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鄂0111行初20号
原告杨凤霞，女，1966年9月26日出生，汉族，工作单位：湖北经济学院教师，身份证住址武汉市洪山区，现住湖北经济学院教师宿舍江夏区。委托代理人杨晓红，女，1966年9月26日出生，汉族，工作单位：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检察院，身份证住址武汉市洪山区，特别授权。
被告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住所地武汉市洪山区武珞路798号。
法定代表人张光敏，该局局长。
负责人查汉生，男，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詹寿国，男，该局法制大队工作人员，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夏涛，男，该局珞南街派出所工作人员，特别授权。
原告杨凤霞诉被告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以下简称洪山公安分局）身份证变更登记行为及行政赔偿一案，于2015年3月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5年3月3日受理后，于2015年3月19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举证告知书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4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本院于2015年5月28日作出（2015）鄂洪山行初字第00031号行政判决书。原告杨凤霞不服，提起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30日作出（2015）鄂武汉中行终字第00404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作出的（2015）鄂洪山行初字第00031号行政判决书，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6年3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8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杨凤霞及其委托代理人杨晓红，被告负责人查汉生及委托代理人詹寿国、夏涛到庭参加诉讼。根据原告的申请，本院依法追加邹秋霞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于2016年9月7日再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杨凤霞及其委托代理人杨晓红，被告委托代理人詹寿国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邹秋霞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因案情较为复杂，本案经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洪山公安分局于2010年12月7日作出将原告杨凤霞的原二代身份证号码“”变更为“”的行政行为。
原告杨凤霞诉称，原告号码为的二代身份证是在2006年1月办理的。2015年1月19日，原告在办理签证护照时遇阻，才发现身份证号码在2010年已被改。2010年珞南街派出所在没有告知原告的情况下，擅自修改了原告的身份证号码，时隔5年，珞南街派出所也没有联系、告知原告，明显不符合法律程序规定。由于原告从事多种职业，身份证的使用频率很高，所涉及的地区很广，用原二代证所办理的证件、签署的合同很多。涉及改证的相关部门和单位达几百个，有的证件需要本人到外地更换，该换证事宜必将耗原告的巨大精力，带来巨大财产损失。身份证号码谁留谁换，应视双方的使用频率及使用面的宽窄而定，公安部门不应轻率地将原告的号码进行变更，换号时应当考虑将公民利益损害降到最低。原告经过调查，与原告重号的女士，社会关系比原告简单，平时使用身份证机会很少。原告因身份证变更而引发的学历、各类资格证、银行账户、证券账户、驾照、护照和结婚证等各种证件、账户的更改，粗略估计，大概需要十几万元的费用，公安机关变更原告的身份证号码是不公平的。因身份证号码变更，原告将投入人力和财力，其中的路费、误工费、耗时、牵扯的精力，花费巨大，该巨额损失由原告承担是不公平的。公安部公治（2006）369号《关于集中开展纠正公民身份证跨省重号工作的通知》、湖北省公安厅、武汉市公安局制定的《居民省份证重号、错号核查纠正办法》都存在不合理、不公平、违法之处，不能作为被告更改原告原二代身份证号码的合法依据。综上，原告认为被告擅自将原告的身份证号码进行更换，在法律程序上和工作上存在严重的错误，还存在滥用职权的问题，请求：1、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变更原告原二代身份证号码的行政行为；并判令被告恢复原告的原二代身份证号码；2、判令被告承担原告因身份证重号来回奔波所花费的交通费、误工费和各项办证费。（误工费按照600元每天的标准计算）；3、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在重审期间，原告请求法院对公安部公治（2006）369号《关于集中开展纠正公民身份证跨省重号工作的通知》、湖北省公安厅、武汉市公安局制定的《居民省份证重号、错号核查纠正办法》的合法性一并予以审查。
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证据1、原告《户口簿》扉页。证明原告原二代身份证号，编码时间是2000年7月12日，早于重号方邹秋霞。证据2、原告的原二代身份证。证明原告原二代身份证号的签发日期是2005年12月14日，早于重号方邹秋霞。证据3、重号方邹秋霞的《常住人口登记表》。证明邹秋霞的二代身份证的签发时间是2006年10月19日，晚于原告原二代身份证的签发时间。证据4、《情况说明》。证明被告证人陈莉的证词是伪证，被告没有履行告知义务，推卸责任给协管员。证据5、《常住人口登记表》。证明被告恶意篡改新号签发日期，弄虚作假，欺骗原告签字。原告急于办理护照，签字使用新号是迫于无奈，没有认可公安纠正重号行为。证据6、原告家属出具的《证明》。证明原告知晓身份证错号时间是2015年1月19日，原告态度积极，没有置之不理，原告及时起诉维权，没有认可公安纠正行为。证据7、《身份证重号需要改动的各种证件、银行卡及付出的时间费用估算表》。证明由于被告过错，原告若更换身份证号将产生巨大经济和精神损失。证据8、《跨省重号人员清理情况表》。证明被告不履行告知义务，不依法办事。证据9、陈莉的《情况说明》及身份材料。证明陈莉为流动人口协管员，没有告知职责，告知程序不合法，其证词是伪证，公安机关推卸责任。证据10、《已经发生的费用》表格、NO0001852601《湖北省非税收一般缴款书（收据）》。证明已经发生的费用的情况。
原告在重审期间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证据11、2016年8月18日《身份证重号需要改动的各种证件、银行卡及付出的时间费用估算表》（以下简称《估算表》）。证明一部分已经发生的费用和估计要发生的费用。
依据：1、武汉市公安局印发的《居民身份证重号、错号核查纠正办法》。证明被告没有按规定纠正重号，不符合该办法第1项2、3条、第2项第3条的规定，乱行为。2、湖北省省级党政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证明原告索赔的依据。
被告洪山公安分局辩称，1、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2010年1月，被告所属珞南街派出所按照武汉市公安局的要求，针对名单清理出居民身份证重号人员，其中含原告杨凤霞。经电脑检索发现与原告重号人员邹秋霞早已迁往江苏省，珞南街派出所根据武汉市公安局于2010年1月8日发布的《居民身份证重号、错号核查纠正办法》第二项第一小项的规定，确定应纠正原告的居民身份证。后原告社区协管员通知原告，但原告未来珞南街派出所办理手续，珞南街派出所于2010年12月7日对原告的居民身份证予以纠正。证明以上事实的证据有：情况说明、书证、证人证言、电子数据等。2、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准确、程序合法。被告按照《居民身份证重号、错号核查纠正办法》的规定，纠正原告的居民身份证，并履行了告知义务。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于2015年3月30日之前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1、2015年3月26日《情况说明》。证明被告纠正原告的居民身份证号符合规定。证据2、《珞南所跨省重号人员清理情况表》、杨凤霞身份信息《查询结果》、邹秋霞的《常住人口登记表》、《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证明原告属于纠正居民身份证号码范围及符合《居民身份证重、错号核查纠正办法》的规定。证据3、《常住人口登记表》、《变更公民身份证号码证明（存根）》。证明原告事后认可被告纠正其重号行为。证据4、陈莉的《情况说明》、身份证复印件、流动人口协管员证复印件。证明被告履行了告知义务。被告提供了以下规范性文件：武汉市公安局制定的《居民身份证重、错号核查纠正办法》。
第三人邹秋霞书面述称，一、第三人居民身份证号的取得与使用均合法有效，无需进行纠正。第三人使用的身份证号是由原身份证号变更得来，现使用的身份证是2006年10月19日由当时的辖区所在地派出所核发。二、第三人早年即将户口从武汉市洪山区迁至南通市，跨省搬迁将近30年，如现在要求其变更身份证号将十分不便。武汉市公安局2010年1月8日发布的《居民身份证重、错号核查纠正办法》中规定了几项纠错原则，这些原则本身并不是以其先后序号为纠错的顺序，而是首先以资源原则为优先；其次考虑区域便利原则；再次就同一区域依照事务活动多少决定；最后在上述情况均大致相同的情形下，则考虑身份证签发时间与分配码要素，以上重错号的纠正办法明确表明“对被确认为我市编制的重号，且重号一方在本市，重号另一方已迁往外省的，纠正我市重号人员的号码。”被告所属珞南派出所保留第三人的身份证号，纠正原告的身份证号，是合理合法的。三、对原告提出的有关行政赔偿部分的请求，第三人不便发表意见，由法院依法判决。
第三人邹秋霞没有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发表了以下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被告没有尽到告知送达、义务，原告没有收到任何告知函。这个不是证据，不能证明什么。对证据2不是证据，不能证明任何事情。必须邹秋霞本人来才能证明原告和她的身份证重号。证据3质证意见与证据2一致。证据4是虚假的，没有见过协管员这个人。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了以下意见：对证据1、2、3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对证据4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是物业单位出具的说明，不能证明原告不居住在四眼井，认为原告有部分时间居住在四眼井，陈莉的告知义务成立。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被告没有恶意篡改新号签发日期，原告原居民身份证的签发日期是2005年12月14日，变更身份证的时间是2010年12月7日。被告告知原告因历史原因造成重号，需办理新的身份证。对证据6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明是原告亲属书写，原告在办理身份证时其亲属并不在场，对当时的情况不清楚，无法证明被告冷漠对待原告。对证据7，认为原告提交的估算表是没有发生的费用，即使是发生了费用也需发票原件予以证明。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只是内部清理表，不存在告知义务。对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陈莉是流动人口协管员，协管员配合民警承担协管义务，具有告知职责，公安机关不存在推卸责任。对证据10，对原告所列明的事实经过无异议，但对误工费有异议，认为需要单位的扣款证明；对原告列明的路程距离有异议，同意原告当庭所述的通过网上的地图测算路程距离，但认为需要附带测算所依据的地图。对证据11认为，对原告增加的部分，应以实际损失为准，应该有依据。对于22万元的损失，应该是实际的直接损失，而不应是间接损失。费用应该是实际发生的费用，实际发生的费用应该有票据等证据支持。
本院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作如下认定：被告的证据1能够证明被告发现原告与邹秋霞身份证号码重号，纠正了原告的身份证号码的事实，但不足以证明社区协管员通知原告到派出所变更身份证号码的事实。被告的证据2能够证明原告与邹秋霞身份证号码重号，原告的身份证号码属于纠正范围，被告于2010年12月7日变更了原告的身份证号码。被告的证据3能够证明被告将原告杨凤霞的原二代身份证号码“”变更为“”的事实，但不能证明原告事后认可被告纠正其身份证重号行为。被告的证据4无其他证据印证，不足以证明社区协管员通知原告到派出所变更身份证号的事实。被告对原告的证据1、2、3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原告的证据4只能证明湖北亿优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洪山管理处在2010年期间没有听说小区居民身份证有差错的事实，不能证明陈莉属于作伪证的行为。原告的证据5能够证明原告的居民身份证的签发日期，签发日期并非变更身份证号码的日期，不能证明被告恶意篡改原告新身份证的签发日期。原告的证据6能够证明原告是在2015年1月19日得知身份证号码与她人重号的事实。原告的证据7、证据10中的《已经发生的费用》及证据11，能够证明因被告变更了原告的身份证号码且没有及时通知原告，导致原告产生损失，但不能证明估算表中所列明的费用已全部实际发生。原告的证据8能够证明被告对跨省身份证重号人员进行了清理，重号人员包括原告，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不履行告知义务。原告的证据9与被告的证据4一致，该证据不足以证明社区协管员通知原告到派出所变更身份证号码。原告证据10中《湖北省非税收一般缴款书（收据）》能够证明原告于2015年1月20日用新的临时身份证初次办理了护照和港澳通行证，花费390元。
经审理查明，原告杨凤霞的原二代身份证号码与邹秋霞的二代身份证号码均由被告所属珞南派出所编码，均为“”。鉴于原告杨凤霞的户籍地仍在湖北省武汉市，邹秋霞的户籍地已迁往江苏省南通市，2010年12月7日，被告洪山公安分局根据武汉市公安局制定的《居民身份证重、错号核查纠正办法》规定，将原告杨凤霞的原二代身份证号码“”变更为“”。原告杨凤霞称其于2015年1月19日初次办理护照和港澳台通行证时受阻，得知身份证号码存在问题，经向被告洪山公安分局所属珞南派出所询问后，才知晓其原二代身份证号码已发生变更。2015年1月20日，被告所属珞南派出所向原告杨凤霞出具《变更公民身份证号码证明（存根）》，载明“兹有我辖区居民杨凤霞，性别女，其原居民身份证号与其他居民相重，按规定变更为。当日，原告杨凤霞办理了号码为“”的临时身份证，并用该临时身份证初次办理了护照和港澳通行证。原告杨凤霞不服被告洪山公安分局作出的变更其原二代身份证号码的行为，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原告在庭审中陈述发现身份证重号至办理临时身份证的过程如下：2015年1月19日下午自驾车去武汉市出入境江南办事处办理护照知晓身份证有问题，开车至马房山派出所询问，马房山派出所称不属于他们管，建议到珞南街派出所询问，原告先到珞南街警务站，又从珞南街警务站到珞南街派出所，被告知号码重号。因为离出国时间很近，必须先办临时身份证。原告开车去洪山区政务中心，没办成开车回家。第二天从江夏藏龙岛住处开车到珞南街派出所办理临时身份证，从珞南街派出所又到洪山区政务中心办理临时身份证手续，之后从政务中心到珞南街派出所想找文所长。文所长给了10块钱办证费，之后原告开车回家。后来具体哪天不清楚，去洪山区政务中心拿了临时身份证。被告对上述过程无异议。
还查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于2006年12月8日制定了公治（2006）369《关于集中开展纠正公民身份号码跨省重号工作的通知》，该通知规定纠正重号的原则实行“谁编码、谁负责、谁纠正”，具体分为两种情形：“一是重号公民一方常住户口在编码地，另一方已迁往省外（自治区、直辖市）的，可修改户口在本地的公民身份号码；二是重号双方均迁往外省的，由原编码地公安机关协商迁入地公安机关，修改其中一方的号码”。武汉市公安局于2010年1月8日制定了《居民身份证重、错号核查纠正办法》，该办法规定，“一、身份证纠错原则：身份证重错号纠正工作实行“谁编码、谁负责、谁出错、谁纠正”的原则。1、以编码簿分配码为依据，保留有分配码记载；2、以身份证的签发时间为依据，保留签发时间在前的；3、根据持证人的事务活动多少而定，保留事务活动多的；4、根据持证人是否搬迁，保留迁出本辖区的。5、持证人愿意主动更换身份证编号的。二、重错号纠正办法：1、对被确认为我市编制的重号，且重号一方在本市，重号另一方已迁往外省的，纠正我市重号人员的号码。…2、对被确认为我市编制的重号，且重号一方在本市，重号另一方已迁往省内的，原则上保留我市重号人员的号码。…3、对确认为我市编制的重号，由我市现户籍地派出所发函告知外省或省内原编码地公安机关核对纠正，凭编码地公安机关的核查证明材料予以纠正；函调无回复的，可在征得本人同意并提出申请的前提下在我市重新编号。”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八条规定：居民身份证由居民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签发。该法第十一条规定：居民身份证登记项目出现错误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更正，换发新证。由此可见，被告作为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有权对其签发的登记项目出现错误的居民身份证进行更正的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制定的公治（2006）369号《关于集中开展纠正公民身份号码跨省重号工作的通知》规定了纠正身份证重号的原则、措施及工作要求。武汉市公安局制定的《居民身份证重、错号核查纠正办法》，也规定了身份证纠错原则及重错号具体纠正办法，其内容并不违反上位法的有关规定，也符合公治（2006）369号文件的规定，该办法并未规定由重、错号公民承担相关费用，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因此，被告作出身份证号码变更行为所依据武汉市公安局制定的《居民身份证重、错号核查纠正办法》，符合法律规定。原告认为被告作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违法的主张，不能成立。
《居民身份证重、错号核查纠正办法》规定：“对被确认为我市编制的重号，且重号一方在本市，重号另一方已迁往外省的，纠正我市重号人员的号码。”本案中，原告杨凤霞的原二代身份证号码“”与邹秋霞的二代身份证号码重号，因原告杨凤霞的户籍地仍在湖北省武汉市，而重号另一方邹秋霞的户籍地已迁往江苏省南通市，被告洪山公安分局作出变更原告的原二代身份证号码的行为，事实依据充分。但被告洪山公安分局作出变更原告杨凤霞原二代身份证号码的行为时，没有及时告知原告，故被告的行为构成程序轻微违法。对于原告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变更原告原二代身份证号码的行政行为并恢复原告的原二代身份证号码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该法第四条第（四）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本案中，由于被告编码错误使原告的身份证号码与邹秋霞的身份证号码重号，被告纠正原告的身份证号码亦没有及时通知原告，导致原告在2015年1月19日无法办理护照，须办理临时身份证才能办理护照，因此被告应对原告办理临时身份证期间所发生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原告提供的《估算表》，原告驾车从2015年1月19日下午至20日办理临时身份证发生汽油费为61.80元，另加上到洪山区政务中心领取临时身份证发生汽油费为20元，汽油费共计81.80元。原告办理临时身份证事宜共计2天时间，期间电话费本院酌情确定为10元。因原告并未提交工资收入减少的证明材料，但原告又却因办理临时身份证事宜耽误2天时间，本院参照2016年度《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中教育行业在岗职工人均年平均工资收入，酌情确定补偿原告309元。对于原告杨凤霞主张的办理护照、港澳台通行证的损失420元，因原告系用新的临时身份证初次办理护照、港澳通行证，不属于证照变更发生的费用，故该项损失与被告洪山公安分局作出的变更原告原二代身份证号码的行为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台湾签证过期导致损失签证费100元，因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故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由于身份证号省外不能用，导致其项目投资注册不成，要求被告赔偿损失22万元，因原告提出该损失的事实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因诉讼发生的汽油费、电话费、打印复印费及误工费，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的身份证号码被变更后，原告在生活或工作使用的相关证、照等事项中涉及的身份证号码信息可能需要随之变更，而这些变更也可能将要产生相关费用。但这些需要变更的相关证、照等事项的范围以及费用的多少，尚无法通过估算的方式进行认定。原告可以待变更事项及费用实际发生后另行主张。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按照《估算表》赔偿其将要发生的相关损失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七十六条、第一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被告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于2010年12月7日作出的将原告杨凤霞的原二代身份证号码“”变更为“”的行政行为违法；
二、责令被告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采取补救措施，协助原告杨凤霞办理有关证照等事项涉及身份证号码的变更手续；
三、被告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日，赔偿及补偿原告杨凤霞损失共计400.80元；
四、驳回原告杨凤霞要求被告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恢复其原二代身份证号码“”的诉讼请求；
五、驳回原告杨凤霞要求被告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赔偿其他损失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熊 刚
人民审判员 郑武平
人民陪审员 常晓云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徐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