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康行初字第21号
原告黄瑞泉，男，1949年10月19日生，汉族，赣州市大余县人。
原告黄银发，男，1964年12月30日生，汉族，赣州市大余县人。
原告黄蔼干，男，1952年01月12日生，汉族，赣州市大余县人。
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刘锦龙，江西明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黄琪俊，男，1977年12月23日生，赣州市大余县人，系原告黄瑞泉儿子。
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邱凌，该县县长。
委托代理人彭雨明，大余县林业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刘京，系大余县林业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黄蔼岭，男，1963年03月06日生，汉族，赣州市大余县人。
第三人黄传贤，男，1937年08月06日生，汉族。（已于2015年5月3日去世）
原告黄瑞泉、黄银发、黄蔼干三人诉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不服林业行政处理决定一案，向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26日作出（2015）赣中行辖字第15号行政裁定书，裁定该案移交本院审理。本院于2015年4月3日受理后，向被告和第三人黄蔼岭、黄传贤送达了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和举证通知。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5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黄瑞泉、黄银发、黄蔼干及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黄琪俊、被告委托代理人彭雨明、刘京、第三人黄蔼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瑞泉、黄银发、黄蔼干认为第三人黄蔼岭持有的（2007）第×号（林权证编号为：××，宗地号为：×××）林权证宗地中包含了其部分自留山林地，遂向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申请撤销该证，被告经过调查取证等程序后，于2014年9月18日作出了余府字（2014）331号《大余县人民政府关于黄瑞泉等人要求更正林权登记的处理决定》，该处理决定载明：“本府认为被申请人（黄蔼岭）所发林权证编号××，宗地号为×××的林权证办证程序合法。根据《江西省林权登记管理办法（试行）》之规定，本府作出如下决定：维持被申请人所持林权证编号××中宗地×××的林权证。”同时告知了申请行政复议及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和期限。
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以下证据材料：1、被告2014年9月18日作出的余府字(2014)331号《大余县人民政府关于黄瑞泉等人要求更正林权登记的处理决定》，证明被告下达了处理决定；2、赣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赣市府复字（2014）7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赣州市政府下达了行政复议决定书；3、黄瑞泉、黄银发、黄传贤、黄蔼干的林权撤销申请及相关材料，证明原告向被告提出了申请及证据；4、送达回证、答辩书及证据，证明第三人收到申请副本后进行了回复并提供了证据；5、大余县林业局提供的林权登记申请表及相关资料，证明林业局收到的林权登记申请及相关证明材料；6、大余县林业局的调查材料，证明林业局到现场进行了调查；7、被告的处理决定书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作出了处理并送达了原告和第三人；8、赣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赣市府复字（2014）71号行政复议通知书，证明赣州市政府通知了被告；9、黄瑞泉、黄银发、黄蔼干的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原告向赣州市政府提出了申请。
原告黄瑞泉、黄银发、黄蔼干诉称，一、被告2014年9月18日作出的余府字（2014）331号《大余县人民政府关于黄瑞泉等人要求更正林权登记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作出的处理决定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原告提交的“江西省大余县山林权执照（余林证字第××××号）”已充分证明，争议的林地使用权应属原告所有，该证也证明原告等4户山林权面积60亩，现被告仅确认为45亩；第三人黄蔼岭持有的（2007）第×号林权证中“注记”载明“经黄蔼岭、黄蔼森协商，该宗地面积各占50%，即黄蔼岭计8.1亩，黄蔼森8.1亩……”，恰能反证该宗地权属来源不清，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属认定事实不清；被告处理过程中，组织原告与第三人黄蔼岭及其所在小组代表确认，双方对争议山林界址并无异议，且双方确认的界址与原告4户持有的“江西省大余县山林权执照（余林证字第××××号）”四至、面积完全相符，原告4户提交的证据与被告调查确认的事实完全相符，应该确认本案争议的林地使用权归原告4户共有。二、被告2007年对第三人黄蔼岭实施的林权登记发证行为没有事实依据，也违反了法定程序。被告查明的“黄瑞余生产小队14户对原自留山的分配发生矛盾……”，即第三人黄蔼岭所在的黄瑞余生产小队14户对自留山权属存在争议，但该生产小队14户内部之间并无重新分配山林权的决定，更没有做出过要将原告黄瑞泉4户所有的山林权分配给第三人黄蔼岭的决定，被告2007年对第三人黄蔼岭颁发（2007）第×号林权证显然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第三人除持有（2007）第×号林权证（16.2亩）外，还持有原黄瑞余生产小队14户内部另行分配的37.8亩林权证，第三人持有的林权证面积明显与事实不符，也与该村小组分配情况及林地分配法律法规不符。被告向第三人黄蔼岭颁发（2007）第×号林权证的程序也是违法的。因此请求人民法院：1、撤销被告2014年9月18日作出的余府字（2014）331号《大余县人民政府关于黄瑞泉等人要求更正林权登记的处理决定》，并依法撤销大余县人民政府2007年颁发给第三人黄蔼岭的（2007）第×号林权证；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辩称，一、原告提交的“江西省大余县山林所有权执照（余林证字第××××号）”实际为余林证字第×××××号，该所有权执照已载明所有权人为池江公社弓里大队14生产队4户，即为原告三人及黄传贤4户。第三人黄蔼岭提供了“江西省大余县山林所有权执照存根（余林证字第××××××号）”，该所有权载明所有权人为池江公社弓里大队第一生产队，第三人黄蔼岭属该生产队成员。经核对双方执照和实地对图，主要矛盾在于原告提供的林业三定时期山林所有权执照（余林证字第×××××号）西边界为石壁窝右梗天水外主以出，交界处是第三人黄蔼岭所在生产队林业三定时期山林所有权执照（余林证字第××××××号）东边界石壁窝右梗天水到外主。原告认为“右梗天水外主”是指右梗天水下方所分两小梗靠外那小梗，第三人黄蔼岭认为“右梗天水外主”应是右梗天水相邻靠外那主梗。通过执照界址核对、实地图及字面理解，被告更倾向于第三人黄蔼岭的说法。二、原告认为其山林所有权执照（余林证字第×××××号）注明原告等4户林地面积为60亩，而林改时期所发证面积为45亩有误。被告认为，三定时期山林执照面积是目估的，林改面积是通过实地勾图测算出来的，所以有一定差距，应以林改时期面积为准。另原告所提供三定时期自留山使用权证存根（余林证字第×××××××号）注明其林地面积为48亩。三、原告提出第三人黄蔼岭所持有的（2007）第×号林权证中注记载明的“经黄蔼岭、黄蔼森协商，该宗地面积各占50%，即黄蔼岭计8.1亩，黄蔼森8.1亩……”，恰能反映该宗地权属来源不清。事实是该林权证上注记内容是第三人黄蔼岭与黄蔼森私下协商并自己用钢笔写上去的，并没有通过林业部门或政府部门。且原告提出的纠纷是其与第三人黄蔼岭所在黄瑞余生产队十四户人的纠纷，而黄蔼岭与黄蔼森是同一个生产队的成员，他们之间的协定属于生产队内部的事，与原告无利害关系。四、经核对第三人黄蔼岭的林权证登记档案材料，第三人黄蔼岭所办林权证程序符合《江西省林权登记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和要求，林权登记申请表经当地村委会、镇政府签署意见并加盖了公章，发证依据为林业三定时期自留山使用权证存根余林证字第××××××××号，公示表公示了一个月并无人提出异议，东边接界人虽然只有第三人黄传贤一人签名，但在“其他踏查人员签名”栏有原告黄蔼干、黄瑞泉、黄银发三人的签名，证明原告都到了现场指界，清楚当时的界址，其在公示期间并未提出书面异议。另原告黄银发和黄瑞泉在领取自己林权证的领条上也写明该证无争议。五、根据外业勘界技术员刘来生的证明：当时原告三人与第三人黄传贤、黄蔼岭都在现场指界确权，因林业三定时期的山林执照四至界址有些地方描述比较含糊，无法准确断定，经大家协商讨论，在林业三定时期山林执照的基础上，进行现场划界确权。刘来生是在他们商量好并确定四至界址后现场进行勾图定界的，所确定的四至界址应有法律效力。综上所述，被告认为第三人黄蔼岭所登记编号为××，宗地号为×××的林权证办证程序合法，被告作出的余府字（2014）331号《大余县人民政府关于黄瑞泉等人要求更正林权登记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请予以维持。
第三人黄蔼岭述称，一、第三人黄蔼岭提供的余林证字第××××××号山林所有权执照存根复印件、原告余林证字第××××号所有权证和1983年6月10日颁发的余林证字×××××××号自留山使用证，充分说明第三人黄蔼岭2007年的林权证是有事实依据的。二、原告所诉山林地块实际座落于小汾屋背龙坑，1980年原告和第三人黄蔼岭属同一个生产队，1980年该生产队分了三个作业组，黄瑞泉组4户22人，黄瑞余组当时9户44人，黄红发组3户11人，黄瑞余组当时参加分山、分田的是黄瑞余、黄蔼岭两人，当时为公平起见，龙坑分成了内外两部分，外面部分东以小汾屋背路梗天水以进，西石壁窝左梗天水以出，内面部分石壁窝左梗天水以进至黄瑞早组山林界址以出，且石壁窝内中梗天水至石壁窝左梗天水以出是黄红发组的。三、1982年至1983年的山林执照上的面积是没有经过测量，估计的面积，1980年生产队有500亩左右林地，黄瑞泉执照上写了140亩，黄瑞余执照上写了300亩，黄红发组执照上写了60亩。2007年颁发的林权证是经过林业局技术人员根据图纸计算出来的，黄瑞泉4户79.5亩，黄瑞余组现在14户171.3亩，黄红发组现在2户有61.3亩，原告1982年余林证字第××××号面积为60亩，1983余林证字第×××××××号所载面积为48亩，2007年4户面积为45亩，基本吻合。原告申请中所谓的16.2亩加45亩约等于60亩和简单数学计算纯属想当然。四、在林政勘界确权时，林业站技术员根据双方三定时的执照和1980年分山情况，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后，原告3户和第三人黄传贤、黄蔼岭是确定界址后，再划定4户界址，确定4户所在山林的地形图。所以当时只有山林四至界址得到大家认可，才可能进行后续发证所需要的书面材料进行申报，然后才可获得林权证。且黄瑞泉、黄银发在领林权证时亲手写的领条中明确，其与黄蔼岭山林无争议，这再一次说明了原告3户在确权勘界时对四至界址是认可的。五、第三人黄蔼岭（2007）第×号林权证中“注记”载明的黄蔼岭与黄蔼森协商该宗地各占50%，是林改时遗漏了黄蔼森户的自留山，所以原黄瑞余组现在14户43人为了减少矛盾，重新进行了协商，并于农历2012年正月初五形成协议书，流转给黄瑞余组农户黄蔼升、黄蔼峰、黄其永、黄香生4个经营管理，时间为30年，2042年12月30日到期，到期后还是以14户43人共同所有，联户经营。而且现在发的“林权证”林地根本不属于黄蔼岭个人所有。六、黄蔼干没有在林地使用权登记公示表上签字的问题，不能说明发证依据不足，因为黄蔼干在内外两块林地使用权证登记公示表上都没有签字。七、关于第三人除持有（2007）第×林权证16.2亩外，另有37.8亩林权证的问题，另一本林权证在登记中明确写明黄蔼峰占2/3，黄蔼岭占1/3，这是我们内部的事，根本与原告无关。八、原告在国家重点公益林2006年度规划分户登记表中也签字确认了，且每年的公益林补偿资金已领，其间均未提出异议。以上事实充分证明了第三人黄蔼岭的林权证证据充分，事实清楚，与原告根本不存在人民山林权属纠纷。
第三人黄蔼岭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林地使用权登记公示表复印件两份，证明两份公示表黄蔼干没有签字；2、林权证（证号（2007）第×××××××××号）复印件一份，证明黄蔼岭没有多占林地；3、江西省大余县山林所有权执照存根余林证字第008780号复印件一份，证明80年原告和第三人是同时分山的，当时面积、四至界址已经确认。
第三人黄传贤去世前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和证据材料。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作如下确认：
对被告所提交证据的确认：第三人黄蔼岭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均不持异议；原告对证据1、2、3、4、7、8、9无异议，本院依法确认该七组证据的证明效力；原告对证据5中编号为0362124020207moymsy00341的林权登记申请表有异议，认为该表四至接界人没有签名，其他勘查人员栏中原告的签名均是伪造的，非原告等人的亲笔签名，本院认为，该份申请表上登载的四至中东、南、西面均有接界山林，其中东面载明的接界是黄传贤、黄蔼干山，在接界人栏中有黄传贤的签名，南面载明的接界是小汾组山，接界人栏中未有签名，西面载明的接界是刘长生山，接界栏中有刘长生的签名，在其他勘查人员签名栏中，有原告三人及其他五位村民的签名，本院认为无论是在接界人栏还是在其他勘查人员栏上相关人员的签名，均可证明相关人员对山林界址进行了确认，虽然原告提出该签名并非原告三人等的亲笔签名，但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予以佐证，亦未申请笔迹鉴定，故本院依法确认该份申请表的证明效力；原告对证据5中黄瑞泉的领条持异议，认为当时是黄蔼岭负责统一办理和发放林权证的，领条也是黄蔼岭要求写的，黄瑞泉当时是对黄蔼岭37.8亩的山林权无异议，但是没想到其还有一本占掉了原告4户山林的林权证，本院认为，黄瑞泉及黄蔼岭对当时写下该份领条的情况各执一词，黄瑞泉作为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承当自己行为相应的法律后果，故在没有其他证据反证的情况下，本院依法确认该份领条的证明效力；原告对证据5中的林地使用权登记公示表持异议，认为该份公示表未予以公示，黄蔼干因发现第三人黄蔼岭山林有侵占原告4户山林的情况而未签字确认，本院认为，该份公示表系池江镇兰溪村小汾组的19户（包括原告三户及第三人黄蔼岭、黄传贤户）村民林地四至等信息的登记情况，其中有18户进行了签字确认，黄蔼干户未签名，对于黄蔼干为何没有签名只有原告的陈述予以说明，根据证据规则，当事人陈述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此，本院对原告的该项陈述不予采信，因原告未对该公示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提出异议，本院依法确认该份证据的证明效力；综上，本院依法确认证据5的证明效力；原告对证据6中的“情况说明”有异议，认为其与证据6中的“情况汇报”自相矛盾，并且也不是事实，本院认为，“情况汇报”是大余县林业局池江林业工作站对原告要求撤销的黄蔼岭林权证所涉山林基本情况的陈述，而“情况说明”是当年对池江镇兰溪村进行林权确权外业构图的刘来生作出的外业构图经过的说明，两者陈述的并非同一事项，不存在自相矛盾的内容，原告方虽对“情况说明”内容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依法确认该份“情况说明”的证明效力，故本院依法确认证据6的证明效力。
对第三人黄蔼岭提交证据的确认：证据1是在被告提交的证据5中公示表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份公示表，该份增加的公示表仍然是黄蔼干未在其上签字，原告亦因此提出异议，本院对该二份公示表的采信理由相同，在此不作赘述，本院依法确认证据1的证明效力；原、被告对证据2、3均不持异议，本院依法确认其证明效力。
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到现场进行了勘查并制作了两份现场勘查笔录，证明争议的山场是对“外主”位置的不同主张而形成的一块争议地，该二份笔录经各方当事人庭审质证均不持异议，本院依法确认其证明效力。
经审理查明，2014年1月9日，原告黄瑞泉、黄银发、黄蔼干及第三人黄传贤认为第三人黄蔼岭持有的（2007）第×号（林权证编号为：××，宗地号为：×××）林权证包括了其享有使用权的部分山林，故向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提交了撤销该林权证的申请及证明材料，被告受理该申请后，向第三人黄蔼岭送达了申请书，第三人收到申请书后，在规定的期限内向被告提交了答辩状及证据材料，为查明案件事实，被告调取了办理本案林权证的相关资料，并进行了调查核实。2014年9月18日，被告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及被告的调查材料作出了余府字[2014]331号《大余县人民政府关于黄瑞泉等人要求更正林权登记的处理决定》，该处理决定维持了第三人黄蔼岭持有的林权证编号为：××，宗地号为：×××林权证。原告对该处理决定不服向赣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维持了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原告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庭审中，原告及第三人对被告作出该处理决定的程序均不持异议。
另查明，原告原所在的池江公社弓里大队14生产队4户（原为黄瑞泉、黄传贤、黄蔼干、黄传瓒4户，现为黄瑞泉、黄银发、黄传贤、黄蔼干4户）和第三人黄蔼岭原所在的池江公社弓里大队第一生产队各自持有的1982年山林所有权执照登载的山场中有东西相邻的两块山场，统称为龙坑，原告所在生产队所有的山林在东面，其持有的1982年余林证字第×××××号山林所有权执照上登载的西面界址为石壁窝右梗天水外主以出，第三人黄蔼岭所在生产队所有的山林在西面，其持有的1982年余林证字第××××××号山林所有权执照上登载的东面界址为石壁窝右梗天水到外主，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外主”的具体位置。2007年林改期间，上述两块山场，东边的更名为“荷树窝”山场，西边的更名为“石壁窝外小窝”山场，大余县人民政府向第三人黄蔼岭核发的（2007）第×号林权证即是位于“石壁窝外小窝”的林权证，当时是由第三人黄蔼岭提出申请，并提交了林权登记申请表、林业三定时期林权证等材料，在进行林权确权外业构图时，第三人黄蔼岭与黄瑞泉、黄银发、黄传贤、黄蔼干对相邻边界产生过争议，后经双方现场进行协商形成统一意见后，由负责外业构图人员曾晓斌、刘来生构绘了编号为×××等五人各自所有的五个宗地，发证前，相关部门就第三人黄蔼岭登记的16.2亩石壁窝外小窝林地、原告三人及第三人黄传贤登记的荷树窝等林地进行了公示，除黄蔼干外，其余权利人均在公示表上进行了签字确认，公示后，被告向各林权权利人发放了林权证。黄银发、黄瑞泉在领取林权证时均出具了领条，黄银发在其领条上载明：本证无争议；黄瑞泉在其领条上载明：此证与黄蔼岭山林无争议。
本院认为，《江西省林权登记管理办法（试行）》第三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是森林、林木和林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登记发证机关，其所属的林业主管部门是林权他项权利的登记发证机关，因此，本案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具有登记发放林权证的主体资格，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告向第三人黄蔼岭颁发（2007）第×号林权证是否合法。原告认为被告认定事实不清，且发证程序违法。本院认为，被告向第三人黄蔼岭颁发的（2007）第×号林权证是否合法包括了程序和实体两个部分的内容。从程序上进行审查，林改时，第三人黄蔼岭向被告提出林权登记申请，提交了申请表、林业三定时期林权证等材料，被告经过统一的现场勘查、外业构图、公示等程序后向第三人黄蔼岭发放了林权证，原告提出，被告在处理决定中查明“林改时，黄瑞余生产小队（黄蔼岭所在生产队）14户对自留山分配产生矛盾”，因此属于没有解决纠纷便发放林权证，本院认为该陈述的后一句为“于是在生产小队总体山场面积的基础上重新进行了自留山的分配”，故被告的该项陈述不能作为认定被告在给第三人发放林权证时存在争议的证明，故本院认定被告向第三人黄蔼岭发放（2007）第×号林权证的程序合法。从实体（即权源）上进行审查，原告持有的1982年余林证字第×××××号山林所有权执照上清楚地载明了黄瑞泉组4户的其中一块山林的西至为石壁窝右梗天水外主以出，第三人黄蔼岭所在的第一生产队持有的1982年余林证字第××××××号山林所有权执照存根亦清楚的载明了第一生产队的其中一块山林的东至为石壁窝右梗天水到外主，两块山林东西交界，交界线为“外主”。2007年林改时，第一生产队成员黄蔼岭将与原告相交的该块山林的部分，申请登记在自己名下，该山林的东至即是与原告山林相交的界址，权源清楚，虽在进行林权确权外业构图时，双方对界址具体位置产生过争议，但经构图人员刘来生的证实，当时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形成统一意见并现场明确界址无异议后才进行的外业构图，因此其间形成的构图对各当事人具有法律效力，原告之后就1982年林权证上登载的“外主”具体位置提出的异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本院认为第三人黄蔼岭（2007）第×号林权证的实体即权源亦合法。因此，被告基于上述事实作出的处理决定属于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第三人黄传贤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去世，本院认为本案的处理结果不影响黄传贤的权益，因此未追加其继承人参加诉讼。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黄瑞泉、黄银发、黄蔼干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提起上诉，向本院或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朝泉
代理审判员 袁 慧
人民陪审员 易春华
二〇一五年七月一日
代理书记员 梁超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