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渝02民终241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淑琼，女，1975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忠县。
委托代理人：彭章东，重庆开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谢德安，男，1974年2月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忠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碧英，女，1974年9月1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忠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双红，男，1971年1月2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忠县。
原审被告：刘婷，女，2000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学生，住重庆市忠县。
法定代理人：陈淑琼，系母女关系。
原审被告：刘亿富，男，2007年3月22日出生，汉族，学生，住重庆市忠县。
法定代理人：陈淑琼，系母子关系。
上诉人陈淑琼因与被上诉人谢德安、张碧英、刘双红、原审被告刘婷、刘亿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忠县人民法院（2016）渝0233民初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淑琼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2016)渝0233民初44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予以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谢德安、张碧英要求上诉人偿还其借款的诉讼请求，同时改判被上诉人刘双红对本案借款债务按连带责任保证承担清偿责任。二、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刘君平向被上诉人谢德安、张碧英借款136000元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因上诉人对本案借款并不知情，对于谢德安、张碧英与刘君平双方是否存在借款合意?谢德安、张碧英是否提供借款136000元?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谢德安、张碧英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实。被上诉人谢德安、张碧英主张刘君平向其借款136000元，虽其提供了借条，但鉴于刘君平已死亡，谢德安、张碧英理应提供充分证据证实该借条是刘君平亲笔书写，但其并未提供该借条就是刘君平自己书写的充分证据;被上诉人谢德安、张碧英只提供了向银行取款100000元的银行凭条，而且还是复印件，这只能证明其取款，不能证明其对刘君平交付借款;尽管刘书平证实其将农商行卡交给刘君平在使用，但并无其他证据佐证。况且法律也禁止将银行卡借给别人使用。刘书平害怕本案牵涉其利益，也不排除作虚假证词的可能，更何况刘书平是未经任何当事人申请或法院通知到庭审现场旁听，且在参与旁听后才接受法庭询问的，其证词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于谢德安、张碧英另外36000元主张是当着刘双红的面交给刘君平的，而该事实除只有其自己的主张外，没有其他证据证实，而刘双红的询问笔录中刘双红证实他和刘君平与谢德安、张碧英在四川遇到过，后来借钱时他并不在场，明显被上诉人在说谎。虽然刘双红自愿对本案借款提供担保，但该担保与借款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法律关系，担保人对于借款136000元是否客观真实并不知情，本案中也不排除担保人与债权人恶意串通的可能，况且担保人刘双红与谢德安、张碧英是亲戚关系。因此，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刘君平向被上诉人谢德安、张碧英借款136000元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假使被上诉人主张的刘君平向其借款136000元客观真实，那也是刘君平的个人债务，而非是上诉人与刘君平的夫妻共同债务。由于一审法院在证据分析认定和采信上不当，导致将本案刘君平的个人债务错误认定为刘君平与上诉人的夫妻共同债务，并最终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和实体判决错误。由于上诉人与刘君平二人于2011底因夫妻感情不和开始扯皮，双方于2012年春节后就分居生活，直到2015年2月5日文日君平才从外面回来和上诉人到民政部门办理离婚手续，分居期间，刘君平长年在外，与上诉人完全断绝联系。刘君平对于上诉人根本就未履行夫妻家庭义务。鉴于刘君平虽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对外举债，但刘君平举债时与上诉人
早已因夫妻感情不和分居，且其借款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上诉人对此也根本不知情，而且从谢德安、碧英主张2013年10月8日与刘君平发生借款至2015年9月18日刘君平意外死亡期间，谢德安、张碧英从未向上诉人确认或主张过债权，甚至2014年10月8日到期未偿还的情况下，谢德安、张碧英也未曾向上诉人主张该债权，而是要求第三人提供担保，特别是这笔借款也未存在刘君平夫妇账户上而是第三人账户上。基于上述事实，上诉人认为借款假使存在，也是刘君平的个人债务，而非上诉人与刘君平夫妻共同债务。上诉人为证明该事实，提供了上诉人代理律师向证人陈敬桥、黄启香、邹小平等六位证人的《调查笔录》及部分证人出庭证词以及红岩村委的《证明》、还有上诉人当庭陈述予以佐证。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论是多个证人证言之间，还是证人证言与上诉人的陈述均能相互印证，充分证明刘君平举债时与上诉人早已因夫妻感情不和分居，且其借款没有用
于夫妻共同生活，该债务是刘君平的个人债务这一事实。而一审法院却错误地将多个证人证言以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为由认定为孤证，进而得出上诉人的证据不充分结论和不采信上诉人的证据的结果。另外，虽然红岩村委的《证明》没有负责人或制作人的签名，在形式上存在瑕疵，但一审法院并未要求上诉人补充完善该证据，也未要求制作人员出庭作证或主动调查核实，一审法院认为《证明》的内容没有写明具体的事实根据本身就是犯无限循环证明的错误逻辑，上诉人认为该证据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其证明力，不能简单地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2014)民一他字第10号《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性质如何认定的答复》:“在债权人以夫妻一方为被告起诉的债务纠纷中，对于案涉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认定，如果举债人的配偶举证证明所借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则其不承担偿还责任。”同时根据2015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民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的司法指导意见第三条第一项: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问题，在涉及夫妻债务的外部法律关系时，应当按照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进行认定。但是，在该条“但书”规定的两种情形外，可以考虑增加一种情形，即如果配偶一方举证证明所借债务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配偶一方也不承担偿还责任。同时该指导意见还强调了根据个案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在本案中，上诉人已举证证明刘君平在举债时，上诉人早与刘君平因感情不和分居生活且其借款明显超出生活所需，这时举证证明责任就相应地转回到被上诉人谢德安、张碧英一方，而谢德安、张碧英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与刘君平二人未分居的事实和刘君平的举债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事实。而一审法院还以上诉人在与刘君平分居期间，因刘君平多年在外，上诉人未向民政部门协商离婚或人民法院起诉离婚，质疑上诉人分居的事实，甚至认为上诉人在与刘君平离婚时将房产分割给上诉人，车辆分割给刘君平，夫妻共同债务分割给刘君平，并以此认定上诉人不能合理排除有逃避债务之嫌疑，同时对上诉人一方不用民事诉讼高度概然性的证明标准而用刑事诉讼的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一审法院有偏袒被上诉人谢德安、张碧英之嫌疑。事实上，上诉人在与刘君平离婚时，由于二人分居多年且刘君平长年在外，刘君平并未告知上诉人其对外举债和投资的相关情况，上诉人对于刘君平对外投资和举债当然也就不知情，双方在此情况下约定任何一方对外负有债务，由负债方自行承担，并进一步约定双方如果有共同债务由刘君平偿还。况且两人离婚时，约定两小孩由上诉人抚养。故一审法院未全面考虑上诉人一方抚养两个子女、刘君平对外举债用于投资的投资收益在双方离婚时未分割给上诉人的情况，片面地错误认定上诉人与刘君平在因感情不和分居多年后离婚是为逃避债务的假离婚之嫌疑，这完全是一审法院的臆断，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三、由于一审法院将被上诉人刘双红对债权人谢德安、张碧英借款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错误认定为一般保证。进而适用法律错误，将刘双红应当对刘君平借款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清偿责任错误判决其承担一般保证清偿责任。根据刘双红对谢德安、张碧英出具的《担保书》:“如到期不还，此款由刘双红代其偿还。”双方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依据《担保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上诉人认为本案借款债务系刘君平的个人债务，虽借款人刘君平死亡，但因刘双红对该借款债权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故刘双红应对本案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清偿责任。四、一审法院在计算逾期利息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明显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案借款双方并未约定利息和逾期利息，本案于2016年1月8日立案，而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8月13日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已于2015年9月1日废止，故本案一审法院在计算逾期利息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明显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由于一审法院在证据分析认定和采信上不当，导致认定谢德安、张碧英与刘君平之间是否存在借款事实不清，并将本案刘君平的个人债务错误认定为刘君平与上诉人的夫妻共同债务;同时一审法院也将担保人的连带责任保证错误认定为一般保证及逾期利息计算错误，以致实体判决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错。
谢德安、张碧英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依法有据，故二审法院应予维护，对上诉人的无理诉求予以驳回。
上诉人陈淑琼与刘君平在2015年2月5日前系夫妻关系，刘君平在2013年10月8日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为了家庭生活，在外承包工程，因工程需要资金，通过刘双红介绍，在答辩人处借款136000元，并出具借条，约定了借款期限截止时间，答辩人通过银行打款100000元和现金支付36000元的方式实际出借给刘君平。2014年10月8日，该借款期限届满，刘君平在原借条上重新书写借条，意在将借款期限进行延长。同日，刘双红出具担保书，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2015年2月5日，陈淑琼与刘君平登记离婚，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了分割。2015年9月18日刘君平发生意外死亡。以上事实，经一审法院查实，有原、被告一审提交的证据进行佐证，事实清楚，不容上诉人歪曲。第一，答辩人当庭提供了借款人刘君平亲笔所写的借条，担保人刘双红提供的担保承诺书，以及刘君平的亲三哥刘书平当庭出具的证人证言，均能有效证明刘君平向谢德安、张碧英夫妇借款属实。上诉人在一审法院开庭时并没有对此提出疑义，我们同意配合上诉人做笔迹鉴定。上诉人在上诉状中，颠倒举证责任的分配，将上诉人本应承担的对刘君平亲笔书写的借条上的字迹是否系刘君平所写的举证责任，强加于答辩人。第二，其抗辩的汇款复印件问题，由于答辩人当时不懂法律规定，没有加盖银行鲜章，一审开庭后，我们也向法院提交了加盖鲜章的打款凭证。答辩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银行凭证，与刘君平的三哥刘书平“由于刘君平在外承包工程涉及经济官司，银行账户被冻结，作为亲哥哥，我肯定要支持他，于是就用我的身份证为刘君平办了一张卡，并于当时就将卡交与刘君平，此卡一直由刘君平使用。”的证言相互印证，可以证实答辩人将借款给了刘君平。基于刘书平与刘君平的特殊身份关系，刘书平证言具有充分的证明力。上诉人并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可以抗辩的任何证据材料，也从未申请对借条的笔迹真实性进行鉴定。第三，刘双红的询问笔录并无自相矛盾，客观真实的反映了刘双红愿意介绍借款和为之担保的由来。上诉人以刘双红和答辩人是亲戚为理由，“也不能排除担保人与债权人恶意串通的可能”等肆意假设前提的方式，来佐证其“推敲”案件事实的观点，因为刘双红与答辩人只是远房老表，而与上诉人之间是亲堂兄弟关系，关系更近，按常理要串通也是被告之间的串通。上诉人本身即是故意回避案件事实和证据，主观想象和构思有利于自己的案情，对自己的主张不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由此可见，上诉人实属恶意行使上诉权利，拖延案件的生效，故意逃避本应承担的债务清偿责任。二、本案的借款时间是发生在刘君平与上诉人婚姻存续期间，一审法院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本案借款为刘君平个人债务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也是对事实的刻意歪曲。上诉人的理由是上诉人与刘君平在借款时己经分居，对刘君平的借款不知情。首先，民事相关法律规定，上诉人应对其主张不知情、系刘君平个人借款等理由承担举证责任，而上诉人为此的举证，仅仅只有几位证人的证人证言和红岩村委的《证明》，这几位证人的证言本身就多有自相矛盾之处，本来证人证言是证明上诉人夫妻感情不和，在2011年夫妻感情就己经破裂，当法庭询问证人，刘君平去世后办理丧事时陈淑琼在干什么时，证人回答说陈淑琼在楼上讴气。如果上诉人夫妻感情在2011年就己破裂，那么刘君平2015年9月18日去世，陈淑琼为什么还会枢气呢?由此证明，证人所做的是假证，他们夫妻感情一直很好，离婚的目的只是为了逃避债务。对此，答辩人也有忠县新立镇人民政府民政办公室所出具的《证明》，证实刘君平、陈淑琼夫妇在2015年2月5日离婚之前，从未因为夫妻感情不和到新立镇民政办公室反映过情况或申请调解过夫妻矛盾。还有两个证人证言也证明他们夫妻感情一直很好，2011年至2014年刘君平在外承包工程，每年逢年过节都要回家居住一段时间。2014年年底刘君平回家过春节后一直到2015年9月18日刘君平意外去世，刘君平均一直在家没有外出，刘君平与陈淑琼都是住在一起，每天同进同出，一起在麻将馆打牌，打完牌一起回家，晚饭后一起在高速公路边散步。对此，新立街上的大多数认识他们的人都有目共睹，并且多数人都不知道他们已经离婚的事实。红岩村委的《证明》也没有负责人或者经办人签名，本身就有问题，刘君平与陈淑琼早在十多年前就己经在新立街上农村商业银行隔壁买房，买房后就从其老家红岩村搬到新立街上居住，并一直居住至今，所以由户籍所在地红岩村委出面证明的上诉人夫妻感情不和的《证明》不具有可信度;况且红岩村委出具的《证明》只盖有红岩村委的公章，没有出具证明人的签名，一审开庭时，法官就己经给上诉人提出为何没有出具证明的人签名，但是上诉人在庭审时都无法回答，也不愿透露经办人的姓名，完全是自己私下串通所证。另外，我们在开庭后询问了红岩村委的文书，他说村委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出具的此《证明》，陈淑琼一家己经搬到文昌居委居住多年，他们夫妻感情怎么样村委根本不知道，也不知道陈淑琼要求村委出具《证明》来证实她们夫妻感情不和有何用意，因碍于情面，以及同情陈淑琼中年丧夫才出具了此《证明》。由此可见，上诉人所提供的证人证言和红岩村委的《证明》均为假证，一审法院的认证理由客观公正，并无不妥。其次，一审法院根据上诉人的抗辩，主动询问了上诉人与刘君平的夫妻感情不和的相关情形，履行了审查的义务，最终综合认为上诉人的举证不充分，这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最后，根据法律的规定，夫妻离婚对债权债务自行约定，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特别是离婚前的债务，本案即如此。综上，上诉人在本案中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该笔借款系刘君平个人借款，上诉人对该举证责任仍进行想当然的强加于答辩人，本就有违于法律规定，上诉人应为此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三、一审法院认定刘双红承担一般保证责任并无不妥。客观上，若能认定刘双红承担连带赔偿，能够更好地保证原告债权的实现。然而，刘双红在出具担保书时，并未对担保进行明确说明，导致刘双红作出担保的意思表示不具体，究竟是一般担保，还是连带担保，出现模糊，这主要还是当时刘双红、刘君平、答辩人法律知识不足导致的。一审法院如此认定，虽不利于答辩人利益最大化保障，但符合法律规定，答辩人对此一审法院的判决服判。另外，一审法院认定为刘双红提供的担保为一般担保，是综合整个案件的具体案情作出的认定。毕竟，本案中刘君平己经去世，其与上诉人之前离婚，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了分割，上诉人已经分割得到了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中的一套房屋和商业门面，而这几乎是夫妻共同财产中的所有财产。在当事人就担保约定模糊的前提下，若认定刘双红提供的是连带担保，客观上有利于债务人规避偿还责任，增加刘双红不能实际获得追偿的风险，也增加了当事人诉累和诉讼成本，浪费司法资源;纵容债务人恶意避债，也不符一合社会价值的取舍。因此，答辩人保留对于一审法院认定刘双红担保为一般担保的意见，服从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四、关于逾期利息，一审法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裁定并无不妥。刘君平出具的借条上明确约定了还款期限，本来刘君平借款时也和答辩人口头约定利息为两分，而我们主张的是要求按两分的利息认定，但是由于刘君平意外死亡，我们没有证据为自己的主张举证。根据《合同法》明文规定，借款到期不还必须支付逾期利息。一审法院根据司法实践和审判实务，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逾期利息，完全合理合法，没有任何问题。五、关于刘婷，刘亿富作为继承人的举证问题。由于当时答辩人没有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刘婷、刘亿富是否继承了刘君平的遗产，一审法院没有在本案中判决刘婷、刘亿富偿还债务，我们也服从一审判决。虽然一审法院已经判决，但是如果上诉人一意孤行，恶意行使上诉权利，拖延案件的生效，拒不履行本应承担的债务清偿责任，我们将继续收集证据，并保留对刘婷、刘亿富依法另行起诉的权利。综上所述，“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刘君平在与上诉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为了家庭生活，进行工程投资，向答辩人借款，现刘君平去世，上诉人依法仍应承担相关清偿责任。一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保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是维护公平正义的具体体现。然而，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故意推脱自身应当承担的举证责任，刻意强加于答辩人，于法无据;故意自行减轻自身偿还义务，企图将偿还义务转增他人，以便自身从夫妻共同财产中私自分割的房屋、门面等财产逃脱法律的执行，其心不义，其行不法。清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无理上诉。
谢德安、张碧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陈淑琼、刘婷、刘亿富返还二原告借款本金136000元及其利息（利息按借款约定的2分的计算标准从2013年10月8日算至2016年1月1日至）；2、被告刘双红对以上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偿还义务；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陈淑琼与刘君平原系夫妻关系，被告刘婷、刘亿富是陈淑琼与刘君平的子女。二原告系夫妻关系，被告刘双红与刘君平系堂兄弟关系。2013年10月8日，刘君平因工程需要资金，通过被告刘双红的介绍向二原告借款136000元，并出具了名称为“借款”的借条一张，约定借款期限截止时间为2014年10月8日。该借款到期后，刘君平未能偿还借款。之后，二原告找刘君平和被告刘双红协商处理，刘君平在原来的“借款”内容下面重新书写了借条，其内容为：“今向谢德安、张碧英夫妇借款人民币136000.00元，大写壹拾叁万陆仟元正，借款时间从2014年10月8日到2015年10月8日止。借款人：刘君平2014年10月8日。”该末尾处，被告刘双红也书写了“担保人：刘双红2014年10月8日”。同日，被告刘双红还向二原告出具了一份《担保书》，其内容为：“本人刘双红自愿为刘君平担保向谢德安、张碧英夫妇借款人民币壹拾叁万陆仟元正，如到期不还，此款由刘双红代其偿还。担保人：刘双红2014年10月8号”。
另查明，2015年2月5日，被告陈淑琼与刘君平在忠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登记离婚，双方在《离婚协议书》上约定：被告刘婷和刘亿富均由被告陈淑琼抚养；夫妻共同所有的位于忠县新立镇文昌居委信合旁边的门面、八楼的住房和室内所有设施设备均归被告陈淑琼所有，陈淑琼不补偿刘君平房屋差价款；渝GX**纳智捷越野车一辆归刘君平所有，刘君平不补充陈淑琼任何补偿款。债权债务方面，双方确认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共同债务，由刘君平偿还，与被告陈淑琼无关，其他任何一方对外负有债务，由负责方自行承担等等。2015年9月18日，刘君平发生意外死亡，但借款至今未还，二原告便起诉至本院。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在庭审中的陈述，以及二原告提交的借条、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业务凭条、担保书，被告陈淑琼、刘婷、刘亿富提交的户口页、《调查笔录》、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离婚登记声明书、离婚协议书、离婚证，本院对被告刘双红的《询问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原、被告的诉、辩称意见及其提供的证据所证明的事实，本院对本案争议问题综合分析评判如下：
一、刘君平有无向二原告借款的问题。
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刘君平出具的借条、银行业务凭条、被告刘双红出具的担保书，证人刘书平的证言以及本院的《询问笔录》，能够充分证实刘君平向二原告借款的基本事实，故本院对刘君平向二原告借款136000元予以确认。二原告与刘君平形成的借款合同关系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二、被告刘婷、刘亿富作为继承人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
借款人刘君平现已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之规定，被告刘婷、刘亿富作为刘君平的子女，应当在继承刘君平遗产的价值范围内承担还款义务。本案中，被告刘婷、刘亿富抗辩没有继承遗产，二原告主张刘君平与被告陈淑琼离婚时分割有渝GX**纳智捷越野车一辆。但本院在庭审中询问该车的下落时，二原告称不知情，被告陈淑琼作为刘婷、刘亿富的法定代理人，称该车早抵押他人偿还刘君平的其他债务。故本院要求二原告补充提交相关证据证实被告刘婷、刘亿富有无继承刘君平的遗产，但期限届满后二原告没有提交任何证据。故本院认为，本案中二原告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被告刘婷、刘亿富是否继承了刘君平的遗产及其遗产价值范围，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责任，因此二原告在本案中要求被告刘婷、刘亿富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三、被告陈淑琼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
刘君平向二原告借款时与被告陈淑琼系夫妻关系，故二原告要求被告陈淑琼承担还款责任。被告陈淑琼抗辩借款属刘君平的个人债务，当时两人处于感情不和分居状态，并申请证人陈敬桥、黄启香、邹小平出庭作证证实，还提交了一份由忠县新立镇红岩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书面《证明》进行证实。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单位及制作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之规定，该村委会的《证明》没有负责人或者制作人员的签名，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其证明的内容也没有写明具体的事实根据，故本院对该《证明》不予采信。根据被告的抗辩意见，本院在庭审中询问被告陈淑琼与刘君平在借款期间有无协商离婚或者到人民法院起诉离婚等夫妻感情不和等情形，被告陈淑琼回答没有。现被告陈淑琼拟证实刘君平借款时两人处于分居状态，其债务属于刘君平的个人债务，只有三个证人进行证实，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属于孤证，其证据并不充分，故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另外，被告陈淑琼与刘君平在2015年2月5日协议离婚时，将夫妻共同所有的重要财产，包括一套房屋（含装修等附属设施）及商业门面约定由被告陈淑琼所有，夫妻共同债务、个人债务未明确进行约定，但夫妻共同债务却由刘君平偿还，不能合理排除有逃避债务的嫌疑，不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之规定，对二原告要求被告陈淑琼偿还借款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
四、二原告主张的利息如何计算的问题。
原告主张要求被告支付从2013年10月8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照月息2分计算的利息，被告抗辩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刘君平出具的借条上并未对利息进行约定，原告主张口头约定的月息2分，但并未提交证据进行证实。故原告要求按照月息2分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借条约定了明确的借款期限，期限届满后被告并未还款，故借款于2015年10月8日到期后，被告应当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进行计算。
五、被告刘双红的保证责任的认定问题。
被告刘双红作为保证人，在2014年10月8日刘君平出具给原告的借条上，只书写了担保人并签名,没有约定具体的保证方式。同日，被告刘双红另行出具给了二原告书面的《担保书》，明确约定“……如到期不还，此款由刘双红代其偿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之规定，被告刘双红的保证方式应当为一般保证。故原告主张被告刘双红属于连带责任保证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刘双红经本院传票传唤，逾期未到庭应诉，应承担拒不到庭举证、质证的法律责任。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陈淑琼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谢德安、张碧英借款136000元，并支付该款从2015年10月9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逾期利息；二、被告刘双红对以上债务承担一般保证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谢德安、张碧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20元，由被告陈淑琼负担。
本院二审中，陈淑琼提供证据1.上诉人的身份证复印件。证实基本身份情况。证据2.户口页，证明家庭的基本身份情况。证据3.三份调查笔录复印件。被调查人叫佰昌文、陈小于、严春洪。证明陈淑琼与刘君平于2012年春节后因夫妻感情不和分居至2015-2-5日登记离婚，期间刘君平未履行夫妻家庭义务，未将钱用于家庭生活；谢德安、张碧英质证认为：证据1.2没有异议。证据3.三个证人证言我认为一审时对方提供了六个证言，上诉人所说的证言据说是针对下一个案件的，内容到底是否真实我们不清楚。因为据我们所了解的情况与调查笔录中是不一样的，在刘君平去世前，上诉人夫妻双方一直是在一起的，有时还一家人出门散步，两夫妻还同进同出一直在家住；谢德安、张碧英提供证据1.新立镇民政办公室出的证明。证据2.谢小燕和唐琳的证言。证明刘君平与陈淑琼不是夫妻不和，在刘君平去世前一直是与陈淑琼吃住在一起的，不是上诉人所说的感情不好一直在分居；陈淑琼质证认为：对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我们认为证据1.出具的证明没有制作人的签名形式上不符合证据的规定。从内容来看的话，是与事实不符合的。上诉人离婚就没有在新立镇民政办公室是在忠县婚姻登记中心离婚，是与客观事实不相符合的。证据2.关于证言，据证据规则的规定证人应该出庭，而且这个证人没有身份证复印件不能证明是证人本人，我们也是无法核实的。证言的证明内容我们认为也是不属实的。对于谢小燕本人，我问了当事人是不认识的。办离婚是事实，但是否真离还是假离证言只是推断。2012年-2014年刘君平是长期在外面没有在家是属实的。
本院二审查明的主要事实与一审相同。
本院认为，谢德安、张碧英向陈淑琼主张偿还借款，有刘君平于2013年10月8日，因工程需要资金而向谢德安、张碧英出具的名为“借款”的136000元借条为据。虽然陈淑琼对该借条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但谢德安、张碧英提供了加盖印章的银行存款凭证，且该笔借款的介绍人、担保人刘双红与银行卡借用人刘书平证实了借款经过及借卡事宜。再结合借款人刘君平于2014年10月8日再次在该借条上书写的借款内容，能够认定本案该笔借款事实成立。故原审判定刘君平向二原告借款136000元证据充足并无不当。关于刘双红、刘书平的身份问题，由于双方对刘书平与刘君平系亲兄弟关系，刘双红与刘君平系堂兄弟关系并无异议，而基于前述身份关系，刘书平、刘双江的证实更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故原审采信刘双江、刘书平对借款的经过及银行卡的使用情况等证实并无不当。有关陈淑琼上诉主张刘书平害怕本案牵涉其利益，不排除作虚假证词的可能。也不排除担保人与债权人恶意串通的可能，其均没有提供证据证实，本院无法采信。故陈淑琼上诉主张原审认定刘君平向谢德安、张碧英136000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该笔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和《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的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或妻一方因借贷产生的债务，认定该债务属夫妻共同债务为一般原则。在夫或妻另一方能够举证证明债权人与借贷人明确约定为夫或妻一方的个人债务，或者夫或妻另一方能够举证证明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债权人知道该约定的，该债务方认定为夫或妻一方的个人债务。本案陈淑琼上诉虽主张其已分居，借款没有用于家庭生活，金额明显超过及借款不知情等理由。但其所提供的证人主要系证实夫妻发生纠纷事宜，而谢德安、张碧英又提供其夫妻关系尚好的证言。至于双方所提供的单位证明，均不符合证据规则的有关规定。综合衡量本案现有证据，尤其是根据刘双红在一审时就该笔借款系刘君平生前在外承包工程所借及刘书平就借用银行卡的原因所作证实。本案刘君平生前在外承包工程离家及借款金额较高等尚属合理范畴，此属为生产经营所需。再结合陈淑琼与刘君平在2015年2月5日协议离婚时，协议将夫妻共同所有的重要财产，包括一套房屋（含装修等附属设施）及商业门面约定由陈淑琼所有，夫妻共同债务、个人债务未明确进行约定，但夫妻共同债务却由刘君平偿还的内容来看，原审认定该笔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并无不当。据此，陈淑琼上诉主张是刘君平的个人债务，而非是上诉人与刘君平的夫妻共同债务。一审法院在证据分析认定和采信上不当，导致将本案刘君平的个人债务错误认定为刘君平与上诉人的夫妻共同债务，并最终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和实体判决错误理由不能成立。关于本案保证责任方式问题。本案刘双红在“借款”条上签字作为担保人，没有约定担保方式，但刘双红给谢德安、张碧英出具的《担保书》载明了:“……如到期不还，此款由刘双红代其偿还。”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之规定，本案刘双红给谢德安、张碧英出具的《担保书》载明的是“到期不还”而非“不能履行债务时”，该约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并不相符，应视为对保证方式约定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本案刘双红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原审对刘双红的保证责任方式确定不当，应予改判。陈淑琼的此项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关于本案借款逾期利息问题。由于该借条约定了明确的借款期限，即于2015年10月8日到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一）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的规定，本案债务应当支付逾期利息。鉴于一审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逾期利息目前低于该规定，而谢德安、张碧英对此又未提出上诉，故本院不再作调整。综上所述，上诉人陈淑琼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其余部分则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虽认定主要事实清楚、但对保证责任承担方式有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重庆市忠县人民法院（2016）渝0233民初44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第三项；
二、撤销重庆市忠县人民法院（2016）渝0233民初44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
三、由刘双红对以上债务承担连带保证清偿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020元，由陈淑琼、刘双红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020元，由陈淑琼、刘双红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先华
审判员 李洪武
审判员 向 亮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记员 张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