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2民终11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保元，男，1954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翁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振飞，广东莞茂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勇，广东金韶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元兴，男，1966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翁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振飞，广东莞茂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勇，广东金韶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东来，男，1976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翁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振飞，广东莞茂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勇，广东金韶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求先，男，1963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翁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振飞，广东莞茂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勇，广东金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沾良，男，1965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翁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利君，广东磨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头强，广东磨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何裕胜，男，1974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翁源县。
上诉人何保元、何元兴、何东来、何求先（以下简称何保元等人）因与被上诉人何沾良、原审被告何裕胜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翁源县人民法院（2017）粤0229民初3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何保元、何元兴、何求先及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振飞、李文勇，被上诉人何沾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利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保元等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驳回何沾良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的诉讼费用全部由何沾良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何保元等人受让何裕胜的合伙份额时，未经过何沾良签名同意，并认定何沾良是在2016年12月份，翁源开发区管委会通知其去签订《青苗补偿协议书》时才知道何裕胜将合伙份额转让给何保元等人的”错误。（一)何沾良知悉何保元等人入伙完全符合常理。何沾良与何裕胜是同房叔侄，两人又是合伙关系，按照常理，何裕胜是没有理由不将转让合伙份额的相关事实告诉何沾良的。何保元等人与何沾良同为乡邻，彼此都是关系不错的熟人，何保元等人在入伙前不可能不征求何沾良的意见。事实上，是何沾良一直恳求何保元等人入伙的，还主动复印了《林权证》交给何保元等人。何保元等人最终决定入伙与何沾良当时诚恳的态度有极大关系，入伙协议也是在何沾良家里签订的，何沾良见证了整个过程。按照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完全可以推定何沾良是知道并同意何保元等人入伙的。（二)何保元等人与何沾良共同经营管理山林二年多时间。何保元等人入伙后，随即投入了大量财力、人力的山林进行经营管理。自何保元等人入伙以后，各个合伙人之间的手机通信一直非常频繁，如果不是商量合伙事务，各人之间是不可能存在这种通信状态的。由于运营商规定个人用户只能打印近期的通话记录，故何保元等人无法向法院提供相关时间段的通话记录；何沾良与合伙人何伟东之间也有不少的微信通讯，聊天内容可以清晰地反映出双方存在合伙关系，但何伟东后来更换了手机，也无法取得微信的聊天记录。为查明事实真相，请求二审法院能依职权向移动通信运营商调取相关的通话记录以及向微信的运营商调取何沾良与何伟东的聊天记录。何沾良说何保元等人参与山林的经营管理是何裕胜雇请来的工人，但何保元等人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从购苗、种植、管理、清理个别村民占地、投保、报案、理赔、参与征地补偿协商等诸多环节，都是亲力亲为，为了获得更多的青苗补偿费，何保元等人还差点跟政府武力对抗。如果不是合伙人，不可能会受比自己财力还弱又债台高筑的何裕胜雇请，为其东奔西走、出钱卖力、耗尽心血。（三）政府的工作人员已经证实何保元等人与何沾良是合伙关系。关于征地的青苗补偿费问题，政府的有关工作人员找到何沾良时，何沾良明确表示由何保元等人决定。从一审法院调查党政部门的有关人员所形成的笔录来看，何沾良与何保元等人是合伙关系的事实是非常清楚的。从笔录中看，何沾良与何保元等人至少共同去了两次镇政府，如果何保元等人仅仅是何裕胜的工人，绝对不会与何沾良共同去镇政府协商，就从青苗补偿费的协商过程来看，也能明确何沾良与何保元等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四)何保元等人提供的一系列证据足以说明何沾良与何保元等人存在合伙关系。1.何保元等人为山林投保并支付了保险金，何保元等人保留了相关的单据原件。保险事故发生后，也是何保元等人向公安机关报案，出面理赔的还是何保元等人。由于属于集体投保，投保人名字沿用何沾良的名字，故保险公司按惯例将赔款直接支付给何沾良，何沾良收到保险赔款后，再将一半的赔偿款支付给何保元等人。如果何保元等人不是合伙人，不可能负责交纳保费、报案、理赔，何沾良也不可能将保险赔款的一半支付给何保元等人。2.翁源县新江镇小镇村委原治保主任何庆先出具的证明显示，为处理好承包山林的界线以及村民占用部分山地等问题，何沾良与何保元等人一起去到山地现场，并共同商量处理方案。如果何保元等人不是合伙人，何沾良不可能与何保元等人一起到山地现场并共同决定如何处理。3.何沾良与何保元等人一起与政府有关人员协商青苗补偿费的现场照片两张，足以说明，何沾良称其是在2016年12月才知道何保元等人受让何裕胜的股份明显在说谎。由上可见，尽管何沾良未在何保元等人与何裕胜签订的入伙协议上签名，但一系列的证据和事实已经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何沾良是完全知道并同意何保元等人入伙的。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何沾良与何保元等人及何裕胜之间确实是存在合伙关系，但各合伙人之间并未开办合伙企业，故何沾良与何保元等人、何裕胜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只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来处理本案，显属适用法律错误。四、一审法院判决结果错误。依照前述的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判决确认何裕胜与何保元等人签订的《入股合伙协议》无效，是错误的。一审判决显然是有违正常的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的。五、何沾良与何裕胜已涉嫌妨害民事诉讼。在正常情况下，无论《入股合伙协议》是否有效，何沾良都是不能增加收益的，但何裕胜能获得更大的利益。何沾良与何裕胜是叔侄关系，两人极有可能是恶意串通而提起本案诉讼的。如果何保元等人最后败诉，何沾良和何裕胜两人都会成为潜在的受益者。何沾良极有可能将何保元等人与翁源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签订的《青苗补偿协议书》推倒重来，并以此要挟政府特批其经营新的煤气供应项目；而何裕胜则坐享其成，白白地得到更多的利益。何沾良与何裕胜两人一唱一和，不可告人的目的非常明显，请求二审法院能明察秋毫，谨慎地对待两人的诉讼动机。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何保元等人提出的上诉请求。
何沾良辩称：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的规定，何裕胜向何保元等人转让合伙股份，属于“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股份，依法必须经何沾良同意，而不是事后通知何沾良即可。本案何保元等人要举证证明的并不是何沾良事后知道了何裕胜将合伙份额转让给何保元等人，而是要举证证明何裕胜将合伙份额转让给何保元等人之前已经取得了何沾良的同意。然而，何保元等人并无证据证明何裕胜在转让合伙份额之前已经取得了何沾良的同意。退一步而言，就算何沾良事后知道何裕胜与何保元等人签订《入股合伙协议》的事情，也不代表何沾良就追认并同意了何裕胜转让合伙份额给何保元等人的行为效力。再者，未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何裕胜就将合伙份额转让给何保元等人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涉案《入股合伙协议》无效。何保元等人称其入伙已经取得了何沾良的同意，且还是在何沾良家中签订的《入股合伙协议》，但却未将何沾良列为《入股合伙协议》的合同主体，显然不符合常理。而且，涉案《入股合伙协议》第四条约定:“交纳给河角村小组的租金由甲方(即何裕胜)交付，与乙方(即上诉人)无关”。何裕胜负债累累常年在外躲债，根本就无力交纳租金，这样就将交纳租金的责任全部落在了何沾良一个人身上。如果何裕胜转让合伙份额前与何沾良进行了商量，何沾良是绝对不可能同意何裕胜与何保元等人订立如此不公平的合同条约。据此也可以说明何保元等人称其入伙已取得何沾良的同意是不符合常理的。何裕胜与何保元等人签订《入股合伙协议》，除了事前没有经得何沾良的同意外，同时也没有事先取得涉案林地、山岭所有人（××小镇河××村小组)的同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四条：“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将租赁物转租给第三人。”之规定，何裕胜未经出租人同意，便转让一部分承租权与何保元等人合伙经营，明显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所签《入股合伙协议》依法同样应认定为无效。何裕胜与何保元等人签订的《入股合伙协议》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何裕胜与何保元等人之间的内部合同，不能对抗何沾良或新江镇小镇河角村小组，对外也不具有法律效力。至今为止，新江镇小镇河角村小组也没有与何沾良、何裕胜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增加何保元等人为涉案岭地的共同或合伙承包经营人，翁源县人民政府、翁源县林业局也没有重新核发《林权证》增加何保元等人为共同或合伙“林地使用权权利人”。据此说明，新江镇小镇河角村小组及翁源县人民政府、翁源县林业局至今未确认何保元等人的合伙人身份。何沾良每次需要处理合伙事务(包括分配保险金)，都是联系何裕胜，而不是联系何保元等人，何沾良自此至终也没有承认何保元等人的合伙人身份。之所以，某些合伙事务是经由何保元等人出面处理(包括收保险金分配款)，是因为何裕胜常年不在家，何沾良联系何裕胜，何裕胜再电话联系何保元等人出面处理。何裕胜未经得何沾良同意将合伙份额转让给何保元等人，也侵犯了何沾良依法享有的优先购买权，因此，何沾良当然有权起诉并主张确认涉案《入股合伙协议》无效。综上，恳请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何保元等人的上诉。
何沾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何裕胜与何保元、何元兴、何东来、何求先之间签订的《入股合伙协议》无效；2.由何沾良在同等条件下即以400000元的价格优先受让何裕胜25%的山林份额；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法院依法判决。
一审法院查明：2012年3月1日,新江镇小镇村河角村小组为甲方与何沾良和何裕胜为乙方签订了一份《合同》约定:“（一）甲方将河角村小组的所有林地、山岭向社会公开招标，面积以山林证书测绘划图所示面积为准。时间定为三十年（即从二〇一二年三月一日至二〇四二年三月一日止），期满后归甲方所有。（二）招标押金贰万元，招标底线以贰万元起，叫标一次提升伍百元。（三）乙方在竟标中以每年叁万伍仟元租金中标，自订立合同之日起，首期付款一次性预付甲方道路建设工程项目资金叁拾万元，订立合同起交清。兑清叁拾万元后，每年必须在元月1日前交清当年租金。（四）乙方在开发过程中的一切投资由乙方负责，对所属的山林面积如国家体制须要变动，国家征用以及重点工程项目建设，乙方必须服从国家需要，补偿标准按政策规定的原则，与征用单位协商解决。国土资源补偿归甲方所有。（五）乙方在使用、管理山地过程中出现矛盾纠纷，由乙方自行解决处理，在面积内农户种植的作物或农户需要点滴用地，由乙方调整处理，甲方不负经济上责任。（六）甲方对两个老屋场地的背夫山由集体统一管理，保护生态景观林地。（七）乙方如受不可抗力的冲击下，如地震、战争等，根据摧毁的程度面议差商减除部分外，其余条款内容不变，受法律保护共同遵守执行。（八）本合同一式五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送村委存档一份，合同条款从签订之日起生效。（九）允许本村民在地上整地坟，面积不得超过20平方米，外地的人从招标之日起一律不得在本村山地整地坟，房屋三丈内、龙门口山樟树保留。”《合同》由何沾良、何裕胜、村委代表何清源、群众代表何珍育等人签名。同时，《合同》还由翁源县新江镇小镇村村民委员会盖章并标注同意租赁2012年3月1日。《合同》签订后，何沾良和何裕胜口头约定：上述招标所得山林为每人各占50%股份。
2013年5月24日，翁源县人民政府、翁源县林业局向何沾良、何裕胜核发了“翁府林证字（2013）第20130039号”《林权证》，根据该《林权证》记载林地所有权权利人为：新江镇小镇村河角村小组；林地使用权权利人为：何沾良、何裕胜；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权利人为：何沾良、何裕胜；森林或林木使用权权利人为：何沾良、何裕胜；小地名为：背夫山、新书坪；面积为：957.96亩；四至为：东至溪马田；南至樟天窝岭及细山凹子；西至岭脚；北至河马田。
2014年10月21日，何裕胜为甲方与何保元、何求先、何东来、何元兴为乙方签订了《入股合伙协议》约定：“一、甲方自愿将自己持有的对小镇村河角村小组全部山林承包权的50%股份转让一半（即25%）给乙方，乙方向甲方支付￥400000.00（肆拾万元整），作为入股资金（因甲方在本协议签订前已投资伍拾叁万元整）。二、乙方入股后，甲乙双方共同平均投资，利润按股份分配（即甲乙方双方各按25%参与分配），但应先收回入股投资款，入股投资款按比例先收回（即甲方拾叁万元整、乙方肆拾万元整）。三、甲方与何沾良关于小镇村河角村小组全部山林的投资、经营生产、收益或遇政府征收等事宜，甲方必须告知乙方、与乙方共同参与。四、交纳给河角村小组的租金由甲方交付，与乙方无关。五、本协议期限与甲方于2012年3月1日签订的《合同》期限一致。六、以上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共同协商解决。七、协议经甲乙方签字即生效，双方不得反悔，否则所引起的损失由反悔方负责，协议壹式肆份。甲乙双方每人各执一份。附：《合同》（复印件、2012年3月甲方与河角村小组签订）注：甲乙双方股份不得转让。”《入股合伙协议》由甲方何裕胜签名，乙方何保元、何求先、何东来、何元兴签名。
2015年4月17日，何裕胜出具《借条》内容为：“今借何保元人民币壹拾万元正。借期壹个月到壹伍年肆月壹拾柒日还清，如到期未还清何裕胜将小镇村河角组全部山林占百分之五十的股份按陆份分成包括：何裕胜、何保元、何元兴、何求先、何东来、何伟东。借款人：何裕胜。2015年4月17日”给何保元、何元兴、何求先、何东来、何伟东。
2016年12月15日，广东翁源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为甲方与何保元、何元兴、何求先、何东来、何伟东为乙方签订了《青苗补偿协议书》约定：“第一条：青苗（沉香）补偿范围和面积：东至山地，南至胜利，西至水圳，北至山地，（四至与红线图一致）面积共计200亩。第二条：青苗（沉香）补偿单价20000元每亩，补偿款总额为肆佰万元（￥4000000.00元）。其中：贰佰万元付何求先帐户。另贰佰万元支付给新江镇政府。第三条：青苗（沉香）补偿款由甲方签订协议之日起五天内一次性付清，青苗补偿款未付清之前不得动工。乙方收到补偿款的户名：何求先；乙方收取补偿款的开户行：翁源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乙方收取补偿款的账号：62×××98。第四条：乙方必须在本协议书签字付清款5日内自行清除青苗（沉香），将土地交付给甲方处置；逾期未清除的甲方有权自行清除青苗（沉香），费用由乙方承担。第五条：乙方有义务为甲方处置前述案涉土地的有关事项提供便利。第六条：违约责任：违反本协议约定的，违约方应当向守约方支付补偿款总款10%的违约金。第七条：如有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可协议补充，补充条款是本协议的补充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第八条：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送县人民政府一份，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第九条：本协议签置地点：广东翁源县新江镇。签约时间：2016年12月15日。附：青苗（沉香）补偿区域图、附资金分配表。”《青苗补偿协议书》由广东翁源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盖章、何保元、何元兴、何求先、何东来、何伟东签名。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2014年10月21日，何裕胜与何保元、何求先、何东来、何元兴签订的《入股合伙协议》约定：何裕胜将其与何沾良承包的新江镇小镇村河角村小组山林所占有的50%股份以400000元的价格转让25%给何保元、何求先、何东来、何元兴是否合法有效。首先，2014年10月21日，何裕胜为甲方与何保元、何求先、何东来、何元兴为乙方签订的《入股合伙协议》约定：“甲方自愿将自己持有的对小镇村河角村小组全部山林承包权的50%股份转让一半（即25%）给乙方，乙方向甲方支付￥400000.00（肆拾万元整），作为入股资金……。”该《入股合伙协议》的转让行为并未经何沾良签名确认同意。其次，何裕胜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未提供证据反驳何沾良的诉讼请求。本案开庭后的2017年7月20日，何裕胜到庭接受该院询问时，明确了2014年10月21日《入股合伙协议》将自己持有的小镇村河角村小组全部山林承包权的50%股份转让一半（即25%）给何保元、何元兴、何东来、何求先和2015年4月17日的《借条》中：将其与何沾良共同承包新江镇小镇村河角村小组的山林所占有的50%股份的41.67%，质押给何保元、何元兴、何东来、何求先、何伟东，一直没有告诉何沾良。再次，从何保元、何元兴、何东来、何求先提供的明细分类帐、结算单、收据、支付凭证、合同、银行交易凭证、付在忠收条、借条、领收、《青苗补偿协议》的证据看，均没有何沾良的签名及同意何裕胜将其与何沾良承包的新江镇小镇村河角村小组山林所占有的50%股份以400000元的价格转让25%给何保元、何求先、何东来、何元兴。另，何保元、何元兴、何东来、何求先提供的保险发票、收条、保险单，虽然保险费600元系何保元交付；但2017年7月20日，何裕胜到庭接受该院询问时，明确表示因其在外无法缴交保险费，打电话给何保元代交，该证据亦无法证明何沾良同意何裕胜用其与何沾良承包新江镇小镇村河角村小组的山林所占有的50%股份以400000元的价格转让25%给何保元、何求先、何东来、何元兴。对此，何保元、何元兴、何东来、何求先以上述证据，视为何沾良已同意何裕胜用其承包新江镇小镇村河角村小组的山林所占有的50%股份以400000元的价格转让25%给何保元、何求先、何东来、何元兴的意见，该院不予采纳。何沾良请求判决确认何裕胜与何保元、何元兴、何东来、何求先之间签订的《入股合伙协议》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之外，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时，须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的规定，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二、关于何沾良请求判决在同等条件下即以400000元的价格优先受让何裕胜25%的山林份额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十三条：“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合伙人有优先购买权；但是，合伙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的规定，虽然何裕胜先以400000元将其与何沾良承包新江镇小镇村河角村小组的山林所占有的50%股份的25%转让给何保元、何求先、何东来、何元兴；但何裕胜并未表示在法院判决无效后，仍以400000元的价格转让25%的合伙股份。对此，何沾良请求判决在同等条件下即400000元的价格优先受让何裕胜25%的山林份额，该院不予支持。三、关于何保元、何元兴、何东来、何求先提出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请求驳回何沾良的诉讼请求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由于何沾良是在2016年12月份，广东翁源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通知其去签订《青苗补偿协议书》时才知道何裕胜将其承包新江镇小镇村河角村小组的山林所占有的50%股份中的25%转让给何保元、何元兴、何东来、何求先。何沾良于2017年5月9日向该院提起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二年。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于2017年11月5日作出（2017）粤0229民初379号民事判决：一、何裕胜在2014年10月21日与何保元、何元兴、何东来、何求先签订的《入股合伙协议》无效；二、驳回何沾良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7300元（何裕胜已预交），由何沾良负担3650元，何裕胜、何保元、何元兴、何东来、何求先负担365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何保元等人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何保元等人与何裕胜共同签名确认领取造林补贴款的结算单，拟证明何保元等人有承包涉案山林的事实；2.2017年11月6日何裕胜从何保元等人处中支取1/6的青苗补偿款的收条，拟证明何保元等人有承包涉案山林的事实；3.照片2张，拟证明何保元等人与何沾良都共同参与了青苗补偿款协商的过程，何保元等人有权领取青苗补偿款；4.曾亮的身份证复印件及其出具的证明，拟证明何保元等人有经营涉案山林的事实；5.收款收据，拟证明何保元等人有经营涉案山林的事实；6.翁源县小镇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材料，证明人何庆先是村委会的质保主任，拟证明何保元等人有参与村民的协商活动，补偿给村民的钱都是何保元经手支付的，拟证明何保元等人有经营涉案山林的事实；7.一审法院对李升科所作的调查笔录，拟证明李升科是认可何保元等人有参与经营山林的事实，也同意将青苗补偿款支付给何保元等人；8.翁源县新江镇人民政府在征收涉案山林过程中的所作的公告、告知书、通知书和工作日记，拟何保元等人与何沾良都共同参与了与政府协商青苗补偿款的事宜。何沾良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广东省林地林权登记申请表、广东省林地使用权变更报批表、林权登记公示表，拟证明何沾良、何裕胜是涉案林地的合法使用权人；2.（2017）粤0229民初378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何裕胜将合伙股份质押给何保元等人的行为已经被法院判决确认无效；3.翁源县新江镇小镇村河角村村民会议决议，拟证明何裕胜将合伙股份转让及质押给何保元等人没有取村小组的同意。
何沾良对于何保元等人提交的证据质证称：对证据1、2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无法证明何保元等人与何裕胜签订《入股合同协议》前与何沾良进行商量，结算单和收条上都没有何沾良的签名。对证据3的真实性有异议，无法证明何裕胜转让合伙股份前取得了何沾良的同意。对证据4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证人没有出庭作证。证据5的收款收据没有何沾良的签名。证据5、6、7均不能证明何裕胜转让合伙股份前取得了何沾良的同意。何裕胜对何保元等人提交的证据质证称：证据1、2都是何保元等人逼迫何裕胜签字的。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证据4中的曾亮是货车司机，树苗款并不是支付给曾亮。证据5收款收据出具时何裕胜也在场。证据6与村民协商纠纷的事宜，是何沾良不好出面，才让何裕胜与何保元等人一起去，何沾良一直认为何保元等人是帮何裕胜干活的。证据7中的保险赔款是何裕胜通知何保元等人去何沾良处领取的。
何保元等人对何沾良提交的证据质证称：证据1没有原件核对，对其真实性有异议。证据2是未生效判决。对证据3的真实性有异议，也不是何保元等人与何裕胜签订《入股合同协议》时召开的村民会议。何裕胜对何沾良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对于何保元等人提交的证据，虽然从一定程度反映何保元等人有参与涉案山林的经营事宜，但并不能反映何保元等人与何裕胜签订《入股合同协议》时，何沾良是知情并且同意的。何沾良提交的证据1与涉案山林林权证登记情况一致，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3的真实性，因无法与原件进行核对，本院难以确认。
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针对本案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本案争议焦点是：何保元等人与何裕胜签订《入股合伙协议》是否有效。
本案中，何保元等人与何裕胜签订《入股合伙协议》是约定何裕胜将其与何沾良承包的翁源县新江镇小镇村河角村小组山林所占有的25%的股份以40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何保元等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一条的意见：“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增加合伙人，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照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应当认定入伙无效。”何裕胜转让合伙股份给何保元等人，增加何保元等人为合伙人的行为应当经何沾良同意。从本案证据材料来看，何保元等人与何裕胜签订的《入股合伙协议》并未经何沾良签名确认，何保元等人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证实何沾良同意何裕胜转让合伙股份给何保元等人。在何沾良明确不予追认何保元等人与何裕胜签订的《入股合伙协议》效力，何裕胜也承认其在与何保元等人签订《入股合伙协议》时未告知何沾良也未取得何沾良同意的情况下，何裕胜私自转让合伙股份给何保元等人的行为应当被认定为无效。一审法院确认何保元等人与何裕胜签订《入股合伙协议》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何保元、何元兴、何东来、何求先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何保元、何元兴、何东来、何求先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俊东
审 判 员 神玉嫦
审 判 员 李 罡
二〇一八年四月九日
法官助理 杨 瑜
书 记 员 李 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