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顺民初字第06749号
原告宋培新，女，1942年3月3日出生。
原告王春海，男，1942年6月13日出生。
二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杨杰，北京市环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马振轩，北京市环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维肤佳化妆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门头沟区中门寺大街35号楼A-3室，现营业地为北京市朝阳区安华里1区8号楼地下室1层。
法定代表人冯淑山，董事长。
被告冯淑山，男，1950年2月27日出生。
原告宋培新、王春海与被告北京维肤佳化妆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维肤佳公司）合作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罗旭华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宋培新、王春海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杨杰，被告北京维肤佳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冯淑山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宋培新、王春海诉称：我们是北京大宝化妆品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大宝公司）的退休员工。2007年11月1日，冯淑山与宋培新、王春海签订合作协议，每月各支付我们费用5000元。2007年11月至2012年6月，北京维肤佳公司一直按照约定履行支付劳务费用的义务，但是2012年7月、8月、11月、12月，2013年至2014年全年，2015年1月至4月（以上共计32个月），北京维肤佳公司以资金紧张为由拒绝向我们支付合作费用。我们多次索要无果。
后经双方协商达成书面协议，北京维肤佳公司和冯淑山承诺在2014年4月1日前将拖欠我们的19万元一次性付清，冯淑山以自己名下的财产作为担保保证偿还，若4月1日前，北京维肤佳公司还不能还清我们的合作费用，冯淑山将以自己名下的财产进行清偿。虽然双方已经达成上述协商，但是至起诉日冯淑山和北京维肤佳公司仍未支付上述合作费用，冯淑山也未以自己的财产进行清偿。现在距离2014年4月1日又过了近1年的时间，这一年当中的费用，冯淑山也未能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向我们支付。根据《担保法》的规定，冯淑山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我们既可以要求北京维肤佳公司偿还劳务费用，又可以要求保证人冯淑山以自己的财产承担责任。故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北京维肤佳公司与被告冯淑山连带偿还宋培新、王春海欠款38万元（上述19个月再加2014年4月至2015年11月1日止，共计38个月）；2.二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被告北京维肤佳公司辩称：2014年5月30日二原告诉我公司劳务合同纠纷案。在该案审理中原告没有提交有效证据，二原告被迫撤诉。2015年3月二原告再次起诉我公司合同纠纷案，合同纠纷中的《合作协议》是宋培新、王海春、冯淑山三人签订的经济合同，不含我公司，我公司与本案无关。二原告硬把我公司扯进本案作为被告纯属其故意行为。在劳务合同纠纷案中，我公司已将提交的欠条确定为假证明材料，二原告也未有新的有效证据材料，在庭审中二原告对我公司的质疑也没有提出反驳意见，证明事实成立，因此不同意二原告的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被告冯淑山辩称：我与二原告于2007年11月1日同时签订《股权确认协议》和《合作协议》（两个协议均于2015年11月1日到期）。在《股权确认协议》中约定，确认我为合法股东，同意我股权60%的要求，并确定此股权确认和同日签订的《合同协议》为相互依存关系，如果我不履行合作协议，此股权确认协议无效，股权再变更回到确认之前的状况。在《合作协议》中约定，我每月支付二原告各5000元，如果我违约，二原告有权收回北京珍容化妆品有限公司并追究违约责任，如果二原告违约，我照样有权追究其违约责任。两个协议的实际作用，《股权确认协议》为主，为的是解决多年遗留的股权转让和工商登记的矛盾；而《合作协议》为辅，为的是补救我和二原告的合作关系。二原告在本案中回避主要的《股权确认协议》，只谈《合作协议》，并用劳务合同纠纷案中二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搅乱两个协议的实质内容，以达到敲诈钱财的目的。《股权确认协议》、《合作协议》签订生效后，我依照《合作协议》的规定，自2007年11月1日至2008年11月30日向二原告支付一年零一个月费用，但是二原告故意违约没有执行《股权确认协议》第3条关于一年到工商变更股权的约定。二原告严重失信，故意违约，我完全可以依照两个协议相关条款追究其违约责任，终止合作协议。但是双方经过友好协商，为了继续维护三个人的经济合作关系，我一方面督促二原告尽快履行《股权确认协议》的股权工商变更，一方面向二原告承诺继续支付《合作协议》约定的费用，依据二原告的工作进展做适度延期。二原告无视两个协议的法律效力，截止2012年6月30日拒绝办理股权工商变更。因此我于2012年6月30日向二原告支付了55个月共计55万元的费用后，中断了向二原告继续支付费用。依据两个协议相关条款，我不仅无需向二原告继续支付费用，而且有权追究二原告的违约责任。
经审理查明：
宋培新、王春海系北京旭轮日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旭轮公司）的股东，2006年8月16日北京旭轮公司经工商部门批准，名称变更为北京珍容化妆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珍容公司）。冯淑山系北京维肤佳化妆品公司的股东兼法定代表人。
2007年11月1日，在北京珍容公司院内，甲方冯淑山与乙方宋培新、王春海经过协议，签订《合作协议》，其内容为：1.甲方全面负责经营管理北京珍容公司，要合法经营依法纳税，乙方配合甲方经营管理，重大问题须征求乙方意见；2.甲方承担企业全部生产，经营管理及有关的一切开支；3.甲方每月付给宋培新50**元，付给王春海每月5000元，年终按冯淑山4、宋培新3、王春海3的比例进行利润分配；4.厂名不变、法人不变；……8.如果甲方违约，乙方有权收回北京珍容公司并追究违约责任，如果乙方违约，甲方照样有权追究违约责任；……10.协议由2007年11月1日至2015年11月1日止，终止后可协商新的合作。协议签订后宋培新、王春海将北京珍容公司交给北京维肤佳公司经营，双方开始依照合同约定履行。
2014年9月17日，宋培新、王春海以劳务合同纠纷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北京维肤佳公司和冯淑山连带支付所拖欠的劳务费用19万元，后又撤回了该案的诉讼。2015年3月，宋培新、王春海以合作合同纠纷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称北京维肤佳公司及冯淑山仅支付合作费用至2012年6月份，自2012年7月起尚拖欠38个月合作费用共计38万元未予支付（2012年10月份已付），因此要求北京维肤佳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冯淑山一起连带给付。
为此，宋培新、王春海提交了欠条、部分薪资表及银行进帐单、谈话录音等证据予以证实。欠条显示：今有北京维肤佳公司拖欠宋培新和王春海工资合计190000元。北京维肤公司拖欠宋培新和王春海工资月份明细：2012年7月、8月、11月、12月，2013年1月至12月，2014年1月至3月，以上共计19个月。宋培新和王春海的工资一个月各5000元。因北京维肤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冯淑山自2012年7月份开始，一直声称自己的资金紧张，没有钱给宋培新和王春海发工资，让两位一直等着，故一直拖到现在。在这期间宋培新和王春海也多次向北京维肤佳公司和冯淑山索要自己的工资。现经过四方协调（北京维肤佳公司和冯淑山与宋培新、王春海）达成：北京维肤佳公司和冯淑山承诺在2014年4月1日前将拖欠宋培新和王春海的工资190000元一次性还清，冯淑山并以自己名下的财产作为担保保证偿还。若2014年4月1日前，北京维肤佳公司还不能还清宋培新和王春海的工资，冯淑山愿意以自己名下的财产保证清偿。在该欠条上加盖有北京维肤佳公司的公章及其法定代表人冯淑山和宋培新、王春海的签字确认，落款时间为2014年3月6日。薪资表上显示有宋培新、王春海的工资支付情况，载明宋培新和王春海的工资基本是由基本工资1000元、补助工资210元两部分组成，并在领收印鉴栏中有宋培新、王春海的签字，但在薪资表上无北京维肤佳公司公章及冯淑山的签字。进帐单显示，北京维肤佳公司在2010年至2012年3月期间向北京珍容公司支付过部分费用。在谈话录音中，宋培新称自己跟着冯淑山干，设备也给冯淑山使用，冯淑山之前也每月给自己5000元，但是冯淑山从2012年7月后就没有给钱了，冯淑山承认确实拖欠宋培新等人费用，表示目前自己资金困难，等过段时间资金回来了一定给他们补上。
北京维肤佳公司、冯淑山对欠条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其证明效力，称欠条是自己在承包北京珍容公司生产之后以北京珍容公司名义注册了一个商标，后因第三人向商评委申请撤销该注册商标，因此自己在一中院准备提起诉讼，在上交资料时因为牵扯到商标注册人是北京珍容公司，所以得盖公司的公章，但是宋培新不给盖章，要求在欠条上签字后才能盖章，自己被迫在欠条上签字，因此主张该欠条系受胁迫所签，双方之间并不存在真实劳动关系，故不认可欠条的证明效力；对于薪资表，北京维肤佳公司、冯淑山不认可其真实性，称宋培新、王春海提交的薪资表上既没有自己的签字，也没有加盖北京维肤公司的公章，难以证明双方存在劳务关系；对谈话录音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称双方之间实际不存在劳务关系。对于银行进帐单，北京维肤佳公司、冯淑山认可其真实性，但否认这是向宋培新、王春海支付的合作费用，称这些款项是北京维肤佳公司向北京珍容公司支付的委托加工费。宋培新、王春海否认与北京维肤佳公司存在真实性的委托加工关系，不可能需要支付任何委托加工费用，上述费用就是北京维肤佳公司向自己支付的2012年6月之前的部分月份的合作费用。北京维肤佳公司、冯淑山虽予以否认，但亦未能提供另行向宋培新、王春海支付过上述月份合作费用的证据。
宋培新、王春海否认自己存在任何胁迫的行为，称欠条是因为冯淑山拖欠自己合作费用，在多次协商下才出具的，并认为即使存在冯淑山所说的情况，也不构成胁迫；对于进帐单，宋培新、王春海称，这是北京维肤佳公司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向自己支付的合作费用，之所以进帐单上写的是北京珍容公司的名称，是因为有时被告给的是支票，个人账户不好入，而北京珍容公司就自己两个股东，所以就写的是北京珍容公司的名称。
冯淑山称宋培新、王春海与北京维肤佳公司之间从未存在过劳务关系，双方也未签订过任何劳务合同，因此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务关系，而是商务合作关系，除了在2007年11月1日签订有《合作协议》外，双方还签订有《股权确认协议》。为此冯淑山提交了2007年11月1日冯淑山与宋培新、王春海三方签订的《股权确认协议书》。在该协议书中载明：确认背景：此确认协议之前，北京珍容公司由北京旭轮公司更名而来，成立时注册资金50万元，宋培新、王春海二位是股东。2003年10月份冯淑山出资30万元，对原有厂房等进行了改造，现在冯淑山提出股权60%和全面负责管理经营企业的要求，宋培新、王春海二位从企业发展和便于管理的实际出发，同意股权向冯淑山倾斜，特订如下协议：1.从现在起，确认冯淑山为合法股东，同意冯淑山股权60%的要求。2.重大问题需要经过股东全体决议通过执行，股东权利平等。3.股权1年到工商变更。4.此股权确认协议和冯淑山与宋培新、王春海同期签订的合作协议为相互依存关系，如果冯淑山不履行合作协议，此股权确认协议无效，股权再次变更回到股权确认协议之前的状况。……冯淑山称按照该约定，宋培新、王春海应当在2008年11月1日前到工商部门将北京珍容公司的60%股权变更到自己名下，但是宋培新、王春海直至2012年6月还未去办理变更手续，因此其已经构成违约，自己有权不支付合作费用。宋培新、王春海承认未给冯淑山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但认为自己不仅按照《合作协议》的要求，跟着冯淑山干事，而且将原属北京珍容公司的厂房、机器设备等都交给北京维肤佳公司和冯淑山使用至今，因此北京维肤佳公司和冯淑山就应当按照5000元／人的标准支付合作费用，股权是否按照约定变更与其应当支付合作费用无关，如果其认为股权问题有纠纷，可以另行起诉解决。
诉讼中，北京维肤佳公司及冯淑山与宋培新、王春海均认可2012年6月份之前（含6月份）的合作费用已经全部给清，自2012年7月起合作费用未支付（2012年9月、10月份除外），双方也未曾办理过解除合作关系的手续。北京维肤佳公司及冯淑山认为，按照《股权确认协议》的规定，一年之内没有变更股东，合同就应当自己自动解除。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双方的陈述、欠条、进帐单、《合作协议》、《股权确认书》、名称变更通知、谈话录音、庭审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可以作为认定事实之依据。
本院认为：
第一，《合作协议》的主体问题。冯淑山与宋培新、王春海在2007年11月1日所签订的《合作协议》，虽然甲方显示为冯淑山个人，但是冯淑山系北京维肤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宋培新、王春海也均主张其系代表北京维肤佳公司与自己开展的合作，并且根据银行进帐单，向宋培新、王春海支付合作费用的付款人也系北京维肤佳公司，实际占有、使用北京珍容公司的厂房、机器设备的也是北京维肤佳公司；此外，根据提交的欠条所载明的内容，可知拖欠合作费用的主体为北京维肤佳公司而非冯淑山，冯淑山仅为对北京维肤佳公司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之人，并且该欠条上还加盖有北京维肤佳公司的公章。因此，上述情况足以证明冯淑山签订及之后履行该《合作协议》的行为均应属履行北京维肤佳公司法定代表人职责的职务行为，其行为系代表北京维肤佳公司，相关法律后果也应当由北京维肤佳公司承担，即北京维肤佳公司与宋培新、王春海之间存在着合作关系，故该《合作协议》的主体为北京维肤佳公司及宋培新、王春海，因此《合作协议》所约束的对象亦为北京维肤佳公司与宋培新、王春海。
第二，《合作协议》的效力问题。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宋培新、王春海与北京维肤佳公司于2007年11月1日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将其所有的北京珍容公司交由北京维肤佳公司全面负责经营管理，并按照5000元／月的标准支付合作费用，因此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之禁止性规定，应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而在《合作协议》签订后，宋培新、王春海已依约将北京珍容公司的厂房、机器设备等交付给北京维肤佳公司使用、经营，因此北京维肤佳公司就应当按照协议约定支付宋培新、王春海相关的合作费用。尽管北京维肤佳公司及冯淑山辩称宋培新、王春海未履行双方签订的《股权确认协议》中一年内变更股权的约定，因此宋培新、王春海构成违约，双方的合同应当属于自动解除，故无需向宋培新、王春海支付合作费用，但是按照《股权确认协议》的约定，宋培新、王春海变更股权的时间节点应当在2008年11月1日前，但在宋培新、王春海未予变更股权的情况下，北京维肤佳公司仍继续履行《合作协议》，向宋培新、王春海支付合作费用直至2012年6月份。而在2012年6月后，截止《合作协议》终止之日止，北京维肤佳公司及冯淑山提供的证据，既不能证明其已向宋培新、王春海提出过解除《合作协议》的要求，也不能证明其将所占用的厂房、机器设备等财产已予以返还，可见双方之间的合作关系并未实际中止。并且在之后索要合作费用的谈话录音中，冯淑山也明确认可拖欠宋培新、王春海费用，仅仅是因为困难而难以及时支付，并未主张双方之间的《合作协议》因宋培新、王春海违约而已解除，因此该录音证据也可进一步佐证双方之间的合作关系并未解除。退一步来讲，在《合作协议》未解除、占用的厂房及机器设备等财产未返还的情况下，即使北京维肤佳公司认为宋培新、王春海违反《股权确认协议》变更股权之约定而构成违约，也应当是依据《股权确认协议》向宋培新、王春海主张相关的违约责任，而不能以此拒付《合作协议》所约定的合作费用，因此北京维肤佳公司主张双方合作协议因宋培新、王春海违约而自动解除无需支付合作费用的辩解，显然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对其辩解意见难以采纳。对于宋培新、王春海要求支付38个月共计38万元的合作费用的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第三，应当支付合作费用的主体。如前所述，和宋培新、王春海之间存在合作关系的主体应当为北京维肤佳公司而非冯淑山个人，因此毋庸置疑，北京维肤佳公司应当对所拖欠的合作费用承担直接的支付责任。
第四，冯淑山是否应当承担连带支付责任。根据我国担保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冯淑山作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2014年3月6日北京维肤佳公司向宋培新、王春海出具的欠条上签字，明确承诺用其个人财产作为担保，在北京维肤佳公司不能还清宋培新、王春海工资时，由其对北京维肤佳公司所拖欠的19个月共计19万元的工资承担清偿责任，显然该约定属于一般保证，即冯淑山对北京维肤佳公司的欠款承担一般保证责任。尽管冯淑山称该欠条是其受胁迫所签，双方之间不存在真正的劳务关系，该欠条应当不具备法律效力，但是冯淑山并未能提供其受胁迫的证据，宋培新、王春海对此也不予承认。至于欠条中将19万元写成工资，尽管欠条将实质为合作费用的欠款记载为劳务费用的欠款，但这仅为当事人之间的认识错误，该瑕疵并不能否认北京维肤佳公司拖欠宋培新、王春海19万元欠款之事实，无论其实际性质应当为何，对于最终责任之承担并无妨害，因此冯淑山的辩解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对欠条的效力依法予以确认。因此冯淑山应当对这19万元承担保证责任。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债权人已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期间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根据欠条载明的内容，北京维肤佳公司所欠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为2014年3月6日，但是宋培新、王春海向本院提起诉讼的最早日期为2014年9月17日，因此宋培新、王春海要求冯淑山承担保证责任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保证期间，冯淑山的保证责任已经免除，并且冯淑山也不同意再承担保证责任。因此，在已超过保证期间的情况下，宋培新、王春海再要求冯淑山承担保证责任缺乏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至于宋培新、王春海要求冯淑山对自2014年4月至2015年11月的19万元合作费也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的请求，如前所述，由于与其存在合作关系的主体为北京维肤佳公司，应当承担支付合作费用的主体也为北京维肤佳公司，冯淑山作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未承诺过对2014年4月至2015年11月的19万元合作费也承担保证责任，因此其履行职务行为的后果均应当由北京维肤佳公司来承担，故对于宋培新、王春海要求冯淑山对2014年4月至2015年11月的19万元合作费也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的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对该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北京维肤佳化妆品有限公司给付原告宋培新、王春海合作费用共计三十八万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
二、驳回原告宋培新、王春海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三千七百元，由被告北京维肤佳化妆品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罗旭华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九日
书记员 赵新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