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17民终106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简茂达，男，1968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阳江市江城区城北街道办事处，住所地：阳江市江城区马南垌益阳街**号。负责人：梁妥记，该办事处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敖平，阳江市江城区城北街道办事处司法所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关天雀，阳江市江城区城北街道办事处经济发展办主任。上诉人简茂达因与被上诉人阳江市江城区城北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城北街道办）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阳江市江城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29日作出的（2016）粤1702民初24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简茂达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简茂达不用返还75606元及利息给城北街道办。事实和理由：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决错误。城北街道办早已设下陷阱，想用0.3亩土地青苗补偿款充抵3亩土地青苗补偿款84006元。在原审庭审中，城北街道办没有提供征收0.3亩土地的青苗补偿明细表原件，违反了证据规则。城北街道办要求简茂达提供征收3亩土地的青苗补偿明细表，因上述证据为城北街道办所控制，简茂达无法提供，城北街道办的要求亦违反证据规则。原审法院偏袒城北街道办，认为简茂达应举证证明收取补偿款正当性的责任，适用法律错误。另外，简茂达在原审中指出本案起诉存在城北街道办诉讼主体不适格、城北街道办负责人没有出具身份证明、在起诉书中没有签字、起诉书本书不合格等五项意见，原审对此未予论断，直接糊涂作出判决。简茂达已签名的青苗补偿明细表有二张（其中一张0.3亩，另一张3亩），本人收款的84006元为3亩土地的青苗补偿款，另外0.3亩土地的青苗补偿未曾收取。城北街道办用0.3亩土地的青苗补偿明细表和3亩土地的青苗补偿款转账单起诉简茂达，隐藏了一张3亩土地的青苗补偿明细表。简茂达要求城北街道办提供84006元与0.3亩被征土地的相关依据（即是能证明84006元属于单项支付给0.3亩青苗补偿款的有效证据的原件）、合法的征地手续及每亩28000元征收补偿费的合法依据原件。在过去时间里，简茂达曾多次向城北街道办追收0.3亩的青苗补偿款，并多次向城北街道办查询已被城北街道办征收并用机械清理了农作物的另外多块土地的具体面积和青苗补偿款，但城北街道办未予回应。2015年8月，本人已就3亩青苗补偿款事宜与城北街道办协商一致，且城北街道办于2015年8月20日向简茂达支付了该项3亩共84006元的青苗补偿款。对该没有争议的交易，简茂达没必要保留单据长达一年之久。其实，即使简茂达未能提供3亩土地的青苗补偿明细表，只要城北街道办提供征地的红线图，也能清楚知道简茂达的3亩土地在其征地的范围内。简茂达在一审答辩状中也要求双方到现场勘验以证明简茂达3亩土地的位置，一审法院不予理睬，单凭城北街道办一方之言，作出错误判决。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城北街道办答辩称：一、关于城北街道办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街道办事处是依法设立的非法人政府机关，有自己的组织机构和财产，虽然其不是一级人民政府，但作为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实际上履行着一级人民政府的职能，取得了事实上成为一级人民政府的法律地位，因此，城北街道办是本案诉讼的适格主体。二、关于简茂达在上诉状中提到本次征地共签收了两张补偿单据，城北街道办仍拖欠一张0.3亩土地的青苗款未补偿的问题。在本征地项目，简茂达分两次签收了补偿款，但两次土地合共征收的总面积是2.95亩，而并非如简茂达所说的一次3亩、一次0.3亩。对两次征地补偿款，城北街道办均已通过农商银行支付给简茂达，具体如下：第一次补偿明细表的签订日期为2015年8月13日，补偿位于大档的0.3亩土地青苗款，补偿金额8400元，城北街道办因工作失误已超额支付；第二次补偿明细表的签订日期为2015年10月26日，补偿金额74200元，已于2015年11月9日通过农商银行支付给简茂达。综上所述，城北街道办的证据能够充分证明简茂达已构成不当得利，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予以维持。简茂达的诉请实属无理，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驳回。城北街道办于2016年7月4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简茂达返还不当得利款人民币75606元；2、判令简茂达支付迟延履行金，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利息（从2015年8月20日起计至还清本金时止）；3、本案诉讼费由简茂达承担。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城北街道办是非法人政府机关，阳江市江城区人民政府为发展经济，拟建“金郊农产品交易物流中心”，由城北街道办负责征收辖区内土名为“大档”的集体土地。简茂达名下有0.3亩集体土地列入征收范围，简茂达同意城北街道办按28000元每亩的补偿标准征收该土地。2015年8月13日，城北街道办制作了“金郊农产品交易物流中心征地青苗补偿明细表”，列明青苗名称为龙眼、荔枝，面积0.30亩，补偿标准为28000元/亩，补偿金额8400元。简茂达作为户主在该表上签名确认。该表还特别注明一式四份，制表单位执三份，户主执一份。2015年8月20日，城北街道办通过广东阳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转账84006元至简茂达账户。城北街道办后来发现多转款了75606元给简茂达，多次要求简茂达予以返还，并于2016年5月3日以书面形式通过快递邮寄予简茂达，简茂达于2016年5月7日签收。简茂达承认已收领城北街道办的转账款84006元，但认为该款是城北街道办征收其另外3亩土地的青苗补偿款，0.3亩土地的青苗补偿款8400元，城北街道办至今未付。但简茂达对城北街道办另外征收了其3亩土地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原审法院认为，城北街道办是依法设立的非法人政府机关，有自己的组织机构和财产，负责征收“金郊农产品交易物流中心”项目用地，并与简茂达达成征地补偿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的规定，城北街道办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本案简茂达收取了城北街道办征地补偿款84006元，双方当事人没有异议，争议的是84006元中是否有75606元构成不当得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的规定，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或合同等合法根据取得他人财产，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财产予以返还。城北街道办认为简茂达实际的征地补偿款是8400元，提供了“金郊农产品交易物流中心征地青苗补偿明细表”，证实简茂达签名确认的补偿金额是8400元，因为工作失误，将84006元转账至简茂达账户，而简茂达认为84006元是另外3亩的征地补偿款，却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原审法院认定简茂达的征地补偿款应为8400元，简茂达收取了84006元，多收了75606元，没有合法根据，因此应予返还给城北街道办。简茂达于2015年8月20日收取了城北街道办84006元，多收了75606元构成不当得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50条“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利用不当得利所取得的其他利益，扣除劳务费用后，应当收缴”的规定，城北街道办主张的迟延履行金，实为该款孳息，应从简茂达收款的次日即2015年8月2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城北街道办请求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计算利息，依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由于城北街道办工作失误，多转款给了简茂达，存在一定过错，因此本案的诉讼费用，城北街道办和简茂达应共同分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50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作出判决：一、限简茂达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75606元及利息（从2015年8月2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给城北街道办。二、驳回城北街道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45元，由城北街道办负担473元，简茂达负担472元。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简茂达提供一组证据：证据一、2011年6月17日阳江市江城区岗列街金郊村简屋村民小组出具的证明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城北街道办征用简茂达3亩土地的事实。证据二、阳江农产品交易物流中心项目地块规划红线图，拟证明简茂达的3亩土地在该红线范围内，而城北街道办主张已付款的0.3亩土地不在该征地范围内。证据三、银行交易流水账，拟证明城北街道办除在2015年8月20日转账84006元给简茂达外，还在2015年12月1日转账4000元和2015年11月9日转账74200元给简茂达，印证了城北街道办没有汇错款给简茂达，城北街道办还有其他征地补偿款需支付给简茂达。城北街道办质证意见：证据一与本案无关联性，在2011年本次征地项目尚未开始，对其三性不予发表意见。证据二的红线图是真实的，但与本案无关联性，2014年岗列街道办事处才划地界，但未开始征收。对简茂达在红线图上所圈位置也不清楚。对证据三，该银行交易记录中的4000元是无折转入，不清楚来源，74200元是城北街道办征收简茂达2.65亩土地（大档、田坑、坑尾、第二岭）的青苗补偿款，与本案的0.3亩土地的丈量时间不同，是第二次征收土地的青苗补偿款。同时，城北街道办提供了第二次征收简茂达2.65亩土地的明细表、审批表、汇款单等资料，拟证明简茂达明确知晓第二次征地面积为2.65亩，且已收取征地青苗补偿款。简茂达认为该组证据是城北街道办发放的第三笔征地青苗补偿款，与案件无关。本院认为，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城北街道办是依法设立的非法人政府机关，且因负责征收“金郊农产品交易物流中心”项目用地与简茂达签订征地青苗补偿协议。现双方因征地青苗补偿款问题发生纠纷，城北街道办作为征地青苗补偿协议的相对方，是本案适格的主体，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城北街道办主张征收简茂达“大档”的0.3亩土地的青苗，相应的补偿金额为8400元，但汇款时因操作错误汇款84006元，多支付了75606元。简茂达抗辩称城北街道办还征收了其另外3亩土地的青苗，上述84006元汇款为支付该3亩土地的青苗款，城北街道办在本案提出的0.3亩土地青苗款实际还没有支付。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是简茂达收取的84006元中是否有75606元构成不当得利。本案中，城北街道办对其主张，提供了征收0.3亩土地的“金郊农产品交易物流中心征地青苗补偿明细表”及汇款单拟证明。该明细表中明确载明简茂达应收取的0.3亩青苗补偿款为8400元，而城北街道办汇款给简茂达的金额为84006元，所汇金额与应支付金额不符。另外，若如简茂达所主张，该笔84006元的汇款为城北街道办支付其另外3亩土地的青苗补偿款，按双方约定的按每亩28000元的补偿标准计算，3亩土地的青苗补偿款亦非84006元，而应是84000元，两金额不能完全对应。在汇出此笔青苗补偿款后，城北街道办又已支付完毕第二次征地2.65亩的青苗补偿款给简茂达，遗漏前次征地青苗补偿款未付的可能性较小。因此，城北街道办主张其汇错款具有可信性，其提供的证据已初步证明其主张。简茂达抗辩其收取该84006元具有合法根据，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简茂达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城北街道办就征收3亩土地事宜签订相关协议，且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在城北街道办征收用于“金郊农产品交易物流中心”项目土地的范围内拥有除被城北街道办征收的2.95亩土地外的另外3亩土地，简茂达抗辩其对城北街道办支付的84006元拥有合法根据的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为简茂达应承担举证不能责任，并据以认定其多收的75606元属不当得利正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简茂达的上诉理据不足，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90元，由简茂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关衡勋审判员  姜玉华审判员  莫怡华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詹礼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