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3民终1135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国涛，男，1989年2月20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大生，北京市盛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哲，北京市中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海淀支公司，营业场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81号。
主要负责人：卢燕，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维云，北京寰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平，女，1979年9月28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屈志仁，男，1943年11月3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连英，女，1952年10月11日出生。
以上二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烁，男，1975年5月19日出生。
上诉人刘国涛、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海淀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海淀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屈志仁、被上诉人王连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二上诉人均不服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7民初45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国涛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大生，上诉人人保海淀支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维云、陈平以及被上诉人屈志仁、被上诉人王连英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烁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国涛上诉请求：1.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第四项；2.撤销一审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依法改判人保海淀支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向屈志仁、王连英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家属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交通费共计81162.17元。事实和理由：1.本案是典型的无意思联络的“数人分别侵权行为”案件，刘国涛认为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之规定判决本案。2.本案由于三辆汽车肇事是有先后顺序的，在时间上明显发生分离，不符合“共同危险行为”的构成要件，因此不属于“共同危险行为”。3.一审判决在错误认定“共同危险行为”的前提下作出的举证责任分配，显然错误。因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举证原则，屈志仁、王连英应当举证证明“刘国涛之车辆的撞击足以致屈××死亡”这一事实。在本案没有刘国涛之车辆的撞击足以致屈××死亡之证据的情况下，不能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要求刘国涛承担连带责任，屈志仁、王连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4.刘国涛认可一审判决确认的屈志仁、王连英合理损失合计693486.5元，刘国涛仅应承担三分之一的赔偿责任。刘国涛已代人保海淀支公司向屈志仁、王连英支付40000元（该40000元可以由刘国涛另行向人保海淀支公司主张），尚应付人民币191162.17元。人保海淀支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110000元，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81162.17元。
人保海淀支公司针对刘国涛的上诉辩称，本案是多人侵权行为，同意刘国涛的上诉意见。刘国涛驾驶的车辆未年检，故商业三者险应该免赔。
屈志仁、王连英针对刘国涛的上诉辩称，刘国涛先撞了屈××，其无证据证明该行为不足以造成屈××死亡，故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人保海淀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屈志仁、王连英及刘国涛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对人保海淀支公司适用的免责条款认识不清。人保海淀支公司主张免责的依据是《商业三者险条款》第6条的规定：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对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十）除另有约定……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根据涉案投保单可以证明该保险条款是有效的，一审判决对免责条款的效力已经认可。人保海淀支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是“除另有约定……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条款对刘国涛是否有效的问题，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检验”一词的具体含义。2.人保海淀支公司与刘国涛之间的保险合同并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保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一审判决亦认可了保险单及保险条款的效力，因此对于本案的处理应当遵循合同约定。一审法院适用2014年公安部、国家质监总局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机动车检验工作的意见》，认为刘国涛驾驶的车辆属于该意见中规定的免检车辆，但一审法院未真正理解“6年免检”的含义。“6年免检”是指符合条件的车辆免上检测线，但是绝对不是什么都不做，仍需要每2年去年审，否则将被视为“未按规定年检。”并不是一审法院认为的刘国涛驾驶的车辆在事故发生前属于免检车辆就可不按时领取检验合格标志，刘国涛违反该规定，其行为属于商业三者险免责的情形。一审法院既然认为免责条款有效，对于属于《商业三者险条款》第6条规定的情形应当适用。3.刘国涛驾车仅将屈××撞到受伤，由于后两车经过后在屈××身上碾压致其死亡，屈××的死亡并非由刘国涛造成的，一审法院判决人保海淀支公司赔偿死亡赔偿金于法无据。
刘国涛针对人保海淀支公司的上诉意见辩称，刘国涛的车辆是合格车辆，未年检有两种以上的理解，一种是上线检验，一种是年审，对“未年检”存在两种以上的解释时应该作出对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即人保海淀支公司不利的解释，故本案不符合应免责的情况，人保海淀支公司应当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屈志仁、王连英针对人保海淀支公司的上诉意见辩称，同意刘国涛的答辩意见。
屈志仁、王连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刘国涛、人保海淀支公司赔偿死亡赔偿金41138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81826.5元、丧葬费38780元、交通费1000元、处理交通事故误工费1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以上共计733986.5元（扣除刘国涛已垫付40000元，尚欠693986.5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9月25日18时35分，在平谷区顺平路甘营中路北口，刘国涛驾驶登记在其名下的小型轿车（车牌号为×××）由西向东行驶时，将步行在人行横道上由北向南通过路口的屈××撞倒，事故后屈××又先后被由西向东行驶的两辆小型轿车碾压，两辆小型轿车逃逸，屈××当场死亡，刘国涛车辆损坏。
2016年2月15日，北京市红十字会急诊抢救中心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法医学鉴定意见书》，确定屈××符合颅脑损伤合并创伤性休克死亡。经一审法院向北京市红十字会急诊抢救中心司法鉴定中心调查，其工作人员表示屈××的死亡原因是颅脑损伤和创伤性休克合并造成的，其中创伤性休克又是由多发骨折、内脏出血等多种原因造成的。同时，该中心表示只对屈××进行了尸表检验，未进行解剖，且无法判断屈××死亡是刘国涛造成还是经肇事逃逸者造成。
此事故经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交通支队认定，确定屈××无责任，刘国涛的事故责任未确定，但确定刘国涛违反了避让人行横道上的行人之规定。经一审法院向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交通支队调查，其办案民警表示因为另外两辆车没有找到，只要有线索就需要继续侦查，没有线索就需要等待。同时，办案民警表示现在无法确定屈××的死亡是由哪辆车造成的，但对于刘国涛未年检之行为进行了相应的行政处罚。
双方就刘国涛的赔偿比例问题存有争议。屈志仁、王连英表示系刘国涛先将屈××撞倒，且没有采取必要措施，才造成屈××死亡，如果另外两辆车没有逃逸，应当与刘国涛承担连带责任，现另外两辆车逃逸，故刘国涛应当承担全部责任，待找到另外两辆车后，刘国涛可再向其主张权利。刘国涛和人保海淀支公司表示作为没有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人之一，其至多承担不超过三分之一的赔偿责任。
经一审法院调取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交通支队卷宗材料，刘国涛和事发当时在现场的证人均表示：刘国涛驾驶的车辆将屈××撞倒的时间距另外两辆车从屈××身上碾压过去的时间大约十分钟；刘国涛经证人的提醒在第三辆车从屈××身上碾压过去后打开了车辆的危险警示灯，并摆放了警示标志。刘国涛在2015年9月25日的询问笔录中称其赶紧踩刹车，刚踩上刹车后因距离太近来不及，车的右前部将那行人撞了出去，撞完后其赶紧停住车；而在2015年9月26日的询问笔录中则称其将屈××撞倒后懵了，又把车向前开了一点儿，其实当时也能把车停下。
刘国涛、人保海淀支公司就刘国涛驾驶的车辆未进行年检，商业三者险部分是否应予赔偿问题存有争议。人保海淀支公司表示刘国涛驾驶的车辆没有按照规定进行年检，故其在商业三者险部分不同意承担赔偿责任。刘国涛表示其驾驶的车辆是2013年6月19日登记的新车，根据公安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机动车检验工作的意见》第11条规定：“试行非营运轿车等车辆6年内免检”，故刘国涛驾驶的车辆在免检期内，是合格车辆，且事后经北京平谷凯超机动车检测场出具的《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报告》认定，刘国涛驾驶的车辆是合格车辆。为此，人保海淀支公司提供了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及刘国涛书写的保险人明确告知免责条款声明。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写明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保险公司免责。刘国涛认可其本人书写的声明，但表示该保险条款不属于本案免责情形。
经一审法院向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调查，其工作人员表示刘国涛驾驶的车辆在未出现本次交通事故之前属于免检车辆范围，即无需到检测场进行上线检测，但须于2015年6月30日之前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领取检验标志，逾期未领取检验标志不能上路行驶，否则将依照有关规定进行行政处罚。2015年9月28日，北京平谷凯超机动车检测场出具的《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报告》显示：经上线检验，刘国涛驾驶的车辆前制动合格，后制动合格，驻车制动合格，整车制动合格，前照灯光左侧合格，右侧不合格，其他灯光有效。经一审法院向此次事故办案民警调查，其表示右侧不合格灯光系此次事故导致。
一审法院另查，屈志仁、王连英系夫妻关系，屈志仁（1943年11月3日出生，农业户籍）与王连英（1952年10月11日出生，农业户籍）共生育二子，长子屈××、次子屈×1。屈××无配偶，亦未有子女。刘国涛驾驶的小型轿车已在人保海淀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商业三者险（保险限额300000元）及不计免赔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事故发生后，刘国涛为屈志仁、王连英垫付现金40000元。
经一审法院核实确认，屈志仁、王连英的合理损失共计693486.5元（其中刘国涛已垫付40000元），其中死亡赔偿金41138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81826.5元、丧葬费38780元、交通费500元、处理交通事故误工费1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机动车驾驶员驾驶机动车应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刘国涛驾驶登记在其名下的车辆将行人屈××撞倒，事故后屈××又先后被其他两辆小型轿车碾压，两辆小型轿车逃逸，屈××死亡。该事故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确定屈××无责任，刘国涛的事故责任未确定，但确定了刘国涛在此次事故中存在违法行为。因刘国涛驾驶的车辆已在人保海淀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商业三者险及不计免赔险，发生事故时亦在保险期限内，故屈志仁、王连英主张的合理损失首先应由人保海淀支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超过交强险限额部分由人保海淀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保险限额内依照责任比例予以赔偿。如均不能完全赔偿屈志仁、王连英的合理损失再由刘国涛依照责任比例予以赔偿。
关于三辆肇事车辆驾驶人的赔偿责任问题。本案肇事车辆共有三辆，刘国涛与另外两辆车辆的驾驶人系共同侵权，且共同侵权人之间没有意思联络。现各方均认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目前未找到另外两辆事故逃逸车辆，另外两辆侵权车辆的车牌号、车型及驾驶人员等具体情况均不明，且均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两辆逃逸车辆参加保险情况等。就交通事故的发生及屈××死亡情况等来看，虽无法认定其受到的最严重撞击来源于哪一辆车，但屈××的死亡是颅脑损伤和创伤性休克合并造成，刘国涛未能举证证明其撞击行为不足以产生屈××死亡的后果，亦未能证明另外两辆逃逸车辆的侵权行为系直接导致屈××死亡的原因。本案中，三辆肇事车辆之间在事发前虽无意思联络，却以各自的行为形成了共同侵权的损害后果，对于死亡原因证明材料尚无法排除刘国涛之车辆足以致屈××死亡之可能。在此情况下，为使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得以及时保障，对保险合同各方主体的权益予以合理维护，故应由刘国涛与另外两辆肇事车辆驾驶人承担连带责任，刘国涛可待履行赔偿义务后向逃逸车辆驾驶人主张合法权益。
关于刘国涛驾驶的车辆未进行年检问题。人保海淀支公司虽表示，保险条款规定了未按规定检验，保险人拒绝赔偿，但是首先在本案中，人保海淀支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此次保险事故的发生与刘国涛驾驶车辆未检验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即未检验是造成此次事故的原因；其次刘国涛驾驶车辆虽未按时领取检验合格标志，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已经对刘国涛进行了处罚；再次根据《关于加强和改进机动车检验工作的意见》关于“试行非运营轿车等车辆6年内免检”的规定，刘国涛驾驶的车辆在事故发生前属于免检车辆范围，故难以理解为其构成保险条款中约定的未按规定检验。
从保险条款的制定时间看，人保海淀支公司提供的保险条款属于格式条款，修订于2009年，而公安部和国家质检总局于2014年才联合颁布新车六年免检制度，因此可以推断涉案保险条款中并未包括此后新出现的新车六年免检之情形。换言之，车辆安全技术检验与机动车定期检验相分离之情形并不在制定保险条款时意思表示的范围之内。从日常生活经验分析，保险公司之所以关注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车辆是否存在检验不合格的情形，其出发点在于通过相对便捷高效的方式确定车辆的安全性能，适当规避可能发生的赔付风险。因此，作为投保人，有合理理由相信保险公司制定相应条款时的着眼点在于保险车辆是否通过了例行的安全技术检验、是否在车辆性能上存在安全隐患从而放大了保险车辆发生事故的风险，而不是车辆所有人是否已经缴付了国家规定的税负、保险车辆是否存在未经消除的违章记录等与事故风险基本无关的程序性审查事项。另外，公安部和国家质检总局联合颁布新车六年免检制度之前，安全技术检验是车辆定期检验制度的主要组成环节，安全技术检验不合格的机动车无法通过公安交通行政管理部门的定期检验并取得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因此，在部分社会群众中确实存在将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与机动车定期检验制度相混同的错误理解。
基于以上分析，该院认为对于本案争议条款中“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相应表述，不能排除存在两种不同解释之情形。2014年，公安部和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发布新车六年免检制度后，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对机动车定期检验的管理模式已经发生变化，对于不同情况的机动车分类进行管理，更需要保险公司有针对性地完善其工作，在承保时将免责条款的具体细节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杜绝可能发生的误解。本案中投保单中虽然载明人保海淀支公司已向刘国涛说明了保险条款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内容，但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人保海淀支公司对于本案争议免责条款中“检验”一词的确切含义向刘国涛进行了具体说明。在此情况下，依据保险法之规定该院认为本案应按照不利于保险公司的解释进行处理。综上，人保海淀支公司作出的免责抗辩，理由不成立，该院不予采纳。
屈志仁、王连英主张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于法有据，且数额并无不当，该院予以支持。屈志仁、王连英主张的家属误工费，该院根据屈志仁、王连英处理丧葬事宜的具体情况予以酌情确定。屈志仁、王连英主张的交通费，该院根据屈志仁、王连英处理丧葬事宜的实际需要，酌情予以确定。因此次事故造成屈××死亡，确给屈志仁、王连英造成一定精神损害，故应给予精神抚慰，但屈志仁、王连英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过高，具体数额该院根据此次交通事故的责任情况予以酌情确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之规定，判决：一、人保海淀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赔偿屈志仁、王连英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家属处理丧葬期间误工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110000元；二、人保海淀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赔偿屈志仁、王连英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家属处理丧葬期间误工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共计300000元；三、刘国涛赔偿屈志仁、王连英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家属处理丧葬期间误工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共计283486.5元（其中刘国涛已垫付40000元，尚欠243486.5元未付）；四、驳回屈志仁、王连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包括：一、刘国涛应在何范围内向屈志仁、王连英承担赔偿责任；二、人保海淀支公司是否应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责。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中，刘国涛驾驶车辆将屈××撞倒，事故后屈××又先后被其他两辆小型轿车碾压后死亡。就交通事故的发生及屈××死亡情况等来看，虽无法认定其受到的最严重撞击来源于哪一辆车，但屈××的死亡是颅脑损伤和创伤性休克合并造成的，刘国涛未能举证证明其撞击行为不足以造成屈××死亡的结果，亦未能证明另外两辆逃逸车辆的侵权行为系直接导致屈××死亡的原因，三辆肇事车辆之间在事发前虽无意思联络，却以各自的行为形成了共同侵权的损害后果。因无法排除刘国涛之车辆不足以造成屈××死亡，而另外两辆逃逸车辆的具体情况均不明，一审判决认定应由刘国涛与另外两辆肇事车辆驾驶人承担连带责任，不仅于法有据，利益衡量上也较为妥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两辆逃逸车辆驾驶人与刘国涛的内部责任问题，刘国涛可向逃逸车辆驾驶人进行追偿。刘国涛提出的其仅应承担三分之一的赔偿数额，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人保海淀支公司依据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及刘国涛书写的保险人明确告知免责条款声明，主张事故发生时刘国涛驾驶的车辆未按规定年检且人保海淀支公司已就免责情形向刘国涛尽到提示说明义务，故应予免责。对此本院认为，第一，根据《关于加强和改进机动车检验工作的意见》关于“试行非运营轿车等车辆6年内免检”的规定，刘国涛驾驶的车辆在涉案事故发生前属于免检车辆范围；第二，刘国涛驾驶的车辆虽未按时领取检验合格标志，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已经对刘国涛进行过处罚；第三，人保海淀支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刘国涛驾驶的车辆未经检验是造成涉案事故的原因，即涉案车辆未按规定检验与涉案事故的发生不存在因果关系，亦未增加本案商业保险理赔风险；第四，涉案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属于格式条款，在“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表述存在两种不同解释的情况下，应作出不利于保险公司的解释。综合考虑上述原因，一审判决从保险合同设立的根本目的及本案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人保海淀支公司所主张的免责条款在本次事故中不发生效力，并无不当。人保海淀支公司提出的因刘国涛驾驶的车辆未按规定检验应免除商业三者险保险理赔责任的上诉主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另，各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各项费用的金额计算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刘国涛与人保海淀支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623元，由刘国涛负担8823元（已交纳5552元，余款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海淀支公司负担5800元（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坤
审 判 员 宋 晖
代理审判员 孙承松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汤和云
书 记 员 郑海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