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锡民终字第0180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汪云。
委托代理人吴贤斌，系汪云配偶。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无锡市华宏织布厂，住所地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亭长流村。
法定代表人陈蟒渠，该厂厂长。
委托代理人陈瑞华，该厂员工。
委托代理人鲁萍，江苏神阙律师事务律师律师。
上诉人汪云因与被上诉人无锡市华宏织布厂（以下简称织布厂）经济补偿金纠纷一案，不服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2015）锡法民初字第002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8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5年9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汪云委托代理人吴贤斌，被上诉人织布厂委托代理人鲁萍、陈瑞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汪云一审诉称：其于2001年6月9日起进入织布厂从事操作工工作。织布厂从2004年6月起为其缴纳社会保险。2015年1月19日，织布厂在单位食堂召开全厂会议，宣布关厂解散，其实际工作到2015年2月3日。汪云认为因织布厂提前解散等原因导致劳动合同终止的，其依法应获得经济补偿。2015年2月27日，汪云向无锡市锡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织布厂支付赔偿金，仲裁委以提交材料证据不足为由于2015年3月5日出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其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织布厂依法办理退工手续并支付经济补偿金62552元（从2001年6月9日至2015年2月3日）。庭审过程中，汪云撤回要求办理退工手续的诉讼请求。
被告织布厂一审辩称：汪云系2004年6月入职，双方已就终止劳动合同关系达成一致意见，并已结清包括工资、经济补偿金在内的所有费用，汪云无权再要求其支付经济补偿金。即使还要支付经济补偿金，根据汪云每月固定工资3000元，工作年限为2004年6月至2015年2月止为10年6个月，得出经济补偿金金额为31500元，扣除已经支付的23808元，仅需再支付7692元。请求驳回汪云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查明：汪云于2004年6月入职织布厂，从事织布操作工工作，从2004年8月起织布厂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当时均是以“汪秀云”的名字办理的职工登记表、签订劳动合同及缴纳社会保险。2014年1月起，汪云每月基本工资3000元，汪云每月现金领取部分工资，农历年底前结清全部工资。2015年1月19日，织布厂因经营不善由陈瑞华召开职工会议，表示厂里长期效益不好，无法继续经营，如果继续经营就要降低工人工资，如果工人没有异议就结清工资后关厂。汪云工作到2015年2月3日后与织布厂进行结算，陈瑞华统计了汪云20**年1月至2015年2月的每月工资，工资数额均不固定，总额为55808元，并在工资发放表中总工资一栏注明为55808元，扣除已付23000元及社会保险费2390元，还应付30418元，织布厂另行加付了7000元，并在工资发放表中的实发工资一栏注明该项目，上述合计实发37418元，汪云在工资发放表盖章处签字并离职。织布厂主张汪云每月工资为3000元，总工资为39000元，经济补偿金为16808元，由于汪云不同意补偿金额，故织布厂又增加了7000元，汪云同意该金额后领款并签字。汪云主张55808元系工资总额，不包含经济补偿金，并主张仅领取了工资30418元，补偿款7000元织布厂未予支付。
2015年2月27日，其向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织布厂支付赔偿金，仲裁委以提交材料证据不足为由于2015年3月5日出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
2015年3月17日，双方签订终止劳动合同协议书，明确织布厂决定停止部分生产，因汪云的生产岗位已停止生产，织布厂决定与汪云终止劳动合同，该协议书由汪云丈夫代签。同日，织布厂为汪云办理退工手续，解除合同原因为劳动合同期满，用人单位不同意续订劳动合同。
案件审理过程中，汪云提供了证人崔某、织布厂提供了证人华某、郁某，三人均系织布厂员工，在2015年2月陆续与织布厂进行结算并离职，三人均表示结算的款项仅为剩余未结工资，不包含经济补偿金。
以上事实，由汪云提供的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社会保险历年缴费情况、工资发放表、职工登记表、劳动合同书、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对账单、终止劳动合同协议书、无锡市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通知单、证人证言、织布厂提供的工资发放表、证人证言及当事人陈述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经济补偿金的主要功能在于补偿，劳动者在离职时与用人单位达成的补偿协议，并非就劳动合同的内容或者履行劳动合同进行协商，而是对劳动者可能得到的实体利益进行的处分，双方在协议中作出的不同于法律规定标准的经济补偿金的条款，应当认定为有效。本案中，织布厂已经为汪云办理了退工手续，汪云撤回要求织布厂办理退工手续的诉请，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双方对汪云入职时间有争议，汪云提供的职工登记表没有填写日期，不能证明表格上所写的参加工作年月2001年8月即为入职织布厂的时间，故应以2004年6月为汪云入职时间。双方对汪云工资收入亦有争议，织布厂虽主张汪云每月固定工资3000元，但根据其统计的2014年1月至2015年2月汪云每月工资数额可见汪云每月并非固定工资3000元，且统计后的工资总额与工资发放表中总工资一栏数额一致，均为55808元，可知该金额确系汪云的工资收入总额。根据三名证人的陈述，织布厂在工资发放表中所列总工资也是全部应发工资，而不包含经济补偿金。织布厂主张该金额包含了经济补偿金16808元，但未得到汪云的认可，又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故织布厂支付汪云的全部款项中经济补偿金应为7000元。汪云与织布厂虽未形成书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但双方经过了协商计算的过程，在工资发放表中也分项列明了7000元，汪云也是在明知补偿款为7000元的情况下在工资发放表中签字并离职的，可见双方就解除劳动关系及支付经济补偿金等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汪云虽主张未收到该7000元，但却在工资发放表上签字，应当认定汪云的主张与事实不符，织布厂已经履行了付款义务。据此，双方已经就经济补偿金达成了一致意见，且又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的情形，则双方达成的协议有效，即使双方约定的经济补偿的金额低于法律规定的标准，也是汪云对自己实体利益的处分，不属于显失公平的情形。综上，对汪云要求织布厂支付经济补偿金62552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汪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汪云负担。
汪云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的关键事实不清甚至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依法应予以撤销并改判或者发回重审。理由如下：一、关于2015年2月1日双方就解除劳动关系及支付经济补偿金等是否达成了一致意见的问题。首先，汪云认为因织布厂逃避法律责任，采用隐瞒真相及虚构的手法写在年终工资发放表左上角的小段文字，一审法院认为可以用一个“等”字涵盖包括经济补偿金在内的一切，有失公平。庭审三名证人的证言均证明，织布厂在此次解散企业、解除劳动合同事件中，从未与员工协商经济补偿金，更没有支付经济补偿金。其次，原审法院解释法律时断章取义。汪云认为，只有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的协议时已明确告知国家法律、法规对经济补偿金的计算方法和计算标准以及明确告知双方是就什么事项达成的协议的情况下，低于法定标准支付经济补偿金才不构成重大误解，而本案情况则不符合该条件。再次，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已就经济补偿金为7000元达成一致意见的认定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的规定，工作十多年的上诉人汪云按照法律规定可以获取62552或49148元经济补偿，与法院确认的7000元相比，明显显失公平。综上，汪云认为首先该经济补偿金协议不存在，其次是假设协议存在也符合欺诈、乘人之危、重大误解的情况以及违背上诉人真实意思的情形。退一步讲，就算汪云明知7000元是经济补偿金，因与62552元相比也是显失公平，属于可撤销的行为。二、关于上诉人的工作年限问题。汪云在2001年6月9日就进入织布厂工作，一审中，汪云提供的盖有织布厂公章、由织布厂制作并书写的原始书证《职工登记表》可以证明该事实。一审法院在审核工作时间的问题上，存在不分配举证责任的错误做法，不要求单位提供证据，不对《职工登记表》书写时间进一步求证，通过织布厂口头辩解就作出认定，过于草率。三、关于7000元是否经济补偿金的问题。首先，该7000元并非经济补偿金，而是劳动报酬，其中3000元是汪云20**年1月和2月补的工资，另外4000元是汪云作为管理人员的年终奖金。同时，该7000元书写在被上诉人提供工资发放表中的“实发工资”栏目下，该工资发放表系织布厂制作书写，其真实反映汪云一年多的劳动报酬情况。另外，一审判决有关“汪云主张补偿款7000元”的表述严重错误，汪云从未主张或认可该7000元为经济补偿款，而是一直主张年终工资发放表上的所有款项（含7000元）均为汪云一年多的劳动报酬（工资和奖金）。四、一审法院开庭时个别做法有些不妥。2015年6月9日第三次开庭，法院拒绝汪云证人出庭，致使汪云失去了进一步举证以证明7000元为工资和奖金、双方从未协商经济补偿金的事实以及汪云实际工作年限问题的机会。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后发回重审或改判织布厂向汪云支付经济补偿金62552元，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织布厂承担。
织布厂辩称：1、汪云是2001年进厂参加面试，当时填了一份参加工作时间表，但是由于面试不合格未被录取。2004年汪云再次到织布厂参加面试才正式入厂。2、织布厂经营困难，在召集全体员工会议后，经全体员工一致协商同意关厂后，织布厂才同意将厂关闭且在办理相关手续时已经与所有员工就所有款项一次性结清。3、织布厂已经支付汪云70**元经济补偿金，汪云亦签字确认，所以织布厂无需再支付汪云任何款项。4、一审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汪云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汪云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存在以下异议：1、未查明7000元是织布厂支付给汪云的2014年1月、2月工资3000元及2014年年终奖4000元；2、“补偿款7000元”定性错误；3、汪云实际工作时间开始于2001年6月。
织布厂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补充说明：1、汪云每月工资为3000元，总工资55808元中已经包含了16808元经济补偿金；2、后续增加的经济补偿金7000元在汪云领取所有款项时已经一并支付，由汪云签字确认。
为证明其主张，汪云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崔某证人证言，用于证明织布厂解除合同时，强制降低工人工资每人每年1万元，且存在胁迫、欺诈、乘人之危的情形，同时证明汪云有关7000元的陈述符合事实，织布厂解除合同时并未与员工协商经济补偿金更没有就经济补偿金达成协议；2、缪某证人证言，用于证明汪云在织布厂的工作年限应从2001年开始计算；3、2014年工资明细，用于证明汪云20**年工资以及3月份工资3012元，根据与织布厂的约定，汪云的月工资是与工厂挡车工最高工资一致，织布厂一审陈述不是事实；4、2011年工资明细单，用于证明2011年吴贤斌在织布厂修车6个月的事实；5、2013年工资明细单，用于证明2013年吴贤斌在织布厂修车的事实；6、2014年工资明细单，用于证明2014年吴贤斌在织布厂修车6个月的事实，证据4-6还证明织布厂扣除吴贤斌2000元、年底结账少付汪云一个7000元的事实；7、《职工登记表》，用于证明汪云于2001年8月成为织布厂正式职工及汪云工作年限；8、养老手册，用于证明汪云与汪秀云为同一人以及汪云的工作年限是从2001年6月开始，且2001年8月至2004年期间织布厂未为汪云缴纳社保；9、许勇军证言，用于证明汪云工作年限；10、劳动合同3份，用于证明2001年6月至2004年6月、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3月织布厂未与汪云签订劳动合同，按照规定汪云与织布厂之间应当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11、庭审记录，用于证明一审时织布厂陈述及答辩是捏造事实以及汪云在一审时已经明确7000元为劳动报酬而非经济补偿金的事实。
织布厂对汪云所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崔某陈述不符合事实，明显是伪证；对证据2的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其无法证明汪云在织布厂的入职时间；对证据3-6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是汪云自行制作，未经织布厂确认；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确认该职工登记表是当时面试登记表，但认为即便汪云是2001年8月参加工作，也不能证明就是进入织布厂工作，后称该登记表就是汪云20**年入职时填写；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从缴纳情况看汪云在织布厂的工作年限也是从2004年8月开始；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证人应当出庭接受询问；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确认2014-2015年劳动合同是补签的；对证据11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织布厂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综合双方举证、质证意见，本院对汪云举证作出如下认证：对证据1崔某的证人证言，根据汪云一审提交的其对工资发放表所拍摄照片以及工资发放表，崔某不可能看到汪云实发工资的金额，故对其证人证言真实性不予确认；对证据2缪某的证人证言，因其本人到庭作证接受询问，故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3，虽该证据并无原件供核对，但是鉴于其中戈素芹、陈春蓉、胡巧荣、杨军华、刘英等五名挡车工的工资数据与织布厂一审中提交的经上述人员核对的工资发放表核对一致，本院对其内容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4-6，因该证据为汪云自行制作的收入汇总，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对其内容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证据7、8、10、1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9，因许勇军并未到庭接受询问，故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
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将综合全案案情予以确认。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主要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
一、关于汪云工作年限
缪某到庭陈述：2001年6月9日其介绍汪云（当时名字为汪秀云）到织布厂工作，平时其每年都经常去织布厂与该厂机工交流经验，其配偶也在织布厂工作。
《职工登记表》载明，汪云参加工作年月为2001年8月，身份证号为××，家庭住址为皖金寨县南溪镇汪冲村下坜组，单位为织布厂，单位代码为72802348-3，织布厂在该表上加盖印章，该《职工登记表》填表日期处为空白。
两份2004年6月15日《劳动合同书》均载明，织布厂与汪云签订《劳动合同书》，合同期限自2004年7月1日起至2009年7月1日止，其中汪云身份信息与前述《职工登记表》一致。
2015年3月17日《全日制劳动合同书》载明，织布厂与汪云签订《全日制劳动合同书》，合同期限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15年3月17日止，汪云担任操作工岗位，
二、关于汪云20**年度工资
根据织布厂工资发放表记载，2014年1至12月织布厂挡车工中工资的人员及其工资数分别为2014年1-2月杨军华3890元、3月杨军华3012元、4月杨军华3699元、5月杨军华5924元、6月杨军华5361元、7月陈春蓉6013元、8月陈春蓉6554元、9月陈春蓉7385元、10月杨军华5760元、11月刘英5738元、12月刘英3177元。
根据织布厂陈瑞华所制作工资发放表记载，汪云工资分别为2014年1-2月3890元、3月3012元、4月3014元、5月5924元、6月4169元、7月6013、8月5243元、9月6066元、10月5760元、11月5738元、12月3032元、1月3707元、2月240元，上述合计55808元，并手写“-23000-养老2390、3000＋4000=37418”字样。
汪云于二审中确认2014年1至12月中休假天数及应扣工资数分别为4月5天685元、6月7天1192元、8月6天1311元、9月5天1319元，上述扣款金额合计4507元。
织布厂于庭审中陈述汪云工资收入是每月固定3000元。汪云则主张其工资为3000元保底，并按照挡车工每月最高工资结算，年终另有奖金。
三、关于经济补偿金
织布厂于2015年4月23日答辩意见中主张，汪云月工资为3000元，工作年限自2004年6月至2015年2月合计10年6个月，经济补偿金应为31500元，减去其已经支付的23808元，实际还应支付7692元。织布厂明确工资计算表中55808元包含了汪云20**年1月至2015年1月13个月工资39000元及16808元经济补偿，因汪云不同意经济补偿金数额，其另支付了7000元经济补偿金，23000元是11个月的已经支付的工资，2390元是汪云13个月个人应当承担的养老金，最后计算支付汪云374**元。
汪云主张7000元为汪云20**年1-2月补发的工资3000元及2014年度年终奖4000元，认为按照3000元保底工资及挡车工最高工资标准计算其2014年1月至2015年2月应得总数为60315元，因请假扣除工资4507元，所得数字55808元即与2015年2月1日工资发放表中所列总工资相符。
综合双方当事人诉辩主张，本案的二审争议焦点为：1、汪云在织布厂的工作年限的起算时间；2、汪云与织布厂是否已就经济补偿金的数额及其支付达成一致；3、汪云在劳动合同解除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
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汪云在织布厂的工作年限应从2001年8月开始计算。理由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首先，织布厂主张汪云20**年8月第一次到织布厂求职面试时填写过登记表，但当时织布厂并未聘用汪云，涉案《职工登记表》是织布厂在2004年6月才招录汪云时使用，但是织布厂却无法提供明确记载系2004年6月招录汪云的《职工登记表》以证明其上述主张；其次，该职工登记表虽然没有填写日期，但是其列明参加工作年月为2001年8月；最后，证人缪某证明2001年6月9日起介绍汪云（当时名字为汪秀云）到织布厂工作，该证人到庭作证，其证人证言具有一定的证明效力。故本院认为，汪云于2001年8月入职织布厂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汪云该上诉主张本院予以支持，汪云在织布厂的工作年限应从2001年8月开始计算。
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依据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汪云与织布厂之间已就经济补偿金的数额及其支付达成一致。理由如下：
第一，如一审法院所认定，织布厂主张55808元金额包含了经济补偿金16808元，因该主张未得到汪云的认可，也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且织布厂并未说明16808元是如何计算得出，织布厂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相反，汪云对55808元的构成予以合理解释，故一审法院所作出的2015年2月1日工资发放表中55808元并不包括16808元经济补偿金认定，并无不当。
第二，关于2015年2月1日工资发放表中7000元的性质，汪云主张系织布厂向其补发的2014年1-2月补发工资3000元以及2014年度年终奖4000元，织布厂主张系其应汪云要求增加的经济补偿金。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故织布厂应当就其与汪云之间已经就7000元为经济补偿金达成一致承担举证责任。综合双方举证，织布厂所提交的2015年2月1日工资发放表尚不足以证明其上述主张，应当承担不利后果。首先，2015年2月1日工资发放表左上角仅列明“无锡市华宏织布厂因连年亏损，现决定车间停止生产，所有员工工资等一次性结清”的字样，并未明确其中包含经济补偿金，而经济补偿金与职工工资性质不同，不应以“等”字简单涵盖；其次，依据一审时证人到庭陈述，织布厂与员工进行结算时并未向员工告知工资发放表中包含经济补偿金部分，同理织布厂亦不会主动向汪云作出经济补偿金方面的提示；再次，若7000元经济补偿金请求由汪云主动提出，应推定汪云当时对经济补偿金制度及其计算方法是有一定了解的，但即便依照较低标准的3000元保底工资为基础按照2004年8月入职的期限计算亦汪云亦应该会有3万元以上的经济补偿金，而在织布厂亦有能力支付所有职工剩余工资的情况下，汪云作为普通劳动者却主动让步至7000元的做法明显不合常理；最后，根据织布厂陈瑞华所制作工资发放表，7000元被明确拆分成3000及4000两部分，若7000元为经济补偿金性质，陈瑞华在结算时作上述拆分没有意义，而汪云有关3000元为补足2014年1-2月固定工资、4000元为2014年度年终奖的主张更具可能性。综上，本院认为2015年2月1日工资发放表中7000元应为织布厂向汪云补发的工资及年终奖。
对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汪云在劳动合同解除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应为4812.92元。理由如下：无论是织布厂陈瑞华所制作工资发放表，还是汪云自行统计的2014年1月至2015年2月汪云每月工资数额，统计后的工资总额均与2015年2月1日工资发放表中的总工资一致，均为55808元，与汪云有关其工资保底3000元并按照挡车工当月最高工资计算的说法相印证，再结合此前对于工资发放表中7000元的性质分析，本院对汪云有关其工资计算方法及工资发放表中7000元系补发工资的主张予以支持。织布厂有关汪云为3000元固定工资的主张，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认可，经核算。汪云前12个月平均工资为4812.92元。
综上，根据汪云二审所提交的新证据，可以认定一审法院有关汪云于2004年6月入职织布厂以及其与织布厂已经就经济补偿金7000元达成一致的认定有误，本院予以改判。鉴于汪云自2001年8月起入职织布厂直至2015年2月3日与织布厂进行结算，并于2015年3月17日签订终止劳动合同协议书，其劳动合同解除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应为4812.92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织布厂应当向汪云支付经济补偿金为67380.88元。由于汪云于本案中仅主张62552元经济补偿金，该请求系汪云对自己实体利益的处分，本院予以准许。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2015）锡法民初字第00283号民事判决；
二、无锡市华宏织布厂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汪云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62552元；
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均由无锡市华宏织布厂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骏
代理审判员 单甜甜
代理审判员 苏 强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陈 杰
本案援引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二）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
（三）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四）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五）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终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六）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终止劳动合同的；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七条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
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