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7819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廖巧林，女，汉族，1986年12月4日出生，住四川省阆中市。
上诉人（一审原告）：刘强文，男，汉族，1983年4月19日出生，住江西省高安市。
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灿芳，广东邦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广东省人民医院，住所地：广州市中山二路***号。
法定代表人：庄建，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楚晓，广东品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一凡，该医院的职员。
上诉人廖巧林、刘强文、广东省人民医院（以下简称省人民医院）因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4民初234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廖巧林、刘强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省人民医院赔偿廖巧林、刘强文以下损失的30%：医疗费1547.54元，死因鉴定费10000元，丧葬费41433元，死亡赔偿金75368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医疗损害司法鉴定费用10500元（合计为917166.54元）。2.判令省人民医院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概述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被告未能在当天安排患儿入院的原因在于儿科床位已满，是受现有医疗条件所限，故可减轻被告的责任”是错误的，“床位已满”并非不可克服的困难，如果省人民医院能尽到高度谨慎注意义务，患儿是完全可能得到及时治疗的，只是由于省人民医院的过错，这种机会被剥夺了。1.即使儿产床位已满，但如果当时医生能充分评估患儿病情有随时猝死的危险性，完全可以以急诊留观的方式先把患儿留在医院观察治疗，降低其危险性；2.医方虽然为心脏科知名医院，但并非唯一有条件治疗医院，如果省人民医院当时确实没有条件收治患儿，基于当时患儿病情的危险性，医生应当清楚告知家属，如果家属当时清楚知道不能马上入院的巨大风险，完全可以选择到其他大医院就诊及住院，而不会在等待入院期间发生悲剧。二、一审判决对于廖巧林、刘强文指出的“在不能安排马上入院的情况下，医方对于处于肺动脉高压失代偿期的患儿，竟然未作任何治疗，是其病情短期内恶化的直接原因”，未作任何的分析评定，遗漏认定省人民医院的严重过错。1.患儿当时是从南沙中心医院出院到省人民医院就诊的，医生清楚知道患儿当时的诊疗过程，其应当了解患儿当时的治疗情况（是否有出院带药）。2.依患儿当时肺动脉高压失代偿期的病情，最基础的治疗手段，在于减轻心脏负荷，避免心功能的恶化，但南沙中心医院当时是希望患儿直接到省人民医院入院，所以未开出院带药，而省人民医院的接诊医生在不能马上安排患儿入院的情况下，竟然严重的违反常规，未作任何治疗。3.患儿当时的病情虽然严重，但规范治疗，是可以控制的（在南沙中心医院病情稳定），但由于医方未收入院治疗也未进行门诊治疗，结果短期内心功能恶化而死亡。
针对廖巧林、刘强文的上诉意见，省人民医院答辩称：根据患儿方提供的南沙医院的病历，南沙医院是要求患儿自行去门诊，也没有对患儿进行药物治疗，以上两点足以证明，患儿到门诊就诊时，其情况是尚可的。如果患儿当时的病情已经如廖巧林、刘强文所说的如此的危重，南沙医院应当采取救护车把患儿送达急诊。根据患儿尸检的鉴定意见，患儿最终的死因是其基础疾病突发导致猝死，该疾病在当今医学上没有预测手段可以预防。廖巧林、刘强文所说，即便不能入院也应当给予相应的药物来缓解心功能障碍，但是药物并不能防止心功能的猝死。所以，患儿的猝死是其基础疾病所导致的，在目前的诊疗手段里面没有任何方法可以预防该猝死的发生。因此，一审法院判令省人民医院承担20%的责任过重。基础疾病是指突发性肺动脉高压，肺动脉高压危象是指各种诱因导致短时间内导致肺动脉压力在重度的基础上迅速升高，引起急性心功能失代偿，导致死亡，诱因可能是运动、排便等。
省人民医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省人民医院承担5%责任；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廖巧林、刘强文承担。事实和理由概述如下：本案患儿自身原发疾病肺动脉高压极为严重，该疾病也是患儿最终死亡的原因。肺动脉高压的救治是现今医疗技术水平所无法实现的。一审判决判令省人民医院承担20%责任过重。一、对于患儿治疗。省人民医院综合患儿病情及所需对症检查治疗的前提下，已尽谨慎注意义务，不应认定为省人民医院存在评估不足等过错。2016年7月28日患儿来到省人民医院门诊就诊时，心儿科门诊已经满号。省人民医院接诊主任经患儿家属告知情况，特为患儿加号。接诊主任经查看患儿后，心儿科已无床位，诊断考虑肺动脉高压查因，就诊时患儿一般情况尚可，当时无急性呼吸衰竭及心功能衰竭症状，肺动脉高压虽有发生肺高压危象、心源性猝死等风险但无法预测其发病时机，患儿当时并无转诊急诊治疗指征；另根据外院检查报告，考虑肺动脉高压相关检查包括心脏超声、心脏CT、6分钟步行试验及血液检测等，多项检查轮候时间久、门诊排队预约手续繁琐，镇静效果欠佳，检查风险大，安排患儿入院后直接检查为目前最快捷安全的流程，因此当时直接开出入院通知单，未再安排患儿门诊检查。这是在综合考虑患儿病情的情况下，风险最小的安排，省人民医院诊疗己充分考虑患儿病情，尽到谨慎注意义务。二、鉴定意见书分析意见对患儿自身已经进入肺动脉高压晚期病情、肺动脉高压救治难度认识不足，论述过于简单，致一审法院判令省人民医院承担责任过重。患儿原发疾病肺动脉高压就诊时已经为重度：廖巧林、刘强文提交南沙中医院心脏B超显示，肺动脉收缩压约为85mmHg，诊断为重度肺动脉高压。《内科学》第九章肺动脉高压与肺源性心脏病记载：平均肺动脉压>45mmHg为重度，可证实患儿肺动脉高压已经相当严重。同样，据《内科学》记载，肺动脉高压具有潜在致命性，多数患者在出现症状2年后才能确诊，确诊后自然病程仅2.5-3.4年。对症治疗措施仅有药物治疗改善心功能，增加心排出量，提高生活质量，手术治疗为肺或心肺移植治疗。即对于肺动脉高压最终只能采取肺或心肺移植治疗，事实上此类移植在我国成功移植病例屈指可数。可见患儿原发疾病肺动脉高压的救治是现今医疗技术水平所无法实现的，责令省人民医院承担20%责任过重。三、患儿死亡是其原发疾病所致，省人民医院即便存在轻微医疗不足也并非导致患儿死亡原因。患儿年龄小，就诊时病情重，幼儿期即进展为肺动脉高压失代偿期，心功能差，该病有随时加重及猝死风险，但无法预测其发病的时机，目前尚无有效的根治措施。根据廖巧林、刘强文提供的证据5《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第5页“六、鉴定意见：刘茜符合因肺动脉高压引起右心房及右心室扩张并心肌肥大，最终致急性心功能障碍而死亡。”此鉴定意见表明了患儿系因其基础疾病死亡。综上，省人民医院虽然存在轻微医疗不足，但结合患儿自身难以根治并且已经进入晚期病情，一审法院判决承担20%责任显然过重，省人民医院承担5%责任更符合法理情理，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针对省人民医院的上诉意见，廖巧林、刘强文答辩称：一、廖巧林、刘强文当时作为普通的群众不了解患儿当时的情况，当时患儿情况非常危险，南沙医院是让廖巧林、刘强文先不要出院，先来省人民医院挂到号才把小孩送去就诊。二、当时省人民医院的儿科医生已经开出了入院单，其认为患儿的情况需要入院，但是说没有床位，需要第二天过去办手续。省人民医院在一审时也说这种病很危险，随时有发生加重情形导致死亡的可能性。既然这么危险，面对普通的父母应该要告知带小孩回去走动或者排便会导致死亡，如果家长知道这种危险，就不会选择把孩子带回去。如果不能将患儿收院，也应告知可以去其他医院。省人民医院根本没有这方面的告知，其一直抗辩其了解患儿需要入院，但是没有床位，一审也因为这个原因降低了他们的责任。患儿入院是可以减少这个风险发生的机率，因为这个病要求患儿很安静，避免发生心衰。当时患儿确实是没有入院，也没有服用最基本的抗心衰的药物，综合上述因素就发生了这次事故。对方说患儿是肺动脉高压的晚期，很难救治，但是如果省人民医院尽到其义务让患儿入院安静治疗，就可能避免诱发该疾病心衰。
廖巧林、刘强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省人民医院赔偿廖巧林、刘强文以下损失的30%：医疗费1547.54元，死因鉴定费1万元，丧葬费41433元，死亡赔偿金75368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医疗损害司法鉴定费用10500元。2.本案诉讼费由省人民医院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认定事实概述如下：患儿刘茜，女，2013年4月1日出生，系廖巧林、刘强文之女。
广州市南沙中心医院2016年7月27日出院小结(住院号：N655069)记载：2016年7月25日患儿因“反复浮肿2个月，加重2天”入院。查体：体温36.6℃，脉搏118次/分，呼吸28次/分，血压100/60mmHg，体重12.5kg。颜面及双眼睑轻度浮肿。咽部充血，双侧扁桃体Ⅰ度肿大。双肺呼吸音对称、粗糙，双肺未闻及啰音。肝肋下5cm可触及，质软，边锐，脾肋下2cm，质软，边锐，表面光滑，无触痛，肝、肾区无叩击痛，会阴部中度浮肿。入院诊断：1.慢性右心功能不全（心功能Ⅱ级）；2.肺动脉高压重度；3.心包积液；4.急性扁桃体炎。诊治经过：入院予完善相关检查。消化系统超声：肝肿大，原因待查；胆囊壁增厚，餐后胆囊？胆囊炎？胸片：支气管样炎改变。27/7心脏彩超：肺动脉高压（重度）；双房左室增大；可显示三支肺静脉进入左房；体位所致？不除外部分型肺静脉异位引流，必要时进一步检查；二尖瓣、三尖瓣中度返流。肺动脉瓣轻度返流；心包积液（少量）。左室收缩功能正常。入院予监测24小时尿量、血压及体重，现患儿为心源性疾病，转专科医院治疗。出院诊断：同入院诊断。
2016年7月28日，廖巧林、刘强文陪同患儿到省人民医院处门诊治疗，门诊病历记载：外院检查诊断为：PH。诊断：PH查因，特发性？省人民医院以儿科当日已无床位为由，为患儿预留第二日床位并签发入院通知单。
2016年7月29日，患儿在办理入院手续过程中，出现脸色苍白等症状，立即被送入院抢救。入院死亡记录（住院号：P685286）记载：2016年7月29日患儿因“活动耐量下降半年，脸色苍白、大汗2小时”入院。入院情况：患儿半年前发现活动耐量下降，4月余前出现纳差，进食少，1周前出现颜面、下肢水肿，伴腹胀，至广州市南沙中医院住院，行心脏彩超检查提示“肺动脉高压（重度），双房、左室增大”。2小时前患儿出现面色苍白、大汗、嗜睡，收入我科。入院诊断：肺动脉高压（重度）。诊疗经过：患儿入院后有紫绀、气促、烦躁、全身湿冷，毛细血管充盈时间>5秒，接心电图监测提示频发多源室性及结性逸博，床边心脏彩超提示双房明显增大，二尖瓣返流（重度）、三尖瓣返流（重度），重度肺动脉高压，心脏收缩、舒张功能明显减退。血气分析提示代谢性酸中毒，PH7.27，乳酸8.Ommol/L，即予强心、纠酸等处理。8:56患儿出现心跳停止，双眼凝视，仍有自主呼吸，即予胸外按压，反复静脉推注肾上腺素、异丙肾上腺素、地塞米松、多巴胺及多巴酚丁胺，并静脉推注碳酸氢钠纠正酸中毒，患儿心跳、呼吸未能恢复，双侧瞳孔散大，无对光反射，心电图呈一直线，于10:00宣告死亡。死亡原因：肺动脉高压（重度）。死亡诊断：心跳呼吸骤停、肺动脉高压（重度）。患儿在省人民医院处共产生医疗费1547.54元，省人民医院对此予以确认。
2016年8月22日，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大法鉴中心[2016]病鉴字第B9900号）就患儿的死亡分析如下：1.根据法医系统尸体解剖检验，患儿体表除医源性注射针孔外，其余部位及内脏器官末发现明显机械性损伤征象，故可排除机械性暴力作用致死。2.尸体解剖及组织学检验证实死者右心房及右心室扩张并心肌肥大；肺淤血、水肿并出血；脑淤血、水肿；其余脏器淤血。3.死者心血IgE检测结果为1379IU/Ml，显著高于正常参考值，但死者喉头未见明显水肿，喉、肺等脏器内未见嗜酸性粒细胞浸润，且细胞坏死等可使血IgE升高，故不支持死者生前发生药物过敏反应。综上所述，结合案情分析，患儿符合因肺动脉高压引起右心房及右心室扩张并心肌肥大，最终致急性心功能障碍而死亡。廖巧林、刘强文为此支付了鉴定费1万元。
本案诉讼中，一审法院经摇珠程序委托广东中一司法鉴定所对本案进行医疗损害鉴定。廖巧林、刘强文为此预付了鉴定费10500元。该所就本医案分析如下：
根据委托方送鉴材料，被鉴定人刘茜，女，3岁，于2016年7月25日因“反复浮肿2个月，加重2天”入广州市南沙中心医院诊治，诊断为：1.慢性右心功能不全（心功能Ⅱ级）；2.肺动脉高压重度；3.心包积液；4.急性扁桃体炎，建议转院专科治疗，2016年7月27日出院。
2016年7月28日就诊于省人民医院，诊断为PH查因，特发性？约次日入院诊治。患儿2016年7月29日8时54分入省人民医院，入院后有紫绀、气促、烦躁、全身湿冷，接心电图监测提示频发多源室性及结性逸博，床边心脏彩超提示双房明显增大，二尖瓣返流（重度）、三尖瓣返流（重度），重度肺动脉高压，心脏收缩、舒张功能明显减退，8:56出现心跳骤停，经抢救无效，当日10:00死亡。根据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记载，被鉴定人刘茜符合因肺动脉高压引起右心房及右心室扩张并心肌肥大，最终致急性心功能障碍而死亡。综上所述，会鉴专家讨论分析认为，省人民医院在对被鉴定人诊疗过程中存在门诊对病情评估不足，告知不详，体检过于简单的过错。鉴于患儿入院时病情严重，发展迅速，省人民医院的过错与被鉴定人死亡后果存在轻微因果关系，其责任参与度为1%-20%。
廖巧林、刘强文对上述鉴定意见书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表示认可，但该鉴定书在认定因果关系及过错参与度时存在逻辑错误，且遗漏认定省人民医院部分过错，以致作出的责任参与度过低，具体为：一，鉴定书认定“病情评估不足、告知不详、体检过于简单”的过错，其实就是廖巧林、刘强文在鉴定陈述书中所指出的“患儿到省人民医院初诊时病情严重，有随时加重及猝死风险，依诊疗常规及规范，应当马上收入院治疗，但医方却安排第二天才入院，存在过错”及“医方在不能马上安排患儿入院的情况下，未将病情向家属进行风险告知，严重侵犯患方的知情权、选择权，与患儿未得到及时治疗死亡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该认定是有充分事实及医学依据的，廖巧林、刘强文表示认可，这些过错导致患儿未能及时入院规范治疗，从而发生了急性心功能障碍。二、对于廖巧林、刘强文指出的“在不能安排马上入院的情况下，医方对于处于肺动脉高压失代偿期的患儿，竟然未作任何治疗，是其病情短期内恶化的直接原因”，鉴定书未作任何的分析评定，遗漏认定省人民医院的严重过错。1.患儿当时是从南沙中心医院出院到省人民医院就诊的，医生清楚知道患儿当时的诊疗过程，其应当了解患儿当时的治疗情况（有否出院带药）。2.依患儿当时肺动脉高压失代偿期的病情，最基础的治疗手段在于减轻心脏负荷，避免心功能的恶化，但南沙中心医院当时是希望患儿直接到省人民医院入院，所以未开出院带药，而省医的接诊医生在不能马上安排患儿入院的情况下，竟然严重的违反常规，未作任何治疗。3.患儿当时的病情虽然严重，但规范治疗，是可以控制的（在南沙中心医院病情就稳定），但由于医方未收入院治疗也未进行门诊治疗，结果短期内心功能恶化而死亡。三、廖巧林、刘强文在本案主要质疑省人民医院在患儿入院前的过错，导致患儿发生急性心功能障碍而死亡，鉴定书在认定因果关系及过错参与度时存在逻辑错误，不当减轻省人民医院的责任。1.患儿在南沙中心医院时病情稳定，正是由于省人民医院过错的存在，患儿没有及时得到治疗，导致病情急剧恶化，发生急性心功能障碍而紧急入院，因此“入院时病情严重”（急性心功能障碍）是医方过错导致的结果，而不可能是减轻省人民医院责任的因素。2.无论是鉴定书已经认定的过错，还是廖巧林、刘强文认为遗漏的过错，都发生于患儿入院前，所以在评价因果关系及过错参与度时，应当首要考虑的是省人民医院入院前存在的过错与患儿病情突然加重、发生急性心功能障碍的因果关系及参与度。3.患儿的基础病变尽管不容易根治，但如果能得到规范治疗，是可以控制的（在南沙中心医院病情就稳定），不致于短时间内死亡，在基层医院的建议下，患儿以转权威医院治疗为目的，脱离了原来医院的治疗，但由于省人民医院的过错，患儿较长时间未有任何治疗，结果发生了急性心功能障碍。对于此次急性心功能障碍的发生，如果省人民医院规范操作，完全是可以避免的，而没有急性心功能障碍的发生，本次死亡事件不会发生，因此对于本次急性心功能障碍这一结果，省人民医院要承担主要甚至是完全责任，对于患儿死亡至少应承担同等责任以上。4.在鉴定听证会上，鉴定专家告知廖巧林、刘强文，患儿的基础病变不容易根治，长期预后不好，意思是最终不免死亡，这应该就是其认定参与度如此低下的逻辑。但恳请法官考虑，所有人最终都会死亡，所有的人身损害侵权事件，能否都以这种逻辑免责或减轻责任？作为一个专业鉴定，其应该解决的，显然应该是医方过错与本次死亡事件的因果关系及参与度，至于其以后什么时间基于什么原因死亡，谁能准确预判呢？终上，该份鉴定意见书只能是证据的其中之一，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当然依据。分析意见中，有部分有事实和证据支持的，人民法院应当采纳；对于没有事实依据和明显依据不足的分析就不应当采纳，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全案证据，对省人民医院过错及因果关系作出认定。
省人民医院对上述鉴定意见书发表如下质证意见：鉴定方对患儿自身已经进入肺动脉高压晚期病情认识不足，鉴定意见书论述过于简单，判令医方承担责任过重。患儿原发疾病肺动脉高压就诊时已经为重度。廖巧林、刘强文提交的南沙中医院心脏B超显示，肺动脉收缩压约为85mmHg，诊断为重度肺动脉高压。《内科学》第九章肺动脉高压与肺源性心脏病记载：平均肺动脉压>45mmHg，为重度，可证实患儿肺动脉高压已经相当严重。同样，据《内科学》记载，肺动脉高压具有潜在致命性，多数患者在出现症状2年后才能确诊，确诊后自然病程仅2.5-3.4年。对症治疗措施仅有药物治疗改善心功能，增加心排出量，提高生活质量，手术治疗为肺或心肺移植治疗。即对于肺动脉高压最终只能采取肺或心肺移植治疗，事实上此类移植在我国成功移植病例屈指可数。而患儿年龄小，就诊时病情重，幼儿期即进展为肺动脉高压失代偿期，心功能差，该病有随时加重及猝死风险，但无法预测其发病的时机，目前尚无有效的根治措施。根据廖巧林、刘强文提供的证据5《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笫5页“六、鉴定意见：刘茜符合因肺动脉高压引起右心房及右心室扩张并心肌肥大，最终致急性心功能障碍而死亡。”此鉴定意见表明了患儿系因其基础疾病死亡。综上，我方认为医方虽然存在轻微医疗不足，但结合患儿自身难以根治并且已经进入晚期病情，医方承担责任以1-5%以内为宜。
一审法院认为，法院通过摇珠程序委托广东中一司法鉴定所对本案进行医疗损害鉴定，鉴定材料经过质证程序确认，双方对此均无异议。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认定患儿系因肺动脉高压引起右心房及右心室扩张并心肌肥大，最终致急性心功能障碍而死亡，该疾病并非省人民医院的诊疗行为导致，而系患儿自身基础疾病，故廖巧林、刘强文要求省人民医院承担同等以上责任，缺乏事实依据，患儿原发疾病发展迅猛、凶险应是导致患儿死亡的主要原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在患儿入院前省人民医院所采取的措施是否存在过错。根据患儿的病历显示，患儿入院前在省人民医院处接受门诊治疗时，其原发疾病已经为重度，该种疾病有随时猝死的风险，且无法预测发病时机，故省人民医院应尽高度的谨慎注意义务，以预防意外发生，现有证据并不支持省人民医院已做到了这一点，故法院采纳鉴定机构关于省人民医院存在门诊对病情评估不足、告知不详、体检过于简单的过错的认定。但根据原、省人民医院陈述，省人民医院未能在当天安排患儿入院的原因在于儿科床位已满，是受现有医疗条件所限，故可减轻省人民医院的责任。综上，法院认定省人民医院的过错参与度为20%。
对于廖巧林、刘强文诉请的各项损失，法院认定如下：
1.医疗费。廖巧林、刘强文诉请的医疗费1547.54元有其提供的医疗费发票为证，省人民医院亦无异议，故法院对此予以认定。
2.丧葬费。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根据法庭辩论终结前上一年度本地区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均工资82866元计算，丧葬费应为41433元（计算方式：82866元÷2）。
3.死亡赔偿金。患儿属城镇户口，根据法庭辩论终结前上一年度本地区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7684.3元/年计算20年，死亡赔偿金应为753686元（计算方式：37684.3元/年×20年）。
4.鉴定费。廖巧林、刘强文诉请的死因鉴定费1万元和医疗损害司法鉴定费用10500元，有其提供的鉴定费发票为证，上述两次鉴定均与本案审理相关，省人民医院亦无异议，故法院对此予以认定。
5.精神损害抚慰金。廖巧林、刘强文作为患儿的父母，患儿的死亡给廖巧林、刘强文带来了较为严重的精神伤害，但廖巧林、刘强文诉请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过高，根据本案损害后果、过错程度以及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法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2万元。
上述第1-4项损失合计为817166.54元，省人民医院应按照20%的比例赔偿廖巧林、刘强文163433.31元，加上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省人民医院合计应赔偿廖巧林、刘强文183433.31元。
综上，一审判决：一、广东省人民医院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赔偿廖巧林、刘强文183433.31元。二、驳回廖巧林、刘强文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1875元（廖巧林、刘强文已预付），由廖巧林、刘强文共同负担625元，广东省人民医院负担1250元。
二审期间，双方均没有提供新证据以佐证其主张。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二审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医方省人民医院对患儿刘茜死亡的后果承担责任的比例问题。在一审中，根据患儿父母廖巧林、刘强文的申请，双方一致确定鉴定材料后经一审法院摇珠委托广东中一司法鉴定所对本案医疗责任事故进行医疗损害鉴定。鉴定的结论表明，省人民医院门诊存在对患儿病情评估不足，告知不详，体检过于简单的过错。患儿入院时病情严重，发展迅速，省人民医院的过错与患儿死亡后果之间存在轻微因果关系，其责任参与度为1-20%。上述鉴定意见已经交由医方和患方进行质证并分别发表了质证意见。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各方当事人均没有要求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亦无提出重新鉴定申请。审查广东中一司法鉴定所具有司法鉴定资质，参与鉴定人员亦具有相应的资质，鉴定的程序合法，鉴定材料和依据客观真实，可以采信。此外，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患儿作出的死亡分析认为，患儿符合因肺动脉高压引起右心房及右心室扩张并心肌肥大，最终致急性心功能障碍而死亡。综合本案患儿罹患肺动脉高压的病情记录，一审认定患儿死亡系自身基础疾病导致，并非系省人民医院的诊疗行为导致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众所周知，医学作为一门学科，并非无所不能，客观上它是一个不完善的仍有待发展的学科。对于患方出现不可预测的结果并不能当然归责于医方。但作为医方，是掌握医学知识的专门性机构，负有高于一般群众对疾病认知的高度谨慎注意义务。《内科学》等医学教材已经明确患儿罹患肺动脉高压属于随时有猝死的风险，且无法预测发病时机。在2016年7月28日患儿前来就诊且有外院医嘱病历的情况下，省人民医院当日门诊确实存在对患儿病情评估不足，处理过于简单的过错。一审法院采信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认定省人民医院的过错参与度为20%并没有超出鉴定结论所建议的过错参与度范围，所酌定的责任比例有利于促进医方改善接诊机制，提高医生的责任心和谨慎意识，故本院对一审判决的承责比例予以维持。因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医疗事故责任赔偿项目和数额并没有异议，只是对承责比例不服上诉，故本院对一审认定的赔偿项目和数额均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省人民医院和廖巧林、刘强文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93元，由上诉人廖巧林、刘强文负担1476元，上诉人广东省人民医院负担101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俏伶
审判员 黄文劲
审判员 苗玉红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五日
书记员 吴桐泳
黄慧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