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谷城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625民初1153号
原告：陈某甲。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某。
被告：陈某乙。
被告：某甲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某乙。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某。
被告：某乙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
主要负责人：刘某甲。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甲。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某。
本院于2017年6月26日受理原告陈某甲与被告陈某乙、某甲公司（以下简称某甲公司）某乙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某乙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并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7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某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某，被告某甲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某、某乙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甲、万某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陈某乙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亦未作答辩；本案现已审理完结。庭审中，本院根据原告陈某甲的诉请及其陈述的事实和依据，将初始案由变更为：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
原告陈某甲诉称：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陈某乙、某甲公司赔偿原告的医疗费60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20元、护理费3721元、误工费12557元、残疾赔偿金58776元、交通费410元、鉴定费2000元、后续治疗费2000元，合计80889元（不含被告某甲公司已垫付的医疗费）；被告某乙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责任。2、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7年2月16日，原告陈某甲乘坐登记在被告某甲公司名下的鄂f×××××营运车辆，行至303省道路段时与案外人孙乾非驾驶的大货车相撞，导致原告受伤。嗣后，原告被送往谷城县中医院住院治疗41天，2017年3月30日出院；2017年5月27日，经襄阳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鉴定构成十级伤残。经了解，被告陈某乙为事故车在被告某乙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投保有机动车商业综合险（庭审中，原告陈某甲的陈述中增加了：事故车入有承运人责任险的理由），保险期间为2016年9月7日至2017年9月6日，故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合同期限内，被告某乙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应在保险合同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综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请求依法裁判。庭审中，原告陈某甲当庭增加了一项诉讼请求：820元营养费，故原告陈某甲的诉讼请求第一项总额变更为81709元。经本院征询本案其他当事人的意见，均不要求预留答辩期，故本院将原告当庭增加的诉讼请求合并至原始诉状一并审理。
原告陈某甲为证明所陈述的事实及支持其主张，举出证据如下：
证据一、（1）原告陈某甲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实原告的基本信息及其系适格诉讼主体的身份。（2）谷城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7年3月7日作出的谷公交认字（2017）第4132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一份。该证据载明：2017年2月16日7时30分许，孙乾非驾驶悬挂鄂c×××××号牌大货车由丹江口市六里坪镇至谷城县庙滩镇，行至303省道52km路段，与相对方向王某甲所驾鄂f×××××大型客车相撞，致孙乾非、王某甲及乘坐鄂f×××××大型客车人温某（名单附后）等人受伤，车辆受损。经由现场勘查、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检验鉴定、网上查询等证据证实，孙乾非雾天驾车未保持安全车速，且未注意让行是造成此事故的主要原因；王某甲驾车未注意观察是造成此事故的次要原因。根据事实认定，孙乾非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六条“最高时速不得超过每小时30公里（三）遇雾、雨、雪、沙尘、冰雹，能见度在50米以内时”，第四十八条第（二）项“在有障碍的路段，无障碍的一方先行；但有障碍的一方已驶入障碍路段而无障碍的一方未驶入时，有障碍的一方先行”之规定，负事故的主要责任。王某甲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之规定，负事故的次要责任；温某及乘车人（名单附后）无责任。附伤者（乘车人）名单：潘某、张某丙、占忠祥、徐某、蔡某、陈某甲、係少丽、孙某甲、钟某、周某甲、曾文明、陈某丙、童某、周某乙、陈某丁、陈某戊、阮某、王某乙、毛某、谭园园、王某丙、占罗柱。证实本次交通事故发生的经过及责任划分情况。
证据二、（1）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单一份，该证据载明：某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张某乙。该公司成立日期：2014年7月11日，核准日期：2017年3月3日。经营范围：县内班车客运、城市近郊公交汽车客运。股东名称：蒋某甲、张某乙、陈某乙。股东类型：自然人股东。（2）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一份。该证据载明：号牌号码为鄂f×××××的东风牌大型普通客车的机动车所有人为：某甲公司。使用性质：公交客运。初次登记日期：2011年9月7日。（3）机动车保险单复印件一份。该证据载明：号牌号码为鄂f×××××的东风eq6607ft7城市客车的投保人、行驶证车主均为陈某乙。以上证据证实陈某乙系本案适格诉讼主体。
证据三、（1）谷城县中医院出院诊断证明、出院记录各一份；ct影像诊断报告单、超声检查报告单、彩超心动图检查报告单若干张。该证据载明：陈某甲入院时间：2017年2月16日，出院时间：2017年3月30日，住院天数：41天。经诊断陈某甲的伤情为：中医诊断：骨折病，气滞血淤症。西医诊断：1，左侧第4—6肋骨骨折。2，急性肺损伤。3，左腓骨骨折。4，多处软组织损伤。5，慢性胃炎。6，高尿酸血症。7，脂肪肝。出院医嘱：1，休息3个月，进行适当不负重功能锻炼，伤肢禁止负重及剧烈活动。2，院外继续促进骨折愈合药物治疗。3，每月一次复查x线片，根据骨折愈合情况，经医师阅片许可后行负重活动。4，不适随诊。（2）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七七医院于2017年5月27日出具的门诊收费票据一张，金额为605元；及放射科检查报告单一份。证实原告陈某甲在谷城县中医院出院后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七七医院进行检查所花医疗费用。（3）襄阳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于2017年6月14日作出的襄职附医司法鉴定所（2017）临鉴字第614号法医学鉴定意见书一份，鉴定意见为：1，陈某甲所受损伤，根据《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标准》专项条款：第5.10.3.7款之规定，其目前胸肋部损伤伤残程度构成残疾拾（ⅹ）级。2，建议自受伤之日起，其误工损失日可评定至法医鉴定前一日，护理人数为一人，护理日期为60日，护理期间需加强营养（注：如后期实际误工、护理、营养时限超出该预计，即以实际日期为累计）。3，建议自鉴定之日起，其后期医疗费用（含胸肋部损伤作业疗法费用）约需人民币贰千元。4，如后期伤情恶化（出现其他新发外伤性并发症或后遗症等情节），必要时可待补充资料后按照相关法规行法医学补充或重新鉴定。（4）法医鉴定费发票一张，金额为2000元。证实原告陈某甲住院治疗情况及其伤情已构成伤残等级，且已垫付了法医鉴定费。
证据四、（1）庙滩镇一分利烟酒副食店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一份。该证据载明：经营者为汪某甲的庙滩镇一分利烟酒副食店的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经营场所：谷城县庙滩镇夕照街。组成形式：个人经营。注册日期：2013年6月3日。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2）谷城县庙滩镇夕照街社区居民委员会于2017年4月19日出具的证明一份。其主要内容为：陈某甲与庙滩镇一分利烟酒副食店经营者汪某甲系婆媳关系；现因汪某甲外出务工，该店交由陈某甲经营。以上证据以证实原告陈某甲的实际从业及误工情况。
证据五、交通费票据58张，计款454元。原告陈某甲按每日10元主张410元。证实原告住院期间所产生的交通费。
经庭审质证，被告某甲公司对原告所举第三组证据中的第二项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七七医院所花605元医疗费持有异议；对该组第四项证据申请保留重新鉴定的权利，请求法院给予5个工作日的期间，决定是否申请重新鉴定；同时原告主张的营养费在出院小结和医嘱中均未表明，故有异议；对原告所举第四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持有异议，该组第二项社区证明应有出证人签名，陈某甲应已退休，有养老金，不存在误工。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请法院酌情处理。被告某乙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对原告所举第一组证据不持异议，对原告所举第三组证据中的第二项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七七医院所花605元医疗费持有异议，需要原告作出说明为什么去该院做检查。对法医鉴定意见书的质证意见同被告某甲公司一致。第四组证据不能证明陈某甲与汪某甲系婆媳关系，陈某甲受伤后该店是否就关门了？对第五组证据亦请法院酌定。再则，对于伤残等级，根据新的标准，肋骨应当骨折6根才能构成十级伤残，而原告陈某甲是4根骨折，前期出院的时候只有3根骨折，从骨折根数上本公司认为不符合新标准。
对于被告某甲公司、王某甲、某乙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要求保留5个工作日重新鉴定期间的申请，本院予以准许。
上列被告在本院限定的期间内均未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视为对该项权利的放弃。
庭审后，原告陈某甲依据本院要求提交了：（1）谷城县庙滩镇夕照街社区居民委员会于2017年7月24日出具的证明一份。其主要内容与原告所举第四组证据第二项一致，同时该证明中增添了出证人汪某乙的签名。（2）汪某甲与周某丙（陈某甲之子）的结婚证复印件一份。以上补强证据经本院以通讯告知的方式进行了质证，本案其他当事人的质证意见亦同初始意见。
被告某甲公司辩称：1，原告起诉陈某乙系诉讼主体错误，陈某乙仅为投保人；其应将驾驶人王某甲列为被告。2，本公司在被告某乙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投有承运人责任险，该公司应在限额内承担保险责任。3，原告诉请过高，请求法院依法核减。4，本公司垫付了原告陈某甲的医疗费21777.10元，原告应予返还。
被告某甲公司为证实所辩理由及支持其所述，举出证据如下：
证据一、谷城县中医院住院收费票据、出院诊断证明、出院记录各一份。内容同原告陈某甲所举第三组证据第一项一致，其中住院医疗费票据金额为：21777.10元。
证据二、某甲公司以2017年1月3日为同一天签单日期的六辆客车的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单6份。该组证据载明：被告某甲公司作为被保险人为号牌号码分别为：鄂f×××××，鄂f×××××，鄂f×××××，鄂f×××××，鄂f×××××，鄂f×××××的城市客车在某乙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投保了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签单日期均为2017年1月3日；其中号牌号码为鄂f×××××客车的保险期间自2017年1月11日0时起至2018年1月10日止。每次事故每座人身伤亡最高赔偿限额（含医疗费用）400000元，每车每次事故人身伤亡最高赔偿限额7600000元，保险期间累计赔偿限额7600000元。总核定旅客座位数：19。以证明被保险人在投保上列城市客车的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时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事实。同时要求被告某乙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提供以上同日入保的五辆客车的免责条款。
经庭审质证，原告陈某甲对被告某甲公司所举证据均不持异议，同时对其提交的用药清单进行说明：所有用药都是医院开具的正式发票，且因事故诱发导致。对第二组证据不予质证。被告某乙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认为被告某甲公司所举第一组证据中的所涉大型检查费（ct费，核磁共振），按照80%赔偿，血费等是目录外的，对与本次事故不对症的用药（达喜、阿司匹林、感冒灵等）及中草药治疗脂肪肝的费用应当予以剔除，其他无异议。对于第二组证据由法院决定是否有必要调取。
被告某乙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辩称：（1）1，原告陈某甲起诉本公司属对象错误，主体不适格。无论原告起诉第一、二被告是基于承运合同关系还是侵权关系，都与本公司无任何关系，本公司与原告之间既不是合同关系，也不是侵权人；本公司与第一、二被告之间是保险合同关系。两个关系不属于同一法律范畴，而且两种合同的赔付方式、项目都有所不同。2，本次事故及原告受伤均属实，但是事故发生时原告陈某甲系被保险车辆鄂f×××××客车的乘客，系车上人员；其受伤系与案外人孙乾非驾驶的大货车发生碰撞所致，属对方车辆的第三者身份，且对方在本次事故中负主要责任。按照道交法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原告的损失应当由案外人孙乾非首先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超出部分由孙乾非承担70%的赔偿责任，其余30%的损失由第一、二被告承担赔偿责任后再向本公司索赔，本公司再按照其承保的险种依据合同约定，审查确认无条款约定的免责情形后，再予以赔偿。（2）本公司与被告一、二属保险合同关系，所有的赔付必须依照合同条款的约定履行，本次事故存在太多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赔情形，故本公司依照保险合同条款的约定不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1，结合事故车出险时驾驶员的状况，事发时事故车由王某甲驾驶，其已年满60周岁；按照道交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王某甲的机动车驾驶证应当降级为c证，而c证不具备驾驶大客车、公交车的资质。同时驾驶员王某甲提供虚假证件，本公司实地查勘拍照王某甲是a1驾驶证，驾驶证号为：420625195901263019，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上载明王某甲为a2驾驶证，驾驶证号为：420625195601263019，其驾驶证档案编号为420600034806，在交管网无论输入哪一个驾驶证编号、档案编号进行查询，均无王某甲驾驶证的任何信息，则属于无有效驾驶证和使用假证的情形。再则，王某甲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从业资格证，按照《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第六条的规定，王某甲已年满60周岁，无法取得该证，属无资质驾驶大客车、公交车的驾驶人员。按照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条款责任免除第六条（七）款，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第十七条的规定，被保险人、车辆实际所有人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本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2，按照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条款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第二十三条规定，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应由有关责任方赔偿的，被保险人应行使或保留行使向该责任方请求赔偿的权利。现在第一、二被告并未行使该权利，违反合同条款的约定而导致本案诉讼，损害了本公司的利益，本公司有权不予赔偿。3，本公司有证据证实在签订续保合同时，已向被保险人讲明合同的承保范围、赔付方式、免除责任、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等内容，且将合同正本、合同条款进行了交付，履行了免责条款的明确告知和说明义务，其在投保单上加盖公章予以确认。综上所述，被告一、二存在太多违法情形，违背合同条款约定的情形及不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本公司无法履行合同规定的赔偿责任，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本公司的诉请，其损失由被告一、二自行承担。
被告某乙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为证实所辩理由及支持其所述，举出证据如下：
证据一、事故发生后某乙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现场查勘的王某甲的机动车驾驶证、居民身份证打印件各一份。该证据载明：王某甲出生日期为：1959年1月26日（机动车驾驶证、居民身份证载明的出生时间均一致），初次领证日期为：1976年1月10日，有效起始日期：2010年1月10日，有效期限：10年，准驾车型为a1。
证据二、公安机关关于驾驶证的申某和使用规定第59条条款复印件一份。该条款规定：年龄在60周岁以上的，不得驾驶大型客车、牵引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和有轨电车；持有大型客车、牵引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驾驶证的，应当到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以外的车辆管理所换领准驾车型为小型汽车或者小型自动挡汽车的机动车驾驶证。
证据三、事故车在某乙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对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续保时的投保单及保险单各一份。其中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投保单无填写内容及签字；保险单内容同被告某甲公司所举第三组证据所涉该项内容一致。
经庭审质证，原告陈某甲认为被告某乙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所举第一组证据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该证据来源不明，故对其真实性及合法性持有异议。其所举第二组证据的申某条款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机动车驾驶证和从业资格证属于行政许可颁发，未经撤销、撤回对外仍有公示、公信的效力。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持有异议；对该投保单中加盖的某甲公司的印章时间（2017年1月3日）有异议，同时所附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条款系新格式条款。被告某甲公司对被告某乙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所举第一组证据表示不清楚，本公司持有的王某甲的证件系其当时提供的原件，而被告某乙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提交的则系复印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第二组证据的法规条款不持异议，但是没有完整的表述，后面的条款规定年龄超过60岁没有换证，公安机关可以予以注销，而公安机关并未注销，即为合法有效；被告某乙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提供的条款没有把后续的程序表达出来，本公司认为是不完整的。对于第三组证据本公司申请法院依职权进行调查，本公司在同一时间对六辆客车进行了投保，倘若被告某乙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履行了免责条款告知义务的话，应当是一同告知，结合本公司庭审中提交的光盘录音，可以说明是事故发生后加盖的本公司印章。
对上列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为：本案系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其概念是指承运人在公路上使用运输工具将旅客运送目的地而签订的合同在履行过程中产生的纠纷；该合同的相对人即：某甲公司、陈某甲。原告陈某甲在乘坐被告某甲公司所有的客车过程中遭受人身损害，依法应由该公司担责。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的结果显示：某甲公司系依法注册成立的独立法人，可以独立对外承担民事责任，而被告陈某乙则系该公司的自然人股东之一，其个人不应作为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案外人王某甲系被告某甲公司的客车驾驶员，其履职行为的后果应由该公司承担，其不应作为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的相对方被追加为本案当事人。原告陈某甲在谷城县中医院所花医疗费系因交通事故导致其受伤而接受治疗所产生，该院诊断证明中对陈某甲伤、病情虽有：慢性胃炎、高尿酸血症、脂肪肝的表述，但本次事故则系以上部分病种发作的诱因，且被告某乙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并未提交原告陈某甲有用于非治疗性用药的相关证据，故对陈某甲在谷城县中医院所花医疗费本院予以采信；原告陈某甲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七七医院所花605元医疗费系其在谷城县中医院出院后因检查本次事故造成的伤势及恢复状况所花，主观上并不具有扩大损失的故意，而为合理支出，本院予以认定。有关原告陈某甲的从业情况，因庙滩镇一分利烟酒副食店的经营者为汪某甲，虽原告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其与汪某甲系婆媳关系，但不能证实其与儿、媳共同居住、财产共有，则该烟酒副食店的经营者不能等同于陈某甲，故其主张的误工费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为查明案件事实，庭审后本院依职权向某乙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下属的谷城支公司副经理蒋某乙（事故车投保的经办人）进行了调查。蒋某乙陈述：某甲公司在2015年购买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时，永安财保公司已对其履行了告知义务，且已加盖印章，后来续保都是口头告知过；2017年的续保系由某甲公司打电话后本公司就直接在电脑上出单，也盖的有印章，经办人是陈某乙，他拿的印章交的保费。本院限定某乙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于三日内提交另五辆同日签单入保客车的投保单，2017年8月16日，被告某乙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甲向本院提交了六份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投保单原件，经审查，以上投保单均系空白而无填写内容及无某甲公司经办人签名，但某乙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否认没有向某甲公司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上述认定事实，本院均已制作调查、询问笔录，并由蒋某乙、张某甲签名确认。
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依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一、2017年2月16日，孙乾非（案外人）驾驶悬挂鄂c×××××号牌大货车由丹江口市六里坪镇至谷城县庙滩镇，当日7时30分许，行至303省道52km路段，与相对方向王某甲（案外人）所驾鄂f×××××大型客车相撞，致孙乾非、王某甲及乘坐鄂f×××××大型客车人温某（伤者名单附后，其中有原告陈某甲）等人受伤，车辆受损。谷城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7年3月7日作出谷公交认字（2017）第4132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经由现场勘查、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检验鉴定、网上查询等证据证实，孙乾非雾天驾车未保持安全车速，且未注意让行是造成此事故的主要原因；王某甲驾车未注意观察是造成此事故的次要原因。根据事实认定，孙乾非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六条“最高时速不得超过每小时30公里（三）遇雾、雨、雪、沙尘、冰雹，能见度在50米以内时”，第四十八条第（二）项“在有障碍的路段，无障碍的一方先行；但有障碍的一方已驶入障碍路段而无障碍的一方未驶入时，有障碍的一方先行”之规定，负事故的主要责任。王某甲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之规定，负事故的次要责任；温某及乘车人（名单附后）无责任。附伤者（乘车人）名单：潘某、张某丙、占忠祥、徐某、蔡某、陈某甲、係少丽、孙某甲、钟某、周某甲、曾文明、陈某丙、童某、周某乙、陈某丁、陈某戊、阮某、王某乙、毛某、谭园园、王某丙、占罗柱。嗣后，原告陈某甲被送往谷城县中医院住院治疗41天（2017年2月16日至2017年3月30日），花医疗费21777.10元（系被告某甲公司垫付）。经诊断其伤情为：中医诊断：骨折病，气滞血淤症。西医诊断：1，左侧第4—6肋骨骨折。2，急性肺损伤。3，左腓骨骨折。4，多处软组织损伤。5，慢性胃炎。6，高尿酸血症。7，脂肪肝。出院医嘱：1，休息3个月，进行适当不负重功能锻炼，伤肢禁止负重及剧烈活动。2，院外继续促进骨折愈合药物治疗。3，每月一次复查x线片，根据骨折愈合情况，经医师阅片许可后行负重活动。4，不适随诊。原告陈某甲出院后于2017年5月27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七七医院进行检查花医疗费605元。2017年6月14日，襄阳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作出襄职附医司法鉴定所（2017）临鉴字第614号法医学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陈某甲所受损伤，根据《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标准》专项条款：第5.10.3.7款之规定，其目前胸肋部损伤伤残程度构成残疾拾（ⅹ）级。2，建议自受伤之日起，其误工损失日可评定至法医鉴定前一日，护理人数为一人，护理日期为60日，护理期间需加强营养（注：如后期实际误工、护理、营养时限超出该预计，即以实际日期为累计）。3，建议自鉴定之日起，其后期医疗费用（含胸肋部损伤作业疗法费用）约需人民币贰千元。4，如后期伤情恶化（出现其他新发外伤性并发症或后遗症等情节），必要时可待补充资料后按照相关法规行法医学补充或重新鉴定。原告陈某甲垫付法医鉴定费2000元。
二、被告某甲公司系号牌号码为鄂f×××××客车的车辆所有人，该车的机动车行驶证注册日期为2011年9月7日，发证日期为2016年7月11日；检验有效期至2017年9月。事故车具备上路行驶条件。王某甲（案外人）系被告某甲公司的客车驾驶员，其出生日期为：1956年1月26日，初次领取机动车驾驶证日期为：1976年1月10日，有效起始日期：2010年1月10日，有效期限：10年，准驾车型为a2。其机动车驾驶证当前状态为：逾期未审验。王某甲（案外人）的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载明：其出生日期为：1959年1月26日。从业资格：经营性道路旅客运输驾驶员。初次领证日期：2006年9月30日，有效起始日期：2016年12月26日，有效期限：2018年1月26日。诚信考核：每年1月26日。
三、被告某甲公司作为被保险人为号牌号码为鄂f×××××的东风eq6607pt7城市客车在被告某乙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投保了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保险期间自2017年1月11日0时起至2018年1月10日止。每次事故每座人身伤亡最高赔偿限额（含医疗费用）400000元，每车每次事故人身伤亡最高赔偿限额7600000元，保险期间累计赔偿限额7600000元。总核定旅客座位数：19。该保险单签单日期为2017年1月3日。
本院认为：本案系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而公路旅客运输的概念是指承运人在公路上使用汽车和其他运输工具从事旅客运输的行为，也称城乡道路运输，不包括城镇内公共汽车的运输；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则是指承运人在公路上使用运输工具将旅客运送目的地而签订的合同在履行过程中产生的纠纷。旅客运输合同不同于其他合同，旅客在接受运输服务的同时也将自身身体处于机动车的内部，此时旅客的人身安全主要在承运人的操控范围内，因此承运人除负有合同约定的主要给付义务之外，还有确保安全送达旅客的义务，这是旅客运输方式所决定的必然结果。“安全送达义务”直接源于合同，具有合同性，因此是承运人必须遵守的法定合同义务，若旅客在旅途中遭受伤亡，可要求承运人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虽案外人孙乾非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承担主要责任，王某甲承担次要责任，但基于原告陈某甲乘坐被告某甲公司所有的事故车导致发生人身损害，双方之间暨已形成旅客运输合同关系，故被告某甲公司作为承运人应对原告的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而在本案中并不考虑其他责任人的担责情形；同时被告某甲公司与被告某乙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之间形成的保险合同关系则属另案处理范畴，而原告陈某甲与被告某乙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并无任何合同关系，故被告某乙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在本案中对原告陈某甲的损害后果不承担赔偿责任；再则，原告陈某甲系该事故客车的本车人员，故该事故客车所投保的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及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均不适用。原告陈某甲因此起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损失为：1、医疗费22382.10元（21777.10元＋605元）。2、残疾赔偿金比照2017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为52894.80元（29386元／年×10％×18年）。3、住院伙食补助费820元（20元／天×41天）。4、护理费比照2017年度居民服务业，修理及其它服务业标准计算为：3670.73元（89.53元／天×41天）。5、法医鉴定费2000元。6、交通费410元。原告陈某甲主张的后期医疗费用（含胸肋部损伤作业疗法费用）因尚未实际发生，且不能确定为后期必须发生的费用，该数额处于预估状态，倘若在本案中判赔则不能彰显法律的严谨性及公正性，其可待实际发生后另行主张权利，本案中不予处理；其主张的误工费，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原告陈某甲的年龄已超过60周岁，超过我国现行有关女性退休年龄的规定起点，且未能举证其从事其他职业收入减损的得力证据，而不能印证其实际减少的收入情况，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该项诉请依法不能成立。综上，原告陈某甲的各项损失合计为82177.63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二百九十条、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三百零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陈某甲的各项经济损失82177.63元，扣减被告某甲公司已垫付的医疗费21777.10元后为60400.53元，由被告某甲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
二、驳回原告陈某甲要求被告陈某乙、某乙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
三、驳回原告陈某甲的其它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09元，由被告某甲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提交上诉状时应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609元，款汇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农行万山支行。账号17×××56。上诉人也可以将上诉案件受理费交至本院或直接到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交费）。上诉人在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刘峰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五日
书记员 杨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