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第二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7102民初212号
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航运保险事业营业中心，住所地：上海市吴淞路400号1112楼。
负责人：唐瑞平，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宗厚，广东恒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凡，广东恒福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
被告：中国外运贵州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延安东路3号。
法定代表人：陈洪礼。
被告：广州穗黔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龙湖东路自编1号。
法定代表人：张先弟，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旺，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航运保险事业营业中心（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中国外运贵州公司（以下简称外运公司）、广州穗黔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流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于2016年10月14日向本院提出撤销对外运公司的起诉，本院裁定准许。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宗厚、被告物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3年11月，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委托被告外运公司从广州运输平板硫化机至贵阳，该次运输在原告处投保了货物运输险，其后，外运公司又将该批货物委托给物流公司运输，但货物到达目的地后发现受损。原告于2015年10月30日向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795960元，依法取得了代位求偿权。故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1.赔偿原告损失795960元及利息（其中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5年10月30日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2.承担本案诉讼费等费用。
原告对其陈述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书证有：
1.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拟证明原告的主体身份。
2.货物运输保险单、外运公司出具的事故情况说明，拟证明一台机器的保险价值是11.88万欧元，因为保险价值是按照货物价值的110%进行投保的，故货物价值是21.6万欧元。
3.轮胎公司向外运公司出具的索赔函、外运公司向物流公司出具的索赔函、买卖合同、发票、报关单，拟证明两件货物的价值是21.6万欧元。
4.发货人出具的检验报告，上海泛华天衡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外运公司承运轮胎公司机器设备受损的公估报告，拟证明货物全损，故货物的价值就是货损价值。
对上述证据，被告物流公司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因为保险金额不能超过货物价值，保险单上记载的保险金额是23.76万欧元，被保险人与外运公司有大量的设备进口业务关系，不能确认为涉案所运货物，保险单所记载的开航日期是2013年11月20日，其到广州白云机场提货的时间是2013年11月22日，开始起运的时间不吻合，不能证明关联性。该合同除了少量的中文，绝大部分都是英文，保险单的反面全是英文，原告应当在法定的期限内向法庭和被告提供经过公证翻译的条款。对证据3、4的三性均不予确认。因我方未跟轮胎公司直接发生过来往，我方在2013年11月25日，将货物运送到该公司的工厂时，外包装是完好的，该工厂才签收，双方未再发生其他业务关系，我方不清楚外运公司与轮胎公司的交往情况，故无法予以确认。我们没有收到外运公司给我公司的索赔函。证据3中的买卖合同、发票、报关单均无原件，对真实性无法核实。从证据的复印件来看，是形成于中国大陆以外的证据，应当经过公证认证的法定程序，所以对证据的三性不予确认。
证据4中的发货人出具的检验报告实际上是一封个人发出的书信，签署的名字也是个人，并非一份由检测资质的机构出具的法律文书，而且它的形成地点是在境外，应当依法履行公证认证的程序。原告提供的翻译文本明显没有完整如实地翻译文件的内容，也不清楚翻译人的身份和资质情况。
另，本院在庭审中要求原告提交货损发生在物流公司承运期间的证据，原告仍然提供外运公司提交的事故情况说明以及发货人出具的检验报告和索赔函、公估报告进行证明，在本院再三说明后，其仍然明确只提供该些证据证明货损发生在物流公司承运期间。
被告物流公司辩称，一、不同意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二、物流公司与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之间无运输合同关系，是外运公司与物流公司存在运输合同关系。
三、本案并没有证据证明货物损坏发生在物流公司负责运输的区间，原告向物流公司索赔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四、按照通常情况，运输精密设备时，境外托运人应当采取稳固的包装方式，确保安全。
五、外运公司托运时，没有支付保价费，也没有声明货物价值，只是告知为设备。
六、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保险标的的损失原因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支付795960元给轮胎公司。
七、原告主张的代位求偿权即使成立，其主张利息也只能从起诉之日起主张。原告主张的利息起算时间2015年10月30日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物流公司对其辩称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书证有：
1.营业执照、法人代表人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拟证明物流公司的主体身份。
2.托运凭证一份，证实2013年11月22日接受托运的凭证和托运凭证里面的约定事项。
3.货物签收单，证明外运公司于2013年11月25日签收时，货物包装完好。
原告对上述证据的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该证据说明了物流公司实际承运两套设备，但对该证据约定的事项不予认可，该约定事项属于格式合同，没有得到托运人的确认，托运人签字栏是空白的。对证据3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内容仅说明货物包装完好，没有对货物受损情况进行陈述。
对双方均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供的证据2，被告物流公司仅对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保险单所记载的开航日期与其到白云机场提货的时间不吻合，不能证明关联性，且未提供经过公证翻译的中文条款。本院认为，被告物流公司所提出的证据方面的瑕疵，不能排除该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的关联程度，故对物流公司的该异议，本院不予采纳，对该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供的证据3、4，被告对证据的三性均不予确认。因为其没有收到过外运公司给其的索赔函，且证据3中买卖合同、发票、报关单均无原件，对真实性无法核实，而且这些证据是形成于中国大陆以外的证据，应当经过公证认证的法定程序，却没有法定程序的证明；证据4中的发货人出具的检验报告实际上是一封个人发出的书信，签署的名字也是个人，并非一份由检测资质的机构出具的法律文书，而且它的形成地点是在境外，应当依法履行公证认证的程序。原告提供的翻译文本明显没有完整如实地翻译文件的内容，也不清楚翻译人的身份和资质情况。所以对证据3、4的三性不予确认。经查，被告物流公司对证据3、4提出的异议属实，本院予以采纳，对证据3、4不予确认。对于原告提交外运公司出具的事故情况说明以及发货人出具的检验报告和索赔函、公估报告来证明货损发生在物流公司承运期间，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的内容并没有涉及到货损发生的期间，更无法证明货损是发生在物流公司承运期间，故对原告提供的该些证据本院不予确认。
对被告物流公司提供的证据，原告对证据2、3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证据2的约定事项属于格式合同，没有得到托运人的确认，托运人签字栏是空白的。认为证据3的内容仅说明货物包装完好，没有对货物受损情况进行陈述；本院认为，虽然在证据2中托运人一栏是空白的，但该运输合同得到了实际履行，且托运人并未提出异议；证据3本是外运公司对货物签收的证明，签收时，外运公司并未发现货物受损，其当然不可能写受损情况；故原告对证据2、3提出的该异议，本院不予采纳；对证据2、3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3年11月，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委托被告外运公司从广州运输平板硫化机至贵阳，该次运输在原告处投保了货物运输险；其后，外运公司又将该批货物委托给物流公司运输，由物流公司从白云机场运至外运公司指定的地点，并由外运公司于2013年11月25日签收货物，在货物签收单上外运公司注明货物包装完好；2013年11月27日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外运公司货物有损坏，外运公司随即向原告报保险事故；原告于2015年10月30日向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795960元。
原告无法证明货损发生在物流公司和外运公司承运期间。
本院认为，本案诉请为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但其代位的是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各承运人和托运人所签订的公路货物运输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也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各方当事人均应依法履行义务，享有权利。
虽然原告作为保险公司在向被保险人进行赔偿后即取得了代位求偿权，其有权要求造成货损的承运人进行赔偿；但能获得赔偿的前提是其应提供证据证明货损是由被诉承运人造成的，在本案中原告无法提供证据证明涉案货物的货损是发生在被告物流公司承运期间，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要求被告物流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航运保险事业营业中心的诉讼请求。
本案已经减半收取的受理费5880元，由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航运保险事业营业中心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判员 吴玉龙
二〇一六年十月十七日
书记员 周巧莹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