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长治县人民法院
p t ; ” >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晋0421民初523号
原告：晋城市青年上党梆子剧团，住所地：晋城市城区西上庄办事处。
法定代表人：杨海兰，职务：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鹏旭，山西恒烨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代为参加诉讼，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代为参加调解、进行辩论；代为提起上诉、申请执行；代为签收法律文书。
被告：长治县荫城镇河南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李锋旗，职务：村委主任。
原告晋城市青年上党梆子剧团（以下简称：青年剧团）诉被告长治县荫城镇河南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河南村委）演出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青年剧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鹏旭、被告河南村委的法定代表人李锋旗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青年剧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归还原告演出费11000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11月上旬，原告经签订合同后，由原告为被告村上演戏。具体时间为同年11月7日至10日，共4天七场戏，商定戏价共计110000元整，并约定演出结束，被告一次性付清原告戏价。演出结束后，被告以款项不便为由，分文戏价未予支付。2017年以来，原告财会人员多次催款，被告仍以同一理由长期拖延至今未付，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只得提起诉讼主张权利，请求依法判决。
被告河南村委书面答辩称：1、关于原告俗称的唱戏一事，按照村民自治的相关章程规定和财务管理的要求，未经支村两委会议研究通过，也未提交村民代表会议审议表决。目前，村委关于唱戏的合同、发票等任何原始资料均无据可查，财务往来也无任何显示，自新一届村委换届上任以来也未见任何相关人员催要此款；2、据了解，演出合同的原件经镇领导审核，不符合村务重大支出事项的相关报备和签约规定，现仍在镇领导处保存；3、原告在周边村和被告村演出，相隔时间不长，被告村的110000元演出费与周边村庄相差太大，明显偏高。综上所述，被告对此事不予认可，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青年剧团向法庭提供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2016年10月20日签订的《晋城市青年上党梆子剧团演出合同》一份，合同甲方系本案原告，乙方为本案被告，该合同具体约定了双方演出的时间和费用，以及演出时的主要节目，证明该合同经原被告双方确认，合同已生效，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完全履行的事实。
证据二、证人秦某出庭作证证明，其是给原告联系演出业务的，其认识被告的原村委主任常艺磊，不认识现任的村委主任；原告提供的演出合同其没有亲眼看见被告加盖公章，其是把合同给了被告的原村委主任常艺磊，常艺磊签了字加盖了村委公章以后把合同给了其；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6年农历十月初八至十月十一（公历2016年11月7日至11月10日）在被告村演出了4天7场戏（3个下午4个晚上），每一场演一本戏；知名演员一人演出一场的费用是10000元，当时请了好几个著名演员，所以费用较高。
被告的质证意见是：
对证据一，演出合同在荫城镇政府放着，被告看到的演出合同不是原告提供的这份合同，被告的公章由荫城镇政府保管，盖章需经过荫城镇政府审核同意，所以对这份合同的真实性不认可。
对证人的证言不认可，因为证人陈述的事情被告均不知情。
被告未向法庭提供证据。
休庭后，原告向法庭提供了一份《情况说明》，陈述2016年11月7日至11月10日在被告村唱了七场戏，分别是《忠烈千秋》、《秦香莲》、《柴夫人》、《打金枝》、《三关排宴》、《薛刚反唐》、《程咬金闹殿》，演出期间聘请了晋城市上党梆子剧团团长陈素琴（梅花奖获得者）、副团长齐素珍（杏花奖获得者）及晋城市上党戏剧院院长郭孝明（国家一级演员）参加演出。
被告的质证意见是：其对原告陈述的演出剧目及参加演出的知名演员均不知情。
经法庭询问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李锋旗，其陈述，其也是河南村上一任村委班子的成员，上一任村委主任常艺磊决定请剧团唱戏前给村委班子成员说过，但村委班子成员都不同意，因为当时村委没有钱。但是班子成员反对归反对，常艺磊还是请剧团把戏唱了。
经法庭询问被告村村民原发胜、宋双发、郭忠孝，他们均陈述，2016年他们村唱戏是从农历十月初九（公历11月8日）晚上开始演出，一直到农历十月十二（公历11月11日）晚上结束，共演出了七场戏；第一场戏演的是《秦香莲》，著名演员郭孝明参加了演出，其余的六场戏没有什么著名演员参加演出；这次唱戏的这个剧团，先是在西池乡东池村演出，因为东池村过庙会，在东池村演出结束后就直接来他们村演出；在东池村演出时他们都去看了，听旁边的观众说戏价是四、五万元钱；这次唱戏的剧团属于小剧团，没有什么名气，有名气的剧团比如晋城市上党剧院、长治市上党梆子剧团，戏价都在十万元以上，就不落价，没有名气的剧团即使请上著名演员演出，戏价也不会太高，因为名演员就那几个，并且名演员出场的最高价不超过5000元。
综合原告的举证及被告的质证意见，本院认证如下：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一《晋城市青年上党梆子剧团演出合同》一份的真实性不认可。本院认为，该合同上有原被告加盖的公章，被告的原法定代表人常艺磊还签了名字，被告既未提供其在质证意见中提到的荫城镇政府保管的演出合同，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所提供的演出合同上加盖的被告的公章是伪造的，且经法庭核实，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及部分村民均认可原告确实在他们村演出了，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二证人出庭证言不认可。本院认为，证人出庭证言证明原告于2016年在被告村唱了七本戏（3个下午4个晚上），这与法庭对被告村部分村民核实的情况一致，故本院对该证言予以采信；证人出庭证言还证明原告当时演出时叫了好几个著名演员，每人出场费用一场10000元，所以本次戏价就比较高，这与法庭对被告村部分村民核实的情况不一致，又因为证人是给原告联系演出业务的，与原告有利害关系，该证言本院在说理部分予以认证。
关于原告向法庭提供的《情况说明》一份，因被告村民对《情况说明》中所表述的剧目予以认可，本院予以采信；《情况说明》中所表述的演出时间与被告村民所陈述的演出时间不一致，因出入不大，故本院对被告村民所陈述的演出时间予以认定；对《情况说明》中所表述的参加演出的著名演员，被告村民只认可郭孝明这一位著名演员参加了演出，因原告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认定只有郭孝明这一位著名演员参加了演出。
经审理查明，经秦某（本案证人）联系，2016年10月2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演出合同》，约定：“甲方（本案原告）定于农历2016年10月8日起至2016年10月11日止在乙方（本案被告）演出4天7场，乙方付甲方演出费110000元（包括请著名演员费用）。”该合同上有被告原村委主任常艺磊的签字并加盖了被告的公章。合同签订后，原告于农历2016年十月初九（公历11月8日）晚上开始演出，一直到农历十月十二（公历11月11日）晚上结束，共演出7唱戏，分别是《忠烈千秋》、《秦香莲》、《柴夫人》、《打金枝》、《三关排宴》、《薛刚反唐》、《程咬金闹殿》。第一场戏演的是《秦香莲》，著名演员郭孝明参加了演出，其余的六场戏没有著名演员参加演出。演出结束后，被告一直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原告演出费。
另查明，被告的原村委主任常艺磊与原告签订《演出合同》并未经长治县荫城镇河南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表决通过，原告的演出费用并未在被告处挂账。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案涉《演出合同》是否有效？2、若案涉《演出合同》有效，被告应否支付原告演出费110000元？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一）本村享受误工补贴的人员及补贴标准；（二）从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三）本村公益事业的兴办和筹资筹劳方案及建设承包方案；（四）土地承包经营方案；（五）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六）宅基地的使用方案；（七）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八）以借贷、租赁或者其他方式处分村集体财产；（九）村民会议认为应当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项。村民会议可以授权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前款规定的事项。”被告的原村委主任常艺磊作为法定代表人代表被告与原告签订《演出合同》，约定原告给被告村演出，被告向原告支付唱戏款，此属于“从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依法应当经长治县荫城镇河南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但庭审查明被告的原村委主任常艺磊并未履行该程序便与原告签订了《演出合同》，很显然被告的原村委主任常艺磊的该行为属于超越权限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成员作出的决定侵害村民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村民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予以撤销，责任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被告现任村委主任李锋旗称，被告的原村委主任常艺磊决定请剧团唱戏时，被告的其他村支委员均不同意，其他村支委员作为长治县荫城镇河南××村民，若认为被告的原村委主任常艺磊的该决定侵害了他们的合法权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应当自原告给被告村唱戏的首日（即：公历2016年11月8日）起至2017年11月8日止一年内申请人民法院对案涉《演出合同》予以撤销，但被告的其他村支委员及其他村民均未行使撤销权，该权利已经消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案涉《演出合同》对被告发生法律效力。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
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生效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庭审查明，原告已经按照案涉《演出合同》的约定演出了相应的剧目。案涉《演出合同》还约定，110000元演出费用中包括请著名演员费用，但请哪些著名演员以及所请著名演员的演出费用是多少，并未约定。休庭后，原告向法庭提交的《情况说明》称请了三位著名演员参加了演出，但被告村村民仅认可有一位著名演员参加了演出。原告申请的证人出庭作证证明原告当时演出时叫了好几个著名演员，每人出场费用一场10000元，所以本次戏价就比较高。可见，根据证人的出庭证言对上述约定也不能予以确定。被告辩称，原告在周边村和被告村演出，相隔时间不长，被告村的110000元演出费与周边村庄相差太大，明显偏高。经法庭询问被告村部分村民，他们称原告在其他村唱戏，演出费用最多50000元。原告并未提供相应证据来反驳被告的辩解意见。因原告所举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其已经全面履行了案涉《演出合同》所约定的义务，故原告要求被告按照案涉《演出合同》的约定支付110000元演出费违反公平原则。本院结合原告的陈述、原告申请的证人出庭证言以及被告村部分村民的陈述，认定原告本次演出的基础演出费为50000元，加上一位著名演员的演出费10000元，共计60000元。被告应当将该费用支付给原告。
据此，为了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长治县荫城镇河南村民委员会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原告晋城市青年上党梆子剧团演出费60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500元，减半收取1250元，由原告负担600元，被告负担65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侯鸟龙
二○一八年七月十九日
书记员张晓慧
附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六十一条第二款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
（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
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第六十二条第二项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
（二）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第三十六条第一款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成员作出的决定侵害村民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村民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予以撤销，责任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