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深中法商终字第103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金科利精密压铸制品厂。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塘下涌第二工业区121号，组织机构代码：79544083-4。
法定代表人：任科技，厂长。
委托代理人：徐汉东，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任科技，男，××族，××年×月×日出生，身份证住址：××省××市××区××路××号，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徐汉东，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德信嘉邦涂料（深圳）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江边第三工业区创业六路230号，组织机构代码：567074617。
法定代表人：潘振邦，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年遇春，广东世纪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深圳市金科利精密压铸制品厂（以下简称金科利厂）、任科技因与被上诉人德信嘉邦涂料（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邦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2）深宝法民二初字第14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嘉邦公司主张与金科利厂有事实买卖关系，金科利厂向嘉邦公司订购涂料等货物。嘉邦公司与金科利厂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嘉邦公司陈述的交易方式为：嘉邦公司将报价单传真给金科利厂，金科利厂采购人员签名后回传，嘉邦公司送货到金科利厂，并由金科利厂的收货人员签名；双方每月再以传真方式对账并制作对账单，约定月结30天付款。对账单记载的交易金额如下：2010年7月人民币139915.5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8月267381.2元；9月99044元；10月68824.5元；11月103023元；12月35982元；2011年1月22313元；2月21157元；3月20494元；7月2380元；8月350元；9月19965元。嘉邦公司提交的报价单、送货单、对账单均将合同相对方记载为金科利厂，单据数额均相对应，总计交易数额为800829.2元。嘉邦公司主张金科利厂已支付了部分货款，包括现金295594元、银行转账两笔8万元及承兑汇票5万元。扣除金科利厂已支付部分，金科利厂尚欠363460.2元。2011年11月1日，双方签订还款协议书，金科利厂确认尚欠嘉邦公司货款413460元，协议约定了还款方式等内容，由双方加盖公章，嘉邦公司代表罗锐汉签名，金科利厂代表王某某签名。金科利厂对此真实性不予认可并申请鉴定，原审法院依法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结论为：1、检材《还款协议书》第2页落款货方处“深圳市金科利精密压铸制品厂”公章印文与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2、检材《还款协议书》第2页落款货方代表处“王某某”签名笔迹不是王某某本人所写。嘉邦公司举证了两张农业银行补制客户回单显示：2011年5月5日，金科利厂向嘉邦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了3万元；2011年1月26日，金科利厂又转账支付了5万元。嘉邦公司还举证了向金科利厂开具的5份增值税发票，经原审法院向深圳市宝安区国家税务局核实，该5份增值税发票已由金科利厂向税务局申报认证并抵扣。金科利厂否认与嘉邦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否认与嘉邦公司存在业务上的往来，辩称有现金往来是需要增值税发票而找嘉邦公司代开的。
另查：在嘉邦公司送货单上签名的人员有赵某某、李某某、陈某某、马某某、戚某某、春某某、邓某某、蔡某某、陈某某、叶某某等人。经嘉邦公司申请，原审法院向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调取了金科利厂的社保清单，金科利厂为叶某某办理了社会保险。
嘉邦公司在原审中提出的诉讼请求为：金科利厂向嘉邦公司支付拖欠的货款363460元；2、金科利厂向嘉邦公司支付延迟付款滞纳金16355.70元；3、金科利厂赔偿嘉邦公司为索要欠款产生的损失费用5000元；4、金科利厂厂长任科技对上述三项请求负连带支付责任；5、本案诉讼费由金科利厂和任科技承担。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该案的焦点是金科利厂是否为买卖合同的相对方，金科利厂尚欠原告多少货款。关于金科利厂是否为买卖合同的相对方的问题。虽然金科利厂不认可购买过嘉邦公司的货物，否认双方存在业务关系，但根据查明的事实，金科利厂曾分两次向嘉邦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了8万元，嘉邦公司还向金科利厂开具了增值税发票，金科利厂已经向税务局申报认证并抵扣，且金科利厂为在嘉邦公司送货单上签收货物的员工叶新华办理了社会保险。虽然金科利厂否认与嘉邦公司存在业务上的往来，购买过嘉邦公司的货物，辩称员工叶某某没有收过嘉邦公司的货物，双方有现金往来只是需要增值税发票而找嘉邦公司代开的。原审法院认为，增值税作为对生产销售商品实现的增值额进行征收的一种税种，其前提是开具增值税发票与接受增值税发票的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金科利厂的员工叶某某也代表了金科利厂签收了嘉邦公司所送的货物，金科利厂亦无法对通过银行转账分两次向嘉邦公司支付8万元的事实作出合理解释，金科利厂的辩解意见与事实和常理不符，该院不予采信。综合以上证据分析，足以认定金科利厂是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关于金科利厂尚欠嘉邦公司货款多少的问题。嘉邦公司举证的还款协议书显示金科利厂确认尚欠嘉邦公司货款413460元，但该文书经鉴定上面的公章不是金科利厂的公章，文书上“王某某”签名笔迹亦不是王某某本人所写。故原审法院对该份协议书的真实性不予采信，由此产生的鉴定费用11100元，应由嘉邦公司负担。嘉邦公司虽未与金科利厂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双方报价、送货、对账等过程清晰，单据数额均相对应，总计交易数额为800829.2元。嘉邦公司主张金科利厂已支付了部分货款，包括现金295594元、银行转账两笔8万元及承兑汇票5万元，扣除金科利厂已支付部分，金科利厂尚欠嘉邦公司363460.2元，该院对其主张予以采信。嘉邦公司请求金科利厂支付拖欠的货款363460元，合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对于嘉邦公司请求金科利厂支付延迟付款滞纳金，因双方并未对此进行约定，嘉邦公司可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嘉邦公司请求因索要欠款产生的损失费5000元，没有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金科利厂是任科技投资成立的个人独资企业，故任科技依法应对金科利厂的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金科利厂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嘉邦公司货款363460元及利息（以36346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2年3月29日起计至判决确定之日止）。二、任科技对上述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三、驳回嘉邦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536元，由嘉邦公司承担206元，金科利厂、任科技承担3330元；鉴定费11100元由嘉邦公司承担。
上诉人金科利厂、任科技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金科利厂并非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原审法院推定金科利厂是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所依据的证据不足。原审法院认定金科利厂系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基于以下证据：2011年1月26日金科利厂向嘉邦公司转账5万元；2011年5月5日金科利厂向嘉邦公司转账支付3万元；嘉邦公司向金科利厂开具了5张总价税金额合计人民币5万元的增值税发票；金科利厂已将此5张增值税发票向税务局申报认证并抵扣，嘉邦公司自制的送货单上有“叶某某”的签名，并且金科利厂为其办理了社会保险。金科利厂认为其并非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基于以下几点：1、在送货单上签名的人员有赵某某、李某某、陈某某、马某某、戚某某、春某某、邓某某、蔡某某、陈某某、叶某某等十余人，原审法院从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调取了金科利厂的社保清单，也仅有金科利厂为“叶某某”办理的社保记录，其他人并没有。经查金科利厂今年的人事登记资料也并无上述工作人员，因此送货单的真实性也不予认可，“叶某某”的签名也有待鉴定真假。原审法院在既未传唤叶某某到庭作证，也未辨别过叶某某笔迹的真伪的情况下，仅凭“叶某某”的社保清单及送货单上有“叶某某”的签名就认定金科利厂收过嘉邦公司的货物，是缺乏证据支持的，是错误的推定；2、原审法院仅根据“金科利厂曾分两次向嘉邦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了8万元，嘉邦公司还向金科利厂开具了增值税发票，金科利厂一并申报认证和抵扣”的事实就推定金科利厂是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其推定缺乏证据支持。若是按照原审法院这样的推定模式，如果嘉邦公司拿出更多的不真实存在的送货单、对账单，那么金科利厂要支付更多的货款。因此，金科利厂认为原审法院在这方面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3、金科利厂的电话号码为0755-2989****，传真号码为0755-29890939。而由“春某某”签名的五份报价单上传真电话却是0755-2986****，金科利厂从未有过这个电话，由此可知这份证据的证据力十分薄弱；4、金科利厂自开厂以来从未使用过采购专用章，报价单上的“深圳市××××制品厂采购专用章”根本不是金科利厂的，也无公安局的备案记录。并且报价单上的采购专用章大小还不尽相同，因此这项证据不具有证据力，更不能证明金科利厂是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二、退一万步讲，按照原审法院的推定，金科利厂是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本案也无充分证据证明金科利厂尚欠嘉邦公司多少货款。原审法院仅从双方报价、送货、对账等单据认定双方总计交易数额为800829．2元。在送货单上签名的人员有赵某某、李某某、陈某某、马某某、戚某某、春某某、邓某某、蔡某某、陈某某、叶某某等十余人，而由叶某某签收的货物也只有十笔，分别是2380元（2011年7月25日）、175元（2011年8月20日）、1380元（2011年9月3日）、630元（2011年9月21日）、500元（2011年9月22日）、3645元（2011年9月22日）、1910元（2011年9月23日）、6840元（2011年9月24日）、320元（2011年9月26日）、4740元（2011年9月29日），合计22520元。因此即使金科利厂是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尚欠嘉邦公司的货款应是22520元，而不应是原审法院认定的2363420.2元。原审法院根据嘉邦公司主张金科利厂已支付的部分货款（包括现金295594元、银行转账两笔8万元及承兑汇票5万元），就认定金科利厂已尚欠嘉邦公司363420.2元的事实未免牵强，也无直接证据证明。其次，金科利厂对报价单、送货单等单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因此原审法院的事实认定实属错误。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金科利厂和任科技无须支付嘉邦公司货款363460元及利息。
被上诉人嘉邦公司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关系正确，金科利厂以及任科技否认自己是买卖合同相对方，违背客观事实。二、金科利厂拖欠嘉邦公司货款363460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金科利厂和任科技称无充分证据证明拖欠货款与事实不符。三、金科利厂和任科技在一审调解时承认拖欠嘉邦公司货款的事实，但强调是挂靠者所欠，金科利厂仅愿意承担部分责任。综上，金科利厂和任科技的上诉请求以及事实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金科利厂在原审中否认嘉邦公司提交的报价单、送货单上签名的人员系其员工。之后，原审法院依据嘉邦公司申请向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调取了金科利厂的社保清单，金科利厂为叶某某办理了社会保险。金科利厂遂在原审中提出叶某某已于2011年7月份已经离职，并申请对送货单上签名是否为叶某某所写进行笔迹鉴定，但其在原审法院指定的时间内未办理鉴定申请手续及预缴鉴定费用。
再查，嘉邦公司提交的部分报价单及送货单上有叶某某签名，叶某某签收的货物价值共计22200元。
又查，嘉邦公司提交的送货单与对账单中的送货时间、送货单号、货物品名、数量、单价、金额等记载内容一一对应。
本院认为，嘉邦公司为证明金科利厂为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以及金科利厂尚欠货款金额为363460.2元，提交了报价单传真件、送货单原件、对账单传真件、银行转账凭证原件、增值税发票原件、还款协议书原件等证据。上述证据中，还款协议书上的印章经鉴定不是金科利厂的备案公章，“王某某”签名笔迹亦不是王某某本人所写，故该份还款协议书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围绕上述待证事实对还款协议书之外的其他证据审查如下：1、金科利厂对其缘何向嘉邦公司转账支付80000元的解释为旨在取得嘉邦公司虚开的增值税发票80000元，鉴于金科利厂无证据证明存在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情形，且金科利厂以80000元款项取得等值的增值税发票之解释不符合常理，故本院对金科利厂所述不予采信。2、金科利厂否认送货单原件上所有签名人员为其员工，原审法院调取社保清单查实叶某某为金科利厂员工之后，金科利厂又提出对叶某某签名进行笔迹鉴定。因金科利厂未在原审法院指定时间内办理相关手续及预缴鉴定费用，故金科利厂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对送货单上叶某某签名的真实性予以确认。金科利厂未证明叶某某在职期间接受报价单及签收货物系个人行为，故叶某某签收价值22200元的货物系履行金科利厂职务的行为。3、金科利厂持增值税发票向税务局申报认证并抵扣，虽然金科利厂否认与嘉邦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其未能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其他交易往来，结合报价单、送货单、对账单等证据均将合同相对方记载为金科利厂之事实，故本院认定金科利厂收取货物后应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4、银行转账凭证显示金科利厂向嘉邦公司支付80000元，而叶新华签收的货物价值仅为22200元，金科利厂对于超出叶新华签收货物价值的付款情况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其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故本院采信送货单上的签名均为金科利厂员工所写。上述送货单与对账单中的送货时间、送货单号、货物品名、数量、单价、金额等内容一一对应，本院据此认定金科利厂收取嘉邦公司货物价值总计为800829.2元。综上，金科利厂上诉提出其不是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且收取货物价值并非为800829.2元，理由不成立，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嘉邦公司自认金科利厂已支付了部分货款，原审法院扣除金科利厂已支付部分，判决金科利厂支付嘉邦公司363460.2元及利息无误，本院对此予以确认。金科利厂是任科技投资成立的个人独资企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规定，任科技依法应对金科利厂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金科利厂及任科技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751.9元，由上诉人深圳市金科利精密压铸制品厂、任科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霍 雨
代理 审 判员 杨 芳
代理 审 判员 林 博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三日
书记员（兼） 范馥馥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原审法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