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浙海终字第10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柯明。
委托代理人：陈丽萍。
委托代理人：项子昇。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思龙。
委托代理人：江志东。
委托代理人：丁小红。
上诉人柯明为与被上诉人陈思龙船舶所有权纠纷一案，不服宁波海事法院（2012）甬海法台商初字第2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6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7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柯明的委托代理人项子昇、陈丽萍，被上诉人陈思龙及其委托代理人江志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1996年上半年，陈思龙、柯明与柯仕永、李善高、徐仲暖、陈满富合伙出资建造渔船，至同年9月建成，船名定为“浙三渔0069”，六合伙人对“浙三渔0069”船各享有一股（总共六股）。同年12月18日，六合伙人签订一份合并协议，约定：柯明与柯仕永、李善高、徐仲暖、陈满富愿每股亏空30000元退出，股份留给陈思龙。同日，六合伙人又签订一份补充协议，约定：“浙三渔0069”船归陈思龙经营，柯仕永、李善高、徐仲暖各承担合伙体相应的债务。而实际上，当时只有柯仕永、李善高、徐仲暖承担合伙体部分债务、放弃造船投资款，退出合伙体，剩下陈思龙、柯明和陈满富三人继续合伙共同经营该渔船，每人对该渔船享有三分之一的股份。陈思龙、柯明均系三门县小雄镇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日常不可能出海捕捞，故由陈满富具体负责捕捞作业。
由于“浙三渔0069”船经营连年亏空，至2000年12月，经陈思龙、柯明同意，陈满富以承担合伙体债务20000元（绳款）、放弃捕捞作业应得的工资款38000元、建造“浙三渔0069”船的投资款42000元，退出该渔船合伙体。陈满富退出的股份留在合伙体，由陈思龙、柯明共同享有。此后，“浙三渔0069”船一直由陈思龙、柯明共同经营管理。
1997年至2003年间，“浙三渔0069”船合伙体因未支付造船款、柴油机款、网片网机款及三门县财政局的贷款，各债权人曾向陈思龙及柯明或柯明本人提起诉讼，法院以调解或判决确定上述债务的金额。在此期间直至以后的近10年里，陈思龙、柯明用自己或向他人借得的款项、“浙三渔0069”船经营收益、渔业油价补助金等陆续在清偿上述合伙体的债务。
1996年10月12日，三门渔港监督将“浙三渔0069”船登记在柯明名下，柯明取得并持有该船的渔业船舶登记证书。此后，曾几次换发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该渔船登记所有人均为柯明。2012年11月6日，由于新版海洋渔业船舶证书的渔船名数字部分由四位升至五位，故该渔船船名由“浙三渔0069”更名为“浙三渔00069”。
因“浙三渔0069”船的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中未将自己列为所有人，陈思龙于2012年11月29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确认陈思龙对“浙三渔00069”船所有权享有50%的份额；二、诉前财产保全费2020元由柯明承担。在审理过程中，陈思龙撤回了第二项诉讼请求。
柯明在原审中答辩称：1996年12月柯仕永、李善高、徐仲暖退伙后，“浙三渔00069”船归陈思龙、柯明及陈满富三人共同所有；2000年12月陈满富退伙，其股份转给了柯明，柯明对该渔船享有三分之二的股份，陈思龙只享有三分之一的股份；首次船舶所有权登记，“浙三渔00069”船就登记在柯明名下，陈思龙一直没有主张权利，10多年来对该渔船不管不问，也未参与该渔船的经营管理及该合伙体债务的清偿，陈思龙的行为已表明其放弃了对涉案渔船的所有权，其直到本案起诉才主张权利，已明显超过诉讼时效，请求驳回陈思龙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系船舶所有权纠纷。涉案渔船由六合伙人共同出资建造、等额享有股份，经两次合伙人退伙，剩下陈思龙、柯明两人共同占有、经营该渔船。由于第二次合伙人退伙时未进行书面约定，现导致陈思龙、柯明对涉案渔船所享有的股份发生争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规定，再结合陈思龙、柯明对涉案渔船原始所享股份及两次合伙人退伙的实际情况，应认定陈思龙、柯明对涉案渔船享有等额的股份，即陈思龙、柯明各享有50%的股份。陈思龙作为涉案渔船的按份共有人，其物权应受法律保护，现提起确认其对该渔船享有50%股份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本案系物权确认之诉，确认物权是保护物权的基本手段，确认物权的请求权与物权的存在共始终，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柯明辩称本案诉讼时效已明显超过，不予采纳。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条、第三十三条、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零四条之规定，于2013年5月20日作出判决：确认陈思龙对“浙三渔00069”船享有50%的股份。一审案件受理费5830元，由柯明承担。
柯明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合伙人陈满富将其按份共有的涉案渔船三分之一份额转让给柯明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根据陈满富原审庭审中的陈述，2000年12月，陈满富退出合伙体，其应承担的亏损以对价的形式由柯明承担，相应的其所享有的三分之一股份也转让给柯明。根据陈思龙有关当时渔船经营惨淡无人愿意受让股份的陈述，陈思龙本人也无受让陈满富所占股份的意思表示。此外，陈满富退伙至今，涉案渔船的经营及对外债务均由柯明一人履行，由此可证明，陈满富持有的涉案渔船三分之一份额已转让给柯明。二、陈满富将其享有的涉案渔船三分之一份额转让，无须征得共有人陈思龙的同意，也不侵犯陈思龙的优先购买权。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可以看出，陈满富可自由转让其所持份额，无须征得陈思龙同意。对于陈思龙是否有优先购买权，上述两规定虽未排除这种可能，但设立按份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制度的立法本意是为了减少共有人数，避免因外人介入使合伙体内部关系复杂化，如果在转让对象是另一共有人时再赋予其他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则将违背该制度的立法本意。三、对合伙人之间转让财产份额，应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的有关规定，通知其他合伙人即可，且其他合伙人也不享有优先购买权。根据《合伙企业法》第二十二条、二十三条的规定，合伙人对外转让合伙企业财产份额须经其他合伙人同意，但合伙人之间的股份转让既不会贬损合伙企业财产也不会破坏合伙人之间的人合性，故该转让行为仅需通知其他合伙人，但该通知行为并非内部转让行为的生效要件。四、原审法院无视前三点理由和相关法律规定，直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四条作为判决依据，显系错误。1.原审判决所称“陈满富退伙时将股份转让给被告，原告不知情，也无书面协议”，系明显错误。“原告不知情”不应以陈思龙的陈述为准，且法律也无相关规定转让共有财产份额必须采取书面形式。2.即使原合伙人陈满富同柯明之间的转让财产份额合同未成立生效，也无证据可以推出其“股份无疑也应留在合伙体供剩下的原、被告共享”。如此推理既无视本案事实也犯了逻辑错误。3.适用《物权法》第一百零四条的前提是“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享有的份额，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本案中三共有人各占三分之一股份的事实非常明确，不应适用该条款。对于按份共有人转让共有财产份额的问题，《物权法》第一百零一条作了规定，《合伙企业法》第二十二条亦可以作为参照。综上，原合伙人陈满富同柯明之间有关转让“浙三渔00069”船三分之一份额的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也未侵犯陈思龙的优先购买权，转让合同已于2000年12月成立并生效，且已实际履行，故柯明应享有涉案渔船三分之二的份额。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陈思龙对“浙三渔00069”船享有三分之一份额，或者发回重审，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陈思龙承担。
针对柯明的上诉请求和理由，陈思龙答辩称：一、陈满富系从合伙体直接退伙，其退出的股份留给了合伙体而非转让给柯明，对此陈满富的证词和柯明的陈述均与事实不符。1.陈满富与柯明存在亲戚关系，其证词可能有倾向性；2.柯明在原审时称其受让了陈满富所持股份并向陈满富支付了10万元转让款，该陈述与陈满富关于亏空10万元退伙的说法相矛盾，且陈满富当庭也否认了柯明的这一陈述；3.合伙体存在退伙惯例，柯仕永、李善高、徐仲暖三人退伙时就将所持股份留给了合伙体，陈满富退伙时也遵循了这一惯例；4.从向三门县财政局的借款、与该局的诉讼、与造船师傅的诉讼以及后面的执行情况均可以看出陈思龙与柯明在合伙体中的地位对等，陈满富退伙时如将股份转让给柯明，陈思龙必然知道，但庭审时陈满富却称“陈思龙不知道”其转让事实。这也进一步说明陈满富只是直接退出合伙体，其所持股份也留给了合伙体；5.按照陈满富退伙当时的经营情况，柯明受让合伙股份即意味着亏空，而涉案渔船的经营开始好转是从2006年国家发放柴油补贴开始的，这之前柯明和陈满富不可能不将双方之间股份“转让”的事实告知陈思龙；6.从王某的证词可以看出，陈思龙与柯明对涉案渔船各享有50%的所有权。二、陈思龙履行了其与合伙股份相对应的合伙义务，柯明主张其应对涉案渔船享有三分之二的股份没有事实依据。1.造船阶段陈思龙出资30000元，柯明没有出资而是作为合伙体负责人对外联络相关事务；2.1996年开始，陈思龙和柯明共同向三门县海洋渔业局、三门县财政局以及其他个人借款，对所负债务两人都代合伙体作过部分垫付，后均以合伙体收入（包括渔船租金收入和柴油补贴收入等）予以归还；3.1996年至2000年，岸上事务由陈思龙和柯明共同承担；4.2001年、2005年至2007年，陈思龙和柯明同他人合作经营，两人对涉案渔船均有对等的付出；5.2002年，陈思龙和柯明共同聘请林善撑代为管理海上经营事务；6.2003年至2004年，陈思龙一人向合伙体租赁渔船经营并支付租金，其自己也下海作业，该事实有力地说明陈思龙积极承担了合伙体的经营事务；7.2008年至今，涉案渔船均出租给他人经营，每年的渔船维修保养都是陈思龙和柯明共同与修船厂联系，共同承担维修保养费用，所欠费用也是以渔船租金收入和柴油补贴支付。此外，每年的渔船检验基本上是由陈思龙个人联系完成；8.本案事实并非陈思龙少承担了涉案渔船的管理责任，而是柯明故意排斥陈思龙参与渔船的经营管理。三、柯明在本案诉讼中严重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柯明最初答辩时称陈思龙没有股份，后改口说陈思龙仅享有六分之一股份，其后又称陈思龙可以享有25%的股份，最终称陈思龙仅享有三分之一股份，前后多次说法不一。此外，柯明在原审中还谎称其向陈满富支付了10万元转让款。相反，陈思龙自始至终都陈述事实，且其陈述也有充分证据佐证。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柯明向本院提交了一份调取证据申请书，申请向宁波海事法院调取（1997）台经初字第389号民事调解书的执行案卷，拟证明柯明个人支付了约11万元的柴油机款，并拟以该事实证明柯明对涉案渔船履行了更多的出资和管理义务，以及陈满富将其所持涉案渔船三分之一股份转让给柯明的事实。
针对调取证据申请书，陈思龙发表如下质证意见：一、柯明于二审庭审中才提交申请书不符合法律规定。二、柯明对执行款支付情况的陈述有误。三、该执行款是陆续支付，第一次的11万元中柯明支付了3万元，第二次的118400元系陈思龙个人租船期间支付。
本院认为，本案系船舶所有权纠纷，双方争议主要为各自占有的股份比例，（1997）台经初字第389号民事调解书的执行情况对本案的事实没有直接的证明力，本院决定不予调取。
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柯明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以及陈思龙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审理的争议焦点为：涉案渔船原合伙人陈满富退伙时是将其所持股份全部转让给柯明，还是留给合伙体其他成员共享。本案双方当事人对本院归纳的争议焦点均无异议，本院分析如下：
2000年12月，陈满富以船舶经营不善持续亏损为由要求退出合伙体，并且通知了柯明和陈思龙，但关于其所持股份如何处理各方并未签订书面协议。陈满富在原审中作证称由柯明代其承担亏损的10万元，作为对价其将股份转让给柯明，但其与柯明均未提交相关证据，且陈满富之后又称自己对退伙后原所持股份在柯明与陈思龙之间如何分配并不知情，其证言前后矛盾。从柯明与陈思龙共同贷款，共同向其他个人借款，共同与他人经营船舶，共同承担民事责任，以及法院从其两人工资中扣款作为执行款等行为可以看出，虽然柯明是登记的船舶所有人，但对外联络以及承担责任均是柯明与陈思龙共同完成。此外，证人王某也证实陈思龙与柯明迟至2005年仍在共同经营船舶，由此可见柯明关于陈思龙2003年之后就不再管理船舶也不应享有50%股份的说法不能成立。结合涉案船舶原合伙人徐仲暖、柯仕永、李善高等三人退伙时将股份留在合伙体以及2000年船舶运营持续亏损无人愿受让股份的情况来看，陈满富退伙时未将股份转让给柯明而是留给了合伙体其他成员共享。因此，陈思龙应享有涉案船舶50%的股份。
综上，柯明要求其享有涉案渔船三分之二股份的主张，未提供充分证据，故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280元，由上诉人柯明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孔繁鸿
代理审判员 吴云辉
代理审判员 霍 彤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丁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