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陕08行终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海权，男，1962年7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陕西省子洲县何家集镇贺家渠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子洲县公安局。住所地：陕西省榆林市子洲县双湖峪镇二道街***号。
法定代表人贺国钰，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海斌，该局法制大队民警。
委托代理人王忠全，该局老君殿派出所民警。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榆林市公安局，住所地：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肤施路四号。
法定代表人张明，局长。
委托代理人庞冬梅，该局法制支队教导员。
委托代理人张皓，该局法制支队民警。
原审第三人张风琴，女，1934年4月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陕西省子洲县何家集镇贺家渠村***号。
委托代理人高祖贵，男，1964年4月5日生，汉族，农民，住陕西省子洲县何家集镇贺家渠村，系原审第三人之子。
上诉人高海权因与被上诉人子洲县公安局、榆林市公安局、原审第三人张风琴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陕西省子洲县人民法院（2015）子洲行初字第0001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3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高海权，被上诉人子洲县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张海斌、王忠全，被上诉人榆林市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庞东梅、张皓，原审第三人张风琴的委托代理人高祖贵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5年7月9日19时许，何家集镇贺家渠村的苗花兰在接婆婆张风琴回家的过程中与骑摩托回家的高海权发生争吵，接着苗花兰与高海权开始撕扯，张风琴见儿媳与高海权发生撕扯就上前往开拉扯，拉的过程中高海权在张风琴的脸上打了几打。听到打架后，苗花兰的丈夫高祖贵也赶到了现场，但被现场村民拉开，未参与打架。被告子洲县公安局根据调查查明的事实，于2015年7月16日对原告作出子公（老）行罚决字〔2015〕29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对被告子洲县公安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向被告榆林市公安局提起行政复议，该局作出榆公复决〔2015〕3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子洲县公安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仍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撤销子公（老）行罚决字〔2015〕29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由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被告子洲县公安局具有作出本案治安行政处罚行为的执法主体资格。本案中原告高海权虽诉称自己未实施殴打他人的行为，但根据被告子洲县公安局提交的证据可证实原告所述事实不成立，并且原告具有殴打60周岁以上的第三人的加重处罚情节。被告子洲县公安局在查清事实后，依照法定程序、正确适用法律，对原告作出子公（老）行罚决字〔2015〕297号行政处罚决定并无不当，故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同时，被告榆林市公安局行政复议程序合法。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高海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高海权负担。
上诉人高海权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不清。上诉人与苗花兰发生撕扯属实，但实际情况是2015年7月9日，上诉人骑行摩托车载着何海圣在上访回来路过高进财家门前时，看见高祖贵妻子苗花兰、高祖贵之母张风琴迎面而来，二人因上诉人上访高祖贵贪污问题怀恨在心便对上诉人破口大骂，在何海圣准备下车回家时，二人仍对上诉人辱骂不止，并连何海圣一起辱骂。上诉人准备骑摩托车躲避时，苗花兰放下镢头给其丈夫高祖贵打电话叫其过来收拾上诉人，期间，张风琴猛扑倒抱住上诉人双腿，苗花兰在上诉人脸上猛击两巴掌并死死揪住上诉人耳朵不放，高祖贵到来后猛扑到上诉人跟前举起镢头向上诉人砍来，上诉人头一躲，高祖贵手中的镢头被村民高进财夺过扔到沟里。然后高祖贵、苗花兰、张风琴三人便对上诉人拳打脚踢。村民高进财、何海圣奋力抢救拉不开，且村民高祖收夫妻俩现场抢救上诉人时被高祖贵猛击几拳，后原告报警，110指派老君殿派出所民警来现场制止。在老君殿派出所民警临到现场时，高祖贵夫妻喊着让张风琴立即睡倒装死。以上事实有证人何海圣的证言证实，被上诉人子洲县公安局收集的高勇军、高进忠、高建超等人的证人证言均系伪证。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在张风琴的脸上打了几下，进而认为上诉人具有殴打60周岁以上的第三人张风琴的加重处罚情节，一审法院认定该事实证据不足。一审中被上诉人子洲县公安局提交的证人何海圣证人证言，证明2015年7月9日19时许，高海权骑摩托车回家途中与同村村民苗花兰、张风琴因琐事发生对骂，继而撕扯在一块，后高祖贵参与撕拉。一审法院审查后认为被告子洲县公安局提交的何海圣的询问笔录缺乏真实性依法不予确认。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拒绝采信该组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证人何海圣案发当时就在现场，其亲历了整个案发过程，且何海圣在一审开庭过程中亲自出庭作证，其证言客观真实，依法应予采信，其证言能够证实上诉人并未殴打张风琴。一审中被上诉人子洲县公安局提交高勇军、高进忠、高建超三人的询问笔录，证明2015年7月9日19时许，苗花兰、张风琴与骑摩托车回家的高海权在村子里发生撕扯，后高海权打张风琴的脸部，致张风琴倒地。一审法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该组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第一，在打架当时，证人高勇军、高进忠、高建超等人并不在案发现场，打架完后其才到达案发现场，其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无法得到确认；第二，一审开庭审理时，上诉人曾要求高勇军、高进忠、高建超等三人出庭作证，一审法院并未同意，其证言并未经过质证，其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一审中被上诉人子洲县公安局提交的张风琴入院复印件，证明2015年7月9日21时许，张风琴在子洲县第二人民医院的身体状况，而张风琴的住院病历证实：腔隙性脑梗塞收入住院，这充分证明张风琴就没有伤，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证据不足，基本事实不清，恳请人民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采信案件证据，正确适用法律，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请求：1、撤销陕西省子洲县人民法院（2015）子洲行初字第00011号行政判决；2、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子洲县公安局答辩称：1、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子洲县公安局作伪证是错误的，2、何海圣系利害关系人，其证言不应被采纳，3、张风琴的伤情有病历为证。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榆林市公安局答辩意见与被上诉人子洲县公安局一致。
原审第三人张风琴陈述称：何海圣的证言不能作为证据，其与上诉人有利害关系，原审第三人的伤情客观存在，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原审第三人提供高进财、高进军等人的证明一份，证明目的：2015年7月9日19时许，高海权骑摩托车带着何海圣超过高进财家大门几十米，停放好摩托车后，返回高进财家大门口，肆意挑起事端，并没有准备骑摩托车躲避。上诉人高海权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被上诉人子洲县公安局、榆林市公安局均无异议。
因该证据是原审第三人为证明案件前因的证据，并非人民法院审查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证据，故本院不予认证。
二审经审理查明：被上诉人子洲县公安局于2015年7月16作出子公（老）行罚决字[2015]297号行政处罚决定，该决定认定：2015年7月9日19时许，何家集镇贺家渠村的苗花兰在接婆婆张风琴回家的过程中与骑摩托回家的高海权发生争吵，接着苗花兰与高海权开始撕扯，张风琴见儿媳与高海权发生撕扯就上前往开拉扯，拉的过程中高海权在张风琴的脸上打了几打。听到打架后，苗花兰的丈夫高祖贵也赶到了现场，但被现场村民拉开，未参与打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给予高海权行政拘留十五日，并处罚款500元。上诉人高海权不服该行政处罚决定，向被上诉人榆林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被上诉人榆林市公安局于2015年9月23日作出榆公复决〔2015〕30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被上诉人子洲县公安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上诉人仍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撤销子公（老）行罚决字〔2015〕29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由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以上事实有行政起诉状、子洲县公安局子公（老）行罚决字[2015]29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榆林市公安局榆公复决〔2015〕3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等证据在案佐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子洲县公安局认定的“张风琴见儿媳与高海权发生撕扯就上前往开拉扯，拉的过程中高海权在张风琴在脸上打了几打”事实，并提供了苗花兰、张风琴、高祖收、高勇军、高进忠等人的询问笔录及原审第三人张风琴入院记录予以佐证，上诉人高海权称被上诉人子洲县公安局收集的高勇军、高进忠、高建超等人的证人证言均系伪证，但其未提供足够反证证实其上述观点，故其上述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上诉人认为应采信何海圣的证言，被上诉人子洲县公安局认为何海圣与上诉人有利害关系不予采信并无不当；上诉人高海权诉称张风琴的住院病历证实以腔隙性脑梗塞收入住院，充分证明张风琴并无伤情，经查，张风琴的2015年7月9日入院记录载明“初步诊断：1、脑外伤后反应。2、腔隙性脑梗塞”，故其该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应予驳回。综上，被上诉人子洲县公安局作出的治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被上诉人榆林市公安局复议予以维持正确，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高海权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上诉人高海权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高海权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静
代理审判员 刘红梅
代理审判员 常跃华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寇艳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