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1民终386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章丘支公司，住所地章丘市。
负责人：赵建伟，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凤英，山东天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承堂，男，1967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章丘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怀国，山东国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娜，山东国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章丘支公司（以下简称永诚保险章丘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于承堂保险纠纷一案，不服章丘市人民法院（2016）鲁0181民初34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永诚保险章丘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本案机动车商业险保险条款中关于‘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的约定，对原告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第一，一审判决以“商业车险险种告知书被告未将该风险告知原告，被告针对主张无证据证实其向原告履行明确说明的告知义务”，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被上诉人缴纳保险费行为，已构成对他人代签字的追认，上诉人已履行了保险法规定的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说明义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三条规定�“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字或者盖章，而由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因此，即使在商业车险险种告知书中投保人处签字的并非被上诉人本人，但被上诉人交纳保险费行为，依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已经构成对他人代其签字的追认，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代理人说明告知的法律效力，在被上诉人缴纳保险费追认后，对被上诉人生效。所以，上诉人已履行了保险法规定的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说明义务。第二，被上诉人提交的保险单能够证实，上诉人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已尽到了提示义务。其一，保险单能证明，上诉人依照保险条款和特别约定承担保险责任。保险单记载“鉴于投保人已向本公司递交投保申请，并同意按约定�纳保险费，本公司依照承保险别对应的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批的条款和特别约定承担保险责任”。其二，被上诉人已收到保险条款。上诉人交付被险人的保险单与保险条款是一个整体，被上诉人收到保险单的同时也收到了保险条款。其三，依据被上诉人提交的保险条款，上诉人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已尽到了提示义务。依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保险单中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条款，该条款首先对“责任免除”进行了加黑加粗的突出显示。在“责任免除”下方紧跟着“第四条发生意外事故时，驾驶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八）事故发生以后，被保险人或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保险车辆或者遗弃保险车辆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第四条的所有内容都用了加黑加粗的字体予以突出显示，以就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对被上诉人作出提示。因此，就驾车逃逸即驾驶保险车辆逃离事故现场上诉人不负责赔偿，上诉人已尽到了保险法规定的提示义务。第三，被上诉人在交通事故发生后驾车逃逸，即使上诉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该免责条款也对被上诉人生效。其一，交通事故发生后逃逸是法律、行政法规所禁止的。交通事故发生后逃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所禁止的行为，该法第七十条第一款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乘车人、过往车辆驾驶人、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该法第七十一条规定，“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的，事故现场目击人员和其他知情人员应当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或者交通警察举报”；该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二款规定，“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交通事故发生后逃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所禁止的行为，该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交通肇事逃逸的含义。依据《道路交通�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八十五条（一）规定，“‘交通肇事逃逸’，是指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为逃避法律追究，驾驶车辆或者遗弃车辆逃离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的行为”。因此，上诉人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条款第四条（八）约定，把被保险人驾驶保险车辆逃离事故现场作为责任免除情形，属于上诉人把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同时，一审判决也认可“原告逃逸行为违反法律禁止性的规定”。其二，被上诉人实施了交通肇事逃逸行为，并因此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依据章丘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章公交认字（2014）第1218号认定的事实，“事故发生后于承堂驾车逃逸”，被上诉人于承堂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第1款、第70条的规定，“是导致此起事故的过错”，并依据《�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2条第1款规定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其三，依据法律规定，上诉人把被上诉人驾驶保险车辆逃离事故现场作为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即使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也对被上诉人发生效力。保险法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四，在被上诉人提交保险单的特别约定中，也对交通事故发生后保险车辆逃离现场，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予以明确说明与提示。保险单特别约定中明确约定“3、保险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后应保留第一现场，并在48小时内通知保险公司，故意或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公司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在交通事故发生后，被上诉人驾车逃逸，未保留交通事故第一现场，并因逃逸承担全部责任。综上所述，“事故发生以后，被保险人或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保险车辆或者遗弃保险车辆逃离事故现场”对第三者造成的损失不负责赔偿的免责事由，上诉人已尽到了提示义务；同时，对该免责事由，上诉人也尽到了明确说明义务；即使上诉人未尽到明确说明义务，该免责条款作为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情形，该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对被上诉人也有法律约束力。因此，被上诉人在交通事故发生后驾车逃逸，对其给三者张延庆造成的超交强险分项赔偿限额的损失，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二）一审判决认定“逃逸行为与保险公司的理赔并无必要的关联性，而逃逸行为只会加重逃逸者�事上的处罚，对保险公司本应承担的保险责任并不会造成实质上的加重或减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被上诉人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正是因为逃逸，证明逃逸行为与保险公司的理赔有关联性。依据章丘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章公交认字（2014）第1218号认定，“综上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实施条例》第92条1款（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之规定，认定当事人事故责任如下：于承堂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由此可见，被上诉人的逃逸行为与保险公司的理赔有关联性，并且因逃逸导致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责任也加重了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比例，同时，逃逸也会扩大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损失，从而进一步加重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因此，一审判决关于被保险人驾驶保险车辆逃离事故现场作为免责事由不能成立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三）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已赔偿张延庆各项经济损失29万元，各项赔偿数额均依据法律规定计算，不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第一，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已赔偿张延庆29万元，缺少证据支持。被上诉人提交的14万元现金存款凭证，只能证实张延庆收到了14万元现金，并不能证实这14万元现金来源于被上诉人。而卡卡转账不能证实转出卡号是被上诉人的，而转入方帐户也不能证明就是张延庆的，转账金额也与调解金额不符。第二，一审判决并未审查被上诉人赔偿张延庆各项经济损失29万元的计算方法及其相应证据，所以一审判决认定29万元不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没有事实依据。第三，调解书是被上诉人与案外人张延庆达成的合议，在本质上是一种合同，对未参与该合同订立的上诉�不具有约束力。其一，一审判定仅依据调解书就认定被上诉人给第三者所造成的损失，不符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保险合同约定。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条款第九条规定，作为被保险人的被上诉人索赔时应向上诉人提交以下材料：保险单，被保险人和第三者的有效身份证明、驾驶证、行驶证，事故认定书，第三者财产损失程度证明或人身伤残程度证明以及有关损失清单和费用单据，而调解书并未附第三者的财产损失程度证明或人身伤残程度证明以及有关损失清单和费用单据，无法证实调解书赔付项目都有合法有效的证据支持。其二，民事调解书是对调解协议的确认，其效力不及协议之外的其它第三人。调解协议是被上诉人在自愿基础上与案外人张延庆意思表示一致的产物，调解书反应的是当事人意志，调解书中所查明的事实只对调解双方有拘束力，而不能及于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其他第三人。其三，一审判决直接认可调解书对上诉人的约束力，容易引发道德风险，导致被保险人与第三者恶意串通损害保险人利益。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于承堂在交强险外赔偿张延庆经济损失29万元，事实清楚”，“各项赔偿数额均依据法律规定计算，不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中，上诉人已提交证据证实并一再抗辩，对“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免责条款，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在上诉人已作出明确提示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仍依据上诉人未履行明确说明的告知义务认定免责条款对被上诉人没有法律约束力，是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保险公司的条款属于格式条款，偏向于保护自身利益，且与道路交通法第76条相冲突”适用法律错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仅是解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的首先赔付责任，并不涉及商业险。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因此，对于超交强险部分的第三者损失，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依据保险合同确定。一审判决以保险公司的免责条款是格式条款而认为其是不适当的，并认为免责理由不成立是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判决认定“保险公司的该免责条款于理于法于情都是不适当的，因此，被告的免责事由不能成立”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如果审判支持保险公司对交通肇事逃逸行为承担赔偿责任�直接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乘车人、过往车辆驾驶人、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可见上诉人的免责条款是有法律依据的，于法是适当的。无论何时，人的生命健康都是第一位的，交通事故发生后立即停车抢救受伤人员，是把交通事故对受害人造成的伤害、损失降到最低最为有效的办法，上诉人的免责条款于情于理也是适当的。（四）一审判决在纵容交通肇事逃逸，这违反了法律的宗旨与基本原则，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条规定，“为了维护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保护人身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安全及其他合法权益，提高通行效率，制定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条也规定，“为了规范保险活动，保护保险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加强对保险业的监督管理，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制定本法”。如果审判支持保险公司对逃逸行为赔偿，就会扩大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及其他合法权益将严重受损或处于严重危险中，会使法律成为恶法，而司法成为助纣为虐的帮凶。（五）一审未依法追加交通事故受害人张延庆为本案第三人，违反法定程序。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承担的赔偿责任，依据被上诉人依法对第三者造成的人身伤亡和财产的直接损毁而定。一审判决未追加交通事故受害人张延庆为本案第三人，致被上诉人对第三者的赔偿�否合法有据无法查证，并导致不能避免被上诉人与第三者串通向上诉人要求赔偿，从而使一审判决成为破坏司法公平公正的帮凶。因此，一审未依法追加交通事故受害人张延庆为本案第三人，违反法定程序。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于承堂辩称，一、上诉人所提被上诉人交纳保费问题，视为已履行了明确说明的告知义务，实际上投保人交纳保费，仅标明其愿意订立保险合同，是对待签合同行为的追认，保险合同对其生效，但不能因此认为投保人认可保险人已经向其履行了保险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因为保险人是否已经向其履行了保险免责的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是事实问题，应当实事求是的认定，如果保险人事实上并未履行该义务，不能仅因为投保人交纳保险费，而推定保险人履行该项义务。二、上诉人所提逃逸行为属于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应当免责，在保险条款特别加粗了该文字，被上诉人认为，明显的提示义务不仅要通过字体、符号等特别标示，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作出标示，还应主动向被保险人出示该条款，并提醒投保人注意到保险条款中存在着行为人违反禁止性规定将导致保险人责任免除的条款，也就是说提示投保人违反禁止性规定与保险人免责之间存在关联性，本案中，经鉴定入保险时的所有签字均非被上诉人所签，谈不上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明显提示的义务，且上诉人也没有就此举证，证实尽了明显的提示义务，三、上诉人所提肇事逃逸被上诉人负全责，本案中，被上诉人逃逸，但是交通事故一旦发生保险赔偿即已经成就，其效力不溯及以后，本案中被上诉人的逃逸行为没有加重受害人的病情，没有增大相关损失，事故责任�定也是合理的，四、关于上诉人所提与受害人调解结案，没有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比如医药费单据等，这次我们将交通事故卷宗全部复印，提交法庭，综上，要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于承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永诚保险章丘支公司支付保险理赔金29万元，2、诉讼费由永诚保险章丘支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于承堂于2014年12月3日向永诚保险章丘支公司投保机动车辆保险一份，保险合同约定，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保险车辆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和财产的直接损毁，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对于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各分项赔偿限额以上的部分，按照本保险合同的规定负责赔偿，保险期限自2014年12月4日0时至2015年12月3日24�。2014年12月18日21时40分许，于承堂驾驶小型轿车在章丘市圣井1号路枣园街道办事处白塔村路口与张延庆驾驶的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章延庆受伤。经章丘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于承堂负该事故的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张延庆提起民事诉讼，经法院主持调解，由于承堂在交强险外赔偿张延庆医疗费7218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620元、二次手术费9000元、义齿修复费33248元、残疾赔偿金121124元、被抚养人生活费32163.48元、误工费（含二次手术误工费）18144元、护理费10094.10元、交通费1000元、鉴定费1300元，以上共计299877.58元，张延庆自愿同意于承堂赔偿29万元，余款放弃。永诚保险章丘支公司对上述事实无异议，但认为于承堂赔偿张延庆系自愿行为，未得到公司的认可。
2014年12月3日，于承堂与永诚保险章丘支公司签订机动车辆保险单，于承堂对商业车险险种告知书中投保人签名一栏“于承堂”的签名提出异议，辨称不是本人所签，经双方选定烟台富运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字迹鉴定，该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送检的标称签单日期“2014年12月03日”《机动车辆保险（2011版）保险单》第二页中“于承堂”签名不是于承堂所写，于承堂予交鉴定费1500元。
一审法院认为，通过双方陈述及其提供的相应证据，于承堂驾驶的鲁A231**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事故对方第三者张延庆受伤、车辆损坏；并经法院主持调解，于承堂在交强险外赔偿张延庆经济损失29万元，事实清楚，法院予以确认。针对双方之间的争议，本案需要解决的焦点问题在于：一、双方之间保险合同关系以及免责条款的效力问题；二、于承堂逃逸行为违反法律禁止性的规定，是否属于免责事由，三、于承堂请求损失的合理性问�。关于焦点一，保险关系及条款的认定。法院认为，首先，永诚保险章丘支公司针对其主张提供的保险单及商业车险险种告知书，保险单没有签字，商业车险险种告知书已经司法鉴定并非于承堂本人签名，该鉴定意见书应作为本案的有效证据予以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司法解释二）第三条规定，“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字或者盖章，而由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本案于承堂已经履行缴纳保险费的义务，应视为其对他人代签字行为的追认，其与永诚保险章丘支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成立。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司法解释二）第九条规定，“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针对本案而言，如上所述，商业车险险种告知书永诚保险章丘支公司未将该风险告知于承堂，永诚保险章丘支公司针对其主张无证据证实其向于承堂履行明确说明的告知义务。故，虽然于承堂弃车离开现场，但本案机动车商业保险条款中关于“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驾驶人�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的约定，对于承堂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永诚保险章丘支公司依法应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在保险金限额内给予理赔。关于焦点二，保险公司的条款属于格式条款，偏向于保护自身利益，且与道路交通法第76条相冲突。逃逸行为与保险公司的理赔并无必要的关联性，而逃逸行为只会加重逃逸者刑事上的处罚，对保险公司本应承担的保险责任并不会造成实质上的加重或减轻。被保险人购买了保险却得不到理赔，受害者也得不到充分的赔偿，基于此保险公司的该免责条款于理于法于情都是不适当的。因此，永诚保险章丘支公司的免责事由不能成立。关于焦点三，于承堂请求相应损失的认定。法院认为，经法院主持调解，于承堂已赔偿张延庆各项经济损失29万元，各项赔偿数额均依据法律规定计算，不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双方之间存在保险合同关系，于承堂驾驶的车辆在保险期间内发生交通事故致使第三者死亡，永诚保险章丘支公司依法应依据保险合同约定给予理赔。依照上述法律规定，以及《保险法》第五条、第十一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五十七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章丘支公司赔付于承堂经济损失29万元。二、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章丘支公司赔付于承堂鉴定费1500元。上述款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650元，由永�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章丘支公司负担。
经审理本院认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二审审理期间，于承堂提交（2015）章民初字第605号民事卷宗材料一宗，证明该案调解及赔偿的过程。
经质证永诚保险章丘支公司认为，对于相关住院治疗病历、费用单据、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费等证据的真实性应由法院核实，对于具体赔偿项目明细及依据的证据均不予认可，对于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可其真实性，但认为于承堂系逃逸行为，于承堂承担全部责任。
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永诚保险章丘支公司是否应当承担理赔责任。一审审理期间，经司法鉴定，永诚保险章丘支公司提交的保险单中投保人处并非于承堂本人签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根据上述规定，永诚保险章丘支公司应当在保险条款中对于免责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永诚保险章丘支公司还应当主动向投保人于承堂出示该条款，并提醒投保人注意，但是由于投保单中投保人处并非于承堂本人签字确认，永诚保险章丘支公�没有提供其他充分证据证实在于承堂投保时已将保险条款交付于承堂并对免责条款尽到了提示义务，不能仅以他人代为投保且于承堂认可该代为投保行为，即认定永诚保险章丘支公司已经对于承堂尽到了相关说明及提示义务，故原审法院认定永诚保险章丘支公司主张的免责条款对于承堂不产生效力正确。于承堂提交了其与交通事故受害方达成的民事调解书以及履行调解款项支付义务的付款凭证、收条等证据，交强险应当理赔的数额以及于承堂事先垫付的款项也均已扣除，原审法院据此判决永诚保险章丘支公司承担理赔责任合法有据，应予维持。综上，永诚保险章丘支公司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650元,由上诉人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章丘支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韩 梅
审判员 宋海东
审判员 高 静
二〇一七年六月一日
书记员 王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