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1192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绪忠，男，汉族，1975年6月30日出生，身份证地址乌鲁木齐市天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金纲，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思欣，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进，男，汉族，1971年3月13日出生，身份证地址新疆博湖县。
上诉人李绪忠因与被上诉人李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1民初115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进在原审的诉讼请求：1、李绪忠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向李进偿还借款4000000元；2、李绪忠支付利息3300000元（利息自2015年1月9日起按照每月2.5%支付至清偿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及邮寄送达费由李绪忠承担。
原审法院查明：2014年4月9日，李绪忠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名，该借据载明：兹借到李进现金共计人民币400万元（￥4000000元），用于资金周转，借款期限自2014年4月9日起至2015年4月8日止，期限内借款利率月息2.5分，逾期利息空白；出款方式为转账；其中人民币390万元由李进将上述款项划入借款人指定的银行账户，户名为李绪忠，账号为62×××16；其中人民币10万元于2014年4月9日以现金方式支付给李绪忠。借据落款借款人处格式为“借款人：”及“身份证号码：”，在身份证号码横线下方印有“（公司法人签字并加盖公章）（自然人签字并加盖指模）”内容，在身份证号码横线处签有“440681198112160818、皮楠江”字样及加盖有“广州御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御融公司）印章。该借据下方另有如下内容“本人/本公司自愿就上述借款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范围包括：为借款人所提供款项本金、利息、逾期利息及有关诉讼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担保期限为上述借款期限届满再另加两年”。李绪忠在担保人处签名。
李进为证实其已向李绪忠实际出借390万元，提交了其向借据指定账户付款的《网银交易流水》复印件。经质证，李绪忠表示其于2014年4月9日分别收到李进9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合计390万元，但表示该账户为代收账号。李进确认借据所涉的10万元现金并无实际出借。
原审庭审中，李进陈述借款经过，李进与李绪忠是十几年的朋友，其称有个投资项目，李绪忠可以做担保人，要求我向该公司打钱投资，因李进不清楚此公司，故李进向李绪忠账户支付；李进认为实际借款人是李绪忠，并不认识对方，李绪忠是该公司的股东，当时李绪忠承诺了其是借款人，且款项亦进入了李绪忠账户，李进据此认为李绪忠是实际借款人。李绪忠认为其仅为收款人及担保人，借款人是御融公司，并为此提交银行《客户收付款入账通知》、《交易对手》及御融公司商事登记信息，上述银行明细显示李绪忠分别于2014年4月10日、2014年4月24日共计向皮楠江支付共计390万元。经质证，李进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实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收到款项。
李进为证实李绪忠再次承诺还款的事实，提交了2015年6月15日的借条，该借条记载：今借李进人民币捌佰贰拾伍元整￥8250000，借款至2015.7.15日止，特立此据。借条落款处有“皮楠江”、“李绪忠”签名并加盖“广州御融投资管理公司”印章，上述“捌佰贰拾伍”后添加了“万”字。李进表示该款是400万元本金加上李绪忠承诺的五分息计算而来。经质证，李绪忠对该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认为借条上的字迹并非李绪忠所书写，签名也非李绪忠所签，大写的万字显然是后来有人添加上的，2015年6月15日至7月15日这段期间也没有发生真实借款行为；借条并无担保人，且借条的借款人、借款数目、借款时限、借款利率均与借据不一致；这与起诉状中李进自认（借款人是御融公司，担保人是李绪忠）自相矛盾，李进亦无充分证据证实借条、借据具有关联性并具有对应关系，故李进将借条、借据对应起来的理据严重不足；李绪忠在借据中的身份是担保人，与李进之间是担保法律关系，承担的是担保责任，这与借条中显示的李绪忠是借款人之一，系借款法律关系，承担的是借款法律责任，是两种法律性质不同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李进应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经原审法院释明，李绪忠表示不对借条上“李绪忠”的签名申请笔迹鉴定。
原审另查明：御融公司的商事主体类型是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是皮楠江，股东是李绪忠、皮楠江、刘先红。
上述事实，有借据、网银交易流水、客户收付款入账通知、交易对手、借条、商事登记信息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
原审法院认为：李进庭审中确认实际出借款项为390万元，并为此提交《网易交易流水》予以证实，李绪忠对此无异议，并确认390万元已实际进入涉案借据指定账户，故原审法院对李进实际出借390万元的事实予以确认。李绪忠抗辩其仅为担保人，御融公司才是借款人，鉴于李进于起诉状中已承认御融公司为借款人，涉案借据借款人处亦盖有御融公司印章，故原审法院对李进庭审中认为李绪忠为涉案借款实际借款人的主张不予采纳。李绪忠抗辩其承担的是一般保证责任，但李绪忠已在借据中明确承担的是连带保证责任，且在借据已明确借款人的情形下，借据的担保对象空白并不影响连带保证责任的认定，故该项抗辩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现李进已依约向借据指定账户交付390万元及李绪忠已实际收取该390万元，并无证据显示借款人御融公司对涉案借款已清偿完毕，且李绪忠与借款人之间如何履行款项给付义务并不影响李进的主张。对于李绪忠抗辩本案保证期间及诉讼时效已过的问题，虽涉案借据约定还款期限为2015年4月8日，约定李绪忠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期限为“上述借款期限届满再另加两年”，但根据2015年6月15日借条记载的李绪忠确认今借李进￥8250000等表述，在李进已明确该款项是400万元本金加上五分利息计算的情形下，李绪忠未能就其认为属另一法律关系的事实进行举证证实；李绪忠虽否认借条签名系其本人所签，但又明确不向原审法院申请笔迹鉴定，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该借条“李绪忠”的签名应视为李绪忠本人所签，该签名行为应视为李绪忠自愿加入对涉案债务的承担，此时李绪忠承担的不再是保证人的保证责任，而是债务人的清偿责任；但债务应以李进实际出借的390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为准。李进于2017年5月3日向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起诉，其时诉讼时效并未超过，故李绪忠相应的抗辩，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李进表示涉案借款的利息自2014年12月10日起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涉案借据约定的利息为月息2.5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㈡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涉案借据约定借期利息已超过上述标准，故李进诉请的利息自2015年1月9日起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年利率24%计算。综上，李绪忠应向李进偿还390万元及利息（利息应自2015年1月9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对于李进主张的邮寄费损失，其未举证证实，故原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于2017年11月24日作出如下判决：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李绪忠向李进偿还390万元及利息（以390万元为本金，自2015年1月9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算利息至清偿之日止）；二、驳回李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629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李绪忠负担。
判后，上诉人李绪忠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交了书面《民事上诉状》，该《上诉状》载明李绪忠的上诉请求为：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为李绪忠不向李进偿还任何款项，并判令驳回李进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受理费、鉴定费、律师费等费用由李进承担。上诉主要理由：一、本案基本事实是，李绪忠依据《借据》承担的是保证责任而非自愿清偿责任，且保证期间已过并不得以任何事由中止、中断和延长，李进的实体权利消灭，李绪忠的保证责任已法定免除，不应再承担法律责任。1.2014年4月9日，案外人御融公司签署《借据》（御融公司盖章加御融公司法定代表人皮楠江签字）一张，由御融公司向李进借款400万元，其中，390万元由李进将该款项划入借款人御融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指定代收款户名：李绪忠，指定代收款账号：42×××16；其中，10万元由李进以现金形式支付给御融公司指定代收款人李绪忠。借款用途：御融公司资金周转，借款期限：2014年4月9日起至2015年4月8日止。期限内借款利率：月息2.5分，逾期利率：无。担保人：李绪忠，担保日期：2014年4月9日。担保对象：空白。2.李绪忠的上述代收账号于2014年4月9日分四笔分别收到李进转账9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合共390万元。据此，李绪忠的代收款（委托代理行为）完成，即视为御融公司收到了李进的款项，御融公司的借款行为完成（借款人：御融公司，出借人：李进）。3.李绪忠旋即于2014年4月10日、4月10日、4月10日、4月24日分四笔分别将9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合共390万元转账打入御融公司法定代表人皮楠江平安银行账号62×××07。这一事实已经为李进在2017年9月27日原审庭审时亲自承认：李进自始至终知道皮楠江系御融公司法定代表人，自己打入李绪忠的390万元，已经由李绪忠打入皮楠江账号。李进对皮楠江的这种职务行为一直认可，不仅持有《借据》这么多年从未对此提出异议，其还在《民事起诉状》亲自确认借款人系御融公司而非皮楠江。这表明，李进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皮楠江的收款行为系代表御融公司的职务行为。退言之，即使李绪忠没有将代收款项390万元转账给御融公司或者其法定代表人皮楠江，李进也无权要求代收款人（代理人李绪忠）还款，因为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的规定，代理人李绪忠的法律后果归于被代理人御融公司；李绪忠是否将款项打给御融公司或者其法定代表人皮楠江，是李绪忠与御融公司的内部关系（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的代理关系），这无法改变李进与御融公司的借款关系。何况，李绪忠已将所代收的全部390万款项全部交付给了御融公司法定代表人皮楠江。本案中，皮楠江作为御融公司法定代表人，其所收到的李绪忠款项正好为390万，时间又是在李绪忠代收款项后的极短时间内转出，其又在《借据》上“公司法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处签了字，参与事情始末及了解《借据》的资金流向和法律性质，依据《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之规定，皮楠江从李绪忠处收到的390万元，依法应为职务行为，法律后果由御融公司承受。同时也表明，李绪忠没有截流任何代收款项，李绪忠主观上并无过错、更无恶性。4.李进从2014年起保存《借据》、将款项转账至御融公司指定收款人李绪忠银行账号，一直到2017年9月27日正式开庭前，从未否认借款人为御融公司，也从未对御融公司借款人身份以及李绪忠担保人身份提出过任何异议。反而，李进在2017年5月3日的《民事起诉状》中亲自签名自认，是由于御融公司急需用钱向李进借款400万元；李进在《民事起诉状》进一步自认李绪忠为担保人，李进认为李绪忠应当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因此，李进是十分明确的了解、确认和自认：本案中的借款人为御融公司而非李绪忠，李绪忠仅为担保人；现有各项证据也充分显示御融公司为借款人、李绪忠为担保人。李进于2017年9月27日庭审时突然反口称李绪忠为借款人，违反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违反民事诉讼法的禁止反言原则，且与事实不符，与现有各项证据完全相悖，李绪忠对此绝不认同，法律依据详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下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二条：“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5.2017年9月27日庭审时，李进突然出示《借条》一张（《借条》显示借款时间：2015年6月15日至2015年7月15日止，借款金额：825万，借款人显示为：皮楠江、李绪忠），李进在庭审时突然又指出：该《借条》系皮楠江、李绪忠对2014年4月9日《借据》（下称《借据》）的确认，表明皮楠江、李绪忠是400万《借据》的实际借款人。本《借条》是一个瑕疵证据、疑点证据、问题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有问题，我方均不确认。真实性、合法性方面，《借条》上的字迹显然非李绪忠所书写，大写的万字显然系后来有人添加上的，在2015年6月15日至7月15日这段期间也没有发生真实借款行为。从关联性看，《借条》没有了担保人，且《借条》的借款人、借款数目、借款时限、借款利率，均与《借据》不一致；这与《民事起诉状》中李进的自认（即：借款人是御融公司，担保人是李绪忠）自相矛盾。李进亦无充分证据证实《借条》、《借据》具有关联性并具有对应关系。故而，李进将《借条》、《借据》对应起来的理据严重不足。《借据》中李绪忠的身份是担保人，与李进之间是担保法律关系，承担的是担保责任。这与《借条》中显示的李绪忠的身份是借款人之一，系借款法律关系，承担的是借款法律责任，是两种法律性质不同的法律关系。该《借条》所产生的法律关系显然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李进应另循法律途径解决。6.因此，本案的基本事实为：出借人为李进，借款人为御融公司，实际借款金额为390万，借款期限为2014年4月9日起至2015年4月8日止，期限内借款利率为月息2.5分，逾期利率：无。担保人为李绪忠。7.《借据》并没有显示李绪忠的担保方式为连带保证，应该是一般保证，理由是：《借据》中的担保对象系空白。根据《担保法》第17条：“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之规定，在《借据》所示债务人御融公司承担债务之前，李绪忠有权拒绝承担保证责任。8.退言之，即使李绪忠承担的是连带保证责任，但李绪忠对案涉债务的保证期间已过，李绪忠的保证责任已经法定免除，且该保证期间为法定除斥期间、不变期间，依法不因任何事由中断、中止、延长。首先，保证期间已过。即使李绪忠可能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借据》显示，其保证期间为“上述借款期限届满再另加两年”，即李绪忠的保证期间的最后截止日期为2017年4月7日。本案中，李进在2017年5月3日才起诉李绪忠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李绪忠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已过。其次，李绪忠的保证责任已经法定免除。依据《担保法》第26条第2款：“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之规定，李绪忠的保证责任已经免除。再次，保证期间为法定除斥期间、不变期间，不得以任何事由中止、中断和延长，该期间经过后，权利人的实体权利消灭。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1条：“保证期间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后果”。法理基础：除斥期间是法定的权利固定存续期间，权利人在该期间不行使权利，该期间经过后即发生实体权利消灭的法律效果；除斥期间为固定的不变期间，不存在中止、中断和延长的问题。因而，权利人如欲保全自己的权利，就必须在除斥期间内行使权利，否则，该期间经过后，权利人的实体权利本身便发生消灭。除斥期间的类似规定如《民法总则》第152条撤销权经过一年或三个月不行使而消灭。最后，保证责任的立法意图是十分明确的，即使是连带责任保证人，保证人的责任也是第二位的，是要受保证期间限制的（超出部分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毕竟，保证人提供保证责任是单方面、义务性的，在保证法律关系中并没有取得利益和对价。9.李进的利息计算错误。《借据》显示，首先，本金为390万。其次，期限内利息（2014年4月9日至2015年4月8日）为月息2.5分，则年息为36%，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对于期限内利息，李绪忠不同意支付超过年利息24%的部分。最后，由于逾期利息为无，李进要求李绪忠支付逾期（2015年4月9日至2017年5月3日）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0.原审案件已过两年诉讼时效，而且，因借条与本案毫无关联，属于另一法律关系，故借条及因借条导致的起诉也不发生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李进丧失了胜诉权。李绪忠仅为保证人，主观上并没有过错，更没有恶性（代收款项390万没有任何截流，已经全部转出给借款人御融公司），被要求承担此巨额债务是非常不公平的。本案中，鉴于（1）李绪忠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已过（一般保证或连带保证均过保证期间）且不得以任何事由中止、中断、延长，李进实体权利消灭；（2）本案诉讼时效已过，李进丧失胜诉权；以及（3）李绪忠主观上无过错、无恶性；故李绪忠请求驳回李进在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二、一审判决认定《借条》与《借据》具有关联性和对应关系，并据此认定李绪忠系自愿加入对涉案债务的承担，完全违背基本事实、基本逻辑推理和日常经验法则和基本证据规则（违反证据规则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而错误；且二审新证据毫无歧义地显示，李进就案涉同一借条中的825万已经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另案起诉后又撤诉，其在该另案《民事起诉状》“诉讼请求1”已经明确表示及自认和亲笔签名确认（直接证据）：该825万元系借款本金，即该借条系另一新的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27条也对借据、借条、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给出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从事实和法律两方面均表明了一审判决认定的借条中825万系借据加五分（月）息计算而来是对基本事实的错误认定。1.据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李进表示该款（825万）是400万本金加上李绪忠承诺的五分息计算而来”（一审判决P5第二、三行），“在李进已明确该款项是400万本金加五分利息计算的情形下”（P6倒数第三行至P7第六行），按照五分利息，本金加利息应该为6840000元，与《借条》所写的8250000元相差甚远，根本不可能为同一法律关系和法律事实，借条显示的事实从逻辑上来讲根本不可能是借据加五分月利息后的延续或李绪忠对债务的自愿清偿。2.退言之，按李进所说，借条所指款项825万是400万本金加五分月息计算，则其月息应为7.5分，年息则为90%，此利息之高，令人匪夷所思，完全超出日常经验法则范畴，正常人不可能接受如此高的年利息；且这种极度“高利贷”行为与国家打击非法高利贷借款的政策、法律、精神相悖，属于非法借贷和非法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日常生活经验”原则），借条与解决关联性和对应关系的证明力为零，不应当被一审判决采纳。3.再退一步讲，从举证责任讲，本案不应当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李进提出借条中825万系借据中400万加五分息而来的主张，但《借条》和《借据》在外观上系完全独立的债权凭证，不存在丝毫关联性和对应关系，特别是借条和借据的内容完全不一致的情形下，应该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由李进提供证据证明两者具有同一性或者对应性，但李进却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证明二者具有同一性或对应性，一审判决违法使用举证责任倒置于法无据（举证责任倒置是法定的）。该《借条》没有担保人，且该《借条》的借款人、借款数目、借款时限、借款利率，均与《借据》不一致，在《借据》与《借条》表面状况（证据外观和证据内容）完全不一致（无证据证明二者具有关联性）的情况下，李绪忠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法律中举证责任的相关规定，若李进认为二者有关联，应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否则李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而一审判决所写，“在李进已明确该款项是400万本金加五分利息计算的情形下，李绪忠未能就其认为属另一法律关系的事实进行举证证实”，仅凭李进一人的言词，就将举证责任倒置，完全不符合证据规则。4.更为重要的是，事实方面，基于同样一张借条，李进已于2017年4月1日向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天山区法院）起诉后又撤诉，其中的二审提交的新证据2《民事起诉状》毫无歧义地显示，李进已经自认并亲笔签字确认该《借条》为李绪忠等向其借款的一个新的法律事实而非借据的延续或李绪忠的自愿清偿，原文如下：“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李绪忠偿还李进借款本金8250000元。事实和理由：2015年6月15日，李绪忠在李进处借款8250000元。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李绪忠偿还借款，具状人：李进”。显然，这绝非一审判决中所写“该签名行为应被视为李绪忠自愿加入对涉案债务的承担”，或“李进为证明李绪忠再次承诺还款的事实，提交了2015年6月15日的借条”。因此，该民事起诉状所显示的证据属于直接证据，显示该借条中的825万系借款本金（而非对借据的还款确认或自愿债务承担）这一法律定性，是与借据400万毫无关联的一张新的债权凭证，借条与借据清晰明了的划清了界限，明确无误的表明这是一个另一法律事实，系另一法律关系（借款关系而非担保关系，也非新的自愿清偿关系），这一点尤其请二审法院予以重点注意。5.对于借条系本金的法律依据方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七条（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已经对借条、借据、欠条之类的债权凭证作出了明确的法律定性，即一般认定为本金。在此基础上，证明借条825万不是本金的举证责任应由李进承担，但李进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这一点。6．李进在一审庭审中反复称“《借条》是对《借款》400万的确认”，并没有任何表述认为《借条》是李绪忠自愿对债务的清偿，一审判决的表述及判决结果，超越了李进的意思表示范围和诉讼请求范围，违反民事诉讼法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而错误。因此，李绪忠不同意申请笔迹鉴定的真伪是因为其认为该笔迹鉴定结果与本案毫无关联，对案件结果没有影响。三、一审判决毫无原则一边倒：不讲证据，不讲证据规则，不讲逻辑，不讲法律依据，过度及滥用了“保护债权人利益”这一社会思潮，将其绝对化，带有道德审判的有色眼镜，事先就从道德上预设李绪忠是一个欠钱不还的“老赖”，不以事实为依据，不以法律为准绳，这样实际上超出了司法中立和法官中立的公正立场，损害了司法权威。回归到原点，李绪忠只是一个担保人（其实也是一个受害人），该承担的法律责任有事实有依据可以依法承担，但没有事实和依据依法就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李绪忠的上诉请求。
二审庭审前，李绪忠还向本院提交了一份《民事上诉状要点陈述》（以下简称《上诉要点陈述》），该《上诉要点陈述》主要内容与其提交的《民事上诉状》内容基本一致。
被上诉人李进答辩称：我方同意原审判决，不同意李绪忠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请求二审维持原判。李进同时提一份书面《答辩状》，主要内容如下：一、关于（2017）新0102民2826号民事裁定书问题。李进与李绪忠因民间借贷纠纷于2017年4月1日向天山区法院提起诉讼，但考虑到李绪忠经常居住地决定将案件重新移交广州当地管辖法院便于今后的审理、判决、执行故决定撤诉，符合法院审理程序和《民事诉讼法》条款的规定。二、关于《民事起诉状》问题。李进出借本金400万，实际李绪忠银行卡到账390万，月利息10万元，到期本金利息未归还遂向天山区法院提起诉讼，根据民事诉讼案件管辖规定李绪忠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原则，提交相关证据。三、关于《借据》问题。李绪忠跟皮楠江合伙开了一家公司(即御融公司)，御融公司需要资金周转。李进跟皮楠江不相识不了解，因李进与李绪忠是朋友，借据上明确约定借款本金400万，月利息是2.5%，李绪忠银行卡实际到账390万，月利息10万元现金支付，李绪忠在本次借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李进要求担保人履行还款，法律法规是允许的。四、关于律师笔录问题。李绪忠在一审结束后，其律师制作笔录一份，内容关于2015年出现的825万的《借据》及对李绪忠在天山区法院提起诉讼接着又撤诉，李进对此进行说明：《借据》825万与一审提交的《借据》系同一事实，只是表达形式不同而已，至于起诉后再撤诉，更加正常不过了，当事人有权选择司法诉讼效率更高的管辖法院来解决纠纷，更大地节约诉讼成本。五、李进对李绪忠提交的律师制作的笔录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仅仅是李绪忠不想承担经济责任的一种客观表现形式。六、对于李绪忠提交的其他证据真实性认可，但关联性不予认可。综上，李进认为原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李绪忠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
二审期间，李绪忠向本院提交了20份证据：1、天山区法院作出的《民事裁定书》[案号：（2017）新0102民2826号]，予以证明李进曾于2017年4月1日向天山区法院以与本案同一张《借条》起诉李绪忠偿还借款本金8250000元后又撤诉的事实。2、《民事起诉状[案号同上]，予以证明李进曾于2017年4月1日向天山区法院以同一《借条》起诉李绪忠借款本金825万元的事实，自认该《借条》上的是825万是另一与本案无关的借款本金（从而证明本案中的借条与借据系不同法律事实和不同法律关系，证明一审判决将借条和借据关联起来，认定为借条是对借据借款的自愿清偿是错误的）。3、《借条》，予以证明：①李进曾于2017年4月1日向天山区法院起诉李绪忠偿还借款本金825万元的事实时，所依据的《借条》，与一审提交的《借条》系同一张借条。②从证据外观看，该《借条》符合一个新的借款合同的全部构成要件，一般人绝对不会认为是自愿加入债务承担。反推之，若该《借条》是一审认定的自愿债务承担（民法上称之为并存的债务承担），则一来不存在对价利益，二来丝毫看不出《借条》是原《借据》加五分息而达成的债务承担的合意。此时，李进至少应举证证明两点：一是借条中825万系借据中400万加五分息而来，二是李绪忠愿意加入到原400万债务中并与李进达成合意（也无证据证明），李进的整个证据链是完全断裂的，或者说只有他的口头陈述，并无任何其他证据证明两者具有关联性，更遑论形成证据链。③从常理看，在原《借据》保证期还未过的情况下（此时李绪忠保证责任仍在，无需签订新的《借条》），若李绪忠属于一审认定的自愿承担债务，常理上不应该打一张《借条》，而应该打一张债务承担确认书之类的东西，所以一审认定为自愿承担债务是荒谬的。4、李绪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金纲律师制作的《律师笔录》，李绪忠对该证据作如下说明：一审时证据1、2被李绪忠的前妻袁海英拿走，一审后才找到，由此才在二审提交。5、袁海英的《身份证》，欲证明证据4是经袁海英确认的。6、御融公司于2018年7月4日出具的《情况说明》，欲证明皮楠江是御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绪忠是御融公司的普通股东；皮楠江收款390万是代表御融公司的职务行为，李绪忠从李进处收款390万是御融公司授权的代理行为；《借条》是皮楠江的个人借款，是其与李进之间的恩怨；《借条》这一新的借款并未实际发生，侧面反映了李进因为《借条》借款从未发生而起诉又撤诉，其又想从其他地方将御融公司之前的借款390万要回来而编造事实。7、御融公司的营业执照，欲证明证据6是御融公司作出并确认。8、《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裁决书》[案号：（2017）穗仲案字第11953号]，欲证明皮楠江不仅仅与李进有债务纠纷，还有巨额债务缠身，在皮楠江与程丽的民间借贷纠纷中，李绪忠已经作为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李进利用李绪忠的信任，将其陷入不义，李绪忠深受皮楠江所害。9、天河法院作出的（2015）穗天法金民初字第5553号民事判决书，欲证明皮楠江于2014年12月向赖文莲借款50万元，至今未还，皮楠江缺席判决，法院判决其应返还本息。10、天河法院作出的（2016）粤0106民初12583号民事判决书，欲证明皮楠江于2013年5月向朋友周国联借款105万元，至今未还，皮楠江缺席判决，法院判决其应返还本息。11、天河法院作出的（2015）穗天法金民初字第4859号民事判决书，欲证明皮楠江于2013年11月向金早华借款200万元，至今未还，皮楠江缺席判决，法院判决其应返还本息。12、天河法院作出的（2017）粤0106民初4388号民事判决书，欲证明皮楠江于2015年5月至6月向朋友江来借款149万元，后偿还24万，仍有125万至今未还，皮楠江缺席判决，法院判决其应返还本息。13、白云法院作出的（2016）粤0111执6531号执行裁定书，欲证明皮楠江应按（2015）穗云法民二初字1668号民事判决书向吴廷明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及利息；皮楠江名下车辆下落不明，名下房产拍卖所得11454640元因被执行人的债权人众多，债权数额已超出拍卖价款，致使该案无法全部执行完毕；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已将皮楠江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14、越秀法院作出的（2016）粤0104民初1829号民事判决书，欲证明皮楠江截止2015年11月透支广发银行信用卡180563.06元，至今未还，皮楠江缺席判决，法院判决其偿还180563.06元本金及年费和滞纳金。15、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泸0106民初6312号民事裁定书，欲证明皮楠江截止2017年1月透支平安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静安支行信用卡74958.23元，至今未还。但法院受理案件后，无法找到皮楠江，对于其身份信息无法确认。16、皮楠江被执行信息查询，截止2018年7月5日皮楠江仍有执行案件正在进行。17、（2018）粤0106执10309号执行信息，欲证明皮楠江有1819396元债务尚需执行。18、（2018）湘0102执1370号执行信息，欲证明皮楠江有4450954元债务尚需执行。19、（2018）粤0106执193号执行信息，欲证明皮楠江有29870元债务尚需执行。20、（2018）粤0106执8606号执行信息，欲证明皮楠江有1428620元债务尚需执行。李绪忠对上述证据综合说明如下：①证据1-5联合证明：李绪忠在二审提交证据1-3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李进于2017年4月1日在天山区法院，以同一张《借条》起诉李绪忠，要求李绪忠偿还借款本金825万元。而在本案中，李进又以认为，该同一张《借条》中的825万系本案《借据》400万加五分息而来，不是借款本金，李进显然在说谎，故意以与本案无关的另一法律事实《借条》及其对应的另一法律关系借款关系，混淆法庭视听，干扰法庭判断，借机达到自己非法目的。一审法院果然被其误导而出现了一审这样错误的判决。《借条》与本案无关联性。②证据6、7联合证明：御融公司借款《借据》的390万，李绪忠收款行为是御融公司授权的代理行为；《借条》是未发生的新的借款关系；《借条》是瑕疵证据，极有可能是不真实的。③证据8-20联合证明：皮楠江于2013年开始拖欠多人多笔大额债务，至今未还，并且债权人多数是其熟人朋友，多次庭审也缺席，其债务连拍卖了价值一千多万的房产都无法偿还清，致使执行不能，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李绪忠也是其中的一个受害者，虽然皮楠江并没有直接向李绪忠借款，但其利用李绪忠对其信任，将李绪忠变为其债务的挡箭牌。另案中，李绪忠作为保证人替其偿还的债务其实相当于打水漂，根本无法向其追偿。从上可见皮楠江是个劣迹斑斑的人，撂下了一堆烂摊子，其与李进于2015年6月15日签订的《借条》极有可能是其欺诈李绪忠，让李绪忠作其债务挡箭牌，《借条》高度可能是非法的。④证据1-20联合证明：《借条》不具有关联性、真实性以及合法性。根据高度盖然性原理证明标准，要求最终认定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得出唯一的证明结论。《借条》一方面本身是单一的有瑕疵的间接证据，另一方面又与其他证据存在矛盾，这样一个疑点重重的证据属于孤证，单独作为定案根据是与法律规定和常识、常理相悖的，而李绪忠提供的证据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证据链，从正面、侧面都得出比较合理的结论，即《借条》是与本案无关的非法干扰“证据”。⑤回归本案原点，李绪忠对《借据》中保证期限已过，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也不应当承担一审认定的所谓“自愿加入对涉案债务的承担，此时承担的不再是保证人的保证责任，而是债务人的清偿责任”。李绪忠对上述证据进一步做如下说明：①证据1、2我方提供原件进行核对；②证据3没有原件，该复印件是天山区法院邮寄给我方的；③证据4有原件，该证据是我方委托诉讼代理人对李绪忠及其前妻所做的笔录；④证据5没有原件；⑤证据6有原件，加盖了御融公司的公章；⑥证据7是复印件，但加盖了御融公司的公章；⑦证据8有原件；⑧其他证据没有原件，均在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网打印。
针对李绪忠二审提交的证据，李进发表如下质证意见：①核对原件后，我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②对证据2、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③对证据4不认可；④对证据5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认可袁海英是李绪忠的前妻；⑤对证据6不认可；⑥对证据7不认可；⑦对证据8不清楚；⑧、对证据9-20，李绪忠在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网打印的相关法律文书，我均不清楚。
针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李绪忠表示：我方对原审判决第四页第二段李进陈述的借款经过不认可。事实上是御融公司收到李进借出的390万元。我方二审提交御融公司出具《情况说明》，其承认了收到390万元，该款不是皮楠江收取的。李进主张其不认识皮楠江与事实不符，李进与皮楠江之间也有很多交易。我方当庭补充一份证据即2015年4月13日《公证书》，该《公证书》有原件，用以证明李进与皮楠江之间存在交易，而且很熟，并非李进主张其与皮楠江不认识。该《公证书》中的周礼是皮楠江的妻子。李进对该《公证书》发表如下质证意见：我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2014年与皮楠江发生借款时我们并不认识，借款一年之后双方就认识了，就办了该份《委托书》。李进则表示其对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没有异议。
二审庭审时，针对李绪忠上诉主张的诉讼时效问题，李进当庭提交其与李绪忠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用以证明李绪忠向其承诺偿还借款。李进表示因其更换了手机，故当庭无法提交手机核对该证据的原始记录。李绪忠对该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一审期间李进没有将该证据作为证据提交，而且该证据在一审前已经产生，没有合理理由二审才提交，不属于新证据；2、该证据没有原件，真实性不予确认。
二审庭审时，李绪忠表示，由法院决定是否追加皮楠江、御融公司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李进则表示其与皮楠江、御融公司不熟，涉案款项也不是借给皮楠江、御融公司的，故其不同意追加皮楠江、御融公司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李绪忠的上诉及李进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借条》所列明的款项是否是对《借据》的确认。对于上述争议焦点，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原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不再赘述。李绪忠虽主张《借条》与《借据》是两个独立的法律事实，《借条》中的825万元并非是《借据》中的400万加五分利息计算得来，但其提供的新证据无法证明两者不是同一法律事实，亦无法证明二者没有关联性，也无法推翻其签名确认的《借条》所载明的事项。原审法院认定李绪忠在《借条》上的签名行为视为自愿加入对涉案债务的承担并据此判令其承担债务人的责任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期间，李绪忠虽上诉称其无需向李进偿还任何款项，但本院审理期间，李绪忠没有新的事实与理由，其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佐证其上诉主张，故本院认可原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李绪忠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8000元，由上诉人李绪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玉芬
审判员 许 群
审判员 邹殷涛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廖 晞
郑翠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