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5）衡中法行终字第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聘耕。委托代理人李卫兵，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衡阳市公安局南岳分局。法定代表人肖文斌，局长。出庭负责人何志宏，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康宇扬，区公安分局法制大队教导员。上诉人李聘耕因被上诉人衡阳市公安局南岳分局（以下简称“南岳公安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及行政赔偿一案，不服衡阳市南岳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30日作出（2015）蒸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5年9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聘耕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卫兵，被上诉人南岳公安分局的负责人何志宏及其委托代理人康宇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认定，2014年1月31日（农历正月初一）15时左右，被告南岳公安分局大庙派出所民警符为贤在辖区南岳大庙巡逻时，发现大庙正殿前坪处有人聚集喧嚣，符即上前了解情况。其中有游客反映在正殿朝拜时钱包被盗，并称当场抓住了“扒手”（一名妇女），但钱包已被转移，要求该妇女归还钱包，但该妇女称自己没有盗窃，双方遂起争执，且有游客情绪激动。表明民警身份的符为贤与游客们沟通，游客同意扭送该妇女至派出所接受进一步调查。在扭送途径大庙西华门内的观音殿路段时，原告李聘耕见状上前说（游客们）不要打人，可能是误会，警察会处理的等语，有游客遂怀疑原告系该妇女同伙，称其是“扒手头子”，并在途中与原告发生肢体冲突，期间符为贤曾予以制止。当众人行进至派出所门口时，自称有人丢钱包的游客们称正月初一不宜进派出所，随即离开。在派出所内，经民警询问，妇女自称名叫刘冬秀，1983年生，家住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十字乡，该妇女还陈述了被扭送途中发生的事情，其中提到“一个40岁左右的男的在我们到派出所路上的时候帮我说好话，要他们别打我，还说我不是小偷，是场误会什么的，结果被那些人当做是小偷同伙给打了几下”；“没看到什么伤，就是用拳头打了几下。后来被民警制止了”。因无其他线索证据，派出所便未作处理。原告遂向派出所报案称被打了，“头被打了，背上、屁股”，要求赔偿。派出所登记受案后即安排民警陪同原告至南华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诊治。同日，经附三医院门诊，病历记载，原告双侧颞顶见多处头皮血肿，局部触痛，双瞳孔等大等圆，直径约2mm，左侧背部未见明显血肿，有约直径5cm大小触痛区，诊断：多处皮肤软组织损伤。CT影响检查报告单显示，头颅CT平扫各层面未见异常密度改变，脑灰、白质分界清晰，各脑室系统形态、大小、密度、位置显示正常，脑沟裂不宽，中线结构居中；骨窗示：颅骨皮质连续、光整，未见明显骨折负影及骨皮质错位征象，双侧颞顶部软组织稍显肿胀。双侧肺野纹理稍显增多，结构紊乱、模糊，余未见明显实质性病变，气管、支气管通畅，纵膈内未见明显增大淋巴结影，双侧胸膜腔未见明显异常，所见肋骨骨皮质清晰、连续，未见明显骨折征象或其他骨质异常，同时报告提请结合临床观察、考虑，如症状加重及时复查或MRI进一步检查。门诊费用被告方予以支付。原告又提出赔偿要求，经协商，同年2月1日，原告在被告处领取4000元，并出具领条，“今领到游客在大庙误打伤我（李聘耕）赔偿金，其中包含我的医药费、精神损失费、误工费共计人民币现金肆仟元整，我同意不再上访、投诉、告状。”之后，原告又向衡阳市公安局信访，同年10月15日，该局向被告下发《转办信访事项通知书》，要求被告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办理该信访事项，答复信访人。在未得到被告答复情况下，原告遂于2015年3月向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弘一所）聘请律师，寻求诉讼等方式解决，弘一所于3月4日出具的发票显示，原告向该所支付律师代理费4000元。2015年5月21日，本院对案件予以立案登记。原审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被告南岳公安分局是否依法履行了保护原告人身权的法定职责，是否应提供相关公民的身份信息及本案的行政赔偿问题，另一个问题是本案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首先，对警察的履职问题，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一）项、第四十七条第二款、第七十条（六）项等条款规定，以及人民警察法第九条、第二十一条、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至第一百一十条、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六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五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七条、第七十八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规定，在民警巡逻现场发现纷争、上前盘问（或询问了解）、有人举报控告钱包被盗、众人扭送前往派出所调查询问等系列过程中，在案件（事件）性质（是否刑事、治安等）、事实真相不明情况下，民警的行为符合上诉法律规定，是合法的；被告提供的刘冬秀的询问笔录也证明“没看到（李聘耕）什么伤，就是用拳头打了几下，后来就被民警制止了”，可见民警并不是没有履行法定职责，也未出现民警存在诸如国家赔偿法第三条（五）项造成公民人身伤害的其他违法行为或该法第十七条（四）项放纵他人以殴打等行为致伤原告等违法行为。至于被告民警的行为是否存在明显不当，当发生有人殴打原告时是否存在民警制止处置不及时、制止不力的等情形，涉及行政行为的合理性问题，在当时系农历正月初一南岳大庙游客香客流量大的现实情况下，单个执勤民警当然可以请求警力支援，采取对围聚民众进行疏散隔离、避免他人人身财产受到侵害等处置措施，但此点涉及被告及下辖派出所警力配置、执法应急预案、大庙场内管理等诸多综合因素，此类行政行为的合理性问题，并非本案所能判定也不宜在本案中予以判定。综上，对原告请求确认被告2014年1月31日不履行保护原告健康权人身权的职责违法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其次，对本案相关公民身份信息公开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并无证据证明本案被告获取了相关的特定的公民（原告诉称的打人者）的身份信息；而且假若被告获取了该信息，根据该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行政机关认为申请的政府信息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公开后可能影响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应当书面征求第三方的意见……”。本案中的公民身份信息即属个人隐私方面的信息；再者，如果原告请求获得公民身份信息的目的是为了准备以后向该公民提出民事方面的损害索赔而且被告保留而不提供信息，原告也可以通过诉讼调取等合法途径获得，倘若如此获得民事赔偿，则又存在民事赔偿与本案行政赔偿请求中的赔偿项目之间重叠性赔偿的合法性审查等问题；至于被告民警在处置中应否收集相关公民的身份信息亦涉及行政行为的合法合理性问题，前面已予分析。因此，对原告提出的请求被告提供2014年1月31日殴打原告的侵害公民身份信息的诉讼请求亦不予以支持。再次，对赔偿问题，前面已阐述被告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本案被告的初查行为是界于刑事案件初查与治安案件初查之间，究竟属于何种性质并未明确，被告也并未立案，若是行政赔偿，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以及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告还应当提供因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对原告造成的损害方面的充足证据；若是刑事赔偿，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等条款规定，应在复议后向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因此对原告提出的赔偿请求亦不予支持。最后，被告认为办案已过诉讼时效的控辩意见与原告出具收条后仍在向上级公安机关申诉并要求被告答复而被告未予答复等时效中止事实不符，应不予采纳。原告在附三医院的门诊诊治费用已由被告支付，原告已实际获得了4000元的补偿，此点应一并加以考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聘耕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李聘耕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放任不法份子对上诉人实施殴打的行为违法，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履行了保护上诉人人身权的法定职责；被上诉人拒绝为上诉人提供违法嫌疑人的信息，不能适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上诉人要求赔偿有充足的证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公正判决。被上诉人南岳公安分局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合理合法；被上诉人积极履行了保护原告健康权、人身权的职责，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提供扭送扒手的游客的身份信息和赔偿其医疗费、交通费、律师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缺乏法律依据。当事人在一审中被采信的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可以作为本院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无异。本院认为，1、被上诉人南岳公安分局所属大庙派出所巡逻民警在其管辖区内处置一起涉案偷窃案件过程中，由于上诉人李聘耕劝阻被盗人等不要打偷窃嫌疑人，围聚游客认为上诉人与偷窃嫌疑人系同伙，转而殴打上诉人，随即被在场巡逻民警制止；待事情得到处置，围聚游客离散后，上诉人向大庙派出所报案称自己被打，要求赔偿；被上诉人遂派员陪同上诉人就诊，上诉人经医院诊断为多处软组织损伤；被上诉人代付了医疗费，并垫付了赔偿金4000元；应该说，本案中被上诉人依法积极履行了保护公民人身权的法定职责，上诉人要求确认被上诉人不履行保护公民人身权法定职责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2、关于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提供涉案游客身份信息的问题，本案中，围观游客是因涉案被盗行为聚集在一起的，由于证据不足嫌疑人身份不能确定，被盗人放弃追究，围聚人群随之离散；上诉人是在围聚人群散去后，才向被上诉人报案并要求公开相关围聚游客身份信息的，被上诉人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此类即时就得到处理的治安纠纷案件中获取围聚游客的身份信息，因此，上诉人的此项请求缺乏法律依据；3、至于上诉人提出的赔偿请求，因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自己的损失是由于被上诉人在履职过程中造成的，其请求于法无据。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李聘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慕蓉审判员  李国锋审判员  肖大鸣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九日书记员  高 源打印责任人：肖大鸣               校对责任人：高  源      附适用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关于李聘耕诉南岳公安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及行政赔偿一案的审理报告（2015）衡中法行终字第70号一、案件的由来和审理经过上诉人李聘耕因被上诉人衡阳市公安局南岳分局（以下简称“南岳公安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及行政赔偿一案，不服衡阳市南岳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30日作出（2015）蒸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5年9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聘耕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卫兵，被上诉人南岳公安分局的负责人何志宏及其委托代理人康宇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二、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聘耕，男，1972年2月1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湖南省平江县岑川乡九峰村105号。委托代理人李卫兵，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衡阳市公安局南岳分局。住所地：衡阳市南岳区西街123号。法定代表人肖文斌，局长。出庭负责人何志宏，男，1967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区公安分局副局长，住南岳区南岳镇芙蓉路25号。委托代理人康宇扬，男，1968年6月21日出生，汉族，区公安分局法制大队教导员，住南岳区南岳镇芙蓉路23号。三、原判要点及上诉的主要内容原审认定，2014年1月31日（农历正月初一）15时左右，被告南岳公安分局大庙派出所民警符为贤在辖区南岳大庙巡逻时，发现大庙正殿前坪处有人聚集喧嚣，符即上前了解情况。其中有游客反映在正殿朝拜时钱包被盗，并称当场抓住了“扒手”（一名妇女），但钱包已被转移，要求该妇女归还钱包，但该妇女称自己没有盗窃，双方遂起争执，且有游客情绪激动。表明民警身份的符为贤与游客们沟通，游客同意扭送该妇女至派出所接受进一步调查。在扭送途径大庙西华门内的观音殿路段时，原告李聘耕见状上前说（游客们）不要打人，可能是误会，警察会处理的等语，有游客遂怀疑原告系该妇女同伙，称其是“扒手头子”，并在途中与原告发生肢体冲突，期间符为贤曾予以制止。当众人行进至派出所门口时，自称有人丢钱包的游客们称正月初一不宜进派出所，随即离开。在派出所内，经民警询问，妇女自称名叫刘冬秀，1983年生，家住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十字乡，该妇女还陈述了被扭送途中发生的事情，其中提到“一个40岁左右的男的在我们到派出所路上的时候帮我说好话，要他们别打我，还说我不是小偷，是场误会什么的，结果被那些人当做是小偷同伙给打了几下”；“没看到什么伤，就是用拳头打了几下。后来被民警制止了”。因无其他线索证据，派出所便未作处理。原告遂向派出所报案称被打了，“头被打了，背上、屁股”，要求赔偿。派出所登记受案后即安排民警陪同原告至南华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诊治。同日，经附三医院门诊，病历记载，原告双侧颞顶见多处头皮血肿，局部触痛，双瞳孔等大等圆，直径约2mm，左侧背部未见明显血肿，有约直径5cm大小触痛区，诊断：多处皮肤软组织损伤。CT影响检查报告单显示，头颅CT平扫各层面未见异常密度改变，脑灰、白质分界清晰，各脑室系统形态、大小、密度、位置显示正常，脑沟裂不宽，中线结构居中；骨窗示：颅骨皮质连续、光整，未见明显骨折负影及骨皮质错位征象，双侧颞顶部软组织稍显肿胀。双侧肺野纹理稍显增多，结构紊乱、模糊，余未见明显实质性病变，气管、支气管通畅，纵膈内未见明显增大淋巴结影，双侧胸膜腔未见明显异常，所见肋骨骨皮质清晰、连续，未见明显骨折征象或其他骨质异常，同时报告提请结合临床观察、考虑，如症状加重及时复查或MRI进一步检查。门诊费用被告方予以支付。原告又提出赔偿要求，经协商，同年2月1日，原告在被告处领取4000元，并出具领条，“今领到游客在大庙误打伤我（李聘耕）赔偿金，其中包含我的医药费、精神损失费、误工费共计人民币现金肆仟元整，我同意不再上访、投诉、告状。”之后，原告又向衡阳市公安局信访，同年10月15日，该局向被告下发《转办信访事项通知书》，要求被告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办理该信访事项，答复信访人。在未得到被告答复情况下，原告遂于2015年3月向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弘一所）聘请律师，寻求诉讼等方式解决，弘一所于3月4日出具的发票显示，原告向该所支付律师代理费4000元。2015年5月21日，本院对案件予以立案登记。原审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被告南岳公安分局是否依法履行了保护原告人身权的法定职责，是否应提供相关公民的身份信息及本案的行政赔偿问题，另一个问题是本案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首先，对警察的履职问题，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一）项、第四十七条第二款、第七十条（六）项等条款规定，以及人民警察法第九条、第二十一条、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至第一百一十条、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六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五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七条、第七十八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规定，在民警巡逻现场发现纷争、上前盘问（或询问了解）、有人举报控告钱包被盗、众人扭送前往派出所调查询问等系列过程中，在案件（事件）性质（是否刑事、治安等）、事实真相不明情况下，民警的行为符合上诉法律规定，是合法的；被告提供的刘冬秀的询问笔录也证明“没看到（李聘耕）什么伤，就是用拳头打了几下，后来就被民警制止了”，可见民警并不是没有履行法定职责，也未出现民警存在诸如国家赔偿法第三条（五）项造成公民人身伤害的其他违法行为或该法第十七条（四）项放纵他人以殴打等行为致伤原告等违法行为。至于被告民警的行为是否存在明显不当，当发生有人殴打原告时是否存在民警制止处置不及时、制止不力的等情形，涉及行政行为的合理性问题，在当时系农历正月初一南岳大庙游客香客流量大的现实情况下，单个执勤民警当然可以请求警力支援，采取对围聚民众进行疏散隔离、避免他人人身财产受到侵害等处置措施，但此点涉及被告及下辖派出所警力配置、执法应急预案、大庙场内管理等诸多综合因素，此类行政行为的合理性问题，并非本案所能判定也不宜在本案中予以判定。综上，对原告请求确认被告2014年1月31日不履行保护原告健康权人身权的职责违法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其次，对本案相关公民身份信息公开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并无证据证明本案被告获取了相关的特定的公民（原告诉称的打人者）的身份信息；而且假若被告获取了该信息，根据该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行政机关认为申请的政府信息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公开后可能影响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应当书面征求第三方的意见……”。本案中的公民身份信息即属个人隐私方面的信息；再者，如果原告请求获得公民身份信息的目的是为了准备以后向该公民提出民事方面的损害索赔而且被告保留而不提供信息，原告也可以通过诉讼调取等合法途径获得，倘若如此获得民事赔偿，则又存在民事赔偿与本案行政赔偿请求中的赔偿项目之间重叠性赔偿的合法性审查等问题；至于被告民警在处置中应否收集相关公民的身份信息亦涉及行政行为的合法合理性问题，前面已予分析。因此，对原告提出的请求被告提供2014年1月31日殴打原告的侵害公民身份信息的诉讼请求亦不予以支持。再次，对赔偿问题，前面已阐述被告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本案被告的初查行为是界于刑事案件初查与治安案件初查之间，究竟属于何种性质并未明确，被告也并未立案，若是行政赔偿，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以及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告还应当提供因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对原告造成的损害方面的充足证据；若是刑事赔偿，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等条款规定，应在复议后向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因此对原告提出的赔偿请求亦不予支持。最后，被告认为办案已过诉讼时效的控辩意见与原告出具收条后仍在向上级公安机关申诉并要求被告答复而被告未予答复等时效中止事实不符，应不予采纳。原告在附三医院的门诊诊治费用已由被告支付，原告已实际获得了4000元的补偿，此点应一并加以考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聘耕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李聘耕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放任不法份子对上诉人实施殴打的行为违法，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履行了保护上诉人人身权的法定职责；被上诉人拒绝为上诉人提供违法嫌疑人的信息，不能适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上诉人要求赔偿有充足的证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公正判决。四、对事实和证据的分析与认定被上诉人南岳公安分局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合理合法；被上诉人积极履行了保护原告健康权、人身权的职责，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提供扭送扒手的游客的身份信息和赔偿其医疗费、交通费、律师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缺乏法律依据。当事人在一审中被采信的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可以作为本院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无异。五、处理意见和理由承办人认为，1、被上诉人南岳公安分局所属大庙派出所巡逻民警在其管辖区内处置一起涉案偷窃案件过程中，由于上诉人李聘耕劝阻被盗人等不要打偷窃嫌疑人，围聚游客认为上诉人与偷窃嫌疑人系同伙，转而殴打上诉人，随即被在场巡逻民警制止；待事情得到处置，围聚游客离散后，上诉人向大庙派出所报案称自己被打，要求赔偿；被上诉人遂派员陪同上诉人就诊，上诉人经医院诊断为多处软组织损伤；被上诉人代付了医疗费，并垫付了赔偿金4000元；应该说，本案中被上诉人依法积极履行了保护公民人身权的法定职责，上诉人要求确认被上诉人不履行保护公民人身权法定职责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2、关于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提供涉案游客身份信息的问题，本案中，围观游客是因涉案被盗行为聚集在一起的，由于证据不足嫌疑人身份不能确定，被盗人放弃追究，围聚人群随之离散；上诉人是在围聚人群散去后，才向被上诉人报案并要求公开相关围聚游客身份信息的，被上诉人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此类即时就得到处理的治安纠纷案件中获取围聚游客的身份信息，因此，上诉人的此项请求缺乏法律依据；3、至于上诉人提出的赔偿请求，因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自己的损失是由于被上诉人在履职过程中造成的，其请求于法无据。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拟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李聘耕负担。请评议。主审人：肖大鸣二0一五年十二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