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黑01民初654号
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友谊支行，住所地哈尔滨市道里区友谊路111号。
负责人：聂华东，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继，女，1966年2月23日出生，汉族，该行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翔，黑龙江海天庆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珊珊，女，1981年4月8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北京市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丽，黑龙江思普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友谊支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友谊支行）与被告刘珊珊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1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交通银行友谊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继、王翔；被告刘珊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交通银行友谊支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刘珊珊对佳木斯市松花江医疗用品厂到期贷款3,000万元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2013年10月22日，交通银行友谊支行与佳木斯市松花江医疗用品厂（以下简称医疗用品厂）签订第一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该合同约定，医疗用品厂向交通银行友谊支行借款2,000万元，借款到期日为2014年10月22日，利率为贷款实际发放日的基准利率上浮15%，逾期贷款的罚息利率为合同约定利率上浮50%；同年12月3日，交通银行友谊支行与医疗用品厂签订第二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该合同约定，医疗用品厂向交通银行友谊支行借款1,000万元，借款期限不超过12个月，利率为贷款实际发放日的基准利率上浮15%，逾期贷款罚息利率为合同约定利率上浮50%。两笔借款共同保证人均为刘珊珊。借款到期后，经交通银行友谊支行多次催索，医疗用品厂一直不能偿还借款。故交通银行友谊支行依法向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于2015年9月18日分别下达(2015)哈民四商初字第8号、第9号判决。交通银行友谊支行于法定期限内上诉至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案件二审过程中查明，2013年9月6日刘珊珊与医疗用品厂法定代表人吕春雷离婚，并签订《离婚协议》一份，该协议约定：离婚后，吕春雷自愿让出医疗用品厂49%的股权给刘珊珊，吕春雷占医疗用品厂股权的51%，刘珊珊占医疗用品厂股权的49%。故交通银行友谊支行基于该离婚协议，要求刘珊珊作为合伙人之一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二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规定，“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的独立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因吕春雷未表示同意，故二审法院对交通银行友谊支行主张刘珊珊承担清偿责任不予审理，并告知另诉解决。交通银行友谊支行认为虽医疗用品厂其营业执照记载为吕春雷个人独资企业，但2013年9月6日，该厂因刘珊珊取得出资份额而实质变更为合伙企业，合伙企业的实际性质与企业营业执照记载性质不一致时，应以企业实际性质为准，合伙人故意不将企业性质据实变更为合伙企业的行为，不能成为各合伙人不承担法律责任的理由，刘珊珊系该企业的合伙人之一，应对该企业在经营期间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交通银行友谊支行诉至法院。
被告刘珊珊辩称，一、刘珊珊并不是交通银行友谊支行所主张借款合同的保证人，该事实已有生效判决认定，要求刘珊珊承担保证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经由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及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两级法院审理，并最终作出生效判决（2016）黑民终45号及47号判决书，明确记载“《保证合同》中的共有人声明条款的刘珊珊签字系他人所签，且未经刘珊珊本人授权，该条款对刘珊珊没有约束力，友谊支行要求刘珊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主张不予支持。”因此，刘珊珊不是交通银行友谊支行所主张借款合同的保证人，不能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二、交通银行友谊支行主张刘珊珊为医疗用品厂的合伙人，没有证据支持。交通银行友谊支行没有证据证明刘珊珊已经取得医疗用品厂的出资份额，虽然离婚协议对财产的分割进行了约定，但实际未履行，亦未进行股权变更登记，企业的性质应以工商登记信息为主，至今医疗用品厂依然是吕春雷的个人独资企业，刘珊珊从未参与医疗用品厂的实际经营，交通银行友谊支行主张刘珊珊为实际合伙人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也与现实情况不符。三、交通银行友谊支行主张刘珊珊明知医疗用品厂与交通银行友谊支行之间的借款情况没有证据支持。交通银行友谊支行与医疗用品厂签订的借款合同，实际的收款单位均为医疗用品厂，并不是直接发放给法定代表人为刘珊珊的北京宝福伦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宝福伦公司）。虽然医疗用品厂曾向北京宝福伦公司账户转过账，但均是刚转到就立即将全款从北京宝福伦公司账户转给医疗用品厂的债权人，并未转给刘珊珊，北京宝福伦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具有独立的财产权，每一笔款项往来其法定代表人并非都知晓，要求刘珊珊承担还款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交通银行友谊支行提交的（2015）哈民四商初字第8号、第9号判决书；六份法院送达回证，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交通银行友谊支行提交的（2016）黑民终45号、47号判决书，拟证明：1.刘珊珊系医疗用品厂合伙人之一，并实际参与企业经营；2.刘珊珊参与医疗用品厂贷款行为，对贷款的经过了解；3.医疗用品厂拖欠交通银行友谊支行贷款本金3,000万元。刘珊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该两份判决并未记载刘珊珊是医疗用品厂的合伙人之一、是否实际参与企业经营、是否参与贷款行为以及对贷款经过是否了解。交通银行友谊支行主张的2013年10月23日签订的2,000万元借款合同和2013年12月4日签订的1,000万元借款合同，均是在刘珊珊与吕春雷离婚之后签订的，且没有刘珊珊本人签字亦无授权他人签字，借款合同期间刘珊珊本人均在国外，未参与企业经营，刘珊珊对贷款经过并不了解。（2016）黑民终45号、47号判决书中并未载明刘珊珊系医疗用品厂的合伙人之一，未载明刘珊珊实际参与企业经营，未载明刘珊珊参与贷款行为对贷款经过了解。本院的认证意见是：因刘珊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因上述两份判决书并未载明刘珊珊系医疗用品厂的合伙人之一，且实际参与企业经营，故本院对交通银行友谊支行拟证明的问题不予采信。二、交通银行友谊支行提交的《离婚协议书》。拟证明：刘珊珊与吕春雷离婚时已对医疗用品厂出资份额进行了分割，从离婚协议生效之日起，该厂虽名为个人独资企业，实为合伙企业，并且刘珊珊与吕春雷存在故意不变更企业性质的行为。刘珊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协议中明确约定医疗用品厂的企业贷款全部由吕春雷承担，与刘珊珊无关，虽然协议约定将医疗用品厂的49%股权转让给刘珊珊，但该约定并未实际履行，企业性质及股权分配均未进行变更登记，至今仍是吕春雷个人独资企业，企业性质应以工商登记为准，交通银行友谊支行主张的刘珊珊与吕春雷已对医疗用品厂的份额分割，故意不变更企业性质，没有证据支持。本院的认证意见是：该《离婚协议书》无法证明双方已经对医疗用品厂实际履行了股权变更手续，企业性质已经实际变更为合伙企业，故本院对对交通银行友谊支行拟证明的问题不予采信。三、（2016）黑民终45号、47号卷宗一份。拟证明：1.刘珊珊系佳木斯松花江医疗用品厂合伙人之一，并实际参与企业经营；2.刘珊珊参与佳木斯松花江医疗用品厂贷款行为，对贷款的经过了解；3.刘珊珊与吕春雷离婚时已对佳木斯松花江医疗用品厂出资份额进行了分割，该厂名为个人独资企业，实为合伙企业，并且刘珊珊与吕春雷存在故意不变更企业性质的行为。刘珊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对证明问题第一点，在整个庭审卷宗中可以看出，该主张均系单方面的主观理解，而不是人民法院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对证明问题第二点，整个贷款合同签订期间，刘珊珊在加拿大，对于境内企业的贷款行为均不了解，也并未参与，境内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均是吕春雷，且相关公司的公章均在吕春雷处，因盖章时间刘珊珊并不在国内，故交通银行友谊支行所主张刘姗姗对贷款经过了解系其主观推测，而非生效判决的事实认定。对证明问题第三点，离婚协议并未得到实际履行，刘姗姗并未取得医疗用品厂的出资份额，该厂系个人独资企业，而不是刘姗姗与吕春雷的合伙企业，生效判决中对交通银行友谊支行所要证明的问题均未予以认定。本院对该证据的认证意见同上述两份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10月22日交通银行友谊支行与医疗用品厂签订第一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该合同约定，医疗用品厂向交通银行友谊支行借款2,000万元，借款到期日为2014年10月22日，利率为贷款实际发放日的基准利率上浮15%，逾期贷款的罚息利率为合同约定利率上浮50%；同年12月3日，交通银行友谊支行与医疗用品厂签订第二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该合同约定，医疗用品厂向交通银行友谊支行借款1,000万元，借款期限不超过12个月，利率为贷款实际发放日的基准利率上浮15%，逾期贷款罚息利率为合同约定利率上浮50%。签订两笔借款合同的同日，交通银行友谊支行与吕春雷分别签订了保证合同，约定吕春雷对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医疗用品厂员工左少江在没有刘珊珊本人授权的情况下代替刘珊珊在担保合同中共有人声明条款项下，签上了“刘珊珊”的名字。
2013年10月23日，交通银行友谊支行依申请向医疗用品厂发放了2,000万元贷款。同日，医疗用品厂出具一份《交通银行友谊支行受托支付委托书》，委托交通银行友谊支行将该2,000万元借款支付给宝福伦公司，用途为货款。同日交通银行友谊支行从医疗用品厂账户向宝福伦公司转账2,000万元。2013年12月4日，交通银行友谊支行依申请向医疗用品厂发放了1,000万元贷款。同日，医疗用品厂又出具一份《交通银行友谊支行受托支付委托书》，委托该行将该1,000万元借款支付给宝福伦公司，用途为货款。2013年12月5日，交通银行友谊支行从医疗用品厂账户向宝福伦公司转账1,000万元。宝福伦公司成立于2011年1月21日，股东为楚瑶和刘珊珊，法定代表人为刘珊珊。
2013年9月6日，刘珊珊与医疗用品厂法定代表人吕春雷离婚，并签订《离婚协议》一份，该协议约定：离婚后，吕春雷自愿让出医疗用品厂49%的股权给刘珊珊，吕春雷占医疗用品厂股权的51%，刘珊珊占医疗用品厂股权的49%，医疗用品厂的企业债务由吕春雷承担。刘珊珊于2013年9月11日经由北京首都机场出国前往加拿大，于2014年4月26日经由北京首都机场回国。离婚协议签订后，医疗用品厂的企业性质及股权分配均未在工商登记部门进行变更，至今仍是吕春雷个人独资企业。
本院认为：交通银行友谊支行起诉请求刘珊珊对佳木斯市松花江医疗用品厂到期贷款3,000万元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主要依据是2013年9月6日，刘珊珊与佳木斯市松花江医疗用品厂法定代表人吕春雷签订的《离婚协议》。该协议约定：离婚后，吕春雷自愿让出医疗用品厂49%的股权给刘珊珊，吕春雷占医疗用品厂股权的51%，刘珊珊占医疗用品厂股权的49%。据此，交通银行友谊支行认为，佳木斯市松花江医疗用品厂虽然名为个人独资企业，但因上述《离婚协议》的约定，已实际变更为合伙企业，根据法律规定，各合伙人应当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在诉讼中，交通银行友谊支行并未举示证据证明刘珊珊与吕春雷签订的《离婚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完毕，刘珊珊已经实际取得了佳木斯市松花江医疗用品厂49%的股权。即使刘珊珊已经实际取得了相应股权，企业变更为何种性质，亦应依据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工商登记等予以确定。根据工商登记显示，佳木斯市松花江医疗用品厂至今仍登记为吕春雷个人独资企业，故仅依据刘珊珊与吕春雷签订的《离婚协议》，本院无法认定佳木斯市松花江医疗用品厂已变更为合伙企业及刘珊珊应当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在交通银行友谊支行没有证据证明刘珊珊是案涉贷款的保证人，亦没有证据证明吕春雷与刘珊珊约定将佳木斯市松花江医疗用品厂变更为合伙企业，但仍使用合资前个人独资企业营业执照，实际上以合伙方式经营企业的情形下，本院对交通银行友谊支行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交通银行友谊支行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友谊支行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91,800.00元，由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友谊支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卢仲楠
审 判 员 张 宇
审 判 员 胡世强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庄 金
书 记 员 李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