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长中民一终字第0430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星火路1号公交调度大楼四楼。
负责人刘继祥。
委托代理人王辉。
委托代理人陈树杰。
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杰。
委托代理人谢希。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坤。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立群。
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常湘宁，湖南天恒健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曾理，湖南天恒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习福义。
委托代理人王远，湖北胜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习永生。
委托代理人王远，湖北胜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彪。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国才。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天龙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枣阳市人民路32号。
法定代表人李志勇。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恩施州畅盛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恩施市舞阳办事处黄泥居委会富家坡组。
法定代表人徐希秀。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枣阳支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枣阳市前进路68号。
负责人朱城君，系该公司经理。
上诉人中华联合�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财险襄阳公司”）、林杰因与被上诉人胡坤、徐立群、习福义、习永生、胡彪、陈国才、湖北天龙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龙公司”）、恩施州畅盛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畅盛达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枣阳支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财险枣阳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2014）岳民初字第026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2月13日02时38分许，陈国才驾驶湘C×××××号小型普通客车沿岳临高速公路由北往南行驶至173KM＋620M处时，与中央护栏发生碰撞后停于第二车道，此时，习福义驾驶鄂F×××××（鄂Q×××××挂）号重型半挂牵引车从后方第二车道�来，与湘C×××××号小型普通客相撞，造成湘C×××××号小型普通客乘车人胡顺当场死亡，驾驶人陈国才与该车乘车人吴天琪、阳林、谢刚、罗小红、鄂F×××××（鄂Q×××××挂）号车驾驶人习福义、乘车人习永生七人受伤，两车、鄂F×××××（鄂Q×××××挂）号车所装货物及公路设施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2014年3月23日，湖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高速公路管理支队长常大队（以下简称“高支队长常大队”）出具事故认定书，认定陈国才和胡彪的共同过错行为是造成此次事故的一个原因，应共同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习福义的过错行为是造成此次事故的另一个原因，应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胡顺、习永生、吴天琪、阳林、罗小红、谢刚无与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的过错行为，不承担事故责任。另查明，胡坤为死者胡顺的父亲、徐立群为死者胡顺的母亲，胡顺生前就职于�友家私有限公司，从事销售及市场推广工作，并居住于该公司宿舍（南县××镇××广场）。还查明，肇事鄂F×××××牵引车在联合财险襄阳公司购买了交强险、保险金额为1000000元的第三者责任险、及第三者责任险不计免赔险；鄂Q×××××挂车在被告联合财险襄阳公司购买了保险金额为50000元的第三者责任险；鄂F×××××牵引车、鄂Q×××××挂车实际车主为习永生，其中F2×××牵引车挂靠于天龙公司、鄂Q×××××挂车挂靠于畅盛达公司处；习福义为习永生雇请的驾驶员。再查明，事故后习永生向胡坤、徐立群支付了现金30000元，用于办理丧葬事宜。
原审法院认为：结合各方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胡坤、徐立群损失应由谁承担；二、胡坤、徐立群的各项损失如何认定。独任庭在各方陈述各自的诉辩主张后概括了上述争议焦点，各方各方均当庭表示对独任庭总结的争议焦点无异议；在法庭辩论阶段，独任庭重述了上述争议焦点，各方均围绕上述争议焦点发表了辩论意见。一、关于胡坤、徐立群损失应由谁承担的问题。首先，此次交通事故中，因死者胡顺相对于肇事车辆鄂F×××××（鄂Q×××××挂）号而言为第三者，而鄂F×××××（鄂Q×××××挂）的驾驶人习福义负此次事故的同等责任，则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胡坤、徐立群的各项损失应先由联合财险襄阳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应由肇事各方根据侵权责任情况予以分担。其次，本案系因交通事故而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习福义、陈国才和胡彪的过错行为是本案损害事实发生的直接根本原因；而林杰作为肇事车辆湘C×××××的借用人及同乘人，其对该车实际驾驶人未尽到合理的审查及提醒等注意义务，是致使侵权后果产生的间接原因；因此，习福义、陈国才、胡彪、林杰应对胡坤、徐立群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在划分习福义、陈国才、胡彪、林杰的责任比例时，应综合考虑他们对损害发生的原因力大小及在事故发生过程中的过错程度。鉴于此，结合交通事故认定书中交警部门关于此次事故成因分析、当事人导致交通事故的过错及责任或者意外原因的描述，原审法院认定习福义承担胡坤、徐立群超出交强险赔偿限额损失部分50%的赔偿责任，陈国才承担25%、胡彪承担20%、林杰承担5%。再次，因肇事鄂F×××××（鄂Q×××××挂）号在联合财险襄阳公司投保了商业三者险，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的规定，胡坤、徐立群的各项损失超过交强险赔偿范围的，在划分责任比例后，本由习福义承担的赔偿责任，应转由联合财险襄阳公司根据保�合同在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范围内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或者不属于保险赔偿范围的损失，应由该车实际车主及挂靠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即应由习福义、习永生、天龙公司、畅盛达公司予以连带赔付。另，联合财险襄阳公司抗辩认为，被保险车辆存在超载，应当扣减10%的免赔率。对此，原审法院认为肇事车辆鄂F×××××（鄂Q×××××挂）号在事故当时系一体状态，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一个原因力，且牵引车和挂车均在联合财险襄阳公司投保了商业险，为便利诉讼在处理涉商业险赔偿时，将从牵引车鄂F×××××的保险额度中优先予以赔偿。再者，肇事车辆鄂F×××××（鄂Q×××××挂）号中，虽挂车鄂Q×××××挂未购买第三者责任不计免赔险，但牵引车鄂F×××××购买了保险金额为1000000元的第三者责任险和第三者责任不计免赔险，且该牵引车商业险保单“特别约定”及“明示告知”栏中并未有对超载情况的绝对免赔率约定，故在投保人购买了不计免赔险的情况下，联合财险襄阳公司主张要求扣除10%的免赔率，理据不足，其此抗辩意见，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关于胡坤、徐立群的各项损失如何认定的问题。对胡坤、徐立群的各项损失，结合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及当事人提交的有效证据所证明的事实评析如下：（一）关于死亡赔偿金：胡坤、徐立群提交的劳动合同、就职单位的营业执照、工资表、南县公安局和全友家私有限公司共同出具的居住证明，能相互佐证并形成稳定的证据链，足以证明死者胡顺生前工作并居住在城镇，故结合死者胡顺的年龄及湖南省2013年湖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认定为23414元／年×20年=468280元。（二）关于丧葬费：根据本地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计算六个月，则为3657.75元／月×6月=21946.5元。（三）�于精神抚慰金，原审法院综合本地平均生活水平、各方的过错程度及本地司法实践等综合因素酌情认定为50000元。（四）关于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1.关于交通费：因胡坤、徐立群提交的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航程单两张（日期分别为2014年4月26日、2014年6月1日），其关联性无法确定，对该证据材料原审法院不予采信；但从日常生活经验观之，胡坤、徐立群及死者近亲属参加丧葬活动，客观上必然会产生相应的交通费用，故原审法院酌情认定2500元。2.关于误工费：胡坤、徐立群提交经营者为胡兵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为胡坤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证明近亲属办理丧葬事宜存在误工费，但该证据材料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属于孤证，原审法院难以采信；但从日常生活经验观之，胡坤、徐立群及死者近亲属参加丧葬活动，客观上必然会产生相应�误工损失，对此原审法院结合死者近亲属人数及本地风土人情，酌情认定为9000元。3.关于住宿费：胡坤、徐立群提交的两张住宿费发票（日期为2014年6月3日）、住宿结账单因其关联性无法确定，对该证据材料原审法院不予采信；但但从日常生活经验观之，胡坤、徐立群及死者近亲属从外地赴湘办理丧葬事宜，客观上必然会产生相应的住宿费用，对此原审法院酌情认定为3000元。故此，胡坤、徐立群的此项损失合计为14500元（五）关于停尸费及尸检鉴定费：因胡坤、徐立群提交了有效票据予以证实，结合相应票据认定为9000元（其中停尸费7500元、尸检鉴定费1500元）。胡坤、徐立群的上述各项损失合计为563726.5元，由联合财险襄阳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110000元。胡坤、徐立群超过交强险赔偿范围的损失为453726.5元（563726.5元-110000元=453726.5元），扣除不属于�险赔偿范围的损失后（即尸检鉴定费1500元），由联合财险襄阳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226113.25元（（453726.5元-1500元）×50%=226113.25元），由习福义、习永生、天龙公司、畅盛达公司连带赔偿750元（1500元×50%=750元），因习永生前期已向胡坤、徐立群支付过30000元现金，则习福义、习永生、天龙公司、畅盛达公司无需再对胡坤、徐立群进行赔偿，其多垫付的29250元（30000元-750元=29250元），应在保险赔偿款中予以扣减，则联合财险襄阳公司应赔偿胡坤、徐立群各项损失合计元（110000元＋226113.25元-29250元=306863.25元）；习福义、习永生、天龙公司、畅盛达公司与中华联合财险襄阳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因与本案系属不同法律关系，应另循其他途径予以解决，原审法院在此不作处理。胡坤、徐立群的损失应由陈国才赔偿113431.63元（453726.5元×25%=113431.63元）；由胡彪赔偿90745.3元（453726.5元×20%=90745.3元）；由林杰赔偿22686.33元（453726.5元×5%=22686.33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九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限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胡坤、徐立群赔偿款合计306863.25元；二、限陈国才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胡坤、徐立群赔偿款合计113431.63元；三、限胡彪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胡坤、徐立群赔偿款合计90745.3元；四、限林杰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胡坤、徐立群赔偿款合计22686.33元；五、驳回胡坤、徐立群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1870.5元，财产保全费3961.5元，共计5832元，由胡坤、徐立群承担332元，由习福义、习永生、天龙公司、畅盛达公司负担2750元，由陈国才负担1500元，由胡彪负担1250元。胡坤、徐立群已预交受理费3741元、财产保全费3961.5元，原审法院退回1870.5元；由习福义、习永生、天龙公司、畅盛达公司负担的部分，习福义、习永生、天龙公司、畅盛达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迳付给胡坤、徐立群，原审法院不再�以收退。
联合财险襄阳公司不服，上诉称：一、先期我公司与被上诉人湖北天龙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恩施州畅盛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签订了车辆保险合同，保险合同是合同双方真实意思的体现，应当有效。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不计免赔率特约条款》均对违反安全装载的免赔率有约定，以上保险合同条款均用黑色加粗字体予以标示，因此可以认定我公司尽到了引人注意的明确的告知义务，同时被保险人在投保险人在投保单上签字认可了保险合同及条款的内容，因此合同应当对合同双方均具有法律效力，本次事故中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中明确认定了我公司承保车辆存在超载行为，而一审法院无视我公司与被保险人湖北天龙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恩施州畅盛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的约定，任意判决，实属错误。二、停尸费、尸检鉴定费应当包含在丧葬费用，一审法院判决我公司赔偿，明显错误；三、一审法院认定的交通费、误工费及住宿费明显过高，于我公司不公。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林杰答辩称：车辆鄂F×××××购买了保险金额为100万元的第三者责任险和第三者责任不计免赔险，出事时，挂车和牵引车是一体的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我方认为上诉人应当承担一审判决的赔偿金额。
胡坤、徐立群答辩称：与林杰的答辩意见一致，挂车没有购买第三者责任险，但是牵引车购买了第三者责任险，事故发生时挂车与牵引车是一起的，同时也没有对超载的绝对免赔率进行约定，停尸费和尸检费不应包含在其内。
习福义、习永生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胡彪、陈国才、天龙公司、畅盛达公司、联合财险枣阳公司均未发表答辩意见。
林杰不服，上诉称：一、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1、一审法院在判决中认定林杰对该车实际驾驶人未尽到合理的审查及提醒等注意义务，从而认定林杰是致使侵权后果产生的间接原因，应对胡坤、徐立群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该认定是对事实的错误认定，在高支队长常大队的询问笔录及庭审陈述中可以清楚的看到，湘C×××××小型普通从车主侯建兵手里直接交付给被上诉人胡彪，该车的责任与义务已经完全转移，上诉人不存在选任过错，且大家均知晓被上诉人胡彪有驾驶证，上诉人也没有法定提醒义务。上诉人林杰因晕车，一上车就睡着了，因上车前一直是有驾驶证的被上诉人胡彪驾车，上诉人林杰坐在后面睡觉，根本不知晓实际驾车人换成了无证的陈国才，甚至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车子发生的事故，更不存在能提醒陈国才不能驾车。2、死者胡顺系农村户籍，但一�法院却认定其应按照城镇户籍计算死亡赔偿金是错误的。被上诉人没有提交社保及工资流水，一审法院仅根据被上诉人胡坤提交的工作居住证明和劳动合同根本不足以证明死者应按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3、一审法院对丧葬费的认定标准超过了死者的工资，系明显的认定不合理，且认定的交通费2500元、误工费9000元、住宿费300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没有任何合法证据，一审法院也没有对其证据予以采信，更没有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交警大队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并未认定林杰的过错行为，也未认定林杰与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的过错，更没有认定林杰需承担事故责任，而一审法院无视交警大队的事故认定书查明和认定的过错责任，在全部被上诉人均未该交通事故认定书提出异议，也未对一审法院主张上诉人过错责任的情况，对上诉人作出了需承担5%过错责任的错误认定系明显违反程序的行为。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改判林杰不承担赔偿责任。
联合财险襄阳公司答辩称：没有意见。
胡坤、徐立群答辩称：1、我方认为一审认定林杰承担一部分责任是依法有据的，根据林杰的口供，林杰对于陈国才没有驾驶证驾驶车辆的行为是明知的，因此对于事故的发生林杰应当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2、死者胡顺虽是农村户口，但是其提供的工作证据以及派出所出具的证明，证明胡顺的收入以及支出均是在县城内，因此，其死亡赔偿标准应当按照城镇的标准进行计算，而不是农村的标准进行计算。3、对于伤残费、住宿费、精神抚慰金，虽然上诉人在一审只提供了部分票据，因为胡顺意外事故死亡，其亲属来长沙进行处理，务必产生交通费，并且其死亡给其亲属的精神上带来一定痛苦，一审认定的精神抚慰金是合法有据的，其次交警大队出具的事故认定书虽然并未认定林杰的过错行为，但是一审法院有权依据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
习福义、习永生答辩称：一审判决正确，应当予以维持。
胡彪、陈国才、天龙公司、畅盛达公司、联合财险枣阳公司均未发表答辩意见。
各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鄂F×××××号车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是否应当扣减免赔率；二、林杰是否应当对胡坤、徐立群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三、原审法院对于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的认定是否恰当。
一、鄂F×××××号车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是否应当扣减免赔率。联合财险襄阳公司主张称，被保险车辆存在超载，应当扣减10%的免赔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之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之规定，联合财险襄阳公司所称的合同条款应当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然而联合财险襄阳公司并未提供充足有效�证据证明其已经就该免责条款向投保人进行了充分提示和明确的说明，因此应当认定该免责条款并不产生效力。因此，原审法院对于联合财险襄阳公司要求扣除10%免赔率的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对于联合财险襄阳公司此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此外，联合财险襄阳公司主张称，停尸费、尸检鉴定费应当包含在丧葬费用，一审法院判决我公司赔偿，明显错误。对此本院认为，胡坤、徐立群已经就停尸费、尸检鉴定费提供相应的票据予以证明，事实上属于因本次交通事故而实际发生的其他必要费用，并不属于丧葬费的范畴，故，对于联合财险襄阳公司此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二、林杰是否应当对胡坤、徐立群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交通事故认定书并非当然作为民事诉讼中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作为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的证据，其经过质证后，由人民法院结合案件事实审查确定其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本案中，湖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高速公路管理支队长常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虽未明确林杰对本次交通事故的发生需承担责任，然而林杰系肇事车辆湘C×××××的借用人及同乘人，其有义务对该车的实际驾驶人进行合理审慎的审查、提醒等注意义务，林杰知晓陈国才并不具备驾驶资格，而该车事故发生时的实际驾驶人正是陈国才，林杰审查、提醒等注意义务的缺失是导致本次交通事故并致使侵权后果产生的原因之一，因此原审法院酌情认定林杰对胡坤、徐立群的损失承担5%的赔偿责任并无�当。对于林杰此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同时林杰主张称，死者胡顺系农村户籍，但一审法院却认定其应按照城镇户籍计算死亡赔偿金是错误的。对此，本院认为，在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因素，确定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的标准。本案中，胡顺虽系农村户口，但根据胡顺生前的居住证明及其劳动合同书可以表明其生前一直在城市生活和居住，因此原审法院按照城镇标准计算胡顺的死亡赔偿金并无不当。对于林杰此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林杰亦主张称一审法院对丧葬费的认定标准超过了死者的工资，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因此原审对于胡顺丧葬费的认定并无不当，对于林杰此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三、原审法院对于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的认定是否恰当。本案中，本次交通事故发生后，死者胡顺的父母及其亲属均从外地赶赴处理胡顺的丧葬事宜，客观上因往返异地需要乘坐交通工具，并且势必产生一定的误工损失、同时需要花费相当的住宿费用，原审法院依据日常生活的经验，酌情认定交通费2500元、误工费9000元、住宿费3000元并无不当。对于联合财险襄阳公司、林杰此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此外，林杰主张称，一审法院认定精神抚慰金50000元没有任何合法证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本案中，胡顺因本次交通事故死亡，对其亲属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和心理创伤，原审法院结合本地平均生活水平、各方过错程度及本地司法实践等综合因素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50000元并无不当，对于林杰此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处得当，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741元，由上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负担1741元，由上诉人林杰负担2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玉霞
代理审判员 赵康宁
代理审判员 高 进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聂芳芳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