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民终35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某，女，1951年3月24日出生，住北京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翔，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春，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X某（吴某1），女，1963年4月26日出生，加拿大国籍。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洋，北京金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素英，北京金标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S某（吴某2），女，1961年7月18日出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国籍。上诉人吴某因与被上诉人X某（吴某1）、S某(吴某2)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8民初20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的规定,不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为应某名下位于北京市海淀区静淑苑高教宿舍某楼某号房屋（以下简称某号房屋）归吴某、吴某1、吴某2按份额共有，其中吴某继承三分之二份额；2、本案诉讼费用依法承担。事实与理由：母亲应某是法律上的无行为能力人。这是本案的基本事实，也是处理案件的关键事实。一审法官不认可是错误的。应某一直不承认患有精神分裂症，拒绝去安定医院就诊及治疗。一审法官采信公证遗嘱属认定上有错误，证据不足。法律上的无行为能力人所立公证遗嘱无效，有效的唯一先决条件是有权威精神病专科医院确诊其精神分裂证已康复或已恢复行为能力的书面材料。公证书本质上是一种证据，法院应当从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三个角度进行审查。如果没有应某精神分裂症已经痊愈的专业医院诊断证明，则安定医院作为专业部门出具的会诊结论和法院的判决书比公证遗嘱有更强的证明力，更应该采信。应某在订立遗嘱时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举证责任在吴某1一方，应当由吴某1举证证明。应某在订立遗嘱时候的民事行为能力情况应当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应某的民事行为能力没有恢复的可能。吴某1辩称，不同意吴某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公证遗嘱合法有效。之前有判决书将应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参与诉讼，可以证明精神方面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吴某认为应某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需要吴某提供证据证明。公证遗嘱时的录音内容可以认定应某在制作公证遗嘱的时候回答切题流畅，体现出应某神志清醒，并且录音与遗嘱内容一致，说明公证遗嘱的内容是应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吴某在一、二审中均未提交任何证据可以直接证明2007年应某立遗嘱时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对此吴某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对其主张不应采信。请求依法维持一审判决。吴某2辩称，吴某2曾在去年夏天回国在一审法院出庭作证说明母亲应某精神正常、头脑清醒、思维敏捷准确。应某在2011-2012年断断续续因病住院，因为不同的病换了几个医院。吴某2从英国回来看望母亲时，问她为什么要换医院呢？她告诉吴某2那个医院是哪个专科比较好，有的因为没有床位等等。吴某2后来看望她时，是在广安门中医院，她告诉吴某2广安门中医院的中药不错可以调理一下等等。所有的医院给母亲的结论是“头脑清晰、正常”至母亲去世。所去的医院都不是精神病医院。如果她有精神病，那么这么多的医生们不给她下个结论呢？直接去神经病医院就是了。2012年母亲去世后，吴某马上就去问吴某1、吴某2有无遗嘱。吴某1马上发了邮件给她，吴某2又转到吴某的儿子的邮箱里。在去年一审法院吴某当庭说没有收到，后来又说收到了。应某所立遗嘱是她本人的愿望，是经国家公证处公证的合法文件，应受法律保护。吴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从被继承人遗产中扣45317.16元偿还对吴某的借款；2、某号房屋由吴某继承三分之二；3、分割被继承人的抚恤金129554元及丧葬费5000元。案件受理费由吴某1、吴某2负担。事实和理由：吴某与吴某1、吴某2系姐妹关系。母亲应某于2012年10月3日去世，遗留某号房屋一套，一直由吴某1掌握，吴某多次向其主张，其均拒绝，故诉至法院。吴某1向一审法院辩称，应某于2007年3月2日留有公证遗嘱，其名下的财产包括房产、个人存款、抚恤金全部由吴某1继承。因此，本案应当是遗嘱继承，且某号房屋应归吴某1所有。应某从未向吴某借过任何款，双方不存在任何民间借贷关系，大家对借款事实和借款金额均不认可。应某的丧葬费是吴某1支出的。吴某2向一审法院辩称，应某留有公证遗嘱，其名下的财产由吴某1继承，吴某2同意按照公证遗嘱进行继承。吴某在知道应某留有遗嘱的情况下启动诉讼，对大家造成经济和精神上的损失。抚恤金不属于遗产，吴某2作为其家属也有相应的权利。丧葬费不是吴某2出的，吴某2也不知道是谁出的。吴某2从未听应某说过她有借过别人的钱，不认可应某有向吴某借款的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吴某3与应某系原配夫妻，生有三子女，即吴某2、吴某、吴某1。吴某3与应某于1987年离婚。此后，应某无其他的婚姻关系及子女。2012年10月3日，应某去世，其父母先于其本人去世。某号房屋系50年代应某自其单位分得，并于1997年购买。后应某于1999年4月7日取得房产证，登记在其名下。应某去世后，其单位北京某厂应发放抚恤金129554元，丧葬费5000元。上述款项尚未发放。另，吴某2经法院合法传唤，2017年8月3日开庭时未到庭应诉。对各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吴某1主张应某留有公证遗嘱提交（2007）西证字第0600号公证书，内容为：某号房屋是我个人财产。在我去世后，我自愿将上述房产留给我的小女儿吴某1继承。吴某2对此予以认可。吴某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应某有精神分裂症，不具备订立遗嘱的能力。吴某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1979年、1980年、1983年吴某3与应某离婚纠纷卷宗及诉讼中双方律师往来函件。对此，法院认为，虽然离婚诉讼卷宗中提及应某有精神分裂的情况，但不能证明应某在2007年立遗嘱时的精神状态。加之，应某2000年后的住院病例中无论是既往病史还是当时诊断均未提及应某患有精神分裂症，故法院对吴某的主张，难以采信。现吴某1提交公证机关的公证遗嘱，吴某未提交该公证遗嘱被依法撤销或无效的相关证明，故法院对吴某1提交的公证遗嘱予以采信，本案应当按照遗嘱继承进行。2、吴某主张应某生前向其借款45317.16元，提交了记账清单及借条、收条。法庭询问借款的支付方式，吴某主张支付方式为现金支付（应某签字）和为应某购药。对应某签字的两张收条、三张借条和购房借条，吴某1、吴某2仅认可购房借条的真实性，吴某1主张该购房借条已经偿还并提交了相关的证据。吴某1、吴某2对三张借条真实性不认可，认为即使为真，借款是否偿还不清楚，且吴某的主张已超过了诉讼时效。吴某1、吴某2认为两张收条不能证明应某与吴某之间的借贷关系。对当事人的上述争议，法院认为，吴某提交的收条和记账清单，即使为真亦不能证明应某与吴某之间的借贷关系；吴某1提交证据证明购房款项已予偿还；其余借条即使为真亦已超过诉讼时效，故法院对吴某主张应某生前向其借款45317.16元，不予采信。3、吴某1主张支付应某丧葬费66285元，提供了丧葬费收据、发票及购买墓地发票。吴某对丧葬费收据、发票的真实性认可，吴某2未到庭发表质证意见，法院依据票据上金额16963元确定该部分费用。吴某对购买墓地发票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发票载明的应某2非应某。吴某1主张应某2为应某的曾用名，吴某不予认可，吴某1对此未进一步提交证据。对此，法院认为，在吴某1未提交证据证明应某2系应某曾用名的情况下，且发票开具时间为应某去世后两年，故法院对吴某1主张的该部分丧葬费不予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为外国人的，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本案中，吴某1为加拿大公民、吴某2为英国公民，本案涉及的民事法律关系为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故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应某系在我国境内去世的我国公民，故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进行审理。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中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本案中，吴某未提交证据证明公证遗嘱无效或被撤销，故法院依法确认应某去世后留有遗嘱，本案应按遗嘱继承进行。某号房屋系应某的个人财产，其去世后应当作为遗产进行分割，现应某留有公证遗嘱，将某号房屋留由其法定继承人吴某、吴某1、吴某2中的吴某1继承，吴某要求确认其在某号房屋中的继承份额，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抚恤金不属于遗产，是被继承人单位给予死者家属的精神抚慰和经济补偿，是对死者家属的一种抚慰和救济方式。吴某、吴某1、吴某2作为应某的子女均有权享有抚恤金。综上，法院判定特别抚恤金由吴某1、吴某2、吴某各自享有三分之一。应某的丧葬费系由吴某1垫付，单位应发放的丧葬费应由吴某1享有，吴某1扣除上述丧葬费后的剩余垫付部分，由吴某2、吴某支付给吴某1。吴某主张应某生前有未偿还的借款，举证不足，故法院对其要求从遗产中扣除45317.16元借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吴某2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应某名下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六道口静淑苑某号楼某号房屋归X某（吴某1）所有；二、应某去世后，单位发放的抚恤金，由吴某享有43185元，由X某（吴某1）、S某（吴某2）各享有43184.50元；三、应某去世后，单位发放的丧葬费5000元，由X某（吴某1）享有；吴某、S某（吴某2）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分别给付X某（吴某1）垫付的丧葬费3987元；四、驳回吴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根据吴某的申请，本院依法从北京市国立公证处调取了应某立公证遗嘱时的相应档案材料。吴某对于上述档案材料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卷宗材料的笔录中公证人员询问过应某是否有遗嘱草稿，应某说没有，实际上应某有书写过3份遗嘱。卷宗材料中遗嘱所述的内容、处理遗产以及莫须有的罪名指控吴某，这些情况都是与事实不符的。应某一直在控告吴某，最后查实是没有属实的。这些莫须有的指控可以体现出应某是在发病的状况下所做的遗嘱。卷宗材料的录音中应某离婚的时间不是1989年而是1987年。应某说的内容与事实不符。这是补做的录音，这只是为了做录音而做，所以不是一个真实的状态。录音可以说明应某有精神分裂症的状态。吴某1对于卷宗材料没有意见，认为公证遗嘱合法有效，卷宗材料中的录音内容可以体现出应某在制作公证遗嘱时回答切题流畅，神智清醒，并且录音与遗嘱内容一致。上述事实，有本院调取的公证遗嘱卷宗档案材料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经审查，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系继承纠纷，根据法律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应某2007年3月2日所办理公证遗嘱是否有效。吴某上诉主张应某所办理的公证遗嘱无效，主要理由是应某在办理公证遗嘱时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对此本院认为，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涉及公民的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非经人民法院经法定程序依法宣告不得随意认定公民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本案中，吴某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就应某的民事行为能力已经人民法院宣告，一审中吴某亦未就应某的民事行为能力申请鉴定，在应某已经去世且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应某在2007年3月办理公证遗嘱前后精神存在异常的情况下，本院对吴某在二审期间申请对应某在办理遗嘱期间行为能力进行鉴定不予准许，对其关于应某2007年3月2日所办理公证遗嘱无效的主张不予采信。一审法院依据应某办理的公证遗嘱判决某号房屋由吴某1继承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吴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一万八千九百五十三元，由吴某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 磊审 判 员  刘福春代理审判员  吴扬新二〇一八年七月十日书 记 员  张丽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