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7民终7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惠霞，女，1972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江门市蓬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旻，广东巨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卢剑文，男，1972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现住江门市蓬江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蔡伟洪，男，1982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江门市江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彧健、刘伟亮，均系国信信扬（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惠霞、卢剑文因与被上诉人蔡伟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均不服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6）粤0703民初31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惠霞、卢剑文上诉请求：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存在超出审理权限，司法不公的情形。1、关于借款本金及利息支付认定错误。首先，根据卢剑文与蔡伟洪签订的《借款合同》可以知道，双方当初并没有关于还本付息顺序的约定，而根据卢剑文后来逾期还款的实际数额全为千位的整数，并且还款期限并不是按照每个月的固定时间还的，有时一个月还几笔，有时一个月只还一次，数额也不完全相同，即还款周期和还款金额均毫无规律性。而一直以来，蔡伟洪一直催卢剑文还款，并没有催卢剑文付息，也未对卢剑文还款的金额和周期提出过任何异议。由此可见，卢剑文所还款209000元就是其主张还的本金，而不是付息，由此实际上卢剑文仅剩361000元本金未有偿还。其次，根据蔡伟洪起诉的主张也可以知道，蔡伟洪起诉时并没有把卢剑文的还款首先作为利息进行扣减，而是仍然要求卢剑文还本金及利息，也即蔡伟洪也认为卢剑文的还款并不是首先付息。由上可知，一审法院在蔡伟洪并没有主张卢剑文还款首先是付息，更没有按照双方约定的利息计算方法算出具体明细的利息金额和还本金额的情况下，又无视卢剑文与蔡伟洪实际还款情况，而自行主动，煞费苦心地帮蔡伟洪作出判决书最后一页利息计算表（该利息计算表并非蔡伟洪提交，卢剑文和黄惠霞至签收判决书之前也均未见过该计算表，更没有经过质证）的做法，完全违背了民事诉讼中法院本着“不告不理“的原则，明显偏帮蔡伟洪，司法显失公平。2、关于借款事实及黄惠霞是否应对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的认定错误。首先，一审法院并没有审查蔡伟洪与卢剑文之间的借款事实。根据《借款合同》可知，当时双方并没有约定借款用途，而且在卢剑文第一次借款都还没还清的情况下，第二次又继续借出相同金额的款项给卢剑文，仍然没有约定借款用途。而一审法院对现象根本没有审查，更没有审查卢剑文作为年仅33岁的人这些借出巨款来源，其到底有没有这个借款实力，还是卢剑文与蔡伟洪之间合意作虚假借款表象而已。其次，在一审中黄惠霞已经明确在卢剑文向蔡伟洪借款期间，卢剑文与黄惠霞已经因为感情不和早就分居；卢剑文借款从没有用于家庭，也没有给黄惠霞一分钱，卢剑文借款后，两人的个人生活及家庭生活都没有明显的高消费变化，更没有添置大宗商品。黄惠霞对卢剑文的借款毫不知情，蔡伟洪也从没有向黄惠霞催告过，并且在卢剑文第一笔借款到期未偿还的情况下，也没有催告过黄惠霞，即再给卢剑文解除三十万元的巨额款项，在这两笔借款都到期后，卢剑文没有还款的情况下，知道起诉前蔡伟洪还是没有催告过黄惠霞。而黄惠霞一直都有股东的工作，稳定的收入，在卢剑文一直没有给家庭生活费的情况下，都是黄惠霞在支撑家庭生活开支，供小孩读书生活起居等费用，就连家中于2009年已经购买的唯一一套住房，都是黄惠霞出钱按揭的。二期卢剑文在一审中也已经明确，其借款都是个人自用，根本没告知黄惠霞，也没有给黄惠霞任何借款和购置家庭商品或家庭生活开支。但一审法院既不审查、分析短期内连续借近60万元的巨款对一个普通家庭生活的开支、承受力、使用效果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又无视、充耳不闻黄惠霞的合理陈述，仅凭蔡伟洪的简单陈述就简单认定该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显然不合理、不合逻辑。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中黄惠霞陈述事实清楚，并提供了充分而完整的证据予以佐证，但一审法院却漠视案件的事实及黄惠霞提供的证据之间的关联性、完整性，鉴定而片面地否认黄惠霞和卢剑文所主张的事实和证据。在蔡伟洪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曲解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及其他法律规定，这显然是与证据规定第六十四条和六十条的规定相违背的，故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二审中，黄惠霞和卢剑文补充如下上诉意见：一、一审判决认定借款本金及利息的清偿没有约定先后顺序的认定错误，从而导致认定借款清偿顺序是按照“先息后本”的认定错误。根据《借款合同》第三条约定：“借款期限自2015年7月9日起，至2015年8月9日止合共一个月，借款期满后乙方（即卢剑文）应一次性向甲方返还本金和支付利息”，双方是对还款本金和利息是有约定顺序的，即先还本金再清偿利息。对此，黄惠霞和卢剑文在一审庭审中意见进行抗辩，并且一审庭审笔录有记载，但一审判决却毫无理由不予采纳，认定双方没有约定借款清偿顺序按“先息后本”处理错误。二、一审判决对法律适用不全面不准确，从而导致遗漏对本案“所借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该事实进行认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判决在以夫妻一方名义所负债务是否及如何认定夫妻共同债务问题上，根本未考虑本案是否适用最高院司法解释的第三种但书的除外情形，更加没有对相关事实进行依法认定。2016年3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杜万华接受采访就以夫妻一方名义所负债务是否及如何认定为读取共同债务作出最新解答，其中解答的内容包括：“在涉及夫妻债务的外部法律关系时，按照婚姻法（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进行认定，同时明确，在该条但书规定的两种情形外，如果配偶乙方举证证明所借债务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配偶乙方不承担偿还责任。”因而法院处理以夫妻一方名义所负债务时，除了按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进行认定外，在该条但书规定的两种情形外，还要考虑是否适用第三种但书的除外情形，即如果配偶一方举证证明所借债务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配偶乙方不承担偿还责任的该情形。然而，一审判决根本未考虑第三种但书的除外情形，也没有对该案是否存在第三种但书的除外情形的相关事实进行依法认定。2、卢剑文与黄惠霞提供的证据，足以证实本案的债务是适用最高院司法解释第三种但书的情形，及只要证明所借债务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则黄惠霞依法不承担偿还责任。根据卢剑文庭审答辩意见和陈述，以及黄惠霞提供的《离婚证》和《离婚协议书》可以证实：在借款发生的2015年8月份之前，及2014年卢剑文与黄惠霞已经因感情不和分居，卢剑文没有给过钱给黄惠霞。并且卢剑文借款后，取得的借款既没有给黄惠霞，也没有用于家庭，更没有为家庭添置任何大宗商品和进行高档消费，对此黄惠霞提供的证据《离婚协议书》中反映，夫妻财产大件财产只有2009年购置的一套房屋和2013年购买的一辆车辆。可见，上述证据足以证实卢剑文所借债务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况且，黄惠霞一直由固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在卢剑文一直没有给家庭生活费的情况下，都是黄惠霞在支撑家庭生活开支，供小孩读书生活起居等费用，就连家中于2009年已经购买的唯一一套住房，都是黄惠霞直接出钱按揭的。而且卢剑文在一审中也已经明确，其借款都是个人自用，根本没告诉黄惠霞，也没有给过黄惠霞任何借款或用于购置家用商品和家庭生活开支。此外，黄惠霞对卢剑文发生的借款毫不知情，蔡伟洪也从未向黄惠霞催告过，并且在卢剑文第一笔借款到期未偿还的情况下，也没有催告过黄惠霞的情况下，蔡伟洪再借给卢剑文第二笔巨额借款，黄惠霞直至蔡伟洪起诉才知道卢剑文这两笔外债。对此黄惠霞提供的证据《离婚协议书》中反映，黄惠霞和卢剑文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夫妻共同债务只有因2009年购买房屋的银行按揭。由此可见，黄惠霞与卢剑文提供的证据，足以证实本案的债务属于最高院司法解释的第三种但书的情形，即证明所借债务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因而黄惠霞依法不承担偿还责任。蔡伟洪辩称，坚持一审庭审意见。涉案借款发生于卢剑文与黄惠霞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应当由卢剑文与黄惠霞共同承担连带责任，请求维持原判。蔡伟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卢剑文、黄惠霞连带偿还借款本金600000元及利息（以300000元为基数，从2015年7月9日起；以300000元为基数，从2015年8月18日起，均按年利率24%计算至全部清偿之日止）；二、卢剑文、黄惠霞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月9日，蔡伟洪与卢剑文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卢剑文向蔡伟洪借款300000元，并按以下方式收取借款：1、由蔡伟洪将276000元转账至卢剑文指定账户，蔡伟洪汇款后即视为卢剑文已收取借款；2、蔡伟洪将现金24000元出借给卢剑文，卢剑文本人及上述银行账户收齐借款后，向蔡伟洪出具借款收据。双方约定借款期限从2015年7月9日至2015年8月9日，借款期限内的借款利率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合同还约定，如逾期未偿还借款或利息的，卢剑文应按合同约定的借款利率支付逾期还款期间的利息。合同签订后，蔡伟洪于当日将借款276000元转账至卢剑文的银行账户。2015年8月18日，蔡伟洪与卢剑文又签订一份内容与上述合同基本一致的《借款合同》，约定由卢剑文向蔡伟洪借款300000元，其中294000元转账至卢剑文指定账户，以现金方式支付6000元。双方约定借款期限从2015年8月18日至2015年8月22日，借款期限内的借款利率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合同签订后，蔡伟洪于当日将借款294000元转账至卢剑文的银行账户。卢剑文借款后，分别于2015年8月10日至2016年3月18日期间共向蔡伟洪转账19笔款项共计209000元。蔡伟洪对卢剑文的上述转账时间和金额没有异议，但认为应当先支付利息后偿还借款本金。卢剑文与黄惠霞于1999年12月16日登记结婚，双方于2016年5月19日登记离婚。中国人民银行2015年6月28日公布的六个月的贷款基准利率为年利率4.85%，2015年8月26日起公布的六个月的贷款基准利率为年利率4.6%,2015年10月24日公布的六个月的贷款基准年利率为4.35%。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蔡伟洪与卢剑文于2015年7月9日和2015年8月18日签订的《借款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形成的民间借贷关系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蔡伟洪在卢剑文签订《借款合同》后，卢剑文作为借款人，应当在约定的借款期限内偿还借款本息给蔡伟洪，没有偿还，应承担还款付息的民事责任。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蔡伟洪实际出借的金额；二、蔡伟洪与卢剑文之间约定的借款利息是否过高以及逾期利率按何标准计算；三、卢剑文向蔡伟洪转账的款项是先偿还借款利息还是借款本金及尚欠的借款本金；四、黄惠霞应否对卢剑文的上述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一、关于蔡伟洪实际出借的金额的问题。蔡伟洪与卢剑文在两份《借款合同》均约定由卢剑文向蔡伟洪借款共600000元，而蔡伟洪通过转账方式，只是分别向卢剑文汇款276000元和294000元，合计570000元。虽然双方在《借款合同》中约定借款差额24000元和6000元是以现金方式给付，并约定蔡伟洪交付现金后，由卢剑文开具借款收据，但蔡伟洪并没有提供卢剑文收取现金后所出具的借款收据，蔡伟洪对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该院依法确认蔡伟洪实际出借的借款金额为570000元，蔡伟洪主张卢剑文向其借款600000元，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二、关于蔡伟洪与卢剑文之间约定的借款利息是否过高以及逾期利率按何标准计算的问题。蔡伟洪与卢剑文在《借款合同》中约定借款期限内的借款利率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而中国人民银行2015年6月28日公布的六个月的贷款基准利率为4.85%，2015年8月26日起公布的六个月的贷款基准利率为4.6%,2015年10月24日公布的六个月的贷款基准利率为4.35%，按四倍标准计算，并没有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借款利率最高保护上限即年利率24%的规定，蔡伟洪与卢剑文在《借款合同》中关于借款利息的约定，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合同当事人应当按约定履行合同，因此，蔡伟洪要求卢剑文按年利率24%计算借款利息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逾期利率，由于蔡伟洪与卢剑文在《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利息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逾期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因此，卢剑文应当按照其与蔡伟洪在《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利息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逾期利息给蔡伟洪。卢剑文认为逾期利息的计算没有约定，蔡伟洪要求逾期期间的利息也按照借款期内的利息来计算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抗辩意见，理由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三、关于卢剑文向蔡伟洪转账的款项是先偿还借款利息还是借款本金及尚欠的借款本金的问题。由于卢剑文向蔡伟洪借款后，分别于2015年8月10日至2016年3月18日期间共向蔡伟洪转账19笔款项共计209000元，为此，卢剑文认为向蔡伟洪支付的全部款项是先偿还借款本金然后才支付利息。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因卢剑文与蔡伟洪并没有约定先还借款本金后付利息，且事后也没有得到蔡伟洪的追认其所支付的款项为偿还借款本金，因此，卢剑文支付给蔡伟洪的款项中，应视为先抵充借款利息后抵充借款本金。根据上述关于计算利息的规定，结合卢剑文的实际支付情况，应当对借款利息进行分段计算，还款的数额超出利息部分，应予以抵充借款本金（详见附表）。经计算，2015年7月9日至2016年3月18日期间，卢剑文应支付的借款利息为56212.96元，卢剑文实际支付209000元，多出152787.04元，应从借款本金中抵充，即截止至2016年3月18日，卢剑文仍欠蔡伟洪的借款本金为417212.96元。蔡伟洪起诉认为卢剑文目前仍借款本金600000元的诉讼请求，理由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卢剑文应当向蔡伟洪偿还借款本金417212.96元及支付相应利息，利息从2016年3月1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标准计算（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四、关于黄惠霞应否对卢剑文的上述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的规定，即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只有在“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情形下，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才属于个人债务，否则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本案中，黄惠霞并没有举证证明其与卢剑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及证明蔡伟洪与卢剑文之间约定卢剑文所欠的借款为卢剑文个人债务，因此，根据上述的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卢剑文在与黄惠霞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向蔡伟洪的借款570000元及相应利息为卢剑文与黄惠霞的夫妻共同债务，黄惠霞应当对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蔡伟洪请求黄惠霞对卢剑文偿还蔡伟洪借款570000元及相应利息承担连带责任，实际要求黄惠霞对卢剑文的上述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因此，蔡伟洪的该项请求，理据充分，应予以支持。黄惠霞认为无须对卢剑文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的抗辩意见，理由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判决如下：一、卢剑文、黄惠霞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417212.96元及支付相应利息[利息从2016年3月1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标准计算（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给蔡伟洪。二、驳回蔡伟洪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卢剑文、黄惠霞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支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1028元，财产保全费4420元，合计15448元，由卢剑文、黄惠霞负担10737元，由蔡伟洪负担4711元。二审中，黄惠霞提供如下证据：1、商品房买卖合同、发票、产权证、购房抵押合同各一份，证明黄惠霞的房屋是在2009年5月份购买的，以银行按揭的方式付清房款，银行的按揭由黄惠霞支付。2、黄惠霞中国农业银行卡明细清单、社保记录、蓬江区合丰纸类制品厂证明，证明从2015年1月至2016年9月，黄惠霞一直有合法的工作收入，且流水账单可以证实卢剑文德借款从未转入给黄惠霞用于家庭的开支。3、黄惠霞江门融和农商银行卡明细清单，证明银行的按揭一直由黄惠霞一人支付，没有使用过卢剑文的借款。4、原告为刘小琴的民事起诉状，证明卢剑文除了本案的借款之外，还有另外的借款发生，并且黄惠霞都是不知情的。是原告刘小琴向法院起诉将黄惠霞被列为被告的时候才知道。该借款金额是19万元，另外卢剑文还有三件案件在法院被人起诉，法院还没有送达相应的诉讼材料给黄惠霞，黄惠霞未能拿到起诉资料，但是通过法院的查询系统查询到在江门中院，有三件卢剑文作为借款人作为借款的案件，因为卢剑文提出管辖异议而正在审理，证实卢剑文以个人的名义发生如此大金额的借款，而没有拿回家庭，也没有交付给黄惠霞作为家庭共同开支，而蔡伟洪包括卢剑文也没有证据证实其和黄惠霞在夫妻存续期间，其家庭需要如此大的借款金额来支付家庭的开支，故这些借款都是卢剑文个人借款。卢剑文提交中国农业银行卡明细单，证明卢剑文收到借款后马上转走，用于其私人的用途，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蔡伟洪质证认为：黄惠霞和卢剑文提交的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不予确认其证明力。另外黄惠霞提供的证据1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2至7均不能证明卢剑文的借款并没有用于家庭的共同生活。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黄惠霞应当提供蔡伟洪知道黄惠霞与卢剑文有约定夫妻一方的债务由个人承担或者能够证明卢剑文与蔡伟洪明确约定借款属于个人债务的证据，否则应该承担连带责任。本院经审查认为：黄惠霞和蔡伟洪提供的上述证据并不能直接证明卢剑文向蔡伟洪所借的款项没有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或涉案债务属于卢剑文的个人债务，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证明力不予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原审法院认定卢剑文与蔡伟洪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及卢剑文向蔡伟洪借款570000元本金，各方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1、卢剑文偿还的209000元是先偿还借款利息还是借款本金及尚欠借款本金金额多少问题；2、涉案债务是否属于黄惠霞与卢剑文之间的夫妻共同债务，黄惠霞是否应对涉案借款承担偿还责任。关于第一个问题，黄惠霞和卢剑文上诉主张卢剑文还款的209000元是先偿还借款本金而不是偿还利息，卢剑文仅欠361000元本金未还。对此，本院认为，卢剑文向蔡伟洪借款570000元，卢剑文与蔡伟洪签订的《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借款期间的利息，双方在借款合同中并没有明确约定先偿还本金后再支付利息，借款合同仅是约定借款到期后卢剑文应一次性返还借款本金和支付利息，黄惠霞和卢剑文上诉主张上述约定即是双方关于先偿还本金再清偿利息的约定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卢剑文在借款期满后并没有依约一次性还本付息，仅是在2015年8月10日至2016年3月18日期间卢剑文向蔡伟洪转账209000元，双方也并无明确该款项是偿还本金还是利息，蔡伟洪也没有追认卢剑文支付的款项是优先偿还借款本金，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原审法院认定卢剑文支付给蔡伟洪的款项中应先冲抵借款利息后再冲抵借款本金及卢剑文尚欠蔡伟洪借款本金417212.96元未还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在夫妻债务承担时，应当区别两重法律关系：一是离婚时夫妻债务在夫妻之间如何承担的内部关系，二是债权人向夫妻双方求偿时形成的外部法律关系。本案涉及的是债务人向夫妻双方求偿时的外部法律关系。夫妻债务外部关系解决的是夫妻与第三人之间的债务承担关系，故在此情况下，对于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解决。如果债权人对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提供初步证据后，举证证明责任就应转化为举债人的配偶一方，由举债人配偶一方对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抗辩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从案件事实出发，本案债务形成于卢剑文与黄惠霞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首先应当推定系卢剑文与黄惠霞的夫妻共同债务。黄惠霞否认责任承担的，应由黄惠霞承担举证责任。卢剑文在二审中称借款款项用于转贷他人，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其提供的部分银行流水虽显示有向他人转账的情况，但并不能据此证明涉案借款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涉案债务属于其个人债务，不排除其用于其他经营。夫妻家庭系当今社会人身和经济利益联系最为紧密的共同体，以一方名义举债用于家庭经营或个人名义经营，而经营所得又用于家庭日常生活的，一方所举之债也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对于“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的理解，不能简单地认为仅仅指系“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消费所需，夫妻双方或一方对外举债用于生产、经营等活动亦系为了夫妻共同的利益，所获取的财产性收益亦属夫妻共同财产，由此所负的债务亦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除非举债一方已对第三人明示，且亦第三人知道夫妻双方实行了“约定财产制”，否则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在诉讼中黄惠霞虽抗辩其与蔡伟洪长期分居，其有固定工作收入、对借款不知情及蔡伟洪所借款项并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但所举证据并不足以证实本案债务存在前述第二十四条规定的不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的除外情形即：蔡伟洪与卢剑文明确约定涉案债务为卢剑文个人债务，或黄惠霞与卢剑文对婚姻关系期间所得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约定且蔡伟洪应该知道的情形，亦不足以证实涉案借款并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故原审判决确认本案债务属于黄惠霞与卢剑文的夫妻共同债务及黄惠霞应对涉案借款承担相应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此外，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五条规定：“事人的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已经对夫妻财产分割问题作出处理的，债权人仍有权就夫妻共同债务向男女双方主张权利。一方就共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基于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向另一方主张追偿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由此可见，基于夫妻债务的“内外有别”，夫妻共同债务的内部诉讼程序与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外部合同之诉可以分离，而且合同之诉的处理结果也不影响之后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判断。由于本案仅是处理债权人蔡伟洪和债务人卢剑文之间的外部合同之诉，本院作出黄惠霞应当对蔡伟洪主张的债权承担民事责任的结论后，不影响黄惠霞事后以债务实系卢剑文个人债务为由向卢剑文追偿。综上所述，黄惠霞与卢剑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11028元，由上诉人黄惠霞与卢剑文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海审判员 张萍辉审判员 陈侃伦二〇一七年六月八日书记员 李美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