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吉01民再77号
抗诉机关：吉林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于波，男，1959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长春市朝阳区。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于建秋，女，1959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长春市朝阳区。
上述二申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晨，吉林衡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二申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奥博，吉林衡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常宇，男，1985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长春市南关区重庆小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铁岩，吉林煜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明明，吉林煜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于波、于建秋因与被申诉人常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3）长民五终字第81号民事判决，向吉林省人民检察院申诉，吉林省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4月12日作出吉检民监[2016]220XXXXXXXX号民事抗诉书，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19日作出（2016）吉民抗35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指派长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周海燕出庭。申诉人于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晨、申诉人于建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晨，被申诉人常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铁岩、周明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2013）长民五终字第81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于波、于建秋向检察机关申诉中，提供长春市朝阳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2013年9月3日对姜欣的询问笔录，姜欣证实：2011年12月14日左右，我听常宇说于英琪（于波、于建秋之子）要用钱，他让于英琪和我谈。2011年12月16日，于英琪打电话给我，我让他到典当行。于英琪到后，我告诉他我要和他父母谈借钱的事。于英琪开车拉我到他家的得利家俱厂，见到于英琪他父母。于波和我谈他家经营资金紧张，想向我们借钱，我同意了。但我当时是代表典当行去和他们谈的，钱也是典当行出的。当时谈的借给他们50万元，一个月，利息1.5万元。于波他们也同意了。2011年12月18日我给于英琪打电话让他到典当行找我，于英琪拿出他家人写的借条和营业执照复印件给我。2012年1月9日至1月18日左右，于英琪和他家人陆续通过银行转账给我农行账户汇款和现金还款，共还给我50万元，我没把借条还给他。
2、长春市朝阳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办案人许鑫德出具情况说明，证实上述没有姜欣签名的询问笔录的形成过程及法院在诉讼过程中未能调取到该笔录的原因。
3、（2013）长民五终字第81号民事判决依据常宇持有于波出具的借条，并将48.5万元汇入于建秋个人银行账户，认定常宇与于波、于建秋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对于波、于建秋二人主张本案争议的50万元系向案外人姜欣所借，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而上述新证据即公安机关办案人员的情况说明能够证实姜欣笔录的真实性，姜欣笔录中关于债权债务的形成过程及于波、于建秋已向其清偿完毕的证实能够与于波、于建秋的陈述及银行转账凭证等书证相互印证，据此可以认定在该笔债权债务形成过程中，于波、于建秋有理由相信姜欣是诉争债权债务的债权人，其向姜欣清偿的行为属善意履行，应发生诉争债权债务消灭的效力。
于波、于建秋再审称，2011年11月18日于波向姜欣借款50万元，双方约定还款期限为一个月，利息1.5万元，借款时直接扣除。姜欣委托常宇以银行转账的形式向于建秋银行卡中汇入人民币48.5万元。其二人收到款后，于2011年12月18日向姜欣出具了借条。2012年1月6日、1月19日，于波向姜欣银行卡中分别转款10万元及28万元，并偿还姜欣部分现金，借款全部偿还完毕。对此，姜欣在公安部门的询问笔录已经证实其二人对本案借款已偿还完毕，但姜欣没有把借条给其二人。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向许鑫德证实了姜欣询问笔录的真实性，能够证明其二人已向姜欣偿还借款。请求：撤销（2013）长民五终字第81号民事判决，驳回常宇诉讼请求。
常宇再审辩称，1、常宇持有于波出具的借条，同时常宇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于建秋转账48.5万元，并交付给出借人1.5万元现金，足以证明常宇与于波、于建秋之间债权债务关系成立。2、于波、于建秋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姜欣与常宇之间具有委托关系。3、姜欣在公安部门的询问笔录没有姜欣签名，不应采信，该询问笔录，不具有合法性、真实性和有效性，不足以支持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常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于波、于建秋给付其借款50万元及利息；诉讼费由于波、于建秋负担。事实与理由：2011年12月18日，于波向其借款人民币50万元，承诺2012年1月18日给付该笔借款，并由于波出具一份借条。2011年12月18日，其根据于波的要求，在中国工商银行通过转账的方式向于波的妻子于建秋所持的工商银行卡内转款48.5万元，同时借给于波1.5万元现金，共计50万元。借款期限届满后，其向于波、于建秋催要欠款，于波、于建秋拒不给付，故其诉讼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于波、于建秋系夫妻关系，因经营急需资金，常宇于2011年12月18日通过工商银行给于建秋转款48.5万元，当日，于波给常宇出具了一份借条，载明：“借人民币伍拾万元整，2012年1月18日还款”。常宇称另借给于波（于建秋）1.5万元现金交与于波、于建秋之子。还款期限届满后，因于波、于建秋未履行还款义务，导致常宇诉讼至法院。
一审法院判决：于波、于建秋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共同给付常宇借款本金人民币5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2年1月19日开始至给付完毕时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于波、于建秋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依法改判，驳回常宇诉讼请求。上诉理由：常宇不是本案真正的出借人，于波、于建秋是向案外人姜欣借款50万元，是姜欣到二人单位考察的企业情况，借条亦是于波、于建秋出具给姜欣的，借款是姜欣让人转到于建秋的账户，当时其二人不知道钱是从谁的账户转出的。于波、于建秋已将50万元借款还给了出借人姜欣，姜欣收到还款后，没及时返还借条。该借条出现在常宇手中，是姜欣和常宇共同的诈骗行为，常宇不具备告诉的主体资格。
本院二审认定事实：除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外，另查明，2012年1月6日于建秋从其个人银行账户向案外人姜欣转款10万元，2012年1月19日于建秋从其个人银行账户向案外人姜欣转款28万元。二审中常宇因涉嫌刑事犯罪2013年3月5日由长春市朝阳区公安分局以朝公刑立字（2013）324号立案决定书刑事立案。2013年8月27日，长春市朝阳区公安分局作出朝公（刑）撤呈字（2013）41号撤销案件决定书。
本院二审认为，常宇持有于波出具的借条，并将48.5万元汇入于建秋的个人银行账户，可以认定常宇与于波、于建秋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于波、于建秋主张本案争议的50万元系向案外人姜欣所借，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虽然于波、于建秋主张已经将本案争议的50万元借款全部偿还给案外人姜欣，并提供向姜欣转款的银行凭证。但常宇与姜欣是不同的民事主体，且常宇否认收到该50万元，于波、于建秋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向案外人姜欣偿还的款项是用于偿还常宇的借款，故于波、于建秋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依法应向常宇履行还款义务。
本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00元，由于波、于建秋负担。
本案焦点问题：1、常宇是否本案涉诉借款的真实债权人；2、于波、于建秋向姜欣的还款行为是否抵销常宇主张的债权。
本院再审中，于波、于建秋向法庭提供如下证据：
1、姜欣2013年9月3日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该笔录记载：2011年12月14日左右，我听常宇说于英琪要用钱，他让于英琪和我谈。2011年12月16日于英琪打电话给我，我让他到民生典当行，到后我告诉他我要和他的父母谈借钱的事情。于英琪开车拉我到他家的得利家俱厂，见到于波、于建秋。于波说他家经营资金紧张，想向我们借钱，我同意了。但我当时是代表典当行去和他们谈的，钱也是典当行出的，当时谈借给他们50万元一个月，利息是15000元，于波他们也同意了。于波借款这项业务是我说了算，我就是典当行这次借款的负责人。2011年12月18日，我给于英琪打电话，让他到典当行找我，于英琪来后拿出他家人写的借条和营业执照复印件给我。借条内容：“借人民币伍拾万元整。2012、1、18还款。于波2011、12、18”。我打电话让常宇过来，他过来后我让常宇把50万元钱转给于英琪，还款是在2012年1月9日至1月18日左右，于英琪和他家人陆续通过银行转账给我农行的账户汇款及现金还款，共计还给我50万元人民币。当时钱还清后，我没有把借条还给于英琪和他家人。
2、2014年2月25日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警大队许鑫德出具的“关于于波被诈骗案件的情况说明”。内容：2013年3月2日于波向我局报案称姜欣、常宇诈骗其50万元人民币。我局于3月4日立案。2013年7月31日张金凤（常宇母亲）到市局信访上访称该案件法院在诉讼期间。2013年8月5日市局法制大队以（我局）未严格履行受案程序、立案法律依据以及不符合《刑事诉讼法》、《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要求整改。2013年8月26日我局根据市局法制处意见，将案件撤销，并告知报案人于波。2013年9月3日上午，于波带领姜欣到我中队，要求说明情况，我明确告诉于波，该案件已经撤销且案件正在法院审理期间，并告知于波带姜欣到法院。但于波强烈要求我局接待姜欣说明情况，无奈我安排民警给姜欣作了笔录，笔录形成后姜欣拒绝签名，考虑到该案件公安机关已经撤销，便没坚持让姜欣签名。
3、2015年11月9日长春市人民检察院对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警大队许鑫德的询问笔录，内容：2013年3月2日于波向我局报案称姜欣、常宇诈骗其50万元人民币。3月4日立案。后来张金凤（常宇母亲）到市局信访上访称该案件在法院上诉期间……，我们就把案件撤销了。案件撤销一个多月，于波和姜欣找到我，于波要求取姜欣的笔录，我当时对他们说，这个案子已经撤了，不能再取笔录了，更不能当证据给法院。但在于波的恳求下我们就简单的取了姜欣的笔录，当时就是为了应付于波，取完电子版之后就让他们走了，没让姜欣签字。姜欣的询问笔录是我从电脑打印的。
上述三份证据证明：其二人向姜欣借款50万元，并通过银行转账及给付现金的方式将50万元借款全部偿还给了姜欣。
常宇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2013年3月于波认为姜欣涉嫌诈骗到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报案，公安部门认为该案不构成诈骗，于2013年8月27日予以撤销。而姜欣的笔录是在公安部门撤销案件后（2013年9月3日）形成的，而且笔录没有姜欣本人签名（姜欣现已去世），因此该笔录不能作为合法的证据使用；另外，许鑫德出具的情况说明与其在检察机关的询问笔录前后矛盾，前者陈述姜欣拒签名字，后者陈述没有让姜欣签名……。综上，对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
于波、于建秋提供的姜欣在公安部门的询问笔录从证据的种类上讲应属证人证言，是公安机关对姜欣涉嫌诈骗案撤销后作出的，该询问笔录没有被询问人姜欣的签字，证据形式欠缺，且姜欣询问笔录仅证实其代表典当行处理与于波、于建秋借款事宜，与于波、于建秋主张的其与姜欣之间建立民间借贷关系也不具有关联性。故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4、于建秋的银行业务流水。证明：于波、于建秋于2012年1月14日至2012年1月18日分别以提现的形式提取现金123000元，并通过于英琪交给姜欣。
常宇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1.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该份证据系复印件并无卡号及持卡人姓名。2.即使该份证据真实，所证明的问题也不能成立，姜欣系案外人并非本案的债权人，于英琪将提取的现金交给姜欣，与本案无关。
于波、于建秋提供的银行业务流水没有持卡人姓名、卡号亦没有加盖银行查询公章，故对该证据真实性及证明的问题均不予确认。
常宇本次再审中向法庭提供证据如下：
1、2012年3月份其用手机录制的录音资料一份（附录音资料光盘及纸制整理版），该录音资料主要人物有：常宇及其母亲张金凤、于建秋及其儿子于英琪。主要内容：张金凤给于英琪打电话问钱你家是否还用呢，于英琪告诉张金凤还用着呢，还用一个月，之所以这么说是姜欣让他这么说的，张金凤当时告诉于英琪这钱你是从典当行拿出去的，要送回典当行，欠条和执照都在典当行押着呢。之后张金凤又给佳明（于英琪、常宇朋友）打电话，让他和于英琪说钱的事情，佳明跟张金凤说阿姨你放心，晓琪（于英琪）这钱，我知道，借钱的时候我就和晓琪说了，姜叔（姜欣）本身没有钱，这钱是典当行拿的。录音资料中于英琪对张金凤所述表示认可，并承认钱是从常宇卡里转出的。于英琪对张金凤说钱还用着这事情，当时于建秋不知情，于英琪事后告诉的于建秋，于建秋对此非常生气，说于英琪傻。该录音资料证明：本案涉诉借款的债权人是常宇，录音中明确的描述了于英琪明确知道这笔钱是在常宇手里借的，却向其父母隐瞒了事实真相。由于原审中常宇认为证据已非常充分，故没有提供。
于波、于建秋对上述录音资料质证认为，该份证据是在一审之前录制的，不属新证据。对录音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1、根据民事诉讼法证据规则，该份录音资料应提供原始录音设备。2、该份录音资料是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录制的，属于非法证据。3、即使该份录音资料属实，该份录音恰恰证明了常宇、张金凤、姜欣三人关系密切，我方有充足理由认为该三人共同经营典当行，我们是向姜欣借款，至于真正的事实是由对方处理不当造成的，由此产生的责任我方不应承担。但于波承认录音资料中于建秋、于英琪的讲话是其本人。
于英琪对该录音资料认为，录音资料中确实有我说的话，但录音内容有改变或者剪裁。我没说过这钱还用一个月。自始至终，我都是和姜欣联系借款的事。
常宇提供的录音资料因系复制品，没有原始载体，无法确认其真实性，故该录音资料本院不予采信。
2、长春市时光驿站宾馆特种行业许可证、长春市工商局南关分局调取的长春市时光驿站宾馆档案变更登记一份。证明：2010年8月10日常宇登记设立个人独资企业，长春市时光驿站宾馆。该宾馆已于2011年12月6日转让给第三人耿玉梅，并完成变更登记。用于佐证常宇具有借款能力。
于波、于建秋质证认为，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1.该份证据并不能直接证明常宇收到了转让款，其借款能力仍有瑕疵。2.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于波、于建秋并未向常宇借款。
常宇提供的上述证据均为工商管理部门档案备档材料，故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
于英琪、常宇、张金凤在公安机关针对本案涉诉借款的陈述：
一、于英琪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内容：我通过朋友认识了常宇，通过常宇认识了姜欣，当时我总去他开的时光驿站时尚宾馆玩，那个叫姜欣的也在那住，听朋友说那个宾馆是常宇和姜欣一起开的，而且和常宇母亲在一起过，因此我们都叫他姜叔。大约2011年12月14日左右，我去常宇和姜欣开的宾馆玩，在和姜欣唠嗑时候，我提出我家缺资金周转倒债，他说他可以借钱给我们，但要和我父母见面。2011年12月16日我给姜欣打电话，约他到我家开的得利家俱厂看场地，和我父母谈借钱的事，他自己过来的。当时谈好借一个月，利息1.5万元。2011年12月18日姜欣打电话叫我去典当行，到后，我拿我母亲于建秋写的借条和营业执照复印件给姜欣，姜欣打电话把常宇叫过来，让常宇和我到银行把借款转给我，我和常宇到工行将48.5万元转到我母亲的银行卡中，扣除1.5万元利息。借条是我母亲写的，开始是我母亲以家俱厂名义写的，我拿给姜欣后，姜欣说不用写那么复杂，他让我们重写一个，就写借款多少钱，什么时候还就行了，我叫我母亲按照姜欣说的重写了一个给了姜欣……，姜欣打电话称他急用钱，让先还一部分，我母亲2012年1月9日通过农行给姜欣转款10万元，1月14日，姜欣给我打电话，说急用钱，让我们再还他点钱，我在东岭南街建行储蓄所给姜欣现金2万元。1月15日至1月17日，我分三次还给姜欣10万元，1月18日我母亲通过银行转账还给姜欣28万元，总计还姜欣50万元。我还姜欣钱时就我俩，没有别人在场。大约还钱后两、三周，我管姜欣要借条，他说过两天给我。常宇和他母亲找过我，向我们要过钱。在姜欣找不到的时候，常宇和他母亲找我到典当行，我和我母亲于建秋去的。到那后，他们说是常宇把钱给的我们，问我们为什么不把钱还给常宇。我们说从来没有向常宇借钱，是向姜欣借的，所以还给姜欣。
于波、于建秋对于英琪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质证认为，1.在起诉前几天，常宇等人找过于英琪，于英琪已经向他们说明了借款事实及情况，即向姜欣借的款，还给姜欣，从没向常宇借过钱。2.该份证据表明于英琪将借条给了姜欣，明确说明是在2011年12月18日下午两点左右在典当行给的3.明确说明了姜欣打电话说要用钱，我方共分三次向姜欣还款50万元。我方认为已经对借款偿还完毕。
常宇对于英琪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质证认为，其与于英琪具有利害关系，于英琪在公安机关陈述的与事实真相不符，结合录音材料，更能真实的反映本案是常宇向于建秋出借的借款，该事实在录音材料里有客观的反映。
二、常宇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内容：于英琪是代他父母向我借钱。当时和我说急需还银行钱。我就和我母亲说了，在我母亲同意后，于2011年12月18日下午大约3、4点钟，我和于英琪见面后，我给了于英琪现金1.5万元，具体在什么地方给的，我记不清了。我俩又一起到的工商银行，在银行柜台里把我储蓄卡里48.5万元转到于英琪母亲卡里。第二天，于英琪把借条给我送来了。当时没有谈利息，借给于英琪的钱是我母亲的钱。借钱时就我俩。
三、常宇母亲张金凤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内容：2012年12月份，我儿子常宇和我说他同学于英琪家里想用50万元倒贷，我说你自己卡里有钱你就借吧，之后，常宇和于英琪到银行，通过银行从常宇账户转于建秋银行账户48.5万元，因常宇账户没钱了，所以给于英琪1.5万元现金。过了两天，于英琪来典当行给我借条，我说这个借条不正规，你就写和常宇个人之间借钱就行，我这个典当行不能向外借钱，所以于英琪的母亲又重新给我写了个借条。2012年2月20日左右，我给于英琪打电话，问他钱是否你家还用着呢，于英琪说还得用一段时间，我说行。2012年3月，我又给于英琪打电话问他什么时候还钱，于英琪说钱还完了，还给姜欣了。我当时就说你从我手里借的，还给姜欣是怎么回事啊。这之后，于家就不还我钱了，我就到法院起诉了。
于波、于建秋对常宇和张金凤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质证认为，二人所述不是借款的真实过程，我方向姜欣借款，并非向常宇借款，我方接触的一直是姜欣，常宇只是代姜欣向我方打款，姜欣、常宇、张金凤三人，在我们眼中是一个家庭，共同经营典当行，所以我方有足够理由认为常宇代姜欣向我方出借是合情合理的，我方向姜欣偿还借款亦合情合理。
常宇对其与张金凤在公安机关的询问质证认为，没有异议，该份证据能够证明本案借贷关系的发生经过。
为查明本案事实，本院调取持卡人为姜欣卡号为×××的银行卡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2月23日间银行业务流水，该银行业务流水显示：2012年1月6日进账10万元，2012年1月6日之前，姜欣账户余额为5025.14元。通过于建秋银行卡转入10万元后，姜欣于当天提现5.5万元，第二天（1月7日）转支5万元到持卡人金晓峰账户（×××）。2012年1月19日通过于建秋银行卡转入28万元后，姜欣于第二天（20号）分11次提现6万元，第三天（21日）分11次提现5万元，当天转支7万元到持卡人金晓峰账户。第六天（24日），分10次提现2万元。第七天（25日）提现1万元，当天分两笔（5万、2万）7万元转支到持卡人金晓峰账户。
于波、于建秋对姜欣的银行业务流水质证认为，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于波、于建秋分别于2012年1月6日、2012年1月19日分别向姜欣还款10万元、28万元。我方不认识金晓峰，对其大额转款的原因不知情。
常宇对姜欣的银行业务流水质证认为，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于波、于建秋向姜欣支付钱款并不能直接证明已向本案债权人常宇偿还了借款。因此与本案无关联。亦表示不认识金晓峰。
本次再审中于英琪出庭证明：涉诉借款发生过程。我父母借款的事是通过我联系的，我通过朋友（庞佳明）认识的常宇和姜欣，我朋友说可以和姜欣借款，然后我就和姜欣说了，姜欣要求我们看一下公司，然后我和我父亲去的。谈借款时，我没在场，是我父亲和姜欣谈的。我父母和姜欣谈完，在家俱厂写好借条，让我拿着跟姜欣去取钱，然后我和姜欣回到典当行，姜欣让常宇打款，我和常宇到工商银行打的款，然后和我母亲确认收到钱之后，我就把借条在典当行交给姜欣了。当时我母亲写的借条内容是“得利家俱厂向姜欣借款50万元”，我走之后，姜欣给我打电话，要求我换一个借条，姜欣说不用这么麻烦，又重新写了。不是当天就是第二天我把借条送到典当行交给姜欣，现在的借条内容是姜欣确定的，我父母是向姜欣借款，说好一个月之内还。借款后半个月左右，姜欣说用钱，我用我的卡分三次通过取款机提现送到姜欣手里，总计12万。当时没有要求他打收条。后来我母亲还的38万元。我和我母亲都打电话和姜欣要过借条，姜欣说没带在身上。这事没有和常宇说过，一直都没和他联系过。常宇和家人在还完这笔钱之后，打电话要过这钱，我说这笔钱已经还给姜欣了。
于波、于建秋质证认为，于英琪的证言合理的阐述了借贷发生的事实及借贷关系，与双方表述并无矛盾，更有书证及姜欣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予以佐证，真实性无异议。于波、于建秋、于英琪作为善意的人，有足够事实证明债权人为姜欣，对姜欣的还款系善意履行，应当产生债权债务消灭的结果。
常宇质证认为，1.证人与于波、于建秋之间是父子关系，存在利害关系。2.证人在今天陈述的事实与其在公安机关的笔录记载的事实有不一致的地方，具体是于英琪与姜欣、常宇认识的过程、借钱的经过均与询问笔录矛盾。3.证人所陈述的事实与我方提供的录音材料不一致，因录音材料的录制时间发生在诉讼之前，因此录音材料更能真实的反映本案的事实。综上，证人的证言不可信。
本院再审查明事实除与原审查明事实一致外，另查明，2013年3月3日于波以姜欣涉嫌诈骗向公安部门举报，2013年3月5日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警大队对姜波涉嫌诈骗立案。又因该案未严格履行受案程序，长春市朝阳区公安分局于2013年8月27日作出朝公（刑）撤呈字（2013）41号撤销案件决定书，对该案予以撤销。
长春市时光驿站宾馆经济性质为个人独资，法定代表人常宇。
姜欣于2014年2月23日去世。
本院再审认为，一、关于常宇是否本案真实债权人以及债权数额的问题。1、常宇在一审起诉时向法庭提供其持有的于波2011年12月18日出具的借条原件一枚及其通过银行向于建秋转款48.5万元的银行业务凭证，证明其与于波、于建秋间存在借款关系，虽然于波、于建秋主张上述借条是给案外人姜欣出具的，但对该借条的真实性无异议，且没有提供足以反驳的证据证明。本次再审中常宇提供工商管理部门调取的长春市时光驿站宾馆特种行业许可证及变更登记表证明该宾馆系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常宇，并于2011年12月6日转让给第三人，佐证其有借款能力。于波、于建秋在原审及再审均抗辩其没有向常宇借款而是向姜欣借款，借条亦是向姜欣出具，并向法庭提供姜欣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及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其主张。但姜欣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是在公安机关对姜欣诈骗案件撤销后作出的，且没有姜欣签名，其证据形式应属证人证言，鉴于姜欣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其陈述内容的真实性无法确定，且姜欣在该笔录中亦称其是代表典当行去和于波、于建秋谈的借款事宜，钱也是典当行出的。故姜欣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不能证明其为本案真实债权人。关于于波、于建秋再审中提供的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出具的情况说明，仅能证明公安机关对姜欣作出的询问笔录的真实性，亦不能证明姜欣是本案真实债权人。综上，结合常宇一审及本次再审中提供的证据及于波、于建秋提供的证据，综合本案情况，常宇所提供的证据优势强于于波、于建秋提供的证据，应认定于波、于建秋与常宇借款关系成立，常宇为本案债权人。2、上述借条虽然内容显示借款人民币50万元，但从常宇提供的2011年12月18日银行业务凭证记载从其×××银行卡向于建秋的6222084200001819092银行卡中转款人民币48.5万元，于波、于建秋认可收到48.5万元借款。关于另外1.5万元的给付，常宇虽称系以现金方式给付于英琪，但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对1.5万元的交付陈述不一，故于波、于建秋抗辩1.5万元系预先扣除的借款内利息，符合交易习惯及常理，其抗辩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故本案真实借款数额应为48.5万元。
二、关于检察机关抗诉认为于波、于建秋向姜欣的清偿行为抵销常宇主张的债权的问题。
于波、于建秋在原审及再审过程中，始终主张其是向姜欣借款，债权人为姜欣，在借款过程中常宇没有参与，不认识常宇，也不知道涉诉借款当时是从常宇卡中转出，去其家俱厂考查亦是姜欣一人考查，借款当时对常宇、姜欣、典当行的关系并不知情。故其二人主观上认为姜欣就是债权人，所以向姜欣偿还借款，于英琪亦证明其父母是向姜欣借款。但于波、于建秋原审及本次再审均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常宇与姜欣具有共同利益关系或人身特殊关系以及向案外人姜欣偿还的款项与常宇主张的债权具有关联性，且本院调取的姜欣银行业务凭证反映姜欣在收到于建秋转给其的38万元款项后，亦没有将该款转给常宇。因常宇与姜欣系不同民事主体，于波、于建秋向姜欣偿还的款项不能视为向常宇偿还借款，故其二人对姜欣的清偿行为不能抵销常宇主张的债权。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综合本案双方当事人陈述、各方提供的证据及证人证言，本院调取的姜欣银行业务流水及各方当事人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陈述的事实，本案已形成证据链条，能够认定常宇与于波、于建秋间形成借款关系，但原审判决认定的真实借款数额有误，应予纠正。于波、于建秋关于借款中有预先扣除的1.5万元利息的抗辩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但其二人主张向姜欣的清偿行为抵销常宇主张的债权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3）长民五终字第81号民事判决及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2）朝民初字第1149号民事判决；
二、于波、于建秋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常宇借款48.5万元及利息（自2012年1月1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本金清偿完毕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计17600元，于波、于建秋负担12320元，常宇负担528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绳继萍
审判员 陶 铮
审判员 史绍红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王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