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4民终378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吕冬梅，女，1959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琴芳，江苏常弘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雷，江苏常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新华，男，1971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金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殷涛，江苏六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吕冬梅因与被上诉人吴新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2017）苏0482民初23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吕冬梅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吕冬梅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吴新华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吕冬梅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吕冬梅主张权利之日起开始计算，本案诉求未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最高院[2005]民二他字第35号答复，关于买受人在交易时未支付价款且向出卖人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主张权利时起算，而非从出具欠款条次日起算。本案中吴新华出具的欠款条未标明履行期限，应认定双方就货款的给付期限作出重新约定，吕冬梅可随时主张权利。二、一审法院认为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吕冬梅每年向吴新华催款的理由不充分。1.一审法院以证人与吕冬梅同车前往法庭就认定证人与吕冬梅存在利害关系，但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是指证人与当事人存在亲属关系或其他亲密关系，而非同行便成立利害关系。一审中吕冬梅向法庭提出证人出庭作证申请时，法官让吕冬梅自行通知证人出庭，因为出庭当日天降暴雨，出于安全和交通方面考虑，又因为吕冬梅身体不好需要有人开车，就与证人一同前往法庭。吕冬梅在一审庭审中如实回答了法庭的提问，且作出了合理解释，并没有对事实进行任何掩饰，足见吕冬梅的诚信度。2.一审法院认为两名证人均单独陪同吕冬梅催款，均系孤证，但本案中的两名证人与吕冬梅并不存在利害关系，不构成孤证，且在催款年份上互补，足以证明吕冬梅每年向吴新华催款的事实。3.一审法院认为吕冬梅未能提供诸如通话记录、短信记录或者微信记录等其他证据对其催款事实予以补强。事实上，吕冬梅每年均向吴新华催款，不仅上门催款，更有电话、短信形式的催款，但是因为吕冬梅更换过几次手机，相应的内容已无法获取，且通话记录的调取也超过了通讯公司规定的期限。吕冬梅已年届六旬，对于所谓的高科技并不擅长，也不是专业的法律人才，不具备留意取证的法律意识，不应苛求权利人的举证责任。根据常识，吴新华拖欠20多万元货款，吕冬梅怎么可能不向其催要。年底催款也符合国人的习惯，一审法院有理由相信催款的事实。三、一审法院违背法律适用规则。诉讼时效制度的目的在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该制度本身并非为限制债权人利益而设定。即使一审法院认为证人证言存在瑕疵，基于司法实践中对诉讼时效证明标准放宽的原则，也应当认定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
吴新华辩称，一、吴新华并不拖欠吕冬梅货款，对账单的货款是吕冬梅与其他公司发生的经济往来，与吴新华没有法律关系，双方在2008年结账时已经达成一致，吴新华仅仅是协助其收回货款。二、吕冬梅对吴新华的诉讼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不应得到支持，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吕冬梅的上诉请求。
吕冬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吴新华向吕冬梅支付货款218000元及自起诉之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逾期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常州市同方染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方公司）由吕冬梅经手与吴新华自2004年起开始发生经济往来。2007年2月2日，吕冬梅持同方公司账页与吴新华对账，吴新华签名确认。2008年9月18日，吕冬梅又持该账页与吴新华对账，吕冬梅在账页中注明：2008年9月18日对账，尚欠布款贰拾肆万捌仟元整；吴新华在账页中签署：此货款为上海汇帛纺织品有限公司（黄建平）所欠货款，我协助收回后付清货款等字样，并签名。2010年2月11日，吴新华支付了2万元。2011年，吴新华又支付了1万元。2017年2月26日，同方公司与吕冬梅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同方公司将其对吴新华的到期债权人民币218000元转让给吕冬梅，由吕冬梅直接向吴新华主张权利。2017年2月28日，同方公司将上述情况书面通知了吴新华。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案由应为买卖合同纠纷，而非债权转让合同纠纷。这是因为：债权转让合同，是转让人和受让人之间的合同，而不是受让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合同。本案中，吕冬梅诉称，其向吴新华主张权利是基于其受让了同方公司对吴新华的债权，该债权系吴新华向同方公司购买面料所欠的货款。因此，本案的诉讼标的仍是同方公司与吴新华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仍应根据该权利义务关系确定案由。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吴新华是否欠同方公司的货款。二、吕冬梅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关于争议焦点一，吕冬梅主张吴新华欠同方公司货款218000元，提供了同方公司与吴新华签订的若干购销合同，以及与吴新华对账的账页，虽不能证明同方公司与吴新华之间的真实关系，但吴新华对账页记载的金额并无异议，只是认为款项系他人所欠，其是作为中间人与同方公司对账，对此，仅依据了2008年对账时自己签署的意见，而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款项系他人所欠，也未对2007年对账时仅在账页中签名而未签署其他意见等作出合理的解释，特别是吴新华提出其在2010年和2011年支付的货款系其从他人处收得后转交，这正说明同方公司和吴新华相互认可对方为合同相对人，否则，吴新华完全可以指示他人直接向同方公司付款，同方公司也没有必要待吴新华从他人处收得货款后再向吴新华收取货款，故吴新华主张其并非欠款人的辩解，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虽然2008年9月18日吴新华与同方公司最后一次对账时未明确付款期限，但鉴于双方的业务往来发生在此之前，且存在若干次付款和对账，故该次对账只能是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而不是同方公司可以随时主张权利。吴新华提出自2008年9月18日对账后，其仅在2010年和2011年分别支付了部分款项，同方公司从未向其主张过权利，吕冬梅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而吕冬梅则认为，其从2009年起直至2017年，每年春节前均由他人陪同前往吴新华处催款，对此提供了两名证人到庭作证的证言，首先，吕冬梅在庭审中认可两名证人系与其同车前往法庭作证，因此，两名证人与吕冬梅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其所作证言可信度较低；其次，两名证人均称系单独陪同吕冬梅催款，而不是共同陪同吕冬梅催款，两人所作的证言只是在催款年份的衔接上互为补充，均系孤证，均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再次，在科技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吕冬梅未能提供诸如通话记录、短信记录或微信记录等其他证据对其催款的事实予以补强，故本案仅凭两名证人所作的证言不足以证明吕冬梅每年向吴新华催款。综上，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至迟在2014年1月1日即已届满，吕冬梅于2017年向法院提起诉讼，其诉讼请求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法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吕冬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570元，由吕冬梅负担。
二审中，吕冬梅提交如下证据：1.2015年5月12日吕冬梅与吴新华的手机通话记录一次，用以证明吕冬梅以电话形式向吴新华催要货款。2.2017年1月16日和2017年3月25日吕冬梅向吴新华发送的短信两条，用以证明吕冬梅以短信形式向吴新华催要货款及吕冬梅自2011年开始每年年底通过电话和上门催要的方式向吴新华主张货款。3.2017年1月24日上午10时30分左右拍摄的吴新华所在新世纪色织布厂的视频两份，用以证明吕冬梅与证人林某于当日前往吴新华处催要货款。4.2017年3月25日吕冬梅与吴新华的通话录音一份，用以证明吕冬梅自2011年开始每年通过电话和上门催要的方式向吴新华主张货款。吴新华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通话记录的时间太久，具体内容不记得了，有没有打通也不知道。2.手机短信都回复了，2017年1月16日回复“你好：你这话有点过了，我不是你的客户，我更不欠你什么货款，至于什么情况，当时不是有手续吗！”2017年3月25日回复“老板娘你好：你也知道这个货是给上海汇帛公司的，不是给我的，当时最后给你钱时我们都谈好了的，你同意后并签字确认的。我每次到上海去都去找他，一直没有找到。你现在起诉我我也更好没有办法。”吕冬梅陈述确实是这些回复。3.对视频的真实性和录制时间没有异议，但是仅能证明吕冬梅去过吴新华的厂，不能证明其他内容。4.对录音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录音中吴新华强调了不是其欠款，是协助收款，不能证明吕冬梅所主张的事实。
二审中，吴新华对一审判决查明的其分两次支付了3万元的事实提出异议，吴新华认为该3万元是其协助吕冬梅收回的款项，不是其支付的。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经查阅一审卷宗查明，一审中吕冬梅提交了同方公司与吴新华对账的账页，该账页从2006年7月3日开始记载，其中同方公司对外供货的记载至2006年8月4日结束，此后均为同方公司收回货款的记载直至2011年最后一笔“收现金1万”。该账页交易摘要中多次出现“上海同传集”、“同传集”、“上海汇帛”的内容。吴新华对该账页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认为收货人不是吴新华，吴新华仅仅是以介绍人的身份对该账单进行对账，并不表明吴新华本人对上述款项要承担支付的义务。一审中吕冬梅还提交了2004年10月19日至2005年6月16日期间吴新华向同方公司购买牛仔布的购销合同七份，吴新华对合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除2004年12月22日的购销合同外，其余六份合同第五条“验收标准及方法、提出异议期限”均约定“上海外贸公司来人验收合格发货”。一审中吕冬梅另提交了2006年6月7日吴新华发给同方公司采购牛仔布的传真一份，二审中吴新华陈述该传真是其所发，但其是该往来的介绍人，其自己不需要货。
本院认为，关于吴新华是否欠同方公司货款的问题，根据一审中吕冬梅提交的购销合同及传真，吴新华在2004年10月至2006年6月期间多次向同方公司购买牛仔布，且其中大部分货物均系吴新华向同方公司购买后再供给上海外贸公司，该情况与同方公司与吴新华对账单记录的内容互相吻合。同时结合2007年2月2日吴新华对吕冬梅在该对账单上记载“外贸布款298000元”及“同方欠吴新华票（欠票34万元）”的内容签名确认的事实，本院认定吴新华确于2007年2月2日结欠同方公司货款298000元。此后吴新华在2008年9月18日对账时在该对账单上书写“此货款为上海汇帛纺织品有限公司（黄建平）所欠货款，我协助收回后付清货款”的字样并签名的行为，并不能推翻此前双方已经通过对账确认的欠款事实。根据该对账单的记载，吴新华最后结欠同方公司货款218000元，一审对该事实予以认定并无不当，二审予以确认。
关于吕冬梅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2007年2月2日同方公司与吴新华对账并未约定还款期限，同方公司可随时向吴新华主张权利。此后双方于2008年9月18日再次对账、吴新华于2010年2月和2011年分别支付部分货款的行为均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一审中吕冬梅提交的两份证人证言及二审中吕冬梅提交的短信记录、通话录音等证据，可以证明吕冬梅从2011年至2017年每年都通过电话、短信或者上门催要的方式向吴新华主张归还欠款，每次主张均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故本院认为吕冬梅在2017年向法院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一审判决认定本案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理由不能成立，二审予以纠正。
综上，本院认为吴新华结欠同方公司货款218000元，应及时归还，同方公司将对吴新华的债权转让给吕冬梅并已通知吴新华，吕冬梅有权向吴新华主张归还上述欠款。关于吕冬梅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本院认为可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2017）苏0482民初2320号民事判决；
二、吴新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吕冬梅货款218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自2017年4月1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三、驳回吕冬梅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457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570元，均由吴新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卢文忠
审判员 尤建林
审判员 是飞烨
二〇一八年二月一日
书记员 夏 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