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01民初27227号
原告：上海天利船舶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
法定代表人：李军，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毅霞，上海恒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彪，上海恒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
主要负责人：胡宏伟，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绍淳，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上海天利船舶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18日立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并于2017年10月25日、11月13日、11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依法转为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3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上海天利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毅霞、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绍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给付保险金800,000元。
事实与理由：
原告系一家船舶工程公司，发生工伤的人数较多，为了避免员工因工伤使企业遭受较大损失，原告专门向被告营销员咨询，被告营销员确认只要有相关部门出具决定书或者鉴定书认定员工为工伤，被告即可按约予以赔付。
2017年4月19日，原告为包括被保险人程科里在内的员工向被告投保国寿绿洲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约定1、保险金额为100,800,000元，保费为119,750元，保险期间为一年；2、特别约定载明：被保险人遭受工伤意外伤害导致身故的，被告按照约定赔偿身故保险金，被保险人是否属于工伤以当地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出具的《工伤认定书》为准；3、在责任免除条款项下，被告用黑体字载明，因被保险人猝死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伤残的，被告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是，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2017年8月9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出具工伤认定书，说明原告员工程科里在工作期间前往一号平台途中，突然倒地，后经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抢救无效，于当天死亡。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程科里属于工伤认定范围，认定为视为工伤。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出具死亡医学证明书，说明原告员工程科里“来院已死”，死亡时间为2017年7月16日13时08分，死亡原因为猝死。嗣后，被告对程科里的法定继承人赔偿了50万元整，并且通过公证机关受让了本案的保险金请求权。
2017年9月6日，原告诉讼代理人电话联系被告营销员刘燕，刘燕在电话里再次确认，只要有工伤认定书，被告便承担保险责任。鉴于被告迟迟不予赔付，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保单、录音资料、条款、死亡证明、病历卡、工伤认定书、赔偿证明、公证书等证据加以佐证。
被告辩称，根据原告诉称事实以及被告举证的投保单、尸检通知书等证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请，理由如下：1、依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从工伤认定书以及死亡证明，均说明程科里不是遭受意外伤害死亡，不属于被告的保险责任范围。2、关于原告举证的录音资料，原告代理律师的询问没有说明案件的全貌而且带有诱导性，被告业务员是在该前提下，答复原告。故而，原告依据该答复认定被告作出承诺，依据不足。3、被告在接报后及时向被保险人家属提出需进行尸检以查明死亡的真正原因，但是，家属签字表示不同意，所以，如果法院对被保险人系猝死不予认可的话，被告对被保险人是否系意外伤害而亡无法确认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不应由被告承担；4、原告认为被告营销员在投保阶段作出了有关承诺，需要举证，而涉案投保单上明确记载被告对原告就保险条款已经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原告对此盖章确认，所以，被告对原告的相关意见不认可。
本院另查明：
1、涉案的录音资料内容如下，问：就是说如果单位投工伤的人身意外险，只要发生工伤都赔的是吗？刘：对呀，只要发生工伤肯定都要赔的呀。问：我们有工伤认定书都赔的？刘：要正规的，有资质的认定机构都赔的。问：只要是工伤的都赔的？刘：对的，不要说工伤了，连意外都可以赔的……。
2、为查明录音资料的真实性，本院通知被告业务员刘燕到庭参加质证。刘燕表示其接到被告的电话时，对原告已经涉及理赔以及来电者是何人均不知情，也不知道原告在录音。而其在电话中的答复是指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的只要有工伤认定书即可。
3、为查明原告投保的过程，本院通知被告营销员宋宝妹、原告法定代表人李军、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沪东造船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石梁、被告员工施倩倩到庭参加质证。宋宝妹陈述其经石梁介绍认识李军，三人约好在咖啡馆见面，宋宝妹当面表示有工伤认定书就可以理赔，但是，猝死和疾病不赔。李军和石梁表示原告是沪东造船公司的外包企业，石梁知悉原告为了降低工伤保险的成本，介绍被告营销员宋宝妹给原告。李军表示宋宝妹没有就免责条款说明过，但明确只要有工伤认定书就赔。石梁表示宋宝妹就免责条款进行说明以及猝死不赔的说法没有印象。证人施倩倩表示未参加投保事宜。
4、涉案投保单上载明，被告已对保险合同的条款，包括责任免除条款内容履行了说明义务，原告对此签字确认。
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当事人双方无异议的证据、事实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
关于原告投保时，被告员工是否就免责条款履行说明义务以及承诺只要具备工伤认定书即可以赔付的事实，本院认为，由于原告方证人互相之间具有利害关系，何况其证词不统一、含有不肯定的用词，导致其证词对于待证事实无法达到证明力的目的，故而无法推翻投保单的证明力，本院对原告的上述主张难以采信。
关于录音资料，双方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确认。从双方在电话中的语言交流看，被告员工刘燕认为是在不明来电对象、不明其所谈的事宜全貌的语境下答复原告方，而且，其是针对原告方关于意外伤害险这一大前提的发问作出的回答，所以，刘燕表示的只要有工伤认定书即可获赔是建立在意外伤害险的范畴内，原告对其的理解有失偏颇，本院认为刘燕的说法具有合理性，并且，刘燕并非理赔人员，在事故发生后，原告应咨询被告的理赔人员更适宜。本院无法认同原告的观点。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是否仅凭工伤认定书即应该承担保险责任。涉案保单的特别约定载明，被告对于被保险人遭受工伤意外伤害导致身故的，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的责任。可见被告的责任范围是以意外伤害导致工伤为前提，两者间存有因果关系，不可偏废。至于原告主张被告员工的承诺扩张了保险责任范围。按照前述分析，本院无法得出被告的员工承诺只需有工伤认定书、无需考虑内在的因果关系便可获赔的结论。其次，涉案工伤认定书确认被保险人程科里构成工伤系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而死亡证明书说明程科里系猝死，故而，程科里的真正死因需经过尸检才可查实。因目前尚未有证据显示程科里遭受外力而亡，本院无法认定其死亡系遭受意外伤害所致。需说明的是，被告在接报后，及时告知被保险人的家属进行尸检的必要性，但是，家属不予同意，导致被告对于被保险人的真正死因无法查实，该不利后果不应该由被告承担。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对原告上海天利船舶工程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原告上海天利船舶工程有限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虞 憬
审 判 员 吴诵芬
人民陪审员 周慧玲
二〇一八年四月九日
书 记 员 顾 菁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十条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
保险人是指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保险公司。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五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
(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二)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
(三)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
职工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情形的，按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职工有前款第(三)项情形的，按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享受除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以外的工伤保险待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