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331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白剑。
委托代理人李建，四川戎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徐启才。
委托代理人王新，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徐启文。
委托代理人王新，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重庆鼎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南岸区南坪江南大道43号，组织机构代码74746937-6。
法定代表人禹荣全，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崔小玲，汉族，1954年11月5日出生。
上诉人白剑、徐启才与被上诉人徐启文、原审第三人重庆鼎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鼎昌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2013）南法民初字第73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位于重庆市南岸区南四路中段30亩土地的原使用权人为重庆雨水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由于拖欠中国农业银行沙坪坝支行债务，该企业决定出售上述土地。2002年11月左右，白剑与徐启文决定挂靠江安县易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江安公司）并以江安公司名义开发上述土地并将该土地过户到江安公司名下，但该项目的一切资金、财产与江安公司无关，一切经营人、财、物的管理，经营盈亏，引起的一切债权、债务与江安公司无关；需江安公司出具挂靠手续和资料，由江安公司全力协助办理。
2002年12月2日，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作出（2002）沙民执字第152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位于重庆市南岸区南四路中段的土地19930平方米及该土地上建筑面积为17241.14平方米的房屋等作价2627万元变卖给江安公司，所得价款用以清偿重庆雨水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雨水集团）、重庆含羞草实业公司（以下简称含羞草公司）所欠沙农行的相应债务。同年12月15日及12月30日，江安公司与沙农行分别签订了贷款金额为327万元及1800万元的抵押借款合同，其中1800万元借款的抵押合同的抵押物即为前述江安公司取得的土地。
由于江安公司系外地来渝的房地产公司，无在渝开发资质，白剑与徐启文发起成立了鼎昌公司，该公司登记的名义股东为李晓然、赖显富、徐启才。2003年1月6日，江安公司与鼎昌公司就合作开发前述江安公司取得的土地签订联合开发协议，约定江安公司提供前述土地用于联合开发并负责于2003年3月底前将地块上附着的建筑物拆除，鼎昌公司为开发提供资金；故涉及开发过程中的手续均以鼎昌公司名义办理；在项目开发结束后，双方利润分配比例为3.5比6.5即江安公司分配利润值35%、鼎昌公司分配利润值65%等内容。
在开发过程中，因鼎昌公司经营困难，2003年11月18日，鼎昌公司召开股东会议，一致通过将鼎昌公司的全部股份转让给重庆恒滨建设实业有限公司（下称恒滨公司）。同年11月19日，鼎昌公司全体股东及李晓然、赖显富、徐启才与江安公司、恒滨公司签订有关恒滨公司受让鼎昌公司100%股权的协议。该协议约定，鼎昌公司股东李晓然（持股51%）、赖显富（持股29%）、徐启才（持股20%）同意将所持鼎昌公司共计100%股份全部转让给恒滨公司，2003年11月18日为股权转让日，恒滨公司接受鼎昌公司100%股份及鼎昌公司名下“龙腾新居”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的所有文件；2003年11月18日前鼎昌公司的债权、债务、法律责任以人民币800万元清零平衡，超过800万元的债务和法律责任由原股东李晓然、赖显富、徐启才共同承担，江安公司以其名下“龙腾新居”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权益担保承担连带责任；该转让协议经签订，原鼎昌公司的股权持有人不再享有股东权益等内容。白剑亦在该协议的江安公司法定代表人处签字。
该协议签订当天即11月19日，江安公司与鼎昌公司又签订联合开发协议的补充协议，该协议约定，双方联合开发的项目名称为“龙腾新居”，以鼎昌公司为项目法人，该项目启动运行资本金按总投资额35%确定为7143万元。其中，江安公司投入的启动运行资本金按投资比例35%确定为2500万元，鼎昌公司投入的启动运行资本金按其投资比例65%确定为4643万元，其中江安公司资金到位3600万元，超额到位资金1100万元，鼎昌公司资金到位4043万元，尚差到位资金600万元；为确保项目启动运行资本金总额不减少，即日起江安公司抽回超额到位金额500万元，2004年10月30日前鼎昌公司须补足尚差到位资金600万元，届时江安公司抽回超额到位资金600万元；该项目融资情况为该项目土地使用权证在沙农行抵押贷款1800万元；江安公司享有本项目房地产开发建设利润40%分配权，鼎昌公司享有本项目房地产开发建设利润60%分配权；江安公司委派白剑为全权代表，出任“龙腾新居”项目经理部副经理等内容。白剑在该协议的江安公司法人代表处签字。
同日，白剑与徐启文签订协议书，双方约定依据鼎昌公司和江安公司与恒滨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和“联合开发合同”内容，达成如下利润分成协议：一、原转让协议收入的5400万元按减去实际成本所得利润，减去实际成本后分配与邹其政部分后再剩利润，按白剑65%，徐启文35%分配（具体数额待成本清理后另行手续）；二、江安公司与鼎昌公司于当日签订的合伙投资分成所得的40%利润，按白剑25%，徐启文15%分配；三、抽回投资资金和利润分配资金由江安公司公章和徐启文签字领取等。
2003年12月8日，徐启文出具收条，收到重庆南坪房地产项目开发分配利润100万元；2004年11月26日，徐启才出具收条，载明从李晓然处收到现金50万元；2004年11月30日，徐启才出具收条，载明从李晓然处收到现金5万元；2006年7月31日，徐启才出具借条，载明从白剑处借到现金3万元。上述共计158万元。
2004年11月29日徐启文被刑事拘留，后因犯罪被判入狱。
2005年5月20日，以江安公司、白剑、徐启文为甲方与邹其政（乙方）签订利润分配协议，约定邹其政应分配的“龙腾新居”项目的利润总额（扣除营业税、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等各种税费）为200万元整，该款在2006年10月底以前由江安公司、白剑、徐启文负责付清等内容。该协议由白剑、徐启才（代徐启文）、邹其政签字，江安公司未在该协议上签字。
同年12月19日，江安公司、鼎昌公司及江安信用联社签订关于江安公司终结〈龙腾新居〉项目权益抽回项目资本金获得约定费用的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鼎昌公司同意江安公司退出联合开发建设“龙腾新居”项目并由江安公司收回其名下在该项目的2500万元项目资本金，由江安公司获得860万元费用终结其在该项目权利；由鼎昌公司支付2500万元给江安公司，获得江安公司拥有的“龙腾新居”项目35%的项目所以权，并由鼎昌公司支付860万元费用给江安公司，获得江安公司在该项目40%的项目利益分配权；上述标的款项共计3360万元，扣除江安公司欠鼎昌公司的54455元，鼎昌公司实际需支付33545545元给江安公司。鼎昌公司受江安公司不可撤销之委托授权，按下列时间支付给指定受款人（指定受款人受到款即示江安公司收到该款）：2005年12月30日支付339万元，江安公司指定受款人为沙农行；2005年12月25日支付120万元，江安公司指定受款人为江安信用联社；2006年1月25日支付100万元，江安公司自收；2006年4月30日支付80万元，江安公司指定受款人为江安信用联社，用于偿还江安信用联社指定贷款本金；2006年6月30日支付100万元，江安公司自收（江安信用联社监管使用）；2006年8月31日支付100万元，江安公司自收（江安信用联社监管使用）；2006年12月30日支付366.5545万元，江安公司指定受款人为江安信用联社，用于偿还江安信用联社指定贷款本金；2007年12月25日支付214万元，江安公司指定受款人为江安信用联社（该款为江安公司向江安信用联社的借款，该借款利息从2005年12月21日起由鼎昌公司按季支付给江安信用联社），该款鼎昌公司须于2007年3月起，每年还款不少于100万元整，直至同年12月25日前还清本息等内容。白剑作为江安公司代表在该协议上签字。
2007年5月3日，徐启文出具关于徐启才在“龙腾新居”项目所占股份及利润分配的说明，称该项目从一开始徐启才就参与其中，在徐启文与白剑于2003年11月19日签订的利润分成协议中，徐启文应分得的总利润中，徐启文占60%，徐启才占40%。
2007年6月1日，徐启文、徐启才作为原告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以徐启文、徐启才、白剑共同开发上述土地，应共享收益为由要求白剑根据利润分成协议支付徐启文、徐启才收益860万元。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7）渝五中民初字第19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徐启文、徐启才依据2003年11月19日徐启文与白剑签订的利润分成协议要求白剑承担给付义务的理由成立，同时，认定根据该利润分成协议第一条的约定，原转让协议收入有5400万元，但二徐并未举示证据证明该5400万元的组成，且该条还约定该部分利润的具体数额待成本清理后另行手续，而二徐并未举示证据证明双方已经对成本进行了清理，故该部分利润无法核实，不应予以主张。根据该协议的第二条约定及白剑代表江安公司与鼎昌公司、江安信用联社签订江安公司终结〈龙腾新居〉项目权益抽回项目资本金获得约定费用的协议约定，江安公司获得了40%的项目开发建设利润860万元，该本分利润由徐启文分得15%，白剑分得25%，故该部分利润二徐应分得322.5万元，白剑应向二徐支付322.5万元的收益。故判决：白剑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徐启文、徐启才收益322.5万元。
宣判后，徐启文、徐启才、白剑均提起上诉，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8）渝高法民终字第1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徐启文、徐启才主张的的利润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由于徐启文、徐启才不能充分证明成本是多少，进而不能计算出应分得利益，该部分利润无法核实，应不予支持。第二部分约定明确，徐启文、徐启才应分得江安公司获得的40%项目利润的15%即322.5万元，应予以支持。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3年4月2日，白剑起诉来院，以二徐应分摊2003年11月19日之后发生的投资费用为由提出诉讼请求。具体如下：
1、白剑举示2003年11月13日重庆鼎昌公司与陈卫国签订股权转让及项目转让协议，2003年12月6日陈卫国收条两张，拟证明支付陈卫国170万元，应计入合作费用。经查，2003年11月13日重庆鼎昌公司股东李晓然、徐启才、赖显富（甲方）与陈卫国（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及公司项目转让协议内容为：甲方自愿将公司原股权100%和公司现在涉及的南坪项目（公司唯一项目）全部转让给乙方，全部股金折合人民币5400万元，该转让金包括了南坪南路中段开发项目的土地和截止本合同签订之日前办理的相关立项、规划、设计、办公设施等相关手续和设施。协议签订后双方应自觉履行，如有违约，违约方付另一方违约金300万元。在该协议末尾，重庆鼎昌公司股东李晓然、赖显富签名，股东徐启才未签名，在甲方处盖有重庆鼎昌公司的签章。陈卫国在乙方处签名，邹其政、白剑在证明人处签名。后由于该协议未履行，2003年12月6日陈卫国出具收条，收条内容为：今收到李晓然交来违约金100万元（原转让合同作废）。在2004年9月28日，陈卫国出具了另外一张收条，内容为：经收到重庆鼎昌公司交来工程决算款70万元，双方经济手续全清。原与该公司签订建筑工程和土地转让合同全部无效。
2、白剑举示2005年5月20日的利润分配协议，2004年6月28日的收条，拟证明在双方的合作关系中，应支付邹其政200万元。经查，在2004年6月28日，邹其政出具收条，证实收到现金10万元。2005年5月20日，以江安公司、白剑、徐启文为甲方与邹其政（乙方）签订利润分配协议，约定邹其政应分配的“龙腾新居”项目的利润总额（扣除营业税、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等各种税费）为200万元整，该款在2006年10月底以前由江安公司、白剑、徐启文负责付清等内容。该协议由白剑、徐启才（代徐启文）、邹其政签字，江安公司未在该协议上签字。同时，在（2008）渝高法民终字第12号民事判决书中，白剑、徐启文、徐启才认可由于邹其政引进了土地、又懂房地产的市场和技术，其在公司运转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应当分红200万元。庭审中，白剑举示了邹其政对白剑、徐启文合作开发“龙腾新居”项目的情况介绍，在该证据中，邹其政自认在该项目中起固定分配200万元，但白剑实际仅支付26万元作逾期利息，200万元和部分利息尚未支付。
3、白剑举示（2007）渝五中民终字第35号、关于执行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7）渝五中民终字第35号的协议、重庆鼎昌公司的证明，拟证明在合作项目中，付重庆飞捷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工程款390968.46元及承担诉讼费16980元，合计407948.46元
4、白剑举示（2007）南民初字第2439号民事调解书，拟证明在合作项目中，赔偿张忠琼4万元。经查，重庆鼎昌公司2003年10月10日与张忠琼签订《预定龙腾新居住宅房协议书》，但重庆鼎昌公司未按协议履行，故张忠琼提起诉讼，在诉讼过程中，双方达成调解，约定重庆鼎昌公司支付张忠琼4万元。
5、白剑举示报销单据11份，拟证明2003年11月19日后二徐经手报销的费用有38355.20元。经查，2003年12月6日徐启才因付郑应云业务费借支2000元；12月13日徐启才因人防借支20000元；12月22日徐启文因重庆沙坪坝支行汉渝路分理处到江安竹海在江安饭店生活费报销760元；12月31日支付宋代忠修建围墙费用10280元，徐启才确认收方为49米，白剑同意列支10780元，扣款500元后实际支付10280元；12月14日，徐启文报销新签、信封费用单据2671.2元；12月26日因在海德酒店招待费报销644元；12月31日徐启才因预付围墙修建款借支2000元，同日宋代忠出具借条，证实借到重庆鼎昌公司2000元。共计38355.20元。
6、白剑举示江安公司的收据，拟证明支付江安公司挂靠费20万元。经查，2007年1月23日，江安公司出具收条，确认收到白剑支付的龙腾新居项目管理费20万元。
7、庭审中，白剑陈述2500万元继续投资的资金利息为3937500元。计算方式为：从2003年11月20日至2005年12月20日，25个月，计息公式：2500万元＊0.63％＊25月=3937500元。
诉讼中，原审法院要求第三人鼎昌公司提交2003年11月19日前“龙腾新居”项目投入开发成本的财务资料。鼎昌公司给法院回函，内容如下：鼎昌公司于2003年11月即恒滨公司从原股东李晓然、徐启才、赖显富受让全部股份时，才开始建立财务帐，设立财务账簿，逐步进入规范化管理。对于2003年11月19日前江安公司在“龙腾新居”项目投入的开发成本，我司是根据他们提供的合法票据部分和项目文件入账。2007年底我公司完成对项目的开发建设和备案登记手续，此后公司的财务人员已发生多次变动，经查找仍无法找到，因此无法提供。
原审原告白剑诉称，2002年10月，其与二徐通过挂靠江安公司等方式，共同联合投资开发重庆市南坪“龙腾新居”房地产项目工程。由于徐启文因涉及经济犯罪，于2004年10月被刑事拘留，后被判刑。该共同投资项目实际上是白剑在具体运作，白剑负担着组织巨额资金和承担支付费用的重大责任，仅组织投资资金就达3000万元以上。而合作协议约定的由徐启文负责组织的1000万元资金的投资责任，徐启文却根本没有落实。徐启文被刑事羁押后，其与原告合作项目的更多工作则由原告全部担负起来。由于该项目工程大、所需资金多，白剑再无力单独支撑投资，经认真权衡利弊并征得二徐同意后，白剑于2005年12月19日退出该项目，并从中获得转让收入款860万元。
2007年，二徐就该项目转让的860万元收入分配问题提起诉讼。经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和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确认：二徐从该合作项目中获322.5万元的收益；该笔收入款由白剑支付给二徐。二徐所获得的这322.5万元占860万元转让收入的37.5%。然而，在该案中，双方并没有对该项目投资的成本进行清理；二徐在参予该项目投资中，已经预领走的款项，以及应承担的投资成本费用，双方却都没有进行结算。
根据白剑的测算，扣除二徐已预领的款项，以及应承担的投资亏损、费用后，不应再有利润可分。可是，二徐却将实际并不存在的债权于2009年转让给陈泽权，而引起陈泽权与白剑之间发生债权转让合同纠纷诉讼。为此，确实需要通过本案诉讼对双方没有进行的投资成本费用结算进行清算。
故原告起诉来院，要求：1、确认二徐应共同承担投资重庆市“龙腾新居”项目的投资费用3202387.78元；2、判决二徐已领取的款项和应承担的费用，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07）渝五中民初字第193号判决中应享有的322.5万元进行品迭后，应返还原告1563387.78元；3、判决二徐承担本案诉讼费。
诉讼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徐启文、徐启才支付白剑1482426.37元［具体构成为：首先，待摊费用为8323803.66元，包括：（1）付陈卫国170万元。其中：付工程施工费70万元；付违约金100万元。（2）付邹其政中介费200万元。（3）付江安公司挂靠管理费20万元。（4）付重庆飞捷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工程款390968.46元及承担诉讼费16980元，合计407948.46元；（5）退赔张忠琼4万元。（6）二被告经手报销的费用38355.20元。（7）2500万元继续投资的资金利息3937500元。（从2003年11月20日至2005年12月20日，25个月，计息公式：2500万元＊0.63％＊25月=3937500元）。以上七项费用合计为8323803.66元。徐启文、徐启才应共同分摊费用3121426.37元（按37.5％比例计算）。其次，根据重庆市第五中级法院（2007）渝五中民初字第193号民事判决，二徐应享受项目转让收入322.5万元。再次，二徐已领款158.6万元。上述项目进行品迭：322.5万元-158.6万元-3121426.37元=-1482426.37元，所以徐启文、徐启才应付给白剑1482426.37元］。
原审被告徐启文、徐启才辩称，白剑与徐启文为运作龙腾新居项目，分为两个时间段的合作方式。第一阶段，鼎昌公司成立前，由徐启文挂靠江安公司进行前期运作，体现出的成本是以江安公司名义产生；第二阶段鼎昌公司成立即2003年1月6日至2003年11月19日鼎昌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由二徐、白剑成立鼎昌公司共同运作龙腾新居项目，体现出的成本是以鼎昌公司名义产生。在2003年11月19日后，由于鼎昌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白剑、徐启文、徐启才并非鼎昌公司股东，自然没有必要再对项目进行投入；同时，徐启文挂靠的江安公司作为联合开发的另一方，也根据与鼎昌公司于2003年11月19日签订的《江安县易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重庆鼎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于〈联合开发协议〉的补充协议》第2.3.4的约定，抽回超额投资500万元，没有再进行投资。这两个阶段的合作过程中，挂靠的江安公司和成立的鼎昌公司虽然均是独立的法人主体，但实质上是白剑、徐启文为运作龙腾新居项目的壳或工具，本案的实质法律关系是白剑与二徐形成的合伙关系。在合伙过程中，该项目并不存在亏损，而是有盈利，白剑应支付二徐相应利润。
原审反诉原告徐启文、徐启才诉称，反诉二人为兄弟，2002年，反诉人在重庆联系到了原毛毯厂地块后，由于个人不能进行开发，经由白剑引荐挂靠江安公司。因江安公司为外地房地产企业，没有在渝开发资质，反诉二人与白剑遂策划并成立重庆鼎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03年11月，因资金出现问题，遂邀恒滨公司参与联合开发，恒滨公司采取了直接购买鼎昌公司的股权的方式承接了鼎昌公司的联建份额。事成后当天，徐启文与白剑立即达成《协议书》，约定股权转让协议收入5400万减去实际成本所得利润，减去成本后分配与邹其政部分后再剩利润白剑65%，徐启文、徐启才35%分配。嗣后，徐启文因被判刑入狱，白剑在未经徐启文、徐启才同意的情况下，私自以江安公司名义于2005年12月19日与鼎昌公司签订《关于江安公司终结龙腾新居项目权益抽回项目资本获得约定费用的协议》，约定江安公司整体抽回项目资本2500万元并获得860万元的利润，共计3360万元，扣除江安公司欠鼎昌公司的54455元，还余33545545元，但该款项未在通知徐启文、徐启才的情形下指定直接支付给白剑及白剑自己的债权人江安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严重影响了徐启文、徐启才的合法权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提起反诉，要求：1、判决白剑支付徐启文、徐启才利润分配款200万元（此为暂定金额，最终以双方确认的项目收入减去司法审计确认的项目成本的金额为准），2、案件受理费由白剑承担。
原审反诉被告白剑辩称，徐启文、徐启才的反诉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反诉与本诉争议不是基于同一事实基础。白剑与徐启文、徐启才合资合作投资房地产开发过程共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2002年10月至2003年11月19日，即三人从2002年10月开始合作至2003年11月19日将鼎昌公司股份全部转让给恒滨公司为止，三方（即白剑、二徐、恒滨公司）在此阶段截止时共同确认了此前在开发“龙腾新居”项目上已投入5400万元，其中除以项目抵押在沙坪坝农行贷款1800万元外，另直接投入金额为3600万元（此3600万元实际为白剑个人投入）。新引进的合作伙伴恒滨公司以审核确认项目已经投入5400万元为此后的合作基础。第二阶段从2003年11月20日至2005年12月19日，此阶段，合作开发“龙腾新居”项目引进了恒滨公司为合作伙伴，由恒滨公司全资子公司鼎昌公司以退付白剑前期已投入资本金1100万元、承担1800万元沙农行贷款、承担此后全部新投资为条件，占合作项目65％股份；白剑、徐启文、徐启才以继续保留2500万元投资，占合作项目35％股份（这2500万元实仍为白剑个人投入）；2005年12月19日，白剑、二徐因必须限期归还逾期贷款，无奈地将自己的35％股份以3360万元转让给鼎昌公司（其中退返2500万元投资资本金，补偿860万元费用）。至此，白剑、徐启文、徐启才的合作投资全部终结。白剑本诉主张的是合资合作第二阶段中所发生的投资费用分摊问题。因为，2007年，重庆市第五中级法院因徐启文、徐启才提起合资合作诉讼而审理后，以（2007）渝五中民初字第193号民事判决，徐启文、徐启才二人享受合作项目转让收入860万元中的322.5万元，但该判决却没有处理这第二阶段发生的投资费用分摊问题，故须要另案起诉解决。而徐启文、徐启才提起反诉主张的却是合资合作第一阶段截止时有利润可分配问题。2、反诉为重复起诉，法院不应受理。徐启文、徐启才反诉主张的是分配合资合作第一阶段的利润，而该权利在2007年向重庆市第五中院起诉时就已经主张过，五中院审理后以缺乏证据为由驳回二徐的此诉讼请求（五中院支持了二徐分享合资合作第二阶段截止时项目转让收入860万元中的权利）。二徐现在没有新证据的情况下再次以反诉方式主张这一权利，属重复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纠纷的实质为合伙纠纷，纠纷表现在双方合伙的形式表现为多重关系。首先是双方为共同开发重庆南岸“龙腾新居”房地产项目，白剑、徐启文挂靠江安公司，利用江安公司这个壳取得了土地的使用权。其次，由于江安公司系外地来渝的房地产公司，无在渝开发资质，白剑与徐启文发起成立了鼎昌公司，该公司登记的股东虽为李晓然、赖显富，但李晓然、赖显富、徐启才仅是名义股东，实际上的控制人为白剑、徐启文。再次，鼎昌公司成立后，鼎昌公司与江安公司又签订联合开发的合伙协议，约定各自的权利义务。在上述的多重关系中，无论表现形式如何，实际上都是白剑、徐启文二人合伙。因白剑、徐启文后无力投入更多的资金进行开发，鼎昌公司的股权又零转让给恒滨公司。后又因徐启文在2007年5月3日出具关于徐启才在“龙腾新居”项目所占股份及利润分配的说明，明确在徐启文与白剑于2003年11月19日签订的利润分成协议中，徐启文应分得的总利润中，徐启文占60%，徐启才占40%。在随后的（2007）渝五中民初字第193号第一审民事判决书和（2008）渝高法民终字第12号第二审民事判决书，均认定徐启文、徐启才依据2003年11月19日徐启文与白剑签订的利润分成协议要求白剑承担给付义务的理由成立，同时，认定根据该利润分成协议第一条的约定，原转让协议收入有5400万元，但二徐并未举示证据证明该5400万元的组成，且该条还约定该部分利润的具体数额待成本清理后另行手续，而二徐并未举示证据证明双方已经对成本进行了清理，故该部分利润无法核实，不应予以主张。根据该协议的第二条约定及白剑代表江安公司与鼎昌公司、江安信用联社签订江安公司终结〈龙腾新居〉项目权益抽回项目资本金获得约定费用的协议约定，江安公司获得了40%的项目开发建设利润860万元，该部分利润由徐启文分得15%，白剑分得25%，故该部分利润二徐应分得322.5万元，白剑应向二徐支付322.5万元的收益。故判决白剑支付徐启文、徐启才收益322.5万元。无论一审和二审判决，合伙纠纷解决表面上依据的均是2003年11月19日双方签订的《利润分配协议》。由此，白剑选择了2003年11月19日之后合伙人之间应分摊之后的合伙成本作为本案起诉的依据。这种请求是否妥当，法院分析如下：
法院认为，（2007）渝五中民初字第193号第一审民事判决书和（2008）渝高法民终字第12号第二审民事判决书均认定“2003年11月19日的利润分成协议第一条约定原转让协议收入有5400万元，但徐启文、徐启才并未举示证据证明该5400万元的组成，且该条还约定该部分利润的具体数额待成本清理后另行手续，而二徐并未举示证据证明双方已经对成本进行了清理，故该部分利润无法核实，故不应予以主张”。同时，在2003年11月19日后，白剑、徐启文作为鼎昌公司的实际股东，已经随着鼎昌公司的股权零转让给恒滨公司而退出了对鼎昌公司的经营。2003年11月19日之后的合伙关系仅体现在江安公司与鼎昌公司的联合开发中。但从江安公司与鼎昌公司的联合开发协议中，明确江安公司的投资义务为土地投资，资金投入应由鼎昌负责。所以，很明显，在2003年11月19日后无论白剑还是徐启文，实际并没有资金投入该项目。即使2003年11月19日之后由于支付挂靠管理费、承担诉讼费用属实，发生了一定的成本，但按照白剑与徐启文签订的协议，该费用的分摊也仍应当按双方签订的2003年11月19日的利润分成协议第一条约定进行处理。也就是说在2003年11月19日后即使发生了成本费用，但该成本费用也应当按照双方2003年11月19日《利润分配协议》第一条的约定计入成本。本案在审理期间，曾要求第三人鼎昌公司提交2003年11月19日前“龙腾新居”项目投入开发成本的财务资料，但鼎昌公司法提供。因此，双方之间的合伙成本仍无法清算。在成本无法清算的情况下，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其后果应由权利的主张人白剑予以承担。所以法院对白剑要求二被告徐启文、徐启才支付1482426.37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徐启文、徐启才的反诉请求，法院认为虽然该反诉请求与白剑的请求之间构成了对抗关系，反诉应当审理。但该反诉请求在之前的一、二审中已经审理，并做出了生效判决。徐启文、徐启才现有的反诉请求并没有新的证据，符合“一事不再理”的规定，应予以驳回。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遂判决：一、驳回原告白剑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反诉原告徐启文、徐启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受理费44960元由白剑承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1400元由徐启文、徐启才承担。
宣判后，白剑、徐启才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白剑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求。其理由是：1、二徐在2007年起诉要求分配合伙利润，法院判决对白剑与二徐在合作第二阶段即2003年11月20日至2005年12月19日期间的利润860万元进行了分配，却未分摊该阶段发生的投资费用，白剑现要求二徐对费用进行分摊是合理的。因费用的分摊需要进行结算，而法院却未组织双方进行清算。2、一审判决漏列白剑举示的高院庭审笔录、调解笔录和白剑提供的结算清单，这三份证据能够证实高院在前案处理过程中曾组织双方清算，二徐曾认可已支付陈卫国170万元、应支付邹其政200万元、投资2500万元产生贷款利息378万多元，以及原鼎昌公司的账目在徐启才聘请的会计手里等事实。原审判决认定白剑在2003年11月19日后没有实际投入资金是错误的，因为当时保留了2500万元的投资本金，该投资系贷款而来，2003年11月20日至2005年12月19日期间产生的利息应当由二徐分摊。因此，贷款利息、支付陈卫国170万元、应支付邹其政200万元、挂靠管理费20万元、徐启文领借款158万元、法院执行款等均应进行分摊。3、前案经高院查明，白剑与徐启文于2003年11月20日补充签订了一份利润分成协议，该协议中对徐启文分配利润附有条件，而原审判决未采信该协议。
徐启才答辩称：江安公司从2003年11月19日以后未再投资，而白剑请求的是2003年11月19日之后费用的分摊，而前案的生效判决已经确认860万元收益并进行了分配，并不存在所谓的费用需要分摊。
徐启才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其理由是：徐启才在一审中申请法院向税务机关调查取证，而法院却未进行调取，致使案件部分事实未查清。另外，徐启才已举证证明白剑是合伙关系中的财务管理人和利润分配人，应承担对合伙期间收入和成本的说明义务，无论在本诉还是的反诉中均负有举证责任，而一审反诉中，法院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二徐，是错误的。
白剑答辩称：一审程序合法，白剑同意调取鼎昌公司账目，但账目是不完善的。生效判决认定860万元系收益，并非利润。账目一直在徐启才手中，之后因项目转让移交给了恒滨公司，白剑不应承担举示账目的责任。
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白剑要求徐启文、徐启才分摊费用，徐启文、徐启才要求分配利润，根据白剑与徐启文于2003年11月19日签订的《协议书》第一条之约定“原转让协议收入的5400万元按减去实际成本所得利润，减去实际成本后分配与邹其政部分后再剩利润，按白剑65%，徐启文35%分配（具体数额待成本清理后另行手续）”，应当对双方合伙期间的合伙账目进行清算。由于经一审法院调取，鼎昌公司无法提供清算所需的财务资料，致使无法确定合伙成本，不能进行相关利润及成本的分配。白剑认为既然徐启文、徐启才分配了2003年11月19日之后的收益860万元，就应当分摊该日期之后的成本，但由于《协议书》第二条约定“江安公司与鼎昌公司合伙投资分成所得的40%利润，按白剑25%，徐启文15%分配”，故江安公司退出开发后获得的860万元根据该条约定可予以分配，而第一条约定含有除“江安公司与鼎昌公司合伙投资分成所得利润”之外的利润须成本清理后再行分配的意思表示，白剑也认为应当对合伙账目进行清算，故其在成本尚未清算的情况下径行要求徐启文、徐启才分摊贷款利息、欠付邹其政费用、挂靠管理费、违约损失等成本的请求与双方约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白剑称其与徐启文于2003年11月20日补充签订的利润分成协议对徐启文分配利润附有条件，徐启文未达到条件则不应分配利润，因生效判决已认定该补充协议并未明确徐启文分享利润的前提须达到约定条件，并判决徐启文、徐启才有权分配860万利润，故对白剑的此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对于徐启文、徐启才要求分配利润的反诉请求，因亦需要成本清算后若有利润方能予以分配，加之生效判决已对其请求予以了处理，现其并未提供新证据证明相应主张，故一审以“一事不再理”之规定予以驳回并无不当。至于徐启才上诉认为曾向法院申请调取鼎昌公司在税务机关的税务清算资料而法院未履行职务的问题，经审查，一审法院接收申请后，向南岸区地税局发出由徐启文、徐启才委托代理人到该局调查清算资料的调查令，而之后徐启文、徐启才委托代理人并未向一审法院告之调取情况。因此，对于徐启才的此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6360元，由白剑负担44960元，徐启才负担114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江信红
代理审判员 苏 渝
代理审判员 钱昳心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肖 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