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1民终481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秋根，男，1963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源泉、孙汉英，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江岸区后湖乡人民政府岱山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岱山村科技创业城9号楼3楼。
法定代表人：邓征祥，该村委会书记。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市岱家山实业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汉黄路600号附1号。
法定代表人：邓金玉，该公司董事长。
上列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帆、张蓓，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江岸分局，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四维街麒麟小区55号。
法定代表人：叶忠元，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晓军，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文，该局干部。
上诉人邓秋根因与被上诉人武汉市江岸区后湖乡人民政府岱山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岱山村委会）、武汉市岱家山实业公司（以下简称岱家山公司）、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江岸分局（以下简江岸分局）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6）鄂0102民初3536号�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8月22日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邓秋根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源泉、孙汉英及岱山村委会、岱家山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帆、张蓓以及江岸分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晓军、周建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邓秋根的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支持我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岱山村委会、岱家山公司、江岸分局共同承担。其上诉的理由为：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首先，对于岱山村委会未经民主决议作出的村民资格买断及土地收回决议，邓秋根没有参与决议过程，没有签字认可，更对该决议内容毫不知情，岱山村委会并未提交邓秋根与村委会签署的任何退地入股协议。一审法院认定岱山村委会“未提交证�证明邓秋根系自愿交回承包地”，亦说明该决议为内部决议，该决议与邓秋根领取青苗补偿和安置生活费并无必然关联。事实情况是，岱山村委会告知包括邓秋根在内的岱山村村民需要租用其承包地5年。在此情况下，邓秋根一次性领取了青苗补偿和安置生活费。另外，一审法院认定岱山村委会“2004年至今一直向邓秋根发放生活费”，显然与事实不符，且无证据支持。其次，岱山村委会虽然主张租用邓秋根的承包地，但是从来未对邓秋根承包地进行统一调度。也就是说，1999年至邓秋根土地被破坏期间，邓秋根一直占用并耕种涉案土地。既然不知道岱山村委会的土地收回决议，并且一直占用土地，自然也不存在邓秋根自愿或非自愿交回涉案土地的问题。一审法院认定岱山村委会“未提交证据证明邓秋根系自愿交回承包地”，也明确了“邓秋根亦不认可其自愿交回承包地”。同时，一审法院还认定岱山村委会买断及土地收回决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第二十六条及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换言之，一审法院认为岱山村委会的土地收回决议违法。在收回决议不合法，且未经过民主决议及公示，而邓秋根又未实际交回涉案承包地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岱山村委会“已于2004年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形成的表决决议收回邓秋根承包地”的认定，显然逻辑不清，且与事实不符。最后，自2003年以来，岱山村委会虽然一直没有与包括邓秋根在内的村民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但邓秋根用其耕种行为已经明确了其继续承包的意思表示。因此，邓秋根于岱山村委会成立事实承包关系，邓秋根享有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二、本案案由是“承包土地征地补偿分配纠纷”，一审法院却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五条为由，驳回邓秋根诉讼请求，显然适用法律错误。首先，邓秋根的诉讼请求及起诉理由所对应的案由是“承包土地征地补偿分配纠纷”，而笼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五条，告知邓秋根另行主张权利，显然适用法律错误。其次，涉案土地已被政府依法征收，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已转化为征地补偿款分配请求权。这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决定》第55项“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下设“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案由的原因。故本案并不存在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的条件和可能。再次，涉案土地一直由邓秋根耕种，并未收回，更不�在发包给第三人，况且涉案土地已被征收，本案无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的空间。最后，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及《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征地管理切实保护被征农民合法权益的通知》均明确，土地补偿费支付给享有被征收土地所有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可请求分配土地补偿费。换言之，邓秋根作为岱山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即便是不存在承包土地，根据上述规定，亦享有土地补偿款分配请求权。还有，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征地管理切实保护被征收农民合法权益的通知》明�了，集体经济组织统一安置时，安置补助费支付给集体经济组织；其他单位统一安置时，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安置单位；需安置人员自行安置时，安置补助费支付给需安置人员。但即便是支付给集体经济组织和其他安置单位，安置补助费也必须专款专用。其中，放弃统一安置的家庭承包方，可请求发包方支付安置补偿费。岱山村委会虽然在多年前就为邓秋根办理了医保、社保，但该为村民福利待遇，并不影响邓秋根安置补助费请求权的行使。岱山村委会也没有证据证明邓秋根的医保与社保是作为承包土地被收回的支付代价亦或者土地征收代价。即便是按照其“强盗逻辑”，那么岱山村村民中无承包地者是否就不享有医保与社保？那么村民地位又如何体现？事实显然不是这样。假设医保与社保是村民福利的观点成立，那么岱山村邓秋根承包地被征收所应当获得的安置待遇显然不存在关联。同时从时间上看，二者确实也不可能存在关联。如果一定要如此“牵强附会”，那么岱山村委会基于此次征收所获得的巨额安置补助费有如何达到上述条款所规定的“专款专用”呢？最后，邓秋根一直耕种涉案土地，且是涉案土地青苗的实际所有人。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明确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所有者所有的规定，即便是邓秋根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也非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岱山村委会也不得以任何借口侵吞邓秋根的青苗补偿费。一审法院认定邓秋根多年前领取了青苗补偿，便驳回邓秋根就此次征收中享有的现阶段的青苗补偿及赔偿的诉讼请求，其中逻辑也是十分值得怀疑的。三、岱山村在2010年的改制并不能成为剥夺邓秋根征地补偿款分配请求权依据。首先，2010年12月30日岱山村改制后的经济实体，武汉代山兴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岱山村委会一再以该公司为由，认为涉案集体土地已化为公司资产。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以土地使用权入股，必须变更登记后方可化为公司资产。涉案土地为集体所有，且为农用地。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四条及第六十条的规定，只有集体建设用地可作价入股，涉及集体农用地的必须办理农转用手续。涉案土地在2013年经过湖北省国土资源厅批准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再此之前，涉案土地不可能作为投资入股而成为公司资产。而再此之后，涉案土地已被征收为国有，亦不可能转化为公司资产。其次，根据《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征地管理切实保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的通知》（鄂政发[2005]11号），土地补偿费支付给享有被征收�地所有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如不能调整质量和数量相当的土地给被征地农民继续承包经营的，必须将不低于70%的土地补偿费主要分配给被征地农民，具体分配比例由省国土资源厅会同有关部门另行制定。土地被全部征收，同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撤销建制的，土地补偿费应全部用于被征地农民生产生活安置。岱山村在2010年完成改造工作，2013年现实土地性质的转变（省国土厅下达征地批文）。再此情况下，岱山村委会应当将获得的全部土地补偿款进行分配，不存在扣留30%，更不应该成为公司资产。
被上诉人岱山村委会、岱家山公司共同答辩则要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江岸分局答辩表示对一审法院判决没有意见。
2016年6月，邓秋根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岱山村委会、岱家山公司、江岸分局共同向我支付土地补助费和安置补助费共计2,475,090元（8.01亩×309,000元/亩=2,475,090元）并支付青苗费及损失共计3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岱山村委会、岱家山公司、江岸分局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邓秋根系武汉市江岸区后湖乡人民政府岱山村村民。1981年，岱山村委会将岱山村的8.01亩集体土地发包给邓秋根。1999年，邓秋根与岱山村委会签订农业承包合同，约定岱山村委会提供8.01亩耕地给邓秋根作蔬菜生产用地，邓秋根享有耕地使用权，承包期内邓秋根必须按期向武汉市江岸区后湖乡人民政府岱山村民委员会上交法定税费。在坚持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不变和“大稳定、小调整”前提下，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同意，承包合同5年续签一次，本合同期限为5年，自1999年1月1日起至2003年12月31日止。该合同到期后，双方未续签承包合同。
2003年1月15日，岱山村民员召开岱山村第五届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国家和集体征用本村土地村民实行买断的有关规定》。2004年2月8日，岱山村委会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决议，决议内容为：“根据我村发展的实际情况及一九九九年元月一日至二00三年十月三十一日五年农业承包合同期限已满的现状，村委会经研究一致同意向村民代表大会提出如下议案，提请村民代表大会的各位代表讨论表决，以便村委会能按表决结果执行。一、由于武汉市周边经济发展较快，农业结构要进行调整。现村里的五年农业承包合同期已满，合同过期作废，村民土地村有权收回。村没有收回的土地，村将土地逐步回收。二、新一轮的租赁合同一律定为一年期限。三、如果有村民不执行村民代表大会的决定，村委会将向司法部门申请依法办理。”同年2月17日，岱山村委会向武汉市江岸区后湖乡人民政府�交报告，内容为：“根据我村2003年元月15日第五届村民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国家和集体征用本村土地村民实行买断的有关规定》。现有18名村民已向本村申请将自己村民资格买断。按照《武汉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补偿安置办法》的规定，我村只支付每亩捌仟元生活补助费，劳平2.4亩，壹万玖仟贰佰元整，村民资格买断安置费叁万元整，计人民币肆万玖仟贰佰元整，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自愿买断村民资格，同意按国家政策将其户口转出，并将承包土地退还村里，与村签订农业人口安置协议书，永远中止与岱山村的一切劳动人事关系，不再享有村民资格，特报呈后湖乡人民政府批准。”同年2月19日，武汉市江岸区后湖乡人民政府批准同意该报告。
2004年7月13日，岱山村委会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决议，决议内容为：“根据本村2004年2月8日村民代表大会通�的将土地逐步收回的决议精神，经村两委会研究决定，特向村民代表大会提出如下决议，提请村民大会的各位代表表决通过，以便村委会能按表决结果执行。一、对没有收回的土地，在2005年底将全部收回。二、对没有领取22,800元（五年半生活安置费）的人员，村将逐步收回土地并发放生活安置费。三、渔业队所有人员除发放22,800元（五年半生活安置费）外，另外出塘工资发放至2004年12月31日止，今后不在享有出塘工资。四、五年半生活安置费从2005年1月1日起计算。”嗣后，邓秋根领取了8.01亩集体土地的青苗费12,015元和生活安置费19,200元，共计31,215元。
2015年3月23日，岱山村委会出具《情况说明》，内容为：“岱山村二组村民邓秋根承包有8.01亩土地，位于三环线与张公堤之间，2004年2月8日，根据我村发展的实际情况及1999年1月1日至2003年12月31日五年农业承�合同期已满的现状，村委会经研究一致同意向村民代表大会提出议案形成如下决议：由于武汉市周边经济发展较快，农业结构要进行调整。现村里五年农业承包合同期已满，合同过期作废，村民土地村有权回收。村没有收回的土地，村将土地逐步回收。根据以上决议内容，邓秋根本人同意所承包的土地由村集体收回统一管理，并由此领取了5年的生活补助费和青苗补偿费（领取时间2005年1月25日）共计人民币叁万壹仟贰佰壹拾伍元。2003年岱山村开始为邓秋根缴纳社会保险（含医保），2008年岱山村实行股份制改造后，邓秋根成为股民，逐年领取生活费。目前，村民无私有土地，邓秋根原承包土地被征用为武汉市第12届园博会用地，不存在土地争议”。
一审法院另查明：2011年11月1日，江岸分局与岱山村委会签订《征地协议》，内容为：“立协议单位：武汉市�土资源和规划局江岸分局（甲方）、武汉市江岸区后湖乡岱山村（乙方）。甲方征用乙方土地13.9449公顷，用于武汉市人民政府土地统征项目，双方就征地红线范围内的补偿安置事宜，经磋商协议如下：一、征地红线范围内的土地补偿、农业人口安置补助、青苗及土地附属设施等补偿费用，依据《武汉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补偿安置办法》（武汉市人民政府149号令）、《武汉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办法》（武汉市人民政府148号令）及相关文件执行，法律法规及湖北省人民政府有关规定的，从其规定。二、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据实结算。被征地单位土地面积、耕地面积、家业人口数量、年产值等，按市统计行政主管部门提供的当年数据为主。此宗地的征地手续由甲方负责办理，乙方应积极配合甲方完善征地手续。四、协议一式陆份，经甲乙双方签章后生效�。2013年6月5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发布《武汉市人民政府征收土地公告》（〈2013〉第100号），由武汉市人民政府征收江岸区后湖街岱山村用地总面积13.9449公顷”。
一审法院再查明：岱山村委会为邓秋根办理了社保及医保，2004年至今一直在向邓秋根发放生活费，并分给邓秋根武汉岱家山兴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份。
一审法院认为：邓秋根与岱山村委会签订的农业承包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受法律保护。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土地承包期是30年，承包合同5年续签一次，本合同期限为5年，自1999年1月1日起至2003年12月31日止。虽然双方未续签承包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第二十六条“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允许其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承包期内，承包方交回承包地或者发包方依法收回承包地时，承包方对其在承包地上投入而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及第二十九条“承包期内，承包方可以自愿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自愿交回承包地的，应当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承包方在承包期内交回承包地的，在承包期内不得再要求承包土地。”的规定，因岱山村委会未提交证据证明存在上述法律规定其可收回邓秋根承包地的情形，亦未提交证据证明邓秋根系自愿交回承包地，且邓秋根亦不认可其自愿交回承包地，故岱山村委会以于2004年通过召开村民代�大会形成的表决决议收回邓秋根承包地，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系违法收回。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五条“因发包方违法收回、调整承包地，或者因发包方收回承包方弃耕、撂荒的承包地产生的纠纷，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发包方未将承包地另行发包，承包方请求返还承包地的，应予支持；（二）发包方已将承包地另行发包给第三人，承包方以发包方和第三人为共同被告，请求确认其所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返还承包地并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但属于承包方弃耕、撂荒情形的，对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前款第（二）项所称的第三人，请求受益方补偿其在承包地上的合理投入的，应予支持。”的规定，邓秋根应按上述法律规定主张相应权利，现邓秋根要求岱山村委会支付土地补助费和安置补助费共计2,475,090元并支付青苗费及损失共计300,000元的诉讼请求，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且邓秋根已领取了青苗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故邓秋根的该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邓秋根要求岱家山公司支付土地补助费和安置补助费共计2,475,090元并支付青苗费及损失共计300,000元的诉讼请求，因邓秋根的土地非岱家山公司收回，故邓秋根的该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邓秋根提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0元及邮寄费60元，共计260元由邓秋根承担。
本院认为，1999年，邓秋根与岱山村委会签订的农业承包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在邓秋根未自愿交回承包地及岱山村委会没有合法依据收回邓秋根承包地的前提下，岱山村委会收回邓秋根承包地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系违法收回。目前，尽管本案诉争的土地已纳入政府的征收范围，但是，在政府未作出相关的具体补偿方案和标准的情形之下，邓秋根主张岱山村委会向其支付土地补助费及安置补助费以及青苗费等损失，有悖于我国相关的法律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精神。因此，邓秋根的上诉理由及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邓秋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阳
审判员 张立新
审判员 陈继红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日
书记员 余文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