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秦民终字第24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茂慧。
委托代理人：叶晓群，北京市智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秦皇岛易城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秦皇岛市海港区。
法定代表人：王兰（已故，股东宋连生为负责人）
负责人：宋连生，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勇，北京方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国祥。
委托代理人：岳春洲，河北秦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茂慧、上诉人秦皇岛易城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城通公司）为与被上诉人高国祥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2014）海民初字第28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茂慧的委托代理人叶晓群、上诉人易城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勇及被上诉人高国祥的委托代理人岳春洲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易城通公司于2005年2月注册成立，原名为秦皇岛兆维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6万元，法定代表人为王兰。2009年7月29日变更为现名称即秦皇岛易城通科技有限公司，股东王兰占股份90%，另一股东为杨茂慧（王兰女儿）占股份10%。2011年7月10日，王兰书写委托书，内容为：“不管发生何种变故，因为身体上或其他原因，我不能正常主持该公司的工作时，我将我的股权及女儿杨茂慧的股权自愿转让给高国祥主席。高主席接受后负责全面工作，成为公司法人。我的全部债务高主席交由杨茂慧负责归还，股权转让后，高主席可以转让给他人，也可以自主经营。”2011年7月29日王兰、杨茂慧与宋连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杨茂慧在易城通公司的全部股份10.6万元以货币形式全部转让给宋连生，王兰在易城通公司的部分股份以10.6万元以货币形式转让给宋连生，股份转让后，杨茂慧退出该公司，不再是易城通公司股东，宋连生成为易城通公司的股东。2011年10月3日，王兰出具授权书，内容为：“由于本人身体不好，随时都有失去生命的可能，公司各项事务由宋连生负责处理。我的股权不允许继承。”2011年11月1日王兰去世。2013年2月4日杨茂慧到秦皇岛市第三公证处申请办理继承权和委托书公证，申请继承王兰名下的易城通公司80%股份及委托郭建华全权代表其在上述遗产的继承权公证事宜办结后，办理将其继承的易城通公司80%股份转让给高国祥的一切相关手续，并在谈话笔录中称已与其他股东宋连生协商过且宋连生同意将该股份转让给高国祥。2013年2月18日秦皇岛市第三公证处出具（2013）秦三证民字第249号公证书，证明王兰的上述遗产由继承人杨茂慧继承；出具（2013）秦三证民字第250号公证书对委托签名予以公证。2013年2月5日，宋连生在秦皇岛市第三公证处制作的谈话笔录中声明，其与杨茂慧共同协商且同意杨茂慧在继承王兰遗留的易城通公司80%股份后转让给高国祥。同日，高国祥、宋连生和易城通公司签订承诺书，承诺在李国荣（系王兰母亲）和杨茂慧声明书公证后10日内，高国祥、宋连生一次性支付给杨茂慧人民币10万元，由杨茂慧用于偿还王兰对其亲属的借款；在杨茂慧考入研究生学习或购买住宅时，以及或易城通公司不能持续经营清算时，高国祥、宋连生届时一次性支付给杨茂慧人民币10万元。承诺书签订后，易城通公司支付给杨茂慧人民币10万元。2014年3月14日，杨茂慧（甲方）与高国祥（乙方）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的内容为：“甲方：杨茂慧，女，一九八九年四月四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130302198904041628，现住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东环北里29-1-202号。甲方代理人：郭建华，女，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130603196708280924，现住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康乐里23-3-29。乙方：高国祥，男，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130323194410290011，现住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新世纪小区1-2-201室。甲方继承了秦皇岛易城通科技有限公司80%的股份，现甲方的代理人根据（2013）秦三证民字第250号委托公证书的委托内容，与乙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1、甲方继承的上述公司80%的股份转让给乙方。2、本协议签订后，甲、乙双方共同到相关管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3、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甲方代理人：郭建华，乙方：高国祥。二〇一四年三月十四日。”同日，秦皇岛市第三公证处出具（2014）年秦三证民字第710号公证书，证明甲、乙双方在订立协议时具有法律规定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代理人具有相应的代理权。双方当事人的签约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协议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协议上双方当事人的签字均属实。2014年8月20日，杨茂慧诉至原审法院，要求撤销2014年3月14日郭建华代表杨茂慧与高国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在举证期限内，杨茂慧变更诉讼请求，要求确认2014年3月14日郭建华以杨茂慧的名义与高国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后杨茂慧又变更诉讼请求为撤销2014年3月14日郭建华代理杨茂慧与高国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在诉讼过程中，易城通公司要求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杨茂慧与高国祥、易城通公司各方就2014年3月14日郭建华代理杨茂慧与高国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应撤销及撤销权是否消灭存有争议：杨茂慧主张2014年3月14日郭建华以杨茂慧名义与高国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因高国祥隐匿了王兰的“授权书”而存在欺诈、因杨茂慧对相关法律规定的不了解而对郭建华的授权是在重大误解下所为，且该协议未约定价款显失公平，应依法予以撤销且撤销权未消灭。并在补充代理词中主张该王兰名下的80%的股权为无主财产。高国祥主张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名为转让实为赠与，不存在撤销的事由且撤销权已消灭。易城通公司主张该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原审法院认为，杨茂慧的诉请是否应得到支持，首先应考察杨茂慧要求撤销2014年3月14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否超过撤销权的行使时间、杨茂慧的撤销权是否已消灭问题。高国祥主张2013年2月杨茂慧就已有意思表示将自己继承的80%的股权转让给高国祥，故至起诉时，已超过一年的期间，撤销权已消灭。但杨茂慧要求撤销的协议形成于2014年3月14日，并未过法律所规定的一年的撤销权行使的权利期间，故对高国祥的该主张不予支持，认定杨茂慧要求撤销上述协议未超过撤销权行使期间，撤销权未消灭。其次，应考察杨茂慧主张撤销的事由是否成立。杨茂慧就其主张提出如下几点理由：其一，杨茂慧主张郭建华代理杨茂慧与高国祥签订协议书存在欺诈行为，并提交了2011年10月3日王兰所书写的《授权书》及2013年10月15日的庭审笔录，证明王兰生前通过遗嘱方式对其享有的80%的股权做了不允许继承的明确处分，但该授权书被高国祥隐匿，不为杨茂慧所知，所以杨茂慧认为高国祥此举为欺诈。但该庭审笔录显示高国祥提交的《授权书》也是复印件，且该授权书是授权给宋连生，不能证明是高国祥隐匿了该份《授权书》；杨茂慧主张高国祥在明知杨茂慧没有股权继承权的情况下，串通郭建华冒用杨茂慧名义炮制非法的转让股权《协议书》存在欺诈，但高国祥提交的三份公证书，（2013）秦三证民字第249号，（2013）秦三证民字第250号公证书，2013年2月4日、2013年2月5日的两份谈话笔录、2013年2月5日高国祥、股东宋连生及易城通公司签订的《承诺书》，已形成证据链条，证明杨茂慧委托郭建华办理股权转让手续符合法律规定，并不存在欺诈行为，故对杨茂慧的该主张不予支持。其二，杨茂慧主张2014年3月14日郭建华代理杨茂慧与高国祥签订协议书存在重大误解，杨茂慧主张其即使享有继承权也未按照公司法规定的途径、程序，通过合法的股权变动获得股权处分权，故其对郭建华的授权是在重大误解下所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杨茂慧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公司章程不允许合法继承人继承股东资格，故杨茂慧作为合法继承人继承了该股东资格，且继承了王兰的80%的股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相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秦皇岛市第三公证处为杨茂慧作股权转让授权委托书时，依法征询了公司另一股东宋连生的意见，宋连生同意杨茂慧将涉案股权转让给高国祥，并未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且在同日，高国祥、易城通公司、宋连生签订了《承诺书》，该承诺书载有易城通公司现有高国祥、宋连生2位股权持有人，并实际经营的内容。故杨茂慧处分其继承的股权符合法律规定，并不存在重大误解，故对杨茂慧的该主张不予支持。其三，杨茂慧主张2014年3月14日郭建华代理杨茂慧与高国祥签订协议书存在显失公平，杨茂慧主张即使其享有继承权并取得了股权处分权，该转让协议没有明确是有偿转让还是无偿转让，且在涉案协议签订之前，高国祥方认可涉案股权价值为1000万元人民币，这一巨大的股权价值，涉案协议签订时没有约定价款，这是严重的显失公平，严重侵害了杨茂慧的利益。但杨茂慧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股权价值为1000万元人民币，且在2013年2月4日，杨茂慧在秦皇岛市第三公证处所作的遗产继承公证、股权转让授权委托公证及在公证处所做谈话记录，均未提到有偿转让该股权，在2013年2月5日，杨茂慧给郭建华授权的内容载明：“全权代表我在上述遗产的继承权公证事宜办结后办理将我继承的秦皇岛易城通科技有限公司80%股份转让给高国祥的一切相关手续。受托人在上述权限内签署的一切有关文件，我均予以承认。受托人无转委托权。委托期限直至将上述事宜办完为止。”该授权内容也未显示转让价款。故杨茂慧与高国祥签订转让协议时未约定价格，并未显失公平，符合法律规定。通过以上分析，2014年3月14日郭建华代理杨茂慧与高国祥签订协议书并不存在欺诈、重大误解、显失公平，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应予撤销的几种情形，故对杨茂慧要求撤销该协议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另，易城通公司主张杨茂慧对涉案股权无处分权，故2014年3月14日郭建华代理杨茂慧与高国祥签订协议书无效，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无处分权人处分了财产，应属于可以撤销的民事行为，而不是应当无效，故对易城通公司的该主张不予支持；易城通公司主张涉案协议因郭建华与高国祥恶意串通损害易城通公司利益而无效，但易城通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属恶意串通且已损害了易城通公司的利益，故对易城通公司的该主张不予支持。综上，该协议的签订并不存在法律所规定无效合同的情形，故对易城通公司合同无效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杨茂慧主张王兰于2011年10月3日所出具的授权书明确“我的股权不允许继承”表明杨茂慧无权继承，该股权是无主财产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杨茂慧提交的王兰于2011年10月3日出具的《授权书》中虽记载“我的股权不允许继承”，但王兰在2011年7月10日也曾出具委托书，载明将其股权转让给高国祥。其之后出具委托书所书的“我的股权不允许继承”是对前一委托书的补充肯定还是又重新处理予以否定，意思不明确；该句话也不能确定王兰是要将股权不让杨茂慧继承而转由他人所有或处理、还是该股权为无主财产。故该句话意思表示不明确，不能仅以此确定为王兰要将股权作为无主财产的遗嘱意思表示。对杨茂慧该主张不予采信，该股份应属遗产，其法定继承人杨茂慧应依法享有继承权。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杨茂慧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杨茂慧负担。
上诉人杨茂慧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第一，原审程序违法。（一）审理所依据的诉状错误。在原审过程中，上诉人先后提交了三份不同请求和理由的诉状，但原判所引用上诉人起诉的事实和理由，却是被更换掉的第一份诉状的内容。（二）违法拒绝采纳重要新证据。原审庭审后，上诉人又找到了其在2013年7月以来和高国祥互通的短信内容记录，该短信内容足以证明高国祥的欺诈事实，依法属于新发现的证据。但原审在接受新证据后，却以不属于新证据为由不予采纳，也不予开庭质证，就作出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的判决。明显违反新民诉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三）拒绝受理上诉人追加被告的申请，于法不合。上诉人在庭审中发现，郭建华明显与高国祥恶意串通，共同欺诈上诉人，故申请追加郭建华为本案共同被告，但原审却拒绝受理。第二，原判认定事实错误。（一）错将王兰抛弃股权的处分行为认定为遗嘱意思不明确，其原有股权应作为遗产按法定继承处理。原判如此认定一是混淆了处分行为与处分后果的关系。二是将死因行为与生前行为相混淆。三是原审法院的判决自相矛盾。原审法院在（2013）海经初字第2320号的另案判决中对王兰遗嘱处分作了无效的认定，而本案判决则以意思不明确为由，认定王兰的遗嘱处分不成立。同一个法院就同一事实作出了无效和不成立的不同认定，显然自相矛盾。（二）错将客观存在的欺诈事实认定为不成立。一是认定高国祥没有隐匿《授权书》背离事实。高国祥于2013年10月15日在相关另案中向法庭提供了《授权书》原件，虽然2013年1O月15日的笔录中存在“（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错误标注，但2014年1月9日的笔录显示，高国祥在该笔录中陈述道：“是在王兰死后我们整理她的遗物时，从办公室右边的白柜子里找到的授权书，当时宋连生也在场。原件由宋连生交给我，宋连生留的是复印件。”据此可证，高国祥提交的是《授权书》原件，而非复印件。故原判认定高国祥没有隐匿《授权书》背离事实。二是认定高国祥不存在欺诈背离事实。高国祥一直持有王兰遗嘱，其对王兰所作股权不允许继承的遗嘱是明知的，但其故意对杨茂慧隐瞒，诱使杨茂慧去办理继承公证和对郭建华的委托公证，以创造用杨茂慧名义将王兰名下股权转让给高国祥的条件。既然高国祥也主张王兰其股权不允许继承的处分有效，那就意味着其也明确主张杨茂慧不享有股权继承权。可高国祥却在表达该主张五个月后，串通郭建华背着杨茂慧并盗用杨茂慧的名义与其炮制出了将杨茂慧继承得来的易城通公司80%股权转让给高国祥的《协议书》。（三）原判认定宋连生同意杨茂慧将股权转让给高国祥背离事实。虽然宋连生曾同意杨茂慧将股权转让给高国祥，但宋连生已于2014年1月9日在相关另案庭审中撤消了原先的意思表示。根据法律规定，撤销单方行为，属于形成权，一经做出即发生效力。（四）认定上诉人已经取得股权处分权，违背事实和法律。一是曲解、混淆了股权继承和股权变动的法律规定。《公司法》第七十五条是继承股东资格的授权性规定，而非股权变动的规定。继承人在符合条件下欲取得股权，不仅须首先向公司进行主张，而且还必须依《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由公司签发股东出资证明书、将股东的姓名记载于公司的股东名册，以完成股权变动，取得股东身份。二是杨茂慧迄今未依法取得股东权。即使杨茂慧的继承权不受王兰遗嘱的限制，其获得继承权公证也仅仅是享有了成为易城通公司股东资格的主张权，但其并未通过行使主张权完成股权继承行为，使上诉人获得股东名册记载而合法取得股东权，故其尚不能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更无转让股份的权利。（五）认定上诉人不存在重大误解，背离客观事实。在上诉人尚未取得股权处分权的情况下，就授权代理人办理转让股权的相关手续，显然属于无权行为。这种实质上没有处分权而误以为有处分权，并且实施对他人的授权之行为，明显是重大误解性质。（六）认定不存在显失公平背离事实。上诉人于原审中已经阐明，涉案股权价值1000万元是高国祥于相关另案调解过程中主张的，尽管该主张没有书面记载，但本案法官完全可以向另案法官、书记员进行核实。即使上诉人未举证证明股权的价值，但该价值也客观存在。既如此，转让协议就理当明确有偿转让还是无偿转让，若有偿转让，则应明确转让价款。高国祥以公司的20万元，自己的零价格，要获得价值1000万元的股权，本身就是严重显失公平。第三，原判适用法律错误，侵害了上诉人的意思自治权利。王兰不允许继承其股权的遗嘱是其清晰且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上诉人据此不享有股权继承权。即使法院认定上诉人享有股权继承权的判决生效，也仅仅是权利的确认，而非义务判定。对于权利，当事人依法具有选择行使或者不行使的自由处分权利。上诉人据此己经明确表示：尊重母亲王兰的的遗嘱处分，不论是否享有继承权都不予继承!此种情况下，原审法院判定上诉人享有股权继承权并负有将继承的股权转让给高国祥的义务，实质是对上诉人自由处分权利的干预和侵害，是违法强加给上诉人的非法义务。第四，特别要强调和说明的是，王兰的遗嘱一直被高国祥所隐匿，上诉人并不知情，否则就不会有继承权公证的产生，也不会和郭建华办理相关的手续（未明确授权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上诉人在欺骗下一直以为自己有继承的权利，后又办理了继承权公证误以为自己有权处分股权，就与被上诉人于2013年7月期间多次通过短信进行协商，想把涉案股权的30%或35%而不是全部转让给被上诉人，但最终还是没有达成合意。涉案股权协议签订之前，上诉人就已经不想转让给被上诉人股权了。郭建华在未经上诉人特别授权且未通知上诉人的情况下盗用上诉人的名义与被上诉人签订了一份没有转让对价的非法协议来实现被上诉人的另案应急之需，不仅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更损害公司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二审庭审时，上诉人当庭提出要求中止本案诉讼，理由是宋连生与易城通公司分别诉杨茂慧、李国荣股份继承权纠纷一案被原审法院不予受理后，上诉至本院，目前尚未有定论，因该案审理结果与本案具有直接因果关系，故申请中止本案诉讼。
上诉人易城通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第一，本案的核心事实与法律问题。（一）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协议形成涉及的事实与法律问题。1、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协议形成的过程。2013年2月5日，杨茂慧虽委托郭建华办理将涉案股权转让给被上诉人的一切相关手续，但杨茂慧此时并不知道其母亲王兰曾于2011年10月3日设立自书遗嘱明确表示涉案股权不允许继承的事实以及其误以为办理了股权继承权公证就已经具备股东资格并具备了可以转让涉案股权的权利。2013年3月21日，郭建华曾办理了将王兰的涉案股权变更为杨茂慧股权的相关法律文件，该事实证明了杨茂慧虽办理了继承权公证但并未依法成为股东并不具备股东身份。2013年7月10至7月20日，杨茂慧与被上诉人之间针对涉案股权的转让事宜进一步交涉和协商，该事实证明杨茂慧欲将涉案80%股权转让给被上诉人并没有与被上诉人达成合意，对于转让股权的份额也没有最终达成合意。2013年8月份，高国祥起诉易城通公司时及截至目前为止，杨茂慧本人与被上诉人并未签订任何《股权转让协议》。2014年3月14日，郭建华以杨茂慧的名义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涉案股权转让协议，郭建华并没有杨茂慧的特别书面授权或事后通知杨茂慧。郭建华庭审时也明确：该协议的签订系发生在另案确权诉讼第二次庭审之后，被上诉人找到郭建华，让其出庭作证，说打官司呢，后郭建华提出做个公证处理这个事情比较好，所以就出现了股权转让的公证书，涉案协议就是为了另案的诉讼需要形成的。2、本案所涉的法律问题。基于以上基本事实，根据我国《公司法》、《合同法》、《民法通则》、《物权法》、《继承法》等相关规定，针对杨茂慧与被上诉人之间有无真实意思表示和法律行为的事实，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杨茂慧与被上诉人之间针对涉案股权没有实施任何的转让行为和事实，关于杨茂慧委托郭建华办理相关的手续，仅系其单方向郭建华发出的关于办理股权转让中涉及程序性的委托指令，并未包括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这一涉及委托人重大实体利益的特别授权。杨茂慧与被上诉人之间后期的短信往来内容进一步印证了关于涉案股权的份额等重要实体的内容双方并没有达成合意，一直处于商讨过程中。（2）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并没有杨茂慧的特别授权，也没有其签字确认，该协议对杨茂慧并不发生效力。（3）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被上诉人明知杨茂慧已经不同意将80%股权转让给他，但为了另案的诉讼需要，找到郭建华并与郭建华恶意串通在违背杨茂慧真实意思且在其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非法炮制了这份股权转让协议，该后果应由被上诉人与郭建华共同承担。（二）关于被上诉人是否可以受让公司的股权。1、被上诉人系秦皇岛市政协原副主席，易城通公司的监事，同时系放高利贷给公司的人，被上诉人对公司无任何股权投资。2、杨茂慧没有继承权，无转让的基础。且无论杨茂慧有无继承权，杨茂慧对该股权处分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拒绝转让给高国祥80%的股权，更未与被上诉人真正达成转让合意。公司另一股东宋连生曾放弃优先受让权，但在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的另案诉讼中在法庭上明确表示撤销了放弃优先受让权，所谓的股权转让行为违背了《公司法》，也应无效。被上诉人亦无其他受让公司股权的事实与理由。3、针对被上诉人是否可以受让公司股权事实，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基本法律问题如下：（1）杨茂慧的继承权问题。杨茂慧曾于2013年2月18日针对涉案股权办理了继承权公证，但在该公证时杨茂慧明确向公证部门表示被继承人王兰生前未立有遗嘱（当时杨茂慧并不知道王兰立有遗嘱），因此，该公证的内容违背了王兰生前的意愿，根据《公证法》第三十六条及《继承法》第五条的规定，杨茂慧无权继承涉案股权。（2）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杨茂慧即使享有继承权，也未履行变更登记等相关法律手续，因此，其并未成为公司的股东。（3）被上诉人在另案诉讼期间在未与杨茂慧达成合意的前提下与郭建华恶意串通，在没有杨茂慧特别授权且在杨茂慧不知情的情况下为了诉讼的需要而与郭建华签订了所谓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严重侵害了杨茂慧的实体权利，郭建华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该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三）关于郭建华是否是杨茂慧的真正代理人的问题。1、郭建华系执业律师，但在其承办的业务过程中并没有相关的律所函件和法律文件，应属违规执业。2、郭建华名为杨茂慧的代理人，但实质则为高国祥的代理人，郭建华系通过被上诉人的介绍才作为杨茂慧的代理人，在其接受委托后一直与杨茂慧没有任何电话沟通和协商，事实上已成为被上诉人的代理人。3、郭建华明知涉案股权己发生另案的诉讼，在无杨茂慧的特别授权下，其无权签订涉案股权转让协议，这完全属于无权代理，该后果应由郭建华承担。4、郭建华作为杨茂慧的代理人在本案的诉讼中，本应作为杨茂慧继承涉案股权的证人出庭，但其却作为被上诉人的证人出庭，这更印证了其实质上是被上诉人的代理人的真实面目。（四）股权争议与公司的关系。基于以上事实，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股东的股权是公司的股权是所有与被所有的关系。2、股东变更出资、转让均应由公司认可并出具法律文件才能实现转让行为。3、公司股东变化必然导致和影响公司的经营和发展及公司不特定债权人的利益。4、若股权不被继承，根据我国《宪法》和根据《继承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精神，王兰的股权不允许继承后，该股权应系无人继承财产，对于民营企业则公司可能会对该股权形成代管关系。第二，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的部分事实及论理部分严重错误。1、一审法院未认定高国祥隐匿了王兰的授权书错误。2、认定杨茂慧委托郭建华办理股权转让手续符合律规定，并不存在欺诈行为错误。3、认定杨茂慧处分其继承的股权符合法律规定，并不存在重大误解错误。4、一审法院认定杨茂慧与高国祥签订转让协议时未约定价款，并未显失公平，符合法律规定错误。5、一审法院认定杨茂慧对涉案股权无处分权应属于可以撤销的民事行为，而不是无效错误。本案中杨茂慧无权签订涉案协议，应认定无效，这属于合同效力问题。6、一审法院认定第三人易城通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杨茂慧与高国祥恶意串通已损害了第三人利益错误。本案中因郭建华与被上诉人恶意串通，非法炮制了这份股权转让协议，目前已致第三人公司处于停业状态，公安机关也已介入，公司正常运转受到严重限制，已严重损害了第三人的利益。7、一审法院认定王兰授权书意思表示不明确，不能以此确定为王兰要将股权作为无主财产的遗嘱意思表示错误。首先必须明确该授权书不是对前一委托书的补充肯定，理由是在前一委托书之后在本授权书设立之前，王兰就通过部分股权转让给宋连生的行为否定了委托书中将其全部股权转让给被上诉人的意思表示，因此，授权书的内容不能理解为是对前一委托书的补充肯定。其次，根据《继承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公民可以将个人财产不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继承。落实本案中，王兰的授权书恰恰是其对自己个人财产“涉案股权”不允许继承人继承的合法处置，因此，该意思表示非常明确且又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为有效的遗嘱，一审法院认定意思不明确实属错误。第三，原判程序违法。1、在一审庭审后，杨茂慧又将新发现的证据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3年7月份期间的短信记录提交法庭，但法庭并未组织质证就作出判决，而在另案诉讼过程中，新发生的涉案协议都可以作为另案证据使用，针对不同当事人的举证材料同一法院却采取了双重标准，显失公允。2、一审法院故意回避对被上诉人不利的事实，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郭建华在庭审中前后证言的逻辑矛盾没有进行评价，对郭建华的证言与被上诉人的答辩观点前后矛盾也未进行评价，这明显偏袒被上诉人。本案证人郭建华在庭审中证实：“我当时要办理的就是股权变更的事宜，把王兰股东身份变更为高国祥，我把所有的手续都做好了，都给宋连生了，是宋连生不配合，他自己也可以去办理这个手续，当时我以为他自己去办了，我也没问过这个事情。出具公证书后我去办这个事情一年左右的时间，没有任何人找我询问关于股权转让事情，后来另案诉讼，高国祥来找到我”，该证言内容说明两点：一是郭建华接受委托后已办理完了所有的相关手续（包括准备和签署公司章程修正案、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等），也就是已经完成了受托的事项；二是郭建华办理完的手续中并没有股权转让协议，换句话说，郭建华所谓的全权代理的范围仅涉及办理一些程序性的手续，而无权签署涉及委托人重大利益的股权转让协议，这应属于特别授权的范围。而令人费解的是郭建华当庭又证实：“当时是高国祥来找我，让我出庭作证，说打官司呢。但是我的意思是做个公证比较公平处理这个事情，所以就出现了股权转让的公证书”，该证言内容说明三点：一是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签署的目的是为了扭转被上诉人在另案诉讼不利的局面；二是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郭建华已经办理完了一切相关手续，并交由公司另一股东宋连生，其代理事项已经结束，其签订的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属无效；三是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并未与杨茂慧商量，而是郭建华与高国祥商量的产物，另外，证人郭建华庭审中回答杨茂慧代理人针对涉案协议是转让协议还是赠与协议时明确表示是“转让协议”，及回答是否涉及转让价钱问题时表示：“对价问题，高国祥和宋连生答应给杨茂慧20万元作为上学的费用，当时就给了10万元，后期给10万元”，郭建华的上述证言说明两点：一是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不是赠与；二是在郭建华与杨茂慧及高国祥的接触过程中提到价格问题，至少证明了转让股权是有偿转让，而不是无偿转让。而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在庭审答辩时却明确表示：“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名为转让实为赠与”。3、一审法院本应依职权审查涉案协议的效力，而故意回避涉案协议存在无效的事实，既损害了杨茂慧的利益，又损害了易城通公司的利益，更损害了国家的利益。根据前述的事实，至少可以明确的是杨茂慧针对涉案股权没有继承权，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杨茂慧与高国祥之间针对转让股权的份额并未达成合意，该协议是在被上诉人隐瞒、欺诈及与郭建华串通下非法炮制的，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杨茂慧根本不知情，涉案的股权转让系有偿转让，被上诉人自认股权的价值为1000万元人民币。基于以上事实，得出的结论就是：杨茂慧无权针对涉案股权而签订任何转让协议，截至目前为止，杨茂慧与高国祥之间针对涉案股权一直处于协商过程之中，根本没有达成转让份额及价款的合意，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是郭建华与被上诉人串通为另案诉讼而非法炮制的，应由二人共同承担法律后果，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所产生的后果是易城通公司账目被封存、公安机关介入查处、公司面临破产，涉案股权的价值巨大，涉案协议中并没有约定转让价款，逃避国家巨额的个人所得转让税款，应确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高国祥答辩称：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第一，本次诉讼并非杨茂慧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是易城通公司股东宋连生借用杨茂慧名义达到侵占公司财产逃避刑事追究的目的。从程序来看，被上诉人接到的民事上诉状中上诉人杨茂慧的签字是机打的，没有杨茂慧本人的签字和捺印，只有杨茂慧代理人叶晓群的签字，从该点看出，此次上诉并非杨茂慧本人真实意思表示。代理律师不具有独立上诉权。从实体看，诉讼目的有两种，一是主张权利，二是维护自己权利，一审中杨茂慧补充提交代理词中作出了其继承股权属于无主财产的主张，其做法超出了正常人的思维方式，被上诉人认为二审法院应核实本案是否是杨茂慧本人真实意思表示。第二，本案股权转让协议是无偿转让的单务合同，具有赠与合同的性质，应依据我国合同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理，由于该股权转让协议经过公证处公证，依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可撤销。由于公证机关已经对赠与合同的主体及内容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后出具了公证书，不存在欺诈的法定情形，同时依据最高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三条及公证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公证书内容有争议的可提起民事诉讼，涉及本案协议的效力是合法的，是不可撤销的，如果杨茂慧对股权转让协议及转让价款有争议，应起诉高国祥支付股权转让价款而不应请求撤销该股权转让协议。第三，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到授权书，认为属于王兰的遗嘱，杨茂慧不应继承王兰生前留下股权的说法是错误的。对于遗嘱，属于要式法律行为，无论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应符合遗嘱的生效要件，因此该授权书不具有遗嘱的生效条件，不能按照遗嘱进行对待。第四，上诉人要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的理由不成立，该股权转让协议中不存在欺诈、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事由，无论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还是杨茂慧与宋连生在第三公证处作出公证以及谈话笔录，易城通公司与宋连生、高国祥签订的承诺书来看，对于股权的转让都是无偿的，不存在约定价格。上诉人主张的撤销法定事由不成立也不存在。第五，上诉人的诉讼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因为在（2013）海经初字第2320号判决书中对于本案诉争的股权转让协议效力以及事实已经作出了认定，该案已经上诉至二审人民法院，作为本案上诉人不应进行重复起诉。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杨茂慧提交下列证据：证据1、杨茂慧与高国祥的短信往来记录，拟证明2013年7月份双方协商过程中杨茂慧并不同意转让80%的股权给高国祥，最终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高国祥明知转让涉及的实体问题不包括在郭建华的授权范围内，才与杨茂慧进行协商，后高国祥与郭建华签署的转股协议属恶意串通，存在欺诈；证据2、2014年9月30日一审庭审笔录，拟证明郭建华主动提出为高国祥另案诉讼的需要，双方签订转股协议，事先事后均未告知杨茂慧，没得到杨茂慧的具体授权；证据3、公司章程修正案、指定代表或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有限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各一份，拟证明杨茂慧从未向易城通公司主张过股权继承，没有依法成为公司股东名册上的记名股东，郭建华已经完成其受托办理变更手续的所有事项，其无权再与高国祥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证据4、借款条及进账单各一份，拟证明高国祥与易城通公司之间的合作主要就是借给公司高利贷。易城通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与杨茂慧一致，其在认可杨茂慧一方证明目的的基础上，还拟证明：证据1表明郭建华无权针对股权转让签订协议，杨茂慧的授权仅是针对程序上手续的签署，如果郭建华有授权，高国祥没必要与杨茂慧于2013年7月进行多次沟通协商；证据2、证据3能证明郭建华曾办理了将王兰的涉案股权变更为杨茂慧的相关法律文件，其称已将所有手续都办完，时隔一年后高国祥找到郭建华，双方又为另案诉讼需要签署转让协议明显是串通行为。高国祥质证称：证据1不属新证据，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对证据2本身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郭建华存在超越代理权或与高国祥恶意串通的行为；证据3不属新证据，不能证明杨茂慧未取得公司股东资格和股权，即使是郭建华本人签字，也不能否定股权转让的合法性，且在办理股权转让协议之前，杨茂慧并未撤销授权；证据4为复印件，无法认定其真实性及合法性。本院认为，杨茂慧与易城通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并不能充分支持其上诉主张，故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第一，关于本案是否存在程序问题。原判决在原告诉称部分援引的虽属杨茂慧最初诉状的内容，但原判决审理查明及原审认为部分针对的是杨茂慧最终诉请的内容；杨茂慧在原审庭后提交的与高国祥的短信记录并不能充分支持其诉讼主张，原审未组织质证并无不妥；杨茂慧称郭建华与高国祥恶意串通，有欺诈行为，应作为本案共同被告理据不足。第二，关于本案的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问题。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举证、质证，能够认定2011年7月王兰以委托书的形式表明其愿意将自己的股权转让给高国祥，2011年10月3日，王兰以授权书的形式将公司各项事务交由宋连生负责处理，同时提出其股权不允许继承，其后不久王兰去世，在王兰去世前，易城通公司经营状况较差，后来逐渐好转各方当事人对此没有争议。2013年2月，杨茂慧办理了继承权和委托书公证，委托郭建华全权代表其在办结遗产的继承权公证事宜后，办理将其继承的涉案股权转让给高国祥的一切相关手续，杨茂慧与宋连生在公证处制作的谈话笔录中均声明其二人已协商并同意将涉案股权转让给高国祥。2013年2月5日，高国祥、宋连生与易城通公司签署承诺书，载明王兰生前通过委托书方式已将其持有的易城通公司的所有股权转让给高国祥，公司现有高国祥、宋连生两位股权持有人，并实际经营，高国祥、宋连生代表本人及易城通公司承诺一次性支付给杨茂慧人民币10万元，由杨茂慧用于偿还王兰对其亲属的借款；在杨茂慧考入研究生学习或购买住宅时，以及或易城通公司不能持续经营清算时，高国祥、宋连生届时一次性支付给杨茂慧人民币10万元。承诺书签订后，易城通公司支付给杨茂慧人民币10万元。关于杨茂慧提出高国祥隐匿了上述王兰授权书及2013年7月份双方还就股权转让进行协商沟通最终无果的问题，从双方另案举证情况看，在高国祥提交该授权书（不论原件还是复印件）的同一庭审过程中，易城通公司也提交了该授权书复印件作为证据，宋连生还提交打印的王兰遗书一份，拟证明王兰出具的授权书是给自己的。而杨茂慧在公证处的谈话笔录中声明王兰生前未立过遗嘱。根据上述事实，本院认为，王兰授权书中所称的“我的股权不允许继承”，其真实意思是不想让女儿杨茂慧来继承及转让，还是由于高国祥对公司及杨茂慧多有支持及帮助，王兰不让女儿继承但同意转让股权给高国祥，双方当事人各执一词。根据授权书出具前易城通公司经营状况较差的背景，及王兰并未明确撤销其委托书全部内容的事实，结合上述承诺书的内容，高国祥认为该授权书是王兰想把股权转让给自己的一种保证符合情理，只不过当时双方未及时办理正式的股权转让手续。至于2013年7月份高国祥与杨茂慧的短信往来记录，即使是真实的，也只是表明高国祥另案起诉前曾与杨茂慧就完备相关股权转让手续等事宜有过沟通，而杨茂慧直至2014年5月才解除对郭建华的委托授权，故高国祥提起另案诉讼后与杨茂慧的全权代理人郭建华按先前公证的内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了公证并无不当。杨茂慧及易城通公司称高国祥有意隐匿王兰的授权书，与郭建华恶意串通，存在欺诈理据不足。由于王兰授权书的意思表示不明确，杨茂慧作为法定继承人继承涉案股权，符合法律规定，亦未违反易城通公司的公司章程，公证处依法征询了另一股东宋连生的意见，宋连生对杨茂慧转让股权给高国祥并无异议，亦未提出行使优先购买权，同日签署的承诺书也表明易城通公司由宋连生及高国祥两位股东共同经营，故杨茂慧主张其因不了解相关法律规定，其处分继承的股权存在重大误解理据不足。关于争议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显失公平的问题，协议书本身未明确是有偿转让还是无偿转让，从此前王兰出具的委托书、授权书、杨茂慧办理继承权公证、委托书公证及其与宋连生在公证处的谈话笔录中均未提到有偿转让的问题，而实际上高国祥与宋连生曾作出承诺在一定情形下给付杨茂慧20万元作为经济帮助。关于涉案股权的价值，高国祥在另案调解过程中虽提出过如其退出公司，放弃80%股权，公司应给付其1000万元的主张，但不能证明所转让的股权即价值1000万元，杨茂慧称郭建华与高国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未约定价格即显失公平理据不足。另外，易城通公司主张郭建华代理杨茂慧与高国祥签订的协议书属无处分权人处分财产，且因恶意串通损害公司的利益及国家的利益，协议应为无效的理由亦不成立。综上，上诉人上诉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并无不妥，应予维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杨茂慧与上诉人易城通公司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巍
审 判 员 刘兴亮
代审判员 王振庆
二〇一五年一月八日
书 记 员 李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