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2民终11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晓鹏，男，1977年7月20日出生。上诉人（原审被告）：梁玉兰，女，1949年11月7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宇红，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博，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WeidongHe-Gjerloff（何伟东），男，1967年1月4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研，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晓鹏、梁玉兰因与被上诉人WeidongHe-Gjerloff（何伟东）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2民初158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玉兰、何晓鹏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就2004年10月19日上诉人签订的赠与合同，上诉人曾经提供多项证据就其不是何维琛、梁玉兰的真实交易目的，仅仅是为了避税能够得到更多的款项帮助上诉人何晓鹏进行各项还款进行证明，但原审法院没有就这些证据的逻辑关系及实际情况调查清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2、一审法院忽略被上诉人伤害上诉人的亲属、原赠与人何维琛的事实，且忽略了上诉人梁玉兰的经济状况，适用法律错误。WeidongHe-Gjerloff（何伟东）辩称：同意原判，不同意对方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已有多份生效判决证明赠与合同有效，上诉人也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可以撤销赠与合同的情形，上诉人应履行合同。WeidongHe-Gjerloff（何伟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梁玉兰、何晓鹏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路×里×号楼×层×门×号房屋过户至WeidongHe-Gjerloff（何伟东）名下；2、判令梁玉兰、何晓鹏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梁玉兰与何维琛系夫妻关系，何晓鹏系梁玉兰与何维琛之子，何维琛与WeidongHe-Gjerloff（何伟东）系叔侄关系。2004年4月10日，WeidongHe-Gjerloff（何伟东）作为甲方，何维琛作为乙方，北京市侨联律师房玉林作为见证人，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约定：双方同意买卖北京市西城区×路×里×楼×门×室，房屋建筑面积43.8平方米，使用面积29.31平方米；房屋总价款为15万元，双方签字之日起5日内甲方支付乙方5万元，余款10万元于协议签订后两年内支付。协议签订后，WeidongHe-Gjerloff（何伟东）给付何维琛购房款5万元。后何维琛将该款返还WeidongHe-Gjerloff（何伟东）。涉案房屋未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由WeidongHe-Gjerloff（何伟东）之父何维桐居住。2015年初，何维桐被送至养老院生活，该房屋现由WeidongHe-Gjerloff（何伟东）进行出租。2004年10月19日，何维琛、梁玉兰作为赠与人，WeidongHe-Gjerloff（何伟东）作为受赠人，双方签订《赠与合同书》，载明：赠与人何维琛、梁玉兰系夫妻关系，共有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路×里新×-×-×号房产，房产证号码成本价出售住宅京房权证西私字第×号，属于夫妻共同共有。现夫妻二人自愿将各自享有的上述房产份额无偿赠给侄子WeidongHe-Gjerloff所有。受赠人WeidongHe-Gjerloff愿意接受赠与人何维琛、梁玉兰所赠与的上述房产。当日，双方在北京市公证处对《赠与合同书》办理了公证，该公证处出具（2004）京证内字第14881号公证书。2005年3月18日，何维琛与WeidongHe-Gjerloff（何伟东）签订《关于何维桐永久居住北京市西城区×路×里×楼×门×号协议》，内容为：北京市西城区×路×里×楼×门×号，现由何维桐居住，何维桐系何维琛的长兄。何维琛重申，以上房屋由何维桐永久居住，使他在此和谐地安度晚年，但何维桐需支付该房屋的水、电、煤气、暖气、物业管理费用。2015年6月25日，何维琛、梁玉兰（赠与人）与何晓鹏（受赠人）签订《赠与合同书》，约定：赠与人何维琛、梁玉兰系夫妻关系，赠与人何维琛与受赠人何晓鹏系父子关系，赠与人梁玉兰与受赠人何晓鹏系母子关系。赠与人何维琛、梁玉兰共有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路×里新×-×-×号房产，房产证号码成本价出售住宅京房权证西私字第×号，属于夫妻共同共有。现夫妻二人自愿将各自享有的上述房产份额无偿赠给儿子何晓鹏所有。受赠人何晓鹏自愿接受赠与人何维琛、梁玉兰所赠与的上述房产。2015年6月26日，何晓鹏取得了房屋所有权证书（×京房权证西字第×号）。2015年7月21日，何维琛、梁玉兰将WeidongHe-Gjerloff（何伟东）起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要求确认双方于2004年10月19日签订的《赠与合同书》无效。2015年11月12日，法院出具了（2015）西民初字第22754号民事判决书，其中载明：“本院认为：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本案中，何维琛与被告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后，二原告与被告又签订了《赠与合同书》并进行了公证，该《赠与合同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属有效合同。二原告以从未有过将房屋赠与给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通过赠与形式掩盖房屋买卖真相，希望达到避税的非法目的，主张赠与合同无效。……二原告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与被告订立的《赠与合同书》存在上述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修改稿）第145条规定‘公民之间赠与关系的成立；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赠与房屋，如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办理了过户手续的，应当认定赠与关系成立，未办理过户手续，但赠与人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已将产权证书交与受赠人，受赠人根据赠与合同已占有、使用该房屋的可以认定赠与合同有效，但应令其补办过户手续’。公民之间的赠与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原、被告双方签订《赠与合同书》后，双方虽未办理产权变更手续，原告亦未将产权证书交与被告，但何维琛与被告在2005年3月18日签订《关于何维桐永久居住北京市西城区×路东路×楼×门×号协议》，表明被告已经接受赠与涉案房产并由被告之父何维桐实际居住、使用。对二原告主张赠与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最终驳回了何维琛、梁玉兰的诉讼请求。后何维琛、梁玉兰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上诉期间，何维琛于2016年2月3日去世。2016年3月28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了（2016）京02民终57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6年5月10日，WeidongHe-Gjerloff（何伟东）将何晓鹏、梁玉兰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要求确认何维琛、梁玉兰与何晓鹏于2015年6月25日签订的《赠与合同书》为无效合同。经法院审理于2016年12月19日出具了（2016）京0102民初1307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何维琛、梁玉兰与何晓鹏于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签订的《赠与合同书》为无效合同”，该民事判决已生效。WeidongHe-Gjerloff（何伟东）不服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原房屋登记机关）核发的《房屋所有权证》（×京房权证西字第×号），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法院审理于2017年4月11日出具（2016）京0102行初652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被告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于2015年6月26日向何晓鹏核发的168912号《房屋所有权证》”。另查，一、一审庭审中，何晓鹏、梁玉兰提交何维琛诊断证明、住院期间的医疗费用票据、工资存折、证明、梁玉兰的《超声检查报告》、《骨密度报告单》、门诊病历、疾病诊断书以及网络截图，证明因何维琛生病家庭发生了巨大支出，并且在何维琛去世后，梁玉兰的收入大幅减少，外加梁玉兰患有多种疾病需要支付治疗费用，梁玉兰的经济情况显著恶化。WeidongHe-Gjerloff（何伟东）认可何维琛诊断证明、住院期间的医疗费用票据、工资存折、证明、梁玉兰的《超声检查报告》、《骨密度报告单》、门诊病历、疾病诊断书的真实性，但认为不能证明梁玉兰经济情况恶化；WeidongHe-Gjerloff（何伟东）对何晓鹏、梁玉兰提交的网络截图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二、一审庭审中，何晓鹏、梁玉兰提交《住房借款合同》、借据、欠条、转账凭证、还款记录及证明等，证明何维琛、梁玉兰为了缓解何晓鹏的还贷压力，以出售的形式向WeidongHe-Gjerloff（何伟东）出售涉案房屋，赠与协议系为了避开缴纳税费，在何晓鹏经济困难情况解决后，双方根本没有继续履行买卖合同或赠与合同的意思表示。WeidongHe-Gjerloff（何伟东）对上述证据的证明内容不认可，且认为与本案无关。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赠与合同书》、（2004）京证内字第14881号公证书、（2015）西民初字第22754号民事判决书、（2016）京02民终570号民事判决书、（2016）京0102民初13076号民事判决书及（2016）京0102行初652号行政判决书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设施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依据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何维琛、梁玉兰与WeidongHe-Gjerloff（何伟东）于2004年10月19日所签订的《赠与合同书》经前诉判决认定为有效合同，故WeidongHe-Gjerloff（何伟东）享有依据该赠与合同要求何维琛、梁玉兰将赠与标的物过户至其名下的权利。涉案房屋虽于2015年6月26日通过何维琛、梁玉兰赠与方式登记于何晓鹏名下，但何维琛、梁玉兰与何晓鹏之间的赠与合同经法院确认为无效合同，并经法院审理依法撤销了何晓鹏基于该项赠与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何维琛于2016年2月3日去世后，梁玉兰及何晓鹏作为何维琛遗产的继承人，应当承担代替何维琛继续履行赠与合同中其所承担的相关义务。梁玉兰抗辩称其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以致严重影响其家庭生活，故不构成其赠与义务的免除；梁玉兰及何晓鹏抗辩称，因WeidongHe-Gjerloff（何伟东）的行为严重伤害了何维琛、何晓鹏及梁玉兰，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述抗辩意见，故在未达到法定撤销赠与的条件的情况下，梁玉兰及何晓鹏无权要求撤销已公证的赠与合同。综上，WeidongHe-Gjerloff（何伟东）要求梁玉兰及何晓鹏将涉案房屋过户至其名下，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决：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梁玉兰、何晓鹏协助将北京市西城区二七剧场×里×号楼×层×门×转移登记至WeidongHe-Gjerloff（何伟东）名下。二审中，上诉人提交梁玉兰MR影像诊断报告一份，证明梁玉兰患有多种疾病需要支付治疗费用，梁玉兰的经济情况显著恶化；被上诉人对此质证称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经审理查明，梁玉兰二审自述其系国企职工退休，现退休工资为2284元，其一审中自述名下有，住北京市西城区房产一套。经询，当事人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诉争的争议焦点是梁玉兰、何晓鹏能否撤销2004年10月19日所签订的《赠与合同书》。本案中，何维琛、梁玉兰与WeidongHe-Gjerloff（何伟东）于2004年10月19日签订《赠与合同书》，并办理了公证，该《赠与合同书》经生效判决认定为有效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WeidongHe-Gjerloff（何伟东）享有依据该赠与合同要求何维琛、梁玉兰将赠与标的物过户至其名下的权利。涉案房屋虽于2015年6月26日通过何维琛、梁玉兰赠与方式登记于何晓鹏名下，但何维琛、梁玉兰与何晓鹏之间的赠与合同经法院确认为无效合同，并经法院审理依法撤销了何晓鹏基于该项赠与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现何维琛已于2016年2月3日去世，梁玉兰及何晓鹏作为何维琛遗产的继承人，应当承担代替何维琛继续履行赠与合同中其所承担的相关义务，梁玉兰作为赠与人亦应继续履行赠与合同。梁玉兰上诉主张其经济状况恶化，依法不应再履行赠与义务，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以致严重影响其家庭生活、不能维持自己的正常生计，依法不能构成赠与义务的免除。同时何晓鹏、梁玉兰还主张被上诉人伤害原赠与人何维琛，且给何晓鹏、梁玉兰造成了伤害，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存在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的行为，亦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存在违法行为致使赠与人死亡的情形。因此，梁玉兰及何晓鹏无权要求撤销已公证的2004年10月19日所签订的《赠与合同书》。综上所述，梁玉兰、何晓鹏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梁玉兰、何晓鹏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左 峰审 判 员  任淳艺审 判 员  马兴芳二〇一八年二月七日法官助理  张 科书 记 员  段 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