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一中民再终字第0460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余荣昌，男，1973年9月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刘瑞庭，北京王鸿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张成杰，男，1972年9月19日出生。
再审申请人余荣昌因与被申请人张成杰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2）一中民终字第12900号民事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8日作出（2014）高民申字第1329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余荣昌的委托代理人刘瑞庭及张成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荣昌在一审时起诉称：2011年8月，余荣昌为业主的北京昌盛华服装厂（以下简称昌盛服装厂）业务经理沈崇和与张成杰签订服装加工合同，约定余荣昌为张成杰加工羽绒服。合同签订后，余荣昌为张成杰加工并交付111款、112款、116款、118款羽绒服，价值2459295元；另，余荣昌为张成杰加工针织风衣512件，价值48640元。其中，222件已交付张成杰；加工并交付衬衫882件，价值48510元；合同约定羽绒服拉链款由张成杰支付，但加工过程中余荣昌已垫付拉链费63621.4元；故张成杰应向余荣昌付款2620066.40元，张成杰已付款1592327元，尚欠加工费1027739.40元未付，故请求：1.判令张成杰给付加工费1027739.40元；2.诉讼费由张成杰负担。案件审理过程中，余荣昌称因290件针织风衣未交付，每件95元，合计27550元未交货，故撤回该部分诉讼请求，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判令张成杰支付加工费1000189.40元。
张成杰在一审时答辩称：不同意余荣昌的诉讼请求，具体理由如下：1.已付款应为1584527元；2.余荣昌诉讼请求依据的供货数量统计有误，实际交货数量少于统计数量；3.同意在本案中一并解决已交付的衬衫及针织风衣，已交付的衬衫价值48510元，已交付的针织风衣价值21090元，同意支付该部分款项；4.拉链应由余荣昌自行购买，故不同意支付拉链款；5.余荣昌加工的羽绒服前期无质量问题，但后期羽绒服重量不符合合同约定，羽绒品质不符合合同约定，羽绒服存在质量问题，致张成杰经济损失，应从未付款中扣除。故提起反诉，请求：1.判令余荣昌赔偿因羽绒服重量及品质不符合合同约定导致的差价损失308887.40元；2.判令余荣昌赔偿其他损失732284.40元；3.诉讼费由余荣昌负担。案件审理过程中，张成杰将第一项、第二项反诉请求变更为：1.判令余荣昌赔偿因羽绒服重量及品质不符合合同约定导致的差价损失167444元；2.判令余荣昌赔偿其他损失（含退货及返修导致的邮费、汽车修理费、油费、电话费、仓储费等）222061.15元。
余荣昌针对张成杰的反诉答辩称：余荣昌交货不存在质量问题，故不同意赔偿损失。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8月，沈崇和代表余荣昌，与张成杰签订服装加工合同，约定余荣昌为张成杰加工111款、112款羽绒服。111款羽绒服长度为82-90厘米；张成杰向余荣昌提供定金117289元，此后资金，由余荣昌分期开出票据后，张成杰负责拨付。张成杰提供的资金作为购买90%白鸭绒、面料、里料、皮毛领等面料由余荣昌自行购买，质量按张成杰要求购买；张成杰提供拉链、标牌、吊牌、外包装、领标、水洗标、扣子，由张成杰出资购买，余荣昌视为自行采购；质量要求：含绒量为90%高绒白鸭绒，每千克鸭绒300元为标准；112款规格充绒每件165千克；价格：111款每件295元；112款每件160元。合同签订后，余荣昌向张成杰供应111款、112款、116款、118款共4款羽绒服。
后，张成杰向余荣昌出具统计单据，载明余荣昌供应羽绒服数量分别为：111款2279件、112款3023件、116款300件、118款4118件。
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确认合作初始，118、111款羽绒服单价为每件295元、112款羽绒服单价为每件160元。
经双方协商确认，116款羽绒服单价为每件285元，供货数量为300件，总价85500元。张成杰已付款1584527元。
另查，余荣昌向张成杰供应衬衫882件，单价55元，合计48510元；供应针织风衣222件，每件95元，合计21090元。双方当事人同意在本案中就已供货的风衣和衬衣部分一并解决。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余荣昌与张成杰签订的加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案争议的焦点如下：
第一，余荣昌已供货部分的货款。余荣昌提交张成杰出具的结算单，证明供货数量。虽张成杰称该结算单数量与实际供货不符，存在重复计算部分，但其自行提供的送货单、返修单不足以推翻结算单中统计的数据，故法院对张成杰的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依据结算单中张成杰统计的数量计算余荣昌的供货数量。就112款羽绒服，张成杰虽辩称此后单价发生变更，但未提交证据证明，故法院认定余荣昌供应的112款羽绒服单价为每件160元，数量3023件，合计483680元。就111款及118款羽绒服，余荣昌供货共计6397件，单价均为每件295元，合计1887115元。另，双方无争议部分含116款羽绒服货款85500元、衬衫48510元及针织风衣21090元。以上各项合计：2525895元。
第二，拉链款是否应由张成杰负担。余荣昌称合同约定拉链由张成杰提供，视为余荣昌自行采购，因每件衣服均有一条拉链，故余荣昌自行垫付的拉链款，余荣昌应当支付。双方当事人对每件衣服有一条拉链无异议，张成杰辩称拉链款应由余荣昌负担，故不同意支付。法院认为，余荣昌主张拉链款独立于衣服加工费，但未提交证据证明拉链款及加工费的计算方式，且对张成杰提供的衣服加工费的计算方式不认可，但又依据该计算方式中的单价主张拉链款，故法院对余荣昌的意见不予采信，对其要求张成杰支付拉链款63621.4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第三、余荣昌加工的羽绒服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张成杰辩称余荣昌加工的羽绒服存在质量问题，但其提交的羽绒服未经双方封存确认，无独特标志或特征可以证明羽绒服系余荣昌生产，无法进行质量鉴定，以确定羽绒服是否符合双方约定标准，故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余荣昌加工的羽绒服存在质量问题，对其抗辩意见，法院不予采信。法院认定，余荣昌加工的羽绒服不存在质量问题。因此，张成杰要求余荣昌赔偿因质量问题导致的差价损失及其他损失的反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张成杰应就已收货部分足额付款。现余荣昌供货共计2525895元，张成杰已付款1584527元，尚欠941368元未付，故对余荣昌要求张成杰支付加工费941368元的部分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余荣昌加工的衣服不存在质量问题，故张成杰要求余荣昌赔偿因质量问题导致的差价损失及其他损失的反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张成杰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余荣昌加工费九十四万一千三百六十八元；二、驳回余荣昌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张成杰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张成杰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请求是：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三项；2、请求余荣昌向张成杰赔偿损害赔偿共计389505.15元；3、全部诉讼费由余荣昌承担。后张成杰于2012年12月13日将其上诉请求变更为：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全部诉讼费由余荣昌承担。其上诉理由是：一、张成杰不拖欠余荣昌任何加工费，而一审判决判令张成杰向余荣昌支付加工费94.1368万元，该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理由是一审法院对余荣昌提交的据以定案的关键证据没有充分查证属实，且对该证据断章取义，任意解释，对该部分事实认定明显不当。
余荣昌同意一审判决，其针对张成杰的上诉意见答辩称：张成杰欠余荣昌的加工费应予支持。对反诉的意见，余荣昌认为事实不充分，不予认可，张成杰所诉的38万余元的事实不存在，余荣昌提供的产品不存在质量不合格的情况，不同意张成杰要求支付赔偿金的请求。张成杰在一审时提交的笔迹鉴定申请书，余荣昌在一审时看过，上面没有任何人的签字，真实性难以判断，鉴定没有实质意义。另，产品质量鉴定书，余荣昌认为对方提供的产品也不能证明是余荣昌的产品，所以认为鉴定也没有意义。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2011年8月，沈崇和代表余荣昌，与张成杰签订服装加工合同，约定余荣昌为张成杰加工111款、112款羽绒服。111款羽绒服长度为82-90厘米；张成杰向余荣昌提供定金117289元，此后资金，由余荣昌分期开出票据后，张成杰负责拨付。张成杰提供的资金作为购买90％白鸭绒、面料、里料、皮毛领等面料由余荣昌自行购买，质量按张成杰要求购买；张成杰提供拉链、标牌、吊牌、外包装、领标、水洗标、扣子，由张成杰出资购买，余荣昌视为自行采购；质量要求：含绒量为90％高绒白鸭绒，每千克鸭绒300元为标准；112款规格充绒每件165千克；价格：111款每件295元；112款每件160元。合同签订后，余荣昌向张成杰供应111款、112款、116款、118款共4款羽绒服。
经双方协商确认，116款羽绒服单价为每件285元，供货数量为300件，总价85500元。张成杰已付款1584527元。
另查，余荣昌向张成杰供应衬衫882件，单价55元，合计48510元；供应针织风衣222件，每件95元，合计21090元。双方当事人同意在本案中就已供货的风衣和衬衣部分一并解决。
2012年3月13日，双方当事人签署了结算书，结算书记载以下内容：118.4118件－3445件＝673×0.3×50g＝10095元；111.2279件，2279件－358件＝2421件×50g×0.3＝36315元；112.3023件，3023－540件＝2483件×20g×0.3＝14898元；10095＋36315＋14898＝61308元；116.300件；33包绒：33×35.5斤×500克＝585750克÷170克＝3445件×55＝退：189507.35元；540件112，540×16＝8640元；111.385×55＝19690元；共减去217837.35元；262040－217837.35＝－44202.65元；61308－44202.65＝17105.35；欠我公司：17105.35。张成杰及沈崇和在该结算单上签名，沈崇和在签名前注有“回去合对后再商”字样。
关于上述结算单的内容，张成杰的解释是：2011年8月，沈崇和代表余荣昌，与张成杰签订服装加工合同后，张成杰最后一次提货是在2012年1月，之后双方协商结算事宜，于2012年3月13日双方签订了结算单，是对双方加工合同的总结算，其内容包括：四款羽绒服的送货数量；因部分羽绒服中填充的羽绒存在填充数量不足而应退张成杰的相应金额；因使用不符合合同约定的羽绒及填充羽绒克数减少应向张成杰补偿的金额的计算方式；双方价格变动的情况，111款降为220元，118款降为220元，112款降为144元；经双方结算，余荣昌欠张成杰17105.35元。余荣昌对该结算单的解释是：只认可四款羽绒服的送货总数量，对结算单其他部分认为上面的数字其看不懂，不知是如何计算的。
一审审理中，余荣昌认可沈崇和及沈崇和的妻子潜彩妃、潜彩妃的哥哥潜子云负责双方合作期间的相关业务。
本院二审判决认为：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2012年3月13日的结算单，能否真实全面反映双方当事人在《服装承揽加工合同》履行过程中服装加工款的给付情况。就此，本院认为，2012年3月13日的结算单，能真实全面反映双方当事人在《服装承揽加工合同》履行过程中服装加工款的给付情况，张成杰的服装加工款已经结清。具体理由如下：1、2011年8月，余荣昌与张成杰签订了《服装承揽加工合同》，张成杰最后一次提货是在2012年1月，之后双方未再发生加工事宜，双方经协商结算事宜，于2012年3月13日签订了结算单，该结算单是对双方加工合同的总结算，并已有明确结论。2、沈崇和是《服装承揽加工合同》的签订人，且余荣昌认可双方在合作期间是沈崇和及其妻子潜彩妃、潜彩妃的哥哥潜子云负责双方合作期间的相关业务，因此，余荣昌辩称只认可四款羽绒服的送货总数量，对结算单其他部分看不懂，不知是如何计算的，不符合常理，沈崇和在结算单上签字的行为也表明沈崇和对结算单上的内容的认可，否则无法解释其会在完全不知具体内容，且结论是余荣昌欠张成杰17105.35元的结算单上签字。3、沈崇和在结算单上注明要核对后再商议，也已经表明其对结算单上的内容是了解的，否则无法解释沈崇和要核对什么，以什么标准核对。且结算单签订后，沈崇和亦未就结算单的内容与张成杰进行任何沟通和协商。综上，本院认为，2012年3月13日的结算单，真实全面反映双方当事人在《服装承揽加工合同》履行过程中服装加工款的给付情况，张成杰的服装加工款已经结清。余荣昌要求张成杰支付加工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张成杰要求撤销一审判决判令张成杰向余荣昌支付加工费94.1368万元的上诉意见，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一、维持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2）大民初字第5824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撤销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2）大民初字第5824号民事判决一、二项；三、驳回余荣昌的诉讼请求。
余荣昌再审申请称：1、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导致判决错误。首先，一审审理时，就本案所涉衬衫和针织风衣的的价款，张成杰认可余荣昌为其加工衬衫和针织风衣的总量、单价及总货款，双方均同意一并解决，一审法院据此作出判决，二审法院却将该部分撤销了；其次，二审法院关于2012年3月13日双方签订的“结算单”的认定有误。沈崇和虽然在单据上签字，但同时在单据上亦写下“回去核对后在商”字迹，说明沈崇和除了认可羽绒服的送货总量外，其他内容是不认可的，且“结算单”上除送货总量外，其他数据如何而来，二审法院没有查明，张成杰在一审时就其提出的充绒量不足、填充羽绒克数减少等补偿金额的计算方式上一算再算，说明张成杰对此也不太明白。2、二审判决内容自相矛盾。二审法院虽然维持了一审法院关于驳回张成杰反诉请求的判项，但却以张成杰的反诉理由为依据撤销了一审判决第一、二项。3、二审法院审理案件程序违法。张成杰曾就反诉亦提起上诉，后撤回该部分上诉，二审法院没有就此通知余荣昌，属程序违法。综上，请求再审法院依法判令：1、撤销（2012）一中民终字第1290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驳回张成杰的上诉请求，维持原一审判决内容；2、一、二审诉讼费由张成杰负担。
张成杰再审时答辩称：同意二审判决，余荣昌所提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本院再审审理查明：沈崇和代表余荣昌，与张成杰于2011年9月14日签订了《服装承揽加工合同》，一、二审法院关于上述合同的签订日期查明有误。另外，在本案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对是否支付衬衫、针织风衣货款存在分歧。余荣昌称张成杰至今未给付衬衫、针织风衣货款69600元，而张成杰则称69600元其已付过，双方《服装承揽加工合同》中约定的定金117289元就是其给付针织风衣、衬衫款后的余款，直接转为羽绒服的预付款，即69600元在本案所涉羽绒服加工合同签订之初就已支付完毕。截至2011年9月14日，张成杰共给付余荣昌194220元，同时收到衬衫882件、针织风衣183件及112款羽绒服68件。余荣昌称因其在2011年9月14日之前已经进行羽绒服的加工，张成杰所付的194220元是用于购买羽绒服的材料款，虽然余荣昌提出其在2011年9月14日之前已在进行羽绒服加工，但其认为2011年9月14日之前交付的羽绒服数量不止68件，但其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实际交付羽绒服的数量。本院再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余荣昌与张成杰签订的《服装承揽加工合同》及双方基于衬衫、针织风衣的加工行为所形成的实际承揽合同法律关系，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法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确认有效。
针对余荣昌称二审法院对2012年3月13日双方签订的结算单的认定有误的再审申请理由，本院认为，首先，余荣昌、张成杰均认可2012年1月后双方即没有再发生过羽绒服的加工，由此可知3月13日的结算单是对双方此前有关羽绒服加工业务的结算；其次，沈崇和是代表余荣昌与张成杰签订《服装承揽加工合同》的签约人，且双方合作期间，由沈崇和及其妻子潜彩妃、潜彩妃的哥哥潜子云全程负责服装加工的相关业务，沈崇和对双方业务的具体事宜应该是清楚的，其在结算单上的签字，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可以视为其对双方合作期间的供货、付款及欠款等相关事项的认可；再次，虽然沈崇和在结算单上标注有“回去合对后再商”内容，但此后其并未与张成杰进行过任何协商。综上，二审法院据此对2012年3月13日的结算单予以认定并无不当，余荣昌的该点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针对余荣昌称二审判决撤销了一审判决判令张成杰给付余荣昌衬衫和针织风衣货款的内容不当的再审申请理由，本院认为，从各方在一审时提交的付款证明中可以看出，截至2011年9月14日，张成杰共给付余荣昌194220元，此期间余荣昌交付了68件112款羽绒服，关于《服装承揽加工合同》中约定的定金117289元余荣昌不能说明收到款项的具体时间，且虽然余荣昌提出194220元是用于合同签订前购买羽绒服材料款，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这一说法。张成杰关于该笔定金是194220元减去68件112款羽绒服货款及衬衫、针织风衣货款后余款的说法更为合理，鉴于此，应认定张成杰已经支付了双方争议的衬衫及针织风衣货款，二审判决对此处理并无不当，余荣昌的该点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
此外，经本院审查，二审法院在处理张成杰撤诉中并不存在违反法定程序问题，余荣昌的该点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余荣昌的再审申请请求及理由均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二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2）一中民终字第12900号民事判决。
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一万三千八百零二元，由余荣昌负担（已交纳）；反诉案件受理费三千五百七十一元，由张成杰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一万三千二百一十四元，由余荣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金 莙
审 判 员 胡 沛
代理审判员 纪艳琼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王东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