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1民终480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邓琦。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凡，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严俊国。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钰，湖北正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金林。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国平。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营业场所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汉水桥街解放大道278号华汉广场3号楼（23-25）层。
负责人：夏昌军，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邓琦与被上诉人严俊国、刘金林、周国平、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华联合财险湖北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鄂武东开风民初字第002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邓琦上诉请求：1、撤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鄂武东开风民初字第00295号民事判决；2、改判被上诉人刘金林、周国平负此次事故主要责任，上诉人邓琦负次要责任；3、改判被上诉人严俊国的误工费按居民服务业工资标准计算。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对交通事故责任承担比例的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承担60％的责任比例明显偏高，不符合客观事实。本案是一起因机动车交通事故引发的赔偿责任纠纷，交警部门已经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事故证明书中记载了上诉人邓琦与被上诉人刘金林的过错责任，并且认定当事一方在路口存在违反交通信号灯的行为是造成本次事故的原因之一。一审法院在未查清事故成因的基础上，根据双方的过错，贸然认定双方之问的承担比例，存在明显错误。1、根据东新交通大队交警队当事人以及目击人员所作询问笔录可推断出被上诉人刘金林存在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的行为，且该行为是造成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2、被上诉人刘金林所驾车辆明显存在较多过错，且对损害后果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一审对被上诉人刘金林认定40％的责任，明显偏低。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证明》所认定：“刘金林驾驶未按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未按规定购买交强险的轻型普通货车在道路上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行驶，在事故中存在过错应承担事故责任。”由此可见，被上诉人刘金林所驾车辆不仅不具有路权，且在行驶过程中超速行驶，在东西向有车辆正常通行时，亦不让右先行，另外根据另一乘坐人严前开在2015年4月29日询问笔录中陈述可知，被上诉人刘金林在行驶过程中也未尽到相应的告知义务，乘坐人员并未系安全带，由此直接造成了本次事故的损害后果，因此被上诉人刘金林与被上诉人周国平应当对此次损害后果承担主要的责任，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刘金林承担40％的责任，明显过低，存在明显的错误。二、原审法院计算误工费赔偿数额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被上诉人严俊国其并无固定工作，平常以做零工为生，本次事故发生时，被上诉人严俊国与另一乘坐人严前开是被刘金林请来安装烟道。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严俊国未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据以参照建筑业人均工资标准计算误工费，缺乏相应的法律和事实依据，明显不合理。对于被上诉人严俊国相应的误工费，应当以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人均工资标准予以计算则较为合理。
被上诉人严俊国辩称：一审判决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刘金林、周国平、中华联合财险湖北分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被上诉人严俊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邓琦、刘金林、周国平、中华联合财险湖北分公司共同赔偿严俊国各项损失551，812.29元，其中医疗费45，985.57元，后续治疗费15，000元，营养费2，15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150元，整容费221，400元，伤残赔偿金178，934.40元，护理费10，000元，误工费41，182元，交通费3，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2，010.32元，精神抚慰金20，000元。后严俊国变更诉讼请求为后续治疗费20，000元，其他项目按原鉴定意见计算并根据2016年度湖北省交通事故赔偿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和误工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8日17时10分许，刘金林驾驶登记在周国平名下的鄂G×××××号轻型普通货车搭载严俊国、案外人严前开，沿武汉市高科园路由南向北行驶至神墩三路路口时，遇邓琦驾驶鄂A×××××号小型轿车沿神墩三路由东向西行驶至此，刘金林车辆右侧前部与邓琦车辆左前侧相撞后，邓琦车向右偏转，刘金林车向左侧偏转，邓琦车身左侧中、后部与刘金林车右侧中、后部相撞，后刘金林车向右侧翻。本次事故造成两车受损，刘金林、邓琦，以及刘金林一车乘客严俊国、严××受伤。经东新交通大队调查，神墩三路东西走向，分车分向式车道（共三车道），红绿灯配时比为29秒：31秒；高科园路南北走向，分车分向式车道（共三车道），红绿灯配时比为35秒：26秒；绿转红均为黄灯3秒；南北向绿灯时东西向为红灯，禁止直行、左转；两道路均设置限速标牌，均限速50km／h；红绿灯工作正常，但现场无监控探头。
经东新交通大队委托鉴定，鄂G×××××号轻型普通货车事故前制动系、转向系静态检验完好，照明和信号装置完好，车身及附件完好，事故前瞬时速度58km／h；鄂A×××××号小型轿车事故前制动系、转向系静态检验完好，照明和信号装置完好，车身及附件完好，事故前瞬时速度73km／h；刘金林血检乙醇含量平均值5.26；邓琦血检乙醇含量平均值为0。
东新交通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认为：刘金林驾驶未按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未按规定购买交强险的轻型普通货车在道路上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行驶，在事故中存在过错应承担事故责任；邓琦驾驶小型轿车在划有导向车道的路口未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行驶，且在道路上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行驶，在事故中存在过错，应承担事故责任。因该事故发生在有信号灯控制的路口，事故事信号灯工作正常，当事一方在路口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是此事故成因之一，经多方调查仍无法查清。故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未作出责任划分。
一审法院为查明案件事实，向东新交通大队调取了事发后交警向双方当事人及其他事故参与人、目击人员所做询问笔录。邓琦在2015年4月10日询问笔录中陈述：我驾驶白色本田轿车，对方是白色小卡车；我车左前部与对方车辆右前驾驶室碰撞；路口有信号灯，工作正常；我通过时是绿灯，数字没看清楚，因正对着太阳，太阳光有点刺眼；行至路口100米至200米的时候，我看到前方有车在中间车道内慢行，我快到路口时看到红灯变绿了，就从左转弯车道超车直行准备通过路口，刚到路口时看到一辆白色小卡车从我车左手方向往右手方向行驶，这时赶紧踩刹车并向右打方向避让，但两车太近了，我车左前部和对方车辆右前驾驶室相撞；我车速大约50-60码，挂D档；事故前因我车驾驶室左侧立柱挡住了视线没有发现对方小卡车，发现的时候，两车相距5-8米远；等内容。刘金林在2015年4月9日询问笔录中陈述：我车副驾驶上是严前开和严俊国；我在道路最右侧一股机动车道内行驶；有信号灯工作正常，通过路口时是绿灯，到路口中间信号灯就闪黄了；我车速50码左右，挂4档；我发现对方车辆时，两车相距10米左右，我向左打了一点方向并踩了一脚刹，但没有踩死；小轿车车头撞到我车右侧驾驶室后面一点，然后我车就向右侧翻了；等内容。市民罗某在2015年4月12日询问笔录中陈述：当时我在事故现场十字路口东北角的人行道上，距离现场30米左右；记得小车好像是白色本田，另一辆是小货车；两车行驶方向不清楚；我低头在路边看手机，听到响声才抬头，看小货车已经翻了，小轿车刚停下来；看到路口西侧信号灯显示的绿灯读数为26秒；从听到响声到抬头是一瞬间1秒左右；没有注意其他方向信号灯显示情况；等内容。严俊国在2015年4月29日询问笔录中陈述：我乘坐刘金林驾驶的货车，严前开坐中间，我坐在副驾驶最右边；白色小车从我右边驶过来的，速度蛮快具体速度不好说；两车怎么碰撞的不清楚；我和严××是刘金林请来做事的，做一天算一天每天160元；没有注意路口信号灯；等内容。另一乘坐人严××陈述：刘金林是我们老板，也是司机，我和严俊国帮他安装烟道，做一天算一天每天160元；我坐在司机右边中间位置，右边是严俊国；我和严俊国没有系安全带；怎么发生的车祸我不清楚；等内容。
严俊国伤后，在湖北省中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住院治疗42天，其损伤诊断为：急性重型开放性颅脑损伤，颌面部及前中颅窝多发骨折，右侧颞部硬膜下血肿，右眼失明，右眼睑闭合不全，右侧第5-10肋骨骨折，右侧胸腔积液等，出院医嘱注意休息，加强营养，不适随诊等。严俊国共用去医疗费147，985.57元，其中邓琦垫付40，000元，中华联合财险湖北分公司垫付10，000元；刘金林垫付52，000元。刘金林另向严俊国垫付现金10，500元用于伤后生活开支。经严俊国委托，武汉平安法医司法鉴定所于2015年10月26日作出鉴定意见书：严俊国所受伤构成八级和两个九级伤残，综合赔偿系数36%，建议给予后续医疗费15，000元，若行面部整形手术治疗，可参照医疗证明200，000元认可；自受伤之日起休息360日，护理100日。为鉴定，严俊国发生鉴定费1，500元。在一审诉讼中，邓琦对鉴定意见确定的误工休息及护理时间无异议，但对整容费用有异议，认为不属鉴定范围且面部疤痕已纳入残疾赔偿系数，与该费用相互重复，申请对残疾等级、后续整形治疗费用进行重新鉴定，一审法院予以准许。经一审法院委托，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6年4月14日作出鉴定意见：严俊国伤残程度评定为八级，多等级伤残赔偿指数为0.34，后期行内固定物取出的治疗费用给付20，000元，行头面部整形修复所需费用110，000元，或按实际发生额赔付。邓琦垫付了该重新鉴定费4，300元。
一审法院还查明，严俊国户籍地在湖北省鄂州市，其常年在武汉市务工，2011年曾办理武汉市暂住证，并取得社保卡。严俊国在武汉市东湖社保处流动人员专户缴纳社保，缴费基数为3，860.90元。严俊国的父亲严××已去世，其母亲胡××，出生于1943年9月3日，现在湖北省鄂州市×××居住，该户耕地现已征收。胡××生育有严俊国在内4名子女。鄂G×××××号轻型普通货车登记在周国平名下，事发时未投保险，也未按照规定年检。鄂A×××××号小型轿车在中华联合财险湖北分公司投保有交强险以及保额为100，000元（约定不计免赔）的商业三者险。刘金林一车共有三名伤者，刘金林表示自己虽受伤但未就诊；另一乘坐人严××经一审法院通知和释明如不及时起诉主张权利，将优先将涉案车辆保险限额计算支付给严俊国后，仍未起诉主张权利。
一审法院认为，本次交通事故发生后，东新交警大队经调查未确定各方事故责任。事发地属有交通信号灯路口，现经交警调查难以查清，双方也均不能提供有效证据说明是否有事故方以及是哪一方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故应由法院结合现有证据对双方事故责任合理划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安全车速”。第四十三条规定：“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超车：（四）行经铁路道口、交叉路口、窄桥、弯道、陡坡、隧道、人行横道、市区交通流量大的路段等没有超车条件的”。第五十一条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戴安全头盔”。《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规定：“机动车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应当按照下列规定通行：（一）在划有导向车道的路口，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四）遇放行信号时，依次通过”。依照上述法律规定，结合各方事故前的行为状态，一审法院认为：邓琦在驾车途经交叉路口时未按规定驶入导向车道依次通过而占用其他车道违法超车、超速行驶达46%，在行驶中又未注意观察，避让制动不及时，对事故发生过错较大；刘金林驾驶车辆途经交叉路口未谨慎驾驶而违法超速行驶达16%，在行驶中又未注意观察避让周边车辆，对事故发生也有过错；严俊国乘坐机动车未依法系安全带，虽其作为乘坐人对交通事故发生不负责任，但对其车辆侧翻后产生的损害后果具有一定过错，依法可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周国平系登记车主违反法律规定未对车辆年检和办理交强险，但该违法行为不是引起事故发生和造成损害后果的因素，且车辆经检测主要部件和安全性能完好，故其不承担责任。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各方违法情形和与损害后果的因果联系，确定如有超出交强险赔付的损失，由严俊国自负10%，邓琦、刘金林对其余损失按照60%、40%的比例承担责任，即邓琦负担54%（90%×60%），刘金林负担36%（90%×40%）。邓琦一车已投保商业三者险，中华联合财险湖北分公司依照保险合同承担责任。
经一审法院委托，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程序合法，其关于严俊国伤残等级、后续治疗费用的鉴定意见无明显不当，应作为计算损失数额的参考依据。严俊国认为鉴定意见标准过低，要求按照原单方鉴定意见计算，无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严俊国的误工休息时间、护理时间，因双方认可原鉴定意见确定的天数，参照计算。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等规定，经一审法院核定，严俊国的损失如下：1、医疗费，据实计算为147，985.57元；2、后续治疗费，据鉴定意见确定为130，000元（含头面部整形修复费用）；3、住院伙食补助费，按15元／天计算为630元（15元／天×42天）；4、营养费，酌定630元；5、残疾赔偿金，据鉴定意见确定的赔偿系数，按2016年度湖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051元／年计算20年，为183，946.80元（27，051元／年×20年×0.34）；被扶养人生活费，严俊国母亲胡还字，已满72周岁，按2016年度湖北省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18，192元／年计算抚养年限8年，为12，370.56元（18，192元／年×0.34×8年÷4）；本项合计196，317.36元；6、护理费，参照2016年度湖北省居民服务及其他服务业工资标准31，138元／年计算100天，为8，530.96元（31，138元／年÷365天×100天）；7、误工费，参照2016年度建筑业人均工资标准44，496元／年计算360日为43，886.47元（44，496元／年÷365天×300天）；8、交通费，酌定1，500元；9、精神抚慰金，酌定5，000元。以上合计534，480.36元。严俊国主张高于上述标准赔偿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中华联合财险湖北分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120，000元（已付10，000元），超出交强险部分414，480.36元，由邓琦一方赔偿54%即223，819.39元，其中中华联合财险湖北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100，000元，邓琦赔偿123，819.39元，扣除其已垫付的40，000元还应赔偿83，819.39元；中华联合财险湖北分公司扣除已垫付的10，000元还应赔偿210，000元；刘金林赔偿36%即149，212.93元，扣除其已垫付的62，500元（52，000元＋10，500元）还应赔偿86，712.93元。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一、中华联合财险湖北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严俊国赔偿210，000元；二、邓琦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严俊国赔偿83，819.39元；三、刘金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严俊国赔偿86，712.93元；四、驳回严俊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29.50元，鉴定费5，800元，由严俊国负担1，009.50元，刘金林负担2，528元，邓琦负担3，792元（此款严俊国已预交3，029.50元，邓琦已预交4，300元，由刘金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向严俊国支付2，020元，向邓琦支付508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一审法院查明的相关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邓琦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本案二审程序中的争议焦点为：一、关于事故责任比例划分的问题；二、关于严俊国误工费认定的问题。
关于事故责任比例划分的问题。在本案中，刘金林驾驶车辆行驶方向车道即东西向车道的信号灯为由绿灯转红灯，邓琦驾驶车辆行驶方向车道即南北向车道的信号灯为由红灯转绿灯，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一方存在违反信号灯指示的行驶的情况下，不排除刘金林驾驶车辆在信号灯转红灯前驶过停止线，继续前行的情形；而且信号灯的变化顺序应当为东西向车道信号灯转红灯，同时南北向车道信号灯转绿灯；即使南北向车道信号灯转为绿灯，刘金林驾驶车辆在信号灯转为红灯前驶过停止线，继续通行仍然符合交通法规的一般规定。故，上诉人邓琦仅以发生事故时其行驶车道信号灯为绿灯来推断刘金林驾驶车辆违反了信号灯指示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机动车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应当按照下列规定通行：（一）在划有导向车道的路口，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二）准备进入环形路口的让已在路口内的机动车先行；（三）向左转弯时，靠路口中心点左侧转弯。转弯时开启转向灯，夜间行驶开启近光灯；（四）遇放行信号时，依次通过；（五）遇停止信号时，依次停在停止线以外。没有停止线的，停在路口以外；（六）向右转弯遇有同车道前车正在等候放行信号时，依次停车等候；（七）在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交叉路口，转弯的机动车让直行的车辆、行人先行。相对方向行驶的右转弯机动车让左转弯车辆先行。从交通大队的事故现场图可以看出，双方车辆接触点位于路口中央。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刘金林或邓琦一方违反信号灯指示的情况下，即使刘金林驾驶车辆与邓琦驾驶车辆均有超速的违法行为，但双方车辆通过有信号灯的路口时，邓琦驾驶车辆仍应当按导向车道行驶，并等待东西向车道已放行的车辆先行后再依次通过。本案事故的发生，因邓琦违反交通法规的规定在路口变道超车，超速行驶及未依次通行，对事故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刘金林驾驶车辆在通过路口时超速行驶，对事故应当承担次要责任。一审法院酌情认定对损害后果邓琦承担54%的责任，刘金林承担36%的责任并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严俊国误工费认定的问题。在严俊国没有证据证明其固定收入或最近三年平均收入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酌情按相近行业建筑业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计算严俊国的误工费并无不当；上诉人邓琦主张应当按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人均工资标准计算误工费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邓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38元，由上诉人邓琦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魏 兰
审判员 张 剑
审判员 汤晓峰
二〇一六年十月十九日
书记员 郑蓉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