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最高法民申198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江南水利水电工程公司。法定代表人：范天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俊勇，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夏莹，该公司职员。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陕西惠中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晖中，总经理。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北京电建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贤帧，董事长。再审申请人江南水利水电工程公司（以下简称江南公司）因与被申请人陕西惠中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惠中公司）、北京电建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电建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陕民终66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原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江南公司申请再审称，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且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遗漏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第八项的规定，本案应当再审，改判撤销（2016）陕民终66号民事判决，江南公司不需要对陕西惠中公司承担代付义务。具体理由如下：原判决认定江南公司与北京电建公司和陕西惠中公司三方成立新的代付协议，缺乏证据证明。陕西惠中公司提供的《关于请求代理支付材料款的申请》、北京电建公司2013年12月27日发出的《委托书》以及江南公司2014年1月18日发出的《代付承诺书》均为复印件，本案中没有其他证据能印证其真实性，上述证据无效，陕西惠中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诉讼后果。实际上，江南公司2014年1月18日向陕西惠中公司发出的《代付承诺书》并不是针对北京电建公司2013年12月27日发出的《委托书》做出的承诺。因为《代付承诺书》与《委托书》所表述的付款主体和付款方式是不一致的，北京电建公司在《委托书》上提出委托支付材料款所付给的主体是陕西惠中公司和陕西商南宇通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宇通公司），付款方式为根据“双方签字确认”的结算单，但是江南公司在《代付承诺书》中明确表示付款方式为“经三方确认”，这与“双方签字确认”完全不同。而且，北京电建公司在《委托书》中关于陕西惠中公司的债权是不明确的，没有指明其欠陕西惠中公司的材料款数额，江南公司从《委托书》中得知的只是北京电建公司欠付陕西惠中公司和陕西宇通公司共计4149918.43元的材料款并委托江南公司代付给该两公司。因此不能认为江南公司发出的《代付承诺书》就是同意代付陕西惠中公司4149918.43元，或者可以理解为已经对《委托书》的内容做出了实质性变更，应视为新附条件性的要约。所以，江南公司虽然在其发出的《代款承诺书》中同意由自己承担代付义务，但却不能据此认定江南公司与北京电建公司和陕西惠中公司达成了就4149918.43元承担代付义务的协议。原判决认定“江南公司未对北京电建公司、陕西惠中公司的委托事项及委托支付款项数额提出异议，视为江南公司、北京电建公司与陕西惠中公司在《水泥买卖合同》之外达成的新的协议”的事实，不仅与《委托书》以及《代付承诺书》的实际意思表示不符，更是加重了江南公司的代付责任。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江南公司发出的《代付承诺书》作为新要约，附加了代付条件。江南公司向陕西惠中公司发出的《代付承诺书》中明确指出：“经三方确认，由我公司按照北京电建公司出具的《委托书》分期分批支付给贵方”，“代扣代付部分的相关款项，待你双方商定确认后再行代扣代付。这里的“《委托书》”不是特指2013年12月27日北京电建公司出具的《委托书》，即使特指2013年12月27日的《委托书》，也并不表明就是按照《委托书》中所提到的4149918.43元范围支付给陕西惠中公司，只有在北京电建公司和陕西惠中公司的行为符合代付条件下才承担代付义务。原判决适用无过错原则要求申请人无条件履行代付义务，侵害了江南公司的意思表示自由及合同履行利益。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江南公司在庭审中提交了北京电建公司2014年1月22日出具的《委托书》和2015年2月5日出具的《委托书》，说明江南公司向北京电建公司和陕西惠中公司是按照《代付承诺书》里的“按北京电建公司出具的《委托书》分期分批支付”的条件来实际履行代付义务的，北京电建公司和陕西惠中公司也并未提出异议，证明该两公司认可了江南公司的《代付承诺书》中约定的代付前提条件，也能证明2013年12月27日《委托书》所说的委托事项和委托金额是与《代付承诺书》不一致的。但该两份证据并未得到原审法院认可和质证。江南公司在二审中曾向法院表示要提交其与北京电建公司于2015年7月28日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书》，二审法院以与本案无关联未允许提交，但该份《解除合同协议书》能证明北京电建公司因与江南公司解除了合同关系并且要求江南公司将全部工程款支付给北京电建公司，江南公司在没有北京电建公司的委托书情况下只有停止向陕西惠中公司代付款项。在北京电建公司强行解除合同并不再出具委托书后，可视为北京电建公司不再要求江南公司履行代付义务。原审法院遗漏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陕西宇通公司。二审中江南公司曾向法院提出程序违法，但是二审法院未追加陕西宇通公司为共同诉讼人。北京电建公司曾围堵江南公司在北京的总部，胁迫江南公司支付剩余工程款。为了维护稳定的需要，江南公司才向其支付了剩余工程款。现江南公司处尚有未支付完毕的工程款，也同意向陕西惠中公司支付，但是不能让江南公司承担全部3270109.68元的代付义务。原判决对江南公司有失公允，请求将本案改判或者发回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虽然江南公司在再审申请中提出陕西惠中公司提供的《关于请求代理支付材料款的申请》、北京电建公司2013年12月27日《委托书》以及江南公司2014年1月18日《代付承诺书》是复印件，本案中没有其他证据能印证陕西惠中公司出具的上述证据，不应采信。但此后其又多次在《再审申请书》中陈述上述材料，尤其是《委托书》和《代付承诺书》确系由北京电建公司和江南公司发出，所引述内容与原判决认定的内容并无矛盾之处，所以，江南公司提出的上述证据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2011年3月1日，陕西惠中公司与北京电建公司签订《水泥买卖合同》，约定陕西惠中公司向北京电建公司承建的陕西商南金华湾水电站工程工地供应水泥、粉煤灰，合同分别对标的、数量、价款、质量标准，结算付款方式、时间及地点和违约责任（需方应提供用货计划，经供方确认后按计划供货。供方未按供货计划供货时，每逾期一日向需方支付总价款千分之二的违约金）进行了约定。同日，双方还签订一份《钢材采供合同》，约定陕西惠中公司为北京电建公司供应钢材。合同签订后，陕西惠中公司按照约定向北京电建公司供应了水泥、钢材，北京电建公司向陕西惠中公司支付了部分材料款。2011年9月2日，北京电建公司、陕西惠中公司向国电陕西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江南公司发出《关于请求代理支付材料款的申请》，提出截止2011年8月3日北京电建公司欠付陕西惠中公司材料款约626万元，申请国电陕西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江南公司从应支付北京电建公司的工程进度款中予以代付。当日，江南公司在该申请上盖章并加注“同意在工程进度款中代付（分批）”。2013年1月30日，北京电建公司向陕西惠中公司、陕西宇通公司出具《往来对账函》，载明截止2013年1月30日北京电建公司欠付材料款4149918.43元。同年12月27日，北京电建公司向江南公司发出《委托书》，委托江南公司根据签字确认的结算单向陕西惠中公司、陕西宇通公司代付材料款4149918.43元。江南公司于2014年1月18日向陕西惠中公司发出《代付承诺书》，承诺：一、在业主相关款项支付到位的前提下，经三方确认，按照北京电建公司《委托书》分期分批代付材料款；二、支付的款项均从江南公司应支付北京电建公司款项中扣除；四、代扣代付部分是指确认无争议的部分，贵方与北京电建公司争议款项待双方商定确认后再行代扣代付。原审经组织对账查明后确定，陕西惠中公司向北京电建公司供应水泥价值1431642.88元，陕西宇通公司代陕西惠中公司向北京电建公司供应水泥价值1838466.8元，共计3270109.68元。根据北京电建公司、陕西惠中公司在《关于请求代理支付材料款的申请》，2013年12月27日北京电建公司向江南公司发出的《委托书》和江南公司2014年1月18日向陕西惠中公司发出的《代付承诺书》所载明的内容，只要确定的北京电建公司委托江南公司向陕西惠中公司代付的材料款在4149918.43元之内，并且在江南公司应付给北京电建公司的款项中扣除，就符合各方在相关协议和文件中提出和承诺的约定内容，即使相关各方达成代付协议时还没有确定陕西惠中公司和陕西宇通公司之间的债权比例，但只要最终确定的代付数额和支付对象在约定范围之内，就符合协议约定的内容。原判决认定江南公司、北京电建公司与陕西惠中公司在《水泥买卖合同》之外达成新的协议，即由江南公司以应付北京电建公司的工程进度款对北京电建公司欠付陕西惠中公司的材料款代为支付，而且，在查明北京电建公司欠陕西惠中公司材料款的基础上，判令江南公司代北京电建公司向陕西惠中公司支付水泥款数额3270109.68元，也未超出江南公司承诺的“我公司按照北京电建出具的《委托书》”范围，即4149918.43元范围。因此，原判决不存在缺乏证据证明和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江南公司提出的其于2014年1月18日向陕西惠中公司发出的《代付承诺书》并不是对北京电建公司2013年12月27日发出的《委托书》做出的承诺，已经对《委托书》做出实质性变更，应视为新附条件性的要约，不能证明江南公司与北京电建公司和陕西惠中公司达成了就4149918.43元承担代扣代付义务的协议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江南公司作为新证据提交的北京电建公司2014年1月22日出具的《委托书》和2015年2月5日出具的《委托书》以及其与北京电建公司2015年7月28日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书》，标注的时间都在本案北京电建公司、陕西惠中公司与江南公司三方达成代付款协议之后，只是在北京电建公司与江南公司之间发生，并且江南公司提供的上述材料中也不存在能够否定原判决认定的哪一项具体事实和款项数额的内容，因此不足以推翻原判决。在陕西宇通公司并未申请作为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的情况下，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认定事实，本案不存在遗漏依照法律规定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的问题。而且，在再审申请中江南公司一方面表明其现在还有未支付完毕的工程款，也同意向陕西惠中公司支付，另一方面却又只是模糊地陈述不能由其承担全部3270109.68元的代付义务，且未能提供证明其主张的证据。因此，江南公司申请再审的理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江南水利水电工程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何 抒审判员 郭忠红审判员 王云飞二〇一六年九月九日书记员 张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