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7民终88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骆君。
委托代理人：王婺初，浙江厚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跃伟。
委托代理人：李晓阳，浙江宾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莉仙。
上诉人骆君为与被上诉人李跃伟、郑莉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2015）金婺商初字第21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李跃伟、郑莉仙系夫妻关系。2012年6月8日，李跃伟向骆君借款1500000元，并出具借条一份，约定：“今借到骆君现金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整”。李跃伟在该借条上签字确认。借条出具后，骆君从本人账户将该笔借款直接支付给第三方潘铭法账户中。2012年8月10日，李跃伟通过转账的方式将该笔借款归还予骆君。2012年8月14日，骆君通过浙江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转账1500000元予第三人邵某。2013年5月29日，李跃伟又向骆君借款600000元，并出具借条一份，约定：“今借到骆君现金人民币陆拾万整（￥600000）”。李跃伟在该借条上签字捺印确认。借条出具后骆君从本人账户将该笔借款直接支付给第三方李某账户中。该份借条出具后，李跃伟先后向骆君归还590000元。2015年8月5日，李跃伟向骆君承诺书一份，载明：“本人承诺骆君把起诉李跃伟的诉讼撤诉，并且把浙江法院公开网的起诉信息消除掉10天后，贷款贷出后归还。”
骆君2015年7月31日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李跃伟、郑莉仙归还借款本金2100000元，支付利息722000元（其中借款本金1500000元的利息按月利率2%，自2014年3月1日起暂算至2015年7月29日止的利息为506000元；借款本金600000元的利息按月利率2%，自2014年1月29日起暂算至2015年7月29日止的利息为216000元；此后的利息仍按月利率2%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二、李跃伟、郑莉仙支付案件的诉讼费、保全费。
李跃伟在原审中答辩称：一、借款本金仅欠10000元。首先，李跃伟于2012年6月8日向骆君所借的1500000元，李跃伟于2012年8月10日已归还，对此骆君予以自认。即李跃伟于2012年6月8日出具的1500000元借条所证明的债权债务已经归于消灭。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之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其次，2012年8月14日骆君向案外人邵某转账1500000元与本案无关。依据浙江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五条之规定：债权人仅提供款项交付凭证，未提供借贷合意凭证，债务人提出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或者其他关系抗辩的，债权人应当就双方存在借贷合意提供进一步证据。若骆君认为该款系李跃伟所借并系根据李跃伟的指示打入案外人邵某，骆君应提供该借款的借条和双方约定的相应证据。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与邵某的法律关系应通过其他诉讼解决。再次，2013年5月29日600000元的借条系李跃伟出具，但其资金往来都由骆君与第三方直接发生关系，现已归还该借款本金590000元。具体归还时间和数额为：2013年7月4日归还12000元，6月27日归还30000元，7月31日归还42000元，8月27日归还42000元，9月26日归还30000元，10月18日归还12000元，11月19日归还42000元，2014年1月21日归还120000元，4月8日归还110000元，9月26日归还50000元，12月3日归还100000元。二、骆君诉请按月利率2%计付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借条上没有约定利息，口头也没有约定过利息，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其次，骆君诉称按月利率2%计付的举证责任在骆君。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以及浙江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六条之规定；债权人应当对借贷金额、期限、利率以及款项的交付等借贷合意、借贷事实的发生承担证明责任。现骆君仅提供转账凭证，在借条上无明确约定和李跃伟不予认可为利息的情况下无法证明骆君与李跃伟之间存在月利率2%之约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三、在该案起诉前李跃伟向骆君的借款从未告知和征得其妻子郑莉仙的同意，不是日常生活需要进行借款，该款也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有关款项直接打给第三方李某、潘铭法。综上，应驳回骆君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诉请。
郑莉仙在原审中书面答辩称，郑莉仙未曾向骆君借过钱。李跃伟向骆君借款时事先未经郑莉仙同意，此前也未知情，没有借款的合意。郑莉仙本人在银行工作有稳定的工资收入，家庭共同生活无需借款，李跃伟向骆君借款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有关款项直接打给第三方李某，可予以佐证。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据骆君所举证据，骆君与李跃伟借贷关系及借款600000元的事实有借条及打款凭证为证，予以认定。该案争议的主要焦点为：一、骆君向第三人邵某转账的1500000元是否可认定李跃伟向骆君的借款。2012年6月8日，李跃伟向骆君所借的1500000元，具有借款合意及打款凭证为证，可认定借款成立，但该笔借款李跃伟已提供证据于2012年8月10日予以归还。之后骆君打给第三人邵某的1500000元，因没有骆君与李跃伟之间的借款合意及骆君打入李跃伟的支付凭证，无法认定该笔款系由李跃伟所借。故对骆君主张要求李跃伟、郑莉仙归还该笔借款及利息的诉请，不予支持。二、李跃伟是否应按骆君诉状所称按月息2%向骆君支付利息。因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借贷双方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视为不支付利息。涉案骆君又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李跃伟按双方口头约定的利息向骆君支付过利息，骆君所称案外人丰益红支付54000元系李跃伟向骆君支付的利息，因无法核实丰益红身份以及该款项的真实性和性质。故对骆君认为借条虽未约定利息，但双方实际系按口头约定支付利息所主张，不予采信。该笔借款应视为不支付利息。涉案双方未约定借款期限，但未归还的借款经骆君催讨后，借款人仍不偿还的，骆君可要求李跃伟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息支付逾期利息。三、该借款是否属李跃伟、郑莉仙夫妻共同债务。该借款发生在李跃伟、郑莉仙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应由李跃伟、郑莉仙共同偿还。李跃伟、郑莉仙均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借款为李跃伟个人债务，而并非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或经营需要。故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综上，骆君要求李跃伟、郑莉仙归还扣除590000元后的剩余借款的诉请并无不当，可予支持。对骆君要求李跃伟、郑莉仙支付借款利息的诉请，不予支持。郑莉仙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系对国家司法程序的藐视和自身依法享有诉权的放弃，由此产生不利于其本人的法律后果应当自负。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李跃伟、郑莉仙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骆君剩余借款人民币10000元并就该剩余借款按中国人民同期同档贷款利率支付从2015年8月6日至实际履行之日的利息。如李跃伟、郑莉仙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152元（骆君已预交，己减半收取），由骆君负担19084元，由李跃伟、郑莉仙68元。（李跃伟在履行时加付上述款项给骆君）。
骆君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认定事实不清，程序错误。一、原审判决应当认定骆君汇给第三人邵某150万元的款项系李跃伟向骆君的借款。首先，从交易习惯来看，李跃伟多次向骆君借款，均系直接汇入第三人银行账户。其次，从证据来看，骆君在原审中提交了2012年8月14日150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第三人邵某的录音、余军雷出庭的证人证言，足以证明骆君于2012年8月14日按照李跃伟的要求把150万汇给第三人邵某，该款项系骆君向李跃伟出借的款项。原审因余军雷与骆君系朋友或存在利害关系等未予认定录音的真实性，系错误。二、原审认定涉案60万元借款不支付利息，与事实不符。首先，骆君于2013年5月29日向李跃伟出借60万元后，李跃伟自2013年6月份至11月份，连续数月每月按1.2万元向骆君付款，其系60万元按每月2%计算的利息，结合朱卫军的证言足以推断出60万元借款存在利息。此外，涉案150万元也是有息借款。2012年6月8日，骆君向李跃伟出借150万元，借条中虽未载明利息，但李跃伟于2012年8月10日向骆君还款时一共归还了159.2万元，9.2万元就是利息。2012年8月14日，李跃伟又向骆君借款150万元后，自2012年11月份至2013年11月份，持续近一年有规律地按每月3万元向骆君付款，该3万元就是150万元借款每月的利息。三、原审程序错误。首先，骆君在原审中发现李跃伟就涉案借款作虚假陈述后，为便于原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提交书面申请追加邵某为本案第三人，但原审法院并未回应。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七十四条的规定，结合在案证据，李跃伟在原审中是属于不到庭就无法查清案情的被告，属于必须到庭的被告，但原审法院未传唤到庭。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李跃伟在二审中答辩称：一、原审法院无法认定150万元的借款符合事实和法律。首先，李跃伟于2012年6月8日向骆君所借的150万，李跃伟于2012年8月10日已归还，骆君也自认。李跃伟于2012年6月8日出具的150万借条所证明的债权债务已经归于消灭。依据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适用法律若干法律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之规定：上诉人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上诉人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上诉人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上诉人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其次，2012年8月14日骆君向案外人邵某转账150万元与本案无关。依据浙江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五条之规定：债权人仅提供款项交付凭证，未提供借贷合意凭证，债务人提出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给或其他关系抗辩的，债权人应当就双方存在借贷合意提供进一步证据。若骆君认为该款系李跃伟所借并系根据李跃伟的指示打入案外人邵某，骆君应提供该借款的借条和双方约定的相应证据。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与邵某的法律关系应通过其他诉讼解决。再次，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而骆君提交的录音不能确认其真实性，当然不能采信。二、原审法院认定借款不支付利息符合事实和法律。首先，借条上没有约定利息，口头也没有利息。根据《中国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其次，骆君诉称按月利率2%计付的举证责任在骆君。依据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以及浙江省高级人民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六条之规定：债权人应当对借贷金额、期限、利率以及款项的交付等借贷合意、借贷事实的发生承担证明责任。现骆君仅提供转账凭证，在借条上无明确约定和答辩人李跃伟不予认可为利息的情况下无法证明骆君与李跃伟之间存在月利率2%之约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再次，本案中不存在规律性付款的事实。已归还59万元的具体归还时间和数额：2013年7月4日归还1.2万元，6月27日归还3万元，7月31日归还4.2万元，8月27日归还4.2万元，9月26日归还3万元，10月18日归还1.2万元，11月19日归还4.2万元，2014年1月21日归还12万元，4月8日归还11万元，9月26日归还5万元，12月3日归还10万元。共11次付款，有7种不同的数字。三、原审法院程序符合法律规定。首先，鉴于申请追加当事人必须涉及增加、变更诉讼请求。因此，应该在举证期限内提出。而骆君申请追加第三人的申请系在庭审结束后才提出书面申请。其次，李跃伟不是必须到庭的被告。查清本案事实应该是申请邵某出庭作证或另案起诉。综上，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骆君的上诉。
二审期间，骆君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
1、情况说明一份，证明2012年8月14日邵某向李跃伟借款150万，该款项是李跃伟向骆君所借，骆君按李跃伟的指示汇给邵某。
2、银行转账凭证一份，证明李跃伟借给邵某的150万，实际上是骆君根据李跃伟的指示打给邵某，在一个月以后邵某归还给了李跃伟的丈母娘且支付了3万元的利息。
3、申请证人邵某出庭作证，证明骆君根据李跃伟的指示打给邵某。
4、邵某的说明，证明这153万就是邵某归还李跃伟的款项。
5、2011年1月25日借条一份（经撕毁粘贴而成），证明对第二次开庭审理的借条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
6、2010年12月21日浙江省农村信用社进账单复印件两份，证明邵某与李某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结清，金额是200万即该笔钱是邵某还给李某的。
7、银行明细二份，证明邵某与李某之间的债权债务都已经清结了。
8、申请证人邵某第二次出庭作证，证明邵某和李某之间的债权债务都已经清结。
骆君对证据4和证据8中证人邵某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和证明目的均无异议。
李跃伟对骆君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2012年8月14日骆君打入邵某账户的150万元与李跃伟无关，其债权债务系骆君与邵某之间，2012年9月14日邵某归还李某的153万元系邵某归还2011年1月25日向李某借款100万元的本息，与李跃伟无关，李跃伟没有指定过账号，也不可能去指定账号，如果指定账号也肯定会出具具体的书面依据。对证据2中骆君于2012年8月14日打给邵某150万元银行凭证的真实性无提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骆君的待证事实；对2012年9月14日腾晨阳的153万元银行凭证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其系复印件，且与本案无关，系邵某归还2011年1月25日李某借款100万元的本息。对证据3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证人邵某的证言和骆君在原审中提供的录音内容前后矛盾，在录音电话中称李跃伟欠邵某钱，但出庭时却说邵某欠李跃伟的钱，电话录音中说2012年8月14日150万元系李跃伟的还款，出庭时又称是邵某向李跃伟的借款，且邵某当庭称邵某开始是不知道的，是骆君找邵某时邵某才知道；对证据3的关联性也有异议，本案系骆君与李跃伟之间的借款纠纷，邵某是案外人或第三人，要证明李跃伟的指示，邵某的证言不能证实其所要证明的目的，与本案也缺少关联性；对证据3的合法性也有异议，证人证言不属于新证据，证人证言包括情况说明都不属于新证据，所以骆君不管是故意还是重大过失，逾期提交证据，法院应当不予采纳，证人邵某与骆君不能排除存在恶意串通的可能。因为如果证人邵某能够出庭，在原审时法院也叫证人邵某出庭，骆君在原审时完全可以申请证人出庭的，但原审时骆君没有申请证人邵某出庭，故该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对证据4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如果邵某是证人的话，应该出庭作证，接受双方的质询。该说明中邵某明确说了“有些话，我也是随便说说的”，作为一个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在本案中其作为证人，怎么可能出尔反尔，前后矛盾，不作真实的陈述，特别是邵某已经出庭作证，后面又说100万元的条子是以后补写的，这是极不符合常理的。对证据5中借条的真实性不清楚，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借条是邵某和李某之间的。如果借条被撕毁过，还能贴得如此完整，是否真实的，值得怀疑。况且该借条与李跃伟无关。对证据6，认为不清楚是否是还李某的钱，与李跃伟无关，这也是李某跟邵某之间的。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无法证明其待证目的。李某和邵某之间的债务很多，不能凭一个银行明细及对账单，就能证明两者之间的债权债务已清的事实。对证据8的三性均有异议。一是邵某在本案中不管是录音，还是书面或证人出庭作证，至少已经有三四次了。邵某的陈述前后矛盾。邵某与李跃伟之间到底是谁向谁借钱，几次陈述都是不一致的。二是在第二次开庭时，骆君也提供了邵某的所谓庭后的书面的证明，书面证言中邵某明确承认有些话是随便讲讲的。三是邵某证言是极不符合常理的。邵某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陈述以及所出具的书面的依据，也是相互矛盾的。就以2011年1月25日的借条，邵某既承认是其自己所写的，也没有强迫其所书写，又承认这个借条是事后写的，不符合基本常理，也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另外，邵某与李某之间有独立的经济往来且未结清。邵某与李跃伟之间也有独立的经济往来，邵某也明确承认其无法提供李跃伟指定叫其打款账户的依据。四是据了解，邵某与骆君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他们之间有相互的承诺和利益的关系。
李跃伟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
1、借条复印件及2011年1月25日浙江省农村信用社的客户回单，证明本案涉及的2012年9月14日邵某归还的153万系本借条的所指的本息。
2、李某与邵某从2010年8月至2012年9月14日的交易明细九份，证明李某与邵某之间的资金往来都是单独往来且是很繁多的，这些与李跃伟无关。
3、2011年1月27日邵某向李某出具的借条复印件一份，证明李某出借给邵某款项的事实。
4、2011年1月25日由邵某出具给李某的借条复印件一份（该借条复印件是在2012年所复印的，在本案的第二次开庭出具的借条复印件是由该借条放大复印而来），证明邵某向李某借款的事实，同时还证明对骆君所提交的借条的真实性有所怀疑。
5、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证明李某跟邵某之间有独立的经济往来且债权债务未清，与李跃伟无关。
李跃伟对证人李某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
骆君对李跃伟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中借条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也不清楚银行的客户回单。对证据2的形式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这里面有许多是手写的，比如邵某等。如果要证明李跃伟的待证目的，还应提供其他的证据予以证明。即便是机打邵某的名字的话，是邵某对李某负有债务还是李某对邵某负有债务是无法看清的。往来的款项性质也是需要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对证据3的质证意见同证据2的质证意见一致。对证据4的三性均有异议，该借条是在邵某强迫下写的，该借条是不存在的，该借条原件已经提交给法庭。对证据5的三性均有异议。李跃伟向法庭提供的2011年1月25日邵某出具的100万借条。李某向法庭陈述，复印件是在2011年就复印起来的，但双方可以就复印件的字体与原件的字体是否一致，可以鉴定借条原件的字迹和复印件上的字迹是否相吻合，鉴定出的结论就可以证明李某的陈述是不符合事实的。李跃伟实际上是李某的女婿，尽管他们在法庭上予以否认，但是骆君有书证可以证实，可以说明李某、李跃伟的陈述不属实。从李某向法庭陈述其职业是家庭主妇，但其陈述开过商店及家里曾经开过大巴等，但也没有向法庭提供证据。作为家庭主妇来说，按情理及证据分析，不可能有如此的巨额经济往来。从骆君和李跃伟之间的交易习惯及邵某和李跃伟、李某之间的交易习惯，能够印证李跃伟与骆君发生债权债务关系都是通过李某发生的。因为在此前，李跃伟是金融机构的负责人。根据银行的内部规定，自己不能从事资金往来业务，因此也是一种规避行为。这个可以从书证及李某和邵某、骆君的陈述中可以印证出来的。不能达到李跃伟的待证目的。刚才在向证人李某询问时，李跃伟有过多次的指示。说明李某的证词也是不属实的。
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向李某、邵某分别调取笔录两份。
骆君对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质证认为：关于李某的笔录，骆君不认识李某，骆君是根据李跃伟指定转给李某。后来才知道李某是李跃伟丈母娘。李某所说的不是真实的，骆君不认识李某在笔录中所说到的人。骆君把钱借给李跃伟，李跃伟就应该还给骆君。关于邵某的笔录。邵某的笔录是真实的，但是邵某在办公室里明确说他153万与其他无关，是归还本案中骆君在8月14日打给邵某的150万借款，当时李跃伟找骆君借，李跃伟指定让骆君打给邵某的，然后邵某自己在2012年9月14日本息共153万归还给李跃伟，李跃伟指定邵某打给李某。对邵某的笔录无异议。
李跃伟对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质证如下：关于李某的笔录，其陈述基本符合事实。李某和邵某之间有独立的直接的经济往来并且也已经是多次。李某也陈述到本案涉及的153万，归还的就是前面100万借条及单据的本息，也是和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的。该笔录可以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关于邵某的笔录，其真实性有异议，邵某在本案中前前后后有三次陈述，一审中骆君提交了录音，二审中邵某又出庭作证，二审第一次开庭后，邵某又接受法院调查作了笔录。三次的陈述有出入，前后矛盾。到底邵某与李跃伟到目前为止，还有无借款。邵某的陈述是完全相反的。在录音中的陈述，李跃伟欠了他很多钱，是没有问题的。在问到本案关键的150万元，邵某最开始的回答是其记不清楚了。在第二次出庭作证时，邵某的陈述应该是记得非常清晰，这不符合人记忆的规律。另外，调查笔录里也讲到是七天内向本院提供相应的凭证。但至今也已经超过了七天了，也看不到能够印证其所陈述的书面凭证，也可以说明其的陈述是不真实的。该调查笔录上没有经本人的签字、确认、核对。除了认可条子是邵某写的外，其他的都是不认可的。据当事人了解，邵某与骆君之间有利害关系。他们之间有相互承诺，也存在其他的经济利益关系，但是证据是没有。
本院经审查后认为，对骆君提供的证据1，因李跃伟对其予以否认，且根据各方当事人庭审中的陈述以及李跃伟提供的证据2，表明邵某与李某之间存在诸多经济往来，该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故本院对证据1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对证据2，因其系原件且有银行加盖的公章，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李跃伟和李某均对其予否认，结合庭审中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李某与邵某之间经济往来的银行凭证，该证据不能证明该笔款项系归还李跃伟的款项，故本院对证据2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对证据3，因邵某在原审录音中陈述骆君所转账交付的150万元款项系李跃伟向其本人的借款，而二审庭审中又称该笔款项系其本人向李跃伟所借的款项，两次陈述完全矛盾，且其还明确称在2012年8月14日这段时间里，双方发生的大额交易只有这一笔，表明其对该笔款项的性质应当记忆清晰，不易混淆，故本院对证据3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对证据4，因该证据不能达到其待证目的，故本院对其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对证据5，因李跃伟对其真实性不清楚，而该借条所涉主体非本案当事人双方，且所涉主体李某对其予以否认，故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确认；对证据6，因李跃伟对其真实性不清楚。而该两笔款项所涉主体非系本案当事人，且所涉主体李某与邵某之间存在多笔款项往来，故本院对证据5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对证据7，因其系原件且有银行加盖的公章，故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因该证据中的款项均系李某转给邵某，且李某与邵某之间存在多笔款项往来，故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确认；对证据8，因李跃伟本人和邵某均承认双方之间的经济往来已经结清，故本院对其证明目的予以确认。对李跃伟提供的证据1，因其转账凭证系原件且有银行加盖的公章，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因该借条系复印件，而邵某也否认其系所书写的原件，故本院对该借条不予确认；对证据2，因其系原件且有银行加盖的公章，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且邵某及其妻子滕素花、出纳滕晨阳的账户与骆君自己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中载明的邵某及其妻子滕素花、出纳滕晨阳的账户相一致，故该证据能够证明李某与邵某之间存在多笔资金往来，本院对证据2的证明目的亦予以确认；对证据3，因其系复印件，且所涉主体非系本案当事人双方，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对证据4，因该借条系复印件，而邵某也否认其系所书写的原件，并在第三次开庭时提供了原件用以推翻该借条复印件所载明的事实，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证据5，因李某与李跃伟系老乡，双方之间存在一定的经济往来，其证明力较低，结合李某在笔录中关于其与邵某之间的经济往来已结清的陈述，故本院对证据5的该部分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对本院依职权向李某、邵某调取的笔录，虽李某与李跃伟之间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但根据其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可以证明李某与邵某之间存在多笔经济往来，故本院对李某部分陈述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而邵某因其未向本院提供证据证明其所陈述的内容，故本院对邵某陈述的真实性不予确认。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1、涉案骆君转账给邵某的150万元款项是否系李跃伟向骆君所借款项；2、涉案60万元借款中，李跃伟是否应按月息2分支付利息。关于焦点1，骆君上诉主张，其转账给邵某的150万元款项系李跃伟向其所借的款项，骆君系受李跃伟的指示将款项转账给了邵某，李跃伟则对其予以否认。本案中，虽骆君提供了2012年6月8日的150万元借条，但李跃伟已提供证据证明于2012年8月10日通过李某的账户还清了该笔借款，且骆君亦予以承认，故骆君仍应就其向邵某交付的150万元举证证明系李跃伟向其所借的款项。骆君在庭审中提供了证人邵某的证言，并提供了邵某于2012年9月14日向李某转账153万元的银行凭证，但李跃伟和李某均否认该笔款项系邵某归还李跃伟的150万元款项本息，称该笔款项系邵某归还李某的借款，并提供了邵某与李某之间的银行转账凭证多份。根据涉案银行转账凭证，可以证明邵某与李某之间存在多笔款项往来的事实，故骆君所提供的该153万元的银行凭证不足以证明该笔款项系李跃伟所收取。现骆君又未提供其他充分证据证明涉案150万元系李跃伟所借，故本院对骆君的该主张不予采信。关于焦点2，骆君上诉主张，涉案60万元借款有月息2分的口头约定，且李跃伟也系按每月2分利息的约定支付了利息，故李跃伟应当按月息2分支付利息，李跃伟则辩称，双方未对60万元借款利息进行约定，所归还的款项均系归还本金。本院认为，根据涉案款项归还情况，不能证明李跃伟所归还的款项系利息，且骆君未提供其他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存在月息2分的约定，故原审认定涉案60万元借款视为不支付利息并无不当，对骆君的该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8168元，由上诉人骆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玉强
代理审判员 谭雪梅
代理审判员 郑望鑫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代书 记员 金巧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