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长
合议庭
维持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鄂01行终414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戴定松，男，1956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址武汉市江汉区，
上诉人（一审原告）代定忠，男，1951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址武汉市江汉区，
上诉人（一审原告）代定汉，男，1954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址武汉市江汉区，
上诉人（一审原告）代定刚，男，1962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址武汉市江汉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高雄路166号。
法定代表人邓万想，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红良，湖北诚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武汉市江汉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251号。
法定代表人吕照清，局长。
委托代理人吕佩文，该单位工作人员。
原审第三人武汉市江汉区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万松小区38栋2单元。
法定代表人黄升，经理。
上诉人戴定松、代定忠、代定汉、代定刚因诉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武汉市房管局）房屋行政登记及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鄂江汉行初字第00210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戴定松、代定忠、代定汉、代定刚共同诉称，上诉人系江汉区中山大道同益大厦1层32室拆迁还建户，自1992年拆迁还建迄今已有20多年仍无法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其原因在于被上诉人于2006年12月以“企业改制房屋登记方式”将同益大厦一楼28户拆迁还建户的1212.41平方米的房产违法转移登记到原审第三人武汉市江汉区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下简称城开公司）名下，2007年1月l7日又以还建房产“变更登记”分证登记的方式为原审第三人城开公司办理了28套《房屋所有权证》，其中应属上诉人的房产也包含其中。具体事实如下：江汉区同益大厦原系原审第三人变更前武汉市江汉区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于1994年开发建成，并于1996年由被上诉人办理了房屋初始登记，其权证附图明确记载了同益大厦一层28户还建户相应点位及面积。2004年12月，武汉市江汉区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企业改制，江汉区建设局作为主管部门经江汉区国资办授权，作为出让人与武汉联银投资有限公司签定了《产权转让合同》“授权甲方对该公司国有资产实行挂牌转让，乙方愿出资收购该公司国有资产”。被上诉人于2006年12月以“企业改制房屋登记”方式将同益大厦一楼28户还建户的1212.41平方米的房产，由江汉区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房屋初始登记的权属证转移登记到原审第三人城开公司名下，权证号为武房权证江字第××号。作为申请人的原审第三人城开公司向被上诉人提交申请登记的内容与有关材料证明的事实截然相反，登记的事项与房屋登记簿记载的房屋权利发生严重冲突，但是被上诉人未尽合理审慎职责，通过了转移登记申请人办证审核。其中：1、武汉市江汉区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国企）于1996年由被上诉人办理了房屋初始登记，其权证附图明确的记载了同益大厦一层28户还建户相应点位及面积《武汉市房屋土地标准层分户平面图（权证附图）》，与之相对应的是还建户持有的《同益大厦一层拆迁还建平面图》；2、转移登记申请人原审第三人城开公司向被上诉人提交的《产权转让合同》载明：《武汉市江汉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总公司整体资产评估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为组成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而该《报告书》中所列“存货-
库存商品房清查评估明细表”明确注明：同益大厦一层国有房产面积仅有15.56平方米；3、在《产权转让合同》第二条关于转让标的，明确为《报告书》的评估结论和区审计局2004年6月对该公司的审计文件及区国资管理部门的批文为依据。而在江汉区审计局2004年6月对该公司的审计文件中，明确记载同益大厦一层除15.16平方米面积是国有资产外，其余面积属于还建户。4、被上诉人要求转移登记申请人提交的一份非法定要件的《具结书》。被上诉人作为房屋登记机构仅用了2个工作日就完成这宗企业改制转移登记的申请-
受理-审核-记载于登记簿-
发证的完整程序，效率如此之高，审核却形同虚设，不难看出房屋登记机构工作人员与原审第三人城开公司有恶意串通违法登记之嫌。2007年1月17日被上诉人以“变更登记”分证方式为原审第三人城开公司办理了同益大厦1层28套《房屋所有权证》，其中，上诉人位于江汉区中山大道724-780号同益大厦1层32室还建房产也包含其中，随后被上诉人又为该公司以这28套小证为抵押骗贷2000万元出具了武房他字第××号他项权证，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综上，被上诉人的违法登记行为给上诉人造成巨额经济损失。故上诉人诉请至原审法院：1、请求判决确认被上诉人办理转移登记的武房权证江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系行政行为违法；2、请求判决被上诉人予以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1994年12月26日，武汉市江汉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与发兴百货签订了《拆迁协议书》，对代学海位于中山大道765号的房屋进行了拆迁，以在《武汉市房屋（土地）标准层分户平面图（权证图）》上标注“30”号位置的形式对代学海约定了拆迁还建位置。戴定松、代定忠、代定汉、代定刚作为代学海的合法继承人，虽享有《拆迁协议书》中约定的权利，但该权利属于另一法律关系调整的范畴，并不意味着戴定松、代定忠、代定汉、代定刚直接对涉案房产享有所有权，且在被诉行政行为发生之前，涉案房产也从未登记在代学海或其继承人名下。戴定松、代定忠、代定汉、代定刚不是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也与被诉行政行为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戴定松、代定忠、代定汉、代定刚的起诉。
上诉人戴定松、代定忠、代定汉、代定刚不服一审裁定，共同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有错误。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签订了具有法律效力的《拆迁协议书》，江汉区建设局于2011年11月22日向江汉区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同益大厦一楼商铺市中院将委托拍卖的有关情况的汇报》载明“位于中山大道的同益大厦一楼B座左侧同益街商铺，系原武汉市江汉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于1992年还建给当时拆迁中山大道私人门面张广学等七户所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裁定书中亦表述“在1992年时上述房产中即有部分应还建给拆迁户所有，在此情况下本院拍卖上述房产不妥”，充分证明上诉人享有的合法权益受到司法保护，上诉人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有权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并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武汉市房管局二审口头辩称，戴定松等人的起诉超过法定期限；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
原审第三人武汉市江汉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江汉区房管局）同意被上诉人武汉市房管局的答辩意见。
各方当事人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证据均随案卷移送本院。
本院经审理查明，根据2012年至2013年戴定松等人的信访材料及江汉区房管局的信访回复等证据，其中，1、落款时间为2012年12月的《上诉书》，载明“……据我们了解，江汉区城市开发公司法人代表黄升已经在2008年通过非法渠道，把同益大厦门面的产权办理在自己名下，企图侵吞拆迁户的私有的财产……”，该信访材料落款处有上诉人“代定忠”的签名及捺印；2、落款时间为2013年2月21日的信访材料《……武汉市江汉区同益大厦6户还建商铺房产被‘合法’侵占始末》，载明“……2012年12月，我们6户拆迁户获悉一个难以置信的消息：武汉市江汉区城市开发有限公司将属于我们拆迁户的房产——同益大厦B座一楼商铺的《房屋产权证》办在自己名下……”，对该信访材料落款处“戴定松”的签名及捺印，戴定松表示认可；3、落款时间为2013年3月18日的信访材料，载明“……2013年1月5日，江汉区建设局以书面形式《关于张明亮、代定忠等5人来信反映问题的回复》回复：‘经查，2008年江汉城建有限公司将该商铺的房产证办理在其名下’。2013年2月我们6户拆迁户通过政务网向省、市、区领导及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发送了题为《……武汉市江汉区同益大厦6户还建商铺房产被‘合法’侵占始末》的情况反映……2013年3月13日，江汉区房管局通过邮政挂号信发给我们一个书面回复《关于同益大厦6户商铺被‘合法’侵占问题的回告》称：‘2006年江汉城建有限公司向我局申请办理了同益大厦一层共计28套《房屋所有权证》的转移登记’……”。该信访材料落款处有上诉人“代定忠”的签名及捺印。
江汉区同益大厦系原审第三人变更前武汉市江汉区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于1994年开发建成，并于1996年由被上诉人办理了房屋初始登记，其权证附图明确记载了同益大厦一层28户还建户相应点位及面积。2004年12月，武汉市江汉区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企业改制，江汉区建设局作为主管部门经江汉区国资办授权，作为出让人与武汉联银投资有限公司签定了《产权转让合同》“授权甲方对该公司国有资产实行挂牌转让，乙方愿出资收购该公司国有资产”。被上诉人于2006年12月以“企业改制房屋登记”方式将同益大厦一楼28户还建户的1212.41平方米的房产，由江汉区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房屋初始登记的权属证转移登记到原审第三人城开公司名下，权证号为武房权证江字第××号。
本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应当符合法定起诉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本案中，结合戴定松等人的信访材料及相关部门的回复，戴定松、代定忠等人在2012年12月至2013年3月期间已经知道被诉房屋产权登记行为。代定汉、代定刚与戴定松、代定忠系兄弟关系，代定汉、代定刚亦应当知道被诉房屋产权登记行为。一审法院于2015年8月12日收到戴定松、代定忠、代定汉、代定刚的行政起诉状，显然，原告的起诉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综上，一审裁定结果正确，本院应予维持。戴定松、代定忠、代定汉、代定刚此次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罗浩
审判员罗东辉审判员李丽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刘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