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通中民终字第058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南通幸福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邢生华。
委托代理人蔡建华。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沪港装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国建。
委托代理人徐红芳。
上诉人南通幸福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幸福公司）因与江苏沪港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沪港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2013）崇民初字第13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08年8月，南通天宇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宇公司）与幸福公司签订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将南园干休所改造项目工程发包给幸福公司承建，工程内容为施工图范围内的土建与水电安装。
2009年8月27日，发包人天宇公司（甲方）、承包人沪港公司（乙方）与总包人幸福公司（丙方）三方签订一份《南通全景大厦塑钢门窗、幕墙工程合同》。合同约定：工程承包范围为塑钢门窗、幕墙工程以及钢构架、雨蓬、栏板等。合同工期：由监理部项目总监审批总包单位编制的施工进度计划要求，及时安排人员和半成品进场，穿插施工，确保该项目总进度目标完成。开工日期：2009年9月（具体以监理批准发包人签发的小开工报告为准）。竣工日期：2009年12月（以不延误土建工序的施工为准）。工程质量标准必须符合设计及现行节能规范要求并一次性通过节能专项验收和南通市工程质量监督站参加的门窗单项验收。监理和三方一般权利和义务约定：本门窗、幕墙工程实行总包管理，乙方与丙方应做好相互交接验收工作，明确各自责任，乙方接受丙方对质量、进度（计划）、安全、文明施工等的总包管理，承担因乙方工程原因导致本工程质量、进度、安全等不良结果对甲方及丙方造成的经济和名誉损失。合同还对制作要求、合同价款、工程款支付、工程保证金、组成合同文件及解释顺序、保修、质量保修责任、付款期限和方式、争议解决办法、合同生效方式等进行了约定。
幸福公司与沪港公司于2009年9月26日签订一份补充协议，对门窗工程施工进度进行约定：沪港公司于2009年12月30日前必须全部安装结束，并进行门窗单项验收。沪港公司必须按以上时间进场安装，且必须配合土建施工进度，不得滞后，如不能按上述时间安排进度，造成工期延误，根据合同内容不予支付工程进度款。如因门窗单位原因对幸福公司造成总工期延误，全部责任由沪港公司承担。
沪港公司于2009年11月10向案涉工程监理方南通远大建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监理公司）提交开工报审及施工组织设计方案报审。2009年11月12日远大监理公司同意开工。2010年5月18日，天宇公司、远大监理公司、沪港公司及设计单位对案涉工程进行了分项工程质量竣工验收。2010年7月1日，南通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向沪港公司出具《工程质量整改通知书》一份。2010年7月8日，案涉工程通过南通市建筑节能（分部）工程施工质量专项验收。现幸福公司诉至原审法院，认为沪港公司工期延误达210天，请求判令沪港公司支付违约金21万元。
幸福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在原审中还提供了一份《补充协议（二）》，证明2009年10月17日，双方又签订了一份协议，约定沪港公司如造成工期延误以每天1000元处以罚款的事实。沪港公司质证认为其并没有与幸福公司签订过该协议，也没有委托过宗明星签订协议，该协议上的乙方名称写的是“南通沪港装饰材料厂”，与沪港公司不是同一单位，根据该协议的约定，本协议签字盖章后与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沪港公司未在该补充协议上签字盖章，该协议对沪港公司不产生法律效力。原审法院认为，该协议无沪港公司的印章和其法定代表人周国建的签字，沪港公司落款处签字的宗明星并未参与前述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签订，也不符合补充协议的约定：“本协议签字盖章后与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沪港公司也未追认。因此，法院无法确认《补充协议（二）》对沪港公司发生法律效力。
原审法院认为，天宇公司与幸福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天宇公司与幸福公司及沪港公司签订的塑钢门窗、幕墙工程合同未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依据该两份合同，天宇公司与幸福公司形成总包关系，天宇公司与沪港公司成立分包关系，幸福公司与沪港公司形成工程配合的关系。2009年9月26日，幸福公司与沪港公司就工程进度签订补充协议。因此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应受塑钢门窗、幕墙工程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约束。而合同及补充协议并未对违约金进行约定，幸福公司也未能举证证明因沪港公司工期延误违约造成其对天宇公司违约而向天宇公司赔偿工期违约的实际损失，因此幸福公司依据未生效的《补充协议（二）》向沪港公司主张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法院难以支持。此外，幸福公司也未能举证证明在案涉工程竣工后的两年内向沪港公司主张过工期违约责任，其诉讼亦超过诉讼时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幸福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50元、保全费1620元，合计6070元由幸福公司负担。
宣判后，幸福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原审确认《补充协议（二）》对沪港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与客观事实不符。该协议并未明确需沪港公司盖章及法定代表人周国建签字方生效。宗明星在该协议上签字的行为，不仅具有职务行为的表现，且足以构成表见代理。原审调查中，双方提交的相关证据以及原审法院调取的工程开工报审表、开工报告等文件材料均能证明宗明星系沪港公司案涉工程的负责人，与我公司订立该协议，是宗明星职责范围内的事务。且宗明星以负责人的名义在所涉工程所有建设资料上签字的情形，更让我公司案涉工程负责人戴志刚足以相信宗明星有权代表沪港公司订立协议。沪港公司知道上述协议的存在后，从未以任何形式向上诉人提出异议，表明沪港公司亦认可该协议。协议中约定“本协议签字盖章后与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并非关于协议生效的约定，而是关于协议地位的约定。2、根据我公司与沪港公司、天宇公司三方签订的《南通全景大厦塑钢门窗、幕墙工程合同》约定，我公司与天宇公司在工程质量、进度等方面对沪港公司处于连带债权人地位。天宇公司与沪港公司发生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中，天宇公司一直在向沪港公司主张工期延误的违约责任并根据我公司与沪港公司签订的两份补充协议的约定向沪港公司主张违约金。2013年8月20日天宇公司向我公司发出工期延误损失进行协商的通知后，我公司才明确知道沪港公司工期延误已对我公司造成损害，故我公司提起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原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沪港公司答辩称：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我公司签订协议均由法定代表人周国建亲自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从未委托宗明星签订任何协议。上诉人也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宗明星有权代表我公司签订协议。2、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与天宇公司并非连带债权人，上诉人也并非在天宇公司发出通知后才明知所谓权利受到侵害，其原审诉求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沪港公司为索要案涉工程款，以天宇公司为被申请人于2011年12月30日向南通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2012年2月2日，天宇公司提出反请求申请，请求沪港公司偿付工期延误违约金及维修金338000元。仲裁庭认为两份补充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仅限于签约双方，天宇公司以此追究沪港公司的法律责任并无法律依据。且天宇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确切的开工时间、实际施工天数，而沪港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案涉工程存在设计变更，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因沪港公司原因延误工期。故裁决支持了沪港公司的部分仲裁请求并驳回了天宇公司的仲裁反请求。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焦点为：1、《补充协议（二）》的效力应当如何认定；2、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按照《补充协议（二）》的约定承担延误工期违约金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争议焦点1，确认《补充协议（二）》的效力，首先需明确宗明星在该协议上签名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或者职务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9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宗明星系被上诉人工作人员，但并非被上诉人派驻案涉工程的项目经理，其签订该协议时也未出具相关委托手续或授权证明，故宗明星签订该协议的行为系无权代理行为。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及原审法院调取的材料显示，在该协议签订前后形成的《工程开工报审表》、《施工组织设计方案报审表》、《材料（构配件）、设备进场使用报验单》、《工序质量报验单》上均有宗明星作为被上诉人方代表的签名字样，且宗明星在签订协议前后多次作为被上诉人的代表参加了工地例会，故该协议订立时上诉人有理由相信宗明星有权代表被上诉人订立该份协议。综上，宗明星签订该协议的行为对被上诉人而言构成表见代理，应为有效。其次，协议中虽约定该协议签字盖章后与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对该约定按照通常理解应为自签字或者盖章后与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两份补充协议中乙方名称均打印为“南通沪港装饰材料厂”，从两份协议约定的内容看，均明确了被上诉人施工进度及工期延误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补充协议（二）》对具体安装进度作出有利于被上诉人的调整，并进一步明确了工期延误的违约责任，两份协议具有延续性与统一性。原审认定《补充协议（二）》对被上诉人不产生法律效力不当，应予纠正。
关于争议焦点2，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诉讼时效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中明确被上诉人若延误工期，应当承担每天1000元的违约责任，而被上诉人未能按照约定的时间完成施工并通过验收，无论工期延误系何种原因造成，但工期延误已成事实。上诉人在本次诉讼中主张被上诉人延误工期为2009年12月31日至2010年7月30日共计210天，也即按照上诉人主张其最迟至2010年7月31日已经知道并明确其权利遭受侵害，其要求被上诉人承担延误工期违约责任的时效也应当自此开始计算。上诉人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在此次诉讼前曾向被上诉人主张过延误工期的违约责任，则确认上诉人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键在于确认天宇公司向被上诉人主张工期延误的违约责任对上诉人是否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对于连带债权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权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确认本案时效是否中断，也即确认天宇公司与上诉人就工期延误违约责任对被上诉人是否享有连带债权。现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的依据系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二）》，该协议系基于上诉人在工程施工中就工程进度等对被上诉人负有管理职责而签订，协议效力也仅限于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天宇公司并非协议当事人，无法依据该协议对被上诉人享有权利。而且生效仲裁裁决中也确认天宇公司无权依据补充协议要求被上诉人承担工期延误的违约责任。故天宇公司向被上诉人主张工期延误违约责任对上诉人并不产生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因此，上诉人于2013年8月28日起诉要求被上诉人按照《补充协议（二）》的约定承担延误工期违约金，已经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
综上，原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但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450元，由南通幸福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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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倪红晏
代理审判员 蔡志坚
代理审判员 曹 璐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毛 峰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