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中一法民三初字第77号
原告：黎国元，男，1971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南区。
委托代理人：黄夏，广东金丰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伍文旭，男，1968年10月9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内地住址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
被告：钟德球，女，1965年8月18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内地住址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A）。
被告：福建毅达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际头工业园区8号，组织机构代码59596972-5。
法定代表人：陈志生。
委托代理人：薛朝辉，广东同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伟松，男，1983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乳源县，系乳源瑶族自治县祥富电子加工厂业主。
原告黎国元诉被告伍文旭、钟德球、福建毅达电子有限公司（下称毅达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根据原告黎国元的申请，依法追加刘伟松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2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黎国元的委托代理人黄夏、被告毅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志生及委托代理人薛朝辉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伍文旭、钟德球、刘伟松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黎国元诉称：被告伍文旭与钟德球系夫妻关系。2011年6月份，被告伍文旭、钟德球、毅达公司以资金周转需要为由要求原告借款，原告同意向被告借款，并按三被告的要求于2011年6月3日将100万元汇至伍文旭、钟德球的收款账号。2012年4月，伍文旭、钟德球、毅达公司再次要求原告借款100万元，原告同意借款并按三被告要求将款项汇入伍文旭指定的账号，伍文旭、钟德球收款后书面确认收到借款合计200万元。2012年12月19日，因被告未能按约定向原告清偿借款本息，原告与被告签订一份借款合同，伍文旭、钟德球、毅达公司确认截至2012年12月19日共欠原告借款本金249万元未清偿，伍文旭、钟德球、毅达公司并承诺在2013年1月19日前向原告清还全部借款本金及利息（借款期内的利息为月息2%，即每月49800元），如不能在约定期限内一次性偿还本息，则各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还款违约金，计算标准为8673元/天。借款期限届满后，各被告没有履行还款义务，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伍文旭、钟德球、毅达公司：一、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249万元、利息（从2012年12月20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月息2%计付）及违约金1170855元；二、支付原告因催收被告逾期还款所产生的差旅费、律师费等合计50000元。在追加刘伟松为本案共同被告后，原告放弃第二项诉讼请求，并变更其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伍文旭、钟德球、毅达公司、刘伟松共同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249万元、利息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计算方法：利息从借款之日起至清偿之日止，以实际尚欠本金按月息2%计付，其中2011年6月3日至2012年4月8日的本金为100万元，2012年4月9日至2012年10月31日的本金为200万元，2012年11月1日至2012年12月19日的本金为230万元，此后的本金计249万元；违约金则从2012年12月20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8673元/天计算）。
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原告黎国元在举证期限内提交的主要证据有：1.原被告主体资料；2.借据及银行交易记录；3.借款合同；4.乳源瑶族自治县祥富电子加工厂（下称祥富加工厂）及毅达公司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5.转让合作协议书；6.国有土地使用权证；7.香港毅达电子实业公司的登记资料。
被告毅达公司辩称：一、毅达公司与本案无关，借款合同上毅达公司的公章是伍文旭夫妻私自伪造的，毅达公司从未向原告借款249万元。二、原告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伍文旭、钟德球向原告借款200万元事实，并没有其余49万元借款的支付凭证，因此原告实际借出的借款本金仅为200万元。三、原告主张的利息与违约金之和超过了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毅达公司不予认可。
就其辩解，被告毅达公司在举证期限内提交的主要证据有：1.毅达公司的营业执照及组织机构代码证；2.股权出让书；3.收款收据；4.印章审批登记表；5.中国建设银行印鉴卡片；6.借款合同；7.毅达公司股东会决议；8.律师函；9.电话录音。
被告伍文旭没有到庭参加诉讼，其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向本院辩称其与钟德球是夫妻关系，其是毅达公司的隐名股东，也是乳源瑶族自治县祥富电子加工厂的经营人之一，其是为了公司融资才向原告借款。
就其辩解，被告伍文旭向本院提交了结婚证及股权转让书作为证据。
被告钟德球、刘伟松没有到庭应诉、答辩，也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根据原告黎国元的申请，本院于2013年5月9日作出（2013）中一法民三初字第77-1号民事裁定，裁定查封被告伍文旭、钟德球名下位于广东省××火炬开发区××大道××号之祥宏阁5C的房地产价值相当于35万元的产权份额，以及毅达公司名下位于福建省屏南县际头工业区8号的土地使用权价值相当于142万元的产权份额。后毅达公司向本院提供了142万元保证金，本院依法解除了对毅达公司名下的上述土地使用权的查封。
经审理查明：被告伍文旭与钟德球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96年12月13日在广西××县登记结婚。2011年6月3日，黎国元向伍文旭、钟德球的账户分别汇款30万元、70万元，合计100万元，伍文旭于同日在汇款凭证上确认收到上述款项。2012年4月9日，黎国元向伍文旭的账户汇款100万元，汇款凭证上记载款项用途为借款。
2012年12月19日，黎国元与伍文旭、钟德球签订一份借款合同，合同以黎国元为出借人（合同甲方），以伍文旭、钟德球、祥富加工厂及毅达公司为共同借款人（合同乙方），主要内容包括：1.借款金额为200万元，另于2012年10月期间现金借款15万元，于2012年11月期间现金借款15万元，2012年12月19日前现金借款19万元，合计249万元；2.借款用途为资金周转；3.本笔借款在2012年12月19日已到期，现延期到2013年1月19日还款；4.在借款期内，月息为2%，即每月利息为49800元，双方约定借款本息于借款到期时一次性偿还；5.因借款资金已到期但乙方未还款，视为乙方逾期还款，在逾期期间加收逾期还款违约金，计算方法为8673元/天×逾期天数（利息另算）；6.在合同到期或甲方依约宣布到期时，甲方有权向乙方追回借款本息及相关费用，同时甲方因催收乙方逾期还款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或仲裁费、财产保全或证据保全费、强制执行费、评估费、鉴定费等）支出，由乙方承担。合同还对双方的权利义务等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在合同落款处，伍文旭、钟德球分别在“乙方一”、“乙方二”处签名，伍文旭在“乙方三”、“乙方四”处加盖了“乳源瑶族自治县祥富电子加工厂”及“福建毅达电子有限公司”的印章。借款期限届满后，伍文旭、钟德球等人没有向黎国元还款，黎国元经催讨无果，遂持上述借款合同等证据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前述实体权利。庭审中，黎国元及毅达公司均同意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作为准据法解决本案纠纷。
诉讼中，黎国元陈述本案的借款经过如下：其在深圳经营文体用品公司，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其与伍文旭是老乡，伍文旭与钟德球称二人在广东省经营祥富加工厂，后来福建省屏南县政府进行招商引资，伍文旭与钟德球想将该厂搬迁到福建，需要资金购买土地和设备，但二人的资金不足，故从2011年6月份起分多次向其借款249万元，每一笔借款伍文旭都有写收据给其；在2012年12月19日之前，其与伍文旭等人曾经签订过一份借款合同，合同约定的还款方式是分期还款，后来伍文旭等未能偿还到期的款项，双方才于2012年12月19日重新签订一份借款合同，汇总了全部未还借款，之前的那份合同及相应的借据已经作废并销毁；从借第一笔钱开始，伍文旭都是以两夫妻、毅达公司及祥富加工厂的名义向其借款的，借款时伍文旭自称是毅达公司的股东，也是祥富加工厂的老板，在签订借款合同时还向其出示了毅达公司和祥富加工厂的公章、营业执照正本、税务登记证、毅达公司的土地证复印件等资料，而据其了解，伍文旭向刘伟松收购了祥富加工厂，但因为政策原因没有变更工商登记，但该厂的实际经营人是伍文旭，后来伍文旭想将厂迁到福建，并成立了毅达公司，伍文旭是毅达公司的股东之一，其核对了伍文旭出示的有关材料与实际情况相符，才相信伍文旭有权代表毅达公司和祥富加工厂签约，也相信伍文旭加盖的公章的真实性；每次借款时，都是伍文旭、钟德球两夫妻到其公司借款的，借款时只有其与伍文旭夫妻及其公司的一个财务在场，借款合同上毅达公司及祥富加工厂的印章都是伍文旭加盖的；涉案借款部分以现金形式交付，部分通过银行转帐支付，每笔数几万元至几十万元不等，因为金额太琐碎，伍文旭又还了部分款项，最后双方才签订借款合同确认未偿还的借款数额；49万元的借款是其与伍文旭按月结算得出的，2012年10月结算得15万元，2012年11月结算得15万元，2012年12月结算得19万元，当时其收取了货款，上述款项都是现金交付给伍文旭的；虽然伍文旭没有偿还之前的借款，但伍文旭称筹办毅达公司需要更多资金运作，其才同意借款，后来发现不妥才没有继续借款。对于其前述主张，黎国元提交了祥富加工厂和毅达公司的主体资料、毅达公司的土地证复印件及转让合作协议书为证。股权转让协议书记载的签订日期为2012年3月22日，签约双方为祥富加工厂（甲方）与香港毅达电子实业有限公司（乙方，下称香港毅达公司），协议的主要内容为甲乙双方同意在祥富加工厂设立“韶关市毅达电子实业有限公司”发展业务；甲方同意将8条铝电解电容器自动生产线、配套设备（作价270万元）及部分原材料（作价60万元）合计折价330万元进行转让，乙方同意分期注资270万元承接生产设备，原材料60万元则由甲方作为出资款与乙方共同合作；双方同意按330万元投资并按出资比例进行资源共享，风险共担，其中甲方出资60万元占18.18%股份，乙方出资270万元占81.82%股份。协议还记载了其他一些内容。协议落款处分别加盖了祥富加工厂及香港毅达公司的印章，祥富加工厂由刘伟松作为代表签署，香港毅达公司则由伍文旭作为代表签署。黎国元未能提交其在签订涉案借款合同前与伍文旭签订的借款合同、借据等资料，也未能提供49万元借款的交付凭证，对49万元借款的具体组成及交易细节未能进一步说明。
伍文旭否认其私刻毅达公司的公章，其坚称其是毅达公司的发起人之一，是公司的隐名股东，有权代表毅达公司向黎国元融资借款；在筹备成立毅达公司时，发起人有其、陈志生及另外一名股东，其负责洽谈业务，陈志生及另外的股东则负责购买土地及建厂房；其后，毅达公司向银行贷款了470万元，在偿还之前因购买土地的费用350多万，盖厂房的费用100多万元后，借的款已所剩无几；后另外一名股东退股，其需要在广东开展业务，贷款所得的钱也用完了，公司资金周转困难，所以陈志生要求其在这边融资，因公司在福建距离广东较为遥远，陈志生同意其刻了毅达公司的章在广东使用、开展业务。为此，伍文旭向本院提交了其与陈志生签订的股权出让书作为证据。该股权出让书记载的签订日期为2012年5月17日，主要内容是毅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志生同意以280万元的价格将毅达公司50%的股权转让给伍文旭，各股东按持股比例共同承担毅达公司的债权债务。后伍文旭在本院所作询问笔录中陈述本案的借款过程为：2011年6月3日，其向黎国元借款100万元，约定利息为月息1%，其每月以现金或电汇方式向黎国元支付利息；2012年4月9日，其再次向黎国元借款100万元，也是约定利息为月息1%，两次借款均未约定还款期限，其在2013年1月前每月均向黎国元支付利息2万元，一共支付了28万元利息；2012年11月时，黎国元称急需用钱要求其偿还本金100万元，当时其未能筹到那么多钱，黎国元说无法偿还就要加收利息、滞纳金等，还让律师草拟了一份借款合同让其签名，其发现合同上写的叠加的利息高达49万元，利息增加到月息2%，还有逾期付款违约金，其认为计算方式不合理，但当时其在黎国元的公司里，迫于无奈才在合同上签字，钟德球是次日才到黎国元的公司签名的；其与黎国元一共签订了三份借款合同，第一份在2012年10月时签订，借款金额上叠加了利息15万元，第二份合同签订于2012年11月，再叠加了利息15万元，第三份合同即本案的借款合同，签订于2012年12月19日，在之前叠加利息的基础上再叠加了19万元利息，之前的两份合同上并没有钟德球、祥富加工厂及毅达公司的签章，直到签订第三份合同时其应黎国元的要求让钟德球签名并加盖了祥富加工厂及毅达公司的印章；其所借的第一笔100万元用于祥富加工厂的资金周转，第二笔100万元本来用于购买兴建毅达公司厂房的土地使用权，但后来通过其他途径调取了资金买地，故该100万元最终还是用于祥富加工厂的经营；陈志生并不知道其向黎国元借款一事，其只是向陈志生说深圳有一单业务要盖公章。伍文旭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向黎国元支付过借款利息及利息的计算标准。
毅达公司否认伍文旭所使用的印章系其公司使用的公章，也否认曾委托伍文旭向黎国元借款，更没有收到过黎国元的借款，而且毅达公司在2012年5月才成立，而伍文旭夫妻从2011年就开始向黎国元借款，借款也是全部打进伍文旭夫妻的个人账户，故毅达公司无须承担还款责任；毅达公司已就伍文旭私刻企业印章一事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正在侦查中。毅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志生则确认曾与伍文旭签订过前述股权出让书，但称伍文旭并未向其足额支付股权转让款，仅在2012年10月支付了其中的20万元，余款一直未付，故双方没有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伍文旭并不享有毅达公司的股权，也不是公司的隐名股东；而且，前述股权转让协议实际上于2012年10月签订，只是应伍文旭的要求倒签时间为公司成立之日即2012年5月17日，伍文旭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时间可以证实该协议的日期是补签的；其与伍文旭曾是合作伙伴，伍文旭在2012年10月左右称可以帮公司融资，才从其手里骗走了公司的营业执照、土地证的复印件，据其了解，借款合同上祥富加工厂的印章也是伍文旭私刻的。为证实其主张，毅达公司提交了其在屏南县公安局申请制作印章的印章审批登记表、中国建设银行印鉴卡。比对借款合同上毅达公司的印章与毅达公司提交的审批登记表、印鉴卡等资料上的公章样本，两者有明显的区别。此外，陈志生还提交了其与伍文旭的通话录音，并称该录音是在本院工作人员的面前打通伍文旭的电话从而录下的，伍文旭在录音中承认借款合同上毅达公司的公章是其在街上找别人私刻的。黎国元对前述证据不予认可，认为一家公司同时存有两枚或以上公章的现象经常发生，而伍文旭作为毅达公司的隐名股东且拥有50%股份，持有公司的公章符合常理；而且伍文旭向其借款时声称是公司股东，且提供了公司的营业执照、公章、组织机构代码证以及公司购买土地的相关材料，这些材料经过查实相关信息与国土部门留存的信息一致，毅达公司否认伍文旭作为公司股东、否认伍文旭手上的公章均是毅达公司恶意逃避债务的行为。
另查：毅达公司成立于2012年5月17日，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营业范围包括电解电容器生产、销售，公司的注册资本为500万元，登记的股东有陈志华及陈志生，二人各认缴出资50万元（实缴出资10万元）、450万元（实缴出资90万元），各持有公司10%、90%的股权。祥富加工厂的性质为个体工商户，成立日期为2011年3月18日，经营者为刘伟松，营业范围为加工电容、电子。
再查：2011年6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六个月至一年期、一年至三年期贷款的基准利率为年利率6.31%、6.40%；2012年4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六个月至一年期、一年至三年期贷款的基准利率为年利率6.56%、6.65%。
本院认为：本案为涉港民间借贷纠纷。由于双方没有约定管辖法院，而原告黎国元的住所地在本院辖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借款合同履行地问题的批复》的规定，本案借款合同的履行地在本院辖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由于本案借款合同履行地及被告伍文旭、钟德球的内地居所均在本院辖区，且原告自愿向本院起诉，故本院作为具有涉港民商事案件管辖权的法院，有权对本案行使司法管辖权。双方当事人未约定解决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而诉争借款合同的签订地及履行地均在内地，且原被告的住所地均在内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的规定，内地法律与本案纠纷有最密切联系，根据前述规定，本案借款纠纷应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作为准据法进行裁决。被告伍文旭、钟德球、刘伟松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举证、质证和抗辩的权利，由此产生的诉讼风险应由其自行承担。
本案中，原告主张其与伍文旭、钟德球之间存在借款关系，提供了其汇款至伍文旭、钟德球银行账户的银行汇款凭证，以及其与伍文旭、钟德球签订的借款合同为证，伍文旭亦确认双方存在借款关系，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对于原告要求伍文旭、钟德球共同偿还借款本息及违约金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但数额以本院认定为准。
关于原告实际出借的借款本金的数额问题。虽然借款合同上记载的借款本金为249万元，但原告仅提供了200万元的汇款凭证，其对于剩余49万元借款本金的借款时间、借款方式、借款的具体经过等未能作详细说明，也未能提供相应的汇款及取款凭证等，该49万元借款是否确实发生真实性存疑；而且，原告称49万元借款是每次小额现金借款、按月结算，没有借款合同及借据，该交易方式与一般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明显不符；此外，原告主张该49万元借款在伍文旭、钟德球尚欠原告的巨额债务已届清偿期之后发生，且该借款是无担保的借款，在此情况下原告还不间断地、每月向伍文旭等人借出款项，且累计的数额不少，该行为显然有悖于常理。在伍文旭、毅达公司均对借款数额提出异议且原告未能就49万元借款的履行情况进行进一步举证的情况下，本院对原告主张其实际出借的借款本金为249万元不予认可，并认定其实际出借的本金为200万元。
如前所述，本院已认定原告主张的49万元并非其实际出借的借款本金，从常理判断双方当事人不会无端将49万元写入借款合同的本金，结合原告主张伍文旭从未支付借款利息，而伍文旭辩称其向原告支付过利息但并未举证证明等情况，本院认定原告主张的49万元借款本金应为借款之日起至2012年12月19日止伍文旭向原告借款200万元所欠的借款利息转化而成，故此前的利息不应重复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该意见第7条规定：“出借人不得将利息计入本金谋取高利。审理中发现债权人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的，其利率超出第六条规定的限度时，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经核算，该49万元利息并未超出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而双方在该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借款金额249万元系双方对前期借款本金和利息结算后重新确认的数额，虽然原被告将已到期的49万元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但经折算其实际有效利率并未超出规定的限度，并不属于将利息计入本金谋取高利的情形，且该约定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契约自由原则，因此原告主张以前期借款本金和利息结算后重新确认的数额为借款本金，并以249万元为基数计算2012年12月20日之后（含当日）的利息、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对于2012年12月20日之后（含当日）的利息及违约金的计算标准问题。原告既要求被告按月息2%的标准支付利息，又主张被告按8673元/天的标准支付违约金，利息与违约金的总和已远远超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的规定，本院对原告主张的超出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四倍部分的违约金及利息不予支持。对于未超出该标准部分的利息及违约金，本院予以支持，由于该标准不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的逾期付款期间利息的标准，故无须另行判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的标准计付逾期付款期间利息。
关于毅达公司及刘伟松的责任问题。原告与伍文旭、钟德球于2012年12月19日签订的借款合同虽然加盖了毅达公司的印章，但该印章与毅达公司的公章有明显区别，故不能以借款合同上加盖了毅达公司的印章就认定毅达公司为本案共同借款人。原告称毅达公司可能同时使用前述两枚印章，但其并未举证证明毅达公司在日常经营活动中使用过借款合同中所盖的印章，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原告还主张伍文旭是毅达公司的隐名股东，有权代表毅达公司借款，但原告主张的借款发生在2011年6月及2012年4月，彼时毅达公司尚未成立，本案证据也不足以证实伍文旭是毅达公司的发起人之一，原告也未能提交其在借款时与伍文旭签订的借款合同或借据以证实双方发生借款关系时的借款人，因此在双方发生借款关系时伍文旭并不具有其可以代表毅达公司的表象，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条件。况且，原告将大部分借款打入伍文旭、钟德球的个人账户，确认收到款项的也是伍文旭个人，伍文旭就款项用途、借款原因等所作陈述也前后矛盾，综合分析前述情况，本院认定毅达公司并非涉案借款的共同借款人，原告主张伍文旭是代表毅达公司借款的依据亦不足，对原告要求毅达公司对涉案借款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的请求，本院予以驳回。此外，虽然伍文旭加盖的毅达公司的印章不真实，其行为也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条件，但借款合同上所加盖的祥富加工厂印章与原告提交的其他材料上祥富加工厂的印章十分接近，各被告并未对祥富加工厂印章的真实性提出相反证据，刘伟松也未就此提出抗辩，故本院对此不作进一步审查，对原告要求刘伟松与伍文旭、钟德球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第7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借款合同履行地的批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的规定，缺席判决如下：
一、被告伍文旭、钟德球、刘伟松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原告黎国元偿还249万元及利息、违约金（利息、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从2012年12月20日起至2014年2月13日止，以249万元为本金，此后以实际尚欠款项为本金，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计至清偿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黎国元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205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47050元（原告黎国元已预付），由原告黎国元负担11050元，被告伍文旭、钟德球、刘伟松共同负担36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黎国元及被告刘伟松、福建毅达电子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伍文旭、钟德球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朱慧珊
代理审判员 曹慧星
人民陪审员 庞小锋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朱婉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