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04民终41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王洪军，男，汉族，1973年10月2日生，住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清，江苏常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王惠芬，女，汉族，1972年6月7日生，住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益平，江苏誉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徐伟洋，男，汉族，1983年2月3日生，住江苏省常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奚志锋，江苏博爱星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律师。上诉人王洪军、王惠芬因与被上诉人徐伟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2016）苏0411民初57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洪军、王惠芬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3、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款项性质属于借款，借款本金为400万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徐伟洋提交借条上明确载明“今借徐伟洋人民币共计400万元（其中包括耿车镇的74万元），于2012年5月19日归还”。但徐伟洋仅提交了326万元的转账凭证，也就是说，徐伟洋仅向上诉人王洪军实际交付326万元的借款。上诉人认为本案的款项性质不应为借款。事实是在2011年，王洪军与徐伟洋双方拟共同成立洪泽宏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徐伟洋提出愿意投资入股，王洪军出于保本收益的承诺才向徐伟洋出具的借条。因此，案涉款项的性质实际应当是投资款。即使法院认定上诉人王惠芬、王洪军向被上诉人徐伟洋出具的借条反映双方的借贷合意成立，徐伟洋也没有向上诉人实际交付借款400万元。2、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款项存在利息约定，也是认定事实错误。案涉借条上反映双方并未约定利息。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25条规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未约定利息，应视为没有利息。事实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是因为双方当时是合伙关系，既然承诺公司盈利就会分红，自然不会重复约定利息。3、一审法院认定2012年10月10日，王惠芬与王洪军共同确认了结欠被上诉人330万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王洪军在借条上补充注明现已归还70万元，后余330万元续借到2013年5月20日。这是王洪军对他自己还款金额的确认。王惠芬对借条上王洪军再次书写部分并不在现场，事后也一直不知道。当时两上诉人已经离婚，双方不沟通，对金额的情况不清楚。王惠芬与王洪军之间仅仅是共同借款人的法律关系，相互没有代理权限，故无论王洪军对王惠芬是否还款有无了解，王洪军均没有权利代表王惠芬单方对账，更无权将王惠芬的还款直接定义为归还的利息。无论是王洪军还是王惠芬任何一人还款均应视为履行对出借人的还款义务，并在借款总额中予以合并扣减。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在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的情况下，未按照《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规定，仅通过推断进行裁判，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上诉人王惠芬通过银行转账还款230万元，王洪军累计还款70万元，之后王洪军陆续转账还款60万元，王惠芬与王洪军累计还款360万元，已经超过了被上诉人徐伟洋实际交付的326万元，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债务已经两清，被上诉人的债权已经得到全部清偿。二审中，王红军补充上诉意见：一、被上诉人徐伟洋于2012年10月10日出具的70万元收条，是王洪军于2010年10月10日前分多次归还现金70万元，一审法院未认定该笔还款属事实认定有误。二、被上诉人认为借款利率为年利率30%，月息10万元，与事实不符，有拼凑数字之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利息约定，被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存在利息约定。被上诉人徐伟洋二审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徐伟洋一审诉讼请求：1、王洪军、王惠芬向徐伟洋给付民间借贷欠款本金330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13年5月1日起至该款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年息24%计算的利息。2、王洪军、王惠芬补偿徐伟洋律师费5万元；3、诉讼费由王洪军、王惠芬承担。王洪军、王惠芬一审反诉请求：1、徐伟洋向王洪军、王惠芬返还超额收取的钱款人民币34万元；2、徐伟洋承担本诉及反诉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5月20日，王洪军、王惠芬作为借款人向徐伟洋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徐伟洋人民币共计肆佰万元正(其中包含耿车镇的柒拾肆万元)与2012年5月19日归还。后王洪军于2012年10月10日在该借条上书写“现已归还柒拾万元正，后余叁佰叁拾万元继借到2013.5.20。另查明：2011年5月20日，徐伟洋通过其中国农业银行常州新北支行账号为62×××11的银行账户向王惠芬账号为62×××10的银行账户转账226万元。后徐伟洋于2011年5月28日分五笔通过其中国农业银行常州新北支行账号为62×××11的银行账户向王惠芬账号为62×××10的银行账户转账共计100万元。在一审法院的（2014）新民初第1144号案件的2014年7月3日的谈话笔录中，王洪军认可曾因徐伟洋报警，其在派出所认可欠徐伟洋400万元，但声称已经还的差不多了，而且当时说好是投资款。又查明：王惠芬通过账号为62×××12的银行账户向徐伟洋转账，分别为2012年1月20日转账15万元，同年1月21日转账20万元，3月19日转账15万元，3月27日转账5万元，4月13日转账15万元，5月11日转账20万元、10万元，5月22日转账8万元，62万元，5月23日转账30万元，6月25日转账10万元，8月16日转账8万元、2万元，9月10日转账10万元，以上共计向徐伟洋转账230万元。2012年10月10日，徐伟洋向王洪军出具收条一份，载明：收到王洪军还款柒拾万元整。2012年11月5日，徐伟洋向王洪军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王洪军贰拾万元整。2012年12月6日，徐伟洋向王洪军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现金10万，拾万（元整）。2012年12月20日，徐伟洋向王洪军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现金拾万元（10万）。2013年6月13日，王洪军通过银行向徐伟洋汇款20万元。再查明：徐伟洋曾于2014年5月14日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王洪军、王惠芬归还借款及相应利息，后徐伟洋撤回对王洪军、王惠芬的起诉。上述事实，由借条、银行转账记录、收条、民事裁定书等证据以及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及自认在卷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即本案所涉款项的性质问题。王洪军辩称其与徐伟洋之间系合伙投资关系，所涉款项亦是徐伟洋的投资款，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从徐伟洋提供的王洪军、王惠芬自愿出具的借条来看，双方应是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徐伟洋与王洪军、王惠芬之间的借贷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应为合法有效，王洪军、王惠芬应按约归还借款。关于本案第二个争议焦点，即案涉借款是否约定利息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本案中，王洪军、王惠芬向徐伟洋出具的借条中虽未注明利息，但通过对双方借款及还款的事实进行分析，在王惠芬自2012年1月20日起至2012年9月10日止陆续通过银行转账向徐伟洋归还230万元款项的情况下，王洪军于2012年10月10日在出具给徐伟洋的借条上仍书写“现已归还柒拾万元正，后余叁佰叁拾万元继借到2013.5.20”，在王洪军、王惠芬认为该笔借款没有约定利息的情况下，实际归还款项应为230万元，明显与王洪军书写的“现已归还70万元”存在矛盾。王洪军认为其在借条上书写现已归还70万元系对自己还款金额的确认，其对于王惠芬的还款情况并不知情，但其在庭审中明确陈述“我知道王惠芬肯定会还钱的，但是具体还了多少金额我不清楚”。王洪军、王惠芬作为共同借款人，王洪军在明知共同借款人王惠芬肯定还款的情况下，在借条上书写“现已归还柒拾万元正，后余叁佰叁拾万元继借到2013.5.20”也与常理不符。由于双方对于所还款项及借款是否存在利息争议较大，一审法院明确要求徐伟洋、王洪军、王惠芬本人到庭，就有关事实接受询问，王惠芬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综上，应认为徐伟洋与王洪军、王惠芬之间的借款存在利息。根据徐伟洋提供的王洪军、王惠芬向其出具的2011年5月20日的借条上载明的内容，截止2012年10月10日，王洪军、王惠芬尚欠徐伟洋借款本金330万元。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王洪军在借条上书写“现已归还柒拾万元正，后余叁佰叁拾万元继借到2013.5.20”后已归还徐伟洋款项60万元，且徐伟洋与王洪军、王惠芬双方对该款项未明确约定还款性质，应认定系归还的借款本金。徐伟洋与王洪军、王惠芬之间的借款利息已超过年利率24%，故对于自2012年10月10日起继借330万元款项的利息以及逾期借款利息，依法按照年利率24%进行调整。徐伟洋主张律师费5万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综上，对徐伟洋要求王洪军、王惠芬归还借款本金270万元并承担借款本金290万元自2013年5月1日起至2013年6月12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以及借款本金270万元自2013年6月13日起至该款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予以支持，其余不予支持。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主张所依据的事实有义务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不能提供证据的，由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反诉原告王洪军、王惠芬请求反诉被告徐伟洋归还超额收取的钱款人民币34万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一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王洪军、王惠芬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徐伟洋借款本金270万元并承担借款本金290万元自2013年5月1日起至2013年6月12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以及借款本金270万元自2013年6月13日起至该款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二、驳回徐伟洋的其余本诉请求。三、驳回反诉原告王洪军、王惠芬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54624元，由徐伟洋负担10599元，由王洪军、王惠芬负担44025元；反诉案件受理费3200元，由王洪军、王惠芬负担。二审中，上诉人王洪军补充提供新证据如下：1、王洪军、王惠芬于2010年5月10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一份。2、2014年10月22日王洪军向常州市公安局兰陵派出所报案记录及该派出所接警后分别与王洪军、徐伟洋所做的询问笔录二份。其中王洪军笔录上认为由于自己原来写给徐伟洋的欠条上没有写明利息，徐伟洋与他人逼其重新出具一张借条，新的借条主要内容是王洪军、王惠芬借徐伟洋400万元，按20%的年利率计算利息等。徐伟洋在询问笔录中不认可有胁迫王洪军的情形，认为仅是与王洪军协商，且王洪军本人还对徐伟洋起草的借条上有异议的地方做了修改。上诉人王惠芬对王洪军提供的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被上诉人徐伟洋对王洪军提供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被上诉人徐伟洋二审补充提供新证据如下：1、2014年10月21日王洪军签字的《确认书》原件1份。证明当时借款金额是400万元，双方对于借款是有利息约定的。2、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判决书复印件一份，判决书的第4页讲到王洪军借用王惠芬、曹建芳、吴正东的银行卡向袁惠出借款项，这个银行卡的钱都是由王洪军所有。该判决目前还没有生效，在上诉审理中。王洪军对徐伟洋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为：确认书签名是王洪军本人签的，但是是在徐伟洋逼迫下所签，内容不是王洪军真实意思表示。王惠芬对徐伟洋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于苏州市相城区法院的判决书不予认可，该案正在发回重审。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补充查明：王洪军与王惠芬二人于2010年5月10日双方签订《离婚协议》，并经民政部门同意办理了离婚手续。双方的离婚协议中除约定财产分割、子女抚养费用负担等，还约定双方的债权债务由男方即王洪军负担。还查明：王洪军、王惠芬认可在2011年5月20日向徐伟洋出具借条时，并未告知徐伟洋关于二人已经实际离婚的事实，徐伟洋也陈述当时并不知此情况。王惠芬在本院二审中也到庭陈述自己没有文化不认识字，王洪军、王惠芬均认可案涉款项均系王洪军实际使用。另查明：2014年10月21日，王洪军向徐伟洋出具一份《确认书》，内容为：王洪军、王惠芬于2011年5月20日向徐伟洋借款人民币400万元，借款时口头曾约定前述借款利息自借款之日起按年息20%计算。从该确认书原件底稿中可以清楚看出王洪军将“按照月息2%计算”改为“按照年息20%计算”，同时将底稿中“计息直至本息实际清偿之日止”划掉，还补充写一句“因共同协商，利息到2014年10月21日中止，利息再减肆拾万元结算”。徐伟洋二审陈述底稿系其起草，对王洪军修改和增加的部分自己并没有认可。王洪军于2014年10月22日向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兰陵派出所报警称受徐伟洋等人胁迫写欠条（其实是指上述确认书）。公安机关于同年10月29日找徐伟洋核实此情况，徐伟洋对王洪军报案的胁迫事实予以否认。徐伟洋认为是与王洪军协商，且王洪军自己还在确认书上对有异议的地方进行涂改及修改。徐伟洋对王洪军在确认书中涂改及修改的部分亦不予认可。公安机关对王洪军报案没有处理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1、案涉款项的性质；2、王洪军、王惠芬是否应承担归还徐伟洋借款本金270万元并同时应承担从借款出借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年息24%计算的利息。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1，王洪军、王惠芬向徐伟洋出具的是借条，且借条内容明确写明王洪军、王惠芬二人向徐伟洋借款，借条中有借款金额及归还日期。借条中并没有表述王洪军、王惠芬与徐伟洋双方系投资法律关系。王洪军、王惠芬上诉认为案涉款项是与徐伟洋的共同投资成立洪泽宏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上诉人既没有提供充足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也没有证据可以推翻借条所载内容。且徐伟洋对王洪军、王惠芬的案涉款项系投资关系的陈述也不予认可。本院据此对上诉人王洪军、王惠芬认为案涉款项系投资法律关系也不予采信。本案上诉人王洪军、王惠芬与被上诉人徐伟洋的之间法律关系仍应确定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关于争议焦点2，王洪军、王惠芬虽然已经于2011年5月就已经离婚，但二人隐瞒夫妻已实际离婚事实仍以共同借款人名义向徐伟洋借款，借款中有326万元均系徐伟洋直接打入王惠芬银行卡上，王惠芬、王洪军二人亦认可借款均由王洪军实际使用。说明王洪军、王惠芬虽然已经不是夫妻关系，但王洪军、王惠芬二人在经济上仍有往来及混同的事实。王惠芬作为一个没有文化不认识字的妇女，对银行卡的实际操作、资金往来、书写情况说明显然不是靠王惠芬本人行使。王洪军在2012年10月10日在案涉借条上再次书写现已归还70万元，后余330万元续借到2013年5月20日的内容，说明王洪军不仅对借徐伟洋400万元本金的事实是认可的，而且对已经归还的部分作为利息也是默认的。王洪军认为该表述仅是对自己归还徐伟洋70万元现金的认可，自己只是知道王惠芬会还钱，但对王惠芬具体还款多少不清楚，王洪军的陈述显然不符常理。首先，王洪军、王惠芬早已离婚，且双方离婚协议中明确约定双方的债权债务均由王洪军负担。王惠芬作为一个没文化家庭妇女，其陈述本人没有实际使用借款，仅是配合王洪军向徐伟洋借款，如果王惠芬违背离婚协议的约定主动为王洪军还款，还不将还款情况告知王洪军，显然也是违背客观常理的。因此，王洪军、王惠芬对上述事实明显是作虚假陈述，本院依法不予采信。王惠芬于2012年10月10之前在向徐伟洋转账230万元之后，王洪军向徐伟洋再次出具的借条中反映仅归还70万元，余款330万元续借到2013年5月20日。徐伟洋陈述230万元中有160万元系归还的借款利息，借款利息是按双方约定的年息30%计算合计16个月共160万元，其余70万元系归还本金，本院依法予以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没有约定利息但借款人自愿支付，或者超过约定的利率自愿支付利息或违约金，且没有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借款人又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出借人返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借款人要求返还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除外。本案中，王洪军、王惠芬实际归还的160万元利息并未超过年利率36%，因此，对王洪军、王惠芬要求将160万元认定为归还本金本院不予采纳。王洪军也没有充足证据证明2012年10月10日徐伟洋出具给王洪军的收条上是现金70万元，而且与同日借条上王洪军书写的已归还70万元不是同一笔70万元。一审法院扣除王洪军、王惠芬归还的借款本金70万元和之后归还的60万元本金，认定王洪军、王惠芬尚欠徐伟洋借款本金270万元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利息计算问题，虽然王洪军、王惠芬与徐伟洋双方在借条中并未明确约定利息，但王洪军、王惠芬不仅实际支付了徐伟洋的借款利息160万元，王洪军还于2014年10月21日在《确认书》中自己亲自认可借款时曾口头约定借款利息自借款之日起按照年息20%计算。王洪军本人认为是受胁迫所写，但公安机关并没有对此作出认定。事实上，王洪军对确认书上的主要内容即利息约定部分进行了修改和删除并且还有添加，说明该改动部分就是王洪军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况且徐伟洋本人对王洪军修改、删除及添加部分并不完全认可。徐伟洋坚持认为双方原约定是年利率30%，后自己在诉讼中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并接受律师建议自行调整为按年息24%主张利息。本院认为，徐伟洋主张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证据不充分，虽然王洪军、王惠芬自愿按年息30%归还了徐伟洋16个月的利息160万元，但王洪军、王惠芬与徐伟洋双方并未在借条中对利息作出明确的书面约定，因双方现在对利息约定陈述不一致，本院确定以王洪军本人在确认书中认可的利息计算方式即自借款之日起按照年息20%计算的方式计算利息。因此，本院对一审关于利息计算部分予以调整。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2016）苏0411民初575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二、撤销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2016）苏0411民初575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三、王洪军、王惠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徐伟洋借款本金270万元，并承担该款自2013年6月13日起按年利率20%计算的利息。一审案件本诉受理费54624元，由徐伟洋负担10599元，王洪军、王惠芬负担44025元；反诉案件受理费3200元，由王洪军、王惠芬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4624元，徐伟洋负担9200元，王洪军、王惠芬负担4542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梅审判员 赵德升审判员 邹玉星二〇一八年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郭靓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