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市人民法院发文稿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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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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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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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衢江民初字第1064号
原告毛惠米。
委托代理人（一般代理）王朝森。
被告范光才。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毛春洪。
原告毛惠米与被告范光才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2年8月13日立案受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本案委托江山市司法局上余司法所于2012年8月21日至2013年3月4日进行了调解，因双方当事人未能达成一致协议，本案依法由审判员毛寅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于2013年4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毛惠米诉称，原、被告系同村村民。1994年左右，原告及其家人出资将自家房屋门前长约100米、宽约2米的田间小路填平，并陆续在填平范围内的路边栽下茶苗若干、桔树苗12根、毛竹50根、枇杷树15根、樟树5根、棕树10根、柿子树1根、梧桐树2根，上述苗木在原告精心培育下茁壮成长，原告因此有所收获。2010年7月14日上午9点多钟，被告与村委干部一行十几个人带领村委雇请的十几个人到原告家门口，说要砍掉原告栽种上述苗木。原告表示不同意，希望延期予以移栽。但被告等人率众强行砍伐，原告及其家人予以阻止却遭到被告的殴打。由于原告半年前被被告殴打造成的旧伤尚未痊愈，被告的殴打行为直接导致原告进一步受伤。原告因此前往江山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因无钱缴纳医药费，原告在江山市人民医院住院14天后即于2010年7月28日上午办理了出院手续。当天下午，原告因疼痛难忍到江山贝林医院住院治疗（该医院可欠费），住院68天后于2010年10月4日出院，花费医疗费6339.76元。后原告前往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门诊治疗，花费医疗费1453.50元。现原告毛惠米起诉要求被告范光才赔偿医疗费8038.09元、护理费6150元、误工费75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04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合计63728.09元，并承担案件诉讼费用。
为支持其主张，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江山桃源骨科医院门诊病历一份、医疗费发票一张、江山市人民医院门诊病历一份、出院记录一份、疾病证明书一份、江山贝林医院门诊病历一份、出院记录一份、医疗费票据一张、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检查申请单三张、医疗费票据三份，证明原告受伤后的治疗经过及花费医疗费8038.09元的事实。
被告主张原告在诉状中未提及在江山桃源骨科医院治疗情况，原告主张的上述医疗费用已包含在原告与迎宾村委达成的调解协议之中。
现场照片两张，证明被告借绿化名义将原告的树木毁坏，而现场至今没有绿化的事实。
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没有绿化的原因是现场塌方，被告并没有借绿化名义毁坏原告树木，美化环境是村里统一规划的，被告属于职务行为，不属于个人行为。
证人郑某甲的调查笔录一份，证明郑某甲看到被告曾经在2009年12月5日伤害过原告的事实，据此证明原、被告之间有私人恩怨。
被告主张证人郑某甲与原告是亲戚，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且证人应当出庭接受当事人质询。
衢州天恒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证明原告分两次被他人致伤（即2009年12月5日和2010年7月14日），并证明原告构成十级伤残，营养期限为8周、护理期限为12周，并证明人民调解协议书针对的是2009年12月5日的纠纷进行调解的，该调解协议书调解的内容不涉及2010年7月14日）的纠纷。
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主张该鉴定意见书不能证明被告殴打原告的事实，调解协议书包括2010年7月14日的纠纷，包括原告所有的费用，说明原告提出4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是不合理的。
江山市公安局的鉴定文书复印件一份，证明2009年12月5日的纠纷致使原告构成轻伤，该次事件并不包括以后的损伤，因此，2010年7月14日是被告再一次伤害原告，并不在调解协议书的范围内。
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主张调解协议书包括所有伤情，两次纠纷发生在前，调解在后，调解协议书明确是对原告全部伤情一次性解决，且原告的伤情并非被告造成，2010年7月14日被告与原告没有身体上的接触。
证人包某的书面声明一份，证明证人包某没有看到被告是否在纠纷过程中推原告。
被告对真实性有异议，主张声明有涂改现象，不能证明被告在纠纷过程中推了原告。
证人毛某甲、毛某乙、郑某乙、王某出庭证言各一份，证明原、被告之间曾发生两次纠纷，被告于2010年7月14日推拉原告的事实。
被告主张证人毛某甲系原告丈夫、证人毛某乙系原告儿子、证人郑某乙与被告有矛盾、证人王某系原告大姐，其证言之间相互矛盾，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被告范光才辩称，2009年12月5日和2010年7月14日，被告与原告均无身体上的接触，没有致伤原告，故被告不承担赔偿义务。被告当时担任双塔底片片长，其带领村干部去砍伐树木为了创建中国幸福乡村而履行的职务行为，被告诉讼主体不适格。原告与江山市上余镇迎宾村村民委员会达成的调解协议已包含了原告主张的上述费用，双方已按调解协议履行完毕，原告不得再另行起诉。现被告范光才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起诉。
为支持其主张，被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会议纪要三份、工资发放单三份、考勤表一份、江山市上余镇迎宾村村委会出具的报告一份，证明被告等人到原告处砍树是为了创建中国幸福乡村而履行的职务行为，2010年7月14日进行统一清理，当清理到原告门口时，原告无理取闹，因被告与原告之前有矛盾，被告一直与原告保持20多米的距离，双方一直都没有身体上的接触，并证明被告从2008年开始担任迎宾村村主任的事实。
原告主张会议纪要、工资发放单、考勤表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无法证明被告是履行职务行为，原告树木是个人财产，被告无权组织他人侵害公民的个人财产，江山市上余镇迎宾村村委会出具的报告形成不合法，系村委组织的主观行为，不能证明被告在2010年7月14日没有与原告发生肢体冲突。
（2）2012年5月21日人民调解协议书一份、领条三份，证明原告与上余镇迎宾村村民委员会达成调解协议书，原告系自愿在调解协议书上签字捺印，并自愿领取了53000元一次性补助金，该补助金包括所有的医疗费、伤残补助金、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一切费用，该协议依法有效，且已全部履行完毕。
原告承认53000元补偿金是由三份领条组成的，但主张人民调解协议书仅对2009年12月5日的纠纷进行处理，未涉及2010年7月14日的纠纷。
证人毛某丙、郑某丙、毛某丁出庭证言各一份，证明原、被告之间没有身体上的接触，被告行为是履行职务行为。
原告主张证人与被告原是同事关系，存在庇护被告行为，不能反映客观事实。
本院依职权出示江山市公安局上余派出所的询问笔录四份（毛惠米、范光才、刘某、包某）以及江山市上余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核实了事发当时原、被告及证人刘某、包某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及2012年5月21日江山市上余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经过情况。
原告主张被告本人的笔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包某证言应以其声明为准，刘某也说没看到被告是否推拉原告，江山市上余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时是压原告的，而且调解时53000元补偿款仅是处理2009年12月5日的纠纷，不包括处理2010年7月14日的纠纷。
被告对原告陈述其殴打原告的笔录有异议，主张与客观事实不符，对其他证据无异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当事人提供证据无异议部分予以确认，有异议部分结合争议焦点进行论述。
双方当事人陈述一致的事实：原、被告系同村村民，被告范光才时任村民委员会主任。2012年7月14日上午9点多钟，因原告未限期清理其家门口树木，被告范光才带领村干部及砍树人员到原告家门口砍树。原告及其家人上前阻止。在公安民警到场后纠纷平息。当天，原告毛惠米到江山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4天，于2010年7月28日出院。同日，原告毛惠米到江山贝林医院住院治疗68天，于2010年10月4日出院，花费医疗费6339.76元。后原告毛惠米又前往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门诊治疗，花费医疗费1453.50元。2012年5月21日，经江山市上余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原告毛惠米与江山市上余镇迎宾村村民委员会达成协议：“1、由迎宾村委一次性补助毛惠米人民币53000元（伍万叁仟元整）包括所有的医药费、伤残补助金、误工补贴、住院期间的伙食补贴等。2、双方达成协议后不得再发生其它的纠纷，也不得再提出其它的诉讼请求，毛惠米不得再到有关部门进行上访。3、毛惠米向公安机关提出撤案请求”。协议签订后，原告毛惠米已领取补助款53000元。
本案争议焦点一：原、被告在2010年7月14日纠纷过程中有无身体接触，被告有无致伤原告。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人毛某甲、毛某乙、王某系原告近亲属，证人郑某乙与被告之间有矛盾，其证言证明效力较低，被告提供的证人毛某丙、郑某丙、毛某丁与被告原系同事，其证言证明效力也较低，故应以本院到公安机关调取的询问笔录为准，在事发不久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除了原告自己陈述被被告推拉致伤外，没有其他人员反映这一情况，至于证人包某声明，因其本人未到庭接受当事人质询，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故应以其当时在公安机关陈述为准。综上，原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被告在纠纷过程中推拉原告致使原告受伤。
本案争议焦点二：被告行为属于履行职务行为还是个人行为。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会议纪要、工资发放单、考勤表、报告等能够相互印证，证明为创建幸福乡村，迎宾村委集体决定对部分村道进行绿化，限期要求原告清理自家门前树木，因原告到期未清理，被告带领村干部及砍树人员进行砍伐，故被告行为属于履行职务行为。即使如原告所述，被告推拉原告不让其上前阻拦砍树，也与被告履行职务行为有关。如被告致伤原告，也应由江山市上余镇迎宾村村民委员会对外承担责任。
本案争议焦点三：原告主张的上述费用是否包含在原告与江山市上余镇迎宾村村民委员会达成的调解协议当中，原告是否可另外提出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原告自认2012年5月21日在江山市上余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时将贝林医院的医疗费票据拿出来要求一起处理，调解人员认为不合理将其剔除，原告当时未提出异议，结合江山市上余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可以认定补偿费用包括了2010年7月14日之后原告在江山市人民医院所花的医疗费用，即2012年5月21日当天调解是将2009年12月5日和2010年7月14日两次纠纷一并处理的，不能因调解协议未明确载明双方于2010年7月14日发生纠纷就认定2010年7月14日双方发生的纠纷未进行调解，调解协议内容已将原告后来的检查费用包括在内，故可认定2012年5月21日的调解协议书已包含了原告主张的上述费用。现原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签订调解协议存在欺诈、胁迫、重大误解等情形，故原告应当按照调解协议书履行，不得再另行提出诉讼请求。
综上，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被告推拉原告致使原告受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告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毛惠米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94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毛惠米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毛寅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徐新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