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苏民申373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戴鳌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南京市鼓楼区江东新区建设管理委员会征地拆迁服务中心，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江东北路101号。
法定代表人：陈方方，该中心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华武，江苏孙华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汤莉，江苏孙华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南京市鼓楼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建宁路***号。
法定代表人：梁卫国，该征收办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华武，江苏孙华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汤莉，江苏孙华武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戴鳌顺因与被申请人南京市鼓楼区江东新区建设管理委员会征地拆迁服务中心（以下简称鼓楼拆服中心）、南京市鼓楼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鼓楼征收办）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宁民终字第63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戴鳌顺申请再审称，1、2007年，由于鼓楼拆服中心工作人员的失误，少给了戴鳌顺的父亲戴华文安置房面积71.9平方米，在戴鳌顺多方申诉、上访并调取相关证据后，鼓楼征收办在2012年11月底才承认该事实。戴鳌顺其后要求鼓楼征收办交付少给的安置房，但该办工作人员告知无房可交付，只能参照佳和园小区周边商品房价格给予补偿。结合三年前政府认定佳和园小区房价是15570元／平方米，而2013年时周边房价均超过20000元／平方米的实际情况，戴鳌顺和鼓楼征收办在2013年4月达成按17500元／平方米补偿的口头协议。戴鳌顺还根据鼓楼征收办的要求提交了《信访报告书》。2013年5月，鼓楼征收办在未和戴鳌顺签订协议的情况下，提出可先行付（借）款，故在2013年5月28日支付了895155元，在2013年9月6日（借）付了150000元。在戴鳌顺的不断催要下，鼓楼征收办的工作人员通知戴鳌顺在2014年5月6日前往该办，说准备这几天给钱，并让戴鳌顺在空白单据上签名。2014年5月7日该办工作人员发短信说让5月8日领取尾款和利息，戴鳌顺在5月8日拿到了密封的信封，到银行后才知晓只有18666.6元，而非说好的20多万元。戴鳌顺遂电话提出异议，对方告知今后一定补齐。基于上述期间和征收办工作人员形成的正常的和不正常的关系，戴鳌顺向该办工作人员发了“我很惭愧，也很无奈啊！心里还很窝火。”和“钱款己领到。数字比较吉利。18666.6元。谢谢!”的短信。2014年下半年，戴鳌顺找鼓楼征收办工作人员，要求按照17500元／平方米的价格结清剩余款项，但未果。2、一、二审法院认为“变更后的协议内容已经全部履行”缺乏依据。鼓楼拆服中心、鼓楼征收办提供的2014年5月6日的清领单上记载的补偿款为1078500元（71.9平方米×15000元／平方米）与戴鳌顺分3次领取的合计1063821.6元相差14678.4元，如果扣除所谓的利息则相差21570元，但一、二审法院未查清该事实。3、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鼓楼征收办和鼓楼拆服中心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和戴鳌顺达成变更协议的合意。一、二审法院仅凭鼓楼拆服中心提交的清领单以及私人聊天记录，即推断协议已经变更并完全履行，而忽视戴鳌顺所发的“我很惭愧，也很无奈”的短信。鼓楼征收办和鼓楼拆服中心提交的2013年5月25日的《关于解决戴鳌顺信访问题的会议纪要》、江苏首佳房地产评估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佳评估公司）出具的苏佳房估130527-08号《房地产评估报告书》、2015年3月17日的《答复意见书》上载明的补偿单价均不相同。戴鳌顺并不认可《房地产评估报告书》。即使戴鳌顺领取了补偿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八条关于“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的规定，也不能认定戴鳌顺和鼓楼征收办和鼓楼拆服中心达成了变更的合意。综上，请求依法再审本案。
鼓楼拆服中心提交意见认为，1、戴华文的房屋在拆迁时申购房屋总面积确实少计算了71.9平方米，戴鳌顺作为权利承受人其后已经选择对此进行货币补偿，即承诺同意按照领取少申购的71.9平方米安置房折算成现金的办法处理，且已分3次领取了补偿款1063821.6元。戴鳌顺是在拿到转帐支票后自行到银行进帐的，故其明确知晓补偿金额，且戴鳌顺签字的清领单上载明是“补少申购安置房71.9平方米的房款”。2、鼓楼拆服中心共向戴鳌顺支付了1063821.6元，包括房款895155元和补贴款168666.6元。关于房款，是按照首佳评估公司的评估价格即15200元/平方米计算的单价，因为戴鳌顺购买的是安置房，拆迁户自己要支付4100元/平方米的购房款，而政府对拆迁户补贴了中央空调费550元/平方米、装璜补贴800元/平方米，故每户实际只需支付2750元/平方米，据此以评估价15200元/平方米-2750元/平方米得出实际单价12450元/平方米，再乘以71.9平方米，得出895155元的房款。鼓楼拆服中心在2013年5月27日已将该款项支付给戴鳌顺。关于补贴款，是以15000元/平方米（拆迁当时统一确定的单价，清领单上亦载明）乘以71.9平方米乘以15%（拆迁时统一给拆迁户的补贴比例）计算得出161775元，另以161775元按照3.55%利率乘以2年乘以60%（当时利息是按照60%计算）计算得出6891.6元，两者相加即为168666.6元。鼓楼拆服中心已将该款项支付给戴鳌顺。据此，鼓楼拆服中心和戴鳌顺最终达成以折算成现金的方式进行拆迁补偿的意见，且已充分履行。综上，请求驳回戴鳌顺的再审申请。
鼓楼征收办提交意见认为，其并非案涉《南京市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拆迁补偿协议》）的签订主体，故不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请求驳回戴鳌顺的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戴鳌顺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一、鼓楼拆服中心在与戴华文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时，将戴华文应享有的申购总建筑面积少计算了71.9平方米，戴鳌顺作为拆迁安置房屋的权利承继人，有权选择通过货币补偿或房屋产权调换的方式获得相应的拆迁补偿。戴鳌顺在2013年4月19日向南京市鼓楼区信访局提交的《信访报告书》中明确“经与信访局和征收办领导多次商谈，作为被拆迁人戴华文的财产唯一合法继承人，戴鳌顺同意按领取少申购的71.9平方米安置房折算成现金的办法办理”，而鼓楼拆服中心亦提供证据证明戴鳌顺已经实际领取相应的拆迁补偿款，故一、二审法院认定戴鳌顺已经选择了以货币补偿的方式获得上述71.9平方米房屋安置面积的拆迁补偿并无不当。
二、戴鳌顺主张其与鼓楼征收办达成按照17500元／平方米补偿的口头协议，但其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虽然在2013年5月25日的《关于解决戴鳌顺信访问题的会议纪要》中提及戴鳌顺提出按照17500元／平方米的价格进行补偿，但该纪要载明相关部门并未认可戴鳌顺的上述意见，且载明“经区征管办多次与戴鳌顺沟通协商，双方商定戴华文少申购的71.9平方米安置房按照12450元/平方米价格折算成现金（895155元）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可行的，补偿数额是相对公平的。会议一致同意按照区征管办与戴鳌顺商定的方式和价格对戴华文少申购的房屋进行补偿。”该会议纪要确定的处理意见与戴鳌顺签字确认的2013年5月27日的清领单上记载的补偿房款的数额相吻合，该清领单载明“拆迁江东街道电台村7号房屋补偿戴鳌顺（戴华文）有关费用895155元，其中备注部分写明“补少申购安置房屋（71.9平方米）房款科技园（江东软件城）”。另，2014年5月6日的戴鳌顺签名确认的清领单上载明“江东新区建设管理委员会土地规划处，因城市建设需要拆迁戴鳌顺房屋，支付的有关费用如下：费用明细包括拆迁补偿款（71.9平方米×15000元／平方米=1078500元）、15%尾款（1078500元×15%=161775元）、尾款利息（161775元×60%×3.55%×2年=6895.6元）、应付（161775元+6895.6元=168666.6元）等，并在备注部分写明“扣除预借150000元13年9月19应付18666.6元”。戴鳌顺认为，即使按照该清领单的记载拆迁补偿款也应为1078500元，而其实际仅领取1063821.6元，故一、二审法院认定协议已经履行完毕错误。本院认为，鼓楼拆服中心已对上述款项如何计算得出作出解释，从该份清领单记载的内容可见，1078500元的数字是为计算应付给戴鳌顺的15%尾款及相应利息的基数而确定，并不应认定是应付给戴鳌顺的拆迁补偿款数额，且戴鳌顺已经签字确认，从戴鳌顺在领取上述款项后于2014年5月8日向鼓楼征收办工作人员陈文杰发出的“钱款已领到。数字比较吉利。18666.6元。谢谢!”的短信内容亦可见，戴鳌顺是认可上述补偿款项的。尽管戴鳌顺曾在2014年4月24日向陈文杰发出“我很惭愧，也很无奈啊！心里还很窝火。帮帮忙吧”的短信内容，但该短信是在其领取补偿款之前所发出，不能证明其对已领取款项存有异议。故一、二审法院鉴于戴鳌顺已经实际领取补偿款的事实，而认定鼓楼拆服中心和戴鳌顺就少申购的71.9平方米安置房面积达成的货币补偿协议已经履行完毕，亦无不当。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戴鳌顺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管 波
代理审判员 许俊梅
代理审判员 关 倩
二〇一六年十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杨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