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渠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达渠民初字1681号原告苏礼超，女，生于1964年4月，汉族。委托代理人孙承友，男，原告之丈夫。委托代理人孙芳，渠县渠江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王永乐，男，生于1962年7月，汉族。被告达州市福达焦化实业有限公司。地址：达州市达县斌郎乡木瓜村。法定代表人王永乐，董事长。二被告委托代理人周忻，四川金世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周奇鸣，女，生于1969年3月，汉族。委托代理人于金渤，四川金世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蒲兴兵，男，生于1971年3月，汉族。原告苏礼超与被告王永乐、周奇鸣、达州市福达焦化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达焦化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7月21日受理后，被告王永乐、福达焦化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裁定驳回被告提出的管辖权异议，被告不服，提起上诉，2015年10月29日，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维持原裁定。本案依法由审判员袁猛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12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孙承友、孙芳，被告王永乐、福达焦化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周忻，被告周奇鸣及其委托代理人于金渤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追加蒲兴兵作为本案第三人，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了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被告因生意急需资金，向原告借款200万元，约定月利率2分。原告看在被告是多年的朋友份上，四处抓借，筹集200万元借与被告，于2015年7月1日向原告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苏礼超人民币贰佰万元整（2000000元），年息24%，月息2分，署名借款人：王永乐，并捺印。此后，被告不按承诺履行，不闻不问，且被告四处借款，让原告深感该借款无法回收，加之原告本人又特需资金返还其他筹集人，无奈，故起诉要求三被告偿还原告借款200万元及利息；审理中，原告增加了诉讼请求，即另偿还借款2.76万元及利息。被告王永乐、福达焦化公司辩称，被告出具借条后原告实际上未履行出借的义务，按民间借贷法律规定，双方的借贷法律关系未发生。且从原告的诉状看，也不应列王永乐为被告，王永乐是职务行为。被告周奇鸣辩称，原告主张债权的依据是王永乐的借条，在审查借款是否发生，应依照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借款未用于王永乐与周奇鸣的共同生活，原告的诉称有矛盾，2015年7月1日出借款项，而7月13日就申请保全，故该借款违背交易习惯。该借款应该未发生，即使发生也未用于王永乐与周奇鸣的家庭生活，我们均是二婚，我的工作稳定，也不需要王永乐借钱给我用，因王永乐之前离婚是净身出户，故我们也曾约定经济独立，如果王永乐在外有借贷事实，也不是用于家庭生活。我与王永乐于2015年7月离婚。我不知道借款的事实，且借条上也无我的签字，借款与我无关系。第三人蒲兴兵虽未出庭参加诉讼，但递交了以下书面陈述意见：2013年7月19日和8月30日，王永乐分别出具借条借到我名下现金100万元和200万元，并告知王永乐其中290万元系苏礼超及家人在外抓借的，利息按月利率2分或2分以上计算的。借款时，因王永乐说只借3个多月，就没有向苏礼超出具借条，直接向我出具的条子。借款到期未还，苏及家人多次催收，王也次次承诺尽快还款。2015年6月28日、29日，王永乐、王则（王永乐侄儿）、我及孙承友共同在银行核对还款数额后，王永乐、我及孙承友于2015年6月29日在福达焦化厂王永乐办公室按月利率2分进行了结算（利息计算至2015年6月30日），至此除去还款和利息及扣我10万元后，王永乐还下欠苏礼超202.76万元。由王永乐直接向苏礼超出具了200万元的借据，借款日期从2015年7月1日起算起，王说下余2.76万元付现金（至今未付），同时，王永乐在孙承友手中收回原向我出具的两张共300万元的借据原件。原告为了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法庭举出了以下证据：1、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原告的身份信息。2、被告王永乐与周奇鸣的婚姻登记档案，拟证明本案债务系二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周奇鸣是适格主体。3、借条，拟证明2015年7月1日被告王永乐向原告出具借条向原告借款属实，并约定了借款利息。4、2013年3月27日，原告哥哥孙承福的打款凭证，孙承福向第三人蒲兴兵在工行的账户上转账100万元的事实；2013年7月10日、7月18日，原告的朋友刘传千向第三人蒲兴兵在建行的账户上分别转账14万元、56万元的事实；2013年7月31日田东东的记账凭证，原告朋友田东东向蒲兴兵转款114万元的事实；2013年7月13日孙承友给蒲兴兵的建行账户上转账6万元的事实。拟证明原告向亲友筹措借款，由亲友向第三人蒲兴兵转账290万元的事实。5、被告王永乐向第三人蒲兴兵出具借条复印件两张，拟证明第三人蒲兴兵代原告向被告支付借款290万元及第三人蒲兴兵本人借给被告王永乐10万元的事实。6、结账清单，拟证明原告孙承友、被告王永乐及侄儿王则、第三人蒲兴兵共同整理原告向被告支付借款的资金明细，并确认被告欠原告借款202.76万元的事实，以及被告王永乐向原告出具200万元借条的由来。7、证人刘传千、孙承福、田东东到庭陈述，拟证明原告苏礼超、孙承友夫妇向他们借款，要求将款通过银行直接转到第三人蒲兴兵的账户上，由原告苏礼超、孙承友夫妇向他们出具借条并支付利息的事实。刘传千还证明曾与孙承友一起到福达焦化厂找王永乐催收借款的事实，才得知苏礼超在自己处借的钱转借给了被告王永乐；孙承福证明听原告苏礼超说钱是借给被告王永乐的。被告王永乐、福达焦化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借款为夫妻债务有异议，且原告起诉被告主张的是因经营需要，且将福达焦化公司作为被告提起诉讼，故请法院查明该借款的真正用途，以明确债务人。如果是福达焦化公司的债务，王永乐就不是债务人，借款也不是夫妻共同债务。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这张借条并没有产生民间借贷的法律效力，因为借款义务未实际履行。对证据4有异议，都是复印件，需要法庭进行核实，且这些转款均发生，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这些转款凭证的双方不是本案的原、被告，且原告所主张是的2015年7月1日的借条产生的民间借贷关系，这些打款凭证与本案无关联性。打款凭证上原告苏礼超的委托代理人孙承友的注示有两种不同笔迹，通过注示的内容也可以说明这些款项不是借贷关系。如果原告的主张成立，也包括债权转让与债务承担的关系，不符合民间借贷的原则。如果继续审理，也剥夺了被告程序上的权利，因为原告虽是向法院提交的诉状进行诉讼，但实际上主张的是未提交的诉状的权利。对证据5有异议，系复印件无法确认真实性，且两张的金额额共计300万元，与本案的金额不一致。对证据6共3页，2015年6月29日与福达焦化公司算账依据是复印件，无法确认真实性，同时这张复印件最后有个确认依据王永乐的签字不是王永乐本人所写；其它两页无法确认任何事实，也没有王永乐的签字，不应是一份有效的证据。故原告这组证据无法证明其待证目的。对证据7认为只能证明原告与蒲兴兵的借贷关系，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王永乐、福达焦化公司存在借贷关系。被告周奇鸣质证认为，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清楚，请依法审查借款是否履行，对于证据4-5我方都不清楚，也可说明原告主张的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与原告提出的证据是矛盾。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规定，能证明不是民间借贷关系，但能证明其它关系的，应以其它关系审查。证据6不具有证据效力，无法达到已履行出借的事实。被告王永乐、福达焦化公司未向法庭举证。被告周奇鸣向法庭举出了以下证据：1、被告的身份信息。2、被告王永乐和周奇鸣的结婚信息、离婚调解书，拟证明二被告于2013年2月1日登记结婚，于2015年7月22日离婚的事实及二被告在婚前对债务分担的约定。3、被告周奇鸣的财产资料，拟证明被告周奇鸣在婚前经济条件较好，无需因家庭生活举债。4、原告诉状复印件、二被告婚前财产协议、被告王永乐与前妻离婚协议，拟证明原告起诉的200万元借款是王永乐用于福达焦化公司经营需要，而非用于王永乐与周奇鸣的家庭生活；王永乐与周奇鸣婚前约定王永乐在福达焦化公司及其它企业的股权收益由王永乐自己所有，在经商活动中产生的债务由王永乐自己承担；王永乐与其前妻王苏华离婚时约定福达焦化公司的股份归王苏华所有，故因福达焦化公司经营所负债务与周奇鸣无关，周奇鸣不负有偿还责任。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结婚登记信息无异议，对离婚调解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及待证事实有异议，这份调解书是在原告起诉期间，被告王永乐与周奇鸣提起离婚，且是调解书，可以看出王永乐与周奇鸣是为规避共同债务达成的离婚协议，不因为离婚协议约定的夫妻债务由王永乐个人承担而规避周奇鸣不承担偿还义务的事实。对证据婚前财产协议，可以看出约定人王永乐、周奇鸣是同一人书写，且这份协议没有其它部门的证据佐证，不具有真实性，可以怀疑二被告为规避本案的共同债务而书写的。对王永乐与前妻的离婚协议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联性，也只能说明王永乐与前妻的财产分割的事实。对证明有异议，不具有关联性，仅证明周奇鸣有固定的职业，但不能以此就证明夫妻债务不由其偿还。证明上也无承办人的签字，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被告王永乐、福达焦化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王永乐与周奇鸣办理离婚是2015年的7月22日，而原告的起诉状是2015年7月21日，故原告称逃避债务是不公平的。被告周奇鸣的证据是证明被告王永乐的债务是否该由其承担，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从今天的调查可知道，即使借款发生，也是用于福达焦化公司的生产经营。原告苏礼超、被告周奇鸣所举证据，经法庭举证、质证、辩论，本院审核认为，原告所举证据，被告均提出了异议，但与本案有关联性，且真实、合法，本院予以采信；对被告周奇鸣举出的离婚调解书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婚前财产协议真实性不予采信，对其它证据予以采信。本院根据采信的证据并结合当事人的陈述，认定以下法律事实：被告王永乐与第三人蒲兴兵系朋友关系，第三人蒲兴兵与原告苏礼超及丈夫孙承友系朋友关系。被告王永乐因生意需资金周转，由第三人蒲兴兵向原告苏礼超及丈夫孙承友提出借款，原告苏礼超夫妇同意后再向其亲友抓借、筹集了290万元，通过第三人蒲兴兵支付给被告王永乐，2013年7月19日、8月30日，被告王永乐向第三人蒲兴兵出具100万元和200万元的借据，第三人蒲兴兵告知被告王永乐借款300万元中290万元借款系向原告苏礼超所借。2015年6月29日，被告王永乐及其侄儿王则、第三人蒲兴兵、原告丈夫孙承友在银行核对帐务后，按约定的利率进行了结算，除去已归还的本金及利息，被告王永乐还下欠第三人蒲兴兵借款本金202.76万元。2015年7月1日，由被告王永乐直接向原告苏礼超出具借据，借到人民币200万元，约定月利率2%，另2.76万元约定向苏礼超以支付现金方式偿还，同时，被告王永乐从原告丈夫孙承友处收回曾向第三人蒲兴兵出具的两张共300万元的借条。借条出具后，被告王永乐又四处借款，引起原告苏礼超恐慌和不安，加之又需钱向他人偿还，经催收无果，故起诉。同时查明，被告王永乐、周奇鸣夫妇于2013年2月1日登记结婚，2015年7月22日，在达川区人民法院调解离婚。在审理中，本院根据原告苏礼超提出的财产保全申请，于2015年7月13日、8月19日、10月15日，对被告所有的财产予以查封。本院认为，被告王永乐向原告苏礼超借款人民币200万元的事实，有其出具的借据、第三人蒲兴兵的陈述、证人证言、账务结算依据、银行转款凭证及庭审笔录等在卷佐证。其证据并经庭审核对，足以认定被告借款的事实。二者之间的借贷行为，其性质应属民间借贷，且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另2.76万元借款，仅有原告苏礼超和第三人蒲兴兵的陈述，不足以确认该债务的客观存在，原告苏礼超要求被告王永乐、周奇鸣偿还2.76万元借款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被告王永乐在原告苏礼超处借款后，经原告苏礼超催收拒不还款系违约行为，应承担还款责任。原告苏礼超起诉要求被告王永乐偿还借款200万元及支付利息的请求合法，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周奇鸣辩称其对被告王永乐借款的事实不知情，且与被告王永乐在婚姻存续期间也达成协议，各自的债务自行承担，故其不应承担还款责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的规定，此借款发生在被告王永乐与被告周奇鸣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虽然双方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承担进行了约定，该约定是其夫妻对外债务的承担进行的分担，但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或债权人，故本案中的借款应为夫妻共同债务，被告周奇鸣应对被告王永乐的借款负有共同偿还义务。审理中，被告王永乐、福达焦化公司提出“被告出具借条后原告实际上未履行出借的义务，按民间借贷法律规定，双方的借贷法律关系未发生法律效力，且从原告的诉状看，也不应列王永乐为被告，王永乐是职务行为，即使债务成立，也是被告福达公司与原告苏礼超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的辩解，通过审理查明，被告王永乐在向原告苏礼超出具借据前，已通过第三人蒲兴兵收到了原告苏礼超的借款，当时已经给第三人蒲兴兵出具了借条，后来通过三方银行对账，确认了被告王永乐欠原告借款200万元的事实，并且出具了借条，被告王永乐从原告苏礼超丈夫孙承友处收回曾向蒲兴兵出具的的借条等过程看出，也就不存在再由原告苏礼超履行所谓的出借支付义务，借款事实已实际发生；该借款应属王永乐个人债务，因借据上没有福达焦化公司的印章，只有王永乐个人签名并捺印。故其辩解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福达焦化公司的性质是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即个人独资企业，由一个自然人投资经营，全部资产为投资人所有的营利性经济组织，原告起诉要求福达焦化公司对本案债务共同承担责任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若借款人在未履行偿还借款义务时，原告有权就该企业的财产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据此，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永乐、周奇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苏礼超借款本金200万元人民币，并支付从2015年7月21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原告苏礼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间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800元，减半收取114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共计16400元，由被告王永乐、周奇鸣负担（原告已垫付7800元，执行时由被告一并给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袁   猛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杨惠（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