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3）东中法审监民提字第1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梅县嘉发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梅县扶大三葵村上下绿湖。
法定代表人：赵汝文，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神康，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浩，男，汉族，1983年8月出生，系该公司总经理助理。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苏毅，男，汉族，1961年7月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杰，广东大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钟东环，男，汉族，1961年12月出生。
委托代理人：刘开柏，广东嘉应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梅县嘉发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发公司）因与被申请人苏毅、钟东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于2012年3月1日作出（2012）东三法民一初字第255号民事调解书。嘉发公司不服该调解书，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3年7月25日作出（2013）东中法立民申字第31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11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嘉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神康、李浩，被申请人苏毅的�托代理人李杰，被申请人钟东环的委托代理人刘开柏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1年12月9日，苏毅起诉至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称，苏毅与钟东环于2007年7月27日订立了《借款合同》，合同约定苏毅借给钟东环500万元，按年利率7%计算利息，借款期限为2007年7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若钟东环在2008年12月31日前未还清借款，苏毅有权根据未还清部分的本金和利息总数计收0.01%每天的逾期违约金。另外在苏毅与钟东环于2007年7月27日订立的《借款合同》中，嘉发公司作为保证人在该《借款合同》中进行了签署，且苏毅还与钟东环、嘉发公司于2007年7月27日签订了另一份《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嘉发公司作为保证人在该合同中进行了签署。以上两份合同均约定，保证人嘉发公司应对钟东环欠苏毅的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以及贷款人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苏毅已按借款合同的约定将500万元借款支付给了钟东环，但是钟东环、嘉发公司在还款期限2008年12月31日之前，均未向苏毅偿还或代偿任何款项，仅在2009年1月24日，钟东环委托嘉发公司向苏毅支付了17.5万元利息。2009年11月10日，钟东环又向苏毅出具了一份《保证还款函》，承诺将本金、利息、违约金款项于2010年12月31日前还清，嘉发公司在该《保证还款函》上签署并承诺承担相应的连带保证责任。而后在2010年2月9日，钟东环委托嘉发公司向苏毅偿付了20万元；2011年7月1日、7月22日，钟东环又委托梅县集汇达投资有限公司向苏毅偿付了各50万元。但此后至今，钟东环、嘉发公司未再向苏毅偿还或是代偿任何款项。
因此，钟东环除已经偿还苏毅137.5万元利息外，仍欠苏毅500万元借款本金，另外，计算到2011年9月30日截止，钟东环尚欠苏毅利息293674.7元以及逾期违约金504160元，嘉发公司应对偿还上述所有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据此，为保护苏毅的合法权益。苏毅请求：1、判令钟东环、嘉发公司立即偿还欠款500万元。2、判令钟东环、嘉发公司立即偿还欠款所产生的利息293674.7元。3、判令钟东环、嘉发公司立即偿还违约金504160元。4、判令钟东环、嘉发公司承担本案一切诉讼费用。
钟东环、嘉发公司于本案一审期间未提交书面或口头答辩状。
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于2012年3月1日针对苏毅诉钟东环、嘉发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进行调解，苏毅的委托代理人廖智雄，钟东环、嘉发公司共同的委托代理人刘中强参加调解，经该院调解后，苏毅与钟东环、嘉发公司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一、钟东环确认欠苏毅借款人民币5000000元，利息293674.70元，此款钟东环按如下日期归还苏毅：2012年3月31日前归还1000000元，同年6月30日前归还2000000元，同年8月31日�归还2000000元和利息293674.70元；如果钟东环如有任何一次未按时归还借款，则苏毅有权对剩余全部借款本息向法院申请执行；
二、如果钟东环在2012年8月31日前未还清全部借款本息，则要支付苏毅违约金500000元；
三、梅县嘉发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对钟东环归还上述第“一”、“二”项借款本息及违约金承担连带责任；
四、苏毅与钟东环、梅县嘉发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互不再追究对方其他经济责任。
案件受理费23659元，其他诉讼费5000元，合计28659元，由钟东环承担。
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本调解协议，自双方在调解协议上签名或捺印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上述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该院予以确认。
嘉发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12）东三法民一初字第255号民事调解书，违反了调解自愿的原则，认定嘉发公司作为钟东环向苏毅贷款的担保人，对案涉债务承担�带清偿责任，不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
一、嘉发公司对整个诉讼毫不知情，从未参与过该案的诉讼活动。该案送达过程为：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以EMS快递的方式（快递单号EY364284475CN）送达起诉书、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传票给嘉发公司，但根据EMS出具的回单显示，该份快递没有送达到嘉发公司手中，而是逾期退回。这证明嘉发公司并没有收到相关的诉讼文书。
二、嘉发公司没有委托任何人参与该案诉讼，在该案的整个诉讼过程中没有做出任何诉讼行为。涉案卷宗第三十四页的授权委托书上盖的公章并不是嘉发公司的公章，这种没有阿拉伯数字图案的公章，嘉发公司已于2011年12月20日登报遗失，且嘉发公司新的公章经过公安机关备案，公章边上有明显的阿拉伯数字，和遗失的公章完全不一样，其授权委托书明显非嘉发公司出具。
三、有充分证据证明该案嘉发公司所谓的“授权委托书”所盖的公章并非嘉发公司的公章，该案《民事调解书》严重违反自愿原则。根据卷宗和证据，可证明以下事实，1、2011年12月18日涉案诉讼文书由一个叫刘中强的（暂无法确定是否其本人，以下同）的律师签收，当时刘中强并没有取得嘉发公司的授权。2、嘉发公司发现公章遗失后，即于2011年12月20日登报遗失声明。3、2012年2月21日，有人把一份疑似盖有嘉发公司遗失的公章（暂时无法确定所盖公章是否为嘉发公司遗失之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出示并递交给了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4、2012年3月1日，开庭调解。四个相连的法律行为，并非嘉发公司作出，完全违反了调解的自愿原则。
四、退一步而言，按常理判断也可以发现该案明显存在问题。
根据涉案卷宗第67页《保证还款函》，保证期限无条件的被延长了三年，在没有经过股东一致同意的情况下，这明显是不利于嘉发公司的重大民事行为，一审庭审笔录中作为嘉发公司代理人（嘉发公司没有委托，但当时一审法院认为其有委托权，故暂称其为代理人）却完全没有提出异议。另外，刘中强作为该案钟东环的代理人，同时也作为嘉发公司的代理人，明知查封的是保证人即嘉发公司的财产，而非钟东环的财产，且最终被执行的就只能是嘉发公司的财产的情况下，没有提出回避，同时继续代理有利害冲突的同一案件的两个被告，事实也造成了嘉发公司的合法权益最终可能无法得到保障的严重后果，违反了利害冲突的二个被告不能同时聘请同一律师的规定。
综上所述，明显有人伪造了嘉发公司的《授权委托书》，造成了嘉发公司对整个诉讼过程完全不知情，对《民事调解书》的内容更是一无所知，这种行为明显违反了当事人自愿调解的原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的关于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故嘉发公司再审请求，撤销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2）东三法民一初字第255号民事调解书，重新审理本案。
钟东环再审答辩称：
一、嘉发公司的授权委托书真实有效。理由如下：1、授权委托书中有委托单位嘉发公司盖章和法定代表人赵汝文的签名，完全是嘉发公司真实意思表示，是自愿合法行为，具有法律效力，受法律保护。2、嘉发公司称：边上明显有阿拉伯数字图案的公章于2012年1月12日审批，而2012年2月21日授权委托书上盖的公章没有阿拉伯数字图案，从而否认不是嘉发公司的公章。事实上，嘉发公司在领取和使用有阿拉伯数字的公章的前后一直也在使用边上没有阿拉伯数字图案的老公章。审批时也还在用没数字的公章，那么，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明在2012年2月21日之前就已经领取和使用边上有阿拉伯数字图案的公章，同时嘉发公司提供的公章登报声明作废的复印件也未显示日期。甚至没数字的公章偏偏就于2012年2月20日这个日期遗失，怎么就这么巧合？因为明天就是授权委托书的日期。3、退一步讲，就算授权委托书上没有嘉发公司的公章。根据《民法通则》第三十八条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第四十三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企业法人应当承担责任。本案中，赵汝文作为嘉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无需法人机关的专门授权，就可以以嘉发公司的名义，代表法人对外进行民事活动，行为结果对企业法人发生法律效力。因此，嘉发公司的法�代表人赵汝文对受托人的授权委托行为发生法律效力，对嘉发公司完全具有法律约束力。综合以上三点，嘉发公司的授权委托书是真实、合法、有效的，对嘉发公司当然发生法律拘束力。其受托人在法庭调解文书中的签字，依法应当发生法律效力。
二、本案《民事调解书》是三方自愿达成的，其对三方具有约束力。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委托他人代为诉讼，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必须记明委托事项和权限。诉讼代理人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或者上诉，必须有委托人的特别授权。《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为，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从授权委托书的内容可知，代理人的代理权限是特别授权代理（包括代为立案、代为承认，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或者上诉等诉讼权利）。因此，代理人有权在法院主持调解下与对方当事人达成相关调解协议，并且所达成的调解协议内容也对嘉发公司具有法律效力，约束嘉发公司和各方当事人。
（二）就本案性质而言，并非是法律规定的必须由被代理人本人实施的诉讼活动，既然嘉发公司委托代理人（律师）参加诉讼活动，那么，嘉发公司也就可以到庭参加诉讼，也可以不到庭参加诉讼。但嘉发公司在自己不满意一审法院做出的民事调解书的内容的情况下，以自己未到庭参加诉讼为由，否认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调解书》，毫无事实和法律的根据。
三、代理人刘中强律师作为钟东环和嘉发公司特别授权�共同诉讼代理人，是经过钟东环签名和嘉发公司亲笔签名并盖章同意的，依法应当承担后果，不容否认。
综上所述，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2）东三法民一初字第255号民事调解书是根据各方当事人自愿原则，并且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嘉发公司申请再审的理由是完全不成立的，为维护钟东环的合法利益，钟东环请求驳回嘉发公司的再审申请。
苏毅在再审庭审中口头答辩称：
一、一审法院作出的调解书是经嘉发公司的法人代表签名授权并加盖嘉发公司原来的印章，在此情况下其律师刘中强出庭并调解，授权的手续是齐全的。
二、嘉发公司在2011年12月19日登报声明的时候，实际上嘉发公司的印章没有遗失，还在嘉发公司保存，所谓的公章遗失，是不属实的，且登记行为是嘉发公司自己声明的，没有法律效力。
三、钟东环提交的《声明》上，�嘉发公司法人代表的签名且加盖公司的印章，表明嘉发公司的旧公章还在使用。
四、嘉发公司的新印章有数字，只能说明嘉发公司现在同时使用两个印章。嘉发公司不能以新印章而否定原印章的真实性。原印章与借款合同、股东会决议等一系列印章都是一样的。
本院再审查明，2007年7月27日，钟东环作为借款人、嘉发公司作为借款的保证人与苏毅签订《借款合同》，就2005年7月共5批次合计500万元的借款，重新确定还款期限，嘉发公司作为保证人，对该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钟东环作为嘉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该合同上签名并加盖公章。同日，嘉发公司、谢佳丽（当时嘉发公司另一股东）作为保证人，与苏毅、钟东环就上述借款另签订了一份《保证担保借款合同》，钟东环作为嘉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该合同上签名并加盖公章。苏毅在一审期间还提交了以下证据支持其主张：2007年7月26日嘉发公司《股东同意保证意见书》，以证明嘉发公司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经该公司股东会决定通过的；钟东环、嘉发公司于2009年11月10日出具的保证还款函，证明嘉发公司自愿将对案涉借款的保证期间延期至2009年12月31日起三年；苏毅还提供了钟东环先后于2006年3月24日、2006年4月11日、2007年7月27日出具的借条和借据、电汇凭证三份、嘉发公司专用收据三份、存款账户回单四份、钟东环于2011年10月20日出具的《还款确认书》，用以证明案涉借款的履行情况。
嘉发公司主张2007年期间钟东环作为嘉发公司的股东，参与了嘉发公司为钟东环就案涉借款提供担保这一事项的股东会表决，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该表决事项无效。经查在该期间，嘉发公司的股东共有两人：钟东环和谢佳丽。二人均出席了该次股东会，谢佳丽同意为钟东环的500万元的借款提供担保。
嘉发公司主张其并未委托代理人参与一审阶段的诉讼活动，一审的民事调解协议无效的主要理由是，授权委托手续上所盖的嘉发公司公章早已遗失，该公司并未授权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经查，在一审阶段，嘉发公司的授权委托手续材料显示，该公司委托广东法泰律师事务所的刘中强律师担任本案一审阶段的诉讼代理人，授权委托手续的材料中包括《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授权委托书》，均盖有“梅县嘉发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字样公章（公章边上无阿拉伯数字），其中《授权委托书》的落款处有法定代表人赵汝文的签名，落款时间为2012年2月21日，刘中强律师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包括代为承认、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或者上诉等诉讼权利。
2012年3月1日，刘中强作为钟东环、嘉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常平法庭签订了调解协议，并于当天签收了调解书。
再审期间嘉发公司曾表示考虑对2012年2月21日嘉发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上赵汝文的签名是否其本人字迹申请鉴定，但其后并无提出鉴定申请。嘉发公司主张其并无授权刘中强律师担任诉讼代理人，从未出具一审阶段的授权委托材料，上述材料中出现的“梅县嘉发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字样公章（公章边上无阿拉伯数字）与旧公章形式一样，但旧公章早已遗失，有2011年12月20日的登报遗失声明为证。还主张在一审期间，该公司已启用经备案登记的新公章，新公章边上有阿拉伯数字（4414210008472），与已遗失的旧公章有明显差别。
关于嘉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情况，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嘉发公司在2004年6月24日-2011年4月22日期间，由钟东环担任�法定代理人；2011年4月23日至今，由赵汝文担任法定代表人。
再审期间，广东法泰律师事务所出具《对于﹤协助调查通知书﹥的复函》，陈述了在本案一审期间，该所接受嘉发公司的委托并指派刘中强律师担任嘉发公司诉讼代理人的经过，该所还提交了2012年2月21日嘉发公司办理委托手续时签订的《委托合同》、《授权委托书》、《委托人须知》、《法泰律师事务所服务质量监督卡》等一套委托材料，上述材料均加盖了“梅县嘉发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字样公章（公章边上无阿拉伯数字），其中《委托合同》、《授权委托书》还有赵汝文签名确认。法泰律师事务所还表示，其于2006年12月16日-2011年12月14日期间指派刘中强律师担任嘉发公司法律顾问；嘉发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赵汝文后，还曾在2011年5月、6月在另案中委托刘中强律师担任诉讼代理人，为证明以上情况，�泰公司还提交了三份《广东法泰律师事务所法律顾问合同书》、两套委托材料。
钟东环主张嘉发公司的旧公章并无遗失，一直由嘉发公司持有，嘉发公司在挂失旧公章后，在多份材料中仍然使用旧公章。为此，钟东环提交了2012年9月11日嘉发公司出具的《声明》、2012年9月21日嘉发公司作为担保人与梅县农村信用合作社签订的《借款展期协议》、2013年1月10日嘉发公司作为股东确认的《梅洲市嘉发集装箱货物运输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上述材料中均加盖了“梅县嘉发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字样公章（公章边上无阿拉伯数字），并由赵汝文作为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
嘉发公司再审期间主张其不应对案涉债务承担担保责任，原因是2011年4月21日赵汝文、邓广强、周玉黄、冯伟帆作为受让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书》受让嘉发公司时，并不清楚案涉债务，该债务超出了《股�转让合同书》约定的债务范围，依《股权转让合同书》的约定，应由转让方负责偿还。嘉发公司、钟东环均确认《股权转让合同书》的真实性。
以上事实，有《借款合同》、《保证担保借款合同》、《股东同意保证意见书》、2006年3月24日《借条》、2006年4月11日《借条》、2007年7月27日《借据》、《电汇凭证》、《嘉发公司专用收据》、《存款账户回单》、2011年10月20日《还款确认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委托合同》、《授权委托书》、《委托人须知》、《法泰律师事务所服务质量监督卡》、《广东法泰律师事务所法律顾问合同书》、《对于﹤协助调查通知书﹥的复函》、《声明》、《借款展期协议》、《梅洲市嘉发集装箱货物运输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合同书》、再审庭审笔录及调查笔录等附卷为证�
本院再审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具体的再审请求范围内审理再审案件，当事人超出原审范围增加诉讼请求的，不属于再审审理范围。结合申请再审的请求，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嘉发公司提出一审期间的调解违反自愿原则的事由是否成立，即嘉发公司一审期间的授权委托手续是否有效。对此，本院再审分析如下：
首先，嘉发公司确认一审卷宗内嘉发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授权委托书》上所盖的公章与其已登报声明遗失的公章在形式上是一样的，但主张该公章已于2011年12月20日登报声明遗失。而钟东环则主张虽然嘉发公司的旧公章已登报声明遗失，但嘉发公司一直在同时使用新旧两枚公章。因此�旧公章虽已登报声明遗失，但该公章是否仍由嘉发公司持有使用，需要结合其他的事实予以认定。一方面，登报声明公章遗失的行为是嘉发公司单方作出的，现有证据并未能证实旧公章确有遗失的事实。另一方面，根据钟东环再审期间提交的一系列材料显示，在2011年12月20日以后，即在嘉发公司自称公章已遗失后，赵汝文以嘉发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或进行其他民事法律行为时，仍在使用旧公章，表明该公司仍在使用并认可旧公章的效力，故对于钟东环关于嘉发公司同时使用新旧公章的主张，再审予以采信。其次，案涉《授权委托书》除了有旧公章外，还有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汝文的签名。虽然嘉发公司主张该《授权委托书》上“赵汝文”的签字非赵汝文本人所写，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佐证，且在本院释明后嘉发公司仍不申请对“赵汝文”的签字申请鉴定，应承�举证不能的责任。因此，赵汝文作为嘉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授权委托书》上签名是其履行职务的行为，该行为对嘉发公司发生法律效力。另，再审期间广东法泰律师事务所对双方之间的委托关系予以确认，并提供了双方成立委托关系的一系材料，上述材料亦经嘉发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汝文签名确认并加盖公章，同样也是合法有效的。综上，再审认为嘉发公司仅以旧公章已登报遗失为由，否认一审期间的《授权委托书》上公章的效力，这一主张不能成立。再审认定嘉发公司在一审期间委托广东法泰律师事务所刘中强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的事实。
嘉发公司于2012年2月21日授权委托广东法泰律师事务所的刘中强律师参与一审诉讼，其代理权限是特别授权，刘中强作为委托代理人，在其权限范围内，于2012年3月1日与苏毅、钟东环达成调解协议，协议的内容不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利益，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再审确认一审期间三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符合自愿、合法的原则，依法予以确认。
另外，嘉发公司关于2007年7月26日股东会决议无效的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的规定，钟东环在2007年7月26日股东会上的表决无效，排除钟东环后，嘉发公司另一名股东谢佳丽在股东会上表示同意嘉发公司为钟东环的500万元的借款提供担保，符合“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的条件，故2007年7月26日股东会决议有效。对于嘉发公司的现任股东以受让嘉�公司时不清楚案涉借款，案涉借款超出了《股权转让合同书》上所列范围，嘉发公司无需承担保证责任的主张。再审认为，根据合同相对性，上述《股权转让合同书》只在合同当事人间发生效力，嘉发公司不能因此免除案涉借款的保证责任，而且嘉发公司在一审阶段签订调解协议，确认对调解协议约定的款项承担保证责任，因此，嘉发公司主张其无需承担保证责任的依据不足。
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嘉发公司提出的调解违反自愿原则的事由不成立，且调解协议的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嘉发公司的再审申请依据不足，再审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条及前引法律法规条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驳回再审申请人梅县嘉发企业集�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二、恢复对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2）东三法民一初字第225号民事调解书的执行。
本案再审诉讼费52384.84元，由梅县嘉发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承担。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伍小冰
审 判 员 吴国鹏
代理审判员 陈彩玲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叶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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