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410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少平，住广东省揭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明，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伍瑞祥，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中科琪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法定代表人：ＸＸ亚,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仲文辉，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绮明，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负责人：任海，该园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仲文辉，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绮明，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少平、广东中科琪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以下简称华南植物园）联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6民初8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少平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明，上诉人中科公司与被上诉人华南植物园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仲文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李少平上诉请求：1.维持一审判决第一、二项;2.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中科公司向李少平支付印度塔树(垂枝暗罗)销售款2541728元及利息(从2016年1月19日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按年利率24％的标准);3.诉讼费由中科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根据双方合同的约定，对于案涉印度塔树是否有销售的问题，举证责任应当归于中科公司。根据双方签订的《合作经营印度塔树的补充协议》的约定，印度塔树的养护、培育、管理、销售等工作均由中科公司负责，印度塔树实际上也完全由中科公司控制和支配，故对于已存活的印度塔树是否有销售这一事实，中科公司最为清楚，相关数据也由其掌握，其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一审法院并未将该举证责任分配给中科公司，显然是不妥当的。（二）李少平的证据已经充分证明中科公司有销售案涉印度塔树这一事实，已揭穿中科公司当庭否认有销售案涉印度塔树的谎言。李少平提交的印度塔树销售发票、第283期《花卉商情》杂志、出苗单等证据与证人李某(曾中科公司苗木销售部工作多年)的证言相互印证，充分证明中科公司有销售案涉印度塔树的事实。一审法院也对该事实进行了确认。（三）中科公司不能对经双方确认的存活的41987株印度塔树的去向作出合理的说明及提供证据予以支持，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2002年10月15日，经双方书面确认已存活的印度塔树为41987株，扣除政府征收的8302株、现存的9500株，剩余24185株。对于该24185株,中科公司并不能对其去向作出合理说明并提供证据支持。虽然中科公司辩称印度塔树已死亡，但并未按照《合作经营印度塔树的补充协议》的约定通知李少平验证并保留相关的记录、凭证，也没有提供其他任何客观的证据证明上述24185株印度塔树已死亡的事实。《关于垂枝暗罗种苗出现较大面积病虫害的报告》(2004.3.29)记载印度塔树死亡8000株、《关于美丽异木棉、印度塔树等苗木大面积冻害报告》(2008.4.1)记载印度塔树死亡7543株，仅是中科公司内部记载，未经李少平或其他有公信力的第三方确认，也未提供任何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显然不能作为本案的事实。即便上述15543株印度塔树死亡属实，24185株扣除15543株尚有8642株，对于该8642株的去向，中科公司未能作出任何合理的解释及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四）根据双方合同的约定，中科公司作为案涉印度塔树的管理人，其有义务对双方已确认存活的41987株印度塔树的去向向李少平作出合理的说明并提供证据证明。既然中科公司对已存活的41987株中的24185株的去向不能作出合理说明并提供证据证明，既然中科公司当庭否认有销售案涉印度塔树而李少平提供的证据又恰恰充分证明中科公司确有销售案涉印度塔树，那么基于诚实信用和公平合理的原则，推定案涉24185株已由中科公司对外销售，合情合理。
上诉人中科公司辩称：李少平的上诉主张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也无合同和法律依据，应当驳回。
上诉人中科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李少平全部诉讼请求;3.李少平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涉案印度塔树未有销售所得，不存在应当分配的前提条件。依据中科公司与李少平签署的《合作经营协议书》，涉案印度塔树的分配条件应为印度塔树发生实际销售所得时，但事实上涉案印度塔树并未发生任何销售，且本案因土地征收发生的绿化资产补偿款亦并非销售所得。从法律性质来讲，销售所得和征收补偿款的性质相去甚远，根本不应混为一谈或作任何的类比参照。该《合作经营协议书》作为涉案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下达成的合意，应当得到法院的尊重和支持。因此，李少平在本案提出的分配条件并未成就，法院亦不应曲解涉案双方的合同本意。（二）涉案印度塔树的补偿款中含有另行购置的印度塔树，且有关印度塔树的种植成本亦应当在补偿款中得到相应的扣除，一审判决未对前述事实进行认定便径行将补偿款项的全额用作对李少平的分配，实为不公。中科公司于一审期间向法院提交了采购计划书、银行电汇凭证、收款收据及相应发票等证据，该组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以证明曾自行另外购买印度塔树树苗，征收补偿款涉及的印度塔树并非从李少平提供的印度塔树种子培植而来，李少平主张对涉案补偿款的全额进行分配系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但一审判决却对该完整的证据链以不足证明为由而不予采纳。而且，对有关印度塔树的培育负担了极大的成本支出，亦已于一审期间向法院提交了相应的成本计算依据，但一审判决却对成本支出只字不提，便径行将补偿款项的全额用作对李少平的分配，应予以改判。
上诉人李少平辩称：一审判决一二项应当维持。
原审被告华南植物园辩称：同意中科公司上诉请求，不同意李少平上诉请求。
李少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中科公司支付印度塔树（垂枝暗罗）合作利益分配款（包括销售款和征地青苗补偿款）3000000元（包括青苗补偿款458272元，对应销售款2541728元）及利息（从起诉日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按年利率24%标准）；2．华南植物园在广州市天河区住房和建设水务局向其支付印度塔树（垂枝暗罗）征收青苗补偿款的范围内与中科公司对李少平承担连带责任；3．诉讼费由中科公司、华南植物园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科公司与李少平均确认印度塔树别名垂枝暗罗、长叶暗罗。
2002年6月28日，中科公司（甲方）与李少平（乙方）就合作开发印度塔树等事宜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书》，主要约定：1．合作经营内容：印度塔树的生产和经营。2．合作方式：甲方提供生产场地和技术、负责全面的栽培和经营管理；乙方提供印度塔树的种子。3．甲方权利和义务：负责提供相应的生产场地和生产过程所需要的一切资金；负责全面市场开拓工作；负责组织种苗的生产、调拨和回款工作；负责经营过程中其他辅助设施的建设和管理；负责财务核算并向乙方通报；对乙方提供参与合作经营的印度塔树种子在国内享受独家开发和使用权。4．乙方的权利和义务：提供印度塔树的种子，每年供种量为六到十万粒；负责种子的检疫工作，并提供有效的检疫报告；可指派人员专职或兼职参与合作经营工作；有权对合作项目的生产和经营工作提出建议。5．利益分配和亏损负担：项目单独核算。具体财务管理由甲方财务部门全权负责。利益分配的范围：由双方合作生产的印度塔树的实际销售额（包括大、中、小、芽苗）。利益分配比例：甲方为60%，乙方为40%。利益分配的时间在每个年度的十月份，甲方应及时将乙方应得交付乙方，不得随意拖欠和扣押。双方各自承担投入的风险。6．合作期限即自2002年7月1日直到合作产品全部销售完毕为止。种子供应期限自2002年7月1日起至2005年6月30日止。期满后如需继续合作的，双方再行签定新的合作经营协议书。7．违约责任：任何一方违反以上合约条款约定，均为违约行为。违约一方应向对方进行必要的经济赔偿。违约赔偿的数额双方视实际情况协商解决。
2002年7月22日，中科公司（甲方）与李少平（乙方）签订《合作经营印度塔树的补充协议》，主要约定：1．甲方接到种子后，应最大限度保证出芽率和成活率，如因技术上或处理不及时，管理不善所造成的损失，责任应由甲方负责。因为种子本身胚的活力不够或种子本身成熟不完全造成不萌芽，甲方应将不萌芽种子妥善保管并及时通知乙方，由乙方清点或认定后再做销毁处理。2．双方共同做好推广工作，苗木出售应由甲方乙方共同定价，并由双方共同确定营销策略。3．种苗在养护过程中，如因养护不当等人为因素造成死亡的损失应由甲方负责。如因不可抗力造成死亡或少量自然死亡的，甲方应把死亡的苗木保存，并及时通知乙方验证，双方共同到现场认可。4．甲方应定期向乙方反映垂枝暗罗的生长养护情况，双方每季度做一次管理总结。并形成书面材料各自存档。5．本项目的费用负担界线是：种子到达苗圃前的费用由乙方负责，甲方尽最大能力提供运输车辆。种子到达苗圃后的培育和栽培管理费用由甲方负责。6．甲方应建立苗木销售财务账，内容应包括苗木的规格、数量、单价、销售时间、每单的总价等供双方存档。7．甲方应建立种苗管理技术档案，包括种子的处理、技术措施、养护措施等，应定期登记成活率、生长情况、生长高度、径粗等，并分析原因，以提高管理水平。
2002年10月15日，中科公司经清点印度塔树的小苗和种子，确认小苗41987株，已死亡种子26940粒，未确定死亡种子117粒，共合计种子总数69044粒。
2015年2月11日，广东中联羊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广州市天河区建设和水务局因云溪路建设工程征地拆迁而涉及的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内的绿化资产资产评估报告书》（中联羊城评字【2015】第OYGPZ0036号，评协备案号码150××××0053号，以下简称绿化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华南植物园内的绿化资产评估总值17027450元，其中印度塔树共8302株，评估价值为1145680元。
2015年8月31日，案外人广州市天河区住房和建设水务局（甲方）与华南植物园（乙方）就华南植物园相应土地的征地拆迁达成一致，双方签订《云溪路（华南路～大观路）道路工程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征地补偿协议书》。同日，双方签订《云溪路（华南路～大观路）道路工程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绿化资产补偿协议书》，约定甲方征用乙方绿化资产一批，根据广东中联羊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绿化资产评估报告书和广州市道路扩建工程办公室的审核复函《广州市道路扩建工程办公室关于审核云溪路道路工程华南植物园绿化资产评估报告的复函》内容，补偿金额为17027450元。
庭审中，中科公司、华南植物园均确认中科公司收取了绿化资产补偿款12507949元，并确认该12507949元中包含上述绿化资产中8302株印度塔树的补偿款。中科公司、华南植物园不确认8302株印度塔树的补偿款是1145680元，但未为此提供证据予以反驳。
庭审中，中科公司称案涉印度塔树并未进行销售。对此，李少平不予确认，并提供了由中科公司工作人员张某乙出具的印度塔树列表予以反驳。经查，张某乙于2015年12月4日出具印度塔树列表，该表载明印度塔树数量为9500株。经质证，中科公司对该列表予以确认。
庭审中，李少平提供了印度塔树销售发票、第283期《花卉商情》杂志、微信截图、出苗单（复印件）等拟证明中科公司存在销售印度塔树的情况。经查，印度塔树销售发票由中科公司于2007年1月31日出具，购买人为广东省武警一支队，购买数量为3株，单价为500元，总金额为1500元。第283期《花卉商情》杂志中记载华南植物园内有印度塔树出售。经质证，中科公司与华南植物园对于第283期《花卉商情》杂志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对于销售发票、微信截图、出苗单（复印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确认。
为证明其主张，中科公司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经一审法院准许，证人张某乙到庭陈述：其对于印度塔树的生产成本进行了预测；确认其于2015年12月4日出具印度塔树列表，但该列表中仅统计了华南植物园基地中的数量，其他基地大概还有1000株左右；除被征收的印度塔树之外，现存大概共10000株左右；在2002年确认有40000余株的数量是包括种子和芽苗，期间大量印度塔树芽苗和种子已死亡，2015年12月4日统计的是存活数量；对于已死亡的印度塔树，中科公司没有作记录。经质证，李少平认为生产成本是证人张某乙自行核算，没有相关依据，对其成本核算真实性不予确认，对于证人所述印度塔树的存活率及死亡问题不予确认，对于证人所述其他问题予以确认。中科公司对于证人张某乙的证言予以确认。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李少平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经一审法院准许，证人李某到庭陈述：其原在中科公司工作了12年，担任苗木销售主管，负责苗木销售工作，很多买苗木的事情都由其经手，特别是印度塔树；期间中科公司一直有销售印度塔树，销售了应该有20000至30000株，根据苗木的情况销售价格大概在300元至1000元之间，且中科公司有建立销售台账；其在离职后，曾向中科公司买过印度塔树，就在去年（2015年）还通过中科公司的张某乙买过，树形较差的100多元一株，手机有转账记录，但因手机屏幕被小孩子摔坏了，被刷机，故没有保留记录；其与李少平没有关系；以前其隶属于中科公司市场部，中科公司市场部有5个人左右，买苗木都要通过市场部，整个销售的过程及交易其均有经手，但不记得具体购买方。经质证，李少平对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认为证人已提供中科公司为其缴纳社保的记录，证明证人曾是中科公司工作人员。中科公司与华南植物园对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反驳。
庭审中，中科公司表示被征收的8302株印度塔树中有5261株是由其公司于2001年11月30日自行购买、种植及养护，并非案涉联营合同项下的标的物，应予扣除。为此，中科公司提供了苗木采购计划书。经查，该苗木采购计划书由中科公司制作，记载的印度塔树高度为80cm，数量为5000株，单价为13元，金额为65000元。经质证，李少平认为该计划书中记载2001年购买的印度塔树是80cm，而征收评估的印度塔树是5cm的小苗，印度塔树不可能在13年间没有生长，故中科公司所述与常理不符，被征收的8302株印度塔树不可能包括中科公司所述的其于2001年购买的5000多株。
庭审中，李少平称因中科公司拒不提供印度塔树的销售台账，故其只能依据双方确认存活的印度塔树41987株，减去征收的8302株，减去中科公司与华南植物园确认现存的9500株，剩余24185株应当是由中科公司销售了，根据其提供的销售发票证明中科公司确实以每株500元的价格予以销售，故其主张以500元/株×24185株×0.4得出第一笔销售款金额4837000元，第二笔笔青苗补偿款是1145680元×0.4得出458272元，两笔补偿款相加为5295272元，基于诉讼风险及诉讼成本考虑其只主张销售款和征地青苗补偿款共计3000000元，故其明确第一项诉讼请求金额为3000000元，其中包括458272元青苗补偿款，2541728元销售款。
庭审中，中科公司与华南植物园表示对于李少平上述主张不予确认，并认为按照其与李少平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的约定，双方应当扣除成本后再分配利益。为此，中科公司与华南植物园提供了由张某乙制作的《印度塔树种植及养护成本测算》及《土地、房屋使用协议书（2001年-2005年）》《关于使用土地、房屋的协议书（2006年）》《关于使用土地、办公房屋的协议书（2007-2015年）》以及中科公司制作的《补充说明》《关于美丽异木棉、印度塔树等苗木大面积冻害报告》《关于垂枝暗罗种苗出现较大面积病虫害的报告》等，拟证明每株印度塔树的养护成本（不含购种费用）为69.26元/株，且培育过程中曾出现大面积病虫害，存活率不高等。经查，《关于美丽异木棉、印度塔树等苗木大面积冻害报告》载明受2008年1月持续低温、阴雨及冰雹影响，印度塔树7543株被冻死。《关于垂枝暗罗苗出现较大面积病虫害的报告》载明2004年出现较大面积根腐病及地下害虫等病虫害，经过指导应对后，病虫害基本得到控制，按目前估计临死亡8000多株，经分析主要原因包括：经过冬天低温天气，植物抗病能力下降，容易引起大面积病害；温室逐渐回升，地下害虫开始活跃，新出现植物更容易被侵害；垂枝暗罗为新引进未驯化的新植物品种，大家对其病虫害及生长可性缺乏系统了解，做不到预防措施等。经质证，李少平对此不予认可，并认为双方已约定合作模式是由其提供种子，中科公司提供场地、技术、人工培育，并已明确约定按实际销售额分配利益，且认为培育过程中死亡的印度塔树数量应当经过双方确认。
上述事实，有《合作经营协议书》《合作经营印度塔树的补充协议》《授权委托证明书》，穗天住建信〔2015〕38号文件，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收据，收条，中科公司于2002年10月15日出具的清点证明，张某乙出具的印度塔树列表，印度塔树销售发票，第283期《花卉商情》杂志，微信截图，出苗单（复印件），苗木采购计划书，付款申请单，记账凭证，银行付款凭证，发票联，收款收据，张某乙出具的《印度塔树种植及养护成本测算》《土地、房屋使用协议书（2001年-2005年）》《关于使用土地、房屋的协议书（2006年）》《关于使用土地、办公房屋的协议书（2007-2015年）》，中联羊城评字【2015】第OYGPZ0036号绿化资产评估报告书，《云溪路（华南路～大观路）道路工程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征地补偿协议书》《云溪路（华南路～大观路）道路工程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绿化资产补偿协议书》，中科公司制作的《补充说明》《关于美丽异木棉、印度塔树等苗木大面积冻害报告》《关于垂枝暗罗种苗出现较大面积病虫害的报告》，证人证言以及李少平的陈述、中科公司的陈述、华南植物园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中科公司与李少平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合作经营印度塔树的补充协议》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
关于青苗补偿款是否应予分配的问题。《合作经营协议书》中约定：“利益分配的范围：由双方合作生产的印度塔树的实际销售额（包括大、中、小、芽苗）。利益分配比例：甲方（中科公司）为60%，乙方（李少平）为40%。”由此可见，对于印度塔树实际销售所得，双方应依约进行分配。本案中，有8302株印度塔树因政府征收土地行为被征收，中科公司根据相关绿化资产补偿协议将获得青苗补偿款1145680元。中科公司辩称8302株印度塔树中有5261株是由其公司于2001年自行购买所得，但仅提供了2001年其公司自行制作的苗木采购计划书，其公司为此提供的其他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其公司主张，故一审法院对中科公司的辩解意见不予采信。中科公司、华南植物园辩称被征收印度塔树的青苗补偿款未实际到位，但中科公司和华南植物园均确认已收取华南植物园内被征收绿化资产的青苗补偿款12507949元，并确认该12507949元中包含8302株印度塔树的补偿款；中科公司、华南植物园不确认8302株印度塔树的补偿款是1145680元，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合上述情况，一审法院对于中科公司、华南植物园的上述辩解意见不予采信，并据此认定中科公司已实际收取8302株印度塔树的青苗补偿款1145680元。根据公平原则和双方协议约定，销售案涉印度塔树的所得款项应由双方按比例分配，案涉印度塔树被征收所获得的青苗补偿款亦理应由双方按比例分配。故对于李少平要求中科公司按40%的比例支付印度塔树的青苗补偿款458272元（1145680元×40%）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李少平要求华南植物园对中科公司的前述债务在广州市天河区住房和建设水务局向其支付印度塔树征收青苗补偿款的金额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首先，华南植物园并未与李少平签订联营合同，李少平要求华南植物园承担中科公司因履行中科公司与李少平之间联营合同而产生的债务，有违合同相对性原则。其次，本案中，中科公司已确认收取了案涉印度塔树的青苗补偿款。综合上述情况，对于李少平的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李少平要求中科公司支付销售款2541728元的问题。首先，李少平提供了由中科公司出具的印度塔树销售发票，证实了中科公司对外销售印度塔树3株共得1500元。中科公司对此不予确认，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反驳。故一审法院认定该1500元应为双方分配款项，李少平应得其中40%，即600元。其次，李少平认为案涉印度塔树有24185株由中科公司予以销售，其理由是双方于2002年确认有41987株印度塔树存活，减去征收的8302株，再减去中科公司与华南植物园确认现存的9500株，剩余的24185株中科公司未依约与其确认未存活，且其已举证证明中科公司确实存在销售的情形等。中科公司与李少平虽然约定“种苗在养护过程中，如因养护不当等人为因素造成死亡的损失应由甲方负责。如因不可抗力造成死亡或少量自然死亡的，甲方应把死亡的苗木保存，并及时通知乙方验证，双方共同到现场认可。”但双方同时约定“甲方应定期向乙方反映垂枝暗罗的生长养护情况，双方每季度做一次管理总结。并形成书面材料各自存档。”案涉印度塔树从提供种子到被征收，历经13年，历时较长。中科公司提供了有关苗木受冻害、病虫害的报告拟证明受天气、病虫害的影响导致部分印度塔树未能存活。而2008年我省确实发生了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各地不同程度受灾。且李少平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上述13年期间曾向中科公司主张过销售款。本案亦无证据证明中科公司实际将24185株印度塔树予以销售。综合上述情况，李少平推定剩余的24185株印度塔树已由中科公司销售并据此要求按500元/株的价格分配销售款，证据不足，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利息问题。李少平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因中科公司逾期付款的行为造成了除资金占用的法定孳息之外的其他实际损失，故根据本案实际情况和公平原则，一审法院对于李少平要求中科公司支付利息的主张酌情作如下调整：利息以458872元（458272元＋600元）为计算基数，自2016年1月19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计付。对于李少平超过上述范围的利息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一、中科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李少平支付458872元；二、中科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李少平支付利息（利息以458872元为计算基数，自2016年1月19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计付）；三、驳回李少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李少平负担26100元，中科公司负担4700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李少平与中科公司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合作经营印度塔树的补充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其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情况，本院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印度塔树补偿款1145680元是否应向李少平分配；二、中科公司是否应向李少平支付24185株印度塔树的利益分配款。
争议焦点一，根据《合作经营协议书》的约定，涉案印度塔树由双方共享利益，按实际销售额进行利益分配。印度塔树补偿款1145680元虽不是销售款，但该款是政府征收土地时为印度塔树所支付的对价。根据公平原则，李少平仍应按协议约定进行利益分配。中科公司主张其中包含其自行购买的印度塔树苗，但其提供的证据反映中科公司所购印度塔树苗与被征收土地上印度塔树苗并非其2001年所购树苗。故一审将印度塔树补偿款全额进行分配，由李少平分得458272元理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
争议焦点二，根据《合作经营印度塔树的补充协议》约定“种苗在养护过程中，如因养护不当等人为因素造成死亡的损失应由甲方负责。如因不可抗力造成死亡或少量自然死亡的，甲方应把死亡的苗木保存，并及时通知乙方验证，双方共同到现场认可。”中科公司负有保存死亡苗木并通知李少平现场验证的义务。由于中科公司未履行该义务而影响了死亡苗木数量的认定。中科公司应对其过错行为承担责任。由于无法认定死亡苗木数量的过错在于中科公司，中科公司未能提交数据以确认已死亡印度塔树的数量。如因中科公司的过错而导致李少平的权利无法实现，明显有失公平。中科公司在2002年10月15日清点印度塔树，尚存活41987株。中科公司员工在2015年12月4日出具印度塔树列表，载明数量为9500株。在中科公司未能依约提供数据以确定已死亡印度塔树数量的情况下，应视为2002年10月15日至2015年12月4日期间，印度塔树均为存活状态。根据《合作经营印度塔树的补充协议》约定“甲方应建立苗木销售财务账，内容应包括苗木的规格、数量、单价、销售时间、每单的总价等供双方存档。”中科公司对于已经销售印度塔树负有建立财务账并存档的义务。现中科公司既未依约提供数据确定已死亡印度塔树数量，未就数量变少的印度塔树去向进行举证；也未能依约提供销售财务账目，故应视为减少的印度塔树已经销售。即中科公司在2002年10月15日至2015年12月4日期间出售印度塔树苗24185株（41987-9500-8302=24185株）。至于销售款，李少平仅能提供单株树苗的销售发票，不具有概括性。就现有证据而言，2015年2月11日，广东中联羊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广州市天河区建设和水务局因云溪路建设工程征地拆迁而涉及的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内的绿化资产资产评估报告书》（中联羊城评字【2015】第OYGPZ0036号，评协备案号码150××××0053号，以下简称绿化资产评估报告书），关于印度塔树的评估结论比较客观公正，应以其作为计算单价的基础，即2015年一株印度塔树单价为138元（1145680/8302=138元）。但该评估值为2015年的苗木价值。对于2015年之前苗木价值，年份越往前植株越小，以及受是否为芽苗等因素的影响，评估价值应低于2015年时的价值。故以2015年评估价值为基础，本院酌情认定2002年至2015年间苗木平均销售单价为2015年评估单价的50%，即为69元一株。依据《合作经营协议书》约定，李少平应得24185株印度塔树苗利益分配款为667506元（24185*69*0.4=667506元）。加上李少平应分配补偿款458272元，中科公司共计应向李少平支付利益分配款1125778元（667506+458272=1125778元）。至于逾期付款利息，李少平主张按年利率24%计算缺乏依据，一审认定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计付公平合理，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中科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李少平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6民初827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6民初82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广东中科琪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李少平支付1125778元”；
三、变更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6民初82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诉人广东中科琪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李少平支付利息（利息以1125778元为计算基数，自2016年1月19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计付）”；
四、驳回上诉人李少平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上诉人广东中科琪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1559元，上诉人李少平负担1924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上诉人广东中科琪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1559元，上诉人李少平负担1924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 艳
审判员 国平平
审判员 张纯金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二日
书记员 张罗澜
何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