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鄂襄阳中民三终字第0006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
负责人毕伟，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韩立强，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郝挺。
委托代理人马吉芬，湖北真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即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调解、和解，签收法律文书，申请执行，领取执行款等。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卡特彼勒（中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特彼勒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克·曼宁（MarkAllanManning），卡特彼勒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姚剑、鲁道兴，湖北忠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即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调解、和解，提出反诉和上诉，申请财产保全，签收法律文书等。
上诉人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郝挺、卡特彼勒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15日作出的（2013）鄂襄城民二初字第001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月2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魏俊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杨斌福、任侨参加评议的合议庭，于2014年3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韩立强，被上诉人郝挺的委托代理人马吉芬，被上诉人卡特彼勒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鲁道兴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郝挺一审诉称：2009年7月10日，原告向被告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投保机械损坏一切险附加第三者责任险，保险价值为重置价格。2011年1月28日，被保险的卡特彼勒挖机在拆除违章建筑中被纵火焚烧，经有关部门鉴定，此挖掘机损失为900000元。请求被告支付保险金900000元。
原审被告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辩称：原告未通知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1、没有报险信息；2、原告损失已由政府予以赔偿；3、第一受益人为卡特彼勒公司，原告无权主张；4、挖掘机被烧不属于赔偿范围；5、双方约定有仲裁条款，此案应当仲裁，不应当以诉讼方式处理。
原审第三人卡特彼勒公司主张：第三人与原告郝挺于2009年7月9日签订融资租赁协议，由原告以融资租赁的方式承租本案挖机一台，根据融资租赁协议第7条以及第16条的约定，第三人是设备的唯一所有权人，原告郝挺作为承租人应当为出租人利益，为每一设备就意外灭失和损毁、火灾、盗抢、罢工、暴动暴乱和偷窃以及出租人随时认可的其他风险进行投保，且承租人不可撤销地授权出租人为承租人接受保险金以及背书所有支票、汇票和其他文件。另根据保险单，第三人为保险单的第一受益人，故请求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向卡特彼勒公司支付全部理赔款。
原审判决认定，2009年7月9日，郝挺与卡特彼勒公司签订一份融资租赁协议，主要内容为，根据郝挺的要求，由第三人卡特彼勒公司从利星行机械（上海）有限公司购买一台32**挖掘机，然后出租给郝挺，租期为48个月，首付款为424805元，每月租金为16904元。郝挺应当为每一设备就意外灭失和损毁、火灾、盗抢、罢工、暴动暴乱和偷窃以及出租人随时认可的其他风险进行投保，保险金额为设备的全部可保价值。保险公司的选择应经出租人认可，保险合同必须标明出租人和承租人为共同被保险人，并且出租人为保险第一受益人。租赁期限届满后，承租人可以选择归还设备或以10元价格予以购买。融资租赁协议签订当日，卡特彼勒公司与利星行机械（上海）有限公司即签订购买合同，购买价格为1080000元。同日郝挺受领了租赁设备。2009年7月10日，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签发保险凭证，内容为，第一受益人为卡特彼勒公司，被保险人为卡特彼勒公司与郝挺，险种为机械设备损坏一切险附加第三者责任险，保险期限自2009年7月10日至2013年7月9日，承保范围为：在本保险期限内，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保险财产在操作、储运中，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坏或灭失或神秘失踪，除列明除外情况外，本公司按照本保险单的规定负责赔偿。该保险凭证同时载明：本保险凭证仅供卡特彼勒业务使用，承保条件以“机器设备损坏一切险附加第三者责任险”预约保险单为准。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机器设备损坏一切险附加第三者责任险预约保险单载明的保险价值为重置价值，针对其他风险的免赔额为5000元。2009年7月17日，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出具保险费发票，交款人为卡特彼勒公司，保费金额为37908元。2011年1月28日，郝挺承租的挖掘机在参加由襄阳市襄城区欧庙镇政府组织的拆除违章建筑过程中，被曾军、曾庆成、曾庆军烧毁。刑事案件侦察过程中，襄阳市公安局襄城区分局委托襄阳市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对被毁挖掘机的损失价值进行了鉴定，襄阳市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于2011年4月12日出具襄价鉴证字（2011）67号价格鉴定结论书，该鉴定结论书载明：320D挖掘机修复价格大于重置价格，按整车报废处理，扣减残值52000元后损失金额为900000元。原审法院（2011）襄城刑初字第140号刑事判决书以故意损坏财物罪判处曾军有期徒刑六年，曾庆军有期徒刑五年，曾庆成有期徒刑四年。
原审另查明，2012年12月24日，卡特彼勒公司向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为郝挺与郝国胜，请求法院根据《融资租赁合同》判令：1、郝挺支付租金283241.63元；2、郝挺支付违约金12961.98元。3、郝挺承担卡特彼勒公司因本案所支出的律师代理费14700元和诉讼费用；4、被告郝国胜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审理中，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主要内容为：一、双方确认，卡特彼勒公司与郝挺、郝国胜的和解金额暂计至2013年7月6日，共计329588.45元；二、被告郝挺于2013年2月6日前支付80000元；2013年3月6日前支付40000元；2013年4月6日前支付40000元；2013年5月6日前支付40000元；2013年6月6日前支付40000元；2013年7月6日前支付80000元，共计320000元；郝国胜对郝挺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三、如被告郝挺、郝国胜按上述协议履行付款义务，则卡特彼勒公司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如郝挺、郝国胜未按上述协议履行付款义务，则卡特彼勒公司有权要求郝挺、郝国胜于逾期次日按照原合同支付329588.45元；四、案件受理费由卡特彼勒公司承担。2013年1月21日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制发（2013）鄂江岸民商初字第00049号民事调解书。郝挺、郝国胜未按调解书确定的内容履行付款义务。
本案在一审审理过程中，郝挺表示愿意按融资租赁协议以10元价格购买该挖掘机。卡特彼勒公司同意并与郝挺对其主张的保险理赔款的分配方式协商为：首先支付郝挺拖欠卡特彼勒公司的欠款329588.45元及购买320D挖掘机的10元，余款支付给郝挺。
原审法院认为，卡特彼勒公司、郝挺与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之间所签订的机械设备损坏一切险附加第三者责任险的财产保险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受国家法律保护；本案保险事故系基于他人主观纵火毁损产生，涉及刑事犯罪，故郝挺保险事故发生后及时报警交由警方处理并无不当，且在刑事侦察过程中，公安部门已委托襄阳市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对所毁损的320D挖掘机的毁损价值进行鉴定，该鉴定结论在刑事案件处理时也已作为有效证据予以确认。虽然郝挺没有另行向保险公司报险，但上述公安机关的委托行为及鉴定部门的鉴定行为均合法有效，并未损害保险公司的利益，故对于襄阳市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受公安机关委托所作出的鉴定结论原审法院予以采信。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应当根据机械设备损坏一切险的约定进行赔付。该机械设备损坏一切险承保明细中明确载明保险价值为重置价值，襄阳市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价格鉴定结论也能够证明被毁损的挖掘机修复价格大于重置价格，按整车报废处理，故郝挺和卡特彼勒公司主张按重置价格赔偿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因320D挖掘机残值部分郝挺未返还给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故应按评估的重置价格952000元扣减残值52000元及免赔额5000元后，按余款895000元予以赔付。卡特彼勒公司作为第一受益人已与郝挺协商了对赔付款的分配方式，该分配方式系卡特彼勒公司和郝挺对自身权利的合法处分，应予准许。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辩称双方约定有仲裁条款但未举出证据予以证明，对其辩称原审法院不予采信。郝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未向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申请理赔而直接提起诉讼，故本案诉讼费的支出并非因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拒赔而产生的损失，对于本案产生的诉讼费应由郝挺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卡特彼勒（中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保险金329598.45元，给付郝挺保险金565401.55元；二、驳回原告郝挺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第三人卡特彼勒（中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800元，由原告郝挺负担。
上诉人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本案被上诉人挖机出险的时间是2011年1月28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时间是2013年1月21日。在被上诉人挖机出险的两年多时间内，上诉人公司没有收到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受益人任何向上诉人公司报险的信息，直到被上诉人郝挺起诉上诉人，原审法院通知上诉人公司参加庭审，上诉人公司才知道被保险标的车辆于2011年1月28日在襄城区政府组织强制拆迁中被当地群众暴乱纵火烧毁。上诉人公司收到原审法院开庭通知后，公司工作人员曾专程到襄阳与被上诉人郝挺联系核实此案相关情况，郝挺却避而不见。依据《保险法》第二十一条“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之规定，由于被上诉人违反了该条规定的出险后及时通知的义务，导致上诉人对此事故的性质、原因，最重要的是损失程度难以确定，故被上诉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二）原审法院在未查明涉案挖机去向，未准许上诉人公司查勘核实其烧毁的挖机就是上诉人公司承保的标的物的情况下，直接判令上诉人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中上诉人多次提出，需实际查勘被烧毁的挖机残骸，现场核实确定此烧毁的挖机是否是上诉人公司所投保的标的物，而一审法院未予准许。上诉人认为在上诉人未实际查勘核实被烧毁的挖机残骸就是上诉人公司所承保的标的物，确认被保险标的物受损之前，原审法院判决直接确认受损的挖机就是上诉人承保的标的物，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二审中上诉人同样要求查明涉案挖机去向，由上诉人公司现场确认此受损的挖机残骸是否系上诉人承保的标的物。（三）襄阳市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鉴定结论不能直接作为认定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首先，同型号挖机很多，在上诉人未实际查勘确认被烧毁的挖机残骸就是上诉人公司所投保的挖机之前，没有证据直接证明襄阳市物价部门载明的挖机就是上诉人公司所承保的挖机。其次，襄阳市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鉴定结论书第十条“声明3”明确记载：“价格鉴定结论仅对本次委托有效，不作它用，未经我中心书面同意，不得向委托方和当事人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本结论书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将本结论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发表于任何媒体之上。”故此鉴定结论仅是认定案外人曾军、曾庆军、曾庆成承担刑事责任的依据，不能直接作为上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证据适用。另外，此鉴定结论认定的挖机价格与被上诉人购买挖机价格不符，鉴定结论认定的挖机价格为1120000元，而被上诉人实际的挖机购买价格才1080000元，故上诉人对此定损结论不予认可。在上诉人公司未参与定损的情况下，此鉴定结论认定的成新率、残值及鉴定金额同样不能作为上诉人依据保险合同法律关系承担民事赔偿的证据适用。上诉人认为，为确保客观公正审理此案，二审法院应当查明受损挖机残骸的去向，由上诉人公司现场确认此受损的挖机就是上诉人公司承保的标的挖机，在上诉人的参与下共同确定标的物的受损程度。（四）被上诉人郝挺的损失已得到襄城区政府的足额赔偿，依据财产保险补偿性原则，被上诉人不可能得到双重赔偿。2011年1月襄城区政府在租用郝挺挖机进行强制拆迁中，被当地村民暴乱纵火烧毁，事后襄城区政府作为承租人已与郝挺达成赔偿协议，已将赔偿款931925元划入了被保险人指定的账户。依据《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二款“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已经从第三者取得损害赔偿的，保险人赔偿保险金时，可以相应扣减被保险人从第三者已取得的赔偿金额”之规定，因被上诉人郝挺的损失已由承租人襄城区政府足额进行了赔偿，依据财产保险补偿性原则，被上诉人不可能既得到政府的赔偿又得到保险公司的赔偿。（五）涉案挖机受损是政府强制拆迁引发的民众骚乱所致，根据“保单摘要”的约定属于责任免除条款约定情形。（六）根据保险合同条款，双方约定的争议处理方式是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故原审法院无管辖权。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依据的证据不足。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郝挺和被上诉人卡特彼勒公司均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被上诉人郝挺提供的《保险凭证》上记载：“本保险凭证仅供卡特彼勒业务使用，承保条件以‘机器设备损坏一切险附加第三者责任险’预约保险单为准”，“设备名称／型号：挖掘机320D”，“机编码：JFZ04480”；被上诉人郝挺提供的《机器一切险保单摘要》记载：“主要除外责任（本公司不负责赔偿）……10.战争、类似战争行为、敌对行为、武装冲突、恐怖活动、谋反、政变、罢工、暴动、民众骚乱引起的损失、费用和责任；……”；被上诉人郝挺提供的《承保明细》记载：“保险种类：机器设备损坏一切险附加第三者责任险预约保险单”，“保险金额：机器一切险部分：以被保险人于每月（日历年度）初申报的已出租的机器设备清单为准”，“保险价值：重置价值”。一审庭审中，在被上诉人郝挺举出上述保险凭证后，其就保险金额问题向上诉人发问“你们公司内部能看保险金额吗”，上诉人答复“不能，我们提供的跟你们是一组证据”。被上诉人卡特彼勒公司举出《保险凭证》复印件一份，与上述《保险凭证》内容一致。涉案融资租赁合同、买卖合同上记载的“设备型号”、“序列号”分别与上述《保险凭证》上记载的“设备名称／型号”、“机编码”相同。一审中，除二被上诉人提供的上述保险凭证上记载的条款或合同相关信息外，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完整的保险合同条款；上述保险凭证上，没有关于保险金额的具体数额、纠纷管辖、保险金赔偿计算规则、保险标的财产折旧标准、残值估价标准的记载，除设备名称／型号、机编码外没有关于承保挖掘机的发动机号或其他识别依据的记载；一审中，上诉人没有举出涉案保险合同关于纠纷管辖的约定的相关证据，双方均未提供上述《保险凭证》、《承保明细》上提及的“机器设备损坏一切险附加第三者责任险预约保险单”。被上诉人郝挺陈述，事故发生后其向保险业务员打过电话报案，但未向保险公司填报报案索赔材料。涉案融资租赁合同所附“设备清单”记载生产厂商为卡特彼勒（徐州）有限公司；经查，“CAT”是该生产厂商使用的产品商标。
二审同时查明，襄价鉴证字（2011）67号价格鉴证结论书记载“襄阳市公安局襄城区分局：受贵单位委托……一、价格鉴证标的详见价格鉴证明细表。二、价格鉴证目的为公安机关办案提供价格鉴证标的价格依据。三、价格鉴证基准日2011年1月28日。四、价格定义价格鉴证结论所指价格：指鉴证标的在鉴证基准日，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确定的市场价格。五、价格鉴证依据……（一）法律依据……（二）委托方提供资料……2、挖掘机实物；……（三）鉴定方收集资料1、现场勘验记录；……六、价格鉴证方法市场法、重置成本法。七、价格鉴证过程详见价格鉴证明细表。……”；该价格鉴证结论书的附件“价格鉴定明细表”记载“品名及规格卡特CAT320D型液压挖掘机”、“鉴定基准日2011.1.28”、“重置价格（市场价格）1120000”、“成新率85%”、“扣减残值52000”、“鉴证金额9000000”、“备注修复价格大于重置价格，按整车报废”。
二审还查明，一审中，襄阳市襄城区欧庙镇人民政府向原审法院出具《关于卡特320D挖掘机被损坏及处理情况的说明》一份，其记述2011年1月28日，刘口村进行拆违工作时借用郝挺320D挖掘机拆违被他人烧毁，镇政府垫付了931925元（含挖机残值作价8万元），由郝挺另行购买挖机进行运营并履行融资租赁合同，镇政府要求郝挺积极主张保险理赔，并将收取的保险利益返还镇政府，郝挺起诉保险公司理赔事宜，经过镇政府同意和认可。对于上述说明中的款项，被上诉人郝挺认可为垫付，上诉人认为是赔偿不是垫付。
二审中，上诉人提供打印眉头为“机器设备损坏一切险附加第三者责任险预约保险单（及保险公司商标）”的《机器设备损坏一切险预约保险单》的英文文本（盖有“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单专用章”）及其中文译本（未盖章，记载“此译本仅供参考”）的复印件各一份；该预约保险单中记载有“争议处理被保险人与本公司之间的一切有关本保险的争议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成，可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上诉人陈述涉案保险合同的预约保险单已交给被上诉人卡特彼勒公司，其提供上述预约保险单系为证明涉案保险合同中有仲裁条款，本案纠纷不应通过诉讼解决。上诉人提供其委托代理人与被上诉人郝挺电话通话录音一份，证明被上诉人郝挺与欧庙镇政府存在违章建筑拆除委托关系，欧庙镇政府已经基于该委托关系足额赔偿被上诉人郝挺的损失。在该录音中，郝挺在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以“给你赔了”、“赔了一辆车子”、“赔了现金”等词语先行询问的情况下，答复赔了九十几万现金。
二审中，本院应被上诉人郝挺申请，向襄阳市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调阅了襄价鉴证字（2011）67号价格鉴证结论书卷宗档案，其中的“襄阳市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现场勘验记录”记载：“CAT320D型液压挖掘机1辆卡特比勒（徐州）有限公司发动机功率138马力机器识别号：CAT0320DCJFZ04480”。被上诉人郝挺陈述，挖掘机的随车证件在事故中烧毁，JFZ04480是具有唯一性的机器识别码，现场勘验记录的编号前9位中包含有机器的厂牌（CAT）、型号（0320D）、履带类型（C）等信息，现场勘验记录可以证明被烧毁的挖掘机是保险标的挖掘机。被上诉人卡特彼勒公司的质证意见与被上诉人郝挺的意见相同，其并陈述其仅向郝挺出租过一台挖掘机，该挖掘机合格证（卡特彼勒公司提供了复印件，未提供原件）上的编码与现场勘验记录的机器识别号相同，就是本案挖掘机。上诉人对现场勘验记录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认为现场勘验记录的机器识别号与保险凭证上的机编码不一致，不能证明是同一台机器；被上诉人对现场勘验记录上的机器识别号的说法，仅为其单方意见，缺乏生产厂家的说明，被上诉人说法的真实性无法判断；保险标的设备的判断通常考虑设备型号、机器编码、发动机号三个方面，机器编码一旦确定为与保单和保险凭证上的机器编码一致，通常就能认定属于保险标的物；关于保险凭证上的机器编码是否具有唯一性，上诉人陈述在重复投保的情况下存在两台机器保险凭证上同时采用相同机器编码的可能，机器编码是生产厂家结合主管部门的要求自行管理而制定的一套制度，存在人为改动的可能。
本院认为，涉案机器设备损坏一切险保险合同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本案中，二被上诉人作为被保险人，虽不能证明将保险事故及时通知了上诉人，但相关刑事案件判决书、价格鉴定机构依据侦办刑事案件的公安机关委托所作价格鉴证结论书，以及价格鉴定机构现场勘验记录等证据，能够证明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损失程度，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违反出险后及时通知的义务，导致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难以确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涉案保险凭证中记载“保险价值”为“重置价值”，对此本院认为，重置价值为测算受损财产实际价值的一种方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可以认定涉案保险合同系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重置价值暨实际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的不定值保险合同；价格鉴证结论书得出的鉴证金额900000元，是在重置价格1120000元基础上扣减了折旧率（1-成新率85%），再扣减残值52000元得出的，而重置价格是采用2011年1月28日暨保险事故当天的市场价格，以上计算基准、计算方法（重置成本法和市场法）及计算过程均符合涉案保险合同系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作为赔偿计算标准的不定值保险合同之属性；价格鉴证结论中的成新率、残值等符合其采用的重置成本法和市场法，上诉人虽对此提出异议但未提供相应的合同依据或法律依据；在案保险凭证仅记载保险金额以被保险人申报的机器设备清单为准，没有关于保险金额的具体数额的记载，对于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未提出保险金额低于保险价值的抗辩，亦无证据表明涉案价格鉴证金额超出保险金额。综合以上情况，以价格鉴证金额作为赔偿计算依据符合法律规定和保险合同约定，本案应采信价格鉴证金额作为保险赔偿计算依据。本案保险标的挖掘机被曾军等三人故意烧毁，已经生效刑事判决确认。保险事故发生后，相关人民政府支付郝挺的款项，双方均认可为垫付性质，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该第三者对被保险人所作的损害赔偿，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二款关于相应扣减保险赔偿金额之规定。涉案保险凭证和融资租赁合同、买卖合同记载的机编码、序列号，以及记载的挖掘机的厂牌、型号等信息，与价格鉴定机构现场勘验记录的机器识别号表征的信息均可相互印证，可以认定价格鉴证标的挖掘机是保险标的挖掘机。上诉人在一审中虽提出本案纠纷应按照保险合同约定进行仲裁，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保险合同中存在仲裁条款，其在二审中提供的预约保险单并非涉案保险合同，本案纠纷进入诉讼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提供的电话通话录音中，郝挺是在对方明确以赔偿一词询问的情况下作出的赔了九十几万现金的表述，该表述不违背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口头语言交流习惯，不能以此即认定郝挺自相关人民政府取得之款项的性质为保险标的挖掘机的损害赔偿金，且相关人民政府对郝挺向上诉人主张赔偿并无异议。综上，上诉人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750元，由上诉人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魏 俊
审判员 杨斌福
审判员 任 侨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三日
书记员 张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