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渝一中法民终字第046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杨，住重庆市长寿区。
委托代理人文金朋，重庆万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寿支行，住所地重庆市长寿区凤城街道办事处向阳路13号。
负责人陈波，该支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ＸＸ，该公司资产保全部经理。
原审被告彭霞，住重庆市长寿区。
上诉人袁杨与被上诉人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寿支行（以下简称农商行长寿支行）、原审被告彭霞确认合同无效一案，重庆市长寿市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9日作出（2013）长法民初字第05438号，上诉人袁杨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4年6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本院审判员曾进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蔡涛主审，与代理审判员翟苏南组成合议庭，共同负责对案件的审判，于2014年8月7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的规定对本案进行了询问，上诉人袁杨的委托代理人文金朋，被上诉人农商行长寿支行的委托代理人ＸＸ参加了询问调查，原审被告彭霞经法庭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袁杨在一审中诉称，重庆市长寿区长寿路88号2幢3-2房屋的所有权人为袁杨，原长寿县扇沱信用合作社是原长寿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下设机构，2008年6月，原长寿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更名为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寿支行。1999年底当袁杨准备将自有的位于长寿区长寿路88号2幢3-2房屋进行出售时，遂获知彭霞于1998年4月9日将袁杨的房屋在农商行长寿支行进行了担保抵押贷款。但是袁杨既不认识彭霞，也从未与农商行长寿支行签订抵押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因此，原长寿县扇沱信用合作社与彭霞签订的抵押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属于违规放贷。随后，袁杨多次找农商行长寿支行催还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所有证未果。请求人民法院确认（扇沱）信用社（98）年借合主字第34号《抵押借款合同（主合同）》和（98）抵押第867号《抵押合同》无效。
农商行长寿支行在一审中辩称，我支行查阅了相关档案资料，彭霞向我支行借款时，袁杨向我支行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足以证明袁杨到场办理，至少可以证明袁杨知晓此身份证用于借款目的。理由是袁杨的身份证是公安机关签发，时间为1998年4月9日，在房管局办理借款抵押登记时间也是1998年4月9日，即袁杨从公安机关领取身份证后立即前来办理了借款抵押登记。根据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第六条规定以及根据1997年10月27日《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的规定，证明袁杨是自行当日领取身份证并自行前来办理抵押登记。袁杨向扇沱信用社发出的《请求归还我房屋所有权证》和其他一些法律文书足以可以证明农商行长寿支行多次向袁杨催收贷款本息。即使袁杨提出合同无效，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袁杨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彭霞在一审中未答辩。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8年4月9日，袁杨（甲方）作为抵押人与原长寿县扇沱信用合作社（乙方，以下简称扇沱信用社）签订了（98）抵押第867号抵押合同（以下简称抵押合同），约定甲方将其所有的位于原长寿县凤城镇长寿路150号的房屋设定抵押权作为彭霞向乙方履行债务的担保。在合同尾部甲方处加盖有“袁扬”的签章。
1998年4月10日，扇沱信用社作为贷款人与彭霞作为借款人、袁杨作为抵押人签订了（扇沱）信用社（98）年借合主字第34号抵押借款合同（以下简称借款合同），约定：贷款金额为2万元，贷款期限自1998年4月10日至1999年4月10日止，抵押人自愿以其所有或依法有权处分的尚未作任何债务担保的财产住房作为借款人借款抵押物。在该合同尾部借款人处加盖有“彭霞”印章、担保人处加盖有“袁扬”印章、贷款人处加盖有“长寿县扇沱信用合作社”印章。当日，在借款抵押物清单及贷款担保承诺书下方担保人处加盖的均是名为“袁扬”的签章。
同时查明，位于原长寿县凤城镇长寿路150号的房屋登记所有权人为“袁扬”。重庆市长寿区公安局凤山派出所出具证明，其证明内容为：“袁杨，男，生于1967年8月23日，身份证号码××与袁扬，男，生于1967年8月23日，身份证号码××系同一个人。”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抵押合同及借款合同是否存在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
合同的成立，是指订约当事人就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合意。合同的生效，是指已经成立的合同因符合法定的有效要件，从而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合同的生效要件包括：1、缔约人具有相应的缔约行为能力；2、意思表示真实；3、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4、合同具备法律所要求的形式。本案双方签订的抵押合同及借款合同符合上述要件，已经成立并生效。袁杨认为合同中的签章并非其所有并加盖、其也不知道订立合同的情况、签订合同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袁杨并未举示充分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首先，虽然两份合同中并没有袁杨本人的签名，只是加盖了个人印章，但在签订合同时的特殊历史时段，合同当事人采用签章订立合同的方式客观存在，符合生活常理及交易习惯。其次，虽然合同中加盖的个人印章均是“袁扬”而非“袁杨”，但房屋所有权证中登记的权利人亦是“袁扬”，且袁杨自己举示的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也载明“袁杨”与“袁扬”系同一人，袁杨也认可“袁杨”和“袁扬”两个名字其都在同时使用。故一审法院对该签章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再次，袁杨为彭霞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时向农商行长寿支行及房产登记机关提交了身份证及房产证原件，袁杨陈述提供上述材料的原因是原件被偷了，其并不知情，但是袁杨并未提交相关报案记录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袁杨并没有举示证明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存在无效法定情形的证据，其要求确认合同无效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袁杨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40元（袁杨已预交），由袁杨负担。
一审判决宣判后，袁杨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2013）长法民初字第05438号判决书，依法改判确认双方签订的《抵押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无效。2、一、二审诉讼费由农商行长寿支行承担。理由如下：一方面，1998年4月9日《抵押合同》（从合同）和1998年4月10日的《借款合同》（主合同）中，袁杨均未在两份合同上签字，只是加盖“袁扬”的印章，并没有袁杨本人的签名。袁杨并没有使用过该印章，因此两份合同均不是袁杨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具备合同生效的要件。另一方面，农商行长寿支行在原审庭审中提交的“袁扬”身份证复印件，本身是虚假的。其次，抵押登记先于《借款合同》，不符合常理。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农商行长寿支行在二审中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驳回袁杨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理由如下：1、袁杨提到的合同未签字，但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长寿地区相关类似文件均使用盖章，这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2、袁杨盖章实属真实，是他自己盖的；3、房屋办理抵押登记时必须本人前去；4、对于日期不一样的问题，可能存在一定笔误，因年代久远无法查清。
原审被告彭霞经法庭合法传唤未到庭亦未作出书面答辩。
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中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
二审中，经双方当事人共同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双方是否签订《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二、如果签订有《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抵押合同》是否有效。
本院认为，一、关于双方是否签订《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的问题。首先、根据重庆市长寿区公安局凤山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可以证实“袁杨”和“袁扬”是同一个人，因此，本院对袁杨上诉主张“袁扬”并非自己本人的主张，不予支持。其次，虽然《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上并无袁杨本人的签字，但是因袁杨已向农商行长寿支行和房产登记机关提交了身份证及房产证原件，并以其私章在合同上盖章确认，符合当时的交易习惯。现袁杨上诉认为，“袁扬”身份证复印件虚假，抵押登记先于《借款合同》，不符合常理；由于袁杨未提供相关证据加以证实，故本院对其上诉理由，不予采信。综上，本院认为，农商行长寿支行与袁杨之间签订了《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的事实存在。
二、关于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由于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抵押合同》的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袁杨未举示证据证明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抵押合同》中存在违背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事实。因此，本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合法有效。
综上所述，袁杨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袁杨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曾 进
代理审判员 翟苏南
代理审判员 蔡 涛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张 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