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13民终15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程型容，女，1933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广水市，系受害人余仲安之母。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程程，女，1998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广水市，系受害人余仲安、程桂玲之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佳乐，男，2005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广水市。系受害人余仲安、程桂玲之子。
法定代理人：余某，男，1962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广水市，系受害人余仲安之兄。
上列三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军，系湖北磊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漯河市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嵩山路511号。
主要负责人：刘水旺，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飞，系河南长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杰，男，1976年5月2日出生，汉族，河南省淮滨县人，住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俊，系河南正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漯河市安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107国道漯舞路交叉口100米。
法定代表人：董永，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海，男，1946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系公司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付中，系河南汇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漯河市宏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漯河市经济开发区漓江路。
法定代表人：李亚丽，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彦伟，男，1977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系公司职工。
上诉人程型容、余程程、余佳乐，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漯河市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漯河人寿财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杰、漯河市安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运公司”）、漯河市宏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达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广水市人民法院（2017）鄂1381民初19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各方当事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程型容、余程程、余佳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死亡赔偿金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由被上诉人承担案件诉讼费。事实与理由：受害人余仲安虽为农村户籍，但生前没有在农村务农，而是常年在经常居住地武汉务工，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依据法律规定，应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含被抚养人生活费）。
上诉人漯河人寿财保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上诉人不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误工费的赔偿责任；由被上诉人承担案件诉讼费。事实与理由：本案系被上诉人黄杰因交通肇事罪而引发的民事诉讼，程型容、余程程、余佳乐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应不予支持。其次，案涉误工费没有证据证实，且被上诉人主张的误工费属于丧葬费的范畴，误工费应不予支持。
被上诉人黄杰辩称：一审认定受害人余仲安的死亡赔偿金等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正确，对于保险公司上诉主张的不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误工费赔偿责任，被上诉人没有异议。
被上诉人安运公司辩称：上诉人程型容、余程程、余佳乐主张受害人的死亡赔偿金应按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标准计算，但没有提交劳动合同、社保账户等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正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上诉人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应不予支持。豫Ｌ×××××车没有购买商业三者险，宏达公司存在过错，应当在挂靠的实际车主应承担责任50%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被上诉人宏达公司辩称：对于上诉人主张的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误工费的计算问题，同被上诉人黄杰、安运公司的答辩意见。本案各方均未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安运公司辩称宏达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不属于二审的审理范围。
原审原告程型容、余程程、余佳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黄杰赔偿受害人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损失共计712356.50元；二、安运公司、宏达公司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漯河人寿财保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诉讼费由黄杰等方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7年5月9日14时55分许，被告黄杰驾驶豫Ｌ×××××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后挂拼装的重型普通半挂车）车号为豫Ｌ×××××，沿广水市平洑线由北往南行驶至23KM+100M处路段，超越前方同向严小明驾驶的旋耕机行至道路东侧车道时，遇受害人余仲安驾驶无号牌电动三轮车（后载程桂玲、陈明珠两人）沿东侧车道由南往北对向行驶，黄杰在驾车往右避让过程中与无号牌电动三轮车相撞，造成程桂玲、余仲安当场死亡，陈明珠经抢救无效于次日死亡的交通事故。该事故经广水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黄杰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余仲安、程桂玲、陈明珠不负此事故的责任。肇事车辆主车和挂车分别登记在安运公司和宏达公司，安运公司与黄杰签订了合作协议，由黄杰自负盈亏，责任自行承担，宏达公司与黄杰签订了车辆买卖协议，并于2016年4月对豫Ｌ×××××车登报声明已申请注销。豫Ｌ×××××号车在漯河人寿财保公司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1000000元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余仲安、程型容、余佳乐均居住农村，系农业户口，主要收入来源于农村。程型容1933年12月1日出生，现已84岁，共育有6个子女。余佳乐2005年4月28日出生，现已12岁。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和财产所有权受法律保护，他人由于过错侵害公民人身、财产权的，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该起交通事故经广水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黄杰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受害人余仲安、程桂玲、陈明珠不负此事故的责任。黄杰驾驶的肇事车辆在漯河人寿财保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1000000元不计免赔。《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已经以买卖等方式转让并交付机动车但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宏达公司将肇事车辆已出售给黄杰，黄杰未办理过户手续，故不足部分应由黄杰承担赔偿责任。黄杰与安运公司是挂靠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安运公司辩称其与黄杰签订了挂靠协议，应由黄杰承担赔偿责任，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协议不能对抗第三人，对程型容、余程程、余佳乐要求安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故对程型容、余程程、余佳乐的赔偿请求首先应当由漯河人寿财保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机动车强制保险限额之外的部分由漯河人寿财保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不计免赔险1000000元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再不足部分由黄杰和安运公司连带赔偿。本案是一起交通事故致三人死亡，在交强险赔偿限额范围内（交强险10000元医疗费除外）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1000000元赔偿限额范围内已为另案受害人预留份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参照2017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核定程型容、余程程、余佳乐的损失项目的金额为：1、余仲安死亡赔偿金，受害人余仲安生前在武汉务工一年以上，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在审理过程中，程型容、余程程、余佳乐仅提供受害人余仲安在中天路桥有限公司工作的工资证明和受害人余仲安领取工资的白条（无领取时间），这两份证据并不能完全证明受害人余仲安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且也无证据证明受害人居住在城镇满一年，故对其诉请要求按城镇标准计算赔偿损失不予支持。故余仲安死亡赔偿金应按农村标准计算即254500元（12725元/年×20年）；2、余仲安丧葬费25707.5元（51415元/年÷12个月×6个月）；3、程型容扶养费9115元（10938元/年×5年÷6人）；余佳乐抚养费32814元（10938元/年×6年÷2人）；4、程型容、余程程、余佳乐主张主要亲属为奔丧发生的误工费，确定计算标准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核定误工时间和人数分别为7天3人，误工费为1810.14元（31462元÷365天×3人×7天）；5、交通费1000元；6、鉴定费1000元；7、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黄杰等辩称交通肇事已受到刑事追究，不应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案是一起交通事故致三人死亡，属特大交通事故，再加上交通肇事犯罪的侵权有别于一般犯罪侵权。通常情况下，因受到犯罪侵犯，权利人有权主张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的物质损失，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依照2013年1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是，因交通肇事受到犯罪侵犯，由于交强险合同中权利义务的存在和交强险的强制性，保险人应当依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八条规定履行与保险费对价的保险金义务，而精神损害抚慰金属于交强险合同中的赔偿项，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有权据此向保险人主张保险责任限额内的精神损害赔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综合考虑本案的实际情况，对其诉请5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予以支持。上述损失共计375946.64元。根据法律规定，先由漯河人寿财保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程型容、余程程、余佳乐36666.67元，剩余损失338279.97元由漯河人寿财保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1000000元限额范围内赔偿，鉴定费1000元由黄杰赔偿，安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漯河市中心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程型容、余程程、余佳乐36666.67元，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不计免赔1000000元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程型容、余佳乐、余程程338279.97元；二、黄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程型容、余程程、余佳乐鉴定费1000元，漯河市安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对该赔偿款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程型容、余程程、余佳乐对漯河市宏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四、驳回程型容、余程程、余佳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诉讼费2179元由黄杰、漯河市安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经征询双方意见，上诉人漯河人寿财保公司、被上诉人黄杰、安运公司、宏达公司对程型容、余程程、余佳乐拟证明受害人余仲安的死亡赔偿金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等证据的真实性均有异议，认为证据均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据此，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是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标准如何确定。本院依据双方当事人一、二审提交的证据及质证意见，综合评判如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十条的规定，并参考《最高人民法院经常居住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所确定的司法意见精神，本案应当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考量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主要收入来源地等因素，来公平合理地确定应适用的赔偿标准。1、受害人余仲安的住所地属于湖北农村，但上诉人程型容、余程程、余佳乐方在一、二审提供了一系列证据，具体包括：受害人余仲安住所地广水市××店镇人民政府、广水市××店镇××店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余仲安在武汉市的务工单位中天路桥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余仲安在武汉市务工的雇主郝贤震、工友刘学勇、工友聂太明等当庭证言，雇主郝贤震支付余仲安工资的费用明细及2017年5月8日的银行转款明细等证据。本院认为，这些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和补强，达到了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上诉人已经尽到了充分的举证责任，同时黄杰、宏达公司等各方也没有提供相反的证据证明其答辩主张，不应再对上诉人提出更高的证明要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条“公民的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离开住所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但公民住院就医的地方除外”的规定，本院认定以下事实：2016年2月25日，余仲安受郝贤震雇佣离开住所地广水市××店镇××店村，到武汉市中天路桥有限公司承包的武昌区雄楚大道道路改造工程工地务工，主要是根据郝贤震的安排提供下水管、雨水井等附属工程劳务，务工期间的餐饮、住宿由雇主郝贤震负责，双方口头约定劳务费为一年5.8万元。2、关于余仲安的主要收入来源地。广水市××店镇人民政府、××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证人证言等，已证实余仲安一家在其住所地虽有承包地2.72亩，但余仲安的家庭承包地多年来由他人耕种，并不以此作为主要生活来源，而是以常年在外务工作为收入来源。综合以上二点，本院认为，首先，受害人余仲安的死亡赔偿金适用城镇居民的相关收入标准予以计算，更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死亡赔偿金计算问题所确定的司法意见精神，能更为公平合理地弥补受害人因交通事故死亡造成的相关损失。故本院确定余仲安的死亡赔偿金适用2017年度湖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予以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如受害人有被扶养人的，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将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本案中，受害人余仲安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的死亡赔偿金，上诉人程型容、余佳乐的抚养费也应按照2017年度湖北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一并计入死亡赔偿金。
另查明，2017年度湖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9386元，2017年度湖北省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是20040元。上诉人程型容、余程程、余佳乐应获得的死亡赔偿金为664540元[587720元（29386元/年×20年）＋程型容扶养费16700元（20040元/年×5年÷6人）＋余佳乐抚养费60120元（20040元/年×6年÷2人）]。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院二审主要解决当事人对赔偿金额的争议。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在一审判决的基础上，本院依法对上诉人程型容、余程程、余佳乐应获得的死亡赔偿金作出相应调整，以充分弥补上诉人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上诉人漯河人寿财保公司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应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被上诉人黄杰因本案交通事故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并受到刑事处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免被上诉人黄杰除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责任，对上诉人程型容、余程程、余佳乐一审主张黄杰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上诉人漯河人寿财保公司还主张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没有证据，不属于保险公司赔偿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受害人余仲安死亡后，其近亲属办理丧葬事宜必然产生误工损失，一审法院对于误工费的合理部分酌情予以支持，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上诉人程型容、余程程、余佳乐请求的各项损失合计为694057.64元（具体包含：1、死亡赔偿金为664540元，2、丧葬费25707.50元（51415元/年÷12个月×6个月），3、误工费为1810.14元（31462元÷365天×3人×7天）。4、交通费1000元，5、鉴定费1000元）。综合本案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不予支持的实际情况，上诉人漯河人寿财保公司仍应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法律规定，由漯河人寿财保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程型容、余程程、余佳乐36666.67元，由漯河人寿财保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1000000元限额范围内赔偿程型容、余程程、余佳乐388279.97元，剩余损失269111元（268111元＋鉴定费1000元）由黄杰赔偿，安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上诉人程型容、余程程、余佳乐的上诉请求成立，上诉人漯河人寿财保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水市人民法院（2017）鄂1381民初1955号民事判决；
二、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漯河市中心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程型容、余程程、余佳乐424946.64元(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程型容、余程程、余佳乐36666.67元，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不计免赔1000000元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程型容、余佳乐、余程程388279.97元)；
三、黄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程型容、余程程、余佳乐269111元，漯河市安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对该赔偿款承担连带责任；
四、驳回程型容、余程程、余佳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179元，由黄杰、漯河市安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458元，由程型容、余程程、余佳乐负担的2140元，依法予以免交，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漯河市中心支公司负担31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詹君建
审判员 李 超
审判员 周 鑫
二〇一八年三月五日
书记员 何沛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