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民终250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于黎明，男，1979年1月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海淀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温天波，女，1977年8月2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海淀区。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俞延彬，北京市海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光，男，1978年4月8日出生，汉族，菏泽星耀置业有限公司经理，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舒杰，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于黎明、上诉人温天波因与被上诉人梁光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初字第301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于黎明、温天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梁光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梁光承担。事实和理由：1、本案应当属于居间合同纠纷，且于黎明已经完成了居间合同中约定的义务。2、本案所涉及的项目用地的合同书已经签署，于黎明对此不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应当由梁光承担举证责任。一审中，于黎明请求法院调取牡丹办事处与梁光的菏泽星耀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耀公司）签订合同经过等相关事项的证明，一审法院出具了协助调查函要求于黎明到牡丹办事处取证，牡丹办事处不予配合，于黎明未能取得该证据。3、温天波不是合同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其并非本案的当事人，不应当与于黎明承担还款责任。
梁光辩称，不同意于黎明、温天波的上诉意见。第一、黎明、温天波认为本案是居间协议，一审中各方对居间协议的部分内容进行了解读，第一项委托事项是甲方梁光授权乙方于黎明为居间顾问，第二项是乙方负责为甲方办理事项。虽然用了“居间”这个词，但具体内容是于黎明受委托为梁光办理用地的指标。第三条乙方义务和责任，乙方负责为甲方办理，这等于重申了第一条乙方义务。第三条第二款是乙方协助甲方办理土地登记直至领取国有土地使用证。第一条和第三条，都涉及到于黎明基于协议的具体工作内容，而这个工作内容就是为梁光办事，故一审对于法律关系认定正确。第二、签署居间协议之后梁光支付了500万元，然后进入协议履行阶段。2014年梁光发过两封律师函，于黎明收函后没有任何反馈。在此过程中于黎明也未提出有何困难，所以梁光认为在本案一审、二审阶段再提出存在什么障碍，显然是基于诉讼找的借口，并非事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请求驳回于黎明、温天波的上诉请求。
梁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于黎明立即返还梁光500万元；2.温天波以夫妻共同财产对于黎明返还梁光的500万元承担连带还款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于黎明、温天波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7月，梁光（甲方、委托人）和于黎明（乙方、居间人）签订《居间协议》。双方约定：“甲方授权委托乙方为公司居间顾问，负责就中国牡丹之都花卉大市场（中国牡丹之都花卉文化产业园）项目（以下简称项目）土地审批事宜，与相关部门协调、沟通。”“‘居间成功’是指第一步：负责为甲方办理项目用地的工业用地指标；第二步：在甲方配合下协助完成《国有土地使用证》的领取。完成以上2步均为居间成功。”“甲方责任、义务：1、甲方授权委托乙方全权办理项目土地审批事宜并全面配合。2、甲方保证提供资料真实、可靠并保证该项目已在当地发改委立项备案，且项目投资不低于5000万元人民币，项目占地现状为建设预留地，保证土地补偿款、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或安置补助费、拆迁补偿费等）已基本缴纳完毕，并提供附件。3、甲方以转账或现金的方式支付乙方（指定帐号）综合办公、居间费用共计：八百六十万元人民币，按二次支付完毕，首次支付人民币：四百六十万元整，第二次按乙方要求支付人民币：四佰万元整，甲方放弃该居间酬金的追索权。”“乙方责任、义务：1、乙方负责为甲方办理项目坐标位于菏泽市220国道南侧的土地约320亩（以实测面积为准）该项目的工业用地指标。2、乙方协助甲方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申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批准书》依法办理土地登记，直至领取《国有土地使用证》。……”“乙方承诺与甲方履约后120个有效工作日内，双方配合办理完责任约定，如因乙方原因办理不完，双方可协商顺延并另行签订补充协议。如甲方不同意顺延，则乙方应将甲方支付给乙方的所有款项在约定办理期限届满之日起三日内无条件返还给甲方。如乙方为该项目已经支出相应款项由乙方自行承担。如因甲方自身原因导致乙方不能履约，甲方承担所有经济和法律责任。”此外，双方还就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就《居间协议》中“甲方保证提供资料真实、可靠并保证该项目已在当地发改委立项备案，且项目投资不低于5000万元人民币”的约定，双方解释不一，于黎明认为该5000万元应为在签订《居间协议》时已经完成的实际投资额，梁光则认为应是计划投资额。另查，于黎明持有的《居间协议》中仅有梁光、于黎明签字，而梁光持有的《居间协议》中尚有案外人安某在乙方位置签字。庭审中，双方均认可安某并非合同当事人，仅作为合同双方的介绍人和缔约见证人在其中一份合同中签字。
2013年7月28日、8月20日、9月4日，于黎明先后3次出具《收到条》，认可共计收到梁光上述合同款500万元。同年8月16日，星耀公司出具《委托书》，委托于黎明为该公司顾问，“全权授权委托办理菏泽市牡丹花卉市场（菏泽市牡丹花卉产业园）土地项目的上报、审批、签约等相关事宜，委托期限一年”。
2013年，牡丹办事处（甲方）和星耀公司（乙方）签订《合同书》，双方就中国牡丹之都花卉大市场（中国牡丹之都花卉文化创意产业园）项目主要约定如下：项目投资：13亿元人民币；项目选址：牡丹区牡丹办事处220国道以南，曹州挂车厂以东，占用裕华社区、杨庄行政村的土地，总用地面积约320亩；用地方式：土地使用按土地性质规定的年限使用，土地指标由甲方根据乙方建设进度分批次负责报批；甲方承诺根据乙方的投资建设计划分批次进行土地报批，相关供地手续由甲方负责办理，并按照乙方要求按照相关法律所规定的程序为乙方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除不可抗拒因素外，乙方应保证在土地供给后1个月内开工建设，3个月内完成不低于投资额的10%，半年内完成不低于投资额的20%，1年内完成不低于投资额的50%，在2年内完成建设。双方还就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
庭审中，于黎明主张上述《合同书》系经其努力促成，根据该《合同书》，只要星耀公司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就能够取得项目用地指标及相关证照，但由于星耀公司未在约定期限内完成约定的投资额，导致合同目的未能实现。梁光不认可于黎明主张，认为该《合同书》的签订与于黎明无关，且该《合同书》的签订也并不意味着于黎明完成《居间协议》约定的义务。就此，于黎明、温天波向该院申请证人安某出庭作证。安某当庭陈述证言称，其与于黎明系朋友关系，本案《居间协议》系其介绍于黎明与梁光签订，此后其也曾参与协调土地指标，梁光原本答应给其一些工程做，但此后并未履行；《合同书》系于黎明代表星耀公司与牡丹办事处签订。经质证，梁光称证人证言不能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对其真实性不认可。
经该院释明，梁光认可《居间协议》性质为委托合同，并以委托合同纠纷提起本案诉讼；于黎明仍坚持认为《居间协议》性质为居间合同。
另查，中国牡丹之都花木大市场项目于2013年1月29日由菏泽市牡丹区发展和改革局登记备案，并取得《山东省建设项目登记备案证明》。建设地点为牡丹区牡丹办事处，建设内容为“新建一对一销售区及盆景培育区186000平方米、仓库及展销大厅89000平方米、综合配套办公区20800平方米”，总投资额9800万元，项目执行年限2013年1月29日至2014年1月28日。2013年3月20日，星耀公司中国牡丹之都花木大市场项目经菏泽市环境保护局批复，从环保角度同意项目建设。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梁光和于黎明签订的《居间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内容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就该合同的性质，双方意见不一。根据法律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而本案中，梁光和于黎明在《居间协议》中对委托内容的约定是“办理项目用地的工业用地指标”或“协助完成《国有土地使用证》的领取”，并无报告订立合同机会或提供订立合同媒介服务的内容，故该合同虽名为《居间协议》，实应为委托合同性质，本案应根据委托合同的相关法律规定审理。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梁光依约给付于黎明合同款500万元，但于黎明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在120个工作日内完成委托事务，亦未与梁光协商顺延办理期限并另行签订补充协议，则理应按合同约定在约定办理期限届满之日起三日内无条件将500万元返还梁光。故梁光要求于黎明立即返还其500万元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于黎明辩称其促成星耀公司与牡丹办事处签订《合同书》一节，虽然证人安某到庭对此予以证明，但鉴于安某与于黎明系朋友关系，且安某在证言中提及梁光曾答应给其工程，后并未实际履行，故安某与本案当事人存在利害关系，且其证言亦缺乏其他证据印证，该院不予采纳。因此，于黎明就其促成星耀公司与牡丹办事处签订《合同书》之事实缺乏证据支持，该院不予认定，对梁光该项抗辩理由不予采纳。
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本案中，合同款的给付发生于于黎明、温天波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其均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明该款项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该债务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故梁光关于温天波以夫妻共同财产对于黎明返还其500万元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于黎明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梁光合同款500万元；二、温天波以其与于黎明的夫妻共同财产对于黎明上述返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证据。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梁光和于黎明签订的《居间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对本案评述如下：
一、关于诉争合同的性质。于黎明主张双方所签订的合同性质为居间合同，梁光则认为是委托合同，双方对此存在分歧。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本案中，梁光和于黎明在《居间协议》中约定的内容是“办理项目用地的工业用地指标”或“协助完成《国有土地使用证》的领取”，并未约定报告订立合同机会或提供订立合同媒介服务等内容，《居间合同》的内容与名称不相一致，显然应当依据合同内容确定合同的性质。一审法院依据合同内容认定诉争合同虽名为《居间协议》，但实际应为委托合同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二、关于举证责任问题。于黎明上诉主张，本案所涉及的项目用地的合同书已经签署，其不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应当由梁光承担举证责任。本院认为，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于黎明作为受托人应当依据合同约定完成受托事项，并据此获取报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现于黎明主张受托事项由其完成，应当就其如何完成受托事项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相反，梁光是委托方，如果是于黎明完成了受托事项，却要求梁光对他人完成的事项承担举证责任，显然缺乏法律依据。于黎明关于其不应当对受托事项的完成承担举证责任的上诉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于黎明申请法院调取牡丹办事处与梁光的星耀公司签订合同经过等相关事项，一审法院已经为于黎明出具协助调查函，其处理并无不当。综上，于黎明虽然主张受托事项由其完成，但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三、关于温天波应否与于黎明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温天波虽然不是本案合同当事人，但于黎明收取500万元合同款发生在于黎明、温天波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系于黎明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温天波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明该款项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该债务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故其应当对于黎明所负的500万元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温天波关于其并非本案的当事人，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于黎明、温天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于黎明、温天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 占 山
审 判 员 刘 海 云
代理审判员 刘 婷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日
法官 助理 张 岩
书 记 员 王昕李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