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703民初2669号
原告（反诉被告）：梁钊锋，男，汉族，1983年11月28日出生，住广东省封开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宗焰，系广东昊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蓬江区瑞茂灯饰电器厂，住所地江门市蓬江区。
经营者：夏小辉。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敏华，系广东广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李宗榜，男，汉族，1979年3月1日出生，住广西桂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永献、徐凡，系广东邦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山市古镇鑫铭源路灯厂，住所地中山市古镇。
经营者：彭扬威。
原告（反诉被告）梁钊锋诉被告蓬江区瑞茂灯饰电器厂（下称“瑞茂灯饰厂”）、李宗榜（反诉原告）、中山市古镇鑫铭源路灯厂（下称“鑫铭源路灯厂”）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5月12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梁钊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宗焰，被告蓬江区瑞茂灯饰电器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敏华，被告李宗榜（反诉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凡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中山市古镇鑫铭源路灯厂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诉原告梁钊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梁钊锋与被告瑞茂灯饰厂签订的购销合同中除已经履行的部分（80套8米灯杆）外尚未履行的其余部分合同；2、判令被告瑞茂灯饰厂、李宗榜双倍返还原告定金112000元；3、三被告连带支付原告梁钊锋违约金30万元（自2016年4月9至2016年5月9日，每日按10000元计算）；4、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2016年1月20日，梁钊锋与李宗榜、瑞茂灯饰厂签订购销合同（实为定作合同），梁钊锋委托瑞茂灯饰厂、李宗榜按其要求定作路灯一批，用于顺德区大良新城区道路照明工程，双方在合同中约定项目名称、特征描述，计量单位，数量，单价，合同总价款为285016元，及质量标准、结算方式为：“合同签订支付全部货款20%，款清发货。（如需发其中一部分，需要付发货部分的全部金额，定金在最后一次付款前扣除）定金到账20天内发货”。等其他条款，2016年3月5日，梁钊锋与李宗榜对合同进行变更：1、12米三头路灯规格尺寸275*75mm双管改为300*80mm双管，综合单价改为3385元／套，2、供货时间：2016年3月15日前完成80套灯杆，2016年3月20号前完成所有灯具产品生产，其他按原合同不变。梁钊锋在2016年1月20日、2016年3月5日分别向瑞茂灯饰厂、李宗榜支付了2笔定金，分别为22000元、34000元。合同订立后，瑞茂灯饰厂、李宗榜无法完成生产，未经梁钊锋同意，又联合鑫铭源路灯厂生产，在合同履行过程，、由于交付的货物有质量问题，2016年3月30日，李宗榜、鑫铭源路灯厂向梁钊锋出具了承诺书，在承诺书中李宗榜、鑫铭源路灯厂认可存在严重违约，并承诺：质量问题保证按照样板、图纸、合同约定进行整改，符合建设单位、接管单位及规范要求，供货到现场日期：1、2016年3月31日前80支（8米）；2、2016年4月6日18支（12米）、62支（8米）；3、2016年4月9日前95支(米)。每批供货超过一天罚款2000元，二天罚款3000元，三天罚款6000天，如在超过每天罚款10000元。但李宗榜、鑫铭源路灯厂仅在2016年3月31日交付了80支8米灯杆，梁钊锋按灯杆的实际价值55000元支付了货款给李宗榜。但至今三被告未能将承诺的其他路灯交付给梁钊锋，已构成严重违约，为此，梁钊锋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提出解除合同，并要求三被告承担违约责任，望贵院依法审理。
被告瑞茂灯饰厂答辩称：一、本案涉及两个法律关系，其中瑞茂灯饰厂与鑫铭源路灯厂没有共同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应合并审理；二、瑞茂灯饰厂于2016年1月20日收到梁钊锋订金22000元用于灯具基础预埋件，并已全部交付给原告；三、原告请求瑞茂灯饰厂、李宗榜双倍返还定金112000元及连带支付违约金3000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涉案的《购销合同》中，梁钊锋并未按约定支付全货款的20%，其已构成违约，因梁钊锋的不诚信，瑞茂灯饰厂没有参与其与李宗榜的合同变更。
本诉被告李宗榜答辩称：一、根据《合同法》第116条规定，当事人既约定违约金，又约定定金的，一方违约时，对方可以选择适用违约金或者定金条款。即梁钊锋同时主张双倍返还定金及支付违约金违反法律规定，诉求上梁钊锋应作出选择双倍返还定金还是支付违约金；二、李宗榜没有违约，无须双倍返还原告定金或支付违约金。梁钊锋主张李宗榜违约的主要理由是李宗榜交付的货物有质量问题，及李宗榜未按《承诺书》保证期限将剩余货物交予梁钊锋，但梁钊锋的该陈述均与事实不符。1、李宗榜及鑫铭源路灯厂于2016年3月31日交付给梁钊锋的货物不存在质量问题，《承诺书》亦不能证明李宗榜及鑫铭源路灯厂于3月31日交付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梁钊锋亦全部验收接收了李宗榜及鑫铭源路灯厂交付的80套路灯（包括灯臂）。《承诺书》中第一条所述的第二次提供的灯杆无按样版、图纸执行，出现问题，是指2016年3月26日左右，鑫铭源路灯厂第二次提供的路灯样版梁钊锋认为仍需要整改，并要求李宗榜及鑫铭源路灯厂在2016年3月31日整改完毕交货（《承诺书》第二条）。后原告仍不放心，才又于2016年3月30日要求李宗榜及鑫铭源路灯厂签下这份《承诺书》，保证货物的质量及交期。所以，《承诺书》是2016年3月30日签的，其只能反映之前提供的样版存在的问题，需要整改，该《承诺书》并不能反映及证明2016年3月31日交付的路灯存在质量问题或没有进行整改，如梁钊锋认为李宗榜及鑫铭源路灯厂于2016年3月31日交付的货物有质量问题，应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而事实上，李宗榜及鑫铭源路灯厂于2016年3月31日交给原告的货物是已经整改完毕的，不存在任何质量问题，梁钊锋亦全部验收了80套的路灯（包括灯臂）。2、李宗榜及鑫铭源路灯厂与梁钊锋约定是先付货款再交货，实际的交易习惯也是先付款后发货，梁钊锋没有履行先付款义务，李宗榜及鑫铭源路灯厂无义务先行交货，根据《合同法》第66条的规定，李宗榜及鑫铭源路灯厂并没有违约。《承诺书》约定的后续货物之所以还没有交付，是因为梁钊锋在提第二批货时又要求先支付一少部分货款就将货提走，李宗榜及鑫铭源路灯厂认为与约定不符，且之前拖欠的货款也没付清，故不同意梁钊锋提货，梁钊锋也一直没有支付该第二批路灯货款，之后也没再要求李宗榜及鑫铭源路灯厂发货。再且，梁钊锋在接收第一批80套路灯（含灯臂）前只付了55000元，仍欠李宗榜及鑫铭源路灯厂13800元，梁钊锋当时称资金紧张，希望能下次交货时再结清，李宗榜及鑫铭源路灯厂基于对梁钊锋信任，才答应并交付80套路灯给梁钊锋。故事实上，违约的是梁钊锋，而不是李宗榜及鑫铭源路灯厂，梁钊锋无权要求答辩人双倍返还定金或支付违约金；三、退一万步来说，如法院认为李宗榜违约须双倍返还定金或支付违约金，但瑞茂灯饰厂收取梁钊锋的是订金22000元，而不是定金，无双倍返还的法律依据，另外，该22000元订金由瑞茂灯饰厂收取用于做路灯预埋件，与李宗榜无关，李宗榜无义务与瑞茂灯饰厂共同返还；而梁钊锋所谓的迟延交货按《承诺书》约定一日罚款1000元，超过三天甚至每天罚款10000元，约定奇高，非常不合理，严重高于梁钊锋的实际损失，法院应当予以调整。
被告鑫铭源路灯厂书面答辩称：一、鑫铭源路灯厂没有与瑞茂灯饰厂联合生产涉案路灯，系梁钊锋及李宗榜找到鑫铭源路灯厂生产涉案路灯；二、2016年3月31日鑫铭源路灯厂已交付80套路灯（包括灯臂）给梁钊锋，且没有任何质量问题；三、鑫铭源路灯厂与梁钊锋约定先付款后发货，《承诺书》所列的其他货物之所以没有交付，是因为梁钊锋不支付货款，鑫铭源路灯厂没有先交付货物的义务；四、鑫铭源路灯厂并没有违约，即使违约，梁钊锋主张的违约金亦过高，应予以调整。
反诉原告李宗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反诉被告梁钊锋立即向原告支付拖欠的货款13800元并自2016年4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诉及反诉诉讼费用由反诉被告梁钊锋承担。
事实与理由：2016年1月20日，梁钊锋与瑞茂灯饰厂签订《购销合同》，约定梁钊锋向瑞茂灯饰厂采购8米单头路灯及12米三头路灯一批，合同总造价285016元，其中8米单头路灯综合单价为860元一套，12米三头路灯综合单价为3207元一套，合同还约定，合同签订支付全部货款20%，款清发货（如需发其中一部分，需要付发货部分的全部金额，定金在最后一次付款前扣除），定金到账20天内发货，合同还约定了其它事项，李宗榜作为瑞茂灯饰厂委托代理人在《购销合同》上签字，瑞茂灯饰厂在合同上盖章。《购销合同》签订后，梁钊锋仅于当日向瑞茂灯饰厂支付订金22000元用于做基础预埋件，并未按合同约定支付瑞茂灯饰厂合同定金57003.2元。
2016年3月5日，梁钊锋要求变更《购销合同》部分条款，要求更改12米三头路灯规格、综合单价及供货时间，瑞茂灯饰厂认为梁钊锋单方提出更改12米路灯规格后的综合单价太低，且梁钊锋又不愿意按原《购销合同》约定支付定金57003.2元，瑞茂灯饰厂不同意变更《购销合同》，故瑞茂灯饰厂未在《合同更改协议》上盖章。由于《购销合同》由李宗榜促成签订，梁钊锋亦要求李宗榜跟进该批货物，李宗榜就答应另外再找厂家生产涉案货物，故李宗榜就在该《合同更改协议》上签字。后李宗榜就找到鑫铭源路灯厂生产上述路灯，在鑫铭源路灯厂生产过程中，梁钊锋多次要求修改样版，导致鑫铭源路灯厂未能如期交货。后2016年3月26日左右，梁钊锋认为鑫铭源路灯厂提供的路灯样版仍需要整改，并要求鑫铭源路灯厂及李宗榜在2016年3月31日整改完毕交货。后梁钊锋仍不放心，又于2016年3月30日要求鑫铭源路灯厂及李宗榜签下《承诺书》，保证货物的质量及交期。《承诺书》主要载明样版存在的问题，并载明供货日期2016年3月31日前80支（8.0米），2016年4月6日前18支（12.0米），62支（8.0米）等。
2016年3月31日，梁钊锋称因资金紧张，要求先付55000元即交货，余下款项待下次交货时再结清，李宗榜基于对梁钊锋的信任就答应了其要求，李宗榜收到梁钊锋55000元后即将80套路灯（含灯臂）交付给梁钊锋。
第二批80套路灯做好后，梁钊锋要求先支付一少部分货款就将货提走，李宗榜及鑫铭源路灯厂认为与约定不符，且之前拖欠的货款也没支付，不同意梁钊锋提货，后梁钊锋也一直没有支付该批路灯货款，之后也没再要求李宗榜发货。后李宗榜要求梁钊锋结清第一批80套路灯拖欠的款项13800元（860元/套×80套－55000元），但梁钊锋却诸多推搪，至今未付。
梁钊锋突然终止合同的行为实质为违约行为，其拖欠货款的行为亦严重损害了李宗榜的合法权益，梁钊锋应立即向李宗榜支付拖欠的货款并计付利息。
反诉被告梁钊锋辩称：一、反诉原告李宗榜的诉讼请求不成立，生产的货物包括：灯杆、灯臂以及预埋件，但李宗榜仅仅交付了80套灯杆，灯臂以及预埋件均没有交付，所以梁钊锋只支付了55000元，该数额亦经双方确认。梁钊锋还向被告瑞茂灯饰厂支付了5万多元定金，故不存在不足支付金额的事实；二、李宗榜在诉状中称其为代理人，如其所述则李宗榜无权提出反诉，故李宗榜不是代理人，而事实是李宗榜借用瑞茂灯饰厂名义签订合同，再由鑫铭源路灯厂加工生产，其收取的定金34000元也没有交付被告瑞茂灯饰厂，故李宗榜并不只是代理人。
本诉原告梁钊锋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购销合同》1份、《合同更改协议》1份、《承担书》1份、《收据》2份、《收条》1份。
被告瑞茂灯饰厂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证人证言2份。
被告李宗榜（反诉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银行卡交易明细》1份、《手机银行转账截图》1份、《送货单》1份。
被告鑫铭源路灯厂在举证期间未提交证据。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结合原、被告的质证意见及庭审意见进行综合认定如下：
本院审理查明，2016年1月20日，梁钊锋与瑞茂灯饰厂、李宗榜签订《购销合同》，约定由瑞茂灯饰厂生产8米单头路灯227套，每套860元，12米三头路灯28套，每套3207元，总价285016元；《购销合同》载明：合同签订支付全部货款20%，款清发货，定金到账20天内交货等内容。《购销合同》签订后，梁钊锋于当日向瑞茂灯饰厂支付了22000元，瑞茂灯饰厂向其出具《收据》，载明“收到梁先生灯具订金22000元”。
2016年3月5日，梁钊锋与李宗榜签订了《合同更改协议》，该协议将原合同的内容变更为：1、12米三头路灯规格尺寸275×75mm双管改为300×80mm双管，综合单价改为3385元/套；2、供货时间：2016年3月15日前完成80套灯杆，2016年3月20日前完成所有灯具，其他按原合同不变。《合同更改协议》有梁钊锋与李宗榜签名确认，瑞茂灯饰厂并没在《合同更改协议》签章确认。
《合同更改协议》签订当日，梁钊锋向李宗榜支付了34000元，李宗榜向其出具《收据》，载明“收到梁钊锋路灯定金34000元”。双方确认《合同更改协议》后，李宗榜联系鑫铭源路灯厂进行路灯生产。2016年3月30日，李宗榜与彭扬威（鑫铭源路灯厂的经营者）共同向梁钊锋出具《承诺书》，载明：“供货到现场的日期1、2016年3月31日前80支（8米）；2、2016年4月6日前18支（12米）、62支（8米）；3、2016年4月9日前95支（8米）；每批供货超过一日罚款2000元，二日罚款3000元，三日罚款6000元，如再超期每天罚款10000元”。庭审中，梁钊锋对《承诺书》的内容及双方最后以《承诺书》约定履行《购销合同》的事实予以确认。
2016年3月31日,李宗榜向梁钊锋交付了80套8米路灯（灯杆与灯臂），梁钊锋向李宗榜支付了货款55000元，并由李宗榜向其出具了《收条》。
另查明，瑞茂灯饰厂的员工刘华及中山市古镇东耀五金厂的员工张小聪向本院提供的证人证言，称瑞茂灯饰厂委托中山市古镇东耀五金厂生产了12米三头路灯的基础预埋件34个，8米单头路灯的基础预埋件239个，并于2016年1月16日由梁钊锋与瑞茂灯饰厂的员工刘华到中山市古镇东耀五金厂取走上述基础预埋件，双方均称提货时瑞茂灯饰厂的员工刘华在中山市古镇东耀五金厂的送货单上签名，但瑞茂灯饰厂并未向本院提供相应的送货单及其他证据证明其已向梁钊锋交付上述基础预埋件，故本院对瑞茂灯饰厂提出其收取的22000元订金实属基础预埋件的货款的抗辩不予采纳。
李宗榜向本院提交2016年4月14日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其与梁钊锋双方仍就货物质量问题进行沟通，但该证据并未能充分证明李宗榜于2016年4月6日已具备可依约向梁钊锋交付货物（12米路灯18支，8米路灯62支）的条件，而李宗榜亦未能提供其于2016年4月6日前已完成上述路灯的生产并通知付款的证据，直至本案庭审李宗榜亦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上述货物已经生产完成。因此对于李宗榜抗辩称其不交付货物系因原告没有支付货款，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梁钊锋与瑞茂灯饰厂、李宗榜签订《购销合同》并未对违约金或违约金的计算方式予以约定，李宗榜与彭扬威出具的《承诺书》载明：“每批供货超过一天罚款2000元，二天罚款3000元，三天罚款6000元，如果再超过每天罚款10000元”。
再查明，2016年4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一年至三年（含三年）的贷款年利率为4.35%。
庭审过程中，本诉原告梁钊锋撤回对被告鑫铭源路灯厂的起诉，本院于2017年4月1日裁定准许梁钊锋撤回对被告鑫铭源路灯厂的起诉。
本院认为，本案为承揽合同纠纷。梁钊锋与瑞茂灯饰厂、李宗榜签订的《购销合同》，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梁钊锋与瑞茂灯饰厂、李宗榜虽于2016年1月20日签订《购销合同》，但其后2016年3月5日梁钊锋与李宗榜签订的《合同更改协议》及2016年3月30日由李宗榜向梁钊锋出具《承诺书》将原《购销合同》的内容变更为：“供货到现场的日期1、2016年3月31日前80支（8米）；2、2016年4月6日前18支（12米）、62支（8米）；3、2016年4月9日前95支（8米）；每批供货超过一日罚款2000元，二日罚款3000元，三日罚款6000元，如再超期每天罚款10000元”。合同内容变更后，李宗榜联系了鑫铭源路灯厂就《购销合同》及《合同更改协议》、《承诺书》中约定的生产项目及供货时间为梁钊锋生产涉案货物，《合同更改协议》及《承诺书》并未得到瑞茂灯饰厂的确认，瑞茂灯饰厂亦没参与合同变更后的生产活动。双方对上述事实并无异议。
对于本诉原告梁钊锋要求解除《购销合同》中（除已履行部分）尚未履行的其余部分合同。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首先，李宗榜与2016年3月31日向梁钊锋交付了80套8米路灯（灯杆与灯臂），总价是68800元，梁钊锋向李宗榜支付了货款55000元，未按双方的约定于发货前全额支付该部分路灯的货款，但李宗榜同意向梁钊锋交付了80套8米路灯（灯杆与灯臂），李宗榜陈述其同意梁钊锋迟延付款的请求，双方亦实际继续履行合同剩余部分，故本院认为，梁钊锋的迟延付款行为，并未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其次，对于李宗榜并没有依约于2016年4月6日向梁钊锋交付12米路灯18支及8米路灯62支，虽其抗辩称按双方的约定款清发货，因梁钊锋未支付货款故2016年4月6日未向梁钊锋发货，但李宗榜至今亦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其于2016年4月6日前已完成生产，具备交付条件并通知梁钊锋付款取货，故其未履行合同主要义务，已构成违约，庭审中瑞茂灯饰厂、李宗榜对于梁钊锋要求解除《购销合同》中尚未履行的其余部分合同并未提出异议，因此对于梁钊锋要求解除《购销合同》中尚未履行的其余部分合同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
对于本诉原告梁钊锋主张瑞茂灯饰厂、李宗榜双倍返还定金112000元的请求。《购销合同》虽没有对定金条款及数额进行明确的约定，但《购销合同》载明：“合同签订支付全部货款20%”，2016年1月20日《购销合同》签订后，梁钊锋于当日向瑞茂灯饰厂支付了订金22000元，2016年3月5日签订当日，梁钊锋向李宗榜支付了定金34000元；综合双方的过错责任，本院认为：一、瑞茂灯饰厂并没有在《合同更改协议》及《承诺书》确认供货时间及数量、规格，亦未参与合同变更后的生产行为，因此，瑞茂灯饰厂并无过错责任，本案中瑞茂灯饰厂虽称梁钊锋向其支付的22000元是订金，用于购买基础预埋件，但瑞茂灯饰厂并未能证明其已向梁钊锋交付了相应货物。故本院认为，对瑞茂灯饰厂实际收取的22000元，其应负有返还义务。二、对于李宗榜,其于2016年3月5日向梁钊锋出具《收据》中明确载明“收到梁钊锋路灯定金34000元”，如上所述，李宗榜并没有依约于2016年4月6日前向梁钊锋交付12米路灯18支及8米路灯62支，未履行合同主要义务，已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五条：“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的规定，李宗榜实际收取了梁钊锋定金34000元，故梁钊锋主张要求李宗榜双倍返还定金68000元，依法有据；但原告梁钊锋在2016年3月31日80套8米路灯（灯杆与灯臂）的交付中存在未按合同全额支付该部分货款亦存在违约情形，考虑原告梁钊锋亦有一定过错，本院酌情认定李宗榜向梁钊锋返还定金60000元。
对于本诉原告梁钊锋主张瑞茂灯饰厂、李宗榜连带支付违约金300000元的请求。如上所述，瑞茂灯饰厂并未参与《合同更改协议》及《承诺书》的变更及生产活动，对于梁钊锋主张瑞茂灯饰厂没有按时依约交付货物造成违约的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李宗榜虽在《承诺书》中约定每批供货超过一日罚款2000元，二日罚款3000元，三日罚款6000元，如再超期每天罚款10000元，但其认为梁钊锋主张违约金按每日10000元计算过高，本院认为，首先，违约金的性质应以补偿性为主，不应以惩罚性为主，任意约定的高额违约金，以此谋取暴利并不符合违约金的本质属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规定，判断违约金过高的主要标准是以实际损失为基础，本案中，原告并没有就其实际损失或预期利益进行充分举证，其主张每日按10000元计算一个月为300000万的违约金已明显高于其可得利益。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六条：“事人既约定违约金，又约定定金的，一方违约时，对方可以选择适用违约金或者定金条款”的规定，在合同当事人既约定了违约金，又约定了定金的情况下，如果一方违约，对方当事人可以选择适用违约金或者定金条款，即对方享有选择权，可以选择适用违约金条款，也可以选择适用定金条款，但二者不能并用。本院认为，本案中，梁钊锋同时主张定金及违约金，不符合法律规定，且梁钊锋亦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其实际损失数额，因此，对于梁钊锋主张瑞茂灯饰厂、李宗榜连带支付违约金300000元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反诉原告李宗榜主张梁钊锋支付拖欠货款13800元的请求。2016年3月31日,李宗榜向梁钊锋交付了80套8米路灯（灯杆与灯臂），梁钊锋向李宗榜支付了货款55000元，根据双方的约定，每套路灯的单价是860元，80套总价是68800元，故梁钊锋尚欠李宗榜13800元。李宗榜主张要求梁钊锋支付拖欠货款13800元，依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利息的请求，双方约定款清发货，李宗榜于2016年3月31日向梁钊锋交付了80套8米路灯（灯杆与灯臂），梁钊锋的逾期付款行为造成占用尚欠货款期间的利息损失，故李宗榜主张自2016年4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即4.75%计付利息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百一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本诉原告梁钊锋与本诉被告蓬江区瑞茂灯饰电器厂、李宗榜签订的《购销合同》中尚未履行的部分；
二、本诉被告蓬江区瑞茂灯饰电器厂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诉原告梁钊锋返还22000元；
三、本诉被告李宗榜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诉原告梁钊锋双倍返还定金60000元；
四、反诉被告梁钊锋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反诉原告李宗榜支付尚欠货款13800元及利息（自2016年4月1日起按年利率4.35%计付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
五、驳回本诉原告梁钊锋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本诉、反诉的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8920元，由本诉原告梁钊锋负担7492元，本诉被告蓬江区瑞茂灯饰电器厂负担383元，本诉被告李宗榜负担1045元；反诉费72.5元，由反诉被告梁钊锋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受理费。如不上诉，义务人拒不在判决书规定期限履行义务的，权利人可在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上述履行期限届满的次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
审 判 长 林俊峰
人民陪审员 李建华
人民陪审员 黄珍好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二日
法官 助理 李小红
书 记 员 关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