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津0115民初8591号
原告：韩耐然，男，1963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宝坻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义忠，天津市宝坻区城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振利，天津市宝坻区城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天津市宝坻区八门城镇南燕窝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天津市宝坻区八门城镇南燕窝村。
法定代表人：韩军先，村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鹏，天津宝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韩淑敏，女，1956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宝坻区。
第三人：杨国荣，女，1943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宝坻区。
第三人：齐学军，男，出生日期不详，汉族，居民，住天津市宝坻区。
原告韩耐然与被告天津市宝坻区八门城镇南燕窝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南燕窝村委会）和第三人韩淑敏、杨国荣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17日立案后，依据原告的申请，本院依法追加齐学军为第三人。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韩耐然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白义忠和刘振利以及被告南燕窝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韩军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鹏到庭参加诉讼。三名第三人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韩耐然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给付原告树木管理费96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1995年5月26日，作为甲方的南燕窝村委会与作为乙方的原告韩耐然、第三人韩淑敏之夫李振敏、杨国荣之夫李然签订一份《承包蓟运河大堤树木管理合同》（以下简称承包合同）。合同约定，为了绿化，把蓟运大堤载满杨树，为确保成活和成活后管理，经两委会和河防协商，将蓟运河大堤所有树木（从村东头石墙外到张头窝边界）承包给乙方管理。成材后乙方占80%，水务局占20%等。合同签订后，乙方对树木进行了浇灌、修剪、打药、除草、看护。但2014年1月，被告擅自将涉诉树木大约320棵成才树木转包给案外人。原告就此事多次找被告负责人，被告答复待树木砍伐时再给付原告款项。2017年4月，涉诉树木被砍伐，共计变卖61000元。同时，国家补贴59000元，共计120000元。按合同约定，应给付原告80%，即96000元。另，李振敏、李然已经去世，其法定继承人同意将其享有的涉诉款项权利全部转让给原告。此款经原告向被告索要未果，故原告提起诉讼。
原告为支持自己的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
1、一份韩耐然、李振敏、李然与南燕窝签订的承包合同；
2、一份由买树人韩路出具的书证，证明卖树款为61000元，国家补贴59000元；
3、一份由第三人韩淑敏、杨国荣出具的转让协议；
4、两份由南燕窝村委会出具的证明；
5、两份由韩淑敏之子、杨国荣之子出具的承诺书；
6、（1）原告申请的证人韩某1主要证实：我在1992-1998年在南燕窝任村主任。1994年，我村在大堤栽树，为了便于管理，把树木包给了原告等三人，并签订了承包合同。合同是时任村书记李振群和我与原告等三人签订的。当时栽了不少的树，因为防汛砍伐了一部分。我下来李连营一直任村主任，2015年开始任书记。再次承包给齐学军时，原告找过我们，我们也找了时任书记和主任，也找过韩军先。他们都说到时候好说。结果树卖了，再找被告以及镇里，多次调解未果；（2）证人韩某2主要证实：1994年至2000年，我任南燕窝村委会会计。涉诉合同系由我书写的。
被告质证意见：证据1在开庭前我见过，但我不清楚这个事。被告公章是真的。对证据5真实性不予认可，这些人应当出庭，对原告主体资格存在异议。其他证据不发表质证意见。
南燕窝村委会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被告不清楚原先村委会和原告签订合同，2014年再次承包涉诉树木的情况存在。我2015年上任，原告并未找过我，是现任书记负责。涉诉300多棵树木因修大堤确实已经砍伐，原告所述的树木数量属实。树木已被现在的承包人齐学军变卖，卖树款是61000元、政府补贴59000元确实有，均在齐学军处。政府补贴款是砍伐树木的动员施工费，和树木本身无关。
被告为支持自己的抗辩主张，提交以下证据：
1、南燕窝村委会与齐学军签订的《农村植树承包合同》；
2、蓟运河治理地上物赔偿明细（庭后提交）。
原告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经询，原告对证据2亦无异议。
韩淑敏、杨国荣、齐学军未作答辩。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994年，被告在涉诉地段大堤上栽树。1995年5月26日，作为甲方的南燕窝村委会与作为乙方的原告韩耐然、第三人韩淑敏之夫李振敏、杨国荣之夫李然签订一份《承包蓟运河大堤树木管理合同》。该合同约定，1995年为了绿化，把蓟运大堤载满杨树。为确保树木成活，和成活以后以后管理，经两委会和河防协商研究决定，把蓟运河大堤所有树木承包给乙方管理（从村东头石墙外到张头窝边界埝）。成材后乙方占80%，水务局占20%。经水务局同意和有关部门允许批准后有权自己砍伐出售等。时任村干部李宝然、李振群在甲方处签名，并加盖南燕窝村委会公章。李振敏、李然、韩耐然在乙方处签名。合同签订后，乙方开始管理树木。
2014年，被告南燕窝村委会将包括上述涉诉树木的大堤等承包给第三人齐学军，但未签订书面合同。2017年2月6日，作为甲方的南燕窝村委会与作为乙方的第三人齐学军补签订一份《农村植树承包合同》。该合同约定，甲方将村东蓟运河大堤管理权承包给乙方，进行林业经营。承包期限2017年3月11日至2019年3月11日。承包费180000元，在2014年3月12日前付清。合同期内，如遇国家及相关部门征用土地…，如对树木有补偿，被征用土地的树木损失费归乙方所有。由甲方负责申请采伐，所得价款80%归乙方。韩军先在法定代表人处签名，并在甲方处加盖南燕窝村委会公章，齐学军在乙方处签名。因蓟运河改造，2017年，齐学军组织将涉诉树砍伐出售，得款61000元。同年5月7日，齐学军从被告处领取政府发放的以下树木赔偿款：大树286棵合计57200元，小树24棵合计2400元，总计59600元。
另查，李振敏、李然均已去世，其继承人均同意将其享有的上述合同权利最终转让给本案原告韩耐然。庭审后经询，第三人齐学军述称卖树款61000元差不多，后又称记不清，并主张问询村委会。
本院认为，原告韩耐然及第三人韩淑敏之夫李振敏、杨国荣之夫李然与被告南燕窝村委会签订的《承包蓟运河大堤树木管理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自己的义务。原告等三位承包人将涉诉树木管理成材后，依合同约定享有收益的权利。第三人韩淑敏之夫李振敏、杨国荣之夫李然去世后，其继承人均同意将其享有的上述涉诉合同权利转让给本案原告。该债权转让行为，符合法律规定，本院照准。故本案原告韩耐然独享上述合同权利，其主体适格。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被告南燕窝村委会以不清楚原先村委会将涉诉树木承包给本案原告等人为由，并在原承包合同未解除的情况下，将原告等人承包合同项下的管理成材的树木发包给第三人齐学军，致使齐学军获得相关利益并给原告造成损失的行为，属于违约行为，依法应承担赔偿原告损失的违约责任。原告诉请被告给付原告树木管理费96000元，与其陈述的96000元构成相互矛盾，应据实作出调整，以实际损失作为本案赔偿依据，而非给付树木管理费。
关于赔偿项目及数额问题：原告主张第三人齐学军卖树款为61000元，被告认可，且第三人齐学军认可以村委会主张的数额为准，故本院对原告该主张予以采纳；原告主张政府针对上述涉诉树木给予的赔偿款为59000元，但被告提交的领款单据记载的数额为59600元，本院据实确认政府赔偿款为59600元。被告主张政府补贴款为砍伐树木的动员施工费，和树木本身无关，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故上述卖树款、赔偿款均属于因被告违约给原告韩耐然等造成的直接损失。因承包合同约定，原告等承包人享有成材后80%的权益，即（61000+59600）×80%=96480元，此款依法应由被告南燕窝村委会赔偿。现原告请求被告赔偿96000元，低于其实际损失数额，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天津市宝坻区八门城镇南燕窝村村民委员会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赔偿原告卖树款、政府补贴款合计96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2200元，由被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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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于德新
审 判 员 刘建宝
人民陪审员 杨万珍
二〇一八年五月九日
书 记 员 黄 隽
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