不错，就说姐错了，作为大的，你作为兄弟谅解下就完了……说50万以后姐就说是50万……姐错了，姐已经错了……姐今天就把这200万给你打过来行不行……今天你给姐把这办了，解冻了，哪怕姐以后再补偿你……”。高英梅丈夫何某说“事已经过去了，错呢，她错的多一点……对不起任律师……现在呢，哥哥最多能拿出二百万……”。任鹏说“我只是对房子做了保全……晚上到时候咱们电话联系”。
本案审理中，厚大合川律所称为高英梅起草执行申请书后，任鹏与高英梅一同至昌平法院立案；此后多次找到执行法官催促进展，且两次找执行主管院长；两次拍卖虽没有到场，但知晓进展，执行法官电话告知二拍降价及以房抵债事实；任鹏与抵债房屋抵押权人的代理律师兰焕婷以电话和短信方式沟通过，由任鹏负责办理解除抵押手续；任鹏虽未参加以房抵债过户，但找执行法官要了执行裁定；执行后期，高英梅为不交或少交律师服务费，刻意回避厚大合川律所，很多细节也不再与厚大合川律所沟通；高英梅共收到执行案款2200万元。
高英梅称：收到过厚大合川律所拟就的执行申请书，但双方有分歧，故其自行打印执行申请书，自行立案，未使用厚大合川律所提供的文本；抵债房屋上有抵押权，是执行法院与抵押权人沟通，在保证抵押权人优先受偿权的基础上，抵押权人才向法院出具了同意解押的手续。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合同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厚大合川律所与高英梅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现双方争议焦点有二：一是厚大合川律所是否代理执行阶段及再审阶段，是否有权继续收取代理费并要求赔偿损失；二是高英梅实际取得的执行案款金额及厚大合川律所有权收取的代理费金额。
关于争点一。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不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现厚大合川律所主张代理执行阶段和再审阶段，则应就此承担举证责任。根据双方陈述及各自举证，可以认定厚大合川律所向高英梅提供过执行申请书，但执行案卷宗中并无任鹏的代理手续，执行裁定亦未记载高英梅有代理人，询问笔录、送达回证等各项文书中均无任鹏签字，且厚大合川律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向昌平法院提交了代理手续并实质代理了抵债房产的解押、拍卖、过户等事宜。任鹏虽在微信中表明向高英梅转交了再审申请并要求高英梅出具相应委托手续，但再审裁定同样未记载高英梅有代理人，厚大合川律所亦未举证证明其向法院提交了代理手续、在再审阶段实施了代理行为。厚大合川律所就其主张举证不足，应承担不利后果。但是，究厚大合川律所未代理执行及再审之原因。第一，现虽无任鹏与高英梅一同申请执行立案的证据，但高英梅采用了任鹏提供的执行申请书的实质内容，现无证据表明高英梅曾出具过授权委托书，要求任鹏代理执行及再审而任鹏拒绝代理。第二，任鹏于2017年3月9日微信催要再审委托手续。第三，任鹏于2017年3月27日微信告知高英梅执行案可获得的违约金数额。第四，厚大合川律所申请保全后，高英梅及亲友在与任鹏协商的过程中表达了歉意并作出支付200万元代理费的意思表示。综合全案，有理由相信任鹏对继续代理执行及再审持积极态度、有积极作为。实施诉讼代理、参与诉讼活动以委托人出具符合规定的授权委托书为条件，《专项法律服务协议》及高英梅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载明，厚大合川律所的代理范围包括代为提交各种申请和申请执行，未明确厚大合川律所代理执行，但《专项法律服务协议》约定的后期费用支付条件为委托事项办结且案款执行完毕，根据公平原则，应视为高英梅委托厚大合川律所代理执行。高英梅接受厚大合川律所撰写的执行申请书后，并未主动出具授权委托书，现无证据证明其不出具有合理事由，故厚大合川律所有权要求高英梅支付相应的代理费并要求赔偿损失。
关于争点二。《专项法律服务协议》约定，如委托事项超过一年未结的，高英梅需另行支付2万元作为前期费用，现厚大合川律所已代理事务涵盖2015年1月代为立案至2016年3月向高英梅提供执行申请书，且未代理执行及再审系因高英梅所致，厚大合川律所要求高英梅支付2万元前期代理费有事实依据，予以支持。《专项法律服务协议》约定委托事项办结且案款执行完毕，超过本金1000万元的部分归厚大合川律所所有。被执行人以评估价2200万元的房屋抵偿其对高英梅的16608961.58元债务，且高英梅已向昌平法院支付5391038.42元差价，故高英梅实际收到的执行案款为16608961.58元，据此高于1000万元的部分，即6608961.58元均应归厚大合川律所所有。《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发改价格[2006]611号）第十三条规定，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北京市律师诉讼代理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试行）》第二条规定，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与委托人约定的财产利益的30%。《专项法律服务协议》中并未明确约定标的额，而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立案时有确定数值的诉讼请求额为10302465.75元，据此计算厚大合川律所的收费比例高达64.8%[（6608961.58+70000）/10302465.75】，远高于上述收费管理办法规定的收费比例，应予以调减。根据执行案卷宗记载的执行过程，高英梅为获得执行案款，经历了解除被执行人名下房屋的抵押权、房屋一拍但流拍、二拍但流拍、确定以房抵债方案、办理房屋过户等一系列过程，期间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但厚大合川律所并未实际代理执行及再审，无相关成本付出，据此代理费亦应调减。综合考量根据《北京市律师诉讼代理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试行）》规定的不同收费办法计算的收费金额，厚大合川律所已从事的代理事项，案件执行及再审过程的复杂程度，双方定约时的合理预期、履约中的态度变化，矛盾磋商中的意见等多重因素，酌定高英梅支付厚大合川律所后期费用200万元。
关于利息。按照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本案中高英梅应支付厚大合川律所前期费用2万元及后期费用200万，但并未支付，构成违约。虽然双方没有明确约定逾期付款支付利息的违约责任，但利息应属合理损失范围。2017年8月15日，高英梅签收（2016）京0114执2425号执行裁定，以房抵债的房产财产权于该日转移，根据《专项法律服务协议》，代理费应于2017年8月18日前支付，故将利息起算时间调整为2017年8月19日。利息计算标准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确认。
关于保全费及担保费用。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件，对方当事人可以申请对其财产进行保全。厚大合川律所申请诉前财产保全，为此支出诉讼保全申请费5000元及担保费用24504元，系因依法追索合同债权而发生的合理损失范围，厚大合川律所要求高英梅负担，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十条、第四百零五条、第四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条之规定，判决：一、高英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北京厚大合川律师事务所前期费用2万元、后期费用20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202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从2017年8月19日起算至实际付清之日）；二、高英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北京厚大合川律师事务所保全费5000元及担保费用24504元；三、驳回北京厚大合川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6960元，由北京厚大合川律师事务所负担34960元（已交纳），由高英梅负担12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厚大合川律所与高英梅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均应恪守履行。本案的上诉争议焦点有二：第一，厚大合川律所是否代理所涉案件的执行阶段及再审阶段；第二，服务费金额的认定。
关于第一个上诉争议焦点。《专项法律服务协议》约定厚大合川律所向高英梅提供法律服务，范围及期限见授权委托书，前期费用一次性支付，后期费用在委托事项办结且案款执行完毕后支付。据此说明所涉案件如发生二审、再审以及执行等程序，需双方进一步协商确定委托事项。高英梅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载明厚大合川律所律师任鹏的代理范围包括代为提交各种申请和申请执行，在厚大合川律所律师任鹏微信催要再审委托手续后，高英梅仍未出具委托手续。据此，高英梅并未在执行和再审程序中委托厚大合川律所代理。实际履行中，高英梅采用厚大合川律所律师任鹏提供的执行申请书的内容，任鹏亦告知高英梅执行案件可获得的违约金数额，再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厚大合川律所在所涉案件的执行以及再审阶段提供了一定的法律服务，故高英梅应当支付等价的服务费用，高英梅亦在与厚大合川律所代理人任鹏协商的过程中表达了歉意并作出支付200万元代理费的意思表示。
关于第二个上诉争议焦点。《专项法律服务协议》签订于2014年11月20日，执行立案于2016年3月，所涉案件再审于同月。一审判决依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发改价格[2006]611号）以及《北京市律师诉讼代理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试行）》认定服务费用，并无不当，厚大合川律所主张适用2016年5月4日发布的《北京市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以及2018年3月2日发布的《关于全面放开我市律师法律服务收费的通知》，不予采信。所涉案件经过再审以及强制执行，强制执行经过解除被执行人名下房屋的抵押权、房屋两次流拍、确定以房抵债方案、办理房屋过户等过程，综合考虑厚大合川律所提供的服务与所涉案件在审以及强制执行中所需法律服务的比例，一审法院酌定服务费即后期代理费200万元，亦无不当。
综上所述，厚大合川律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3920元，由北京厚大合川律师事务所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 路
审 判 员 薛 妍
审 判 员 孙 妍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周艳雯
法官助理 王永基
书 记 员 陆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