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皖04民终822号
上诉人（原审本诉被告、原审反诉原告）:任国刚，男，1962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鲁，安徽滨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魏帮珍，女，1952年10月28日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任军，男，1977年6月14日生，汉族，住址同上，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任民，男，1977年6月14日生，汉族，住址同上，
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孔令军，安徽安铎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海苗，安徽安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本诉原告、原审反诉被告）：寿县寿春镇湖光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安徽省寿县寿春镇湖光村民组。
法定代表人：吴长会，该村民委员会主任。
上诉人任国刚、魏帮珍、任军、任民因与被上诉人寿县寿春镇湖光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湖光村委会）鱼塘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2017）皖0422民初17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任国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鲁，任军、任民及魏帮珍、任军、任民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孔令军，被上诉人湖光村委会法定代表人吴长会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任国刚上诉请求：1.依法判决撤销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2016）皖0422民初178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判决湖光村委会给付任国刚鱼塘固定资产投入2712010.27元（鱼塘投入2632010.27元、筑坝占地费80000元）；2.案件受理费、评估费均由湖光村委会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原审法院认定任国刚在1999年3月1日与寿县九龙乡杨脑村委会（现为寿县寿春镇湖光村民委员会）签订的《渔塘承包合同》，系任国刚与“任义友”、“任军”、“王某”、“孙某1”、“孙某2”等六人“合伙共同承包”，依据不足。第一，本案中，没有当事人提起合伙关系之诉，原审判决违背了民事诉讼“不告不理”诉讼原则；第二，证人“孙某1”在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2014）寿民二初字第00247号民事庭审中的证言属于孤证，且陈述为：“大约在1998年，孙某2、王某、任国刚、任义友与本人，共5人签订的合同承包的鱼塘”，假设其证言属实，但是第三人于庭审中尚未提交5人之间签订的书面合同予以证明。然而原审法院无事实根据认定了6人合伙承包；第三，原审法院认定的所谓的“合伙承包”，违背常理。第三人任军于1998年尚不满21周岁，还未成婚，其不可能与其父亲任义友分家另住，其不具有独立的个人财产。显然不可能成为所谓的合伙人；第四，原审法院倾向性将第三人提交的收据上“集资”二字含义理解为事实“合伙”的书面证据，没有事实根据。1999年3月7日、5月21日及2000年1月29日收款收据上的款项，实际上是任国刚与任义友之间其他经济往来，而不是“合伙投入或退伙资金”；第五，假设任国刚与任义友等合伙承包涉案鱼塘，原审法院认定“2007年3月1日后变更为任义友、任军承包”，也没有事实依据，而且与原审判决第7页第5行：“…合同履行至2000年左右，任国刚等退出合伙…”相矛盾、与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2014年）寿民二初字第00247号民事判决书第7页第7、8行：“…反诉原告（指上诉人任国刚）有投入，但是没有270多万…”中湖光村委会陈述相矛盾，因为如果时至2000年左右散伙的话，应当继续清算，包括所投入的财产和积累的财产。庭审中，没有关于散伙清算的任何证据。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任国刚在1999年3月1日与湖光村委会签订《渔塘承包合同》系与任义友等6人合伙承包，认定事实错误。其次，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任义友2007年3月1日与湖光村委会签订的《北湖承包合同》是对任国刚于1999年3月1日与湖光村委会签订的《渔塘承包合同》的续订，明显认定错误。前已所述，任国刚与任义友等不存在合伙承包涉案渔塘的事实。而且双方在1999年3月1日签订的《渔塘承包合同》系依法经过对外公开发包、竟包、公证等合法程序实现，那么，任国刚作为合同独立一方当事人，完全享受合同一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该合同的约定，其履行期限届满时间是2009年4月2日。然而，任义友于2007年3月1日与被湖光村委会签订的《北湖承包合同》未经过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其签订该合同时目的不正当，欲剥夺、侵占上诉人的未履行完毕的渔塘承包经营权。湖光村委会与任义友签订该合同时，行为不合法，没有经过村委会班子成员同意，没有履行《村民委会会组织法》规定的程序。该事实由湖光村委会的负责人吴长会在被第三人吃请情况下，擅自签订的。该事实在原审中，湖光村委会明确认可，且在（2014）寿民二初字第00247号民事审判庭审笔录第7页倒数第9行，也明确认可与任义友在2007年3月1日签订的《村民委会会组织法》的相关规定程序，但是《合同法》第52条第（2）项明确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属于合同无效的情形。湖光村委会负责人在没有征得村委会其他成员及村民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私自与任义友签订的合同显然侵犯了任国刚、全体村民集体的利益，也属于无效合同。况且《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4条明确规定，关于土地承包等重大事项必须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试想，如果任义友于2007年3月1日签订的合同是对任国刚2009年3月1日签订合同的续订，那么为什么要私下请吃签订？为什么其他村委会班子成员不知情？若不欲侵犯任国刚承包经营权，为什么不予以公开？若能以公开，为什么不再行公开招标呢？显然，任义友在2007年3月1日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不是对任国刚在2009年3月1日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的延续或续订。再次，涉案渔塘固定资产投入的权属应由任国刚享有。在原审中，任国刚提交了系列证据证明存在涉案鱼塘固定资产投入的事实，湖光村委会也认可了大部分固定资产由任国刚予以投入建设，且原审法院合议庭成员也现场进行了查勘确认。尤其是，任国刚提交涉案渔塘的《评估报告》予以证实，而原审法院却认为系任国刚单方委托、仅有任国刚与湖光村委会之间对评估事实的确认，没有第三人参与确认，而不予采纳，是错误的。因为任国刚与湖光村委会之间系合同相对方，合同双方有权对合同履行中存在的事实进行确认，无须不是合同当事人的第三人予以参与。如果第三人认为与任国刚是合伙关系，应提起合伙诉讼，经法院确认后，方可提出异议，同时假设第三人与任国刚系合伙关系，根据《民法通则》等规定，任国刚也有权对外履行相关事务，如果第三人认为任国刚侵犯其权益，可以对上诉人进行诉讼。因此，原审认为，任国刚请求给付固定资产投入资金证据不足，是错误的。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根据《合同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第（2）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第（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任义友于2007年3月1日与湖光村委会签订的《北湖承包合同》，是在任国刚与湖光村委会之间签订的《渔塘承包合同》期限没有届满前，该行为显然侵犯了任国刚合法权益，同时，任义友签订该合同时，是私下通过吃请签订的，订立合同目的不合法，属于与被上诉人恶意串通，侵犯和剥夺上诉人、村民集体的利益。试想，如果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到期前，对涉案渔塘再次公开发包的话，承包费可能再次提高，村民可能获得更过利益，也可能由其他人予以竞包经营。另外，《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4条明确规定，对涉及土地承包等重大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既然是方可办理，显然是命令性、限制性条款，即未经过村名会议讨论，不能予以办理，该条款具有强制性。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任义友在2007年3月1日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有效，适用法律错误。同时任国刚认为原审法院在本案中既审理渔塘承包合同纠纷，又审理个人合伙关系纠纷、又审理合同确认纠纷，审理了多重法律关系，适用法律错误。
湖光村委会未作答辩。
魏帮珍、任军、任民述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首先，一审判决认定1999年《鱼塘承包合同》实际是由任义友、任国刚、任军、王某、孙某1、孙某2等六人合伙共同承包以及本案鱼塘承包主体变更为任义友、任军的证据充分。原审认定本案存在合伙承包，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999年3月份的签订《鱼塘承包合同》时，承包人除了承包方签字的任国刚以外，还有任义友、任军、孙某1、王某和孙某2等人。各承包人为了共同承包鱼塘，分别缴纳数额不等的集资款，其中任国刚缴纳了97000元集资款。原审认定2000年左右任国刚等人退出合伙承包。上述事实有我方向原审法院提供的集资款收据、银行还款凭证及孙某1的证言、王某和孙某2出具书面情况说明、任国刚出具的收条及欠条等证据予以证实，所以，认定存在合伙承包的事实证据充分。任国刚所称该事实认定只有孙某1证言不符合事实。任国刚还认为任军时只有21岁不具有独立财产，显然不可能成为合伙人。魏帮珍、任军、任民认为任国刚的辩解理由显然不能成立。应为任军时年已经成年，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作为承包人符合法律规定。不仅如此，任军当时缴纳了集资款已经充分证明其具有独立财产；其次，一审判决认定2007年签订的《北湖承包合同》是1999年签订的《鱼塘承包合同》的续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007年签订的《北湖承包合同》明确表明是对1999年签订的《鱼塘承包合同》的续订。合同明确约定“原合同已将到期，由于种种原因，已不能适应养殖业的规模性和持续性发展，需增加和修订新的条款，经甲乙双方协商续订以下合同，……”，并且1999年《鱼塘承包合同》与2007年签订的《北湖承包合同》主要条款基本一致，主要区别在于将合同履行期限延续至2017年以及合同签订的主体实际承包人任义友。在该合同的续订过程中既不存在侵占他人承包经营权的问题，也不存在违法签订合同的问题，还不存在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问题。因此，2007年签订《北湖承包合同》合法有效。二、任国刚关于原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的观点不能成立。2007年《北湖承包合同》不存在侵犯合同法权益的问题。如前所述，无论是1999年的《鱼塘承包合同》还是2007年的《北湖承包合同》，均没有任国刚的任何权益，任国刚在没有任何权益的情况下应引用《合同法》第52条认定《北湖承包合同》无效，观点不能成立。任国刚有关原审法院既审理个人合伙关系纠纷，又审理合同确认纠纷，审理了多重法律关系，适用法律错误的观点不能成立。原判决围绕两份合同，依法审查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确认实际履行合同的当事人，确认2007年承包合同的效力，一审法院审查未超出审理范围。综上所述，任国刚的上诉请求于事实无据，应当予以驳回。
魏帮珍、任军、任民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2016）皖0422民初178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并依法改判；2.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均由任国刚承担。事实和理由：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任义友、任军为1999年3月1日鱼塘承包合同的实际承包主体，并依法确认2007年3月1日的《北湖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属于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涉案鱼塘的固定资产投入理所当然属于魏帮珍、任军、任民所有。然而，一审判决却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魏帮珍、任军、任民的该项诉讼请求。魏帮珍、任军、任民认为一审判决的该项内容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应当依法予以纠正，具体理由如下：一、承包涉案鱼塘必须进行固定资产投入。根据1999年3月1日《渔塘承包合同》第三条的约定：承包期内，乙方对水面养殖进行的必要建设（打圩堤、坝，建房建闸，打精养池）等固定资产，合同到期如乙方不能继续承包，其固定资产应由甲、乙双方评估作价折款收作集体所有或由新的承包人付给费用。甲方的作价必须得到乙方的同意。根据2007年3月1日的《北湖承包合同》第三条约定：合同到期后和乙方不愿或不能承包，原固定资产甲乙双方共同评估作价由新一轮承包人全额付给原乙方承包人。魏帮珍、任军、任民认为从两份承包合同的上述约定看，承包涉案鱼塘必须进行固定资产投入。该事实湖光村委会也明确予以认可；二、任义友和任军共同对涉案鱼塘进行了固定资产投入。一审判决认定涉案鱼塘的实际经营者是任义友和任军，一审判决也认定了承包人即任义友和任军对涉案鱼塘进行了必要的添附。但一审判决却认为魏帮珍、任军、任民提供的有关凭证、票据、账册等均有材料款和人工工资的领条，不能证明其投入了多少固定资产、哪些固定资产。魏帮珍、任军、任民认为一审判决的该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理由如下：首先，1999年3月1日《渔塘承包合同》第三条明确了固定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围堤、坝、房、闸、精养池等；其次，围堤、坝、房、闸、精养池等固定资产的投入主要是材料款、人工工资、油款、运输费用等。最后，魏帮珍、任军、任民提供的凭证、票据、账册等证据足以证实了任义友和任军为建设围堤、坝、房、闸、精养池等固定资产的投入材料款、人工工资、油款、运输费用等；三、涉案鱼塘的固定资产投入依法应属于魏帮珍、任军、任民所有。一审判决已经认定涉案鱼塘的实际承包经营主体是任义友和任军，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除任义友和任军以外的人对涉案鱼塘进行了投入，因此，无论是依据法律规定还是两份涉案鱼塘承包合同的约定，任义友和任军才是涉案鱼塘固定资产的所有人。鉴于任义友已于2014年去世，依据《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其配偶魏帮珍，其子任民、任军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因此，涉案鱼塘投入的固定资产应属于魏帮珍、任军、任民；四、退一步说，假设魏帮珍、任军、任民证据不足，一审判决也应当允许魏帮珍、任军、任民另案主张，不应当直接驳回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对任国刚要求湖光村委会给付固定资产投入2712010.27元，以没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不予支持。以后如有新的证据，被上诉人任国刚可以另案主张。但对魏帮珍、任军、任民要求依法确认涉案鱼塘固定资产归其所有的诉请，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但却没有认定魏帮珍、任军、任民如有新的证据，可以另案主张。一审判决对魏帮珍、任军、任民和任国刚相同的诉请，作出不同的处理，剥夺了魏帮珍、任军、任民的诉讼权利。综上，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撤销请求依法撤销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2016）皖0422民初178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并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
任国刚辩称：一、魏帮珍、任军、任民第一项的上诉请求不明确，其仅要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改判的内容不清楚。二、原审法院依法判决驳回魏帮珍、任军、任民主张固定资产投入是正确的，事实是涉案鱼塘的固定资产投入是任国刚予以建设，但是原审判决认为任国刚在一审中提交的系列损失证据还不够充分是不正确的，原审认为任国刚必要补足证据，另行主张损失，不客观。一审中，通过与湖光村委会现场确认，原审合议庭现场查看，确认了部分不争议的事实八十余万元，同时，任国刚在诉前对涉案鱼塘的投入进行了评估，如果湖光村委会认为该评估结论不客观，应当申请重新评估，那么湖光村委会在没有申请重新评估的前提下，任国刚诉前申请的评估结论具有合法性，应当作为判决的依据。原审法院判决魏帮珍、任军、任民对涉案鱼塘投入的固定资产不享有所有权是客观的，综上，原审法院第二项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湖光村委会未做陈述。
任国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湖光村委会给付任国刚固定资产投入2712010.27元（鱼塘投入2632010.27元、筑坝占地费80000元）；2.湖光村委会承担固定资产使用费（从2009年4月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4年7月2日止）；3.湖光村委会承担违约经济损失22000000元；4.湖光村委会承担诉讼和评估费用。
魏帮珍、任军、任民请求一审法院判决:魏帮珍、任军、任民为北大湖渔塘承包人，并享有该鱼塘固定资产投入的所有权，以及湖光村委会继续履行其与任义友签订的《北湖承包合同》。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9年3月1日，寿县九龙乡杨脑村民委员会（甲方）与任国刚（乙方）签订了一份《渔塘承包合同》。合同约定：一、甲方将位于寿县九龙乡杨脑村后嘴组东岗头以东，张郢组东北侧，杨郢、杨脑组北侧，东嘴、刘圩组西北侧的大北湖水面发包给乙方承包，合同期限为十年，即从1999年4月2日始到2009年4月2日止;二、乙方每年上交甲方承包费为陆万元整，十年共上交承包费陆拾万元整，承包费于每年的12月15日前一次性付清，不准拖欠。三、承包期内，乙方对水面养殖进行的必要建设（打圩堤、坝、建房建闸、打精养池）等固定资产，合同到期如乙方不能继续承包，其固定资产应由甲、乙双方评估作价折款收做集体所有或由新的承包人付给费用，甲方的作价必须得到乙方的同意。四、五、六……。该合同经寿县公证处公证。合同签订后，任义友、任国刚、任军、王某、孙义奎、孙某2分别缴纳集资款，由任义友统一开具收据。其中任国刚于1999年3月7日集资60000元、5月21日集资37000元，合计集资97000元。2000年前后，王某、孙义奎、孙某2陆续退出合伙，任国刚于1999年12月24日、2000年1月29日分别出具欠条、收条各一张：“今欠到任义友现金16000元整”，“今收到大北湖退回集资款70902.94元”，2001年6月21日代任国刚偿还信用社贷款73187.01元。后涉案鱼塘由任义友和任军实际承包经营，2007年3月1日，寿县寿春镇杨脑村民委员会（甲方）与任义友（乙方）经协商，认为原合同已将到期，由于种种原因，已不能适应养殖业的规模性和持续性发展，需增加和修订新的条款，甲乙双方对位于杨脑村脑后组北面、西临张郢，后嘴组东侧、东临东嘴，刘圩组西北侧的北湖水面，续订《北湖承包合同》，约定：一、承包期从2007年3月1日执行，合同承包期为十年；二、承包费为每年6万元，应在历年1月31日前一次性付清，不准拖欠；三、合同到期后如乙方不愿或不能承包，原固定资产经甲、乙双方共同评估作价由新一轮承包人全额付给原乙方承办人。四、五、六……。合同签订后，涉案鱼塘仍由任义友和任军进行经营。从1999年起至今，承包费用均由任义友或任军按照合同的约定进行交纳。期间，寿县九龙乡杨脑村民委员会并入湖光村委会。2008年开始，任国刚多次向湖光村委会书面申请要求续签合同，或者按鱼塘承包合同第三条约定，对投入固定资产评估作价赔偿后收归集体所有，并信访至县委、县政府及有关部门。2014年1月24日，湖光村委会向任国刚发出告知书，告知书载明：任国刚同志，你原承包我村“大北湖”的合同期限已届满，原承包合同确认的权利、义务自行终止。……。我村决定收回“大北湖”实行新一轮对外发包，望你接到本《告知书》即日，务必在60天内清除你在“大北湖”内的所有水产养殖品。逾期不清除，责任自负。因任国刚无法返还大北湖导致湖光村委会诉至本院。在诉讼过程中，任国刚提出反诉。
另查明：任义友于2014年去世，北湖承包合同期限2017年3月1日已届满，现鱼塘仍由任义友之子任军、任民在经营。
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关于任国刚和寿县九龙乡杨脑村民委员会1999年3月1日签订的鱼塘承包合同的承包主体问题。1999年3月1日的鱼塘承包合同虽由任国刚通过招标方式和寿县九龙乡杨脑村民委员会签订，但实际是由任义友、任国刚、任军、王某、孙某1、孙某2等六人合伙共同承包。合同履行至2000年左右，任国刚、王某、孙某1、孙某2退出合伙。涉案鱼塘由任义友、任军实际承包经营。该事实从由任义友开具的集资收据、任国刚出具的退集资款收据、寿县九龙乡杨脑村民委员会开具的承包费用收据、借条和证人王某、孙某1、孙某2证人证言可以加以印证。法院予以确认。任国刚诉称自己承包该鱼塘后，以每年5万元的转包费用转包给任义友经营，并提供《鱼塘承包合同》及证人何某、张某、胡某、任某的证言以证明自己的主张。从到庭证人当庭接受质询看，证人均表示转包事实听说过，具体情况不清楚。对此，湖光村委会和魏帮珍、任军、任民均不予认可。故任国刚以听说的证言来证实任义友的实际承包经营权是通过转包方式获取的观点，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二）、关于任义友与湖光村委会2007年3月1日签订的北湖承包合同的效力问题。1999年3月1日鱼塘承包合同由任国刚以承包人名义签订后，变更为任义友、任国刚、任军、王某、孙某1、孙某2等六人合伙共同承包，再变更为任义友、任军实际承包经营至2007年，此承包合同主体变更以各方的履行并默示行为予以确认，且不违反法律规定。该合同是寿县九龙乡杨脑村民委员会经过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后，通过公开招标方式对外发包。而2007年3月1日的《北湖承包合同》与1999年3月1日的《鱼塘承包合同》基本条款一致，仅是对承包期限予以重新约定，后份合同明确约定其是对前份合同的续订，是双方经过协商对原合同变更的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规定。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关于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等事项的办理需召开村民会议的规定，约束的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内部管理行为，而非效力性强制规定，在不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应属合法有效。故任国刚诉称《北湖承包合同》是在原合同未到期的情况下，且没有经过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属无效合同的观点，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三）、关于涉案鱼塘投入固定资产的权属问题。鱼塘承包合同签订后，承包方对涉案鱼塘进行必要添附，作为发包方的湖光村委会也予以认可，但具体是谁投资、投资多少，各方意见不一。任国刚提供的三份协议书复印件，用以证实自己对鱼塘进行了固定资产投资。湖光村委会及魏帮珍、任军、任民对该证据三性均提出异议。从任国刚与程业平1999年3月26日签订合同价款为60万元的取土筑坝协议、1999年4月6日与任元良签订运土填沟筑坝协议、2000年12月8日、2001年3月2日与任某签订合同价款为30万元的修闸建桥及价款为1.5万元的筑坝看湖住房协议看，任国刚没有提供协议书原件进行比对，致其真实性无从认定。同时该协议签订后是否实际履行，任国刚也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庭审中，任国刚提供2014年7月15日安徽滨阳律师事务所作为委托方，由六安昌荣价格有限公司出具的《价格评估结论书》及鉴定费收据，证明任国刚对大北湖鱼塘投入的固定资产评估价为2632010.27元及花费鉴定费用8000元的事实。该评估结论系任国刚单方委托，鉴定物品的品名仅有任国刚和湖光村委会确认，而没有实际承包经营者的参与，评估的依据不具客观真实性，对该评估结论书，不予确认。原审中，湖光村委会申请对上述评估结论重新鉴定。一审法院2014年12月19日主持任国刚和湖光村委会对大北湖渔场投资的固定资产进行勘验，明确了双方无争议资产和有争议资产，并以此为依据，委托安徽中信房地产土地资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进行价格评估。随后，魏帮珍、任军、任民提出书面反对意见，要求终止评估。资产经评估，任国刚、湖光村委会双方无争议固定资产价值820955.86元，有争议固定资产价值287233.30元。该鉴定报告书所依据鉴定参数同样来自任国刚和湖光村委会之间的确认，没有实际承包经营者的参与，其数据不具有客观性，据此得出的鉴定报告也必然不具有真实性。故对该鉴定报告不予采信。魏帮珍、任军、任民述称，自己才是涉案鱼塘固定资产的实际投资人，任国刚亦不予认可。从魏帮珍、任军、任民提供的有关凭证、票据和账册看，均是材料款和人工工资的领条，不能证明其投入了多少固定资产、哪些固定资产，对其要求判决自己依法享有大北湖鱼塘固定资产投入所有权的述请，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1999年3月1日，寿县九龙乡杨脑村民委员会与任国刚签订《渔塘承包合同》后，承包主体由任国刚变更为任义友、任国刚、任军、王某、孙某1、孙某2等六人合伙共同承包，再变更为任义友、任军实际承包经营至2007年，各方并未提出异议。2007年3月1日，寿县寿春镇杨脑村民委员会与任义友在原合同未到期情况下，经协商续订了为期十年的《北湖承包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任国刚要求湖光村委会给付任国刚固定资产投入2712010.27元，没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对其该项诉请，不予支持。任国刚如有新的证据，可以另案主张；对其要求湖光村委会给付固定资产使用费及承担经济损失22000000元，任国刚已于原审中申请撤回该二项诉请，并经法院口头裁定予以准许。本案中，任国刚再次将其作为诉讼请求提出，因其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交纳诉讼费用，本案不予审理。本案涉案鱼塘承包主体变更为任义友和任军后，至任义友去世一直由其法定继承人魏帮珍、任民、任军实际占有、使用和收益，且合同履行期限已经界满，现仍在继续经营。魏帮珍、任军、任民要求依法判决其为北大湖渔塘承包人，并继续履行《北湖承包合同》。因该请求的事实已经成就，权利并未受到侵犯，无需法院判决加以确认，故对其该项诉请，不予支持；对要求依法确认鱼塘固定资产投入归其所有的诉请，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案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驳回原告任国刚的诉讼请求；二、驳回第三人魏帮珍、任军、任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495元，由原告任国刚负担28495元，第三人魏帮珍、任军、任民负担1000元。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1999年3月1日由任国刚与寿县九龙乡杨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鱼塘承包合同》,从合同形式上看，合同的承包人是任国刚，但从本案查明的事实和合同实际履行情况来看，实际的承包人为任义友、任国刚、任军、王某、孙某1、孙某2等六人的合伙体，只是由任国刚出面代表合伙体签订的承包合同。故本院对任国刚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鱼塘承包合同》系合伙共同承包属事实认定错误，鱼塘系其一人承包后转包给任义友的上诉理由，不予采信。对于任国刚和魏帮珍、任军、任民均上诉主张合伙体承包鱼塘的固定资产投入一节，经查，《鱼塘承包合同》签订后，部分合伙人退出了承包鱼塘的合伙，但鱼塘依然由处于合伙承包状态。故任国刚和魏帮珍、任军、任民所主张的合伙体承包鱼塘固定资产投入仍处于合伙体的控制和使用中，湖光村委会没有针对该资产给付的义务，该资产的权属争议属于承包鱼塘合伙体内部的合伙争议，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因此，任国刚、魏帮珍、任军、任民的此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对于任国刚上诉称2007年3月1日，任义友与寿县九龙乡杨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北湖承包合同》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且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的情形签订过程是无效合同，一审法院认定该合同是对《鱼塘承包合同》的续订，以及认定该合同有效，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2007年3月1日，合伙人之一的任义友与寿县九龙乡杨脑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北湖承包合同》，从该合同的内容上看，其与《鱼塘承包合同》的条款基本一致，从合同主体上看依然为寿县九龙乡杨脑村民委员会与合伙人之一任义友所代表的合伙体，且合同中也明确约定《北湖承包合同》是对《鱼塘承包合同》的续订。因该合同是任义友代表合伙体签订的，是对《鱼塘承包合同》的续订，而任国刚上诉中称合同违反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4条仅是对村民议事规则的管理性规定而非效力性规定，不影响合同效力，故该合同不存在无效的情形，任国刚针对该合同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对魏帮珍、任军、任民上诉中的其他内容，因魏帮珍、任军、任民是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的，其只能原审原、被告所争议的承包鱼塘固定资产投入主张权利，对其与寿县九龙乡杨脑村民委员会的其他纠纷，应另案处理。
综上所述，任国刚、魏帮珍、任军、任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8576元，由任国刚负担28496元，由魏帮珍、任军、任民负担8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郑 植
审判员 刘凤玉
审判员 姚多生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王 菊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