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晋08民终188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毕胜利，男，1960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侯马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毕瑞罡，男，汉族，1987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侯马市。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军龙，男，1976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曲沃县孝母巷**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尚计孝，男，1954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永济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尚转姑，女，1955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永济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荆娜，女，1980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永济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尚晨光，男，2000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永济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尚某1。法定代理人：荆娜，系尚某1之母（身份信息同上）。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卫周岩，山西德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张晶朝，男，1992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侯马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魏红星，山西光普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毕胜利、毕瑞罡因与被上诉人尚计孝、尚转姑、荆娜、尚晨光、尚某1、原审被告张晶朝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夏县人民法院（2017）晋0828民初16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毕胜利、毕瑞罡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山西省夏县人民法院（2017）晋0828民初1657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一、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庭审中，上诉人称被上诉人尚计孝等五人已从死者尚某2的雇主处得到赔偿款43万元。对此，被上诉人尚计孝等五人代理人当庭也承认得到雇主的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根据该款规定，既然被上诉人尚计孝等五人已向死者尚某2的雇主主张权利，且已获赔偿，就不能向上诉人再主张权利，获得双份赔偿。但原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回避被上诉人已从雇主处得到赔偿的事实，仍然判决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各项损失明显适用法律错误，也违反了民事赔偿填平式原则。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认定上诉人毕胜利与被上诉人毕瑞罡系原审被告张晶朝的雇主错误。本案中，被告张晶朝提交了给上诉人毕瑞罡的妻子微信转过几次账的记录，据此证明雇主系上诉人毕瑞罡。而原审法院就认定上诉人毕瑞罡雇佣了被告张晶朝驾驶货运车辆，上诉人毕瑞罡与毕胜利是雇主。原审法院已查明上诉人毕胜利系车主，司机受雇于车主是常识，上诉人毕瑞罡不是车主，凭什么也是雇主？显然原审法院的认定不能成立。实际上，上诉人毕胜利与被告张晶朝之间是雇佣关系，而上诉人毕瑞罡与毕胜利之间是合同关系（运输合同），与被告张晶朝不存在权利义务关系。被告张晶朝作为司机代收货款，然后将货款交给经营货运的上诉人毕瑞罡完全符合行业习惯。这与存在雇佣关系毫无关联。2、认定死者尚某2生前已在运城市区居住一年以上明显错误。原审法院认定死者尚某2在运城市区居住一年以上的证据系租房协议与水电费缴纳票据。租房协议显示租房期限自2016年3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水电费收据显示是2017年8月、9月、10月各一份。收据上面无交款人姓名，无收款单位公章。房屋在2017年2月28日已到期，怎么还交水电费？显然不能互相印证。不能证明死者尚某2在运城市已居住一年以上。且民事起诉状显示荆娜（尚某2妻子）及子女的住址系永济市卿头镇尚志村三组。因此，原审法院的认定明显错误，依法无据。3、认定被抚养人生活费明显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如受害人有被抚养人的，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将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根据该规定，被抚养人生活费已包含在死亡赔偿金或残疾赔偿金中，该项赔偿请求已被取消，不应再认定。另外，即使可以认定，原审法院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的数额也是错误的。本案中，原审法院认为被抚养人有四个，分别计算了每个人的被抚养人生活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被抚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额。”而原审法院第一年多计算了两个人（计算了4个人）的被抚养人生活费，第2年至第11年多计算了一个人（计算了3个人）的被抚养人生活费。4、原审法院不认定被告张晶朝具有重大过失明显错误。本案中，被告张晶朝发生事故时右边并无行使车辆，但其却一未采取制动措施，二是不进行避让，对事故的发生被告张晶朝具有重大过失。上述事实有交警部门的勘验记录和询问笔录予以证实。面对上述事实，原审法院却不认定被告张晶朝具有重大过失明显错误，毫无公平、公正可言。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尚计孝、尚转姑、荆娜、尚晨光、尚某1辩称，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答辩人并未从受害人尚某2的雇主处获得赔偿款。上诉人的主张与事实不符。该主张系上诉人在一审中的单方陈述，答辩人在没有获得赔偿款的情况下一审代理人怎么可能承认得到了赔偿款。不论是一审还是二审，上诉人对其主张均应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答辩人在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后，出现雇佣法律关系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关系发生冲突时，选择按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主张自己的诉讼权利，完全系自己的选择权，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1、一审判决查明认定上诉人毕胜利与毕瑞罡系父子关系，张晶朝受雇驾驶的车辆系上诉人毕胜利所有，张晶朝受雇驾驶货车期间由上诉人毕瑞罡给其支付薪资报酬正确。首先，张晶朝作为司机，应该是最清楚自己的老板是谁，自己受雇于谁，谁向自己发放工资报酬，需要请假时向谁请假，张晶朝的陈述客观真实，应予采信。其次，张晶朝在一审中除了自己的陈述外，还向法院提交了大量的证据材料，有张晶朝、毕瑞罡的业务名片，微信转账记录，录音、毕瑞罡瑞鑫托运部工商登记档案等，足以证实张晶朝驾驶登记为毕胜利所有的货车是受雇于毕瑞罡。2、一审判决认定受害人尚某2在运城市区居住一年以上正确，证据确凿。受害人尚某2生前虽是农村户口，但其受雇他人在运城市从事运输行业，在运城市区租房居住一年以上，其经常居住地和收入来源均来自城镇，且不以农业收入为生活来源。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他字第25号复函的规定，尚某2的有关损害赔偿费用应当根据当地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一审判决正确。3、一审判决认定被抚养人生活费正确。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了人身损害赔偿范围的基本制度，《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对人身损害赔偿范围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侵权责任法》对人身损害赔偿范围作了原则性规定，是一条关于人身损害赔偿范围的总纲，条文中没有一一列举人身损害赔偿的所有项目。在《侵权责任法》实施后，应当按照《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的规定来确定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被抚养人生活费虽然未在《侵权责任法》条文中出现，但在审理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时应予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的规定，如受害人有被抚养人的，应当依据《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将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是将被抚养人生活费数额直接加到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中，统称为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法院在判决中，不单列被抚养人生活费这一项，在依照《人身损害赔偿解释》计算出被抚养人生活费后，与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相加后作为“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体现在判决的判项上。此时“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与《侵权责任法》实施前的内涵是不一样的，实施前“残疾赔偿金”与“死亡赔偿金”的内涵小，不包括被抚养人生活费；实施后，“残疾赔偿金”与“死亡赔偿金”的内涵大，包括被抚养人生活费，符合法理及法律精神。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决。原审被告张晶朝述称，一、一审认定上诉人毕瑞罡与答辩人张晶朝系雇主与雇工关系是正确的，符合客观事实。答辩人是2016年底就开始为毕瑞罡打工的，刚开始不是司机，后来因月收入太少，答辩人不想继续为毕瑞罡打工。于是毕瑞罡让答辩人考驾驶证和营运资格证，并称可以当司机送货，承诺按月底薪3000元+提成。于是答辩人才同意继续为毕瑞罡打工。2016年12月毕瑞罡让其妻子为答辩人交纳了500元营运资格证考试费。在2017年2月为了便于答辩人工作，毕瑞罡又让其妻子支付了80元名片制作费，在侯马长城广告印制了本案答辩人提交的业务名片。此后，自2017年3月下旬开始，答辩人便从事司机岗位开展送货业务。期间答辩人经办的货款、运费、答辩人都根据毕瑞罡的要求转给了其妻子张园缘。在事发之前，答辩人从未与毕瑞罡的父亲毕胜利发生过任何款项往来，更不用说领取工资报酬。因此，上诉人毕瑞罡说自己不是雇主，显然不符合客观事实。二、答辩人有充分证据证明毕瑞罡是（瑞鑫物流）侯马市瑞鑫托运部的业主，是张晶朝的雇主。三、上诉人所称的“张晶朝具有重大过失”，明显是主观臆断。1、本案事故发生是因为对方车辆在超车后没有及时回到原车道，造成与答辩人驾驶的车辆在答辩人一方车道上发生碰撞。这是有事故现场勘察可以证实的。这也说明交警部门认定本次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不是答辩人造成的，所以才认定为同等责任。答辩人认为自己只应承担次要责任，为此也及时提出了复核申请，但被驳回。所以，无论如何，答辩人都不负事故主要责任，自然也不能认定为重大过失。2、司法实践中，通常以交警部门作出的责任认定作为认定依据，即：责任认定雇员在交通事故中承担主要或全部责任的，属于重大过失；而雇员司机在被认定为同等责任及次要责任的，属于一般过失，仅由雇主承担责任。本案中，答辩人是负事故的同等责任。因此只属于一般过失。答辩人认为，上诉人之所以称雇主是其父亲毕胜利，所谓重大过失，不过是想逃避责任，认为其父亲年纪已经很大，名下又没有很多财产，即使承担了同等责任也不会怎么样。综上，上诉人关于雇主及责任的几点上诉意见，均毫无事实依据，应当依法予以驳回。尚计孝、尚转姑、荆娜、尚晨光、尚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赔偿五原告因尚某2死亡所产生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560931.5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原告尚计孝、尚转姑系尚某2的父母，原告荆娜系尚某2的配偶，原告尚晨光、尚某1系尚某2的子女。2017年11月2日15时15分左右，尚某2驾驶晋Ｍ×××××/晋MC7**挂东风牌重型半挂车，沿省道235线（候风线）由西向东行驶至省道235线54MK+300M常村附近路段时，与相对方向被告张晶朝驾驶的登记在被告毕胜利名下的晋Ｌ×××××跃进牌轻型仓栅式货车发生碰撞，造成尚某2当场死亡，两车不同程度受损的交通事故。该事故经夏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死者尚某2和被告张晶朝负该事故的同等责任。晋Ｌ×××××跃进牌轻型仓栅式货车车主系被告毕胜利，被告毕胜利与被告毕瑞罡系父子关系，被告张晶朝受雇驾驶晋Ｌ×××××跃进牌轻型仓栅式货车期间由被告毕瑞罡给其支付薪资报酬。一审法院认为，夏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对本次事故所做责任认定，事实清楚、责任区分明确，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因过错侵害他人合法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应当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合理费用。尚某2因交通事故死亡，五原告作为尚某2的父母、配偶和儿子应获得的各项赔偿费用分别为：1、死亡赔偿金，尚某2生前虽是农村户口，但原告提供的尚某2的租房协议以及水电费缴纳票据足以证明其在事故发生前已经在运城市区居住一年以上，尚某2在运城市从事运输行业，不以农业收入为生活来源，因此死亡赔偿金的数额应当按照山西省201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352元的标准计算20年，共计547040元；2、丧葬费，根据山西省2016年职工人均年工资54975元的标准计算6个月，共计27487.5元；3、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尚某2死亡的后果，给原告方造成心理创伤，主张3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予以支持；4、被扶养人生活费，五原告要求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仅提供了学校证明一份，没有充分证据支持其诉请，对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对原告尚计孝、尚转姑、尚晨光、尚某1的生活费根据2016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标准计算，原告尚计孝（1954年2月2日出生）计算17年，因尚计孝有两个儿子,计算方法为8092*17年/2人=68782元。尚转姑（1955年7月8日出生）计算18年，计算方法为8092元*18年/2人=72828元，长子尚晨光（2000年1月10日出生）计算1年，计算方法为8092元*1年/2人=4046元，次子尚某1（2010年1月10日出生）计算11年，计算方法为8092元*11年/2人=44506元，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190162元。以上四项费用共计794689.5元。原告方主张的交通费、误工费没有提供相关损失证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张晶朝驾驶的机动车所投保的保险公司应当在机动车保险的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110000元，因双方庭前协商已做处理，原告也撤回了对保险公司的诉讼，对该部分赔偿费用应予以扣除，超出保险责任限额部分应为684689.5元，对此按照各自过错责任的比例分担，被告张晶朝应当承担尚某2的各项损失为342344.75元。综合庭审中被告张晶朝、毕胜利、毕瑞罡提供的证据及质证意见，被告张晶朝的车辆系被告毕胜利所有，被告毕瑞罡雇佣被告张晶朝驾驶货运车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被告张晶朝应当承担的责任由雇主毕瑞罡、毕胜利承担。因此，对原告方的剩余损失342344.75元应当由被告毕胜利、毕瑞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被告毕胜利、毕瑞罡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赔付原告尚计孝、尚转姑、荆娜、尚晨光、尚某1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各项损失共计342344.75元。二、驳回原告尚计孝、尚转姑、荆娜、尚晨光、尚某1对被告张晶朝及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3305元，被告张晶朝、毕胜利、毕瑞罡共同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了收据三份，证明：毕瑞罡成立了一个货运部，毕胜利的一辆货车在毕瑞罡的货运部里，承包一部分货物运输工作，证明毕胜利和毕瑞罡之间系运输合同关系。被上诉人质证认为，一、该三份收据系2017年的收据，不属于本案二审当中新的证据；二、该三份收据不能证明毕胜利和毕瑞罡之间系运输合同关系，更不能证明毕胜利收款的事由，和本案缺乏关联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原审被告张晶朝质证认为，一、收据所反映的什么款项没有明确记载，不能证明是双方之间的运费款项；二、张晶朝在担任司机之前，该货车也一直在毕瑞罡的托运部拉运货物，不能证明毕胜利是张晶朝的雇主；三、没有相关的款项往来记录证实这几笔款项属于什么记录，我们不予认可。原审被告张晶朝提供五份证据，微信转账记录、毕瑞罡和妻子的三份通话话费发票、2017年2月份印制名片的费用转账记录、毕瑞罡及其妻子微信公众号的截图、张晶朝微信转账记录，证明张晶朝和毕瑞罡之间是雇工与雇主关系。上诉人质证认为，对微信公众号没有异议，其余证据均不能证明双方是雇佣关系。被上诉人没有质证意见。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院认为，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1、被上诉人是否从受害人的雇主处领取赔偿款；2、原审认定上诉人毕胜利、毕瑞罡系原审被告张晶朝的雇主是否正确；3、原审认定死者尚某2生前在运城市区是否居住一年以上；4、原审认定尚某2的被抚养人生活费是否正确；5、对本案事故的发生张晶朝是否有重大过失。关于焦点1，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已从受害人的雇主处获理赔偿43万元，但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原审庭审笔录中并无记载被上诉人代理人承认获得赔偿款43万元的记载，本院对上诉人的该主张不予支持。关于焦点2，发生事故的车辆虽然登记在毕胜利名下，但驾驶该车的司机张晶朝系毕瑞罡雇佣，有张晶朝的陈述、原审中提交的张晶朝的母亲刘金萍与毕瑞罡的通话记录、张晶朝的工资发放微信记录等为证，张晶朝与毕瑞罡之间系雇员与雇主的关系，张晶朝对五被上诉人的赔偿责任应由其雇主毕瑞罡承担。关于焦点3，原审中，五被上诉人提供了死者尚某2与运城市关公大型配货停车场的租房协议、水电费收款收据、儿子尚某1的在运城市盐湖区博小学就读证明相互印证，原审据此认定死者尚某2生前在运城市区居住一年以上并无不当。关于焦点4，原审查明，死者尚某2的被抚养人有四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被抚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的规定，即四被抚养人的年生活费总额按2016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8092元计算，即为（8092元*17年）+8092元/2＝141610元。原审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五被上诉人的总损失为746137.5元。关于焦点5，夏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原审被告张晶朝对事故的发生负同等责任，而非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原审认定其行为不存在重大过失符合法律规定。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部分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五被上诉人总损失减去保险公司应承担的11万元，剩余636137.5元，由张晶朝的雇主毕瑞罡承担50%的赔偿责任，即赔偿五被上诉人318068.75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西省夏县人民法院（2017）晋0828民初165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维持山西省夏县人民法院（2017）晋0828民初165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上诉人毕瑞罡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付被上诉人尚计孝、尚转姑、荆娜、尚晨光、尚某1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各项损失共计318068.75元。四、驳回上诉人毕胜利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305元，由上诉人毕胜利负担3054元，由被上诉人尚计孝、尚转姑、荆娜、尚晨光、尚某1负担25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10元，由上诉人毕胜利负担1857元，由被上诉人尚计孝、尚转姑、荆娜、尚晨光、尚某1负担15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军武审判员  王晓明审判员  王玉林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张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