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民终291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1（兼王×2、王×3、刘×之委托代理人），男，1952年8月20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女，1953年3月5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2，男，1986年8月30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3，女，1986年8月30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首开立信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双榆树西里10号楼。
法定代表人张怡农，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槟，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4，女，1954年11月8日出生。
上诉人王×1、刘×、王×2、王×3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初字第201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1（兼王×2、王×3、刘×之委托代理人）、王×2，被上诉人北�首开立信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开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槟，被上诉人王×4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1、刘×、王×2、王×3在原审法院共同起诉称：胡×系王×1和王×4的母亲，王×1与刘×是夫妻关系，王×2、王×3是王×1和刘×生育的子女。胡×生前曾与我方共同居住在内1号房的2间公租房内，5个人是同一户籍，户主是胡×。北京颐安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后更名为首开公司）（以下简称颐安公司）依照1998年12月1日实行的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于2000年对内1号房进行拆迁，并制作了拆迁方案表，根据拆迁办法第30条，加上其他4项费用，胡×1个人按照拆迁办法的规定最高也不可能获得超过30平方米的补偿款。2000年4月4日，首开公司、王×4恶意串通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合同》，当时的颐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丁×用应补偿给王×1的126000元，安置了补偿房屋1套，并登记在王×4名下；而我们1家4口人，没有得到任何拆迁补偿。故诉至法院。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确认：《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中的第6张表，即《王×4房屋进住证明》无效。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首开公司、王×4承担。
首开公司在原审法院答辩称：不同意王×1、刘×、王×2、王×3的全部诉讼请求。我单位的前身是颐安公司，2000年当时的颐安公司对内1号房进行了拆迁，胡×是内1号公有住房的承租人；颐安公司按当时的政策对胡×进行了拆迁补偿。王×1、王×4系胡×的子女，除此之外，胡×还有其他子女，均未对此提出过异议。王×1不是内1号房的承租人，也不是被拆迁安置人；颐安公司按照当时的拆迁政策，在拆迁后，安排胡×承租了101号房，并向其支付了补偿款。由于当时的安置承租房屋还有剩余，颐安公司按照当时的政策，对社会公开招租，王×4得知后，自愿交纳了相关款项，承租了西三旗的1处公房。王×4承租公房的行为与内1号房的拆迁活动没有关联，也没有人对此提出过异议。胡×2008年去世，2011年前后，王×1、刘×、王×2、王×3称他们是内1号房的被拆迁人，并要求我单位给予补偿，并提起了多个诉讼。2013年9月15日，法院作出判决驳回了上述4人的全部诉讼请求。现在，王×1、刘×、王×2、王×3又提起诉讼，仍然称他们是内1号房的被拆迁人，并认为王×4从颐安公司承租公房的行为侵犯了其拆迁利益，其所述没有事实根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
王×4在原审法院答辩称：我同意首开公司的意见，请求法院驳回王×1、刘×、王×2、王×3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0年前后，原颐安公司根据相关法规和政策，对涉案相关区域进行拆迁。胡×系�内1号房的承租人。胡×系王×1、王×4的母亲，王×1与刘×是夫妻关系，王×2、王×3是王×1和刘×生育的子女。拆迁时，胡×及王×1、刘×、王×2、王×35人为同一户籍，登记的户籍地址为内1号房，户主为胡×。2000年7月前后，颐安公司根据当时的法规和政策，确认胡×是内1号房的公房承租人和拆迁的被拆迁人，并与其达成了拆迁安置协议，安置胡×在内1号房拆迁后，转而承租101号房，并给予了胡×相应的拆迁补偿款；拆迁完毕后，内1号房承租人胡×及其同户籍亲属王×1、刘×、王×2、王×3均未提出异议。王×4及胡×的其他子女对此也未提出异议。2008年7月前后，胡×去世。2009年9月4日，颐安公司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名称变更为首开公司。2013年，王×1、王×2、王×3、刘×以首开公司为被告，向法院提起了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之诉。王×1、王×2、王×3、刘×称�为内1号房的公房承租人和被拆迁人，并要求首开公司补偿其拥有使用权的房屋1套，最好在丰台区前泥洼小区；并赔偿其13年的利息共计19万元。首开公司不认可王×1、王×2、王×3、刘×具有公房承租人和被拆迁人的资格，对其诉讼请求，不予认可。法院经审理，于2013年9月17日，作出（2013）海民初字第05723号民事判决，法院认为，王×1称其于1995年左右签订过公房承租合同、一直到拆迁时都是其承租内1号房，但是其未提交公房承租合同予以证明，其提交的现有证据亦不能证明其诉讼主张，不能确定其为内1号的公房的共同承租人，无法确认王×1等人系安置对象。况且，王×1等人在拆迁前如确系与胡×共同居住，居住房屋被拆除，其不可能长期不知晓，在房屋拆除后十余年提起本案诉讼，显然也超出了法定时效期间，故其要求首开公司补偿其有使用权房屋一套，并要求首开公司赔偿13年利息计19万元的诉讼请求，缺乏充足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王×1、刘×、王×2、王×3之全部诉讼请求。王×1、刘×、王×2、王×3对此不服，向我院提出上诉。2013年12月12日，我院作出（2013）一中民终字第13787号民事判决，经审查，对原审法院查明之事实予以确认；并认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是进行拆迁安置补偿的基础和前提，也是相关权利人提出相应主张的请求权之法律基础。现王×1、刘×、王×2、王×3未能向法院提供相关《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原件，仅有复印件，我院对该补偿协议复印件不予采信。王×1、刘×、王×2、王×3未与首开公司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直接依据1998年《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主张相关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我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5年5月5日，王×1、刘×、王×2、王×3以首开公司、王×4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称2000年4月4日，首开公司、王×4恶意串通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合同》，当时的颐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丁×用应补偿给王×1的126000元，安置了补偿房屋1套，并登记在王×4名下；而其1家4口人，没有得到任何拆迁补偿。并请求法院确认颐安公司为王×4出具的《王×4房屋进住证明》无效；但对此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对此，首开公司和王×4均表示不予认可，称王×1不是内1号房的公房承租人，也不是被拆迁安置人；相关问题在法院的以往生效判决中早已明确。颐安公司按照当时的拆迁政策，在拆迁后，已安排胡×承租了101号房，并向其支付了补偿款。由于当时的安置承租公房还有剩余，颐安公司按照当时的政策，对社会公开招租，王×4得知后，自愿交纳了相关款项，承租了位于西三旗的1处公房。王�4承租公房的行为与内1号房的拆迁活动没有关联。
另查，经询问，王×1、刘×、王×2、王×3承认上述民事判决生效后，其曾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和检察机关提出过申诉和抗诉请求，但均未得到支持。
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预分方案表》、《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复印件）、《房屋进住证明》（复印件）、民事判决书及开庭笔录等证据及本案庭审笔录在案佐证。
原审法院判决认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义务提供相应的证据。
本案中，在生效民事判决已明确了王×1、刘×、王×2、王×3不是内1号房的承租人及相应拆迁的被拆迁人，按照拆迁当时的法规和政策，不享有相关拆迁利益的前提下；王×1、刘×、王×2、王×3仍称颐安公司及首开公司与王×4有恶意串通行为，�时的颐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丁×用应补偿给其的126000元，安置了补偿房屋1套，并登记在王×4名下；并认为王×4承租其他公房的行为，侵犯了其应享有的拆迁利益；进而要求确认颐安公司为王×4出具的《王×4房屋进住证明》无效；但对颐安公司及首开公司与王×4有何恶意串通行为，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其所述与生效民事判决所确认的事实不符，在现有证据条件下，其主张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对此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1、刘×、王×2、王×3的全部诉讼请求。
王×1、刘×、王×2、王×3不服原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是：撤销原审法院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我方在原审时的诉讼请求。上诉理由是：2000年颐安公司依据1998年12月1日实行的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制作了拆迁方案表，确定内1号房第一间居住人是我们一家四口，确认王×1名下享有补偿款12.6万元，颐安公司确认第二间房屋的使用人是胡×，胡×名下有使用权补偿款12.6万元，后经派出所确认我们一家四口是北京市常驻户口，在第一间房屋内长期居住，在上诉人不知道的情况下于2000年4月4日颐安公司拆迁员刘×1、麻×、丁×非法制用颐安公司专用印章，丁×用印章制作了四张表，第一张拆迁协议、第二张房屋分配存根、第三张胡×的房屋进驻证明、第四张王×4的房屋进驻证明，还有两张是拆迁方案表和户口登记表。我方认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的前五张表有效，对于王×4的房屋进驻证明是无效的，也就是我方的诉讼请求。综上，请求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首开公司服从原审法院判决，不同意王×1、刘×、王×2、王×3的上诉请求及理由。称：当时我单位确实对内1号房进行拆迁，被拆迁人是王×1之母胡×，当时王×1一家四口与胡×在同一户籍，我单位以胡×作为被拆迁人进行了拆迁货币安置补偿，该事实已经一审、二审、再审、抗诉四个程序进行了依法审理及判定，上诉人主张的协议无效，我单位认为该协议合法有效，王×1所述六张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本身拆迁安置补偿合同是独立的，房屋进住证明仅是我单位向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与补偿合同无关，且王×4取得涉案房屋的进住身份与拆迁事实亦无关，涉案房屋是在拆迁分配后的剩余房源由我单位公开向社会招租，王×4通过上述程序进行承租，并非本案涉案拆迁安置补偿人员。王×1、刘×、王×2、王×3所诉超过诉讼时效。
王×4服从原审法院判决，不同意王×1、刘×、王×2、王×3的上诉请求及理由。称：同意首开公司的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上述事实，有各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的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王×1、刘×、王×2、王×3请求法院确认《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中的第6张表，即《王×4房屋进住证明》无效。但王×1、刘×、王×2、王×3不能提供《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原件，且王×1、刘×、王×2、王×3也不能证明《王×4房屋进住证明》为该合同附件，该证明本身亦并非合同，故王×1、刘×、王×2、王×3请求法院确认《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中的第6张表，即《王×4房屋进住证明》无效的诉讼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王×1、刘×、王×2、王×3负担（已交纳三十五元，余款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王×1、刘×、王×2、王×3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柳适思
审判员 刘秋燕
审判员 王爱红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九日
书记员 赵梦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