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蓬莱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684民初1335号
原告：蓬莱市大柳行镇门楼石山选矿厂，住所地蓬莱市大柳行镇。
法定代表人：周志海，任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滨，烟台开发区大季家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蓬莱支公司，住所地蓬莱市。
负责人：刘松林，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山东齐鲁（烟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怡，山东齐鲁（烟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蓬莱市大柳行镇门楼石山选矿厂（以下简称“石山选矿厂”）与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蓬莱支公司（以下简称“人民财保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滨、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石山选矿厂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原告保险理赔款80万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6年5月25日（应系2016年3月4日）在被告处投保意外伤害团体险（应系雇主责任保险），2016年5月26日凌晨3：30，原告的雇员谭某在井下作业时因意外事故死亡，谭某死亡后，原告支付了死者近亲属各项经济损失共计80万元整（于2016年6月6日付清）。原告与谭某家属签订了赔偿协议，约定被告赔付谭某的保险金赔款归原告所有，此后原告向被告催款多次，被告以各种理由拒付。
人民财保公司辩称，原告在我公司投保雇主责任险，保险期间自2016年3月4日至2016年9月3日，投保时原告所主张的死者并未在雇员名单内，2016年5月25日原告申请对保险单进行批改，将谭某纳入被保险雇员名单，该批改于2016年5月26日0时生效。要求核实谭某的事故发生过程及死亡时间，如果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同意按合同约定进行理赔。如果事故发生在非保险期间，我方不同意赔偿。
原、被告双方围绕其诉讼请求和答辩理由，分别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第一次庭审中原告围绕其诉讼请求，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蓬莱市第二人民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诊断书，证明谭某于2016年5月26日死亡。
证据2.赔偿协议书（复印件），证明原告赔偿死者家属88万元。
证据3.打款证明，证明2016年6月6日原告将91万元打款到谭某近亲属代理人谭远江名下账户。
证据4.保险单批单，证明2016年5月26日零时起投保雇员名单中增加了谭某。
被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死亡日期有异议，被告辩称医院只能对死者被送往医院的时间进行客观确认，无法对死者确切的死亡时间进行鉴别和认定。
被告辩称证据2系复印件，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协议书中乙方签字全都是谭远江代签，故需要谭某近亲属的授权委托书。协议书是否实际履行被告不清楚，需要原告提交证据予以佐证。
被告辩称证据3系照片打印件，其真实性无法确认。
被告对证据4无异议。
第二次庭审中原告提交如下证据：证据5.2016年5月26日死者谭某父、母谭启贵、郭道英委托谭远江处理谭某死亡赔偿事宜的授权委托书。
证据6.打款记录明细表，证明2016年6月6日原告将91万赔偿款转入受委托人谭远江的账户。
证据7.死者谭某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以及神农架林区民政局红坪婚姻登记处出具的谭某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证明谭启贵和郭道英系死者谭某的父母，谭某有一未成年儿子谭天翔，共同生活在湖北省神农架林区红坪镇红举村二组49号，谭某未婚。
证据8.谭启贵和郭道英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谭启贵和郭道英收到原告给付的91万赔偿款。
被告辩称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授权应当附委托人及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而该委托书中未附。
被告对证据6真实性不予认可，辩称该记录没有银行的盖章确认，不清楚其来源，也看不出付款人与原告关系。
被告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但辩称该证明无法证实谭某是否有其他合法继承人。
被告辩称证据8属于证人证言，未经证人当庭质证，不应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且该证明所记载的“死者谭运松”与本事故无关联。
被告围绕其答辩意见，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雇主责任保险条款一份，证明条款第四条约定的保险责任是在本保险有效期内。并且赔偿的内容是被保险人根据劳动合同和法律法规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而不是被保险人同死者家属约定的赔偿金额。
证据2.投保单一份，证明投保时被告已将证据1中的条款交付给投保人，并对其进行了提示说明，提示其仔细阅读所附的保险条款，投保人盖章确认，并对保险条款表示确认和理解。
原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保险条款第四条的规定不予认可，主张该条款属于被告公司的内部条款不能对抗法律。原告是按照法律规定的赔偿数额给付死者家属的赔偿款，所以被告也应该足额将赔偿款给付给原告。并对保险条款的生效日期持否定态度，主张双方签订合同后，只要是投保人将投保金支付给保险公司，双方合同即成立，不存在第二天零时生效的规定。
原告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主张该投保单属于格式条款，作为格式条款被告应当用不同于其他内容的字体表现出来，另外投保人也没有注意看保险条款。
第一次庭审结束后，因为有部分证据材料原告无法自行取得，经原告申请，本院到公安部门调取了与本案相关的证据，在第二次庭审中进行出示：证据1.2016年6月6日蓬莱市公安局大柳行派出所对谭某的弟弟谭远江的询问笔录。此笔录中谭远江说明了死者谭某的家庭成员情况，并确认了其系死者谭某的弟弟，受父母的委托与原告达成了赔偿协议。
证据2、3.2016年5月27日，蓬莱市公安局大柳行派出所对死者谭某同班工友方先平、管贤军的询问笔录，此笔录证实2016年5月26日凌晨3时许，谭某在矿井作业时被坍塌大石压死。
证据4、5.2016年5月27日，蓬莱市公安局大柳行派出所对死者谭某所在矿井管理人员熊小兵、熊大山的询问笔录，此笔录证实2016年5月26日3时50分许熊小兵、熊大山得知矿井发生事故后，组织及参与救援的过程。
证据6.2016年6月6日蓬莱市公安局大柳行派出所对谭某哥哥谭远明的询问笔录。此笔录中谭远明介绍了死者谭某的家庭成员情况，并确认了其弟谭远江受父母的委托与原告达成了赔偿协议。
证据7.蓬莱市公安局法医检验报告书，证明死者谭某符合生前头部遭受巨大钝性暴力作用致严重颅脑损伤死亡。
对证据1和证据6，被告辩称谭远江、谭远明对事实的陈述是转述其听说的内容，属于传来证据并不是公安机关对事故发生的客观记录。关于受委托达成协议的问题，也只是谭远江、谭远明个人陈述，不能排除死者有其他合法继承人，也无法证实委托协议的真实性，更不能确认其与原告商谈赔偿数额的合法合理性。对证据2、3、4、5，被告辩称上述笔录只是公安机关对于证人陈述的客观记录，并不是公安机关认定的案件事实，不能证实事故发生的时间、原因、过程和性质。对证据7，被告辩称该鉴定书仅认定死者谭某死亡原因，并未认定该巨大钝性暴力作用的发生时间。
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并根据案件诉争对有关证据作出如下认定：1.原告所提交的证据7系死者谭某户籍地湖北省神农架林区公安局红坪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和神农架林区民政局红坪婚姻登记处出具的谭某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根据证明中附有的谭启贵、郭道英、谭天翔身份证号码，可知谭某的父亲谭启贵19**年7月15日生，母亲郭道英1948年1月16日出生，并有一子谭天翔2010年4月12日生，谭某未婚。本院对上述证明内容予以确认。
2.经原告申请，由本院工作人员所调取的证据1、2、3、4、5、6，系蓬莱市公安局大柳行派出所民警对死者谭某因矿井事故死亡所作的询问笔录，该六份证据属于国家有权机关为处理案件所制作的文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其中证据2、3系死者谭某同班工友对事故发生经过亲身经历的陈述，系案件发生的原始、直接证据，可以证明矿井事故发生在2016年5月26日3时许，死者谭某系被矿井中坍塌石块击中头部致死。证据1、4、5、6中被询问人虽非直接经历矿井坍塌事故，但参与了事故发生后的救援及善后处理，也能够从侧面印证证据2、3的真实性。本院调取的证据7系蓬莱市公安局法医检验报告书，其鉴定结论“死者谭某符合生前头部遭受巨大钝性暴力作用致严重颅脑损伤死亡”亦佐证了死者谭某系因矿石坍塌事故致死的事实。故本院所调取的证据1、2、3、4、5、6、7可以证明死者谭某于2016年5月26日3时许在矿井作业期间，遭遇矿石坍塌事故致使颅脑损伤死亡的事实。
3.原告所提交的证据2、3、5、6、8，被告不认可其真实性或证明内容。证据2、3、6虽非系原件或没有加盖银行印章，不能单独作为证据使用，但可以增强证据5、8的证明力。结合原告提交的证据7（能够证实谭某的父母为谭启贵和郭道英，并有未成年儿子谭天翔共同生活，谭某未婚）以及本院调取的证据1、6（能够证明谭某的近亲属情况及谭某父母委托其子谭远江与原告达成赔偿协议的情况），可以发现上述证据能够构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实谭某死亡后，谭某的父、母委托其子谭远江与原告达成赔偿协议，赔偿各项费用共计88万元。其后，原告将91万元打入谭远江的个人账户，谭某的父母向原告出具证明，证实收到91万元赔偿款。结合其他证据来看原告提交的证据8中的打印内容“死者谭运松”，应系“死者谭某”的打印错误，不影响其证明效力。被告虽以种种理由否认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但并未提出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院对原告主张的雇员谭某死亡后，其父母委托谭远江与原告达成赔偿协议，约定赔偿各项费用88万元。其后，原告将91万元赔偿款通过委托人谭远江向谭某的父母转交的事实予以认可。
4.被告提交的证据1、2，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经审查，被告提交的证据1是保险合同条款，是双方保险合同法律关系成立的基础，其关于保险责任、赔偿标准、生效时间的规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故本院认可该证据的证明内容。被告提交的证据2是投保单，该证据仅是关于投保人基本信息、保险费、雇员每人赔偿责任限额、保险期限、伤残赔付比例等的约定，并非格式条款，不存在被告所主张的“被告已将保险条款交付给原告，并对其进行了提示说明，提示其仔细阅读所附的保险条款，原告盖章确认，并对保险条款表示确认和理解”的内容。故本院仅对投保单所记载的保险期间、责任限额、赔付比例等予以认定，对原、被告双方的主张均不予认可。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石山选矿厂在被告人民财保公司处投保有雇主责任保险，保险期间为2016年3月4日0时起至2016年9月3日24时止，每位员工人身伤亡赔偿责任限额为80万元，投保单赔偿额度表约定：死亡按保险单规定赔偿最高额度的100%赔付。《雇主责任保险》第十条约定：“在保险有效期限内，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件，保险人根据被保险人提供的雇员名册，对发生伤、残、亡的雇员按下列标准赔偿：第（一）项死亡、永久丧失全部/部分工作能力：按保单所附伤残赔偿额度表规定的百分比乘以出险员工的死亡、伤残赔偿限额赔付。……注：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所聘用员工个人的上述各项赔偿金额，不得超过被保险人依法或劳动合同应承担的责任，最高不超过本保险单规定的每人的各项赔偿金额。……”后经原告石山选矿厂申请，被告人民财保公司作出保险批单，将原告雇员中的高为平批改为谭某，批单生效时间为2016年5月26日0时起。2016年5月26日凌晨3时许，原告雇员谭某在矿井作业时遭遇矿石坍塌事故致死。谭某死亡后，谭某的父亲谭启贵、郭道英委托其三子谭远江全权处理谭某的死亡赔偿事宜。2016年6月6日，谭远江与原告石山选矿厂达成赔偿协议书，由原告一次性支付丧葬补助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交通费等88万元。2017年8月13日，谭某父母谭启贵、郭道英向原告出具证明，证实收到原告支付的谭某死亡赔偿款共计91万元。
本案事故发生后，原告即向被告报案，被告虽派人到原告处但未对事故现场和死者尸体进行查勘。仅于2016年5月28日向原告发出告知函，告知原告“贵司于2016年5月26日早7:17分向我司报案称：雇员谭某于2016年5月26日凌晨3:30分在井下作业时死亡。为明确死者死亡原因，便于后续保险理赔，请将雇员谭某死亡事故报公安部门，并出具死者谭某的法医尸检报告。如因贵司原因未及时向公安部门报案导致我司无法核定事故保险责任，我司有权不予赔付”。
另查，原告单位并未给死者谭某缴纳工伤保险；根据原告陈述死者谭某是在原告单位第一天上班即发生事故死亡。
本院认为，原告石山选矿厂在被告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处投保雇主责任保险，并依约支付了保险费，保险合同关系合法成立。双方约定的保险期间为2016年3月4日0时起至2016年9月3日24时止，保险期间内被告根据原告申请批改了投保雇员名单，将雇员高为平批改为谭某，批单生效时间为2016年5月26日0时起。2016年5月26日3时许，原告雇员谭某在矿井作业时遭遇矿石坍塌事故致颅脑损伤死亡，该事故发生在保险批单生效以后，被告应当按照约定承担保险理赔责任。事故发生后，原告向被告报案，被告发函告知原告“请将雇员谭某死亡事故报公安部门，并出具死者谭某的法医尸检报告”并未提及要求核实保险事故发生的时间，诉讼过程中却以无法证实保险事故发生的准确时间为由进行抗辩，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且经本院认定的证据足以证明保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批单生效以后。死者谭某儿子谭天翔同谭某父母共同生活，谭某父母系谭天翔的法定代理人，谭某父母有权代表他们三人委托谭远江全权处理谭某死亡后的赔偿事宜，并收取原告支付的赔偿款。在原告已经向谭某父母履行赔付义务的情况下，被告人民财保公司应依据《雇主责任保险》的约定对原告进行赔付。
关于保险赔偿的具体数额，投保单赔偿额度表约定：死亡按保单规定的最高额度的100%赔付，保单规定的雇员人身伤亡赔偿责任限额为80万元；又根据双方《雇主责任保险》第十条约定：“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所聘用员工个人的上述各项赔偿金额，不得超过被保险人依法或劳动合同应承担的责任，最高不超过本保险单规定的每人的各项赔偿金额。”即被告的赔偿责任除不得超过80万元的限制之外，也不得超过原告依法或劳动合同应承担的责任。因原告石山选矿厂未给雇员谭某投保工伤保险，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故原告依法应当支付的赔偿项目和金额，应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标准计算。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按照下列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一）丧葬补助金为6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二）供养亲属抚恤金按照职工本人工资的一定比例发给由因工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亲属。标准为：配偶每月40%，其他亲属每人每月30%，孤寡老人或者孤儿每人每月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增加10%。核定的各供养亲属的抚恤金之和不应高于因工死亡职工生前的工资。供养亲属的具体范围由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规定；（三）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又因为谭某在原告处正式入职第一天即发生事故，在原告单位尚无具体工资收入，故参照山东省采矿业工资标准计算相应的赔偿额较符合实际情况。根据上述标准，原告雇员谭某死亡后，原告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包括：丧葬补助金：2015年烟台地区职工年平均工资59519元÷12月×6月＝29759.5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201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195元/年×20年＝623900元；死者谭某儿子谭天翔计算至18周岁应得的供养亲属抚恤金：2015年山东省采矿业年工资66264元×（18-6）年×30%＝238550.4元。上述部分赔偿金额的合计已超过雇主责任险的最高赔偿限额80万元，该金额尚未包含死者谭某的父母应当获得的供养亲属抚恤金，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80万元保险理赔金具有事实依据。被告关于的谭某可能还有其他继承人的辩解，并无证据，而原告所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死者现有继承人为谭启贵、郭道英、谭天翔三人。原告依法向死者现有继承人支付的赔偿款已超过保险理赔限额的情况下，即使尚有其他继承人未获赔偿也只会增加原告所赔偿的款项，并不影响被告人民财保公司的理赔；且该系原告与新继承人及继承人内部之间的事项，与被告人民财保公司无关，对其辩解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石山选矿厂要求被告人民财保公司支付80万元雇主责任保险理赔金的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六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限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蓬莱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给原告蓬莱市大柳行镇门楼石山选矿厂保险赔偿金80万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蓬莱支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武 斌
人民陪审员 孙修林
人民陪审员 刘志敏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日
书 记 员 朱顺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