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浙06民终13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石洋球，女，1981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上诉人（原审被告）：袁锋，男，1981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两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浩，浙江秦国光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金余一，浙江勤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诸暨邦盛针织有限公司，住所地诸暨市大唐镇下骆村。法定代表人：陈钱钢。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国平，浙江春森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石洋球、袁锋因与被上诉人诸暨邦盛针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盛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17）浙0681民初89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石洋球、袁锋共同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两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货款26204元。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2015年1月27日，上海达康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康公司）汇给被上诉人的51500元、2015年2月18日袁锋汇给陈芙美的35万元中的15万元、2016年1月19日石洋球退给被上诉人的原料款12894元均未在2016年1月19日的对账单中扣除。事实上，双方从2013年开始就已经发生业务往来，之前的账均由石洋球出面进行校对，而款项又都是通过第三方支付，故袁锋对具体的付款情况不太清楚，2016年1月19日对账时，仅是对当时知道并经双方认可的账目作了结算，所以在结算单上有写“已付承兑20万、2015年8月31日已付三羽转5万……”等字样，对于未写明的付款情况，都是在对账时未扣除的。邦盛公司辩称，2016年1月19日的对账单由上诉人袁锋出具，而2015年2月18日汇给陈芙美的35万元也由上诉人袁锋汇付，故上诉人袁锋在对账时不可能不知道该笔款项，也不可能不将当日退还的原料款结算在内。正因为双方从2013年开始就发生业务关系，所以2015年1月27日达康公司汇付的51500元和2015年2月18日汇给陈芙美的35万元中的15万元均是用于支付2013年的货款，故没必要在2014年至2015年的货款对账单中列明。结合两上诉人在出具对账单后又支付了45万元货款的事实，被上诉人认为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邦盛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石洋球、袁锋立即支付货款740598元，并支付该款自2016年2月20日起至款付清日止按日千分之一计算的利息。后，邦盛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石洋球、袁锋支付货款290598元，并支付该款自2016年2月20日起至款付清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石洋球、袁锋系夫妻关系。邦盛公司与石洋球、袁锋自2012年至2015年存在包覆纱买卖业务往来。2014年11月26日邦盛公司由诸暨市邦盛针织有限公司变更为现名称。2013年12月26日、2015年1月18日，石洋球向邦盛公司各出具了结算单一份。2014年1月9日，袁锋与蔡球燕向邦盛公司出具了结算单一份。2016年1月19日，双方最后结算，由袁锋为需方，邦盛公司为供方，双方签订货款结算单一份，载明：“结账单2015年总额人民币411738元，共欠货款：411738元，2014年欠款628860元，已付承兑20万元2015年8月31号已付三羽转5万2015年11月4号已付三羽转5万2014年还欠328860元，共欠货款740598元，共欠金额（大写）柒拾肆万零仟伍佰玖拾捌元整。”双方在货款结算单上还特别约定，“……此款1个月内付清，需方逾期不付清此欠款按日千分之一从欠款之日起计算利息。……”袁锋在欠款人处签字确认。结算后，石洋球、袁锋陆续支付货款45万元，分别为2016年1月20日陈美剑收到的20万元承兑汇票、2016年10月31日陈列鑫出具的20万元收条、2016年4月5日向陈芙美账户汇入的5万元。另认定：2015年1月27日，达康公司汇入邦盛公司51500元，2016年2月6日诸暨市三羽针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羽公司）汇入邦盛公司5万元。2012年至2014年1月，袁锋与蔡珠燕合作与邦盛公司存在买卖业务关系。2015年2月18日袁锋汇入陈芙美账户35万元（其中20万元袁锋认可系之前袁锋与蔡球燕合伙期间所欠邦盛公司的货款），2016年1月19日石洋球退还邦盛公司原料款12894元。一审法院认为，石洋球、袁锋向邦盛公司出具结算单，对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进行确认以及欠邦盛公司的货款进行结算，并约定了付款期限和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石洋球、袁锋应当依约履行。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2015年1月27日，达康公司汇入邦盛公司的51500元、2015年2月18日袁锋汇入陈芙美账户的35万元的15万元、2016年1月19日石洋球退还邦盛公司的原料款12894元是否已在2016年1月19日结算中进行抵扣。邦盛公司认为上述款项在结算时均已抵扣，石洋球、袁锋抗辩认为上述款项未在结算单上进行记载，故未抵扣。该院认为，结算单中上述款项的扣除情况虽未记载，但上述抵扣事实均已发生，袁锋完全有机会在对账时提出抵扣，但并未提出，同时其也未对其在对账过程中遗漏上述抵扣款项作出合理合法的解释。退一步讲，如石洋球、袁锋所述，2016年1月19日结算单不能作为双方最后的结算依据，其明知尚有大笔款项未抵扣，却未与邦盛公司再次进行对账确认，反而于2016年1月结算后支付邦盛公司45万元货款，也明显与常理不符。故石洋球、袁锋未提交足以推翻结算单所记载内容的相关证据，对其该辩解，该院不予采信。本案的争议焦点二是对于2016年2月6日三羽公司汇入邦盛公司的5万元，是否系代石洋球、袁锋支付涉案款项。对此，邦盛公司对收到上述款项无异议，但否认与本案有关。该院认为，从2016年结算单上看，三羽公司曾于2015年代为石洋球、袁锋付款，且其作为付款人已出具证明指定其付款行为系代袁锋履行对邦盛公司的债务，在邦盛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三羽公司存在其它交易的情况下，该院认定三羽公司支付的5万元款项系替石洋球、袁锋支付涉案款项。综上，截止最后结算日即2016年1月19日，石洋球、袁锋尚欠邦盛公司货款740598元事实清楚。石洋球、袁锋主张已付清全部货款的事实，因邦盛公司不予认可，石洋球、袁锋又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该院不予采信。邦盛公司自认石洋球、袁锋已支付45万元货款及石洋球、袁锋主张的三羽公司代其支付5万元款项的事实，该院予以确认。据此，石洋球、袁锋尚欠邦盛公司货款240598元。现邦盛公司变更诉请要求石洋球、袁锋支付货款290598元，并支付该款自2016年2月20日起至款付清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其合理部分，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百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石洋球、袁锋应支付邦盛公司货款240598元，并支付该款自2016年2月20日起至款付清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款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邦盛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658元，依法减半收取282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7829元，由邦盛公司负担2029元，由石洋球、袁锋负担5800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主要是2015年1月27日达康公司汇给被上诉人的51500元、2015年2月18日袁锋汇给陈芙美的35万元中的15万元、2016年1月19日石洋球退给被上诉人的原料款12894元是否应当在被上诉人主张的本案讼争欠款中扣除。对此评析如下：首先，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一致陈述，2014年之前由两上诉人与案外人蔡珠燕一起合伙与被上诉人发生交易，2014年开始方由两上诉人独立与被上诉人发生交易。其次，对于2015年1月27日达康公司汇付的51500元，被上诉人主张系用于支付2013年交易发生的货款，因2013年的交易发生在两上诉人与案外人蔡珠燕合伙期间，而两上诉人又未能举证证明就上诉人石洋球于2013年12月26日和案外人蔡珠燕于2014年1月9日分别向被上诉人出具的结算单中所载欠款已经足额付清，故被上诉人的上述主张具有合理性。然后，对于2015年2月18日汇给陈芙美的35万元，实由上诉人袁锋所汇，上诉人袁锋主张其在2016年1月19日与被上诉人对账时不知道有该笔款项的存在，明显不符合常理。最后，对于2016年1月19日退还的原料款12894元，与讼争2016年1月19日的结账单出具发生在同一天，虽该退还行为由上诉人石洋球作出，但因两上诉人系夫妻关系，上诉人袁锋主张其对此不知情亦不符合常理。综上，结合2016年1月19日结账单的全文记载，本院认为两上诉人主张在该结账单的基础上还需扣除上述讼争的三笔款项明显缺乏事实依据，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据实调整为4516元，由石洋球、袁锋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柳雪松审判员  王安洁审判员  彭丽莉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日书记员  张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