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沪二中民四（商）再字第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曹泰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景锋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沪萌。
委托代理人ＸＸ波，上海市尚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施全红，上海市尚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高沪萌。
委托代理人施全红，上海市尚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沈励生。
委托代理人袁慧萍，上海市尚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周庆贤。
委托代理人袁慧萍，上海市尚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何国勤。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上海景丰物业管理合作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沪萌。
委托代理人施全红，上海市尚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曹泰生因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原审法院”）（2013）杨民二（商）再重字第4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重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曹泰生，被上诉人上海景锋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锋物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ＸＸ波、施全红，被上诉人高沪萌的委托代理人施全红，被上诉人沈励生、周庆贤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袁慧萍，被上诉人上海景丰物业管理合作公司（以下简称“景丰合作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施全红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何国勤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2001年6月5日，景锋物业公司向曹泰生出具《收据》一份，金额为30，000元，“收款事由”为“景锋集资款”。曹泰生向法院提供的三份日期为2001年6月5日，编号为XXXXXXX至XXXXXXX的《股权证明》，“股东”及“发放股息红利记录”栏内均为空白。2001年4月13日，周庆贤、何国勤、沈励生及景丰合作公司签订了《合资协议书》，拟共同组建景锋物业公司，并于4月27日形成公司章程。5月11日，经上海华城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上述四股东已以现金形式出资3，000，000元。2001年5月21日，景锋物业公司经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杨浦分局核准成立，注册资金为3，000，000元，股东为周庆贤、何国勤、沈励生及景丰合作公司。
原审法院另查明，2001年4月25日，包括曹泰生、高沪萌、周庆贤、沈励生、何国勤在内的的景丰合作公司全体股东签署了一份《上海景丰物业合作公司股东会决议》，内容为：本公司于2001年4月25日召开全体股东会上，一致同意对景锋物业公司投资。投资额为600，000元，占该公司注册总额的20%。高沪萌为股东代表。
2001年4月27日，周庆贤、沈励生、何国勤、景丰合作公司签署了景锋物业公司章程，章程第十一条明确载明，上述股东的认缴出资必须在2001年5月底之前足额认缴。
2001年6月5日，景锋物业公司向曹泰生出具了编号为XXXXXXX至XXXXXXX的《股权证明》，股权证明的“股东”及“发放股息红利记录”栏内均为空白，说明栏内记载了下列内容：（1）企业内部股权证明不上市交易，不得自行转让。（2）持股人调离本单位或退休退职后，退出股权由本公司按本金收回。（3）分红时，凭本证领取。
2001年12月30日，景锋物业公司向股东发放了入股红利，其中未包括曹泰生。
2002年12月20日，景锋物业公司召开了股东大会，作出《上海景锋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内容为：（1）职工个人股股金在持股人共同参与企业生产经营期间，可以提取或退出。一旦持股人调出、辞职、除名、退休、死亡等情况，必须由企业按股本金金额退还给股份持有人或合法继承人。（2）鉴于企业目前的客观现状，企业将设立职工干股。在企业生产经营期间干股持有者资金投入者享受同等红利分配待遇，一旦干股持有者离岗、离职时，干股持有权立即终止。（3）本决议即股东大会通过即日起生效并实施。该决议全体股东签名栏有包括高沪萌、周庆贤、沈励生、何国勤在内的股东签名及景丰合作公司的印章。曹泰生不在其内。
原审法院审理中，曹泰生明确其非隐名股东，也无对应的显名股东承认与曹泰生之间存在代持景锋物业公司股份的关系。景锋物业公司表示，因集资项目未承揽成功，已将全部集资款退还给缴款者，其中包含曹泰生交付的30，000元，但因公司财务操作问题，现已无法证明集资款的退还方式，所以对此也不再坚持。现愿意将30，000元加上同期银行利息退还给曹泰生。经法院释明和调解，曹泰生认为30，000元是股本金并非集资款，不同意景锋物业公司的处理方案，主张如果未认定30，000元的性质为股本金，不同意在本案中作其他处理。
原审法院重审认为，本案案由系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争议焦点是曹泰生向景锋物业公司交纳了30，000元，并取得了景锋物业公司注明为“景锋集资款”的收据及“股权证明”后，是否构成股东出资？能否据此认定曹泰生已取得景锋物业公司的股东资格？
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身份一般通过以下方式取得，一是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且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的发起人，二是公司增资时的新股东，三是在公司存续期间依法受让或继受取得股权的人。就曹泰生的诉讼请求而言，其主张的股东身份系指显名股东，未主张系增资扩股或通过股权转让方式继受取得股权，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根据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应满足的条件，对曹泰生是否具有设立公司时的股东资格进行审查，即股东之间达成投资设立公司的协议或章程；股东按约定认缴出资，并经会计师事务所验资确认，签发验资报告；在工商登记机关完成注册登记；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若作为发起人（创始股东）还必须履行设立公司的职责。
1、关于出资合意问题。公司具有人合性，成为股东应当具有认缴出资、享有股权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与其他出资人达成共同出资设立公司的合意，其表现形式为出资协议、公司章程、或与登记股东签署的隐名出资协议。同时具备签署公司章程、向公司认购出资或者股份并履行公司设立职责的，才能认定为公司发起人。本案中，曹泰生自认因听高沪萌谈起从而投资景锋物业公司，但其未与景锋物业公司的其他发起人股东中的任何一方达成其作为股东参与投资设立公司的书面或口头的协议，也没有参与公司章程的制定，因此不能产生与公司其他股东达成出资合意的法律效果。
2、关于出资手续问题。根据规定，原始出资需履行验资、工商登记等法定程序。即出资人缴纳货币出资应当进入公司的验资账户，且均须通过验资手续并取得验资证明，才能证明实际履行了缴纳出资的义务。曹泰生缴纳的30，000元不仅未按规定进入验资账户并取得验资证明，且曹泰生取得的缴款凭证形成于景锋物业公司成立之后。曹泰生缴纳30，000元的行为不符合上述要求，故不能证明其已实际履行了缴纳出资义务。
3、关于股权登记问题。景锋物业公司登记资料显示，2001年4月27日，全体投资人签署了公司章程，该章程明确载明，全部股东出资必须在2001年5月底之前足额认缴。景锋物业公司设立时的验资报告反映，所有股东在2011年5月11日前就将投资款足额认缴到位。同年5月21日，公司取得营业执照。而曹泰生交付3万元的时间为6月5日，此时景锋物业公司已经验资设立，处于资本充实状态，公司注册资本并未因此而增加。公司登记的股权结构也是明晰的，即登记股东为沈励生、周庆贤、何国勤及景丰合作公司，其中并无曹泰生。故公司验资设立在前，曹泰生交款在后，难以认定曹泰生所交款为景锋物业公司的股本金。
4、关于股权行使问题。股东应享有诸如参加股东会、行使知情权、获取公司收益等权利并履行相关股东职责。本案中，在景锋物业公司设立前，曹泰生未履行设立公司的职责；公司设立后，曹泰生从未参加股东大会，也未参与公司的投资经营等，即其从未行使过与股东有关的权利或履行过股东义务。
5、关于股权证明的效力问题。股权证明是股东完成投资后，公司发给其证明股东完成投资的证明文件。其最大特征在于实名制，需记明出资者姓名、出资时间、金额等内容，是一种具有明确指向性的不可流通凭证。本案中曹泰生持有的三份股权证明虽盖有公司印章，但缺乏全部出资人签订的出资协议或章程作为基础，且姓名栏完全空白，不完全具备股权证所应有的证明股东完成出资义务的证明作用。综上，曹泰生虽向公司投入资金30，000元，但其既未与公司发起人股东达成入股公司的合意、且所投资金系公司成立后缴纳，未转化为公司资本，其也从未实际行使过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现仅凭交款收据及三张未填写姓名的股权凭证，难以认定曹泰生所交纳的30，000元已构成股东出资及其因此取得景锋物业公司的股东资格。应当指出，就本案而言，曹泰生也非景锋物业公司的隐名股东。一是根据诉请，曹泰生本人从未主张自己是景锋物业公司的隐名股东；二是无证据证明曹泰生与任何一名登记股东间存在代持股份的协议。故曹泰生要求景锋物业公司确认其股东身份及享有1%的持股比例，将曹泰生记载于景锋物业公司股东名册，并进行工商登记的诉讼请求，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法院对此难以支持。据此原审法院重审判决对曹泰生要求上海景锋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确认其股东身份及1%的持股比例，将曹泰生记载于上海景锋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名册，并进行工商登记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原审法院重审判决后，曹泰生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其在景锋物业公司成立之前就出资3万元，其现在持有的收据景锋物业公司成立后进行过更换，所以收据的时间显示是在景锋物业公司成立后。景锋物业公司其他原始股东周庆贤、何国勤、沈励生在办理公司登记时进行了暗箱操作，未将曹泰生登记为原始股东，现曹泰生持有景锋物业公司的股权凭证，应该是景锋物业公司的显名股东，原审法院重审未查明事实，适用法律错误，故请求撤销重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曹泰生在原审中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景锋物业公司辩称，从曹泰生的收据来看，其交付3万元钱款的时间在景锋物业公司成立之后；该钱款性质是景锋物业公司向员工的集资款，并非股权出资；景锋物业公司于2001年5月21日经工商局核准成立，股东为周庆贤、何国勤、沈励生和景丰合作公司，股东均以现金出资并经过验资，原始股东已100%出资，故曹泰生不是景锋物业公司的股东。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高沪萌、沈励生、周庆贤以及景丰合作公司的答辩意见与景锋物业公司的答辩意见一致。
被上诉人何国勤未到庭应诉、答辩。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重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曹泰生在本案中自认其只与高沪萌谈起过对景锋物业公司投资，且其3万元为单独投资，否认参与景丰合作公司的集体投资。其还承认未与景锋物业公司的其他发起人股东中的任何一方达成其作为股东参与投资设立景锋物业公司的书面或口头的协议，也没有参与投资人会议，没有参与公司章程的制定、签字。而现有证据显示高沪萌并不是景锋物业公司的发起在册股东。2001年4月27日，景锋物业公司在册登记的投资人周庆贤、何国勤、沈励生和景丰合作公司签署了公司章程，该章程明确载明全部股东出资必须在2001年5月底之前足额认缴。景锋物业公司设立时的股东在2011年5月11日前就将投资款300万元足额认缴到位，经过验资审核。而曹泰生缴纳的3万元不仅未进入验资账户审验，且其取得的缴款凭证形成于景锋物业公司成立之后。曹泰生未与景锋物业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达成出资合意，也没有作为发起人履行设立公司的职责，景锋物业公司的原始股东也均否认曹泰生曾经对景锋物业公司出资，均否认曹泰生是景锋物业公司的股东。基于以上事实，本院难以认定曹泰生所交款3万元为设立景锋物业公司的股本金，也难以认定曹泰生对景锋物业公司有股东资格。此外，曹泰生还否认是景锋物业公司的隐名股东，景锋物业公司也无对应的显名股东承认与曹泰生之间存在代持景锋物业公司股份的关系，故本院也难以确认曹泰生是景锋物业公司的隐名股东。综上，曹泰生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法院的重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2013）杨民二（商）再重字第4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顾文怡
审 判 员 承怡文
代理审判员 王疆中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李 娜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