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2民终26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倪玲。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树江，山东勇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启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明辉，山东长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杰，山东长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阎桂霞。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明辉，山东长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杰，山东长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倪玲因与上诉人周启生、阎桂霞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2015）平商初字第12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倪玲上诉请求：周启生在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外投资，导致上诉人财产遭受损失。原审判决仅支付上诉人本金，未支持相关利息不当。周启生应承担自上诉人将款项汇入周启生账户时起的利息。
周启生、阎桂霞辩称，倪玲的投资是自愿行为，现无法返还，倪玲应向处置小组申报投资损失。涉案投资款系非法集资，其利息不应受法律保护，且倪玲前期投资获得回报应当在本金中抵扣，故倪玲的上诉请求不成立。
上诉人周启生、阎桂霞上诉请求：一、原审判决以下事实认定错误。1、倪玲对通过杨其芳投资天津卓远及下属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公司)知情及同意。在周启生代签的授权委托书及合伙投资承诺函中均注明倪玲的银行卡号及身份信息，这些个人信息未经倪玲同意，他人无从知晓。2、周启生对通过杨其芳投资天津公司也是知情的，但在杨其芳及天津公司被调查前不知道是非吸行为，一审认定周启生对非吸应当知情没有证据证实。原审判决回避了倪玲对通过杨其芳投资天津公司知情的事实，但又将周启生知道通过杨其芳投资天津公司的事实说成是周启生应当知道非吸，实质是认定周启生参与杨其芳及天津公司非吸共犯，原审判决对该事实认定没有依据。天津公司投资项目不是隐蔽的，当时有大量网络广告及新闻报道，倪玲还通过赵慧杰的邮箱了解天津公司情况，自2010年开始倪玲利用周启生账户走账杨其芳投资天津公司，前三次投资金额共计96万元，按15%计算获利14.4万元。3、周启生于2011年9月和11月将代签的授权委托书及合伙投资承诺书、收据交付给倪玲，原审判决周启生2013年3、4月份才将上述文书交给倪玲，没有证据支持。4、原审判决认定倪玲于2012年至2013年间多次向周启生追问投资下落，没有证据证实。实际上，倪玲在诉前从未向周启生追问或要求赔偿，因为倪玲投资前就知道投资去向，无需追问。倪玲的诉讼请求也超过了诉讼时效。5、周启生投资100多万元至今没有收回，损失更大。从前三次倪玲与周启生之间的转账记录来看，周启生没有从倪玲投资款中谋取收益。6、周启生未从倪玲投资款中获利，对倪玲所诉两笔投资汇款数额差异，杨其芳、赵惠杰已作出说明。对于收据与投资合同时间、汇款时间不一致问题，系杨其芳拆单所至，即杨其芳从自己投资合同中分出一部分金额给倪玲，并非周启生伪造，与周启生无关。
综合以上六个方面事实，上诉人从未将投资天津公司说成利润丰厚、没有风险的投资项目，上诉人当时不可能知道杨其芳及天津公司的行为是非吸犯罪。倪玲的投资问题，因杨其芳及天津公司涉及非吸而无法收回，由此所造成的损失与周启生无关。
二、周启生与倪玲之间的关键不是存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而是委托的具体内容。双方仅存在倪玲委托周启生划款给杨其芳的委托关系。投资是倪玲自愿行为。从前的三次投资，均是周启生收款后当天汇出，双方不存在倪玲委托周启生去跟对方商谈的内容和过程。另外，倪玲还委托周启生在授权书、投资承诺书上签署倪玲的名字。周启生在受托委托事务时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故周启生代为划款和签名与倪玲的损失没有因果关系。
三、倪玲所诉款项均由杨其芳及天津公司非法吸收，涉及刑事案件，倪玲可向有关部门申报投资损失，但不能提起民事诉讼。天津有关部门没有处置完非吸案的情况下，倪玲的损失数额无法确定，即使认定周启生应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周启生赔偿68万元没有事实依据。
四、上诉人阎桂霞并不知道倪玲利用周启生账户投资杨其芳及天津公司，周启生也未将倪玲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本案债务不夫妻共同债务。
倪玲辩称，1、倪玲与杨其芳不认识，因此，不可能知道杨其芳投资天津公司的事情，倪玲只与周启生熟悉，倪玲将钱交给周启生投资，关心的是投资回报，不是投资过程。倪玲将自己的账号、身份证号码告诉周启生，是为了互相之间转账，倪玲没有委托周启生与他人签订过任何委托书及投资协议。
2、周启生对杨其芳投资天津公司从事非法融资应当是知情的，周启生应当对杨其芳的投资去向有所了解，否则，不可能动员其他人去投资，并且，自己分文不投，坐收渔利。周启生与杨其芳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过程中，提成比例相同，说明二人具有共谋的事实。
事后周启生向倪玲提交的周启生自己伪造倪玲签字的授权委托书、合伙投资承诺书显示，投资项目为不良资产处置及文化作品著作权交易，而实际是从事非法融资，并且，授权委托书、合伙投资承诺书是在杨其芳被刑事拘留后，周启生在倪玲多次追问下才于2013年三四月份提供的，这说明周启生故意隐瞒杨其芳被刑事拘留的事实，恶意欺骗倪玲，进一步证明周启生对杨其芳涉嫌非法融资一事是明知的。
3、周启生没有证据证明其在2011年9月和11月份就将伪造倪玲签字的授权委托书、合伙投资承诺书、收据交给倪玲，对此，周启生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4、倪玲将巨款交给周启生投资后，不可能长时间不过问，周启生主张倪玲在起诉前从未向周启生追问过，这即不符合常理也违背投资意愿。周启生据此主张倪玲的起诉超出诉讼时效，其一，双方没有约定具体时限，授权委托书、合伙投资承诺书是周启生伪造的，倪玲不予认可，属于无效的。其二、本案没有约定还款时间，倪玲有权随时主张权利。
5、周启生没有证据证明自己投资100多万元，对此，法院调取的银行交易明细完全可以证实。周启生自认其与杨其芳提成比例相同指的是投资收益均是15%，也就是说，二人从倪玲的投资款中每人收取15%的收益，证实二人是有预谋的，二人对投资去向是有共谋的。
6、周启生已经自认从倪玲的投资款中收取15%的收益，上诉状中又称没有获利，自相矛盾。
根据上诉人的申请，一审法院对杨其芳进行了调查，杨其芳在询问笔录中称：我们共同考察，一块向天津公司投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不是周启生的责任。我与周启生的提成比例是一样的。与倪玲不认识，与倪玲之间没有资金往来。周启生的朋友我都不认识，我只是和周启生单独来往。该证言可以证实：周启生知道所谓的投资就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只是周启生不承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责任。与倪玲没有资金往来，也不认识倪玲，说明他们二人之间没有关系。杨其芳与周启生提成比例一样，说明二人存在合伙关系，周启生拿倪玲的钱投资，赚取好处费。
以上说明，周启生知道杨其芳是从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并且，二人存有共谋行为，共同操作、共同伪造、共享利润。最起码周启生存在伪造倪玲签字的行为。
7、周启生狡辩与倪玲之间不是存不存在委托关系，而是委托的具体内容，仅仅是委托办理划款手续的关系。此与周启生提供的授权委托书、合伙投资承诺书不相符，如果周启生不提交授权委托书、合伙投资承诺书，也许二人之间不构成委托关系，但周启生伪造倪玲签字与杨其芳签订授权委托书、合伙投资承诺书，就说明倪玲与周启生之间存在委托投资关系，对此周启生也予以认可，因此，周启生就应当在法律保护的范围内进行投资，否则，就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杨其芳的违法行为不能免除周启生的民事责任。倪玲之前委托周启生的几次投资，周启生均没有提交相关的授权委托书、合伙投资承诺书，只有最后两次投资在倪玲的多次追问下，周启生才提供了伪造倪玲签字的授权委托书、合伙投资承诺书，因此，周启生对伪造倪玲签字并造成倪玲经济损失的后果应当承担责任。
8、杨其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件不影响债权人主张权利，况且，本案倪玲与杨其芳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倪玲也不可能凭周启生伪造的签字向杨其芳主张权利，据此，倪玲的损失只能向周启生主张。
9、周启生与阎桂霞系夫妻关系，周启生在从事委托事务中获得的收益用于家庭生活，周启生之妻阎桂霞也无证据证明周启生的行为及其产生的收益与家庭无关，因此，二人应当共同承担责任。
10、周启生作为受托人在处理委托事务过程中因故意或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委托人有权要求赔偿损失，该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周启生伪造倪玲签字就是故意行为，且伪造签字的授权委托书、合伙投资承诺书与真实投资去向不符，就是重大过失行为，周启生与杨其芳二人共谋非法融资，共同获利，导致资金无法收回，属于共同犯罪行为，该行为不影响倪玲主张权利，因此，一审判决周启生、阎桂霞承担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应于支持，但没有支持赔偿利息的损失不当。
综上，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周启生、阎桂霞的上诉，支持倪玲的上诉请求。
倪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周启生、阎桂霞系夫妻关系。倪玲与周启生系多年的朋友关系。2011年8月份，周启生向倪玲提出，有一投资项目利润比较丰厚，自己准备投资一部分，询问倪玲是否有闲置资金投资运作。基于倪玲对周启生多年的信任，倪玲分别于2011年9月27日和11月17日，将闲置资金68万元汇入周启生农行账户。双方口头约定，待周启生与投资项目相对方谈妥后，再约上倪玲，各自与投资项目相对方签订投资协议。协议签订后再由周启生将资金付给投资项目相对方，并由相对方给倪玲和周启生出具投资收据。在倪玲将款项汇出2、3个月后，周启生一直没有回音。倪玲无奈多次追问投资事宜，周启生总是支支吾吾，拖延应付。后经倪玲一再催促，周启生称资金已投出去，相关合同及收据都在他手中。我追问为何未经我本人同意就将资金投出去了，周启生未给我明确答复。直至2013年3、4月份，周启生才将所谓的授权委托书、合伙投资承诺书及收据等交给倪玲。倪玲对上述证据无法辨别其真伪。授权委托书及合伙投资承诺书上的“倪玲”签字系周启生替倪玲签署。倪玲发现所谓投资也无任何付款项的记录，收款人印章与合同亦不相符。要求周启生赔偿其在处理倪玲委托事务过程中因其故意或重大过失及越权给倪玲所造成的损失68万元及利息损失（以投资款51万元为基数，自2011年9月27日至判决生效之日；以投资款17万元为基数，自2011年11月17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基准贷款利率计算）。
原审查明，倪玲与周启生系朋友关系。周启生、阎桂霞系夫妻关系。周启生与杨其芳、赵惠杰系朋友关系。杨其芳与天津市卓远天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远天鸿公司）、北京锐文贝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锐文贝德公司）及天津市卓远天泽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远天泽公司）之间系非法融资关系，即上述三公司通过杨其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2010年12月20日至2011年10月28日期间，杨其芳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以投资该三公司能获得高额回报为诱饵，采取口口相传方式，公开宣传。通过签订授权委托书、合伙投资承诺书等形式面对社会公众非法吸收存款达900多万元。后三公司的负责人任毅、朱晨芝等均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杨其芳2014年6月9日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亦被判处有期徒刑。
2010年12月份，周启生向倪玲提出，有一个投资项目利润丰厚，自己也想投资，问倪玲是否有闲置资金投资。2010年12月20日，倪玲以银行转账方式向周启生账户汇款12.75万元。当日，周启生将该款转入赵惠杰账户内。2011年3月19日，周启生将该投资款本金及收益共计15万元返给倪玲。2011年3月24日，倪玲以银行转账方式向周启生账户汇款34.85万元。当日，周启生将该款转入赵惠杰账户内。2011年6月23日，周启生将投资款本金及收益共计41万元返给倪玲。2011年6月24日，倪玲以银行转账方式向周启生账户汇款34万元。当日，周启生将该款汇入赵惠杰账户内。2011年9月23日，除4.25万元留作继续投资外，将其余本金及收益共计35.7万元返给倪玲。2011年9月27日，倪玲通过农行转账方式向周启生农行账户汇款51万元。周启生将其中49.2万元汇入赵惠杰账户，将另外1.8万元据为己有。2011年11月17日，倪玲通过农行转账方式向周启生农行账户汇款17万元。当日，周启生将其中16.4万元汇入赵惠杰账户，将另外0.6万元据为己有。
同时查明，2011年3月19日，赵惠杰向周启生转账汇款45万元，周启生同时向他人转账汇款35万元。3月23日，周启生收到他人汇款分别为17万元、4.5万元、4.25万元和26.1万元。3月24日，周启生向赵惠杰转账汇款62.32万元。5月16日，周启生收到他人转账汇款8.5万元，同时向赵惠杰账户汇款8.2万元，将另外0.3元据为己有。6月23日，周启生收到他人汇款76万元，给他人汇款41万元。6月24日，周启生收到他人汇款分别为30万元、35万元、17万元、4.25万元和29.75万元，同时向赵惠杰转账汇款147.6万元。9月22日，周启生向赵惠杰转账汇款14.8万元。9月23日，赵惠杰向周启生转账汇款40万元，同日周启生向赵惠杰转账汇款10.8万元。上述事实证明，周启生帮杨其芳向公众拉入大量存款，并从中收益。周启生帮杨其芳向公众拉入大量存款，但自己却分文未投。另据杨其芳称，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过程中，其与周启生提成比例相同。
2013年3、4月份，周启生交给倪玲授权委托书、合伙投资承诺书及收据各两份。其中2011年9月27日与赵惠杰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及合伙投资承诺书上的签名均为周启生替倪玲书写。2011年11月17日与杨其芳之间的授权委托书及合伙投资承诺书上的签名亦是周启生替倪玲书写，倪玲因不是其本人签名对该四份文书均不认可。倪玲称其从未委托周启生代签该文书，该文书系周启生为应付倪玲而伪造的虚假文书。2011年9月21日，北京锐文贝德公司给赵惠杰出具收据一份，收款金额100万。2011年10月28日，北京锐文贝德公司给杨其芳出具收据一份，收款金额160万元。其出具时间均与倪玲汇款时间不一致，均早于倪玲向周启生汇款时间。
原审认为，倪玲与周启生之间争议的焦点，一是倪玲与杨其芳、赵惠杰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的问题；二是倪玲与周启生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的问题；三是周启生、阎桂霞对倪玲收不回投资的损失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
一、关于倪玲与杨其芳、赵惠杰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的问题。1、从委托合同关系的基本特征来看，委托合同是建立在委托人与受托人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委托人之所以选定受托人为自己处理事务，是以他对受托人的办事能力、信誉的了解及信任。受托人之所以接受委托，也是出于愿意为委托人服务，并能完成委托事务的自信，双方均基于对相对方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因此，委托合同只能发生在双方相互了解及信任的特定人之间，没有双方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委托合同关系不可能成立。从本案情况来看，倪玲与杨其芳、赵惠杰之间互不相识，从未见面，亦未听到过周启生的介绍与提及，双方之间根本不了解，更谈不上信任，没有建立委托合同关系的基础。2、从两份授权委托书和合伙投资承诺书的效力来看，该两份文书上的“倪玲”签字均为周启生书写，不是倪玲本人签字。周启生称该签字系受倪玲委托，这与倪玲2012至2013年期间多次追问投资下落，周启生才将该文书交给倪玲的事实相悖。且在诉讼中，倪玲对该签字不认可，周启生亦提不出能够证明其代签字是受倪玲委托的证据，故该两份文书对均无效。3、从投资款的走向上来看，倪玲的每笔投资款均是倪玲先汇入周启生账户，后再由周启生汇入赵惠杰账户。每笔投资款的收回亦是先由赵惠杰汇入周启生账户，后再通过周启生返给倪玲。如果倪玲与杨其芳、赵惠杰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投资款的投入与收回应在倪玲与杨其芳、赵惠杰之间直接交易，不可能再通过周启生这一环节。基于以上分析，倪玲与杨其芳、赵惠杰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
二、关于倪玲与周启生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的问题。从倪玲与周启生多年朋友关系的情况看，双方具备建立委托合同关系的基础。鉴于倪玲通过周启生账户向杨其芳、赵惠杰投资的情况来看，倪玲与周启生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从每笔投资款的投入与回收的环节来看，倪玲投资款的投入与收回均由周启生实际操控，故倪玲与周启生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
三、关于周启生、阎桂霞对倪玲收不回投资款的损失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我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明确规定，无偿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倪玲与杨其芳、赵惠杰之间互不相识，从未见面，亦未听周启生介绍有关杨其芳、赵惠杰的情况，故对杨其芳通过赵惠杰账户从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情况不可能了解，对天津卓远天鸿公司、北京锐文贝德公司及天津卓远天泽公司通过杨其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情况就更不可能了解。以周启生的智力、能力及与杨其芳、赵惠杰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天津卓远天鸿公司、北京锐文贝德公司及天津卓远天泽公司的了解，对杨其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情况应当知情，对该三公司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情况亦应当有所了解。从周启生只忽悠别人投资，自己却没有投入的情况来分析，周启生对杨其芳及三个公司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风险应当有所了解。其不但不提醒大家，反而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说成利润丰厚、没有风险的投资项目，来诱导倪玲投资，并从中提成谋利，其实质就是周启生与杨其芳、赵惠杰合谋套取倪玲资金，损害倪玲利益。周启生的诱导行为与倪玲损失之间有直接因果关系。故倪玲要求周启生赔偿投资本金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但倪玲主张的利息损失，于法无据，不予支持。阎桂霞与周启生系夫妻关系，依照法律规定，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周启生、阎桂霞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倪玲投资本金损失68万元。二、驳回倪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周启生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128元、保全费4770元、邮寄费120元，三项共计17018元，由倪玲负担2226元（已预交），由周启生、阎桂霞负担14792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直接付给倪玲。
二审期间，周启生、阎桂霞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以下新证据：1、农行转帐凭证以及2011年9月23日资产管理合同、收据、周启生给天津市南开区处置卓远公司天津案领导小组投资损失申报函，证明周启生在北京锐文贝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投资140万元，及申报投资损失情况，周启生承认该140万元中含倪玲投资的34.85万元投资。2、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2013)南刑初字第0297号刑事判决以及审计署审计公告，证明天津公司非法集资案，司法机关已经查处了大量的现金和资产，尚未处置。所以，倪玲的投资损失现在无法确认。倪玲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资产管理合同的140万元不能证明是周启生的个人投资，可能是其他人的投资，由周启生统一汇给杨其芳，并且合同签订日期是2011年9月23日，而银行转帐凭证是2011年6月24日，时间不相符。关于投资申报书以及证据2判决书和审计结果公告，均与本案无关。因倪玲对周启生、阎桂霞提交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倪玲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除了倪玲外，邵晓辉、黎祝萍也通过周启生向杨其芳、天津公司投资，因该二人损失金额较少，没有起诉周启生。邵晓辉在一审期间到庭作证称，没有与周启生签订投资协议和委托书。
2011年6月24日，倪玲支付周启生34万元后，周启生同日支付给赵惠杰147.6万元；倪玲分别于2011年9月27日、11月17日给周启生转账51万元、17万元，周启生同日分别支付给赵惠杰49.2万元、16.4万元。对于周启生少支付给赵惠杰(杨其芳)2.4万元原因，解释称，赵惠杰和杨其芳在周启生处购买了保健品(青岛上工太合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欠货款2万多元，投资金额仍按原金额确定，赵惠杰到庭对该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1年9月23日，周启生与北京锐文贝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资产管理合同》(合同编号：1720-1215)，约定周启生向该公司投资140万元，同日该公司为周启生出具了140万元收款条。杨其芳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2年7月6日被刑事拘留，于2014年6月9日被城阳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杨其芳、周启生投资的天津市卓远天泽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卓远财富(天津)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锐文贝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主要工作人员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2年4月被刑事拘留，于2014年6月20日被判处有期徒刑，并由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组建“处置卓远天泽案工作组”负责资产处置。在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2013)南刑初字第0297号刑事判决书中，认定天津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晨芝、总经理任毅、副总经理刘诚念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其中，杨其芳作为外地公司的工作人员到公安部门作证，该刑事判决书认定天津公司与外地公司签订基金契约，约定年回报比例为8%-60%。在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2013)城刑初字第362号刑事判决书中，认定杨其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该判决书中，天津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晨芝作证称，给予杨其芳佣金加上收益比例共计30%。
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包括倪玲投资损失在内，周启生及其代理人先后两次向天津市南开区处置卓远天泽案(含北京锐文贝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领导小组申报投资损失。
一二审期间，在没有确定投资项目的情况下，倪玲就将68万元资金交付给周启生的行为解释称，周启生能保证资金安全和收益，及对周启生特殊身份的信任。周启生则称，双方不存在委托关系，或只是借用周启生账户，委托周启生划款。
还查明，周启生在一审期间，提交了杨其芳2014年12月30日在服刑期间出具的《承诺书》，杨其芳承诺待天津非吸案资产处置返还投资后，按比例将款项通过周启生返还给倪玲，对于不能返还的差额部分通过周启生协商，或向天津公司和有关部门起诉。未尽事宜杨其芳通过周启生协商，另行协议。但该《承诺书》未交付给倪玲。2015年12月4日，原审法院到杨其芳被关押的山东省女子监狱了解其与周启生在天津公司投资理财情况，杨其芳称：其与周启生曾共同到天津公司考察投资情况；天津公司虽称给予30%佣金，但实际没有那么多，其与周启生佣金提成比例相同；杨其芳不认识倪玲、邵晓辉。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倪玲委托投资的相对方是周启生还是杨其芳；二、倪玲的投资损失应如何分担。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周启生为证明仅出借账户、帮助划款行为，提交了其代倪玲签名与杨其芳签订的《合伙投资承诺书》、《授权委托书》，还提交了杨其芳在服刑期间出具的《承诺书》，但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倪玲与杨其芳存在委托投资理财关系。理由是：1、对于《合伙投资承诺书》、《授权委托书》并非倪玲签名，周启生没有将该承诺书、授权委托书原件交给倪玲，倪玲不认可授权周启生与杨其芳签订该投资承诺书、授权委托书，并称系在多次追问下，周启生于2013年3、4月份交给其复印件。2、与倪玲共同委托周启生投资的邵晓辉到庭作证，没有签订过书面投资协议之类的文书。3、在已履行完毕的3笔投资中，周启生不能提交证据证明曾存在类似的投资承诺书、授权委托书。上述事实可以证明周启生没有及时将本案的《合伙投资承诺书》、《授权委托书》交付给倪玲。即该《合伙投资承诺书》、《授权委托书》对倪玲没有法律约束力。4、关于杨其芳于2014年12月30日在服刑期间出具的《承诺书》问题，首先该承诺书没有交给倪玲，而是由周启生持有，不能对倪玲发生法律效力。其次，从承诺书内容来看，只是杨其芳同意在收到天津市政府对天津公司非吸案资产处置后，按比例通过周启生将投资款返还给倪玲，对于不能返还的差额部分通过周启生协商。即对于天津公司赔偿款的返还及不能返还部分损失承担均需要通过周启生返还或协商，杨其芳并没有承诺直接向倪玲承担责任。
综上，《合伙投资承诺书》、《授权委托书》不能证明系倪玲的真实意思表示，杨其芳服刑期间出具的《承诺书》没有交付给倪玲，对倪玲不产生承诺的法律效力，承诺书中也没有承诺直接向倪玲承担赔偿责任的意思表示内容，杨其芳与倪玲互不相识，上述证据及事实不能证明倪玲与杨其芳存在直接的委托投资关系。
倪玲的5笔投资款均支付给周启生，且前三笔投资收益均由周启生支付给倪玲。因此，倪玲委托关系的相对人是周启生，周启生应向倪玲承担投资损失的赔偿责任。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倪玲委托周启生投资理财，双方构成委托合同关系。倪玲将投资款支付给周启生，再由周启生支付给杨其芳，后因杨其芳及天津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处刑罚，导致倪玲的投资款无法收回，对于倪玲该68万元投资损失如何分担问题。本院认为，在倪玲委托周启生投资理财过程中，倪玲虽不直接向周启生支付报酬，但天津公司给予杨其芳30%佣金，根据杨其芳证言，其与周启生佣金提成比例相同，即周启生能从中获得15%提成。据此，周启生并非无偿为倪玲提供委托理财服务，而是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天津公司通过杨其芳给予15%报酬，周启生有动力吸收更多投资人以获得更多收益。因此，本案委托理财合同系有偿委托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周启生与杨其芳共同到天津公司考察投资情况，并获取高额回报，天津公司并非具有融资资格的金融机构，其应发现天津公司具有非法融资或吸收公众存款的嫌疑和投资资金损失巨大风险，在此情形下，周启生为获取高额回报仍向他人(倪玲)接受投资存在较大过错，应向倪玲承担投资资金损失的赔偿责任，原审判决周启生赔偿倪玲本金损失并无不当。原审判决酌情不支持倪玲的利息损失请求，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周启生主张倪玲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问题。倪玲支付给周启生的两笔投资款没有约定返还期限，倪玲可以随时向周启生主张权利，其诉讼请求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周启生虽没有直接收取倪玲委托报酬，但因倪玲的投资，致周启生从天津公司获得更多的回报，该收益用于周启生与阎桂霞夫妻共同生活，倪玲要求周启生、阎桂霞共同承担返还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认定本案系无偿的委托合同不当，原审判决结果适当，本院予以维持。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倪玲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其自行承担；周启生、阎桂霞二审案件受理费10600元，由其自行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胡金鳌
代理审判员 曲 波
代理审判员 刘歆鑫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王云逸
书 记 员 彭晓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