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宜昌中民二终字第0052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唐吉秀。
委托代理人刘智勇（系唐吉秀之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网湖北省电力公司宜昌供电公司。住所地：宜昌市沿江大道***号。
负责人李文立，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赵祥，湖北新世界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葛洲坝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宜昌市东山大道**号。
法定代表人陈刚，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马晨，该公司职工。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何银泉，该公司职工。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唐吉秀因与被上诉人国网湖北省电力公司宜昌供电公司（以下简称宜昌供电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葛洲坝一公司）供用电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葛洲坝人民法院（2015）鄂葛洲坝民初字第002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1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朱红洲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邓爱民、代理审判员聂丽华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唐吉秀于1996年从葛洲坝一公司购买位于宜昌市夹湾路72-11号的房屋（该房屋于2000年1月18日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唐吉秀居住该房屋后因居民用电而产生的电费一直由葛洲坝一公司代收。2007年1月24日，宜昌供电公司与葛洲坝一公司签订《高压供用电合同》后，唐吉秀所住房屋区域的电费仍由葛一公司代收代缴给供电公司。唐吉秀认为，若从1996年1月1日起，按每月消费60度电、每度电费0.57元计算至2006年12月31日止，葛洲坝一公司已收取的22800元电费下落不明。唐吉秀遂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葛一公司退还唐吉秀购买的电费22800元、三倍赔偿68400元（以实际收费为准）、赔偿交通费3150元（以实际支出为准，含立案、开庭），合计94350元；2、宜昌供电公司对上述请求承担连带责任。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供用电合同是供电人向用电人供电，用电人支付电费的合同。据此规定，唐吉秀用电就应支付电费，唐吉秀2007年之前所支付的电费，无论葛一公司代收后是否缴纳给供电公司，都不构成唐吉秀要求退还电费的条件和理由。唐吉秀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基于前述理由，原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了唐吉秀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并同时决定唐吉秀已预交的案件受理费1080元，由唐吉秀承担。
唐吉秀不服原审法院的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实体处理不公，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唐吉秀的诉讼请求。1、唐吉秀所主张的已缴纳电费数额系从1996年其购置涉案房屋并用电之日起至本次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之日（2015年5月22日）止，按月均用电60度、每度电费0.57元-1.00多元单价计算的概算额。由于葛洲坝一公司或相关电力公司从未向唐吉秀出具过发票，致唐吉秀对具体缴费数额无法举证。若葛洲坝一公司或宜昌供电公司对该数额持有异议，应由其承担举证责任。原审将唐吉秀主张的已纳电费额对应的用电期间表述为“2007年以前的电费”，与唐吉秀主张的用电期间不符。2、不管涉案电能的经营者为何方，不影响唐吉秀系涉案电能的消费者之事实，也不影响其对经营者在提供消费服务过程中存在的欺诈行为［主要是总表出线端至各用户分表入户端（以下简称片区内电力设施）安装不规范所导致危害人身及财产安全的隐患等］主张消费额3倍的惩罚性赔偿的权利。
本院认为，供用电合同是电能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电能，消费者支付电费并使用电能的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家对电能经营实行特许经营制度，即经省市人民政府批准的单位方能进行电能销售行为，因此，本案的经营者为葛洲坝电力公司（2007年以前）及宜昌供电公司（2007年后）。自国家电力公司于1998年12月8日颁发《城镇一户一表改造的若干规定》起，各新建住宅均以房屋开发方向电力公司缴纳电力设施配套建设费（费用列入开发成本）方式实现了一户一表的直供电模式，即建立起了供电方与消费者直接签订供用电协议的合同关系。但在国家实行“一户一表”规定之前，电力公司向各用电户提供电能的方式多为转供电模式，即电力公司提供电能商品的行为仅延伸至各供电片区总表处，而片区内电力设施的建设与管理由用户所属单位以履行社会管理职能方式予以承担，即由各单位投入资金建设片区内电力设施并使用、向各分表用户收取电费后统一向电力公司缴纳。由于前述各单位（如本案葛洲坝一公司）并无电力经营资质，也未从中取得收益，因此，该单位“投资建设片区内电力设施、向各用户收缴电费并统一向电力公司清缴的行为”并非经营行为，而系社会管理行为。自《城镇一户一表改造的若干规定》于1998年颁布实施后，部分单位依该规定第四条第4项“原实行由企业向职工住宅自供电模式的企事业单位可依自愿原则参加一户一表改造以实现由供电企业向用户直供电模式”之规定进行了一户一表改造，从而使供电公司与各用户建立了直接的供用电合同关系；而部分单位（如本案葛洲坝一公司）并未出资进行一户一表改造，仍沿袭原来的管理模式。由于《城镇一户一表改造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一户一表改造资金按工程改造所涉及的现有供配电设施产权归属的原则确定，即现有产权归属于谁，谁就应担负该设施的改造费用”，即确立了“遵循历史沿袭”的原则；因此，葛洲坝一公司在未出资进行一户一表改造的情形下，其仍应承担片区内电力设施的建设维护义务，并应保证该设施符合电力安全规范。
从前述历史背景的分析可知，葛洲坝一公司仍承担“清收电费及管理片区内电力设施”义务系历史所形成的社会管理职能的沿袭，葛洲坝一公司若在履行该职能过程中造成他人损害的，应适用侵权法相关规定。即，当葛洲坝一公司履行职责不符合安全规范且影响唐吉秀对电能使用或危害其人身或财产安全的，其基于产权人及管理人之主体身份而应承担“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义务；若因此造成他人人身或财产损失的，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据前述，由于“葛洲坝一公司清收电费及管理片区内电力设施行为系历史所形成的社会管理职能的沿袭”，故唐吉秀主张其与葛洲坝一公司间形成供用电消费合同关系，于法无据，也与本院查明的有关供用电的历史背景不符，本院不应予以支持。唐吉秀主张“片区内电力设施不符合安全规范”，并未提交相应证据；退而言之，即便该陈述的事实存在，葛洲坝一公司作为片区内电力设施的建设与管理者，所承担的亦系“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侵权责任而非电费退还责任。虽然法律规定作为片区内电力设施建设与管理者的葛洲坝一公司可能因其侵权行为还存在损害赔偿责任，但由于唐吉秀并未主张该赔偿责任，也未提交证据证明该侵权行为存在且该行为造成了其人身或财产损失及数额，故本院不予审查。本院注意到，虽然唐吉秀提出了退还已纳电费的主张并陈述了已纳电费的数额，但由于唐吉秀在庭审中亦自认“片区内电力设施不规范且存在安全隐患之事实”并未影响电表计费，即其所缴纳的电费并不因其所陈述的侵权行为而增加，亦当然不能视为损失予以退还或赔偿。因此，唐吉秀主张葛洲坝一公司应依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定，退还已收电费、承担交通费、并按其所收电费3倍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人民法院不应予以支持。
由于宜昌供电公司与葛洲坝一公司于2007年1月签订的《高压供用电合同》约定“宜昌供电公司仅负责高压引下线T接处”，该约定与未实行一户一表改造工程供用电经营惯例（即电力公司提供电能商品的行为仅延伸至各供电片区总表处，该总表至各用户分表的片区内电力设施之建设与管理由用户所属单位以履行社会管理职能方式予以承担）相符，本院对该合同效力予以认定。依该约定，唐吉秀主张的“片区内电力设施存在安全隐患”之“片区内电力设施”不属于宜昌供电公司的责任范围，唐吉秀主张宜昌供电公司应承担责任，既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也与供用电管理模式的历史沿袭过程不相符合，故本院不予支持。
综前述，虽然唐吉秀作为电能消费者，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规定而享有消费者权益。但由于历史原因，涉案经营者（即本案的宜昌供电公司或以前的葛洲坝电力公司）与电能消费者（唐吉秀）间并未形成直接的“提供电能消费服务”与“接受电能消费服务”关系，而尚需葛洲坝一公司以履行社会管理职责方式作为中间环节。故，此时唐吉秀作为权利人对应有两个责任主体，即作为电能经营者的供电公司与作为区内电力设施管理者的葛洲坝一公司，且该两责任主体依据不同的法律关系对唐吉秀承担责任。即，当电能供应者（本案即葛洲坝电力公司或其后的宜昌供电公司）提供的电能不符合约定或行业管理规定时，由电能经营者依供电合同关系承担责任；而当片区内电力设施建设维护者及用户用电管理者（本案即葛洲坝一公司）的管理行为不符合行业管理规定并损害唐吉秀权利时，由葛洲坝一公司承担侵权责任。现唐吉秀以诉称的“片区内电力设施不符合安全规范”等侵权事由而主张消费者权益保护之合同责任，属主张的法律关系错误，该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综上，原审判决法律适用正确，实体处理恰当，应予维持。经合议庭评议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上诉费2159元（应由唐吉秀预交，本院已决定缓交），由唐吉秀负担（本院决定予以免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红洲
审 判 员 邓爱民
代理审判员 聂丽华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张鹏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