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桂0302民初228号
原告：代春（曾用名：廖代春）。
委托代理人：张志伟，广西理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桂林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林业江，该委员会主任。
第三人：戴岑。
委托代理人：彭德友，广西胜涛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戴自超。
委托代理人：彭德友，广西胜涛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石宏飞。
委托代理人：彭德友，广西胜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代春与被告桂林市旅游发展委员会，第三人戴岑、戴自超、石宏飞福利待遇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2月3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对申请参加诉讼的戴岑、戴自超、石宏飞，依法列为第三人，于2016年5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代春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志伟，第三人戴岑、戴自超、石宏飞及其委托代理人彭德友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桂林市旅游发展委员会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向原告支付丧葬费、抚恤金共计140455.8元。事实和理由：原告的父亲代自仁生前系被告单位的职工，于1993年退休，于2015年去世。根据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等单位的规定，被告应当支付代自仁的直系亲属丧葬费、抚恤金共计140455.8元。但被告迟迟未付，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提出前述所请。
被告口头答辩称，我单位退休干部代自仁去世之后，根据相关文件精神，应当给予丧葬费、抚恤金等补助金总额为140455.8元。家属之间因由谁领取这笔费用产生争议。由于没有法律规定应当由谁领取这些福利待遇，故法院如何判决，我单位就按判决支付。
三位第三人共同陈述并请求称，抚恤金不是遗产，是支付给同吃同住、照顾死者较多的家属的一种补偿。原告在近二十年内都没有照顾代自仁，甚至不知道代自仁去世的消息。而代自仁一直由第三人照顾，并由第三人垫付代自仁生前的所有费用和操办丧事。因此，抚恤金应当支付给第三人。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
原告提交证据如下：1、桂林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查询的桂林市旅游发展委员会组织机构代码证；2、桂林市中医医院开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证明代自仁死亡的事实；3、原告居民身份证，证明原告的身份；4、桂林市公安局开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原告与代自仁父子关系。
被告提交证据如下：《桂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桂林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市政办（2014）xx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桂林市和桂林地区合并成立新的桂林市的通知》（桂政发（1998）xx号）、桂行人（1991）xx号《人事局文件》、被告于2015年6月30日致桂林市财政局关于代自仁补助金的函件。
第三人提交证据如下：1、代自仁的干部履历表；2、2006年7月5日代自仁的遗嘱，证明代自仁去世后全部财产（包括所有存款）完全不给原告享有，由第三人分享；3、2006年7月17日桂林市象山区猴山社区委员会《证明》、2015年9月18日桂林市益寿养老院《证明》、养老院的3份协议以及住院发票证明代自仁是由第三人看护；4、2015年12月15日被告人事处出具的一份书面证明、代自仁在桂林市中医院住院期间的明细记录及医疗发票和处理后事支出明细表、2006年7月旅游局开具的代自仁工作关系证明，证明代自仁和廖凤英离婚后独自居住，并由第三人负责照顾并垫付医疗费和丧葬费；5、2009-2015年期间关于代自仁医疗费、养老院费的收据，证明代自仁由第三人管护；6、2015年6月30日桂林市旅游发展委员会给桂林市财政局的函，证明桂林市旅游发展委员会给予代自仁丧葬费等补助金共计140455.80元。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对于原告提交的派出所证明和第三人提交的干部履历表，结合两份证据，可以认定关于代春与代自仁系父子关系；2、第三人提交的2006年7月5日落款为“戴自仁”的手写文字，该证据的性质、效力与本案有一定的关联性，可以采纳；3、对于社区、养老院的证明，结合养老院的住院协议，可以确认代自仁晚年居住在养老院的事实；4、对于被告的证明，可以确认第三人戴岑帮代自仁代领相关福利的事实；5、对于代自仁的住院病历及票据、养老院协议及票据、骨灰寄存协议、戴岑的银行卡支付等相应证据，可以确认戴岑、戴自超、石宏飞在一定程度上对代自仁予以照顾的事实。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代自仁生前系被告单位退休干部，于2015年6月23日去世。代自仁在其1983年桂林地区行政公署干部履历表登记姓名戴自仁、配偶廖凤英，儿子戴春，父、母亲已去世，兄弟姐妹分别为戴自礼、戴自超（即第三人戴自超）、戴自珍、戴自琪。第三人戴岑、石宏飞系戴自珍的子女。桂林市公安局叠彩派出所的户籍档案载明，代自仁的儿子为廖代春（别名代春）。
代自仁于1992年退休，于1996年与廖凤英离婚后独自居住，原告跟随廖凤英居住。1997年至2006年期间，代自仁居住在猴山老年公寓，此后居住在养老院。
第三人向法院提交2006年7月5日签名为“戴自仁”的一份文字，载明：“戴自仁，男，74岁，市旅游局退休干部，于1996年12月10日与廖凤英离婚，有一养子戴春（曾用名廖代春）现年35岁，我与廖凤英离婚后，一直跟随养母生活，十年来从没有看望和过问我，廖代春结婚也不叫我，既然如此，我自愿与其脱离养父子关系。我死后一切财产（包括所有存款）完全不给戴春（现名）享有。我自愿分配给我的亲弟妹们享有。我的亲弟妹是戴自珍、戴自琪、戴自超、戴骥（直属侄孙子）共同分享。敬请市旅游局签证以便报公证处公证”。第三人均确认代自仁未办理解除收养关系的相关手续。
2008年之后，第三人戴岑帮代自仁到其生前工作单位（即被告桂林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代领福利待遇，××、去世的时候通知该单位人事部门。
在2009年、2011年、2014年代自仁与养老院签订的协议书中，第三人戴岑作为代自仁的家属在协议书上签字。
2011年，第三人戴岑帮代自仁代交电视收视费，并从2014年开始使用自己的银行账户代代自仁缴纳电费、养老院费用等相关费用。
2013年5月，代自仁因病到桂林市中医医院住院，第三人戴自超作为代自仁的代理人，办理住院手续并在医院患者知情征求意见书上签名。
2015年6月3日，代自仁再次因病入住桂林市中医医院，第三人戴岑、石宏飞作为家属代表在医患沟通记录、患者知情同意书等医方手续文书上签名。6月23日，代自仁因感染性休克在医院去世。
2015年6月24日，第三人戴岑、戴自超等人主持操办代自仁的殡葬事宜，戴自超与桂林市殡仪馆签订骨灰寄存协议，戴岑支付殡仪费用，其中桂林市殡仪馆出具发票的费用金额4780元，另有收条所涉费用2140元。原告未支付殡葬费用。
2015年6月30日，被告向桂林市财政局致函，载明：“我单位退休干部代自仁于2015年6月23日因病去世，根据有关文件精神，给予该同志丧葬费等补助金分别如下：一、丧葬费：根据市人社发（2012）110号文件，丧葬费为5000元。二、一次性抚恤金：根据桂民发（2011）148号、市民发（2012）36号《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发放办法的通知》精神，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发放标准：病故的为本人生前40个月基本工资或基本离退休费。其标准是：职务、级别、基础、工龄、工改增资、历年增资、2014年增资、离退贴，即（145.10＋152.50＋90＋43＋275＋480＋350＋100）×40=65424元。三、遗属困难补助费：桂政发（1991）31号文件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死亡后发放三个月全额工资，其标准是本人的月工资总额即：（145.10＋152.50＋90＋43＋275＋480＋2479＋350＋100）×3=12343.8元。四、2014年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28844×2=57688元。以上四项共计人民币：5000＋65424＋12343.8＋57688=140455.8元。请贵单位审核批准给予发放”。2016年2月，原告代春提起本案诉讼之后，第三人戴岑、石宏飞、戴自超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提出独立的请求。在审理过程中，代自仁的其余兄弟姐妹戴自珍、戴自琪（代自棋）以及戴自礼的儿子、孙子向本院作出说明，推选戴自超作为兄弟姐妹的代表在本案主张权利，戴自珍等人不在本案单独主张权利。
本院认为，被告同意发放退休干部代自仁抚恤金等福利待遇，本案诉讼起因基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对何人有资格领取福利待遇产生争议，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福利待遇的性质和给付对象。
根据我国的相关政策规定，职工死亡之后，死者所在单位可以给予死者家属丧葬费、一次性抚恤金、遗属困难补助费等费用。
其中丧葬费应当用于支付死者殡葬费用或者填补该费用的不足，应由实际支付费用的人领取。本案第三人戴岑办理了代自仁的殡葬事宜并支付了丧葬费，故丧葬费5000元应由戴岑领取。
一次性抚恤金以及遗属困难补助费是死者所在单位给予近亲属以及死者生前主要或者部分供养人的精神抚慰和经济补偿，具有优抚、救济的性质。因此，抚恤金不是死者生前遗留的财产，不属于遗产，不适用遗产分割的相关原则。
本案原告以及第三人均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作为生活来源，不属于死者代自仁的被扶养人。因此，抚恤金对于本案当事人来说，更多的体现在精神上的抚慰。故双方的争议在于是否属于可以受领抚恤金的近亲属。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十二条规定：“民法通则中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代自仁于1996年离婚，去世时无父母、无配偶。原告代春系代自仁的子女，属于法律规定的近亲属，具有领取抚恤金的资格。另外，根据第三人提交的代自仁2006年7月5日签名的文书、以及有关代自仁养老、××、殡葬等生活方面的书面证据可以证明，原告自父母离异之后与代自仁来往较少，而代自仁的兄弟姐妹中的戴自超、以及戴自珍的子女与代自仁关系更为亲密，生活上给予较多陪伴和照顾。第三人戴岑和石宏飞是代自仁的外甥子、女，不属于民法通则规定的近亲属，其照顾代自仁的行为可以视为其母亲戴自珍扶助兄长的行为。本院对于戴自超作为兄弟姐妹权利代表领取抚恤金的资格予以确认。结合当事人与代自仁的身份关系、亲疏程度、扶助行为等因素综合考虑，本院酌情认定由原告领取30%的抚恤金等补助费用，第三人戴自超领取70%的抚恤金等补助费用。根据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发放有关问题的通知》（民发（2011）xx号）和民政部、人事部、财政部《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发放办法的通知》（民发（2007）xx号）的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病故的，一次性抚恤金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倍加本人生前40个月基本工资或基本离退休费。对于遗属困难补助费，根据桂政发（1991）31号文件规定，向死者生前供养的父母、配偶、子女和其他亲属发放3个月的工资。在本案，前述福利待遇为被告桂林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列举的第二项、第三项和第四项费用，合计135455.8元（65424＋12343.8＋57688）。原告享有30%，即40636.7元（135455.8×30%）；第三人戴自超享有70%，即94819.1元（135455.8×70%）。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桂林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向原告代春支付一次性抚恤金、遗属困难补助费等补助金40636.7元；
二、被告桂林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向第三人戴岑支付丧葬费5000元；
三、、被告桂林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向第三人戴自超支付一次性抚恤金、遗属困难补助费等补助金94819.1元；
四、驳回原告及第三人的其他请求。
本案受理费3109元（原告已预交）以及第三人独立请求受理费1555元（第三人已预交），合计4664元，由原告负担3315元，第三人负担1349元。
上述应履行义务，义务人应于本案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3200元［户名：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帐号：20×××ｘｘ，开户行：农行桂林高新支行］，上诉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后七天内未预交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陈 芳
人民陪审员 曹 明
人民陪审员 林婉玉
二〇一六年八月一日
书 记 员 朱文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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