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湘0104行初39号
原告贺海和，男，汉族，1975年11月13日出生，住湖南省双峰县。
委托代理人曾星球，湖南晨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枫林一路2号。
法定代表人李军龙，支队长。
委托代理人谌慧，系该支队干警。
委托代理人金鹏，系该支队干警。
被告长沙市公安局，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解放西路140号。
法定代表人唐向阳，局长。
委托代理人皮振球，系该局干警。
委托代理人陈珂，系该局干警。
原告贺海和（以下简称原告）不服被告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以下简称被告一）作出的长公（交）决字[2016]第430100-290090520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处罚决定书》），以及被告长沙市公安局（以下简称被告二）作出的2017年第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复议决定书》），于2017年4月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7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贺海和及其委托代理人曾星球，被告一的委托代理人谌慧、金鹏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不服被告一于2016年12月21日对其作出的《处罚决定书》，向被告二申请行政复议。被告二于2017年3月15日作出《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原行政处罚行为。
被告一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依据：
一、证据：
证据一、《受理道理交通事故案件登记表》；
证据二、交通事故现场图、《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交通事故照片。
上述证据，拟共同证明涉案交通事故发生的基本情况。
证据三、《情况说明》。拟证明本支队民警发现并查实原告有醉酒驾驶机动车行为的过程。
证据四、《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拟证明本支队对事故车辆进行了查扣。
证据五、原告、被撞车主刘某的基本信息及保险单、驾驶证、行驶证等材料。拟证明本支队办案民警对事故双方当事人的身份等情况进行了核实。
证据六、原告血样提取登记表和被抽血人家属通知书。拟证明办案民警对原告提取了血样，并通知其家属。
证据七、《鉴定委托书》。拟证明本支队委托第三方对原告的血样进行乙醇含量鉴定。
证据八、《物证鉴定书》。拟证明通过鉴定，原告血液中乙醇含量为143.8毫克／100毫升。
证据九、《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拟证明原告对涉案交通事故承担全部责任。
证据十、法律文书送达回证。拟证明本支队已将相关法律文书送达给了原告。
证据十一、《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拟证明本支队告知原告相关的权利义务。
证据十二、办案民警对原告、刘某所作的《询问笔录》（各2份），以及对李某军、谢某全、李某祥、李某清等人所作的《询问笔录》（各1份）。拟证明本支队为查清案件事实进行了相关的调查取证。
证据十三、《询问笔录》、《告知笔录》、《处罚决定书》。拟证明本支队已告知原告相关事项及权利，并向其送达了处罚决定书。
证据十四、执法民警的证件。拟证明本支队办案人员具备执法资格。
二、依据：
依据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七十条、第九十一条；
依据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04号）第八条第一款第（二）、（七）项；
依据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六条。
被告二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依据：
一、证据：
证据一、《行政复议答复书》；
证据二、《行政复议审批表》；
证据三、《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执。
上述证据，拟证明行政复议的程序合法。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
原告诉称：2016年9月13日22时左右，原告驾驶湘Ａ×××××号小型轿车在长沙市洞井商贸城内18区前道路由北往南行驶至该区6号前路段时，与停放在路边的湘Ａ×××××号小车左后部相撞，致使该车辆受损。事发后因双方对事故处理没有达成一致，原告就将自己的车停放在该商贸城21区前便回家了。事发前一小时，原告与朋友谢某全、李某清一起在洞井商贸城内一家便利店前喝了1瓶劲酒(125毫升/瓶，原告约喝了60-70毫升)。后又因与他人撞车事故未达成一致，心情烦闷又在家喝了2两米酒。当日23时许，原告喝完酒发现有拖车在拖自己的车，便下楼阻止。交警到现场后就将原告带至医院进行抽血检测，检测后血液中乙醇含量为143.8毫克／100毫升。被告一遂据此作出《处罚决定书》，决定吊销原告的机动车驾驶证，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原告不服该决定，于2017年1月20日向被告二申请行政复议，但被告二以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处罚适当为由，作出了维持原行政处罚的《复议决定书》。原告认为被告一的行政处罚决定是错误的，理由如下：一、该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原告并未醉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告一对原告进行抽血检测是在事故发生一小时后，在此一小时内，原告又因与他人撞车事故未达成一致，心情烦闷在家喝了2两米酒。被告一作出处罚决定是依据《物证鉴定书》，而该鉴定结果只能证明原告于2016年9月13日23时血液乙醇的含量，不能证明原告在发生交通事故时的血液乙醇含量，故无法认定原告系醉酒驾驶，因而不能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的规定。二、被告一作出行政处罚的程序违法。被告一作出行政处罚应在人民法院认定原告存在醉酒驾驶机动车行为后，再对其作出行政处罚。而被告一在原告涉嫌危险驾驶罪尚未终结时，认定原告系醉酒驾驶，并作出相应处罚，故其程序不合法。综上所述，原告特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一、判决撤销被告一作出的《处罚决定书》和被告二作出的《复议决定书》；二、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以证明其诉讼主张：
证据一、《处罚决定书》。拟证明被告一对原告作出了被诉行政处罚。
证据二、《复议决定书》。拟证明被告二作出了维持原行政处罚的复议决定。
证据三、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检察院长雨检刑刑不诉[2017]28号《不予起诉决定书》。拟证明检察机关对原告的酒驾行为作出了刑事不起诉的决定。
被告一辩称：2016年9月13日22时许，原告驾驶湘Ａ×××××号小型轿车沿长沙市洞井街道洞井商贸城18区前道路由北往南行驶至该区6号前路段时，与刘某停放在该道路西侧的湘Ａ×××××号小型普通客车（车头朝南、车尾朝北）相碰撞，造成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事发后，在对方当事人刘某明确指认其有酒驾嫌疑的情况下，原告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八条的规定，未与刘某共同保护现场而自行离开。尔后刘某报警，本支队接警派员到现场后，原告已弃车离开现场。直到本支队拖移该事故车辆时，原告前来阻扰，现场民警发现其有酒驾嫌疑且发生交通事故，遂将其带往医院提取血样进行检验。在此过程中，原告极不配合并试图以暴力方法袭击民警，被民警当场制服，并由医务人员提取了原告的血液样本进行乙醇检测。经长沙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鉴定，鉴定结果为原告的血液中乙醇含量为143.8毫克／100毫升，原告构成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至于其自称事故发生后再次饮酒的问题，根据2013年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法发[2013]15号印发《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条第二款“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机关依法检查时，为逃避法律追究，在呼气酒精含量检查或者抽取血样前又饮酒，经检验其血液酒精含量达到本意见第一条规定的醉酒标准的，应当认定为醉酒”之规定，原告的行为应当认定为醉酒。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综上所述，本支队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维持。
被告二辩称：2017年1月20日，原告不服被告一作出的《处罚决定书》，向本局申请行政复议。本局在听取被告一的行政复议答复意见、审查该案的相关证据后，认定原告贺海和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有事故对方当事人刘某的指认，原告的询问笔录，谢某全的证言，物证鉴定书，事故认定书等证据证实，原告诉称系事故后再次饮酒才导致血液酒精含量达到醉驾标准的问题，根据《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原告的行为应当认定为达到醉酒标准。被告一对原告的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处罚适当。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2017年3月15日，本局依法作出《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原行政处罚，并将该决定书依法送达给原告。综上所述，本局在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了行政复议决定，并予以送达。该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对被告一提交的证据，原告经当庭质证认为：
证据一、二、四、五、六、七、十、十四，无异议；证据三，对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如“事发后，贺海和在对方当事人刘开明确指认其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时，贺海和为逃避法律追究，未与刘开协商解决而自行离开，而后刘开报警。”与事实不符，刘某未明确指认原告酒后驾车；证据八，对关联性有异议，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抽血的时间是在2016年9月14日凌晨，发生交通事故后原告又喝酒了，所以该鉴定不能证明发生交通事故时原告血样中酒精的含量；证据九，对真实性有异议，事故认定书认定原告醉酒驾车的事实是错误的；证据十一，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涉嫌刑事案件已由检察院以事实不清由，作出了不起诉的处理；证据十二，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刘某在接受询问时并没有明确指认原告系酒后驾车；证据十三，对处罚决定书的合法性有异议，该决定书没有尊重客观事实。
对被告二提交的证据，原告经当庭质证认为：
证据一，对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事发后，刘某并未指认原告存在醉酒驾驶行为，只是认为原告可能喝酒；证据二，对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该案事实不清，作出的处理结果是错误的；证据三，对复议决定书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维持原处罚决定是错误的。对送达回执无异议。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一经当庭质证认为：
证据一、二，无异议；证据三，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本支队认为该《不予起诉决定书》没有依照相关规定处理，是不合法的。另外，行政案件不应当依照检察院是否符合立案标准来认定该行为是否合法。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作如下分析与认定：
一、原告的证据：证据一、二，系被诉处罚决定书和复议决定书，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证据三，系原告在涉嫌危险驾驶罪一案中检察机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书》，被告一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
二、被告一的证据：证据一、二、四至七、十、十四，原告无异议，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证据三，系办案民警对现场执法情况的说明，本院予以采信，但陈述的个别事实需其他证据印证；证据八，系原告血液样本中乙醇含量的检测结果，其血液样本采集程序合法，检测结果可信，可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证据九，系原告所涉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书，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十一，系刑事案件中的材料，与被诉行政处罚行为无关联，本院不予采信；证据十二，系被告依法收集的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相关联，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证据十三，系被诉处罚决定书，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
三、被告二的证据：证据一至三，系被告二在行政复议程序中依法收集或制作的材料，原告对其真实性与关联性无异议，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根据以上采信的证据和庭审中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如下案件事实：
2016年9月13日22时许，原告驾驶湘Ａ×××××号小型轿车沿长沙市洞井商贸城18区前道路由北往南行驶至该区6号前路段时，与一台停放在该道路西侧的湘Ａ×××××号小型普通客车相碰撞（刮擦），造成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原告根据湘Ａ×××××车内留下的电话号码，联系上了该车车主刘某，告知其发生交通事故一事，并请其前来协商处理。为避免妨碍交通，刘某赶到后即对事故现场进行了拍照，原告则将自己的车就近停放在不妨碍交通的地点。随后原告在简单与刘某沟通，尚未达成赔偿协议的情况下，留下一句“你想怎么搞就怎么搞”的话后便驾车离开事故地，将车停放在该商贸城21区内（原告系该区的业主）便回家了。刘某见状便拨打“122”报警（时间约当日22时30分许）。被告一接警后立即出警赶赴现场。办案民警在向刘某了解情况后，并来到该商贸城21区找到了原告的车，在对该车进行勘查后决定将其拖移至指定场所。当日23时许，原告在家发现有拖车在拖自己的车，便下楼阻止。现场民警发现其有酒驾嫌疑，遂将其带往长沙市年轮骨科医院，由该院医务人员提取了原告的血液样本并进行封存。同日，被告一所属的雨花交通警察大队出具《鉴定委托书》，委托长沙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对原告的血样进行乙醇检测。同月23日，该鉴定所作出长公物鉴（理化）字[2016]3407号《物证鉴定书》，鉴定结果为原告的血液样本中乙醇含量为143.8毫克／100毫升（超过了80毫克/100毫升的醉酒标准）。2016年10月10日，被告一所属雨花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长雨公交认字[2016]第00184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原告对涉案交通事故承担全部责任。2016年12月21日，被告一以原告实施了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为由，作出《处罚决定书》并当场送达给原告，决定吊销原告的机动车驾驶证，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原告不服该决定，于2017年1月20日向被告二申请行政复议。2017年3月15日，被告二以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处罚适当为由，作出《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原行政处罚行为。原告仍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诉行政处罚行为和行政复议决定。
另外查明，原告自2008年起至涉案交通事故发生前，系一名长沙市城区内的公交车司机。2016年9月13日21时许至交通事故发生前几分钟，原告与朋友谢某全、李某清一起在长沙市洞井商贸城内一家便利店前喝酒（上述3人称共喝了1瓶125毫升的劲酒，原告约喝了半瓶)。原告及其妻李某祥称，原告在事故发生后回到家里至下楼阻止民警拖车时止，约半个小时之内又喝了一杯约2两老家酿造的米酒。2017年1月18日，长沙市公安局直属分局以原告涉嫌危险驾驶罪向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2017年5月4日，该院作出长雨检刑刑不诉[2017]28号《不起诉决定书》，决定对原告刑事不起诉。
本院认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该法第七十条第一款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另外，《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七）项规定，发生财产损失事故未达成损害赔偿协议的，或驾驶人有饮酒嫌疑的，当事人应当保护现场并立即报警。
本案中，原告系一名从业多年的公交车司机，应当具备“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基本常识，也应当知晓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危害和后果。原告酒后驾驶机动车且在发生交通事故后，未与受损车主积极协商，并在未达成赔偿协议的情况下驾车离开现场，违反了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在处理原告所涉交通事故的过程中，被告一接警后时出警，当发现原告涉嫌酒后驾驶机动车后，及时提取并封存了原告血液样本，委托专门机构进行鉴定。同时依据鉴定结果认定原告实施了醉酒后驾驶机动车行为，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系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处罚适当。原告诉称其血液样本中乙醇含量达到或超过醉酒标准系，事故后回家又饮酒所致。原告的这一意见，因其在事故后擅自离开现场存在明显的过错，且缺乏与其陈述意见相印证的证据佐证，不足以采信；原告诉称在其涉嫌危险驾驶罪尚未终结时，被告一作出被诉行政处罚，系程序违法。原告的这一理由，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另外，被告二受理原告的复议申请后，依照行政复议程序送达了相关文书，收集、审查了相关的证据与依据，并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了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决定，其复议行为合法。
综上所述，原告要求撤销被诉行政处罚行为和行政复议决定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贺海和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贺海和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至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苏舸飞
审 判 员 孙 昤
人民陪审员 李秋莲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李 思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