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1民终75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红艳，女，1975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霞（刘红艳之姐），女，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秀昌，湖北文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北支行，营业场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148号。
负责人：张云皓，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聂飞，湖北山河律�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红艳与上诉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北支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中北支行）银行卡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3）鄂武昌民初字第055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红艳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光大银行中北支行赔偿刘红艳存款1,957,859.84元及利息；赔偿刘红艳经济损失76,060元；二、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光大银行中北支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为刘红艳存在过错致使光大银行中北支行违约，从而免除光大银行中北支行的部分责任，实属错误。1、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刘红艳的银行卡被盗刷的根本原因是该卡被他人复制并使用。刘红艳将银行卡交付给其姐刘海霞使用，并不意味交易密码必然是刘红艳或�海霞用卡不当造成泄露。一审判决认为刘红艳或持卡人泄露密码的可能性相对于银行系统问题而言概率更大，从而认定刘红艳存在过错，并承担50％责任，缺乏事实依据。由于犯罪嫌疑人如何获得交易密码进行交易的具体情节在刑事案件及本案一审并未查明，光大银行中北支行在一审中并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涉案的银行卡刘红艳及刘海霞没有妥善保管，故光大银行中北支行应对其在庭审中所辩称的刘红艳及刘海霞没有尽到对密码保密的义务之主张，承担举证的义务。鉴于光大银行中北支行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刘红艳及刘海霞对密码泄露存在过失，光大银行中北支行因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所以，一审法院判决刘红艳自行承担部分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2、一审判决认为刘红艳违反了《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中国光大银行阳光借记卡章程》等相关规�，从而认为刘红艳存在过错并承担相应责任。一审判决的该认为不当。《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中国光大银行阳光借记卡章程》等相关规定是针对银行颁发的真实银行卡而制定的，其适用的前提和基础是当事人持真实的借记卡进行消费或使用，即当事人持有发卡银行提供真实的银行卡，在出租或转借的情况下进行消费或使用时，如造成损失才由持卡人承担。但本案业已查明的客观事实是犯罪分子的持伪造的银行卡消费或使用，而光大银行中北支行的银行卡系统没有识别出来，致使刘红艳银行卡账户中的存款被犯罪分子盗刷。故，本案不存在适用《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中国光大银行阳光借记卡章程》等相关规定的前提和基础。刘红艳对银行卡账户存款被犯罪分子盗刷，并不存在过错，相应亦不应白行承担责任。二、银行卡的信息及密码被泄露并造成损失，完全系因光大银行中北支行的过错、违约而造成，故光大银行中北支行依法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1、银行卡在ATM机或POS机上交易使用时，必须具备银行卡被正确识别和密码验证两个条件。光大银行中北支行作为本案涉银行卡的发卡银行，应当对刘红艳阳光卡账户内的存款负有安全保障和保密之义务。本案中，他人使用伪造的银行卡取款和消费成功，说明光大银行中北支行在银行卡设计及技术安全存在缺陷，光大银行中北支行作为发卡的机构，掌握或应掌握银行卡的制作技术和机密技术，具备识别真伪卡的技术能力和硬件设施，应该承担对银行卡的实质审查义务。如果伪卡也能通过银行交易系统进行交易，只能说明银行卡的技术含量太低或其计算机系统存在重大缺陷无法识别真伪银行卡及光大银行中北支行没有尽到安全保障和审慎审查义务，理应对的损失承担主要责任。2、根据一审认定的事实，本案涉及的犯罪嫌疑人所实施的行为针对性极强，即在事发当天，犯罪分子麦某某在巨款转入前几小时内，反复多次在光大银行ATM机查询该卡的余额，在明知该卡有万元余额情况下而未实施盗刷行为，而在该银行卡刚从银行理财产品转入巨款后立即盗刷，显然不仅是该银行卡信息被泄露，而且是他人已完全掌握了该银行卡账户的资金动向及时间及将会发生的业务。以上的事实可以清楚的排除刘红艳用卡不当所致泄密的可能性，不存在一审判决认定的刘红艳泄密的大概率事件；同时也印证出光大银行中北支行未履行保密及安全保障义务，该卡的所有信息被银行方面泄露，从而致使刘红艳蒙受巨大损失。从此方面讲，光大银行中北支行也应承担赔偿刘红艳全部存款及经济损失的责任。3、光大银行中北支行未采取有效措施阻止资金划转，�使刘红艳损失扩大，应就此承担赔偿责任。刘红艳及刘海霞在收到短信提醒刷卡信息后，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并提交了真实的银行卡，并拨打光大银行的服务电话申请挂失、止付。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当晚即通知光大银行中北支行的一位熊姓客户经理到场，亦要求其立即采取措施止付，光大银行中北支行应当立即通知银联止付。在2013年4月11日21时16分、l9分，发生于澳门POS机刷卡消费的2笔交易，金额分别为978,679.49元、571,168.35元，合计1,549,847.84元，根据银行跨境结算及转账规则，光大银行中北支行是于第二日的中午12时才将应付款项汇至银联总行，再由总行将款项汇至支付行。光大银行中北支行在接到刘红艳挂失、止付申请及公安机关的通知后，完全具备充足的时间采取措施，通知银联止付，阻止相关交易的完成，以避免刘红艳的损失。可光大银行中北支行却以种种借口没有采取有效措施，致使该些款项被犯罪分子盗刷成功。在该方面，光大银行中北支行未履行相应职责及义务，存在严重过错，亦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三、一审判决驳回刘红艳要求光大银行中北支行赔偿利息损失及支出费用的诉请，实属错误。1、刘红艳在本案中不存在过错及自身过错致使光大银行中北支行违约的事实，故利息损失依法应由光大银行中北支行承担赔偿责任。2、依据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三条“商业银行应当保证存款本金和利息的支付，不得拒接拖延、拒绝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第三十九第一款“商业银行办理个人存蓄业务，应当遵循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之规定，光大银行中北支行应当全面、及时、以适当的方式向刘红艳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光大银行中北支行未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依据合同法第107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的规定，光大银行中北支行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2013年4月11日起至支付之日，按195,789.84元计算利息，向刘红艳赔偿利息损失。3、刘红艳在银行卡被盗刷后立即报案，并积极配合公安前往澳门、山西等地侦查、抓获犯罪嫌疑人，是为追回盗刷的存款，减小光大银行中北支行违约造成的损失而支出的合理费用，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承担”的规定，光大银行中北支行应承担该合理费用，赔偿刘红艳已支付的合理费用76,060元。
上诉人光大银行中北支行上诉请求及辩称：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刘红艳的全部诉讼请求，并由刘红艳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刘红艳存在明显过错和违约行为，光大银行中北支行不应对其涉案银行卡内存款被盗刷的损失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一、刘红艳与光大银行中北支行之间系储蓄合同关系，该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刘红艳在履行储蓄合同过程中将其名下银行卡及交易密码交于第三人持有、使用，存在明显违约行为并对卡内存款造成安全�患。而光大银行中北支行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没有过错。据此，光大银行中北支行不应对涉案银行卡在第三人持有、使用期间的卡内存款被盗刷的损失承担任何赔偿责任。首先，在双方合同中，一方的权利就是另一方的义务，权利义务相互对应，互为因果，呈现出对流状态，权利人的权利须依赖于义务人履行义务的行为才能实现。本案中，光大银行中北支行与刘红艳之间系储蓄合同关系，刘红艳自愿在光大银行中北支行处开立银行账户，并办理银行卡及设置交易密码。据此，该储蓄合同仅在特定的双方当事人之间发生权利义务关系。该合同履行期间，涉案银行卡插入银行取款设备并正确输入密码时，光大银行中北支行只认可该行为系刘红艳行使储蓄合同中约定的取款权利，并于系统接受确认后履行付出现金的合同义务。据此，本案所涉银行卡及交易密码应与持卡人、保管人统一，具有严格的排他性。其次，合同关系当事人以外的任何第三人即非合同关系当事人，第三人不能依据合同约定条款向合同相对方提出请求及行使合同权利，合同相对方也不应向其履行合同义务或承担违约责任。本案的储蓄合同关系中，银行卡和交易密码是唯一取款凭证。但刘红艳作为持卡人却将银行卡及交易密码交于其姐刘海霞持有、使用，该行为已经违反了光大银行中北支行就银行卡申办、使用的相关规定，并已严重破坏银行卡及交易密码的排他性、安全性，同时对银行卡内存款被盗刷造成了安全隐患。最后，本案所涉储蓄合同关系履行期间，光大银行中北支行已经尽到银行卡交易安全的保障义务，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及过错。二、关于刘红艳没有及时报警导致40万元的存款盗刷，该款项不应由光大银行中北支行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查明，涉案银行�被盗刷后，刘红艳没有及时报警，而是实际持卡人刘海霞在收到银行卡交易短信后于30分钟后报警，期间并未第一时间报警或向银行办理挂失保护存款余额，从而导致该银行卡内剩余40万元存款被盗刷。依据合同法的规定，刘红艳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据此，光大银行中北支行不应对刘红艳延迟报警或挂失而导致银行卡内存款继续盗刷后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三、本案中，刘红艳名下银行卡内存款系被他人盗刷、盗取，涉及刑事犯罪。据此，刘红艳银行卡中被盗刷款项应通过刑事案件的侦破及追赃程序追索。
上诉人刘红艳辩称，刘红艳的存款被他人以伪卡盗刷，光大银行中北支行存在重大过错，刘海霞直接以刘红艳的名义办理银行卡并使用，不存在泄露密码的行为；刘海霞在第一时间报案，由于银行的原因导致查封不成，剩余40万被划走，光大银行中北支行应当承担全部责任；故应驳回光大银行中北支行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刘红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光大银行中北支行赔偿刘红艳银行卡内的存款1,957,859.84元及利息（利息自2013年4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光大银行中北支行付清款项之日止）；二、光大银行中北支行赔偿刘红艳经济损失76,060元；三、本案诉讼费用由光大银行中北支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12月11日，刘红艳在光大银行中北支行申请办理了该行发行的阳光借记卡。该光大银行阳光卡申请表载明：“VIP卡只限您本人使用，不得转借他人。VIP卡仅作为您享受我行VIP服务的标识，不能视为您的身份证件或另他作用。”因刘红艳名下的光大银行阳光卡的资金金额符合光大银行升级�件，2008年8月29日、2010年7月7日、2010年8月30日、2011年8月16日，经持卡人申请，刘红艳名下的光大银行阳光卡从普通卡逐步升级VIP卡为钻石卡。在每次升级过程中，重新更换了卡号，目前刘红艳名下的光大银行阳光卡的卡号为62×××89。其中在2010年7月7日的升级申请书中，重要提示载明：“VIP卡只限您本人使用，不得转借他人。VIP卡仅作为您享受我行VIP服务的标识，不能视为您的身份证件或另他作用。”
在一审庭审中，刘红艳的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霞自认，62×××89卡从开卡至今，实际由刘海霞使用。62×××89卡上账户在2013年4月8日有101,194.38元存款余额。2013年3月31日，刘红艳在光大银行中北支行签署了一份182万元的定期存款转活期的协议。2013年4月10日22时1分50秒，该182万元本息赎回到62×××89卡账户上，同日22时18分05秒该款进入卡上账户活期宝中。
光大银行阳光卡查询余额有账户余额（不含活期宝余额）和可用账户余额（含活期宝余额）的区别。经公安机关侦查发现，2013年4月11日，有犯罪嫌疑人使用伪造的光大银行阳光卡在光大银行××支行××ＡＴＭ机上查询62×××89卡上账户达20次之多，时间段分别为凌晨2时左右四次、中午1时左右10次、晚上8时52分左右2次，晚上9时42分左右4次。
经公安机关侦查查明，刘红艳名下的62×××89光大银行阳光卡，2013年4月11日21时16分、19分，在澳门新口岸广州街72-5号的终端号为11760529的POS机上刷卡消费2笔，金额分别为978,679.49元和571,168.35元，POS机商户名称为“GRUPOINVOCHONGCOMPANHMACAU”，受理机构为“中银信用卡（国际）有限公司”；同日21时35分，在终端号为01201302的POS机上盗刷消费400,000元，商户名称为“深圳市伟豪家具有限公司”，受理机构为华夏银行深圳分行，�应账户为华夏银行深圳龙岗支行杨某某62×××11账户。上述三笔共计被盗刷1957859.84元。同日21时48分，在澳门××街市××马路××ＡＴＭ机上被盗刷取现7997元人民币、支出手续费人民币15元（据公安机关分析应为取现10,000元港币）。刘红艳名下光大银行阳光卡共计被盗刷1,957,859.84元。
经公安机关侦查查明，在终端号为01201302的POS机上盗刷的400000元转入华夏银行深圳龙岗支行杨某某62×××11账户后，于次日连同该账户上的余额160000元，共计560,000元，转入工商银行山西大营盘支行李某某62××60账户；随即，该560,000元连同李某某62××60账户上余额440,000元，共计1,000,000元，各转出500,000元，分别转入中信银行太原迎泽支行李秀某62××96账户和工商银行山西太原分行张某某45××42账户。
刘海霞自述，其在2013年4月11日21时40分左右，发现了手机短信提醒了上述前三�刷卡消费后，在联系不上光大银行客户经理的情况下，拨打光大银行服务电话95××5查询后挂失，随即并以刘红艳的名义向公安机关报案。
据公安机关侦查卷宗反映，2013年4月11日23时，向以刘红艳的名义出现的刘海霞做了调查笔录。
刘海霞报案后，经公安机关侦查，抓获了犯罪嫌疑人之一麦某某。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12月8日向一审法院提起公诉，指控麦某某犯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一审法院于2015年4月9日作出（2014）鄂武昌刑初字第01215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查明:麦某某受余某某（另案处理）指使，于2013年4月11日，多次持伪造的中国光大银行卡（卡号62×××89）在广东省××××路广深宾馆旁的光大银行ATM机上查询该卡账户余额。当日21时16分至45分，该光大银行卡上的存款，被他人4次盗刷，共计消费、提现人民币195万余元。公安民警于2013�11月22日在广东省将麦某某查获归案，从其随身物品中查获广东省罗湖区某小区房间钥匙及小区门禁卡，随后公安民警在上述房间内查获银行卡216张及读卡器等物品。经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鉴定：查获的银行卡均为伪造银行卡。一审法院依法判决麦某某犯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在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起诉麦某某犯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一案的审理过程中，经一审法院主持调解，麦某某的亲属一次性补偿刘红艳损失120,000元，双方就此达成协议，双方之间的刑事和民事纠纷就此了结，为此刘红艳向一审法院出具了对麦某某的刑事谅解书。
2014年1月20日，经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东亭派出所主持调解，光大银行中北支行与刘红艳、刘海霞等人签订协议，光大银行�北支行同意在协议签订后，三个工作日内向刘红艳提供借款1,957,859.84元；刘红艳、刘海霞等人不再以任何方式妨碍光大银行中北支行的正常经营活动；本案刑事及民事判决书生效后15日内，光大银行中北支行、刘红艳、刘海霞同意司法机关的所退赃款直接用于抵偿借款；如司法机关所退赃款不足以清偿上述借款，申请法院对此进行责任认定与划分。
一审法院认为:光大银行中北支行办理了刘红艳名下的账户和光大银行阳光借记卡一张，双方成立储蓄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四条规定，“商业银行以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为经营原则，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第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第十二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具备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安全�范措施和与业务有关的其他设施等条件；第二十九条规定，“商业银行办理个人储蓄存款业务，应当遵循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据此，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中，银行对储户应当承担安全保障义务，这一法定义务的内涵首先包括保障客户持卡人的个人信息、资金安全，同时也包括保障各类电子化交易系统、设备的安全，以切实的安全保障义务履行来切实维护消费者权益。即银行应当保证其服务场所、系统设备的安全适用，足以保障储户信息、密码等信息数据的安全，在储户的信息、密码等信息数据被窃取之后，银行也要能够采取足够的措施保障储户资金安全。银行承担的信息安全保障义务中，对银行卡真伪的实质审查义务是其主要内容之一。这种“实质审查义务”并非额外加重银行的负担。因为作为发卡方，银行负有银行卡的安�保障义务，银行要切实提升银行卡防伪、识伪的科技水平，不能让储户因银行自身的技术不过关，和银行卡自身存在的安全隐患而遭受意外损失。
按照银行卡交易流程，正常情况下，只有同时具备“合法有效的银行卡”和“正确有效的密码”两个条件，才可以进行银行卡的消费和取现活动。因此，光大银行中北支行应当负有安全保障和谨慎审查银行卡所载账户信息和银行卡本身真伪的义务。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犯罪嫌疑人使用了伪造的刘红艳名下的银行卡进行支取和消费，光大银行的代理行未能准确地识别该伪造的假卡，从而将刘红艳名下的银行卡账户中的存款错误地向使用伪卡的犯罪嫌疑人进行支付，从而使持卡人的合法权益遭遇损害。认定银行付款是否构成违约的关键，在于明确银行的付款行为是否合法有效。若银行的付款行为合法有效，则支付�导致银行和持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终止，银行付款就没有构成对持卡人的违约，持卡人只能通过侵权之诉向实施盗刷的犯罪嫌疑人索赔。相反，如果银行的支付行为无效，则银行就有义务赔偿持卡人的财产损失。而判断银行的支付行为是否有效，关键看其付款是否满足合法支付的条件，是否在付款时履行了法定义务。如前所述，银行就此主要负有两大义务:一是为持卡人提供安全的交易场所和环境，二是在办理各项业务时审查和识别持卡人身份。对于第一项义务，《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13条规定，银行开办银行卡业务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就是“安全、高效的计算机处理系统”。实践中持卡人很少会质疑银行的数据传输系统是否安全，无论从技术角度或者能力角度，持卡人均无法检测银行系统是否存在漏洞，《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加强银行卡安全管理预防和打击银行卡犯罪的通知》中明确规定，要保护持卡人信息安全，建立有效的信息安全防护系统，要确保ATM的安全技术防范能力，建立定期巡检制度，及时发现和排除风险隐患。这些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一步确认了银行不仅应对客户提供的个人信息提供保密义务，也应为客户提供必要的安全、保密的交易环境，负有绝对的安全防范义务。光大银行中北支行为刘红艳提供银行卡服务，就应当确保该银行卡内的数据信息不被非法窃取并加以使用。并且，光大银行中北支行作为银行卡的发卡行及相关技术、设备和操作平台的提供者，在其与储户的合同关系中明显占据优势地位，光大银行中北支行理应承担伪卡的识别义务。犯罪嫌疑人能够利用刘红艳银行卡的伪卡通过银行交易系统进行多笔交易，说明刘红艳持有的真正的银�卡内数据信息可以被复制并存储到其他的伪卡内，并且伪卡输入密码后还可以进行正常的交易活动，显然不符合上述要求发卡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计算机处理系统”的基本规定，光大银行中北支行违反了为储户提供安全的交易环境这一基本义务。因此光大银行中北支行制发的银行卡以及交易系统存在技术缺陷，光大银行中北支行在拥有信息优势、技术优势的情况下，未能充分尽到对于刘红艳名下的银行卡的交易安全保障义务，违反了前述法律规定。对于第二项义务，由于银行卡的便捷性，持卡人很少会到银行柜台办理业务，而主要通过ATM机完成各项操作。所以银行审查和识别的对象并不是持卡人，而是银行卡。光大银行中北支行不仅要对交易的银行卡账号和密码进行形式审查，更重要的是要对交易中的银行卡真伪进行识别。密码仅仅是银行审查的一个方面，光�银行中北支行还应承担识别银行卡真伪的义务。从发卡行的角度来说，未能识别伪卡的原因要么是银行设备存在漏洞，要么是其提供的银行卡防范复制的能力太低。光大银行中北支行向伪卡进行支付，违反了审查和识别持卡人身份的义务。因此，光大银行中北支行向伪卡进行支付违反了银行在银行卡业务中的两大基本义务，支付行为无效，属于银行对持卡人的违约行为。光大银行中北支行给刘红艳造成了经济损失，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虽然本案中盗刷银行卡行为并非发生在发卡银行光大银行，而是在其他银行网点，但由于银联卡具有在全国银行卡联合组织成员资格的其他银行进行跨行交易的功能，在跨行交易中，其他银行属于开卡银行的代理行，按照代理法律关系所产生的权利义务，犯罪嫌疑人在其他银行网点盗刷的行为，不影响开卡银行承担代理行为�法律责任。
此外，本案中光大银行中北支行对刘红艳负有全面履行储蓄存款合同的义务。根据储蓄存款合同的性质，光大银行中北支行应对刘红艳尽到保障其银行卡内资金安全的合同义务，即光大银行中北支行负有按照刘红艳的指示，将存款按约支付给刘红艳或者刘红艳指定的代理人，并保障刘红艳银行卡内存款安全的义务。在真银行卡尚由刘红艳持有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并非直接侵害了刘红艳的财产所有权，而是侵犯了银行的财产所有权。刘红艳与光大银行中北支行建立的储蓄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仍然存在。光大银行中北支行认为刘红艳名下的银行卡内的资金被盗刷属于犯罪行为，给刘红艳造成的资金损失，光大银行中北支行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的主张，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证存款本金和利息的支付，不得拖延、拒绝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该条规定了商业银行的保证支付义务，光大银行中北支行错误的将刘红艳名下的银行卡账户内的存款交付给伪卡持有人，未适当完成自己的支付义务，故刘红艳要求光大银行中北支行支付相应存款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
但与此同时，从银行的角度而言，银行卡发放之后由持卡人持有和使用，客观上存在一些银行无法预期和掌控的事由，因此合法的免责事由的界定对于讨论银行的赔偿责任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赔偿损失无疑是最具有实际意义的违约责任形式，对于赔偿损�的具体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根据合同法上免责事由的一般法理和我国合同法的具体规定，免责事由主要有两类:一是不可抗力，即发生当事人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此时违约方免责;二是债权人过错，即因债权人故意或过失而致使债务人违约的，债务人可据此免责或部分免责。
本案中没有不可抗力的情形，但已查明的事实是刘红艳名下的银行卡实际由刘海霞一直使用，《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账户；凡在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开立基本存款账户的单位，应当凭中国人民银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申领单位卡；银行卡及其账户只限经发卡银行批准的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第五十六条规定，“银行卡申请表、领用和合同是发卡银行向银行持卡人提供的明确双方权责的契约性文件，持卡人签字，即表示接受其中各项约定。发卡银行应当本着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制定银行卡申请表及信用卡领用合约”。银行卡是持卡人对银行享有债权的凭证，发卡银行和持卡人之间存在明确的合同关系。《中国光大银行阳光借记卡章程》第三条规定，“阳光借记卡采用实名制”；第十四条规定，“持卡人须妥善保管阳光借记卡和密码，阳光借记卡由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凡使用密码进行交易，发卡银行均视为持卡人本人所为。因持卡人保管不当、将卡片转借、交由他人使用而造成的损失由持卡人承担，发卡银行不承担责任。”因此，刘红艳将其名下的银行卡交付给刘海霞使用，违反了上述规定。储户办理银行卡，就与银行双方形成了合同关系，这种合同关系是不具有转移性的，所以储户在没有取得银行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将银行卡交由他人使用，意味着将自己所应承担的合同权利和义务进行了转让变更，既是违约行为也是无效行为。虽然该银行卡上的部分业务系由刘海霞在银行办理，但从法律上，该办理行为属于委托代理，光大银行接受了刘海霞以刘红艳名义办理的上述银行卡的有关业务，不能认定光大银行即接受了刘海霞作为储蓄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更不能认定光大银行同意刘海霞有权持有、使用刘红艳名下的银行卡。
犯罪嫌疑人盗刷刘红艳名下的银行卡，使用了密码，银行卡密码是持卡人在办理银行卡时向银行预留的、未来办理业务时提供给银行自动识别客户身份、权限的数字、字母或其组合，具有私有性、唯一性和秘密性。正常情况下，银行卡密码为持卡人设定并仅为其掌握，交易时通过银行系统数据库自动扫描的形式核对，他人包括柜台交易时的银行工作人员并不知晓，同持卡人身份证、签名一样，具有身份识别功能，是持卡人进入电子交易系统的钥匙或身份凭证，从而起到电子签名的作用。只有在操作密码与设定密码一致时，才能交易成功，是密码交易制度的基本准则，亦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实践中，就单个银行卡而言，储户个人用卡不当所致泄密是大概率事件，而银行系统问题导致密码泄漏是小概率事件。因此，持卡人对密码应当负有比一般财产更加严格的保�和保密的义务，才符合银行卡领用法律关系的特征。因此，预留的密码是支取存款的必备条件，也是银行在办理支付款项中对持卡人身份识别的关键，由于密码具有专属性，从举证责任的分配来说，应当由持卡人举证证明已尽到妥善保管密码的义务。本案中，存在着刘红艳名下的银行卡的密码为第三人知晓的客观事实，刘红艳自身存在明显过错，也应对其财产损失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在目前的科学技术手段下不能够排除不通过交易密码亦能进行伪卡交易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整个交易系统存在密码泄露或者被破译的可能性，更不能够排除犯罪嫌疑人通过技术手段（如在持卡人适度遮挡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仍然可通过测录器、摄像头等设备获悉密码）的可能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综合考量光大银行中北支行和刘红艳对合同义务的违反程度，根据合同的约定和法律的规定来确定双方的实体责任。
如前所述，成功提取卡内资金必须同时满足银行卡正确加密码正确两个条件，银行卡和密码是完成交易必须同时具备的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导致交易失败，通过伪卡交易也是如此。在银行卡的妥善使用上，银行和持卡人都负有一定的义务，银行负有审查银行卡真伪和持卡人密码，确保持卡人在其营业场所使用银行卡安全的义务;持卡人作为银行卡和密码的保管人，负有保管好银行卡以避免丢失、保管好密码并避免泄露的义务。虽然储户有可能因为疏忽大意泄露了银行卡信息或密码，但最终发生资金被盗刷的损害结果，还是与银行发行的银行卡防伪能力低和银行终端系统未能识别伪卡分不开。因为�论银行卡号和密码等信息在哪个环节、经由哪个主体泄露，盗刷成功的最后一环都是付款。持卡人真实有效的银行卡并未丢失，银行却与伪造的银行卡进行了交易，银行没有识别出伪卡是造成卡内资金流失的直接原因。换言之，即使持卡人的银行卡号和密码等信息泄露，只要银行能够识别出伪卡就能阻止盗刷的发生，且识别银行卡真伪是银行最基本的义务。
一个有效的法律系统，应当可以平衡地分配责任于能以最小的成本减少损失的一方当事人。从双方成本、收益角度衡量，确定本案责任承担时应考虑以下因素：一是银行能以风险分担方式降低损失。将更多的责任赋予银行，由银行先行承担相关损失，与单个的储户相比，银行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在经济、技术方面拥有远胜于一般储户的抗风险能力，而且也具有更强的法律能力向有关责任方追偿。银行也可以通过增加服务成本等形式，将损失金额在大量交易中、在大量的客户、商户等群体中分担，使每个人承担的数额非常微小，以风险分担的方式降低风险。两者相比，由银行承担损失更合理。二是银行可从根本上预防损失。从获取损失信息方面，银行与持卡人相比较，银行作为银行卡及相关技术、设备、操作平台的提供者，更容易获得产生银行卡盗刷的原因、频率、成本等详细信息，从而确定如何采取应对措施。从预防损失方面，持卡人可做的只能尽自己所能设计更为复杂的密码、在交易时尽自己所能的注意和谨慎义务，而银行更有条件、有机会、有能力预防犯罪，除了保障ATM安全等注意义务外，可以根据各类自助设备、交易系统被犯罪行为攻击后暴露出来的弱点结合现代电子信息技术进行改进，进行金融创新，开发出各种新的产品、新的方法保障资金、交易�全。因此，银行在预防银行卡资金损失风险方面更具有优势地位。三是银行承担损失具有更大的经济社会效益。法律规则的确立，除了在当事人之间可以公平、合理的分担、减少损失外，也应当创造可能的激励机制，以期能够产生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银行卡业的大规模发展，有赖于消费者的安全信任和广泛使用，如果银行卡盗刷的风险由储户承担，不仅会给消费者带来不公平、不合理的成本负担，还会直接影响到消费者使用银行卡的意愿，这种使用意愿的降低，势必会影响到银行卡业的发展，影响到银行的经营利润。而让银行在盗刷事件中承担更多的责任，一方面银行作为法人，有能力也有实力进行预防，另一方面则会刺激和激励银行进行金融创新，获得各类专利技术成果，推动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安全性，进而产生规模效应，降低金融机构经济成本，同时�也能产生促进社会经济技术进步的社会效应。而且，伪卡案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银行卡防伪技术以及银行终端识别系统存在缺陷，若因为持卡人未尽密码防护义务而需要为银行发行产品和银行设备的技术含量不高来“埋单”，过多地承担银行卡技术缺陷所产生的风险，显然损害了持卡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从公安机关侦查查明的事实来判断，本案犯罪嫌疑人针对性极强，是明知刘红艳名下的光大银行卡账户在该时间段到账大额款项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因此，一审法院综合评定，光大银行与刘红艳应当各自承担百分之五十的责任。考虑到麦某某已赔偿刘红艳12万元，剩余经济损失1,837,859.84元由双方各承担一半。关于刘红艳主张的利息损失，由于刘红艳在本案中自身也存在过错，该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关于刘红艳主张的为追回被盗刷的资金而支出的费用，其提供了相关�票据，虽证明了这些费用的客观存在，但不足以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光大银行中北支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刘红艳的经济损失918,929.92元；二、驳回刘红艳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3,072元，减半收取11,536元，由光大银行中北支行、刘红艳各负担5,768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一审法院查明的相关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的规定，光大银行中北支行作为商业银行，负有保障刘红艳存款资金安全的法定义务即银行要对所发的银行卡本身的安全性予以保障，防止储户信息等数据被盗用。刘红艳的银行卡被人利用伪卡在盗刷，表明该银行卡不具有唯一的可识别性，从侧面证明了银行卡系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也说明光大银行中北支行未尽到保障刘红艳存款资金安全的法定义务，因此光大银行中北支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根据刘红艳与光大银行中北支行之间《中国光大银行阳光借记卡章程》的约定，刘红艳须妥善保管和正确使用密码，避免使用易被破译的数字，并切勿将密码透露给任何他人。本案中对于他人是如何获得密码信息使用伪卡盗刷存款的情况尚无明确的结论，除当事人陈述外，双方均未能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因密码是使用银行卡取款的必备条件，密码具有私有性、唯一性、秘密性，且密码由刘红艳保管，他人�法得知，故刘红艳对自己履行了妥善保管及正确使用密码的义务负有举证责任。现刘红艳未提交证据证明自己尽到了相关的义务，一审法院认定刘红艳未尽到妥善保管和正确使用密码的约定义务，存在违约行为并无不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虽然真实的银行卡及密码是通过银行卡取款的必备条件，两者缺一不可，刘红艳对密码保管使用不善及光大银行中北支行未对银行卡尽到安全保障的义务共同导致了刘红艳存款被盗刷；但光大银行中北支行作为向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一方，更有能力提升银行卡的安全防伪标准及密码识别技术，来防范此类事件的发生；故本院酌情认定光大银行中北支行应对刘红艳被盗取造成剩余经济损失1,837,859.84元承担70%的责任，即光大银行中�支行需赔偿刘红艳经济损失1,286,501.89元（1,837,859.84元×70%）。刘红艳主张的存款利息，应以1,286,501.89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计算从2013年4月1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为刘红艳的预期利益损失，本院予以支持；刘红艳主张以贷款利率标准计算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刘红艳主张其他损失共计76,060元，不能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支持。光大银行中北支行上诉主张其尽到银行卡交易安全的保障义务不应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刘红艳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3）鄂武昌民初字第05565号民事判决；
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北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刘红艳经济损失1,286,501.89元；
三、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北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刘红艳利息损失（以1,286,501.89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利率计算自2013年4月1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
四、驳回刘红艳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3,072元，减半收取11,536元，由刘红艳负担3,460.8元，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北支行负担8,075.2元。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72元，由刘红艳负担6,921.6元，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北支行负担16,150.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兰
审判员 张 剑
审判员 汤晓峰
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蔡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