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绍诸民初字第754号
原告：杨联芳。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顾旭初。
被告：杨满军。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蒋剑锋。
原告杨联芳为与被告杨满军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于2015年2月12日诉讼来院。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郭昕独任审判，于同年3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列诉讼参与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联芳起诉称：原告父亲杨才丰土改时分得坐落在本村石门槛自然村新屋元的二层房屋一间，并取得了土地房产所有权。1992年，该房屋的权属由原告继承，登记在原告名下，并取得诸集建92字第23-6980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2014年原告所在村对旧房进行排查登记时，原告方才得知，被告以从他人处受让原告房屋的二楼为由在相关部门办理了产权登记，双方遂起纠纷。现起诉要求确认坐落在本市暨阳街道三江新村石门槛自然村新屋元、建筑面积为26.10平方米、持有诸集建92字第23-6980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二层房屋一间属原告所有。
被告杨满军答辩称：本案讼争房屋在土改时确权给杨才炳所有，后出卖给杨才法、杨六安父子，最后由原告杨满军继承并办理了产权登记手续。讼争房屋系第二层，楼下一层在土改时确权给原告的父亲杨才丰所有，现归属于原告，但楼上楼下并没有楼梯之类的通道。讼争房屋北侧的一间两层房屋亦系被告所有，讼争房屋通过该一间二楼进出，结构上属于一个整体。综上，要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庭审中，双方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原告杨联芳为证实其诉讼主张，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1、杨才丰名下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一份、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两份，用以证明原告父亲杨才丰在土改时分得坐落在本村的一间半房屋，1992年重新确权登记时，两处房屋均登记在原告名下。
2、房屋平面图一份、照片四份，用以证明讼争房屋的四至和土改时确定的产权人情况，其中杨才炳出卖给杨满军亲属的半间房屋在杨才丰房屋的南侧，包含在邻居杨兰芳的一间房屋之中。
3、杨才炳名下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用以证明杨才炳所有的半间房屋南至杨兰芳、北至杨兰芳，说明该半间房屋是包含在杨兰芳的一间房屋当中。
4、土地使用者为杨联芳的土地登记审批表、地籍调查表各一份，用以证明本案诉讼成因在于，原告查询土地使用权登记档案后发现自家房屋的地籍调查表中有“二楼属于杨满军”的记载，二楼房屋被误登在被告名下。
5、杨某甲出具的证明，内容为：我妈大约在1963年将父亲杨才炳名下的半间楼屋以50元的价格出卖给杨六安，该半间房屋不是杨才丰楼上的那半间房屋。
6、根据原告杨联芳的申请，本院通知证人杨某甲出庭作证，证人杨某甲的当庭证言内容如下：我与原告系堂兄妹。我没有听父母说起早年曾经将房屋出卖给被告杨满军的祖辈或父辈。我和丈夫冯校江于2014年9月11日出具的证明，证明内容是由杨某丙书写的，签名以前并没有读给我听，也未让我丈夫过目，我只是盖了两颗印，我丈夫签了名。
7、根据原告杨联芳的申请，本院通知证人杨某乙出庭作证，证人杨某乙的当庭证言内容如下：1992年、1993年农村房屋重新确权登记时，我参与了村里的房屋面积丈量工作。土地使用者为杨联芳的地籍调查表当中，尾页“杨某乙”的签名并非我本人所签，当时村民杨某丙也参与了丈量，杨某丁则负责造土地使用清册。
被告杨满军围绕其答辩主张，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供了如下证据：
1、房屋平面图一份、土地使用者为杨满军的土地登记审批表、地籍调查表各一份，用以证明讼争房屋的坐落位置和四至情况，以及现登记在被告名下的事实。
2、杨兰芳和杨云芳名下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各一份，用以证明虽然四至登记有误，但根据面积推算，可以推断出杨才炳出卖的半间房屋就是本案讼争房屋，即原告房屋的楼上一层。
3、杨某丁、杨某庚等七人出具的证明，杨满信、杨仲校等四人出具的证明，杨某丁、杨满信等十五人出具的证明，以上三份证明均加盖了诸暨市暨阳街道三江新村村民委员会的公章，用以证明土改时确权给杨才炳的一间半房屋，其中一间出卖给了杨福康，半间出卖给了杨才法、杨六安父子。
4、杨某甲和冯校江于2014年9月11日出具的证明一份，用以证明杨某甲的父亲杨才炳去世后，其妻杨花花以50元的价格将讼争房屋出卖给杨六安。
5、土地使用者为杨联芳的土地登记审批表、地籍调查表各一份，被告陈述该组证据系杨联芳的妻子陪同被告妻子到诸暨市土管局复印得来，说明原告在上世纪90年代时已经知道讼争房屋登记在被告名下。
6、杨某戊于2014年11月7日出具的证明、杨某己于2015年1月2日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杨才丰的妻子杨花花将讼争房屋出卖给杨才法的具体经过。
7、根据被告杨满军的申请，本院通知证人杨某丙出庭作证，证人杨某丙的当庭证言内容如下：杨联芳是我的表外甥女婿，杨满军是我的亲侄子。1956年左右，杨才炳将南至杨兰芳屋、北至杨才法屋、位于杨才丰房屋楼上的一间房屋出卖给我父亲杨才法，价款为50元，钞票当面付清。1990年农村房屋重新确权登记时，我参与了房屋面积的丈量工作。土地使用者为杨联芳的地籍调查表上，其中“该宗地楼上属杨满均”并非由我书写，调查员意见一栏“杨小安”三字也不是我签的。讼争房屋确实属于杨满军所有。
8、根据被告杨满军的申请，本院通知证人杨某丁出庭作证，证人杨某丁的当庭证言内容如下：早年唱戏的时候，我得知杨某丙住在杨联芳的楼上。1992年农村房屋重新确权登记时，我负责抄写、汇总面积丈量数据。土地使用者为杨联芳的地籍调查表上，其中“该宗地楼上属杨满均”由我书写，调查员意见一栏“杨小安”、“杨某乙”的签名也都是我代签。
9、根据被告杨满军的申请，本院通知证人杨某戊出庭作证，证人杨某戊的当庭证言内容如下：杨才炳是我的小爷爷。杨才炳在土改时分得一间半房屋，一间在我家房屋前面，即杨联芳房屋的东侧，半间在我家隔壁的楼上。我父亲杨兰芳同我说起过，杨才炳将其中的半间房屋卖给了杨六安。
10、根据被告杨满军的申请，本院通知证人杨某己出庭作证，证人杨某己的当庭证言内容如下：杨满军的妻子是我堂侄孙女。杨才炳将其所有的半间房屋出卖给杨才法家时，我哥哥杨奎校曾经执笔做中间人。该半间房屋在杨满军向杨云芳买下的一间二层房屋的隔壁楼上。我从小就知道这个事情的。
11、根据被告杨满军的申请，本院通知证人杨某庚出庭作证，证人杨某庚的当庭证言内容如下：我是杨满军大伯的女婿，与杨满军是邻居。听老一辈说起过，杨才炳原先有一间半房屋，其中一间卖给我家了，还有半间卖给被告杨满军的爷爷了。
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告杨联芳提供的证据1，被告杨满军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土地房产所有证上载明的四至有误，其中载明的一间房屋也并非指本案讼争房屋及楼下一层，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上虽然没有写明楼上属于被告所有，但在土地登记档案上已经明确注明楼上属于被告所有。因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上的四至记载是否有误，本院在判决理由部分再作论述。原告提供的证据2，原告对照片无异议，但对其中标注的杨才炳所有的半间房屋包含在杨兰芳的一间房屋当中存有异议，该半间房屋在杨才丰房屋的楼上。本院认为，对于杨才炳出卖的半间房屋的具体位置，需结合其他证据才能做出判断，原告对该组证据中的其余部分内容并无异议，本院对其余部分内容依法确认有效。原告提供的证据3，被告提出异议，认为杨才炳房屋的四至登记错误，正确来说应是南至兰芳、北至云芳、东至天井、西至滴水。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系诸暨市档案馆保管的土改时的房产权属登记资料，其真实性应予确认，至于其中载明的四至有无错误，本院在判决理由部分再作论述。原告提供的证据4，被告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5，被告提出异议，认为杨才炳出卖的半间房屋系本案讼争房屋。本院认为，杨某甲出具的该份证明，与其当庭证言和被告提供的证据4的内容相互矛盾，本院对该份证据的证明力不予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6、7，原告无异议，被告认为杨某甲的当庭证言能够证实其确实在被告提供的证据4上捺过手印，至于杨某乙的证言，并不能推翻土地登记档案的记载，况且杨某乙确实参与了当时的面积丈量工作。本院认为，证人杨某甲的当庭证言与其书写的两份证明内容存在矛盾，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采信，至于证人杨某乙的证言，并不足以否定地籍调查表的效力，本院对该证人证言的证明力亦不予确认。
被告杨满军提供的证据1，经庭审质证，原告杨联芳对其中的土地登记表和地籍调查表无异议，对房屋平面图提出异议，认为杨才炳的半间房屋包含在杨兰芳的一间房屋当中。本院认为，对于杨才炳出卖的半间房屋的具体位置，需结合其他证据才能做出判断，原告对该组证据中的其余部分内容并无异议，本院对其余部分内容依法确认有效。被告提供的证据2，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按照其中载明的面积推算，杨才炳出卖的半间房屋应包含在杨兰芳的一间房屋当中。本院认为，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3，原告提出异议，认为该组证据系多人一证，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且其中杨满信、杨仲校等四人出具的证明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均系多人一证，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4，原告提出异议，认为杨才炳的妻子并不叫杨花花，而是叫楼花花，证明内容也不是事实。本院认为，该份证据与杨某甲的当庭证言以及原告提供的证据4的内容相互矛盾，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5，原告提出异议，认为被告陈述的证据取得来源不是事实。本院认为，该份证据复印自诸暨市国土资源局的土地登记档案，其真实性应予确认，但该份证据并未标注取得时间，故无法证实被告的主张。被告提供的证据6，原告提出异议，认为讼争房屋系原告所有，他人并没有出卖的权利。本院认为，两位证人已出庭作证，但当庭证言与该两份证明的内容存在一定的出入，应以当庭陈述为准，故本院对该两份证明的证明力不予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7-11，原告提出异议，认为五位证人与被告存在亲戚关系，证言内容不真实；被告认为五位证人的证言能够反映客观事实，可以证实本案讼争房屋已经出卖给了被告的祖上，五位证人虽与其有一定的亲戚关系，但关系较远，不影响证言的效力。本院认为，五位证人的证人证言能够相互印证，比较客观地证实了被告祖辈受让讼争房屋并使用至今的事实，本院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
根据上述证据的分析与认定，结合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杨联芳的父亲杨才丰在土改时分得坐落在本市暨阳街道三江新村石门槛自然村新屋元的一间半房屋，其中一处房屋南至杨兰芳屋（系杨某戊的父亲），北至杨云芳的两间房屋（其中靠近杨才丰房屋的一间二层现登记在杨满军名下，由被告杨满军居住使用，最北侧一间由杨某庚居住使用），四间房屋并排相连，另一处房屋在上述四间房屋的东侧，与杨兰芳的房屋中间隔一条弄堂。
土改时核发的相关土地房产所有证上载明：杨才丰名下的一间半房屋，其中半间房屋东至滴水、南至滴水、西至杨兰芳屋，北至天井，面积二厘八毫，一间房屋东至滴水，南至杨兰芳屋，西至滴水，北至杨云芳屋，面积四厘八毫；杨兰芳名下的一间房屋东至杨才丰屋，南至杨锡义屋，西至滴水，北至路，面积为五厘五毫；杨云芳的二间房屋东至杨雅罗，南至杨才丰，西至滴水，北至杨启柱，面积为一分一厘。此外，杨才炳（系杨某甲的父亲）在该处亦有一间半房屋，其中一间房屋东至天井，南至杨福寿，西至滴水，北至杨大夫，面积为五厘五毫，半间房屋东至滴水，南至杨兰芳，西至滴水，北至杨兰芳，面积为二厘八毫。
1992年-1993年农村房屋重新确权登记时，杨才丰名下的两处房屋被登记在原告杨联芳名下，其中一处房屋的用地面积为30.55平方米，持有诸集建（93）字第23-1853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使用证上载明该处房屋东至道地、南至道地、西至弄、北至天井；另一处房屋的用地面积为26.10平方米，持有诸集建（92）字第23-6980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使用证上载明该处房屋东至走廊、南与杨某戊共墙、西至道地、北与杨满军共墙，楼下归原告所有，该处房屋的楼上则被登记在被告杨满军名下。2014年2月，原告杨联芳诉讼来院，以其名下的用地面积为26.10平方米的房屋系其父亲杨才丰在土改时分得的一间两层房屋，现楼上的一层房屋被错误登记在被告名下为由诉讼来院，要求本院判如所请。审理中，被告杨满军抗辩讼争房屋系杨才炳土改时分得的半间房屋，早已出卖给其祖父杨才法和父亲杨六安，因继承在1992年农村房屋重新确权发证时登记在自己名下。
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杨才炳出卖给被告杨满军祖父杨才法或父亲杨六安的半间房屋是否系本案讼争房屋。本院对此持肯定意见，理由如下：（1）证人杨某丙、杨某丁、杨某戊、杨某己、杨某庚的当庭证言，能够证实杨才炳出卖给杨才法户的半间房屋系讼争房屋，且杨才法户在受让讼争房屋后一直使用至今，并在1992年农村房屋重新确权登记时将讼争房屋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登记在被告杨满军的名下；（2）结合原、被告提供的房屋结构平面图分析，双方对于隔壁邻居的房屋坐落位置并无异议，争议之处在于杨才炳所有的半间房屋究竟在原告父亲杨才丰房屋的楼上，还是包含在杨兰芳房屋当中。设想一下，如果包含在杨兰芳的房屋当中，又如何剥离，且能够单独出让给杨才法户？同时，根据面积推算，讼争房屋的面积和现登记在原告杨联芳名下的楼下一层房屋的面积基本一致，两者加起来和北侧的二间房屋和南侧的一间房屋面积相同，故认定杨才炳出卖给杨才法户的半间房屋系本案讼争房屋，更符合本案实际；（3）原、被告双方除对争议房屋的坐落位置存在争议外，对相邻房屋的坐落位置并无异议，故不能排除土改时对杨才法及其邻居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上四至标注存在错误的事实，但即使记载内容有误，对本案事实的认定并不产生实质影响。现原告杨联芳起诉要求确认讼争房屋归其所有，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杨联芳的诉讼请求。
本案应收受理费300元，依法减半收取150元，由原告杨联芳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先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300元，款汇至绍兴市非税收入结算分户，账号：09×××13-9008，开户行：绍兴银行营业部。逾期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郭 昕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边书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