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17民终137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国红。
上诉人（原审被告）：韦修霞。
二上诉人委托代理人：郭传佳，山东法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国谋。
委托代理人：张秀柱，山东法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祥臣。
委托代理人：许守娟，山东君诚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国红、上诉人韦修霞、上诉人王国谋因与被上诉人高祥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单县人民法院（2016）鲁1722民初16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6月13日公开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国红、韦修霞的委托代理人郭传佳，上诉人王国谋的委托代理人张秀柱，被上诉人高祥臣及其委托代理人许守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高祥臣诉称：被告李国红、韦修霞系夫妻关系。2010年，被告李国红与被告王国谋合伙投资电动车厂期间，经被告王国谋介绍向原告借款100000元，月息1.5%。2014年1月13日，原告与被告李国红结算，被告李国红重新为原告出具了105000元的欠条，被告王国谋为此款进行担保。因被告李国红、韦修霞系夫妻关系且涉案借款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李国红、韦修霞、王国谋偿还借款本金105000元及利息42525元（及从2016年3月14日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的利息，按月息1.5%计算）。
原审被告李国红辩称：其2010年向原告借款100000元，约定年利率2%，至2014年本息共计是108000元（利息8000元），期间被告李国红支付利息3000元，故重新出具了105000元的借据。该欠条双方并未约定利息。2015年4月27日李国红又通过王国谋向原告偿还了30000元。被告李国红、韦修霞虽系夫妻关系，但被告韦修霞对涉案款项并不知情。
原审被告韦修霞辩称：其对涉案款项并不知情且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该借款为被告李国红的个人债务，与被告韦修霞无关。
原审被告王国谋辩称：同意以上被告答辩意见，另涉诉保证责任已过保证期间。
原审法院查明：当事人对以下事实无异议：被告李国红、韦修霞系夫妻关系。当事人对以下事实存在异议：1、原告高祥臣与被告李国红之间债权债务关系具体数额的确认；2、被告王国谋在本案中担保责任是否应当免除。
1、关于原告高祥臣与被告李国红之间债权债务关系具体数额的确认问题。原告举证如下：被告李国红为原告高祥臣出具的欠条：“欠条今欠现金壹拾万元另伍仟元（105000元）李国红2014年1月13日担保人王国谋2014年1月13日。”另，涉案“欠条”注有“2014年上半年还清半年清算利息1分5厘以前欠条3000元作废。”的字样。利息按照月息1.5%从2014年1月13日至2016年3月13日计算为42525元。被告李国红质证认为：“2014年上半年还清”约定的是还款时间，“半年清算”约定的是利息以半年为计算单位。因为双方在利息约定方面产生纠纷，就只是注明“半年清算”。欠条内容除了“利息1分5厘”外，其余都由被告李国红书写。被告王国谋质证认为：在2014年1月13日由李国红出具“欠条”前，双方约定利息以“半年”为计算单位，利息是1%。正如原告诉状中所说的2010年被告李国红向原告借款100000元至2014年利息为8000元。原告补充认为，“半年清算”是半年清算一次利息，由被告支付原告一次利息。如按被告计算方式，月息将是0.0016元，远远低于银行的存款利息，该计算方式不符合常理。
原被告均认可的事实为，涉案“欠条”中“利息1分5厘”系被告王国谋事后添加，被告王国谋自认添加时间为2016年3月。2015年4月27日，高祥臣为王国谋出具收到条“今收到国谋哥交来国红借条款叁万元正￥30000.00高祥臣15年427日”。
原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告提交的“欠条”，经原被告质证，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予以确认。对“欠条”中添加的内容，原被告解释各异，但原告主张的“半年清算”应为半年进行一次结算本息的理由具有更高的合理性。被告李国红辩解的理由既不符合生活常识，亦无证据证明。另，涉案“欠条”中“利息1分5厘”虽非被告李国红书写，但担保人王国谋添加该内容与“半年清算”结合一起，说明被告李国红是认可利息的。被告李国红抗辩“未约定利息”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信。
2、关于被告王国谋在本案中担保责任是否应当免除问题。被告王国谋认为：“欠条”中明确约定“2014年上半年还清”，该事实能证明涉诉保证责任已过保证期限。原告认为：欠条上“2014年上半年还清”实际意思是2014年上半年还清，如还不清还是按照“半年清算”一次，双方并未约定明确的还款时间，被告王国谋的担保期限并未逾期。
原审法院经审查认为：“2014年上半年还清”与“半年清算”内容结合一起，应当确认原告与被告李国红就还款期限并未进行明确的约定。另，被告王国谋在2015年4月27日转交李国红款3万元及2016年3月在涉案“欠条”中添加“利息1分5厘”内容的行为，进一步印证了“2014年上半年还清”的内容非约定的最后还款期限。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告李国红作为借款人向原告高祥臣借款105000元，由原被告认可的“欠条”为凭且约定利息“未超过年利率24%”，应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被告王国谋与原告既未约定保证方式，又未约定担保范围，其应对涉案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鉴于涉案“欠条”未约定主债务履行期限，且被告王国谋于2015年4月27日交付原告30000元款项及2016年3月在“欠条”上添加“利息1分5厘”的行为，本案无法确认“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系“2014年上半年”，故被告王国谋主张免除保证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之规定，被告李国红、韦修霞系夫妻关系，被告李国红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被告韦修霞应当共同偿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被告于2014年1月13日出具“105000元”欠条，至2015年4月27日，按照1.5%月利率计算，利息为24570元【（469÷30）×1.5%×105000】。2015年4月27日，被告偿还原告30000元，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从2015年4月28日起，被告尚欠本金99570元【105000-（30000-24570）】。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李国红、韦修霞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偿还原告高祥臣本金99570元及利息（自2015年4月28日起按月利率1.5%计算至判决生效日止）；二、被告王国谋对99570元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王国谋承担连带责任后，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向被告李国红、韦修霞追偿。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51元，减半收取1625.50元，由被告、王国谋负担。
上诉人李国红、韦修霞不服原审法院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欠条上的“利息一分五厘”系被上诉人要求担保人王国谋在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书写的。该利息约定系被上诉人与王国谋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的利益，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该约定无效。其次，欠条上书写的“利息一分五厘”并未约定该利息是月利率、年利率，属于约定不明。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视为不支付利息”的规定，应不支付利息，而一审法院仅依据被上诉人的陈述即认定为月利率为一分五厘，缺乏事实根据。故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本金75000元，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关于利息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王国谋不服原审法院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对涉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是不当的。1、一审判决认为涉诉债务还款约定不明是不当的。2、《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本案中被上诉人当庭表示当时与保证人约定在债务人不能偿还的情形下保证人方负有保证责任，保证人对该事实予以认可，故依据上述条款可知涉诉保证为一般保证。3、《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本案中主债务履行期届满时间为2014年6月30日，被上诉人起诉的时间为2015年3月，远远超过保证期间。另《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本案中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没有提起诉讼或仲裁，应当依法免除上诉人王国谋的保证责任。二、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导致法律适用错误。综上，请求查明事实，依法改判免除上诉人王国谋的保证责任或将本案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高祥臣针对上诉人李国红、韦修霞的上诉理由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月利率为一分五厘的事实正确，上诉人在一审答辩时认可双方对借款约定了利息，由此可以认定双方对有偿借贷是没有争议的。上诉人称欠条上注明的利息一分五厘是年利率，不符合常理。借贷中都是按月利息计算，没有按照年利息计算的方式，其次，如按照年利息一分五厘来计算，从2010年至2014年1月上诉人为被上诉人更换欠条时，利息总额还不到8000元，上诉人也就不会在2014年结算时，认可尚未支付的利息为8000元。担保人系上诉人的朋友，两人合伙经营生意，涉案借款是担保人从中介绍，被上诉人才出借给上诉人的，担保人在欠条上注明借款约定利息，不仅仅是上诉人要承担利息，也会增加担保人的担保范围。因此，担保人不会与被上诉人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的利益。担保人是基于三方在借款时达成的协议，并且在借款以后按照一分五厘实际结算月利息的事实，才在欠条上注明的利息一分五厘。综上，上诉人李国红、韦修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
被上诉人高祥臣针对上诉人王国谋的上诉理由答辩称：1、上诉人王国谋在欠条上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名，系和被上诉人签订了担保合同。合同中没有约定担保方式，依法应当承担连带担保责任。2、上诉人王国谋仅凭在一审中的一个发问回答“第一被告还不清，被告王国谋偿还”，坚持自己应当承担一般保证责任不能成立。“第一被告还不清”作何解释，是第一被告有能力而不还，还是无能力偿还，不能明确得知，双方协商担保时没有对以上法律规定的情形进行说明，所以不能以没有写进担保合同的一句话来推定上诉人应当承担一般担保责任。3、《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主合同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李国红在欠条上注明“2014年上半年还清，半年清算”。此注明的意思是如果半年还不清，半年结算一次利息。利息计算标准是上诉人王国谋所写。因此答辩人和李国红对主债务的清偿时间没有具体约定，不适用《担保法》第二十六条六个月的保证期间的规定。退一步讲，即使认定双方对主债务约定了明确的还款时间，答辩人在保证期间内多次向上诉人王国谋催要还款，上诉人王国谋在2015年4月27日还款30000元，2015年年底在欠条上注明利率，都能证明答辩人在保证期间内向上诉人王国谋主张了权利，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保证合同开始计算诉讼时效。答辩人在2016年3月起诉不超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综上，上诉人王国谋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涉案借款是否约定了利息，该利息应当如何认定。二、上诉人王国谋的保证责任性质以及其担保是否已超过保证期限。
关于争议焦点一，涉案借款是否约定了利息，该利息应当如何认定的问题。涉案欠条是从2010年借条延续而来，因至2014年1月13日未结清本息，故由上诉人李国红与被上诉人高祥臣协商更换了借条。上诉人李国红并不否认利息的存在，只是认为利息应是年利率2%，半年利率是1%。而被上诉人高祥臣认为更换借条前后对利息的约定均是月利息一分五厘。因2010年借条已不存在，已无法查证当时约定的利息是多少。现存的借条上载明“利息一分五厘”，虽然该“利息一分五厘”不是上诉人李国红本人书写，是担保人王国谋书写，但在2014年1月13日更换借条时三方当事人均在场，担保人王国谋应该知道当时约定的利息是多少，其后来在借条上写明利息应是对三方在2014年1月13日更换借条时口头约定的利息的确认。上诉人李国红认为王国谋添加“利息一分五厘”是被上诉人与王国谋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但上诉人李国红对此主张不能举证证明，同时该主张也不符合社会生活常识，因王国谋本人即是该借款的担保人，如该借款没有约定利息或约定利息为半年利率是1%，王国谋添加“利息一分五厘”也必然会增加其本人的负担。王国谋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明知该借款没有约定利息或约定利息为半年利率是1%的情况下，断不会作出“损人不利已”或“损己利人”的事情。王国谋对一审判决结果不服提起上诉，也证明了上诉人李国红主张的“恶意串通”事实不存在。综上，原审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和案件整体情况，认定涉案借条利息为月利率1.5%，并无不当。
关于争议焦点二，上诉人王国谋的保证责任性质以及其担保是否已超过保证期限的问题。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第二十一条第二款“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之规定，上诉人王国谋与被上诉人既未约定保证方式，又未约定担保范围，其应对涉案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诉人王国谋认为其应是一般保证人地位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对于涉案借条是否约定了还款期限。本院认为，双方对涉案借条备注内容产生理解分歧，涉案借条上既写明“2014上半年还清”，又写明“半年清算”，二者相互矛盾，而上述内容是由上诉人李国红备注书写，在产生歧义时应作出对其不利的解释。综合审查涉案借条，“2014年上半年还清”与“半年清算”内容结合一起，应当确认双方就还款期限并未进行明确的约定。另，王国谋在2015年4月27日交付被上诉人3万元及2016年3月在涉案借条中添加“利息1分5厘”内容的行为，进一步印证了“2014年上半年还清”的内容非约定的最后还款期限。鉴于涉案借条未约定主债务履行期限，且上诉人王国谋于2015年4月27日交付被上诉人3万元款项及2016年3月在“欠条”上添加“利息1分5厘”的行为，本案无法确认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系上诉人王国谋主张的2014年6月30日，故对上诉人王国谋主张免除保证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李国红、上诉人韦修霞、上诉人王国谋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04元，上诉人李国红、韦修霞负担414元，上诉人王国谋负担229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树峰
代理审判员 李 兴
代理审判员 张宪明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李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