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嘉民终字第7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汤孝良。
委托代理人：郁加慧，浙江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钱万平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嘉兴市秀洲区中山西路***号世纪嘉园*座***室。
代表人：钱万平，该所主任。
上诉人汤孝良为与被上诉人浙江钱万平律师事务所（下文简称“事务所”）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海盐县人民法院（2014）嘉盐民初字第28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事务所于2015年3月30日向本院提出申请，要求审判长金富祥、代理审判员章玉萍和书记员郑茜回避，本院依法驳回其回避申请；事务所于2015年4月2日对本院关于回避的决定口头申请复议，本院依法驳回其复议申请。本案经合议，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2年6月2日，事务所（作为乙方）与汤孝良（作为甲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一份，合同约定：一、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钱万平为甲方与郑钰民间借贷纠纷案的一审代理人；二、乙方律师必须认真负责工作，依法保护甲方合法权益，甲方必须如实向律师叙述案情，提供有关本案证据，乙方接受委托后，发现甲方捏造事实、弄虚作假的，有权中止代理，依约所收费不予退还；三、根据《律师业务收费管理办法及收费标准》的规定，甲方应向乙方缴纳代理费计人民币（空白）元或胜诉后向乙方支付代理费100000元（壹拾万元）【其中“100000元（壹拾万元）”字样为文中作添加标记后写上】；四、甲方委托乙方代理人权限包括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或者上诉，代为签收法律文书，申请财产保全或先行给付，代为申请执行；五、本合同有效期限，应从签订之日起至案件终结止（包括判决、调解、案外和解、撤销诉讼等），如一方要求变更合同条款，应另行协议。合同还对其他内容作了相关约定。合同签订后，钱万平依约定向上虞市人民法院提交了民事诉状，诉求郑钰返还汤孝良借款500000元及利息，上虞市人民法院于2013年1月4日作出（2012）绍虞商初字第748号民事判决书，判令郑钰自该判决生效后返还汤孝良借款500000元及利息。2013年6月6日，汤孝良与事务所签订了授权委托书一份，就（2012）绍虞商初字第748号案件，委托钱万平律师为汤孝良申请执行代理人，委托权限包括代为签收法律文书、代为申请执行、办理相关法律手续、领取执行款。后钱万平律师向上虞市人民法院提交了执行申请并向该院提供被执行人的相关财产线索。在（2014）嘉盐民初字第1030号案件的庭审过程中，双方均确认上述执行案件已执行终结，但尚未执行到任何款项。经核实，上虞市人民法院受理上述执行案件后，因被执行人郑珏暂无财产可供执行已裁定终结执行。后，事务所与汤孝良因诉讼代理费用发生纠纷，汤孝良未支付事务所诉讼代理费用，事务所因此于2014年2月21日向海盐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双方签订的上述委托代理合同为主要依据诉请要求汤孝良立即向事务所支付律师代理费人民币100000元及从2013年2月22日至2014年2月21日为止的利息人民币6500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6.5%计算），合计106500元人民币。海盐县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2014）嘉盐民初字第1030号民事判决，判决汤孝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事务所代理费人民币100000元并驳回事务所其他诉讼请求。后事务所和汤孝良不服该判决，均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4年8月6日作出（2014）浙嘉民终字第404号民事二审终审判决，判决认为：相较于专业律师，汤孝良并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也不一定理解涉案合同约定的“胜诉”是否包括款项执行到位，其将此理解为“拿到钱再支付代理费”并不违反常理。另外，合同约定的代理费100000元已经较大程度的高于《浙江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规定的一般委托代理合同中的政府指导价。在这种情况下，事务所应当向汤孝良告知政府指导价。也应当向汤孝良解释“胜诉后支付代理费”的准确含义，因为这将直接影响到汤孝良在得知实际情况后是否仍选择订立该合同。然而，双方订立的《委托代理合同》中既未提及“风险代理”，也未约定双方应承担的风险责任，事务所又无证据证明其已经履行了《办法》规定的告知义务以及在履行告知义务后汤孝良仍要求风险代理。因此，本院无法认定涉案合同为风险代理合同，仅能视其为一般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约定的“胜诉后支付代理费10万元”这一条款不应对汤孝良产生约束力。然而，事务所已经代理汤孝良诉讼并获得完全支持汤孝良诉讼请求的生效判决，汤孝良也应当向事务所支付相应代理费。对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和第四百零五条的规定，并参照《浙江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规定的政府指导价，酌定汤孝良支付事务所代理费（标的额本金50万元+利息58190元）×6%=”33”491元。至于事务所上诉提到的代理费的利息问题，原审法院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不再变动。当然，如果上述案件涉及的款项最终能够执行到位，汤孝良仍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事务所相应代理费，届时事务所可再行主张。本院根据以上理由及相关法律，维持一审判决中的“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并改判汤孝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事务所代理费33491元。现该二审判决已生效。事务所依据该终审判决，以汤孝良还应支付事务所代为申请执行阶段的代理费用为由，于2014年9月10日向海盐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请要求汤孝良支付事务所执行阶段代理费用23344元。上述执行阶段的代理费用汤孝良至今未付。
原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2014）浙嘉民终字第404号（下文简称404号）民事终审判决，对于汤孝良与郑珏之间就借款500000元的（2012）绍虞商初字第748号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事务所和汤孝良之间存在诉讼及执行阶段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事务所已依法履行了诉讼阶段及执行阶段的代理义务，事务所可以向汤孝良主张相应代理费用。其次，上述民事终审判决认定事务所和汤孝良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为一般代理合同，并以“事务所已经代理汤孝良诉讼并获得完全支持汤孝良诉讼请求的生效判决，汤孝良也应当向事务所支付相应代理费”为由，依据并参照诉讼案件一审阶段的相关律师服务收费标准，判决汤孝良支付事务所代理费33491元。故，该生效判决中仅确定了一审诉讼阶段的代理费用。最后，依据双方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及执行阶段的授权委托书，汤孝良和事务所在执行阶段也存在委托代理关系，而（2012）绍虞商初字第748号案件也已经执行终结，事务所已履行了执行阶段的代理义务，故汤孝良也应支付事务所执行阶段的代理费用。现事务所依据《浙江省物价局、浙江省司法厅关于制定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第二条“附件中的收费标准，为诉讼案件一审阶段的收费标准。单独代理二审、死刑复核、再审、执行案件的，按照一审阶段的收费标准。同一律师事务所曾代理前一阶段的，后一阶段起诉讼代理收费标准按不高于前一阶段收费标准的70%执行”之规定，要求汤孝良向事务所支付执行阶段代理费23344元于法不悖，予以支持。汤孝良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可依法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原审判决如下：汤孝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浙江钱万平律师事务所执行阶段代理费人民币23344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2元，由汤孝良负担。
判决宣告后，汤孝良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第一，404号民事判决书在本院认为部分已经确认了汤孝良向事务所支付执行阶段代理费的条件与时间，即“如果上述案件涉及的款项最终能够执行到位，汤孝良仍应按合同约定支付事务所相应代理费，届时事务所可再行主张。”汤孝良向事务所支付执行阶段代理费的条件是50万元等款项执行到位，一方应支付或另一方可主张的时机是前述款项执行到位后。而事务所并无证据证明其可以获得执行阶段代理费的条件与时机已经成熟（案件已执行终结的证据未在一审判决中出现，即使已经执行终结，也并不表明已经执行到位，无财产可供执行也会引起执行终结）。在此情形下，一审判决支持事务所的诉讼请求，显然错误。第二，2014年9月18日，汤孝良已经致函事务所，明确表明对汤孝良与郑钰在上虞市人民法院的案件的执行，没有委托且以后也无需由事务所代理。因此，即使汤孝良与事务所在上述案件的执行阶段曾经建立过委托代理关系，该关系也已因2014年9月18日函向事务所的送达而解除。鉴于莫须有的委托关系解除时尚未执行到相关判决书确认的分文款项（直至今日仍未执行到任何款项），故事务所已经且不会再有理由向汤孝良主张该代理费。综上，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事务所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事务所承担。
事务所在二审中答辩称，第一、汤孝良称404号判决确定了汤孝良向事务所支付执行阶段代理费的条件与时机，而事务所并无证据证明其可以获得执行阶段代理费的条件与时机已经成熟，事务所认为，依汤孝良所称事务所可以获得执行阶段代理费的条件与时机永远不会成熟，因为汤孝良与事务所于2012年6月2日签订的代理合同本身就是汤孝良精心设计的骗局，理由是：2014年3月25日汤孝良在（2014）嘉盐民初字第1030号庭审中讲到“作为委托代理合同，我也说过胜诉后执行到以后有一定的报酬给你的。”2013年6月6日汤孝良签字的授权委托书中载明了委托的事项包括领取执行款，而上诉状称“2014年9月18日汤孝良已经致函事务所，明确表明对汤孝良与郑钰在上虞市人民法院的案件的执行，没有委托并且日后也无需事务所代理”，从“执行到以后有一定的报酬给你”、“领取执行款”到“没有委托”这些汤孝良自己讲过的话可以发现，汤孝良不是一个诚实守信的人。404号判决所称“如果上述案件涉及的款项最终能够执行到位，汤孝良仍应按合同约定支付事务所相应代理费，届时事务所可另行主张”只是一件皇帝的新衣，根本不存在这种可能。第二、汤孝良于2014年9月18日致函给事务所称“但从代为申请执行的文义理解，代理人在案件执行环节，仅仅获得了代理本人提出执行申请的委托，并未获得对案件执行的委托”，“同时在此特别明确上述两案的强制执行过程，本人没有委托也无需由你所代理。”如果事务所没有获得对案件执行的委托，怎么能领取执行款，汤孝良又怎么可能执行到以后有一定的报酬给事务所。这只能说明汤孝良想赖掉双方约定的代理费。第三、事务所在2014年3月25日海盐法院的庭审中讲到“据说上虞法院又给汤孝良一个通知，说已经终结执行”，对该事实汤孝良是认可的，一审判决也认定已经终结执行，这说明上诉状中所称“案件已执行终结的证据未在一审判决中出现”是谎言。第四、3月26日下午，秀洲区司法局致电钱万平说汤孝良打电话到司法局称钱万平不接他电话，并称上虞案件有信息需要钱万平做些什么，钱万平带着汤孝良的上诉状和证据材料到司法局讲明情况，27日汤孝良又发短信称合同没有终止，再次说明汤孝良反复无常，不守信，其上诉只是想赖掉双方约定的代理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说理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汤孝良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汤孝良在二审中提供了两份证据：一、（2014）浙嘉民终字第404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按照判决书内容理解汤孝良向事务所支付本案争议代理费的条件尚不成就；二、2014年9月23日汤孝良寄给钱万平的EMS面单一份及关于明确委托事项的函一份，证明汤孝良明确说明代为申请执行不等同于申请执行的委托，汤孝良没有授权事务所代理执行。
对汤孝良的两份证据材料，事务所质证后认为：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证据一判决书中提到的执行到位后汤孝良应按约支付代理费的说法并不切实际，事务所认为该代理费就是执行阶段的代理费，应该在执行终结后予以支付，不需要等到执行到位后；证据二的函事务所确实收到了，但不能证明汤孝良的待证事实，且该证据也表明汤孝良不诚实。
汤孝良的两份证据材料，经本院审查并非二审新证据，但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其待证事实，采纳事务所的质证意见，不予认定。
事务所在二审中未提供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汤孝良向事务所支付执行阶段代理费的条件是否成就。《浙江省物价局、浙江省司法厅关于制定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第二条规定，附件中的收费标准，为诉讼案件一审阶段的收费标准。单独代理二审、死刑复核、再审、执行案件的，按照一审阶段的收费标准。同一律师事务所曾代理前一阶段的，后一阶段诉讼代理收费标准按不高于前一阶段收费标准的70%执行。404号生效判决已经将汤孝良与事务所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确定为普通的代理合同，并判决汤孝良支付事务所一审诉讼阶段代理费33491元，对于执行阶段的代理费，404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指出“如果上述案件涉及的款项最终能够执行到位，汤孝良仍应按合同约定支付事务所相应代理费，届时事务所可再行主张”，这个观点表明“款项执行到位”是“支付执行阶段代理费”的一个充分条件，但并不表明是必要条件，且根据本院认定的事实，（2012）绍虞商初字第748号判决已经由事务所代为申请执行，根据双方的委托代理合同、执行阶段的授权委托书以及汤孝良2013年6月22日致上虞市人民法院的函中载明“申请人已委托钱万平律师代理申请执行”的内容均可表明在执行阶段双方是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的，事务所在（2012）绍虞商初字第748号的执行阶段也已经履行了相应的提交申请执行书、提供被执行人财产线索等义务，且该案已于2013年8月14日裁定终结执行，虽然汤孝良称一审判决中无证据表明已经终结执行，但经本院出示（2013）绍虞执民字第1596号执行裁定书和送达回证，汤孝良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并表明已经收到该裁定书，综上，汤孝良与事务所之间在（2013）绍虞执民字第1596号执行案件中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事务所已经在该执行阶段履行了代理义务，一审据此支持事务所关于执行阶段代理费23344元的诉讼请求，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汤孝良关于其与事务所之间的代理关系已因2014年9月18日函的送达而解除的意见，因该函系在执行终结之后出具并送达，不影响本案争议代理费的支付。综上，汤孝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84元，由上诉人汤孝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金富祥
代理审判员 ＸＸ芳
代理审判员 章玉萍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日
书 记 员 郑 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