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3民终88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能控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77号26层2601内2606A房屋。法定代表人：王清忠，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侯炜，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梅，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洪诗旭，男，1957年10月9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斌，新疆天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能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能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洪诗旭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年朝民（商）初字第174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能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侯炜、方梅，被上诉人洪诗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能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商）初字第17443号民事判决，驳回洪诗旭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对本案重要事实认定不清。一审法院仅依据王×的证言即认定洪诗旭在2008年云南路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桥公司）未能上市之后就向高能公司要求回购股权，但王×自述系高能公司与洪诗旭的居间介绍人，并非高能公司的代理人，其证言缺乏可信度。同时，一审法院仅依据洪诗旭的陈述即认定洪诗旭收取北京高盛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盛源公司）款项的性质为股权回购款错误，该款项性质应为路桥公司的分红，洪诗旭接受路桥公司分红的事实表明其未向高能公司主张回购股权。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代理人行为的法律后果应归属于委托人，一审法院在认定高能公司与洪诗旭系委托合同关系的前提下，判决高能公司回购股权并支付高额利息不公平，投资风险应由洪诗旭自行承担。高能公司与洪诗旭之间的委托投资协议的性质为委托理财合同，第四条第5款（b）的内容系保底条款，应认定无效。3.一审判决显失公平。高能公司作为受托人，已经按照委托人洪诗旭的要求购买路桥公司股权并代为持股，并未自己使用资金及从中受益，对于路桥公司未能上市也无过错，不应承担股权回购款及相应利息。洪诗旭辩称，同意一审判决。高能公司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驳回。1.洪诗旭曾通过王×要求过高能公司回购，且高能公司亦对洪诗旭、王×1、李×等部分投资人的部分股权进行了回购。王×在协议上高能公司处签字，系高能公司的签约代表，其在一审中的证言具有可信度。2.洪诗旭从未委托高盛源公司代为持股，高盛源公司给洪诗旭的打款系股权回购款而非路桥公司的分红款。3.洪诗旭与高能公司之间的协议系典型的私募股权投资合同，双方之间的关系为股权转让关系以及转让后的股权托管关系，并非委托理财关系。第四条第5款（b）属于对赌条款而非保底条款，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属有效。4.高能公司以低价受让路桥公司股权后，即陆续以近四倍的高价转让给洪诗旭等投资者，在当年就获得了丰厚的回报，现路桥公司未能上市，高能公司拒不回购股权，占用洪诗旭的资金长达八年，违反了合同约定。洪诗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高能公司支付股权回购款200万元及利息（自2007年11月15日开始至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15%计算）；判令高能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10月6日，甲方高能公司与乙方路桥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约定乙方协调安排将其股东的63238439股占18.07%的股权转让给甲方及甲方指定的公司，乙方同意并安排转让的股权为云南大理交通运输集团公司持有乙方股权28238439股，昆明鸿基实业公司持有乙方17500000股，昆明北市区客运有限公司持有17500000股；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为3.2元每股，是乙方预测2007年度每股税后利润0.4元的基础上确定。本次股权转让所得价款，一部分用于支付股权所有人的股权转让款，另外部分用于增资乙方下属的子公司云南景谷威远江水电开发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谷威远公司）以改善乙方的资产负债等财务结构，补充乙方的经营性资本。乙方未能在2008年6月30日前向中国证监会上报有关发行材料并获准受理，如因乙方经营、财务、法律和公司治理问题影响公开材料上报，乙方承诺在各转让方和景谷威远公司等协议约定或指定回购人无能力或其他原因无法回购受让各方所持股份时，乙方承诺全部回购，并在本协议规定的回购条件成立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将上述款项外加利息（按年利率15%计算）一次性汇至甲方指定账户，但在中国证监会受理材料后本条款自动失效。2007年11月15日，甲方（委托方）洪诗旭与乙方（被委托方）高能公司签订了《合作及委托投资协议》，约定：路桥公司系云南省大型路桥建设公司，经国信证券尽责调查及立项审核符合发行上市标准，已签署辅导重组及承销协议，拟于年内完成辅导，计划于2008年4月向中国证监会报道中报材料，2008年内上市；乙方与路桥公司有良好的合作关系，一直以来均为财务顾问及上市顾问，乙方已与路桥公司签署协议，受让其持有的路桥公司6300万股法人股；甲方拟与乙方合作，通过委托乙方投资的方式获得路桥公司法人股，并授权乙方进行投资管理；甲方以自有资金200万元委托乙方投资购买路桥公司50万股权，并授权乙方对上述股份进行资方管理及股权管理；乙方同意接受甲方委托进行上述受托投资。乙方在完成上述委托投资后向甲方出具“委托投资书”及“股权权益证明书”；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为每股4元，是以乙方预测2007年每股税后利润0.4元的基础上确定；投资期间，甲方享有上述股权收益权、监督权、知情权等权益，并获得利润或收益分成；如路桥公司2008年6月30日前未获中国证监会上市审核通过，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一次性原价回购上述股份，并按年息15%支付利息；双方在合同尾部签字盖章，王×在高能公司授权代表处签字。2007年10月19日，高能公司向洪诗旭出具股权权益证明书，受洪诗旭委托购买的路桥公司股权，投资金额为200万元，每股价格为4元，权益数为50万股份。2007年11月15日，洪诗旭委托上海四高阀门有限公司支付了200万元。2008年2月，高能公司与中交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将2000万股（持股比例为5.71%）转让给了中交投资有限公司，股份转让价格为4.3元。2008年3月28日，高能公司与北京高盛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盛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600万股转让给高盛源公司，每股价格为1元。高能公司为高盛源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为100%。2009年1月10日，甲方高能公司与乙方高盛源公司签订了《委托持股协议》，约定鉴于甲方高能控股公司对外举债，为保护路桥公司实际股东项下股权资产的安全性，同时也征得了隐名股东的同意，现对路桥公司股权资产进行剥离；甲方委托乙方作为路桥项目公司股权的持有方，乙方除自身持有的路桥公司股份外，继续在市场增持路桥公司股份，以保证路桥公司实际股东的资产权益；乙方代甲方担任路桥公司股东，全面履行路桥公司股东和管理人的职能，依照甲方与实际股东签订的协议，进行分红和项目管理。2009年11月16日，高能公司与山东华勤控股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2000万股转让给山东华勤控股有限公司，每股价格为4元。2009年11月18日，高能公司与鲁×等41人签订了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10279257股分别转让给鲁×等41人，每股价格为3.1元。2009年12月24日，高能公司分别与上海载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自然人李×1、李×2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高能公司将持有的6209971股、2000000股、4000000股分别转让给上述三方，转让价为每股4元。2009年12月25日，高能公司分别与无锡中科、宣威会伦、浙商创投、温州环亚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持有的150万股、225万股、300万股、600万股分别转让给上述四方，转让价每股3元。2010年4月20日，高能公司与中交投资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600万股转让给中交投资，每股价格为3元。至2010年年底，高能公司已经不持有路桥公司的股份，高盛源公司公司持有24000000股，占6.8571%。2013年5月16日，路桥公司召开2012年度股东大会，通过利润分配决议，以总股本35000万股为基数，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元。高盛源公司获得分红后，向洪诗旭支付了5万元。洪诗旭认为5万元系股权回购款，高能公司认为支付的是分红。2014年，路桥公司在新三板市场上市。诉讼中，证人王×出庭作证称：其与本案双方当事人关系很好，当时高能公司要将路桥公司重组上市，就把洪诗旭介绍给了高能公司，双方签订了合同。2008年6月，高能公司称路桥公司帮政府垫资款未收回故不能上市。2008年至2014年投资人每年均要求王×向高能公司提出退款，期间王×曾带领部分投资者到高能公司要求还钱。一审法院认为，洪诗旭与高能公司签订的《合作及委托投资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首先，洪诗旭与高能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从合同条文看，双方之间成立的是委托关系，洪诗旭出资委托高能公司购买路桥公司的股份，之后高能公司代洪诗旭持有股份。高能公司自路桥公司以每股3.2元的价格购买了股份，高能公司与洪诗旭之间约定的价格为每股4元，高能公司从中收取了差价，双方之间系有偿的委托关系。其次，双方对赌上市的条款。双方合同约定如路桥公司未在2008年6月30日前上市则高能公司原价回购股份并支付利息。虽然路桥公司上市与否受多种条件的制约，但是高能公司作为路桥公司的财务顾问，更了解路桥公司的企业发展，且高能公司与路桥公司之间的合同中亦有以上市作为对赌条件的约定，故高能公司向投资者作出了承诺，如不能上市则原价回购并支付利息。高能公司作为路桥公司的财务顾问是典型的商事主体，其对自己的盈利模式及履约风险有合理的预测，才对投资者作出了如此的承诺。路桥公司未能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间上市，高能公司应履行其向投资者的承诺。最后，洪诗旭要求回购及支付利息的请求是否过诉讼时效。民法通则规定，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其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在2008年6月30日路桥公司未能上市，洪诗旭获得了要求高能公司原价回购及支付利息的请求权。之后洪诗旭向合同中高能公司的授权代表持续主张权利，起到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其权利未过诉讼时效。高能公司提出的时效抗辩法院不予采信。高能公司已经支付了5万元款项，虽然高能公司认为其性质为分红，但现并无证据能够证明洪诗旭同意继续持有路桥公司的股份，故法院认定5万元为股权回购款。洪诗旭主张的利息应自投资款全部实际到位之日起计算。关于高能公司提出洪诗旭为路桥公司的股东，应承担投资风险的答辩意见。高能公司与路桥公司之间亦约定有对赌条款，在对赌条件成就后高能公司未要求路桥公司原价回购股份并支付利息，且在此关键性问题的选择上并未征求洪诗旭的意见，高能公司单方决定继续持有路桥公司的股份。在路桥公司迟迟未能上市后高能公司将股份转移至关联公司，股份转让行为亦未得到股东的同意。高能公司在履行合同中的重要节点并未征求洪诗旭的意愿，由此造成的风险应由高能公司自行负担。故对其答辩意见，法院不予采信。判决：一、高能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洪诗旭支付股权回购款一百九十五万元及利息（自二○○七年十一月十五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年息百分之十五计算）；二、驳回洪诗旭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高能公司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5份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与质证。其中，证据一为路桥公司股东会议决议、利润分配方案，证据二为2013年分红联络邮件及附件，证据三为2014年分红联络邮件及附件，证据四为录音文件，证据五为高能公司工作人员发给洪诗旭的短信截屏。上述证据用以证明路桥公司于2012年经股东大会决议进行分红，并于2013年通过高盛源公司将分红款发放给洪诗旭，洪诗旭对该款项系分红款的性质明知且未持异议，表明洪诗旭认可其作为路桥公司股东的身份，其与高能公司之间系股权代持关系，且洪诗旭未要求过高能公司回购股权。洪诗旭对证据一、五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关联性与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二、三、四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认为2012年以后高能公司不再是路桥公司的股东，高能公司擅自将股权转让给高盛源公司一事洪诗旭并不知情，也并未委托高盛源公司代为持股，且高盛源公司给洪诗旭汇款的凭证上载明该款项性质系“还款”而非分红款，联络函与短信的发送时间也均在洪诗旭提起本案诉讼之后，故上述证据不能证明洪诗旭认可继续保留路桥公司股东身份而不要求高能公司回购。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上述事实，有洪诗旭提交的《合作及委托投资协议》、投资汇款单、《公开转让说明书》、证人王×的证言，高能公司提交的《合作协议》、委托持股协议和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综合全案案情及双方当事人的诉辩称主张，本案在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总结如下：一是洪诗旭与高能公司之间系何种法律关系；二是洪诗旭起诉要求高能公司回购股权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三是洪诗旭与高能公司关于股权回购与支付利息的合同条款是否有效。关于争议焦点一，认定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合同内容、合同履行情况、交易惯例等因素综合判断。洪诗旭作为甲方与高能公司作为乙方于2007年11月15日签订了《合作及委托投资协议》，该协议约定“乙方已与路桥公司签署协议，受让其持有的路桥公司6300万股法人股；甲方以自有资金200万元委托乙方投资购买路桥公司50万股权，并授权乙方对上述股份进行资方管理及股权管理；如路桥公司2008年6月30日前未获中国证监会上市审核通过，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一次性原价回购上述股份，并按年息15%支付利息。”经双方当事人庭审确认，在签订该协议时高能公司已经成为路桥公司的股东，洪诗旭购买的50万股份系高能公司已持有的路桥公司股份中的一部分。签订协议当日，高能公司即向洪诗旭出具了股权权益证明书。虽然洪诗旭与高能公司签订的协议名称为“合作及委托投资协议”，且协议条款约定洪诗旭委托高能公司购买路桥公司的股权，但从双方实际履行的情况来看，洪诗旭系直接受让高能公司已持有的路桥公司的股权，洪诗旭从高能公司处受让股权后未进行变更登记，而是作为隐名股东委托高能公司作为显名股东代为持股，同时双方约定了在一定条件下洪诗旭可以要求高能公司回购股权，因此，双方之间成立两种法律关系：一是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即高能公司将股权转让给洪诗旭以及高能公司从洪诗旭处回购股权，二是股权托管法律关系，即在洪诗旭依据协议约定要求高能公司回购股权之前，高能公司作为受托人代洪诗旭对路桥公司进行股权管理。故一审法院认定高能公司与洪诗旭系有偿委托关系确有不妥，本院予以纠正。关于争议焦点二，债权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从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开始计算。当事人未约定履行期限，且依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中，洪诗旭的股权回购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应当从高能公司履行股权回购义务的期限届满之日起开始计算，但《合作及委托投资协议》中仅约定了股权回购请求权的成立条件，未对高能公司履行股权回购义务的期限作出约定，故若路桥公司未能如期获准上市，则自2008年6月30日以后，洪诗旭可随时向高能公司要求回购股权。双方合同约定的“上市”是指路桥公司在中国上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行为，故截至目前，路桥公司仍未符合合同约定的上市情形，洪诗旭向高能公司主张回购股权具有合同依据。因并无证据表明洪诗旭曾为高能公司设定过履行股权回购义务的宽限期，亦无证据显示高能公司曾明确拒绝履行股权回购义务，故洪诗旭通过本案诉讼要求高能公司回购股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高能公司主张洪诗旭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三，洪诗旭与高能公司之间签订的《合作及委托投资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因洪诗旭与高能公司之间系股权转让法律关系而非委托理财关系，故有关股权回购与支付利息的条款并非“保底条款”，而是股权投资领域为保障投资者利益而设的“对赌条款”，且该对赌条款亦不违反公司法、证券法的相关规定，故不存该条款无效的情形。高能公司主张该条款违反公平原则且属于保底条款应为无效，但高能公司系专业从事股权投资的商事机构，其对于交易规则与交易风险应当明知，故其该项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另，关于高盛源公司向洪诗旭支付的款项性质，高能公司主张系分红，洪诗旭主张系股权回购款，本院认为，分红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系股东行使权利的行为，因路桥公司分红时高能公司已不是路桥公司的股东，洪诗旭亦未授权高盛源公司代为行使其作为路桥公司股东的相关权利，现并无证据显示洪诗旭有作为路桥公司的股东行使股权的意思表示，故高能主张该款项系分红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洪诗旭认可该款项系高能公司应当支付的股权回购款，并同意从高能公司应当支付的股权回购款中予以扣除，本院对此不持异议。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故对高能公司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高能控股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鲁 南审 判 员  张玉娜审 判 员  周熙娜审 判 员  刘正韬代理审判员  熊 静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贾宇飞书 记 员  李晓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