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1民终6084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汪惠民，男，1945年12月1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旭，男，1972年8月27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秀春，北京琨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全伟，北京琨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中科专利商标代理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87号11层4-1105室。法定代表人：张立岩，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项晓月，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道日纳，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张立岩，女，1959年4月6日出生，中科专利商标代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原审第三人：刘小峰，男，1968年4月24日出生。原审第三人：程金山，男，1969年7月4日出生。原审第三人：胡交宇，男，1964年1月16日出生。原审第三人：樊建中，男，1961年6月8日出生。上诉人汪惠民因与被上诉人王旭、原审被告中科专利商标代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公司）以及原审第三人张立岩、刘小峰、程金山、胡交宇、樊建中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商）初字第185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汪惠民，被上诉人王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秀春，原审被告中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道日纳、项晓月，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张立岩、刘小峰、程金山、胡交宇、樊建中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汪惠民上诉请求：1.撤销（2015）海民（商）初字第18595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王旭的诉讼请求；2.王旭提交在中科公司内部持股数由2股变为5股的证据；3.王旭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王旭提交的“中科公司持股情况表”等证据有效，并支持王旭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2015年3月26日股东大会决议，确认当时中科公司股东人数为25人、总股数为72股。但王旭出具的“中科公司持股情况表”显示公司股东持股数74股、股东人数为14人，该证据不是股东大会决议，仅是普通表格，对股东持股数的认定无效，不应作为裁判依据。应依据2013年6月2日股东会决议确认股东人数28人和总股数93股。二、中科公司董事会决议从未指定6名登记股东代持股，中科公司的该项主张无证据支持。中科公司工商登记虽显示股东情况，但未显示各登记股东持股数，仅凭6名股东信息无法认定股东代持协议书载明的代持股权数有效。中科公司的显名股东应当是汪惠民、王玮、朱进桂、戎志敏、刘小峰、程金山、胡交宇、齐晓寰8人。三、一审法院依据中科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确认王旭持有2股，但又根据中科公司出具的持股情况列表，认定王旭的持股数为5股，一审法院未就此作出解释，即判决确认汪惠民所持中科公司2.439％股权归王旭所有，判决荒谬。汪惠民对王旭提交的2016年5月5日股东代持协议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协议经过了王旭修改，其中第三页汪惠民签字内容真实，但第一页关于持股比例内容系经过了篡改。四、樊建中持有中科公司的股权已经（2013）海民初字第10543号民事判决判给了齐晓寰，不再具备中科公司股东资格，不能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五、汪惠民于2015年6月20日参加一审第一次开庭，但庭前未收到诉状和证据等材料，因此，一审法院在汪惠民不了解诉求及证据的情况下作出缺席判决，程序违法，有失司法公正。2016年4月13日第二次开庭前，汪惠民因在国外就医无法出庭，并委托律师在2016年4月8日提交了延期开庭申请书，但一审法院未予理会，进行缺席判决，剥夺了汪惠民的基本诉讼权利，审理程序违法。王旭辩称，不同意汪惠民的上诉请求，汪惠民上诉主张不是案件证据所反映的客观事实。中科公司的股东人数和股东持股股数，在一审中都已经查明，即中科公司目前总股数是82股。对于每名股东个人持股数，以及股数的来源，王旭、中科公司也提供明确的证据予以证明。作为中科公司的骨干和高管，股东获得的股权是有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为依据的。对于股东从其他股东处受让的股权，也签有股权转让协议，被代持部分的股权也签有代持协议。汪惠民的上诉请求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浪费了诉讼资源。而且截至2015年5月底，汪惠民不再持有中科公司任何实际的股权，和中科公司没有任何股权上的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确实充分，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中科公司述称，中科公司的股东架构是汪惠民在中科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设计和管理的。实际上，中科公司在工商部门登记的是股权比例，但在中科公司内部是按股份制进行管理。现在股东起诉是要求确认所有的隐名股东实际的股权比例，以便进行工商登记。每股对应什么样的股权比例是根据全部股东的持股股数折算，所以一审判决的是持股比例，而不是持股股数。汪惠民上诉提到的股数是建立其对于2013年时中科公司的持股数额的了解的基础之上的，并没有将2013年之后中科公司股东之间股权转让的情况计算在内。针对股东持股变化情况，中科公司在一审中已经向法院提交了完整的证据材料，清楚的记载了每位股东的股份数和持股比例。关于一审审理程序问题，汪惠民未参加一审诉讼，并提出了无理要求，但一审法院仍然满足了汪惠民的要求。汪惠民第一次参加了法庭询问，法院给了汪惠民答辩期和举证期，汪惠民在获知开庭时间后，又称其在国外，且拒不提交机票等证据，法院对其依法缺席审理是合法的。汪惠民在离开中科公司后仍然以种种理由拒不配合公司股东变更，对正常的股份转让都提出质疑，严重影响了中科公司的经营管理。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审理程序合法，汪惠民所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第三人张立岩、刘小峰、程金山、胡交宇、樊建中未作陈述。王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王旭持有中科公司2.439％股权（现登记于第三人汪惠民名下）；2.中科公司负责为王旭的上述持股情况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5年1月25日，中科公司依法注册成立（注册号：110000005038313）。根据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记载，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汪惠民，注册资本为100万元，住所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87号11层4-1105室，营业期限自1995年1月25日至2045年1月24日。2007年2月28日，中科公司形成一份该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根据决议记载，出席股东一致通过并达成如下决议：“……2、选举产生新股东孙纪泉、王旭，股份数各为1股……”。上述决议落款处，分别有王文生、宋焰琴、刘小峰等到会股东的签名字样。2010年1月28日，中科公司形成一份股东大会决议。根据决议记载，会议经投票达成如下决议：“……2、樊建中、王新华、王旭各增加股份1股，孙纪泉、王波波各增加股份1/2股……”。上述决议落款处，分别有王波波、孙纪泉、胡交宇、樊建中等到会股东的签名字样。同年8月27日，中科公司形成一份2010年第六次董事会会议纪要，其记载包括：“……3、变更中科公司对外（工商、专利局、代理人协会）注册股东的形式，以董事会成员的名义进行形式注册。中科实际股东成员由股东大会决议形式确定，并在法律上有效。”上述会议纪要落款处，分别有樊建中、王玮、胡交宇等董事的签名字样。2015年5月5日，王旭（甲方）与汪惠民（乙方）及中科公司（丙方）共同签署一份股权代持协议书。根据协议书记载，甲方自愿委托乙方作为甲方所持丙方6.0976％的股权的名义持有人。乙方自愿接受甲方的委托作为代持股权的显名股东，而甲方则为代持股权的隐名股东。乙方作为代持股权的名义持有人，不得代甲方行使实际归属于甲方的任何股东权利，甲方作为丙方股东的实际权利仍由甲方享有。甲方委托乙方代持股权的有效期自该协议生效之日起至丙方在工商管理部门做股东实名注册、或法院判决生效、或乙方决定不再委托甲方代持之日止。该协议生效后，甲方作为代持股权的实际持有人，是丙方的实际股东，有权行使《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丙方《公司章程》授予股东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以股东身份收取股息或红利、出席股东会、行使表决权、参与丙方相应活动等。乙方作为甲方的受托人，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处置代持股权，包括但不限于转让、质押或以代持股权为任何第三方提供担保等。上述协议书的落款处，分别有王旭、汪惠民两方的签名字样，另加盖有中科公司的印章。另查，根据中科公司所出具的持股情况列表显示，王旭在该公司内部的持股数为5股，对应的持股比例为6.0976％。再查，根据中科公司目前的企业信用信息网上查询结果显示，该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为汪惠民、刘小峰、张立岩、胡交宇、樊建中、程金山各方。一审诉讼中，张立岩、胡交宇、樊建中、程金山均表示对中科公司将王旭按照其诉请之持股比例变更登记为该公司股东不持异议。一审判决认定，王旭与汪惠民及中科公司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书，其内容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有效。本案中，根据上述股权代持协议书的记载，汪惠民作为中科公司目前工商登记的股东，其名下登记之相应股权实际系替王旭所代持，即王旭实际系中科公司的隐名股东。对于上述约定内容，该院认为，在没有任何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可以认定为缔约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时，从王旭在本案中的诉请来看，其现在已明确要求将其股东资格予以显名化。此外，王旭要求确认其持股的具体比例，亦并未超过股权代持协议书所记载之具体范围，故王旭有权先行就其所享有之部分权利内容予以主张。对此，根据我国《公司法》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实际出资人请求公司变更股东，应经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否则不予支持。本案中，除为王旭代持股权的显名股东外，中科公司半数以上的其他显名股东已明确表示对王旭所诉请之持股内容不持异议。此种情况下，该院认为，王旭相应诉讼请求，应属于法有据，故该院予以支持。本案中，关于王旭要求中科公司进行变更登记的诉请，该院认为，根据我国《公司法》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据此，王旭在被确认为中科公司股东的情况下，当然有权要求该公司履行上述变更工商登记的法定义务。此外，第三人汪惠民及第三人刘小峰经该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该院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依法作出裁判。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1.确认汪惠民所持中科公司2.439％股权归王旭所有；2.中科公司负责将汪惠民所持该公司2.439％股权变更登记至王旭名下，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汪惠民向本院提交如下新证据材料：证据1.2013年6月2日中科公司2013年第三次股东大会决议，证明中科公司2013年股东人数28人、股东持股数93股；证据2.2015年3月26日中科公司2015年第四次股东大会决议，证明中科公司2015年股东人数25人、股东持股数72股。以上证据证明中科公司不同时期，内部有效股东人数、股东持股数不同，王旭一审期间提供的“中科公司持股情况表”是无效的。证据3.2012年1月31日中科公司股东大会2012年第一次及第二次会议决议，证明张立岩增持中科公司股份8股，同时日办减少8％提成比例；证据4.2014年3月13日中科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14年第五次会议会议纪要，证明董事会给张立岩增持8股，股东大会未通过。以上证据证明董事会只能提议不能决定增加股东持股数，股东持股数需由股东大会表决决定，张立岩2014年1月1日持股数为2股。证据5.2012年8月20日中科公司第六届第二次股东会决议、第七届第一次股东会决议、出资转让协议书和投资者情况表，证明中科公司注册股东由8名变更为7名。证据6.2012年11月22日中科公司章程修正案、投资者情况表、第七届第二次股东会决议、第八届第一次股东会决议、出资转让协议书，证明中科公司注册股东由7名变更为6名。证据7.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3）海民初字第1053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樊建中不是中科公司股东。证据8.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京工商海处字（2014）第126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工商备案登记资料，证明中科公司2012年8月30日的变更登记被撤销，恢复之前登记事项及内容。王旭向本院提交如下新证据材料：付款委托书和付款凭证，证明从汪惠民处受让股权的6名股东（包括王旭）已经将股权转让款1600万元支付给了汪惠民。中科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新证据材料：证据1.2010年8月27日中科公司第六次董事会会议纪要，证明中科公司对外工商注册的形式是以董事会成员的名义进行的形式注册，实际股东成员是股东大会决议的形式确定的。证据2.2013年5月8日中科公司第二次股东大会决议，证明该股东会决议确认了证据1中董事会会议的内容。证据3.2016年4月13日第二次股东大会决议，证明目前中科公司的股东人数14人和持股数共计82股。证据4.（2016）京01民终534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生效判决书判决确认中科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为张立岩。各方当事人对汪惠民提供证据1-8、王旭提供证据以及中科公司提供证据1、2、4真实性均予以认可，本院不持异议，予以确认。中科公司提供了证据3即2016年4月13日第二次股东大会决议原件，汪惠民虽然不予认可其真实性，但未能提供反证予以推翻，本院对其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各方当事人提交证据证明力问题，本院将在裁判论理部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评述。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补充认定如下事实：张立岩以中科公司为被告、以汪惠民为第三人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变更公司登记之诉，请求将中科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汪惠民变更为张立岩。该院作出（2015）海民（商）初字第1777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中科公司负责将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汪惠民变更登记为张立岩，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执行。汪惠民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31日作出（2016）京01民终534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询问，各方当事人均确认，因中科公司特有的股东会结构和股东之间代持股的事实，中科公司的股东人数及持股数一直处于变化状态。另，汪惠民述称，本案股权代持协议书系由其本人签署，但持股比例部分已被王旭篡改，其也无法提供未经篡改的股权代持协议书；汪惠民持有中科公司10股股权，其他都是代他人持有，但不清楚具体代持多少股和替谁代持，且该10股股权已经于2015年5月31日全部转让，并拿到了1600万元的对价；汪惠民已经于2013年退休，不再参与中科公司的经营管理。另查，一审法院开庭审理，均已经按照汪惠民填写的送达地址确认书发送了开庭传票，投递结果显示被签收。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王旭与汪惠民及中科公司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书，约定汪惠民代王旭持有中科公司相应比例股权，该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汪惠民主张股权代持协议书系被篡改，但既未能提供其认为真实有效的股权代持协议书，亦未能就其代持股人数、持股数额予以说明，本院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根据上述股权代持协议书约定，汪惠民作为中科公司目前工商登记的股东，其名下登记之部分股权实际代王旭持有，现王旭起诉要求确认股东资格及部分股权（即2股对应股权比例2.439％），中科公司半数以上的工商登记股东已明确表示同意，其诉讼请求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一审法院据此判决确认汪惠民所持中科公司2.439％股权归王旭所有，并判决中科公司将汪惠民所持该公司2.439％股权变更登记至王旭名下，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汪惠民上诉主张，中科公司持股情况列表不是股东大会决议，不应作为裁判依据，应依2013年6月2日股东会决议确认股东人数和持股数。对此本院认为，中科公司持股情况表确系中科公司单方盖章出具，且持股情况仅显示了90％持股比例，尚有10％股权未明确持有人，不足以认定该持股情况列表的真实性、完整性。鉴于此，中科公司在本案审理期间，补充提供了2016年4月13日股东会决议，该决议明确记载了中科公司现行股东人数14人、持股数额82股。汪惠民对上述股东会决议不予认可，但对于中科公司股东人数、持股数额均未提供其他有效反证予以推翻。汪惠民与王旭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书对于王旭持股比例的认定，均与上述股东会决议记载持股数相符，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进一步佐证股权代持协议书的真实性。故应当认定股权代持协议书中关于汪惠民代王旭持股数额和比例。另，因中科公司特有的股东会结构和股东之间代持股的事实，中科公司的股东人数及持股数一直处于变化状态，二审期间，中科公司提供了2016年4月13日股东会决议，汪惠民提供了2013年6月2日和2015年3月26日股东会决议，三次股东会决议对于股东人数、持股总额的记载均不同，汪惠民主张依据最早的2013年6月2日的股东会决议确认中科公司股东人数、持股数额，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汪惠民上诉主张，樊建中持有中科公司的股权已经（2013）海民初字第10543号民事判决判给了齐晓寰，不再具备中科公司股东资格，不能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中科公司的显名股东应当是汪惠民、王玮、朱进桂、戎志敏、刘小峰、程金山、胡交宇、齐晓寰8人。其上述主张均与中科公司现行工商登记记载的股东情况不符，本院不以其作为认定股权代持协议书效力和确认王旭股东资格的依据。汪惠民上诉主张，刘小峰自离职之日起不再享有中科公司股东持股权，其向王旭转让股权行为的无效；王旭未及时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义务，其与汪惠民的股权转让尚未生效。其上述主张与2016年4月13日股东会决议以及股权代持协议书约定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汪惠民上诉称，其未参加本案一审庭审，一审法院缺席判决，剥夺了汪惠民的基本诉讼权利，程序违法。对此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开庭均已向汪惠民发送了开庭传票并被签收，程序并无不当。汪惠民该项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基础，本院不予采信。另，汪惠民上诉请求“王旭提交在中科公司内部持股数由2股变为5股的证据”，对此本院认为，汪惠民系本案原审第三人，在一审期间并未提出独立诉讼请求，二审期间提出诉讼请求，超越本案审理范围；且是否提交证据原属当事人举证范畴，将提交证据作为独立诉请，亦无法律依据。故本院对其该项诉请不予处理。原审第三人张立岩、刘小峰、程金山、胡交宇、樊建中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对本案作出处理。综上所述，汪惠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汪惠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占山审 判 员  刘海云代理审判员  刘 婷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丁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