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3民终210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于军，女，汉族，1956年6月27日出生，住所地长春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晏辉，广东乐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公园管理中心，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西国际园林花卉博览园内。法定代表人：梅村。委托诉讼代理人：武奎元，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美云，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于军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公园管理中心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4民初107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于军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有误，且自相矛盾，缺乏依据。（一）一审认定涉案的提示牌上压有重石没有合法证据。被告提供的视频和图片证据中的那块重石，无论从大小、颜色、形态与当时的重石完全不同。显然被告提供了虚假证据。原告代理律师已经向法庭提出，且要求法庭查明后，对提供虚假证据的被告予以法律处罚。一审不但不予查明、处罚，反而无端生出一个“且原告已承认涉案提示牌摆放了重石，……”，将歪曲事实的责任放在上诉人身上。（二）一审认定被上诉人放置提示牌的地方并无过错，违反了客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基本原则。一审认为放置的地方没有过错，没有任何依据。是否有过错，应当坚持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标准，尤其应当以客观实践为唯一标准。已经发生了倾倒伤人的事件，可一审仍然认为没有过错，足以看出其主观臆断多么强烈。（三）一审认定是原告由于运动惯性导致其不慎撞在提示牌的可能性更违背自然科学。（四）一审将证人不能证明提示牌倾倒的原因与能证明老人摔倒的原因混淆。上诉人有证据证明其摔倒，是因被告的提示牌倾倒所致，见证人证词。但是一审竟然以证人不知道提示牌倾倒的原因否认这一基本事实。（五）一审只字不提被告的那份《关于垫付于军部分医疗费的回复》，无视被告同意赔偿只是请求法庭对相关数额减少的答辩，涉嫌帮助被告减轻责任。二、一审违反程序，缺乏基本法律常识和法官职业道德。三、一审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深圳市公园管理中心辩称，一、我方认为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正确，上诉人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上诉人受伤的原因并非如上诉人所说的广告牌碰伤了上诉人，而是上诉人走路的时候不甚跌倒，倾倒了被上诉人处放置于路边死角位置的禁止吸烟告示牌，并砸到了花坛的石头边。三、告示牌并不属于堆放物，而是正常的摆放物，用于告示人们切务吸烟，并有重石压住。上诉人于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赔偿各项损失共计247780.82元（包括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鉴定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后续治疗费等）；2、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2月6日，原告带孙女在被告处儿童乐园游玩，在儿童乐园正门口处左边与放置在路边靠近花坛的“禁止吸烟”金属立体提示牌发生碰撞后摔倒在花坛上，造成了原告牙齿及手指受伤的意外事故。原告受伤后，前往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以下简称北大医院）治疗，病历描述“患者不慎颠倒，下巴摔倒致石头台阶上，有大量运动性出血，2颗下面牙摔掉，无晕厥、恶心、呕吐”。原告自2015年12月6日至15日在该院住院治疗，共计9天。出院诊断：1、右小指完全离断；2、右桡骨远端骨折；3、右尺骨茎突骨折。原告共支出医疗费14245.82元。医嘱加强营养，住院期间留陪1人，全休1月。2015年12月27日，原告家属向被告致一份《关于于军在深圳市儿童乐园摔伤赔付部分医院费函》，载明“我是2015年12月6日在深圳市儿童乐园摔伤者于军的儿子，我母亲现已出院在家养伤，截止目前为止所在医院发生的医疗费用13000多元（不包括护理等其他费用）。现提出请贵园或保险能够垫付该笔费用。至于其他费用待伤残鉴定出来及全部医疗完后再根据责任划分来赔付”。受原告委托，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2016年3月21日及2016年4月13日分别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深二医临法司鉴字[2016]临鉴第0150号、0238号），认为原告构成十级伤残，后续治疗费约42600元。原告为此支出鉴定费2200元。原告提交包括机票在内的交通费发票4527元。原告主张住院期间由其子杜杭陪护。原告提交杜杭2015年度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及银行流水清单，主张原告护理费应为20689元。原告提交深圳市南晨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称原告是该公司总经理，因讼争事故受伤治疗期100天，扣除原告工资86494元。据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视频及照片显示，涉案立体提示牌摆放位置靠近儿童乐园正门口处左边路牙石的植物丛与花坛的交角处。视频第27秒显示原告及其孙女从儿童乐园正门口入园；视频第30秒至39秒显示原告与孙女在涉案提示牌前方路面追逐逗跑，边跑边不时回头看身后的孙女；视频第41秒，原告离开公园监控范围，其孙女仍在视频中出现；视频第46秒，原告的受伤引起了路人回头驻足。视频和照片还显示，事故发生后，涉案提示牌歪倒在地，旁边有青色重石摆放。因事故发生地点正处于儿童乐园的监控死角，未能直接录制原告摔倒的全过程，从监控录像无法看出原告摔倒的直接原因。原告认为本案属于物件伤人或物件倒塌致人损害赔偿纠纷。涉案广告牌与其他重物一起堆放，形成堆放物，其摆放位置不合适，且重石未压住涉案提示牌，提示牌歪倒后砸中路过的原告，导致原告失去平衡后摔倒在花坛上受伤。本案被告抗辩原告是在回头奔跑时撞倒提示牌后摔伤，并非被告过错。且原告在给被告的函及病历材料中均描述为意外摔伤，不能证明是涉案提示牌歪倒后砸中原告所致。庭审过程中，原告申请证人高某作为事故发生时的目击者出庭作证，证实涉案事故发生时的过程，本院依法予以准许。证人高某述称，事故发生时，其在公园一个靠近摩天轮的喷水游乐项目附近陪小孩玩耍，抽烟时，看到原告及一群人走过，前方有个约一米高的花丛，原告走路过程中，证人听到“砰”的声音，看到原告跟着广告提示牌一起倒下。因有花丛阻挡，证人表示其并未看到提示牌歪倒的原因。事故发生后证人拨打120电话并通知公园管理人员。证人称保安队长认为牌子摆放位置不合适，但管理处不听取意见。以上事实有关于于军在深圳市儿童乐园摔伤赔付部分医院费函、居住证明、关于垫付于军部分医疗费的回复、病历材料、医疗费发票、鉴定费发票、鉴定报告、交通费发票、工资证明、营业执照、监控录像照片及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原告认为涉案提示牌为堆放物，被告应就堆放物倒塌致人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十八条规定，“堆放物倒塌造成他人损害，对方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第十六条第二项规定：“下列情形，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二）堆放物品滚落、滑落或者堆放物倒塌致人损害的”。由此可见，堆放物致害责任，是指由于堆放物滚落、滑落或者倒塌，致他人人身或者财产权益受到损害，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的物件损害责任。其构成要件包括四点：须有堆放物的致害行为、须有受害人损害事实、损害事实须与堆放物致害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须房屋的所有人或管理人有过错。堆放物致害责任虽适用过错推定原则，但原告仍应就存在堆放物的致害行为、原告人身损害事实，该人身损害为被告的堆放物所致，且被告对该堆放物有支配关系三方面承担举证责任。一方面，原告称涉案提示牌与其他重物一起堆放形成堆放物，原告已确认事故发生时，涉案提示牌压有重石。提示牌有重石压住并不容易歪倒，被告并无摆放过错。从照片及视频中显示，涉案提示牌的摆放位置并未占据路的主要位置，而是靠近花坛和植物丛的交角处，位置摆放并无不当。事故发生前，原告与孙女在事故地点附近追逐逗跑，原告还不时回头看其孙女，之后证人述称保安队长称提示牌摆放位置不当，但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本案中，从视频可以看出，原告在奔跑至事故发生只有几秒时间，根据社会经验法则，原告的行为由于运动惯性导致其不慎撞在涉案提示牌的可能性更高；且原告已承认涉案提示牌摆放了重石，在有重石压住的情况下，提示牌自行歪倒的可能性很小，本案证人也未亲眼见原告受伤的具体原因。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是因涉案提示牌自行歪倒所致受伤，即不足以证明原告的损害事实与提示牌致害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另一方面，堆放物的致害行为只能是三种方式：滚落，即指高处的堆放物滚下；滑落，即指高处的堆放物滑下；倒塌，即指堆放物全部或者部分倾倒、坍塌。涉案提示牌仅是歪倒，并不属于上述三种方式的任何一种，原告主张的堆放物致害侵权要件并不完善。综上，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的事实主张，应当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诉讼后果。对于原告的诉讼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于军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739元（已由原告预交），由原告负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本案一审开庭辩论终结时上一年度深圳市居民服务行业标准为62987元/年，深圳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为44633.3元/年。于军于2015年12月15日在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入院治疗时自述其职业已经退休，工作单位为吉林省长春市高新产业区发展总公司。深圳市南晨财富管理公司未为于军购买社保。一审庭审于军主张受伤后由其儿子杜杭陪护，提交了杜杭单位出具的事假证明。被上诉人辩称没有证据证明杜杭实际陪护且其收入有所减少。于军主张交通费系其丈夫杜克实之母孙郁秋从深圳飞往长春，杜克实之弟杜韧实从长春往返深圳所产生的费用。上诉人于军提交的医药费发票金额为14179.82元。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深圳市公园管理中心对于军的摔倒受伤是否存在过错。双方确认的视频显示，于军进公园后面对涉案警示牌朝前走，在摔倒前步速加快并开始跑动，于军在庭审中确认其看到了警示牌。结合日常生活经验足以认定，于军系自己碰撞警示牌失去平衡摔倒，其作为一个成年人，本应当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而未能注意，其对自身的摔倒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深圳市公园管理中心在公园入口不远处树立涉案警示牌，并无违法之处，但是其作为公共场所管理人应当确保该警示牌的稳定性，以保证入园游客的安全。从双方确认的照片可以看出，涉案的警示牌本身重量较轻，容易受外力作用倾倒，被上诉人虽然放置了石头，但是显然石头并未起到稳定警示牌的作用，故被上诉人在警示牌的放置上存在一定的过错，综合本案案情，本院酌定被上诉人对本案事故承担30%的责任。关于上诉人主张的各项赔偿金额，本院分析如下：关于医药费，被上诉人虽然对上诉人提交的医疗费发票不予认可，但是上诉人提交了相关病历和挂号票据，病历记载内容以及伤情与其就诊的口腔科以及手外科能够互相印证，故本院对其医药费14179.82元予以确认。关于误工费，上诉人提交了工资证明，证明其在深圳市南晨财富管理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但是上诉人于军于2015年12月15日在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入院治疗时自述其职业已经退休，工作单位为吉林省长春市高新产业区发展总公司。深圳市南晨财富管理公司未为于军购买社保。故本院认定于军从吉林省长春市高新产业区发展总公司退休，本案事故并未影响其退休工资的减少，对其主张的误工费，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护理费，于军主张杜杭陪护，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根据出院证明书记载，上诉人住院9天，住院期间陪护1人，本院按深圳市居民服务行业标准计算住院期间的护理费，经核算，护理费为1553.10元（62987元/年÷365天×9天）。住院伙食补助费900元（100元/天×9天）。本案发生后于军住院9天，全休一月，需要加强营养，本院对其营养费酌定1000元。于军主张交通费系其丈夫杜克实之母孙郁秋从深圳飞往长春，杜克实之弟杜韧实从长春飞往深圳的费用，但是杜克实之母孙郁秋与杜克实之弟杜韧实均非本案事故发生后所必须的陪护以及处理事故人员，故该两人的机票费，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军交通费酌定500元。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鉴定于军为十级伤残，后续治疗费用42600元。于军为城镇户籍，残疾赔偿金应计算为89266.6元（44633.3元/年×20年×10％）。对于于军主张的鉴定费202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后续治疗费42600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上述各项赔偿费用共计162019.52元，被上诉人应赔偿上诉人于军48605.86元。综上，原审认定事实部分不清，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4民初10772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深圳市公园管理中心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上诉人于军人民币48605.86元；三、驳回上诉人于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739元，由于军负担1391元，由深圳市公园管理中心负担34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39元，由于军负担1391元，由深圳市公园管理中心负担34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杰晖审判员  李小丽审判员  谢 佳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袁旭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