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3民终839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和，男，1961年1月1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韩立健，男，1970年1月6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郭秀荣，女，1960年3月3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德城，男，1955年2月18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长付，男，1967年3月16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彩红，女，1969年2月24日出生。
上诉人李和、郭秀荣因与被上诉人刘长付、李彩红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2015）平民初字第084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咸海荣担任审判长，法官史智军、张羽参加的合议庭，于2016年8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和的委托代理人韩立健，上诉人郭秀荣的委托代理人李德城，被上诉人刘长付、李彩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长付、李彩红在一审中起诉称：刘长付、李彩红是夫妻，李和、郭秀荣是夫妻，李彩红是李和的侄女。2005年刘长付、李彩红和李和、郭秀荣共同承包了平谷区×村（以下简称×村）平台的土地，承包合同以李和的名义签订，此后双方合伙经营，收益共享。2010年7月9日因修建平谷滨河森林公园占地8.87亩，李彩红之父李桂代表刘长付、李彩红，与李和、平谷区×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镇政府）签订补偿协议，补偿款13475元已经由刘长付、李彩红和李和、郭秀荣均分。2013年政府对涉案土地地上物进行评估，2014年1月李和领取24.1104万元，只给付刘长付、李彩红9万元。此后郭秀荣领取2013年的粮食直补款4419元，李和又分两次从×镇政府领取补偿款100多万元，以上款项刘长付、李彩红和李和、郭秀荣应该均分，但李和、郭秀荣拒绝给付。为了避免双方因为利益纠纷产生误会，2014年3月18日、2014年11月7日，刘长付、李彩红和李和、郭秀荣签订协议和证明以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平台土地被部分占用后，双方还曾于2014年9月和×村委会重新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这些均能证明刘长付、李彩红和李和、郭秀荣应当均分补偿款。现起诉要求李和、郭秀荣连带给付刘长付、李彩红补偿款、粮食直补款共计48.12805万元。
李和在一审中辩称：1998年到2004年刘长付、李彩红承包经营×村平台的土地。2005年我和×村委会签订承包协议，承包了平台的土地，承包协议是我一个人签订的，但地实际上是我和郭秀荣承包的。我平时雇佣刘长付、李彩红在地里干活。2010年7月9日因平谷滨河森林公园占地8.87亩，我和李桂与×镇政府签订补偿协议，李桂签名的原因是我在北京开出租，没有时间办存折领取补偿款，故我委托李桂代理我签名，好用他的存折领取补偿款。李桂领取补偿款后已经全部给我。2013年因国家占地对土地地上物进行评估，2014年我领取24.1004万元的补偿款，我给过刘长付、李彩红9万元，这是给刘长付、李彩红的辛苦钱，不是分补偿款。此后2015年1月我从×镇政府领取了补偿款56.9124万元。2015年10月我从×镇政府领取了59.9836万元，这笔钱不是补偿款，是×镇政府为了让我尽快腾退土地而给我一个人的钱。涉案土地是我和郭秀荣在婚姻存续期间承包的，2009年4月17日我和郭秀荣离婚，约定土地由我个人承包经营。2011年3月7日我和郭秀荣复婚，土地仍为我个人经营。2015年4月3日，我和郭秀荣再次离婚，补偿款都归我所有。刘长付、李彩红所述的2014年3月18日的协议我并未签字，不清楚什么情况。2014年11月7日的证明是我签的，如果法院认可该证明，也应该从2014年11月7日考虑刘长付、李彩红是否对土地享有权利。2014年4月我在土地上投资25.5万元，2014年11月7日以后，我和张利兴合作在涉案土地上种树，此后我依据协议分给张利兴33万元，从2014年11月7日以后涉案土地无盈利反而亏损，故即使法院认可2014年11月7日的证明，我也不应该给付刘长付、李彩红补偿款。故不同意刘长付、李彩红的诉求。
郭秀荣在一审中辩称：我与李和的意见一致。2015年11月11日李和曾经给付我10万元，其中7.1万元是给我的平台地补偿款，2.9万元是偿还我借款。后又称，李和给付的钱仍属于李和所有。不同意刘长付、李彩红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刘长付、李彩红是夫妻，李和、郭秀荣原是夫妻，四人均是×镇×村村民。李彩红之父李桂（2010年11月死亡）是李和之兄。
2005年11月17日，发包方×村委会与承包方李和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合同写明×村委会将坐落在平台的土地54亩发包给李和，承包期自2005年11月17日至2020年11月17日，每年应交承包费2612元。刘长付、李彩红主张该承包合同书中的平台土地实际上是刘长付、李彩红和李和、郭秀荣合伙承包经营，之所以以李和一个人的名义与村委会签订平台土地承包协议的原因如下：1998年至2004年都是刘长付、李彩红在承包平台土地，在地里种了很多杨树，当时每年的承包费是630元，有的村民反映承包费太低。2004年村委会对土地进行招投标，刘长付、李彩红中标，但因为承包费太高故没有交纳承包费，按照村里的规定，此种情况以后不能再中标。如果刘长付、李彩红不能继续经营土地，对于种在地里的杨树会有损失。于是刘长付、李彩红和李和商量，由李和出面参加2005年的招投标，中标后刘长付、李彩红和李和、郭秀荣共同经营，杨树的利益也由双方均分。2005年李和签订承包合同后，刘长付、李彩红和李和、郭秀荣一直共同经营平台土地。李和认可刘长付、李彩红在2004年之前承包平台土地，认可2013年出售地里的杨树得款由双方均分，对于刘长付、李彩红所说的其他情况不认可。刘长付、李彩红提交交纳涉案土地承包费的收据原件四张证明双方共同交纳承包费、共同经营，收据载明收到李合承包地款，载明交纳的是2011年、2013年、2014年、2015年11月17日以后的承包地款。李和、郭秀荣认可收据的真实性，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于交纳承包费的收据原件为何在刘长付、李彩红处保存，郭秀荣解释为，李彩红平时在地里帮忙，因为自己年龄大，所以由李彩红代其保管承包费收据。
2009年4月17日，李和与郭秀荣协议离婚，离婚协议载明:“共同财产归男方：平谷区×镇×民房及房内浮财。归女方：无。债权债务：无。”
2010年7月9日，甲方×镇政府与乙方李和、李桂签订平谷新城滨河森林公园拆迁补偿协议书，载明：“甲方对乙方的树木、青苗及其他地上物进行赔偿，各项赔偿费为2526.5元，乙方被评估的树木、青苗及其他地上物归政府所有。”刘长付、李彩红称此后实际上平谷镇政府分三次打入李桂账户中共计13475元，此款已经由刘长付、李彩红和李和、郭秀荣均分，为此刘长付、李彩红提交李桂的存折。李和最初称，因当时其在北京开出租车没有时间，故李桂代表其签写协议，后又称让李桂签字是为了用李桂的账户收取补偿款，补偿款打入李桂账户后，李桂已经全部取出来给付自己，但对此未提供证据证明。刘长付、李彩红和李和、郭秀荣均认可上述协议涉及的土地包含在2005年李和签订承包合同的平台土地之内。
2011年3月7日，李和与郭秀荣复婚。
2013年之前，涉案土地的粮食直补款通过李桂的账户收取。刘长付、李彩红称2013年之前的粮食直补款已经由双方均分，李和、郭秀荣称李桂领取后都已经给付李和。双方对此均未提供证据证明。2013年7月、12月，郭秀荣自己开设存折领取粮食直补款4419元。
2013年11月14日，甲方×镇政府和乙方（户代表）李和签订2013年×河整治工程地上物补偿协议书（李和签字），载明：“甲方支付乙方地上物拆迁补偿款57元。2013年11月25日李和在工商银行的账户收取此款。李和称此款是其母亲的坟地的补偿。”刘长付、李彩红表示对该款不主张权利。
2013年11月14日，委托方（村民）李合与受托方×镇×村委会签订平谷区×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委托合同，委托方（村民）签字处是郭秀荣代、李彩红。合同载明：“一、委托事项：委托方将其拥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土地委托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流转，用于×河治理。二、委托流转土地面积36.5亩、地块名称平台。三、委托流转方式及期限：1、流转方式出租。2、流转期限自2013年10月1日至2020年11月17日止，共计15年......”。刘长付、李彩红提交该合同证明，在国家占了平台的一部分土地后，村委会要求刘长付、李彩红和李和、郭秀荣与村委会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委托合同，由此可见双方共同承包经营平台土地。李和表示郭秀荣曾经告知自己被占土地需要流转的情况，但没有告诉自己是和李彩红一起签的合同，现在对郭秀荣代其签字认可，对李彩红签字不认可。郭秀荣称，当时自己签订协议并未告知李和，和李彩红一起签协议的原因是因为李和在外面有女人，自己感觉很冤，所以签协议来报复李和，想尽快和李和离婚；不清楚村委会为何同意李彩红在协议上签字。
2014年1月8日，甲方×镇政府和乙方（户代表）李和签订2013年×河整治工程地上物补偿协议书，载明甲方支付乙方地上物拆迁补偿款22.11万元，2014年1月21日李和通过工商银行平谷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的账户收取此款。2014年2月28日，甲方×镇政府和乙方（户代表）李和签订2013年×河整治工程地上物补偿协议书，载明甲方支付乙方地上物拆迁补偿款2.0004万元，2014年3月13日李和通过工商银行的账户收取此款。李和收取上述款项后，给付刘长付、李彩红9万元。刘长付、李彩红对给付的数额提出异议，双方产生矛盾。对于给付刘长付、李彩红的9万元，李和解释为，其雇佣刘长付、李彩红在地里劳动、经营土地，9万元是辛苦费，但对于雇佣刘长付、李彩红未提供证据证明。
2014年3月18日，李彩红和郭秀荣签订协议，内容为：“我和我四婶郭秀荣投资出力平台这块地，承包地的所有权应各占百分之五十。”郭秀荣称当时自己和李和正在闹离婚，李彩红是为了协助自己和李和分财产才签的该协议，签协议后并未告知李和。李和对该协议不认可。
2014年11月7日，甲方李和与乙方张利兴签订合作种植树木协议书，载明：“经甲、乙双方协商，共同种植树木，甲方拥有土地产权，乙方拥有土地使用权，并供应苗木，协议如下：一、土地位置东河平台，面积
---
亩。二、甲方不得干涉乙方所种植苗木品种、规格、数量。三、种植后乙方负责地上苗木管理（如浇水、除草、喷药等）。四、甲方不得擅自更改种植苗木面积。五、种植期限以甲方租赁合同期限为准---。经营苗木所得利润甲、乙各占50%。六、甲方土地里面现有苗木和乙方种植苗木，甲乙双方共同拥有。七、如遇国家征用土地，甲、乙双方对地上附着物（苗木）赔偿比例按，甲方占50%，乙方占50%，土地及灌溉配套设施征用款归甲方。土地以上杨树归甲方所有。八、如遇征地，签署清单时，甲乙双方均要到场，如有一方违约负法律责任，并按各自比例赔偿。九、经甲、乙双方协商后，达成此协议，协议书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受法律保护。如遇争议可在乙方所在地解决。”李和、张利兴签字，证明人郑义、刘永利、李宏签字。李和称，领取补偿款后，自己并未按照合同给张利兴钱，而是考虑到张利兴投资较多，估摸着多给了他一部分，总共给了他33万元，但对此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刘长付、李彩红称知晓并认可李和和张利兴签订的协议，认为应该按照协议约定，给付张利兴27.1911万元，其余应该在刘长付、李彩红、李和、郭秀荣之间分割。
2014年11月7日，李彩红和李和签订“证明”，载明：“今有×村民李合所承包的本村东河平台地（村合同李合所签）现由李合、李彩红共同拥有，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双方认可。”李和、李彩红签字，证明人郑义、刘永利签字。刘长付、李彩红和李和、郭秀荣均认可该协议与上述李和与张利兴签订的合作种植树木协议书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签订的。李和称“证明”是针对2013年11月14日土地流转之后剩余的16.24亩土地签订的，签订“证明”后其虽然在2015年10月从×镇政府领取了补偿款，但因为其在2014年4月在地里栽树苗投资25.5万元，之后又给张利兴33万元，扣除投资和成本存在亏损，故不能再分给刘长付、李彩红利益。刘长付、李彩红不认可李和投资25.5万元，称2014年4月是刘长付、李彩红、李和、郭秀荣共同出资在地里栽种树苗，并提供与当时栽种树苗的人的录音录像证明其主张，李和、郭秀荣认为证人应当出庭而未出庭故不认可。李和提供证人王×1、郭×、王×2出庭，欲证明自己为栽种树苗出资25.5万元，但证人陈述的给钱时间、地点与李和的陈述矛盾。
2014年11月17日，发包方×镇×村委会（甲方）与承包方李和（乙方）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内容为：“因国家征占地，经×村委会两委班子研究决定，对李和原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变更如下：1、承包期自2014年11月17日起至2020年11月17日止，承包期6年。2、土地承包地块为两块平台土地，其中一块承包亩数为7亩，每亩承包费为110元；另一块承包亩数为9.24亩，每亩承包费为40元。承包费每年应交1139.6元。每年交款期为当年11月17日前交齐，交款方式为现金结算。......”李和据此认为，2014年11月17日以后该地以及补偿款与刘长付、李彩红无关，刘长付、李彩红不认可。
2015年4月23日，李和与郭秀荣再次协议离婚，离婚协议内容为：“一、子女抚养：子女已成年独立生活，不存在抚养问题。二、财产分割：归男方所有：×村北平台地16.24亩土地青苗赔偿款50%，每年的54亩土地补偿款50%归男方所有。归女方所有：位于平谷区×镇×民房一处，×村北平台地16.24亩土地青苗赔偿款50%，每年的54亩土地补偿款50%归女方所有。三、债权债务：无。”李和、郭秀荣均认可此次离婚后，李和、郭秀荣都在×民房居住，并称郭秀荣住正房、李和住厢房。刘长付、李彩红认为李和、郭秀荣为了不给刘长付、李彩红补偿款而虚假离婚，但对此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李和在庭审中对于是否给付郭秀荣补偿款的陈述前后矛盾，一审法院通过李和、郭秀荣的银行记录查明，离婚后李和领取补偿款后给付郭秀荣10万元。对于该10万元，郭秀荣称有给自己应得的补偿款7.1万元，有偿还欠自己的债务2.9万元，但对于李和欠其债务未提供证据证明。郭秀荣后来又表示，李和给付的钱仍属于李和所有。
2015年10月22日，甲方×镇政府和乙方（户代表）李和签订两份×河汇合口橡胶坝工程地上物补偿协议书，第一份补偿协议书的内容是甲方支付乙方地上物拆迁补偿款56.9114万元（附有2015年7月27日的地上物补偿价格表），2015年10月27日李和收取此款。此次补偿附有地上物补偿价格结果表，依据该表中载明的数据以及李和与张利兴签订的合作种植树木协议书，能够计算出李和应该支付给张利兴27.1911万元。第二份补偿协议书的内容是甲方支付乙方地上物拆迁补偿款59.9836万元，2015年11月10日，李和收取此款。对于第二份协议给付的59.9836万元，×镇政府称该款是为了让土地经营者尽快腾退土地而给付的奖励款，没有评估、没有地上物补偿价格表。李和认为该款是奖励其个人的，刘长付、李彩红认为该款亦应均分。
现刘长付、李彩红主张，2013年以后李和、郭秀荣领取的所有补偿款和粮食补偿款，扣除已经给付刘长付、李彩红的9万元和应当给付张利兴的部分，其余应当在刘长付、李彩红和李和、郭秀荣之间均分，李和、郭秀荣持答辩意见不同意刘长付、李彩红的诉讼请求。
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应刘长付、李彩红申请，一审法院于2015年11月25日对郭秀荣在农商银行账号为×××的账户中的存款10.402272万元予以冻结，冻结期限至2016年11月25日；于2015年12月4日对郭秀荣在工商银行中账号为×××的账户中的存款4.9万元予以冻结，冻结期限至2016年12月4日。冻结后，郭秀荣申请复议，要求撤销裁定，对冻结的账户解冻，理由是：一、涉案土地不是刘长付、李彩红与李和、郭秀荣共同承包经营，是李和承包经营，与刘长付、李彩红无关。二、李和、郭秀荣第一次离婚后一直是李和个人承包经营涉案土地，所涉补偿款是李和个人所有，郭秀荣并未得到，冻结郭秀荣的存款错误。2015年12月9日一审法院裁定驳回郭秀荣的复议申请。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本案争执的焦点为×村平台的土地是否是刘长付、李彩红和李和、郭秀荣合伙经营，李和、郭秀荣是否应该给付刘长付、李彩红粮食直补款和补偿款；李和、郭秀荣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以及承担连带责任的范围。
2005年11月17日李和以个人名义与×村委会签订平台土地的承包合同书后，刘长付、李彩红和李和、郭秀荣实际上对×村平台的土地共同劳动、合伙经营。因为从查明的事实来看，交纳平台土地承包费的收据原件在刘长付、李彩红手中持有而李和、郭秀荣对此未能做出合理解释，2010年7月9日李和、李桂共同作为乙方与甲方×镇政府签订补偿协议书并通过李桂的账户收取补偿款，2013年之前涉案土地的粮食直补款通过李桂的账户收取，2013年11月14日，郭秀荣代李和与李彩红、×村委会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委托合同，2014年1月至2月李和收取补偿款后给付刘长付、李彩红9万元，2014年3月18日李彩红和郭秀荣签订协议约定平台地各占百分之五十，2014年11月7日李和与张利兴签订合作种植树木协议书的同时李彩红和李和签订“证明”，载明东河平台地由李和和李彩红共同拥有、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以上事实均能证明刘长付、李彩红和李和、郭秀荣对于×村平台的土地是共同劳动、合伙经营、收益应当共享，故相关的粮食直补款和补偿款应该在刘长付、李彩红和李和、郭秀荣之间平均分割。刘长付、李彩红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李和、郭秀荣应当将属于刘长付、李彩红的粮食直补款和补偿款给付刘长付、李彩红。刘长付、李彩红主张李和、郭秀荣是虚假离婚，但未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故对于刘长付、李彩红要求李和、郭秀荣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部分予以支持，具体而言，李和、郭秀荣对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领取并欠刘长付、李彩红的款项应承担连带责任，对于2015年4月李和、郭秀荣离婚后发放、由李和个人领取的款项，李和承担给付义务，郭秀荣在李和给付其的1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郭秀荣关于×村平台的土地与刘长付、李彩红无关、承包费收据是李彩红帮自己保管等抗辩意见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李和关于李桂是代其签订补偿协议、其给付刘长付、李彩红的9万元是给刘长付、李彩红的辛苦费、补偿款及奖励款归其一人所有等抗辩意见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李和主张其于2014年4月在涉案土地投入25.5万元种植苗木并存在亏损，但其提供的证人的陈述与其本人的陈述矛盾，故一审法院对于证人证言不予采信，对李和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李和应当给付张利兴的款项，一审法院依据双方签订的协议和2015年10月22日发放的56.9114万元补偿款的地上物补偿价格结果表计算为27.1911万元。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郭秀荣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刘长付、李彩红粮食直补款二千二百零九元五角，李和负连带责任；二、李和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刘长付、李彩红补偿款四十七万九千零七十一元，郭秀荣在十三万零五百五十二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李和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1.李和不承担对刘长付、李彩红给付粮食直补款的连带责任；2.李和支付刘长付、李彩红补偿款12万元，郭秀荣对此不承担连带责任。上诉理由是：一审法院认定刘长付、李彩红与李和、郭秀荣对×村平台的土地共同劳动、合伙经营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即使以双方成立合伙关系为前提，一审法院应区分和认定相关款项，查清双方投资、收益等情况后再予以分配。
郭秀荣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郭秀荣不给付刘长付、李彩红粮食直补款和补偿款，郭秀荣也不应当承担补偿款的连带责任。上诉理由是：一审法院认定刘长付、李彩红与李和、郭秀荣对×村平台的土地共同劳动、合伙经营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即使以双方成立合伙关系为前提，一审法院应区分和认定相关款项，查清双方投资、收益等情况后再予以分配。李和与郭秀荣在第一次离婚之日起土地就归李和个人承包经营了，复婚后仍然是李和个人承包经营，与郭秀荣无关，所得款项的物权属于李和个人，即便李和给付郭秀荣或约定给付郭秀荣，也是李和对自己财产的处分，郭秀荣不应承担连带责任。
刘长付、李彩红同意一审法院判决。针对李和、郭秀荣的上诉，刘长付、李彩红答辩称：2005年与大队签订承包合同后，双方在×村平台土地上共同劳动、合伙经营。认可一审法院在判决中确认的相关补偿款的数额，郭秀荣、李和均应承担对应的连带责任。综上：请求维持一审法院判决。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证据的证明效力亦予以确认。上述事实还有二审开庭笔录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长付、李彩红与李和、郭秀荣是否在×村平台的土地上共同劳动、合伙经营；如刘长付、李彩红与李和、郭秀荣成立合伙关系，合伙收益如何分配。
关于刘长付、李彩红与李和、郭秀荣是否成立合伙关系。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协议、证明、承包费收据原件、粮食直补款收取账户等认定双方对于×村平台上的土地是共同劳动、合伙经营并无不妥，本院予以认可。李和、郭秀荣虽否认与刘长付、李彩红成立合伙关系，但未向本院提交充足证据予以证明，故其该项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合伙收益的分配问题。本案中的合伙收益体现为粮食直补款和补偿款两部分。从刘长付、李彩红与李和、郭秀荣在×村平台土地上共同劳动、合伙经营的情况来看，2005年与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李和、郭秀荣系夫妻关系，其后二人虽然于2009年、2015年两次离婚，且离婚时均签署了财产分割协议，但是本案的案由系合伙协议纠纷，李和与郭秀荣第二次离婚后，李和与郭秀荣之间的合伙问题及离婚后财产分配问题可另案解决，不属于本案处理范围。另外，从本案起诉的情况来看，刘长付、李彩红亦要求李和、郭秀荣作为一个整体处理合伙期间的收益分配问题。从以上因素考虑，本案系刘长付、李彩红与李和、郭秀荣以两个家庭为主体在×村平台土地上共同劳动，合伙经营，故相关的粮食直补款和补偿款应当在刘长付、李彩红与李和、郭秀荣之间平均分割。经核算，李和、郭秀荣应将属于刘长付、李彩红的二千二百零九元五角的粮食直补款和四十七万九千零七十一元的补偿款给付刘长付、李彩红，关于李和就二千二百零九元五角粮食直补款及郭秀荣就十三万零五百五十二元补偿款承担的连带责任，鉴于刘长付、李彩红同意一审判决，本院对李和及郭秀荣承担一审法院确认的相应数额的连带责任亦不持异议。
综上，本院认为，上诉人李和、郭秀荣的上诉请求无相应的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8519元，由李和负担，财产保全费1040元，由李和负担，郭秀荣在3995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均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12514元，由李和负担8519元（已交纳）；由郭秀荣负担3995元（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咸海荣
代理审判员 史智军
代理审判员 张 羽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邱 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