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鄂江夏民一初字第00606号
原告武汉长通顺达通勤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本强，系该公司经理。
原告杨家槐，司机。
原告钟宝胜，司机。
原告祁国清，司机。
以上四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雷飞飞，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蔡翠，工人。
委托代理人周文材，自由职业。特别授权。
被告胡越，学生。
法定代理人蔡翠（系被告胡越之母）。
被告胡传金，退休工人。
委托代理人胡大春，自由职业。特别授权。
被告周宣，退休工人。
第三人陈亮，武汉长通顺达通勤有限公司安全科科长。
原告武汉长通顺达通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通顺达公司）、杨家槐、钟宝胜、祁国清诉被告蔡翠、胡越、胡传金、周宣、第三人陈亮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5月21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徐育华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钟宝胜、祁国清及四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雷飞飞、被告胡越的法定代理人即被告蔡翠及其委托代理人周文材、被告胡传金及其委托代理人胡大春、被告周宣和第三人陈亮，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长通顺达公司、杨家槐、钟宝胜、祁国清诉称：2013年12月23日，原告杨家槐驾驶鄂A×××××号大型客车在武汉市江夏区星光大道红旗小区路口路段行驶时与驾驶电动车的胡大刚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胡大刚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发生三天后，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同时也为了尽快让死者入土为安，在交通事故责任没有认定的情况下，原告长通顺达公司、祁国清不得已同被告方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一份，约定由其赔偿胡大刚亲属全部损失共计63万元。2014年1月2日晚，原告方应被告蔡翠、胡传金的要求在其单方起草的承诺书上签字，该承诺书内容为：原告长通顺达公司在2014年1月2日支付赔偿款33万元，余下的30万元赔偿款在2014年3月23日支付给被告胡传金，如到期未付，由原告方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当日，原告长通顺达公司即支付了被告胡传金33万元。2014年1月17日，交警部门出具事故认定书，认定胡大刚和原告杨家槐对该事故承担同等责任。鄂A×××××号大型客车是原告钟宝胜和祁国清出资购买并挂靠在原告长通顺达公司名下从事营运业务的车辆，该车投保了交强险和限额为5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原、被告双方在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和承诺书时，保险公司没有参与，赔偿金额也没有经过保险公司核算，现保险公司拒绝理赔。我方认为，本案人民调解协议书和承诺书是在事故责任尚未作出认定，原告方缺乏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划分的专业知识的情况下签订的。签订协议时，原告方误以为做为客车司机的原告杨家槐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约定的赔偿金额63万元可以通过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得到全额理赔。后又因被告方采取限制原告方人身自由等施加压力的行为，迫使原告方于2014年1月2日签署了承诺书并支付了33万元赔偿款。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被告方应获得的赔偿款应为33万元，远远低于约定的63万元，若按照人民调解协议书和承诺书的内容履行对我方显失公平。据此，诉请：1、判决撤销原告长通顺达公司、祁国清与被告方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及原告方与被告蔡翠、胡传金签订的承诺书；2、判决被告胡传金返还原告长通顺达公司支付的赔偿款33万元。
被告蔡翠辩称：我方不同意撤销人民调解协议书和相关的承诺书。1、人民调解协议书是在交警多次做工作并明确告知原告方杨家槐不会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的情况下，在人民调解委员会达成并签署的。原告方作为从事交通运输行业的企业，对于处理交通事故应当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且当时原告长通顺达公司的法律顾问也在场，相关人员都在该协议书上签字按了手印，应为合法有效，不存在胁迫的情况。2、当初考虑到原告方的经济能力，所以才同意原告方先支付33万元，余下的30万元在2014年3月23日前支付。3、本次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确实是在达成调解协议之后才下达，但正是因为双方达成了协议，交警部门才没有认定原告杨家槐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原告杨家槐因此而免于承担刑事责任。4、因为原告方没有按照协议书的约定按时履行赔偿义务，所以我们才要求他们出具承诺书，当时我们家属的情绪是有些激动，但并没有做出过激的行为。
被告胡越、胡传金、周宣的辩称意见与被告蔡翠的辩称意见一致。
第三人陈亮述称：我代表原告长通顺达公司处理本案交通事故，并在协议书和承诺书上签字。在交警的组织下，原、被告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按照双方协商的意见打印的协议书，当时因为人民调解委员已经下班了，所以没有给我们加盖公章。我参与处理的交通事故比较多，受害人家属情绪激动也很普遍，2014年1月2日，被告方家里有十几个人将我们这边的四个人分开了，我和祁国清在交警队的屋内，其他人被拉到屋外，好像有推搡的行为，具体情况我不清楚。
经审理查明，2013年12月23日20时35分许，原告杨家槐超速驾驶鄂A×××××号大型普通客车沿武汉市江夏区星光大道由东向西行驶至红旗小区路口路段时，遇胡大刚驾驶二轮电动车在星光大道上对向驶来左转弯欲进红旗小区路口，两车避让不及，鄂A×××××号大型普通客车车身右侧前部与二轮电动车车身右侧后部相撞，造成两车受损、胡大刚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的重大交通事故。鄂A×××××号大型普通客车实际车主为原告钟宝胜和祁国清，该车挂靠于原告长通顺达公司从事营运活动，并投保了交强险和赔偿限额为5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原告杨家槐系原告钟宝胜和祁国清雇请的司机。被告胡传金、周宣系胡大刚的父母，被告蔡翠系胡大刚的妻子，被告胡越系胡大刚之子。
2013年12月26日，在武汉市公安局江夏区分局交通巡逻民警大队的主持下，原告杨家槐、祁国清和第三人陈亮做为甲方与做为乙方的四被告就赔偿问题签订了《协议书》一份，协议的内容为：“纠纷简要情况：2013年12月23日20时35分许，甲方杨家槐驾驶鄂A×××××大型普通客车在江夏区大桥新区派出所路段与胡大刚驾驶电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胡大刚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经调解，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承担乙方抢救医疗费（具体费用凭医疗费票据，已给付）；二、甲方赔偿乙方亲属胡大刚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赡养费、参调人员交通住宿、误工等全部相关损失共计人民币陆拾叁万元整（630000.00元）；三、上述630000.00元在2013年12月31日支付叁拾叁万元整（330000.00元），余款300000.00元在2014年3月23日之前一次性付清；四、双方就本事故一次性了结，均不再主张任何权利。”协议上有原告杨家槐的代理人常进、原告祁国清、第三人陈亮以及四被告的代理人周文材、胡全平、周高潮的签名。原告杨家槐的代理人常进系原告长通顺达公司的法律顾问，第三人陈亮系该公司的安全科科长。
2014年1月2日，原告长通顺达公司、祁国清、钟宝胜与被告蔡翠、胡传金又共同签署了《承诺书》一份，承诺书的内容为：“杨家槐驾驶鄂A×××××号车与胡大刚交通事故赔偿纠纷调解一案，杨家槐与胡大刚亲属在江夏区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达成了协议，双方签订了协议及赔偿凭证，现双方说明及承诺：双方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约定的赔偿金额：陆拾叁万元整（630000.00元），武汉长通顺达通勤有限公司于2014年1月2日支付叁拾叁万元整（330000.00元）（此款不要求胡大刚方返还）。余款300000.00元在2014年3月23日一次性付清给胡大刚父亲胡传金。如到期未付，杨家槐及车辆所有人钟宝胜、祁国清及武汉长通顺达通勤有限公司承担一切法律责任。鄂A×××××号车车辆所有人：钟宝胜、祁国清。车辆挂靠单位：武汉长通顺达通勤有限公司”。该承诺书上有原告祁国清、钟宝胜、第三人陈亮和被告蔡翠、胡传金的签名，并加盖有原告长通顺达公司的公章。当日，原告长通顺达公司支付了赔偿金330000元。
2014年1月17日，武汉市公安局江夏区分局交通巡逻民警大队作出夏公交认字（2014）第420115B131223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原告杨家槐负此事故同等责任，胡大刚负此事故同等责任。
诉讼中，原、被告双方均明确表示上述《协议书》和《承诺书》所约束的双方当事人即本案原、被告。原告方提交了一份未到庭的证人李某出具的证言，用以证明被告方在2014年1月2日协商时存在着暴力拉扯、限制人身等诉称事实，但未提交其它证据加以证明。庭审中，原告祁国清陈述了当时主持处理事故的交警说事故双方都有责任，但没有说责任大小的事实。因双方当事人各执己见，致使调解未能达成协议。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协议书、承诺书、收条等经庭审质证的证据证实，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在交警部门主持调解下就胡大刚因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的损害赔偿问题签订的《协议书》和《承诺书》，是平等主体之间设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属民事合同性质。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若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或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撤销合同。本案争议焦点即上述《协议书》和《承诺书》签订时是否具有或显失公平的法定可撤销情形。对此，本院评判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1条规定：“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第72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本案中，原告方诉称在事故责任认定作出之前因缺乏相关专业知识，误以为原告杨家槐应负事故全部责任，且约定的赔偿金额63万元可以通过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得到全额理赔，所以签订《协议书》时存在重大误解。另外，因被告方采取限制原告方人身自由等施加压力的行为，利用自身优势，使原告方签署了《承诺书》并支付了33万元赔偿款，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被告方应获得的赔偿款应为33万元，远远低于约定的63万元，若按照《协议书》和《承诺书》的内容履行对原告方显失公平。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所签订的《协议书》系在道路交通事故主管部门的主持下达成的，协议约定的赔偿金额及赔款支付方式明确、具体。原告长通顺达公司作为专业从事道路运输的公司，其公司法律顾问和安全科科长具备处理道路交通事故的专业知识，二人参与了调解并在达成的协议上签字，且从在该协议上签字的原告祁国清在庭审中陈述的主持调解的公安干警告知了双方对事故均有责任的事实来看，原告方参与调解人员对事故责任认定和协议约定的赔款能否通过保险公司得到全额理赔是可预见的。另外，生命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本案因交通事故造成胡大刚死亡而签订的《协议书》不能适用等价有偿原则，而原告方对于在事故责任认定尚未作出时签订上述《协议书》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应当具有预见性，协议约定的赔偿金额与此后按照事故责任划分依法应当赔偿的金额之间的差距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范围。再者，本案的《承诺书》是在《协议书》约定的第一期赔偿款给付时间逾期后出具的，且并未改变协议约定的赔偿数额，即便原告方诉称《承诺书》是其在被告方等人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等压力的情况下才签字的事实存在，亦不能证明在签订《协议书》时被告方存在着利用优势的情形。
综上，原告方诉称在签订《协议书》和《承诺书》时存在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的情形，均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且其未提交证据证明上述民事合同存在着可撤销的法定情形，故其要求撤销《协议书》和《承诺书》并返还33万元赔偿款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武汉长通顺达通勤有限公司、杨家槐、钟宝胜、祁国清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6250元，减半收取3125元，由原告武汉长通顺达通勤有限公司、杨家槐、钟宝胜、祁国清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提交上诉状时预交案件受理费，款汇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武汉市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专户――市中院诉讼费分户；账号：07×××93；开户行：农行武汉市民航东路分理处；行号：832886。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预交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徐育华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记员 余 依
附所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71．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
72．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