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浙民申262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施伟平，女，1962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委托代理人：程学林，浙江赞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孟迅，浙江赞程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秀玉，女，1941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杜月元，女，1952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金�市金东区。
上述两再审申请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何国通，浙江迎鸽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何建宾，男，1973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原住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现羁押于浙江省乔司监狱。
委托代理人：傅坚政，浙江一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施荣昌，男，1960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武义县。
委托代理人：温兴斌，浙江思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施伟平、王秀玉、杜月元、何建宾因与被申请人施荣昌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金商终字第16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施伟平、王秀玉、杜月元申请再审称：一、原�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施荣昌未参与《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签订，施伟平也没有参与《协议书》的协商，二审法院却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补充解释》和《协议书》系施荣昌、何建宾、施伟平等协商形成共识，与事实不符，也与法律规定相悖。2.一审认定施伟平、何建宾在《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补充解释》上签字后将该两份协议书交给了施荣昌，与事实不符。3.施荣昌交给何建宾4964万元，有764万元非用于金华市泰来医药零售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来医药公司）、金华市泰来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来管理公司）的股权收购，二审判决未将该款进行区分，与事实不符。4.何建宾于2012年12月10日归还施荣昌2450万元，一、二审法院未予认定，属事实认定不清。5.上述事实认定不清，导致二审判决存在下列认识错误：（1）各方当事人间的法律关系判断错误，施伟平与何建宾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协议，何建宾与施荣昌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施荣昌并不是《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当事人；（2）至2012年12月10日，施荣昌出借给何建宾用于收购案涉两家公司的资金为1750万元，泰来医药公司67%股权已经登记至施荣昌名下，足以保障施荣昌的借款安全，何建宾无需再将泰来管理公司90%的股权过户登记至施荣昌名下；（3）施伟平与施荣昌之间并无任何关系，何建宾明确要求停止办理泰来管理公司100%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施伟平不存在违约行为。二、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适用《合同法》第6、13、14、21、22、25、107条，系对上述条款的错误理解。三、二审对施荣昌提供的《徐晓丽调查笔录》和施伟平等提供的2013年1月18日的《补充协议》证据采信错误。综上，一、二审判决不仅程序违法，而且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实体处理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规定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驳回施荣昌的全部诉讼请求。
针对施伟平、王秀玉、杜月元再审申请，施荣昌答辩称：一、二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实充分。1.《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补充解释》和《协议书》系施荣昌、何建宾、施伟平等人进行协商，形成共识的结果，此有录音资料为证，虽然施荣昌未在《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补充解释》上签字，但其参与协商并承担出资义务，是合同当事人。2.《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补充解释》是施伟平、何建宾签字后交付给施荣昌，是一审调查阶段查明的事实。3.施伟平等主张施荣昌通过何建宾支付给施伟平4964万元，其中764万元是用于收购金华英特药�公司股权的款项，这个观点没有证据支持。4.施荣昌、何建宾与邢竹平三方签订的《协议书》中约定，由施荣昌负责筹集资金，2012年12月5日前，施荣昌筹集4964万元交付何建宾支付施伟平股权转让款。2013年1月18日，施荣昌通过银行融资交付何建宾1036万元用以支付股权转让款，至此已经全额支付股权转让款。5.何建宾已经归还施荣昌2450万元，与事实不符，该款项是泰来医药公司向银行的借款，施荣昌是泰来医药公司的最大股东，在公司未过户至何建宾名下前，该款项不能视为何建宾归还施荣昌的借款。二、二审法律适用正确。三、泰来医药公司、泰来管理公司已经资不抵债。综上，请求驳回施伟平、王秀玉、杜月元的再审申请。
何建宾对施伟平、王秀玉、杜月元再审申请无意见。
何建宾申请再审称：本案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需要查明和认定基�事实的股权转让关系转让方和受让方，以及提起诉讼的施荣昌在本案中的法律地位，但一、二审判决却排除了何建宾的合同身份，将施伟平作为一方，施荣昌作为另外一方，认定成立合同法律关系，此与事实不符，也没有证据证明。一、根据何建宾与施伟平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何建宾与施伟平是股权转让关系的相对方，施荣昌即使参与协商，也不是当事人，不存在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问题。在何建宾与施伟平完成股权收购后，施荣昌仅是何建宾指定的股权登记人之一。二、根据施荣昌、邢竹平和何建宾于2012年6月27日签订的《协议书》，施荣昌与何建宾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施荣昌无权绕过何建宾直接向施伟平主张股权过户登记。三、二审判决以《股权转让协议书》已部分履行，即施荣昌将第一笔1000万元款项交给何建宾以后，施伟平已将泰来医药公司的部分股权按约登记至施荣昌名下，据此认定施荣昌是股权转让合同当事人，理由不成立。四、根据三方《协议书》约定，施荣昌只有出借给何建宾6000万款项，何建宾才负有将泰来管理公司90%股权过户登记至施荣昌名下的义务，施荣昌并没有完全履行《协议书》的义务。五、施荣昌出借给何建宾的款项总计4964万元，其中764万元并非收购案涉两家公司的款项，且施荣昌已经收回2450万元，施荣昌出借的款项总计才1750万元，一、二审却判决泰来管理公司90%的股份登记至施荣昌名下，显失公平。六、二审判决认定施伟平违约，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即使施伟平违约，也是对何建宾承担违约责任。综上，施荣昌既不是股权转让合同的主体，也不是所谓的委托收购人，更不存在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施荣昌无权以施伟平等为被告直接提起本案诉讼，请求依�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驳回施荣昌的全部诉讼请求。
针对何建宾的再审申请，施荣昌答辩称：一、关于主体问题。《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签字虽然是施伟平和何建宾，但该协议第六条明确约定，施伟平与何建宾共同无条件将泰来管理公司90%股权转移登记至施荣昌名下。这一约定的实质是何建宾将90%的合同权利转让给了施荣昌，施荣昌不仅是本转让协议的利害关系人，而且成了合同的相对人。此外，何建宾还通过《承诺书》将其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剩余10%股权亦转让给了施荣昌，至此施荣昌完全取代何建宾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的地位，施荣昌主体适格。二、借款数额问题。1.施荣昌、何建宾与邢竹平三方签订的《协议书》中约定，由施荣昌负责筹集资金，当然包括向银行融资借款。2013年1月18日，施荣昌以自己为担保人，以泰来医药公�为借款人，向浙商银行融资，其中1036万元款项支付给施伟平，加上此前支付的4964万元，已经足额支付6000万元；2.何建宾所谓归还施荣昌2450万元，是以施荣昌为保证人向银行融资的款项，在泰来医药公司、泰来管理公司未过户给何建宾，在何建宾未归还相关银行借款之前，该2450万元款项，不能视为何建宾已经归还施荣昌的借款。三、本案法律适用正确。综上，请求驳回何建宾的再审申请。
施伟平、王秀玉、杜月元对何建宾的再审申请无意见。
本院认为：根据再审申请人申请再审的事实与理由，以及再审被申请人的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施荣昌可否依据《股权转让协议书》要求施伟平过户泰来管理公司90%股份至其名下；二、施荣昌是否已经履行《协议书》约定的筹集资金义务。评述如下:
一、施荣昌可否依据《股权转�协议书》要求施伟平过户泰来管理公司90%股份至其名下
施伟平、何建宾、施荣昌共同协商，约定由何建宾收购施伟平实际所有的泰来医药公司和泰来管理公司，由施荣昌负责筹集资金，收购完成后，泰来医药公司67%的股份、泰来管理公司90%的股份登记至施荣昌名下。日后何建宾归还施荣昌所筹集的款项，则施荣昌需将案涉两家公司的股份变更登记至何建宾或其指定人的名下。上述商业安排，系三人共同商量确定，三人均应信守。虽然体现在协议文本上《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补充解释》仅有施伟平和何建宾的签字，《协议书》仅有施荣昌、何建宾的签字，但该三份协议均是上述商业安排的组成部分，故三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按三方协商确定的上述商业安排一体进行调整。施荣昌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后，施伟平已依约�泰来医药公司67%的股份转移至施荣昌名下。2013年1月18日，施伟平在收到剩余股权收购款后，应按照《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将泰来管理公司90%的股份变更登记至施荣昌或其指定人的名下。但施伟平与何建宾于2013年10月16日达成协议，以何建宾尚欠施伟平1900万元借款为由，暂缓泰来管理公司股权过户登记。这一协议未经施荣昌同意，违反了三人间此前协商确定的商业安排，有违诚信原则。故施伟平未按约履行泰来管理公司90%的股份变更登记义务，应承担违约责任，施荣昌有权直接要求施伟平履行变更登记泰来管理公司90%股权的约定义务。施伟平、王秀玉、杜月元、何建宾关于施荣昌无权绕过何建宾直接起诉施伟平等人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二、施荣昌是否已经履行《协议书》约定的筹集资金的义务
根据施荣昌、何建宾签订的《协议书》，施荣昌负责筹集6000万元股权收购款。施荣昌在实际出资4976万元后，又以泰来医药公司为借款人，其自身为保证人，泰来管理公司为抵押人，向中国民生银行杭州分行融资3200万元，用于支付剩余收购款。故施荣昌实际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已经超过三方商业安排的款项金额。由于泰来医药公司67%的股份已经过户登记在施荣昌名下，该笔银行贷款应视为施荣昌的融资。此外，施伟平在一、二审庭审中亦承认，其已收到全额股权转让款6000万元，两者相互印证，故可以认定施荣昌已经完成6000万元的融资义务。施伟平、王秀玉、杜月元、何建宾认为施荣昌未完成6000万元出资义务的再审理由，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施伟平、王秀玉、杜月元、何建宾等还认为何建宾于2012年12月10日已归还施荣昌2450万元，但该款同样是以泰来医药公司为借款人，施荣昌为保证人，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的借款，该笔款项不能视为何建宾归还施荣昌股权收购筹集款。
综上，本案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结果基本平衡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并无明显不当。施伟平、王秀玉、杜月元、何建宾的再审理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施伟平、王秀玉、杜月元、何建宾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裘剑锋
代理审判员 郑恩亮
代理审判员 储宁玉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游利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