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宁商终字第154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南京陕重汽华英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中央路258-27号1403室。
法定代表人杨敏，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曹静，江苏天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管伟，男，1985年1月7日生。
委托代理人黄福松，江苏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朱庆杨，江苏亿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南京陕重汽华英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英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管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2014）玄商初字第15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0月27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华英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曹静，被上诉人管伟及其委托代理人黄福松、朱庆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华英公司一审诉称：自2011年6月27日起，管伟共分两次向华英公司借款，华英公司向管伟提供了承兑汇票。之后管伟向华英公司归还部分借款本金以及利息，目前尚欠华英公司借款本金425220元、利息255252.92元、承兑贴息7200元未付。请求判令管伟立即归还借款425220元以及支付利息255252.92元（按照月利率1.3%计算，自2012年4月20日起暂计算至2014年12月31日）、承兑贴息7200元。
管伟一审辩称：双方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双方涉案款项不是民间借款，而是华英公司收购南京岩鑫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岩鑫公司）的转让款。由于“山东济宁重汽”撤销了岩鑫公司在南京的汽车代理销售业务，华英公司收购岩鑫公司目的落空，故华英公司否认公司收购一事。收购失败以后，管伟已经向华英公司返还854780元，余款作为华英公司接收管伟所移交的原岩鑫公司办公设备、两辆车厢等物品的折抵价款，管伟已经将所有涉及公司收购的款项付清，不再负有任何返还义务。涉案款项不是民间借贷资金，亦未约定任何利息，所以管伟不需支付任何所谓逾期付款利息，且华英公司所主张的承兑贴息费用，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数额计算也过高，故请求驳回华英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10月28日，管伟向华英公司出具一份借条，载明：“今借到南京陕重汽华英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银行承兑汇票壹张，票号21178007，金额壹佰万元整，票面信息如上”。借条中所述的银行承兑汇票（票号21178007）载明：出票人为江苏长江纸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南京紫霄纸业有限公司，金额为壹佰万元整，到期日为2012年3月30日。同时，管伟在借条下方手写注明：“2012年4月20日打杨敏农行卡￥55.804万元（伍拾伍万捌仟零肆拾元整），自己还欠伍拾万元承兑，利息从4月20日开始计算”。
2012年6月20日，华英公司交给管伟四张银行承兑汇票，票号分别为20081467、22987116、21038693、20355581，金额分别为10万元、10万元、20万元、8万元，总计48万元；管伟在四张银行承兑汇票的复印件上签字确认收到。同时，管伟又向华英公司出具一份借条，载明：“今从南京陕重汽华英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借到银行承兑汇票肆张票号分别为：30200053-20355581、31400051-21038693、40200051-22987116、31700051-20081467，合计金额为肆拾捌万元整（￥480000）”。
2013年2月1日、3月25日、6月27日，管伟分别给付华英公司14780元、24万元和30万元，共计554780元；在华英公司向管伟出具的3张收条上，载明的收款事由均为偿还玖拾捌万元的欠款：收款方式，14780元和30万元均为现金，24万元为“承兑票”，但在30万元收据上，在手写“现金”两个字的右上方，同时有一手写“工”字。
一审另查明：
1、中国重汽集团济宁商用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车公司）曾经授权岩鑫公司作为其在江苏南京地区的经销单位，经销豪运系列汽车产品，有效期自2011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同时，济车公司书面说明：岩鑫公司于2010年10月10日加入其营销网络，负责江苏南京地区车辆销售，在2010年10月至2012年8月为其经销商。
2、2011年6月1日，案外人田荣（乙方）与岩鑫公司（甲方）签订一份劳动合同书，约定合同期限自2011年6月1日起至2013年5月31日止，甲方安排乙方从事销售工作。
3、2012年12月10日，案外人田荣作为华英公司（供方、出卖人）的代理人与孙建成（需方、买受人）签订一份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由供方向需方销售陕汽车辆，同时还列明了销售车辆的规格型号、生产厂家、数量、单价、金额等。
4、与销售合同同日的一份收条，系由华英公司向岩鑫公司出具，载明：“收到南京岩鑫的合格证原件两张，底盘号：BJ046014、BJ046043及其车钥匙两把”。
5、2013年3月19日，岩鑫公司售给南京鸿业天成汽车有限公司一辆自卸汽车，底盘号为BJ046043，车价为237000元；6月22日，岩鑫公司又售给辛集北国商城有限责任公司一辆自卸汽车，底盘号为BJ046014，车价为32万元。
6、岩鑫公司由管伟与其妻子孙燕华共同发起设立，原注册资本为50万元，2011年9月27日进行增资、注册资本变更为200万元，管伟认缴出资为170万元，孙燕华认缴出资为3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管伟。2014年8月5日，岩鑫公司变更股东，由原来的管伟和孙燕华变更为陈欢欢和纪瑞根。
一审审理中，关于下列事实双方当事人存在较大争议：
1、华英公司与管伟之间关于华英公司收购岩鑫公司一事是否曾经达成口头协议。
2、关于华英公司是否收到管伟移交的岩鑫公司名下财产，包括两节车厢、两辆汽车、办公设备等。
3、2013年6月27日管伟是否以现金方式另行偿还华英公司借款30万元。
管伟认为：2013年6月27日，管伟先后以现金方式和银行转账的方式分别偿还华英公司借款各30万元、共计60万元，现金给付的时间是当天上午九时左右，银行转账的时间是上午10：47，该30万元还款来自于岩鑫公司的销售货款，另外30万元现金还款主要来自于管伟的对外借款。为了证明其辩称的事实，管伟申请证人管洪林、孙燕兰、管洪根等出庭作证，且提供了中国工商银行南京马群支行的记账明细作为证据：
（1）证人管洪林表示：2013年6月管伟曾经向其借款20万元，证人当时是将现金20万元交给证人的哥哥也即管伟的父亲管洪根，由其再转交给管伟，借款交付的地点是在证人开办的东台市环球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球机电公司）内。同时证人管洪林提供一份环球机电公司出具的证明，载明：管洪根于2013年6月24日从该公司支取现金贰拾万元整；
（2）证人孙燕兰表示：2013年6月20日，证人借给管伟65000元现金，由于管伟是证人的妹夫，所以证人没有要求管伟出具借条；
（3）证人管洪根表示：2013年6月20日左右，证人交给管伟22万元现金，其中20万元是由管洪林提供，另外2万元是证人本人的工资收入；
（4）中国工商银行南京马群支行的记账明细，载明：2013年6月27日10：47，网络转账30万元。
针对上述证据，华英公司质证认为：2013年6月27日收到管伟以银行转账方式偿还的30万元，没有收到管伟辩称的以现金方式给付的30万元，在核实还款银行转账无误后，华英公司才向管伟开具收款收据；之所以在收据上注明收款方式为现金，是因为当时管伟是将还款直接打入杨敏个人账户，华英公司会计虽然核实无误，但是由于不是经过公司银行账户收款，所以不能注明“转账”，同时在收据上注明“工”字作为标记；上述证人均与管伟存在亲属、亲戚关系，也没有任何客观证据能够证明借款的真实存在，从数额上来看，证人所述的现金全部相加仅仅30万元，其与管伟辩称的还款60万元仍然存在较大差距，所以上述证人的证言不足采信。
为了证明其上述反驳意见，华英公司补充提供了下列证据：
1、华英公司于2013年6月28日的两份收据存根和6月30日的两份记账凭证。两份收据中，一份交款单位为“宿迁宇畅”，金额为289000元；一份交款单位为“淮安苏卡”，金额为20万元；两份收据的收款方式均注明为现金，在手写“现金”两字的右上方，又手写一“工”字。两份记账凭证中，会计一级科目处注明为“1001-现金”、“1131-应收账款”；但是一份金额为289000元、明细科目处为“宿迁市宇畅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另一份金额为50万元、明细科目处为“淮安苏卡”。
2、中国工商银行南京尧化门支行出具的杨敏个人理财金账户历史明细单，载明：2013年6月27日入账30万元，2013年6月28日入账20万元、6月28日入账289000元；
3、华英公司于2013年6月30日的一份记账凭证，会计一级科目处注明“1001-现金”、“1133-其他应收款”，明细科目处为“南京岩鑫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金额为30万元；
4、2013年6月30日的记账凭证及后附收据。收据上注明金额为246000元，手写注明“现19.39万元”；记账凭证中，会计一级科目处注明“1001-现金”、“1131应收账款”，明细科目为“南京岩鑫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针对上述证据，管伟质证认为：1.不能认可华英公司收据存根与记账凭证的真实性，上述证据均系华英公司单方制作，不应具有证明效力；2.杨敏个人银行账户清单属实，能够证明：除了现金偿还30万元以外，管伟另以银行转账方式偿还华英公司30万元，共计偿还华英公司款项60万元。
一审争议焦点：一、关于收购岩鑫公司，华英公司、管伟之间是否存在口头协议及实际履行；二、2013年6月27日管伟是否曾以现金方式另偿还华英公司3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一、管伟提交的证人王信鑫的证言、电话录音等证据不足以证明存在收购岩鑫公司事实。管伟明确承认，岩鑫公司的财务会计资料、公司印章、经营证照等，虽然曾经整体移交华英公司，但是移交当时没有书面交接手续，后来上述物品华英公司也已返还管伟；管伟虽将两辆汽车交至华英公司处，但是后来又取走对外销售，并将销售货款用于偿还华英公司诉称的借款；华英公司、管伟双方没有委托专业审计机构审计岩鑫公司的债权债务，也没有在报纸上连续公告岩鑫公司已被收购一事以及在工商管理部门办理注销手续。故说明管伟没有依照法律规定和其辩称的口头协议约定完全履行被收购方的义务。另外，管伟认为，华英公司接收管伟移交的岩鑫公司办公设备、两辆汽车、两节车厢等物品，能够证明华英公司、管伟之间存在公司收购一事。因现有证据不能得出双方实际履行公司收购协议的结论，故管伟的上述辩称意见应不予采信。如果管伟认为华英公司曾经无偿接受岩鑫公司财产，可另行主张。
综上，管伟辩称华英公司、管伟间存在口头收购岩鑫公司的协议且已实际履行的观点，因无充分证据予以证实，应不予采信。
2011年10月28日，管伟曾向华英公司出具一份借条，后又在借条下方手写注明：已经偿还华英公司借款本息合计558040元、还欠伍拾万元、利息从2012年4月20日开始计算。2012年6月20日，管伟又向华英公司出具一份借条，说明收到华英公司提供的借款48万元。因此上述证据能够证实，华英公司、管伟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由于企业与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并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华英公司、管伟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应当依法成立且有效，双方当事人应该严格依照约定和法律规定履行各自的义务。
二、2013年6月27日管伟是否曾以现金方式另偿还华英公司30万元问题，一审法院认为：1.管伟申请证人管洪林、孙燕兰、管洪根等出庭作证，虽然证人均为管伟的亲属，但是证人证言之间并不互相抵触，能够互相佐证，共同证明管伟30万元现金还款的合法来源，华英公司也未提供相反证据。因证人证言的内容不存在明显逻辑矛盾或与客观事实不符，故上述证人的证言应予以采信。
2.华英公司在制作收款收据等财务凭证时，应当严格遵循会计法律规定和财务规则，在财务凭证上需要批注打印项目以外的内容时，应负有向凭证接收方作出明确合理解释的义务，且取得接收方的同意或认可，否则该批注内容不应具有约束接收方的对外法律效力。由于管伟不认可30万元现金收据上手写批注的内容，华英公司也未证明在作出批注时已向管伟作出明确解释且取得管伟同意或认可，故华英公司称收据系将杨敏工商银行个人账户款项划转至华英公司单位账户所开具，并在收据上批注“工”字的理由，不符合已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应不予采信。
由于管伟证实了30万元现金还款的合法来源，且华英公司也向管伟开具了注明为现金缴款的收款收据，同时管伟也以银行汇款方式另外给付华英公司30万元，故管伟抗辩以现金方式偿还华英公司30万元的理由，符合已查明的事实，应予以采信。在扣除管伟已偿还的30万元现金后，华英公司要求管伟偿还借款本金125220元的主张，符合已查明的事实，应予支持。
关于借款利息：1.在2011年10月28日的借条中，管伟于2012年4月20日手写注明已经偿还华英公司558040元、还应偿还华英公司借款50万元、利息从4月20日开始计算。由于2011年10月28日华英公司提供借款100万元，自2011年10月28日至2012年4月19日总计174日，管伟实际额外支付58040元，因此管伟支付利息的实际利率应为每日0.334‰。所以，华英公司要求按照日利率0.334‰计算借款利息的诉请，符合已查明的事实，应予以支持。
2.2013年2月1日、3月25日、6月27日，管伟分别偿还华英公司款项14780元、24万元和30万元，共计554780元；在华英公司出具的收据中，载明的收款事由均为偿还98万元欠款。2011年10月28日的100万元借款中，尚有剩余借款50万元，且管伟明确承诺应支付利息；2012年6月20日的48万元借款，管伟没有明确承诺支付利息。在本案审理中，华英公司明确表示：上述款项是管伟偿还华英公司的借款本金。因此，2011年10月28日的100万元借款，管伟已经先后两次各偿还50万元，借款本金已经全部还清；2012年6月20日的48万元借款，管伟已经偿还借款本金354780元，剩余借款本金为125220元。
3.现有证据表明，100万元的借款华英公司、管伟双方约定了借款利息，但是48万元的借款双方既没有约定借款利息，也没有约定具体的借款期限。因此，48万元的借款利息，应自华英公司催告管伟还款之日起计算，由于华英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已在合理期限内催告管伟及时还款，故自华英公司起诉之日起管伟应当按照规定支付逾期还款期间的利息。
4.关于50万元的借款利息。双方约定自2012年4月20日起计算50万元借款的利息，管伟于当日按照日利率0.334‰偿还华英公司50万元借款本金的利息，故剩余50万元的借款利率也应按照上述利率进行计算：
（1）2013年2月1日管伟偿还华英公司借款本金14780元。自2012年4月20日起至2013年1月31日止，总计287日，借款50万元的应付利息为47929元；
（2）3月25日管伟偿还华英公司借款本金24万元。扣除已偿还的借款本金14780元，剩余借款为485220元。自2013年2月1日起至3月24日止，总计52日，借款485220元的应付利息为8427.30元；
（3）6月27日管伟偿还华英公司借款本金30万元。扣除已偿还的借款本金24万元，剩余借款为245220元。自2013年3月25日起至6月26日止，总计94日，借款245220元的应付利息为7698.93元。
上述管伟应付利息合计64055.23元。所以，华英公司要求管伟支付应付利息64055.23元以及自2014年12月8日起的逾期还款利息的主张，符合已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超出上述主张的利息支付诉请，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管伟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南京陕重汽华英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借款本金125220元、应付利息64055.23元，以及支付125220元借款的逾期还款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4年12月8日起至管伟实际给付之日止）。二、驳回华英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677元，由华英公司负担5677元，管伟负担5000元。
华英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判令管伟归还借款425220元及利息255252.92元，并承担诉讼费用。理由是：管伟在2013年6月27日上午归还借款是30万元，而不是60万元。第一，管伟无法证明其归还借款的30万元现金的合法来源。在一审庭审中，管伟为了证明其30万元现金还款来源，安排证人管洪林、孙燕兰、管洪根等出庭作证，由于上述证人均系管伟亲属，且均无书写借条，不符合常理，很难证明其真实性。第二，管伟在一审庭审中通过举证只说明了30万元现金的来源，但对另外30万元还款的合法来源没有核实。第三，一审法院认定华英公司收到30万元现金错误。华英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宿迁宇畅”和“淮安苏卡”收据均系会计原始凭证，证明华英公司根据交易习惯，只要是法定代表人杨敏收到的款项，不直接打入公司账户，收据上都注明“现金”。公司会计特意在收据上“现金”字样旁注明了一个“工”字，就是说明该笔款项是管伟通过银行转账汇入杨敏个人工商银行账户，实际上管伟确实是打入杨敏工商银行个人账户30万元。第四，管伟声称2013年6月27日当天上午还了两笔款项，一笔30万元直接到华英公司支付给会计现金，另一笔30万元是从华英公司返回后通过网银转账汇给杨敏。但在正常情况下管伟如果确实筹到了60万元，应当要么全部提出来一次性偿还给华英公司，要么全部存入银行，一笔汇给华英公司，而管伟却选择当天上午通过两种方式还款，且两笔款项分别均为30万元，这种巧合不符合常理。
关于利息的计算方法应当是：第一笔利息从2012年4月20日至2012年6月20日，欠款50万元，利息1.3万元；从2012年6月21日至2013年2月1日，欠款98万元，利息101920元；2013年2月2日至2013年3月25日，欠款965220元，利息12547.86元；2013年3月26日至2013年6月27日，欠款725220元，利息28283.58元；2013年6月28日至2014年12月31日，欠款425220元，利息99501.48元。以上合计255252.92元。
华英公司二审中未提供新的证据。
被上诉人管伟辩称：其已经于2013年6月27日当天上午分别以30万现金和30万网银转账的方式共归还给华英公司60万元，华英公司故意将两笔款项混淆成一笔款项，严重违背了基本的诚实信用原则，并且华英公司关于利息的主张也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并由华英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管伟为证明其抗辩主张，二审中提交如下证据：1.岩鑫公司中国工商银行客户存款对账单，时间是2013年6月20日至2013年6月27日，拟证明管伟以银行转账方式偿还的30万元，来源于辛集北国商城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国公司）支付给岩鑫公司的32万元车款。2.2013年6月22日的车辆购销合同，拟证明2013年6月22日，管伟任法定代表人的岩鑫公司与北国公司签订购车合同，约定车辆型号：zz3315n4265c，车款：32万。3.2013年6月22日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三份，拟证明该日岩鑫公司就该车款向北国公司开具价税总额为32万元的增值税发票三张。4.管伟支付30万元款项的银行账户明细单，拟证明2013年6月27日10：41分，岩鑫公司将其账户中的32万车款转入管伟工商银行个人账户，此时管伟银行账户余额321955.63元，岩鑫公司银行账户余额507.91元。5.管伟2013年6月中国工商银行个人网上银行明细截图，拟证明2013年6月27日10：47，管伟从其银行账户向杨敏银行账户转入30万元，此时账户余额21955.63元。以上证据共同证明卡里30万元网银转账款项来源。
对管伟提交的证据，华英公司质证意见：对证据2、3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证据1、4、5因系复印件，故存疑，但如经人民法院核实真实性，则不持异议，且无需再质证。认可杨敏确实通过网银收到30万元的转账汇款。
本院认证意见：根据管伟申请，本院从工行南京城北支行调取了账号为4301010909100440568、户名为南京岩鑫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2013年6月的《中国工商银行客户存款对账单》，该对账单与管伟所提供的对账单一致；另外，管伟在本院工作人员监督下，现场登录其工商银行个人网上银行，网页显示内容与其所提供的网页截屏照片亦完全一致。故本院对管伟所提交的证据1、4、5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予以确认。同时，对证据2、3的证明效力亦予以确认。
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管伟不持异议，华英公司持异议部分同上诉意见。本院对双方均不持异议部分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编号为6532482的《收据》记载：开具时间为2013年6月27日；交款单位为管伟；收款方式为现金，数额人民币叁拾万元整；收款事由为还玖拾捌万元现款，加盖“南京陕重汽华英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及李振手写签名。“现金”右上角有一疑似“工”或“2”字样的标注。
2013年6月25日，北国公司基于买卖合同关系向岩鑫公司转款32万元。同年6月27日，该款又被转至管伟个人账户。同日10：47，管伟个人账户转出30万元至杨敏个人账户。
关于管伟2013年6月27日交付现金30万元的过程，其陈述：早晨7、8点钟左右，其从聚宝山庄家中携带30万元现金到栖霞区仙新东路华英公司还98万元的剩余借款，路上开车大概半小时。华英公司会计李振收取现金后，经大概二十分钟清点后开具了收据。因华英公司的POS机有故障，同时管伟未带U盾，故其回家通过个人网银于10：47转款30万元。至于为什么通过两种方式还款，系因到银行排队存款或取款均很麻烦。管伟在一审还数次陈述，其通过转账方式向华英公司交付款项，该公司从未出具过收据。
李振在一审中作为华英公司委托代理人陈述，不认可管伟缴纳现金30万元的事实。2013年6月27日，管伟打款30万元至杨敏账户后到了华英公司，由李振向其开具收据一份。杨敏在收到30万元的打款后，手机会有短信提示。在一审法院2015年6月10日的谈话中，李振陈述，不记得管伟打款时间是当日上午还是下午，但应该是在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之前管伟到华英公司开具的收据。另外，凡是打到私人卡上的现金，收据都写现金。李振会特意在收据上备注“工”字。2015年7月14日庭审中，华英公司代理人陈述：2013年6月27日管伟确实到华英公司去了一次，但去的目的是索要收据，时间是在上午9点之后。在该次庭审中，华英公司后又称，开具收据的时间是在9点半到11点之间。因现有证据显示，管伟转账时间为上午10：47，在管伟和法庭询问下，华英公司另称，因为时间较久，李振记忆不是很清楚。另外，同次庭审中，李振还称，其在看到短信后，才开具收据，但看到短信的时间记不清楚。二审中，华英公司未委托李振作为代理人参与诉讼，其代理人称，杨敏收到30万元汇款后，是电话告诉李振。
以上事实，有中国工商银行客户存款对账单、增值税发票、个人网上银行明细截图、银行账户明细单、收据、一、二审谈话笔录、庭审笔录等在卷为凭。
经双方当事人确认，二审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1.2013年6月27日上午，管伟给付华英公司30万元，还是60万元。2.一审判决关于利息的计算方式是否有误。
本院认为：一审中管伟主张双方是收购关系，华英公司认为双方是借款关系，而一审法院最终认定为借款关系，管伟并未就此提起上诉，故二审对于双方债务纠纷的性质问题不再予以审查。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
从管伟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本院的调查结果，以及华英公司的当庭确认，可以认定管伟于2013年6月27日10：47通过网银汇款的方式将30万元转入华英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敏的工行账户，且该款项来源于岩鑫公司收取的北国公司货款，故本院对此事实予以确认。双方争议主要问题是：管伟是否给付30万元现金以及华英公司出具的《收据》是针对30万元现金还是30万元网银转账。本院认为，首先，管伟为证明30万元现金来源，在一审中，申请管洪林、孙燕兰、管洪根出庭作证，证人证言能够相互印证。同时，由于是亲戚关系，管伟及证人所称短期借款不要求出具欠条，亦符合常理。其次，从交易习惯分析，通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或者银行柜面转账汇款，因在银行均存有电子交易记录，故收款人一般不需要出具收条；相反，现金往来出款人均需收款人出具收据或收条，以作为现金往来的证据，较为符合常理。另外，华英公司2013年6月27日出具的《收据》，明确记载收款方式为现金。故一审判决认定华英公司出具的《收据》系针对30万元现金有事实根据。管伟关于其交付30万元现金所提交的关于款项来源、交付过程的证据及陈述，证据链完整，证明力较大。而华英公司就收取款项、出具收据等过程缺乏证据印证，华英公司就此节事实的多次陈述还存在一定矛盾，故证明力较弱。华英公司就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据此，一审判决认定管伟于2013年6月27日上午，通过网银及现金方式分别归还华英公司各30万元，共计60万元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华英公司称，该收据“现金”字样上有“工”字样，能够证明该款项系杨敏收取的转账款。因该字样表述并不清晰，且仅凭该字样尚不足以证明转账事实，故华英公司该上诉理由依据并不充分。另外，该公司所提交的“宿迁宇畅”、“淮安苏卡”的收据亦不足以证明交付方式，故华英公司称该公司出具收据系针对管伟转账支付所出具，应不予采信。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2011年10月28日借条项下100万元欠款，根据管伟于2012年4月20日清偿的数额558040元，并认可还欠50万元，故58040元即为该174天所产生利息，华英公司亦将此作为利息计算依据。据此，应认定日利率应为0.334‰。剩余50万元，亦应按此标准自2012年4月20日计算利息，并将2013年2月1日、3月25日、6月27日，管伟分别偿还华英公司款项14780元、24万元和30万元从本金中逐笔扣除。华英公司主张月息为1.3%，日息则为0.433‰，缺乏事实根据。根据前述分析，2013年6月27日，管伟实际偿还数额应为60万元，故华英公司认为管伟尚欠本金为425220元缺乏事实根据，本院不予采纳。相应利息计算亦应以125220元本金计算。
另外，该公司主张2012年6月20日出借的48万元也应自出借日计息，因缺乏合同约定，故亦应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8668元，由南京陕重汽华英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夏 雷
审 判 员 周毓敏
代理审判员 王瑞煊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四日
书 记 员 胡 戎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
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