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3）文中行终字第20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夏本武，男，汉族，1953年11月16日生，住丘北县。
委托代理人邓万红，云南诚鸽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组织机构代码01521481-0。
住所地：丘北县锦屏镇西正街*号。
法定代表人秦文波，县长。
委托代理人王艳华，云南晨羿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第三人夏本文，男，汉族，1941年4月14日生，小学文化，住丘北县。
上诉人夏本武因与被上诉人丘北县人民政府土地使用权行政许可一案，不服丘北县人民法院（2013）丘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8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9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夏本武及其委托代理人邓万红，被上诉人丘北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王艳华，第三人夏本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根据当事人的举证并经庭审质证认定，原告与第三人两家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现在是邻居，1962年发生火灾，集体在原住址建盖三间土库房给原告和第三人居住，1970年第三人重新建房。1993年12月第三人向丘北县人民政府申请办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丘北县人民政府在受理申请书后，进行土地登记、地籍调查、宗地草图、土地登记审批、办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卡、核发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等程序，于1994年依法为其颁发了证号为丘集建（1993）字第3-4112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2013年初第三人拆除原址建筑物，准备建盖水泥平房时，原告与第三人因土地使用权发生争执，经天星乡司法所调解无果。原告于2013年4月1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决撤销被告于1994年颁发给第三人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
原审判决认为，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1994年颁发给第三人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是经过第三人申请、地籍调查、土地登记、审批、核发五个环节。其行政许可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条，“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土地所有者向土地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集体土地所有权证书，确认所有权”。颁证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丘北县人民政府请求维持土地行政登记，本院予以采纳。原告夏本武主张自己是初始登记的合法继承人，被告核发给第三人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侵犯了自己的权益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撤销土地行政登记，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夏本武要求撤销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1994年12月14日颁发给第三人夏本文丘集建（1993）字第3-4112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夏本武负担。
上诉人夏本武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为第三人颁发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编号究竟是“丘集建（1993）字第3-4112号”还是“丘集建（1993）字第3-4912号”未作查实。一审法院未就被上诉人所列证据间的证书编号冲突原因进行查实；2、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所列证据《地籍调查表》中“本宗地，1986年腊月，经生产队批准使用，权属来源有合法依据”的权属调查及“夏本文用地权属来源有合法依据”的审核意见是否属实未作查实。一审法院未就被上诉人是否存在或持有据以颁证的土地权属来源证据进行查实；3、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颁发《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在先，地籍调查相关内容在后是否违反《城镇地籍调查规程》及相关法律规定的法定程序未进行查实；4、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所列证据《界址标示》“邻宗地指界人签章”栏中，没有邻宗地李从明、孙加光、王安华的签名确认的事实，是否违反《城镇地籍调查规程》及相关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未作查实；5、在上诉人提出重大质疑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界址标示》“邻宗地指界人签章”栏中，上诉人“夏本武”的签名及手印是否是上诉人本人所为未做查实。一审法院对该签名及手印的真实性，被上诉人是否存在滥用职权，制造虚假法律文件的情形未作查实。
（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在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认为被上诉人的行政许可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条：“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土地所有者向土地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集体土地所有权证书，确认所有权。”上诉人认为，对该项法律制度的适用，一审法院明显犯了常识性的错误，理由是一审法院完全混淆了两个最基本、最常识性的物权概念，即所有权与用益物权。本案被上诉人对第三人的土地行政许可行为明显是宅基地使用权的许可行为。“宅基地使用权”特别规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的第三编“用益物权”之中，用益物权的权利人对财产仅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且根据《民法通则》、《民法通则意见》、《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物权法》等现行的土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及政策，享有土地所有权的只有国家和农民集体经济组织两个主体，作为自然人主体的农民个人对土地没有所有权。一审法院将农民个人的宅基地使用权错误地理解为对土地的所有权，任意扩大宅基地使用权的权能或改变宅基地使用权的用益物权性质。一审法院对该项法律制度的适用，完全与国家的基本土地政策和法律制度背道而驰；2、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四)其他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情形。”本案中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其他情形”是什么？对这一问题，一审法院未作任何阐述和说明，就以一个在本案中根本不存在的，一审法院自身也无法说清楚的所谓“其他情形”作出判决，可见一审法院的判决毫无任何根基，是一份没有事实依据的错误判决；3、一审法院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所列证据的确认，严重错误地适用了有关行政诉讼的证据规则。突出表现为对被上诉人第一组证据中《地籍调查表》、《界址标示》，第二组证据中两份证据的采信，以及对上诉人所列第8号证据未作任何确认等。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丘北县人民法院（2013）丘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作出公正判决，并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丘北县人民政府答辩称：（一）被上诉人颁发给第三人夏本文的丘集建（1993）字第3-4112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不应撤销。理由如下：1993年12月，经夏本文申请，被上诉人在严格审核了该宗地的权属来源，因四至界线清楚，面积准确，权属无争议，依法为其颁发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上诉人诉称“到2013年年初，第三人夏本文将坐落于原告土库房原址的建筑物拆除，准备建盖水泥平顶房……后该纠纷经天星乡司法所调解，原告才得知被告于1994年在原告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属原告所有的土库房所占用的近50平方米的宅基地使用权许可给了第三人。”完全与事实不符。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
（二）被上诉人在收到《行政诉状》前，上诉人从未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被上诉人反映过此事，上诉人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应依法驳回其诉请。
综上所述，被上诉人的颁证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第三人夏本文述称：这间房子本来有三格，我有二格，上诉人家有一格。69年我补了100元钱给他家，他家就把那格房子让给我，我与他家是清楚的，当时钱还是让村上的人给的。85年丈量过一回房子，93年又丈量过一回都没有争执，我已经住了四十多年了，直到去年我盖新房他家才出来争。
被上诉人丘北县人民政府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
第一组证据：第1号土地登记申请书、第2号地籍调查表及宗地草图、第3号土地登记审批表、第4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卡、第5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以证明1993年12月12日经夏本文申请，被告在严格审核了该宗地的权属来源，四至界线清楚，面积准确，权属无争议。依法为其颁发了证号为丘集建（1993）字第3-4112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事实，颁证程序合法有效；
第二组证据：第6号丘北县土地登记簿、第7号宅基地界协议。以证明原告夏本武于1994年领取证号为丘集建（1993）字第3-4918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夏国云和夏国超达成宅基地界协议。
上诉人夏本武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
第1号证据原告夏本武的身份证及户口簿。以证明原告夏本武的户籍情况；
第2号证据证明。以证明原告夏本武系夏庆林及邱兴莲夫妇的儿子；
第3号证据土地房产所有证。以证明该证1953年10月30日由砚山县人民政府颁发给夏庆林，证号砚山县砚字第21968号《土地房产所有证》四至界线清楚明确；
第4号证据土地房产所有证。以证明该证1953年10月30日由砚山县人民政府颁发给夏庆和（第三人夏本文父亲），证号砚山县砚字第21791号《土地房产所有证》四至界线清楚明确；
第5号证据丘北县公安局治安调解协议书及鉴定委托书。以证明原告夏本武与第三人夏本文因土地使用权发生纠纷并发生打架事件；
第6号证据证明、调解笔录。以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土地使用权发生纠纷经天星乡司法所调解无果的事实；
第7号证据宗地草图。以证明被告许可给第三人土地使用权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原告合法享有的土地使用权的事实；
第8号证据界址标示。以证明被告滥用职权，制造虚假法律文件。
第三人夏本文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宅基地协议及《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以证明夏国云和夏国超达成宅基地界协议。1994年领取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事实。
上述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
在二审庭审中，上诉人、被上诉人、第三人均坚持一审提出的举证、质证意见。
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对上诉人夏本武提交的1-7号证据和被上诉人丘北县人民政府、第三人夏本文一审提交的证据作出的认证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另外，夏本武向一审法院提交的第8号证据界址标示，一审判决未予认证。本院认为，该份界址标示客观真实，符合证据的有效性特征，本院予以采信，但对上诉人夏本武以此份证据所要证明的主张，本院不予认可。
在二审庭审中，第三人夏本文提交的证据材料有：证人姚某到庭证言，以证明1969年姚某与父亲姚正有到夏本武家，其父姚正有帮夏本文家拿了100元钱转给夏本武的母亲夏邱氏，是补给夏本武家买房子的钱。
经二审庭审质证，上诉人夏本武认为姚某的证言首先不是新证据，不应该采信。其次证人年龄已大，很多事情都记不清楚了，真实性不可靠。再次该证据没有其他证据来证明真假，钱是否收到也无法证明。被上诉人丘北县人民政府对姚某的证言予以认可。
本院认为，第三人夏本文在二审中提交的姚某的证言系孤证，无相关证据予以印证，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查，一审法院审判程序合法。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除一审认定，丘北县政府于1994年依法为其（夏本文）颁发了证号为丘集建（1993）字第3-4112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不一致外，其余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相一致。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被上诉人丘北县人民政府于1993年12月14日（填证日期）依法为第三人夏本文颁发了证号为丘集建（1993）字第3-4112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另查明，上诉人夏本武的次子夏国超于2011年10月，在与第三人争议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旁边建起一幢砖混结构的楼房，已建盖完毕。在夏国超建房期间，上诉人夏本武未与第三人夏本文对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发生争议。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用于非农业建设的，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建设用地使用权。”，被上诉人丘北县人民政府具有颁发《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职权，主体适格。被上诉人丘北县人民政府颁发给第三人夏本文的丘集建（1993）字第3-4112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是经过第三人申请、地籍调查、土地登记、审批、核发五个环节。其行政许可行为符合当时1991年2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此条例已于1999年1月1日被新施行的实施条例替代）第二十五条：“农村村民建住宅需要使用土地的，应当先向村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提出用地申请，经村民代表会或者村民大会讨论通过后，报县人民政府批准。”的规定，被上诉人的颁证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要求撤销丘北县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4日作出的（2013）丘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并依法改判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夏本武要求撤销被上诉人丘北县人民政府颁发给第三人夏本文丘集建（1993）字第3-4112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并无不当。但一审判项中对被上诉人向第三人颁发丘集建（1993）字第3-4112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日期叙述错误。经本院二审查明，被上诉人丘北县人民政府向第三人夏本文颁发丘集建（1993）字第3-4112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时间是1993年12月14日，而不是一审判决认定的1994年12月14日，本院予以纠正。对被上诉人丘北县人民政府所称上诉人夏本武的起诉已经超过起诉期限的问题，因被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向第三人颁发《集体土地建设用地的使用证》时，上诉人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故在2013年初第三人拆除原址建筑物准备建盖新房上诉人与第三人发生争议时，上诉人于2013年4月12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未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中行政相对人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涉及不动产的起诉期限为20年的规定。对被上诉人的该项辩解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被上诉人丘北县人民政府向第三人夏本文颁发丘集建（1993）字第3-4112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行为合法，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主要事实清楚，审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虽然认定丘北县人民政府1994年向第三人颁证日期有误，但不影响判决结果，故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夏本武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者发章
审 判 员 彭新华
代理审判员 何建宾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王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