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鼎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鼎民初字第2129号
原告傅春桃，女，1953年8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福鼎市，现住福鼎市。
委托代理人陈振涵，福建建达（福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郑大锦，男，1962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福鼎市。
委托代理人朱乃坚、上官慎华，福建秉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傅春桃与被告郑大锦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6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傅春桃及委托代理人陈振涵、被告郑大锦及委托代理人朱乃坚、上官慎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傅春桃诉称，2015年4月2日8时40分，原告傅春桃及其家属到福鼎市环境卫生管理处反映环卫工人待遇问题，在双方发生争执期间，原告被被告郑大锦打伤。之后原告被送往福鼎市医院治疗，经诊断为胸部闭合性损伤、脑震荡，共住院27天期间花去医疗费等各项经济损失共计21580.16元。事发至今，被告尚未支付原告分文赔偿费用。遂原告诉至本院，请求依法判令：1、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营养费等各项经济损失合计人民币21580.16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郑大锦辩称，一、原告在诉状中所述与事实不符。原告在诉状中所称2015年4月2日，其与家属到福鼎市环境卫生管理处反映环卫工人待遇问题，期间双方发生争执，其被被告殴打致伤并非事实。事实是事发当天原告带领他人冲入被告单位，无端挑事，并揪着被告单位的一位领导的衣领不放，其他人出来进行劝说，当时双方并没有发生互殴的行为，更没有任何人对其进行殴打，原告在诉状中所述与事实明显不符。二、原告的伤情与被告的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其损失不应由被告赔偿。被告与原告之间没有任何的肢体接触，更没有对其进行殴打的行为，而且原告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受伤与被告的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原告的伤情与被告的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其损失不应由被告赔偿。三、退一万步来讲，原告在诉讼请求中所主张的费用没有依据，且存在明显夸大的现象。原告在医疗材料中很多用药不能证明与该次伤情有关，（1）原告本身就有高胆固醇血症、双肾小结石、鼻窦炎症，因此对该部分的用药，检查与该次受伤没有关系，主张的该部分费用没有依据。（2）误工费的标准偏高，没有提供工资证明其月工资收入，且住院期间的法定节假日应为9天并非8天。（3）营养费也没有法律依据。原告没有构成伤残等级而且医院也没有出具要加强营养的证明。（4）且出院记录记载：患者不在病房，病情不详，可以证明原告的住院天数少于27天，存在挂床现象。因此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的天数不能按27天计算。因此，原告主张的费用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且存在夸大的情形，不应予以支持。综上，被告与原告之间没有任何的肢体接触，更没有对其进行殴打的行为，而且原告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受伤与被告的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告的伤情与被告的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其损失不应由被告赔偿。请求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在本院审理过程中，原告提供以下证据：
原告身份证，以此证明原告主体资格证明。
2、被告户籍证明，以此证明被告主体资格证明。
3、医院门诊病历、出院记录、疾病证明书、费用清单、医疗费发票、长期医嘱单、临时医嘱单，以此证明原告因伤治疗的相关情况，其中住院治疗27天，共花费医疗费12716.42元。
4、证人吴某甲、吴某乙证人证言，以此证明事故发生经过。
被告郑大锦质证认为，对证据1没有异议。对证据2郑大锦的户籍查询结果没有异议。证据3门诊病历没有提供原件，对该证据的形式不予认可；根据出院记录中的入院诊断的记载，原告当时即使有入院治疗，也是治疗一些老年人和大部分年纪大的人常有疾病；原告作为患者入院后应积极配合治疗，但出院记录中却注明：患者不在病房，病情不详，所以仅凭出院记录不能确定原告在住院治疗的时长；疾病证明书也没有提供原件，该复印件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对费用清单、医疗费发票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无法证实原告的医疗费支出与被告有关；长期医嘱单中写明的患者姓名与出院记录中写明的姓氏不一致，一个写为“付”，另一个写为“傅”，是否是同一人由原告证明。从两份医嘱单内容看出，原告的住院时间很短暂，其中有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住在医院里，其中记载的内容可以应证出院记录中所描述的出院情况，可以认定原告存在挂床的现象。对证据4证人吴某甲、吴某乙的证人证言，被告认为文化会影响证人的判断，两个证人对一些基本信息表述不清，足以怀疑证人对事实描述不清，因为当审判长询问两个证人问的年龄问题，证人都回答不出。且两个证人与被告郑大锦本身就有矛盾，所以被告怀疑证人证言对事故的描述具有倾向性。就案件来看，两个证人关于打人的陈述存在矛盾，证人吴某甲陈述原告是被郑大锦打伤，证人吴某乙陈述原告是被阿辉老婆殴打，之后才是被郑大锦殴打。两个证人只记得打架的部分，关于对纠纷发生之后的报警及救护车运送原告救治的情节却记不清楚，所以足以怀疑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两个证人说的是打的头部，医院的检查结果是胸部闭合性损伤，所以原告认为该两个证人的陈述都存在重大问题，真实性值得怀疑，关联性不足以证明被告殴打原告。原告提供的证据真实性关联性都无法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被告主张其并未对原告傅春桃实施殴打行为，并提供如下证据：
1、光盘、照片四张，以此证明当时现场发生的过程，且被告方与原告方的距离是很远的，被告没有殴打原告的事实。
2、证人陈某、林某证人证言，以此证明事故发生经过。
原告傅春桃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视频是否有剪切原告不知道，并且视频只有两段，分别是8点24分与8点25分，都只有8秒，不是连续的拍摄。从视频中可以确认双方人员产生争执的事实，但这两段视频是原告被殴打前双方争执的视频。而当天原告及家属是八点多去的环卫处，离开时是九点多十点左右，去医院也是十点左右，因此视频中看不出来被告有殴打原告，也看不到被告在原告身边。当天发生的事实持续时间很长，不能因为这两个8秒的视频就证明被告没有殴打原告；照片中所指明的被告，从背影来看无法确实是否是被告。即使是确认是被告，那也是阶段性的拍照，不能反映当时事实经过。发现照片中的女的叫洪迎春，照片中可以很明显看出她拉扯原告儿子，而原告儿子只是抓着她的手进行防卫。证据2两个证人证言避重就轻，证人陈某陈述：“一个女的被抬到救护车上”，而证人林某陈述为：“来了一辆救护车而没看到有人被抬上救护车”。另外，证人没有看到郑大锦殴打原告也不代表没有发生殴打的事实，两人的证人证言与客观事实不符。综上，被告提供的不能证明被告没有殴打原告的这一主张。
在审理过程中，本院依职权调取如下证据：
向福鼎市公安局桐山派出所调取的《询问笔录》、《辨认笔录》各一份。
原告傅春桃质证认为，对该证据形式上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从接受公安机关的询问人员方面，一部分是原告、原告家属及其他环卫工人，另一部分是环卫处的工作人员。除了原告两个孩子以外的其他环卫工人的笔录中都很清晰地写明被告殴打原告头部的事实。环卫处工作人员的笔录也均写明原告本人躺在地上、救护车到现场及原告被救护车送往医院的事实。综上，可以印证被告殴打原告的事实。
被告郑大锦质证认为，原告和其家属、环卫工人一方的人员的笔录间前后矛盾。有关原告被殴打的情况、参与纠纷的人数等细节的陈述并不一致。原告两个儿子蔡庆曾、蔡庆万的笔录中，蔡庆万陈述：“头发白白的五十多岁的人”殴打原告，但被告郑大锦的头发是黑的。蔡庆曾在公安机关做的《辨认笔录》也并未辨认出郑大锦。其他环卫工人的笔录前后矛盾，故上述无法形成证据锁链，无法证明就是郑大锦对原告进行殴打。而环卫处工作人员对纠纷发生过程的细节描述基本上是一致的。故法庭调取的《询问笔录》不能证明被告有殴打原告的行为，反而可以证明原告及其家属的过激行为。
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通过庭审质证，分析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1-2可以证实原、被告的主体资格；证据3医院门诊病历、出院记录、疾病证明书、费用清单、医疗费发票、长期医嘱单、临时医嘱单可以证实原告在福鼎市医院治疗的事实，期间花费医疗费共计12716.42元。出院时原告的病情记录为：患者不在病房，病情不祥。被告提供的录像、照片仅能证实纠纷的部分片段以及拍摄当时的现场情况，并不能还原事件经过。本院向公安部门调取的《询问笔录》，在内容方面，根据原告丈夫蔡正旺的陈述内容，其对纠纷的发生的人物、地点等经过的描述具体，并且逻辑清晰。但涉及到被告的陈述仅为：“打我的人有好几个，我只知道其中一个叫郑大锦”，其关于原告傅春桃的情况也仅陈述为：“……他（阿辉）老婆和我老婆（傅春桃）有动手拉扯，不过我老婆被阿辉同事打的比较重，阿辉老婆和我老婆拉扯了几下”，未说明郑大锦殴打原告；原告儿子蔡庆曾的笔录中关于原告傅春桃的陈述为：“……纪争辉的老婆就过来抓我的脖子……七八个男子对我、我爸、我妈傅春桃拳打脚踢……”、“是纪争辉的老婆先动手抓我”、“……其中有一个四五十岁叫阿金的男子用拳头打我妈（傅春桃）”，未明确指明原告被郑大锦殴打；原告儿子蔡庆万的笔录中关于原告傅春桃的陈述为：“其中一个头发白白的五十多岁男子过去打我妈的头……”。且笔录制作时间方面，上述三人向公安机关所作的陈述均是在纠纷发生的当天。结合笔录内容及制作时间，本院认为，上述三人均系原告家属，可以认定其对纠纷的引起、过程等情况的陈述较为客观，且均对与“阿辉”（纪争辉）及“阿辉老婆”（洪迎春）之间的争执陈述的相对具体，但涉及到有关原告傅春桃被殴打的内容仅略作带过。本案证人吴某甲、吴某乙两人向公安机关制作笔录的时间是距事故发生之后的第26天，虽然两人均对纠纷的经过做了较为详尽的描述，但涉及到原告傅春桃的情况也仅分别陈述为：“蔡正旺的妻子（傅春桃）的头部被打了两拳”、“……郑大锦的拳头就达到了蔡正旺老婆（傅春桃）的头上，我就看到郑大锦打了一拳……”，相对上述简单的描述，两人对原告和原告家属与纪争辉、洪迎春间的争执却描述地较为详尽。另外，本院向公安机关调取的《辨认笔录》中明确载明：“辨认人蔡庆曾……指出，本组照片其认不出哪一个是郑大锦……”。综合上述情况分析，本院认为证人吴某甲、吴某乙、陈某、林某的证人证言及《询问笔录》，仅可以证实2015年4月2日原告傅春桃以及包括其家属蔡正旺、蔡庆曾、蔡庆万在内的环卫工人与福鼎市环境卫生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在福鼎市环境卫生管理处的楼道处发生争执。原告提供的证人吴某乙、吴某甲均属与原告一并到福鼎市环境卫生处反映问题的环卫工人，并均系引起本案争执的参与者，可以认定与原告就本案具有利害关系；被告提供的证人陈某、林某也同系被告郑大锦于福鼎市环境卫生管理处的同事及下属，可以认定与被告就本案具有利害关系。故本院对原、被告提供的证人证言均不予采信，且原告并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实，故无法认定本案被告郑大锦对原告傅春桃实施了殴打行为。
经庭审质证并认证，对本案主要事实可作如下认定：
2015年4月2日8时40分许，原告傅春桃及其家属到福鼎市环境卫生管理处反映环卫工人待遇问题时与福鼎市环境卫生处工作人员发生争执。之后，原告被送往福鼎市医院治疗，经诊断为胸部闭合性损伤、脑震荡，并于2015年4月3日住院治疗，同年4月30日办理出院手续。出院情况记录为：患者不在病房，病情不祥。期间共花费医疗费12716.42元。
另查明，福鼎市公安局桐山派出所就本起纠纷于2015年4月2日接受报案并制作询问笔录，但并未立案或者做出行政处罚。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原告傅春桃主张其被被告郑大锦殴打致伤，基于健康权被侵害的一般侵权诉至本院，原告应当对损害赔偿请求权产生的事实加以证明，即通过证明侵害事实，侵害行为与侵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行为人具有违法行为及行为人的过错来完成其举证责任。原告在本案庭审结束前仍无法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被告郑大锦系侵权行为人，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故原告主张要求被告赔偿其医疗费等各项损失21580.16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傅春桃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35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案件受理费缴纳办法：到本院领取省财政厅印制的人民法院诉讼费用缴费通知书，至迟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预交到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李 威
代理审判员 林姗姗
人民陪审员 林双如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许佳佳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二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二百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提出抗诉。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二百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并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也可以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审判监督程序以外的其他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有权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