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杭商终字第245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童卫民。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元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葛峰林。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姜红红。
上诉人童卫民、上诉人杭州元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唐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富阳市人民法院（2014）杭富商初字第17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3月25日，童卫民与元唐公司签订车辆代购代办协议一份，约定童卫民向元唐公司订购迈腾汽车一辆，车价为247800元。同日，童卫民向元唐公司交付预付购车款10000元。2014年4月11日，富阳市公证处出具（2014）浙富证确字第1707号公证书一份，确认童卫民于2014年3月26日零时前办理了机动车交易相关手续。2014年5月1日，元唐公司的员工蒋晨超代表元唐公司与童卫民签订了车辆代购代办协议一份，约定童卫民向元唐公司订购汽车一辆，颜色为开罗金，车价为234800元，订车一个月内提车，童卫民需支付元唐公司提车上牌服务费500元。协议对其他事宜作了相应的约定。童卫民于协议签订当日向元唐公司交付预付购车款10000元。因元唐公司未按期通知童卫民提车，童卫民妻子与元唐公司联系后，元唐公司退还童卫民预付的购车款19500元。2014年6月16日，童卫民与元唐公司因履行购车协议发生纠纷，富阳市公安局高桥派出所出警处理。富阳市公安局高桥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经该所民警了解，童卫民于2014年3月份与元唐公司签订了一份购车协议，童卫民向元唐公司交付了订金20000元，协议签订后，元唐公司与童卫民妻子联系后将订金退还给童卫民妻子。后双方因要不要继续履行购车协议发生纠纷，民警在现场进行调解未果。
原审法院认为：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童卫民提交的2014年5月1日的车辆代购代办协议是否真实。二、童卫民与元唐公司之间的车辆代购代办协议是否已解除。三、童卫民要求元唐公司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法院评析如下。一、童卫民提交的2014年5月1日的车辆代购代办协议真实有效。2014年3月25日，童卫民与元唐公司签订的车辆代购代办协议，是为了在杭州市实行小客车总量调控政策前，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公证而签订。该协议对提车时间、车辆颜色等条款均未约定。而童卫民提交的2014年5月1日的车辆代购代办协议，对车辆颜色、提车时间、元唐公司赠送童卫民的物品等条款进行了约定。且童卫民在2014年3月25日签订协议时，交付元唐公司10000元购车款作为订金。2014年5月1日童卫民又交付元唐公司10000元，该交付行为与2014年3月25日的情形类似。因此，童卫民提交的2014年5月1日的车辆代购代办协议虽系复印件，但可以和本案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可以认定童卫民提交的2014年5月1日的车辆代购代办协议真实有效。二、童卫民与元唐公司之间的车辆代购代办协议已解除。童卫民自认，因元唐公司未按期通知童卫民提车，童卫民联系其他4s店购买汽车，并要求元唐公司退还20000元订金，元唐公司同意退还，但要扣除500元服务费。因此，童卫民与元唐公司之间的车辆代购代办协议，在童卫民要求元唐公司退还订金，元唐公司同意并将订金退还童卫民时，双方已协议解除。在车辆代购代办协议已经解除的情况下，童卫民要求元唐公司继续履行双方于2014年5月1日签订的车辆代购代办协议，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三、关于童卫民要求元唐公司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因双方未对元唐公司的违约责任在车辆代购代办协议中予以约定，故童为民提出比照车辆代购代办协议第四条关于童卫民违约责任的条款，要求元唐公司赔偿其等于订金金额的违约金2000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但元唐公司未按协议约定的时间即2014年5月31日前通知童卫民提车，已构成违约。元唐公司的违约行为，造成童卫民无法及时使用车辆，应赔偿童卫民相应的租车费用。从2014年5月31日起至2014年6月13日元唐公司退还童卫民订金双方解除合同时止，酌情认定元唐公司应赔偿童卫民在此期间的租车费用1000元。因元唐公司并无依约通知童卫民提车并提供上牌服务，其收取童卫民500元服务费无事实依据，应予退还。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元唐公司赔偿童卫民损失1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元唐公司退还童卫民购车款5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驳回童卫民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25元，减半收取212.5元，由元唐公司承担15.5元，童卫民负担197元。
宣判后，童卫民、元唐公司均不服，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
童卫民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上诉人提交的证据4真实合法有效。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4（微信截屏）认为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不影响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故对该证据不予认定。事实上，被上诉人认可裘淑芬为其业务员，而每一个手机号码对应的微信号具有不可更改的唯一性，被上诉人不认可证据4的真实性，理应提交裘淑芬的手机号、微信号、微信记录等反证，其不提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证据4与本案有重大关联。2014年6月13日被上诉人没有全额退还订金，且2014年6月14日被上诉人再次联系上诉人通知可以提车的行为表明，在当天被上诉人也认可双方《车辆代购代办协议》仍在履行。一审认定的“订金退还时双方已协议解除”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3、被上诉人分两次收取上诉人共计2万元的购车订金，在6月13日退还时，被上诉人曾向上诉人妻子表示要扣除1000元的服务费，因上诉人妻子不同意才扣除5o0元，这5o0元在上诉人看来，就是订金的一部分。双方均不认为该5o0元指提车上牌服务费。而一审判决认定该500元为“提车上牌服务费”与事实不符，因此影响整个案件的判决。4、被上诉人应当赔偿上诉人违约金2万元。如上诉人在5月底前明确向被上诉人表示要解除协议，则2万元订金肯定是被被上诉人全额罚没。同样的，被上诉人既已违约未能交车，即应承担等同于订金的违约赔偿责任。一审认为协议没有约定被上诉人的违约责任，违约金于法无据，违背了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原则。即使按照有关法律规定，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订金，被上诉人在返还后可视为购车协议已解除，那解除行为成立之时也应当在被上诉人全额返还订金之时。对被上诉人支付相应租车费，该租车费用的计算期间也应当是2014年6月1日至被上诉人全额返还订金之日止。5、一审法院认定协议已解除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被上诉人认为收取的2万元是购车款，不是订金，因被上诉人没有代购到车应全额返还。被上诉人未全额返还，6月l4日仍告知可以提车，表明其认可双方协议仍在履行。上诉人从未同意过解除协议，在车辆限牌限购政策的背景下，购车协议直接关系到上诉人购车后能否上牌，因此，被上诉人无权单方解除协议。上诉人自己寻找车源目的是找到车源后仍与被上诉人继续履行协议。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退还订金是在被上诉人二次违约的前提下采取的不得已的措施，其过错责任在于被上诉人。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为“元唐公司支付上诉人违约金2万元”；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为“元唐公司继续履行2014年5月1日与上诉人签订的车辆代购代办协议”；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
元唐公司上诉称：一审认定双方2014年5月1日签订的《车辆代购代办协议》真实存在错误。双方签订的仅有2014年3月25日的《车辆代购代办协议》，双方解除的也是该协议，并不存在2014年5月1日的协议。一审中，童卫民也未提交该协议原件。一审认为其与2014年5月1日的收款收据相互印证而予以认定，事实上，2014年5月1日上诉人向童卫民收取1万元车款是因取得了购车公证书。而按2014年3月25日签订的协议，上诉人有权要求童卫民一次性付清车款。在童卫民领取公证书时上诉人要求其再支付1万元合情合理。一审对无原件的证据予以认定，违反法律规定，也违背了本案的事实。双方于3月25日签订的协议中并未就提车时间作出约定，因此，上诉人并不存在原审所认定的违约行为，原审判决上诉人赔偿损失错误。一审认定上诉人应退还童卫民购车款500元亦属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与童卫民明确约定预付的车款2万元，其中500元是作为上诉人为其代办购车活动的报酬。而在协议签订后，上诉人也及时办理了公证等相关事务。由于童卫民要求解除合同而向上诉人要求返还报酬的行为无事实依据，一审认定上诉人退还500元服务费存在事实认定错误。综上，请求撤销原审第一、二项判决，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元唐公司针对童卫民的上诉答辩称：一、答辩人和童卫民并没有在2014年5月1日签订过车辆代购代办协议，即使签订过该协议，也已经解除，答辩人也已向童卫民退还了预付的车款，童卫民也自认其通知答辩人自行联系购车，并要求答辩人退还预付车款。事实上，经双方协商，答辩人将19500元退还给童卫民，另500元作为办理车辆公证手续的报酬。由此双方解除合同，退还预付款的合意是明确的，并已经实际解除。关于微信证据，因微信证据来源不明，且其内容也可以随意删减，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合同解除后，答辩人没有义务代购买车辆。二、童卫民向答辩人主张2万元违约金没有任何依据。经双方协商一致，合同已经解除，答辩人也不存在违约。同时，车辆代购代办协议并没有约定违约金，而2万元为车辆的预付款，也并非定金。综上，请驳回童卫民的上诉请求。
童卫民针对元唐公司的上诉答辩称：一、2014年5月1日双方签订的车辆代购代办协议真实存在，只是因为当时元唐公司表示公章不在，答辩人在两份协议上签名，公司表示会给，但之后一直没有给答辩人。二、元唐公司上诉中陈述“收取1万元车款是因答辩人取得了购车公证书”，对此答辩人不予认可，一次性付款是在购车的时候，并不是领公证书的时候。元唐公司不认可签有第二份协议，认为没有就提车时间进行约定。对此是说不过去的，答辩人及元唐公司也不可能签这样的协议。关于500元问题，元唐公司也认为是代购的报酬。既然代购行为没有完成，元唐公司收取500元没有道理。
二审有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对2014年3月25日签订《车辆代购代办协议》的事实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但该协议对提车时间、车辆颜色等条款未作约定，而童卫民提交的2014年5月1日的《车辆代购代办协议》，除对车辆颜色、提车时间、赠送物品等条款进行了约定外，其余条款与双方2014年3月25日签订的协议内容基本一致。童卫民在2014年3月25日签订协议时，交付元唐公司10000元购车款作为订金，2014年5月1日童卫民又交付元唐公司10000元，二次交付情形类似，元唐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内容相同。因此，虽童卫民提交的2014年5月1日的《车辆代购代办协议》系复印件，但可以和本案其他证据相印证，据此对童卫民提交的2014年5月1日的《车辆代购代办协议》真实性予以认定。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元唐公司未按期通知童卫民提车，童卫民要求元唐公司退还20000元车款，元唐公司在扣除500元服务费后于2014年6月13日向童卫民退还车款19500元。因此，双方签订的《车辆代购代办协议》在童卫民要求元唐公司退还车款，元唐公司同意并退款给童卫民时已合意解除。元唐公司未按期通知童卫民提车，其行为构成违约，对已收取的500元服务费元唐公司应予以退还。因《车辆代购代办协议》对元唐公司不能按期通知提车的违约责任未作明确约定，童为民要求元唐公司赔偿其等于预付车款金额的违约金2万元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但元唐公司违约行为造成童卫民无法及时使用车辆的事实清楚，原审法院据此判令元唐公司赔偿童卫民从2014年5月31日起至2014年6月13日元的相应租车费用并无不当。童卫民原审中提供的证据4，其形式为微信截屏，欲证明元唐公司的业务员裘淑芬于2014年6月14日通知马上可以提车的事实。但从童卫民提供的证据形式看，并不能直接证明其中的内容系元唐公司业务员裘淑芬所发，且童卫民亦认可提供的仅为部分内容。故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原审法院对此不予认定无不当之处。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童卫民、元唐公司提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7元，由上诉人童卫民负担197元，上诉人杭州元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负担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洪悦琴
审 判 员 袁正茂
代理审判员 崔 姗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倪知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