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3民终1223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于广水，男，1958年11月8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桂荣（于广水之妻），女，1956年1月3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桂荣，女，1956年1月3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于颖，女，1989年3月31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桂荣（于颖之母），女，1956年1月3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广怀，男，1956年7月28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亚林（于广怀之子），男，1983年4月5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星湖投资开发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台湖村（中）。
法定代表人：杨光，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丽丽，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波，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于广水、刘桂荣、于颖因与被上诉人于广怀、被上诉人北京星湖投资开发公司（以下简称星湖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2民初290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桂荣（兼上诉人于广水、于颖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上诉人于广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亚林，被上诉人星湖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丽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于广水、刘桂荣、于颖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撤销（2012）通民初字第10411号，（2013）二中民终字第00891号民事判决，判令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次渠南里7区×号楼×单元×室归于广水、刘桂荣、于颖所有，停止侵权；于广怀、星湖公司归还补偿款80万元，暂定赔偿各项损失1万元。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于广怀、星湖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于广怀在拆迁时持有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是2001年4月取得，但根据拆迁政策被拆迁人应为1993年通州土地局核发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或乡政府以上部门核发的建房批示上标明的人，于广怀曾贿赂他人1万元将户口从×村83号迁入×村100号成为户主，于广怀不属于×村83号、101号的被拆迁人。于广怀在（2012）通民初字第10411号，（2013）二中民终字第00891号案件审理期间故意隐瞒拆迁款6万元和83796.72元，隐瞒周转费6万元，且谎称于颖不应得到安置面积，刘桂荣作为该两案中于广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是在受到威胁、胁迫的情况下签字，故上述两份判决书应当予以撤销。于广怀采取欺骗手段伪造权属证与拆迁办签订协议领取拆迁补偿款，于广水一家没有在任何协议上签字，已经生效的（2012）通民初字第10411号，（2013）二中民终字第00891号，（2014）通民初字第00347号，（2014）三中民终字第06268号，（2014）高民字第04635号，（2015）通民初字第03393号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以及本案（2016）京0112民初29006号判决书，只写到于广水一家人一家一半，离婚、复婚与拆迁补偿款，安置房屋不存在因果关系，不应作为认定按“家”分割的依据。星湖公司的唐海涛与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通州区分中心的唐海涛是一个人，其签字盖章代表星湖公司也代表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通州区分中心，于广怀、星湖公司故意隐瞒拆迁补助款，剥夺了于广水、刘桂荣、于颖的知情权，应当承担责任。
于广怀辩称，从拆迁合同看，于颖不是被拆迁人，不属于被安置范围内，不应给其平米数。政府部门已经认定于广怀是被拆迁人，并签订了合同。在分割时经过法院诉讼确定是一家一半，于广怀已将应分给于广水的部分支付完毕。
星湖公司辩称，拆迁主体是土储中心、台湖政府，星湖公司只是上述部门委托的施工单位，星湖公司不是适格主体。星湖公司所有工作都是公开公正的，不存在隐瞒的情形，且星湖公司已经按照有关协议约定全部履行完毕义务，不存在承担责任的问题。
于广水、刘桂荣、于颖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次渠南里7区×号楼×单元×室归于广水、刘桂荣、于颖所有；于广怀、星湖公司立即补偿给付于广水、刘桂荣、于颖拆迁补偿款80万元及赔偿各项损失1万元；诉讼费用由于广怀、星湖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桂荣与于广水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11年9月6日在北京市通州区民政局协议离婚，同时签订离婚协议书，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如下：通州区台湖镇×村101号中正房西两间，西厢房四间归于广水，通州区台湖镇×村101号中正房东三间，东厢房四间归刘桂荣。2015年8月26日，刘桂荣、于广水办理了复婚登记手续。
于广水与于广怀系兄弟关系，2009年8月12日，双方签订《家庭房屋分割协议》，内容为“于广怀和他的兄弟于广水分割房产经兄弟二人协商达成共同意见，将现有的两所院子分为两份，后面的院子归于广怀所有，前面的院子归于广水所有，如国家征占了房屋是谁的归谁所有，补助的房本款归户主于广怀所有。东边还有一个院子，现在正在办理审批手续，房产本是于广怀的，但是哥俩共同投资共同建，今后国家征占后由哥俩共同受益，款项平分，任何一方不得反悔，本协议双方签字后生效。”其中前院即为×村101号院，后院为×村83号院，东院为×村100号院。后双方发生纠纷诉至一审法院，2010年1月19日，该院作出（2010）通民初字第3116号民事调解书，内容为“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村一百零一号院的房屋中，北房四间、西厢房四间归原告所有…”。
随后上述院落遇国家拆迁。2011年11月2日，于广怀（乙方）与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通州区分中心、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人民政府（甲方）签订《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搬迁补偿协议》，约定甲方因“两站一街”项目建设，需要搬迁乙方在×村83号、101号的宅基地上所有房屋及附属物。现已认定乙方宅基地面积462.32平方米，合法宅基地范围内正式房屋建筑面积392.01平方米，甲方安置乙方人口共计7人，其中农业2人、非农业5人，应安置面积350平方米，安置人员分别为闫会英、刘桂兰、于广水、刘桂荣、于亚林、于芷涵、王杰。甲方应支付给乙方宅基地区位补偿价款883642元、房屋重置成新价322171元、附属物及装修补偿价款94543元，合计补偿款1300356元。搬迁补助费533115元，以上补偿补助合计1833471元。同日，双方还签订《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搬迁补助协议》，其中包括搬家补助费5880元、移机补助费2235元、提前搬家奖励费100000元、无违章建房奖励费100000元、独生子女补助费100000元、安家补助费225000元，以上合计533115元。2011年11月14日，双方又签订《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搬迁安置协议》，约定甲方为乙方安置一期安置楼两套，分别为7区×号楼2单元×一居，每平方米2460元，共57.87平方米，共142360元。7区×号楼×单元×室三居，每平方米2300元，共155.57平方米，共357811元。二期安置两套，分别为一居室一套，每平方米2300元，共45平方米，共103500元。三居室一套，每平方米2300元，共90平方米，共207000元。综上，甲方共安置乙方四套楼房，预计总建筑面积348.44平方米，购房款共计810671元。公共维修基金暂按签订本协议的安置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200元收取，共计69688元。2012年3月27日，双方签订《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搬迁提前腾退房屋奖励协议》，甲方给予乙方每宗宅基地10000元的提前腾退房屋奖励。此外，于广怀还签订了×村100号院落的相应拆迁协议。
2012年1月20日，于广水和于广怀签订拆迁款分配协议，内容为“全款944452元减去115000元减去29452元，剩余800000元。人口50000元、太阳能2000元、补偿款40000元、起墓地3000元、送礼10000元、装修29452元、墓地10000元。被告400000元、原告400000元加163754元，共计563754元。东院400000元、西院163754元，西院房产问题已解决。于广水西院领取共计327508元，已领取163754元，其中二期房款90×2300=207000元已扣除。双方东院房款各领取400000元，剩余50%余款两人均分。”当日于广怀将上述补偿款563754元给付于广水。
后双方因拆迁款分配事宜发生纠纷，于广水于2012年6月13日以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为由将于广怀诉至一审法院，要求于广怀给付其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款共计146246元。该院经审理于2012年11月23日作出（2012）通民初字第104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于广怀给付于广水已发放拆迁款中的部分共计144466.0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执行清；2、驳回于广水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作出后于广怀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3年1月23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二中民终字第00891号民事调解书，内容为：1、于广怀于2013年2月5日前给付于广水补偿款及截至2012年6月30日前的周转费共计人民币363754元；2、双方就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村83号院、101号院拆迁补偿款分割问题再无争议；3、一审案件受理费3225元，由于广怀负担（于广水已交纳，于广怀于2013年2月5日前给付于广水）；二审案件受理费1595元，由于广怀负担（已交纳）。同日，于广水与于广怀达成案外和解协议，双方约定：1、于广怀于2013年2月28日前给付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村100号院拆迁补偿款人民币472226元；2、于广怀在代为领取于广水二期三居室周转费后15日内给付于广水；3、双方就安置面积问题待二期安置住房实测面积确定之后，另行解决。2013年2月5日，于广水出具收据，载明收到了于广怀给付的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调解书相关补偿款项363754元，一审受理费3225元。2013年2月28日，于广水出具收据，载明收到于广怀给付案外和解协议相关款项472226元。
在上述案件审理过程中刘桂荣均作为于广水的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同时作为于广水的代理人也在庭外和解协议中签字，并且在于广怀给付于广水（2013）二中民终字第00891号民事调解书中约定的款项时在场。
2013年12月，刘桂荣以所有权确认纠纷为由，将于广水、于广怀、闫会英、刘桂兰、于亚林、王杰、于芷涵起诉至一审法院，请求依法判令坐落于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次渠南里7区×号楼2单元×一居房屋归其所有，判令于广怀给付其拆迁补偿款60万元。案件审理过程中，刘桂荣表示上述案件系于广水主张自己的权利，其只是作为代理人参加诉讼，同时表示在上述案件开庭中已经向法院表明了其与于广水已经离婚的事实，对此于广怀、闫会英、刘桂兰、于亚林、王杰、于芷涵表示在上述案件审理中刘桂荣虽作为代理人参加诉讼，但是其作为于广水的妻子参与了整个诉讼，而且在上述案件中于广水的诉讼请求等都是按照家庭单位来主张的，故不同意刘桂荣的陈述。该院经审理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为了查明本案事实，该院调取了（2012）通民初字第10411号案件和（2013）二中民终字第00891号案件全部卷宗，从上述卷宗中可以看出，在案件审理的全部过程中刘桂荣和于广水均未表示双方已经离婚的事实，刘桂荣作为于广水的代理人在全部诉讼笔录中签字，故该院认为在上述案件审理中于广水与刘桂荣故意隐瞒双方离婚的事实，刘桂荣知晓并认可于广水的全部陈述。此外，在上述案件审理中，于广水的诉讼请求是将全部拆迁款予以均分，并且在庭审中亦表示是按照“一家一半”来进行主张的，一审判决书、二审调解书和二审庭外和解协议均是建立在两家共同对拆迁款进行分配的基础之上，并且在（2013）二中民终字第00891号和庭外和解协议中双方均表示对涉诉房屋的拆迁款再无争议。故该院认为，刘桂荣是完全认可上述拆迁款的分配方案，其自身的权益在上述案件中已经得到了维护，相应的拆迁款项已经由其前夫于广水取得。现刘桂荣表示其与于广水已经离婚，故该院认为应该由于广水给付其相应的拆迁款项，但是刘桂荣在其诉讼请求和庭审中均表示只让于广怀给付拆迁款，庭审中该院向刘桂荣明示，是否要求于广水承担给付义务，否则可能存在相应的诉讼风险，对此刘桂荣表明只是要求于广怀承担责任，庭后该院再次电话联系刘桂荣进行风险提示，其再次表示只要求于广怀给付拆迁款，不要求于广水承担责任，故对于刘桂荣要求于广怀给付拆迁款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关于刘桂荣主张的拆迁安置房问题，因在庭外和解协议中双方已经约定了期房三居归于广水所有，刘桂荣相应的安置房面积亦在此套期房之中，而该期房尚未竣工分配，故对此该院无法处理。此外，在庭审中刘桂荣亦表示其女儿于颖也有相应的拆迁房屋安置面积，其要求在本案中同时解决于颖的安置补偿问题，但经法庭核实，在本案诉讼中于颖并未提起诉讼，而刘桂荣表示于颖口头委托其代为诉讼，对此该院不予认可，故关于于颖的权利应该另案由于颖本人另行起诉解决，本案中该院不予处理。综上所述，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于2014年3月作出（2014）通民初字第00347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刘桂荣的诉讼请求。
刘桂荣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中经询，于广水称对于于广怀给付其的相应拆迁补偿款项，其已与刘桂荣、于颖三人分配完毕。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刘桂荣是否有权向于广怀主张相应的拆迁补偿利益。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刘桂荣作为涉案《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搬迁补偿协议》中登记的被安置人，确实应享有相应的拆迁补偿安置利益，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上述协议中有关拆迁利益的分配问题，在于广水、于广怀之间已经发生了数次诉讼，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已对此做出了相应的处理。根据上述案件中的相关证据可以看出，于广水、于广怀两方在对上述拆迁利益进行分配时，于广水是按照“一家一半”的原则来主张的，已生效的法院裁判文书和已经履行完毕的庭外和解协议也是以两家共同对拆迁款进行分配为基础的。作为于广水前妻的刘桂荣，其所应享有的相关拆迁利益已经包含在上述裁判文书和庭外和解协议所涉及的于广水这一“家”的拆迁利益之中，而对于涉及上述已生效的法院裁判文书和庭外和解协议案件，当时刘桂荣是以于广水代理人的身份参加了整个诉讼过程。原审中，承办法官也一再向其释明是否要求于广水承担责任，但其明确拒绝，表示只向于广怀主张。而在本案二审审理过程中，于广水也称，对于于广怀给付其的相应拆迁补偿款项，其已与刘桂荣、于颖三人平分完毕。在这种情况下，刘桂荣向于广怀主张相应拆迁利益，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据此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刘桂荣提出的上诉请求，该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作出（2014）三中民终字第06268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桂荣不服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三中民终字第06268号民事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桂荣系涉案搬迁补偿协议中登记的被安置人，理应享有相应的拆迁安置利益。关于搬迁补偿协议中拆迁利益的分配问题，于广水与于广怀之间产生纠纷，于广水提起诉讼。根据上述案件的审理情况，于广水、于广怀在对涉案房屋的拆迁利益进行分配时，于广水是按照“一家一半”的原则主张权利，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和已经履行完毕的庭外和解协议亦是以两家共同对拆迁款进行分配为基础，刘桂荣所应享有的相关拆迁利益应包含在于广水一“家”的拆迁利益中。现刘桂荣向于广怀主张部分拆迁补偿款及安置房屋，缺乏依据，一、二审结合本案的证据所作处理，并无不当，综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作出（2014）高民申字第04635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刘桂荣的再审申请。
另查，2015年1月，于颖以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为由将被告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通州区分中心、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人民政府、于广怀、第三人于广水、刘桂荣、闫会英、刘桂兰、王杰、于亚林、于芷涵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被告与其签订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搬迁安置协议，给予其50平方米的安置面积，安家补助费2.5万元。该院认为：原告起诉应该符合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拆迁过程中对于安置主体的确定，应当由行政部门认定或通过行政裁决解决，不宜由法院直接认定。本案中，于颖诉讼请求系要求确定其具有涉诉院落的被安置人主体资格，不应由法院直接认定，该院于2015年3月作出（2015）通民初字第03393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于颖的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生效法律文书及北京市告人民法院驳回刘桂荣的再审申请的裁定中均已经认定于广水、于广怀两方在对×村83号院、100号院及101号院的拆迁利益进行分配时，于广水均是按照“一家一半”的原则来主张的，已生效的法院裁判文书和已经履行完毕的庭外和解协议也是以两家共同对拆迁款进行分配为基础的，刘桂荣应享有的相关拆迁利益已经包含在上述裁判文书和庭外和解协议中所涉及的于广水一“家”的拆迁利益中，且于广水在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期间也表示，对于于广怀给付其的相应拆迁补偿款项，其已与刘桂荣、于颖三人分配完毕。在此情况下，刘桂荣、于广水、于颖作为原告起诉要求于广怀支付拆迁补偿款及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关于于广水、刘桂荣、于颖要求确认×室房屋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因庭外和解协议中明确约定期房三居室归于广水一家，但因期房的产权证书尚未下发，不具备产权确认的条件，故该院对于广水、刘桂荣、于颖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于广水、刘桂荣、于颖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于广水、刘桂荣、于颖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交了其于2016年9月22日取得的“轻轨L2线通州段次渠站、垡渠南站、亦庄火车站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搬迁安置补偿结算清单”作为证据，用以证明于广怀在之前的诉讼中隐瞒了拆迁款及周转费。于广怀、星湖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于广怀对该证据持有异议，首先认为该证据不属于二审期间的新证据，虽然对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认为对于该清单中的情况，于广怀也是在2016年9月22日才知道，因此于广怀在前诉中并不存在隐瞒的情形，基于清单上的情况可以向于广水、刘桂荣、于颖支付58735.2元及16个月的周转费。星湖公司对真实性认可，但对于广水、刘桂荣、于颖与于广怀之间如何分配不发表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二）项“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包括：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准许并应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的规定，于广怀、刘桂荣、于颖在本院审理期间提交的证据在一审法院审理期间已经客观存在，于广怀、刘桂荣、于颖未予提供，且该证据不能证明于广怀、刘桂荣、于颖所主张的事实成立，故于广怀、刘桂荣、于颖在本院审理期间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本院不予确认。在本院二审举证期限届满后，于广怀、刘桂荣、于颖在法庭辩论时口头向本院提出调查取证申请，申请调取拆迁补偿协议、补偿结算清单、周转费补偿依据，依照上述规定，其调查取证申请不属于新证据，本院亦不予以确认。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于广水、刘桂荣、于颖在二审期间提出的要求停止侵害，撤销（2012）通民初字第10411号，（2013）二中民终字第00891号民事判决的上诉请求，根据一审卷宗记载，于广水、刘桂荣、于颖在一审期间并未就此提出相应的诉讼请求，故该项上诉请求是于广水、刘桂荣、于颖在二审期间新增加的诉讼请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的规定，在于广怀、星湖公司不同意调解的情况下，于广水、刘桂荣、于颖可另行诉讼解决。
于广水、刘桂荣、于颖在本院法庭调查阶段，提出根据搬迁安置补偿结算清单所载明的内容，证明于广怀在（2012）通民初字第10411号，（2013）二中民终字第00891号诉讼中隐瞒拆迁款及周转费，于广怀表示该部分拆迁款及周转费是在已生效的法院裁判文书和庭外和解协议之后于2016年9月22日新产生的款项，可以向于广水、刘桂荣、于颖支付58735.2元及16个月的周转费，于广水、刘桂荣、于颖对于广怀所提出的金额及计算方式均不予认可，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一审卷宗记载，于广水、刘桂荣、于颖在一审时的诉讼请求为“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次渠南里7区×号楼×单元×室归于广水、刘桂荣、于颖所有；于广怀、星湖公司立即补偿给付于广水、刘桂荣、于颖拆迁补偿款80万元及赔偿各项损失1万元；诉讼费用由于广怀、星湖公司承担”，一审时于广水、刘桂荣、于颖并未就该拆迁款及周转费提供相应证据，亦未就该部分内容有明确的诉讼请求，在二审中，于广水、刘桂荣、于颖就该部分内容仅在举证时提及，且是用以证明于广怀对该部分款项在（2012）通民初字第10411号，（2013）二中民终字第00891号诉讼中予以隐瞒，于广水、刘桂荣、于颖亦并未就该拆迁款及周转费提出明确的上诉请求，二审庭审中，于广水、刘桂荣、于颖与于广怀、星湖公司就此问题亦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故本院二审期间不宜就此进行审理，于广水、刘桂荣、于颖可另行诉讼解决。
现有证据表明，就涉诉×村83号、101号关于拆迁问题的相关协议均由于广怀与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通州区分中心、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人民政府签订，在上述协议现均未被确认无效的情形下，于广水、刘桂荣、于颖有关于广怀不属于×村83号、101号被拆迁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现有证据表明，星湖公司并非合同一方当事人，于广水、刘桂荣、于颖要求星湖公司承担责任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本案是于广水、刘桂荣、于颖与于广怀因拆迁利益分配产生纠纷，此前于广水、于广怀已经就此发生多起诉讼，在多起诉讼中均已认定于广水、于广怀两方在对拆迁利益进行分配时，于广水是按照“一家一半”的原则来主张的，已经生效并履行完毕的裁判和庭外和解协议也是以两家共同对拆迁款进行分配为基础的，且在（2014）三中民终字第06268号案件的诉讼中，于广水称对于于广怀给付其的相应拆迁补偿款项，其已与刘桂荣、于颖三人平分完毕，故刘桂荣、于颖应享有的相关拆迁利益已经包含在于广水一“家”的拆迁利益中。于广水、刘桂荣、于颖主张于广怀在（2012）通民初字第10411号，（2013）二中民终字第00891号案件审理期间分配拆迁利益的相关诉讼中隐瞒了部分拆迁款，且谎称于颖不应得到安置面积，但于广水、刘桂荣、于颖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亦不能证明存在刘桂荣作为该两案中于广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是在受到威胁、胁迫的情况下签字的情形，故本院对于广水、刘桂荣、于颖有关“于广怀隐瞒拆迁款及周转费，其他诉讼中的裁判文书只写到于广水一家人一家一半，离婚、复婚与拆迁补偿款，安置房屋不存在因果关系，不应作为认定按‘家’分割的依据，应归还补偿款80万元、赔偿各项损失1万元”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予采纳。
关于于广水、刘桂荣、于颖要求确认×室房屋归其所有的主张，因期房的产权证书尚未下发，现不具备产权确认的条件，故本院对其有关“判令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次渠南里7区×号楼×单元×室归于广水、刘桂荣、于颖所有”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于广水、刘桂荣、于颖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当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900元，由于广水、刘桂荣、于颖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印龙
审 判 员 张 慧
审 判 员 石 煜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张思齐
书 记 员 邸 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