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6）粤刑终1418号
原公诉机关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叶就莲，女，1964年10月6日出生于广东省深圳市，汉族，初中文化，无业，住深圳市宝安区。因本案于2013年9月14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21日被逮捕。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叶就莲犯合同诈骗罪一案，于2014年9月10日作出（2014）深中法刑二初字第196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叶就莲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审理后，于2015年4月2日作出（2015）粤高法刑二终字第16号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16年6月20日作出（2015）深中法刑二重字第14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叶就莲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讯问上诉人，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一、2011年11月12日，郑益帆（另案处理）、被告人叶就莲与被害人盖某签订房屋转让合同，约定郑与叶将二人名下的深圳市宝安区石岩镇官田村西二新村11号房屋（以下简称“11号房”）以100万元转让给盖某，合同签订时郑与叶提供了“11号房”申报人为郑益帆的“深圳市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普查申报收件回执”（以下简称“回执”），签约几天后盖某转账100万元给郑益帆。后郑益帆、叶就莲既不交付房屋也不还归还房款。二、2012年8月17日，郑益帆、被告人叶就莲与被害人黄某1签订房屋转让合同，约定郑与叶将“11号房”以100万元转让给黄某1，郑与叶提供了“回执”和证明“11号房”与深圳市宝安区石岩镇官田村官田西八巷58号房（以下简称“58号房”）的产权为郑益帆及叶就莲共有的“证明”（以下简称“证明”）。几天后黄某1通过转账及现金支付的方式交付了100万元给郑益帆。后郑益帆、叶就莲既不交付房屋也不还归还房款。三、2012年8月27日，郑益帆、被告人叶就莲与被害人黄某2签订借款协议，约定黄某2借款给郑、叶二人230万元，郑与叶将“11号房”及“58号房”作为抵押。签约几天后黄某2通过转账及现金支付的方式交付了230万元给郑益帆。后郑益帆、叶就莲既不归还借款也不交付房屋。四、2012年11月4日，郑益帆、被告人叶就莲与被害人范某、彭某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范某、彭某承租“11号房”及“58号房”，租金及押金共计80万元。郑与叶提供了两房的“回执”和“证明”。后范某、彭某通过银行转账及现金支付的方式交付了80万元给郑益帆，郑益帆、叶就莲既不交付房屋也不归还租金。五、2013年3月22日，郑益帆、被告人叶就莲向被害人胡某借款100万元，约定如在三个月内未还清本息则将“58号房”转让给胡某。为此，胡某与郑、叶二人签订房屋产权转让协议，郑与叶提供了“58号房”的“回执”和“证明”。后胡某通过银行转账及现金支付的方式交付了100万元给郑益帆，郑益帆、叶就莲既不归还借款也不交付房屋。六、2013年4月18日，郑益帆、被告人叶就莲与被害人丘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郑与叶将“11号房”以200万元转让给丘某，郑与叶提供了“回执”，签约后郑益帆与叶就莲将200万元房款冲抵之前欠丘某的借款，但不交付房屋也不归还房款。七、2013年4月1日，郑益帆、被告人叶就莲被害人陈某签订借款及担保协议，约定陈某借款给郑与叶二人50万元，郑与叶将“11号房”及“58号房”的收益作为抵押，郑与叶提供了“11号房”及“58号房”的“回执”、“证明”。陈某通过银行转账及现金支付的方式交付了50万元给郑益帆。郑益帆、叶就莲既不归还借款也不交付相关收益。八、2013年3月份，郑益帆、被告人叶就莲向被害人杨某、邵某借款150万元，双方签订房屋转让协议，约定郑与叶将“11号房”以150万元转让，之前150万元借款转为房款。郑与叶提供了“11号房”及“58号房”的“证明”。后郑益帆、叶就莲既不交付房屋也不还归还房款。案发后郑益帆及叶就莲逃匿，上述“回执”及“证明”经查均为虚假文件。
原判认定以上事实，采纳了原公诉机关在原审庭审中出示质证的相关书证、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鉴定意见等证据。
原判据此认为，被告人叶就莲的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等规定，作出以下判决：
一、被告人叶就莲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
二、继续追缴被告人叶就莲的违法所得，按比例返还被害人。
上诉人叶就莲上诉提出：一审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对其量刑过重；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没有虚构房产权属的情况，也没有分占郑益帆收取的钱款；其只是按丈夫郑益帆的要求将其自己名下房产抵押得款用于生意上的资金周转，并相信郑益帆所称所得款项后来已经归还，还拿回了房产回执等抵押资料，才在相关协议上签字；其与丘某的合同是受到胁迫而签名；家庭困难，请求二审减轻对其的刑罚。
经审理查明，上诉人叶就莲参与以下犯罪事实：
一、2011年11月12日，郑益帆（另案处理）、上诉人叶就莲与被害人盖某签订了房屋转让合同，约定郑益帆、叶就莲将其二人名下的“11号房”以10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盖某，合同签订时郑益帆、叶就莲提供了“11号房”申报人为郑益帆的“回执”，签约几天后盖某通过银行转账100万元至郑益帆银行账号。之后郑益帆、叶就莲以各种理由既不交付房屋也不还归还房款。
二、2012年8月17日，郑益帆、上诉人叶就莲与被害人黄某1签订了房屋转让合同，约定郑益帆、叶就莲将其二人名下的“11号房”以10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黄某1，合同签订时郑益帆、叶就莲提供了“11号房”申报人为叶就莲的“回执”及证明“11号房”和“58号房”的“证明”。签约几天后黄某1通过银行转账及现金支付的方式交付了100万元给郑益帆。之后郑益帆、叶就莲以各种理由既不交付房屋也不还归还房款。
三、2012年8月27日，郑益帆、上诉人叶就莲以生意周转为由与被害人黄某2签订了借款协议，约定黄某2给郑益帆、叶就莲二人借款230万元，郑益帆、叶就莲将其二人共有的“11号房”及“58号房”作为抵押。签约几天后黄某2通过银行转账及现金支付的方式交付了230万元给郑益帆。之后郑益帆、叶就莲以各种理由既不归还借款也不交付房屋。
四、2012年11月4日，郑益帆、上诉人叶就莲与被害人范某、彭某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约定范某、彭某承租郑益帆、叶就莲二人共有的“11号房”及“58号房”，租期为2013年1月5日至2023年1月1日，租金及押金共计80万元，2013年1月5日交付房屋的使用权。合同签订时郑益帆、叶就莲提供了申报人分别为叶就莲（“11号房”）及郑益帆（“58号房”）的“回执”及证明“11号房”及“58号房”产权为郑益帆及叶就莲共有的“证明”。签约后范某、彭某通过银行转账及现金支付的方式交付了80万元给郑益帆。之后郑益帆、叶就莲以各种理由既不交付房屋也不归还已收取的租金和押金。
五、2013年3月22日，郑益帆、上诉人叶就莲以生意周转为由向被害人胡某借款100万元人民币，并约定如在三个月内未还清借款本息则将二人名下共有的“58号房”转让给胡某，为此，胡某与二人签订了相关房屋产权转让协议，签约时郑益帆、叶就莲提供了申报人为郑益帆的“回执”（“58号房”）及证明“58号房”产权为郑益帆所有的“证明”。签约后胡某通过银行转账及现金支付的方式交付了100万元给郑益帆。之后郑益帆、叶就莲以各种理由既不归还借款也不交付房屋。
六、2013年4月1日，郑益帆、上诉人叶就莲以生意周转为由与被害人陈某签订了借款及担保协议，约定陈某给郑益帆、叶就莲二人借款50万元，郑益帆、叶就莲将其二人共有的“11号房”及“58号房”的收益作为抵押，合同签订时郑益帆、叶就莲提供了申报人分别为叶就莲（“11号房”）及郑益帆（“58号房”）的“回执”及证明“11号房”及“58号房”产权为郑益帆及叶就莲共有的“证明”。签约当天陈某通过银行转账及现金支付的方式交付了50万元给郑益帆。之后郑益帆、叶就莲以各种理由既不归还借款也不交付相关房屋收益。
七、2013年4月18日，郑益帆、上诉人叶就莲与被害人丘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郑益帆、叶就莲将其二人名下的“11号房”以20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丘某，合同签订时郑益帆、叶就莲提供了“11号房”申报人为郑益帆的“回执”，签约后郑益帆与叶就莲依照与丘某的约定，将200万元房款冲抵之前欠丘某的借款。后郑益帆、叶就莲以各种理由既不交付房屋也不归还房款。
八、2013年3月份，郑益帆、上诉人叶就莲以翻建“11号房”为由向被害人杨某、邵某借款150万元，后于2013年5月22日双方签订房屋转让协议，约定郑益帆、叶就莲将其二人共有的“11号房”以150万元转让，之前的150万元借款转为房款。签约时郑益帆、叶就莲提供了证明“11号房”及“58号房”产权为郑益帆及叶就莲二人共有的“证明”。之后郑益帆、叶就莲以各种理由既不交付房屋也不归还房款。
案发后郑益帆及上诉人叶就莲逃匿。经核实，上述“1l号房”的产权申报人为叶就莲，“58号房”的产权申报人为郑小英及郑益帆；郑益帆与叶就莲在与上述被害人签约时提供的“回执”及“证明”均为虚假文件。
上述事实，有经原审庭审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一、书证。
1．受案登记表证实：2013年6月11日，杨某、黄某2、黄某1等人至宝安分局报案，称被郑益帆、叶就莲在2012年7月至2013年5月期间，先后多次以签订转让或抵押宝安区石岩街道官田社区官田西二新村“11号房屋”及所占土地协议的方式，骗取杨某150万元，黄某2230万元、黄某1100万元，现郑益帆、叶就莲不知所踪。
2．抓获经过证实：被害人等报案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网上追逃郑益帆与叶就莲。2013年9月14日，叶就莲被抓获归案。
3．盖某与郑益帆、叶就莲所签的房屋转让合同，盖某提供的“11号房”和“深圳市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普查申报收件回执”、“收条”和郑益帆出具的100万元的“借条”，证实盖某与郑益帆及叶就莲签订房屋转让合同，郑益帆收到100万元。
4．黄某1与郑益帆、叶就莲所签的房产转让协议书、郑益帆给黄某1出具的收到黄某1100万元的收据，证实郑益帆、叶就莲签订将“11号房”以100万元的价格转让予黄某1的合同，郑益帆收到黄某1100万元。
5．黄某2与郑益帆、叶就莲所签的借款协议及郑益帆、叶就莲共同给黄某2出具的收到黄某2230万元的收条，证实黄某2与郑益帆、叶就莲签订借款协议，郑益帆、叶就莲收到黄某2的230万元。
6．范某、彭某与郑益帆、叶就莲所签的租赁合同及郑益帆与叶就莲共同出具的收到范某、彭某共80万元的收据，范某提供的郑益帆给其的“证明”（石岩官田村委证明“58号”及“11号房”的产权均为郑益帆与叶就莲夫妻共有）、“回执”、“承诺书”、“352000元的银行回单”及“律师见证书”等材料，证实范某、彭某与郑益帆、叶就莲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郑益帆收到范某、彭某支付的租金和押金共80万元。
7．胡某提供的“收条（郑益帆、叶就莲均签收，收到100万元）”、“证明”、“深圳市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普查申报收件回执”、郑益帆与叶就莲均签名的如借款未还愿放弃“58号房”的“声明”、“工商银行电子回单（转款95万元）”、“房屋产权转让协议（以100万元转让，郑益帆与叶就莲均签名）”等文件和单据，证实郑益帆、叶就莲与胡某签订借款合同，并收取胡某100万元。
8．陈某提供的“控告书”、借款50万元，以“11号房”为担保的“借款及担保合同”、“借据（借50万元）”、“转账电子回执（47万元）”，郑益帆、叶就莲提供的相关证明包括回执（上有郑益帆、叶就莲的签名）、收入证明（均有郑益帆、叶就莲的签名）、“证明”（证实“11号房”为夫妻共有）、银行流水、保证书（保证还款，郑益帆签名）等书证，证实郑益帆、叶就莲与陈某签订借款及担保协议，并收取陈某50万元。
9．丘某提供的郑益帆、叶就莲均签名的以200万元转让“11号房”的“房屋买卖合同”、“收据（郑益帆与叶就莲收到丘某的200万元）”、“深圳市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普查申报收件回执”、郑益帆与叶就莲提供给丘某的还款协议等材料，证实丘某与郑益帆、叶就莲签订房屋转让协议，约定将房款冲抵郑益帆、叶就莲之前欠丘某的借款。
10．杨某、邵某提供的“转款凭证”（转款150万元给郑益帆）、“房屋转让协议”（以150万元转让“11号房”，郑益帆与叶就莲均签字）、“证明”（郑益帆、叶就莲夫妻共有“11号房”，郑益帆、叶就莲均签字）、邵某付款150万至郑益帆的账号上的银行转账凭证等材料，证实郑益帆收到邵某支付的借款150万元，后郑益帆、叶就莲与签订房屋转让协议，约定之前的借款转为房款。
11．广东弘名律师事务所周广敬出具的见证书，证实：郑益帆、叶就莲与杨某、邵某于2013年5月22日在其本人面前签订《房屋转让协议》，该协议书上的签名及指模属实，给予办理见证。
12．广东弘名律师事务所周广敬出具的证明，证实：关于郑益帆、叶就莲与杨某、邵某于2013年5月22日所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是在其本人见证下，双方予以签订，签订过程时并没有出现胁迫、恐吓等行为，郑益帆、叶就莲、杨某、邵某均自愿在《房屋转让协议》上签名及捺指印。
13．公安机关调取的“证明”，证实石岩街道官田社区居委会证明11号一块宅基地于2002年分配给了郑益帆。
14．公安机关调取的“回执”（0025647号），证实“11号房”的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的申报人是叶就莲。
15．公安机关调取的“回执”（0025648号），证实“58号房”的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的申报人为郑小英与郑益帆。
16．公安机关调取的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普查系统查询资料，证实“11号房”是叶就莲申报，“58号房”是郑小英和郑益帆申报。
二、被害人陈述和辨认笔录。
1．被害人盖某的陈述：2011年11月12日，郑益帆及妻子与我签了房屋转让合同（“11号房”），当日我就通过网银转了几十万元给他，转至郑益帆名下的工行账号，第二天再通过网银全额转完，后发现被骗。
2．被害人黄某1的陈述：2012年8月，郑益帆夫妇跟我说他们在做红酒生意，资金周转不灵，想把他们名下的“11号房”以100万元卖给我，我与郑益帆及叶就莲签订了一份房产转让协议，约定郑益帆夫妇将其“11号房”以100万元的价格卖给我，在签协议当天，我就通过工行账户转了80万元到郑的建行的账号，并拿了20万元现金给了郑益帆夫妇，郑益帆在收到我100万元后写了收条给我。后来收楼时发现被骗。这时我已找不到他们了。2012年8月17日我和郑益帆、叶就莲在其所请的律师楼里面签订合同。律师打印了买卖合同给郑益帆、叶就莲看了一遍，并将买卖合同的事情跟双方说清楚了。叶就莲是当着律师的面在合同上面签字。签完合同交完房款的时候追过郑益帆三次，有一次叶就莲还在场，叶就莲说在清理租房的客人让其等一等。黄某1辨认出叶就莲、郑益帆。
3．被害人黄某2的陈述：2012年我通过朋友认识郑益帆、叶就莲。2012年8月27日，在郑益帆的酒庄签署借款协议，当时协议上说明用宝安石岩官田社区多处房产抵押给我，同时郑益帆、叶就莲也出具了相关产权证明材料。签订协议后，我通过银行转账给郑益帆230万元。后来郑益帆、叶就莲、郑文康分别送给我四张中国银行香港的承兑汇票，共160万元，到期日是2013年1月29日，我到香港去承兑，中国银行说票据是假的。事后我去找郑益帆，发现他跑掉了。去他家只有他母亲在，其他人都不在，电话全部关机。当时签订合同的时候郑益帆、叶就莲、郑文康都在，他们都亲自签字并且按了指印。黄某2辨认出叶就莲就是当时在场签订合同的郑益帆的妻子。
4．被害人范某的陈述：我承租合同于2012年11月4日签订，当日先付9.6万元现金作为定金，当日在工行转款70.4万元到郑益帆的个人账户（95×××24）。当时与郑益帆所签合同约定承租“11号房”与“58号房”20年，租金50万元，押金30万元。当时签订合同时，郑益帆、叶就莲都在场，叶就莲对这个事情是清清楚楚的，我们是因为郑益帆、叶就莲提供的虚假资料才会上当受骗的，我于2013年6月份发现被骗后开始向他们催款，当时我发现好多人也和我一样被骗了。范某辨认出叶就莲、郑益帆。
5．被害人胡某的陈述：郑益帆以红酒生意周转为名向我借钱，利息为30%，以其“58号房”作为抵押，我们于2013年3月22日签订合同，当日我付给其5万元定金，2013年3月24日我通过工行网银转款95万元至郑益帆的个人账号上，6月底时发现被骗。后来我发现郑益帆提供的居委会证明是假的，申报回执也是假的。我先是认识郑益帆，郑益帆向我借钱。我和郑益帆、叶就莲、陈景奇夫妇在陈景奇办公室签订房屋买卖协议。郑益帆、叶就莲还说他们是同学，青梅竹马，叶就莲说是支持老公做红酒的生意。发现被骗之后，多次追要催房款的事宜。每次打叶就莲的电话，她都说自己在香港。
6．被害人陈某的陈述：2013年4月，郑益帆夫妇以红酒生意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向我借款50万元，以其名下“58号房”及“11号房”的收益权作为抵押，我们签订了房屋转让合同，郑益帆、叶就莲还给了我“深圳市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普查申报收件回执”“分红证明”、及银行流水单给我，经过与两人接触、交谈、两人表面看起来都很老实，我曾特别问他们有没跟其它人借过钱，两人均称没有，我于是先给了他们三万元现金，并于4月29日通过交通银行网上银行转了47万元到郑益帆交行的账户上。后来发现被骗。经过不断施压，两人仅还了五万元。我发现被骗后就再也找不到二人了。陈某辨认出叶就莲、郑益帆。
7．被害人丘某的陈述：郑益帆之前欠我300万元，后他说将其“11号房”作价200万元卖给我，我于2013年4月18日与郑益帆签了房屋买卖合同，把200万元从欠款中扣除，（无实际付款）后来发现被骗。是郑益帆多次找到我要把房子卖给我。当时郑益帆提供了居委会的证明和申报回执，我才相信。到现场看房子的时候才认识叶就莲，也丈量了面积。我去郑益帆家十几次，每次叶就莲都是在场的。每次谈价格的时候，叶就莲也是讨价还价。最后签订合同的时候是联系了朋友陈文超、林育才、李光辉、刘培达，当时签合同的时候叶就莲当时还是要加价的，最后是以200万元成交。我亲眼看见郑益帆、叶就莲在相关合同上签字按手印。
8．被害人杨某的陈述：2013年2月底认识了郑益帆，他以“58号房”翻建合作投资为名要了我150万元，我于2013年3月8日通过网银转了150万元，后来郑益帆又说房子不能拆，准备将“11号房”以150万元的名义出售给我们，5月22日我与邵某与郑及其妻子叶就莲签订了房屋转让协议。6月7日我去收楼时发现被骗。
9．被害人邵某的陈述：2013年5月，我通过朋友介绍认识郑益帆、叶就莲，他俩跟我和杨某于2013年5月22日签署转让协议。我们支付150万元给郑益帆。后来我们收房的时候很多人来找，都拿着一份转让协议。当时郑益帆、叶就莲全部失去联系了。签署协议时有律师在场，我们没有限制郑益帆、叶就莲的人身自由。
三、证人证言和辨认笔录。
1．郑小磷的证言：我是官田股份合作公司的监事会成员，郑益帆、叶就莲是我们村的村民，他俩是夫妻，我知道“11号房”是我们村统一分给郑的一块宅基地，58号的情况我不清楚，听说是郑益帆与他妹合建的。
2．韦锋的证言：我是黄某1房屋买卖合同的见证律师。2013年一天我在律师事务所接待了一单房屋买卖合同见证业务。买房是黄某1，卖房是夫妻两个人。双方为买卖事宜让其制作合同书和律师见证。双方在房屋转让协议书上面签字按手印，他们签合同的过程是自愿的。
3．郑卫东的证言：我当时在律师事务所工作，我的朋友彭某、范某打电话给我，让其陪他到石岩街道叶就莲的家里做一个借款见证。借款合同是我起草的，是我根据彭某、范某借款的情况写的，双方也是看过之后才签字盖章的。叶就莲有没有签字不清楚，但是绝对记得叶就莲是按了手印的。叶就莲按了手印是明白借条的欠款而且是自愿的。
4．陈景奇的证言：2013年郑益帆跟我说需要资金做红酒周转，本来想向我借钱，但是我没有那么多钱，所以找到我的朋友胡某。当时郑益帆、叶就莲、胡某签订合同是在我的办公室签的，签合同的时候我老婆李小兰也在场，双方都是自愿的情况下签署协议，最后是以100万元成交。房屋是郑益帆、叶就莲共同所有，所以叶就莲也签了字。签署买卖协议的时候，叶就莲还跟我们一起聊天，说郑益帆是他的同学，是青梅竹马的关系，另外叶就莲也说自己高中毕业，学历是比较高的。我还告诉叶就莲要三思，叶就莲说支持老公的生意。签字按手印都是他们自己完成的。陈景奇辨认出叶就莲。
5．陈文超的证言：在2013年4月份的一天下午接到丘某的电话叫他去找几个人去他房间做一个买卖房屋的见证。到了丘某办公室之后，发现还有一男一女，他们三个人坐在一起喝茶。丘某介绍一男一女，男的叫郑益帆，女的叫叶就莲，说他们买卖房子，已经谈好了，让他们来做见证人。当时郑益帆、叶就莲夫妇都在合同上签字。当时叶就莲也参与了谈判和议价的过程，叶就莲说房子卖220万，丘某说卖200万元。陈文超辨认出叶就莲就是当时在场郑益帆的老婆。
6．林育才的证言：我是陈文超的朋友，当时在南山一间办公室郑益帆、叶就莲、丘某都在那里，在签订合同的时候才知道当时卖房子的人叫郑益帆、叶就莲，当时我是作为见证人出现在现场的。叶就莲不是单单签字那么简单，她跟丘某说要卖220万元，丘某不同意。我亲眼看见郑益帆、叶就莲在合同上面签字。林育才辨认出叶就莲就是当时签订合同郑益帆的老婆。
7．刘培达的证言：我是陈文超的朋友，是陈文超叫其去丘某的办公室见证丘某与郑益帆、叶就莲的房屋买卖合同签订的状况。当时卖家的老婆叶就莲知道是在卖房，而且叶就莲还参与了与丘某讨价还价。刘培达辨认出了叶就莲。
四、上诉人的供述和辩解。
上诉人叶就莲供述：我丈夫是郑益帆，我和他差不多跟十家左右的人借过钱，方式是以我们在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官田社区田西二新村11号的一栋六层的楼，有时会加上宝安区石岩街道官田社区本八巷58号那栋楼作为抵押，然后跟别人签订合同，合同都是我跟我老公郑益帆跟别人所签的，我俩都会签名，按照合同，我们有时会承诺给别人百分之二的月息回报，有时会以转让房子名义，有时又会以房子担保借款方式来跟别人借款。“11号房”是我名下的，“58号房”是郑益帆妹妹的。具体如下：
1．2011年11月12日所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是我与郑益帆一起签订的，转让给了盖某，得款100万元，钱不知被郑益帆用去哪儿了。
2．2012年8月17日，我和郑益帆又与黄某1签订了一份房产转让协议书，依该合同，我们以100的价格将“11号房”转给黄某1，拿到的100万元给郑益帆了。
3．2012年8月27日，我们又和黄某2签订了一借款协议，以“11号房”及不属于我们的“58号房”作为抵押，向黄某2借款了230万元。
4．2012年11月4日，我们又以出租方名义跟彭某及范某两人签订了租赁合同，将“11号房”与“58号房”都出租给该二人，租期为2013年1月5日至2023年1月4日，收取了共80万元租金，我老公郑益帆拿走了那些钱。
5．2013年3月22日，我们跟胡某签订房屋转让协议，以100万元转让“58号房”，收到了100万元。
6．2013年4月18日，我们跟丘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以200万元转让“11号房”，收到了200万元。
7．2013年4月29日，我们与陈某签订借款担保合同，以“11号房”、“58号房”等材料作为保证物，月息二分向陈借款50万元，钱收到了。
8．2013年5月22日，我们又与杨某、邵某签订了房屋转让协议，以150万元转让“11号房”，收到该150万元款了。
以上收到的钱到哪里去了我不大清楚，郑益帆说是做红酒生意亏了，有的还给别人的借款利息了。在别人发现我们多次转让后我和郑益帆曾将手机关机，怕别人找麻烦。郑益帆说一次用一份合同借来的钱去还上一合同的钱，借款中的多份虚假材料是郑益帆做的。我之所以在明知房屋早已被抵押或者买卖而又一次次地在合同上签字，是因为郑益帆叫我签的，我以为他是拿别人的钱还给上一个欠债。我知道“58号房”不是我们名下的房产但我一次又一次地以这套房产去签合同是因为我没看清楚，我知道提供给借款人的多份证明是虚假的，是郑益帆做出来的。
五、鉴定意见。
1．广东中一司法鉴定所出具的粤中一鉴（2014）文鉴字第0265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证实：（1）检材1《深圳市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普查申报收件回执》（NO.0025606）上“宝安区石岩街道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信息普查工作办公室”印文与样本1深圳市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普查申报收件回执》（NO.0025697）上“宝安区石岩街道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信息普查工作办公室”印文（右侧红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2）检材2《深圳市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普查申报收件回执》（NO.0025698）上“宝安区石岩街道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信息普查工作办公室”印文与样本1《深圳市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普查申报收件回执》（NO.0025697）上“宝安区石岩街道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信息普查工作办公室”印文（右侧红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3）检材3《深圳市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普查申报收件回执》（NO.0025697，有范某签名）上“宝安区石岩街道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信息普查工作办公室”印文与样本1《深圳市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普查申报收件回执》（NO.0025697）上“宝安区石岩街道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信息普查工作办公室”印文（右侧红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4）检材4落款时间为2013年3月28日的《房产权属及出租收入证明》上“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官田社区居民委员会”印文与样本2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区分局印章启用申报书（公印字0104177号）上“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官田社区居民委员会”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5）检材5落款时间为2013年3月28日的《家庭分红收入证明》上“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官田社区居民委员会”印文（上方印文）与样本2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区分局印章启用申报书（公印字0104177号）上“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官田社区居民委员会”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6）检材6落款时间为2012年11月2日的《证明》上“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官田社区居民委员会”印文与样本2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区分局印章启用申报书（公印字0104177号）上“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官田社区居民委员会”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
2．广东中一司法鉴定所出具的粤中一鉴（2014）文鉴字第0238号鉴定意见书证实:（1）2013年4月29日《借款暨担保合同》（编号：2013042901；出借方：陈某；借款方：郑益帆、叶就莲）乙方签名栏“叶就莲”签名笔迹与样本叶就莲签名笔迹不是同一人笔迹。（2）2013年4月29日《物件列表》（有陈某署名）签名栏“叶就莲”签名笔迹与样本叶就莲签名笔迹不是同一人笔迹。（3）2013年4月29日《借据》（有陈某署名）借款人栏“叶就莲”签名笔迹与样本叶就莲签名笔迹不是同一人笔迹。（4）2013年4月29日《借据》（有陈某署名）上“叶就莲”签名与样本叶就莲签名笔迹不是同一人笔迹。（5）2012年11月5日《收条》（有范某署名）收款人栏“叶就莲”签名笔迹与样本叶就莲签名笔迹不是同一人笔迹。（6）2012年11月4日《合同》尾页（乙方：范某）甲方签章栏“叶就莲”签名笔迹与样本叶就莲签名笔迹不是同一人笔迹。（7）2012.11.4《收条》（有范某签名）上收款人栏“叶就莲”签名笔迹与样本叶就莲签名笔迹不是同一人笔迹。（8）2012.11.4《承诺书》（承租人：彭某、范某）上承诺人栏“叶就莲”签名笔迹与样本叶就莲签名笔迹不是同一人笔迹。（9）2011年11月12日《房屋转让合同》尾页（乙方：黄孟友）上“叶就莲”签名笔迹与样本叶就莲签名笔迹不是同一人笔迹。（10）《深圳市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普查申报收件回执》（NO.0025647）上“叶就莲”签名笔迹与样本叶就莲签名笔迹不是同一人笔迹。（11）2013年4月18日《房屋买卖合同》尾页（乙方：丘某）上“叶就莲”签名笔迹与样本叶就莲签名笔迹是同一人笔迹。
3．广东中一司法鉴定所出具的粤中一鉴（2014）痕鉴字第0266号痕迹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证实：深圳市宝安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提供的有关叶就莲在2012年8月27日《借款协议》（甲方：黄某2）、2013年3月22日《放弃房产所有权益声明》（被借款人：胡某）、2013年3月22日《房屋产权转让协议》（乙方：胡某）、2013年3月22日《协议》尾页、2013年3月22日《委托书》、2013年3月22日《收条》（交款人：胡某）、2013年5月22日《房屋转让协议》（乙方：杨某、邵某）、《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常住人口登记卡》、2013年1月17日《证明》、2012年8月17日《房产转让协议书》（乙方：黄某1）等文件上11处“叶就莲”签名笔迹不是叶就莲所写，指印是叶就莲所留。
4、相关鉴定文书及情况说明证实：（1）《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书》公（深宝）鉴字[2016]1522号，鉴定意见为：送检的陈某借据上的指印与叶就莲右手食指捺印样本为同一人所留。（2）《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书》公（深宝）鉴字[2016]1521号，鉴定意见为送检的丘某房屋买卖合同上的指印与叶就莲右手食指捺印样本为同一人所留。（3）《指纹比对结果通知书》宝指纹通[2016]第019号，证实：郑益帆、叶就莲向彭某、范某借款80万元人民币的借条以及郑益帆、叶就莲向彭某、范某借款保证合同这两份材料上面的指印因鉴定条件不充分，无法鉴定。（4）情况说明,由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出具，证实报案事主盖某电话已停机，无法提取报案事主的相关证据原件与叶就莲的指纹进行比对鉴定。
对上诉人叶就莲上诉所提理由，经查：本案八宗事实的被害人均陈述上诉人叶就莲及其丈夫郑益帆在和各被害人签订合同时，两人都在现场，叶就莲还对合同的内容提出了意见。多名证人包括执业律师、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人员，也指证和见证上诉人叶就莲在与被害人签订合同时在场，并有签名和加盖指印进行确认。上诉人叶就莲在侦查机关的供述中，均承认知道合同的内容，知道其和郑益帆提供了虚假的房产权属资料。鉴定意见显示，涉案合同中虽部分叶就莲的签名不是其本人书写，但具备检验条件的指印均能检出是叶就莲所留。故一审认定上诉人叶就莲参与以签订房屋买卖、转让、抵押、租赁合同的方式收取被害人钱财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上诉人叶就莲多次供述其知道涉案的“58号房”不是其与丈夫郑益帆的共有房产，但反反复复将这套房产用于签订销售、转让、抵押、租赁等合同并换取钱款，并知道其和郑益帆提供给对方当事人的多份证明是郑益帆做出来的虚假资料，以后在对方当事人要求还款时逃匿。可见叶就莲的主观上起码存在使对方产生错误认知而签订合同并向郑益帆、叶就莲交付钱款的放任态度，应认定叶就莲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叶就莲在明知的情况下仍然为郑益帆反复以签订合同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造成被害人财物损失，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上诉人叶就莲称签订合同时受到胁迫，但没有提出具体事实依据，且与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和其本人以前的供述不符，本院不予采信。一审考虑上诉人叶就莲在以郑益帆为主的共同犯罪中起协助、次要作用，认定其为从犯并对其减轻处罚，量刑并无过重。上诉人叶就莲所提一审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量刑过重的理由，不能成立；要求二审对其再减轻刑罚，据理不足。
本院认为：上诉人叶就莲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参与他人以虚构房屋买卖、转让、抵押、租赁等事实，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钱款，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在共同犯罪中，上诉人叶就莲起协助、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可以减轻处罚。上诉人叶就莲的违法所得，依法应予追缴。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叶就莲上诉所提理由，经查不能成立，要求再从轻处罚，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吴铭泽
审判员 陈亦光
审判员 文建平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张 蔚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第二百二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