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黑8102民初679号原告：胡成森，男，1963年6月1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黑龙江省。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振奎，黑龙江龙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三江八五九支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2330066926175531,住所地黑龙江省八五九农垦社区B区一委。负责人:赵明珠，该支行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牟驰，北京德和衡（哈尔滨）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胡成森诉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三江八五九支行（以下简称八五九支行）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18日作出（2017）黑8102民初7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胡成森的诉讼请求。判决书送达后，原告胡成森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于2017年12月14日作出（2017）黑81民终58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法院（2017）黑8102民初711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8年3月19日立案后，适用第一审普通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成森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振奎，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牟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成森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不当得利款项572803.9元，并支付占用期间的利息（其中426178.3元，从2004年12月23日至2016年12月22日期间利息461653.38元，从2016年12月23日至实际给付止期间的利息；另146625.6元从2005年6月21日至2016年6月20日期间利息145594.82元，从2016年6月21日至实际给付日止期间的利息。以上利息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案外人王有财分别于2004年4月7日和2004年4月29日向被告借款400000元和360000元，案外人王有财在约定的还款期限内未向被告还款。原告当时任被告单位的的主任职务，因该两笔借款的发放是由原告审核，上级领导认为原告负有一定责任，责令原告立即归还案外人王有财欠被告单位的本息合计572803.9元。原告无奈，故于2004年12月23日和2005年6月21日偿还案外人王有财拖欠被告的本息合计572803.9元。基于原告的代偿行为，案外人王有财对于原告已构成不当得利之债。最近原告找案外人王有财及其妻子张连芝索要此债，从被告工作人员处得知被告于2006年12月28日向贵院起诉了案外人王有财及其妻子张连芝，其双方已达成和解，贵院已下发了调解书，并已进入执行程序。原告认为，因被告已向贵院起诉了案外人王有财及其妻子张连芝，并已由生效的调解书确认了债权，又进入了执行程序。原告已无法向案外人王有财主张权利，被告收取原告的572803.9元属重复获得债权，对于原告已构成不当得利之债，故依法应予返还原告及承担原告的经济损失。现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之相关规定，请求贵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八五九支行辩称，一、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被答辩人自认的事实可以确认，对其负有不当得利之债的债务人，是案外人王有财及其妻子张连芝（以下统称案外人），而不是答辩人。首先，答辩人从被答辩人处获得利益，是基于答辩人与案外人签订的借款合同以及被答辩人代为履行的行为。答辩人的获益，不但具有合法的根据，而且获得的是正当利益，并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其次，正如被答辩人在起诉状中所述，其基于一定原因代替案外人向答辩人偿还了剩余欠款572803.9元人民币（以下简称“代偿款项”）。据此可以确认，是案外人在没有任何合法根据的情况下，因被答辩人代为履行的行为获得了利益，并导致被答辩人的利益受损。根据《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关于“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的规定，案外人才是此笔不当得利之债的债务人，被答辩人应当向案外人主张相关权利。二、被答辩人的起诉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丧失了胜诉权。被答辩人在原审一审时承认，被答辩人之所以持有案外人一笔400000元借款的借款凭证和收贷凭证，是因为在被答辩人代偿了案外人的债务之后，答辩人将这些本应入账的财务凭证交给了被答辩人，以便其向案外人主张权利。据此可以确认，被答辩人早在2004年就已经知道与案外人之间存在不当得利之债。此外，证人李某、肖某均能够证实被答辩人在2006年年末至2007年年初，参与了答辩人起诉案外人借款合同纠纷一案送达、调解的过程。因此，被答辩人现在提起不当得利之债诉讼的行为已经明显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依法丧失了胜诉权。综上所述，被答辩人提出的诉讼请求不但与事实不符，而且没有法律依据。为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恳请贵院依法予以驳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1即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法院（2007）建民初字第143号民事调解书和起诉状、证明：1.2006年12月28日被告起诉借款人王有财和其妻子张连芝，诉讼请求为偿付借款本金400000元及利息135705.90元；2.被告是基于与借款人王有财于2004年4月7日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该借款合同约定王有财向被告借款400000元，2004年12月21日偿还借款本金和利息；3.借款人王有财和其妻子与被告达成协议，王有财、张连芝于2007年6月20日前给付被告210000元，余款375705.90元于2007年12月20日前一次性付清，本息合计585705.90元；证据3即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法院（2007）建民初字第144号民事调解书和起诉书，证明：1.2006年12月28日被告起诉借款人王有财和其妻子张莲芝，诉讼请求为偿付借款本金360000元及利息91090元；2.被告是基于与借款人王有财于2004年4月29日签订的个人消费贷款合同，该借款合同决定，王有财向被告借款360000元，王有财于次年2月偿还相应的借款本金和利息；3.借款人王有财和其妻子与被告达成协议，王有财、张莲芝于2007年1月30日前一次性给付被告451090元，余款40000元于2007年6月20日前一次性付清（该组证据原件在一审卷宗内）。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方的证据2即2004年4月7日被告单位的中国农业银行借款凭证2份、被告单位的借款利息计算明细1份、2004年12月23日中国农业银行收贷凭证1份、被告单位于2004年12月23日给原告出具的贷款利息回单2份。证明：1.王有财于2004年4月7日向被告借款400000元，约定2004年12月21日还款，利率为7.5225‰，审批人为原告，信贷员为李某；2.2004年12月23日原告代王有财向被告还款本金400000元，利息26178.3元（该组证据的原件在原一审卷宗内）。被告对该组证据的借款凭证、利息回单、收贷凭证的合法性有异议，按照银行管理的要求，这些证据原件应该由被告保管，原告取得这些证据原件的途径不合法。对除了借款利息计算明细之外的3份证据无异议。对这份借款利息明细的真实性、关联性以及证明的问题有异议，从这份借款利息明细的内容看上面没有任何经手人的签字，也没有被告任何印章，这份所谓的明细不能作为认定被告计算该笔借款利息的证据。原告辩解认为，1.该组证据是由原告方代王有财、张连芝还款后被告单位交付给原告，是为了便于原告向案外人王有财和张连芝主张权利，原告取得该组证据来源合法；2.因该明细是所附在其它该组证据之后，也是由信贷员李某书写，并且该明细的内容与贷款利息回单能够相互吻合，故应当作为有效证据予以采信；证据4即2004年4月29日被告单位中国农业银行借款凭证1份、2005年6月21日被告单位中国农业银行收贷凭证1份。证明：1.王有财于2004年4月29日向被告借款360000元，利息为7.5225‰，审批人为原告，信贷员为李某；2.2005年6月21日原告代王有财向被告还款146625.60元。该组证据来源于法院调取调解卷宗和法院依职权向被告单位调取的收贷凭证。被告认为收贷凭证有被告的盖章，但借款凭证只是复印件，没有被告的盖章。对借款凭证的真实性有异议。原告辩解认为，该借款凭证来源于原一审法院调取的调解卷宗材料，该借款凭证是当年被告起诉王有财和张连芝时向法院提供的，来源于被告方。被告证据1即被告申请本院对刘某作的询问笔录1份，证明原告胡成森早在2006年年末、2007年年初参与了被告起诉案外人王有财、张连芝的借款合同一案和送达调解的过程。原告对刘某的调查笔录有异议，1.该询问笔录的证明形式的合法性有异议，首先，根据民事诉讼法第63条证据的八种类型规定，此调查笔录属证人证言性质，根据民事诉讼法第72条之规定证人刘某有出庭作证的义务。根据被告提出的申请证人刘某不能出庭作证的理由是该人为法官身份，明显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73条规定的可以不出庭作证的情形，故刘某不出庭作证证明形式不合法。其二，证人刘某在本院审理王有财、张连芝借款合同一案时，身份系书记员，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其证言与职务行为有关，故应以建三江农垦法院的名义出证，该调查笔录形式不合法。另外2017年10月31日刘某向原二审法院出具了情况说明，当时是以法院名义出具的，说明该证明事项应当以法院名义出证；2.该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首先，刘某于2017年10月31日以建三江农垦法院的名义出具一份情况说明后经农垦纪检法查明该情况说明加盖法院印章没有登记备案，系刘某私自使用法院公章，刘某的该行为表明其作为证人诚信度不高，有意偏袒本案被告，与本案有厉害关系；其二，刘某证实原告胡成森参与了送达及调解过程，没有客观证据佐证，该证言不应予以采信。被告辩解称，证人刘某以书面证言方式进行佐证符合民事诉讼法第73条第四项的相关规定；法律并没有规定履行职务的人员进行作证时应当以所在单位的名义进行。因此原告上述质证意见依法不能成立；证据2即肖某证人证言。证明2006年12月份左右，证人在八五九法庭任庭长时，受理了建三江农行八五九分理处诉王有财的案子，立案后2006年12月底至2007年元旦期间去大兴安岭办案，准确地点记不清了。当时是证人带头，有证人、书记员刘某，农行有胡成森、李某，四个人到大兴安岭去找当事人王有财，送达法律文书并进行财产保全，有送达地址；去的时候是坐火车，当时吃住都是胡成森一手办理。因为办王有财这个案子，证人才认识的胡成森和李某，以前没有什么接触。证人当时在审理王有财借款案件时是独任审理；在审理过程中送达及保全的行为是依法办理的。原告对该证人证言有异议，1.形式的合法性有异议，证人肖某在本院审理王有财、张连芝借款合同一案时系主审法官，送达及审理程序履行的是职务行为，该职务行为应以建三江农垦法院的名义出证，因此其出证的形式不合法；2.对该证言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首先，原告胡成森不知道被告起诉了王有财，没有参与法院的送达及审理程序；其次，证人肖某证实原告胡成森参与了送达程序，没有客观证据，比如说往返的火车票、注明送达地址的送达回证以及不能说清楚原告胡成森的具体身份事项，因为当时胡成森已调至农行勤得利支行任主任，已不在八五九支行任职务；其三，该案件其证实的案件系在2006年，2018年还能清楚的记得当时的办案情况，明显有悖于常理，并且其拒绝回答在同一时间段办理的其他案件情况，证明不了其有如此良好的记忆能力。所以请求法庭对该证言不予采信。被告辩解认为，1.关于证言形式问题，现行的法律没有规定履行职务行为的人作证时必须以所在单位的名义进行，特别是在现在的刑事诉讼中法院基本上都已经要求办理案件的警察作为证人出证，因此原告对于证言形式问题的质证意见根本没有法律依据；2.关于胡成森当时身份的问题，办案法官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了解参与案件的农行工作人员的具体职务；3.原告主张的车票问题，证人作证时说的很清楚，当时的费用是胡成森支付的，那么相关票据不可能在胡成森以外的其他三个人手里；4.关于送达回证的问题，法院印制的格式的送达回证上并没有强制性要求必须填写送达地点，在本案诉讼发生后，被告向建三江农垦法院调取的当年这两起案件的卷宗中送达回证和相关笔录均已入卷，其中2007年1月1日对王有财所做的相关笔录记载的地点都是大兴安岭地区行政公署所在地加格达奇，也就是胡成森、李某、肖某、刘某四人一同所去的地方；5.原告在质证过程中始终以证人的品格作为质证的角度，对此表示强烈的反对，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所述事实真实性的话，原告所述的事实更不具有真实性；证据3即李某证人证言。与被证明人是工作关系，是农行八五九支行副行长。证明2006年12月底农行八五九分理处起诉王有财，2006年12月29日八五九法庭的肖庭长（肖某）、刘某、胡成森和证人，一共四个人坐火车去的，火车票是胡成森买的，去加格达奇给王有财送达起诉书，2007年1月4日回到建三江，建三江支行通过法院进行调解，签的调解书。原告对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1.原告不知道被告起诉了王有财，原告没有跟同办案法官去加格达奇去送达文书，原告没有参与法院的调解；2.证人李某与本案被告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从李某身份看，系被告单位副行长；从管理和经济利益角度，证人李某与被告之间存在利害关系，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李某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请求法庭对其证人证言不予采信。被告辩解认为，从庭审的情况来看，可以确定的事实是2006年末到2007年初一共有四个人参与了被告与案外人王有财、张连芝借款合同纠纷的诉讼活动，除了原告以外的其他三个参与人均能证实原告胡成森参与此过程的事实，从证据效力讲，完全能够证实被告的答辩理由和观点。至于证人证言能否采信请合议庭根据法律规定结合本案事实综合予以认定。本院认为，原告证据2，被告对该组证据中借款利息计算明细有异议，对其他3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该组证据的借款凭证、利息回单、收贷凭证的合法性有异议，按照银行管理的要求，这些证据原件应该由被告保管，原告取得这些证据原件的途径不合法。该组证据是由原告代王有财、张连芝还款后被告单位交付给原告，是为了便于原告向案外人王有财和张连芝主张权利。借款利息计算明细是由信贷员李某书写，并且该明细的内容与贷款利息回单能够相互吻合，其证据来源于被告，具有真实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据4即2004年4月29日被告单位中国农业银行借款凭证1份、2005年6月21日被告单位中国农业银行收贷凭证1份，被告对收贷凭证真实性无异议，认可2005年6月21日原告代王有财向被告还款146625.60元，对借款凭证的真实性有异议。本院认为，该借款凭证来源于原一审法院调取的调解卷宗材料，该借款凭证是当年被告起诉王有财和张连芝时向法院提供的，来源于被告方，故该组证据具有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被告证据1即被告申请本院对刘某作的询问笔录1份、证据2即肖某证人证言、证据3即李某证人证言，该三组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均是当事人亲身经历，三组证据能相互印证，具有真实性，与2006年12月28日被告起诉借款人王有财和其妻子张连芝的案件具有关联性，该三组证据能够证明2006年12月29日，原建三江农垦法院八五九法庭庭长肖某、书记员刘某，原被告单位信贷员李某、原八五九支行主任兼信贷主管胡成森，四个人坐火车，去加格达奇找王有财送达起诉书和进行财产保全。火车票、吃住均是胡成森办理。2007年1月4日回到建三江，通过法院组织调解，被告与王有财、张连芝达成调解协议，建三江农垦法院制作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法院（2007）建民初字第143、144号民事调解书。证明原告参加了被告起诉借款人王有财和其妻子张连芝案件送达、诉讼保全、调解的整个过程。对被告三组证据所证明的上述事实本院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的陈述、举证质证及庭审调查情况，本院确认如下案件事实：2004年4月7日和4月29日，案外人王有财在被告处（原名称：中国农业银行建三江支行八五九办事处）借款400000元和360000元，借款利率7.5225‰，借款种类为农户贷款，借款用途为购买化肥。借款到期日期为2004年12月21日。当时银行负责审核该两笔业务并亲自办理的是八五九办事处主任兼信贷主管胡成森，信贷员李某。因案外人王有财在约定的还款期限内未向被告还款。原告当时任被告单位的的主任职务，因该两笔借款的发放是由原告审核，上级领导认为原告负有一定责任，责令原告立即归还案外人王有财欠被告单位的本息合计572803.9元。原告于2004年12月23日代王有财向被告还借款本金400000元，2004年4月7日至2004年12月22日利息25877.4元，2004年12月21日至12月23日利息300元，利息合计26177.4元。2004年4月7日被告单位的中国农业银行借款凭证2份、被告单位的借款利息计算明细1份、2004年12月23日中国农业银行收贷凭证1份、贷款利息回单2份，上述票据原件均由被告交给原告保管，便于原告向案外人王有财行使追偿权之用；2005年6月21日原告代王有财向被告还款146625.60元。自2005年6月21日原告代案外人王有财还完欠被告最后一笔借款起，案外人王有财已经全部付清被告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原告代偿后未依法向案外人王有财行使追偿权。2006年12月28日被告以案外人王有财两笔借款本金（400000元和360000元）及借款利息至今未给付为由，对案外人王有财及其妻子张连芝提起了民事诉讼。2006年12月28日本院受理后，依法由本院八五九人民法庭审判员（庭长）肖某适用简易程序进行了审理，书记员刘某担任法庭记录。2006年12月29日，原审判员（庭长）肖某、书记员刘某、被告单位信贷员李某、原八五九支行主任兼信贷主管胡成森，四个人坐火车，到达加格达奇给王有财及其妻子张连芝送达起诉书，并对王有财财产进行了诉讼保全。四人之行往返火车票、吃住均是胡成森办理。2007年1月4日回到建三江，经本院组织调解，被告与王有财、张连芝达成调解协议。2007年1月4日本院制作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法院（2007）建民初字第143、144号民事调解书两份。（2007）建民初字第143民事调解书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第二条：王有财、张连芝于2007年6月20日前给付八五九办事处210000元，余款375705.90元于2007年12月20日前一次性付清，本息合计585705.90元；（2007）建民初字第144民事调解书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第二条：王有财、张莲芝于2007年1月30日前一次性给付八五九办事处451090元，余款40000元于2007年6月20日前一次性付清。本息合计491090元。经被告申请，（2007）建民初字第143、144号案件分别于2007年4月17日和8月10日进入了执行程序。另查明，胡成森2010年12月21日至2016年6月21日在监狱服刑。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一、关于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不当得利之债的法律事实的问题；二、关于原告主张的不当得利之债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关于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不当得利之债的法律事实的问题。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不当得利发生的债是受益人与受损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当得利构成必须符合以下四个条件，1.一方获得利益；2.他方利益受损；3.一方获得利益与他方利益受损有因果关系；4.获得利益与他方利益受损均没有法律根据。所以，不当得利是一种法律事实，是债发生的根据。不当得利引起的债完全是基于法律规定，而不是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因此他不属于民事行为。就受损人享有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而言，是由于受损人自身以外的其他人即受益人的行为所致，与受损人的行为无关，属于民事法律事实中的事件。本案中，案外人王有财与被告之间存在借款合同，该借款合同是当时原告在任被告单位主任和信贷主管时经手办理的，案外人王有财届时未能还款，按照银行行业管理规定，借款未按期收回的，主管部门要追究当时负责人和经办人的责任。基于以上原因，原告无奈代案外人王有财偿还了借款本息。原告代案外人王有财偿还借款本息是以王有财与被告签订的借款合同为根据，被告取得的利益是有法律根据的，属于合法取得。综上所述，原告代案外人王有财偿还借款本息的行为是出于原告的意思表示，属于民事行为，不属于民事法律事实中的事件。被告取得的利益有法律根据，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不当得利之债的法律事实。故本院对原告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不当得利之债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间的问题。诉讼时效是法律为了保护当事人权益，要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主张权利的法定时效。如果超过了诉讼时效当事人可以起诉，但是法院不再保护其权益，当事人的胜诉权则消灭。本案是不当得利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因本案纠纷发生于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实施前，故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不当得利不属于法律另有规定的事项，故本案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不当得利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应当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即受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的存在并且还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益人。本案中，2004年12月23日原告代王有财向被告还借款本金400000元，利息合计26177.4元，还款后被告单位交付给原告2004年4月7日被告单位的中国农业银行借款凭证2份、借款利息计算明细1份、2004年12月23日中国农业银行收贷凭证1份、贷款利息回单2份票据原件，是为了便于原告向案外人王有财和张连芝主张权利；2005年6月21日原告代王有财向被告还款146625.60元。自2005年6月21日原告代案外人王有财给付被告最后一笔借款起，案外人王有财已经全部付清欠被告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原告享有追偿权。2006年12月29日至2007年1月4日，原告参加了被告起诉借款人王有财及其妻子张连芝案件送达、诉讼保全、调解的整个过程。综上，自2004年12月23日至2007年1月4日期间，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的存在并且还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益人。因此本院认定原告最迟应当于2007年1月4日起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的存在并且还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益人。原告应当从2007年1月4日的时点起，依法向受益人行使追偿权，但是原告自2007年1月4日起至（胡成森2010年12月21日入监狱服刑之日）2016年6月21日（刑满出狱之日）之日止未向受益人（案外人王有财或者被告）行使追偿权，未发生法律意义上的时效中断。原告主张的不当得利之债超过法律规定2年的诉讼时效期间。被告对诉讼时效提出的抗辩理由有事实依据，依法成立，本院予以采信。综上所述，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对诉讼时效提出的抗辩理由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胡成森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424元，由胡成森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审判长  佟德臣审判员  张景霞审判员  丁兆国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王加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