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3民终2223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元皓，男，1992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汤新联，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新焕，女，1987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所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
原审被告：刘福生，男，1965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上诉人刘元皓因与被上诉人余新焕、原审被告刘福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4民初91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刘元皓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
（一）原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不当。首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借款合同为实践性合同，以实际收到借款为合同生效的要件；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不相识，也不曾向被上诉人借过任何款项，虽然上诉人在《借款合同》上签了字，但上诉人至今未收到被上诉人支付过来的借款的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合同中也并未明确指示该笔借款应由刘福生收取，被上诉人未经上诉人的同意直接将该笔借款支付给刘福生的行为应由其自行承担，不能认为刘福生的借款即为上诉人的借款或要求上诉人承担相应的责任，故原审法院在未核实该借款事实直接判令上诉人承担责任是严重错误的。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5条的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11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从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款合同》和《借款借据》两份证据来看，双方对利息的约定已有新的约定，即利息为零。退一步说，《借款合同》有约定利息，而后面形成的《借款借据》是未约定利息的，那么也属于前面法条所述的“约定不明”，法院应不予支持。而原审法院却无视法律明确的规定径行支持了被上诉人的利息诉求是存在严重错误的。
（二）假设上述理由不成立，原审也存在超出请求审理及判决的行为，也即对利息起算日及逾期利息的计算超出请求，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中的请求及事实与理由均主张“利息从2016年6月28日按月利率2%计”，即从2016年6月28日开始计算利息，而原审直接超额判决“按月利率2%计算，从2016年4月29日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存在错误。另外，从《借款合同》和《借款借据》两份证据来看，《借款合同》对逾期利息约定：“借款人未按期归还借款，对逾期部分自逾期之日起，出借人有权向借款收取正常借款利息。”何谓之“正常借款利息”？是否应视为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再者，后面形成的《借款借据》对逾期利息已有了变更，即被上诉人已放弃了逾期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9条的规定：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而本案中，合同双方在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的情况，原审迳直按年利率24%判决借款人承担逾期利率存在双重错误。
（三）原审程序存在瑕疵。被上诉人存在明知刘福生被拘押及明知上诉人联系方式的情况下未主动告知原审法院的行为；而原审法院也在得知并且收到了刘福生被拘押的相关证明，上诉人主动联系要求查阅档案时，不接电话或其他没空的借口，让上诉人无法尽早查询案件，并在未查清案件事实的情况下，迅速出判决，种种行为均是对上诉人及刘福生的合法权益熟视无睹，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浪费诉讼资源。另外，因刘福生已被刑拘，无法参加诉讼，原审法院既未通知刘福生参与开庭进一步了解案件事实，又未依法裁定诉讼中止，不利于查清案件真实情况，作出的判决也是敷衍了事的。
余新焕未答辩。
刘福生未陈述意见。
余新焕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300万元及利息512000元（利息从2016年6月28日按月利率2%暂计算至起诉之日）；2、两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29日，原告与两被告、保证人陈永安签订一份借款合同，约定两被告向原告借款300万元，借款期限两个月，借款实际发放日及借款起始、到期日均以借款借据为准，月利率5%。同日，两被告向原告出具一份借款借据，约定借款期限自2016年4月29日至2016年6月28日止，未注明月利率。同日，原告通过其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尾号4848的账户向被告刘福生中国建设银行尾号1513账户转账282万元。原审庭审时，原告称其扣除的款项即为借款期内的利息，该部分利息系按月利率3%计算。
原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原、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有借款合同、借据、银行活期对账单等证据为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合法有效。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300万元，原告实际支付被告282万元，原告在起诉状及庭审过程中确认预先扣除了18万元作为借款期限内的利息，故原审法院认定本金为282万元，利息应按月利率2%计算，自借款支付当日即2016年4月29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刘福生、刘元皓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余新焕借款本金282万元及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从2016年4月29日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余新焕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34896元（已由原告预交），由两被告负担32802元，原告负担2094元。
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二审中刘元皓确认刘福生是其父亲。刘福生和刘元皓身份证地址均为深圳市××××405，原审通过司法专邮向上述地址对刘福生和刘元皓进行送达起诉状和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时，司法专邮被退回，注明原址查无此人。原审因此公告送达。刘元皓上诉书所书写的刘元皓和刘福生住址也为上述地址。
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上诉人主要争议焦点是款项是否已实际出借、利息的计算是否正确、原审的送达是否不当。
本案有借款合同和借据，刘元皓和刘福生均在借款人处签字，而余新焕也在同日向刘福生账户转账282万元，款项虽然未转入刘元皓账户，但刘元皓和刘福生是共同借款人，并且刘元皓与刘福生共同在借据上签字，故该笔款项可以认定为余新焕履行借款合同向刘元皓和刘福生出借的款项，刘元皓称借款合同未履行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利息，合同明确约定月利率5%，同日出具的借据虽然未填写利率，但并没有明确约定变更合同约定的利率，故原审认定合同约定了利率并按月利率2%的标准支持利息，并无不当。关于利息起算日期，余新焕主张2016年4月29日至2016年6月28日的利息18万元预先从本金30万元中扣除，请求自2016年6月28日起计算利息。由于利息不得从本金中预先扣除，因此应按实际支付的金额即282万元认定本金，利息则按约定自实际借款日起算，故原审对利息的计算并没有超出余新焕的请求范围。
关于送达，原审通过司法专邮往刘元皓和刘福生住所地送达起诉状和传票等文书，被退回后，公告送达，程序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缺乏证据和法律依据，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2802元，由上诉人刘元皓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黎 康 养
审判员 刘 向 军
审判员 郑 寒 江
二〇一八年二月五日
书记员 刘振光（兼）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