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1民终68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志林，男，1956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委托代理人来志诚，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炎根，女，1949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叶根，女，1953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叶珍，女，1958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晓红，女，1960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拱墅区。上诉人陈志林与被上诉人陈炎根、陈叶根、陈叶珍、陈晓红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2民初22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陈某（于1993年死亡）与钱芬英（于2016年6月23日死亡）系夫妻关系，二人共同生育陈炎根、陈叶根、陈志林、陈叶珍、陈晓红五个子女。位于杭州市上城区房屋（建筑面积32.58平方米）于2000年4月7日登记在钱芬英名下，系钱芬英于2000年以房�房形式购入，房屋价款为11638.88元。2002年3月25日，钱芬英（作为赠与人）与陈志林（作为受赠人）签订《房屋赠与合同》一份，约定：“坐落本市燕子弄8幢3单元303室建筑面积32.58平方米的房改房是钱芬英与已故丈夫陈某夫妻共有财产，该房其中一半是陈某的遗产已依法由子陈志林继承（公证书编号杭上证字第2551号）。为便于对房屋的管理，使用，赠与人钱芬英自愿将房屋自己享有的一半也赠与子陈志林，产权归陈志林个人所有。受赠人陈志林自愿接受母亲的房屋赠与，依照房地产管理的规定及时办理权属转移登记事项。本房屋赠与合同一式四份，经赠与双方签名或盖章、公证并办理产权转移登记之日起生效。”杭州市上城区公证处于2002年3月26日出具2002杭上证字第（2552）号《公证书》一份，证明钱芬英与陈志林于2002年3月25日签订了上述合同，合同上双方当事人的签字、印鉴属实。同日，杭州市上城区公证处出具2002杭上证字第（2551）号《继承权公证书》一份，载明：“被继承人陈某于1993年12月20日因病在杭州死亡。死者陈某与其妻子钱芬英的共有财产为房改房建筑面积32.58平方米（坐落本市燕子弄8幢3单元303室，地号1-202-3-315-357）。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26条的规定，上述夫妻共有财产的一半为死者陈某的遗产。死者生前无遗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5条和第10条的规定，死者陈某的遗产应由其配偶、子女、父母共同继承。但死者的父、母亲已在解放前死亡，妻子钱芬英、女儿陈炎根、陈叶根、陈叶珍、陈晓红均自愿放弃对遗产的继承权，故被继承人陈某的遗产由其子陈志林一人继承。”陈志林在原审的诉讼请求：1.判令陈炎根、陈叶根、陈叶珍、陈晓红按照《房屋赠�合同》的约定办理房屋产权转移登记；2.判令陈炎根、陈叶根、陈叶珍、陈晓红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庭审中，陈志林明确要求陈炎根、陈叶根、陈叶珍、陈晓红按照《房屋赠与合同》的约定办理房屋50%产权份额的转移登记手续。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中，位于杭州市上城区房屋（建筑面积32.58平方米）由钱芬英于2000年以房改房形式购入。虽然钱芬英在《房屋赠与合同》中表示自愿将其享有的案涉房屋的一半赠与给陈志林，案涉房屋产权归陈志林个人所有，并办理公证手续，但该合同中亦载明合同经赠与双方签名或盖章、公证并办理产权转移登记之日起生效。当事人对合同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该合同虽然已办理公证，但陈志林迟迟未与钱芬英办理案涉房屋的产权转移登记手续，《房屋赠与合同》尚未生效。陈叶根、陈叶珍、陈晓红关于案涉房屋未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手续，《房屋赠与合同》尚未生效的抗辩意见，原审法院予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陈志林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8元，减半收取49元，由陈志林负担。宣判后，陈志林不服，上诉称：一、本案事实未查清。继承公证和赠与公证都是在2002年3月26日一起作出，清楚表明全家一致同意将本案房屋归陈志林，正是因此本案房屋的购房款11638.88元由陈志林全款出资。这在公证处对陈志林和其母亲的谈话笔录里有明确记录，原审法院未予认定。本案陈志林向法院申请调查收集2002年杭州市上城区公证处，作出的房屋赠与合同公证书的其它样本及公证处对此类公证书中的生效条款是否为格式条款的说明，但法院未同意调查取证。陈炎根年事已高，不便于出庭与其他三人发生争执，于2017年6月30日去原审法院找法官说明事实情况，并希望法院将其谈话记录入案卷，但法院并未作谈话笔录。陈炎根作为家中长女明确表明其母亲的一贯真实意思表示就是要将本案房屋的产权归属于陈志林一人名下。陈炎根的作证将导致其丧失对房屋权属的继承权利，她的作证应当真实可信，是事实的真相。二、本案《房屋赠与合同公证书》中的生效条款是公证处的格式条款，不是赠与人和受赠人的真实意思表示。1、在1999年《合同法》颁布之前，根据当时的法律，赠与合同为实践合同，即赠与关系的成立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赠与房屋的，则应当办理过户手续。当时办理《房屋赠与合同》公证时，公证员都某入“该合同经房地产登记主管部门办理权属变更登记之日起生效”的条款，系�照当时赠与规定的要求，为避免与法律规范相冲突而设，是当时此类公证书中的格式条款。然而本案《房屋赠与合同》是在2002年公证的，是在1999年《合同法》颁布之后，赠与合同为诺成合同，房屋赠与合同不再以过户为成立生效要件。由于当时社会法治水平的局限，杭州市上城区公证处仍然沿用了1999年前的格式版本。以陈志林与其母亲的法律认知水平是无法认知到此生效要件的法律风险的，他们当时在公证处的公信力面前是不可能对此提出异议的。2、公证处的谈话笔录里没有任何关于生效条款的内容。此生效条款对于《房屋赠与合同》至关重要，将导致双方财产权属的变更。然而谈话笔录对房屋赠与合同的内容作了详细的询问和确定，却唯独对此关键问题只字未提，说明陈志林与其母亲根本就没有约定过此生效条款。3、陈志林之所以没有去办理过户手续，是为了保证母亲对本案房屋的居住使用权，为了让老人放心，是我国传统孝道的表现。从赠与合同签订并经过公证后的十余年的时间内，陈志林一直与母亲生活在一起，没有间断的占有使用本案房屋。故本案《房屋赠与合同》是否生效，须审查本案当事人与其母亲办理继承公证和赠与公证的目的和本意。如果陈志林与其母亲需要约定过户之后赠与才生效，那么当时他们可以直接用自己写的赠与合同去房产登记部门办理过户就行。他们去办理赠与公证的目的何在？必要性何在？三、本案《房屋赠与合同公证书》中的以交付作为生效要件的条款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无效。《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交付赠与的财产的，受赠人可以要求交付。”该法条制定目的是为禁止不履行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的交付义务的行为，这对于严肃�家公证机关的公证力，维护合同的严肃性，保证财产权利关系的相对稳定是必要的。而本案《房屋赠与合同公证书》中的以交付作为生效要件的生效条款与《合同法》第185条、第186条、第188条有明显的冲突。四、退一步讲，如果公证书中的生效要件有效，那应当适用《民通意见》第128条的规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一审判决，查清事实，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陈晓红二审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意见与事实不符。当时公证时，我方没有到场。陈炎根已经有8年时间没有看过母亲。母亲在2007年生病，陈炎根也没有去看过，就是因为医药费的问题。母亲在世的时候，将很多证件交我保管。上诉人提供的继承权公证书，当时房屋产权是房管部门。2000年购房时，一家人根本没有表示房屋赠与给�诉人，购房款也是母亲一人出资。赠与合同明确了生效条件上诉人未办理变更手续，事实清楚，该合同应属于未生效合同，房屋应当按照法定继承。本案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陈炎根二审口头答辩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被上诉人陈叶根二审口头答辩称：认可一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被上诉人陈叶珍二审口头答辩称：同意陈晓红的意见。双方在二审中均未提交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钱芬英与上诉人陈志林虽然签订了《房屋赠与合同》，合同约定钱芬英自愿将属于自己的房屋份额赠与上诉人，但该合同同时约定了该赠与合同的生效条件。事实上，至钱芬英去世，�方均未能完成过户，未达成案涉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故原审法院认定案涉赠与合同未生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主张该赠与合同为格式条款，系公证处未准确表达当事人的当时的真实意思，缺乏事实依据，本院难以采信。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用98元，由上诉人陈志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余   江   中审判员 周志军审判员韩昱二〇一八年三月五日书记员 姚   亦   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