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6民终281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鸿利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
法定代表人：陈惠荷。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孝琼，广东启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南海富才五金配件贸易商行，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经营者：陈明基。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明基，男，汉族，1970年9月15日出生，住广西桂平市。
上诉人深圳市鸿利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利兴公司）与上诉人佛山市南海富才五金配件贸易商行（以下简称富才商行）、陈明基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7）粤0605民初160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鸿利兴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富才商行、陈明基连带向鸿利兴公司支付所欠货款222715元及以222715元为本金从2017年9月28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日千分之三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暂计至2017年10月17日的违约金为13362.9元）；2.富才商行、陈明基连带承担鸿利兴公司实际支付的律师费用1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富才商行、陈明基连带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富才商行是于2014年2月27日成立的个体工商户，个体经营者是陈明基。富才商行与鸿利兴公司之间存在玻璃买卖交易关系。2014年12月至2015年1月期间，鸿利兴公司向富才商行供应了其于2014年12月向鸿利兴公司订购的玻璃一批。2015年4月至2016年11月期间，鸿利兴公司向富才商行再次供应了其订购的玻璃。后鸿利兴公司和富才商行分别在《富才未付货款清单》上盖章并由陈明基签名，确认富才商行欠鸿利兴公司2015年4月至2016年11月期间的未付玻璃货款共计227260.3元，按九八折后计得欠款为222715元。2017年9月18日，陈明基对上述期间交易的欠款再次向鸿利兴公司出具一份《欠条》，载明：“陈明基欠何某权222715元，从2017年9月开始，每月的27号前最少还款不少于5000元，到2019年8月27日前全部归还清给何某权。如逾期归还欠款按欠款总额千分之三每天赔付违约金给何某权。”《欠条》落款处欠款人处有陈明基的亲笔签名及加盖指模，下方印有陈明基的身份证复印件。该份《欠条》中载明的何某权是鸿利兴公司的工作人员，何某权于2017年12月20日出具一份《欠条情况说明》，确认鸿利兴公司委派何某权于2017年9月18日作为鸿利兴公司的代表向富才商行、陈明基追收涉案货款，《欠条》中载明的货款债权属于鸿利兴公司所有。后鸿利兴公司认为富才商行、陈明基未依约付款，故鸿利兴公司于2017年10月19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中，鸿利兴公司与富才商行、陈明基均确认富才商行目前在正常经营中。
另查明：2017年10月8日，鸿利兴公司与广东启润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广东启润律师事务所在本案中接受鸿利兴公司的委托，指派王孝琼律师担任鸿利兴公司的代理人，合同订立之日起鸿利兴公司需向广东启润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10000元等。后鸿利兴公司依约向广东启润律师事务所支付了律师费1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鸿利兴公司已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富才商行欠鸿利兴公司2015年4月至2016年11月期间未付的货款222715元，且富才商行、陈明基未能提供反驳证据予以推翻，故法院对鸿利兴公司主张富才商行欠款的事实予以确认。富才商行、陈明基辩称因鸿利兴公司向富才商行供应的其于2014年12月向鸿利兴公司订购的玻璃存在质量问题，故双方约定鸿利兴公司于2015年4月至2016年11月期间供应的玻璃对应的货款先用于抵扣因鸿利兴公司之前供应的玻璃存在质量问题导致富才商行的损失款300000元后，富才商行才需继续支付货款予鸿利兴公司，但鸿利兴公司对富才商行、陈明基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确认，且富才商行、陈明基对上述抗辩主张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法院对富才商行、陈明基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另外，陈明基辩称其于2017年9月18日签订的《欠条》是鸿利兴公司通过胁迫及引诱的手段逼迫陈明基签名，涉案的《欠条》应属无效，但鸿利兴公司对陈明基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确认，且陈明基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鸿利兴公司是通过不合法的手段逼迫陈明基在涉案《欠条》中签名，陈明基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理应知道在《欠条》上签名的法律后果，《欠条》中载明的欠款金额亦能与富才商行、陈明基确认真实性且无异议的《富才未付货款清单》中的内容相互印证，故法院对陈明基的上述抗辩意见亦不予采纳，并认定落款日期是2017年9月18日的《欠条》是陈明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
关于富才商行应向鸿利兴公司支付的货款金额的问题。根据《欠条》的内容，陈明基承诺从2017年9月起每月27日前向鸿利兴公司支付货款不少于5000元，至2019年8月27日前全部还清货款222715元予鸿利兴公司；鸿利兴公司于2017年10月19日向法院起诉向富才商行、陈明基，主张提前全额收回全部货款的理由也是认为富才商行、陈明基没有向鸿利兴公司按期支付第一笔货款，可见鸿利兴公司对陈明基在《欠条》中作出的上述还款承诺也是认可和同意的。但至鸿利兴公司起诉之日即2017年10月19日，按照《欠条》的约定，富才商行尚未支付的货款仅为第一期的货款即5000元，且双方均确认富才商行尚在正常经营中，鸿利兴公司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目前存在严重影响富才商行、陈明基还款能力的情形存在，即便至开庭之日即2017年12月20日，富才商行尚未按期支付的货款仅为三期的货款共15000元，富才商行未按期还款的金额尚未符合根本违约的情形，故对鸿利兴公司向富才商行主张提前向鸿利兴公司全部清偿货款本金222715元的请求，法院不予全额支持。因至开庭之日即2017年12月20日，富才商行尚未按期支付的货款为15000元，故富才商行应支付该货款15000元予鸿利兴公司。对于《欠条》中约定的尚未到期的货款，鸿利兴公司可待货款到期而富才商行尚未支付或富才商行尚未付款的行为构成根本违约时再另行主张。富才商行未按时支付货款15000元的行为构成违约，鸿利兴公司有权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虽然双方对富才商行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作了明确约定，但双方约定的违约金确实过分高于鸿利兴公司因此所造成的损失，且富才商行、陈明基对此提出了抗辩，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应予以适当减少。结合本案富才商行的违约时间等实际情况，法院酌定违约金按月利率1.5%的标准计付，故富才商行应向鸿利兴公司支付分别以5000元为本金从2017年9月28日起按照月利率1.5%计算、以5000元为本金从2017年10月28日起按照月利率1.5%计算及以5000元为本金从2017年11月28日起按照月利率1.5%计算的违约金，上述违约金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陈明基作为富才商行的个体经营者，应对富才商行欠鸿利兴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无限清偿责任。
关于鸿利兴公司请求的律师费10000元，因律师费并非鸿利兴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必然应支出的费用，鸿利兴公司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富才商行、陈明基对由富才商行、陈明基支付律师费进行了约定，对鸿利兴公司该部分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富才商行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货款15000元予鸿利兴公司；二、富才商行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分别以5000元为本金从2017年9月28日起、以5000元为本金从2017年10月28日起、以5000元为本金从2017年11月28日起均按照月利率1.5%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予鸿利兴公司；三、陈明基对富才商行的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鸿利兴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495.58元，由鸿利兴公司负担2407.45元，富才商行、陈明基连带负担88.13元。
鸿利兴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富才商行、陈明基向鸿利兴公司支付所欠货款222715元及逾期违约金13362.9元（暂计至2017年10月17日）；3.富才商行、陈明基承担鸿利兴公司实际支付的律师费1万元；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富才商行、陈明基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无视欠条产生来源于久拖不付的货款，仅简单根据欠条判决富才商行、陈明基支付三个月的“到期货款”，而对原本早应支付的其他货款没有纳入判决。本案是一起诉讼标的简单、本应货到即付的追讨拖欠货款案件，由于富才商行、陈明基屡次违约不尽付款义务，却要鸿利兴公司承担一事两诉，判决显然是错误的。
1.欠条产生的原因。自2015年4月开始，富才商行、陈明基一直拖欠鸿利兴公司部分货款，双方于2016年12月对账确认欠款数额为227260.3元，经富才商行、陈明基请求，鸿利兴公司同意让利2%，九八折后对账数额确定为222715元。此后，鸿利兴公司不再向富才商行供货，并委托何某权向陈明基追讨货款，但陈明基总是以种种借口拖延不付。2017年9月18日，何某权再次到富才商行追讨货款，陈明基仍拖延不付，何某权被迫报警请求警察帮助，但警方认为是民事纠纷不便干涉，请双方自行解决，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并签订欠条。2.鸿利兴公司请求富才商行、陈明基支付全额货款，是因陈明基的言行已表明其缺乏诚信。双方自2016年12月对账后，富才商行一直未支付货款。在一审答辩及庭审中，富才商行、陈明基陈述由于鸿利兴公司提供品质不合格产品，经双方协商鸿利兴公司愿意做一些玻璃货品先交给富才商行抵押，待富才商行得回客户的货款，再把抵扣货款结算给鸿利兴公司，因此，富才商行从2015年4月起一直没有付款给鸿利兴公司。然而，事实是：2014年12月至2015年1月期间，鸿利兴公司向富才商行供应了几批玻璃，富才商行于2015年2月10日通过E×××机支付了12300元货款。2015年4月至2016年11月期间，鸿利兴公司多次向富才商行供应玻璃，富才商行也在鸿利兴公司的请求下约两三个月结算一次，只是部分结算不是全结，自2016年9月18日后，富才商行开始以各种借口拖延不付货款。根据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市东方支行打印的交易明细清单可以证明，陈明基于2014年9月23日至2016年9月18日通过“E×××”账号向鸿利兴公司经理何某权转账共8笔，其中2015年6月27日至2016年9月18日期间共转账6笔，上述银行流水是何某权向银行申请调查，由该银行的上级支行批准调出后打印得到的，并于2017年12月23日邮寄至原审法院，但判决书中对上述材料只字未提。如鸿利兴公司供应的产品不当给富才商行造成损失的，怎会没有一点书面证据？且在2015年12月对账时对损失也不作任何书面反映而盖章签字确认。陈明基签订欠条后第一期即违约不予支付，且何某权通过电话及上门催收仍然无果，故鸿利兴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富才商行、陈明基不会如约支付其余货款，故向法院提出要求富才商行、陈明基支付全部货款的请求。3.欠条是鸿利兴公司在一再退让的情况下达成的，但原审法院只判决其中到期三笔，对其余早已发生本该支付的货款视而不见，且可预见富才商行、陈明基对欠条中的分期付款不会如约履行，如按原审判决所判，只会增加鸿利兴公司的诉累，浪费国家资源，对鸿利兴公司严重不公。
二、调低双方约定的违约金支付总额和利率，降低了富才商行、陈明基违约的成本，助长了其肆意违约的不良气焰，也损害了鸿利兴公司的合法利益。双方在欠条中约定的违约条款是对陈明基的一种约束，但原审判决将违约金改判为分期逾期额度，将违约成本大大降低。另一方面，因富才商行一直占用本该属于鸿利兴公司的资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将逾期利率调低至月利率1.5%，属偏低，没能保护鸿利兴公司的合法权利。
三、原审法院驳回鸿利兴公司关于律师费的诉讼请求，并要求鸿利兴公司承担96.5%的诉讼费有失公允。由于富才商行、陈明基长期拖欠鸿利兴公司的货款不付，才导致鸿利兴公司聘请律师向法院起诉，且一万元的律师费并没有超出市场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应由富才商行、陈明基承担。原审判决对鸿利兴公司主张富才商行欠款事实予以确认，但仅支持所谓的到期款项，并让鸿利兴公司承担一审96.5%的诉讼费，让失约者承担3.5%的诉讼费明显有失公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有失公允，因富才商行、陈明基违约，应由其赔偿鸿利兴公司的损失。
针对鸿利兴公司的上诉，富才商行、陈明基答辩称：与上诉状意见一致。
富才商行、陈明基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鸿利兴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鸿利兴公司承担。
事实与理由：1.以鸿利兴公司的货款抵扣富才商行损失的事实，虽没有书面证据，但有当时富才商行的财务陈某文作为证人，陈某文从2013年6月起至2016年12月一直在富才商行担任财务工作，且货款抵扣的事一直由他代理。2.富才商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不付货款予鸿利兴公司，且鸿利兴公司仍不断向富才商行供货，根据以上事实足以证明双方存在抵扣货款的协议。3.从2017年月起，鸿利兴公司经常到富才商行造谣、言语恐吓富才商行的员工，导致富才商行的员工因怕受到牵连纷纷辞职离厂。因全部老员工辞职离厂，对产品的质量和产量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大部分订单因逾期没交货被客户取消，被迫退还订金给客户。大量货物积压在工厂，损失超过五十万以上。因上述结果是鸿利兴公司恶性讨债造成的，应由鸿利兴公司赔偿富才商行的经济损失。4.鸿利兴公司在法院审理期间在未得到法院的允许和批准的情况，私自带人到富才商行处闹事，不但严重影响产品品质和产量，还给富才商行、陈明基造成精神伤害，妨碍司法公正，请求给予鸿利兴公司严厉处罚。5.由于鸿利兴公司的恶意中伤、蓄意骚扰行为，给富才商行的生产和经营造成严重影响，大量货物堆积导致资金周转困难，因此鸿利兴公司需赔偿损失，对剩余货款应推迟六个月后还款，且每月只还2000元直到还清为止。鸿利兴公司在一审已承认有带人到富才商行追款的事实，故鸿利兴公司有着不可推卸责任。6.鸿利兴公司上诉主张的六笔货款，前四笔是支付2015年4月份之前的货款，后两笔是支付2015年4月份之后的货款，应予扣减。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请求法院查清事实，改判支持富才商行、陈明基的上诉请求。
针对富才商行、陈明基的上诉，鸿利兴公司答辩称：富才商行、陈明基的上诉理由经不起事实的推敲，从其提供的银行流水可反应富才商行有钱不还的事实。1.对货款抵扣损失的问题，富才商行称有其财务陈某文作为人证，但在一审庭审中并没有向法庭申请让其出庭作证。如鸿利兴公司供应的产品不当给其造成损失，怎会没有一点书面证据？且在2015年12月对账时对损失也不作任何书面反映而盖章签字确认。2.富才商行于2015年2月10日通过E×××机支付了12300元货款。2015年4月至2016年11月期间，鸿利兴公司多次向富才商行供应玻璃，富才商行也在鸿利兴公司的请求下约两三个月结算一次，但不是全结而是部分结算，自2016年9月18日后，富才商行开始以各种借口拖延不付货款。根据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市东方支行打印的交易明细清单可以证明，陈明基于2014年9月23日至2016年9月18日通过“E×××”账号向鸿利兴公司经理何某权转账共8笔，其中2015年6月27日至2016年9月18日期间共转账6笔，故富才商行和陈明基的第二点上诉理由不成立。3.富才商行提交的图片和2017年全年的银行流水，与鸿利兴公司上门追讨欠款没有必然的联系，其提供的“订货合约”及“退款证明”与鸿利兴公司无关。因富才商行拖欠鸿利兴公司货款，鸿利兴公司经理何某权亲自或委托他人电话或上门追讨，是正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行为，且一审证人赵某友、陈某斌也证实鸿利兴公司委托的追款人员与陈明基只是在办公室协商还款，如当场有恐吓等不当违法行为，为什么陈明基或其员工不报警而等闲视之，反而是何某权因讨债屡次被拒在富才商行用自己手机报警，在当地派出所与陈明基协商后于当天签订《欠条》订下还款细节和违约责任。4.富才商行、陈明基称鸿利兴公司对其造成损失，却难掩拖欠鸿利兴公司货款的事实，更要求将付款期延后，说明其不想支付拖欠鸿利兴公司货款的本心。5.鸿利兴公司上诉提到的六笔付款中的最后两笔付款内容凭证并无载明是支付2015年4月之后的货款，无法看出是支付本案《富才未付货款清单》上的内容，与本案没有关联。综上，富才商行、陈明基应一次性清偿所欠货款，因引发诉讼而带来的相应诉讼费等支出也不应由鸿利兴公司承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富才商行、陈明基的上诉。
富才商行、陈明基在二审期间提交了如下证据：
1.订货合约4页、货物图片15页、骚扰电话截屏1页、中国农业银行流水62页、鸿利兴公司工商登记信息1页，拟证明鸿利兴公司到富才商行闹事，导致富才商行无法正常经营；
2.陈某文证人证言，拟证明陈某文作为当时富才商行财务知道抵押货款协议及后来付两笔转账是支付2015年4月之后的货款；
3.彭某松证人证言，拟证明彭某松作为富才商行厂长知道鸿利兴公司经常到富才商行闹事。
经质证，鸿利兴公司对富才商行、陈明基提供证据1中的订货合约、货物图片的三性不予认可；对证据1中的银行流水真实性确认，但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1中的电话截屏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只能证明鸿利兴公司追款；对证据1中的工商登记信息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因证据与本案没有联系，无需核对证据原件。
经审核，证据1中的订货合约是富才商行与案外人之间的交易，与本案缺乏关联性；货物图片、银行流水亦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且因富才商行违约在先，鸿利兴公司进行催收符合情理，因此，本院对富才商行、陈明基举示证据1的证明内容不予确认。证据2中的陈某文述称其所知道的抵押协议情况等证言是基于陈明基的单方陈述，富才商行、陈明基对此未能举证证明该协议内容的存在，因此，本院对该证据亦不予采纳。证据3证人彭某松与富才商行、陈明基存在利害关系，且未能举证佐证，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
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综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鸿利兴公司能否请求富才商行、陈明基支付货款222715元及利息，并支付律师费10000元。
鸿利兴公司诉称富才商行拖欠2015年4月至2016年11月期间交易形成的货款227260.30元并经双方协商确定还款金额为222715元，陈明基亦于2017年9月18日出具《欠条》确认承担上述货款的清偿责任，并为此举示了经富才商行、陈明基确认的《富才未付货款清单》及陈明基签名确认的《欠条》，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鸿利兴公司主张的欠款事实。另，陈明基是个体工商户富才商行的经营者，一审认定其应对富才商行的债务承担无限清偿责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富才商行、陈明基应共同向鸿利兴公司承担案涉货款的清偿责任。富才商行、陈明基主张双方口头约定鸿利兴公司2014年12月至2015年1月交付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造成的损失于2015年4月开始以双方交易的货款抵扣损失，但其为此举示的证人陈某文并未参与协商且表示其知悉抵扣事宜是基于陈明基的陈述，因此，富才商行、陈明基举示的证人证言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且，富才商行、陈明基主张的损失发生时间是在2015年1月前，若上述损失属实则双方签订《富才未付货款清单》及出具《欠条》时已经知悉损失存在，但富才商行、陈明基在上述两份书面材料形成时均未提及，显然不合常理。富才商行、陈明基对该损失的发生亦未能提交其他有效证据予以证实，因此，一审对富才商行、陈明基关于损失扣减货款的抗辩不予采信，并认定《富才未付货款清单》及《欠条》的合法效力，处理正确。由于富才商行、陈明基在确认《富才未付货款清单》及出具《欠条》后，经鸿利兴公司多次催收并提起诉讼，但截止至二审诉讼阶段均未曾履行偿还义务，因此，鸿利兴公司要求富才商行、陈明基清偿全部货款及按照月利率1.5%计付违约金，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富才商行、陈明基二审抗辩主张于2016年4月17日、9月18日支付的货款应在案涉未付货款金额中予以扣减。案涉《富才未付货款清单》虽未注明形成时间，但其对账内容包含了2016年11月货款，形成时间显然在上述两笔货款之后；另，对账内容包含了2016年4月、9月未付货款情况。因此，鸿利兴公司主张上述两笔货款是支付《富才未付货款清单》之外的交易内容，依据充分。且，案涉《欠条》形成于2017年9月18日，陈明基作为富才商行的经营者再次确认了《富才未付货款清单》中的未付货款金额。因此，富才商行、陈明基现主张在案涉欠款中扣减上述两笔付款，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律师费的认定问题。虽然鸿利兴公司为案涉纠纷支出了律师费产生了损失，但律师费不是解决讼争所必需的费用，不属于预期损失的范畴。对于这种损失必需双方作出明确的约定。本案中，双方并未约定律师费的损失负担，故鸿利兴公司要求富才商行、陈明基承担该费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对鸿利兴公司该知足行不予支持，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本院二审基于新的事实，对一审判决作出改判，一审判决并不属于错误判决。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7）粤0605民初16096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及一审诉讼费用分担部分；
二、撤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7）粤0605民初16096号民事判决第四项；
三、变更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7）粤0605民初1609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佛山市南海富才五金配件贸易商行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货款222715元予深圳市鸿利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并以5000元为本金从2017年12月28日起、以5000元为本金从2018年1月28日起、以5000元为本金从2018年2月28日起、以5000元为本金从2018年3月28日起、以182715元为本金从本判决作出之日起均按照月利率1.5%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予深圳市鸿利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四、驳回深圳市鸿利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4740.72元，由深圳市鸿利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4531.01元，佛山市南海富才五金配件贸易商行、陈明基连带负担209.7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罗 睿
审 判 员 李秀红
审 判 员 曾慧元
二〇一八年三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梁碧姬
书 记 员 邓斯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