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1062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程进伟，男，1953年2月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程明珠，北京市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市政四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2号。
法定代表人刘其铎，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田春艳，女，1977年5月30日出生，北京市市政四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沈士红，女，1959年11月23日出生，北京市市政四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职员。
上诉人程进伟因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4）西民初字第19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12月，程进伟起诉至原审法院称：我于1969年3月经西城区劳动局分配到北京市市政四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市政四公司）工作，并于1982年12月申请辞职另谋职业。90年代末，我寻找工作档案未果，遂起诉市政四公司，经审理市政四公司认定我并未辞职，并于2011年为我补了14年的工龄证明材料，然而市政四公司意外将我1983年1月的除名决定记入档案中，致使我无法办理退休手续。现我请求法院判令：撤销市政四公司1983年1月对我作出的除名决定。
市政四公司辩称：不同意程进伟的诉讼请求。我公司对程进伟的除名合法有效。程进伟在我单位工作期间，违反国家法律规定，自1972年至1982年三次被公安机关劳动教养，1982年9月第三次劳动教养期满后，程进伟在未向公司提交任何申请的情况下，于1982年9月至1982年12月11日累计旷工100天，因此在1983年1月14日，我公司所属的三工区十大队向三工区提交了《关于给予程进伟开除公职的报告》，1983年1月22日三工区向我公司上交了《关于给予程进伟除名的报告》，我公司于1983年1月28日依据国务院《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第18条之规定，对程进伟作出了除名，印发公文进行公开处理，文号为（83）市政四劳字第017号《关于给予程进伟除名的批复》。我公司已经依据规定向程进伟书面送达了除名决定及进行了公示，由于事发至今已经超过30余年，送达文件并非应当依法永久保存的文件，已经被销毁。30年期间程进伟，从未向我公司提出过针对除名决定的异议，现程进伟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依法不应得到支持。根据《民法通则》第137条“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我公司于1983年1月14日对程进伟作出了除名，距今已超过30年。故不论我公司对程进伟作出的除名是否合法有效，即使退一万步而言除名存在瑕疵，也已经超过了《民法通则》规定的最长诉讼时效，程进伟的诉讼请求依法不应得到支持。程进伟曾在故意隐瞒其有档案（且属于街道管理人员）的情况下，错误的多次向法院提出过档案丢失的赔偿主张，我公司因此也提出了再审。期间，在（2008）西民初字第12490号案中，程进伟已经通过诉讼知晓了我公司在1983年对其作出过除名，故即使自2008年开始起算，至今已经超过五年，远远超过了二年的诉讼时效。另外，2011年3月15日，我公司为程进伟补充档案材料转移时，在转移清单目录第14、15项上也明确列出此材料为除名决定，程进伟已在补充材料清单上确认签字，说明其知晓此事，其后在申诉时效期内亦并未提出异议。《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程进伟签字确认至今也已超过二年。因此，现程进伟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依法不应当得到法院支持。程进伟无法办理退休是由于其本人过错造成的，并非因我公司作出除名造成，我公司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程进伟至少自2008年开始就已经知晓了其被除名的情况，其于2013年才办理退休。根据《社会保险法》第60条“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满十五年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十五年的，可以缴费至满十五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根据上述规定，程进伟在退休前一次性补缴养老保险达到累计缴费年限满15年的，仍可按时办理退休。但由于程进伟自己未按时补缴养老保险，导致其无法在60岁时办理退休。程进伟无法办理退休是由于其个人原因导致的，而并非因我公司作出除名导致。根据北京市相关养老保险政策的规定，程进伟于65岁时仍可一次性补缴满15年的养老保险，从而办理退休。综上所述，我公司对程进伟作出的除名合法有效，且并非该除名导致程进伟无法按时办理退休，而是由于程进伟自己未能按时补缴满15年的养老保险导致其无法在60岁办理退休，与我公司无关，我公司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因此，不同意程进伟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程进伟与市政四公司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程进伟存在长期旷工的事实，经多次教育无果，市政四公司在履行相关的审批程序后，对程进伟作出开除公职的处理，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妥。诉讼中，程进伟主张自1983年1月28日后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理由为其自行离职，并提交离职申请，市政四公司表示对该离职申请并未批准，程进伟亦未能提交相应证据证明该离职申请已获市政四公司的批准，故对程进伟提出的离职的主张，不予采信。程进伟、市政四公司之间自1983年1月28日后再无任何劳动关系，程进伟对此表示认可，（2008）西民初字第12490号民事判决书及《档案材料补充清单》分别显示市政四公司在诉讼中向程进伟表示过其已被单位开除公职，市政四公司向程进伟移交档案材料清单中明确注明有对程进伟开除公职的处理决定，并且程进伟在该清单上签字确认，故程进伟对市政四公司作出的开除公职的处理决定是明知的。虽然市政四公司未能提供送达除名决定的回执，但考虑到双方之间解除劳动关系已达30年之久，程进伟在本次诉讼前从未对除名提出异议，故程进伟现请求撤销市政四公司作出的除名决定，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且程进伟的诉讼请求已超过仲裁时效，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于2014年4月判决：驳回程进伟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程进伟不服，上诉至本院，称：市政四公司对我作出除名决定，没有职工大会讨论的决定，未报企业主管部门，未报企业所在地的劳动人事部门备案，未通知本人，故除名未生效；我书面提出离职报告交到公司，证明我已经向公司请假，公司没有给我不予批准的答复，按照惯例，企业收到报告不给答复视为同意离职；我离职在前，就不存在后边的旷工问题，更不应该出现因旷工除名的后续事件；离职报告和除名决定同在我的档案里，而离职报告在先，因领导未予答复应视为同意，除名未生效，我与市政四公司的劳动关系因我离职而终止；没有生效的除名不存在异议时效问题，故坚持要求二审改判撤销市政四公司1983年1月28日对我作出的除名。市政四公司同意原判。
经审理查明：双方均认可，程进伟于1969年3月8日自北京市第二十七中学毕业后，经西城区劳动局招工，到市政四公司工作，担任壮工、油漆工。1983年1月28日后，市政四公司未再将程进伟作为职工进行管理，程进伟亦未再向市政四公司提供任何劳动及获取劳动报酬，双方之间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2006年11月，程进伟以其于1983年7月自市政四公司辞职下海经商，市政四公司未能证实其档案转出去向为由提起劳动争议仲裁及诉讼，要求市政四公司给其找回档案、办理社会保险。2007年1月10日，双方在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达成调解即（2007）西民初字第685号民事调解书，内容为：“2007年4月30日前，市政四公司为程进伟补齐14年零4个月的工龄证明材料，并为程进伟补缴自1992年起的社会保险，其中应由程进伟个人自行负担的部分由其个人承担”。2008年1月9日，程进伟、市政四公司签订《和解协议》，内容有“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07）西民初字第685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现已进入执行程序，在执行过程中双方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如下：市政四公司给程进伟办理1969年到1994年底的社会保险及相关的工龄证明材料，然后从2008年开始办到退休之日止的应单位承担的社会保险，市政四公司给程进伟办理退休手续，上述手续市政四公司应于2008年3月底之前办理完毕；程进伟自愿放弃其他请求……”。2008年10月14日，程进伟、市政四公司再次签订《和解协议》，内容为“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07）西民初字第685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现已进入执行程序，在执行过程中双方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如下：市政四公司承诺在2009年10月8日前为程进伟办理完社会保险及退休等相关手续；市政四公司对程进伟在法院执行期间的生活费应予解决……”。
与此同时，程进伟以市政四公司未依约于2008年3月底之前未为其办理完毕退休手续等为由，于2008年9月再次提起劳动争议仲裁及诉讼，要求市政四公司补偿失业救济金损失及2008年2月至9月共计8个月的退休生活费等。该案审理中，程进伟称其与1983年7月主动申请辞职，市政四公司则以于1983年1月对程进伟作出除名进行抗辩。该案于2008年12月17日作出（2008）西民初字第1249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市政四公司支付程进伟失业保险金损失（具体金额由当地社会保险机构核定）；二、驳回程进伟其他诉讼请求。2009年1月14日，程进伟领取市政四公司依据上述判决书内容给付的失业保险金损失12450元。
在（2007）西民初字第685号民事调解书及执行程序中所达成的《和解协议》的履行过程中，市政四公司已为程进伟代缴2008年1月至10月及2009年7月至12月期间的社会保险，共缴费17632.34元。2010年2月5日，市政四公司给付程进伟59891元，且双方于2010年2月8日签订《协议书》，内容为“程进伟、市政四公司之间的纠纷在西城法院多次主持下已进行过多次协商，现双方就纠纷的一次性彻底解决达成本协议：一、市政四公司一次性给付程进伟各项费用共计人民币59891元，该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为程进伟补缴自1992年起的社会保险等所需的费用；二、程进伟自行积极办理档案移交手续，市政四公司给予协助，程进伟不再向市政四公司提出任何其他要求或赔偿；三、程进伟在收到上述第一条中59891元后，双方之间的纠纷已彻底解决，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纠纷，程进伟从此不再向市政四公司主张任何经济要求或者赔偿”。
2010年9月7日，程进伟签署《承诺书》，内容有：“一、本人程进伟自1983年与市政四公司之间已无劳动关系，此后本人与市政四公司并无任何法律上和事实的劳动关系；二、本人与市政四公司在2008年1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只是为了配合本人办理转档之用，并不代表本人与市政四公司重新建立劳动关系；……五、为了使档案材料与工龄相符，将原补材料除名报告、起诉书、关于程进伟同志视同缴费年限的说明暂存它处”。
2010年11月，程进伟起诉市政四公司要求赔偿退休金损失及医疗费等。2010年12月14日，市政四公司以发现社保系统显示程进伟存有个人档案，该档案在1999年即存放在建国门街道社保所，于2010年9月14日由程进伟转至和义街道（其户籍所在地），并存放至今。此事实足以推翻（2007）西民初字第685号民事调解书、（2008）西民初字第12490号民事判决书，以及双方签订的一切协议为由，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法院受理了市政四公司的申请并主持调解，程进伟、市政四公司于2011年3月11日签订《和解协议》，内容为“在调解过程中，程进伟诚恳表示对其存在档案（内容为1983年之后的档案材料）的事实认可，且对明知存在档案还要求市政四公司承担责任的行为表示歉意，并在承办法官主持下，达成如下协议：一、程进伟承认自1983年后与市政四公司再无任何劳动关系，无权要求执行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07）西民初字第685号民事调解书、（2008）西民初字第12490号民事判决书，以及双方协商达成的一切协议，之前市政四公司因程进伟称其档案丢失而向程进伟支付的各项款项59891元及代程进伟缴纳1年零4个月的社会保险等各项费用17632.34元，共计77523.34元，程进伟应无条件全额退还市政四公司；……；二、自本协议签订生效之日起，程进伟承诺不再以劳动纠纷或其他任何诉由向劳动仲裁委员会及法院提起针对市政四公司的诉讼（包括但不限于劳动关系、工资、工龄、福利、档案、生活费、退休及各项保险等），程进伟应予本协议签订之日撤回于2010年11月在北京市西城区法院提起的针对市政四公司的诉讼；三、2011年3月16日前市政四公司据实在程进伟现有档案中补充程进伟在市政四公司期间的相关材料（含程进伟在市政四公司工作期间三次劳教的相关材料），程进伟不得以档案中的任何问题找市政四公司；……”。
2011年3月15日，市政四公司在向程进伟移交档案材料时，在《档案补充材料清单》中明确记载有“关于给予程进伟除名处理的批复复印件”，程进伟在该《档案补充材料清单》上签字确认。
2013年9月9日，程进伟向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要求撤销市政四公司于1983年1月28日作出的对其除名的决定。该仲裁委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程进伟不服，提起诉讼。
诉讼中，市政四公司出示：市政四公司下属三工区十队1983年1月向市政四公司及工区于提交的《关于给予程进伟开除公职的报告》，主要内容为：“我队职工程进伟在社会上搞非法活动，先后被公安机关劳教三次。1982年9月，第三次劳教释放后，多次伪造病假条，旷工达三个月，在此期间大队领导多次找其谈话，但程进伟仍不悔改，至今仍不上班。为建立正常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根据国务院《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经大队领导研究，决定给予程进伟开除公职”；市政四公司下属第三工区于1983年1月22日作出的《关于给予程进伟除名处理的报告》（83）市政四三劳字第01号，内容为：“我工区十大队工人程进伟，男，30岁，1969年3月参加市政工作，自工作以来一贯好逸恶劳，不安心工作，与社会上的不法分子沆瀣一气，在社会上搞非法活动，先后被公安机关劳教三次，长达七年之久。程进伟1982年9月第三次劳教期满释放后，多次伪造病休证明，伪造病假条78天，另外旷工28天，大队领导本着教育挽救的目的，多次对其帮助教育，希望其改正错误，但程进伟视而不见，仍顽固地坚持错误，至今仍不上班，在广大职工中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为此，十大队提出了将程进伟开除公职的报告，为了加强劳动纪律和维护正常的生产秩序，根据国务院《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的规定，给予程进伟除名处理”；市政四公司通过审核程序于1983年1月28日作出《关于给予程进伟除名处理的批复》（83）市政四字第017号，内容为“……，1982年9月第三次劳教期满回队后，本应积极工作，改过自新。可是程进伟不但不好好劳动，反而经常旷工和伪造病假证明欺骗组织。自1982年9月至12月11日累计旷工100天。即使如此，领导仍希望他改正错误，经多次对其进行帮助教育。而程进伟不接受教育，于1982年12月11日写了一份离职报告。根据国务院颁布的《企业职工奖惩条例》中的有关规定，给予程进伟除名处理的决定”；《离职报告》一份，主要内容为“在岗位工作期间表现一般，多次被劳动教养，近年来身体状况不佳，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故向单位申请离职。程进伟。1982年12月11日”。
市政四公司称，上述材料系经查阅公司档案提取的，除名的处理决定已送达程进伟，但由于距今时间已久，现送达材料已无法查找。对程进伟提交的《离职报告》其公司未予批准，且程进伟提交该份离职报告的时间并非该报告中注明的时间，而是在公司对程进伟作出除名处理过程中。
程进伟对市政四公司的上述主张及证据均不予认可，并称其于1982年12月向市政四公司辞职，而其在2013年办理退休手续时才知道有被除名的事情。另，原在建国门街道保存的“档案”只是其向户籍所在地申报失业人员等情况的材料，其中并无其在市政四公司工作期间及之前的相关档案记载材料。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2007）西民初字第685号民事调解书、（2008）西民初字第12490号民事判决书、和解协议、协议书、承诺书、北京市社会保险人员转移情况表、证明、档案材料补充清单、关于给予程进伟除名处理的报告、关于给予程进伟开除公职的报告、关于给予程进伟除名处理的批复、离职报告、不予受理通知书等证据材料在案为证。
本院认为：市政四公司、程进伟均认可双方于1983年后已不存在劳动关系，且此后双方未曾就劳动关系解除的原因提出过争议。市政四公司提供了对程进伟除名的存档材料，证实程进伟于1983年时即被其公司予以除名。虽程进伟主张市政四公司未曾向其本人送达该除名决定，以及其未曾见过在市政四公司工作期间的档案，故其不曾知晓被市政四公司除名之事。但在市政四公司与程进伟于2008年进行的诉讼中，市政四公司已作出曾给予程进伟除名的抗辩；在程进伟于2010年9月7日向市政四公司出具的《承诺书》中亦明确载明“为了使档案材料与工龄相符，将原补材料除名报告、起诉书、关于程进伟同志视同缴费年限的说明暂存它处”；在市政四公司于2011年3月15日向程进伟移交档案材料时的《档案补充材料清单》中亦明确记载有“关于给予程进伟除名处理的批复复印件”，程进伟在该《档案补充材料清单》上签字确认。由此，可以证实程进伟对市政四公司曾给予其除名是早已知晓的，而程进伟于2013年9月时就市政四公司于1983年时作出的除名提出异议，显然已超过诉讼时效，故对程进伟现要求撤销市政四公司于1983年对其所作除名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判决驳回程进伟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均由程进伟负担（均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洁
代理审判员 贾高俊
代理审判员 庞 妍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杜文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