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西民初字第13395号
原告张淑芬，女，1953年10月19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军，北京桂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卢晃，男，1936年11月1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晓，北京市正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齐耐力，北京市正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卢玫，女，1966年11月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晓、齐耐力。
被告卢宇，女，1969年12月19日出生，加拿大籍。
委托代理人龙文杰（被告卢宇之夫），1967年1月1日出生，加拿大籍。
原告张淑芬诉被告卢晃、卢玫、卢宇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5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淑芬及委托代理人王军，被告卢晃、被告卢玫及二人的委托代理人张晓、齐耐力，被告卢宇的委托代理人龙文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淑芬诉称，原告的父亲张凤吉、母亲陈玉荣先后于1986年1月、1987年9月去世，遗有××号房产12间。原告兄弟姐妹一共7人，张淑琴排行第二，原告排行第六。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1987年12月28日作出（1987）宣民初字第1876号民事判决，判决××号房产中的西房北数第三间包括半间门道（以下简称：涉案房屋）由张淑琴继承，门道应允许他人通行。依据该判决，北京市房屋管理局于1989年4月19日向张淑琴签发了宣字第××号《房产所有证》，在上述遗产继承诉讼过程中申领《房产所有证》过程中，张淑琴因在珠海工作未回京，均是委托原告代为参加办理。在原告代为领取到了《房产所有证》前后，张淑琴对原告说过，她和被告一家在珠海生活条件较好，要将她继承的房产赠送给原告，房产证由原告保存。1995年3月6日，张淑琴在珠海书写了一份致北京宣武区房地产管理局函，写到“现在妹张淑芬住房困难，我愿将遗产房屋一间赠送张淑芬，请协助办理”。并将该函件邮寄给了原告，让原告凭此函件去办理房产过户手续，但是赠与人不到场的情况下房管局不予办理过户手续。1998年，张淑琴到北京与原告一起到房管局办理过户手续，因房管局提出需要张淑琴和被告卢晃共同签字同意赠与的公证书才能办理，过户未能办成。1999年张淑琴和被告卢晃虽然到过一次北京，但是因为到东北追索债务而路过北京，谁都没有心情提办理赠与公证的事情。后来原告与丈夫感情不和，在2005年离婚之前就不急于办理上述房产过户，原告与丈夫离婚后也未再惦记着上述房产的过户事宜。从1989年至今，上述房产一直由原告管理，房管部门对上述房产签发的通知也都送给原告。2013年9月29日，张淑琴去世，张淑琴去世后，被告卢晃不承认张淑琴1995年3月6日函关于赠与上述房产给原告的合同效力，主张上述房产应该由被告及其子女继承。现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张淑琴1995年3月6日签署的致北京宣武区房地产管理局函具有将张淑琴享有的北京市西城区××号西房北数第三间房屋共有权赠与给原告的合同效力，合同有效；原告与卢晃共同共有涉案房屋。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被告卢晃、卢玫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一、赠与合同没有成立。本案中卢晃与原告没有签订赠与合同，依据合同法第185条规定，赠与合同是双方法律行为，1995年3月6日的书面文件不是赠与合同，是对房管局的单方面意思表示，赠与行为没有生效，该书信不是赠与合同，没有赠与人和受赠人。二、涉案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张淑琴单独处分的行为无效。三、在2013年6月10日张淑琴写给张淑芬的信件中，明确提出了“由阿龙（龙文杰）全权代表我处理此事”，此内容为张淑琴生前最后一次对房屋所有权归属所做的明确表述，即该房屋的所有权属张淑琴及其家人所有。四、张淑琴和卢晃对涉案房屋是共同共有，不是按份共有，是无法分割的，因此原告要求和卢晃共同所有房屋是无法成立的。
被告卢宇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卢宇一直不知道这个所谓的赠与合同，所谓的赠与也是张淑琴背着家人的行为，是无法理解的，间接侵害了卢宇的利益。诉争房产是张淑琴和卢晃共有的房产，其单独赠与的行为无效。原告诉求仅仅单凭所谓的赠与函件，但是涉案房产没有进行过任何公证，也没有过户。诉争房屋一直是张淑兰无偿占有使用，原告从未使用该房产，作为房产管理的代理人张淑芬也从未尽到过修缮的责任。原告只是借着房屋管理人的名义占有了房产证不归还。在2013年6月10日的信件中，提到了由阿龙也就是我的代理人龙文杰全权处理此事，这个信件是张淑琴生前就房产所有权的最后表态。张淑琴过世后，卢晃整理遗物发现，原告张淑芬有写给张淑琴的信件，发现是原告通过诱导方式引导张淑琴书写所谓的赠与函。此外，龙文杰与原告交往很多次，原告一直表述房子是被告的，不存在任何争议，也从没提起过写过所谓赠与情况的事情，直到房屋面临拆迁需要原告配合的时候，原告才拿出这个所谓赠与的书面材料。我们要求法院查明事实，驳回原告诉求。
经审理查明：张淑琴与卢晃系夫妻关系，卢玫、卢宇是二人的子女，张淑琴于2013年9月29日去世，原告张淑芬为张淑琴的妹妹。
1987年12月28日，原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出具了（1987）宣民初字第1876号民事判决书，就原告张淑芬、张淑琴、张淑兰、张淑敏诉被告张国政、张国珍、张国良继承一案作出判决确认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号房产十二间，其中西房北数第三间（包括半间门道）由张淑琴继承，门道应允许他人通行；东房两间由张淑芬继承。1989年4月19日，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下发宣字第××号房产所有证，载明“宣武区××号”西向1号房屋面积14.9平方米为张淑琴所有。因张淑琴在珠海工作，张淑芬代为领取了该房产所有证。
1995年3月6日，张淑琴于书写了一份函件，内容如下“北京宣武区房地产管理局：根据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判决书，1987年宣民字第1876号判决，我继承了父亲张凤吉，母亲陈玉荣遗产：宣武区××号西房北数第三间房间，由于我在珠海工作，距离遥远，有关遗产事宜委托妹妹张淑芬全权代理，现在妹妹张淑芬住房困难，我愿将遗产房屋一间赠送给张淑芬，请协助办理。特此证明。赠送人：张淑琴1995年3月6日。”现原告持该函件要求确认具有共有权赠与的合同效力，为有效合同，并要求同被告卢晃共有涉案房屋。被告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认为该函件并非赠与合同，且涉案房屋属于夫妻共有财产，张淑琴私自赠与的行为当属无效。
另查，一、本案被告卢晃即张淑琴之夫称对张淑琴书写1995年3月6日函件一事并不知情，也从未同意将房屋赠送给张淑芬，原告张淑芬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卢晃同意赠与房屋。二、庭审中，本院要求原告对其诉讼请求进一步明确阐释，原告称本案所涉的赠与是张淑琴权利的赠与。赠与人张淑琴与卢晃对涉案房屋享有共同共有权，虽然当时的意思表示是整个房屋，但是其丈夫卢晃表示不知道赠与情况，因此要求确认张淑琴将其共同共有权赠与给原告行为有效，要求法院确认由原告与卢晃共同共有该房屋。三、涉案房屋自1984年以来一直由张淑兰占有并使用。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函件、民事判决书、证人证言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张淑琴于1999年3月6日书写的“致房管局函”是否为赠与合同以及张淑琴在致房管局函中对涉案房屋作出的赠与行为是否有效。
一、关于致房管局函的性质问题。原告认为，张淑芬在1999年2月5日致张淑琴、卢晃的信件中提出要求张淑琴写一份赠与涉案房屋给自己的证明的要约，致房管局函中对赠与涉案房屋予以了承诺，这两个信件构成书面赠与合同；该赠与合同至少在张淑琴所拥有的涉案房屋的共同共有权范围内有效，应当认定该赠与合同具有将张淑琴所拥有的涉案房屋共有权赠与原告张淑芬的合同效力。被告卢晃、卢宇认为，赠与合同是双方法律行为，致房管局函不是赠与合同，是对房管局的单方面意思表示，赠与行为没有生效，该书信不是赠与合同，没有赠与人和受赠人。就此，本院认为，赠与合同首先是合同，应当符合合同具有相对方的要件，致房管局函系张淑琴向房管部门书写，既不是赠与合同，也不是张淑琴向张淑芬书写的赠与承诺。故原告诉讼请求要求确认致房管局函具有将张淑琴享有的涉案房屋共有权赠与给原告的合同效力，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原告请求和被告卢晃共同共有涉案房屋的问题。本院认为，共同共有区别于按份共有，共同共有是基于共同关系而存在的。夫妻双方对婚后取得房屋是共同共有，该共同共有的情形是基于夫妻关系产生。因此原告要求取得涉案房屋共同共有权，和被告卢晃共同共有该房屋，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同时，需要说明的是，共同共有的情形下，夫妻双方对房产享有平等的使用权和处分权，对共有财产进行处分应当争得全部共有人同意，假设本案存在张淑琴将涉案房屋赠与张淑芬的合同，但是由于未征得共有人卢晃同意，张淑琴擅自处分共有的涉案房屋侵害了卢晃的利益，该赠与行为应属无效。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八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淑芬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三十五元，由原告张淑芬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张淑芬、被告卢晃、卢玫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卢宇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上诉期满之日起七日内未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郭云燕
代理审判员 徐澜涛
人民陪审员 王培发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史江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