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津01行终11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崇蓉。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天津监管局，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睦南道93号。
法定代表人江先学，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扬，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天津监管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徐岩，天津嘉德恒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5号。
法定代表人项俊波，主席。
委托代理人卞翔，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干部。
委托代理人胡健，北京市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南开区南门外大街380号。
负责人李英建，副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付瑞馨，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职员。
上诉人刘崇蓉因请求撤销《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一案，不服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5）和行初字第033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2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崇蓉，被上诉人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天津监管局（以下简称天津保监局）的委托代理人张扬、徐岩，被上诉人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的委托代理人卞翔、胡健，被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寿天津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付瑞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刘崇蓉之母余绍维作为投保人与第三人中国人寿天津分公司于2011年6月21日签订国寿福满一生两全保险（分红型）《保险合同》，该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为原告刘崇蓉。在保险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刘崇蓉认为第三人中国人寿天津分公司在保险销售及后续服务过程中存在诸多违法违规之处，于2014年12月29日向被告天津保监局邮寄《行政处罚申请书》，请求对第三人中国人寿天津分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并处罚。被告天津保监局于2015年1月4日作出津[2014]0106号《保险消费投诉告知书》，决定受理原告刘崇蓉的投诉，并告知全额退保事项属于民事纠纷，依法应该通过协商、调解、民事诉讼或仲裁等途径解决。2015年3月2日，被告天津保监局作出[2014]0106号《保险消费投诉延期办理告知书》，决定将办理期限延长30日。经过调查，被告天津保监局于2015年4月2日作出津[2014]0106号《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该告知书对于原告刘崇蓉的投诉事项作出处理：根据现有调查情况，无法认定中国人寿天津分公司业务员违规销售保险、违反有关保险监管法律法规、损害保险消费者权益的投诉事项。原告刘崇蓉不服，于2015年4月15日通过被告天津保监局转交复议材料向被告中国保监会申请复议。被告中国保监会于2015年4月22日作出保监复议〔2015〕94-1号《补正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通知原告刘崇蓉补正材料。被告中国保监会于2015年4月28日作出保监复议〔2015〕94-2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通知被告天津保监局提交书面答复及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材料。被告天津保监局于2015年5月7日作出津保监便发[2015]43号《关于报送刘崇蓉行政复议答辩书的报告》上报被告中国保监会。被告中国保监会经过审理，于2015年6月12日作出保监复议〔2015〕94-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该决定书维持被告天津保监局对原告刘崇蓉保险消费投诉的处理及由此作出的津[2014]0106号《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上述文书均已向原告刘崇蓉送达。
原审人民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九条第二款、《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派出机构监管职责规定》第四条第（四）项、第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之规定，被告天津保监局作为被告中国保监会的派出机构，具有对本辖区内保险业的行政管理职能，其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职权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的规定，被告中国保监会作为被告天津保监局的上级主管部门，具备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并作出决定的职能，其作出被诉复议决定书的职权合法。
被告天津保监局收到原告刘崇蓉的投诉后进行了调查，获取了涉案保险单、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人身保险产品销售服务确认书、销售人员报告书、保险合同签收回执、余绍维新单回访录音及文字资料、任务单明细、余绍维2008年个人保险投保单、客户信息状态截屏及录入修改地址截屏、个人保险合同变更申请书、关于红利通知书的证明、红利通知书信函寄送地址截屏、关于允许福禄鑫尊等六款产品捆绑金账户豪华版的通知、天津市南开区邮电局开具的信函投寄说明等证据，并对第三人中国人寿天津分公司工作人员赵冬萍、任延华进行调查，制作了调查笔录，最终被告天津保监局依据调查情况作出处理决定并通知原告刘崇蓉，相关行政程序并无不当。原告刘崇蓉认为被告天津保监局行政不作为的主张不能成立。被告天津保监局根据调查结果作出无法认定第三人中国人寿天津分公司业务员违规销售保险、违反有关保险监管法律法规、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投诉事项的答复，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被告中国保监会收到复议申请后，及时通知原告刘崇蓉补齐材料并依法予以受理，被告天津�监局依照要求提交了答辩报告，最终被告中国保监会依据双方的复议理由、答复意见、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作出维持决定并无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确认被告中国保监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所履行的行政复议程序合法。
关于原告刘崇蓉认为其提交的录音证据可以证明第三人中国人寿天津分公司工作人员明确承认赠与余绍维14000元现金及将保险产品的收益与银行利息做简单比较的主张。原告刘崇蓉承认该录音未经相对人同意。经当庭播放，二被告及第三人均对第一段和第三段录音的真实性有异议，且认为第二段录音不完整。由于仅从录音中的对话内容无法核实相关人员身份，录音相对人对于相关问题并未明确答复，仅凭录音内容不能明确得出原告主张成立的结论。故对原告提交的录音证据效力不予认可，原告刘崇蓉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
关于原告刘崇蓉认为第三人中国人寿天津分公司无法证明其向原告邮寄红利通知书的主张。被告天津保监局调取的红利通知书信函寄送地址截屏显示本案所涉保单于2011年、2012年及2013年均生成红利通知书，并显示信函编号及寄送地址。天津市南开区邮电局于2015年2月27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上述编号的信函已经按照所附通讯地址进行投递。上述相关证据形成证据链，能够证明本案所涉保单的红利通知书已经邮寄。原告刘崇蓉推测第三人通过“给据邮件”向原告邮寄红利通知书以及第三人业务员代投保人抄录风险提示语的主张缺乏依据，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崇蓉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崇蓉负担。
上诉人刘崇蓉上诉称，1、原审人民法院对赵冬萍是否具有保险营销资格的事实未查清，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天津保监局仅仅提供了赵冬萍现在的代理资格证书及执业证书的复印件，并没有提供销售保险当时赵冬萍是否具有保险销售资格证书及展业证书。赵冬萍现在具有保险从业资格证书及执业证书并不等同赵冬萍在销售保险时具有保险代理从业资格。被上诉人没有具体说明赵冬萍的资格证书是否处于有效状态。其他地方保监局对未取得保险代理从业人员资格证书和展业证的均进行了行政处罚。2、涉案保险公司销售人员在销售给上诉人保险产品时，代抄录风险提示语的虚假材料，构成欺诈，被上诉人是否应对涉案保险公司及工作人员进行行政处罚。原审人民法院对明显的代抄写风险提示语的违规行为没有进行认定。3、涉案保险公司及销售人员在销售过程中给予合同约定以外利益及持续误导的行为应当受到行政处罚。上诉人为证明涉案销售人员在销售保险时，存在故意夸大保险收益的欺骗、误导及给予合同约定以外利益的违规行为，分别提供了录音证据，而原审人民法院偏袒被上诉人，故意作出对保险公司有利的解释。4、上诉人从未收到涉案保险公司的红利通知书，就此已经向被上诉人投诉，而被上诉人至今未对涉案保险公司进行处罚。原审人民法院对此也未进行审理。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22-25根本无法证明上诉人收到了红利通知书。涉案保险公司首先夸大保险收益来欺骗投保人，其次，进一步通过不披露保险的红利分配情况，隐瞒保险公司的重要内容来欺骗投保人，导致投保人对保险利益毫不知情。5、被上诉人调查程序�合法。被上诉人天津保监局未向原审人民法院提供与本案密切相关的《案件移交书》、《行政处罚立案审批表》、《案件调查报告书》和《案件审理报告》，说明无法提供完整的合法材料。被上诉人的调查程序不合法。6、保险公司的电话回访，不能作为保险公司违法行为的护身符。电话回访只是保险监督部门对保险公司和保险销售人员进行行业管理的一种形式，不能作为免除保险公司责任，约束投保人权利的条款。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请求。
被上诉人天津保监局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被上诉人天津保监局受理上诉人的投诉后，对中国人寿天津分公司进行深入调查，获取了投诉所涉及的保险单、投保单、保险合同签收回执、红利通知书信函寄送地址截屏等证据，同时对业务员赵冬萍和时�销售总监进行调查谈话，对上诉人提供的录音进行核实。经调查核实，无法认定中国人寿天津分公司及其销售人员存在代替投保人抄写风险提示语、给予投保人合同约定外的利益、持续误导投保人、将保险产品与银行利息做简单比较、夸大保险利益、未寄送红利通知书、代投保人填写投保信息并编制被保险人虚假的联系方式及投保人收入、引诱误导投保人替被投保人签字等违法违规的行为。2、被上诉人天津保监局作出的《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天津保监局已履行了相关的法定职责，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本案诉讼费用由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中国保监会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人民法院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中国人寿天津分公司述称同意天津保监局和中国保监会的答辩意见。
本院依上诉人刘崇蓉申请向被上诉人天津保监局调取以下证据：
保险中介监管信息系统赵冬萍电子档案截屏；
保险中介监管信息系统赵冬萍资格证书综合查询结果截屏；
保险中介监管信息系统赵冬萍培训管理截屏；
赵冬萍《保险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培训证书》。
经庭审质证，上诉人刘崇蓉认为赵冬萍资格证书上的身份证号码与其身份证上的号码不符。被上诉人天津保监局出具的说明不予认可。
被上诉人天津保监局辩驳认为，只有进行了培训，我们才会颁发职业资格�书，对于身份证号码不一致问题系保险公司录入错误，我们已出具了情况说明。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上述证据客观真实，予以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九条第二款、《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派出机构监管职责规定》第四条第（四）项、第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天津保监局作为被上诉人中国保监会的派出机构，具有对本辖区内的保险业实施监督管理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责。被上诉人天津保监局所举证据能够证实其在收到上诉人刘崇蓉的投诉后，对刘崇蓉投诉举报的事项分别向被上诉人中国人寿天津分公司及保险销售从业人员赵冬萍进行了调查核实，现有证据不能认定中国人寿天津分公司和保险销售从业人员赵冬萍存在违反有关保险监管法律法规、损害保险消费者权益的行为，被上诉人天津保监局作出的《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并无不当。被上诉人中国保监会作为行政复议机关，具有进行行政复议的主体资格和职权，其所举证据能够证实行政复议程序合法。被上诉人天津保监局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赵冬萍具有保险销售从业人员资格，上诉人刘崇蓉主张赵冬萍不具有保险销售从业人员资格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刘崇蓉主张保险公司销售人员在销售给上诉人保险产品时，代抄录风险提示语的虚假材料，构成欺诈；保险公司及销售人员在销售过程中给予合同约定以外利益及持续误导的行为应当受到行政处罚，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正确，本院依法应予维持。综上，依�《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刘崇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任桂红
代理审判员 李柏翠
代理审判员 韩 宇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芦一峰
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