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苏08行终156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鞠九安，男，汉族，1957年6月16日出生，农民，住淮安市淮阴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淮安市淮阴区渔沟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淮安市淮阴区渔沟镇渔沟街。
法定代表人严健，该镇镇长。
委托代理人王银平，江苏腾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淮安市淮阴区渔沟镇渔沟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淮安市淮阴区渔沟镇渔沟村。
法定代表人丁海林，该村民委员会主任。
上诉人鞠九安因与被上诉人淮安市淮阴区渔沟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渔沟镇政府）、一审第三人淮安市淮阴区渔沟镇渔沟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渔沟村委会）行政给付一案，不服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2017）苏0804行初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鞠九安一审诉称：2007年，政府要征用包含原告家两个承包地在内的几十亩地，原告的要求是保障原告两人的生活才能交地，因为当时没有失地保障的政策，当时的渔沟镇党委书记同意并在征地第二个月就替原告办了困难低保。2013年省政府93号令要求确保被征地农民的生活，同年市政府也出台相应实施细则，被告故意不执行上述政策。2015年冬，被告和第三人伪造材料欺骗民政局取消原告因被征地的困难低保，原告诉至法院后，民政局补发了2015年第四季度的生活保障款。2016年元月起，被告和第三人恶意串通，再次取消原告因被征地的农民社会保障款。综上，原告领的是失地生活保障款，理所应当，正大光明，即征即保是现行政策，请求被告向原告给付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款15340.8元。庭审后，原告申请将诉请中的上述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款金额变更为18116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鞠九安系淮安市淮阴区渔沟镇西街村大北门组（原渔沟村八组）村民。2009年7月30日，渔沟镇振国资产经营中心与渔沟村八组签订《协议书》，征用包含本案原告鞠九安的22户农户共计19.0023亩集体土地，约定共补偿539936.67元，其中征用鞠九安土地1.4428亩。2009年8月，渔沟镇政府向被征地农户足额发放了全部补偿款共计539936.67元，其中鞠九安领取40996.12元。2010年8月2日，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复同意涉案征地项目的征地申报，同意将涉案集体土地征收为国有。2010年起，渔沟镇政府按照程序为鞠九安的妻子周玉英及其三子女共四人办理了低保，2013年周玉英长女留学俄罗斯，户口外迁，参保人变更为周玉英及其次女、长子共三人。2015年7月低保待遇核查时，发现该户享受低保期间兴建了楼房，相关部门核销了该户的低保。
为保障被征地农民和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基本生活，江苏省人民政府于2005年颁布实施了26号令《江苏省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办法》，对全省范围内的集体土地被征收后的征地补偿和基本生活保障作了明确规定。2006年，淮安市人民政府根据省政府26号令颁布实施了淮政发【2006】57号《淮安市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实施细则》，对淮安市范围内集体土地被征收后的征地补偿和基本生活保障作了具体规定。淮政发【2006】57号文第三章对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的职能分工、资金来源、账户组成、领取标准、发放方式等均作了规定，也明确了参加基本生活保障和领取征地补偿安置费之间的关系。
2013年，省政府颁布93号令《江苏省征地补偿与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废止了省政府于2005年发布的26号令，对全省范围内的集体土地被征收后的征地补偿和基本生活保障作了新的规定。2013年，淮安市人民政府颁布淮政规【2013】4号《淮安市征地补偿与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实施细则》，废止了淮政发【2006】57号文，根据省政府2013年93号令对淮安市范围内集体土地被征收后的征地补偿和基本生活保障作了新的规定。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原告鞠九安是否符合领取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款的条件。庭审中，原告认为涉案土地被征用后，原告一直领取社会保障款，原告要求被告给付社会保障款符合2013年省政府和市政府的相关文件的规定。一审法院认为：一、原告曾经领取的所谓“保障款”，并非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范畴。本案中，原告诉称和被告答辩中均能证实，原告曾经领取的相关款项系民政部门给付原告户的低保金，与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并无关联。二、原告有关适用2013年省、市相关文件的主张没有依据。原告土地于2009年被征用，原告主张的相关社会保障待遇应当适用当时的法规和政策，即省政府26号令和市政府淮政发【2006】57号文，2013年的相关政策文件对原告主张的社会保障待遇并无溯及力。三、原告不符合领取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款的条件。根据省政府26号令《江苏省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办法》和淮政发【2006】57号文就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所作的安排，纳入基本生活保障体系和领取征地补偿安置费均是保障被征地农民生活的方式，相关被征地农民有选择权。根据《淮安市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实施细则》第十八条的规定：“第二、三、四年龄段人员，可以选择是否参加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各级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鼓励和支持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个人账户资金一次性领取后不再纳入基本生活保障。”本案中，原告鞠九安一次性全额领取了被征土地的补偿安置费，应视为其已选择不参加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亦无权主张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的相关待遇。综上，本案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鞠九安的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鞠九安不服上诉称：上诉人2007年、2014年先后两次土地被征收，当时上诉人并不同意，后来镇政府承诺，只要我同意征地，他们就替上诉人全家办理最低生活保障，直到上诉人小孩毕业工作后。上诉人同意了这个要求，被上诉人也的确兑现了这个承诺，替上诉人家办了四个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一直兑现到2015年7月份长女工作，之后上诉人主动申请取消了长女的低保，只有三口人享受低保。现上诉人长女已工作，但次女和儿子均在国外读书，每年均由长女贷款32万元供他们上学，全家负债达57万元。但到2015年冬，被上诉人和第三人伪造材料，违反承诺，致民政局取消了上诉人家的低保，后经上诉人起诉，民政局补了2015年第四季度的费用给上诉人。2016年元月开始，被上诉人等再次编造材料，取消了与上诉人的行政给付约定，取消上诉人的低保。因此，被上诉人未遵守与上诉人之间的约定，更清楚上诉人家里仍有两个孩子在国外靠贷款读书的事实，伪造材料，违法取消上诉人的低保，依法应由被上诉人赔偿损失。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判令被上诉人履行行政约定，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渔沟镇政府答辩称：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并不存在行政给付约定，渔沟镇政府并不具体负责办理和审查是否符合低保条件，低保问题是由民政部门负责审批。上诉人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
一审第三人渔沟村委会陈述称：镇政府有无承诺，村委会不清楚。
当事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材料均已随卷移送至本院。
本院经审查认定的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履行行政给付约定，承担赔偿责任，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本院认为，首先，上诉人主张在其土地被征收时，被上诉人曾经承诺为其办理低保，被上诉人对此予以否认，上诉人就其这一主张未能提供证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意见》中规定，户籍状况、家庭收入和家庭财产是认定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三个基本条件，凡认为符合条件的城乡居民都有权直接向其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最低生活保障申请，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是审核最低生活保障申请的责任主体，在村（居）民委员会协助下，应当对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家庭逐一入户调查，详细核查申请材料以及各项声明事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并组织村（居）民代表或者社区评议小组进行评议；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是最低生活保障审批的责任主体，在作出审批决定之前，应当全面审查乡镇人民政府上报的调查材料和审核意见；乡镇人民政府对于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只负责初步审核，并不具有最终审批权，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和第三人伪造材料导致上诉人家庭被取消低保，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承诺行政给付以及伪造材料致其低保被取消，均缺乏证据证明；其要求被上诉人履行行政给付约定以及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均不能得到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鞠九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冬然
审 判 员 石亚东
审 判 员 孙聂娟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八日
法官助理 柏娟娟
书 记 员 金 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