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三中民终字第0956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尤×1，男，1969年8月5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鲁×，女，1972年1月1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周宝胜，北京市时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男，1992年5月2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巨琴，女，1970年2月19日出生，王×之母。
上诉人尤×1、鲁×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2015）平民初字第024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尤×1、鲁×在原审法院诉称：尤×1、鲁×原系夫妻，1992年8月16日生育一女尤×2。2007年尤×2与王×相识并建立恋爱关系，2011年10月双方开始同居生活。此间，王×与尤×2长期发生两性关系，尤×2长期服用避孕药并数次堕胎致丧失生育能力。2012年，王×到建国门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工作后与尤×2保持恋爱关系的同时，却又与案外人潘×建立恋爱关系。2014年11月初王×向尤×2提出分手，2014年11月26日尤×2因无法接受感情和身体的创伤在家中服用安眠药自杀，后被尤×1、鲁×一方及时发现并送医抢救脱险。2014年11月29日，尤×1及其弟尤×3和尤×2到王×单位找其了解尤×2与王×之间的关系，单位领导给王×批假让其回家与父母和尤×1一家人协商，可王×仍采取回避态度在东直门逃脱。2014年11月30日尤×2给王×多次打电话沟通二人之间的关系并明确告知王×其已购买了农药敌敌畏，若王×与其分手就喝药自杀。王×明知尤×2准备自杀的紧急情况却并未采取报警或及时通知尤×1、鲁×等预防措施，而放任尤×2自杀结果的发生。当日14时许，尤×2彻底绝望服农药敌敌畏后到王×家中，王×之父王海明报警并拨打急救电话。2014年12月1日尤×2经抢救无效死亡。故尤×1、鲁×诉至法院，要求王×赔偿抢救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467047.76元。
王×在原审法院辩称：王×不同意尤×1、鲁×的诉讼请求。死者尤×2之死系自杀，王×的行为并无违法亦无不当。王×并未实施侵权行为且不存在任何过错，其自杀身亡与王×并无关系。首先，王×与尤×2系恋爱关系，尤×1、鲁×所述死者多次堕胎及丧失生育能力均不属实。就王×所知其仅有一次堕胎，而对于同居者来说，实属正常，与其自杀无关。王×与潘×系正常同事关系，并无恋爱一事。2014年11月初王×曾向尤×2提出分手，这也属恋爱中的正常情况，而后来事实上王×、尤×2关系又恢复正常，甚至开始谈婚论嫁。2014年11月24日王×曾给尤×1打电话说起与尤×2领证结婚之事，当时尤×2与王×正在一起，但尤×1称不和王×说，让尤×2说，态度很不好。王×便将此事告知尤×2让其和尤×1沟通。之后王×不知尤×2如何处理，她不理尤×1，所以不能排除父女之间产生了矛盾。接着尤×2第一次自杀，而此间王×与尤×2并未产生矛盾。尤×2第一次自杀住院抢救期间，王×去探望时因尤×1对王×与尤×2之间的关系不太满意，为了避免事态恶化王×就跟尤×2提出先缓一下，放一下，等尤×2身体好了再慢慢解决。王×并未坚持一定与其分手，但尤×2不予接受。自始至终，王×一直在采取积极协商的方式处理与尤×2的关系，并无尤×1、鲁×所述回避逃脱情形。2014年11月29日王×本要与尤×2及其父亲、叔叔回家协商，当时在出租车上，尤×2抢王×的手机并对王×进行威胁，行为过激，王×去报警处理此事，导致双方最终未能协商。各自离开后，尤×2与其亲属在一起，对尤×2的行为、情绪、状态等其亲属是明知的，其亲属有义务有条件详加注意并采取措施。而王×与尤×2并未在一起，对其当时的状态并不了解，也无从了解，更谈不到尽到防范和通知义务。尤×2在电话中虽提到喝药自杀，也提到备药的情况，但不能仅凭此就认定其确有自杀的念头并会付诸行动，更不能强迫王×去相信，也不能认定王×明知或应预见到。况且尤×2所说喝农药自杀的前提是如果王×不与其和好，且其在短信中称是晚上喝农药离开，因此王×对其进行了劝解开导，当时王×也未提出不和好，因此王×有理由相信其不会喝农药自杀，至少在晚上之前不会。但尤×2没有按照其所述时间行为，在未到晚上的下午两点钟许就喝药自杀了，这也在客观上剥夺了王×采取措施的时间。尤×1、鲁×称王×明知尤×2准备自杀却未采取预防措施的观点不能成立。其次，死者到王×家中时，王×正在睡觉并无知情，而王×父亲看到死者后第一时间报警并积极给予治疗，尽到了救助的责任。再次，死者对双方男女感情关系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以自杀相威胁，违背了婚姻自由的原则，属违法的逼婚行为，侵犯了王×的婚姻自由权，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最后，死者是完全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情绪控制及行为后果应自行承担责任，她明知生命的宝贵和自杀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但遇事不能正确对待，采取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应自行承担责任。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尤×1、鲁×原系夫妻，1992年8月16日二人生育一女尤×2。2007年王×与尤×2相识，后开始自由恋爱。2010年尤×1、鲁×离婚。2011年10月王×与尤×2开始同居生活，2012年王×到北京城区参加工作。二人同居期间尤×2因意外怀孕后堕胎。之后，王×与尤×2的感情出现裂痕。2014年11月初王×向尤×2提出分手，2014年11月26日尤×2在家中服用安眠药自杀，被家人及时发现并送医抢救脱险。2014年11月29日尤×2与其父亲、叔叔到王×的工作单位解决尤×2与王×的感情问题，在王×与尤×2等人同回平谷途中双方发生争执，王×借故独自离开。2014年11月30日9时15分尤×2给王×发手机短信，称“我今天晚上就喝药走了，希望你看见信息回个电话！我走了回（会）写个东西，会牵扯到你和潘×！对不起，永远都再见了！”当日14时许王×在家睡觉时，尤×2服食农药敌敌畏后进入王×家中，王×之父发现后报警并拨打急救电话将尤×2送医救治，并支付医疗费1706.86元。当日尤×2由北京市平谷区医院被转往中国人民解放军三〇七医院救治，后王×又分两次共给付尤×1、鲁×10100元用于尤×2的救治。2014年12月1日尤×2因抢救无效死亡。现尤×1、鲁×诉至法院，要求王×承担赔偿责任，具体诉请如前。王×持答辩意见不同意尤×1、鲁×之诉讼请求。
经询，王×称就尤×2在自杀时其家人所给付的相关费用，其不再要求尤×1、鲁×返还，且虑及尤×2去世给尤×1、鲁×所带来的精神创伤，从人道主义考虑其愿另给付尤×1、鲁×10000元以作精神安慰。
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双方当事人陈述、手机短信、录音资料、日记、户口簿、火化证、死亡证明单、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〇七医院诊断证明、门诊收费票据、住院收费票据、出院记录、北京市红十字会急诊抢救中心救护车收费专用收据、门诊收费票据、北京市公安局峪口派出所询问笔录、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询问笔录、北京市平谷区医院门诊收费票据、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注销户口通知单、中国农业银行存款凭条等证据在案佐证。
原审法院判决认为：尤×1、鲁×提起侵权之诉，要求王×承担赔偿责任，而王×之行为是否构成侵权首先要看王×是否有侵权行为。本案中，尤×1、鲁×之女尤×2与王×曾以男女朋友相处，后二人感情出现问题，尤×2本应理性处理，而其却在处理不畅的情况下冲动地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对自己自杀的行为负责。王×并未实施侵权行为，其虽在当日收到尤×2的手机短信，但不能仅依此短信就能推论出当日尤×2必然有自杀的行为。尤×1、鲁×并无充分证据可以证实王×应当确信尤×2必然自杀，而依现有证据所见，王×并未看到尤×2为自杀备药，亦未在现场目睹尤×2自杀，在此情况下，王×并无必须报警或采取其他紧急措施的法定义务。尤×2在王×不在场情况下自食剧毒农药后才进入王×家中，对王×而言，此时尤×2的自杀行为才成为现实，而王×之家人立即拨打急救电话将尤×2送医抢救，并未放任死亡结果的当然发生，应视为王×方已经采取了合理措施。因此，尤×1、鲁×要求王×承担侵权责任，于法无据，法院难以支持。就尤×2在就医时王×方所给付的相关费用，王×不再主张尤×1、鲁×返还，且王×同意另行给付尤×1、鲁×一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不持异议。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王×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尤×1、鲁×精神损害抚慰金一万元；二、驳回尤×1、鲁×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尤×1、鲁×不服原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审。上诉理由：原审认定事实不清。原审判决中认定尤×2自杀之前仅给王×的手机发短信，没有认定此过程中尤×2给王×打了约40个电话，王×承认也接了其中的几个电话。原审如此认定的动因在于淡化王×应确知尤×2即将自杀的紧急情况而拒不采取紧急预防措施的法律责任。原审判决认定王×家人拨打急救电话将尤×2送医院抢救，应视为王×已经采取了合理措施，有悖本案事实。王×在接到尤×2表示自杀的电话和手机短信后，未采取任何措施，漠视尤×2的生命，放任自杀结果的发生，在事发当日中午回家睡觉，未采取抢救措施。故原审认定与事实严重不符。原审认定王×因未看到尤×2为自杀备药、亦未在现场目睹尤×2自杀，王×无必须报警或采取其他紧急措施的法定义务，该事实认定错误。尤×2的自杀想法及行为与王×行为之间有直接因果关系，故王×在得知尤×2准备自杀时有义务采取积极行为阻止尤×2自杀结果的发生，原审认定有违事实且有悖公序良俗。原审认定上诉人无证据证明王×应当确信尤×2必然有自杀行为与事实不符。原审认定王×并未实施侵权行为错误。侵权行为不仅指作为的侵权行为，也包含基于特定条件的不作为侵权行为。尤×2与王×之间形成了特殊身份关系，决定王×得知尤×2基于该关系产生自杀想法时，负有积极阻止尤×2自杀结果发生的作为义务。故应首先认定王×未采取积极行为与尤×2自杀结果有直接因果关系，继而认定王×不作为侵权行为成立。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本案在事实明确，证据充分的情况下，应当认定王×应当确认尤×2必然有自杀行为。原审强求上诉人依据客观证据认定王×的主观确信，显系有法不依。根据民事审判法律适用原则，没有法律依据的适用公序良俗原则。原审判决是机械适用法律规范，无视上述民事审判原则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无情、无理，令具有一般道德标准的普通民众难以接受。请二审法院尊重逝者、怜惜生者，依法作出裁判。
王×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尤×2死亡系自杀，王×的行为并无违法亦无不当，王×并未实施侵权行为且不存在任何过错，尤×2自杀身亡与王×并无关系。王×与尤×2系恋爱关系，同居实属正常，2014年11月初王×曾向尤×2提出分手，这也属于恋爱中的正常情况，后王×、尤×2二人关系又恢复正常，甚至开始谈婚论嫁。尤×2与尤×1沟通关于王×与尤×2结婚之事，不能排除他们父女之间产生矛盾，接着尤×2第一次自杀，此期间王×与尤×2并未产生矛盾。2014年11月29日，王×与尤×2及家人协商未果，尤×2与其家属在一起，对尤×2的情况其家属是明知的，其亲属有义务有条件详加注意并采取措施。王×与尤×2不在一起，谈不到尽防范和通知的义务。尤×2在电话中提到喝药自杀，但不能仅凭此就认定王×明知或应预见，且王×当时并未提出与尤×2分手。尤×2到王×家中，王×父亲第一时间报警并积极治疗，尽到了救助的责任。尤×2对双方感情关系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以自杀相威胁，违背了婚姻自由的原则，侵犯了王×的婚姻自由权。尤×2是完全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情绪控制及行为后果应自行承担责任。尤×2明知生命的宝贵和自杀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但遇事不能正确对待，采取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应自行承担责任。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不同意尤×1、鲁×的上诉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尤×1、鲁×表示对原审法院查明部分中关于王×称愿给付尤×2家人10000元作为精神安慰的内容不知悉。对原审查明的其他部分均予认可。王×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异议，且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相同，故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以上事实有当事人在二审期间的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侵权诉讼中，侵权行为是首要、基础的构成要件。基于双方当事人对本案事实的确认，从客观上分析王×并未实施侵权行为；尤×2自杀致死亡结果的发生以及相应责任，从法律规定考量不能归咎于王×。此观点不是机械的适用法律规范，而是综合全社会现有的秩序与习俗，并尽可能公平地顾及到每一位社会成员基本权利的体现。原审对此处理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不持异议。尤×2因其自身主观局限性导致自杀行为的发生，其死亡的结果对于王×则应是一次严肃的教诫。繁杂的情感生活中，真诚与智慧可以获得尊重，反之即是本案令人扼腕叹息的遗憾。正确适用法律的处理结论，并不当然与社会的公序良俗相悖，故总结王×在此次事件中的态度与表现，本院对王×予以批评。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4153元，由尤×1、鲁×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8306元，由尤×1、鲁×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明
代理审判员 楚静
代理审判员 胡婧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田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