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1民终274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第二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马玉梅，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春雨，山东鹊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月东，山东鹊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卫国，男，1973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章丘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晓敏，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第二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险济南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卫国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章丘市人民法院(2016)鲁0181民初l68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平安财险济南支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平安财险济南支公司不承担商业险的赔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杨卫国承担。事实与理由：肇事逃逸不仅是对法律责任的逃避，更违反了公序良俗。对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是为了避免不明知而提示说明，而不是因为不提示说明便可以一概不知。“肇事逃逸拒赔”，是人尽皆知的社会常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规定了以法律禁止性规定作为免责事由时，保险人仅有提示的义务，而无明确说明的义务。杨卫国作为一名老司机，具有丰富的投保经验，对于基本的保险知识及合同内容是熟知的。保险公司在保险单上专门制作了栏目要求投保人阅读保险条款，特别是免责条款。如果有异议的应当及时提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之规定，平安财险济南支公司已经尽到了提示义务，“足以”引起杨卫国对自身守法义务不证自明的注意。从保险法和合同法的原理看，保险单是保险合同的主要凭证。作为交易相对人，杨卫国对于合同的权利义务、特别是关切自己保障范围的重大问题，负有基本的注意义务，应当相互协助完成缔约程序。在平安财险济南支公司对其进行书面提示的情况下，若其确实没有收到保险条款，应当及时提出。在平安财险济南支公司提示后，杨卫国没有任何异议，即应视为其知悉了其明知的条款内容。总之，在是否尽到提示义务、足以引起相对人注意的问题上，应当斟酌具体案情，实事求是的做出分析认定。肇事逃逸应受法律制裁，应当成为一项不容置疑的社会共识，得到司法的积极维护。
杨卫国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平安财险济南支公司在上诉请求中扩大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对禁止性规定情形的事由，在本案中，平安财险济南支公司对于免责条款未尽到提示及明确说明义务，应根据合同约定对杨卫国承担理赔责任。
杨卫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平安财险济南支公司支付杨卫国保险理赔款61万元；诉讼费用由平安财险济南支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杨卫国系鲁A586**小型轿车的登记车主和实际所有人。2015年6月17日，杨卫国作为保险人分别在平安财险济南支公司处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机动车商业保险，保险期间自2015年6月18日零时至2016年6月17日24时止。其中交强险限额包括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万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万元、财产损失限额2000元；机动车商业险限额包括车辆损失险324352元、第三者责任保险50万元以及不计免赔等。2.2015年9月14日20时40分许，杨卫国驾驶被保险车辆由西向东行驶至省道102线38KM+200米处时，与薛允成驾驶的电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薛允成受伤后抢救无效死亡，两车损坏。该事故经章丘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处理认定，杨卫国驾驶机动车未在机动车道行驶并肇事后驾车逃逸，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薛允成不承担责任。3.薛允成，男，生于1969年2月25日，汉族，山东省沂南县张庄镇张庄村人。事发时，薛允成在章丘市明水城区打工。薛允成生前兄妹四人，其父亲已故，尚有母亲宋利香，生于1945年6月6日，汉族，居民；其妻尹作霞，生于1970年10月13日，汉族，居民；长女薛飞生于1997年2月23日、次女薛鹏欣生于2002年2月28日。2015年9月17日，章丘市公安局出具法医学尸体检验意见书，认定薛允成系颅脑损伤而死亡，损伤特征符合交通事故形成。同日，章丘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签发殡葬证。4.2015年9月26日，杨卫国之兄杨卫兴受杨卫国（甲方）委托与尹作霞、薛飞以及宋利香委托的长子薛允刚（乙方）签定赔偿协议书，约定：甲方一次性支付乙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交通费、精神损害费等80万元人民币；甲方履约后，乙方全权授权杨卫国及代理人代表乙方与杨卫国肇事车辆保险公司处理理赔事宜，向保险公司主张赔偿责任，并承诺赔偿款归杨卫国所有等。协议签订后，杨卫国于当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将赔偿款80万元转至薛允成之妻尹作霞账户内，为杨卫国书具收条。5.协议签订后，宋利香、尹作霞等受害者亲属向山东省章丘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平安财险济南支公司赔偿保险理赔金。案经审理，山东省章丘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31日作出（2015）章民初字第3305号民事裁定认为：杨卫国已经赔偿宋利香等人各项损失80万元，其再次要求保险公司赔偿相应损失，于法无据。据此，驳回宋利香等人的起诉。6.诉讼过程中，杨卫国对平安财险济南支公司提供的投保单、机动车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中的签字不予认可，并申请司法鉴定。2016年5月25日，山东政法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笔迹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投保单及投保人声明处“杨卫国”的签名不是杨卫国本人书写。杨卫国为此支付鉴定费3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通过杨卫国、平安财险济南支公司陈述及其提供的相应证据，杨卫国所有的鲁AP91**车辆在使用过程中因故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事故对方第三者经抢救无效后死亡、车辆损坏，事实清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针对双方之间的争议，本案需要解决的焦点问题在于：一是本案是否违背“一事不再理”的问题；二是杨卫国与平安财险济南支公司之间保险合同关系以及免责条款的效力问题；三是杨卫国请求损失的合理性问题。
关于焦点一程序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平安财险济南支公司针对其主张提供的民事裁定书，是受害人作为原告主体基于交通事故责任提起的民事诉讼，而本案原告是作为被保险人基于保险合同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属于不同的两个法律关系，原告的主体及其请求与理由均不相同。因此，本案杨卫国提起诉讼并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基于同一事实和理由重复起诉的范畴，一审法院依法应作出实体处理。
关于焦点二，保险关系及条款的认定。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平安财险济南支公司针对其主张提供的投保单及免责声明书，已经司法鉴定并非杨卫国本人签名，该鉴定意见书应作为本案的有效证据予以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规定，“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字或者盖章，而由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本案杨卫国已经履行缴纳保险费的义务，应视为其对他人代签字行为的追认，其与平安财险济南支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成立。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司法解释（二）第九条规定，“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针对本案而言，如上所述，投保单及免责声明均非杨卫国本人签名，意味着投保时杨卫国并未在现场，平安财险济南支公司针对其主张既无证据证实已将相应保险条款交付杨卫国，亦无证据证实其向杨卫国履行明确说明的告知义务。故无论杨卫国驾车离开现场的原因如何，本案机动车损失保险条款中关于“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的约定，对杨卫国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平安财险济南支公司依法应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在保险金限额内给予理赔。
关于焦点三，杨卫国请求相应损失的认定。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死者薛允成身份的认定。一方面，薛允成生前系沂南县张庄镇张庄村人，即薛允成生活居住在镇政府所在地，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农村居民。另一方面，薛允成发生事故前在章丘市明水城区打工，在此期间驾驶电动自行车与杨卫国发生交通事故，意味着薛允成发生事故时生活居住在城区。故薛允成因此事故死亡，以城镇居民的身份获得赔偿损失，并无不当，且符合目前全国范围内取消户口性质划分实行城乡统一户口登记制度的要求，体现人生价值之平等性，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其次，受害人的损失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结合死者薛允成的家庭人员情况，且平安财险济南支公司对杨卫国主张的计算标准本身无异议。经审查，其一，杨卫国主张因此事故造成薛允成的死亡赔偿金584440元、丧葬费29695元、被抚养人生活费73292元，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其二，结合事故发生地、薛允成家庭住所地，以及处理丧葬事宜人员的情况，杨卫国赔付误工费3000元、交通费5000元，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亦应予以支持。其三，精神抚慰金是对死者亲属精神上的一种安抚与慰藉，薛允成之死给其亲属造成的精神痛苦实是无法用金钱衡量，杨卫国自愿给予死者亲属10万元的精神抚慰金，亦是生者对死者亲属表达的歉意和安慰，符合人之情理。但，杨卫国给予的精神抚慰金数额明显超出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不能因此加大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结合本案实情，精神抚慰金以1万元为限较为适宜。
综上所述，杨卫国与平安财险济南支公司之间存在保险合同关系，杨卫国所有的车辆在保险期间内发生交通事故致使三者死亡，平安财险济南支公司依法应依据保险合同约定给予理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赔偿限额中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次序问题的批复》的指导精神：精神损害赔偿与物质损害赔偿在强制责任保险赔偿限额中的赔偿次序，请求权人有权选择；请求权人选择优先赔偿精神损害，对物质损害不足部分由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偿。因此，平安财险济南支公司应在强制责任保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杨卫国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误工费3000元、交通费5000元、丧葬费29695元、死亡赔偿金62305元，合计11万元。依据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约定，平安财险济南支公司依法应在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赔偿杨卫国死亡赔偿金50万元。据此，依照上述法律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第十一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关于“举证责任分配”之规定，判决：一、平安财险济南支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范围内赔付杨卫国误工费、交通费、丧葬费、精神损失费、死亡赔偿金等11万元；二、平安财险济南支公司在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赔付杨卫国第三者的死亡赔偿金50万元。上述款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900元，司法鉴定费3000元，由平安财险济南支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之规定，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应作出提示或者明确说明，否则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事故发生后驾车逃离事故现场虽系法律、行政法规明确禁止的行为，但该违法事项并非法定的免责事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之规定，保险人将该违法事项作为保险条款中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虽可以免除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保险人仍负有以适当方式对投保人进行提示的义务，提醒投保人注意违反该禁止性规定与保险人免责之间存在关联性，否则相关免责条款不发生效力。本案投保单及免责声明处的签名经鉴定均非杨卫国本人所签，杨卫国亦不认可平安财险济南支公司向其交付了保险条款，平安财险济南支公司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向杨卫国履行了提示义务，故保险免责条款中关于“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的约定并未产生效力。平安财险济南支公司关于因杨卫国肇事逃逸而拒赔的上诉主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平安财险济南支公司应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在保险金限额内给予理赔，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第二中心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900元，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第二中心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耀勇
审 判 员 李 萍
代理审判员 陶巧玲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焦琳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