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桂11民终4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薛权山（系死者薛云青的父亲），男，1956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平桂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玉艳（系死者薛云青的母亲），女，1956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平桂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秀凤（系死者薛云青的妻子），女，1983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平桂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薛某1（系死者薛云青的女儿），女，2007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平桂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薛某2（系死者薛云青的女儿），女，2010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平桂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薛某3（系死者薛云青的女儿），女，2010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平桂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薛某4（系死者薛云青的儿子），男，2015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平桂区。
七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雁，广西众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卫忠，男，1969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兰溪市，现在梧州监狱服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温海生，男，1962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平桂区，现在梧州监狱服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素琼，女，1958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大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胜学，广西华尚（贺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松坚，广西华尚（贺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薛权山、邓玉艳、黄秀凤、薛某1、薛某2、薛某3、薛某4因与被上诉人江卫忠、温海生、周素琼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2017）桂1102民初33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薛权山及其与邓玉艳、黄秀凤、薛某1、薛某2、薛某3、薛某4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雁，被上诉人周素琼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胜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薛权山、邓玉艳、黄秀凤、薛某1、薛某2、薛某3、薛某4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有关龙洞的事故处理》属于无效协议错误。2016年6月1日，上诉人薛权山与被上诉人江卫忠、温海生作为个人合伙的代表协商关于薛云青死亡赔偿事宜，经协商，双方达成《有关龙洞的事故处理》同意赔偿上诉人68万元。事后，江卫忠、温海生又向上诉人出具书面承诺，同意一次性赔偿68万元。根据周素琼在旺高开发区派出所于2016年6月2日作出《询问／讯问笔录》第ll页倒数第5行“20000元钱是江卫忠要赔偿死者家属的钱……是江卫忠委托工人把20000元钱拿给我”，即被上诉人以实际行为履行《有关龙洞的事故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本案中，《有关龙洞的事故处理》不存在任何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更没有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完全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对薛云青死亡赔偿达成的共识，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一审认定无效显然错误。2、《有关龙洞的事故处理》内容中根本没有免除江卫忠、温海生行政、刑事责任的约定，所谓达成协议是为了“为了使被上诉人江卫忠、温海生免受行政和刑事处罚，故意隐瞒矿难事故”的目的，纯属一审法官个人臆断。二、本案属于非法用工，一审法院认定为劳务纠纷错误。被上诉人江卫忠、温海生在没有办理任何采矿手续及《营业执照》等生产经营手续，就对位于望高镇刘屋排后面的“石夹胜”水窿四滩矿点的锡矿进行非法开采，并以望高镇川岩村四滩锡矿矿场(以下简称：矿场)的名义开采经营、招用工人。根据《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第二条“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是指无营业执照或者未经依法登记、备案的单位以及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或者撤销登记、备案的单位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该矿场形式上虽不符合用人单位的条件，但实质上、已经构成用工单位的实质要件，死者薛云青是受矿场的聘请，在工作过程中死亡，应属于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所以对死者薜云青可参照非法用工的赔偿标准，根据《办法》第6条之规定被告应赔偿935850元，但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有关龙洞的事故处理。》所以才以该协议主张权利。三、一审法院按农村居民收入标准计算薛云青的死亡赔偿标准错误。在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一《户口本》上明显注明死者薛云青的户口为居民户口，住所地在贺州市八步区，结合死者薛云青的工作地点及生活情况，其主要的收入来源地均在城镇。即使死者薛云青居住在农村，但他的农田已经于1999年被国家全部征收，薛云青的主要生活来源是外出打工收入所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交通事故赔偿纠纷中农村与城镇居民的认定标准，有以下情况的可以按城镇居民的标准认定：农村土地被征用依靠政府补助和劳务收入生活的人员或者农村居民的土地被收征依靠打工的生活人员。本案中上诉人符合以上情形，所以对于死者薛云青的死亡赔偿费用应当根据当地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四、一审法院以认为薛权山、邓玉艳未达到60岁而认定其不属于被抚养人范围错误。根据法律规定，被抚养人认定的标准是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并不是以年龄达到60岁为标准。而且薛权山患有××，已经无人聘用，其主要的来源就是依靠薛云青的外出打工。五、一审法院认为周素琼未取得另一合伙人温海生同意，故不认定周素琼为矿场合伙人，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本案的矿场所有资金均由江卫忠投资，其他人员包括温海生均是提供实物、技术，股权比例均由江卫忠分配，被上诉人周素琼提供会计服务，不领取工资，得到被上诉人江卫忠60％股份中的10％，符合个人合伙的规定。2、被上诉人温海生在法庭上明确，只清楚自己40％股份的情况，并不太清楚江卫忠60％有股份的股东情况，说明双方在各自股份内增加股东并非需要对方同意。而且，根据温海生在旺高开发区派出所于2016年6月2日作出的《询问／讯问笔录》第3页倒数第6行“江老板的这60％股份还分给了其他人的……有一个大姐有好像是江老板的姑姑，也有份负责管账方面的工作。”被上诉人温海生知道周素琼是矿场的合伙人。
周素琼辩称，一、《有关龙洞的事故处理》属无效协议，该协议是基于将江卫忠、温海生为了免除行政和刑事责任的处罚，在其不真实的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与上诉人达成了赔偿协议。但是由于在履行过程中上诉方向相关的职能部门进行投诉，导致温海生、江卫忠已被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二、本案应当定性为劳务关系。涉案的采砂采矿场根本不具备也不符合领取许可证或者营业执照的情形，实际是一个合伙型临时性的洗沙场，因此本案不符合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办法里面所规定的非法用工单位。三、本案的死亡赔偿标准应当按照农村的居民标准而不是城镇标准。上诉方没有相应的证据足以证实受害人在城镇居住、务工，仅仅在事发前在采砂洗砂场死亡的务工事实，因此不能视为城镇居民。四、周素琼不是涉案矿厂的合伙人。本案没有相关的证据证明周素琼跟温海生、江卫忠有口头或者书面的合伙协议，周素琼仅基于是江卫忠另外一个公司的会计协助江卫忠处理涉案采矿厂的会计工作。所谓江卫忠承诺给付10%的股份应该视为10%的分红款作为劳务报酬而不应该作为股份或股东的身份。至今为止，周素琼没有领取任何的报酬和所谓的分红，因此周素琼的身份仅仅是为涉案矿厂的提供劳务的工作人员，不是合伙人之一。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薛权山、邓玉艳、黄秀凤、薛某1、薛某2、薛某3、薛某4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江卫忠、温海生、周素琼支付原告死亡赔偿金680000元；2、请求人民法院判令三被告对以上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诉讼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9月，被告江卫忠和被告温海生签订《开采四淮口锡矿协议书》，双方约定江卫忠占60%的股份（负责出资），温海生占40%的股份（负责安全管理），对位于望高镇刘屋排水窿四滩矿点的锡矿进行非法开采。二人随后聘请刘运生、薛云青等十几名工人，在没有任何安全生产保障的条件下，分两班作业，其中刘运生、薛云青等人为一班，带班负责人为刘运生。2016年5月30日下午1时许，当刘运生一班在矿窿内作业时（当时薛云青用水枪射含有锡矿的泥沙），造成泥沙塌方，致使正在作业的薛云青、曾广军被塌方泥沙掩埋，其中曾广军受伤，薛云青经抢救无效死亡。2016年6月1日，被告江卫忠、温海生为隐瞒矿难事故，与原告薛权山协商私了，双方签订了《有关龙洞的事故处理》，被告江卫忠、温海生同意赔偿原告68万元。后被告江卫忠、温海生未能按期给付原告赔偿款项，矿难事故被有关部门查处，被告江卫忠、温海生因犯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判处刑罚。在被告江卫忠、温海生被关押期间，被告江卫忠的弟弟代被告江卫忠给付原告20000元。被告周素琼系被告汪卫忠聘请的财务管理人员，被告江卫忠答应用四滩矿场10%的股份抵作被告周素琼的劳务报酬。诉讼中，原告对其损失按广西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如下：死亡赔偿金566480元（28324元/年×20年），丧葬费30120元；被扶养人薛权山、邓玉艳、薛某1、薛某2、薛某3、薛某4的扶养费32809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江卫忠和被告温海生合伙非法采矿，两人属于个人合伙，其聘用薛云青进行采矿，双方形成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因此，本案应按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的纠纷进行处理。薛云青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因被塌方的泥沙掩埋死亡，被告江卫忠和被告温海生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告江卫忠、温海生与原告薛权山协商私了，双方签订了《有关龙洞的事故处理》，由被告江卫忠、温海生赔偿原告68万元。由于《有关龙洞的事故处理》系为了隐瞒矿难事故的情形下签订的，其目的是让被告江卫忠、温海生免受行政和刑事处罚，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属于无效协议，因此，原告请求被告按《有关龙洞的事故处理》的约定赔偿68万元，该院不予支持。原告及受害人薛云青为农村户口，原告没有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位于城镇，因此，薛云青死亡的损失应按农村居民收入标准计算。参照《201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该院对原告的损失确认如下：1、死亡赔偿金207180元（10359元/年×20年）；2、丧葬费30120元；3、原告薛权山、邓玉艳在薛云青死亡时未年满60周岁，不属于被扶养人的范围；本案被扶养人有薛某1、薛某2、薛某3、薛某4四人，其中原告薛某1的抚养费37579.5元（8351元/年×9年÷2人）；原告薛某2、薛某3的抚养费100212元（8351元/年×12年×2人÷2人）；原告薛某4的抚养费75159元（8351元/年×18年÷2人），因前每年扶养费赔偿总额累计不得超过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故前12年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为100212元（8351元/年×12年），原告薛某4后6年的抚养费为25053元（8351元/年×6年÷2人），被抚养人抚养费合计为125265元（100212元+25053元）；4、因被告非法采矿，造成薛云青死亡，给原告造成较大精神损害，故精神损害抚慰金确定为30000元。综上，原告的各项损失合计为392565元，扣除被告已赔偿的20000元，被告江卫忠、温海生尚应共同赔偿原告372565元。原告请求被告周素琼承担连带责任，因周素琼以其提供的会计服务要求享有10%的股份未取得另一合伙人温海生的同意，周素琼并未成为四滩矿场的合伙人，因此，原告请求被告周素琼承担连带责任，依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责任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江卫忠、温海生共同赔偿原告薛权山、邓玉艳、黄秀凤、薛某1、薛某2、薛某3、薛某4各项损失372565元；二、驳回原告薛权山、邓玉艳、黄秀凤、薛某1、薛某2、薛某3、薛某4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应付款项，债务人应在本案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逾期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债权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该院申请执行。本案受理费10600元（原告已预交5300元），由原告薛权山、邓玉艳、黄秀凤、薛某1、薛某2、薛某3、薛某4负担4600元，被告江卫忠、温海生共同负担6000元。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有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的新证据。
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的事实正确，应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诉辩各方的意见，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的用工关系的定性？二、被上诉人江卫忠、温海生与上诉人薛权山签订的《有关龙洞的事故处理》是否有效和是否按达成协议予以赔偿？三、薛权山、邓玉艳是否属于被抚养人范围？四、周素琼是否为该矿场合伙人？
关于用工关系的性质，非法用工是指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用人单位进行的用工。用人单位主要包括未办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被吊销、营业执照期限届满后仍继续经营的经济组织。本案属于侵权法上的用工关系与劳动法上的用工关系有所区别。
关于《有关龙洞的事故处理》的效力问题。事故发生之后，被上诉人江卫忠、温海生与上诉人薛权山双方签订有关具体赔偿事宜的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书签订后，江卫忠、温海生又向上诉人出具书面承诺，同意一次性赔偿68万元。在被上诉人江卫忠、温海生被关押期间，被上诉人江卫忠的弟弟代被上诉人江卫忠给付上诉人20000元赔偿款后，未再按照协议履行主要赔偿义务，引起本案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并且其民事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规定之情形，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无效民事行为，依法应予以确认。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根据被上诉人江卫忠、温海生与上诉人薛权山赔偿协议书约定，被上诉人负有履行支付赔偿款的义务，未按约定履行支付义务，上诉人有权要求被上诉人按照约定履行义务。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被上诉人江卫忠、温海生应按赔偿协议书一次性赔偿上诉人薛权山等人各项损失68万元。对于薛权山、邓玉艳是否属于被抚养人因赔偿协议约定的各项损失已经包括在内，本案不再进行处理。
周素琼是否为矿场合伙人问题。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共同经营、共同劳动的组织形式。从本案的情况看，江卫忠同意让周素琼到合伙事务中提供会计服务，并承诺将合伙的10%的盈利拿出给周素琼是事实，但这并不等于同意周素琼做合伙人。江卫忠并未将周素琼视为合伙人，周素琼与温海生、江卫忠也没有口头或者书面的合伙协议。而对合伙的经营事务无参与表决的权利，一切都听温海生、江卫忠的，这说明其周素琼并非合伙人，而是受雇于江卫忠。
综上所述，薛权山、邓玉艳、黄秀凤、薛某1、薛某2、薛某3、薛某4的上诉请求成立部分予以支持，无理部分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2017）桂1102民初3314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江卫忠、温海生共同赔偿上诉人薛权山、邓玉艳、黄秀凤、薛某1、薛某2、薛某3、薛某4各项损失680000元；
三、驳回上诉人薛权山、邓玉艳、黄秀凤、薛某1、薛某2、薛某3、薛某4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述应付款项，债务人应在本案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逾期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债权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
一审案件受理费10600元（上诉人已预交53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912元，合计16512元，由上诉人薛权山、邓玉艳、黄秀凤、薛某1、薛某2、薛某3、薛某4负担4600元，被上诉人江卫忠、温海生共同负担1251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苏少勋
审 判 员 凌丽琪
审 判 员 张依传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杨 蕾
书 记 员 袁 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