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安市民终字第10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兆浒。
上诉人（原审原告）洪建碧。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荣合。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荣刚。
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正堂。
陈兆浒、洪建碧、陈荣合、陈荣刚、梁正堂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韦政琦，退休干部。
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大忠。
上诉人陈兆浒、洪建碧、陈荣合、陈荣刚、梁正堂与被上诉人张大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因不服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3）镇民初字第6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兆浒、洪建碧、陈荣合、陈荣刚、梁正堂在原审中诉称：被告张大忠曾与原告陈兆浒协商买卖位于镇宁县江龙镇东门混泥土结构房屋一栋，在未经原告配偶及几个儿子一致同意的情况下，达成了购房协议。被告就由原住地司丁村大林组搬迁到江龙镇江龙村二组居住，居住后双方相处很好，后被告又与原告陈兆浒协商，要求将原告的田地出租给被告耕种，原告考虑到被告经济困难，为使被告生活有保障，原告就将其承包地暂时出租给被告耕种，口头协商由被告每年给原告100斤大米，被告基本每年都自觉履行承诺。由于被告耕种原告的土地，国家实行粮种补贴后，被告自然享受国家补助的种子款。事后，被告就以此为由，把原告承包的所有土地都认为是自己的了，不再付租赁费给原告。被告还得寸进尺，避开原告，将原告位于下坝的良田与润丰公司签订土地征收补偿合同，其协议是不具有真实性，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是无效的。除此而外，被告为摸清原告的承包地，通过蒙骗的手段拿走原告陈兆浒的《林权证》，至今未归还。综上，被告以买房为由骗取原告的信任，后私自与润丰公司签订土地征收补偿合同，把原告所承包的土地、林地据为己有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判令：1、认定被告张大忠伪造的《房契文药》、《土地协议》无效；2、原告依法享有争议土地承包经营权；3、本案诉讼费、鉴定费由被告承担，并追究被告伪造证据的法律责任。
张大忠在原审中辩称：2002年3月20日，经平等协商，原告陈兆浒将坐落于镇宁自治县江龙镇东门老房转让给被告张大忠，并自愿将承包地一并转包给被告耕种管理，被告当即付清了购房款及该土地转包费共计人民币54100元。被告一家已于同年3月26日搬进涉案房屋居住至今。2004年正月初八，原告陈兆浒与被告张大忠签订了《房契文药》及《土地协议》。另外，自原告将承包地转包给被告当年开始，被告一家即在该土地上耕种至今，二村村委会及二村一组村民明知而无异议，予以默认。且至原告陈兆浒起诉前，原被告两家一直和睦相处，原告一家对转包承包地亦无异议。综上，原告陈兆浒与被告签订《房契文药》、《土地协议》合法有效，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依上诉人的申请，一审委托贵州大学文书司法鉴定所作出了贵大司鉴所（2013）文鉴字065号司法鉴定报告书，证明《房契文药》、《土地协议》是陈兆浒和卢俞的亲笔签名。上诉人认为该鉴定有瑕疵，对该鉴定不予认可，被上诉人认为该鉴定真实可信。
原审经审理认定：原告陈兆浒与被告张大忠于2004年1月29日（农历正月初八）签订了《房契文药》和《土地协议》，《房契文药》载明“陈兆浒愿将江龙镇东门的房子卖给张大忠……连承包地”，《土地协议》载明“陈兆浒将我所承包的土地（包括田地）转包给张大忠永远耕种，国家税收和一切费用由张大忠负责”。2012年11月，因江龙镇进行小城镇开发建设，需征用地名为“下坝”的水田，原告与被告对2004年1月29日流转的土地发生争议，争议土地有三处：“下坝水田”：东抵吴开文，南抵钟先华，西抵谢邦国（实地抵陈乔先），北抵大路，面积1亩；“龙井水田”：东抵陈荣芳，南抵刘老五，西抵廖廷荣，北抵顾明才，面积0.638亩；“姑娘碑旱地”：拭5东抵韩春和，南抵伍定清（实地抵刘明发），西抵刘老二，北抵公路，面积1.225亩，现已经规划为退耕还林地。该三处争议地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由原告陈兆浒户承包。2004年1月19日（农历正月初八）至今，以上三处承包地由被告张大忠管理耕种，粮种补贴及退耕还林补助款均由被告张大忠领取。
原审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不能提供证据或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自己的主张的，由负有举证一方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原告陈兆浒等主张与被告张大忠之间的土地流转系租赁而非转让，但其并未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实。事实上，原告陈兆浒与被告张大忠于2004年1月29日签订了两份协议，即《房契文药》和《土地协议》。《房契文药》载明：“陈兆甫愿将江龙东门房子卖给张大忠永远管业……房价款伍万肆千壹佰元，当面付清，有钱不能退换，无钱不得干涉，连承包地，特下此契”；《土地协议》载明：“陈兆甫将我所承包土地（包括田地）转包给张大忠永远耕种，国家税收和一切费用由张大忠负责……”。协议上载明的“永远耕种”，虽不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并不影响该协议效力，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应当是原告陈兆浒在第二轮承包期内将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转让给被告张大忠。转包是指承包方将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一定期限转给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承包方有权在约定的转包期限届满后将所转包农村土地经营权收归自己经营的流转方式。原告陈兆浒与被告张大忠签订的《土地协议》中“永远耕种”的内容，已确定原告陈兆浒不可能收回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故名为转包，实为转让，原告已经将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转让给被告，原告对争议土地不再享有承包经营权。再者，被告张大忠于2004年1月29日（农历正月初八）若以人民币54100元仅购买原告陈兆浒涉案房屋，并非物有所值，不合常理。因为涉案房屋既不临街，且建筑面积不大，亦无较好的装修，况且54100元人民币在2004年并非小数目。因此，结合涉案房屋的实际情况并综合考虑《房契文药》的内容，原告陈兆浒与被告张大忠《房契文药》中“房价款伍万肆千壹佰元”和“连承包地”的合同内容应当推定为涉案房屋和争议土地的转让价款。原告诉称将土地出租给被告耕种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陈兆浒与被告张大忠签订的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问题，应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其一，协议的签订是否出于当事人真实意思。综合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及庭审查明的事实，原被告签订协议遵循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协议订立过程并没有任何一方当事人的意志受到不当控制，原告陈兆浒在协议上签名，应当认为协议的内容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原告应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信守合同，不能因为土地流转后客观情势发生变化，所流转的承包地增值就否认之前所为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其二，协议内容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其他方式流转”的规定，原被告间的土地转让是法律允许的民事法律行为，于法有据。庭审中，原告以与被告的土地转让行为未经争议土地所在地村民委员会同意为由，主张该转让协议无效。被告张大忠自取得流转土地的经营权后，一直耕种争议土地至今，并已实际领取了与该争议土地相关的补贴。2008年5月8日，被告将户籍从镇宁自治县江龙镇司丁村大林组迁至现址江龙二村一组，取得了江龙二村一组村民资格，江龙二村村委会并无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但发包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拖延表态的除外”的规定，争议土地所在地村委会该土地经营权转让并未提出异议，属于法定的例外情形。故对原告主张承包土地经营权转让未经村民委员会同意，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主张不予支持。此外，原告还以《房契文药》和《土地协议》均无其他家庭成员的签名为由，主张协议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的规定，农村土地以户为单位进行土地承包，户主代表农村经营户与发包方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后即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的资格。那么在土地流转时，户主与受让方签订土地流转协议，具备表见代理的特征，户主的缔约行为即视为经过家庭成员的授权，对其他家庭成员具有法律约束力。综上，本院对本案其他原告主张原告陈兆浒与被告张大忠签订的协议无效的请求，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陈兆浒、洪建碧、陈荣合、陈荣刚、梁正堂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元、鉴定费人民币4000元，共计4100元，由原告陈兆浒、洪建碧、陈荣合、陈荣刚、梁正堂承担。
一审宣判后，陈兆浒、洪建碧、陈荣合、陈荣刚、梁正堂不服向本院上诉称：上诉人提供的土地承包合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江龙二村村委会的证明，均证明了上诉人至今仍系争议土地的合法承包人；被上诉人在原审法院《法庭调解笔录》认可《房契文约》“陈兆浒的名字是原告亲笔写的，指印也是原告压的”，“陈老四、陈荣刚的指纹不是其本人所压”，充分证实了陈老四、陈荣刚、陈兆浒的指印是被上诉人张大忠伪造的事实；该《房契文约》没有转让土地的事实、价款及四至，系被上诉人伪造，不具备民事诉讼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不能作为证据采用；《土地协议》未经陈兆浒家庭承包经营权人签名、捺印，未鉴定陈兆浒指纹的真实性，不能作为证据采信。且该协议违反了流转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剩余期限的规定，应无效。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撤销原判，判令争议土地归上诉人承包经营，诉讼费、鉴定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上诉人二审中，申请本院到江龙镇调查上诉人是否享有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被上诉人张大忠是否向村委会报告上诉人转让争议的土地，村委对转让是否无异议的事实；申请调查上诉人提供的《法庭调解笔录》是否与法庭保存的原件相符。
被上诉人张大忠二审中答辩：答辩人为支持国家修建水库，其原住地房屋及土地被修建水库淹没，答辩人转让了上诉人的房屋和土地后，经村委同意将户籍迁至现住地达十余年，被答辩人均未提出任何异议，现转让的部分土地被征收，被答辩人违背合同诚实信用原则，编出了土地系出租给答辩人的谎言。《土地协议》、《房契文约》经鉴定确系陈兆浒及在场人卢俞亲笔签名，陈兆浒签字的行为应为表见代理，虽该协议和文约在合同内容上不够规范，但从农村土地流转的交易习惯不难推定名为转让，实为转包，协议应为有效。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一致。
本院认为：对于本案争议的土地，上诉人在第二轮承包时依法取得对争议地的承包经营权。上诉人主张将争议地出租给被上诉人张大忠，无相关证据予以证据，对其主张依法不予采信。被上诉人张大忠主张上诉人将其房屋连同承包地一并转让，提供了2004年正月初八日记载有被上诉人陈兆甫等人签名的《房契文药》和《土地协议》相证实，上诉人对出卖房屋的事实予以认可。权利证书亦由被上诉人持有，粮种补贴及退耕还林均由被上诉人领取。上诉人认为该两份协议系被上诉人张大忠所伪造，要求对该两份协议的签名和指纹进行鉴定，经贵州大学文书司法鉴定所鉴定，“陈兆甫”的签名是陈兆浒亲笔所签写，对此结论依法应予认定。二审中，上诉人主张未对其指纹进行鉴定，因《房契文药》及《土地协议》中指纹纹线不明、特征不清，不具备鉴定条件，鉴定人也对上诉人进行了明确的告知，且是否作指纹鉴定不能推翻陈兆浒签名的事实，上诉人二审中要求鉴定指纹的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主张在2004年之前陈兆浒曾出具一份《房契文药》和《土地协议》给被上诉人张大忠，要求法院责令被上诉人张大忠提供该协议进行鉴定，没有证据加以证实，被上诉人张大忠对此事予以否认，本院依法不予采信，上诉人要求重新鉴定的理由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一）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四）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对有缺陷的鉴定结论，可以通过补充鉴定、重新质证或者补充质证等方法解决的，不予重新鉴定。”应当重新鉴定的情形，依法予以驳回。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承包方享有下列权利：（一）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的规定，上诉人依法有权对其土地进行流转。虽陈荣能、陈荣刚等其他家庭成员没有在《房契文药》和《土地协议》上签字，但上诉人陈兆浒作为家庭户主，将其房屋连同承包地有偿转让给被上诉人，符合表见代理特征，其行为对其家庭成员具有约束力。上诉人主张发包方江龙二村村民委员会不同意其转让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但发包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拖延表态的除外”的规定，被上诉人张大忠2004年受让后即对争议土地进行了耕管，至2012年双方发生纠纷长达八年的期间，发包方江龙二村村民委员会未提出异议，视为其认可双方的流转行为。《土地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虽“永远耕种”违反流转不得超过剩余承包期的规定，但不影响整个合同效力，双方流转的土地在剩余的承包期限中应为有效，双方应本着诚实、守信原则遵守协议内容。关于上诉人所称协议上并无争议土地的四至的上诉理由，虽《房契文药》“……连承包地……”及《土地协议》“陈兆甫将我所承包土地（包括田地）……”书写不规范，未具体明确争议土地的四至，但结合陈兆浒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流转的土地四至即是一审认定的四至。上诉人二审中要求本院调查的事项是涉及法律适用的问题，对于本案涉及的其他问题，一审已进行了充分的论述，本院不再赘述。据此，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当，上诉人陈兆浒、洪建碧、陈荣合、陈荣刚、梁正堂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陈兆浒、洪建碧、陈荣合、陈荣刚、梁正堂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廖美娟
审 判 员 辜贤莉
代理审判员 黄光美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黎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