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1917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韦增培,男,1964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信宜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麓璐，广西万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阳，男，1983年9月21日出生，水族，住广西天峨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易兴俊，广西越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韦增培因与被上诉人杨阳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5民初15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韦增培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杨阳向韦增培返还款项258000元，并向韦增培支付利息（利息以本金人民币258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分段计算，自2015年9月1日起计算至杨阳返还全部款项之日止。）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杨阳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中，韦增培与杨阳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委托合同关系，韦增培是委托合同关系中的实际委托人，其基于合同关系享有的权利应依法受到法律的保护。1.本案的基本事实:2015年，杨阳称其有渠道能通过安排培训为待业人员安置就业，如未能办理可将所收费用如数退还。于是韦增培即请求杨阳为宋一峰、黄振杰等14名人员安排培训就业事宜，并根据杨阳的要求，在2015年4月3日至2015年6月26日期间向杨阳支付费用合计348000元，�阳在收到款项后向韦增培出具了收条与收据，并承诺“如办妥，此费用不退；如办不妥，费用如数退回。”杨阳在收到韦增培的款项后，安排14名人员进行了就业培训，但培训内容与约定不符，且未能为14名人员安排就业。为此，韦增培为此事多次与杨阳沟通，但均未果，时至今日，14名人员仍未被安排就业，未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遂产生本案诉讼。2.韦增培是与杨阳建立委托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是实际委托人，享有合同关系权利。本案中，杨阳出具给韦增培的收条和收据能够认定杨阳收取了韦增培的款项，具备韦增培委托杨阳为14名人员安排培训就业的意思表示，杨阳亦作出了“如办妥，此费用不退，如办不妥，费用如数退回。”的承诺，足以认定韦增培与杨阳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关系。从收条和收据的内容上来看，杨阳系直接收取韦增培的费用，而非赖某转韦增培交付的费用。可见，韦增培将14名人员安排培训就业的事项以自己的名义委托杨阳办理，并以自己的名义交付杨阳办理委托事项的款项，韦增培与杨阳之间已经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韦增培并非简单接受收条的个人。涉案款项的来源是另一法律关系，不影响本案委托合同关系的形成。因此韦增培是本案适格的主体。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韦增培有权要求杨阳退还款项。3.赖某并非本案委托合同关系的当事人。本案的核心问题是认定韦增培与杨阳之间的法律关系，赖某仅是14名人员的介绍人与费用的经手人，其并未参与韦增培与杨阳的委托事务，与杨阳之间既没有书面协议，也没有任何款项往来。赖某在将14名人员的费用通过转账的方式交给韦增培后，对此后事情的发展并不参与，只是在14名人员找他退钱后，才从韦增培处得知所安排的培训没有中石油系统老师授课、安排的工作岗位都不符合承诺的情况，且所有费用已全部交给了杨阳。因此，赖某并非本案委托合同关系的当事人，赖某与杨阳之间不存在直接合同关系。二、杨阳未完成委托事项，应向韦增培返还款项258000元。杨阳接受韦增培的委托后，至今尚未履行承诺为14名人员完成培训就业的事项，未完成委托事务，应按约定退还全部费用，但其未按约定履行，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因此，韦增培有权要求杨阳返还款项并计付利息。
杨阳辩称，同意一审判决。杨阳并非本案适格主体，韦增培亦不是适格的合同相对人，杨阳是校方的委托代理人，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校方承担。且由于案涉14名学生未能按协议约定进行培训，导致合同履行不能，责任在于学生，因此韦增培的主张不能成立。
韦增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杨阳返还韦增培款项258000元；二、杨阳以258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分段计算，自2015年9月1日起计算至杨阳返还全部款项之日止；三、本案受理费由杨阳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韦增培于2015年4月3日至6月26日向杨阳共支付348000元，用于办理14名人员培训就业事宜。2015年4月3日，杨阳向韦增培出具收条，内容为：“今收到韦增培交来人民币壹拾贰万柒仟伍佰元整（￥127500.00），用于作为五名学生的石化岗培训费用（含就业安置费用，具体以合同为准）”。2015年6月3日，杨阳向韦增培再次出具收条，内容为：“今收到韦增培交来人民币壹拾柒万壹仟伍佰元整（171500.00），用于办理下列人员进行石油行业培训及安置工作事宜（人员名单宋一峰、黄振杰、周泽、卢兆伟、岑恩、付茵、吴惠凤共七人。如办妥，此费用不退，如办不妥，费用如数退回）”。2015年6月8日，杨阳向韦增培出具《收据》，内容为：“今收到韦增培交来人民币贰万肆仟伍佰元整，用于办理蓝永宁石油行业培训及安置工作事宜”。2015年6月24日，杨阳向韦增培出具收条，内容为：“今收到韦增培交来人民币叁万贰仟伍佰元整（￥32500.00）其中24500元为石油培训安置费用，8000元为高速公路收费员（1个人）安置费用。如办妥，以上费用不退，如办不妥，如数退回”。2015年12月至2016年1月期间，杨阳向韦增培退还98000元。
韦增培另主张：案涉14名人员系其朋友赖某介绍，并通过韦增培进行培训安置就业，14名学生将费用交给赖某，赖某转交给韦增培，韦增培再交给杨阳。
在一审庭审过程中，韦增培申请证人赖某出庭作证，赖某表示：韦增培所述属实。“我与韦增培有业务往来，韦增培曾帮我安排人员就业。案涉14名人员是我亲�朋友介绍来，杨阳安排培训时承诺是在中石油系统的培训基地，并安排到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企业工作，但是实际没有中石油系统老师，安排的工作岗位都不符承诺，因此学生都不愿意去，并找我退钱。我与韦增培一起去与姓莫的校长联系，但姓莫的校长不见我们，招生办班主任表示钱不是学校收的。杨阳通过韦增培退还给我98000元，另外我用本人的钱265000元退还给学生，韦增培本人没有退款给14名人员。韦增培向杨阳所支付的费用均是14名人员支付。我曾向杨阳追讨过款项，但我是将钱通过银行转账给韦增培，韦增培并没有写收条给我，我觉得起诉杨阳缺乏证据，与韦增培商量后，决定由韦增培起诉杨阳。”
韦增培、杨阳均确认赖某的上述证人证言真实性，杨阳确认赖某是该14名人员的介绍人，所有费用退款均是由赖某退还，韦增培仅是接受收条�个人。
杨阳为证明自己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委托书》复印件1份、《培养就业安置协议》复印件14份、《收款收据》复印件4份、录音资料等。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纠纷系委托合同纠纷，系杨阳接受委托办理案涉相关人员的培训就业事项引发的争议。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以及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韦增培并非案涉委托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不享有相关合同权利，理由如下：
1.韦增培并非实际委托人。根据韦增培、杨阳双方均确认的证人赖某的证言可反映，韦增培系接受赖某的委托与杨阳接洽有关14名人员的培训安置事宜，杨阳也确认赖某是14名人员的实际介绍人，而非韦增培。
2.案涉款项的来源并非韦增培。虽然杨阳系向韦增培出具了相关收条、收据，但是韦增培确认其交付给杨阳的用于14名人�培训的款项均系来源于赖某，并非其本人所有。杨阳也当庭确认韦增培仅是接受收条的个人，所付款项也并非其所有。在本案纠纷发生后，韦增培收到杨阳退还的98000元后也即转付给赖某，并由后者连同自有资金退还给相关人员。韦增培付款行为实质上仅系受托行为，其本身并不享有案涉款项的相关权利。杨阳向韦增培出具收条收据的行为不能代表其与韦增培成立委托合同关系，相应法律后果应当归属于实际委托人。
基于以上理由，一审法院认为韦增培并非与杨阳建立委托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也不享有案涉款项的利益，其依据杨阳出具收条、收据主张杨阳返还案涉款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一、驳回韦增培的全部诉讼请求。二、一审案件受理费5508元由韦增培负担。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并无提交新证据。
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一审中案外人赖某及韦增培均确认，案涉款项是由赖某交予韦增培，韦增培委托杨阳办理相关人员的培训就业事项。杨阳辩称，其只是学校的代理，相应的法律后果应由学校承担。
本院认为，本案是因委托办理相关人员的培训就业事项产生的争议，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案涉委托合同的当事人如何认定？韦增培要求退款的主张是否成立？
关于委托合同主体的问题。经查，案涉款项是由韦增培直接交与杨阳，并由杨阳出具收据给韦增培。退款时，亦由杨阳直接退还给韦增培。由此可知，收费及退费均是韦增培以其名义与杨阳进行交涉。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应认定韦增培为案涉委托合同的当事人。退一步讲，即使案涉款项是由赖某交与韦增培或者赖某与韦增培之间存在另一重的委托关系。杨阳并无证据证明其在案涉委托合同订立时已经知晓，案涉委托合同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中关于委托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的规定情形。况且，赖某在一审中亦同意由韦增培向杨阳主张权利。至于款项的来源，与委托合同主体的认定并无关联性。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韦增培不享有案涉委托合同相关的权利有误，本院予以纠正，韦增培有权向杨阳主张合同权利。
从上述收退款情况看，收条的落款人为杨阳，并附有杨阳的身份证号，款项亦是由杨阳个人进行收退的。因此，韦增培有理由相信其交易的相对人就是杨阳。再者，即使杨阳与学校之间亦存在代理关系，杨阳并无提交证据证明其在与韦增培订立案涉委托协议时，告知了韦增培其是学校代理人�身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四百零三条第二款“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的规定，即使杨阳向韦增培披露只是代理人，韦增培亦可选择杨阳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至于杨阳与学校之间的关系，本案不予处理。
关于退款的问题。经查，杨阳出具的收据中明确款项用于办理石油行业培训及安置工作事宜，如办不妥，费用如数退回。根据约定，杨阳应当为相关人员安排石油行业的培训及安置工作事宜。杨阳无提交证据证明其已经完成了相关人员工作安置的事宜，韦增培要求杨阳退回费用符合双方约定，本院予以支持。因韦增培一共向杨阳交付了348000元，杨阳已向韦增培退还98000元，则杨阳仍需向韦�培退还250000元。至于利息的问题，韦增培并无提交证据证明杨阳应返还款项的具体时间，因而本院认定案涉款项应当从起诉之日即2016年8月1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综上，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基本清楚，审理程序正确，但案件处理欠妥，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上诉人韦增培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应予支持，其他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四百零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5民初1505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杨阳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韦增培返还款项25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8月12日起至款项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三、驳回上诉人韦增培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508元，由上诉人韦增培负担398元，被上诉人杨阳负担511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170元，由上诉人韦增培负担160元，被上诉人杨阳负担501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朝晖
审判员 刘革花
审判员 练长仁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八日
书记员 罗永娟
潘威
陶智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