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民终1262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葛兰，女，汉族，住黑龙江牡丹江市东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霏，北京大成（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邢斌，北京大成（珠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邓亢，女，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香港九龙。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吴其安，男，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香港九龙。
一审第三人：珠海经济特区香洲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
法定代表人：文清通，总经理。
上诉人葛兰因与被上诉人邓亢、吴其安、一审第三人珠海经济特区香洲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洲经济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珠中法民四初字第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葛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霏、邢斌，被上诉人邓亢、吴其安到庭参加诉讼，一审第三人香洲经济公司经本院依法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葛兰上诉请求：1、撤销(2015)珠中法民四初字第47号民事判决书。2、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邓亢、吴其安的诉讼请求。3、依法认定准许执行珠海市××现代广场××房13层06号房屋。事实和理由：一、邓亢、吴其安的举证不足以证明其与香洲经济公司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也不能证明其已经支付全部房款，更不能证明其己实际占有此房。邓亢、吴其安与香洲经济公司之间的房屋买卖关系不真实。l、邓亢、吴其安没有证据证明其已全部支付房款。2、邓亢、吴其安没有证据证明此房己交付给其本人，1994年到2016年间长达22年的时间里，邓亢、吴其安没有交付过水费、电费也足以说明此房其一直没有使用过，也一直没有占有过。3、其没有交付房款的银行流水也说明无真实买卖关系。二、邓亢、吴其安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当事人对(2015)珠中法执外异字第33号执行裁定书不服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诉讼，邓亢、吴其安未在十五日内起诉即已过诉讼时效，其已尚失胜诉权。三、邓亢、吴其安未举证证明其请求同时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四种情形，故其主张的权利不具有合法性与真实性。在人民法院查封前，邓亢、吴其安没有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其契约没有履行涉外合同手续），没有合法占有案涉房产（其言称所谓的委托出租并未收到过租金竟达20年），更没有证据证明己交付全部价款。四、邓亢、吴其安提供的“涉外房地产买卖契约”是在香港形成的证据，未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履行程序，该“契约”不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是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证明手续。邓亢、吴其安提供《涉外房地产买卖契约》应按司法部(85)司发公字第251号“关于委托8位律师办理公证的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1991)170号“关于再委托23位香港律师办理公证事务并改变出证方式的通知”经司法部委托的香港律师履行相应证明手续，并将《涉外房地产买卖契约》直接寄到房地产管理机构，以防范伪造律师证明的现象。邓亢、吴其安无证据证明房地产管理机关收到过此《涉外房地产买卖契约》、房地产管理机关也没有根据《涉外房地产买卖契约》予以登记，故不能确认《涉外房地产买卖契约》公证文书的真实性，也不能证明该契约是在香港地区形成的，更不能证明买卖双方根据《涉外房地产买卖契约》己实际履行。2、邓亢、吴其安提供的所有支付房款票据均无钟沛林律师行的章或钟沛林律师签名，也没有钟沛林律师银行进账单或钟沛林律师银行流水，邓亢、吴其安未提供购房款项来源及相关财务账册等辅助性证据，故以上证据不能证明其真实支付了全部购房款。邓亢、吴其安提供的部份票据是购买珠海斗门华银商务公寓的票据（以下简称斗门公司票据）同样也存在上述现象，没有斗门公司与香洲经济公司相互转款记录或香洲经济公司的银行进账单，邓亢、吴其安提供的票据未开具发票，不能证明邓亢、吴其安已付港币208309.76元，也未履行证明手续，其提供的所有票据不具有合法性，不应予以认可。3、外国人、港澳台同胞在大陆地区买卖房屋不仅要经公证、认证《涉外房地产买卖契约》，且其“身份证明”和交付凭证还应经公证、认证并经合法传递，邓亢、吴其安提供的证据未经公证、认证及合法传递，不能证明其实际签订了《涉外房地产买卖契约》及交付了购房款。4、邓亢、吴其安与香洲经济公司之间均没有按《涉外房地产买卖契约》的约定权利、义务履行，证明契约不真实。五、邓亢、吴其安提供的现代广场入伙合同书，不能证明案涉房屋已被邓亢、吴其安合法占有。邓亢、吴其安无法提供在20多年的时间内发生水费、电费等费用的合法票据，也说明邓亢、吴其安提供的现代广场入伙合同书系邓亢、吴其安与香洲经济公司恶意串通的结果。六、邓亢、吴其安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没有主张办理产权证，也没有备案登记，说明邓亢、吴其安主张的权利不具有合法性与真实性。七、邓亢、吴其安提供的“声明”均为其本人陈述，没有证据予以证明，本案不能排除香洲经济公司与邓亢、吴其安恶意串通侵犯申请执行人葛兰的合法权益的可能。八、邓亢、吴其安提供的钟沛林律师行的“证明书”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的程序规定。九、邓亢、吴其安提供的“公证书”是虚假的，刘长海当时根本不在场，刘长海签名处不是其本人签字，公证书未经认真核实当事人身份，没有任何证明力。邓亢、吴其安提供的《涉外房地产买卖契约》显示的形成时间为1995年3月5日，而公证书形成时间是1995年4月6日，公证书拟公证《涉外房地产买卖契约》形成于1995年的3月5日并非亲眼所见，不符合公证规定。邓亢、吴其安未提供其交纳公证费的票据，也说明该公证书虚假。该公证书仅公证了《涉外房地产买卖契约》，并没有公证其交购房款的凭证，证明不了《涉外房地产买卖契约》的真实发生及履行。到目前为止，香洲经济公司一直提供不了银行流水及帐目证明交易的真实存在，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十、邓亢、吴其安未能举证因开发商过错导致其不能办理房屋登记手续，从房管部门所调取的证据看，从1996年至今，案涉楼房已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业主自行办理了房产登记手续，并不存在邓亢、吴其安所称无法办理房屋登记手续的情形，邓亢、吴其安怠于主张自己权利，应承担不利后果。
被上诉人邓亢、吴其安辩称，其与另案洪玲玲等人均是在香港经钟沛林律师事务所介绍购买涉案房产，有政府的公证书可证实，邓亢、吴其安以分期付款方式支付房款，经钟沛林律师楼确认，双方约定由开发商出租的租金抵扣最后一期房款。现案涉房屋被霸占了20多年，邓亢、吴其安是作为购房人与开发商达成的和解协议。邓亢、吴其安有通知书可以证实购房者身份，也有交公证费的收费单。邓亢、吴其安并非不想办理房产证，是因为开发商欠了政府税款导致购房人无法办理房产证。
原审第三人香洲经济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意见。
邓亢、吴其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解除对珠海市××现代广场××房13层06室的查封。二、撤销（2015）珠中法执外异字第33号执行裁定书。三、诉讼费由葛兰、香洲经济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995年3月6日邓亢、吴其安通过香港钟沛林律师行与香洲经济公司、法人代表刘长海总经理签订了《涉外房地产买卖契约》，购买了位于珠海市××现代广场××房13层06室套房，并由珠海市公证处对该契约作了公证。邓亢、吴其安已支付了大部分房款，并于1996年10月将上述商务公寓委托香洲经济公司出租。合约规定首两年应付楼价的15%租金给邓亢、吴其安，20多年香洲经济开发公司分文未付，租金冲抵购房尾款后全部房款已付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法院的查封明显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2015）珠中法执外异字第33号执行裁定书错误，请求立即终止对上述房产的执行并解除查封，以维护邓亢、吴其安的合法权益。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讼争房产涉及的审判和执行情况。案外人黑龙江省牡丹江毛毯厂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牡丹江毛毯厂）与香洲经济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纠纷一案，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4年3月24日作出（1994）珠民初字第2号民事调解书。后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再审，作出（1995）珠民再字第8号民事判决，案经二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1996年12月11日作出（1996）粤民终字第75号民事判决，判决香洲经济公司返还牡丹江毛毯厂投资款和暂存款项共计9615805元及该款利息。判决生效后，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牡丹江毛毯厂的申请，进行强制执行，期间曾中止执行，2008年12月5日，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3）珠中法执恢字第91-2号之一民事裁定，将申请执行人变更为葛兰，承受原债权人牡丹江毛毯厂依据（1996）粤民终字第75号民事判决书对香洲经济公司未实现的债权。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4年1月3日依据牡丹江毛毯厂提出的诉前财产保全的申请，作出民事裁定，查封香洲经济公司的办公楼、住宅楼、车辆及其他资产等。1996年5月6日，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1995）珠民再字第8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解除对香洲经济公司的办公楼、住宅楼及其他财产的查封；继续查封香洲经济公司在拱北夏湾兴建的B座楼房等。在（2003）珠中法执恢字第91-2号执行过程中，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登记在香洲经济公司名下位于珠海市××现代广场××房产，包括13层06室，邓亢、吴其安向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异议，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珠中法执外异字第33号民事裁定，驳回邓亢、吴其安的异议请求。邓亢、吴其安不服该裁定，遂提起本案执行异议之诉。二、讼争房产买卖及办证情况。1995年3月6日，邓亢、吴其安与香洲经济公司签订《涉外房地产买卖契约》，约定邓亢、吴其安向香洲经济公司购买珠海市××现代广场××房13层06室房屋，总价格为港币269107.28元。付款方式为免息分期付款，邓亢、吴其安可于1997年1月1日获得交付使用该房产。香洲经济公司保证入伙后两年内年租金回报率为15%，由发展商统一安排出租。香港钟沛林律师以中国司法部委托公证员身份证实邓亢、吴其安的签字属实。珠海市公证处于1995年4月6日对上述《涉外房地产买卖契约》出具《公证书》，证实香洲经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长海和邓亢、吴其安签字和印章均为属实。邓亢、吴其安交纳定金港币6000元并通过钟沛林律师行以分期付款方式共支付购房款港币208309.76元，尚欠港币60797.52元。钟沛林律师行开具了房款收据和证明，香洲经济公司亦确认收到上述房款。1996年10月22日香洲经济公司书面通知邓亢、吴其安入伙。1998年5月25日林志芬等香港业主代表与开发商代表、钟沛林律师行的张康峰律师开会，协商用租金抵销楼款尾款，双方达成了协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粤高法民一终字第65号民事判决查明：1999年8月24日，珠海市地方税务局向钟沛林律师行（“珠海现代广场”商住楼境外代理商）发出《关于香洲经济公司销售不动产问题的复函》，就解决香港业主办理房产证的问题答复如下：一、你行应将所有代销不动产的有关资料提供（或移交）给香洲经济公司。以便珠海市香洲区地方税务局核实应征收的税款和开出办理房产证的专用发票。二、为了顾及香港业主的利益，又要顾及国家的利益。如业主自愿，可先由业主先垫付该司售房给业主所需缴纳的税款。并将税款转入香洲区地方税务局所指定的账户后，由香洲区地方税务局开出销售不动产的专用发票（或专用收据）。“交多少税，开多少票”，直至完税为止，才开出可办理房产证的专用发票。三、必要时，与香洲区人民法院联系，拍卖该司房产。按“先税后债”的原则来解决有关应纳税款的事项。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向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调查查明，案涉房产于2002年在珠海市房地产登记中心进行了预购登记，预购证号为B200209936,预购方为邓亢、吴其安。邓亢、吴其安主张因其不愿意替香洲经济公司垫付税费，无法取得办理房产证的专用发票，故无法办理房产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案外人邓亢、吴其安在葛兰与香洲经济公司借款纠纷强制执行一案中，对执行标的即讼争房产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请求排除执行的主要理由为讼争房产系其向香洲经济公司购买，应归其所有。故邓亢、吴其安对本案讼争房产是否享有阻止执行的实体权益是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对此作如下分析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同时符合以下四种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应当看到，上述规定对执行异议是否成立的判断标准，要高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原告对涉案标的享有的权利能否排除执行的判断标准。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是否成立，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原告所主张的权利、债权人债权实现的效力以及债务人对执行标的的权利作出比较后进行综合分析判断，从而确定原告主张的权利是否能够排除执行。一审法院认为，邓亢、吴其安对本案讼争房产享有阻却执行的实体权益。主要理由如下：一、邓亢、吴其安对涉案房屋享有的请求权相对于葛兰的债权请求权具有一定的优先性，并因此具有排除执行的效力。本案中，邓亢、吴其安与香洲经济公司签订了《涉外房地产买卖契约》，约定邓亢、吴其安向香洲经济公司购买涉案房屋，邓亢、吴其安依约支付了购房款，香洲经济公司应当依约交付房屋并办理房产证。邓亢、吴其安享有的是将讼争房屋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权。该请求权与葛兰的请求权存在以下不同，并因此具有排除执行的效力。首先，从成立时间上看，邓亢、吴其安的请求权要早于案外人牡丹江毛毯厂与香洲经济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纠纷所形成的金钱债权。债权的成立时间虽不影响债权的平等性，但对于该债权能否继续履行以及继续履行的顺序会产生一定影响。从本案事实来看，至少不能得出形成在后的葛兰的债权具有优先于成立在先邓亢、吴其安的债权的结论。第二，从内容上看，邓亢、吴其安的请求权系针对讼争房屋的请求权，而葛兰的债权为金钱债权，并未指向特定的财产，讼争房屋只是作为香洲经济公司的责任财产成为葛兰的债权的一般担保。在香洲经济公司与邓亢、吴其安双方均确认房屋交付并委托出租的情况下，邓亢、吴其安要求确认讼争房屋的所有权归其所有的请求权，应当优先于葛兰的金钱债权。第三，从性质上看，邓亢、吴其安对讼争房屋于2002年办理了预购登记，邓亢、吴其安对讼争房屋享有的权利实际上具有准物权性质，葛兰申请对该房屋进行查封晚于邓亢、吴其安进行预购登记的时间。因此，葛兰申请对讼争房屋进行查封的时候，该房屋实质上因预购登记已不属于香洲经济公司的责任财产。在此意义上，邓亢、吴其安的请求权即使排除了葛兰债权的执行，也并未对葛兰债权的实现形成不良影响。第四，从功能上看，讼争房屋具有为邓亢、吴其安提供生活保障的功能，与葛兰的金钱债权相比，邓亢、吴其安的请求权在伦理上亦具有一定的优先性。二、邓亢、吴其安所提的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基本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条件。第一，邓亢、吴其安与香洲经济公司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签订于1995年，该合同经过珠海市公证处公证，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虽然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曾于1994年1月查封了讼争房产，但之后予以解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查封讼争房产是在2013年之后，故应认定邓亢、吴其安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第二，根据邓亢、吴其安提供的现代广场入伙合同书，香洲经济公司已于1996年10月将讼争房产交付给邓亢、吴其安，香洲经济公司对此亦予以认可，故可以认定邓亢、吴其安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讼争房产。至于邓亢、吴其安是用于自住还是委托香洲经济公司对外出租，是邓亢、吴其安行使对讼争房产的收益权，不影响邓亢、吴其安对讼争房产的占有权；第三，邓亢、吴其安提交了钟沛林律师行开具的房款收据和证明，证明其已支付大部分房款，香洲经济公司亦予以认可。剩余小部分房款，根据香洲经济公司与香港购房业主在1998年达成的协议，香洲经济公司同意以欠邓亢、吴其安的租金冲抵房款，故应视为邓亢、吴其安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全部价款；第四，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所查明的事实，珠海市税务机关在《关于香洲经济公司销售不动产问题的复函》中指出，在香港业主自愿的前提下，可先由业主先垫付该司售房给业主所需缴纳的税款，完税后才开出可办理房产证的专用发票。因缴纳税款是香洲经济公司的义务，邓亢、吴其安没有法定义务为其垫付，香洲经济公司未缴纳税款导致邓亢、吴其安无法取得办理房产证的专用发票，故讼争房屋未办理过户登记的原因在于香洲经济公司，并非邓亢、吴其安自身原因，邓亢、吴其安对购买涉案房屋没有办理房地产权证不存在过错。综上，邓亢、吴其安对涉案房屋所享有的请求权在成立时间、内容、性质、功能等方面相对于葛兰的金钱债权请求权均具有一定的优先性，且邓亢、吴其安的请求基本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故邓亢、吴其安对讼争房屋所享有的权利能够阻却对本案讼争房屋的执行，邓亢、吴其安诉请停止对讼争房屋执行的理由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对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判决不得对执行标的执行的，执行异议裁定失效”的规定，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不得执行案涉执行标的的判决，（2015）珠中法执外异字第33号民事裁定即已失效。
一审判决：不得执行珠海市××现代广场××房13层06室房产。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612.87元，由葛兰负担。
本院二审确认一审查明的事实。
另查明：（2015）珠中法执外异字第33号执行裁定于2015年11月10日送达至邓亢、吴其安，同日，邓亢、吴其安向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
再查明，邓亢、吴其安于1995年3月6日签署（珠）房买卖契字0016397号《涉外房地产买卖契约》购买案涉房屋，经钟沛林律师以中国司法部委托公证员身份证实并经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转递，珠海市公证处于1995年4月3日对上述《涉外房地产买卖契约》出具（95）珠证经字第271号《公证书》。根据双方《涉外房地产买卖契约》约定，该契约由双方签署后经珠海市公证处公证之日起生效。
又查明，邓亢、吴其安于2016年2月24日作出的声明及所附声明人之香港身份证复印本、吴其安GO,ThomasS.之原菲律宾护照资料页及相片复印本、钟沛林律师行签发之证明书原本、涉外房地产买卖契约之复印本及钟沛林律师行收据（共40张）之复印本、林志芬和黎国清声明及珠海会议记录复印本、钟沛林律师行出具的信函复印本等证据已经廖蔡陈律师行傅德桢律师见证并经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加盖转递专用章。
本院认为，邓亢、吴其安于2015年11月10日收到（2015）珠中法执外异字第33号执行裁定，并于同日提起本案执行异议之诉，故本案诉讼并未超过法定期限，葛兰上诉主张邓亢、吴其安的起诉超过了法定时效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邓亢、吴其安对珠海市拱北港昌路111号现代广场Ｃ座13层06室房产是否享有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间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从现有证据看，邓亢、吴其安与香洲经济公司于1995年签订了案涉房屋的买卖合同，合同签订时间在葛兰向法院申请查封之前。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经过钟沛林律师以中国司法部委托公证员身份证实并经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转递珠海市公证处办理公证手续，可认定案涉房屋买卖合同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的签订程序及内容均未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转递的钟沛林律师行签发的证明书原本及收款收据显示邓亢、吴其安已缴纳了大部分房款，剩余的小部分房款，根据钟沛林律师行出具的信函及香洲经济公司与购房业主1998年达成的协议约定，已以香洲经济公司欠邓亢、吴其安的租金冲抵，应视为邓亢、吴其安已按合同约定支付了全部价款，香洲经济公司对此也予以确认。根据《中国委托公证人办理公证文书规则（试行）》的规定，委托公证人出具的公证文书必须送“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审核、加盖转递专用章后，方可发至内地使用。如对公证文书的真实性有怀疑，可直接与“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进行核对。葛兰上诉称邓亢、吴其安提供的书面买卖合同及钟沛林律师行出具的证明书、收据等证据未履行合法的认证和转递程序，与事实不符，其主张钟沛林律师行出具的收据虚假，也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香洲经济公司于1996年10月通知邓亢、吴其安入伙，将涉案房产交付给邓亢、吴其安占有，即使涉案房屋对外出租也不足以否定邓亢、吴其安在法院查封之前已经合法占有了涉案不动产的事实。而珠海市税务机关出具的《关于香洲经济公司销售不动产问题的复函》证明未办理案涉房屋产权证的原因是香洲经济公司未履行缴纳税款的义务，邓亢、吴其安对未办理产权证不存在过错。案涉房屋书面买卖合同在2002年已办理预购登记，即邓亢、吴其安对讼争房屋享有了准物权，葛兰申请对案涉房屋进行查封晚于邓亢、吴其安进行预购登记的时间。综上，邓亢、吴其安作为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香洲经济公司名下的不动产享有排除执行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判决不得执行案涉房产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葛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612.87元，由葛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费汉定
审判员 王 庆
审判员 熊 忭
二〇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黎云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