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2民终4087号
上诉人（原审互为原、被告）：王大伟，男，1980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群，北京君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互为原、被告）：中国广播艺术团，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号。
法定代表人：冯巩，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立众，北京市京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大伟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广播艺术团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2民初9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大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我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我与中国广播艺术团之间只存在松散的管理关系，认定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是错误的，实际情况是我与中国广播艺术团已经建立了“参加全部演出+平时库房值班”这种紧密的劳动关系，故应当认定双方劳动关系存在。同时，我从到中国广播艺术团工作以来，参加了所在工作部门即舞美工作部的所有演出工作，工作量巨大，一审判决认定我工作时间只有每月多则5、6次，少则1次，每次一般只有一天，显然与事实不符。中国广播艺术团的做法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应当给付我劳动关系下的相关待遇。
中国广播艺术团辩称：我单位每年对外演出达两三百场，王大伟参与的仅是一小部分。从王大伟出具的证据来看，其全部报酬都是按照场次来发放，王大伟除了给我单位提供劳务外，还向其他艺术团提供劳务，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我单位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王大伟的上诉请求。
王大伟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双方2010年11月1日至2017年3月1日存在劳动关系；2．中国广播艺术团支付2012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工资差额65400元；3．中国广播艺术团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1日期间工资5670元；4．中国广播艺术团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4000元；5．中国广播艺术团支付2010年11月1日至2017年3月1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0000元。
中国广播艺术团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双方于2012年12月1日至2017年3月1日不存在劳动关系；2．我单位无需支付王大伟2015年9月6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工资差额15241．38元；3．我单位无需支付王大伟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1日期间工资3866．9元；4．我单位无需支付王大伟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8505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9月，王大伟向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西城区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1．确认双方于2010年11月1日至2017年3月1日存在劳动关系；2．中国广播艺术团支付2012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差额65400元；3．中国广播艺术团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1日工资5670元；4．中国广播艺术团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4000元。西城区仲裁委于2017年12月作出京西劳人仲字（2017）第3018号裁决书，裁决：1．中国广播艺术团与王大伟于2012年12月1日至2017年3月1日存在劳动关系；2．中国广播艺术团支付王大伟2015年9月6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工资差额15241．38元和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1日期间工资3866．9元；3．中国广播艺术团支付王大伟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8505元；4．驳回王大伟其他仲裁请求。王大伟与中国广播艺术团均不服该裁决，分别起诉至一审法院。
诉讼中，为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王大伟向法院提交如下证据：
1．团体保险投保书、保单资料及参保人名单，主要内容为中国广播艺术团为包括王大伟在内的17人在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中国广播艺术团表示对该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无法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2．通行证，王大伟为进入中国广播艺术团的办公场所，需持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临时通行证。中国广播艺术团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称双方系劳务关系，临时通行证仅供临时出入使用。
3．出访手册。中国广播艺术团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
另，王大伟申请原舞美工程部负责人吕某（现已退休）出庭作证，吕某陈述称：王大伟于2010年至2016年在团舞美工作队从事舞台音响工作，在多年的工作中，一直未解决劳动关系，其多次向领导申请为王大伟解决劳动关系问题，领导告知因没有编制，无法解决，但同意按照每月800元标准作为补助，并投保意外伤害险；王大伟等三人无固定工作地点，需经常外出演出，无演出时在库房值班，并做好灯光音响设备的调试工作。对于中国广播艺术团当庭询问“未解决劳动关系问题，后每月发放800元补助，如何理解”的问题，吕某称“800元为基数，不固定，有时是600元，有时是1000元，依据工作表现确定”；对于“除中国广播艺术团发放报酬外，有无其他单位向王大伟等三人发放报酬”的问题，吕某称有过，但很少，均系其他人有相关工作找到吕某，吕某让他们去干活，他人给王大伟等三人发放报酬。双方均认可证人证言的真实性。
中国广播艺术团主张双方系劳务关系，其单位按照演出场次向王大伟发放劳务费，并就此提交王大伟工作期间的劳务费收据和记账凭证等作为证据。王大伟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王大伟与中国广播艺术团是否建立劳动关系。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规定：“一、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就本案而言，判断双方是否建立劳动关系的关键在于王大伟是否受中国广播艺术团的劳动管理，就该问题，双方各执一词。考察王大伟领取报酬的记账凭证和王大伟当庭陈述，法院通过上述证据可认定的事实为：王大伟每个月均会参加中国广播艺术团组织的演出，负责音响技术等工作，每场演出时间一般为一天（偶尔超过一天），中国广播艺术团舞美工作部负责人吕某负责按月统计、签批王大伟演出场次和演出费用，演出费用按演出场次计算，费用支出名义为“劳务领款”，财务审批流程完成后，一般在统计月份当月以现金形式发放统计周期内的“劳务费”，该事实亦与证人吕某证言相互佐证。驻演出现场外的时间，双方就是否形成管理存在分歧。王大伟主张其日常需在存放演出设备的库房值班，但其未就值班事实提供证据加以佐证；如依其所述，每月平均演出时间为四五天左右，考虑到行业特征，则王大伟值班时间为二十余天，因中国广播艺术团发放演出报酬均为按场次计算，其中无任何包含值班费用的内容，故王大伟常年累月的值班工作纯属演出工作的“附属义务”，与常理不符。从演出设备的占有等状态来看，灯光、音响设备归中国广播艺术团所有，但日常维护、搬运和使用等均由王大伟等人负责，即从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这一角度来看，王大伟行为符合劳动关系特征。综合以上事实，法院经慎重考虑后，认为中国广播艺术团为王大伟等人办理通行证，为王大伟发放出访手册，要求王大伟等人维护、搬运演出设备，上述行为均是为了方便王大伟为特定演出场次的顺利进行所做的工作，这种管理应属于松散的管理，不构成人身上的管理属性，不应认定为劳动管理，双方不构成劳动关系。王大伟基于劳动关系提出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中国广播艺术团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法院予以认可。
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王大伟与中国广播艺术团2012年12月1日至2017年3月1日不存在劳动关系；二、中国广播艺术团无需支付王大伟2015年9月6日至2016年12月31日工资差额15241．38元和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1日工资3866．9元；三、中国广播艺术团无需支付王大伟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8505元；四、驳回王大伟诉讼请求。
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中，中国广播艺术团系事业单位，双方未签订过劳动合同。从双方提供的证据来看，王大伟系不定期地为中国广播艺术团的部分演出从事舞台音响方面工作，中国广播艺术团由舞美工程部负责人吕某按照演出场次以现金形式向王大伟结算相关报酬，每场演出金额不等，王大伟收取报酬后在相应的“劳务费收据”或“劳务领款凭证”上签字确认，其上均明确载明款项性质为劳务费用。同时，中国广播艺术团对于王大伟没有严格的考勤制度和管理。虽然中国广播艺术团为王大伟办理过相关通行证和出访手册等手续，但均系参加特定演出活动所必需，无法充分证实双方之间具有身份上的隶属关系和用工性质。故综合上述情况，王大伟主张其与中国广播艺术团建立了劳动关系，依据不足，在此情形下，一审法院对王大伟基于劳动关系提出的相关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王大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王大伟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庞 妍
审 判 员 王丰伦
审 判 员 张玉贤
二〇一八年七月五日
法官助理 王雨阳
书 记 员 王铎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