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2民终130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阿牛，男，1949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无业，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敏，贵州鼎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宁波速铁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市江北区正大巷**号*幢231。
法定代表人：尉少俊，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尉强，该公司监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邦宏，浙江晓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阿牛因与被上诉人宁波速铁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速铁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6）浙0205民初30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阿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高阿牛只需返还速铁公司代收货运费4338元。事实和理由：一审仅凭速铁公司提交的2015年7月的几张托运人为速铁公司的货票，认定高阿牛与速铁公司在《合同书》签订前即2016年5月之前就一直存在合作错误。该货票只能说明宁波市江北甬港公铁集装箱联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甬港公司）在2015年7月与高阿牛合作过程中曾以速铁公司作为货物托运人的事实，由于甬港公司与速铁公司实为两父子分别开设经营的同类型企业，故仅几张货票不能证明速铁公司与高阿牛在2015年7月即《合同书》签订前双方就有合作。实际上，高阿牛在2016年5月以前，一直与甬港公司合作。2016年5月，在甬港公司法定代表人尉强的引荐下，才与甬港公司法定代表人之子经营的速铁公司签订《合同书》。甬港公司与速铁公司系父子分别开设，高阿牛将运单混同不能以此证明高阿牛一直与速铁公司合作。甬港公司未正式明确将其与高阿牛的债权转让给速铁公司，也未通知高阿牛，债权转让对高阿牛不发生效力。一审判决高阿牛应返还速铁公司代收货运费的数额认定错误。一审仅凭速铁公司提交的甬港公司的车皮登记表上运费的记载以及甬港公司单方计算的高阿牛应返还代收运费就认定高阿牛应返还的代收运费错误。一审认定的高阿牛应返还的代收运费大部分是应返还给甬港公司的代收运费，而高阿牛与甬港公司实际合作是从2005年开始直至2016年5月。由于甬港公司在办理货物托运时为了节省保险费，将货物的保价填的很低，与货物价值相差很远，如由铁路来赔偿不能满足货主要求，于是甬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尉强与高阿牛达成协议，约定货物到站后若出现损毁，由高阿牛先行赔付货主，事后由甬港公司支付给高阿牛垫付的赔偿款，因此高阿牛自行给付货主的货物损毁款数额很大，甬港公司并没有结算给高阿牛垫付的货物赔付款，没有履行约定，故高阿牛返还给甬港公司的代收运费应扣除高阿牛上述垫付的赔偿款。高阿牛与甬港公司每月保底15车，不足15车补足32100元，一审对此不予认定错误。2016年6月，高阿牛与速铁公司合作，在2016年6月的车皮登记表上，高阿牛如实记载了多年来与甬港公司合作应扣除的各项费用。
速铁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速铁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高阿牛支付代收运费175050元，并支付自2016年7月6日至实际履行之日按同期同档次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甬港公司成立于2000年8月2日，法定代表人为尉强，住所地位于宁波市江北区人民路362号（铁路北站站区内），股东为尉强和张国英，经营范围为普通货运、货运站（场）经营（货运配载、货运代理、仓储理货）（在许可证有效期内经营）、汽车租赁，所属行业为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业。速铁公司成立于2014年9月23日，法定代表人为尉少俊，住所地位于宁波市江北区正大巷32号9幢231，股东为尉少俊、尉强和张国英，经营范围为普通货运（在许可证有效期内经营），国内货运代理、货物配载、仓储服务、汽车租赁，所属行业为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业。2014年9月至2016年6月期间，高阿牛代其合作公司对从宁波北站运至贵阳改貌站的货物进行核实，并监管装卸、配合货运员编制货物毁损安全记录、代收运费、赔付货主等。高阿牛将其经办的托运货物按月登记，形成宁波北站-
贵阳改貌车皮登记表，且附上相应配件直送费用清单、货物运单后定期寄给合作公司。根据高阿牛书写的2016年6月车皮登记表内容，截至2016年5月31日，高阿牛收取的运费扣减高阿牛应收取的配件直送费、货物赔款、服务费等后，尚余167126元未付。该车皮登记表还载明，2016年6月代收款（37155元）扣减直送费（29469元）、赔款、服务费、水表厂代收费用后，应返还4338元（4558元-220元水表厂代收）。另外，高阿牛还在该车皮登记表最后一行书写“原来167126-128724=38402（甬港公司）”。2015年7月起，虽然部分托运使用甬港公司货物运单，但相应货票中记载的托运人为速铁公司，高阿牛在货票中签名确认领取货物。2015年10月至2016年1月，相应托运使用的货物运单全部为甬港公司货物运单，2016年2月至2016年6月，相应托运使用的货物运单既有甬港公司货物运单，也有速铁公司货物运单（无论是甬港公司还是速铁公司交给高阿牛的货物运单上均未加盖速铁公司业务专用章）。上述2016年6月直送费29469元中包含了周奚军直送费336元。在宁波火车北站拆迁、新火车北站建立并投入使用后，高阿牛仍以甬港公司作为收件人并将材料寄往宁波火车北站（贵阳专线）。2016年3月10日，张国英发短信给高阿牛，内容为：“账对的欠速铁209084元，还有今天装一车白板纸收货人华方102件。”高阿牛回短信表示：“车号；告诉我”。2016年4月9日，张国英发微信给高阿牛，其中一份手写材料照片上部分内容为：“老高你好：3月账……共计欠速铁197252+2610+140=200002元。”高阿牛几分钟后回微信，表示：“我看到了”。2016年5月11日，速铁公司和高阿牛签订了《合同书》一份，尉强以速铁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与高阿牛签约。《合同书》内容与速铁公司诉称事实一致。高阿牛确认2016年6月的代收款系其代速铁公司收取。《合同书》已于2016年7月1日解除。2016年6月8日，张国英发微信给高阿牛，其中一份手写材料照片书写：“老高你好：5月份账共计欠速铁代收运费168177元-1051<来宁波火车票>=167126元。”高阿牛几分钟后回微信，表示：“对的”。2016年5月29日，一批振动棒和电机从宁波运至遵义，该托运使用的是速铁公司的货物运单，托运人记载为明达，收货人记载为周奚军，到站提货方式为送货，付款方式为到站付款，备注栏有“提付580元/吨+直送费，送费收货人付，宁波收”字样。2016年6月16日，一批胶带从宁波运至贵阳，该托运使用的是甬港公司的货物运单，运单记载的托运人为宁波速铁，收货人为刘和平，付款方式为发站付款，运费金额为3250元，后刘和平将该笔运费支付给了高阿牛，高阿牛未将3250元代收运费计入车皮登记表。2016年6月29日，速铁公司向高阿牛发出《催款通知书》，要求高阿牛将截至2016年5月31日尚欠速铁公司的代收运费167126元在7月6日前汇入张国英账户。高阿牛收到《催款通知书》后，在通知书内容下方书写内容后回寄给速铁公司，高阿牛书写的内容为：“宁波速铁代理公司我无欠款，原宁波甬港公司由于给我的没有算给我，因此，没有结账。主力电器每次付80元小费，共3400元，文县赔款共18462元，鞋子赔款3200元，代收未能收回21000元，共11票直送没有给我合2700元，窗帘布业务费及医药费6200元，该报销车旅12162元，工作服及劳动手套共5500元，每月保底15车，不足15车补足32100元，每年2000元补贴、奖金共24000元，共计128724元。”2016年7月19日，张国英书写2016年6月欠款清单一份，认为高阿牛2016年6月应返还的款项为4558元减去水表厂代收220元加上周奚军送费336元（应由对方支付）加上刘和平胶带代收款3250元共计7924元，并认为加上上月余额167126元，高阿牛共欠速铁175050元。一审法院认为，案件争议焦点在于：一、速铁公司有无权利要求高阿牛返还代收款；二、高阿牛应返还的金额。关于争议焦点一，速铁公司有无权利要求高阿牛返还代收款。该院认为，甬港公司和速铁公司均与高阿牛间存在合作关系，高阿牛的合同义务均包括代合作公司收取运费，高阿牛在收取运费后应将其代收的款项返还给合作公司。高阿牛否认与甬港公司存在合作关系，认为其系为甬港公司在贵阳的合作者即贵阳宏发货运部工作，但高阿牛在其回寄给速铁公司的《催款通知书》上表示由于甬港公司该给高阿牛的没有算给高阿牛，故此双方没有结账，该内容显示甬港公司与高阿牛是存在合作关系的，在高阿牛未提供证据证明甬港公司系与贵阳宏发货运部合作且高阿牛系为贵阳宏发货运部工作的情况下，对高阿牛上述主张不予采纳。速铁公司有无权利要求高阿牛返还代收款，实质争议点在于速铁公司有无在《合同书》签订前已与高阿牛存在合作关系，以及速铁公司有无权利要求高阿牛返还其代收的甬港公司运费。首先，根据查明的事实，2015年7月起，虽然部分托运使用甬港公司货物运单，但相应货票中记载的托运人为速铁公司，高阿牛在货票中签名确认领取货物；2015年10月至2016年1月，相应托运使用的货物运单为甬港公司货物运单，2016年2月至2016年6月，相应托运使用的货物运单既有甬港公司货物运单，也有速铁公司货物运单。上述事实表明，虽然《合同书》签订于2016年5月11日，并约定生效日为2016年5月1日，但在《合同书》签订之前，速铁公司和高阿牛间已经存在合作关系，速铁公司已经委托高阿牛代收运费，高阿牛代收的速铁公司运费并不限于2016年6月的款项。其次，且不论使用甬港公司运单但实际托运人为速铁公司的业务以及2016年6月的业务，对其他业务来说，鉴于高阿牛持有的甬港公司运单均未加盖速铁公司业务章，甬港公司的货物运单应是甬港公司的业务，代收的是甬港公司的运费，相反则是速铁公司的业务和运费。但是，高阿牛在制作火车皮登记表过程中，并未对甬港公司的业务和速铁公司的业务进行区分，即无论是速铁公司的代收款还是甬港公司的代收款均是合并累计进行。高阿牛在审理中认为2016年6月的代收款发生在其与速铁公司合作期间，即均是速铁公司的款项，但实际上，2016年6月的大量托运单仍使用甬港公司货物运单。上述事实反映出，高阿牛在履行代收款义务中，其实并未严格区分其代收款项的债权人是速铁公司还是甬港公司，也未严格区分甬港公司的货物运单和速铁公司的货物运单。虽然在2016年6月车皮登记表中，高阿牛书写了“原来167126-128724=38402（甬港公司）”的内容，该车皮登记表明显形成于2016年6月底，而从速铁公司证据2《催款通知书》（落款时间为2016年6月29日）看，双方在2016年6月底已经对欠款问题发生了争议，故高阿牛在此时注明的“甬港公司”不能证明其对待速铁公司和甬港公司的一贯意见。再次，速铁公司和甬港公司是关系极为紧密的企业。从股东身份关系看，甬港公司的股东是尉强和张国英，速铁公司的股东是尉少俊、尉强和张国英，速铁公司表示后两人系夫妻，尉少俊系其子；从经营内容看，该两公司均经营宁波北站至贵阳改貌站的货运，业务内容高度重合。速铁公司特别授权代理人尉强还表示该两家公司是其家庭开设的同一家公司。两家公司的高度关联性也说明了为何两家业务存在一定程度的混合。最后，速铁公司提供的证据3手机微信截图和短信息截图显示，2016年3月起，张国英与高阿牛对账时对债权人的表述就是速铁公司而非甬港公司，高阿牛从未对此表示反对，特别是在2016年6月8日，张国英发微信给高阿牛，表明高阿牛截至2016年5月其共计欠速铁公司代收运费167126元，高阿牛几分钟后回微信，表示：“对的”。上述事实表明，高阿牛确认甬港公司的债权均已经转让给了速铁公司，与速铁公司特别授权代理人尉强（也是甬港公司法定代表人）有关其已经告知高阿牛甬港公司全部业务由速铁公司承接的陈述相互印证。虽然高阿牛提供的证据2快递面单显示，宁波火车北站建立后，高阿牛仍将材料寄往甬港公司，但面单上并无具体时间，无法证明2016年3月后，高阿牛仍将材料寄给甬港公司，以甬港公司作为其债权人。综合上述分析，该院认为，速铁公司与高阿牛的合作（包括速铁公司委托高阿牛代收款项）在《合同书》签订之前就已经进行，甬港公司要求高阿牛返还代收款的权利已经转让给速铁公司，并已经通知了高阿牛，该转让已对高阿牛发生效力，高阿牛应向速铁公司支付其代收的甬港公司运费。关于争议焦点二，高阿牛应返还的金额。根据前文分析，高阿牛应返还速铁公司的款项包括其未返还给速铁公司的代收款以及甬港公司转让的高阿牛未返还给甬港公司的代收款。根据速铁公司证据4中的车皮登记表内容，上述款项均是累计计算。根据2016年6月车皮登记表内容以及高阿牛陈述，截至2016年5月31日，高阿牛未返还的代收款金额为167126元，加上该登记表记载的2016年6月未返还的代收款4338元以及该院查实的未登记入车皮登记表的刘和平代收款3250元，高阿牛应返还的代收款金额为174714元（167126元+4338元+3250元=174714元）。速铁公司主张高阿牛还应返还其无权扣减的周奚军从办事处到厂家的运费336元，该院认为，速铁公司证据5周奚军货物运单显示，该批货物系送货，而《合同书》中速铁公司和高阿牛约定的包干费仅包到至车站内的费用，不包括高阿牛送货至货主所在地的费用，该直送费应另行计算给高阿牛。《合同书》载明，如有意外特殊开支必须经速铁公司同意后方可报销，但该内容是与包干费在同一条款中约定，表明前述“意外特殊开支”是指包干费中的特殊开支，与包干费外的直送费无关。虽然货物运单备注栏有“送费收货人付”字样，但同时又有“宁波收”，且速铁公司主张送货仅送到办事处，不送至厂家，未提供证据证实，据此，该院认定高阿牛可扣除该笔336元，该院对速铁公司相应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高阿牛认为甬港公司未支付给高阿牛128724元，包括主力电器每次付80元小费，共3400元，文县赔款共18462元，鞋子赔款3200元，代收未能收回的21000元，共11票直送没有给高阿牛的2700元，窗帘布业务费及医药费6200元，应报销的车旅费12162元，工作服及劳动手套共5500元，每月保底15车，不足15车补足32100元，每年2000元补贴奖金共24000元，但未对其主张提供证据，且高阿牛与速铁公司签订的《合同书》关于保底的约定也是年保底84个混装车皮（零担批量2个车皮算1个混装车皮），如果不足隔年1月补足，而非约定了违约金，据此，对高阿牛的上述意见不予采纳。速铁公司要求高阿牛赔偿自2016年7月6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该院认为现并无证据证明甬港公司与高阿牛约定了代收款的支付时间，也无证据证明速铁公司和高阿牛在《合同书》签订前约定了代收款的支付时间，故相应代收款速铁公司可以随时要求高阿牛支付，但应给予高阿牛必要的准备时间。《合同书》签订后速铁公司可以按《合同书》约定要求高阿牛在当月最后一个车皮到达后五日内邮寄运单、回单等资料，并在速铁公司核对清楚后三个工作日内汇款。速铁公司在《催款通知书》中要求高阿牛在2016年7月6日前支付截至2016年5月31日的代收款167126元，鉴于《催款通知书》出具时间为2016年6月29日，加上通知书邮寄时间，速铁公司给予高阿牛的付款准备时间过短，酌定高阿牛付款期限截至2016年7月22日，故调整167126元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起算时间为2016年7月13日。至于2016年6月的代收款4338元，根据速铁公司和高阿牛意见，属于双方的合作，故应按照《合同书》履行。刘和平代收款3250元亦发生在2016年6月，亦应按照《合同书》履行。根据张国英书写的6月欠款清单，速铁公司是在2016年7月19日对清2016年6月账目，据此，该两笔款项（共计7588元）的付款期间截至2016年7月22日，调整7588元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起算时间为2016年7月23日。综上，对速铁公司要求高阿牛返还代收款174714元并赔偿该款项自2016年7月23日至实际履行之日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超过部分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高阿牛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速铁公司代收款174714元，并赔偿自2016年7月23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未返还代收款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二、驳回速铁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801元，由速铁公司负担7元，高阿牛负担3794元；保全申请费1395元，由高阿牛负担；公告费300元，由高阿牛负担。
二审中，速铁公司未向本院提供新证据。高阿牛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秦勇等证人证言12份，拟证明一审认定的高阿牛欠甬港公司的16万多元不存在，反而是甬港公司欠高阿牛182816元。经质证，速铁公司认为，高阿牛提供的证人证言欲证明的问题不在高阿牛的上诉范围内，高阿牛所提供的证据与本案无关。高阿牛提供的是证人证言，证人身份不明，无法进行核实，不予认可。且从证言内容看，大多是2006年、2007年、2008年、2009年、2011年的货物破损情况，如果货物破损情况存在，早就解决了，不应该在10年以后再提出。退一步说，即使货物破损存在，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书》第5条约定，就算这些货物破损情况存在损失也由高阿牛承担。本院认为，高阿牛提供的证据属于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作证，速铁公司又不认可，对其真实性难以确认，对该证据不予认定。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2016年6月车皮登记表内容以及高阿牛陈述，截至2016年5月31日，高阿牛未返还的代收款金额167126元，加上该登记表记载的2016年6月未返还的代收款4338元以及刘和平代收款3250元，高阿牛应返还代收款金额为174714元。上述应返还的代收运费包括高阿牛应返还速铁公司的代收款以及甬港公司转让的高阿牛未返还给甬港公司的代收款。高阿牛认为上述其应返还的代收运费大部分是应返还给甬港公司的代收运费，高阿牛在与甬港公司合作时为其垫付了数额较大的货物损毁款，甬港公司没有结算给高阿牛垫付的货物损毁款，故应在高阿牛应返还的代收运费中扣除，其只需返还代收运费4338元，但未提供证据证明，速铁公司又否认，难以支持。高阿牛认为其与速铁公司约定每月保底15车，不足15车补足其32100元，但未提供证据证明，难以采信。高阿牛与速铁公司签订《合同书》的时间虽为2016年5月11日，但根据查明的事实，双方在《合同书》签订之前已经存在合作关系，速铁公司已经委托高阿牛代收运费，高阿牛认为2014年9月至2016年5月间，速铁公司和高阿牛不存在合作关系，2016年5月之前其一直与甬港公司在贵阳的合作者贵阳宏发货运部处理甬港公司的相关工作以及甬港公司未明确将与高阿牛的债权转让给速铁公司，但高阿牛在制作火车皮登记表过程中，并未对甬港公司的业务和速铁公司的业务进行区分，无论是速铁公司的代收款还是甬港公司的代收款均合并累计，说明高阿牛在履行代收款义务中，并未严格区分代收款项的债权人是速铁公司还是甬港公司，而速铁公司和甬港公司关系紧密，甬港公司的股东是尉强和张国英，速铁公司的股东是尉少俊、尉强和张国英，尉强和张国英系夫妻，尉少俊系其子。两公司均经营宁波北站至贵阳改貌站的货运，业务内容高度重合。两家公司的高度关联性也说明为何两家业务存在一定程度的混合。速铁公司提供的手机微信截图和短信息截图显示，2016年3月起，张国英与高阿牛对账时对债权人的表述就是速铁公司而非甬港公司，高阿牛从未对此表示反对。2016年6月8日，张国英发微信给高阿牛，表明高阿牛截至2016年5月其共计欠速铁公司代收运费167126元，高阿牛几分钟后回微信，表示：“对的”。上述情况表明高阿牛已确认甬港公司的债权已转让给了速铁公司，因此高阿牛的上诉主张，理由不足，难以支持。
综上所述，高阿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801元，由上诉人高阿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文君
审 判 员 徐梦梦
代理审判员 施 晓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鲁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