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民再7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玉萍，女，1962年8月19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应鸿敏，上海融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佳墅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滨海旅游度假区通源东路66弄13号401室。法定代表人：潘美芳，董事长。原审第三人：上海港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秋萍路97号。法定代表人：王玉萍，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雪松，公司员工。原审第三人：潘雪松，男，1970年2月11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诉人王玉萍与被上诉人上海佳墅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墅公司）、原审第三人上海港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凯公司）、潘雪松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5）浦民一(民)再重字第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9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玉萍与被上诉人佳墅公司法定代表人潘美芳、原审第三人港凯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雪松、原审第三人潘雪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玉萍上诉请求：1、撤销重审一审判决；2、改判支持王玉萍原审诉请。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是：1、潘雪松对2009年3月29日的承诺（以下简称“3.29承诺”）是明知的。2、把“3.29承诺”认定为公司利润的提前分配不符合事实。承诺中所称的投资回�实际上是王玉萍在公司数年工作的报酬以及将来能够获得利润分配的股权对价。3、“3.29承诺”无需以涉案项目清盘或结算为前提，不能因此不认定“3.29承诺”的效力。佳墅公司辩称，不同意王玉萍的上诉请求。其认为“3.29承诺”是假的，上面佳墅公司的公章也是假的。不承认承诺书的效力，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港凯公司和潘雪松述称，不同意王玉萍的上诉请求。其认为，王玉萍转让港凯公司的股权给潘雪松，潘雪松没有接受，不存在对价的问题。潘雪松不知道“3.29承诺”的存在。将来的利润在没有经过审计之前是无法得知的，王玉萍是想用合法手段掩饰非法目的。请求法院维持原判。王玉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佳墅公司立即交付给王玉萍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XX镇XX路XX弄XX号501、503、601、602、603室，XX号502、601、602、603室，XX号501、502、601、602、603室房屋，并协助王玉萍办理过户手续。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4年12月，佳墅公司（原企业名称为“上海A有限公司”）取得有关行政部门批复，同意其建造“上海A有限公司商务中心”工程项目，后该项目名称变更为“港凯商务广场”。2007年7月，有关行政部门又批复同意将上述项目建设规模调整为总建筑面积35,060平方米，投资额为人民币4,800万元（以下币种相同）。2005年5月18日，佳墅公司和港凯公司（原企业名称为上海B有限公司）签订《联合开发协议书》，其中约定：“港凯商务广场”的联合开发达成如下协议：土地部分资金已有佳墅公司全额付清，项目审批及前期工作全部由港凯公司办理，目前项目已开工；启动资金由港凯公司垫资，“港凯商务广场”的销售由港凯公司负责，产生的利润20%归佳墅公司，80%归港凯公司；港凯公司的股东为王玉萍、徐某，港凯公司�利润分配为徐某得50%、王玉萍得50%。上述协议签订后，王玉萍为佳墅公司办理了项目开发中的各种事宜，同时还为佳墅公司向银行贷款、向他人借款提供帮助。2005年12月28日，徐某与王玉萍、案外人王某共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徐某持有的港凯公司60%股份中的50%股份转让给王玉萍，10%转让给案外人王某。自此，王玉萍和王某在港凯公司分别持有90%和10%的股份。2008年1月21日，王玉萍和案外人王某作为出让方，潘雪松作为受让方，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王玉萍将持有的港凯公司90%股份中的39%转让给潘雪松，王某将持有的港凯公司10%股份转让给潘雪松。嗣后，港凯公司经工商行政部门核准变更登记企业出资者为王玉萍和潘雪松，出资比例分别为51%、49%。“港凯商务广场”工程项目于2009年间全部竣工。2009年3月29日，由王玉萍起草，佳墅公司与王玉萍签订了《承诺》（以下简称“3.29承诺”），其中标注甲方为上海佳墅置业有限公司法人徐某，乙方为上海港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法人王玉萍，并约定：“经双方多次商量，对甲方和乙方所签的联合开发协议作如下承诺、补充及调整：一、目前港凯商务广场已基本完工，A、B、C楼的产权证已做好，销售工作在进行中，但由于整体经济走势下滑，因而公司几次出现经济危机，为解决实际经济问题，减少公司的压力，双方决定C楼以2,700万元整体出售，主体工作有王玉萍来负责办理相关的一切手续，以解决银行贷款及个人借款。对2,700万元差价部分上海XX公司和王玉萍三七分成：溢价部分的税收各自负担。（甲方三、乙方七）。二、对二期的验收工作由王玉萍全面负责。在五月中旬，争取把D楼及E1-E7的验收合格证及大产证做好。办证所需的相关费用有上海佳墅置业有限公司负责。如甲方不配合，推迟的时间甲方全部负责。三、王玉萍在港凯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潘雪松。目前公司和以后所发生的一切问题和王玉萍无关。公司产生的所有经营及非经营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全有潘雪松负责。四、对本项目港凯广场的分配，即原所签的联合开发协议作如下调整，甲方公司将D楼中的整个陆层及整个伍楼（层）及单体办公楼E5作为王玉萍的投资回报。五、在本项目开发期间的所有费用及法律责任与王玉萍无关。但王玉萍在开发本项目期间应担的律师费由甲方公司负责。对XX路XX幢房为甲方公司担保贷款一事，也有甲方公司负责。对王玉萍在XX广场XX楼XX室房的产权证，由甲方公司负责办理，做好产证。六、甲、乙双方签订（字）日起即生效，即法律效力。备注：港凯物业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在二期做好大产证后，并做好王玉萍D楼中整体陆层及整体伍层及E5的房产预售证后办理”。上述《承诺》的落款甲方处有“徐某”签字字样，乙方处由王玉萍签字。同时，王玉萍又作为港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落款处签字。原审审理中，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接受浦东法院委托，对“3.29承诺”中“徐某”的签名、佳墅公司印章真实性及主文、签名、印文等形成情况，进行司法鉴定。该中心鉴定意见为：（一）检材（即“3.29承诺”，下同）上落款处的“徐某”签名与样本5、6上的“徐某”签名不是同一人所写。（二）检材上落款处的“徐某”签名不是徐某所写。（三）检材上的两处骑缝印文与样本1、2上相同内容的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与样本3、4上相同内容的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四）检材上第一页主文与相交印文的形成先后顺序为先字后�文。无法判断检材上签名、第二页主文与骑缝印文的形成时间先后，无法判断检材上主文、签名、骑缝印文的形成时间间隔。（五）无法判断检材上落款处甲乙方双方签名、落款日期等字迹的形成时间。港凯公司与佳墅公司签订2005年5月18日《联合开发协议书》时，公司股东为王玉萍（持有股份40%）与徐某（持有股份60%），2009年3月29日《承诺》签订时，该公司股东为王玉萍（持有股份51%）、潘雪松（持有股份49%），期间公司法定代表人均为王玉萍。佳墅公司原股东为徐某、潘雪松，两人为父子关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徐某。2011年10月间潘雪松将股份全部转让给潘美芳，佳墅公司现股东为徐某、潘美芳，两人为夫妻。徐某于2016年1月去世，目前佳墅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潘美芳。2009年12月1日，因王玉萍的要求，潘雪松在王玉萍书写的承诺书上签名，该承诺�言明：港凯公司由于业务等各方面的需要，公司对内、外的业务有潘雪松负责（从成立开始），为此潘雪松承诺如公司发生的业务往来，除了王玉萍本人亲自签名（盖章不生效）属共同承担，其余的所有经营业务及非经营所发生的一切事务，即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与王玉萍无关。2009年12月2日，潘雪松向公安部门报案称，2009年12月1日其是在被王玉萍及他人威吓的情况下在王玉萍书写的承诺书上签名的。本案原判决生效后，经王玉萍申请，本院强制执行了判决内容，原判决所涉的房屋14套均已交付王玉萍，王玉萍于2013年11月至2014年1月间已将这些房屋全数出卖，现该14套房屋均已过户至相关买受人名下。一审法院认为：佳墅公司与港凯公司间签订《联合开发协议书》，双方约定对港凯商务广场工程项目联合开发，佳墅公司负责土地资金，港凯公司负责项目审批、前期工�、资金投入等，双方还约定了利润分成，两公司间因此形成了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关系。本案王玉萍时为港凯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在签约后王玉萍参与了上列协议中约定的部分事项，王玉萍的这些行为，应属为港凯公司履行上列协议的职务行为，非王玉萍的个人行为。2009年3月，本案所涉的工程项目已近收尾，同年3月29日，诉争的“3.29承诺”形成，其内容主要涉及：1、明确此为上述联合开发协议的补充、调整；2、明确开发房屋的后续验收、办证、销售事宜；3、约定王玉萍可得的投资回报（主要是得到包含本案诉争的14套房屋在内的20套房屋）；4、约定王玉萍持有的港凯公司的股份归潘雪松所有，王玉萍不承担港凯公司的民事责任。从“3.29承诺”的形式、内容上看，签约主体应包含王玉萍、佳墅公司、港凯公司及徐某，“3.29承诺”实为本案诉争合资合�开发房地产合同关系中的补充合同。佳墅公司及潘雪松均辩称“3.29承诺”为王玉萍伪造，但没有提交相关证据证明。而王玉萍提交了证人奚某（时任佳墅公司的法律顾问）证言，证明了“3.29承诺”签署时的情况，“3.29承诺”上佳墅公司的印章经鉴定属实，虽然其中“徐某”的签名经鉴定并非徐某所写，但尚不能就此认定“3.29承诺”为王玉萍伪造。从签约主体看，《联合开发协议书》签订时，港凯公司的股东为徐某与王玉萍，而“3.29承诺”签订时港凯公司股东已经变更为王玉萍和潘雪松，“3.29承诺”中约定由王玉萍直接取得回报房产、股份转让给潘雪松、王玉萍不再承担民事责任等内容，但潘雪松未在“3.29承诺”上签名确认，事后潘雪松对该事项又未予以追认。仅凭徐某系潘雪松的父亲，并不能得出徐某签字同意即为潘雪松认可的结论，何况“3.29承诺”上徐某的签名本身并不真实。从签约所涉的内容看，审理中本案当事人一致确认涉案项目至今未清盘，该项目盈利情况等事实均未查清，王玉萍也确认“3.29承诺”中投资回报并不是在清算联合开发项目的基础上得出的，该投资回报并无相关的结算依据。从公司治理原则上看，港凯公司在联合开发业务中的收益，应归属于公司。港凯公司的章程规定，公司的利润分配由全体股东组成的股东会审议批准。王玉萍作为港凯公司股东的收益，应按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股东会决议的方式享有。而“3.29承诺”中约定属于王玉萍的回报，并未经过股东会的审议批准，公司另一股东潘雪松也未予以同意。该内容对王玉萍有直接利害关系，王玉萍以港凯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名义确认“3.29承诺”的内容，属于滥用法定代表人职权的行为。王玉萍直接得到房产回报，还可能损害港凯公司债权人�利益。综上，“3.29承诺”在形式上存在虚假签名的情况，其内容无确切的结算基础，又未得到利害关系人的认可，不符公司章程的规定，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其法律效力。王玉萍以“3.29承诺”为依据所提出的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王玉萍依据原生效判决已取得的房屋，佳墅公司可以申请执行回转，王玉萍应积极履行返还义务，如相关房屋无法返还的，王玉萍应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据此判决：驳回王玉萍要求上海佳墅置业有限公司立即交付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XX镇XX路XX弄XX号501、503、601、602、603室，XX号502、601、602、603室，XX号501、502、601、602、603室房屋，并协助办理过户手续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38,632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王玉萍已预交），均由王玉萍负担。本案鉴定费50,000元（上海佳墅置业有限公司已预交鉴定机构），由王玉萍承担，王玉萍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海佳墅置业有限公司支付。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王玉萍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有异议，认为2009年12月1日的承诺书不仅是因王玉萍的要求，而是因王玉萍、潘雪松的共同要求作出的，是潘雪松和王玉萍针对“3.29承诺”所达成的补充协议。王玉萍还要求补充事实，2009年12月1日的承诺书中有“下星期一去工商变更股权转让”的字样。2009年12月2日,潘雪松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向公安机关陈述“叫她（王玉萍）下星期一去工商变更股权转让，她签字同意的，至今没有去。”佳墅公司承认有补充的事实，但认为前者是用威逼的手段写上去的。港凯公司、潘雪松认为该承诺书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股权没有变更。本院审查认为，王玉萍对一审认定事实有异议的部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不予认定。对于王玉萍补充的两节事实，�对方承认并与原审卷宗材料核对，可予认定。经审理查明，原重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3.29承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3.29承诺”形式上有四方主体，即王玉萍、港凯公司（系由王玉萍代表）、佳墅公司和徐某，但鉴定认为“3.29承诺”上“徐某”签名并非徐某本人所写，故不能认定徐某是“3.29承诺”的主体。就三方而言，“3.29承诺”有佳墅公司的印章，有王玉萍的签名，虽无港凯公司的盖章，但王玉萍作为港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可以代表港凯公司作出意思表示。“3.29承诺”涉及五方利益，除了港凯公司和佳墅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的有关内容，还涉及到王玉萍向潘雪松转让股权、王玉萍直接从合作开发项目中取得利益等内容。本院认为，“3.29承诺”三方在各自可以处分的范围内所作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形式上�合法的，但王玉萍签订“3.29承诺”系出于非法目的，理由如下：其一，王玉萍作为“3.29承诺”一方主体，其代表的港凯公司是另一方主体，王玉萍作为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本公司都作为合同的当事人签订“3.29承诺”，未经公司章程授权，也未经股东同意和授权，是高级管理人员所禁止的违反公司忠实义务的行为。其二，涉案项目由佳墅公司、港凯公司合作开发，王玉萍通过“3.29承诺”将本该归属于港凯公司从合作项目中获得的利益，直接归属于王玉萍本人，直接侵害港凯公司的利益，间接侵害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其行为带有非法目的。其三，“3.29承诺”签订时王玉萍持有港凯公司51%股份，潘雪松持有港凯公司49%股份，港凯公司的另一股东潘雪松未在“3.29承诺”上签名，其与王玉萍没有就此达成一致。2009年12月1日的承诺书及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不能�明潘雪松承诺或实际受让股权，不能证明转让股权和王玉萍直接从合作开发项目中取得利益存在对价关系，更不能证明潘雪松全盘追认“3.29承诺”的效力。“3.29承诺”的签订也间接侵害了港凯公司另一股东潘雪松的利益，同样具有非法目的。所以，王玉萍签订“3.29承诺”，是其利用法定代表人地位，将港凯公司享有的利润由港凯公司股东之一王玉萍直接取得，此举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故认定“3.29承诺”无效。王玉萍所称“3.29承诺”所约定的是其数年工作的报酬，以及转让享有将来预期利润分配的股权对价，实际上也是王玉萍退出合作所应得回报，王玉萍认为“3.29承诺”无需以涉案项目清盘或结算为前提等上诉理由均不成立。综上所述，王玉萍以“3.29承诺”为依据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阐述理由有不够准�之处，但结论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8,632元，由上诉人王玉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屠春含
审判员 严卫忠
审判员 沈 洁
二〇一六年十月十九日
书记员 金小卿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