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13民初5925号
原告：刘世瞳，女，2016年2月19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
法定代理人：刘一鸣，系刘世瞳之父，1988年8月8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通河九村***号***室。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光友，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市宝山区庙行镇场北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
负责人：戴建华，主任。
被告：上海康德利房地产经营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
法定代表人：胡礼刚，董事长。
上列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学红，上海殷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静洁，上海殷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世瞳与被告上海市宝山区庙行镇场北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场北村民委员会)、上海康德利房地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德利公司)其他所有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杨利民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世瞳的法定代理人刘一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光友，被告场北村民委员会、康德利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学红、杨静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世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场北村民委员会、康德利公司增补40平方米安置面积给原告。事实和理由：原告系场北村集体成员，在场北村动迁时原告父母已经登记结婚，按照动迁补偿安置口径，合法婚姻的夫妇未生育子女的，增加一人计算。签订动迁安置协议时，原告尚未出生，安置时未予以安置补偿，原告父母与场北村民委员会沟通时，场北村民委员会也口头答应给予原告遗漏补偿的40平方米房屋面积，但一直未兑现。康德利公司根据场�村民委员会的指示对村集体成员进行安置。
被告场北村民委员会辩称，场北村的拆迁口径由场北村民委员会制定，拆迁人康德利公司根据拆迁口径对被拆迁人进行安置。拆迁口径对安置人口的认定截止日期为2015年12月31日，原告在该日期后出生，不符合口径的规定，不应获得安置。原告所在户的安置补偿已经全部给付。不同意原告的诉请。
被告康德利公司辩称，康德利公司于2009年取得拆迁许可证，与原告所在户于2013年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康德利公司按照政策、场北村民委员会的拆迁口径及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约定给予了该户补偿，并已经结算完毕。原告并非安置人口，不存在遗漏补偿安置对象的情形，不同意原告的诉请。
经审理查明，2013年4月13日，康德利公司(甲方)与刘玉成户(乙方)签订《上海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适用居住房屋货币补偿和易地新建房屋)》，约定，甲方取得拆迁乙方住房的拆迁许可证(宝拆许字2009-3)；乙方所有的房屋位于场北村大刘宅XXX号，建筑面积287.93平方米，乙方自愿选择场北村动拆迁操作口径(二)补偿安置执行。当日，刘玉成与康德利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乙方在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后，选择了动迁产权房安置方式，甲方提供的房屋座落在场北村动迁安置基地；乙方可安置的动迁产权房建筑面积以每户每人40平方米计算，乙方可安置人口6人，可安置面积240平方米；乙方预测可安置人口1人，预测可安置面积40平方米，进户时按照实际可安置人口数计算可安置面积；由于房型原因，每户实际选择房屋总面积少于应安置总面积的，拆迁实施单位按《上海市宝山区庙行镇场北村私房拆迁补偿安置操作口径》的有关规定计算。
2013年10月19日，原告父母刘一鸣、陈娇妮登记结婚。
2013年11月27日，刘玉成与康德利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根据场北村拆迁补偿安置操作口径补充规定，乙方新增结婚人员陈娇妮，于2013年10月19日认定为应安置人员。基本信息表载明，刘玉成户家庭成员，户主刘玉成，华秀娟(妻子)、刘志巍(养子)、ＸＸ芳(媳)、刘一鸣(孙子)、陈娇妮(孙媳)，ＸＸ芳、刘一鸣在本处无户籍，合计应安置人口5＋1＋1，实际过渡人口5＋1。
2015年1月20日，刘玉成在场北村动迁安置分房结算清单上签字，结算清单载明，场北路550弄7幢5号101室房屋，安置人员2人，核定应安置面积80平方米，实测面积98.46平方米，被动迁户家庭结算余额人民币51,168.80元；场北路550弄7幢2号902室、大康路896弄4幢39号1102室房屋，安置人员5人，核定应安置面积200平方米，场北路550弄7幢2号902室实测面积127.73平方米，大康路896弄4幢39号1102室实测面积87.09平方米，被动迁户家庭结算余额人民币225,934.40元。
另查明，2008年9月，场北村民委员会颁布宝山区庙行镇场北村私房拆迁补偿安置操作口径，其中操作口径(二)第三条被拆迁户应安置人口的认定，下列人员可增加为应安置人口：1、应安置人口合法婚姻的家庭所生育的独生子女，若未达到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年龄的，按二人计算；2、年满法定结婚年龄而未婚的人员(包括独生子女)按二人计算，但有过婚史因丧偶、离婚等原因处于单身状态的除外；3、合法婚姻的夫妇，未生育子女的(收养、再婚的除外)，增加一人计算。
2014年12月30日，场北村民委员会颁布场北村私房拆迁补偿安置操作口径补充规定(五)，第一条有关应安置人员的相关规定：(一)2015年3月31日前(含)签约的被动迁户家庭，自然增长应安置人员的认定截止日期为2015年12月31日，签约当日前已亡故的应安置人员仍可认定为应安置人员；(二)2015年4月1日起(含)签约的被动迁户家庭：1、应安置人员的认定以实际健在的人员(按规定应被认定为应安置人员)为准，签约当日前已亡故的家庭人员不再认定为应安置人员；2、不再认定自然增长应安置人员。
原告表示，按照操作口径(二)第三条规定，合法婚姻的夫妇未生育子女的，应增加一人计算，但被告未增加。
被告表示，原告的父亲刘一鸣在签约时尚未结婚，适用操作口径(二)第三条中“年满法定结婚年龄而未婚的人员(包括独生子女)按二人计算”的条款，不能同时适用“合法婚姻的夫妇，未生育子女的(收养、再婚的除外)，增加一人计算”的条款，刘一鸣按二人计算，加上刘玉成、华秀娟、刘志巍、ＸＸ芳、陈娇妮五人，一共按七人安置。对于自然增长应安置人员的认定应以安置操作口径补充规定(五)的规定执行，原告在2015年12月31日后出生，不应认定为安置人口。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宝山区庙行镇场北村私房拆迁补偿安置操作口径、《上海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适用居住房屋货币补偿和易地新建房屋)》及补充协议、结婚证、出生医学证明，被告提供的拆迁许可证、补充协议及基本信息表、动迁安置分房结算清单，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为证，并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根据宝山区庙行镇场北村私房拆迁补偿安置操作口径(二)第三条中“2、年满法定结婚年龄而未婚的人员(包括独生子女)按二人计算，但有过婚史因丧偶、离婚等原因处于单身状态的除外、“3、合法婚姻的夫妇，未生育子女的(收养、再婚的除外)，增加一人计算”两个条款本身就�分了已婚和未婚两种情况的计算方式，原告之父刘一鸣在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时尚未结婚，只能适用前一条款，不可能同时适用后一条款。原告根据操作口径(二)的规定，要求安置，依据不足。按照场北村私房拆迁补偿安置操作口径补充规定(五)，2015年3月31日前(含)签约的被动迁户家庭，自然增长应安置人员的认定截止日期为2015年12月31日。原告所在户签约日期在2013年4月13日，故该户自认增长应安置人员的认定截止日期为2015年12月31日。原告在该截止日期后出生，被告主张原告非安置人口，符合拆迁补偿安置操作口径的规定。原告要求被告补充安置40平方米房屋面积，本院不予准许。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原告刘世瞳起诉要求被告上海市宝山区庙行镇场北村村民委员会、�海康德利房地产经营有限公司补充安置40平方米房屋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人民币4,900元，由原告刘世瞳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被上诉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杨利民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董程程
附：相关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