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鄂05行终14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开春，男，汉族，1954年12月30日出生，退休职工，住远安县。
委托代理人黄超，汉族，1981年9月7日出生，住远安县。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谢瑞青，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远安县公安局，住所地：远安县鸣凤镇东门路9号。
法定代表人牛本槐，局长。
行政机关出庭负责人王正兵，该局政治委员。
委托代理人牟�福，该局鸣凤派出所教导员。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喻宏伟，湖北典沣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黄开春因诉被上诉人远安县公安局不履行保护公民人身、财产权法定职责一案，不服远安县人民法院（2016）鄂0525行初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案于2016年8月23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根据被告举证及原告提交的证据并经庭审质证综合认定如下事实：原告现租住房屋及部分场地为远安县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资产，该公司2002年将包括该住房及场地在内的其他大部分国有资产委托给远安县蚕种场一分场管理。远安县蚕种场一分场（远安县黄家嘴苗木基地）2002年、2005年与原告签订租赁合同，将其代管�房屋2幢300㎡、院子500㎡租于原告，期限至2025年3月31日。2014年12月18日，远安县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因县政府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建造绿色旅游景区规划，书面终止了与远安县蚕种场一分场国有资产经营权转让协议。2014年12月19日，远安县蚕种场一分场书面致函原告，要求终止远安县黄家嘴苗木基地与其签订的资产租赁协议，并要求原告务必在同年12月31日前将租赁资产退还。对远安县蚕种场一分场有关终止资产租赁合同的函，原告未予按期履行。远安县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及远安县蚕种场一分场等单位就其解除合同后的补偿问题多次与原告协商均未达成协议。2015年12月8日上午8时许，远安县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用挖机将原告租赁房屋等附属设施推倒，原告妻子以强拆为由向公安110电话报警，被告110警务中心接警后，指派远安县公安局鸣凤派出所汪韬、姚孟冬两民警现场处警，民警在处警途中与原告妻子电话联系，获知原告及其家人已与拆迁办工作人员到达鸣凤镇凤山拆迁工作办公室进行协商，处警民警随后又赶往鸣凤镇凤山拆迁工作办公室进行处理。经现场了解情况，原告租赁的房屋，目前因合同解除发生争议，对事态作相应处置后，查明原告报警事由是因远安县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将原告租赁的场地予以收回、房屋拆除引起的纠纷，即口头告知原告通过其他程序解决其投诉报警纠纷，原告未提出异议，被告民警离开现场作其他调查后，将处警情况反馈给了110报警服务台，并作了处警记录。原告认为被告未依法履职，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确认被告未履行保护公民人身财产安全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并判令被告依法履行立案查处违法行为的法定职责。
原审法院同时查明：原告以远安县�有资产经营公司于2015年12月8日上午毁坏其租赁的场地和房屋，造成其经济损失为由，于2015年12月22日向远安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远安县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后，该民事案件尚在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过程中。
原审法院根据认定的事实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有关规定，公安机关依法具有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的法定职责。对于公民的报警案件，应当及时查处。本案中，原告租赁合同被出租方提前终止，双方因补偿问题未达成协议，财产所有人对被租财产进行拆除，属因合同引起的民事侵权纠纷，原告以被强拆为由向被告请求财产保护并无不当。被告接警后，及时指派其工作人员赴现场处置，询问了原告及其家人，并对包括拆迁办工作人员在内的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调查�在处警过程中用执法记录仪录制了处警经过和结果。被告根据查明的事实，口头告知原告以其他方式解决诉求并得到原告认可，处警结束后，处警民警及时将处警情况反馈给了110报警服务台，并做好了处警记录。被告的处警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八条的相关规定，已履行了被告所负保护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治安管理职责。且原告已经以远安县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为被告，向法院提起了侵权赔偿民事诉讼，说明原告接受了被告对处警处置的结果。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黄开春的诉讼请求。
黄开春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上诉人所享有的合法权利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其一，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解除涉案�赁协议的通知必须到达上诉人才能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但本案《远安县蚕种场一分场关于终止资产租赁合同的函》根本没有送达给上诉人。其二，即便涉案租赁协议的双方存在纠纷，远安县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以涉案房屋所有权人的身份，单方面采取暴力强制拆除措施将涉案房屋拆毁，也显然超出了民事权利的边界，是对上诉人合法权益的侵犯。2、被上诉人没有履行保护上诉人财产安全的法定职责。其一，上诉人在强制拆除行为开始前已经拨打110报警电话，被上诉人有充足的时间制止涉案违法强拆行为，而不是仅仅口头告知上诉人其对该民事纠纷没有管辖权，从而给上诉人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其二，远安县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这种故意损坏公民合法财产的违法行为应当受到法律的惩处，而至今没有看到作为公安机关的被上诉人对违法行为人采取惩处措施，被上�人反而一再认为涉案违法行为属于民事纠纷所引发，而拒不履行其相应的法定职责。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明显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指令一审法院重新审理。
被上诉人远安县公安局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上诉人与远安县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民事诉讼，远安县法院已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经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又裁定驳回了上诉人的起诉。因此，上诉人所谓的“民事权益”本身就得不到法律保护，充分说明被上诉人在处置上诉人案件中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是正确的。在案件没有明确是非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更没有惩处的权限和依据，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应当及时制止拆迁行为和惩处涉案违法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判所载明的证据材料均已随案移送本院。
二审诉讼过程中，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补充了以下质证意见：1、证据5，即远安县蚕种场部分资产经营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并不能证明远安县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转让给远安县蚕种场一分场的资产包含了上诉人所租赁的房屋及相关设施，上诉人是从远安县黄家嘴苗木基地租赁的资产。2、证据7中远安县蚕种场一分场关于终止资产租赁合同的函，该函作出的主体是远安县蚕种场一分场，而上诉人是与黄家嘴苗木基地签订的租赁协议，远安县蚕种场一分场不是合同相对人，无权作出终止租赁合同的函。
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人是以被上诉人未履行保护公民人身、财产权法定职责而提起诉讼，上诉人租赁的资产是否包含在远安县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资产转让协议中，远安县蚕种场一分场是否有权终止租赁合同只是本案纠纷产生的起因，但并非本案审理和评判的范围，上诉人就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5、7补充的质证意见本院不予评判。
本院根据本案有效证据所认定的案件基本事实与原判无异。
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2015年12月8日，上诉人拨打110报警电话后，被上诉人所属鸣凤派出所民警对本案的处理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依法完全履行了保护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所属鸣凤派出所民警虽然处警对上诉人一家询问了相关情况，但未对拆除其租住房屋的行为及时予以制止，且至今未对实施房屋拆除行为的违法行为人立案查处，被上诉人的行�构成未完全履行保护公民人身权、财产权法定职责。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受理报案、控告、举报、投案后，认为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应当立即进行调查；认为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应当告知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投案人，并说明理由。”本案证据证明的事实是：1、2015年12月8日上午，被上诉人所属鸣凤派出所民警在处警途中经与上诉人电话联系，得知上诉人一家已离开房屋拆除现场，已转移到鸣凤镇凤山拆迁工作办公室，处警民警随即赶到该办公室。2、在找到上诉人一家人后，民警对上诉人一家进行了口头询问，上诉人反映，其与远安县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远安县蚕种场一分场因房屋租赁产生争议，且对方已向法院起诉解除租赁合同，法院尚未作出终审判决，当天上午，对方以及拆迁办等相关单位的工作人员对上诉人租住的房屋进行强制拆除，上诉人认为对方不是执法机关，无权拆除房屋，所以要向公安机关反映情况。3、鉴于上诉人争议所涉民事诉讼尚未审理终结，且上诉人一家并不反对就合同解除的补偿问题与拆迁办工作人员进行协商。处警民警建议上诉人与拆迁办工作人员进行协商或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争议，并告知上诉人“有情况再联系”，上诉人对处警民警的建议未提出反对意见。4、处警民警随后将处警情况反馈给110报警服务台，并填写了《接处警工作登记表》。5、当天及次日，鸣凤派出所民警又对远安县旧城改造（棚户区）凤山片区项目部工作人员曾凡楚、远安县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副总经理张应清、宜昌君安劳务有限公司经理张文国询问了有关上诉人房屋租赁及拆除的相关情况，并制作了询问笔录。笔录内容证实，相关工作人员对上诉人房屋内的财产进行了登记并搬出后，才对上诉人租住的房屋进行拆除。12月8日上午，处警民警离开拆迁办办公室后，上诉人一家与拆迁办工作人员就房屋租赁合同解除后的补偿问题进行了协商，直至下午17时，由于上诉人要求的补偿金额过高，最终没能达成协议。6、2015年12月22日，上诉人以远安县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为被告，向远安县法院提起了财产损害赔偿民事诉讼。
根据前述法律规定以及本案证据证明的事实，本院认为，1、本案上诉人虽然是以其租住的房屋正在遭受违法拆除报案，但民警处警调查了解情况时，上诉人并未明确要求被上诉人对拆除房屋的行为予以制止，也未要求对拆除房屋的行为人予以立案查处，在处警民警建议其协商或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争议时，上诉人也未�出反对意见。2、上诉人当天与拆迁办工作人员就补偿问题进行了协商，在协商未果后，又于12月22日向远安县人民法院提起了财产损害赔偿民事诉讼，该事实证明上诉人接受了处警民警对解决争议提出的处理建议。且没有证据证明12月8日以后上诉人继续向被上诉人提出过要求立案查处违法行为的请求。3、根据上诉人反映的情况，涉及其房屋租赁的民事争议尚在诉讼过程中，在法院对涉案争议未作出生效裁决的情况下，公安机关对本案进行立案查处尚缺乏前提条件。4、本案发生争议的起因是民事侵权，上诉人主张的权利存在救济渠道，事实上上诉人已就该民事纠纷提起了诉讼。
综上，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报警行为所作的处理与前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并不相悖，被上诉人已依法履行了其应当履行的职责。原审法院判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黄开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钟 波
审 判 员 曹 斌
代理审判员 周铁金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八日
书 记 员 陈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