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湘03民终573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湘潭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河东大道天瑞新城4楼。法定代表人：郑昭，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雅，湖南同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长沙挺峰数控刀具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晚报大道湘湖一村C区4栋105房。法定代表人：张君杰，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余荣登，湖南三湘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湖南大工重机有限公司，住所地湘潭九华经济区九华路5号。法定代表人：吴亚兵，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湘潭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潭融资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长沙挺峰数控刀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挺峰公司）、一审第三人湖南大工重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大工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2017）湘0302民初36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6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湘潭融资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雅、被上诉人长沙挺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荣登到庭参加诉讼，一审第三人湖南大工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湘潭融资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由长沙挺峰公司承担一审和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权利质押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属于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第一，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债权质押不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八条规定：以应收账款出质的，当事人应当签订书面合同。质权自信贷征信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因此，质权设立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即可：签订书面合同、到信贷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湘潭融资公司与湖南大工公司签订了质押合同，并于2015年4月16日到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进行质押登记备案，故双方质权设立，湘潭融资公司依法对于本案596万元享有优先受偿权。第二，一审判决错误认为湘潭融资公司未在登记期满后办理续期登记手续导致质权消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的或者登记部门要求登记的担保期间，对担保物权的存续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担保物权所担保的债权的诉讼时效结束后，担保权人在诉讼时效结束后的两年内行使担保物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应收账款登记期限自2015年4月16日自2017年4月15日，湘潭融资公司主张权利的时间并未超过主债权的诉讼时效，仍享有优先受偿权。第三，一审判决错误认为同一债权之上不能既设定债权转让又设定债权质押。本案债权转让办理了公证，权利质押办理了登记，具有公信力。不能因为法律上二者不能并存就对债权转让和债权质押均不予认可，也不能因为当事人在处分权利时对法律的不了解而否定处分行为的效力。二、一审法院认定《债权转让协议》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属于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第一，湘潭融资公司已将债权转让告知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以下简称神华新疆分公司）。湖南大工公司向神华新疆分公司邮寄《债权转移通知函》《回执》的情况进行了公证，公证书合法有效，能够证明债权转让已经告知了神华新疆分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权人在保证期间以特快专递向保证人发出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但缺乏保证人对邮件签收或者拒收的证据能否认定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请示的复函》（2003年6月12日[2003]民二他字第6号）的规定，除非有相反证据推翻，应当认定湖南大工公司履行了通知义务。湘潭融资公司于2017年7月5日对神华新疆分公司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仲裁已经立案，案号：DM20160964，仲裁也是一种告知手段。第二，《原料气吸收塔采购合同》第32条第3款明确约定“任何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不得将本合同规定的己方所承担的权利或者义务转让给第三方”，显然承担的内容只能是义务，不能是权利，故该条只是约定义务不能转让给第三方。第三，《债权转让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债权转让具有无因性，与追偿权无关，不能以湘潭融资公司未取得追偿权为由否定《债权转让协议书》的效力。长沙挺峰公司辩称，一、本案债权转让无效。《原料气吸收塔采购合同》明确约定了合同债权不得转让，而且神华新疆分公司未收到转让通知。二、本案质权无效。本案债权出质未通知神华新疆分公司，而且质权登记已经超过期限。三、本案反担保的财产有：湖南大工公司的机器设备，保守估值510万；湖南大工公司在长沙市区.43平米以及596万元的应收帐款，故湘潭融资公司的权利很容易实现，而长沙挺峰公司的债权仅仅只能依靠这笔应收款才能得以实现。湖南大工公司未作答辩。湘潭融资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法院在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司提取的910,863.5元应收款为湘潭融资公司所有或确认湘潭融资公司对该笔款项享有优先受偿权，终止对该款项的执行并解除冻结；2.本案诉讼费用由长沙挺峰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19日，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湘0302民初75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湖南大工公司支付长沙挺峰公司货款893,102.81元。判决书生效后，因湖南大工公司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该院根据长沙挺峰公司申请立案执行。在执行过程中，该院作出（2016）湘0302执634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冻结、扣划湖南大工公司银行存款910,863.50元或查封、扣押、扣留、提取同等价值的其他财产。2017年5月2日，一审法院依据该案及另外二执行案［案号分别为（2016）湘0302执342、562号］，向神华新疆分公司发出（2016）湘0302执342号、562号、634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该公司协助扣留和提取湖南大工公司在该公司的应收款2,978,060元并付至该院执行款专户。2017年5月16日，神华新疆分公司将被执行人湖南大工公司在该公司的应收款2,978,060元付至该院执行款专户。案外人湘潭融资公司以该院在神华新疆分公司提取的湖南大工公司应收款为原告所有为由，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2017年11月9日，该院作出（2017）湘0302执异2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案外人湘潭融资公司的异议。案外人湘潭融资公司对该裁定不服，诉至一审法院。另查明，（一）2014年12月23日，第三人湖南大工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长沙芙蓉支行签订借款金额为800万元的《借款合同》，该笔借款由原告湘潭融资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同日，原告湘潭融资公司与第三人湖南大工公司签订《最高额委托保证合同》《最高额保证反担保合同》《最高额抵押反担保合同》，约定由第三人提供吴亚兵、余猷庄（吴亚兵的母亲）、吴澄清（吴亚兵的父亲）、吴宇（吴亚兵的妹妹）、刘博（第三人公司总经理）、韩之民（第三人公司工会主席）、周敏（第三人公司副总经理）的房产以及第三人公司名下的机器设备（评估价值510万元，2014年12月30日在湘潭市工商局雨湖分局办理了动产抵押登记）提供反担保，上述房产及机器设备评估价值为907万元。除提供上述财产作为反担保外，原告湘潭融资公司与第三人湖南大工公司还签订了《最高额质押反担保合同》，第三人湖南大工公司将享有的神华新疆分公司债权596元质押给原告，双方于2015年4月16日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动产权属统一登记—初始登记》。质押登记期限为二年，自2015年4月16日至2017年4月15日。到期后，双方未办理质押延期登记手续。（二）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向一审法院提交了：①2015年4月16日原告湘潭融资公司（乙方）与第三人湖南大工公司（甲方）的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其主要内容如下：甲方自愿将其享有的对神华新疆分公司应收账款596万元债权转移给乙方享有，作为乙方担保的合作银行到期借贷代偿义务；②第三人湖南大工公司于2015年4月16日向债务人神华新疆分公司出具的《债权转移通知函》，其主要内容为：湖南大工公司因无法偿付合作银行贷款，导致湘潭融资公司为湖南大工公司向银行承担代偿责任。湖南大工公司已将在神华新疆分公司享有的安装费、质量保证金应收款共计595.6万元债权转移给了湘潭融资公司。自收到本函起，湘潭融资公司取代湖南大工公司作为债权人，其法律后果由湖南大工公司承担。2015年4月20日，湖南省湘潭市湖湘公证处出具（2015）湘潭湖证内民字第738号《公证书》，证明第三人湖南大工公司于2015年4月17日已将《债权转移通知函》《回执》以EMS特快专递邮寄送达方式送达给了神华新疆分公司。庭审中原告未出具神华公司或神华新疆分公司已收到《债权转移通知函》的相关证据。2017年3月8日，一审法院执行局工作人员向神华公司职工张伟华调查核实时，神华公司及神华新疆分公司均否认收到过湖南大工公司向其发函的《债权转移通知函》。（三）2013年8月30日，第三人湖南大工公司（卖方）与神华新疆分公司（买方）签订《原料气吸收塔采购合同》，约定卖方向买方提供两台原料气吸收塔的采购、安装调试指导、售后服务及技术培训，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5956.12万元，其中安装调试费及质量保证金各为5%，合同第32条“合同生效及其它”第3款同时约定，“任何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不得将本合同规定的己方所承担的任何权利或义务转让给第三方”。该合同在履行过程中，神华公司已按合同约定支付第三人货款90%，安装调试费及质量保证金各5%未付。2017年5月16日，神华公司按照本院2017年5月2日协助执行通知书的要求，在扣除湖南大工公司违约金后，将剩余的应付款2,978,060元付至本院执行款专户。（四）2015年4月20日，因第三人湖南大工公司未支付2015年3月21日至2015年4月20日借款利息，中国建设银行长沙芙蓉支行向原告发出《代偿通知书》，后原告代第三人共支付银行本息8,483,151.71元（其中2015年4月30日支付利息51,706.71元，2015年5月30日支付利息50,400元，2015年6月19日支付利息52,080元，2015年7月21日支付利息50,400元，2015年8月20日支付利息52,080元，2015年9月21日支付利息52,080元，2015年10月21日支付利息50,400元，2015年11月20日支付利息52,080元，2015年12月22日偿还本金500万元、支付利息50,400元，共5,050,400元，2016年1月11日偿还本金300万元，2016年2月4日支付利息21,525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焦点为：一、关于原告依据《债权转让协议书》所形成的债权转让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问题。该院认为，原告与第三人虽于2015年4月16日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书》，但原告并不能依据该债权转让而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其理由如下：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八十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的规定，只有证明债务人神华新疆分公司已收到了债权转移的通知文件，其《债权转让协议》才对债务人发生效力。本案中，尽管原告在庭审中提交了第三人于2015年4月17日将《债权转移通知函》《回执》以EMS特快专递邮寄送达方式送达给了神华新疆分公司以及2015年4月20日湖南省湘潭市湖湘公证处出具的（2015）湘潭湖证内民字第738号《公证书》，但上述证据只能证明第三人向神华新疆分公司发了函件，并不能证明神华新疆分公司已收到了第三人所发出的《债权转移通知函》，且在该院执行过程中，神华公司工作人员明确否认收到过第三人发出的《债权转移通知函》，而原告也未提供神华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已收该邮件的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该债权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法律效力。其次，本案第三人与神华新疆分公司于2013年8月30日签订的《原料气吸收塔采购合同》第32条第3款明确约定，“任何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不得将本合同规定的己方所承担的任何权利或义务转让给第三方”。本案第三人在未取得合同相对方神华新疆分公司同意的前提下，单方将其债权转让给本案原告，违反了《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二项“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之规定，原告与第三人所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不具有法律效力；第三，本案纠纷系第三人向中国建设银行长沙芙蓉支行借款800万元（由原告提供连带保证担保，第三人向原告提供反担保）所引发，第三人向原告提供的反担保，其目的是为了保障保证人（即本案原告）承担保证责任后，实现债务人追偿权设定的担保，反担保所担保的对象不是主债权，而是主债权的担保人对主债务人的追偿权，其责任的履行应以保证人已履行担保责任为前提。另外，本案中，原告与第三人2015年4月16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时，本案原告并未为第三人代偿任何债务，也就无权对主债务人湘潭大工公司行使追偿权。基于上述理由，原告与第三人于2015年4月16日所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应未生效，故原告并不能依据该债权转让而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二、关于原告与第三人所设定的权利质押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1、合同债权的质押，我国现行法律目前并无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七十五条亦未将合同债权质押列入权利质押的范畴。但在现实生活中，合同债权质押存在，为保障质押合同的有效性，其质押标的一般应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合同债权须合法有效；第二、合同债权须具有可转让性；第三、可成为质押标的之合同债权应具备特定性，其债权数额必须确定；第四、用于质押的合同债权须债务人不享有抗辩权或自愿放弃抗辩权。同时，债权质押还须通知债务人。2、具体就本案而言，首先，本案原告与第三人既于2015年4月16日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由第三人将其在神华新疆分公司所享有的债权转让给原告，同日又将该笔债权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质押登记。而债权质押所享有的是优先受偿权，同一债权在已经转让的情形下再进行债权质押，既不现实，亦不可能，二者其法律关系不能并存。本案虽然转让和质押的对象均为原告，合同债权质押的通知在某种程度上与债权转让通知有竞合，但二者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明显不同。故实践中双务合同之债权一般不能进行合同债权质押。其次，本案尽管债权质押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质押登记，但并不符合合同债权质押的条件（其事实及理由同债权转让分析），原告与第三人的权利质押对债务人神华新疆分公司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另外，本案中原告和第三人所设定的质押在质押期限届满后，双方并未办理质押延期登记手续，原告亦不存在优先受偿。综上所述，原告湘潭融资公司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其执行异议请求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湘潭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910元，由原告湘潭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湘潭融资公司与湖南大工公司所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是否生效。二、湘潭融资公司与湖南大工公司所签订的《债权质押合同》以及办理的质押登记是否对神华新疆分公司发生法律效力。关于焦点一，首先，湖南大工公司与神华新疆分公司签订的《原料气吸收塔采购合同》第32条约定：“任何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不得将本合同规定的己方所承担的任何权利或义务转让给第三方”，湖南大工公司在未取得合同相对方神华新疆分公司同意的前提下，单方将其债权转让给湘潭融资公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二项“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之规定，案涉债权转让不成立。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本案中，湘潭融资公司提供的公证书仅能证明向神华新疆分公司发出了《债权转让通知函》，并不能证明神华新疆分公司已收到《债权转让通知函》，神华新疆分公司工作人员也明确否认收到过《债权转让通知函》，故该债权转让对债务人神华新疆分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湘潭融资公司上诉提出“原审法院认定《债权转让协议》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属于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二，首先，关于合同债权质押，物权法虽规定了应收账款可以出质，但该应收账款的数额应当确定，湖南大工公司虽与神华新疆分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双方并未就货款往来进行对账确认，湖南大工公司是否对神华新疆分公司存在应收账款，应收账款数额为多少，均不能确定。湖南大工公司仅凭单方结算的金额确定其对神华新疆分公司存在596万元的应收账款，且将该596万元应收账款质押给上诉人湘潭融资公司，该质押权的设立存在瑕疵。其次，应收账款出质登记虽对第三人发生对抗效力，但对应收账款的特定债务人并不当然发生效力，债务人并无义务在清偿债务前查询应收账款的出质登记。债务人如因不知应收账款已经出质的事实而向出质人履行义务，出质权利将因债务人的履行而消灭，应收账款质权也随之消灭。因此，出质人或者质权人应当将应收账款出质的事实通知债务人，否则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湖南大工公司与湘潭融资公司均未将应收账款出质的事实通知神华新疆分公司，故该债权质押对债务人神华新疆分公司不发生效力。神华新疆分公司因湖南大工公司的执行案件已将应收账款2978060元付至法院执行款帐户，应视为神华新疆分公司已向湖南大工公司履行义务，出质权利将因神华新疆分公司的履行而消灭，应收账款2978060元质权也随之消灭，湘潭融资公司对应收账款2978060元不再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湘潭融资公司上诉提出“原审法院认定权利质押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属于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湘潭融资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840元，由上诉人湘潭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立兵审 判 员 周智湘审 判 员 戴 伟二〇一八年八月七日法官助理 胡东海书 记 员 汤健艺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一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除依照本章规定外，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