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廊民二终字第4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燕鸣，廊坊市妇幼医院职工。
委托代理人：叶建民，系刘燕鸣配偶。
委托代理人：李建杰，河北红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辛振堂。
委托代理人：陶东坡，河北天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廊坊市隆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迎春路19号。
法定代表人：许玉河，系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刘燕鸣与被上诉人辛振堂、廊坊市隆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案外人撤销之诉纠纷一案，由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受理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于2014年7月18日作出了（2013）广民初字第2842号民事判决，刘燕鸣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7月18日，廊坊市隆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华公司）为建设中央峰景小区，将广阳区康宁路文丰道文丰胡同拆迁改造。该公司与辛振堂签订三份安置《房屋拆迁补偿合同书》，此后双方于2009年10月16日签订《回迁补充合同》，约定中央峰景小区1-3-201、1-3-202两套单元房共计210平米房屋为辛振堂的回迁安置房。
一审法院另查明，辛振堂与隆华公司于2011年因拆迁安置纠纷诉至该院，该院于2012年10月30日作出了（2011）广民初字第1613号民事判决，确认辛振堂与隆华公司签订的三份《房屋拆迁补偿合同书》及《回迁补充合同》均合法有效，隆华公司应按约定交付辛振堂回迁房屋，并承担迟延交付的违约责任。
一审法院又查明，2011年10月9日，刘燕鸣购买了中央峰景小区1-3-202房屋，即诉争房屋，并支付了全额购房款及配套费。2011年11月14日，刘燕鸣与隆华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双方于2011年11月16日到廊坊市房管局对房屋买卖合同及房屋权属进行了备案登记。2012年4月30日，刘燕鸣与中央峰景小区物业签订了物业服务协议，在缴纳了各项费用领取了房屋钥匙后，刘燕鸣对房屋进行了装修并居住至今。
一审法院认为，辛振堂与隆华公司签订的三份《房屋拆迁补偿合同书》及《回迁补充合同》均合法有效。隆华公司故意隐瞒上述事实与刘燕鸣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但刘燕鸣要求撤销该院（2011）广民初字第1613号民事判决，依法确认其对争议房屋的所有权的诉请与法律规定相悖，不应得到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刘燕鸣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刘燕鸣负担。
刘燕鸣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2011年10月9日，自己购买诉争房屋，支付了全额购房款及配套费，并在廊坊市房管局对房屋买卖合同及房屋权属进行了备案登记，对上述事实，辛振堂明知是明知的。基于上述事实，一审法院在（2011）广民初字1613号案件中应将自己追加为第三人，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该案判决将诉争房屋认定为辛振堂拆迁安置房屋，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及诉讼权利，该案程序违法，因此，（2011）广民初字1613号民事判决相应认定错误。辛振堂因拆迁补偿的房屋面积为108㎡外，除此之外，辛振堂得到的其他房屋，均系隆华公司对辛振堂协助该公司开展拆迁前期工作的奖励。因此《房屋拆迁补偿合同书》及《回迁补充合同》均系赠与性质，而非拆迁补偿。隆华公司开发销售的中央峰景小区取得了土地权属与房屋预售权，是中央峰景小区房屋的所有权人，其向社会公众出售房屋系有权处分行为。隆华公司将房屋售予自己后，在廊坊市房产交易登记管理中心进行了登记备案。作为诉争房屋购买人，自己享有物权权利。隆华公司与辛振堂签订合同虽然在先，但因其属于债权赠与性质，依照物权优于债权的法律原则，自己具有诉争房屋的所有权。另外，辛振堂持有三份《房屋拆迁补偿合同书》，其中通过产权置换所得的实际拆迁补偿面积没有确认，属于事实认定不清。综上，一审法院作出的（2011）广民初字1613号民事判决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错误，自己的上诉请求均应得到支持。
辛振堂二审发表答辩意见称，（2011）广民初字第1613号民事判决程序合法，审理客观公正。该案系发回重审案件，一审法院不知晓刘燕鸣。自己在2012年后得知刘燕鸣占据诉争房屋后，本人之子辛刚曾多次告知刘燕鸣诉争房屋属于回迁房的事实，但刘燕鸣对此置之不理。诉争房屋的登记备案非不动产登记，物权并未设立。生效判决已认定自己与隆华公司系有效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关系的事实，以及诉争房屋属于回迁房的事实，并判令刘燕鸣向自己腾退诉争房屋。自己作为是对回迁房屋享有优先取得权的。该判决书认定房屋拆迁补偿合同书与回迁补充合同合法有效，是合同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肯定了合同的拆迁补偿性质。刘燕鸣认为自己与隆华公司对诉争房屋的处分具有赠与性质缺乏根据。生效判决已查明自己与其他拆迁户补偿比例不一样，没有统一的标准。隆华公司补偿回迁房面积，是双方协商的结果。综上，本案一审法院作出的（2011）广民初字1613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其效力应予维护；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且程序合法，二审应驳回刘燕鸣上诉，维持原判。
隆华公司二审未发表答辩意见。
本院二审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刘燕鸣提交三组证据，并发表如下举证意见：
第一组证据：廊国土资用字（2008）78号文（一张）、房屋所有权证存根（两张）、中央峰景小区拆迁户拆迁补偿合同、07-09年拆迁户领取拆迁补偿费统计表（两张）、拆迁户选房面积一览表（一张）、辛振堂和王宝利回迁补充合同（两张）、交费公告通知（四张）、辛振堂和王宝利2012年6月26日接待笔录（两份）、裁定书（—份）。
证据来源：裁定书自行提交，其他从广阳区人民法院（2011）广民初字1613号案卷宗调取。
证明目的：第一、辛振堂拥有两处被拆房屋（面积共计108㎡，实测面积为125㎡），拆迁补偿合同签订后，辛振堂一直按照一套回迁安置房标准领取拆迁补偿费，并且（2013）广民初字1791号案件诉讼保全裁定书也确认中央峰景小区第1幢3［单元l2［层】3-201号安置房一套（房屋面积近130㎡）属于辛振堂的财产，辛振堂的回迁房已经得到安置；第二、中央峰景小区各回迁户拆迁补偿合同（原辛振堂提交）除辛振堂与王宝利之外均只签订一份补偿合同，合同所确定的补偿面积与选房面积一览表中的补偿面积完全一致，在选房面积一览表中辛振堂的回迁补偿面积为130㎡且其选房面积与其回迁补充合同的选房面积相一致（均为210㎡）的情况下，隆华公司也认可130㎡房屋拆迁补偿合同是真实的，由此可确认辛振堂被拆迁房屋经产权置换所得的补偿面积实际是130㎡；第三、辛振堂在2012年6月26日广阳区人民法院接待笔录中明确表示过：50㎡和124㎡都是因为帮助开发商做开发工作，隆华公司奖励给被上诉人的，王宝利同日在询问笔录中也表示其拆迁补偿面积为88㎡，与辛振堂分别得到50㎡奖励。又根据选房面积一览表同王宝利提交的拆迁补偿合同和回迁补充合同载明的补偿面积与选房面积是完全一致的，由此可确认，无论50㎡和124㎡拆迁补偿合同是否真实成立，但其肯定没有产权置换的性质，与通过被拆房屋置换回迁房的拆迁行为毫无关系；第四、通过选房面积一览表可知中央峰景小区各拆迁户的选房面积超过补偿面积的，要按多对少补方式补交购房款，少于应得回迁面积的，隆华公司要向回迁户补款，辛振堂在回迁补偿面积为130㎡的基础上选购了两套房屋（合计210㎡），需要向隆华公司补交80.93㎡的购房款。隆华公司在辛振堂一直不交购房款，且在公告催缴后仍无结果后，才将诉争房屋向自己出售，因此，回迁补充合同有部分房屋买卖预售的，性质；第五、在中央峰景小区各拆迁户均按被拆房屋实际面积签订一份拆迁补偿合同且统一盖有隆华公司合同骑缝章情况下，辛振堂却签有三份合同且部分合同未盖骑缝章，而且3排2号一日两签，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合同的真实性有巨大瑕疵。以上五点说明仅130㎡房屋拆迁补偿合同是基于产权置换取得的，（2011）广民初字1613号民事判决书和（2013）广民初字284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诉争房屋属于辛振堂应得的拆迁置换房是错误的，而50㎡和124㎡房屋拆迁补偿合同和回迁补充合同即使真实成立，其无论是赠与性质合同还是房屋预售性质合同，本案一审法院都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进行裁判。
第二组证据：刘燕鸣商品房买卖合同（—份）、隆华公司购房款及配套费收据（两张）、廊坊市房产交易登记管理中心证明（一张）、前期物业服务协议（—份）、装修施工许可证（一张）、物业收据（四张）证据来源：本案一审卷宗调取。
证明目的：自己按市场价购买诉争房屋，并办理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已经实际取得该房的所有权，无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的“有权取得”，还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善意取得”，自己都已取得对抗第三人的物权权利，广阳区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判决隆华公司向辛振堂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法律责任。
第三组证据：2012年9月18日询问笔录（一张）、辛振堂起诉书（两份）、广阳区人民法院及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两份）。
证据来源：自行提交及（2011）广民初字1613号案卷宗调取。
证明目的：通过2012年9月18日广阳区人民法院所做的询问笔录可知，在（2011）广民初字1613号案件审理过程中，该院和辛振堂均知晓自己购房且已备案这一事实，而诉争房屋是否是回迁安置房明显与自己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可由自己申请参加或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但广阳区人民法院却在没有通知自己到案查明事实的情况下，判决认定自己所购且在廊坊市房管局备案的诉争房屋属于辛振堂应得的回迁安置房，并导致辛振堂依据该案民事判决书另行起诉要求自己搬家腾房，明显损害了自己的诉讼权利。因此，（2011）广民初字1613号案件程序不当，自己诉讼权利未得到保障，民事权益遭受损害。
辛振堂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针对第一组证据：
1、廊国土资用字（2008）78号文。
不认可其真实性，理由：（1）在1613号案件中，刘燕鸣并未提交原件，复印件上也没有廊坊市国土资源局盖章确认。（2）文中记载自己90平方米面积与事实不符。
不认可其关联性，理由：（1）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收回与自己的拆迁补偿面积没有必然联系。（2）刘燕鸣的证明目的中并未提到该文。
不认可其合法性，理由：（1）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需有市、县政府的批准文件，并以行政处理决定的方式进行，该通知不是行政决定，也未附有批准文件。（2）自己从未收到过该通知。
另外，该文只是廊坊市国土资源局的一个通知，不能证明是否收回自己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2、房屋所有权证存根（两张）。
对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能够证实自己有两处被拆房屋，且对两处房屋拥有全部产权。
3、被拆迁户领取拆迁补偿费统计表（两张）。
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不认可其关联性，理由：拆迁补偿面积应以房屋拆迁补偿合同书中的约定为准，与被拆迁户按一户还是按两户领取拆迁拆迁补偿费无关。该证据不能证明自己只有一套回迁房，自愿以一套回迁安置房屋领取拆迁补偿费是其对自己权利的放弃，并不能以此推断自己只有一套回迁房。由于在拆迁中没有统一的补偿标准，自己在认可拆迁中得到较好的补偿，即大院补偿130平方米，小院补偿124平方米，因帮助作开发工作奖励50平方米的条件下，才同意按一户领取拆迁补偿费的。（以上内容有上诉人提交的接待笔录可证。）
4、拆迁户选房面积一览表（一张）
不认可其真实性，理由：该表没有制作日期、没有制作人，没有己方签字，不能证明自己经产权置换所得的补偿面积是130㎡。拆迁补偿面积应以房屋拆迁补偿合同书中的约定为准，隆华公司单方出具的没有自己签字的选房面积表格未得到自己认可。
5、辛振堂、王宝利回迁补充合同（两张）。
对辛振堂的回迁补充合同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可以证明辛振堂选定了两套回迁房，刘燕鸣购买的房屋正是上述回迁房之一。王宝利的回迁补充合同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隆华公司如何补偿王宝利，与自己无关。
6、交费公告通知（四张）。
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不认可其合法性，理由：（1）该公告违反《房屋拆迁补偿合同书》和《回迁补充合同》的约定。在两份《房屋拆迁补偿合同书》中，隆华公司认可自己的两处被拆房屋的的占地面积分别为130平方米和124平方米，即是认可给予两处被拆房屋的补偿面积，《回迁补充合同》中又约定了具体的楼层楼号。显然，隆华公司认为自己欠交房款而公告的行为违反了双方的约定。（2）四份公告的时间在2011年的九、十月份，而隆华公司与自己在2010年就开始就回迁面积开始诉讼，该公告行为显然是恶意的，想造成即成事实来逃避将来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广阳区人民法院（2011）广民初字第1791号民事判决书对被上诉人304平方米回迁房的支持也证明了这一点。（3）自己对公告内容并不知情，也从未见过。（4）隆华公司对回迁房屋无权收回并处分，无权擅自违反双方的合同约定。其公告行为是非法的。
7、辛振堂、王宝利2012年6月26日接待笔录（两份）。
对真实性没有异议，辛振堂的笔录可以证实自己有两处平房，加上胡同面积有160多平方米。隆华公司同意补偿的304平方米回迁房中，130平方米是补偿大院的，124平方米是补偿小院的，50平方米是帮助做开发工作奖给的。王宝利的笔录可以证实在王宝利的家中，隆华公司与自己签订了两份合同，一份合同的回迁面积是130平方米，一份是50平方米。关于124平方米的回迁房的《房屋拆迁补偿合同书》，（2011）广民初字第1791号民事判决书中已认定其真实、合法、有效的。由于在拆迁中没有统一的补偿标准，而对自己的补偿多于对王宝利的补偿，所以，在王宝利的家中签订两份合同，没让王宝利见到124平方米的回迁房的《房屋拆迁补偿合同书》也是正常的。两份笔录不能证实刘燕鸣的主张。理由是（1）自己并未表示过124平方米回迁房是隆华公司奖励的，只是陈述124平方米是补偿小院的。（2）自己有两套被拆房屋，与隆华公司签有《房屋拆迁补偿合同书》与《回迁补充合同》，而在拆迁又中没有统一的补偿标准，隆华公司当时愿意用什么标准来补偿自，自己对什么补偿标准认可，是二者间问题，不能因为补偿面积大于实际面积否认产权转换性质，也不能据此认定回迁补充合同有部分房屋买卖预售的性质。
8、裁定书（一份）。
对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该裁定书确认了自己对中央峰景小区1-3-201室住房的所有权，但不能据此认定自己的回迁房得到了安置。该裁定书只是证明了130平方米的回迁房得到了安置。自己的回迁房是否得到完全安置要依据拆迁合同。
针对第二组证据：
由于证据是对方自本案一审卷宗调取，未出示原件，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以原审中的质证意见为准。
该组证据不能达到对方证明目的，理由：1、刘燕鸣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一页上的商品房合同备案章可以证明刘燕鸣主张的备案是合同备案。合同第四条写明商品房单价为每平方米5000元，可以证实其的购房价格远远低于当时的市场价格（约6800元每平方米）。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1年11月14日，能够证实当时自己与隆华公司就诉争房屋进行诉讼。
2、隆华房地产公司购房款及配套费收据。
该证据为收据，并非正式发票，证据形式上不具有合法性，两张收据上没有交款人和收款人签字，交款时间、交款数额与与上诉人提交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约定不一致，因此，该收据与对方购房行为无关联性。如该收据交款行为真实，说明刘燕鸣与隆华公司有逃避税收的违法行为。交款时间为2011年10月9日，而刘燕鸣提交的第一组证据里的四张交费公告的的时间为2011年9月25日、同年10月18日、同年10月20日。因此，可以合理怀疑，刘燕鸣对所购房屋为回迁房的事实是明知的。
3、廊坊房地产交易登记管理中心证明，该证明为廊坊市房产交易登记管理中心备案科出具的，证明备案时间为2011年11月14日，与刘燕鸣出示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上的商品房合同备案章相佐，可以证实该备案行为是合同备案，刘燕鸣并未办理权属登记，未取得所购房屋的物权。4、前期物业服务协议、装修施工许可证、物业收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针对第三组证据：
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刘燕鸣的证明目的。理由：1、2012年9月18日询问笔录中，人民法院与自己是否知道备案情况并不影响诉争房屋备案的性质。2、人民法院在审理中知晓回迁房被第三人购买，是否通知第三人参加诉讼是法院的权利，如果未通知参加诉讼，仅在有证据证明生效判决内容错误的情况下，才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自己的两份起诉书，该两份判决书，均是刘燕鸣主张撤销的判决书之后的诉讼中作出的判决。所以，该组证据可以证实，在刘燕鸣以第三人身份参加的诉讼中，刘燕鸣所购房屋为回迁房已为法院的生效判决所确认，刘燕鸣主张撤销的判决中，内容不存在错误。上述证据均不能证实刘燕鸣对诉争房屋具有所有权。
本院认为，辛振堂与隆华公司签订的三份《房屋拆迁补偿合同书》及《回迁补充合同》均出自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系有效处分，合同形式与内容均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因此，上述合同效力均应予以确认，当事人的合同权利均应予以维护。
刘燕鸣在与隆华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在上述合同签订后，其根据该合同是否能取得诉争房屋的所有权、刘燕鸣相应合同项下权利能否对抗辛振堂与隆华公司基于上述合同对该房屋的权属约定，应当依法判断。
隆华公司与辛振堂签署上述三份《房屋拆迁补偿合同书》及《回迁补充合同》，确认了辛振堂取得房屋的面积与套数。对于辛振堂取得的房屋，无论基于隆华公司拆除辛振堂原住房屋的补偿，或是该公司对辛振堂付出劳动、完成工作的报酬，均不影响辛振堂被拆迁人身份的成立。刘燕鸣上诉认为辛振堂与隆华公司之间对诉争房屋的处分属于赠与性质，不能对抗自己买受人取得房屋效力的观点，不能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按照所有权调换形式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明确约定拆迁人以位置、用途特定的房屋对被拆迁人予以补偿安置，如果拆迁人将该补偿安置房屋另行出卖给第三人，被拆迁人请求优先取得补偿安置房屋的，应予支持。”据理，刘燕鸣上诉认为自己购买诉争房屋取得房屋所有权的观点，本院不予支持。
廊坊市房产交易登记管理中心对诉争房屋交易的备案非物权的要式登记行为，而是针对房屋交易进行的备案管理，诉争房屋的权属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依法判断。上述备案行为非确定房屋所有权归属的排他性判断依据，刘燕鸣相应上诉观点，不能成立。
刘燕鸣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均不能否定辛振堂被拆迁人的身份以及其与隆华公司签订的三份《房屋拆迁补偿合同书》及《回迁补充合同》的效力，因此上述证据不能证实刘燕鸣取得诉争房屋的物权。刘燕鸣因不能取得诉争房屋物权产生的损失，应当向隆华公司主张。
综上，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刘燕鸣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刘燕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曹 怡
审 判 员 王荣秋
代理审判员 齐向欣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王 强
书 记 员 韦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