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深中法民终字第45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建东。
委托代理人屈某，上海市建纬（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熊建西。
委托代理人甘某某，广东深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代新堂。
上诉人孙建东因与被上诉人熊建西、被上诉人代新堂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2）深宝法民一初字第44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0年3月10日，代新堂出具一份编号为第20100315号的《借条》，称其向熊建西借到现金100万元，借款利息按月息2.5％计算，借款时间自2010年3月10日起至液晶屏合作项目有资金或结束止。2010年5月8日，孙建东出具了一份《担保书》，为代新堂的上述借款提供连带担保，直至代新堂还清借款本息为止，有效期为一年。2010年5月14日，代新堂出具了一张《收条》，内容为：“今收到熊总伍拾万元支票壹张（××××银行：03××××52）”。同日，代新堂出具了另一张《借条》，内容为：“今收到熊总伍拾万元人民币（支票）壹张”。代新堂称，《收条》和《借条》书写在同一张纸张上，其实际只收到一张金额为50万元的支票，法院要求熊建西补强相关证据。第二次庭审时，熊建西提供了一张《对账单》及一张编号为20111116的《借条》。其中《对账单》上代新堂书写了如下内容：“借到熊总人民币640756元于2010年11月30日前还清，11月30日前按2.5％计息，如不能归还，重新从10月1日起将按5％计息”。落款日期为2010年10月10日，代新堂签名并按印。2011年11月15日，代新堂在编号为20111116的《借条》上作为借款人签名并按印，称其向熊建西借到现金685684元，月利息按2.5％计算，借款期限自2011年11月1日至2012年4月30日止。庭审中，熊建西称虽有多张借条，但涉及的均为同一笔款项，即该笔100万元的借款。因代新堂有还本付息，在扣减了本金利息后，形成了对账单，代新堂也在该对账单上签名并按印。因代新堂未归还余下款项，又产生了利息，熊建西遂要求代新堂又签了编号为20111116的《借条》。对已还款的金额，庭审中，熊建西作如下陈述，代新堂于2010年7月31日前还了10万元，8月21日还了5万元，8月22日还了10万元，9月3日还了1万元，9月6日还了5万元，9月7日还了3万元，9月9日还了5万元，9月28日还了1万元，2011年12月1日还了25万元，诉讼后还了16700元，孙建东代代新堂还了16700元，以上共计683400元。利息的支付是按照对账单中的实际利息一栏中的数额支付的，从2010年7月31日起以月利率2.5％计算。孙建东提交了一张光盘，用以证明代新堂只收到了一张支票50万元，而不是两张支票。熊建西对孙建东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以上事实，有熊建西提供的编号为第20100315号的借条、担保书、收条、借条、对账单、编号为20111116的借条、孙建东提供的光盘以及法院庭审笔录予以证实，法院予以确认。
熊建西请求：一、判令孙建东、代新堂连带偿还其借款本金444255元及利息（算至起诉之日的利息为31952元，此后按月利率2.5％计算，直至借款还清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由孙建东、代新堂负担。
原审法院认为，熊建西提供了多张由代新堂出具或签名确认的借条、收条、对账单等书证，可以证明熊建西将一定数量的金钱转移给了代新堂，因此，二者之间存在借款关系。本案争议焦点：一是借款数额；二是借款利息；三是承担还款义务的责任主体。关于借款数额。熊建西称借款金额为100万元，代新堂、孙建东认为借款本金仅有50万元。熊建西提交的编号为第20100315号打印文本式借条的借款金额为100万元，熊建西起诉状以及庭审中均确认借条中的金额是以支票支付的，因代新堂、孙建东仅确认收到一张支票，金额为50万元，原审法院要求熊建西补强证据。第二次开庭时熊建西提交了对账单及编号为20111116的借条，其中对账单的数额是从100万元扣减了10万元本金后，扣减代新堂归还的多笔本金利息后计算出的金额，而代新堂也在对账单后签名、按印予以确认。其后代新堂又在编号为20111116的借条上签字确认。代新堂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多张借条、对账单上签名、按印，理应知晓签名确认后的法律后果，孙建东辩称仅收到一张50万元支票并提供了一张录音光盘予以证明，原审法院认为，孙建东的该份证据属于录音资料，该证据来源的合法性无法确认，而且对通话或者对话人的身份无法确认，故此，对该份证据法院不予采信。虽然熊建西未能按照法院要求提供第二张支票的相关信息，但熊建西第二次开庭提交的对账单、编号为20111116的借条可以形成证据链，证明借款本金为100万元。熊建西庭审中确认代新堂共归还了683400元，即代新堂尚未归还的本金为316600元。关于借款利息。从借条约定以及对账单上可以看出，熊建西是按照月息2.5％计算利息，本案所涉借款期间，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标准有多次调整，即便以该期间内最高贷款利率计算，双方当事人约定的月利率2.5％也已超出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法院对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应以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为限计算利息。因代新堂有多笔还本付息记录，对上述利息的超出部分法院认定为起诉前应支付的利息，即未还本金的利息起算时间从起诉之日（2012年6月1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关于承担还款义务的责任主体。孙建东出具担保书，为代新堂的借款提供连带担保，现借款人代新堂未按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孙建东应对代新堂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关于孙建东辩称的借款金额仅为50万元，以及借款事实不存在，法院已做论述不再赘述。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代新堂须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熊建西借款本金人民币3166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2年6月1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标准计算至判决确定支付之日止）；二、孙建东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熊建西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付款义务人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444元（此款熊建西已预交），由熊建西负担2830元，由代新堂、孙建东共同负担5614元。
一审宣判后，上诉人孙建东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免除孙建东的担保责任。二、改判孙建东不承担本案一、二审案件的受理费。其理由为：一、代新堂依据“第20100315号”借条从熊建西处实际取得的借款数额为50万元，而非一审判决认定的100万元。（一）借贷双方对借款支付方式确认一致，据此方式查明的支付款项仅为50万元。2010年3月10日，熊建西和代新堂签订的“第20100315号”借条上载明“代新堂借到熊建西现金大写人民币壹佰万元”，但是该借款合同并未生效。熊建西于2010年5月14日实际向代新堂提供借款时该借款合同才生效，金额为50万元。熊建西在起诉状及一审庭审中均确认该借条中的金额是支票支付的，没有采取过其他支付方式。熊建西仅能提供一张支票，金额为50万元，且代新堂也确认只收到了一张支票，金额为50万元。（二）补强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达不到补强证据的证明力度，更无法形成证据链。二、孙建东只应对“第20100315号”借条所载明的债务承担担保责任。“第20100315号”借条所载明债务已经清偿，孙建东的担保责任也应随主债务的消灭而消灭。由于代新堂依据“第20100315号”借条从熊建西处实际取得借款仅为50万元，借贷双方以实际行为变更了“第20100315号”借条所载明的债务，所以孙建东只应对50万元债务承担担保责任。熊建西在一审中已经确认代新堂已经归还共计683400元，该50万元借款代新堂已经清偿，孙建东无需承担担保责任。三、“2010年10月10日的借款”及“第20111116号”借条是代新堂与熊建西之间成立的新的借款，孙建东不应对此承担责任。
被上诉人熊建西答辩称，一、熊建西提供的20100315号借条上的金额，与对账单相对应，说明存在借款100万元的事实。且孙建东承担担保责任的期限是合同到期以后的一年，故本案的借贷关系成立。二、孙建东于2012年3月30日归还熊建西16700元，说明孙建东对涉案借款的担保责任并未结束。孙建东在主债务为履行完毕之前，继续履行还款责任，因此，担保时效和金额的问题都已经不存在，孙建东应当继续履行担保责任。三、除了本案借款外，代新堂与熊建西之间没有其他的经济往来。四、一审判决未计算2010年7月31日至2012年6月19日前的借款利息有误，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利息。
被上诉人代新堂答辩称，熊建西起诉主张以支票方式支付100万元的事实，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经手人郭某清楚并不存在两张支票的事实，请法庭传唤郭某到庭。
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孙建东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即熊建西实际支付代新堂的借款金额。代新堂出具一份编号为第20100315号的《借条》，向熊建西借款人民币100万元，孙建东出具了一份《担保书》，为代新堂的上述借款100万提供连带担保，并特别注明第20100315号。熊建西在一审、二审时明确表示通过两张金额分别为50万的支票支付代新堂100万人民币，并提交了代新堂出具的《收条》、《借条》为证。该《收条》内容为：“今收到熊总伍拾万元支票壹张（上海浦发银行：03××××52）”，《借条》内容为：“今收到熊总伍拾万元人民币（支票）壹张”，《收条》和《借条》书写在同一张纸上。熊建西主张上述《收条》和《借条》是不同支票，但熊建西仅能说明一张支票的支票号及出票人（即上述上海浦发银行：03××××52），无法提供另一张的支票的任何信息。代新堂称上述《收条》和《借条》实为同一张支票，其是按照熊建西财务人员要求，分别出具《收条》及《借条》。综合上述情况，代新堂如果收到的是两张支票，分别出具《收条》及《借条》，且一张写明支票号，另一张不写明支票号，明显有悖于常理。同时，熊建西作为长期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负责人，即便用别人的支票支付借款，亦应清楚支票号及出票人，其“记不清楚”的抗辩不合常理。此外，代新堂确认的640756元以及685684元欠款，如与本案孙建东承担保证责任的100万系同一笔借款，难以解释为何保证人孙建东未在2010年10月10日出具的《对账单》及2011年11月15日出具的《借条》上签字确认，且代新堂2011年11月15日出具的《借条》编号为：20111116，这与熊建西出具《担保书》上明确为20100315号借条提供担保责任相互矛盾。再者，熊建西称孙建东曾于2012年3月30日代为偿还本金16700元，但上述款项系孙建东转至案外人熊建立的账户，熊建立并未出庭作证证明该款项是支付熊建西，其书面声明本院不予采信，孙建东主张该款项是其与熊建立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本院对孙建东主张予以采信。根据上述情形综合分析，本院确认熊建西仅履行了20100315号的《借条》约定的部分借款义务，仅支付1张金额50万的支票，孙建东对该50万元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因代新堂还款已远超过50万元，孙建东上诉请求不承担清偿责任，本院予以支持。代新堂虽称其确认的640756元以及685684元欠款均不存在，但其不能对其《对账单》和《借条》上的签名作出合理解释，且未对本案提起上诉，应视为其对原审判决的认可，《对账单》和《借条》上所显示的债务可视为代新堂在第20100315号《借条》之后对熊建西所负新的债务，其应独自承担清偿责任，孙建东不应承担保证责任。熊建西原审时确认代新堂仍欠316600元，加上不属于代新堂支付的16700元，代新堂实际仍欠本金333300元，该款项超过原审判决代新堂应承担的欠款本金316600元。熊建西未就本案提起上诉，故视为其对权利的部分放弃，本院对原审判决代新堂责任承担部分予以维持。原审判决事实基本清楚，但对孙建东承担担保责任处理不当，本院依法改判。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2）深宝法民一初字第445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2）深宝法民一初字第4453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
三、驳回被上诉人熊建西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8444元，由被上诉人熊建西负担2830元，由被上诉人代新堂负担561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443元，由被上诉人熊建西负担2830元，由被上诉人代新堂负担561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辉辉
代理审判员 李卫峰
代理审判员 侯巍林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刘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