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6）鲁1502行初22号
原告朱如贵，男，1952年5月20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住上海市普陀区。
委托代理人赵东升，男，聊城东昌南天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陶志强，男，上海金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聊城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聊城市聊阳路湿地公园院内。
法定代表人王立民，男，主任。
委托代理人王乐涛，该管委会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李倩，山东万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管委会湖南路提升改造拆迁指挥部，住所地聊城市聊阳路湿地公园院内。
负责人武尚田，男，指挥长。
委托代理人王振，聊城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房屋征收管理局法规科科长。
被告聊城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新城房屋征收服务中心，住所地聊城市东昌东路公路局三处后院。
法定代表人郑大勇，男，主任。
委托代理人任甲龙，男，聊城东昌水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孙玉青，该单位职工。
第三人聊城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湖西街道办事处付坟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付坟村。
负责人付东德，男，主任。
原告朱如贵诉被告聊城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度假区管委会)、被告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管委会湖南路提升改造拆迁指挥部（以下简称拆迁指挥部）、被告聊城市新城房屋征收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新城征收中心）、第三人聊城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湖西街道办事处付坟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付坟村委会)拆迁行政强制一案，原告于2015年10月1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5年11月16日作出（2015）聊东立行字第101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对原告朱如贵的起诉不予受理。原告不服，向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6年3月10日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鲁15行终64号《行政裁定书》，撤销了本院作出的（2015）聊东立行字第101号《行政裁定书》，并指令本院予以立案。2016年5月17日本案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7月6日、2016年8月3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朱如贵及其委托代理人赵东升、陶志强，被告度假区管委会的委托代理人王乐涛、李倩，被告拆迁指挥部的委托代理人王振、被告新城征收中心的委托代理人任甲龙、孙玉青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付坟村委会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朱如贵诉称，2003年12月25日，原告与第三人付坟村委会签订了位于聊城市南环路中段路南的聊城南郊钢材市场承包协议书，并担任该市场的法定代表人。双方约定承包期内如遇政府征用该土地，则相应的土地补偿费归第三人，对建筑物的补偿费归原告。之后原告投资数百万元对市场进行改造建设，共建有平房（商铺）及大棚各近百间。2013年12月20日被告在未通知原告及协商下，违法对原告的市场建筑物进行了拆迁，致使原告无法正常经营，损失惨重。原告在得知自己合法权益被侵犯后，数年来向政府各部门进行质询，均遭到拒绝回复，至今未看到任何拆迁原告房屋的合法依据。原告认为政府相关部门进行城市建设，征用土地及拆迁原建筑物必须依法进行。被告在没有经过合法征地程序的情况下，违法对原告市场进行拆迁，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依法确认三被告拆迁原告建筑物的行为违法，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三被告度假区管委会、拆迁指挥部、新城征收中心辩称，1、原告没有涉案建筑物的房屋所有权证及土地使用权证，与本案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答辩人与付坟村委会于2014年3月10日签订了《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南郊钢材市场的涉案建筑物是付坟村委会组织人员自行拆除的。原告与付坟村委会于2003年12月25日签订的承包协议未向答辩人出示过，答辩人对此不知情。经答辩人了解，付坟村委会对承包一事不知情，没有经过村民大会表决通过，故该承包协议为无效协议。即使该协议真实有效，也只能约束合同当事人，答辩人没有直接向原告支付补偿款的法律义务。涉案建筑物被付坟村委会拆除后，案外人田山俊、张帅分别向答辩人主张房屋拆迁补偿款，二人提交的证据显示涉案房产分别归田山俊、张帅所有，故朱如贵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2、原告称本案行政行为发生于2013年10月20日，原告向法院起诉的时间是2016年6月份，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3、2013年10月根据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对湖南路进行升级改造及绿化施工，涉案的南郊钢材市场位于该范围内，包括原告的所有住户均自行拆除，搬迁完毕后与新城征收中心签订了《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并领取了补偿款项。答辩人未实施原告所诉称的拆迁行为，不应成为本案被告。综上原告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超过了法定期限，答辩人未实施拆除原告房屋的行为，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起诉。
庭审中，原告出示了2013年11月20日《拆迁通知书》、东昌府区法院于2015年11月16日作出的（2015）聊东立行字第101号裁定书、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10日作出的（2016）鲁15行终64号行政裁定书，原告以上述三份证据证明三被告实施了具体的拆迁行为。
对此，三被告称，两份裁定书仅能证明法院对本案的关于立案的处理结果，无法证明被告实施了具体的拆迁行为，不具有关联性。拆迁指挥部未发布过《拆迁通知书》，对通知书的真实性无法判断，不予质证。
被告度假区管委会向法庭提交了第三人付坟村委会与新城征收中心签订了《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2014年5月7日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聊执字第120-1号《执行裁定书》及《执行和解协议》、2011年11月25日原告与案外人张帅于签订的《协议书》，在第一次庭审后被告度假区管委会又向法庭提交了2016年7月7日第三人出具的说明，被告以上述证据证明第三人付坟村委会在签订涉案建筑物补偿协议后，组织人员自行拆除了涉案建筑物，不是被告实施了拆除行为，且涉案建筑物的所有权已经田山俊或张帅所有，朱如贵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
原告认为其起诉的是要求确认三被告的拆迁行政违法，被告度假区管委会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本案中，原告朱如贵诉称被告度假区管委会、拆迁指挥部、新城征收中心拆除了其南郊钢材市场内的房屋及大棚，对此，原告提交了《拆迁通知书》、本院及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两份裁定书予以证明。经审查，本院于2015年11月16日作出的（2015）聊东立行字第101号裁定书认为原告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裁定不予受理，2016年3月10日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鲁15行终64号行政裁定书指令本院对该案进行立案，并要求在实体审理时对本案所指的拆迁行为有没有经过合法征地程序、拆迁补偿由谁承担进行审查处理，并未确认涉案房屋由三被告实施拆除这一事实。拆迁通知书中要求红线范围内的建筑物在2013年10月31日前自行拆除，在规定时间内不能自行拆除的，指挥部帮助搬迁拆除。该通知书虽然以被告拆迁指挥部的名义落款，但被告拆迁指挥部否认曾发布该通知且未实际实施拆迁行为，故仅凭该通知也不能证明三被告对涉案建筑物实施了拆除行为。
被告向本院提交了第三人于2016年7月7日出具的说明，以此证明第三人付坟村委会自行拆除了南郊钢材市场地上附属物。原告称该说明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不应采纳。该条规定的“被告不得向原告及证人收集证据”，针对的是诉讼前作出的行政行为。本案原告起诉的是认为被告实施了强制行政行为，被告否认该行为的存在，接受并向法庭提交了未出庭的第三人出具的证明，不属于第三十五条的禁止内容。该说明与被告提交的《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内容相吻合，可证明涉案建筑物的拆除主体为付坟村委会，不是本案被告。
综上，原告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被告度假区管委会、拆迁指挥部、新城征收中心实施了拆除原告建筑物的行为，原告对被告度假区管委会、拆迁指挥部、新城征收中心提起诉讼，无足够事实根据，依法应予以驳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朱如贵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于淑青
审 判 员 雷素兰
人民陪审员 刘广民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高梦璇
附：本裁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
（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
（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
（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
（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
（六）重复起诉的；
（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
（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的；
（十）不符合其他法定起诉条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