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5民终202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宜昌博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宜昌市夷陵区发展大道东方大厦**楼。
法定代表人：付高权，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毛勤国，湖北三雄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北红旗汇成电缆有限公司。住所地：当阳市双莲装备工业园（荆宜高速双莲出口处）。
法定代表人朱恒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勇，湖北七君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付立禾，湖北七君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宜昌博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高建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湖北红旗汇成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旗电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当阳市人民法院（2016）鄂0582民初4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冀放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邓爱民、肖小月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博高建筑公司二审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由博高建筑公司支付红旗电缆公司欠付的货款364167.90元。事实及理由：1、虽然王世文分别于2015年4月23日、2015年4月27日、2015年5月20日、2015年5月21日代表红旗电缆公司与博高建筑公司签订了四份电缆买卖合同（货物价值共计1201096.60元），但红旗电缆公司并未向博高建筑公司实际供货，红旗电缆公司也未能举证证明其履行了供货义务（其在诉讼中提交的交货单均系复印件，不具证据效力），故原审认定红旗电缆公司履行了货值1201096.60元的电缆线供货义务，没有事实依据。2、自2013年7月起，博高建筑公司均通过王世文而非直接向红旗电缆公司支付货款，该长期交易习惯表明王世文收取博高建筑公司货款的行为构成表现代理。而现有证据表明自2014年11月13日（即双方对帐后）后，博高建筑公司又向王世文支付了11笔货款（数额计1605040元），该笔款项应纳入博高建筑公司的已付款数额中。原审以该支付行为与合同约定的方式不符为由，仅将红旗电缆公司自认的部分款项（即王世文已转付给红旗电缆公司的9450403元）视为有效支付，于法无据。3、由于2014年11月13日双方对帐确认博高建筑公司欠付货款1969207.90元，扣减其后博高建筑公司分11笔又支付的货款1605040元，则博高建筑公司仅欠付货款364167.90元。虽然付高权系博高建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由于其不清楚财务数据，故其在录音材料中笼统陈述“博高建筑公司差红旗电缆公司货款200多万元”，没有证明力；此时，人民法院应据相关财务凭证认定本案事实。
被上诉人红旗电缆公司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二审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1、由于博高建筑公司要求供货人申请付款时需将供货联原件交给其财务核算，故红旗电缆公司仅持有供货联复印件而不能再提交原件，但人民法院可依其他证据就涉案4份合同是否履行进行综合认定。1、由于2015年4月23日签订的合同约定“应预付200000元，余款在交货后三个月内付清”、2015年4月27日签订合同约定“交货后支付50%货款，余款在交货后一个月内付清”，而博高建筑公司分别于2015年5月11日支付预付款200000元、于2015年4月30日支付预付款150000元后从未向红旗电缆公司主张过供货，表明该合同已实际履行；况且，博高建筑公司于同年7月17日支付2015年4月27日合同尾款134240元的行为，不仅表明其实际收到了供货（否则其不应再继续付款），而且表明其财务应当持有供货单凭证（否则财务无法核对应付尾款数额）；另外，博高建筑公司于2015年5月26日付款60800元与2015年5月21日合同载明的金额一致，表明该合同也已实际履行。要强调的是，前述4份合同所对应工地确系使用红旗电缆公司的产品之事实，也表明前述供货合同均已履行（否则博高建筑公司应持有并提交其在前述工地所使用红旗电缆公司产品来源的证据）。2、由于博高建筑公司欠付红旗电缆公司巨额货款，自2015年底起，红旗电缆公司未再通过王世文与博高建筑公司形成买卖合同关系，而要求若王世文再行通过向红旗电缆公司提货并供给博高建筑公司，则需现款现货。故2015年12月19日至2016年1月28日间，王世文个人再向博高建筑公司供货523118.60元时，均全额向红旗电缆公司支付了货款（即此时王世文个人与博高建筑公司间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同理，博高建筑公司于该期间向王世文的汇款（含博高建筑公司2016年1月5日、1月20日的40万元承兑汇票，2016年2月5日支付给王世文的5万元货款）也系他们双方间业务往来，不应再认定为博高建筑公司向红旗电缆公司支付的货款。3、至于博高建筑公司于2014年12月18日支付给王世文的1万元，由于王世文表示该款项系其与博高建筑公司另外交易的款项；博高建筑公司于2015年9月11日支付给王世文的10万元货款载明货物为“电缆桥架款”，而红旗电缆公司并不生产、也未约定提供该货物，故该笔款项明显为王世文个人与博高建筑公司的另外合同货款，与本案合同无涉；同理，虽然博高建筑公司于2015年2月15日曾支付给王世文款项50万元（其中银行承兑汇票40万元已由王世文交付红旗电缆公司，另10万元现金支票王世文已自行承兑），但由于王世文认为该10万元现金支票系博高建筑公司支付其个人的电缆桥架款而未给付红旗电缆公司，故原审认定该次货款有效支付额为40万元并无不当。综上，原审认定博高建筑公司为履行涉案合同而支付给红旗电缆公司的货款为945040元，具有事实依据。4、原审基于前述理由而认定的债务数额，与博高建筑公司法定代表人付高权在录音资料中陈述的债务数额吻合，人民法院据此作出实体处理，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红旗电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博高建筑公司向红旗电缆公司支付电缆货款2225263.90元；二、博高建筑公司向红旗电缆公司支付电缆货款利息（其中自2014年11月14日起至2016年3月30日止利息130628.92元，自2016年4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货款之日止的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三、由博高建筑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5000元、保全担保费7422.65元、律师费35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红旗电缆公司系当阳市境内一家生产电线、电缆等产品的公司，该公司长期向博高建筑公司出售电缆。截止2014年11月13日，博高建筑公司尚欠红旗电缆公司货款1969207.90元。2015年2月15日，博高建筑公司向红旗电缆公司支付货款400000元。另王世文系个体经商人员，从事电线、电缆、桥架等产品的贩卖业务，与博高建筑公司有业务往来。后王世文分别于2015年4月23日、2015年4月27日、2015年5月20日、2015年5月21日代表红旗电缆公司与博高建筑公司签订四份电缆买卖合同（货物合同价值共计1201096.60元），红旗电缆公司均已向博高建筑公司履行交货义务；博高建筑公司分别支付货款如下：2015年4月30日支付货款150000元，2015年5月11日支付货款200000元，2015年5月26日支付货款60800元，2015年7月17日支付货款134240元。综上，博高建筑公司尚欠红旗电缆公司货款2225264.50元（1969207.90元-400000元＋1201096.60元-150000元-200000元-60800元-134240元）。
一审法院另查明，若依交货及付款顺序，则为：1、2015年4月23日签订的合同约定“预付款200000元，余款在交货后三个月内付清，合同金额798856元”，红旗电缆公司于2015年5月12日交付部分货物，价值235813元，于2015年5月13日分两次交付剩余货物，价值563043元；而博高建筑公司于2015年5月11日支付货款200000元。2、2015年4月27日签订的合同约定“货到付款50%，余款交货后一个月内付清，合同金额284073.60元”，红旗电缆公司于2015年4月30日交付货物，博高建筑公司于2015年4月30日支付货款150000元、2015年7月17日支付货款134240元［多支付的166.40元货款（150000元＋134240元-284073.60元）用于补充支付2015年5月21日签合同的货款］。3、2015年5月20日签订的合同约定“货款于交货后一个月内付清，合同金额为57202元”，博高建筑公司于2015年5月20日交付货物，但博高建筑公司未予支付。4、2015年5月21日签订的合同约定“无预付，货到一次全部付清，该合同金额60800元”，红旗电缆公司于2015年5月25日交付货物，博高建筑公司于2015年5月26日支付货款60800元。原审法院还查明，红旗电缆公司为本次诉讼支付律师费35000元，支付保全费5000元，投保诉讼财产保全责任险支付保险费7422.66元。
一审法院认为：1、博高建筑公司拖欠红旗电缆公司货款2225264.50元，应予支付。2、红旗电缆公司请求“博高公司应于2016年3月30日前按照年利率5%、2016年4月1日后至实际付清货款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货款利息”，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之规定，人民法院予以支持。据此，关于2016年3月30日前应支付的货款利息，计算如下：（1）关于往来询证函载明货款的利息。以1969207.90元为本金，自2014年11月14日起至2015年2月15日止，按年利率5%计算，利息为25356.92元；该笔欠款剩余1569207.90元（1969207.90元-400000元），自2015年2月16日起至2016年3月30日止，按年利率5%计算，利息为87918.63元。（2）关于2015年4月23日签订合同的货款利息。该合同约定“应预付200000元，余款在交货后三个月内付清”，博高建筑公司于2015年5月11日支付预付款200000元，红旗电缆公司于2015年5月12日交付价值235813元货物、于同年5月13日交付价值563043元货物，即博高建筑公司应于2015年8月11日前支付货款35813元（235813元-200000元），应于同年8月12日前交付货款563043元，而博高建筑公司余款至今未付，故其所欠上述两笔货款若按年利率5%计算利息，则截止2016年3月30日，利息合计应为19037.04元。（3）关于2015年4月27日签订合同的货款利息。该合同约定“交货后支付50%货款，余款在交货后一个月内付清”，红旗电缆公司于2015年4月30日交付价值284073.60元货物，则博高建筑公司应于2015年5月29日前支付货款134073.60元（284073.60元-150000元），而博高建筑公司仅于同日支付货款150000元、于同年7月17日支付货款134240元，则该笔货款截止2015年7月17日（按年利率5%计算）的利息共计918.31元。（4）关于2015年5月20日签订合同的货款利息。该合同约定“交货后一个月内付清货款”，红旗电缆公司于2015年5月20日交付价值57200元货物，则博高建筑公司应于2015年6月19日付清货款；故该笔货款截止2016年3月30日（按年利率5%计算）的利息为2233.15元。（5）关于2015年5月21日签订合同的货款利息。该合同约定“无预付，货到一次全部付清。”红旗电缆公司于2015年5月25日交付价值60967元货物，博高建筑公司于2015年5月26日支付货款60800元、于2015年7月17日支付货款166.40元，也存在逾期情形；但由于前述已计算的利息（合计135464.05元，即25356.92元＋87918.63元＋19037.04元＋918.31元＋2233.15元）超过了红旗电缆公司请求的截止2016年3月30日止的利息130628.92元，人民法院不再予以审查。3、红旗电缆公司请求保全担保费7422.65元、律师费35000元应由博高建筑公司负担，没有法律或合同依据，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一、博高建筑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红旗电缆公司支付货款2225263.90元及利息（其中，截止2016年3月30日的货款利息为130628.92元，自2016年4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以2225263.9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5%计算）；二、驳回红旗电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审法院同时决定一审案件受理费26660元（减半收取13330元，红旗电缆公司已预交），由博高建筑公司负担13000元，由红旗电缆公司负担33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红旗电缆公司已预交），由博高建筑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博高建筑公司为支持其上诉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双方于2014年11月13日双方对帐前的部分买卖合同及付款情况，主要内容为红旗电缆公司的签约人及货款接收人均为王世文（拟证明博高建筑公司与王世文个人间并无交易，王世文所有收款行为均应视为博高建筑公司向红旗电缆公司支付货款行为）；红旗电缆公司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三峡职教园实训中心使用的电缆品牌照片（显示使用的电缆为红旗电缆公司生产，拟证明其已依2015年4月23日合同约定履行了向三峡职教园供货义务）。对于前述证据，本院认为，由于博高建筑公司拟证明“其与王世文间无其他交易”之主张而提交的新的证据，与王世文陈述及王世文在一审期间提交的其与博高建筑公司间于2016年前后又形成了供货合同关系之事实不符，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红旗电缆公司提交的施工现场照片能反映博高建筑公司使用了红旗电缆公司产品的事实，而博高建筑公司既不能提交相反证据，也不能提供其所使用产品的其他来源，故本院对红旗电缆公司的前述证据予以采信。
同时，为查明本案事实，本院二审期间询问了王世文，其所作陈述与红旗电缆公司答辩时所作陈述一致，并陈述：其与博高建筑公司有多年的供货交易，其所供货物除采购自红旗电缆公司外，部分电缆桥架、零星配件等（红旗缆公司不生产的用电设施）由其向其他人采购；2015年12月19日至2016年1月28日，王世文个人向博高建筑公司的供货（合同金额523118.60元）均已由王世文向博高建筑公司全额支付了货款（即博高建筑公司未足额向王世文给付的部分，由王世文先行垫付给红旗电缆公司），目前双方还未办理完结算。
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的事实属实。
虽然博高建筑公司以“红旗电缆公司提交的供货单系复印件”为由，辩称其与红旗电缆公司于2015年4月至2015年5月所签订的4份合同并未履行，但本院认为，1、虽然作为合同履行义务人的红旗电缆公司未能提交供货复印件，但由于“复印件仅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而非完全不具有证据效力”，且红旗电缆公司对不能提供原件的原因所作说明也具有可信性（即原件已交给博高建筑公司财务以办理结算），故人民法院应结合其他证据对事实进行综合认定。2、所争议的4份合同中，其中2份合同载明“无预付，货到付款”，且博高建筑公司已依合同约定的金额付款，表明其收到了合同载明的货款。另2份载明“预付货款50%”的合同，博高建筑公司预付前述款项后不仅未催促红旗电缆公司供货；相反，该2份合同对应工地使用的电缆品牌确系红旗电缆公司所生产之事实，也表明该2份合同已经履行（否则，博高建筑公司应当持有并提交该2份合同对应工地所使用的电缆由第三人供货的相关证据）。3、若该4份合同并未履行，则债务余额应仅为30余万元（按博高建筑公司所主张的已付款数额计算）或仅为100万余元（按红旗电缆公司所主张的已付款数额计算），而非博高建筑公司法定代表人付高权陈述的债务余额为200多万元，也印证了该4份合同已经实际履行的事实。因此，本院对博高建筑公司辩称涉案4份合同并未履行的主张不予采信。
虽然博高建筑公司辩称其实际向红旗电缆公司的付款数额为1605040元，而非一审认定的945040元，并提交了2014年11月13日后（即双方对帐后）付款凭证。但本院认为，1、由于现查明博高建筑公司于2015年9月11日向王世文支付的10万元货款载明的货物品种为“电缆桥架”，而红旗电缆公司并不生产、也未约定向博高建筑公司供应该种货物，故该笔支付与红旗电缆公司无关。2、博高建筑公司虽于2016年1月至2月向王世文支付了“电缆款”45万元，但由于现查明该款项给付行为发生于王世文与博高建筑公司于2015年12月至2016年1月另行发生的供货合同关系期间（且已付款数额小于应付款数额），故该款项也与红旗电缆公司无涉。3、虽然博高建筑公司于2015年2月15日曾支付给王世文款项50万元（其中银行承兑汇票40万元已由王世文交付红旗电缆公司，另10万元现金支票王世文已自行承兑），但由于王世文认为该10万元现金支票系博高建筑公司支付其个人的电缆桥架款而未给付红旗电缆公司；考虑到该给付方式的差异（即其中40万元系承兑汇票，而另10万元系现金支票）及王世文个人与博高建筑公司间还有其他经济往来的情况，并结合王世文个人与博高建筑公司间尚有部分往来未办理结算（即将该款项纳入王世文个人与博高建筑公司间往来并不影响博高建筑公司实体利益）之考量，原审将该10万元不纳入本案结算款范围，并无不当。同理，由于博高建筑公司于2014年12月18日支付给王世文的1万元货款数额较小，可能系王世文个人与博高建筑公司间业务往来的可能性大，亦可纳入王世文个人与博高建筑公司间往来另行处理。综上，虽然博高建筑公司于2014年11月13日后（即双方对帐后）共向王世文支付货款1605040元，但由于其中66万元系其与王世文个人间往来或可纳入其与王世文个人间往来另行处理，故原审认定博高建筑公司实际已向红旗电缆公司付款945040元，于法有据，且与博高建筑公司法定代表人付高权陈述的债务数额相符，本院应予维持。
本院认为，王世文代表红旗电缆公司与博高建筑公司签订的合同均合法有效，由于现查明博高建筑公司欠付红旗电缆公司货款2225264.5元（含2014年11月13日对帐确认的欠款1969207.90元及涉案4份合同价款1201096.6元，减去已付款945040元），应由博高建筑公司继续履行支付义务。同时，由于博高建筑公司迟延履行款项支付义务，原审法院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之规定，确认博高建筑公司应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于法有据，本院应予维持。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应予维持。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宜昌博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6660元，由宜昌博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冀 放
审判员 邓爱民
审判员 肖小月
二〇一六年十月十九日
书记员 汪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