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晋01民终3452号
上�人（原审被告）：山西融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半坡西街28号。
法定代表人：张银喜，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宇，男，太原市杏花岭区杏花岭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住山西省太原市建设北路***号*号楼*单元**号。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秀兰，女，1956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山西新奥物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户籍所在地：山西省太原市，现住山西省太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伟，山西弘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山西融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郭秀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2016）晋0107民初2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山西融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宇，被上诉人郭秀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山西融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2016）晋0107民初274号民事判决。2、依法重新认定本案事实并予以改判或裁定发回重审。3、本案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案，一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不清，且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一审判决认定第一笔借款本金金额为300万元，但上诉人仅收到276万元借款本金，其余24万元上诉人在出借时当作利息直接扣除。据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借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7条规定，该笔借款本金金额应为276万，而非300万元。（二）一审判决认定第二、第三笔借款本金金额合计为600万元，但现有在效证据仅能证明：被上诉人出借给上诉人的第二笔、第三笔借款本金金额合计387万。所欠213万元借款本金，现无有效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以现金方式出借给上诉人。据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三）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未否认《以资抵债协议》，事实上，一审判决书在举证部分已明确记载了上诉人认为《以资抵债协议》确定的数额不符合法律规定，对此，在一审质证阶段，被上诉人亦认可上诉人主张该证据所要证明的事实。另外，以资抵债协议所约定的实收款项、利息计算不仅违反法律规定，且不符合客观事实，应认定无效。据此，该材料不能作为证明被上诉人以现金方式出借所欠借款本金的事实。（四）一审判决认定的利息起算时间为2012年5月18日，该日期的认定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因上诉人直到2014年仍在还款，但一审判决既无视上诉人还款事实和民间高利借贷中普遍存在从借款本金中预先扣除高利的通常做法，并在被上诉人无直接证据证明是以现金方式出借的情况下，却错误适用”高度盖然性”规定，进而错误认定2012年5月18日作为利息起算时间。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2015年9月1日起生效，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在该解释生效前，民间借贷关系一直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调整，本案的出借行为与上诉人的还款行为均发生在2015年9月1日前，有关自愿还款利息按36%计算的规定则是在2015年9月1日以后才有此规定，之前的相关利息规定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且不应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因此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利息计算标准有误，采用新法规范上诉人的既往的行为，扩大了上诉人的损失。（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有关”高度盖然性”的规定，是指双方证据就同一事实相左难以判断的情况下适用的规定。但本案中，被上诉人根本不能证明以现金方式出借上诉人借款本金的事实，而上诉人则以铁的证据证明了上诉人大量归还欠款的事实，双方举证是互相关联但并不相同的两个事实，不存在就同一事实举出相反证据的情况，不应适用高度盖然性规定。
被上诉人郭秀兰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嫠正确，应�予以维持。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一）一审判决认定三笔借款本金金额均为300万元，三笔借款均是答辩人以银行转帐及现金的方式出借给被答辩人，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正确。第一、融田公司针对三笔借款均出具了书面收款收据并加盖了公司财务专用章，融田公司作为公司法人单位，有着健全的公司制度与严格的财务管理体系，若没有收到借款，却出具这样金额相差悬殊的收据，不符合生活常理。收款收据充分证明被答辩人收到了答辩人出借的全部款项。第二、融田公司声称第一笔借款的24万元当作利息直接扣除，只是其自己的推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相反答辩人有收款收据为凭，证明融田公司确已收到了300万元借款。第三、融田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三次借款的金额分别为276万、276万、264万，第一次已全部还清，剩余欠款本金应为540万元，而在上诉请求中却只承认后两笔借款本金为387万元，前后相差153万，显然说辞前后矛盾，其明显就是在恶意拖延时间，浪费诉讼资源，以达到其逃避债务的目的，是不诚信的行为表现。第四、融田声称第二、三笔借款本金合计387万，剩余213万认定错误，却不能合理说明为什么在只收到387万元的情形下，却出具了两张总计600万元的收款收据，这只能证明其是收到全部600万元的借款的，并且答辩人有相应的取款凭证加以证明，融田公司否认借款事实，就是在恶意逃避债务。第五、在2014年6月24日，被答辩人与答辩人签订了《以资抵债协议》，其被答辩人融田公司确认截止2014年6月底融田公司共欠答辩人累计借款人民币1272万元，这也充分证明融田公司确实收到了答辩人出借的600万元。结合以上五点，通过答辩人提供多次的借款收据、证明利息的收据、取款凭证、《以资抵债协议》均可证明被答辩人实际收到的三笔借款均为300万元。（二）2014年6月24日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签订《以资抵债协议》，对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予以明确，该协议为有效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条，对借贷双方针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的借款债权凭证，该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以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尽管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的24%，但没有超过的部分人民法院仍应予以支持。所以该协议为有效约定，可以充分证明被答辩人实际收到借款本金600万元。（三）一审判决认定的利息起算时间为2012年5月18日，该日期的认定符合法律规定，且符合约定的本金及利息。虽然融田公司直至2014仍在还款，但其还款的数额均不得抵销2012年5月18日之前的利息。而且在一审判决中，均�2012年5月18日至2015年的还款予以抵销之前所欠的金额，一审判决并没有无视还款的事实。一审判决将被答辩人的所有还款均抵销之前所欠的利息及本金，按照符合法律规定的利息，才得出的2012年5月18日仍欠借款本金445.5万元，一审判决的计算与结论符合法律规定，符合真实情况，不存在错误。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一）针对融田公司的上诉意见，答辩人的出借行为与被答辩人的还款行为均发生在2015年9月1日前，所以认为应适用之前的利率约定不应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中第三款的第二项”本《规定》施行后新受理的一审案件，适用本规定”，所以一审法院的法律适用正确，理应适用2015年9月1日开始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愿还款按照36%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有磁”高度盖然性”的规定，是指双方证据就同事事实相左难以判断的情况下适用的规定。一审判决，就被答辩人应当偿还答辩人借款金额多少这一事实，根据答辩人提供借款事实的证据，及被答辩人提供还款事实的证据，综合双方证据的证明力，最终确认尚欠的借款金额，一审判决对该事实的认定适用”高度盖然性”规定符合法律规定。
郭秀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山西融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立即偿还原告2009年5月12日与2010年8月13日的借款本金共计600万元；按年利率4%支付2012年3月12日至2014年6月30日的相应利息672万元及支付直至借款本息偿还完毕之日止所产生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与被告自2008年起先后存在三笔借贷合同关系。第一笔出借款的来源及支付过程：2008年12月19日，原告委托梁梨峰从兴业银行其账户转出人民币276万元，转入被告财务人员裴珊峰名下账号：×××人民币276万元，自备现金24万元，出借款合计300万元，被告出具了收据。对该笔借款原告自述：借款每月19日结息12万元，2009年1月19日至2009年11月30日11个月利息132万元，2009年12月26日支付利息7.6万元（其中11月利息2.93万元（200万元×月息4%÷30天×11天＝2.93万元），12月利息4.67万元（100万元×月息4%÷30天×35天＝4.67万元），该笔借款本金300万元及利息139.6万元已结清，不在原告的�请范围。第二笔出借款的来源及支付过程：2009年5月12日，原告委托其子郭亮从兴业银行其名下卡号：×××转出人民币100万元，转入被告财务人员裴珊峰名下账号：×××人民币100万元。原告委托梁梨峰从兴业银行分别取款14万元、70万元、30万元、387214元、1485元，自备现金181301元。2009年5月15日，原告委托梁梨峰从中国银行其名下账号：×××支取29万元，存入被告财务人员裴珊峰名下账号：×××人民币29万元。合计300万元，被告为原告出具了收据。第三笔出借款的来源及支付过程：2010年8月13日，原告委托梁梨峰从兴业银行其名下卡号转出人民币202万元，转入被告财务人员裴珊峰名下账号。2010年8月14日，原告委托其子郭亮从兴业银行其名下卡号：×××转出人民币56万元，转入被告财务人员裴珊峰名下账号：×××人民币56万元，自备现金42万元。合计300万元，被告为原告出�了收据。
2014年6月24日，原告作为甲方与被告作为乙方签订《以资抵债协议》，协议载明：”⒈经甲、乙双方确认：截止2014年6月底乙方共欠甲方累计借款人民币：壹仟贰佰柒拾贰万元整（小写：1272万元）。因乙方目前无力按时偿还借款，致使甲方资金周转面临极大困难，为此双方达成以下以资抵债协议：⒉甲方为确保资金的归还，要求乙方将借款时抵押的商铺一层东1185平方米，西层1185平方米移交甲方所有，乙方不得有任何理由阻止甲方对所有权的支配，并且乙方有责任协助甲方办理房屋的手续完善。⒊甲方愿再次支持乙方的最后一个办法就是在甲方收回房屋的情况下，乙方可在一年内进行自主销售、售出后确保归还乙方所欠甲方的款项，甲方可在收到欠款的金额后，马上退还乙方所抵押的房屋。⒋乙方在自主销售�间要按所欠金额2%的利息支付甲方租赁经营费，但因乙方资金周转困难甲方同意乙方从2014年7月1日起，开始每月按1%的利息支付甲方，另外1%利息可在还本时逐步与本金一并还清。甲方可按乙方还款逐步退还抵押物。......”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基于法律规定或合法有效的约定而产生，是原告行使诉权的前提和基础。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本院从双方当事人陈述、提供的证据，结合案件事实及全案证据对原、被告是否完成举证证明责任作如下分析：
第一，关于本案法律关系的认定问题。
借贷合同应根据合同相对性而不是款项流转过程来认定借款的当事人，款项的流转仅仅是合同的履行行为，还要根据当事人之间缔结合同的主体、内容来认定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梁梨峰原系原告财会人员，郭亮系原告之子，原告借用或委托梁梨峰、郭亮银行账户转账支付了出借款。裴珊峰系被告单位会计，被告借用或委托裴珊峰银行账户转账还款。裴珊峰、梁梨峰在任职期间，相互间均以个人名义支借费用，后用相关票据进行记账、销账，相关证人也出庭进行了陈述，从本案双方提供的证据和证人证言等综合分析判断，应属于被告�司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和公司运行方式，个人之间并未形成借贷关系，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
第二，本案债务的履行情况及认定。
诉讼中原告针对2008年12月19日第一笔借款300万元自述：借款每月19日结息12万元，2009年1月19日至2009年11月30日11个月利息132万元，2009年12月26日支付利息7.6万元（其中11月利息2.93万元（200万元×月息4%÷30天×11天＝2.93万元），12月利息4.67万元（100万元×月息4%÷30天×35天＝4.67万元），利息共计139.6万元。2009年11月30日，被告还借款本金200万元；2009年12月25日，被告还借款本金100万元。2008年12月19日第一笔借款本金300万元及相应利息139.6万元被告已结清。300万元借款本金超出月息3%的部分为34.9万元[300万元×月息（4%－3%）×11个�]＋[其中11月利息7333元（200万元×月息（4%－3%）÷30天×11天＝7333元）＋12月利息11667元（100万元×月息（4%－3%）4÷30天×35天＝11667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已向原告归还的利息超过年利率36%的部分，其要求予以返还，应予以支持。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被告向原告已偿还的利息，双方对每月超过法律规定的利息部分均未约定，应视为抵充之后借款的利息。
2014年6月24日，原、被告签订《以资抵债协议》确认债务的行为，是双方意思表示达成一致的结果，且被告在庭审中始终没有否认《以资抵债协议》及《收款收据》、转账等的�实性。作为具有独立会计核算制度的公司法人，被告应当对涉案如此巨大债务给予充分的、审慎的、理性的重视，其对于自身所出具的多份收据及凭证的法律后果应当明确知悉。被告不能提供充分证据推翻上述相关协议、收款收据、转账等书面证据的前提下，2014年6月24日《以资抵债协议》所确认1272万元的借款数额来源于双方此前的第二、第三笔借款各300万元本息的结算，未涉及第一笔借款本息，即由第二、第三笔借款本金共600万元及按月息4%自2012年3月至2014年6月计算28个月的利息672万元（600万元×月息4%×28个月＝672万元）构成，并在2014年6月24日由双方以《以资抵债协议》的形式将1272万元予以确定。
双方对还款是借款本金还是利息产生争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第三十一条规定：没有约定利息但借款人自愿支付，或者超过约定的利率自愿支付利息或违约金，且没有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借款人又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出借人返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借款人�求返还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除外。
被告在2009年之后虽然有过还款行为，但直至2014年6月24日双方签订的《以资抵债协议》仍然确认借款为1272万元，此行为表明，被告对其已经偿还的款项均非本金这一事实是长期不存异议。原告提供了被告有规律的还款记录，被告每月定期定额有规律的还款证明其归还的是利息，据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交易习惯以下支付的应为利息：2009年5月19日12万元、2009年6月13日12万元、2009年6月19日12万元、2009年7月13日12万元、2009年8月19日12万元、2009年8月31日12万元、2009年9月15日12万元、2009年9月19日12万元、2009年10月14日12万元、2009年11月17日12万元、2009年11月19日12万元、2009年12月12日12万元三笔、2009年12月26日7.6万元。2010年1月18日12万元、2010年3月20日24万元、2010年4月15日12万元、2010年5月25日12万元、2010年5月28日12万元、2010年6月22日12万元、2010年11月17日24万元、2010年12月2日24万元、2010年12月15日12万元。2011年1月12日12万元、2011年1月28日24万元、2011年1月29日12万元、2011年3月17日12万元、2011年3月23日12万元、2011年4月29日12万元、2011年5月11日12万元、2011年6月1日12万元、2011年9月9日5万元、2011年9月30日24万元、2011年10月24日19万元。2012年1月13日12万元、2012年1月20日30万元、2012年3月17日24万元、2012年4月29日6万元、2012年6月6日24万元、2012年7月4日24万元、2012年8月28日24万元、2012年12月20日12万元。2013年2月8日12万元、2013年6月1日10万元、2013年9月30日14万元。2014年1月29日5万元、2014年4月30日20万元、2014年8月12日12万元、2014年9月10日12万元、2014年10月11日12万元、2014年11月12日12万元。2015年1月19日5万元、2015年2月17日2万元、2015年8月3日10万元。被告通过银行转给了原告上述三笔借款利息总�额为757.6万元。本案根据双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就还款事宜双方曾经磋商过，原告的解释尚属合理，可以认定2009年5月12日与2010年8月13日被告尚未归还原告的借款本金共计600万元，按月息4%，被告已支付原告第二、第三笔借款利息总金额为618万元（757.6万元－139.6万元＝618万元），该部分利息截止2012年3月20日按月息3%计算为463.5万元(2009年5月12日至2012年3月20日共33.25个月，计算利息：300万元×月息3%×33.25个月＝299.25万元；2010年8月12日至2012年3月20日共18.25个月，计算利息：300万元×3%×18.25个月＝164.25万元)，超出的部分154.5万元（618万元－463.5万元＝154.5万元）应折算为后期偿还所借的借款本金，至2012年3月20日，被告应当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为445.5万元（600万元－154.5万元＝445.5万元）。
上述2008年12月19日被告向原告第一笔借款300万元已偿还超出月息3%的利息部分34.9万元应顺延抵充之后第二、第三笔借款的利息各58天[34.9万元÷2笔款÷（300万元×月息3%÷30天]。
第三，双方借贷是否存在预先在借款本金中扣除利息的问题。
被告坚持辩称三次借款都是300万元，但实际都没有借到300万元。2009年5月12日原告转款支付了100万元，2009年5月15日汇款29万元，第二笔借款原告实际仅支付129万元。2010年8月13日转款支付了202万元，2010年8月14日转款支付了56万元，第三笔借款原告实际仅支付了258万元。两次共支付了出借款387万元。2008年12月19日，原告的第一笔出借款分两笔支付分别为200万元、76万元，原告所谓的结清，是按本金300万元，月息4分计算利息的。双方在欠息计为本金本身就非常�乱，且原告并没有以实际付款计算本息，原告出借款每次都没有实际足额支付，而是按照相当于借款300万元计算的。民间借贷保护的是实际出借款，并不是被告承诺的部分。至2014年6月24日被告所欠款总额应为1319286.66元，至2016年1月16日，被告应当还款本息合计金额应为1814458.92元。2014年6月14日被告已还款77万元，至诉前被告还欠原告1044458.92元。原告对此不予认可。本院认为，首先，结合前已论述的内容，被告没有否认《以资抵债协议》，对其主张的原告出借款每次都没有实际足额支付的抗辩亦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次，原、被告均以借用或委托他人转账或收款的形式交付或接收款项，而对于其他部分出借款的金额，原告提供了取款记录证明其出借有进行大额现金交付的习惯，双方2014年6月24日签订的《以资抵债协议》中已确认借款为1272万元，被告上述行为进一步表�其对于1272万元的借款已充分向原告作出了认可和承诺。原告的借款是通过”现金及现金转账”的方式给付了被告，可见，被告对原告交付过现金是没有异议的，因此，再结合被告出具的全额收款收据以及转账记录，被告在其不能提供充分证据推翻上述相关协议、收款收据、转账等证据的前提下，其主张原告在借款前扣除利息的抗辩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以上，根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规则，能够认定至2012年5月18日被告应当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为445.5万元。依据法律规定借期内利息及逾期利息均按年利率24%，自2012年5月18日起计算至应付款项付清时止。判决：一、被告山西融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偿还原告郭秀兰借款本金445.5万元，同时支付利息（利息按借款本金445.5万元，年利率24%，自2012年5月18日起计算至应付款项付清时止）。二、驳回原告郭秀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812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0312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20605元，被告山西融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82515元（被告负担部分与上述款项一并支付原告）。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双方没有新的事实和证据。
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二，其一是关于本案借款本金的数额问题，其二是借款利率计算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出具了借款收据、银行转账凭证、银行取款凭证、《以资抵债协议》、支付利息收据等证据。上诉人虽然否认收到两笔共计600万元的借款，但无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其主张。且上诉人始终无法合理解释为何给被上诉人出具600万元收款收据的事实。在双方借款之后的签订的《以资抵债协议》中，进一步明确了双方借款本息数额。据此，从双方的证据及陈述来看，被上诉人所主张的诉请相比上诉人的答辩更加具有可信度。一审中以”高度盖然性”的规则确定本案诉争的借款本金并无不当。关于第二个问题，上诉人认为一审按照36%计算借款利息有误。本案中的借款及还款的事实均发生在2015年9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生效前。在此期间双方已经履行的利息应该不超过36%的规定，对于超过的部分，一审判决将其抵作本金，而在抵顶之后确定的本金数额按照年利率24%计算，符合相应的法律规定，并无不当。上诉人山西融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无证据证明其上诉主张，故其上诉理由不成立。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计算数额合理准确，处理结果得当，本院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七万七千五百一十五元，由上诉人山西融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此款上诉人山西融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冯云昌
审判员 郭晓军
审判员 段晋文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
书记员 贾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