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黔毕中民终字第55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啟彬，男。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树贤（又名申树贤），女。
上诉人王啟彬因与被上诉人孙树贤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金沙县人民法院（2013）黔金民初字第11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孙树贤一审诉称：我与丈夫余云才（已故）婚后共生育了四个女儿，于1986年招被告王啟彬为上门女婿与长女余华凤结婚，并与被告王啟彬约定，由其负责我夫妻二人的生养死葬及其余三个女儿的扶养婚嫁，在我夫妻二人均去世后，属于我夫妻的财产归被告王啟彬所有。1991年我丈夫去世后，被告王啟彬修房另居，我独自生活，其未按约定对我进行赡养。2012年，因金沙县新城区建设，政府征用了我与丈夫所有的一栋土木结构住房，被告王啟彬私自领取了房屋及附属设施的拆迁安置补偿款共计52158.95元，并可置换265.41平方米住房；经西洛乡政府进行调解，被告拒不返还应属我享有的补偿份额。为此，请求判决被告王啟彬分配上述拆迁安置补偿款的一半26，079.45元及安置房的一半132.705平方米给我，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审经审理查明：原告与其夫余云才（已故）婚后共生育了四个女儿（长女余华凤、次女余华英、三女余华先、四女余华菊），因家中缺乏劳动力，于1986年农历1月21日经人介绍招被告王啟彬为上门女婿与其长女余华凤结婚，并与被告王啟彬签订了书面的《遗赠抚养协议》。协议约定在被告王啟彬负责完成其夫妻二人的生养死葬以及其余三个女儿的抚养、婚嫁后，原告夫妻的一切财产均归被告王啟彬享有。此后，被告王啟彬依照双方协议相继完成了对余华英、余华先、余华菊的扶养、婚嫁义务及对余云才的扶养、安葬义务，并对原告孙树贤履行赡养义务至今。2012年金沙县新城区建设征收了原、被告的老房屋7间及其附属设施，被告王啟彬领取了房屋及附属设施拆迁安置补偿款52，158.95元，其中房屋附属设施赔偿款11，865.15元、搬迁费15，991.9元、过度费（房租费）6，205.50元、宅基地征收补偿费18，096.40元。诉争房屋占地面积为171.92平方米，房顶面积为76.3平方米，诉争房屋地面和屋顶面积合计248.22平方米，可获得置换房屋265.41平方米。原、被告因上述拆迁安置补偿款的分配发生纠纷，经金沙县西洛乡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未果，原告孙树贤于2013年8月29日诉至法院，请求裁决。
另查明，原告孙树贤之夫余云才婚前与何大伦共同修建了三间草房总长13.98米，宽5.33米，面积为13.98×5.33=74.51平方米，余云才与何大伦各享有37.26平方米；余云才在与原告结婚后购买了何大伦享有的草房份额及何大伦在该草房旁修建的两间猪、牛圈及附属设施合计95.55平方米；被告王啟彬在与余华凤结婚后将上述五间房屋翻盖为瓦房，又在该房屋左侧修建了两间住房，其中前面一间长4.78米，宽3.27米，后面一间长8.6-3.27=5.33米，宽4.38米，面积为4.78×3.27＋4.38×（8.6-3.27）=38.98平方米的。房屋占地面积合计171.92平方米。屋顶部分，原告孙树贤之夫余云才婚前与何大伦共同修建的三间总长13.98米，宽5.3米，面积为13.98×5.3=74.094平方米，余云才与何大伦各享有37.047平方米；余云才在与原告结婚后购买的何大伦享有的草房份额及何大伦在该草房旁修建的猪、牛圈中，猪、牛圈长3.67米，宽4.17米，猪、牛圈后面一间长5.3米，宽3.77米，此间进门处长4.17米，宽为0.92米，被告在该房屋左侧修建的两间住房，其中前面一间长4.78米，宽3.27米，后面一间长5.33米，宽4.38米，面积为4.78×3.27＋4.38×5.33=38.98平方米。屋顶部分按二平方米折算一平方米，该部分面积为76.30平方米。被告婚后将82.38平方米的土质坝子改建成混凝土院坝。2012双方发生纠纷后，被告王啟彬四次通过金沙县西洛乡洋海村民委员会向原告孙树贤转交生活费共计11，000.00元，另于2012年5月28日通过西洛乡调解员钱光辉转交给原告孙树贤2，400.00元。
综合双方当事人对事实和证据的分歧与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原告孙树贤要求分配房屋及附属设施拆迁安置补偿款26，079.45元及安置房132.705平方米的理由是否成立。
原判认为：本案中，原告夫妻与被告王啟彬签订遗赠扶养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之规定的情形，故双方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合法有效。本案遗赠扶养协议签订后，被告王啟彬依照协议先后履行了对原告丈夫余云才的扶养、安葬义务及对原告三个女儿余华英、余华先、余华菊的抚养、婚嫁义务，并对原告孙树贤履行扶养义务至今，故原告之夫余云才个人名下所有的财产应归被告王啟彬所有。现原告尚在，属原告个人所有的财产仍属原告孙树贤所有。本案中，属于余云才所有的财产有：原告孙树贤之夫余云才婚前与何大伦共同修建了三间草房，余云才分得1.5间，面积为13.98×5.33÷2=37.26平方米。余云才与原告结婚后购买何大伦享有的草房份额及两间猪、牛圈，面积为（4.6＋3.67＋0.89）×4.17＋5.33×3.77＋（13.98×5.33÷2）=95.55平方米。该95.55平方米系原告与余云才的共同财产，原告孙树贤应享有47.78平方米。诉争房屋屋顶面积76.30平方米（丈量面积二平方米折算一平方米），原告孙树贤应享有的份额为（13.98×5.3÷2＋3.77×5.3＋4.17×0.92＋4.17×3.67）÷2=38.08平方米的一半19.04平方米（因另一半属其夫余云才的份额）。被告王啟彬享有的屋顶面积为76.30-19.04=57.26平方米。原告孙树贤合计享有诉争之房的面积为66.82平方米。余云才婚前修建的37.26平方米、被告王啟彬与余华凤结婚后修建的两间住房38.98平方米及原告与余云才婚后购买何大伦的部分的一半47.78平方米和房顶部分的57.26平方米应归被告王啟彬享有。原告孙树贤享有置换房面积为：265.41÷248.22×66.82=71.45平方米，其余265.41-71.45=193.96平方米应归被告王啟彬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本案中，双方认可诉争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款为52，158.95元，其中房屋附属设施赔偿款11，865.15元、搬迁费15，991.9元、过度费（房租费）6，205.50元、宅基地征收补偿费18，096.40元。房屋附属设施部分除双方认可的混凝土坝子系王啟彬浇注的以外，其余部分因双方均未举证证明其归属，应认定系原孙树贤、余云才家庭所有，王啟彬户混凝土坝子为82.38平方米，混凝土坝子与土质坝子补偿差额30元／平方米，计82.38×30=2，471.40元应归王啟彬享有，其余部分应按原、被告所占房屋地面面积比例进行分摊，原告孙树贤应得该项目款为（11，865.15-2，471.40）÷171.92×47.78=2，610.71元。搬迁费、过度费（房租费），是按房屋拆迁面积给付的，故此两项费用应按原、被告各自应得房屋面积的比例进行分割，原告孙树贤应得搬迁费、过度费（房租费）为（15，991.90＋6，205.50）÷248.22×66.82=5，975.47元，其余16，221.93元归王啟彬所有。宅基地征收补偿费是按宅基地面积（含房屋面积占地和院坝面积）进行计算的，因院坝部分无法在原、被告之间进行划分，应酌情按原、被告所得房屋面积比例进行分割。孙树贤应得18，096.40÷171.92×47.78=5，029.35元，剩余13，067.05元应归王啟彬享有。以上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款原告孙树贤合计应得13，615.54元。
综上，原告孙树贤应分配房屋及附属设施拆迁安置补偿款13，615.54元、拆迁安置房66.82平方米，其要求判决被告王啟彬分配拆迁安置补偿款26，079.45元及拆迁置换房132.705平方米归其所有的理由部分成立，原告的请求部分合法，对合法部分本院依法予以支持。被告王啟彬关于原告所有的财产已通过遗赠扶养协议约定归其所有，要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抗辩意见于法无据，依法不予采纳。鉴于拆迁置换房目前尚未兑现到被告王啟彬名下，本案中只能明确原告应享有的份额归其所有。为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八条之规定，原审判决：一、由被告王啟彬返还原告孙树贤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款人民币13，615.54元；二、被告王啟彬户应得拆迁置换房中的66.82平方米归原告孙树贤所有；三、驳回原告孙树贤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50.00元，由原告孙树贤负担200.00元，王啟彬负担250.00元。
宣判后，上诉人王啟彬不服原判，上诉称：上诉人于1986年与被上诉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上诉人至今已履行28年，尽到对上诉人及余云才生养死葬的义务，现领取的补偿款已作为赡养备用，原判由其返还补偿款错误，所以请求二审改判。
被上诉人孙树贤答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予以确认。
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被上诉人与其夫余云才因生养四个女儿，家庭缺乏劳动能力，于1986年将上诉人招为上门女婿并与之订立遗赠扶养协议，由上诉人负责被上诉人及其夫余云才生养死葬和其三个女儿的扶养、婚嫁义务，对协议约定的上述义务，上诉人现已履行至今的事实，有当地村委会证明和调解委员会处理意见及证人何大伦、彭孝发、余忠华、何金福和被上诉人女儿余华先、余华凤、余华英证言证实，与被上诉人诉请及上诉人陈述相互吻合，各证据间形成锁链，本院予以确认。对于上诉人所提1986年与被上诉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上诉人至今已履行28年，尽到对上诉人及余云才生养死葬的义务，现领取的补偿款已作为赡养备用，原判由其返还补偿款错误的理由。经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一条：“遗嘱继承或者遗赠附有义务的，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应当履行义务。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义务的，经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请求，人民法院可以取消他接受遗产的权利。”第三十一条：“公民可以与扶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扶养人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的规定，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夫妻订立的遗赠扶养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规定，双方应遵照执行。现此协议已履行28年，上诉人已履行完毕协议的大部分内容，即对被上诉人尽到赡养义务、对上诉人之夫余云才履行了生养死葬义务、对余华英、余华先、余华菊尽到了抚养并置嫁妆陪嫁的义务。结合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表明愿意每年支付10000元钱给被上诉人零用，同时承担被上诉人生养死葬义务的意见和一审中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没有提出解除协议的主张，双方订立的遗赠扶养协议应继续履行。被上诉人房屋被征收获得的补偿款，根据双方订立的遗赠扶养协议，应由上诉人保管，待协议履行完毕时由上诉人继承，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贵州省金沙县人民法院（2013）黔金民初字第1166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孙树贤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4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50元，共计900元，由被上诉人孙树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舒平
审 判 员 张琼
代理审判员 张伟
二〇一四年五月五日
书记 员代 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