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川13民终289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春碧，女，汉族，生于1963年2月18日，住四川省营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久梅，四川法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欣，男，汉族，生于1984年3月17日，系何春碧之子，住四川省营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久梅，四川法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田，男，汉族，生于1963年2月27日，住四川省营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康平，四川营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李万树，（曾用名李万述），男，汉族，生于1955年12月12日，住四川省营山县。
原审第三人：吴明文，男，汉族，生于1957年5月21日，住四川省营山县。
原审第三人：张仕碧，女，汉族，生于1963年4月20日，住四川省营山县。
上诉人何春碧、刘欣因与被上诉人罗田、原审被告李万树，原审第三人吴明文、张仕碧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2015)营民初字第18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春碧、刘欣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罗田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第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其一，一审法院漏掉双方在签订《补充协议》前签订了《购房协议》，双方实际通过更名的方式变更了案涉房屋所有权。更名的经办人和当事人相继死亡，刘雄生前遗物大都因祭祀烧毁，案涉房屋在房管局原始档案全部调走、公安部介入调查、王康平冒用唐国用名义诉讼案件中上诉人均如实陈述《购房协议》的存在。唐国用拒不提供购房协议及相关资料、恶意诉讼，严重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其二，一审法院认定唐国用和刘雄签订合同实为租赁而非买卖错误。唐国用作为铁五局退休工人，初识字，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签订《补充协议》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其三，罗田已明确选择提起侵权之诉追究上诉人责任。其四，何春碧、刘欣未参与交易也无过错，未在案涉房产交易中获利，被上诉人不能举证证明何春碧、刘欣存在共同侵权行为，何春碧、刘欣不应当承担责任。无证据证明《补充协议》系伪造或倒签，其主要条文有唐国用捺印，无证据证明李万树和刘欣串通，相反李万树和罗田在本案诉讼中存在共同意思联络；刘欣根据唐国用、李万树和刘雄的意思书写内容行为不违法，刘欣放弃继承也未获取财产。第二，一审法院审理超越当事人诉请范围，严重违反民事诉讼程序。刘雄、何春碧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前，案涉房屋所有权在南充市汇力建设集团第四工程公司，案涉法律关系由租赁关系变更为买卖关系既有合同约定，又有双方的履行行为，刘雄通过代为偿还装修款债务方式支付了3万元购房款，唐国用仅向开发商支付1万元，买卖合同约定3万元房款符合客观情况；何春碧、刘雄支付开发商38000多元购房款，又支付3万元以上的装修款、税费1万余元，而租赁合同从未履行过。即使《补充协议》违背唐国用真实意思表示，其也应当属于效力待定而不是无效。第三，即使《商品房销售合同》系倒签，也是开发商放弃追究唐国用逾期付清尾款的责任，并不影响《商品房销售合同》的效力。第四，罗田提起诉讼已超过2年诉讼时效期间和撤销合同的1年除斥期间。唐国用于2009年办理房屋权属登记公示时应当知道房屋交易的事实。
罗田辩称，第一，唐国用从未将案涉房屋转让给刘雄，《补充协议》是刘欣策划和实施非法占有唐国用财产的侵权行为。《补充协议》上唐国用的签名系刘雄等人谎称租赁协议须完善和补充，骗取唐国用在空白纸上签名，《补充协议》内容与房屋租赁并无任何关系，刘雄等持《补充协议》变更房屋买卖合同并办理产权登记。第二，何春碧、刘欣并未举证证明案涉房屋系其出资受让取得，证据和理由自相矛盾。其一，刘雄与开发商签订的《房屋销售合同》和唐国用与开发商签订的合同只有购房人名字不同；其二，如果刘雄购买案涉房屋系唐国用转让后变更的合同，则开发商应当解除之前与唐国用签订的合同，但唐国用在诉讼中提交了合同原件；其三，根据李万树在公安机关的陈述，案涉房屋是出租给刘雄的，《补充协议》系虚构；其四，《补充协议》并无基础合同来补充；其五，上诉人称向开发商交纳38000余元房款不真实，若唐国用未交清房款，开发商不可能将案涉房屋交予唐国用使用，《补充协议》约定全部购房款3万元在办证后支付唐国用，与上诉人向开发商交纳38000余元房款矛盾；《补充协议》与《房屋租赁合同》同一天书写，在案涉房屋交付前上诉人不可能已花3万元装修费。唐国用2001年花36000元购买案涉房屋，在房价持续上涨的2007年不可能以3万元出卖。第三，何春碧、刘欣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时何春碧在场，其明知租赁却提供身份证办理产权具有主观恶意；刘欣以原租赁合同需要完善和补充让唐国用在空白纸上签名，再填写具体内容，将案涉法律关系由租赁变更为买卖，对案涉房屋登记在何春碧、刘雄名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案涉房屋2009年2月进行产权登记，刘雄于2010年2月去世，随即何春碧出售案涉房屋，不符合常理。第四，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唐国用与2014年7月与罗田签订《遗赠抚养协议》时方知上诉人侵权的事实，随后唐国用报案并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本案也不适用除斥期间。
李万树辩称，刘雄和唐国用就案涉房屋建立的是租赁合同关系，唐国用从未将案涉房屋出卖给刘雄，《补充协议》上李万树的签名也是事先在空白处签的。
吴明文、张仕碧未陈述意见。
罗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何春碧、刘欣、李万树赔偿财产损失25万元；2.判令何春碧支付租金1万元；2.诉讼费由何春碧、刘欣、李万树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雄与何春碧原系夫妻关系，刘欣系二人之子。2001年3月12日，唐国用以480元/㎡的价格与原南充力汇建设集团公司第四分公司（现已注销，法定代表人翟登科已去世）签订《商品房购房合同》，购买了现位于营山县朗池镇磨子街中段的住房一套（以下称案涉房屋），建筑面积77.04㎡，总款人民币36580元。唐国用在2007年战友会上表示欲将案涉房屋出租，刘雄欲表示愿意承租，11月7日在李万树的见证下，唐国用将购买的房屋出租给刘雄及家人居住使用，并由刘雄之子即刘欣执笔书立《房屋租赁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签订后，随即唐国用、刘雄又“签订”一份由刘欣执笔书立的《补充协议》，并交予唐国用。《补充协议》内容为“甲（刘雄）乙（唐国用）双方于2007年11月7日达成购房协议，现就甲方购买乙方房屋并受乙方委托办理房屋产权证事宜，达成如下补充协议：1.乙方委托甲方办理房屋登记相关手续，办理产权证房主为甲方刘雄。2.甲方在产权证办理完毕后，分两次支付乙方全部购房款叁万圆整，乙方开具收据。3.如遇第三方索要房屋或未能办理完毕房屋登记手续，乙方需赔偿甲方全部损失，其中甲乙双方确认已花费房屋装修费30000元（叁万圆整）……”
2009年2月4日，刘雄、何春碧以夫妻身份共同申请将本案案涉房屋登记于二人名下，并办理了房屋产权登记。2010年2月20日刘雄死亡，同年3月12日刘雄的法定继承人刘怀平、刘钊娟、刘欣均自愿放弃继承案涉房屋，由法定继承人何春碧全部继承。同年4月，何春碧通过中介将案涉房屋出卖给吴明文、张仕碧夫妇，并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和办理了房屋所有权登记信息。
唐国用之子唐成患有精神疾病，一直住院治疗，于2016年2月3日死亡。唐国用年老又无其他直系亲属照料，于2014年7月8日与罗田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其中约定“立遗赠人死后的一切财产，包括：老家柏坪乡白鱼村3社农村三排两间住房一座，营山县城购买的住房一套、工资、存款以及单位解决的安葬和抚恤金等，均由罗田享有和继承。”罗田在唐国用将《房屋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等资料交其保管时发现，唐国用在营山县城购买的本案案涉房屋已被出卖的事实。唐国用以自己不识字，《补充协议》系刘雄及刘欣伪造为由诉至法院。在一审审理中，唐国用于2015年10月10日去世，罗田以遗赠继承人作为原告继续参与诉讼。
为确定本案案涉房屋的财产价值，罗田向一审法院申请了对本案案涉房屋进行价值评估，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四川义正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案涉房屋进行价值评估。经评估，案涉房屋的总价评估为人民币19.3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刘雄与何春碧取得本案案涉房屋是否合法，即《补充协议》是否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2.刘欣与刘雄是否构成共同侵权，本案诉争财产价值如何确定；3.本案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
唐国用因病死亡，罗田以遗赠继承人作为原告继续参与诉讼符合法律规定，原告主体适格。
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占、哄抢、迫害或者非法查封、扣押、冻结、没收。侵害他人财产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由于2001年我国《物权法》并未颁布，依据《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从唐国用提供的《商品房购房合同》、《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可以证实本案案涉房屋的购买人原为唐国用，并已对房屋行使过占有、使用、处分的权利，即取得了该房屋的所有权。《补充协议》的内容不具有真实性，唐国用与刘雄签订的合同实为租赁关系而非买卖关系。首先，唐国用及李万树的陈述并结合《房屋租赁合同》可以证明唐国用与刘欣的父亲刘雄实为租赁合同关系，而非房屋买卖关系。其次，从一般公众认知来看，《补充协议》应是对原主合同未尽事项的完善和补充，而不应是对原合同的实质法律关系作变更，刘欣作为知晓法律知识的人应当知晓。本案中的《补充协议》将原《房屋租赁合同》进行了实质性法律关系的变更，且无证据证明唐国用与刘雄有其他购买协议。再次，《补充协议》的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补充协议》第3条“如遇第三方索要房屋或未能办理完毕房屋登记手续，乙方需赔偿甲方全部损失，其中甲乙双方确认已花费房屋装修费30000元（叁万圆整）……”据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房屋租赁合同》与《补充协议》系同一天形成，《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出租房屋由承租人进行装修，在该房屋还尚未交付时便在《补充协议》中确认“已花费房屋装修费30000元（叁万圆整）”这与客观事实不符。《补充协议》购房价格明显低于唐国用在2001年购房总价款（36000余元）。2001年至2007年期间，我国房价一直呈上涨态势，从评估价格亦可证明。在经过近7年的升值后，唐国用反而以低于自己购买时的价格出售给刘雄，这不符合生活常理。另外，按《补充协议》约定在办理房屋登记手续完毕后，刘欣之父刘雄应当分两次支付购房款给唐国用，出卖人唐国用应当向买受人出具支付房款的收据，在本案一审多次开庭审理中刘欣及何春碧均未提供任何支付房屋款给唐国用的依据。依据唐国用的《商品房购房合同》、《房屋租赁合同》和《补充协议》可以证明刘雄与原南充力汇建设集团第四工程公司签订的《商品房销售合同》系事后倒签。
刘欣自认《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系本人执笔书立。《补充协议》违背了唐国用的真实意思，刘雄与刘欣的行为构成共同侵权行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何春碧与刘雄为夫妻关系，是案涉房屋登记的财产共有人，应当知道案涉房屋的来源不合法，而默认该非法财产的取得，应当认定为共同侵权行为人。李万树虽在《补充协议》上作为在场人签字，但对侵权人的行为无共同意思联络，也无重大过错，且对侵权人的侵权行为无实质上帮助。故李万树不应当认定为侵权行为人。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十五条第（六）项的规定，侵权人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的侵权责任。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刘雄、何春碧、刘欣共同实施侵权行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刘雄现已死亡，侵权财产已由妻何春碧，子刘欣等人按协议继承处理，赔偿责任由被何春碧、刘欣承担。
《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中的“损失发生时”，应理解为权利人知道该损失的发生时，而非侵权行为发生时。故案涉房屋的财产损失应认定为19.3万元。依据《民法通则》的规定，诉讼时效从知道和应当知道之日起计算。本案被侵权人唐国用年老、初识字，又无其他直系亲属依靠，在2014年7月8日与罗田达成《遗赠扶养协议》后，经告知后得知《补充协议》的内容，并得知本案案涉房屋已被出卖给第三人，故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本案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不适用除斥期间的规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八条、第十五条第一款（六）项、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何春碧、刘欣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连带赔偿罗田财产损失19.3万元；二、驳回罗田对李万树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依法免交，鉴定费2500元由何春碧、刘欣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何春碧、刘欣提供2007年11月7日《购房协议》一份，载明唐国用将案涉房屋以3万元价格出卖给刘雄，该3万元在案涉房屋过户后一次性支付；签订该协议后唐国用将钥匙交予刘雄，刘雄自行装修和办理过户手续，该份《购房协议》系手书于唐国用加盖私人印章的身份证复印件上。罗田和李万树认为该份证据在一审多次开庭中并未出示，且上诉人称该《购房协议》已烧毁，该《购房协议》上唐国用签名并非唐国用本人所签，在一审中唐国用死亡后，上诉人在二审中才提交该份证据系别有用心，该协议系上诉人在唐国用空白身份证复印件上伪造书写，不应当采信。何春碧、刘欣提交2001年4月25日刘雄购房款38678.4元的《收据》、2004年4月6日《购房户刘雄结算清单》、2008年7月27日案涉房屋售房部给税务局的《证明》称“代理人购房时登记名字写错位请地税局办理”；罗田和李万树认为该组凭证时间系倒签；何春碧、刘欣提交2001年3月12日购房人为唐国用但被打叉标注“作废”的《商品房购销合同》一份，称唐国用转让案涉房屋时将该合同原件交给刘雄办手续，刘雄在开发商处更改该合同内容改错了，故重新写的备案合同，罗田和李万树认为唐国用的《商品房购销合同》原件存于唐国用原单位，在一审诉讼过程中才从原单位调出，何春碧、刘欣提交的该份合同并非系唐国用交给刘雄。
二审另查明，何春碧、刘欣房持有多份加盖唐国用私章的唐国用身份证复印件，何春碧、刘欣称唐国用交空白身份证复印件是让刘雄办理案涉房屋产权过户，罗田称是为了让刘雄帮助唐国用办理案涉房屋的产权登记。刘欣称《房屋租赁合同》、《购房协议》、《补充协议》系2007年11月7日书写，其中《房屋租赁合同》和《补充协议》系刘欣代为书写，《购房协议》不知道由谁书写，《补充协议》的签订时间不清楚。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第一，关于《购房协议》等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据的采信问题。其一，何春碧、刘欣在一审中并未提交该《购房协议》，且称已经烧毁，在唐国用死亡后，二审才提交该份《购房协议》，导致无法确定唐国用签名和指纹的真实性，且上诉人对一审未提供该份《购房协议》并无合理解释；其二，刘欣称《房屋租赁合同》、《购房协议》、《补充协议》系2007年11月7日书写，其中《房屋租赁合同》和《补充协议》系刘欣代为书写，《购房协议》不知道由谁书写，《补充协议》的签订时间不清楚；刘欣作为刘雄的儿子和法律专业人，在同一晚上各方均在场的情况下代为书写《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时，并未代为书写《购房协议》且称不知道由谁书写《购房协议》不符合常理；其三，刘欣称担心案涉房屋过户前唐成的女朋友来要房子故拟定一份假的《房屋租赁合同》不符合常理，因同为承租人和案涉房屋买受人，买受人的身份更能对抗第三人向案涉房屋主张权利；其四，在上诉人持有多份唐国用加盖私人印章的身份证复印件的情况下，《购房协议》系手书在唐国用加盖私人印章的身份证复印件上，且因上诉人原因导致无法认定该《购房协议》上唐国用签名和捺印的真实性，该份《购房协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综上，本院对该份《购房协议》不予采信。
对于上诉人提交的《收据》、《购房户刘雄结算清单》和《证明》，因2007年11月7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前刘雄与案涉房屋并无任何关系、也不可能在数年前就知晓案涉房屋的情况并办理相关手续，故该几份证据的时间都系倒签，其本身不能证明刘雄购买案涉房屋、支付相应购房款的真实情况，故本院对该三份证据不予采信。
对于上诉人提交的2001年3月12日购房人为唐国用但被打叉标注“作废”的《商品房购销合同》，上诉人称该份合同系唐国用交付给刘雄办理房屋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变更，根据常理买受人手中只应持有一份合同原件，而因唐国用家庭的特殊情况，唐国用持有的原件一直交唐国用原单位代为保管，上诉人对该份打叉标注“作废”的合同并未作出合理解释，故该合同并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
第二，关于唐国用是否将案涉房屋出卖给刘雄的问题。其一，2001年唐国用购买案涉房屋的价款为36000元，在房屋价格大幅上涨的六年后，唐国用以3万元出卖案涉房屋不符合常理；其二，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购买案涉房屋购房款3万元已实际交付；其三，上诉人不能合理解释一方面2007年11月7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后唐国用才将案涉房屋交付给刘雄，另一方面2007年11月7日当天各方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购房协议》和《补充协议》，且在《房屋租赁合同》中称房屋交付后由刘雄装修，而在《补充协议》中双方确认已花费房屋装修费3万元；其四，上诉人称唐国用仅向开发商交纳1万元，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且在唐国用欠付大部分房款时开发商不可能将案涉房屋交付给唐国用；其五，虽然《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年租金1000元，唐国用实际只收到500元押金，该合同中并未约定租金的支付时间且约定了刘雄安装水电等费用优先抵扣租金，考虑到唐国用年老多病、唯一近亲属儿子唐成患精神病不知所踪的情况下，唐国用在10年租期届满前未向刘雄催要租金符合情理。综上，唐国用并未将案涉房屋出卖给刘雄。
第三，关于何春碧、刘欣应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问题。因案涉房屋的买卖过程和登记于刘雄、何春碧名下，系刘雄、何春碧以及刘欣单方操作完成，何春碧和刘欣具有侵犯唐国用财产所有权的主观故意、实施了侵权行为、有损害后果发生、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故何春碧、刘欣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四，关于上诉人提出的其他上诉理由问题。《补充协议》并非唐国用的真实意思签订，唐国用在知晓此事后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并提起本案诉讼，故唐国用对效力待定的《补充协议》并未追认，《补充协议》属于无效合同。唐国用年老多病且初识字，在2009年案涉房屋登记于刘雄名下并不知晓，唐国用于2014年与罗田签订《遗赠抚养协议》时方知晓该侵权事实，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综上所述，何春碧、刘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160元，由何春碧、刘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任雅莉
审判员 陈国兵
审判员 蒙秀梅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五日
书记员 范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