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陕01民终98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冯江红。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大众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住所西安市新城区幸福中路37号。
法定代表人：贾熙祥，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培，陕西鼎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路，陕西鼎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冯江红与因被上诉人西安大众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众公司）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2016)陕0102民初59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冯江红，被上诉人大众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冯江红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为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大众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其通过合法交易行为支付了高额购车费，之后又实际承担了经营权有偿使用费，故其已通过支付合理对价方式继受取得了涉案出租车的经营权，并一直延续至今。虽然车辆行驶证、道路运输证、经营权许可证等载明登记人为大众公司，但涉案车辆经营权及财产所有权一直由其实际掌控、出资及行使。且车辆登记名义人与实际出资人不一致时，应当依据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确定实际出资人为车辆的所有权人。一审法院仅以上述证件为据认定涉案出租车辆的经营者为大众公司，实属不当。物权归属不应以合同约定作为依据，其在车辆营运过程中每月向大众公司交纳管理费、国家税费、保险费等各项税费，说明其与大众公司签订的合同属于管理服务合同关系，并非承包关系。且该合同不能改变实际权利归属。出租车经营权与出租车财产所有权密不可分。经营权是无形的，其行使必须以车辆为载体。运营权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进行管理的权利，并不等同于出租车经营权。本案其主张涉案出租汽车所有权和经营权归其所有和享有，应当适用《物权法》的规定，而非《合同法》的有关规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大众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冯江红上诉理由不成立。涉案车辆经营权为其所有，车辆无论变更几次，经营权都在其名下，根据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在合同到期后，才能办理产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手续，冯江红应配合公司办理下户手续，转成非营运车辆的产权属于冯江红。双方对车辆归属及经营权没有争议。
冯江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车辆陕Ａ×××××出租车所有权归其所有；2、判令大众公司协助其将该车辆《机动车登记证书》及行驶证更名至其名下；3、本案诉讼费与其他相关费用由大众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9月14日，冯江红与大众公司签订《出租汽车承包合同》，约定大众公司将车辆证件及经营手续齐全有效、机件设备和服务设施完好的车牌号为：陕Ａ×××××比亚迪出租汽车一辆交由冯江红承包经营，承包期限自2010年9月14日至2015年11月25日止。冯江红每月向大众公司交纳管理费500元，代征税费426元。承包期内，车辆牌照所有权归大众公司所有，冯江红享有裸车所有权及牌照使用权。承包期满，大众公司收回车辆牌照及相关手续、一切辅助设施，车辆残值归冯江红所有。合同签订后，双方依约履行。陕Ａ×××××比亚迪牌出租车机动车登记证、车辆行驶证、道路运输证均登记在大众公司名下，出租车辆经营权证书载明的经营者为大众公司。
另查明，陕Ａ×××××出租汽车，系由原陕Ａ×××××出租车（2003年4月8日，经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处同意，陕Ａ×××××车辆单位由秦川变更为大众）于2005年9月15日更新为陕Ａ×××××，于2010年9月8日更新为陕Ａ×××××，经营权均登记在大众公司名下。
审理中，冯江红称其花费42万元从原车主处购买了陕Ａ×××××比亚迪牌出租车，由原车主带着冯江红至大众公司处变更了承包合同。大众公司对变更承包合同及车辆系承包人出资购买的情况予以认可。冯江红称2015年11月25日开始，大众公司要求将车辆变更为公司化经营，冯江红每月交5099元承包费，冯江红不同意大众公司意见，故该出租车没有营运。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应是涉案车辆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归属问题。根据法律规定，一般机动车辆的所有权问题适用《物权法》有关规定，而出租汽车经营权的取得、变更等则必须经过相关行政权利部门依照相关程序进行行政审查并许可。针对诉争车辆所有权一节，在冯江红与大众公司签订并应依约履行的《出租汽车承包合同》中明确约定，承包期内出租车所有权、车辆牌照所有权归大众公司所有，冯江红享有裸车所有权及牌照使用权，承包期满大众公司收回车辆牌照及经营手续，车辆残值归冯江红所有。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诉争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机动车行驶证、道路运输许可证、经营权许可证等均登记在大众公司名下，冯江红亦无证据证明其依法取得了诉争出租车辆的经营许可权。综上，冯江红请求确认陕Ａ×××××号出租车应归其所有，并由大众公司协助其办理车辆变更登记手续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冯江红的诉讼请求。诉讼费50元，由原告冯江红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冯江红为证明其主张向法院提交市出字（1996）010号文件与大众公司登记基本情况，证明出租车辆是拍卖而来的，其与大众公司之间是挂靠关系，且大众公司的注册资本是二百万，该注册资金与大众公司主张拥有名下的171辆出租车所有权应当拥有的资金相差悬殊，说明大众公司拥有出租车物权的依据不足，按照谁出资谁所有的原则，出租车的所有权应归其享有和所有。经质证，大众公司对冯江红提交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处于1996年下发的文件不适用现在，西安市政府及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处已在之后出台了要求出租汽车进行公司化管理的文件，应按照新的文件执行相关政策。且公司注册资本与公司实际经营资产是两个不同概念。二审期间，武保民申请本院调取上户申请表及大众公司的账务及银行流水，证明诉争出租车辆所有权及经营权归其所有。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本法所称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是涉案车辆所有权及经营权归属问题。
涉案车辆为出租汽车，对于普通机动车辆来说，车辆本身的财产所有权和牌照是统一的，但出租车除了裸车车辆本身具有财产价值外，其专属牌照系该车辆拥有经营权的一种表现形式，而经营权的取得须经特定行政机关予以审批许可，并颁发经营权证书。该经营权证书是经营者取得出租汽车经营权的资质文件。涉案车辆的经营权证书及机动车登记证书登记主体均为出租车公司，结合涉案车辆的行驶证、道路运输证等相关证照和购车发票均登记或开具为大众公司的事实，可以认定出租车公司享有涉案车辆所有权及获准期限内经营权。
鉴于出租车辆经营权的特定许可审批性质，故每次新车上户亦须经营者向特定行政机关申请，获批后方能取得一定期限的经营权。本案中，冯江红在承包涉案车辆之前，虽通过不同的方式从事出租车营运服务活动，但均无证据证明其系营运车辆的经营权主体。由于经营权具有一定的经营期限，经营期限届满后，新车上户须重新由经营者向特定机关申请取得经营权，而从涉案车辆的经营权证书可以反映出大众公司为经营企业（经营者），同时冯江红也无证据证明其在营运车辆经营权届满后，以经营者身份申请取得了经营权。故冯江红关于其拥有此前车辆经营权、现涉案车辆经营权系其此前拥有的经营权延续而来之主张，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出租车公司作为经营者，在取得涉案车辆经营权后，在特定机关许可的经营期限内，以承包经营方式与冯江红签订承包合同，将涉案车辆承包给冯江红营运，双方形成承包法律关系，冯江红基于合同约定，取得车辆的营运服务权和承包收益权等，故其不能以此权利作为对抗大众公司拥有涉案车辆所有权及获准期限内经营权的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本案中，关于冯江红申请本院调取的新车上户申请表系出租车经营企业在申请办理经营权证书和道路运输证等手续过程中向特定行政机关提交的资料，不能作为最终确认现涉案车辆经营权归属的依据。特定行政机关对相关资料审核后，以颁发经营权证书的形式批准确认经营权主体，冯江红所要求调取的资料不足以对抗特定行政机关核发的经营权证书。其申请法院调取的大众车队的账务及银行流水，亦无法对抗涉案车辆机动车登记证书登记主体、车辆的行驶证、道路运输证等相关证照和购车发票均登记或开具为出租车公司这一事实，因此，冯江红申请调取的资料，已无调查收集之必要，对于冯江红的上述申请，本院依法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冯江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冯江红已预交），由冯江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安品
代理审判员 高喜平
代理审判员 卫婉莹
二〇一七年四月一日
书 记 员 韩 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