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珠中法民一终字第43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铁二十二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
法定代表人：杜以军，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祥，该××法律顾问。
委托代理人：庄天宇，该××法律顾问。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雄开，男，汉族，住广东省德庆县，身份证号码：×××0314。
委托代理人：陈晓志，男，汉族，××年××月××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身份证号码：×××1215。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俞立钊，男，汉族，住广东省信宜市，身份证号码：×××4238。
委托代理人：赵星辉，广东华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铁二十二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公司）、上诉人苏雄开因与被上诉人俞立钊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2014）珠金法平民初字第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2年8月10日9时许，俞立钊在中铁公司高栏港珠海火车站终点站施工工地从事铁轨装吊工作时，被粤C×××××车辆吊起有4米长的铁轨，后钢绳断裂铁轨掉到旁边的平板车上，将站在平板车上的俞立钊振动掉到地上，俞立钊被铁轨压在身上受伤。当时在场人员有卢积祝（受伤）和张业锴等。事故发生后，俞立钊被先后送至南水镇卫生院和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医院住院治疗。住院期间和出院后门诊治疗的医疗费主要由中铁公司支付，苏雄开也曾支付了部分医药费。另，俞立钊出院后曾支付了门诊治疗的医疗费580.60元，苏雄开分次向俞立钊支付生活费、交通费等合计9800元。俞立钊住院期间为2012年8月10日至2012年8月29日，共住院19天。诊断为：1、左股骨干骨折；2、左腓骨中上段骨折；3、左股骨大业隆骨折；4、左耻骨下支骨折。出院医嘱：1、出院后继续卧床休息，坚持床边功能锻炼，暂时避免下地活动，术后6周可以扶拐下地，患肢部分负重；2、休息三个月；3、加强营养，巩固治疗；4、定期复查，门诊随诊。2013年11月20日，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医院出具《疾病证明书》，证明俞立钊拆除内固定手术费用约为5000至8000元。2013年12月2日，广东正光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出具鉴定意见，评定工伤致残等级为九级。2014年7月23日至29日，俞立钊到钦州市妇幼保健院、红十字医院住院进行左股骨干骨折术后治疗，治疗所花费用为5910.70元。俞立钊是广东省信宜市农业户口，自2003年起至今在珠海市平沙镇前西社区前东分场居住，俞立钊夫妇育有一子二女，儿子俞斌出生于2002年6月10日，女儿俞彩虹出生于2006年11月7日，女儿俞彩云出生于2010年6月9日。
中铁公司在原审法院（2013）珠金法平民初字第485号案件中出具证明，证实其下属的广珠铁路项目部与苏雄开约定了加工承揽合同，苏雄开的雇员俞立钊因苏雄开的吊车钢绳断裂被重物砸伤。中铁公司下属的广珠铁路项目部也出具了一份情况说明，内容为：2011年6月11日我项目部与苏雄开约定加工承揽合同，由苏雄开组织钢轨装卸作业（吊车、装卸工及司机等一切装卸活动均由苏雄开负责），费用按工作成果计算（每车800元计算）。现场人员管理及施工作业均由苏雄开负责。发生的装卸费由我项目部直接支付给苏雄开或其爱人陈杰玲。共发生装卸费用146，680元，其中现金支付4笔共11，900元，银行转账支付3笔共134，780元（户名：苏雄开，账号：62×××13，开户行：广东省珠海市农行高栏港支行）。由苏雄开提供发票共21张，发票金额共计146，680元。俞立钊经苏雄开邀请跟随其于2012年5月26日进入中铁公司高栏港珠海火车站终点站施工工地从事铁轨装吊、装卸工作，苏雄开或其妻子陈杰玲以现金形式向俞立钊支付工作报酬。现场从事铁轨装吊、装卸工作的车牌号分别为粤C×××××、粤C×××××的两辆涉案车辆为苏雄开夫妻所有，车主登记在苏雄开妻子陈杰玲名下。2012年8月至11月，中铁公司分三次共向苏雄开支付款项134，780元，并在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上备注用途为劳务费。苏雄开收取上述款项后，分别以苏雄开及其妻子陈杰玲、俞立钊、郭德才等为收款人向中铁公司开具发票，其中以俞立钊为收款人开具发票的金额为19，400元。
原审法院认为：一、关于俞立钊的各项损失。1、医疗费，双方对医疗费金额580.60元无异议，并有相应的票据为证，原审法院予以确认；2.交通费，俞立钊主张1500元，原审法院酌情支持800元；3.误工费，俞立钊住院19天，医嘱休息3个月，原审法院认定误工时间为109天。因俞立钊的工资发放以现金形式，双方均未提供相应证据，按照2013年度国有同行业在岗职工年工资标准（装卸搬运）62，674元／年，即每月工资5222.83元／月，而俞立钊主张工资为2500元／月，原审法院予以照准，并以此计算为2500元／月÷30天×109天＝9083元；4.护理费，虽然没有护理医嘱，但俞立钊住院期间和根据“出院后继续卧床休息，坚持床边功能锻炼，暂时避免下地活动，术后6周可以扶拐下地”的医嘱，原审法院认定俞立钊住院期间19天和术后6周即61天为需护理期间，按100元／天计算为6100元；5.营养费，俞立钊主张3000元，有医生医嘱，原审法院予以支持；6.鉴定费1500元，有发票为证，双方没有异议，原审法院予以确认；7.残疾赔偿金，参照《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公安厅关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7条“受害人的户口在农村，但发生交通事故时已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的，在计算赔偿数额时按城镇居民的标准对待”之规定，因俞立钊在平沙镇居住已满一年且有打工工资收入，对俞立钊主张依2014年广东省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珠海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375元／年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俞立钊残疾赔偿金为36，375元／年×20年×20%＝145，500元；8.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审法院酌定为10，000元；9.后续治疗费，俞立钊主张8000元，后在案件审理期间实际治疗发生费用为5910元，应以实际治疗发生费用为准；10.被扶养人生活费26，130.60元／年×（6＋10＋14）年÷2×20%=78，391.80元。以上合计损失为260，865.40元-9800元=251，065.40元。二、关于赔偿责任主体问题。俞立钊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伤，应由雇主承担赔偿责任。俞立钊与中铁公司均主张雇主为苏雄开，苏雄开则主张其与俞立钊等人组成工作班组共同受雇于中铁公司，从本案证据分析，俞立钊与中铁公司并不相识，两者之间既没有工作指令也没有经济往来，而苏雄开则把俞立钊招来跟随自己在中铁公司的铁路施工工地工作，俞立钊根据苏雄开的工作指示，由苏雄开提供劳动工具和设备，在指定的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从事劳务活动，并接受苏雄开夫妇的劳动报酬，两者之间存在着控制、支配和特殊的从属关系，原审法院认定俞立钊雇主为苏雄开。苏雄开主张与俞立钊等人组成工作班组共同受雇于中铁公司，实指与俞立钊等人是合伙关系，但并没有向原审法院提交各人合伙的依据，也不能提供相对固定的合伙人员，且苏雄开在俞立钊受伤期间以俞立钊名义开具的发票也不能证明为俞立钊的合伙收入，俞立钊付出的劳动是苏雄开在中铁公司处的生产经营活动的组成部分，其仅仅是通过付出劳动而为自己获取相应的劳动报酬，并不是为苏雄开的经营行为而获取利润，并不符合合伙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的法律特征，原审法院对苏雄开的主张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应由苏雄开承担上述赔偿责任。至于苏雄开和中铁公司之间的关系，苏雄开主张受雇于中铁公司，中铁公司则主张两者存在加工承揽关系，但双方均没有向原审法院提交相应的依据予以证实。两者的法律行为和法律关系应从实际情况分析判断，本案中，中铁公司高栏港珠海火车站终点站的铁路施工工地的钢轨、枕木装卸和吊装业务，属于铁路轨道施工工程，苏雄开自备两台重型专项作业车，雇请俞立钊以及设备操作人员等在此施工工地为中铁公司从事钢轨、枕木装卸和吊装业务，并非仅仅是单纯的重型专项作业车的财产租赁关系，也不是承揽人独立完成并向定作人交付一定工作成果的承揽关系，更不是如上所述，雇主提供劳动工具和设备，两者之间存在着控制、支配和特殊的从属关系的雇佣关系，而是属于铁路轨道施工工程部分项目的承发包关系。苏雄开在承包上述工程中，应具备相应的施工经营从业资质，其投入使用从事钢轨、枕木装卸和吊装业务的两台重型专项作业车属于特种设备，该设备投入使用除应具备安全检验合格证，特种作业人员的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外，还必须定期检验合格，并到相关管理部门办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但苏雄开除向原审法院出示了两台重型专项作业车的行驶证和司机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外，其他证件并没有向原审法院提交出示，在现场施工作业时更是违反了（TB10305-2009）《铁路轨道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程》中“吊装作业时，要经常检查钢丝绳、吊钩、夹具、吊架等的安全状况，吊臂下严禁站人”、“吊装作业时，要经常检查钢丝绳、吊钩、夹具、吊架等的安全状况，吊臂下严禁站人”、“钢轨在起吊过程中应步调一致，钢轨下严禁站人、穿行”的规定，导致安全事故的发生。中铁公司作为工程的发包方和特种设备的使用单位，应当熟知铁路轨道施工的各种规章制度和安全技术规范，对工程施工做好安全管理并对安全生产全面负责，对承包人的选任更应审慎注意，审查承包人是否具备相应的施工资质和安全生产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发包或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规定，苏雄开在中铁公司的施工工地承包铁轨装卸、吊装工程，并未向原审法院提交特种设备使用登记凭证、特种设备定期检验合格证书以及对外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工程施工从业资质，中铁公司、苏雄开也没有向原审法院提交证据证实施工现场具备相应的安全生产条件，中铁公司作为发包人，没有尽审慎审查和提供安全生产条件的义务，应与苏雄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条第二款、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第四十一条，《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五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苏雄开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俞立钊支付人身损害赔偿金人民币251，065.40元；二、中铁二十二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对苏雄开上述赔偿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俞立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为2957元，由俞立钊负担557元，苏雄开负担2400元。
一审判决后，中铁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中铁公司上诉请求为：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二、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俞立钊、苏雄开承担。二审庭审中，中铁公司增加一个诉讼请求为：一审没有追加保险公司作为一审的被告之一，属于程序违法，请求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俞立钊与苏雄开之间是雇佣关系。中铁公司将高栏港珠海火车站终点站工地铁轨装卸施工工作承包给苏雄开，苏雄开为满足施工需要，雇用俞立钊在高栏港珠海火车站终点站进行铁轨的装卸码放工作。2012年8月，俞立钊站在平板车前头，吊车吊起长钢轨，由于钢绳断裂铁轨掉到平板车上，将俞立钊振动掉到地上受伤。一审中，俞立钊也承认经苏雄开邀请跟随其于2012年5月26日进入高栏港珠海火车站终点站施工工地从事铁轨装吊、装卸工作，由苏雄开或其妻子陈杰玲以现金形式向俞立钊支付工作报酬。中铁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12年8月至11月与苏雄开银行结算单。因此，俞立钊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即苏雄开应当承担赔偿责任。2、中铁公司与苏雄开之间是加工承揽合同，2011年6月中铁公司项目部与苏雄开约定，由苏雄开组织钢轨装卸作业（吊车、装卸工及司机等一切工作均有苏雄开负责），费用按工作成果计算，现场人员管理及施工作业均有苏雄开负责，装卸费用由中铁公司项目部直接支付给苏雄开或其妻子陈杰玲。该行为符合了事实上的加工承揽合同的构成要件，承揽合同以完成一定的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为标的。在承揽合同中，承揽人必须按照定做人的要求完成一定的工作，承揽人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劳力等完成工作任务，不受定作人的指挥管理，独立承担完成合同约定责任，承受发生意外风险的责任。二、适用法律错误。1、俞立钊向苏雄开提供劳动，苏雄开支付相应的报酬，双方已经形成雇佣关系。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俞立钊在从事雇用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作为雇主的苏雄开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中铁公司与苏雄开的事实关系属于加工承揽合同，在加工承揽合同中，承揽人即苏雄开应独立承担法律责任，与中铁公司无关。2、根据我国《最高人民发运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结合本案事实，中铁公司将钢轨码放工作承包给苏雄开，并没有相关法律规定，钢轨码放工作需要承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施工队伍。因此，一审法院判决要求中铁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撤销一审判决，维护中铁公司的合法利益。
苏雄开亦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苏雄开无需向俞立钊支付任何款项；二、依法判令俞立钊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无论是中铁公司工作签单（收据）的对象及内容，还是其结付装卸劳务费凭证（发票）的构成人员，均可证明中铁公司雇佣的对象不是苏雄开一人，而是一个班组成员，俞立钊与苏雄开之间并不存在劳动雇佣关系，而是与苏雄开一同受雇于中铁公司。事实上俞立钊与苏雄开等人是以班组为单位，每一个班组每工作一日（8小时）为一个台班，在正常情况下，可共同获得中铁公司给予每一个台班1600元装卸劳务费，并随着工时工量的增减而随之调整。另外每一个台班工作签单针对的并不是苏雄开一人，而是包括俞立钊在内的所有班组成员，每次支付装卸劳务费也不只是支付给苏雄开一人，同样也是包括俞立钊在内的所有班组成员，并且班组工作签单与中铁公司劳务费支出相互印证，否则中铁公司作为一个管理相当成熟的大型企业，如果真的与苏雄开约定了《加工承揽合同》，不可能不签订书面合同，不可能不根据双方合同来与苏雄开直接计算工程量，不可能将苏雄开的工程量签单给合同之外的他人。二、如果俞立钊等伤者不是受雇于中铁公司的话，那么中铁公司为何要直接向俞立钊等伤者多次承诺“对这起因公致伤事故承担其医药费等由此而产生的全部费用”，并且已经实际承担了俞立钊等伤者在住院期间所发生的几乎全部医疗费呢？另外如果中铁公司当时不认为应对本次安全生产事故承担全部责任的话，那么中铁公司为何胆敢在公安机关、安全生产管理机关以及保险公司调查之前便偷偷擅自将事故现场破坏掉，并且将自己的涉案车辆及铁轨即刻清出现场呢？难道中铁公司真的就无缘无故地不怕承担其严重不良后果吗？显而易见，这是为了逃避责任而有意为之。但是恰恰相反，如果仅仅是加工承揽合同关系，作为非雇主的中铁公司何必无缘无故、节外生枝地要去破坏安全生产事故现场呢。三、俞立钊与苏雄开等人组成一个班组共同受雇于中铁公司这一事实是十分清楚的。从俞立钊签名确认的向珠海市安全生产管理委员会所提交的《关于俞立钊、卢积祝工伤事故发生情况的介绍》可以显示，该文不仅明确阐明了俞立钊等伤者受雇于中铁公司这一事实，而且还明确阐明了本次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是由于中铁公司长板货车违章作业所致，因此俞立钊受雇于苏雄开显然不是事实，而俞立钊之所以在诉状中称是受雇于苏雄开，无非是缘于俞立钊与另一伤者过去曾经向苏雄开所称的是他们担心与中铁公司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而怕其不认账，故以此方式来逼迫苏雄开必须与他们共同处理好本次事故，否则不会放过苏雄开。但是与俞立钊同一班组、同时受伤的卢积祝在法庭上已经明确表明：“原告卢积祝与被告苏雄开是工作同事关系，被告苏雄开与中铁集团公司是雇佣关系，那么作为与被告苏雄开是工作伙伴关系的同事，原告卢积祝与中铁集团公司显然随之也是雇佣关系，由此中铁集团公司无疑应对原告卢积祝的受伤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因此中铁集团公司称原告卢积祝与其毫无关系显然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可采信。”由此可见，既然俞立钊与工友卢积祝同属一种身份状态，那么显然就不可能出现两种不同的工作情况。四、退一步来讲，这里且暂不谈俞立钊受雇于谁，仅从本案事故发生的经过来看，其既是一起非道路交通事故，同时也是一起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因此在审查处理该案件时，首先应该查清楚责任人是谁，因为最终只有责任人才是承担本次赔偿责任的主体。纵观本案发生的整个经过：俞立钊于2012年5月26日起与苏雄开等人一起受雇于中铁公司，于2012年8月10日上午约9时15分左右，俞立钊与另一伤者卢积祝当时是站在中铁公司运送铁轨长板货车的车板上协助两台吊车吊装车上的铁轨，当该二人用钢丝绳捆绑好铁轨两头并确认稳妥后，本应立即下车观察指挥，但是未曾想到此时运送铁轨的长板货车在未接到驶离指令的情况下突然启动驶离，拖拉了一下尚未分离的铁轨，导致该二人无法及时下车，而这时吊车吊装的铁轨距离车板已提升了约有1米高左右，由于长板货车驶离拖拉的惯性作用力，导致其中一台车牌号为粤C×××××吊车捆绑铁轨的钢丝绳突然断裂，致使铁轨重重地落到了车板上，其结果不仅将该二人震落至车下，而且还被滚落下来的铁轨砸伤。由此可见，吊车钢丝绳的断裂以及来不及下车的该二人受伤均是因为中铁公司长板货车违章作业所致。事发后，当苏雄开忙于抢救伤者时，中铁公司却在忙于清理、破坏生产事故现场，其违章作业的长板货车也一走了之，以致苏雄开虽然在当天便报了案，可是当公安机关、安全生产管理机关赶到时，除了苏雄开的两辆吊车（车牌号：粤C×××××、粤C×××××）和钢丝绳在事故现场之外，已无任何事故痕迹。保险公司赶到时除了拍了几张空地和吊车照片也是一无所获。因此中铁公司无疑是该事故发生的直接责任人，中铁公司应当独自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责任和不良后果。五、本案是由于机动车辆操作引发的安全生产事故，涉案车辆既然已经购买了保险，苏雄开有权提出追加相关保险公司为本案当事人参见本案诉讼，这样才能真正有利于案件的处理，但是却被一审给剥夺了这一权利，使得案件处理起来更加复杂，使得当事人的权利更加无法得到保障。综上所述，苏雄开与俞立钊是分工合作的工作伙伴关系，只是各自的工作岗位不同而已，都是一起从中铁公司处取得劳动报酬，所以俞立钊与苏雄开是一起受雇于中铁公司，与中铁公司形成的是雇佣合同关系，以致即便是俞立钊不是经中铁公司直接聘来的，而是由苏雄开叫来的，但劳动时间与工作内容都是由中铁公司统一管理，劳动结果都是由中铁公司享有，且中铁公司并未表示过反对。况且实际上，俞立钊与中铁公司的法律关系如何，除了上述陈述之外，同时还是由苏雄开与中铁公司的法律关系决定的。也就是说既然苏雄开与中铁公司是雇佣的法律关系，那么俞立钊与中铁公司就绝不会是加工承揽合同关系，而是和苏雄开一起与中铁公司存在雇佣法律关系。鉴于此，既然苏雄开在本案中没有任何过错，那么就无需对俞立钊承担任何责任，更无需向其支付任何款项。另外，一审明明已查明俞立钊是于2012年5月才与苏雄开一同在中铁公司处做事的，之前其工作及收入情况则毫无任何证据，因此一审认定其“在平沙镇居住已满一年且有打工工资收入”，进而一切均按城市居民标准计赔，显然其判项更是毫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理应予以更正。故请求二审法院支持苏雄开的诉讼请求，以维护苏雄开的正当合法权益。
苏雄开补充上诉意见为一审判决错误认定肇事车辆为粤C×××××，而实际肇事车辆为粤C×××××，珠海市公安局高栏港派出所出具的调查《证明》中也说明了“肇事车辆资料：车牌号码：粤C×××××”。
俞立钊答辩称，中铁公司、苏雄开无论在法律认识上，还是在庭下讲话，都明确、清楚地知道自已要承担赔偿责任，但都为了拖延时间，故意搞出一个又一个程序，使案子一拖再拖，自2013年10月第一次立案至今已有一年半时间。中铁公司作为大型国企，更是故意搞出个管辖权异议，被一审法院驳回后，再故意搞个上诉。不得不让普通老百姓痛恨国企欺人太甚，一个小小的劳动者都被欺负成这样，更何谈民族担当、国家责任？本案无论事实，还是法律适用，一审法院都调查得很清楚，法律阐释也非常明确，所以，俞立钊在此不再赘述。在此，俞立钊只向二审法院提醒一个事实，即是，俞立钊第一次立案并开庭后，又撤诉重新立案，就是因为不知被告是谁，只知道是给苏雄开干活，苏雄开给中铁干活，至于中铁的全名根本无从知晓，以为是“中铁二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直到开庭了，中铁提供证据，才知道苏雄开是承包“中铁二十二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的工程［第一次诉讼（2013）珠金法平民初字第485号）的庭审笔录都有详细记录］。这也充分证明了俞立钊非苏雄开狡辩的俞立钊受雇于中铁公司，而是苏雄开雇用的工人。这点，一审判决书也作出了分析（第10页第1行）。恳请法院及时审理，依法驳回中铁公司、苏雄开起诉，维持原判，使俞立钊早日得到赔偿，恢复生活常态。
本院经审理查明，本案事故发生后，2013年8月15日珠海市公安局高栏港派出所出具《证明》中附：二、肇事车辆资料：车牌号码：粤C×××××（石菊花驾驶）。
本院对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关于一审法院没有追加肇事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为本案当事人是否属于程序违法、应当发回重审的问题。本案事故发生后，珠海市公安局高栏港派出所于2013年8月15日出具了本案事故的《证明》中明确表明了肇事车辆为粤C×××××，一审判决认定肇事车辆为粤C×××××有误，本院予以纠正。虽然本案中的肇事车辆资料粤C×××××购买了相应的交强险和商业保险，苏雄开和中铁公司在一审时也申请将保险公司追加为本案的被告来承担责任，但是作为本案的受害人即一审原告俞立钊不同意追加，保险公司也不是本案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一审法院没有追加保险公司作为本案当事人，程序上并没有违法之处，苏雄开或中铁公司在承担本案赔偿责任后，不影响其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向肇事车辆所投保的保险公司进行追偿的权利。中铁公司关于一审法院没有追加肇事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为本案当事人属于程序违法、应当发回重审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俞立钊、苏雄开、中铁公司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的问题。虽然俞立钊等人是同苏雄开一起共同在中铁公司高栏港珠海火车站施工工地从事铁轨装吊、装卸工作，但是俞立钊是跟随着苏雄开来干活的，现场两辆从事铁轨装吊、装卸的车辆为苏雄开夫妻所有，俞立钊在现场接受苏雄开的工作指示，由苏雄开提供劳动工具和设备，在指定的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从事劳务活动，中铁公司所支付的劳务费用也是先支付给苏雄开夫妻再转发给俞立钊的。一审判决认定俞立钊与苏雄开之间系雇佣关系，较为符合本案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即使中铁公司承诺“对这起因公致伤事故承担其医药费等由此而产生的全部费用”也不能推论出中铁公司系俞立钊的雇主。俞立钊和同时受伤的卢积祝签名的《关于俞立钊、卢积祝工伤事故发生情况的介绍》系苏雄开事先打印出让他们签名的，俞立钊后来在诉讼中也否认了受雇于中铁公司的事实。单凭苏雄开在俞立钊受伤期间以俞立钊名义开具的发票亦不能证明俞立钊受雇于中铁公司。苏雄开上诉主张其与俞立钊作为一个班组共同受雇于中铁公司，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至于苏雄开和中铁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也应结合本案事实从实际情况分析判断。承揽合同关系是以完成一定的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为标的，承揽人须按照定作人的要求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劳动等独立地完成工作任务，不受定作人的指挥管理。本案中，中铁公司高栏港珠海火车站的铁路施工工地的钢轨、枕木装卸和吊装业务，本质上属于铁路轨道施工工程；苏雄开自备两台重型专项作业车，雇请俞立钊以及设备操作人员等在此施工工地为中铁公司从事钢轨、枕木装卸和吊装业务，其从中铁公司手中承接的是一项施工工程，不仅仅是交付一定的工作成果，还应具备相应的施工经营从业资质和安全生产条件。一审认定双方属于铁路轨道施工工程部分项目的承发包关系，较为妥当，本院予以确认。苏雄开投入使用的两台重型专项作业车属于特种设备，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该设备经过了定期检验合格并到相关管理部门办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在现场施工作业时更违反了《铁路轨道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程》中的有关要求，一审判决对此已进行了详尽地分析论述，本院不予赘述。中铁公司作为工程的发包方和特种设备的使用单位，应当熟知铁路轨道施工的各种规章制度和安全技术规范，做好安全管理并对安全生产全面负责，其没有仔细审查苏雄开是否具备相应的安全生产条件，一审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认定中铁公司与苏雄开对俞立钊所受伤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中铁公司关于其与苏雄开形成加工承揽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至于苏雄开和中铁公司提出的一审认定的残疾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问题。经查，俞立钊多年前已来珠海务工，受伤前即在工地务工，事故发生时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且有收入，经常居住地和生活来源地均在城镇，一审判决残疾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城镇标准计算并无不当，本案事故造成俞立钊九级伤残后果，一审判决酌情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较为适当，并不过高，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132元，由上诉人中铁公司负担5066元，上诉人苏雄开负担506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孟庆锋
代理审判员 唐育萍
代理审判员 艾欣欣
二〇一五年八月四日
书 记 员 陈培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