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郑民三终字第81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春阳，男，汉族，1961年11月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好申，男，汉族，1946年1月2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吴晓成，金博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海鹏，男，回族，1951年5月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聂建，河南仟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韩方方，河南仟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河南赛特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海鹏，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杨正兴，河南豫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桂春阳与被上诉人李海鹏、河南赛特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特瑞公司）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杜春阳于2005年6月20日向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确认杜春阳、李海鹏双方经合意已于2005年5月31日终止实际合伙关系；2.判令李海鹏依约给付杜春阳应得的商行合伙财产760025.99元并赔偿损失即支付自2005年6月1日至本判决生效之日的利息（以760025.99元为本金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于2006年10月17日作出（2005）中民一初字第1469号民事判决。宣判后，李海鹏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以原审认定事实不清为由，将案件发回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重审。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08年4月10日作出（2007）中民一初字第1737号民事判决。宣判后，李海鹏仍不服，又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09年4月28日作出（2008）郑民二终字第136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海鹏不服，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8月21日作出（2009）豫法民申字第1255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对本案再审。本院再审后作出（2009）郑民再终字第236号民事裁定，认为原判认定杜春阳和李海鹏合伙纠纷的事实不清，撤销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郑民二终字第1365号民事判决及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2007）中民一初字第1737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重审。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10年11月16日作出（2010）中民一初字第2169号民事判决，宣判后，杜春阳不服判决，又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1年5月20日作出（2011）郑民二终字第347号民事裁定，认为原审判决事实不清，将案件发回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重审。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11年12月15日作出（2011）中民一初字第2404号民事判决书，宣判后，杜春阳不服判决，再次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2年8月15日作出（2012）郑民二终字第486号民事裁定，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撤销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2011）中民一初字第2404号民事判决书，将案件发回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重审。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14年12月18日作出（2012）中民一初字第2555号民事判决，杜春阳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5年4月1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6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杜春阳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好申、吴晓成，被上诉人李海鹏及其委托代理人聂建、韩方方，被上诉人赛特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海鹏及其委托代理人杨正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经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1年4月23日，杜春阳、李海鹏双方签订《联合投资协议》一份，约定共同投资成立有限责任公司。2001年5月21日，双方投资的赛特瑞公司注册成立，住所地为郑州高新区金梭路23号附204号，注册资金为300万元，股东为杜春阳、李海鹏，投资比例分别为40%和60%，营业期限为2001年5月21日至2007年5月30日，经营范围为纺织、塑料纳米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纺织原材料、产品及服装深加工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鞋业批发、销售，征税方式为查账征收。工商部门针对赛特瑞公司的年度检验显示，其未设立分支机构。2001年至2004年营业额、产值、税后利润均为0元。
2001年7月6日，赛特瑞公司与厦门雷速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雷速公司）签订合同，约定由赛特瑞公司在河南省区域经销厦门雷速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的CBA牌、雷速牌鞋帽、服装等运动产品，并约定厦门雷速公司授予赛特瑞公司为厦门雷速公司经销商，在河南省独家经销出售其产品，没有厦门雷速公司的书面同意，赛特瑞公司不得将依据该合同所取得的经销商权利转让给第三方；厦门雷速公司给予赛特瑞公司必要的培训和指导的义务，具体执行按《雷速公司客户服务手册》规定；赛特瑞公司须于合同签订后7天内，支付30万元预付货款于厦门雷速公司；支付30万元预付货款后，合同生效。2001年7月9日，赛特瑞公司以银行现金支票的形式提取30万元款项并汇入李海鹏个人银行账户（杜春阳称该账户实际上是雷速商行的存折户）。2001年7月11日，从李海鹏个人的账户又将该30万元款项汇入厦门雷速公司指定的黄秀芬个人账户。2001年8月份，厦门雷速公司陆续将30万元的协议商品发至赛特瑞公司指定的郑州市二七区京广鞋城中区付1号。收货前后，赛特瑞公司作为厦门雷速公司在河南的总经销分别与河南各下属区域经销商签订经销协议，主要约定他人在河南不同区域经销赛特瑞公司代理的厦门雷速公司产品。
赛特瑞公司成立后，杜春阳、李海鹏双方协商在京广鞋城中区付1号经营。2001年8月27日，杜春阳、李海鹏以杜春阳配偶李瑞霞的名义在二七区注册成立郑州市二七雷速体育用品商行（以下简称以李瑞霞姓名注册的二七雷速商行），商行性质为个体工商户，交税方式为定额税制，申请经营范围为CBA运动鞋批发零售，审批经营范围为鞋批发零售。2004年9月20日，李瑞霞以变更经营者姓名为由申请歇业，次日被核准注销，注销同日，杜春阳、李海鹏双方以李海鹏为申请人设立的郑州市二七雷速体育用品商行（以下简称以李海鹏姓名注册的二七雷速商行）注册成立，经营性质为个体工商户，经营场所为京广鞋城中区付1号，申请和审批的经营范围均为鞋、服装及配件批发零售。前后两个雷速商行均办理了税务登记证，征税方式为定额征收，均没有刻制印章。2005年4月21日，李海鹏以亏损为由申请歇业。2005年5月25日，该商行被核准注销。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均认可在京广鞋城中区付1号经营期间，对内单独记账并以雷速商行名义交纳税收，对外进货、销货以及与经营行为有关的租赁、宣传等行为均以赛特瑞公司名义进行。庭审中，杜春阳为证明双方在此合伙经营，提供《联合投资协议》草稿一份，主要载明马建莉、李瑞霞及赛特瑞公司分别注资42万元（占42%）、28万元（占28%）和30万元（占30%）在京广路鞋城中区1号和洁云路特六区2号投资代理经营CBA牌、贵人鸟牌运动休闲系列鞋服。针对该《联合投资协议》草稿，杜春阳称草稿下方由杜春阳签署“李瑞霞”字样，李海鹏签署“马建莉”和“李海鹏”字样。其中李瑞霞系杜春阳配偶，马建莉系李海鹏配偶。李海鹏称该协议系草稿，且未实际履行。
2005年6月5日，杜春阳、李海鹏签订移交注意事项，其中主要约定：所有报销单据需杜春阳、李海鹏同时签名方可报销；汇款及大额支出需杜春阳、李海鹏先签名批准后办理；公司所有印章使用先领导审批后使用；公司所有财务资料妥善保管。后双方因经营问题发生矛盾，杜春阳以合伙协议纠纷起诉来院，要求解决，遂引起本案诉讼。
诉讼中，根据杜春阳的申请，原审法院委托河南瑞祥会计师事务所对雷速商行2001年至2005年5月31日的帐目、资产进行清算，鉴定结论为：雷速商行2005年5月31日的总资产3704553.64元、总负债1804488.66元、净资产1900064.98元。
诉讼中，原审法院于2005年6月21日对杜春阳、李海鹏双方制作询问笔录一份，该笔录显示：1.杜春阳、李海鹏双方均自称系郑州市二七区雷速体育用品商行合伙人；2.杜春阳、李海鹏双方均认可开始合伙时间为2001年5月10日，出资比例分别为4：6；3.针对散伙时间，杜春阳称因双方未达成协议尚未散伙，李海鹏称双方已达成意见，于2005年5月31日散伙。针对该笔录，后续诉讼程序中，各方当事人对其内容产生较大争议。杜春阳据此认为李海鹏认可双方在二七区京广鞋城中区付1号的经营行为系合伙经营，系李海鹏自认行为；李海鹏对杜春阳的该项陈述予以否认，并称：其一，审判人员对其进行误导性询问，其在当时的诉讼中并不清楚合伙的法律内涵和外延，认为做生意都是合伙，包括杜春阳、李海鹏双方成立的赛特瑞公司也是合伙；其二，基于其以上认识，其在该笔录中认可的开始合伙时间为2001年5月10日，而该时间正是双方协商成立赛特瑞公司的时间，此时尚未协商在二七区京广鞋城中区付1号经营，并非以李瑞霞姓名注册的二七雷速商行成立时间，杜春阳、李海鹏双方仅是赛特瑞公司的股东；其三，基于以上原因，其在该笔录中的陈述不构成对杜春阳、李海鹏双方存在合伙法律关系的自认。本次庭审中，针对公司和合伙的法律概念，杜春阳、李海鹏双方均认可在双方经营时均误以为赛特瑞公司和二七雷速商行都是合伙。
诉讼中，针对在二七区京广鞋城中区付1号经营过程中使用赛特瑞公司印章并对外签订所有合同及使用赛特瑞公司工资单行为性质，双方产生争议。杜春阳称使用赛特瑞公司印章系双方合伙经营过程中对赛特瑞公司印章的借用行为；工资单的混用系因杜春阳、李海鹏双方当时均误以为赛特瑞公司和二七雷速商行都是合伙。李海鹏及第三人称之所以有以上行为系因在该处的经营行为系赛特瑞公司的行为，而非杜春阳、李海鹏双方合伙行为。
诉讼中，针对前后两个二七雷速商行和赛特瑞公司的关系，双方产生争议。杜春阳称，两个二七雷速商行是杜春阳、李海鹏共同出资，前期资金系杜春阳、李海鹏双方以李海鹏名义从赛特瑞公司借出的30万元款项并打至厦门雷速公司指定个人账户，出资比例为4：6，后期双方均又陆续投入资金，比例也是4：6，但后期投入资金均已返还给双方；并称两个二七雷速商行虽先后以李瑞霞和李海鹏的名义登记，但实际上是杜春阳、李海鹏的合伙生意，是双方合伙共同经营的商行；赛特瑞公司是单独在开发区成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与前后两个雷速商行没有联系；雷速商行在经营期间，借用了赛特瑞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但与赛特瑞公司之间没有隶属关系。李海鹏对杜春阳以上陈述予以否认，称赛特瑞公司没有借给雷速商行30万元，该30万元系赛特瑞公司的投资经营行为。第三人称在二七区京广鞋城中区付1号的经营行为系其公司行为，但未进行工商登记。
诉讼中，双方针对二七区京广鞋城中区付1号经营行为所产生的记账凭证等会计资料性质产生争议。杜春阳称系二人合伙经营所产生的会计资料，李海鹏及第三人称系赛特瑞公司未经税务核查登记的小账。
原审法院认为：诉讼中各方当事人对赛特瑞公司、前后两个二七雷速商行以及在二七区京广鞋城中区付1号的经营行为本身均没有异议，且经多次庭前组织各方当事人发表意见，庭审中各方均一致认可本案纠纷的争议焦点为：二七区京广鞋城中区付1号经营行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认定。杜春阳主张系杜春阳、李海鹏双方以合伙的形式经营，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系杜春阳、李海鹏双方组成的个人合伙，实际经营主体系杜春阳、李海鹏双方；李海鹏及第三人主张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系杜春阳、李海鹏双方投资设立的赛特瑞公司，实际经营主体系赛特瑞公司。对以上争议焦点，该院分析如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故此，民事法律关系主要有三要素构成，即主体、客体和内容。其中，民事法律关系主体是指参与民事法律关系、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人。由于民事法律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此，民事法律关系必须有权利人和义务人双方主体参加。具体到本案中，杜春阳、李海鹏双方历时近十年的诉讼程序，所争议的焦点可概况为二七区京广鞋城中区付1号经营行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认定，亦该处由谁经营。分析“经营”一词，其并非一个单一的法律关系，而是民事主体在一定延续时间内以营利为目的与他人发生诸如买卖、租赁等法律关系的集合。故此，本案经营行为主体的认定应当着重考虑两方面因素：其一，在二七区京广鞋城付1号经营所形成的工商税务登记资料、会计记账资料、相关合同资料等客观证据；其二，应当将各方当事人概括主张的经营行为尽可能具体化为单个的民事法律关系，并充分参照其权利、义务内容和各具体化的民事法律关系相对方主体来确定。
针对在二七区京广鞋城付1号经营所形成的工商税务登记资料、会计记账资料、相关合同资料等客观证据进行分析：
第一，针对本案争议30万元资金定性问题。杜春阳依据记账凭证上登记的为借款主张该30万元系杜春阳、李海鹏双方向赛特瑞公司借款。本院认为，杜春阳、李海鹏双方针对该30万元系支付厦门雷速公司合同款项没有异议，根据双方提供的与厦门雷速公司所签订的合同文本显示，合同当事人为赛特瑞公司和厦门雷速公司，虽然杜春阳、李海鹏双方系赛特瑞公司股东，但根据公司法规定，公司一旦设立将具有独立的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虽然该合同实际履行过程系由杜春阳、李海鹏完成，但应当认定为双方职务行为，代表赛特瑞公司，故30万元款项的履行应当认定为赛特瑞公司的行为。此点亦可以通过合同相对人厦门雷速公司的意思表示来确定，通过合同文本，厦门雷速公司欲与订立合同的相对人系赛特瑞公司，而非杜春阳、李海鹏个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亦可认定该30万元款项的履行系赛特瑞公司的行为。杜春阳主张该30万元系借款的另一个依据系其所称的二七雷速商行向赛特瑞公司还息的银行凭条，但该凭条显示的双方当事人均为赛特瑞公司，而非杜春阳、李海鹏本人或二七雷速商行。故此，杜春阳仅凭记账凭证显示的“借款”和银行凭条不足以证明该30万元款项系二人向赛特瑞公司的长期借款。
第二，针对杜春阳主张二七雷速商行对外签订合同系借用赛特瑞公司印章的行为。因杜春阳、李海鹏双方均认可在经营时误以为赛特瑞公司和二七雷速商行都是合伙，同杜春阳主张印章借用的陈述相互矛盾，且杜春阳针对其主张的印章借用行为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该院不予采信。
第三，针对杜春阳陈述的在二七区京广鞋城中区付1号经营期间的会计账簿同赛特瑞公司账簿封面不一致的问题。该问题涉及我国商事立法中有关商事登记和商事账簿制作、保管等相关规定。商事账簿系商事主体为了表明其财产状况和经营状况而依法制作的账簿，为保障商事交易活动的安全性，法律规定账簿的记载应当做到账实相符、账账相符，若未按法律规定制作、保管商事账簿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但该种规定目的并不在于企业相互之间的业务交往，而在于使国家公权力机关以及社会及时了解企业的状况，以利于对企业的经营予以监督。由此，商事主体所负有的制作商事账簿的义务具有很强的公法属性，系一种行政法或刑法意义上的责任和义务。从民商事法律关系的角度，如果商事主体违反了该种义务，并不会损害权利相对人的利益，因此商事账簿记载不能否认实际民事权利义务法律关系的效力，更无法改变实际民事权利义务法律关系的主体定性。本案中，无论是杜春阳主张商事账簿同赛特瑞公司不一致，还是李海鹏及第三人主张该部分商事账簿系赛特瑞公司小账，均不影响诉争经营行为主体的认定，杜春阳据此主张诉争经营行为的主体系杜春阳、李海鹏二人合伙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第四，针对二七雷速商行和赛特瑞公司的工商登记问题。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均认可诉争经营行为对内单独记账、以二七雷速商行的名义单独交税，对外因进货、销售以及相关的租赁、宣传等行为均以赛特瑞公司名义进行，亦即双方记账、交税等内容同外部经营行为不一致。此涉及商事经营活动中商事登记法律规定，实践中，诸如超范围经营、挂名经营、未设分支机构跨区域经营的经营行为和工商登记范围不一致的情况因经营主体行为的不规范时有发生，此种现象给工商行政管理带来了诸多困难，但经营主体或商主体并不能以此对抗与之为一定商事行为的善意相对人，亦即当事人不能依据此种不一致来否认实际发生的民事法律关系。本案中，此种不一致正是导致杜春阳、李海鹏双方近十年诉讼的主要原因，但因诉争经营行为均系赛特瑞公司对外进行，故实际的经营主体应为赛特瑞公司，而非杜春阳、李海鹏双方。
针对因诉争经营行为所产生的各具体民事法律关系所涉权利义务内容及相对方主体分析：
诉讼中，各方当事人均认可经营期间系以赛特瑞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若据杜春阳主张认定经营主体系杜春阳、李海鹏双方，势必造成因诉争经营行为所产生的诸多民事法律关系的不稳定，无论是对保护经营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还是对国家市场管理秩序均会造成诸多不利影响。故此，诉争经营行为应当依照实际发生的诸多具体民商事法律关系认定为赛特瑞公司的经营行为。
针对第三人参加诉讼的问题，虽然第三人仅有两个股东，即杜春阳、李海鹏双方，但因第三人已合法注册，具有独立的人格，本案诉争财产涉第三人利益，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诉讼中，第三人请求依法判令杜春阳停止对第三人的侵害并依法对第三人进行清算。本案杜春阳系依法通过诉讼程序主张自己权利，无论是否能够胜诉均不影响杜春阳所享有的程序性诉权。第三人之所以提出要求判令杜春阳停止对第三人的侵害，系基于其参加诉讼以支持李海鹏之原因，故其在前原审诉讼程序中均表示要求驳回杜春阳诉讼请求。因无论杜春阳是否胜诉均不涉及侵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情形，故第三人该项请求不构成独立的诉讼请求。因公司清算纠纷主体应为债权人或股东，赛特瑞公司本身并不能提起对自身清算诉讼，故其该项主张主体不适格，该院不予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赛特瑞公司在本案的诉讼地位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综上，杜春阳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杜春阳、李海鹏双方存在合伙法律关系，该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杜春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210元、保全费9100元、鉴定费18000元，共计41310元，由杜春阳负担。
宣判后，杜春阳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本案中杜春阳与李海鹏是合伙关系，二七雷速商行是二人合伙经营的实体。在商行成立前期，杜春阳、李海鹏向公司借款30万元，该款是公司打到李海鹏个人账户上，由李海鹏再打给雷速商行，该笔30万元是雷速商行向公司的借款。后来商行需要钱，都是李海鹏、杜春阳以借款的形式给雷速商行的。商行的经营地址是鞋城中区附一号，也是商行的注册地址，雷速的账目也是单列的。虽然商行的经营、租房以公司名义签约，但公司并没有履行相关协议，协议的履行者是杜春阳和李海鹏。商行虽然注册是个体工商户，但是前期有杜春阳、李海鹏两个合伙人，后来又有两个新的合伙人加入，在合伙期间分配过2001年至2003年的经营成果。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李海鹏依约给付杜春阳应得的商行合伙财产760025.99元并赔偿损失即支付自2005年6月1日至本判决生效之日的利息（以760025.99元为本金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诉讼费用由李海鹏负担。
被上诉人李海鹏答辩称：杜春阳与李海鹏之间既无书面的合伙协议，也无口头的合伙协议。杜春阳称双方存在合伙关系的依据是所谓的“股权确认书”、“证人证言”及人民法院的“询问笔录”，其中股权确认书没有记载双方合伙的内容，只是杜春阳和李海鹏在赛特瑞公司的股权确认；证人没有未出庭作证，该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对于询问笔录，是在原审法院法官诱导性提问且李海鹏不明白合伙的内涵和外延的情况下作出的，与事实情况不符，不能视为法律上的自认。综上，李海鹏与杜春阳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赛特瑞公司答辩称，首先同意李海鹏的答辩意见，另外补充一点，整个涉案的财产都是赛特瑞公司的财产，与个人合伙没有关系，原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予以维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本案中，杜春阳主张其与李海鹏之间合伙经营二七雷速商行并请求法院判令李海鹏依约给付杜春阳应分得的合伙财产760025.99元及相应利息，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杜春阳必须举证证明其与李海鹏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二七雷速商行符合个人合伙的法律特征。本院结合本案多次诉讼查明的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分述如下：首先，杜春阳与李海鹏未就合伙问题达成合意，不具有合伙的前提。成立个人合伙的前提条件是合伙人之间就投资数额及比例、经营管理、风险分担及利润分配等问题充分协商达成一致，而本案中李海鹏与杜春阳之间既无书面的合伙协议也无口头的合伙协议。虽然原审法院于2005年6月21日对李海鹏进行询问时李海鹏在笔录中认可其本人是“郑州市二七雷速体育用品商行合伙人”，但在后续的诉讼程序中，李海鹏解释称做笔录时对合伙的法律含义不清楚，认为一起做生意就是合伙，且在该份笔录中认可双方合伙的时间是2001年5月10日，而此时是双方协商成立赛特瑞公司时间，因此，李海鹏在上述笔录中的陈述不构成法律上对合伙关系的自认。其次，没有证据证明杜春阳与李海鹏对二七雷速商行有共同投资。二七雷速商行的前期投资30万元是由赛特瑞公司提供，杜春阳称此30万元系两个合伙人向公司借款，对此，李海鹏及赛特瑞公司均不予认可，杜春阳亦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再次，杜春阳与李海鹏并无合伙经营的行为，在本案多次诉讼中，杜春阳与李海鹏均认可在二七区京广鞋城中区付1号的经营活动在对外进货、销售以及相关租赁、宣传时均以赛特瑞公司名义进行，签合同所加盖的公章系赛特瑞公司的公章，员工所用的工资单也是赛特瑞公司的。尽管上述经营活动具体由杜春阳和李海鹏参与实施，但本院认为两人的经营行为不是作为二七雷速商行合伙人的经营行为，而是作为赛特瑞公司股东代表赛特瑞公司的职务行为。最后，二七雷速商行单独记账、单独交税的行为并不能影响和决定其在对外民商事活动中法律关系主体的认定。从庭审查明的事实看，诉争的经营行为对内以二七雷速商行的名义单独记账、单独交税，对外经营时则一律使用赛特瑞公司的名义，造成了对内和对外的不一致。本院认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计账簿应该账实相符，工商和税务登记也应该据实登记，上述规定是国家基于行政管理和市场规制而制定的，违反上述规定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然而，在市场交易实践中，当市场主体的实际经营行为与登记的信息不一致时，还应按照合同的相对性及个案的实际情况来确定真正的法律关系主体。具体到本案，二七雷速商行由赛特瑞公司投资设立，在具体经营活动中也是以赛特瑞公司的名义进行，为了保障交易相对方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稳定和交易安全，尽管二七雷速商行经工商部门登记为个体工商户且单独记账、单独纳税，诉争的经营行为也应认定的赛特瑞公司的经营行为。综上，杜春阳与李海鹏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二七雷速商行的经营行为实际上是赛特瑞公司的经营行为，杜春阳的原审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驳回杜春阳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400元，由上诉人杜春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童 铸
审 判 员 刘俊斌
代理审判员 顾立江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刘 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