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穗中法金民终字第10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邵红霞，女，1978年5月1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
委托代理人：黄璇，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伟波，男，1959年5月3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代理人：赵鑫，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邵红霞与被上诉人张伟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上诉人邵红霞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3）穗越法民一初字第12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邵红霞、张伟波并不相识，邵红霞丈夫刘岁与张伟波通过他人介绍相识。邵红霞于2011年3月10日通过其名下中国工商银行红棉支行账户（账号：62×××27）向张伟波名下中国建设银行广州应元路支行账户（账号：62×××18）转帐汇款100000元，并在“转账原因”一栏填写为“借款”。邵红霞表示张伟波于2011年3月向刘岁以其父亲住院需要资金为由提出借款，由于刘岁的资金由邵红霞掌控，故由邵红霞于同月10日通过其银行账户转帐100000元至张伟波名下账户中，鉴于张伟波承诺可于一周内还款，没有要求张伟波写下字据。邵红霞为证实其主张，提交证据如下：邵红霞手机短信照片若干，其中邵红霞表示其向张伟波发送的短信（手机号码为138××××2138）信息照片显示内容为：“那你定一个时间给我以经八个月了不论如何这个月一定要还我你不是很有钱的吗”、“十万对你是小钱希望你这个月还我谢你了”、“张总你十二号先还我五万其如五万迟下在还我”、“张总那你的意思是无钱还了”、“你就没有还我的打算你这样太无赖我只能到市一了，好多事你做出来的，外面不好骗”、“就骗身边几十年的朋友我真睇少你”、“既然你都不要面我明天就去市一9楼去曹我还叫二郎先去报经你为了骗我十万元我睇少你了十万元都骗”、“在讲什么都无用了，自认有钱人家其实是个骗子无赖”、“认为值得我无法好说那就搞大去是你迫我这样做的大家知根知底你都骗我我帮你你连感恩的心都没有一点还钱的诚意都无讲出来都给人笑你”；邵红霞称张伟波回复的短信照片显示内容为：“真有困难2011／10／0920：17：24”、“可以的话一齐给你，但有困难2011／10／0919：55：34”、“有困难2011／10／0812：13：03”、“等我安排，抓紧2011／10／0812：09：46”，上述两组短信照片均在手机屏幕顶端显示有“张伟波”字样。另部分短信照片邵红霞表示为刘岁与张伟波妻子的哥哥蔡伟平之间的短信往来，内容反映刘岁表示希望张伟波还款。张伟波对上述证据质证表示，确认其手机号码为138××××2138，但在收取邵红霞给付的还款后已与刘岁没有任何短信来往，上述短信内容不连贯、应为邵红霞自行编辑伪造的，故对真实性不予确认。
张伟波为反驳邵红霞的主张，提交证据如下：一、深圳市鑫泰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于2013年4月19日出具的《收入证明》一份，内容反映张伟波已在该公司工作两年，其年薪为300000元。二、张伟波名下平安银行深圳笋岗支行出具的对账单一份，显示该账户于2011年2月20日余额为88721元。三、张伟波妻子蔡曼玲名下的个人活期存折，显示该账户于2011年3月7日余额为108258.82元。四、张伟波名下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风支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表》一份，反映该账户于2011年3月30日的余额为220000元。张伟波拟证实邵红霞所称的借款期间张伟波的收入充裕，无需向他人借款。五、张伟波与蔡曼玲的《结婚证》。六、证人安树全的证人证言。证人出庭作证称：“我是救生员，与刘岁是街坊，与张伟波是朋友；2010年约11月朋友在越秀宾馆三楼聚会期间，张伟波告诉我刘岁打官司输了钱，向张伟波借了钱；2011年的夏天刘岁来四十七中学的游泳馆找我时，说他向张伟波借款的事已办妥了；2010年11月前我没有听刘岁或张伟波说他们有金钱往来，我知道刘岁和张伟波都是做生意的”。邵红霞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证据一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该公司的主体资格无法确认；证据二至五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其证明的事实与本案无关；证据六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刘岁与证人并不熟悉，不会向其陈述还款的情况，也不存在与证人、张伟波在越秀宾馆一起吃饭的事实，证人证言是听他人所说，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
邵红霞在原审时的诉讼请求为：1、张伟波向邵红霞返还欠款100000元及利息（从2010年3月10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计算至张伟波实际清偿之日止）；2、张伟波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张伟波对邵红霞于2012年3月10日转账给付100000元款项的事实不持异议，对此法院予以认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述款项的性质应如何认定。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邵红霞主张张伟波与刘岁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且合同已成立并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审查邵红霞提交的证据主要为短信照片，但该组照片中显示收、发的短信格式基本一致，且未经过公证认证，存在自行编辑的可能性，加之张伟波对此不予确认，故上述证据证明效力较弱。其次，反观张伟波提交的证据，从其个人及配偶名下的银行账户可见两人在邵红霞主张的借款期间已有大额存款，再向他人借款的可能性较小；另证人出庭作证称曾在涉案款项支付之后听刘岁亲自确认已清还向张伟波的借款，可与张伟波的陈述相互印证。再次，涉案款项金额较大，邵红霞及刘岁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未得到张伟波的书面确认的情况下即给付款项，或在付款后没有要求张伟波写下字据收执，应对相应的法律后果有所预见，现无证据证实两人曾在事后要求张伟波写下字据确认借款，于理不符。综上，鉴于付款的原因在实际操作当中具有多样性，现在邵红霞主张涉案款项为张伟波向其所借，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张伟波收款时已有向邵红霞或向刘岁归还的意思表示，邵红霞的证据无法认定邵红霞、张伟波或刘岁与张伟波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现邵红霞据此要求张伟波偿还借款100000元及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邵红霞全部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582元（邵红霞已预付），由邵红霞负担。
邵红霞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原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违背了民事法律等价有偿及诚信原则，损害了邵红霞作为善意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理由如下：一、原审判决没有查明张伟波因何事由取得邵红霞所汇款项这一关键事实；二、原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不当，违法采信有明显瑕疵的证据。张伟波对取得邵红霞的款项这一事实没有异议，但认为所取得的款项系刘岁所返还的借款，而借据在收到款项后已经交给刘岁，在这种情况下，张伟波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应提供证据证明并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邵红霞认为双方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提供了载有借款用途的汇款凭据、催款的电话短信，并在期限内向原审法院申请调取证据，打印张伟波收款银行账业内的流水记录。邵红霞所提交的证据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并可以相互印证。反观张伟波的抗辩证据，主要包括两组证据，一是收入证明及其妻子的银行存款记录，二是证人安树全的证言。针对第一组证据，这种有钱人不用借钱，没钱的人才需借钱的逻辑是不合情理的，而且与本案无关。针对第二组证据，原审判决在没有任何证据佐证的情况下采信证人所称是听说刘岁向张伟波借钱的传来证据，显属违法。因此，张伟波并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占有的款项是之前的欠款的抗辩主张。原审判决在张伟波主动提出所占款项系返还的借款情况下，没有本着查明事实真相、诚实信用的原则将证明刘岁之前有无向张伟波借款事实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张伟波，更没有比较各自证据的充分性，以优势证据的心证原则进行公正裁判，显属偏袒一方；三、原审判决违背了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法律原则。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并由张伟波负担全部诉讼费用。
张伟波答辩称，一、邵红霞主张本案为借款关系，但没有证明其向张伟波出借款项的事实。邵红霞仅凭一张汇款凭证就起诉要求张伟波还款，但其根本就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款，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邵红霞对借款事实存在负有举证责任，但仅凭一张汇款凭证，无从证明汇款的缘由。而且，邵红霞提供的一系列的手机短信，全部是断章取义，没有一条可以连贯起来，对其零星的短信内容，无从认定短信上下文所述内容，也没有任何一条可以证明借款关系。二、邵红霞为增加诉讼的真实性，编造事实，欺骗法院。邵红霞在诉讼过程中称张伟波是因为家人生病而借款，完全是企图证明借款而编造的借款事由。张伟波父母在邵红霞所称的借款期间身体状况一直很好，并无重大疾病。三、涉案的转款凭证是邵红霞代其配偶刘岁偿还给张伟波的欠款。2010年下半年，刘岁拿着天河法院的判决书找到张伟波，称其在天河法院输了一场官司，需要还给别人16万元，由于大家是多年朋友，张伟波遂借款10万元给刘岁。2011年3月，刘岁称要还款，张伟波便给了刘岁银行账户，随后张伟波收到了上述款项。至此，张伟波认为欠款已经还清，并且归还了刘岁手写的欠条。四、张伟波与邵红霞素未谋面，没有来往，无异于陌生人，张伟波不可能向邵红霞借款。综上所述，邵红霞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邵红霞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核实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邵红霞在二审时提交广东鑫证声像资料司法鉴定所的穗司鉴字20139001800046号《鉴定意见书》，拟证实其提交的手机短信是真实的。该鉴定意见书的结论为：存在于SH手机的发送与接收的涉案的信息，都没有发现被修改或重新编辑的情况，说明它们保持了原始真实性。该鉴定意见书还特别说明：本鉴定是以持手机各方均按手机设备提供的正常技术规范进行操作为前提的，各类破坏性违法技术的使用及其引起的后果，不属本鉴定范围。
本院认为，本案中，邵红霞主张其向张伟波转账的100000元为借款，张伟波主张该款项为刘岁向其还款，故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上述款项的性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上述规定，邵红霞应先举证证实其与张伟波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本案中，邵红霞提交了转账凭证证实借贷关系的存在。因转账凭证中记载了转账原因为借款，故上述转账凭证可以证实邵红霞的主张，邵红霞已基本完成了其举证责任。张伟波否认系其向邵红霞借款，主张该款项为刘岁向其还款即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张伟波所提交的证据包括其个人经济状况的证明、证人安树全的证言。分析张伟波提交的证据，虽然张伟波提交的个人经济状况的证明可以证实其在本案款项支付时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但并不能因此就排除其向他人借款的可能，证人安树全的证人证言仅仅是其听说刘岁向张伟波借款，其证明力显然弱于记载了转账事由的转账凭证。因此，张伟波提交的两份证据不足以反驳邵红霞所主张的张伟波向其借款100000万元事实，对邵红霞主张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张伟波应当向邵红霞偿还借款100000元。至于邵红霞所主张的利息，因邵红霞无证据证实其与张伟波之间存在利息的约定，故利息应自邵红霞起诉时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至于邵红霞二审时提交的鉴定意见书，因该鉴定是以持手机各方均按手机设备提供的正常技术规范进行操作为前提的，而手机在使用过程中无法排除持有者没有按手机设备提供的正常技术规定进行操作的可能，故该鉴定没有任何意义，对该鉴定意见书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改判。邵红霞的上诉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3）穗越法民一初字第1201号民事判决；
二、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张伟波向邵红霞偿还借款本金10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3年3月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三、驳回邵红霞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债务期间的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58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582元，由张伟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曾文莉
审 判 员 王 灯
代理审判员 王英魁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陈穗祥
汪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