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宝中行终字第0000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宝鸡市工伤保险事业管理处。
法定代表人原增民，该处主任。
委托代理人李耀武，该处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雒丹，该处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韩亚利。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录成。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余俭成，陕西新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宝鸡市忠信通讯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忠礼，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岳娟，陕西恒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宝鸡市工伤保险事业管理处（以下简称“市工伤保险处”）因工伤保险行政给付一案，不服宝鸡市渭滨区人民法院（2014）渭滨行初字第0001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市工伤保险处的委托代理人李耀武、雒丹，被上诉人韩亚利、张录成及其委托代理人余俭成，原审第三人宝鸡市忠信通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忠信通讯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岳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1年7月1日，张恒被忠信通讯公司招为宽带线路维护员，工资为2100元／月，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期限自2011年7月1日起至2016年6月30日止。2012年8月11日，张恒在接到营业厅电话，要求其前往西星村六组查看宽带安装接口，在其驾驶摩托车前往途中在310国道1286KM＋640M处与一辆重型半挂货车相撞，后与三轮摩托车刮擦致伤，经抢救无效死亡。2013年5月17日，宝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张恒为工伤。张恒生前在被告处缴纳了工伤保险。
原告方与肇事方达成交通肇事赔偿协议书，其中第一条内容如下：一、现由甲方杜保强赔偿因张恒死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运尸费、停尸费、抢救医疗费、处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费、摩托车修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一切费用共计人民币三十三万元。
第三人忠信通讯公司工会于2012年9月14日向宝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市工伤保险处在答辩中认定“被告张恒2012年8月11日发生交通事故，经抢救无效死亡，所在单位工会委员会于2013年3月20日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因此用人单位未在事故发生之日起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张恒的医疗费用工伤保险基金不予负担，应由用人单位自行承担相关费用”，但被告同时又对原告所作“支付原告一次性工亡补助金进行补差支付146200元”支付决定，被告认定的事实及所依据的法律规定与其所做结论相互矛盾，故被告的行政行为缺乏事实依据，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之规定，经审判委员会研究，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市工伤保险处对原告所作工伤保险支付决定。责令被告市工伤保险处重新对原告作出工伤保险支付决定。二、驳回原告韩亚利、张录成其他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50元由被告市工伤保险处承担。
一审判决送达后，原审被告市工伤保险处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理由：1.工伤保险立法宗旨就是维护工伤职工的经济补偿权。2.《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第十一条规定明确了两种待遇不能重复享受。3.被上诉人已在交通事故中获得了相应的经济赔偿，上诉人按工伤保险标准补足了差额部分，使被上诉人的权利得到了充分保障。若被上诉人再获得全额补偿，就得到了两份赔偿，获得了额外的利益，相对于生产事故中受到伤害的工伤职工是极为不公平的，不符合正常的社会价值观，违背了社会公平性和工伤保险立法目的。上诉请求：1.撤销（2014）渭滨行初字第00018号行政判决；2.维持上诉人对张恒工伤保险待遇的核定。
被上诉人韩亚利、张录成二审未提交答辩状，其当庭口头答辩认为：一审判决程序合法、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
原审第三人忠信通讯公司二审庭审中述称：1.第三人及时履行法定义务，无过错；2.核定的工伤待遇已全部转交被上诉人。
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在二审中没有新的证据提交，原审第三人在二审庭审中提交了三份证据材料：1.事故伤害报告登记表；2.银行转账凭证；3.收条。其中，第1份是从宝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复印，载明张恒于2012年8月11日13时因交通事故死亡，报告时间是2012年8月13日，欲证明原审第三人依法为张恒办理工伤保险，发生事故后依法及时向工伤受理部门报告。上诉人发表意见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只能证明报过案，不能证明原审第三人在30日内提出了工伤认定申请。被上诉人对该份材料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无异议。该份材料虽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但是只能证明原审第三人于2012年8月13日向宝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报告过张恒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事实，报告不能等同于工伤认定申请，故第1份材料与工伤保险待遇核定行为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第2、3份结合起来欲证明原审第三人已将上诉人合法的张恒的工亡待遇款项全额支付给两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均认可证明目的。但是，这两份材料与核定行为的合法性缺乏关联性，而且原审第三人在一审中无正当理由未提交，二审不能作为新的证据采纳。
二审经审理查明，张恒生前系原审第三人忠信通讯公司的职工，从事宽带线路维护工作。2012年8月11日12时26分，张恒接到营业厅电话，要求其前往西星村六组查看宽带安装接口。张恒驾驶摩托车前往途中，行至310国道1286km＋640m处与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相碰撞致伤，并与三轮汽车相擦挂，经抢救无效死亡。张恒对此次事故负次要责任。经忠信通讯公司工会委员会申请，2013年5月17日，宝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张恒所受伤害为工伤。
2012年9月2日，被上诉人与交通事故肇事方杜保强达成损害赔偿协议，就赔偿数额约定如下：现由甲方杜保强赔偿因张恒死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运尸停尸费、抢救医疗费、处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一切费用共计人民币叁拾叁万元，包括前期已垫付丧葬费肆万元。
2013年12月31日，上诉人市工伤保险处对张恒的工亡作出《宝鸡市工亡职工待遇核定表》，核定一次性工亡补助金146200元，工亡待遇合计146200元。
以上事实，有宝人社工亡认决字（2013）25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协议、工伤认定申请材料（工伤认定申请表和忠信通讯公司《关于申请对张恒同志交通事故导致死亡的工伤认定报告》）、《宝鸡市工亡职工待遇核定表》、一、二审庭审笔录在卷佐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应当依法核定工伤保险待遇，保障工伤职工或其近亲属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经审查，市工伤保险处作为本市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四十六条第（五）项之规定，具有作出被诉工伤保险待遇核定行为的职权。但是，本案被诉的行政行为
----关于张恒的工伤保险待遇的核定行为存在适用法律错误、主要证据不足的问题。
一、适用法律错误。
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导致工伤，职工本人或其近亲属向第三人主张侵权赔偿自然毫无异议，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以下简称“《社会保险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职工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且经工伤认定的，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本条并未规定工伤保险待遇可以扣减的例外情形。但是，《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二条又规定，由于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的，工伤职工的医疗费用由第三人承担。所以，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导致工伤，可以享受除工伤医疗待遇以外的其他工伤保险待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二款、第三款同样说明，因第三人侵权造成的工伤，无论工伤职工或其近亲属是否主张或者获得民事侵权赔偿，工伤保险待遇都应当享受，但是，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可以拒绝支付工伤医疗费用。
本案中，张恒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不久即死亡，根据《社会保险法》第三十八条第（八）项、《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其近亲属可以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有丧葬补助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和供养亲属抚恤金。上诉人在核定张恒的工伤保险待遇时，认为民事侵权赔偿时被上诉人已获得丧葬费4万元，高于工伤保险赔偿标准17793.5元，所以丧葬费不予核定，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以2011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为基数计算为436200元，上诉人扣除了被上诉人获得的其他民事赔偿部分29万元后，核定为146200元。如前所述，第三人侵权导致的工伤，除医疗费用外的工伤保险待遇与民事侵权赔偿可以兼得，上诉人扣减民事赔偿后予以核定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显属适用法律错误。
二、主要证据不足。
上诉人作出核定行为时，认为被上诉人张录成不符合申请供养亲属抚恤金的条件，所以对供养亲属抚恤金未予核定。但是，上诉人在诉讼中并未提交被上诉人张录成不符合申请供养亲属抚恤金条件的证据，作出核定行为主要证据不足。
上诉人的三条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论理方面虽有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依据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宝鸡市工伤保险事业管理处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宋连奎
审 判 员 陈 蔚
代理审判员 冯建华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惠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