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05民初3497号
原告刘国营，男，1973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
委托代理人颜丙杰，北京君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瑜，北京君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立君，男，1974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新兴区。
委托代理人薛梅，北京市东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XX，北京市东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国营与被告王立君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李默菡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朱宝芹、吕鹤江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刘国营的委托代理人颜丙杰，王立君及其委托代理人王XX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国营起诉称：2015年4月12日，刘国营与王立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刘国营将其80%的股权以6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王立君，约定2015年4月17日前支付100万元，乡里拨付的装修工程款到账时再付200万元，2015年7月17日前再付300万元。合同签订后，王立君仅支付了80万元，此后违约没有在2015年4月17日前支付，远超过30天。按照合同约定，如王立君不能按期支付股权价款，每逾期一天，应支付总价款千分之一的违约金，逾期30日，协议解除，王立君支付刘国营总价款20%的违约金。因此按照合同约定，王立君应当支付120万元的违约金，现扣除已经支付的80万元，王立君还应当支付40万元违约金。王立君明知自己违约，法律上对其不利，在2016年11月17日胁迫刘国营签署股权过户的相关文件，非法拘禁限制刘国营人身自由。为保护刘国营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故刘国营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解除刘国营与王立君于2015年4月1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王立君向刘国营支付40万元违约金；5、王立君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王立君答辩称：同意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不同意支付违约金40万元。刘国营所说与事实不符，王立君没有支付后续的股权转让款并非是王立君违约致使项目合作不下去，而是因为刘国营违约，其在收到王立君款项后，前期资金压力得到缓解，使项目可以运作，同时王立君向项目派出管理团队，该团队为项目解决了相关问题，使得刘国营项目的困境得以解决，并且通过团队的协调，使得该项目获得400多万元的收益，彻底解决了刘国营当初对于项目的资金压力和施工问题，故刘国营就不想通过王立君进行合作。之后王立君就找刘国营协商，刘国营同意将80万元退还及利息，但刘国营表示不能一下子拿出80万元，可以将款项转换为股权，但是至今为止，刘国营始终以各种理由推脱，既不给股权，也不将80万元退还，后来王立君找刘国营协商，刘国营就反悔了，就提起本案诉讼，王立君已经另案提起诉讼，要求刘国营返还80万元股权转让款。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4月12日，北京飞特时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特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王立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北京元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年公司）于2015年3月10日成立，注册资金为100万元，飞特公司愿将其占公司80%的股权转让给王立君，现甲乙双方协商，就转让股权一事，达成协议如下：一、股权转让的价格、期限及方式：1、甲方将其占公司80%的股权以600万元转让给乙方，五周年内如遇拆迁，甲方退还乙方现金100万元（付款方式：2015年4月17日前付100万元，乡里拨付的装修工程款到账时再付200万元，2015年7月17日前再付300万元）；2、乙方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按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的货币和金额以银行转账方式一次性付清给甲方。二、甲方保证对其拟转让给乙方的股权拥有完全、有效的处分权，保证该股权没有质押，并免遭第三人追索，否则应由甲方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三、本协议生效后，乙方按股份比例分享合营公司的利润和分担风险及亏损（含转让前该股份应享有和分担公司的债权债务）。四、公司的女人街项目如需要进一步追加投资，双方按照股份比例进行追加。五、双方同意公司每年可分配利润都必须进行分配，分配部分不得低于可分配利润的80%。六、本协议的女人街项目经营满五周年后，双方对于利润分配的比例约定为甲方30%，乙方70%。七、违约责任，如乙方不能按期支付股权价款，每逾期一天，应支付总价款1‰的违约金。逾期30日，本协议解除，乙方支付甲方总价款20%违约金。八、纠纷的解决：凡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争议，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九、有关费用负担，甲方收受的600万元转让费，如需缴纳税费则由甲乙双方共同承担50%；在转让登记过程中，发生的与转让有关的费用（如公证、审计、工商变更等），由甲乙双方共同承担。十、生效条件，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生效，甲方收到股权转让费三百万元后，双方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协议尾部落款为转让方飞特公司，但未加盖飞特公司公章，刘国营本人在法定代表人处签名，受让方王立君本人签名确认。
协议签订后，2014年12月14日，王立君以现金形式向刘国营支付10万元，2015年4月19日，王立君通过银行转账向飞特公司另一股东柯XX支付40万元，2015年4月21日，王立君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柯XX支付10万元,2015年6月10日王立君委托案外人通过汇票形式向飞特公司账户支付20万元，以上共计80万元。刘国营认可收到王立君支付的股权转让款80万元。
根据工商档案及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元年公司系于2015年3月10日依法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100万元，法定代表人刘XX，股东及持股情况为刘国营出资80万元，刘XX出资20万元。2015年12月31日，元年公司的注册资本由100万元变更为1000万元，股东及持股情况变更为刘国营认缴出资金额600万元，刘XX认缴出资金额400万元。刘国营与刘XX系父子关系。
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飞特公司系于2001年2月15日依法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300万元，法定代表人刘国营，股东及持股情况为刘国营认缴出资225万元，柯XX认缴出资75万元。刘国营与柯XX系夫妻关系。
本案审理过程中，王立君于2017年7月以股权转让纠纷为由将飞特公司诉至本院，认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系王立君与飞特公司签订，而非王立君与刘国营签订，飞特公司并非元年公司股东，不持有元年公司80%的股权，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存在欺诈，故请求撤销王立君与飞特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退还股权转让款及支付利息。2017年9月28日，本院作出（2017）京0105民初57184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57184号民事判决书），认为虽然《股权转让协议》文本载明的转让方是飞特公司，但根据双方缔约的目的、合同条款、合同履行情况并结合当事人的陈述综合判断，可以认定《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主体为王立君与刘国营，飞特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判决驳回王立君的全部诉讼请求。该判决作出后，王立君不服并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三中院）提起上诉，后又于2017年12月26日申请撤回上诉，北京三中院于2017年12月26日作出（2017）京03民终13647号民事裁定书准许上诉人王立君撤回上诉。一审判决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庭审中，刘国营向本院提交两份《声明》，证明2016年11月11日王立君安排5人限制刘国营人身自由6小时，逼迫刘国营签署了相关文件。一份系2016年11月17日刘国营向其出具的《声明》，称“我自愿同意转让元年公司天泽路商业物业股权20%给王立君（转让金额共计80万元整已收到）”。另一份系刘国营签字并加盖元年公司公章的《声明》，称“本人刘国营身份证号×××自愿将本公司（元年公司）天泽路商业物业20%股权转让给王立君身份证号（×××）应出资200万元，实际出资额度80万元，（转让金额共计，捌拾万元整）王立君占本公司总额的20%股权。本人（刘国营）已确认收到股东王立君的人民币：捌拾万元整。此声明本人刘国营愿承担一切后果，如有违约，本人自愿将该公司所有股权无条件转让给王立君并赔偿王立君200万元。本人承诺是独立股权并非夫妻共有股权。”王立君对证据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系双方协商签署，不存在胁迫的情况。
庭审中，刘国营向本院提交2016年11月17日刘国营办公地点的前台、停车场等处的视频，证明王立君安排5个人限制其人身自由，并且在此期间签订相关文件，包括补充协议和两份声明。视频显示2016年11月17日下午3点15分26秒，一辆奥迪×××驶入刘国营办公场所所在地的场院内，此后先后有5名男子进入刘国营的办公室，并且在当晚约9点随刘国营一并离开。期间刘国营公司的员工胡XX在公司。王立君对视频的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监控视频不能证明刘国营受到任何胁迫，也不能证明刘国营被非法拘禁，被限制人身自由，监控录像内容显示是在刘国营的办公场所，在其办公场地，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一直在现场，视频内容显示没有人对刘国营进行侮辱、打砸或者胁迫等情形，办公室的门一直开放的，人员可以随意进出，如果存在胁迫的情况，刘国营及其员工完全可以报警，其次，录像显示没有任何人强迫刘国营签署文件，都是出于其自愿签署的。
庭审中,刘国营向本院提交其与王立君的通话录音，证明王立君安排的5个人限制刘国营人身自由期间，其与王立君通话，王立君态度强硬。王立君与刘国营的通话录音中，存在如下对话，刘国营：您什么时候来一下，你方便的话。王立君：我去不去你给我个答复就完了，我去不去干啥呀，需要签字我就去，需要怎么办我就去，没有实质性的协约动作，我先不去，没功夫跟你扯这个。刘国营：怎么办咱们不能商量吗。王立君：不用商量，这事很明确，有啥好商量的……刘国营：你上来这样，这些事不是电话里说，要当面把这事说一说，双方都商量好了一签字，我这边想办法筹钱啊，是不是。王立君：你就落实股就行，我就不客气啦，我就不跟你整那么多了，你爱找谁找谁，你最好是报警，还是怎么地，上乡政府去，上你老家也行，上你住的家也行……。王立君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通话内容无法证明王立君对刘国营进行了胁迫，相反，在录音文字整理最后一页，刘国营说双方都商量好了都签字，刘国营也说想办法筹钱，证明刘国营答应退还80万元股权转让款，在谈话中都没有提及要王立君支付股权转让款。
庭审中，经刘国营申请，本院依法向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将台乡派出所调取了刘国营因2016年11月17日事件的报警材料，共计包含3份询问笔录。1、2016年11月17日23时0分至40分刘国营的询问笔录，经询刘国营称其2015年4月与王立君签订协议转让元年公司股份，王立君支付80万之后就不履行了，因为约定了违约金120万元，因此其也一直没有退还这80万。后来2016年8月，王立君找到其想让其返还80万并支付30%的利息，因为之前关系好所以其答应支付本金并支付20%的利息，但王立君不同意。之后2016年11月17日，其被王立君安排的4名男子胁迫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中注明其将元年公司20%的股权以8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王立君，并要求第二天上午就去北京市朝阳区工商局变更登记，其在逼迫下同意了，后来20时左右又有一个男子来其办公室并且又修改了合同，大致内容更详细，主旨没有变，又签了一次字。后来该男子威胁要去其家中看看，等这些人走后其就报警了。刘国营称王立君本人并没有到场，上述5名男子采取限制其人身自由的方式，威胁恐吓并逼迫其签字，有骂人、拿纸卷起来打脸的情况，其没有经济上的损失，没有受伤，之前也没有受到恐吓或威胁。刘国营称期间可以与外界联系，出现在公共场合过，没有呼救或求助，也没有向员工求助，只是想等5名男子走后报警。2、2016年11月18日12时5分至40分胡XX的询问笔录，经询胡XX称其系元年公司电工，2016年11月17日下午3点许在北京市朝阳区天泽路女人街19号，元年公司老板刘国营办公室，其看到4、5名男子进了其老板办公室，到晚7点快下班时，其下班路过老板办公室，看见这几名男子在老板办公室乱串，还使用打印机打印材料。胡XX称没有看见上述男子打其老板的情况，刘国营也没有受伤，也没有对公司造成破坏。期间刘国营能看见其在办公室外边，没有向其求助，不清楚上述男子如何威胁刘国营，刘国营之前也没有受到威胁或恐吓，大约晚上10点许上述男子与刘国营一同离开，去处不详。刘国营的办公室里没有监控，公司外边有监控。3、2016年11月25日12时50分至15时15分元年公司员工胡XX1的询问笔录，经询胡XX1称2015年2月至6月其在一个公司上班，住在公司的项目叫君鼎国际的楼里，当时见过前几天来元年公司找其老板刘国营的两名男子，一名叫阿龙，一个叫郑义，都住在君鼎的楼里。刘国营认可3份询问笔录真实性，并认为能够证明其在受胁迫情况下签署相关协议。王立君对3份询问笔录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两份员工的笔录均证明当时的现场并没有发生任何暴力冲突，也没有任何人身攻击或者打砸现场或者侮辱的行为，构不成胁迫，且当时现场刘国营并没有丧失支配主观意愿的情形，其受到胁迫，但其自己没有也没有提示他人进行报警，证明其没有受到其他人干扰和控制，刘国营所说去的人多，人多并不能代表受到威胁，对于刘国营此前曾经表示向王立君返还80万元转让款及利息，但迟迟没有履行，在此情况下，其他债权人找到刘国营是正常的情形，所以刘国营称受到胁迫是没有且构不成的。对于刘国营本人的笔录是单方陈述，从内容上来看，其也能够证明之前刘国营答应给80万元转让款及20%利息，当时王立君认为20%的利息是太低的，应该按照项目给付回报率，不低于30%，但之前是口头承诺的，没有支付，后其自己写的协议称要返还款项，或者80万元转换成股份，但后也没有进行工商登记变更，因为项目已经完成，刘国营该收益的已经收益了，所以王立君不要股份，主张偿还80万元转让款及利息，已经另案主张了。
庭审中，王立君向本院提交了《补充协议》，证明刘国营承诺归还其80万元并支付利息。具体内容为:我本人刘国营与王立君在女人街19号投资合作。王立君共计投资80万元作为股份。经双方友好协商退回王立君本金80万元及利息30%。第一笔，2014年12月14日10万元。计利息元。第二笔2015年4月19日40万元。计利息元。第三笔2015年4月21日10万元。计利息元。2015年6月2日20万元。计利息元。以上按实际的日期计算利息为准。文末有刘国营签字，落款日期为2016年11月17日。刘国营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称系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签署，并且签署两份《声明》。
庭审中，王立君申请证人丛某出庭作证。证人丛某称其系通过王立君认识刘国营，参加过王立君与刘国营就女人街项目合作的3次商谈，最后一次是与王立君、刘国营一起商谈如何返还80万的问题。丛某称刘国营需要资金，王立君想加入，因此双方协商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后来刘国营觉得王立君持股比例过大，而且将台乡向女人街项目资助之后，其认为项目收益都归王立君，刘国营收益较少，就不想跟王立君合作了，并认为签署的飞特公司股权协议是无效的，愿意给王立君退还本金及利息。2015年6月王立君曾告知其说打款给刘国营，刘国营不要。刘国营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证人所说内容与股权转让协议相反，且没有其他证据印证，证明力低。
庭审中，经询，对于为什么要在同一日既出具退还80万元并支付利息的《补充协议》，又签署两份《声明》要将元年公司20%的股权以80万元的价款向王立君转让，王立君称因为当时刘国营给不了其80万元，因此协商，如果能退还80万元并支付利息，就给钱，如果不能给钱，就以80万元获得元年公司20%的股份，因此既签署《补充协议》又出具《声明》。刘国营称均系受胁迫按照王立君的意思签署，不写就不能走。
上述事实，有《股权转让协议》、付款单、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元年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和章程、飞特公司工商登记信息、57184号民事判决书、（2017）京03民终13647号民事裁定书、《声明》两份、《补充协议》、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稿、视频光盘、证人证言等书面证据及庭审笔录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刘国营要求解除双方于2015年4月1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要求王立君支付40万元违约金。但2016年11月17日，刘国营已经就王立君已经支付的80万元股权转让款向王立君出具了两份《声明》和《补充协议》，如上述《声明》和《补充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认为王立君与刘国营已经就解除《股权转让协议》达成一致，并对后续问题处理作出新的约定。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声明》及《补充协议》是否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存在受胁迫签署的情况。从刘国营提供的证据来看，出具《声明》及《补充协议》当天，确实有5名男子前往刘国营的办公场所，并且与刘国营在办公室中停留长达6个小时。但由于刘国营的办公室内并无监控，因此无法知晓办公室内发生的具体情况，但从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以及视频监控能看到的其他场所的情况可以证实，当天有5名男子在刘国营的办公室内停留，王立君本人并未到场，在此期间元年公司有员工在公司办公场所内，刘国营可以与外界联系，也可以与员工正常联络，刘国营本人未受到人身强制、未受伤，办公场所亦未受到任何损害，除刘国营本人的自述，无任何证据显示刘国营遭受打骂、威胁及限制人身自由。此外，刘国营本人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也提到其曾口头答应过要退还王立君80万元并支付利息，在通话录音中也提及协商好了一签字，想办法筹钱，上述内容与《补充协议》中的内容并不矛盾，且刘国营提供的证据也无法证明其受到胁迫，故本院对于刘国营所说2016年11月17日受到胁迫并签署《声明》和《补充协议》一事不予采信，应当认为《声明》和《补充协议》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据此，2016年11月17日刘国营和王立君已经就解除《股权转让协议》达成一致，并对返还80万款项等作出安排，从该安排亦可知，刘国营认可王立君在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中并不存在违约行为，故现刘国营依据《股权转让协议》要求王立君承担违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刘国营与被告王立君于二〇一五年四月十二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于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七日起解除；
二、驳回原告刘国营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七千三百元，由原告刘国营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默菡
人民陪审员 朱宝芹
人民陪审员 吕鹤江
二〇一八年四月三日
书 记 员 杨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