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01民初27651号
原告：上海涛政船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
法定代表人：傅宏小，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毅霞，上海恒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迟庆明，上海恒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
主要负责人：孙磊，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瞿钧，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悦，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上海陆邦保险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区建设镇建设公路XXX号XXX幢XXX室。
法定代表人：方辰，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弘，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龙杰，上海市万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上海涛政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涛政公司)与被告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民人寿)、第三人上海陆邦保险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邦公司)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1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12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法定代表人傅宏小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毅霞，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瞿钧、李悦到庭参加诉讼。嗣后，经原告申请，本院于2017年1月17日依法通知上海陆邦保险代理有限公司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依法转为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2月23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法定代表人傅宏小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毅霞，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瞿钧、李悦，第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弘、王龙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涛政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伤残程度十级的保险理赔款6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12月，原告为在职员工在被告处投保团体意外伤害险，保险期间为2014年12月11日至2015年12月10日。2015年4月24日，原告员工司凤超在工作过程中意外受伤，后经上海市金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工伤，并经金山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因工致残程度十级。根据保险合同附表所示比例，被告应赔付60,000元。因被告拒绝理赔，故诉至法院。
被告人民人寿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请，理由如下：1.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出险人应当根据《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行业标准)》(以下简称“行业标准”)达到伤残等级了被告才应理赔，而现在出险人是根据《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以下简称“工伤标准”)进行的伤残鉴定，实际未达到“行业标准”的伤残十级，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2.原告不属于保险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及保险合同约定的受益人，无权向被告主张保险金。
第三人陆邦公司述称，第三人系被告的保险代理人，当初与原告进行投保磋商时商定的是按照“工伤标准”确定伤残等级。因投保单不能涂改，原告在填写了公司名称、地址、联系人电话、保费合计金额等基本内容后，在其余部分留白的投保单和风险提示书上加盖了公章并交由第三人送到被告处，这也是与被告长期合作过程中的操作惯例。第三人不清楚为何最终的保险合同中会变成按照“行业标准”来确定伤残等级。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依职权对司凤超进行了询问，并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除原告向司凤超垫付理赔款的凭证、被告关于拒赔的案件信息表和通知书、第三人推销保险时提供给原告的保险条款样本外，各方当事人对其余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原告诉称中除被告辩称所涉内容外，其余事实属实。
本院另查明：1.涉案投保单——《团体保险投保单(A款)》第三条投保内容中，就伤残保险部分以手写方式载明为“I类条款”；投保单尾部载有“请投保单位确认本投保单中所有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且已充分了解声明和授权后签名盖章”的印刷字样，并盖有原告单位公章，投保日期为2014年12月10日。原告另在《团体健康保险投保提示》中的“投保单位声明”处盖章，该声明载明：“人保寿险销售人员已向本单位说明了保险合同内容，提供了包括上述提示事项的书面保险条款并说明了所提示的相关内容。本单位已详细阅读相关条款及上述《团体健康保险投保提示》的内容，已完全了解所提示的事项，并将以上内容向所有被保险人作明确说明。”
2.涉案保险合同——《团体保险单》首页险种名称中，以打印方式载明“团体意外伤害保险—I类伤残保险金”；第8页第2.4条保险责任中则载明：“I类伤残保险金：……根据《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行业标准)》(见附件一，简称“行业标准”)，通过伤残鉴定确定该被保险人的伤残等级……”第14页载明：“附件一：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行业标准)”，并载明了发文机关、发文号及标准编号。
3.原告在签收日期为2014年12月29日的《保险合同送达回执》上加盖公章，该送达回执上载明“本单位确认保险合同资料齐全、保单各项信息准确”。
4.第三人陆邦公司系被告的保险代理人，被告未实际参与第三人与原告的投保磋商过程，现三方当事人均否认涉案投保单中“I类条款”的手写字样为本方书写。
5.涉案保险合同未指定受益人，合同双方均确认被保险人(包括本案出险人司凤超)为受益人。本案起诉前，司凤超将涉案保险金请求权书面转让给原告。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有三：一是原告起诉主体是否适格；二是保险合同中关于按“行业标准”确定伤残等级的约定是否符合原告投保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三是若上述约定并非原告投保时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是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明确，保险事故发生后，受益人可以将与本次保险事故相对应的全部或者部分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第三人，该转让显然与保险事故发生前的指定受益人并非同一性质的法律行为，不属于保险法第三十九条的调整范围。本案中，司凤超向原告转让涉案保险金请求权，并未违反保险合同的约定及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依法当属有效。被告虽提出怀疑原告未支付转让的对价进而怀疑转让的真实性，但未说明相应的法律及事实依据，且司凤超本人到庭确认转让，故本院对被告的这一抗辩意见无法采纳，原告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起诉主张保险金。
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保险代理人是根据保险人的委托，向保险人收取佣金，并在保险人授权的范围内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机构或者个人。涉案保险合同中关于伤残等级的确定标准系选择性保险责任条款，现原告与作为保险代理人的第三人一致主张原告投保时双方约定按“工伤标准”确定伤残等级，该约定并未超出保险人的授权范围。在被告未实际参与原告投保磋商过程，且未提出相反证据及第三人作虚假陈述的合理理由的情况下，本院根据民事诉讼的优势证据原则，认定保险合同中关于按“行业标准”确定伤残等级的约定，不符合原告投保时真实意思表示的盖然性更高。
关于争议焦点三，原告认为，第三人办理保险业务的行为代表被告，双方已合意约定应按“工伤标准”确定伤残等级，被告单方更改了保险合同中的上述争议条款，原告直到起诉后才知情，故该更改不应发生效力，被告应按照原告投保时的真实约定情况进行理赔。被告认为，投保单及保险合同均明确载明需按“行业标准”确定伤残等级，且原告在投保单、投保提示、送达回执上不止一次确认了投保内容，现原告主张实际没有看过合同，理应责任自负。并且，本案出险早已超过一年，原告如认为存在重大误解或者受欺诈胁迫，要求变更合同条款已经超过除斥期间，故合同约定具备法律效力。第三人认为，已如实把所知情况告诉了原告，在代理过程中没有过错，本案法律责任与第三人无关。
本院认为，涉案保险合同在保险责任部分分段分项并列载明了“行业标准”与“工伤标准”的名称、意义等内容，并明确指出需要投保人进行选择。原告作为商事企业主体，在订立员工团体保险这一相对重要的合同时，理应审慎阅读保险合同条款。现原告在收到书面保险合同时，未仔细阅看合同内容，及时对合同载明的选择结果提出异议，反而盖章确认“保险合同资料齐全、保单各项信息准确”，显然具备过错。原告在收到书面保险合同的一年后，已无权再要求予以变更或撤销相关合同条款，进而无法依据保险合同条款获得保险金理赔。但另一方面，在保险合同法律关系中，保险人作为金融机构这一强势主体方，理应对其课以较高的诚信要求。在当事人之间确实未重新协商，且无证据证明是投保人的原因造成合同书面记载与投保人真实意思表示不符的情况下，本院推定上述不符系因保险人或保险代理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的过错行为所致，不应由投保人独自承担不利后果。鉴于该过错行为无论是保险人还是保险代理人所为，对投保人而言均应由保险人承担相应责任，故本院综合本案实际情况，对于原告申请理赔不成造成的损失，酌定由原、被告双方各半负担。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上海涛政船务有限公司保险金损失30,000元；
二、对原告上海涛政船务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00元，由原告上海涛政船务有限公司、被告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各负担65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虞 憬
审 判 员 徐 丰
人民陪审员 周慧玲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孙 琼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二条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
（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
（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一百二十七条保险代理人根据保险人的授权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行为，由保险人承担责任。
……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
第十三条保险事故发生后，受益人将与本次保险事故相对应的全部或者部分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第三人，当事人主张该转让行为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根据合同性质、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除外。
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