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09民终366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韦苏桐。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广红。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旭东，江苏良烨律师事务所律师。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响兵，江苏良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仓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健康东路卫校巷8号。法定代表人：倪鞋凤，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娓娓，江苏姚竹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韦苏桐、李广红因与被上诉人江苏仓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仓田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人民法院（2016）苏0982民初6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韦苏桐、李广红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并作出公正裁判。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未判令将被上诉人差欠上诉人的开发费用与上诉人差欠被上诉人的租金相互抵冲是错误的。2009年4月16日上诉人韦苏桐与大丰市福田海产品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田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签订合同时是荒地，上诉人韦苏桐对租赁的土地进行投资开发，共投入700多万元，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已投入开发费用是没有异议的，根据合同法规定，对互负到期债权债务的应当予以抵冲，原审法院没有判决相互抵冲是错误的。二、被上诉人李广红不是适格主体，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上诉人韦苏桐与各养殖户签订合同，并收取相应的租金，上诉人李广红虽与韦苏桐是夫妻关系，但仅仅是执行韦苏桐的意思，合同履行的相对人仍是韦苏桐与各养殖户，故一审判决李广红承担法律责任显然是没有依据的。被上诉人仓田公司答辩认为：1、上诉人主张的鱼塘开发费等相关费用并未实际发生或由相关部门代为支付，且上诉人的上诉主张并没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开发费等费用与本案所涉的租金不是同一法律关系，被上诉人不同意在本案一并处理；2、上诉人李广红在本案中也有收取租金的行为，且与另一上诉人韦苏桐系夫妻关系，因此被上诉人要求两上诉人共同返还租金符合法律规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仓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韦苏桐、李广红立即返还仓田公司鱼塘租金724980元，并承付此款自起诉之日（2016年1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本案诉讼费由韦苏桐、李广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韦苏桐系仓田公司总经理，其与李广红系夫妻关系。仓田公司向韦苏桐、李广红主张的鱼塘租金724980元，系韦苏桐、李广红向7名养殖户收取的2014年度的鱼塘租金，即陈梅170700元、陈红康103190元、成卫昌114390元、张永海93100元、李开健85000元、卢日权120800元（98100元+22700元）、王董祥37800元。韦苏桐、李广红认可已收到上述7名养殖户租金合计724980元。仓田公司曾于2015年3月30日以张永海为被告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张永海向其支付2014年12月31日至2015年12月31日的鱼塘租金，后原审法院追加韦苏桐、唐根荣、何志冲、孙小冬及福田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2015年6月17日，原审法院作出（2015）大港民初字第012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仓田公司对位于竹港闸下游风力发电项目区面积为4796亩的土地享有用益物权；韦苏桐系仓田公司的总经理，虽其与张永海于2014年1月7日订立的联合养殖协议列明发包方为韦苏桐，但仍应认定该联合养殖协议系韦苏桐代表仓田公司与张永海订立；张永海应向仓田公司支付鱼塘租金89376元。该判决书同时认定，何志冲（甲方）、韦苏桐（乙方）、唐根荣（丙方）、孙小冬（丁方）四人于2009年4月16日订立合伙协议一份，约定四方作为一个合伙组织（以下称合伙组织）委托乙方代表全体合伙人与福田公司就大丰市竹港闸北下游风力发电项目区4800亩（具体面积以国土局测量的为准）海水养殖塘面一事签订十年协议，该协议第四条约定乙方在合伙组织成员共同授权下具体负责运作大丰市竹港闸北下游风力发电项目区约4800亩海水养殖塘面一事，按时发包塘口、追缴塘口租金，协议还对合伙组织的出资、分工、权利机构、管理方式等内容进行了约定；2009年9月30日，福田公司（简称甲方）与何志冲、韦苏桐、唐根荣、孙小冬（简称乙方）签订租赁合同一份，协议约定甲方将位于竹港闸下游风力发电项目区面积为4796亩土地出租给乙方从事水产养殖，租赁期限自2009年10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止，合同对租赁费用及给付期限等事项作出了约定，福田公司在该合同尾部甲方处加盖公章，韦苏桐在合同尾部乙方代表处签字；合同签订后，福田公司将包括涉案土地在内的4796亩土地的用益物权交给上述四人合伙组织，该合伙组织指派韦苏桐负责对上述4796亩土地进行发包和租金的收缴；2010年3月15日，何志冲、韦苏桐、唐根荣、孙小冬四名合伙人为使合伙组织做强做大决定设立公司，进行规范化管理，共同出资设立原告仓田公司，其中唐根荣的股份由其子唐志强代持；2010年8月18日，韦苏桐、何志冲、唐根荣、孙小冬四人共同到福田公司，要求以仓田公司名义与福田公司就上述4796亩土地重新订立租赁合同，约定福田公司将位于竹港闸北下游风力发电项目区4796亩土地出租给仓田公司从事水产养殖，租期自2010年10月1日起至2020年3月31日止；租赁区域以现状交付，由仓田公司规划并报福田公司同意后自行做配套设施并投入养殖，一切费用均由仓田公司承担等；2011年6月29日，仓田公司召开股东会，确定韦苏桐为仓田公司总经理，该会议由何志冲主持，唐根荣记录，何志冲、孙小冬、韦苏桐在股东会会议记录上签字。该判决作出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本案所涉7名养殖户租赁的鱼塘即包含在上述4796亩土地范围内，系由韦苏桐直接与案涉7名养殖户签订联合养殖协议。韦苏桐在本案审理中提供2009年4月19日租赁合同一份，该合同系韦苏桐个人与福田公司签订，但其提供的此份合同条款改动痕迹较多，且未加盖福田公司公章。韦苏桐、李广红就其辩称为开发、改造塘口所支出的费用合计为763万元左右（其中八排三角塘改造工程施工费92000元；顶管工程施工费330800元；七排东排水配套施工费14000元；2009年到2014年韦苏桐产生的费用70万元；2009年4796亩鱼塘开发费用约700万元；卢日权塘口改造费用62000元；2015年开闸费15000元；2012年到2013年开闸费2万元、2014年开闸费未结；进水闸活动板房2万元；电缆线1680元；坝头加固费用3070元），向原审法院提交其自制的费用明细，但就其所列明的各部分费用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佐证。仓田公司认可韦苏桐就塘口开发支出了部分费用，亦同意对该部分费用进行结算，但仓田公司认为韦苏桐、李广红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支出费用的具体数额，故仓田公司不同意将韦苏桐支出开发费用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另查，福田公司租赁给仓田公司的4796亩土地系由福田公司于2009年9月30日从大丰市土地储备中心承租。后因涉案的土地经营权主体由大丰市土地储备中心变更为大丰市沿海滩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福田公司、大丰市沿海滩涂投资有限公司、大丰市土地储备中心遂于2011年3月28日将上述租赁合同进行变更，将出租方从大丰市土地储备中心变更为大丰市沿海滩涂投资有限公司，并约定福田公司与大丰市沿海滩涂投资有限公司继续履行原合同的全部权利和义务。一审法院认为：韦苏桐、李广红对仓田公司主张其收取到的租金数额为724980元并无异议，则本案争议焦点为何者对位于竹港闸下游风力发电项目区面积为4796亩土地享有用益物权。上述4796亩土地用益物权，首先由福田公司基于其与大丰市土地储备中心（后为大丰市沿海滩涂投资有限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取得。此后，韦苏桐于2009年4月19日与福田公司就上述土地签订了租赁合同。2009年9月30日，韦苏桐作为其与何志冲、唐根荣、孙小冬四人合伙组织的代表与福田公司重新签订租赁合同。在合同履行期间，韦苏桐等人为做大做强合伙组织，出资设立了仓田公司，并且四人共同要求福田公司将涉案的4796亩土地重新做手续发包给仓田公司，福田公司应四名合伙人的要求就涉案的4796亩土地于2010年8月18日与仓田公司订立了租赁合同。事实上形成了福田公司就同一土地于2009年4月19日与韦苏桐个人签订租赁合同，2009年9月30日与何志冲、韦苏桐、唐根荣、孙小冬订立了租赁合同，又于2010年8月18日与仓田公司订立了租赁合同。因韦苏桐系何志冲等四人合伙组织的成员之一，而仓田公司系由何志冲、韦苏桐、唐根荣、孙小冬出资设立，基于这一特殊关系，应认定仓田公司与福田公司于2010年8月18日签订租赁合同时已就租赁合同的相对方重新达成合意，也即终止了2009年4月19日、9月30日租赁合同签订方在租赁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由此，仓田公司基于与福田公司订立的租赁合同取得了位于竹港闸下游风力发电项目区面积为4796亩土地用益物权，韦苏桐对该土地不再享有用益物权。在此前提下，虽然案涉七名养殖户的联合养殖协议是与韦苏桐个人签订，但韦苏桐个人并无权对外出租案涉鱼塘，其系按合伙协议中“发包塘口、追缴塘口租金”的分工履行工作职责，且韦苏桐于2011年6月29日被确定为仓田公司总经理，故应认定案涉鱼塘系由仓田公司出租给陈梅等七名养殖户养殖，则韦苏桐向陈梅等七名养殖户收取的724980元租金应归仓田公司所有。现韦苏桐未将该款交还仓田公司，李广红也有收取租金的行为，其与韦苏桐又系夫妻关系，故仓田公司要求韦苏桐、李广红共同返还，法院予以支持。韦苏桐、李广红主张的仓田公司应向其支付的鱼塘开发、改造费用，由于该费用与本案所涉的租金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所产生，仓田公司又不同意在本案中进行扣减，且韦苏桐也未能在本案中对该开发、改造费用的具体数额予以举证证实，故在本案中不予处理，韦苏桐、李广红可另行依法主张。至于仓田公司主张韦苏桐、李广红承担724980元自起诉之日（2016年1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韦苏桐、李广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仓田公司租金人民币724980元，并承付此款自2016年1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如不能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050元，由韦苏桐、李广红负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直接向仓田公司支付。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供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1、被上诉人是否差欠上诉人开发费用，如果差欠是否应该在本案中予以冲抵；2、李广红是否是本案的适格主体，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本院认为：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抵销不得附条件或者附期限。本案中，上诉人韦苏桐、李广红认为仓田公司结欠其鱼塘开发费用700余万元，应当在本案中予以扣减。被上诉人仓田公司虽然认可上诉人韦苏桐、李广红对鱼塘开发投入了相关费用，但是对上诉人韦苏桐、李广红主张的款项700余万元并未确认，且上诉人韦苏桐、李广红也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上述费用的具体数额及相关依据。故原审法院对上诉人韦苏桐、李广红主张的开发费用未予抵扣并无不当，上诉人韦苏桐、李广红可以另行主张。二、上诉人韦苏桐、李广红系共同收取涉案租金，且双方系夫妻关系，应当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综上，上诉人韦苏桐、李广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11050元，由上诉人韦苏桐、李广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晓平代理审判员  钟红梅代理审判员  陈 娴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郑成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