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杭商终字第9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浙ＸＸ野景观绿化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帅新武。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张亮、赵瑜华，浙江励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绿地生态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建明。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金建中、金明宇，浙江沁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浙ＸＸ野景观绿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浙江绿地生态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4）杭余商初字第2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4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9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华野公司及委托代理人赵瑜华，绿地公司及委托代理人金建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华野公司与绿地公司曾发生业务往来，华野公司向绿地公司供应货物，绿地公司向华野公司支付货款。2014年2月14日，华野公司以双方于2010年12月份签订的《销售合同》、于2012年2月15日形成的《对账单》及2011年期间七份出库单等证据起诉至原审法院，要求绿地公司支付货款5459840元并支付相应滞纳金。其中华野公司提供的《销售合同》载明：合同总金额为18936130元；送货地点为绿地公司永康工地；本合同数量计算以绿地公司收货人签收的送货单为准；货款支付为2011年1月份送的苗木款在2011年6月30日结清，2011年2月份送的苗木款在2011年7月30日结清，2011年3月份送的苗木款在2011年8月30日结清，2011年4月份送的苗木款在2011年9月30日结清，2011年5月份送的苗木款在2011年10月30日结清，2011年6月份送的苗木款在2011年11月30日结清，2011年7月份送的苗木款在2011年12月15日结清，绿地公司对逾期支付的货款按每日1‰的滞纳金支付给华野公司；绿地公司指定收货人为叶寄远、颜正德，收货人在确定苗木规格和数量价格后在送货单上进行签字；本合同的供货期限2010年12月20日至2011年7月30日，逾期仍需供货另签合同确定。合同落款购货方处盖有编号尾号为5513的“绿地公司”公章。其中华野公司提供的《对账单》载明华野公司于2011年1月8日、1月10日、3月2日、3月6日、3月31日、4月3日、5月8日、6月2日向绿地公司送货的金额。《对账单》落款购货单位处盖有编号尾号为5513的“绿地公司”公章并由“孙建明”签名。其中华野公司提供的七份出库单，六份由“叶寄远”签名，一份由“颜正德”签名。诉讼中，绿地公司陈述《销售合同》、《对账单》落款加盖的编号尾号为5513的“绿地公司”公章并非其持有及使用的真实公章，并向原审法院提供永康市公安局行政审批科出具的印章详情信息材料，该材料显示：绿地公司印章编号为3307220005913。绿地公司陈述《对账单》落款处“孙建明”签名并非孙建明本人所签。经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鉴定，其于2014年11月24日出具杭州明皓（2014）文鉴字第257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如下：2012年2月15日《对账单》中“孙建明”签名字迹与样本1-3中孙建明书写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形成。绿地公司陈述其未收到华野公司提供的七份出库单项下的苗木，经叶寄远、颜正德本人辨认，该七份出库单上的“叶寄远”、“颜正德”签名并非叶寄远、颜正德本人所签。2014年2月14日，华野公司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一、绿地公司向华野公司支付货款5459840元，并支付华野公司自2012年2月16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滞纳金2736471.80元（按货款5459840元，按照月息2.1%，自2012年2月16日暂计至2014年1月31日，此后滞纳金按照上述标准另计）；二、绿地公司承担案件诉讼费。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华野公司与绿地公司是否签订并履行了案涉《销售合同》。第一、华野公司提交的《销售合同》及《对账单》未经绿地公司加盖公章或法定代表人孙建明签名。华野公司提交的《销售合同》及《对账单》落款处“绿地公司”公章的编号尾号均为5513，而绿地公司已举证证实其公司公章的编号为3307220005913，尾号不相符。虽华野公司还提供了盖有“绿地公司”公章的两份合同及出库单、发票、付款凭证，但合同与付款凭证的时间、金额不能完全一一对应，发票与合同的关联性无法认定，出库单未经绿地公司确认，且绿地公司否认该两份合同上“绿地公司”公章为其所加盖。同时华野公司陈述该两份合同落款处颜笑丹签名为孙建明所签，但经原审法院释明后，华野公司不愿对该两份合同中“颜笑丹”签名是否为孙建明所签及“颜笑丹”签名与“绿地公司”公章形成先后进行鉴定，故该些证据并不足以证实绿地公司持有并使用过编号尾号为5513的公章。就《对账单》上“孙建明”签名的真实性，经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鉴定，该签名亦非孙建明本人书写，因此华野公司提供的《对账单》未经过绿地公司一方确认。第二、华野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已向绿地公司交付金额为5459840元苗木。华野公司提交了出库单七份，绿地公司对该些出库单不予认可，叶寄远、颜正德辨认后否认该些出库单上签名系其所签，华野公司就绿地公司对出库单的意见无异议，原审法院认定该些出库单不能作为华野公司交付案涉《销售合同》项下苗木的依据。华野公司认为系绿地公司故意安排他人假冒叶寄远、颜正德在该些出库单上签字，该主张无充分证据证实，该院不予采信。庭审中华野公司陈述案涉《销售合同》项下的苗木系由绿地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建明指定的第三方樱枫花木合作社、振林园艺场交付绿地公司。就华野公司提交的樱枫花木合作社交付货物证据材料，《苗木采购协议》系其与樱枫花木合作社签订，并未明确载明系根据绿地公司指示及向绿地公司交付苗木；《苗木采购协议》中载明的罗汉松数量与编号为0429、0431出库单数量不符；樱枫花木合作社出具的情况说明及付款凭证仅对交付货物方式及付款情况作出说明，未明示已将苗木交付绿地公司；卢某在永康市公安局所作询问笔录中的陈述真实性无法认定，且其对送货地点无法明确；验收单系华野公司单方制作，未经绿地公司确认。就华野公司提交的振林园艺场交付货物证据材料，验收单均系华野公司单方制作，且制作日期均早于华野公司所主张的交货日期一个月以上；打款凭证及发票与本案的关联性无法认定。华野公司所主张的由樱枫花木合作社、振林园艺场向绿地公司交付苗木金额较大，交易中未形成送货单明显不符合常理。因此，华野公司对其已履行向绿地公司交付苗木义务未能提供绿地公司签收的送货凭证。综上，华野公司对其主张与绿地公司签订案涉金额为18936130元《销售合同》并按合同约定向绿地公司交付金额为5459840元的苗木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现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华野公司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华野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9174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华野公司负担。
宣判后，华野公司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2010年，华野公司与绿地公司签订了一份《销售合同》，合同订立生效后，华野公司开始向绿地公司履行合同义务，但绿地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支付货款，故华野公司中止了供苗，之后经多次催讨，绿地公司仍未付款。2012年2月，华野公司与绿地公司就所欠货款进行对账，于同月15日签署了《对账单》，确认绿地公司所欠货款为5459840元。《对账单》约定了滞纳金的相关条款。至今绿地公司未支付货款，滞纳金暂计为2736471.8元。原审判决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华野公司的诉讼请求，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具体理由如下：一、原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一审中，华野公司提供了充分证据证明与绿地公司存在买卖关系，并已实际交付绿地公司价值5459840元货物的事实。但原审判决对证据作出错误认定，致使本案事实认定错误。1、对于案涉《销售合同》，原审未结合华野公司提交的其他证据，就以“被告落款处公章并非真实公章”为由不予认定。事实上，华野公司提交的七份出库单与《对账单》中的苗木供应时间、名称、数量等均一一对应，且证据5至证据10亦证明华野公司依据绿地公司的要求，与绿地公司指定的余姚市樱枫花木合作社签订《苗木采购协议》，购买苗木并直接由该合作社将苗木交付给绿地公司，证据9验收单与0429、0431出库单内容相一致，间接证明华野公司履行《销售合同》的事实。该合作社职员卢某也在余姚市公安局经济犯罪刑侦大队所作的询问笔录中证明，华野公司选择余姚市樱枫花木合作社供应苗木系绿地公司指定，向华野公司购买的苗木都是直接交货至绿地公司工地。证据11-17可证明，华野公司为了履行《销售合同》，向杭州萧山新街镇振林园艺场采购苗木，有验收单、打款凭证、发票等证明该事实，且各份验收单均与《对账单》中的履约内容相一致。华野公司提供了多份证据证明履约事实，但原审法院均以无关联性为由不予认定。2、华野公司一审中提交了证据16、17，证明华野公司依据《销售合同》约定，向绿地公司开具了多份金额共计为5428040元的增值税发票，绿地公司员工也予以书面确认，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原审在对真实性予以认定的情况下，却认为无法证明华野公司已经履行交付苗木的义务。3、华野公司提交的证据18-23，系绿地公司2009年8月7日与浙ＸＸ凯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凯公司）签订《农产品采购合同》及合同履行、付款、开具发票等交易过程，证据环环相扣。在该合同中，绿地公司盖有尾号为5513的公章，与《销售合同》中所盖的公章一致。证据24-28亦证明在华野公司与绿地公司曾经的业务往来中，绿地公司使用过尾号为5513的公章的事实。以上证据足以证明尾号为5513的公章系绿地公司未备案的公章，但原审判决以“不足以证明被告持有并使用过尾号为5513公章”为由，对证据三性未予认定。二、尾号为5513的公章确系绿地公司所有，证据确实充分。1、绿地公司与华凯公司于2009年8月7日签订了《农产品采购合同》。合同约定，由绿地公司向华凯公司提供货物，华凯公司在2009年9月7日前向绿地公司支付300万元合同预付款，剩余货款于2009年12月15日前支付。该《农产品采购合同》盖有绿地公司尾号为5513的公章。随后，华凯公司按合同约定，于2009年9月7日向绿地公司支付了300万元预付款。绿地公司亦开具了金额总计300万元的销售发票给华凯公司。嗣后，依据绿地公司提供的货物价值，华凯公司将3168000元剩余货款支付给了绿地公司，其中超过合同约定的168000元系因绿地公司提供的货物超过合同约定而产生。2009年10月，绿地公司开具给华凯公司3168000元苗木款发票，以上发票均盖有绿地公司财务专用章。2、华野公司与绿地公司在2009年8月17日签订过《购销合同》，绿地公司亦使用了尾号为5513的公章，嗣后绿地公司向华野公司支付了相应的合同款项，华野公司向绿地公司开具了对应的发票。以上证据充分证明，绿地公司除了拥有一个尾号为5913的备案过的公章，私下还拥有和使用一个尾号为5513的公章，其可能是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使用。3、此外，绿地公司一审中提交的证据1中也包含了对账单，仔细核对对账单上的数据，也是一致的。既然绿地公司认为这是一组证据，绿地公司在商品询证函上既然盖了章，那么对账单也必然是绿地公司在审查后盖章确认的。当时对账单是一式两份，一份留在绿地公司处，所以没有盖章，一份交付华野公司，所以盖章确认了。三、华野公司已按照合同履行了交货义务，绿地公司应当依法履行付款义务。华野公司为了履行本案《销售合同》，向第三人购买苗木，并直接交付给绿地公司，后经对账，出具了《对账单》，绿地公司盖有尾号为5513的公章予以确认，法定代表人孙建明签字。可见，绿地公司已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交货义务，而绿地公司亦对欠款金额、交货名称、数量等进行了确认，对滞纳金进行了约定。故绿地公司应当按约支付货款5459840元以及相应的滞纳金。综上，原审未对上述事实予以查明，作出了显失公正的判决，现上诉请求：1、撤销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4）杭余商初字第299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绿地公司向华野公司支付货款5459840元以及滞纳金2736471.8元（按货款5459840元，按照月息2.1%，自2012年2月16日起暂计至2014年1月31日，此后滞纳金按照上述标准另计）；2、一、二审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均由绿地公司承担。
被上诉人绿地公司答辩称：一、华野公司提交的《销售合同》对绿地公司不具有合同相对关系上的法律事实，无需承担合同责任。本案《销售合同》既没有绿地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字，也没有绿地公司依法核准的印章加盖。尽管该合同载有绿地公司名称的印章，但该尾号5513的印章与绿地公司依法核准的印章（尾号5913）不符，故该份合同不成立，华野公司与绿地公司不存在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绿地公司无需承担相关法律责任。二、华野公司有关案涉合同已履行的相关事实和主张并不成立，绿地公司没有相应的承担义务。1、华野公司提交的《对账单》无成立事实。首先，以供货清单为载体的《对账单》是如何形成的不清楚，华野公司提供的两位证人董某和李某陈述不一；其次，《对账单》上两行手写文字（即：此函不作为赔款依据，仅用以应付审计用）产生的原因两位证人的说辞前后矛盾，同时还包括实际交易情况的描述也是大相径庭；再次，该《对账单》落款购货单位处加盖的公章并非绿地公司持有的公章，且“孙建明”的签名经鉴定并非孙建明本人所签。故该《对账单》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对已经履行的合同标的进行事后核对确认的事实。2、华野公司出示的七份“出库单”无法与事实印证，绿地公司没有具体的对等给付义务。从性质上看，该单据系合同标的物交付凭证，须由双方有代表权的当事人签字后才能表示交付行为的完成。但是，该“出库单”接受苗木一方的签字并非绿地公司员工叶寄远、颜正德所为（本人辩认后否定），且华野公司也未对此表达异议，说明该七份出库单与绿地公司无关，不存在交付苗木事实，因此不能得出绿地公司拖欠华野公司5459840元苗木款的结论。3、华野公司有关第三人间接履行的理由不能成立，绿地公司未参与与华野公司相关的第三方交易。华野公司一审提交的有关与第三方余姚市樱枫花木合作社、杭州萧山新街镇振林园艺场的合同履行事项以及案外人卢某的证言，不仅属于间接证据，而且作为由华野公司单方面提供资料，真实性、合法性难以令人信服，内容与本案无关，尤其是涉及合同履行地点、苗木数量、苗木品种、苗木交接、货款支付等不能自圆其说，况且所谓交易涉及数百万元，并没有绿地公司接受苗木的交易凭证，明显不合常理。三、华野公司有关涉绿地公司一方签字或盖章真实性的异议无事实依据。1、绿地公司持有的印章是经依法核准的印章。绿地公司持有的印章系依法经永康市公安局备案，具有真实性、合法性，编号为3307220005913是绿地公司现持有的唯一印章。2、案涉《对账单》上相关签名的真伪系经依法鉴定确认的。诉讼期间，《对账单》中“孙建明”的签名笔迹经司法鉴定并非绿地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建明所写。3、华野公司利用类似合同文本佐证绿地公司持有其他印章的主张，不能成立。华野公司提供的盖有尾号5513印章的两份合同文本及相关资料，与付款凭证的时间、金额等不能完全一一对应，发票与合同的关联性无法认定，且该两份合同并没有实际履行的事实，不能用以参照对比。同时，对合同落款处是否是“孙建明”还是“颜笑丹”所签这种明显值得怀疑的事实，经原审法院充分释明后，包括印章与签名形成先后的鉴定在内，华野公司仍未主张鉴定。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无误，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华野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记账凭证（2011年6月27日）、销货清单、开票申请单、增值税普通发票，拟证明2011年6月双方发生2799972元的业务。2、记账凭证（2011年10月31日）、销货清单、开票申请单、增值税普通发票，拟证明2011年9月双方发生550万元的业务。3、记账凭证（2011年11月17日）、销货清单、开票申请单、增值税普通发票，拟证明2011年9月双方发生580万元的业务。4、记账凭证（2011年12月22日）、验收单、退货协议、增值税普通发票、红字普通发票报备单，拟证明2011年12月双方发生3548772元的退货业务。以上证据经质证，绿地公司认为，以上证据均非新证据，对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记账凭证系华野公司虚构，销货清单验收人是华野公司自己填写，单价是伪造的，开票申请单是华野公司单方制作，增值税发票是华野公司为上市而虚开，与本案无关，验收单没有验收人或负责人签字，系华野公司单方制作，对报备单三性均有异议。本院认为，以上证据均不足以证明欲证事实，不予确认。
绿地公司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审理，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销售合同》中并无绿地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建明签名，虽然该份合同落款处购货方加盖有编号尾号为5513的“绿地公司”印章，但该印章与绿地公司经依法核准使用的尾号为5913的印章并不相符。此外，虽然华野公司在一审中提供了二份盖有“绿地公司”尾号为5513公章的合同及出库单、发票、付款凭证，但合同与付款凭证的时间、金额不能完全一一对应，发票与合同的关联性无法认定，出库单未经绿地公司确认，且绿地公司否认该两份合同上“绿地公司”公章为其所加盖。对于案涉合同是否实际履行的争议焦点，华野公司一审中提供了七份出库单，绿地公司对该些出库单不予认可，叶寄远、颜正德辨认后否认该些出库单上签名系其所签，华野公司对此并未提出异议。华野公司称绿地公司故意安排他人假冒叶寄远、颜正德在该些出库单上签字，但却未提交证据证明。华野公司称案涉《销售合同》项下的苗木系由其向绿地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建明指定的第三方余姚市樱枫花木合作社、杭州萧山新街镇振林园艺场购买，并由余姚市樱枫花木合作社、杭州萧山新街镇振林园艺场直接送到绿地公司的工地，但华野公司对此亦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且出库单亦非收货单，故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该七份出库单项下的苗木已经绿地公司一方员工签收。此外，华野公司提交的《对账单》上加盖的并非绿地公司经依法核准使用的尾号为5913的印章，“孙建明”签名字迹亦经司法鉴定并非孙建明本人书写，而绿地公司提交的《发出商品询证函》上记载华野公司员工董某、李某于2012年2月15日书写的“此函不作为赔款依据，仅用以应付审计用”，其提交的《对账单》与华野公司提交的《对账单》的苗木明细与欠款数额均一致，并有董某、李某2012年2月15日的签名，故华野公司提交的《对账单》亦不足以证明案涉欠款事实。综上，华野公司上诉称其已向绿地公司交付金额为5459840元的苗木依据不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本院对华野公司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9174元，由浙ＸＸ野景观绿化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瞿 静
审 判 员 夏明贵
代理审判员 夏文杰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胡舒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