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粤1971行初323号
原告东莞市广鑫织造有限公司，住所地：东莞市洪梅镇河西工业区，营业执照：91441900752073608N。
法定代表人张广发，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崔雪，广东文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敏仪，广东文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东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鸿福东路红棉二路红锋大厦，组织机构代码：78796617-4。
法定代表人李建武，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陈武勇，该局总工程师。
委托代理人余海培，广东赋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东莞市人民政府，住所地：东莞市南城区鸿福路99号，组织机构代码：70773468-1。
法定代表人梁维东，该市市长。
委托代理人吕文祺、王英臻，该市政府工作人员。
原告东莞市广鑫织造有限公司不服被告东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安监局”）作出的（东）安监管罚[2015]A0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被告东莞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作出的东府行复[2015]66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6年4月1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6年4月1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6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东莞市广鑫织造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广发及其委托代理人崔雪、吴敏仪，被告安监局的委托代理人陈武勇、余海培，被告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王英臻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安监局于2015年12月14日作出（东）安监管罚[2015]A0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02版）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02版）第七十三条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给予原告处罚人民币100000元的行政处罚。原告东莞市广鑫织造有限公司不服被告安监局作出的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向被告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市政府于2016年3月25日作出东府行复[2015]66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维持被告安监局作出的（东）安监管罚[2015]A0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原告东莞市广鑫织造有限公司诉称，一、2014年9月15日，因为台风导致原告公司屋顶铁棚受损严重。因原告公司的房屋、财产是购买了保险的，向保险公司保案后，保险公司要求原告将受损情况报送过去。原告后勤主管袁某某于2014年9月16日在检查屋顶铁棚受损情况时，不慎踏空从屋顶跌落下来，摔伤头部，经医护人员检查抢救，确认死亡。原告当即向社保局申报了工亡，还向东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洪梅分局进行了报告。洪梅分局工作人员到现场查看后，认为属意外事故，与原告的生产安全无关，建议原告做好死亡员工的善后工作。原告对此意外事故非常痛心，除社保基金依法支付袁某某的工亡待遇外，原告主动承担了其亲属的生活、住宿等费用，还另行补偿了袁云龙亲属人民币31万元。二、被告安监局对本次事故在没有调查作出安全生产事故责任认定的情况下，于2014年12月16日直接按安全生产事故对原告作出（东）安监管罚[2014]A10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于2015年1月8日对此处罚依法向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在复议期间，被告安监局因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自行撤销了（东）安监管罚[2014]A10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鉴于此，市政府认为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已撤销，无复议的必要，建议原告撤回复议申请。市政府于2015年4月30日作出东府行复[2015]196号《行政复议终止决定书》。2015年12月14日，被告安监局在没有新的事实和证据的情况下，重新作出（东）安监管罚[2015]A0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不服，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市政府于2016年3月25日作出东府行复[2015]66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安监局于2015年12月14日作出的（东）安监管罚[2015]A0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16年3月31日送达给原告。原告因此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三、（2002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生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七十三条已于2014年12月1日废止，被告安监局适用废止一年多的法条对原告进行处罚，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已经废止的法条不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处罚的法律依据。被告安监局据此两法条对原告进行处罚完全错误。四、原告的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加工：纺织品、服装、纺织浆布匹整理；货物进出口。袁某某的死纯属意外事故，与原告的生产安全方面没有任何关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的安全生产，适用本法。”袁某某检查台风损害情况时不慎失足摔伤导致死亡的情况，完全是意外事件，与原告的安全生产无关联。五、原告对自己的违法行政行为自行撤销后，在没有新证据、新事实的情况下，事隔一年后以同一事实对原告再次作出行政处罚违法法律规定。六、被告对本次事故在没有调查作出安全生产事故责任认定的情况下（安全事故认定必须有事故上访当事人的确认，且必须送达双方当事人，也没有证据显示被告安监局有向袁某某的亲人送达过事故责任认定），直接按安全生产事故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违反法定程序。被告安监局没有任何事实证据证明本次事故与安全生产有关。综上所述，原告认为，被告安监局的行政处罚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撤销被告安监局于2015年12月14日作出的（东）安监管罚[2015]A0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市政府于2015年3月25日作出东府行复[2015]66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东莞市广鑫织造有限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东）安监管罚[2015]A0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安监局作出了具体的行政行为，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2、东府行复[2015]66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原告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维持，原告在法定时效内起诉；3、（东）安监管罚[2014]A10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安监局于2014年12月16日就案涉事件曾作出行政处罚，适用的是相同的法条；4、东府行复[2015]196号《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证明原告依法申请了行政复议；5、东府行复[2015]196号《延长行政复议审查期限通知书》，证明复议机关对复议进行了延期，原告没收到过被告安监局的复议答辩及证据；6、关于撤销东安监管罚[2014]A10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单位)》的决定，证明在行政复议中被告安监局主动撤销了错误处罚；7、东府行复[2015]196号《行政复议终止决定书》，证明因被告安监局撤销了行政处罚，复议事项不存在，终止本次行政复议；8、死亡医学证明书，证明袁某某的死亡原因；9、东社保工伤认字第GSRD2203330361《认定工伤决定书》及东社保认更字RDBG00024021《工伤认定更正通知书》，证明本次工亡属意外事件，不属于安全生产事故，是在检查台风受损情况时，不慎坠落所致；10、《工伤赔偿协议书》及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证明原告在社保工亡赔偿金以外，自愿赔偿了袁某某亲属31万元，双方对本次意外事件无争议；11、身份证、亲属关系公证书，证明袁某某的亲属关系情况，被告安监局对本次事件作出的安全事故处罚没有征求过受害方的意见，也没有相关的安全事故认定送达给受害方，受害方至始至终都未认可袁某某的死是安全生产事故，被告安监局的行政行为程序严重违法。
被告安监局辩称，被告安监局作出的（东）安监管罚[2015]A0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事由理由如下：一、2014年9月15日，因台风导致原告东莞市广鑫织造有限公司屋顶铁棚受损，原告后勤主管袁某某于2014年9月16日受原告法定代表人安排，欲向保险公司报险，检查铁棚受损情况时，从屋顶跌落致死。原告为死者袁某某申报了工伤，向安全监管部门报告了事故。被告安监局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组成调查组对事故进行了调查处理与责任认定，查清了现场作业人员袁某某未遵守原告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在未佩戴固定好的安全带的情况下登记检查作业，以致坠落身亡。原告未做好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遵守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的工作，未能确保安全管理制度及安全操作规程的遵守和安全措施的落实，作为生产经营单位，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造成一人死亡，负有《安全生产法》规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调查组最终认定了事故的性质为一般安全生产事故及相关责任。被告安监局依据事故发生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02）第三十六条、七十三条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七条，对原告进行了行政处罚，事实、证据及责任认定是清楚、充分的。二、案涉事故的调查处理，经历了一个“跨法”的过程。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2014年8月31日通过修订，于2014年12月1日施行。本案事故于2014年9月16日发生，当时施行的是修订之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02），并且对比修订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修订之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02）对行政处罚相对人的实体处罚要轻（罚款10万至20万与罚款20万至50万的对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法[2004]96号），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发生在新法施行以前，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在新法施行以后，人民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时，实体问题适用旧法规定，但适用新法对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更为有利的，应适用新法。因此，不管以“从旧兼从轻”的适用理论，还是相关文件的明确规定，对原告的违法事实的实体处理，按行为发生时施行的法律，更能保护其合法权益。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02）第三十六条、七十三条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七条对原告进行行政处罚并无不当。三、针对原告主张，在事故发生后除为死者袁某某申请工亡待遇外，还主动承担了相关的补偿。此举只是消弥生产安全事故所带来的赔偿补偿后果，与安全生产事故处罚本身无关联性，并不能为其行政违法免责。原告主张被告安监局在主动撤销（东）安监管罚[2014]A10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后，没有新的事实和证据的情况下，重新作出本案涉（东）安监管罚[2015]A0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此主张本身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被告安监局撤销（东）安监管罚[2014]A10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原因，已在被告安监局公文《关于撤销（东）安监管罚（2014）A10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决定》中明确载明：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违法事实的描述不够清晰，并非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而撤销，撤销后又重新作出本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也并不是需要“新的事实与证据”，被告安监局主动撤销又重新做出的行为，是依法主动自行纠错，是一种对事故调查、行政执法精益求精、负责任的行为，如不重新作出，则势必违法不究、监管失职。原告主张袁某某的死亡为意外事故，并且袁某某的行为与生产安全没有任何关联，也是不实的。意外事故，是指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在主观上无过错，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即意外。但是案涉事故中，原告在《行政起诉状》中甚至已有本案案涉事故中有主观过错的因素，其称：“不慎”踏空从屋顶跌落，已经说明死者袁某某自己主观上有过错，已排除“意外事故”；原告的“不慎”在于，袁某某作为原告的员工，任后勤主管一职，司检查修理工作，受负责人指派，因工作原因而亡，因此，原告作为《安全生产法》上规定的“安全生产经营单位”，负有“主体责任”，没有对从业人员进行教育、培训，没有要求从业人员遵守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未切实落实安全生产制度，与从业人员的死亡有因果关系；再者，安全生产事故是指生产经营单位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事故，此“生产经营活动”，不仅仅指生产经营单位营业执照中载明的营业范围，而是指“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为实现某种生产、建设或者经营目的而进行的活动”，袁某某行为，是后勤主管的职务行为，事发时有法定代表人指派，是维持公司生产条件的行为，因而是一种生产经营行为。也正是因为如此，袁某某才能够得上申请工伤死亡的条件，因此，必须是生产经营行为，受《安全生产法》管辖、制约。原告认为安全生产事故责任认定必须由事故双方当事人确认，是对法律规定的认识错误。综上所述，被告安监局作出（东）安监管罚[2015]A0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安监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东）安监管回[2015]A003号《文书送达回执》、（东）安监管罚[2015]A0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东）安监管听告[2015]A007号《听证告知书》、（东）安监管罚告[2015]A009号《行政处罚告知书》，上述证据证明被告安监局于2015年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行政处罚程序合法，依法告知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权以及有效送达相关行政执法文书；2、《听证申请书》、（东）安监管听通[2015]17号《听证会通知书》、（东）安监管听报[2015]14号《听证会报告书》、《听证笔录》、《行政处罚集体讨论记录》、《委托授权书》（附相关证明文件），上述证据证明被告安监局根据原告申请依法召开行政处罚听证会，充分保障其听证权利；3、关于撤销东安监管罚[2014]A10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单位）》的决定、东安监管回[2014]A106号《文书送达回执》、委托授权书、（东）安监管罚[2014]A10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东）安监管罚告[2014]A106号《行政处罚告知书》、（东）安监管听告[2014]A105号《听证告知书》、申请、（东）安监管听通[2014]05号《听证会通知书》、（东）安监管听报[2014]06号《听证会报告书》、《听证笔录》、《行政处罚集体讨论记录》，证明被告安监局依法召开行政处罚听证会，保障原告的陈述、申辩以及听证权利；4、洪梅“9.16”事故调查报告及调查组人员签名，证明事故发生主要经过、原因以及责任认定；5、事故现场图片，证明事故现场的情况；6、广鑫公司设备、设施保养维修部管理制度，证明原告对其设备、设施保养维修部管理制度方面的安全要求；7、《广东省劳动合同》，证明本次高空坠落当中的死者袁某某是原告的从业人员，原告应当依法做好对袁某某的安全管理工作；8、张广发《询问笔录》及身份证复印件、熊婉渝《询问笔录》及身份证复印件、马崇炎《询问笔录》及身份证复印件、王可春《询问笔录》及身份证复印件、工作证，证明2014年9月16日14时30分左右，原告车间发生一起高空坠落事故，造成一人死亡，该起坠落事故的死者是原告的后勤主管，负责宿舍、办公室、车间、厂库的后勤保障、维修等工作，是原告的从业人员，该起坠落死者在上屋顶作业时未采取防护措施，原告未做好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遵守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的工作，未能确保按期按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的遵守和安全措施的落实，对该事故负有责任；9、现场检查记录，证明2014年9月16日14时30分左右，原告车间发生一起高空坠落事故，造成一人死亡；10、袁某某身份证、死亡医学证明书，证明事故造成袁某某一人死亡的事实，达到一般生产事故的标准；11、原告营业执照以及组织机构代码证，证明原告是生产经营单位，是法定安全生产责任主体；12、安监局的执法人员行政执法证，证明安监局的执法人员具备执法主体资格；1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关于事故调查处理的请示》、东府办复[2007]434号《关于对一般性事故调查处理问题的复函》，证明安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依据。
被告市政府辩称，被告市政府于2015年12月25日收到原告邮寄的《行政复议申请书》以及有关材料，就其不服安监局于2015年12月14日作出的（东）安监管罚[2015]A0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向被告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市政府收到原告的复议申请材料后，依据《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进行了审查，认为其申请符合法定的受理条件，因此于2016年1月4日出具了东府行复[2015]667号《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并均于2016年1月7日送达给原告、被告安监局。被告受理原告的复议案件后，于7日内将相关材料送达给安监局，符合《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三条及第四十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市政府受理复议申请后，按照《行政复议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审查。审查期间因情况复杂，被告市政府依据《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于2016年3月4日作出东府行复[2015]667号《延长行政复议审查期限通知书》，并均于2016年3月16日送达给原告及被告安监局。2016年3月25日，被告市政府作出东府行复[2015]66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分别于2016年3月31日、4月6日送达给原告、被告安监局。被告市政府从受理复议申请到作出复议决定的期限，符合《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综上，被告市政府作出的东府行复[2015]66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
被告市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原告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东府行复[2015]667号《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市政府依法受理复议申请并告知原告；3、东府行复[2015]667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市政府在规定的期限内要求安监局作出复议答复；4、东府行复[2015]667号《延长行政复议审查期限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市政府依法延期并送达延期通知书；5、行政复议决定书的送达回证，证明市政府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复议决定并送达。
经庭审质证，对被告安监局提供的《事故调查报告》，原告认为被告没有在行政程序中送达给原告，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本院认为该报告仅是被告调查形成的内部资料，并无法律规定需向原告送达，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告安监局提供的其他证据及被告市政府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供的《工伤赔偿协议书》、袁某某的身份证及家属关系公证书，被告安监局及市政府对真实性均不予确认，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中当事人（袁某某家属）未出庭予以确认，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无法确认。对原告提供其他证据的真实性，被告安监局及市政府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4年9月16日14时30分左右，原告东莞市广鑫织造有限公司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一人袁某某死亡。事故发生后，被告安监局依法组织调查组进行现场调查，并对张广发、熊婉渝、马崇炎、王可春进行了调查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综合调查核实情况，被告安监局查明以下事实：2014年9月16日上午10时，原告东莞市广鑫织造有限公司后勤主管袁某某致电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广发，向其报告浆染车间屋顶铁皮被风吹掉了几块。上午11时，张广发安排袁某某与该公司财务熊婉渝负责就车间屋顶的损坏情况与保险公司进行索赔。14时30分左右，袁某某到该公司车间屋顶检查漏水情况，不慎踩穿车间屋面坠落身亡。被告安监局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条的规定，认定此次事故为一般生产安全事故，同时，被告安监局认为原告东莞市广鑫织造有限公司未做好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遵守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的工作，未能确保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的遵守和安全措施的落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02年版）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对该事故负有责任。故被告安监局于2014年12月16日作出（东）安监管罚［2014］A10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处以人民币10万元的罚款。原告不服上述处罚决定，向被告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期间，被告安监局于2015年4月16日撤销上述处罚决定，被告市政府于2015年4月30日作出东府行复［2015］196号《行政复议终止决定书》。2015年9月22日，被告安监局向原告送达（东）安监管告[2015]A009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及《听证告知书》，告知原告拟对其处罚人民币10万元的罚款，并告知原告对其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及原告享有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2015年9月24日，原告向被告安监局提出听证申请。2015年10月16日，被告安监局组织原告进行了听证。2015年12月14日，被告安监局向原告作出并送达涉案（东）安监管罚［2015］A0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处以人民币10万元的罚款。原告不服，向被告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市政府于2016年3月25日作出东府行复[2015]66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安监局作出的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仍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根据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有关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的规定，被告安监局作为东莞市行政区域内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行政部门，依法享有对东莞市区域内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的法定职权。2015年12月14日，被告安监局针对原告公司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致一人死亡的事故，作出（东）安监管罚［2015］A0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送达原告，且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依法向原告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了拟进行处罚的依据及原告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并依法组织了听证，其执法主体适格、程序合法，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案中，对于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有被告安监局对张广发、熊婉渝、马崇炎、王可春制作的《询问笔录》、现场照片、《广鑫公司设备、设施保养维修部管理制度》、袁某某的《死亡医学证明书》（No:20028443）、《洪梅“9·16”事故调查报告》等证据予以证明，被告安监局作出的（东）安监管罚［2015］A0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安监局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条第一款第（四）项关于一般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的规定，认定本次事故为一般事故，定性准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原告主张袁某某在检查台风损坏情况时失足死亡为意外事件，且不属于其经营范围，与其生产安全没有关联。本院认为，根据被告安监局对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张广发及熊婉渝等制作的《询问笔录》显示，袁某某在该公司担任后勤主管一职，主要负责宿舍、办公室、车间、仓库的后勤保障、维修等工作。因此，袁某某到车间屋顶检查屋面的损坏情况，是其履行工作职责，为了保障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而进行的活动，属该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一部分。在此过程中，因其未遵守公司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未佩戴安全带，导致发生事故死亡，被告安监局认定该事故为生产安全事故，且原告对该起事故负有责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告提出该事故与其生产安全没有关联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原告东莞市广鑫织造有限公司未做好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遵守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的工作，未能确保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的遵守和安全措施的落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02年版）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对该事故负有责任。被告安监局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一）项关于发生一般事故的，事故发生单位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作出（东）安监管罚［2015］A0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处以人民币10万元的罚款，适用法律正确，内容适当。原告提出的被告安监局适用已废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02版）作出处罚完全错误。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法[2004]96号）明确，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发生在新法施行以前，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在新法施行以后，人民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时，实体问题适用旧法规定，但适用新法对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更为有利的，应适用新法。本案中，虽然被告安监局于2015年12月14日作出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在2014年12月1日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施行以后，但涉案事故发生于2014年9月16日，是在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施行以前。另外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规定：发生一般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可见，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所规定的处罚幅度，比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较重，适用旧法对保护原告的权益更为有利。故被告安监局适用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规定，对原告处以10万元罚款，符合从旧兼从轻的法律适用原则。原告提出被告安监局适用已废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02版）作出处罚错误的主张，本院依法不予采纳。
另外，原告认为被告安监局在对本次事故没有调查作出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认定的情况下即作出处罚决定，其后，被告安监局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自行撤销该处罚决定后，在没有新证据、新事实的情况下再次作出处罚，违反法律规定。本院认为，根据被告安监局提交的证据材料，被告安监局于2014年9月18日分别对张广发、熊婉渝、马崇炎、王可春进行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亦于当日对现场进行了拍照取证并制作了《现场检查记录》，事故调查组也于2014年10月16日出具《洪梅“9.16”事故调查报告》。原告称被告安监局在没有调查作出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认定的情况下作出处罚决定，与事实不符。此外，被告安监局在作出的《关于撤销（东）安监管罚［2014］A10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单位）>的决定》中已载明，“我局认为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违法事实的描述不够清晰，现决定撤销东安监管罚［2014］A10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而并非原告所称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而撤销该处罚决定。被告安监局在撤销该处罚决定后，重新作出涉案处罚决定，在处罚决定书中对违法事实的描述予以明确，并无不当。综上，被告安监局作出的（东）安监管罚［2015］A0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告诉请撤销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依法予以驳回。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的规定，被告市政府具有对于被告安监局作出的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进行复议的法定职权。2015年12月25日，原告向被告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市政府依法受理后，经审查，市政府于2016年3月25日作出东府行复[2015]66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送达给原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及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其主体适格，程序合法。原告诉请撤销被告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依法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东莞市广鑫织造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收取诉讼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东莞市广鑫织造有限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余燕飞
代理审判员 李洪朝
人民陪审员 谭雪莹
二〇一六年十月十日
书 记 员 肖 萧
周嘉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