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鄂0607行初35号原告朱家忠，男，1957年9月17日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委托代理人马社英，女，1962年2月26日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系朱家忠之妻。代理权限：一般授权。委托代理人朱红，女，1983年8月9日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系朱家忠之女。代理权限：一般授权。被告襄阳市襄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襄阳市襄州区八一路**号。法定代表人王守东，局长。委托代理人卫樊，湖北春园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被告襄阳市人民政府。住所地：襄阳市襄城区檀溪路***号。法定代表人秦军，市长。委托代理人陈尚海，襄阳市政府法制办行政复议应诉科副科长。代理权限：一般授权。原告朱家忠不服被告襄阳市襄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称襄州区人社局）作出的2015（46）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及被告襄阳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襄政行复决字（2016）51号行政复议决定，于2016年8月1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后，于2016年8月22日向二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1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朱家忠及其委托代理人马社英、朱红，被告襄州区人社局负责人曾宪春及委托代理人卫樊，被告襄阳市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陈尚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襄州区人社局2015年11月17日作出2015（46）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认定：朱家忠在襄州区烟草局工作期间一直是亦工亦农员工身份。所在单位从2000年12月起为朱家忠缴纳社会保险至2007年3月，之后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劳动关系解除时，襄州区烟草局一次性支付其1976年4月至解除劳动关系时经济补偿金71086.1元，补偿1995年1月至2000年11月社会保险费13845元。2010年12月朱家忠又按政策规定补缴了1996年元月至2000年11月的养老保险费。朱家忠不属城镇职工身份，根据原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的通知》（鄂劳社文[2003]190号）二、补缴办法部分中（三）的规定，区烟草局已按政策规定从1996年1月起为其补缴养老保险，1996年之前工作时间不能视同缴费年限。根据国家劳动总局办公室（80）劳险便字41号意见，朱家忠至今没有招工，不存在工龄的计算问题，更不存在连续工龄计算问题。朱家忠要求认定出生年月日无政策依据。朱家忠不服该信访事项处理意见，向被告襄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襄阳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7月28日作出襄政行复决字（2016）51号行政复议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维持襄州区人社局作出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原告朱家忠诉称，原告1976年4月由原襄阳县供销合作社经原东津公社招工参加工作。2007年原告与原工作单位襄州区烟草专卖局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该协议书由襄州区人社局盖章鉴证，其中第二项明确表述：原告于1976年4月与甲方建立劳动关系，连续工龄为31年。现襄州区人社局以原告“至今没有招过工”为由，否定原告从1976年4月至2007年元月一直在原单位工作，与事实不符。襄州区人社局称其加盖的是解除劳动合同专用章，鉴证的是双方解除劳动关系这一事项，恰恰证明了原告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2004年，原告因中风不能坚持正常工作提出内退申请，经过了区烟草专卖局同意并报请了市局批准，足以证明原告系单位职工。周传元与原告均系同日同一单位招工且同日与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周传元的退休工龄从1976年4月计算，原告也应当从1976年4月计算连续工龄。原告招工表上的出生年月系时任分管财贸工作的公社党委书记汪玉清在原告出差在外时估报，原告确切出生年月由襄州区档案局1966年9月“阶级成分登记册”证实，人社部门理应更正。请求：依法判令1.一并撤销被告襄州区人社局作出的2015（46）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和襄政行复决字（2016）51号行政复议决定；2.被告襄州区人社局从1976年4月计算原告连续工龄，确认原告出生年月为1955年9月。原告朱家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亦工亦农人员政审表》、《亦工亦农录用协议书》、《招收工人政治审查表》、《襄阳县人民医院身体检查表》，证明原告办有招工手续且已被录用；2.《襄阳县烟草公司工资表》2份，证明原告的工资一直没有间断，应当计算连续工龄；3.《湖北省社会保险费专用收据》，证明原告一直在按照规定缴纳社保；4.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证明原告有31年工龄；5.阶级成分登记册一份，证明原告的出生年月为1955年9月；6.挂号信封面一份，证明原告2016年8月10日收到复议决定。被告襄州区人社局及被告襄阳市人民政府辩称，襄州区人社局作出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被告襄阳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符合法律法规规定。被告襄州区人社局还认为，原告对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不服应当按照《信访条例》第34、35条的规定请求复查或者复核，依据最高院（2005）行立他字第4号答复意见，原告无权提出行政诉讼，应依法驳回原告起诉。被告襄州区人社局及被告襄阳市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依据：1.《亦工亦农录用协议书》、《亦工亦农人员政审表》、《招收工人政治审查表》，证明原告进入襄阳县烟草局是亦工亦农身份未办理招工手续，协议书和审查表均显示原告出生于1957年；2.（80）劳险便字41号复函、（64）中劳薪字第344号复函、鄂组通（2006）66号通知、组通字（2006）41号通知，证明原告系亦工亦农身份按照规定不存在连续工龄计算问题，原告要求确认其出生年月为1955年9月，并按该时间办理退休手续无事实和法律依据；3.《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最高院（2005）行立他字第4号答复意见，证明原告提起的本案诉讼法院不应受理。被告襄阳市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复议程序合法性的以下证据、依据：《行政复议申请书》、《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襄州区人社局书面答复、《行政复议案件专家论证笔录》、《复议决定书》。经庭审质证，原告对二被告所举原行政行为合法性证据、依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证据1关于招工身份问题，当时从农村招人都未办理招工手续，全是亦工亦农身份；证据2不能适用原告的情况；证据3《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告知了原告享有复议权，原告复议后可以起诉，最高院关于立案的规定不适用本案。原告对被告襄阳市人民政府所举复议程序合法性证据不持异议。二被告对原告所举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证据1《招收工人政治审查表》没有招收部门签字，原告未办理招工手续；证据2原告的工资发放问题不能证明原告是通过招工进入的烟草公司；证据3原告的社保缴费收据不是原告可以从1976年开始计算连续工龄的依据，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4不能证明原告可以计算31年连续工龄；证据5的登记部门不明确，应以招工档案初始登记的出生时间为准。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二被告所举原行政行为合法性证据1，原告无异议，该证据能够证实原告进入工作单位的具体身份，本院予以采信；证据2是被告襄州区人社局针对原告请求事项作出答复意见的依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3《信访处理意见书》能够证实襄州区人社局原行政行为的内容，本院予以采信。被告襄阳市人民政府所举行政复议程序合法性证据，原告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所举证据1《招收工人政治审查表》有五项需要签署意见的部位均是空白，表中仅填写了原告本人的相关情况，该证据和《襄阳县人民医院身体检查表》不能证实原告办理过招工手续，本院不予采信；《亦工亦农人员政审表》、《亦工亦农录用协议书》能够证实原告经过其当时所在大队、管理区、公社以及用工单位签署意见后，以亦工亦农身份在原襄阳县烟麻茶公司工作，本院予以采信；证据2、3仅反映了原告与用人单位存在持续劳动关系以及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相关情况，不能证实原告可以从1976年起计算连续工龄，证据4仅能证实原告在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该工作年限不能等同原告所要证明的可以视同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意义上的连续工龄，故该证据2、3、4均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5不能作为证明公民真实年龄的依据使用，本院不予采信；证据6能够证实原告收到了襄阳市政府邮寄的复议决定书，本院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1979年1月，原襄阳县东津人民公社堰坡管理区委员会、原湖北省襄阳县烟麻茶公司协议同意：原告朱家忠继续留用县烟麻茶公司“亦工亦农”。《亦工亦农人员政审表》中，填写的原告出生年月为1957年9月。2007年3月15日，原告与原襄樊市烟草公司襄阳营销部（下称烟草襄阳营销部）签订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双方协议：1.同意于2007年1月29日起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原告不再享有烟草襄阳营销部员工身份及相关权利；2.原告于1976年4月与烟草襄阳营销部建立劳动关系，并在该单位连续工作31年，解除劳动关系前十二个月该单位月人均工资2293.10元，由该单位一次性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71086.1元，补偿社会保险费13845元。原告的社会保险由原告本人到社保部门接续，该单位不再支付原告任何待遇；5.本协议生效后，原告与烟草襄阳营销部同时解除劳动及社会保险关系；6.本协议为一次性解决办法，协议生效后原告不得再向烟草襄阳营销部提出任何要求和主张；7.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章）生效，双方呈请劳动部门鉴证，协议一式三份，双方及劳动部门各一份。该协议已经原告和烟草襄阳营销部签字盖章，协议2中确定的补偿款项也已全部结清。2009年9月1日，原襄阳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对该协议内容进行了鉴证，并在协议书的鉴证机关（章）位置加盖了解除劳动合同专用章。后原告多次向被告襄州区人社局提出：1.其从1976年在烟草襄阳营销部工作开始到1996年当地实行统账结合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期间，虽然没有缴纳养老保险，但依据劳社厅函（2002）323号复函应当视同缴费年限；2.其出生时间应当依据1966年9月阶级成分登记册中的记载，由现在登记的1957年9月，更正为1955年9月。2015年11月17日，被告襄州区人社局针对原告提出的上述要求作出2015（46）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该意见书中，被告襄州区人社局明确告知：“如对此处理意见不服，朱家忠可以自收到之日起60日内向襄州区人民政府书面申请行政复议。”2015年12月29日，原告不服该处理意见，向襄阳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2016年7月28日，襄阳市人民政府经复议作出襄政行复决字（2016）51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襄州区人社局作出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原告朱家忠2016年8月10日收到该复议决定后仍然不服，于当月1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另查明，劳社厅函（2002）323号复函是2002年9月25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针对贵州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劳动合同制职工工龄计算问题的请示》作出的正式答复。内容为：“对按照有关规定招用的临时工，转为企业劳动合同制工人的，其最后一次在本企业从事临时工的工作时间与被招收为劳动合同制工人后的工作时间可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在当地实行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前的临时工期间的连续工龄，可视同缴费年限；在当地实行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后的临时工期间的连续工龄，要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计算缴费年限，没有缴纳养老保险费的，不能计算视同缴费年限或缴费年限。”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社会保险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社会保险工作。”本案原告朱家忠提出的养老保险缴费年限计算及相关的本人年龄确认问题属于被告襄州区人社局的工作职责范围。被告襄州区人社局认为，依据最高院（2005）行立他字第4号答复意见，原告对其2015年11月17日作出的2015（46）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不服无权提出行政诉讼，应依法驳回原告起诉。本院认为，最高院（2005）行立他字第4号答复意见中“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行政诉讼案件”是指对信访工作机构依据《信访条例》作出的对信访人不具有强制力，对信访人的实体权利不产生实质影响的行为提起的行政诉讼；对有权处理机关依据《信访条例》作出的处理意见、复查意见、复核意见和不再受理决定提起的行政诉讼。被告襄州区人社局作出的上述处理意见虽然是以处理信访件的形式对原告提出的要求进行的答复，但是其答复内容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同时该答复意见还明确告知了原告申请复议的权利。故原告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本院应依法受理。原告从1976年4月与烟草襄阳营销部建立劳动关系，并在该单位连续工作31年期间始终是亦工亦农身份，没有办理过招工、顶替或转为企业劳动合同制工人手续。被告襄州区人社局2015年11月17日作出的2015（46）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证据确凿、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被告襄阳市人民政府2016年7月28日作出的襄政行复决字（2016）51号行政复议决定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原告请求一并撤销该信访事项处理意见和行政复议决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认为，依据劳社厅函（2002）323号复函，其从1976年在烟草襄阳营销部工作开始到1996年当地实行统账结合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期间，虽然没有缴纳养老保险但应当视同缴费年限。因劳社厅函（2002）323号复函适用于“按照有关规定招用的临时工转为企业劳动合同制工人后，该劳动合同制工人的工龄和养老保险缴费年限的计算问题”。原告不属转为劳动合同制工人情况，不适用该复函。故原告请求从1976年4月起计算其连续工龄的理由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认为其出生时间应当依据阶级成分登记册中的记载，由现在登记的1957年9月，更正为1955年9月。因原告的亦工亦农人员政审表中填写的出生年月为1957年9月，该记载为原告工作档案最早记载，且该出生时间与原告身份证登记一致。原告依据1966年9月阶级成分登记册记载的出生时间确认其出生时间，没有法律法规依据。故原告请求确认其出生年月为1955年9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朱家忠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朱家忠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晓芳审 判 员  尤小平人民陪审员  顾会祝二〇一七年二月七日书 记 员  方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