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赣07民终5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文得，男，1982年10月5日生，汉族，赣州市章贡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港工业区综合服务区。法定代表人：陈汀，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阙持金，江西红土地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黄文得因与被上诉人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滴滴出行公司）出租车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2017）赣0702民初25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黄文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撤销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出租车运输合同、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500元、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为滴滴网约车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与本案无关错误。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证明滴滴网约车占有99%以上的网约出租车市场份额，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十九条的规定，一审判决应当认定被上诉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2.一审判决认定“不得议价”的含义错误。“不得议价”是指不得在计价器之外另行商定计价方式或者价格，其目的是不能额外收费，从而保护乘客的权益。“议价”是动态的，乘客尚有商量余地，而滴滴网约车“加价”，乘客没有任何商量余地，比“议价”性质更恶劣，对乘客的权益侵害也更严重。3.一审判决以相关价格监管部门未认定滴滴打车软件存在乱收费情形而认定被上诉人收取运费合理合法，系审判逻辑�误。被上诉人对其未乱收费未举证，一审法院也未调查核实，故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未乱收费没有证据。行政权不具有终局性，司法权具有终局性。一审判决不能以非终局性的行政行为作为定案依据。被上诉人利用其强势的市场支配地位单方加价0.2倍，擅自提高收费标准，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是不合理的，更是不合法的。4.一审判决认为不能认定被上诉人未取得相应资质而从事网约车系错误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对网约车及网驾驶员资质进行了规定，该办法自2016年11月1日起施行，不能以任何理由将没有资质认定为不能认定被上诉人未取得相应资质而从事网约车。综上所述，被上诉人提供没有资质的车辆和驾驶员从事网约车运营服务，欺骗上诉人，其利用市场支配地位，违反额外收取3元车费，应当撤销本案运输合同，退还上诉人违法�取的车费3元，并赔偿上诉人500元。被上诉人滴滴出行公司辩称: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维持。2.被上诉人不存在反垄断法规定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情形，不能当然地认为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就存在滥用的行为。3.网约出租车不适用《出租汽车经营管理规定》（后修改为《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根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网约车实行市场调节价，即动态调价，可在乘车高峰时段、天气状况不好等情况下调价。4.《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已授权地方政府制定实施细则。《赣州市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试行）》于2017年8月10日起实施，本案上诉人乘车时间为2017年7月3日，当时并未要求网约车司机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和驾驶员证。上诉人黄文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出租汽车运输合同；2.被告退还原告车费2.76元；3.被告赔偿原告500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在一审庭审中，原告变更第2项诉讼请求：被告退还原告车费3元整。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7月3日15时许，原告在被告提供的“滴滴出行”APP下单，要求提供从位于赣州市章贡区的中航城·国际公寓东座到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的快车类型的网约出租汽车运输服务。被告提供赣Ｂ×××××汽车将原告从约定地点送达目的地。全程3.23公里，收费5.17元；时长费（21分钟），收费8.4元；临时加价0.2倍，收费3元。原告以该车及其驾驶人并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及违反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规范》《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规范》关于出租汽车（含网络预约出租汽车）“不得议价”的规定，要求被告应当退还原告多收取的车费3元。另查，《赣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第十条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或所有人应向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申请办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网约车驾驶员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五）经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考试合格并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同时细则第三十三条也明确规定了“本细则自2017年8月10日起实施，试行期一年”一审法院认为:《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规范》规定“出租车司机在运营中要使用计价器，不得议价”，议价是指买卖双方通过协商确定的一个双方均愿接受的价格，而加价是指提高价格，二者概念不同，“议价”不是“加价”，故原告提出“不得议价”当然解释为“不能加价”的主张不能成立。原告在选择“滴�出行”前应当熟悉被告制定的相关规则，包括加价倍数在内的详细收费标准，原告在被告提供的“滴滴出行”APP下单，选择了乘坐了被告提供的网约车后，原告依据被告的计价规则支付了运费，相关价格监管部门从未认定滴滴打车软件存在乱收费的情况，故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开发的滴滴打车软件的收费规则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被告收取原告的运费合理、合法。关于原告提出赣Ｂ×××××号网约车无《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及其驾驶员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的主张，经查《赣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试行）》（以下简称细则）明确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或所有人应向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申请办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及驾驶员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同时细则也明确了自2017年8月10日起实施，�于原告乘坐被告的网约车是在细则前，当时赣州市未对网约车及驾驶员资质作出从业的相关规定，且有关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此前从事网约车的公司及网约车未作任何监管和处罚，故不能认定被告未取得相应资质而从事网约车。综上，原告要求被告退还多收取的车费3元及赔偿500元的诉请于法无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黄文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黄文得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黄文得选择滴滴出行公司提供的网约出租汽车运输服务，在黄文得上车之前“滴滴出行”APP已有临时加价的提示，并经黄文得确认同意，且网约出租汽车按照黄文得指定的地点将其送达到目的地，黄文得亦支付了相应的车费。事后，黄文得以滴滴出行公司提供的网约出租汽车及驾驶员未取得网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和驾驶员证、收费违反了“不得议价”的有关规定、滴滴出行公司存在欺诈行为为由要求撤销出租汽车运输合同、退还车费3元、赔偿500元。自2016年11月1日起施行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规定“网约车运价实行市场调节价”，第十三条规定“服务所在地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依车辆所有人或者网约车平台公司申请，按第十二条规定的条件审核后，对符合条件并登记为预约出租客运的车辆，发放《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城市人民政府对网约车发放《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另有规�的，从其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服务所在地设区的市级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依驾驶员或者网约车平台公司申请，按第十四条规定的条件核查并按规定考核后，为符合条件且考核合格的驾驶员，发放《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自2017年8月10日起实施的《赣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第四条规定“网约车运价实行市场调节，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必要时可实行政府指导价”，第二十一条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合理确定网约车运价，实行明码标价，并向乘客提供电子或者纸质出租汽车发票，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第十条和第十六条分别规定了从事网约车经营服务的车辆和驾驶员应当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和《网络预约驾驶员证》。2016年8月26日《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修改为《巡游出租汽车经�服务管理规定》，该规定第五十一条规定“网络预约出租汽车以外的其他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参照本规定执行”，故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的经营服务不适用该规定。综合上述规定，黄文得未提供充分的证据和理由证实滴滴出行公司提供的网约出租汽车运输服务和收费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亦无证据证明滴滴出行公司存在欺诈行为。因此，一审判决对黄文得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黄文得在二审中陈述在其上车之前有加价的提示但没有说明加价的理由。经查，在车费详情里亦仅载明“临时加价0.2倍3元”，未说明加价的理由。为充分保障消费者的权利，滴滴出行公司应当在符合加价的条件下合理加价并向乘客说明加价的理由。基此考虑，本院决定由滴滴出行公司适当分担本案诉讼费用。综上所述，黄文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合计100元，由上诉人黄文得负担50元，被上诉人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负担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蒋桥生审判员  任 琰审判员  侯文君二〇一八年四月九日书记员  刘 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