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康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甘1224刑初25号
公诉机关甘肃省康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王某，女，1966年2月13日出生，甘肃省康县人，高中文化，个体户，住甘肃省康县。2016年12月7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康县公安局取保候审。
辩护人张兴龙，陇南北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孙某，女，1969年2月28日出生，甘肃省人，大专文化，康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住甘肃省康县。2016年12月8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康县公安局取保候审。
辩护人梁彦耀，陇南北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康县人民检察院以康检院公诉刑诉（2017）1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某、孙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6月1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康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成某、谢某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某及其辩护人张兴龙、被告人孙某及其辩护人梁彦耀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康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5年6月，王某在兰州开会时认识了彭可玲、令长江，二人以投资理财的名义向王某介绍”万达复利”，王某缴纳1500元后，成为该组织的会员。孙某经王某介绍，并向彭可玲缴纳1500元后，成为了该组织的会员。之后，二人连续多次投注，成为该组织的股东级会员，并分别成立了报单中心，各自发展下线。”万达复利”在康县境内发展过程中，王某、孙某二人以投资理财为名，通过口头和手机微信等方式向他人进行虚假宣传，并以投资少、返利高、发展下线有提成等名义引诱他人参加，收受下线投注款，买卖虚拟”币”，向会员支付返利等，推动”万达复利”迅速发展。截至案发时，二人均发展下线30人以上，层级达4层以上。
经侦查机关查明，”万达复利”系通过互联网平台注册会员，下线投注者经上线成员推荐，并缴纳1500元后加入。加入后，通过发展下线9人，或一次性投注15000元即成立报单中心，可独立发展下线。该组织成员通过网络平台的静态返利和发展下线的动态分红获得虚拟”币”，并在网络平台上将”币”向下线成员销售以获利。案发后，为减少下线的损失，王某退赔部分成员投资款58000元，孙某退赔62000元。
上述事实有物证、书证、被害人的陈述、被告人供述与辩解等证据证实。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王某、孙某二人用投资理财的名义，以投资返利引诱他人缴纳费用，发展下线诱使他人发展会员，既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所有权，又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之规定，应当以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王某、孙某二人在传销组织发展过程中，承担宣传、培训、管理职责，均系主犯，但二人均系初犯，案发后能及时退赔被害人损失，有悔罪表现。建议法庭根据全案情节，以及被告人的庭审表现，赔偿被害人损失情况等，对被告人王某、孙某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下判处刑罚，并处罚金，可考虑适用缓刑。
被告人王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有异议，当庭拒绝认罪。被告人王某辩称，起诉书上所认定的都不是事实，首先，这个组织不是我组织的，我也是最大的受害者，我没有组织、培训过，我不认为我有罪。我是在百度上查找的”香港万达复利”这个组织，当时他们说是理财、是存钱的，而且只要1500元。我没有想骗谁、组织谁、领导谁，而且也没有强迫她们买。当时黄某没有做，只是报了一个名，我也没有要钱。徐文兰是打了钱，但后来又退给她了。任文静是其他人推荐过来的，她的推荐人逼我赶紧报，但是一周没有开网，我就把钱退给她了。2016年3月23日，我认为是彭可玲、令长江骗了我，我就主动报了案。
被告人王某辩护人张兴龙辩称，对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中指控被告人王某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定性有异议，罪名不能成立。王某是主动到公安机关报案并陈述案情，应当存在自首的情形。王某提供的宣传资料中所称投资和收益不清楚，从宣传资料来看，”香港万达复利”是有可能是真实的，定性为传销组织现有证据不能足够证明。（一）定罪部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设立于刑法修正案七，是比较新的罪名。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以下简称追诉规定）的规定本案在以下四方面均不能构成犯罪。1.”香港万达复利”组织定性不明。通过开放的网络搜索认定组织性质的形式违背了证据客观性的原则，无法作为证据使用，根据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被告人参与的所谓”香港万达复利”是个什么样的组织，也无法证明该组织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2.被告人无犯罪故意。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是故意犯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具有非法牟利的目的。即行为人明知自己实施传销行为，为国家法规所禁止，但为达到非法牟利的目的，仍然实施这种行为，且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持希望和积极追求的态度。但本案中，被告人因他人介绍进入”香港万达复利”投资，是以投资为目的加入的，在投资过程中也主要是被告人自己积极投资，被告人王某自己投入了42000元，在本案涉及王某的相关人员中王某是投资最高的人，到后面网络平台关闭也导致血本无归。被告人从始至终一直认为是在投资理财，本身也是被蒙蔽的受害者，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明知”香港万达复利”是传销组织而积极参与非法牟利。3.被告人不是组织、领导者。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追究的是传销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根据追诉规定，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是指在传销活动中起组织、领导作用的发起人、决策人、操纵人，以及在传销活动中担负策划、指挥、布置、协调等重要职责，或者在传销活动实施中起关键作用的人员。本案被告人既不是该组织的发起人、决策者，也没有承担策划、指挥等重要职责。起诉书提到的培训、管理职责也没有任何证据，被告人也没有培训和管理的事实。4.涉案人数达不到追诉规定标准。根据追诉规定，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必须满足人员在30人以上且层级在3层以上的立案标准。根据公诉机关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的人员被告人王某涉及31人，但实际上有5人无法认定为王某发展的成员：第一个是黄某，黄某只是王某借用了身份信息，由王某自行付款投资的，根本不是所谓的下线，也不是受害人；第二个是任文静，任文静通过杨莉娜给王某4500元，想投资”香港万达复利”，但随即反悔将钱全部要回，王某也没有将任文静的信息注册上报到”香港万达复利”网络，实际上任文静也没有加入”香港万达复利”；这里所说的加入”香港万达复利”的唯一标志应当是注册成为该组织会员，只有注册成为会员才能享有相应的权利，才能成为组织的一部分。第三个是徐文兰，徐文兰将1500元钱打给王某时，”香港万达复利”网络处于关闭状态，没有注册上报，徐文兰在没有加入前就要求退款，王某也将全部款项退回，不应认定为组织人员。第四个是宋媛媛，第五个是詹秀莲，这两个人虽然把钱给王某，但没有注册成为会员，没有进入”香港万达复利”组织。公诉机关认定的31人，除去上述5人剩余26人，没有达到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立案标准，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证据没有达到刑诉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实，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过法定程序查证属实，并对所认定事实均已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本案符合刑诉法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的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情形，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二）量刑部分。需要声明的是，辩护人针对量刑部分发表的意见是根据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独立发表的，并不表示认可公诉机关指控罪名。假设本案构成犯罪，存在如下从轻情节。1.被告人本身也是受害者，犯罪情节显著轻微。2.被告人具有自首情节。根据侦查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被告人王某是在公安机关立案的很早之前就到公安机关报案的，并在公安机关陈述的全部案情。对此公安机关专门补充了情况说明。后来公安机关立案后，王某也是随传随到，主动交代全部案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符合立法本意的都应当视为自动投案。被告人王某，在司法机关未确定犯罪嫌疑人，尚未开始一般性排查询问时，就主动到公安机关交代自己罪行，是自动投案的情形。在投案后，王某又如实供述了自己所参与的全部案情。符合刑法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自首规定，成立自首，应减轻或者从轻处罚。3.被告人积极退赔。虽然被告人也是受害人，但考虑到有一部分人是通过自己投资”香港万达复利”的，在平台关闭后，被告人积极向部分索要退款的人员退赔，退赔金额达到58000元。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减小了社会危害，弥补了其他人员参与的损失。4.被告人无前科，平时一贯表现较好，本次犯罪系初犯，可对其酌情从轻处罚。在量刑方面，被告人存在上述从轻处罚情节，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规定，如果认定被告人有罪，应适用免除刑事处罚。
被告人孙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有异议，当庭拒绝认罪。被告人孙某辩称，2015年3月份，我是在山上碰见王某之后听说的这事，她大概讲了些。过了好长时间，我网上查看了解之后，觉得挺好的，王某说给彭可玲打1500元就行了，我就打了，我在手机上聊天，也有人对这感兴趣。
被告人孙某辩护人梁彦耀辩称，与孙某不承认有罪的辩护意见一致。首先，主观条件达不到定案的标准；其次，客观上是居间，不是组织、领导，将做无罪辩护。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中指控被告人孙某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罪名不能成立。根据《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的规定，辩护人就定罪和量刑两方面分别发表辩护意见。（一）定罪方面。辩护人与被告人王某辩护人意见一致，本案涉及的”香港万达复利”到底是个什么组织，没有准确的定性，公安机关提出的属于传销组织的证据没有正式认定文件。孙某如果知道该组织是传销组织，孙某不可能把自己当成冤大头，倾其所有进行投资。在主观目的上，孙某不存在明知为传销组织，而为非法获利引诱威胁他人投资的情形。同时，被告人孙某也不是组织和领导者，所有发展的人员的投资加起来也没有被告人孙某自己投入的钱数多。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孙某涉及的人员是33人，但其中的张某2和其发展的下线6人不能认定为孙某涉及的人员，不应认定为组织人员。根据张某2的询问笔录，2015年初，张某2通过网络自行关注了”香港万达复利”，同年8月便自行登陆”香港万达复利”网上投资平台进行注册账号，因注册过程中需要填写推荐信息才能通过，而临时又听说孙某在做，就主动打电话给孙某索要推荐号，让孙某给个推荐号。孙某仅仅是在张某2自行注册的时候，被动的给了推荐号，其后就由张某2自行网络投资操作。张某2的操作内容并不受孙某的领导、管理。公诉机关将张某2纳入到孙某发展的下线违背了最基本的事实，孙某既未引诱也未胁迫，张某2的参与完全是自愿的，并在参与后不受孙某的管理，孙某也没有因张某2的加入获取任何利益。除去张某2及张某2发展的6人，公诉机关认定孙某涉及的33人，就只剩余27人，没有达到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立案标准，不应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孙某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罪名不能成立。（二）量刑部分。辩护人针对量刑部分发表的意见也不是以罪名成立为前提，而是根据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独立发表的被告人孙某从轻情节。1.被告人孙某犯罪情节显著轻微。被告人孙某为投资理财加入”香港万达复利”，自己投资26万元，在本案所涉及的全部人员中是最多的。平台关闭后，投资血本无归，被告人孙某实质上是该组织最大的的受害者。在介绍其他人投资时，孙某也没有虚构事实，没有脱离自己本身掌握的情况夸大其词，而是自己不断身先士卒追加投资，以图有好的回报。被告人孙某的上线彭可玲与令长江以及组织的真正策划者、发起人都没有被追究，与这些人相比，被告人的社会危害性是微乎其微的。没有追究上线和”香港万达复利”真正的领导层，而追究被告人等，违背了公平适用刑法原则。2.被告人具有坦白情节。根据公诉机关的证据，立案前，在被告人孙某作为证人的阶段，孙某就向侦查机关供述了全部事实，具有坦白情节，可从轻处罚。3.被告人积极退赔。虽然被告人是最大的受害人，但考虑到毕竟有人通过自己投资”香港万达复利”而导致损失。在平台关闭后，被告人积极向部分索要退款的人员退赔，退赔金额达到62000元。也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减小了社会危害。4.被告人系初犯。被告人孙某无前科，未受到过任何刑事及行政处分，本次犯罪系初犯。如果认定被告人孙某有罪，应适用免除刑事处罚。
经审理查明，”香港万达复利”系通过互联网平台注册会员，下线投注者经上线成员推荐，并缴纳1500元后加入。加入后，通过发展下线9人，或一次性投注15000元即成立报单中心，可独立发展下线的”投资理财”组织。该组织成员通过网络平台的静态返利和发展下线的动态分红获得虚拟”币”，并在网络平台上将”币”向下线成员销售以获利。2015年6月，王某在兰州开会时认识了彭可玲、令长江，二人以投资理财的名义向王某介绍”香港万达复利”，该组织规定每发展1个人，”香港万达复利”给奖励270×0.65个”币”，1个”币”×0.65相当于1元人民币，每次直接推广自己的1个下线交易成功后奖励270×0.65个”币”即270元人民币，该组织承诺1次投入1500元，每天有21元人民币的分红，给推荐人返还1500元×18%即270元人民币。王某缴纳1500元后，成为该组织的会员。孙某经王某介绍，并向彭可玲缴纳1500元后，成为了该组织的会员。之后，二人连续多次投注，并各自成立了报单中心（投资15000元即成为报单中心），各自发展下线。”香港万达复利”在康县境内发展过程中，王某、孙某二人以投资理财为名，通过口头和手机微信等方式向他人进行宣传，发送网址，并以投资少、返利高、发展下线有提成等名义吸引他人参加，收受下线投注款，买卖虚拟”币”，向会员支付返利等，推动”香港万达复利”迅速发展。
截至案发时，王某发展下线55人（侦查机关已做询问笔录的有31人），层级达4层以上。其中，王某借用黄某、张丽芳、李金花、张川义身份信息，由王某自行付款投资；任文静通过杨莉娜给王某4500元，想投资”香港万达复利”，随即反悔将钱全部要回，王某未将任文静的信息注册上报至”香港万达复利”网络；徐文兰将1500元钱打给王某时，”香港万达复利”网络处于关闭状态，没有注册上报，徐文兰要求退款，王某将全部款项退回；宋媛媛、詹秀莲二人将钱给王某，但没有注册成为会员。被告人王某于2016年3月23日以受害人名义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向公安机关如实供述了案件事实，并提供了上线彭可玲、令长江的身份信息，公安机关未对彭可玲、令长江立案侦查。截止2015年底王某自己投入42000元，奖励返还63000”币”，投资和”币”网络关闭后均已损失，其发展的下线投资189000元，除部分返利外损失。案发后，王某为减少下线的损失，退赔受害人23人投资款58000元，此23人均同意撤回报案，在审理过程中王某还在积极筹款退赔。
被告人孙某经王某介绍自2015年6月开始，至今发展下线40人（侦查机关已做询问笔录的有36人），层级达4层以上。其中，公诉机关认定孙某发展的下线张某2及张某2发展的下线6人，经查，2015年初，张某2通过网络自行关注”香港万达复利”，同年8月便自行登陆”香港万达复利”网上投资平台进行注册账号，因注册过程中需要填写推荐信息才能通过，张某2向孙某索要推荐号，孙某给予，张某2自己在该网络投资操作，并发展下线6人。截止2015年底孙某及丈夫张军智共同投资150000多元，奖励返还120000”币”，投资和”币”网络关闭后均已损失，孙某发展的下线投资246000元，除部分返利外损失。案发后，孙某二人为减少下线的损失，退赔受害人18人投资款62000元，此18人均同意撤回报案，在审理过程中孙某还在积极筹款退赔。
另查明，2015年底”香港万达复利”网站平台关闭，至今未开通。
还查明，”香港万达复利”网上交易平台的创建人陈枫峰、魏范通于2017年1月26日被灵宝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集资诈骗罪逮捕，案件正在办理中。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一）书证：1.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立案决定书、立案告知书、取保候审决定书、取保候审保证书等书证（第一卷1-15页），证实本案来源合法及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并依法履行了告知手续，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2.被告人王某、孙某户籍证明、无犯罪记录证明、照片6张及抓获经过（第二卷1-4页，第三卷1-3页，补查卷第4页），证实二犯罪嫌疑人基本信息、归案经过、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和无前科的事实，亦证实王某主动报案的事实，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3.被告人王某提供的宣传资料（第五卷2－17页），证实了”香港万达复利”以投资理财为名，通过购买虚拟的万达”币”谋取利益，其投资收益的实质是下线缴纳的投资款，以及该组织通过投资者拉下线投资，从中按人头给抽取报酬的事实，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4.办案人员制作的网络截图照片4张（补查卷7－12页），证实”万达复利理财”系公安部认定的传销组织，并通过网络平台向社会公示。该组证据系百度网络下载，是否有效存疑，真实性无其他证据印证，不予采信。
5.案件承办人制作的投资”万达复利理财”的人员结构图（第二卷5页，第三卷4页），证实王某发展下线55人，其中，康县境内44人，层级达4级，孙某发展下线37人，层级达4级的事实。
（二）证实王某向他人发送宣传资料，接受下线投资、向下线返利的书证：
6.王某笔记本复印件（第五卷19－45页），证实王某向他人发送宣传资料，发展下线、接受下线投资、向下线返利、注册会员、各会员的上线、投资的金额的情况等。对该组证据与王某供述一致的内容予以采信。
7.”香港万达复利”投资者宋桂花、杨莉娜、李慧梅提供的手机截图照片（第五卷87－97页、122－137页），证实王某通过手机微信，向他人发送”香港万达复利”宣传资料，向下线发送网络平台账户名和密码的事实，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8.王某提供的”香港万达复利”投资者彭玉珍、郭宁辉、王永花、李芳、詹秀莲、徐雪红（第五卷46－82页）、徐文兰（补查卷5－6）等21人的身份证、收条复印件，证实案发后，其向被害人退赔投资款的事实，并取得被害人谅解的事实，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9.”香港万达复利”投资者宋桂花、柳晓琴、熊晓玲、张永莲、李芳等8人的银行卡交易明细，以及投资者杨莉娜笔记本和银行转账凭证复印件，景爱军自动取款机转账凭单原件（第五卷83－86，93－103，139－141，143－148页）：证实”香港万达复利”投资者向王某支付投资款，以及王某向下线支付返利的事实，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三）证实孙某发展下线的证据：
10.被告人孙某书写的人员名单（第四卷1－3页），证实孙某向他人发送宣传资料，接收下线投资、向下线返利，发展了吕小明、李广贤等25人为其下线投资者的事实，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11.孙某提供的马文琴、吴金梅、吕小明、蹇桂珍、马治红、罗有高等22人身份证、收条复印件（第四卷4－30页），证实孙某退还上述人员投资款的事实，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12.吕小明、张青莉（第四卷31－40页）、罗玉芳、黎中林、马文琴、罗有高（第四卷50－143页）、孙某、蹇桂珍、张亚茹（第五卷104－110页）等26人的银行卡交易明细，证实上述人员通过孙某投资”香港万达复利”的事实，以及孙某向下线支付返利的事实，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四）交易明细：
13.被告人王某、孙某二人银行卡交易明细（第六卷32－134页）：证实二人的银行卡交易异常，每天有大量的资金进入进出。其中，王某的农行卡交易明细，能直接证实其与”香港万达复利”会员杨翠、杨廷宪、柳晓琴、景爱军等人之间的资金往来的情况，孙某的银行卡交易明细，证实其通过手机银行支付方式，每天均有数十笔现金支出的事实，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14.景爱军农业银行储蓄卡一张，卡号为×××（第五卷142页），证实该卡就是景爱军投注”香港万达复利”时绑定的，向王某转账投注，以及王某支付返利的银行账户，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五）证人证言：
15.王某下线证人证言：
（1）宋雪花、宋桂花、宋媛媛、蒲秋红、刘晓丽、冯德娥、杨翠、柳晓琴、李彩红、李爱红陈述（第二卷27－74页）。上述10名被害人的证言，证实了第一层下线宋雪花发展宋桂花等3人为第二层下线，宋桂花发展杨翠等5人为第三层下线，杨翠又发展两人为第四层下线的事实，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2）孙爱萍、熊晓玲、徐文兰、徐雪红、李芳琴陈述（第二卷75－98页）。上述5名被害人的证言，证实了孙爱萍发展下线熊晓玲、谭雪琴等三人，熊晓玲、谭雪琴又发展下线三人的事实，对该组证据除徐文兰证言外予以采信。
（3）郭宁辉、尹微、吴雪红、李芳、毕雷磊陈述（第二卷99－125页）。上述6名被害人的证言，证实郭宁辉发展下线尹微、吴雪红等人，尹微发展下线李蕊，李蕊又发展下线两人的事实，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4）李慧梅、张永莲、杨莉娜、詹秀莲、镡淑兰、任文静陈述（第二卷126－154页）。上述6名被害人的证言，证实王永花发展下线李慧梅、张永莲2人，李慧梅推荐了杨莉娜、镡淑兰、詹秀莲等6人，杨莉娜又推荐了1人的事实，对该组证据中李慧梅、张永莲、杨莉娜的证言予以采信。
（5）杨廷宪、黄某、张霞、景爱军陈述（第二卷155－172页）、柳丽萍陈述（第三卷206页）。上述32名被害人的证言，证实了在王某宣传、推荐下，宋雪花、王永花、孙爱萍、郭宁辉等13人作为第一层下线投资”香港万达复利”，宋桂花、李慧梅、熊晓玲、谭雪琴、蒲秋红、吴雪红等14人作为第二层下线，刘晓丽、冯德娥、杨翠、柳晓琴、杨莉娜、李芳琴、李蕊等23人作为第三层下线，李彩红、李爱红、任文静等5人作为第四层下线，投资”香港万达复利”的事实，共计189000元事实。并证实了”香港万达复利”在发展过程中，王某以投资少、赚钱快、拉下线可获得更高的返利为诱惑，向他人进行虚假宣传，诱导他人投资，收受下线投入的资金，向下线支付返利等事实，对该组证据中除黄某证言外其他证言予以采信。
16.孙某下线证人证言：
（1）张军智、张某2、舒平、李永忠、袁明灯、袁明正、马文琴等12人的陈述（第三卷25－86页）。上述12名被害人的证言，证实了张军智发展下线张某2、李广贤、袁明正、马治红等4人，张某2通过其丈夫舒平发展下线5人，马治红发展下线2人的事实。以及在下线投注时，孙某收受投资款，注册账号、办理返利银行卡，并向投资者支付返利的事实，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2）罗玉芳、张青莉、吕小明、陈淑荣、王玥、王欣、王玺、张亚茹、何雪花陈述（第三卷88－134页）。上述9名被害人的证言，证实了罗玉芳发展下线张青莉、吕小明等6人，张青莉发展下线1人，吕小明发展下线2人的事实，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3）巩义明、罗有高、陈志功、黎中林陈述。上述4名被害人的证言，证实了孙某发展下线何彩虹、巩义明、罗有高、陈志功、黎中林投资的事实经过，以及投资、返利支付过程中孙某的职责，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4）李满仓、刘俊峰、李元春、韩凤清陈述。上述4名被害人的证言证实：李满仓通过张军智介绍后，在孙某处一次投资了3万元，孙某为李满仓办理了尾号为2212的银行卡，之后，李满仓收到返利22000元。李满仓向刘俊峰、李元春、韩凤清推荐，三人通过孙某分别投资了4500元、1500无和4500元，之后，三人分别收到返利1200元、400元和1400元的事实，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5）吴咏梅、卯国军、周红霞、张彩梅、李琴、杨春花陈述。上述被害人的证言证实了”香港万达复利”发展过程中，孙某发展罗玉芳、张军智、罗有高、李满仓、周红霞等12人作为第一层下线，张青莉、吕小明、陈淑荣、张某2、马治红、陈志功等17人作为第二层下线，王玺、张亚茹、何雪花、舒平、蹇桂珍、马文琴等6人作为第三层下线，舒平又发展了李永忠、罗伟忠、袁明灯、赵进功、杨德社作为第四层下线的事实。也证实了”香港万达复利”在康县境内发展过程中，孙某进行虚假宣传，引诱他人投资”香港万达复利”，并对投入资金进行管理，为投资者办理银行卡，向下线支付返利的事实，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17.被告人王某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
(1)黄某的证言：证明当时被告人王某只是借用了黄某的名字，黄某并没有加入”香港万达复利”。
(2)任文静的证言：证明任文静没有实际加入该组织，没有实际注册，不属于王淑芳发展的下线。
（3）徐文兰的证言：证明徐文兰不是会员、不是王某的下线。
上述三证人的证言证实黄某是王某为达到一定的会员数量而借其身份证报单、投资的，任文静和徐文兰是他人介绍、推荐后交钱投资的,投资后因网络关闭王某将二人投资款退回，三人尚未成为”香港万达复利”组织会员的事实存在，对该三人证言当庭予以采信。
18.被告人孙某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张某2的当庭证言：”在侦查机关2016年7月18日所做的笔录中陈述，自己是怎样加入\'\'香港万达复利\'\'组织的过程是真实的，在加入\'\'香港万达复利\'\'组织之前就听说过这个组织，自己要了孙某的二维码号才加入\'\'香港万达复利\'\'组织，并且成为会员的。新的成员加入后，上线能够获得返币，我的下线是我教了方法后注册的，下线的投资款绑定了一个卡，钱是自动被扣的。我自己是在系统上买的币，我投资了2次，第一次1500元，是按照网上操作，通过孙某的二维码号注册的（注册必须要号，没有号就没法注册），第二次是4500元，用我老公的名字注册的。”证实张某2经他人处咨询”香港万达复利”组织，后借用孙某推荐号并发展下线6人投资”香港万达复利”组织的事实存在，对该证言当庭予以采信。
（六）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19.王某的供述：
（1）2016年3月23日供述（第二卷7－12页）：证实王某了解”香港万达复利”的经过、投资情况、”香港万达复利”的发展模式。
（2）2016年6月27日供述（第二卷13－15页）：证实王某直接发展的下线12人的情况，以及在下线投资时的注册操作方式。
（3）2016年9月21日供述（第二卷17－19页）：证实王某向他人宣传”香港万达复利”的内容、宣传的方式。
（4）2017年5月2日供述（第三卷20－23页）：证实了王某提供给侦查机关的”香港万达复利”宣传资料有彭可玲、”香港万达复利”的宣传资料来源，投资收益来源于下线投资款的事实，发展下线的目的，王某在发展下线时的职责、案发后退赔被害人损失的情况。
（5）2017年5月8日供述（第二卷24－26页）：证实了王某笔记本记载的内容为其发展的下线投资及返利情况，王某向他人宣传介绍时，知晓”香港万达复利”的投资收益即为他人的钱的事实。
对王某五份供述予以采信。
20.孙某的供述：
（1）被告人孙某2016年3月29日供述：证实了孙某了解”香港万达复利”的经过、自己的投资情况、向他人推荐”香港万达复利”的经过，发展下线的目的，”香港万达复利”运行模式、资金流转情况。
（2）2016年5月25日供述（第三卷11－13页）：证实了孙某发展的直接下线以及孙某在”香港万达复利”平台的注册账号。
（3）2016年9月28日供述（第三卷15－17页）：证实了孙某向他人宣传”香港万达复利”的内容，发展下线的目的。
（4）2017年5月2日供述（第三卷18－21页）：证实了投资”香港万达复利”的所谓”投资收益”，就是将虚拟的”币”卖给新发展的下线，上线的投资收益正是下线投资款的事实以及案发后，退赔下线投资款的情况。
（5）2017年5月8日的供述（第三卷22－24页）：证实了孙某与下线投资者的资金往来情况。
对孙某五份供述予以采信。
（七）”万达复利”网上交易平台的创建人陈枫峰、魏范通的相关证据：
21.灵宝市公安局立案决定书、逮捕证、起诉意见书、对陈枫峰等人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集群战役的请示。证实”万达复利”网上交易平台的创建人陈枫峰、魏范通于2017年1月26日被灵宝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集资诈骗罪逮捕，案件正在办理中的事实。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本院认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是指”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传销组织”的罪名，其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应当对组织者、领导者追究刑事责任。本案被告人王某、孙某以发展下线人员为手段，非法牟利为目的，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将给自己返利的”币”卖给下线，骗取下线的投资，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对传销活动的实施、传销组织的扩大起了一定作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第一款（五）项规定：”\'\'其他对传销活动的实施、传销组织的建立、扩大等起关键作用的人员\'\'可以认定为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被告人王某、孙某的行为符合该规定的情形，应当认定为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
关于黄某等8人是否属于王某下线的问题，经查，”王某借用黄某、张丽芳、李金花、张川义身份信息，自行付款投资；任文静投资后又退回；徐文兰将投资款打给王某时，”香港万达复利”网络处于关闭状态，没有注册上报退款；宋媛媛、詹秀莲二人将钱给王某，没有注册成为会员”，上述8人中黄某、任文静、徐文兰虽未注册为”香港万达复利”组织的会员，但不影响王某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非法牟利的目的，应认定为被告人王某发展的下线，且除去此8人外，王某发展的下线仍有47人。对王某辩护人关于王某发展的下线不够入罪标准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借用被告人孙某推荐号直接投资”香港万达复利”组织的人员是否属于孙某下线的问题，经查，张某2及其发展的下线6人，虽只借用了孙某的推荐号，由张某2直接投资并发展下线，但不影响孙某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非法牟利的目的，此7人凭孙某推荐号进入，按照”香港万达复利”返利的方式，受益人应该是孙某，应认定为孙某发展的下线，且除去此7人外，孙某发展的下线仍有33人。对孙某辩护人关于孙某发展的下线不够入罪标准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王某、孙某的上线令长江、彭可玲未被立案追究是否影响本案被告人定罪量刑的问题。本案被告人王某、孙某的上线令长江、彭可玲虽未立案与本案并案，但不能改变被告人王某、孙某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非法牟利的传销性质，法律没有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在上线没有处理不能追究下线的明确规定，因此被告人王某、孙某的上线令长江、彭可玲虽未立案处理，不影响本案的处理。
关于”香港万达复利”组织性质的问题，虽然侦查机关提交的”香港万达复利”组织系公安部认定的传销组织的证据没有被采信，但综合本案全部案情可以认定被告人王某、孙某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非法牟利的传销性质，二被告人的行为符合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特征。
综上所述，被告人王某、孙某以非法牟利为目的，在康县境内外对发展、扩大”香港万达复利”组织传销活动起了组织、领导的作用，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某、孙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应予惩处。鉴于被告人王某本人对”香港万达复利”组织认识不够，本人损失较大，在案发前以受害人身份向公安机关反映情况，并能如实交代案件事实，具有坦白情节，主动向部分受害人退赔部分损失，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可免予处罚。对被告人王某辩护人关于被告人王某向公安机关反映情况、积极退赔受害人损失，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应免予处罚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被告人孙某本人对”香港万达复利”组织认识不够，损失巨大，到案后能如实供述事实，对侦查机关收集证人证言起了一定作用，具有坦白情节，案发后积极向部分受害人退赔部分损失，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可免予处罚。对被告人孙某辩护人关于被告人孙某能如实交代案件事实具有坦白情节、积极退赔受害人损失，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应免于处罚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五）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三十七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王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免予刑事处罚。
被告人孙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免予刑事处罚。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王翔宇
审 判 员 龙 鹰
人民陪审员 王配杰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张美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