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穗萝法民一初字第326号
原告：翁明礼，住重庆市綦江县。
委托代理人：肖绍勇，广东华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黎诗，广东华誉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
被告：广州开发区立德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龚劲松，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余剑华，住广州市萝岗区，该公司员工。
被告：广州柏盛包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
法定代表人：MICHAELSHERMANJOHANSEN。
委托代理人：翁俊永，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谢伟坤，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翁明礼诉被告广州开发区立德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德公司”）、广州柏盛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柏盛公司”）生命权、××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7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芮雪春子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7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翁明礼及其委托代理人肖绍勇、黎诗，被告立德公司委托代理人余剑华，被告柏盛公司委托代理人翁俊永、谢伟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起诉称：原告于2011年2月16日入职立德公司番禺分公司处工作，并于同日签订劳动合同，由立德公司番禺分公司将原告派遣至柏某公司处工作，月平均工资2906.72元。2013年9月3日广东省××诊断鉴定委员会作出粤卫职鉴[2013]20号《××鉴定书》，鉴定为职业性肿瘤（苯所致白血病）。2013年11月18日番禺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穗番人社工伤认[2013]000880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为工伤。2014年4月16日经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穗劳鉴[2014]012392号鉴定结论书，鉴定为六级伤残，停工留薪期从2013年9月3日至2014年3月3日；2014年8月8日广东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粤劳鉴再字[2014]0596号鉴定结论书，鉴定为三级伤残；2014年9月18日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穗劳鉴[2014]018909号鉴定结论书，同意延长医疗期从2014年3月4日至2014年8月20日；2014年9月26日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穗劳鉴[2014]0110200号鉴定结论：停工留薪期从2014年9月4日至2015年3月4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法》第五十九条：××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的，还应当赔偿××生活辅助具费和××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二十八条：劳动者被诊断患有××的，除依法享有工伤社会保险外，还可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向用人单位请求损害赔偿，但该损害赔偿应扣除劳动者因××享有的工伤社会保险利益，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劳动者根据上述规定向用人单位请求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可一并审理等规定，原告有权向两被告提出上述赔偿请求。
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已经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给原告造成了身体及精神上的严重损害。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贵院查明事实，判决：1.两被告向原告支付××赔偿金521579.20元；2.两被告每月向原告支付被扶养人生活费28926.72元；3.两被告向原告支付医疗费5106.79元；4.两被告向原告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5.两被告向原告支付交通费1000元；6.两被告向原告支付营养费10000元；7.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告当庭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两被告向原告支付××赔偿金569579.2元（35598.7×20×0.8），变更第三项诉讼请求为两被告向原告支付医疗费2903.7元，并当庭增加诉请求：两被告向原告支付检测费3000元。
被告立德公司答辩称：一、原告是立德公司劳务派遣员工，用工单位为柏某公司。2011年原告申请入职柏某公司，依据立德公司同柏某公司所签订的劳务派遣合同约定，原告通过立德公司、柏某公司的面试。因原告工作岗位会接触到苯系物，所以立德公司、柏某公司依法安排原告于2011年2月10日在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进行上岗前体检。在此基础上立德公司于2011年2月16日才同原告签订了劳动合同，并依约将原告派遣到柏某公司工作，原告在签订劳动合同及员工派遣单时已明知此事。依据劳务派遣合同规定，原告进入柏某公司工作后所有事物均由柏某公司负责，立德公司只是从旁协助办理员工工资核算、考勤核算、社会保险等人事部门工作。
二、立德公司的企业性质决定不能产生××，原告的××不是立德公司的行为造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法》第四十七条、四十八条、四十九之规定，××的认定同××危害接触史和工作场所××危害因素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但立德公司却不具备条款所规定的条件。首先，立德公司是劳务派遣公司，根本就不具备生产条件，不存在法律所规定危害因素。虽然柏某公司是用工单位，但根据广州市××防治院2011年、2012年的检测报告，原告所处工作岗位不具备××危害因素。其次，在原告申请××诊断时广州市××防治病的××诊断证明书、广州市××诊断鉴定委员会的××诊断鉴定书中均确认了原告不能诊断为××，且确认了柏某公司的工作岗位不具备产生××危害的因素。第三，虽然广东省××诊断鉴定委员会的××鉴定书中最终确认了原告为××，主要原因是在于原告进入立德公司、柏某公司工作前就存在××的可能性。同时，在该鉴定书中明确了原告的××同原告在柏某公司工作期间无明确职业性苯接触史，自然立德公司无需对原告××承担相关责任。因立德公司、柏某公司的工作岗位不存在××危害，鉴定委员会也确认了原告所患××是同原告之前工作经历存在因果关系，所以原告的××不是立德公司的行为造成。
三、立德公司虽然是原告劳动合同关系方，但立德公司并不是××侵权责任的承担方。首先，因为《工伤保险条例》规定患有××即为工伤（详见2014年3月4日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立德公司当时作为原告的劳动合同关系方依法已经为原告缴纳了工伤保险，为保证原告的治疗，在此情况下立德公司不得不为原告办理了工伤认定，让原告由医疗保险所保障的治疗转为工伤保险的治疗，其治疗方案将不会受到相关限制，但这并不意味着立德公司就承认了原告××是由立德公司行为所导致。其次，原告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之规定向某公司提出赔偿要求，但该法第六条规定是因为行为人过错所造成侵权，本案中立德公司在原告的××产生中并没有过错。同时该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损害是因第三人造成的，第三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在××鉴定书中最终确认了原告为××的主要原因是之前工作存在××因素导致××的发生，原告依法应找之前工作的单位进行索赔。第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原告依法也只能向侵权的第三人提出民事赔偿，而不是立德公司。
四、立德公司只是用人单位，同用工单位柏某公司就工伤待遇等问题双方合同条款有约定。在立德公司同柏某公司所签订的劳务派遣合同第三条第7款规定“被派遣劳动者因工发生的伤亡问题，先行申请工伤保险，若工伤事故是由谁造成的，过错方应承担责任，相关其余事项由双方依法协商解决”。因原告同立德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当天就派遣到柏某公司工作，原告的工作安排、安全管理等均由柏某公司负责，且原告入职时上岗体检也符合规定，所以柏某公司依法应对原告工作期间所产生的问题承担责任。同时，在劳务派遣合同第五条第9款第（3）项规定“柏某公司承担被派遣劳动者工伤期工资待遇”，所以即便是要承担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原告工伤待遇外的责任也应由柏某公司承担，同立德公司无关。
五、立德公司并非导致原告产生××的侵权行为人，依法无需向原告支付××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
六、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条之规定，原告所提交通费用必须符合法律规定，且该费用是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与立德公司无关。同时，原告也未提交相关单据加以证明，立德公司也无从了解其是否真实存在。
七、立德公司并非导致原告产生××的侵权行为人，依法无需向原告支付营养费10000元。
综上，原告所患××诊断、鉴定中原告均未被确诊为××，虽然最后被鉴定为××，但鉴定委员会也承认原告的××同立德公司、柏某公司的工作无关。同时，广州市××防治院的检测报告也证明了柏某公司的工作场所不具备××危害。因原告是××，依法当然就构成工伤，但此工伤并不是因在立德公司、柏某公司工作所造成。原告向某公司、柏某公司提出人身损害待遇赔偿于法无依。尤其是要指出的是原告明知其××是由以前的工作经历所造成，其应向施加危害的单位提出包括精神损害在内的赔偿，而不是向某公司、柏某公司这种遵纪守法、一心为原告利益而背上包袱的企业索赔。立德公司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
柏某公司答辩称：最高院有关人身损害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职工有关工伤所造成的损失应该通过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进行处理，不能重复就此再提出有关的民事侵权诉讼。而我方以及立德公司都已经依法为原告购买了相关的社会保险，有关款项应当由社保部门进行支付。第二，我方认为，有关民事侵权行为是否成立应该从判断是否有过错以及是否有因果关系进行认定。从我方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我方一直都有对我方的工作场所进行专业、依法的检测，有××危害指数标准都是符合法律要求的，并且远远超过法律的要求。同时我方也对原告进行了有关的培训和劳保用品的发放，履行了有关的告知义务，我方没有任何的过错。更为重要的是，原告在到我公司工作前，原告已经有长达七年的接触苯系物的历史，由此可见，原告的病情与我方的工作场所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所以我方对原告没有任何侵权行为，因此原告所主张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告于2011年2月16日入职立德公司番禺分公司，双方当天签订了期限自2011年2月16日至2013年2月15日的《劳动合同》，同日将原告派遣至柏某公司从事烘房操作工作。原告上岗前，经被告柏某公司组织，在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进行了上岗前体检，体检未见异常。体检报告的备注处注明了“苯系物”。2012年3月原告在例行体检时发现白细胞升高3个月，进而于2012年3月3日开始在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住院检查和治疗，此后没有再返回岗位工作，住院期间，被诊断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2012年8月29日的《出院小结》的医嘱为：注意休息，避免受凉，加强营养。
2012年8月30日，广州市××防治院作出穗职诊2012120号《××诊断证明书》，结论为原告不能诊断为职业性肿瘤（苯所致白血病）。原告对该结论有异议，向广州市××诊断鉴定委员会申请复查，该委员会于2012年12月11日作出粤（穗）卫职鉴（2012）056号《××诊断鉴定书》，维持了原诊断结论，不能诊断为职业性肿瘤（苯所致白血病）。原告对该结论仍有异议，向广东省××诊断鉴定委员会申请最终鉴定，该委员会于2013年9月3日作出粤卫职鉴[2013]20号《××鉴定书》，结论为职业性肿瘤（苯所致白血病），其中鉴定依据第3点为：2011年2月至2012年3月在广州开发区立德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番禺分公司派往广州柏某包装有限公司工作期间无明确职业性苯接触史。上述三份鉴定书或结论书的用人单位陈述均为：原告2011年2月16日至2012年3月3日由立德公司番禺分公司派驻柏某公司当丝印部操作工，接触苯系物等化学物。
2013年11月18日，广州市番禺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原告所患××属于工伤，用人单位为立德公司番禺分公司。该公司不服就该决定书申请了行政复议，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4年3月4日作出穗人社复案字[2014]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上述《认定工伤决定书》。2014年4月16日，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作出穗劳鉴[2014]012392号《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结论》，鉴定原告的劳动能力障碍程度为六级，生活自理障碍程度未达级，停工留薪期从2013年9月3日至2014年3月3日；2014年8月8日，广东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穗劳鉴再[2014]0569号《省级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再次鉴定原告的伤残等级为三级，生活自理障碍程度未达级。
立德公司番禺分公司为翁明礼购买了社会保险，并就翁明礼的情形向工伤保险基金管理部门申领相关待遇，广州市番禺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办公室2014年12月5日和12月10日出具的《工伤待遇审核表》和《工伤人员食宿交通费审核表》显示翁明礼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为73319.4元，伤残津贴为2650.24元/月按月领取，护理费13418.96元，职工就医伙食补助6335元+4620元=10955元，2013年9月3日至2014年7月14日共住院313天，按照35元/天的标准计发。翁明礼在2014年7月15日至2014年9月4日期间也在住院治疗。立德公司番禺分公司于2015年3月6日申请办理了注销登记，在注销登记之前翁明礼的社保关系已经转移至立德公司，社保并未发生中断。从本院向社保中心了解的情况可知，工伤保险从2014年9月开始发放原告的伤残津贴，2014年9月至12月期间的伤残津贴为每月3354.74元，2015年1月至9月期间的伤残津贴为每月3642.6元。
原告确认在其被确诊为××之前住院期间的费用由柏某公司支付，根据柏某公司提交的住院收费收据显示原告于2012年5月10日至6月7日、7月26日至8月29日、8月31日至10月22日、11月23日至12月17日、2012年12月20日至2013年8月7日在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分别花费6484.71元（自费）、6562.45元（自费）、12994.84元（医保记账8317.17元、个人缴费4677.67元）、8006.41元（医保记账4793.34元、个人缴费3213.07元）、58282.78元（自费）。此外，柏某公司还于2012年6月20日和11月15日分别支付了两笔鉴定费1500元、6800元。柏某公司认为上述款项并非法定应由其承担的费用，因此认为该费用应从其应承担的款项中予以抵扣。
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后的医疗费是指158元的病历本费用、为进行劳动能力鉴定在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支付的检查费130元、劳动能力再次检测费350元、2014年9月4日至12月2日住院的个人缴费部分667元、2014年12月2日至2015年1月2日住院的个人缴费部分246元，2015年1月15日的检验费36元、2015年3月19日至4月1日住院的个人缴费部分1316.70元，共计2903.7元。上述病历本的票据均是定额发票，没有日期，有日期的票据均是原告在被认定工伤之后产生的。原告提交了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血液内科盖章的《原告证明》，称原告需行BCR/ABL融合基因检测了解病情及指导治疗，因该院不能行相关检查，分别在2014年1月3日、4月21日、8月6日外送BCR/ABL融合基因检测，费用分别为1000元、500元、500元，三次共2000元。原告还提交了五张《检验服务交接单》，金额共计3000元，以及武汉康某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四张共计3000元的检测费发票。上述票据的时间均为原告被认定为工伤之后。
原告因与两被告之间的劳动争议案件，向广州市番禺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5年5月7日，该仲裁委作出穗番劳人仲案字[2014]第4628号《裁决书》，裁决立德公司番禺分公司、立德公司向原告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73319.4元、2014年9月至2015年4月份的伤残津贴21201.92元、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24946.77元、2013年9月3日至2014年9月4日期间住院伙食费12845元。原告与立德公司均不服裁决，先后向法院起诉，后由本院进行了合并审理，原告在该案中亦主张了上述医疗费中的1551元，还主张了上述检测费中的2000元。被告立德公司同意向原告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73319.4元，并向原告转发社保核发的伤残津贴，但主张在与原告的劳动争议案件终结时一并支付。
柏某公司主张原告日常工作并不接触苯，且其所在的工作环境符合国家规定，不存在职业危害因素，为此提交了2011年至2014年的广州市××防治院的《检测报告书》，显示原告所在烘房的苯含量远低于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柏某公司还提交了原告书写的其进入柏某公司工作后，参加过安全××培训，公司已经发放劳保用品、口罩、手套等，其每天工作都能够佩戴口罩、手套等的文件。原告对《检测报告书》的真实性不确认，表示其书写的文件是应某公司要求所写，且不能反映柏某公司已经告知××危害因素。
立德公司主张其仅是劳动合同的签订方，已经在与原告的劳动合同中进行了风险告知，如果存在其他风险和防范，应由实际用工单位承担告知义务。立德公司提交了其与柏某公司签订的《劳务派遣合同》，该合同第三条第7点约定为“被派遣劳动者因工发生的伤亡事故，乙方（立德公司）应首先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为受伤劳动者申请工伤保险。若工伤事故是由甲方（柏某公司）过错造成的，其他应由用人单位支付的款项由甲方承担。若工伤事故是由乙方过错造成的，其他应由用人单位支付的款项由乙方承担”。
原告主张的被扶养人为儿子翁某及母亲钱某，翁某于1996年10月19日出生，有包含原告妻子在内的两个扶养人。钱某于1938年2月28日出生，重庆市綦江区东溪镇福林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显示钱某生育了包含原告在内的四个子女。
上述事实，有《劳动合同》、《劳务派遣合同》、《出院小结》、《××诊断证明书》、《××诊断鉴定书》、《××鉴定书》、《认定工伤决定书》、《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翁明礼证明》、《检验服务交接单》、收费收据、户口本、《证明》、穗番劳人仲案字[2014]第4628号《裁决书》等书证及双方当事人庭审陈述等证据证实，上述证据经过庭审质证，符合证据规则的规定，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认为：立德公司番禺分公司依法办理了注销手续，故其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关系权利义务由立德公司承继。原告自与立德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后一直在柏某公司工作，柏某公司是实际用工主体，原告系在柏某公司工作期间生病进而被诊断为××。虽然柏某公司主张原告所在岗位没有××危害因素，但原告在上岗前体检报告中的备注中单独列出了“苯系物”，且原告经过诊断和鉴定，其遭受××危害的事实已经被确认，具备损害事实发生的要件。××诊断和鉴定属于归因性诊断，表明劳动者的损害事实与职业岗位之间的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二条规定，用工单位给被派遣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原告经由立德公司派遣至柏某公司工作，因此应由柏某公司负责赔偿原告的损失，立德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至于立德公司主张的其与柏某公司之间的《劳务派遣合同》约定了职工工伤的赔偿方式，系两被告之间的内部约定，对原告不产生法律约束力，两被告可另行结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法》第五十九条规定，“××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在本案中，原告因患有××而提出工伤保险待遇以外的侵权损害赔偿项目，衡量这些侵权损害赔偿项目能否得到支持，关键是认定哪些项目是工伤保险待遇中没有涵盖到的，因医疗费、检测费、交通费等均是《工伤保险条例》中可涵盖的项目，故原告另行提起民事赔偿要求被告支付，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的其他请求。××病人在享有工伤保险待遇后具体还可获得何种项目的民事赔偿。原告诉请的××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系因丧失相应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工伤保险待遇中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伤残津贴与此性质相同，均系对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导致收入损失的补偿。因同一损害获得重复赔偿有违民事法律“填平损害”的一般原则，故本院对于原告关于××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请求不予支持。至于精神抚慰金，该赔偿是对受害人因人身损害所遭受的心理及肉体上的无形痛苦的安抚和慰藉，工伤保险待遇并未包含该项内容，考虑到原告三级伤残较为严重，其患病必然对一定时期内的生活、情绪、交往等产生影响，原告请求两被告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本院予以支持。至于营养费是工伤保险待遇中没有涵盖到的，结合原告的病情及医嘱，本院酌定两被告支付原告营养费3000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法》第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广州开发区立德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广州柏盛包装有限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连带向原告翁明礼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
二、被告广州开发区立德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广州柏盛包装有限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连带向原告翁明礼支付营养费3000元；
三、驳回原告翁明礼的其他诉讼请求。
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义务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363元，由原告翁明礼负担4720元，被告广州开发区立德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广州柏盛包装有限公司负担64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芮雪春子
二〇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刘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