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湘10民终130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井圣。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石圣。
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光保，湖南志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杨辉。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亚芳（系被上诉人王杨辉妻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麟，湖南永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石圣、王井圣因与被上诉人王杨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桂阳县人民法院（2016）湘1021民初5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8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石圣、王井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光保，被上诉人王杨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麟、李亚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石圣、王井圣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作建房协议》及《合作补充协议》无效。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对王石圣、王井圣与王杨辉签订的《合作建房协议》中约定王杨辉提供的土地的性质及是否取得了合法手续没有查清。双方签订《合作建房协议》时，王杨辉提供了其与桂阳县城关镇五云观社区原居民财产管理小组签订的《征用土地协议书》作为附件，那么双方签订《合作建房协议》中约定的土地即为《征用土地协议书》中所指的土地，该地系集体所有土地，王杨辉虽然支付了36,800元购地款，但并未取得土地使用权，目前我国法律是禁止集体土地用于合作建商品房的，因此，双方签订的《合作建房协议》违背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应属无效合同。《合作补充协议》是对《合作建房协议》的补充，《合作建房协议》无效，《合作补充协议》当然也应属无效。2.一审法院对建房地摘牌费用的认定是错误的。按照王石圣、王井圣与王杨辉签订的《合作建房协议》约定，由王杨辉提供土地，王石圣、王井圣提供资金、技术，协议没有约定土地费用的承担，按照通常和习惯理解，王杨辉提供的土地应是合法取得的且能够用于合作开发商品房建设的土地，而依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这一条件的土地必须是支付了土地出让金且取得了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那么王杨辉作为提供土地的一方，应由其支付土地出让金。
被上诉人王杨辉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1、双方签订《合作建房协议》中约定的建房用地指的是现已摘牌用地。首先，双方签订协议的时间与土地摘牌时间中间间隔非常短，可知双方对协议约定的建房用地是明知的。其次，虽然协议对建房用地约定不明确，但是协议签订时间是2012年12月12日,而王杨辉原购地时间是2011年6月12日，从2012年1月至7月王杨辉因该块土地权属一直与开发商发生纠纷，后经桂阳县政府协调王杨辉放弃在原购买地建房，并由其与五云观社区其他刘家岭建房户购买现摘牌地共同建房。再次，按照双方协议约定，政府与居委会还需补偿的征地补偿款、拖泥费、迁坟费等费用归王杨辉，国土摘牌返还款归王石圣、王井圣所有。最后，王石圣、王井圣现已经在摘牌用地建房且已经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因此，双方协议中约定的建房地是现已摘牌地。2、建房用地摘牌费用应由王石圣、王井圣承担。王石圣、王井圣得知王杨辉享有建房用地摘牌资格，多次向王杨辉口头承诺土地摘牌费用由其承担。从补充协议的内容看，补充协议并未提及摘牌费用由谁承担可以推断双方对摘牌费用由王石圣、王井圣承担是没有争议的。且从建房协议约定的国土摘牌返还款归王石圣、王井圣所有可以推出谁付土地摘牌款最后的返还款就归谁所有。二、双方签订的《合作建房协议》、《合作补充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合法有效。王石圣、王井圣上诉提出双方签订的协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合同法解释（二）明确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二十八条只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因此，双方签订的建房协议及补充协议是有效的。而且在正式合作施工前，双方已经取得了建房地的土地使用权证。三、涉案土地已经由王石圣、王井圣进行开发，现已经全部竣工，大部分已经销售完毕，王石圣、王井圣也已将合同约定的房屋交付给王杨辉，王石圣、王井圣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已没有实际意义。综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石圣、王井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双方签订的《合作建房协议》及《合作补充协议》无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杨辉住在桂阳县城关镇刘家岭9号，因旧房屋严重漏水、下沉等不宜居住，拟在危房边的自留地扩建新房，经批准，2011年6月12日王杨辉便与城关镇五云观社区原居民财产管理小组签订了征用土地协议书，以80元/平方米，460平方米，共36,800元购买了刘家岭一块土地（位于桂阳县宝岭公园东大门右侧）扩建新房。之后，王杨辉陆续投入了建设费10,000元、迁坟费17,000元、拖土费76,800元，又花28,000元向龚东某及蒋某购两块自留地等共计131,800元用于扩建新房。但2012年1月至7月王杨辉与一开发商屡次因该扩建新房用地权属问题发生激烈矛盾，后报经桂阳县政府批准，重新给王杨辉一块安置地以扩建新房，并与五云观社区居委会其他刘家岭用地户一起安置。同年9月6日王杨辉、颜俊杰等共计33户刘家岭用地户协商一致，同意共同出资购买桂阳县宝岭公园东大门左侧约14.45亩的土地用于建房，并签订了合作用地协议书。9月19日又将该地分成33宗地块由33户用地户在五云观社区会议室进行了抓阄分配，王杨辉及姐姐李春元、母亲刘桂秀分得2号、3号、4号地块。12月9日33户用地户对国土局挂牌刘家岭用地一事协商一致，每户预交挂牌资金190,000元。王杨辉家有三块地，则应交570,000元。
经一位谢老板介绍王石圣、王井圣与王杨辉相识，得知王杨辉有一块地需建房，经协商，12月12日双方签订合作建房协议，由王杨辉提供环城西路刘家岭地段的土地，王石圣、王井圣提供资金、技术合作建房。约定内容有，政府与居委会还应补偿的征地补偿款138,000元及拖泥费、迁坟费等开支131,800元，合计贰拾柒万元归王杨辉所有，国土摘牌返还款归王石圣、王井圣所有。协议签订后，12月20日王井圣、王中菊一并交纳了570,000元用于桂阳县环城西路西侧宗地编号01-（14）-96土地（即桂阳县宝岭公园东大门左侧）摘牌。同时为了今后办理国土使用权证等证件方便，王井圣、王石圣、王中菊等人也参与了联合竞买，2013年1月15日竞买成功，王杨辉及家人刘权、雷牛姣、李亚芳，王井圣、王石圣、王中菊等100人与桂阳县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共同享有桂阳县环城西路西侧2012D-080宗地9628.6平方米土地的使用权。之后，双方因建房开工问题发生矛盾，于2014年1月14日就原协议条款不清晰之处又签订合作补充协议，主要明确了王井圣、王石圣补偿王杨辉住房126平方米，共3套，门面三个，车库两个及40平方米的住宅建筑面积。
另查明，王杨辉及家人刘权、雷牛姣、李亚芳，王井圣、王石圣、王中菊等100人于2013年3月7日办理了位于桂阳县环城西路西侧地号01-（14）-96案涉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同年1月21日办理了建设用地批准书，1月30日办理了契证，8月8日办理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现双方合作所建房屋已建成，并交付了王杨辉三套房子、三个门面及两个车库，另有40平方米的住宅建筑面积未给付。2013年2月4日王杨辉领取了原购地即桂阳县宝岭公园东大门右侧460平方米土地的购地费、建设费、迁坟费、拖泥费等共计12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双方签订的合作建房协议及合作补充协议是否有效。
第一、合作建房协议所述建房地是王杨辉原购地还是现已摘牌地。王石圣、王井圣诉称是原购地即桂阳县宝岭公园东大门右侧460平方米土地，王杨辉辩称应是现已摘牌地即桂阳县宝岭公园东大门左侧土地，首先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内容来看对建房地块约定不明确，即既无四至也无面积，但根据签订协议的时间是2012年12月12日，而王杨辉原购地是在2011年6月12日，而且从2012年1月至7月因该地权属一直与一开发商发生纠纷，后经桂阳县政府协调王杨辉已放弃在该地建房，而要求政府予以补偿，并于2012年9月6日与五云观社区居委会其他刘家岭用地户达成一致一起购买新安置地即现摘牌地共同建房；其次根据协议第五条及第十一条的约定，政府与居委会还应补偿的征地补偿款138,000元、拖泥费、迁坟费等开支131,800元，合计贰拾柒万元归王杨辉所有，国土摘牌返还款归王石圣、王井圣所有。可以推断双方在签订协议时对原购地及需摘牌地应有所区分，并未混为一谈，而且对建房地需摘牌一事应明知，故无论从两块地购地的时间发展顺序及协议中其他条款约定内容断定，双方协议中约定的建房地应是现已摘牌地也是现建房地桂阳县环城西路西侧地号01-（14）-96即桂阳县宝岭公园东大门左侧土地，王石圣、王井圣主张的开发地是王杨辉原购地，不予支持。
第二，关于建房地摘牌费用问题。对于王井圣、王石圣支付了570,000元土地摘牌款双方都没有争议，但该笔钱是由王井圣、王石圣出还是王杨辉出双方争议较大，王井圣、王石圣诉称是其交纳了570,000元土地出让金取得土地使用权，王杨辉并未取得合作土地的土地使用权，所以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双方协议无效。首先，双方签订的书面协议中对摘牌费的支付无明确约定，至于是否存在口头约定现无法证明，但依一般生活常理及交易习惯推断，双方12号签协议，20号王井圣、王石圣交摘牌款，中间间隔时间短，摘牌款金额大，如事先未协商一致，双方定有争议，但审理中王石圣、王井圣并未提供为此发生争执的相关证据，更何况如双方未协商一致或应由王杨辉交，则王井圣、王石圣可拒交，或是变更原协议或是解除原协议，故可以推定双方对摘牌费由谁支出应口头协商一致；其次，从案涉土地摘牌的由来看，如无王杨辉的户头存在，王井圣、王石圣是无从参与摘牌的；再次，现案涉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上也有王杨辉及家人之名，最后，关于合作补充协议，是对原协议条款不清晰之处予以明确，其中也未提及570,000元摘牌费由谁支付问题，说明对此双方都明知的并无争议，另外，该补充协议是双方在中间人桂阳县规划局邓建中的协商下自愿达成，王石圣、王井圣并未举证证明存在违反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形，故合作建房协议及合作补充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虽合同内容上存在约定不明的情况，仍属有效，对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至于王石圣、王井圣提出王杨辉未交土地出让金，未提供合法的土地使用权等理由，不能成为本案合同无效的情形。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一、二款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井圣、王石圣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原告王井圣、王石圣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王杨辉提交了一份王杨辉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麟对谢丰周的调查笔录，拟证明王石圣、王井圣与王杨辉是经谢丰周介绍认识的。王石圣、王井圣知道王杨辉享有土地摘牌资格，且双方约定土地摘牌款是由王石圣、王井圣承担。王石圣、王井圣质证认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谢丰周本人未出庭作证，对于调查笔录的内容无法核实。本院认为，谢丰周没有出庭对所陈述的事实进行说明，调查笔录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王井圣在二审庭审中陈述双方合作建房用地是通过摘牌取得使用权的国有土地。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二审的争议焦点为：王石圣、王井圣与王杨辉签订的《合作建房协议》及《合作补充协议》是否有效。双方签订的《合作建房协议》及《合作补充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协议合法有效。王石圣、王井圣主张合作建房用地是王杨辉之前取得使用权的集体土地而不是双方通过摘牌取得的国有土地，与事实不符。《合作建房协议》虽对建房用地约定不明确，但是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及王井圣二审庭审陈述可知双方约定的建房用地是通过摘牌取得使用权证的国有土地而非王杨辉已经放弃权利的原集体土地。对于土地摘牌费用的问题，虽然双方在建房协议中没有明确约定土地摘牌费用由谁支付，但是协议第十一条明确了国土摘牌返还款归王石圣、王井圣所有，可见双方约定了土地摘牌费用由王石圣、王井圣交纳，若有退回也归王石圣、王井圣所有，王杨辉只提供土地摘牌资格。摘牌地已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上既有王石圣、王井圣的名字，也有王杨辉的名字，王石圣、王井圣已在该宗地上建房，并且按照双方签订的协议及补充协议履行了绝大部分义务。因此，王石圣、王井圣上诉主张合作建房用地不是国有土地，王杨辉没有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合作建房协议》及《补充协议》无效的理由不成立，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王石圣、王井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王石圣、王井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欧阳萍
代理审判员 郝 敏
代理审判员 陈 佳
二〇一六年九月五日
书 记 员 张迎佳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