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最高法民终34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福建亚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清市镜洋工业区。法定代表人：王森，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勇，辽宁华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代文波，辽宁华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伟升（香港）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九龙观塘兴业街**号永兴工业大厦**楼**室。法定代表人：潘志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牟善志，北京大成（哈尔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佳木斯市新时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郊区长安路****号。法定代表人：刘岩，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学军，黑龙江海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丽梅，黑龙江海闻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佳木斯澳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郊区四合社区。代表人：王森，该公司清算组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宗铉，黑龙江沈宗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淑芝，黑龙江沈宗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福建亚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通公司）、伟升（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升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佳木斯市新时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时代公司）、佳木斯澳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通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黑涉港商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院认为，2010年7月18日由新时代公司为甲方，亚通公司为乙方签订的《佳木斯市城市基础设施市政排污、排水管网BT项目投资建设合同书》（以下简称《BT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合同内容表明，案涉BT工程的权利义务主体为新时代公司和亚通公司，合同约定项目建设资金的筹建及项目投资建设义务、项目所有权归属及回购款给付对象均为亚通公司。澳通公司为经亚通公司授权负责具体实施的项目公司。伟升公司主张上述《BT合同》系澳通公司以亚通公司名义签订，实际上是澳通公司和新时代公司之间的合同，澳通公司是案涉BT工程的实际权利义务主体，应将回购款给付澳通公司，对此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伟升公司举示的2010年7月10日澳通公司向亚通公司发出的《请示报告》及2010年7月15日亚通公司的《说明》载明的出具时间均在案涉《BT合同》签订之前。《说明》上并无亚通公司盖章。虽然在“法人代表”处有时任亚通公司法定代表人“余某某”签名，在“总经理（CEO）”处有“陈某某”签名，但余某某当时亦为澳通公司法定代表人，且2013年3月20日余某某在亚通公司与澳通公司、伟升公司公司解散纠纷一案中向法庭出具的《郑重声明》中除本案原审判决中载明的内容外，还包括该《说明》真实的签署日期为2012年9月19日，由于部分经营层刻意伪造日期，导致实际签署日期与显示日期不一致的内容。该部分内容表明，余某某在另案中虽然认可签署过《说明》，但并未认可该《说明》系2010年7月15日出具。伟升公司和亚通公司在2012年9月已因澳通公司的经营问题发生纠纷，因此并不能排除该《说明》是在亚通公司和伟升公司发生纠纷后出具的可能性。新时代公司虽然对葛某某签收上述《请示报告》和《说明》的事实予以认可，但签收资料显示，上述《请示报告》及《说明》与“佳木斯澳通公司合资章程等材料”三项内容自成一页，签有“葛代收”字样，但第一页交接资料载明交接的合同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等资料均按照一份文件自成一栏的模式填写，并不存在“等材料”情形，葛某某的签名为“葛某某”全名，且两页交接资料的表格排版明显不同。双方在同一天交接资料时形成上述差异亦具有一定不符合常理的情形。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2011年7月25日新时代公司向佳木斯市政府发出的《关于佳木斯BT排水项目前期费用由福建亚通垫付返还事宜的报告》及2012年佳木斯市劳动保障监察局向亚通公司发出的《关于解决拖欠工资问题的函》、2013年8月15日新时代公司向亚通公司发出《关于滨江路污水管线维修的函》等，均以亚通公司为履约相对方。2014年11月11日新时代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中亦没有合同权利义务主体已变更为澳通公司的内容。在本案一、二审诉讼中新时代公司亦未认可案涉《BT合同》主体已由亚通公司变更为澳通公司。故仅以上述《请示报告》《说明》等证据并不能够证明亚通公司和新时代公司签订案涉《BT合同》时已达成澳通公司为该合同实际权利义务主体的合意，也不足以证明经亚通公司通知，新时代公司同意，亚通公司在案涉《BT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已转让给了澳通公司。对于伟升公司主张的澳通公司是案涉BT工程投资主体，有权要求取得回购款的问题。虽然2010年7月10日澳通公司向亚通公司发出了《请示报告》，但由于亚通公司否认《说明》代表其真实意思，且现有证据表明《说明》载明的出具时间是否与客观实际相符存疑，故对伟升公司的上述主张是否成立，需进一步查明案涉《BT合同》是否是由澳通公司实际投资建成，亚通公司未实际履行合同，方能对亚通公司和伟升公司争议的澳通公司是否为案涉BT工程的投资主体以及是否有权取得回购款作出认定。原审认定伟升公司举示的澳通公司账册及《调拨单》等证据证明澳通公司向案涉BT工程支付了工程款并调拨管材作为BT工程的投资，但是，由于按照《BT合同》及亚通公司《授权委托书》内容，澳通公司为案涉BT工程项目公司，由专职人员组成BT项目部并开设专用账户，受亚通公司委托负责执行一切与项目有关的事项，因此伟升公司举示证据证明澳通公司委托招投标并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属于其受托范围内事项；在不能证明款项来源的情形下亦不足以证明澳通公司向施工方支付的工程款是其对案涉工程的实际投资，而非属受亚通公司委托进行的项目实施行为；《BT合同》第四条结算方式中工程主管材约定：本项目工程设计使用“亚通”牌HDPE塑钢复合缠绕管。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如有部分不能使用“亚通”牌管材的地方，乙方可以采用其它同质量管材代替。亚通公司在本案诉讼中主张案涉工程项目及伊春项目等均是由澳通公司提供管材，费用由亚通公司支付。原审对澳通公司系作为供货方还是投资方提供管材的事实未进一步审理查明。亚通公司在原审中举示的与澳通公司之间的汇款凭证等及原审法院调取的澳通公司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清单显示，亚通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在案涉《BT合同》履行期间与澳通公司存在资金往来。本案双方对真实性均无异议的2011年1月2日澳通公司向亚通公司发出的《请示报告》载明，澳通公司要求亚通公司将伊春和齐齐哈尔工程的回款转至案涉BT项目使用。伟升公司在原审中称伊春和齐齐哈尔工程的回款是亚通公司向澳通公司支付的管材供应货款和借款，但上述《请示报告》中并没有体现伟升公司陈述的内容。该《请示报告》及伟升公司陈述的意见表明澳通公司通过亚通公司从伊春等其他项目中筹集资金用于案涉BT工程，且也有来自伊春等项目中的款项用于了案涉工程。故本案亚通公司提供了一定证据证明在案涉BT工程项目实施期间与澳通公司之间存在资金往来。澳通公司否认相关款项与案涉工程的关系，应进一步举证证明双方争议的转入其账户的款项系支付给澳通公司的与本案工程无关的货款或基于其他交易行为。原审没有查清在案涉《BT合同》履行期间亚通公司和澳通公司双方资金往来的具体数额及实际用途，尤其是存在伊春和齐齐哈尔等项目款项转入案涉BT工程的情形下，未进一步查明相关项目的合作方及该项目回款权利主体，仅以亚通公司与澳通公司汇款用途为“往来款”、“货款”等对亚通公司举示的相关凭证不予采信，以双方在伊春和齐齐哈尔等地的工程中存在多项资金往来，澳通公司的银行存款历史交易明细清单不能体现双方资金往来性质，认定不能充分证明亚通公司为澳通公司转入资金投入BT工程的事实，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并使得双方争议的案涉BT工程是否由澳通公司实际投资建成、亚通公司不是实际履约主体的基本事实不清。在此情形下作出案涉BT工程的权利义务主体为澳通公司，澳通公司有权以自己的名义主张BT工程回购款的认定，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综上，原审判决对案涉BT工程实际投资主体的基本事实认定不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五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黑涉港商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上诉人福建亚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15916.58元，上诉人伟升（香港）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1300元，予以退回。审 判 长  董 华审 判 员  万 挺审 判 员  武建华二〇一八年三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侯 望书 记 员  黄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