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2民终90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先红，男，1957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南雄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伟路，广东永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凤麟，广东永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彩英，女，1943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南雄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强（系李彩英儿子），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原审第三人：雄州街道勋口村委会高桥村村民小组。住所地：广东省南雄市雄州街道勋口村委会高桥村。
负责人：唐得军，系该村民小组组�。
上诉人唐先红因与被上诉人李彩英、原审第三人雄州街道勋口村委会高桥村村民小组（以下简称高桥村小组）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南雄市人民法院(2016)粤0282民初14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唐先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伟路、周凤麟，被上诉人李彩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强，原审第三人高桥村小组负责人唐得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唐先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李彩英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李彩英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李彩英一家的户口在1985年就迁入湖口派出所，没有迁出的记录。虽然李彩英在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前确实取得了争议地的承包经营权，但是在第二次土地承包时，�为迁出了高桥村小组，而村小组也进行了土地调整并未就本案争议土地发包给李彩英，而是发包给唐先红。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李彩英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分别于2003年3月1日和2007年10月1日生效，对生效前发生的纠纷，不应该予以适用。三、李彩英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因为农村土地承包以户为单位，李彩英仅仅是家庭人口之一。本案不属于法院管辖范围。
李彩英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彩英一家于1982年分得六份承包地。该承包地没有自愿交回高桥村小组，事实上也没有进行调整，仍然由李彩英一家承包经营。唐先红没有资格获得本案争议的承包地的经营权。
李彩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唐先红返还李彩英的承包地，相关六份承包地的承包经营权属于李彩英，李彩英可以获得政府的“承包地确权”；2、本案诉讼费由唐先红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彩英是高桥村小组村民。1982年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时，李彩英作为户主代表一家六口承包了该村六份田土，其中田4.8亩，土4.8亩。当时村集体与所有承包方均未签订书面合同。1985年期间，因李彩英丈夫唐志明在湖口卫生院工作，李彩英一家六口（李彩英、唐强、唐德金、唐香、唐小燕、唐红）举家迁往湖口医院。随后，李彩英家庭承包的田土分别由唐先红及唐先荣、吕德娇（后吕德娇又将该份田土转唐得新）耕作至今。其中由唐先红耕作的田土位于大丘麻（瑶照门口），面积约1.6亩。现李彩英户口仍在勋口村委会高桥村，唐强于1989年入户深圳市，唐德金1999年入户南雄市雄州�道，唐香1992年入户深圳市，唐小燕1993年入户南雄市雄州街道、唐红1999年入户深圳市。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李彩英一家是否仍享有对高桥村小组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李彩英一家于1982年承包了高桥村小组的田地4.8亩，虽然未签订书面承包合同，但由于历史原因，村集体与所有承包户均未签订承包合同，李彩英已实际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该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允许其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的规定，只有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发包方才有条件按照法定程序收回承包地。本案中，李彩英一家六口只有部分人口迁入了设区的深圳市，尚有部分人口仍在原处或迁往未设区的市，因此，发包方无权收回李彩英的承包地。又根据该法第二十九条：“承包期内，承包方可以自愿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自愿交回承包地的，应当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承包方在承包期内交回承包地的，在承包期内不得再要求承包土地。”的规定，承包方只有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交回承包地的，承包合同才能视为解除。本案中，李彩英既无口头、也无书面通知发包方表示交回承包地，因此，李彩英一家仍享有高桥村小组的田地4.8亩的承包经营权。唐先红称其所耕作的瑶照门口约1.6亩的土地，是由高桥村小组一组分配的，但并无事实依据。即便如唐先红所叙是由高桥村分配的，也不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属无效的承包合同。至于唐先红其他抗辩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纳。据此，一审法院于2017年3月13日作出(2016)粤0282民初1415号民事判决：一、确认李彩英与雄州街道勋口村委会高桥村村民小组的土地承包合同有效；二、唐先红应于下一耕种期开始前将勋口村高桥村大丘麻（瑶照门口）面积约1.6亩的土地返还给李彩英。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唐先红负担。
本案二审期间，唐先红提交了李彩英户籍证明以证实李彩英户籍仍然在南雄××××镇卫生院。李彩英经过质证认为李彩英的户口在南雄××××镇卫生院。本院认为，1985年期间，李彩英一家六口（李彩英、唐强、唐德金、唐香、唐小燕、唐红）举家迁往湖口卫生院，时至今日，李彩英的户籍仍然在南雄××××镇卫生院，因此，一审法院认为现李彩英户口仍在勋口村委会高桥村错误，依法应予纠正。唐先红还提供高桥村小组盖章的《事实说明》证明李彩英一家农转非，其承包地由高桥村小组发包给唐先红等人，以及提供《土地承包合同书》证明唐先红与高桥村小组于1992年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李彩英质证称：《事实说明》是伪证，与李彩英于2016年8月7日向高桥村小组制作的访问记录相互矛盾，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土地承包合同书》不能证明唐先红获得李彩英一家的承包地，事实上李彩英的承包地没有自愿交回高桥村小组，也没有重新调整，对该承包合同书的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事实说明》由高桥村小组出具，有高桥村小组的盖章确认，而且该证据与唐先红在一审阶段提供的《南雄市雄州街道勋口村委会高桥1队1组村民耕地调整情况说明》相互�证，而李彩英的访问记录没有高桥村小组盖章，故《事实说明》可以证明李彩英的本案争议土地经过高桥村小组集体讨论，重新调整由唐先红承包。故本院对《事实说明》予以认可。《土地承包合同书》上虽有唐先红承包地的面积，但无法证实该面积包括李彩英的承包地，而且也不能证明唐先红取得李彩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事实。因此，对该合同书，本院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本院另查明：1985年期间，李彩英一家六口（李彩英、唐强、唐德金、唐香、唐小燕、唐红）举家迁往湖口卫生院，时至今日，李彩英的户籍仍然在南雄××××镇卫生院。李彩英没有证据证明在搬离高桥村小组之后有为本案争议土地履行缴纳农业税等法律义务，也没有返回高桥村小组耕种土地。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是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本院仅对唐先红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法律适用进行审查，根据唐先红的上诉意见以及李彩英的答辩，本案争议焦点是：李彩英一家是否仍享有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
首先，根据查明事实，1985年期间，李彩英举家迁往湖口卫生院，时至今日，李彩英的户籍仍然在南雄××××镇卫生院。虽然李彩英提交了一份《访问记录》，但该《访问记录》没有高桥村小组的盖章认可，而且该证据材料的证明人唐先昌、唐辉以及吕德娇事后对该证据材料予以否认，作出前后矛盾的证人证言。因此，对《访问记录》，本院不予认可。而唐先红提交的《南雄市雄州街道勋口村委会高桥1队1组村民耕地调整情况说明》以及《事实说明》反�高桥村小组已于1987年将争议土地通过集体讨论重新调整给唐先红耕种。该两份证据有高桥村小组的盖章，具有一定的证明力。1987年至今将近三十年的时间，李彩英既未耕种涉案土地，也未对唐先红在涉案土地耕种的行为提出任何异议。另外，李彩英也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与唐先红之间有口头或书面的代耕协议。故对比双方的证据，本院认为唐先红提交的证据更为充分。李彩英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仍享有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对李彩英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所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于2003年才生效，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综上所述，唐先红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南雄市人民法院(2016)粤0282民初1415号民事判
决；
二、驳回李彩英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李彩英负担。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李彩英负担。唐先红向本院预交的100元，由本院退还唐先红；李彩英应向本院交纳1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茜
审判员 黄颖红
审判员 梁晓芳
二〇一七年九月七日
书记员 丘 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