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782民初2413号
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住所地：义乌市。
负责人：张辉，行长。
委托代理人：陈菁，浙江浩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洪艳芝，浙江浩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金安仓储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金华市站前区营业房6幢1号。
法定代表人：徐薛明，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刘华英，浙江泽大（金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宋珩源，浙江泽大（金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义乌市义亭铜材福利厂，住所地：义乌市。
法定代表人：吴朝忠。
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为与被告浙江金安仓储管理有限公司仓储合同纠纷一案，于2017年2月1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3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的委托代理人洪艳芝、被告浙江金安仓储管理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华英、宋珩源到庭参加了诉讼。后本院认为义乌市义亭铜材福利厂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故本院依法通知义乌市义亭铜材福利厂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于2018年7月12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的委托代理人陈菁、被告浙江金安仓储管理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华英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义乌市义亭铜材福利厂经本院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诉称：2013年12月4日，原、被告双方及第三人作为质权人、监管人、出质人签订了一份《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约定：被告接受原告委托，对任一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质押合同项下质押财产代质权人占有，并履行监管义务；监管场所为义乌市义亭工业区义乌市义亭铜材福利厂仓库。被告在核验质押财产后，在质押财产清单、质押财产最低控制价值通知书（质押财产最低控制价值为2000万元）上盖章确认。自此质押财产交于被告监管。2015年2月10日，原告对监管仓库进行实地查验，发现质押财产存在不足。2015年2月12日，原告向被告发函，要求被告依照合同约定补足质押财产。2015年3月9日，质押财产再次发生灭失。此后原告多次要求被告按照合同约定补足质押财产，但被告一直拒绝履约。原告认为被告未尽监管义务，致使监管财产灭失，应按约定赔偿原告所受损失。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损害赔偿金20000000元。
被告浙江金安仓储管理有限公司辩称：1、原、被告存在的是委托监管关系，不是保管合同关系，监管方式是由被告和义乌市义亭铜材福利厂共同履行监管职责，方式为24小时驻场监管履行。在履行期限内被告派驻了员工在厂房内对仓库内的铜材进行最低额价值的监管，故被告已按约履行职责，不存在违约情况；2、本案发生质押物灭失的原因是由于义乌市义亭铜材福利厂的债务纠纷引发被哄抢，该事实已向义乌市公安局报案并立案，查实确属于债权人哄抢事件，该事实属不可抗力情形，不在被告监管能力范围内，因为该动产的安全保卫及保管并不是单一由被告承担；3、本案损失后果已由原告向义乌市义亭铜材福利厂及相关担保单位主张，法院判决已生效，故原告不能就同一事实和损失后果再向被告主张权益，且原告主张损失后果的条件并未成就，在他案执行没有完全之前，其损害后果无法估量，故本案中的损害后果不应得到支持。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义乌市义亭铜材福利厂未作答辩。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法庭提供了以下证据：
1、动产质押监管协议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保管合同法律关系的事实。
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
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予以认定。
2、动产抵押登记书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取得抵押物抵押权的事实。
被告表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清楚，上面没有被告的签字盖章。
本院认为该证据能同本案的其他证据相印证，故对其证明力予以认定。
3、要求补足由浙江金安仓储管理有限公司监管的质押财产的函复印件一份、快递单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被告未尽监管义务，导致质押财产灭失。
被告表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清楚，上面没有被告的签字和盖章。该证据形成的时间是2月12日，在2月10日就发生了哄抢，该份证据是质押物被抢后形成的，质押物被抢的事实被告在第一时间通知原告，原告也向公安机关报案。证据在质押物被抢后形成，不能证明是被告原因造成质押物减少。快递单是收据联没有送达联。
本院认为原告并无证据证明该函件已发送给被告，故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
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法庭提供了以下证据：
1、质押物库存清单复印件一份、刑事报案书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经过被告现场清点，确认二次哄抢前后质押物的数量及价值变动情况，并经过原告认可提供给公安机关，证明被哄抢质押物合计20054520元；原告就涉案质押物被哄抢事宜向义乌市公安局提交书面的报案资料，该刑事报案书中，原告陈述了哄抢事实发生的时间、地点、被抢质押物的数量和价值，再次确认了本次质押物被抢货值为20054520元；原告在报案书中确认了“事后监管公司立即告知我单位”的事实，证明被告已经按约履行了通知义务。
原告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能够证明由于被告监管不力导致质押物损失，根据动产质押监管协议，被告应当承担责任，并赔偿损失。且刑事报案一事至今未由公安机关立案，因此被告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本院认为该证据的内容能反映被告所要证明的事实，故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予以认定。
2、现场照片打印件六份，用以证明2015年2月10日、3月9日两次哄抢前后时间点，厂房内质押物堆积现场情况，可以看到的是两次哄抢前后质押物的变动，特别是第二次哄抢后，现场堆积的质押物几乎全被搬走。
原告质证意见同证据1。
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的内容能反映被告所要证明的事实，故对该组证据的证明力予以认定。
3、加盖有义乌市公安局义亭派出所公章的彭友祥询问笔录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1、被询问人是义乌市义亭铜材厂厂长；2、2015年2月10日下午5-6点期间，铜材厂厂区内部分货物被债务人强制拉走的事实；3、监管公司当天通知了铜材厂；4、被拉走的货物大致估值超过400万人民币；5、3月份的笔录中讲到厂房钥匙此前被债权人拿走。
原告质证意见同证据1。
本院认为该证据的内容能反映被告所要证明的事实，故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予以认定。
4、加盖有义乌市公安局义亭派出所公章的汤绍娇、王凤询问笔录复印件各一份，证明：1、两被询问人为铜材厂供应铜材原材料，铜材厂欠两人部分货款，其中王凤提到欠款额为200多万人民币；2、2015年2月10日，两人到铜材厂拉走了部分原材料，使用了两个车子；3、王凤笔录中提到吴朝忠给汤绍娇打过电话，说监管公司人员过来了，侧面证明监管人员现场阻止。
原告质证意见同证据1。
本院认为该组证据能证明义乌市义亭铜材福利厂与他人有债务纠纷，部分货物被债权人拉走的事实。
5、加盖有义乌市公安局义亭派出所公章的方锦美询问笔录复印件一份，证明：1、方锦美是被告公司员工；2、哄抢行为发生后被告立即报警，并到义亭派出所做了情况笔录，说明2015年2月10日的哄抢事实。
原告的质证意见同证据1。
本院认为该证据能证明被告所要证明的事实，故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予以认定。
6、加盖有义乌市公安局义亭派出所公章的吴东民询问笔录复印件一份，证明：1、吴东民系铜材厂门卫；2、2015年3月9日，铜材厂发生货物哄抢事实；3、门卫被控制在门卫室，哄抢人不让报警；4、哄抢人开了6辆货车、2辆铲车；5、门卫和彭友祥汇报了情况，彭友祥阻止了报警。
原告质证意见同证据1。
本院认为该证据能证明2015年3月9日被监管的标的物被他人哄抢的事实。
7、加盖有义乌市公安局义亭派出所公章的程佩珊、胡晓惠、李凤斋、施爱、王凤询问笔录复印件各一份，证明：1、该五人都是铜材厂的原料供应商，铜材厂均欠数额不等的货款，其中程佩珊陈述是1200多万，胡晓惠陈述为241万，李凤斋陈述86万，施爱陈述是11万；2、程佩珊笔录中陈述“现场看到的铜材料都拉走了”，证明现场质押物均被他们拉走；3、程佩珊笔录中陈述“不让门卫打电话”，说明质押物是被强制性拉走的；4、程佩珊笔录中讲到，两次拉走质押物的工具，第一次一大一小两个货车，第二次是五个车，三个拖拉机；5、除了施爱外，其他四人都参与现场哄抢，但施爱参与了分钱。
原告质证意见同证据1。
本院认为该组证据能证明监管的标的物被他人拉走的事实。
8、加盖有义乌市公安局义亭派出所公章的吴朝忠询问笔录复印件一份，证明：1、铜材厂欠下了供应商2900万左右的货款，侧面说明现场存货超过2000万元的事实；2、厂方钥匙被哄抢人拿走；3、2015年2月10日和3月9日两次质押物被哄抢的事实。
原告质证意见同证据1。
本院认证意见同证据7。
9、（2015）金义商初字第5960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已就本案所涉质物主债权及其他相关权利向债务人及担保人主张并获法院支持的事实，同时判决书中确认了2015年2月10日、3月9日本案质物被他人哄抢的事实以及本案中原告确认因被监管的财产二次拉走，义乌市义亭铜材福利厂质押的2000万元材料已全部灭失的事实。
原告质证意见：该判决不能使被告脱离应承担的赔偿责任，由于被告监管不力导致监管物灭失，原告质权无法实现。
本院认为这是一份生效的法律文书，其内容能反映被告所要证明的事实，故对其证明力予以认定。
第三人义乌市义亭铜材福利厂没有向法庭提供证据。
本院对本案事实认定如下：2012年12月6日，原告与第三人义乌市义亭铜材福利厂签订了一份浮动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义乌市义亭铜材福利厂自愿将其名下的原材料、铜板、铜棒抵押给原告，为该厂于2012年12月6日至2015年12月6日向原告借款承担最高额20000000元的抵押担保责任。2014年4月2日义乌市义亭铜材福利厂与原告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一份，约定义乌市义亭铜材福利厂向原告借款7000000元。2014年12月3日，义乌市义亭铜材福利厂与原告签订保理融资协议一份，约定义乌市义亭铜材福利厂向原告融资9500000元。上述借款义乌市义亭铜材福利厂未按约偿还。
2013年12月4日，原告作为质权人，第三人义乌市义亭铜材福利厂作为出质人，被告浙江金安仓储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监管人，三方签订了《动产质押监管协议》一份。签订《协议》的原因系：出质人同意将其在2013年12月6日至2015年12月6日期间内与质权人所签署的任一《动产质押合同》或《动产最高额质押合同》项下提及的、出质人合法拥有的质押财产交由质权人占有，并以该质押财产作为出质人全面、及时履行主合同项下全部还款义务之担保。监管人同意依据本协议，接受质权人的委托，对任一《质押合同》项下的质押财产代质权人占有，并履行监管职责；监管范围为质押合同项下的全部质押财产，前述质押财产以质押财产清单及经质权人书面认可的质押财产库存表记载为准；监管场所为义乌市义亭铜材福利厂仓库；出质人应按质押合同有关约定将质押财产移至前款规定的监管场所交付监管人；监管人与质权人应当共同对交付之质押财产进行核验；接受质押财产后，监管人应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履行质押财产的相关保管义务，保证质押财产的安全，未经质权人许可，不得允许出质人或任何第三人提取或处分任何质押财产；如因监管人未能遵守本条规定而导致质押财产发生任何灭失、损坏、价值减少、索赔或其他责任，应向质权人承担赔偿责任；整个质押期内质押财产的实际价值应始终不低于质权人要求的质押财产最低控制价值，协议中提及的质押财产最低控制价值由质权人向监管人出具的最新质押财产最低控制价值通知书确定；监管费用由出质人与监管人协商，出质人应承担本协议项下因质押财产出质、监管而发生的各种费用；监管人应对本协议项下的质押财产承担监管责任，对因监管人的责任而造成质押财产数量减少、缺失承担赔偿责任，监管人应将上述损害赔偿金直接支付给质权人。
同日原告将质押物原材料、铜板、铜棒等交付被告监管，被告在质押财产最低控制价值通知书回执上确认质押财产最低控制价值为20000000元。
2015年2月10日及2015年3月9日凌晨，被监管的财产发生二次被他人拉走并卖掉事件。2015年3月12日，原告向义乌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对被监管的财产被他人拉走一事进行刑事控告，认为拉走财产的人员涉嫌抢劫犯罪。
2015年3月30日，义乌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出具了《情况说明》，认为：义乌市义亭铜材福利厂因资金紧张，2014年年底已陆续拖欠原材料供应商的货款。2015年2月10日及2015年3月9日凌晨，原材料供应商李凤斋、程佩珊等人在催讨货款无果的情况下，将厂内的部分铜材料拉到永康卖掉，对原告控告抵押物被抢一事，公安机关立案依据不足。
本院认为，原、被告与第三人义乌市义亭铜材福利厂共同签订的动产质押监管协议合法有效，原、被告及第三人均应履行合同所确定的义务。现质押物在被告监管期间因被告监管不力而灭失，根据监管协议的约定，被告对原告应承担赔偿责任。赔偿范围根据动产质押监管协议、质押财产最低控制价值通知书、质押财产库存清单应确定为20000000元，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被告辩称原、被告间是委托监管关系，不是保管合同关系，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第三人签订的动产质押监管协议内容及被告的经营范围，应认定涉案的动产质押监管协议应是一份仓储管理合同，原告有权根据合同约定向被告主张权利。被告辩称被告派驻了员工在厂房内对仓库内的铜材进行最低额价值的监管，被告已按约履行职责，不存在违约情况，本院认为被监管的财产在被告监管期间灭失这一事实原、被告并无异议，被告也未举证证明被监管财产灭失系不可抗力原因造成，故对被告不存在违约行为的辩称不予采信。被告辩称本案损失后果已由原告向义乌市义亭铜材福利厂及相关担保单位主张，法院判决已生效，故原告不能就同一事实和损失后果再向被告主张权益，本院认为在（2015）金义商初字第5960号案件中原告虽已向借款人、担保人主张了权利，并得到了法院的判决支持，但在（2015）金义商初字第5960号案件中原告是基于借款合同、保证合同的法律关系而主张权利，而本案原告则是基于仓储管理合同而主张权利，两案法律关系不同，故对被告的这一辩称不予采信。第三人经本院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本案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浙江金安仓储管理有限公司赔偿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质押财产损失2000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41800元，由被告浙江金安仓储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高明
人民陪审员 黄杭生
人民陪审员 郑欢欢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骆光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