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山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铜官行初字第00024号
原告：蔡茗芝，女，1963年4月28日出生，汉族，系中国农业银行铜陵分行退休职工，住本区。
委托代理人：裴学明（系原告丈夫），系市郊区司法局职工。
委托代理人：鲍克群，安徽克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铜陵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法定代表人：王振华，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钟云龙，该局养老科科长。
委托代理人：江锡安，安徽铜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蔡茗芝不服被告铜陵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人社局）养老保险待遇核定纠纷一案，于2014年8月2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4年8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9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被告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人社局于2013年12月26日对原告退休事项作出审批决定：原告工作日期为1992年1月1日，退休日期为2013年4月1日，实际缴费年限为208月（17年4个月），视同缴费年限48月（4年），月应发养老金1109.05元。
原告蔡茗芝诉称：原告于1986年4月经铜陵市农行信合科考察录用为铜山信用社代办员，1991年6月经铜陵市农行领导考察于当年11月调至农行淮河路储蓄所任记账会计，1992年1月经铜陵市农行公开招考录用为合同制工人，并且开始缴纳社会保险金（其中1992年1月至1995年12月根据社保要求补缴）。1994年1月在农行国际业务部铜陵代办处任个人业务记账会计，直至2013年12月26日退休。然而，原告于2014年3月20日在铜陵市农行领取了退休证及企业职工审批表后，发现被告于2013年12月26日对原告作出的退休审批决定中将原告参加工作的时间定为1992年1月1日即从1992年1月1日开始计算原告的工龄，并以1992年1月至1995年12月期间为缴费年限。对此，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这一决定显然无视事实，且无任何法律依据，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理由如下：第一，根据原告提供的一系列证据，原告于1986年4月便在隶属于铜陵市农行的铜山信用社工作，即参加工作时间是1986年4月；第二，在1993年工资改革时，原告的工龄工资起始时间为1986年4月，一直到2013年4月退休前均按照上述起始时间核发工龄工资；第三，原告自1992年1月至1995年12月期间作为视同缴费年限，显然违背了事实。综上所述，原告的连续工龄计算应当从原告参加工作的时间即1986年4月开始计算，同时应当以1986年4月至1991年12月这一期间为视同缴费年限。对此，原告于2014年4月29日向铜陵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后铜陵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8月7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书维持被告作出的退休审批决定。为此，原告现不得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1、判令撤销被告于2013年12月26日对原告作出的退休审批决定，重新对原告作出退休审批决定；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人社局辩称：2013年12月26日作出的企业职工退休审批表中认定蔡茗芝工作年月自1992年1月1日开始，1992年1月至1995年12月间视同缴费年限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经答辩人审查确认，蔡茗芝在1992年1月1日之前既无固定工身份，也无劳动合同，为临时工身份，后于1992年1月1日通过铜陵市劳动局审批成为“集体农民合同制工人”。根据安徽省劳动厅劳险字（96）第019号《关于临时工、合同工及民办、代课教师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的规定“临时工、合同工被招为全民、大集体所有制单位固定（或劳动合同制）工人后，其被招收前在最后一个单位最后一次做临时工、合同工的时间，可与招工后的工作时间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适用这一条款的对象必须被招为“固定工人”或“劳动合同制工人”，否则不适用该条款。当时，国务院出台了《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国发（1986）77号］，实行的“劳动合同制工人”是作为替代“固定工”政策而出台。并不涵盖“合同工”和“农民合同制工人”。“固定工”身份是指实行1986年10月1日前在集体或全民所有制企业工作的正式职工。“劳动合同制工人”的用工对象包括农村和城市居民，若劳动者来自农村，在签订劳动合同后其户籍关系将变为非农户口。“农民合同制工人”以农民为用工对象，劳动者的户籍关系不发生变动。“劳动合同制”与“农民合同制”属于两种不同的用工制度，由不同的法律、政策所规定，两种用工的待遇也不相同。“劳动合同制”的养老保险待遇由《国有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第二十六条进行了明确规定，而《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的规定》（1991年7月25日国务院令第87号发布）第二十五条规定：“企业招用农民工，实行养老保险制度。其中，招用农民轮换工，实行回乡生产补助金制度。实行养老保险制度和回乡生产补助金制度的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所以，“农民合同制工人”的养老保险待遇是由省政府出台具体细则来确定。因安徽省政府并未出台临时工转为“农民合同制工人”之前的工龄计入连续工龄的相关政策，故蔡茗芝的要求于法无据。蔡茗芝作为“集体农民合同制工人”既非“固定工人”，也非“劳动合同制工人”，故其不适用安徽省劳动厅劳险字（96）第019号的规定。劳动保障部办公厅劳社厅函（2002）323号《关于劳动合同制职工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中规定“对按照有关规定招用的临时工，转为企业劳动合同制工作的，其最后一次在本企业从事临时工的工作时间与被招收为劳动合同制工人后的工作时间可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也是针对临时工转“劳动合同制工人”情况，不适用于蔡茗芝的情况。是故，蔡茗芝1992年1月1日以前的临时工期间不应计入连续工龄。依据国务院国发（1995）6号《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实行个人缴费制度前，职工连续工龄可视同缴费年限”。蔡茗芝要求以1986年4月开始计算连续工龄，将1986年4月至1991年12月定为视同缴费年限并无法律依据，答辩人将蔡茗芝的工作年月自1992年1月1日开始计算，并以1992年1月至1995年12月期间视为缴费年限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由上可见，答辩人所作企业退休审批表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贵院依法维持答辩人的决定。
被告人社局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养老待遇核定材料一组（身份证、招收集体所有制工人审批表（1992年1月1日）、中国农业银行铜陵分行的通知、安徽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专用缴款书、已交基本养老保险证明、郊区信用合作社出具的工作证明、一九九三年安徽省农业银行储蓄劳动服务公司工资套改花名册、中国农业银行铜陵支行工资表）。证明原告1992年1月3日被招收为集体农民合同工。2、2013年7月29日企业职工退休审批表、2013年12月26日企业职工退休审批表（重算）、铜陵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服务中心出具的复函二份。证明被告依法进行了养老待遇核定并进行了告知了原告的工龄从1992年1月1日开始计算。3、2014年8月1日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农民合同制工人连续工龄计算问题的函》。证明农民合同制工人之前的工龄不应计入连续工龄。
法律依据：《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第13条；安徽省革委会革发（1979）40号文第8条第10项；3、安徽省劳动厅《关于临时工、合同工及民办、代课教师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劳险字（1996）019号文。
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原告身份证、户口簿。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是适合的；原告1992年7月21日由农村变成非农户口，户口发生了改变。2、1994年郊区信用合作联合社出具的证明。证明原告是1986年4月开始参加工作，工龄是按9年计算的，是从1986年开始发放工龄津贴的。3、招收集体所有制工人审批表。证明原告被银行正式招收为集体所有制工人，而不是集体农民所有制工人。4、安徽省农业银行储蓄劳动服务公司大集体合同制工人劳动合同书。证明原告经过双方签订合同被招收为大集体合同制工人；在储蓄服务公司担任计帐工作。5、一九九三年安徽省农业银行储蓄劳动服务公司工资套改花名册。证明作为用人单位对原告的工龄工资是从1986年开始发放的。6、《关于全省农业银行系统招收大集体合同制工人有关问题的通知》（皖农银（1991）395号）。证明省农行下属机构聘用代办员，在这些代办员里招收一些大集体工人，第三条规定了招收人员条件及程序。7、铜陵市劳动局《关于下达市农行储蓄劳动服务公司八十六名大集体合同制工人招工指标的通知》及拟招收人员名单（劳计字（91）340号）。证明原告被招为集体合同制工人之前是代办员。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对证据1身份证无异议；招收集体所有制工人审批表的真实性无异议，不同意被告的观点，认为原告招进来后用工性质是集体农民合同制制工人不予认可，1992年被告招收后原告户口已经由农村变为城市户口；中国农业银行铜陵分行的通知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不能证明原告是集体农民合同制工人的身份；缴款书及缴纳表只能证明原告向社保交纳的养老金，没有身份的差异也没有用工的差异；郊区信用合作社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也不能证明原告用工的性质，反而证明了原告的1994年开始按9年计算，往前推算原告的工龄从1986年开始计算。花名册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里面原告的工龄是8年，原告工龄是连续的，发放了8年的工资，不能证明原告是集体农民合同制工人，反而证明原告是从1986年开始计算工龄，并从1986年开始发放工资的。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合法，所以进行了行政复议，我们认为原告的工龄从1986年4月开始计算。证据3不是法律法规，只是给劳动与社会保障局的函，其内容“国务院87号文”没有说清楚哪一年的，这份答复是不严谨；根据原劳动厅（96）019号文这份解释与本案无关，与答复是有抵触的，不符合通知规定精神。最后一次临时工、合同工也可以，这份文件不具效力。
被告对原告的证据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户口簿并非是1月1日迁的，而是1992年7月21日从贵池迁入，非农业家庭户口登记是2005年。证据2工龄从1994年计算，又讲从元月按9年计算，这话是矛盾的，不能作为证据。我们没有否认原告是参加工作的，不是参加工作就作为工龄计算，没有劳动部门出具的证明，只有企业出具的证明是不可证明工龄的。证据3集体农民合同制工人，那时是按计划用工的，并不是企业自身决定工作性质，是企业自身行为。表格头部写招收集体工人，劳动部门认定的意见会在最后意见里会写明，每个人的身份是由劳动部门认可计算的。证据4时间应当是1992年4月2日不是1992年4月1日，还是计划用工时代。不能否认农民合同制工人的身份。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只是企业内部的花名册。证据6时间是1991年12月25日与当时招工没有因果关系。不能否定1月1日集体农民合同工的性质，不能拿着文件就改变工龄，我们也是根据规定来决定的。根据该文件第三条，原告是从1992年开始交纳的，之前原告没有向劳动部门补交养老保险，所以不能从1986年开始计算工龄。
本院对证据作如下确认，被告证据3属于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提交的证据，该证据不予采纳。被告其他证据予以采纳。原告提供的证据均予以采纳。
本院根据上述有效证据，认定以下事实：原告蔡茗芝于1986年4月在隶属于市农行的郊区信用合作联合社铜山信用社任代办员，1991年原告在市农行淮河路储蓄所任代办员。
中国农业银行安徽省分行为解决储蓄代办员就业问题，决定在安徽省农业银行系统成立集体所有制的储蓄劳动服务机构，招收大集体合同制工人。1991年8月1日与安徽省劳动局联合下文《关于全省农业银行招收大集体合同制工人有关问题的通知》（皖农银（1991）395号），该文件规定招收对象为1991年3月底以前聘用在岗的储蓄业务代办员，此次招收的大集体合同制工人主要是城镇待业人员，对于少数在县以下储蓄所工作多年，政治、业务素质好的业务骨干，又符合招工条件的经考试合格，可招收为集体企业农民合同制工人，其户口、粮油关系不变，招工后不办理工作调动手续，并安排在县以下的原工作单位。对于工龄计算，该文件规定“储蓄劳动服务公司新招收职工工龄从正式批准招收为合同制职工之日起计算，并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金和待业保险金。招收专职储蓄代办员为农业银行储蓄劳动服务公司合同制职工的，工龄可以从受聘到农业银行任代办员时计算，如中途解聘，后又被聘用的，以最后一次受聘时间为准，计算工龄。在聘任代办员期间如计算工龄的应向劳动部门补交聘任期间的养老保险基金，否则，劳动部门不承认其代办员期间的工龄”。
1991年12月25日铜陵市劳动局下文《关于下达市农行储蓄劳动服务公司八十六名大集体合同制工人招工指标的通知》［劳计字（91）340号］，该通知也明确：城镇户口人员招工后实行大集体合同制；农业人员录用后实行集体农民合同制，其户口、粮油关系不变，不准调动工作。招收专职储蓄代办员为农业银行储蓄劳动服务公司集体合同制工人的，工龄可以从受聘到农业银行任代办员时计算，如中途解聘，后又被聘用的，以最后一次受聘时间为准计算工龄。在聘任代办员期间如计算工龄的，应向劳动部门补交聘任期间的养老保险基金。该通知所附“拟招收人员名单”分为两类，一类为招收大集体合同制工人；一类为招收为集体农民合同制工人。原告蔡茗芝属于后者。原告蔡茗芝经考试合格被录用，1992年元月3日其“招收集体所有制工人审批表”中经铜陵市劳动局审批意见为“同意招收为集体农民合同制工人，招工后户粮关系不变，不准调动工作”。同年4月2日原告蔡茗芝与中国农业银行铜陵市支行储蓄劳动服务公司签订一份格式劳动合同书即“安徽省农业银行储蓄劳动服务公司大集体合同制工人劳动合同书”。
原告退休日期为2013年4月1日。2013年7月29日被告在《企业职工退休表》中认定原告工作年月为1996年1月1日，视同缴费年限0月，实际缴费年限208月（17年4个月）；同年12月26日被告重新核定原告工作年月为1992年1月1日，视同缴费年限48月（4年），实际缴费年限208月（17年4个月），月应发养老金1109.05元。
原告认为从其1986年4月至1991年12月工作期间的工龄应当予以计算。铜陵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服务中心亦曾对原告的信访予以答复。原告于2014年4月28日向铜陵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2014年8月7日铜陵市人民政府以铜复决字（2014）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铜陵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3年12月26日对蔡茗芝作出的退休审批决定”，原告遂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七条之规定，被告人社局作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依法享有对职工缴费年限认定的职权，其执法主体适格，本院予以确认。
原告蔡茗芝自1986年4月至1991年12月期间在农行担任代办员，其身份应属于临时工。1992年1月原告蔡茗芝经相关合法程序成为农行铜陵市支行储蓄劳动服务公司的一名职工，根据安徽省劳动局与中国农业银行安徽省分行联合下文《关于全省农业银行招收大集体合同制工人有关问题的通知》（皖农银（1991）395号）和铜陵市劳动局下文《关于下达市农行储蓄劳动服务公司八十六名大集体合同制工人招工指标的通知》［劳计字（91）340号］及招收集体所有制工人审批表的内容，虽然原告蔡茗芝签订的格式合同为“安徽省农业银行储蓄劳动服务公司大集体合同制工人劳动合同书”，但均改变不了原告蔡茗芝当时是“集体农民合同制工人”的身份。
劳动合同制工人产生于1986年7月12日国务院发布的《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国发（1986）77号］，明确规定“企业在国家劳动工资计划指标内招用常年性工作岗位上的工人，除国家另有特别规定者外，统一实行劳动合同制”，由此，该《规定》在1986年10月1日生效前对应的企业职工称之为原固定工。农民合同制工人产生于1991年7月25日国务院发布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的规定》［国务院令87号］，明确规定“企业招用的农民合同制工人是指从农民中招用的使用期限在一年以上、实行劳动合同制的工人，包括从农民中招用的定期轮换工（以下统称农民工）”。可见，固定工、劳动合同制、农民合同制工人的称谓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不同时期，三者不可相互替代和涵盖。
对连续工龄计算的问题，主要有1996年1月9日安徽省劳动厅《关于临时工、合同工及民办、代课教师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劳险字（96）第019号］和2002年9月25日劳动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劳动合同制职工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劳社厅函（2002）323号］相关文件予以规定。安徽省劳动厅劳险字（96）第019号文件明确规定“临时工、合同工被招为全民、大集体所有制单位固定（或劳动合同制）工人后，其被招收前在最后一个单位最后一次做临时工、合同工的时间，可与招工后的工作时间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适用这一条款的对象必须被招为“固定工人”或“劳动合同制工人”，而原告不符合。劳动保障部办公厅劳社厅函（2002）323号文件中规定“对按照有关规定招用的临时工，转为企业劳动合同制工作的，其最后一次在本企业从事临时工的工作时间与被招收为劳动合同制工人后的工作时间可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该文件发生于《劳动法》实行以后，企业已经全员实行劳动合同制，其针对的对象是转为企业劳动合同制之前的“临时工”，而原告蔡茗芝之前的身份属于“集体农民合同制”，故该文件亦不适用于原告。
基于原告蔡茗芝当时的身份，对其连续工龄认定有明确的规范性文件就是安徽省劳动局与中国农业银行安徽省分行联合下文《关于全省农业银行招收大集体合同制工人有关问题的通知》（皖农银（1991）395号）和铜陵市劳动局下文《关于下达市农行储蓄劳动服务公司八十六名大集体合同制工人招工指标的通知》［劳计字（91）340号］，上述文件明确规定工龄从正式批准招收为合同制职工之日起计算，故原告蔡茗芝工龄起点最基本的可从1992年1月起计算，对于之前任代办员的工作时间是否计算工龄，该文明确规定可以计算，但是应当向劳动部门补交聘任期间的养老保险基金，而原告无任何证据证明在1986年4月至1991年12月期间的养老保险金已经缴纳，故原告蔡茗芝在该期间的工作年限不应当纳入连续工龄计算。
综上，原告蔡茗芝主张其连续工龄计算应当从其参加工作的时间即1986年4月开始计算，于法无据，其请求不予支持。被告人社局2013年12月26日对原告蔡茗芝作出的退休审批决定并无不当。被告对原告退休审批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应当予以维持。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蔡茗芝要求撤销被告铜陵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3年12月26日对其作出的退休审批决定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蔡茗芝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凡中雨
审 判 员 左晓霞
人民陪审员 王文来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朱艳妮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五十四条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判决：
（一）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判决维持。
（二）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⒈主要证据不足的；
⒉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⒊违反法定程序的；
⒋超越职权的；
⒌滥用职权的。
（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
（四）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五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起诉被告不作为理由不能成立的；
（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存在合理性问题的；
（三）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因法律、政策变化需要变更或者废止的；
（四）其他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