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渝05行初252号
原告曾庆科，男，汉族，1979年1月3日出生。住址：重庆市秀山县。
委托代理人资云峰，重庆憬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郭亮云，重庆憬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人民路***号。
法定代表人张国清，市长。
委托代理人陈昌彬，该府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刘定刚，重庆春雨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住所地：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中和街道渝秀大道。
法定代表人蔡向超，局长。
委托代理人杨菊花，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吴波，该局工作人员。
原告曾庆科因诉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重庆市政府）土地行政裁决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4日受理后，依法向各方当事人送达了当事人权利义务须知、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因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秀山县土房局）与本案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6月28日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资云峰、郭亮云，被告重庆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陈昌彬、刘定刚，第三人秀山县土房局的委托代理人杨菊花到庭参加了诉讼；于2017年10月25日进行了补充质证，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资云峰，被告重庆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陈昌彬，第三人秀山县土房局的委托代理人吴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重庆市政府于2017年3月16日作出渝府地裁〔2017〕104号《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书》（以下简称《裁决书》）。被告重庆市政府认为，1、原告从事花卉苗木种植未经行业主管部门（即林业部门）审核批准，对其花卉苗木的补偿不属于经批准的补偿安置方案明确的可按评估价进行补偿的情形。因此，原告提出的第1项申请（即对其的绿化苗木在双方共同选择评估机构按现行市场价格评估后按照评估总价值给予补偿）不符合经批准的补偿安置方案明确的可按评估价进行补偿的有关规定。2、原告递交的裁决申请未附具其看护花木用房的土地房屋权属证书，补正提交的《房地产权证》（证号：J317房地证2013字第X号；权利人：瞿素珍）不属于其本人产权。根据《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协调裁决办法》第七条的有关规定，原告递交的《房地产权证》涉及房屋的补偿标准争议，应由其所有权人提出裁决。因此，原告提出的第2项申请（即对其看护花木的房屋按照国有土地上商业用房的标准评估后根据评估的市场价值进行安置补偿）没有依据。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重庆市土地管理规定》第三十七条和《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协调裁决办法》等有关规定，裁决如下：对原告提出的第1、2项申请不予支持。
原告曾庆科诉称，1、被告所做行政裁决认定事实不清。被告在裁决书中所说的征地批复红线范围内原告共种植绿化苗木44.524亩是错误的。其实，这44.524亩绿化苗木的安置补偿款已被第三人违法支付给了土地承包人。另有70余亩（以实测面积为准）也在征地范围内，但是第三人尚未进行测量和支付补偿款。对于征地原始记录中的14.057亩绿化苗木，原告也未与征地安置补偿义务机关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和领取安置补偿款，即也没有依法进行安置补偿。原告的看护花木用房，虽然产权人为瞿素珍，但是瞿素珍已租赁给原告用作园艺场的办公场所多年，且园艺场办理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等。因此，根据《中共中央纪委办公厅、监察部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督检查进一步规范征地拆迁行为的通知》第二条、《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原告有权获得搬迁、临时安置补偿以及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故原告有权就房屋的补偿标准申请行政裁决。被告对此事实没有查清，并且没有查清原告的绿化苗木应按什么标准进行补偿。2、被告的行政裁决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的补偿标准也是错误的。其一，对于原告规模化种植的绿化苗木，原告正是由于不认同补偿安置方案中确定的补偿标准才依法提起行政裁决申请，被告却是将安置补偿方案作为原告裁决申请是否应予支持的依据，而且该安置补偿方案中并未规定对于企业的安置补偿标准，因此，这是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被告应根据公平、公正的原则，并按照现行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后以评估价进行补偿安置。其二，根据《中共中央纪委办公厅、监察部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督检查进一步规范征地拆迁行为的通知》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原告看护花木的房屋应当参照国有土地上商业用房的标准进行补偿。对于租赁的房屋，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仍可主张搬迁、临时安置费以及停产停业损失补偿等，被告仍应对其标准进行裁决。故被告对该项请求不予支持也是错误的。3、被告行政裁决程序违法。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快推进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协调裁决制度的通知》第二条第（三）项明确规定，裁决机关受理裁决案件后，也要先行组织协调。经协调达不成一致意见的，依法作出裁决决定。本案中，被告在作出《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书》之前并未组织双方进行协调，属裁决程序违法。4、裁决适用法律错误。被告不予支持原告的裁决申请所适用的法律规定是《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重庆市土地管理规定》第三十七条、《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协调裁决办法》，但是仔细阅读这些规定发现，其都是程序性规定，并无关于安置补偿标准具体适用的任何内容，换句话说，被告不予支持原告的裁决申请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故恳请法院依法判决，撤销重庆市政府作出的《裁决书》，责令其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裁决。
原告曾庆科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并举示了以下证据：
A1、《行政协调意见书》；拟证明原告申请符合法定程序。
A2、《行政裁决申请书》；拟证明原告向被告提起了申请和申请的内容。
A3、《重庆市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书》（渝府地裁〔2017〕104号）；拟证明原告的面积约为120亩。
被告重庆市政府辩称，1、被告具有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的主体资格、权限和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和《重庆市土地管理规定》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被告作为合法的行政裁决主体资格，具有做出《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书》的法定职权。2、被告对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作出裁决，程序合法。2016年12月22日被告收到原告递交申请书及相关资料，并依法予以受理。2017年2月15日，被告根据《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协调裁决办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认为该案情况复杂，以书面方式告知原告延期30天作出裁决。2017年3月16日，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和《重庆市土地管理规定》第三十七条和《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办法》等有关规定，以渝府地裁〔2017〕104号对原告的申请事项作出行政裁决，并以邮政特快专递EMS1019192003022号送达原告，经网络查询签收信息，原告于2017年3月24日签收。被告作出裁决程序合法。3、被告做出《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经查，原告承包和流转秀山县乌杨街道天桥社区李公祠组和曾家院子组部分土地，涉及渝府地〔2012〕1531号和渝府地〔2015〕2010号两个征地批文，秀山县政府在取得征地批文后，于2013年3月1日和2016年2月24日分别发布了《征地公告》，秀山县国土房管局于2013年4月2日和2016年5月13日分别发布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秀山县政府于2013年5月9日和2016年6月28日分别批准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为查清原告种植苗木土地面积，征地实施单位2017年3月对涉及申请人未补偿到位的苗木种植面积进行了再次清理核实：原告在上述2个征地批复红线范围共种植苗木44.524亩（其中，渝府地〔2012〕1531号批复范围内11.225亩、渝府地〔2015〕2010号批复范围内33.299亩）。原告投资的“秀山县庆科园艺场”从事“园林、盆景种植销售”，办有《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其种植花卉苗木未取得主管部门（即林业部门）的审批手续。由于原告从事花卉苗木种植未取得行业主管部门的审批手续，根据渝府地﹝2012﹞1531号批复对应经批准的补偿安置方案第九条第（四）项“规模化花卉苗木种植户必须取得具有工商、税务、乡镇（街道）等相关部门出具的合法手续，补偿标准以评估机构评估的价格为准。……”和渝府地﹝2015﹞2010号批复对应的经批准的补偿安置方案第四条“……经主管部门批准的合法种植、养殖业等补偿（补助）按《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关于明确征地补偿有关具体问题的通知》（秀山国土房管发〔2014〕1号）文件规定执行”有关规定，对原告花卉苗木的补偿不属于经批准的补偿安置方案明确的可按评估价进行补偿的情形。因此，原告提出的绿化苗木在双方共同选择评估机构按现行市场价格评估后按照评估总价值给予补偿的请求，不符合经批准的补偿安置方案明确的可按评估价进行补偿的有关规定。另外，原告递交裁决申请时，未附具其看护花木用房的土地房屋权属证书，市国土房管局告知其补正后，原告补充递交了《房地产权证》（证号：J317房地证2013字第X号，证载权利人：瞿素珍，用途：住宅）和原告与瞿素珍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书》，但未递交原告权属的看护花木用房的产权证书。原告递交的裁决申请未附具其看护花木用房的土地房屋权属证书，补正提交的《房地产权证》不属于原告的产权。根据《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协调裁决办法》第七条的有关规定，原告递交的《房地产权证》涉及房屋的补偿标准争议，应由其所有权人提出裁决。因此，原告提出的对其看护花木的房屋按照国有土地上商业用房的标准评估后根据评估的市场价值进行安置补偿没有依据。因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重庆市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并举示了以下证据：
B1、《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秀山县实施城市规划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渝府地﹝2012﹞1531号）；
B2、《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征收乌杨街道天桥社区李公祠组、石板滩组、小北街组、曾家院组部分集体土地的公告》及公示照片；
B3、《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关于征收乌杨街道天桥社区李公祠组、石板滩组、小北街组和曾家院组部分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秀山国土房管征补公﹝2013﹞2号）及公示照片；
B4、《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征收乌杨街道天桥社区李公祠组、石板滩组、小北街组和曾家院组部分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批复》（秀山府﹝2013﹞87号）；
B5、《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关于征收乌杨街道天桥社区李公祠组、石板滩组、小北街组和曾家院组部分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秀山国土房管征补实公﹝2013﹞04号）及公示照片；
证据B1-B5拟证明：本次征收的是集体土地，原告所诉的土地在征地范围内，补偿方案中明确青苗、林木等采取综合定额补偿标准即15000元/亩，征收程序合法。
B6、《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秀山县实施城市规划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渝府地﹝2015﹞2010号）；
B7、《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征收乌杨街道天桥居委会李公祠组、曾家院组、河港村刘家院组、清水塘组、新春村大龙门组、水缸田组、高董组部分集体土地的公告》及公示照片；
B8、《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关于征收乌杨街道天桥居委会李公祠组、曾家院组、河港村刘家院组、清水塘组、新春村大龙门组、水缸田组、高董组部分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秀山国土房管征补公﹝2016﹞3号）及公示照片；
B9、《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征收乌杨街道天桥居委会李公祠组、曾家院组、河港村刘家院组、清水塘组、新春村大龙门组、水缸田组、高董组部分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批复》（秀山府﹝2016﹞139号）；
B10、《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关于征收乌杨街道天桥居委会李公祠组、曾家院组、河港村刘家院组、清水塘组、新春村大龙门组、水缸田组、高董组部分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秀山国土房管征补实公﹝2016﹞1号）及公示照片；
证据B6-B10拟证明：本次征收的是集体土地，原告种植苗木的土地在征地范围内，补偿方案中明确青苗、林木等采取综合定额补偿标准即16000元/亩，征收程序合法。
B11、曾庆科苗木种植面积核实统计表、苗木种植面积核实表。
证据B11拟证明：原告苗木所在土地，两次在征地范围内共计44.524亩，承包地上附着物已按综合定额补偿标准补偿给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原告只能依据土地租赁合同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主张苗木补偿。
第三人的述称意见与被告的答辩意见一致，且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合议庭责令被告重庆市政府补充举示了以下证据：
C1、《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补正告知书》及EMS邮寄凭证（编号：1019396773222）；
C2、曾庆科补正材料的EMS邮寄凭证（编号：1076506726618）；
C3、《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延期告知书》（渝府地裁﹝2017﹞37号）及EMS邮寄凭证（编号：1019192294522）；
C4、《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书》（渝府地裁〔2017〕104号）及EMS邮寄凭证（编号：1019192003022）。
证据C1-C4拟证明：重庆市政府作出行政裁决的程序合法。
经庭审质证，被告重庆市政府对原告举示的证据A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支持；对证据A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支持；对证据A3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的苗木有120亩。原告对被告举示的B1-B5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不能按照15000元/亩的标准进行补偿，应当经过评估后给予补偿；对证据B6-B10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原告的苗木在渝府地﹝2012﹞1531号征收范围内，与本次征收无关；对证据B11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原告的苗木只有44亩多。第三人对被告举示证据无异议，对原告举示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告一致。对本院责令被告重庆市政府举示的证据C1-C4，原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
经审查，本院对被告提供的证据作如下确认：原告、被告举示的证据均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采信。
根据以上确认的有效证据以及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如下事实：
2012年12月12日，重庆市政府作出《关于秀山县实施城市规划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渝府地﹝2012﹞1531号），批准征收秀山县乌杨街道天桥社区李公祠组、石板滩组、小北街组、曾家院组集体农用地36.1212公顷（其中耕地15.2901公顷）连同集体未利用地0.0925公顷转为建设用地并予以征收，另征收集体建设用地15.1870公顷。2013年3月1日，秀山县政府发布《关于征收乌杨街道天桥社区李公祠组、石板滩组、小北街组、曾家院组部分集体土地的公告》。秀山县土房局按照相关规定拟定了补偿安置方案，于2013年4月12日发布了关于征收乌杨街道天桥社区李公祠组、石板滩组、小北街组和曾家院组部分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秀山国土房管征补公﹝2013﹞2号）。2013年5月9日，秀山县政府作出《关于征收乌杨街道天桥社区李公祠组、石板滩组、小北街组和曾家院组部分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批复》（秀山府﹝2013﹞87号），批准了秀山县土房局制定的补偿安置方案。2013年6月14日，秀山县土房局作出《关于征收乌杨街道天桥社区李公祠组、石板滩组、小北街组和曾家院组部分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秀山国土房管征补实公﹝2013﹞04号）。
2015年12月29日，重庆市政府作出《关于秀山县实施城市规划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渝府地﹝2015﹞2010号），批准征收秀山县乌杨街道天桥居委会李公祠组、曾家院组，河港村刘家院组、清水塘组，新春村大龙门组、水缸田组、高董组集体农用地36.8974公顷（其中耕地26.2406公顷）连同集体未利用地1.0785公顷转为建设用地并予以征收，另征收集体建设用地2.2795公顷。2016年2月24日，秀山县政府发布《关于征收乌杨街道天桥居委会李公祠组、曾家院组、河港村刘家院组、清水塘组、新春村大龙门组、水缸田组、高董组部分集体土地的公告》。秀山县土房局按照相关规定拟定了补偿安置方案，于2016年5月13日发布了《关于征收乌杨街道天桥居委会李公祠组、曾家院组、河港村刘家院组、清水塘组、新春村大龙门组、水缸田组、高董组部分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秀山国土房管征补公﹝2016﹞3号）。2016年6月28日，秀山县政府作出《关于征收乌杨街道天桥居委会李公祠组、曾家院组、河港村刘家院组、清水塘组、新春村大龙门组、水缸田组、高董组部分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批复》（秀山府﹝2016﹞139号），批准了秀山县土房局制定的补偿安置方案。2016年8月15日，秀山县土房局作出《关于征收乌杨街道天桥居委会李公祠组、曾家院组、河港村刘家院组、清水塘组、新春村大龙门组、水缸田组、高董组部分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秀山国土房管征补实公﹝2016﹞1号）。
因对补偿安置标准有异议，原告于2016年7月30日向秀山县政府申请行政协调，请求：1、对其种植的约117亩花卉苗木（以实测面积为准）按照现行市场价评估后以评估价进行补偿。2、对其约160平方米的看护花木用房（以实测面积为准）按照国有土地上商业用房的标准进行评估后以评估价进行补偿。因未达成一致意见，秀山县政府于2016年11月30日出具了《行政协调意见书》。后原告向重庆市政府提起行政裁决申请，请求：1、对申请人的大约117亩（以实测面积为准）绿化苗木和约160平方米（以实测面积为准）看护花木用房的补偿安置标准进行行政裁决，并作出行政裁决书。2、对申请人的绿化苗木在双方共同选择评估机构按现行市场价格评估后按照评估总价值给予补偿。3、对申请人的看护花木的房屋按照国有土地上商业用房的标准评估后根据评估的市场价值进行安置补偿。重庆市国土房管局作为裁决机构，于2016年12月26日作出《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补正告知书》，要求其补正位于此次征地（渝府地﹝2012﹞1531号批复）红线范围内看护花木用房的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原告于2017年1月8日寄送了补正材料。因情况复杂，不能在60日内作出裁决决定，重庆市政府于2017年2月15日作出《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延期告知书》，决定延长办理期限30日。2017年3月16日，重庆市政府作出涉案《裁决书》并向原告进行了邮寄送达。
另查明，2017年3月9日，征地实施部门对原告种植苗木的面积进行了清理核实，其中，原告在渝府地﹝2012﹞1531号征地批复征收范围内种植苗木11.225亩，在渝府地﹝2015﹞2010号征地批复征收范围内种植苗木33.299亩，合计44.524亩。原告曾庆科在《苗木种植面积核实表》上签字捺印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之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收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收土地方案的实施。”被告重庆市政府作为批准征收土地的人民政府，具有对原告提出的申请进行裁决的职权和职责。
原告因对补偿安置方案有争议，经秀山县政府协调，在协调未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原告向被告申请裁决，重庆市国土房管局作为裁决机构，于2016年12月26日作出《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补正告知书》，要求其补正位于此次征地（渝府地﹝2012﹞1531号批复）红线范围内看护花木用房的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原告于2017年1月8日寄送了补正材料。因情况复杂，不能在60日内作出裁决决定，重庆市政府于2017年2月15日作出《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延期告知书》，决定延长办理期限30日。2017年3月16日，重庆市政府作出涉案《裁决书》并向原告进行了邮寄送达。因此，重庆市政府作出裁决的程序符合法律规定。
被告重庆市政府作出的《裁决书》是否合法是本案争议的焦点。一是关于原告要求对其种植的约117亩花卉苗木（以实测面积为准）按照现行市场价评估后以评估价进行补偿的问题。首先，征地实施部门于2017年3月9日对原告种植花卉苗木的面积进行了清理核实，其中，原告在渝府地﹝2012﹞1531号征地批复征收范围内种植苗木11.225亩，在渝府地﹝2015﹞2010号征地批复征收范围内种植苗木33.299亩，合计44.524亩，原告曾庆科在该《苗木种植面积核实表》上签字捺印予以确认。因此，被告重庆市政府仅对原告在征地范围内的44.524亩花卉苗木进行裁决，并无不当。对于原告不在该两次征地范围内的其余花卉苗木的面积确认及补偿问题，不在本案审查范围内。其次，秀山县土房局基于两次征地制定的补偿安置方案中，对于规模化花卉苗木的补偿制定了相关标准，如渝府地﹝2012﹞1531号征地批复所对应的补偿安置方案中载明：“规模化花卉苗木种植户必须具有工商、税务、乡镇（街道）等相关部门出具的合法手续，补偿标准以评估机构评估的价格为准。补偿方式为收购、给予搬迁补助两种，由被征收人选择一种方式进行补偿。”本案中，被告重庆市政府在行政裁决中查明，原告投资的秀山县庆科园艺场从事园林、盆景种植销售，办有《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重庆市政府经裁决审查认为，原告未经行业主管部门（即林业部门）审核批准，对其花卉苗木的补偿不属于经批准的补偿安置方案明确的可按评估价进行补偿的情形，但未举示相关证据、依据证明规模化种植花卉苗木须经林业部门审核批准。因此，重庆市政府直接裁决对原告的该项裁决申请不予支持，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
二是关于原告要求对其约160平方米的看护花木用房（以实测面积为准）按照国有土地上商业用房的标准进行评估后以评估价进行补偿的问题。根据《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协调裁决办法》第七条之规定，对房屋、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其所有权人申请协调和裁决。本案中，重庆市国土房管局作为裁决机构，要求原告补正位于此次征地红线范围内看护花木用房的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原告补正提交的《房地产权证》（证号：J317房地证2013字第X号；权利人：瞿素珍）不属于其本人产权。因此，重庆市政府认为应由房屋产权人提出裁决申请，对原告提出的该项裁决申请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重庆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3月16日作出的渝府地裁〔2017〕104号《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书》；
二、责令重庆市人民政府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重新作出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乐 巍
审 判 员 应 禧
人民陪审员 金祥惠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徐丹丹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
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经批准的征收土地方案，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在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乡（镇）、村予以公告，听取被征收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收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收土地方案的实施。
《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协调裁决办法》第七条
对土地补偿费标准和人均耕地面积、安置农业人口数的认定有争议的，由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申请协调和裁决；对安置补助费、住房安置标准有争议的，由被安置人员申请协调和裁决；对安置对象的认定有争议的，由异议人申请协调和裁决；对房屋、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其所有权人申请协调和裁决。被征地农户涉及多个申请人和多个申请事项的，应当以户为单位一次性提出协调、裁决申请。前款中提出争议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和其他权利人是协调、裁决的申请人。组织实施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区县（自治县）国土资源部门是协调、裁决的被申请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
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