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京铁中民终字第16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九付，男，1955年8月5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铁路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6号。
法定代表人刘振芳，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成，男，1975年12月6日出生，北京铁路局通州车务段法律顾问。
委托代理人许瑞洪，男，1959年10月20日出生，北京铁路局企管法律处副处长。
上诉人孙九付与被上诉人北京铁路局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孙九付不服北京铁路运输法院（2014）京铁民初字第6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0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李冬梅担任审判长，法官李刚、王静参加的合议庭，并于2014年11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九付，被上诉人北京铁路局的委托代理人许瑞洪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九付在一审中起诉称：2014年4月份，李×1、李×2、李×3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为由，将孙九付诉至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怀柔区人民法院以（2014）怀民初字第00260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民判260），判决孙九付赔偿李×1、李×2、李×3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64001元，同时判决孙九付承担诉讼费用577元。另，在处理此案纠纷中孙九付误工20天，产生误工损失3000元，产生交通费600元，事发后孙九付还支付了120急救车费160元，出诊费40元，合计3800元。
孙九付于2013年3月开始雇佣李×4放羊，2013年10月19日下午，李×4在京承线73公里470米处放羊时，被行驶的火车刮撞身亡。因此处铁路线路路基低、无明显警示标志、无护栏，很容易使人误入而导致事故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损害是因第三人造成的，第三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现，请求法院判令：1、北京铁路局向孙九付赔偿因李×4死亡，孙九付向李×1、李×3、李×2支付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64001元，北京铁路局向孙九付支付民判260判决孙九付所承担的诉讼费577元；2、北京铁路局向孙九付支付孙九付因李×4死亡与李×4家属诉讼期间产生的误工费3000元、交通费600元，以及李×4被火车撞后产生的120急救车费160元、出诊费40元；以上两项共计68378元；3、本案诉讼费请求法院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判决。
北京铁路局在一审中答辩称：首先，孙九付对本案没有诉讼主体资格，不是适格的原告，民判260判决的法律依据是《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判决孙九付应担的责任是雇主责任，而非代第三人承担的，也就是代北京铁路局应承担的责任。其次，孙九付说京承线73公里470米处铁路路基低、无任何明显警示标志，北京铁路局不认可。同时，此处铁路根据国家法律规定不需要设置护栏，且铁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确定北京铁路局在此事故中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最后，孙九付诉请的第二项，即孙九付与李×4亲属因诉讼产生的费用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北京铁路局不应当赔偿。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孙九付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孙九付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3月，孙九付开始雇佣李×4为其放羊，2013年10月19日李×4在放羊时，在京承线73公里470米处被火车撞伤，后死亡。李×4亲属李×1（李×4之妻）、李×3（李×4次子）、李×2（李×4长子）于2014年4月份，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为由，向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起诉了孙九付。经民判260判决，孙九付赔偿李×1、李×3、李×254001元，并确认孙九付在事故发生后向李×1、李×3、李×2支付了10000元，判决孙九付承担诉讼费用577元。孙九付称在与李×4亲属诉讼期间，其产生误工费3000元，交通费600元，在李×4发生事故后还垫付了120急救车费160元，出诊费40元。孙九付认为民判260判决其承担的责任本应由北京铁路局承担，所以在其向李×1、李×2、李×3履行民判260所承担的义务后，就取得了向北京铁路局追偿的权利。且，孙九付认为在民判260第四页第二段中显示依据《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其有追偿的权利。北京铁路局认为在李×4死亡的事故中，北京铁路局没有任何过错，李×4和孙九付的过错已经由民判260确认，该份判决书判决确定，孙九付承担的责任是雇主责任，其具体表现是在管理上没有承担应尽的义务，且该判决没有任何地方显示孙九付代替北京铁路局承担了费用。
另查明，2014年7月23日孙九付向怀柔区人民法院履行了民判260中应承担义务，向怀柔法院交费共54578元。
上述事实有民判260、北京市人民法院案款收据、北京市医疗急救费专用收据、北京市救护车收费专用收据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孙九付与北京铁路局对李×4死亡的事实、李×4与孙九付是雇佣关系的事实、以及经民判260确认孙九付共赔偿李×4亲属64001元、孙九付承担诉讼费577元的事实并无争议，但对孙九付赔偿的款项是何性质存在分歧，这是该案最主要的争议焦点。
孙九付认为，民判260第四页第二段中显示其有向北京铁路局追偿的权利。但北京铁路局认为该判决书判决的是孙九付作为雇主应承担的责任，而非代北京铁路局赔偿的第三人责任，所以孙九付无权向北京铁路局追偿。该院认为，民判260确认了李×4亲属与孙九付在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中，争议的焦点有三个：一是李×4亲属是否有权起诉孙九付；二是李×4的死亡是否是因劳务行为；三是李×4与孙九付各自的过错如何确认。孙九付提到的民判260第四页第二段，是怀柔法院认定李×4亲属是否有权起诉孙九付的分析，该段分析只是确认了，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八条和《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李×4亲属有权起诉孙九付，而非确认赔偿责任的具体内容。而该判决第五页第二段，是对孙九付和李×4本人就李×4死亡应承担责任的具体分析，该段分析指出李×4亲属与孙九付之间的纠纷应适用的法律为《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后段规定，即“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责任”，且并不适用《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前段的规定。该判决最终认定孙九付作为雇主在指示和管理李×4放牧上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李×4死亡一事的次要责任。该判决最终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做出了判决，而非《解释》第十一条，因此该院认为，孙九付赔偿李×4亲属的64001元是其应承担的雇主责任，而非代北京铁路局赔偿的第三人应承担责任，民判260已经生效，且孙九付已经履行了判决应承担的义务，故对于孙九付的此项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
另，孙九付请求的民判260应承担诉讼费577元、因李×4亲属与其发生诉讼而产生的误工费3000元、交通费600元没有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对于孙九付垫付的120急救车费160元和出诊费40元，虽然孙九付提供了票据，但是在李×4亲属与孙九付发生诉讼期间孙九付并未主张，且因李×4之死孙九付无权向北京铁路局主张权利，因此孙九付对此两笔款项的主张该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该院认为，孙九付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判决驳回原告孙九付的全部诉讼请求。
孙九付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其对民判260有异议，该判决判决其承担过错责任，但是其对李×4的死亡并无过错。这起事故的实际侵权人是北京铁路局，应该由北京铁路局承担责任。民判260第四页提及其可以向北京铁路局追偿，故其享有向北京铁路局追偿的权利。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判决被上诉人赔偿其已支付给李×1、李×2、李×3的64001元赔偿款。
北京铁路局针对孙九付的上诉理由答辩称：民判260认定孙九付与李×4是混合过错，我方并无责任。铁路交通部门事故认定我方在此次事故中无责任，故我方不存在赔偿问题。民判260虽然在引用法律时提及追偿的问题，但在判决部分没有判决孙九付为我方垫付或者替我方承担责任，故孙九付无权向我方主张权利。依据我国法律规定，受害人家属可以向雇主主张权利，怀柔法院判决和一审判决正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孙九付上诉称其作为无过错责任的雇主，有权依据《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向第三人追偿。本院认为，民判260系生效判决，该判决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判决孙九付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赔偿责任，故孙九付认为其对李×4的死亡无过错，无事实依据。现生效民事判决已确认孙九付对李×4的死亡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故孙九付无权再向第三人进行追偿。综上，孙九付的上诉意见不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七百五十五元，由孙九付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一千四百元由孙九付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冬梅
审 判 员 李 刚
代理审判员 王 静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张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