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05民终273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思毅，男，1964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家平，男，1967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盼，男，2007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飘，女，1998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迪，女，2002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炫，女，2005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暨被上诉人杨盼、杨飘、杨迪、杨炫法定代理人：刘满英，女，1979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系杨盼、杨飘、杨迪、杨炫之母。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志云，女，1950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
上诉人李家平、李思毅因与被上诉人刘满英、杨盼、杨飘、杨迪、杨炫、张志云（以下简称刘满英等六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16）黔0502民初34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李思毅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李思毅不承担责任，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家平和刘满英等六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本案的客观事实是李思毅经营的养猪场和农家乐与李家平经营的鱼塘相邻，因李家平所有的涉案钢架大棚需要拆除，李家平知道李思毅是做工程的，便与李思毅提谈拆除钢架大棚的事宜，李思毅给李家平说自己没有时间拆，便介绍受害人杨国玺为李家平拆，杨国玺在为李家平拆钢架大棚的过程中受伤，杨国玺受伤后，因为李思毅之前欠了杨国玺64,000多元的工资，考虑到杨国玺住院需要用钱，李思毅便陆陆续续给了杨国玺65,000元工资。2、一审判决认定李思毅雇佣杨国玺、杨某、燕某等人拆除钢架大棚的事实错误，作为一审认定该事实的证据，即从杨国玺的工程记录本字面上看不出所要表达的真实意思，证人杨某和燕某只是杨国玺雇佣的小工，由杨国玺安排和监督其二人的具体工作，不能说明谁是承包人，杨某、燕某与杨国玺由利害关系，其证言不真实且二人的证言相互矛盾，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证人证言与工程记录本不能形成证据锁链。3、一审根据吴某1、吴某2的证言，认定李家平与李思毅协商拆除涉案钢架大棚并约定价格的事实错误。李思毅2016年5月27日至5月28日并未在李思毅经营的农家乐里，证人吴某1、吴某2称李思毅于2016年5月27日晚上与李家平协商拆除李家平钢架大棚的证言不实。4、李诗杰与李思毅虽系兄弟，但李思毅从来没有委托李诗杰向李家平家拿过钱，李诗杰出具的收据与李思毅没有任何关系，且李诗杰是吸毒人员且现已死亡，李思毅的儿子支付给杨国玺亲属的1万元是李思毅之前欠杨国玺的工资。5、杨国玺在拆除钢架大棚过程中违背常规操作顺序，先拆钢架底部后拆钢架上部导致钢架侧倒，且杨国玺在拆除钢架大棚工程中未系安全绳、未戴安全帽，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
上诉人李家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思毅和刘满英等六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中的死者杨国玺拆除简易钢架大棚的行为属于高处作业，定性错误，判决李家平与承揽人李思毅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虽然《高处作业分级》定义“凡是在坠落高度基准面2米以上（含2米）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的作业”为高处作业，拆除的钢架大棚也高2米左右，但工人拆除钢架时，不需要也绝不会在钢架最顶端操作，而是在底部或中部操作，扣除人体身体和手臂高度后，作业高度不可能达到2米，涉案钢架大棚只是简易钢架大棚，显然不需要有资质的人员进行拆除，法律也没有规定农民自建临时简易建筑需要有资质的人员进行操作，李家平已经考察过李思毅有长期承接该类工作的经验，李家平选任李思毅拆除钢架大棚不承担选任过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李思毅与李家平之间属于加工承揽关系，死者杨国玺是李思毅的雇员，李思毅是接受杨国玺劳务的一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李家平与李思毅没有共同的故意或者过失，不构成共同侵权，一审判决李家平与李思毅承担连带责任错误。2、本案死者杨国玺在拆除钢架大棚的过程中野蛮施工，操作不当，自身过错较大，一审未查明该事实。据了解，杨国玺在拆除钢架过程中首先就把作为支撑钢架底部的锯断（钢架中部与墙体连接），在无任何安全保护措施的情况下，让其妻刘满英在下面扶着钢架，杨国玺爬到钢架中部与墙体的连接点，想摇动让钢架自然脱落，为了减少工作量就没有锯中部的连接点，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3、一审判决中的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标准适用不当。杨国玺及刘满英等六人均为农村居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杨国玺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农村居民纯收入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农村居民年均生活消费支出计算。
被上诉人刘满英等六人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原审原告刘满英等六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李思毅、李家平连带赔偿刘满英等六人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共计78,7971.47元；二、本案的诉讼费由李思毅、李家平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5月底，李家平将其所有的钢架大棚承包给李思毅拆除，双方约定拆除费用按照每个平方10元的价格计算，重建费用按照每个平方30元的价格计算。李思毅遂雇请杨国玺、杨某等人拆除该大棚。2016年6月8日，杨国玺在拆除大棚的过程中，从钢架上摔下受伤。当日，杨国玺被送往毕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治疗，经该院诊断为为：一、重型颅脑损伤；二、中枢性呼吸衰竭。2016年6月21日，杨国玺经抢救无效因中枢性呼吸衰竭死亡，共花费医疗费136,315.07元。事发当日，李家平通过李思毅兄弟李诗杰向李思毅预付了1万元的工程款，李思毅之子将该1万元作为医疗费交给了杨国玺家属。刘满英系死者杨国玺之妻，二人于1998年9月18日、2002年10月13日、2005年3月28日、2007年4月9日生育了子女杨飘、杨迪、杨炫、杨盼四人。张志云系杨国玺之母，张志云共生育了包括杨国玺在内的五个子女。一审庭审中，李思毅自认无高空作业相关资质。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伤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杨国玺在拆除李家平所有的大棚过程中摔下受伤，后因抢救无效死亡。李思毅辩称其作为中介介绍杨国玺与李家平认识，为李家平从事涉案的劳动行为，但从本案查明的事实分析，李家平和李思毅在协商拆除该大棚时，约定了拆除和重建的费用，李思毅直接联系杨国玺等人为李家平拆除大棚，且杨国玺受伤后，李家平通过李诗杰预支了1万元的工程款给李思毅，李思毅通过其子交给杨国玺家属，故可认定李家平将涉案大棚拆除工程承包给李思毅，李思毅雇佣杨国玺拆除该大棚的事实，杨国玺和李思毅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李思毅在雇请杨国玺做工过程中，未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对杨国玺摔伤致死造成的损害应当依法承担责任。杨国玺在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因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而摔下受伤，自身有过错，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综合本案的事实及双方的责任，对刘满英等六人因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失，由杨国玺自行承担30%的责任，由李思毅承担70%的责任为宜。李家平辩称其所有的钢架大棚2-3米高，拆除该大棚不需要相应资质。根据国家安全监督总局《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第五条规定：“特种作业人员必须经专门的安全技术培训并考核合格，取得<中国人民共和国特种作业操作证>后，方可上岗”、附件特种作业目录3规定：“高处作业指专门或经常在坠落高度基准面2米以上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的作业”，涉案大棚高达2米以上，在拆除的过程中随时有坠落的危险，故符合特种作业规定，其操作人员需具备相应的资质。李家平应当知道李思毅个人不具备高处作业的资质，也不具备相应的安全生产条件，草率地将该将工程发包给李思毅施工，应当与李思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根据刘满英等六人的诉讼请求及一审认定的事实，刘满英等六人诉请的赔偿项目计算如下：
1、医疗费136,315.07元，为杨国玺在毕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所实际产生，扣除李思毅先行支付的10,000元，该项费用实际为126,315.07元；
2、住院伙食补助费，杨国玺实际住院16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出差伙食补助费标准计算为1600元；
3、误工费，刘满英等六人未提供证据证明杨国玺生前工资收入标准，误工费参照贵州省上一年度居民服务及其他服务业职工平均计算为1499.79元（34,214.00元/年÷365天/年×16天），刘满英等六人只诉请1499元，予以支持；
4、护理费，刘满英等六人未举证证明杨国玺住院期间护理人员收入情况，护理费参照上年度贵州省居民服务及其他服务业职工平均工资按照一人护理，结合其住院天数16天计算为1499.79元（34,214.00元/年÷365天/年×16天），原告只诉请1499元，予以支持；
5、死亡赔偿金，结合上一年度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20年为491,592.80元（24,579.64元/年×20年）；另外，该费用还应包含刘满英等六人诉请的被扶养人生活。杨国玺与妻子刘满英共生育杨飘、杨迪、杨炫、杨盼四人，发生本次事故之时，杨迪、杨炫、杨盼分别还应抚养4年、7年、8年，杨国玺承担三个子女1/2的抚养义务；杨国玺之母张志云66周岁，被扶养期限计算14年，杨国玺承担张志云承担1/5的赡养义务，因前7年的被抚养人生活费总额已超过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故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计算为150,536.38元［（16,914.20元∕年×7年）+（16,914.20元∕年×1年×1/2+16,914.20元∕年×7年×1/5）］，刘满英等六人只诉请81,732.60元，予以支持；故杨国玺死亡赔偿金的总额为573,325.40元（491,592.80元+81,732.60元）；
6、丧葬费，按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计算6个月为23，733元（47，466元/年÷12月/年×6月）；
7、精神抚慰金，此次事故致受害人杨国玺死亡，给刘满英的六人造成一定程度上的精神痛苦，应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但刘满英等六人诉请的50,000元过高。根据本地区平均生活水平及李思毅、李家平的经济负担能力，酌情给付30,000元。
以上赔偿项目共计757,971.47元，由李思毅、李家平连带承担70%的赔偿责任即530,580.03元（757,971.47元×70%）。据此，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国家安全监督总局《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第五条、附件目录第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由李思毅、李家平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连带赔偿刘满英、杨盼、杨飘、杨迪、杨炫、张志云因杨国玺在本次事故中摔伤后经治疗无效死亡产生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误工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人民币530,580.03元；二、驳回刘满英、杨盼、杨飘、杨迪、杨炫、张志云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679元，减半收取5839.50元，由刘满英、杨盼、杨飘、杨迪、杨炫、张志云负担1752.50元，由被告李思毅、李家平负担4087元。
二审中，李思毅提交的三份证明、收费站出行记录及李诗刚、李诗明、张安瑾的证言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二审查明无新的案件事实，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1、李思毅与李家平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死者杨国玺是受李思毅雇佣还是受李家平雇佣；2、本案的责任如何承担，责任比例如何划分；3、杨国玺的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以城镇标准还是以农村标准计算。
关于李思毅与李家平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死者杨国玺是受李思毅雇佣还是受李家平雇佣的问题。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以及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李家平提交的由李思毅兄弟李诗杰出具的收据和证吴某1武吴某2普的证言，能够与刘满英等六人的陈述相互印证，证实李家平是与李思毅已就拆除涉案钢架大棚事宜达成口头协议。结合李家平在一审中提交的现场照片和各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涉案钢架大棚的高度在2米至3米之间，系简易钢架大棚，李思毅需要按照约定向李家平交付拆除涉案钢架大棚的工作成果，而李家平需要按照李思毅交付的工作成果支付相应的劳动报酬，故李家平与李思毅之间就拆除涉案钢架大棚一事形成承揽合同关系。涉案钢架大棚虽系李家平所有，并由死者杨国玺等人具体负责拆除工作，但因杨国玺此前既不认识李家平，也没有和李家平接触过，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李家平与杨国玺之间已就拆除涉案钢架大棚一事达成过口头或者书面协议。而证杨某礼燕某银的证言，却能够与李思毅的陈述及杨国玺生前书写的工程记录本内容相互印证，可以证明杨国玺杨某礼燕某银等人在事故发生前便已长期为李思毅提供给劳务，杨国玺杨某礼燕某银到李家平家从事拆除涉案钢架大棚的工作是受李思毅的电话指示和安排，而非受李家平的指示和安排，杨国玺杨某礼燕某银拆除涉案钢架大棚后的劳务报酬也是从李思毅处支取，而非从李家平处支取，故杨国玺是受李思毅雇佣，而非受李家平雇佣。
关于本案的责任如何承担，责任比例如何划分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李思毅作为杨国玺的雇主，在杨国玺为其提供劳务的过程中，未尽监督管理义务并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导致杨国玺从事劳务活动中死亡，应承担主要责任；杨国玺作为长期从事建筑安装和拆除钢架结构建筑类工作的成年人，未尽安全注意义务导致自身死亡，可以减轻李思毅的赔偿责任。本案中，涉案钢架大棚虽系2米至3米高的简易钢架大棚，但因拆除工作包括拆除钢架大棚的盖瓦和钢架，加之该大棚是搭建在的李家平的鱼塘之上，李家平应当预见到承揽人会在坠落高度基准面2米以上的高处进行拆除作业，但李家平却将拆除工作交由没有相关高处作业资质的李思毅完成，造成李思毅雇员杨国玺坠亡的事故，参照国家安全监督总局《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第五条、附件目录第3条规定，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规定，李家平作为定作人，存在选任过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结合本案实际，因杨国玺死亡产生的各项损失，由李思毅承担50%即757,971.47元×50%=378,985.74元的赔偿责任，由李家平承担20%即757,971.47元×20%=151,594.29元的赔偿责任，由杨国玺自行承担30%的责任较为合适。一审法院判决由李思毅、李家平连带承担70%的赔偿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关于杨国玺的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以城镇标准还是以农村标准计算的问题。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因素，确定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的标准。本案中，死者杨国玺虽系农村居民，但其长期在城镇务工，主要收入来源地为城镇，一审法院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杨国玺的死亡赔偿金，并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杨国玺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李思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予以驳回；李家平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16）黔0502民初340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原告刘满英、杨盼、杨飘、杨迪、杨炫、张志云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撤销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16）黔0502民初340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由被告李思毅、李家平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连带赔偿原告刘满英、杨盼、杨飘、杨迪、杨炫、张志云因杨国玺在本次事故中摔伤后经治疗无效死亡产生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误工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人民币530,580.03元”；
三、由上诉人李思毅赔偿被上诉人刘满英、杨盼、杨飘、杨迪、杨炫、张志云因杨国玺在本次事故中摔伤后经治疗无效死亡产生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误工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378,985.74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付清；
四、由上诉人李家平赔偿被上诉人刘满英、杨盼、杨飘、杨迪、杨炫、张志云因杨国玺在本次事故中摔伤后经治疗无效死亡产生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误工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51,594.29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付清；
五、驳回上诉人李家平、李思毅的其他上诉请求。
如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839.50元，由被上诉人刘满英、杨盼、杨飘、杨迪、杨炫、张志云负担1752.50元，由上诉人李思毅负担2919元，由李家平负担116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总计23,358元，由上诉人李思毅负担20,021元，由上诉人李家平负担3337元。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如义务人不自动履行义务，权利人可在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义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内向原审法院或被执行人财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 艳
审 判 员 王明会
审 判 员 李中付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刘光全
书 记 员 主宏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