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青民一终字第59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春芳，女。
上诉人（原审被告）宋防修，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宋玉修，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宋河修，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宋秀峰，女，。
上诉人（原审被告）宋晓玲（又名宋爱玲），女。
上诉人（原审被告）宋爱华，女。
七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盛雁，山东元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七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王靓，山东元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嗣才，男。
委托代理人孙公东，山东文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春芳、宋防修、宋玉修、宋河修、宋秀峰、宋晓玲、宋爱华（以下简称王春芳等七人）因与被上诉人孙嗣才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即墨市人民法院（2013）即民初字第40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嗣才在一审中诉称：1965年，孙嗣才从张瑞玉手中购买位于即墨市灵山镇河南三村的房屋一处，之后孙嗣才外出参加工作到即墨市城区居住，该房屋借给同村亲戚宋世俊看管多年。宋世俊去世后，该房屋一直闲置。近日，孙嗣才发现宋世俊隐瞒房屋属于孙嗣才的事实，于1991年8月3日将该房屋土地证办到自己名下。因双方协商未果，起诉要求确认位于即墨市灵山镇河南三村的涉案房屋［土地证号：即集建（92）字2**×××号］为孙嗣才所有，由王春芳等七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王春芳等七人在一审中辩称：该房屋属于宋防修、宋玉修、宋河修、宋秀峰、宋晓玲、宋爱华之父、王春芳之夫宋世俊所有，是宋世俊通过正当手段从孙嗣才手中购买所得，对涉案房屋进行了大规模修缮，并扩建了养家畜的棚子，且已经到土地管理部门登记确认，将土地证办理到了宋世俊名下。孙嗣才起诉已经超过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
一审法院查明和认定的基本事实是：宋防修、宋玉修、宋河修、宋秀峰、宋晓玲、宋爱华系兄妹关系，其母亲是王春芳，父亲是宋世俊，宋世俊和孙嗣才系亲戚关系。1965年，孙嗣才从村民张瑞玉手中购买位于即墨市灵山镇河南三村房屋一处。约1988年，孙嗣才因工作调动到即墨市城区居住，该房屋由孙嗣才的同村亲戚宋世俊居住至1996年11月去世，宋世俊去世后该房屋闲置。期间，宋世俊于1991年8月3日将该房屋土地证办理到了自己名下，土地证号：即集建（92）字2**×××号。后孙嗣才主张该房屋归孙嗣才所有，王春芳等七人不认可。双方协商未果，孙嗣才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房屋最初系孙嗣才从村民张瑞玉手中购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因房屋及宅基地的登记仅为一种公示行为，而非一种确权行为。由于行政机关的职权和条件限制，其无法亦无职权对行政登记背后的民事关系进行审查，故行政机关的登记行为并不意味着对房屋权属真实性、合法性的确认。民事案件对房屋产权确认后，可要求相关行政机关予以变更登记。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当提交证据加以证明。王春芳等七人主张孙嗣才已经将房屋卖给宋世俊，现其仅向一审法院提交证人高某的证言，高某证实其没有参与买房的过程，而孙嗣才购房契约仍在孙嗣才手中，一审法院认为王春芳等七人对其主张没有提交充分证据加以证明，且根据现实情形，房屋买卖是涉及人民群众生活的大事，按照交易习惯一般应当签订书面合同，或至少书写卖房款交接的相关书面材料。故一审法院对王春芳等七人关于孙嗣才已经将房屋卖给宋世俊的主张不予采信。因本案纠纷为所有权确认纠纷，不存在超过时效问题。综上，一审法院对涉案房屋属于孙嗣才的事实予以确认，根据物权法相关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故对孙嗣才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位于即墨市灵山镇河南三村的涉案房屋［土地证号：即集建（92）字2**×××号］为孙嗣才所有。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王春芳等七人负担。
宣判后，王春芳等七人不服，上诉至本院。
上诉人王春芳等七人上诉称：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判决结果有失偏颇。一审中，孙嗣才起诉称：将房屋“借”给同村亲戚宋世俊“看管”多年，孙嗣才的这一说辞显然自相矛盾。假定孙嗣才所述“出借房屋”成立，则孙嗣才“出借房屋”给宋世俊居住使用则构成“有偿／无偿租赁”的法律关系，如此漫长的租赁期限怎么可能没有签订租赁协议呢？而交给宋世俊“看管”的话，则构成“委托管理”的法律关系。同样，若“委托管理”的法律关系成立，孙嗣才理应承担房屋日常维护、保养等相关的费用，而为何孙嗣才在长达二十五年间从未履行一个适格权利人应尽的义务呢？孙嗣才自述称：“1965年购买的涉案房屋，约1988年调动到即墨市区工作。”即墨市区距离涉案房屋所在地即墨市灵山镇河南三村距离仅约为15公里，如果孙嗣才所述将涉案房屋“借”给同村亲戚宋世俊“看管”的说法成立，又怎么可能在长达二十五年的时间里，对自己所属的房屋从不问津呢？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交证据加以证明。孙嗣才对其自述将房屋“借”给同村亲戚宋世俊“看管”多年这一事实，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又怎么能够认定该事实成立呢？二、孙嗣才所提交的证据材料，根本不足以否定即集建（92）字第250×××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作为权属证明的法律效力。《物权法》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是确定不动产物权归属和内容的基本依据，对不动产物权的归属具有推定的证据效力。即集建（92）字第250×××《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作为权属证明，一经作出即具备公信力。而孙嗣才在一审提交的“房屋买卖契约”及“证人证言”，不足以否定即集建（92）字第250×××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作为权属证明的证明效力。首先，孙嗣才所提供的《买房契约》作为债权关系证明，仅能证实涉案房屋最初即1965年当时的权利状态，无法证实涉案房屋自1965年之后是否发生过流转、变更等事宜。其次，涉案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自1991年便登记在宋世俊名下，直至宋世俊于1996年11月去世，期间诉争房屋一直由宋世俊居住使用。至今22年间，孙嗣才从未对该房屋的权属登记提出异议，亦未对该房屋主张过任何权利明显不符合逻辑。更何况，孙嗣才自1965年购得该房屋至今从未进行权属登记同样有悖常理。再次，关于“证人证言”。《民诉证据规则》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质询。本案中，孙嗣才提供的两份证人证言，证人曹某、宋某未出庭。另外，宋某作为孙嗣才的亲属与孙嗣才具有事实上的利害关系。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或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况且，证人曹某在宋世俊为涉案房屋申请集体土地确权发证前后时任河南三村党支部书记，故假定曹某证言属实，村委根本不可能给宋世俊出具涉案房屋合法来源的权属证明。此外，孙嗣才所称的诉争房屋已不存在，该房屋已经过重新翻建改造，并非孙嗣才所谓的1965年购得房屋，且土地使用权的性质已发生变化。那么，一审法院是对何物进行确权呢？王春芳等七人在一审中一再强调，宋世俊系合法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对此，地籍档案中村委会出具的权属证明，以及地籍调查员依职权作出的地籍调查审查意见都可证实宋世俊系合法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的事实。村民委员会作为管理集体所有宅基地的村民自治组织，掌握着该村宅基地房屋的建设、规划、归属及变更、调整等基本信息，其就涉案房屋出具的权属证明具有较强的公信力和证明力。本案中，无论村委会出具的“权属证明”还是地籍调查员依职权出具的“调查意见”就证明效力而言均明显高于孙嗣才所提交的“买卖契约”“证人证言”。综上，一审中孙嗣才所提交的“买卖契约”及“证人证言”。根本不足以推翻宋世俊系涉案房屋权利人的事实。三、一审未经审慎性审查，以“由于行政机关的职权和条件限制无法亦无职权对行政登记背后的民事关系进行审查”为由，直接否定了不动产登记行为的公定力，明显失当。我国不动产登记采取行政登记制度，权属登记的法律效力具有公定力，未经法定程序不能否定其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基于对国家权力分立秩序的尊重以及行政权与司法权相互承认的原则，法院在作出否定权属证明效力的判决时，必须从客观公正角度，对整个案件事实予以全面审查。而且，本案房屋权属登记并不是所谓行政机关的形式审查，当时的土地调查详尽明确，权属证明登记完善有效。本案中，一审法院只需通过审查涉案房屋的地籍档案即可查明案件事实。地籍档案中涵盖了村委会出具的户主权属证明，勘测边界尺寸记录表、住宅宗地图、界址、地籍调查表以及地籍调查员依职权作出的地籍调查审查意见等。这些证据足以证实宋世俊系合法取得涉案房屋并享有所有权的事实。一审法院抛开有据可查的证据不予审核，相反，却以王春芳等七人未提供宋世俊与孙嗣才之间的买卖合同为由直接否定了宋世俊对涉案房屋所享有的权利，违背了司法公正。试想，宋世俊1996年去世，迄今已有17年之久，其个人遗物经清理早已不复存在。且，当初买卖合同的见证人孙修正也已病故。此种情况下，一审法院却一味要求王春芳等七人提供宋世俊生前取得该房屋所签订的买卖合同，明显系强人所难，对王春芳等七人而言明显不公。综上所述，无论是《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中所载明的权属信息，还是地籍档案中的相关证据材料，均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明宋世俊为涉案房屋的权利人。在宋世俊去世后，王春芳等七人作为宋世俊的合法继承人，其依继承取得对涉案房屋的所有权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故王春芳等七人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撤销一审判决、维护王春芳等七人的合法权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孙嗣才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由孙嗣才承担。
被上诉人孙嗣才答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正确，孙嗣才一审中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孙嗣才从村民张瑞玉手中购买了涉案房屋，且由当时的即墨市人民政府颁发了买卖契约，涉案房屋的产权归孙嗣才所有。二、孙嗣才从未出卖过涉案房屋，宋世俊是孙嗣才的亲戚。1996年宋世俊去世以后涉案房屋一直闲置。一审起诉前，孙嗣才回村发现有人居住后才知道涉案房屋的集体土地使用证办到了宋世俊名下。孙嗣才一直没有出卖涉案房屋，涉案房屋原始的产权证书一直在孙嗣才手中。至于王春芳等七人所说的房屋印契证，孙嗣才从未见到过。根据契约记载的内容是继承契约，而且该契证的内容是虚假的，宋防修原来是即墨土地局的职工，由此证明集体土地使用证的取得是非法的。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于2013年4月27日对孙嗣才的前妻高秀英进行了调查询问。法庭问：“关于孙嗣才在灵山镇买了一处老房子的事你清不清楚？”高秀英答：“我结婚后一直跟他（孙嗣才）在即墨城区居住，他的确在灵山镇河南三村买了一处房子，但80年代他跟我说他把房子卖给他舅子宋世俊，但具体卖房子的过程我没参与，我不知道。”法庭问：“这个房子的居住情况？”高秀英答：“这个房子一直由宋世俊家居住，他还在房子增建了东厢房，用来养牲畜。这处老房子我原来一直认为是他丈母娘的，我不知道他有买房子的契约。”法庭问：“你有没有回去住过？”高秀英答：“回去过。”法庭问：“你离婚后有没有到村里问房子是谁的？”高秀英答：“没有。八几年他跟我说要回去卖房子，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那时候孩子上五年级。他说房子卖了钱我也没见着。我们结婚后都是各人花各人的钱。”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
二审中，王春芳等七人提交即墨市灵山镇河南三村村民委员会于2014年4月8日出具的书面证明一份，欲证明前届村委为宋世俊办理房屋权属证明时是经过谨慎调查并确认涉案房屋无权属纠纷后才出具的证明；同时证明1991年8月3日该村委出具的证明载明的内容是真实的。该证明载明：兹证明原上届村委给本村村民宋世俊所办理房屋一处，证号J15-3-×××。经村委调查，是事实，原无纠纷。特此证明。孙嗣才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明是先盖章后签字，不符合证明出具的习惯。本届村委对前届村委的行为，由于村委人员已经更换，不能予以证明。
本案经调解，未能达成协议。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产权登记具有推定效力，即应首先推定权利归属于登记权利人，但应当允许实际权利人持合法有效的房屋买卖契约等证据来推翻该项权利的推定。本案中，孙嗣才提交的房屋买卖草契纸、房款收据、房屋买卖契纸等证据以及王春芳等七人在一审中提交的1987年5月9日相关部门颁发给孙嗣才的房屋印契证足以证明孙嗣才于1965年从河南三村村民张瑞玉手中购买了涉案房屋，对涉案房屋依法享有所有权。虽然王春芳等七人的亲属宋世俊于1991年取得了涉案房屋的集体土地使用证，但王春芳等七人应就其亲属宋世俊系合法取得涉案房屋承担举证责任。王春芳等七人主张系从孙嗣才处购买了涉案房屋，孙嗣才对此予以否认，王春芳等七人亦未提交房屋买卖合同、付款凭证等能够证明双方存在房屋买卖关系的证据予以证明，宋世俊及王春芳等七人对涉案房屋多年控制使用的行为及孙嗣才前妻高秀英的证人证言、河南三村村委出具的书面证明均不足以证明宋世俊从孙嗣才购买涉案房屋的事实，王春芳等七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在孙嗣才提交了充分证据证明其对涉案房屋享有所有权的情况下，王春芳等七人的亲属宋世俊对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的合法性缺乏有效依据，一审据此判令涉案房屋归孙嗣才所有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本院认为，根据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诉讼时效只适用于债权请求权。本案中，孙嗣才主张涉案房屋归其所有系物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故，本院对王春芳等七人关于诉讼时效的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王春芳等七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王春芳、宋防修、宋玉修、宋河修、宋秀峰、宋晓玲、宋爱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董则明
代理审判员 李 蕾
代理审判员 齐 新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郇小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