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东民初字第15365号
原告北京凤展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乙57号。
法定代表人张建兵，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芬，北京尚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赵强。北京尚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樊维，男，1971年1月30日出生。
第三人山西天雄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义井村村中街。
法定代表人狄金菊，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桂芝，女，1980年1月3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洋，女，1979年4月7日出生。
原告北京凤展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凤展酒店)诉被告樊维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本院审判员王红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李彦宏、人民陪审员张瑞莲共同组成合议庭，追加山西天雄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天雄劳务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与第三人之委托代理人及被告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凤展酒店诉称：被告曾于2011年6月入职至2014年3月3日离职。被告离职后，原告与第三人山西天雄劳务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协议，由第三人将厨师派遣至原告处工作，被告与第三人签订劳动合同，工资亦由第三人发放，故被告与第三人存在劳动关系，原告只是用工单位。而仲裁裁决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是错误的，原告无需支付被告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综上，原告起诉至法院，要求判令1、2014年5月1日至2015年6月2日期间，原、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2、原告不支付被告2014年6月28日至2015年3月3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49311元；3、原告不支付被告2014年4月1日至2015年6月2日期间店龄工资2100元；4、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被告辩称：我与山西天雄劳务公司不相识，亦未与山西天雄劳务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我只是在原告的要求下提交了辞职报告，其中注明”因个人原因”也是应原告要求所书写，但我并没有离职，一直任凤展酒店的西餐厨师长至2015年6月2日。自我入职原告单位至2014年3月3日之前，均系原告公司为我缴纳社会保险，后原告称不能给我们缴纳社保，欲将我的社保转至山西，遂我自行缴纳。我认为我的劳动关系相对方就是凤展酒店，我要求凤展酒店支付我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但如果法院最终认定我的劳动关系相对方是山西天雄劳务公司，我也要求山西天雄劳务公司支付该二倍工资。
第三人述称：被告与我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我公司为被告发放工资并为其缴纳了雇主责任险。虽然被告的劳动合同并非其本人签字，但该签字是经被告本人同意并授意由刘绍选代为填写的，应属于我们与被告签订有劳动合同。故我公司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1年6月28日，凤展酒店（作为甲方）与樊维（作为乙方）曾签订有《劳动合同书》，双方约定，乙方在甲方工作起始时间是2011年6月28日，本合同于即日生效，其中试用期两个月，并约定于2014年6月27日终止。乙方根据甲方工作需要，担任餐饮部员工岗位工作。关于劳动报酬，双方约定甲方每月15日前以货币形式支付乙方工资，月工资为按月工资总额不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支付乙方上月工资。之后，樊维从事西餐厨房厨师工作。2014年3月3日，樊维填写《员工离职申请书》，其中注明申请日期为2014年3月，离职日期为2014年3月，离职原因：个人原因，至同年3月7日，相关负责人员均予以批准。
另，凤展酒店（作为甲方）与山西天雄劳务公司（作为乙方）开展劳务派遣合作事宜，并签订《劳务派遣服务协议》，双方约定乙方按照甲方要求，负责派遣人员的调配、代发工资等手续，甲方负责派遣人员的政治思想教育、业务技术培训和日常管理等。甲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用人，并为派遣人员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劳动保护、安全和卫生等设施，保证其正常、安全地开展工作。甲方确定首批派遣员工约为39人，需要变动的派遣人员人数或调整人员时，需要每月提前三天书面通知乙方。本合同期限自2014年3月28日至2015年3月28日止。对于管理服务费，双方约定每位派遣员工每月250元服务费，工资发放手续费10元。原告及第三人将被告列入此批39名派遣员工之中。之后，原告每月向第三人支付西餐厨房三人（即被告及俞秋红、刘绍选）的服务费及手续费共计780元。
2014年3月之后，被告继续在原岗位工作。2014年4月起，被告转由东城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社会保险代理处代缴社会保险。2015年6月1日，凤展酒店发布酒店经营调整方案，决定自2015年6月1日起，取消厨师西餐班组三名，自助餐由中厨负责出品。次日，被告停止工作，酒店负责人王×表示”2015年6月15日由劳务公司发给两个月的工资，共计26156元”。原、被告认可此款为西餐厨房三人2015年5月及6月的工资，樊维认可已领取此款。
再，自2014年4月至2015年5月，第三人每月向以樊维作为收款人的账户汇款（用途为个人工资、资金收入），金额分别为2700元至3400元不等，该账户的银行卡保存于中餐厨师长张海涛处。第三人提交签订日期为2014年4月1日的《劳动合同》，该合同的甲方为山西天雄劳务公司，乙方填写姓名为樊维（被告否认系其签署）。庭审中，西餐厨师刘绍选承认系其代为填写该合同，并表示中餐厨师长张×拿来三份劳动合同，表示不签合同就不发工资，其当着张×的面填写了包括自己在内的西餐厨房三人的劳动合同（另二份劳动合同乙方为樊维、俞秋红），并交给张×，之后未告知樊维及俞秋红。
庭审中，双方认可被告签写《员工离职申请书》后仍在原岗位连续工作，没有间断。双方认可2014年4月之后，工资发放周期仍为每月中旬发放上个自然月的工资，但工资发放模式有所变化。此前为原告以打卡的形式向被告发放工资，此后由中餐厨师长张×每月将包括被告在内的三名西餐厨房人员的工资总额约13078元交付给被告，再由被告给付另二人工资后，余款为樊维每月工资（即俞秋红每月工资3000元，刘绍选每月工资3000元，樊维每月工资7078元）。对于此期间的工资发放主体，三方陈述不一。原告及第三人表示系由第三人向被告发放工资，被告则坚持认为系由原告为其发放工资。审理中，证人中餐厨师长张×出庭作证，张×表示其系中餐厨师长，被告系西餐厨师长，签订劳动合同时，因中餐厨房人员较多，故由其领回劳动合同，并下发至各部门。张×电话告知被告其已领取劳动合同，告知被告相关格式并要求每人签订合同，但因被告未在餐厅，故将劳动合同交给西餐厨房值班人员刘绍选。约二、三天后，被告将三人的劳动合同交给张×，张×将劳动合同交至第三人处。对于工资来源及如何发放，张×表示工资均为第三人发放。西餐、中餐、员工厨房、洗碗、保洁五部门人员统一办理了银行卡，银行卡里有一部分钱，另一部分钱是现金，张×每月将银行卡里的钱取出来，加上自第三人处领取的现金，按照各部门的额度分给各部门负责人，西餐就是给厨师长樊维，之后各负责人自己分配给自己的职工，对于各负责人如何分配其他职工的工资，张×表示其并不过问。
对于店龄工资，原、被告认可此款系2014年4月之前，根据职工的工龄，每满一年增加的50元工资；如果发放，2014年4月至2015年6月期间，被告的店龄工资应为每月150元。但原告认为此系被告与其存在劳动关系期间公司发放的一笔款项，在其与被告解除劳动合同后就不再存在店龄工资的问题。
2015年6月23日，原告向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1、确认2014年5月1日至2015年6月2日期间与凤展酒店存在劳动关系；2、凤展酒店支付2011年7月延时加班工资和休息日加班工资差额1699元；3、凤展酒店支付2011年7月1日至2014年5月31日期间法定休假日加班工资差额4047元；4、凤展酒店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5000元；5、凤展酒店支付2014年5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70000元；6、凤展酒店支付2014年4月1日至2015年6月2日期间每月店龄工资150元，共计2100元。2015年9月7日，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一、确认2014年5月1日至2015年6月2日期间樊维与凤展酒店存在劳动关系；二、凤展酒店支付樊维2014年6月28日至2015年3月3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49311元；三、凤展酒店支付樊维2014年4月1日至2015年6月2日期间店龄工资2100元；四、驳回樊维的其他申请请求。后，原告不服该仲裁裁决，诉至本院，诉如所请。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劳动合同书》、离职申请书、劳务派遣服务协议及服务费支付凭证、证人证言、樊维与张×签收工资记录、仲裁裁决书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
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已查明的事实，2014年3月，被告自书《员工离职申请书》，以”个人原因”提出与凤展酒店解除劳动关系，被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此自书行为存在欺诈、胁迫，应认定此属被告自愿行为。2014年4月起，被告将社保关系自原告处转出并转由朝阳区人才服务中心代缴，被告称原告拟将其社保转到山西，遂将社保转出自行缴纳，基于此其应属明知与原告的劳动关系情况将发生变化。其次，原告与第三人签订有《劳务派遣协议》，原告亦向第三人支付包括被告在内的服务费等，应认定原告与第三人亦实际履行了该《劳务派遣协议》。再次，被告的工资系由第三人转账及张海涛自第三人处领取现金后补足，故应认定第三人向被告发放工资。基于上述考虑，被告虽然未与第三人签订劳动合同，但应认定被告属明知山西天雄劳务公司的存在，对于原告将其劳动关系变更至山西天雄劳务公司，其持放任的态度并未提出异议，故认定2014年4月之后，被告劳动关系相对方为第三人山西天雄劳务公司。故仲裁裁决原告向被告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依据不足，现原告要求不支付此款，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要求的不支付2014年4月1日至2015年6月2日期间店龄工资一节，因原告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后，双方未就店龄工资的支付另行约定；此期间被告的工资发放形式较前发生变化，被告对于此领取工资的数额及方式亦未提出异议，在此情形下，仲裁裁决原告按照原标准支付店龄工资，依据不足，现原告要求不支付此款，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
考虑被告劳动关系的相对方为第三人山西天雄劳务公司，第三人未能提交其与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被告有权主张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但基于民事诉讼不诉不理及仲裁程序前置的考虑，被告并未向第三人提出要求二倍工资差额的仲裁请求；且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亦未涉及要求第三人支付的问题，故被告可再行向相关部门主张此权益。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二〇一四年五月一日至二〇一五年六月二日期间，原告北京凤展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樊维不存在劳动关系；
二、原告北京凤展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不支付被告樊维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至二〇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四万九千三百一十一元；
三、原告北京凤展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不支付被告樊维二〇一四年四月一日至二〇一五年六月二日期间店龄工资二千一百元。
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上诉，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王 红
代理审判员 李彦宏
人民陪审员 张瑞莲
二〇一六年五月六日
书 记 员 朱迺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