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甘民终26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汉平，男。
委托代理人王超，甘肃玉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隆平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望江西路533号。
法定代表人彭光剑，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胡学斌，甘肃振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酒泉市农哈哈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酒泉农哈哈公司），住所地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总寨镇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李永文，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周象文，甘肃玉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汉平因与被上诉人安徽隆平公司、原审被告酒泉农哈哈公司植物新品种权侵权纠纷一案，不服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酒民三初字第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汉平的委托代理人王超、被上诉人安徽隆平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胡学斌、原审被告酒泉农哈哈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永文及其委托代理人周象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玉米品种“隆平206”系以“L239”为母本杂交培育的玉米新品种。“隆平206”和“L239”分别于2012年3月1日、2014年1月1日取得植物新品种权，品种权号为CNA20080005.1、CNA20100255.6。2012年8月，安徽隆平公司在维权打假中，发现农哈哈公司在酒泉市肃州区铧尖乡铧尖村未经其许可使用“L239”繁育“隆平206”杂交玉米。同年9月12日，隆平公司诉诸原审法院并申请证据保全。9月14日，原审法院作出（2012）酒民三初字第04号民事裁定，并于当日对原告指认的酒泉市肃州区铧尖乡铧尖村13组铧漫公路南侧的杜荣耕地内的玉米果穗采取多点随机采样封存并对保全过程进行了全程录像。同年11月28日，原审法院分别对该村13组农户杜荣、柴正权及组长刘汉平进行了调查。杜荣称种子取自组长刘汉平处，共种植1.2亩,未签订制种合同,队上说是给农哈哈公司制的种,收获后跟着大家一起将种子交到了总寨镇工业园区一个未挂牌子的厂子;柴正权称其与杜荣种同一品种的玉米,亲本由组长刘汉平提供,未签订合同,收获的种子交给了农哈哈公司,并出示了该公司在种植和收购过程中出具的《田间验收单》和《种子收购划码单》原件，原审法院依法调取了该两份单据的复印件。柴正权提供的《田间验收单》落款时间为2012年8月22日，技术员署名为“王耀东”，盖有“酒泉市农哈哈种业有限公司”字样印章原件和“酒泉市德富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字样印章复印件，两印章大部分重合。《收购划码单》上的时间为2012年9月28日，“划码”处有“桑玉梅”签字，无印章。刘汉平称和杜荣种同一品种的共有20多户、130多亩地，亲本由一张掖老板提供，母本和父本提供了300公斤，该张掖人交付亲本后，再由自已分发给农户，其本人亦种植2亩。2012年12月12日，隆平公司以补充证据为由申请撤回起诉。2014年9月20日，隆平公司再次提起诉讼，要求农哈哈公司停止侵权、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30万元。诉讼中，隆平公司以刘汉平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为由，申请追加其为本案被告。原审法院经审查，准许其申请并通知刘汉平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庭审中，经确认，隆平公司认可柴正权的《田间验收单》上技术员“王耀东”的签字并非王耀东本人所签。
2015年9月21日，原审法院依隆平公司申请将提取的涉案玉米果穗样品送交北京玉米种子检测中心，委托该中心对待测样品与对照样品“隆平206”进行鉴定。2015年10月14日，该中心出具检验报告一份，载明：比较位点数40，差异位点数0，结论为相同或极近似。隆平公司为此支付鉴定费4010元。
原审法院认为，“隆平206”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授权的玉米新品种，该品种权受法律保护。原告作为“隆平206”的品种权人，有权对侵犯其品种权的单位或个人提起诉讼。
北京玉米种子检测中心系具有相应检测技术水平的专业机构，其所采用的检测方法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四条之规定，鉴定程序合法，故其出具的检验报告应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根据该报告反映，原审法院在杜荣种植的制种玉米地内取样的样品与“隆平206”繁殖材料相同或极近似。刘汉平向农户发放亲本、组织农户大面积种植繁育隆平公司享有新品种权的“隆平206”杂交玉米的事实证据确凿，其虽辩解上述组织和发放行为系受他人委托，但未提供明确的委托方，亦未提供种植繁育的合法手续，其行为侵犯了隆平公司的植物新品种权，应承担侵权责任。关于隆平公司提出的停止侵权的诉讼请求，因侵权玉米收获后去向不明，且隆平公司对被告2012年后再无侵权行为的事实认可，故该项请求已无判处之必要。关于赔偿数额，因隆平公司对其因被告侵权所受损失的具体数额及被告因侵权所得利益的具体数额均未提交证据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植物新品种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三款之规定，综合考虑本案种植数量、被告刘汉平的过错程度及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等因素，酌情确定损失数额为15万元。关于原告要求公开赔礼道歉的请求，因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刘汉平的行为损害了其公司或品种权的声誉，故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农哈哈公司是否应该承担侵权责任的问题。虽然柴正权与杜荣均称是给农哈哈公司制种，但柴正权提供的《种子收购划码单》上无被告农哈哈公司印章，农哈哈公司亦否认桑玉梅为其员工，《田间验收单》上技术员的签字经确认并非被告农哈哈公司的技术员王耀东本人所签，所盖农哈哈公司的印章与“酒泉市德富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印章大部分重合，农哈哈公司对印章真实性持有异议，该印章不具备进一步辨认和鉴定的条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玉米种子系农哈哈公司组织种植，故对隆平公司要求被告农哈哈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条第一款、第六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刘汉平赔偿原告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损失15万元（包括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限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原告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负担2900元，被告刘汉平负担2900元。鉴定费4010元，由被告刘汉平负担。如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宣判后，刘汉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刘汉平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判，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或发回重审。理由为：
1、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向农户发放亲本，组织农民大面积繁育隆平206杂交玉米”不属实。首先，上诉人虽为组长但实际却是一普通农户，自分田到户至今种植什么作物均由农户自己决定，不存在组织种植的问题。其次，一袋玉米种子不可能进行大面积种植。
2、2012年4月，上诉人从张掖一农民处购买玉米种子一袋，自己种了2亩后就给了同组的杜荣等农民。由于法官未说明是在调查涉案侵权品种的玉米，上诉人误以为是统计全队所有玉米品种的种植情况，便如实汇报全组20户农民种植玉米130亩。这130亩是指全组所有玉米品种的组合而非单指“L239”玉米。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十条之规定，农民利用授权品种进行育种及其他科研活动或自繁自用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不构成侵权。
4、上诉人及其他农民个人种植“L239”不具有商业目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八条之规定，上诉人既未经他人委托种植，亦对“L239”新品种与特种父本杂交能繁育出“隆平206”毫不知情，更不知道种植的是侵犯品种权的繁殖材料。作为一个农民，上诉人在不知种植的是侵犯品种权的繁殖材料的情况下向同组村民免费赠送种子进行种植既非为了商业目的亦非为了销售，而是为了家用或用作饲料，并不构成侵权。
被上诉人安徽隆平公司口头答辩称：原审卷宗对于上诉人分发侵权种子的事实及侵权亩数记载清楚，刘汉平在法院调查时的陈述与其他农户陈述亦可相互印证，其并不存在自繁自用的情况。130亩只是最小值，实际远不止130亩。本案的真正组织种植者实际上是农哈哈公司。
原审被告农哈哈公司口头答辩称：农哈哈公司主要经营西红柿种子，从未组织种植过“隆平206”，亦未向任何人提供“隆平206”种子。刘汉平只是购买了一袋种子，因未用完就分发给了同组农户。其在不知法院来意的情况下以为询问的是全队种植面种，所以才说是130亩。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刘汉平及原审被告农哈哈公司是否侵犯了被上诉人安徽隆平公司的植物新品种权，原审判决判令刘汉平赔偿15万元损失是否适当以及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本院认为，植物新品种的培育需耗费巨大的财力、智力。植物新品种权依法受到保护。未经品种权人授权，任何组织或个人均应尊重并不得侵犯该权利。关于上诉人刘汉平是否侵犯被上诉人安徽隆平公司的植物新品种权、原审判决判令其赔偿15万元是否适当以及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的问题。经查,在原审法院调取的（2012）酒民三初字第4号案卷庭审笔录中，刘汉平作为农哈哈公司的证人出庭,其陈述是给张掖老板制种，以队里名义安排种植，自已种了130多亩。杜荣在原审法院于2012年11月28日对其所作的《询问笔录》中称其制种的种子取自队长刘汉平处。柴正权和其同队，种的是同一个品种，队长刘汉平种的亦是同一品种。刘汉平在原审法院于同日对其所作的《询问笔录》中称队里和杜荣种同一个品种的有100多亩地，20几户。种子均由张掖老板提供，其从该老板手中拿到后再分发给农户。柴正权种的亦是同一品种。而柴正权在同日所作的《询问笔录》中称：其和杜荣种的是同一品种，亲本是队长给的。玉米最后交给了农哈哈公司。2012年12月12日，原审法院组织各方对上述《询问笔录》进行了质证。2016年1月28日，本案一审庭审中，刘汉平的委托代理人称刘汉平替别人（张掖老板）给农户分发种子。2016年2月25日，刘汉平在原审法院对其所作的《询问笔录》中称因其是队长，故张掖老板在其家中给农户分发种子。其将张掖老板的种子种在了河坝北面。张掖老板告诉其“河坝北面种了130多亩”。杜荣的玉米种在河坝北面。柴正权确实在其家中拿了种子。上述陈述相互印证，形成有效证据链条，可证明刘汉平为农户分发涉案玉米种子及种植亩数130多亩的事实。该行为并非其所主张的将授权品种用于“育种、科研或自繁自用”。刘汉平虽称其是为张掖人制种，但却未提供该人的姓名等具体信息，亦未提交种植繁育的相关合法手续，故其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八条并不适用于其行为，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据此，上诉人刘汉平构成对被上诉人安徽隆平公司植物新品种权的侵犯。综合考量涉案制种面积、被告刘汉平的过错程度及原告为制止侵权支付的合理费用等因素，原审法院酌定由其赔偿15万元并无不当。
关于原审被告农哈哈公司是否侵犯被上诉人安徽隆平公司植物新品种权的问题。经查，原审法院对柴正权所作的《询问笔录》载明：原审法院调取的《田间验收单》和《种子收购划码单》与柴正权所持原件经核对无异。该《田间验收单》上同时盖有“酒泉市农哈哈种业有限公司”和“酒泉市德富种业有限公司”两枚印章，且两枚印章相互重合，而该单据的落款却是“酒泉市兆禾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在同一单据中，重合两枚印章且印章名称均与落款单位不一致有悖常理，缺乏证据真实性之必要形式要件，不具有证明力。另外，一审庭审中原审法院要求原告隆平高科公司将2012年12月12日《质证笔录》中农哈哈公司代理人王耀东的签名与该《田间验收单》上“王耀东”的签名进行比对，安徽隆平公司明确表示“二者字体差距太大，隆平公司不再主张《田间验收单》上的签字系王耀东所签，王耀东不必再出庭作证。”据此，可认定该《田间验收单》上“王耀东”的签字并不真实。另外，《种子收购划码单》上无农哈哈公司印章，且农哈哈公司否认划码人“桑玉梅”系其员工。因此，该《田间验收单》和《种子收购划码单》不能作为据以认定农哈哈公司组织种植、收购涉案种子的证据。原审判决判令农哈哈公司不承担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上诉人刘汉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红
代理审判员 窦桂兰
代理审判员 李雪亮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赵婉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