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鄂硚口民一初字第00432号
原告：赵爱平，女，1962年23月21日生，汉族。
原告：何芳，女，1986年9月20日生，汉族。
原告：何菲，女，1986年9月20日生，汉族。
原告：何志文，男，1990年6月28日生，汉族。
原告：穆春枝，女，1937年2月22日生，汉族。
原告：何大桃，男，1938年1月19日生，汉族。
上述原告委托代理人：王尚金，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解放大道****号。
法定代表人：徐永健，该院院长。
委托代理人：杜金凤，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原告赵爱平、何芳、何菲、何志文、穆春枝、何大桃与被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以下简称同济医院）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7月9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李玉毅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黄坚、明艳琴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7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赵爱平及原告赵爱平、何芳、何菲、何志文、穆春枝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王尚金，被告同济医院的委托代理人杜金凤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赵爱平、何芳、何菲、何志文、穆春枝、何大桃诉称：2014年4月30日，何明华因肺部不适在被告处住院治疗，2014年5月7日转入胸外科，2014年5月12日，何明华在全麻状态下，进行了左上肺切除及系统性淋巴结清扫术，术后即在被告胸外科重症监护室治疗。手术后第二天，即2014年5月13日何明华在重症监护室拔除胸管及气管后，在重症监护室的配餐室坠楼身亡。事情发生后，原告与被告协商赔偿事宜，但被告称何明华自行跑出监护室，跳楼死亡，系突发意外事件，医院不承担责任。原告认为，重症监护室是为患者提供最先进的技术设备、治疗手段及特别护理的场所，何明华在被告重症监护室治疗期间，离开重症监护室、脱离监护，被告未及时发现与制止，存在重大过错，应当对何明华的死亡后果承担赔偿责任。其过错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被告重症监护室的人员没有及时发现患者离开病房，被告的管理方面存在过错；二是被告的仪器迟延报警，丧失了发现患者脱离监护、避免意外发生的最佳机会；三、被告在手术后没有对患者进行心理护理，存在过错；四是配餐室的窗户存在安全隐患。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认为就诊单、病例就足以证明双方有医疗服务合同。认为在患者转出重症监护定之前，其陪护是医院的义务，双方未约定违约责任，所以被告应当按照原告的实际损失承担违约责任。故原告起诉至本院，要求判决：1、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177340元、丧葬费1936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4130元、精神抚慰金200000元、交通费2000元，上述共计41283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同济医院辩称：原告诉请无事实依据。患者在重症监护室自行拔管后，护士在听到相关仪器报警后进行了查找，因为重症监护室比较大，以前也未发生患者自行拔管离开的情况；且配餐室的窗户也达到了安全标准；对患者的护理是对患者病情的监测，并不是对患者人身的监护，患者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被告无义务对患者的人身进行监护，患者是自行结束生命的，与被告的诊疗行为无关，被告不应承担责任。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患者身份信息和原告的身份信息以及患者扶养人的情况，证明：原告的身份以及被扶养人情况。
证据二、患者死亡记录，证明：患者入院治疗情况及患者的监护仪器突然报警以及监护数据消失，被告的仪器报警时间不实，患者脱离监护的时间早于14：04分。
证据三、关于何明华投诉意见答复，证明：患者无任何精神问题，突然走出病房坠楼死亡。
证据四、重症监护家属须知，证明：重症监护室有二十四小时监护，患者有自行拔管的可能。
被告同济医院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病人的住院须知，证明：被告已经书面告知患者不得外出的风险。
证据二、手术科室护理记录单、综合医院分级护理指导原则，证明：被告的医疗行为符合规范，患者系自杀，与被告的医疗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
证据三、照片、死亡记录，证明：患者在监护室的病床位置，患者偷偷打开病房门，导致医护人员在短时间内难以找到患者，并且医护人员在寻找过程中，发现患者跳楼，立即采取了措施。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所提交的证据一无异议；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原告无任何证据证明仪器报警时间，且就算监控时间和病历时间不一致，监控上显示的时间和仪器的时间有出入也属正常；对证据三无异议；对证据四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该证据恰恰说明是患者自行拔管，并跑出重症监护室，被告仅仅是对患者的病情的监护，对患者24小时的监护是对病情的监护。
原告对于被告所提交的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病人并未离开病区，发生意外的配餐室也属于重症监护室的区域；对证据二真实性并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于护士在14：00检查的时间有异议；对死亡记录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于记录的时间有异议；对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证实配餐室属于重症监护室的区域，且家属无法进入。
根据原告申请，本院依法调取了2014年5月13日13时34分至14时34分被告11楼重症监护室护士站走廊西的视频。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此录像可以证明护士查房是在该意外发生之后。即此录像可以证明何明华2014年5月13日13点56分出现在重症监护室外的过道，由此可以看出何明华拔管的时间在此之前，并且在过道内出现多名护士，并未警觉，发现何明华已经脱离监护。视频中显示何明华当时是赤足，来回徘徊一分多钟，医护人员在此过程中也没有发现与制止，从视频中可以看出首先发现意外发生的是一名着蓝色工作服的清洁人员，当时的确定时间是13点57分。在此之后，才陆续有护士过来，视频显示时间为13时59分，各病房开始清点人员，在14时02分，保安与护士进入出事场所，我们认为此时医护人员才确认患者身份，此与被告在死亡记录中的下午14时04分202床患者何明华监护仪突然报警，监护数据消失、护士迅速至床边发现患者不在病床上，其趁护士不备，自行拔出胸管、尿管，医生与护士共同寻找患者的描述并不一致，由此可证明何明华拔管脱离监护室被告并未及时发现，更不谈制止的事实。我们认为，被告方存在重大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认可视频是真实的，但不同意原告的证明目的，因为监护仪器的时间和监控的时间是两条系统，存在误差。因此不认可本院有过错，系原告自己的行为导致了死亡，不应由被告承担责任。
本院结合原、被告陈述及所举证据确认以下事实：原告赵爱平系患者何明华之妻，原告何芳、何菲系患者何明华之女，原告何志文系患者何明华之子，原告穆春芝系患者何明华之母，原告何大桃系患者何明华之父。患者何明华于2014年4月30日因肺部不适在被告处住院，2014年5月12日在全麻状态下行左上肺切除及系统性淋巴结清扫手术。2014年5月13日下午14时左右（被告医护人员根据监护仪器报警记录的时间为14时04分，监控视频显示13时56分患者何明华已经出现在过道），患者何明明华的监护仪突然报警，监护数据消失。后患者何明华于配餐间坠楼，经抢救无效，14时07分被宣告临床死亡。
另查明：患者何明华于2014年5月4日签署被告同济医院《病人住院须知》，其中第三条第4款“住院病人在住院期间严禁外出、外宿，以免病情变化发生危险或发生其他意外情况”。2014年5月10日患者签署被告同济医院的《胸外科重症监护室家属须知》，其中第2条为“患者因病情需要，需采取持续心电监测及特殊治疗措施，且由专业人员24小时监护救治。”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包括：一、本案所涉医疗服务合同的主体关系。二、本案原告诉请的各项赔偿性质。
一、关于本案所涉医疗服务合同的主体关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本案中，医疗服务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是患者何明华与本案被告同济医院，双方确立的医疗服务权利义务是患者何明华向被告支付医疗费并服从被告的相关管理规定，被告向何明华提供符合医疗规范的医疗服务。故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本案原告赵爱平、何芳、何菲、何志文、穆春枝、何大桃并非医疗服务合同的主体。
二、关于本案原告诉请的各项赔偿性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本条所称‘赔偿权利人’，是指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本案中，原告的诉讼请求除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外，包括五部分，即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交通费。基于上述法律依据，该五项赔偿的“赔偿权利人”应当是作为患者近亲属的原告，而非患者何明华本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合同之债不同于侵权之债，其具有主体相对性、内容相对性、责任相对性的特点，它是发生在特定当事人之间，规定特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由特定当事人承担责任。义务人只能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而不应向第三人承担违约责任，因为只有权利人和义务人才是合同当事人。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并非违约责任的范畴。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本庭多次向原告确认本案案由，原告均坚持以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为案由起诉被告，故在该合同纠纷案由下，被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本案中患者何明华与被告同济医院医疗服务合同关系成立，本案原告基于其继承人地位，有权主张被告同济医院承担违约责任。但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基于法律赋予的对患者何明华近亲属的赔（补）偿权利，该权利非何明华所享有。所以，原告以被告合同违约主张上述权利既无法律依据，亦无事实依据。
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赵爱平、何芳、何菲、何志文、穆春枝、何大桃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564元由原告赵爱平、何芳、何菲、何志文、穆春枝、何大桃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收款单位全称：武汉市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专户市中院诉讼费分户；账号：079501040000393；农行武汉市民航东路分理处932886。上诉人在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李玉毅
人民陪审员 黄 坚
人民陪审员 明艳琴
二〇一五年八月五日
书 记 员 王 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