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湟中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青0122民初907号原告：韩某1，男，1995年4月生，汉族，农民，住青海省湟中县。委托代理人：韩某2(原告韩某1之父)，男，1962年6月生，汉族，教师，住青海省湟中县。被告：李某1，女，1994年5月生，藏族，农民，住青海省湟中县。被告：李某2男，1967年10月生，藏族，农民，住青海省湟中县。原告韩某1诉被告李某1、李某2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韩某2，被告李某1、李某2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韩某1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二被告返还原告彩礼、订婚及其他费用等款项共计143544元（详见清单）；2.判令二被告返还原告金手镯1只（34.55克）、金项链1条（19.22克）、金戒指1枚（8.39克），价值共计17200元；3.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2016年10月，我与被告李某1经人介绍相识，于2016年12月28日按当地习俗举行了结婚仪式。双方至今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为了能与被告李某1缔结婚姻，第一次见面给李某12000元。第二次“提婚”给其李某1衣服款2000元，在中堂柜上放4000元，合计6000元。第三次订婚，给付订婚“自愿”20000元，给李某12000元，鞋钱200元，口红钱200元。购买手套2副、围巾2条（185元），衣服1套（798元），棉包服1件（501元），运动裤1条（239元），化妆品（2336元），订婚合计花费26459元。第四次送礼时给付干礼80000元，“长稍”1000元（5家×200元／家）给被告李某1爷爷400元、父母亲各1000元、给哥哥、嫂子各500元、给小孩200元、鞋款400元、敬酒给李某11220元，购买“三金”共62.16克，价值17200元。购买衣服2306元（裤子4条、衣服5件），化妆品2474元，送礼合计花了108160元。第五次“讨婚”100元。第六次给李某1“装新”手套、袜子、红头巾一对、喜蜡、镜子248元、西服423元、内衣120元、毛衫168元、鞋钱400元、毛裤176元、化妆品3074元、衬衣128元、“路衣”450元、拍婚纱3600元、摄像1180元、娶亲雇车费4000元、接送娘家人雇车费1500元、“回门”买毛毯2558元，以上共计160744元，扣除“三金”价值17200元，在见面、订婚、送礼、拍婚纱照、娶亲、回门等环节中给付现金或购买物品总共花了143544元（详见清单）。由于我与被告李某1婚前缺乏了解，婚后李某1不尽做妻子的责任，常与异性关系暧昧，且被告从未做过家务，甚至不与家人一起吃饭，不同意生育孩子，完全没有共同生活的打算。我俩共同生活仅28天，她在家中只居住了7天，除回娘家居住9天外，其他时间不知去向。2017年1月25日，被告李某1与家人发生争吵后，借机离家出走，为了被告李某1的人身安全，不要出任何事，我们好心将她送回娘家，至今未回来与我共同生活。我为了与李某1结婚，支出了包括彩礼在内的巨额款项，原本父母亲均系残疾人，加之父亲患了癌症，致使我及家人债台高筑，至今所借债务均未还清，生活已陷入困难，为保护我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支持我的诉讼请求。被告李某1辩称，对原告所述的举行结婚仪式的时间、分居的时间及尚未领取结婚证均无异议。第一次见面时，原告给的见面礼为2000元。“提婚”时给服款2000元，在中堂柜上放4000元，合计6000元，订婚时，原告送的订婚“自愿”20000元。送礼时，送干礼80000元及“三金”（金手镯1只（34.55克）、金项链1条（19.22克）、金戒指1枚（8.39克），价值共计17200元均属实。原告主张因结婚产生的娶亲雇车费、拍婚纱照、接娘家人包车费及购买衣物所产生的费用我们均不予认可，我方也在此婚礼中也产生类似的花销。结婚时，我方陪嫁物有TCL牌曲面4K55英寸电视机1台（8990元）、澳柯玛牌4开门冰箱1台（7900元）、澳柯玛牌全自动滚筒洗衣机1台（4999元）、花和花瓶1对（1200元）、床上用品2套（1600元）、毛毯2对（2400元）、洗漱用品2套（200元）、羊毛被2床（800元）、脸盆2个（200元）、暖瓶2个（460元）、羊毛被被套2个（260元）、吹风机1个（220元）、鞋子7双（运动鞋3双、皮鞋2双、高跟鞋1双）、布鞋6双、鞋垫26双、毛衣8件、裙子4条、黑色羊毛打底裤4条、牛仔裤3条、棉衣3件、双肩包1个、大衣1件、红色小外套1件，大褂1对，护袖1对、围裙1对、背心4件、内衣内裤3套、碗1对、结婚当天穿的红色毛衣1件、敬酒服1套、结婚穿的红色高跟鞋1双、灰色背带裙1件、袜子10双（扣除家电，衣物合计价值22000元）以上陪嫁物均在原告家。给原告“冠戴”有领带1条、衬衣1件、西服1套、内衣内裤1套、皮带1条、大衣1件、皮鞋1双（价值3600元）。另外给伴郎购买内衣内裤1套、开箱时送原告亲戚内衣内裤1套、认门时给原告及其父母内衣内裤各1套、我方亲戚给原告赠送衬衣3件、袜子3双、鞋垫4双、请亲戚花2400元、喜宴20760元、给厨师工资460元、娶亲时梳头700元、敬酒时我父母及亲戚朋友给了原告1000元。给原告亲朋枕套、枕巾各10对（540元）。结婚第四天我发现原告手机里保存有异性的照片，我过问时原告及其父亲都拿话搪塞，且我为家人做饭时，原告借故扔垃圾驾车到多巴玩去。共同生活期间，我要求参加同学生日宴会得到了原告之父的同意，至今我也心存感激。原告所说我在他们家居住仅7天不属实，因婚后我父亲生病，我回娘家居住9天，参加同学生日宴会及代朋友在火锅店上班住西宁2天，其余时间均住原告家，故原告所说其余时间不知去向与事实不符。我们结婚敬酒所得的3000多元，在我回娘家取的时候才发现原告花了只剩了900元。原告说我不生育孩子也不是事实，刚结婚不久何来的孩子。原告及家人想要把我塑造成他们想要的样子，为此，我们争执的次数逐渐增多，原告及家人看我不顺眼，几次称我这样的媳妇他们家不需要，还要把我送回娘家。故2017年1月25日，我们因琐事发生争执后原告及家人用车将我送回娘家，离开时还称再别送到他们家。缔结婚姻未成的责任在于原告方，现在除了“三金”实物尚在我处，原告给我买的东西及我的陪嫁物均在原告家，我离家时仅将吹风机1个、穿了皮鞋1双，拿了运动鞋1双、毛衣2件和牛仔裤2条、带了原告方购买的棉衣和背心各1件。我的陪嫁物均在原告家，以此相折抵，我不同意给原告退还彩礼及“三金”。我认为，我并未做对不起原告及家人的事，原告不要我，将我送回了娘家，不是我不愿意给他当媳妇，故原告要求我退还彩礼没有道理。现我已经由姑娘变成了媳妇，还被原告所抛弃，已损害了我的名誉，故我要求原告赔偿我精神损失费200000元。被告李万顺辩称，原告所送的彩礼我们收到了110000元，其中干礼80000元。订婚“自愿”20000元属实，给女儿李国霞现金6000元和提婚时放在中堂柜上的4000元。送礼时送了金手镯1只、金项链1条、金戒指1枚（17200元）。原告所送的衣服等物品都属实，但其购物品的价格我并不清楚。原告所送的彩礼，我们该陪的都陪了，举行婚礼也花销了。现原告方认为其有几个钱，欺负我一个老实人，结婚时，认为我女儿好，想娶回去就娶，不想要时，想送回来就送回来了，我女儿是原告方娶回去的，在原告生活期间也并未做错任何事，现原告方悔婚，彩礼没有退还的可能。姑娘是他们送回来的，不是女儿主动不与原告共同生活，我方没有过错，所以我不应该向原告退彩礼。另外，原告不要我女儿，给我女儿的精神造成巨大的伤害，在村庄抬不起头，故我要求原告赔偿因损害我女儿名誉的精神赔偿金200000元。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李某1系被告李某2之女。2016年12月28日，原告韩某1与被告李某1按习俗举行结婚仪式，并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双方尚未进行结婚登记。2017年1月25日，被告李某1与原告及家人因琐事发生争执后，被告李某1收拾东西离家，原告及家人开车将被告李某1送到其娘家。事后，被告未主动到原告家居住生活，原告也未到被告家要求被告李某1回来一起生活。原告为与被告李某1缔结婚姻，按习俗给付被告李某1见面礼2000元、“提婚”给付被告李某1衣服款2000元，并在中堂柜上放4000元，订婚时，原告送的订婚“自愿”20000元，另外原告再次给被告李某1现金2000元。送礼时，送干礼80000元及“三金”（金手镯1只、金项链1条、金戒指1枚，价值共计17200元。（“三金”均在被告李某1处）。被告李某1的陪嫁物有TCL牌曲面4K55英寸电视机1台、澳柯玛牌4开门冰箱1台、澳柯玛牌全自动滚筒洗衣机1台、花和花瓶1对、床上物品2套、毛毯1对、洗漱用品2套、羊毛被2床、脸盆2个、暖瓶2个、双肩包1个、羊毛被被套1个、毛毯1对、高跟鞋1双、毛衣4件、裙子2条、黑色羊毛打底裤1条、大褂1件、护袖1对、围裙1对、瓷碗1对、结婚当天穿的红色毛衣1件、敬酒服1套、红色高跟鞋1双（以上物品均在原告处）。被告方给原告“冠戴”有领带1条、衬衣1件、西服1套、内衣内裤1套、皮带1条、大衣1件、皮鞋1双。被告方给伴郎购买内衣内裤1套、开箱时候送给原告亲戚内衣内裤1套、认门时候送给原告和其父母亲内衣内裤各1套、赠送原告亲朋枕套、枕巾各10对，被告方亲戚赠送原告衬衣3件、袜子3双、鞋垫4双。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及“上五庄诚信金店”的收据1份、购物单、刷卡清单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原告韩某1与被告李某1未依法登记结婚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其行为违反了婚姻法的有关规定。我国《婚姻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同居生活，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本案中，被告“冠戴”给原告的衣物及送给原告亲属的枕套、枕巾、内衣、内裤等物品以及原告送给被告家人及亲属物品均系一方给予另一方礼节性的馈赠，且数额不大，依法可不予返还。原告送给被告李某1见面礼2000元、化妆品、衣物等，金额不大，实属赠与行为，依法亦不予返还。原告按习俗给付三被告的订婚“自愿”及彩礼款是以结婚为目的的附条件的法律行为,当缔结婚姻不能成就时，被告应当返还，故对原告主张被告返还金手镯1只、金项链1条、金戒指1枚之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本案中，原告以超出被告方索要的彩礼范围主张拍摄婚纱、娶亲雇车费、亲朋之间的礼品馈赠所产生的各项费用及金钱代替礼品的馈赠（如“长稍”、见面礼）违背当地善良的公序良俗，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李某1认为缔结婚约未能成就主要原因系原告存在过错并将其送回娘家，不应向其退一分彩礼之辩解理由，被告虽提供了证人证言，但该证人与被告有亲戚关系，且原告不予认可，被告也未提供证据相互印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被告的辩解理由不成立。被告李某1要求原告赔偿其精神损失费200000元之请求，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与被告李某1已按当地习俗举行婚礼，并共同居住生活半个多月，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系因女方过错致其解除婚约，故本院综合考虑本地婚嫁习俗和生活水平，酌情被告向原告返还彩礼。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李某1、李某2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韩某1彩礼70000元；二、被告李某1、李某2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韩某1金手镯1只、金项链1条、金戒指1枚（17200元）；三、原告韩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被告李某1的陪嫁物TCL牌曲面4K55英寸电视机1台、澳柯玛牌4开门冰箱1台、澳柯玛牌全自动滚筒洗衣机1台、花和花瓶1对、床上物品2套、毛毯1对、洗漱用品2套、羊毛被2床、脸盆2个、暖瓶2个、双肩包1个、羊毛被被套1个、毛毯1对、高跟鞋1双、毛衣有4件、裙子2条、黑色羊毛打底裤1条、大褂有1件，护袖有1对、围裙有1对、瓷碗1对、结婚当天穿的红色毛衣1件、敬酒服1套、红色高跟鞋1双；四、驳回原告韩某1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14.88元，减半收取1757.44元，由原告韩某1负担857.44元，由被告李某1、李某2负担9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杰二〇一七年五月二日书记员  严娟审理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条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解释(二)》第十条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二条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对于涉及身份关系、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应当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的事实，不适用前款自认的规定。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