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仁怀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黔0382民初5246号
原告：高某1，女，2011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仁怀市，
原告：高某2，男，2013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仁怀市，
原告：高发文，男，1988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仁怀市，同时系高某1和高某2之父、法定代理人。
原告：高兴国，男，1962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仁怀市，
四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云峰、帅乾坤（实习），贵州黔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诉讼授权代理。
被告：王啟容，女，1957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仁怀市，
被告：卢国梅，女，1980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仁怀市，
被告：阮国洪，男，1977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绥阳县，
被告：卢旭，男，1985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仁怀市，
被告：徐斌，男，1984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郧西县，
五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廷清，贵州子尹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诉讼代理。
被告：卢国会（又名卢国平），女，1990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仁怀市，
第三人：卢国敏，女，1988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平江县，
原告高某1、高某2、高发文、高兴国与被告王啓容、卢国梅、阮国洪、卢旭、徐斌、卢国会、第三人卢国敏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1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发文、高兴国及四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云峰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王啓容、徐斌、阮国洪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廷清（同时系卢国梅、卢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卢国会、第三人卢国敏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依法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高某1、高某2、高发文、高兴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确认原、被告于2016年10月20日签订的《回迁安置宅基地处理依据》（以下简称《处理依据》）无效。事实和理由：高发文、卢国会系夫妻关系，婚姻存续期间生育长女高某1、长子高某2。因高发文、卢国会欲离婚，在被告卢国梅、阮国洪的怂恿下，为达到卢国梅、阮国洪、卢旭、徐斌共同霸占以王啓容为家庭单位的宅基地及所有土地、山林的目的，在高发文、卢国会无奈情况下签订了该《处理依据》。
该《处理依据》完全剥夺了原告高某1、高某2的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山林的承包经营权。原告高某2的出生地为被告王啓容家，是王啓容家庭所在地所在村民小组的成员，依法享有王啓容家庭宅基地的使用权和土地、山林的承包经营权，该《处理依据》的签订严重损害了高某1、高某2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应属无效。
该《处理依据》第二条同时严重损害了原告高兴国的利益。高兴国系高发文之父，高发文与卢国会结婚时，是高发文作为上门女婿入住王啓容家。为此，特签订了《协议书》，协议约定王啓容家的房屋由高兴国出资修建，建好后由高发文和卢国会长期安排处理使用，同意高兴国夫妻一起居住。该《处理依据》第二条擅自将由高兴国出资修建的房屋拆迁补偿款全部归高发文作为孩子抚养费，并且明确地说明“以前高发文和卢国会结婚时所定的不管哪方面的依据作废”，因此，原告高兴国认为该协议同时损害了其合法权益，高兴国投资几十万建造的房屋，由于该《处理依据》的签订，其居住权和修建房屋的花费付诸东流。因此，该《处理依据》损害了高兴国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应属无效。
孝敬和赡养母亲，是卢国会、卢国梅、卢旭的共同义务，该协议违反法律规定，剥夺了卢国会赡养母亲的义务，同时子女对母亲的赡养是无条件的，卢国梅、阮国洪、卢旭、徐斌以对王啓容生养死葬为形式，掩盖其非法占有现王啓容为家庭单位的包括原告高某1、高某2在内的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山林承包经营权的非法目的，是典型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应属无效。
第三人卢国敏系原告王啓容之三女，依法同样享有王啓容为家庭单位的土地、山林承包经营权，该《处理依据》同样剥夺了卢国梅的土地、山林承包经营权，损害了卢国敏的合法权益。
需要说明的是，卢国梅、卢旭都已经各自分得自己的一份宅基地，卢国会无宅基地。该《处理依据》同时侵犯了卢国会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该《处理依据》是故意串通损害第三人的利益，同时是以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目的，依法应属无效，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王啓容、卢国梅、阮国洪、卢旭、徐斌辩称：1.高兴国不是本案适格原告。本案系家庭内部财产分割，高兴国既不是家庭成员，又不是合同相对人，不是本案适格原告。2.《处理依据》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原告诉称该《处理依据》存在《中华人民和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情形，系适用法律错误，所为恶意串通的合同系合同的当事人非法勾结，为牟取私利，而共同订立的损坏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本案中，原告称该《处理依据》全面剥夺了原告高某1、高某2的以王啓容为家庭单位的宅基地使用权和所有土地及山林的承包经营权是认识错误。一是宅基地使用权系政府审批，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向政府申请，不存在被告王啓容剥夺的事实。二是无论宅基地使用权还是土地、山林承包经营权，系国家下发给王啓容的权利，王啓容作为权利人享有对自己财产的处分权利，未损害他人利益。原告还认为《处理依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款规定亦系理解错误。3.该《处理依据》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王啓容亦按照约定履行了相应的义务，该《处理依据》合法有效。2016年10月20日，本案原告高发文与被告签订了《处理依据》，并有4名在场人予以见证，在整个签订过程中，无任何强迫性行为。同时按照《处理依据》第二条约定，王啓容已支付高发文256000元，作为相对人高发文既已享受了合同利益，王啓容的支付义务已经履行完毕，该《处理依据》合法有效。4.原告的行为严重违反公序良俗，其诉请应予驳回，王啓容作为母亲，将其名下财产进行分割，这是父母对子女的一种关爱。然而，原告高发文作为非直系亲属，并没有相关法律权利，王啓容亦视其为自家人，在分割过程中对其多方照顾，也通过该《处理依据》让王啓容承担了义务与责任，仅享受了合同权利的原告高发文不知道感谢，还认为自己得到的不够，其道德、行为严重违反社会的公序良俗，其诉请应予驳回。综上，原告诉请理由不能成立，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8年12月28日，因原告高发文与被告卢国会恋爱，就居住问题等本案原告高兴国、被告王啓容、卢旭等达成《协议书》，载明“高兴国之子高发文与中枢镇盐津村王啓容之女卢国会，双方子女同意、结合婚姻一事，要求在女方建房。双方父母子女参加人达成协议如下：一、王啓容全家同意，把自己老房三间拆除，从新给高兴国之子高发文建房，房子手续由女方负责。二、建房的一切经济开支由高兴国负责。三、王啓容的一切土地家产新房、长期属于高发文和卢国会安排处理使用，但今后土地出售，王啓容有权商量安排处理解决出去的子女和自己的零星开支。四、高发文在女方安家落户，高发文、卢国会必须长期负责母亲（王啓容）的生前死后的一切责任，母亲百年归后，土地出售多，高发文、卢国会应当适当分给三个姐姐。五、房子完工后，女方全家同意，高发文双老居住在一起，房屋产权产期长期由高发文、卢国会享有居住权。……”2015年，因国家建设需要，征收上述《协议书》涉案房屋。2016年10月20日，王啓容、卢国会、高发文、卢国梅、阮国洪、卢旭、徐斌、胡少群（系高兴国之妻）签订《处理依据》，载明“一、于2016年卢国会与高发文夫妻关系不和，双方提出离婚。根据原双方结婚时，母亲王啓容由夫妻双方负责生养死葬，根据双方提出离婚后母亲王啓容无人抚养，经家门亲戚在场作出以下处理意见。二、房屋拆迁补偿款为296000元（大写：贰拾玖万陆仟元），王啓容提留现金40000元，（大写：肆万元），剩余256000元（大写：贰拾伍万陆仟元）归高发文做孩子抚养费及其他开支所用。以前高发文和卢国会结婚时所定的不管哪方面的依据作废。三、回迁宅基地安置后，所有权归王啓容，卢国会、高发文无权享受权，不得以任何借口干涉王啓容。四、根据母亲王啓容提出要求，今后生活起居，由卢国梅、阮国洪、卢旭、徐斌共同承担负责，一年每家居住半年。如有生病住院时，两姐妹共同承担负责，今后百年归天时，两姐妹共同承担责任。五、宅基地安置后，属卢国梅、阮国洪、卢旭、徐斌享受修建及所有权，修建完后，其中提两套给高发文、卢国会之孩子和卢国敏各占一套，按修建的成本费补贴给卢国梅、阮国洪、卢旭、徐斌。六、王啓容剩余的土地、山林归卢国梅、阮国洪、卢旭、徐斌各占一半。……”《处理依据》签订后，卢国梅将征收补偿款从自己账户上按《处理依据》第二条约定转汇256000元给卢国会、高发文。其后，原告认为《处理依据》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情形，请求确认《处理依据》无效。
另查明，1.原告高发文与被告卢国会于2011年5月10日登记结合，婚后一直与卢国会之母王啓容共同居住，并于2011年9月6日生育长女高某1，2013年2月18日生育长子高某2（两孩子户籍及居住地均为仁怀市盐津街道盐津社区岩站口组）。2.原告高兴国之妻胡少群也在《处理依据》签字确认。
本院认为，王啓容、卢国会、高发文、卢国梅、阮国洪、卢旭、徐斌签订《处理依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
首先，原告认为该《处理依据》剥夺了高某1、高某2宅基地使用权和山林、土地承包经营权。本院认为，虽原告高某1、高某2享有上述权利，但原告高发文和被告卢国会作为高某1、高某2的监护人，可全权代其行使权利，高发文、卢国会在《处理依据》上签字，且该《处理依据》也保留了高某1、高某2的应有权利（包括抚养费和房屋修建后的权利）。同时，如高某1、高某2符合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可以依法向相关部门申请上述权利，该《处理依据》并未剥夺二人的权利。
其次，原告认为该《处理依据》损害了高兴国的权利，高兴国投资修建的房屋被征收而未获得利益。本院认为，原告高兴国、被告王啓容、卢旭等达成《协议书》载明“房子完工后，女方全家同意，高发文双老居住在一起，房屋产权产期长期由高发文、卢国会享有居住权。”属实，但国家征收房屋系依法征收，且《处理依据》载明“宅基地安置后，属卢国梅、阮国洪、卢旭、徐斌享受修建及所有权，修建完后，其中提两套给高发文、卢国会之孩子和卢国敏各占一套，按修建的成本费补贴给卢国梅、阮国洪、卢旭、徐斌。”，该依据载明的高某1、高某2各享有一套房屋的权利，而高发文、卢国会作为高某2、高某1的监护人，依法代高某2、高某1行使权利，并不影响高兴国居住的权利。
最后，原告提出该《处理依据》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非法目的系“卢国梅、阮国洪、卢旭、徐斌以对王啓容生养死葬为形式，非法占有王啓容为家庭单位的高某1、高某2在内的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山林承包经营权”，本院认为，宅基地使用权系相关职能部门审批，只要符合条件便可申请，不存在掩盖非法目的事实。同时土地、山林承包经营权系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给成员管理使用，符合条件亦可申请，该《处理依据》也不存在损害他人利益、获取非法目的的事实。原告主张的其他事实不符合法规规定或未提供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原告诉请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被告的辩解与本院审理查明事实不符部分，其不符合法律规定或未提供充足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高某1、高某2、高发文、高兴国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60元，减半收取30元，由原告高某1、高某2、高发文、高兴国共同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元亮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徐启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