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5）浙行终字第45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游万全，台湾地区居民。
委托代理人杨树英，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省人民政府，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省府路8号。
法定代表人李强，省长。
委托代理人许关中、侯亦丹，浙江省商务厅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临海名宜礼品玩具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城东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郑弘基，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郑弘基，台湾地区居民。
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应振芳、金歧岚，浙江君安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郑婉静，台湾地区居民。
游万全、郑婉静诉浙江省人民政府经贸行政许可一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3日作出（2015）浙杭行初字第33号行政裁定，游万全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9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同年11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游万全及其委托代理人杨树英，被上诉人浙江省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许关中、侯亦丹，原审第三人临海名宜礼品玩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海名宜公司）及郑弘基的委托代理人金歧岚到庭参加诉讼。原审原告郑婉静经本庭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一）临海名宜公司处于中外合资企业阶段的相关事实。1994年1月14日，原临海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作出《关于“中外合资临海名宜礼品玩具有限公司”合同、章程的批复》（临经贸（1994）6号）。1994年1月26日，被告作出外经贸资浙府字（1994）6126号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该批准证书上载明台方投资者为台湾郑弘基。1994年8月19日，原临海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作出《关于“临海名宜礼品玩具有限公司”修改合同、章程的批复》（临经贸（1994）52号）。1994年8月24日，被告作出外经贸资浙府字（1994）6126号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该批准证书上载明台方投资者为台湾郑弘基。（二）临海名宜公司变更为外商独资经营企业的相关事实。1995年10月18日，临海市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同意创办外商独资临海名宜礼品玩具有限公司的批复》（临政发（1995）152号），同意临海名宜公司性质由合资经营变更为外商独资经营。原临海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于同日作出《关于同意“临海名宜礼品玩具有限公司”部分股权转让的批复》（临经贸（1995）52号），同意中方原持有的8%的股权转让给台方。1995年10月25日，被告作出外经贸资浙府字（1994）00211号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该批准证书所载投资者名称为台湾游万全。（三）临海名宜公司1996年和2006年两次取得批准证书及该两次批准证书被确认无效的相关事实。1996年9月19日，原临海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作出《关于“临海名宜礼品玩具有限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的批复》（临经贸（1996）51号）。1996年10月2日，被告作出外经贸资浙府字（1994）00211号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该批准证书所载投资者名称为台湾郑长明。2006年6月12日，原临海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作出《关于临海名宜礼品玩具有限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的批复》（临经贸（2006）60号）。同日，被告作出商外资资浙府字（1994）00211号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该批准证书所载投资者名称为郑弘基、刘淑琴、刘鸿昌。根据原告的申请及相关司法鉴定意见书，原临海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于2008年12月30日作出《关于撤销﹤临经贸（1996）51号﹥文的决定》（临外经贸（2008）120号），决定撤销临经贸（1996）51号批复和临经贸（2006）60号批复，并明确相应的批准证书无效，要求临海名宜公司根据该决定到相关部门按临经贸（1995）52号文办理恢复手续，及时将2006年颁发的批准证书缴回注销。（四）被告颁发2009年2月5日批准证书的相关事实。在办理恢复手续过程中，原临海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于2009年2月4日作出《关于修正临海名宜礼品玩具有限公司批准证书的说明》。2009年2月5日，被告作出商外资资浙府字（1994）00211号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该批准证书所载投资者名称为郑弘基。（五）被告颁发2010年2月2日批准证书的相关事实。2010年1月13日，临海名宜公司向原临海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提交《请示》：“……原批准证书已登报遗失，要求重新出具批准证书，请予办理。”2010年1月25日，原临海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作出《关于临海名宜礼品玩具有限公司变更章程相关条款的批复》（临外经贸（2010）9号）。2010年2月2日，被告作出商外资资浙府字（1994）00211号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该批准证书所载投资者名称为郑弘基。另查明，在游万全、郑婉静与郑弘基、临海名宜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中，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职权向浙江省台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调取了案涉2009年2月5日的商外资资浙府字（1994）00211号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注：相关民事案件判决书中记载该次批准证书发证日期为2009年2月2日有误，经本院查明，发证日期应为2009年2月5日）。原告庭审中亦认可于该案一审审理中（2011年）知道了本案被诉批准证书的内容。原告不服该颁发2009年2月5日批准证书的行为，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第（一）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本案中，郑婉静主张其和案涉2009年2月5日的批准证书存在利害关系的理由为：1、游万全的财产属于和郑婉静的共同夫妻财产；2、郑婉静为临海名宜公司的董事。本院认为，虽然游万全投资人身份的确定，对作为游万全妻子的郑婉静而言，客观上存在一定的利益联系。但行政诉讼法上所谓“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系指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非事实上的利害关系。对于“利害关系”的判断标准，考虑的是行政行为对相对人或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利益造成直接影响，而非间接影响。本案中，郑婉静未被相关批准证书记载为投资者。且案涉批准证书的批准内容不涉及临海名宜公司董事成员的变更，故案涉2009年2月5日的批准证书与郑婉静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郑婉静并非本案的适格原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本案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的情形，原告所称案涉行为系无效行为，不受起诉期间限制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本案中，原告游万全已于2011年知晓被诉2009年2月5日批准证书的内容，故其于2015才向本院起诉，已经超过了法定2年的起诉期间。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游万全、郑婉静的起诉。
游万全上诉称：一、本案对“被上诉人是否告知、上诉人是否知晓涉诉行政行为”等事实查明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诉讼时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第四十二条规定的20年诉讼时效，而不应当适用第四十一条规定的2年的诉讼时效，理由如下：（一）被上诉人至今从未告知上诉人该行政行为的诉权和起诉期限，更未告知上诉人该行政行为的内容；行政行为的内容包括该行政行为的做出时间、具体内容、对利害关系方即上诉人权利义务的影响等。从上诉人原审诉求可以看出，上诉人至今都不知涉诉行政行为的具体做出时间到底是2009年2月2日还是2009年2月5日；从（2010）浙台商外初字第21号《民事判决书》中可以获悉，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获得该批准证书是从台州市工商局调档获得，并非从被上诉人或其下级单位获得，并且据原审法院查明，涉案批准证书的时间与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查档的时间相差3日即2009年2月5日，也证明上诉人不知被诉行政行为的内容；上诉人在历次民事诉讼中的反驳观点和意见足以证明上诉人从不知涉诉行政行为内容。（二）本案从2009年2月2日（或5日）被上诉人对临海名宜公司投资人由游万全变更为郑弘基并颁发证书之日起算，并未超过20年。即使自1996年10月2日临海名宜公司投资人由游万全变更为郑长明之日起算起至今也未超过20年。被诉行政行为的效力决定着临海名宜公司100%股权及公司财产权归属，其中包含临城国用（2010）第3553号或临城国用（2009）第0351号土地使用权证所涉国有土地上建筑物的归属，根据若干解释第四十二条规定，涉及不动产的行政诉讼应当适用20年的诉讼时效。（三）临海名宜公司受郑弘基经营控制，自2009年以后公司的批准证书、公章、档案等都从未向上诉人公示，上诉人早在2009-2011年间调取外经贸档案、工商档案都一直未被准许，直到2015年10月21日，上诉人律师前往台州市档案局查档时，才知道临海名宜公司拥有“真实的”被上诉人颁发于2009年2月2日（或5日）的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以超过2年诉讼时效为由驳回上诉人起诉，属于事实的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二、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事实证据不足、无法律依据，其以瑕疵更正为由变更上诉人的投资者身份，剥夺了上诉人的财产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且严重违法的情形。同时，被诉行政行为还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第三条的规定，应当属于无效的行政行为。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发回重审。
浙江省人民政府答辩称：一、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在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婉静与原审第三人临海名宜公司、郑弘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一审过程中，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了案涉2009年2月5日商外资资浙府字（1994）00211号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并于2012年7月12日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上诉人在本案庭审中也认可在2011年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上述案件一审审理中知道了被诉批准证书的内容。二、一审裁定适用依据正确。若干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且严重违法的情形，针对是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本案不符合该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的情形。上诉人已于2011年知道了被诉批准证书的内容，于2015年1月21日提起本案诉讼，早已超过起诉期限。三、本案不适用20年的起诉期限。本案系上诉人诉2009年2月5日颁发批准证书的行政行为，并非因不动产提起诉讼，不适用若干解释第四十二条关于20年起诉期限的规定。综上所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
临海名宜公司及郑弘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意见，在庭审中答辩称除了同意浙江省人民政府的答辩意见之外，再补充两点：一、上诉人认为其不知具体行政行为，而事实上上诉人在2009年7月1日已经明知道所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并向临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所以本案的诉时效已超过。二、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规定的20年诉讼时效。上诉人无任何证据证明其对临海名宜公司的土地房产有任何物权，经台湾名宜公司与临海名宜公司的股权交换，上诉人与临海名宜公司完全已无关系。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围绕着上诉人游万全对浙江省人民政府2009年2月5日作出的商外资资浙府字（1994）00211号颁证行为是否超过起诉期限这一审理重点进行了质证、辩论。
经审查，对原审裁定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上诉人游万全及原审原告郑婉静因与被上诉人郑弘基及临海名宜公司股东资格确认、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曾于2010年12月1日向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据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浙台商外初字第21号民事判决载明，诉讼期间该院依职权调取了被上诉人浙江省人民政府2009年2月5日（涉案的民事判决记载的日期为2009年2月2日）颁发的商外资资浙府字（1994）00211号批准证书，且上诉人在一审法院提交的本案起诉状内容确认及补充说明中，对涉案的证书知道时间也明确表示“2011年1月18日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时通过法院调查结果获悉”，故上诉人于2011年1月知道被诉的颁证行为，其于2015年1月才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显然已超过了2年的起诉期限。涉案的批准证书记载的内容为企业名称、类型、投资总额、注册资本、经营范围、投资者名称等，并不涉及不动产权属，故上诉人认为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规定的20年起诉期限的理由不能成立。虽然民事判决载明涉案证书系2009年2月2日颁发，但上诉人在庭审中也确认了无论是本案一审裁定认定日期为2009年2月5日证书还是民事判决认定的2009年2月2日颁发的证书，结果系同一个，因此上诉人提出“日期的不同更加证明上诉人不知晓涉案证书”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马惟菁
审 判 员 车勇进
代理审判员 万成兆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日
书 记 员 韦若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