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鄂武汉中民二终字第0083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陈中年。
委托代理人：刘梅芳，湖北金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严敏，湖北金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丁白杨，该所主任。
上诉人陈中年为与被上诉人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2013）鄂东西湖民商初字第006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9月2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0月23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陈中年及其委托代理人刘梅芳、严敏，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丁白杨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09年9月1日，法院就陈中年与刘某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作出（2007）东民商初字第157号民事判决，刘某不服，提出上诉。2010年5月5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此案作出（2010）武民商终字第00061号民事判决，判决撤销原审法院（2007）东民商初字第157号民事判决书，改判刘某应向陈中年给付股权转让款2，890，800元。2010年5月25日，陈中年与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签订了一份《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约定：“陈中年（甲方）因股权转让（刘某1，400，000元）纠纷、股权转让（刘某武汉中院（2010）武民商终字第61号）执行、股东权益分割（车库）纠纷、股权转让（刘某甲2%）纠纷、股东权益分割（四号楼）纠纷五案，委托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乙方）律师代理，经双方议定下列各条，共同遵照履行。一、乙方接收甲方的委托，指派丁白杨、李某某律师为甲方与上述纠纷的诉讼（非诉讼、仲裁）代理人。二、乙方律师必须切实维护甲方合法权益，负责办理有关法律事务，并按时出庭。三、甲方必须向律师如实反映全部案情，并提供可靠的证据和材料。乙方接受委托后，发现甲方捏造事实、弄虚作假，有权终止代理，所收代理费不予退还。四、如乙方无故终止履行合同，代理费全部退还。如甲方无故终止履行合同，代理费不予退还。五、甲方委托乙方的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即有权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或者上诉、申请执行。六、根据有关湖北省律师业务收费的规定，双方协议缴纳律师代理费：按执行回款的15%收取。股权转让（刘某武汉中院（2010）武民商终字第61号）执行按执行回款的6%收取。执行一案，结算一案。代理律师办理案件，食宿、交通等费用，由甲方负担；律师在为甲方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所需翻译费、资料费、复印费、通讯费及其他必须开支的费用，由甲方支付。甲方预付50，000元包干使用，多不退少不补。诉讼费、执行费、鉴定费由甲方另行支付。七、合同有效期限，自签订之日起至上述五案执行终结回款到位为止。如甲方中途解除合同，约定的代理费仍然要支付。八、如一方要求变更合同条款，需另行协议”。合同签订当日，陈中年支付了办案费用26，000元，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指派的律师丁白杨收取了该费用并出具收条，收条载明“今收到陈中年办案费26，000元”，双方在审理中还确认了办案费用与代理费用分别计算。2010年6月2日，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按委托合同约定代理陈中年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并进行了查找被执行人财产、参与执行评估、拍卖等协助执行事宜。2010年11月10日，刘某不服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0）武民商终字第00061号民事判决，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后，作出（2010）鄂民申字第01598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刘某的再审申请。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指派的律师丁白杨代理陈中年参与了该案再审诉讼。2011年7月7日，因刘某不服（2010）武民商终字第00061号民事判决，提出申诉。武汉市人民检察院作出检民行立（2011）18号民事行政检察立案决定书，决定立案审查。2011年7月12日，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承办律师丁白杨通过短信告知陈中年因刘某申请再审，法院通知执行工作暂停。2011年7月23日，陈中年通过短信要求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进行申诉，承办律师丁白杨回复其“我接受的是对法院生效判决的执行委托，不是对判决效力确定的委托，法院中止执行的原因是效力有待重新确定，恢复执行后我会依约履行职责。”
此后，陈中年未再与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联系，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亦未再代理陈中年参与再审诉讼及其后的执行事宜。
2011年11月23日，湖北省人民检察院以鄂检民行立（2011）182号民事抗诉书提起抗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16日作出（2011）鄂民监三抗字第00047号民事裁定，指令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陈中年另行委托了代理人参加再审诉讼。2012年4月20日，法院作出（2010）东执字第770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中止关于申请执行人陈中年与被执行人刘某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的（2010）武民商终字第00061号民事判决书执行。经再审审理，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鄂武汉中民商再终字第00022号民事判决，判令刘某应向陈中年支付2，890，800元。2012年11月11日，法院作出（2010）东执字第770号《恢复执行通知书》，决定恢复申请执行人陈中年与被执行人刘某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的（2010）武民商终字第00061号民事判决书执行。2013年8月20日，陈中年与刘某自行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协议约定：“一、被执行人刘某应付申请执行人陈中年股权转让款2，980，800元，于2013年8月21日付款800，000元，同年9月15日付款500，000元，10月15日付款500，000元，11月20日付款680，000元，余款申请执行人自愿放弃（包括诉讼费、保全费等）。二、案件执行费27，200元由被执行人刘某负担。三、如逾期不付，恢复原判决执行。”
原审法院还查明，法院根据陈中年与刘某的执行和解协议已执行回款2，480，000元，已向陈中年发还1，300，000元。期间根据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鄂武昌民商初字第00007号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暂扣1，180，000元未向陈中年发还。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于2013年7月31日诉讼来院，要求如诉称。审理中，陈中年提起反诉，要求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退还已收取的费用并赔偿损失，因双方坚持各自意见，本案不能调解。
原审法院认为，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与陈中年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当事人应严格按合同约定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委托人或受托人均享有对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权。委托代理关系是被代理人与代理人之间相互信任为基础而自愿建立的，而信任关系属于主观信念的范畴，具有主观任意性，并无一定的规格和限制。若当事人在信念上对对方当事人的信任有所动摇，就应不问有无确凿可信之理由，均允许其随时终止委托合同。否则，即使勉强维持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也会影响委托合同目的的实现，因此法律允许无须特别理由，即可解除合同。本案中，因涉及再审及中止执行事宜，双方失去信任基础，双方均有权依据法律规定解除代理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虽然规定当事人一方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但对于如何向对方表示解除的意思未作特别限定，当事人的行为也应属于通知的有效形式。结合本案事实，陈中年在双方产生争议后，未再通知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参与其后的代理事宜，另行委托代理人参与再审诉讼，并就执行事宜自行与被执行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双方均认可自2011年7月23日后已未按委托合同的约定实际履行，由双方的意思、行为表示可以确认陈中年以其行为行使了合同解除权，双方的委托代理关系自此已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本案中，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代理费在执行回款中按6%提取，同时还约定如甲方中途解除合同，约定的代理费仍然要支付，该约定符合前述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依约履行。另结合本案已查明的事实，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在履行代理事务的过程中，并未怠于履行合同义务。2010年5月25日，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接受陈中年的委托后，随即于2010年6月2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并开展调查、收集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参与了对刘某位于武汉市青山区XX街兰亭雅居X栋X层商网XX号、XX号、XX号、XX号的四间门面的价值进行司法评估、拍卖等协助执行的主要工作。此后，只须司法拍卖完成，即可完成陈中年委托的代理执行事宜。因此，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积极履行了主要代理义务，查找、提供了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及财产线索，并协助人民法院采取相应的执行措施，为整个案件的执行、包括促成此后的执行和解打下决定性基础，充分保障了委托人合法权利的实现。根据以上事实，如果允许委托人自由解除协议而不承担任何义务，势必造成受托人付出的劳动而不能得到分文代理费的结果，这样显失公平，也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陈中年辩称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不履行职责，构成违约，但双方签订的合同中约定委托事项为生效判决的执行，对于再审诉讼是否属委托事项未明确约定，且执行中止并非因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未尽合同义务而发生，同时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代理律师也明确表示了在执行障碍消除后，继续依约履行职责，故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在合同履行中并无过错，其未代理陈中年参加再审诉讼亦不构成违约。双方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解除后，陈中年不能免除依合同约定偿付代理费的义务。法院在陈中年与刘某执行案中已执行回款2，480，000元，依照《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应按6%提取代理费用为148，800元。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在审理中明确表示只要求陈中年支付148，000元，该请求未超出合同约定，亦不违反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
陈中年反诉称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诉讼主体不适格、没有与承办律师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合同无效，要求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返还其已支付的办案费用26，000元并赔偿损失，但陈中年的反诉主张既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也没有提交证据对其反诉请求予以证实，且合同关于办案费用约定“多不退、少不补”，双方也均认可办案费用系独立于合同约定的代理费之外，陈中年预付办案费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关于“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的规定，在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未违反合同约定，并积极履行了合同主要义务的情况下，陈中年要求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返还办案费用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二）项、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八条、第四百零五条、第四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陈中年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给付代理费14，8000元；二、驳回陈中年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3，26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350元、保全费1，260元，合计4，870元，由陈中年负担。
宣判后，上诉人陈中年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作为处理法律纠纷的专业机构、作为格式合同提供的一方，在合同表述混乱而模糊不清时，应作出不利于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的解释，即“执行”应该包括执行过程中的一切事务的处理。既包括顺利性的一般事务处理，也应包括障碍性的特殊事务处理。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在执行中遇到障碍就退缩，甚至加价，逃避自己在高标准收费下应尽的义务，是造成合同解除的责任方。故一审法院对代理事项范围作了狭隘的、片面的认定。2011年7月7日，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只是立案审查，并不是真正的立案抗诉阶段，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却直接就理解成为抗诉阶段，认为其“接受的是对法院生效判决的执行委托，不是对判决效力确定的委托”，并明确停止履行合同。真正的抗诉再审开始于2011年12月16日。陈中年迫不得已才另行委托律师进行代理以保证执行进行的。案件恢复执行后，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既未主动恢复履约，也未实际参与执行。已经收取的26000元，系五个案件的费用，足够抵付其前期付出劳动的代理报酬。2、一审法律适用错误。一审既然认定《委托代理合同》已解除，那么，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责令被告依约支付律师代理费14.8万元”的请求就应该全部驳回。合同解除后，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只能依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进行处理。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只能根据风险代理合同的性质，提起违约赔偿之诉，而不是本案的直接给付之诉。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于2013年9月18日即使提起违约赔偿之诉，但早已超过了主张赔偿的诉讼时效，依然应该驳回其诉讼请求。一审适用合同法第九十八条规定，认为“合同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但在本案中的适用是错误和自相矛盾的。结算和清理条款为“如甲方中途解除合同，约定的代理费仍然要支付”。首先，委托代理关系解除，那么就不适用“甲方中途解除”这一情形了；其次，在双方权利义务终止时，甲方的执行回款为零，约定的6%代理费计算也为零—故依约支付为零，即不需要支付任何代理费。错误地把2013年8月21日之后的执行回款挪用到2011年7月23日解除合同之时进行计算了。但此2年多的间隔，早已经超过了诉讼时限。按此挪用计算办法，岂不是陈中年的其余四案今后执行回款了，还得按15%给付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代理费。3、判决结果有违民法公平原则。自从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明确停止代理后，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向检察院反映情况、排除执行障碍，直至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等，均系陈中年和其他律师努力的结果。按一审判决的结果，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可以不劳而获，剥夺了他人的工作成果为自己占有。按《委托代理合同》签订时的理解，执行回款必然是回到陈中年手中的款项。而截至目前，陈中年只得到了130万元。被武昌区人民法院暂扣118万元，还得花费很大的努力才能回到陈中年手中。
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辩称：1、陈中年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的理由明显与客观存在的事实和法庭查证属实的事实不符。就陈中年所称的“一审法院在关键的事实认定上，存在明显的错误”问题。首先，对（2010）武民商终字第61号案件，合同约定的范围是针对该生效判决的执行，而不包括诉讼；其次，民事执行，是指人民法院依照执行程序的规定，强制义务人履行生效判决的民事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的行为。“作为执行根据的法律文书必须生效”是执行的条件，双方约定的是对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法律文书效力确定的事就不在双方约定的范围内。陈中年所称的“一般性事务”、“障碍性事务”纯属编造，是对民事诉讼基本概念的误解和误读。最后，关于律师收费标准，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与陈中年签订的代理合同属于风险代理合同，风险代理的民事案件政府指导价标准是：“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协议约定标的额的30%”，因此，本案中《委托代理合同》收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就陈中年所称的“关于另行委托律师代理的问题”。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是对生效判决的代理执行，不直接与检察机关发生关系。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拒绝陈中年关于参加案件再审诉讼的要求，有合同依据，也有法律依据。陈中年所称的“一审判决对已经收取的26000元避而不谈”的问题。首先，陈中年口头告知执行法官称已经与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解除委托代理合同，故法院未通知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参加执行工作，在陈中年未通知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的情况下，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无从参与恢复执行后的工作；其次，恢复执行的基础建立在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前期所做的申请执行、调查取证、查封冻结和申请拍卖等工作之上；最后，一审判决明确了26000元为双方单独约定的“多不退少不补”包干使用的办案费，不是律师代理费，并未对该费用避而不谈。2、陈中年认为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是错误的。陈中年称的《委托代理合同》已经解除，且风险代理合同的主要条款未能履行，故应驳回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的一审诉讼请求的问题。一审法院认可陈中年有权单方解除合同，但并不认可解除合同后就可不支付律师代理费。而且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已经履行了合同的主要条款，执行未能回款，是陈中年恶意不通知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代理律师所造成，并非可归责于我方的原因所致。就陈中年所称的本案只能根据风险代理合同的性质，提起违约赔偿之诉，而不是本案的直接给付之诉的问题。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代理费按执行回款的6%结算，同时还约定如甲方（陈中年）中途解除合同，约定的代理费仍然要支付，该约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八条及第四百零五条的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依约履行。而且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已经积极履行了合同的主要义务，如果允许委托人自由解除协议而不承担任何义务，势必造成受托人付出的劳动而不能得到代理费的结果，这样显失公平，也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关于陈中年所称的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是于2012年11月11日一审法院恢复执行之后，在办理其他案件时偶然得知的，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于2013年7月31日起诉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就陈中年所称的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八条系错误和自相矛盾的问题。首先，陈中年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因没有接到通知而没有参与执行到回款，并不等同于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同意陈中年解除合同。即使按照一审所认定的陈中年可以单方解除合同，但并不认可其解除合同后就可不支付律师代理费。其次，陈中年在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完成绝大部分约定义务后为逃避支付代理费的义务，单方解除合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最后，执行到位的回款是基于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2011年7月23日之前努力工作的结果。3、陈中年认为原审判决有违民法公平原则，亦是错误的，不能成立。陈中年称明确停止代理后，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不劳而获，剥夺他人工作成果的问题。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从未明确表示停止代理，停止和中止是两个概念，而且恢复执行后达成和解、回款，在整个执行过程中所占比重不大，大的是前期的申请执行、调查取证、冻结查封、申请并进行拍卖、参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再审诉讼，大量的工作都是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完成的。248万元已到一审法院执行局的账上是客观事实，其中118万元是因为陈中年另有诉讼被武昌区人民法院查封，这属于另外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
综上，陈中年的上诉请求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是否履行了《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义务；二、《委托代理合同》是否解除，如果解除，解除后的法律后果问题；三、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四、一审判决结果是否有违公平原则。
一、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是否履行了《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义务。
本院认为，第一，关于上诉人陈中年所称委托代理事项的范围问题，即《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履行义务范围问题。陈中年因五案与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双方在合同伊始，即明确区分五案为“纠纷”与“执行”两类，亦在合同第六条明确了不同的律师代理费收费标准，“纠纷”类案件的收费标准为执行回款的15%，“执行”类案件的收费标准为执行回款的6%。因此，就本院（2010）武民商终字第00061号案件，双方能明确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的主要合同义务是“执行”，陈中年的主要合同义务是按执行回款的6%支付律师代理费。第二，对“执行”的理解问题。一方面，陈中年称《委托代理合同》系由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单方提供的格式合同，因此在合同约定不明时，应作出对不利于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但从《委托代理合同》的文本来看，双方显然就内容进行了协商，在主要条款中体现了与陈中年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的特殊性，因此《委托代理合同》不具有格式合同的特点。另一方面，执行程序区别于审判监督程序。“执行”为人民法院的民事执行组织依法运用国家强制力将已经生效且具有给付内容的法律文书付诸实现的活动。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执行”即为配合、协助法院将已经生效且具有给付内容的（2010）武民商终字第00061号判项付诸实现。第三，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是否履行了“执行”义务问题。一方面，执行过程中因被执行人刘某提出申诉，案件进入审判监督程序而中止执行，期间陈中年要求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清除执行障碍，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参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再审程序。即使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拒绝参与审判监督程序也有合同依据，因合同约定的“执行”范围并不包括参与审判监督程序。另一方面，根据一审查明事实，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代理陈中年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并进行了查找被执行人财产、参与执行评估、拍卖等协助执行事宜。执行经法院决定中止后又恢复执行，陈中年自行与被执行人刘某达成执行和解协议。鉴于委托代理合同的性质，委托人即陈中年可以要求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代为处理合同约定事务，亦可自行处分其权利，如陈中年指示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参与执行和解，该所不得拒绝，但陈中年并未及时指示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第四，陈中年所称的26000元的费用足以抵付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前期付出劳动报酬，即陈中年已经履行支付律师代理费义务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规定：“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第六条第二款约定：“代理律师办理案件，食宿、交通等费用，由甲方负担；……甲方预付五万包干使用，多不退少不补”。双方当事人约定包干费用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而且在一审审理中，双方亦确认办案费用与代理费用分别计算。因此，26000元的费用应为办案费用，区别于代理费用，陈中年并未履行支付律师代理费的义务。综上，本院认为，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履行了《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义务，陈中年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对价，应属于违约。陈中年所称的一审法院片面认定代理事项范围，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没有履行合同约定义务以及其已经支付劳务报酬的上诉理由，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委托代理合同》是否解除，如果解除，解除后的法律后果问题。
第一，关于《委托代理合同》是否解除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故陈中年与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均有对合同的任意解除权。在一审诉讼过程中，双方同意解除合同，一审判决合同已解除并无不当。第二，关于《委托代理合同》解除后的法律后果问题。本案争议双方在《委托代理合同》第七条中约定：“如甲方中途解除合同，约定的代理费仍然要支付”。该条款有合同解除清理条款的性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八条的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综上，陈中年认为其不应支付任何代理费的上诉理由，没有合同及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三、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陈中年在一审对湖北正德立律师事务所主张给付代理费，未以过诉讼时效抗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及第四条“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当事人未按照前款规定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申请再审或者提出再审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陈中年称本案已超过了诉讼时效，应该驳回其诉讼请求的该项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四、一审判决结果是否有违公平原则。
陈中年认为根据《委托代理合同》的规定，执行回款应是执行款回到陈中年手中，而不是仅回到法院账户。根据《委托代理合同》第六、七条的规定，并未明确是回到陈中年手中或账户中，事实上被申请人已按和解协议履行，执行回款已到法院账户，通常理解为执行到位，至于未回到陈中年手中或账户中，并不是代理人或申请执行法院的原因。陈中年称执行回款到其手中的只有130万元，一审按248万元计算代理费等有违公平原则的该项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610元，由上诉人陈中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汤晓峰
审判员 解建厚
审判员 李 行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五日
书记员 张文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