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民终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广伍，男，1957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昆，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崔明辉，男，1988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新海集船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雄州镇凤凰花园*幢***室。法定代表人：段广才，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金柳，男，该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杨广伍因与被上诉人崔明辉、南京新海集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海集公司）船舶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武汉海事法院（2016）鄂72民初10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广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昆，被上诉人崔明辉及被上诉人新海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金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广伍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武汉海事法院（2016）鄂72民初1071号民事判决，并改判支持杨广武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审及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崔明辉、新海集公司负担。主要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错误，新海集公司应该是本案的主债务人。1、尽管《船舶买卖合同》是杨广武、案外人刘保国与崔明辉签订的，但是在2014年11月18日签订的《协议》上，新海集公司在乙方处同崔明辉一起签字盖章，承诺向杨广伍归还船款及补偿款，在2015年2月12日又和崔明辉一起向杨广伍出具《还款计划书》，再次向杨广伍承诺还款时间和计划，2015年4月1日又单独向杨广伍出具《承诺书》，向杨广伍再一次承诺了还款时间和金额，还于2015年6月25日单独与杨广伍签订《还款协议书》，将2015年4月30日前应支付给杨广伍的租金或补偿款与杨广伍进行了结算，并承诺了剩余款项的归还时间和金额。以上一系列的事实均表明，新海集公司同崔明辉是涉案船舶的共同买方，新海集公司应该是本案的主债务人。2、新海集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中，《租船合同》及《补充协议》明显是为了应付起诉而假造的证据材料，上述证据所载明的内容不应予以认定。（二）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双方约定在购船款没有付清以前，买方按月支付补偿款暨租金（或租金），完全是双方之间自愿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将双方当事人多次约定的补偿款或租金认定为违约金，完全违背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即使将补偿款认定为违约金，那么在崔明辉与新海集公司违约以后，双方当事人之间就补偿款进行的结算应该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说明其在违约后是认可补偿款数额的。一审法院将《协议》及《还款协议书》中均认可的补偿款或租金数额均予以否认，显然违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四）《还款协议书》中承诺的如果发生逾期还款超过5天，新海集公司按逾期每天人民币（以下均为人民币）5000元进行补偿的约定，也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应当予以保护。（五）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双方当事人应按照双方签订的《船舶买卖合同》及相关协议书诚实信用履行，崔明辉及新海集公司存在明显和多次的违约行为，应予以惩处，即使认定双方约定的补偿款过高予以调整，也应该兼顾公平合理的原则，考虑到被上诉人存在多次、长期违约的情形，一审法院仅认定本案违约金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同期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为利率对杨广伍明显不公平，亦不足以惩戒被上诉人的违约行为。被上诉人崔明辉答辩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之上诉请求。1、崔明辉应为本案的主债务人。崔明辉与杨广伍、刘保国签订了《船舶买卖合同》，所有购船款源于崔明辉，且崔明辉系涉案船舶登记的所有权人。2、自2014年9月30日起双方后续协议约定的“补偿款”或“租金”性质均为违约金。《船舶买卖合同》之所以约定3500元/天的补偿款，是因为按照一般船舶买卖交易，船款须在船舶过户时付清，而本案所涉交易将付款期限放宽至过户后40天，作为对价才给予补偿，这是双方对合同正常履行状态的期待和安排。与此不同的是，自2014年9月30日起，崔明辉已发生违约，双方后续协议所约定之“补偿款”或“租金”实质上是为了赔偿因崔明辉迟延付款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属于双方约定之违约金。既然船舶已经买卖过户，崔明辉在不断付款，杨广伍在未解除合同的情况下不存在租金。3、本案所涉违约金过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应予减少。崔明辉虽构成违约，但过错程度较轻；案涉船舶价格下跌超过50%，而船舶收益仅维持在每月4-5万元左右，杨广伍实际没有损失。新海集公司答辩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杨广伍的上诉请求。1、新海集公司并非本案主债务人。认可崔明辉关于其系本案主债务人的答辩意见。虽然新海集公司确实在后续协议中有盖章、签字的行为，但仅系涉案船舶的租船人，并不构成债务加入，应为代为履行的第三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上诉人无权要求新海集公司承担主债务人责任。2、自2014年9月30日起后续协议约定之“补偿款”或“租金”的性质为违约金，因违约金过高，崔明辉迟延付款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明显过份低于约定之违约金，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应当予以调整。杨广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崔明辉及新海集公司立即向杨广伍支付船舶租金、补偿款等款项合计1301500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起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案件受理费由崔明辉及新海集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8月14日，杨广伍与案外人刘保国作为共同卖方，崔明辉作为买方，签订了船舶买卖合同，双方约定：杨广伍、刘保国将其所有的“远洋集6”轮转让给崔明辉，售价总计559万元；崔明辉应在收到徐州远洋航运有限公司对本合同的书面确认之日支付10万元，在收到船舶所有权注销登记证明书、船舶营业运输证注销登记证明书后一个银行工作日内支付40万元，在第二期付款后40日内支付尾款509万元；崔明辉应在支付尾款的同时，按尾付日和接船日的间隔天数给予卖方每天3500元的补偿款；若崔明辉未能按时支付尾款，卖方有权解除合同，没收首付款、次付款并要求其支付上述补偿款；卖方应在崔明辉完成首付后15个工作日内办妥该轮相关销户手续，若卖方逾期，崔明辉有权要求卖方赔偿迟延损失（迟延损失=首付款金额×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逾期天数）。崔明辉为购买船舶准备了资金60万元，并于2014年6月30日将其中20万元汇至新海集公司财务人员宋晓娟账户，于同年7月16日将余下40万元汇至新海集公司账户。同年8月15日，崔明辉与新海集公司签订租船合同，双方约定：崔明辉将其购买的“远洋集6”轮（登记后更名为“启海1”轮）租给新海集公司使用；根据目前船况，该轮需要进厂维修，相关维修费用由崔明辉承担，其中10万元从7月16日汇付的款项中拨付，其余费用由新海集公司垫付，并从应付租金中扣除；船舶租赁期限为5年，自船舶出厂之日起算；租金为每月6万元，若市场行情发生重大变化，双方可以协商调整；新海集公司负责选派船员并支付工资，船舶正常维修保养、年检费用等均由新海集公司承担。2014年8月18日，杨广伍、刘保国向崔明辉移交涉案船舶。新海集公司法定代表人段广才于当日向杨广伍汇款10万元，宋晓娟于同年8月29日、9月1日向杨广伍汇款共计40万元。崔明辉于同年9月2日办妥船舶所有权登记，将涉案船舶更名为“启海1”轮，并登记在自己名下。2014年9月，因崔明辉未能按时付清购船尾款，杨广伍与新海集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双方约定：新海集公司作为买方，应于同年10月12日前支付购船款100万元，并按每天3500元结清补偿款；剩余的购船尾款409万元于同年11月12日前付清；如不执行，卖方有权收回船舶。新海集公司在买方栏加盖了合同专用章，杨广伍在卖方栏签名。随后，宋晓娟于同年10月24日、10月28日向杨广伍汇款共计100万元。2014年11月，因新海集公司陷入财务危机，于江勇、杨金柳等债权人要求介入公司经营。同年11月18日，杨广伍、刘保国共同作为甲方，崔明辉作为乙方，签订一份协议，就剩余的409万元购船尾款约定了分期付款计划，同时约定：从2014年11月18日至2015年2月18日，按每月5万元支付租金，从2015年2月19日至2015年4月30日，按每月3万元支付租金；自2014年8月18日至本协议签订之日所欠的补偿款共计311500元，于2015年4月30日前结清；如未按照上述约定付款，杨广伍、刘保国有权解除合同，收回船舶；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所欠的补偿款，由双方另行商定。该协议经杨广伍、刘保国、崔明辉、段广才、于江勇、杨金柳签名，并经新海集公司加盖公章。随后，段广才于2014年11月18日、12月1日向杨广伍汇款共计100万元。2014年11月18日，崔明辉与新海集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双方约定：崔明辉以透支未来船舶租金的方式，请新海集公司代为向船舶卖方杨广伍、刘保国支付购船尾款309万元，崔明辉与船舶卖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新海集公司无关，新海集公司不对船舶卖方承担任何责任。2015年2月12日，新海集公司出具还款计划书，承诺于当日向杨广伍、刘保国支付100万元船款，等3月份银行贷款下来后再付209万元剩余船款，并将船舶租金一次性结清。还款计划书上有杨广伍、刘保国、崔明辉、于江勇的签名，并经新海集公司加盖公章。随后，段广才于2015年2月12日、13日向杨广伍、刘保国指定账户汇款共计100万元。2015年3月1日，于江勇和新海集公司出具承诺书，根据公司经营状况对还款计划进行了变更。随后，段广才于2015年5月26日、6月30日向杨广伍汇款共计50万元。2015年6月，杨广伍与新海集公司签署还款协议书，协议载明：新海集公司难以履行2015年3月1日签署的承诺书，截至2015年6月30日，尚欠船款159万元未付。为此，双方约定：承诺书执行至2015年6月30日止；从2015年7月开始，新海集公司于每月30日前向杨广伍支付30万元；截至2015年4月30日，新海集公司共欠租金或者补偿款531500元，双方同意租金或者补偿款的还款方式协商解决，在船款还完后续还；本协议签订后，发生逾期还款超过5天的，新海集公司按逾期每天5000元支付补偿款。该协议虽将崔明辉写为乙方，但未经崔明辉签名，乙方栏里仅有段广才以及新海集公司的签名盖章。随后，段广才分期向杨广伍、刘保国指定的账户汇付剩余船款，汇款详情如下：2015年8月4日汇款30万元，2015年9月10日汇款30万元，2015年10月15日汇款30万元，2015年11月18日汇款30万元，2015年12月25日汇款15万元，2016年1月20日汇款15万元，2016年2月5日汇款9万元，至此，购船款全部付清。2016年3月16日，刘保国具函确认其签订的与出让“远洋集6”轮有关的一切协议中的权益均由杨广伍享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船舶买卖合同纠纷。杨广伍、案外人刘保国与崔明辉于2014年8月14日签订的船舶买卖合同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为有效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因崔明辉未在该合同约定的期限内付清购船尾款，崔明辉及新海集公司与杨广伍、刘保国经过多番协商，签订了一系列协议，延长了购船尾款的支付期限，同时也增加了关于租金和补偿款的约定，上述协议亦属合法有效合同，对相关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刘保国确认其参与签订的与出让“远洋集6”轮有关的一切协议中的权益均由杨广伍享有，意即认可杨广伍独自作为卖方与崔明辉及新海集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乃至提起本案诉讼。虽然崔明辉及新海集公司之间约定新海集公司不对船舶卖方直接负责，但新海集公司又在崔明辉没有参与的情况下，与杨广伍签订补充协议及还款协议，并在协议中对购船尾款、租金、补偿款等作了约定，故新海集公司仍应就自己签订的协议向杨广伍承担相应责任。新海集公司在上述协议中明确表达了债务加入的意思，也实际支付了购船尾款。该公司加入后，与崔明辉共同承担对杨广伍的债务，此举于崔明辉而言有益无损，因此，上述协议只要有杨广伍和新海集公司的合意即可成立生效，崔明辉同意与否并不影响协议的效力。鉴于崔明辉及新海集公司已经付清购船款559万元，杨广伍在本案中仅就租金和补偿款提出请求。根据船舶买卖合同的约定，崔明辉应于第二期付款后40日内支付尾款509万元。涉案船舶于2014年8月18日交付，崔明辉及新海集公司确认合同约定的尾款支付期限至2014年9月29日届满，并对合同履行期内的补偿款14万元（3500元/天×40天=14万元）均予认可，故一审法院对杨广伍关于该部分补偿款的主张予以支持。涉案船舶于2014年8月18日交付后，船舶所有权即已转移，杨广伍不再享有对该轮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故其无权就该轮收取租金。由于双方当事人之间没有租船事实，双方对2015年4月30日至2016年3月30日期间的租金亦无相关约定，因此，一审法院对杨广伍关于上述期间的租金主张不予支持。杨广伍主张的其他租金及补偿款，尽管名称不同、计算标准不同，但其性质均为崔明辉和/或新海集公司未能按时支付购船尾款所发生的违约金。崔明辉及新海集公司认为上述违约金数额过高，请求法院调整为按0.35%的活期存款利率计算2014年9月30日至2016年2月5日期间的迟延付款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违约金数额是否过高，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关于实际损失，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相应证据，故应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予以认定。本案系船舶买卖合同纠纷，杨广伍作为卖方，其实际损失为买方逾期支付购船尾款所造成的资金占用损失。关于合同履行情况及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崔明辉及新海集公司在行情下行、自身面临资金困难的情况下，仍然陆续付清购船款，其合同主要义务已经履行完毕，虽然构成逾期，但过错程度较轻。关于公平原则的衡量，双方当事人对买方违约和卖方违约情形下的损失赔偿额计算方法作了分别约定，卖方违约时，迟延损失计算方法为首付款金额×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逾期天数，照此方法计算的赔偿额显著低于杨广伍主张的租金和补偿款。关于诚信原则的衡量，根据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当崔明辉及新海集公司不付购船尾款时，杨广伍有权收回船舶，没收首付款、次付款共计50万元。现崔明辉及新海集公司已经付清购船款，如要求其支付的违约金高于上述金额，则崔明辉及新海集公司承担的责任或损失可能较之根本违约时更重。这样的结果显然不利于鼓励当事人诚信守约。综合上述分析，一审法院认为以合同约定为标准计算的违约金数额已过分高于杨广伍的实际损失，本案违约金宜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为利率，自船舶买卖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届满之日（2014年9月30日）起持续计算至尾款付清之日（2016年2月5日）止。照此计算，崔明辉及新海集公司应付的违约金为212550.93元（算法详见判决附件）。综上所述，根据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并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崔明辉及新海集公司共应向杨广伍支付合同履行期内的补偿款14万元、逾期付款违约金212550.93元，两项合计352550.93元。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崔明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广伍支付352550.93元及相应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自2016年6月16日起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二、新海集公司就崔明辉所负的上述债务向杨广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杨广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514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结案，减半收取8257元，由杨广伍负担6000元，崔明辉、新海集公司负担2257元。崔明辉与新海集公司负担的诉讼费用由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综合三方当事人的诉辩观点，归纳本案的焦点问题为：1、新海集公司是否应承担主债务人的责任？2、杨广伍主张的“租金”或“补偿款”是否应予支持？本院作如下评判。（1）关于新海集公司是否应承担主债务人的责任的问题杨广伍认为：新海集公司不仅是船舶买卖合同中的共同买方，且支付了购船款，目前船舶由新海集公司经营管理，故新海集公司应承担主债务人的责任。崔明辉及新海集公司均认为：崔明辉与杨广伍签订了《船舶买卖合同》购买涉案船舶，购船款来源于崔明辉及其家人，并非新海集公司支付，且涉案船舶登记的所有权人为崔明辉，新海集公司仅系租赁使用。新海集公司在涉案协议中签章的行为，仅构成第三人代为履行，对崔明辉未清偿的债务，新海集公司并不应承担主债务人的责任。本院认为：新海集公司并非涉案船舶买卖关系的主债务人。首先，本案所涉《船舶买卖合同》系崔明辉与杨广伍及案外人刘保国签订，明确约定崔明辉为买方。目前，涉案船舶已经进行了交付，且登记的所有权人为崔明辉。故可以认定崔明辉为涉案船舶买卖合同欠款的主债务人。其次，新海集公司虽然在《补充协议》的“买方”签章栏加盖公司合同专用章，但杨广伍与新海集公司在本院庭审过程中均认可，《补充协议》所涉船舶买卖与崔明辉、杨广伍所签订的《船舶买卖合同》系同一笔交易。嗣后，新海集公司虽然在后续多份协议上加盖公章，但后续协议均系关于崔明辉与杨广伍、刘保国之间签订的《船舶买卖合同》欠款债务所作出的还款计划或承诺，同时，新海集公司亦按各协议的约定向杨广伍支付了购船款，新海集公司的行为构成对崔明辉所欠债务的加入。故，一审法院关于新海集公司对崔明辉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认定并无不当，杨广伍关于新海集公司为本案主债务人的上诉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杨广伍所主张的“租金”或“补偿金”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杨广伍认为：三方当事人在涉案协议中明确约定了“租金”或“补偿款”的数额，合法有效，应当予以支持。崔明辉与新海集公司均认为：涉案协议中约定的“租金”或“补偿款”均为违约金的性质，违约金数额约定过高，应依法予以调整。本院认为：为履行《船舶买卖合同》中约定的购船款支付义务，杨广伍、崔明辉与新海集公司又签订了数份协议，对购船款分期支付时间及补偿款或租金分别进行了重新约定，最后于2015年6月25日签订《还款协议书》，最终确定了支付的方式和期限，该协议书是对《船舶买卖合同》约定支付义务的变更。杨广伍认为新海集公司及崔明辉应根据《还款协议书》的约定支付“租金”或“补偿款”，其主张的数额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的主张为2015年4月30至6月30日的租金6万元、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3月30日的租金18万元，合计24万元。本院认为，从《还款协议书》的约定可以认定，上述船舶租金的计算方式和金额在《还款协议书》中均无相关约定，且该船舶于2014年8月18日已交付给崔明辉，9月2日即办理了船舶所有权过户登记，崔明辉取得船舶所有权后，杨广伍主张其后的所谓“租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二部分的主张为三方当事人在《还款协议书》所确认的，截至2015年4月30日止的租金或者补偿款531500元。本院认为，从《还款协议书》第三条的约定可以证明，上述“租金或者补偿款”系根据2014年11月18日签订的《协议》第二、三条所产生，而该《协议》系由于崔明辉未按照《船舶买卖合同》的约定期限支付购船款，双方当事人对支付期限的宽限和迟延支付期间的经济补偿问题进行了变更，嗣后，双方当事人在《还款协议书》中确认《协议》中约定的经济补偿款数额为531500元，其实质是约定了崔明辉及新海集公司因已构成迟延履行而给予杨广伍补偿款的数额，该约定具备违约金的性质。第三部分的主张为《还款协议书》签订之后发生逾期还款超过5天，按5000元/天补偿，补偿款共计53万元。本院认为，该约定系双方当事人对崔明辉及新海集公司未按期履行约定支付购船款义务时，向杨广伍进行的补偿，该约定亦属于违约金性质。崔明辉及新海集公司对《船舶买卖合同》约定的分期付款期限内的补偿款14万元予以认可，其提出其他补偿款约定的数额过高，要求予以调整。从杨广伍所主张的补偿款计算方法看，买方迟延支付购船款期间，不仅要按照固定数额每月支付所谓“租金”，还要按每天3500元或5000元支付补偿款，对买方应承担的违约金采取双重计算方式。而《船舶买卖合同》中关于卖方迟延销户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仅为首付款金额×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逾期天数。在买卖合同关系下，卖方交付标的物但未及时取得对价的损失，一般应为未取得对价的资金占用损失，对于涉案合同中买方的违约金计算方法，显然过分高于一般情形下对卖方造成的损失，且目前无证据证明杨广伍还存在其他实际损失，故一审法院关于“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为利率，自船舶买卖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持续计算至尾款付清之日止”的调整违约金计算方法，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关于“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规定。杨广伍关于按合同约定的数额支付“租金”及“补偿款”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杨广伍与崔明辉签订船舶买卖合同，杨广伍依约向崔明辉交付了船舶，且崔明辉办理了涉案船舶所有权过户登记手续，双方当事人之间买卖船舶的意思表示真实，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崔明辉虽陆续支付完购船款，但其因迟延支付应依约向杨广伍承担违约责任。双方当事人在涉案合同中约定“租金”或“补偿款”均系对买方违约的惩罚性条款，属于违约金的性质，但约定的违约金数额过分高于迟延支付对杨广伍造成的实际损失，故一审法院予以减少并无不当。因崔明辉未及时履行付款义务，新海集公司与杨广伍签订多份协议，承诺向杨广伍支付购船款及违约金，构成对崔明辉所负债务的加入，应对崔明辉违约金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杨广伍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4257元，由杨广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万海莉审判员  胡正伟审判员  曾 诚二〇一七年三月九日书记员  吴 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