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牡民终字第25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孟宪忠，男，1959年12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
委托代理人陈龙，黑龙江张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谭桂芹，女，1960年6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孟宪发，男，1962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个体司机。
委托代理人关玉霞，女，牡丹江市东安区五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孟宪忠、谭桂芹因与被上诉人孟宪发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牡丹江市东安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东民初字第524号民事判决，向提出上诉。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4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孟宪忠及其委托代理人陈龙，上诉人谭桂芹，被上诉人孟宪发及其委托代理人关玉霞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上诉人孟宪发在原审时诉称：孟宪发一直与其母亲孟白氏共同居住生活，孟白氏于2002年去世。1984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牡丹江市东安区兴隆镇兴隆村以户为单位分给孟白氏2.74亩土地，孟白氏与孟宪发为同一土地承包户，但兴隆村为便于土地分割将孟白氏的土地与被告孟宪忠的土地分在了一起，列在孟宪忠的户下。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兴隆村按照第一轮土地承包时的情况顺延发包，孟白氏的土地一直由孟宪忠代耕至今。孟宪忠及孟白氏的土地于2013年被征收并发放了土地征收补偿费，现孟白氏的土地征收补偿费246723.30元被孟宪忠、谭桂芹占为己有。故孟宪发提起诉讼，要求孟宪忠、谭桂芹给付孟宪发土地征收补偿费246723.30元，案件受理费由孟宪忠、谭桂芹负担。
上诉人孟宪忠、谭桂芹在原审时辩称：1.孟宪发的诉讼主体不适格，承包户以外的人不能获得土地补偿收益，土地补偿费是对失地承包户的补偿，权利享有人只能是承包户内的人员。本案诉争补偿费的土地承包人是孟宪忠、谭桂芹及母亲和儿子，孟宪发自1984年到土地被征用的30年从来没有耕种过土地，其没有取得土地承包权。征收土地依法对土地承包经营户进行补偿，但孟宪发没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其无权获得补偿，故其作为孟宪发起诉主体不适格；2.孟宪发在第一、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均未承包到土地。孟宪发与被告孟宪忠系兄弟关系，其母亲孟白氏于2002年去世。在1984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其母亲孟白氏已60多岁不具备耕种土地的能力，故村委会将土地分给被告进行耕种，耕种的农作物与孟白氏共同享用，尽管孟宪发住在其母亲孟白氏的房屋内，但双方各自生活，因此，孟宪发没有实际获得过土地的承包经营权；3.母亲孟白氏之所以与孟宪发的户口在一起，是因为在此之前全家人的户口都在一起，其他子女户口迁出后，户口上只剩孟宪发与孟白氏，且孟白氏与孟宪发只是居住同一房屋，但母亲孟白氏独立生活，其他子女也均尽到赡养义务。户口记载的是自然人的自然情况，土地承包合同及土地证记载的是土地承包的权利义务关系等状况，孟宪发的户口仅能证明孟宪发与母亲孟白氏户口登记在一起，不能证明孟宪发享有母亲承包土地的任何权利；4.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孟宪发无权对争议补偿的款项主张权利，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成员死亡情况下，由土地的继续经营者获得土地收益。孟白氏于2002年去世，土地一直由被告孟宪忠耕种，所以土地应当归孟宪忠所有。孟宪发没有耕种过土地，不能得到土地补偿款；5.孟宪发认为自己是家庭联产承包户的成员没有依据。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孟宪忠经政府颁发土地经营权证书，孟白氏与孟宪忠为同一承包户，孟宪发30年没有主张权利。第一轮、第二轮土地承包是政府行为，其如果认为有侵权行为，应当向颁发土地经营权证书的部门主张权利；6.被告与母亲孟白氏的土地在一起，土地承包合同及土地证合法有效，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效力不能与上述两份证据对抗，无法证明孟宪发享有母亲承包土地的任何权利；7.被告提供的证人均在本村居住生活多年，能够客观的证明孟白氏独立生活及各子女均尽赡养义务的事实，有的证人是原、被告双方的亲属，没有证据证明证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证人证言内容属实。孟宪发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上的根据，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孟宪发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查明：孟宪发与被告孟宪忠系兄弟关系，其母亲为孟白氏，孟宪忠、谭桂芹为夫妻关系，均为农业户口，系牡丹江市东安区兴隆镇兴隆村村民。1984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兴隆村分给孟白氏土地2.74亩，当时孟白氏与孟宪发为同一农户，分地时，兴隆村二小队为方便分地将孟白氏的土地记载于在孟宪忠的名下。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兴隆村实行顺延发包，孟白氏享有承包经营权的土地仍为2.74亩。分地时孟宪忠的家庭成员为三人，分别为孟宪忠、谭桂芹、孟庆斌，上述三人为同一农户，孟宪发与孟白氏为同一农户。孟白氏于2002年去世，此前孟白氏与孟宪发共同居住生活。孟宪发第一轮及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均未分得土地。孟白氏农户及孟宪忠农户的土地被动迁。2013年8月26日，兴隆村村委会按每人2.74亩、每亩667平方米、每平方米135元的标准向孟宪忠、谭桂芹发放了孟宪忠、谭桂芹、孟庆斌、孟白氏的土地征收补偿款986893.20元，超面积补偿款
4550.90元，共计人民币991444.10元，此款由谭桂芹领取。另查，孟白氏农户承包经营的土地2.74亩由孟宪忠、谭桂芹耕种至征地前。庭审中，孟宪忠、谭桂芹自认2013年4月土地征收时尚未开始种植土地。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规定：“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此制度下，作为家庭成员之集合的农户是承包经营权的唯一主体，本案中，兴隆镇兴隆村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承包方式，孟宪发与孟白氏为同一家庭的成员，是同一农户，虽然作为原户主的孟白氏已于2002年去世，但该村并未对此重新分配承包地，且孟宪发作为兴隆村村民并未丧失承包土地经营权的资格，因此孟白氏这一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还应由本户内的家庭成员继续享有。虽然在1984年土地承包及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孟白氏的土地登记在孟宪忠农户上，但是两个农户的承包经营权并没有合并，故对孟宪发要求孟宪忠、谭桂芹返还孟白氏承包经营的土地获得的征地补偿款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孟宪忠、谭桂芹返还孟宪发土地征收补偿款的数额问题，土地承包经营期限内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被征收、征用而由集体分配的各种补偿款项，属家庭成员所有。本案中，孟白氏承包经营的2.74亩土地征收补偿款应由孟宪发所有，此次征地时，被征收的土地尚未开始实际耕种，兴隆镇兴隆村征地补偿标准为每平方米135元，故确定孟白氏的土地征收补偿款为246723.30元（2.74亩×667平方米×135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孟宪忠、谭桂芹返还孟宪发土地征收补偿款人民币246723.30元。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01元，由孟宪忠、谭桂芹负担。
宣判后，孟宪忠、谭桂芹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
上诉人孟宪忠、谭桂芹上诉称：1.被上诉人与其母亲是两个单独的农户，不具备享有安置补助费的权利和主体资格。被上诉人与其母亲虽同在一个户口上，但是各自居住、单独生活，户口只是自然人人口情况的记载，不能因户口登记在一起就认为是一个内部家庭。各兄弟姐妹均对母亲尽了赡养义务，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母亲是同一农户与事实不符。2.母亲孟白氏与上诉人两农户的土地承包在一起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审法院狭义的将农户理解为只能是每一个农户作为一个承包主体，但法律没有规定两个以上的农户将土地承包在一起就是违法的，且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在没有被撤销之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故原审法院对该事实认定是错误的。3.安置补助费归上诉人具有法律依据。根据法律规定，能够得到安置补助费的只能是土地的承包方，被上诉人在一、二轮土地承包中均没有承包到土地，诉争的安置补助费的承包方是上诉人及母亲孟白氏，故被上诉人没有获得安置补助费的权利，不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其诉讼请求没有法律根据。4.原审判决违反法律规定。原审判决安置补助费归被上诉人所有无法律依据，原审法院适用《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十五条的规定，但这两条是关于对土地承包的主体要求，不涉及安置补助费的归属问题。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孟宪发辩称：1.被上诉人具备享有取得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的主体资格，与母亲是同一个承包户的农户家庭成员。2.农村土地承包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是以农户家庭为单位计算的，承包经营权合并违背法律规定，于法无据。3.《农村土地承包法》强调的是农村土地承包采取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式承包模式。4.二上诉人不具备享有该笔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的分配权。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被上诉人的答辩理由，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是否负有向被上诉人返还土地征收补偿款之义务。
二审期间，上诉人孟宪忠、谭桂芹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证据一，土地台帐、土地证书、合同书，证明：上诉人是土地的权属人，是实际的土地经营权人，有权获得补助，该地与被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也非农业从业人员，不享有拆迁补助。
此份证据经当庭质证，被上诉人对该份证据的形式要件有异议，认为是复印件，且该份证据在一审就应该提交，不是新证据。该土地台帐证明不了上诉人证明的问题，上诉人的土地承包合同书承包人口是三人，不包括孟白氏。
本院认为，作为该土地的发包方牡丹江市兴隆镇兴隆村委会已经出具说明，证实当时是为了分地方便把孟白氏的承包地登记在孟宪忠的名下，其二人并非同一农户，故对该份证据证明的问题不予确认。
证据二，情况说明，证明：当时分地的情况及土地承包证书为什么和母亲写在一起，是因为当时该证书已经收回，因此只能提供复印件。
此份证据经当庭质证，被上诉人对该份证据的形式要件有异议，认为单位出具文书的，应该单位盖章同时负责人签字，上诉人提交没有负责人签字的证明，证明说明不了上诉人所说的土地经营权的合并是合法的。
本院认为，该份证据可以证明上诉人所要证明的问题，故对此份证据证明的问题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孟宪发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证据一，处理意见一份，证明有关部门对发放土地证错误及签发了不规整的土地合同予以纠正，本着人人有饭吃的原则，解除混签、错误顺延及错误发放土地证的行为，现种田户多数按照地账留足。该处理意见经过兴隆村委会一致通过，符合《村民委员会法》的相关规定。
此份证据经当庭质证，上诉人对该份证据提出异议，认为我方有土地证，没有签过协议，进行代耕，土地没有什么遗产，且不是树林，享受的人不是一个，有姊妹六个。
本院认为，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故对此份证据不予确认。
证据二，兴隆镇政府的处理意见，证明兴隆镇政府把第二轮土地承包顺延的标准确定在1984年第一轮土地承包开始的状况。以第一次为基础纠正兴隆村在第二轮土地承包发包过程中造成合同混签的错误，告知兴隆村委会自行解决此事，把自家承包地面积以外的土地退还给原1984年分到过该承包地，而后来又失去地的农户。
此份证据经当庭质证，上诉人对该份证据提出异议，认为1984年给我方分地，我方有证据，国家土地分给谁不是遗产。
本院认为，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故对此份证据不予确认。
证据三，情况说明，证明土地征地是按照每平方米135元补偿的，包括64.17元的补偿款，40元的奖金，青苗费是15元，在此基础上又补偿了15.83元给土地权属人，上述款项共计135元归土地权属人所有。
此份证据经当庭质证，上诉人对该份证据的形式要件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被上诉人没有耕种权，他是工人，不是农民，所以本次补偿没有他，他并不是农户，内容是真实的。
本院认为，该证据可以证明上诉人所要证明的问题，故对此份证据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结合一审诉辩主张，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孟宪发与孟白氏系同一户籍、共同生活的同一家庭成员，可以认定是同一农户。上诉人虽称各子女也尽了赡养义务，但子女对母亲的赡养与其母亲与被上诉人系同一家庭成员并无关联。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此制度下，作为家庭成员之集合的农户是承包经营权的唯一主体。本案中，兴隆镇兴隆村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承包方式，故该2.74亩土地应视为分配给孟白氏家庭的土地。虽然作为原户主的孟白氏已于2002年去世，但该村并未对此重新分配承包地，且孟宪发作为兴隆村村民并未丧失承包土地经营权的资格。因此，孟白氏这一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还应由本户内的家庭成员继续享有。孟宪发作为孟白氏这一农户的家庭成员享有对该承包地的经营权，其因故将承包地交与其兄孟宪忠耕种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也不因此丧失土地承包经营权。上诉人虽称其土地证上列明的土地面积包括孟白氏的土地，但作为发包方的兴隆村委员已经出具证明，说明只是为了方便管理，将孟白氏农户的土地登记在孟宪忠的名下，实际上他们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承包户，上诉人对该事实亦予认可，故上诉人即使有土地证也耕种了该2.74亩土地，但并不享有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亦不应享有该土地的征收补偿款。孟宪发与孟白氏是同一承包户的家庭成员，对该2.74亩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亦有权取得征收承包地的补偿款。兴隆村委会作为被征收方代表统一与征收方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取得征收款后放发给承包户。其在明知孟白氏农户的家庭成员为被上诉人的情况下，将该部分土地的补偿款一并发放给上诉人不当。上诉人在明知该部分补偿款系补偿给孟白氏的家庭成员的情况下，领取该补偿款且不交付给作为孟白氏家庭成员的被上诉人，致使兴隆村委会不再向被上诉人发放该笔征地补偿款。上诉人在无法定事由的情况下取得该笔补偿款，属不当得利，应向兴隆村委会返还该笔补偿款。该笔补偿款返还兴隆村委会后，兴隆村委会负有将该笔补偿款支付给被上诉人之义务。本着尽快解决纠纷，减少当事人诉累的原则，原审法院判令上诉人直接向被上诉人返还该笔征地补偿款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01元，由上诉人孟宪忠、谭桂芹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姜 波
代理审判员 李先平
代理审判员 高玉林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日
书 记 员 刘 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