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6民终49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沈延华，男，1975年5月8日生，汉族，住启东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施继，江苏江海明珠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镜镜，江苏益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俞金生，男，1963年10月17日生，汉族，住海门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郁平，男，1962年8月8日生，汉族，住启东市。
上诉人沈延华因与被上诉人俞金生、郁平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海门市人民法院（2016）苏0684民初13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沈延华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俞金生对沈延华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程序违法。一审法院通过摇号的方式确定了正选的鉴定机构和备选机构，但在无任何理由的情况下私自委托备选机构鉴定，明显违反法定程序。备选机构无锡江南司法鉴定所出具鉴定报告后，上诉人书面申请鉴定人员到庭作出说明，并在庭审中明确愿意承担鉴定人员的出庭费用，但该鉴定机构以出庭作证需要费用为由拒绝出庭，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该鉴定结论不能作为判决依据。退一步说，即便该鉴定结论正确，仍无法排除其他两项鉴定项目无法形成鉴定结论导致的法律后果。鉴定结论无法从证据效力角度回应上诉人在一审中提出的疑问，无法说明关于股权转让的情况说明以及收条的形成时间，而这两份文件对案件的定性有重大影响。二、一审认定事实有误。1、一审法院片面采信程序违法且疑点重重的鉴定结论，全面认可两被上诉人串通伪造的一系列证据，导致对争议事实认定错误。郁平出具的情况说明属于其个人陈述，而工商备案的2015年6月11日的协议才是实际履行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最终协议。上诉人在庭审中多次提出，俞金生提供的所有证据中的公司印章与工商局同期印章存在明显差异，肉眼即可辨别，一审法院对此却不予采信。2、俞金生隐瞒了2012年10月四方签署的投资协议这一重要证据。一审法院曾要求俞金生提供，但俞金生拒绝提供，在一审判决前上诉人将上述证据复印件及书面代理意见一并提交给法院，该证据体现了所谓的股权投资款500万元事实上属于郁平的个人融资，各方约定经营利润优先归还该资金本金，但各方所占的股权永远不变，可见俞金生举证的所谓股权出资实系个人之间的借款或融资。三、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审认定2015年4月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在法定时限内撤销，故依法有效，该认定明显错误。首先，2015年4月9日的合同签订后未实际履行，何松洋、俞金生也未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办理过户手续。其次，该协议签订后，各方于2015年6月11日签订了新的股权转让协议，同时召开了股东会，就人事变更等一系列公司事务作出决议。2015年4月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已被新合同替代，最终是何松洋、俞金生、沈延华三位股东同时转让了股权，公司变更为独资公司。再次，即使如一审判决认定前期投资了500万元，但最终股权转让金额是否合理，与前期投资金额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股权转让价值是否合理，仅与公司转让时的股权对应的公司资产情况有关。2015年6月份转让股权时，公司已资不抵债，对应的股权分文不值，被上诉人为逃避应承担的公司债务，先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后转让股权意图脱身，且以不合理高价溢价300%转让股权，显然不能体现各方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思表示。
俞金生辩称，何松洋、郁平和我都是实际股东，对公司前期的投资情况全部清楚，沈延华也是清楚的。现何松洋和我的转让手续已经履行完毕，郁平也实际履行了部分付款义务，鉴定结论也明确相关证据不是我与郁平伪造的。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股权转让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该按约履行。
俞金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郁平给付俞金生股权转让款500万元，并支付从2016年3月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沈延华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根据工商档案显示，南通荣大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大公司）成立于2011年5月26日，注册资本8000万元，郁平及案外人施某各持股50%，实收资本1600万元，各自剩余的3200万元于2013年5月前到位。2011年12月25日，施某将认缴出资800万元（实缴160万元）以16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陆春飞，3200万元（实缴640万元）以64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郁平，转让后郁平持股90%。2012年10月17日，陆春飞将其认缴出资800万元（实缴资本160万元）以16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俞金生，郁平将其持有认缴出资中的800万元（实缴出资160万元）以16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何松洋，认缴出资640万元（实缴资本128万元）以128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沈延华，约定各受让方于2012年10月17日前将股权转让款以现金方式一次性直接交付给出让方，未到账部分于2013年5月22日前到账。2013年3月30日，经股东会决议，荣大公司将注册资本从8000万元减至1600万元，所减少的6400万元为未到账的部分，各股东按出资比例相应进行了减少，并对章程进行了变更。2015年6月11日，郁平以160万元相同的价格受让何松洋、俞金生持有的各10%的股权，以128万元的价格受让沈延华持有的8%的股权，荣大公司变更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4月9日，何松洋、俞金生作为甲方，郁平作为乙方，沈延华作为丙方订立股权转让协议书，内容为“经全体股东确认，甲方将持有的20%股权（何松洋、俞金生各占10%）共计人民币1040万元转让给乙方，乙方充分了解受让股权的基本情况及公司经营情况同意按此价格及金额购买上述股权。给付方式：乙方共计给付甲方1040万元，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给付何松洋520万元，分别于2015年4月20日前向何松洋给付20万元，之后每个月底前（即2015年4月底前、5月底前以此类推）向何松洋支付10万元直至全部付清；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给付俞金生520万元，分别于2015年5月20日前向俞金生给付20万元，于2016年3月1日前向俞金生给付200万元，之后每个月底前（即2016年3月底前、4月底前以此类推）向俞金生支付10万元直至全部付清。乙方如有一期不能按约向甲方给付，则剩余款项视为全部到期，并自逾期之日起向甲方支付以剩余价款为基数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的违约金。…本协议生效后，甲方对转让股权之上权利不再享有、义务不再承担；乙方即享有受让股权的权利，承担受让股权的义务（如足额出资、分担亏损、履行公司章程等义务）。丙方为乙方向甲方履行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保证乙方按期向甲方给付价款。保证期限为债权期满之日起二年。本协议生效后，甲方应配合乙方于2015年5月底前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如乙方怠于行使、拖延行使或拒不行使股权变更手续，因此而发生的法律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协议订立后，郁平仅支付了20万元，为此俞金生提起诉讼。
沈延华一审中申请对2012年10月19日的收条、落款时间为2013年7月21日的说明以及落款时间为2015年6月11日的情况说明的签名笔迹、印文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受一审法院委托，无锡江南司法鉴定所于2017年9月25日作出鉴定意见：2013年7月21日的说明与样本2013年3月30日的荣大公司股东会决议印文系同期盖印形成；上述检材上笔迹的书写形成时间因缺乏相应样本，不具备鉴定条件；2012年10月19日收条上荣大公司印文的盖印形成时间无法确定，同时鉴定意见书在分析说明部分注明“收条、说明与样本中印文进行相互比对：据相互间文字、图案和细节特征存在的大量符合点，以及相互间透光重叠状态良好等特点，确认是同一枚盖印形成”。沈延华对此持有异议，申请对是否系同一枚印章重新鉴定，一审法院未予准许。
庭审中，沈延华称因此前借给郁平600万元，后其和何松洋、俞金生一同加入荣大公司，将借款转为干股，在退出公司时郁平出具了借条。并称2015年4月何松洋、俞金生要求转让股权，并要求其作为股东及担保人签字，但后来情况发生变化，其也要求退出公司，不再参与经营，所以重新洽谈了股权转让事宜，对前期的股权转让协议进行了变更。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在于双方当事人于2015年4月9日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沈延华、郁平辩称该协议处理的是郁平前期债务，当时公司已资不抵债，股权收购价格显然与实际价值不符，双方没有实际履行。俞金生则认为工商档案中留存的股权转让协议是为了履行4月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必须的程序，并不能体现股东真实投入。
综合本案案情，一审认定2015年4月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理由如下：沈延华虽称郁平出具的收条及2015年6月的说明系事后补写，但未有证据证实，上述证据反映了何松洋、俞金生受让荣大公司股权支付的相应对价，同时根据沈延华的陈述，其原出借给郁平的600万元转为从郁平处受让荣大公司8%股权，与何松洋、俞金生支付的对价基本相当；何松洋、俞金生包括沈延华自愿以高于按注册资本对应的价格受让荣大公司的股权并无不妥，同理郁平以可能高于实际价值的对价受让何松洋、俞金生的股权并不违法，股权转让协议明确载明了何松洋、俞金生的出资额，并确定了受让方郁平具体的偿还期限，并不存在隐瞒、欺骗担保人的情形，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沈延华完全知晓进行担保由此带来的后果；工商档案中的协议是对转让股东在工商部门登记的、与注册资本相对应的股权转让，并未体现何松洋、俞金生及沈延华在公司的实际投入，即便如沈延华所言，股权转让协议处理的是郁平结欠何松洋、俞金生的债务，作为股东之一的沈延华对该债务自愿进行担保，亦应受到协议约束，此后双方未重新订立四方协议对2015年4月9日的协议进行变更，对该协议沈延华亦未行使撤销权。至于郁平收受俞金生等人股权转让款后是否用于公司经营，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不予理涉。
综上，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当按约履行。郁平未能按约履行全部给付义务，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即除了给付剩余转让款外，从逾期之日起按约定标准支付逾期利息，沈延华自愿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作为保证人依法应对郁平的案涉债务在保证范围内负连带清偿责任，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郁平追偿。判决：一、郁平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俞金生股权转让款500万元，并以此为基数，支付从2016年3月2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四倍（以年利率24%为限）计算的逾期利息；二、沈延华对上述第一项债务及郁平负担的诉讼费用承担连带责任；三、沈延华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郁平追偿等。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上诉人沈延华提交“合资组建南通荣大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协议”复印件一份，以证明何松洋等人投入的款项均在郁平处，双方之间系融资行为。
经质证，被上诉人俞金生表示不清楚有该份协议，即便该协议存在，也与本案无关。
本院认证认为，该协议为复印件，沈延华未能提交原件供本院核对，对其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就沈延华一审提出的鉴定申请，一审法院在委托无锡江南司法鉴定所鉴定之前，曾委托苏州同济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但该所经初步审查认为，根据检材的条件及该所现有文件技术条件无法确定检材的形成时间，故作退案处理。
二审中，沈延华坚持申请重新鉴定，本院征求其意见：如果法院不同意其申请，是否要求鉴定人员到庭接受质询？其代理人回答：沈延华倾向于重新鉴定，希望法庭给予几天的时间考虑是否申请鉴定人员到庭。但其未在本院规定的期限内提交书面答复意见。
二审争议焦点为：1、2015年4月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无被2015年6月1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取代，哪一份协议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2、一审程序是否违法。
本院认为，2015年4月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由何松洋、俞金生与郁平、沈延华四人签订，而工商备案的2015年6月1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由何松洋、俞金生、沈延华分别与郁平签订，此后并未形成新的四方协议，沈延华亦未申请撤销2015年4月9日的协议，应认定2015年4月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俞金生要求郁平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并要求沈延华承担担保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针对争议焦点分述如下：
关于争议焦点1，应认定2015年4月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首先，从形式上看，2015年4月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由何松洋、俞金生与郁平、沈延华四人签订，转让方为何松洋、俞金生，受让方为郁平，沈延华仅是以担保人的身份在该协议中签字。而工商备案的2015年6月1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由何松洋、俞金生、沈延华分别与郁平签订，是相互独立的三份协议，沈延华的身份是出让方，各方当事人并未形成新的四方协议，也未对沈延华的担保责任作出新的约定，故难以认定2015年4月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已被2015年6月1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所取代。其次，从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来看，2015年4月9日的协议约定何松洋、俞金生将其持有的20%股权以104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郁平，并约定了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方式以及逾期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违约责任等具体事项，而2015年6月11日的三份股权转让协议内容过于简单，且均约定受让方于2015年6月11日前将股权转让款以现金方式直接支付给出让方，考虑到三份协议所涉股权转让款高达数百万元，在签订协议当日以现金方式支付的可能性较小，以及三份协议除出让方和股权转让款价格不同、其他内容均一致等因素，可认定2015年6月1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系为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备案而形成。再次，郁平于2015年6月11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2015年6月11日因工商登记股权变更所需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对价转让，只作工商登记所用。沈延华虽对该情况说明有异议，但未提供相反证据证明该情况说明系郁平与俞金生恶意串通所形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该情况说明可进一步证明2015年6月1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系为工商变更登记所需而签订。因本案当事人之间转让的标的物是股权，而非公司的实物资产，股权价格与公司实有资产状况、经营状况、发展前景等多种因素有关，郁平以可能高于实际价值的对价受让何松洋、俞金生的股权并不违法，不能据此认定2015年4月9日的协议并非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最后，沈延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理应清楚在2015年4月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中作为担保人签字的法律后果，但其既未要求各方当事人在2015年6月11日的协议中注明原协议已作废，也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行使撤销权，故2015年4月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应为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沈延华有关该协议已被2015年6月1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所取代的主张不能成立。
关于争议焦点2，应认定一审程序不存在违法情形。首先，一审法院通过摇号方式确定了首选机构和备选机构，苏州同济司法鉴定所作为首选机构，明确其根据检材的条件及该所现有文件技术条件无法确定检材的形成时间，将本案作退案处理。一审法院在此情况下委托备选机构进行鉴定并无不当。其次，沈延华一审中虽申请相关鉴定人员到庭接受质询，但考虑到鉴定人员出庭需要收取出庭费用，无锡江南司法鉴定所就沈延华提出的疑问向一审法院出具了情况说明函，沈延华未再坚持申请鉴定人员到庭，二审中亦未提交书面申请，不能据此认定一审程序违法。再次，沈延华虽对无锡江南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有异议并申请重新鉴定，但未能提供相反证据证明该鉴定机构或鉴定人员不具备鉴定资格、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等，故该鉴定意见书可作为定案依据，本院对沈延华重新鉴定的申请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沈延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上诉人沈延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戴志霞
审判员 张志刚
审判员 陈 卓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五日
书记员 陆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