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吉24民终111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元国，男，1957年2月1日出生，汉族，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业务经理，现住吉林省敦化市康惠花园13号楼2单元602室。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庆海，敦化市渤海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吉林省敦化市吉林三三零五机械厂公交终点站。
临时负责人：王怀胤，副经理。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莎莎，女，1983年5月21日出生，汉族，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职员，现住吉林省敦化市胜利街旭达清华园3号楼5单元401室。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恒新，吉林冠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怀胤，男，1961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副经理，现住吉林省敦化市世纪新居1号楼1单元402室。
上诉人高元国因与上诉人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共汽车公司）、刘莎莎、王怀胤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敦化市人民法院（2015）敦民初字第8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元国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我出资5万元错误，公共汽车公司给我出具的股东出资证明书证明我缴纳出资20万元，并拥有公司10%的股份。两公司合并有合同书、股东会决议，原金隆客运公司的所有财产都并到公共汽车公司，高元国现在就在公共汽车公司作业务经理，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从本案立案起算到审结用了一年多，我多次找法官催办案件迟迟不予判决，本案原审违反法定程序。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支持高元国的诉讼请求。
公共汽车公司上诉称：高元国虽然提供证据证明其原系金隆客运公司的股东，但其未对公共汽车公司实际出资，因此不能成为公共汽车公司的实际股东。金隆客运公司与公共汽车公司虽然签订过《合同书》，但该合同书及所谓的10%股权证明是虚假的，且没有实际履行，我公司既没有收到出资的财产，也没有收到出资的现金。根据各方向法庭提供的工商档案登记记载，公共汽车公司的股东根本就不包含高元国，原审判决确认其为公司股东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对于本案所诉的股权，高元国在诉前多年并未提出过任何主张，公共汽车公司已经由现有股东经营数年，高元国从未主张过权利，因此即便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问题，其也不应当被认定为股东。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高元国的诉讼请求。
刘莎莎上诉称：同意公共汽车公司的上诉意见，刘莎莎现享有公共汽车公司51%的股权，除了王怀胤以外，公共汽车公司并没有体现其他人的任何出资和权益，从工商档案所表明的事实来看，高元国等人也并非是公司的股东，其他人不应该享有股权。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高元国的诉讼请求。
王怀胤上诉称：高元国原系金隆客运公司的股东，根据该公司的工商档案登记显示，该公司已在2005年9月6日被工商局依法吊销。高元国称是在2005年3月12日与公共汽车公司合并，但在工商局公共汽车公司的档案中并无相关记录。可见，两个公司虽有合并意向，但没有实际合并，金隆客运公司因为经营情况系被工商局依法吊销，并不是因为合并而主体不存在注销登记。高元国并非公共汽车公司的股东，如果按照高元国所述，2005年两公司合并，那么原金隆客运公司的股东刘树权、高元国、孙玉军、腾纯生就直接进入公共汽车公司作为股东参与经营管理就可以了，但事实上只有高元国后来作为普通员工在公共汽车公司工作，作为金隆客运公司的老股东，应当知道如果是公司股东就要进行工商登记，参与经营和利润分配，但高元国从没有要求过登记，更未参与经营和利润分配，这些都不符合常理，高元国不是真正的股东。高元国要求确认股东资格应当承担举证责任，高元国持有的股东出资证明书疑点很多，其在原金隆客运公司只有5万元的股份，怎么合并后变成20万，公章盖的也有疑点，是否是公司行为无从考证。其他证据都不能证明高元国可能是公共汽车公司的股东，所以高元国的诉讼请求不应支持。
高元国一审诉称：2005年3月12日，原敦化市金隆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隆客运公司）与敦化市公共汽车公司合并，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合并之后的公司称为敦化市公共汽车公司（即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原金隆客运公司解散。原金隆客运公司股东按实际投资额在公共汽车公司享有股权并给原告出具了股东出资证明书，原告的股东出资证明书载明原告在公共汽车公司享有10%的股份，现被告公共汽车公司拒绝承认原告享有股权，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确认《股东出资证明书》有效，确认原告高元国享有被告公共汽车公司的股东资格，并在被告公共汽车公司的股东名册中记载，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公共汽车公司一审辩称：原告在诉状中自认，其在金隆客运公司作为股东身份，按实际投资额在公共汽车公司享有股权，经查阅公司财务账目，我公司从未收到原金龙客运公司股东的实际投资，原告称其出资20万元现金，享有10%的股份，我公司未收到其投资款20万元。我公司成立于2005年3月3日，在工商部门登记的股东是吕宝利、王怀新、李太宝，注册资金50万元，公司自设立至今原告从未向公司主张过股东权利，至2011年1月，原公共汽车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现任股东王怀胤、刘树权（2015年5月9日病故，第三人刘莎莎的父亲），被告对原告向法院提交的股东出资证明书的真实性有异议，即使该证明是真实的，该股权内容也未实际履行，且时间已经超过十年之久，被告也不同意原告以股东的身份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股东出资证明书如果真实，也已超过合理的履行期限，且公司的股东已经全部发生变化，现任股东亦不认可原股东作出的股东出资证明，故无论该证明是否有效，被告都不同意履行，原告的主张也已超过诉讼时效。同时，原告是否享有股东资格应以其诉请股东出资证明书是否有效为前提条件，有效并实际履行原告才能享有股东资格，原告既要求确认股东出资证明书有效，又确认股东资格，不能合并审理。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刘莎莎一审述称：同意本案被告的答辩意见，原告的诉讼请求是确认股东出资证明书有效，股权属于债权，受二年诉讼时效的限制，原告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起诉状的诉讼请求是确认股东出资证明书有效，不同意两个诉合并审理。
第三人王怀胤一审述称：2013年我通过股权转让，成为被告公共汽车公司的股东，原告并未入股，原告也没有对公司进行管理，工商部门的登记也没有原告，同时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03年2月，贾忠久、林大鹏、高元国等三人发起设立金隆客运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其中高元国出资20万元，贾忠久出资20万元、林大鹏出资10万元，高元国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04年1月13日，经金隆客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吸收新股东刘树权、孙玉军、滕纯生、马金红，同时决定高元国将其投资的20万元中的15万元转让给孙玉军、滕纯生、马金红各5万元，贾忠久、林大鹏自愿撤出公司，并将自己的全部股份共计30万元转让给刘树权，并修订了公司章程，决定刘树权、高元国、孙玉军、马金红、滕纯生为该公司股东，注册资本50万元，其中刘树权出资额30万元，原告高元国和案外人孙玉军、马金红、滕纯生出资额各5万元。刘树权为金隆客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05年9月6日，金隆客运公司因未申报2004年度企业年检，被敦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停止经营活动。
2005年3月12日，金隆客运公司召开股东会，商讨金隆客运公司与公共汽车公司合并事宜，决定推选刘树权为合并事宜代理人，同时决定在以下问题得到双方认可时，可以执行合并：“1.为了更好发展公司保证全体股东的利益，经股东大会研究决定与敦化市公共汽车公司合并经营；2.合并后的公司名称为敦化市公共汽车公司，原金龙公司解散；3.原公司股东按实际投资额在公共汽车公司享有股权；4.解散后的全部财产及全部业务归公共汽车公司所有；5.公司原股东在公共汽车公司享有的股份比例不低于30%，两年内公共汽车公司的再次投入由公共汽车公司承担，原金隆公司的股东支付应出资金额的利息并在红利中偿还本金……”刘树权、高元（原）国、滕纯生、孙玉军等在“全体股东签字”处签名。次日，公共汽车公司（甲方）与金隆客运公司（乙方）签订合同书，合同约定：“甲方现出资购买敦化市市内小公共汽车站，计划投资200万元，乙方现有公司的全部资产及经营权，折合人民币50万元，经双方友好协商，共同决定双方公司合并经营……甲方以其投入的200万元资金，拥有合并公司的70%的股权，乙方以现有公司的折价50万元人民币，拥有合并公司30%的股权（其中刘树权本人以现金形式投入占10%股份）。合并后的公司将以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的名称进行经营，即原乙方公司解体，原乙方公司全部由合并后的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接管。乙方公司在合并后公司所体现的股权形式应全部以原乙方公司的自然人股东的本人真实身份体现，其股权比例应以乙方公司在合并后所占的这一部分股权中再按其在原乙方公司所占的股权比例划分，然后再以其合并后公司中所占的实际比例体现股权比例……”，时任公共汽车公司法定代表人吕宝利与金隆客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树权在该合同书上签字，并分别加盖二公司的公章。2005年5月20日，被告公共汽车公司为原告高元国出具股东出资证明书【（敦城字）第001号】，证明原告高元国缴纳出资额20万元，股东出资日期2005年3月13日。同时注明：此款由原金龙客运公司与公共汽车公司合并的股份及股东，为此高元国在公共汽车公司拥有10%股权。同日，公共汽车公司出具“原有股东合并情况证明书”一份，载明“2005年3月股东刘树权、高元国和其他股东是以敦化市金隆客运有限责任公司拥有119台市内公共汽车和线路经营权等其他设施、全部资产投放到新成立的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合并经营，其股东投资折合人民币50万元”。
被告公共汽车公司工商档案载明，公共汽车公司为2005年2月28日发起设立，发起人为吕宝利，设立初期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股东为吕宝利（出资25.5万元）、王怀新（出资14.5万元）、李太宝（出资1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吕宝利。后期吕宝利向李太宝转让股份12.5万元，还持有股份13万元。2011年4月，吕宝利将其持有的13万元股份全部转让给刘树权，王怀新将其持有的14.5万元股份向刘树权转让13.5万元。同时公共汽车公司修订了公司章程，选举刘树权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股东为刘树权（出资26.5万元，出资比例53%）、王怀新（出资1万元，出资比例2%）、李太宝（出资22.5万元，出资比例45%）。2013年5月21日，刘树权向王怀胤转让股份1万元，李太宝将其全部股份22.5万元转让给王怀胤、王怀新将其全部股份1万元转让给王怀胤，并修订了公司章程。此时公司股东为刘树权（出资25.5万元，出资比例51%）、王怀胤（出资24.5万元，出资比例49%），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刘树权。本案在审理过程中，2015年5月9日，被告公共汽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树权死亡，第三人刘莎莎为刘树权的法定继承人。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告高元国的诉讼请求是要求确认其在被告公共汽车公司的股东资格，故该项权利具有身份权性质，因此不适用诉讼时效的有关规定。是否具备股东资格的前提条件是其是否对公司进行了出资。根据庭审中原告所举证据载明，2005年3月12日，金隆客运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了决议，决定与公共汽车公司合并经营，原金龙客运公司解散。原金隆客运公司股东按实际投资额在公共汽车公司享有股权。次日，公共汽车公司与金隆客运公司签订合同，再次对两公司合并事宜作出了明确约定，其中明确约定了金隆客运公司在合并后公司所体现的股权形式应全部以原金隆客运公司的自然人股东本人的真实身份体现，其股权比例应以乙方公司在合并后所占的这一部分股权中，按其在原乙方公司所占的股权比例划分，然后再以其合并后公司中所占的实际比例体现股权比例。2005年5月20日，公共汽车公司又出具了证明，载明了金隆客运公司与公共汽车公司合并经营情况，并再次对两公司合并的合同书的有效性进行了确认，以上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故能够认定金隆客运公司与公共汽车公司确已发生合并的事实，原告高元国作为原金隆客运公司的股东，其按照两公司关于合并事宜的约定应为合并后的公共汽车公司的股东，且被告公共汽车公司于2005年5月20日为原告高元国出具了股东出资证明，故应认定原告高元国具有被告公共汽车公司的股东资格。被告公共汽车公司及第三人刘莎莎、王怀胤对原告未履行出资义务及金隆客运公司与公共汽车公司未发生合并事宜负有举证责任，现被告及第三人仅依据公共汽车公司的工商档案未对两公司合并事宜进行记载，因工商档案所体现的大部分材料均由被告公共汽车公司自行提供，仅具有对外公示的效力，而在公共汽车公司内部，在原告已经提供了相关证据证明金隆客运公司与公共汽车公司发生过合并，且原告在合并后的公共汽车公司享有股权的情形下，被告及第三人均需进一步举证证明其抗辩主张。现被告及第三人除工商档案以外均未能提供其他证据反驳原告的主张，故对被告及第三人的抗辩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因金龙客运公司与公共汽车合并时原告高元国在金隆客运公司的出资额为5万元，而被告公共汽车公司为其出具的股东出资证明载明的出资额为20万元，故该股东出资证明书载明的出资额不真实，本院不予认定。本院认定原告高元国在被告公共汽车公司折算前的出资额为5万元，至于其出资额在公共汽车公司所占比例问题，因现公共汽车公司工商档案显示该公司注册资本仅为50万元，且不含有原告高元国的股份，故在公共汽车公司现有注册资本数额不尽明确的情况下，无法查明原告高元国的出资额在公共汽车公司所占的实际比例，故原告高元国可在公共汽车公司确认其股东身份后，按照现有股东所持股本重新划分比例后再行记载于股东名册。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七条、第一百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原告高元国为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股东，折算前出资额为人民币5万元；二、驳回原告高元国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其他诉讼费用50元，合计150元，由被告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高元国提交一份2003年6月21日和2003年7月8日的退款票据，该收据载明高元国个人退给贾忠久、林大鹏原金隆客运公司股份投资20万元和10万元。证明原金隆客运公司的注册资本50万元都是高元国个人的。
刘莎莎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该收据经过十多年后仍然崭新，不合常理。当时该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50万已被抽逃，根本不存在所谓的退股问题。高元国如果持有50万的股本金，在2004年1月份的金隆客运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上应当进行载明，而没有载明说明其是虚假的。50万股如果是高元国本人的，后期其仅转出了15万股，那么后来根本不可能由刘树权代表所谓的金陵客运公司股东同其他公司谈合并事宜。对此主张在之前的历次庭审之中高元国均未提及，只在今天法庭上提到，并且提供了所谓的证据。
公共汽车公司与王怀胤未出庭对该证据发表质证意见。
因该证据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且该证据与2004年1月13日的金隆客运公司股东会决议、原金隆客运公司的工商档案登记情况及2005年3月12日的两公司合并的《合同书》内容相矛盾，故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高元国提交三份2006年1月26日的敦化市法院收费票据及裁定书，高元国、滕纯生代公共汽车公司给付受害人赔偿款4万元和1.8万元，当时车籍还没有转到新公司名下，还在金隆公司名下，实际上车已经交付到了新公司经营。证明高元国、滕纯生是公共汽车公司的股东。
刘莎莎质证称：对这三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从两份收据及裁定书的内容看，并没有表明高元国在金隆客运公司的投资及投资比例等相关的事宜。该收据体现的高元国只是缴款人，该交通肇事车辆是属于公司的，应当由公司形成的资本金当中进行理赔，股东在通常前提下不会承担责任。高元国作为缴款人只是代表公司缴纳款项，该款项是否形成的是借贷关系，我们无法考证。
公共汽车公司与王怀胤未出庭对该证据发表质证意见。
因该证据内容本身无法证明高元国是否是公共汽车公司的股东，上诉人刘莎莎的质证意见成立，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理，本院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一、关于高元国是否具有公共汽车公司股东资格问题。根据2005年3月12日金隆客运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以及次日公共汽车公司与金隆客运公司签订的合同，公共汽车公司与金隆客运公司进行合并，合并后原金隆客运公司的股权全部以原金隆客运公司自然人股东本人的真实身份体现，其股权比例以合并后金隆客运公司在公共汽车公司所占的股权比例中所占的比例确定。2005年5月20日，公共汽车公司又出具的证明中，载明了金隆客运公司与公共汽车公司合并经营情况，并对两公司合并合同书的有效性再次进行确认。以上事实能够认定金隆客运公司与公共汽车公司确已发生合并，高元国作为原金隆客运公司的股东，应在合并后的公共汽车公司享有股权。公共汽车公司于2005年5月20日向高元国出具的股东出资证明，也已确认高元国的股东资格。故一审法院认定高元国具有公共汽车公司股东资格正确。
二、关于高元国在公共汽车公司所占的股权份额问题。
因金隆客运公司与公共汽车公司合并前，高元国在金隆客运公司的出资额为5万元，而合并后公共汽车公司为其出具的股东出资证明载明的出资额却为20万元，故该股东出资证明书载明的出资额不真实。高元国提出的其具有合并后公共汽车公司20万元出资额，即享有10%的公司股权的主张，无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
因金隆客运公司与公共汽车公司合并后，并未将高元国等股东及其出资份额在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现公共汽车公司工商档案显示该公司的注册资本仅为50万元，并不能反映合并后的公共汽车公司各股东的实际出资情况。在公共汽车公司合并后，其公司各股东实际出资数额不尽明确的情况下，无法查明高元国的实际出资额在合并后的公共汽车公司所占的比例。且公共汽车公司合并后，在其公司内部股东和外部第三人王怀胤之间发生多次股权转让，上述股权转让均已办理工商登记，工商登记显示第三人王怀胤现享有公共汽车公司49%的股权。综合以上因素，原审判决认为高元国可在公共汽车公司确认其股东身份后，按照现有股东所持股本重新划分比例后再行记载于股东名册，并无不当。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高元国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高元国负担；上诉人刘莎莎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刘莎莎负担；上诉人王怀胤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王怀胤负担；上诉人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新颜
审判员 林 一
审判员 金春秋
二〇一六年九月五日
书记员 金国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