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23民终118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刚琼，女，1984年1月12日生，汉族，贵州省安龙县人，住安龙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史修超，男，1971年11月24日生，汉族，江苏省泗阳县人，住安龙县。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亨翎，贵州贵兴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登艳，女，1983年4月20日生，苗族，贵州省安龙县人，住安龙县。
上诉人李刚琼、史修超因与被上诉人杨登艳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2017）黔2328民初7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刚琼、史修超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杨登艳投资20万元给史修超合伙修建工程，投资产生收益后，史修超未将利润和本金全部付清给杨登艳，遂于2016年7月28日向杨登艳出具30万元借条。李刚琼、史修超于2016年6月17日、6月18日及7月2日合计转账2万元给杨登艳，虽然该款产生于借条出具之前，属合伙收益之外的资金，但该2万元李刚琼、史修超已实际支付给杨登艳，故应从本案30万元中予以扣除。另，一审审理过程中，杨登艳自认差欠李刚琼5.2万元，该5.2万元也应从本案30万元中予以扣除。
杨登艳辩称，1、史修超银行转账给杨登艳2万元，已经双方结算扣减后，史修超才出具30万元借条给杨登艳，且转账在前，结算在后，李刚琼、史修超主张将该2万元从30万元款项中扣减，明显与常理不符。2、李刚琼、史修超称一审法院认定杨登艳差欠李刚琼、史修超5.2万元，其是对一审判决错误理解而得出的结论，不能因杨登艳在电话中一时气话承认差欠史修超、李刚琼5.2万元而作为定案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杨登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李刚琼、史修超连带偿还杨登艳借款本金30万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6年9月28日起计算至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李刚琼、史修超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登艳与李刚琼、史修超系多年朋友关系，李刚琼、史修超系同居关系（已育有小孩，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因史修超在安龙修建工程，2015年，杨登艳与史修超协商，约定由杨登艳投资20万元给史修超，史修超投资工程赚钱后分配利润给杨登艳，杨登艳遂在其后向史修超交付了20万元。2016年初，经杨登艳与史修超口头结算，史修超应退还杨登艳投资款20万元并支付利润14万元，共计34万元。史修超当场向杨登艳支付现金4万元。后在杨登艳的要求下，史修超于2016年7月28日出具一张名为“借条”实为双方结算单据的借条给杨登艳，载明：今史修超借到杨登艳30万元。李刚琼作为担保人在前述“借条”中签名按印。该“借条”未载明付款期限。后杨登艳向李刚琼、史修超索要款项未果，遂诉至法院，诉请同前。
另查明，杨登艳与李刚琼、史修超长期有经济往来。杨登艳曾帮助史修超向案外人借款5万元，后史修超持杨登艳的银行卡于2016年9月27日将该5万元从杨登艳的银行账户取出。2016年12月8日，史修超将前述借款本息合计5.4万元汇入杨登艳的银行账户内。另，在本案诉讼期间，李刚琼另案作为原告向本案杨登艳主张交通事故赔偿款。
一审法院认为，杨登艳、史修超之间的合伙关系，系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予以确认。史修超与杨登艳结算并出具相应结算单据即“借条”后，应按该“借条”的约定向杨登艳履行支付款项的义务。李刚琼作为担保人在该“借条”上签名，也应承担相应的保证义务。
关于本案争议焦点，史修超所欠杨登艳投资款是多少。庭审中，李刚琼、史修超称其分别于2016年6月17日、6月18日、7月2日转账5000元、5000元、1万元，12月8日转账5.4万元给杨登艳；另外李刚琼通过电话与杨登艳口头结算，杨登艳认可其欠李刚琼5.2万元，应再折抵、扣减该5.2万元。对于2016年6月17日至7月2日史修超转账的2万元，杨登艳当庭表示该款项系因史修超长期未支付其款项，史修超代其支付的利息，并非清偿本案的30万元；对于2016年12月8日史修超转账的5.4万元，杨登艳当庭表示该款项系史修超偿还其代史修超向他人借款的相应本息，并在庭后提交了个人账户明细账查询（复印件）、储蓄（卡）业务凭证（复印件）、杨登艳的丈夫李金新与案外人雷良林签订的《借款合同》；对于李刚琼、史修超认为应当扣减的5.2万元，杨登艳表示该5.2万元系其与李刚琼协商交通事故赔偿事宜陈述的金额，但李刚琼已经起诉，且杨登艳认为系其在向李刚琼、史修超索要款项未果后的气话，不应当扣减。一审法院认为，第一，对于史修超于2016年6月17日、6月18日、7月2日合计转账的2万元，系在“借条”形成之前产生，如双方认为应在30万元中作相应扣减，则应计入“借条”之中，但李刚琼、史修超在出具的“借条”时并未将该2万元计入，说明该2万元并非清偿本案30万元的款项，故一审法院认为李刚琼、史修超提交的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户历史交易明细清单（20160615-20160702）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该2万元不应计入30万元中扣减。第二，对于史修超于2016年12月8日转账的5.4万元，杨登艳已于庭后提交了个人账户明细账查询（复印件）、储蓄（卡）业务凭证（复印件）、《借款合同》原件证明其陈述。李刚琼、史修超在质证后表示，史修超确于2016年9月27日持杨登艳的银行卡自行取出5万元，但同时又表示是因为杨登艳差欠李刚琼520**元，史修超才去取的钱。一审法院认为，李刚琼、史修超在庭审中提交了通话录音光盘，欲证明杨登艳差欠有李刚琼5.2万元，应当在30万元中折抵扣减；在庭后质证中又表示史修超于2016年9月27日持杨登艳银行卡取款的5万元系偿还杨登艳差欠李刚琼的5.2万元。李刚琼、史修超的辩解前后矛盾，理由不充分，一审法院对于李刚琼、史修超的辩解不予支持。在杨登艳庭后提交了前述证据进行了反驳的情形下，一审法院认为史修超于2016年12月8日转账的5.4万元系偿还杨登艳帮史修超向他人借款的相应本息，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对史修超提交的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户历史交易明细清单（20161208-20161208）不予采信。
第三，对于李刚琼、史修超认为应当扣减的5.2万元。李刚琼、史修超认为系杨登艳差欠李刚琼的其他款项。一审法院认为，在杨登艳对此予以否认，双方又长期存在经济往来、且还有交通事故纠纷的情形下，该5.2万元不应在本案中一并处理。李刚琼应另案向杨登艳主张并提交相应证据证明，故该5.2万元不应在本案中扣减。对于杨登艳主张的利息，由于本案系合伙协议纠纷，李刚琼、史修超出具的“借条”上又未明确利息及付款期限，故一审法院对其利息主张不予支持。综上，史修超应向杨登艳支付投资款30万元，李刚琼对前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李刚琼承担相应保证责任后，可以向史修超进行追偿。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债务应当清偿。……”等规定及上述理由，判决：一、史修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登艳清偿投资款300000元。二、李刚琼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杨登艳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0元，减半收取2900元，由李刚琼、史修超共同负担。
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史修超于2016年6月17日、6月18日及7月2日合计转账给杨登艳的2万元应否从本案30万元中扣减；2、李刚琼、史修超主张杨登艳差欠其的5.2万元应否从本案30万元中扣减。
关于争议焦点一，李刚琼、史修超提出“史修超于2016年6月17日、6月18日及7月2日合计转账给杨登艳的2万元应从本案30万元中予以扣减”的上诉理由，经查，史修超转账给杨登艳的2万元发生于史修超向杨登艳出具30万元借条之前，且一审中双方均认可史修超向杨登艳出具30万元借条时，并未将该2万元计入其中，故该2万元应系双方其他经济往来，与本案30万元无关，该2万元所涉经济往来，双方可另行结算。
关于争议焦点二，李刚琼、史修超提出“杨登艳差欠史修超的5.2万元应从本案30万元中扣减”的上诉理由。首先，李刚琼、史修超对于所主张的5.2万元，仅提供了通话录音予以证实，因通话录音在无其余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且杨登艳对此不予认可，故不足以认定；其次，李刚琼、史修超在主张杨登艳尚欠其5.2万元的情况下，一审庭审中又质证认为史修超从杨登艳银行卡中取走的5万元系用于偿还该5.2万元，故二人前后矛盾的主张，也不能认定杨登艳尚欠其5.2万元的事实；再次，即便5.2万元债务存在，也与本案30万元无直接关联，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双方可另行结算。
综上所述，李刚琼、史修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李刚琼、史修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曾婷婷
审判员 付 君
审判员 石 鑫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五日
书记员 郝明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