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成民终字第585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安利，女，汉族，1974年1月18日出生，住四川省富顺县。
委托代理人白芝成，四川成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秀强，男，汉族，1971年5月14日出生，住河北省邢台市平乡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世义，男，汉族，1972年10月11日出生，住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
原审被告胡长安，男，汉族，1952年9月30日出生，住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
原审被告曹小慈，女，汉族，1948年12月12日出生，住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
委托代理人胡长安，男，汉族，1952年9月30日出生，住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
上诉人刘安利与被上诉人李秀强、胡世义，原审被告胡长安、曹小慈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3）金牛民初字第11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4年10月3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2月23日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安利委托代理人白芝成；被上诉人李秀强、胡世义；原审被告胡长安、曹小慈委托代理人胡长安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胡世义系原成都市金牛区胡世义童车行在工商局登记的经营者，成都市金牛区胡世义童车行于2004年成立，2012年9月注销。胡世义童车行存续期间，胡世义与刘安利系夫妻关系。成都市金牛区胡世义童车行在工商登记的营业场所为成都市荷花池市场十四区A区2排9号—10号，9号摊位登记的使用权人是刘安利，10号摊位登记的使用权人是胡世义，刘安利系胡世义童车行实际共同经营者。胡长安、曹小慈系胡世义的父母。以胡世义为户主登记的全户人员为5人，为户主胡世义、妻刘安利、胡凯、女胡潇、二女胡梦。
2012年9月17日，李秀强与胡世义对账确认因经销李秀强提供童车，胡世义欠款为139601元。庭审中李秀强与胡世义共同确认，胡世义于2013年3月27日向李秀强退还了价值95909元的货物。此外，胡世义另称2013年3月29日还向李秀强退还了价值8417元的货物，并出示了对应的托运单据，但托运单上无李秀强签收，李秀强否认收到该笔货物。
原审另查明，胡世义、曹小慈、胡长安三人为证明成都市金牛区胡世义童车行系胡世义、刘安利、胡长安、曹小慈四人共同经营，在一审庭审中出示了成都市金牛区市场开发服务中心荷花池分中心、湖北省孝感市朋兴乡长凤村六组村委会、成都市荷花池个体私营经济协会、成都市荷花池市场第十四交易区市场管理科、成都市工商联孝感商会等机构及唐宗平、楚志华、郑小桥等邻居的证明，内容为胡世义的母亲曹小慈、父亲胡长安参与了胡世义童车行的经营，胡世义童车行的经营模式系家庭合伙共同经营。李秀强当庭质证称不清楚胡世义童车行是否为家庭共同经营，只知道当时是与胡世义童车行交易，并称如确属共同经营，则要求被追加的人员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刘安利当庭质证称对成都市金牛区市场开发服务中心荷花池分中心出具的证明上加盖的公章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胡世义童车行实际并不是家庭共同经营，对其余证明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则均持有异议。
原审再查明，2011年8月15日，胡世义与刘安利达成了《离婚协议书》，协议载明双方一致同意给胡世义父母劳务工资费120万元，此款是胡世义父母参与经营20多年的工资及养老金。被告胡世义、曹小慈、胡长安认为由此证明曹小慈、胡长安参与了胡世义童车行经营，被告刘安利对此予以否认。2013年3月8日，胡世义与刘安利经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离婚。
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有《成都市荷花池市场第十四交易区摊位使用权证书》、成都市金牛区胡世义童车行工商登记档案、《（2011）成民终字第1992号民事判决书》、《对账单》、《收条》、《返货清单》、《托运单》、成都市金牛区市场开发服务中心荷花池分中心出具的《证明》、湖北省孝感市朋兴乡长凤村六组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成都市荷花池个体私营经济协会出具的《证明》、成都市荷花池市场第十四交易区市场管理科出具的《证明》、成都市工商联孝感商会出具的《证明》、唐宗平、楚志华、郑小桥出具的证明、《离婚协议书》等证据及各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予以佐证。
原审法院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有二，一是胡世义童车行差欠李秀强货款数额，二是胡长安、曹小慈是否应当对货款承担支付责任。
第一，胡世义与李秀强于2012年9月17日对账确认胡世义差欠货款139601元，原审庭审中双方确认2013年3月27日胡世义退还了价值95909元的货物，因此胡世义差欠李秀强的货款为43692元。胡世义另称2013年3月29日还向李秀强退还了价值8417元的货物，但此次退货属于胡世义单方意思表示，未取得李秀强的同意，而且李秀强并未实际签收该批货物，因此此笔货款不应从货款总额中扣除，胡世义应当承担支付责任。至于刘安利辩称的不排除胡世义为多分财产而虚构债务，因刘安利未提出相反证据予以证明，而且胡世义系童车行登记经营业主，其在经营中就童车行对外所负债务进行确认，对实际共同经营人刘安利具有约束力，刘安利应当承担支付责任。
第二，胡世义童车行是否是胡世义、刘安利、胡长安、曹小慈四人家庭共同经营。原审认为，首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二十九条规定，“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胡长安、曹小慈二人虽系胡世义父母，但胡长安、曹小慈二人与胡世义并未登记在同一户口，难以认定胡世义童车行为胡世义、刘安利、胡长安、曹小慈四人家庭共同经营。其次，虽然胡世义、曹小慈、胡长安提供了成都市金牛区市场开发服务中心荷花池分中心等机构出具的证明，但对于是否是家庭共同经营，应当以是否实际存在共同经营行为来进行认定，一审法院不能仅依据相关机构出具的证明认定胡长安、曹小慈参与了经营。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认定胡世义童车行系为胡世义、刘安利、胡长安、曹小慈四人家庭经营，由于李秀强仅主张共同经营者才承担清偿责任，故胡长安、曹小慈在本案中不应承担相应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胡世义、刘安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秀强支付货款43692元；二、驳回李秀强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77元，减半收取1588.5元，由胡世义、刘安利承担。
宣判后，原审被告刘安利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决第一项；驳回李秀强在原审中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李秀强承担。其主要上诉理由为：原审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后改判。本案原审系虚假诉讼，是胡世义为在与刘安利离婚后多分财产，而与李秀强串通，进行虚假诉讼来达到“伙同分赃”的目的。1、李秀强开办的个体工商户平乡县奥星童车厂设立时间为2011年12月14日，而2012年9月17日《对账单》载明的个体工商户设立时间的2011年12月14日前与胡世义车行交易合计6笔，金额为435376元。如此巨额的交易，一个尚未设立个体工商户的自然人要与个体工商户业主胡世义进行是不合常理的。2、《对账单》载明的交易时间自2010年10月29日至2012年7月25日，21个月的时间货款金额高达662678元，分9笔完成。供货方在河北省平乡县，购货方在四川省成都市，发货必然要通过运输才能送到需货方，货款也要通过现金或转账支付。因此李秀强应当提交购销合同、货物清单等证据证明交易的真实性，该对账单必然成为“孤证”不可采信。再者双方做生意之前并不认识，双方应该签订书面合同。3、李秀强既已承认刘安利系胡世义童车行的实际经营人，且对刘安利与胡世义离婚知情，其理应要求刘安利共同签认该对账单以保障其权利。胡世义与李秀强签署对账单时故意不通知刘安利，也表明该账单不真实。4、李秀强与胡世义在原审中共同确认的退货事实及退货金额，刘安利不予认可，刘安利与胡世义离婚过程中，法院对胡世义车行的货物进行了盘点，胡世义负保管责任，规定未取得对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处理库房的货物，刘安利对胡世义所谓的“退货”行为不予认可。5、原审中所谓的“退货”，是胡世义与李秀强串通。
被上诉人李秀强辩称，我的童车厂2007年就设立了2011年的时候换了一次执业证，具体的品牌就是我们交易的证据，胡世义的库房里面有大量的货物，可以证明我们之间的交易，关于退货我们不止一次通知了刘安利方的。
被上诉人胡世义答辩称，胡世义和刘安利离婚时间是2012年，胡世义和刘安利在与李秀强做生意时夫妻关系存在。童车行库存清单上有李秀强的货物，证明胡世义与李秀强交易真实存在。刘安利清楚退货事宜。
原审被告胡长安、曹小慈共同答辩称，刘安利清楚案涉交易的情况。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
二审中，胡世义为证明其与李秀强之间存在买卖关系，提交了一份童车行库房货物清单，其中载明有平乡县奥星童车厂的货物，该货物清单中有胡世义与刘安利的签字。
刘安利质证，对货物清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力有异议。李秀强、胡长安、曹小慈对货物单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
因当事人对该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该证据的证明力本院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
根据认证结果，二审另查明：童车行库房货物清单中载明有平乡县奥星童车厂的货物，该货物清单中有胡世义与刘安利的签字。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胡世义、刘安利是否应向李秀强支付货款。1、本案中虽然李秀强与胡世义之间未签订书面合同，但胡世义与李秀强签订有对账确认单。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由此可见，只要法律、行政法规未规定签订某类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而双方意思表示一致，一方当事人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本着意思自治、维护交易安全的目的，应该认定双方存在事实上的合同关系。因此，应该认定本案中的李秀强与胡世义存在合同关系，应当受到法律保护。2、胡世义与刘安利签字确认的童车行库房货物清单中也载明有李秀强的平乡县奥星童车厂的货物，印证胡世义与李秀强存在合同关系。3、胡世义与李秀强就其交易形成对账确认单，该对账确认单中明确载明有货物的时间、金额及付款情况等内容，这是双方对交易信息进行的核对，并对交易信息的一种确认。4、刘安利虽主张胡世义与李秀强虚构债务，但其对此并未提出相反证据加以证明。5、刘安利与胡世义在离婚诉讼中对于童车行盘点库存货物的约定，对李秀强无约束力。因此，根据胡世义与李秀强签字的对账确认单，扣除对账后双方确认的退货金额，胡世义应向李秀强支付款43692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营业执照上登记的业主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以业主和实际经营者为共同诉讼人。刘安利作为童车行的实际经营者，其应当与胡世义共同承担责任。综合以上认定，胡世义、刘安利应向李秀强支付货款43692元。因此，刘安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据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法院确定的负担方式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892.3元，由上诉人刘安利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廖方
审 判 员 尹英
代理审判员 廖萍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曾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