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浙01行终83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韩幼云，女，1963年6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杭州市富阳区，委托代理人甘河亮，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何文祥，男，1962年8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杭州市富阳区，系上诉人韩幼云配偶。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达夫路73号。法定代表人赵志军，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王月根、孙建华，该单位民警。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住所地杭州市华光路35号。法定代表人叶寒冰，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孟君波、贾李康，该局民警。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吕定法，男，1951年6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杭州市富阳区，上诉人韩幼云因与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杭州市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2行初7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7年10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7年5月4日，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简称富阳公安分局）对吕定法作出杭富公（东洲）不罚决字[2017]10026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查明“2017年4月1日上午，在杭州市××区东洲工业园区3号路首航实业办公室内，韩幼云因债务问题找徐海明。因徐海明不在办公室，公司门卫吕定法叫韩幼云离开徐海明办公室，韩幼云指控吕定法殴打其头部，并将其打倒在地。2017年4月27日经杭州市××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韩幼云的损伤程度构成轻微伤，经公安机关调查，韩幼云指控的违法事实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决定不予行政处罚。韩幼云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杭州市公安局于2017年7月19日作出杭公复[2017]第201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韩幼云于2017年8月2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撤销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作出的杭富公（东洲）不罚决字[2017]10026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和杭州市公安局作出的杭公复[2017]第201号行政复议决定。原审法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举证并经庭审质证认定：2017年4月1日，韩幼云因债务问题至杭州市××区东洲工业园区3号路3号的首航实业三楼徐海明办公室找其解决。在等待徐海明过程中，韩幼云与该公司门卫吕定法发生肢体冲突。富阳公安分局东洲派出所接到该公司员工徐某1报警后，依法受案并派员处警。当日，韩幼云被送至杭州市××区第一人民医院治疗，东洲派出所对案发现场进行勘察，并根据韩幼云关于一个老头对其殴打的指控，传唤涉嫌违法的吕定法到所询问。期间，富阳公安分局所属东洲派出所对韩幼云、涉嫌违法相对人吕定法和证人徐某1、沈某、吕某、徐某2等依法调查并制作询问笔录，拍照记录韩幼云的原始伤情并调取医院门诊病历、出院记录等伤情诊断材料。2017年4月19日，富阳公安分局东洲派出所委托杭州市××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对韩幼云进行损伤鉴定。该中心于2017年4月27日出具检验结果告知单，认定韩幼云因外伤致血尿，构成轻微伤。同年5月4日，富阳公安分局对吕定法作出案涉不予处罚决定，并于次日送达双方。韩幼云不服，于2017年5月19日申请行政复议，经补正其于同月24日提交了身份证复印件及《不予处罚决定书》等。杭州市公安局于同年5月25日立案受理，经依法调取东洲派出所处警视频、对韩幼云制作询问笔录并审查富阳公安分局提交的行政复议答复材料，于2017年7月19日作出杭公复[2017]第201号维持的行政复议决定，并于同月21日邮寄送达韩幼云。原审法院另查明，吕定法出生于1951年6月8日，案发时年满65周岁。涉案证人徐某1、沈某、吕某、徐某2等年龄分布在30至40周岁左右。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据此，富阳公安分局作为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对本案拥有管辖权。杭州市公安局作为上一级行政主管部门，对韩幼云的复议申请负有行政复议审查职责。关于行政处罚决定的合法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治安案件调查结束后，公安机关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处理：……（二）依法不予处罚的，或者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作出不予处罚决定；……”。本案中，案发当日富阳公安分局东洲派出所接到首航实业员工徐某1报警后依法受案并派员现场处警，应韩幼云要求将其及时送往医院诊治，同时对报案情况初步调查，当日即传唤涉嫌违法的吕定法回所询问。期间，东洲派出所对韩幼云、吕定法及涉案证人徐某1、沈某、吕某、徐某2等均进行调查并制作询问笔录，韩幼云述称“一个老头”对其施以殴打行为，与其他证人证言和吕定法称案发当日仅有吕定法一人与韩幼云有肢体接触的情况相一致，亦与吕定法及被调查的其他涉案人员年龄情况相吻合，故富阳公安分局将吕定法作为涉嫌违法的相对人并无不当。经现场勘察及对涉案人员的调查询问，吕定法陈述其用双手拉扯韩幼云手臂、韩幼云从沙发上滑落到地板上，与其他证人证言相印证，亦无其他证据证实吕定法有殴打韩幼云的行为；案涉司法鉴定认定韩幼云损伤程度构成轻微伤，亦不能证明与吕定法涉嫌违法行为存在因果联系，且韩幼云在庭审中明确吕定法非殴打其致伤的侵害人。综上，富阳公安分局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依据《治安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以违法事实不能成立”为由，对吕定法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符合法律规定。关于富阳公安分局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程序合法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2017年4月1日，富阳公安分局东洲派出所接到徐某1的报警后立案受理，派员至首航实业有限公司现场处警，应韩幼云要求将其送往医院，当日现场勘察并传唤涉嫌违法的吕定法到所询问。后富阳公安分局所属东洲派出所对韩幼云、吕定法和证人徐某1、沈某、吕某、徐某2等依法调查并制作询问笔录，记录韩幼云原始伤情、调取医院诊断材料，同年4月19日至27日委托司法鉴定中心对韩幼云进行伤情鉴定的期间依法扣除，该局于2017年5月4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程序并不不当。韩幼云诉称原行为机关未及时处警保留现场状况并将违法行为人带至所内调查及处理时间过长等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其诉称处警视频视角不当并不因此否定行政程序的合法性，故对其相应意见不予采纳。关于复议程序的合法性。杭州市公安局于2017年5月24日收到韩幼云提交的经补正后的复议申请材料后，于次日依法受理，经向韩幼云询问并调取处警视频及审查富阳公安分局的行政复议答复材料，并经审批于2017年7月19日作出杭公复[2017]第201号行政复议决定，并于同年7月21日邮寄送达韩幼云，对此韩幼云及吕定法均无异议，杭州市公安局的复议程序亦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韩幼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韩幼云负担。韩幼云不服原审判决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2017年4月1日，上诉人在首航实业公司徐海明办公室与该公司门卫吕定法发生肢体冲突，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实际殴打上诉人的不是吕定法。上诉人与吕定法不存在肢体冲突，实际殴打上诉人的是他人，该人对上诉人实施了殴打行为后，为了逃避责任，让吕定法代其接受公安机关处理。上诉人从未指控吕定法殴打上诉人，富阳公安分局对错误的对象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错误。上诉人要求公安机关查清实际侵害人并追究其法律责任。故要求撤销案涉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否则，上诉人后续继续追查、追究实际侵害人、维护自身权益的措施都不可能实施。二、发生案涉事件后，富阳公安分局仅依据上诉人对实际侵害人非常模糊的“一个老头”的描述及首航实业公司员工所谓的证人证言，就把吕定法作为违法行为人，明显不当。三、原审审判程序违法。为此，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被上诉人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杭州市公安局在二审中未提出新的答辩意见。经审查，原审判决对证据的采信无误。根据予以采信的证据，本院对韩幼云赴首航实业公司当日发生的情况及与之相关的事实作如下认定：2017年4月1日，韩幼云因债务问题至杭州市××区东洲工业园区3号路3号的首航实业公司找徐海明解决。在被告知徐海明还未来的情况下，韩幼云进入该公司三楼徐海明办公室等待。该过程中，该公司工作人员与韩幼云交涉，告知韩幼云不要待在徐海明办公室，并要求韩幼云在办公室外面等待，但韩幼云未予理睬。此后，经首航实业公司员工徐某1报警，富阳公安分局至现场处警，在对韩幼云的调查中，其述称“我坐在办公室沙发上，其中有个穿黄色衣服的妇女问我‘找谁？’我说‘找徐海明。’她叫我到会议室去等好了，我想怕等不着，就说‘就这里等好了。’……又过了二三分钟，来了三四个男的，其中一个老头对我说‘你找谁？’我说‘找徐海明。’他说‘这个厂不是他的，你给我死出去。’我问他‘你是谁？’他不肯回答我，又说了声‘你给我死出去。’我没有起身，他就朝我头部打了一拳，我被打倒在地上，躺在沙发底下，我就昏过去了。我醒来以后，就喊‘救命啊，救命啊’然后我就报警了。”富阳公安分局对首航实业公司员工进行询问，员工徐某1称事发时其与徐某2、汪珺、吕定法等人在场；员工吕某称事发时其亦在现场，以上五人，徐某1、汪珺为女性；徐某2、吕定法、吕某为男性，吕定法出生于1951年，吕某出生于1975年，徐某2出生于1985年。上述人对公安机关的陈述基本一致，即吕定法要求韩幼云离开总经理徐海明的办公室，韩幼云不予理睬，吕定法上前拉韩幼云手臂，韩幼云顺势躺在沙发边的地上，开始哭并打电话，其中汪珺还称吕定法对韩幼云说话时声音确实是比较响的。2017年4月5日，富阳公安分局对韩幼云所作体表原始伤情记录中，韩幼云体表无挫（擦）伤及红肿，无创口，在“其他损伤”一栏，记载有“头顶部疼痛、小腹疼痛，背部疼痛”，该记录表经韩幼云签名确认。杭州市××区第一人民医院2017年4月13日出具的韩幼云出院记录中，在“入院情况”部分，记载有“右下腹压痛”“左肾区扣痛阳性”“头颅CT扫描未见明显异常”“上下腹部CT扫描未见异常”；在“入院后查”部分，记载有“尿常规……隐血(干化学筛查)+++（300）”“头颅CT扫描未见明显异常”“泌尿CT：泌尿系平扫目前未见明显异常”；出院诊断为“1.头部外伤脑震荡”“2.胸部外伤”“3.多处软组织挫伤”“4.肾挫伤”“5.糖尿病”“6.高血脂症”。本院认为，本案中，根据富阳公安分局的调查，案涉事件发生时，除上诉人以外的在场人员为徐某1、徐某2、汪珺、吕定法、吕某等人。根据上诉人在公安机关所作“一个老头”殴打上诉人的陈述，富阳公安分局将吕定法作为案涉纠纷的违法嫌疑人并无明显不当。但富阳公安分局未通过上诉人辨认的方式确定违法嫌疑人，在案件办理的严谨性上有所欠缺，需引起富阳公安分局的充分重视。此外，本案上诉人在公安机关办理案涉治安案件的程序中，并未直接指控吕定法是侵害人，故被诉原行政行为中有关“韩幼云指控吕定法殴打其头部，并将其打倒在地”的表述不妥，本院亦予以指出。行政案件一般应适用清楚而有说服力的证明标准，纵观本案，证明本案中存在殴打上诉人行为的直接证据——上诉人在公安机关所作陈述及上诉人的伤情鉴定意见等与否认该事实的徐某1、徐某2、汪珺、吕定法、吕某等人的陈述相比，尚不能达到具有明显优势的程度。据此，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在上诉人指认“一个老头”殴打她，而现有证据中能确定具体身份的在场人员中唯一符合该条件的只有吕定法一人的情况下，作出吕定法殴打上诉人的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判断，进而对吕定法作出杭富公（东洲）不罚决字[2017]10026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其实体处理并无不当。根据韩幼云的诉请，本案审查的对象为杭富公（东洲）不罚决字[2017]10026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及相应的行政复议决定。至于是否存在案外人实施了殴打上诉人的行为及富阳公安分局有否不履行治安管理法定职责，不属于本案审查的范围。当事人亦可另行救济。综上，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根据其在案涉治安案件中调查取得的证据，作出杭富公（东洲）不罚决字[2017]10026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符合行政案件证明标准的一般要求，适用法律正确，行政程序合法。被诉行政复议行为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韩幼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洵审判员 李 云审判员 唐莹祺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叶 嘉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