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112民初42054号原告：田某，女，1952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琼，北京陈晓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沈某1，男，1965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被告：沈某2，男，1968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被告：沈某3，女，1973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以上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任俊峰，北京伊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魏某，女，1983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原告田某与被告沈某1、沈某2、沈某3、魏某遗嘱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1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原告田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琼，被告沈某1、沈某2、沈某3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任俊峰，被告魏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田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我继承被继承人沈某4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乔庄北区×号楼××号房屋（以下简称××号房屋）的全部遗产；2、请求判令我继承被继承人沈某4在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乔庄村村民股份的四股；3、判令继承沈某4生前在乔庄村建有7间平房拆迁时分得的另外4套房屋；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继承人沈某4于2015年8月24日因病去世，我与沈某4均系再婚，婚后没生育子女。被告沈某1、沈某2、沈某3系沈某4与其前妻所生，被告魏某10岁时由我结婚带到沈某4家里。我和沈某4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了××号房屋，建筑面积86平方米。2005年12月22日，沈某4自书了遗嘱，其名下的全部合法遗产由我继承。因此，我依法提起诉讼，望人民法院支持我的诉讼请求。被告沈某1、沈某2、沈某3共同辩称：××号房屋有一部分是沈某4前妻张某的遗产，沈某4和张某各占一半份额。沈某1和沈某2的房屋和本案没有关系。第一，根据乡规民约，农村子女结婚即与父母分家，从父母处分得的财产均是父母对新家庭的赠与，沈某1于1989年结婚、沈某2于1991年结婚成家时，已经与其父母沈某4、张某分家，分家后，沈某1和沈某2所得的财产与沈某4、张某再无关联。根据我国法定婚姻制度，结婚证即可证明分家时间。上述事实沈家父子和村委会均知道，且拆迁时已按照分家情况分别拆迁，对此沈某4是明知的，且无任何异议，已经以其实际行动对分家情况再次确认。因此除了沈某4签订协议获得的财产之外，其他的均是沈某1、沈某2各自的家庭财产，田某无权要求分割他人财产。第二，沈某4签订协议获得的财产中，包含未分割的张某的遗产，沈某4无权处置张某的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分割。沈某1、沈某2结婚分家后，沈某4、张某夫妇共同生活至1992年12月31日张某去世，所居住的6.58米房屋是其夫妇夫妻共同财产。张某去世后，出于家庭和睦考虑，被告未分割生母的遗产，包含房屋、家具、存款等。田某要求分割的遗产中，包含被告母亲张某的遗产，请贵院予以区分并判决由张某的继承人继承。第三，对沈某4的遗嘱，因存在重大瑕疵，无法确认是否沈某4本人书写，无法确定立遗嘱时间，沈某4去世前几年因小脑萎缩，意志不清楚，时间无法确定就无法确认是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田某有义务证明遗嘱的真实性，其有条件却不配合鉴定，致使遗嘱真实性无法确认，应承担举证责任和不利后果。被告魏某辩称，我同意田某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田某与被继承人沈某4（1942年8月5日出生，2015年8月24日去世）于1994年6月3日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婚后未生育子女。沈某4再婚前与张某（1992年12月30日去世）育有三名子女，分别为沈某1、沈某2、沈某3。田某再婚前曾育有一女魏某，田某与沈某4再婚后，魏某跟随田某与沈某4共同生活。沈某4的父亲沈海于1970年11月去世，沈某4的母亲沈李氏于1979年8月去世。张某的父亲张某1于1943年3月去世，张某的母亲张赵氏于1975年10月去世。2000年1月23日，乔庄村委会作为甲方、沈某4作为乙方签订《搬迁协议书》，内容为：“根据通州区卫星城总体规划和乔庄村旧村改造的需要，合理利用土地，改善社员居住条件，甲乙双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按乙方家庭人口结构给予合理安排住房，即北区×号楼××门2居1套，面积平方米。二、乙方现有正房2间，其中瓦、门、窗归乙方所有，厢房5间，其中瓦、门、窗、檩归乙方所有，其余部分归甲方所有。三、乙方在领取楼房钥匙前，先把旧宅归乙方的财产拆除运走，甲方可给乙方楼房钥匙，同时乙方把旧宅钥匙交给甲方。从此后，乙方旧宅院所有的一切，甲方有权处理，乙方无权干涉（乙方应拆走的财产而未拆的甲方视为乙方不要）。……注明：自分配楼房之日起，乙方于2000年2月24日前必须从老房搬出，如过期，甲方有权处理乙方的财产。”签订《搬迁协议书》当日，田某向村委会交纳房款17479元，乔庄村委会出具《收据》，载明：“今收到沈某4旧房折款6.58米×500元/米款3290元交来房：86㎡×210元合款：18060元+上调15%款2709元实交款17479元”。2012年4月18日，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乔庄村委会下发《房产所有证》（字第北×-××号），房屋所有权人登记为沈某4，房屋用途为住宅，建筑面积86㎡，产别为小产。另查，沈某4在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乔庄村享有股份制股金4股，本院至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乔庄村村民委员会核实相关情况，该村村长李建民向本院确认了沈某4的股份情况，并表示现在每股金额1000元。再查，庭审中，沈某1、沈某2、沈某3主张××号房屋系沈某4与前妻共同建造的旧房拆迁置换所得，该财产中包含张某遗产的份额，并向本院提交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乔庄村村民委员会于2015年11月9日和2015年11月16日分别出具的《证明》二份，载明：“兹证明乔庄北区×号楼××号该购房发票上的6.58米房屋系沈某4于前妻张某所建”和“兹证明乔庄村旧村改造中，沈某4所有乔庄北区×号楼××号，系为其两间平房置换所得，乔庄村补贴待遇返还老房款，老房6.58米，每平米500元，合计3290元，共计24次（2004年至2015年）共计78960元”；田某主张沈某4生前在乔庄村共建有平房7间，分两处，一处三间、一处四间，拆迁时分得5套房屋，2套写在沈某2名下，2套写在沈某1名下，还有一套是××号房屋，并要求继承除××号房屋之外的其他4套房屋，其向本院提交自通州区档案馆调取的《北京市通县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建房使用集体耕地许可证》（1971年11月5日），载明“申请人：沈某4住城关公社乔庄生产大队，申请事项：现有厢房叁小间，不够住，故申请建北房四间。批准事项：经请示通县革命委员会批准该户建房四间，占用耕地肆分正”，以及《通县人民政府农村个人建房使用土地许可证》（1985年5月17日），载明：“经研究，批准你乡乔庄村沈某4建房叁间。面积：长13.33米，宽10米，占用空闲地0.2亩”。为查明沈某4生前所建平房情况及拆迁情况，本院至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乔庄村村民委员会调查，该村村长李建民向本院陈述相关情况：沈某4在该村的老平房系其与前妻张建凤所建，该平房于上世纪90年代至2000年期间拆迁，当时没有成文的拆迁政策，拆迁时沈某4和沈某2已经分家，老平房13米多分为沈某46.58米、沈某26.57米，分别签署协议搬迁，各自支付购房款，沈某1未居住在此院落，单独签订的《搬迁协议书》。村委会还向本院提供了沈某1和乔庄村委会签署的《搬迁协议书》，内容为“乙方现有正房3间，配房2间，正房瓦、门、窗及配房瓦、门、窗木料归乙方所有，其余部分归甲方所有。甲方按乙方家庭人口结构给予合理安排住房，北区××号楼××门2居1套，面积68平方米。……”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田某向本院提供了落款日期为2005年12月22日的“遗嘱”一份，载有：“我叫沈某4现住乔庄北区××号楼×单元××房间，住房面积为86平米。我是后续老伴田某，所以我现住的房屋是后续老伴田某用他的前夫所留下的钱购买的，有买房票据为证，我走后所有房产及其一切财物，都归我老伴田某，所有其他儿女其他亲属没有权利向及所要。立嘱人沈某4公证人马某录廉某香2005年12月22日”。沈某1、沈某2、沈某3申请对遗嘱内容、签字是否沈某4本人书写以及遗嘱签字与日期是否同一人书写进行鉴定，并向本院提交《搬迁协议书》原件沈某4签名作为对比样本，田某、魏某对对比样本未达成一致意见，亦没有对比样本提交法庭，本院依程序启动鉴定，鉴定内容为遗嘱中的字迹（包括右下角日期、不包括公证人签字）与样本中沈某4签名是否同一人书写进行鉴定，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摇号选取鉴定机构，本院委托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作为本案的鉴定机构，该机构于2017年3月14日出具《补充鉴定材料通知书》，要求提供沈某4书写的大量手写字迹，双方当事人向本院表示无法提供，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于2017年5月2日出具《终止鉴定告知书》，因无法补充样本，样本不充分致使鉴定工作无法继续进行，该鉴定中心均定终止此次鉴定工作。本院认为：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没有表示放弃继承，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首先，关于田某提供的遗嘱的效力问题。田某向本院提供的落款日期为2005年12月22日的“遗嘱”并坚持认为该“遗嘱”系沈某4自书遗嘱，现无任何其他证据对该“遗嘱”系沈某4亲笔书写、签名予以佐证，故本院对于“遗嘱”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田某对提提供的“遗嘱”的真实性并未完成其举证责任，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在“遗嘱”真实性无法确认的情况下，本案应按照法定继承对被继承人遗产进行继承分割。其次，关于继承人的范围。根据田某的诉讼请求，本案的被继承人为沈某4，沈某4生前与魏某形成了抚养关系，沈某4去世后，其继承人应为：配偶田某、长子沈某1、次子沈某2、长女沈某3、继子女魏某。沈某1、沈某2、沈某3主张××号房屋中有沈某4前妻张某的份额，张某在1992年12月30日去世后，其继承人应为：配偶沈某4、长子沈某1、次子沈某2、长女沈某3。再次，关于遗产的界定和分割。关于××号房屋，购买于2000年沈某4与田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系沈某4与张某生前共同建造的平房搬迁安置所得，根据2000年购房款收据记载的事项与本院至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乔庄村村民委员会核实的情况，购房款合计20769元，包含了旧房折款3290元，田某实交款17479元。本院认定，××号房屋中旧房折款在总购房款中对应的比例部分，应为沈某4与张某共同建造的老平房拆迁后的财产转化形式，即××号房屋16%的份额，其中张某份额为8%，沈某4份额为8%。田某与沈某4的夫妻共同财产为××号房屋84%的份额，其中田某份额42%，沈某4份额为42%。故沈某4的遗产范围为××号房屋权益份额的50%，张某的遗产范围为××号房屋权益份额的8%。张某去世后，其遗产一直未分割，并发生上述财产转化，沈某4作为张某的继承人没有表示放弃继承，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其继承张某遗产的权利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对于张某的遗产的其余部分，因其全部继承人均为本案当事人，且均要求本案一并进行裁判，故本院一并予以处理。另，沈某4在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乔庄村享有股份制股金4股，为沈某4的遗产，应由其继承人继承。关于田某主张的要求继承沈某4生前在乔庄村平房拆迁分得的除××号房屋外的“其余4套房屋”，其未提交证据证明上述财产的客观存在情况，本院至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乔庄村调查核实时，村委会表示沈某1并非居住在沈某4的老平房院落且单独拆迁安置，沈某2和沈某4在拆迁时已分家、分别和村委会签订《搬迁协议书》并各自支付购房款，故对于田某的该项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继承人沈某4名下的坐落于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乔庄北区×号楼××号房屋权益的52.4%，由田某享有；上述房屋权益的12.4%，由沈某1继承享有；上述房屋权益的12.4%，由沈某2继承享有；上述房屋权益的12.4%，由沈某3继承享有；上述房屋权益的10.4%，由魏某继承享有；二、被继承人沈某4在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乔庄村享有的股份制股金4股，由田某、沈某1、沈某2、沈某3、魏某各继承五分之一的份额；三、驳回田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田某负担900元（已交纳）；由沈某1、沈某2、沈某3、魏某各负担22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姚玮东人民陪审员  郑淑琴人民陪审员  孙淑深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苑路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