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浦民一（民）初字第28745号
原告沈木勤。
委托代理人刘佩良，安徽松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浙顺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志宏。
委托代理人臧文婕，上海市ＸＸ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赵泽江，上海市Ｘ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星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蒋福全。
委托代理人许正勇，上海许正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沈木勤诉被告上海浙顺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顺公司）、被告上海星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辰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8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代理审判员周婉独任审判，于2014年9月5日、10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沈木勤及其委托代理人刘佩良、被告浙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臧文婕、被告星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许正勇均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当事人一致同意延长本案简易程序一个月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沈木勤诉称，被告星辰公司承建上海浦东南汇泥城池月路和霞光路的丽都华庭住宅工程。2012年3月下旬，原告与星辰公司商定由原告承包丽都华庭工程1#、5#、6#、7#楼主楼及主楼地下室、配套公建、地库人防区域的外架工程，以设计图纸建筑面积计算，所有地库人防和主楼地下部分按照每建筑面积人民币（以下币种同）30元／平方米计算，所有主楼地上部分、配套公建按照每建筑面积47元／平方米计算，工期为地下部分3个月、地上部分9个月、主楼保持8个月，并约定超期星辰公司按照主楼建筑面积支付原告每天每平方米0.18元，原告向星辰公司支付20，000元押金。双方还商定丽都华庭工程工地前期郑进东运进场的1231米钢管和810只扣件由原告出资21，000元买下。后原告及被告浙顺公司商定由原告向浙顺公司租赁钢管和扣件。2012年3月28日，原告及浙顺公司法定代表人之子郑守斌与星辰公司签订合同。星辰公司向原告出示已经打印好的《外架工程承包合同书》，合同约定了工程内容、工程款结算、工期、工程款支付等，合同尾部乙方（外架承包人）后打印了原告身份证号码和电话。原告在看完合同后在乙方（外架承包人）处签名并注明日期，星辰公司代表在合同文本首部甲方处填上星辰公司，乙方处填上浙顺公司，并在合同尾部甲方（或代表）及施工单位签名处盖章，填写日期，郑守斌在合同尾部乙方处加盖公章。星辰公司代表还在合同签名处下面书写：“注释：该合同工程款由郑守斌和沈木勤共同到场领取，任何单方不可支付。”原告当天向星辰公司交付押金20，000元（该押金在地下工程完工后星辰公司退回给了原告）。同日，原告与浙顺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约定原告向浙顺公司租赁钢管和扣件用于浦东南汇泥城池月路和霞光路工地，次日起，原告让浙顺公司陆续将钢管、扣件和套管送到工地。2012年5月12日、17日、26日和6月20日，原告分别开始1#、5#、6#和7#楼主楼地上部分施工，期间，星辰公司未按约向原告支付工程款，只陆续支付原告工程款75万元。根据合同，1#、5#、6#和7#楼主楼地上部分外架使用工期分别至2013年1月11日、16日、25日和2013年2月19日，之后为超期使用，星辰公司应支付超期费。2013年5月30日，原告要求星辰公司计算超期费用，但遭星辰公司工作人员殴打。后两被告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达成一致，并于2013年6月3日起开始拆除外架，拉走工地上的钢管、扣件、套管等。根据浙顺公司陈述，自2013年7月15日将大部分外架拆除并运走钢管、扣件、套管，至2013年10月23日将所有外架拆除并运走，连原告自行购买的钢管1231米、扣件810只、37，000元槽钢也运走。2012年11月，原告还为5#、6#、7#楼采光井内搭钢管脚手架，星辰公司工地负责人梁星刚同意出人工费6，000元。星辰公司在1#、5#、6#、7#楼抗震洞口封堵时将原告2560米钢管封闭，无法取出，另将原告长527米钢管作为水管和消防管埋在地下。根据合同，原告应得工程款为1，403，939元，原告应得超期使用费683，722.54元。原告多次向两被告催要工程款、超期使用费等，但均遭推诿。原告认为原告作为实际施工人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星辰公司作为转包人、浙顺公司作为挂靠单位，两被告未给付原告应得的工程款、超期费等，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两被告给付原告丽都华庭工程1号、5号、6号、7号主楼、地下室、配套公建、地库人防工程外架工程款653，939元；2、判令两被告给付原告丽都华庭工程1号、5号、6号、7号主楼外架超期使用费683，722.54元；3、判令两被告给付原告丽都华庭5号、6号、7号楼采光井内钢管脚手架人工费6，000元；4、判令两被告以前三项诉请之和即1，343，661.50元为本金，自2013年9月15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原告迟延付款的利息损失；5、判令两被告返还原告钢管1231米、扣件810只、37，000元的槽钢，若不能返还，赔偿原告58，000元；6、判令被告星辰公司赔偿原告被埋的3087米钢管37，044元；7、本案案件受理费由两被告承担。
被告浙顺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所有诉请，因为其并非丽都华庭承包方，原告与其也没有挂靠关系，因此不需要向原告支付承包费用。原告与其就是租赁合同关系，原告与星辰是建设工程施工承包关系，其与星辰公司之间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其之所以在承包合同上盖章，是因为原告接到了系争工程，但因为原告是个人，星辰公司担心其收取款项后会携款逃走，担心其诚信有问题，要求原告找公司来盖章，因此原告找到其，让其帮忙盖章。浙顺公司仅是在合同上盖章，对合同并未实际参与履行。且承包合同书中最后有备注，说必须其与原告一起领款，就是出于对原告诚信问题的担心。郑守斌是其法定代表人的儿子。实际上原告从星辰公司领款时，郑守斌未到场。原告与其之间另外存在租赁合同关系，有部分钱款是原告另外打款给其的。
被告星辰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所有诉请，其与原告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因此无义务支付原告任何款项。其是丽都华庭的总承包方，对于工程的外架搭建合同书，其是与浙顺公司签订的，外架承包因为属于分包合同，是不能与个人签订的，不能分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的个人，且合同的实际履行也是浙顺公司履行的，部分合同款项75万元是原告领取的，但在总结算书中浙顺公司也进行了确认，并确认在之后的款项支付都与原告无关，都由浙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支付给原告。其与浙顺公司之间存在外架承包合同书，是其与浙顺公司签订的，原告是浙顺公司履行合同的代表，当时是浙顺公司委托原告来签订合同的，原告与浙顺公司之间的关系，其不清楚，在合同书上浙顺公司盖章时，原告也签字了。在后期，浙顺公司向其明确表示，不要让原告参与，而是浙顺公司法定代表人参与。其与浙顺公司之间进行过结算，有结算单的，合同已全部履行完毕了。
经审理查明：2012年3月28日，以发包方为星辰公司（甲方）、承包方为浙顺公司（乙方）签订《外架工程承包合同书》，约定“由浙顺公司承包位于上海南汇泥城池月路和霞光路、上海丽都华庭住宅工程中1#、5#、6#、7#主楼及主楼地下室、配套公建、地库人防区域，承包工期为地下部分3个月，地上部分9个月，主楼保持8个月（在无法抗力环境影响下工期顺延）”；合同对工程价款的组成、计算、支付、施工要求、违约责任等作了约定，同时合同中明确外架班组承包施工现场配备领班队长及总体现场安全监视员为刘朝龙，合同尾部“乙方（外架承包人）”处浙顺公司予以盖章，原告亦在此签名并留存身份证号码及手机号码，“甲方（或代表）”处星辰公司予以盖章，程茁师在此签名。在合同签章下方注明“注释：该合同工程款由郑守斌和沈木勤共同到场领取，任何单方不可支付。”同日，原告及刘朝龙出具承诺书给浙顺公司，承诺上述工程一切安全责任由原告及刘朝龙承担，与浙顺公司无关，人工工资由原告及刘朝龙承担，浙顺公司只收取租赁费，其他任何事情与浙顺公司无关。2012年3月29日，星辰公司程茁师在押金手续转移函上签名，该函件主要内容为“1、现在我方区域外脚手架（含内支撑架）等所有内容双包工程由沈木勤同志承包，我方前次与郑进东租赁公司签订的钢管进场押金协议，由于不在与其签订合作协议；故与郑进东签订的押金协议转至沈木勤受理……”。2012年4月4日，郑进东、刘朝龙、程茁师签订三方证明，表示由原告再支付郑进东1，000元，原郑进东送至工地的钢管、扣件归原告所有。2012年5月11日，程茁师签署工期确认单，确认1#楼于2012年5月12日主楼支模内架钢管扣件立杆开始施工使用；2012年5月17日，程茁师签署工期确认单，确认5#楼于2012年5月17日主楼支模内架钢管扣件立杆开始施工使用；2012年5月24日，程茁师签署工期确认单，确认6#楼于2012年5月26日主楼支模内架钢管扣件立杆开始施工使用；2012年6月20日，程茁师签署工期确认单，确认7#楼于2012年6月20日主楼支模内架钢管扣件立杆开始施工使用。2013年6月8日，浙顺公司法定代表人郑志宏出具承诺书，承诺浙顺公司所施工的1#、5#、6#、7#配套公建房和人防车库所有脚手架人工工资由浙顺公司负责支付给工人。2013年6月18日，郑志宏签署钢管出场确认书，确认丽都华庭住宅工程敬上生部所有栋号楼钢管由浙顺公司法人郑志宏已装运出场。2013年7月15日，浙顺公司出具《脚手架工程结账清单（包括钢管租赁费结账清单）》，明确原本浙顺公司、沈木勤与上海丽都华庭工地项目部签订的外架承包合同协议书，沈木勤在履行过程中未按协议约定施工，导致工期滞后，后经项目部调查沈木勤公司时发现其借用别人资质承包工程，公司法人为郑志宏，2013年5月，浙顺公司法人郑志宏出面与项目部商谈，前期由沈木勤承包的合同单价作废，由郑志宏向项目部承诺负责将剩余未完成的钢管脚手架施工内容全部完成，结束清退出场，沈木勤前期施工发生的一切费用由郑志宏支付，与项目部及星辰公司无关，工程一次性闭口包干价1，350，000元（包括前期预付工程款在内）等；同日，浙顺公司再出具《脚手架工程结账清单》，明确浙顺公司在星辰丽都华庭项目工程承包的1#、5#、6#、7#房配套公建房以及人防地库钢管租赁费和人工费共计1，350，000元，前期预付租赁费和人工费750，000元，项目部安排人员拆除脚手架人工费84，000元，1，350，000元-750，000元-84，000元=516，000元，其中现金316，000元，支票200，000元，支票到期时间10月30日，如支票到期后还不付款，按每天千分之二违约金计算，从2013年7月15日起算，以上应付租赁费和人工费共计516，000元，在丽都华庭项目工程所有账目已全部结清付清，2013年10月30日200，000元的支票到账后之前的所有合同包括协议全部自动作废。2013年11月5日，浙顺公司出具承诺书，承诺与沈木勤在丽都华庭工地的1#、5#、6#、7#楼的所有一切事务及经济纠纷案中，一切都与星辰公司无关。
另查明，2012年3月28日，原告与浙顺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由原告向浙顺公司租赁钢管、扣件等。就该租赁合同，浙顺公司曾起诉沈木勤要求支付租赁费，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沈木勤支付浙顺公司租赁费、违约金及返还钢管、扣件；后沈木勤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17日依法作出（2014）沪一中民一（民）终字第231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沈木勤在该案一审中辩称浙顺公司与星辰公司签署外架工程承包合同，其只是工地代表，相当于项目经理……工程初期其签署的钢管收料单是认可的，之后因为其和星辰公司发生矛盾，被星辰公司赶出工地，浙顺公司也不让其插手项目，浙顺公司自行至工地收回的钢管、扣件数量其认可。
审理中，沈木勤称其挂靠在浙顺公司名下，以浙顺公司的名义承接工程，签订了合同，实际施工是由其完成，其自星辰公司通过现金或汇款方式领取工程款共计750，000元，但之后其又否认与浙顺公司存在挂靠关系。浙顺公司称沈木勤与其并无挂靠关系，只有租赁关系，沈木勤与星辰公司之间是直接的承发包关系，当时只是帮沈木勤的忙在合同上盖章，并未参与脚手架工程，因向沈木勤催要租赁费找不到人因此找到星辰公司，结账单上内容并未参与讨论，但不盖章无法从星辰公司处领钱，浙顺公司未收取过沈木勤相关管理费，也不用收取管理费，其共从星辰公司处领取516，000元，该费用已经作为沈木勤应支付的租赁费在租赁纠纷中予以扣除了。
上述事实，由外架工程承包合同书、承诺书、租赁合同、工期确认单、押金手续转移函、三方证明、脚手架工程结账清单2份、钢管出场确认书、郑志宏承诺书、（2014）闵民一（民）初字第1189号民事判决书、（2014）沪一中民一（民）终字第2311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浙顺公司与星辰公司签订的《外架工程承包合同书》，沈木勤虽在该合同尾部签名，但从合同形式而言合同明确发包方为星辰公司，承包方为浙顺公司，结合沈木勤曾自认其挂靠在浙顺公司名下，以浙顺公司的名义承接工程、签订了合同，故合同的主体为被告浙顺公司与星辰公司，星辰公司根据承包合同与浙顺公司进行工程结算并无不当。现浙顺公司已就系争的合同与星辰公司进行了结算，出具了相关结账清单，星辰公司亦支付了相关的结算款给浙顺公司，星辰公司已履行其付款义务，并无不当。而原告与被告浙顺公司之间无论是挂靠还是其它关系，均与本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无关，可另案诉讼，故沈木勤基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申请审价并要求星辰公司及浙顺公司支付工程款的请求，本院难以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沈木勤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8，413元，减半收取9，206.50元，诉讼保全费4，820元，由原告沈木勤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周 婉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魏婷婷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九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
（一）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
（二）合同解除；
（三）债务相互抵销；
（四）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提存；
（五）债权人免除债务；
（六）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
（七）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