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三中民终字第1091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朝阳同达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安外立水桥清河营工业小区。
法定代表人付德海，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罗立顺，男，1974年6月1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周学腾，北京市证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燕玉春，男，1952年3月9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杨伦，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付德海，男，1952年3月1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周学腾，北京市证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市朝阳同达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燕玉春、原审第三人付德海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3）朝民初字第190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8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蒋巍担任审判长，法官霍思宇、付哲组成的合议庭，于2015年9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同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罗立顺、周学腾、被上诉人燕玉春的委托代理人杨伦、原审第三人付德海的委托代理人周学腾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燕玉春在一审中起诉称：1992年，燕玉春与案外人共同出资设立北京市朝阳区同达装饰材料厂（以下简称同达材料厂）。1996年同达材料厂改制为同达公司，燕玉春系同达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为18.2％。2012年8月，燕玉春到工商部门查询公司登记档案时，发现同达公司冒用燕玉春的名义与付德海签订《转股协议》及《股东会决议》，在工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将燕玉春持有的同达公司股份全部转移至付德海的名下。随后，燕玉春提起诉讼，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2）朝民初字第3378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转股协议》无效。现燕玉春诉至法院，要求：1.确认燕玉春为同达公司股东；2.付德海所持有的同达公司10万元出资归燕玉春所有。
同达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不同意燕玉春的诉讼请求，燕玉春并非同达公司股东，从未出资10万元。1997年同达公司章程证明燕玉春没有对同达公司出资，实际出资人是付德海，1999年同达公司股东会决议证明燕玉春将名下的股权转让给付德海。
第三人付德海在一审中陈述称：同意同达公司意见。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根据同达公司工商档案材料记载：1992年，同达材料厂经工商部门核准设立，负责人为刘淑萍，注册资金6.4万元，企业性质为合伙，合伙人及出资情况为：刘淑萍出资2.7万元、刘宝臣出资1.7万元、燕玉春出资0.5万元、崔玉茹出资1.5万元。1993年，同达材料厂更名为同达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55万元，股东及出资情况为：刘淑萍出资15万元、燕玉春出资10万元、王炳智出资10万元、胡文莲出资10万元、崔玉茹出资10万元。1997年，同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付德海，股东除刘淑萍变更为付德海之外，其他股东及出资金额不变。1998年9月16日，出让方“燕玉春”与受让方付德海签订转股协议，“燕玉春”将其出资10万元全部转给付德海。1998年9月17日，同达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1.同意公司股东转让股份；2.燕玉春将自己在公司所持股份（10万元）全部转让给新股东付德海；3.王炳智将自己在公司所持股份（10万元）全部转让给新股东王振生；4.胡文莲将自己在公司所持股份（10万元）全部转让给新股东罗立顺；5.崔玉茹将自己在公司所持股份（10万元）全部转让给新股东付泽辛。之后，同达公司进行了股权变更登记，原登记在燕玉春名下的10万元出资变更至付德海名下。2008年10月9日，同达公司因未在规定的期限内进行年检，被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2012年11月19日，一审法院作出（2012）朝民初字第33788号民事判决书，认为燕玉春和付德海均确认1998年9月16日转股协议上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判决确认1998年9月16日转让方为燕玉春、受让方为付德海的转股协议无效。2013年10月9日，一审法院作出（2013）朝民初字第19003号民事判决书，认为燕玉春和同达公司均确认1998年9月17日的股东会决议上燕玉春的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判决确认同达公司工商登记材料中1998年9月17日的股东会决议中“燕玉春”将自己在公司所持股份（10）万元全部转让给新股东“付德海”的条款无效。
一审诉讼中，为证明同达公司实际股东及出资情况，同达公司提交了1997年11月8日同达公司章程，根据该章程显示，同达公司注册资本55万元，实收资本90万元，股东及出资分别为：刘淑萍12万元、燕玉春3万元、孙建华20万元、付德海25万元、张和才5万元、王振生3万元、罗立顺3万元、陈昌文4万元、赵文礼3万元、池洪财10万元、胡文莲2万元。燕玉春对该章程不予认可，认为该章程没有在工商部门备案，当时付德海将该章程最后一页拿过来找其签字的，前面的内容没有看过，该章程应当是无效的。
一审庭审中，同达公司出具1999年4月29日的决议，内容为：“由北京安顺达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顺达公司）董事长付德海先生提议：面对现实的经济环境和企业的经营状况，建议由个人全部买断公司中乙方的全部资产。不论盈亏，买断人以乙方股份实际投资额为基数，接受乙方每个人的转让条件是买断后在二年内偿还本息，利息以年息百分之三点六计算（月息千分之三计算）。此决议通过后，请在下面签字为证。此后及时通知公司的甲方和丙方。”买断人处有付德海的签字，转让人处有陈昌文、赵文礼、李刚、罗立顺、王振生、张春丽、周红妹、胡文莲、王淑敏、燕玉春等人的签字。该决议加盖了安顺达公司和同达公司的公章。同达公司表示该决议证明付德海个人全部买断同达公司持有的安顺达公司的全部股权，付德海已给付燕玉春3万元，但未保留证据，燕玉春已经不具备同达公司股东资格。燕玉春对该决议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并未实际履行，付德海并未给付燕玉春股权转让款，并主张该决议中的“公司”是指安顺达公司，安顺达公司有三个股东，分别是同达公司、北京市安顺达经贸公司（以下简称安顺达经贸公司）及沈敏兴，决议中的“乙方”是指同达公司，“甲方”是指安顺达经贸公司、“丙方”是指沈敏兴。同达公司主张该决议是同达公司决议，安顺达公司有三个股东，分别是同达公司、安顺达经贸公司及沈敏兴，“甲方”是指安顺达经贸公司、“丙方”是指沈敏兴，前两个“乙方”是指同达公司，第三个“乙方”是指同达公司及同达公司的全体股东。
一审庭审中，刘宝臣出庭作证，称其1992年-1994年期间在同达公司工作，当时交纳了入股款，离开同达公司时将股份转给了刘淑萍，在其离开同达公司之前，燕玉春出资5000元。张和才出庭作证，称其在1995年向同达公司投资5万元，1997年，同达公司召开过一次股东会，并当场在公司章程上签字确认。1998年，同达公司退还其104000元。孙建华出庭作证，称其在1995年期间向同达公司投资20万元，但没有参与公司经营，也没有要求成为公司股东，1998年同达公司退还了30余万元。刘淑萍出庭作证，称其向同达公司先后投资12万元，1997年，同达公司召开股东会，并签署了同达公司章程。张春丽出庭作证，称其向同达公司出资1万元，1999年4月29日决议的意思是付德海买断张春丽持有的同达公司股权，签署决议后，张春丽领取了1万多元。燕玉春对上述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认为陈述不属实。
上述事实，有同达公司工商档案材料、（2012）朝民初字第33788号民事判决书、（2013）朝民初字第19003号民事判决书、1997年11月8日同达公司公司章程、1999年4月29日决议、证人证言以及当事人的陈述意见等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股东资格是投资人取得和行使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的基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原始取得是依据公司设立的一系列程序而确定的：首先，签署公司章程并在公司章程上记载股东投资的比例；其次，向设立中的公司认缴资本并按约定实际出资；再次，应在工商登记中记载认缴的出资额；最后，在公司设立后取得公司的出资证明书并将股东姓名或名称登记在公司股东名册上。本案中，首先，虽然同达公司在工商部门备案的公司章程中记载燕玉春出资额为10万元，但并无其向同达公司出资10万元的任何其他证据；其次，同达公司提供的1997年11月8日公司章程虽未经工商登记备案，但该章程上有包括燕玉春在内的股东签字确认，该章程上记载燕玉春以现金方式出资3万元，燕玉春亦认可该份章程上签字的真实性。故燕玉春在同达公司的实际出资应为3万元。同达公司主张根据1999年4月29日的决议，燕玉春已将其在同达公司的出资转让给付德海，但该决议并未明确约定燕玉春将同达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付德海，决议的签署人也与1997年11月8日同达公司章程所记载的股东不一致，故同达公司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燕玉春在同达公司的出资被转让给付德海所涉及的转股协议和股东会决议均被法院确认为无效，故付德海名下的同达公司出资3万元应为燕玉春所有。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燕玉春系北京市朝阳同达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股东，付德海名下的北京市朝阳同达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的出资3万元属燕玉春所有；二、驳回燕玉春的其他诉讼请求。
同达公司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一审对关键证据的认定错误，导致判决错误。燕玉春是否为同达公司股东，应当依据双方签订的1997年章程和1999年4月29日决议认定。首先，当事人双方均认可1999年决议的真实性，认可决议系双方签字、盖章。其次，1997年到1999年的两年间，燕玉春的股东地位并未改变。1997、1999年两次重大文件的形成均系其本人亲自参加并表决签字。为此，这次判决以股东变化为由不采信关键证据，完全就在偏袒、帮助燕玉春。再次，1997年和1999年股东罗立顺、张春丽均向法院提交了证言。二、1999年决议的是否履行，不影响决议的效力问题，这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三、这次判决超越职权判决燕玉春出资3万元，违反法定程序，应予纠正。四、一审判决结果制造社会矛盾，不利于稳定团结。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驳回燕玉春全部诉讼请求。2.上诉费由燕玉春承担。
同达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燕玉春服从一审法院民事判决。其针对同达公司的上诉理由答辩称：一审判决燕玉春虽然不是完全同意，但是没有上诉，因为当事人的目的是要求确认为公司股东。同达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一、同达公司对本案中的相关证据材料未究其本意，存在混淆。1997年章程并非工商局备案的章程。1999年4月29日的决议内容清晰明白，说的是由付德海个人全部买断公司中乙方的全部资产。本案同达公司在合同中以乙方的身份出现，决议的真实意思仅是买断同达公司在安顺达公司的出资。该决议并未实际履行，2002年安顺达公司由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变更为内资企业，同时同达公司撤出了在安顺达公司的股份，将安顺达公司中同达公司的股份分别转让给了包括付德海、燕玉春、胡文莲等人的个人股份，这一决议说明1999年的决议根本没有履行。二、无论1999年4月29日的决议履行与否，均不涉及燕玉春作为同达公司股东的资格和权益。同达公司并未注销，或通过其他方式处理所有股东对公司的出资和股东资格问题。同达公司与安顺达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人单位，相互之间的股东及公司经营是完全独立的。三、关于一审判决确认燕玉春出资3万元的问题，燕玉春认为应当以工商登记确认的相关章程及验资报告作为依据。根据现有的工商档案资料，应当确认燕玉春的出资份额为10万元。而同达公司的第四个上诉理由，是无稽之谈。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控制公司期间，擅自签订股东转让协议，转移了公司的股东份额，是一种侵权行为。
燕玉春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付德海未向本院提出上诉，但其同意同达公司的上诉理由。付德海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一审证据及陈述意见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首先，虽然同达公司在工商部门备案的公司章程中记载燕玉春出资额为10万元，但并无其向同达公司出资10万元的任何其他证据；其次，同达公司提供的1997年11月8日公司章程虽未经工商登记备案，但该章程上有包括燕玉春在内的股东签字确认，该章程上记载燕玉春以现金方式出资3万元，燕玉春亦认可该份章程上签字的真实性。故燕玉春在同达公司的实际出资应为3万元。
同达公司上诉主张“根据1999年4月29日的决议，燕玉春已将其在同达公司的出资转让给付德海”，对此本院认为，审查1999年4月29日的决议，其内容应为同达公司将其在安顺达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付德海，决议中未明确约定燕玉春将同达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付德海，且该决议中的签署人也与同达公司提交的1997年11月8日公司章程所记载的股东不一致，故同达公司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燕玉春在同达公司的出资被转让给付德海所涉及的转股协议和股东会决议均被法院确认为无效，故付德海名下的同达公司出资3万元应为燕玉春所有。
综上，同达公司的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燕玉春负担1750元（已交纳），由北京市朝阳同达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负担55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550元，由北京市朝阳同达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蒋 巍
代理审判员 霍思宇
代理审判员 付 哲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郭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