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18）鄂执复70号
复议申请人（申请执行人）：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穴市江堤路*号。
法定代表人：何谧，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何大明，湖北省弘正法律服务所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肖富盈，湖北多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复议申请人（被执行人）：武汉森泰中洋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解放路***号。
法定代表人：王文汇，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荣有，湖北法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程晶，湖北法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济公司）、武汉森泰中洋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泰公司）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武汉中院）（2017）鄂01执异1793号执行裁定，分别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武汉中院在执行广济公司与森泰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中，作出（2016）鄂01执840号《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计算森泰公司应向广济公司支付执行款共计557606.18元。森泰公司不服，提出执行异议。
武汉中院查明，广济公司与森泰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该院作出（2015）鄂武汉中民商初字第00101号民事判决，判令森泰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广济公司支付下余股权转让款7,016,740元；森泰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广济公司支付违约金1,226,316.29元，并从2014年8月16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每日向广济公司支付违约金3508.37元（违约金计算标准为7,016,740元的日万分之五）。森泰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2月18日作出（2015）鄂民二终字第0022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广济公司与森泰公司分别于2016年1月15日、2016年3月10日签收终审判决。因森泰公司未履行生效民事判决确定的义务，广济公司于2016年4月5日向该院申请执行，该院以（2016）鄂01执840号立案受理。
执行期间，广济公司与森泰公司于2017年1月18日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约定森泰公司应支付广济公司股权转让款7,016,740元、违约金2,980,501.29元、诉讼费78,960元（三项共计10,076,201.29元）和迟延履行期内债务利息49万元（自2015年12月28日至2017年1月23日，计算方法为700万元×0.000175×400天）。双方约定的还款方式为：2017年1月23日前森泰公司支付广济公司300万元，余下的7,566,201.29元分三次支付。2017年3月23日前支付2,522,067.1元，5月31日前支付2,522,067.1元，7月31日前支付全部尾款。2017年1月26日，森泰公司向广济公司支付100万元后，未按照上述和解协议约定的时间履行剩余款项。该院于2017年3月27日作出（2016）鄂01执840号执行裁定，冻结被执行人银行存款58.47万元。
同年4月25日，在该院主持下双方就剩余部分款项再次达成执行和解，约定被执行人森泰公司于2017年5月底之前履行前三期还款数额7,044,134.2元（扣除前期支付的100万元），若森泰公司违约，则“按原判决执行，上失信名单，并提供集团公司属下第三人所属的房产，担保执行。”随后，森泰公司分别于2017年6月9日、2017年8月1日向广济公司支付7,044,134.2元、2,522,067.1元，双方对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的计算产生分歧。
2017年6月12日，广济公司主张截止2017年6月9日森泰公司欠款合计4,934,160.28元，向该院申请按照原判决执行。2017年11月10日，该院作出《通知》，认为本案执行依据的判决生效之日为2016年3月10日，违约金共计3,233,103.93元，森泰公司共应向广济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违约金合计10,249,843.93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之规定，本案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应计算至2017年8月1日止，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计算基数为10,249,843.93元，分段计算如下：1、2016年3月20日至2017年1月26日期间迟延履行利息为559,641.48元，计算公式为10249843.93×0.000175×312；2、2017年1月27日至2017年6月9日期间迟延履行利息为215,290.12元，计算公式为9249843.93×0.000175×133；3、2017年6月10日至2017年8月1日期间迟延履行利息为20,071.96元，计算公式为2205709.73×0.000175×52；以上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合计为795,003.55元。综上，含案件受理费78960元，依生效判决森泰公司还应向广济公司支付执行款项557,606.18元，具体计算方式为10249843.93+795003.55－1000000－7044134.2－2522067.1+78960＝557606.18。由于本案执行依据未确定给付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对此《通知》未予计算。上述《通知》送达双方当事人后，森泰公司提出异议。
武汉中院认为，该案争议焦点为是否应当恢复对原判决的执行、违约金能否作为计算迟延履行期间加倍部分利息的基数。针对上述问题及森泰公司异议理由、请求，该院评述如下：
（一）关于是否应当恢复对原判决执行的问题
执行和解协议是当事人之间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义务自愿达成的协议，该协议虽在当事人之间具有法律约束力，但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不是法院据以强制执行的依据，不能产生阻却执行的法律效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七条“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在执行中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对方当事人申请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执行”之规定，在森泰公司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执行和解协议之时，广济公司依法享有申请恢复原判决执行的权利，该权利不以双方协议约定为基础。
本案中，广济公司与森泰公司在第二次执行和解协议中约定森泰公司应于2017年5月底之前还款7,044,134.2元，若森泰公司违约，则按原判决执行。事实上，森泰公司直至同年6月9日才向广济公司支付上述款项。同年6月12日，广济公司向该院申请按照原判决执行，并主张截止同年6月9日森泰公司欠款合计4,934,160.28元。同年8月1日，森泰公司向广济公司支付2,522,067.1元。可见，执行过程中，森泰公司并未按照和解协议约定的时间节点履行付款义务，广济公司接收森泰公司6月9日支付的款项后向该院申请恢复执行的行为可视为其对森泰公司迟延履行行为的反驳，广济公司并未放弃申请恢复原判决执行的权利。广济公司向该院申请恢复执行之时，执行和解协议尚有252万余元未履行完毕，且森泰公司未按照协议约定的全部履行要素进行履行的行为已构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七条“不完全履行”执行和解协议之情形，故对广济公司恢复执行之请求，应予支持。
另，该院之所以在2017年3月27日冻结森泰公司银行存款，是因为森泰公司未按第一次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2017年3月23日前”支付款项。在本案金钱债务的执行过程中，森泰公司以迟延履行期间发生的事实主张免责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此外，上述冻结行为发生在第二次执行和解前，属森泰公司可以注意之情形，即便因此造成迟延履行的后果亦应由森泰公司承担。
综上，本案被执行人森泰公司虽已将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款项付清，但由于其付款行为超过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支付时间构成不完全履行，且申请执行人广济公司在森泰公司付清款项前早已提出恢复原生效判决执行之申请，故本案不属于执行和解协议已履行完毕、不予恢复原生效判决执行的情形，森泰公司所提第（1）项异议理由无事实、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对其关于执行案件作结案处理的请求，该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违约金能否作为计算迟延履行期间加倍部分利息基数的问题
首先，根据《解释》第一条第三款规定，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包括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计算基数为“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计付迟延履行利息的目的在于促使债务人履行义务，从而实现债权人的债权，但不能过分加重债务人的负担。如果利息负担过重，致使债务人放弃偿债的努力，反而不利于及早实现债权。因此《解释》从平等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原则出发，将一般债务利息排除在迟延履行期间加倍部分利息的计算基数之外，以平衡当事人利益，确保执行措施合理得当。
其次，利息是资金的法定孳息，债权人的利息请求权实际上是以利息作为标准计算不能及时回收资金的损失，符合民事赔偿填平原则，具有补偿性。违约金不仅具有担保债务履行的功能，其作为一种违约责任形式，对于一方违约后及时补偿受害人的损失、制裁违约行为人具有重要作用，故违约金兼具补偿性和惩罚性。具有补偿性的一般利息不能计入迟延履行期间加倍部分利息的计算基数，那么兼具补偿性、惩罚性的违约金不宜计入基数。
最后，违约金和迟延履行期间加倍部分利息均具有惩罚性，惩罚应适度。本案以生效判决确定的原本之债（股权转让款7,016,740元）为基数计算迟延履行期间加倍部分利息、违约金，即可保护债权人权益。《通知》再将违约金作为迟延履行期间加倍部分利息的计算基数，会明显加重债务人的负担，有重复惩罚之嫌，不符合平等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原则。据此，森泰公司所提第（2）项异议理由成立，对其撤销《通知》的请求，应予支持。
综上，森泰公司部分异议主张成立，成立部分该院予以支持。广济公司申请恢复原生效判决执行于法有据，《通知》适用法律错误、计算结果有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项规定，该院于2018年3月7日作出（2017）鄂01执异179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撤销该院于2017年11月10日作出的（2016）鄂01执840号《通知》。
复议申请人广济公司不服武汉中院（2017）鄂01执异1793号执行裁定书，请求撤销武汉中院（2017）鄂01执异1793号执行裁定。理由是：根据《解释》第一条规定，“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计算方法为：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等于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乘以日万分之一点七五乘以迟延履行期间。”本案中，违约金不是一般债务利息，在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时不应扣除。
复议申请人森泰公司不服武汉中院（2017）鄂01执异1793号执行裁定书，请求终结执行。理由是：第一，在2017年10月24日广济公司要求按原判决执行之前，该公司及其代理人既未见过广济公司2017年6月12日提交的《关于与森泰中洋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有关欠款计算的情况说明》（以下简称《情况说明》），也未接到有关的通知。第二，该情况说明并无明确恢复原判决执行的意思表示。第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十一条规定，该公司已经履行完毕和解协议，应当作结案处理。
本院查明，武汉中院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
另查明，2017年6月12日，广济公司向武汉中院提交《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截止2017年6月9日森泰公司欠款合计4934160.28元。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有二个，一是是否应当恢复对原判决的执行；二是违约金是否能够作为计算迟延履行期间加倍部分利息的基数。
关于是否应当恢复对原判决执行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七条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在执行中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对方当事人申请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执行，但和解协议已履行的部分应当扣除。和解协议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不予恢复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申请执行人因被执行人迟延履行、瑕疵履行遭受损害的，可以向人民法院另行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对迟延履行和解协议的争议应当另诉解决的复函》（[2005]执监字第24-1号）指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和我院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执行和解协议已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不予恢复执行。本案执行和解协议的履行尽管存在瑕疵，但和解协议确已履行完毕，人民法院应不予恢复执行。至于当事人对延迟履行和解协议的争议，不属执行程序处理，应由当事人另诉解决。”根据上述司法解释和批复精神，迟延履行并不必然导致和解协议不完全履行的认定。本案中，判断是否应当恢复对原判决的执行，应当查明申请执行人是否有恢复执行原判决的意思表示，执行法院是否通知被执行人恢复对原判决的执行，执行和解协议的履行情况及是否履行完毕等基本事实。根据武汉中院及本院查明的事实，广济公司提交的《情况说明》并无明确恢复执行的意思表示，其他有关事实武汉中院亦未查明，在此基础上武汉中院既认定应当恢复原判决的执行，属认定事实不清。关于违约金是否能够作为计算迟延履行期间加倍部分利息基数的问题，应当在上述问题查明并作出判断后再予以审查。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三）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01执异1793号执行裁定书。
二、发回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查。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杨源俊
审 判 员 施峰峰
审 判 员 杨斌崇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刘春艳
书 记 员 汪学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