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津0116行初183号
原告董桂来，男，汉族，1949年10月30日出生，住天津市滨海新区。
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开发区永丰街23号。
法定代表人苗宏伟，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明然，该局汉沽分局民警。
委托代理人邸笑柳，该局汉沽分局民警。
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住所地天津市西青区新科道2号。
法定代表人董家禄，局长。
委托代理人车迪迪，该局法制办公室民警。
原告董桂来诉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以下简称滨海新区公安局）、被告天津市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纠纷一案，于2017年4月2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4月26日受理后，于次日向二被告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6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董桂来，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的负责人阮文学及委托代理人张明然、邸笑柳，被告天津市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车迪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于2016年11月17日作出津滨公汉（寨）行罚决字[2016]27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董桂来于2016年11月16日与李连有等人以上访为名，到北京市天安门地区滋扰，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决定给予原告董桂来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于2017年4月12日作出津公复决字[2017]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
原告董桂来诉称，2016年11月16日中午，原告在北京新华门拍摄照片时，被警察拦住，原告告诉警察要去天安门照相留影，下午去国家信访局信访。警察提出先送大家去国家信访局，信访结束后再让大家来天安门照相。后原告等人被送至马家楼接济中心，而非国家信访局。当晚22时许，被告及寨上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将原告接回汉沽，并对原告进行询问，制作笔录。后滨海新区公安局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原告以上访为名，到天安门滋扰、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为由，处以行政拘留十天的处罚。如果原告在北京违法，应由北京公安机关管辖，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没有管辖权和处罚权。原告没有去天安门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也没有原告在天安门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录音、录像等证据，其认定的原告违法事实不成立。原告没有见过北京公安机关出具的《训诫书》，该《训诫书》也没有原告的签字，有造假嫌疑，不能作为定案证据。请求判令撤销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作出的津滨公汉（寨）行罚决字[2016]27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天津市公安局作出的津公复决字[2017]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原天津市滨海新区营城镇人民政府2010年8月18日作出的《对海辛庄王某等上访群众的答复》；
证据二、原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管理委员会于2011年12月10日作出的《关于王某等同志信访复查问题的答复意见》；
证据三、天津市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委员会于2011年12月20日对王某作出的《信访事项复核意见书》；
证据四、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寨上街道办事处于2017年4月23日作出的《关于王维贺等人反映海辛庄征地补偿信访事项的答复》；
证据五、原告于2016年11月16日在北京新华门拍摄的照片；
证据六、李某1于2017年5月22日出具的《证明材料》。
原告提供了证人李某1、李某2出庭作证。证人李某1称，原告当天到北京后只是在新华门照了相，没有去其他地方；证人李某2称，其不认识原告董桂来，而非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在制作的《询问笔录》中称证人认识董桂来，不知道原告在北京有无违法行为。
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辩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第九十一条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的规定，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作为原告董桂来居住地的公安机关，具有对原告作出本案被诉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2016年11月16日，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在接返进京非正常上访人员董桂来等人的过程中，一并接受了马家楼接济中心移交的北京市公安机关对原告等人的作出的《训诫书》及《现场处置记录》。因发现原告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告于2016年11月17日受理该案并进行调查，分别对原告及其他违法嫌疑人、证人进行询问。经调查，可以认定董桂来于2016年11月16日，与李连有、李子永、孙起先、李子银、苏士凤等人以上访为名，到北京市天安门地区滋扰，扰乱公共场所秩序。2016年11月17日，被告依法向原告履行了处罚前告知程序，并于当日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对原告给予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并于同日送达原告。综上，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合法、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和依据：
一、证据：
（一）程序类证据：
证据一、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汉沽分局寨上派出所（以下简称寨上派出所）于2016年11月17日制作的津滨公汉（寨）受案字[2016]968号《受案登记表》；
证据二、寨上派出所于2016年11月17日制作的《案件来源》及《抓获经过》；
证据三、寨上派出所于2016年11月17日制作的《延长询问查证时间审批表》；
证据四、寨上派出所于2016年11月17日制作的《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
证据五、被告于2016年11月17日制作的津滨公汉（寨）审字[2016]第82号《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及津滨公汉（寨）行罚决字[2016]27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证据六、《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行政拘留执行回执》；
证据七、寨上派出所于2016年11月17日制作的《行政拘留通知家属记录》；
证据八、天津市公安局于2017年4月12日作出的津公复决字[2017]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二）事实类证据：
证据一、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汉沽分局河西派出所于2016年11月17日对董桂来所做的《询问笔录》及《违法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书》；
证据二-1、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汉沽分局汉沽派出所（以下简称汉沽派出所）于2016年11月17日对李连有所做的《询问笔录》及《违法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书》；
证据二-2、汉沽派出所于2016年11月17日对李连有所做的《询问笔录》；
证据三-1、寨上派出所于2016年11月17日对孙起先所做的《询问笔录》及《违法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书》；
证据三-2、寨上派出所于2016年11月17日对孙起先所做的《询问笔录》；
证据四-1、汉沽派出所于2016年11月17日对王东双所做的《询问笔录》及《违法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书》；
证据四-2、汉沽派出所于2016年11月17日对王东双所做的《询问笔录》；
证据五-1、汉沽派出所于2016年11月17日对苏士凤所做的《询问笔录》及《违法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书》；
证据五-2、汉沽派出所于2016年11月17日对苏士凤所做的《询问笔录》；
证据六-1、汉沽派出所于2016年11月17日对李英华所做的《询问笔录》及《违法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书》；
证据六-2、汉沽派出所于2016年11月17日对李英华所做的《询问笔录》；
证据七-1、寨上派出所于2016年11月17日对杨会琴所做的《询问笔录》及《违法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书》；
证据七-2、寨上派出所于2016年11月17日对杨会琴所做的《询问笔录》；
证据八、寨上派出所于2016年11月17日对李子宽所做的《询问笔录》及《违法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书》；
证据九、寨上派出所于2016年11月17日对李子银所做的《询问笔录》及《违法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书》；
证据十、寨上派出所于2016年11月17日对李子永所做的《询问笔录》及《违法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书》；
证据十一、寨上派出所于2016年11月17日对李连功所做的《询问笔录》及《违法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书》；
证据十二-1、汉沽派出所于2016年11月17日对李某1所做的《询问笔录》及《违法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书》；
证据十二-2、汉沽派出所于2017年11月17日对李某1所做的《询问笔录》；
证据十三、寨上派出所于2016年11月17日对李某2所做的《询问笔录》及《证人权利义务告知书》；
证据十四、河西派出所于2016年11月17日对王某所做的《询问笔录》及《证人权利义务告知书》；
证据十五、寨上派出所于2016年11月17日对李某3所做的《询问笔录》及《证人权利义务告知书》；
证据十六、寨上派出所于2017年11月17日对牛某所做的《询问笔录》及《证人权利义务告知书》；
证据十七、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于2016年11月16日对原告等人出具的《训诫书》；
证据十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于2016年11月16日对原告等人出具的《现场处置记录》；
证据十九、天津市公安局北京工作处于2016年11月17日出具的《情况证明》；
证据二十、寨上派出所于2016年11月16日制作的《办案说明表》；
证据二十一、原告等11人及证人李某1、李某2、王某、李某3、牛某的《常住人口信息》。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
被告天津市公安局辩称，被告于2017年1月13日受理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后经延长复议期限于2017年4月12日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诉处罚决定。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天津市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证据：
证据一-1、原告于2017年1月13日制作的《行政复议申请书》；
证据一-2、滨海新区公安局于2016年11月17日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
证据一-3、被告于2017年1月13日作出的《行政复议申请接收凭证》；
证据二-1、被告于2017年1月17日作出的津公复答字（2017）第11号《天津市公安局提交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
证据二-2、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于2017年1月22日作出的《行政复议答复书》；
证据三-1、原告于2017年2月6日书写的《查阅案件材料申请》；
证据三-2、被告于2017年2月23日对原告所做的《询问笔录》；
证据三-3、原告于2017年2月28日书写的《关于对被申请人答复和出具证据材料的意见》；
证据三-4、李某2、王东双、李子宽、李子银、李子永、王某出具的证明材料；
证据四-1、被告于2017年3月13日作出的津公复延字[2017]11号《行政复议期限延长通知书》；
证据四-2、1031621199022号EMS邮寄详情单及查询记录；
证据五-1、被告于2017年4月12日作出的津公复决字[2017]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证据五-2、1000662558824号EMS邮寄详情单及查询记录。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认定：
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及天津市公安局对证据一至证据四的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五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六不认可，认为李某1的书面证言与被告对其询问时的陈述不一致；认为证人李某1、李某2当庭所作证言与其在《询问笔录》中陈述的内容不一致，对真实性不认可，不能证明原告没有违法行为。因原告提供的证据一至证据四系历年来相关部门对原告等信访人员作出的信访答复，与本案无关，本院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定；因证据五不能证明原告没有违法行为，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证据六中李某1的表述及其当庭所作证言虽与其在被告询问时的表述差异不大，但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因证人李某2并未于当日与原告等人一同去北京，其自述不知道原告当日在北京有无违法行为，且被告对李某2所做的《询问笔录》中也没有关于李某2认识原告的表述，故对其证言的证明力不予认定。
对于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提交的程序类证据，原告对证据一的真实性不认可，称被告不可能在接返过程中发现原告在北京重点地区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且原告当天只是计划去上访，但最后没去；认为证据二是伪造的，接返的民警中没有李志鑫；对证据三无异议；称没见过证据四，认为是伪造的；对证据五中的《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称没见过，不发表意见，对《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真实性无异议；称没见过证据六中，但认可被告对原告实施了拘留；称证据七是假的，当时是河西派出所的民警通知了原告的女儿，而该记录中签字的民警是寨上派出所的；对证据八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复议决定的内容。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解释称，民警李志鑫于2016年11月16日与其他民警一起赶赴北京马家楼接济服务中心接返原告等人，李志鑫负责与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交接《训诫书》等法律手续，其与原告并未乘坐同一辆车，故与其他民警均属于本案办案人员，也属于当天对原告等人的抓获人员，《抓获经过》由两名民警填写并不违反法定程序。本院认为，被告的上述解释成立，因被告提交的程序类证据真实客观，能够相互印证，具备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对于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提交的事实类证据，原告对证据二十一无异议；对证据一认可被告对其做过询问，但《询问笔录》中的表述不是原告表述的真实意思，且并非案发当天、当场制作，认为没有法律效力；认为证据二至证据十二中的《询问笔录》有瑕疵，询问的问题与原告是否到北京天安门上访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无关，原告等人筹资上访也与该问题无关；认为证据十三中的李某2当时没有跟原告一起去上访，不知道原告在北京做什么，对该笔录的内容不认可；对证据十四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是被告捏造的；认为证据十五、证据十六中李某3、牛某在笔录中的表述是推断臆想，认为不真实；称没见过证据十七，对合法性、真实性不认可，称在马家楼没有警察向董桂来宣读该《训诫书》，认为证据十八是假的；认为证据十九是天津有关部门编造而非北京公安机关出具的，且该证据落款时间是2016年11月17日，但该证据是天津驻京工作办人员在2016年11月16日晚上给被告的，所以时间不对；认为证据二十的内容与事实不符，天津驻京办工作人员是在2016年11月16日晚上将《训诫书》和《现场处置记录》给的牛某，而非被告。因被告提交的事实类证据真实客观，能够相互印证，具备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对于被告天津市公安局提供的证据，原告对天津市公安局的复议程序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及真实性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原告董桂来因反映海辛庄征地补偿问题，于2016年11月16日与李连有、李子永等人到北京市天安门地区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民警发现后予以训诫并送至马家楼接济服务中心，后被告民警及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寨上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将其接回。2016年11月17日，被告以原告于2016年11月16日与李连有、李子永、孙起先、李子银、苏士凤等人以上访为名，到北京市天安门地区滋扰，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为由，经立案、调查取证、处罚前告知等程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原告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并当日送达原告。2016年11月17日，原告被投送执行拘留，现已执行完毕。原告不服，于2017年1月13日向天津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该局于当日受理。因案情复杂，该局于2017年3月13日决定延长复议期限三十日，后于2017年4月12日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并于次日邮寄送达原告。原告不服，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的规定，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作为原告居住地的公安机关，具有对涉案违法行为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主体资格及法定职权。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提交的《训诫书》、《现场处置记录》、《情况证明》、《询问笔录》等证据，能够证实原告于2016年11月16日与李连有、李子永等人以上访为名，到北京市天安门地区滋扰，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的事实，故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给予原告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系在法定处罚种类和处罚幅度内作出，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
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于2017年1月13日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于2017年4月12日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诉《行政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次日邮寄送达原告，未超过延长三十日后的行政复议期限，行政复议程序合法。
综上，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董桂来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董桂来承担（原告已预交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秦秀敏
人民陪审员 朱永华
人民陪审员 张彦海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法官 助理 刘清华
书 记 员 冯凯莉
附：法律释明：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