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桂市行终字第1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永福县龙江乡龙山村社边村民小组（以下简称社边小组）。
诉讼代表人曾景华，小组长。
委托代理人段俊锋，广东深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永福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ＸＸ，女，县长。
委托代理人杨洪才，男，永福县林业局干部。
原审第三人永福县龙江乡龙山村江口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江口小组）。
诉讼代表人陈封雷，小组长。
委托代理人欧志红，广西春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小强，男，1959年3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
原审第三人永福县龙江乡龙山村大沟河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大沟河小组）。
诉讼代表人卢献明，小组长。
委托代理人蒙万侦，广西临桂县茶洞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第三人永福县龙江乡龙山村田厂村民小组（以下简称田厂小组）。
诉讼代表人陈贻清，小组长。
原审第三人永福县百寿镇东岸村七里桥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七里桥小组）。
诉讼代表人蔡初明，小组长。
委托代理人张云，桂林市名豪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社边小组因山林确权一案，不服永福县人民法院（2013）永行初字第2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月1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2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社边小组的诉讼代表人曾景华及其委托代理人段俊锋，被上诉人永福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杨洪才，原审第三人江口小组的诉讼代表人陈封雷及其委托代理人欧志红、陈小强，原审第三人大沟河小组的委托代理人蒙万侦，原审第三人七里桥小组的诉讼代表人蔡初明及其委托代理人张云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大沟河小组的诉讼代表人卢献明，原审第三人田厂小组的诉讼代表人陈贻清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原告与第三人所争议的“马流塘”山场，位于永福县百寿镇辖区范围内，其四至界限：东从双江口沿梁扯上到424．0高程点、再依大坳口脊梁（七里桥称马流塘脊梁，下同）经487．0点、498．0点、550．2点扯上到岭顶为界，南以寿城河为界，西从寿城河边依峦堂拱扯上接荒田大沟（七里桥称田边沟）再依沟扯上大坳口脊梁为界，北以大坳口脊梁为界（详见附图），面积1131亩，在争议地的中部有一条横路，争议地内有杂木、杉树等，其中杉树大部分是江口小组于1986年所种，在横路以下的杉树，一部分是江口小组原来种植的杉树在采伐后萌芽再生的，一部分是在2007年纠纷发生后由江口小组的村民种植的。
解放前有蔡泽兴在争执地内居住，解放后的1955年左右蔡泽兴的晚辈进行搬迁，一部分人迁入七里桥小组，一部分人迁入社边小组。在集体化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没有证据证明在“土改”、“合作化”以及“四固定”时期，各级政府对该争议地确定过权属。1981年江口小组取得了政府颁发的《山林所有权证书》，1988年4月，江口小组的村民到争执地横路以上种树，引发七里桥小组与江口小组的纠纷，1988年11月10日，被告作出永政发（1988）133号《关于七里桥屯与江口屯争执马流塘山场的处理决定》，将争议地横路以上部分确权归七里桥小组集体所有，并撤销江口小组持有的1982年（实际为1981年）《山林所有权证书》。2005年，因江口小组的村民到争执地内砍树，再次引发与社边小组的纠纷，2008年被告作出永政处字（2008）26号处理决定，因遗漏当事人，该处理决定被桂林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市政复决字（2009）25号行政复议决定撤销，2013年4月22日，被告经重新处理，作出永政处字（2013）14号行政处理决定，七里桥小组、社边小组不服，申请复议，2013年8月20日，桂林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市政复决字（2013）116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被告作出永政处字（2013）14号行政处理决定，社边小组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原判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1988年永政发（1988）133号《关于七里桥屯与江口屯争执马流塘山场的处理决定》及江口小组持有的《山林所有权证书》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可否作为确定权属的依据2、“马流塘”山场经营管理的事实及该山场是否为社边小组、江口小组、大沟河小组、田厂小组共同共有
第一、1988年永政发（1988）133号《关于七里桥屯与江口屯争执马流塘山场的处理决定》及江口小组持有的《山林所有权证书》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可否作为确定权属的依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第四十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5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院认为，被告在2008年作出永政处字（2008）26号处理决定的过程中，社边小组、江口小组、七里桥小组已明确知道被告已于1988年下发永政发（1988）133号《关于七里桥屯与江口屯争执马流塘山场的处理决定》，因此，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的起始期间应从2008年12月2日起计算，最长不得超过2年，或者从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之日即1988年11月10日起计算不能超过20年，但是当事人均未在上述期间内提起行政诉讼，该处理决定已发生法律效力，依法作为本案确定权属的凭据。江口小组持有的《山林所有权证书》已被该处理决定予以撤销，当然不具有证据效力。
第二、对“马流塘”山场经营管理的事实及该山场是否为社边小组、江口小组、大沟河小组、田厂小组共同共有？
本院认为，江口小组从1986年起对该山场内横路以下种植杉树，有较长的经营管理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社边小组提交的现金收支日记账，单方记录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社边小组对争议山场实施了管理，该记录系单一证据，相应证据在案佐证，未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因而，不能证实在此后时间社边小组对争执地进行经营管理的事实。大河小组主张在土地改革时期，大沟河小组、江口小组、社边小组、田厂小组为一个大队，“马流塘”山场在高级社、四固定及大集体时期，属于江口大队（即上述四个生产队）共同山场，但是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其主张争执山场为共有理由不成立。
被告根据本案的事实，将争执地横路以下部分确权给江口小组并无不当，从“土改”、“合作化”以及“四固定”时期，各级政府没有对该争议地确定过权属，该部分争执地属于权属不明的荒山，故社边小组和江口小组的权属主张、大沟河小组认为属于四个小组共有的主张，事实和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被告对本案林木、林地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维持被告于2013年4月22日作出永政处字（2013）1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
上诉人社边小组上诉称：（一）一审判决及处理决定书不顾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剥夺上诉人村民依法承包争议林地的土地经营权，明显违反法律规定。l、违反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中发（1980）75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中办发（1997）16号）。根据中发（1980）75号文件规定，1982年上诉人村民蔡冬明取得《龙江公社生产队与社员承包经济合同书》，获得争议林地的承包经营权。1997年根据（1997）16号文件规定，政府给其核发延长土地承包期限的《永福县农村土地承包证》。对争议林地之所以有二份土地承包证（注：实际上是三份，蔡冬明家的证没有找到），是因为蔡冬明、蔡冬才、蔡选明系同胞兄弟，1997年分家以后变成了三户，县政府每户发给一本承包证，界限划分由他们内部决定。2、违反《民法通则》、《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3、违反《物权法》的规定。该法第2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用益物权。第125条“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草地等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第4条“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二）一审判决及处理决定不仅认定事实不清，而且存在严重错误。1、将争议林地视为黑山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蔡氏村民持有1930年的分家遗嘱，证明争议林地的来源及上诉人管理争议林地的事实。（2）上诉人提供的1975年12月28日《现金收支日记账》计载：蔡有弟交来江口队乱砍马留塘矿木款、木材收入：350．00元。证明江口组承认上诉人对争议林地管理的事实。（3）1988年政府调处横路以上山场权属纠纷时，江口组承认横路以下山场属于社边组蔡有弟家的祖宗山。2、被上诉人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各级政府没有对争议林地确定过权属，说明该争议林地从来没有纠纷，一直由上诉人经营管理。证明江口组对于这部分争议地有较长的经营管理事实的证人，没有一个人出庭作证，该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横路以上林木是江口组种植无异议，横路以下林木上诉人及七里桥组从来没有承认是江口组种植。3、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江口组对横路以上还是横路以下或者是横路上、下全部林地进行经营管理的事实不清楚。况且纠纷后抢种林木的行为违法，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三）一审判决及处理决定书适用法律、法规错误。1、对证据的审核认定错误。处理山林权属纠纷，应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核发的土地、山林权属证书为依据。不能将反映经营管理状况的“参考凭证”作为确定权属的依据。2、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上诉人提供了多份县政府核发的土地承包权属证书，再适用原则性条款处理是错误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及永政处（2013）14号行政处理决定对上诉人合法持有的承包经营权证和承包事实妄加否定，而对江口组非法的经营管理事实予以认定，错误地将上诉人村民已承包30多年的争议林地确权归江口组所有。不仅违反《农村土地承包法》及有关法律规定，而且破坏了国家依法保护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剥夺了承包人的合法承包经营权。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及永福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永政处（2013）14号行政处理决定，责令被上诉人重新作出处理决定。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永福县人民政府答辩称：（一）上诉人主张其将横路以下的争议地承包给其村民经营。但在自2005年以来的整过行政处理程序中，上诉人都没有出示相关证据，只是在一审过程中才提供了相关证据。根据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对于这些证据，答辩人有权不予质证，人民法院一般也不予采信。承包经营权是基于所有权而产生的派生物权。本案中，上诉人一直主张争议林地是在七里桥一方入社的，也就是说，一直认为争议林地应属于七里桥村民小组所有。（二）从现有证据材料看，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林业“三定”等各个历史时期政府对横路以下的争议地确定过权属；《江口大队召开社员代表会决案》（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二）并未包括本案争议地，说明在1964年时，当时的江口大队并不认为该案争议地属于其所有；上诉人自认争议地在七里桥一方入社，而七里桥则认为横路以下的争议地属于上诉人所有；这些事实都充分说明横路以下的争议地的权属处于待定状况，而横路以上的争议地也是直到1988年才由当时的县人民政府确定权属。第三人江口组在横路以下争议地内种植杉树的事实最早可以追朔到1988年。当时正是因为其种植杉树到了横路以上部分，才引发了其与七里桥组对于横路以上部分林地权属的纠纷。因此，第三人江口组对于横路以下争议地的经营管理事实应当予以确认。答辩人根据经营管理事实将横路以下争议地的权属确权给第三人江口组符合法律规定，是完全正确的。综上所述，答辩人作出的永政处字（2013）14号行政处理决定和永福县人民法院的永行初字第21号行政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江口小组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丧失了对永政发（1988）133号文的诉讼权，这是错误的。2005年，江口村民小组向永福县人民政府提起林木、林地确权申请，永福县人民政府于2007年11月20日、2011年11月29日几次召开协调会，直到2013年4月才下达确权决定书。在此期间，江口村民小组一直没有放弃对永政处（1988）133号文的异议权，永福县人民政府也在事实上对争执地中横路以上的林地、林木进行处理、裁定，所以江口村民小组没有丧失对永政发（1988）133号处理决定的异议权。另根据《立法法》第84条确立的“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的效力不溯及既往，《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起诉期限各项规定的效力不应及于1990年10月1日《行政诉讼法》施行前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因而永政发（1988）133号文不受《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起诉期限的各种限制，包括20年最长起诉期限的限制。即便可以根据《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确定永政发（1988）133号文的起诉期限，也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处理，即由于不属于起诉人自身的原因超过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二）永政处（2013）14号行政处理决定侵犯了上诉人关于“马流塘”争执地中横路以上的林地所有权。1、永政发（1988）133号文认定事实的证据不充分。2、永政发（1988）133号文的处理决定是错误的。永福县人民政府违反法律规定，依据解放前的蔡家分家遗嘱错误认定了“马流塘”争执地横路以上的林地所有权属于七里桥集体所有，撤销了上诉人合法取得的《山林所有权证》。江口屯持有的《山林所有权证》是经过江口大队各个小队集体讨论，各方代表签字认可，合法取得的，该证书加盖县人民政府公章，是林木、林地权属确定最有效的证据。永福县人民政府在1988年以不能作证据的蔡家分家遗嘱为证据，错误地认定争执山场归七里桥集体所有，导致合法的《山林所有权证书》被轻易地撤销了。江口屯持有的《山林所有权证》是由县政府统一核发的，七里桥也持有相关《山林所有权证》并载明了其林地所有权范围，其中并不包括争议山场，而七里桥却长期未对此提出异议。3、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原核发的权属证书或者作出的处理决定确实错误的，作出处理决定时应当决定予以撤销。”永福县人民政府在2013年处理纠纷时应撤销错误的（1988）133号文件，而不是将（1988）133号文件作为林木、林地纠纷确权的依据。永福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永政处（2013）1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主要证据不足，应予以撤销。（三）永政发（2013）14号处理决定与政府调查的事实是矛盾的。永福县人民政府在1988年对“马流塘”争执地进行确权时就已裁定“马流塘”争执地中横路以上的林木所有权归属于江口村民小组，永福县人民政府在2013年的处理决定中也认定争执地中横路以上的林木归江口村民小组，说明争执地中横路以上的林地是江口村民小组经营管理的。2013年，永福县人民政府以经营管理事实作为确权的依据将争执地横路以下的林地林木所有权确认给江口村民小组，那么也应以江口村民小组经营管理的事实将争执地横路以上的林地所有权确权给江口村民小组。（四）一审法院认定永政发（1988）133号文发生法律效力是错误的。1、永政发（1988）133号文因其证据违法，认定事实错误，处理决定是错误的，从开始就是无效的。2、不能因为江口村民小组没有提起行政诉讼而认定错误的决定就产生了效力。3、江口村民小组向人民政府提出林木林地确权纠纷，永福县人民政府依职责应该审查永政发（1988）133号文是否合法有效，而不能因为1988年政府作出了处理决定，在2013年处理确权纠纷案件中不经审查就直接作为林木、林地纠纷的确权依据。（五）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放弃举证权利，一审法院的认定是错误的。开庭当天，在开庭之前，江口村民小组的组长就向主审法官递交了江口村民小组持有的1981年《山林所有权证》，但法官说等会再交，但是，开庭时第三人社边村民小组举了五个证据之后，江口村民小组紧跟着举证，但是法官却以江口村民小组没有在开庭前举证，因此没有让江口村民小组举证了。社边村民小组同样是开庭前没有提交证据，也是在开庭中才出示证据，法庭却让社边村民小组举证、组织质证，而江口村民小组在庭前提交证据却不让举证，一审法庭的做法是显失公正的。上诉人在开庭前就提供证据，上诉人没有逾期提供证据。（六）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第二项规定作出判决。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及永福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永政处（2013）14号行政处理决定。
原审第三人大沟河小组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争执地横路以上土地已经有政府下文给了七里桥，我们承认这个事实。横路以下的部分从土改后至今，政府未确过权，江口队、社边队、大沟河队、田厂队同属一个大队，争执地应当属于四个生产队共同所有的山场。关于林木的处理同意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争执地上所种林木已经给了江口组，我们没有意见。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处理决定，由政府重新作出处理决定。
原审第三人七里桥小组表示同意上诉人社边小组的庭审意见。
原审第三人田厂小组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经审查，本院确认一审判决确认的证据合法有效，可作为定案依据。据此，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永政发（1988）133号《关于七里桥屯与江口屯争执马流塘山场的处理决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可以作为确定权属的凭据。江口小组持有的《山林所有权证书》已被该处理决定撤销，不能作为确定争执地权属的凭据。江口小组从1986年起对争执地内横路以下种植杉树，有较长的经营管理事实。社边小组提交的现金收支日记账，属于单方记录，在无其它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直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大沟河小组主张“马流塘”山场属于江口大队共有山场，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其理由不成立。在“土改”、“合作化”以及“四固定”时期，各级政府没有对争执地确定过权属，被上诉人作出的永政处（2013）14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实体处理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社边小组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及被上诉人的处理决定，责令被上诉人重新作出处理决定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社边小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陶 明
审判员 陈桂良
审判员 李明军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三日
书记员 黎俊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