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3民终18731号
上诉人（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马延英，女，汉族，1958年1月3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但曦，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婧，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再审申请人、原审第三人）：杨卫星，男，汉族，1957年10月9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天曜，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被申请人、原审原告）：吉迪，男，汉族，1970年12月1日出生，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德华，广东中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庆歆，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被申请人、原审原告）：王树平，女，汉族，1947年7月17日出生，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雳，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凌青，广东中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马延英、杨卫星因与被上诉人吉迪、王树平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8民再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马延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但曦、杨婧，上诉人杨卫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天曜，被上诉人吉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德华、曾庆歆，被上诉人王树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雳、凌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马延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016）粤0308民初242号判决；2、驳回吉迪、王树平的诉讼请求，判令�迪、王树平不享有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深盐路太平洋工业区3号厂房（共八层）的权益；3、判令原审、再审程序产生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公告费等诉讼费用由吉迪、王树平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再审判决认定王树平在出资之外又向深圳市楷星太平洋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楷星公司）支付290000元，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楷星公司2004年4月1日至4月30日的银行流水显示王树平只有一笔290000元的投资款，再审判决认定事实明显错误。楷星公司资验时的银行流水明细清楚显示：2004年4月1日，楷星公司的验资账户只有100万的验资款。直至2004年4月30日，上述100万注册资本转到楷星公司正式银行账户。2004年4月30日前，楷星公司只有验资账户，一审判决认定王树平支付了2笔290000元款项，那么另外一笔290000元去哪了？（二）再审判决以付款账户不同认定存在2笔290000元款项，显然错误。根据常识，应当以楷星公司收款账户的情况来确定到账情况，而不能以付款账户的情况来确定收款情况。楷星公司验资时的银行流水明细（见附件)清楚显示:2004年4月1日，楷星公司的验资账户收到4笔款项，总计100万元，全部与验资报告的情况一致。除此之外，楷星公司的验资账户没有收到任何转账的款项。王树平只向楷星公司支付了一笔290000元验资款，没有第二笔290000元。再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显然错误。二、再审判决将吉迪、王树平所主张的80万元款项认定用作购买涉案房产完全错误。首先，如前所述，王树平自始至终仅向楷星公司支付一笔290000元验资款项，该款项是对公司的出资而非用于购买涉案房产，也不存在吉迪、王树平所主张的另外一笔290000元。其次，吉迪于2004年5月16日向楷星公司支付的500000元也并非用于购买涉案房产。马延英早�2003年12月26日就取得产权证书，王树平、吉迪于2004年4月支付的290000元及2004年5月支付的500000元款项不可能用于涉案房产的购买。基于此，再审判决将王树平、吉迪向楷星公司支付的款项认定为用作购买涉案房产是完全错误的。三、再审判决在没有认定王树平、吉迪对涉案房产有投资的情况下，认定其享有涉案厂房的产权份额，显然错误。再审判决认为“但应付款项并不能等同于投资款，王树平、吉迪主张是投资款，但没有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既然王树平、吉迪对购买的房产没有投资，就没有理由主张享有涉案房产的份额。四、再审判决对涉案房产首期款的推理错误。（一）无论是原来的一审还是再审，王树平、吉迪均承认马延英自行购买了涉案房产。（二）王树平、吉迪主张马延英是融资支付了首期款�其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如果其不能提交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再审判决在吉迪、王树平没有提供证据情况下，将举证责任分配给马延英、杨卫星完全错误。（三）再审判决的推理也错误。王树平、吉迪在原来一审时称“在偿还首期付款过程中由于资金压力，让我们帮忙偿还一部分的首付款，并且同时约定以租代供交被告管理，原告母子俩人占50%,被告以及第三人夫妻占50%,在之后履行过程中，原告考虑到马延英实际管理，所以自愿让出5%的份额给原告。”第一，上面已提及，王树平、吉迪支付的款项并未用于涉案房产，而且按照马延英、杨卫星的逻辑，若马延英因为要偿还债务向王树平、吉迪借款，也没有必要让吉迪、王树平将借款打入公司验资账户。因为2004年4月1日，楷星公司尚未成立，其账户只是验资账户，如果马延英个人需用该�项偿还债务，款项汇进去后，短时间内根本取不出来。而王树平、吉迪诉状及庭审中均称马延英当时急需用款，自相矛盾。第二，资产负债表是由杨卫星自己手写的，只是杨卫星的私人记账，与马延英无关，更不存在表见代理。第三，再审判决认可王树平、吉迪借出了80万元，单凭一份《房屋产权协议书》就认为杨卫星与马延英确认了80万借款可转为涉案房产45%的产权，更是毫不符合基本经验和常理的判断。马延英与王树平只是普通的上下级关系，马延英为王树平提供普通的接待只是出于正常的礼貌和尊重，马延英对王树平不存在所谓的感激之情，也不可能出于感激就把45%的产权以80万元转让给王树平，这根本不符合常理。五、原审送达程序违法，吉迪、王树平存在恶意谋取他人财产的行为。正如吉迪、王树平所言，王树平与马延英已经认识多年，期间一直�持联系，不可能没有马延英的联系方式。况且吉迪、王树平这次起诉期间就居住在杨卫星与马延英位于广岭花园的住宅长达一年。王树平的侄女、侄女婿两人均是深圳市楷星华南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职工，其侄女、侄女婿两人的工资每个月都是由杨卫星、马延英签署发放的，不可能找不到马延英、杨卫星。王树平知晓马延英的联系电话及办公地址，但故意不提供有效联系电话及办公地址，法院送达的EMS快递单上在送达地址一栏涂抹痕迹明显，也写没有收件人电话号码。吉迪、王树平企图侵吞马延英、杨卫星财产的意图十分明确。六、马延英自行支付了涉案厂房购房款并办理了过户登记手续，依法享有所有权，根本不存在过桥贷。涉案厂房售价2863余万元，主要资金是由马延英2003年6月出售其自有的西坑厂房获得卖房款1060万元、向农业银行贷款1800万元组成，剩下3万余元是由马延英、杨卫星个人积蓄组成，根本不存在过桥贷，对方也从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马延英什么时间、通过什么方式进行了过桥贷。七、吉迪、王树平关于马延英急用钱而向其借款80万用来偿还首期款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因为王树平的29万和吉迪的50万在进账后根本没有转入马延英的账户，更没有用到涉案房产上。（一）从时间上看，王树平转账29万是发生于2004年4月1日、吉迪转账的50万是发生于2004年5月16日，均在2003年12月26日完成过户登记并支付完毕所有购房款后。（二）从用途上看，王树平转账的29万元为楷星公司成立的注资款，吉迪转账的50万为其放在公司账上的代存款，与马延英无任何关联。上述两笔款并没有转账给马延英个人账户，更未用于涉案厂房的购买，这充分说明上述两笔款根本不是借给马延英的，也与涉案房产无关。（三）从支付形式上看，如�按照吉迪、王树平的逻辑，王树平、吉迪主张是因为急用钱所以马延英向其借款，但其二人不直接转至马延英个人账户中却舍近求远将款项转到楷星公司的账户，明显不符合常理。公司在未成立时，临时验资账户的钱只进不出，即便公司后来成立，将公司账户中的款项再转入个人账户中的手续也是非常复杂的，根本不符合逻辑。（四）从杨卫星2003年的单个账户银行流水可知，马延英、杨卫星账户内长期余额有数十万，在完成房产过户登记后的第三天（2003年12月29日），其账户余额高达948355.89元，加上之前出售西坑厂房的1060万、2004年3月11日的农业银行贷款的1800万，足以支付涉案的购房款，马延英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购房，不需要在于2004年4月1日和2004年5月16日再向吉迪、王树平融资借款。（五）从吉迪、王树平的主张上看，关于涉案厂房的产权形成时间及对价，吉迪�王树平存在三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吉迪、王树平立场摇摆，吉迪、王树平在原审主张80万元是投资款，并在投资的同时就享有50%的产权，而在再审一审却主张是80万元是借款，在借款一年之后口头商定由债权转为产权，后在法庭辩论中又主张相应份额是因马延英感恩而赠与的，前后矛盾，漏洞百出，其主张不足为信。（六）两份书证只能证明王树平和吉迪向楷星公司打款的事实，并不能证明该款项系吉迪、王树平帮助马延英、杨卫星筹集的房屋首付款，关于吉迪、王树平主张的马延英用该款项偿还首付款的主张，并无证据支撑。所以，根本不存在马延英购买涉案厂房急用钱而向吉迪、王树平借款80万的事实。八、吉迪、王树平主张借款80万加感恩即获得价值过亿涉案厂房45%的产权，该等主张明显不符合等价有偿原则，也不符合逻辑和常理以及经验法则。涉案厂房面积达2万多平方米，当年购买涉案厂房的房价是2863万元，拆迁之后的价值过亿元。按吉迪、王树平的逻辑，因为存在80万的借款以及感恩，就将价值过亿的厂房的45%份额通过一份《房屋产权协议书》分给王树平，是不合常理的。更何况，吉迪、王树平主张马延英感恩的依据仅仅只有其窃取的马延英的一篇日记，这不能说明马延英因为心存感激就将价值五六千万的资产赠与王树平。退一万讲，即便存在赠与，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赠与人在权利转移之前可随时撤销赠与，吉迪、王树平也无权向马延英、杨卫星主张关于涉案厂房的任何权益。九、《房屋产权协议书》为拆迁背景下签订的投资意向书，不是确权协议书，更不具有确权性质。既然不存在80万元借款，不存在过桥贷，那么，王树平、吉迪认为2012年6月签订的房屋产权协议书是在借款基础上签订的产权确认书毫无依据和权利基础，协议书也从未将80万元借款转化为相应产权进行约定，根本无法证明该份协议书与王树平、吉迪主张的因借款80万而确认产权具有关联性。事实上，该份协议书只是在涉案厂房面临拆迁重建的背景下，王树平想参与共同投资并经营，拿出了提前准备好的协议书让马延英和杨卫星签署的。所以，协议书才出现了“决定共同出资购买”、“出资比例”、“按投资比例分红”、“该厂房购买后全部用于租赁”等对于后期厂房出资、经营管理的约定。而该等约定也恰恰证明了，该份协议是对未来经营投资的约定，各方均清楚是需要履行相应的出资义务后才享有涉案厂房相应的权益。后因各方对房屋产权的投资总值存在争议，最后没有对房屋进行评估，没有达成最终的合意签订合同，吉迪、王树平也没有根据协议书约定的出资比例履行出资义务，吉迪、王树平不应享有涉案厂房任何权益。最后，从举证责任角度考虑，本案是吉迪、王树平对登记在马延英名下的涉案厂房主张所有权份额，那么，根据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二条规定，吉迪、王树平须达到“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否则不足以推翻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然而在本案中，吉迪、王树平只提供了向楷星公司转账79万的凭证、杨卫星私人不正式的记账和《房屋产权协议书》，并且以上证据之间存在诸多矛盾之处，显然无法推论出吉迪、王树平享有厂房45%份额的事实，更未达到事实发生有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遗憾的是，原审法院却错误分配举证证明责任，根据吉迪、王树平提供的存在多处矛盾与瑕疵的证据模糊推理出不能排除马延英通过融资方筹集首付款的可能性，把事实发生具有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降低为不能排除事实发生可能性的低标准，这违背了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在此基础上，原审法院又把《房屋产权协议书》错误认定为权利确认书，明显违背了合同解释规则，证据推理亦违背逻辑与经验法则。综上，吉迪、王树平在未对涉案厂房出资分毫的情况下，凭借前后矛盾、无证据支撑的说辞即主张自己是涉案厂房真实权利人，原审判决在未对案件事实、证据材料进行充分审查，未依法合理分配举证责任的情况下认定吉迪、王树平主张成立，导致马延英、杨卫星毕生心血被他人窃取，明显违背了公平公正的原则。
杨卫星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与马延英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一致。
吉迪、王树平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依法应当维持。马延英已经过了上诉期，其上诉请求应当不予支持，根据杨卫星提供的上诉状，可以明显看出杨卫星上诉状的起草时间是8月20日，提交的时间是8月22日，也就是说作为夫妻，马延英至少应当在8月20日之前就已经领取了一审的判决书，但是马延英的上诉时间是9月6日，其上诉的时间已经过了上诉期。至于有关马延英、杨卫星提到的一审法院的推理，吉迪、王树平认为一审法院的推理完全正确，其结论已经满足了民事诉讼证据的高度盖然性的标准。因为吉迪和王树平向楷星公司通过转账方式转账了79万元，这个转账的时间、金额以及方式均与楷星公司的注资不同，所以明显属于两笔不同的款项。而杨卫星手写的《太平洋三号厂房投资资产负债明细表》明确记载了吉迪和王树平有80万元，所以一审法院通过该两份证据认定吉迪和王树平的80万元用于了购买涉案房产完全没有问题。另一方面，杨卫星手写的报表从抬头上可以看出，是太平洋3号厂房的资产负债表，而且每一年均向王树平提供，这可以充分说明是在保障王树平和吉迪的知情权，并且在该3号厂房的投资负债明细表中还记载欠杨卫星和马延英有119万元，如果说杨卫星和马延英主张该3号厂房是马延英个人的资产，该资产欠杨卫星和马延英119万元做何解释？这不符合逻辑。另一方面，一审法院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是公平的，因为马延英在2003年以自己的名义购买了3号厂房，所以马延英应当有所有支付款项的明细、交易记录以及合同，如果马延英主张支付3号厂房钱是其用西坑厂房卖出的钱支付的，那么马延英为什么在一审的时候没有向法庭提交该部分资金最终流向？马延英掌握着该部分证据，完全有责任向法庭提交他将该部分获取的款项直接支付给了卖方或者直接支付给了银行，从交易的流水和明细表上明确可以看出来。所以一审法院基于马延英没有提交相应的证据来否定其主张，故而认定�树平的主张，一审法院在证据分配上是非常公平的。吉迪、王树平提交的杨卫星手写的3号厂房资产负债明细表中有关于借款的表述也已经证明了3号厂房就是以融资的方式购买的，所以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和逻辑推理上均没有问题。按照马延英、杨卫星所说2012年这一份产权协议书是王树平自行制作好了，并且用于拆迁的，那么马延英、杨卫星为什么在这样一份产权协议书中签字，而且这一份产权协议书中并没有字眼能够表述出是为了拆迁的目的。
马延英、杨卫星向一审法院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2016）粤0308民初242号判决；2、确认吉迪、王树平不享有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深盐路太平洋工业厂房共三栋的权益，驳回吉迪、王树平的原审诉讼请求；3、本案再审费用及其他费用由吉迪、王树平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王树平、吉迪除履行出�义务之外另行向楷星公司转账790000元。马延英、杨卫星提交的深圳中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深鹏会验字[2004]第258号《验资报告》和王树平、吉迪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现金缴款单显示，王树平、吉迪于2004年4月1日通过41-00030194XXXXXX的账户分别向楷星公司支付王树平的投资款290000元、吉迪的投资款210000元。根据王树平、吉迪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补制客户回单显示，王树平于2004年4月1日通过41000300460XXXXXX的账户向楷星公司转账290000元，由于该笔款项转出账户与王树平的上述出资账户不一致，可以认定王树平在出资之外又向楷星公司支付290000元；另外，根据王树平、吉迪提交的招商银行95×××70的账户清单显示，吉迪于2004年5月16日向楷星公司转账500000元，由此一审法院认定王树平、吉迪除履行出资义务之外另行向楷星公司转账790000元的事实。
2、上述款项在购买涉案房产时被马延英、杨卫星计入应付款项中。王树平、吉迪提交了马延英手写的太平洋3号厂房投资资产负债明细表（截至2005年5月31日）、损益表（2006年6月30日-2007年10月31日）、现金流量表、资产负债明细表（截至2006年2月22日）、资产负债及损益情况(截至2007年10月31日）、利润明细表（2009年度）、资产负债明细表（2009年12月）、损益表（2010年11月）、损益表（2010年度)、损益表（2012年度)、资产负债表（2012年12月31日），证明自2005年起马延英一直向王树平提供涉案房产的经营信息，保证吉迪、王树平作为投资实际权益人所享有的权利，同时可以佐证王树平、吉迪实际上支付款项800000元；马延英、杨卫星确认该证据是杨卫星手写的，但只是杨卫星记录自家投资状况的资料，其并没有主动提供给王树平。一审法院认为太平洋3号厂房投资资产负债明细表(截至2005年5月31日）�清晰地记录了涉案房产的价格、管理成本及其负债，其中其他应付款中记录吉迪50万、董事长30万、马延英9万、杨卫星110万，另外在资产负债明细表（截至2006年2月22日）、资产负债及损益情况（截至2007年10月31日）、资产负债明细表（2009年12月）、资产负债表（2012年12月31日）的应付款项中均有同样的记录，结合王树平、吉迪的陈述以及马延英担任楷星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事实，可以认定王树平、吉迪向楷星公司转账的款项被计入投资涉案房产的应付款项的事实。
一审法院再审认为，首先在再审过程中双方对购买涉案房产时王树平、吉迪是否投资的问题存在争议。王树平、吉迪向楷星公司转账的款项被马延英计入投资涉案房产的应付款项，但应付款项并不能等同于投资款，王树平、吉迪主张是投资款，但并没有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予采纳。其次在再审过程中双方对购买涉案房产时首付款的来源问题存在争议。马延英、杨卫星认为通过自行筹集的资金支付了首付款，但并没有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而在马延英手写太平洋3号厂房投资资产负债明细表（截至2005年5月31曰）负债类中除记录双方认可的农业银行按揭贷款1800万元外还记录兴业银行贷款400万元以及其他应付款项932.82万元，由此可见不能排除王树平、吉迪主张的通过融资方式筹集首付款的可能性，因此一审法院对马延英、杨卫星关于首付款来源的主张不予采纳。再次，在再审过程中双方对2012年6月26日签署的《房屋产权协议书》的性质认定存在争议。马延英、杨卫星认为该协议书是所有权份额的转让协议，王树平、吉迪认为是所有权份额的确认协议。一审法院认为该协议是在涉案房产登记在马延英名下九年之后才签订的，协议内容只�及四方共同出资购买涉案房产以及出资比例、管理方式和收益分配方式等，如果是所有权份额转让协议的话就应当载明马延英将涉案房屋25%、20%的份额分别转让给王树平、吉迪的意思表示，同时应当约定转让价款、支付方式等实质性内容，但该协议均无这样的表述，综合考虑王树平、吉迪向楷星公司转账的款项被计入投资涉案房产的应付款项以及马延英、杨卫星不能证明通过自行筹集的资金支付购买涉案房产首付款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认为该协议为双方确认所有权份额的事实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一审法院予以认定。综上所述，经一审法院再审审理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马延英、杨卫星的再审请求。原审案件受理费181800元、案件保全费5000元和案件公告费260元以及再审案件保全费5000元，由马延英负担。马延英应负担的费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迳付吉迪、王树平。
二审经审理查明：2003年12月26日，涉案厂房从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转移登记到马延英名下，登记价为28637588元。
深圳中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截至2004年4月1日止），该表记载内容为：拟设立公司名称：深圳市楷星太平洋实业有限公司，股东为：马延英、王树平、吉迪、杨卫星，申请的注册资本分别为：30万元、29万元、21万元、20万元，合计100万元，实缴注册资本分别为：30万元、29万元、21万元、20万元，合计100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比例分别为：30%、29%、21%、20%，合计100%。
2012年6月26日，马延英、王树平、吉迪、杨卫星签署《房屋产权协议书》，内容为：马延英、王树平、吉迪、杨卫星经协商，本着自愿、平等、互利原则，决定共同出资购买深圳市盐田区太平洋工业区3号厂房，现就产权比例等相关事项明确如下：该房产实际出资人以及各方所占股份：甲方：马延英，出资比例30%；乙方：王树平，出资比例25%；丙方：杨卫星，出资比例25%；丁方：吉迪，出资比例20%；该厂房购买后全部用于租赁。由甲方代管租赁期间的日常收租及维修事宜。租赁收入用于归还甲方名下的银行按揭贷款及该厂房的管理、维修等费用。按揭贷款还清后扣除厂房维修及管理费用外的净利润再按投资比例分红。该厂房如遇股权转让或结构性改变等重大事件，甲方应征得其他三方产权人同意。为保证资产的完整性�四方中如有一方申请退出，另三方拥有优先购买权。如在该厂房经营、租赁、转让过程中发生争议，应由四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以向房屋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
吉迪、王树平于2016年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6）粤0308民初242号，诉讼请求，1、确认马延英名下位于深圳市盐田区太平洋工业区3号厂房由吉迪、王树平、马延英及杨卫星四人按约定份额共有；2、由马延英承担诉讼费用。
由于马延英和杨卫星没有到庭，原审法院经缺席审理认为，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按照其份额享有所有权。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马延英、王树平、吉迪、杨卫星所签订的《房屋产权协议书》已经明确深圳市盐田区太平洋工业区3号厂房系各方共同出资购买，吉迪和王树平均系实际出资人，吉迪享有20%的份额、王树平享有25%的份额、马延英享有30%的份额、杨卫星享有25%的份额，因此吉迪和王树平请求确认涉案房产按照上述份额由吉迪、王树平、马延英、杨卫星共有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确认。马延英及杨卫星应协助吉迪及王树平按照上述份额办理在不动产登记簿上加名的手续。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确认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深盐路太平洋工业区3号厂房（共八层）由吉迪、王树平、马延英、杨卫星共有（吉迪按照20%的份额享有所有权，王树平按照25%的份额享�所有权，马延英按照30%的份额享有所有权，杨卫星按照25%的份额享有所有权），马延英及杨卫星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协助吉迪及王树平按照上述份额办理在不动产登记簿上加名的手续。
马延英和杨卫星不服（2016）粤0308民初242号民事判决，向原审法院申请再审。原审法院于2017年1月18日作出（2016）粤0308民申4号民事裁定，认为马延英、杨卫星的再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九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一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裁定另行组成合议庭对该案进行再审，再审期间停止原判决的执行。
在一审（2017）粤0308民再1号民事判决作出后，马延英于2017年8月24日到一审法院领取了判决书，并在2017年9月6日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上诉状。
本�二审庭审过程中，吉迪、王树平确认，两人根据协议取得涉案厂房45%的份额，共支付了80万元，该80万元分三笔：2004年4月1日支付到楷星公司账户29万元，2004年5月16日支付到楷星公司账户50万元，现金1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为共有物分割纠纷案件。根据马延英、杨卫星的上诉内容和吉迪、王树平的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马延英的上诉是否超过上诉期；2、吉迪和王树平对涉案厂房是否享有45%份额的权利。
关于本案争议的第一个焦点，本院认为，马延英于2017年8月24日到一审法院领取了判决书，在2017年9月6日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上诉状，没有超过十五天的上诉期，为有效上诉。吉迪和王树平的该项抗辩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本案争议的第二个焦点，本院认为，涉案厂房登记在马延英名下，如果没有相反证据，应根据不动产登记的公示效力，认定属于马延英的财产。本案中，吉迪和王树平诉称其享有涉案厂房45%份额的依据是两人在2004年4月1日支付到楷星公司账户29万元、2004年5月16日支付到楷星公司账户50万元和现金1万元，以及四人在2012年6月26日签署的《房屋产权协议书》。本院下面分别对吉迪和王树平诉称的取得依据进行论述。
1、关于出资80万元。涉案厂房登记在马延英名下的时间是在2003年12月26日，登记价格为2800多万元，在登记时马延英已经全额支付了涉案厂房的房款，吉迪和王树平在登记时未支付任何房款。根据两人的陈述，两人在2004年4月1日及5月16日支付到楷星公司账户款项共计79万元，该两笔款项即为涉案厂房房款。本院认为，两人在支付该两笔款项时，涉案房产的交易早已完成，且该两笔费用不是直接支付给马延英或者出卖人，金额也与涉案房产交易金额的45%相差甚远，因此，不能认定该两笔款项是吉迪和王树平支付涉案厂房45%份额的房款。吉迪和王树平称支付了1万元现金给马延英，马延英予以否认，吉迪和王树平也没有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此不予确认。该笔1万元亦不能认定为购房款。因此，吉迪和王树平称支付了涉案厂房房款的事实没有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据此不能认定吉迪和王树平已经支付涉案厂房45%份额的对价，获得涉案厂房45%的份额。
2、关于四人在2012年6月26日签署的《房屋产权协议书》。本院认为，该协议书内容虽然约定了涉案厂房的份额，但并没有约定吉迪和王树平取得涉案厂房份额应支付的对价及支付时间。吉迪和王树平在本案中也没有举证证明两人与马延英之间存在着其他债权债务从而换取涉案厂房份额，因此，应认定该协议书不具备房屋买�合同的必备要件，买卖合同没有成立。由于协议书不具备买卖合同的实质要件，买卖合同没有成立，亦不能据此认定吉迪和王树平获得涉案厂房45%的份额。
退一步讲，即使该协议书是马延英对其他三方的赠与，也由于尚未办理过户手续，权利尚未转移，依照《合同法》关于赠与的规定，马延英可以撤销赠与。因此，吉迪和王树平认为依据该协议书取得涉案厂房45%份额的理由亦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
综上，根据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吉迪和王树平对涉案房产享有45%份额的权利。吉迪和王树平的诉讼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马延英和杨卫星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信，其上诉请求予以支持。至于各方在原审、再审及再审二审提交的其他材料，均与本案争议的焦点关联不大，不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本院在此不做评述。一审（2016）粤0308民初242号民事判决和（2017）粤0308民再1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8民初242号民事判决和（2017）粤0308民再1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吉迪和王树平的诉讼请求。
本案原审、再审、再审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公告费共计373860元，由吉迪、王树平负担。马延英和杨卫星多预交的二审受理费181800元，由本院予以退还。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明 亮
审判员 张 秀 萍
审判员 朱 宽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记员 崔艳慧（兼）
附相关法律条文：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
一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