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01民终360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主要负责人：魏成和，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亮，男，该单位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存恩，山东睿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旭，男，2001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商河县。
法定代理人：郭连涛（系郭旭之父），男，1977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商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风照，商河天马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郭旭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商河县人民法院（2017）鲁0126民初18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人寿保险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郭旭对人寿保险公司的诉讼请求。2.由郭旭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鉴定费。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书中“认定涉案保险合同在效力中止后并未经过得奖手续恢复效力，而是由人寿保险公司对保险合同效力进行了追认，并由此判定保险合同继续有效、人寿保险公司需承担保险责任”明显不符合客观事实以及相关法律规定。1.保险合同明确约定，投保人每年需在当年1月6日缴纳保费，如逾期不缴，超过六十日的宽限日期后，将会导致合同效力中止，效力中止后，如想恢复合同效力，必须办理复效手续。具体到本案，因于共玲在2016年1月6日未按时缴纳保费，也未在60日宽限期内补交，导致保险合同效力中止，理应由投保人于共玲承担相应不利的法律责任。2.依据保险条款第八条约定，对效力中止的保险合同，投保人于共玲可以申请复效，由双方协商一致后，可以恢复合同效力。至于保险条款中约定的健康声明书或体检报告书，属于投保人于共玲应履行的义务;对人寿保险公司而言则为享有的权利。即便人寿保险公司未让投保人于共玲申请复效时提供健康声明书或体检报告书，也属对自身权利的放弃。在此基础上，人寿保险公司自愿承担“带病复效”的相应风险，经自主审核、同意投保人于共玲补交保费、恢复合同效力，对投保人于共玲而言更为有利，并未加重或损害于共玲的责任或利益。这也完全符合保险法第37条规定(合同效力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止的，经保险人与投保人协商并达成协议，在投保人补交保险费后，合同效力恢复)。但一审法院却仅仅依据于共玲未提交健康声明书或体检报告书为由，否定复效效力，而把保险合同继续有效认定为人寿保险公司的追认，这严重曲解了上述法律规定以及合同约定的宗旨，属认定错误。另外，何为“追认”，只有在合同处于效力待定状态时，才会涉及追认问题。而本案合同早己生效，只是因投保人于共玲违约行为导致效力中止，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只涉及复效恢复效力问题，根本不涉及追认的问题。即效力待定(涉及追认)和效力中止(涉及恢复)完全属于不同法律状态，一审法院却错误混同，导致最终认定错误。3.由上可知，本案保险合同在效力中止后之所以恢复效力，并非基于人寿保险公司的追认，而是基于复效。在保险合同复效后，针对于共玲出现的保险事故，需按照保险条款约定确定人寿保险公司应不应该承担保险责任。因为合同复效日期为2016年7月30日，于共玲身故时间为2016年10月25日，期间仅隔87天。而根据保险条款第五条约定，被保险人在合同复效之日起180日内，因疾病死亡，保险人只需按照所交保险费给付身故保险金，保险合同终止：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复效之日起180日之后因病身故，保险人才需按照保险单载明的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基于上述约定，人寿保险公司只退还保险费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基于保险合同办理复效、被保险人于共玲死亡时间等有关事实，并依据涉案保险条款（第五条）的约定，人寿保险公司不应向郭旭承担支付保险金的责任；但一审法院却判决人寿保险公司还需承担保险责任，属认定事实错误。现人寿保险公司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审理，支持人寿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
郭旭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
郭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人寿保险公司赔偿郭旭保险金24136.5元；2.本案诉讼费用、鉴定费6000元由人寿保险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1月5日，郭旭之母于共玲作为投保人在人寿保险公司处投保国寿康恒重大疾病保险，保险合同号：2006-370110-S78-01500111-9，保险金额3万元，保险期间终身，标准保费750元，交费方式年交，交费日期为每年的1月6日，交费期满日为2036年1月5日，被保险人为于共玲，受益人为郭旭。被保险人于共玲向人寿保险公司告知其未患子宫肌瘤、子宫颈癌、卵巢囊肿、卵巢癌、异位妊娠、乳腺增生、乳腺癌、阴道不规律出血等疾病。于共玲在该保险合同的个人投保保险单中签字确认。
《国寿康恒重大疾病保险条款》第四条第二项约定：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人寿保险公司负下列保险责任：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身故或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一年后因疾病身故，人寿保险公司按保险单载明的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国寿康恒重大疾病保险条款》第八条为合同效力恢复条款，该条款约定：自本合同效力中止之日起二年内，投保人可填写复效申请书，并提供被保险人的健康声明书或人寿保险公司指定或认可的医疗机构出具的体检报告书，申请恢复合同效力，经人寿保险公司审核同意，自投保人补交所欠的保险费及利息、借款及利息的次日起，本合同效力恢复。
合同生效后，投保人于共玲每年均缴纳保费750元，自2006年至2015年已交费10年。2016年的保费应交日期为2016年1月6日，于共玲未按时缴纳保费，2016年7月30日，人寿保险公司受理于共玲的复效申请，于共玲当日缴纳当年保费750元及复效利息16.4元。在人寿保险公司提交的复效手续中，被保险人于共玲向人寿保险公司告知其未患有子宫肌瘤、子宫颈癌、卵巢囊肿、卵巢癌、阴道不规律出血等疾病，但经郭旭申请，一审法院委托山东永鼎司法鉴定中心对该复效手续中“于共玲”的签字进行了笔迹鉴定，经鉴定，该复效手续中“于共玲”的签字与保险合同中个人投保保险单中的“于共玲”签字不是同一人所签。郭旭为此支付鉴定费6000元。
2016年9月1日至10月25日，于共玲在山东省立医院住院治疗，门诊诊断为子宫内膜及子宫颈腺肉瘤术后化疗后，出院诊断为子宫颈及子宫体腺肉瘤术后化疗。2016年10月25日，投保人于共玲死亡。山东省立医院在死亡记录中载明“入院情况：患者（于共玲）第一次因‘阴道不规则流血8年余，刮宫术后下腹胀痛半年’入院”。
2017年1月12日，于共玲的丈夫、郭旭之父郭连涛向人寿保险公司申请理赔。2017年1月20日，人寿保险公司以被保险人于共玲在本合同复效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因疾病身故为由，向郭旭之父郭连涛出具拒绝给付保险金通知书，仅向郭旭退还了保单现金价值5863.50元。
以上认定的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及其提供的证据为证，且已开庭质证，经一审法院审查，可以采信，予以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郭旭的母亲于共玲作为投保人、被保险人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保险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人寿保险公司辩称，投保人于共玲在投保及办理复效手续时，违反了法定及合同约定的如实告知义务，根据被保险人于共玲的病历可知，其在投保时或复效前已患有严重妇科疾病，下体不规律出血已八年有余，且做过宫颈赘生物摘除手术，但被保险人于共玲在人寿保险公司对其既往病史进行讯问时，于共玲却隐瞒了上述情况，已违反了保险法规定的诚信原则，且已严重影响了人寿保险公司是否承保或提高保费费率的决定。一审法院认为，根据2016年山东省立医院病案：患者（于共玲）第一次因“阴道不规则流血8年余，刮宫术后下腹胀痛半年”入院的记载可知，2006年于共玲投保时并未患有该项疾病。2016年复效时，人寿保险公司提供的复效手续中，虽然载明于共玲亦未患该种疾病，但经鉴定，该复效手续中的告知事项的签字人并非于共玲本人，人寿保险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于共玲在办理复效手续时未尽到如实告知义务。关于人寿保险公司以被保险人于共玲在本合同复效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因疾病身故为由，拒绝给付保险金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双方签订的《国寿康恒重大疾病保险条款》第八条约定“自本合同效力中止之日起二年内，投保人可填写复效申请书，并提供被保险人的健康声明书或本公司指定或认可的医疗机构出具的体检报告书，申请恢复合同效力，经本公司审核同意，自投保人补交所欠的保险费及利息、借款及利息的次日起，本合同效力恢复”，投保人于共玲逾期未支付当期保险费，后申请复效时，保险公司并未要求于共玲提供健康声明书或其指定或认可的医疗机构出具的体检报告书，未经审核即收取保险费及逾期利息，该收费行为不应视为保险合同中止后的复效，而应视为保险公司对原保险合同效力的追认，保险合同继续有效，且该合同是具有连续性的长期合同，交费区间较长，投保人在连续交费10年后出险，根据《国寿康恒重大疾病保险条款》第四条第二项“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一年后因疾病身故，人寿保险公司按保险单载明的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的约定，投保人于共玲指定的受益人郭旭要求人寿保险公司给付30000元身故保险金，于法有据，理由正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人寿保险公司已向郭旭退还保单现金价值5863.50元，一审法院确认人寿保险公司应向郭旭支付的保险金数额为24136.5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郭旭保险金24136.5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03元，鉴定费6000元，由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经审理本院认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人寿保险公司是否应当支付保险金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之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国寿康恒重大疾病保险条款》第五条约定，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发生重大疾病的，本公司不负保险责任：八、被保险人在本合同复效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因疾病。本案中，补交各项费用后，双方间的保险合同继续履行，应视为是对原保险合同履行的延续，尽管人寿保险公司在保险条款中约定免责条款包括复效，需等待180天，但人寿保险公司并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已履行告知义务，且人寿保险公司办理复效时，并未按涉案保险合同《客户服务指南》第7条的规定，要求投保人于共玲提供健康声明书或体检报告书。人寿保险公司主张基于保险合同办理复效、被保险人于共玲死亡时间等有关事实，并依据《国寿康恒重大疾病保险条款》第五条第八款的约定，人寿保险公司主张不应向郭旭支付保险金。对此本院认为，人寿保险公司以设定复效期限的格式条款来限制被保险人获得理赔的权利，免除自己的保险责任，人寿保险公司作为格式条款的提供方，应就保险合同中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或限制责任条款提请对方作特别注意，向投保人作明确的说明或作出特别的解释，但在本案中人寿保险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投保人于共玲签订保险合同及申请复效时履行了明确说明及解释义务。故，人寿保险公司未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因此，一审法院根据《国寿康恒重大疾病保险条款》第四条第二项的约定判令人寿保险公司向郭旭支付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人寿保险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03元，由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志忠
审判员 杨 莉
审判员 韩 梅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韩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