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云26民终23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富强，男，1963年3月3日生，汉族，云南省个旧市人，住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个旧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文琦，男，1973年5月4日生，彝族，云南省红河县人，住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红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虹英，系王文琦妻子，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敏，男，1981年10月12日生，壮族，云南省文山市人，住文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卫堂，真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赵富强、王文琦因与被上诉人王敏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马关县人民法院（2016）云2625民初6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17年3月24日组织双方当事人到庭进行法庭调查，上诉人王文琦及其委托代理人许虹英，被上诉人王敏及其委托代理人龙卫堂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富强、王文琦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由王敏赔偿赵富强、王文琦经济损失各42994元，共计85988元。2.由王敏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及理由：一、本案一审法院认定法律事实有失全面，部分法律事实认定错误。经过两次庭审及赵富强、王文琦举证、王敏质证，双方均认可2015年3月3日所签订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并一致认可三人合伙二手车辆买卖、争议8辆皮卡车已交付王敏负责在马关售卖的事实。赵富强、王文琦认为：(一)一审法院对以下法律事实部分未予以明确认定：1.三人合伙投资：是由赵富强、王文琦负责全部购车款出资，由王敏提供可在文山落户人的身份证；2.合伙责任分工及对账务方式为：是由三人共同承担相应劳动，适时当面核对各人经手账务以进行结算。即：（1)赵富强、王文琦主要负责收购车辆，并相应地由赵富强负责管理资金、王文琦负责管理账务登记，王敏主要负责驻守在文山办理车辆落户、卖车、过户等相关事项，并相应地由其负责车辆落户过户资料保管和登记。（2)合伙对账结算前，对各自负责事项均需要经过电话口头通气、协商一致后，由各自记录各自工作情况及开支，结算时由三人面对面地各自摆账核对进行结算。3.三人决定分伙，经对账结算后，协议明确约定“8辆车辆放在马关、由王敏负责售卖、售完后分款”，即所余合伙事项为：（1)结算所余8辆皮卡车，交由王敏负责履行售卖职责。王敏接手车辆后、其应按协议约定负责完成卖车的系列事务，也就是办理卖车、卖车后车辆过户、售车款记录、汇车款到王文琦账户等相关卖车手续及登记记录。这是王敏作为合伙人的分工职责，也是其负责售卖争议车辆所应完成的处分职责。（2)售完车辆后，由王敏将售车款等卖车情况提交三人对账结算，由三人依据结算结果再次对第二批合伙车辆进行利润分配。(二)一审法院对如下法律事实部分认定错误：三人合伙期间对所得利润并非如王敏主张的一直未进行分配，而争议8辆车也仅仅只是合伙经营期间第二批车辆的利润，并非是三人合伙经营期间所得的全部利润，一审法院仅仅以王敏的否认及主张作出“合伙经营期间所得利润一直未进行分配、合伙经营期间所得利润为8辆尚未出售车辆的法律事实认定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也是没有证据支持的。事实上，三人分别于2015年2月13日至17日、2015年3月1日至3日，对合伙两批车辆的投入成本、所得利润进行了两次对账、结算和分配。合伙经营账目经过三人当面核对，各自分红金额及分款处分情况等结算结果，均由三人签名认可。三人对第一批合伙车辆的成本及利润、以及第二批合伙车辆的成本均已进行分配，现尚未进行分配的只是第二批车辆的利润分配。具体分配情况如下：第一批19辆车的分配情况为：1.第一批车售车款364500元，扣减三人各项开支成本后得出利润总计98388元，每辆车平均利润为5178元。2.经结算分红，应分配给三人的钱款分别为：赵富强分红所得36895.5元，加上应返回本人的购车款等综合开支122312元，应分配金额共计159207.50元；王文琦分红所得36895.5元，加上购车款等综合开支109761元，共计146656.50元；王敏分红所得24597元，加上落户过户等综合开支9649元，共计34246元。3.上述结算账目和分配的事实，有三人分别对每人的分配款项及金额列项等结算结果与分配情况进行签名认可的账单予以证实。第二批33辆车分配情况为：已售25辆车售车款总计575960元，扣减总开支即投资款合计575073.5元、以及写协议前赵富强经手的零散开支886元后，刚好收支相抵平，剩余未出售的8辆车即为合伙期间第二批车辆的实际利润，该利润金额为车辆实际售车款，由购车款加运费总计98650元的成本加售卖后所得利润构成。4.已进行了成本分配：三人对第二批车辆进行收支结算后，对各人所付出的成本进行分配，也即应返回赵富强、王文琦的购车款等综合开支、王敏第一次应分得的成本及利润和办理过户落户费等综合开支，具体分配金额为：赵富强金额为281955元，原审原告王文琦金额为118663.5元，王敏金额为38701元。5.第二批合伙车辆尚需进行第二次结算与分配，即进行利润分配：三人将第二批车的利润即剩余8辆车交由王敏变卖，由其售完、汇款后再进行分款。上述事实，是由三人对第二批车辆进行对账结算后，以协议方式签名认可结算结果的，协议上车辆情况及成本是依照结算草稿上所列算式、车辆情况列项而来。二、本案争议事项的举证责任应由王敏承担，一审法院判决由赵富强、王文琦承担是错误的。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赵富强、王文琦主张的分配合伙经营利润42994元是否应得到支持。针对这一焦点，双方对本案双方当事人合伙经营二手车辆买卖、赵富强退伙后三人不再合伙、合伙第二批车辆积累财产即利润所得为8辆皮卡车、已交付王敏负责在马关售卖、售卖车款由三人按比例分配、该8辆车成本价值为98650元的事实并无异议。经庭审，双方争议焦点已经进一步明确为：1.争议8辆皮卡车经过售卖，售车款金额是多少?可能亏损或盈利是多少?2.该售车款是王敏独占还是其已经汇给王文琦?赵富强、王文琦认为，既然双方均认可了争议8辆皮卡车由王敏负责变卖的事实，那么，双方的举证责任应分别为：赵富强、王文琦作为不是经办售卖车辆的合伙人，其举证责任只在于提交证据证实争议8辆车是否已交由王敏负责售卖、主张的每辆车辆是否至少有2000元利润的事实。而王敏的举证责任，在于其作为负责售卖的经办人，应该就其售卖行为负责说明。其作为履行售卖职责的合伙人，应就其售卖车辆的相关工作内容承担举证责任，也即其应对争议8辆车售款为多少金额、何时将何辆车辆的多少售车款汇入王文琦账户的事实进行举证。同时，按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其应就其汇款237000元是何款项的事实进行举证与说明。本案王敏主张不明确，其作为负责售卖车辆的经办人，既未明确主张和证实争议8辆皮卡车售车款金额是多少，可能亏损或盈利是多少，也未明确主张已汇款237000元中所包含争议8辆皮卡车的售车款是多少，同时，就其提交的证据四张汇款单，仅仅只能证实被告王敏在银行办理汇款业务和汇款给王文琦账户的事实，并不能证明该四份汇款的用途，这是所有银行汇款单的证明性质所决定的。该四张汇单，既证实不了237000元就是争议8辆车辆的售车款，也证实不了争议8辆车辆售车款具体是多少金额，王敏何时将何张车辆的多少售车款汇入王文琦账户，以及其并未独自占用售车款、其已将所争议的全部售车款汇给王文琦的事实。上诉人认为，依合伙人责任分工和售卖职责，王敏只有依法向审判庭提供下列证据，才能证实其主张：l、该8辆皮卡车的文山落户档案记录，即赵富强、王文琦从浙江提档过来交给王敏后，车辆落户文山的车牌号、车辆落成谁的户名等相关情况，因为赵富强、王文琦只负责记录收车时的车牌号和车主名，以及是该批合伙车辆的几号车的记录。2.该8辆皮卡车的售车和过户情况记录，即售价、买车人姓名、售车协议、过户给谁等情况记录。3.其主张的237000元是何款项，是否包含争议8辆车辆的售车款的证据。综上，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应依法适用法律规定、正确划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进行客观公正的证据认定和判决。车辆谁卖的，自然应该由谁举证证实卖车款金额，而对237000元的汇款是不是争议8辆车售车款的举证责任，应由提出主张的王敏来证实，而不是由赵富强、王文琦来证实。在王敏不履行职责、拒不说明售车款是多少、又说不清这237000元汇款是不是该售车款的情况下，就应该由其承担不予举证的责任，而不是要求赵富强、王文琦承担举证责任。因此，本案一审法院将应由王敏举证证实的主张及事实，划分为由赵富强、王文琦承担，并据此判决由赵富强、王文琦承担举证不能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举证分配错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据此，针对本案争议事实，本案举证责任在于王敏，其仅以四张无法说清汇款用途的汇款单来进行已汇款给王文琦的辩解与反驳是不能成立的，该证据不足以推翻其侵占三人合伙经营积累财产的事实。而其作为售车经办人，明确持有所争议8辆皮卡车的落户、过户、购车人及售卖金额等车辆处分情况的相应证据，却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上述证据，以证实其已将争议8辆车辆的售车款如数汇给王文琦的主张，则应依法由其承担不予举证或举证不能的不利诉讼后果，人民法院应据此推定支持王敏未将争议8辆车售车款汇给王文琦而由其独自侵占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赵富强、王文琦主张的王敏未将所售的8辆二手皮卡车价款汇入王文琦账户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而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的判决是错误的。上诉人为依法维护权益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并支持赵富强、王文琦的上诉请求。
王敏答辩称，一、2014年底赵富强、王文琦与王敏合伙做二手车经营生意是事实，在合伙做生意过程中，三人约定由上诉人出资收购二手车，王敏负责办理二手车的落户过户手续，从2014年年底至2015年3月3日止三人合伙做生意的成本和所得的利润从未结算过，并且资金全部是王文琦掌管，到现在为止王敏也是不清楚自己应得多少利润分成，正如王文琦所说的合伙后利润可喜但大家一直未分现钱，而是把利润投入到生意中，这是合伙三人认可的事实。二、由于市场因素所购买的二手车有8辆未出售，合伙三人对剩余8辆车的成本价定为98650元，赵富强、王文琦就将8辆车交给王敏处理，合伙三人于2015年3月3日签订书面协议书，按照协议约定，所卖车辆所得的成本利润由王敏将款打入王文琦的账户，2015年3月3日协议签订后，王敏前后四次将卖车所得的成本及利润共计237000元全部打入王文琦的账户，有据在案。三、赵富强、王文琦在诉状中称，按市场行情每辆车可得利润至少为2000元，8辆车成本98650元加利润16000元，合计114650元，赵富强、王文琦的观点不结合实际，做生意是有风险，不能一概而论的定价，市场行情是千变万化，亏损和盈利是正常现象，所以赵富强、王文琦的诉称是无事实依据。四、从合伙到2015年3月3日以前王敏从未分到利润，2015年3月3日合伙三人签订协议后，王敏分别四次将款237000元打入王文琦的账户，按照赵富强、王文琦的估价计算237000元减去114650元等于122350元，这122350元是王敏多打的款项，赵富强、王文琦应该退还王敏，如上诉人不退还，王敏将另案起诉。五、王敏认为：一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理由充分，而且适用法律正确无误，根本不存在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的情形，故此赵富强、王文琦的上诉请求依法不能成立，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和保护。以上几点答辩意见，王敏的答辩观点事实清楚，理由充分，而赵富强、王文琦的上诉请求事实不清，缺乏与本案有关的直接证据，上诉请求依法不能成立，故此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支持王敏的上诉答辩意见，并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底，赵富强、王文琦、王敏三人口头约定合伙经营二手车辆买卖生意，合伙经营期间所得利润一直未进行分配。2015年3月3日经结算，三人把合伙经营期间所得利润计算为8辆尚未出售的二车皮卡车，并确定该8辆车购买成本为79500元，运费为19150元，合计98650元，同时签订《协议》，约定由王敏在马关售卖该8辆车，所得车款汇入王文琦账户，其中按二原告各占37.5%的比例分成，被告占25%的比例分成。现二原告认为王敏有意隐瞒车辆售卖信息，故提起诉讼，要求判决王敏按每辆车销售利润2000元计算，并加上购车进价79500元，运费19150元分配给原告赵富强、王文琦合伙利润各42994元。王敏则辩称已按《协议》约定售卖车辆，将售车款237000元汇入王文琦账户为由拒付该款。
原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于2014年底开始合伙经营二手车买卖生意，双方一直未进行结算。2015年3月3日，三人签订《协议》约定把合伙经营期间利润计算为8辆尚未出售的二车皮卡车并交由王敏在马关售卖，所得车款汇入王文琦账户。2015年3月20日至4月22日，王敏分四次向王文琦账户汇入237000元。王文琦认可收到汇款，但辩称该笔汇款是其与王敏之后合伙期间买车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主张王敏汇入王文琦账户的款项为2015年3月3日签订《协议》之后王文琦与王敏另行合伙经营的买车款，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且《协议》中约定卖车款须汇入王文琦账户，王敏汇入王文琦账户款项的时间均在《协议》签订后，故原审法院认为原告赵富强、王文琦主张被告王敏未将所售的8辆二手皮卡车价款汇入王文琦账户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对其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赵富强、王文琦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48元，由原告赵富强、王文琦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赵富强、王文琦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王文琦收车记录。用以证明在本案三个当事人散伙之后，王文琦、王敏再次合伙期间，在2015年3月20日至4月12日拉运了三批车到文山售卖，王敏提交的4张汇款单是这三批车中的车辆售车款，而不是争议8辆车的售车款。涉及车辆为：第一张汇单31000元，是下列车辆的预付款：是2015年3月20运到的第一批车中的，第2号车，江铃宝典，浙江车牌：浙BJ浙Ｂ×××××3号车，江铃宝典，浙江车牌：浙BK浙Ｂ×××××5号车，庆铃，浙江车牌：浙BM浙Ｂ×××××8号车，东风，浙江车牌：浙BV浙Ｂ×××××4辆车售车款共计13.14万元，收到预付31000元后，王敏于3月20日当天即汇款过来，尚欠车款过户后再汇来。第二张汇单80000元，为二人合伙后期合伙车辆的预付售车款，具体车辆为：是2015年3月20运到第一批车中的，第11号车，猎豹，浙江车牌：浙BJ浙Ｂ×××××BJH590)。第16号车，东风，浙江车牌：浙B1浙Ｂ×××××7号车，江铃宝典，浙江车牌：浙BK浙Ｂ×××××3辆车售车款共计87000元，收到预付80000元后，王敏于3月20日当天17：01分即汇款过来，尚欠车款由王敏收到后再汇来。
经质证，王敏认为此证据属于上诉人单方制作证据，而且没有被上诉人的签名捺印。上诉人跟谁收购的车辆又交由谁接收处理不明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故此不能作为二审案件的证件使用，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为王文琦单方制作，不能证明王文琦拟证事实，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第二组证据：购车人保康礼的车辆买卖笔记本内容。用以证明：第一张汇款单金额为31000元的汇单，是2015年3月20日两人后期合伙车辆的预付售车款，是购车人保康礼预付的，他购买了4辆车总价131400元。其经营记账本与王文琦收款本、收车账本对应是一致的。
经质证，王敏认为：①保康礼是谁不清楚。②购车人保康礼的车辆买卖笔记本部分记录纯属保康礼的个人买卖记录，与本案无任何关系。③被上诉人不同意上诉人的证明观点。④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本院认为，保康礼并未出庭接受质询，该记录来源不合法，不能核实其真实性，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第三组证据：李红忠等证人证言及询问笔录。用以证明第二张汇单80000元，为王文琦、王敏二人合伙后期合伙车辆的预付售车款，购车人是李红忠，马卫国两个合伙人购买的3辆车，他们购买车总价87000元，预付80000元，当天即交钱给王敏汇款的。购车时间是2015年3月20日，证实两合伙的时间是在三人合伙之后。询问笔录证实，两人合伙时间是在2015年年初，是在三人合伙之后。只知道王敏是给王文琦卖车，不知道是工人还是合伙人。跟王文琦买过车，钱是交王敏打款给王文琦。
经质证，王敏认为：①证据来源不合法，因上诉人是2016年6月17日向一审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一审的两次开庭审理过程中，未向一审人民法院提交李红忠的证明，属于举证不力的行为，该证明不是本案的直接证据，与本案无任何直接关系。②该证明是2016年12月4日李红忠所出具，无法证明它的真实性，身份证的复印件根本没有任何效力，其次，证明的举证超过举证期限，故不能做证据使用，上诉人代理人一个人和本案上诉人王文琦私自对李红忠进行询问是不合法的，属于有利害关系的询问笔录，不具有法律效力。
本院认为，李红忠、纳进康并未出庭接受质询，证据来源不合法，不能核实其真实性，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第四组证据：部份手机内存信息、照片。用以证明信息可反映出两人合伙是在三人合伙之后的事实，相关内容与王文琦收款和收车记录本、购车人买车时间、拉车人拉运到货时间都是一致的，相互应证的。信息显示，2015年3月10日还通知王文琦将合伙车辆资料寄给车辆过户代办员罗春晓，2015年4月12日王文琦通知王敏接收第三批车辆信息，且至2015年5月22日还有通知接收车子的信息往来。第2项，是补充提交证据，是王敏签名的结算单子，证实三人对合伙账务是有过结算的。第三张汇单50000元，为二人合伙后期合伙车辆预付售车款，具体车辆为：是2015年4月2日拉到文山第二批车的19号车，东风进口日产，浙江车牌：浙Bl浙Ｂ×××××2015年4月12日拉到文山第三批车的24号车，福田奥铃，浙江车牌：浙BS浙Ｂ×××××2辆车售车款共计55000元，收到预付50000元后，王敏交给王文斌王某20日16：41分汇款过来，尚欠车款由王敏收到后再汇来。第四张汇单76000元，为二人合伙后期合伙车辆预付售车款，具体车辆为：是2015年4月12日拉到文山第三批车中的，第23号车，东风日产，浙江车牌：浙AM浙Ａ×××××3号车，东风日产，浙江车牌：浙BM浙Ｂ×××××2辆车售车款共计76000元，收到售车款后，王敏于4月22日16：46分汇款过来。王敏告知车辆已卖掉，也从未说过车款已打给王文琦的事。
经质证，王敏认为：手机内存信息仅仅反映双方的手机号码，并没有与本案有关的内容，照片更不能说明关联性，所以不认可上诉人的证明观点。
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能证明拟证事实，本院不予采信。
第五组证据：唐斌、张良安收车收条及通话录音。用以证明：两人合伙时间是在三人合伙之后，在文山一共拉运了3批车，都是交给王敏。在曲靖拉了一车，是交给王敏和王文琦两人接收的。证实王敏辩称三人合伙终结后，两人从未有合伙车辆买卖的主张是假的。
经质证，王敏认为：①唐斌、张良安被上诉人不知道。②收车收条被上诉人更不清楚。因为被上诉人从未与他们接触做过生意，完全是王文琦与唐斌、张良安之间的生意来往，被上诉人一概不知，同时也是不认可上诉人的证明观点。通话录音及译文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本院认为，唐斌、张良安并未出庭接受质询，证据来源不合法，不能核实其真实性，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第六组证据：证人王文斌王某用以证明证人知道王文琦与王敏是合伙关系，其于2015年3月至文山协助王敏卖车，到2015年8月份才回蒙自。王敏在合伙中没有出着钱，只是负责办理落户手续，分红时给他25%的利润。王敏把卖车所得价款拿给证人，其又把回执单拿给王敏，再将款汇给王文琦。
经质证，王敏认为：证人王文斌王某的上诉人王文琦是具有血缘关系的亲哥弟，属于具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其证言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本院认为，王文斌王某证明争议的8辆车的处理情况，且其与王文琦系同胞兄弟，故该证言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期间，经征询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法律事实的意见：赵富强、王文琦对以下事实有异议：1.对“合伙经营期间所得利润一直未进行分配”有异议，合伙期间两批车辆的结算是做过两次的，第一次结算时间是2015年2月13日至17日。第二次结算时间是2015年3月1日至3日。两次结算都是三人当面对账，结算和分配，结算的结果都是由三人认可的，这是在一审有相应证据证实的。2.对“三人把合伙经营期间所得利润计算为8辆尚未出售的二车皮卡车”有异议，8辆车不是整个合伙期间的利润，是三人合伙期间第二批车辆的利润，第一批车辆利润已做结算和分配。
另，上诉人认为一审遗漏了部分事实：1.三人合伙投资是由赵富强、王文琦负责全部车款出资，由王敏提供可在文山落户人的身份证；2.合伙责任分工及对账方式未做认定，三人约定，由三人共同承担相应劳动，适当的时间核对各人经手账务，以进行结算。赵富强、王文琦负责收购车辆并负责记录相应账务，王敏负责办理车辆落户、卖车、过户等相关事项，并相应的负责过户、落户资料的保管和登记。合伙结算之前都是要通过电话协商各自负责的事项，协商一致处理意见后才买车和卖车等，结算时由三人面对面的各自提供经手账务进行结算。3.三人决定分伙时，经对账结算后所余合伙事项为所余8辆皮卡车，交给王敏销售，售完车辆后由王敏将卖车情况提交给三人对账结算，由三人据此进行第二批车辆分配。
针对赵富强、王文琦对一审判决事实部分提出的异议，本院认为，一、赵富强、王文琦在一审提交的第二份证据能够证明，三人于2014年12月23日签订了书面合伙协议，且双方于2015年2月17日、2015年3月3日两次结算，三人均在结算单上签字，故一审认定“三人是口头约定，经营二手车辆买卖生意，合伙经营期间所得利润一直未进行分配”错误。二、经双方2015年3月3日结算，8辆车作为三人合伙期间的利润双方均签字认可，故一审认定正确。
针对赵富强、王文琦认为一审遗漏认定的事实，本院认为，一、三人于2014年12月23日签订了书面合伙协议时，已确定了各自的出资份额及合伙分配比例，在协议第一条明确载明王敏出资20000元；二、对8辆车的处理一审已作出认定。
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余法律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赵富强、王文琦要求王敏支付合伙经营所得42994元的诉讼主张应否得到支持。
本院认为，赵富强、王文琦、王敏三人于2014年12月23日签订的合伙协议是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禁止性规定，为合法有效协议，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均应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双方合伙关系成立后，至2015年2月17日，双方当事人第一次结算：赵富强分得26707.5元，王文琦分得40656.5元，王敏应分得的投资及利润作为下一批次车的投资款，三方签字认可。2015年3月3日，双方当事人经过第二次结算后另行签订协议，协议载明：“三人共同同意把8辆皮卡车放在马关由王敏售卖，这8辆皮卡车为三人共有（赵富强、王文琦各占37.5%，王敏占25%），售得款全部汇到王文琦账户，到售完后分款。”三方签字认可。在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这8辆皮卡车是作为双方合伙期间的利润。此后，王敏分别于2015年3月20日、2015年4月20日、2015年4月22日从农村信用社四次汇款共计237000.00元到王文琦62362×××12。现双方当事人对该四笔款项存在争议：王文琦主张王敏四次汇款是其与王敏、赵富强于2015年3月3日第二次结算后，其与王敏再次于2015年3月17日签订合伙协议后所售卖车辆产生的利润；王敏则认为该四笔款项是8辆皮卡车的售卖款。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王文琦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一份载有王敏、王文琦签字的协议，但本院认为，该协议书并没有落款时间，王文琦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该份协议的形成时间以及其与王敏再次合伙的事实，即该协议不能证明是在2015年3月3日第二次结算后产生的新协议，故应由王文琦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此外，王敏所提供的四张汇款单的打款时间均是在2015年3月3日之后，均是发生在双方第二次结算后，故能够证明其已完成了将8辆车的卖车款全部打给王文琦的合同义务。
综上所述，王文琦、赵富强的上诉理由缺乏证据证明，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部分错误，但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948.00元，均由王文琦、赵富强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判决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审判长 秦永兴
审判员 熊 祥
审判员 张文科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李思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