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9民终35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陕西荣生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在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新型工业园丽园路紫薇田园都市A区3号楼2单元101室。
法定代表人：蔡赟，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花恒胜，江苏钟山明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盐城发电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盐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区惠腾大道2号。
法定代表人：陈应武，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华，盐城市盐都区中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城建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住所地在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人民西路西段南侧（区信用联社家属楼）。
负责人：张朋，该分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夏晨，该公司项目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年，陕西达明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城建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北京市朝阳区安苑东里三区十号楼。
法定代表人：廖安国，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夏晨，该公司项目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年，陕西达明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陕西荣生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荣生）因与被上诉人盐城发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城发电）、被上诉人北京城建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以下简称城建西安分公司）、北京城建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城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2016)苏0903民初39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陕西荣生上诉请求：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支付货款158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盐城发电与城建西安分公司是2012年8月26日《产品销售合同》的签订双方主体、履行主体。1、城建西安分公司该项目的项目经理刘夏晨2016年4月20日在盐城市盐都区公安局陈述，2012年8月26日，他代表城建西安分公司与盐城发电签订了合同，2015年上半年，盐城发电到法院起诉，才知道陕西荣生与盐城发电也签订了一份合同。说明城建西安分公司自愿与盐城发电签订合同，且2015年之前不知道有盐城发电与陕西荣生合同的存在。2、从合同的履行主体上，城建西安分公司盖章予以确认收到三台发电机组，城建西安分公司虽辩称2013年10月8日才核准更名，不符合章印启用时间，但城建西安分公司提供的补充证据中的《工作指令单》，时间是2012年6月26日，另外，《材料设备认质认价单》也加盖“项目经理部印章，说明城建西安分公司一直在使用上述印章，确认了发货单印章的真实性。3、从发票及财务制度上，2012年9月18日，盐城发电按照合同约定向北京城建开具4张共计320万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且城建西安分公司在一审庭审中也确认己经收到上述发票并已入账。该发票记载收货单位为“北京城建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销货单位为“盐城发电设备有限公司”，根据《发票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故从税收法律制度上依法认定买卖关系是北京城建与盐城发电之间建立的。4、盐都区公安局出具的退卷函，明确说明盐城发电已与城建西安分公司实际履行了《产品销售合同》，货票内容一致。二、即使认定陕西荣生为买卖合同的主体，一审法院在盐城发电未提供造成损失的证据、上诉人已经请求减少逾期利息的情况下，仍然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判处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三、盐城发电对向城建西安分公司开具320万元增值税发票是明知的，其是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约定义务，盐城发电不存在税金损失的情况；且城建西安分公司是上述增值税发票的实际受益人，上诉人并未受益，不应当承担税金损失。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税金损失违反民商事活动基本的公平原则。
被上诉人盐城发电答辩称：实际买卖方主体由法院裁定；本案至今前后四年，给我们造成很大损失，关于违约金的赔偿，合同中有明确约定，逾期按日1%支付违约金，因超过法定，一审按四倍贷款利率计算是正确的。
被上诉人城建西安分公司、北京城建共同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事实均不能成立。1、2012年8月26日签订的合同，该合同并未实际履行，且该合同盐城发电公司并未实际掌控，根据上诉人2012年8月27日与盐城发电所签订的合同以及补充协议，明确了盐城发电与被上诉人城建西安分公司于2012年8月26日的合同，仅用于开具增值税发票；2、上诉人与盐城发电于2012年8月27日签订的合同，合同的履行标的并非系与我公司签订的标的，我们足以判定是上诉人与盐城发电为了逃避应当承担的税费和获利，将其转到我们的头上；3、上诉人认为2012年9月13日货物接收单加盖了北京城建项目部的章印，但北京城建在2013年10月8日才进行名称变更，当时北京城建华清宫项目部的章印不存在；4、关于盐城市盐都区公安局出具的函，该函不是最终的查明结果，其中说的履行的合同没有说明是哪一份合同，即便是公安机关出具的函，也应当以法院查明的结果为依据。5、关于上诉人提出发票是开给北京城建，证明购买主体北京城建的理由也不能成立，合同履行支付的货款均非出自北京城建或城建西安分公司。上诉人所称的机电设备安装是由城建西安分公司全部发包给上诉人的，所以上诉人才是与盐城发电的买卖合同履行人。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被上诉人盐城发电向一审法院起诉的请求：城建西安分公司、北京城建归还货款320万元，并承担从2012年10月1日起至2015年5月1日止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4倍计算的利息，陕西荣生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若法院查明买方主体为陕西荣生，请求法院判令陕西荣生归还货款196.4万元（218万元加上应当支付的开票费用38.4万元，减去已支付的货款60万元），并承担该款从2012年10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付款之日止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4倍计算的利息，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认定事实：2011年11月10日，城建西安分公司与陕西荣生签订承包协议一份，约定城建西安分公司将西安曲江临潼华清宫文化广场水电安装工程发包给陕西荣生施工，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包机械、包工期、包质量等。
2012年8月26日，城建西安分公司授权陕西荣生与盐城发电洽谈采购发电机事宜。同日，城建西安分公司作为买方与盐城发电作为卖方、陕西荣生作为担保方签订产品销售合同一份，约定：城建西安分公司购买盐城发电型号为450GF、800GF、1000GF的柴油发电机组三台，总价款为320万元（提供增值税发票）；卖方收到定金后十个工作日交货，并于2012年9月10日前具备使用条件；卖方交货后三个工作日内，必须满足产品调试运行的条件，如逾期不能满足调试条件或不通知卖方调试，视为产品验收完毕；保质期为自卖方交货之日起二十四个月或累计使用一千小时，以先到的期限为准；签订合同的当日需方付合同总额30%的定金，货到当日需方付至合同总额的70%，调试完毕三日内付至合同总额的100%，以上如逾期不付则需方无条件按未付款部分的1%每天赔偿给供方；另附供货清单；合同还对其他事项作了约定。
2012年8月27日，盐城发电作为卖方与陕西荣生作为买方签订产品销售合同一份，约定：陕西荣生购买盐城发电型号为450GF、800GF、1000GF的柴油发电机组三台，总价款为218万元（提供增值税发票）；卖方收到定金后十个工作日交货（并于2012年9月10日前具备使用条件）；卖方交货后三个工作日内，必须满足产品调试运行的条件，如逾期不能满足调试条件或不通知卖方调试，视为产品验收完毕；保质期自卖方交货之日起二十四个月或累计使用一千小时，以先到的期限为准；货款结算方式为签订合同的当日需方付定金10万元，在卖方通知买方发货前付至合同总额的20%，在货到的当日需方付至合同总额的70%，调试完毕的三日内付至合同总额的95%，留5%的质保金在质保期满后的十日内付清，如逾期不付需方无条件按未付款部分的1%每天赔偿给供方；如买方逾期付款，每日按合同总价的1%承担违约金等等。
盐城发电与陕西荣生在签订合同过程中签订补充协议一份，约定：盐城发电与城建西安分公司于2012年8月26日签订的合同仅作为开具增值税发票的凭证，材料结算款以盐城发电与陕西荣生于2012年8月27日签订的合同为准。上述合同签订后，陕西荣生于2012年9月11日向盐城发电支付10万元，盐城发电于2012年9月13日、同年9月21日，向陕西荣生交付三台柴油机发电机组及随机附件，交货人为徐晓东和胡波涛。2012年10月22日、2012年12月21日、2014年6月30日，陕西荣生分别向盐城发电支付20万元、20万元、10万元。
2012年9月18日，盐城发电根据陕西荣生的要求开具购货单位为北京城建、金额为320万元增值税发票四份，并于同年9月21日将上述增值税发票交付给陕西荣生。
2014年1月21日盐城发电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陕西荣生支付合同剩余价款及违约金。2014年7月16日一审法院作出(2014)都秦商初字第0007号民事判决，判令陕西荣生支付盐城发电货款147.1万元并承担违约金。陕西荣生不服向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该院审理期间提供了2012年8月26日盐城发电为卖方、城建西安分公司为买方、陕西荣生为担保方的销售合同及交货清单。
一审法院另查明，在一审法院审理期间，对陕西荣生原法定代表人龚建荣进行调查时，龚建荣确认已收到该三台发电机组并支付了部分价款，且陈述因城建西安分公司要收取14%的管理费，再加上质保金、开票税款，税费相加利润不足，盐城发电、陕西荣生遂与城建西安分公司协商签订假合同，约定直接开票给北京城建。
又查明，在一审审理期间，经向城建西安分公司曲江临潼华清宫文化广场项目部负责人刘夏晨调查，刘夏晨陈述，案涉发电机组到达工地时已经安装，因未达到调试条件而未调试，但过了一两个月后达到调试条件而因原因不明未调试。
另一审审理期间，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决定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处理。本案移送盐城市盐都区公安局后，该局于2016年5月19日致函一审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认定盐城发电涉嫌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犯罪，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七十四条之规定，退回一审法院处理。
一审法院认为：针对同一标的物出现了两份买方主体完全不同的销售合同，即2012年8月26日盐城发电与城建西安分公司签订的产品销售合同、2012年8月27日盐城发电与陕西荣生签订的产品销售合同，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为盐城发电是与城建西安分公司还是与陕西荣生发生买卖合同关系？
一审法院从以下五个方面分析可以认定本案的买方主体为陕西荣生。
第一、2012年8月26日，盐城发电与城建西安分公司签订销售合同属实，但在签订上述合同的次日，盐城发电即与陕西荣生签订内容相同的销售合同和补充协议，约定盐城发电与城建西安分公司于2012年8月26日签订的销售合同仅作为开具增值税发票的凭证，材料款结算以盐城发电与陕西荣生于2012年8月27日签订的合同为准。
第二、盐城发电在本案中提供的由城建西安分公司项目部签收的柴油发电机组交货清单，用以证明该发电机组由城建西安分公司签收，该交货清单载明的时间为2012年9月，收货单位印章名称为“北京城建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而北京城建名称于2013年10月方经工商管理机构由“北京城建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更名，故提前一年使用北京城建名称，既不合法又有违常理，该交货清单的真实性令人质疑。盐城发电诉称该印章之前一直使用，但并未提供该印章之前在其他地方使用过的相关证据。
第三、盐城发电开具购货单位为北京城建的增值税发票320万元属实，但盐城发电与陕西荣生在补充协议中已明确约定将增值税发票直接开具给北京城建，且发票亦是交付给陕西荣生，故盐城发电开票行为与其与陕西荣生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相吻合。同时，本案在原审过程中对陕西荣生原法定代表人龚建荣进行调查时，龚建荣陈述2012年8月27日签订的销售合同系真实合同，认可收到案涉三台发电机组并支付部分货款，并说明城建西安分公司要收取14%的管理费，再加上质保金、开票税款，扣除税费可能利润不足，遂由盐城发电与城建西安分公司、陕西荣生协商签订假合同，直接开票给北京城建。龚建荣的陈述亦印证上述事实。
第四、两份销售合同中均约定附有供货清单，但现提交的合同中只有2012年8月27日的销售合同后附有供货清单，陕西荣生在原一审审理过程中，对已收到盐城发电供应的发电机组无异议并辩称已支付部分价款，且案涉两份销售合同均约定应当在合同签订当日支付定金等，但仅陕西荣生向盐城发电支付定金10万元及价款50万元，北京城建及其西安分公司并未向盐城发电支付任何款项，盐城发电亦未提供证据证实在原一二审期间向城建西安分公司主张过价款的事实。
第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已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本案中，盐城发电于2014年1月起诉时，直接以陕西荣生为被告，而并未向北京城建及其分公司主张权利，但其知道与城建西安分公司签订过购销合同、开具发票等事实的客观存在，既未作为证据提交亦未陈述存在两份购销合同的事实，从另一角度，再次印证盐城发电是以陕西荣生为案涉合同买方，构成被告主体事实上的自认。盐城发电认为其没有与城建西安分公司签订的合同文本，但既然与城建西安分公司签订过合同却无合同文本，显然与常理不符，而且价款远高于与陕西荣生签订的合同价款，盐城发电对其就低不就高的维权行为亦未作出合理解释。
综上，虽然陕西荣生现否认直接与盐城发电签订销售合同、并认为双方签订的开具增值税发票补充协议非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反言行为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证实。故根据合同的签订过程及履行情况，认定盐城发电与陕西荣生系本案诉争的买卖合同主体。
本案争议焦点之二，即盐城发电主张的要求陕西荣生支付价款196.4万元（含102万货款税金损失）及自2012年10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付款义务之日止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4倍计算利息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针对争议焦点二，一审法院认为：
关于价款本金数额问题。按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签订合同的当日付定金10万元，在卖方通知买方发货前付至合同总额的20%，货至当日付至合同总额的70%，调试完毕三日内付至合同总额的95%，留5%质保金在质保期满后十日内付清，现盐城发电已于2012年9月21日向陕西荣生交付了三台发电机组，合同约定买方在卖方交货后3个工作日内必须满足产品调试运行的条件，如逾期不能满足调试条件或未通知调试视为产品验收完毕，现因陕西荣生提供的现场调试条件不成就致使未能按约调试，且未提供证据证实已通知调试，故在交货3个工作日后应视为案涉设备已验收完毕。质保期为卖方交货之日起24个月或累计使用一千小时，以先到的期限为准，现质保期早已届至，故盐城发电要求陕西荣生支付价款的条件已成就，扣减已支付货款60万元，陕西荣生应当支付价款158万元。
关于盐城发电要求陕西荣生承担向北京城建多开具102万元价款的税金损失38.4万元应予支持问题。因盐城发电与陕西荣生订立的合同价款为218万元，却根据双方约定按320万元开具增值税发票，且向非交易方开具，属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违反了相关税法的禁止性规定，该行为违法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赔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故对本案中盐城发电向北京城建开具的102万元增值税税金损失，应根据双方过错程度大小承担相应的责任。因不向合同相对方而向合同交易主体之外的第三方开票，双方明知且都有过错，但盐城发电向北京城建开具增值税发票是受陕西荣生委托代开，盐城发电客观上因接受委托而遭受了税金损失，在此过程中陕西荣生过错程度较大，一审酌定陕西荣生对盐城发电的税金损失按70%比例予以赔偿。经计算，102万元应付税金为148205.13元，故陕西荣生应当赔偿盐城发电税金损失103743.59元。对盐城发电主张的其他税金损失，因双方约定仅限于增值税税金且其他税金属于间接损失，故其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盐城发电主张的从逾期付款之日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4倍计算利息应否支持以及利息起算时间问题。按照合同约定，买方逾期付款，每日按合同总价1%承担违约金，盐城发电降低要求从逾期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付款义务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计付利息，因利息本质上亦属于违约金性质，故对盐城发电的该请求予以支持。对利息起算时间问题，按照合同约定，交货后三个工作日内调试，调试完毕三日内付至合同总额的95%，双方对2012年9月21日交货时间无异议，因未及时调试原因在于陕西荣生，故陕西荣生至迟于2012年9月28付款207.1万元（218万元*95%），现盐城发电主张从2012年10月1日起算利息，应予支持。其中质保金10.9万元（218万元*5%）应于质保期2年后支付，故质保金利息起算日期应从2014年10月1日起算。
综上所述，盐城发电要求陕西荣生支付合同价款158万元及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4倍计算的利息、支付部分税金损失的诉请，予以支持，对其其他诉请，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一、陕西荣生偿还盐城发电货款158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其中本金197.1万元自2012年10月1日至2012年10月22日，本金177.1万元自2012年10月23日至2012年12月21日、本金157.1万元自2012年12月22日至2014年6月30日，本金147.1万元自2014年7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本金158万元自2014年10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还款义务之日止，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4倍计算）。二、陕西荣生赔偿盐城发电税金损失103743.59元。上列第一、二判项限陕西荣生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三、驳回盐城发电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24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37400元，由陕西荣生负担20997.5元，由盐城发电负担16402.5元。
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中当事人争议焦点为：1、涉案两份合同，实际履行的是哪份合同，履行主体是谁；2、盐城发电是否存在损失，一审判决的利息损失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3、盐城发电有无税金损失，上诉人应否承担该损失。
本院认为：一、应认定陕西荣生与盐城发电为涉案买卖合同的主体，双方实际履行的是2012年8月27日签订的销售合同。1、就合同签订顺序而言，2012年8月26日盐城发电与城建西安分公司签订了销售合同，陕西荣生为合同的担保人，但在次日，盐城发电与陕西荣生即对同一标的签订了销售合同，并签订补充协议，约定2012年8月26日的合同只是作为开具增值税发票的凭证，双方结算仍以2012年8月27日的合同为准。2、就诉讼请求而言，盐城发电在第一次起诉时，以陕西荣生为被告，而未起诉城建西安分公司，表明其是以陕西荣生为购买方，且诉讼请求是基于2012年8月27日销售合同约定的218万元货款，否则其为何要舍弃价格320万元的合同而选择218万元的合同，对此其未能作出合理解释。3、就定金支付而言，合同签订后，盐城发电收到陕西荣生支付的定金10万元，定金支付与2012年8月27日双方销售合同中的约定一致。即从合同履行来看，是按2012年8月27日合同的约定内容履行。4、就付款主体而言，案涉三台发电机组交付后，上诉人陕西荣生向盐城发电支付了部分货款。陕西荣生原法定代表人龚建荣虽在公安机关陈述付款是为北京城建代垫付，否则盐城发电不发货，但除定金外，付款时间均是在发货之后，即使其是代城建西安分公司支付货款，因陕西荣生是合同的签订主体，盐城发电主张其支付货款，亦符合合同约定。5、陕西荣生的原法定代表人在原一审期间明确陈述，盐城发电与陕西荣生签订的合同是真实的，因北京城建收取管理费很高，加之质保金、开票税金，三项相加利润不足，故与北京城建协商签订假合同，直接开票给北京城建。其在本案一审期间又陈述，因北京城建没办法出安装、吊装、调试费用，所以才出现两份合同，且相隔一天。北京城建当时承认付发电设备款给陕西荣生的，后来没给该公司，该公司才上诉，提供盐城发电与北京城建的合同。从其前后的陈述，也可证明，其与盐城发电为涉案买卖合同的主体，实际履行的合同是2012年8月27日的合同。城建西安分公司刘夏晨虽陈述，不知陕西荣生与盐城发电的合同，但并不能否定陕西荣生与盐城发电之间销售合同的客观存在。6、盐都公安局的退卷函并不能证明合同的实际履行，法院应当根据查明的事实进行认定。综上，盐城发电与城建西安分公司于2012年8月26日签订的销售合同仅作为开具增值税发票，该合同不能认定是双方实际进行买卖的意思表示，涉案买卖的主体应为盐城发电与陕西荣生，双方履行的是2012年8月27日的合同。
二、关于应否支持盐城发电违约金主张。根据双方合同的约定，逾期付款按未付款部分每天1%赔偿。违约金的目的一是对损失的赔偿，二是对违约方的惩罚，具有惩罚性。因此，不管盐城发电是否存在损失，陕西荣生未按约付款，即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盐城发电在主张违约责任时已对违约金的计算标准进行了下调，故一审判决陕西荣生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并未超过双方合同的约定，陕西荣生认为盐城发电并无实际损失，不应当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税金损失应否支持问题。因盐城发电与陕西荣生签订的合同价款为218万元，却约定开具320万元税票，对于多出的102万元货款需要交纳的税金，双方并无明确约定如何分摊。且盐城发电作为开票人，其行为违反了相关税法的禁止性规定，由此造成的损失，本院不予支持。故一审判决上诉人陕西荣生赔偿盐城发电税金损失103743.59元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上诉人部分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2016）苏0903民初393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2016）苏0903民初393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
三、驳回被上诉人盐城发电设备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上诉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用324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37400元，由陕西荣生实业有限公司负担20997.5元,盐城发电设备有限公司负担1640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2400元，由上诉人陕西荣生实业有限公司负担30200元，被上诉人盐城发电设备有限公司负担22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晓平
审判员 陈素娟
审判员 陈 娴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吉元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