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宁民终字第537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戴某甲，男，1945年7月19日生，汉族，无业。
上诉人（原审被告）戴某乙，男，1948年1月11日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某丙，女，1955年11月24日生，汉族，无业。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耿某，男，1957年12月17日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某丁，女，1963年12月21日生，汉族，无业。
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刘爱中，江苏华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戴某戊，男，1986年3月1日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女，1957年9月10日生，汉族，无业。
上诉人戴某乙、戴某甲与被上诉人戴某丙、耿某、戴某丁、戴某戊、张某继承纠纷一案，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10日作出（2014）江宁民初字第1731号民事判决，戴某乙、戴某甲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9月18日立案受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戴某甲、戴某乙，被上诉人戴某丙、耿某、戴某丁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刘爱中，被上诉人戴某戊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张某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被继承人戴仁源与陈翠珍系夫妻关系，生前育有六子女：戴某甲、戴某乙、戴道平及戴某丙、耿某、戴某丁。戴仁源于2003年9月2日去世，陈翠珍于2013年3月24日去世。
戴道平与张某系夫妻关系，戴道平于2007年9月去世，生前育有儿子戴某戊、女儿戴玲。
2014年5月，戴某丙、耿某、戴某丁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平均继承戴仁源与陈翠珍的遗产63万元。
关于本案争议的遗产范围：2004年4月5日，戴仁源与陈翠珍原居住地房屋被征收，戴道平以戴仁源名义与南京江宁科学园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安置房屋面积为130平方米（其中人口面积90平方米，照顾面积30平方米，超安置面积10平方米），安置人口为戴仁源、陈翠珍及戴某戊。经向拆迁办工作人员了解，根据当时的拆迁政策，照顾面积30平方米是拆迁办用来冲账，实际为照顾戴仁源一户，戴某戊的名字记在拆迁安置人口里是为了实际安置时多分房屋面积。安置房屋已实际领取，分别位于南京市江宁区潭桥公寓北苑50幢401室（65平方米）及天景山公寓永福苑1幢1601室（面积65平方米）。潭桥公寓的房屋于2007出售，余款15万元（双方一致认可房屋价款185000元，扣除用于陈翠珍的支出35000元），天景山公寓的房屋在2014年4月出售，价款48万元，合计63万元，其中15万元由戴某甲、戴某乙、戴道平各分得5万元，48万元由戴某甲、戴某乙、戴某戊各分得16万元。
戴某甲、戴某乙提出潭桥公寓出售的余款15万元虽然由戴某甲、戴某乙、戴道平三家保管，但之后其二人保管的钱已经用于陈翠珍的开支。对此，戴某丙、耿某、戴某丁提出陈翠珍自2004年起均是依靠自己的收入维持自己的支出，并不需要戴某甲、戴某乙支付生活费，并提供戴某乙写的“母亲逐年生活费用情况”及“总收入情况”，反映陈翠珍自2004年至2008年底的收入为80165.88元，支出为70042.81元；自2009年以后至2013年1月，陈翠珍的收入由戴某丁经手，在此期间，陈翠珍的收入也能维持自己的支出。戴某甲、戴某乙称该证据是戴某乙随手所写，记的是个大概账。
关于遗产的分配方案，戴某甲、戴某乙提出拆迁房屋系祖产，有戴某甲、戴某乙的份额，且在戴仁源在世时就已经分过家，拆迁所得利益应归戴某甲、戴某乙及戴道平三人继承，并提交证据：1、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反映1951年7月土地改革，戴某甲、戴某乙当时已经出生。2、“分家纸”一份，反映1992年11月21日，戴仁源与戴某甲、戴某乙、戴道平签订协议，约定祖上三间老瓦房分给戴某甲、戴某乙及戴道平，由该三人负责赡养戴仁源与陈翠珍到百老归山等内容。3、“赡养协议、继承权协议”一份，反映2005年1月28日，戴某甲、戴某乙、戴道平、戴某丁、陈翠珍签订协议，约定陈翠珍自2004年3月起跟随戴某丁生活，陈翠珍的生活医疗等费用由戴某甲、戴某乙、戴道平承担，戴仁源、陈翠珍的房产也由戴某甲、戴某乙、戴道平继承等内容。该协议上有2名证明人王其才、戴仁和签名。张某对上述证据没有异议。戴某丙、耿某、戴某丁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当时戴某甲、戴某乙年幼，房屋应系戴仁源与陈翠珍的夫妻共同财产。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认为该份协议上没有陈翠珍的签名，即使是真实的，形式上亦有瑕疵，且这份协议也未得到实际履行，陈翠珍随戴某丁生活九年，戴某丁尽了较多的赡养义务。对证据3也不予认可，在戴某丁签字时并没有证明人的签字、陈翠珍也没有签字。戴某乙称证据3上的证明人是事后其与戴某甲到社区汇报情况，由副书记及村长签的字。
审理中，戴某丙、耿某、戴某丁提交戴某甲、戴某乙、戴某丙、戴国平（即耿某）、张某、戴某丁签于2013年1月3日签订的协议一份，该协议载明“……凡是来参加护理母亲的子女，按十天一值班的原则，从大到小依顺序往下推，……父母名下的一些拆迁补偿费和今后收入、房产费全供母亲生活使用，直到身亡，如有多，大家就来分，如不够大家一块补。坚决废除母亲的遗产遗嘱和任何协议”。张某及戴某甲、戴某乙对该份证据均不持异议。
关于戴某甲、戴某乙提出戴仁源拆迁的老房子面积不够，从戴某乙的房子中划了49.88平方米的房子给戴仁源、陈翠珍，张某提出该49.88平方米的面积是从其房子划出，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拆迁资料上亦没有反映戴仁源的拆迁房屋面积中有从别处拨来的面积。
另查明，自2004年3月起，陈翠珍跟随戴某丁一起生活，由戴某丁照顾日常起居。2012年12月7日以后，陈翠珍跟戴某甲一起生活，期间，由戴某甲、戴某乙、戴某丙、耿某、戴某丁轮流照顾。
原审法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中，住宅房屋拆迁调查登记表和房屋拆迁安置费计算明细表中明确被安置人为戴仁源、陈翠珍、戴某戊，涉案二套房屋应为戴仁源、陈翠珍、戴某戊的共有财产。戴某甲、戴某乙及张某提出从自己的房子中拨了49.88平方米给戴仁源，均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不予采信。戴某甲提出拆迁老房子系祖产、有戴某甲、戴某乙份额与房屋拆迁调查登记表记载不符，不予采信。戴某甲、戴某乙提出潭桥房屋出售的余款15万元已由戴某甲、戴某乙、戴道平保管，且其二人保管的5万元已经用于陈翠珍的生活支出，戴某丙、耿某、戴某丁提交的证据能证明陈翠珍自2004年以后的收入能维持自己的开支，而潭桥房屋系在2007年出售，故对戴某甲、戴某乙提出的其二人分得的5万元已经用于陈翠珍的生活支出，亦不予采信。遗产在家庭共有财产之中的，遗产分割时，应当先分出他人的财产，故本案中应将戴某戊的份额先分出来，综合考虑戴某戊在以戴仁源名义拆迁的房屋中的作用，酌定涉案两套房屋由戴某戊享有10%的份额。因两套房屋均被出售，故酌定售房款63万元中由戴某戊享有6.3万元，余款56.7万元作为戴仁源与陈翠珍的财产处理。
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无遗嘱及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本案中，戴某甲、戴某乙提供的“分家纸”没有陈翠珍的签字、“赡养义务继承权协议”并非所有的当事人、证明人在同一个时间、地点所签，在形式上存在一定的瑕疵，且陈翠珍自2004年3月开始随戴某丁一起生活，陈翠珍当时年事已高，除了生活开支，戴某丁对陈翠珍的日常生活也尽了赡养义务。在陈翠珍弥留之前的近4个月期间，戴某丙、耿某、戴某丁及戴某甲、戴某乙都尽了照料的义务，客观上对该两份协议的内容有所更改。2013年1月3日，戴某甲、戴某乙、戴某丙、耿某、张某、戴某丁共同签订的协议，对前述两份协议的内容做了书面的更改，明确了父母的遗产由大家共同继承。故本案应按法定继承办理。戴某甲、戴某乙提出戴某丙、耿某、戴某丁未尽赡养义务，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故对其提出戴某丙、耿某、戴某丁不应享有继承权的意见，不予支持。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本案中，被继承人戴仁源死亡后，其财产应先将陈翠珍的一半分出来，剩余部分作为遗产由陈翠珍、戴某丙、耿某、戴某丁及戴某甲、戴某乙、戴道平继承。戴道平死亡后，其继承戴仁源的遗产部分应当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先将其中一半分给张某，剩余部分由陈翠珍及张某、戴玲、戴某戊继承。陈翠珍死亡后，其遗产应当由戴某丙、耿某、戴某丁及戴某甲、戴某乙及代位继承人戴某戊、戴玲继承。戴玲明确表示将其继承的份额由戴某戊继承，予以准许。
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考虑本案的具体情况，酌定以戴仁源名义拆迁获得2套安置房屋的出售款63万元，由戴某丙、耿某、戴某丁各享有6万元，张某享有2.6万元，由戴某甲、戴某乙各享有12.8万元，由戴某戊享有16.8万元。因该63万元已由戴某甲、戴某乙各分得21万元，戴某戊的父亲戴道平分得5万元，戴某戊分得16万元。故酌定戴某丙、耿某、戴某丁共享有的18万元（每人6万元）由戴某甲支付8.2万元、戴某乙支付8.2万元，戴某戊支付1.6万元。
原审法院据此判决：以被继承人名义拆迁获得2套安置房屋的出售款63万元，由原告戴某丙、耿某、戴某丁各享有6万元，原告张某享有2.6万元，由被告戴某甲、戴某乙各享有12.8万元，由被告戴某戊享有16.8万元。其中，原告戴某丙、耿某、戴某丁共享有的18万元（每人6万元）由被告戴某甲支付8.2万元、被告戴某乙支付8.2万元，被告戴某戊支付1.6万元，均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付清。
宣判后，戴某甲、戴某乙均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
戴某甲的主要上诉理由为：1、一审法院认定“分家纸”无效，不符合民风民俗。戴仁源按照当时的民俗习惯签署“分家纸”将自己的房产进行了分配，事实也已按照该“分家纸”的约定进行了执行，一审法院仅以“分家纸”在形式上未经全体继承人签字存在瑕疵为由，否定其效力，与民俗不符；2、2013年1月3日签订的协议是在原审原告的胁迫下所签订，且该协议并未执行。双方关于母亲赡养的费用并未算清，银行的钱被戴某丁拿走自用。戴某乙被戴某丁及其丈夫殴打住院，导致该协议没有执行。一审法院事实审查不清，且事实认定错误，目前并不存在遗产，已经分割处理完毕，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原审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戴某乙同意戴某甲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戴某乙另上诉主张其已额外承担了被继承人对戴仁源、陈翠珍赡养及其他相关费用87091.7元，该款应当在遗产中予以扣除。一审法院将63万元售房款全部作为遗产，但未将戴某乙的支出予以扣除，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原审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戴某丙、耿某、戴某丁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符合法律规定，在一审中经过法院做工作，三被上诉人考虑到双方的亲情关系，已经对继承的份额做出了较大的让步。“分家纸”上并没有陈翠珍的签名，且赡养和继承协议也并非所有继承人签名。2013年全部继承人重新签订了一份协议，本案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处理，关于戴某乙主张其垫付的赡养费用，其在一审中已经提出，且一审法院已经对此进行了处理。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戴某戊辩称，由法院依法处理。
被上诉人张某未到庭答辩。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中，戴某乙提交：1、戴某丁于2009年1月至12月出具的六张收条，主张陈翠珍2009年的全部开销包括医疗费均由戴某乙支付，金额合计为19753.7元，而陈翠珍2009年的收入被戴某丁拿走了。2、戴某丁于2005年2月6日出具的收条，主张戴某乙已支付陈翠珍2004年4月、7月、8月、9月和10月的生活费；3、证明两份，主张戴仁源去世支出的丧葬费用，由三个儿子各支付7500元，老房子的维修费25000元，由戴某乙支付；4、收据一张，主张祖父做坟时，其支付了5300元，该款应当从本案诉争遗产中予以扣除；5、人民调解协议一份，主张其因遗产与戴某丁发生纠纷。
经质证，戴某丙、耿某、戴某丁认为祖父做坟的收据及人民调解协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关于戴仁源的丧葬费用处理，对证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该证明内容不真实，落款时间也不真实。关于老房子维修费用，该证明不符合证据形式，对其真实性和内容均不认可。关于2005年2月6日的收条，一审判决书对此已经进行了确认。一审法院已经将所有的开销计算过，2004年2008年陈翠珍的总支出为70042.81元。戴某丁对其签名的收条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该钱款是戴某乙现金交给其的，但认为陈翠珍的开销并非由戴某乙另外承担，而是陈翠珍在戴某乙处保管的拆迁补偿款。陈翠珍2003年到2008年在大队的收入均是戴某乙领取的。2009年以后的收入才是陈翠珍领取的。戴某戊称其对上述证据均不清楚，其并不知道陈翠珍的开销和戴仁源丧葬的费用由谁负担。
戴某甲在二审中提交证人及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永宁社区居民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戴某甲与戴某丁2012年4月27日签订的协议及草稿，主张2013年1月3日的协议系在受戴某丁等胁迫下所签订，本案所涉房屋应当由三个儿子继承。经质证，戴某丙、耿某、戴某丁认为证明不符合法定的证据形式，证明上署名的人均未到法庭出庭作证，证明上的内容也不真实及客观。2012年4月27日签订的协议仅仅是同意拆迁房屋由戴某甲代为保管，并非确定归其所有。关于协议的草稿，只是反映双方协商的过程，且双方最终达成2013年1月3日的协议。2009年之后陈翠珍的开销是由戴某丁负责的。戴某戊称其对上述证据均不清楚。
以上事实，有（2010）江宁民初字第820号民事判决书、居民死亡殡葬证、声明、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分家纸、赡养义务继承权协议、协议、父亲的房产分割记账、拆迁资料、收条及各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为：1、以戴仁源名义拆迁所获的两套房屋对应的卖房款63万元是否属于戴仁源与陈翠珍的遗产，应当如何分割处理；2、戴某乙主张垫付了8万元陈翠珍的赡养费用，应否在遗产中予以扣除。
关于争议焦点1，戴某甲、戴某乙上诉主张，根据1992年的《分家纸》约定，被拆迁房屋在戴仁源生前已经分割，故上述房屋不属于戴仁源于陈翠珍的遗产。本院认为，由于被拆迁房屋原系戴仁源与陈翠珍的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对共同财产依法享有平等的处理权，非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作重要处理决定，双方应协商取得一致意见。戴某甲、戴某乙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戴仁源在签订《分家纸》时已事先经过财产共有权人陈翠珍的同意，或事后该行为得到陈翠珍的追认，且戴仁源在《分家纸》中亦明确约定“房子要让父母亲住到全部身亡后才许拿房子”，诉争房屋于2004年被征收拆迁时，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仍是以戴仁源名义签订，且被安置人口为戴仁源、陈翠珍及戴某戊，戴某乙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明上签名的证人并未出庭作证，戴某丙、耿某、戴某丁对该证明的真实性亦不予认可，戴某甲、戴某乙仅凭《分家纸》约定主张被拆迁房屋在1992年戴仁源生前已经被分割处理，不属于戴仁源和陈翠珍遗产的上诉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另戴某甲、戴某乙上诉主张2013年1月3日的协议系受戴某丁等胁迫所签，该协议无效，对此负有举证责任。但戴某甲、戴某乙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协议系受胁迫所签，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该协议符合法定的无效情形，且各方当事人实际已按该协议约定在陈翠珍去世前的近4个月期间对陈翠珍进行赡养和照料。根据该协议约定，各方当事人确认陈翠珍的遗产应由法定继承人共同继承，并废除母亲的遗产遗嘱和任何协议，故原审法院采信该协议，将戴仁源与陈翠珍的遗产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分割处理并无不当。戴某甲、戴某乙该项上诉意见，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2，戴某乙主张其垫付了陈翠珍的赡养费87091.7元，应当从遗产中予以扣除，虽然戴某乙在二审中提交了戴某丁出具的收条，主张上述费用均由其个人垫付，但陈翠珍自2004年起自己有收入来源，且根据戴某乙所写的《母亲逐年生活费用情况》和《总收入情况》，陈翠珍的收入能够满足其自身生活需要，陈翠珍2009年之前的收入由戴某乙保管，两套安置房屋的出售款亦是在戴某甲、戴某乙及戴道平处保管，且双方已确认潭桥公寓售房款中35000元用于陈翠珍的支出，戴某乙无其他充分证据证明陈翠珍的赡养费用均以其个人财产支付，其要求从遗产中扣除上述费用并返还给其的上诉意见，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戴某乙另上诉主张其祖父做坟的费用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其要求在遗产中予以扣除的上诉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戴某甲、戴某乙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580元，由上诉人戴某甲负担1790元，由上诉人戴某乙负担179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 侃
代理审判员 相媛媛
代理审判员 徐聪萍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宋龙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