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14民终217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祖飞飞，农民，系死者任吉磊之妻。
上诉人（原审原告）任某某。系死者任吉磊之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崔甲峰，农民。系死者任吉磊之父。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学兰，农民。系死者任吉磊之母。
以上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吉升，山东古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庆平。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才洪兰。
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应新，武城县农业局下岗职工。
原审被告张富军。
上诉人祖飞飞、任某某、崔甲峰、王学兰因与被上诉人王庆平、才洪兰及原审被告张富军因提供劳务者致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武城县人民法院（2015）武重字第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3年5月14日，被告王庆平经人介绍，受雇于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城南镇后庄村的个体户矿主张富军，租用了被告王庆平的勾机挖掘其承包的铁矿山碎石，同去的有任吉磊和陈某为勾机司机。2013年5月16日，原告的近亲属任吉磊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镇后庄村张富军铁矿操作被告王庆平所有的挖掘机（勾机）施工时发生事故死亡。事故发生后，被告张富军与原告方达成事故死亡赔偿协议，由被告张富军一次性支付给原告方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共计52万元，并有原告方代表崔甲玉（原告崔甲峰的弟弟）、任兵（死者任吉磊的哥哥、原告崔甲峰的长子）的收条。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王庆平、才洪兰、被告张富军，均对2013年5月16日原告的近亲属任吉磊操作挖掘机（勾机）从事被告张富军承包的河北省阜平县城南镇后庄村铁矿施工时发生事故死亡无异议，张富军支付原告方赔偿款52万元的事实均认可。关于死者任吉磊与被告王庆平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的问题，第一、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一中证人殷某、李某甲、吴某、李某乙、张某甲、王某的证言，上述六位证人证明死者是在为张富军干活时死亡，而不能直接证明原告方所主张的雇佣关系，且证人没有到庭接受质证，该组证据不予采信；原告方证人陈某的证言证实其与任吉磊同为王庆平雇佣的挖掘机司机，并轮流驾驶同一辆挖掘机，被告质证中也认可陈某“确实驾驶被告的挖掘机，给被告干过”，同时原告提交了陈某的身份证复印件以供核查，且陈某与本案无直接利害关系，因此陈某具有证人资格，其证言可以采信。第二、证据三被告方证人张某乙证实任吉磊的身份为“王庆平勾机司机”，该证据为被告方提交，其中对被告不利的事实可以采信。第三、证据四被告王庆平提交的答辩状亦载有“因家中有事，答辩人吩咐勾机司机任吉磊（原文如此）待与矿主商谈完毕后再行挖掘”，上述答辩状作为被告的书面陈述应具有自认的证据效力。被告虽主张任吉磊与张富军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但除被告陈述中所称任吉磊由张富军管吃管住等情节外，并未提供证据。综合上述举证情况，法院认定任吉磊与被告王庆平存在雇佣关系，任吉磊为雇员，王庆平为雇主。同时为被告张富军提供劳务。因上述证据互相印证，足以形成内心确信。关于任吉磊对于事故的发生及其自身的死亡有无过错的问题，被告提交的证据是事故现场照片5张，但仅从照片本身看不出任吉磊违章之处，无法得出“死者因违反安全规定，严重违章操作才被巨石砸中而亡”的结论。故法院对该证据的关联性及被告提出的据此减轻被告赔偿责任相关主张依法不予采信。
原告方所举身份证据及任吉磊死亡时间证据，被告无异议，法院依法予以采信，但其中任吉磊死亡原因的部分内容，因提供证言的单位并未参与案件处理，故无作证资格，依法不予采信。原告方所举生活困难证据，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依法不予采信。被告方主张并举证的挖掘机损坏修理费用问题，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可另行主张权利，本案不予处理，对该证据认定为在本案中没有关联性，依法不予采信。
关于四原告是否得到被告张富军的赔偿问题，原告及被告张富军均向法庭提交了赔偿协议书，均认可赔偿了52万元，该死亡赔偿协议书能够证明案件的事实，为有效证据；被告王庆平为证实原、被告之间赔偿纠纷已经与张富军赔偿时一并处理完毕，提交署名为杜凤海的书面证言，证明当时矿主方处理事故参与人之一杜凤海证明矿主张富军与原告方就死者赔偿之事已全部处理完毕。并同时证明矿主方和张富军的代理人牛玉海收了被告的13万元现金。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的目的有异议；该证据就原告方与死者家人赔偿之事与原告和被告张富军提供的赔偿协议能相互印证，为有效证据。
关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侵权责任。……”原告近亲属任吉磊虽然作为被告王庆平的司机，与被告王庆平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但两人同时受雇于被告张富军，共同为被告张富军提供劳务，且任吉磊是在从事张富军提供的劳务活动中发生事故导致死亡，且原告与被告张富军就本案所争执的事实已达成协议，并由被告张富军作为终局责任已经向原告履行了赔偿义务，原告应受协议的拘束；原告已得到的赔偿数额52万元已超出法律规定的额度。本案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6年6月20日作出判决：驳回原告祖飞飞、任俊杰、崔甲峰、王学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80元，由祖飞飞等四原告负担。
上诉人祖飞飞、任某某、崔甲峰、王学兰上诉称，一、原判决认定任吉磊与原审被告张富军（以下简称“张富军”）存在雇佣关系是极端错误的。1、任吉磊与被上诉人王庆平存在雇佣关系，不可能同时再与张富军存在雇佣关系。2、事发前，任吉磊与张富军根本不认识，不可能与张富军形成雇佣关系。3、被上诉人王庆平是雇主，张富军系发包人，在法理关系中分属不同主体，其责任性质也不同。4、上诉人与张富军达成赔偿协议，不能免除被上诉人王庆平的雇主责任。二、原判决认定上诉人已得到的赔偿数额52万元已超出法律规定的额度，是错误的。1、任吉磊系挖掘机司机，生前常年在外地施工，其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镇。根据最高法院的批复精神及山东省高院的会谈纪要，任吉磊的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城镇居民的赔偿标准进行计算。2、根据2014年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264元的统计标准，被上诉人及张富军应赔偿上诉人的全部损失为717617元，现张富军赔付52万元，还剩余197617元应由被上诉人继承承担赔偿责任。故上诉人诉讼请求未超出法律规定的标准。三、上诉人与张富军虽然达成了赔偿协议，但赔偿协议第一条约定“甲方（张富军）一次性支付给乙方（上诉人）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共计520000元”，根据该约定及履行，张富军仅赔偿了上诉人死亡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两项，而对于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办理丧葬费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费损失等其它损失其并没有赔偿。因此，被上诉人作为雇主，应当对于张富军未赔偿的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办理丧葬费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损失继续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原判决对于上诉人的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未进行调查核实，是错误的。
被上诉人王庆平、才洪兰答辩称，一、死者任吉磊的死亡赔偿已全部完毕，从上诉方与张富军达成的“事故死亡赔偿协议”（以下称赔偿协议）第一条、第九条已经明确得出，任吉磊的死亡赔偿已全部完毕，且包括了全部赔偿项目，这在上诉方给张富军出示的收款证明中可得出结论，证明收52万元为死亡赔偿款，而不是部分或某几项目部分赔偿款，而第九条则排除了赔偿项目不全和赔偿金额不足的可能，所以上诉方的主张既违背事实，也背弃了自己的承诺，有失诚信，法律是不能予以认同的。1、原判决认定任吉磊同被上诉人王庆平一样受雇于张富军，分别以不同形式向张富军提供劳动，两者不可缺。上诉方称死者一直跟上诉人干活，而且之前并不认识张富军。被上诉人同样之前也不认识张富军，但这些并不说明任何事实，想以此证明死者与被上诉人是雇佣关系，及被上诉人与张富军之间是承包关系是绝对行不通的，一审时上诉方始终没提出该主张，之后又逐渐找到了某种感觉，通过赔偿协议可以看出，张富军同被上诉人一样，未予认同上诉人方对被上诉方的雇佣关系和基于承包关系的劳动方式，这就明确了上诉方式在说谎话。而张富军是基于已身责任才作出了对任吉磊的死亡赔偿，并非是上诉方称的“封口金”和出于人道主义精神等作出的，上诉方的行为给当时者留下遗憾，给自身形象也造成了影响。2、原判决认定上诉人已得到52万元赔偿款，数额超出法律规定的额度，是正确的。从上诉方提供的证据显示，任吉磊就是一农村青年，住在平原县张华镇的郑官屯村，上诉方称任吉磊生前常年在外施工，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是依据相关法律的明确规定作出的，无可否定。3、上诉方亲属任吉磊死亡时间和上诉方起诉本案的时间为2013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任吉磊的死亡赔偿标准应按照2012年山东省农民居民纯收入标准计算，所以张富军赔偿上诉方52万元已高于法定标准，原审法院的认定非常正确，而按赔偿协议第九条的规定，上诉方没有权利提出该主张。4、从张富军与上诉人达成的赔偿协议看，第一条就明确了甲方（张富军）一次性支付给乙方（上诉方）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共计52万元，上诉方收款证明中明确为死亡赔偿款，而并非是其中的某两项，所以上诉方与赔偿协议不符的任何解释都是编造的谎言，不值一驳。二、上诉方的行为属无理缠诉，滥用诉权。上诉方并非本案适格的诉讼当事人，其不是相关事实的当事人或知情人，法律不能允许上诉方对案件相关事实行使诉权，最具说服力的是上诉人提交的录音中，崔甲峰当着王庆平称张富军为大老板已明确了张富军的雇主身份，这点已毋庸置疑，原审法院的此点认定是符合本案事实的。综上所述，事实已非常清楚，张富军是任吉磊的雇主，否则，张富军是不会明确承担赔偿责任的，任吉磊死亡后形成的死亡赔偿权因张富军的高额赔偿已终结，而原审法院又认为被上诉人于任吉磊存在雇佣关系属认为笑话，法律从不认同双重雇佣关系，张富军也没主张双重雇佣关系，原审法院的判决表述存在着重大瑕疵，对重大事实认定存在着明显的错误，另外，上诉方与张富军在赔偿协议中，歪曲了任吉磊的死因，损害了被上诉人的财产权益，原审法院即不调查核实，也不从法律上落实责任，与本案案由严重违背，上诉事实是案件全部事实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一审中上诉人祖飞飞、任某某、崔甲峰、王学兰提交的证人证言等证据，足以证实任吉磊与王庆平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任吉磊为雇员，王庆平为雇主。共同为原审被告张富军提供劳务，任吉磊、王庆平作为提供劳务一方，张富军为接受劳务一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任吉磊在为张富军提供劳务过程中发生事故导致死亡，张富军应当按其过错程度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祖飞飞、任某某、崔甲峰、王学兰已与张富军就本案所争执的事实已达成协议且已履行，该协议为合法协议，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主张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任吉磊死亡的各项损失，但任吉磊的户籍登记住址为农村，上诉人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实任吉磊在城镇居住生活一年以上，故原审判决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任吉磊死亡形成的各项损失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在此情况下，上诉人祖飞飞、任某某、崔甲峰、王学兰已得到的赔偿数额52万元已超出法律规定的额度。综上，上诉人的上诉意见均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080元，由上诉人祖飞飞、任某某、崔甲峰、王学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 坤
审判员 刘林林
审判员 李 敏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刘晨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