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2民终28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红霞（曾用名何巧真），女，1971年6月21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学文（何红霞之夫），1966年11月24日出生，河南大学总务处干部。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阿敏，女，1963年2月26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号。法定代表人：阎晓明，台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亚群，女，1988年8月26日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职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央广新媒体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2号4号楼316室。法定代表人：李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瑞，女，1984年9月13日出生，央广新媒体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锦萱，女，1987年5月3日出生，央广新媒体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职员。上诉人何红霞因与被上诉人王阿敏、被上诉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被上诉人央广新媒体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下称央广新媒体）名誉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2民初50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红霞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2民初5030号民事判决书；2.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直接改判,判决被上诉人在侵权的同等范围内即在中国广播网上为我公开致歉,恢复名誉,挽回影响,公开致歉的时长应与侵权的时长相同即13年零8个月，并依法赔偿我经济损失3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3.请求二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诉讼费950元、公告费800元、二审的诉讼费950元、由于上诉给我造成的经济损失包括车费、饭费共计1398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判决我起诉王阿敏名誉权纠纷诉讼，违反民事诉讼法“一事不再理”的原则，是错误的。我国现行法律对于“一事不再理”的规定主要有两处：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款：“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申请再审，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该规定系“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一般性规定，但是对于何为“一事”即如何判断重复起诉没有具体规定。二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该条规定了重复起诉的判断标准。“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法院认定“一事不再理”应同时依据上述两项法律规定，而本案一审法院仅依据两项法律规定中的其中一项即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就判定本案为重复起诉，在适用法律上明显是错误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明确规定了重复起诉的判断标准，是“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才构成重复起诉。而本案的实际情况是：1、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不同，前诉的被告是王阿敏，后诉即本诉的被告是王阿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央广新媒体；2、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不同，前诉的诉讼标的是首发媒体的作者所写的文章侵犯我的名誉权，后诉即本诉的诉讼标的是作者与新闻媒体在中国广播网上公开登载文章共同侵犯上诉人的名誉权；3、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不同，前诉的诉讼请求是要求作者停止侵权并在其侵权的范围内为我恢复名誉，后诉即本诉的诉讼请求是要求作者与新闻媒体共同承担在中国广播网上登载侵权文章的侵权责任。所以一审法院仅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就判定本案属于“一事不再理”，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应依法予以纠正。二、一审法院对案件证据的认定违背法律的规定。1.一审法院对于我一审提交的、经过当庭质证的20份证据在判决中只字未提、更没有采信，违背法律规定。我一审提交的所有证据均是在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交,并经当庭质证,对方当事人并未提出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第七十条之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一审法院对于我提交的所有证据应当采信,但一审法院却违背法律规定不予采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第七十九条“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无论证据是否采纳，人民法院应当在判决中阐明是否采纳的理由，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所提交的20份证据,只字未提，也未依法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明显违背法律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查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一审法院对该案的证据并未进行全面、客观地审查，也未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更谈不上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所以一审法院在对于证据认定方面明显违背法律规定，请求二审法院能依法全面、客观的审核该案的证据，查清该案的事实，公正裁判。2.一审法院对于郑州市金水区法院作出的（2012）金民一初字第1901号判决书、2014年4月3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郑民一终字第1534号判决书、2015年12月18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郑民再终字第29号再审判决书的采信是错误的。因为本案涉案文章《河南××县委书记状告农民诽谤》与对同一事件相同内容描述的中华儿女杂志登载的文章《朱××当得起荣耀受得住委屈》相比，本案文章侵权更严重。看《朱××当得起荣耀受得住委屈》的第6段：“1998年5月11日……当天死者亲属和200多名村民拉着尸体围堵县政府达2个小时……。”再看《河南××县委书记状告农民诽谤》的第4段第4行到第7行：“在械斗当天下午，死者何××的子女组织本村村民200余人，披麻戴孝，拉着死者的尸体围堵县政府大门近两个小时……。”两篇文章报道的事件是同一事件，写的都是××县1998年的“5.11”事件，文章所写内容一样，只是本案涉案文章写的侵权程度更严重。《朱××当得起荣耀受得住委屈》一文已被2012年12月24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朝民初字第20397号民事判决书与2013年3月28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二中民终字第4942号民事判决书判定侵犯上诉人名誉权，该两份判决书上诉人在本案一审时均提交给本案一审法院，并经当庭质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二中民终字第4942号生效判决认定事实客观公正，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时，我就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提交给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再审均不依据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认定案件事实，作出了错误的，违背客观事实的二审、再审判决，2016年8月29日郑州市人民检察院已就郑州市中级人民的再审判决提起抗诉。可以将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及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与郑州市金水区法院及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作以对比，这是对同一事件相同内容作出的判决结果截然相反的两份判决书，哪份判决错误，哪份判决客观公正，一目了然，本案一审法院更应将两份判决详细比对，综合判断，而一审法院却片面地采信郑州市金水区法院及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错误的一审、二审、再审判决书，不采信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及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客观公正的生效判决书，也不依法说明不予采信的理由，一审法院这是故意枉法裁判，制造错案。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对于一审证据的认定，完全违背法律的规定，导致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肯定错误。上诉人一审时提交的20份证据，见一审庭审笔录，足以认定被上诉人侵权，而一审法院却对我的20份证据只字未提，一审法院认定案件的事实肯定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能依法全面,客观的审核该案的证据，查清该案的事实，公正裁判。四、一审法院将本案一个案件拆分为两个案件进行裁判，违背法律规定，明显错误。本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作者王阿敏所写文章《河南××县委书记状告农民诽谤》登载于自己的网站中国广播网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的第六条：“问：因新闻报道或者其他作品引起的名誉权纠纷，如何确定被告？答：因新闻报道或其他作品发生的名誉权纠纷，应根据原告的起诉确定被告。只诉作者的，列作者为被告；只诉新闻出版单位的，列新闻出版单位为被告；对作者和新闻出版单位都提起诉讼的，将作者和新闻出版单位均列为被告，但作者与新闻出版单位为隶属关系，作品系作者履行职务所形成的，只列单位为被告。”本案新闻出版单位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者是王阿敏，且二者无隶属关系，所以列谁为本案被告，完全是根据我的起诉来确定。本案我对作者和新闻出版单位都提起诉讼，也就是将作者和新闻出版单位均列为被告，完全符合法律的规定，本案是一案两个被告，而一审法院却将一个案件拆分为两个案件，然后在同一份判决书中将本案的两个被告拆分后分别裁判，违背法律规定，明显是错误的。看一审判决书第6页、第7页：“本院认为：原告起诉被告之一王阿敏名誉权纠纷诉讼，已经河南省当地人民法院再审终结，已生效的判决认定王阿敏撰写的《河南××出现官告民：县委书记状告农民诽谤》不构成对原告名誉权侵权。原告故意隐瞒上述判决内容，在本院另行提起诉讼，违反民事诉讼法“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原告要求王阿敏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因央广网系转载媒体，在原发稿件未被确认为侵权的前提下，转载行为亦不能被认定为侵权。央广新媒体自行断开稿件链接的行为，也不能作为推定该稿件系侵权的依据。故原告主张转载媒体承担责任的依据不足。本院亦不予支持。”本案我同时起诉作者与新闻出版单位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违反民事诉讼法“一事不再理”的原则的情形，相反一审法院将一个案件拆分为两个案件，然后将本案的两个被告拆分后在同一份判决书中分别裁判的做法，违背了法律的规定，明显是错误的。五、我一审开庭时提交法庭的2011年8月25日西城法院作出的（2011）西民初字第08927号裁定书及我申请撤诉的笔录，证明我起诉作者与出版单位新华网，符合法律规定，也证明是由于我对原发稿件的被告充分谅解，才撤回起诉的，但附条件是，撤诉后，被告要协助我将网站上所有有关内容删除干净。2011年，王阿敏承诺删除网上所有的侵权文章，我才撤诉。当时王阿敏承认侵权，一直与我协商，说我若执意追究她和新华网的侵权责任，单位会开除她的公职，其生活将无着落。我是可怜她，同情她，才同意撤回对她与首发网站新华网的起诉，但我撤诉后，王阿敏却玩起了失踪，不兑现其协助我删除网上所有侵权文章的承诺，我才将她与本案被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诉至法院。我的做法，合情合法，不存在违反民事诉讼法“一事不再理”的原则的情形，相反却证明王阿敏所写文章严重失实，侵犯了我的名誉权。另外还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同一事件，侵权较轻的文章的生效判决也能证明本案涉案文章严重失实，侵犯了我的名誉权，而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却一字不提，还故意引用已被检察院提起抗诉的一份判决，裁定驳回了我的诉求，这种做法明显错误。假如按一审法院认定的本案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七条：“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而一审法院既判定本案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又不依法驳回起诉，而是对我的诉求不予支持，这真是明目张胆的故意枉法裁判，请二审法院依法纠正。六、一审法院认定我故意隐瞒生效判决是错误的。一审开庭时，我当庭向法官说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法院针对王阿敏名誉侵权的再审判决，已经由郑州市检察院提起抗诉，正在程序之中，有一审庭审笔录为证。一审法院却在判决中认定我故意隐瞒生效判决，是故意枉法裁判。七、一审法院认定我主张转载媒体承担责任的依据不足，是错误的。一审开庭时我当庭向法庭提交了17份证据，足以证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其中国广播网上登载的涉案文章严重失实，当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未对我提交的证据提出异议，也未向法庭提交任何一份可以证明其所登文章属实的证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登载新闻报道，无论是转载还是原发，都应确保报道的内容客观真实，本案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信息来源没有尽到核实义务，其公开登载的报道严重失实，对我的名誉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一审法院认定我主张转载媒体承担责任的依据不足，明显是错误的。八、一审法院的做法导致法院对于同案不同判。对于同一事件“××县5.11事件”的描述，一个侵权程度较轻。一个侵权程度较重。侵权程度较轻的《朱××当得起荣耀受得住委屈》一文已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判定侵犯原告名誉权，侵权较重的《县委书记状告农民诽谤》一文即本案涉案文章却被一审法院判定不构成对我名誉权的侵犯，由于一审法院对本案证据及事实的错误认定，导致法院对于同一事件的裁判，出现截然相反的结论，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的证据、事实给予客观的认定，并纠正一审法院的错误裁判。王阿敏未提起上诉。中央人民广播电视台辩称，一、我方不是适格的法律主体，何红霞所述文章《河南××县委书记状告农民诽谤》于2002年8月22日10点23分首发于新华网（原标题为：河南××出现官告民：县委书记状告农民诽谤），中国广播网于2002年8月22日16点29分转载。原中国广播网现已更名为央广网，其网址域名等产权及具体运营均归属于央广新媒体，且当时转发该文章的编辑的人事劳动关系也属于央广新媒体。我方既不是该文章的作者，也不是首发及转载媒体，因此不应为本案适格的法律主体。二、一审法院对何红霞违反“一事不再理”的认定正确。一审法院认为，何红霞起诉王阿敏名誉权纠纷诉讼已经河南省当地人民法院再审终结，已生效的判决认定王阿敏撰写的《河南××出现官告民：县委书记状告农民诽谤》不构成对何红霞名誉权侵权。何红霞在一审法院另行提起诉讼违反民事诉讼法“一事不再理”的原则。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郑民再终字第29号民事判决书与本案一审判决书相比，当事人相同，诉讼标的相同，且后诉的诉讼请求在实质上否定了前诉的判决结果。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何红霞属于重复诉讼，一审法院认定其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并无不当。何红霞在其上诉补充意见中提出已就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针对王阿敏名誉权的再审判决向郑州市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何红霞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郑州市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8月29日受理其抗诉申请，并无证据证明该案已经郑州市人民检察院立案、提起抗诉，甚至经法院审理并推翻（2015）郑民再终字第29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因此郑州中原的终审判决仍是生效判决应予尊重。三、一审法院对“央广网系转载媒体，在原发稿件未被认为侵权的前提下，转载行为亦不能认定为侵权”的认定合理合法。央广网2002年8月22日16点29分转载的本案争议文章《河南××县委书记状告农民诽谤》与于2002年8月22日10点23分首发于新华网的文章《河南××出现官告民：县委书记状告农民诽谤》内容完全一致。后者已被生效判决认定为不构成对何红霞的名誉权侵犯，因此央广网作为转载媒体，在合法转载并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情况下亦不构成侵权。何红霞在其上诉补充意见中提到其与新华网已经达成和解，撤回了对新华网的起诉，但并无证据证明其与新华网的和解内容，新华网是否认定文章失实、是否承诺赔偿或赔礼道歉等存在很大疑问。作为本案争议文章的首发网站，新华网应承担证明文章是否失实的主要责任。本案中，何红霞并未起诉新华网，且存在对争议文章已生效判决的情况下，央广网作为转载媒体不应承担证明文章是否失实的举证责任。四、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3）二中民终字第4942号民事判决书在本案中无证据效力。何红霞在其上诉补充意见中提到，（2013）二中民终字第494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同样描述“5·11”事件的《朱××当得起荣耀受得住委屈》侵犯了何红霞的名誉权。我方认为，上述文章与本案争议文章完全不同，因此（2013）二中民终字第4942号民事判决书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在本案中无证据效力。综上所述，一审判决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请求法院驳回何红霞的诉讼请求，维持一审的判决。央广新媒体辩称，我方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1.新华网于2002年8月22日10点23分登载了《河南××出现官告民：县委书记状告农民诽谤》一文（作者为王阿敏），央广网于2002年8月22日16点29分合法转载了该篇文章（将标题变更为《河南××县委书记状告农民诽谤》，但未改变标题愿意，文章内容与原文完全一致），且在转载时注明来源：新华网，作者：王阿敏，责编：金×。央广网在一审诉讼过程中，虑及其并非文章的原发媒体，在接到法院传票后，出于审慎考虑，于2016年3月16日断开了该文章的链接。2.本案上诉人曾于2012年就新华网2002年8月22日10点23分登载的《河南××出现官告民：县委书记状告农民诽谤》一文状告王阿敏侵害其名誉权，经一审、二审、再审程序，2015年12月18日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郑民再终字第2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河南××出现官告民：县委书记状告农民诽谤》文章内容基本属实，并未严重失实，不构成对何红霞名誉权的侵犯，故对于何红霞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四款：“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而央广网作为《河南××出现官告民：县委书记状告农民诽谤》一文的合法转载媒体，因原发文章被终审判决认定不侵权，则央广网作为转载媒体转发的文章也应认定为不侵权，对于涉案文章不侵权的事实，央广网无需举证。3.一审法院的判决并不违背民事诉讼法、民诉法解释规定的“一事不再理”原则，理由如下：①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实质相同。何红霞已于2012年就《河南××出现官告民：县委书记状告农民诽谤》一文将王阿敏诉至法院（何红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的规定，选择了王阿敏作为被告），经一审、二审、再审程序，2015年12月18日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郑民再终字第29号民事判决书。而2016年，何红霞故意隐瞒（2015）郑民再终字第29号民事判决书存在的事实，再次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状告王阿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我单位。形式上，似乎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不同，但因此案涉及文章系王阿敏在新华网首发，王阿敏、新华网应承担确保文章内容真实性的主要责任，而央广网作为转载媒体，在原发稿件未被确认为侵权的前提下，转载行为不应认定为侵权。因此，实质上看，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是一致的，而何红霞为获得对其有利判决结果，故意添加转载网站作为被告，以逃避法律相关规定，请法院对当事人进行实质认定，防止当事人滥用诉权，损害我方合法权益。②后诉与前诉诉讼标的相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均为名誉权侵权损害赔偿法律关系，诉讼标的相同。③后诉与前诉诉讼请求相同。后诉的诉讼请求为：立即停止侵权，要求赔偿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失，前诉的诉讼请求为：立即停止侵权，要求赔偿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失。二者的内容一致。由上述论述推得，本案一审判决并不违背民事诉讼法“一事不再理”的规定及原则，反倒是何红霞刻意规避法律，滥用诉权，对十几年前已被确认为不侵权的文章反复、跨省提起诉讼。何红霞的这种行为给其他当事人造成极大的诉累，也是对有限的司法资源的肆意、极大浪费。何红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立即停止侵权，将中国广播网网站上登载的题为《河南××县委书记状告农民诽谤》的文章删除，并在中国广播网上为我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致歉内容应该是河南省××县委书记状告农民诽谤的结果及事件的真相，并且致歉内容保留的时间应与侵权时间相等；2.赔偿经济损失3万余元及精神损失10万元，诉讼费及公告费由王阿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央广新媒体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2年8月22日10:23分，新华网登载了王阿敏撰写的《河南××出现官告民：县委书记状告农民诽谤》一文，2002年8月22日16时29分，央广网转载该文章，标题变更为《河南××县委书记状告农民诽谤》，注明来源：新华网，作者：王阿敏，责编：金×。央广新媒体在本次诉讼中，于2016年3月16日断开该文章的链接。关于王阿敏撰写的该篇报道是否构成对原告名誉侵权，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法院（2015）郑民再终字第29号判决书查明的事实如下：2012年，何红霞曾向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起诉王阿敏，2013年6月5日，该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认为：何红霞之父何××在械斗中死亡，由此引发何红霞及其弟何保安上访。在此过程中，朱××曾以何保安犯诽谤罪向××县人民法院提起自诉。王阿敏所写的《河南××出现官告民：县委书记状告农民诽谤》一文主要内容与此基本相一致。何红霞认为该报道中的4处引文内容涉及侵权，因第l处、第2处引文内容系关于××县1998年“5.11械斗”事件及由此引发的上访、处理情况的记述，经新华社组成联合调查组调查，认定该稿件所报道事实基本属实，且有关内容能与何红霞提交的《关于何巧真上访案件的答复》及《查办落实情况》中的相关内容相印证，故法院对新华社作出的调查结论予以采信，该两处引文内容基本属实，且在该第1处引文中并未提及何红霞的姓名。关于引文中提到的“河南省委办公厅1998《查办落实情况》第25期《关于何巧真反映××县领导问题的查处情况》”，何红霞认可存在这一文件，但认为该文件大部分内容失实、存在错误，王阿敏引用这一文件不当。何红霞虽称该文件内容及结论大部分失实、多处存在错误，但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故法院不予采信。王阿敏在文章中直接引述该文件，并无不妥。关于上述第3处、第4处引文，何红霞认为，其中有关何庄村村民受人煽动、组织，去省委门口披麻戴孝散发攻击朱××的材料或举着诽谤朱××的横幅及何红霞向朱××提无理要求、一直诬告、诽谤朱××等内容系捏造的虚假内容，但该文在此处以“××县葡萄架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孔××说”、“朱××说”表明，相关内容系孔××、朱××所发表的言论，该处内容系对孔××、朱××言论的记述，何红霞并未举证证明孔××、朱××未发表上述言论，且该处引文中未提到何红霞本人，故王阿敏写作上述第3处、第4处引文内容不构成对何红霞的侵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七条规定：因新闻报道严重失实，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本案王阿敏写作的新闻报道《河南××出现官告民：县委书记状告农民诽谤》一文虽涉及何红霞，但内容基本属实，并未严重失实，不构成对何红霞名誉权的侵犯。何红霞称引文内容失实证据不足，法院不予采纳。故对于何红霞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何红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50元、公告费260元，由何红霞负担。何红霞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2014年4月3日，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郑民一终字第153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对该判决不服，申请再审。2015年12月18日，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郑民再终字第29号再审判决书，该院再审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七条的规定：“因新闻报道严重失实，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本案王阿敏写作的新闻报道《河南××出现官告民：县委书记状告农民诽谤》一文，经新华社组成联合调查组调查，认定该稿件所报道事实基本属实，不构成对何红霞名誉权的侵犯，故原审判决驳回何红霞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何红霞再审称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替王阿敏收集证据，且未经质证就采信，导致本案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原审法院调查收集案件需要的证据并质证，审理程序亦无不当。对于孔××20l5年5月5日出具的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因孔××并未出庭作证，故对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何红霞的再审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2015年12月18日，该院作出判决：维持本院（2013）郑民一终字第1534号民事判决。王阿敏在前次案件审理过程中已下落不明。关于“央广网”更名以及域名运营、维护情况，2015年6月16日，中央网信办秘书局发布中网办秘字[2015]256号通知，根据中国广播网申请，经我办批准，中国广播网即日起更名为央广网。央广新媒体称央广网系该单位实际管理及负责运营维护。王阿敏一审未到庭应诉答辩。一审法院认为,何红霞起诉被告之一王阿敏名誉权纠纷诉讼，已经河南省当地人民法院再审终结，已生效的判决认定王阿敏撰写的《河南××出现官告民：县委书记状告农民诽谤》不构成对何红霞名誉权侵权。何红霞故意隐瞒上述判决内容，在法院另行提起诉讼，违反民事诉讼法“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何红霞要求王阿敏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因央广网系转载媒体，在原发稿件未被确认为侵权的前提下，转载行为亦不能被认定为侵权。央广新媒体自行断开稿件链接的行为，也不能作为推定该稿件系侵权的依据。故何红霞主张转载媒体承担责任的依据不足，法院亦不予支持。王阿敏经法院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法院依法缺席审理。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何红霞的诉讼请求。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另补充查明：2016年8月29日，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检察院向何红霞出具了郑检控民受（2016）278号民事监督案件受理通知书。至二审庭审时止，据何红霞称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检察院仍未告知其审查结果。本院审理中，何红霞提交了其递交上诉状、参加二审庭审所产生的交通费、餐饮费等费用票据及交纳一审判决书公告、上诉状公告的费用收据。本院认为，因新闻报道严重失实，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本案中，《河南××县委书记状告农民诽谤》一文系央广网转载自新华网首发的《河南××出现官告民：县委书记状告农民诽谤》一文，央广网在转载时仅变更了文章标题，对于文章实质内容未作变更，且转载时注明了来源为新华网，作者为王阿敏，责编为金×。现何红霞要求原文作者王阿敏、转载媒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央广新媒体承担侵犯其名誉权的侵权责任。根据现有证据，何红霞曾以《河南××出现官告民：县委书记状告农民诽谤》一文侵犯其名誉权为由将王阿敏起诉至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要求王阿敏立即停止侵权，赔礼道歉，为其恢复名誉，并赔偿其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失，经一审、二审、再审程序，法院最终驳回了何红霞的诉讼请求。虽然何红霞提交了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检察院出具的郑检控民受（2016）278号民事监督案件受理通知书，但尚未有进一步的处理结果，故（2015）郑民再终字第29号民事判决书为生效判决，具有既判力。（2015）郑民再终字第29号民事判决书已确认《河南××出现官告民：县委书记状告农民诽谤》一文内容基本属实，并未严重失实，不构成对何红霞名誉权的侵犯，而本案中的《河南××县委书记状告农民诽谤》一文系上述文章的转载，内容无实质性变化，故根据生效判决已确认的事实《河南××县委书记状告农民诽谤》一文亦不构成对何红霞名誉权的侵犯。何红霞要求转载媒体承担侵权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何红霞所称《朱××当得起荣耀受得住委屈》一文被法院认定构成侵权一节，因该文与《河南××出现官告民：县委书记状告农民诽谤》一文并非同一作者，且内容亦有多处不同，故不能作为判断《河南××出现官告民：县委书记状告农民诽谤》一文是否构成侵权的依据。本案中，何红霞起诉王阿敏侵犯其名誉权，因此前生效判决已对此作出认定，故本案中不再处理。综上所述，何红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二审公告费共计800元，由何红霞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950元，由何红霞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 雪审判员 李蔚林审判员 王军华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赵子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