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02民初8884号
原告：北京澳大高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新村一里15号49号楼二层205房间。
法定代表人：毕美晓，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广昊，男，1976年6月18日出生，汉族，北京澳大高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商务经理，住北京市丰台区新村一里15号49号楼二层205房间。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英实，北京市中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市设备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15号。
法定代表人：桑振宇，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剑，女，1983年9月14日出生，北京市设备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15号。
被告：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广莲路1号。
法定代表人：戴彬彬，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嫄，女，1985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职员，住北京市西城区广莲路1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贝妮，女，1991年8月29日出生，汉族，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职员，住北京市西城区广莲路1号。
原告北京澳大高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大高科公司）与被告北京市设备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安公司）、被告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工集团）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澳大高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广昊、孙英实，被告北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剑，被告建工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嫄、孟贝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澳大高科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北安公司及被告建工集团支付原告澳大高科公司货款327456元，同时由原告澳大高科公司向被告北安公司交付剩余在库货物（货物明细以《澳大高科-
卢旺达KCC工程样品报价单》（以下简称《样品报价单》）记载为准）。
事实和理由如下：2014年，被告北安公司就其分包的被告建工集团卢旺达KCC项目向原告澳大高科公司定制了一批样品，总金额为327456元。原告澳大高科公司根据被告北安公司的需求已经如期定制了全部样品并交付了部分样品，剩余备产样品暂存在原告澳大高科公司处。约定接到通知48小时内送货。2015年7月2日，原告澳大高科公司与被告北安公司确认了上述产品的报价单，被告北安公司项目负责人李京昆总经理在报价单上签字确认。根据以往交易惯例，原告澳大高科公司依据被告北安公司的要求先向被告北安公司提交了产品名称数量及报价，经过被告北安公司总经理李京昆的签字确认，由被告北安公司向被告建工集团进行申报，由被告建工集团与原告澳大高科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并进行付款。现在原告澳大高科公司已经按照被告北安公司的要求履行了相关义务，并已经将申报材料提供给被告北安公司，原告澳大高科公司的合同义务已全部履行完毕。由于涉案卢旺达KCC项目停工，被告北安公司一直不提取暂存在原告澳大高科公司处的备产样品，且一直未支付原告澳大高科公司货款，原告澳大高科公司多次催要未果，故诉至法院。
原告澳大高科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
1、《样品报价单》；2、2014年9月30日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及会议签到表；3、2014年10月22日设计院人员陈非发送给原告澳大高科公司员工赵树彦的电子邮件；4、2014年8月26日被告北安公司技术总工胡骏发给原告澳大高科公司邓广昊和被告北安公司物资采购主管刘国华的电子邮件、2014年8月31日被告北安公司技术总工胡骏发给原告澳大高科公司邓广昊的电子邮件；5、《卢旺达KCC项目国内止损预案》（以下简称《止损预案》）；6、被告北安公司下属的北安通风国际部职员武政向原告澳大高科公司发送的《暂停物资加工生产通知》的电子邮件，以及被告北安公司国际部的张志刚向原告澳大高科公司发送《工作联系函》的电子邮件；7、两份《检验报告》。
被告北安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澳大高科公司全部诉讼请求。1、本案案由应为买卖合同纠纷，而非承揽合同纠纷。原告澳大高科公司与被告建工集团之间存在包括本案在内的多个买卖合同关系，虽然涉案货物并未签订合同，但按照交易惯例，后期应当由原告澳大高科公司与被告建工集团签订买卖合同，且涉案货物原材料及加工全部由原告澳大高科公司完成，不符合委托加工合同法律关系的特征。《样品报价单》不是确认债权债务的依据，不认可原告澳大高科公司与被告北安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涉案货物仅有《样品报价单》中1-23项所列的发货现场数量部分已向被告北安公司在卢旺达项目部现场的工作人员完成交付，其余并未交付，所有权仍归原告澳大高科公司，并未转移。因此，货款金额应当以实际交付的货物为准，即以报价单上发货现场数量乘以单价；3、《样品报价单》上签字的刘国华、李京昆是被告北安公司员工，但仅是对《样品报价单》中样品规格及单价进行确认，其签字是基于被告建工集团《止损预案》的要求，为后期原告澳大高科公司和被告建工集团签订合同做准备。被告北安公司员工签字不能作为认定买卖合同关系及主体的依据；4、涉案货物后期应由被告建工集团与原告澳大高科公司订立买卖合同，被告建工集团提交的仲裁结果与本案无关，也不具有参照性。
被告北安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
1、4份MAC指令；2、北京建工集团（卢旺达）有限公司与被告北安公司签订的《通风空调、给排水、消防水安装工程及热电联产工程承包协议书》（以下简称《承包协议书》）；3、2015年7月17日被告北安公司的胡骏发给被告建工集团的电子邮件。
被告建工集团辩称：不同意原告澳大高科公司全部诉讼请求。1、《样品报价单》与被告建工集团没有关系，其主体是原告澳大高科公司和被告北安公司；2、在被告北安公司根据《止损预案》向被告建工集团报送的文件中没有该《样品报价单》，所以被告建工集团并不知晓该份《样品报价单》的存在。被告建工集团与原告澳大高科公司之间就涉案货物不存在合同关系。
被告建工集团向本院提交了（2016）京仲裁字第0828号裁决书予以证明。
经审查，被告北安公司、被告建工集团对原告澳大高科公司提交的证据5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原告澳大高科公司、被告建工集团对被告北安公司提交的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原告澳大高科公司、被告北安公司对被告建工集团提交的（2016）京仲裁字第0828号裁决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各方当事人对以下证据持有异议：
1、被告建工集团对原告澳大高科公司提交的证据1《样品报价单》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从未见过该《样品报价单》，也未参与过《样品报价单》的形成过程。因被告北安公司认可《样品报价单》上签字的刘国华、李京昆为其员工，原告澳大高科公司在起诉书事实理由部分亦表明是被告北安公司向其定制涉案样品，因此《样品报价单》的出具方和签字确认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该证据的其余认定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一并阐述。
2、被告建工集团对原告澳大高科公司提交的证据2会议纪要及会议签到表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其未参加该会议。因原告澳大高科公司和被告北安公司作为参会方均认可该组证据真实性，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该组证据的其余认定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一并阐述。
3、被告北安公司、被告建工集团对原告澳大高科公司提交的证据3设计院人员陈非发送给原告澳大高科公司员工赵树彦的电子邮件及证据4被告北安公司技术总工胡骏发给原告澳大高科公司邓广昊和被告北安公司物资采购主管刘国华的电子邮件、被告北安公司技术总工胡骏发给原告澳大高科公司邓广昊的电子邮件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因上述证据系电子数据，原告澳大高科公司仅向本院提交了电子邮件打印件，未出示符合有效证据形式要求的原件，且二被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亦不予认可，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
4、被告建工集团对原告澳大高科公司提交的证据6被告北安公司下属的北安通风国际部职员武政向原告澳大高科公司发送的《暂停物资加工生产通知》的电子邮件，以及被告北安公司国际部的张志刚向原告澳大高科公司发送《工作联系函》的电子邮件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不认可发送邮箱地址与被告建工集团的关联性。被告北安公司认可邮件发送人确系其前职员武政和员工张志刚，亦认可确实发出过《暂停物资加工生产通知》和《工作联系函》。因上述证据系电子数据，原告澳大高科公司仅向本院提交了电子邮件打印件，未出示符合有效证据形式要求的原件，且被告建工集团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亦不予认可，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同时，因原告澳大高科公司及被告北安公司在庭审中均认可《工作联系函》与涉案货物无关，故本院对被告北安公司国际部的张志刚向原告澳大高科公司发送《工作联系函》的电子邮件的关联性亦不予认可。
5、被告北安公司、被告建工集团对原告澳大高科公司提交的证据7两份《检验报告》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关联性。因上述《检验报告》体现的产品名称与《样品报价单》第1、3项不符，原告澳大高科公司亦未就此提交有效证据加以证明，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
6、被告建工集团对被告北安公司提交的证据1，四份MAC指令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尾部签字人员是北京建工博海建设有限公司员工，且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建工集团向原告澳大高科公司发送过要货的指令。被告北安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因三方当事人在庭审中及庭后提交的书面意见中均确认MAC指令的性质为项目方对相关材料产品规格和技术设计要求的确认，并不涉及合同订立，且被告北安公司明确表示无法提交该组证据对应中文译本，因此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
7、被告建工集团对被告北安公司提交的证据3，2015年7月17日被告北安公司胡骏发给被告建工集团的电子邮件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告澳大高科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因该证据系电子数据，被告北安公司仅向本院提交了电子邮件打印件，未出示符合有效证据形式要求的原件，且被告建工集团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亦不予认可，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
通过审查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结合当事人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的陈述，本院对本案查明以下事实：
2015年7月2日，原告澳大高科公司出具《样品报价单》，载明了涉案样品名称、规格型号、材质、数量、单价、总价等信息。同时备注了样品由卢旺达项目部接收的数量和在厂家仓库的数量。《样品报价单》尾部载明序号1和序号3包含样品检测费，存放在原告澳大高科公司仓库的样品在接到甲方通知后可以在48小时内送到甲方。被告北安公司下属通风公司物资主管刘国华在《样品报价单》尾部书写“同意此价格请领导批示”并签名，通风公司经理李京昆在《样品报价单》尾部书写“同意”并签名。
庭审中，被告北安公司认可《样品报价单》中载明发货现场的样品均已由其卢旺达项目部接收。
另查，原告澳大高科公司相关人员与被告北安公司相关人员均参加了2014年9月30日召开的工作会议，会议纪要对涉案样品的封样、规格变更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形成了讨论结果。2.2.1载明：成品地漏尾管增加变径做法，变径后管径为100mm。2.3.1.2载明：成品地漏尾管增加变径做法，变径后管径为100mm。还需要厂家尽快加工并带到现场进行封样工作。
再查，涉案KCC工程全称为卢旺达基加利会议中心、酒店及办公楼群体工程项目，被告建工集团系该工程总承包商，被告北安公司系分包商。
上述事实，有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当事人陈述意见及庭审笔录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鉴于《样品报价单》所载样品名称均包含“定制”字样，对于涉案样品的规格尺寸及材质均有明确约定，且2014年9月30日现场会议中就部分涉案样品规格变更进行了讨论，原告澳大高科公司与被告北安公司在庭审中亦确认《样品报价单》的形成系由KCC工程的业主方向被告建工集团提出要求，被告北安公司根据被告建工集团的指令向原告澳大高科公司提出要求。综合上述内容，《样品报价单》体现了原告澳大高科公司按照被告北安公司的要求选用材料，并接受被告北安公司检验，且在加工过程中应被告北安公司的要求对加工规格进行了相应变更，上述特征符合承揽合同关系的特征，故本院确认原告澳大高科公司与被告北安公司形成了事实上的承揽合同关系。被告北安公司认为《样品报价单》体现原告澳大高科公司与被告建工集团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的抗辩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澳大高科公司要求被告建工集团就涉案样品支付相应货款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涉案《样品报价单》由原告澳大高科公司出具，被告北安公司相关人员签字确认，系原告澳大高科公司与被告北安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属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涉案样品系定制产品，无法另行出售，原告澳大高科公司已经履行完毕定制加工义务，并部分履行交付义务，现其要求被告北安公司依据双方协商一致所形成的《样品报价单》受领剩余在库样品的诉讼请求，符合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和履行原则的要求，被告北安公司主张除卢旺达项目部已接收的样品外，其余样品未交付，所有权未发生转移，因此不同意支付相应货款的抗辩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
就原告澳大高科公司所主张的款项金额，本院作如下认定：
1、《样品报价单》中载明发货现场数量的样品
因被告北安公司在庭审中认可该部分样品已由其卢旺达项目部接收，故本院确认该部分样品已经完成交付。因此对原告澳大高科公司主张该部分样品对应之价款14702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2、《样品报价单》中第1、3项中载明的送检样品
因《检验报告》体现的送检产品名称与《样品报价单》第1、3项并不相符，被告北安公司及被告建工集团对送检样品数量均不予认可，虽然原告澳大高科公司称送检产品经破坏性试验因而不在库中，但《样品报价单》记载第1、3项均有5个样品在厂家仓库，原告澳大高科公司就上述矛盾之处并未作出合理解释，故本院对送检样品数量不予确认，送检样品对应之价款23571元（3747元×3+4110元×3=23571元）亦应从原告澳大高科公司主张之金额中扣除。
3、《样品报价单》中注明在厂家仓库数量的样品
（1）关于各方当事人无争议的在库样品
本案审理过程中，经各方当事人清点，被告北安公司及被告建工集团均确认第1、2、4、6、8、9、10、11、12、13、17、21、24项有相应备份数量样品在厂家仓库。因此，对原告澳大高科公司要求被告北安公司支付上述样品对应之价款6229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2）关于各方当事人存在争议的在库样品
被告北安公司及被告建工集团均确认《样品报价单》第3、7项没有样品在库，原告澳大高科公司虽称是由于被告北安公司口头指示其做了变更，改为了圆弧形，但并未就此提交任何有效证据，且《样品报价单》第7项备注注明2个样品厂家自留，故本院确认上述样品对应之价款15014元（4110元×2+3397元×2=15014元）应从原告澳大高科公司的诉讼请求金额中扣除。
被告北安公司及被告建工集团均确认《样品报价单》第5项只有1套样品在库，原告澳大高科公司虽辩称仓库内有1.5套样品，但就该项对应之样品不成套亦可使用并未提交相关证据，故本院对原告澳大高科公司要求被告北安公司支付1套该项样品对应之价款2979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因《样品报价单》中载明该项样品在厂家仓库数量为2套，故另1套样品对应之价款2979元应从原告澳大高科公司的诉讼请求金额中扣除。
被告北安公司及被告建工集团均确认《样品报价单》第14、15、16项没有螺旋口样品在库，第18、19、22项没有相同规格样品在库，原告澳大高科公司虽称上述样品系经2014年9月30日现场会议对规格进行变更所致，但就双方确认变更后的规格并未提交相关证据，且《样品报价单》出具时间为2015年7月10日，晚于会议纪要形成时间，故本院确认上述样品对应之价款49028元（2284元+2412元+2508元+2482元+2578元+18382元×2=49028元）应从原告澳大高科公司的诉讼请求金额中扣除。
被告北安公司及被告建工集团均确认《样品报价单》第20项只有一个样品在库，原告澳大高科公司称第20项有两个同类雨水斗在库，经当庭查看，两个雨水斗上部导流罩外观、尺寸明显不同，虽然原告澳大高科公司认为两个雨水斗斗体直径相同，排水的尾管直径相同，均属于第20项的样品，但被告北安公司及被告建工集团对此均不予认可，原告澳大高科公司亦未就其陈述提交有效证据加以证明，故本院对原告澳大高科公司要求被告北安公司支付1个该项样品对应之价款342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因《样品报价单》中载明该项样品在厂家仓库数量为2个，故另1个样品对应之价款3420元应从原告澳大高科公司的诉讼请求金额中扣除。
被告北安公司及被告建工集团均确认《样品报价单》第23项没有相同规格样品在库，原告澳大高科公司称是由于被告北安公司口头指示其做了变更，但并未就此提交任何有效证据，故本院确认上述样品对应之价款17735元应从原告澳大高科公司的诉讼请求金额中扣除。
被告北安公司及被告建工集团称《样品报价单》第14-24项材质无法进行现场区分，但其既未就已交付卢旺达项目部的相应样品材质提出异议，亦未就此提交相反证据，故本院对其此项抗辩意见，不予采信。
综上，本院确认原告澳大高科公司诉讼请求金额中应扣除111747元（23571元+15014元+2979元+49028元+3420元+17735元=111747元），故对原告澳大高科公司要求被告北安公司支付215709元（147020元+62290元+2979元+3420元=215709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依前所述，原告澳大高科公司应向被告北安公司交付《样品报价单》中第1、2、4、6、8、9、10、11、12、13、17、21、24项注明备份样品数量的样品、1套符合第5项要求的样品及1套符合第20项要求的样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二百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北京市设备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北京澳大高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支付货款二十一万五千七百零九元，同时原告北京澳大高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被告北京市设备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交付《澳大高科-
卢旺达KCC工程样品报价单》中第一、二、四、六、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七、二十一、二十四项备份样品数量的样品、一套符合第五项要求的样品及一套符合第二十项要求的样品。
二、驳回原告北京澳大高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北京市设备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六千二百一十二元，由原告北京澳大高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公司负担二千一百二十元（已交纳），由被告北京市设备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四千零九十二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开户行：工商银行西直门支行，账号：×××，收款人：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并注明案件承办人姓名），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张佳丽
人民陪审员 郑耀武
人民陪审员 程藩生
二〇一七年一月六日
书 记 员 周 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