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厦民终字第353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洪文钦，男，1955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
委托代理人陈志斌、林领导，厦门市唯典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黎安全，男，1962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青川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兴华，男，1964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青川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发义，男，1953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青川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ＸＸ华，男，1960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青川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文晓英，女，1978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青川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祥义，男，1971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青川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殷周平，男，1966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青川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守兵，男，1966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青川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仕清，女，1971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青川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顺富，男，1962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青川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史秀兰，女，1982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岳池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福美，女，1968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青川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运涛，男，1991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青川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大兴，男，1955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青川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程发兵，男，1973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青川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柳丕田，女，1965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青川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桂蓉，女，1969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青川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怀陆，男，1973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青川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玉和，女，1958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青川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清信，男，1958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青川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佘国敏，女，1975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青川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韩香兰，女，1980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青川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卜登菊，女，1973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青川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泉，男，1973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剑阁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程大蓉，女，1977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青川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秀平，女，1963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青川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智，男，1978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营山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玉兰，女，1961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青川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步芳，女，1962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青川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昌菊，女，1970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青川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逢香，女，1961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青川县。
上列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洪顺添、王玉梅，福建兴世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王和平，男，1964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邻水县。
上诉人洪文钦因与被上诉人黎安全等三十一人（下称黎安全等人）、原审被告王和平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2014）翔民初字第10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洪文钦上诉请求改判驳回黎安全等人对洪文钦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
一、原审认定洪文钦与原审被告及黎安全等人之间成立雇佣关系是错误的。首先，黎安全等人是由王和平从四川省青川县雇佣而来，并用工合同中签名确认，与洪文钦没有任何关系，洪文钦从来就没有与黎安全等人洽谈过任何用工。其次，洪文钦与王和平之间是内部合伙关系，洪文钦承担的合伙事务是联系业务，收取承包款交由王和平去发放工资，记录内部帐目相关事宜，与黎安全等人完全没有关系。在具体的工作过程中洪文钦从未指使、支配黎安全等人的工作，也从未对发放过分文工资，即本案中的雇佣关系成立在前，合伙关系成立在后。
二、原审法院认定黎安全等人被拖欠工资存在错误。首先，洪文钦只是在王和平与黎安全等人成立雇佣关系后，经过王和平的要求才与其合伙，双方的合作是私底下的合伙，是内部的合伙关系，与各黎安全等人不发生法律关系。因此本案中黎安全等人被欠工资不应认定为洪文钦与王和平的合伙债务。其次，如果法院认定该部分工资系合伙内部债务，合伙协议，洪文钦占四成股份，王和平占六成股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合伙的债务，由合伙人按照出资比例或是协议的约定，以各自的财产承担清偿责任”，应按照各合伙人的股份比例来依法承担，而非合伙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审法院对此认定也是错误的，同时适用法律也是错误的。
三、原审法院认定黎安全等人基本工资错误。虽然在洪文钦自行记录的记帐单中体现“3月20日至4月25日工人工资的应付135000元”，但是这份记录单是洪文钦与王和平之间的内部记帐凭证，而非正式单据，对于黎安全等人根本就没有法律效力。此外，黎安全等人用以证明其基本工资的证据是各自的《用工合同》，合同的用工单位是“厦门市利泰盛食品冷冻有限公司”，而不是洪文钦或是王和平，因此根本就无法证明其基本工资情况。
四、原审法院在认定黎安全等人被拖欠工资数额也是错误的。黎安全等人自已提供的被欠工资清单，没有得到洪文钦或是王和平确认，根本就不能作为认定被欠工资的证据。根据用工合同的约定，黎安全等人的工资数额不是按照基本工资来计算，对此黎安全等人应承担其工作量的举证责任，否则应按举证不能处理。原审庭审中，洪文钦提到殷周平、何福美、王大兴、程发兵、李怀陆、程大蓉、何秀平七人是2014年2月25日才来，其第一个月工资已领到2014年3月25日，对于该事实洪文钦在原审庭审中明确，但是原审法院对于该事实却没有进一步查明，而是没有任何依据地依照黎安全等人自报的时间来计算其工资，显然是对于案件的不负责任，明显有悖于人民法院“以事实为根据”的准则，有失公平、公正。
黎安全等人辩称：一、根据的洪文钦在派出所的陈述，其在明知王和平与黎安全等人签订《用工合同》的情况下，与王和平按四六的比例合伙，工人路费、工人工资等都列为合伙成本进行分摊。结合洪文钦举证的2014年4月25日与王和平结算的清单等证据，洪文钦与王和平于2014年3月25日结算，向工人支付了工资，于2014年4月25日对包括工人工资在内的合伙成本进行结算。可以看出，自2014年2月20日起，洪文钦与王和平形成合伙并共同雇佣黎安全等人为其提供胡萝卜采收劳务，原审法院关于洪文钦与黎安全等人存在雇佣关系的认定正确，依法应予维持。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判决洪文钦与王和平连带清偿所欠黎安全等人工资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依法应予维持。
二、原审法院关于工资数额的认定依据充分，依法应予维持。洪文钦与王和平依据《用工合同》的工资标准支付了2014年2月20日至2014年3月19日的工资，洪文钦与王和平于2014年3月26日所发放的是2014年2月20日至2014年3月19日的工资，并不包括2014年3月20日至2014年3月25日期间的工资，原审法院判决支持31名被上诉人关于2014年3月20日至2014年4月26日期间的工资依据充分，依法应予维持。
原审被告王和平未作陈述。
黎安全等人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王和平洪文钦支付自2014年3月21日至2014年4月26日的劳务报酬共计129200元（其中文晓英、刘仕清、史秀兰、何福美、柳丕田、李桂蓉、曹玉和、佘国敏、韩香兰、卜登菊、程大蓉、何秀平、李玉兰、赵步芳、李昌菊、李逢香每人工资3600元，黎安全、殷周平、王运涛、王大兴、程发兵、李怀陆、张清信每人工资4200元，李兴华、何祥义、徐守兵、杨顺富、李泉每人工资4800元，李智工资4900元，何发义工资6300元，ＸＸ华工资7000元）。
原审判决查明，2014年2月17日，王和平在四川省青川县通过ＸＸ华召集包括黎安全等人在内的民工共计53人，到厦门为王和平承揽的拔胡萝卜业务，从事拔萝卜装袋上车的工作。当时，王和平向每一位民工发了一份打印的用工合同，合同内容为“用工单位：厦门市利泰盛食品冷冻有限公司。工种：拔萝卜装袋上车。工资待遇：包吃住，包往返车票，每天完成3分地，男工3500元，女工3000元，完成4分地任务，每月4500元，超出再往上加。工资发放：每月对账发放工资。服从管理，听从安排按规定完成劳动时间，劳动时间根据生产需要九小时…，甲方：厦门市利泰盛食品冷冻有限公司”等事项；每一位民工在合同上的乙方签名盖手印，但合同上没有加盖厦门市利泰盛食品冷冻有限公司的公章，也没有王和平的签名。民工在合同上签名后，王和平包车将民工送往厦门市翔安区新店镇杨厝村。2014年2月19日民工到达杨厝村后，王和平要求洪文钦入伙，于是洪文钦就和王和平合伙向农户承揽胡萝卜采收业务，自2014年2月20日开始安排民工到菜农的基地帮菜农采收胡萝卜。采收任务完成后，根据民工记录的采收亩数及菜农自行记录的亩数，王和平、洪文钦和菜农进行对账结算。2014年3月26日，王和平、洪文钦按用工合同的工资标准向招用的民工发放2014年2月20日至3月19日的工资，部分民工领取工资后先行离开，黎安全等人及其他8名民工留下继续工作至2014年4月26日。2014年4月25日，王和平、洪文钦对其二人自2014年2月20日至4月25日合伙承揽采收胡萝卜业务的账目进行结算，结算单上载明“2月20日至4月25日做工总收入323500元，扣除3月25日发放工人工资162420元+房租、餐具、工具等杂费37040元的余额为124040元，再扣除3月20日至4月25日工人工资应付135000元+伙食费、工伤等杂费23000元，亏损33960元，洪文钦应亏损17000元，至4月25日结账后由洪文钦付给王和平151040元让王和平付工人工资等杂费，以后由王和平一个人经营，洪文钦不再参与，王和平尚欠10000元应在5月25日以前返还洪文钦，此据，王和平，2014年4月26日”。2014年4月26日，黎安全等人及其他8名民工要向王和平领第二个月工资时找不到王和平，就去找洪文钦，洪文钦向民工说明其已将工资款交给王和平，于是洪文钦就向厦门市公安局新店派出所报警。新店派出所向李兴华、黎安全、洪文钦调查情况后未予立案，告诉民工向法院起诉。在新店派出所进行调查时，洪文钦陈述“王和平于2014年2月20日带60多名工人到翔安准备开始做采收胡萝卜业务，王和平将其给工人的合同拿给洪文钦看，并让洪文钦入伙。洪文钦看合同载明‘每个工人每天采收3分地的胡萝卜，男工月工资3500元，女工月工资3000元’等内容，发现有利润就同意入伙，二人约定利润由王和平、洪文钦按6：4比例分享，并由洪文钦垫付了工人的路费50100元。当天，洪文钦就开始向王和平介绍地块让工人工作。3月26日，洪文钦和王和平一起向工人支付了工资。因每个工人每天只采收1分地的胡萝卜，达不到3分地的标准，加上刚开始时采收业务的价格比较低，加上路费，王和平与洪文钦一共亏损8万多元。王和平就要求每个工人每天要采收2.5分地，做不到的可以离开，于是有20余名工人就离开，剩下40余名工人，但工人每天做的平均还是达不到2分地。洪文钦因有一个农场要开工，五月份之后就没有时间，就提出其按亏损的50%承担后退伙，王和平就同意。4月26日中午，洪文钦和王和平进行结算，洪文钦将结算后的款项交给王和平去向工人发工资。王和平拿款后就跑路了，洪文钦就报警。截至4月25日，40余名工人被拖欠的工资总共是135000元”等事项。
原审判决认为：
一、关于洪文钦与黎安全等人是否存在雇佣关系问题。王和平、洪文钦因合伙承揽采收胡萝卜业务需要，雇佣黎安全等人从事拔萝卜装袋上车的工作，故本案原、王和平之间成立了雇佣合同关系。因承揽采收胡萝卜业务系王和平、洪文钦合伙共同经营，故洪文钦辩解其与黎安全等人不存在雇佣关系的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二、关于王和平、洪文钦合伙经营期间拖欠工人工资的性质问题。王和平、洪文钦合伙经营至2014年4月26日才散伙，故黎安全等人被拖欠2014年3月20日至4月26日的工资系王和平、洪文钦散伙前的合伙债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王和平、洪文钦应对该笔合伙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王和平、洪文钦合伙内部问题，可另行通过合法途径进行解决。
三、关于洪文钦辩解每个工人若没有完成用工合同规定的工作量（每天完成3分地），就没有基本工资的意见。因王和平、洪文钦合伙内部的结算清单有载明“3月20日至4月25日工人工资应付135000元”的内容，显明该期间的工人工资是必须支付的；用工合同第七条有载明“服从管理，听从安排按规定完成劳动时间，劳动时间根据生产需要九小时，不分白班、晚班，必须服从调动”的内容，显明工人工资不是计件工资；故对洪文钦的该项意见不予采纳。
四、关于黎安全等人主张“总领班何发义、ＸＸ华每月工资是5000元，6个人小组长李兴华、何祥义、徐守兵、杨顺富、李泉、李智每人每月工资是4000元。2014年3月份的工资，李智少领了100元，何发义少领了300元，ＸＸ华少领了1000元”的意见。王和平、洪文钦向工人发放2014年2月20日至3月25日的工资后，部分工人领取工资后先行离开，原有工人人数和人员管理发生了变化，黎安全等人又未能举证证明其的该项主张意见，且洪文钦只认可“何发义是组长，每个月工资多500元”，故对洪文钦自认的内容予以确认，对其余部分不予确认。
五、关于黎安全等人被拖欠2014年3月20日至4月26日的工资数额问题。根据用工合同规定工人工资待遇：男工3500元/月、女工3000元/月，以及洪文钦自认组长何发义每个月工资多500元，进行计算认定，黎安全等人自2014年3月20日至4月26日共37天被拖欠工资：女工文晓英、刘仕清、史秀兰、何福美、柳丕田、李桂蓉、曹玉和、佘国敏、韩香兰、卜登菊、程大蓉、何秀平、李玉兰、赵步芳、李昌菊、李逢香共16名每人工资=（3000元/月÷30天）×37天=3700元，男工黎安全、李兴华、ＸＸ华、何祥义、殷周平、徐守兵、杨顺富、王运涛、王大兴、程发兵、李怀陆、张清信、李泉、李智共14名每人工资=（3500元/月÷30天）×37天=4316.67元，1名组长何发义工资=（3500元/月÷30天）×37天+500=4816.67元，共计124450.05元。
王和平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法可以缺席判决。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王和平、洪文钦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清偿所欠黎安全等人的工资共计124450.05元（女工文晓英、刘仕清、史秀兰、何福美、柳丕田、李桂蓉、曹玉和、佘国敏、韩香兰、卜登菊、程大蓉、何秀平、李玉兰、赵步芳、李昌菊、李逢香每人工资人民币3700元，男工黎安全、李兴华、ＸＸ华、何祥义、殷周平、徐守兵、杨顺富、王运涛、王大兴、程发兵、李怀陆、张清信、李泉、李智每人工资人民币4316.67元，何发义工资人民币4816.67元）。二、驳回黎安全等人的其余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对于原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也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王和平与洪文钦因采收胡萝卜业务形成个人合伙关系，本案系黎安全等人因提供劳务请求王和平、洪文钦支付工资报酬。关于黎安全等人是否为王和平个人所雇佣的争议。王和平侵占本应发放给黎安全等人工资后“跑路”，洪文钦为此报警，由于公安机关认为是民事纠纷未予立案，黎安全等人遂提起本案诉讼。根据洪文钦在派出所的陈述，其为黎安全等人垫付了路费，与王和平一起向黎安全等人发放第一期工资；根据李兴华、黎安全在派出所的陈述，到厦门的当天，王和平与洪文钦召集黎安全等人开会交代有关事项，王和平与洪文钦都是老板。上述陈述及在本案相关事实表明，洪文钦参与了雇佣黎安全等人的经营活动。洪文钦主张系王和平一人雇佣，则缺乏相反证据证明。因此，可以认定王和平、洪文钦共同雇佣黎安全等人。洪文钦作为合伙人，对于合伙的对外债务应承担连带责任，原审判决其与王和平就黎安全等人工资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个人合伙的规定。洪文钦承担了本案债务后，有权向王和平追偿。关于洪文钦对原审认定的未付工资有疑义的问题。由于具体经手人王和平未应诉，洪文钦在派出所的陈述中也认为有135000元未发放，原审依据在案证据进行认定并无明显不当，可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洪文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789元，由洪文钦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纪赐进
审 判 员 许向毅
代理审判员 刘国如
二〇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陈文琳
附：本案所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