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云01民终307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建生，男，汉族，1960年10月7日生，住昆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艺馨、张启彬，云南欣晨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崇斌，男，回族，1953年7月7日生，住昆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荣昌、高雪，云南云子宇靖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审第三人：ＸＸ，曾用名张萍，女,汉族，1961年4月4日生，户口：昆明市校场东路**号*栋*单元***室，户口）。以下统一表述为“张萍”。
法定代理人：耿某，女，汉族，1940年12月10日生，住昆明市官渡区。系张萍母亲。
原审第三人：刘德宇，男，汉族，1990年6月3日生，身份证登记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耿某，女，汉族，1940年12月10日生，住昆明市官渡区福德路**号*栋*单元****号。身份证号码：5301031940********。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王建生因与被上诉人马崇斌,原审第三人张萍、刘德宇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2016）云0112民初45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05月0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9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建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艺馨，被上诉人马崇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荣昌,原审第三人张萍的法定代理人以及原审第三人刘德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耿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报本院院长同意批准延长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建生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为：一审认为“因刘德宇未对张萍与上诉人所签订的合同进行过追认，故上诉人与张萍所签订的合同对刘德宇未产生效力”是错误的。根据合同法规定，即使是无权处分他人财产，只要权利人追认即为有效。张萍与刘德宇系母子关系，签订协议时张萍明确表示其子刘德宇授权其出售车库及车位，提交了购买车库及车位的所有原始票据，并在收取款项后将车库及车位交付上诉人使用至今。由于该小区迟迟未办理产权证，所以双方没有履行过户手续。刘德宇事后出具的《委托书》中的内容，也能证明委托其母出售其名下的房屋。即使刘德宇未授予其母张萍行使代理权，张萍的行为也已经构成表见代理。上诉人购买车库时是完全善意且无过失的。为确认事实，双方还邀请了见证人董某在转让协议上签字证明。上诉人支付了合理对价一共40万元，远超出购买价。原审认为上诉人无证据证实向张萍支付过购买车库及车位的款项，无法确认双方履行合同的事实是错误的。上诉人是以现金的方式支付的，张萍亦明确认可，将车库及车位交付上诉人占有使用至今。上诉人对涉案车库及车位已经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其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支持。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马崇斌答辩称：本案的上诉人与第三人张萍签订的车库转让协议上张萍的签字与本案中张萍签字不一致，张萍的行为明显不能构成表见代理。上诉人称支付了价款，没有证据证明，并不构成善意取得。马崇斌另案起诉了本案中的第三人，张萍也是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出庭，在张萍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情况下，本案上诉人与张萍是为了达到逃避债务而做出虚假陈述。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张萍和刘德宇述称：我方与上诉人王建生的所有交易都是真实的，收到过上诉人王建生支付的价款，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王建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停止对位于昆明市官渡区滇池星晨住宅小区6幢6号车库及A-W074号车位的强制执行，并解除查封扣押；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德宇与张萍系母子关系。2008年9月20日、2010年4月27日，刘德宇分别与云南华夏房地产有限公司就购买昆明市滇池星晨住宅小区滇池星晨车库6-6#签订《交款确认单》及车位A-W074签订《滇池星晨交款单》，并于同日缴纳人民币81616元及93400元。购买时未到产权部门办理产权登记。2013年3月26日，张萍就以上车位及车库与王建生签订转让协议。2014年4月15日，刘德宇向张萍出具《授权委托书》，内容为刘德宇委托张萍就自2014年4月15日开始其名下的不动产进行处分。2016年5月23日，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在执行（2015）西法民初字第2260号马崇斌申请执行张萍、刘德宇民间借贷案件过程中，王建生对西山区法院于2014年7月25日作出的（2014）西法民保字第141号民事裁定书查封的刘德宇名下位于昆明市官渡区滇池星辰住宅小区6栋6号车库及该小区A-W074号车位提出异议，西山区法院审查后驳回了王建生的执行异议。王建生不服，在收到该执行裁定书后十五日内向一审法院提起了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从王建生提交的证据来看，双方争议的车库及车位系刘德宇购买，登记在刘德宇名下，应属于刘德宇所有。张萍作为刘德宇母亲，其要处分刘德宇的财产，应经过刘德宇授权。王建生出具的2014年4月15日的《授权委托书》，证实在其与张萍签订车库及车位转让合同后，所有权人刘德宇对其名下财产作出明确授权由其母亲张萍代为处分，但从授权的内容来看，未对张萍与王建生所交易的标的物作出明确授权。因刘德宇未对张萍与王建生所签订的合同进行过追认，故该合同对刘德宇未产生效力。王建生与张萍订立合同后，应向张萍支付合同价款，但无证据证实王建生向张萍支付过购买车库及车位的款项，无法确认双方履行合同的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规则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人民币100元，由原告王建生承担。
经本院询问各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的意见，上诉人认为2008年9月20日、2010年4月27日，刘德宇分别与云南华夏房地产有限公司就购买昆明市滇池星辰住宅小区滇池星晨车库6-6#及车位A-W074签订过《商品房购销合同》，并非只签交款单；涉案的车库和车位是没有办法办理产权登记；2013年3月26日，张萍与王建签订转让协议时将合同和发票原件都交付给了王建生。被上诉人认为2013年3月26日签订车库、车位转让协议的中出售人是“ＸＸ”并非一审判决认定的“张萍”。原审第三人同意上诉人提出的异议，并认为张萍的名字是在部队时改为“ＸＸ”，并且身份证号码登记错了，转业后才改回来的。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为证明其上诉主张，补充提交以下证据：1、“收条”两张，欲证明王建生支付了40万元；2、“房屋租赁合同、租金收据、出租车库协议”一份，欲证明车库一直租给别人使用，车位自己在使用，从2013年起就实际由王建生在管理使用；3、“物业证明、行车证”一份，欲证明车库出租，车位是王建生自用。4、“刘德宇情况说明”一份，欲证明车库车位早就出售给王建生，其是知情并认可的。5、“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欲证明张萍和ＸＸ是同一人。上诉人庭审后补充申请证人董某、赵某出庭作证，欲证明王建生2013年就购买了涉案车库与车位，并支付完毕所有款项；以及王建生2013年起就在使用车库，早于法院查封时间。
经质证，被上诉人认为所有证据都不属于新证据，均不予认可，也不认可证明的内容。对于证据1“收条”不予认可，转让协议与其中一张收条是同一天形成的，但签字的名字不只是“萍”字不一样，笔迹也有明显区别。对于证据2均不认可，也不认可证明目的，且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双方当事人及法庭询问。对于证据3不认可，没有经办人签字，所谓物业没有主体资格，证据也不符合证据的合法形式要件。对于证据4不认可，该“刘德宇”的签字与购买车库的合同协议字体不一致，手印是否是刘德宇所按也有问题。作为案件第三人，从未出庭，刻意回避出庭，不应作为证据，而且双方明显属于恶意串通逃避执行。对于证据5因没有原件，不予认可。对于证人证言，认为证人对合同等签署时间的回答与客观事实不符，与证据存在明显矛盾，多次使用大概、可能、记不清的词语陈述，且很紧张，其证言的证明力低下，对该证人证言均不认可。
原审第三人经质证，对上诉人提交的所有证据予以认可。
对于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但因本案所涉及的事实认定双方争议较大，本院将其后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综合予以评判。
虽然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确认事实提出异议，但无争议的事实为：张萍与刘德宇系母子关系，刘德宇购买了涉案车库和车位，该车库和车位至今没有办理产权登记。而当事人争议的事实主要为：涉案的车库与车位是否于2013年3月26日被张萍出售给王建生，以及王建生是否在法院采取保全措施之前支付了全部价款并占有该车库及车位。另查明，张萍使用过两份身份证，分别为“张萍，530111196209209661，有效期限2008.01.28-2028.01.28”和“ＸＸ，有效期限2007.10.24-长期”，户口册登记的名字为“ＸＸ”，曾用名“张萍”，身份证号码“”，登记日期为2014年12月15日。
对于争议事实，张萍将涉案车库及车位出售给王建生的证据主要为：上诉人一审时提交的“ＸＸ”与王建生两份转让协议，协议为“ＸＸ”与王建生所签，并有证人“董某”作为见证方签字，该两份协议上的签订时间2013年3月26日系打印；证人董某的证言。王建生关于已支付购买涉案车库和车位的全部价款的证据为：二审中提交的时间为2013年3月26日和2013年8月25日“张萍”出具的两份收条，分别为“收到王建生购买我儿子刘德宇名下……”车库250000元、车位150000元。对于王建生支付的款项其解释均为现金方式，对于资金来源，庭审时回答称是其兄弟姐妹帮忙凑的现金，其哥哥给了10万元，弟弟付了5万元，妹妹付了5万元，2013年8月其自己拿了家中放置的5万元，哥哥给了10万元。庭审结束后，王建生又提交了一份现金来源情况说明，称其自筹的现金为房屋出租收入和其父亲给的现金；证人董某的证言。王建生关于其于2013年3月26日起合法占用涉案车库及车位的证据主要为：滇池星晨物业服务中心的“证明”；王建生与赵某签订的“出租车库协议”，签订时间2013年6月18日，出租时间2013年6月20日至2015年6月20日。以上时间均为打印；赵某的证言。
本院认定如下：综合全案证据以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对本案争议事实评判如下：对于王建生是否与张萍于法院对涉案车库及车位采取保全措施前签订并履行了转让协议的争议，因王建生提交的证据之间，证据与其陈述之间存在多处疑点及矛盾之处，本院对王建生主张的该事实不予确认。理由如下：1、最初购买涉案车库及车位的刘德宇，与王建生签订转让协议，并出具收款收条的张萍，一、二审均未出庭，且在本院要求其到庭核实相关情况下仍不到庭，即使张萍因身体原因确实不具备到庭说明情况的条件，但对于刘德宇，其二审的委托代理人一审时作为张萍的法定代理人向一审法院陈述找不到刘德宇，但二审时又提交了署名“刘德宇”的授权委托书，时间为2017年8月31日，王建生也提交了时间为同一日的有“刘德宇”签字的情况说明，均未说明刘德宇是在何地所签，该“刘德宇”签字与涉案《商品房购销合同》上“刘德宇”的签字明显不符，在法庭的再次要求下，无正当理由仍不到庭说明情况。2、王建生提交的能够证明其购买及占有涉案车库、车位时间的证据，除证人证言外，相应的书面证据上的签订时间、租赁时间均为打印，这并不符合一般合同签订的惯例，虽然其二审提交了两份“张萍”出具的收条上的时间为手写，但对于该两份收条的出现，与王建生在一审庭审中称“当时没有想到会产生纠纷，想着签过协议就没要求再出具收条了”的陈述是矛盾的，且其中一张记载为“2013年3月26日”出具的收条，与王建生提交的涉案车库和车位转让协议上打印的时间是同一日，但张萍在转让协议上的签字为“ＸＸ”，收条上则签为“张萍”，字迹上显示的写法也存在不同之处；且在转让协议中称车库和车位是“ＸＸ”的，而收条中购买的车库写明是“张萍”儿子刘德宇名下。即使现有证据证明张萍使用过两个名字，但按证人董某所称，张萍与王建生签订两份转让合同后，当时王建生就支付了25万元款项，并看见张萍写收条。也就是说董某的证言称张萍签订合同、收取款项、出具收条之间的行为是连续的。而张萍在同一时间段内用不同的字体签了两个不同的名字，且对车库的原权利人有不同的表述。由此可判断，签署时间均为“2013年3月26日”的转让协议和收条并不是同一日形成的，该两份证据和证人董某的证言均存在疑点。3、王建生称其已支付全部款项均是以现金形式，除5万元为其自筹外其他均为兄弟姐妹资助，实际上对于该40万元的现金究竟是何时支付及是否确实支付，除有疑点的张萍的收条和董某证言外，没有其他有效证据证明。4、王建生一审时提交的滇池星晨物业服务中心出具的“证明”，虽然加盖了该中心的印章，但没有实际出具该证明的经办人员的签字，且从“证明”中载明了张萍转让车库、车位给王建生的具体时间，王建生出租车库基本情况，但未说明其说明的这些情况的来源及具体时间。证人赵某虽然陈述了其向王建生租用涉案车库的过程，但并未提供其支付租金及物管费的证据，且该车库于2014年7月25日即赵某的租用期间被西山区人民法院查封，该证人以及为王建生出具“情况说明”对该车库使用情况非常了解的物管公司均未提及。综上，对于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据的证明内容，本院均不予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主要为上诉人是否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法院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实其与张萍所签的转让合同是在人民法院查封前签订，在查封前支付完全部价款，并且合法占有使用。虽然上诉人一、二审中均称涉案车库、车位办不了产权登记，但未提交证据证明，故其也不能证明未办理过户登记非因上诉人自身原因造成。王建生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确认事实清楚，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王建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蔺以丹
审判员 杨 茜
审判员 古维贤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记员 魏 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