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抚松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吉0621民初336号
原告：尚新江，男，1971年11月17日生，汉族，无职业，住黑龙江省宁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照胜（系尚新江姐夫），男，1968年1月27日生，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宁安市。
被告：滕跃武，女，1968年2月25日生，汉族，无职业，住吉林省抚松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维忠，吉林王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尚新江与被告滕跃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22日以简易程序立案，本院于2018年4月13日进行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尚新江、被告滕跃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维忠到庭参加诉讼。2018年4月16日本院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5月17日、2018年7月12日分别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尚新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照胜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滕跃武在第二次、第三次开庭时到庭参加诉讼，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维忠第二次开庭时到庭参加诉讼审理，第三次开庭时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尚新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偿还欠款125,060.00元，并以此为本金自2015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利随本清；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经营木材生意，2014年原告从被告处购买木材，2014年11月至12月，原告陆续向被告预付木材款60万元，收款后，被告为原告运送了价值47万余元的木材，截止2014年12月底，被告尚欠原告125,060.00元木材款，被告方承诺此款于20日内返还原告。到期后，原告曾多次向被告方追索，但被告方均以各种理由推拖。2015年6月15日，经原、被告双方对帐，被告确认欠原告125,060.00元木材款，并为原告出具欠据，但该款至今仍未能得到偿还。特提起诉讼，望依法判令被告偿还欠款本息。
被告滕跃武辩称，其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其在2014年前后是吉林日升木业有限公司的出纳员，本案涉及到的欠款是其所在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产生的，不应当由公司的出纳员个人承担，被告主体错误，请求依法驳回告诉。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11月至12月，尚新江从滕跃武所工作的单位吉林日升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升公司）处购买榆木原木。滕跃武与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滕文系同胞姐弟关系，滕跃武当时至今一直担任该公司的出纳员职务。因日升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因此日升公司要求尚新江每次将预付的木材款打入滕跃武个人名下的银行卡内。2014年11月9日至2014年12月18日，尚新江分五次向滕跃武的个人银行卡内打入购木材预付款共计60万元（其中，2014年11月9日，尚新江从自己名下农行卡向滕跃武名下的农行卡内转款10万元；2014年11月19日、12月12日、12月14日，尚新江通过其姐尚桂臣的建行卡向滕跃武名下的建行卡分别转款10万元；2014年12月18日，尚新江又通过尚桂臣农行卡向滕跃武的农行卡转款20万元）。2014年11月7日、11月22日、12月10日，日升公司分别开具出库单各一份，之后，通过汽运向尚新江先后发货三车，材积量分别为34.560立方米、33.527立方米、36.835立方米，12月12日至15日，日升公司开具一张出库单后通过汽运向尚新江发货三车，三车材积量合计为119.740立方米，同年12月19日和2015年1月6日，日升公司分别开具出库单各一份，通过汽运向尚新江分别发货一车，材积量分别为36.791立方米、45.638立方米。以上发运8车木材，材积量总计为307.091立方米，运费均由原告结算。上述六份出库单上“付给”去向栏后均写明“发尚经理”，“负责”人一栏均有日升公司法定代表人滕文签字，“出库经手人”一栏均有汉桂香签字。嗣后，日升公司停止向尚新江发运木材，亦未将预付木材款中的剩余款返还给尚新江。2015年6月15日，尚新江到日升公司财务室与公司对账后确认剩余木材款金额为125,060.00元，滕跃武在制式空白收据上代表日升公司为尚新江出具了一份欠据，其上标注“欠购买木材剩余款”，滕跃武在“出纳员”位置处签名。因公司的公章、财务章均被公司员工外出拿走经办业务，故欠据上没有加盖日升公司的任何印章。
日升公司向尚新江出售的榆木原木均系从公司所在地吉林森工松江河林业（集团）有限公司产品销售公司（以下简称松林产销公司）购买。自2014年11月23日至2014年12月16日，松林产销公司先后为日升公司开具19张吉林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每张发票上均载明日升公司所购买的规格、型号为阔叶的木材数量、单价、金额等情况。19张发票的木材数量合计为1226.997立方米，价款总计为2326,276.54元。日升公司向尚新江所销售的木材均系从松林产销公司购进的木材中发运。
滕跃武名下的农行卡、建行卡各收到尚新江转入的30万元木材预付款。日升公司在滕跃武收款后根据尚新江所要求购买榆木原告的规格、数量等要求，按本公司与松林产销公司之间的交易价格取出相应数额的款项后存入松林产销公司的对公账户上。尚新江于2014年11月9日打入滕跃武名下农行卡中的10万元，滕跃武当日分两笔5万元支取现金，每笔支出手续费7.50元；2014年12月18日打入滕跃武名下农行卡中的20万元，滕跃武于当日支取现金，支出手续费25.00元。以上农行卡中的30万元全部支出。尚新江于2014年11月19日打入滕跃武建行卡中10万元之前，卡内账户余额为891.26元，当日至次日，又有他人从分四笔打入滕跃武该卡近20万元（两笔5万元，两笔4,999.00元）,之后卡内余额为300,889.26元；11月20日，滕跃武支取现金3万元，另从ATM机支取四笔5,000.00元,合计取款5万元，卡内余额为250,889.26元；11月21日，滕跃武现金支取237,000.00元后，卡内余额为13,889.26元；12月12日、12月14日，尚新江分别打入滕跃武该卡10万元后，卡内余额为213,889.26元；12月21日，结息13.11元，卡内余额为13,902.37元；12月26日，滕跃武从ATM机支取现金四笔，分别为5,000.00元、5,000.00元、2,500.00元、1,000.00元，合计为13,500.00元。截止此日，该卡内余额显示为402.37元，少于尚新江初次向该卡转款前卡内余额891.26元。
尚新江起诉后，日升公司于2018年4月1日为滕跃武出具了内容为“滕跃武系日升公司财务人员（出纳员），滕跃武的个人账户进出款项都是公司行为，为客户出具的收据或欠据都是在公司允许的情况下出具的，并非个人行为”的证明一份。
2018年7月10日，本院依职权到松林产销公司调查了解2014年11月至12月期间日升公司与该公司之间是否发生有木材购销事宜；滕跃武（或腾跃武）个人在上述期间与该公司之间是否发生有木材购销事宜；营利性企业法人从该公司购买木材，有关部门在办理《植物检疫证书》、《木材运输证》时，在《植物检疫证书》上“调运（承办）人姓名”一栏及《木材运输证》上“木材承运人”一栏，应当打印企业法人的名称，还是打印企业法人经手人的名称等有关方面内容时，该公司出具的协助查询回执函复如下：2014年11月至12月期间，日升公司与其公司有木材购销事宜，滕跃武系日升公司委托代理人，个人与其公司之间没有木材买卖关系；私营企业从其公司购买木材后，在办理《植物检疫证书》、《木材运输证》时，“木材承运人”一栏，应打印委托代理人（经办人）的姓名，2014年11月9日及11月22日的《植物检疫证书》、《木材运输证》中“木材承运人”一栏打印为滕跃武属于公司行为，不属于个人经营情况。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两份（其中一份因为褪色看不清内容）、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业务凭证）两份、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条三份、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一份、中国建设银行流水一份、2015年6月15日被告滕跃武书写的欠据一份、2014年11月2日的《植物检疫证书》和《木材运输证》各一份、2014年11月22日的《植物检疫证书》和《木材运输证》各一份，被告提供的日升公司的出库单六份（从两本装订的出库单中挑出），日升公司于2018年4月1日出具的证明、日升公司和汉桂香共同出具的“发尚经理”木材及款项的汇总记录、日升公司2013年8月份工资支付明细表、被告本人的农行卡、建行卡卡流水各一份，2014年11月份至2014年12月份松林产销公司为日升公司开具的吉林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十九张，2018年7月10日松林产销公司根据本院《协助查询通知书》给本院出具的协助查询（回执）一份，以及双方当事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当庭陈述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原告尚新江起诉被告滕跃武要求返还木材款125,060.00元虽然提供有被告签字的载明“欠购买木材剩余款”的欠据，但被告否认诉争价款系其个人与原告之间发生木材买卖关系所形成的事实，否认系其个人行为，称原告主张的木材购销关系是原告与其所任职的日升公司之间的发生的，与其个人无关。针对被告的抗辩主张是否成立问题，本院认为，本案原告矢口否认案涉木材买卖系与日升公司之间发生的事实，坚称是与被告个人之间发生的买卖关系，并称“其在拿到被告给其打的欠据之前从来没有见过被告，当年其到松林产销公司准备购买木材，在贮木场看到有其准备购买的榆木后，该公司的工作人员告知其该种木材都已被本案被告买走，原告就从该公司的工作人员处索要了被告的手机号码，没有给被告打，然后就到别处林业局去看木材。因没有买到榆木，回到家后才给被告打的电话”等等。当审判人员问其“既然你都到了销售公司，且被告本人也在松江河居住，木材款数额较大，为何不与被告见面商谈购买木材事宜，而打电话，请你作出合理解释”时，原告回答“因为我的木材购买量较大，我要是每个地方都去，每个人都见，也看不过来，没时间。我就是通过电话联系”。当审判人员问其“如你所述，你仅根据从不认识的人处得到的一个电话号即与被告联系，你是否核实过被告的身份？另外，你所汇款项数额较大，你仅依据一个电话号向对方汇款，明显有悖常理，请你作出合理解释”时，原告回答“我就是这么做生意的。我去销售公司，都是工作人员，不可能告诉我错了”。当审判人员问其“按常理，看到了木头且要来了电话号码，可以先询问价格及数量，再到其他地方看是否有相同的木材及价格以便进行比较，而如你所述，知道电话号码后，未打电话直接到了外地，请你作出合理解释”时，原告回答“销售公司有木材价格表”，审判人员问其“即使销售公司有木材价格表，你又不是上销售公司购买，而是如你所述上被告处购买，被告的价格按照常理不可能与销售公司的价格一致，销售公司的价格不代表是被告卖给你木材的价格，此行为有悖常理，请你作出合理解释”时，原告回答“因为销售公司有价格表，我就上别的林业局看，如果其他地方价格低，我就上其他地方购买”。通过以上原告所述与被告个人联系购买木材的经过、说辞，明显不符合常理，故对原告所述与被告之间发生诉争木材买卖的主张不予采信。而被告对自己的主张则提供有日升公司为其出具的证明材料，以及日升公司已向原告发运8车木材的出库单，日升公司与原告发生木材买卖关系前后两个月的时间内与松林产销公司之间发生购买规格、型号为阔叶的木材数量共计为1226.997立方米，价款总计为2326,276.54元的通用机打发票十九张，被告个人银行卡在收到原告转入的60万元预付木材款后均已全部取出后陆续打入与其所任职的日升公司有木材销售业务关系的松林产销公司的对公账户，并无截留行为的银行流水等一系列证据、事实，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予以佐证自己的主张成立，故本院对被告的抗辩主张及所提供的系列证据予以采信。
关于原告方针对被告提供的松林产销公司向日升公司开具的19张木材发票日期最晚一张是2014年12月16日，而被告提出的有三车是当年12月12日、15日、19日分别发货，最后一车于19日发货，由此可以证明被告给原告发运的木材并没有包含在被告提供的木材发票里，原告发运的木材与被告所在公司无关，属于被告个人行为的主张是否成立问题。本院认为，原告对此所作解释“发票日期与发货日期不符，是因为发货是先发货，发票是松林产销公司之后给开具的”符合企业之间通常进行的一般木材买卖交易习惯和作法，本院予以采信。因为具有长期稳定业务联系的客户之间，并非一定要当日购买商品，当日必须开具发票，一定时间后补或者达到一定数量时一并开具亦非不可。所以松林产销公司给日升公司每次开具发票日期与日升公司每次给原告发运木材的出库单日期不符，属于正常现象。并不能以两者日期不一致进而得出日升公司没有购买过向原告所发运的木材或者已向原告发运过的木材不是日升公司从松林产销公司购买的，以前所发运的木材应是滕跃武个人另行买卖的事实等结论，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和因果关系。
关于原告方针对被告提供的收取原告银行卡转账款后进入松林产销公司的银行流水，称进入款金额和进入款日期与被告提现的日期和金额不符，据此认为被告对提出的现金有截留，被告本人在使用截留款的主张是否成立问题。本院认为，被告对此所作解释“原告说的汇款金额和存入产品销售公司的金额和日期不符，日期是原告头一天之前先打的预付款，有原告需要的木材树种和材长的情况下，其才把这个款转入松林产销公司。汇款金额和其支取金额不符是一定的，因为日升公司需要有一个差价，其只需把够松林产销公司的金额转入松林产销公司账户就可以，不需要把原告的全额转入松林产销公司”符合商品交易规则，应予采信。因为日升公司从松林产销公司购入木材后再向外销售时，不会原价销售，平买平卖，加价后获取一定的利润予以销售方属正常，否则违背企业经营宗旨。日升公司根据原告订货品种、规格、数量、价格等要求，有权按自己的意愿决定何时、以何种价格从松林产销公司购入所需木材然后向原告销售、发货。因此，日升公司在向松林产销公司转入货款时，只需满足按其与松林产销公司之间约定的单价所计算的货款金额即可，不可能按给原告的单价所计算的货款金额去转款。日升公司与松林产销公司之间的转款日期、金额与日升公司与原告之间的转款日期、金额之间没有必然的同一性、关联性，亦与原告主张的据此可以认定被告对提取的现金有截留、被告本人在使用截留款的主张均无因果关系和必然联系。因此说，原告上述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主张应依法认定不成立。
关于被告提供的填充日期书写为2014年11月7日的日升公司的出库单是否真实问题，本院认为，虽然该张出库单填充日期书写为原告第一次打款日期（2014年11月9）之前的时间，但不足以否认存在打款之前购销双方之间早已沟通确定该笔交易能够如约履行，作为销售方为赢得新结识的交易伙伴的信任树立款到及时发货的良好信誉，提前填写好出库单做好前期准备工作的情况。如果销售方出于该目的而为，并不为过，亦无可指责、怀疑。况且日升公司作为销售方是在购方预付货款到账后再发运，亦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风险，属于情理之中。原告作为证据提交的两份《植物检疫证书》、《木材运输证》中有一份签发日期为2014年11月9日，即原告首次向滕跃武的银行卡内打款之日，因此说，日升公司填充日期为2014年11月7日的出库单是否真实、是否存在笔误情形并不重要，即使日期有疑问，但其上所记载的发运木材的品种、数量是真实的，且有随后两日所发运的木材已被原告实际接收的事实，故不能由此认定该出库单为虚假出库单以及与其无关的事实。
综上所述事实，足以认定原、被告间不存在案涉诉争价款的木材买卖关系，被告为原告出具的欠据，属于职务行为，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理应由被告所在公司负责。原告起诉滕跃武，属于错列被告。原告诉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被告对案涉价款不应承担返还责任。庭审中，经本院释明后，原告拒不同意变更或者追加日升公司为被告，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依法判决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六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尚新江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802.00元，由原告尚新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伊海波
审判员 刘静维
审判员 丁永胜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六日
书记员 李珍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