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民二终字第41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潘秀英。
委托代理人：潘景辉。
委托代理人：陈国昌，系潘秀英所在的从化市吕田镇连麻村民委员会推荐的诉讼代理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路爱娣。
委托代理人：潘康威。
上诉人潘秀英因与被上诉人路爱娣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从化市人民法院（2013）穗从法民二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路爱娣、潘秀英均为从化市吕田镇连麻村中二经济合作社社员。
1998年1月10日，从化市吕田镇连麻村中二经济合作社作为发包方（甲方），路爱娣作为承包方（乙方）代表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其中约定由路爱娣承包涉案土名为“下农”的土地3.2亩，承包期30年。潘x平作为发包方法定代表人也在合同上签名。2000年1月24日，从化市吕田镇农村承包合同管理办公室对合同进行鉴证。
1998年1月10日，从化市吕田镇连麻村中二经济合作社作为发包方（甲方），潘秀英作为承包方（乙方）代表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其中约定由潘秀英承包涉案土名为“瓦瑶段”的土地0.362亩，承包期30年。曾x超、潘x平、曾x芳（原队长）作为发包方法定代表人也在合同上签名。2002年10月30日，从化市吕田镇人民政府核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给潘秀英。2010年5月12日，从化市吕田镇农村承包合同管理办公室对合同进行鉴证。
前述两份土地承包合同第四条均约定：“乙方承包土地权属甲方，乙方只有经营权和收益权。乙方不得擅自转包、转让或调换承包地，更加无权出卖承包土地。”
2009年8月，潘秀英在“瓦瑶段”的土地上种植农作物，引致双方争议。2010年5月17日，潘秀英到从化市吕田镇综治中心反映，请求解决争议。从化市吕田镇综治中心经过调查取证，于2010年8月30日组织司法所、连麻村委干部以及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2010年9月16日，从化市吕田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人民调解终结书》，反映“2010年7月13日、7月30日、8月29日、8月30日，司法所干部分别向曾x操（1987年任生产队队委）、潘x平（1987年任生产队队长）、潘x冲（1987年任生产队队长）、潘x坚（中二社社员）、潘x升（中二社社员）及连麻村委、中二社干部就纠纷进行调查取证，各证人的证言比较统一：路爱娣门前的土地（争议土地）以前是水田，是经济社分配给潘秀英承包的，潘秀英有承包合同，在20多年前已经与路爱娣交换耕作，后来由于路爱娣填土而丢荒多年。根据调查取证及调解会议上掌握的资料来看，连麻村中二社群众证明路爱娣和潘秀英的土地是置换了的，潘秀英不予承认，认为没有书面协议。在农村，土地置换耕作没有经过经济社同意和备案的情况很普遍，经济社及村委干部都对土地置换耕作给予事后认可。”作出终结意见如下：“鉴于双方置换土地事实清楚，位于中二经济社瓦瑶段的土地使用权归路爱娣所有，潘秀英及其家属不得到该土地上进行种植庄稼及阻挠路爱娣的正常生产、生活。”潘秀英不服，向从化市农业局申请复查。2010年11月29日，从化市农业局作出《对潘秀英同志信访的复函》，答复意见如下：“一、关于潘秀英与路爱娣责任田纠纷问题。1、根据1998年签订的第二轮土地承包的合同情况，以及对纠纷责任田四至的确定，潘秀英在“中二社瓦瑶段”承包地（共3.62分）有合法经营权；2、潘秀英与路爱娣互换责任田情况，我们调查了解，双方于上世纪80年代有口头置换协议，没有互换责任田书面协议，发包方也没有备案的依据，以及该地段改变了耕地用途，其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二、根据以上调查结果我们认为：1、上访人潘秀英拥有该责任田的合法承包经营权，路爱娣应该予以返还；2、该地段已经填土，改变耕地用途，承包人自身亦有过错，应依法回复原状。”
2011年12月23日，路爱娣起诉潘秀英，同日，原审法院立案受理。2012年12月20日原审法院作出（2012）穗从法民二初字第7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原告路爱娣与被告潘秀英1986年就位于从化市吕田镇连麻村中二队“下农”大块麻水田及土名“瓦瑶段”的水田互换有效；二、被告潘秀英停止在原告门前土名“瓦瑶段”的水田上耕作并清除地上的农作物。本案受理费200元，由潘秀英负担。”判决宣判后，潘秀英不服上诉。本院于2013年4月3日以（2013）穗中法民二终字第41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2）穗从法民二初字第79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原审法院重审。
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路爱娣、潘秀英之间是否存在互换承包地经营权的事实认定问题。首先，从化市吕田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人民调解终结书》以及从化市农业局作出的《对潘秀英同志信访的复函》均反映路爱娣、潘秀英之间存在口头互换承包地的事实。潘秀英虽然在本案原审庭前提交的证据9潘秀英上访信中反映从化市吕田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查取证不合法，但潘秀英缺乏进一步的证据证实，且潘秀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举证、辩证、质证的权利。其次，潘秀英在原审庭前提交的曾x芳、潘x平、潘x水、潘x煌、潘x健、潘x美、潘x祯的证言，一是，上述人员出具书面证言的时间均是2013年1月至3月间，是本案原一审宣判后二审诉讼期间，原审法院有理由相信证人证言是基于原一审的判决而另行作出的；二是，潘x平、潘x水、潘x煌的证言均反映不在现场不清楚事件，但并没有完全否定路爱娣、潘秀英互换承包地的事实，而曾x芳则只是基于路爱娣、潘秀英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亦没有到经济社进行承包地调整而认为路爱娣、潘秀英双方是没有互换承包地；三是，潘秀英在本案原审庭前提交的潘x健、潘x美、潘x祯的证言，潘x健是潘秀英的儿子，潘x美是潘秀英的女儿，潘x祯是潘秀英的女婿均与潘秀英有直接利害关系，而且潘x健是潘秀英的委托代理人，不能作为证人；四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而潘秀英提交书面证言的证人均未出庭作证。因此，潘秀英提交的曾x芳、潘x平、潘x水、潘x煌、潘x健、潘x美、潘x祯的书面证言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结合路爱娣诉讼请求及证据，原审法院依法认定路爱娣、潘秀英在1986年口头协议互换承包地经营权的事实，路爱娣以其承包的土名为“下农”大块麻的水田0.362亩与潘秀英承包的土名为“瓦瑶段”的水田0.362亩进行互换。
2011年12月23日，路爱娣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路爱娣、潘秀英双方于1986年就潘秀英将其承包的位于从化市吕田镇连麻村中二队土名“瓦瑶段”的0.326亩水田互换路爱娣承包的位于从化市吕田镇连麻村中二队土名“下农”大块麻水田有效。2.潘秀英立即停止侵占路爱娣家（地址：从化市吕田镇连麻村中二队14号）门前的土地并立即清除地上的农作物等杂物，并将所占的土地交回给路爱娣。3.本案受理费由潘秀英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路爱娣、潘秀英分别与经济社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依法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因此，本案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纠纷。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一）平等协商、自愿、有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二）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三）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四）受让方须有农业经营能力；（五）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
结合本案，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条规定：“承包方之间为方便耕种或者各自需要，可以对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互换。”本案路爱娣、潘秀英属于同一经济社，故可以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其次，路爱娣、潘秀英互换土地承包经营权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只是口头协议，但互换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互换事实已经长达20多年。而签订书面合同并非流转合同生效的必要条件。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口头或证人证明等方式流转仍较为普遍，如果将书面合同设定为合同是否生效的必要条件，则不利于保护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也不利于维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秩序，也不符合当前我国农村的客观实际。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承包方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包方仅以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未报其备案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可见，备案制度并不是流转合同生效的必要条件。路爱娣、潘秀英互换土地承包经营权没有在经济社备案，并不影响合同效力。而本案路爱娣、潘秀英互换土地承包经营权长达20多年，作为发包方的经济社一直没有提出异议，应视为其已经同意路爱娣、潘秀英的互换行为。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路爱娣、潘秀英之间关于互换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口头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依法确认合法有效。因此，路爱娣诉讼请求确认与潘秀英于1986年就位于从化市吕田镇连麻村中二队“下农”大块麻水田及土名“瓦瑶段”的水田互换有效，有理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路爱娣依法取得互换后的土名“瓦瑶段”的水田0.362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根据我国物权法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物权中的用益物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潘秀英未经路爱娣许可擅自在该土地上种植农作物，构成侵权。因此，路爱娣诉讼请求潘秀英停止在路爱娣门前土名“瓦瑶段”的水田上耕作并清除地上的农作物，有理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潘秀英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原审法院依法作出缺席判决。
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五条、第一百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于2013年12月6日作出判决：一、路爱娣与潘秀英于1986年将位于从化市吕田镇莲麻村中二经济社土名“下农”大块麻水田0.362亩和土名“瓦瑶段”的水田0.362亩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有效。二、潘秀英应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5日内停止在路爱娣门前土名“瓦瑶段”的水田上耕作并清除地上的农作物。原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潘秀英负担。
上诉人潘秀英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未能准确确定案件性质和争议焦点，导致审理案件从错误的出发点出发，原审判决事实不清，错误认定案件事实。本案实质就是潘秀英、路爱娣双方对争议土地的经营承包权纠纷，法庭应该从经营承包权的拥有与否进行调查，并组织双方进行举证。潘秀英提供的证据包括《农村包干到户合同》、《潘秀英1981年分责任田亩数》、《承包土地合同证》等，都清楚表明，潘秀英从1981年开始，经过所在集体组织的分配并签订承包合同等形式，对争议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到1998年落实国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与集体组织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国家发给《承包经营权证书》，潘秀英在此期间凭借《粮食任务证》、《证明》等全部完成国家的粮食任务。直到2010年5月12日，潘秀英的承包合同还再次得到政府部门的鉴证确认。《土地承包合同》是农户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唯一合法来源和依据。由此表明，潘秀英对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是由始而来，且从未间断至今，是无可争辩的。在《对潘秀英同志信访的复函》中，从化市农业局作为从化市农村耕地的行政主管国家机关，其经调查核实依法作出的复函意见，正确认定了潘秀英的经营承包权。相反，路爱娣1998年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不包括争议土地，不存在路爱娣十几年前就拥有该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的事实。（二）双方不存在土地互换的事实。实际上，路爱娣与潘秀英协商置换耕地，路爱娣有意置换后用来建造房屋，潘秀英便要求路爱娣在相邻的祖屋中作出让步，要同时进行房屋置换，以方便居住，但最终双方没有就置换土地的事情达成任何协议。之后路爱娣在其与潘秀英的“瓦瑶段”10号耕地相邻的耕地非法建造房屋，并试图强行侵占潘秀英的“瓦瑶段”10号耕地，双方纠纷由此而来。依常理可知，边远的“下农”耕地是无法与近在村门口的“瓦瑶段”相置换的，两者无论在面积、地段、产量、粮食任务等多个方面都相差甚远，除非有其它的附带条件。最终双方没有达成任何的协议，也清楚表明这种置换不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同时，原审判决书中描述路爱娣起诉的事实与理由中出现“等面积互换”的字眼，实际上路爱娣起诉状中并无上述说法。因为路爱娣不肯同时置换房屋，故潘秀英不但没有答应与路爱娣置换耕地，也从未对路爱娣承包经营的“下农”大块麻耕地进行过耕作。调查笔录中也证实路爱娣一直将上述耕地交由同村的潘x升代耕。所以，潘秀英从一开始就对路爱娣企图强行侵占潘秀英耕地的违法行为不断提出抗议，原审法院认定“互换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错误的。（三）原审法院错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七条的规定，错误采信路爱娣提供的非法证据，错误认定案件事实。首先，路爱娣提交的证据有《土地承包合同》、《人民调解书》。路爱娣的《土地承包合同》在格式内容、发包方代表姓名、面积田亩的书写习惯、印章字迹等都显示是不真实的，其在承包土地明细表显示路爱娣承包的是“瓦瑶”的“0.5亩”和“下农”的“3.2亩”等耕地，签订时间是1998年1月10日，也就是在路爱娣捏造的置换耕地事实发生十几年后的这份《土地承包合同》中，仍然显示承包耕地范围与潘秀英承包的“瓦瑶段10号扦的3.62分耕地”没有任何的关联性。其次，《人民调解终结书》是一份依据不真实、程序非法、内容不合法、适用法律错误、结论错误的没有法律效力的普通文书。具体表现：1.路爱娣的弟弟的儿子当时在吕田镇主管综治中心工作，其本应依法回避，但却在其不公正的安排下，指使制作非法文件《人民调解终结书》。所以，被调查人都与路爱娣串通一气，综治中心故意隐匿了曾x操、潘x升等持不同意见的村民干部的意见。2.参与调查的吕田镇综治中心工作人员的路x祥，在调查笔录中有部分注明其是记录人，实际上所有笔录都是其亲笔书写的，其与路爱娣是堂姐弟关系。依据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上述两人指使、参与制作的调查笔录是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3.据被调查人潘x水所述，被调查人之一的潘x生与路爱娣是叔嫂关系，也存在重大利害关系，所作言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4.吕田镇综治中心以虚假、非法的调查笔录制作的《人民调解终结书》是不合法的，该文件对双方的争议作出裁判，违背调解工作合法、自愿、公平的原则，有失公允。再次，原审法院没有严格依据民事证据的采信规则辨别证据的真实性与证明力的大小，得出错误的结论。潘秀英提供的《农村包干到户合同》、《潘秀英1981年分责任田亩数》、《承包土地合同证》、《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粮食任务证》、《证明》、《承包经营权证书》等属于原始证据、直接证据，对潘秀英拥有争议耕地经营承包权的事实，时间跨度涵盖了路爱娣所主张的置换耕地的时间，权利来源清楚，保存完整，形成完整有力的证据链条。从化市农业局出具的《对潘秀英同志信访的复函》是国家行政机关文件，属于公文书证，证明力显然大于路爱娣提供的《人民调解终结书》。调查笔录属于传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其证明力小于原始证据的证明力。（四）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等多项法律规定，但前后矛盾，本案应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特别法，尤其是1984年《从化县人民政府承包土地合同证》第六条、1998年《从化市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第四条的规定。（五）原审判决没有从构建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出发，从更好解决邻里争端的角度，作出更加人性化、符合以人为本的判决。首先，路爱娣违法改变了耕地的原貌和用途，对此路爱娣亦予以承认，而且从化市农业局现场调查情况也可以证实上述事实。其次，如果土地置换是公平合理的，潘秀英不可能不愿意接受，路爱娣若需要与潘秀英置换承包地，只要路爱娣提出公平合理的置换条件，双方现可协商置换事宜。但原审法院没有从解决矛盾争端的角度出发，原审判决不利于建设和谐稳定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基于上述理由，潘秀英上诉请求：1.撤销广东省从化市人民法院（2013）穗从法民二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2.确认潘秀英对位于从化市吕田镇连麻村中二队瓦瑶段10号的0.362亩水田拥有经营承包权；3.路爱娣立即停止侵占潘秀英的承包责任田，并恢复水田耕作原貌；4.本案原审、二审诉讼费全部由路爱娣承担。
被上诉人路爱娣答辩称：不同意潘秀英的上诉请求，同意原审判决。潘秀英拥有“瓦瑶段”的承包经营权，这样才能与路爱娣互换水田。潘秀英的丈夫在从化市吕田镇供销社工作，为了达到迁出户口的目的，将承包的田地进行处理。路爱娣的房子在1982年到1983年左右已经建好，是经过批准合法建造的。从1986年互换田地到本案诉前，双方一直都没有争议。潘秀英在原审时提供的证人证言都与其有利害关系。农村承包合同是政府提供的格式化合同，路爱娣在合同上的签名是真实的。路x祥和路爱娣不是姐弟关系，只是同村的村民。因为涉案耕地没有水利设施，因此无法耕种，路爱娣把涉案耕地平整后没有在其上建造建筑物。只有主管行政机关才有职权认定是否改变土地性质。潘秀英为了达到自己建房的目的，反悔互换土地的事实。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原审法院在原一审期间依职权调取了从化市吕田镇综治中心于2010年7月13日向潘x冲、潘x煌（潘x煌称呼潘秀英为大嫂，称呼路爱娣为二嫂）、潘x坚、潘x平所做的调查笔录，于2010年8月29日向潘x水（上世纪90年代初任中二社副社长，2008年后任社长）所做的调查笔录，于2011年1月7日向潘x生（潘x生称呼潘秀英为大嫂，称呼路爱娣为二嫂）所做的调查笔录。上述人员，除潘x平表示不了解情况，建议向同社的潘先为、潘x冲了解外，其余均表示潘秀英与路爱娣在上世纪80年代已经置换责任田，并且整个经济社都知道置换事实。路爱娣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
本院再查明：2012年12月17日，原审法院向潘x平询问关于潘秀英和路爱娣互换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事实。潘x平称：“（路爱娣和潘秀英）应该有换地的事，但经济社没有进行换地的登记。”“社员双方同意换地的，经济社都不干预，由其自由换地，只要双方协商一致就行。”对此，潘秀英质证认为：对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潘x平无权断定双方是否已置换了土地，而且也没有相关的证据证明，双方并未就互换土地协商一致。路爱娣质证称，对上述笔录没有异议。
本院认为：本案因潘秀英与路爱娣均主张各自对路爱娣门前土名“瓦瑶段”的水田享有承包经营权，双方由此产生争议而成讼，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述土名“瓦瑶段”水田的承包经营权归何人所有。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
（一）潘秀英主张其现在仍享有土名“瓦瑶段”的水田承包经营权是否有理。
根据我国物权法和相关土地法律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他物权中的用益物权，根据法律规定，用益物权的取得方式一般为继受取得。本案中，涉案土地的所有权依法归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系集体所有土地，因此，无论是潘秀英还是路爱娣，其若想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当依法向拥有土地所有权的集体经济组织申请并依法备案。因此，潘秀英凭《农村包干到户合同》《潘秀英1981年分责任田亩数》《承包土地合同证》《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承包经营权证书》《粮食任务证》《证明》等证据，证明其对涉案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本院确认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并确认潘秀英曾经从集体经济组织处取得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但是，上述证据仅能证明潘秀英享有相应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外观，其是否真实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还应当查实其是否已依法将其土地承包经营权通过合法方式转移给他人。就本案而言，潘秀英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享有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是其当时与路爱娣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的前提，若潘秀英不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则不存在进行互换土地承包经营的基础。但本案所争议的并非潘秀英是否曾取得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而是潘秀英有无将其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与路爱娣进行互换。因此，原审法院确定本案的案由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纠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潘秀英主张原审法院未准确确定案件性质和争议焦点，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承前所述，潘秀英主张其提供的证据《农村包干到户合同》《潘秀英1981年分责任田亩数》《承包土地合同证》《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粮食任务证》《证明》《承包经营权证书》可证明其对涉案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的事实，现路爱娣主张潘秀英与其有口头协议互换土地承包经营权，从本质上两者并不矛盾，因为潘秀英依据上述证据，可以证实其获得政府和集体经济组织的认可，依法取得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在此基础上，潘秀英才能与路爱娣互换土地承包经营权，否则互换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协议将无事实基础和权利基础。即，路爱娣主张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协议也是建立在潘秀英享有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基础上的，潘秀英的举证充其量只能证明双方没有就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协议到政府有关部门和集体经济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备案登记，不足以否定双方有关于互换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口头协议。
因此，本院认为，潘秀英的举证仅能证明其曾经享有涉案土名“瓦瑶段”水田的承包经营权，尚不能证明其现在仍然享有上述土地的承包经营权。
（二）路爱娣主张其依据其与潘秀英的协议而享有涉案土名“瓦瑶段”水田的承包经营权是否有理。
对此，本院认为，这一问题应循以下思路分析：首先，事实方面，潘秀英和路爱娣有无约定对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进行互换这一事实。其次，权利基础方面，如双方有互换约定，双方依法有无权利进行该等约定。最后，法律效力方面，如双方有权进行上述约定，则出现权利流转的实际情况与权利登记状况不一致的情形，此时应如何确定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归属。
1.潘秀英和路爱娣有无约定互换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的问题。
从已查明的事实看，原审法院为查实《人民调解终结书》中记录的被调查人的陈述的真实性，已经依法调取了潘x冲、潘x煌、潘x坚、潘x平、潘x水、潘x生等人的调查笔录，并且在2012年12月17日向潘x平询问关于潘秀英和路爱娣互换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情况。从调查情况看，绝大部分被调查人均确认其知悉潘秀英与路爱娣有互换土地经营权的事实。潘秀英认为《人民调解终结书》是由于一位与路爱娣有亲戚关系的领导过问而形成，上述调查笔录的记录人与路爱娣有利害关系等情况，均为其主观推测，并无实质证据证实，本院对此不予采信。至于潘秀英认为曾x操、潘x升对潘秀英与路爱娣有互换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口头协议持有不同意见，亦未提供证据证实曾x操、潘x升具体有何意见。退一步说，即使曾x操、潘x升对本案双方当事人有无互换协议确有不同意见，也仅为其二人的意见，不足以推翻其他大多数村民的陈述。至于潘秀英质疑潘x生与路爱娣是叔嫂关系，因此潘x生的陈述不可信的主张，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潘x生称呼潘秀英为大嫂，称呼路爱娣为二嫂，潘秀英和路爱娣本身为妯娌关系，潘x生与路爱娣是叔嫂关系的同时其与潘秀英也是叔嫂关系，不足以据此认定潘x生的证言偏袒路爱娣，相反潘x生与路爱娣、潘秀英的亲戚关系，使潘x生有可能了解双方口头约定的实际情况，更能客观公正地描述事实，因此，潘x生的陈述有较高的可信度。而且，潘秀英作为证据使用的从化市农业局出具的《对潘秀英同志信访的复函》，也确认了潘秀英与路爱娣有口头置换协议，至于该复函中关于土地现状的处理意见，并不否认潘秀英与路爱娣存在互换土地承包经营权约定的事实，只是对上述约定的效力作出了否定性评价，但该局的这一法律上的评价并不影响本院对事实方面的认定。因此，本院根据《对潘秀英同志信访的复函》确认的事实以及众多村民所陈述的事实确认潘秀英和路爱娣曾经就互换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达成一致，并有口头约定。
2.潘秀英与路爱娣对于互换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的口头约定是否有效的问题。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因此，路爱娣以其依法取得承包经营权的土名“下农”大块麻水田与潘秀英交换潘秀英依法取得的土名“瓦瑶段”水田，前文已述，已有证据表明，该互换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虽然双方采取的是口头约定的形式，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的规定：“承包方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包方仅以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未报其备案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可见互换土地承包经营权协议未通过书面形式订立，亦未经备案的，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为保障农民依法流转其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自由，本院确认潘秀英与路爱娣关于互换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的口头约定有效，双方均应恪守约定。
3.从目前情况看，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的实际流转情况与该权利在相关部门登记的状况不一致，如何确定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属的问题。
本院认为，我国法律已明确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依法流转，因此，在本院已经查实潘秀英和路爱娣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的口头协议并依法确认该协议有效的情况下，路爱娣已依据双方当事人的协议约定取得土名“瓦瑶段”的0.362亩水田的承包经营权，同样地，潘秀英也已依据该协议取得土名“下农”大块麻水田的承包经营权。至于潘秀英主张的在相关部门登记的以及相关土地承包合同书证上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仍然为潘秀英的问题，只是由于双方当事人在互换土地承包经营权后没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报发包方备案的后果，并不能以此否定双方互换协议的效力，更不能以此为由主张涉案的两块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未发生相互转移。
因此，本院认为，本案的证据已充分证实路爱娣通过其与潘秀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协议而取得涉案土名“瓦瑶段”水田的承包经营权。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潘秀英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上诉人潘秀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革花
审判员 张纯金
审判员 徐 艳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记员 何海涛
陶智斌
刘稀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