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4民终253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宋笔丽，女，1985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一笑，广东道而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苑东，广东道而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卢伟顺，男，1993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峰，广东诚迅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欧志祥，男，1990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颖，女，约25岁，住珠海市香洲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珠海华联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珠海市吉大九洲大道东石花三巷1号六楼601，组织机构代码688619281。
法定代表人：刘传武，执行董事兼经理。
上诉人宋笔丽因与被上诉人卢伟顺、欧志祥、刘颖、珠海华联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联盛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5）珠香法民三初字第12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宋笔丽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宋笔丽的所有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法院认为宋笔丽和卢伟顺之间已经成立了委托合同关系是重大的认定事实不清。依合同法的规定，合同双方对合同的主要条款表达一致，合同才成立。一审法院既未认定委托合同的重要内容，也没认定合同的履行情况，就认定合同已经成立错误。本案既无明确的委托事项，也无明确报酬，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卢伟顺收取“房产备案费用”没有合法依据，应该认定为不当得利而予以返还。2、一审认为“恶意串通，以非法的方式取得在珠海市缴纳工资、薪金所得的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规避珠海市限购政策，并签订了购房合同，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双方的委托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明显认定事实不清。首先，一审没有认定究竟是损害国家利益还是社会公共利益。因为两者的法律后果不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会导致被没收财产。其次，一审并没有认为纳税就是损害国家利益，而事实上纳税本身并不是非法行为，也没有损害国家利益，而是为国家做贡献。再次，卢伟顺并没有参与纳税行为，如果损害国家利益，纳税参与人刘传峰必须是本案中一审被告，由法院追加。最后，纳税行为经税务机关认可，认定纳税行为违法，没有根据。而如果认为签订了购房合同是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更是错误的。二、一审运用法律不当。1、一审运用《合同法》第59条是错误的。首先，依该规定，损害国家利益是指合同双方是从国家取得相应的财产，这种财产是一种实际财产，可计算、可估算的。如果损害了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因此取得财产，要返还集体或者第三人。如果是国家财产，则不存在返还，才要收缴。2、卢伟顺（或刘传峰）的行为并没有违反珠府办（2011）45号《关于深入开展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的规定，相反是符合规定的。依该规定，有纳税证明的可买房，没纳税证明的暂停购房。卢伟顺（刘传峰）为购房人去办纳税证明，且办的是真实的纳税证明，得到了国家认可。完全合法且合符法律的。如果是违法的，税务机关又怎么会给办理？一审法院没有和税务机关沟通，显然考虑欠周。让当事人去纳税，增加当事人的麻烦，又增加税收，不就达到了限购的目的了吗？珠府办的规定并没有对此行为作出禁止。这就是政策与法律的区别。3、即使违反珠府办的规定，也不是损害国家利益。珠府办的规定，不是政策，即使违反政策，也不是损害国家利益。政策也有错误的政策。一审判决显然违背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大原则。一审判决把政府办的规定上升到超过宪法的高度。“违宪”都不一定是损害国家利益，何况珠府办的规定。4、一审判决之时，限购政策已作废，取得代之的是“去库存”。一审判决运用废止的规定，显然是错误的。或者从另一角度考虑，限购政策是错误的，为发展经济应该实施“去库存”。三、1、一审判决认为“卢伟顺确认收取宋笔丽‘房产证备案费用’27000元其实是用于办理使宋笔丽取得在珠海主城区购房资格的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的资格”，是一种主观臆断的表现。卢伟顺收取购房人的钱后，去做什么，这是卢伟顺的事，卢伟顺写给宋笔丽的收据明明白白就是“房产证备案费用”。至于实际如何使用这笔费用，宋笔丽是无法控制的。至于是否产生这一费用，才是本案的争议焦点。正是因为实际不需要此费用，才要求被上诉人返还。一审法院认为不需要此费用是常识是主观臆断。购房行为对普通人来说一生就一次，甚至一次都没有。政策时时变，怎么能成为“常识”？真实的情况，宋笔丽就是被忽悠。双方不存在串通，因为没必要拿那么多钱去与卢伟顺串通，宋笔丽完全可以花少钱，自己去纳税。2、一审法院作出的与本案有关的制裁卢伟顺的《民事制裁决定书》与本案的判决密切相关。宋笔丽认为卢伟顺一定会复议且改判。
卢伟顺辩称，一、卢伟顺依照双方认可的委托，履行了相应的义务，为宋笔丽办理了相关的符合当时购房条件的资料，这些资料经查均是合法的；二、卢伟顺在办理委托事项中要求的资料必须要交一定的费用，这些费用都是从收取的费用当中支出，包括税费，这些费用不是所谓的房产备案费用，只是在收据上写成房产备用费用，但实际不是。现在卢伟顺还在帮助缴纳税费；三、收据有委托具体事项和金额，是双方自愿的，所办理的手续符合国家政策法规要求，使宋笔丽能够达到购房的条件，因此我方认为宋笔丽和卢伟顺之间是一个自愿有偿的委托服务关系，这种关系符合我国民事法律的相关规定，也没有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也没有损害国家利益，因此我方同意宋笔丽撤销一审判决的上诉请求，其他上诉请求均不同意。
欧志祥辩称，同意卢伟顺的答辩意见，没有其他意见。
刘颖、华联盛公司未发表答辩意见。
宋笔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卢伟顺、欧志祥、刘颖、华联盛公司连带返还宋笔丽办理房产证备案费用27000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4年4月18日计至还清本金之日止）；二、卢伟顺、欧志祥、刘颖、华联盛公司连带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25日，宋笔丽与珠海市富景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景居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宋笔丽向富景居公司购买后者开发的珠海市香洲区明珠北路37号富景华庭1幢2单元3104房。
2014年4月18日，卢伟顺收取宋笔丽交来的27000元并出具收据，收据的内容为：今收到宋笔丽交来27000元，用于购买富景华庭1栋2单元3104房办理房产证备案费用。
宋笔丽主张卢伟顺、欧志祥、刘颖、珠海华联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收取宋笔丽的款项，应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为此还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4年4月19日收据。收据的主要内容是：今收到林建明交来35000元，用于购买富景华庭2X栋2004XXXX房办理房产证备案费用。收款人欧志祥。欧志祥确认上述收据系由其出具，但认为与宋笔丽无关。2、2013年12月1日收据。收据上加盖了印文为“珠海华联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印章，内容为：今收到谭保乐28000元（税单一年）。3、2014年8月5日收据。收据的主要内容为：鉴于甄叶笑购买商品房时，因受国家调控政策影响，买房时需具备有一年纳税证明才能办理房地产权证，本人收到你交来的28000元。此款收到后，帮你办理有效的纳税证明，从交来之日起2个月内有效。办理好后经查证无误此款无条件支付，若未能在有效期限内办理成功，此款退回，等等。收据尾部“收款人：”后有“刘颖”和“卢伟顺”签名字样。宋笔丽和卢伟顺均确认，该“卢伟顺”的签名是刘颖代签。
宋笔丽主张，其没有珠海户口，也没有在珠海纳税和买社保。其在向富景居公司购房时，卢伟顺、欧志祥和刘颖是富景华庭售楼部的工作人员，他们以个人名义收取了宋笔丽办证备案费27000元。但由于开发商富景居公司被债权人申请法院查封以及没有提供完税证明文件等原因，导致宋笔丽支付了部分购房款后至今未能办理房产证。
卢伟顺和欧志祥确认其曾是富景居公司售楼部的工作人员，并称刘颖也是售楼部的工作人员，但他们三人和华联盛公司没有关系。卢伟顺表示，在销售富景华庭时，其曾受部分不符合在珠海购房条件的购房者的委托，办理在珠海交纳一年期个人所得税的纳税证明，从而达到购房条件，并收取一定的费用，有些是收取办理纳税证明费用，有些是收取办理房产证备案费用，但其实都是为购房者办理纳税证明的费用；卢伟顺收到购房者的款项后，将款项和名单交给刘传峰，由刘传峰具体负责办理完税证明后，再由卢伟顺通知各业主去税务机关打印相关资料；对于宋笔丽，刘传峰已经为其办理从2013年2月1日到2015年2月28日在珠海市缴纳工资、薪金所得的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宋笔丽确认上述完税证明的真实性，但表示其从2014年到2015年期间，没有向珠海本地税务机关缴纳过个人所得税，上述完税证明所记载的税款，并非真实的工资、薪资个人所得税。
宋笔丽称其曾报警卢伟顺等人诈骗，但珠海市公安局并没有立案。根据宋笔丽的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向珠海市公安局南溪派出所调取了讯问笔录、询问笔录、亲笔供词等案卷材料。卢伟顺于2015年4月15日和5月8日在南溪派出所接受民警询问时称：我在2013年10月到2015年1月间在富景华庭售楼部任销售人员，在任职期间，有部分不符合购房条件的外地户籍客户（没有珠海纳税或社保）会想让销售人员想办法，我们就告诉客户可以找中介去帮忙办理纳税证明，客户不相信中介，我们就根据客户的户籍情况收取26000元到33000元不等的费用，并提供收据，然后将钱转给中介刘传峰，由他办理客户在珠海市的纳税证明，办理成功后，刘传峰会以现金形式给我回扣，每办理一个人给10000元左右，我大约收了30万元回扣，其中一部分分给欧志祥、刘颖、余芳等业务员，我本人收了约7万元左右。刘传峰于2015年5月8日在南溪派出所接受民警讯问时称：2014年珠海市对商品房限购，规定要在珠海工作满一年和在珠海缴纳社保一年才可以在珠海买房，很多没有在珠海工作或者缴纳社保的人在珠海市购买商品房都要找中介办理珠海纳税手续或者珠海社保，我受富景华庭售楼部的卢伟顺的委托办理了大约30人左右的珠海纳税手续或珠海社保，收取了卢伟顺100万元；我收取资料后，就找珠海市赢佳布艺、珠海市家贞基因公司、珠海市华联企业管理公司等公司挂靠；办理一个珠海一年的纳税手续成本大概300元，要给挂靠公司6000元左右挂靠费，我从中获利12000元，余下的作为回扣以现金支付给卢伟顺，金额约有30万元左右；我知道帮人补交珠海市纳税手续是违法的，我愿意将我收取的65万元尽快筹齐解决富景华庭准业主反映的问题。
卢伟顺提供的广发银行特种转账借方传票显示，其在2014年7月5日到12月30日之间，分10次共向刘传峰转账付款100万元。
一审法院另查明，2011年10月31日，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广东省关于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政策措施，进一步稳定我市新建住房价格，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了珠府办（2011）45号《关于深入开展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通知第二条规定：“自2011年11月1日起，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含驻珠部队现役军人和现役武警家庭），可提供购房之日起算的前2年内在本市累计缴纳1年以上的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或社会保险费缴纳证明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在香洲主城区内只能新购1套商品住房；不能提供购房之日起算的前2年内在本市累计缴纳1年以上的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或社会保险费缴纳证明的非本市户藉居民家庭，暂停在香洲主城区内购房。”
一审法院认为，卢伟顺确认收取宋笔丽“房产证备案费用”27000元其实是用于办理使宋笔丽取得在珠海主城区购房资格的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几年来，各地的限购政策是国内各种媒体上的热点内容。珠海是房地产的热点城市之一，珠海市政府早在2011年便发布了商品房限购政策，非本市户籍居民只有符合一定条件才可以在珠海主城区新购一套房产。宋笔丽并非珠海户籍居民，其到珠海购买商品房时，应当知道其不符合在珠海主城区购房的条件。房产证不需要备案以及政府有关部门不收取所谓“房产证备案费用”是常识，宋笔丽在购房款以外另行向富景华庭售楼部的业务员卢伟顺个人支付高达27000元的“房产证备案费用”的行为也表明，其是知道循正常途径无法购买富景华庭的房屋和办理房产证的，故同意另行支付27000元以取得购房和办理房产证的资格。因此，应当认定，宋笔丽和卢伟顺之间已经成立了委托合同关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和第（四）项的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以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均为无效合同。珠海市人民政府于2011年推出的针对香洲主城区商品房的限购政策，事涉国家和广东省关于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政策的贯彻落实和房地产市场的稳定，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宋笔丽和卢伟顺明知宋笔丽不符合购买位于珠海香洲主城区的富景华庭小区商品房的条件，也没有在珠海市缴纳过个人所得税，却恶意串通，以非法方式取得在珠海市缴纳工资、薪金所得的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规避珠海市的限购政策，并签订了购房合同，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双方的委托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因此，对于卢伟顺收取宋笔丽的27000元应予以收缴（一审法院将另行制作民事制裁决定书），宋笔丽要求卢伟顺返还该款并赔偿利息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没有证据证明欧志祥、刘颖和华联盛公司是宋笔丽与卢伟顺之间的委托合同的受托方和收取了宋笔丽的款项，宋笔丽提供的欧志祥、刘颖和华联盛公司收取其他人款项的收据也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在本案中不予审处。因此，宋笔丽要求欧志祥、刘颖和华联盛公司承担责任，依据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四）项、第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宋笔丽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476元，由宋笔丽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因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一审法院于2016年5月25日作出（2015）珠香法民三初字第1250号民事制裁决定书，决定收缴被制裁人卢伟顺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27000元。卢伟顺未在法定期间对该决定书提起复议。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法律关系。宋笔丽上诉主张卢伟顺收取“房产备案费用”没有依据，应当认定本案法律关系属于不当得利并据此予以返还。本院认为，一方面，卢伟顺确认其向宋笔丽收取“房产证备案费用”27000元，其实是用于办理使宋笔丽取得在珠海主城区购房资格的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并且卢伟顺也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相关完税证明；另一方面，珠海市政府早在2011年便发布了商品房限购政策，非本市户籍居民只有符合一定条件才可以在珠海主城区新购一套房产。宋笔丽并非珠海户籍居民，其到珠海购买商品房时，应当知道其不符合在珠海主城区购房的条件。并且宋笔丽系与开发商富景居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其应当知道任何与合同所涉房产相关的费用均应向开发商交纳，同时房产证不需要备案以及政府有关部门不收取所谓“房产证备案费用”，但宋笔丽偏偏向卢伟顺个人交纳了所谓“房产证备案费用”且数额高达27000元。综合以上两个方面，本院认为，宋笔丽系在明知自己循正常途径无法购买涉案房屋和办理房产证的情况下，同意另行支付27000元给卢伟顺以委托卢伟顺通过非正常途径帮助宋笔丽取得购房和办理房产证的资格。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宋笔丽和卢伟顺之间形成委托合同这一法律关系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对于宋笔丽主张的不当得利，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合同效力。珠海市人民政府于2011年推出的针对香洲主城区商品房的限购政策，事关国家和广东省关于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贯彻落实和房地产市场的稳定，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如上所述，宋笔丽和卢伟顺明知宋笔丽不符合新购珠海香洲主城区商品房的条件，却合谋以非正常途径取得了在珠海市缴纳工资、薪金所得的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而宋笔丽案中承认相关完税凭证所缴税款并非真实的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宋笔丽与卢伟顺的行为系为了规避珠海市的限购政策，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认定双方的委托合同无效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本案的处理。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制作了民事制裁决定书对卢伟顺收取宋笔丽的27000元非法所得予以收缴，卢伟顺未在法定期间对该决定书提起复议，该决定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则宋笔丽再行要求卢伟顺返还该款并赔偿利息损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外，没有证据表明欧志祥、刘颖和华联盛公司与本案卢伟顺收取的宋笔丽的款项有关，宋笔丽要求欧志祥、刘颖和华联盛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宋笔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76元，由宋笔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烈斌
审 判 员 廖世娟
代理审判员 牟宏微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江月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