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粤01民终33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惠琴，住广州市越秀区。委托代理人：曾铭，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花都华美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法定代表人：刘小红，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王晋、侯婉玲，该公司职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盛驰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法定代表人：周岳强，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蔡南阳、伍志芸，该公司职员。上诉人胡惠琴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花都华美实业有限公司（下称华美公司）、广州市盛驰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盛驰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5)穗花法民二初字第18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华美公司委托王晋以黄某乙涉嫌犯罪，挪用和侵吞公司资产，并骗取华美公司新股东朱伟强财物等为由向广州市公安局举报，广州市公安局已于2014年5月30日出具《立案告知书》告知其决定立案侦查。华美公司委托王晋以黄永权涉嫌挪用资金犯罪为由向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举报，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已于2014年9月5日出具《立案告知书》告知其决定立案侦查。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本案相关人员因涉嫌经济犯罪被立案侦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的规定，因本案可能涉嫌经济犯罪，需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处理，故原审法院对胡惠琴的起诉予以驳回。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三）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以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八条第（二）项的规定，裁定：驳回胡惠琴的起诉。胡惠琴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本案符合民事诉讼起诉条件，依法应当继续审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只有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方可裁定驳回起诉。本系列案不应被驳回起诉，具体分析如下：(一)本系列案符合法定起诉条件。本系列案双方当事人适格，且有具体诉请、事实及理由，显然具备诉的构成要素。而且，本系列案系公民与法人之间因财产关系而提起的民事诉讼，符合民事诉讼的主管范围，原审法院作为被上诉人所在地法院，对本案亦享有管辖权。因此，本系列案满足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全部起诉条件。(二)本系列案不存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唯须指出的是，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三)项所称“应由其他机关处理的争议”，是指“依照法律规定”应经过前置处理程序的民事争议或者应由其他机关处理的非民事争议。本系列案作为普通民事纠纷，依法不应由其他机关处理。(三)本系列案亦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驳回起诉情形。根据该条规定，驳回起诉的前提是“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双方无一具有经济犯罪嫌疑，华美公司系基于熟人关系与各出借人私下达成交易，并没有采取向社会公众公开宣传的方式，不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非法集资”嫌疑。黄某乙虽然经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但其并非本案适格当事人，且所涉“挪用资金”、“职务侵占”、“合同诈骗”等嫌罪所指向受害者为其所供职单位或股权受让人，而并非本系列案上诉人，故与本案法律事实无涉。(四)本系列案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的继续审理情形。根据该条规定，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虽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不影响本案继续审理。华美公司提供的犯罪嫌疑线索是黄某乙涉嫌“挪用资金”、“职务侵占”及“合同诈骗”。挪用资金与职务侵占的犯罪对象为华美公司，为黄某乙与华美公司之间的侵权法律关系之内容，合同诈骗的犯罪对象为股权受让方，为黄某乙与股权受让方之间股权买卖合同关系之内容。可见，黄某乙嫌罪所涉法律关系与本案讼争法律关系完全是两码事。(五)最高人民法院权威案例及审判意见足以作为本案参考。《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裁判规则理解与适用·民事诉讼卷》一书第三十一章“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程序”中，规则第41条、第42条均已明确指出，单位负责人涉嫌犯罪不影响其单位所涉民事纠纷的继续审理。二、原审裁定书无视基本事实，曲解法律规定。原审裁定对讼争合同的签署、履行等主要事实未作任何认定的情况下，单凭两张内容空洞的《立案告知书》，无法建立本案经济纠纷与案外人经济犯罪之间的联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原审裁定却无视该条规定，而选择第十一条作为审判依据，将导致上诉人的正当权利无从救济。本案被上诉人并非黄某乙涉嫌经济犯罪案件的共同被告人，如本案驳回起诉生效后，上诉人也无法在刑事程序中主张任何权利。综上，上诉人请求本院：撤销原审裁定，指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被上诉人华美公司二审答辩称：一、本案的相关背景情况如下：黄某乙自1995年6月2日至2013年11月6日期间是华美公司股东。2013年11月6日黄某乙将其股权全部转让给新股东并完全退出华美公司。股权转让时黄某乙向新股东明确表示华美公司之前未开展经营活动，华美公司不存在尚未清偿的债务，也未对外提供担保。但自2014年2月26日起，华美公司却陆续收到三十余宗案件，系列案包括向华美公司追讨借款或要求华美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等。经核查，华美公司未实际收到过涉案的任何款项，也没有出具过借款协议、收据、同意担保等任何形式的法律文书，上述案件中涉嫌私刻华美公司公章、伪造虚假法律文书、虚构债务、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并涉嫌行贿、受贿、诈骗、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多种犯罪，华美公司遂向公安机关报案。由于案情复杂，涉及人员众多，时间跨度长，标的数额巨大，所以公安机关以初步查明的犯罪事实对黄某乙刑事立案。二、原审裁定适用法律正确。(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主要内容是“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该条规定驳回起诉的前提是“案件有经济犯罪嫌疑”，而非“案件的原、被告有经济犯罪嫌疑”，该条规定中的“案件”包括但不限于“原、被告”，上诉人将“案件”定义为仅指“原、被告”，明显犯了“定义过窄”的逻辑错误。退一步而言，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第十一条规定，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是否有经济犯罪嫌疑，是由审理该经济纠纷案件的法院根据案情自行独立判断，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立案、确定罪名并非必要前置条件，同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时的罪名并不当然就是最终定罪量刑的罪名或唯一罪名。(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不适用于本案及系列案。系列案中包括多宗涉及数千万元巨额借贷的案件，上诉人仅仅提供涉嫌伪造的借据，没有资金来源、支付凭据等其他任何证据佐证借贷的真实性，涉案债务明显虚假；另有证据证实，黄某乙与他人串谋私刻华美公司公章，虚构土地交易合同，一地两卖、虚构担保协议、劳动合同，骗取华美公司财产；系列案还涉及多起虚构商品房买卖，骗取华美公司财产的案件。本案与黄某乙涉嫌犯罪被刑事立案的行为和事实是建立在同一法律事实基础上的经济犯罪嫌疑，须与其他案一并移交公安机关处理，才能全面查明事实，打击犯罪。(三)上诉人列举的《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裁判规则理解与适用·民事诉讼卷》对本案及系列案无任何参考意义。虽然黄某乙曾担任过华美公司的负责人，但黄某乙涉嫌与系列案的上诉人串谋虚构债务，可能涉嫌其他共同犯罪，本案及系列案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案例并不相同。三、原审裁定驳回起诉，并不会剥夺被上诉人的正当权利。上诉人证明涉案款项支付的依据仅有证人证言；华美公司提供由具有合法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依法、独立作出的同一时段《审计报告》、《尽职调查报告》均反映被上诉人无涉案债务。上述《抵押借款协议》所指的土地至今是工矿仓储用地和无建筑物的空地，既不存在，也不可能建设该抵押借款协议所称的商品住宅楼房，该《抵押借款协议》不具有真实性。同时，对于上诉人提供的《收据》，华美公司并无签署或出具该《收据》的任何记录，故本案中华美公司提供的《收据》涉嫌伪造，不具有真实性。因此，以上查明的事实不能证明上诉人向华美公司支付了涉案款项，故可认定本案有经济犯罪嫌疑。原审裁定驳回上诉人起诉，在公安机关查明真相后，更有利于对本案作出客观、公正的处理。综上所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审裁定。被上诉人盛某公司二审答辩称：一、原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黄某乙与本案及系列案密切关联，黄某乙已因涉嫌犯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本案与系列案互相牵连，存在涉嫌虚构债务、企图非法侵占、损害华美公司及盛某公司利益的行为和事实，本案有经济犯罪嫌疑，与黄某乙涉嫌犯罪被刑事立案的行为和事实是建立在同一法律事实和同一法律关系基础上的。二、上诉人将盛某公司列为被上诉人错误。盛某公司提交由具备法定资质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证实，盛某公司与华美公司各自财产独立，上诉人不应将盛某公司列为被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审裁定。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过程中，华美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于2016年3月21日出具的《案件办理情况告知函》（下称《告知函》）以及《接受证据材料清单》（案件编号：A4401051500002015110078），拟进一步证明本案涉嫌经济犯罪。《告知函》内容为：“广州市花都华美实业有限公司：贵公司于2014年7月到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报案。报称黄某乙串通王某等人虚构债务，诈骗华美公司款项。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于2014年9月5日决定对黄某乙涉嫌挪用资金案立案侦查。由于黄某乙因涉嫌其他犯罪被我局抓获，现羁押于广州市海珠区看守所。为便于案件的侦查，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已于2015年10月将案件移交我大队并案侦查（案件编号：A4401051500002015110078），现案件仍在进一步侦查中。”《接受证据材料清单》载明“编号2，案件材料复印件，特征：案号：（2015）穗花法民二初字第1873-1876号：原告：胡惠琴、黄某丙、蔡某、黄某丁。”胡惠琴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两份证据无法证明本案和黄某乙涉嫌经济犯罪有任何牵连，告知函中提到黄某乙与王某等人虚构债务，但没有提及本案十三位当事人。既然本案双方当事人与告知函中的犯罪嫌疑人没有任何重叠，恰好说明黄某乙涉嫌经济犯罪与本案审理没有牵连，不应该影响民事案件的受理以及审理。《接受证据材料清单》虽提及本案，且事实上上诉人也接受了侦查机关的询问，但其是以证人而不是以犯罪嫌疑人或被害人的身份接受公安机关的调查，说明上诉人所提起的民事诉讼与黄某乙涉嫌经济犯罪案件没有牵连，本案当事人与刑事案件当事人不一致，本案的基本案件事实与刑事案件中的犯罪事实是不同的。不应仅依据刑事案件中有调查本案民事案卷就对本案作出驳回起诉的裁定。盛某公司质证认为，对华美公司二审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均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纠纷是否涉嫌经济犯罪。本案中，公安机关出具的《告知函》载明“黄某乙串通王某等人虚构债务，诈骗华美公司款项”，该函虽未明确本案上诉人为刑事犯罪嫌疑人或被害人，但同一案件编号下的《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已列明本案案号及当事人信息，说明本案所涉借贷纠纷在华美公司的报案范围之内，而相关材料公安机关亦已作为报案材料予以接受，并进行并案侦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本案可能涉嫌经济犯罪，应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处理。故此，原审法院裁定驳回胡惠琴的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胡惠琴主张本案当事人均无经济犯罪嫌疑，故黄某乙涉嫌的经济犯罪行为与本案事实无关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黄雪梅审判员  赵琦铭审判员  张筱锴二〇一六年四月六日书记员  谢春晖徐施阮邓少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