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浦民一（民）初字第20160号
原告孙群恒。
委托代理人邹欣，浙江海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许闯杰，浙江海翔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上海志忠禽业专业合作社。
法定代表人沈春芳。
委托代理人王锋，上海陈建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孙群恒诉被告上海志忠禽业专业合作社（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志忠禽业合作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5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代理审判员叶利芳独任审判，于2014年7月2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需要，本案转为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徐平、代理审判员叶利芳、人民陪审员梅天红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2月17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两次庭审，原告孙群恒及委托代理人邹欣、许闯杰，被告志忠禽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沈春芳、委托代理人王锋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孙群恒诉称，原、被告于2013年5月24日签订生产合作协议书，约定原告方饲养由被告方指定的红宝鸡3，000只，父母代种鸡由被告方提供，价格为每只26元（人民币，下同），种鸡款从种蛋款中分批扣除，原告须将全部合格种蛋提供给被告方，合作期限为2013年5月24日至2014年8月，共计15个月，收购种蛋的数量约定为380，000枚，种蛋的收购价为每枚1.35元。双方还约定任何一方违约应向另一方支付违约金20万元。协议签订后原告已于2013年11月26日向被告方提供第一批种蛋，之后陆续向被告送种蛋，截止2014年2月25日总共向被告提供种蛋128，434枚，被告也按合同约定支付了部分款项，现尚欠原告种蛋款25，960元。2014年2月20日后，原告按照惯例送种蛋至被告处，被告拒绝收购，种蛋拉回海宁后无法处理掉，原告又于同年2月25日送至被告处，被告告知只能以商品蛋价格每枚0.40元收购，原告迫于无奈，只能将当天送去的13，500枚种蛋留在被告处。另2014年1月27日送到被告处的7，200枚种蛋被告强制以每枚1.10元收购。后原告多次到被告处协商履行协议的事宜，但被告均拒绝按照签订的协议继续履行。原告认为，被告违反协议约定，应承担违约责任。故原告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解除原、被告双方于2013年5月24日签订的《父母代种鸡生产合作协议书》，并判令被告支付违约金20万元，给付拖欠的种蛋款25，960元（具体由三笔蛋款构成：1、1，800元=7，200枚ｘ0.25元／枚；2、12，825元=13，500枚ｘ0.95元／枚；3、结欠的蛋款11，335元）。
被告志忠禽业合作社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由于原告提供的种蛋质量问题严重，给被告造成了巨大损失，为减少损失故不能再继续收购原告提供的种蛋，且检测部门也要求消灭这批种鸡。种鸡是由原告购买挑选的，对种鸡的质量有审查义务，饲养也是由原告饲养的，故原告需对种鸡的饲养问题承担责任。一般种鸡的产蛋率在80%-85%，而原告饲养的种鸡产蛋率只有60%，所以有理由怀疑种鸡在饲养过程中产生了相关问题。被告出售给13家养殖户的小鸡均死亡率达到70%-80%，说是养殖户的饲养问题是不合理的，小鸡死亡的原因应该在原告方，故违约方应该是原告，而非被告。合同约定的违约金20万元过高，38万枚蛋总价值不到40万元，双方对于违约金实际并未明确约定，只是象征性约束条款。关于原告主张结欠的种蛋款11，335元，原、被告已经协议作为原告赔给合作社的钱款，不存在还要给付该笔钱款的问题。关于13，500枚种蛋因为原告认可确实有问题，同时被告方也损失巨大，故按照每枚0.4元的价格收购，所有蛋款均已结清。原告方给被告方造成损失277，180元，就该损失被告保留对原告的诉权。
经审理查明，2013年5月24日，原、被告签订《父母代种鸡生产合作协议书》，双方约定，合作期限为2013年5月24日至2014年8月。合作方法为：“甲方（即原告，下同）利用现有的饲养设施组织生产。在生产周期内饲养叁仟套红宝父母代种鸡。本生产周期乙方（即被告，下同）收购甲方种蛋为380，000枚，误差为±10%。种蛋的标准另定（见附件）。”约定种蛋收购为全生产周期1.35元／枚。同时约定原告“严格按月计划交售种蛋，否则视为违约处理。”被告“按交售计划全部收购甲方生产的合格种蛋，否则视为违约处理。”违约责任条款约定：“协议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双方应严格遵守，不得单方面终止协议，任何一方违约应向另一方支付违约金200，000元。”在附件《种蛋质量标准》中，有约定：“头照（七天）受精率88%（含88%）以上，不足者按比例扣款。七、八、九月份为85%（含85%）以上。”原、被告签订合作协议书后，即按双方的约定自案外人处购买红宝鸡父母代苗种鸡由原告饲养，由被告向案外人直接支付种鸡款。2013年11月26日，原告第一次向被告提供种蛋7，920枚，之后陆续分别于2013年12月2日提供种蛋9，080枚，2013年12月8日提供种蛋9，380枚，2013年12月14日提供种蛋9，600枚，2013年12月20日提供种蛋9，394枚，2013年12月26日提供种蛋9，130枚，2014年1月1日提供种蛋8，110枚，2014年1月8日提供种蛋8，100枚，2014年1月15日提供种蛋7，490枚，2014年1月21日提供种蛋7，800枚，2014年1月27日提供种蛋7，200枚，2014年2月2日提供种蛋8，250枚，2014年2月8日提供种蛋7，050枚，2014年2月14日提供种蛋6，430枚。前述种蛋除2013年1月27日的7，200枚被告以1.10元／枚价格收购外，其余均按约定以1.35元／枚价格收购。2014年2月20日后，原告送种蛋至被告处时，被告拒绝收购，原告又于同年2月25日再次将13，500枚种蛋送至被告处，最终以0.40元／枚价格收购，并由原告在收条上签字确认。收条内容为：“今收到孙群恒红宝蛋13，500枚，经双方协商，以商品蛋处理，每只0.40元结算，款已付。”截至2014年2月25日，原告共计向被告提供种蛋128，434枚。在原告向被告提供的前述种蛋中，记录的受精率全部低于《种蛋质量标准》中双方所约定的受精率88%。后被告因原告提供的种蛋孵化后小鸡死亡率高，拒绝再继续收购原告提供的种蛋，原告遂于2014年3月将后续种蛋和全部种鸡自行向他人出售，并于2014年5月29日诉至本院，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判令被告承担违约责任，付清两笔未按1.35元／枚收购的蛋款差价及尚结欠的11，335元蛋款。
又查明，由于孵化后的苗鸡出现死亡率较高的情况，为查明原因，原、被告于2014年1月16日共同至上海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要求对小鸡和种鸡进行检测。由于原、被告均未缴纳相应的检测费用，故该中心于2014年1月20日只出具了编号为201401M034的《检测报告》，检测对象为30日龄小鸡，检测结论为感染大肠杆菌。2014年1月25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对养殖户张先林送检的红宝小鸡进行剖检，诊断结果为：大肠杆菌和沙门氏菌混合感染。后又对养殖户徐祥初（即被告方出庭作证的证人）送检的红宝小鸡进行剖检，诊断结果为沙门氏菌病，两次检测的对象为十几到二十几日龄的小鸡。
上述事实，由《父母代种鸡生产合作协议书》及附件《种蛋质量标准》、收条、《检测报告》、诊断报告、交易结账清单及原、被告的陈述等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被告谁是违约方？原告认为，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其所饲养的种鸡有问题，且其与被告一起送到上海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种鸡虽然没有书面报告，但根据了解的情况，该中心口头答复没有问题，故被告拒收种蛋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并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20万元整。被告方认为，由原告提供的种蛋孵化出来的小鸡出现大面积的死亡现象，且对小鸡的解剖显示有大肠杆菌和沙门氏菌，故肯定是原告饲养的种鸡有问题，违约方是原告，其保留向原告主张赔偿的诉讼权利。本院认为，首先，从实际双方确认的交易情况看，在双方正常履行合同期间，原告合格种蛋的产蛋率平均值为44.50%许，其中最高的为53.33%，最低的为35.67%。而根据养殖行业的一般经验，红宝鸡在24周龄产蛋率为5%左右，入舍母鸡高峰产蛋周龄为30周前后，淘汰周龄为66周左右，产蛋高峰期的产蛋率一般在80%到90%之间，理想的可以达到90%以上。而原告所饲养种鸡的产蛋率不仅一直远远低于合理的产蛋率，且在进入产蛋高峰期时，产蛋率与交易初期相比，反而呈现下滑趋势，故可以确认原告在种鸡父母代的养殖技术上存在不足。而种鸡的产蛋率是影响种蛋质量和体现种鸡父母代养殖户养殖水准的重要技术指标，同时是直接影响原、被告双方合同能否正常履行，合同目的能否实现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原、被告在书面协议上没有对此进行明确约定。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根据被告陈述，虽然也曾经口头建议过原告增加营养以提高产蛋率，但并未就产蛋率如果一直不能提高、最终可能导致原告不能完成交售38万枚（误差为±10%）种蛋目标的情况下如何处理进行明确约定，而是继续与原告履行合同，据此可以视为被告放弃了将产蛋率低作为解除合同情形之一的权利。其次，虽然原告不认可被告所陈述的其提供的种蛋孵化出来的小鸡出现大面积死亡，但认可确实应被告要求至养殖户查看过小鸡死亡的情况。此外，为证明自己饲养的种鸡没有问题，曾与被告一起至检测部门送检。结合禽类养殖业的行业习惯，综合前述情况，本院认为，可以确认原告提供给被告的种蛋孵化出小鸡后确实出现了超出正常比例死亡的事实。但禽类养殖的基本流程分为种鸡养殖产蛋阶段、孵化阶段和苗鸡饲养成肉鸡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均存在可能造成最后小鸡出现死亡率高结果的因素，而大肠杆菌和沙门氏菌又具有复杂的产生机制。鉴于种鸡问题与小鸡死亡率高之间的因果关系不具有唯一性，仅以小鸡中检测出这两种病菌和小鸡的死亡率高来推断种鸡有问题不符合科学。故综观本院目前的在案证据及关于大肠杆菌和沙门氏菌的相关科学研究，无法直接推断出原告饲养的种鸡存在遗传学上具有垂直性传播疾病的问题。再次，即便能够确认原告饲养的种鸡具有垂直性传播疾病导致了小鸡死亡率高，在双方的协议中并没有就此情形如何处理进行明确约定的情况下，被告也应依诚实信用原则给予原告提前告知、协商处理，与原告共同寻找造成的原因，尽可能采取合理的措施保证合同能够继续履行，以减少双方的损失。但被告在并未确定确切原因、亦未给原告合理准备时间的情况下，即擅自拒绝收购原告提供的种蛋，显然对原告过于严苛，有违当事人应根据合同目的和诚实信用原则确定合同条款的真实意思以及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履行合同的要求。综上，虽然从产蛋率评判，原告饲养种鸡的技术水平明显存在不足，种蛋孵化出来的小鸡亦确实存在非正常比例死亡的情况，但根据双方合同约定的内容看，并不能因此确定原告存在根本性违约的行为。而被告恰恰在合同中承诺了全部收购原告生产的合格种蛋，否则视违约处理，故被告拒绝收购原告提供的种蛋并单方解除合同的行为违反了自己在合同中所作出的承诺，构成违约，应对原告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关于原告提出的各项诉讼请求，第一，解除合同的问题，双方约定的合同期限为2013年5月24日至2014年8月，故在期限上，截至目前，该合同已自然终止。且在合同履行期间，2014年2月25日被告最后一次收购原告提供的种蛋后便拒绝继续收购，原告于2014年3月份自行处置了后续的种蛋和全部种鸡，双方亦不具备继续履行合同的条件，故不存在还需要正式解除合同的问题。第二，违约金的问题。原告根据合同约定主张20万元，被告认为过高，双方对违约金没有明确约定，文本上的内容只是约束条款。本院认为，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本案中，合同中明确记载了违约金的条款，被告称实际没有明确约定不符合合同内容。但同时，首先2013年5月24日至2014年2月25日，原告和被告间的合同正常履行，除去两次未按照合同约定的单价收购外，其余均按照合同约定的单价收购，原告不存在因被告违约造成损失的问题。其次，2014年2月25日至2014年3月底的种蛋和种鸡全部由原告出售，挽回了部分损失。再次，禽类养殖具有相当的风险，原告在正常交易过程中产蛋率大大低于正常产蛋率就已经预示了这种风险存在的高度盖然性。即便被告按照合同约定仍然正常收购原告提供的种蛋，如果原告在短期内不采取适当的措施迅速提高产蛋率，那么可以预期原告必然因无法提供合同约定的种蛋数量而违约，故原告所主张的预期收益并不必然产生。综上，原告按照合同约定的20万元主张违约金大大高于实际损失，且与被告违约行为与原告损失之间因果关系的紧密程度不相适应。但考虑到毕竟是被告的违约行为导致原告丧失了积极采取措施提高产蛋率、减少损失的机会，从公平合理及保护合同守约方的角度考虑，并综合前述因素，本院酌定被告对原告承担违约金20，000元。第三，补足蛋款差价的问题。首先，在《种蛋质量标准》中第一条第6点中有关于受精率比例与种蛋单价相关的补充协议。庭审过程中，双方对该条款的理解产生分歧。原告认为该条款是指受精率超过88%的，蛋款单价按照1.35元／枚收购，受精率低于88%的，蛋款作相应扣款。被告称，从原告提供的种蛋受精率都低于约定的88%可以看出种蛋质量和种鸡都有问题，在其他条件都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只能按照比例扣款，88%以下的种蛋不应该继续收购，已经收购的进行扣款。本院认为，被告的解释不符合禽类养殖行业关于该条约定的通常理解，故被告的相关意见本院不予采信。而在实际履行合同过程中，虽然原告提供的种蛋受精率均在约定的受精率之下，但被告从未以此为由对蛋款进行调整，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亦从未以此约定作为抗辩原告主张支付的蛋款不应再继续支付的理由，故本院在评判蛋款是否应当支付的问题中受精率不作为考虑因素。在此前提下，根据双方的举证，本院确认第一笔蛋款，2014年1月27日的7，200枚种蛋被告以1.10元／枚价格收购，虽然被告称当时系双方协商，但原告予以否认，而根据书面协议的约定，种蛋的价格为1.35元／枚，在被告不能提供其他证据推翻书面协议的情况下，本院对被告的意见难以采信，对原告要求补足7，200枚种蛋的差价蛋款1，800元的主张予以支持。第二笔蛋款，2014年2月25日以0.4元／枚收购的13，500枚种蛋，虽然原告称系出于无奈才按照被告要求的价格出售，但收条内容明确记载“经双方协商”，在没有证据显示该合议的形成具有法定的无效、可撤销情形的情况下，即便原告当时确实有出于无奈的情绪，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亦应当对自己在收条上签字确认的民事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本院对原告主张该笔蛋款差价的要求不予支持。第三笔蛋款，结欠的11，335元，虽然被告称双方已经合议将该笔蛋款作为原告给被告的赔偿，不予支付，但被告的举证不足以证明自己的主张，故本院对被告的相关意见难以采信，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该笔钱款的要求予以支持。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案中，原、被告注重自我利益保护虽属正常，但双方订约及履行本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在履约过程中负有通知、协助、提供必要的条件及防止损失扩大等相关义务，以共同保护双方的合法权益。由于原、被告各自过于专注于自身的利益保护，未能注意应有的平等协商与友好支持，方致双方损失均扩大，并引起本案诉讼。希望合同各方应正视自身的履行能力，认真审视和注意避免履约风险，和谐为重，互谅为先，禽类养殖本身受到天灾人祸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同舟共济方能和气生财，真正保护合同当事人共同利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志忠禽业专业合作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孙群恒违约金20，000元；
二、被告上海志忠禽业专业合作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孙群恒蛋款13，135元；
三、驳回原告孙群恒的其余诉讼请求。
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689元（原告孙群恒已预交），由原告孙群恒负担4，061元，被告上海志忠禽业专业合作社负担628元。被告上海志忠禽业专业合作社负担之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徐 平
代理审判员 叶利芳
人民陪审员 梅天红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蒋莉莉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九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
（一）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
（二）合同解除；
（三）债务相互抵销；
（四）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提存；
（五）债务人免除债务；
（六）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
（七）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
第九十二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一十四条……
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