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佛城法民三初字第427号
原告刘志湾，男，汉族。
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江湾支行。
负责人冯丽玉。
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石湾支行。
负责人许斌。
上述两被告的共同诉讼代理人刘松，男，汉族。
上述两被告的共同诉讼代理人许怀文，男，汉族。
原告刘志湾诉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江湾支行（以下简称佛山江湾支行）借记卡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2月2日受理后，依法追加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石湾支行（以下简称佛山石湾支行）为被告参与诉讼，并适用简易程序，于2014年3月11日和4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和被告两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起诉称，原告在被告处办理两张金穗借记卡，卡号分别是95×××16和62×××79。原告于2015年1月14日凌晨5点左右发现原告号码为62×××79的储蓄卡被电话银行的形式分别以499元和999元的款项分55批次转出原告的储蓄卡，累计转出金额达29945元，原告知道原告的款项被转出后立即拨打中国农业银行客服电话（95××9）进行挂失该账号，当时该客服告知原告要去农行柜员机前进行录像拍摄证明该卡在原告身上。挂失后，就拨打110进行报案处理。之后原告赶到农行的柜员机前出示该卡的正反面进行录像，并插卡进入柜员机后被吞。原告于2015年1月16日将7121.29元存入卡号为95×××16的储蓄卡，之后在2015年1月25日18点左右发现卡号为95×××16的储蓄卡余额仅剩1203.04元，又被非法（网上银行）转走资金5918.25元。原告把该卡挂失，再向原报案的派出所说明该情况。通过卡号为95×××16的金穗借记卡明细对账单查明于2015年1月2日也被非法转走800元。综上所述本人总共36663.25元的款项被不明途径转走，为此，多次和江湾支行交涉未果。为保护原告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1、被告赔偿原告损失36663.2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佛山江湾支行辩称：一、原告并无证据证明涉案款项被犯罪分子非法转走的事实。原告在起诉状中称62×××79的借记卡被转走29945元，95×××16的借记卡被转走5918.25元，但原告并无证据证明涉案款项系犯罪分子非法转走的。原告向法院提交6份证据，分别为业务回单（证据一）、个人结算账户申请书（证据二）、报警回执（证据三）、金穗借记卡明细对账单（证据四）、涉案借记卡复印件（证据五）、原告身份证复印件及江湾支行的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证据六），但这6份证据均不能证明涉案款项被犯罪分子非法转走的事实。原告提供的业务回单和个人结算账户申请书，答辩人联系经办人员，确认原告于2015年1月10日在答辩人处办理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短信银行、电话银行的注销业务，之后经过经办人员的指引，原告通过自助发卡机开立62×××79借记卡，同时开通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掌上银行、消息服务等业务功能，这两份证据仅仅证明原告与答辩人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原告提供的江湾派出所的《报警回执》，仅是公安机关受理报警的记录，在案件被侦破之前，尚不能确定原告所称款项被非法支取的事实，原告的报警行为也不能被认定为是涉案款项被非法转走的依据。原告提供的金穗借记卡明细对账单，上面显示涉案两张借记卡的流水，但观察这些交易流水，涉及现开、转存、支付宝、转支、现存、消费、深农代收、财付通转等业务种类，这些交易从金穗借记卡明细对账单上反映均符合正常资金交易的特征，同样不能印证原告所称的涉案款项被不明途径转走的事实。涉案借记卡复印件仅仅能证明原告起诉时持有该卡，但涉案款项系通过电话银行或网络渠道进行的交易，无需借助于实体的借记卡，原告的持卡情况并不能证明涉案款项被“非法”转支。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及相关规定，原告的诉求并无证据支持，原告要求答辩人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依据，原告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经查，原告主张的款项属于正常资金交易，答辩人依照相关交易规则进行资金交易，不存在任何违法违约的情形。经查，原告于2015年1月10日在答辩人处先行办理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短信银行、电话银行的注销业务，之后在经办人员的指引下，原告通过自助发卡机开立62×××79借记卡，同时开通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掌上银行、消息服务等业务功能。被告查询相关流水资料显示，62×××79借记卡于2015年1月14日有55笔转支，金额499元或999元，摘要显示：转支，交易渠道：TBANK（电话银行），共计29945元。经过查询交易对手，显示55笔转支均为移动缴费，充值号码为182××××5734、138××××0236等十来个不同的手机号码。95×××16借记卡于2015年1月2日有4笔支出，其中3笔分别为100元的支出，摘要为：消费，查询交易对手为北京帮付通科技有限公司，另外1笔为500元的支出，摘要为：代收业务，查询显示：“该笔交易为成功交易，用户可致电10086查询操作手机182××××3225凭订单号2015010274035681”；2015年1月18日有43笔支出，金额1元到500元不等，摘要显示：深农代收或者消费，交易渠道为：EBANK（网上银行）或POSP，共计5918.34元。经过查询交易对手，显示交易或通过北京帮付通科技有限公司消费、或通过广州易联商业服务有限公司消费，或通过财付通消费（这些公司均为第三方支付公司）。原告使用借记卡作为日常消费的依据，被告一直按照原告指令进行支付结算，各种结算交易均准确无误。涉案的两张借记卡于2015年1月2日、1月14日、1月16日发生的款项交易均符合原告该借记卡一直以来的交易特征。原告主张的款项属于原告正常资金结算。而答辩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人民银行支付结算管理办法、金融行业内跨行交易规则以及答辩人与原告之间的《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章程》，按照原告发出的指令进行结算，完全遵照原告的意愿进行交易，合法合理，被告在履行与原告的储蓄存款合同过程中并未违反任何协议条款，不存在违法违约的情形。三、涉案款项系通过电话银行或网络渠道进行的交易，无需借助于实体的借记卡，交易时验证的信息为：借记卡密码或持卡人姓名、身份证号码、银行预留手机号的短信验证码，这些要素的保护责任均在于原告一方。经答辩人查询，62×××79借记卡的涉案交易渠道均为“电话银行”，95×××16借记卡的涉案交易系通过第三方支付公司完成，交易渠道为“网上银行”或“POS”，这些交易渠道有一个共同点：无需借助于实体的借记卡即可以完成交易。这些交易在交易成功前需输入验证信息，“电话银行”渠道的验证信息为借记卡密码，“网上银行”或“POS”渠道的验证信息为持卡人姓名、身份证号码、银行预留手机号的短信验证码，这几个要素缺一不可。无论是借记卡密码，还是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短信验证码，这些信息的保密责任都在于原告身上，被告没有保管上述信息的义务。反观原告借记卡流水，除了涉案的多笔交易之外，原告的借记卡亦涉及支付宝、财付通等快捷支付交易，可知原告已熟知并能熟练运用互联网金融下出现的新兴产品，原告应当知道借记卡密码、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短信验证码等信息对于电话银行或网络渠道支付的重要性。原告应当妥善保管借记卡密码、身份证号码、短信验证码等信息不被同时泄露，由于原告的故意或过失导致借记卡密码、身份证号码、短信验证码等信息同时泄露而引起的损失应由原告自己承担。否则，这将导致持卡人妥善保管密码、验证码的义务不复存在，甚至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道德风险，引发部分恶意持卡人与不法份子串通共同欺诈银行获取非法利益，也无法保证银行卡交易的稳定性。四、95×××16借记卡的开户行为中国农业银行佛山石湾支行，而非中国农业银行佛山江湾支行。在本案中，涉案的一张借记卡95×××16的开户行为佛山石湾支行，而非佛山江湾支行。这两个支行虽同属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但均具有独立的主体资格。故本案中95×××16借记卡的涉案款项5918.25元的应诉主体应为佛山石湾支行，而非佛山江湾支行。根据以上事实和理由，被告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无法律和事实依据，请求贵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佛山石湾支行辩称：一、原告并无证据证明涉案款项被犯罪分子非法转走的事实。原告在起诉状中称卡号为95×××16的借记卡在2015年1月2日被转走800元，1月18日-19日被转走5918.25元，合计6718.25，但原告并无证据证明涉案款项系犯罪分子非法转走的。原告向法院提交6份证据，分别为业务回单（证据一）、个人结算账户申请书（证据二）、报警回执（证据三）、金穗借记卡明细对账单（证据四）、涉案借记卡复印件（证据五）、原告身份证复印件及江湾支行的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证据六），但这6份证据均不能证明涉案款项被犯罪分子非法转走的事实。原告提供的业务回单和个人结算账户申请书，答辩人联系经办人员，确认原告于2015年1月10日在答辩人处办理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短信银行、电话银行的注销业务，之后经过经办人员的指引，原告通过自助发卡机开立62×××79借记卡，同时开通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掌上银行、消息服务等业务功能，这两份证据仅仅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原告提供的江湾派出所的《报警回执》，仅是公安机关受理报警的记录，在案件被侦破之前，尚不能确定原告所称款项被非法支取的事实，原告的报警行为也不能被认定为是涉案款项被非法转走的依据。原告提供的金穗借记卡明细对账单，上面显示涉案借记卡的流水，但观察这些交易流水，涉及现存、转存、支付宝、转支、消费、深农代收、财付通转等业务种类，这些交易从金穗借记卡明细对账单上反映均符合正常资金交易的特征，同样不能印证原告所称的涉案款项被不明途径转走的事实。涉案借记卡复印件仅仅能证明原告起诉时持有该卡，但涉案款项系通过网络渠道进行的交易，无需借助于实体的借记卡，原告的持卡情况并不能证明涉案款项被“非法”转支。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及相关规定，原告的诉求并无证据支持，原告要求答辩人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依据，原告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经查，原告主张的款项属于正常资金交易，答辩人依照相关交易规则进行资金交易，不存在任何违法违约的情形。
95×××16借记卡于2015年1月2日有4笔支出，其中3笔分别为100元的支出，摘要为：消费，查询交易对手为北京帮付通科技有限公司，另外1笔为500元的支出，摘要为：代收业务，查询显示：“该笔交易为成功交易，用户可致电10086查询操作手机182××××3225凭订单号2015010274035681”；2015年1月18日有43笔支出，金额1元到500元不等，摘要显示：深农代收或者消费，交易渠道为：EBANK（电子渠道）或POSP，共计5918.34元。经过查询交易对手，显示交易或通过北京帮付通科技有限公司消费、或通过广州易联商业服务有限公司消费，或通过财付通消费（这些公司均为第三方支付公司）。原告使用借记卡作为日常消费的依据，答辩人一直按照原告指令进行支付结算，各种结算交易均准确无误。涉案借记卡于2015年1月2日、1月18日、1月19日发生的款项交易均符合原告该借记卡一直以来的交易特征。原告主张的款项属于原告正常资金结算。而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人民银行支付结算管理办法、金融行业内跨行交易规则以及答辩人与原告之间的《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章程》，按照原告发出的指令进行结算，完全遵照原告的意愿进行交易，合法合理，答辩人在履行与原告的储蓄存款合同过程中并未违反任何协议条款，不存在违法违约的情形。三、涉案款项系通过网络渠道进行的交易，无需借助于实体的借记卡，交易时验证的信息为：借记卡密码或持卡人姓名、身份证号码、银行预留手机号的短信验证码，这些要素的保护责任均在于原告一方。经被告查询，95×××16借记卡的涉案交易系通过第三方支付公司完成，交易渠道为“电子渠道”或“POS”，这些交易渠道有一个共同点：无需借助于实体的借记卡即可以完成交易。这些交易在交易成功前需输入验证信息——借记卡密码或持卡人姓名、身份证号码、银行预留手机号的短信验证码，这几个要素缺一不可。无论是借记卡密码，还是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短信验证码，这些信息的保密责任都在于原告身上，被告没有保管上述信息的义务。反观原告借记卡流水，除了涉案的多笔交易之外，原告的借记卡亦涉及支付宝、财付通等快捷支付交易，可知原告已熟知并能熟练运用互联网金融下出现的新兴产品，原告应当知道借记卡密码、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短信验证码等信息对于电话银行或网络渠道支付的重要性。原告应当妥善保管借记卡密码、身份证号码、短信验证码等信息不被同时泄露，由于原告的故意或过失导致借记卡密码、身份证号码、短信验证码等信息同时泄露而引起的损失应由原告自己承担。否则，这将导致持卡人妥善保管密码、验证码的义务不复存在，甚至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道德风险，引发部分恶意持卡人与不法份子串通共同欺诈银行获取非法利益，也无法保证银行卡交易的稳定性。四、涉案借记卡中有39笔交易是通过“深农代收”完成的，查询交易对手均为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被告尽职履行协助义务，已致电财付通公司，协助原告查明相关事实。涉案借记卡中有39笔交易金额1-500元不等，合计金额5022.34元，摘要为：深农代收，交易渠道：EBANK（电子渠道），查询交易对手：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该部分交易属代收业务，是交易者委托财付通公司从涉案借记卡中扣取款项，无需涉案借记卡开通网银业务。被告尽职履行协助查询义务，致电财付通客服热线0755-86013860询问涉案交易去向。财付通客服人员答复交易系通过3184464030、3140631310等QQ号进行的充值，充值到相关联的财付通账户中，其中部分QQ号关联的财付通账户已被冻结，这些交易均已开通数字安全证书，交易成功需要手机短信的验证。由于涉案交易笔数较多且涉及退款问题，财付通客服人员需向相关部门报备，如有进展会及时联系原告。众所周知，被告所在的银行业信息系统根本没有任何漏洞，被告在案发后亦全力协助原告查询，并且乐意在接下来原告向财付通公司追讨款项过程中积极配合，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在财付通公司最终答复原告前，原告没有任何理由要求被告赔偿损失。
根据以上事实和理由，被告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无法律和事实依据，请求贵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诉讼中，原告举证及二被告质证如下：
证据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各1份，证明原、被告的诉讼主体适格。
二被告表示无异议。
证据2、个人结算账户申请书、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回单、报警回执、中国农业银行卡2张（卡号分别为：62×××79、95×××16）、金穗借记卡明细对帐单，证明我方已取消“95××9”字头借记卡所有的网上功能，作为普通卡，但仍能在非本人操作的情况下进行交易，后向江湾派出所报警。
二被告认为对业务回单只证明原告注销了9字头卡的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短信银行四种业务；个人结算账户申请书只证明原告又新开尾号为4279的借记卡，并且原告在开新卡的同时又开通了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掌上银行、短信银行、自助设备转账的功能，同时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储蓄合同关系；报警回执只证明原告5点17分到江湾派出所报案，报案内容没有显示，由于公安部门没有任何侦破结果反馈我方，故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金穗借记卡明细对账单，原告的尾号为4279的只证明发生了网上银行、电话银行、转支等业务，与原告的平常交易习惯没有异常，认为是原告或委托他人交易的业务；卡号尾数为08×××16说明原告一直都有使用快捷支付、网上银行及其他已开通功能的习惯，所以我方认为原告使用农行的各类交易功能相当熟练，原告所指非本人交易与原告平常的交易没有异常，故认为是原告本人的交易。
诉讼中，被告佛山江湾支行举证及原告和被告佛山石湾支行质证如下：
证据1、个人结算账户申请书、电子银行个人客户服务协议、联网核查打印凭证、原告刘志湾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通过自助发卡机开立62×××79借记卡，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合法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原告同时开通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掌上银行、消息服务等业务。
原告无异议。
被告佛山石湾支行无异议。
证据2、借记卡明细查询、622848开头电话银行查询。证明原告从2015年1月1日开卡至今频繁使用涉案银行卡，并于2015年1月14日有55笔转支，金额499元或999元，摘要显示：转支，交易渠道：TBANK（电话银行），共计29945元。经过查询交易对手，显示55笔转支均为移动缴费，充值号码为182××××5734、138××××0236等十来个不同的手机号码。当天发生的所有交易均符合正常交易操作的特点。说明一下，存在笔误，原告的622848开头的借记卡的开卡时间为：2015年1月10日。
原告提出2015年1月14日的转支非本人操作的。
被告佛山石湾支行无异议。
证据3、借记卡明细查询、摘要为“消费”的交易对手查询、银行卡差错争议业务平台的查询结果。证明原告从2015年1月10日至今频繁使用涉案银行卡，涉及的交易摘要有消费、代收业务、现存、支付宝、转支、深农代收等。2015年1月2日有4笔支出，其中3笔分别为100元的支出，摘要为：消费，查询交易对手为北京帮付通科技有限公司，另外1笔为500元的支出，摘要为：代收业务，查询显示：“该笔交易为成功交易，用户可致电10086查询操作手机182××××3225凭订单号2015010274035681”；2015年1月18日有43笔支出，金额1元到500元不等，摘要显示：深农代收或者消费，交易渠道为：EBANK（电子渠道）或POSP，共计5918.34元。经过查询交易对手，显示交易或通过北京帮付通科技有限公司消费、或通过广州易联商业服务有限公司消费，或通过财付通消费（这些公司均为第三方支付公司）。该借记卡发生的所有交易均符合正常交易操作的特点。
原告提出从来没有和北京帮付通科技有限公司、广州易联商业服务有限公司有业务，之前也没有听说过这些公司。
被告佛山石湾支行无异议。
证据4、3093借记卡——卡资料查询、中国农业银行合约信息查询。证明62×××79借记卡于2015年1月10日开通，开户行：44-4315（佛山江湾支行）。95×××16借记卡于2005年8月3日开通，开户行：44-4310（佛山石湾支行）。涉案的借记卡95×××16的开户行为佛山石湾支行，而非佛山江湾支行。这两个支行虽同属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但均具有独立的主体资格。故本案中95×××16借记卡的涉案款项5918.25元的应诉主体应为佛山石湾支行，而非佛山江湾支行。
原告表示因我在江湾支行办理取消功能的，故认为该支行应承担责任。
被告佛山石湾支行无异议。
诉讼中，被告佛山石湾支行举证及原告和被告佛山江湾支行质证如下：
证据1，借记卡明细查询、摘要为“消费”的交易对手查询、银行卡差错争议业务平台的查询结果，证明原告从2014年11月1日至今频繁使用涉案银行卡，涉及的交易摘要有消费、代收业务、现存、支付宝、转支、深农代收等。该借记卡发生的所有交易均符合正常交易操作的特点。
原告认为2015年1月10日办理取消所有的网上支付功能，在此之前使用网上银行是收取红枣货款，除2015年1月2日该笔金额800元不是我本人操作外。
被告佛山江湾支行无异议。
证据2，摘要为“消费”的交易对手查询、银行卡差错争议业务平台的查询结果，证明2015年1月2日，14：33：31，摘要：消费，交易金额：100元，交易对手：北京帮付通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1月2日，14：35：38，摘要：消费，交易金额：100元，交易对手：北京帮付通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1月2日，16：12：24，摘要：消费，交易金额：100元，交易对手：北京帮付通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1月18日，13：08：24，摘要：消费，交易金额：99元，交易对手：北京帮付通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1月19日，00：11：01，摘要：消费，交易金额：99元，交易对手：北京帮付通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1月19日，01：26：37，摘要：消费，交易金额：500元，交易对手：广州易联商业服务有限公司；2015年1月19日，09：00：34，摘要：消费，交易金额：198元，交易对手：北京帮付通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1月2日，22：52：11，摘要：代收业务，交易金额：500元，查询显示：该笔交易为成功交易，用户可致电10086查询操作手机182××××3225凭订单号2015010274035681；2015年1月18日-1月19日39笔摘要为“深农代收”的交易，合计金额：5022.34元，交易对手：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
原告提出不是本人操作，我从来未与北京帮付通科技有限公司、广州易联商业服务有限公司有任何联系。
被告佛山江湾支行无异议。
本院认证：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因对方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于2005年8月3日在被告佛山石湾支行办理了卡号95×××16金穗借记卡，设有密码并开通有个人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掌上银行、消息服务等业务。2015年1月10日，原告在被告佛山江湾支行办理了取消卡号95×××16金穗借记卡网上交易的业务，同时办理了卡号62×××79的金穗借记卡，设有密码并开通该卡的个人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掌上银行、消息服务等业务。原告于2015年1月14日凌晨5点左右发现原告号码为62×××79的借记卡被电话银行的形式分别以499元和999元的款项分55批次转出，累计转出金额29945元，原告立即拨打中国农业银行客服电话（95××9）进行挂失该账号，并在当日5时17分到佛山市公安局禅城分局江湾派出所报警。原告此后发现卡号为95×××16的金穗借记卡在于2015年1月2日被转走4笔共800元；2015年1月18日18点被转走43笔共5918.25元，上述共6718.25元为第三方支付公司代收业务。此后原告多次和佛山江湾支行交涉未果遂引起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系借记卡纠纷。争议焦点在于被告对原告借记卡资金损失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原告在被告处开办借记卡，双方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被告因此对原告负如下主要合同义务：保障交易环境、维护存款安全，按密码指令支付结算等。本案涉及两种交易类型：一、案涉争讼交易中号码为62×××79的借记卡共累计转出金额29945元，为网上银行交易，因原告无证据显示农行的网上银行软件存在漏洞，故被告佛山江湾支行在保障交易安全方面并无过失，而网上银行交易需要登录密码及支付密码，被告按密码指令支付结算，并无违约，困此原告要求被告佛山江湾支行赔偿号码为62×××79的借记卡被转出29945元的请求不予支持；二、第二类交易为95×××16的借记卡被转走47笔共6718.25元，为第三方支付公司代收业务。结合原告的报警行为，该款项为他人所用的可能性较高，故可予认定原告发生了损失6718.25元。在该类支付方式中，银行将款项从借记卡账户转至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依据为，核对请求交易发送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持卡人姓名、账号、证件类型、证件号、手机号码）与持卡人在银行预留的信息是否一致，而不需输入银行卡密码。因原告开办借记卡时，与被告佛山石湾支行明确约定凭密码交易，而快捷支付的无密划款，明显跟银行与持卡人原先约定的凭密码交易的用卡方式相冲突，根本改变了银行与持卡人之间的事先约定，对持卡人权利义务产生重大影响。在此情况下，银行不但负有事先告知持卡人的义务，而且应与持卡人协商一致，得到持卡人的明确同意，才能产生约束力。在被告未举证证明已告知持卡人并与其协商一致的情况下，鉴于快捷支付在交易安全方面的高风险性，应认定被告对原告上述损失存在违约过错。同时，开通快捷支付需要提供持卡人的诸多信息，尤其是需通过在银行预留的手机号码发送验证码，因原告手机及其手机号码由其保管，而争讼交易所涉刑事案件尚未侦破，就现有证据来看，存在原告泄露银行卡及个人信息、手机丢失或曾暂时脱离本人控制的高度可能性，故原告违反妥善保管卡片信息的义务，对其损失亦存在过错。鉴于双方当事人对本案银行卡内资金损失的产生均具有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关于“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并综合考虑双方的违约程度等因素，本院酌定由被告佛山石湾支行对原告的卡内资金损失6718.34元承担50％的赔偿责任，原告自负50％的民事责任。由此，被告佛山石湾支行应向原告赔偿3359.17元。此外，原告虽在被告佛山江湾支行办理了取消95×××16的借记卡网上交易等业务，但该借记卡的发卡行为佛山石湾支行，作为发卡行佛山石湾支行与佛山江湾支行之间为委托代理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相关行为后果应由被代理人即被告佛山石湾支行承担。并且原告的损失与是否在被告佛山江湾支行办理了取消95×××16的借记卡网上交易等业务的行为无关联性，因此原告要求被告被告佛山江湾支行赔偿其损失的请求没有依据。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石湾支行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刘志湾支付3359.17元及利息（利息从起诉日即2015年2月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至实际清偿日止）；
二、驳回原告刘志湾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被告未按本生效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358元，由原告刘志湾负担300元，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石湾支行负担5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吴展宏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曾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