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朝民初字第00121号
原告际高建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创新路27号3号楼703-2。
法定代表人丛旭日，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卫泓麟，天津盈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凌芸，北京市中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姜翠兰，女，1975年2月1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史建英，北京市国泰世良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际高建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际高公司）与被告姜翠兰劳动争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际高公司之委托代理人卫泓麟、凌芸，姜翠兰之委托代理人史建英，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际高公司诉称：1995年，姜翠兰进入我公司工作。2010年4月30日，姜翠兰被任命为办公室主任，主管公司的行政用章管理、日常办公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工作。2010年10月份，我公司的财务总监刘玲在即将达到退休年龄时，为了办理个人延迟退休年龄手续，瞒着公司，并串通姜翠兰违背公司的意愿和用章程序为刘玲延长退休审批表上加盖了我公司的公章，最终将刘玲退休年龄延迟到2015年12月初，以至于将本应由国家给其发放的退休费转嫁给我公司，我公司因此每年为其额外承担巨额费用。由于刘玲此前一直在威海工作，社会保险也由我公司威海分公司代缴，直到2013年7月我公司的人力资源才得知刘玲早已达到退休年龄，便按规定先在威海市社保中心网上办公平台为刘玲办理退休退保手续，此后必须提交刘玲的身份证、社保卡和《拟审批退休人员情况表》手续当场办理，由于威海分公司客观上无法提供上述材料导致社保网上平台被关闭。事后威海市社保局告知我公司，刘玲早已办理了延迟退休，威海分公司无奈只能以“在职解除劳动合同”为由给威海社保中心出具了一份“关于与刘玲通知解除（终止）劳动关系的证明”才恢复网上办公平台。后刘玲以此解除证明作为我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据申请劳动仲裁，结果仲裁裁决我公司承担的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就高达319999.92元。现我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姜翠兰赔偿因其严重失职而给我公司造成的损失767650.68元。
姜翠兰辩称：我与际高公司之间对案外人刘玲延期退休能否加盖公章等问题不属于劳动争议，属企业内部管理行为，故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受理范围，也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的其他案件，应予驳回。我在际高公司任办公室主任，工作范围包括公章的使用和管理，但不负责人力资源管理。2010年10月8日，案外人刘玲从威海前来北京办理延长退休手续，需要公司在向威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呈报的《企业有关人员延长退休年龄审批表》上加盖公章。依据公司用章程序，我让刘玲在行政公章使用记录本上填写了详情事由、盖章份数等内容，刘玲在使用记录上签字，故我没有瞒着公司。当时公司总经理陈凤君在外地出差，刘玲当天又要回威海，我当着刘玲面打电话请示陈凤君能否盖章，陈凤君当时表示：刘玲延期退休的事情他知道，同意加盖公章，我才遵照总经理的意见在审批表承办单位意见栏加盖公章。事后我曾将此事向董事长丛旭日汇报，丛旭日表示同意刘玲延期退休。原因是公司正进行资产并购，审计工作离不开财务人员，故不存在我违背际高公司意愿和用章程序。在行政公章使用记录本上，刘玲填写的“延长退休请示和登记表”事项下一栏“同仁堂项目声明”后有公司董事长丛旭日签字，可以推定丛旭日知晓刘玲办理延期退休。2013年5月17日，际高公司书面通知免去刘玲财务总监职务，升任总经理助理职务，该任命证明刘玲延期退休公司是知晓的，且公司为刘玲缴纳社会保险费至2013年6月，2013年6月28日才做出与刘玲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都说明公司知晓并同意刘玲延期退休。际高公司与刘玲的劳动争议诉讼至今未审结，故际高公司不存在任何损失，无损失则无赔偿，际高公司的请求显然不成立。
经审理查明：际高公司的原名称为威海际高集团有限公司，2006年4月20日经核准变更为现名称，姜翠兰为际高公司的股东。
际高公司主张姜翠兰于1995年入职该公司。姜翠兰担任际高公司的办公室主任职务，其职位说明书中“主要工作内容和职责”记载有“负责对公司行政公章的监管，并对总经理审批后的相关文件的盖章事项予以及时签章，不推托延误，以提高时效，对公司行政公章签章的结果负责”等内容。际高公司提交了该公司于1997年印发的《关于切实加强印章管理的通知》，其中规定：印章实行专人管理，行政公章由集团公司及各分公司办公室主任负责管理；各部门要专门设立用印登记簿，凡业务需要对外盖章的，必须在用印登记簿中写明事由，经办人要签字，以示负责；加盖印章必须经有关负责人批准并在原件上签字，需加盖法人公章的，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的人员（有授权委托书）签字，若原件不能签字的，负责人应在登记表上签字，否则，印章管理人员有权拒绝办理用印手续；凡由于个人玩忽职守，违反本通知精神，给企业造成损失的，由个人承担一切经济、行政及法律责任。
案外人刘玲也为际高公司股东，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董事等职务。刘玲于1955年12月1日出生，于2010年12月达到法定退休年龄。际高公司主张姜翠兰未经公司同意，违反公司用章程序，于2010年10月18日擅自在《关于刘玲同志延长退休年龄的请示》及《企业有关人员延长退休年龄审批表》上加盖公司公章，呈报给威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导致该局于2010年10月26日批准延长刘玲退休年龄至60周岁。为此，际高公司提交了该公司2010年行政公章使用记录，其中一栏显示“盖章时间”为2010年10月18日，“详情事由”填写为“延长退休请示和登记表”，主办人签字为“刘玲”，“经理签字”和“董事长签字”处均为空白。姜翠兰主张其电话请示了总经理陈凤君同意后才为刘玲加盖的公章，且事后董事长丛旭日也表示同意刘玲延期退休。际高公司主张姜翠兰所述不属实，并称丛旭日2010年10月18日虽然也在行政公章使用记录上为“同仁堂项目声明”签字同意加盖公章，但并不知晓上一栏记录显示的是刘玲为其本人办理延期退休的事宜。
案外人刘玲与际高公司签订有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3年6月28日，际高公司威海分公司作出《关于与刘玲同志解除（终止）劳动关系的决定》，以工作任务变故等原因，决定从2013年6月25日起与刘玲解除（终止）劳动关系，并停缴了刘玲的社会保险。双方此后发生争议，刘玲向威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威海仲裁委）申请了仲裁。2014年8月18日，威海仲裁委裁决际高公司及其威海分公司支付刘玲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19999.92元、2012年效益工资175500元和2013年6月16日至6月25日工资4291.08元。际高公司称2010年12月至2013年6月期间为刘玲发放工资171270元、2011年1月至2013年5月期间为刘玲缴纳社保费用96589.68元，主张上述款项（合计767650.68元）的支出均为姜翠兰的行为给公司造成的损失。
2014年，际高公司及其威海分公司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威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0年10月26日作出的批准刘玲延长退休年龄的具体行政行为。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一审裁定驳回其起诉，际高公司及其威海分公司提起上诉，2015年3月11日，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2014年12月5日，际高公司持本案请求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朝阳仲裁委）申请仲裁，同日，朝阳仲裁委书面通知其不予受理，际高公司不服，诉至本院。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劳动合同书、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关于切实加强印章管理的通知、职位说明书、2010年行政公章使用记录、延长退休年龄的请示、审批表、社会保险费缴费基数公示汇总表、关于与刘玲同志解除（终止）劳动关系的决定、威海市仲裁委威劳人仲案字（2014）第27号仲裁裁决书、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威行终字第4号行政裁定书及朝阳仲裁委京朝劳人仲不字（2015）第00333号不予受理通知书等相应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际高公司主张姜翠兰为刘玲申请延迟退休审批擅自加盖公司印章，姜翠兰则主张用章前已取得负责人口头批准，对该事实双方存在争议。刘玲为际高公司的股东，并担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等重要职务，既是投资人又是高层管理人员，身份信息均对外公开，际高公司称不知道刘玲于2010年12月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于理不合，本院不予采信。在刘玲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后，际高公司依然向刘玲支付工资，并为刘玲缴纳社会保险，双方的劳动关系正常延续，际高公司主张在近3年的时间里不知晓刘玲办理了延迟退休，明显不合常理。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行政判决驳回了际高公司的起诉，也认定际高公司于2010年10月26日起已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刘玲被批准延长退休年龄的事实，但其在与刘玲发生劳动争议前一直未提出异议。本案中，即便姜翠兰存在违反际高公司用章规定的行为，但际高公司所谓的被威海仲裁委裁决给付刘玲赔偿金等“损失”，系由于其与刘玲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行为造成的，而与姜翠兰的盖章行为并无因果关系；际高公司自2010年12月后向刘玲支付的工资及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等款项，也是劳动关系履行中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应承担的义务，亦构不成其所谓“损失”。因此，际高公司要求姜翠兰赔偿严重失职而造成的损失767650.68元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际高建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际高建业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德恒
人民陪审员 杨静田
人民陪审员 刘 峥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吴亚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