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渝02民终61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谭孝兰，女，生于1979年3月15日，汉族。
委托代理人唐德银，男，生于1958年8月11日，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文梅，女，生于1967年11月12日，汉族。
委托代理人李红明，重庆超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树华，男，生于1965年6月25日，汉族。
上诉人谭孝兰与被上诉人郑文梅、周树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8日作出（2015）万法民初字第08931号民事判决，谭孝兰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12月10日，郑文梅向谭孝兰通过银行转账支付3万元。2014年12月9日，谭孝兰与他人签订借款协议，借款人署名为：冉瑞华、谭帮君，借款金额15万元，约定月息4%（每月6000元）。谭孝兰随后于12月10日将14.4万元汇入冉瑞华个人账户。2015年3月26日，郑文梅再次向谭孝兰通过银行转账支付7万元。同日，谭孝兰以“谭忠美”的名义为出借人，与他人签订借款协议，借款人署名为：冉瑞华、谭帮君，并加盖有“重庆路州商贸有限公司”印章，借款金额14万元，约定月息5%（每月7000元）。谭孝兰从2014年12月10日至2015年7月，每月按照本金的2%向郑文梅给付利息。另查明，案外人冉瑞华目前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刑事立案侦查。
郑文梅一审诉称，谭孝兰与周树华系合伙关系，谭孝兰、周树华经济困难，谭孝兰出面向郑文梅借款。郑文梅于2014年12月10日和2015年3月26日，通过银行转账共计10万元给谭孝兰。现借款到期，谭孝兰以各种理由拒绝还款。请求判令谭孝兰、周树华偿还郑文梅借款10万元及逾期利息。庭审中郑文梅放弃对周树华的诉讼请求，要求谭孝兰偿还郑文梅借款本金10万元，并从2015年7月27日起按月息2%支付利息；本案诉讼费由谭孝兰承担。
谭孝兰一审辩称，郑文梅向谭孝兰通过银行转账汇款10万元属实，但该款并非郑文梅出借给谭孝兰。该10万元系郑文梅委托谭孝兰将其出借给冉瑞华、谭帮君夫妇以及其开办的重庆路州商贸有限公司，谭孝兰每月按时将从冉瑞华处领取的利息全部转交给郑文梅，谭孝兰并没有从中获利。谭孝兰为办理出借手续的便利，分别将郑文梅委托出借的10万元，以谭孝兰（3万元）、案外人谭忠美（7万元）的名义出借给冉瑞华。现冉瑞华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刑事立案侦查，本案应当中止审理。同时谭孝兰并非真正的借款人，请求法院驳回郑文梅的诉讼请求。
周树华一审辩称，周树华与谭孝兰并无经济往来，不是合伙关系。郑文梅诉称的借款与周树华无关，请求法院驳回郑文梅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郑文梅通过银行向谭孝兰转账汇款10万元这一基本事实，郑文梅、谭孝兰均无异议，结合本案三次庭审所查明事实及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一审法院综合认定，本案诉争的10万元借款，系郑文梅与谭孝兰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其理由如下：1.谭孝兰第一次开庭陈述称郑文梅之所以转账汇款10万元给谭孝兰，系郑文梅偿还以前所欠谭孝兰的债务，该10万元系债务的归还。在第二次开庭陈述时谭孝兰又辩称该10万元系郑文梅委托谭孝兰出借给他人。谭孝兰对该10万元的陈述前后矛盾，自己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2.谭孝兰在第二次开庭陈述时称郑文梅委托其将该10万元出借给冉瑞华、谭帮君后，谭孝兰按月将从冉瑞华处领取的利息（月利2%）转交郑文梅，但从谭孝兰举示的自己与冉瑞华、谭帮君的借据上证明冉瑞华、谭帮君给付利息为月利4%，加之谭孝兰申请出庭的证人谭忠美也证实自己委托谭孝兰给冉瑞华、谭帮君借款后，谭孝兰每月转交利息为月利2%，但谭孝兰以“谭忠美”的名义为出借人，与他人签订借款协议中约定月息5%。故谭孝兰对利息的支付陈述上相互矛盾，一审法院认为谭孝兰从中存在获利情况。3.谭孝兰在万州区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陈述与法庭陈述存在诸多矛盾，导致其在法庭陈述事实的可信度降低。4.谭孝兰尚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郑文梅与冉瑞华、谭帮君发生民间借贷关系，其举示的借据中也并非以郑文梅名义出借给冉瑞华、谭帮君。综上，一审法院认为郑文梅与谭孝兰之间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谭孝兰是否与他人之间形成合法民间借贷关系，不属于本案调整范围，对郑文梅要求谭孝兰偿还借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谭孝兰辩称认为冉瑞华、谭帮君等系本案实际借款人，要求追加冉瑞华、谭帮君以及开办的重庆路州商贸有限公司为本案被告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郑文梅在本案中主张的借款利息按月利2%从2015年7月27日计算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判决：一、谭孝兰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郑文梅借款本金10万元，并从2015年7月27日起按月息2%给付借款利息至借款付清时止。二、驳回郑文梅在本案中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谭孝兰承担（此款郑文梅已垫付，谭孝兰履行案款时直付郑文梅）。判决后，谭孝兰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谭孝兰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审法院认定谭孝兰与郑文梅之间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与客观事实完全不符，属故意偏袒郑文梅一方。事实上，谭孝兰与郑文梅之间的两次汇款交易记录所显示的10万元款项并不是借款，而是郑文梅委托谭孝兰帮忙放款。郑文梅提交的唯一证据就是汇款交易记录单，郑文梅主张是借款，就应当提供书面借条或者其他相关证据，在郑文梅没有举证的情况下，仅凭汇款交易记录单是不能证明郑文梅与谭孝兰之间借款事实的真实存在。二、一审法院混淆了委托放款与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郑文梅在一审向法院提交的手机录音谈话内容，均证明是郑文梅委托谭孝兰帮忙放款。其次，在冉瑞华失联后，郑文梅向公安机关经侦大队报案，郑文梅在经侦大队的询问笔录中明确回答“我想到谭孝兰他的朋友（指案外人冉瑞华）那里是放高利，我就想赚点钱”。足以佐证郑文梅是委托谭孝兰帮忙放款。再，从郑文梅在一审提供的交易记录单分别于2014年12月10日、2015年3月26日向谭孝兰打款共10万元的事实，谭孝兰收到郑文梅的两次打款后，谭孝兰当天即将该款汇到案外人冉瑞华的账户上，郑文梅打款的日期、时间与谭孝兰打款到案外人冉瑞华账户的日期、时间均一致，足以证明本案的实际借款人系案外人冉瑞华。正是基于此，谭孝兰在一审审理过程中要求追加直接借款人冉瑞华等为本案被告，但一审法院却以不属于本案调整范围为由，不予支持。明显偏袒郑文梅一方。基于以上事实和证据，足以证明郑文梅与谭孝兰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委托放款合同法律关系。受委托人只能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即按照郑文梅的要求为其放款。郑文梅放款获取利息的多少，是委托人与受委托人双方的口头约定，并不违反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因此本案系委托放款关系，而不是民间借贷关系。一审法院有证不认错误，恳请二审法院纠正。三、一审判决谭孝兰按2%利息支付郑文梅的结论是非常错误的。本案中没有书面约定支付利息，按照合同法的规定，没有约定视为不支付利息，一审判决认定按2%计算错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一、依法撤销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2015）万法民初字第08931号民事判决，驳回郑文梅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郑文梅承担。
被上诉人郑文梅答辩称，一、郑文梅与谭孝兰的借贷关系成立。一审判决依据郑文梅两次转账给谭孝兰的凭证，并结合双方的当庭陈述、录音光盘、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证人证言，能够认定郑文梅的两次转账行为系郑文梅借钱给谭孝兰的事实，双方之间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不是谭孝兰辩称的委托放款关系。二、谭孝兰认为双方是一种委托放款关系的上诉理由依法不成立。理由是：1.谭孝兰没有写借条原因是因为双方系邻居关系，谭孝兰给郑文梅讲：谭孝兰在做生意差钱，想找郑文梅借款，并说给郑文梅2分利息，比银行利息高，…。郑文梅想到借给谭孝兰的利息比银行利息高得多，于是就同意借钱给谭孝兰，就发生了后来的银行转款行为。每次转款后，郑文梅均要求谭孝兰出具借条，但谭孝兰说又不是不还你，楼上楼下的又跑不了，这样一直才没有写借条，这是客观事实。2.谭孝兰在一审法庭陈述10万元钱的性质时明显前后矛盾。一审三次开庭，在第一次开庭答辩和事实调查及法庭辩论时，谭孝兰多次陈述这10万元是郑文梅还谭孝兰之前的借款，而我方代理人问其借款有哪些人在场时，谭孝兰答只有她老公张勇在场。另一个事实，在一审第一次开庭后，谭孝兰见对自己的陈述不利，又去把代理人的权限由特别授权改为了一般授权，想以此达到推翻自己之前的当庭陈述。在第二次开庭时，谭孝兰又陈述是委托放款，前后如此之大的出入，存在明显矛盾，且不能自圆其说，不能令人信服，也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和禁止反言的规则。3.谭孝兰认为是委托放款，而其在法庭上的陈述和经侦笔录与证人证言之间也存在诸多矛盾，依法不能证明双方是委托放款的事实。按谭孝兰的说法，既然是委托放款，为什么不以郑文梅的名义出借条，而借条出的是“谭忠美”的名字，且冉瑞华出给谭忠美的14万元借条又一直在谭孝兰处保管，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委托代理的特征。在经侦的笔录中，公安机关问谭孝兰：你是否介绍其他人给路洲公司（冉瑞华）借过款。谭孝兰回答：我除了帮我家人把钱借给冉瑞华之外，其他的没有介绍别人参与。在本案中，郑文梅与谭孝兰仅仅是邻居而已，显然不是谭孝兰的家人，其法庭陈述和辩解与郑文梅之间是委托放款给冉瑞华的理由同样不成立。最后，从郑文梅举示的录音来看，这是谭孝兰没有给郑文梅支付利息后，郑文梅找谭孝兰还款时双方的对话录音。这一份对话录音能够证实谭孝兰收到郑文梅10万元借款的事实。相反，其内容不能够证明郑文梅是委托谭孝兰放款，谭孝兰认为是委托放款只是谭孝兰事后的一种辩解。同时，谭孝兰将钱借给冉瑞华所获取的利息远远大于支付给郑文梅的利息，谭孝兰向郑文梅借款后又转借给他人高利转贷牟利的事实，也足以说明谭孝兰与郑文梅之间是一种民间借贷关系，而不是委托放款关系。三、关于利息的问题，一审判决按月息2分支付合理，认定正确。谭孝兰在一审中多次陈述，其给付郑文梅利息是按2分每月计算并给付到2015年6月份，其以自己的实际行为也表明了双方口头约定2分利息的事实。四、本案一审程序合法。从谭孝兰举示的证据来看，均不是以郑文梅本人名义借给冉瑞华，且其证据显示借给冉瑞华的15万元和14万元也依法不能够证实其中就一定有郑文梅的3万元和7万元。同时，谭孝兰是否与他人之间形成合法民间借贷关系，与本案无关，不属于本案调整范畴。一审未追加冉瑞华等为当事人正确。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谭孝兰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被上诉人周树华答辩称，对本案没有什么意见。
除对“谭孝兰从2014年12月10日至2015年7月，每月按照本金的2%向郑文梅给付利息”的事实有异议外，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无异议，本院对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查明，郑文梅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称“郑：…谭孝兰给讲有人借钱的事情，她说她的朋友在做这个事情，是2分的利息，这个还可以。她当时说我们都是建行卡，我们就一起去取款，这样就先给谭孝兰取了3万元。后来在今年的3月份，谭孝兰又问我还有没有，这样我今年又取了7万元，打给谭孝兰的建行卡上。我当时还给谭孝兰说，你给我出个借条吗，她说你把银行条子检好，我们楼上楼下的没有必要出条子。谭孝兰说她的朋友是周树华。…是到现在出事了，我才知道我的这个10万元钱是借给了冉瑞华。当时谭孝兰说我这个放钱的事情都不要说，这样我谁都没有说。问：你为什么要给谭孝兰打款？郑：我想到谭孝兰说她的朋友是放高利，我就想赚点到钱。”
本院认为，郑文梅于2014年12月10日、2015年3月26日通过银行分别转账3万元、7万元给谭孝兰属实，本院予以确认。郑文梅基于向谭孝兰转账的行为认为是民间借贷的主张是否成立是本案争议的焦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而郑文梅主张与谭孝兰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仅有转账凭证，并没有提供借据等债权凭证。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现谭孝兰认为郑文梅转款给她是基于郑文梅的委托帮忙放款，委托放款的行为可以从郑文梅提供的与谭孝兰的通话记录和郑文梅以受害者的身份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在接受公安机关的询问时称“谭孝兰给讲有人借钱的事情，她说她的朋友在做这个事情，是2分的利息，这个还可以。…我想到谭孝兰说她的朋友是放高利，我就想赚点到钱。”佐证郑文梅转账给谭孝兰实际是委托谭孝兰将款借给他人，以获取高额利息。在谭孝兰对郑文梅的主张提出合理抗辩并举示相应证据后，郑文梅应对其主张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但郑文梅除了举示转账凭证外没有再提供其他相应的直接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举示的录音光盘、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借款关系的成立，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2015）万法民初字第08931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郑文梅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一、二审合计4600元由郑文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龙江莉
审判员 李洪武
审判员 李先华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张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