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海南二中行初字第20号
原告王日昌，男，汉族。
原告王所精，男，汉族。
原告王长女，女，汉族。
原告王海燕，女，汉族。
原告王慧玲，女，汉族。
原告王海燕、王慧玲的法定代理人王所精、王长女。
上述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黄勇，海南天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张磊，主任。
委托代理人何志锋，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公职律师。
委托代理人寻子龙，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新英湾区办事处党组书记。
原告王日昌、王所精、王长女、王海燕、王慧玲因其诉被告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简称洋浦管委会）不履行补办房屋底册、人口底册等法定职责纠纷一案，于2014年12月1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12月16日受理，12月25日向洋浦管委会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3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日昌、王所精及上述五位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黄勇，洋浦管委会的委托代理人何志锋、寻子龙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日昌、王所精、王长女、王海燕、王慧玲（以下统称为原告）诉称：一、洋浦管委会未按照规定与原告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未支付拆迁补偿款。原告家庭于1985年从儋州市峨蔓镇茅园村委会东岸村迁入洋浦经济开发区五山居委会西浦居民组（简称西浦居民组）。2010年，因洋浦经济开发区119亩项目用地安置公寓楼示范区建设，原告从原居住地搬迁到瑞洋小区8栋2单元202房居住。但政府却迟迟未与原告家庭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也未按照规定支付拆迁补偿款。经向洋浦经济开发区新干冲区办事处、洋浦经济开发区搬迁安置办公室（简称搬迁办）多次询问，上述单位均相互推诿，不予解决实际问题。二、洋浦管委会未按照规定为原告办理房屋补漏登记手续。西浦居民组已出具《关于王元政等人92年房屋底册问题的证明》，证实原告家庭在1992年在原居住地有自建房屋。新干冲区办事处核实了上述情况并提出办理房屋补漏登记手续的审核意见。但原告的房屋补漏登记手续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三、洋浦管委会未按照规定为原告王所精办理1992年人口底册问题。新干冲区办事处第二搬迁小组出具的《关于安置公寓楼119亩用地搬迁户王所精调查报告》，可以证明1992年人口普查时遗漏了王所精在洋浦经济开发区的户籍登记。诉讼请求：责令被告为原告补办房屋底册和人口底册，在此基础上与原告签订《洋浦经济开发区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并按规定发放原告的拆迁补偿款及法定利息。经本院释明，原告明确诉讼请求为：责令被告为原告王所精补办1992年洋浦经济开发区人口底册；责令被告为原告王日昌、王所精补办1992年洋浦经济开发区房屋底册；责令被告与原告王日昌、王所精、王长女签订《洋浦经济开发区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责令被告按规定向原告发放拆迁补偿款及法定利息。
被告洋浦管委会辩称：一、王日昌与王所精、王长女、王海燕、王慧玲并非亲属关系，不属于“重新组户”情形，不享受相应的搬迁安置政策。所谓“重新组户”，是指新干冲区办事处针对祖孙三代或四代未分家但又独立生产生活的搬迁户，允许将父母或祖父母分别划到各实际独立户任户主，以组成一户并享受相应的搬迁安置待遇。但王所精与王日昌并非继父子关系，不符合“重新组户”的条件，不应享受相应的搬迁安置政策。（一）王日昌与王所精并非继父子关系。王所精本名黎立荣，系黎昌强与陈初乾的婚生子女，出生于儋州市木棠镇大域村。在黎立荣年幼时，黎昌强与陈初乾离婚。黎立荣随父亲黎昌强、继母李宝珍在其出生地生产生活。黎立荣成年后到洋浦经济开发区务工期间，于2005年在119亩项目用地范围内建房居住。在洋浦经济开发区居住期间，黎立荣组建家庭独立居住生活，并未与王日昌形成继父子关系。（二）黎立荣以“王所精”的假名在洋浦经济开发区虚报户口，并在此基础上将妻子、女儿户口陆续迁入，应依法予以处理。2005年8月，黎立荣以补漏为由，将其户口以“王所精”的假名迁入王日昌的父亲王世德的户口簿中。在此基础上，将妻子、女儿户口陆续迁入，其女儿“黎海燕”、“黎慧玲”亦分别改名为“王海燕”、“王慧玲”。2013年5月，黎立荣登记于儋州市木棠镇大域村委会大域村的户口被注销。注销事由是“因病死亡”。二、王日昌在119亩项目用地范围内无自建房屋，无须补办1992年洋浦经济开发区房屋底册。三、王所精家庭1992年时在119亩项目用地范围内无自建房屋，无须补办1992年洋浦经济开发区房屋底册。王所精直至2005年才将户籍迁入洋浦经济开发区，其在119亩项目用地范围内的房屋也是在2005年才建设而成，因此，无须为王所精、王长女、王海燕、王慧玲补办1992年人口底册和房屋底册，更不用给其发放搬迁补偿款。但王所精户可按相关规定领取违法建设拆除补助款。四、基于上述事实与理由，相关职能部门无须与原告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也无须向其支付拆迁补偿款和利息。综上，原告的主张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驳回其诉讼请求。
原告为了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1991年11月20日《洋浦地区人口调查表》，证明王日昌有1992年人口底册；2.《洋浦经济开发区项目拆迁房屋及其它建筑物调查登记表》（简称《建筑物调查登记表》），《119亩搬迁户有关情况调查表》，《搬迁户洋浦自建房屋登记确认表》，证明原告被拆迁房屋的基本情况；3.西浦居民组于2009年5月10日出具的《关于王元政等人92年房屋底册问题的证明》，搬迁办于2010年11月29日出具的（浦搬办函（2010）207号）《关于公寓楼119亩用地谭康寿等外来搬迁户处理意见审核的函》，证明原告之所以没有1992年房屋底册，是因为当时的工作人员没有到西浦老村进行房屋登记造成的，新干冲办事处将这一情况核实后也上报给了搬迁办，搬迁办复函要求新干冲办事处“给予办理房屋补漏登记手续”；4.新干冲去办事处于2010年10月22日作出的《关于安置公寓楼119亩用地搬迁户王所精调查的报告》、儋州市峨蔓镇茅园村委会于2010年10月29日出具，并经峨蔓边防派出所核实的《证明》，新干冲区办事处于2012年1月18日作出的《关于安置公寓楼119亩用地搬迁户王所精与王日昌关系说明的函》，证明王所精是安置公寓楼119亩项目用地的搬迁户，其之所以没有1992年人口底册是因为当时工作人员疏忽造成的；5.《洋浦经济开发区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被拆迁人房屋拆迁补偿项目确认表》、2014年2月27日搬迁安置办《王日昌退文审批单》，证明新干冲区办事处已在原告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上作了见证并上报搬迁办，但被搬迁办退回。
被告洋浦管委会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拆迁公告》（2010第6号），证明119亩公寓楼安置项目搬迁安置的范围，搬迁的期限为2010年6月25日至8月1日，拆迁补偿依据是《洋浦经济开发区二〇〇五年房屋及其他建筑物拆迁赔偿标准》；2.《洋浦安置公寓楼119亩示范区用地搬迁安置工作实施方案》浦管（2010）25号，证明安置搬迁户的依据是浦局（2008）17号《海南省洋浦保税港区居民搬迁安置暂行规定》，搬迁期限修正为2010年6月1日至8月20日；3.《海南省洋浦保税港区居民搬迁安置暂行规定》（浦局（2008）17号），证明该规定的法律依据是《土地管理法》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搬迁对象是在119亩项目用地范围内有自建房屋，并需要补偿安置的搬迁户；4.《洋浦经济开发区二〇〇五年房屋及其他建筑物拆迁赔偿标准》，证明该规定的法律依据是《土地管理法》；5.洋浦管委会2010年第23期《主任办公会议纪要》，证明补办1992年户口底册和房屋底册的条件和程序，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书》的程序和期限条件；6.新英湾区办事处《关于王所精主要社会关系的调查报告》，黎立荣在儋州市木棠镇大域村的户籍信息资料，王所精在洋浦经济开发区新英湾区五山居委会西浦村的户籍信息资料，“黎立荣”与“王所精”在大域村与西浦村户籍信息相片的比对结果，李宝珍户的户籍信息资料，李宝珍领取粮农直补信息资料，证明“黎立荣”与“王所精”为同一人，在其父母黎昌强与陈初乾离婚后，其一直随父亲黎昌强与继母李宝珍生活，王所精2005年以补漏方式将王长女、王慧玲、王海燕的户口迁入西浦村是弄虚作假，2013年以因病死亡为由将其在大域村的户口注销也是弄虚作假，直至今日，王所精一家人仍是大域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7.王日昌户籍信息资料及该户户籍变动时提交的申请材料，峨蔓边防派出所《关于注销林日昌一户5人户口的报告》、王日昌户的《家庭联产承包合同》及领取粮农直补信息资料，证明王日昌1985年确已将户口迁入西浦村，但王所精没有一同迁入，直至现在，王日昌户仍是原户籍所在地峨蔓镇茅园居委会东岸村集体组织成员，其不具备补办1992年房屋底册的基础事实；8.119亩项目第二搬迁组《关于王所精与王日昌重新组户前后情况的说明》，王世德户人口信息资料，浦新干办（2010）196号《新干冲区安置公寓楼119亩示范区用地搬迁安置工作实施方案》，证明在119亩项目用地范围内130多平方米的房屋系王所精所建，归王所精所有，王日昌在119亩项目用地范围内没有任何自建房屋，因重新组户，王日昌在《建筑物调查登记表》、《自建房屋登记确认表》上补有签名，以补办人口底册和房屋底册；9.《建筑物调查登记表》，《新英湾区120亩居民安置公寓楼用地范围建筑物调查表》，证明原告提交的建筑物调查登记表是伪造的，且王所精是119亩项目用地范围内130多平方米房屋所有人，王日昌在119亩范围内没有自建房屋。
2015年3月4日，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到洋浦经济开发区行政综合执法局档案室调取存档的《建筑物调查登记表》、《新英湾区120亩居民安置公寓楼用地范围建筑物调查表》。经现场比对核实，确认被告提交的《建筑物调查登记表》、《新英湾区120亩居民安置公寓楼用地范围建筑物调查表》与存档的档案材料的内容、形式均一致，原告对此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确认如下：
关于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质证称：对证据1的证明内容予以确认，因为王日昌确实有1992年人口底册，但原告提供的证据系复印件；证据2均系复印件，来源不清楚，内容不真实，不能证实原告的证明目的，其中的《建筑物调查登记表》，经与洋浦经济开发区行政综合执法局档案室保管的原件比对，有诸多不一致之处，且其上加盖的是“洋浦经济开发区新干冲区办事处”的印章，填表时间是2006年3月22日，而新干冲区办事处成立于2010年，明显不合常理；证据《119亩搬迁户有关情况调查表》是复印件，无相关人员签名或盖章，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搬迁户自建房屋登记确认表》系根据伪造的《建筑物调查登记表》中的内容衍生而来，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真实情况是：户主没有王日昌，建筑物面积栏目中没有97.5㎡建筑物内容；证据3系复印件，且该证据未加盖公章，其证据来源不清，内容不真实，形式不合法，无法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其中，《关于王元政等人92年房屋底册问题的证明》系复印件，内容不真实、与本案无关联，理由：王日昌至今仍然是儋州市峨蔓镇东岸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其原籍有承包地，且领取“三农补贴”，其在1992年时虽将户口迁入原儋县五山乡西浦村，但不是西浦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没有宅基地，更未在西浦村建房，而王所精至今仍然是儋州市木棠镇大域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其原籍有承包地，仍然领取“三农补贴”，其户口系2005年以虚报方式在洋浦新增的假户口，其在119亩项目用地范围内所建违法建筑系2005年新建，与增补1992年房屋底册、人口底册事项无关；同时，该证明仅提及王世德，而未提及王日昌、王所精，因此，就在西浦村建房一事而言，与王日昌、王所精无关；《关于公寓楼119亩用地谭康寿等外来搬迁户处理意见审核的函》系复印件，且是系根据伪造的《建筑物调查登记表》中的内容衍生而来，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其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该材料即使存在，也只是机关内部公文，不具有对外证明效力；证据4系复印件，来源不清楚，内容不真实，形式不合法，无法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其中，《关于安置公寓楼119亩用地搬迁户王所精调查的报告》、《关于安置公寓楼119亩用地搬迁户王所精与王日昌关系说明的函》均是复印件，系根据伪造的《建筑物调查登记表》中的内容衍生而来，与被告提交的《关于王所精主要社会关系的调查报告》、黎立荣在儋州市木棠镇大域村的户籍信息资料、王所精在洋浦开发区新英湾区五山居委会西浦村的户籍信息资料、黎立荣与王所精在大域村与西浦村户籍信息中的相片比对结果等证据证实的内容相矛盾；茅园村委会于2010年10月29日出具并经峨蔓边防派出所核实的《证明》，其证明内容不真实，王所精本名黎立荣，一直在木棠镇大域村生产生活，与王日昌并未形成继父子的亲属关系；至于峨蔓边防派出所称“未发现王所精在我所有这个名字的户口”的内容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王所精在洋浦经济开发区虚报户口，其以“黎立荣”为本名的户口登记在儋州市木棠镇大域村，故在峨蔓边防派出所未登记户口是正常的，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证明内容；证据5系复印件，来源不清楚，内容不完整，形式不合法，其中，《洋浦经济开发区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系复印件，内容残缺不全，没有完成合同签订程序，不具有法律效力，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被拆迁人房屋拆迁补偿项目确认表》系根据伪造的《建筑物调查登记表》中的内容衍生而来，内容不真实，且该表作为上述拆迁补偿协议书的附件之一，在该协议未完成签订程序、效力被否定的情况下，其作为证据没有证明力；《王日昌退文审批单》系复印件，内容与原件是否一致有待核实，该证据只能证明王日昌的申请被搬迁办驳回的事实，但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证据1证明王日昌有1991年人口底册，与原告的诉讼请求无关；证据2中的《建筑物调查登记表》的登记时间是2006年，不能证明王日昌、王所精应当补办1992年房屋底册，且该证据与洋浦经济开发区行政综合执法局存档的证据原件不符，故对该证据的关联性、真实性不予确认；《119亩搬迁户有关情况调查表》、《搬迁户洋浦自建房屋登记确认表》均系以原告提交的《建筑物调查登记表》为基础形成的再生证据，故对其证明内容不予确认；证据3中的《关于王元政等人92年房屋底册问题的证明》由西浦居民组出具并由新干冲区办事处五山工作站予以核实，在涉及历史事实的证明问题上，基层组织出具的证明具有相当的证明力，可以证明王世德户在西浦老村有房屋，王日昌作为王世德户的家庭成员之一，可以代表王世德户基于该户在西浦老村有房屋的基本事实主张相关权利；《关于公寓楼119亩用地谭康寿等外来搬迁户处理意见审核的函》是内部行政行为，不能证明被告必须按照该内部行政行为的内容补办1992年房屋底册；证据4中的《关于安置公寓楼119亩用地搬迁户王所精调查的报告》、新干冲区办事处于2012年1月18日作出的《关于安置公寓楼119亩用地搬迁户王所精与王日昌关系说明的函》，均与被告提交的王所精户籍材料所证明的王所精在成年前独立居住，与王日昌未形成继父子关系的事实相矛盾，同时，王所精也未举出反证否定被告主张的上述事实，故对上述原告提交的证据的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儋州市峨蔓镇茅园村委会于2010年10月29日出具的《证明》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可；证据5中的《洋浦经济开发区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被拆迁人房屋拆迁补偿项目确认表》，均系根据原告提交的《建筑物调查登记表》中的内容衍生而来，而该《建筑物调查登记表》不能证明原告1992年的房屋情况，故对上述证据5的证明内容不予认可；《王日昌退文审批单》，可以证明原告提交了申请。
关于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5的真实性及其证明内容无异议；证据6《关于王所精主要社会关系的调查报告》是新英湾办事处的文件，签发人即本案委托代理人寻子龙，该证据来源不合法，该报告所反映的情况不符合事实，不能证明被告主张的证明内容；对《注销证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黎立荣在父母离婚后一直和继父王日昌一起生活，后以因病死亡为由注销“黎立荣”的户口，是因为发现王所精有两个户口，原告因此委托村里的干部注销了原户口；对《常住人口登记表》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不能证明王所精虚报户口；王所精出生的时候叫黎立荣，其在父母离婚后和继父一起生活后才改名为“王所精”；对“黎立荣”与“王所精”在大域村与西浦村户籍信息中的相片比对结果证明是同一人的事实无异议；对李宝珍户户籍信息资料、李宝珍领取粮农直补款信息资料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李宝珍是否领取粮农直补款的情况不清楚，即使领取也没有给王所精，不能证明王所精弄虚作假；对证据7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不能证明王日昌不符合补办1992年房屋底册的条件；对证据8中的《关于王所精与王日昌重新组户前后情况的说明》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房屋仅归王所精所有，因为王所精和王日昌是共同居住的一户，不能证明王日昌在在119亩项目用地范围内没有自建房屋；王世德一户全部人口信息资料、《新干冲区安置公寓楼119亩示范区用地搬迁安置工作实施方案》不能证明王日昌在《建筑物调查登记表》、《自建房屋登记确认表》上的签名是补签的；对证据9的证明内容有异议，不能证明王日昌在119亩项目用地范围内没有自己的房子，王日昌搬迁到洋浦时就建设了房屋，该房屋在建设码头时被推掉了，也没有补偿，尔后，王日昌和王所精一起建房，不能说房子只是王所精建设的。本院认为：对被告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其中，证据1-5可以证明拆迁范围、拆迁补偿安置程序、方法以及补办1992年户口底册、房屋底册的条件和程序等内容；证据6可以证明“黎立荣”与“王所精”系同一人，可以证明黎立荣在其父母离婚后，其一直与父亲黎昌强、继母李宝珍共同生活直至成年，不具备补办1992年人口底册的条件；证据7可以证明王日昌在原籍和洋浦经济开发区均有户口登记，其从儋州市峨蔓镇茅园村民管区迁入洋浦经济开发区新英湾区五山居委会西浦居民组的时间是1985年3月，王所精并未一同迁入，但被告据此认为王日昌户仍属于儋州市峨蔓镇茅园居委会东岸村集体组织成员，该主张不现实，本院不予采纳；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其证明内容予以确认；证据9中的《建筑物调查登记表》，《新英湾区120亩居民安置公寓楼用地范围建筑物调查表》，经与存档材料核对无异，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经庭审质证，本院确认事实如下：
王日昌的父亲王世德，母亲陈带乾，妻子陈初乾，儿子王所政、王所业、王所勤，女儿王所侬。王世德、陈带乾、王日昌、陈初乾家庭原户籍所在地儋州市峨蔓镇茅园村委会东岸村。1985年3月16日，王世德、陈带乾、王日昌、陈初乾等从上述原户籍所在地迁入洋浦经济开发区干冲区。
王所精曾用名黎立荣，父亲黎昌强，母亲陈初乾，妻子王长女，子女黎海燕、黎惠玲。在黎立荣年幼时，黎昌强与陈初乾离婚。尔后，黎昌强与李宝珍再婚，黎立荣继续与黎昌强共同生活直至成年；陈初乾与王日昌结婚并生育王所政、王所业等。黎立荣原户籍所在地儋州市木棠镇大域村。2009年4月28日，黎立荣以“王所精”姓名、其妻子王长女、女儿王海燕（曾用名黎海燕）、王慧玲（曾用名黎惠玲）将户籍登记在洋浦经济开发区新英湾区五山居委会西浦居民组。2013年5月28日，黎立荣在儋州市木棠镇大域村的户籍以死亡为由被注销登记。
1982年，王世德户已经迁移到原西浦老村居住生活，并建有房屋。1986年，建设洋浦一期码头时，原西浦老村村民被搬迁时有49户未搬迁，王世德户即为其中未搬迁户之一。在1992年对西浦老村房屋进行登记时，当时的工作人员未对王世德在原西浦老村的房屋进行登记。
2006年3月22日，洋浦经济开发区相关职能部门对王所精位于119亩项目用地的房屋进行调查登记，并形成原始的《建筑物调查登记表》，该登记表确认王所精的房屋建设时间是2005年7月，其中的房屋建设面积21.73平方米，伙房建设面积11.34平方米。
2006年4月5日，洋浦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土地局（简称规划建设土地局）就119亩项目用地范围内的住户发布拆迁公告，但未实际拆迁。2010年6月24日，规划建设土地局再次发布拆迁公告。2010年8月19日，洋浦管委会主任办公会议纪要作出《研究119亩安置用地的有关搬迁问题》，就补偿安置的具体程序进行了规定。王日昌遂向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新英湾区办事处提出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补偿安置的申请。2014年2月27日，该办事处以王日昌“两册一口”不齐为由，将王日昌提交的拆迁补偿协议书等文件予以退回。原告遂提起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的审查重点：一是被告是否有为原告王所精补办1992年洋浦经济开发区人口底册的职责；二是被告是否有为原告王日昌、王所精补办1992年洋浦经济开发区房屋底册的职责；三是被告与原告王日昌、王所精、王长女签订《洋浦经济开发区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的条件是否成就；四是被告按规定向原告发放拆迁补偿款及法定利息的条件是否成就。
关于被告是否有为原告王所精补办1992年洋浦经济开发区人口底册的职责问题。根据被告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王所精与王日昌并无亲属关系，而且王所精将户籍登记在洋浦经济开发区新英湾区五山居委会西浦居民组的初始时间是2009年4月28日，故王所精要求被告为其补办1992年洋浦经济开发区人口底册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是否有为原告王日昌、王所精补办1992年洋浦经济开发区房屋底册的职责问题。从王日昌提交的《关于王元政等人92年房屋底册问题的证明》的内容来看，王世德户在西浦老村建有房屋，但在1992年房屋登记时当时的工作人员未对其房屋进行登记。因此，王日昌作为王世德户的家庭成员之一，可以代表王世德户基于该户在西浦老村有房屋的基本事实主张相关权利。但由于补办1992年房屋底册涉及到被拆房屋面积等历史事实，需要相关职能部门依职权作进一步调查和综合判定，故本院不宜直接作出责令被告补办1992年房屋底册的判决，可判令被告就为王日昌补办1992年房屋底册事项作出行政处理。被告认为该证明仅提及王世德，故就在西浦村建有房屋一事而言，与王日昌无关，该主张忽略了王日昌作为王世德户的家庭成员之一，有权代表该户主张相关权利，故本院对被告的上述诉讼理由不予采纳。至于被告是否有为王所精补办1992年洋浦经济开发区房屋底册的职责问题，由于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王日昌、王所精之间有亲属关系，而且被告提交的《建筑物调查登记表》确认王所精的房屋建设时间是2005年7月，故本院对王所精的上述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与原告王日昌、王所精、王长女签订《洋浦经济开发区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的条件是否成就问题，以及被告按规定向原告发放拆迁补偿款及法定利息的条件是否成就问题。由于双方当事人就补办1992年洋浦经济开发区人口底册、1992年洋浦经济开发区房屋底册存在争议且尚未解决，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行为属于在基础事实无争议情况下的双方合意行为，被告是否向原告发放拆迁补偿款及利息问题亦应在在双方完成了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之后才能作出，故被告与原告王日昌、王所精、王长女签订《洋浦经济开发区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以及被告向原告发放拆迁补偿款及法定利息的条件均未成就，对原告的上述诉讼请求应予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个月内就为原告王日昌补办1992年房屋底册事项作出行政处理。
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贾希闯
代理审判员 曹荣刚
代理审判员 文魁兴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日
书 记 员 买歌豪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五十四条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判决：
（一）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判决维持。
（二）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1、主要证据不足的；
2、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3、违反法定程序的；
4、超越职权的；
5、滥用职权的。
（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
（四）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五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起诉被告不作为理由不能成立的；
（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存在合理性问题的；
（三）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因法律、政策变化需要变更或者废止的；
（四）其他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