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清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1581民初3094号
原告：临清市缘源棉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临清市金郝庄镇。
法定代表人：牛宗青，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以柱，山东荣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谷大伟，男，1986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
被告：杨洁，女，1988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
以上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春泉，苏州市大名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临清市缘源棉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缘源棉纺织公司）与被告谷大伟、杨洁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受理后，二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依法驳回。二被告不服上诉至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查，对本院驳回管辖权异议裁定予以维持。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12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转为普通程序，于2018年2月6日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第二次开庭审理。两次开庭原告缘源棉纺织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及被告谷大伟、杨洁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春泉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缘源棉纺织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二被告共同支付货款1312000元及利息；2、二被告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及保全费。事实与理由：自2017年3月11日起，二被告共计欠原告货款1312000元，经多次催要拒不偿还，故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
谷大伟、杨洁辩称，二被告系夫妻。二被告与原告缘源棉纺织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与该公司股东吕令坤之子吕芮绪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原告起诉主体不适格，依法应当驳回原告要求二被告支付货款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是：
原告缘源棉纺织公司系从事纤维纺织、皮棉、棉纱、纺织品购销及批发零售等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牛宗青，股东为王红霞、牛宗青、吕俊绪。被告谷大伟在江苏省南通市冠达纺织商城等区域从事棉纱购销业务，谷大伟与被告杨洁系夫妻关系。自2017年6月23日以后，缘源棉纺织公司通过夏津县华翊物流有限公司向南通市多次托运棉纱，每次托运，运输协议书均载明货物名称、品种、数量、件数、重量、卸货地点及承运方司机姓名等信息，卸货联系人均载明为吕芮绪（原告缘源棉纺织公司股东吕俊绪之弟）。具体情况为1、2017年6月23日托运21支棉纱10吨，400件，由华翊物流公司驾驶员徐继伟运送至南通，卸货联系人为吕芮绪。2、2017年6月23日托运32支棉纱16吨，640件，由华翊物流公司驾驶员徐继伟运送至南通，卸货联系人为吕芮绪。3、2017年7月5日托运32支棉纱16吨，640件，由华翊物流公司驾驶员赵长青运送至南通，卸货联系人为吕芮绪。4、2017年7月5日托运32支棉纱16吨，640件，由华翊物流公司驾驶员唐福利运送至南通，卸货联系人为吕芮绪。以上四份运输协议，第3份下方签署“谷大伟已收”字样，第1、2份下方签署吕芮绪名字，第四份下方签署谷启辉名字。
自2017年6月23日之后，被告谷大伟与吕芮绪之间银行转账情况为：吕芮绪向谷大伟转款3次，金额120000元，分别为2017年6月29日转50000元、30000元、2017年7月4日转40000元。被告谷大伟向吕芮绪转款17次，共计762000元。分别为2017年6月30日转款190000（分四次）元、7月6日转款100000元（分两次）、7月7日转款100000元（分两次）、7月8日转款131000元（分三次）、7月10日转款141000元（分四次）、7月11日转款50000元、7月12日转款50000元。
本院依法确认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原告提交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运输协议书四份、中国农业银行银行转账交易明细一份、被告谷大伟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以及招商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各一份等证据在案为凭，上述证据业经当庭质证及本院庭审审查，足以确认，可以采信。
根据双方当事人主张和辩解理由及当庭举证质证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在于：一、缘源棉纺织公司是否为适格的原告；二、被告谷大伟是否实际收到原告所诉货物、货物价值以及尚欠货款数额；三、被告杨洁是否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一）就第一争议焦点，原、被告双方提出以下主张及证据：
被告谷大伟辩称，其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与吕芮绪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主体不适格。至于其与吕芮绪之间的交易金额为多少、尚欠货款为多少，系另一法律关系，应由吕芮绪作为原告另行主张，依法应当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为此，被告谷大伟提交其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及招商银行银行卡转账交易记录明细各一份，拟证明其与原告之间无资金往来，而与吕芮绪之间存在多次、大额交易。
原告缘源棉纺织公司则称，缘源棉纺织公司实为吕芮绪之兄吕俊绪（公司股东）、吕芮绪之父吕令坤家庭与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牛宗青及牛宗青之父牛凤岭等人共同经营的有限责任公司。吕芮绪系该公司派驻南通的业务员，负责公司在南通冠达纺织商城及其他经营区域的棉纱销售业务。公司的经营模式为吕芮绪负责南通棉纱市场，向公司提供货物供需信息，当南通市场需要购入棉纱时，就将信息反馈给缘源棉纺织公司，由公司再委托物流公司将货物运送至南通，由物流公司大车司机到货后与吕芮绪联系，再由其指定实际收货人，直接将货物交由实际购买人。因此被告谷大伟辩称的所购买的吕芮绪的货物，实际系向原告购买。对此，华翊物流公司大车司机以及吕芮绪本人均可证实，为此原告申请本院依法对华翊物流公司驾驶员赵长青、唐福利、徐继伟以及吕芮绪、2017年7月5日运输协议书收货人谷启辉等进行询问。
经本院依法对吕芮绪进行询问，其证实以下内容：吕芮绪个人系从事棉纱购销业务的工作人员，其父吕令坤、其兄吕俊绪与牛宗青等人共同经营缘源棉纺织公司，由其负责南通市场的销售业务，多年来与被告谷大伟之间联系棉纱购销业务。被告谷大伟在南通需要棉纱时与吕芮绪联系购买事宜，吕芮绪再向公司通知所需要货物的具体数量、型号等，由公司委托物流公司托运至南通后，交由实际购买人谷大伟或谷大伟指定人员。被告谷大伟在购买货物后将货款直接支付给吕芮绪，由吕再与公司之间进行结算。自2017年6月至7月之间的几次业务，被告谷大伟因故不能正常付款，也曾与谷大伟进行对账，并且将对账过程进行录音（已经提交法庭），被告谷大伟认可欠款金额约计1260000元，但经催要没能偿还。为此公司也曾在欠款后找谷大伟进行过协商，但均无果。其个人与谷大伟之间所发生的全部购销业务，均是代表缘源棉纺织公司进行的洽谈，被告谷大伟对此也是明知的。
经本院依法对唐福利、赵长青、徐继伟进行询问，证实以下内容：该三人均系夏津县华翊物流公司大车司机，自有车辆挂靠在夏津县华翊物流公司。公司办公室接到物流信息后，指定货车到厂内装货，按照托运人要求将货物运送至指定地点交付给指定人员。在2017年6月至7月期间，均在缘源棉纺织公司拉过棉纱，按照公司要求将棉纱运送至南通再与公司业务员吕芮绪联系，按期要求卸货。并证实所承运货物均按照吕芮绪要求再与被告谷大伟联系，按照谷大伟指示卸货。
本院向谷启辉发出出庭作证通知书，通知其到庭接受询问，但经本院传唤，未到庭。
经原、被告双方对上述询问情况进行质证，原告无异议。
被告谷大伟则称吕芮绪系缘源棉纺织公司经营者吕令坤、吕俊绪直系亲属，有利害关系，其证明内容不应采信。华翊物流公司司机陈述与事实不符，按照一般交易习惯，承运人司机将货物交由被告谷大伟的话，应由谷大伟签署收货单或者在运输协议上进行签名确认。而原告提交的运输协议中，只有一份有谷大伟的签名，且非其本人所签，其他运输协议均无谷大伟签名、签章，且运输协议也不能作为买受人收货的证据，故对华翊物流公司工作人员的证言不应采纳。
关于被告谷大伟是否收到棉纱、棉纱的价值以及尚欠货款的数额问题。
关于此争议焦点，原告提交吕芮绪与谷大伟以及吕令坤、牛凤岭与谷大伟录音证据各一份、运输协议四份。
其中吕芮绪与被告谷大伟的谈话录音拟证明：在被告谷大伟拖欠原告棉纱款原告起诉后，吕芮绪作为公司业务员向谷大伟进行催要，双方谈及还款方式及欠款数额。录音中吕芮绪明确告知被告谷大伟尚欠货款数额为1260000元，但被告谷大伟自认最后一次对账时为1000000元露头，且多次承诺以自己的南通房产顶账。因此被告谷大伟是认可收到棉纱并拖欠至少1000000元以上棉纱款的事实。
被告谷大伟对该录音的质证意见为：该录音证据恰恰证实被告谷大伟与吕芮绪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系另一法律关系。且录音中被告谷大伟对欠款1260000元明确否认，而称自己记得上次对账的时候是约1000000元，在谷大伟提出该异议后，吕芮绪又称“咱再算哎，这个咱都有证据”，因此至于谷大伟到底欠吕芮绪多少货款，双方都没有确认，也没有再进一步进行对账。因此对原告提交的该证据证明目的不能成立。
吕令坤、牛凤岭等人与被告谷大伟的谈话录音拟证明：在吕芮绪与谷大伟协商之后，吕令坤、牛凤岭等人又代表原告缘源棉纺织公司到南通找谷大伟进行催收和对账。双方多次谈及以谷大伟房产进行抵账及房产价值问题，谈话中被告谷大伟自称房产经银行评估价值为1560000元，除去尚欠银行贷款420000元后，剩余1140000元，原告要求其再将房屋内值钱物品抵账10多万，谷大伟当场表示赞同，因此被告谷大伟是认可收到货物及欠款至少1260000元的事实。
被告谷大伟对该录音的质证意见为：该份录音中，牛凤岭、吕令坤等人多次提及1260000元欠款，但未明确系欠原告缘源棉纺织公司的，而是一再提及吕芮绪压力太大，同时明确欠缘源公司的债务仅为7、8万元，可以慢慢还，先处理小芮（吕芮绪）这些欠款。关于吕令坤等人要求被告谷大伟以南通房产抵债的谈话内容，系将谷大伟欠吕芮绪款项和原告少数款项混同在一起，逼迫和暗示被告谷大伟与其串通，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幸好被告谷大伟没予以配合，否则涉嫌虚假诉讼。
关于该录音中吕令坤、牛凤岭等人提及的被告谷大伟欠缘源那7、8万块钱慢慢还，原告的解释为：因被告谷大伟有时购货没有通过吕芮绪，而是直接与原告联系购买的，在之前的交易中，有约7、8万元货款未结，被告谷大伟对此也予以认可。之所以说把小芮的压力解开，是因为被告谷大伟所拖欠的高达1260000元未还的货款，系经吕芮绪而发生的业务，其未能及时将货款收回并上缴公司财务，按照公司的制度以及各经营人的约定就需要他个人先把所欠货款垫付给公司，并不是被告谷大伟所辩解的自己把公司债务和吕芮绪经手债务自行分离。
原告提交上述查明部分四份协议书，拟证明向被告谷大伟发出棉纱的事实。
1、2017年6月23日运输协议书及夏津县华翊物流公司出具的证明各一份。该运输协议托运人为临清市鑫润棉纺织品有限公司，承运方为夏津县华翊物流有限公司，货物名称为棉纱，品种为21支，件数为400件，重量10吨，装货地点为厂内，卸货地点为江苏南通，卸货联系人为吕芮绪，承运方司机为徐继伟。原告称该日按照吕芮绪提供的信息，发货给南通市场，实际购买人系被告谷大伟。当日签订协议书时只是使用了鑫润公司的空白制式协议，棉纱实际是缘源棉纺织公司的，并提交了鑫润公司证明一份，鑫润公司对原告上述主张也予以认可。结合依法对驾驶员徐继伟的询问和华翊物流公司出具的证明，可证实该协议书所托运的棉纱运送至南通后，按照吕芮绪指示交给了谷大伟及谷大伟指定的收货人，因吕芮绪系卸货联系人，便由实际收货人在运输协议上签署了吕芮绪的名字。
被告谷大伟对该份运输协议的质证意见为：该协议明确载明托运人系案外人临清市鑫润棉纺织有限公司，系另一市场主体，无论该公司是否与华翊物流公司签订了运输合同，均与原告无关，如果原告系受让该债权，也应按照法定程序在法定期间内进行转让。且该协议下方签名落款为吕芮绪，非谷大伟，无法证实谷大伟系实际收货人。仅凭货车司机的证言及物流公司的证明认定谷大伟实际购买该批货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2、2017年6月23日运输协议书及夏津县华翊物流公司出具的证明各一份。该运输协议托运人为临清市缘源棉纺织品有限公司，承运方为夏津县华翊物流有限公司，货物名称为棉纱，品种为32支，件数为640件，重量16吨，装货地点为厂内，卸货地点为江苏南通，卸货联系人为吕芮绪，承运方司机为徐继伟。
被告谷大伟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同上。
3、2017年7月5日运输协议书及夏津县华翊物流公司出具的证明各一份。该运输协议托运人为临清市缘源棉纺织有限公司，承运方为夏津县华翊物流有限公司，货物名称为棉纱，品种为32支，件数为640件，重量16吨，装货地点为厂内，卸货地点为南通，卸货联系人为吕芮绪，承运方司机为赵长青，该协议下方签有“谷大伟已收”字样。原告主张该协议所托运货物由华翊物流公司运送至南通后，交付给了被告谷大伟或其指定收货人。
被告谷大伟对该协议质证意见为：该协议下方“谷大伟已收”非本人所签，未收到指定货物，申请司法鉴定。其他质证意见同上述两份协议。
4、2017年7月5日运输协议书及夏津县华翊物流公司出具的证明各一份。该运输协议托运人为临清市缘源棉纺织有限公司，承运方为夏津县华翊物流有限公司，货物名称为棉纱，品种为32支，件数为640件，重量16吨，装货地点为厂内，卸货地点为江苏南通，卸货联系人为吕芮绪，承运方司机为唐福利。原告主张该协议所托运货物由华翊物流公司运送至南通后，按谷大伟指定交付给了其亲戚谷启辉，谷启辉也是谷大伟同村村民，在南通和谷大伟一同经营棉纱生意。
被告谷大伟对该协议质证意见为：谷启辉与谷大伟仅系同村本族人，并无亲属关系，其在运输协议上签名，并非认可收到运输协议所列货物。其他质证意见同上述三份协议。
关于棉纱的价值问题。
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均未提供就棉纱价格进行约定的证据。庭审中，原告提交了2017年3月至8月期间21支棉纱、32支棉纱增值税专用发票十一张，拟证实21支型号棉纱价格在18200/吨元至21600元/吨之间浮动；32支型号棉纱价格在23750元/吨至27000元/吨之间浮动。
经被告谷大伟质证：其认为原告所提交的发票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棉纱一直是开放性和浮动性较大的产品，因此无论其是否与原告之间存在购销业务关系，均不认可原告主张的价格计算方式。
关于尚欠货款数额问题。
庭审中原告主张被告欠款金额为1312000元，以提交的上述四份运输协议为准，价格按照上述市场价格确定。或依据上述录音证据中，吕芮绪与谷大伟之间进行过对账，经吕芮绪发生的业务欠款数额至少为1260000元，加之被告自认欠7、8万元货款，也应至少为原告诉状主张的数额。
被告谷大伟则否认其与原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仅认可与吕芮绪之间有购销业务，即便吕芮绪在录音中所述业务数额为1260000元属实，其个人账户也向吕芮绪陆续汇款642000余元，尚欠数额不应以原告所述为准。且其与吕芮绪之间的买卖合同系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不应涉及。
关于被告杨洁应否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关于此争议焦点，原告称二被告系夫妻，且根据被告提交的银行卡交易明细，也可证实被告谷大伟与杨洁之间财务账目往来频繁、数额巨大，应视为家庭经营，因此应共同偿还所欠货款。
被告谷大伟、杨洁则辩称仅凭银行账目往来认定被告谷大伟与吕芮绪之间的合同欠款系夫妻共同债务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驳回原告要求被告杨洁共同偿还货款的诉讼请求。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及本院调取证据的质证，结合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及辩解，依据证据规定，对其争议焦点综合分析后作出如下认定：
一是关于原告主体资格问题。本案中，被告谷大伟自认与吕芮绪之间存在棉纱买卖业务关系，并向法庭提交的与吕芮绪之间的银行往来明细据以证实与缘源棉纺织公司之间无账目及资金往来。但根据本院依法对吕芮绪进行询问，其认可与被告谷大伟之间所发生的全部购销业务均系代表原告缘源棉纺织公司进行的，被告谷大伟通过其所购买的所有棉纱均系代原告缘源棉纺织公司联系业务的职务行为，原告对此也予以认可。结合本院依法对华翊物流公司货车司机徐继伟等人进行的询问，均可证实吕芮绪系原告缘源棉纺织公司派驻南通的业务人员。故依法可认定原告系通过其公司业务员吕芮绪将棉纱销售给了被告谷大伟的事实，吕芮绪与被告谷大伟之间的棉纱购销实际系代表公司进行销售和洽谈业务的职务行为，且根据原告提交的吕芮绪的银行交易明细，其个人账户与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牛宗青、股东吕俊绪之间资金往来数额巨大、交易频繁。也可印证吕芮绪关于“谷大伟将所购买公司棉纱款直接打给我，我再打给公司”的证言的真实性。因此本院依法确认原告缘源棉纺织公司系本案适格的原告。
二是关于被告谷大伟是否收到货物、货物价值及尚欠货款数额的认定问题。
就被告谷大伟是否收到原告所诉棉纱，本院认为，原告缘源棉纺织公司据以主张交付货物的证据系上述四份运输协议书、物流公司出具的四份证明以及本院对货车司机徐继伟、唐福利、赵长青等人所做的询问，本院对原告所举上述证据依法认定如下：
关于2017年6月23日的两份运输协议，该两份协议中虽有一份协议托运人处显示为鑫润公司，但鑫润公司就该日缘源棉纺织公司使用了其公司的空白制式协议的事项予以认可，并称自己当日未与华翊物流公司签署过运输协议。该证据结合物流公司出具的证明、本院依法对该批货物运送司机徐继伟进行的询问，其关于“该日接公司调度员李春辉电话，缘源棉纺织公司有棉纱运送至南通，便到其公司装车，10吨按谷大伟要求卸货至……16吨按谷大伟要求卸货至……”的证言可以认定货物系在原告处运出，并经与公司业务员吕芮绪联系后按照谷大伟指示进行的卸货。关于该两份协议下方的签名为吕芮绪的问题，经徐继伟证实，其陈述为“应该是谷大伟或者吕芮绪中的一个人签的，因时间太久记不清楚了，但按照一般交易习惯，见到托运人或业务员指定的收货人本人叫本人签，见不到本人也有时由收货人指定的人签字，我自己代签的时候也有，只要确确实实把货物送到了就行”，该陈述结合华翊物流公司出具的证明，本院依法对另外两名货车司机唐福利、赵长青的询问以及被告谷大伟自认与吕芮绪之间存在购销业务关系的情况，可依法确认原告提交该两份运输协议的证据效力。
关于2017年7月5日两份协议的效力问题。本案中，被告谷大伟否认落款处“谷大伟已收”字样非其本人签，据此否认收到货物，并提出鉴定申请。对此本院认为，原告缘源棉纺织公司主张被告谷大伟本人收货后在运输协议上签收署名，系由货车司机转述而形成的认识。但经本院对该次运送棉纱的货车司机赵长青进行询问，其认可当时按照缘源棉纺织公司的要求将货物运送至南通后与业务员吕芮绪联系再将棉纱运送至实际购买人谷大伟指定的地点卸货，至于何人在协议上签名因时间久远已经记不很清了。结合对唐福利、徐继伟进行的询问，都认可根据一般交易习惯为只要实际购买人指定了卸货地点及卸货联系人，按照要求将货物卸下之后因时间原因等也不会等到实际收货人到场后再签名，他人代签及司机本人签字在物流运输行业内是常见的。上述三位货车司机的证言，可印证证实实际收货人系谷大伟，而不确定签字是否其本人所签。故对被告谷大伟要求进行鉴定的请求，不予准许。对落款处有谷启辉签名的运输协议的认定问题，与上述认定意见一致。
综上，上述四份运输协议，结合原告提交的两份谈话录音，被告谷大伟在与吕芮绪的谈话中明确说明约100万元，可印证证实其认可经吕芮绪收到了棉纱，只是其个人认为系与吕芮绪个人之间的购销业务。
关于货物价格及价值问题。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均未举证证明就棉纱价格进行约定。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二条关于“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的规定，可参照市场价格履行。根据原告提交的十一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可认定当时32支型号棉纱单价在23750元/吨至27000元/吨范围内浮动，21支型号棉纱价格在18200元/吨至21600元/吨范围内浮动，庭审中原告自认21支价格按照16000元/吨计算，未超出上述范围，应予准许。32支棉纱原告要求按照24000元/吨计算，本院酌定以23750元/吨计付。即原告分四次发出的货物总价值为1300000元【160000元（21支棉纱10吨*16000元/吨）+1140000元（32支棉纱48吨*23750元/吨）】。但原告庭审中提交的吕芮绪与被告谷大伟的录音中，吕芮绪明确被告谷大伟尚欠货款为1260000元，被告谷大伟当即提出异议，称记得之前走的时候对的帐是100万元，并称当时对账那天自己曾拍了一张照片，回去查看手机就可以落实具体数额。在双方接下来关于楼房抵顶欠款的谈话过程中，被告谷大伟多次反复对吕芮绪谈及“我现在欠的钱，一个你，你个滨州的，还有其他客户的……”，在吕芮绪反复强调欠款数额为120多万的时候，明确表示“这个我可能记错了，这个没必要，……这些事我可能给忘了”。从以上谈话内容，本院认为可以认定谷大伟认可与吕芮绪之间发生的业务欠款额至少在100万元以上，并自称存有对账时候的照片，庭审中，原告要求谷大伟出示该对账照片，被告以举证责任在原告为由拒绝提供。开庭过程中，本院要求谷大伟明确与吕芮绪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性质、数额、欠款时间、还款情况等事项，被告谷大伟以与本案无关拒绝陈述，经本院再三要求并向谷大伟本人发出出庭通知书，被告谷大伟仍未能按照要求作出说明。故本院据此认定被告谷大伟经吕芮绪与缘源棉纺织公司之间发生的棉纱购销业务欠款额以原告公司业务员吕芮绪提交的录音材料中的1260000元为准。
关于尚欠款项数额问题。
根据本院依法认定的上述事实，尚欠数额应为在上述认定1260000元的基础上，扣除自2017年6月23日之后被告谷大伟向吕芮绪账户转账付款数额后的差额。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均向本院提交各自银行卡交易明细，故本院以此确定被告谷大伟尚欠款数额。庭审中，原告提交的四份运输协议中时间最早的一份为2017年6月23日，故本院仅对该日之后双方的资金往来进行审查。经查，此后被告谷大伟向吕芮绪账户共计转款762000元（详见上述所查明的双方无争议事实部分），原告主张该762000元回款系被告谷大伟偿还的向吕芮绪所借款项及其他货款。其中：1、120000元系偿还的被告谷大伟向吕芮绪所借款项，即上述查明部分吕芮绪账户分三次向谷大伟账户汇入的款项。关于原告此主张，被告谷大伟在庭下提交的质证意见中也自认2017年6月23日之后与吕芮绪之间的回款金额为642000元，已将吕芮绪向其汇入的120000元自行抵销，且第二次庭审中提交了分三次回款共计120000元至被告谷大伟账户的三份银行交易凭证，故对原告该主张，予以采信。对此本院根据双方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对原告该主张本院予以确认。
2、131000元系谷大伟代案外人靳秀兰向吕芮绪支付的借款。原告称，2017年7月8日，吕芮绪因资金周转向案外人靳秀兰借款160000元，靳秀兰通过个人账户向吕芮绪转款29000元，借用谷大伟账户向吕芮绪转款131000元，后吕芮绪于当日及2017年7月10日分三次将160000元偿还给了靳秀兰。经审查，原告提交的吕芮绪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显示2017年7月8日，案外人靳秀兰向吕芮绪账户汇款29000元、谷大伟向吕芮绪汇款50000元、50000元、31000元。吕芮绪于当日转账给靳秀兰60000元、于7月10日转给靳秀兰50000元、50000元。该证据所结合谷大伟提交的其招商银行交易明细也显示，在其向吕芮绪分三次转出131000元款项之前的一笔131000元的进账交易摘要注明为POS过账，这与原告当庭陈述一致。且原告提交了靳秀兰出具的认可上述陈述事实的证言，靳秀兰也承认使用了谷大伟银行卡POS终端过账后吕芮绪已经还款的事实。上述证据及原告陈述，虽被告谷大伟予以否认，未举证证明。且经本院要求谷大伟对原告提交的该组证据进行质证，被告谷大伟以非同一法律关系为由拒绝质证。故本院对原告关于该131000元系谷大伟代他人转款的主张，予以采信。
3、511000元系被告谷大伟支付的另外两笔货物的货款。就此情况，原告提交了2017年6月23日及2017年6月25日运输协议各一份及华翊物流公司出具的证明两份。主张6月23日向被告谷大伟发出21支棉纱16吨，价值272000元。25日向谷大伟发出40支棉纱10吨，价值239000元。本院要求谷大伟对该两份运输协议及证明进行质证，其代理人当庭拒绝。本院要求其明确与吕芮绪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性质、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自认欠吕芮绪货款数额、欠款时间、所提交的银行卡明细中向吕芮绪转款762000元款项构成等情况，被告谷大伟代理人均以与本案无关拒绝回答，经本院再三询问是否经吕芮绪存在该两次棉纱购销业务，被告均拒绝回答，既不做否认，也不承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三款关于“对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既未表示承认也未否认，经审判人员充分说明并询问后，其仍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视为对该项事实的承认”的规定，本院视为被告谷大伟对原告主张该事实的认可。综上，被告谷大伟尚欠原告货款数额应为1260000元。
三是关于被告杨洁是否应负共同偿还责任的问题。庭审中，原告据以要求被告杨洁承担还款责任的依据系其与被告谷大伟系夫妻，且谷大伟个人账户与被告杨洁账户资金往来频繁、数额巨大。但其未能提供证据证实被告杨洁参与了被告谷大伟与原告缘源棉纺织公司之间的棉纱购销业务，也无据证实被告谷大伟经营收益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结合原告提交的录音证据及其他证据、本院依法对各证人所做的证言等，均未涉及被告杨洁与缘源棉纺织公司或吕芮绪之间存在合同关系。故根据现行司法解释及相关法律规定，原告要求被告杨洁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综上，本案中，原告缘源棉纺织公司所提交的运输协议、银行交易明细、华翊物流公司出具的证明、两份录音光盘以及本院依法对吕芮绪、赵长青、唐福利、徐继伟所做的询问笔录等证据，可互相印证被告谷大伟经吕芮绪实际购买并收到了原告缘源棉纺织公司的棉纱。虽被告谷大伟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关于“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的规定，本院认为原告缘源棉纺织公司所提供的上述证据符合高度盖然性的民事证明标准。特别是原告所提交的两份录音证据中，被告谷大伟多次承诺以自有房产抵清欠款，结合其自述的房产价值，基本可认定被告谷大伟对欠货款100余万元的基本事实是认可的。且根据该规定，本院依法将关于被告谷大伟自认的与吕芮绪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的举证责任分配给谷大伟，其均以系另一法律关系为由，拒绝对原告提交的诸多证据进行质证，在审判人员多次释明后仍拒绝回答与案情有关的调查事项，理应由其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审理过程中，本院依法向被告谷大伟发出出庭通知书，要求其到庭接收询问，但被告谷大伟拒不到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条关于“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要求当事人本人到庭，就案件有关事实接受询问……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拒绝到庭、拒绝接受询问或者拒绝签署保证书，待证事实又欠缺其他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的规定，被告谷大伟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故本院结合上述规定，依法采信原告主张，认定被告谷大伟与原告缘源棉纺织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尚欠款项数额为1260000元。
关于原告要求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关于“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被告谷大伟应以126000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2017年7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向原告缘源棉纺织公司支付利息损失，利率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基数，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六十二条、一百零七条、一百三十条、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谷大伟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临清市缘源棉纺织有限公司货款1260000元及利息损失（自2017年7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参照逾期罚息标准执行）。
驳回原告临清市缘源棉纺织有限公司要求被告杨洁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6608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均由被告谷大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苏春斌
人民陪审员 张志朝
人民陪审员 王绍贞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崔红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