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川行终54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古蔺县二郎镇鱼塘村五组。
负责人袁玉甫，组长。
委托代理人罗永昭，古蔺县乐鸿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古蔺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四川省古蔺县府前街**号。
法定代表人陈廷俊，县长。
出庭负责人兰杰，古蔺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委托代理人时安泽，古蔺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汪明华，古蔺县农村土地纠纷处理办公室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泸州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江阳西路*号。
法定代表人刘强，市长。
委托代理人牟崇启，泸州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张义，泸州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第三人袁胜永，男，1982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古蔺县。
委托代理人胡云，古蔺县唯理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古蔺县二郎镇鱼塘村五组（以下简称鱼塘村五组）因诉被上诉人古蔺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古蔺县政府）、泸州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泸州市政府）、第三人袁胜永林业行政裁决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05行初7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鱼塘村五组的负责人袁玉甫及委托代理人罗永昭，被上诉人古蔺县政府副县长兰杰及委托代理人汪明华、时安泽，被上诉人泸州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牟崇启，第三人袁胜永及委托代理人胡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及第三人之间争议地“石坟公共山”林地座落于古蔺县二郎镇鱼塘村五组。在1981年林业两制时，鱼塘村五组将该争议地以小地名“石坟公共山”林地发包给第三人袁胜永之父袁昌平承包经营管理，古蔺县人民政府向袁胜永之父袁昌平颁发了林证字第№043516号林权证予以确权。该证登记四至为“东界小路、南界周家熟地边、西界周家熟地边、北界大路”，所登记四至界与林地现状吻合。1981年起至今，该林地一直由第三人袁胜永户（现第三人袁胜永为户主）经营管理。2011年4月鱼塘村五组组长袁玉甫以袁氏集体名义申领争议林地林权证，古蔺县政府于2011年6月颁发蔺林证字(2011)2504003035号林权证，林地使用权权利人、森林或林木使用权权利人为“袁氏集体”，由此产生争议。2012年5月28日，古蔺县政府作出古府处〔2012〕04号行政处理决定，注销袁氏集体林权证中“石坟”宗地的登记。袁玉甫等人不服，向泸州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2年11月6日，泸州市政府作出泸市府复决字〔2012〕8号行政复议决定予以维持。袁玉甫等人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审法院将该案指定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审理。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认为，古府处〔2012〕04号行政处理决定错列当事人，纠纷主体处理错误，遂作出（2013）江阳初字第8号行政判决，撤销古蔺县政府古府处〔2012〕04号行政处理决定。2014年7月18日，古蔺县政府作出古府处〔2014〕5号行政处理决定，撤销袁氏集体蔺林证字（2011）第2504003035号林权证中第05105250413GDYMSY05179号“石坟”宗地的登记。袁玉甫等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2015年2月1日，泸州市政府作出泸市府复决字〔2014〕33号行政复议决定予以维持。袁玉甫等人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审法院将该案指定四川省叙永县人民法院审理，四川省叙永县人民法院作出（2015）叙永行初字第23号判决，驳回袁玉甫等人的诉讼请求。2016年3月8日，原告向古蔺县政府申请要求撤销第三人袁胜永持有的林权证中登记的“石坟公共山”宗地，将“石坟公共山”林地的权属确认归原告所有。2016年5月24日，古蔺县政府作出古府处〔2016〕8号行政处理决定：小地名“石坟公共山”的土地使用权归第三人袁胜永享有。原告不服，向泸州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泸州市政府作出泸市府复决字〔2016〕85号行政复议决定，认为古蔺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依法予以维持。2016年9月，原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古蔺县政府作出的古府处〔2016〕8号行政处理决定及泸州市政府的复议决定，并责令被告依法重新作出决定，确认争议地的所有权归鱼塘村五组所有。
原审法院认为，争议地“石坟公共山”在1981年落实家庭承包责任制时已发包给第三人之父袁昌平，古蔺县政府在1981年11月24日已向其颁发林权证予以确权，并且一直由第三人所在家庭经营管理至今，原告在2011年之前一直无异议。依照《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办法》第十二条“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是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擅自变更、涂改”之规定，应当认定第三人袁胜永享有小地名“石坟公共山”林地的承包经营权。原告主张因第三人的住房距“石坟公共山”林地较近，原告便委托第三人的父亲袁昌平管理，产权仍属原告所有与查明的事实不符，其主张不能成立。原告主张第三人取得的林权证不合法，无相应的事实依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古蔺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被告泸州市政府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的复议决定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鱼塘村五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鱼塘村五组负担。
上诉人鱼塘村五组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证据不充分，适用法律不当。“石坟公共山”是袁家的祖坟，袁昌平本身是袁家后人，距离争议地较近，委托袁昌平管理坟山是符合常理的。1981年鱼塘村五组集体讨论以“熟人耕熟山”为原则填发林权证，因工作人员的草率失误，部分村民的林权证填写有误，二郎镇人民政府及时收缴了部分林权证，第三人的林权证属于收缴范围。被上诉人以第三人的林权证存根作为定案依据，支持第三人的诉求，处理不公正。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2016）川05行初77号行政判决；2.撤销古蔺县政府的古府处〔2016〕8号行政处理决定及泸州市政府的泸市府复决字〔2016〕85号行政复议决定；3.重新审理此案，撤销第三人持有的林权证，判决争议的“石坟公共山”林地归上诉人所有。
被上诉人古蔺县政府答辩称，该府作出的〔2016〕8号行政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恰当。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泸州市政府答辩称，其作出的复议决定并无违法或者不当，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第三人袁胜永答辩称，古蔺县政府和泸州市政府对本案争议林地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说理透彻，适用法律精准，程序合法。上诉人对本案之诉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其诉求依法不能成立。
鱼塘村五组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1.二郎镇人民政府、鱼塘村村民委员会的证明，拟证明鱼塘村五组1981年林地两制承包方案是按照土改时分给谁的由谁管理，叫做“熟人耕熟山”；2.古蔺县政府（2009）03号行政处理决定，拟证明该决定中查明鱼塘村五组1981年林地两制承包方案是“熟人耕熟山”；3.泸州市政府（2009）06号行政复议决定，拟证明该复议决定中查明鱼塘村五组1981年林地两制承包方案是“熟人耕熟山”；4.鱼塘村五组村民的证词，拟证明鱼塘村五组1981年林地两制承包方案是“熟人耕熟山”；5.古蔺县协调组的调查笔录，拟证明“石坟公共山”1952年土改时不是袁胜永家大家庭的；6.林权登记勘验图，拟证明鱼塘村五组原组长罗有才在处理“石坟公共山”林地时，是委托袁胜永代管。
古蔺县政府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1.鱼塘村五组申请古蔺县政府撤销袁昌平林权证“石坟公共山”宗地的报告；2.四川省叙永县人民法院（2015）叙永行初字第23号行政判决书；3.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2013）江阳行初字第8号行政判决书；4.泸州市政府〔2016〕8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5.古蔺县政府〔2016〕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6.行政处理审批表；7.送达回证；8.行政复议申请书；9.袁昌平林权证存根；10.袁昌平林权证四界；11.林权登记现场勘验图；12.森林林木林地状况登记表；13.林权登记现场勘验图；14.调查笔录等。拟证明其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处理正确。
泸州市政府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1.行政复议申请书、受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拟证明其依法受理复议申请；2.提出答复通知书及送达回证，拟证明复议机关在法定期限内向古蔺县政府送达了提出答复通知书；3.第三人的提出答复通知书及送达回证，拟证明复议机关在法定期限内向第三人送达了提出答复通知书；4.古蔺县政府的行政复议答复书，拟证明古蔺县政府已按程序作出答复；5.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拟证明复议机关在法定时间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依法予以送达，程序合法，决定正确。
第三人袁胜永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1.身份证复印件及袁昌平的林权证，拟证明第三人的身份信息及第三人父亲在1981年取得“石坟公共山”的林权证；2.（2013）江阳行初字第8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石坟公共山”林地权属，2012年5月古蔺县政府作出决定，撤销“袁氏集体”林权证；3.（2015）叙永行初字第23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原告不服古蔺县政府2014年重新作出的决定提起诉讼，人民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求；4.古蔺县政府〔2016〕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和泸州市政府〔2016〕8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上述证据材料均已随卷移送本院，原审判决记载了当事人对上述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
二审庭审中，上诉人鱼塘村五组提交的证据材料有：调查笔录3份（2017.3.22），拟证明鱼塘村五组1981年林地两制承包方案是“熟人耕熟山”，争议林地不属于第三人袁胜永。第三人袁胜永提交的证据材料有：调查笔录2份（2018.4.17）及林权证存根3份，拟证明争议林地1981年确定给袁昌平，“熟人耕熟山”的含义是以1952年分得的土地为基础，多退少补。
经质证，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古蔺县政府认为单方调查证人的倾向性太强，且不能对抗第三人的林权证；泸州市政府认为，3份调查笔录不属于新证据，且其证明力小于书证即第三人的林权证；第三人袁胜永认为3份调查笔录不客观真实。
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上诉人鱼塘村五组认为，不属于一审中不能收集的证据，不是新证据，且不能证明其目的；古蔺县政府认为，1981年的林权证合法有效；泸州市政府认为，该组证据可以客观印证1981年的“熟人耕熟山”是一个大原则，其中有调整的地方。
经审查，上诉人鱼塘村五组及第三人庭审中提交的证据，与本案具有一定的关联性，来源合法，本院予以采纳，对其证明力将结合案情和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
被上诉人古蔺县政府、泸州市政府在二审期间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四川省林权纠纷调处办法》的规定，古蔺县政府具有处理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的职权。对于本案争议地“石坟公共山”，第三人袁胜永提供了古蔺县人民政府在1981年11月向其父亲袁昌平颁发的《林权证》作为权属依据。从经营管理情况看，1981年至发生争议的30余年时间里，一直由第三人袁胜永所在家庭经营管理，上诉人鱼塘村五组并无异议。鱼塘村五组中没有农户林权的登记与第三人的对抗，鱼塘村五组组长袁玉甫曾代表袁氏家族主张争议坟山使用权归袁氏集体所有，而根据已生效的四川省叙永县人民法院（2015）叙永行初字第23号行政判决，鱼塘村五组袁氏集体林权证上“石坟”宗地的权源依据不合法，维持古蔺县政府撤销袁氏集体林权证上“石坟”宗地登记的处理决定。上诉人提出鱼塘村五组是委托第三人的父亲袁昌平代为管理坟山，并提交一份鱼塘村五组原组长罗有才主持处理“石坟公共山”林地的证据，经审查，该份证据为复印件，有多处修改痕迹，且其内容也是涉及袁胜永与袁氏家族农户之间的约定，不能证明鱼塘村五组的主张。上诉人提出1981年鱼塘村五组集体讨论以“熟人耕熟山”为原则填发林权证，土改时第三人家庭没有管理争议坟山，则1981年也不可能延包到第三人家庭，第三人的林权证就是错误的，上诉人提供了古蔺县政府处理雷某某一案的处理决定书及3份调查笔录等予以证明。经查，雷某某一案的处理决定虽在经审查的事实中提到“熟人耕熟山”的原则，但最后处理依据仍是根据实际调查和林权证上记载的林地宗数及四至是否与档案相符等来决定的。上诉人和第三人提供的调查笔录中，证人证言虽印证了“熟人耕熟山”的原则，但也有证人证实在“熟人耕熟山”的大原则下，其中有调整的地方。本院认为，即使“熟人耕熟山”的原则存在，也不能当然否定1981年第三人父亲承包管理争议坟山的事实。根据上诉人提供的2012年古蔺县土地纠纷调处办公室调查袁玉光的调查笔录，“争议坟山土改时是给袁仲伦管理，并没有土改（确定）给哪家”，这份笔录上诉人鱼塘村五组一再肯定，被上诉人也予认可。在该调查笔录中，袁玉光接着证实“1981年袁昌平家没有责任山，（该坟山）就责任给袁昌平，但凡是袁氏家族中人死后都可以葬在此……”,这进一步说明了第三人袁胜永家经营管理争议坟山的情况和原因。鱼塘村五组上诉还提出1981年的林权证因工作人员的草率填写有误，第三人的林权证已被二郎镇政府收缴，经审查，除了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人证言中提到收缴第三人林权证的情况，其他没有证据予以印证，本院不予采信。1981年古蔺县政府给第三人父亲颁发的林权证，未经法定程序撤销，不能否定其有效性。综上，从权属依据、调查情况及长期经营管理事实等综合考虑，古蔺县政府作出的“石坟公共山”土地使用权归第三人袁胜永享有的处理决定并无不当。
被上诉人泸州市政府在收到上诉人的复议申请后，依法立案受理。经审查后，认为古蔺县政府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了维持的决定并送达当事人，复议程序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所述，上诉人鱼塘村五组所提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审理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古蔺县二郎镇鱼塘村五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胡 华
审判员 杨 军
审判员 伍平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七日
书记员 刘军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