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江蓬法民三初字第480号
原告：梁盛才，男，住江门市蓬江区。
委托代理人：郑家雄，广东法道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北新支行，住所地江门市蓬江区。
负责人：陈仲彬，该支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严江龙。
委托代理人：张敏。
原告梁盛才诉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北新支行（下称中行北新支行）银行卡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1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邱启杰适用简易程序，并于2015年11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梁盛才的委托代理人郑家雄，被告中行北新支行的委托代理人严江龙、张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梁盛才诉称：2013年5月31日，我在被告中行北新支行处办理了一张中国银行银行卡，账号为62×××56，是被告银联中银理财贵宾卡用户。2015年8月5日，上述银行卡的余额为50909.07元，但从2015年8月8日至2015年8月17日期间，上述银行卡的金额无故多次减少，减少金额从100至5000元不等，截止至2015年8月17日，上述银行卡内总共遗失人民币36352.84元，因被告监管不善导致我财产损失。
原告因此起诉，请求判令：1.被告赔偿原告损失36352.84元；2.被告偿还原告利息，自2015年8月17日起计算，利率为2%／年，直至偿还完毕，利息暂计至2015年10月31日为149.4元；3.被告赔偿原告支付的律师费4150.22元；4.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原告梁盛才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证据1.账户信息，证明涉案银行卡账号情况。
证据2.新线存款历史交易明细清单，证明存款被盗而减少的情况。
证据3.受案回执，证明原告向公安机关报警。
证据4.委托代理合同，证明原告因被告的行为造成的损失。
证据5.广东省增值税普通发票1份，证明原告因被告的行为造成的损失。
被告中行北新支行辩称：一、涉案交易属于原告自己或授权他人进行的快捷支付类交易，原告对涉案交易是知悉并放任的，并无原告在诉状中所称的被他人盗用一说，原告也并无发生经济损失。
1.从涉案交易发生的时间来看，涉案交易发生在2015年8月8日至2015年8月13日期间，主要交易类型是自主进行的快捷支付类交易和网银类交易。涉案借记卡本身开通了短信通知功能，对每一笔涉案交易的动态，原告是知悉的。但是，原告在收到这些交易短信通知之后，并没有采取冻结借记卡等措施，也没有及时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而是放任涉案交易从2015年8月8日一直发生到2015年8月13日，时间长达6日。原告对涉案交易是知悉并放任的，而并不是原告所称的银行卡内的金额无辜多次减少。
2.涉案交易的第5笔交易是网银在线（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的账号为33×××27的备付金账户中退回到原告的涉案借记卡账户款项，若涉案交易真是他人“盗用”，为何会出现向原告的涉案借记卡转入资金的现象。这反映了涉案交易并非是被他人盗用，而应当是原告已或授权他人进行的。
二、退一步说，即使涉案交易不是原告自己所为或授权他人所为，也是由于原告自己的过错导致涉案交易的发生，原告应当自行承担损失或者向第三方支付机构进行索赔。
1.从涉案交易的流水来看，涉案交易的交易类型主要是借记卡快捷支付类交易和网银类交易。借记卡快捷支付类交易是原告将借记卡关联到第三方支付平台，然后通过该平台将借记卡内的资金划入到该第三方支付机构的账户。客户在将借记卡关联到第三方支付平台时，是需要填写一系列个人信息的，否则无法完成关联。有关信息均是原告的个人私密信息，若非原告自己告知或泄露，他人是无从知晓的，便也无法完成借记卡快捷支付业务的开通，自然也就不会发生涉案交易。所以，开通快捷支付交易业务是原告的主动行为，即使造成损失，也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或者向第三方支付机构进行索赔。事实上，我行也正在协助原告填写部分《风险补偿申请函》，协助原告向部分第三方支付机构申请风险补偿。
2.网银类交易也需要输入客户的登录名、登录密码、转出账户的账号、动态口令、手机验证码等一系列信息，这些信息也仅有原告自己知晓和掌握，他人也是无从知晓的，除非原告告知或泄漏。
三、原告要求我行按照2.00%／年的利率赔偿利息于法无据，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即使法院判决我行需要对原告的本金损失承担一定比例的责任，那么该部分本金所产生的利息也应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
四、原告要求我行赔偿其支付的律师费4150.22元无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原告提交的证据《委托代理合同》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即使该《委托代理合同》所委托的事项是本案纠纷，但是由于律师费是由于原告本身行为所发生的费用，该部分费用的产生并非由于我行所导致，我行并无承担该项费用的责任。再者，原告要求我行承担的律师费金额也有误。
综上所述，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中行北新支行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
证据1.《个人账户开户及综合服务申请表》正反面、《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网上银行风险提示》、《个人客户短信通知服务协议》、居民身份证联网核查对比结果、《个人账户及综合服务签约确认单》、《定制短信服务确认单》，证明原告向被告申请开立涉案借记卡，卡号为62×××56，同时申请开立了网上银行服务以及短信通知业务，被告已经向原告进行了网上银行风险提示并且为原告的手机号码138××××3488开通了短信通知服务，涉案交易的款项变动以及与第三方支付平台签约的交易码均发送到原告的手机号码上。
证据2.原告在被告系统中的账户、产品、预留手机号码以及账户状态等信息资料，证明原告在被告处开通了短信通知等服务，预留在被告处的手机号码是138××××3488，涉案账号对应的卡号为62×××56。
证据3.《梁盛才涉案交易清单》以及《新线存款历史交易明细清单》，证明涉案交易属于原告与第三方交易平台之间进行的快捷支付类交易和网银交易，款项进入第三方支付平台账户。
证据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记卡快捷支付商户合作协议书》及其附件（适用于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合作）版本，证明被告与第三方支付机构之间的协议内容，并定义了借记卡快捷支付的方式。
证据5.原告借记卡关联到第三方支付平台（以财付通为例）的流程图，证明原告签约借记卡快捷支付或首次进行借记卡快捷支付是需要输入一系列的个人信息，并且这些信息只有原告自行知晓的事实。
证据6.《风险补偿申请函》、《借记卡快捷支付否认函》、理赔金额清单、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被告正在依据与第三方机构之间的协议约定为原告申请风险补偿。
证据7.涉案第五笔交易的对方账户（33×××27）信息，证明原告的交易是与“网银在线（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等第三方支付公司之间进行的正常交易。
证据8.涉案借记卡流水清单（20150101-20150817），证明原告梁盛才在20150112、20150209、20150316、20150416、20150518等日期进行了多笔网银类交易，原告梁盛才进行过网银交易；原告梁盛才在20150111、20150215-20150226、20150312、20150319、20150423、20150519、20150523、20150526、20150527、20150528、20150627-20150716等日期进行的多笔交易类型与涉案交易的类型完全一致，涉案交易并非原告所称的属于盗用类交易，而属于原告自行进行的交易；涉案借记卡的短信服务费正常收取。
证据9.《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穗越法金民初字第913号，证明类似案件有判决先例。
经开庭审理，本院查明：梁盛才于2013年5月31日向中行北新支行申请开立借记卡，该行于同日审核同意，并向梁盛才发出卡号为62×××56的中银理财贵宾卡（以下简称涉案银行卡），该卡设有密码。与此同时，梁盛才为该卡开通了网上银行及手机短信通知服务，签约手机号138××××3488。当日，梁盛才填写《个人账户开户及综合服务申请表》，该表格背面附有《个人账户开户及综合服务协议书》，该协议约定：“在甲方（梁盛才）使用乙方电子银行时，甲方的电子银行用户名、相关密码及认证工具将替代所有电子银行关联账户的查询及取款密码……甲方必须妥善保管用户名，各类相关密码、银行卡号、存折账号、动态口令及客户安全证书等信息，谨防各种形式的诈骗，并对通过上述信息完成的电子银行交易负责，以甲方上述信息所进行的一切交易，均视为甲方本人办理。”同时，梁盛才签署《个人客户短信通知服务协议》，协议约定：“甲方（梁盛才）有义务保证其动户短信不会透露给第三者，如因甲方原因造成账户信息泄露，甲方应自行承担因此造成的任何损失……”。梁盛才在办理上述银行卡同时签署《个人网上银行风险提示》，表示知悉网上银行的有关操作风险，该提示显示有“网上银行用户名、密码和动态口令是网上银行的身份认证条件，登录网上银行后，通过输入动态口令和手机交易码，就可以在网上银行办理资金划转业务”。
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8月5日期间，涉案银行卡曾多次通过网上银行、BANCS卡其他待清算等方式进行交易。从2015年8月8日起至2015年8月13日止，上述涉案银行卡通过网上银行、快捷支付等方式转出多笔款项，共计36352.84元。原告梁盛才称，该期间的多笔交易均不是其本人操作，其怀疑有人盗刷银行卡，故于2015年8月14日到江门市公安局北街派出所报案，该派出所以案件涉嫌信用卡诈骗立案侦查，至庭审之日止，公安机关尚未有相关的调查结论。
关于涉案银行卡开通快捷支付的流程，被告中行北新支行的委托代理人通过演示借记卡第一次关联到第三方支付平台（财富通）流程有：输入银行卡卡号-输入支付密码-
绑定银行卡和持卡人姓名-填写手机号-同意《用户协议》-获取手机验证码等。
原告梁盛才为了本案诉讼，与广东法道行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由该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郑家雄担任代理人，先行支付500元前期律师费，在法律文书生效并执行后，支付所收到款项的10%作为律师费。
为了查清本案事实，本院要求梁盛才本人到庭接受询问，其到庭后陈述：其在开立涉案银行卡时由银行工作人员帮忙一并开通了网上银行，但其自银行卡开户至销户均没有用过网上银行进行交易或转账，其没有申请使用手机快捷支付业务；涉案银行卡开通了短信通知服务，关联手机号码138××××3488，该号码其已使用了十多年；2015年8月8日前账户交易都有收到短信通知，但是，2015年8月8日至2015年8月13日，其只收到中国银行于2015年8月13日0时12分、0时17分发生的三笔交易信息，没有收到其他短信通知；2015年8月13日上午7时打服务电话95××6挂失，并于2015年8月14日报警。
本院认为：原告梁盛才到被告中行北新支行办理中银理财贵宾卡，双方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涉案银行卡为借记卡，故本案系借记卡纠纷。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被告中行北新支行是否违反了对涉案银行卡资金的安全保障义务，是否应当赔偿涉案银行卡减少的资金36352.84元的问题。
对此，本院认为，首先，由于涉案银行卡减少的资金是通过网上银行或快捷支付等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的，本案不同于传统的银行卡被盗刷而引致的赔偿纠纷，故应当按照《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审查银行是否违反合同的义务；其次，从双方提供的证据看，网上银行交易需登录网上银行，通过输入动态口令和手机交易码，办理资金划转业务；手机快捷支付交易需开通有关的交易服务、提供银行卡号、手机号码、手机验证码等信息，上述信息属于用户的个人私密信息，银行无法掌握；第三，涉案银行卡办理了手机短信通知服务，关联的手机号码为138××××3488，而梁盛才也称其一直在使用该手机号码有十多年时间，并称其手机短信服务在2015年8月8日前能正常收取有关信息，而中国银行在2015年8月前每月都正常收取涉案账户短信服务费，故在没有其他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应当认定中国银行为涉案银行卡手机提供了正常的短信通知服务，梁盛才至2015年8月14日才进行挂失止付、到公安机关报警，其对损失的扩大负有一定责任；第四，涉案银行卡在2015年1月-7月间多次通过网上银行等方式进行了交易，而梁盛才在接受本院询问时自称没有使用过网上银行、快捷支付等进行过交易，以上事实与梁盛才的陈述明显存在矛盾，对其上述陈述，本院不予采信；第五，《个人账户开户及综合服务协议书》对于电子银行服务中约定：“甲方必须妥善保管用户名，各类相关密码、银行卡号、存折账号、动态口令及客户安全证书等信息，谨防各种形式的诈骗，并对通过上述信息完成的电子银行交易负责，以甲方上述信息所进行的一切交易，均视为甲方本人办理。”因此，本院认为，本案中，原告梁盛才提供的证据未能证实被告中行北新支行违反了对涉案银行卡资金的安全保障义务，其请求中行北新支行赔偿涉案银行卡资金损失36352.84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同理，原告梁盛才因此要求被告中行北新支行赔偿利息及相关律师费，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梁盛才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816元，减半交纳408元，由原告梁盛才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受理费。
审判员 邱启杰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记员 容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