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桂03民终1314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上海索楠卡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上海市。
法定代表人：彭屹峰，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劲松，广西古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詹黎波，广西古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桂林市国瑞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
法定代表人：李央，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周章锋，广西卓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岚，广西卓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李央，男，1963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个体户，住桂林市。
委托代理人：周章锋，广西卓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岚，广西卓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一审第三人：桂林榕湖公馆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
法定代表人：李央，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谭睿，广西卓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殷永，女，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
上诉人上海索楠卡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索楠卡”）因与被上诉人桂林市国瑞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瑞酒店”）、李央、一审第三人桂林榕湖公馆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榕湖公馆”）、殷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区人民法院（2015）秀民初字第10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6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李劲松、詹黎波，被上诉人国瑞酒店和李央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周章锋、张岚，一审第三人榕湖公馆的委托代理人谭睿出庭参加诉讼。一审第三人殷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第三人榕湖公馆公司于2009年6月成立，注册资本100万元，于2009年9月向桂林市榕湖饭店租赁4号楼。2012年4月30日，原股东李萍、李军召开股东会议决议，将二人持有的股份分别转让给原告上海索楠卡、被告李央、第三人殷永，李萍、李军不再持有股份并退出股东会。次日，新股东召开会议，确认三方均以货币出资；原告上海索楠卡持股40%，被告李央持股45%，第三人殷永持股15%；被告李央担任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第三人殷永担任监事。同时，榕湖公馆制订章程规定：公司注册资本为3800万元，李央出资2300万元，上海索楠卡出资1500万元；“榕湖饭店4号楼”委托原告上海索楠卡经营管理；股东会享有决定公司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决定出售出租公司重大资产等职权；股东会会议由执行董事召集和主持，执行董事不能履行职务时，由监事召集和主持等等。当日，原告上海索楠卡和第三人榕湖公馆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并开始经营“榕湖饭店4号楼”。承包合同约定，榕湖公馆交付酒店时须具备完成装修和添置设备设施、提供齐全证照等条件。关于4号楼经营项目的装修、设备的实际出资人是谁的问题，原告上海索楠卡和第三人殷永主张，榕湖公馆的三位股东各自出资添置硬件、软件设施，并且原告和第三人未向转让人李萍、李军支付股权转让款，而是以对4号楼经营项目的投资作为对榕湖公馆的出资。二被告和第三人榕湖公馆则主张由榕湖公馆单方出资。
2012年12月29日，桂林市榕湖饭店以第三人榕湖公馆拖欠员工工资、拖欠供应商货款、延迟交纳各项费用而影响国宾馆声誉为由，向第三人榕湖公馆发函要求解除租赁合同。2013年1月11日，被告李央、第三人殷永签字发函给桂林市榕湖饭店，表示同意榕湖饭店解除房屋租赁合同的要求，解除合同后将另行成立新公司与榕湖饭店签订承包合同以便于减少投入损失。2013年1月底，原告上海索楠卡撤出“榕湖饭店4号楼”的经营。原告与第三人榕湖公馆为此签订协议书，约定：双方确认原告承接榕湖饭店4号楼白公馆至2013年1月30日，承包期间因违反承包经营协议书的约定和不交承包金，造成榕湖饭店发函要求解除房屋租赁合同；第三人榕湖公馆不追究原告1500万元赔偿金；双方于2013年1月30日终止之前与榕湖公馆签订的一切协议书并无条件退出所有股份，按现状将白公馆交还给榕湖公馆；在协议中止前的一切损失由原告负责；原告在承包期间的投入部分有用的固定资产硬件，清算后经第三人榕湖公馆认可，扣除第三人榕湖公馆的损失，4年内退还给原告（原告所持文本的收款账号为空白，被告所持文本收款账号为中国农业银行6228490400014944615）；原告在2012年9月至2013年1月30日应交承包金，用原告硬件上的投资抵扣。原告持有的协议文本落款时间为2014年10月4日，被告持有的协议文本落款时间为2013年1月20日，两者落款时间均为手写文字。
被告国瑞酒店、第三人榕湖公馆与桂林市榕湖饭店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由被告国瑞酒店和第三人榕湖公馆共同经营榕湖饭店4号楼，桂林市榕湖饭店与第三人榕湖公馆原来签订承租协议由被告国瑞酒店和第三人榕湖公馆共同执行；榕湖公馆负责交纳所有费用，国瑞酒店负责对外经营管理，桂林市榕湖饭店开具收据或发票交给榕湖公馆；榕湖公馆和国瑞酒店承担连带责任。该协议落款时间为2013年1月26日。同日，被告国瑞酒店和第三人榕湖公馆针对前述与桂林市榕湖饭店签订的协议，而为此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国瑞酒店从签订协议之日起负责对外承租和一切经营活动，2013年1月26日之前的所有债权债务由第三人榕湖公馆承担，之后的一切债权债务由被告国瑞酒店承担。
2013年1月30日，被告国瑞酒店与原告的股东许克俭、第三人殷永签订承包经营协议书，约定：殷永和许克俭从2013年2月1日至2018年1月31日承包经营榕湖饭店4号楼，先付承包费再使用，承包期内无论盈亏，殷永和许克俭需每月固定支付379000元承包费；承包费不包含每月应交给桂林市榕湖饭店的所有费用和税费，殷永和许克俭承担每月应支付给桂林市榕湖饭店的所有费用。该协议书首页和末页加盖被告国瑞酒店以及桂林市喀斯特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13年1月25日注册登记，股东为殷永和许克俭）的公章。之后，殷永、许克俭进场经营，以第三人榕湖公馆的名义向桂林市榕湖饭店缴纳相关费用。在承包期内，每月承包金分别从第三人殷永、榕湖公馆公司以及桂林卓昊南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账户转账至被告李央以及案外人李萍等的账户。之后，双方因承包金问题产生纠纷，被告国瑞酒店于2015年1月向该院起诉殷永、许克俭，要求殷永和许克俭支付承包金4548000元（计算至2014年10月）和其他款项490000元。截至一审辩论终结时止，工商登记第三人榕湖公馆注册资本为100万元，股东为原告上海索楠卡、被告李央、第三人殷永，法定代表人为被告李央。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如下：一、原告是否具备起诉的主体资格；二、被告国瑞酒店与第三人榕湖公馆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一、关于原告的起诉资格问题。被告抗辩原告因退出股份而不再具备榕湖公馆公司的股东资格，故不享有起诉权利。因此，本焦点的核心即为原告是否是榕湖公馆的股东。根据2012年4月30日和5月1日的两份股东会议决议、榕湖公馆的公司章程和工商登记信息，可以确认原告通过受让李萍、李军的股份而继受取得榕湖公馆的股东身份。同时，原告依据公司章程和承包经营合同，取得“榕湖饭店4号楼”的经营管理权。榕湖公馆与原告之间，既是公司与股东的关系，也是发包人和承包人的关系。被告主张原告与榕湖公馆签订协议书，约定了解除承包经营权和退出股份两项事宜。对于双方达成解除承包经营权的约定并已实际履行的事实，本案当事人均无异议，该院予以确认。对于该协议是否具有解除原告股权的性质，双方持有异议。该院认为，根据公司法以及相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地位丧失具有下列情形：公司终止或者注销股份、股份转让、股东会议解除股东资格、股东因行使评估权而公司收购股份等等。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榕湖公馆公司一直持续经营，工商登记的注册资本和各股东出资额没有发生变更，公司章程和工商登记没有股东变更，本案当事人没有主张或举证证明存在股东转让股份的情形。股东与公司之间能产生退股法律后果的事实基础在于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对股东会决议提出异议而要求公司收购股权，双方达成股权收购协议。该法律条文规定必须符合以下情形：“（一）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本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的；（二）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的；（三）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股东会会议通过决议修改章程使公司存续的”。原告与榕湖公馆签订协议时，均不具备以上三种情形。因此，原告与榕湖公馆签署的协议书，性质属于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对承包经营进行结算和清理，不具备解除股权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综述，该院对被告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截至一审辩论终结时止，原告仍然享有榕湖公馆的股东身份，其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适格。二、关于《合作协议书》是否为有效问题。原告主张被告李央利用其同时担任被告国瑞酒店和第三人榕湖公馆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便利，由前述两个单位签订《合作协议书》，将经营权让与没有参与投资的国瑞酒店，侵害了公司利益。归纳原告的诉请理由，即国瑞酒店与榕湖公馆公司签订协议的行为是否构成“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法定情形。《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四）项规定，“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第二十一条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由此可知，关联交易的限制条件在于不能损害公司利益。本案中，原告因经营不善而提前退出承包经营，榕湖饭店为此要求解除房屋租赁合同，榕湖公馆面临丧失租赁经营权和无法收回投资成本的风险。被告李央和第三人殷永、榕湖公馆共同向榕湖饭店表达另行成立新公司来租赁、经营，以此减少投入损失的意思表示。原告对此事实应属明知。被告国瑞酒店、榕湖公馆与榕湖饭店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继续履行原合同，国瑞酒店对外经营管理，榕湖公馆对内负担费用，为此达成新的经营模式。国瑞酒店和榕湖公馆为此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债权债务对外承担主体的变更时间。两份协议紧密联系，延续了榕湖公馆继续经营的状态，同时亦保有了股东的投资成本。因此，《合作协议书》没有损害公司利益，也没有损害股东的利益，仅仅是合作方之间对外民事责任承担主体的约定。另外，被告国瑞酒店既不是榕湖公馆的股东、也不是承包经营人，没有投资经营项目的法定义务。据此，《合作协议书》不违反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告主张合同无效，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第七十四条、第二百一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上海索楠卡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上海索楠卡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上诉人上海索楠卡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合作协议书》没有损害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没有任何法律依据。1、从榕湖公馆与国瑞酒店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的内容及实际履行过程中看，没有“合作”“互利”的内容，所谓“合作”顾名思义，就是合同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签订的协议。但在协议中国瑞酒店只享有权利，不承担任何义务。国瑞酒店在签订上述合同后，将榕湖公馆投资的“榕湖饭店4号楼”承包给许克俭、殷永，国瑞酒店不花一分钱却坐享每月近40万元的收益。一审判决亦认定“榕湖饭店4号楼”的财产收益全部进了被上诉人李央及其关联人的腰包。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在被上诉人李央既代表榕湖公馆，又代表国瑞酒店签订《合作协议书》后，榕湖公馆对自己承包经营、投入巨资的“榕湖饭店4号楼”就丧失了相应的财产收益权，榕湖公馆投入数千万元的巨额资金对其承包的“榕湖饭店4号楼”进行装修，却未享有任何收益权和财产权，榕湖公馆的利益受到损害是明确的；2、公司经营的目的是赚取利润，保障公司、股东的财产收益权等合法权益。榕湖公馆投入巨资装修的“榕湖饭店4号楼”被国瑞酒店租给许克俭、殷永承包经营，榕湖公馆没有任何收入，而一审判决认定“两份协议紧密联系，延续了榕湖公馆继续经营的状态，同时亦保有了股东的投资成本”，完全背离了公司最基本的经营目的。二、一审判决认定“被告国瑞酒店既不是榕湖公馆的股东，也不是承包经营人，没有投资经营项目的法定义务”是自相矛盾。2013年1月26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约定：国瑞酒店负责对外承租和一切经营活动，之后的一切债权债务由国瑞酒店承担。国瑞酒店因许克俭、殷永拖欠承包金，于2015年1月向桂林市秀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许克俭、殷永支付承包金400余万元。由上述事实可知，国瑞酒店以承包人的身份将榕湖公馆的财产对外出租并收取巨额收益。三、被上诉人李央成立国瑞酒店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就是为了侵占榕湖公馆的合法权益。上诉人退出承包经营后，榕湖公馆完全可以另行将承包经营权承包他人进行经营，也可直接给许克俭、殷永经营岂不是更简便，又何必费尽心机成立新公司出租给许克俭、殷永。国瑞酒店的设立，并不是一审认定的减少投入损失，而是李央为了侵占榕湖公馆的合法权益。四、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对于李央、殷永、榕湖公馆共同向榕湖饭店表达另行成立新公司来租赁、经营的事实应属明知。这一判定明显属于罔顾法律与事实，强加意志给上诉人。李央将公司经营权转让给第三方经营属于公司重大事项，未经过全体股东会议一致通过，上诉人对于这一转让行为直至国瑞酒店起诉殷永、许克俭收取承包金才知道的。综上所述，被上诉人李央不仅是国瑞酒店的法定代表人、股东，也是榕湖公馆的执行董事、股东，其完全操控两家公司，持有两家公司的公章代表双方签订《合作协议书》，损害榕湖公馆的利益，依法无效。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付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被上诉人国瑞酒店、李央共同答辩称：上诉人名义上是榕湖公馆的股东，但自协议书签订后，上诉人明确退出全部股份，虽然工商登记并未变更，但上诉人不再享有榕湖公馆股东的实体权利，国瑞酒店将“榕湖饭店4号楼”交由任何一方经营管理，不需要经上诉人同意，被上诉人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榕湖公馆与国瑞酒店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没有损害任何第三人的利益。从整个事件发展来看，国瑞酒店接手“榕湖饭店4号楼”确实避免了很多损失，这是一种止损行为，并非李央操控两家公司达到损害榕湖公馆的利益之目的。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第三人榕湖公馆陈述意见称：上诉人与第三人签订协议书后，表明无条件退出所有股份，《合作协议书》是第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为了防止上诉人在经营期间所形成的损失进一步扩大，没有损害到第三人的权益。请求法院作出公正判决。
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诉辩双方的意见，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在本案中是否有诉讼主体资格；2、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国瑞酒店与第三人榕湖公馆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无效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上海索楠卡在本案中是否有诉讼主体资格问题。2012年4月30日，榕湖公馆的原股东李萍、李军召开股东会议，决议将其二人持有的股份分别转让给上海索楠卡、李央和殷永，并履行了股权转让手续。次日，上海索楠卡、李央和殷永召开新股东会议，确认三方均以货币出资，上海索楠卡持股40%，李央持股45%，殷永持股15%。至此，可以确认上诉人上海索楠卡因受让李萍、李军的股份而继受取得榕湖公馆的股东身份。被上诉人主张上海索楠卡已与榕湖公馆签订协议书，承诺退出其全部股权。而上诉人则辩称协议书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退出股份未实际履行。鉴于双方对签订该协议的真实原因意见不一，虽然在该协议书中有上诉人退出全部股份的叙述，但均未提交榕湖公馆收购股份或者股权转让的证据，且工商登记的注册资本和各股东出资额没有发生变更，公司章程和工商登记的股东也未变更，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公司收购股份或者股东地位丧失的情形。因此，本院认定，上诉人上海索楠卡并未实际退出榕湖公馆的股份，仍然为榕湖公馆的股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上诉人上海索楠卡作为榕湖公馆的股东，其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
关于被上诉人国瑞酒店与榕湖公馆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是否有效问题，榕湖公馆承包经营“榕湖饭店4号楼”，并投入巨额资金进行装修和添置设备设施，在上诉人上海索楠卡单独承包经营一段时间后，由于各种原因经营不善，2013年1月26日，国瑞酒店、榕湖公馆与桂林市榕湖饭店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由国瑞酒店和榕湖公馆共同经营“榕湖饭店4号楼”，桂林市榕湖饭店与榕湖公馆原来签订的承租协议由国瑞酒店和榕湖公馆共同执行；榕湖公馆负责交纳所有费用，国瑞酒店负责对外经营管理，桂林市榕湖饭店开具收据或发票交给榕湖公馆；如违反原合同内容，未按时交纳相关费用，榕湖公馆和国瑞酒店承担连带责任。同日，国瑞酒店和榕湖公馆针对前述《补充协议》又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国瑞酒店从签订协议之日起负责对外承租和一切经营活动，2013年1月26日之前的所有债权债务由榕湖公馆承担，之后的一切债权债务由国瑞酒店承担。由《补充协议》可以看出，“榕湖饭店4号楼”应由国瑞酒店和榕湖公馆共同经营，并共同承担履行与桂林市榕湖饭店原合同的所有责任。而国瑞酒店与榕湖公馆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却约定国瑞酒店从签订协议之日起负责对外承租和一切经营活动，对榕湖公馆的出资及回报没有任何约定。2013年1月30日，国瑞酒店与许克俭和殷永签订承包经营协议书，将“榕湖饭店4号楼”转租给许克俭和殷永经营，由国瑞酒店收取租金。至此，综观全案事实，榕湖公馆投入巨资装修的“榕湖饭店4号楼”收益被国瑞酒店无偿的占有，榕湖公馆除只承担债务和交费义务之外，没有体现任何收益权，而榕湖公馆和国瑞酒店由不同的股东投资成立。因此，该《合作协议书》明显属于侵害榕湖公馆及其股东权益的合同。国瑞酒店与榕湖公馆于2013年1月26日签订《合作协议书》时，被上诉人李央同时为国瑞酒店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和榕湖公馆的执行董事、股东，代表该两家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损害榕湖公馆的利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第二百一十六条第（四）项：“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之规定，国瑞酒店与榕湖公馆签订的《合作协议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为无效合同。故，上诉人主张国瑞酒店与榕湖公馆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无效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和实体处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区人民法院（2015）秀民初字第1049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桂林市国瑞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与第三人桂林榕湖公馆管理有限公司于2013年1月26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无效。
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二审诉讼费50元，合计100元，由被上诉人桂林市国瑞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文波
审 判 员 朱孟儒
代理审判员 曾 妤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聂思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