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松民一（民）初字第7724号
原告上海陆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詹海燕。
委托代理人冯剑豪，上海市诚至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孟兆来。
委托代理人王雷，上海汇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上海陆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亿公司”）与被告孟兆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9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4年9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冯剑豪、被告委托代理人王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陆亿公司诉称：原告系一汽解放汽车一级经销商，被告孟兆来系二级个人经销商，与原告存在业务关系。自2013年4月起，被告开始以个人名义与原告签订《一汽解放汽车买卖合同》，约定由被告在签订合同时支付预付款或者定金，提车时付清全款，车辆办理初始登记信息由被告提供。自2013年4月3日至2013年12月13日期间，双方共签订8份汽车买卖合同，购车款共计13，389，841元，但被告仅支付了12，360，189元，尚有余款1，029，652元，虽经原告催讨，被告始终未支付。原告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1，029，652元。
被告孟兆来辩称：对于双方在2013年4月3日至2013年12月13日期间共签订8份汽车买卖合同、购车款共计13，389，841元均无异议，但被告已经支付了14，570，189元，故被告不仅未欠原告货款，反而多支付了1，180，348元，其将另案主张返还。故此，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3年4月3日、4月26日、6月14日、8月9日、9月16日、10月21日、11月20日、12月13日，原、被告分别签订《一汽解放买卖合同》或《联销协议》共计8份，约定被告向原告购买车辆，合同金额共计13，000，480元，实际交易价格为12，464，680元，加上购置税／上牌费，被告共应向原告支付13，389，841元。
被告称，在2013年4月3日至2014年1月21日期间，其已支付给原告货款14，570，189元，其中包括支付给原告工作人员庄某、徐甲、郑某、陈某以及直接支付给原告10，370，389元，被告客户徐乙支付给原告的1，589，800元，以及被告支付给原告工作人员咸某261万元。原告对于前两笔10，370，389元、1，589，800元予以认可，双方争议在于被告支付给咸某的261万元。
被告支付给咸某的261万元共计12笔，分别为2013年4月8日6万元，2013年7月23日40万元，2013年7月24日20万元，2013年9月5日35万元，2013年9月15日30万元，2013年9月17日15万元，2013年9月18日25万元，2013年10月8日15万元，2013年10月25日15万元，2013年11月8日30万元，2013年11月14日20万元，2013年11月28日10万元。上述12笔均有银行汇款凭单为证，后9笔同时附有“咸某”出具的收条，内容均为“今收到瑞玉汽销孟兆来购车款某某元整”。这些收条的样式与被告支付其余款项后原告出具的收条样式明显不同。庭审中，被告确认上述收条的出具时间即为落款时间，但经原告调取咸某的出入境记录，发现有部分收条的落款时间咸某人在境外。对此，被告又称是由于记忆错误所致。
上述12笔中，原告称，2013年7月24日和2013年9月5日，其公司员工陈某的账户分别收到了20万元，共计40万元。因此，上述261万元中，原告对221万元不予认可。
被告则称，其支付购车款均是根据原告员工徐甲的短信指示付款，徐甲要求其支付至谁的账号，其就支付至谁的账号。被告为此提供了徐甲发给被告的短信作为证据，这些短信的真实性得到了原告申请的证人徐甲本人的确认。
经核对，这些短信与被告的付款绝大部分能够一一对应，即徐甲发短信给被告，提供一个银行账号和姓名（包括庄某、咸某、徐甲、郑某、陈某），被告在收到该短信后的1—2天内，向上述银行账号支付钱款。具体到本案双方争议的12笔钱款，短信发送和付款时间为：
（1）2013年4月8日6万元，无短信印证；
（2）徐甲于2013年7月22日发短信，被告于2013年7月23日支付40万元，于2013年7月24日支付20万元；
（3）徐甲于2013年9月5日上午发短信，被告于当日下午支付35万元；
（4）徐甲于2013年9月14日发短信，被告于2013年9月15日支付30万元、于2013年9月17日支付15万元、于2013年9月18日支付25万元；
（5）徐甲于2013年10月7日发短信，被告于2013年10月8日支付15万元；
（6）徐甲于2013年10月25日发短信，被告于2013年10月25日支付15万元；
（7）徐甲于2013年11月7日发短信，被告于2013年11月8日支付30万元；
（8）徐甲于2013年11月13日发短信，被告于2013年11月14日支付20万元；
（9）徐甲于2013年11月28日发短信，被告于2013年11月28日支付10万元。
但徐甲称，其是咸某的妻子，上述9条短信，是因为咸某本人不会发短信，故让她代为发送给被告，上述钱款是被告与咸某之间的其他债务。
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还提供了一份录像资料，该录像资料内容为与某中年男子的通话视频，原告称该中年男子就是咸某。该中年男子在视频中称，在2013年8月份，当时陆亿公司的大股东要出售股份，其想收购该股份，就向孟兆来借了100多万。但后来股份没有收购成，孟兆来就要求其打个收条，写成是陆亿的车款，并称是会计做账的需要，其就写了。最终这些钱他都在澳门赌博输掉了。
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并称由于视频模糊，无法确认视频中的男子是否为咸某。
另查明，原告陆亿公司于2010年9月1日成立，咸某是股东，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5%，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一职。咸某于2012年7月16日增资至48%，并卸任法定代表人一职。咸某又于2014年4月18日将上述股份全部转让给他人。
以上事实，由买卖合同、银行转账凭单、收条、短信记录、公司章程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本案中，原、被告对被告应支付原告购车款13，389，841元、被告已经支付12，360，189元予以确认，争议焦点在于，被告直接支付给案外人咸某261万元中的221万元，能否认定为被告支付给原告的购车款？
对于该争议焦点，本院认为，首先，从支付对象上看，被告主张已经支付的14，570，189元中，既有直接支付给原告，也有支付给原告的工作人员庄某、徐甲、郑某、陈某、咸某。因此，被告直接支付给咸某，并不违反双方之间的交易惯例，更何况咸某曾经是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在受款期间还是占有原告48%股份的股东，而其他人反而不具有这种特殊的身份。
其次，从支付方式上看，本案争议的221万元，与其余原告认可的款项一样，绝大部分（即除了2013年4月8日的6万元以外）均是依据原告工作人员徐甲的短信指示付款。其中三笔稍有不同，即徐甲于2013年9月14日发短信，被告于2013年9月15日支付30万元、于2013年9月17日支付15万元、于2013年9月18日支付25万元，但经核对双方之间的货款总额，此时被告的付款总额仍远少于货款总额。因此，在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与咸某（或徐甲）恶意串通的情况下，原告对其余的款项认可，单单对支付给咸某的款项不予认可，显然缺乏依据。
最后，本院当然也注意到，案外人咸某出具的收条，与原告就其余无争议金额出具的收条，在形式上确有不同。被告就上述收条形成时间的确认，与原告调取的出入境记录也不完全相符。原告提供的录像资料，也有所谓的“咸某”称与被告存在100多万元的借款关系。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本案中，被告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原告所提供证据的证明力。退一步而言，即使该视频中“咸某”所言为真，他也只是确认存在100多万元的借款，与本案双方争议的221万元仍有较大的出入。
基于此，本院认为，除2013年4月8日的6万元，因缺乏明确的付款指示，同时也缺乏咸某出具收条加以确认外，其余的215万元，可以认定为被告支付给原告的购车款。现被告支付的购车款已经超过其应付款项，原告再行起诉要求被告支付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上海陆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4，066元、减半收取7，033元，由原告上海陆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已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燕华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记员 陆倩雯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七十三条第一款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