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沪高民二（商）再终字第2号
抗诉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钦州市钦州湾贸易总公司上海经营部。
法定代表人黄甲。
委托代理人黄德海，上海徐晓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敏涛，上海市恒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广西壮族自治区农垦企业总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乙。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广西农垦商业总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某某。
委托代理人李红波，广西纵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钦州市钦州湾贸易总公司上海经营部（以下简称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因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农垦企业总公司（以下简称农垦企业总公司）、广西农垦商业总公司（以下简称农垦商业总公司）侵权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08）沪高民二（商）再终字第5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2年7月30日作出高检民抗（2012）50号民事抗诉书，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6日作出（2012）民抗字第81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最高人民检察院委派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员章某某出庭。申诉人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的法定代表人黄甲、委托代理人黄德海、陈敏涛，被申诉人农垦商业总公司委托代理人李红波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诉人农垦企业总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了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1996年3月22日，一审原告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起诉至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称，1992年1月，其与农垦企业总公司签订《食糖联销协议》约定，由农垦企业总公司组织货源并在上海租借仓库，其协助农垦企业总公司销售食糖，农垦企业总公司支付其代理费每吨15元人民币（以下币种均同）。同月，农垦企业总公司租借了位于民京路的仓库。双方约定如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自己组织到货源，农垦企业总公司愿意提供部分仓位给其存放，盈亏与农垦企业总公司无关。1992年3月，其直接从广西钦州市钦某糖厂（以下简称钦某糖厂）购得1，410吨食糖存放在农垦企业总公司租借的仓库。同年4月，农垦企业总公司擅自将其中的1，080吨食糖销售给了上海力某食品公司（以下简称力某公司）。其得知农垦企业总公司上述侵权行为后，即与之进行交涉。为此，农垦企业总公司提出在1992年年内归还上述擅自销售的食糖，或按售出价支付给其货款并给予一定经济赔偿的解决方案。对此，其表示认可和谅解。同年7月，农垦企业总公司从吴泾路仓库中提出308吨食糖归还给其，但剩余772吨食糖久拖不还。为此，其多次向农垦企业总公司交涉，但农垦企业总公司向南宁市茅桥地区人民检察院诬告其法定代表人黄甲有经济犯罪行为，南宁市茅桥地区人民检察院在未查清事实的情况下，派员于1994年8月对黄甲执行了逮捕，并将黄甲寄押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后经核帐证实，黄甲并无经济犯罪行为，南宁市茅桥地区人民检察院遂于1994年9月14日释放了黄甲。综上所述，农垦企业总公司擅自将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存放在民京路仓库的1，080吨食糖销售给力某公司，在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交涉下仅归还308吨食糖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其合法权益，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故诉请法院判令农垦企业总公司立即归还食糖772吨（价值3，088，000元）。
一审被告农垦企业总公司辩称，该公司下属“二科”与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有业务往来，1993年2月，“二科”依法更名为农垦商业总公司，应由农垦商业总公司答辩。
一审被告农垦商业总公司辩称，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起诉该公司侵权无事实依据，该公司是依据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的指令发货给力某公司，力某公司交付的转帐支票上的收款人是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另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起诉已过诉讼时效。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1992年2月28日，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与农垦企业总公司签订《食糖联销协议》约定，由农垦企业总公司供糖并出面租赁民京路仓库储存食糖，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销售食糖并收取销售劳务费。同年3月，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组织到钦某糖厂生产的食糖1，640吨，经农垦企业总公司同意储存在民京路仓库，其中有1，080吨食糖于同年4月初被销售给力某公司，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得知此情况后未提出异议。力某公司开出收款人为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的转帐支票11张计201.98万元，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在收到该11张转帐支票后未提出异议。同年7月，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代销农垦企业总公司储存在吴泾路仓库的308吨食糖。同年7月27日，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与农垦商业总公司签订协议书，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在协议书中确认尚欠农垦商业总公司货款496，675.68元（包括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代销农垦企业总公司储存在吴泾路仓库的308吨食糖未付的货款）。另查明：农垦企业总公司于1993年2月依法分立为农垦企业总公司、农垦商业总公司。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在知道民京路仓库内储存的钦某糖厂生产的1，080吨食糖被销售给力某公司后，并未向农垦企业总公司、农垦商业总公司主张权利，且在收到力某公司为支付糖款开出的收款人为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的转帐支票后亦未提出异议，故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诉称农垦企业总公司、农垦商业总公司侵权一节依据不足。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在1992年6月知道该1，080吨食糖被销售给力某公司，直至1996年3月才向法院提起诉讼，但未能提供诉讼时效中断的充足证据。据此，对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1996）沪二中经初字第135号民事判决：对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案件受理费25，450元，由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负担。
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不服，提出上诉，因未在规定的期限内预交上诉费，本院于1997年3月31日作出（1996）沪高经终字第475号民事裁定：本案按撤回上诉处理。
嗣后，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向检察机关申诉。
2008年4月24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出抗诉。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认为，本案由于涉及到广西相关检察机关违法插手经济纠纷情形，原审判决所采信的大部分证据又系检察机关制作并提供，故认定事实尚缺乏依据。现有新的证据足以证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致判决有误。理由如下：
1、原审判决认为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的主张已过诉讼时效，认定事实有误。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在原审时主张自1992年6月知道系争食糖被农垦企业总公司擅自出售给力某公司后，先后在不同场合向被申诉人主张权利。2006年7月11日，南宁市茅桥地区检察院承办黄甲挪用公款案的工作人员杨某某同志出具《情况说明》，证明诉讼时效因黄甲在1994年5月向被申诉人主张相应权利而中断。该新的证据表明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确未超过诉讼时效，原审判决对诉讼时效的认定足以被否定。其次，因广西检察机关存在违法插手经济纠纷的情形，其制作的证据不应被采信。原审判决采信被申诉人提供的广西检察机关制作的相关证据材料，认定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的主张已过诉讼时效不当。
2、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主张农垦企业总公司侵权的事实理应得到法律支持。从原审查明的事实看，农垦企业总公司擅自处分属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所有的食糖应无争议。事发后，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称其一直在向农垦企业总公司主张权利，还称收到了农垦企业总公司归还的部分食糖，该主张合符情理。由于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与农垦企业总公司之间本身存在代销食糖业务关系，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销货发票在农垦企业总公司，且销售款结算也通过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银行帐户。因此，农垦企业总公司向力某公司开具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发票，并要求力某公司开出收款人为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的空头支票，不能证明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追认农垦企业总公司行为的效力，且力某公司也一直否认与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之间存在食糖买卖合同关系。综上，农垦企业总公司的侵权事实可予认定，原审判决认定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诉称农垦企业总公司侵权依据不足，显属不当。
本院第一次再审过程中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称，原审判决在实体和时效认定上违反法律规定。有侵权事实才会有诉讼时效问题，原审判决既然认定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起诉已过诉讼时效，就应当认定被申诉人侵权的事实，但原审判决以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收到11张转帐支票后未提出异议等为由认定其所主张的农垦企业总公司、农垦商业总公司侵权一节依据不足，且未认定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主张权利的事实是错误的。
农垦商业总公司辩称，该公司系受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的委托将食糖销售给力某公司，且是无偿行为，并非侵权行为。销售给力某公司的食糖属于钦某糖厂所有，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与钦某糖厂是代销关系，因此，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作为本案原告，主体不适格。本案系侵权纠纷，应追加钦某糖厂为被告。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抗诉书所陈述的主要事实只是依据个人经验推定，且未提出相应的证据佐证，请求再审维持原判。
农垦企业总公司未作答辩。
本院第一次再审查明：除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与农垦商业总公司签订协议书的日期应为1994年7月27日外，原审查明的其余事实属实。
另查明：
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于1999年11月10日被吊销营业执照。
2002年4月4日，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2001）南市法委赔字第5号决定：南宁市茅桥地区人民检察院赔偿黄甲被错误羁押、违法限制人身自由139天的赔偿金；赔偿黄甲所支付住宿费的损失以及返还违法追缴的款项。
本院第一次再审认为，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称系争食糖系其于1992年3月直接从钦某糖厂购得，但钦某糖厂在1994年5月16日出具证明称，该厂于1992年发到民京路仓库食糖1，640吨，由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代销，同年4月12日全部代销完毕。钦某糖厂的工作人员黄丙、黄丁均称该厂的食糖系委托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法定代表人黄甲在上海销售。因此，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主张系争食糖系其从钦某糖厂购买所得，依据并不充分。系争食糖及被申诉人的食糖均存放在被申诉人租赁的民京路仓库，被申诉人派其工作人员卢某某看管仓库，由卢某某负责开具调拨单（提货单）。对此，各方均无异议。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主张系争食糖被被申诉人擅自出售给力某公司，但被申诉人一直坚称系争食糖是依据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的指令发货给力某公司。对于系争食糖的出库操作方式，南宁市茅桥地区人民检察院在对钦某糖厂工作人员黄丙进行询问时，黄丙称客户到仓库提货的程序是由黄甲打电话通知卢某某给谁发货，发多少。卢某某主要负责食糖的进仓、出仓。其主要协助卢某某发糖。钦某糖厂的食糖主要是卖给力某公司，力某公司是黄甲联系的客户。其到上海民京路仓库后，每次发糖都是黄甲电话通知，并无书面通知发糖。尽管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提供了对力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某所作的关于系争食糖买卖的调查笔录，但王某某的陈述与南宁市茅桥地区人民检察院对黄丙、卢某某、赵某某（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业务经理）所作的调查笔录相矛盾，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以南宁市茅桥地区人民检察院对其法定代表人黄甲进行错误羁押、违法限制其人身自由为由，主张南宁市茅桥地区人民检察院所作的相关调查笔录等不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理由并不充分，因此，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主张系争食糖系被申诉人擅自出售证据尚不充分，本院实难采信。
另外，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在再审中提供的杨某某的两份情况说明所称的杨某某到上海办案的时间均与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在原审时所称的时间不相吻合。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提交的补充证据对北部湾大酒店的停业时间亦有1994年6月及7月的不同表述，故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法定代表人黄甲主张其直至1992年6月中旬方知系争食糖被被申诉人擅自出售，杨某某是在1994年5月到上海查案，其在见到杨某某后曾表示要与被申诉人打官司，本案诉讼时效中断，并无事实依据。更何况，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未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被申诉人擅自出售了其所有的系争食糖，故原审法院对其诉请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本院于2009年8月7日作出（2008）沪高民二（商）再终字第5号民事判决：维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1996）沪二中经初字第135号民事判决。
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不服上述判决，再次向检察机关申诉。
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认为，终审认定“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主张系争食糖系农垦企业总公司擅自出售的证据不充分”，属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力某公司从民京路仓库提出系争食糖的发货单位栏盖有农垦企业总公司业务专用章的三联提货单，以及力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某的笔录和力某公司的书面函件，均证明系争食糖是由农垦企业总公司而非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发给力某公司的。农垦企业总公司提供的卢某某、黄丙、赵某某的证言不能证明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与力某公司进行了系争食糖交易。赵某某明确表示对卖糖给力某公司一事不知情。黄丙只是听卢某某说是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法定代表人黄甲指令发糖。卢某某是农垦企业总公司的员工，与农垦企业总公司有利害关系。而力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某对交易过程最清楚，其证言可信。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开具销货发票给力某公司以及力某公司开出收款人为上海经营部的支票，不能证明系争食糖卖方是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终审判决认为“本案诉讼时效中断，并无事实依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力某公司开出的支票最迟的付款时间是1992年9月，因此本案诉讼时效应从1992年9月起算。南宁市茅桥地区人民检察院原检察人员杨某某证实，其于1994年5月来上海，黄甲曾向其及农垦企业总公司代表廖文武提出要求农垦企业总公司归还系争食糖，时效自1994年5月中断。
本次再审中，申诉人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请求撤销本院（2008）沪高民二（商）再终字第5号民事判决，判决被申诉人农垦企业总公司和农垦商业总公司返还772吨食糖，诉讼费用由被申诉人承担。
被申诉人农垦商业总公司答辩称，申诉人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已经被撤销，应当由清算小组应诉，黄甲个人行为不能代表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为国有性质，黄甲未取得授权，不能应诉。系争食糖使用权属于钦某糖厂，糖是在黄甲的指令下卖出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意见关于诉讼时效的说法有两处关键错误。一是食糖是在1992年4月出售的，计算诉讼时效应当以此时间节点起算，不应从最后一张支票到期起算。二是杨某某的证词表明其是1994年5月来上海办案的，但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转办案件是在1994年6月8日，与杨某某证词的时间相互矛盾，说明杨某某记忆有误。此外，黄甲是否向杨某某提出侵权赔偿主张不能仅凭杨某某一面之词，且杨某某能否代表农垦商业总公司，亦需要慎重认定。所以，本案没有时效中断的依据。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被申诉人农垦企业总公司未答辩。
本院此次再审查明，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在起诉状称，1992年7月农垦企业总公司从其吴泾路仓库提出308吨食糖归还给了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农垦企业总公司的员工卢某某称，因1992年4月份民京路仓库食糖已经销售完毕，故自1992年5月份开始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从农垦企业总公司吴泾路仓库提取了食糖销售。其中数百吨潮包、脏包糖，农垦企业总公司按每吨1，600元的价格销售给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第一次再审中，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在庭审中称，因其不断向农垦企业总公司主张追糖，农垦企业总公司在1992年6月、7月间从其吴泾路仓库归还了308吨食糖。农垦商业总公司称，308吨食糖在1992年4月、5月已经被客户提完，共有8个客户。在本次再审中，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称，农垦企业总公司因部分食糖被雨淋湿，故请求帮助其先行处理潮包糖。自1992年5月18日起，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陆续为客户开出提单，从吴泾路仓库提取食糖。同年6月，其知悉食糖被擅自出售，遂向农垦企业总公司追讨，农垦企业总公司遂又陆续归还了部分食糖，截至1992年7月28日，共计提了308吨潮包糖（包括5月份已提的糖），均算作农垦企业总公司归还的食糖。农垦商业总公司称，应是423吨食糖，含308吨好的糖及115吨潮包糖（实为150吨，翻包处理后为115吨），均交由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代销。综上，由于双方当事人对于该308吨糖的数量、提取时间、提糖性质等各执一词，故本院认为，根据现有证据尚无法得出“1992年7月，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代销农垦企业总公司储存在吴泾路仓库的308吨食糖”的结论。原审对该节事实的查明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又查明：
1992年8月28日，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向农垦企业总公司电汇了10万元糖款。
1994年6月8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将农垦商业总公司举报黄甲挪用公款一案指定南宁市茅桥地区人民检察院办理。
1994年6月30日，南宁市茅桥地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介绍信给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载明该院杨某某等三人前往钦州湾总公司上海营业部核查该经营部有关销售农垦企业总公司食糖的账目。
1996年2月20日，力某公司债权债务清理小组向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出具书面证明称，“多年来，你单位一直催我公司归还欠款，由于我公司从九二年至今，公司法人更换三任……，到目前为止，我们公司新班子从未见过公司欠你单位糖款208万的依据和账本，为此，我公司实为难以满足你单位的要求。为了弄清事实，请你单位速把92年发糖的一切原始凭证依据来我公司对账……”。
1999年11月10日，钦州湾贸易总公司上海经营部被吊销营业执照，目前仍处于吊销未注销状态。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个：一是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二是农垦企业总公司是否构成侵权；三是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主张权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一、关于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问题
经查，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目前仍处于吊销未注销状态，具有诉讼主体资格。黄甲作为该经营部的法定代表人，有权以法定代表人身份参与具体的诉讼事项。
二、关于农垦企业总公司是否侵权问题
本案中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诉称农垦企业总公司无权处分了该经营部的1，080吨食糖，为此提供了1，080吨糖是由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自行组织而来，不属于农垦企业总公司与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联销范围以及1，080吨糖出库提货三联单发货单位栏盖有农垦企业总公司业务专用章等证据。但是本院注意到，系争食糖出售的时间是在联销期间；开具给力某公司的食糖购货发票上盖有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的印章；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也收取了力某公司的相应票据；直至同年8月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还向农垦企业总公司支付部分货款，故原再审判决认定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主张系争食糖系农垦企业总公司擅自销售证据尚不充分，于法有据。此外，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在获悉食糖货款未到账后又一直以自己的名义向力某公司主张债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即便农垦企业总公司无权处分了系争食糖，钦州湾总公司上海营业部的上述追款行为也已构成追认。至于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称农垦企业总公司在事后曾返还其308吨糖，该行为可以证实农垦企业总公司认可欠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食糖一节。本院认为，对该事实双方说法并不一致，并无证据证明双方达成合意以308吨糖用于抵销侵权债务。此外，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自认知道1，080吨糖被出售的时间为1992年6月，而又称所谓的还308吨食糖的交接时间是1992年5月开始，两者在时间上也无法匹配，故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的上述主张本院难以采信。故，原再审判决认定农垦企业总公司不构成侵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三、关于诉讼时效问题
侵权纠纷的诉讼时效应当从当事人知道或是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本案系争食糖于1992年4月被出售，按照前述关于侵权是否构成的观点，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在该时间点应当知道1，080吨食糖被售卖，但其于1996年3月才起诉主张债权，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即便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向南宁市茅桥地区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提起过要主张权利，但是证据显示检察院有关人员是在1994年6月30日与其联系的，也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时效。此外，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主张其提取308吨糖系农垦企业总公司擅自销售了其1，080吨食糖后的还糖行为，构成时效中断。农垦商业总公司则辩称，该糖是1992年4月至6月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代销423吨食糖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双方在提糖的性质、数量、时间上分歧重大。而150吨潮包糖的提货单显示，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从吴泾路仓库提取食糖的时间是1992年5月25日起至6月8日止。即便按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的说法，农垦企业总公司还糖应从1992年5月25日开始，说明在此时间节点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已知侵权事实，但其在审理中却主张是在1992年6月收到卢某某制作的白糖销售汇总表后发现糖被销售，该陈述与提取308吨食糖的证据显有矛盾。加之双方之间还存在联销关系，且直至1992年8月，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仍向农垦企业总公司支付糖款，因此，本院难以认定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提取308吨食糖系农垦企业总公司因侵权而进行的还糖行为，故即使钦州湾总公司上海经营部提取了308吨食糖，亦不能作为时效中断的依据。原再审认定本案的诉讼时效已届满，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综上，原再审判决并无不妥，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8）沪高民二（商）再终字第5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沈盈姿
审 判 员 惠 波
代理审判员 马晓峰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陈星然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六十六条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是，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