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2民终3272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宁波市为民法律服务所。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洪塘街道宁沁路***号。
代表人：李宇骏，该所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春钢，浙江高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谢国庆，男，1952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
上诉人宁波市为民法律服务所（以下简称为民服务所）因与被上诉人谢国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7）浙0205民初13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为民服务所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如下：首先，谢国庆受聘于为民服务所期间，仅代理了周某诉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元公司）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该案系为民服务所承接后指派谢国庆办理。一审法院凭谢国庆提供的一份盖有宁波市江北区利成木制品厂（以下简称利成厂）印章的《补充协议》判令相关费用由为民服务所承担于法无据。工程施工合同案的诉讼主体系周某与龙元公司，并非利成厂，《补充协议》周某并未签名，亦未进行事后追认，故不能证明周某与为民服务所达成了相关协议，该协议的效力不应及于为民服务所。且为民服务所与周某之间所达成的风险收费代理协议正是基于龙元公司可能提起反诉的客观情况，另行再订立关于反诉的《补充协议》与事实不符。其次，为民服务所与周某订立的（2014）甬为民字第8号《委托代理合同》系根据律师行业惯例所确定的风险代理协议，即根据受托人为委托人实现利益的金额最终结算具体的收费金额。而谢国庆与周某于2015年所签订的按照起诉状诉请金额收取代理费的《委托代理合同》，与行业惯例不符。而周某代理合同纠纷，经为民服务所的指导老师刘某调解，在谢国庆同意的前提下，已经达成了由周某支付35000元的调解方案，该35000元经刘某老师调解为民服务所在扣除了必要的税费成本后已经全部支付给谢国庆。根据《法律服务工作责任制合同》所约定的双方50%的比例分配原则，按照一审判决确认的（2014）甬为民字第8号《委托代理合同》项下应收代理费6981.15元，（2015）甬为民字第1号《委托代理合同》项下应收代理费33734.49元，谢国庆应得的提成费为20357.82元，现其实际已得费用28350元，故为民服务所已经超额支付了7992.18元。
谢国庆答辩称：首先，一审法院系依据双方提交的所有证据及庭审查明的事实判令为民服务所支付谢国庆相关费用，而并非仅仅依据《补充协议》。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为民法律服务所有权向周某收取50000余元的代理费，但为民服务所却在谢国庆已经完全履行了协议约定的代理义务的前提下，坚决否认《补充协议》的效力，是与周某串通侵害谢国庆的合法权益，恶意欠薪。且《补充协议》并不具备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即使为民服务所不愿意收取周某相关的代理费，也不影响谢国庆要求为民服务所支付相关代理劳动报酬的权利。其次，按照《委托代理合同》及《法律服务工作责任制合同》的约定，谢国庆应收代理费为96333.29元，为民服务所已经支付28350元，尚需支付67983.29元。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谢国庆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为民服务所支付其报酬共计64982.83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2月30日，谢国庆与为民服务所签订一份《法律服务工作责任制合同》，约定为民服务所聘用谢国庆从事法律服务工作，合同期限自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0日，双方实行法律服务费提成按比例分配原则，谢国庆对自接自办案件提取70%的薪酬；对为民服务所承接和交办案件提取50%的薪酬。谢国庆应收取的法律服务费，结案后按月结算一次，应缴纳的法律服务收费税收由为民服务所承担缴纳，领取的薪酬个人所得税由其自行承担缴纳，在领取薪酬时扣除；谢国庆的社会保险费用包含在提成中，由为民服务所代为缴纳，所需费用按实计算从谢国庆提取的薪酬中扣除。
2014年1月17日，宁波市司法局审核批准同意谢国庆执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
2014年4月11日，谢国庆代表为民服务所与周某为业主的利成厂签订编号为（2014）甬为民字第8号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利成厂委托为民服务所代理利成厂与龙元公司工程款纠纷案件，并指定谢国庆为该案一审诉讼代理人，双方约定按照裁判或调解、和解金额的2.5%计收“后期法律工作者费”。2014年4月21日，谢国庆代理利成厂（起诉主体实际为周某）向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起诉龙元公司，该案案号为（2014）甬北民初第358号。该案审理期间，龙元公司于2014年5月12日提起反诉，要求周某支付违约金2040000元。2014年5月15日，谢国庆与利成厂签订一份《补充协议》，约定龙元公司反诉周某一案仍委托为民服务所全权代理，代理内容与双方签订的（2014）甬为民字第8号的《委托代理合同》一致，但“代理费计算为：龙元公司反诉总金额，减去法院支持的金额，乘以百分之二点五计算”。2014年7月11日，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以（2014）甬北民初第358号民事判决书判令：1.龙元公司支付周某工程款793746.11元，扣除已支付工程款514500元，还应支付279246.11元；2.周某支付龙元公司违约金35000元。
2015年1月4日，谢国庆代表为民服务所与周某签订编号为（2015）甬为民字第1号《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周某委托为民服务所代理其与龙元公司建设工程款纠纷案件，并指定谢国庆为该案一审诉讼代理人，双方约定按照案件标的的2.5%计收代理费，该款应于一审判决书送达时付清。2015年1月5日，谢国庆代理周某向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起诉龙元公司，该案案号为（2015）甬北民初第86号。该案周某的诉请为：1.龙元公司支付工程款1283443.49元；2.龙元公司支付迟延支付工程款利息35936.41元；3.龙元公司支付为维修人工工资30000元。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周某所主张的付款条件尚未成就，于2015年2月2日以（2015）甬北民初第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周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2015年11月7日，周某向为民服务所出具一份承诺书，称周某将分期支付代理费15000元和35000元，上述费用包括（2014）甬北民初第358号案件、（2015）甬北民初第86号案件的代理费以及李蓉蓉律师代理的（2015）甬北民初第789号案件的全部未付费用，周某付清上述费用后，与谢国庆、为民服务所及李蓉蓉再无其他纠纷。该承诺书的下方，刘某书以协调人身份备注了以下内容：“以上方案经李蓉蓉、谢国庆协商同意……谢国庆、李蓉蓉个人也同意不追究任何代理合同责任”。此后，周某向为民服务所支付35000元代理费。
2016年3月25日，谢国庆的儿子谢西庭代谢国庆从为民服务所处领取报酬，并出具一份收条，该收条记载：为民服务所支付谢国庆代理费共计35000元，为民服务所扣除总金额的10%（双方约定每笔代理费为民服务所提成10%，谢国庆提成90%），并扣除谢国庆应缴费的个人所得税，实际收到28350元。同日，为民服务所的负责人李宇骏向谢国庆出具一份情况说明，记载双方所签订的合同约定，为民服务所对每笔代理费提成10%，谢国庆提成90%，现谢国庆代理费的10%计3150元已由为民服务所扣除，“另扣除超额部分3500元（由国税扣除）”。
另，为民服务所在庭审中确认，通常授权法律工作者与客户商定代理费收取办法和比例，且为民服务所一般认可该商定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谢国庆工作期间曾代理（2014）甬北民初第358号案件，根据（2014）甬为民字第8号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为民服务所可按裁判金额收取2.5%的代理费。关于该案裁判金额，谢国庆主张为793746.11元，但生效裁判文书明确记载龙元公司已支付工程款514500元应予以扣除，故认定该案裁判金额为279246.11元，据此可认定为民服务所可收取代理费为279246.11元×2.5%=6981.15元。而该案审理期间，龙元公司提起反诉，谢国庆与利成厂就反诉一案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周某仍委托为民服务所代理反诉案件，且“代理费计算为：龙元公司反诉总金额，减去法院支持的金额，乘以百分之二点五计算”，依照该计算方法，为民服务所可收取的代理费为（2040000-35000元）×2.5%=50125元。庭审中，为民服务所抗辩称（2014）甬为民字第8号的《委托代理合同》所约定代理费已包含反诉代理费，但该合同并未对此进行约定，且法律服务行业针对反诉单独收取代理费较为常见，并非特例，故对为民服务所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纳；为民服务所抗辩称上述《补充协议》系谢国庆私自与周某签订，但为民服务所在庭审中确认，对于对外签订代理合同及确定代理费收取方法，为民服务所通常概括授权给谢国庆，故谢国庆具备对外与客户签订代理合同的权限，且为民服务所作为谢国庆聘用者，对谢国庆的工作内容和进程负有一定监管责任，其理应知晓谢国庆与利成厂签订《补充协议》事宜，当前亦无证据证明为民服务所曾反对该《补充协议》，故一审法院认为该协议由谢国庆代表为民服务所与利成厂签订，真实有效，且效力及于为民服务所，故对为民服务所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此后，谢国庆代表为民服务所再次与周某签订编号为（2015）甬为民字第1号《委托代理合同》，该合同约定为民服务所可按案件标的的2.5%计收代理费，而该案诉讼标的为1349379.90元，故为民服务所可收取的代理费为33734.49元。
对于代理费的提成比例，谢国庆与为民服务所曾在《法律服务工作责任制合同》中予以约定，但从谢国庆向为民服务所出具的收条以及为民服务所负责人李宇骏向谢国庆出具一份情况说明来看，双方对提成比例的约定进行了变更，即谢国庆对其所代理两案提取90%的费用。因此谢国庆应收取90840.64×90%=81756.58元。同时，双方曾约定为民服务所应代收部分税费，关于该部分税费比例，为民服务所在庭审中无法明确具体比例，一审法院参照谢国庆收取35000元代理费所采用的10%比例计算（如有不足，双方可另行结算缴纳），并认定谢国庆可提取的代理费共计为73580.92元，现为民服务所已支付28350元，尚欠45230.92元。故对谢国庆所诉请的上述代理费部分予以支持，对谢国庆诉请的其他金额部分不予支持。虽为民服务所抗辩称，谢国庆在代理案件期间存在隐瞒、欺骗及代理失误等行为，为民服务所不得已而与周某调解减让了部分代理费，但为民服务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谢国庆存在上述行为，且周某向为民服务所出具承诺书未经谢国庆签字确认，也无法证明该承诺书所载内容经过谢国庆电话确认。因此该承诺书系为民服务所对自身权益的处分，但效力并不及于谢国庆，为民服务所理应按照双方约定提成比例支付相应报酬。据此，对为民服务所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为民服务所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谢国庆报酬45230.92元；二、驳回谢国庆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一审案件受理费1425元，减半收取计712.50元，由谢国庆负担147元，由为民服务所负担565.50元。
本院二审期间，谢国庆未提交新的证据。为民服务所申请证人周某、刘某出庭作证。证人周某陈述：其与为民服务所之间的纠纷经刘某多次调解才达成和解协议，35000元的调解方案已经谢国庆同意，款项付至为民服务所，另谢国庆在代理案件期间，还曾私下向其收取了共5000元的费用。与谢国庆签订《补充协议》的初衷是想让谢国庆将案件处理完善，如按照原来的合同约定代理费偏低，故签订《补充协议》补贴一些费用，《补充协议》印章系谢国庆私自加盖。证人刘某陈述：谢国庆是由其介绍至为民服务所工作，周某系为民服务所的老客户，其在委托服务所承办案件时已经考虑到龙元公司可能会提出反诉，由谢国庆具体承办周某的案件也是由其介绍。周某与为民服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之后，其曾接到周某的电话，周某称其与龙元公司的案件被法院驳回了诉讼请求，要求谢国庆提起上诉，但谢国庆拒绝提起上诉，现在案件已经二次起诉了。后经其核实，案件处理过程中因谢国庆未调取应当调取的证据而导致败诉，因此需要进行二次诉讼。周某另向其投诉，谢国庆还曾多次私下向其收费。因周某的案件上诉期已过，故其向周某推荐李蓉蓉代理后再次进行起诉。关于代理费的事宜，其曾多次向周某及谢国庆做调解工作，周某称在谢国庆的要求下签订了2015年的《委托代理合同》，但为民服务所并没有该份代理合同，后双方的纠纷经其调解，周某同意支付为民服务所35000元，该调解方案已经谢国庆同意。
对周某的证言，为民服务所经质证无异议，谢国庆经质证认可其收到了周某的5000元，但该笔费用是支付其在办案过程中必要的差旅费、伙食费，且该5000元与本案无关，如果周某认为其不应当收该笔费用，可以另行向其起诉。周某称其偷盖印章，但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按照其与为民服务所签订的合同，自接自办案件其可以提取70%，故其与周某签订《补充协议》也符合常理。对刘某的证言，为民服务所经质证无异议，谢国庆经质证提出其并未拿到周某出具的承诺书，周某对刘某的承诺与其无关，且其也不同意承诺书中的内容。
本院经审查，对周某的证言，对其中关于周某曾另行支付谢国庆5000元的陈述，因谢国庆对该事实也予以认可，故本院对该项证言予以采信；关于《补充协议》签订的目的系为了补贴部分代理费的陈述，因为民服务所对周某的证言并无异议，而周某的该项证言也反映了其知道《补充协议》签订的事实且认可《补充协议》签订的效力，故对该项证言予以采信；关于利成厂的印章系谢国庆偷盖的陈述，因并无证据予以佐证，且该项陈述也与周某自认的《补充协议》签订目的等陈述相矛盾，故对该项证言不予采信；关于35000元的调解方案经过谢国庆同意的证言，因谢国庆对该事实予以否认，而周某则为代理费纠纷的利害关系人，且该事实亦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对其该项证言不予采信。对刘某关于谢国庆在代理周某案件期间存在失误导致败诉、35000元的调解方案经过谢国庆同意等证言，因刘某系为民服务所的指导老师，与为民服务所存在利害关系，且其所作陈述也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对其上述证言不予采信。
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谢国庆在代理周某案件期间曾另行收取周某款项5000元。利成厂系个体工商户，周某系利成厂的业主。
本院认为，关于《补充协议》的效力，利成厂系个体工商户，周某作为利成厂的业主，应当以其财产对利成厂债务承担责任，而周某参加龙元公司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诉讼，亦是基于其利成厂的业主地位，且周某二审中的陈述也证明其当时知晓《补充协议》签订事宜，亦认可《补充协议》签订的效力，而为民服务所亦于一审中确认其通常授权法律工作者与客户签订代理合同及确定代理费的具体收费办法，且该《补充协议》就周某再行支付反诉代理费的约定亦不违反法律规定，诚如一审判决书所言，法律服务行业针对反诉单独收取代理费的现象亦较为常见，故该《补充协议》成立生效，并对为民服务所及周某具有相应的法律约束力。一审法院根据《补充协议》及两份《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计算为民服务所就周某案件合计应收取代理费90840.64元并无不当，并综合谢国庆与为民服务所调整后的代理费提成比例、税费比例，计算谢国庆可提取的代理费为73580.92元，亦无不当。为民服务所提出由周某支付35000元代理费的调解方案已经谢国庆同意，因其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故本院对其该项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关于谢国庆另行向周某收取的5000元，可由双方自行理直，不影响为民服务所按约向谢国庆支付相应的代理费用。综上，为民服务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25元，由上诉人宁波市为民法律服务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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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长 毛坚儿
审判员 魏金汉
审判员 刘晓丽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记员 王沂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