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浙01行终33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赐麟，男，汉族，1996年12月8日出生，住上海市黄浦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周韬，男，汉族，2000年4月8日出生，住址同上。
两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陆波、邹欣，浙江海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住所地杭州市解放东路18号市民中心C座。
法定代表人谢建华，局长。
委托代理人谢波云、张馨予，该局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周振宇，男，汉族，1971年10月6日出生，住杭州市西湖区。
上诉人周赐麟、陈周韬因房屋登记行政确认一案，不服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5行初77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2006年7月21日，原杭州市房产管理局向周振宇核发杭房权证拱移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6年7月21日，原房屋登记机关杭州市房产管理局向原审第三人周振宇核发了杭房权证拱移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载明坐�于锦江大厦××室（××杭州市××室）的房屋所有权人为周振宇；房屋建筑面积126.1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性质为国有土地等。原审原告周赐麟、陈周韬为与周振宇、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虚假登记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于2014年9月1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一审法院于2017年3月27日作出（2014）杭拱民初字第1669号民事判决。该民事判决查明：“周振宇与陈瑾于1996年4月8日登记结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生育两子，即两原告。位于杭州市××室××房产（××区××大厦××室）的房产系周振宇于2003年9月从他人处购买取得，并于2003年9月23日办理了产权登记，该房屋登记在周振宇名下。2005年6月1日，周振宇与陈瑾在上海市闸北区民政局协议离婚，就案涉房屋权属，周振宇与陈瑾在自愿离婚协议中确定：夫妻共同所有的位于杭州市××室的房产由两原告共同所有，双方�周振宇与陈瑾）均不享有对该房产的处置权（不得变卖抵押），并且房产所产生的收益应先用于保证两原告的生活、学习等各项开支等。2006年7月13日，周振宇委托他人，向市房管局申请办理该房屋登记，其中提供的自愿离婚协议书中确定该房屋归男方（周振宇）所有，2006年7月21日，该房屋登记在周振宇名下。2014年6月4日，该房屋转移登记在姜红梅名下。该房屋于2014年6月6日，设定了抵押他项权证，他项权人为案外人，债权数额为2000000元。另查明，姜红梅与周振宇于2007年4月12日登记结婚。案涉房屋因另案诉讼被法院查封，并于2016年8月被依法拍卖。本案审理期间，原告申请对案涉房屋价值司法评估，一审法院委托了江苏天元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造价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评估。经评估，案涉房屋的价值为1760000元，原告垫付了评估费6480元。”该民事判决认为：“离�后，周振宇却将案涉房屋登记在自己名下，后又转移至姜红梅名下，最终导致案涉房屋灭失，系周振宇不履行自愿离婚协议书约定的义务，给两原告造成财产损害，应承担民事责任。目前，该房屋已经过司法拍卖，无法回转，故本院支持原告要求赔偿的诉讼请求。”判决：“一、周振宇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周赐麟、陈周韬人民币1760000元。二、驳回原告周赐麟、陈周韬的其他诉讼请求。”该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两份不同自愿离婚协议书中约定案涉房屋归属两原告或周振宇的行为，系赠与合同法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关于“债权是因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以及法律的其他规定，权利人请求特定义务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的规定，该赠与合同法律关系系债�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行政诉讼乃公法上之诉讼，上述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般也仅指公法上的利害关系；除特殊情形或法律另有规定，一般不包括私法上的利害关系。因而，债务人的非抵押房屋转移登记行为，虽有可能影响民事债权人或者抵押权人债权或抵押权的实现，债权人或者抵押权人因而与上述行政登记行为有了一定的利害关系，但因此种利害关系并非公法上的利害关系，也就不宜承认债权人或者抵押权人在行政诉讼中的原告主体资格。上述债权人的普通债权和抵押权人的抵押权等民事权益，首先应考虑选择民事诉讼途径解决。两原审原告提起的民事诉讼已经确定了其对周振宇的债权，应认为两原审原告与案涉登记行为不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房屋登记机构为债务人办理房屋转移登记，债权人不服提起诉讼，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一）以房屋为标的物的债权已办理预告登记的；（二）债权人为抵押权人且房屋转让未经其同意的；（三）人民法院依债权人申请对房屋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并已通知房屋登记机构的；（四）房屋登记机构工作人员与债务人恶意串通的。”本案中，原审原告缺乏证据证明案涉登记行为存在以上情形。综上，原审原告与案涉登记行为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不符合本案法定起诉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周赐�、陈周韬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不予收取。
原审原告周赐麟、陈周韬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裁定认为上诉人与案涉登记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根据原审法院（2014）杭拱民初字第1669号民事判决认定“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能证明案涉房屋在被告周振宇与两原告母亲陈瑾离婚时，归两原告所有”。故上诉人对案涉房屋在法律上享有权利或者与案涉登记行为具有利害关系毋庸置疑，原审据此生效判决否认上诉人与案涉登记行为具有利害关系属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提起该案民事诉讼，是针对以作为案涉登记行为基础的赠与民事法律关系的无效或者应当撤销事由，解决的正是上诉人对案涉房屋是否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问题，而通过该判决书的认定，确认上诉人对案涉房屋享有权利或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事实。二、�审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情形，否认上诉人与案涉登记行为具有利害关系，明显属于适用法律不当。上述司法解释第四条内容和案涉登记行为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在该司法解释中与本案相适应的条款不少，但原审回避引发本案诉讼的客观原因和事实，将第四条内容生硬适用本案，是对该条司法解释的误解，也是对上诉人权利的漠视。退一步讲，按照原审逻辑，硬是将上诉人和第三人作为债权人和债务人对待，那么原审就应当按照该司法解释的第六条的规定处理，将陈瑾作为第三人通知参加诉讼，但原审法院没有通知，违法审判程序。上诉人是因为案涉登记行为发生了上述司法解释第八条明确的作为登记行为基础民事法律关系无效或者应当撤销的事由以后，才先行提起民事诉讼，在解决确权问题以后，进而再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之规定提起本案诉讼，完全符合法律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特此上诉，请求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一审裁定。
被上诉人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周振宇二审中没有提出新的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审理重点是两上诉人的原告主体资格问题，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债权人以行政机关为债务人所作的行政行为损害债权实现为由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就民事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但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予保护或者应予考虑的除外。”据此，当事人与原房屋所有权人（债务人）之间存在民事争议，并不能就此取得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最高人民�院关于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亦是基于相同的法理。本案中，两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存在民事争议，并就此向一审法院另案提起了民事诉讼，一审法院在该案中已经判决原审第三人向两上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该判决亦已发生法律效力，由此在法律上进一步阻断了两上诉人再行提起行政诉讼的利害关系，故其不再具有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一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两上诉人对司法解释相关规定的理解有误，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其上诉请求。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秦 方
审判员 王银江
审判员 李希芝
二〇一八年六�二十六日
书记员 卢姗姗
附：本裁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