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溧洪民初字第114号
原告诸国荣，男，1958年5月19日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俞江水，江苏天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曹玉珍，女，1963年2月7日生，汉族，南京市溧水区永阳镇广成花苑**幢***室。
被告诸国庆，男，1954年7月8日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王正顺，江苏方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诸爱辉，男，1980年5月20日生，汉族。
原告诸国荣与被告诸国庆、诸爱辉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月26日立案受理。依法由代理审判员高传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诸国荣及其委托代理人俞江水、曹玉珍、被告诸国庆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正顺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诸爱辉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诸国荣诉称，原、被告于2006年6月26日合伙经营挖机生意，被告是父子二人，儿子管财务，父亲掌控全部，原告出钱出苦力。2012年8月7日双方协商达成利润分成。但此协议漏洞百出，全凭他们父子算账，原告没有任何合伙人的权利，只能凭他们乱报账，被迫在协议上签了字。两被告有故意串通侵占原告利益的嫌疑，其中：（一）原告交给诸爱辉的发票金额少算191627.60元。（二）有一笔银行保证金48600元，银行退回后应给原告，而让诸爱辉拿走。（三）原告于2006年12月21日汇给诸国庆2万元应返还给原告。（四）从2012年1月至今挖机经营利润未分配，应给原告222000元。（五）挖机待评估后分配。后补充事实部分：（一）认为两份协议不统一，比如“收入”部分，第一份成本核算协议是175万余元，第二份资金分配协议中“收入”部分137万余元，相差了32万余元。（二）第一份协议原告支出的两笔账，一笔是43万余元，一笔是7万余元，合计50余万元，应由被告支付给原告，但在第二份协议上漏掉了这笔款项，没有将这笔款项分给原告。（三）第一份协议上的利润原告所分27万余元，第二份协议上原告所分24万余元，相差3万余元。（四）原告所支出的票据大部分原件在原告手上，分配时没有分配到。（五）第二份协议中原告在被告处拿的钱很明确，也就是说各人支付的票据在各人处，原告如需要钱，是到被告处打条支款。综上，说明：（一）两份协议对于原告来说不公平，该分配的没有分配。如上述50余万元及上次开庭陈述的2万元汇款。在两份协议中均没有表明这2万元的归属。（二）协议结账不公平，有欺诈行为，表现在上次开庭时被告阐述的有白条有原件等，但其实大部分都是复印件。（三）原告曾经要求财务审计，被告一拖再拖，把原始凭证毁掉，导致不能财务审计。综上，被告采取的方法有欺诈行为，漏掉原告应得的50多万元没有分配，所以我们认为这两份协议应该撤销，重新协商解决。要求被告返还原告393633.85元人民币。第一次开庭时，原告增加一项诉讼请求，即要求撤销原、被告所签订的分配协议；第二次开庭时，原告将请求数额增加，到51.757元，并要求挖机归原告所有，同时申请对挖机进行评估；第三次开庭时，原告将诉讼请求明确为要求撤销合伙分配协议，撤回以上的所有其他诉讼请求。
被告诸国庆辩称，一、原、被告双方于2012年8月7日共同签字确认的资金分配数额表既不存在欺诈、胁迫原告情形，也不存在显示公平情形。（一）关于两份协议成本核算有不一致的地方，对方说第一份成本核算中的收入是175万元，第二份是137万元，相差32万元，其主要的原因是第一份成本核算协议中，将购买挖机的初始投入32.8万元当做了收入进行计算，实际上该笔款是购买挖机支出的费用不应当作为收入。（二）对方提到第一份协议中原告有支出2笔，一笔是43万元。一笔7万元，合计50万元，对方对这张成本核算表中载明的该50万元只是表明属于原告经手的支出部分，相应的也有被告方经手的部分，分别是30.9万元和39.7万元。按照原告的逻辑推算的话，原告应收到了被告69万余元。实际上不是各自的支出，而是双方经手的费用。在第二份协议中把各自经手的费用纳入到总的账目中进行核算，因此原告单独的抽取其中的数字只顾自己进行计算是不合理的。（三）原告提出第一份协议中结余利润是27万余元，第二份协议中是24万余元，相差3万余元，根据前面所说，第一份成本核算协议错将购买挖机的支出当成了收入，因此自然地利润的计算结果就是不相同的。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从成本核算表上看，初始购买挖机的时候，原告仅仅出资13.8万，被告出资19万，以后的利润分配中都是按照五五开，被告方多支出的费用应由原告补齐，最后一次结算的时候，双方已平账。主要体现在资金分配数额表中的第四项“减去2.7万元”。（四）对方提到资金分配协议不公平，提到了2万元的归属问题，我们认为2万元已经在双方账目中有所体现，已经在原告自行提供的“国荣账目”中清楚载明，说明总账中已经计算。原告多次从被告及被告儿子处取款的情形，但是被告方并没有要求原告返还，因为双方在合伙期间经常有资金往来都体现在账目中，因此被告从账目中单独抽取一笔向被告主张权利，是不能成立的。（五）关于原告所称结账有欺诈行为一说，我们认为观点不能成立，因为双方就合伙期间的账目进行过多次结算，在很多次的结算中，双方都邀请自己的兄弟参加，在最后一次结算时，也就是本案中所涉的资金分配数额表出现时，双方还邀请会计、长辈到场，因此协议是在公平、公开、充分协商的情形下签订的，不存在任何欺诈、胁迫的情形，在结账中被告方还体现了让步的精神，对被告做了一定的补偿，因此这份协议反映了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不存在欺诈情形。二、上述资金分配数额表已履行完毕，原告反悔既不符合约定，也违背情理。上述资金分配数额表达成后，被告先向原告支付了8万元，当年底，被告又支付原告下余的2万元。因此被告已按协议约定履行完全部义务。原告在接受上述10万元时，并未提出异议。如前所述，上述结算表中已注明“结账结束，绝不更改”。原告在被告已完全履行全部义务的情况下反悔，一方面违反了上述约定，同时也不合乎清理。三、原告的撤销申请已超过了法定期限。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的，撤销权消灭。本案中，原被告双方签订资金分配数额表是于2012年8月7日，且原告在庭审中一再表示，其之所以在这份协议上签字，目的是为了保存证据，因此其签订该协议之日起就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然其直到2013年11月之后才向法院请求撤销，从协议签订到起诉请求撤销，已远远超过一年。因此原告的撤销权依法消灭。
被告诸爱辉未答辩。
经审理查明，2006年6月份，原告诸国荣与被告诸国庆合伙经营挖机生意，并由原告负责经营。2007年5月份原告诸国荣将挖机交由被告诸爱辉，让其帮助他与被告诸国庆经营。被告诸爱辉不是合伙人。2012年春节期间原告诸国荣与被告诸国庆开始合伙清算。后在双方亲属、会计及其他见证人的参与下，原、被告双方经过多次算账，并于2012年8月7日达成书面的合伙清算协议，包括一份成本核算表和一份资金分配数额表。此两份协议由原告诸国荣、被告诸国庆签字确认，有诸晓方、朱培全、诸长虎、魏建彭、夏和修等在场人签字见证。2012年8月7日，被告诸国庆按照上述清算协议支付原告诸国荣8万元，2013年春节支付下余的2万元给原告。原告认为上述两份清算协议显失公平，其在协议上签字是为了证明合伙人身份，且如果不签字被告诸国庆不给他钱，其签字有受胁迫的嫌疑。为此引发本诉。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提供清算协议、证人诸某甲、诸某乙的证言及庭审笔录证明。
本院认为，原告诸国荣认为其与被告诸国庆在2012年8月7日签订的合伙清算协议显失公平，受到胁迫，应举证证明存在法定的撤销情形，并在法定的期限内行使撤消权。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原告在第一次庭审中陈述“当时我不签字，被告不给我钱。出于无奈我才签字。”在第三次庭审中原告陈述“我之所以要签字才能证明我是合伙人身份”。可见2012年8月7日原告诸国荣在清算协议上签字时便认为协议显示公平，损害其权益。因此原告应在2012年8月7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且该一年期间为不变期间，原告逾期不行使，撤销权消灭。对于被告关于原告的撤销申请已超过了法定期限，撤销权依法消灭的辩解意见予以采信。对于原告要求撤销清算协议的诉求不予支持。被告诸爱辉不是合伙人，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驳回原告对于被告诸爱辉的诉讼请求。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诸国荣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205元，减半收取3602.5元，由原告诸国荣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7205。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农行南京市鼓楼支行，账号10105901040001276。
代理审判员 高传法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陈 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