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9）浙嘉商终字第2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星，男，1964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暨阳街道浣纱北路**幢***室，系诸暨市鸿兴帆布厂业主。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王维斌、王利达，浙江潮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宁市海绍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宁中国经编科技工业园丰收大道20号。
法定代表人：张志锋，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钟雪庆、李应龙，浙江峻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人赵星为与被上诉人海宁市海绍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绍进出口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2008)海民二初字第20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9年8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赵星的委托代理人王维斌及海绍进出口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钟雪庆、李应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04年6月30日至8月26日，海绍进出口公司以经营单位、出口单位的名义将本案贴有Badgersport标识的296904条男式短裤(100％Polyester)、11736条背心分6次通过空运、海运方式运输到美国洛杉矶，并最终交付位于北卡罗来州的美国贝杰尔运动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国贝杰尔公司”)。海绍进出口公司已付赵星款项1207000元。
另查明，2004年6月10日，诸暨市鸿兴帆布厂(以下简称“鸿兴帆布厂”)与河南经贸国际运输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经贸运输公司”)签订运输协议，约定的内容为：从2004年6月中旬开始委托经贸运输公司将其服装运输到美国客户所在地，运输的货物为100％POLYESTER网眼双层沙滩裤，起运港上海、目的港美国洛杉矶，以及鸿兴帆布厂应当提供完整的中国代理出口公司所需的报关资料给经贸运输公司等。
又查明，2004年11月9日，经贸运输公司以鸿兴帆布厂通过委托海绍进出口公司等作为发货人，委托其出运货物，而出运过程中鸿兴帆布厂拖欠相关运费为由，将赵星和作为鸿兴帆布厂进出口代理的海绍进出口公司等诉至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05年1月13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以经贸运输公司未能按期预交诉讼费为由裁定该案按撤诉处理。再查明，2004年度，海宁市斯博特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博特公司”)等企业�鸿兴帆布厂的委托加工定作Badgersport服装。为此，斯博特公司等企业根据鸿兴帆布厂的指定，向海绍针纺织公司采购了大量的不同规格、颜色的经编布料。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鸿兴帆布厂与海绍进出口公司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还是出口代理关系。虽然双方提交的增值税发票载明购货单位为海绍进出口公司、销货单位为鸿兴帆布厂，货物报关单上的经营单位、发货单位为海绍进出口公司，出口收汇核销单均显示出口单位为海绍进出口公司，并且增值税发票、货物报关单以及出口收汇核销单等显示的货物名称与数量完全一致，但并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必然是买卖合同关系而非其他法律关系。
首先，《规范进出口代理业务的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代理人必须按照本规定认真履行其职责。进出口代理业务的合同、有关单证的以下项目(�目)，均必须为代理人：……(四)海关报关单：经营单位；(五)结汇、购付汇及核销单证：进口单位或出口单位。”依此，海绍进出口公司这一有权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出口的公司，在货物报关单、出口收汇核销单上载明其为经营单位、出口单位，并不排除其在本案中实为出口代理人的可能。如果海绍进出口公司实为出口代理人，那么双方不签订书面代理合同的行为显然违反了《规范进出口代理业务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的规定，但是，未签订书面代理合同并不必然否认事实代理关系的法律效力。至于增值税发票，它们与买卖合同之间同样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
其次，本案所涉296904条男式短裤(100％P0lyester)和11736条背心的最终目的地国(地区)均为美国洛杉矾而非货物报关单载明的香港或墨西哥，该些货物的运输情况同鸿兴帆布厂与经贸运输公司所签运输�议中约定的货物名称、起运港、目的港、运输方式、运输时间等内容基本相符。此外，经贸运输公司不单在(2004)浦民二(商)初字第2908号案的起诉状中载明“作为鸿兴帆布厂进出口代理的海绍进出口公司”，甚至在其致海绍进出口公司的函件中同样写明“关于海绍进出口公司代理鸿兴帆布厂出口至美国的货”。虽然(2004)浦民二(商)初字第2908号案以裁定撤诉方式结案，但经贸运输公司前述陈述的真实性能够得到该案证据以及海绍进出口公司提交的同类证据与关联证据的支持。由此可以推断鸿兴帆布厂是委托经贸运输公司运输本案所涉货物的真正出口方，而海绍进出口公司则不过是运输协议中所提及的中国代理出口公司之一。
再次，斯博特公司等企业受鸿兴帆布厂的委托加工Badgersport服装、以及根据鸿兴帆布厂的指定从海绍针纺织公司采购加工服装所需的经编布料的事实，也间接印证海绍进出口公司为出口代理人的推断更为合理。假定鸿兴帆布厂与海绍进出口公司之间为买卖合同关系，则本案货物的生产、交付情况应是：海绍进出口公司向鸿兴帆布厂订购Badgersport服装，而后鸿兴帆布厂委托斯博特公司等企业加工Badgersport服装，随之斯博特公司等企业受鸿兴帆布厂的指定向海宁市海绍针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绍针纺织公司”)采购经编布料，最后斯博特公司等企业将加工的Badgersport服装按鸿兴帆布厂的指定交付海绍进出口公司。但是这—假定有悖于常理，因为订购“Badgersport”服装本身即意味着双方之间难以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再者海绍进出口公司直接委托与其利益紧密关联的海绍针纺织公司将面料交由他人加工成Badgersport服装，较之于中间转手鸿兴帆布厂而言，将会获得更加丰厚的利润。因此，该假定即使成立也难�令人信服。
最后，对美国摩根大通银行致海绍进出口公司有关A-248921信用证的注意与修改事项的通知，海绍进出口公司至鸿兴帆布厂有关A-24892l信用证等事项的传真，以及鸿兴帆布厂致海绍针纺织公司有关布料采购与结算事项的传真进行内容比对分析，该些证据所展示的赵星在与美国贝杰尔公司的交易及其结算方面的主导性形象，也使得海绍进出口公司是独立、真实的货物出口方或者说是本案所涉货物的买方的假设难以令人信服。
综上，赵星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海绍进出口公司之间为买卖合同关系的主张，对其提出的给付价款1004340.79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2470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06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1062元，由赵星负担。
赵星上诉称：一、原审判决对双方合同关系的性质认定错误。1、赵星将生产完毕的服装按照海绍进出口公司指示交付至指定仓库，然后开具发票给海绍进出口公司，向海绍进出口公司收取服装价款，符合买卖合同的性质；海绍进出口公司将收取的服装委托外运公司运送至香港、墨西哥等地，表明其行为是独立的，不符合委托合同的性质。2、从事进出口代理业务按规定必须签订书面代理合同，而本案双方未签订书面代理合同，且海绍进出口公司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退税的资料，完全是按照自营出口的方式申报。3、海绍进出口公司接收外商信用证，且因信用证条款不符而直接与外商交涉，在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的情况下，信用证中有关付款条件的约定，实质上构成了一个合�。4、根据行业惯例，外出口代理商收取的代理费一般均在1％至3％之间，而海绍进出口公司将该批货物出口后，如收回全部货款加上退税，毛利润达20.67％，如此大的价差只有在买卖合同中才可能存在。5、赵星还采购了一批相关布料卖给海绍进出口公司，海绍进出口公司出口收汇后，将货款支付给了布料生产商，而不是转付给赵星。二、鸿兴帆布厂与经贸运输公司签订的运输协议与本案无关。1、出口报关单上载明的运输单位并非经贸运输公司，货物出口目的地是香港和墨西哥，而非运输协议上载明的美国；2、本案货物总值才200余万元，而按运输协议货物运费就达200余万元；3、经贸运输公司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因拒交诉讼费被裁定撤诉，说明其根本没有履行该运输协议。4、经贸运输公司向海宁市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出的举报信函，其公章是伪造的�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三、原审判决认为如果海绍进出口公司自营出口，可以直接委托他人加工，这种观点完全建立在主观臆断的基础上；原审判决还认定赵星对海绍进出口公司提供的证据1—1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赵星只是对其中部分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赵星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
海宁市海绍进出口有限公司答辩称：一、双方对合同性质有争议的情况下，赵星首先要承担举证责任。1、赵星称其受海绍进出口公司指示将服装交付至指定仓库，但未提交海绍进出口公司下达指示的证据，也未提交送货凭证。2、赵星为逃避纺织品配额，将本案服装通过香港、墨西哥转运到美国，海绍进出口公司只是受赵星委托办理报关手续。3、接收增值税发票和支付款项，并不是只有在买卖合同关系下才存在，海绍�出口公司只是将已经收到的货款转付赵星。二、赵星对合同性质的论证分析错误百出。
1、赵星在计算服装价款时，将双方没有争议的面料出口款也计算在内，根本不存在2O.67％的毛利润。2、基于我国出口管理制度的变迁和实务操作模式，出口企业因对出口报关及退税手续不熟悉，往往由出口代理商代为收取货款及退税，将部分退税比例预先计算到货款中，剩余退税比例作为出口代理商的代理费，故出口代理业务基本上是按自营出口模式操作，出口企业与代理企业是否签订出口代理协议，视具体情况而定。3、信用证独立于买卖合同，是银行在符合一定条件下即予以付款的结算方式，故不能依信用证推定海绍进出口公司就是买卖交易人；信用证的具体条款及后续修改，均是赵星与外商商定，而海绍进出口公司与外商交涉，完全是为了维护委托人的利益。4、面料出口确系外商向赵星所订，赵星指示海绍针纺织公司生产，由海绍进出口公司代理出口。因海绍针纺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海绍进出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父子关系，海绍进出口公司才直接与海绍针纺织公司结算。三、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04)浦民二(商)初字第2908号运输合同纠纷案的有关证据，足以证明本案服装是由经贸运输公司运输的；赵星于2006年11月27日发送给海绍针纺织公司张建良总经理的传真函件，足以证明本案货款是赵星直接与美国贝杰尔公司结算，海绍进出口公司仅是赵星的出口代理商。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上诉人赵星与被上诉人海绍进出口公司之间的业务性质是买卖合同关系还是代�合同关系。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赵星认为海绍进出口公司收取了赵星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并向赵星支付货款，故双方系买卖关系。但增值税发票属税法调整范围，并非确定合同关系的必然依据，而支付货款在代理关系中也同样存在，故认定双方之间合同关系的性质，应当根据双方在交易过程中的行为表现及特征综合分析判断。本院经审查认为，赵星主张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依据不足。
一、从业务的联系和生产环节分析。
1、鸿兴帆布厂与斯博特公司等加工企业的加工协议、生产指示书及鸿兴帆布厂与海绍针纺织公司的传真函件可以反映，鸿兴帆布厂接受美国贝杰尔公司订单，并按美国贝杰尔公司的工艺单委托加工。
2、美国摩根大通银行开具的信用证，货号与鸿兴帆布厂委托加工的货号一致，其中还注明由赵星出具客检证。如服装系海绍进出口公司向赵星购买后自行出口，由赵星出具客检证不合常理。
3、赵星于2004年6月4日发给海绍针纺织公司总经理张建良的传真函件可以反映，信用证的具体条款及后续修改，均是赵星与美国贝杰尔公司商定，赵星在信用证开具当日将信用证副本传真给海绍进出口公司，告知海绍进出口公司应到银行查询，并告知将来要出口的面料款也是开具L／C到海绍进出口公司处；海绍进出口公司发给赵星的传真函件可以反映，海绍进出口公司将信用证的注意与修改事项向赵星进行了提示与告知；赵星于2004年8月16日发给张建良的传真函件可以反映，赵星明确指示海绍进出口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志峰与船公司货代俞晓晶联系，并索取与远期L／C有关的除客检证之外的其它原证。如双方是买卖合同关系，信用证的开具与赵星无关，赵星也不可能知道美国摩根大�银行已开出信用证并有信用证副本。
二、从货物的交付及运输环节分析。
1、本案服装均由赵星委托斯博特公司等加工企业加工完成，后为加工费发生诉讼［海宁市人民法院(2007)海民二初字第1168号定作合同纠纷案］，其中收货凭证、进仓单等可以证明发出运输指示的是赵星。赵星与海绍进出口公司之间没有直接的交货凭证，赵星称其根据海绍进出口公司的指示将服装交付至指定仓库，没有证据证实。
2、报关资料虽然记载运抵地区为香港、墨西哥，但从其他证据可以证明，货物运输的最终目的地为美国。其一，鸿兴帆布厂与经贸运输公司2004年6月10日签订的运输协议可以反映，运输的货物为100％POLYESTER网眼双层沙滩裤，出货的时间为2004年6月中旬开始；起运港为上海，目的港为美国洛杉矶，若委托运至北卡客户手中，则在交货时由鸿兴帆布厂客户支付车运费给经贸运输公司；鸿兴帆布厂应提供中国代理出口公司所需的报关资料给经贸运输公司。上述约定中，出货的时间与本案业务一致，运输的货物与赵星委托加工的货物一致，美国贝杰尔公司就在北卡罗来州，有关美国内陆运输的约定也与信用证中的车运提单相印证，故可以认定该协议与本案业务相关联。虽然该协议所体现的运费较高，但其中包含了清关费用，也可能包含了赵星通过其他进出口代理商出口的货物。其二，经贸运输公司曾于2004年11月9日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04)浦民二(商)初字第2908号运输合同纠纷案］，请求判令赵星支付运费，海绍进出口公司及中国纺织工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对上述运费中各自代发货物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后经贸运输公司虽因未交诉讼费被裁定按撤诉处理，但其在起诉状中已认可海绍进出口公司是鸿兴帆布厂的进出口代理商，在经贸运输公司与鸿兴帆布厂及海绍进出口公司的往来函件中，同样表述为：海绍进出口公司代理鸿兴帆布厂出口至美国的货。其三，经贸运输公司传真给赵星的运费结算清单，所体现的六笔空运及一笔海运的数量与报关资料一致，并明确由赵星支付运费。赵星又将该清单转发给海绍进出口公司，本身也说明了赵星对本案货物系由经贸运输公司运输的认可。
三、从货款的结算环节分析。
赵星于2006年11月27日发给张建良的传真函件中明确讲到：由于上海办事处同美国贝杰尔公司财务官货款结算操作上的失误，导致本周资金无法及时收到……因出货后已有200万元人民币都在这次回收中……所以再次要求推迟到下周支付，我也不好意思再叫你发货，虽然服装加工厂面料即将用完……。由此可以看出，本案货款系赵�直接与美国贝杰尔公司结算。
综上所述，海绍进出口公司提供的一系列证据，从业务的联系、货物的生产、运输的流程、货款的结算等方面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反映出赵星在对外交易过程中所扮演的主导性角色，故从高度概然性规则及优势证据规则，可以认定双方之间系代理合同关系而非买卖合同关系。如果是买卖合同关系，赵星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未向海绍进出口公司主张全部货款，也与情理不合。赵星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062元，由上诉人赵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章 能
代理审判员 安 玉 磊
代理审判员 全�芳
二〇〇九年九月八日
书 记 员 朱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