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珠中法民一终字第73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交通运输部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
法定代表人：陈国权，队长。
委托代理人：韩俊杰，广东华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游运，男，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办公室××专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浩，男，汉族，户籍所在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公民身份号码：×××3415。
委托代理人：周明皓，广东大公威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丁莹，广东××××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交通运输部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以下简称南海救助飞行队）因与被上诉人金浩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4）珠香法民一初字第18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南海救助飞行队为事业单位法人，经费来源为财政补助收入，举办单位为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局。南海救助飞行队经登记的宗旨和业务范围系为保障人命财产安全提供海上抢险救助服务，海上人员搜救救助与人命救生，海上消防和防污染工作实施，救助装备和场站管理维护及空地安全管理，相关科研与业务培训。南海救助飞行队另主张其单位还参加军事演习、国防战备演练、神舟飞船发射的保障工作，以上均涉及国家秘密。
2005年9月5日，交通部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甲方）与金浩（乙方）签订了《培训协议书》，约定：本协议培训时间于2005年9月11日生效，于2006年8月11日终止，共计300天；培训主要内容为美国直升机驾驶执照（FAA驾驶执照）；乙方同意根据甲方工作需要，参加直升机培训；根据培训费用情况，乙方对应的培训服务期自2005年9月11日始，至2020年9月11日止，共计15年；乙方如在服务期限内提出自费出国、工作调动、学习等情况时，应承担违约责任；本协议内容的变更、修改应在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进行。此外，双方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交通部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与南海救助飞行队均隶属于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局。
2008年1月1日，金浩经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局内部人事调整，至南海救助飞行队单位工作，任职飞行管理部门的飞行员。金浩主张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局调动金浩的批复中要求南海救助飞行队重新与金浩签订聘用合同。双方均确认金浩与交通部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的人事关系由南海救助飞行队承接。
2011年11月15日，双方签订了《聘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为七年，自2008年1月1日至2015年7月15日止；除金浩在试用期内提前3日通知、考入普通高等院校、被录用或选调为公务员及依法服兵役的情形外，金浩提出解除聘用合同未能与南海救助飞行队协商一致的，金浩应当坚持正常工作，继续履行聘用合同，6个月后再次提出解除合同仍未能与南海救助飞行队协商一致的，即可单方面解除合同，但必须完成工作交接；因金浩怠于履行工作交接导致的延期办理退工、档案转移手续等，责任由金浩自行承担；合同解除后，南海救助飞行队应当为金浩开具《解除聘用合同证明书》，并办理相关手续，双方应当在15日内办理人事档案转移手续，南海救助飞行队不得以任何理由扣留金浩的人事档案，金浩不得无故不办理档案转移手续；金浩在涉密岗位工作的，解除合同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涉密人员管理的规定。此外，双方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
南海救助飞行队主张上述《培训协议书》与《聘用合同》是并列关系，金浩调动至南海救助飞行队单位后，并未终止金浩与交通部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签订的聘用合同及《培训协议书》。《培训协议书》约定的交通部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的权利义务由南海救助飞行队承继，《培训协议书》对南海救助飞行队、金浩双方具有约束力，虽然《聘用合同》约定的期限至2015年7月15日，但是因为《培训协议书》约定金浩的培训服务期至2020年9月11日止，所以《聘用合同》的期限实际应延续至2020年9月11日止。金浩主张虽然交通部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与南海救助飞行队同属于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局管理，但两者均为独立的事业单位法人，均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培训协议书》是金浩与交通部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签订的，与南海救助飞行队无关，2008年时重新与南海救助飞行队签订《聘用合同》，当时签订合同时双方有谈过聘用合同期限的问题，南海救助飞行队要求合同期限至2020年，金浩当时不认可《培训协议书》约定的培训服务期，要求只签到2015年，所以双方就协商将聘用合同期限约定至2015年7月15日，2008年签订的《聘用合同》相当于是对《培训协议书》的终止。金浩未就其上述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2012年10月22日，金浩被南海救助飞行队任命为10级搜救机长，聘期自2012年8月起计算。2012年11月11日，金浩任命南海救助飞行队为飞行管理部负责人（主持工作）。2013年10月8日，金浩向南海救助飞行队提出辞职申请，南海救助飞行队不同意金浩辞职，并于2013年11月8日书面复函不同意金浩的辞职申请。2014年4月9日，金浩另行向南海救助飞行队邮寄了辞职申请，明确希望于2014年4月23日离岗，南海救助飞行队收到后未予答复。2014年4月16日，金浩再次邮寄辞职申请，再次明确希望于2014年4月23日离岗。南海救助飞行队收到后电话答复不同意金浩的辞职申请。
经南海救助飞行队审批同意，金浩自2013年11月21日开始休假，直至休假至2014年4月16日，休假结束后未返回南海救助飞行队处继续工作，双方未办理工作交接。南海救助飞行队主张金浩擅自离岗，不符合聘用合同约定的单方解除聘用合同的条件。
南海救助飞行队主张其分别于2014年5月12日、2014年6月16日、2014年7月14日向金浩邮寄送达有关要求金浩回到工作岗位、交回已带走的飞行记录档案及对2014年4、5、6、7月份的考勤及工资进行确认的通知，并提交了上述有关通知及邮寄详情单加以证明。邮寄详情单显示为本人或他人签收。金浩不予认可南海救助飞行队上述主张及证据，主张其已于2014年4月24日提请人事仲裁，上述通知为南海救助飞行队单方制作，金浩对上述通知不知情。
2014年4月24日，金浩向珠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请人事仲裁，该委于2014年4月30日受理，案号为珠劳人仲案字（2014）395号。仲裁请求如下：1.确认双方签订的《聘用合同》于2014年4月23日解除；2.南海救助飞行队为金浩办理工作交接、开具《解除聘用合同证明书》、办理飞行技术档案转移、人事档案转移及社会保险关系转移相关手续。2014年7月30日，该委作出非终局仲裁裁决，裁决如下：1.确认双方2011年11月15日签订的《聘用合同》于2014年4月23日解除；2.南海救助飞行队应于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与金浩办理工作交接、向金浩开具《解除聘用合同证明书》、办理金浩人事档案转移及社会保险关系转移；3.驳回金浩其他仲裁请求。南海救助飞行队不服上述裁决，遂于2014年8月20日诉至原审法院。
南海救助飞行队主张金浩的工作岗位及工作内容涉及国家秘密，南海救助飞行队为此提交了飞行数据管理平台截图、2013年9月18日的《关于调整保密委员会的通知》（救飞办字（2013）55号）及2013年9月30日的月度例会记录加以证明。其中，飞行数据管理平台截图显示：机组信息中金浩作为副驾［飞行员］，救助／空投／随机人员无，工作内容描述为“南海海域国防动员海上搜救预演”。南海救助飞行队主张金浩参与了上述预演。南海救助飞行队主张其单位成立时业务限于海难救助、海上巡防等普通业务，但随着行业作用凸显，南海救助飞行队参与了涉及国家秘密的有关军事演习、神舟飞船发射的保障工作、国防战备演练等，南海救助飞行队上级主管部门因此要求南海救助飞行队成立保密小组，对相关人员进行保密培训，相关保密制度在逐步完善。金浩虽然仅作为技术指导人员，没有实际参与执行任务，但金浩作为飞行管理部负责人，在接受以及安排执行的过程中必然获知大量的国家秘密，但是南海救助飞行队没有权限保存相关文件，南海救助飞行队主张其单位保密制度虽不完善并不能否定金浩所属岗位涉及国家秘密，以及金浩因此获知国家秘密的事实。交通运输部保存了相关文件，交通运输部没有批准南海救助飞行队提交相关涉密文件。2013年9月30日的月度例会记录显示会议内容包括“调整保密委员会涉密人员为各部门负责人及队领导”，金浩并未参加该次会议。2013年9月18日的《关于调整保密委员会的通知》（救飞办字（2013）55号）将金浩列为南海救助飞行队单位保密小组成员。
金浩不予认可南海救助飞行队上述主张及证据，抗辩主张飞行数据平台截图来源于南海救助飞行队单位内部，其数据的开发、修改和管理都是由南海救助飞行队内部控制，可以随时进行修改、删除和添加等，数据没有得到任何国家主管部门的认可和认证，没有任何涉密的标识，而且预演对公共媒体公开，南海救助飞行队有政工部门专门主动联系媒体对外宣传。金浩没有看过涉密文件、没有参加过涉密活动，其工作岗位及工作内容不涉及国家秘密。国家秘密需要经过法定程序确认，需要在有关范围内公布，南海救助飞行队未举证证明金浩经过保密审查及保密教育培训，掌握保密技能，与南海救助飞行队签订保密承诺书，金浩按照涉密程度属于哪类涉密人员及金浩的脱密期间。
就南海救助飞行队主张金浩涉密的情况，南海救助飞行队申请原审法院向交通运输部调查取证。原审法院经审查，不予准许南海救助飞行队的调查取证申请。
南海救助飞行队主张金浩从事的飞行救助打捞行业，属于特殊行业，金浩的工种为特殊工种，并提供《救捞行业及救助飞行员工种简介》、《关于印发救捞系统救助飞行单位特殊岗位工作人员工资收入管理办法的通知》（救人字（2013）26号）加以证明。其中，《救捞行业及救助飞行员工种简介》载明，救助飞行队是中国救捞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利用救助航空器实施责任辖区内海上遇险（难）船舶、航空器、固定设施等的人员搜寻救助和人命救生，承担海上船舶、××病人员救治、配合海上救助船舶实施海上救助、消防和防污染工作，应地方政府需要执行其他海上和陆地救援工作。南海救助飞行队的特殊岗位专业技术人员包括飞行员，救助飞行队特殊岗位人员按照航空人员管理有关规定执行，飞行员属高空作业人员（特殊工种）。《关于印发救捞系统救助飞行单位特殊岗位工作人员工资收入管理办法的通知》载明，办法适用于飞行单位飞行等人员，飞行员岗位工资设置9个等级（5-13级），分别执行相应的岗位工资标准，具体为：高级搜救机长聘任在5至7级岗位的；搜救机长聘任在8至10级岗位的；搜救副驾驶聘任在11至12级岗位的；毕业生见习期满，尚未取得搜救副驾驶资格的。金浩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主张由原审法院确定，关联性不予认可。
南海救助飞行队主张金浩属于承担国家和地方重点项目的主要技术负责人和技术骨干，南海救助飞行队为此提交了《交通运输部关于加强专业救助打捞工作的意见》（交救发（2014）116号）、《印发广东省安全生产“十二五”规划的通知》（粤府办（2011）36号）加以证明。其中，《交通运输部关于加强专业救助打捞工作的意见》（交救发（2014）116号）于2014年5月31日作出，于2015年6月5日印发。《印发广东省安全生产“十二五”规划的通知》显示广东省安全生产“十二五”规划中重点工程包括整合广东海事局、省海洋渔业局、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等搜救单位的搜救资源，构建广东省海上搜救综合信息平台。南海救助飞行队主张救助打捞项目是国家和广东省重点项目，飞行救助项目是国家应急救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金浩是南海救助飞行队飞行管理部负责人，主持工作，职称是10级机长，是高技能实用人才，当然属于主要技术负责人和技术骨干。金浩不予认可南海救助飞行队上述主张，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主张由原审法院确定，关联性不予认可。金浩抗辩主张其从事的飞行救助项目不属于国家和地方重点建设项目，金浩亦并非承担国家和地方重点项目的主要技术负责人和技术骨干。
另查明，南海救助飞行队另案以金浩为被申请人向珠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请人事争议仲裁，仲裁请求如下：1.请求裁决金浩与南海救助飞行队办理工作交接手续，向南海救助飞行队交回其擅自带走的飞行记录材料，并协助办理飞行技术档案封存手续；2.请求裁决金浩支付南海救助飞行队招收、录用、培养飞行员培训费用210万元；3.请求裁决金浩赔偿南海救助飞行队培训费用14945592.85元。该委于2015年5月6日立案受理，案号为珠劳人仲案字（2015）365号。2015年5月7日，该委以双方关于离职的人事争议目前尚在原审法院审理中，关于双方是否已解除人事关系需要待法院作出生效判决为由，作出《中止审理通知书》，决定对该案中止审理，待中止审理的客观情形消除后，再恢复该案的审理。南海救助飞行队主张提请该案仲裁的目的是应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为避免国有资产流失而主张权利。金浩主张南海救助飞行队提请该案仲裁实际上是认可了双方的人事关系已经解除。双方均确认人事档案不包含飞行技术档案，飞行技术档案是单独的档案材料。
原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聘用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全面履行。
关于《聘用合同》的合同期限问题。虽然《聘用合同》约定的合同期限至2015年7月15日，但由于金浩之前与交通部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签订了《培训协议书》，双方约定的培训服务期直至2020年9月11日止，金浩经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局内部人事调整至南海救助飞行队单位工作，因此南海救助飞行队实际承继了《培训协议书》约定的交通部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的权利义务，金浩在南海救助飞行队单位的培训服务期应至2020年9月11日止，故而《聘用合同》的合同期限实际应至2020年9月11日止。南海救助飞行队相应主张依据充分，原审法院予以采纳。金浩未就其关于2008年签订的《聘用合同》相当于是对《培训协议书》的终止的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关于金浩是否属于从事特殊行业、特殊岗位工作的人员的问题。根据南海救助飞行队提交的《救捞行业及救助飞行员工种简介》、《关于印发救捞系统救助飞行单位特殊岗位工作人员工资收入管理办法的通知》（救人字（2013）26号），结合金浩的工作岗位及工作内容，原审法院认定金浩属于从事特殊行业、特殊岗位工作人员。
关于双方签订的《聘用合同》是否已经解除的问题。《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有关问题的解释》第15条规定：“受聘人员提出解除聘用合同未能与聘用单位协商一致的，受聘人员应当坚持正常工作，继续履行聘用合同；6个月后再次提出解除聘用合同，仍未能与聘用单位协商一致，受聘人员即可单方面解除聘用合同。但对在涉及国家秘密岗位上工作，承担国家和地方重点项目的主要技术负责人和技术骨干不适用此项规定。”
南海救助飞行队主张金浩在涉及国家秘密岗位工作，南海救助飞行队就其上述主张仅提供了飞行数据管理平台截图、2013年9月18日的《关于调整保密委员会的通知》（救飞办字（2013）55号）及2013年9月30日的月度例会记录加以证明。但从南海救助飞行队的宗旨和业务范围来看，南海救助飞行队主要从事海上救助工作，南海救助飞行队提交的上述证据并不能充分证明其上述主张。至于南海救助飞行队申请原审法院调查取证的问题，南海救助飞行队作为交通运输部直属的事业单位，应当能够取得其主张的金浩为涉密人员及金浩工作岗位涉及国家秘密的相关材料，南海救助飞行队的调查取证申请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原审法院不予准许。南海救助飞行队未能举证证明金浩经过保密审查及保密教育培训，掌握保密技能，与南海救助飞行队签订保密承诺书，金浩按照涉密程度属于哪类涉密人员及金浩的脱密期间，原审法院对南海救助飞行队上述主张不予采纳。
南海救助飞行队主张金浩属于承担国家和地方重点项目的主要技术负责人和技术骨干，并为此提交了《交通运输部关于加强专业救助打捞工作的意见》（交救发（2014）116号）、《印发广东省安全生产“十二五”规划的通知》（粤府办（2011）36号）加以证明。但南海救助飞行队提供的现有证据未明确指向金浩系国家和地方重点项目主要技术负责人和技术骨干，南海救助飞行队相应主张依据并不充分，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聘用合同》已明确金浩单方申请辞职的条件和程序，约定金浩提出解除聘用合同未能与南海救助飞行队协商一致的，金浩应当坚持正常工作，继续履行聘用合同，6个月后再次提出解除合同仍未能与南海救助飞行队协商一致的，即可单方面解除合同，但必须完成工作交接。金浩于2013年10月8日向南海救助飞行队提出辞职申请，南海救助飞行队不同意金浩辞职，6个月后金浩已经再次提出解除合同，明确表示2014年4月23日离岗，该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已经到达南海救助飞行队。虽然南海救助飞行队不同意金浩的辞职申请，并主张金浩擅自离岗，双方未办理工作交接，金浩单方解除聘用合同不符合合同约定。但由于南海救助飞行队不同意金浩辞职，客观上金浩无法办理工作交接，金浩已经于2014年4月24日提请人事仲裁，南海救助飞行队相应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虽然金浩违反了《培训协议书》约定，在培训服务期届满前单方面申请辞职，但南海救助飞行队可以根据《培训协议书》的约定追究金浩相应的违约责任，实际上南海救助飞行队已另案提请仲裁向金浩主张相应权利，并不影响金浩单方面申请辞职的权利。综上所述，金浩可以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原审法院确认双方签订的《聘用合同》于2014年4月23日解除。南海救助飞行队相应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办理工作交接、开具《解除聘用合同证明书》、办理人事档案转移及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的问题。双方均确认人事档案不包含飞行技术档案，双方未就相应仲裁裁决提起诉讼，视为服从仲裁裁决，且南海救助飞行队已就飞行技术档案问题另案提请仲裁，原审法院在本案中不予审处。如前所述，原审法院已确认双方签订的《聘用合同》于2014年4月23日解除，根据《聘用合同》约定，双方应办理工作交接，南海救助飞行队应当为金浩开具《解除聘用合同证明书》、办理人事档案及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南海救助飞行队相应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人事争议处理规定》第二条第（二）项、《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的意见》第六条、《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有关问题的解释》第15条、第19条、第2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双方签订的《聘用合同》于2014年4月23日解除；二、南海救助飞行队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与金浩金浩进行工作交接，向金浩开具《解除聘用合同证明书》，办理金浩的人事档案转移及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三、驳回南海救助飞行队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南海救助飞行队负担。
一审判决后，南海救助飞行队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确认南海救助飞行队与金浩于2011年11月15日签订的《聘用合同》尚未于2014年4月23日解除；3、改判金浩继续履行合同，南海救助飞行队无需与金浩进行工作交接，无需为金浩开具《解除聘用合同证明书》，无需办理金浩的人事档案转移及社会保险关系转移；4、改判金浩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一审判认定事实不清楚，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错误判决。一、一审判决以南海救助飞行队的宗旨和业务范围以及南海救助飞行队未能举证证明金浩经过保密审查及保密教育培训、增强保密技能、与南海救助飞行队签订保密承诺书等为由认定金浩不在涉及国家秘密岗位工作是错误的。首先，虽然南海救助飞行队成立的宗旨系海上救助，但随着行业发展，功能逐渐多元化，近年来南海救助飞行队陆续参与国防战备演练、军事演习、南海海上军事后勤保障及神舟飞船发射保障工作等国家交给的各项超出原业务范围的涉及有关国家秘密的任务。通过执行上述任务，金浩所在岗位会因此获知相应的国家秘密。为了应付这些新形势，南海救助飞行队上级主管部门高度重视保密工作，于2014年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救捞系统保密和信息安全工作的通知》，指导南海救助飞行队不断加强对涉密人员和涉密文件的管理。南海救助飞行队也积极开展保密教育和保密承诺书的签订等工作，出台了有关保密制度。但由于金浩对保密承诺书的排斥，认为是对其的限制，不愿意签署，还用离职相威胁。为了稳定队伍，南海救助飞行队暂未强制和金浩签订保密承诺书，但其他涉密人员均有签订保密承诺书。同时，为降低泄密风险，南海救助飞行队只能不断加强保密管理和保密检查，并将金浩纳入单位保密委员会。因此，不能因为金浩主管原因不愿意签署保密承诺书，就否定金浩已涉密的事实，而且金浩对于曾参与国防战备演练的事实也认可。其次，一审过程中南海救助飞行队已就金浩在岗位及相关工作涉密事项申请人民法院到交通运输部及解放军总装备部调查取证，然而一审判决以不符合法律规定为由不予准许。但由于金浩所涉及到的秘密涉及到军方和国防机密，军方的保密意识和保密规定更严格，动不动就以叛国罪来处罚涉密军方人士，因此，不可能有军方人士甘愿冒如此大的政治风险，为一名飞行员的离职纠纷将涉密文件交给南海救助飞行队进行诉讼，即使法院等相关单位愿意千方百计的为此保密。而且，有关涉密文件为了保密，都是以开会形式传达给南海救助飞行队，并无纸质文件传达给南海救助飞行队。但经过多次协调，军方和交通运输部同意协助法院派员前去进行调查取证。因此不能因为南海救助飞行队系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有关涉密文件，就判决金浩的工作内容不涉密。总之，一审判决仅以形式上不符合《保守国家秘密法》相关规定，否认金浩涉密的客观事实，同时对南海救助飞行队的调查取证申请不予准许，据此作出的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也将造成国家秘密泄露的隐患。二、一审判决认定金浩不属于国家和地方重点项目主要技术负责人和技术骨干是认定事实错误。南海救助飞行队从事的飞行救助项目属于公共服务，是国家应急救援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列为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第四十一章第三节），是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同时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广东省安全生产“十二五”规划的通知》（粤府办（2011）36号文），列明了“十二五”规划中重点工程项目就包括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因此金浩从事的飞行救助项目属于国家和地方重点建设项目。同时金浩被聘任为飞行技术部门负责人，十级搜救机长，金浩属于国家和地方重点项目主要技术负责人和技术骨干，对此南海救助飞行队已提交证据证明。三、一审判决认定金浩客观上无法交接时认定事实不清。虽然南海救助飞行队不同意金浩辞职，但实际其已擅自离岗不在岗位实际工作，为了保障工作的顺利进行，无论其是否辞职，都必须进行工作交接，而本案中金浩并没有证据证明其要求过南海救助飞行队进行工作交接。庭审中金浩称“休假后即提出解除合同，离职前没有工作，无需交接”也能够证明金浩没有进行工作交接的事实。因此一审判决在没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推测南海救助飞行队拒绝交接工作是错误的，事实上南海救助飞行队也多次电话与金浩联系要求进行工作交接，但该交接并非认可其辞职。综上，金浩的辞职申请违反了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且未获南海救助飞行队的同意，其与南海救助飞行队签订的《聘用合同》并未解除，仍然合法有效依法应继续履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错误判决，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改判支持南海救助飞行队的诉讼请求。
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南海救助飞行队补充以下上诉意见：一、南海救助飞行队于2012年11月11日出具《关于调整金浩等3位位同志工作岗位的通知》以及于2012年10月22日出具《关于聘任张瑞等4名同志的通知》，重新调整了金浩的工作岗位，重新确认了聘用期限起算时间，而之前于2008年签订的《聘用合同》对相应岗位及涉及到岗位辞职的约定不再适用，双方没有重新签订《聘用合同》，根据《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辞职暂行规定》第7条的规定，金浩提出辞职必须经过批准，本案中南海救助飞行队并未批准金浩的辞职申请，其单方解除合同不符合相关规定。二、根据《聘用合同》约定，金浩提出解除聘用合同未能与南海救助飞行队协商一致的，金浩应当坚持正常工作，继续履行聘用合同，6个月后再次提出解除合同仍未能与南海救助飞行队协商一致的，即可单方面解除合同，但必须完成工作交接。事实上，即使金浩要求于2014年4月23日离职，其休完假（2014年4月16日）至2014年4月23日仅上班一天后一直缺勤，并没有坚持正常工作，没有继续履行聘用合同。金浩在2013年11月8日收到南海救助飞行队不同意其辞职书面回函后，于2014年4月16日再次提出辞职申请，也不符合上述约定“六个月”的期限。而且根据上述约定，完成工作交接系可单方面解除聘用合同的必要条件，其没有完成工作交接，不能单方面解除聘用合同。综上，金浩单方面解除聘用合同不符合相关规定及双方在《聘用合同》中的约定，一审判决依据该约定认定双方合同于2014年4月23日解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南海救助飞行队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金浩答辩称：一、南海救助飞行队认为金浩不签署保密书，因而故意不承认涉密之事，纯属污蔑，金浩于2011年11月15日签订劳动合同后，南海救助飞行队没有要求金浩要经过保密教育的培训，没有被分类为哪种涉密人员，没有被培训掌握保密的知识技能，更没有承诺保密。2013年9月22日金浩就开始休假，南海救助飞行队在一审提交的证据及2013年9月30日月度例会记录显示召开会议，但是金浩处于休假状态，如果该会是真实召开的，那金浩没有参加，也不知会议内容，只是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才知道才看到记录的内容，并且关于调整金浩为保密委员会为各部门领导及人员是后面添加上去的，是为应付本次诉讼有意为之。2013年11月21日开始，金浩休假至2014年4月16日，在休假没有结束的时候，金浩即于2014年4月9日就提出了第二次的辞职申请，2014年4月16日提出第三次辞职申请，从此金浩没有上班。请问南海救助飞行队提到的2014年印发的《救捞系统保密的通知》是什么时候印发的，什么时候告诉金浩，什么时候让金浩签署，2013年10月8日金浩正式提出离职申请，何来以离职相威胁之说，因此，时间顺序和逻辑思维，可以判断谁在撒谎。二、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法律原则，上级单位保管的证据为何不提交，不能举证，南海救助飞行队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举证是南海救助飞行队的法定义务，不能免除自己的法律义务，向司法部门提供证据。三、金浩从事的飞行救助不属于国家和地方重点建设项目，按照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第四条规定，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由国务院计划主管部门商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确定，结合第五条规定，国家和地方的重点项目必须由国务院公布，或者由地方相关部门公布，南海救助飞行队的主张明显缺乏依据。四、金浩并没有担任国家和地方重点项目的技术工作，作为技术骨干，也相应的有相关的管理部门报备、批准和登记，但在本案中没有相关的证据。
金浩针对南海救助飞行队的补充上诉意见，答辩如下：一、南海救助飞行队认为应当适用的《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辞职暂行规定》第7条的规定是错误的，金浩认为应当适用人事部颁布的《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的意见》，根据立法法第83条规定，新法优于旧法，在两个规范性规定有效时，应从新，同时这两份文件的规定，对于员工的辞职有不同的规定，按照法理与法律规定，适用新的规定。即使南海救助飞行队认为本案适用暂行规定，南海救助飞行队错误理解该规定的内容，暂行规定第7条和第6条有明确规定，在聘用合同没有约定时，可按照该规定第5条处理，这一条款明确规定金浩有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不需要经过批准。二、本案中，金浩的辞职是合理合法的，一审有详细的陈述，南海救助飞行队为了强制金浩留在单位，在各种诉讼中故意拖延，金浩近二年没有工作，没有经济来源。
二审期间，上诉人南海救助飞行队提交了以下证据：一、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局（2014）83号文件，拟证明南海救助飞行队的工作涉及国家秘密，上级要求加强救捞系统保密及信息安全工作，金浩作为飞行部的负责人，是南海救助飞行队的核心部门领导，其所在岗位当然涉及国家秘密。二、调查举证申请，申请法院向交通运输部和解放军总装备部，调取金浩的岗位是涉及国家秘密的证据，金浩实际参与国防战队演练，该演练涉及国家秘密，或者金浩涉及相关国家秘密的相关证据。被上诉人金浩的质证意见为：一、针对证据一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局（2014）83号文件，过了举证期间，且不属于新证据，金浩不予质证；二、针对南海救助飞行队提出的调查举证申请，该份申请书不符合法律相关规定，由南海救助飞行队自己上级部门管理的证据材料，举证是其法定义务，不属于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范围。
本院对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14年6月20日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局下发了救捞办字（2014）83号文件《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救捞系统保密及信息安全工作的通知》。南海救助飞行队在2013年9月30日的月度例会上内容“调整保密委员会，涉密人员为各部门负责人及队领导”系手写增加的部分，与其他字迹明显不同，金浩未参加该会议。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一条、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并根据当事人的主观过错程度分别处理，即使当事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如果该证据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人民法院也应当采纳，同时对其进行训诫、罚款。上诉人南海救助飞行队于二审时提交的证据虽然形成于一审程序结束之前，无客观正当理由于二审时才予提交，但该证据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本院予以采纳，同时对南海救助飞行队逾期提供证据的行为予以训诫。退一步说，即使金浩所从事的工作涉及到有关秘密，但双方并没有有关保密的约定，南海救助飞行队提供的飞行数据管理平台截图、《关于调整保密委员会的通知》（救飞办字（2013）55号）和月度例会记录等不足以证明金浩经过了保密审查及保密教育培训，掌握了保密技能，按照涉密程度属于哪类涉密人员等。南海救助飞行队于二审时提交的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局救捞办字（2014）83号文件《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救捞系统保密及信息安全工作的通知》也是对救捞系统保密及信息安全工作的要求。而且2013年9月30日的月度例会上有关“调整保密委员会，涉密人员为各部门负责人及队领导”内容系手写增加的部分，与其他字迹明显不同，金浩也未参加该会议。况且从南海救助飞行队的宗旨和业务范围来看，南海救助飞行队主要从事海上救助工作，退一步说，即使涉密，也不影响双方其他劳动权利和义务的行使和履行。故对于南海救助飞行队于二审时有关涉及保密事项的调查取证申请，本院不再准许。
参照《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管理办法》第四条和第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由国务院计划主管部门商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确定。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和国家重点建设预备项目确定后，由国务院计划主管部门公布。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广东省安全生产“十二五”规划的通知》虽然提及过紧急救助项目，但南海救助飞行队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项目由国务院计划主管部门商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确定并由国务院计划主管部门公布。南海救助飞行队仅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广东省安全生产“十二五”规划的通知》来主张金浩从事的飞行救助项目属于国家和地方重点建设项目以及金浩属于国家和地方重点项目主要技术负责人和技术骨干，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虽然南海救助飞行队重新调整了金浩的工作岗位，重新确认了聘用期限起算时间，由于双方没有重新签订新《聘用合同》，故不影响双方之前签订的《聘用合同》其他条款的效力。1990年颁实施的《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辞职暂行规定》第七条有关辞职必须经过批准的规定，是在上述暂行规定的第六条“与所在单位订有聘用合同的人员，其辞职按聘用合同的规定办理。聘用合同没有明确规定的，可按本规定的第五条或第七条办理”的前提下才适用的。可见，聘用人员的辞职应优先适用聘用合同的约定。双方所签订的《聘用合同》明确约定金浩提出解除聘用合同未能与南海救助飞行队协商一致的，应当坚持正常工作，继续履行聘用合同，6个月后再次提出解除合同仍未能与南海救助飞行队协商一致的，即可单方面解除合同，但必须完成工作交接。《聘用合同》中有关金浩单方申请辞职的条件和程序与《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有关问题的解释》第15条规定“受聘人员提出解除聘用合同未能与聘用单位协商一致的，受聘人员应当坚持正常工作，继续履行聘用合同；6个月后再次提出解除聘用合同，仍未能与聘用单位协商一致，受聘人员即可单方面解除聘用合同”的原则和精神是一致的。金浩于2013年10月8日向南海救助飞行队提出辞职申请，南海救助飞行队不同意金浩辞职，6个月后即2014年4月16日金浩再次提出辞职申请，符合上述《聘用合同》的约定。由于南海救助飞行队不同意金浩辞职，金浩没有办理工作交接，有一定的客观理由，但不影响辞职行为的效力。南海救助飞行队关于《聘用合同》有关岗位辞职的约定不再适用、金浩辞职必须经过批准且不符合“六个月”的期限以及金浩未完成工作交接不能辞职等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确认双方签订的《聘用合同》于2014年4月23日解除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南海救助飞行队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计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南海救助飞行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孟庆锋
代理审判员 唐育萍
代理审判员 艾欣欣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三日
书 记 员 陈培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