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6民终170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1，男，1968年4月9日出生，住襄阳市樊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女，1971年11月15日出生，住址同上。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良成，湖北米芾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2，男，1934年4月27日出生，住襄阳市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正发，襄阳市樊城区米公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3，女，1961年8月12日出生，住襄阳市樊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4，女，1963年7月7日出生，住襄阳市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元清（系李某4丈夫），1958年9月10日出生，住址同上。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李某1、张某因与被上诉人李某2、李某3、李某4继承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15）鄂樊城定民初字第004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某1、张某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良成，被上诉人李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正发，被上诉人李某3，被上诉人李某4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元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某1、张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或驳回起诉，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李某2、石某所有的房屋已于2005年拆除，其系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人，本案不是继承纠纷案件；2、被拆迁房屋系其出资建造，拆迁补偿款中住改非补偿款、住改非奖励补偿款、装饰装修补偿三项应由其享有；即便将李某2、石某共有的房屋通过征收转化为补偿款，该补偿款只有384132.78元，李某2可得240082.99元，李某3、李某4可继承48016.60元；3、2005年，全家人经协商一致，对老房子补偿及李某2的养老事宜达成口头协议，在此后长达9年之久的时间里，甚至拆迁公告时，被上诉人均没有提出异议，且征收补偿的是土地上的房屋，对于土地没有给予任何补偿，原审判决酌定将其自建的房屋的补偿款的30%判归李某2，属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4、原审判决程序违法。李某2应当到庭就2005年与其就拆旧建新达成协议相关事宜说明情况，李某2已81岁高龄，三次中风，长期患有老年痴呆症，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原审未对李某2民事行为能力状况进行审理认定，本案名为李某2起诉，实为李某3、李某4提起诉讼；其提供了证人证言和视听资料，证实石某在弥留之际，立下老房屋由李某1继承的口头遗嘱，原审未对相关证据质证；5、本案诉争标的物没有办理房产证，确权机构为行政机关，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主管范围。
李某2、李某3、李某4辩称，原审判决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判处适当，应予维持。
李某2以李某1、张某、李某3、李某4为被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2014年因樊城区旧城改造，将其位于沿江路中山后街的私房列入被拆迁范围，要求依法判决拆迁补偿款2984207.06元归其所有。后李某2以全部拆迁款被李某1、张某领取为由，撤回对李某3、李某4的起诉。李某3、李某4认为自己参与被拆迁房屋的共建，并享有继承权，申请参加诉讼，主张石某遗产为76.49㎡，二人各应分得166294.04元，房屋共建部分190.18㎡，二人各应分得413463.21元，即每人应得579757.25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某2与石某系夫妻关系，二人共育有三个子女，即李某3、李某4、李某1。李某2、石某在襄阳市樊城区马道口X组东方红路XXX号有一处私房，所有权证号：襄房私03-0XXX7，砖木结构，共一层，建筑面积76.49㎡。1994年正月18日，石某去世。2005年11月24日，李某1（甲方）与刘义春（乙方）签订了一份《建房协议书》，约定甲方将马道口私宅交乙方施工，包工包料，320元／㎡，共计3层及质量要求、甲方责任、乙方责任、付款方法等。2010年3月左右，李某1、张某又通过刘义春、喻根柱将房屋加盖为4层。2014年4月12日，李某3、李某4、李某1签订了一份《协议》，协议内容：关于李某2位于马道口（中山后街XXX号）的房产，由于原房产登记面积为76.49平方米，后李某1将原房产拆除，自行建成现有房屋。现李某1自建房屋面临旧城改建项目征收，李某3、李某4、李某1姐弟三人达成分割原房产协议如下：一、由李某1负责全权处理现有房屋的征收事项，直至结束。二、房屋征收兑付，由李某1完成。三、征收款项兑付后，李某1分别给予上述二人壹拾伍万元整。但之后该协议没有履行。2014年8月20日，李某1与襄阳市樊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签订了一份《襄阳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住宅房证载总建筑面积为76.49㎡，共计一层，实际测绘总建筑面积343.16㎡，共计4层，砖混结构。住宅房补偿总金额1960198.55元，住宅房增加奖励补偿金额294079.78元，住宅房的非住宅经营性用房增加补偿总金额236250.88元，住改非奖励补偿金额253235.25元，搬家费3431.6元，搬迁时限奖励5000元，装饰装修补偿194491元，其他补偿7570元，总计2954207.06元。2014年9月11日，李某1领旧城改建征收补偿款1500000元，2014年9月26日，李某1领旧城改建征收补偿款1484207.06元，共计2984207.06元。2014年10月30日李某1用补偿款在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投保该公司财富宝三号两全保险，交保费150万元。2014年11月3日张某也用补偿款在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投保该公司财富宝三号两全保险，交保险50万元，其余补偿款李某1、张某陈述已花消。2014年12月3日，李某3、李某4起诉李某1、张某，要求履行三人签订的协议，支付李某3、李某4各15万元，2015年2月2日李某3、李某4申请撤诉，法院裁定准许。双方因拆迁补偿款无法协商，导致诉讼。原审判决还查明，李某1与张某于1993年3月17日登记结婚，2014年11月28日双方在民政部门协商离婚。
一审法院认为，李某2、石某原有76.49㎡私房，李某1、张某提出2001年双方曾协商一致，由李某1、张某补偿李某2、李某3、李某4每人一万元，76.49㎡老房子归其所有。李某2、李某3、李某4予以否认，李某1、张某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主张。故对李某1、张某的该主张不予支持。李某3、李某4提出1985年李某2、石某曾将旧房加盖一层，由一层变为二层，由76.49㎡变为152.98㎡。对此，被告李某1、张某予以否认，李某3、李某4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主张，且李某2房产证仅显示房屋面积76.49㎡，总层数1层。故对该项主张亦不予支持。李某2、李某3、李某4主张被拆迁4层343.16㎡房屋系2005年李某2与三子女共同出资建造，李某1、张某主张系其二人建造。纵观双方证据，2014年4月12日李某3、李某4、李某1三人签订的协议中载明“李某1将原房产拆除建成现有房屋”。李某3、李某4在2014年12月3日起诉李某1、张某，要求履行三人签订的协议的诉状中陈述“2005年被告将其拆除重建”。且李某1、张某提供了与刘义春的建房协议书，刘义春、喻根柱的收条。故应当认定被拆迁的4层343.16㎡房屋系李某1、张某出资建造。本案系自然人之间因特定人身关系而就特定财产的归属产生的诉讼，属于民事诉讼范围。李某1、张某辩称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范围与事实、法律不符，不予支持。2014年4月12日李某3、李某4、李某1三人签订的协议上没有所有权人李某2的签名，亦即排除和侵害了李某2的财产权益，且李某3、李某4、李某4三人非76.49㎡旧房屋权利人，该协议无效。本案诉争房屋通过征收拆迁转化为补偿款，其中住宅房补偿款1960198.55元，住改非补偿款236250.88元，住改非奖励补偿款253235.25元，装饰装修补偿194491元，共计2644175.68元，作为本案争议财产处理。其他签协议时限奖励294029.78元，搬家补助费3431.6元，搬迁时限奖励5000元等是对被拆迁房屋居住人李某1、张某的奖励，不纳入本案处理财产范围。纳入本案处理的补偿款2644175.68元÷343.16㎡＝7705.37元／㎡。原有旧房屋76.49㎡×7705.37元／㎡＝589383.75元，其中一半294691.88元属李某2个人所有，另一半294691.88元属石某遗产，由李某2、李某3、李某4、李某1四人平均继承，即294691.88元÷4人＝73672.97元／人。343.16㎡-76.49㎡＝266.67㎡的部分，综合考虑原有房屋及宅基地由李某2、石某所有、使用，拆旧建新时石某已死亡，李某1、张某私自拆旧建新，新房系建在原有宅基地上，新房屋系李某1、张某出资建造等情节，酌定266.67㎡×70%＝186.67㎡×7705.37元／㎡＝1438361.42元归李某1、张某所有，266.67㎡×30%＝80㎡×7705.37元／㎡＝616429.6元归李某2所有。因所有拆迁补偿款均已由李某1、张某领取、占有，故李某2应得的294691.88元＋73672.97元＋616429.6元＝984794.45元，李某3应继承的73672.97元，李某4应继承的73672.97元，应由李某1、张某予以返还、支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七条、第十三条的规定，判决：一、位于襄阳市樊城区马道口X组东方红路XXX号X幢房屋拆迁补偿款2644175.68元，李某2应得984794.45元，李某3应继承73672.97元，李某4应继承73672.97元，李某1应继承73672.97元，李某1、张某两人共得1453772.16元；二、李某2应得的984794.35元，李某3应继承的73672.97元，李某4应继承的73672.97元，由李某1、张某返还、支付。上述应付款项，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逾期支付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办理。案件受理费306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5600元，李某2负担13259元，李某3负担2053元，李某4负担2053元，李某1、张某共同负担18235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当事人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被继承人石某于1994年去世，李某2作为共有人享有位于襄阳市樊城区马道口X组东方红路XXX号（所有权证号：襄房私03-0XXX7）私房中的一半的产权，石某享有的另一半应当作为遗产，在第一顺序继承人李某2、李某3、李某4及李某1之间进行分配。2005年11月24日，上述房屋被拆除重建，2010年，李某1、张某进行了加盖。至此，遗产的形式已被改变，但因遗产并未及时在各继承人之间分配，各继承人对新建成的房屋及拆迁所得的补偿款共同享有权利。李某2、李某3、李某4要求分割拆迁补偿款，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李某1、张某上诉提出，李某2、石某所有的房屋已于2005年拆除，其系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人；及本案诉争标的物没有办理房产证，确权机构为行政机关，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主管范围的主张，与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上诉还提出，2005年，全家人经协商一致，对老房子补偿及李某2的养老事宜达成口头协议，在此后长达9年之久的时间里，甚至拆迁公告时，被上诉人均没有提出异议，且征收补偿的是土地上的房屋，对于土地没有给予任何补偿，原审判决酌定将其自建的房屋的补偿款的30%判归李某2，属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经查，李某1、张某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2005年曾达成口头协议，被上诉人对此亦不予认可，且2014年4月12日，李某3、李某4、李某1又签订了一份《协议》，对原房产进行分割，故上诉人的该上诉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2014年，李某3、李某4、李某1签订的《协议》未经权利人李某2签字，对李某2不发生法律效力，但对李某3、李某4、李某1三人具有约束力，原审判决认定该协议无效，属适用法律错误，但一审判决李某1、张某支付李某3、李某4各73672.97元，未超过协议约定的数额，且李某3、李某4均未提出上诉，本院对此不再予以审查。李某1、张某上诉还提出，被拆迁房屋系其出资建造，拆迁补偿款中住改非补偿款、住改非奖励补偿款、装饰装修补偿三项应由其享有；即便将李某2、石某共有的房屋通过征收转化为补偿款，该补偿款只有384132.78元，李某2可得240082.99元，李某3、李某4可继承48016.60元。因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在折旧建新之前，旧房子也有部分用于经营活动，故拆迁补偿款中住改非补偿款、住改非奖励补偿款、装饰装修补偿三项不应由李某1、张某单独获得，原审判决的计算方式并无不当，对上诉人的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上诉另提出，李某2应当到庭就2005年与其就拆旧建新达成协议相关事宜说明情况，李某2已81岁高龄，三次中风，长期患有老年痴呆症，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原审未对李某2民事行为能力状况进行审理认定，本案名为李某2起诉，实为李某3、李某4提起诉讼。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可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2的代理人向法院提交了符合规定的委托手续，上诉人未提交李某2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任何证据，亦未向人民法院提起申请认定李某2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诉讼，故对其相关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上诉提出，其在一审诉讼期间提供了证人证言和视听资料，证实石某在弥留之际，立下老房屋由李某1继承的口头遗嘱，原审未对相关证据质证。经查阅卷宗，李某3、李某4在一审诉讼期间并未提出该主张，亦未向法院提交相关证据。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674元，由上诉人李某1、张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晓红
审判员 黄 鹂
审判员 何小玲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书记员 严琦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