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民再426号
抗诉机关：广东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国平，男，1994年12月2日出生(身份证时间)，汉族，住广东省龙川县。
法定代理人：刘某（系刘国平父亲），男，1973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和平县。
法定代理人：谢某（系刘国平母亲），女，1972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龙川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世照（系刘国平祖父），男，1953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龙川县。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龙川县黎咀镇卫生院。住所地：广东省龙川县黎咀镇街道沿江路**号。
法定代表人：徐南振，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金林，广东省龙川县黎咀镇司法所干部。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文杰，广东东江勤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刘国平因与被申诉人龙川县黎咀镇卫生院（下称黎咀镇卫生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河中法民一终字第672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于2017年4月20日以粤检民（行）监〔2017〕44000000020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7年5月4日作出（2017）粤民抗117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1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指派黄小雨、朱广山出庭履行职务。申诉人刘国平的法定代理人刘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世照，被申诉人黎咀镇卫生院的法定代表人徐南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邹金林、谢文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河中法民一终字第672号民事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8条规定：“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伤害明显的，从受伤害之日起算；伤害当时未曾发现，后经检查确诊并能证明是由侵害引起的，从伤势确诊之日起算。”上述规定中，“伤害明显”与“伤害当时未曾发现”作为两种不同情形并列表述。从文义上分析，“伤害明显”是指侵害结果、侵权行为、因果关系这些要件达到“知道或应当知道”的程度；“伤害当时未曾发现”是指侵害结果、侵权行为、因果关系这些要件至少存在一项未能达到“知道或应当知道”的程度。人身损害诉讼时效从结果、行为、因果关系均明确时起算的规定得到了法律延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不适用于本案)该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基础上增加“以及义务人”，反映的也是侵权要素齐备后再计算诉讼时效的主旨。
本案中，依据证据材料可以查实的情况是：刘国平出生时“新生儿头皮下血肿”；10岁前发育生长不良“站立行走不稳”；10岁时2006年于广东三九脑科医院首次诊断为“脑性瘫痪”；2010年1月25日评定身体残疾；2014年7月依据“广东三九脑科医院2014年5月28日诊断证明书”主张从医生处听悉“出生时颅内出血”与现残疾可能有密切因果关系而起诉。上述事宜可做如下判断：2006年查实脑性瘫痪及2010年评定身体残疾均可认定为医学上的确诊；但是，前述司法解释第168条规定的法律术语“确诊之日”要求达到“确诊并能证明是由侵害引起”，即要求侵害结果、侵权行为、因果关系三项要件达到“知道或应当知道”的程度。刘国平起诉赔偿身体残疾，其对侵害结果已经知道，但时至今日一直未能获知精准的因果关系，其以推测可能存在因果关系的主观认识提起诉讼，并未超出诉讼时效。
刘国平是否早就应当知道其因钳产致残(因果关系)，是本案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如果刘国平在接受治疗过程中，未合理谨慎的及早发现其身残系钳产所致，那么可以认定应当尽早知道而时效已过；如果刘国平在接受治疗过程中，持合理谨慎态度也未发现其身残系钳产所致，那么可以认定其不应知道症结而时效未过。本案中，从2006年开始病历陆续出现“患儿难产、产钳助产，发生脑损伤”字样，从字面看医疗机构确实部分揭露了脑损伤的可能致害因素，但是，刘国平家属辩称其一直以来认为脑损伤系难产窒息所致，这种解释确属医学常识和生活经验。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刘国平家属在症结发现方面存在重大过失。对潜在伤害的诉讼时效起算问题，学理上存在“发现能力测试规则”，该规则要求受害人在持谨慎态度采取合理步骤向医疗专家寻求帮助发现病情症结方面不存在明显过失，该规则在本案中有一定参考价值。
刘国平称，同意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
黎咀镇卫生院答辩称：一、原判决认定刘国平主张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1.《民事起诉状》载明的情况及证人宋某、朱某的证言表明，刘国平的法定代理人在刘国平出生时就清楚接生员使用钳子接生行为和导致脑颅受到损害并出现呼吸困难、缺氧现象的伤害后果。2.刘国平所提交的相关病历证据可证实其受伤的时间明确，伤害后果明显，而且其伤情早已经被确诊。1995年1月5日和平县人民医院入院诊断为“新生儿颅内出血”、出院诊断为“新生儿头皮下血肿”。1995年1月19日至27日在龙川县人民医院治疗，病历上描述“分娩经过：产钳钳铗出生”、“可见左眼眶青紫产钳伤，左侧头枕部见5×6cm血肿”。刘国平的法定代理人至少在此时己明确知道或应当知道刘国平的伤情与接生员使用钳子接生的行为可能存在因果关系。3.刘国平存在智力、语言以及运动功能发育迟缓的现象是伴随着他的成长过程的，伤害后果是持续性、明显可见的。刘国平在10岁前发育不良“站立行走不稳”，其后多年就医。刘国平的伤害后果已陆续多次重复确诊，刘国平的法定代理人应当一直清楚“钳产致颅内出血”的侵权行为、“大脑发育不良”的侵害结果、“出生时颅内出血”与现残疾可能有密切因果关系。4.2014年5月28日的诊断应为重复检查诊断，并不是对现残疾原因的新诊断。广东三九脑科医院医务处于2015年5月7日已出具《证明》：2014年5月28日的诊断证明书中的内容“出生时有颅内出血，脑发育不良，智力、语言以及运动功能发育迟滞，右上肢垂腕畸形，四肢肌张力高”是记录患者代诉及对患者症状体征的描述，而不是该院医师的诊断。更加证实了刘国平的法定代理人早就清楚刘国平“出生时有颅内出血，脑发育不良，智力、语言以及运动功能发育迟滞”的合理谨慎发现。综上，刘国平的伤情早在1995年1月就已经被确诊，而且在2007年后的多次检查治疗和评定身体残疾过程中又被重复确诊，其法定代理人早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出生时颅内出血”与现残疾可能有密切因果关系，但一直并未向黎咀镇卫生院主张过权利，且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止或者中断的情形，原判决认定刘国平主张权利超过诉讼时效有事实根据，符合法律规定。二、没有证据证实刘国平脑部损伤与黎咀镇卫生院医疗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要求黎咀镇卫生院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依据。1.新生儿颅内出血可能由多种情况造成，刘国平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所受损伤与黎咀镇卫生院医疗行为有直接关系。新生儿缺氧、缺血等因素可导致颅内出血；因胎儿头过大、头盆不称、急产、臀位产等使胎儿头部受挤压；甚至在母亲怀孕期间，先天性的原因，都可造成产伤性颅内出血。谢某在生产时出现难产，在难产过程中，胎儿可能处于缺氧、缺血的状态，同样有可能造成新生儿颅内出血。和平县人民医院、龙川县人民医院的病历都只描述了新生儿颅内出血的情况，并未对颅内出血的情况与黎咀镇卫生院的医疗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作出分析。同时，根据学理分析，新生儿颅内出血也不必然会造成大脑发育不良。因此，刘国平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导致“大脑发育不良，双侧顶叶与双颞后叶局限性脑萎缩，导致智力、语言及运动功能发育迟缓”是接生员为其接生所造成。2.黎咀镇卫生院在医疗过程中严格遵守诊疗规范，没有任何过错。在本案发生的时期，在产妇发生难产时使用的产钳是当时合理的助产工具。黎咀镇卫生院的接生员在接生过程中严格遵守了全部诊疗规范，其行为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诊疗规范。刘国平经和平县人民医院治疗后，己痊愈出院，而后经龙川县人民医院治疗，出院记录上也载明痊愈出院。由此可见，黎咀镇卫生院在医疗过程中的行为，不可能造成刘国平后期脑部发育不良的损害结果，刘国平要求黎咀镇卫生院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刘国平主张权利己超过诉讼时效，黎咀镇卫生院的医疗行为符合法律规定，没有任何过错。一、二审判决及再审审查裁定查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当予维持。
刘国平于2014年7月24日向广东省龙川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其于1995年1月2日出生时，因黎咀镇卫生院接生员陈凤鸣违反诊疗常规，采用粗暴的手段强行为接生，直接导致其脑萎缩，智力发育被鉴定为二级伤残，间接导致并发症多发的状况。请求：1.判令黎咀镇卫生院赔偿刘国平因医疗损害所引起医疗费5564.5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000元、陪护费2000元、残疾赔偿金586776.6元、交通费100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共计648341.16元；2.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由黎咀镇卫生院承担。
黎咀镇卫生院一审辩称，一、诉讼时效应当从受伤害之日即1995年1月2日起算，期间无中止、中断的情形出现，显然诉讼时效已过。二、黎咀镇卫生院在此次医疗责任纠纷中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1995年1月2日(农历1994年12月初二)，刘国平的母亲谢某因临产被送到黎咀镇卫生院，该院的接生员陈凤鸣为其接生。当日谢某发生难产，接生员陈凤鸣用钳子夹住婴儿头部，使其产出小孩（即刘国平）。当日下午刘国平出现呼吸困难、缺氧现象，被送至黎咀镇卫生院抢救，后转危为安。1995年1月5日刘国平又被送至和平县人民医院治疗，入院诊断为新生儿颅内出血，出院诊断为新生儿头皮下血肿，至1月10日出院，治疗效果为痊愈。1995年1月19日至1月27日刘国平在龙川县人民医院接受治疗，主要诊断为：肝炎综合症，其他诊断为类白血病反应，无并发症，治疗效果为治愈。该院住院病历记载：“分娩经过：产钳钳铗出生；新生儿情况：初生，紫绀；皮肤及皮下脂肪：……可见左眼眶侧青紫产钳伤，左侧头枕部见大小约5×6cm血肿。”刘国平于2007年3月9日到广东省武警总队医院进行脑电图检查，诊断意见为：轻-中度异常脑电图；刘国平又于2007年8月7日在广东三九脑科医院检查颅脑，诊断意见为：1.大脑发育不良（双颞顶叶白质减少、白质变性、侧脑室扩大、胼胝体发育不良）；2.双侧顶叶软化灶形成，并胶质增生、局限性脑萎缩；3.双颞后叶局限性脑萎缩。刘国平于2009年至2014年间多次到广东三九脑科医院治疗；2014年5月9日广东三九脑科医院诊断为：1.脑性痼疾，2.癫痫。2014年5月28日广东三九脑科医院诊断为：患者出生时有颅内出血，脑发育不良，智力、语言及运动功能发育迟缓。刘国平2011年5月份至2014年5月份在广东三九医院治疗的费用为5564.56元。
另查明，刘国平为肢体残疾人，贰级残疾。从出生至今一直智力、语言及运动功能发育迟缓，生活不能自理，不能与人正常交流，从未上学。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利受法律保护，公民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权益须按照法律规定及时有效的行使，否则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双方争执的核心问题为：刘国平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本案中决定诉讼时效从何时起算的关键是：刘国平何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而非刘国平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损害后果与医院诊疗行为的因果关系程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8条规定：“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伤害明显的，从受伤害之日起算；伤害当时未曾发现，后经检查确诊并能证明是由侵害引起的，从伤势确诊之日起起算。”本案中，刘国平的母亲在生刘国平时，知道“接生员陈凤鸣用钳子夹住婴儿头部，强行接生”，假设接生员的这种行为属于违法违规操作，那么刘国平的法定代理人这时就已经知道了接生员实施了侵害行为。当日下午刘国平出现呼吸困难、缺氧现象，被送至黎咀镇卫生院抢救，后转危为安。1995年1月5日刘国平又被送至和平县人民医院治疗，入院诊断为新生儿颅内出血，出院诊断为新生儿头皮下血肿。从这个治疗过程来看，刘国平的监护人（父母）此时应当知道刘国平所出现的症状与接生员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刘国平从出生至今一直智力、语言及运动功能发育迟缓，生活不能自理，不能与人正常交流，从未上学，与同龄人差异甚大，可见刘国平受伤害结果非常明显。刘国平监护人早就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且2007年3月9日，刘国平在广东省武警总队医院进行脑电图检查，已诊断为轻-
中度异常脑电图；于2007年8月7日，刘国平在广东三九脑科医院检查颅脑，以及2009年至2014年间多次到广东三九脑科医院治疗，也足以证明刘国平监护人早就已经知道其权利受到了侵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下列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一）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本案刘国平的诉讼请求早已超过一年的诉讼时效期间，且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止或者中断的情形，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3条“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查明无中止、中断、延长事由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之规定，对刘国平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驳回。
关于刘国平提出的申请鉴定问题，如上所述，刘国平的诉讼请求因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而不能得到支持，不论鉴定结果如何，刘国平均应承担败诉后果。因此为减少当事人的讼累，节省司法资源，法院对刘国平提出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项、第一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8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3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4年9月14日作出（2014）河龙法车民初字第57号民事判决：驳回刘国平的诉讼请求。本案的受理费3741.7元，由刘国平负担。
刘国平不服一审判决，向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依法支持刘国平在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3.判令黎咀镇卫生院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
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二审法院予以确认。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问题是：1.本案刘国平主张权利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2.黎咀镇卫生院是否存在过错，应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关于刘国平主张权利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问题。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下列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一）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8条规定：“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伤害明显的，从受伤害之日起算；伤害当时未曾发现，后经检查确诊并能证明是由侵害引起的，从伤势确诊之日起起算。”从上述规定可知，诉讼时效的计算是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计算一年。从本案的事实，刘国平在出生时就存在刘国平认为的黎咀镇卫生院违反操作规程接生的事实，其法定代理人应当知道侵害行为的存在；出生后的当天下午存在呼吸困难、缺氧现象而在黎咀镇卫生院抢救治疗，及在1995年1月5日在和平县人民医院治疗，入院诊断为“颅内出血”，出院诊断为“头皮下血肿”。从上述治疗过程，伤害后果已经存在。刘国平出生后一直存在智力、语言及运动功能发育迟缓，且在2010年被核实认定为肢体二级伤残，并在2007年至2014年间多次到广东三九脑科医院治疗检查脑部疾病，可见伤害后果是很明显的。因此从上述事实，刘国平及其法定代理人早已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却未能及时主张权利，一审判决认定刘国平主张权利已超过法定一年的诉讼时效并无不当。刘国平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8条“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伤害明显的，从受伤害之日起算；伤害当时未曾发现，后经检查确诊并能证明是由侵害引起的，从伤势确诊之日起起算”的规定，至2014年5月才知道伤害后果与黎咀镇卫生院的接生行为存在关系，故诉讼时效应从2014年6月起算，诉讼时效并未超过。该规定区分伤害明显与伤害当时未发现两种情形，但刘国平的伤害在当时及其在此后的一系列治疗过程已表明伤害明显，并非伤害未发现，也不是在2014年5月才发现伤害，故刘国平的该上诉理由与该规定并不相符，二审对其主张难以支持。因刘国平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一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故关于黎咀镇卫生院是否存在过错，应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问题二审无需再予以分析认定。
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二审予以维持。刘国平的上诉缺乏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对其上诉请求难以支持，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二审法院于2015年1月6日作出（2014）河中法民一终字第67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诉讼费3741.7元,由刘国平负担。
本院再审查明，一、二审查明事实清楚，本院再审予以确认。
在本院再审期间，刘国平向本院提供了其于2006、2007年期间在广东三九脑科医院住院病案的复印件。据2006年11月17日至12月4日刘国平在该院脑瘫科住院的病案记载，入院诊断为脑性瘫痪（痉挛型），诊断依据：“1.患儿男性，10岁，因‘双足下垂，剪刀步态，站立、行走不稳至今’第一次入院。2.患儿难产、产钳助产，发生脑损伤，并且出生后出现黄疸，经过当地医院保温、输液、支持等对症处理好转，之后家人发现患儿运动功能等发育迟缓。……4.外院颅脑CT：脑损伤。”治疗经过记载，刘国平于2006年11月23日“行双跟腱延长手术＋双大腿内收肌松解＋双闭孔补缀前肢切断术＋双腘绳肌松解术＋双股直肌松解＋石膏固定术治疗”。据2007年1月8日至2月2日在该院住院的病案记载，治疗经过为“入院给予后拆石膏，同时给予营养脑神经，促进大脑发育等治疗，配合运动治疗、电疗、针灸、按摩等康复治疗，加强站立、行走等康复训练，改善左下肢运动功能，鼓励患儿，给予心理引导，克服心理恐惧”。据2007年8月14日至8月31日在该住院治疗的病案记载,“入院时情况及诊断：1.因‘右上肢屈肘腕活动不利至今’第三次入院。2.患儿难产，产钳助产，发生脑损伤，并且产后出现新生儿病理性黄疸，具体胆红素多少未能提供，经过当地医院对症处理后好转，之后家人发现患儿运动功能等发育迟缓。3岁才会坐，3岁学讲话，6岁学走路，不稳，需扶持下进行。……2006年11月23日在我科行双矫形手术治疗……日前患儿可独立行走，走路稳定性较术前明显好转……。”治疗经过“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患者于2007年8月22日在静脉麻下行右侧肌皮神经、正中神经缩窄术＋石膏托固定术治疗”。申诉人称上述证据材料是2015年到广东三九脑科医院复印才拿到。黎咀镇卫生院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并认为上述证据证明刘国平现在的症状是出生时的脑伤所致，早已确诊，申诉人也已早已知晓，诉讼时效期限已过。
本院再审认为，根据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及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再审的争议焦点是：申诉人刘国平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期间为一年，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8条规定：“人身伤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伤害明显的，从受伤害之日起算；伤害当时未曾发现，后经检查确诊并能证明是由侵害引起的，从伤势确诊之日起算。”前述“伤害明显”，应包括伤害行为明显和伤害结果明显；“伤害当时未曾发现，后经检查确诊并能证明是由侵害引起的，从伤势确诊之日起算”，是指伤害行为或者伤害结果因不明显而不能及时发现，后来经确诊，具备了可以证明侵害行为和侵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条件的，从“确诊之日”起算。本案刘国平1995年1月2日出生当天××困难、××现象，黎咀镇镇卫生院抢救，1月5日被送到和平县人民医院治疗，入院诊断为新生儿颅内出血，出院诊断为新生儿头皮下出血，1月19日至1月27日在龙川县人民医院治疗，病历记载“产钳钳铗出生”，“可见左眼侧青紫产钳伤，左侧头枕部见大小约5×6cm血肿”。可见，刘国平的监护人对于黎咀镇卫生院当时用产钳接生，而且产钳导致刘国平受伤在表面上也是明显、可见的，刘国平的监护人对因黎咀镇卫生院接生人员使用产钳接生造成刘国平受伤是知道的，只是对于产钳造成的伤害结果大小无法确定。对于伤害的结果，在刘国平还是婴儿时，应该说是不明显的。但是随着其逐渐长大，伤害结果逐渐明显。刘国平一直存在智力、语言、运动功能迟缓，生活不能自理，不能与人正常交流的情形。2007年3月9日到广东省武警部队医院进行脑电图检查，诊断意见为“轻—中度异常脑电图”。2006年11月、2007年8月两次到广东三九脑科医院为改善肢体运动功能做手术治疗。2007年8月7日在广东三九脑科医院检查颅脑，诊断意见为“大脑发育不良”等。至此，应认为刘国平的伤害结果已经非常明显，并经医院检查确诊。同时，刘国平的病证亦早已具备能证明伤害结果是否由黎咀镇卫生院的医疗行为引起的鉴定条件。依照法律规定并结合本案事实，刘国平请求黎咀镇卫生院承担医疗损害责任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07年3月9日到广东省武警部队医院进行脑电图检查时起算。刘国平的监护人虽然一直努力为刘国平寻求治疗康复，但是没有向黎咀镇卫生院主张权利。2014年5月28日广东三九医院的诊断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再次检查，而且并无新的、不同的并可能影响黎咀镇卫生院责任承担的诊断结果，刘国平认为诉讼时效期间应从该日起算，缺乏充分依据。至于黎咀镇卫生院的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需要在全面、客观地分析全案证据，甚至需运用专业知识包括委托专门机构鉴定才可作出判断，其并非决定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的要件。本案的伤害行为和伤害结果都是明显的，刘国平以一直对病因存在误解为由主张其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理由不成立。检察机关抗诉认为刘国平“时至今日一直未能获知精准的因果关系，其以推测可能存在因果关系的主观认识提起诉讼，并未超出诉讼时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本案一、二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广东省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河中法民一终字第672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 虹
审判员 赖尚斌
审判员 何曲伟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陈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