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川71民终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鸿运丰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昌平镇水屯村南。
法定代表人刘兴民，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春志，男，汉族，1955年1月15日出生，住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公司法律顾问。
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泰特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人民北路二段25号。
法定代表人张大庆，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志凯，四川信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辜波，四川信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鸿运丰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鸿运公司）与上诉人四川泰特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泰特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铁路运输法院（2014）成铁民初字第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5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北京鸿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兴民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春志，上诉人四川泰特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志凯、辜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3年9月5日，北京鸿运公司与四川泰特公司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约定北京鸿运公司向四川泰特公司出售8万吨煤；到站昭化站、沙溪坝站及广元南站（四川泰特公司负责在昭化站、沙溪坝站、广元南站等办理变更到站和收货人，到站变更为淮口，北京鸿运公司向四川泰特公司预付该批次铁路运输费用），交货地点为国电成都金堂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堂电厂)卸煤铁路专用线；数量以四川泰特公司所在地金堂电厂翻车衡过磅计量为结算依据，质量由金堂电厂按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进行质量验收，北京鸿运公司须派有权人员到四川泰特公司电厂对煤炭的采、制工作进行监督；北京鸿运公司如对煤质化验结果有异议，应在收到化验结果通知之日起五天内向四川泰特公司送达书面复核，或将四川泰特公司留存备份煤样提交双方认可的国家授权检验机构进行检验；供煤价格以电厂结算单为基准，按四川泰特公司与其下家的含税结算价下浮12元/吨；四川泰特公司收到电厂结算单、质检报告预付北京鸿运公司部分货款，北京鸿运公司根据四川泰特公司出具的结算单向四川泰特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四川泰特公司在收到增值税发票后，三个工作日内付清北京鸿运公司货款；结算方式按现行银行结算方式（转账、电汇、银行承兑汇票）结算，一方迟延履行本合同，每日按迟延履行债务金额的0.3%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此外，双方还约定了计价方式、争议解决方式等条款。四川泰特公司将北京鸿运公司上述供煤转售四川川煤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和四川恒忆贸易有限公司，以向金堂电厂供货。2013年8月23日，金堂电厂向四川川煤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结算单，付款数量为8648吨，5282.67大卡/千克，费款为6030336.88元以及盈吨189.41吨，5282.67大卡/千克，费款为53491.28元。2013年9月22日，金堂电厂向四川川煤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出具2份结算单，一份付款数量为4591.58吨，5385.5大卡/千克，费款为3264108.31元，另一份付款数量为3590.98吨，5407.02大卡，费款为2562990.16元。2013年9月22日，金堂电厂向四川恒忆贸易有限公司出具2份结算单，一份付款数量为8800.73吨，5330.5大卡/千克，费款为6145549.76元，另一份付款数量为9207.89吨，5252.58大卡/千克，费款为6334660元。2013年8月，四川泰特公司与四川川煤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就煤炭采购结算，结算量为8837.41吨，5282.67大卡/千克，含税煤款为5943772.16元。2013年9月，四川泰特公司与四川川煤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就煤炭采购结算，123车结算数量8182.56吨，5407.02大卡/千克及5385.5大卡/千克（其中4591.58吨热值为5385.5大卡/千克，其中3590.98吨热值为5407.02大卡/千克），含税煤款合为5694634.67元。四川恒忆贸易有限公司于2013年9月22日就煤款进行二次结算，一次为143车数量9207.89吨5251.58大卡/千克含税煤款为6237885.08元；另一次为135车8800.73吨5330.5大卡/千克，含税煤款为6051645.97元。2013年8月，四川泰特公司制作煤炭采购结算单，就131车8837.41吨发热量5282.67大卡/千克含税煤款合计5837723.5元；2013年9月，四川泰特公司制作三份四川泰特公司加盖了其公司财务专用章的煤炭采购结算单，一份为143车9207.89吨发热量5251.58大卡/千克含税煤款合计6127390.4元；一份为135车8800.73吨发热量5330.5大卡/千克含税煤款合计5946037.21元；一份为123车8182.56吨发热量5385.5大卡/千克、5407.02大卡/千克含税煤款合计5443264.22元。
2013年9月22日，北京鸿运公司接到四川泰特公司关于结算情况的通知后，北京鸿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兴民即到成都向四川泰特公司提出数、质量异议，并根据双方《买卖合同》约定，要求四川泰特公司将其留存的煤样提交双方认可的国家授权检验机构进行检验。2013年9月28日，经北京鸿运公司申请并经四川泰特公司同意，四川恒忆贸易有限公司委托四川省煤炭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对其转卖给金堂电厂的燃煤备样中选取了两个样煤（来样编号为2564、2414号）进行了检验，出具了编号为煤130568号检测报告，该报告对2562号来样检测结果为，干燥基高位发热量为26.47MJ/kg低位发热量为25.59MJ/kg收到基低位发热量为23.57MJ/kg(5636大卡/千克)；对2414号来样检测结果为，干燥基高位发热量为26.66MJ/kg低位发热量为25.76MJ/kg收到基低位发热量为23.66MJ/kg（5658大卡/千克）。2013年12月3日，北京鸿运公司向四川泰特公司发出《关于付煤炭款的函》。2013年12月4日，四川泰特公司向北京鸿运公司通过工商银行转账1895753.9元。
2013年12月6日，北京鸿运公司的供货商神华新疆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华新疆公司）向北京鸿运公司发出《关于尽快支付货款的函》，该函认为发货时间与第三方检验时间存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间隔，加之受四川盆地多雨天气影响，水分对煤炭热值有一定的影响，出现114大卡/公斤、92大卡/公斤差值为正常现象，建议北京鸿运公司按国家授权的第三方检验机构化验热值结果计算，并对截止2013年12月6日北京鸿运公司欠货款金额9655121.3元，要求尽快支付。2013年12月9日，北京鸿运公司向四川泰特公司发出《关于催要应支付货款函》要求按四川省煤炭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检测结果结算应给付1533343.67元。
另查明，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煤炭买卖合同》涉及的在金堂电厂的样煤已处理，无法重新进行检测。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及经庭审质证的煤炭买卖合同、新疆煤炭乌鲁木齐煤炭检测报告、四川泰特公司煤炭采购结算单、关于要求煤炭质量复查函、汇款明细表、银行交易记录、金堂发电公司燃煤备样复检申请单、煤样检查报告、关于尽快支付货款的函、关于催要货款函、关于申请煤炭仲裁检测函、关于按照第三方化验检测的依据、快递单、飞机票、金堂电厂所出具收煤单、法院对王洪的询问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原审予以确认。
本案北京鸿运公司、四川泰特公司就双方之间存在煤炭买卖合同关系及3.5万余吨煤炭数量不持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煤炭质量及结算价格。北京鸿运公司认为在北京鸿运公司明确提出质量异议并申请共同委托检验情况下，但四川泰特公司拒绝进行检验，也拒绝认可煤炭最终销售商四川恒忆贸易有限公司委托的四川省煤炭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所作的检验结果，由于现在样煤已消失不能再行检验，四川泰特公司违反了合同义务，应按神华新疆公司的发货时的检验结果作为结算依据。但四川泰特公司认为《煤炭买卖合同》约定应按照用户最后的检测热值进行结算，并且四川泰特公司已付清煤款，应驳回北京鸿运公司诉讼请求。
原审认为：北京鸿运公司、四川泰特公司双方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虽约定“质量由金堂电厂按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进行质量验收，北京鸿运公司须派有权人员到四川泰特公司电厂对煤炭的采、制工作进行监督”，但同时也约定“北京鸿运公司如对煤质化验结果有异议，应在收到化验结果通知之日起五天内向四川泰特公司送达书面复核，或将四川泰特公司留存备份煤样提交双方认可的国家授权检验机构进行检验”，本案中，北京鸿运公司于2013年9月22日在收到四川泰特公司转交的金堂电厂的检验及结算结果时，其法定代表人刘兴民即赴成都于2013年9月24日向四川泰特公司提出煤炭质量复检的要求，虽然四川泰特公司否认进行了授权检验，但根据四川恒忆贸易有限公司于2013年9月25日向金堂电厂提出燃煤备样复检申请、四川省煤炭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于2013年9月28日作出检测报告，以及四川恒忆贸易有限公司业务经理王洪、北京鸿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兴民的陈述等事实，可以得出四川泰特公司在北京鸿运公司提出复检申请情况下事实上同意进行复检之事实，而根据《煤炭买卖合同》“北京鸿运公司如对煤质化验结果有异议，应在收到化验结果通知之日起五天内向四川泰特公司送达书面复核，或将四川泰特公司留存备份煤样提交双方认可的国家授权检验机构进行检验”约定，应以复检结果作为结算依据，因此，原审对四川泰特公司的主张不予支持，对北京鸿运公司按发货地检测值作为结算依据的主张也不予支持。原审认为金堂电厂根据四川川煤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结算单显示的结算价（到厂包干含税价）为每大卡/千克0.132元、以及四川恒忆贸易有限公司结算单显示的结算价（到厂包干含税价）为每大卡/千克0.131元，则按四川省煤炭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检测结果的平均值即（5636+5658）/2=5647大卡/千克计算，则四川泰特公司应补付煤款为9207.89（5647-5251.58）0.131+8800.73（5647-5330.5）0.131+8837.41（5647-5282.67）0.132+4591.58（5647-5385.5）0.132+3590.98（5647-5407.02）0.132=1539110.1元。此外，由于《煤炭买卖合同》约定“四川泰特公司在收到增值税发票后，三日内付清货款”，北京鸿运公司未举证证明就案涉1539110.1元差额款出具增值税发票并已送达，且北京鸿运公司、四川泰特公司之间就结算价款争议尚未确定，因此，原审对北京鸿运公司关于支付利息的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四川泰特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北京鸿运丰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给付煤款1539110.1元；二、驳回北京鸿运丰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900元，由北京鸿运丰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承担5725元，四川泰特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承担17175元，由于案件受理费已由北京鸿运公司预缴，四川泰特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北京鸿运公司支付案件受理费17175元。
上诉人北京鸿运公司上诉称，原审判决北京鸿运公司在举证过程中未举证证明涉案1539110.1元的发票已送达四川泰特公司，故对北京鸿运公司关于利息的主张不予支持是错误的。本案双方当事人因煤炭热值产生争议，在结算过程中，上诉人要求按5750大卡/千克结算，而四川泰特公司却要求按5315大卡/千克结算，故只按5315大卡/千克给上诉人出具结算通知单，并要求上诉人只能按照出具的结算通知单开具发票，否则分文不付。故在起诉前，上诉人只能按被上诉人出具的四份结算通知单的数据出具四份发票（2013年9月9日5837723.5元；2013年9月24日6127390.4元；2013年9月24日5946037.21元；2013年10月14日5443264.22元，合计23354415.43元）。因此，开具多大数额发票的主动权掌握在四川泰特公司处。至于一审认定的四川泰特公司应补付煤款1539110.1元，该数额既不是上诉人在诉讼请求中主张的数额，也不是四川泰特公司庭审认可的数额，故上诉人在判决前不可能按照法院判决的数额向四川泰特公司提供相应金额的发票。综上，请求判决四川泰特公司按判决数额给付利息，时间从上诉人开具发票时间计算（分四阶段），如果四川泰特公司未按判决履行给付金钱义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并且上诉费用由四川泰特公司承担。
上诉人四川泰特公司答辩称，四川泰特公司与北京鸿运公司的合同权利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不存在补付货款和利息的事项，请求驳回上诉人北京鸿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四川泰特公司上诉称，（一）北京鸿运公司的诉讼请求要求四川泰特公司按照神华新疆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与之结算并补差额200余万元，既不是双方的合同约定，也不符合法律规定，北京鸿运公司的诉讼请求应当被驳回；（二）双方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明确约定煤炭质量按照国电金堂电厂的质检为准。虽然合同中对北京鸿运公司若对金堂电厂的质检有异议做出了约定，但首先，北京鸿运公司应当在知道金堂电厂检测结果之日起五日内向四川泰特公司书面送达异议，或者将备份煤样送交北京鸿运公司与四川泰特公司共同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其次，合同只约定了检测费用由责任方负担，但并未约定按照第三方检测结果进行结算。从证据来看，北京鸿运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在五日内向四川泰特公司送达了书面异议，也没有证据证明四川泰特公司收到了北京鸿运公司提出的异议；（三）神华新疆公司的函件中，该公司也承认由于运输及气候原因，煤炭从新疆发运至金堂电厂途中热值会比出厂时低，故北京鸿运公司要求根据神华新疆公司的检测报告结算并支付煤款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四）关于四川省煤炭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出具的第三方检测报告，首先，该报告的申请单位并不是煤炭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即北京鸿运公司和四川泰特公司，而是四川泰特公司的下家恒亿公司，该检测报告的出具不是按照双方合同约定出具，不应作为定案依据；其次，该检测报告的抽样煤炭总量只有2900吨，而北京鸿运公司向四川泰特公司供煤的总数量是3.5万吨，不应当凭借2900吨煤炭的抽样检测结果推论3.5万吨煤炭的检测结果；再次，北京鸿运公司供应的3.5万吨煤炭，恒亿公司和川煤公司各自向四川泰特公司购买了部分，因此，恒亿公司申请的检测不能代表川煤公司购买的煤炭质量。（五）北京鸿运公司在和四川泰特公司签订合同时就明确知道该批煤炭的最终用户是国电金堂电厂，因此约定质量以金堂电厂检测为准，双方没有任何协议或意思表示对质量检测标准及单位进行了变更，原审法院到国电金堂电厂取证，也证实了该批煤炭进厂时的检测结果；（六）北京鸿运公司和四川泰特公司的结算报告中，双方已经确认了该批煤炭的热值（即按照金堂电厂的检测结果为准），四川泰特公司已按照合同约定付清了款项，北京鸿运公司也出具了相应的发票，因此，该热值是双方认可的；（七）北京鸿运公司提出的第三方送检结果早在2013年9月就出具，但北京鸿运公司在2013年12月3日发给四川泰特公司的催款函中明确表示，四川泰特公司所欠的煤炭尾款为180余万元，且四川泰特公司在2013年12月4日已将尾款付清，双方已结算清楚，不应当再有任何异议。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北京鸿运公司的诉讼请求，且由北京鸿运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上诉人北京鸿运公司答辩称，（一）根据双方的合同约定，北京鸿运公司主张的是按第三方检测结果结算；（二）四川泰特公司已接受北京鸿运公司对产品质量提出的异议和复检申请。首先，对于四川泰特公司出具的低热值检测结果，北京鸿运公司在合同约定的五日内向四川泰特公司提出了产品质量异议申请，公司刘总于2013年9月24日亲自前往成都要求复检，有一审提交的邮寄异议函快递存根、到成都的机票和网上通讯记录佐证；其次，四川泰特公司接受异议申请的同时于2013年9月25日指派马秀彬副总组织复检工作。马副总组织相关人员共同确定了第三方检验机构为四川省煤炭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由马秀彬副总带领北京鸿运公司刘兴民董事长、恒亿公司王洪、川煤公司张女士一同到金堂电厂协调提取留存煤样，经与金堂电厂协商，该厂副厂长吴仲辉批准，同意启封留存煤样进行复检。故不存在四川泰特公司主张的北京鸿运公司未在五日内提出书面异议申请的问题；（三）复检的煤样由北京鸿运公司和金堂电厂各指派一人抽取的，约定该煤样代表的是3.5万吨煤质。金堂电厂同意取样复检后，经全体参与人共同协商，一致同意对3.5万吨煤炭的复检采取一次性抽样的办法完成，由实际供货方北京鸿运公司的刘兴民董事长和实际用货方金堂电厂燃料部部长姚志刚两人分别从不同批次到达电厂的532车（3.5万吨）煤炭中各抽一组煤样送检，将其检验结果平均后代表3.5万吨的煤炭质量，不存在四川泰特公司提出的抽样煤样只代表2900吨以及只代表恒亿公司向电厂供煤，不代表川煤公司向电厂供煤的主张；（四）送检煤样时金堂电厂拒绝在送检单上签字，致使检验报告名头为恒亿公司。两组煤样抽完后，由金堂电厂的燃料科长谢波和一名纪检人员带领北京鸿运公司刘兴民、恒亿公司王洪、川煤公司张女士一同到共同认可的检验机构送检。当检验机构要求在检验登记单上签字时，金堂电厂的谢波请示吴仲辉副厂长后，拒绝签字和交纳检测费，故最后由北京鸿运公司交纳检验费，恒亿公司王洪签字完成送检工作。公司认为，检验报告的名头虽是恒亿公司，但检验的结果真实代表了供煤质量，一审依据该煤样检测结果定案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五）四川泰特公司拒绝按第三方检验结果结算属于违约；（六）四川泰特公司称双方已按金堂电厂的热值结算完毕不属实。1.北京鸿运公司于2013年9月22日就向四川泰特公司提出质量异议申请，要求按照神华新疆公司出具的热值进行结算，直至起诉，故北京鸿运公司提出质量异议在先，催要尾款报告在后；2.北京鸿运公司写的催款报告并非单纯确定公司与四川泰特公司之间的结算数额，主要是明确北京鸿运公司与通氚公司、四川泰特公司的账目往来，确认通氚公司汇入北京鸿运公司的1350余万元煤款转为四川泰特公司对北京鸿运公司的付款，与本案质量争议没有关系；3.《关于付煤款的函》是四川泰特公司要求写的，也是四川泰特公司陈星海事先起草好，通过网上传到公司孙艳邮箱，并修改数次。当时北京鸿运公司便对尾款数额提出异议，但四川泰特公司陈星海强调只能按照四川泰特公司出具的《结算通知书》上的数额尾款1895753.9元写报告，并称只是结清前期往来款，承诺后面若电厂退钱（指质量异议部分差价），四川泰特公司代转就是（详见证据“网上通信记录”）。因付款的主动权在四川泰特公司，北京鸿运公司必须按四川泰特公司提供的《结算通知单》开具发票并写催款报告，故北京鸿运公司在《关于付煤款的函》中明确注明“我公司与贵公司最后一笔增值税发票已于10月14日按贵公司所出具的结算通知单开出，并寄与贵公司，尾款余额1895753.9元”。综上所述，四川泰特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并要求四川泰特公司承担全部上诉费。
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北京鸿运公司向本院提交新证据：网上通讯记录两份，以证明北京鸿运公司发给四川泰特公司《关于付煤款的函》的内容是按照四川泰特公司要求拟定，四川泰特公司认可函中的尾款1895753.9元是前期往来款，并不包括北京鸿运公司对质量提出异议的应补差价款，承诺若电厂退钱，四川泰特公司代转的事实。上诉人四川泰特公司对以上两份证据不予质证，认为不属于新证据，且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经审查，上述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煤炭质量和结算价格的问题；二、利息的问题。
（一）关于煤炭质量和结算价格的问题
根据2013年9月25日由四川恒亿贸易有限公司申请并经金堂电厂燃料供应部、纪检监审部、分管领导签字同意的《国电成都金堂发电有限公司燃煤备样复检申请单》、2013年9月28日四川省煤炭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出具的《检测报告》、2015年8月20日一审对四川恒亿贸易有限公司王洪的询问笔录、快递单、飞机票等在案证据以及双方在一、二审庭审中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北京鸿运公司于2013年9月22日收到四川泰特公司转交的金堂电厂的检验和结算结果时，其法定代表人刘兴民即赴成都按合同约定期限于2013年9月24日向四川泰特公司提出煤炭质量复检的要求，且复检事宜得到四川泰特公司事实上的同意，并申请四川省煤炭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进行复检，出具《检测报告》的事实，符合双方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中有关煤炭质量由金堂电厂按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进行质量验收，北京鸿运公司如对煤质化验结果有异议，应在收到化验结果通知之日起五天内向四川泰特公司送达书面复核，或将四川泰特公司留存备份煤样提交双方认可的国家授权检验机构进行检验的约定。四川泰特公司虽主张抽取的煤样仅代表2900吨四川恒亿贸易有限公司向金堂电厂供煤，但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且经双方认可，四川泰特公司将北京鸿运公司供的3.5万吨煤转售给四川川煤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和四川恒忆贸易有限公司，以向金堂电厂供货，可知四川川煤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和四川恒忆贸易有限公司供给金堂电厂的煤与北京鸿运公司卖给四川泰特公司，四川泰特公司再转售给四川川煤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和四川恒忆贸易有限公司的煤是同一合同项下的煤，虽上述3.5万吨煤系分不同车次运输，但在北京鸿运公司提出复检要求后，四川泰特公司并未要求对每一车次的煤进行逐一检测，可以认定四川省煤炭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随机抽样进行检测的结果，实际代表的是3.5万吨煤的热值。故原审以四川省煤炭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的检测结果作为结算依据并无不当，上诉人四川泰特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四川泰特公司提出北京鸿运公司认可煤炭的热值按照金堂电厂的检测结果为准，发函并出具发票给四川泰特公司，双方已就煤款结算完毕的主张，根据2013年12月3日北京鸿运公司向四川泰特公司发出的《关于付煤炭款的函》中显示，北京鸿运公司系按照四川泰特公司所出具的结算通知单开具发票并要求四川泰特公司付款，可知结算通知单上的结算金额仅系四川泰特公司单方意思表示，且根据在案证据，足以证明北京鸿运公司对煤炭质量一直有异议并进行了复检，故双方的此次结算并不能代表北京鸿运公司认可该结算价格就是最终结算。原审以四川省煤炭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的检测结果计算应补付的煤款价格并无不当，上诉人四川泰特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利息的问题
本案中，双方就煤炭质量问题对结算价款存在争议，因争议的结算价格尚未确定，北京鸿运公司要求支付利息的基数和起算点不确定，故原审对北京鸿运公司关于利息的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上诉人北京鸿运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审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北京鸿运丰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四川泰特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提出的各项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诉讼费用按原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45800元，由上诉人北京鸿运丰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四川泰特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各承担229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钟 欣
代理审判员 王桂蓉
代理审判员 杨璐璘
二〇一六年七月六日
书 记 员 金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