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丹民二终字第0019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洪喜，男，1946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农民。
委托代理人：杨明，丹东市元宝区宏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丹东双利绿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丹东市元宝区九道菜委会*组。
法定代表人：王忠利，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魏勇，辽宁日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崔涛，男，1958年2月20日出生，汉族，该公司经理。
原审原告：陶玉林，男，1974年12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
委托代理人：杨明，丹东市元宝区宏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李洪喜与被上诉人丹东双利绿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利农业公司）、原审原告陶玉林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丹东市元宝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11日作出（2013）元民金初字第00276号民事判决。上诉人李洪喜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3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洪喜及其与原审原告陶玉林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杨明，被上诉人双利农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魏勇、崔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洪喜与原审原告陶玉林在一审共同诉称，2009年被告在炮守营村征地设立双利农业公司。2011年4月，被告在原告果园的右侧扩建厂房。因双方中间有条河，由被告出资修建护坡，并在河面上加盖水泥盖板，原告恐怕被告修建护坡及加盖盖板后造成河道变窄，排水不畅，雨季易造成河水进入原告果园及果园自身无法排水，导致原告果园中苹果树、葡萄树因水淹伤树和减产，造成经济损失。经与被告协商于2011年4月13日签订协议书，约定如因被告修建的盖板涵洞排水量小，造成水进原告的果园，由被告负责赔偿。苹果树赔偿标准按每棵年产苹果100斤，每斤赔偿3元，葡萄按每棵年产10斤，每斤赔偿3元。2013年7月1日晚，因暴雨导致河水上涨，洪水涨进果园，导致原告426棵苹果树、482棵葡萄树被水淹，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原告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协议当中明确约定赔偿的责任及赔偿标准，被告应按协议约定履行其赔偿责任。原告多次找到被告协商赔偿事宜，被告屡次推诿，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履行按协议书约定赔偿原告142260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双利农业公司在一审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起诉没有事实依据，根本没有水淹和减产的事实，故被告不予赔偿。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系元宝区金山镇炮守营村的村民，被告系2009年该村招商引资后建设的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原告承包的果园与被告的厂区以一条小河为界，毗邻而居。2010年11月15日，原告李洪喜（乙方）与被告双利农业公司（甲方）经协商后签订一份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一、从甲方征地段开始，甲、乙双方两侧需建护坡，乙方侧护坡建成后，靠地头需回填由甲方负责；二、在通往乙方承包地，过河桥由甲方无偿承建；三、由于修护坡把河道变窄，乙方承包地进水，造成损失全由甲方承担并包赔。”原告李洪喜在该协议上签名，被告的法定代表人也在其上签名，另外，原、被告所在的炮守营村委会也在该协议上加盖了公章。2011年4月13日，被告（作为甲方）与原告（作为乙方）又签订一份协议书，该协议主要内容约定：“因甲方修建的盖板涵上方排水量小，造成水进乙方的承包地由甲方负责，苹果赔偿标准每年产100斤×3元（人民币），葡萄每棵10斤×3元（人民币），由于甲方河边砌墙遮到乙方果树每棵赔偿100斤×3元（人民币），由于河道砌墙乙方提出有十二棵苹果树受害，由甲方购买每棵600元，一次付款。但乙方需给甲方管理至2012年3月。如因自然灾害造成该树死亡与乙方无关。十二棵果树地段由甲方回填部分土，该段乙方再栽植树损失与甲方无关。此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公证后生效。”两名原告在该协议上签名，被告的法定代表人也在其上签名，并加盖公章，另外，原、被告所在的炮守营村委会也在该协议上加盖公章。同日，原、被告双方又在丹东市元宝区公证处对该协议进行了公证，由该公证处出具了公证书。被告在签订协议后，将原告果园与被告的厂区之间的河沟修建了护坡墙，并在河沟上面加盖了沟盖，使得双方之间的河沟由明沟变为暗沟。2013年7月1日，因降雨量较大，加之排水不畅，导致河沟内的洪水冲入原告果园以及果园内部分果树被水所淹。在本案审理期间，经一审法院召集原、被告实际勘验原告果园，双方实际认可原告果园的死亡苹果树为126棵。根据原告的指认其被淹苹果树为445棵，被淹葡萄树421棵。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属于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因此，适用于法律规定的过错责任原则。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必须同时具备的是违法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和主观过错这四个构成要件，缺一不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纵观本案，被告未经政府有关管理部门的批准，擅自在历史上既已有的河沟上修筑护坡，并加盖水泥盖板，造成河沟的排水径流量减少，被告此举若平日雨量稍小的时候尚可，如遇雨量偏大，由于河沟已被加盖上盖，且上面是被告堆放的砂石料，势必导致排水不畅，将河沟内的雨水改变流向，冲入原告的果园，《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在河道管理范围内，禁止修建围堤、阻水渠道、阻水道路；种植高杆农作物、芦苇、杞柳、荻柴和树木（堤防防护林除外）；设置拦河渔具；弃置矿渣、石渣、煤灰、泥土、垃圾等。”此外，该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在河道管理范围内进行下列活动，必须报经河道主管机关批准；涉及其他部门的，由河道主管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批准：（一）采砂、取土、淘金、弃置砂石或者淤泥；（二）爆破、钻探、挖筑鱼塘；（三）在河道滩地存放物料、修建厂房或者其他建筑设施；（四）在河道滩地开采地下资源及进行考古发掘。”由此可见，原告的果园被水所淹，与被告的过错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且被告的所作所为也违背了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原告果园由于进水导致果树死亡，及被水淹所造成的财产损失，通常情况下，原告应当对其损失提出评估鉴定申请加以确定。由于原告认为其与被告2011年4月13日签订的协议书当中已经约定了对果树的赔偿标准，既被水淹的果树中苹果树每棵赔偿300元，葡萄树每棵赔偿30元，按此标准计算，被告应赔偿原告142260元，无需进行财产损失的评估鉴定。然而，从原、被告双方所签订的该协议约定中，对果园的果树被水淹的表述是：“因甲方修建的盖板涵上方排水量小，造成水进乙方的承包地由甲方负责，苹果赔偿标准每年产100斤×3元（人民币），葡萄每棵10斤×3元（人民币）”。从该协议所约定的内容无法必然得出原告的果树是被水淹苹果树及葡萄树每棵的赔偿标准，还是果树死亡的赔偿标准。但目前原告死亡苹果树126棵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故酌情参照原、被告双方协议约定的苹果树赔偿标准确定被告对原告赔偿款额，即被告赔偿原告人民币37800元［126棵苹果树×100斤×3元］。对于原告果园中的果树被水淹所导致的损失是否存在，以及影响程度大小，原告由于尚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佐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此，对原告诉讼要求被告按其果树被水淹数量予以赔偿的诉讼请求，无法予以支持。据此判决：一、被告双利农业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李洪喜和原告陶玉林财产损失37800元。二、驳回原告李洪喜、原告陶玉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双利农业公司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44元，由原告李洪喜和陶玉林共同承担2308元，由被告双利农业公司承担836元。
上诉人李洪喜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按照协议约定赔偿上诉人142260元。其上诉理由是：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第一，原审判决改变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依据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请求对被水淹的苹果树和葡萄树进行赔偿，而非针对死亡的苹果树。第二，双方签订的协议确定了果树被水淹的赔偿标准，其中苹果树每棵300元，葡萄树每棵30元，该赔偿数额不是果树死亡的赔偿标准。第三，协议中，双方约定由被上诉人购买上诉人的12棵受害苹果树，购买价格为每棵600元。该价格应视为死亡苹果树的赔偿标准。第四，双方签订的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协议约定的事由实际发生后，双方均应依据协议的约定履行。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作出公正的判决。
被上诉人双利农业公司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第一，上诉人所依据的事实不准确，水淹的事实没有证据证实。被上诉人不上诉，不代表认可原审判决。实际上，上诉人的损失是百年不遇的洪水造成的，炮守营村多处被淹，上诉人的损失不是被上诉人侵权所致。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因被上诉人将河道修建成暗渠后，排水不畅导致洪水进入果园。第二，双方签订的协议的目的性、可操作性、赔偿标准均不明确。双方约定的赔偿标准本身就不公平，被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第三，上诉人主张果树被淹，并没有第一时间通知被上诉人。上诉人找到村委会进行现场勘查，也没有通知被上诉人。直至一审诉讼，被上诉人才知晓上诉人的主张。
原审原告陶玉林的陈述意见与上诉人李洪喜的上诉意见一致。
二审中，经上诉人李洪喜申请，本院准许证人赵君利出庭作证。证明：2011年4月13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村委会的组织下签订协议约定，只要果树被水淹即赔偿。
被上诉人双利农业公司的质证意见是，对证人的证言没有异议。
原审原告陶玉林的质证意见是，对证人的证言没有异议。
本院的认证意见为，该名证人的证言可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签订协议时，虽然约定了苹果树每棵300元、葡萄树每棵30元的赔偿标准，但并未明确约定在什么条件下适用该标准。即双方没有约定果树被水淹后，在发生果树减产、绝收还是果树死亡的情况下适用该赔偿标准。因各方当事人对该名证人的证言均没有异议，故本院对其证言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名证人的证言不能证明双方在签订协议时约定，只要水淹果树，无论是否产生损失或产生什么样的损失，被上诉人均需按照上述赔偿标准对果树进行赔偿。
本院对各方当事人在一审提供的证据的认证意见与一审法院相同。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中约定的果树赔偿标准是果树减产、绝收、死亡还是果树被淹的赔偿标准，被上诉人应否按此标准对被淹果树进行赔偿。二、一审法院是否超出了上诉人诉讼请求进行判决。
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中约定的果树赔偿标准是果树减产、绝收、死亡还是果树被淹的赔偿标准，被上诉人应否按此标准对被淹果树进行赔偿的问题。本案中，上诉人主张因被上诉人修建盖板涵导致上诉人的果树在2013年雨季被水淹，给上诉人造成了426棵苹果树（其中126棵死亡），482棵葡萄树当年绝收、第二年减产的经济损失，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按照双方2011年4月13日签订的协议约定的赔偿标准进行赔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上诉人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因被上诉人的过错实际产生了损失及损失的数额。但从现有证据来看，在上诉人不申请专业评估鉴定机构对其果树的受害情况进行勘察、鉴定及评估的情况下，仅凭丹东市元宝区金山镇炮守营村民委员会为其出具的情况说明及上诉人的陈述，无法确认被水淹的果树数量以及被水淹的果树产生了当年绝收、第二年减产的经济损失，亦无法认定被上诉人的实际损失数额。上诉人主张应当按照协议的约定，只要被水淹过的果树均按苹果树每棵300元，葡萄树每棵30元的标准赔偿。但一方面，如前所述，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水淹的果树数量；另一方面，经审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11年4月13日签订的协议对上述赔偿标准适用的条件没有明确约定。从协议内容来看，不能确定上述赔偿标准应适用于果树减产、绝收还是果树死亡的情况。协议中也没有明确约定上诉人所主张的“只要被水淹过的果树，被上诉人均需赔偿”的条款。因此，对于上诉人按照其陈述的被水淹的果树数量计算其损失数额的诉讼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考虑到双方均认可上诉人果园内的苹果树死亡126棵的事实，在上诉人不申请对死亡果树市场价格进行评估的情况下，原审判决酌情参照双方协议约定的苹果树每棵300元的赔偿标准确定上诉人的损失数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上诉人主张按照每棵600元的标准计算死亡苹果树损失数额的上诉意见。因每棵苹果树600元的价格系双方在特定条件下、针对特定苹果树约定的销售价格，而非市场均价，上诉人按照该价格计算死亡苹果树的损失数额没有事实依据。对于上诉人的该项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一审法院是否超出上诉人诉讼请求进行判决的问题。本案中，上诉人诉称其诉讼请求是针对被水淹的果树要求被上诉人进行赔偿，而非针对死亡的苹果树。经审查，死亡的126棵苹果树包括在上诉人所主张的被水淹的苹果树范围内，上诉人主张该126棵苹果树被水淹致死。因此，苹果树死亡产生的损失包含在上诉人诉请的损失范围内，一审判决并未超出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范围。对于上诉人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144元，由上诉人李洪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曹立新
代理审判员 康 璐
代理审判员 姜艳艳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王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