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辽03民终302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中航黎明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里二泗村。
法定代表人：陈平，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艳姗，辽宁明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辽宁华子玉铝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城经济开发区泰山街*号。
法定代表人：孙井良，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博，辽宁图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中航黎明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下称“北京幕墙装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辽宁华子玉铝业有限公司（下称“华子玉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城市人民法院（2017）辽0381民初5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幕墙装饰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华子玉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华子玉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将本案的北京幕墙装饰公司和华子玉公司认定为本案的适格当事人，系认定主体有误，应予以纠正。1、辽宁铧峪铝业有限公司（下称“铧峪公司”）已经注销，注销时间是2012年6月29日，华子玉公司成立于2002年，不存在一审判决称是铧峪公司前身的情况，华子玉公司与铧峪公司是两个公司。根据华子玉公司当庭作为证据举证的《产品购销书》的内容不难看出，该份合同的主体为沈阳建黎铝塑幕墙制造有限公司（下称“沈阳建黎公司”）及铧峪公司，那么合同产生纠纷并与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主体应该是铧峪铝业公司，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之规定，有资格作为诉讼原告的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而就本案而言，根据有关企业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华子玉公司与合同主体铧峪公司为两家独立的法人主体，无任何法律规定的关联性，铧峪公司目前仍为存续状态，因此二者应是各自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华子玉公司既不是涉案合同的一方主体，也未能举证证明其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法人的情况下，并不符合法律对原告主体的限制要求，一审法院本应驳回华子玉公司的起诉，但却作出支持其诉讼请求的判决，明显违背法律规定。2、北京幕墙装饰公司不是涉案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与本案并无直接利害关系，不应作为本案被告。一审法院更不应该判令北京幕墙装饰公司承担支付货款及利息的义务。首先，从涉案合同主体来看，假设存在违约行为，也应当是适格原告向合同相对人沈阳建黎公司主张权利，而不应该向北京幕墙装饰公司进行权利主张。其次，北京幕墙装饰公司与华子玉公司之间从未有过直接的业务往来，华子玉公司亦从未向北京幕墙装饰公司履行过所谓的交付货物的义务，如果华子玉公司持相反观点及主张，理应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而在一审庭审中，华子玉公司却未能提交类似的供货清单或提货清单等相关证据，以证明此次业务是其与北京幕墙装饰公司之间的合作，因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在一审中，华子玉公司只是提交了铝型材结算明细、欠条等证据，但其提交的上述证据并没有北京幕墙装饰公司的签字或盖章确认，而欠条上签字盖章的主体也只是沈阳建黎公司具有关联性。二、一审法院认定“虽然华子玉公司是与他方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但已明确由北京幕墙装饰公司付货款，且北京幕墙装饰公司已履行了部分货款……”属于认定事实有误，应依法予以纠正。1、从事实上看，北京幕墙装饰公司与涉案合同主体之一沈阳建黎公司之间没有任何合同或者合作关系。北京幕墙装饰公司之所以曾向华子玉公司支付过款项是因为案外人聂振伟要求由北京幕墙装饰公司为其代为付款，因此，北京幕墙装饰公司只是依据聂振伟的指示及通知向华子玉公司代付货款，并不是一审法院所理解、认定的北京幕墙装饰公司具有支付剩余货款的义务。2、从证据看，涉案合同并没有北京幕墙装饰公司签章确认，该合同依法不能约束北京幕墙装饰公司，并且，其中也只是载明付款单位是北京幕墙装饰公司，但并未约定如沈阳建黎公司未履行付款义务，由北京幕墙装饰公司承担还款责任，而且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五条“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之规定，即便在沈阳建黎公司与铧峪铝业公司合同中约定由北京幕墙装饰公司支付货款，那么当北京幕墙装饰公司不支付货款时，铧峪公司也只能向沈阳建黎公司主张权利，而无权要求北京幕墙装饰公司支付货款并承担违约责任，因此一审法院对于此部分事实的认定及法律的适用均是错误的，依法予以纠正。3、华子玉公司所提出的诉讼请求数额系其单方计算，一审中其所提交的证据并无法得出其主张的数额，对于其当庭增加的11000元诉讼请求甚至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仅凭华子玉公司单方主张便认定其主张的事实存在、请求成立，明显有误。三、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华子玉公司依法丧失胜诉权，一审法院认定华子玉公司主张多次权利，该案件并不过诉讼时效显然违背客观事实，缺乏证据支持。根据华子玉公司自诉，本案案涉合同签订并履行于2010年，根据《民法通则》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当事人应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两年内起诉，华子玉公司在供货未收到部分货款即已经知道权利被侵害，但于2017年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规定，依法应当丧失胜诉权。在一审庭审的过程中，华子玉公司并未能提供任何证据其曾多次催要，依照证据规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但一审法院却突破法律，违背客观事实，忽视证据缺失，偏信华子玉公司单方口头陈述多次催要的事实存在，认定本案并不过诉讼时效，纯属枉法裁判，有失公允。四、本案一审法院作出判决所适用的法律明显错误，二审法院应当予以纠正。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作出判决，明显是适用法律有误。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的是合同当事人作为签订合同的主体应履行的义务及某些合同条款在约定不明的情况下应当如何确定的问题，而本案，华子玉公司和北京幕墙装饰公司均不是适格的主体（即涉案合同的主体当事人），在此种情况下，一审法院忽略该法律适用前提，直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判令北京幕墙装饰公司承担支付货款及利息的义务，显然是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予以纠正。
被上诉人华子玉公司辩称：一审判决正确，服从一审判决。
华子玉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北京幕墙装饰公司偿还货款238509.46元及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华子玉公司前身铧峪公司。与沈阳建黎公司于2010年8月1日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双方约定卸货地点为北京市，付款单位为北京幕墙装饰公司，此后华子玉公司多次发货，北京幕墙装饰公司也多次付货款，到目前北京幕墙装饰公司尚欠华子玉公司货款238509.46元未付。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虽然华子玉公司是与他方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但已明确由北京幕墙装饰公司付款，且北京幕墙装饰公司已履行了部分货款，尚欠华子玉公司货款迟迟不予给付无理，由于华子玉公司多次主张权利，该案并不过诉讼时效。故华子玉公司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利息由华子玉公司起诉立案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关于北京幕墙装饰公司提供的25万元发票，因双方有其他业务往来，华子玉公司又称与该案无关，该院不予认定。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判决：一、北京幕墙装饰公司于该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华子玉公司货款238509.46元及利息，利息从2017年1月17日起算至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二、驳回华子玉公司、北京幕墙装饰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712元由北京幕墙装饰公司负担。此款华子玉公司已经垫付，北京幕墙装饰公司在履行该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时，加付4712元给付华子玉公司。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1、北京幕墙装饰公司提供：工商局机读档案登记资料两份，证明华子玉公司与铧峪公司系各自独立的两个法人实体。华子玉公司对该两份工商档案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2、华子玉公司提供四组出差旅费报销单及火车票，证明其于2013年4月2日、2015年5月18日和同年7月7日、同年11月4日向北京幕墙装饰公司催款，引起诉讼时效中断。北京幕墙装饰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为复印件，对真实性无法确认、该证据虽能证明该公司员工曾经往返于海城北京唐山，但不能证明其曾经到北京幕墙装饰公司催款，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情形，且反映出的催款时间超过两年以上。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关联性不予确认。3、本院依职权调取了铧峪公司工商档案、并就铧峪公司与沈阳建黎公司所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履行情况向铧峪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广达进行了询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华子玉公司前身为辽宁皇尊铝业有限公司（下称“皇尊铝业公司”），于2016年7月4日更名为辽宁华子玉铝业有限公司，即本案被上诉人华子玉公司。皇尊铝业公司成立于2002年6月26日，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投资者为孙井良和辽宁铧峪铝业工程有限公司。铧峪铝业公司成立于1994年5月31日，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法定代表人为李广达，投资者为李林、李杨帆和辽宁铧峪铝业工程有限公司。注销日期2012年6月29日，注销原因：决议解散。两公司之间系家族企业，具有一定关联。
另查，2010年8月1日，铧峪公司（乙方）与沈阳建黎公司（甲方）签订产品购销合同书一份，其中4.3条款约定付款单位是北京幕墙装饰公司；4.4条款约定经甲乙双方确认订单后，乙方收到甲方合同总价的30%预付款约22万元后，组织生产。第一批货甲方支付预付款后按甲方订单15日内交货约15吨，北京交货后三天内甲方支付货款20万元，并交给乙方抵押有效支票一张（付款单位是北京幕墙装饰公司），并出具欠据一张，欠据盖付款单位财务章。乙方继续发货。全部订货乙方须在支付预付款后25日内供完。甲方收到订单全部订货后双方进行决算，并承诺结算后30天内付清全部货款。4.5条款约定发票付款统一由北京幕墙装饰公司处理，出现问题由北京幕墙装饰公司负责。铧峪公司与沈阳建黎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后，铧峪公司即将该合同中的供货义务转让给皇尊铝业公司，北京幕墙装饰公司共收到供货方为其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1张（铧峪公司为其开具1张，金额25万元，皇尊铝业公司为其开具10张，金额共计1016260元），北京幕墙装饰公司以电汇和支票形式给付铧峪公司和皇尊公司货款76.6万元。现华子玉公司主张北京幕墙装饰公司尚欠其货款238509.46元未付。二审期间，经询问铧峪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李广达，其证实铧峪公司已将与沈阳建黎公司的供货、收款义务转给皇尊公司即本案的华子玉公司。一审法院认定华子玉公司前身为铧峪铝业公司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是华子玉公司和北京幕墙装饰公司作为本案诉讼主体是否适格；二是北京幕墙装饰公司是否欠款及欠款数额是多少；三是华子玉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焦点一华子玉公司和北京幕墙装饰公司作为本案诉讼主体是否适格问题。首先、华子玉公司作为原告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铧峪公司与沈阳建黎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后，铧峪公司已将供货、收款义务转给皇尊公司即本案的华子玉公司，对此铧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广达已证实；华子玉公司亦已实际履行了供货义务并已收到部分货款，且为北京幕墙装饰公司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其次、华子玉公司起诉北京幕墙装饰公司并无不当。北京幕墙装饰公司虽不是产品购销合同上的买方相对人，但该合同上已明确约定“发票付款统一由北京幕墙装饰公司处理，出现问题由北京幕墙装饰公司负责”，如北京幕墙装饰公司不同意此约定，应及时提出，而不应该一方面允许为本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另一方面以实际付款行为认可该笔货款的给付义务，且接收华子玉公司为其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客观上亦进一步表明北京幕墙装饰公司对给付该笔货款的认可，华子玉公司亦有理由相信北京幕墙装饰公司成为实际的义务人。北京幕墙装饰公司称其系代替聂振伟付款没有证据证明，因此，华子玉公司和北京幕墙装饰公司作为本案诉讼主体是适格的。
关于欠款数额问题。根据发票看，华子玉公司实际供货金额1016260元，北京幕墙装饰公司直接给付华子玉公司和铧峪公司的货款为76.6万元，未付款的差额为250260元，华子玉公司在一审诉讼时主张尚欠238509.46元，二者相差11750.54元，属于华子玉公司对其权利的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北京幕墙装饰公司虽称已给付聂振伟146.662万元（含支票和电汇给华子玉公司的76.6万元和聂振伟收取的现金70.062万元），并提供了有聂振伟领取款项的签字凭证，但因北京幕墙装饰公司已接收了华子玉公司的发票，表明同意向华子玉公司付款，其应按照合同约定向华子玉公司履行付款义务，至于北京幕墙装饰公司与聂振伟之间什么关系以及为何向聂振伟付款，并不影响其向华子玉公司履行付款义务，其给付聂振伟的款项不能视为已给付华子玉公司。
关于华子玉公司的诉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虽然在产品购销合同中约定“甲方收到订单全部订货后双方进行决算，并承诺结算后30天内付清全部货款”，但在实际履行中双方未进行结算，说明双方对付款时间进行了变更。现没有证据证明华子玉公司与北京幕墙装饰公司对付款时间重新进行约定，故华子玉公司有权随时主张。二审期间，华子玉公司向本院提供该公司员工往返北京海城的车票，证明其向北京幕墙装饰公司主张权利，但因北京幕墙装饰公司不予认可，况且不能反映系到北京幕墙装饰公司催款情况，因此，华子玉公司向北京幕墙装饰公司主张权利的时间应为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之日。故华子玉公司的诉讼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
综上所述，北京幕墙装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878元，由上诉人北京中航黎明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曾 桂
审判员 戴艳丽
审判员 王 瑶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赵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