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102刑初885号
公诉机关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邓某，男。因涉嫌犯行贿罪于2015年6月4日由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因涉嫌犯单位行贿罪于2016年6月3日由该院决定监视居住。因涉嫌犯行贿罪于2016年11月24日由本院依法决定逮捕，同日由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执行。
辩护人李汉春，湖北云开正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彭某，女。因涉嫌犯行贿罪于2015年10月23日由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因涉嫌犯单位行贿罪于2016年6月3日由该院决定监视居住。因涉嫌犯行贿罪于2016年11月24日由本院决定取保候审。
辩护人罗德刚，湖北云开正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检察院以武岸检岸诉刑诉（2016）94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邓某、彭某犯行贿罪，于2016年7月1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并建议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本案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于2016年8月30日决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何海伟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邓某及其辩护人李汉春、被告人彭某及其辩护人罗德刚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2年5月25日，湖北大信洪珞税务师事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信公司）与武汉新世界康居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居公司）签订服务协议，由大信公司为康居公司常青南园一二期房地产项目土地增值税清算提供服务并达到核定征收的征收方式，后大信公司许以高额提成，将上述业务交给时任该公司业务员的被告人彭某进行运作，彭某遂与担任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地方税务局办公室主任的其夫被告人邓某商议，由邓某出面找时任武汉市财政局非税收入管理分局副局长的万某（另案已起诉）帮忙“协调关系”。
2013年1月、4月，为“感谢”万某提供的帮助，被告人彭某分别将人民币40万元、人民币45万元交给邓某，由邓某至本市江岸区香港路紫荆花园小区门口送给万某。
2015年10月23日，被告人彭某向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检察院投案。
对指控的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和出示了被告人的供述；证人证言；书证；抓获经过、破案经过等证据材料。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邓某、彭某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其行为均已构成行贿罪。被告人邓某、彭某系自首。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予以惩处。
被告人邓某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罪名均不持异议。其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本案事实清楚，被告人邓某与彭某系单位行贿共犯，且邓某起次要作用；2.根据《刑法》从旧兼从轻原则，被告人应适用修订后《刑法》第三百九十条之一，构成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3.被告人具有自首情节，并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4.被告人犯罪较轻，且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应当对被告人适用修订前《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对被告人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5.根据《刑法》从旧兼从轻原则，对被告人不适用罚金刑。
被告人彭某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罪名均不持异议。其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被告人构成单位行贿罪；2.被告人具有自首情节。
经审理查明：2012年5月25日，大信公司与康居公司签订服务协议，由大信公司为康居公司常青南园一二期房地产项目土地增值税清算提供服务并达到核定征收的征收方式，后大信公司许以高额提成，将上述业务交给时任该公司业务员的被告人彭某进行运作，彭某遂与担任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地方税务局办公室主任的其丈夫即被告人邓某商议，由邓某出面找时任武汉市财政局非税收入管理分局副局长万某（已判决）帮忙“协调关系”。
2012年6月至2013年4月，万某在担任武汉市财政局非税收入管理分局副局长期间，利用其负责非税分局全面工作及财政局财源建设专班工作与武汉市地税局形成的工作联系，通过熊某（已判决）等税务系统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大信公司业务员被告人彭某承接代理的康居公司常青南园一二期房地产项目土地增值税清算办理核定征收提供帮助。
2013年1月、4月，为“感谢”万某提供的帮助，被告人彭某分别将人民币40万元、人民币45万元交给被告人邓某，由邓某至本市江岸区香港路紫荆花园小区门口送给万某。
2015年6月2日，被告人邓某接通知后主动到武汉市地税局配合、协助检察机关调查，后被带至武汉市纪律检查委员会谈话。次日，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检察院将邓某带至该院接受调查，期间邓某主动交代了上述行贿事实。同年6月4日，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对邓某涉嫌行贿罪立案侦查。2015年10月23日，被告人彭某主动到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检察院接受调查，并如实交代了上述行贿事实。
认定上述事实，有经法庭举证、质证，本院予以采纳的下列证据证实：
1.抓获经过、破案经过、情况说明证实：被告人邓某、彭某的归案情况及本案的破获情况。
2.关于邓某等同志任职的通知、个人简历、户籍证明证实：被告人邓某、彭某的基本身份信息。
3.武汉市财政局党组关于万某职务任免的通知、干部任免审批表、登记表、岗位责任书及武汉市财政局出具的情况说明等书证证实：万某的身份情况及主要职责。
4.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市财源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武汉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设立市财源建设办公室的批复证实：市财源建设办公室的设置及主要职责。
5.大信公司、武汉顺顺企业事务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顺公司）、康居公司法人营业执照等工商资料证实：上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等基本信息。
6.武汉市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证实：康居公司常青南园一二期房地产项目，核准预售面积等基本情况。
7.《税务师事务所受托服务协议书》、土地增值税清算申报资料、康居公司支付给大信公司税务代理费用的相关财务凭证及发票证实：大信公司代理了康居公司常青南园一二期房地产项目土地增值税清算项目，双方约定康居公司确认常青南园一二期项目通过税务机关“土地增值税核定征收”征收方式的认可后，5日内将筹划服务费全款汇至大信公司账户。大信公司实际获取税务代理费共计人民币10，101，480.55元。
8.武汉市江汉区地税局提供的康居公司常青南园一二期房地产项目土地增值税清算报告表、核定征收土地增值税审核表、土地增值税核定征收审核报告、土地增值税清算通知书、土地增值税清算受理通知书、土地增值税查账清算终止核准通知书、房地产开发项目土地增值税清算审核通知书以及关于康居公司土地增值税清算的说明证实：康居公司常青南园一二期房地产项目以核定征收方式缴纳土地增值税人民币45，492，552.27元。
9.银行账户交易流水、储蓄历史数据查询证实：大信公司转账人民币4，492，344.77元到顺顺公司，顺顺公司转出多笔大额资金至彭某个人银行账户，并从彭某账户上被陆续支取。
10.刑事判决书证实：万某因犯受贿罪、行贿罪被判刑的情况。
11.证人万某证言证实：2012年6月份的一天，邓某因他老婆代理康居公司开发的项目涉及土地增值税征收问题找我帮忙，我约了肖某、熊某等地税局的领导聚在香港路红鼎豆捞谈这个事。2013年1月份的一天，在我居住的香港路紫荆花园小区门口，邓某送给我40万元现金。2013年4月份的一天，也是在我居住的香港路紫荆花园小区门口，邓某送给我45万元现金。
12.证人肖某证言证实：我记得2012年6月份，万某约我去香港路红鼎豆捞吃饭，一起吃饭的还有税政三处的熊某、江汉地税局副局长刘某、税政科科长蒋某、邓某等人。吃饭过程中，万某说常青南园项目在土地增值税清算上不太好处理，希望搞核定征收。之后，江汉地税局的刘某或蒋某介绍了康居公司存在成本不实的问题，我听后说具体搞不搞核定征收，决定权在江汉地税局，你们调查核实后自己定。
13.证人熊某证言证实：2013年年初，万某曾向我咨询康居工程土地增值税核定征收方面的问题。不久，万某组织了在香港路红鼎豆捞吃饭。席间，邓某和万某介绍企业的情况，希望能够搞核定征收。肖某说如果符合政策的规定，那么就按程序办。过了一段时间，万某对我说康居工程土地增值税清算核定征收已经落实。
14.证人刘某（江汉区地税局副局长）证言证实：2012年6月，我参加了邓某组织的香港路红鼎豆捞饭局。在万某提出康居公司能不能搞核定征收，蒋某明确汇报康居公司成本不实、不能抵扣的情况下，肖某说“你们核实一下情况”，我理解为肖某倾向于做核定征收。他是分管税政的市局副局长，他的意见我们都要听。再加上我们后来向市局税政三处汇报请示，税政三处也有核定征收的倾向性意见，我当时签字搞核定征收。
15.证人蒋某（江汉区地税局税政科科长）证言证实：2012年年初，江汉地税局汉兴税务所将其管辖企业康居公司的常青南园项目报到江汉地税局税政科，我叫人将项目上报给税政三处。过了一段时间，刘某跟我说一起参加香港路红鼎豆捞饭局，市领导也在，把康居公司常青南园的项目清算问题说一下。吃饭的时候，我说康居公司提供了一份成本清单，要将这份清单作为凭据进行抵扣，我们认为清单不是合法凭据，依据清单抵扣有风险。过了一段时间，刘某给我打电话，说市局通知康居公司的土地增值税按照核定征收方式进行清算。我的分管领导刘某跟我打了招呼，说这个项目是市局领导同意按核定征收方式清算的，我就签字同意了。
16.证人姜某（江汉区地税局汉兴税务所副所长）证言证实：我当时作为汉兴税务所分管税政的副所长，在常青南园一二期项目《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项目核定征收土地增值税审核表》、《土地增值税清算报告表》上签了字。该项目肯定不符合规定的流程，严格说不应该搞核定征收。当时市局都同意了，我签字只是履行个手续，走个流程。
17.证人胡某（江汉区地税局汉兴税务所税务专管员）证言证实：常青南园一二期项目中，我作为专管员，大约在2012年9月份的一天，当时还在对康居公司补正材料期间内，我还没有提出查账征收或者核定征收的初步意见，记不清是姜某副所长还是王争武副所长就直接通知我按照核定征收方式进行清算，那我只能执行。
18.证人雷某（原大信公司业务一部项目经理）、罗某（原大信公司会计）、张某（康居公司财务经理）证言证实：大信公司为康居公司常青南园一二期房地产项目办理土地增值税清算业务的事实经过。
19.证人杨某（大信公司法定代表人）、祝丽文（大信公司总经理）证言证实：2012年上半年，该公司业务员彭某从康居公司承接了一单土地增值税清算业务。大信公司与彭某的顺顺公司签订了合同，彭某负责所有的协调工作。2012年至2013年年初前后支付了500多万元费用给彭某。
20.被告人邓某供述：我妻子叫彭某，大信公司员工。2012年6月份的一天，彭某跟我说大信公司承接了康居公司开发的常青南园项目，康居公司想争取土地增值税核定征收，要我帮忙。我找了万某，他表示同意。万某在香港路红鼎豆捞请市地税局的总经济师（副局长）肖某、熊某、江汉地税局副局长刘某、税政科长蒋某等总共七八个人吃饭。饭桌上，万某请刘某和蒋某向肖某、熊某汇报康居公司开发的常青南园项目进行调查核实商定意见，熊某说会抽空到江汉地税局去了解具体情况。常青南园项目的土地增值税核定征收办完之后，大信公司转账400多万元到彭某管理的顺顺公司。彭某从顺顺公司汉口银行账户上分两次取出85万元交给我。2013年1月的一天，在万某住处紫荆花园小区门口，我送给万某现金40万元。2013年4月的一天，在紫荆花园小区门口，我送给万某现金45万元。
21.被告人彭某供述：2012年2月份，我承接了康居公司常青南园土地增值税征收项目。该公司要求常青南园的土地增值税以核定征收方式清算缴纳，并与大信公司签订了常青南园项目土地增值税核定征收代理协议。我要邓某帮忙，邓某通过万某找了市地税局的干部帮忙。后来常青南园土地增值税核定征收办成了，我分两次将85万元现金交给邓某让他送给万某。
关于被告人邓某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邓某与彭某系单位行贿共犯”的辩护意见及被告人彭某的辩护人提出的相同辩护意见。经查，（1）根据《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单位行贿罪的规定，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回扣、手续费，情节严重的。（2）本案证据证实：①被告人邓某、彭某的行贿行为不是大信公司的决定或意志，不能代表单位，单位对此亦不知情。②行贿款85万元来源于被告人个人，并非大信公司。③行贿目的是为谋取个人不正当利益。因此，被告人邓某、彭某的行为不符合单位行贿罪的构成要件。故上述辩护意见与庭审查明的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不符，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邓某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构成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的辩护意见。经查，（1）根据《刑法修正案（九）》规定的新罪名“第三百九十条之一”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的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或者向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行贿的。（2）本案证据证实：①万某于2010年3月担任武汉市财政局非税收入管理分局副局长，主要职责为负责非税分局全面工作，期间还具体负责武汉市财源建设专班工作。熊某时任武汉市地税局税政三处副处长，具体负责土地增值税征收工作。②万某负责的工作与熊某负责的工作存在联系，其职权和地位对熊某的职务行为能产生直接影响，存在“利用职权或地位形成便利条件”的权力性影响力。因此，被告人邓某、彭某的行为不符合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的构成要件。故上述辩护意见与庭审查明的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不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邓某的辩护人提出“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应当适用修订前《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对被告人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及“被告人具有自首情节”的辩护意见。经查，（1）①《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②2015年8月29日《刑法修正案（九）》将该条款修订为：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规定的“被追诉前”，是指检察机关对行贿人的行贿行为刑事立案前。（2）①本案中，2015年6月3日，被告人邓某在检察机关主动交待上述行贿行为。2015年6月4日，检察机关决定对该案刑事立案。②被告人邓某的行贿行为发生于2013年，根据《刑法》从旧兼从轻的原则，不适用《刑法修正案（九）》的规定。③综合评判被告人邓某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情节及其行为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虽有此情节，但本院认为不足以对其减轻或免除处罚。辩护人提出的该项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3）被告人邓某接通知后，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辩护人提出的该项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关于被告人邓某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邓某起次要作用”的辩护意见。经查，二名被告人系夫妻关系，对行贿行为事前有通谋，事中有分工，且被告人邓某系地税系统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关系行贿。本院认为，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邓某罪责相对较大，并非起次要、辅助作用。辩护人提出的该项辩护意见，与庭审查明的事实不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邓某的辩护人提出“对被告人不适用罚金刑”的辩护意见。经查，《刑法修正案（九）》对行贿罪增设了罚金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提高了行贿罪入罪数额标准。本案中，二名被告人的行贿行为发生于2013年，根据《刑法》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对被告人不适用罚金刑，主刑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辩护人提出的该项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邓某、彭某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财物，其行为均已构成行贿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邓某、彭某犯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予以确认。被告人邓某、彭某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均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在本院审理期间，被告人邓某、彭某能自愿认罪，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彭某的辩护人提出的第2项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对被告人邓某、彭某行贿犯罪取得的不正当财产性利益应当依法予以追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邓某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6年11月24日起至2018年11月22日止。）
二、被告人彭某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三、对被告人邓某、彭某行贿犯罪取得的不正当财产性利益人民币3，592，344.77元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判长 吴珊榕
审判员 吴丰敏
审判员 年 凯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祝先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