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3民终64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潘锦雷，男，1963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冬娇，女，1963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永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祥国，温州市金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潘锦雷因与被上诉人陈冬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6）浙0302民初95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潘锦雷、被上诉人陈冬娇及其委托代理人叶祥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潘锦雷上诉请求：1、撤销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6）浙0302民初9570号民事判决；2、改判驳回陈冬娇的原审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陈冬娇负担。事实和理由：一、陈冬娇转入潘锦雷账户的30万元是其出借给胡国强的款项。陈冬娇与潘锦雷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2014年10月26日下午6时许，胡国强请高中同学胡成素、陈冬娇、潘某、潘锦雷在温州顺生大酒店吃晚饭。席间，胡国强说因办理他与丽水电业局招投标工程引起的合同纠纷在杭州市西湖区法院打官司需要资金，向胡成素、陈冬娇借钱。胡成素说自己回家与老婆商量后第二天答复。因那段时间胡国强正在帮陈冬娇儿子安排工作，陈冬娇当即答应再借给胡国强30万元（前面因帮她儿子安排工作陈冬娇已经借给胡国强50万元）。陈冬娇说为了胡国强打赢在杭州市西湖区法院的官司，早点把工程款拿回来，这样可以连同前面的50万元一起还给她。当时陈冬娇说潘锦雷在同学中威信比较高，把借给胡国强的30万元先转入潘锦雷账户，等胡国强确实需要用钱时再转给胡国强，这样潘锦雷可以起到证明人的作用，国强对此也予以同意。第二天，陈冬娇将两笔借给胡国强的合计30万元款项转入到潘锦雷农业银行账户。随后，潘锦雷和潘某陪同胡国强到杭州办理西湖区法院相关事宜。2014年11月19日，胡国强说需要用钱，叫潘锦雷将陈冬娇借给他的30万元转给他。潘锦雷当即打电话给陈冬娇，胡国强还直接与陈冬娇通了电话，双方同意后，潘锦雷才将陈冬娇暂存在其账户的30万元转给胡国强。2014年底，胡国强告诉潘锦雷和潘某，他与陈冬娇结账时这30万元借款的欠条已经打给陈冬娇，并付给陈冬娇部分利息。胡国强出具给陈冬娇一张45万元的借条，其中包含了经潘锦雷账户转给胡国强的30万元，还有2014年12月11日陈冬娇转给胡国强的5万元和2014年12月18日陈冬娇转给胡国强的10万元。以上事实经过，潘锦雷和潘某都是在场当事人。二、陈冬娇在给公安机关的报告中自认诉争的30万元是出借给胡国强的借款，一审法院没有采信该自认错误。（一）从检举报告及附件清单的内容看，陈冬娇已自认诉争的30万元是出借给胡国强的借款。2016年5月9日，在周天乐、金光明、金建设、陈冬娇、潘锦雷向温州市公安局出具的《关于伪造人民法院印章和法律文书招摇撞骗要求有关部门迅速立案侦察严肃惩处的检举报告》中，陈冬娇称自己被胡国强诈骗120万元，后面附一张由她亲笔罗列的清单，详细记录借钱给胡国强的时间、金额、经手人等情况。其中记载“2014.11.1030万元（锦雷建雨）先转锦雷卡上”。如果按陈冬娇的陈述，该30万元是出借给潘锦雷的借款，那么就不会将该借款列入胡国强诈骗明细。从数额上看，潘锦雷见证陈冬娇出借给胡国强的借款有三笔，分别为30万元、5万元和10万元，这与陈冬娇在高中同学微信群中的聊天记录相互印证。（二）一审法院认为检举报告及附件清单与本案无关是没有客观、全面审核证据所致。1、关于数额120万元吻合的问题。举报报告的数额是120万元。记账清单的数额2013年11月10日50万元、2014年10月27日30万元、2014年12月11日5万元、2014年12月18日10万元、2014年8月6日10万元、2014年8月19日5万元、2014年8月16日10万元，再加上2014年8月16日请客12800元，减去2015年7月17日已还5万元，合计为1162800元，再加上利息，当时陈冬娇自己说就算120万元，数额应该是一致的。如果按一审法院的裁判思路，2014年10月27日转账的30万元是潘锦雷向陈冬娇的借款，那么清单所列的总额应扣除该30万元，被骗取的总额只有86.28万元，与陈冬娇检举报告中所称的被骗120万元明显不符。2、关于南海兵的款项问题。一审法院称“记账清单中相关经济往来并不局限于陈冬娇与胡国强之间，还包括潘锦雷及南海兵”。因为其中有30万元是经过潘锦雷转给胡国强的，有20万元是经过胡国强借给南海兵的。现在因为胡国强涉嫌诈骗被公安机关追捕，陈冬娇为挽回损失，将借给胡国强以及经过胡国强介绍借给他人的款项均计算在内予以起诉，潘锦雷和南海兵就是典型的对象。这张清单就是告胡国强的清单，如果该30万元不是借给胡国强的，陈冬娇就不会将该笔30万元记载在这张清单上。3、关于“先转锦雷卡上”含义的理解。从字面上理解有两种解释，其一潘锦雷是借款人，其二胡国强是借款人，潘锦雷是陈冬娇和胡国强指定的收款人。如果潘锦雷是借款人就没有必要将该30万元写入清单，没有必要备注“先转锦雷卡上”。在陈冬娇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应认定“先转锦雷卡上”是指出借给胡国强的30万元借款先转入潘锦雷的卡。三、陈冬娇在高中同学微信群中也自认诉争的30万元是出借给胡国强的借款。2016年7月29日，陈冬娇在高中同学微信群中聊天称“这45万元是潘锦雷出面叫陈冬娇为同学作好事借的，他讲不然前面的50万元也拿不回去了”。陈冬娇对微信群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聊天记录可以直接证明陈冬娇出借给同学（实际上是胡国强）的款项中，有45万元是通过潘锦雷介绍的，此前已另行出借50万元的事实。同日，周秀贤和潘锦雷说，陈冬娇被胡国强骗了，陈冬娇说钱都是经过潘锦雷的。上述微信群聊天记录结合检举报告以及清单等证据足以证明诉争的30万元是陈冬娇出借给胡国强的事实。四、陈冬娇在开庭后提供的2013年11月10日胡国强借陈冬娇50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和借条充分印证了陈冬娇庭审中所说的“再借30万元”是借给胡国强的事实。五、陈冬娇除提供30万元银行转账凭证外，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与潘锦雷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最高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规定，潘锦雷已经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诉争的30万元是陈冬娇出借给胡国强的事实，陈冬娇仍应就其与潘锦雷存在借贷关系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陈冬娇辩称：一、潘锦雷与陈冬娇、胡国强、潘某都是同学关系，潘锦雷不会当面得罪胡国强。既然潘锦雷在同学中威信比较高，就不会引发本案诉讼。二、案外人胡国强伪造公家机关公章、文书，现已被公安机关缉拿归案。潘锦雷陪同胡国强去杭州伪造公章、文书，就算不是同谋也应当阻止胡国强犯罪。根据潘锦雷诉称，本案就不是民间借贷纠纷，而涉嫌犯罪。请求二审法院将本案移交公安机关侦查。三、陈冬娇借钱给潘锦雷是2014年10月27日，既然陈冬娇对胡国强不信任，那么陈冬娇还会在之后的2014年12月11日和12月18日分别再出借给胡国强15万元吗？潘锦雷称胡国强已经将包括本案30万元借款在内的借款合并向陈冬娇出具了一张借条，该争议事实应由潘锦雷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陈冬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潘锦雷归还陈冬娇借款人民币3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4年10月18日起按月息2分计算至法院判决被告履行之日止（利息暂算至2016年7月18日止为12.6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潘锦雷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0月26日，潘锦雷以胡国强为收回丽水债权需要疏通关系的名义向陈冬娇借款30万元，双方未约定具体的借款利率及还款期限。陈冬娇履行付款义务后，向潘锦雷催讨借款，潘锦雷以陈冬娇应向胡国强主张债权为由予以拒绝。一审法院认为，陈冬娇与潘锦雷之间的借贷关系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没有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应受法律保护。潘锦雷主张其与陈冬娇不存在借贷关系的抗辩，与该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故不予采信。现陈冬娇向潘锦雷主张债权，潘锦雷未能及时、足额履行还款义务，显属违约，故陈冬娇有权要求潘锦雷归还借款本金。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陈冬娇称与潘锦雷口头约定月利息2%，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不予采信。鉴于双方未明确约定具体的还款期限，以及潘锦雷至今未归还借款的事实，该院酌情认定潘锦雷应自陈冬娇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赔偿陈冬娇因潘锦雷违约而产生的利息损失。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潘锦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陈冬娇借款本金30万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2016年8月3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二、驳回陈冬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690元，减半收取3845元，由陈冬娇负担945元，由潘锦雷负担2900元。潘锦雷二审期间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1、2015年1月21日陈冬娇发给潘某的手机短信截图一份。2、证人潘某的证言。上述证据用以证明陈冬娇涉案30万元款项是出借给胡国强的事实。陈冬娇二审期间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1、2014年11月2日胡国强出具给陈冬娇的15万元借条，用以证明胡国强并没有将本案所涉30万元借款合并向陈冬娇出具借条的事实。2、陈冬娇与潘锦雷的通话录音，用以证明潘锦雷认可本案30万元借款是其个人所借的事实。为查明本案事实，本院依职权向温州市公安局调取了如下证据材料：1、2016年5月17日温州市公安局对胡国强涉嫌诈骗立案侦查的立案决定书；2、2017年1月25日温州市公安局对胡国强的讯问笔录；3、2017年1月20日温州市公安局对潘锦雷的询问笔录；4、2016年12月21日温州市公安局对陈冬娇的询问笔录；5、2016年8月15日陈冬娇向温州市公安局提交的举报材料。对上诉人潘锦雷二审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被上诉人陈冬娇认为，对证据1手机短信截图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提出其在短信中表达的是要潘某通知潘锦雷出具借条的意思，并非是要潘某通知胡国强出具借条的意思；证据2证人潘某的证言不真实，不应予以采信。本院认为，从上诉人潘锦雷提供的证据1手机短信截图内容分析，陈冬娇向潘某所发手机短信的意思表示应该是先陈述胡国强2014年8月16日向其借款15万元，2014年10月27日向其借款30万元，经潘锦雷再三说又向其借款15万元，然后请潘某告知胡国强将借条写好放在潘某那里的意思，本院予以采信，陈冬娇就该份证据发表的质证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证据2证人潘某有关陈冬娇在本案借款之前请求胡国强帮其儿子找工作已经向胡国强借款以及为从胡国强那里要回上述借款而再次借款30万元的陈述与本案陈冬娇、潘锦雷以及案外人胡国强的陈述基本相符，本院予以采信。对被上诉人陈冬娇二审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证据1胡国强出具给陈冬娇的15万元借条并不能完全排除胡国强已经就涉案借款向陈冬娇出具过借条的可能，故该证据材料与本案争议事实缺乏直接的关联性，不能证明陈冬娇主张的待证事实；证据2陈冬娇与潘锦雷的通话录音，潘锦雷在通话中并没有涉案借款是其个人向陈冬娇所借的明确意思表示，故该证据与本案也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对本院依职权调取的上述证据材料，上诉人潘锦雷除对陈冬娇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的部分事实有异议外，对其他证据均无异议，被上诉人陈冬娇则认为胡国强、潘锦雷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所陈述的部分事实不属实。本院认为，胡国强涉嫌诈骗立案决定书以及公安机关对胡国强、潘锦雷、陈冬娇所作的讯问笔录、询问笔录、陈冬娇的举报材料与本案争议事实具有一定的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本院审理查明：案外人胡国强在涉案借款之前已经因故向陈冬娇借款50万元。2014年10月27日，陈冬娇向潘锦雷转账30万元。2014年11月19日，潘锦雷向胡国强转账30万元。2014年11月5日、12月18日，陈冬娇向胡国强借款15万元。2015年1月21日，陈冬娇向潘某发了一条手机短信，载明“国强在2014，8，16借十五万。说替南总借2014，10，27借三十万你知道的。后锦雷再三说又借十五万，麻烦你叫他借条写好放到你那里！”2016年5月9日，潘锦雷、陈冬娇、周天乐等人向温州市公安局提交了《关于伪造人民法院印章和法律文书，招摇撞骗，要求有关部门迅速立案侦查严肃惩处的检举报告》，该报告载明胡国强骗取陈冬娇120万元。陈冬娇在检举报告上签字捺指印的同时还附上了其亲笔书写的其个人受胡国强诈骗金额清单（105万元），该清单第二笔注明“2014.10.2730万元（锦雷、建雨）先转锦雷卡上”。2016年5月17日，温州市公安局以涉嫌诈骗为由对胡国强立案侦查。2016年8月15日陈冬娇向公安机关举报时陈述，其为了向案外人胡国强讨回上述50万元借款于2014年10月26日与胡国强、潘锦雷、潘某等人在温州顺生大酒店商谈。据陈冬娇称，当时胡国强向其出示一张落款为杭州市西湖区法院并盖有该院公章的证明，内容为杭州市西湖区法院欠胡国强执行款7000万元等。陈冬娇称，当时潘锦雷说陈冬娇要想拿回之前出借给胡国强的50万元借款，还须需再借30万元给胡国强。陈冬娇称，当时潘锦雷说为了保证资金安全，钱先转账给他，再由他转给胡国强。2017年1月25日，胡国强在接收温州市公安局讯问时陈述本案陈冬娇出借的30万元也算是借给胡国强的，胡国强之后已将该30万元借款与其他借款合并向陈冬娇出具了借条。本院认为：（一）关于陈冬娇与潘锦雷之间是否存在30万元民间借贷关系的的争议。陈冬娇主张潘锦雷向其借款30万元提供的主要证据是2014年10月27日向潘锦雷支付30万元的银行转账证明。潘锦雷辩称该款项是陈冬娇出借给案外人胡国强的，其与陈冬娇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有关潘锦雷抗辩主张的证据主要包括陈冬娇向公安机关举报的材料、陈冬娇向潘某手机所发的短信截屏照片、陈冬娇、胡国强等人在公安机关的陈述、证人潘某的证言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潘锦雷应当对其主张的抗辩事实提供证据证明。本院对潘锦雷抗辩主张所涉相关证据综合分析如下。首先，从陈冬娇向公安机关提交的举报材料中陈述的事实以及潘锦雷、潘某的陈述和案外人胡国强在接受公安机关讯问时所作的供述分析，可以认定陈冬娇在涉案借款之前曾向胡国强出借过50万元款项以及陈冬娇是为了尽早收回出借给胡国强的50万元借款才同意继续出借30万元款项的事实存在。也就是说，陈冬娇出借涉案30万元款项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胡国强收回所谓的法院执行债权并尽早实现自己之前出借给胡国强的50万元债权，并不是因潘锦雷个人资金所需而向其出借款项。其次，从陈冬娇2016年8月15日向公安机关提交的检举材料记载的内容分析，陈冬娇是将本案的30万元借款与之前出借给胡国强的50万元借款以及之后再次出借给胡国强的15万元借款作为一件具有关联性的整体受骗事件向公安机关举报，同时陈冬娇还明确将2014年10月27日30万元借款以手写清单的形式纳入受胡国强诈骗的总金额之内并将该清单提交给了公安机关。第三，从陈冬娇向潘某所发的手机短信的内容分析，陈冬娇在手机短信中确认2014年10月27日30万元借款是胡国强所借以及要求潘某通知胡国强向其出具借条的意思表示明确。第四，公安机关目前也已经基于陈冬娇等人的举报而将本案30万元借款一并纳入胡国强涉嫌诈骗案的侦查范围，公安机关也已专门就本案所涉30万元款项事宜对胡国强进行了讯问。第五，胡国强在接受公安机关讯问时虽然供述“胡国强与潘锦雷、潘某、陈冬娇等人在顺生大酒店吃饭时潘锦雷出面说胡国强在杭州做生意还需要用钱，出面问在场剩余的几个同学借钱，能否再借点钱给胡国强去做生意，后就能发前面借的钱还掉。……陈冬娇说自己不能直接把钱借给胡国强，要借的话她说只能借给潘锦雷，潘锦雷也同意了”，但胡国强同时还供述“潘锦雷将该30万元打给胡国强时也打电话问过陈冬娇，陈冬娇也同意把钱打给胡国强。这30万元也算是陈冬娇借给胡国强的，后来胡国强在打借条时总共打了90万元。这90万元分别是第一次胡国强直接向陈冬娇借的50万元以及潘锦雷这个事情的30万元，再加上南海兵当时的10万元。”根据胡国强上述供述分析，潘锦雷是在胡国强和陈冬娇等人均在场的情形下出面居间最终促成胡国强向陈冬娇的借款事宜，款项经过潘锦雷的账户、潘锦雷出面向陈冬娇游说胡国强借款的用途或目的以及潘锦雷向胡国强支付30万元款项之前电话征求陈冬娇的意见等均属于潘锦雷居间行为的具体表现。最后，潘锦雷在收到陈冬娇转付的30万元后并没有向陈冬娇出具借据而是将款项转付给了胡国强，且胡国强在公安机关接受讯问时明确表示该笔借款算其个人所借，并表示已将该笔借款与其他借款合并向陈冬娇出具了借条。综合上述分析，本院认为根据现有证据潘锦雷主张的涉案款项是陈冬娇出借给案外人胡国强以及因案外人胡国强之前所借陈冬娇的50万元借款尚未清偿，陈冬娇为资金安全起见将本案30万元借款通过潘锦雷账户转付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本院认定潘锦雷主张的事实存在。基于涉案证据已经可以印证潘锦雷主张的本案30万元借款是胡国强向陈冬娇所借的事实，陈冬娇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主张其与潘锦雷之间存在30万元民间借贷关系，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陈冬娇仍应就其与潘锦雷之间存在30万元借贷合意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现因陈冬娇不能进一步提供可以证明借贷关系成立的诸如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其他能够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陈冬娇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陈冬娇主张其与潘锦雷存在30万元借贷关系并基于借贷关系要求潘锦雷归还30万元借款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陈冬娇与潘锦雷之间存在30万元民间借贷关系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二）关于陈冬娇的权利救济途径的问题。陈冬娇已就案外人胡国强向其所借的包括本案30万元在内的借款以案外人胡国强涉案诈骗等为由向公安机关举报，温州市公安局接到陈冬娇等人的举报后也已对案外人胡国强以涉嫌诈骗犯罪为由立案侦查，陈冬娇可先通过追究胡国强涉嫌诈骗犯罪行为的刑事诉讼程序进行权利救济。若刑事诉讼程序最终没有认定胡国强向陈冬娇所借的30万元借款构成犯罪的，则陈冬娇仍可通过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途径进行救济。综上所述，潘锦雷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6）浙0302民初957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陈冬娇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7690元，减半收取384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690元，均由陈冬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俊代理审判员  董孙镇代理审判员  叶 恒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周翰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