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豫04民申14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刘某1，女，1954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来安，男，1955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某2，女，1986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郑某，女，1959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刘某3，男，1963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金阊区。再审申请人刘某1因与被申请人刘某2、郑某及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刘某3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7）豫04民终21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刘某1申请再审称，（一）原一审违规违法办案。1.本案立案后，原一审法院迟迟不开庭，在多方催促下，于2014年7月16日开庭，原一审法官提供的平顶山银行存款调取信息，因无银行盖章，被当庭质疑，但法官却默不作声，庭审结束后也不做任何纠正。之后，刘某1曾就案件审理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向原一审法院有关领导反映和递交过书面材料，该院才于2014年8月底又开了两次庭，但仍对假信息不做纠正。在刘某1和其他当事人的一再要求下，又过了8个多月，才于2015年4月底，又提供了一份平顶山银行存款信息，与第一次一样，且第二次提供的最后一个账号与第一次提供的账号还不一样。无奈之下，刘某1与其他当事人一起到平顶山银行总部核实，该行领导交给该行纪检部门处理，当天下午，原一审法官告诉刘某1说再调取最后一次证据，于是出现了原一审卷宗中2015年5月初调取的平顶山银行存款信息，显示的存款金额数为216068.44元，而前两次调取的该银行可认定为夫妻存款的数额仅为1666.43元左右，前后相差21万多，此时距立案已近两年半之久。之后，又拖延了一年半，共历时四年才结案。一审法宫故意拖延办案时间，提供假的银行存款信息，明知是伪造、变造的证据，故意采信并提供至法庭，给当事人造成了经济损失和精神伤害。2.民事诉讼法对案件的审限有明确的规定，本案2012年12月立案时，刘某1的父母刘端祥、陈敏锐都在世，2016年12月结案时，原一审法院以其二人去世为由，剥夺了他们对抚恤金分割的权利，原二审认为抚恤金的分割“并无不当”,难道违规违法办案是正当的，不应该依法纠正吗？（二）原一审违反法定审理程序，原一审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分行账户95×××12，2007年7月30日账户余额1192.23元，中国银行账号60×××10帐户余额606.03元，中国建设银行平顶山分行存折账户24×××91余额114.02元”的三份证据未经质证就予以采信，违反法定程序，并将上述存款认定为刘红深的婚前财产（注2007年7月30日刘红深再婚）错误。（三）原一审判决漏判、漏算、错算问题。1.漏判问题。被继承人刘红深单位发放5000元丧葬费，其中单位租车用于参加追悼会花费500元，办丧事之前单位预发给其配偶郑某2000元，另外2500元被刘某2冻结在刘红深单位。原一审判决书称“郑某为处理刘红深的后事己支取2500元”（原一审判决文书有误，应为2000元，原二审已纠正）。但因当庭未被认可，原一审并未认定郑某将此2000元用于丧葬之事，也没有说明其去向，应属漏判。刘某1上诉时己提出过该问题，但原二审仅纠正了数字，仍维持原判。2.漏算问题。原一审法院提供的已查明的银行存款信息中，六个账户的总款为11971.92元（含利息总计为12975.24元），没有计入到遗产总数中，应属漏算。即：刘红深的平顶山银行建新支行，账号00×××20，金额3134.25元；平顶山银行平鹰支行，账号00×××39，金额153.72元（156.53元）；中国工商银行，账号62×××44，金额801元。郑某的工商银行，账号62×××65，金额986.72元，平顶山银行矿工路支行，账号00×××10，金额7833元；账号00×××10，金额63.23元（63.74元)。原二审对此认为：“因刘某2未提出上诉，一审判决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利益。故对刘某2提出一审判决认定的夫妻共同存款漏算13000元的答辩意见，依法不予审理”。事实上刘某2原二审提出的并非新的诉求，而是原一审判决时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将其计算在内，是原一审法院的错误，这是否损害了“他人合法利益”？漏算难道不应纠正吗？3.错算问题。详见以下内容五，原一审判决第四项。（四）原一审判决书中存在的其它问题。1.引用的法律条文文不对题，原一审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第二项”有误。实际上，第十二条是单独一款，无项，且该法律条文是关于知识产权的有关规定，但该案根本不涉及知识产权的问题。2.原一审疏忽草率，指向不明。原一审判决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有误”，实际上民事诉讼法总共二百八十四条，没有第一百一十一九条。3.原一审混淆概念，枉法判决。《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遗产在家庭共有财产之中的，遗产分割时，应当先分出他人的财产。”该条主要是规定分割遗产的方法，指出分割遗产时，应明白什么是共同财产，什么是遗产。共同财产先分出一半归配偶所有，剩下的一半为遗产。但原一审判决虽引用了该法条，却在公积金、医保卡的分割中，不按上述法条裁决，均是先给配偶分出一半财产后，把剩下的一半作为遗产的部分（又按夫妻共同财产）再分出一半给配偶，明显违背了法律规定。在刘红深的夫妻银行存款这部分的分割中，却先从共同财产中扣除丧葬支出，然后再分出一半给配偶，原二审判决中有一段文字也描述了原一审法院的这一分割方法，但对该不合法的裁决原二审却维持原判。4.概念错误，有辱人格。原一审判决将“代位继承”和“转继承”混淆，将刘某1、刘某3认定为代位继承人，等于把刘红深的姐和弟荒唐地认定为刘红深的孙辈。5.本案不存在“被抚养人”。原一审法官违背事实，错误将刘某2认定为“被抚养人”。6.本案原一、二审不调查各方实际经济状况，自定困难和富足标准，并据此判案。（五）故意违背事实，错误适用法律，枉法裁判。《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此案除刘端祥、陈敏锐是80多岁的老人之外，其余各当事人均无特殊困难，均有劳动能力。而原一审判决并未按照上述法律规定的原则处理。1.原一审判决第一项为：“一、刘红深遗留的住房公积金39263.83元，郑某分得16304.125元、刘某2分得16438.055元（其中包含刘红深婚前13177.23元）、刘某1分得3260.825元、刘某3分得3260.825元。”该项是住房公积金的分割，公积金属个人账户，是夫妻共同财产。因夫妻双方公积金数额相差无几，当事人各方均同意简化处理，不再计算配偶的部分，即相当于郑某己从夫妻共同财产中分割走自己的一半，剩下的这一半，即刘红深婚后的公积金直接作为遗产分割。本应依法由四继承人分割，而刘红深婚前的公积金作为遗产，依法也是四继承人分割。但原一审法院却不依法判决，把公积金遗产中婚前部分全部判给刘靖，把婚后遗产部分（不含配偶公积金）再按夫妻共同财产分给郑某一半，剩下的才由四人分割（等于按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两次）。按原一审的分配方法，对遗产公积金的处理刘某1、刘某3各分得8.3%,剩余的83.44%由郑某和刘某2大致均分，合法的分法应为39263.83元÷4人，每人9815.9575元。原一审对该部分的分割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故意适用法律错误，以达到不均等分割，原二审予以维持错误。2.原—审判决第二项为：“二、刘红深医保卡金额3033.34元，郑某分得1895.84元、刘某2分得379.17元、刘某1分得379.17元、刘某3分得379.17元。”原—审对医保卡余额的分割，与判决第一项的分割方法类似。各继承人都认同刘红深的医保卡作为遗产（除去配偶的部分）分割，但原一审法院又将遗产按夫妻共同财产分割，而不是按遗产分割。合法的分法为：3033.34元÷4人，每人为758.335元。4.原—审判决第三项为：“三、刘红深遗留的华数传媒股票924股，股票账户余额17698.86元归刘某2所有。”原一审法院认定刘红深遗留的股票、股票账户余额为婚前财产，但刘红深的婚前财产也应属遗产，原一审判决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原二审法院对此维持原判错误，合法的分法为924股÷4人，每人231股，17698.86元÷4人，每人4424.715元。4.原—审判决第四项为：“四、郑某与刘红深共同存款为327941.53元，其中刘红深的遗产为153415.765元，郑某分得183357.341元，郑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某2107391.035元、刘某121851.576元、刘某315341.576元。”需要说明的是郑某分得183357.341元，该数额实际上应该是包含从夫妻共同存款中扣除丧葬总支出后所得的一半财产，加上存款遗产中分割的数额，再加上原一审返还的墓地费，即：（327941.53元-21110元）÷2人+15341.576元+14600元=183357.341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六条的分割方法，该项夫妻共同存款的一半是遗产，即327941.53元÷2人=163970.765元。合法的分法应为：遗产减去刘某1垫付的丧葬支出，再减去郑某购买墓地的费用，剩下的是净遗产，由四继承人分割。即（327941.53元÷2人-6510元-14600元）÷4人=35715.1912元（每人应分数额）。原一审法院的分法是先从夫妻共同存款中扣除丧葬支出，而不是从遗产中扣除。即327941.53元-(6510元+14600元）÷2人=153415.765元，扣除丧葬支出后原一审实际每人分得为：郑某29941.576元（含墓地费支出）、刘某121851.576元(含垫付的丧葬支出)、刘某315341.576元、刘某2107391.035元，合计174525.763元。从上述数字中可以看出原一审郑某、刘某1、刘某3各分得1万多，各占10%，刘靖分得10万多，占70%，且不包括21110元（6510元+14600元）的丧葬支出，四人实际合计分得153415.763元。与原一审的遗产数额153415.765元基本相符。但按照原一审判决书该四人实际分割总数加上返还的6510元和14600元应为174525.763元，大于应分割的遗产总数额，账目对不上。刘某1在立案时不是继承人，与本案无遗产分割关系。所以原一审法院从夫妻共同财产中扣除后还之。郑某买墓地的14600元，不论是从夫妻共同财产中扣除，还是从遗产中扣除，这笔款买墓地己经消费掉了，既不能参与分割，也不存在返还的问题。丧葬支出若超过单位所发放的丧葬费，不足部分按照法律规定可以从遗产中支出。原一审判决表述前后不一，自相矛盾。表述有从共同财产中扣除的、有从遗产中扣除的。实际上是从共同财产中扣除，不符合法律规定。原二审庭审时法官问：“实际丧葬支出大于单位发放的丧葬费，不足的部分从遗产中扣除，各方有无意见？当时无人有意见。但原二审对原一审从遗产中扣除丧葬支出的描述却给予纠正，主张从夫妻共同存款中扣除丧葬支出，并维持原判。5.原一审判决第五项是抚恤金的分割，前面己述。原一审判决第六项为：“六、刘红深的婚前存款6957.97元归刘某2所有。”刘红深的婚前财产也是遗产，依法应由四继承人均分，即6957.97元÷4人，每人应分得1739.4925元。该项与判决的第三项均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即剥夺了其他继承人的继承权，原二审予以维持错误。7.原—审判决第七项为：“七、刘红深单位剩余的丧葬费2500元归刘某2所有。”丧葬支出实际花费是：郑某购买墓地支出14600元，刘某1垫付各项丧葬支出共7620元,扣除“利是”和人情消费，原一审认定了6510元，两项合计21110元。办丧事前单位预发给刘红深配偶郑某2000元丧葬费,剩下的2500元被刘某2冻结在刘红深单位，不能用于办丧事。丧葬费不是遗产，是单位发放给逝者亲属用来办丧事的，专款专用，不足的部分应从遗产和抚恤金中支出。但原一审判决是丧葬费根本不用于丧葬，却把丧葬费中己领的2000元漏判，将2500元判给一人所有。原二审回避了刘某1提出的漏判问题，原二审除维持原判外，还加上一句话“让刘某2用于刘红深的骨灰安葬”。关于下葬之事，当庭郑某称“已缴纳的墓地费中包含了所有的骨灰安葬费用，不再需要什么钱了。实际确实如此，墓地购置使用合同书明确规定下葬和刻碑免费。刘某1也当庭表示愿意承担骨灰下葬的其它费用，其他当事人当庭都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何况该案审理之初为避免混乱，该案所有的因国情而发生的“利是”和人情消费,一概不予认可。故应执行同一标准，然而原一、二审不考虑骨灰安葬的实际需求情况，在丧葬费不够用的情况下，单位发的丧葬费根本不用于丧葬，而在基本不需要用多少钱的地方判给2500元，明显不当。对以上各项判决，原一审判决的理由一是：“刘红深死亡时，刘某2还在攻读硕士学位，属于刘红深的被抚养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的“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是指尚在校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学历教育，或丧失或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等非因主观原因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成年子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抚养人为未成年的计算至18岁；被抚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刘某2当时己25岁，超出了法律规定的被抚养人的范围，不能满足被抚养人两条标准中的任何一条。而其母有工作单位及固定的工资收入，学校设有奖学金、贫困生助学金，不可能没有生活来源。何况有证据可证明，其父母为刘某2上大学和研究生存有存款和接受的亲友馈赠等用于上学期间的生活。如果这些证据在法律上可作为判案所必须的证据，刘某1可以提供。原—审错误的认定和适用“被抚养人”的法律概念。原二审虽对此法律概念予以纠正，但仍维持原判。原一审的理由二是：“刘红深死亡时，刘某2还在攻读硕士学位”，“刘某1、刘某3均属中老年，亦系刘某2的长辈，均有工作单位及固定的工资收入，并家境较富足，故对刘靖在本案中的遗产，应当予以多分。”原二审判决则改为：“刘红深去世时，刘某2硕士研究生尚未毕业，且系刘红深的唯一子女”，“刘某2系刘某1、刘某3的亲侄女，刘某1、刘某3均有工作单位及固定的工资收入，故对刘某2在本案中的遗产，酌情予以多分”。“晚辈”、“尚未毕业”、“唯一子女”、“亲侄女”是多分的法律条件和依据吗？如果“家境较富足”也可以作为多分的理由和判决依据，为何原一、二审从未调查过当事人的实际经济情况，并出示证据。“富足”是从何谈起？本案其他相关人员也都是“有工作单位及固定的工资收入”，原一、二审为何只提刘某1姐弟是“长辈”、“有单位”、“有收入”，“富足”的依据和标准究竟是什么？再者，法律不是打富济贫，“富足”是判案的法律依据吗？原二审还说：“一审法院在遗产分配上，酌情将刘红深属于婚前的遗产分给刘靖，将刘红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遗产适当多分给刘某2，于情于理于法，并无不当”。从法律上说是站不住脚的，该判决没有一项是依法判决，没有一个理由符合法定的照顾标准和条件。从情理上讲本案立案前的两年时间内，为求早日让逝者入土为安，刘某1在双方的意愿下组织郑某、刘某2商谈遗产的分割，两年无果后，刘某1建议走司法途径解决问题。综上，刘某1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第十一项、第十三项之规定申请再审。刘某2答辩称，（一）关于刘某1提出的刘红深“银行存款一审法院漏算”问题，属于事实，刘某2已另案起诉至新华区法院，不属于本案讨论范围。（二）刘某1提出的其他质疑，刘某2认为原一、二审从家庭美德、社会影响、公序良俗、友善互助、实事求是、遵从法律等方面考虑，判决刘某2适当多分遗产并无错误。如果从道德道义角度出发，建议法院剥夺郑某、刘某1、刘某3遗产的继承权，理由如下：1.郑某与刘红深结婚仅三年半，经新华法院查明，郑某恶意转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存款，占有刘红深身份证、骨灰存放证、死亡证明、墓地购置合同等重要遗物。刘红深的独生女刘某2多次恳求让逝者入土为安，郑某等人始终拒绝配合下葬。现己和刘家断绝关系，不再给刘红深扫墓。根据法律规定，其行为理应少分遗产或剥夺其遗产继承权。2.对于郑某的不当行为，刘某1不仅不作为，反而在语言和行动上屡次偏袒郑某，以财产未分割为由拒绝配合下葬，并积极转移刘红深房产。刘红深的一套单位房改房以及华府公寓（部分产权）皆被刘某1转移至其父刘端祥（刘某2的爷爷）名下。2011年刘红深突然去世时，其父母刘端祥、陈敏锐夫妇健在。据众人所知，二老一生品性高洁，桃李满天下，平时就呵护晚辈、关爱孙女，十分看重伦理道德。二老生前没有买房，自1989年从许昌来平一直跟着儿子刘红深生活,住在了儿子房子中20多年，又怎么会继承赡养其二老20多年的儿子的财产？二位老人更不会允许自己的子女侵占他人财产的情况存在，可惜直至二老仙逝未留下只言片语，其本意只能任由其子女曲解。3.2011年刘红深去世时，四位第一顺序继承人只有刘某2还在上学，没有任何工资收入。郑某在教育系统工作，有儿子赡养。刘某2的爷爷、奶奶均系国家离休干部，工资收入较高，享受国家津贴、医药费用全额报销，2013年二老己仙逝，无需奉养。刘某1系退休医生、高级职称。刘某3也是高校教授，高级职称，均有女儿赡养。只有刘某2系刘红深的独生女儿，当年正在上学无收入。在其父不明去世后加之亲属的种种行为，十分痛苦，既是精神需要抚慰者，又是物质需要帮助者。刘红深后事都需其女儿刘某2独自承担（下葬、墓地管理、历年祭拜等)。根据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刘某2理应继承更多遗产。4.刘某2起诉的另一目的是为其父找回真相。刘红深系中学高级教师，在世54年，从教30余年，无赌博、嗜酒等任何不良嗜好，恪尽职守，本分善良，生活简朴，然而除去法院查明的六个账户共6530.14元（其中5045.69元己经被转移），名下再无其他遗产。自从刘某218岁上大学后，刘红深只在刘某2考上研究生时偷偷给其5000元购置电脑，其余再无任何资助。综上，郑某转移夫妻共同存款，刘某1转移刘红深名下房产，刘红深婚前存款至今下落不明，且郑某、刘某1掌控相关手续导致逝者七年才入土为安，根据本案的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刘某2的长辈刘某1、郑某枉顾事实、固执己见、纠缠不休，浪费司法资源，应依法剥夺其二人的继承权。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各方当事人原本是与被继承人刘红深有着血亲或姻亲关系的家人或亲人，在刘红深在世时各方应该是和睦共处，相敬如宾，现如今各方因刘红深去世后留下的遗产分配问题产生纠纷，诉至法院，这样的结果不应当是刘红深在世时所希望看到的结果，因此各方当事人仍应本着互谅互让，维护家庭和睦、维持亲人间的亲情，有利于团结的目的去解决本案纠纷，给逝者刘红深以慰藉。关于住房公积金和医保卡余额的分割问题。通过原一审查明的事实，刘红深生前的公积金为39263.83元（其中，在刘红深婚前1996年至2007年7月17日住房公积金为13777.23元），医保卡余额为3033.34元，上述财产在刘红深与郑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属于其夫妻共同财产，原一审当时考虑到刘红深的女儿刘某2正在攻读硕士，尚无收入，其他继承人均有稳定的收入，将刘红深公积金中的婚前部分分给刘某2，将刘红深婚后的公积金及医保卡余额按照夫妻财产均分后，属于刘红深应得部分的按照郑某、刘某2、刘某1、刘某3四人均等分割，原二审对此予以维持并无不当。故刘某1申请称原一审对住房公积金及医保卡余额的分割违反法律规定，故意适用法律错误，分割不公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刘红深遗留的股票及账户余额问题。原一、二审已经查明，2004年3月17日刘红深在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中兴南路证券营业部购买安塑股份600股，后更名为华数传媒，2007年2月12日该股票红股入账324股，共计924股，股票账户余额17698.86元。原一、二审均以郑某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刘红深婚后双方共同经营管理为由，认定股票及股票账户余额属刘红深的婚前财产并无不当。各方均对该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该财产虽然属于刘红深的遗产，但原一审当时考虑到刘红深的女儿刘某2正在攻读硕士，尚无收入，其他继承人均有稳定的收入，将刘红深该部分婚前财产分给刘某2，原二审对此予以维持并无不当。故刘某1申请称原一、二审对该部分财产应当均等分割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刘红深与郑某的共同存款分割及刘红深婚前存款的处理问题。原一审查明刘红深与郑某婚后共同存款金额为3279141.53元，因刘某1为处理刘红深的殡葬事宜垫付6510元，2011年3月1日刘某1与郑某共同为刘红深选购墓地时，郑某垫付了14600元，该两项支出应当从上述刘红深和郑某的婚后共同存款3279141.53元中扣除，扣除后再扣除郑某因夫妻共同财产应分得的一半153415.765元，剩余153415.765元作为遗产由郑某、刘某2、刘某1、刘某3四人进行分割并无不当。原一、二审考虑到郑某存在故意隐匿遗产的行为，并考虑到郑某的经济收入酌情减少其应继承的份额不违背相关法律规定。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刘某2系刘红深的独生女，其在刘红深去世时士研究生尚未毕业，亦无固定收入，而考虑到郑某、刘某1、刘某3均有工作单位及固定的工资收入，原一审法院在遗产分割上，酌情将刘红深属于婚前财产的遗产分给刘某2，将刘红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遗产部分多分给刘某2，并不违背情理和法理，原二审对此予以维持并无明显不当。故刘某1申请称原一、二审将刘红深的婚前存款判给刘某2以及对刘红深与郑某的共同存款中的遗产部分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分割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抚恤金、丧葬费问题。抚恤金是基于特定身份而产生的财产权利，是职工死亡后才产生的，属于刘红深生前所在单位给予死亡家属和直系亲属的精神抚慰性质的经济补偿，不属于遗产的范围。本案原一审审理周期较长虽有不当，但刘红深的父母于遗产分割前相继去世系客观事实，原一审法院酌定抚恤金刘某2分得26796元、郑某分得11484元，原二审对此予以维持并无不当。故刘某1申请称原一、二审对抚恤金的处理不当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刘红深生前所在单位发放丧葬费5000元，其中刘红深所在单位八中为办理追悼会，派车支付500元，郑某支取2000元用于办理刘红深的后事，因刘某2需处理刘红深下葬等后事，原一审法院酌定剩余的2500元丧葬费归刘某2所有，原二审对此予以维持亦无不当。刘某1申请称原一审漏判2000元的丧葬费及剩余2500元的丧葬费判给刘某2一人所有不当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刘某1申请称原一审漏算刘红深六个银行账户总计11971.92元（含利息12975.24元）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原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对该漏算部分的问题提出上诉，且原一审判决也不存在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存在。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原二审对此不予处理并无不当。且刘某2就其认为漏算的存款部分已在新华法院另行提起诉讼，当事人可在另案中予以解决。关于原一审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刘某1申请称原一审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分行账户95×××12、中国银行账户60×××10及中国建设银行平顶山分行存折账户24×××91未经质证就予以采信，属违反法定程序的理由，因原一审判决后，各方当事人均未对此提出上诉，且各方当事人均对原一审认定该三个账户中的存款数额的事实无异议，该程序上的瑕疵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故刘某1的该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刘某1申请书中所列的原一审法律条文多字问题、法律适用错误问题、代位继承和转继承问题、法律概念错误问题、认定事实错误以及部分术语表述错误等问题，原二审已经在查明事实和本院认为部分予以纠正。综上，刘某1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第十一项、第十三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刘某1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楚军荣审判员  宋红彦审判员  郭 滨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七日书记员  马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