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高新民初字第265号 原告（反诉被告）虞则宇，男，汉族，1963年3月26日出生，住成都市青羊区。 被告（反诉原告）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用地统一征用开发办公室，住所地：四川省成都高新区。 法定代表人阳泽宇，该单位主任。 委托代理人喻雷，国浩律师（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江俞廷，国浩律师（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人。 原告（反诉被告）虞则宇诉被告（反诉原告）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用地统一征用办公室（以下简称：高新统征办）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2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后因原告虞则宇申请人民陪审，由本院代理审判员周寓先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于振华、人民陪审员周开玉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虞则宇、被告（反诉原告）高新统征办的委托代理人喻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反诉被告）虞则宇诉称，为因案外人成都市国土资源局高新分局及高新统征办拆迁原告房屋一事，虞则宇与高新统征办于2012年6月20日达成预支200000元拆迁补偿费，并于2013年6月30日前依法解决完毕，如不能解决完毕承担20%违约金的协议。高新统征办并未在前述规定时间完成拆迁，故虞则宇起诉至院，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高新统征办支付虞则宇违约金40000元。在诉讼过程中，虞则宇提出高新统征办已经向其支付拆迁预付款项共计1000000元，故将诉讼请求增加为判令高新统征办向虞则宇支付违约金200000元。 被告（反诉原告）辩称，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协议需要双方进一步磋商以确定正式的协议，而且磋商是双方义务，并非一方可以单独完成。在2013年6月14日，高新统征办已经与虞则宇进行了协商，在协商过程中虞则宇提出过高的补偿标准，导致了双方协商未能达成一致。正式协议没有签署的原因在于虞则宇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过高补偿标准，所以原因在虞则宇。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虞则宇的诉讼请求，同时请求判令虞则宇向高新统征办支付违约金40000元。 在此基础上虞则宇再称，首先，高新统征办承诺于2013年6月30日前依法解决完毕，事实上高新统征办在2013年12月20日才向虞则宇发送《关于催促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并办理结算的通知》，这本身就证明高新统征办违背了2013年6月30日前依法解决完毕的承诺；其次，高新统征办已经向虞则宇支付了1000000元预付款，这时却以139080.6元补偿虞则宇，这本身表明高新统征办是不诚信的，也违背社会常识。如果虞则宇只应当补偿139080.6元，却预付1000000元，明显违背常理，这说明了高新统征办违背协议，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高新统征办的诉讼请求，并依法支持虞则宇的诉讼请求。 针对虞则宇的再陈述，高新统征办称，2012年6月20日，虞则宇向成都市国土资源局高新分局暂借款800000元，并声明正式拆迁协议达成后多退少补。1000000元中的800000元系该笔借款，800000元与双方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协议》无关。 经审查查明：2012年6月20日，高新统征办作为甲方与虞则宇作为乙方签订了《协议》一份，载明，因于2006年3月以来，甲乙双方在拆迁问题上存在分歧，一直未达成协议，经双方协商达成：一、甲方预支200000元人民币拆迁补偿费给乙方，乙方收到预支款5日内将待拆迁房屋交由甲方拆迁，该款项在达成的正式补偿协议费用中扣除；二、乙方保留诉讼请求，甲方不能因此协议作为凭证消弱乙方的正当请求；三、约定时间期限为2013年6月30日前依法解决完毕，如有违约承担20%的违约金。同日，虞则宇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因拆迁，借款人申请成都市国土资源局高新分局暂借款800000元，待双方达成正式补偿协议后，从总款中扣除（多退少补的原则）。 2013年4月18日，虞则宇向高新统征办发送《信函》，催促高新统征办在协议约定的期间内通知虞则宇进行磋商，落实、解决拆迁补偿的具体办法，完成拆迁相关手续交接。 2013年6月3日，虞则宇再次向高新统征办发送《信函》，催促高新统征办在协议约定的期间内通知虞则宇进行磋商，落实、解决拆迁补偿的具体办法，完成拆迁相关手续交接。 2013年6月14日上午，高新统征办与虞则宇就拆迁虞则宇石羊街道办事处灯塔沙发皮鞋一条街126号虞则宇修建房屋进行磋商，高新统征办提出金额为139080.6元，因双方就拆迁补（赔）偿金额分歧较大，另行安排时间商议。 案外人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储备中心于2013年6月25日向虞则宇以《预付虞则宇拆迁补偿费发放表》的形式转款200000元，高新统征办加盖公章。同日，案外人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储备中心另向虞则宇以《预付款发放表》的形式转款800000元，高新统征办加盖公章。 2013年12月20日，高新统征办向虞则宇出具《关于催促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并办理结算的通知》称，依据拆迁安置补偿政策标准，虞则宇房屋拆迁补（赔）偿费用为139080.6元。通知虞则宇自行办理相关领取手续；接到通知后7个工作日至高新统征办签订正式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并办理结算；预支部分多退少补。虞则宇注示称此通知签收，未出具政策法规依据，现争议较大，请尽快出示依法拆迁的法律依据，并依据双方于2012年6月20日达成的协议解决善后事宜。 为因双方纠纷，我院于2014年4月22日立案受理了虞则宇诉高新统征办、案外人成都市国土资源局高新分局合同纠纷一案，2014年7月22日，我院作出了（2014）高新民初字第198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认为双方之间达成的《协议》并非正式的拆迁安置合同，并非人民法院直接受理范围，故驳回虞则宇的起诉。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9日作出（2014）成民终字第510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认为双方达成的协议为即时履行协议，并非正式拆迁补偿协议，故驳回上诉，维持（2014）高新民初字第1984号裁定。 庭审中虞则宇称，达成《协议》时与高新统征办及案外人成都市国土资源局高新分局达成口头一致，按照（成都市）琉璃厂的安置拆迁标准安置虞则宇。虞则宇同时承认，前述口头一致，除了当事人陈述，没有其他证据可以应证。 以上事实有双方证据在卷支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首先，本院（2014）高新民初字第1984号民事裁定书及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成民终字第5107号民事裁定书，均认为双方之间达成的《协议》并非正式的拆迁安置合同，并非人民法院直接受理范围，故驳回虞则宇的起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生效裁定否定虞则宇主张的法律关系成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虽然没有达成，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当事人签订认购书、订购书、预订书、意向书、备忘录等预约合同，约定在将来一定期限内订立买卖合同，一方不履行订立买卖合同的义务，对方请求其承担预约合同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预约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从该条文可以看出，虞则宇与高新统征办签订的《协议》具有预约合同性质。严格地说，生效裁定应当向虞则宇释明其应当变更主张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为预约合同纠纷，其不予变更被驳回其起诉更为妥当。然生效裁定直接驳回起诉，故受理并审理本案对于保障虞则宇诉诸司法救济有现实的必要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行政协议属于行政诉讼范围，本案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具有行政性质，可以适用行政诉讼法，但因民事责任具有独立性，通过民事诉讼确定本案纠纷符合法律规定。 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协议具有预约合同性质，该预约合同确定在2013年6月30日前双方签订正式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该预约合同设定的是继续进行磋商的双方义务，依照违约的定义是一方当事人违背合同约定的行为，虞则宇或者高新统征办要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都应当表明对方存在违反合同约定的行为。由此分别评析双方诉讼请求如下： 关于虞则宇向高新统征办的诉讼请求。 第一，虞则宇首先提出高新统征办相关人员向其承诺对其拆迁安置房屋按照成都琉璃厂标准进行补偿。法庭针对该主张多次向虞则宇询问除虞则宇当事人陈述外，是否还有其他证据予以支持。虞则宇称该为私下达成口头协议，没有其他证据。因该主张欠缺证据支持，不能认定高新统征办存在违约行为。 第二，虞则宇主张高新统征办承诺在2013年6月30日前依法解决完毕其拆迁安置补偿问题，但是高新统征办出具的《关于催促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并办理结算的通知》的时间为2013年12月20日，这点很明显表明了高新统征办违背了解决时间的承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本院认为，如果单从形式上看，高新统征办确实违背了预约合同中关于解决时间的承诺，但是结合拆迁安置实体内容，可以确定以此确认高新统征办存在违约行为并不合适。其道理在于：2013年6月14日，高新统征办已经提出了对虞则宇的拆迁安置补偿金额为139080.6元，该金额与2013年12月20日相同，这表明在2013年6月30日之前，高新统征办已经提出了自己的方案，系因双方当事人对此并不能达成一致才导致正式协议未能在2013年6月30日前签订。换言之，如果虞则宇认可、接受2013年12月20日高新统征办出具的解决方案为依法解决方案，当然可以认定高新统征办存在违背预约的行为，但问题的实质在于虞则宇并不认可139080.6元的补偿金额，不能达成正式协议的关键在于双方当事人对补偿标准不能达成一致。 第三，虞则宇称既然对虞则宇的补偿只应该有139080.6元，但是从查明的预支情况来看，已经达到1000000元，这充分说明了高新统征办在履行预约合同过程中存在违背承诺、违背诚实信用的情形。本院认为，虞则宇提供的证据表明存在可能性，高新统征办原本做出了对虞则宇高于139080.6元补偿的承诺。但是高新统征办提供的证据也证明了其他可能性的存在。对于已支付的1000000元，其中800000元，虞则宇在转款一年前向案外人出具了借款收据，至少表明该800000元可能为借款性质。同时，即使高新统征办原本做出了对虞则宇高于139080.6元补偿的承诺，高新统征办最终为何提出139080.6元的补偿，也存在其他可能性。比如虞则宇是否补偿要求过高最终导致高新统征办调整补偿数额；再比如双方当事人在借款及预约合同中多次强调多退少补，多退少补原则也可能导致先行支付过多款项。在当事人发生纠纷之时，司法机关并未参与双方纠纷，这使得司法机关裁决双方当事人的纠纷只能依靠举证责任分配和证据。本案中任何一方要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都应该首先证明违约内容的存在，都应当对于约定内容提供优势证据。然而，虞则宇提供的证据仅仅能证明高新统征办违背补偿标准承诺的可能性存在，同时高新统征办提供的证据表明了其他可能性的存在。虞则宇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成立。 关于高新统征办向虞则宇的诉讼请求。 高新统征办提出虞则宇补偿要求过高、不合理导致正式补偿协议没有签订，应当承担违约责任。首先，在全案中高新统征办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虞则宇提出的补偿标准（当然，虞则宇自陈应当按照成都市琉璃厂标准）；再次，既然高新统征办与虞则宇达成了预约合同，就意味着虞则宇可以提出自己的主张，即使其主张不合理、主张的标准过高，也不可指责，因为本案中预约合同本身设定的义务就是继续磋商，提出稍高的补偿标准，恰恰是继续磋商的需要和必要，以虞则宇提出的补偿标准过高要求追究虞则宇的违约责任，显然并不合理。再次，高新统征办并没有举证证明双方当事人约定的补偿标准，既然没有约定的补偿标准，又如何评价虞则宇提出的补偿标准违背了预约合同约定呢？ 综上所述，双方当事人之间产生拆迁安置补偿法律关系后，双方本应当按照国家法定程序和内容确定拆迁安置补偿程序和内容，有争议也应当通过行政程序予以确定。双方当事人在行政程序之外达成民事预约合同，该合同具有行政协议性质，不过民事责任具有独立性。纵观本案实质，预约合同没有转化为正式合同的主要原因在于双方对于拆迁安置补偿标准的争议和分歧，既然预约合同设定了继续磋商义务，那么在达成正式合同过程中的争议和分歧即是正常。以争议和分歧指责对方违约，继而向对方主张违约责任，于法无据、于情无理。虽然对拆迁安置补偿进行评议已经超出了本案范围，法庭还是望包含高新统征办的责任单位，早日做好补（赔）偿工作。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驳回原告（反诉被告）虞则宇的诉讼请求； 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用地统一征用开发办公室的诉讼请求。 本诉案件受理费收取4300元，由虞则宇负担（此款虞则宇已预交3900元，虞则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补交4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00元，由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用地统一征用开发办公室负担（此款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用地统一征用开发办公室已预交）。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周寓先 人民陪审员  于振华 人民陪审员  周开玉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陈思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