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13民初12698号
原告李海林，男，1972年7月3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杨作福，北京市义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曹立苹，女，1956年2月23日出生。
被告李晶，女，1985年12月24日出生。
被告兼被告曹立苹与李晶之共同委托代理人李莹〔曹立苹之女、李晶之姐〕，1983年5月12日出生。
被告曹立苹与李莹之共同委托代理人张楠，北京市玖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海林诉被告曹立苹、李晶、李莹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涂长江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海林及其委托代理人杨作福、被告曹立苹、被告兼被告曹立苹与李晶之共同委托代理人李莹、被告曹立苹与李莹之共同委托代理人张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海林诉称：
原告李海林之父李正国因病于2017年3月31日去世，原告李海林之母郑淑英已于1996年4月17日去世。李正国名下有坐落于北京市顺义区x村x大街一条2号宅院一处〔庭审中，原告李海林申请更正为“北京市顺义区x村x大街25号宅院”〕。李正国、郑淑英夫妇生前经李正国之父李占一主持兄弟分家，分得该宅院，并在1984年7月对宅院内房屋进行了翻建。1993年9月，李正国、郑淑英夫妇将其分得并翻建的宅院进行了宅地基使用权确权登记，该宅院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登记在李正国名下，编号为顺义镇x集建（证）字第x号。李正国之父母李占一、张希玉先后于2002年、2007年去世，李正国之妻郑淑英已于1996年去世。原告李海林系李正国、郑淑英之独生子。根据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原告李海林为李正国名下宅基地房屋唯一合法继承人，依据法定继承应确认该宅院归原告李海林所有。被告曹立苹、李莹等也要求确认该宅院的所有权，双方因此产生纠纷，故诉至法院，要求确认《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登记在李正国名下编号为顺义镇x集建（证）字第x号坐落于北京市顺义区x村x大街25号宅院〔以下简称涉诉宅院〕归原告李海林所有。
被告曹立苹、李莹、李晶共同辩称：
被告方不同意原告李海林的诉讼请求。在1996年，涉诉宅院在李正国之妻郑淑英遇害身亡后，实际上由李正国卖给了被告方亲属李正纲，当时，李正纲支付给李正国45000元，但考虑到双方系兄弟关系，写成买卖显得生分，同时也为了避税，此外，李正纲、李正国之父李占一当时在世，由父亲李占一做主，所以就写成赠与协议。涉诉宅院已经交付给被告方实际占有、使用二十余年，被告方已经在涉诉宅院内增建大量房屋，无论是原告李海林还是李正国生前从来未对此提出异议，无论是买卖还是赠与，涉诉宅院的产权都应归属被告方。原告李海林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20年最长诉讼时效。综上所述，请求法院驳回原告李海林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
李占一与张希玉系夫妻关系；李占一为李正中（长子）、李正国（次子）、李正纲（三子）三兄弟之生父；张希玉为李正纲之生母，为李正中、李正国之继母。
李占一已于2002年10月8日去世；张希玉已于2007年8月8日去世；李正国已于2017年3月31日因病去世；李正纲曾用名为李正刚，已于2014年5月9日去世；李正中的身份证号码为xxx，其已经在陕西省西安市工作、定居多年。
李正国与郑淑英系夫妻关系，原告李海林系二人之独生子。
李正纲与被告曹立苹系夫妻关系，被告李晶、李莹系二人之女。
1984年1月18日，李占一主持给李正中、李正国、李正纲三兄弟分家。原告李海林持有的毛笔字体落款日期显示为“1984年元月十八日”的分家单中明确记载如下内容：立分家单人李占一身出三子长子正中、次子正国、三子正纲均已年长娶妻完婚生儿育女已能独立自主……长子正中身为双职工现在陕西，有高度觉悟对父母遗产臻毫没有必得之心表示一草一木不贪，对父母赡养之心不减，因此将余所有资财留给二、三子承授，建在我村后街房六间留给正国，建在前街房五间留给正纲……”。根据前述分家单记载，李占一之长子李正中并未通过此次分家分得财产，并且在前述分家单签订之前，李正中已经离开原籍北京市顺义区x村，长期在陕西省西安市工作并定居。通过此次分家，李正国分得的宅院坐落于顺义区x村x大街25号〔以下简称x大街25号〕，李正纲分得的宅院坐落于顺义区x村x大街三条3号〔以下简称x大街三条3号〕。庭审中，双方一致确认在1984年李占一主持李正中、李正国、李正纲三兄弟分家时，李正中对前述分家方案并未提出异议。
李正国在分得坐落于x大街25号的涉诉宅院之后，于1984年7月1日获准翻建房屋，对宅院内的房屋进行了翻建，后形成北正房六间、西厢房三间的建筑格局。1993年9月，涉诉宅院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登记在李正国名下，编号为顺义镇x集建（证）字第x号，前述《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原件现由原告李海林持有。庭审中，原告李海林主张涉诉宅院内的西厢房三间由其本人在1995年出资翻建，但其未能就此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
郑淑英于1996年4月17日在涉诉宅院内因刑事案件遇害身亡。在郑淑英遇害身亡后，李正国作为赠与人、李正纲作为受赠人，并在王继生〔时任x村党支部书记〕、郭淑媛〔时任x村党支部委员兼妇联主任〕、刘成〔时任x村村委会主任〕三位村干部的见证下，签署赠与协议，载明内容如下：顺义镇x村村民李正国现在x村有宅基一所，北房六间，西厢房三间，李正国愿将此房赠与其弟李正刚使用，同时移交宅基使用证一份。
就前述赠与协议的形成过程、原因及其履行情况，被告曹立苹、李晶、李莹解释称：因李正国之妻郑淑英在涉诉宅院内遇害身亡，李正国不愿意继续在涉诉宅院内居住生活，欲将涉诉宅院出售，后经李正国、李正纲之父李占一做主，李正国将涉诉宅院出售给李正纲，但因双方系兄弟关系同时为了避税，所以将双方之间就涉诉宅院达成的交易以赠与的形式来表述，并在x村委会干部的见证下签署前述赠与协议，被告曹立苹、李晶、李莹现已无法就买卖涉诉宅院的细节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实，但主张即使按照前述书面协议所记载的赠与来认定，涉诉宅院已经在1996年实际交付给李正纲、曹立苹家庭居住使用多年，李正纲、曹立苹家庭已经在涉诉宅院内增建了大量建筑，李正国生前从未对此提出异议，原告李海林在李正国去世之后要求确认涉诉宅院归其所有没有事实依据。此外，涉诉宅院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原件在当年未实际交付的原因是李正国解释称原件在其搬家时丢失，因而，无论是李占一还是李正纲均未向李正国追讨。
原告李海林对被告方前述解释不予认可，主张己方至今持有涉诉宅院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原件，并明确否认己方对李正国、李正纲就涉诉宅院签署赠与协议一事知情，进而提出如下主张：即使前述赠与协议是真实的，因涉诉宅院系李正国、郑淑英的夫妻共同财产，并且涉诉宅院内存在由原告李海林出资翻建的西厢房三间，在郑淑英遇害身亡后，涉诉宅院中属于郑淑英的遗产份额，原告李海林作为郑淑英之独生子依法享有继承权，据此，李正国在未经原告李海林知情并同意的情况下将涉诉宅院赠与给李正纲的行为应属无效。
在李正国、李正纲签订前述赠与协议之后，涉诉宅院实际交付给李正纲、曹立苹、李莹、李晶家庭居住使用，但未交付涉诉宅院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原件。李正国、李正纲之父母李占一、张希玉一同搬入涉诉宅院内居住直至先后去世。
在李正纲、曹立苹实际入住涉诉宅院之后，1996年12月15日，在王继生〔时任x村党支部书记〕、郭淑媛〔时任x村党支部委员兼妇联主任〕、刘成〔时任x村村委会主任〕三位村干部的见证下，李占一作为代笔人、李正纲作为立卖约人签署房屋卖契一份，主要内容为：“立卖房文约人李正纲因另有新居愿将年久失修破旧危房五间经中人王珍说合将此房转让与付茂辉为业，评价伍仟元整……”前述由李正纲卖予付茂辉的宅院即为李正纲通过1984年1月18日兄弟分家所得的位于x大街三条3号的宅院。付茂辉购置前述宅院后，在此长期居住生活，其户口登记地址亦为前述门牌号码。
在李正纲、曹立苹实际入住涉诉宅院之后，李正纲、曹立苹在涉诉宅院内增建了房屋，经本院现场勘验确认，涉诉宅院由李正纲、曹立苹家庭实际控制前后的房屋状况如下：一、在李正纲、曹立苹实际控制涉诉宅院之前，涉诉宅院内原有北正房六间以及西厢房三间。二、在李正纲、曹立苹实际控制涉诉宅院之后，涉诉宅院内原有的北正房六间和西厢房三间的主体结构没有变化，但由李正纲、曹立苹夫妇增建了如下房屋：（1）在原有西厢房三间北墙外增建房屋一间；（2）在原有西厢房三间及其北墙外增建的前述房屋一间东侧增建房屋四间，北数第一间单独开门，北数第二间能够与原有西厢房三间的北数第一间相连通，北数第三、四间分别单独开门，本院现场勘验确认原有西厢房三间内部没有隔断墙形成一大间。（3）在涉诉宅院东侧增建东厢房五间，东厢房中部留有东西走向的过道，东厢房北数第一间为里外套间的一大间并向西开门，前述套间南侧有两小间房屋，前述两小间均向南开门并通过东厢房中部的东西走向过道通行，东厢房中部东西走向过道南侧有两小间房屋，均向南开门。（4）原有北正房六间与东厢房之间搭建有石棉瓦顶的厨房一间。
另查一：坐落于北京市顺义区x村x大街一条2号〔以下简称x大街一条2号〕的宅院实际由x村村民尉进梅、刘小海、田萍萍、刘昱泽居住使用；前述村民的户籍地址登记在该宅院。李正国以及原告李海林与前述村民之间没有亲属关系，但李正国以及原告李海林的户籍登记地址均为x大街一条2号，并未登记在涉诉宅院所在地址即x大街25号。被告曹立苹的户籍登记地址则为x大街25号。
另查二：2017年8月2日，本院在北京市顺义区x村村民委员会，分别询问了王继生、郭淑媛、刘成。根据王继生、郭淑媛、刘成的陈述，被告曹立苹持有的李正国作为赠与人、李正纲作为受赠人的赠与协议文本内容系由郭淑媛代笔，协议当事人及见证人签名则均为本人所签。赠与协议上的村委会公章系由时任村委会主任的刘成加盖。在见证前述赠与协议时，李正国、李正纲兄弟二人是在自行协商完毕之后邀请村委会干部见证签订赠与协议的，对于赠与协议签订之前的协商过程，村委会干部并未参与，二人当时并未向村委会干部提出双方实际存在买卖关系，因而，前述村委会干部对李正国、李正纲兄弟二人之间就涉诉宅院是否存在买卖关系不置可否，但确认赠与协议确系李正国、李正纲本人所签，并且在签订赠与协议之后，李正国将涉诉宅院交付给李正纲、曹立苹家庭居住使用。在签订赠与协议之前，李正国之妻郑淑英在涉诉宅院内因刑事案件遇害身亡，在签订赠与协议之后，李正国就从涉诉宅院内搬离，李正纲、曹立苹夫妇入住涉诉宅院后增建了房屋，就李正纲、曹立苹夫妇在涉诉宅院内增建房屋一事，李正国生前从未向村委会或者村干部反映自己对此持有异议。李正国的户籍登记在x大街一条2号属于登记错误，因为前述门牌号码对应的宅院是x村村民尉进梅家庭的宅院，李正国的户籍未能登记在涉诉宅院所在的x大街25号的原因是李正国将涉诉宅院赠与给李正纲之后，李正国在x村实际上没有房屋，属于有户口但无房屋的“空挂户”，在x村与李正国情况类似的“空挂户”在户口登记时均登记在x村x大街一条，但具体的门牌号码可能会与在x大街一条有房有户口村民的宅院门牌号码出现重合。被告曹立苹的户籍登记在涉诉宅院的门牌号码为x大街25号的原因是在户口登记时，被告曹立苹已经在涉诉宅院内居住，涉诉宅院由被告曹立苹实际控制。
另查三：经本院审判信息系统关联案件检索，李正国在涉诉宅院居住期间，曾与涉诉宅院西侧的邻居王珍就宅基地使用界线等问题发生相邻关系纠纷，两次诉至本院，案号分别为（1991）顺城民字第128号、（1991）顺城民字第249号。
（1991）顺城民字第128号一案于1991年5月29日立案，本院于1991年6月3日向该案被告王珍送达民事起诉状后，分别于1991年7月3日、1991年8月5日约谈李正国与王珍。在1991年8月5日的谈话过程中，因需要由行政部门依法明确双方宅基地界线，经法官向双方释明维权途径后，李正国撤回起诉。
（1991）顺城民字第249号一案于1991年10月8日立案，本院经审理后，于1991年12月20日作出（1991）顺城民字第249号民事判决，判决结果如下：一、以李正国正房西房山西北角以西0.06米、西南角以西0.06米处为一点；以王珍南房磉外沿东南角为一点，三点间连直线为原、被告双方宅基地界线。原告可在界线以东0.06米以外建墙，被告不得干涉。二、驳回双方其它诉讼请求。
李正国不服（1991）顺城民字第249号民事判决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1992）中民终字第963号民事判决，判决结果如下：一、维持顺义县人民法院（1991）顺城民字第24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顺义县人民法院（1991）顺城民字第24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王珍与李正国今后翻建房屋时，各自在自己宅基界线以内留出不少于0.18米的散水；李正国如建西房，应在双方宅基界线以东0.18米外建房。
另查四：2017年6月27日，原告李海林曾经以法定继承为案由将李正中作为被告诉至本院，该案案号为（2017）京0113民初11286号。在该案民事起诉状中，原告李海林对涉诉宅院由曹立苹、李莹等人实际控制的事实只字未提，此外，原告李海林将其要求继承的宅院门牌号码表述为其与李正国户籍登记的地址即x大街一条2号。
原告李海林在（2017）京0113民初11286号一案中提交的证据材料与在本案中的提交的证据材料一致。
在办理（2017）京0113民初11286号一案过程中，本院原定于2017年7月5日对涉诉宅院进行现场勘验，并提前电话告知原告李海林现场勘验的时间，待本院法官涂长江、书记员刘萌来到涉诉宅院后，因该案原告李海林自己不持有涉诉宅院的钥匙未实际控制涉诉宅院，无法进入涉诉宅院而造成当天的现场勘验未能进行，本院法官和书记员遂在涉诉宅院外使用相机拍摄了当时原告李海林持有的证据材料原件后返还。
在明确告知原告李海林本院法官和书记员必须进入涉诉宅院内进行现场勘验，并明确要求当面询问涉诉宅院实际控制人的意见后，经原告李海林自行联系涉诉宅院的实际控制人即曹立苹及其女儿李莹，本院在2017年7月7日中午对涉诉宅院进行了现场勘验，并询问了涉诉宅院实际控制人曹立苹的意见。本院在调查询问过程中，曹立苹对原告李海林将李正中作为被告诉至本院要求确认涉诉宅院归原告李海林所有明确提出异议，明确主张其家庭已经实际购置涉诉宅院并长期占有使用，并在涉诉宅院内增建了大量房屋。
2017年7月11日，根据前述核实的情况，本院向原告李海林释明如下事项：原告李海林仅仅将居住在陕西省西安市且未实际控制涉诉宅院的李正中列为本案被告要求确认涉诉宅院的所有权，如果绕开明确对涉诉宅院提出权利主张的曹立苹及其亲属，明显属于被告主体不适格。
经本院释明后，该案原告李海林申请撤回起诉，并表示如果不能与曹立苹及其家属协商解决将另案起诉。
2017年7月11日，原告李海林在撤回（2017）京0113民初11286号一案的起诉之后再次向本院提起诉讼，将曹立苹、李莹作为被告诉至本院，即为本案。
经本院核实，在李正纲去世时，其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包括李正纲之妻曹立苹、长女李莹、次女李晶。鉴于本案立案受理之时李正纲已经去世，为了确保被继承人李正纲之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的权益，避免遗漏当事人，本院于2017年7月14日依职权追加李正纲之次女李晶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
在（2017）京0113民初11286号原告李海林诉被告李正中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中，原告李海林在其民事起诉状中将李正中作为被告诉至本院的理由表述为：“原告李海林要求对该宅基地房屋进行法定继承确权。同时，被告李正中（系李正国之胞兄）也要求对该房屋确权，由此产生纠纷。”与此同时，根据原告李海林持有的前述毛笔字体落款日期显示为“1984年元月十八日”的分家单记载，李占一之长子李正中并未通过分家单分得财产。在1984年分家之时，李正中已经在陕西省西安市定居。根据庭审质证过程中双方各自关于李正中回原籍探亲以及与居住在原籍亲属联系的相关陈述也能够认定，李正中常年在陕西省西安市定居很少回到原籍北京市顺义区x村，没有证据证明李正中曾经就涉诉宅院向原告李海林提出过权利主张。
有鉴于此，在本案庭审中，本院要求原告李海林当庭解释说明如下事项：在原告李海林将李正中作为被告诉至本院之前，李正中通过何种途径向原告李海林提出要求对涉诉房屋进行确认？如何确权？李正中为何向原告李海林提出对涉诉房屋确权的诉求？就前述情节，原告李海林有无证据向法庭提交？
对于前述问题，原告李海林在2017年8月25日的庭审中答复如下：原告李海林之父李正国去世以后，李正中曾经提出涉诉宅院有其财产份额，但在了解到涉诉宅院由李正国翻建后，李正中又表示放弃分割请求。
庭审中，原告李海林就其前述陈述未能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
上述事实，有（2017）京0113民初11286号卷宗复印件、（1991）顺城民字第128号卷宗复印件、（1991）顺城民字第249号卷宗复印件、现场勘验与询问笔录、现场勘验照片、赠与协议、户口簿、户籍登记查询结果打印件等证据在案为证，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之依据。
本院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之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本案中，现已查明，1984年1月18日，李占一主持给李正中、李正国、李正纲三兄弟分家达成的分家单明确记载“立分家单人李占一身出三子长子正中、次子正国、三子正纲均已年长娶妻完婚生儿育女已能独立自主……长子正中身为双职工现在陕西，有高度觉悟对父母遗产臻毫没有必得之心表示一草一木不贪，对父母赡养之心不减，因此将余所有资财留给二、三子承授，建在我村后街房六间留给正国，建在前街房五间留给正纲……”。原告李海林持有前述分家单的原件。根据前述分家单记载，李占一之长子李正中并未通过此次分家分得财产，并且在前述分家单签订之前，李正中已经离开原籍北京市顺义区x村，长期在陕西省西安市工作并定居。通过此次分家，李正国分得的宅院坐落于x大街25号，李正纲分得的宅院坐落于x大街三条3号。在父亲李占一主持兄弟三人分家之后，李正中仍然长年在陕西省西安市定居生活。庭审中，双方一致确认在1984年李占一主持李正中、李正国、李正纲三兄弟分家时，李正中对前述分家方案并未提出异议。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李正中曾经对涉诉宅院提出过确认权属、分割财产等诉求。应当指出，李正中的出生日期为1942年12月11日，李正中在1984年既已认可父亲李占一主持分家的结果，根据基本生活常识，在离开原籍几十年、兄弟分家三十多年、况且其弟李正纲、李正国先后去世之后，断无李正中在古稀之年回原籍索要涉诉宅院之可能！然而，原告李海林却于2017年6月27日将长期定居于陕西省西安市且不实际控制涉诉宅院的李正中一人作为被告诉至本院，原告李海林在该案民事起诉状中对涉诉宅院由曹立苹、李莹等人实际控制的事实只字未提，但在该案审理过程中，从原告李海林能够与被告曹立苹、李莹等人取得联系上来看，原告李海林对涉诉宅院由被告曹立苹等人实际控制一节显然明知。然而，在提起（2017）京0113民初11286号一案起诉时，原告李海林却刻意隐瞒涉诉宅院的实际控制情况，故意绕开实际控制涉诉宅院的曹立苹及其亲属，恶意编造李正中对涉诉宅院提出确权分割请求的谎言，如果仅仅依据原告李海林持有的前述分家单、《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等证据材料进行形式审查而不对涉诉宅院进行现场勘验和走访调查就直接作出调解或者判决，必定造成冤假错案！若非本院法官坚持要求进入涉诉宅院进行现场勘验并当面询问涉诉宅院实际控制人的意见，原告李海林隐瞒实情、假装糊涂、玩弄规则、骗取裁判的不当诉讼目的一旦意外得逞，势必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原告李海林通过编造故事情节制造的虚假诉讼，虽然在遇到障碍后以其自行申请撤诉的方式结案，但应指出，原告李海林的前述行为，不仅有违诚实信用原则，而且有悖于其所从事警察职业的职业道德与操守，已经突破为人处世底线，本院予以严厉谴责！
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之一为原告李海林能否基于其为李正国、郑淑英的唯一法定继承人身份，依据其持有涉诉宅院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原件等证据材料主张继承涉诉宅院。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之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本案中，原告李海林之母郑淑英已于1996年4月17日在涉诉宅院内遇害身亡，然而，在郑淑英去世后长达二十年的时间内，原告李海林从未基于郑淑英的法定继承人身份提出要求继承分割郑淑英对涉诉宅院享有的遗产份额，亦未以郑淑英法定继承人的身份对李正国与李正纲就涉诉宅院签订赠与协议提出异议，更未以郑淑英法定继承人的身份对李正纲、曹立苹家庭长期控制涉诉宅院并在涉诉宅院内增建大量房屋提出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八条之规定，自继承开始之日起的第十八年至第二十年期间内，继承人才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犯的，其提起诉讼的权利，应当在继承开始之日起的二十年之内行使，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行提起诉讼。综上所述，本案中，原告李海林基于其为郑淑英之法定继承人身份提出的相关权利主张，依法均不应得到支持。
现已查明，郑淑英已于1996年4月17日在涉诉宅院内遇害身亡，此后，李正国与李正纲在x村村委会村干部王继生、刘成、郭淑媛的见证下就涉诉宅院签订赠与协议，李正纲、曹立苹及其家庭成员入住涉诉宅院后，李正纲因“另有新居”而将其原通过1984年分家所得的x大街三条3号宅院出售给付茂辉，李正纲出售前述宅院给付茂辉的房屋卖契系由李正国、李正纲之父李占一起草，并仍然由王继生、刘成、郭淑媛予以见证。李正纲、曹立苹家庭入住涉诉宅院后，在涉诉宅院内增建了大量房屋，根据基本生活常识，李正国显然对此知情。结合李正国生前在1991年曾与涉诉宅院西邻王珍两次发生相邻关系纠纷诉讼的审理情况能够认定，李正国生前通过诉讼途径维权，寸土必争坚决捍卫其对涉诉宅院权利的意志十分坚定，在此历史背景之下，李正国生前却对李正纲、曹立苹家庭在涉诉宅院内增建大量房屋一节从未提出过异议，李正国生前从未因此与李正纲、曹立苹发生过纠纷。综合前述情节和历史背景足以认定，李正国在其妻子郑淑英于涉诉宅院内遇害身亡后将涉诉宅院产权处置给李正纲、曹立苹家庭的意思表示显然真实、有效。应当指出，李正国、李正纲兄弟二人就涉诉宅院到底是“赠与”关系还是“买卖”关系，因直接当事人均已去世，时过境迁物是人非造成实际法律关系已经难以查证，但是，在涉诉宅院自1996年签订赠与协议以来一直由李正纲、曹立苹家庭实际控制并增建大量房屋的历史背景之下，前述实际法律关系查证困难的情节显然已经不能改变、不能否定涉诉宅院产权已经归李正纲、曹立苹家庭所有的事实。
应当指出，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本案中，按照李正国、李正纲就涉诉宅院签订的赠与协议约定，交付涉诉宅院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原件本应为李正国应当全面履行的合同义务之一，在涉诉宅院于1996年交付给李正纲、曹立苹家庭居住之后，李正国未能及时履行交付涉诉宅院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原件的行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原告李海林持有前述《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原件显然是李正国生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未能兑现承诺的行为结果，“任何人都不能因为不当行为而获益”是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也是众所周知的基本生活常识，因此，原告李海林依据己方持有的涉诉宅院《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原件主张涉诉宅院应确权归自己所有，于情于理，都不应当得到鼓励和支持。
据此，原告李海林基于其为李正国、郑淑英唯一法定继承人的身份，依据其持有涉诉宅院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原件等证据材料主张继承涉诉宅院，于法无据，于理不合，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之二为原告李海林能否基于其在庭审中所述曾经对涉诉宅院内西厢房翻建出资一节主张李正国与李正纲签订的赠与协议无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庭审中，原告李海林改变其在民事起诉状中就涉诉宅院房屋的财产性质所述内容，主张涉诉宅院内的西厢房三间系由其出资翻建，但其并未就此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实。现已查明，李正国、李正纲兄弟二人在1996年就涉诉宅院签订赠与协议后，李占一、张希玉〔即原告李海林的爷爷、奶奶〕随李正纲、曹立苹夫妇一同搬入涉诉宅院居住直至先后去世。况且，李正纲、曹立苹夫妇在入住涉诉宅院后所增建的大量房屋对涉诉宅院建筑格局带来的明显改变即使不进入涉诉宅院内也显而易见！此外，原告李海林系李正国之独生子，李正国与原告李海林长期共同生活直至去世，原告李海林辩称己方对李正国、李正纲签订赠与协议一节不知情明显违背基本生活常识，本院实难采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没有充分证据证实其前述诉讼主张的角度，还是从即使能够证实而其提出前述诉讼主张已经明显超过法定最长诉讼时效的角度，原告李海林基于其单方陈述曾经对西厢房翻建出资提出的诉讼主张不能成立。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海林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三十五元，由原告李海林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涂长江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仝 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