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粤7101行初494号
原告：梁大建，男，汉族，1953年1月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
原告：梁旭升，男，汉族，1950年8月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
原告：梁东林，男，汉族，1946年8月1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
被告：广州市越秀区房屋管理局，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吉祥路2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40104007496520B。
负责人：罗学文，职务：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再冰，该局工作人员。
被告：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住所地广州市府前路1号大院3号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40100007482612P。
法定代表人：王宏伟，职务：主任。
原告梁大建、梁旭升、梁东林不服被告广州市越秀区房屋管理局、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协议纠纷一案，向本院提出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1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梁大建、梁旭升、梁东林诉称，三原告是原越秀区越华路小东营52号业主，该房屋是在1965年改建的砖木结构房屋，一层带阁楼面积是37.6293平方米。但在1992年房产登记时，其中阁楼后部8.16平方，由于最低处不足2.2米，所以未列入登记，房产证所登记29.47平方。并不是越秀区房管局在2017年3月信访告知函中所认定是2002年改建而成，阁楼从65年起就一直存在。2001年8月由于房屋多年失修出现漏水，越华房管站多次发出紧急抢修危险房屋通知要求我们立即修复。2002年10月在越秀区规划局咨询确认无征用情况后，为了保证房屋居住安全进行了修复。维修只是原状尺寸下的修复，屋顶保留原杉木瓦顶结构，二楼楼面改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尺寸未改变。2003年9月30日经广州市房地产测绘所所提供的房地产平面附图也明确标明阁楼有效面积18.4747平方（已减除最低处不达2.2米的面积）、总建筑面积37.6293平方。广州市越秀区房屋鉴定事务所于2004年5月14日所补出的（房屋已拆除）房屋安全鉴定书在页码1：亦标明阁楼18.47平方；在页码2：一、概述中亦列明曾于六十年代进行改建、搭建有木阁楼。2003年10月，原告与拆迁方越秀区房屋管理局签订了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作价补偿协议书，约定原址房屋作价补偿92388元，另增加补偿每平方米665元共19598元，在鉴证后再予给付。根据《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办法》第三章第三十条的规定，我方原属房屋一部分的阁楼完全有理由获得应得的补偿。由于双方对阁楼面积存在异议，经市房屋拆迁纠纷裁决处的调解下，拆迁方同意阁楼余下面积办理征审，在征审结果出来后，根据结果补偿差价款。但拆迁方作为政府相关房屋管理部门采用欺骗手段、在我方不明征审程序情况下，骗取我方在协议上签字，但并没依规上报相关备案机关以及知会我方如何办理征审的情况下，马上拆除了房屋，结果由于没有房屋不能由广州市房屋安全鉴定所进行房屋安全鉴定，在房屋产权登记部门查册未能找到原房屋的原始登记资料，所以拒绝办理征审。2003年底至2006年多方走访均未解决问题。现家人需购置新房，由于该房屋产权未办理注销，名下虚有二套房产，不能购买第三套房，给我们造成极大的困扰。后经原告申诉、双方协商，相关负责人答复：现时不能推翻以前领导签下的协议，就算推翻也无法支付有关补偿，建议诉至法院，如法院判由拆迁方赔偿，他们可以以判决书申请拨款解决补偿。综上所述，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下属单位广州市越秀区房屋管理局履行与我方于2003年10月24日所签订的《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作价补偿协议书》中第七条中所应执行的协议所定补偿，发还2003年10月所欠付的拆迁补偿增加补偿款（29.47平方米，每平方665元，合计19598元）及阁楼待确认面积8.16平方拆迁补偿款（3800元每平，合计31008元），两项合计50606元及相关多年利息，本金、利息合计72689.80元。
被告广州市越秀区房屋管理局辩称，一、给付条件尚未成立，我局依约暂不履行金钱给付义务。2003年拆危建绿，该址房屋由原广州市越秀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甲方）征用，同年10月24日，与三原告（乙方）签订了《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作价补偿协议书》，约定原址房屋合法产权面积29.47平方米，按照每平方米3135元作价补偿92388元。同时双方同意增加补偿每平方米665元，共19598元补偿款，待协议鉴证后再予给付。另协议约定，阁楼合法产权面积待征审结果出来后，甲方根据征审结果补差价给乙方。甲方已支付92388元给乙方。上述协议经甲乙双方盖章、签字，真实有效，且根据《广州市旧城更新改造拆迁补偿安置工作指导意见》十三条的规定，由于协议尚未办理鉴证、阁楼产权面积征审结果尚未处理，甲方暂未支付增加的19585元补偿款以及阁楼合法产权面积差价款给乙方。二、该协议是由原广州市越秀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与三原告签订，由于年代久远，被告暂无法查核相关情况。2017年2月，原告梁大建到我局信访，我局在越房管告字〔2017〕14号《信访事项告知函》中告知信访人，“关于协议约定增加665元/M2,共19598补偿款，需协议鉴证后再给付。由于该协议至今仍未办理鉴证备案，如无异议，我局可会同产权人向市征收办按程序办理协议备案手续”。但是，原告签收该告知函后没有前来与我局一同办理协议备案手续。
被告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辩称，一、我委不是涉案拆迁补偿协议的当事人，不应该是本案被告。二、关于原告提出的征审问题，不属我委职能，办理房屋征审手续属于不动产登记业务范畴，我委并非不动产登记职能部门，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
经审理查明，2003年10月24日，原越秀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甲方）与原告梁大建、梁旭升、梁东林（乙方）签订了《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作价补偿协议书》，注明甲方经广州市国土局以穗国土建用通字[2003]333号文、广州市房地产管理局以拆许字[2003]46号《城市房屋拆迁许可证》批准……根据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和《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双方协商，达成房屋拆迁作价补偿协议如下：……。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本案三原告要求被告按协议书约定履行义务系因2003年签订的《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作价补偿协议书》而引发的案件，属于2015年5月1日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施行之前形成的类似行政协议，且该协议也未经备案机关备案，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和人民法院处理此类纠纷的通常做法，一般不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主要由当事人通过民事途径寻求救济。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之间达成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仅就协议内容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问题的复函》（〔2007〕民立他字第54号）也明确当事人之间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仅就协议内容发生争议的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故三原告上述诉讼请求不属于行政诉讼范围受案范围，应裁定予以驳回。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十）项、第三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梁大建、梁旭升、梁东林的起诉。
本案受理费1617元退回原告。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 判 长 周健彬
人民陪审员 梁敏勤
人民陪审员 何国梅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王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