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4）成刑终字第169号
原公诉机关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浩。
辩护人唐寿兵。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毛某某。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汪某某。
辩护人陈文丽。
原审被告人黄某某。
原审被告人刘某某。
原审被告人辛某某。
原审被告人喻某。
原审被告人杨某某。
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审理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王浩、毛某某、黄某某、刘某某、汪某某、辛某某、喻某、杨某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于二○一四年一月二十六日作出（2014）龙泉刑初字第33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王浩、毛某某、汪某某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认为事实清楚。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11年，被告人喻某在安徽省合肥市缴纳69800元给传销组织上线王军（在逃）后加入以“连锁经营”为名的传销组织，后被告人喻某将其在传销组织中购买的份额转让给其丈夫即被告人王浩。2012年7月，被告人王浩、毛某某、黄某某、刘某某、汪某某、辛某某、喻某、杨某某等人窜至成都，租住在成都市锦江区、龙泉驿区的多个小区中，以“连锁经营”名义专门从事传销活动，大肆发展以湖北籍为主的外省人员。该传销组织的发展模式为每名新加入人员缴纳3300元门槛费加500元“礼品费”购买“资格”，加入到该传销组织成为“初级业务员”（其中，每人最多可以申购21份加500元“礼品费，共69800元），获得发展下线人员的“资格”。依照该传销组织规则，每名参与人员只能发展3名下线人员，并从下线人员缴纳的“资格”费中按一定比例获取返利。根据其团队体系的总申购份额的不同，该人员级别从低到高依次为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高级业务员（又称“老总”）。在成都地区，形成了以被告人王浩为主要组织者、领导者的一个以“连锁经营”为名的传销犯罪团伙。在该传销团伙内部，又分别形成了以被告人王浩、黄某某、辛某某、汪某某为首的四个金字塔传销团队体系，本案八名被告人的具体犯罪事实如下：
被告人王浩系该传销组织中的“教总”，系该“连锁经营”传销组织在成都地区的总负责人，全面负责成都地区“连锁经营”传销活动，起主要的组织领导作用，在整个传销团伙中组织领导包括其自己和被告人黄某某、辛某某、汪某某共四个组织体系下的传销人员共计159人。被告人王浩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行为主要表现在：在组织领导传销团伙运行过程中，通过组织传销骨干人员召开会议，总结传销活动经验、教训，制定传销计划，制定“资金分配规则”；冒用中国人民解放军95285部队名义在中国联通成都分公司办理集团电话号码，分发给传销参与人员使用；以自己名义或安排他人租用居民房屋，为传销活动提供犯罪场所；积极发展下线人员，发展包括毛某某、李某某在内的下线人员共计12级61人，并指使喻某、毛某某等人将下线申购资金的返利；安排杨某某从事申购事宜等。
被告人毛某某在成都地区该传销团伙中称号为“教配”，配合“教总”王浩进行组织管理工作。在此过程中，被告人毛某某向团伙成员分发集团业务电话卡及从事团伙成员的返利等工作，并参与被告人王浩组织的会议，总结犯罪经验。被告人毛某某还积极发展传销下线，其发展下线人员共计9级34人。
被告人黄某某在成都地区该传销团伙中称号为“自总”，负责成都地区整个团伙的纪律管理，同时参加“教总”王浩组织的会议，总结犯罪经验。被告人黄某某还积极发展传销下线，其发展下线人员共计8级49人。
被告人刘某某在成都地区该传销团伙中称号为“总管”，负责其自己发展的下线人员的房间调配等后勤工作。被告人刘某某积极发展传销下线，其发展下线人员共计7级38人。
被告人汪某某在成都地区该传销团伙中负责“家庭窗口”部分，主要管理团伙内部参与人员住房内内务卫生、作息安排等工作。被告人汪某某还积极发展传销下线，其发展下线人员共计6级37人。
被告人辛某某在成都地区该传销团伙中称号为“自配”，配合“自总”即被告人黄某某进行纪律管理工作。被告人辛某某还积极发展传销下线，其发展下线人员共计5级9人。
被告人喻某于2011年在安徽省合肥市缴纳69800元加入传销组织，后其将自己购买的份额转让给其丈夫即被告人王浩，二人共同参与传销活动。2012年7月被告人喻某伙同王浩等人至成都后，在明知被告人王浩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情况下，积极协助被告人王浩管理传销组织的资金。在此过程中，被告人喻某使用以杨某某等人名义开设的多张银行卡用于收取新加入人员的申购款。
被告人杨某某按照被告人王浩的安排，主要与他人共同管理整个传销团伙的新参与人员的申购事宜，并按照王浩要求提供本人身份证办理一张工商银行卡和一张建设银行卡用于收取新加入成员的申购款。被告人杨某某还积极发展传销下线，其发展下线人员共计8级12人。
2013年2月19日，公安机关在成都市锦江区三圣乡幸福路一餐厅内将为庆祝被告人刘某某级别达到高级业务员（即“上总”）的被告人王浩、毛某某、黄某某、刘某某、汪某某、辛某某、喻某等人抓获。同日，在龙泉驿区“金上城”小区将被告人杨某某抓获。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立案决定书，逮捕证，到案经过，勘验、检查笔录，扣押在案的检讨书、年度计划书、工资表、转让书、自律总结、各被告人自书的组织体系图，辨认笔录，租房合同，银行卡交易记录，空军政治部出具的情况说明，联通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各被告人户籍信息，相关证人证言，各被告人供述等。
原判认为，被告人王浩、毛某某、黄某某、汪某某、辛某某、喻某、杨某某以组织参与“连锁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参加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120人以上，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且系情节严重，依法应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被告人王浩在此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按照其所组织领导的全部罪行进行处罚。被告人毛某某、黄某某、汪某某、辛某某、喻某、杨某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均系从犯，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刘某某以组织参与“连锁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且发展传销人员达3级30人以上，其行为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依法应当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据此，原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之规定，以组织、领导传销罪分别判处被告人王浩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被告人毛某某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被告人黄某某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被告人刘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被告人汪某某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被告人辛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被告人喻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杨某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宣判后，原审被告人王浩、毛某某、汪某某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
上诉人王浩及其辩护人提出如下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1.王浩不是本案主犯，应认定为从犯。理由为，（1）王浩本人也是受害者，其加入“连锁经营”时不明知是传销组织。（2）联通电话卡是王军联系办理，王浩仅负责取卡。（3）在锦江区和龙泉驿区多个小区租房在王军安排下所为。（4）每次会议都是王军策划后将内容通过短信发送给王浩。（5）辛某某、汪某某、毛某某是独立的团队，与王浩无关。2.王浩发展的传销人员未达120人，不属于情节严重。
上诉人毛某某的上诉理由是原判量刑过重，理由是：（1）其“教配”职务系由王浩安排，时间仅一个多月。（2）发展的实际人数没有34人，其中6人系部分人员补充业绩，借用他人身份证由介绍人自己出资购买份额。
上诉人汪某某及其辩护人提出如下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1）原判量刑过重。汪某某作为第五被告，量刑重于第二、第三、第四被告，与各被告在传销组织和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不相适应，且汪某某的认罪态度与其余各被告人相同，应同样认定为认罪态度好。（2）原判认定汪某某在成都地区负责“家庭窗口”部分，主要管理团伙内部参与人员住房内内务卫生、作息安排等工作的证据不足。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与原判认定的事实、证据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王浩、毛某某、汪某某伙同原审被告人黄某某、辛某某、喻某、杨某某，组织领导以参与“连锁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形成层级，直接以发展人数的数量作为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钱款，参加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120人以上，七人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罪，且情节严重。在共同犯罪中，王浩全面负责成都地区“连锁经营”传销活动，起主要的组织领导作用，系主犯；毛某某、黄某某、汪某某、辛某某、喻某、杨某某配合王浩，分别负责不同事项，起次要、辅助作用，均系从犯。原审被告人刘某某以组织参与“连锁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且发展传销人员达3级30人以上，其行为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关于上诉人王浩及其辩护人所提王浩应认定为从犯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首先，原审被告人喻某系王浩的妻子，其供述称整个成都地区的“连锁经营”都归王浩管，该供述内容能够得到黄某某、毛某某、辛某某等人相关供述的印证，王浩本人亦曾供述其负责该传销组织的成都片区。从王浩处查获的《关于春节工作统筹》、《检讨》等书证可佐证王浩系成都片区负责人的事实。其次，联通公司成都分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集团客户入网协议等书证载明，联通电话卡系由王浩办理，证人江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以及黄某某、毛某某、刘某某等人的供述相互印证，证实王浩办理联通电话卡的事实。第三，虽然王浩系王军的下线，但在加入“连锁经营”传销组织后，王浩行为积极，作用明显，成为该传销组织在成都的负责人，起主要的组织领导作用，应认定为主犯。故该项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王浩及其辩护人所提王浩发展的传销人员未达
120人，不属于情节严重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首先，工资表、转让书、检讨书、年度计划书、传销人员关系图等书证以及涉案传销人员的证言和各被告人供述等证据证实，“连锁经营”传销组织在成都地区共发展传销人员150余人，属于“两高”《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形式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所规定的“情节严重”。其次，如前所述，上诉人王浩为“连锁经营”传销组织在成都地区的负责人，系本案主犯，应对该传销组织在成都地区发展的所有人员承担刑事责任。因此，王浩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故该项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毛某某所提原判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经查，首先，工资表、传销人员关系图等书证以及涉案传销人员的证言和原审被告人杨某某的供述等证据证实，毛某某发展的传销人员至少为34人，且无证据证明介绍人借用身份证自己出资购买份额的事实。其次，本案传销组织在成都发展的人员多于120人，属情节严重，依法应在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科刑，原判综合考虑毛某某系从犯，以及具体的作用地位和认罪态度，对其减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量刑并无不当。故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汪某某及其辩护人所提原判认定汪某某在成都地区负责“家庭窗口”部分，主要管理团伙内部参与人员住房内内务卫生、作息安排等工作的证据不足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汪某某在侦查阶段曾供述其在成都的整个传销组织中主要负责家庭窗口，主要是管理家庭的卫生、氛围。证人李某某的证言以及同案犯黄某某的供述与汪某某的供述相吻合。因此，现有证据足以证实汪某某负责“家庭窗口”的事实。故该项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汪某某及其辩护人所提原判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首先，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对于起诉书指控内容，应根据所采信证据和查明事实对各被告人分别定罪量刑，因此，各被告人量刑轻重与起诉书所列顺序无必然的一一对应关系。其次，本案传销组织在成都发展的人员多于120人，属情节严重，依法应在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科刑，原判综合考虑汪某某系从犯，以及具体的作用地位和认罪态度，对其减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并无不当。故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原审审判程序合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宋 宏
代理审判员 查 理
代理审判员 魏 军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马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