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3）惠中法刑二初字第44号
公诉机关广东省惠州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邵演峰，男，身份证号码：440*************12，广东省广州市人，汉族，大专文化，中共党员，户籍所在地：广州市花都区，捕前任广州市花都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因涉嫌受贿罪于2012年9月14日经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决定由广州市公安局执行拘留，同年9月27日经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决定，由广州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惠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林春，广东宏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林建源，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东省惠州市人民检察院以惠市检刑诉〔2013〕16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邵演峰犯受贿罪，于2013年12月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东省惠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钟秀婷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邵演峰以及辩护人林春、林建源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
1996年至1998年间，被告人邵演峰利用其担任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副局长的职务便利，为花都区公安分局干警麦X坚（另案处理）经营该局下属花都华安贸易公司及花都区华强海绵制品有限公司提供帮助，并为此分多次共收取麦X坚给予的人民币共60万元的好处费。
1999年，麦X坚向时任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副局长的被告人邵演峰及时任花都区分局局长的何某（另案处理）提出由其本人出资200万元入股京华饮食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华公司”），占20%股份，赚到钱后分红三人平分。邵演峰同意，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麦X坚经营京华公司提供帮助。自2003年初至2008年5月期间，麦X坚根据上述承诺分多次送给邵演峰人民币共260万元。
2012年9月14日，邵演峰到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投案。
为证明指控的以上事实，公诉人当庭宣读和出示了下列证据：书证、证人证言、视听资料以及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邵演峰无视国法，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为人民币320万元，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邵演峰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的情节，系自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之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被告人邵演峰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认罪，希望从轻处罚。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受贿罪的事实和定性不持异议，但其具有以下法定、酌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1、被告人具有自首情节；2、本案发生始于1996年，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办企业现象较为普遍。造成了行贿人麦某坚通过企业运作获取利润用于行贿，行为社会危害性较之于常态受贿罪相对较轻。3、权钱交易是受贿罪最基本的特征。邵演峰在担任花都区公安分局副局长时，收受分红款60万元，但并未很具体地通过利用职权为麦某坚或麦某坚的公司谋取不正当利益。2001年后，其已调离花都区公安分局，在职务上更不可能为麦某坚谋取不正当利益，反映出邵演峰主观恶性和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对较轻；4、本案是以公司营利分红的形式来行、受贿，与常见的行贿人为达到自己请托目的自掏腰包行贿比较，社会危害程度较轻。综上，邵演峰能投案自首，全部坦白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实，积极配合有关部门侦查工作，具有深刻的悔罪表现，希望法庭对其最大限度地减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
1996年至1998年间，被告人邵演峰利用其担任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副局长的职务便利，为花都区公安分局干警麦某坚（另案处理）在经营该局下属花都华安贸易公司及花都区华强海绵制品有限公司过程中提供帮助，并为此多次收取麦某坚给予的好处费共60万元人民币。
1999年，麦某坚向时任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副局长的被告人邵演峰及时任花都区分局局长的何某（另案处理）提出由其本人出资200万元入股京华饮食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华公司”），占20%股份，赚到钱后分红款由三人平分。邵演峰同意，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麦某坚经营京华公司提供帮助。自2003年初至2008年5月期间，麦某坚按上述承诺分多次送给邵演峰人民币共260万元。
2012年9月14日，邵演峰到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投案。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一、书证
1、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立案决定书，证实案件来源及侦查过程。
2、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批复，证实本案系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商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同意指定惠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3、户籍信息、干部任免呈批表、干部履历表，证实被告人邵演峰的身份情况，以及自1979年起至案发时的任职情况。其中于1996年10月7日始任广州市花都市公安局副局长；2000年7月3日始任广州市花都区公安局副局长；2001年10月11日任广州市花都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捕前任花都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4、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邵演峰于2012年9月14日在广州市纪委工作人员陪同下到该院投案自首，交代了其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贿赂的事实。还证实邵演峰是在广州市纪委尚未掌握其受贿犯罪事实，且未对其采取双规措施找其进行一般性谈话的情况下，主动向广州市纪委的工作人员坦白交代的受贿行为，广州市纪委工作人员建议其到该院投案自首从宽处理。邵演峰到该院投案并坦白交待自己受贿犯罪事实的行为应予认定为自首。
5、退赃收据，证实邵演峰到案后退赃8万元人民币。
6、花都华安贸易公司、广州市花都区华强海绵制品有限公司、京华饮食服务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以及京华饮食服务有限公司的内部股东之间的协议，证实涉案公司的基本情况和证人麦某坚在京华公司占股份的情况。
二、证人证言
1、麦某坚(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民警)的证言:大约是1995年,我从花都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办案中队调到刑警大队的职业据点花都市华安贸易公司(以下简称华安公司,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当时的法人代表是已经作了花都市公安局副局长的邵演峰,1998年才改成我当法人代表)工作,担任该公司的经理。我向当时的局长何某、副局长邵演峰提出自己承包华安公司,每年向花都市公安局刑警队交15万元的承包费,自负盈亏的想法，当时何某及邵演峰都表示同意。当时没有签书面协议,只是得到了何某、邵演峰的口头同意。当时公安局下属的公司管理都比较乱,局的主要领导同意就可以了,没人在意签没签书面承包协议的事,这些公司一般也没什么正式的帐目。
1996年年初,我认识了在白云区竹料镇做海绵材料加工的香港女商人何某霞。我用华安公司的名义与她的香港达州发展有限公司合作,成立了花都市华强海绵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强公司)。在办理华强公司登记手续之前，我跟何某、邵演峰说过，不用他们两出资，赚到钱给大家分，他们两人都表示同意。
我主要是利用我的关系到外经委及海关等政府部门拿到公司成立所需文件，另外就是帮助清关,即用华强公司的名义进口海绵原材料时,利用我在花都海关的关系办理报关,一是帮华强公司增加进口量,二是争取最优惠的关税政策,降低公司的成本,三是加快通关的时间，还有公司有事的时候,有必要的话我会找何某及邵演峰出面解决。
华强公司实际经营了不到两年时间,但赚了一些钱,按照利润五五分成的协议,我这边大概分得200多万元人民币。分别送给何某、邵演峰每人各人民币60万元。
我一般都是先打电话给邵演峰问他在哪里,再将钱送到刑警队或公安局办公楼外,在他的车里或车外给他,有时会在其它地方。1996年8月、9月、10月,分别送给邵演峰5万元；1996年12月、1997年3月、6月、9月，分别送给邵演峰4万元；1997年1月、4月、8月、11月、1998年1月春节前、3月、4月、6月、7月我分别送给邵演峰3万元;1998年9月送给邵演峰2万元。
我送钱给何某、邵演峰,一是何某、邵演峰是我的单位领导,当时何某是花都市公安局的局长,邵演峰是分管刑侦的副局长,又是华安公司的法人,而华安公司是邵演峰分管的刑警大队用于收取一些费用的职业据点企业,他们两人同意我承包华安公司并同意以该公司的名义与他人合作开厂做生意,我才有机会赚到这些钱,而且我当时还在做自己的绿化花木等生意也需要时间上的自由,所以我才主动提出赚到钱大家分并送钱给他们;二是我是现职干警,也希望何某、邵演峰有机会能在职务和级别升迁上帮下我;三是华强公司在运营过程中需要他们两人的帮助,因为华强公司厂房就设在花都北兴镇,涉及方方面面的关系处理上需要他们以局长的身份出面协调;四是何某、邵演峰为了我顺利开展业务,只要有机会就带我认识花都海关的人,这样海关的人就知道我与何某、邵演峰的关系非常之好,看他们的面子华强公司报关业务处理起来就方便很多；五是华强公司主要是从事海绵材料进口加工的业务,为了保证赚钱难免有少报关税、偷逃关税的情况,一旦被发现,需要他们以花都公安局领导的身份去找海关的领导说情获得较轻的处理或者不处理。正是由于以上的种种因素考虑我才提出赚到钱大家分,后来也如约给了何某及邵演峰上面说的那些钱。
何某及邵演峰在我经营过程中给我提供了帮助。第一件事是1997年下半年,华强公司有一辆装了两个小货柜(每个长20尺)的货车运海绵原材料到竹料仓库时被白云公安分局查扣。我知道后带齐所有的证件及报关手续,开车到白云公安分局刑警大队了解情况并处理,我说明来意并表明我是花都公安局的,还出示了报关的手续材料,但白云公安分局不肯放行,说要罚款30万元。于是我将该情况详细报告给何某,后来何某用电话与白云公安分局的领导沟通,但如何沟通我就不清楚了,邵演峰有没有参与我不知道。但第二天白云公安分局就叫我去交了15万元的罚款,给了我一张三联的收据,然后将扣押的货物放行。第二件事是1997年年底左右,因为华强公司有一次海绵原材料货物报关时,涉嫌增报损耗逃避关税被花都海关查扣了货物。事发后,我跟何某和邵演峰汇报了这件事情,他们就带我到花都海关找了当时的叶某林关长等人,出面进行协调,要求从轻处理。后来华强公司这批货作补缴关税放行处理,但补缴关税多少,我现在记不清了。三是平时公司的货物报关时遇到一些小问题和麻烦事,有必要的话我都会打电话给何某、邵演峰,让他们出面说情。因为他们是花都公安局的领导,跟花都海关的关长等领导比较熟,求海关帮忙说话比出面解决问题容易得多。
何某和邵演峰在华安公司和华强公司没有投资任何钱,不占股份,也没有参与公司的经营。
1999年，我个人出资人民币200万元投资京华酒店，占20%股份，我向何某、邵演峰作了汇报并跟他们说我那里还有点钱,不用他们出资,我负责出资200万元作为我们三人的投资,赚到钱我们三人平分。当时他们两人都表示同意。分司分红后,我就会分成三份,一份是我自己的,另外两份是何某和邵演峰的,送钱给他们的时候,我都说先打电话问他们在哪里,跟他们约好地点之后我送过去。总计给邵演峰分了260万元。
我肯自己出资200万元入股京华酒店,却愿意将在京华酒店占的股份和获得的利润分红给何某和邵演峰有这几个原因:一是因为以前何某和邵演峰同意我承包华安公司,让我赚了不少钱,也使我在保持公安干警身份的同时有自由时间去做自己的花木苗草等生意,我想继续获得他们的关照,当然也有感谢他们的意思;二是我是花都公安局的干警,心里难免也想何某、邵演峰两位领导有机会能在职务和级别的升迁上给予我关照;三是京华酒店属于特种服务行业,里面又有夜总会,很多方面都会受到花都公安局相关职权部门的管理、审批和制约,有何某和邵演峰这两个公安局的领导站在我身后关照和协调,生意能顺利开展,我作为其中的股东,自然就有机会赚钱了。鉴于以上考虑,我才会将在酒店占的股份和利润分红分给他们二人。
因为我的身份是公安局的干警,不方便在工商登记中股东的名字上出现,所以我们几个股东有内部协议约定股东有我、钟某球、尹某聪、林某南。公司的法人代表是尹某聪。
2、何某（时任广州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的证言，证实了其与邵演峰利用职务便利,为麦某坚经营公司提供帮助,并在未出资的情况下,获得分红款。
3、林某南、尹某聪、黄雪群（京华酒店股东）的证言，均证实京华酒店实际股东人数和名义股东不一样。实际股东是：林某南27.5%、尹某聪27.5%、钟某球20%、麦某坚20%、何某5%。麦某坚投资200万元人民币入股京华酒店,持有20%的股权。
4、冯某明（时任广州市白云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二中队中队长）的证言：1997年年中或下半年，我分局在竹料工业园附近查扣了一批和加工海棉有关的化工原料货柜，经调查，这批货没交足关税，涉嫌走私。查扣后不久，分管刑警的副局长吴某祥打电话给我说花都区公安分局局长何某来了解上述货物的情况，我上去后，何某问了相关情况，要求我能否不处罚，而且还向我讲述了相关理由，我不同意，还与他争论了一番。我回来与刑警大队副队长郭某根及经办民警商议，大家认为还是要按规定执行，但因何某打了招呼，作为兄弟单位就尽量从轻。于是我中队调查后向当事人提出罚款的处理，先提出30万，后经与当事人协商及按之前可从轻的意向，最后提出罚款15万，此方案经中队领导讨论后同意并报给分管副局长曹某新审批并执行。
5、郭某根（时任广州市白云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的证言：1997年年中或下半年，我们白云分局的干警在辖区内的竹料工业园附近查扣约40尺的货柜，货柜内是工业原料，价值40多万元人民币。查扣该货柜不久，我接到分管刑侦的副局长吴某祥的电话告诉我花都公安局局长何某来我们单位了解这个货柜查扣的情况，并说都是兄弟单位的人，看看能不能从轻处理。我先让具体经办人冯某明找吴局。后来我回到单位后，我们反走私中队、包括经办人员对该案的处理进行了讨论，意见是既然吴某祥局长打了招呼，何某局长也亲自过来协调，大家都是兄弟单位，就给予从轻处理，罚款15万元后对该货柜放行。
三、被告人邵演峰的供述
在1996年,当时花都区公安分局下属的花都市华安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公司)经何某和我同意之后,和香港商人何某霞合作成立了花都市华强海绵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强公司),具体事项由当时华安公司的经理麦某坚去操作,并在华强公司存在的两年期间,收受麦某坚贿送的人民币共计60万元。
麦某坚一般也会先打电话问我在哪里,如果我有时间的话他就过来找我,将钱送到刑警队或公安局办公楼外,在我的车里或车外给我,有时会在其他地方。1996年8月分5万元;1996年9月分5万元；1996年10月分5万元;1996年12月分4万元;1997年1月分3万元；1997年3月分4万元；1997年4月分3万元;1997年6月分4万元;1997年8月分3万元;1997年9月分4万元;1997年11月分3万元；1998年1月春节分3万元;1998年3月分3万元；1998年4月分3万元;1998年6月分3万元；1998年7月分3万元;1998年9月分2万元。
麦某坚会送给我上述钱财是因为当时华安公司是挂在刑警大队下的,而我分管着刑警大队,还是华安公司的法人代表,有我跟何某的同意,麦某坚才能以华安公司的名义与港商成立华强公司赚钱;二是因为华强公司在进出口过程中要经过海关,而当时花都公安局与花都海关之间的业务联系比较紧密,我作为花都公安局副局长又跟花都海关的领导比较熟,麦某坚也希望如果出了问题,我与何某能帮他出面去协调;三是因为我和何某与海关的领导关系比较熟,平时也有带麦某坚去和海关的领导见见面,这样海关的人就知道他跟我和何某的关系不错,这样他在办理清关业务会方便很多。正是因为毕竟我是麦某坚的上级领导,他也希望以后在他的职务和级别上的升迁得到我的支持和肯定。
大概在1997年底,因为华强公司有一次海棉原材料货物报关时,涉嫌逃避关税被花都海关查扣了货物。事发后,麦某坚向我跟何某汇报了这件事,于是我跟何某出面到花都海关找了当时的叶某林等关长协调,经过协调之后,花都海关对华强公司作了从轻处理,补缴关税罚款了事。还有当时华强公司的货物报关时遇到一些问题,麦某坚都会向我或何某汇报,让我们出面协调。
2000年至2008年期间,我在没有出资一分钱的情况下,收受麦某坚贿送给我的所谓京华酒店分红共计人民币260万元。
大约在1999年的时候,麦某坚跟我和何某说起,在花都新秀镇秀全大道经营京华海鲜酒楼的股东之一林某南说现在的酒店所租的地方租期到了,想要重新投资开一家规模大的京华酒店,想要拉入参股投资,何某和我都觉得花都比较豪华的海鲜酒家还不多,而且林某南在做海鲜生意方面还是挺有经验的,觉得京华酒店这个项目前景还是不错的。何某就问麦某坚他那里是否还有钱来投资,麦某坚就说不用我们操心,投资京华酒店的200万元他来搞定,不用我和何某出资,算是我们三人京华酒店的投资,到时分红就我们三人平分。我和何某在京华酒店上是一分钱都没出的。麦某坚能够把自己投资的股份和获得的分红送给我们,那肯定不是无缘无故,其实主要还是因为我和何某的身份和地位,以及为了感谢我和何某对他的帮助和关照,我想无非是因为以下几点:一是麦某坚还是花都公安局的正式干警,我和何某都还是他的直接上级,他肯定也想以后在职务和级别的升迁上能够关照一下他;二是京华酒店规模比较大,有住宿,饭店,卡拉OK等,这些都属于公安局治安、消防等部门的管理、审批和制约范围,拉上我和何某,在办理这些手续和其他事情的处理上肯定会方便很多;三是如果没有我和何某之前同意他承包华安公司,与港商合资成立华强公司,他是赚不到那么多钱的,而且麦某坚作为花都公安局的在职干警,能够自由自在的在外面做生意,不用来上班,没有我和何某的同意是不可能的。
每年麦某坚送给我的金额大概如下:2003年17万元;2004年是34万元;2005年40万元,2006年50万元,2007年53万元，2008年分红只有一次,是20万元。2008年5月份京华酒店就停业清算,麦某坚分到140万,麦某坚送给我的是46万元。
这些钱我都用于给女儿留学,以及购房购车,装修以及家庭开支等花费上面了。
2001年我虽然已经不是花都区公安局副局长了,但麦某坚仍将京华酒店的“干股”分红送给我,这是因为在1999年麦某坚准备投资京华酒店的时候我们就说好的了,以后将分红送给我,只是履行原先的约定罢了。
另外被告人邵演峰写有亲笔供词，与其供述内容一致。
四、视听资料即讯问被告人邵演峰的录音录像，印证被告人邵演峰所作的供述内容。
以上证据均经当庭质证，且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告人邵演峰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贿赂，数额达320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依法应予惩处。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邵演峰在犯罪后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邵演峰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八十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2年9月14日起至2023年9月13日止。）
二、被告人邵演峰收受的贿赂款312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罗书勇
审 判 员 马世海
代理审判员 冯丹宁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张 帆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条文：
第三百八十五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第三百八十六条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二）个人贪污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
（三）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四）个人贪污数额不满五千元，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第三百八十八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第五十九条没收财产是没收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没收全部财产的，应当对犯罪分子个人及其扶养的家属保留必需的生活费用。在判处没收财产的时候，不得没收属于犯罪分子家属所有或者应有的财产。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