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辽14行初25号
原告葫芦岛市兴达蔬菜专业合作社，住所地葫芦岛市南票区高桥镇高桥村1461号。
法定代表人张玉秋，该合作社负责人。
被告葫芦岛市南票区人民政府，住所地葫芦岛市南票区龙首路42号。
法定代表人董金旭，该区区长。
委托代理人周振华，辽宁一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树兴，南票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
被告葫芦岛市南票区高桥镇人民政府，住所地葫芦岛市南票区高桥镇高桥大街。
法定代表人张幼伟，该镇镇长。
委托代理人张永朋，葫芦岛市南票区高桥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委托代理人ＸＸ，葫芦岛市南票区高桥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第三人锦赤铁路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锦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海苑宾馆。
法定代表人李光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成军，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成明，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玉秋于2017年1月22日向兴城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被告葫芦岛市南票区高桥镇人民政府履行补偿协议给付动迁补偿款并支付相关利息一案。案件审理过程中，张玉秋申请追加葫芦岛市南票区人民政府为共同被告，锦赤铁路有限责任公司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审法院同意原告追加被告和第三人，因此兴城市人民法院将该案件移送至本院。本院于2017年5月15日立案后，在法定期限内向各被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本院经向原告张玉秋释明关于本案原告主体资格的法律规定，张玉秋向本院申请变更原告为葫芦岛市兴达蔬菜专业合作社，变更原告主体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8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葫芦岛市兴达蔬菜专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张玉秋，被告葫芦岛市南票区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周振华、李树兴，被告葫芦岛市南票区高桥镇人民政府的行政负责人张永朋及其委托代理人ＸＸ，第三人锦赤铁路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成明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锦赤铁路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成军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葫芦岛市兴达蔬菜专业合作社诉称，2012年底原告经葫芦岛市南票区高桥镇人民政府同意建设大棚30座，2013年初锦赤铁路规划建设需拆迁原告所建大棚，锦赤铁路集团协调部与原告因补偿标准差距过大未能达成协议，2014年2月17日葫芦岛市南票区高桥镇人民政府指挥部成员张幼伟（镇长）、金学文（时任该镇书记）、张德金（主管土地的副镇长）、王晓杰（土地所所长）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张玉秋找到该镇人民政府书记办公室就大棚动迁补偿一事进行谈话，因补偿价款谈不拢，当时的镇书记金学文给锦赤铁路的闫总打电话进行沟通，铁路同意补偿260万元，该镇人民政府在动迁不可预见费中列支40万元，总计补偿给张玉秋300万元。当时张玉秋提出大棚拆迁事宜只对镇人民政府，不对锦赤铁路，由镇人民政府负责。最后达成协议：一、大棚在一周内拆除完成；二、补偿给张玉秋的300万元补偿款分两次支付，第一次按评估价签订补偿协议，补偿1289412.39元，第二次待孙屯村拆迁完成后进行补偿，前后补足260万元（目的是为不影响孙屯村的拆迁工作）；三、镇政府在不可预见费中列支40万元补偿给张玉秋。2014年3月3日签订了第一次补偿协议，2014年3月3日到6日，原告将大棚全部拆迁完成，确保了锦赤铁路正常施工。但被告至今再未向原告支付第二次动迁补偿款。原告建设大棚的资金是从多家农户处借款而来，被告迟迟不向原告支付剩余部分的动迁补偿款，导致原告债务缠身，无奈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2014年2月17日《会议纪要》，参加人员是张幼伟镇长、金学文书记、张德金副镇长、王晓杰土地所所长；2、2014年3月1日原告与四方台村委会就第一次补偿签订《锦赤铁路征地动迁补偿协议》；3、2016年4月16日由镇长张幼伟、书记金学文、副镇长张德金出具的《高桥兴达蔬菜专业合作社棚菜小区大棚由政府拆迁的过程说明》；4、2016年7月4日高桥镇人民政府向锦赤铁路南票段征地动迁指挥部出具的《关于锦赤铁路在高桥镇四方台村征收张玉秋大棚补偿遗留问题的函》；5、2016年12月15日辽宁大鸣律师事务所就张玉秋动迁补偿一事对被调查人原高桥镇书记金学文的《调查笔录》。以上5份证据证明原告所述的动迁过程属实，镇人民政府与原告达成协议并形成会议纪要共支付给原告300万元补偿款，分两次支付，第一次按评估价签订补偿协议，补偿1289412.39元，第二次待孙屯村拆迁完成后进行补偿。但第二次补偿一直未支付给原告。6、《建暖棚小区的说明》；7、2013年10月21日高桥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张玉秋四方台建暖棚小区情况说明》；8、葫芦岛市兴达蔬菜专业合作社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9、2009年3月29日《土地转租合同书》；10、2012年9月5日《建暖棚小区申请》及《暖棚结构图》；11、2012年9月20日区农业局高桥镇人民政府及各职能部门对暖棚小区的《竣工验收单》；12、2013年1月28日区政府拨补设施小区补助款的《辽宁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以上7份证据证明原告于2009年3月在高桥镇四方台村承包土地种植蔬菜，2012年因暴雨将蔬菜冲走，原告向区、镇政府申请建蔬菜暖棚30座并按照区、镇政府要求规划进行施工，2012年10月20日竣工，区农业局、高桥镇人民政府及农业水利有关部门于2012年11月20日对原告蔬菜暖棚验收，2013年1月28日南票区人民政府拨发农业设施补助资金15万元。原告在高桥镇四方台村建设的30座暖棚经过区、镇人民政府批准，系合法建设。
被告葫芦岛市南票区人民政府答辩称，一、原告起诉主体不正确，原告应当以葫芦岛市兴达蔬菜专业合作社名义进行诉讼。首先，依据《农村股份合作企业暂行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合作社是盈利性的企业法人，葫芦岛市兴达蔬菜专业合作社依《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登记成立并领取了营业执照，系独立法人组织，具备法人资格，同时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其次，原告张玉秋建暖棚和相关行为均是以葫芦岛市兴达蔬菜专业合作社名义作出，相关被征收财产依法也应当属于葫芦岛市兴达蔬菜专业合作社。为此原告张玉秋仅为葫芦岛市兴达蔬菜专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其本身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应当以葫芦岛市兴达蔬菜专业合作社名义进行诉讼。二、原告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原告张玉秋诉称其与高桥镇人民政府在2014年2月17日达成一致意见，补偿给张玉秋300万元，补偿款分两次支付，第一次补偿1289412.39元，约定第二次待孙屯村拆迁完成后进行补偿。为此，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原告应在孙屯拆迁完成后的6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6年4月28日锦赤铁路高桥段贯通，原告最迟应当在2016年10月28日提起诉讼，但原告起诉时间在2017年1月13日，已经超出法定的起诉期间，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依法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三、原告地上物补偿已经给付完毕，2014年3月1日，张玉秋作为乙方，与甲方南票区高桥镇四方台村民委员会签订《锦赤铁路征地动迁补偿协议》，协议约定按照《锦赤铁路南票区征地动迁补偿实施方案》，依据张玉秋本人签字认可的核量结果补偿1289412.39元，并且已经实际给付张玉秋。上述1289412.39元补偿数额是按照确定的标准依法进行补偿，并且经过评估机构评估，数额客观、真实符合实际，该补偿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应当认定为已经补偿完毕。而且还额外得到40万元的动迁补偿，合法权益已经得到保护。四、原告主张于法无据，原告被征收地上物按照《锦赤铁路南票区征地动迁补偿实施方案》和评估结果认定为1289412.39元，原告已经收到上述款项，且还得到40万元动迁补偿。却还主张1710587.61元的补偿，这样总数达到340万元，远超过实际价值，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属于不合法的利益，法律不应当予以保护。原告大棚建设时间来看属于违法建筑，南票区人民政府于2012年7月15日发布《关于锦赤铁路南票段工程建设有关事宜的公告》，该公告之日起立即停止审批锦赤铁路南票段规划控制线内的一切建设项目，而葫芦岛市兴达蔬菜专业合作社大棚的建设明显在该公告之后，明显属于不合法的建设项目，依法不应当给予补偿。五、南票区人民政府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补偿款已经拨付给高桥镇人民政府，葫芦岛市兴达蔬菜专业合作社所在的高桥镇范围内由高桥镇人民政府负责拆迁补偿，锦赤铁路南票段征地拆迁指挥部已经把全部补偿款拨付给高桥镇人民政府，补偿由镇人民政府负责，发生的纠纷应当由其进行处理。《会议纪要》应当由高桥镇人民政府负责处理，张玉秋与镇人民政府达成一致意见的前提也是大棚拆迁事宜只对镇人民政府，不对锦赤铁路，由镇人民政府负责。《会议纪要》如果确实属实，也应当由镇人民政府负责处理，与南票人民政府没有关系。六、高桥镇人民政府的《会议纪要》缺乏合法性，《会议纪要》补偿的标准明显高出《锦赤铁路南票区征地动迁补偿实施方案》和评估结果认定的补偿标准，如果履行将严重损害公共利益，造成社会不稳定。2013年5月14日，葫芦岛市人民政府市长办公会明确指出“地上附着物的补偿执行南票区政府下发的土地补偿标准，同时，坚决制止和严厉打击‘三抢’等违法行为，公告后的‘三抢’行为坚决不予补偿”。同时，法律法规都明确规定了补偿要按照公告的标准进行，违法抢栽、抢种和抢建的不予补偿。综上，原告起诉答辩人于法无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葫芦岛市南票区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辽宁企业信息查询。证明原告主体不符；2、《关于锦赤铁路南票段工程建设有关事宜的公告》。证明公告的事实和时间，原告建大棚在公告之后；3、葫芦岛市人民政府市长办公会议纪要。证明确定征收补偿按照南票区政府下发标准执行，“三抢”不在补偿范围内；4、关于印发锦赤铁路南票段征收补偿方案的通知。证明征收补偿标准下发的事实及内容；5、动迁补偿协议书。已经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事实，征收补偿的数额和签订时间上，已经对原告补偿完毕；6、锦赤铁路南票段高桥镇地上物补偿协议书。证明高桥镇人民政府负责辖区内征收补偿的事实，征收补偿纠纷应当由镇政府负责；7、拨款高桥镇人民政府征收补偿款证明。证明已经将征收补偿款全部拨付到高桥镇人民政府的事实，区政府不应当是本案被告；8、评估报告书。证明原告大棚进行过评估及数额，原告的主张不合理。
被告葫芦岛市南票区高桥镇人民政府答辩称，因张玉秋诉我给付动迁补偿并支付利息一案，本案属于民事法律行为，不属于行政案件范围。请依法裁决。
被告葫芦岛市南票区高桥镇人民政府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第三人锦赤铁路有限责任公司述称，同意南票区人民政府的答辩意见。原告无权将锦赤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列为第三人，本案是因对拆迁补偿存在异议而提起的行政诉讼，是行政相对人与行政机关因拆迁而产生的纠纷。根据法律规定，第三人与所争议的标的有利害关系、以申请或追加的方式参加、在法律上有独立的诉讼地位。本案锦赤铁路有限责任公司从未申请参加诉讼，法院也未追加答辩人为本案第三人，答辩人不是行政相对人，更非行政机关，因此原告将答辩人列为第三人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答辩人从未就拆迁补偿的金额问题，向原告作出过任何承诺，更未同意补偿金额调整至260万元或300万元。答辩人也未在2014年2月17日派人到高桥镇政府参加形成《会议纪要》的研究，更未在与该问题相关的会议纪要和过程说明上签字盖章。而对于包括被答辩人在内的，高桥镇境内的全部补偿款，早已依据《锦赤铁路南票段高桥镇地上物补偿协议书》的约定，全额支付给了高桥镇人民政府，并由该人民政府与被答辩人签订了书面的补偿协议，按照被答辩人签字认可的核量结果全额支付了1289412.39元的补偿款，补偿协议中也写明，该补偿款为“补偿款总额”，而非第一批补偿。因此被答辩人已经依法领取了补偿款总额，未遭受任何损失，答辩人也从未在经依法评估所确认的补偿金额之外，承诺向被答辩人额外支付补偿款，被答辩人无权向答辩人主张任何权利。上述答辩意见望法院依法采信，并依法驳回被答辩人针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第三人锦赤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高桥镇人民政府关于锦赤铁路新建大棚补偿方案的函；2、锦赤铁路南票段征地拆迁指挥部关于高桥镇新建大棚补偿方案的批复。
经审前会议和庭审质证，本院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作如下确认：
被告葫芦岛市南票区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证据1证明原告主体应当是葫芦岛市兴达蔬菜专业合作社，本院予以采信；证据2能证明公告制作时间，但无证据证明已经发布，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证据3系在原告建设蔬菜大棚后形成，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4证明征收补偿标准制作的事实及内容，但对于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证据5证明已经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事实，但不能证明已经对原告补偿完毕；证据6证明高桥镇人民政府负责辖区内征收补偿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证据7证明第三人向高桥镇人民政府拨款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证据8与本案存在关联性，其证明目的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
原告葫芦岛市兴达蔬菜专业合作社向本院提交的证据：证据1、2、3、4、5证明原告葫芦岛市兴达蔬菜专业合作社大棚所在土地被征收，被告葫芦岛市南票区高桥镇人民政府与原告以会议纪要的形式达成补偿协议，该五份证据本院予以采信；6、7、8、9、10、11、12证明原告葫芦岛市兴达蔬菜专业合作社在高桥镇四方台村承包土地种植蔬菜，之后原告葫芦岛市兴达蔬菜专业合作社按区、镇政府规划要求建设蔬菜暖棚，竣工并经验收合格。该七份证据本院予以采信。
第三人锦赤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2证明关于高桥镇新建大棚补偿的相关事宜，得到锦赤铁路南票段征地拆迁指挥部的认可。该两份证据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2年原告葫芦岛市兴达蔬菜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经被告葫芦岛市南票区高桥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高桥镇政府”）同意建设暖棚30座，并于同年10月25日经区农业局、高桥镇政府及各职能部门竣工验收。第三人锦赤铁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锦赤铁路”）为建设锦赤铁路项目，需征收葫芦岛市南票区高桥镇地段集体土地。原告合作社的蔬菜大棚在被征收范围内。
被告葫芦岛市南票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南票区政府”）成立锦赤铁路南票段征地拆迁指挥部，被告高桥镇政府成立了高桥镇政府动迁领导小组。被告南票区政府于2012年7月25日发布“关于锦赤铁路南票段工程建设有关事宜的公告”，该公告明确“根据《关于印发锦赤铁路南票段征地动迁补偿方案的通知》(南政办发［2012］38号)文件精神”，被告南票区政府于2012年7月26日制发南政办发［2012］38号《关于印发锦赤铁路南票段征地动迁补偿方案的通知》，该通知明确了征收补偿原则、征收集体土地工作程序、被征收土地地面附着物补偿工作程序、补偿支付规定、职责分工等内容，其中职责分工第一项规定“征收拆迁指挥部在区政府的领导下，全面负责锦赤铁路建设土地征收、三通一平、地方协调等工作”。2013年6月10日，葫芦岛市人民政府召开办公会议“研究锦赤铁路葫芦岛段工程建设征地拆迁有关问题”，明确了相关内容。2013年1月24日葫芦岛市南票区高桥镇四方台村民委员会对原告作出“锦赤铁路征地地上物拆迁原始调查表”，2013年7月第三人锦赤铁路（甲）、被告高桥镇政府（乙）、锦赤铁路南票段征地拆迁指挥部（丙）签订“锦赤铁路南票段高桥镇地上物补偿协议书”，该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义务，地上物拆迁补偿款组成及支付方式。
2013年12月31日锦赤铁路有限责任公司、锦赤铁路南票段征地动迁指挥部委托辽宁中资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对锦赤铁路南票段沿线的地上附属物进行评估。原告所建设的所有温室大棚在锦赤铁路南票段征地范围内，原告因补偿标准差距过大未能与征收人达成补偿协议。
2014年2月17日，被告高桥镇政府召开政府工作会议，研究原告蔬菜大棚补偿事宜，会议达成一致意见“区指挥部、锦赤铁路、镇党委政府多次找张玉秋（原告法定代表人）进行谈话，本人提出补偿金额360万元。经与锦赤铁路谢宁主任和南票区动迁指挥部副总指挥鲁主席（鲁贵义）多次协商，拟定给张玉秋大棚动迁补偿款260万（元），但张玉秋本人坚持不少于300万（元）。高桥镇党委、政府为在规定的日期前完成拆迁，研究决定高桥政府在不可预见费列支40万元，三项总合计300万元”，该会议内容送达原告。2016年4月16日高桥镇人民政府相关领导作出“高桥兴达蔬菜专业合作社棚菜小区大棚由政府拆迁的过程说明”明确“最后达成协议：一、大棚在一周内拆除完成；二、补偿分两次，第一次按评估价签定补偿协议128.9万元，第二次补偿待孙屯村拆迁完成后进行补偿，前后补足260万元（目的是为了不影响孙屯村的正常拆迁工作）。三、镇政府在不可预见费中列支40万元补偿给张玉秋”。2014年3月1日原告法定代表人张玉秋与葫芦岛市南票区高桥镇四方台村民委员会签订了补偿协议（依据原评估的结果），领取了第一次补偿款1289412.39元（壹佰贰拾捌万玖仟肆佰壹拾贰元叁角玖分）。2014年3月3日到6日，原告将大棚全部拆迁完成，确保了锦赤铁路南票段工程建设正常施工。2016年被告葫芦岛市南票区高桥镇人民政府在不可预见费中向原告支付40万元。至原告起诉前，被告高桥镇政府未向原告支付剩余的补偿款。故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被告及第三人给付补偿款1710587.61元，并自2014年2月18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相应利息。
本院认为，被告南票区政府、第三人锦赤铁路称原告合作社起诉支付补偿款并赔偿利息损失的行政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查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行、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或者单方变更、解除协议是否合法，在适用行政法律规范的同时，可以适用不违反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规范”，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之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剩余补偿款的最后期限是“孙屯村拆迁完成后”，该时间点庭审中各方均认为应当以全线贯通的时间（2016年4月28日）为准。故原告于2017年1月22日向兴城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支付补偿款并赔偿利息损失未超过诉讼时效。
被告南票区政府称原告所建大棚属违法建筑，其理由是南票区政府于2012年7月25日发布“关于锦赤铁路南票段工程建设有关事宜的公告”，该公告根据《关于印发锦赤铁路南票段征地动迁补偿方案的通知》文件精神明确“拟征土地上抢栽、抢种、抢建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动迁核量时一律不予补偿”。但该“公告”所依据的《关于印发锦赤铁路南票段征地动迁补偿方案的通知》是于2012年7月26日制定,故“公告”所依据的《关于印发锦赤铁路南票段征地动迁补偿方案的通知》根本不存在，且以上“通知”“公告”如何发布并无相关证据证明，亦无证据证明“公告”已经被被征收人所知晓。“通知”“公告”均未明确锦赤铁路南票段工程建设所征收的土地范围。故被告南票区政府认为原告建设蔬菜大棚的行为属于“抢栽、抢种、抢建”的行为不能成立。
2012年原告经被告高桥镇政府同意建设暖棚，并于同年10月25日经区农业局、高桥镇政府及各职能部门竣工验收。原告建设蔬菜大棚的行为并不违法。原告所建设的所有温室大棚在锦赤铁路南票段征地范围内，2013年12月31日锦赤铁路、锦赤铁路南票段征地动迁指挥部委托辽宁中资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对锦赤铁路南票段沿线的地上附属物进行评估，原告对于如何选定评估公司不知情，同时认为经评估后确定的补偿标准差距过大未能与征收人达成补偿协议。2014年2月17日被告高桥镇政府经向第三人锦赤铁路、被告南票区动迁指挥部征求意见，并召开镇政府工作会议研究决定达成一致意见给付原告补偿款300万元，并明确了支付期限和方式。且有被告高桥镇政府的情况说明。2014年3月1日原告法定代表人张玉秋与葫芦岛市南票区高桥镇四方台村民委员会签订了补偿协议，领取了第一次补偿款1289412.39元（壹佰贰拾捌万玖仟肆佰壹拾贰元叁角玖分）。2014年3月3日到6日，原告将大棚全部拆迁完成，确保了锦赤铁路南票段工程建设正常施工。2016年被告高桥镇政府在不可预见费中向原告支付40万元。但对于剩余的补偿款1310587.61元至原告起诉之日，被告并未向原告支付。被告高桥镇政府通过召开会议的形式确定对原告给付征收补偿款，该会议内容送达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张玉秋，且已经实际履行1689412.39元。原告经请示建设蔬菜大棚，征收补偿过程中对原告的补偿达成一致意见并支付部分补偿款的事实被告高桥镇政府庭审中予以认可。故原告与被告达成补偿协议，该协议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之规定，该补偿协议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对各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因此，原告请求二被告及第三人履行补偿协议支付剩余的补偿款的理由成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之规定，被告及第三人与原告达成补偿协议后，部分补偿款未按约定履行，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原告请求判决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理由成立，但对于原告请求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相应利息损失没有法律依据，其利息损失应依法予以确定。双方达成的补偿协议（会议纪要）剩余补偿款的支付时间为孙屯村拆迁完成后进行补偿，庭审中各方对于孙屯村拆迁完成的具体时间无法确定，但锦赤铁路修建完成并通车的时间为2016年4月28日，经征求各方意见均同意以该时间为孙屯村拆迁完成的时间。故被告向原告应当支付剩余补偿款的时间应当认定为2016年4月28日，利息损失应当以该时间为起点计算。
第三人锦赤铁路为建设锦赤铁路项目征收葫芦岛市南票区高桥镇地段集体土地，征收土地工作由被告南票区政府统一组织实施，被告葫芦岛市南票区人民政府成立锦赤铁路南票段征地拆迁指挥部。2013年7月第三人锦赤铁路（甲）、被告南票区高桥镇政府（乙）、锦赤铁路南票段征地拆迁指挥部（丙）三方签订“锦赤铁路南票段高桥镇地上物补偿协议书”，该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义务，地上物拆迁补偿款组成及支付方式。由此认定锦赤铁路项目建设征收葫芦岛市南票区高桥镇地段集体土地的组织实施机关是被告南票区政府，被告高桥镇政府在征收过程中受被告南票区政府的委托完成地上物补偿、拆迁任务。被告高桥镇政府经向第三人锦赤铁路、锦赤铁路南票段征地拆迁指挥部征求意见，并召开镇政府工作会议研究决定达成一致意见给付原告补偿款，明确了支付期限和方式。且有被告高桥镇政府的情况说明。征收补偿款的实际支付人为第三人锦赤铁路，其支付方式是第三人锦赤铁路将补偿款拨付给被告南票区政府（锦赤铁路南票段征地拆迁指挥部），再由锦赤铁路南票段征地拆迁指挥部拨付给被告高桥镇政府，之后由高桥镇政府向被征收人发放。故被告南票区政府、第三人锦赤铁路应当在向原告合作社支付剩余补偿款及赔偿逾期付款利息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葫芦岛市南票区高桥镇人民政府与原告葫芦岛市兴达蔬菜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张玉秋)达成的补偿协议有效；
二、责令被告葫芦岛市南票区高桥镇人民政府应当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原告葫芦岛市兴达蔬菜专业合作社支付剩余补偿款1310587.61元（壹佰叁拾壹万零伍佰捌拾柒元陆角壹分）；
三、责令被告葫芦岛市南票区高桥镇人民政府应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向原告支付剩余补偿款利息损失（自2016年4月28日至给付完毕剩余补偿款之日按照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四、被告葫芦岛市南票区人民政府、第三人锦赤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在被告葫芦岛市南票区高桥镇人民政府支付剩余补偿款及赔偿逾期付款利息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0195元，被告葫芦岛市南票区高桥镇人民政府、被告葫芦岛市南票区人民政府、第三人锦赤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承担15473元，原告葫芦岛市兴达蔬菜专业合作社承担472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陈丽娟
审判员 孙 彬
审判员 程歆谦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五日
书记员 张关中
本判决援引的法律条款：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四条人民法院审查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行、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或者单方变更、解除协议是否合法，在适用行政法律规范的同时，可以适用不违反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规范。
第十五条原告主张被告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或者单方变更、解除协议违法，理由成立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确认协议有效、判决被告继续履行协议，并明确继续履行的具体内容；被告无法继续履行或者继续履行已无实际意义的，判决被告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判决被告予以赔偿。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条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
第五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八条第一款被告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本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协议的，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