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辽02民再76号抗诉机关：辽宁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鸡东县紫金阳粮油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范玉财，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丽娜，该公司法律顾问。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国华良物流集团北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德忠，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洪涛、王艳霞，辽宁XX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被告）：大连良龙天辰粮油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郑有英，该公司董事长。申诉人鸡东县紫金阳粮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金阳公司）因与被申诉人中国华良物流集团北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良公司）及大连良龙天辰粮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良龙公司）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4)大民三终字第203号民事判决，向大连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大连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后提请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辽宁省人民检察院作出辽检民（行）监[2016]21000000029号民事（行政）抗诉书，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辽民抗66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大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徐阳、张胜男出庭。申诉人紫金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范玉财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丽娜、被申诉人北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洪涛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诉人良龙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2010年8月2日，紫金阳公司与良龙公司签订了一份粮食购销合同，合同中约定了良龙公司从紫金阳公司处购买玉米840吨，1940元/吨，同时约定了交货地点为北良港；在良龙公司未付清货款前，全部货物的所有权不发生转移。合同签订后，紫金阳公司先后通过铁路运输的方式于2010年8月17日、19日、23日、24日、26日和同年9月1日将案涉玉米共计894.04吨运到良龙公司指定的北良港。2010年8月31日，北良公司出具一份盖有良龙公司公章的《应收账款确认书》。《应收账款确认书》中载明：截至2010年8月31日，北良公司目前港存货物（玉米991.72吨其中包括案涉玉米894.04吨），良龙公司同意以港存991.72吨玉米抵偿给北良公司。截至2010年8月31日，因紫金阳公司还未将案涉玉米全部发货到港，包括紫金阳公司自身以及北良公司与良龙公司都无法知道到港玉米的总数量，可见北良公司出具的2010年8月31日《应收账款确认书》应在2010年9月1日之后形成的。因2010年8月31日良龙公司实际经营人姜长军跳楼死亡，良龙公司公章在姜舒源的大连家中保存，姜舒源在姜长军死亡后随姜长军的妻子王海霞等人一起回到吉林农安处理姜长军后事。姜舒源于2010年9月中旬开始保管良龙公司的公章。2010年9月末姜舒源经姜殿双（吉林广东温室粮食有限公司总经理，姜长军的叔叔）告知，姜舒源将良龙公司的公章给北良公司使用。北良公司称与良龙公司签订的《货物转让协议》是良龙公司的姜舒源到该公司签订并加盖公章。又称盖有良龙公司合同专用章的《货物转让协议》是于2010年9月3日签订，但北良公司以防良龙公司的合同专用章效力有问题，故重新和良龙公司协商，最终形成盖有良龙公司公章的货物转让协议，所以盖公章的实际日期应该比落款日期晚，因经办人已离开公司，具体细节无法核实。故北良公司自认的第二份《货物转让协议》上盖有良龙公司公章，是姜舒源于2010年9月末给北良公司使用的。姜舒源将良龙公司的公章给北良公司使用的行为，既未经良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事后也未得到法定代表人追认，姜舒源不是良龙公司的职员，私自听从姜殿双的安排将良龙公司公章交给北良公司使用，其行为既不是法人行为，也不代表公司职务行为。所以二审法院对北良公司出具的2010年8月31日《应收账款确认书》及2010年9月3日良龙公司与北良公司签订的《货物转让协议》应确认无效。因良龙公司未按与紫金阳公司签订的《粮食购销合同》向紫金阳公司付款，2010年9月4日，良龙公司与紫金阳公司持有双方签订的良龙公司同意将发到北良港的玉米894.04吨全部转让给紫金阳公司的《转货协议》书面告知北良公司，同时向北良公司出示了所有权保留条款的《粮食购销合同》。良龙公司的书面告知行为，即履行了通知北良公司与良龙公司签订的《货物中转协议》中约定的关于如收货人与发货人不一致良龙公司必须书面通知北良公司的告知义务。现紫金阳公司持有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的（2010）中民初字第3418号民事调解书和与良龙公司签订的《转货协议》，北良公司即应将紫金阳公司在北良港存放的894.04吨玉米返还给紫金阳公司。紫金阳公司称，请求撤销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大民三终字第203号民事判决，维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3）中审民初字第38号民事判决。理由如下：1、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有遗漏且证据不足。案涉最后一批玉米的到港时间为2010年9月1日15时39分14秒。截至2010年8月31日，因我公司还未将案涉玉米全部发货到港，包括我公司自身以及北良公司与良龙公司都无法知道到港玉米的总数量，可见北良公司出具的2010年8月31日《应收账款确认书》应在2010年9月1日之后形成的，《应收账款确认书》应为无效。2、案涉《货物转让协议》系姜舒源于2010年9月末将良龙公司公章交给北良公司使用而盖章形成的。姜舒源的行为既非法人行为，也不代表公司职务行为，故案涉《货物转让协议》无效。3、二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北良公司将未到港的玉米作为占有动产行使留置权且北良公司对良龙公司的债权与案涉玉米没有牵连关系，北良公司与良龙公司签订的《货物转让协议》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4、良龙公司欠北良公司费用110万元，而案涉玉米价值200余万元，北良公司显属恶意。5、北良公司置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0）中民初字第3418号民事裁定于不顾，将案涉玉米全部卖掉。申诉人将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北良公司辩称，1、紫金阳公司向良龙公司发送案涉玉米894.04吨，其中最后一批玉米的到港时间并非2010年9月1日，而是2010年8月31日。2、良龙公司从未将其公章交给北良公司使用。3、在良龙公司欠我公司港杂费等费用的情形下，我公司依法对良龙公司在港的案涉玉米行使留置权，符合法律规定。4、案涉玉米是以良龙公司作为收货人存入北良港，我公司当然认为良龙公司即是案涉玉米的所有权人。紫金阳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其在2010年9月4日书面通知我公司其与良龙公司关于案涉玉米的所有权保留条款及其与良龙公司签订的转货协议。紫金阳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确认良龙公司与北良公司于2010年9月3日签订的两份《货物转让协议》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月1日，甲方北良公司（港口经营人）与乙方良龙公司（作业委托人）签订《货物中转协议（粮食类）》，约定中转标的物为玉米，标的数量为以实际中转量为准，主要作业方式为散来散走、包来包走，计量方式为以经济技术监督部门检验合格的甲方计量衡为准。作业费标准为：1、乙方同意按甲方发布的港口收费规则向甲方支付港口作业包干费、堆存费、杂项费等各项费用。2、遇国家政策、交通部门有关费率、市场价格调整时，本协议作业费用按货物疏港时甲方调整后的费目和标准执行。结算方式为月度结算。乙方派人员到甲方办理集疏港作业手续时，要事先向甲方提供书面委托书，载明受托人基本信息、业务办理权限等事宜。乙方委托其他公司代理乙方货物在甲方港口的中转业务，需向甲方提供书面代理委托书。乙方在每批货物集疏港作业前，要向甲方提供书面作业联系单，载明具体作业要求、放货明细等内容，并在货物疏港前填写港口作业委托单、水路运单等单据。乙方逾期2个月未结清作业费用的，甲方有权对与应收账款等值的货物行使留置权（货物价值按当期市场价格估算），并有权向乙方收取违约金。违约金的计算方法：自逾期之日起，按应付费用的5‰*天计算。铁路大票上载明的收货人即为货权人，甲方据此建立账目。如收货人与货权人不一致，乙方必须书面通知甲方，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由乙方承担。其他关于双方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等未尽事宜按交通部颁布的《港口货物作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处理。甲方发布的港口收费规则作为本合同附件，与本合同具有相同法律效力。协议履行期限自2010年1月1日起至2010年12月31日。同日，甲方北良公司与乙方良龙公司又就乙方使用甲方L18型粮食车（以下简称L18车）进行粮食配送有关事宜签订《粮食配送协议（普通）》，约定乙方使用甲方L18车将乙方在东北内陆地区的粮食配送至甲方进行港口中转。甲方提供的配送车数，以协议期限内实际发生的配送车数量为准。L18车的收费标准按甲方根据市场情况指定的每月L18车配送收费标准执行。结算方式为协议签订后，乙方根据每月计划发车数向甲方预付L18车配送费。每月5日前，乙方与甲方完成费用核对，并结清上月费用，同时根据下月计划发车数向甲方预付下月车辆配送费。乙方负责承办车辆在东北内陆地区的装卸、发运等事宜，并负责缴纳运输过程中发生的铁路运输费用。协议有效期自2010年1月1日起至2010年12月31日止。2010年8月31日，良龙公司向北良公司出具《应收账款确认书》，载明：截至2010年8月31日，我公司因港口中转相关业务，欠北良公司相关款项共计1103638.8元，具体费用为1、铁路运杂费欠款355875.2元；2、L18车租车费欠款337200元；3、港口包干港杂费欠款410563.6元；目前港存货物（玉米991.72吨）发生的港杂费未计入上述费用中。我公司已对上述欠款数额进行核对，确认无误。如无法按合同约定时间还款，我公司将以港存玉米进行抵偿。2010年9月3日，转让方良龙公司（甲方）与受让方北良公司（乙方）签订《货物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存放在乙方的玉米共计991.72吨（其中包玉米894.04吨，散玉米97.68吨）按1950元/吨全部转让给乙方，用于抵偿所欠乙方港杂费和货款。粮值不足以抵偿欠款的，甲方将在2010年9月底前偿还余下欠款。落款处良龙公司盖公司合同专用章。同日，转让方良龙公司（甲方）与受让方北良公司（乙方）又签订一份《货物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存放在乙方的玉米共计991.72吨（其中包玉米894.04吨，散玉米97.68吨）将其中的894.04吨按1950元/吨全部转让给乙方，用于抵偿所欠乙方港杂费和货款。粮值不足以抵偿欠款的，甲方将在2010年9月底前偿还余下欠款。落款处良龙公司盖该公司公章。原一审庭审时，北良公司称上述《货物转让协议》是良龙公司的姜舒源到该公司签订并加盖公章。2011年2月27日，紫金阳公司向鸡东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报案，称被良龙公司骗走991.72吨玉米，该案件中姜舒源于2011年3月10日做询问笔录称，良龙公司于2010年9月3日签订的货物转让协议中加盖的公章是其在2010年9月末加盖，这份协议是北良公司造的假协议。但该案件经初查不符合立案条件，未立为刑事案件。本次重审时，北良公司称，盖有良龙公司合同专用章的货物转让协议是于2010年9月3日签订，但北良公司以防良龙公司的合同专用章效力有问题以及认为散玉米97.68吨价格过高，故重新和良龙公司协商，最终形成盖有良龙公司公章的货物转让协议，所以盖公章的实际日期应该比落款日期晚，但具体晚几日因经办人已离开公司，具体细节无法核实。另查，2010年8月2日，紫金阳公司与良龙公司签订了一份粮食购销合同，约定良龙公司从紫金阳公司处购买玉米840吨，1940元/吨，共计货款人民币1629600元。交货地点为北良港。在良龙公司未付清货款前，全部货物的所有权不发生转移。合同签订后，紫金阳公司先后通过铁路运输的方式将案涉粮食运到良龙公司指定的北良港，发货人为紫金阳公司，收货人为良龙公司。良龙公司未依约向紫金阳公司付款。2010年9月7日，紫金阳公司将良龙公司诉至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并于次日提出财产保全。2010年9月8日，中山区法院作出(2010)中民初字第3418号民事裁定书，查封、扣押紫金阳公司所有的位于北良港内的玉米840吨。同日，中山区法院到北良公司查封良龙公司玉米。经北良公司核实，截止到2010年9月8日，在北良公司处登记的收货人及所有权为良龙公司的玉米库存量为97吨，而后中山区法院对该97吨玉米予以查封。2010年9月14日，紫金阳公司和良龙公司达成调解，中山区法院作出(2010)中民初字第3418号民事调解书，解除双方于2010年8月2日签订的《粮食购销合同》，良龙公司于2010年9月17日前返还紫金阳公司玉米840吨。一审法院判决：确认良龙公司与北良公司于2010年9月3日签订的两份《货物转让协议》无效。北良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紫金阳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法院认为：本案审查重点是北良公司与良龙公司签订协议的行为系属恶意串通还是善意取得，认定的关键是北良公司对货权人是否履行了审查义务。对此，我国物权法明确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即物权具有公示性，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为占有，要推翻这一公示效果，只有法定事由。而本案中，紫金阳公司与良龙公司之间的所有权保留条款仅是双方合同约定，不能对抗合同以外的第三人，更不能对抗法律规定。因此，良龙公司作为铁路大票的收货人及存货人，北良公司基于动产物权占有的公示原则有理由相信其为货权人，则与之签订的货物转让协议不存在恶意串通之情形，当属善意取得。紫金阳公司主张北良公司与良龙公司存在恶意串通的主要证据有三个：一是，鸡东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对姜舒源做的询问笔录，该案因不符合条件未立刑事案件，该笔录的性质属于证人证言，未经庭审质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二是，紫金阳公司自认其于2010年9月4日向北良公司出示了有所有权保留条款的《粮食购销合同》，但该日期晚于北良公司与良龙公司签订转让协议的时间9月3日，故紫金阳公司提出的北良公司明知玉米货权人不是良龙公司的抗辩不能成立。三是，第二份转让协议倒签的问题。本院认为，北良公司与良龙公司签订的第一份转让协议的内容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且已履行，故第一份转让协议有效。第二份转让协议将玉米吨数减少了，这并未侵害他人利益，仅是对第一份转让协议中转让数额的变更，良龙公司事后补盖公章的行为属于对协议变更内容的追认，不能以此认定存在恶意。二审法院判决：一、撤销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3）中审民初字第3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紫金阳公司的诉讼请求。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本院二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根据申诉人的再审请求及被申诉人的答辩意见，本院总结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应收账款确认书》是否有效；2、北良公司与良龙公司于2010年9月3日签订的两份《货物转让协议》是否有效。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案涉《应收账款确认书》载明：截至2010年8月31日，良龙公司欠北良公司的相关款项的具体数额为1103638.8元，并明确目前港存货物（玉米991.72吨）发生的港杂费未计入上述费用内。案涉《应收账款确认书》系良龙公司对自己所欠债务的确认，内容具体明确且未损害他人利益，北良公司作为债权人对此亦予以认可，案涉《应收账款确认书》真实有效。紫金阳公司关于“案涉最后一批玉米的到港时间为2010年9月1日15时39分14秒。截至2010年8月31日，紫金阳公司、北良公司及良龙公司都无法知道到港玉米的总数量，北良公司出具的2010年8月31日《应收账款确认书》应在2010年9月1日之后形成的。《应收账款确认书》应为无效”一节，本院认为，2010年9月1日15时39分14秒是案涉最后一批玉米在北良港过磅称重的时间。紫金阳公司主张案涉最后一批玉米于2010年8月31日到达金港站，并未到达北良港，而北良公司主张案涉最后一批玉米于2010年8月31日已到达北良港。本院认为，即便该批玉米于2010年8月31日只是到达金港站而未到达北良港进行过磅称重，那么北良公司在金港站亦可以通过该批玉米的铁路运单了解到该批玉米的托运重量。由于在2010年8月31日前到港的案涉玉米已过磅称重，数量确定。良龙公司在北良公司还有其他散玉米存放，则北良公司综合案涉2010年8月31日未过磅的最后一批玉米的托运重量、已过磅的玉米重量及散玉米的重量总数，可以确认《应收账款确认书》中所体现的到港玉米的总量为991.72吨。紫金阳公司仅以过磅时间为2010年9月1日15时39分14秒的码单来确认北良公司在2010年8月31日不可能知道案涉玉米的总量进而否认案涉《应收账款确认书》的签订时间为2010年8月31日依据不足，紫金阳公司关于案涉《应收账款确认书》无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动产物权的公示以占有和交付为原则。本案中，铁路运单记载案涉玉米的收货人为良龙公司，且案涉玉米也已按《粮食购销合同》的约定在北良港完成交付。基于动产物权的公示原则，北良公司有理由认为铁路运单记载的良龙公司即为案涉玉米的所有权人，进而与良龙公司签订案涉《货物转让协议》。现紫金阳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其在案涉《货物转让协议》签订前即已通知北良公司其与良龙公司关于案涉玉米的所有权保留约定。故紫金阳公司与良龙公司之间关于案涉玉米所有权保留的约定不能对抗案涉《货物转让协议》的效力。基于案涉《应收账款确认书》明确了良龙公司的欠款数额，北良公司与良龙公司于2010年9月3日签订了盖有良龙公司合同专用章的《货物转让协议》（以下称第一份《货物转让协议》），该协议的签订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具体、明确且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紫金阳公司在再审中虽对该份协议的签订时间有异议，但无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盖有良龙公司公章的《货物转让协议》(以下称第二份《货物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紫金阳公司认为，第二份《货物转让协议》系姜舒源于2010年9月末将良龙公司公章交北良公司使用而签订的，姜舒源的行为既非法人行为，也不代表公司职务行为，故案涉《货物转让协议》无效。对此，本院认为，现有证据表明，2011年2月，紫金阳公司以良龙公司合同诈骗为由向鸡东县公安局刑事报案。从鸡东县公安局对姜舒源所作的询问笔录可以看出，姜舒源认可其不是良龙公司的职员，其是听从叔叔姜殿双的安排于2010年9月末带着良龙公司的公章到北良公司交给其使用，姜舒源表示案涉《货物转让协议》是在九月末签订的。本案中，在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1）中民初字第3143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北良公司于2012年3月7日在中山区法院作出的调查笔录中认可，在姜长军意外死亡后，北良公司联系到姜殿双，在姜殿双的协调下，姜舒源持有良龙公司公章，于2010年9月3日到北良公司签订货物转让协议，并加盖了公章。本院认为，紫金阳公司举报良龙公司合同诈骗案件并未被刑事立案，上述询问笔录在本案中的性质属于证人证言。姜舒源的证人证言与北良公司的自认相结合，能够证明姜舒源系在姜殿双的安排下代表良龙公司签订的第二份《货物转让协议》。姜舒源虽不是良龙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其代表良龙公司签订第二份《货物转让协议》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因为，2010年9月3日，良龙公司已与北良公司签订第一份《货物转让协议》，良龙公司已作出将案涉991.72吨玉米抵偿给北良公司的意思表示。第二份《货物转让协议》约定的内容仅是将良龙公司用于抵偿欠款的玉米吨数由991.72吨降低至894.04吨，这对良龙公司的实际利益并没有减损，北良公司有理由相信良龙公司同意变更。且姜舒源手中持有良龙公司公章，则北良公司有理由相信姜舒源有权代表良龙公司签订案涉协议。良龙公司在第二份《货物转让协议》上加盖公章的行为视为是其对案涉抵偿玉米吨数变更的追认。变更后的《货物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对良龙公司和北良公司均具有法律效力。关于紫金阳公司主张北良公司与良龙公司签订的《货物转让协议》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一节，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效力纠纷，紫金阳公司无证据证明北良公司在签订合同时与良龙公司构成恶意串通，本院认定北良公司在签订案涉合同时为善意。因本案非物权纠纷，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本院二审以北良公司构成善意取得来评判案涉合同效力不当，应予纠正。关于紫金阳公司主张良龙公司欠北良公司费用110余万元，而案涉玉米价值200余万元，北良公司显属恶意一节，本院认为，案涉《货物转让协议》确认的用于抵偿欠款的玉米单价为1950元/吨，符合当时玉米的市场价行情，案涉玉米总价值为1743378元。该数额虽大于良龙公司的欠款数额，但不能仅以此说明北良公司在签订案涉协议时即存在恶意。因紫金阳公司并不能证明北良公司在签订案涉《货物转让协议》时即知晓良龙公司是以所有权未发生转移的案涉玉米进行抵债从而损害了紫金阳公司的利益。故，对紫金阳公司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案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合同无效的情形，紫金阳公司关于良龙公司与北良公司签订的案涉《货物转让协议》无效的再审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本院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虽略有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4)大民三终字第203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利颖审判员  王 亮审判员  祝 贺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五日书记员  浦丽娜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处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