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东中法民二终字第1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锦涛研磨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望牛墩镇上合望角上坊冲尾新村一巷*号。
法定代表人：朱良，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曹学良，广东仁之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东莞高丽研磨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万江区小享文明路。
法定代表人：尹浩铎。
委托代理人：李杰，广东大洲律师事务律师。
委托代理人：胡文学，广东大洲律师事务实习律师。
上诉人东莞市锦涛研磨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东莞高丽研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丽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3）东一法民二初字第37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丽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称：高丽公司与锦涛公司自2012年底开始有业务往来，锦涛公司从高丽公司处购买砂带等产品。时至2013年4月30日，锦涛公司尚欠高丽公司货款累计256734.9元。该事实，有双方于2013年4月30日确认的对账单为证。双方对账后，经高丽公司多次催收，锦涛公司仅支付30000元给高丽公司，其余款项226734.9元，锦涛公司至今未付。现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1.锦涛公司支付高丽公司货款226734.9元及利息5000元（暂从2013年5月1日起计至还请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锦涛公司承担。
锦涛公司向原审法院答辨称：高丽公司的诉求缺乏事实依据。锦涛公司与高丽公司对账，只是对供货数量的对账，并不是对欠款数额的确认。锦涛公司与高丽公司2013年4月18日就送货数额已进行对帐，后来锦涛公司已支付一部分货款，高丽公司以原来的对账单看不清，需要补盖章方便财务做账为由，让锦涛公司对账。锦涛公司已特别注明对账单只是表示在这段时间内已送的货，并不表示还欠这个数额的货款。锦涛公司已经支付了货款180000元。高丽公司由于准备结业，所以4月份就派老板的翻译朴先生过来收款，锦涛公司分别支付了150000元及30000元的货款。朴先生也出具了有高丽公司盖章的收据。双方就该货款问题发生争议之时，锦涛公司也在高丽公司处看到该收据的高丽公司一联。高丽公司如果没有收到这部分货款，是高丽公司与其员工朴先生之间的问题，与锦涛公司无关。综上，锦涛公司对于本案债务已经归还了大部分，剩余部分也愿意归还。但高丽公司与其员工之间的经济纠纷与锦涛公司没有关系。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高丽公司、锦涛公司确认双方存在砂带等物品的买卖合同关系，双方确认截止2013年4月18日，锦涛公司尚欠高丽公司货款256734.9元，且锦涛公司于2013年6月4日已向高丽公司支付货款30000元。
高丽公司提供的2013年4月30日的对账明细显示，锦涛公司尚欠高丽公司货款256734.9元，其中2月货款33030.5元、3月货款119300元、4月货款104404元。收货方处有锦涛公司盖章及锦涛公司法定代表人朱良签名确认，且在该对账明细上有“此为高丽研磨有限公司2013年2月份、3月份、4月份送货明细对账，以此为准”的批注。锦涛公司对该对账明细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主张该对账明细是对双方送货明细进行对账，并不是对欠款总额的确认，双方在2013年4月18日已经进行了对账，后高丽公司的财务称2013年4月18日的对账明细不清楚，要求锦涛公司重新签一份。锦涛公司提供的2013年4月18日的对账明细，除日期为2013年4月18日及没有下面的批注之外，与2013年4月30日的对账明细内容一致。高丽公司确认2013年4月18日的对账明细，但主张双方于2013年4月18日对账后，高丽公司、锦涛公司双方于2013年4月27日进行了一笔金额为150000元的现金交易，故高丽公司于2013年4月30日要求锦涛公司重新对账确认尚欠的货款总额，锦涛公司也在2013年4月30日的对账明细签名确认。
锦涛公司主张已于2013年4月27日支付了150000元货款给高丽公司，并提供收据予以证明。高丽公司对锦涛公司提供的收据予以确认，但主张该收据款项是双方于2013年4月27日一笔金额为150000元的现金交易的货款。为此高丽公司申请了证人文XX及李XX出庭作证，证人文XX陈述，文XX2013年5月前是在高丽公司处工作，2013年4月27日文XX与高丽公司的另外一个员工朴荣勋将价值155000元的货物直接送到锦涛公司处，当时锦涛公司说锦涛公司的仓库比较小，要求高丽公司将货物送到海富来公司的仓库。锦涛公司当时实际支付了153000元货款，当时给锦涛公司的收据究竟是150000元还是155000元，由于时间较长，具体是数额已记不清楚；另，证人文XX还称当时私人借了2000元给锦涛公司支付货款。李XX称自己在鑫林公司工作，大约在2013年4月下旬的一天，李XX在10时左右在锦涛公司门外等高丽公司员工朴荣勋带其去高丽公司处取货，在等待的时候，只看到文XX、高丽公司员工朴荣勋及锦涛公司法定代表人朱良一起从车上下来，期间没有看到卸货的过程，后来李XX就跟高丽公司员工朴荣勋去高丽公司处取货，当时高丽公司给了李XX一张送货单，李XX没有签收，直接支付了现金就将货物取走。锦涛公司对证人的证言不予确认，认为文XX是高丽公司的员工，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李XX是证人文XX的亲属，也与本案有一定的利害关系。且文XX与李XX出具的书面证言与其在庭审时陈述有一定出入，故认为两证人的证人证言可信度不高。
以上事实，有对账明细、增值税发票、交易明细表、送货单、收据、证人证言及原审法院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
原审法院认为：高丽公司、锦涛公司均确认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应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约束。案件的焦点问题是高丽公司、锦涛公司之间于2013年4月27日是否存在一笔金额为150000元的现金交易。首先，虽然高丽公司没有提供有锦涛公司签收的送货单，但高丽公司主张于2013年4月27日与锦涛公司有一笔金额为150000元的现金交易的情况，与证人文XX及李XX所陈述均可以一一对应，而锦涛公司对此予以否认，但其于2013年4月27日支付高丽公司150000货款，在没有扣除150000元货款的2013年4月30日对账明细上签名确认，这明显不符合常理。故原审法院认为高丽公司认为的2013年4月27日与锦涛公司有一笔金额为150000元现金交易的主张更为可信。其次，虽然锦涛公司主张2013年4月30日的对账明细是双方对送货明细进行对账，并不是欠款总额的确认，但2013年4月30日的对账明细上有明确的货物数量、金额，且该对账明细记载的内容与2013年4月18日签订的对账明细记载的内容一致的情况下，锦涛公司只在对账明细上对高丽公司送货数量进行注明而没有就锦涛公司于2013年4月27日已支付的150000元加以备注，明显不符合常理，故原审法院对锦涛公司认为的2013年4月30日的对账明细只是双方对送货明细进行对账，并不是锦涛公司对欠款总额的确认的主张不予采纳。原审法院依法对2013年4月30日的对账明细予以采纳。2013年4月30日的对账明细显示锦涛公司尚欠高丽公司货款256734.9元，因高丽公司、锦涛公司双方确认锦涛公司于2013年6月4日支付了30000元货款给高丽公司，故锦涛公司还拖欠高丽公司货款226734.9元。对高丽公司要求锦涛公司支付货款226734.9元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锦涛公司拖欠高丽公司货款226734.9元没有支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锦涛公司应当支付高丽公司逾期付款利息，由于双方没有就违约责任作出约定，原审法院认为利息以拖欠货款总额226734.9元为本金，从起诉之日即2013年7月8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履行期满为止为妥。对高丽公司诉请锦涛公司从2013年5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还请之日止的利息的诉讼请求，超出原审法院计算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一百五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原审判决如下：一、锦涛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支付高丽公司货款226734.9元及利息（利息以226734.9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3年7月8起计至判决确定履行期满为止）；二、驳回高丽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未能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一审受理费2388元，保全费1650元，由锦涛公司负担。
上诉人锦涛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对事实认定错误，违反法律和常理。高丽公司与锦涛公司自2012年底开始有交易，锦涛公司每次交易都有送货单与开具增值税发票。双方确认截止至2013年4月18日锦涛公司欠款256734.9元，而高丽公司因为经营不善在2013年4月25日停止经营，双方再无任何交易，也无新的送货单。4月30日的对账单与4月18日的对账单上记载的送货数量与高丽公司提供的送货单一一对应，不存在150000元的新交易，4月30日的对账单是对上一次对账单的再次确认。一审法院没有审查对账单上注明的3月27日、4月1日、4月9日的送货记录，仅凭两个证人的证人证言就推论锦涛公司不在第二次确认对账明细时扣减150000元有违常理，进而推论是对另外150000元现金交易的确认，是错误的。二、证人证言不能清楚描述主要事实，且证人与高丽公司有利害关系，一审判决缺少直接有力的证据。一审的两个证人，分别是高丽公司的翻译与一般业务员，与高丽公司存在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在法律上的证人证明效力低，且该二人在庭审上不能够明确描述事实细节，证言不能采信。高丽公司作为正规公司，货物的保管肯定是要仓库保管员而非业务员与翻译管理，如果有出货，即便没有送货单也有仓库记录，高丽公司的行为违反常理，也没有证据证明。一审依据的间接证据少，不能形成有效的证据链，一审法院在没有直接证据和大量间接证据链的情况下认定高丽公司的主张成立，不合法律，也不合常理。而锦涛公司在4月18日对账，4月27日付款，4月30日再次对账确认，是合乎情理的。综上，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高丽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高丽公司承担。
上诉人锦涛公司在二审期间没有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高丽公司答辩称：一、锦涛公司虽然在2013年4月27日支付高丽公司150000元，但在4月30日双方再次对账时仍确认尚欠高丽公司256734.9元，对账单上显示的时间与内容已经能证明。1.锦涛公司声称4月30日再次对账是因为高丽公司称原对账单看不清需要重新盖章便于财务做账，没有依据。2.锦涛公司在4月30日对账时未提及也未从货款中扣除150000元，是明知该笔款项与对账单的交易无关。3.锦涛公司在一审开庭前考虑到收款收据中的“15万元”字迹不清还到高丽公司财务处找到150000元收款收据的存根并拍照取证，说明其证据意识和防范意识非常强。二、锦涛公司2013年4月27日支付高丽公司150000元，高丽公司开具收款收据，并未要求锦涛公司在送货单上签字，是因为高丽公司考虑到当天双方是现金交易，货款两清，高丽公司准备清算终止经营，已不再保留账目的缘故。当天现金交易还有东莞市鑫林研磨材料有限公司，情形也是如此。三、本案的证人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证言真实可信。
被上诉人高丽公司在二审期间没有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如下事实：一、本院在第一次法庭调查过程中，询问双方当事人是否同意以测谎的结果作为判决依据，以确定本案诉争的150000元是用于支付案涉对账单载明的欠款还是对账单以外的交易。锦涛公司当庭表示同意由其法定代表人接受测谎。高丽公司则在庭后提交《书面回复》同意进行测谎，并表示“初定由送货司机谭强和送货员朴荣勋二人予以协助”。但此后在本院第二次法庭调查中，高丽公司对是否接受测谎的问题，态度反复，最后主张测谎结论的证明力不应优于对账明细的内容。二、本院要求高丽公司说明其主张于2013年4月27日向锦涛公司交付价值150000元货物的具体品名、数量、单价等内容。高丽公司庭后提交《书面回复》表示“送货名称为砂带，品名为PZ533，规格为50×2018，数量为10000条，单价为15元／条”，又称该次交易“因为高丽公司在几天后申请办理工商、税务注销登记手续，需处理仓库存货，双方电话确认现金交易，货款两清。本次交易是按优惠价格交易，双方同意不开具发票，只开具收据。”但此后在本院第二次法庭调查中，本院宣读高丽公司该《书面回复》的内容后，锦涛公司提出异议，称以往的送货单都载明这种砂带的含税单价是15元／条，锦涛公司不可能接受15元／条的不含税单价。经审查，高丽公司提交的送货单及发票反映“砂带PZ533”的以往含税单价在14.5元至15.7元之间。三、第二次法庭调查结束后，高丽公司又向本院邮寄了《关于东莞高丽公司在第二次开庭中所涉及到的几个问题的回复》，称2013年4月27日送货“给予锦涛公司的价格是清仓价格，即特别优惠价格12.5元／条；共送货12000条，共计15万元（12000条×12.5元／条）。备注：本内容如与法庭上陈述不一致之处，以本回复内容为准。”四、双方确认，2013年4月30日对账单中：“注：此为高丽研磨有限公司2013年2月份、3月份、4月份送货明细对账，以此为准”的内容是由锦涛公司法定代理人朱良手写。五、双方确认，在以往的交易中，高丽公司均需开具增值税发票，而锦涛公司均有签收送货单。
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对于测谎问题，因测谎结论并非法定的证据形式，且高丽公司认为测谎结论的证明力不应优于对账明细，故本院不组织测谎。锦涛公司于2013年4月27日向高丽公司现金支付了150000元货款，双方不持异议，本院予以认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针对锦涛公司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高丽公司是否于2013年4月27日向锦涛公司交付过价值150000元的货物。对此，本院分析如下：
首先，双方均确认在以往的交易中，高丽公司均需开具增值税发票，而锦涛公司均有签收送货单。而高丽公司主张曾于2013年4月27日向锦涛公司交付过150000元货物，却未能出示任何的送货单或增值税发票作为凭证，与交易习惯不符。
高丽公司解释称因其准备清算终止经营，不再保留账目，故没有要求锦涛公司确认送货单，但高丽公司未为该解释提供证据。
其次，高丽公司主张2013年4月27日与锦涛公司现金交易，货款两清；高丽公司向锦涛公司开具了收款收据，但没有要求锦涛公司签收送货单。在双方互相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下，仅由一方为对方出具已履行义务的凭证，却不要求对方为己方出具同等凭证，这种明显对自身不利的行为，与理性不符。
复次，经本院询问，高丽公司书面答复称2013年4月27日交付的货物为砂带PZ533，按15元／条的优惠价格交易，故双方同意不开具发票。然而，高丽公司提交的历史送货单及发票反映“砂带PZ533”的以往含税单价在14.5元至15.7元之间。上述所谓优惠的不含税价格却与以往含增值税的价格持平甚至高于后者，与优惠的说法不符。该说法是经高丽公司庭后充分考虑后作出，但因存在明显矛盾而使其送货的主张更为可疑。经锦涛公司对该说法提出异议后，高丽公司又向本院邮寄书面意见变更该所谓优惠价格为12.5元／条，但未提供相反证据。反映了高丽公司随意回复法院问题乃至不诚信的表现。
再次，锦涛公司解释称高丽公司以2013年4月18日的对账明细表模糊为由，故要求于2013年4月30日再次对账。高丽公司反驳称己方持有2013年4月18日对账单，并无模糊之处，但高丽公司未向法院出示该份传真件以反驳锦涛公司主张。高丽公司解释称2013年4月30日再次对账的原因，是要将2013年4月27日的现金交易与2013年4月18日对账单交易相区分。然而，如果重新对账的目的确如高丽公司所称，则完全可由锦涛公司在当日的送货单上签名确认或在2013年4月18日对账单上注明2013年4月27日送货事实，即可进行区分。高丽公司不采取这一简单、明确的方式，相反在新的对账单上对所谓送货事实避而不谈，两种说法相比较，锦涛公司的主张更为可信。
最后，案涉2013年4月30日对账单打印部分的内容与2013年4月18日对账单几乎完全一致，并未反映锦涛公司于2013年4月27日支付货款150000元或收取150000元货物的记录。但2013年4月30日对账单经由锦涛公司法定代理人朱良手写有：“注：此为高丽研磨有限公司2013年2月份、3月份、4月份送货明细对账，以此为准”的内容。从字面意思来看，可以判断该次重新对账仅为明确“送货明细”而非“付款明细”，故未载明2013年4月27日的货款，并无不妥。
对于送货的主张，高丽公司称其员工朴荣勋、文XX等参与了交付货物的过程，但该两名员工与高丽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的证明力低，不足以证实高丽公司主张。
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为高丽公司称其于2013年4月27日向锦涛公司交付价值150000元货物的主张不成立，锦涛公司于2013年4月27日向高丽公司支付的150000元，可抵扣2013年4月30对账单上的欠款。故锦涛公司的欠款金额应为226734.9元-150000元＝76734.9元。对于利息的标准及起算日期，原审判决认定得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锦涛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部分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变更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3）东一法民二初字第377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东莞市锦涛研磨材料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支付东莞高丽研磨有限公司货款76734.9元及利息（利息以76734.9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3年7月8日起计至本判决确定履行期满为止）；
二、驳回东莞高丽研磨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受理费2388元，由东莞市锦涛研磨材料有限公司承担808元，由东莞高丽研磨有限公司承担1580元；诉讼保全费1650元，由东莞市锦涛研磨材料有限公司承担；本案二审受理费4776元，由东莞市锦涛研磨材料有限公司承担1616元，由东莞高丽研磨有限公司承担3160元。由于双方当事人均同意预交的诉讼费由败诉方直接支付给胜诉方，故法院无需另行退收。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覃婴桃
代理审判员 邹凤丹
代理审判员 田永健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杨 曦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建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