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鄂0112行初22号
原告王泽红。
委托代理人彭功平。
委托代理人陈韬。
被告武汉市公安局东西湖区交通大队。
负责人王平，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郭凯，该大队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龙莉芬，湖北维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泽红不服被告武汉市公安局东西湖区交通大队（以下简称东西湖区交通大队）作出的武公交决字【2018】第420112-2400435640号交通行政处罚决定一案，于2018年6月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6月5日立案后，于2018年6月8日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黄汉桥独任审判，于2018年7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泽红的委托代理人彭功平，被告东西湖区交通大队的副大队长李明舫及其委托代理人郭凯、龙莉芬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东西湖区交通大队于2018年5月4日作出武公交决字【2018】第420112-2400435640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原告王泽红于2018年5月4日11时06分，在团结大道实施了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车辆，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取得号牌违法行为（代码17090、1717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四条第（二）项、《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五）项的规定，决定给予罚款400元的行政处罚。
原告王泽红诉称，被告于2018年5月4日作出武公交决字【2018】第420112-2400435640号行政处罚决定，称原告于2018年5月4日11时06分，在团结大道实施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车辆，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取得号牌违法行为（代码17090、1717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四条第（二）项、《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五）项的规定，决定给予罚款400元。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给予记24分的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超越职权，违反法定程序，适用法律错误。原告所驾驶的为一辆蓝色无锡风驰牌电动三轮车，并非正三轮载货摩托车，被告在扣留原告的电动三轮车时出具的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中记载车辆类型为正三轮载货摩托车并让原告签字，其明显与事实不符。并且，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书中认定的事实为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车辆，与武汉市公安局东西湖区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事实“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相矛盾。因此，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撤销被告作出武公交决字【2018】第420112-2400435640号行政处罚决定。
原告王泽红提供的证据、依据：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2、被告组织机构代码信息，证明被告主体资格；3、行政强制措施凭证，证明被告扣留了原告的电动车；4、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明被告对原告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告知内容；5、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错误的行政处罚决定。
被告东西湖区交通大队辩称，一、我队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处罚幅度适当。2018年5月4日11时许，我队当班民警在东西湖区团结大道四明路执勤时，发现一辆未悬挂号牌的蓝色风驰牌正三轮摩托车行驶至此，遂上前拦截进行调查，初步认定该车未取得机动车号牌且驾驶员王泽红无法出示驾驶证。随后依法定程序对其进行相关告知后，作出了扣留机动车的行政强制措施并当场开具了《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编号4201123200623160），要求其在15个工作日内到我队接受处理。随后，民警依照法定程序对王泽红的违法行为进行了调查取证，在调查终结后，我队认定王泽红实施了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取得号牌以及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车辆的两种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和第十九条第一款、第四款的规定，遂依《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五）项的规定，分别对王泽红给予了两个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并依法开具了《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武公交决字【2018】第420112-2400435640号）后，送达给原告。同时王泽红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车辆的违法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可以并处十五日以下拘留，我队并无作出行政拘留决定的权限，故将该案呈报上级机关处理。二、原告在诉状中要求撤销行政处罚书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告在诉状中称其所驾的蓝色风驰牌电动三轮车，而强制措施凭证中记载为正三轮摩托车，是明显与事实不符。我队认为上述两种对车辆的描述中，前一种强调的是车辆颜色、产地、产品名称等方面，后一种是强调的是车辆类别及用途，是同一事物不同方面的表现，而并非原告所称的与事实不相符。原告所称我队作出的处罚决定书中认定的事实为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车辆与武汉市公安局东西湖区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事实“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相矛盾，我局认为依据《国务院法制办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法律条文的理解与适用问题的函的答复》的内容，驾驶与驾驶证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在性质上应当属于无证驾驶，与武汉市公安局东西湖区分局所认定的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是相符的，原告的上述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我队认为被诉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且原告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请求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东西湖区交通大队提供的证据、依据：1、查获经过，证明执勤民警查获原告违法行为的经过；2、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证明执勤民警依法作出扣留原告所驾驶机动车的行政强制措施；3、照片四张，证明原告被执勤民警查获时所使用的车辆未悬挂号牌；4、司法鉴定委托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送达回证，证明被告委托鉴定机构对原告所驾驶车辆属性进行司法鉴定，经鉴定该车系正三轮轻便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执勤民警将该鉴定意见书送达给王泽红；5、人口查询信息、驾驶证查询信息、核查说明，证明经查询，原告仅持有B2驾驶证而无摩托车驾驶证；6、询问笔录、行为人陈述材料，证明执勤民警对原告违法行为依法进行询问及原告对查获经过的陈述；7、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和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在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依法向其进行了相关告知，原告未作出陈述和申辩，但拒绝在该告知笔录上签字并将告知笔录带走，随后被告对原告作出了两个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开具行政处罚决定书后送达原告。法律依据：1、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第十一条、第十九条、第九十条、第九十五条、第九十九条；2、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四条；3、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七十条；4、行政强制法第九条、第二十四条；5、行政处罚法第八条、第十一条、第十六条；6、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八条、第九条；7、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三十七条；8、《国务院法制办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法律条文的理解适用问题的函的答复》（国法秘函【2005】436号）。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2、3、5无异议；对证据4的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6、7的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4无异议；对证据3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我队扣留的是正三轮载货摩托车；对证据5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本院对证据认证如下：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2、3、5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4是司法鉴定意见书及相关委托、送达文书，表明被告在行政程序中已经送达，保障了原告的知情权，且鉴定书的内容符合法律规定，原告不是在举证期限申请重新鉴定，而是在庭审中提出，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其申请本院不予准许，故鉴定结论本院予以采信；证据6是被告在行政程序中对原告制作的笔录，原告承认签名是真实的，其在庭审中对关联性、合法性提出异议，又未能说明理由，故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7是告知笔录和行政处罚决定书，是本案争议行政行为的载体，本院可作认定事实的证据采信。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4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3是被告出具的强制措施凭证，本院予以采信；证据5是行政处罚决定书，只能证明被告的行政行为，不能证明是错误的行政行为，故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部分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8年5月4日11时许，原告王泽红驾驶无号牌的无锡风驰电动三轮车行驶至武汉市东西湖区团结大道四明路口时，被被告东西湖区交通大队所属执勤民警拦停检查，发现原告王泽红实施了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取得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遂扣留机动车并口头传唤其接受询问。原告王泽红承认于2005年8月申领了准驾车型为B2的机动车驾驶证，没有取得准驾车型为D的驾驶证。民警在网上核查，与原告王泽红陈述的信息一致。随后，被告东西湖区交通大队将原告王泽红驾驶的无号无锡风驰电动三轮车委托武汉福田爱民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车辆属性。当日，武汉福田爱民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武福爱[2018]车鉴字第68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送检的无号风驰牌电动三轮车系正三轮轻便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民警将武福爱[2018]车鉴字第68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送达给原告王泽红。随后，办案民警向原告王泽红履行处罚前的告知义务，告知其存在的违法行为和拟处罚的种类、数额以及享有的陈述和申辩权利。原告王泽红陈述了被查获的经过，未对其行为是否违法进行申辩。当日，被告东西湖区交通大队作出武公交决字【2018】第420112-2400435640号行政处罚决定，对原告王泽红罚款400元。此后，原告王泽红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如诉称。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原告王泽红驾驶的电动三轮车是否属于机动车的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第（四）项规定：“非机动车是指以人力或者畜力驱动，上道路行驶的交通工具，以及虽有动力装置驱动但设计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由于法律对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区分不完全是以车辆的驱动方式来区分，而是考虑设计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等因素来区别，故应结合有关国家标准进行区分。国家标准GB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中，对机动车、轻便摩托车和正三轮摩托车均进行了定义。其中，对机动车的定义为“由动力装置驱动或牵引，上道路行使的供人员乘用或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包括汽车及汽车列车、摩托车、拖拉机运输机组、轮式专用机械、挂车。”对轻便摩托车的定义为“无论采取何种驱动方式，其最大设计车速不大于50km/h的摩托车，如使用内燃机，其排量不大于50ml；如使用电驱动，其电动机额定功率总和不大于4kw。”对正三轮轻便摩托车的定义：“装有与前轮对称分布的两个后轮的轻便摩托车。”本案中，原告王泽红驾驶的无锡风驰电动三轮车的电动机功率为800w，小于4kw,其结构装有与前轮对称分布的两个后轮,符合正三轮轻便摩托车的定义。既然原告王泽红驾驶的无号牌无锡风驰电动三轮车属于机动车的范畴，那么就应当按照机动车的法律规范进行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作为武汉市东西湖区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具有对辖区内的道路交通安全实施管理的法定职责。被告东西湖区交通大队发现原告王泽红驾驶无号牌的无锡风驰电动三轮车上道路行驶后，依法扣留机动车并出具强制措施凭证，并对其违法行为展开调查，在确认原告存在违法行为后拟处罚前履行告知义务，其程序合法。原告王泽红持有代号为B2的驾驶证，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九条附件1的规定，代号为B2的驾驶证其准驾的车辆为大型货车：包括重型、中型载货汽车；重型、中型专业作业车。同时准予驾驶的其他准驾车型为小型汽车（代号C1）、小型自动挡汽车（代号C2）、低速载货汽车（代号C3）、三轮汽车（代号C4）及轮式自行机械车（代号M）。而普通三轮摩托车的驾驶证代号为D，准驾普通三轮摩托车、普通两轮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普通两轮摩托车的驾驶证代号为E，准驾普通两轮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轻便摩托车驾驶证的代号为F，准驾轻便摩托车。原告王泽红持代号为B2的驾驶证驾驶了应持代号为D、E、F驾驶证的准驾车辆。被告东西湖区交通大队认定原告王泽红实施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车辆和上道路行使的机动车未取得号牌的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四条第（二）项、《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五）项的规定，决定给予罚款400元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综上所述，原告王泽红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泽红要求撤销被告武汉市公安局东西湖区交通大队作出的武公交决字【2018】第420112-2400435640号行政处罚决定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王泽红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黄汉桥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二日
书记员 张 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