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782民初6624号原告义乌市义南纸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义乌市赤岸镇报国西路12号。法定代表人：冯宪金，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超飞、江云峰，浙江国权明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瑞安市振兴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瑞安市塘下镇邵宅工业区16号。法定代表人：戴祥式，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凌剑、周建深，浙江哲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义乌市义南纸业有限公司为与被告瑞安市振兴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2017年4月24日向本院起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张凯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于2017年5月15日、6月14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义乌市义南纸业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超飞、被告瑞安市振兴包装制品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凌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义乌市义南纸业有限公司诉称，原、被告素有生意往来，被告向原告购买挂面纸。2017年1月1日，双方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一份，约定当月货款在次月底之前付清，2016年度的货款489026.43元在2017年3月底之前付清。如逾期付款，原告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合同签订后，被告又向原告购买纸69.1吨，货款181042元。但被告未按合同约定付款，至起诉日止，尚欠原告货款370387.63元。庭审中，原告确认被告尚欠的货款数额为370560.83元。被告瑞安市振兴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辩称，1、2017年1月1日原、被告双方没有签订过工矿产品购销合同，2016年度被告欠原告货款11万余元，并非48万余元，而11万余欠款已经于2017年2月通过承兑汇票支付114580元，原告诉称的48万余元没有事实依据。2017年2月13日被告向原告汇款9万元，用于购买挂面纸，原告于2月15日备货35.329吨托运给被告。2017年2月24日，被告向原告汇款9.5万元，用于结算2月13日不足部分的货款，余额用于下一单的订金，同年2月25日，原告备货33.771吨，托运给被告。3月2日被告汇款9.9万元，用于结清货款。4月份被告本来会继续向原告下单购买挂面纸，但原告却以被告欠款的事实起诉，实际上被告不但已经全部清偿货款，并且还盈余3898.74元，也即多付了3898.74元，原告的诉请与事实不符。被告在第二次开庭时补充答辩称，本案可能涉及案外人周建华，周建华与原告存在很多业务往来，是原告在温州地区的代理商。被告是周建华与原告协定的开具增值税发票的名义上的单位，本案增值税发票有极大一部分是周建华与原告以被告的名义开具的，实际所涉相关的交易都是原告与周建华之间的交易，与被告是没有关系的。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一、工矿产品合同一份，证明：2017年年前被告欠原告48万余元，并约定于2017年3月底前付清。二、增值税发票三份、提货单三份，证明：合同签订之后，被告又发货三次的事实。三、增值税发票248份（具体以附卷的为准），证明：被告收到过相应价值的货物。上次被告庭审中亲口承认只要开具过发票就承认收到过货物，以上次庭审笔录为证。被告质证认为，一、对工矿产品合同的真实性有意见，这份合同不具有真实性，被告方没有合同专用章，被告签订合同时用的是法人章或是财务专用章，这份合同所盖的合同专用章我方并不持有。这份合同上面没有法定代表人或是委托代理人的签字，进一步反映了这份合同被告方根本没有与原告签订。二、对增值税发票、提货单的证据三性均没有异议，其中提货单上面也没有被告方相关人员的签字，但这三笔交易都是真实存在的。三、对证据三对发票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开具增值税发票不能代表收到过相应的货物。当时被告的说法是基于双方对账产生很大的纠纷，也是本案争议焦点所在，鉴于双方业务往来多年，可以以增值税发票进行对账，是较为便利的对账方式，所以才会在法庭主持下补强证据，也是鉴于双方业务往来多年，财务、银行系统的更新，我方已经无法提供相应的汇款、银行记录，对增值税发票的待证事实有异议，无法证明原告已经完成交货的义务。被告为支持其抗辩，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一、账目清册36页（含明细账，与相关票据相对应，收款凭证六份、银行客户回单三份、明细账系原件，其他均为复印件），证明：被告已经按约履行了货款支付义务，并且还富余3898.74元。二、谈话笔录一份，证明：被告没有使用过合同专用章，本案所涉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中的专用章不是被告所用，原告提供的该份合同是虚假的。三、周建华与原告之间协议书复印件一份、原件二份，证明：虽然以被告名义开具增值税发票，但真实的交易是原告与周建华之间发生的交易。原告虽然开具了增值税发票，但不能证明原告已经交付给被告相关的货物。原告质证认为，一、对证据一明细账的真实性有异议，这是被告单方制作的，而且也不是全面的，因为我们不止是从2016年开始做，上年度的结余就已经不对的。对收到我们货以及付款这些凭证，我们都是承认的，被告提供的这些我们都是收到过的。二、对谈话笔录有异议，就凭被告法定代表人的一份谈话就否定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是假的，是没有理由的。三、对三份协议，这只是一种可能，可能与周建华有过交易，但在庭审中也讲到，跟原告一直经商交易多年，从侧面反映原、被告双方一直有货物买卖的，而且2014年4月19日这份协议是复印件，对真实性无法认定。根据原、被告的举证、质证意见及证据审核认定的有关规定，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一，被告否认合同中加盖的被告公司合同专用章的真实性，因该合同中无被告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原告亦无法证明被告曾使用该合同专用章，故该合同不能单独作为证明待证事实的依据，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被告对证据二无异议，本院确认其证明力。被告对证据三的增值税发票真实性无异议，并在庭审中确认双方的交货及付款方式为总的货款与总的税票金额是一直的，本院对该组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中，证据一中的明细账系被告自行制作，原告不予认可，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采信，原告对其他增值税发票及付款凭证无异议，本院确认其证明力。证据二系被告法定代表人的单方陈述，无其他证据佐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证据三的协议系原告与案外人周建华签订，该协议表明存在周建华与原告交易时以被告公司名义开具增值税发票的可能性，但原、被告间亦确实存在纸张买卖关系，且被告自认应付货款金额与原告向其开具税票的金额一致，被告在庭审中陈述自己也无法指出原告提供的增值税发票中哪些是周建华以其名义开具，哪些是其自身的真实交易，在被告无法举证证明是否的确存在代开增值税发票情形以及相应金额的情形下，不能据此否定被告的自认及增值税发票对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关系与付款金额的证明力，综上，被告主张的原告向其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中有部分系周建华与原告之间交易的辩称不能成立，原告提供了与被告发生交易以来全部的增值税发票，被告至今未能提供其向原告支付货款的所有证据，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根据本院已确认证明力的证据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原、被告自2008年起存在纸品买卖业务。原告向被告交货后开具相应的增值税发票，截止2017年4月30日，被告购买纸品的货款累计一千余万元，被告陆续支付大部分货款，至今尚欠原告货款370560.83元。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虽被告否认购销合同中其公司合同专用章的真实性，但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原、被告确存在长期的纸品买卖关系，被告亦自认货款金额与原告向其开具的增值税发票金额一致。据此，本院在庭审中要求原告提供双方自交易以来开具的全部的增值税发票，被告提供全部的付款凭证，以进行对账结算，双方在庭审中对此予以认可。现原告已提供全部的增值税发票，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一直未能提供相应的付款凭证。综上，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原告提供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相对于被告已形成优势证据。双方之间累计陈述的货款超千万元，被告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货款已付清，现原告依据自己的发货记录、开票情况及与被告间应收账款明细帐计算出被告尚欠货款为370560.83元，系原告的自认。原告按此数额要求被告支付货款并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损失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但依据现有证据，无法确认落款日期为2017年1月1日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是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效力难以确认，对原告要求解除该合同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瑞安市振兴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义乌市义南纸业有限公司货款370560.83元，并支付利息损失（自2017年4月2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原告义乌市义南纸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28元，由被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 凯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日书记员 颜虹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