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东西湖民商重字第00001号
原告武汉华洋新兴酒店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爱明，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郭梓成，湖北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丽。
委托代理人付新彩。
委托代理人朱绍华，湖北津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武汉华洋新兴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洋新兴酒店）与被告杨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1月4日作出（2014）鄂东西湖民商初字第005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杨丽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武汉华洋新兴酒店有限公司赔偿损失178，777.6元；二、驳回原告武汉华洋新兴酒店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被告杨丽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为由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由审判员屠俊霞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韩顺萍、叶路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期间，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五个月审理期限。原告华洋新兴酒店的委托代理人郭梓成、被告杨丽及其委托代理人付新彩、朱绍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华洋新兴酒店诉称，被告自2009年起在我公司任营销经理，主要工作为对外营销、结账、收回挂账款。2013年12月25日，因被告工作失误，将我公司所留收款原始凭据全部丢失。当时被告以收款为由将原始票据领走，并有签收单据，票据总金额为226，796元。由于被告丢失票据，造成我公司无法收回账款。被告承诺于票据丢失后的六个月内将上述款项全部收回，逾期未收回则赔偿原告全部损失。而后被告离职，所收款项仅向我公司交付3，324元，余款223，472元至今未交付。现请求判令：1、被告向原告偿还欠款223，472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杨丽辩称，被告系原告员工，双方属劳动关系，本案是不平等主体间的权利关系，应由劳动合同法调整。原告直接将挂账签单作为收款凭证违反财务规定，收款无需将原始票据拿去，原告存在管理不规范的责任，才造成票据丢失后没有明细数据和票据凭证。被告在收款途中，因原始票据被偷窃，已向公安机关报案。票据丢失后，原告强制要求被告收回款项并签下承诺书，将经营风险转嫁给被告，承诺无效。原告在法院起诉承诺书中载明的逾期损失在前，劳动仲裁不予受理在后，程序不合法。因此被告不欠原告任何款项。
原告华洋新兴酒店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各1份，证明原告华洋新兴酒店的主体资格；
证据2、承诺书、杨丽未收回应收账款明细表各1份，证明被告杨丽承诺偿还欠款，欠款的原因是被告杨丽将原始票据丢失，造成原告华洋新兴酒店损失；
证据3、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送达回执各1份，证明本案不属劳动争议范围；
证据4、武汉市东西湖区××馆出具的证明及记账单若干份、武汉市××中学提供的报销凭证，证明虽然原始凭证被杨丽丢失，但是杨丽后又自行到客户处领走了部分账款；
证据5、2012年、2013年杨丽领出应收账款明细表及2011年至2013年12月份杨丽欠款明细表，证明被告杨丽从原告华洋新兴酒店领取原始凭证的基本流程，被告杨丽在原告华洋新兴酒店任职期间领取每一份应收账款凭证都要在记录本上签字确认，若杨丽依据该凭证在客户处收回了相应款项并上交给原告华洋新兴酒店后也会有相应的记录，但被告杨丽收回款项之后并没有交给原告华洋新兴酒店。
被告杨丽为支持其抗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10接处警确认单告知单1份，证明原始票据丢失�报警。
审理中，为查明被告杨丽是否领取应收账款明细表上的款项的事实，本院依原告华洋新兴酒店的申请调取了如下证据：
1、对武汉市东西湖区××馆（以下简称区××馆）报账员郭晓红所作的调查笔录1份以及区××馆提供的2012年4月至2014年5月期间的报销凭证8组，其陈述区××馆在华洋新兴酒店消费的款项已经全部结清，华洋新兴酒店领款的流程是其负责经理向区××馆提供发票，区××馆向其出具欠款单，待区××馆向上级单位履行完报销手续后，便通知其责任经理领款，同时将原始消费签单及欠款单收回销毁。其中2012年4月至2013年9月期间的六笔款项系杨丽领取，共计23，252元，2014年的两笔不确定是否为杨丽领取；
2、对武汉市××中学（以下简称××中）办公室副主任陶某所作的调查笔录1份，其陈述华洋新兴酒店向本院提交的2013年3月26日、2013年8月4日金额分别为5，941元、5，299元的两张原始凭证粘贴单系真实的，当时杨丽持原始消费单据和发票来校办理领款手续，学校办理内部报销手续时将原始凭证和发票留存入账，同时将现金交给杨丽；
3、对武汉市东西湖区××所（以下简称区××所）办公室主任黄某所作的调查笔录1份，其陈述区××所在华洋新兴酒店消费的款项已经全部结清，之前华洋新兴酒店杨丽经理向其提供原始消费单据，待其向上级单位履行完报销手续后，便通知杨丽领取现金，款项付清后便将原始消费签单销毁。
经庭审质证，被告杨丽对原告华洋新兴酒店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签名是真实的，但内容是原告打印好的，双方系劳动关系，不能形成合同关系，不能证明应付赔偿责任，被告只是承认在有该事实存在的情况下承担责任。明细表是累计签收的，签名是被告所签，但对内容不能肯定，根据有关规定，原始凭证应有备份不能直接拿出去，不能证明被告欠款造成经济损失；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时间在本案立案之后；对证据4有异议，区××馆出具的证明不能证明是杨丽在该馆处收取了账款，其真实性需要核实；记账单确实是被告签字经手的，但是记账单有两联，白联是原告留底记账计税，红联是给消费者客户的加盖酒店公章的发票，被告在白联上签字只是原告对被告内部开票的控制，并不意味着被告收取了账款；该凭证是复印件，该报销凭证的时间是2013年8月8日，若在此时应收账款已经收回，那么在原告提供的2013年12月统计的应收账款明细上就不应该计入这两笔，该凭证上也没有写明是报销原告酒店消费的这两笔款项，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证据5中2012、2013年杨丽领�应收账款明细表上杨丽的签字是本人所签，该明细表中余额这一栏都是原告方事后填的，且该明细表上客户处都是单位，没有经办人的签字，内容不合法，不能证明杨丽欠原告的钱。对2011年至2013年12月份杨丽欠款明细表有异议，对欠款明细表上有多处与原告提供的证据2中的金额不一致，原告方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该组证据是原告方单方制作的，也没有原始的发票，故被告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可。对该组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也有异议，已超过了举证期限。
原告华洋新兴酒店对被告杨丽提交的证据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报警内容真实性不认可，认为被告有可能报假警以逃避责任。
原告华洋新兴酒店对本院依申请调取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可证明被告杨丽从原告处领取相关票据之后，确实去客户处领取了款项。
被告杨丽对本院依申请调取的调查笔录真实性有异议，笔录中说款项已结清并没有具体的金额和原始票据，并不能说明其与原告华洋新兴酒店的款项已结清，即便已经结清了，三个单位也没有证据证明杨丽去领取了现金，且在后期票据丢失后，是原告自己在收款。
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华洋新兴酒店提交的证据1、3，被告杨丽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2有被告签名确认，被告在庭审中陈述了该证据形成过程，是经过了双方核对，被告自认有过错而签署的，其中并无胁迫、欺诈等情形，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证据4系区××馆出具的证明及记账单若干份、××中提供的报销凭证，可与本院依申请调取的证据相印证，本院予以采信；证据5系2012年、2013年杨丽领出应收账款明细表及2011年至2013年12月份杨丽欠款明细表，被告杨丽认可2012年、2013年杨丽领出应收账款明细表上�签名系其本人所签，可证明其从原告华洋新兴酒店处领取了客户原始消费凭证的事实，其虽对2011年至2013年12月份杨丽欠款明细表有异议，但该欠款明细上记载的未收回的款项金额可与原告提交的经被告杨丽签字确认的未收回应收账款明细表上的金额相符，本院均予以采信。
被告杨丽提交的证据，原告华洋新兴酒店对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内容提出的否定性推测并无证据证实，故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采信，但能否达到当事人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双方的陈述及查明的事实综合认定。
根据庭审确认的有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如下事实：
原告华洋新兴酒店成立于2001年12月7日，经营范围包括餐饮、中餐类制售等。被告杨丽原系原告华洋新兴酒店的营销经理，主要负责营销、收回应收账款等，后于2014年1月4日离�。
2011年11月至2013年12月期间，被告杨丽为收取在酒店挂账消费客户的应收账款，多次从原告华洋新兴酒店处领取了区××馆、××中、区××所等近30位客户在酒店挂账消费的原始凭证及发票，并将收回的部分款项上交给原告华洋新兴酒店入账，原告华洋新兴酒店财务人员为此制作了杨丽领出应收账款明细表，将杨丽每次领出的应收账款金额或回款金额分别进行登记后，由被告杨丽签字确认。
2013年12月25日中午，被告杨丽报警称其车辆停放在东西湖区吴家山恒春里社区时，放在车内的包被盗，包内装有原告华洋新兴酒店挂账客户的原始消费票据。
2013年12月27日，原告华洋新兴酒店与被告杨丽将其领出的应收账款票据金额与上交款金额逐一核对后，制作了一份《2011年-2013年12月份杨丽欠款明细》，将领出原始票据的时间及金额、上交款项的时间及金额进行了详细的记载，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份《未收回应收账款明细表》，载明未收回应收款的总金额为226，796元，其中区××馆应收账款合计14，478元；××中有三笔，金额分别为8，518元、5，941元、5，299元，合计19，758元；区××所（卫生局下属单位）有一笔金额为6，406元。另还载明了其他未收回款项的具体金额。杨丽于同日在《未收回应收账款明细表》上签字确认。
同日，被告杨丽向原告华洋新兴酒店出具一份《承诺书》，内容为：“本人是武汉华洋新兴酒店有限公司的营销经理，其主要工作是收回在酒店进餐的单位及个人的挂账款项。2013年12月25日上午因本人疏忽大意，将酒店挂账的54份单位及个人的可直接收款的原始单据（共计226，796元）遗失，由此给酒店的经营资金周转造成很大的影响，对此本人深感不安。现郑重承诺在6个月之内（2014年元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将上述应收款全部收回，逾时如未收回所造成的损失，本人将予以赔偿及承担相关后果。”此后，原告华洋新兴酒店及被告杨丽各自向挂账客户进行了催收，除客户区水务局向原告华洋新兴酒店支付了3，324元外，其余款项223，472元，客户或以款项已支付给杨丽，或以不能提供原始票据为由拒绝给付。
另查明，据《2011年-2013年12月份杨丽欠款明细》及《未收回应收账款明细表》显示，被告杨丽在2012年4月至2013年9月期间分12次从原告华洋新兴酒店处领出区××馆应收账款原始票据金额共计34，050元，仅上交款项19，572元，尚有14，478元未收回。但经本院向区××馆调查核实，被告杨丽在2012年4月至2013年9月期间已从区××馆领款23，252元，仅上交原告华洋新兴酒店款项19，572元，余3，680元未上交。另，经本院向××中、区××所调查核实，上述单�均表示杨丽将其消费的原始票据交给其办理内部报销手续后，其便已通知杨丽领取了现金，其在原告华洋新兴酒店消费的款项已全部结清，但庭审中被告杨丽不认可其领取了上述款项。××中为此还向原告华洋新兴酒店提供了其分别于2013年3月26日、2013年8月4日办理《未收回应收账款明细表》中的两笔款项即5，941元、5，299元（合计11，240元）的内部报销手续的原始凭证粘贴单予以佐证。因《未收回应收账款明细表》所涉应收账款有54笔，所涉挂账客户近30家，本院无法向各挂账客户逐一核实查证杨丽领取款项的具体金额，故对《未收回应收账款明细表》所涉未收回的应收账款226，796元中，有多少系被告杨丽已收回未上交的款项，有多少系被告杨丽因丢失原始票据导致应收账款无法收回均无法查明。
2014年8月11日，原告华洋新兴酒店诉讼来院，要求被告杨丽依�诺支付欠款223，472元。期间，原告华洋新兴酒店还向武汉市东西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仲裁委于2014年8月28日作出不予受理通知。本院于2014年11月4日作出（2014）鄂东西湖民商初字第005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杨丽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武汉华洋新兴酒店有限公司赔偿损失178，777.6元；二、驳回原告武汉华洋新兴酒店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被告杨丽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重审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各自坚持诉、辩意见，本案调解不成。
本案争议焦点：1、本案是否属于劳动争议范畴；2、原告华洋新兴酒店的损失如何确定；3、被告杨丽出具《承诺函》的效力问题；4、被告杨丽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及如何承担的问题。
本院认为，第�、关于本案是否属于劳动争议范畴的问题。本案中，被告杨丽存在两个阶段的行为事实，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首先，被告杨丽在履行职务行为中因重大过失丢失票据；其次，因丢失票据，被告杨丽向原告出具承诺书，承诺对因丢失票据产生的损失进行赔偿。对于前一阶段的行为事实，被告杨丽作为原告华洋新兴酒店的员工，其职责在于回收账款等，应当属于履行劳动合同的过程，双方如对劳动过程中产生的事实发生争议，则应由劳动法调整；而后一阶段的行为事实，原告华洋新兴酒店并非行使用人单位的权利安排劳动者进行工作等，被告杨丽也并非在履行劳动工作义务，双方均没有劳动法范畴内的权利义务基础，虽然被告杨丽承诺赔偿与丢失票据有关联关系，但被告杨丽并无合同或法律义务必须进行承诺，如没有该承诺行为，双方的纠纷自然应归类于履行劳动工作中的争议，而被告杨丽作出承诺的行为，产生了新的事实，不应受前一行为事实的拘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第五十七条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被告杨丽在与原告华洋新兴酒店核对账目后，承诺未在六个月内收回账款则对损失予以赔偿，系自愿为自己设定民事义务的民事法律行为。而被告杨丽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知道所设定民事义务的法律后果。另外，原告华洋新兴酒店在诉讼中申请了劳动仲裁，劳动仲裁部门认定本案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受案范围亦为既定事实，原告华洋新兴酒店现诉请的依据系被告杨丽的赔偿承诺行为，而不是�告履行职务中丢失票据的行为，因此就本案双方争议的行为本质判断，本案不属于劳动争议范畴，而系平等主体间设立民事权利、义务的关系。
第二、原告华洋新兴酒店的损失如何确定的问题。本案中，被告杨丽从原告华洋新兴酒店领出应收账款的原始票据以及从客户处收回账款后上交原告入账均有记录，在被告杨丽丢失原始票据后，双方进行对账并形成了一份《未收回应收账款明细表》，被告杨丽亦签字确认其未收回的应收账款为226，796元。经审理查明，上述未收回的款项中，既包括被告杨丽已收回未上交的款项，亦包括因被告杨丽丢失原始票据导致无法收回的应收账款。关于前者，被告杨丽将已收回的款项占为己有拒不上交给原告华洋新兴酒店，给原告华洋新兴酒店造成了损失。关于后者，被告杨丽丢失的原始票据系原告华洋新兴酒店据以行使债权的唯一凭证，在追索债务时出示原始票据亦为常理，事发后原、被告分别向欠款客户索要账款时，均被要求出示原始票据也能证明此事实，同时亦能证实因原始票据丢失，导致原告华洋新兴酒店失去主张债权的有效凭据，其债权无法实现，从而给其造成了损失。而从《未收回应收账款明细表》中所记载的内容来看，相关欠款客户均不存在破产、逃避债务及其他不能履行债务的商业风险，只要有原始票据，是确定能够回收应收账款的，因而亦不存在企业经营性风险。综上，被告杨丽从原告华洋新兴酒店处领取了应收账款的原始票据后，仅向原告华洋新兴酒店上交部分款项，尚有应收账款226，796元未交给原告华洋新兴酒店，扣除原告华洋新兴酒店自己收回的账款3，324元外，尚有223，472元的款项，或因被告杨丽已收回未上交，或因被告杨丽丢失原始票据而无法收回，故本院由此确认原告华洋新兴酒店的损失为223，472元。
第三、关于杨丽出具《承诺函》的效力问题。本案中，被告杨丽证明其领取的应收账款原始凭证丢失的唯一证据是报案材料，该材料并不能证明原始凭证丢失以及应收账款分文不能收回的事实。被告杨丽在与原告华洋新兴酒店核对账目后，承诺未在六个月内收回账款则对损失予以赔偿。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该赔偿承诺系被告杨丽自认有过错而自愿签署，同时被告杨丽也未能举证证明出具承诺书具有受胁迫、欺诈等违背其真实意愿的情形，故被告杨丽在与原告华洋新兴酒店协商处理此事时作出的《承诺函》，系以明示的方式为自己设定了民事义务，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且原告华洋新兴酒店予以接受，应为有效。
第四、关于被告杨丽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及如何承担的问题。本案中，被告杨丽在出具承诺书后，并未依约为原告华洋新兴酒店收回应收账款，现其承诺赔偿的条件已经成就，应当依承诺予以赔偿。但鉴于本案中应收账款票据数额较大，而原告华洋新兴酒店仅指派被告杨丽一人收款，又未采取其他积极有效的管控措施，对损失的产生也有疏于管理的责任；同时根据被告杨丽的任职职责，其明知应收账款原始凭证的作用，在其领取后应妥善保管并据此收回账款上交公司，但其报案称应收账款原始凭证被盗并无实据，且对已收回的账款不如实上交，对因此而给原告华洋新兴酒店造成的损失承担主要责任。故对原告华洋新兴酒店要求被告杨丽依承诺赔偿损失223，472元的诉讼请求，本院在178，777.6元（223，472元×80%）的范围内予以支持，其他损失由原告华洋新兴酒店自担。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五十四�、第五十七条，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杨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武汉华洋新兴酒店有限公司赔偿损失178，777.6元；
二、驳回原告武汉华洋新兴酒店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652元（原告武汉华洋新兴酒店有限公司已预交），由原告武汉华洋新兴酒店有限公司负担930元，被告杨丽负担3，72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预交上诉费，款汇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武汉市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专户-
市中院诉讼费分户；账号：17×××67；开户行：农行武汉市民航东路支行；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预交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屠俊霞
人民陪审员 韩顺萍
人民陪审员 叶 路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李旻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