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民终82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1，女，1964年3月19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田×1，女，1989年9月1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许×1，男，1971年10月28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欣，北京市浩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涛，男，1979年10月27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田×2，男，1932年9月15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1，女，1937年5月10日出生。
以上二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田×3，女，1970年12月29日出生。
上诉人郭×1、田×1因与被上诉人许×1、田×2、黄×1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5)石民初字第82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郭×1、田×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我在一审的诉讼请求，判决许×1与田×2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上诉理由：对方恶意串通，将房屋私自买卖，侵犯了我的权益，所以我认为合同无效。
许×1、田×2、黄×1辩称：我同意原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不存在恶意串通，合同有效。
郭×1、田×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许×1与田×2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2、许×1、田×2、黄×1承担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田×2与黄×1系夫妻关系；田×3系田×2与黄×1之女，田×4系田×2与黄×1之子；郭×1与田×4系夫妻关系；田×1系郭×1与田×4之女。田×4于2004年11月2日去世。
诉争房屋原系首钢总公司将879号房屋拆迁后，为安置原住户分配给包括郭×1、田×1在内的田×2一家居住的房屋。
2001年3月20日，田×2与首钢生活服务管理中心就诉争房屋签订《首钢出售公有住房合同》。2006年11月19日，诉争房屋登记至田×2名下，并由田×2、黄×1居住使用。
2012年10月20日，甲方田×2与乙方许×1签订《装修款补充协议》，约定甲方出售给乙方的标的房屋合同价款为1600000元，标的房屋的配套设施折价款为700000元，甲方出售该房屋的交易总价款为2300000元；本协议系甲乙双方签订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同日，许×1向田×2交付定金100000元。
2012年11月8日，出卖人田×2与买受人许×1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自行成交版）》，其中约定，出卖人所售房屋为2201号，建筑面积121.34平方米；成交价格1600000元；定金100000元。同日，许×1缴纳契税24
439.77元。后，许×1分别于2012年11月7日、2012年11月8日向田×2交付购房款30万元、70万元。
2012年11月9日，诉争房屋变更登记至许×1名下。
2012年11月15日，许×1向田×2交付购房款90万元。剩余购房款30万元，作为田×3租赁该房屋三年的租金及押金。当日，许×1与田×3签订《北京市房屋租赁合同（自行成交版）》，约定许×1将诉争房屋出租给田×3，租赁期限自2012年11月15日至2015年11月14日，租金20万元，押金10万元。上述合同签订后，诉争房屋由田×3居住使用。
2013年7月，郭×1、田×1搬入诉争房屋，并居住使用至今。
2013年8月，田×3搬离诉争房屋。
又查明，2012年8月1日，法院受理郭×1、田×1起诉田×2用益物权确认纠纷一案，郭×1、田×1于同年12月6日撤诉；2012年12月28日，法院受理郭×1、田×1起诉田×2、黄×1物权确认纠纷一案，郭×1、田×1请求确认其对诉争房屋具有使用权。2013年6月25日，法院作出（2013）石民初字第4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郭×1及田×1对2201号的房屋具有使用权。后该案被法院再审。2014年9月16日，法院作出（2014）石民再初字第1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撤销（2013）石民初字第461号民事判决书：驳回郭×1、田×1的诉讼请求。郭×1、田×1不服提出上诉。2015年3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一中民再终字第020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再查明，2013年7月25日，法院受理许×1起诉郭×1、田×1物权保护纠纷一案，许×1请求判令郭×1、田×1腾退诉争房屋并交付房屋租金。2013年12月19日，法院作出（2013）石民初字第407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许×1的全部诉讼请求。后，许×1不服，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年5月1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一中民终字第0150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另查明，2015年3月31日，法院受理郭×1、田×1起诉许×1、田×2、黄×1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郭×1、田×1请求撤销许×1与田×2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2015年11月12日，法院作出（2015）石民初字第243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郭×1、田×1的全部诉讼请求。该判决书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上述事实，有《装修款补充协议》、《北京市房屋租赁合同（自行成交版）》、《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自行成交版）》、中国建设银行凭条、北京市非税收一般缴款书、收条、发票、税收缴款书、（2013）石民初字第461号民事判决书、（2014）石民申字第2号民事裁定书、（2014）石民再字第10号民事判决书、（2015）一中民再终字第02011号民事判决书、（2013）石民初字第4077号民事判决书、（2014）一中民终字第01508号民事判决书、（2015）石民初字第2433号民事判决书、田×3与田×2、黄×1身份关系证明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郭×1、田×1以田×2与许×1恶意串通，损害郭×1、田×1利益为由主张确认许×1与田×2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应对田×2与许×1之间存在恶意串通并侵害郭×1、田×1合法权益之行为负有证明责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田×2明知郭×1、田×1对诉争房屋享有使用之权利而出售房屋，构成侵害郭×1、田×1合法权益之故意。但是，诉争房屋在出卖之前登记于田×2名下，即便郭×1、田×1对该房屋享有使用的权利，基于该权利并不具有对外公示的对抗效力，买受人许×1基于房屋登记的物权公示效力足以相信田×2享有诉争房屋的处分权，且田×2如何具体处分诉争房屋并不影响郭×1、田×1就其合法权益受损害的事实主张损害赔偿救济的权利。
本案中查明，许×1与田×2就诉争房屋签订买卖合同时，郭×1、田×1并未居住在诉争房屋之中，且许×1与田×2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已经通过转账、支付现金、折抵租金的方式支付了相应购房款和税费，并在郭×1、田×1入住诉争房屋之前已经取得该房屋所有权。郭×1、田×1主张许×1存在恶意，但未提供足以推翻之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对于郭×1、田×1请求确认许×1与田×2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需要明确的是，如郭×1、田×1认为田×2出卖诉争房屋侵害其合法使用权益，可依法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郭×1、田×1的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院认为，恶意串通的合同，是指合同双方当事人具有损害他人利益的不良动机，为牟取私利而共同订立的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恶意串通的构成要件，主观上，双方当事人须为恶意串通，即当事人双方具有共同目的，希望通过订立合同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客观上，合同损害了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本案中，诉争房屋在出卖之前登记于田×2名下，许×1与田×2就诉争房屋签订买卖合同时，郭×1、田×1并未居住在诉争房屋之中，且许×1与田×2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已经通过转账、支付现金、折抵租金的方式支付了相应购房款和税费，并在郭×1、田×1入住诉争房屋之前已经取得该房屋所有权。郭×1、田×1主张许×1存在恶意，依据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各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郭×1、田×1所持合同无效之理由，依据不足，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需要明确的是，如郭×1、田×1认为田×2出卖诉争房屋侵害其合法使用权益，可依法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郭×1、田×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郭×1、田×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柳适思
审判员 刘秋燕
审判员 王爱红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明 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