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宁商终字第8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南京君临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南京市秦淮区大明路22号。法定代表人刘多，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李平，北京市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贾振海，北京市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彭安芳，女，1969年12月21日生，汉族。委托代理人姜勇，男，1960年6月14日生，汉族。上诉人南京君临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临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彭安芳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5）鼓商初字第1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6月5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7月8日、8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君临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平、贾振海，被上诉人彭安芳的委托代理人姜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君临公司一审诉称：君临公司系汽车销售公司，2012年10月17日，其自吉林一家公司购买规格型号为CA6490AT的马自达轿车用以销售。2014年6月9日，君临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多，经查看公司财务发现，案涉车辆并未登记在君临公司名下，而由彭安芳通过伪造发票的手段登记在其名下，并一直被其使用。君临公司要求彭安芳返还车辆未果，故请求判令：彭安芳返还规格型号为CA6490AT的全新马自达轿车一辆，如不能返还，直接向君临公司支付车款181850元；本案诉讼费用由彭安芳承担。彭安芳一审辩称：其与君临公司并不认识，也无接触。彭安芳的车辆系自其他公司通过银行抵押贷款方式购得，并非从君临公司处购买或获取所得。本案还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11月9日，彭安芳与南京宾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宾德公司）签订《南京宾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定车合同》一份，约定彭安芳向宾德公司购买规格型号为马自达8/2.3L自动的黑色汽车一辆，金额为235800元，结算方式为按揭。2012年11月13日，宾德公司出具收据一张，载明交款人为彭安芳，交款方式为现金，金额为95800元，收款事项为“马自达8/2.3L自动首付款”。一审审理过程中，君临公司还提交以下证据：1.吉林省仁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德公司）出具的票号为003××××1006、00331007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两张、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两张、车辆照片四张，其中发票的出票日期均为2012年10月17日，均载明购货人为君临公司、货物名称为马自达轿车、规格型号为CA6490AT、数量为0.5、价税合计90925元、备注一栏为LFBME3086CJB01416，银行电子回单载明2012年9月4日、2012年9月7日君临公司向仁德公司分别付款124000元、57800元，交易附言为车款，拟证明案涉车辆系君临公司自仁德公司处汇款采购所得，仁德公司开具的发票中载明了所购车辆的车架号；2.案涉车辆在南京市车管所的车辆登记信息，拟证明君临公司所购买的上述车辆登记于彭安芳名下；3.记账凭证、罗忠信出具的情况说明，其中记账凭证载明日期为2015年1月31日、金额为50元，摘要为“补南京君临汽车01416车款，罗忠信垫付款”，会计科目为“马8媒体购车”，拟证明诉讼过程中经君临公司与仁德公司核实，确认当时车款少付50元，仁德公司当时的销售人员罗忠信于2015年年初垫付该款并出具情况说明予以证明；4.仁德公司的整车经营日报表，载明交款人为南京日报、车型为5402、车架号1416、发票号码003××××1006和00331007、发票金额181850、备注为“南京君临汽车转账124000（9.3）57800（9.7）含运费5000现金50”，该表右上角载明日期为“9月15日”，拟证明君临公司自南京日报处一共购得含案涉车辆的三辆马自达8轿车，车款由君临公司直接汇给仁德公司；5.自南京市车管所调取的就案涉车辆的发票、发票查询结果打印件，拟证明彭安芳用以办理车辆登记的发票系伪造，其并非案涉车辆合法所有人。彭安芳为证明其系案涉车辆合法所有人，一审还提交了2013年彭安芳与宾德公司签订的车辆购销合同、贷款申请手续，发票、完税凭证、借款合同、银行流水，其中发票载明出票日期为2012年12月15日、购车人为彭安芳、销货单位为上海奇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通公司）、型号为马自达牌CA6490AT、车架号为LFBME3086CJB01416、价格为235800元，拟证明彭安芳曾于2012年年底提交案涉定车合同、发票、完税凭证等相关资料原件向平安银行申请车贷14万元，平安银行出具收条，但因银行贷款额度紧张贷款未能发放，其于2013年年初与宾德公司另行就案涉车辆重新签订购销合同用以向平安银行申请贷款，平安银行于2013年2月27日发放贷款，并就案涉车辆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彭安芳至今一直按约还款。一审审理过程中，君临公司称彭安芳与君临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彭安玲系姐妹关系，君临公司由彭安玲和刘文生实际经营，后因股权转让，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多，根据仁德公司开具的发票及付款情况认定案涉车辆应属君临公司所有，但因该车购买由彭安玲实际经办，故君临公司对于案涉车辆的采购情况并不清楚，亦无案涉车辆的其他财务资料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本案中，君临公司主张案涉车辆系其合法购买所得，但仅提交了载有案涉车辆车架号的购车发票，并未提交相应的买卖合同、车辆交付凭证予以证明，且其提交的汇款凭证与发票金额不符。君临公司作为汽车销售公司，有车款购销往来亦属正常，不能证明该两笔汇款系针对案涉车辆，其虽提交仁德公司的记账凭证、整车经营日报表证明发票与汇款金额出入的问题，但两份财务资料均系复印件，所载买方系媒体购车和南京日报，并非君临公司，日期与所载内容相互矛盾，加之记账凭证系诉讼过程中形成，君临公司对案涉车辆购买过程及财务资料内容相悖问题均未作合理解释，故其仅凭发票所载车架号和汇款往来认定君临公司购买了案涉车辆、系该车合法所有人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不予认可。君临公司虽称彭安芳办理车辆登记时的发票系伪造，但彭安芳提交了其与宾德公司之间的定车合同、首付款收据、贷款及抵押手续、银行流水证明彭安芳为购买该车已支付了相应对价。君临公司虽称该车首付款宾德公司已返还彭安芳，并由彭安芳妹妹即君临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彭安玲利用其身份将案涉车辆登记至彭安芳名下，但均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君临公司要求彭安芳返还案涉车辆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君临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537元，减半收取1768.5元，由君临公司承担。君临公司不服一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改判支持君临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并由彭安芳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为：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彭安芳与宾德公司签订定车合同错误。因其时案涉汽车已经被彭安芳侵占，故该合同的目的并非为了购买汽车，而是为了制造购买汽车的假象，以骗取平安银行贷款。2.一审判决认定彭安芳提交了相关证据证明其已为购买案涉汽车支付了相应对价，亦属错误。奇通公司开具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是假发票，平安银行虽将贷款发放至宾德公司，但该公司在获得相应款项后并未入账，而是又将该款转至彭安芳名下。（1）彭安芳用于上牌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开具人是北京景腾星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腾星盛公司），日期为2012年11月2日，但该公司已在2011年12月12日被吊销营业执照，不可能再开具发票。（2）根据正常购车流程，购车人一般在签订定车合同前仅知晓车型，对车架号等具体信息均不知情。本案中，景腾星盛公司开具的发票时间为2012年11月2日，其中载明了车架号，定车合同的标注时间为2012年11月9日，宾德公司作为购车中间商，在与彭安芳签订定车合同及收取定金前，不可能主动向彭安芳所称的真实销售商奇通公司了解车辆基本信息，故彭安芳在未购买案涉车辆之前就已经知道车辆一切信息，其“未买先知”的能力让人怀疑，唯一合理解释就是彭安芳在购买车辆之前即已占有该车。（3）案涉车辆的登记日期为2013年1月24日，而景腾星盛公司及奇通公司开具发票的时间均早于登记时间一个多月，彭安芳完全可以用奇通公司开具的“真发票”申请登记，但却违背常理使用景腾星盛公司开具的“假发票”办理登记。（4）一审判决认定彭安芳曾与宾德公司签订两份购车合同，并曾两次向平安银行申请贷款，此情形与常理不符。彭安芳在仍持有第一份定车合同的情况下，如仅因为平安银行年末信贷政策收紧，根本没有签订第二份购车合同的理由。3.一审判决认定君临公司并非案涉车辆合法所有人，属认定事实错误。君临公司共向仁德公司购买过三辆汽车，在一审中提交了银行流水及记账凭证。关于车款差价50元，因彭安芳的妹妹彭安玲系购车实际操作人，其不可能对该情况进行说明，故君临公司经向仁德公司调查，得知该50元系君临公司少打款所致，仁德公司财务人员当时没有发现，在君临公司前往仁德公司后，该款被案涉车辆的销售人员罗忠信垫付。关于记账凭证和整车经营日报表均系复印件且未加盖公章问题，系因君临公司一审未持有法院调查令，仁德公司不愿提供原件及加盖公司公章所致。一审法院判决后，君临公司从南京融通财税代理有限公司（君临公司2012年的代账公司）找到一组案涉车辆的原始记账凭证，包括君临公司前法定代表人彭安玲代表君临公司前往仁德公司商谈购车事项时的差旅、餐饮、住宿报销凭证，能够证明彭安玲于2012年7月4日乘飞机前往仁德公司协商购买案涉车辆，且少付仁德公司50元，该50元在财务账目上有记载。故君临公司已完成举证义务，案涉车辆所有权归君临公司所有。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未调查彭安芳购买案涉车辆为何出现两张发票。彭安芳在解释此问题，及其在持有奇通公司所谓“真发票”，且该发票不影响车辆登记的情况下，为何要用景腾星盛公司开具的“假发票”登记上牌的问题时，仅称此事由宾德公司办理，其本人不知情进行搪塞，但一审法院并未深入调查。一审庭审中及庭后，君临公司在无法要求宾德公司配合调查的情况下，曾要求法院出具调查令，对彭安芳与宾德公司、宾德公司与奇通公司之间关于案涉车辆交易的真实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彭安芳所缴纳的购车首付款是否入账等问题进行调查，但一审法院却不予出具。三、一审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认定君临公司未完成举证义务，判决驳回君临公司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君临公司已尽到举证义务，一审法院应支持君临公司的诉请。二审庭审中，君临公司补充上诉意见称：在本案购车之前，其与仁德公司共有两笔购车交易，均通过中国银行网上银行先向仁德公司支付购车款，仁德公司收款后开具购车发票给君临公司，并向君临公司发出车辆，且前两笔交易均没有购车合同和收货单，双方存在以上交易习惯，故案涉车辆亦不存在购车合同及收货单。君临为支持其上诉理由，二审提交以下证据：1.君临公司2012年10月1日记账凭证一份，拟证明君临公司已将案涉车辆款项汇给仁德公司，但当时少汇款50元。2.机票与出租车发票，拟证明君临公司前法定代表人彭安玲前往仁德公司协商案涉车辆购车事宜。3.中国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一份、吉林省增值税专用发票四份、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两份，拟证明君临公司与仁德公司存在交易惯例，交易方式为先将车款通过网上银行汇给仁德公司，然后仁德公司将汽车和发票一起发给君临公司，没有购车合同与收货单。本案车辆交易方式与上述交易习惯一致。4.仁德公司整车经营日报表两份，拟证明案涉车辆确系仁德公司销售给君临公司，其中50元差价已在2012年9月补足，且一汽马自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针对包括南京日报在内的全国50家媒体开展优惠购车活动，案涉车辆以南京日报名义购买，但实际购车人及付款人均是君临公司，且该公司已实际支付5000元运费。彭安芳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就君临公司所称其与仁德公司存在交易习惯问题，前两笔交易所涉车辆金额与本案车辆金额不同，不能证明交易车型相同，故应驳回君临公司的上诉请求。彭安芳二审未提交新证据，并对君临公司二审提交证据质证称：对证据1记账凭证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凭证系君临公司单方制作，其中亦无财会人员签字确认，且该凭证记录有50元的记账，但该50元差额系本案起诉后才发现，2012年10月的记账凭证中不可能出现该差额。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证据只能证明彭安玲去过长春，不能证明彭安玲与仁德公司有往来。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两辆汽车的价款与本案车辆价款不同，不能证明与本案车辆系同类型汽车。证据4中的2012年8月15日整车经营日报表与本案无关，君临公司与仁德公司在三辆车之外没有任何业务往来；2012年9月15日整车经营日报表显示交款人为南京日报，君临公司仅代为转账，并非本案车辆所有权人。本院认证意见：君临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1系其单方制作，彭安玲不予认可，故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对证据2、3、4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证据2仅能证明彭安玲曾到过长春，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与本案关联性无法确认，不能证明彭安玲曾到长春购买案涉车辆；证据3、4能否达到证明目的将在裁判理由部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彭安芳无异议，君临公司则提出以下异议：一审法院未查清彭安芳购买案涉车辆的车款入账凭证以及银行按揭贷款的入账凭证；君临公司认可平安银行发放了案涉车辆的贷款，彭安芳也进行了还款，但因彭安芳提交了两份购车合同，并称2012年因银根紧缩，故平安银行未根据第一份合同批准贷款，第二份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是分期付款，并非按揭付款，故平安银行不可能依据第二份合同发放贷款，一审法院对此未予查明。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中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部分，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二审庭审中，君临公司陈述：彭安芳购车的车辆定金、首付款、按揭贷款可能均只是在宾德公司走账，之后就转了出来，故可能系虚假交易，上述情况均系推测，无证据证明。君临公司申请本院出具调查令，向仁德公司及一汽马自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调查案涉车辆的发货凭证、交付凭证等车辆运输信息，但君临公司在本院调查令有效期内及补充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未能取得上述证据材料。君临公司另申请本院至宾德公司核实彭安芳与该公司所签两份购车合同的真实性及案涉车辆车款入账情况，但该公司其后又称，无法与宾德公司取得联系，故无法提供宾德公司的联系方式、地址等线索，致调查无法进行。就案涉车辆签订有两份购车合同问题，彭安芳二审解释称：2012年，其凭第一份购车合同申请银行贷款，因年底信贷额度收紧，贷款未获审批；2013年，彭安芳重新申请贷款，银行表示2013年的贷款不能用2012年的合同进行申请，故彭安芳与宾德公司重新签订了合同。2015年3月27日，一审法院至平安银行就案涉车辆贷款事宜进行调查，平安银行工作人员称：案涉车辆的贷款已发放，并已支付至宾德公司。双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君临公司二审提交的仁德公司2012年9月15日整车经营日报表载明，交款人为南京日报、交款金额176850元、车型5402、车架号1416、发票号码003××××1006和00331007、发票金额181850、备注为“南京君临汽车转账124000（9.3）57800（9.7）含运费5000，现金50”，下方注明：“交款人说明：2012年长春一汽针对全国50家媒体（包括南京日报）推出答谢媒体优惠购车活动。交款说明：2012年9月南京君临汽车转款124000+57800=181800元，该车销售价格为181850元，南京君临汽车公司少支付50元，由吉林仁德公司员工罗忠信垫付。”以上事实有一审法院工作笔录、整车经营日报表、本院庭审笔录在卷为凭。二审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君临公司主张案涉车辆归其所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是否充分。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在案证据分析，君临公司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理由是：1.仁德公司出具的2012年9月15日整车经营日报表载明车款中的50元系现金支付，但君临公司上诉称经其一审阶段向仁德公司了解，仁德公司当时并未发现50元价差，而系一审诉讼中才由罗忠信补交，上述证据及陈述相互矛盾，不能证明君临公司2012年9月3日及9月7日支付的181800元即为票号为003××××1006和00331007的发票所载车辆购车款，更不能证明即为案涉车辆购车款。即使能够证明君临公司已向仁德公司支付了案涉汽车购车款，但在案证据均不足以证明仁德公司向君临公司实际交付了案涉车辆。君临公司另主张其一审提交的照片属性显示照片拍摄于2012年11月16日，但其未能就此提交证据证明，且其所提交的车架号照片看不出与君临公司存在关联，故对其该主张不予采信。2.君临公司作为与仁德公司汽车交易的相对方，应保留交易的相关单证等材料，现其仅凭两辆汽车汇款凭证、发票尚不足以证明其与仁德公司存在不需要购车合同及收货单的交易习惯。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交易习惯是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君临公司根据其与宾德公司之间可能存在的汽车购销交易习惯，向彭安芳主张权利，在该交易习惯尚不足以证明确实存在的情况下，不能约束彭安芳。故君临公司仅凭汇款凭证及购车发票即欲证明其系案涉车辆所有权人的主张不能成立。3.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如上所述，君临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仁德公司向其实际交付了案涉车辆，其亦确认彭安芳与宾德公司的车辆买卖关系虚假系其推测，故在无充分证据证明彭安芳与宾德公司就案涉车辆的买卖关系确为彭安芳伪造的情况下，因彭安芳提交的证据及一审法院的调查能够证明彭安芳已向宾德公司支付车款，且已实际占有车辆，并已在车管部门进行登记，应确认彭安芳提交证据的证明力大于君临公司提交的证据，故君临公司主张其为案涉车辆所有权人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君临公司的上诉主张无事实和法律根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3537元，由君临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夏 雷代理审判员  王瑞煊代理审判员  徐岩岩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胡 戎法条附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下列情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同法所称“交易习惯”：（一）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二）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对于交易习惯，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