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2民终224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向东，男，1970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舟山市普陀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佩勇，男，1975年1月3日出生，汉族，宁波高新区依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宁波市江东区。
上诉人李向东、李佩勇因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31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并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向东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其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2014年11月李向东不再参与宁波高新区依博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依博特公司）的经营过于片面。其与李佩勇合伙的目的是经营依博特公司，2014年11月之后李向东不再参与依博特公司经营，其与李佩勇的合伙关系自然解除。而且，李佩勇让李向东离开依博特公司后把账目结算清楚，也是承认双方的合伙关系已经结束。故应当认定双方的合伙关系自2014年11月解除。二、一审对举证责任的分配不当。本案涉及合伙账目的清算问题。李佩勇保管账目，导致双方不能在第一时间清算。一审将举证责任交给李向东，要求李向东提出委托会计师事务所清算，但清算费用高昂，超出了李向东承受范围。李向东向一审提出，按照李佩勇提供的利润表，在法院主持下，由双方自行清算，一审未予采纳，致使李向东的诉请难以得到支持。李向东认为，由双方在法院组织下自行清算，既能节约诉讼成本，也能使清算结果让双方认同，一审不予支持，显然不合理。
李佩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中关于李向东将入股款80000元交与李佩勇的事实认定，并依法认定李向东将入股款35000元交与李佩勇。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据以认定入股款为80000元的证据有李文亚出具的证明一份、李国治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舟山市公安局普陀分局展茅派出所（以下简称展茅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二份，但该些证据均不能证明该事实。李文亚未出庭作证，不能核实证明是否其出具。即使该证明为李文亚出具，因其未参与双方当事人对合伙事宜的协商及见证，该证据的证明力较小。而且，李文亚在协调双方纠纷中，存在联合李向东损害李佩勇的行为。李国治自认未参与双方当事人对合伙事宜的协商及见证。其也自认在协调过程中才听说李向东投资了80000元，但李佩勇并未承认该事实，因为当时各方协调的是李向东的医药费如何承担的问题，没有对退伙事项进行协商。另外，李国治的书面证明弄虚作假，严重偏袒李向东。展茅派出所的询问笔录只有一份，该笔录中也没有讲到投资额度为多少。二、根据李佩勇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及李向东的质证意见，足以认定李向东的入股款为35000元。一审采纳了李佩勇提供的依博特公司的营业执照和公司章程。根据该些证据，李佩勇在依博特公司的投资为350000元，占股70%，该70%的股权中，李向东占10%，据此推算，李向东的入股款为35000元。李向东对上述证据并无异议，说明其对入股款为35000元也无异议。一审认定李向东的入股款为80000元，显然错误。
针对李向东的上诉，李佩勇辩称：一审判决认定李向东的入股款为80000元与事实不符。一审将举证责任交由李向东正确，李向东无法举证，应承担相应责任。
针对李佩勇的上诉，李向东辩称：80000元是李佩勇称要创立新公司而要求李向东投资的，双方口头约定李向东出资占李佩勇的10%，后来新公司没有实际经营，投资款就投到依博特公司。款项是2014年3月2日中午交付的。2015年2月16日，李佩勇殴打李向东造成李向东受伤，在展茅派出所民警询问时，李向东说过80000元的事情，与之后调解时李佩勇所说的数额是吻合的。如果李向东虚构事实，在李向东的伤势可以追究李佩勇刑事责任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在李向东住院的第二天开调解会。展茅派出所民警询问李佩勇时，李佩勇对入股款为80000元也是默认的。李文亚、李国治作为双方共同亲戚，公正公平，其证词是有效。从李佩勇2015年2月16日在展茅派出所陈述的“我就把他从2014年3月至2014年11月入资后公司盈利情况大致向他介绍了下”也可以看出李佩勇承认李向东真实入股时间2014年3月至2014年11月。虽然李向东无法提供账单对依博特公司进行清算，但李佩勇曾退还李向东38800元，可以说明李向东出资超过35000元。
李向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李佩勇支付李向东退股款80000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向东与李佩勇系堂兄弟关系。依博特公司注册资本500000元，其中李佩勇出资350000元占70%。2014年3月，李向东将入股款80000元交与李佩勇，双方约定李向东占有李佩勇持有的依博特公司股权10%的份额，李佩勇占有股权90%的份额，具体盈利及亏损情况以依博特公司的盈利亏损情况按比例结算。2014年11月，李向东不再参与依博特公司的经营。一审法院认为：李向东与李佩勇之间的口头合作协议，系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合法有效。根据李向东、李佩勇的约定，李向东占有李佩勇所持有的依博特公司的股权10%的份额，李佩勇持有其余90%的份额，并根据该份额依据依博特公司的盈利或亏损状况分享盈利或负担亏损，但并未约定合作的时间及退出事宜。现李向东主张退出合作，李佩勇亦同意解除与李向东的合作关系，但李向东在申请鉴定后拒交鉴定费用，导致无法理清李向东、李佩勇合作期间的盈利或亏损情况，李向东应当承担举证不能责任。判决：驳回李向东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900元，由李向东负担。
二审中，李向东提交了李湘红所发短信记录2条，李文亚、李国治、李向勇证明材料各1份，展茅派出所鉴定委托书1份，用以证明其确实入股80000元。李佩勇提交了李文亚、李国治、李向勇的视听资料各1份，用以证明一审中李向东的举证系虚假证据。李佩勇对李向东提交的证据经质证后认为：对李湘红所发短信不知情；李文亚、李国治、李向勇的证明材料是虚假的，三人与李向东关系密切，有经济往来；对展茅派出所鉴定委托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李向东对李佩勇提交的证据经质证后认为：对视听资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李向勇没有否认李向东入股80000元的事实，李佩勇在谈话中一直诱导、阻拦或打断李向勇陈述事实；李文亚的谈话证实其没有偏袒，李向东入股80000元系事实；李国治在谈话中亦承认在协调时讲起过李向东入股80000元的事实。本院经审查后认为：李湘红所发短信不能证明李佩勇对短信内容已予认可；李文亚、李国治、李向勇的证明材料系证人证言，三人应出庭接受质证；展茅派出所鉴定委托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李文亚、李国治、李向勇的视听资料系李佩勇单方与三人的谈话，三人的意思表达较为含糊。故本院对该些证据均不予采纳。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李向东、李佩勇约定李向东占有李佩勇所持有的依博特公司的股权10%的份额，并依据依博特公司的盈亏状况分担盈亏，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规定，当属合法有效。李国治系双方共同长辈，李佩勇亦无证据证明李国治与李向东有其他利害关系，其证言有较高可信度。股权价值的确定并不当然与注册资本挂钩，李国治陈述李向东交给李佩勇入股款80000元，协调时李佩勇曾同意先退还李向东38800元，展茅派出所工作人员陈懿俊亦陈述李佩勇对李向东入股80000元没有否认，而且，若李向东入股款仅为35000元，则李佩勇在依博特公司亏损的情况下同意先退还38800元与常理不符，因此，可以认定李向东交给李佩勇的入股款为80000元。李向东占有李佩勇所持有的依博特公司的股权10%的份额，实系隐名投资依博特公司，李向东退出投资后是否可获得退款，需根据依博特公司的财产状况确定。对此，李向东负有举证责任。李向东在申请鉴定后拒交鉴定费用，可根据李佩勇的举证来认定依博特公司的财产状况。双方并未书面约定合作的时间及退出事宜，现双方对李向东退出合作关系的时间存在争议。李向东认为是2014年11月，李佩勇对此予以否认，认为是2015年10月一审庭审时。本院认为，2014年11月，李向东仅为不再参与依博特公司的经营，依博特公司仍然存续，并不能推断出李向东已经退出。从李向东二审中提供的李湘红所发短信中“李向东、李佩勇两人在2014及2015年期间，拼股作生意中，经济上发生矛盾”的内容看，也尚难以认定李向东在2014年11月已经退出合作。双方在2015年2月16日曾经为退股事宜作过协调，陈懿俊亦陈述李佩勇在展茅派出所表示同意李向东退出，本院认为可确定李向东退出合作的时间为2015年2月。根据李佩勇提供的证据，依博特公司连月亏损，至李向东退出，依博特公司财产已资不抵债，故李向东要求李佩勇支付退股款，本院难以支持。
综上，李向东、李佩勇的上诉请求理由均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上诉人李向东、李佩勇各负担9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文海
代理审判员 李新荣
代理审判员 朱 静
二〇一七年二月八日
书 记 员 汤李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