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2民终42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唱片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2号。法定代表人：高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栾双杰，男，中国唱片总公司办公室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瑞云，北京市中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凌博，男，1963年7月6日出生，汉族，中国唱片总公司编辑，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中国唱片总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凌博名誉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5）西民初字第100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国唱片总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凌博立即停止侵权，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为“诉争博文中反映的内容基本属实，没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这一认定与本案事实明显不符，属认定事实错误。诉争博文完全是恶意歪曲、捏造事实，对我方进行诋毁诽谤。从我方提供的证据和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来看，本案中提到的录音母带数字化工程所涉及的全部内容不属于国家机密；承担母版磁带数字化工作的中唱胜利影音公司是中唱总公司控股的下属子公司，不是凌博所谓的日方，也不存在母盘磁带外流给日方的事实。2.凌博的造谣诽谤行为严重损害了我方的名誉，给我方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凌博通过微博向公众散布诋毁我方的言论，主观意图就是给我方造成不良影响。截至2015年1月7日，经统计，凌博本人并指使他人利用互联网直接转发博文3961次，直接跟评449人次。其直接转发的对象多为粉丝量十几万以上的微博“大号”名家，因此间接扩散面及数量极大。一审法院认为“不应认定侵害他人的名誉权”，这一认定违背法律规定，属适用法律错误。凌博辩称，我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中国唱片总公司的上诉请求和上诉意见。我没有诽谤也没有攻击法人。我在微博发表博文是就事论事，不存在侵犯名誉权的情形。中国唱片总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凌博立即停止侵权，将涉案博文及相关博文全部删除，并向我方书面赔礼道歉；判令凌博赔偿因侵权给我方造成的经济损失1万元；诉讼费由凌博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2年12月2日，中国唱片总公司与凌博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凌博同意根据中国唱片总公司工作需要，担任经营中心编辑工作，合同期限为1年，至2003年12月2日终止。之后，中国唱片总公司与凌博在《劳动合同续订书》上签名和盖章，约定本次劳动合同期限类型为无固定期限合同，续订合同生效日期为2005年12月1日，同时注明凌博现任影视动漫中心编辑。2014年12月27日，凌博通过个人实名认证的新浪微博“奥翔的凌博”发表了《中华民族的可移动文物为什么交给了日方？！》一文。中国唱片总公司认为该文章的以下内容系凌博捏造事实对中国唱片总公司进行恶意诋毁诽谤，侵犯了中国唱片总公司的名誉权。1、文章标题。中国唱片总公司称其委托给胜利公司数字化的4.7万条母带大部分是唱片、歌曲、曲艺，其中50多条涉及领导人的讲话，全部都是1949年以后出版的不属于可移动文物的内容，是为了保存母带，胜利公司是中国的公司，不是日方公司，凌博利用中日关系对中国唱片总公司进行诋毁。2、文章第一段：2012年9月10日，当全体中国人民正在声讨日本政府钓鱼岛国有化的当天下午，在北京天宁寺中国唱片总公司内正在举行中唱总公司与北京中唱JVC公司的合作签约仪式，合作内容是将中唱替国家保存的全部录音母版交给这家由中唱与日本JVC合资的由日方代表主控经营的公司来完成母版数字化工程，此项工程的全部资金由国家12.5计划拨款，款项1个多亿以上，据说还再追加。当晚，中唱与日方还举行了豪华的庆祝宴。中国唱片总公司称其与胜利公司签订合同的日期是2012年10月16日，胜利公司是中唱的下属公司，与JVC公司没有关系，也没有日方控股。中国唱片总公司认为凌博利用钓鱼岛事件属于恶意煽动，当时还没有签约，豪华庆功宴是编造的，该段内容系凌博编造。3、文章第三段：2003年，中唱原总经理赵大新向财政部申请到200余万元，购置数模转换设备，集结中唱录音技术精英，开始将历史录音母版逐步数字化的工作。2006年，早已被广电系统以事业单位不能容有企业的理由，中唱公司转归于国资委，之后被李荣融送给国资委旗下的一个叫诚通的仓储物流集团。该集团决定提拔周建潮担任企业法人。2011年，周建潮以相同的历史音版数字化理由，再次通过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向财政部申请多达一个亿以上的专项拨款，没想到这笔涉嫌重复申请并且扩大N倍的专项款居然顺利地得到了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资委等中唱上级部门以及财政部的批准。中国唱片总公司称凌博在该文中所述2003年中唱原总经理申请专项拨款是捏造，整个保护老唱片工程通过后，分两笔拨款，第一笔拨款1800万元，还有1300万元没有到位，中唱胜利公司只承担磁带的数字化，只有一部分钱款与中唱有关系，整个项目才三千多万元，且还有1300万元没有到位，主要是给上海的公司进行金唱片经费。4、文章第四段：中唱人原本以为周给中唱带来一张大单，却没想到周却勒令正在精致工作的中唱数字化工作人员全部停工，已经数字化的节目搁置无用，并宣布历史母版数字化的工作将由从没有做过数字化工作也没有音版数字化人才与设备的“北京中唱JVC公司”全部接手。中国唱片总公司认为凌博所述该部分内容为编造，中国唱片总公司称其委托胜利公司是有严格的程序，工作的技术含量较高，由中唱公司进行采录工作，该工作已经完成，不存在母版被日方控制的情况，凌博系凭空杜撰。5、文章第六段：……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周勒令全部中唱分公司的母版也要全部交给日方，甚至将总公司与上海公司保管的前面提到的中共机密录音母带与唱片模板全部交给了日方处理……中国唱片总公司认为，即使涉及领导人讲话也不涉及机密，这些讲话都公开出版过，这些音像资料在首图和国图都可以找到，交给中国唱片总公司时也未标注机密。凌博的言论是捏造，对事实不了解。6、文章第七段：2014年8月7日的《人民日报》受中唱领导的委托，刊出一篇为中唱母版数字化叫好的文章……一小撮掌握着权力的党员干部，却可以肆意将先辈们誓死保存的中华民族有声文物拱手交给日方，而且还附赠国款上亿元的复制经费，这难道不是滑天下之大稽？！中国唱片总公司认为唱片数字化工程比较大，涉及老唱片保护，立项后一直受到媒体关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不是受中唱委托。中国唱片总公司提供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馆藏资料，证明凌博微博中提到的资料都公开发行过，可以公开查阅，依法不属于机密文件。凌博对该部分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称当时属于机密文件，有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指示。诉讼中，中国唱片总公司（甲方）提供其于2012年12月16日与中唱胜利影音有限公司（乙方）签订的《项目委托协议书》的部分内容，证明该协议签署时间。该协议约定了双方就甲方委托乙方共同完成“中华老唱片数字资料库”项目达成协议，其中项目总体概述为：甲方资料库拥有20世纪初中国有唱片工业以来的绝大多数唱片模版，其中包括：13万面唱片金属模板、4.5万条磁记录胶带。甲方申报的“中华老唱片数据资源库”项目已被列入国家十二五文化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并得到国家财政的支持。“中华老唱片数据资源库”项目对全国范围内的老唱片母版以及老唱片的声音资源进行抢救和保护，以数字化的形式对传统唱片的内容实现永久保存；建立起中国音乐和戏曲数据资源库，并基于上述平台，实现服务社会与产业化运营。凌博对该份协议表示不清楚，其称9月份就知道此事了。2014年12月29日，中国唱片总公司派人到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就凌博在互联网上发表的本案的涉案文章及相关内容进行了证据保全。中国唱片总公司支付公证费2000元。凌博提供2014年6月5日北京娱乐信报的新闻报道《本报独家探访珍贵老唱片库母带“病危”》，该文称记者独家探访中国唱片总公司的老唱片资料库，他们已经组织专家对《向阳商店》这样的老磁带、老唱片进行“会诊”，积极进行抢救工作。该文中载明闫华是“中华老唱片数字资料库项目”的技术总监……据闫华介绍，“中华老唱片数字资源库项目”2011年春天开始实施，政府财政已先后两次向这个项目拨付了专项资金共计1800万元。北京、上海两地各有四个工作室，同时进行、同步推进，上海项目组主要负责唱片金属模板的数字化采录，北京项目组主要进行开盘磁带的数字化采录。凌博还提供了（闫华）JVC数字化零散借版登记本（2013）、中唱原党委书记赵大新与被告的电话录音、2010年7月22日法制日报《一名举报人身陷连环讼争的背后》、2014年8月7日人民日报《别让文化版权资产沉睡“箱底”用数字化抢救老唱片》一文等证据。此外，凌博提供中国经济网《数字化采录抢救珍贵老唱片传承中华文化艺术》一文，以此证明该委托项目外资已涉足独一份的国家文化遗产和党的政治文献，中国唱片总公司强调中日合资公司只涉及4.7万盘录音胶带母版的数字化工作，但这份报道和其他媒体报道中，闫华是该项目的技术总监制，并已涉及13万元唱片模版。中国唱片总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表示无法核实，对凌博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称不否认闫华参与这个项目，闫华所在的胜利公司只是承担一部分，这个项目抽调了中唱全公司各个部门的人员组成工作小组，并不矛盾。凌博提供甄志强以“天宁塔影”的微博名于2013年1月9日在新浪微博发表的他去中唱上海公司参与老唱片模版数字化工作的系列图片3页，证明中唱胜利公司染指13万老唱片模版的数字化工作。中国唱片总公司称甄志强是中国人，是中唱胜利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参与了保护老唱片的项目。凌博提供2015年6月10日中国新闻网发表的《崔永元质疑中唱涉泄密北京警方已立案》一文，文中称：8日下午，著名主持人崔永元发布微博，质疑中国唱片总公司[微博]泄露国家机密，理由是对方将珍贵历史文献母带交给一家中日合资公司来完成数据化处理。9日下午，中国唱片总公司发声明回应此事，强调中唱胜利公司员工皆为中国公民，而且相关内容并不涉密。不过，记者了解到，崔永元已就此事报案，而北京警方也已立案。8日下午，崔永元在微博晒出九张音乐胶带卡片的照片，绝大多数为“文革”时期音像资料，包括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柯庆施在不同场合的讲话录音。他写道：“这些珍贵的文献母带存放在中国唱片总公司库内，政府投资上亿元做数据化处理。这样一个明显涉密的项目，中唱居然把它交给一家中日合资公司来完成，为什么？”崔永元认为，这些历史文献，中唱原本是为国家的机密文件而加以妥善保管，无人能接触到。他指出这些资料均为母盘，“有唯一性，一旦出现问题，损失无法计算也无法挽回”……针对崔永元的炮轰，9日下午5点，中国唱片总公司发表声明，声明强调之所以修复这批文献母带，是已有一些金属模板出现锈斑、翘曲、录音磁带出现脱磁、变形、脆裂的情况。因此中国唱片总公司于2010年申报的“中华老唱片保护工程项目”被列入了“国家十二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得到了财政部文化发展专项资金3000万元的支持。中国唱片总公司称因凌博散布不良言论给原告造成影响，崔永元质疑后中国唱片总公司及时发布声明，北京市内保局找中国唱片总公司核实过，中国唱片总公司提交了书面说明，不涉密也没有立案。凌博提供中唱胜利影音有限公司企业档案，证明该公司于2000年由中唱（占51%）及日本JVC公司（占49%）出资成立；2005年9月26日JVC公司将39%的股份转让给日本株式会社BMB，JVC持10%股份；2008年法定代表人由李鼎祥变更为周建潮，周建潮同时期担任中唱总公司的法人代表、总经理职务；2010年3月，JVC将10%的股份转让给日本MEMORY-TECH株式会社；2015年法定代表人周建潮变更为房成义；闫华自该公司2000年注册成立以来，始终是日资董事并一直担任总经理。中国唱片总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凌博的证明事项有主观夸大部分，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和闫华担任总经理属实，闫华是中国人，是按照董事会的授权担任总经理职务，不能说闫华代表日方利益，公司一直是中方控股，法人也一直由中国人担任。另查，中唱胜利影音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4月24日，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投资人分别为中国唱片总公司，认缴出资金额510万元；MEMORY-TECH株式会社，认缴出资金额390万元；株式会社BMB，认缴出资金额100万元。该公司公示信息中主要人员包括：房成义任董事长、堀徹任福董事长，加茂正治、李聪辉、刘淑静、闫华、张晓红任董事，闫华任总经理。一审法院认为，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予以认定。本案中，凌博于2014年12月27日发表的《中华民族的可移动文物为什么交给了日方？！》的博文，就中国唱片总公司将其保管的录音母带交给日方主控的公司来完成数字化工程发表评论。根据中国唱片总公司提供的证据，其于2012年12月16日与中唱胜利影音有限公司签订的《项目委托协议书》，约定了双方就“中华老唱片数字资料库”项目达成协议，其中项目总体概述为：中国唱片总公司资料库拥有20世纪初中国有唱片工业以来的绝大多数唱片模版，其中包括：13万面唱片金属模板、4.5万条磁记录胶带，以及中国唱片总公司申报的“中华老唱片数据资源库”项目已被列入国家十二五文化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并得到国家财政的支持等内容。而根据中唱胜利影音有限公司的企业档案，该公司的投资人分别为中国唱片总公司，认缴出资金额510万元；MEMORY-TECH株式会社，认缴出资金额390万元；株式会社BMB，认缴出资金额100万元。因此，凌博发表的诉争博文中，关于中国唱片总公司与中唱胜利影音有限公司进行项目合作、中唱胜利影音有限公司有日方公司控股等内容基本属实。诉争博文虽存在涉及此事的具体时间、数字、金额等内容不够准确的情况，但因博文中反映的内容基本真实，没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不应认定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故中国唱片总公司请求判令凌博立即停止侵权，将涉案博文及相关博文全部删除，并向中国唱片总公司书面赔礼道歉，赔偿因侵权给中国唱片总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1万元之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于2017年1月判决：驳回中国唱片总公司之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凌博提交《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申请书》，以证明中国唱片总公司申请项目经费为1.2亿。中国唱片总公司对该份申请书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该份申请书只有电子文档，没有原件，且中国唱片总公司称其项目资金是向财政部申请，实际申请金额为3100万。中国唱片总公司提交凌博微博截图，证明凌博在一审判决作出后继续发表侵权博文，恶意歪曲捏造事实，扩大影响，侵害中国唱片总公司名誉权。凌博称其并未捏造事实，并未侵犯名誉权。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因撰写、发表批评文章引起的名誉权纠纷，文章反映的问题基本真实，没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的，不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本案中，凌博发表的博文《中华民族的可移动文物为什么交给了日方？！》基本内容是对中国唱片总公司将其替国家保存的录音母带交给由其与日本JVC公司合资的中唱胜利影音有限公司来完成数字化工程进行评论，虽然博文中含有一些情绪化的评论，并且所述录音资料涉密、诉争项目使用财政资金上亿元、中唱胜利影音有限公司由日方主控等具体内容未必准确，但根据中国唱片总公司与中唱胜利影音有限公司签订的《项目委托协议书》及中唱胜利影音有限公司的企业档案，中国唱片总公司资料库拥有20世纪初中国有唱片工业以来的绝大多数唱片模板，中国唱片总公司申报的“中华老唱片数据资源库”项目已被列入国家“十二五”文化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并得到国家财政的支持，中国唱片总公司确将该项目委托中唱胜利影音有限公司完成，中唱胜利影音有限公司亦确为中日合资企业，故博文所反映的内容基本属实。同时，综观博文全文，并无侮辱人格的内容，因此，不应认定该文侵犯中国唱片总公司的名誉权。但需指出，博文中毕竟有部分内容未必准确，故凌博不宜再继续传播该文。综上，中国唱片总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中国唱片总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肖荣远审 判 员 刁久豹审 判 员 刘苑薇二〇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王若净书 记 员 史其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