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增城市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4）穗增法行初字第19号
原告：郭满潮，住增城市。
委托代理人：卢叶花。
委托代理人：金鑫。
被告：增城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住所地增城市。
法定代表人：向俊波。
委托代理人：伍楚文。
原告郭满潮诉被告增城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增城市国土房管局）土地管理行政赔偿一案，于2014年1月1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4年2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3月11日、5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郭满潮及其委托代理人卢叶花，被告增城市国土房管理局的委托代理人伍楚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郭满潮诉称：原告于2001年8月19日取得位于增城市仙村镇十字滘村辖区内的甩洲（土名）鱼塘的承包经营权，承包面积130亩，承包期限从2001年8月20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并于2003年10月30日依法取得由增城市人民政府核发的增符（淡）养证（2006）第s019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域滩涂养殖使用证》，原告已向发包方缴交承包金47万元整。承包期间，原告为响应发展循环农业的号召，将所承包的鱼塘缩小，空出地块十亩（近七千平方米）进行猪场建设，并未占用耕地。2013年2月19日，被告向原告作出增国房监罚村（2013）34号土地违法案件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构成破坏基本农田，并要求原告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基本农田上的建筑及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原告不服被告处罚决定，依法向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申请行政复议。该局于2013年9月6日作出穗国房行复（2013）1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撤销被告作出的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告为了达到拆除养猪场的目的，不择手段，曾采取断水断电威逼原告自行拆除养猪场，严重影响原告的生产经营。2013年3月，被告置原告合法权益不顾，不但主观臆断地违背事实和法律作出处罚决定书，而且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需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规定也视而不见，在自身没有强制拆除权力下擅自持增国房监罚村（2013）34号文书公然将原告的养猪场彻底拆毁。被告强行拆毁原告养猪场的行为，不但在实体上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严重错误，而且在程序上也存在滥用职权的严重违法行为。2013年11月13日，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依法向被告提出国家赔偿申请，但被告拒绝赔偿。综上，被告在强行拆毁原告养猪场的过程中，违法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给原告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对此应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依据《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共计338.316万元（包括砖瓦结构损失：总面积6099平方米×350元=213.47万元、简易棚损失：总面积345.5平方米×200元=6.91万元；转场费：年利润40万元／年×2年=80万元，承包金：剩余94个月×2025元／月末19.035万元、钢锅1个1万元、排水管0.3万元、电线0.3万元、急卖生猪差价损失：中猪损失4.656万元、小猪损失12.645万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增城市国土房管局辩称：被告作出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合法有效。原告请求行政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一、基本事实。原告于2001年取得本案地块和承包经营权，租期为2001年8月20日至2020年12月31日（232个月），租金共47万元。于2003年10月30日依法取得增府（淡）养证（2006）第s019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域滩涂养殖使用证》，用途为池塘淡养，期限至2013年10月30日。2012年12月1日，经仙村镇十字滘村委会证明，原告的猪场设施包括砖瓦结构猪舍5909.33平方米，简易棚结构345.5平方米；经登记，有中猪97头，小猪281头，猪舍面积1792.5平方米。原告的猪场现已拆除。
2013年2月19日，被告认定，原告未取得合法用地手续，于2006年间擅自占用仙村镇十字滘村甩洲（土名）的2.051亩土地进行猪场建设，其中基本农田2.051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对原告作出增国房监罚村（2013）34号《土地违法案件行政处罚决定书》，作出“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基本农田上的建筑物及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的行政处罚。2013年3月5日，原告不服被告行政处罚，向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申请复议，其后，被告未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也未组织任何人员采取强制措施。2013年9月6日，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审理认为被告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撤销被告作出的增国房监罚宇（2013）34号《土地违法案件行政处罚决定书》。
二、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造成财产损害的违法行为，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第十二条规定，权利人要求赔偿应当递交申请书，申请书应当载明具体的要求、事实根据和理由。从审理查明的事实来看，被告只作出了行政处罚行为，未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也未组织任何人员对原告采取强制措施，因此，没有给原告造成损害。故被告决定不予赔偿。
三、程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决定，应当充分听取赔偿请求人的意见，并可以与赔偿请求人就赔偿方式、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依照本法第四章的规定进行协商。赔偿义务机关决定不予赔偿的，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书面通知赔偿请求人，并说明不予赔偿的理由。被告2013年11月13日收到原告的《国家赔偿申请书》，经审理后于2014年1月2日作出《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经电话联系原告委托代理人后，按其要求于2014年1月3日通过邮寄送达方式寄出决定书，于2014年1月6日妥投。被告不予赔偿的程序合法。
综上，被告作出不予行政赔偿决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合法有效。原告请求行政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1991年5月1日，增城市仙村镇十字滘村委与仙村镇水利会签订一份《租地开发种果木养殖合同书》，约定十字滘村委将属于十字滘村的土名叫“甩洲”的荒滩地租给仙村镇水利会种果木，面积200亩；将东江河十村滘河段部分租给仙村镇水利会养殖用，面积为100亩。1997年9月30日增城市水利会与马建强、何国洪、杨竞昌签订了《转让仙村水利会种果木养殖基地合同》。合同约定仙村镇水利会将仙村镇十村滘“甩洲”的“种果木养殖基地”330亩（其中鱼塘130亩），有偿转让给承包方生产经营。2001年8月19日，马某、杨某与原告郭满潮签订《承包鱼塘协议》，约定由马某、杨某将位于仙村镇十村滘“甩洲”鱼塘，有偿发包给郭满潮经营。上述合同或协议均到增城市公证处办理了公证。
2003年10月30日，郭满潮取得增城市人民政府核发的增府（淡）养证（2006）第s019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域滩涂养殖使用证》，核准郭满潮使用十村滘水域8.6公顷水域用于池塘淡养，核准使用期限至2013年10月30日。
原告郭满潮在没有办理任何报批手续的情况下在2006年间将上述承包的鱼塘进行填土建设养猪场，在2010前陆续建成。2012年11月，被告增城市国土房管局的工作人员在执法巡查时发现该养猪场，被告经实地测量，测得猪场面积为2.051亩，且确认该用地为基本农田。2013年2月19日，被告作出增国房监罚村（2013）34号《土地违法案件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原告在未取得地用地手续的情况下，于2006年间擅自占用仙村镇十字滘村甩洲（土名）的2.051亩土地进行猪场建设，其中基本农田2.051亩，并决定处罚郭满潮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基本农田上的建筑物及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原告对该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遂向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申请行政复议，该局在2013年9月6日作出穗国房行复（2013）1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被告以2010年-2020年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认定原告构成破坏基本农田的违法行为，属于对违法行为的主要事实认定不清，事实依据不足，据此撤销被告增城国土房管局作出的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
2013年4月19日，原告的养猪场被相关部门强行拆除，原告认为该拆除行为是被告依据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实施的行政强制行为或者是由被告组织的强拆行为，于2013年11月13日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2014年1月2日，被告经审查后作出《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认为原告主张养猪场是被告强行拆除没有事实根据，决定对原告郭满潮猪场被拆除的损失不予赔偿。原告对不服该决定书，于2014年1月1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判准其所请。
第一次庭审中，原告出示2012年12月1日的“涉案猪场丈量明细”及《仙村镇十字滘村郭满潮养猪场能繁母猪、公猪及生猪登记表》各一份称：在2012年底，增城市政府及仙村镇政府要求其自行拆除养猪场，并与其协商赔偿问题，但协议不成，兽医站工作人员经清点向其出具的登记表，市政府及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强行丈量养猪场，丈量明细上有市民政局副局长、仙政府党委委员、仙村十字滘村委村干部、仙村工作组人员签名确认。后来在与其代理人低声交谈后又陈述上述工作人员称清点及丈量都是受被告的指令及配合被告的工作而进行的。同时还主张在2013年4月19日，由被告、仙村镇政府、仙村镇国土所、仙村镇派出所及仙村城监中队等部门对其养猪场进行强拆。
另外，原告申请其侄子郭某乙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郭某乙证明原告的养猪场在2013年1月30日由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组织及指挥仙村镇政府、仙村派出所、十字滘村委等人员强行拆除，并提供了十五张现场照片予以证实其证言，但郭某乙不能指认照片上哪个是被告的工作人员，认为当时看到他们佩戴的工作证是被告的工作人员且有被告的车辆在现场。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原告的养猪场是否由被告强行拆除或者由被告组织强行拆除。关于这焦点问题原告提供的证据是其自己的陈述及证人郭某乙的证言，而原告在庭审中的陈述是前后矛盾的，在第一次庭审中陈述涉案养猪场是在2013年4月19日被拆，且在养猪场被拆除之前没有任何其他行政部门要求其拆除养猪场，只有被告作出限期拆除处罚决定书；之后又自认在2012年11月1日增城市政府及仙村镇政府要求其自行拆除养猪场，并对其养猪场进行清点及强行丈量，但在与其代理人交流后又称当时清点及丈量的工作人员是受被告指令及配合被告的工作而做的。第二次庭审中，在证人郭某乙出庭作证称在2013年1月30日目睹被告指挥其他人员拆除原告养猪场后，原告又陈述被告对其养猪场进行了两次清拆，并称辨认不出哪些是被告的工作人员，只是从被告出具处罚决定书后就有人来强拆，所以推定是被告的人员来拆的。证人郭某乙与原告是亲属关系，虽然提供了清拆养猪场的照片证明其证言，但郭某乙不能指认哪些是被告的工作人员。本院认为，原告及郭某乙只是凭被告作出了限期拆除处罚决定书，推定被告是对该处罚决定书进行强制执行，并未能提供其他证据加以佐证，被告否认参与原告所主张的两次清拆养猪场行动，故本院对原告的主张及郭某乙的证言不予采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者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因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养猪场由被告强行拆除或者由被告组织强行拆除，同时原告对此事实的陈述前后矛盾，且是原告根据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推定被告对该处罚决定进行强制执行，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养猪场被拆的损失的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郭满潮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郭满潮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本裁定确定的一审案件受理费同等金额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长 阮惠华
审判员 胡雪芬
审判员 温丽丹
二〇一四年六月六日
书记员 周思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