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6民终56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史国兴。
委托代理人：朱国峰，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乐成。
委托代理人：徐世汇，绍兴市柯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史国兴为与被上诉人曹乐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5）绍柯商初字第33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2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判员柳雪松、彭丽莉，代理审判员ＸＸ斌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15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史国兴的委托代理人朱国峰，被上诉人曹乐成的委托代理人徐世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4月30日，曹乐成与史国兴、案外人张潇签订《合作框架协议》一份，三方决定发起设立绍兴县郎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并就相关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2013年11月1日，曹乐成与史国兴签订《个人借款合同》一份，约定史国兴向曹乐成借款人民币1290万元，借期自2013年11月1日起至2014年11月1日止，借期内利率为月利率25‰，若逾期归还，付日息千分之一等内容。2013年11月1日，史国兴向曹乐成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贷款人曹乐成人民币1290万元，特此证明。同日，曹乐成向史国兴亦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史国兴�民币70万元整。2013年11月8日，曹乐成再向史国兴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史国兴还款人民币40万元整。2014年1月1日，曹乐成与史国兴、案外人朱传根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将史国兴对案外人朱传根享有的125万元债权转让给曹乐成，以抵充史国兴结欠曹乐成的债务。现《个人借款合同》中记载的借款期限已到，史国兴尚未足额清偿债务，遂成讼。另查明，史国兴及郁丽芳还陆续汇付给曹乐成人民币共计187.47万元。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双方之间的合伙关系是否解除以及讼争的《个人借款合同》能否作为双方的结算凭证；二、若合伙关系已实际解除且讼争《个人借款合同》系双方结算依据的，史国兴尚需支付给曹乐成多少金额的合伙结算款。对此分析如下：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曹乐成认为该合同即为双方合伙解散并结算的依据，史国兴则抗辩称该合同仅是对曹乐成在合伙体内所享有权益的确认以及日后分红的凭证。纵观本案证据，该院认为双方的合伙关系已经实际解除，讼争的《个人借款合同》可以作为双方的结算凭证，具体理由如下：
1、从讼争《个人借款合同》的形式上看，该合同名为借款合同，若如史国兴之抗辩，双方完全可以签订诸如确权协议之类的合同，且在《合作框架协议》中已就双方的权利义务等作出约定，即使该合伙体对外是以史国兴和案外人张潇的名义的运行，仍不妨碍曹乐成通过《合作框架协议》来实现自己的权利，双方再签订一份《个人借款合同》仅为了作为曹乐成日后的分红凭证不符合常理。
2、从讼争《个人借款合同》的内容上看，签订该合同的主体是曹乐成与史国兴，合同内容是借款金额、借款期限、借款利率等，并未有只字涉及到史国兴抗辩的分红依据，且于同日，史国兴向曹乐成出具了《收条》确认收到讼争款项，并明确曹乐成为贷款人。若如史国兴之抗辩，与曹乐成签订合同的应为合伙体而非史国兴个人，合同内容也应就曹乐成的投资份额、分红方式等作出约定，《收条》中亦应当明确收到款项的性质与用途，故若将讼争《个人借款合同》认定为曹乐成的分红凭证实属过于牵强。
3、从案外人张潇的证人证言来看，案外人张潇系合伙体的另一名重要合伙人，其陈述称合伙体已于2013年10月31日解散，就其本人而言，由史国兴出具了价值500万元的借款合同给她，另受让了合伙体对外价值500万元的债权，作为退伙依据。在其退伙后，曹乐成与史国兴均未受让张潇在合伙体内所占的股份，也没有第三人来补足张潇退伙后的股权空缺，曹乐成与史国兴亦未重新签订合伙协议�调整股权结构，相反，史国兴给曹乐成也出具了类似给张潇出具的《个人借款合同》，应当认为合伙体已实际解散，讼争《个人借款合同》系曹乐成与史国兴之间的结算依据。
综上，史国兴辩称的讼争《个人借款合同》是对曹乐成在合伙体内所享有权益的确认以及日后的分红凭证依据不足，该院不予采信。史国兴又辩称讼争《个人借款合同》项下的款项应由合伙体来承担而非其个人债务，如上所述，合伙体已实际解散，《个人借款合同》既为双方的结算凭证，合同项下的款项就应当由签订方史国兴个人来承担，至于史国兴能否实现合伙体对外的债权，与本案无关。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曹乐成认为2014年1月1日（含本日）之前史国兴汇付的款项已在该日出具的《协议书》中扣除，但经核实，该《协议书》中的手写部分“壹仟另伍拾伍”系曹乐成�写，不能当然反映出系史国兴的真实意思表示，而《协议书》的其他内容也没有涉及到有银行汇款扣除的情形，故曹乐成的该项主张缺乏事实依据，该院不予采信。史国兴辩称《收条》项下记载的款项系其现金交付，不应在同期的银行转账凭证中扣除。该院认为，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即使小如一万元均通过银行转账交付，《收条》项下记载的款项价值110万元，史国兴辩称系现金交付与常理不符，故对史国兴的该项抗辩亦不予采信。史国兴又辩称上述款项系其存放于曹乐成处的金额，现因曹乐成对史国兴享有到期债权，故即使如史国兴所辩，上述款项亦可冲抵史国兴尚欠曹乐成的债务。
综上，该院认定史国兴在与曹乐成签订《个人借款合同》之后，已陆续归还或债权转让了422.47万元（银行汇款187.47万元＋收条110万元＋债权转让125万元）给曹乐成，截止最后�次庭审之日，史国兴尚欠曹乐成的款项金额为1290万元-422.47万元=867.53万元。故曹乐成诉请要求史国兴支付合伙结算款925万元该院仅在867.53万元范围内予以支持，对超过部分予以驳回。曹乐成另主张要求史国兴支付该款自2014年1月1日起至实际款清之日止按月息2.5%计算的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显然，曹乐成上述诉请的利息已超过年利率24%，故该院仅在年利率24%的范围予以支持，对超过部分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史国兴应支付给曹乐成人民币867.53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14�1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利随本清，款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二、驳回曹乐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2830元，依法减半收取51415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56415元，由曹乐成负担3，506元，史国兴负担52909元，其中由史国兴负担部分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该院交纳。
上诉人史国兴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本案所涉个人借款合同仅系被上诉人在合伙体内所享权益的确认及日后分红的凭证。案外人张潇的证人证言中就明确所谓个人借款合同实际上是分账依据，分账后相关可得利益需要对外债权实现后才能分到三人手中，这与上诉人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曹乐成辩称：合伙体在2013年10月31日已经解散，张潇在证言中也予以认可。即使她认为个人借款合同是分账凭证，那么分账也是结算的意思。经过结算，曹乐成投入的本金和可得分红加在一起为1290万元，双方通过个人借款合同形式予以了确认，史国兴也同意由其归还。综上，坚持原审诉讼请求，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二审中，上诉人史国兴提供以下证据：
证据1、史国兴的朋友应凤娟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为2014年10月下旬，史国兴所投资的绍兴县郎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因催收账款需要用车，向其借用一辆车，至今没有归还，证明在2013年10月31日以后公司还在对外催收债权。
被上诉人曹乐成经质证认为：被上诉人不认识应凤娟，也不了解证明中所陈述的情况，且应凤娟没有到庭陈述，所以对这份证据有异议。
本院经认证认为，所谓的绍兴县郎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借用车辆对外催债，与史国兴是否对曹乐成负有债务无关联性，故对该证据不予认定。
证据2、张潇制作的资产变动情况表一份，证明个人借款合同当中1290万元款项的构成，包括曹乐成投入的股本金、资本金、可得分红。
被上诉人曹乐成经质证认为：对资产变动情况表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张潇向一审法院说明情况时没有提供过这份资产变动情况表，但认可个人借款合同项下1290万元金额包含曹乐成投入合伙体的1140万元本金及2013年5月1日至2013年10月30日应得的分红150万元。
本院经认证认为，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主张的事实并无异议，可予采信，但该证据本身来源缺乏证据证明，对其不予认定。
被上诉人曹乐成未提供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史国兴、�乐成及案外人张潇于2013年4月30日订立合作框架协议，合伙进行资金拆借等业务。后各方经结算，对于曹乐成应得的款项包括其投资款及分红由史国兴向曹乐成出具了一份个人借款合同予以确认，其中对借款金额、借款期限及利息都有明确约定，史国兴专门出具收条确认收到款项的事实。事后，史国兴陆续履行个人借款合同项下的还款义务，在2014年1月1日与曹乐成、朱传根订立的协议书中约定将其对朱传根的债权转让给曹乐成以抵充其对曹乐成的债务，显然史国兴承认个人借款合同项下的债权债务关系，而并非如其在诉讼中所主张的，个人借款合同只是对曹乐成在合伙体内所享权益的确认及日后分红的凭证。综上可知，双方借贷的意思表示明确、一致，虽然所谓的借款实际上是曹乐成投入合伙的款项及应得的分红转化而来，但史国兴对这种转化并无异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第二款规定，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的借贷行为属于司法解释第十五条第二款的情形，故双方借贷行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合法有效，史国兴应依约履行还本付息之义务。综上，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实体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2830元，由上诉人史国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柳雪松
审 判 员 彭丽莉
代理审判员 ＸＸ斌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张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