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深宝法民二初字第2770号
原告王建国，男，汉族，1963年12月2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赵政，北京市隆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潘玉波，广东达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深圳市锦城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裕安路二十七区一号二号二楼206(办公场所)，组织机构代码667071018。
法定代表人卢建伟，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任维亮，广东信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邹月圆，广东信度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深圳市锦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宝城二十七区裕安路1号，组织机构代码619290312。
法定代表人徐兆玉，董事长。
第三人陈思贤，男，汉族。
深圳市锦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陈思贤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勇，广东德重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黄有龙，男，1976年9月18日出生，现居于荃湾。
委托代理人屈文静，广东万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海梅，广东万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大百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盐田区深盐路2002号4栋3楼，组织机构代码279453866。
法定代表人温纯青。
第三人温纯青，男，
大百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温纯青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裴媛，女，汉族，1983年8月20日出生，系公司员工。
原告王建国与被告深圳市锦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城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追加深圳市锦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华公司）、陈思贤、黄有龙、大百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百汇公司）、温纯青为第三人，并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赵政、潘玉波，被告的委托代理人任维亮、邹月圆，第三人锦华公司及陈思贤的委托代理人张勇，第三人黄有龙的委托代理人屈文静、王海梅及第三人大百汇公司及温纯青的委托代理人裴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建国诉称:2009年初，因与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云锡集团)合作共同开发铅锌等有色金属及相关产业一事，原告、黄有龙(原告的一致行动人)、陈思贤共同商讨合作事宜，三方商定：以陈思贤为实际控制人的被告深圳市锦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城公司)作为合作平台与云锡集团成立公司。被告锦城公司持股比例为：原告和黄有龙共持有40％，陈思贤及其关联公司持有60％。原告和黄有龙不投入资金，负责协调与云锡集团合作的沟通、协调并担任被告锦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思贤负责出资。此后，原告、黄有龙与陈思贤及其关联公司签订了一系列合同，相互转让各自关联公司的股权。其中，2009年4月1日，原告与陈思贤为实际控制人的深圳市锦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华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书》，约定锦华公司将其持有的被告锦城公司40％的股份以1元的价格转让给原告。同日，原告与陈思贤又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书》，约定原告将其持有的云南红河洲晟鑫矿产有限公司20％的股权以1元的价格转让给陈思贤。合同签订后，被告依约将法定代表人由陈思贤变更为原告。原告也以被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与云锡集团进行了协调、谈判。经原告的努力，被告锦城公司与云锡集团达成《合作协议书》并共同设立了云南云锡鑫润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润达公司)，其中云锡集团持股60％，被告锦城公司持股40％。后原告又受被告锦城公司委派出任了鑫润达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并实际参与鑫润达公司运营。2009年5月5日，为了更好地与云锡集团合作，合同各方决定引进大百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百汇公司)，为此，原告、黄有龙、陈思贤、温纯青(××)签订了《战略合作备忘录》，约定原告、黄有龙持有被告锦城公司40％股份，陈思贤、温纯青各持有30％股份。根据《战略合作备忘录》，大百汇公司分别于2009年5月6日、2009年7月19日向被告锦城公司支付4800万和50万股份转让款。随着合作的深入，合同各方又签订了多份协议进行股份变更。2009年6月12日，陈思贤出具《承诺书》，以人民币2000万元收购黄有龙持有的10％股权。2010年5月4日，大百汇公司(温纯青)与原告和黄有龙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将其持有的被告锦城公司30％的股权以原价4850万元转让给原告和黄有龙。2010年5月5日，原告与陈思贤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原告将其持有的被告锦城公司15％的股权以人民币2400万元转让给陈思贤。至此，被告锦城公司的股份比例为：原告45％，锦华公司和陈思贤55％。因合同各方忙于合作事务及合作各方股权多有变动，原告没有查询股份变更情况。2012年，原告经查询得知，被告不仅没有为原告进行股权变更，甚至伪造原告签名私自将法定代表人进行了变更。为此原告多次要求被告、锦华公司及陈思贤进行股权变更，公示原告的股东资格。经过多次协商，合同各方共同商定：由原告和黄有龙的关联公司深圳市大漠金海投资有限公司收购锦华公司、陈思贤持有的被告锦城公司55％的股权并于2013年2月签订了《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原告、黄有龙、陈思贤皆在协议书上签字确认，但锦华公司却无故拒绝在该协议上签字、盖章。其后，虽经多次协商，被告、陈思贤及锦华公司虽承认原告的股东资格，仍无故拒绝办理公示原告股东资格的手续。综上，原告认为，原告己通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继受取得被告锦城公司股东资格，取得股东资格后，原告也为公司业务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实际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更为重要的是，原告的股东资格已经为被告、被告股东以及被告和被告股东的实际控制人以书面形式确认，因此应当依法确认原告的股东资格。为此，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予以立案审理并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履行变更章程、出资证明书、记载股东名册信息并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的义务；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深圳市锦城投资有限公司辩称：一、原告的主体资格不适格。1、诉状中的“王建国”身份证号是16位，中国现没有16位身份证号码的人。第一代身份证在中国早已失效，诉讼主体资格不能以第一代身份证为依据。2、诉状中“王建国”住址无法送达。3、原告提供的《股权转让合同》上无“王建国”个人身份信息，不能证明此“王建国”就是诉状中的王建国。二、原告的诉讼请求为多个案由，依法应分别立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履行变更公司章程、出资证明书、记载股东名册信息并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的义务”，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应分别立案。仅以“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一个案由立案，与法不符。三、假设原告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其诉也超过诉讼时效。2009年3月31日，锦城公司股东做出决议选举王建国为锦城公司董事、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任期三年。王建国举证的2009《股权转让合同》签订于2009年4月1日，王建国当时已是锦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此后至2011年10月31日股东会决议王建国不再担任锦城公司法定代表人长达两年半的时间内，王建国从未提出其诉讼请求所列事项；且在本案起诉前也从未提出。特别是，2010年3月23日锦城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增资并修改公司章程，王建国也未对股东、股东签名提出异议。因此，王建国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四、王建国与锦华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后因合作方式的变化，该合同无需履行。根据原告所提证据，就与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云锡集团）设立云南云锡鑫润达投资有限公司（下称鑫润达）用于合作有色金属及相关产业事宜，王建国与陈思贤于2009年3月28日签订两份《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又分别与锦华公司、陈思贤于2009年4月1日签订两份《股权转让合同书》，约定由王建国收购锦华公司持有的锦城公司40%的股权，并将其持有的云南红河州晟鑫矿产有限公司（下称晟鑫公司）20%的股权转让给陈思贤。但签约后王建国又提出新的合作方式，拟引进新的合作人温纯青，重新组建新公司做与云锡集团之间的合作业务。为此，王建国、黄有龙、陈思贤、温纯青四人于2009年5月5日签订了《战略合作备忘录》。该《备忘录》彻底改变了此前《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及《股权转让合同书》约定的合作方式等实质内容，前述《股权转让合同书》已实际废止，无需再予履行，各方也没有实际履行。这正是王建国从未主张其在锦城公司的股东资格的实质原因。在王建国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锦城公司工商登记一直都是锦华公司与陈思贤是公司股东。期间，公司办理增资、修改章程等事宜，王建国从未提出任何异议，一直认同，自认不是股东。五、本案中，答辩人没有变更公司章程、出具出资证明书、将王建国记载于股东名册、变更公司登记等义务。（一）王建国至今没有支付股权转让款让款，根据其与锦华公司的《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不具备取得股权的条件，也不具备主张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条件。（二）王建国与锦华公司的《股权转让合同》虽名为股权转让，但实质为利润分配合同，不是股权转让关系。而且该《股权转让合同》明确，王建国对锦城公司不出资、不投资，对锦城公司的注册资金不享有处置和分配收益，对注册资金及出资不享有任何权益或者份额。仅此一点即依法不应给其出具股东出资证明书、依法不应进行工商变更登记。（三）王建国与锦华公司签约后从未将所谓“股权转让”的事实通知答辩人。在其担任锦城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甚至至今，也未向公司提供变更公司章程、出具出资证明书、记载股东名册信息、变更公司登记所需要的身份证、股东决议、章程修正案、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的书面声明等必备资料，更未请求公司办理工商变更事宜。答辩人尚不知锦华公司对外转让股权及其实际履行情况。而且，本案所谓“股权”转让，未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也未征求其他股东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意见，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六、假设王建国与锦华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有效且已履行完毕，按其自认的其又将股权转让给陈思贤的事实，其剩余股份也不是45%。首先，没有证据证明大百汇公司曾取得锦城公司30%股权，当然王建国也不能从大百汇受让该30%股权。大百汇公司向答辩人支付4850万元的票据不能证明据此取得锦城公司30%的股权，该票据与《战略合作备忘录》无关联性。而且，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大百汇公司以何种方式已经取得锦城公司30%股权的事实。其次，王建国自认依照2009年6月12日《承诺书》、2010年5月5日王建国与陈思贤的《股权转让合同》，其股权各减少10%、15%，合计25%；那么，即使假设其可以依据2009年4月1日《股权转让合同》取得40%股权的话，40%-25%=15%，也不是45%。七、锦城公司曾变更法定代表人为王建国、委派其为鑫润达董事、总经理等，原告提供的《委托书》（王建国制作且内容与事实不符，现已撤销），均不是认定王建国取得股权或股东地位的依据。综上所述，王建国的诉讼请求与事实、法律不符，依法应予驳回。
第三人深圳市锦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陈思贤陈述：一、王建国与第三人合作的背景。2009年初，王建国欲与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云锡集团）在云南省合作开发铅锌等有色金属及相关产业，需要融资。在融资过程中，王建国认识了第三人陈思贤。双方协商，一是借用两第三人作为股东的锦城公司名义与云锡集团合作在云南成立投资公司，云南投资公司的注册资本9000万元由第三人陈思贤以锦城公司名义出资，在第三人收回该9000万元投资后，双方再按王建国占云南投资公司项目的40%的股份、第三人陈思贤占60%的股份比例进行盈亏分配，王建国对锦城公司的注册资本不享有处置和分配权益；二是第三人陈思贤提出，为保障其在上述投资项目的权益，王建国要将其在云南红河州晟鑫矿产有限公司（下称晟鑫矿产）中的股份35%中的60%转让给陈思贤。为此，双方于2009年3月28日分别签订了两份《战咯合作框架协议书》，确立了双方合作的意向。二、王建国与锦华集团于2009年4月1日为云南投资公司项目的利益分配目的而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虽名为股权转让，实为云南投资公司项目合作利益分配合同。该合同第七条“特别约定”第7.3款约定：甲方（王建国）“股权只能用于云南投资公司折算相应股份后的权利的行使和义务的承担”；合同第五条第5.2款约定：“双方确认，锦城公司注册资本为乙方出资，甲方对该注册资金不享有处置和分配权。在锦城公司利润返还乙方（锦华集团）对锦城公司的投资款，甲方按本合同约定及持股比例享有股东权益”；第7.2款中约定：锦城公司投资于云南投资公司盈利后，利润在返还乙方出资的注册资金人民币9000万元后，再按股东持股比例进行分配；合同第7.4款约定：“甲方不负责对锦城公司及其所投资项目或公司的经营资金投入，也不参与日常经营”；合同第10.2款约定：“若锦城公司不能与云锡集团合作，甲方应全部退回本合同书约定的股权，双方应书面解除本合同，本合同作废”。上述特别约定条款是专为云南投资公司项目的利益分配而设定，表明王建国不是锦城公司法律意义上的股东，其也不想成为锦城公司的真正股东。同时，为保障第三人陈思贤在云南投资公司项目中权益，王建国与陈思贤根据原商定的合作意向，在上述《股权转让合同》签订的同时，又签订了王建国将其持有晟鑫矿产20%的股份转让给陈思贤的《股权转让合同》。三、上述两份《股权转让合同》均未实际履行的原因。上述两份《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双方既未按合同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也未按合同约定“签署有关实施股权转让其他必需的文件以完成转让手续”；双方更未通知双方公司的其他股东，其他股东并未就是否同意转让或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发表意见。对于锦城公司而言，双方均未将已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的事实通知公司；既未向锦城公司提供股权变更登记必须的资料、文件，也从未要求锦城公司办理公司变更登记。原因是：上述两份《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双方均认识到：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是为保障云南投资公司项目的利益分配，均未真想成为双方公司法律意义上的股东；如办理股权过户登记即成为双方公司法律意义上的股东，与双方合作的初衷不符。于是，双方决定：王建国不再将晟鑫矿产的股份过户给陈思贤，锦华集团也无需将锦城公司的股份过户给王建国，双方也无需再将股权转让事宜告知各自的公司，而是另寻其他合作方式。正是基于上述原因，王建国又提出了另外的合作方式，即由黄有龙、王建国、陈思贤、温存青四人合伙。2009年5月5日，四人签订《战略合作备忘录》，约定：按照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负盈亏的原则组成合伙企业，并办理工商登记；合伙的内容是“成立N个公司做云锡集团的相关业务，目前先成立3个公司：1.云南省鑫润达投资有限公司，2.晟鑫矿业有限公司，3.云南锡业天爵再生矿产资源有限公司。首期总投资16200万元，温存青出资8100万元，陈思贤出资8100万元，黄、王、陈、温四人各占投资总额的30%、10%、30%、30%。上述《战略合作备忘录》完全改变了前述《股权转让合同》的合作方式、合作主体、合作内容。因此，合作备忘录的签订，标志着《股权转让合同》无需再行履行。四、原告诉状及证据中涉及的几个问题的说明。大百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大百汇）转入锦城公司的4850万元的性质问题。（1）该款不是股权转让款。一是转款凭证上未注明用途；二是如按原告诉称，大百汇转款后成为锦城公司的股东、持有锦城公司30%股权的话，那么是锦城公司的哪个股东转让的股权？无合同依据。如果说是依据《战略合作备忘录》转款的话，不论是主体还是金额均与备忘录不符。（2）事实是，锦华集团与大百汇同作为客家人商会的常务理事单位，每年均有经济上的往来发生在两家公司及关联公司之间。该款是往来款，不是原告诉称的股权转让款。2、因大百汇没有取得锦城公司股权的依据，不是锦城公司的股东，大百汇就没有将锦城公司股权转让给深圳市东润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称东润达）的权利基础，即转让的标的不存在。况且第三人从来不知他们之间的“股权”转让，也从收到有关转让的通知。3、原告诉称黄有龙向第三人陈思贤转让了其持有的锦城公司10%股权，并举证了2009年6月12日《承诺书》，以此证明原告持有锦城公司的股权减少10%。但该《承诺书》载明：黄有龙将其在云南锡业天爵再生矿产资源有限公司（下称云锡天爵）、云南锡业鑫润达有限公司（下称鑫润达）、晟鑫矿产中所占股份权益的10%转让给陈思贤。这说明黄有龙、王建国、陈思贤已按前述《战略合作备忘录》来确认各自在云锡天爵、鑫润达、晟鑫矿产中的权益份额，不再以锦城公司的“股份”来确认各自权益，恰恰说明2009年4月1日的《股权转让合同》不再履行。4、关于2010年5月5日王建国与陈思贤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的原因。前述《战略合作备忘录》签订后，陈思贤向晟鑫矿产、云锡天爵投资了人民币3600万元。但陈思贤未能取得相应的权益，被迫退出。在办理3600万元退款时，王建国仅退回陈思贤人民币1200万元，余款人民币2400万元不愿退还，坚持以其在前述四人的云南投资项目中15%的收益分配权抵付。鉴于四人的合伙企业尚未设立，原以锦城公司“股权”转让进行利益分配的《股权转让合同》尚未根据《战略合作备忘录》修订，为了减损，第三人陈思贤不得不在王建国提供的《股权转让合同》上签字。但正如前述，原《股权转让合同》确认的仅是王建国在云南投资公司项目中的利益份额，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股权，当然再转让的也不是股权。另外，第三人锦华集团并不知道该合同的存在。5、假如王建国可以依据2009年4月1日的《股权转让合同》依法取得锦城公司40%的“股权”（第三人认为是云南投资公司项目收益分权，并非法律上的股权，故加引号），假如前述黄有龙转让三家公司10%的股份权益可以依法确认是王建国转让其在锦城公司的“股权”，假如王建国转让所谓锦城公司15%的“股权”也可以依法确认，那么其40%的“股权”按其自认先后减少10%、15%后，现在也只有15%的“股权”。6、关于2013年2月22日《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若非原告举证提供，第三人锦华集团一直不知道该合同的存在。该合同因第三人锦华集团未签字盖章，且与事实不符，故尚未生效。当然不能以此为据认定第三人确认了王建国的股东资格。综上所述，第三人认为，依照《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王建国不是锦城公司的股东，其诉请确认其股东资格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
第三人黄有龙陈述：原告与第三人黄有龙在本案中为一致行动人，第三人黄有龙确认其合法权益由王建国一致主张，并同意原告王建国在本案中的陈述，原告王建国请求确认其在被告公司享有45％的股东权益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第三人大百汇公司、温纯青陈述：对原告起诉具体的事实情况，因之前的经手人员都已经不在了，包括当事人双方提交的合作备忘录、股权转让协议书、联络函第三人（四）也找不到原件，所以事实情况无法确认。在庭审结束后，大百汇公司、温纯青提交书面情况说明，主张温纯青与黄有龙、王建国、陈思贤签署的《战略合作备忘录》属实，温纯青指定由大百汇公司分两笔向锦城公司转账4850万元（其中一笔50万元名为借款，实为投资款）作为大百汇公司入股锦城公司的投资款；大百汇公司与东润达公司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属实；大百汇公司确认已将其享有的香港华彩国际实业有限公司30％股权及锦城公司30％的股权（大百汇公司已实际出资，但未办理过股权变更工商登记）的权益之日给王建国、黄有龙；对于《联络函》的真实性，大百汇公司现已无法确认。
经审理查明：锦城公司于2007年10月17日登记设立，注册资本5000万元，2008年4月25日起，股东陈思贤占15％股权，股东锦华公司占85％股权。
2009年3月28日，王建国与陈思贤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约定鉴于王建国拟与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云锡集团)在云南省合作设立一投资公司，合作发展铅锌等有色金属及相关产业，陈思贤愿意转让锦城公司40％股权给王建国，和王建国一起与云锡集团合作投资发展云南铅锌等有色金属及相关产业；在本协议签订后三个工作日内，陈思贤负责将锦城公司40％股权转让给王建国，转让价款为1元，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日支付；股权转让完成后，王建国持有锦城公司40％股权，陈思贤持有锦城公司60％，但陈思贤60％股权须分为至少二人持有，保证王建国为锦城公司最大股东，陈思贤同意由王建国出任锦城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建国负责以锦城公司名义与云锡集团合作成立云南投资公司，云南投资公司注册资本9千万元，锦城公司现金出资9千万元，占云南投资公司40％股份，与云锡集团合作发展铅锌等有色金属及相关产业；陈思贤同意在锦城公司对云南投资公司注资时，注册资本9千万元由陈思贤负责出资，如陈思贤资金不足，王建国同意借款给陈思贤，陈思贤须在借款之日起六个月内返还王建国；锦城公司营利后，利润在返还完陈思贤投入的9千万元注册资金后再按股东持股比例进行分配；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之日之前锦城公司所发生的债权债务均由陈思贤享有和承担；股权转让完成日之后锦城公司发生的债权债务由双方按股权比例享有和承担；本协议签订后三日内，双方完成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王建国付清股权转让款当日，双方去主管部门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股权变更完成后，锦城公司及其所投资项目或公司的经营资金投入和日常经营管理均由陈思贤负责，王建国不负责资金投入，不参与日常经营；重大事项的决定及董事会或股东会、公司管理人员的任命依照股权转让后重新制定的公司章程进行。
同日，王建国与陈思贤签订另一份《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约定在陈思贤愿意出资9000万元与云锡集团合作的前提下，王建国同意将其持有的云南红河洲晟鑫矿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鑫公司）35％股权中的60％转让给陈思贤，价款为1元；晟鑫公司开采劳务矿应由王建国交付的押金和所有后期经营投入均由陈思贤负责；王建国不负责资金的投入。
2009年3月31日，锦城公司法定代表人登记由陈思贤变更为王建国，公司成员由陈和香（监事）、钟山（总经理）、陈思贤（董事长）、陈文婉（董事）、钟山（董事）变更为陈和香（监事）、钟山（总经理）、王建国（董事长）、陈文婉（董事）、钟山（董事）。
2009年4月1日，王建国与锦华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书》，约定锦华公司将其持有的锦城公司40％股权转让给王建国；王建国于本合同签定后向锦华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价款1元；锦华公司在收到股权转让款15天内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锦城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后的债务由王建国按受让股权对应的比例承受，变更登记前的债务由原股东承担；双方确认锦城公司注册资金为锦华公司出资，王建国对注册资金不享有处置和分配权，在锦城公司利润返还锦华公司对锦城公司的投资款，王建国按本合同约定及持股比例享有股东权益；王建国保证未经锦华公司同意，不得部分或全部转让其持有的锦城公司股权；王建国负责与云锡集团联系与锦城公司合作成立云南投资公司（名称以实际注册名称为准），共同开发铅锌等有色金属及相关产业；锦城公司以现金出资9千万元，占云南投资公司40％股份；王建国取得锦城公司股份后，其股权只能用于云南投资公司折算相应股份后的权利的行使和义务的承担；股权变更完成后，王建国不负责对锦城公司及其所投资项目或公司的经营资金投入，也不参与日常经营；若锦城公司不能与云锡集团合作，王建国应全部退回本合同约定的股权，双方应书面解除本合同，本合同作废。锦华公司及陈思贤在《股权转让合同书》中签章。
同日，王建国与陈思贤签订另一份《股权转让合同书》，约定王建国将其持有的晟鑫公司20％的股权转让给陈思贤，陈思贤于本合同签定后向王建国支付股权转让款1元，王建国收到转让款15天内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晟鑫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后的债务由陈思贤按受让股权对应的比例承受，变更登记前的债务由原股东承担；未经对方同意，一方不得部分或全部转让其持有的晟鑫公司股权；晟鑫公司的对外投资、股东权益分红、公司的股权转让、公司合并重组都必须得到陈思贤同意才能执行；陈思贤愿意出资9千万元与云锡集团合作成立投资公司（名称以实际注册名称为准），发展铅锌等有色金属及相关产业，具体内容由陈思贤或相关企业与云锡集团签定合作协议约定；陈思贤同意晟鑫公司开采劳务矿应由陈思贤交付的押金和所有后期经营投入均由王建国负责；王建国不负责资金的投入；若陈思贤不能与云锡集团合作，则陈思贤有权全部退回本合同约定的股权，双方应书面解除本合同，本合同作废，王建国应在解除合同后7日内返还全部股权转让款及对应权益。
2009年4月3日，云锡集团与锦城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双方共同设立云南云锡鑫润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润达公司，最终名称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的名称为准)，注册资本9千万元，其中云锡集团出资5400万元，占60％股权，锦城公司出资3600万元，占40％股权；双方将以鑫润达公司名义与个旧创源经贸有限公司（创源公司）合作，成立一个合作企业，发展硫酸和铅锌等有色金属及相关产业，同时鑫润达公司成立后，即在红河州元阳县成立一个矿产资源开发公司，负责运作元阳县内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本协议签订后，云锡集团所生产的硫精矿产品首先保障鑫润达公司与创源公司的合作生产所需，不再在云南省内与第三方合资、合作新建硫酸厂；云锡集团承诺当硫精矿实际年产量大于30万吨时向鑫润达公司提供不少于年产30万吨硫酸所需的硫精矿；为此，锦城公司同意赠与云锡集团6000万元。同日，云锡集团与锦城公司签订《出资协议书》，约定鑫润达公司的出资设立事宜。王建国作为锦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上述《合作协议书》、《出资协议书》中签名。
2009年5月13日，云南云锡鑫润达投资有限公司登记设立，注册资本9千万元，其中云锡集团出资5400万元，占60％股权，锦城公司出资3600万元，占40％股权，王建国任公司总经理及董事。
2009年5月5日，黄有龙、王建国、陈思贤、温纯青签订《战略合作备忘录》，约定四方合作经营，成立多个公司做云锡集团的相关业务，目前先成立3个公司：1、云南云锡鑫润达投资有限公司，2、晟鑫矿业有限公司，3、云南锡业天爵再生矿产资源有限公司；首期总投资为16200万元，首期黄有龙、王建国出资0元，陈思贤出资8100万元，温纯青出资8100万元，四方各占投资总额的30％、10％、30％、30％；本合作依法组成合作企业，并办理工商登记；四方共同经营，共负盈亏；黄有龙、王建国负责对云锡公共资源的整体业务的沟通；陈思贤负责一线管理、生产、运营等；王建国参与运营；温纯青负责委派所有合作公司的审计及财务负责人，把关合作公司所有费用的合理支出；任一方有严重违背战略合作备忘录或法律、公司章程规定的，须负违约责任，经其他方协商同意后可终止合作关系，并办理终止违约人的相关手续和订立补充协议；重大事项必须由合作四方共同决策。庭审中，黄有龙主张其所有的权益都归王建国所有，包括备忘录中提到的30％的所有权益都归王建国所有。温纯青及大百汇公司主张不能确认温纯青在备忘录中是否代表大百汇签订。
大百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百汇公司)分别于2009年5月6日、2009年7月19日向锦城公司支付4800万元和50万元。上述款项的支票存根备注分别为投资款、借款。审理中，王建国主张温纯青是大百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了更好地与云锡集团合作，各方决定引进大百汇公司，故大百汇公司根据2009年5月5日《战略合作备忘录》向锦城公司支付上述股份转让款，其后大百汇公司占有锦城公司30％股权。
2009年6月12日，王建国作为出让人代表，陈思贤作为受让人、承诺人签署《承诺书》，内容为：鉴于黄有龙同意将其在云南云锡鑫润达投资有限公司、晟鑫矿业有限公司、云南锡业天爵再生矿产资源有限公司中所占股份权益的10％转让给陈思贤，陈思贤承诺在2009年6月30日前支付2000万元给黄有龙。黄有龙未《承诺书》中签名。审理中，王建国主张上述转让的10％股份权益即王建国占有的锦城公司40％股权中的一部分。陈思贤主张除了黄有龙向陈思贤借过2000万元外，《承诺书》涉及到的内容没有履行，《承诺书》内容与被告的股权没有任何关系。黄有龙确认授权王建国签署上述《承诺书》。黄有龙主张《承诺书》的内容已全部履行，但未明确说明其中的2000万元是否已经收到。
2010年4月28日，锦华公司、陈思贤、王建国召开锦城公司股东会，决议推荐黄中义作为锦城公司派驻鑫润达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
2010年5月4日，大百汇公司作为甲方，深圳市东润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润达公司）作为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大百汇公司将其持有的锦城公司30％股权及香港华彩国际实业有限公司30％股权转让给乙方黄有龙、王建国，股权转让价为8100万元，大百汇公司已实际付款7650万元当作抵除收购金叶子度假酒店欠黄有龙、王建国的余款，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生效，双方应于协议生效后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王建国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签名，黄有龙未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签名。审理中，王建国与黄有龙主张《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大百汇公司系将其持有的锦城公司30％股权转让给王建国。
2010年5月5日，王建国与陈思贤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王建国将其持有的锦城公司15％的股权以2400万元转让给陈思贤。审理中，王建国主张至此，锦城公司的股份比例为王建国占45％（40％－10％＋30％－15％），锦华公司和陈思贤占55％。
2011年11月2日，锦城公司登记法定代表人由王建国变更为卢建伟，公司登记成员陈和香（监事）、钟山（总经理）、王建国（董事长）、陈文婉（董事）、钟山（董事）变更为魏党标（监事）、卢建伟（总经理）、卢建伟（董事长）、徐兆玉（董事）、陈思贤（董事）。
2013年2月，深圳市大漠金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漠金海公司）、陈思贤、王建国、黄有龙、东润达公司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协议书显示大漠金海公司为甲方，锦华公司为乙方，陈思贤为丙方，王建国为丁方，黄有龙为戊方，己方为东润达公司；锦华公司持有锦城公司40％股权，陈思贤持有锦城公司15％股权，王建国持有锦城公司40％股权（登记在锦华公司名下）；大漠金海公司知悉鑫润达公司的经营状况及债务情况，并知悉锦华公司、陈思贤未参与鑫润达公司的经营；鑫润达公司子公司云锡集团创源实业有限公司向银行借款5000万元，需要鑫润达公司另一股东云锡集团提供连带保证担保，云锡集团提供该担保，需要锦城公司以持有鑫润达公司40％股权质押进行反担保，该项作为本次股权转让的条件，大漠金海公司和王建国同意锦城公司以持有鑫润达公司40％股权质押进行反担保；大漠金海公司愿意以总计9900万元收购锦华公司持有的锦城公司40％的股权及陈思贤持有的锦城公司15％的股权。大漠金海公司、陈思贤、王建国、黄有龙、东润达公司在上述《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中签章，锦华公司未签章。
2013年11月18日，锦城公司向云锡集团开出《委托书》，委托股东兼总经理王建国就鑫润达公司的后续经营实施方案、经营方向等事项与云锡集团磋商、谈判。
2014年8月8日，锦城公司在深圳特区报上刊登公告，声明取消2013年11月18日锦城公司向王建国出具的《委托书》及授权。
2014年10月28日，锦华公司向广东省顺德市北滘镇碧桂园碧桂园物业管理公司海景七街邮寄《解除合同通知书》，主张王建国取得的锦城公司“股权”是鑫润达项目的收益分配权且王建国未支付价款，故主张解除合同。
另查，锦华公司于1993年3月20日登记设立，系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股东徐兆玉占31％股权，股东陈思贤占69％股权，2004年3月5日起法定代表人为陈思贤，于2014年7月30日变更为徐兆玉。
审理中，原告明确起诉状所列的旧版身份证号码，已提交新版身份证复印件。原告主张已于签订协议当日向锦华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1元，因金额较小，对方未出具收据。第三人锦华公司、陈思贤主张2009年5月5日《战略合作备忘录》约定的合伙企业未成立，各方均未向合伙企业出资，但陈思贤根据锦城公司与云锡集团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出资3600万元，与《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约定的9000万元不一致；原告主张因《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约定“陈思贤同意在锦城公司对云南投资公司注资时，注册资本9千万元由陈思贤负责出资”，故云锡集团与锦城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约定的锦城公司同意赠与云锡集团6000万元实际为代云锡集团出资的5400万元及替云锡集团缴税的600万元。另，王建国及陈思贤确认双方于2010年5月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已履行完毕，股权转让款2400万元以其他债权债务冲抵的方式支付完毕。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以及双方提交的协议书、合同书、备忘录、公司登记信息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原告王建国与第三人陈思贤基于拟与云锡集团合作设立鑫润达公司发展有色金属，故对转让锦城公司40％股权给王建国达成合意，随后，王建国与锦华公司基于王建国与陈思贤的合意自愿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书》，约定锦华公司将其持有的锦城公司40％股权转让给王建国。锦城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40％股权相对应的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而双方约定股权转让价款为1元，再结合合同其他内容看，王建国取得锦城公司40％股权的对价主要是负责以锦城公司名义与云锡集团合作成立云南投资公司即其后成立的鑫润达公司；虽然合同约定王建国不负责对锦城公司投入资金、不参与日常经营，但王建国须通过取得锦城公司的股权，达到实现其在锦城公司与云锡集团合作项目中的收益目的，股权出让方锦华公司对此亦是清楚的。签订上述合同后，王建国作为锦城公司法定代表人参与锦城公司对外的经营活动，与云锡集团签订《合作协议书》、《出资协议书》，并按《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的约定成立了鑫润达公司。并且，锦城公司的另一股东陈思贤参与各个合同签订过程，并未主张对锦华公司出让股份行使优先购买权，《股权转让合同书》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应当依合同履行各自义务。被告辩称《战略合作备忘录》改变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及《股权转让合同书》的约定，本院认为，《战略合作备忘录》虽然提及了包括鑫润达公司在内的多个公司与云锡集团的合作及各方投资份额，但该备忘录并未明确否定锦华公司转让股权给王建国的相关约定，且备忘录约定应办理工商登记的合作企业并未成立，王建国已根据《股权转让合同书》促成锦城公司与云锡集团合作成立鑫润达公司，原告主张根据《股权转让合同书》取得锦城公司40％股权，符合各方约定。锦华公司、陈思贤辩称原告未支付股权转让款，但根据锦城公司的注册资本及价款金额，以及王建国作为锦城公司法定代表人与云锡集团签订相关合同并实际成立鑫润达公司的履行情况，本院不予采纳上述抗辩。2009年6月12日《承诺书》载明黄有龙将其在三个公司的股份权益转让给陈思贤，但《承诺书》未明确记载三个公司的股份权益等同于锦城公司10％股权，故原告主张将锦城公司10％股权转让给陈思贤，依据不足。大百汇公司并非锦城公司的登记股东，其在庭审时主张无法确认事实情况，又在庭后书面说明将享有的30％股权转让给王建国、黄有龙，其陈述存在前后矛盾，且如前所述《承诺书》未明确记载三个公司的股份权益等同于锦城公司股权，《承诺书》中约定的温纯青出资8100万元亦与大百汇公司支付给锦城公司的4800万元和50万元不一致，故原告主张其受让了大百汇公司持有的锦城公司30％股权，理据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2010年5月5日《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王建国将其持有的锦城公司15％的股权转让给陈思贤，且原告确认股权转让款以其他债权债务冲抵的方式支付完毕，故王建国根据《股权转让合同书》取得的锦城公司40％股权应当扣减该15％股权，即王建国对锦城公司25％股权享有权利。关于诉讼时效，锦城公司于2013年11月18日仍向王建国出具《委托书》，载明其任股东兼总经理，故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原告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被告未根据公司法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原告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依法应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七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深圳市锦城投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王建国（股权持有比例为25％，该25％股权从深圳市锦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权中取得）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深圳市锦城投资有限公司承担55元，原告王建国承担4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邹 哲 华
人民陪审员 刘 启 玲
人民陪审员 陈 远 霞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周旭（兼）
书 记 员 梁 娇 梅
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三十一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出资证明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一）公司名称；（二）公司成立日期；（三）公司注册资本；（四）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缴纳的出资额和出资日期；（五）出资证明书的编号和核发日期。出资证明书由公司盖章。
第三十二条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第七十一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第二十一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第二十二条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
（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
（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
第二十三条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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