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四中民（商）终字第0024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17号。
负责人冯贤国，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浩，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风驰达快递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路8号。
法定代表人李炳镯，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尹续征，男，1970年1月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康爱军，北京市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北京公司）与被上诉人北京风驰达快递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风驰达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北京铁路运输法院曾于2014年9月19日作出（2014）京铁民（商）初字第741号民事判决，此后人保北京公司提出上诉。经审理，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做出（2014）京铁中民（商）终字第169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北京铁路运输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并做出（2015）京铁民（商）初字第60号民事判决。人保北京公司对该判决不服，再次提起上诉。本院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人保北京公司之委托代理人张浩、施佳佳，风驰达公司之委托代理人尹续征、康爱军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人保北京公司诉称：2013年4月6日，我公司承保北京创新通恒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新公司）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约定保险货物项目为医疗服务器11箱，保险金额人民币200000元，启运时间为2013年4月7日，运单号为：700012747，运输工具为冀JB×××，自北京运往浙江仙琚县。保单约定附加绝对免赔为保额的0.5%。上述货物运达目的地后，收货人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仙琚制药）发现丢失货物一件。后经被保险人创新公司及承运人风驰达公司确认，丢失1000毫升泵一件，货物价值80000元。随后创新公司向我公司提出索赔。我公司在对创新公司进行赔付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我公司已经依法实际取得向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案中风驰达公司在运输过程中将被保险人创新公司的货物丢失造成损失，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我公司在对被保险人创新公司进行赔偿后，有权向最终责任人即风驰达公司进行追偿。综上，请求法院判令风驰达公司赔偿我公司经济损失79000元。
风驰达公司辩称：我公司不认可人保北京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关于保险合同。1、我公司与人保北京公司之间存在保险合同关系，我公司是货物运输险实际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为降低业务风险，我公司向人保北京公司咨询投保事宜，其工作人员刘×向我公司推荐货物运输险，并向我公司交付保险合同文本。投保时，我公司按照刘×要求在投保人一栏填写了我公司名称及其他信息，并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刘×。在合同中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有我公司的身份信息。2、在合同关系中，人保北京公司始终未向我公司提供任何条款，也未告知条款内容，保险单所附英文条款是海洋货物运输保险。人保北京公司提出在本案中有权代位求偿，却没有相关合同条款依据，我公司认为双方之间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3、人保北京公司提出依据保险法规定进行代位求偿，我公司认为保险法第六十条规定的第三者是指保险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者，我公司在保险合同中具有被保险人和投保人身份，不属于代位求偿的范围。4、人保北京公司在明知我公司投保目的情况下向我公司介绍本款保险，但事故发生后又向我公司追偿，其收取保险费又通过代位求偿权追索赔偿，致使我公司无法达到投保时规避风险的目的。订立合同时人保北京公司并未告知我公司其可以向我公司追偿，是不诚信的欺诈行为。二、关于运输合同。1、本案货物运输是由北京永盈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盈公司）承运，永盈公司是货物丢失的最终责任人，人保北京公司行使求偿权应针对永盈公司；2、按照邮政法规定，快递货物丢失应适用风驰达快递条款的规定。该条款第四条第二款约定：因第二承运人的失误造成货物丢失的，承运人不负赔偿责任；第六条规定：发件时应确定货物价值，按1%收取保价费，我公司是按60000元价值收取了600元保价费，如我公司是实际承运人，我公司也只是按照丢失货物在总货物中的价值比例赔偿。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3月5日，创新公司与仙琚制药签订工业化制备色谱系统销售合同。合同约定：需方仙琚制药购买供方创新公司生产的工业化制备色谱系统一套，包含价值36万元的系统硬件和价值24万元的色谱工作站软件各一套；总价款60万元中含17%增值税、运输费。
2013年4月6日，创新公司与风驰达公司签订货物运输合同（运单号为700012747），运单载明：创新公司交寄货物11件，收件人为仙琚制药；货物由北京通州发往浙江省台州市仙琚县；货物保价费600元，保价金额20万元整。同日，风驰达公司与永盈公司签订货物承运合同，约定由永盈公司将创新公司的11件货物运往浙江仙琚县，运单载明货物名称为“仪器”。
2013年4月7日，风驰达公司填写了事先由北京嘉和丰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和公司）提供的人保北京公司货物运输保险投保单电子版样本，并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送给嘉和公司职员刘×。风驰达公司向刘×发送的投保单显示：投保险别为“综合险”，投保货物为医疗服务器，数量11箱，保险金额20万元，货物自北京运往浙江仙琚县，运输工具为汽运，承运汽车牌照为冀JB×××，起运日期2013年4月7日；投保单第一行以中文注明的“被保险人”栏填写内容为“北京创新通恒科技有限公司”；第二行以英文注明的“INSURED”栏填写的内容为“北京风驰达快递服务有限公司”，字号显著大于投保单中其他文字。经查，嘉和公司系经人保北京公司授权的保险兼业代理公司，嘉和公司提供给风驰达公司的货物运输保险投保单电子版样本上，每一待填写项目除中文提示外，均附随相应的英文提示。
收到投保单后，嘉和公司出具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货物运输保险保险单（保单号次×××），保单记载下列信息：1、承保险别栏印有“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条款（综合险）2009版”字样；2、保单“被保险人”栏为“北京创新通恒科技有限公司”，“INSURED”栏为空白；3、保险货物名称、数量、保险金额、起运日期、运输起点和终点、装载运输工具车牌照等信息与投保单一致；4、附加绝对免赔为保额的0.5%；5、保单背面附保险条款一份，以全英文印制，条款名称为“PICCPROPERTYANDCASUALTYCOMPANYLIMITEDOCEANMARINECARGOCLAUSES（2009）”。经双方当事人确认，该保单背后所附条款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洋货物运输保险条款（2009版）。另查明，该保单出单日期倒签至2013年4月6日。出单后，人保北京公司出具货物运输险的保险业专用发票，发票载明付款人为风驰达公司，保费为200元。
2013年4月25日，创新公司出具情况说明，载明其委托风驰达公司运输的11箱货物，在运输的过程中丢失价值8万元的1000毫升泵一台。风驰达公司对此情况予以认可，并通过电子邮件形式与人保北京公司联系索赔事宜。人保北京公司经审核后，于2013年5月22日向创新公司赔付保险金79000元，并与创新公司签订权益转让书。权益转让书约定人保北京公司赔付完毕后，创新公司向第三者风驰达公司的索赔权即自动转让给人保北京公司，并由创新公司保证协助保险人向第三者追偿损失。2014年9月3日，人保北京公司以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诉于本院，要求在向创新公司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风驰达公司请求赔偿的权利。
一审原审案件在立案后，风驰达公司为还原本案所涉保险投保过程，证明自身是实际被保险人，于2014年9月9日拨打嘉和公司职员刘×电话，同步录制视频与音频各一段。视频与音频记载的通话内容主要为：第一，风驰达公司询问投保时其是否能够成为被保险人，刘×表示被保险人不能是物流公司；第二，风驰达公司询问物流公司是否允许上保险，刘×表示不允许做被保险人，可以当投保人；第三，风驰达公司询问为何不能做被保险人，刘×表示物流公司只是运输货物，被保险人一般是拥有货物的人；第四，风驰达公司希望成为被保险人，物流公司不允许做被保险人是否有相应规定，刘×表示如果物流公司是被保险人，保险公司审核时无法通过。经法院核实，刘×认可该视频与音频中记录的电话通话的真实性。
原审法院另查明：1、人保北京公司于庭审中提交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条款（2009版），并主张本案所涉保险合同应当适用该条款，该条款第十三条载明：货物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如果根据法律规定或者有关约定，应当由承运人或者其他第三者负责赔偿部分或者全部的，被保险人应当首先向承运人或者其他第三者索赔。如果被保险人提出要求，保险人也可以先予赔偿，但被保险人应签发权益转让书给保险人，并协助保险人向责任方追偿。
2、嘉和公司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代理险种包括：健康险、意外伤害险（不含航空意外险）、货物运输保险、家庭财产保险、企业财产保险。其代理范围不包含与物流运输相关的责任险险种。
3、风驰达公司自2012年起开始在人保北京公司办理保险业务，投保险种均为货物运输保险。在本次事故发生之前，风驰达公司未发生过其他因货物运输导致的保险事故。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人保北京公司与风驰达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根据本案审理情况，本院认为人保北京公司向风驰达公司行使保险人代位求偿权应当结合以下三点情况予以综合考虑：
第一，风驰达公司作为专门从事运输服务企业，其在经营过程中所承担的风险主要来自运输过程中对托运人可能承担的赔偿责任。嘉和公司作为保险代理公司，应当明知投保人风驰达公司需要投保以该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责任险产品，但却未向风驰达公司告知其自身基于代理权限所限，不能提供责任险产品，也未告知风驰达公司可以直接向人保北京公司投保责任险以分担运输风险，而是为达成交易直接向风驰达公司提供了仅能分担托运人风险的货物运输险投保单样本，其行为有违交易诚信。
第二，风驰达公司与嘉和公司刘×的通话录音虽为事后录制，但经刘×认可后，对风驰达公司投保过程仍具有一定的证明作用。风驰达公司在收到货物运输险投保单样本后，表达了意欲成为被保险人的意愿，但刘×则反复强调物流公司不能做被保险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并未禁止特定商事主体成为被保险人，人保北京公司亦有分担货物运输企业风险、允许风驰达公司成为被保险人的保险产品。但嘉和公司在仅提供货物运输险供风驰达公司投保的前提下，运用这一特定保险产品对被保险人范围进行限定，有违交易公平。
第三，嘉和公司提供的投保单样本上，每一待填写项目除中文提示外均附随相应英文提示，结合这一特点以及英文“INSURED”一词的中文含义，普通投保人将投保单上英文“INSURED”一词理解为“被保险人”并无不当。风驰达公司在投保单中文“被保险人”栏和英文“INSURED”栏填写了不同内容，且“INSURED”栏中“北京风驰达快递服务有限公司”的字体明显大于投保单上的其他文字。嘉和公司在收到投保单后，发现投保单上出现被保险人栏在中英文标注下的填写不能一致、足以影响保险合同主要权利义务关系时，不经询问投保人而直接出具保留创新公司作为唯一被保险人的保险单，该行为直接导致双方当事人对被保险人相关问题产生争议，其出单行为明显不当。
第四，风驰达公司作为投保人，通常可通过两种途径知悉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利：一是通过对我国保险法中有关保险人代位求偿权制度的了解，二是通过保险人对本案所涉保险条款第十三条的说明。本院认为，投保人在投保时通常关心的问题是：保险人能否分担被保险人的风险，我们无法要求相对缺乏保险专业知识的投保人在投保时即对保险人代位求偿制度有着充分的理解与认识。因此，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对投保人履行保险格式条款的说明义务显得尤为重要。在本案中，人保北京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向投保人风驰达公司交付过保险条款，而保单背面所载内容为英文版海洋货物运输保险条款，与本案保险合同明显不符。因此本院认为，因人保北京公司未能依照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履行对保险合同格式条款的说明义务，直接影响了投保人对保险人在特定条件下能够直接向其追偿的认识，人保北京公司及嘉和公司在缔约过程中存在过错。
嘉和公司作为人保北京公司授权的保险兼业代理公司，其以人保北京公司名义从事代理行为产生的法律效果应由被代理人承担。人保北京公司在存在上述过错基础上针对风驰达公司进行的追偿有违诚信原则，故本院对人保北京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5年6月判决：驳回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判决后，人保北京公司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风驰达公司赔偿其经济损失79000元。其上诉理由为：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在涉案保单投保和承保过程中，我公司以及代理人提供了保单条款并对条款尽到了提示和说明义务。根据嘉和公司业务人员刘×的证言，在投保前的磋商阶段，嘉和公司的领导向风驰达公司讲解了货物运输保险业务的基本情况，并且提供了货物运输保险条款，说明保险责任、责任免除、承保条件等内容。在涉案保单投保过程中，刘×通过电子邮件形式向风驰达公司发送过投保单空白文本，要求其填写相关内容后盖章提供给保险代理公司留存，但风驰达公司并未提供盖章的投保单。在风驰达公司表达了意欲成为被保险人的愿望后，刘×结合法律规定明确表示只有货物所有权人才可以成为被保险人，被上诉人不能成为被保险人，并且签发了被保险人为创新公司的货物运输保险单，列明了承保险别。而风驰达公司在收到保单后，以及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作为创新公司代理人向我公司索赔阶段，对此均未提出异议。只是在上诉人向其提起保险人代位求偿权诉讼中才提出异议。以上事实说明，保险合同形成的过程中，我公司以及代理人均履行了保险法规定的提示、说明义务。从保险单的内容上看，明确承认了被保险人为创新公司，被保险货物的名称、数量、规格以及保险金额，启运日期、装载运输工具运输路线以及承保险别综合险等重要信息。而一审判决对此只字未提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对于保险单背面英文保险条款的问题。我公司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保险合同中非格式条款与格式条款不一致的，以非格式条款为准。本案中保单背面的保险条款事先印制的格式条款，而《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条款（综合险）2009版》是根据本次业务情况选定的保险条款，系非格式条款，故应当以《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条款（综合险）2009版》的内容作为本案货物运输保险单的组成部分适用于本案。其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自相矛盾。一审判决认定我公司以及代理人嘉和公司在保险合同成立前的行为有违交易诚信、有违交易公平、签发保单行为明显不当，在缔约过程中存在过错，由此导致了风驰达公司领取违背其真实意愿的货物运输保险单，但是究竟何为风驰达公司真实意愿，法院进一步认定风驰达公司作为专门从事运输服务企业，其在经营过程中所承担的风险主要来自运输过程中对托运人可能承担的赔偿责任，凡与此违背的均不符合风驰达公司的真实意愿。按照一审判决的逻辑，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本案保险单应当属于可变更或者可撤销的合同，但是一审法院却认定该保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如此一来，到底合同内容、合同效力究竟如何，法院岂不是自相矛盾？我公司认为，风弛达公司作为投保人投保货物运输保险的真实目的无非两个。一方面是作为承揽业务的一种营销手段。创新公司作为货物所有权人和托运人，在与物流运输商的博弈中无疑占有明显优势，其基本要求是保证货物安全、完整、及时的运输到目的地并尽可能降低物流成本，减少交易环节。作为承运人，风弛达在承揽业务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照顾甚至迎合托运人的利益和要求，特别是办理与运输活动密切相关的货物运输保险中，其承诺为货物所有权人或者托运人自费办理保险，免除货方的后顾之忧不失为一种简便可行的营销手段。而货物所有权人或者托运人将会支付承运人运费，只要双方协商一致，承运人支出的保险费作为成本的一部分，会随着运费的实现而抵销，何况一旦形成常年运输合同，承运人的付出相比较收益，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承运人为托运人投保应当视为运输行业一种交易惯例，从风驰达公司多年来的实践可以印证上述行为。另一方面，风弛达公司投保的目的，不是为转移风险，而是规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之规定，本案中，一旦出现货物损失，风弛达依据运输协议应当向托运人承担违约责任。这是运输合同法律关系中承运人的主要责任和义务，风弛达公司为了规避其责任，投保保险。按照一审判决的认定，承运人作为投保人的案件，一旦出现保险事故，造成经济损失，被保险人由于获得保险赔偿而不能向承运人主张违约责任，而保险人在履行赔偿责任后，亦不能向承运人主张赔偿责任。如此一来，被保险的货物始终处于承运人的管理之下，如何对其监督？如何保障被保险人利益？我公司认为，这会进一步加大道德风险以及合同权利义务的严重失衡。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有误。首先，风弛达公司以自己的名义作为投保人投保货物运输保险，不影响保险合同的正常履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规定，财产保险中，不同投保人就同一保险标的分别投保，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在其保险利益范围内依据保险合同主张保险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保险利益的原理，我公司认为，保险利益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财产保险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基于对保险标的的不同保险利益实施投保行为，为扩大保险保障范围，更好地发挥保险补偿机制的作用，保险人在进行初步的审查后，在不违反法律的规定的前提下应当接受。何况在交易数量与日俱增的状况下，作为一种市场行为无法要求保险人象行政机关或者司法机关一样对当事人的身份和文件进行审查。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本案中，风弛达公司虽然是投保人，但被保险人是创新公司。因此，本案所涉保险合同并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其次，一审判决违反保险代位追偿的一般原理。保险代位追偿的性质是一种法定的债权转移，即将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转移给保险人并配合保险人追偿的制度。依据保险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在保险公司履行了保险合同规定的保险金赔偿责任后，依法在赔偿范围内享有对造成损失负有责任的第三方代位追偿的权利。本案中，我公司已经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对被保险人进行了赔偿，被保险人签署了《权益转让书》，表明被保险人并未放弃向风弛达公司的索赔权利。因此，我公司在此范围内依法享有向风弛达的追偿权。第三，法律以及司法实践和理论均未禁止向投保人行使追偿权。由于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司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其中主流观点为依据我国保险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对追偿第三者的限制仅为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其组成人员，此外，被保险人之外的主体均为第三者。因此，除非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为同一主体或者为前述限制人员，否则，投保人应属于第六十条规定的第三者。应当说，在司法实务中，投保人与被保险人非为同一主体的情形下，投保人为被保险人投保确会基于一定的原因，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具有一定的利益关系，但这不能否定由于投保人的原因致保险标的损害、引发保险事故的情形下，保险人可以向其行使代位求偿权。否则会导致作为致害人的第三者可以据此免除赔偿责任，有违保险代位求偿权制度制裁责任者的立法目的。实际上，在其他法院制定的司法意见中也有相类似的规定。三，一审法院超越审判权限，忽略争议焦点审理案件。虽然目前涉及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不够系统和完善，但是在审判实践中，各地方法院逐渐摸索并形成了一些原则，即保险人代位求偿权案件应当围绕下列要点审理：保险人是否享有追偿权、追偿行为是否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这一点已经逐渐被法院所接受，但是对于所涉保险合同的效力以及履行问题，尚存在争议，一些法院认为在追偿案件中对保险合同原则上不予涉及。有些法院认为对追偿所依据的保险合同是否合法有效、保险事故是否属于保险责任、保险人是否已经实际履行保险赔偿责任、保险人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越了保险赔偿范围等问题仅应进行形式审查。如果当事人对此存在实质争议，可释明依据民事诉讼法关于第三人诉讼的原则另案处理。本案中，一审法院完全抛开保险追偿的焦点问题，甚至不理会保险合同的履行问题，只针对保险合同的成立过程中保险人甚至代理人行为的合法性、有效性和关联性进行详细审理，并单方采信风驰达公司的陈述和意见，以此作为抗辩我公司诉讼请求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经我公司多次提醒仍然一意孤行，完全偏离了本案诉争焦点。一审法院进而认为我公司在保险合同的其他行为不诚信、不公平明显不当和存在缔约过失责任，不仅缺乏事实根据，更是超越了民事诉讼法赋予法院和法官的对于本案案由的审判权限，有损于法律公正性。综上所述，我公司认为，历史的车轮不能倒转，倒行逆施必将为法律所不容。我公司已经履行了保险理赔义务，进而从创新公司处获得追偿权利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而法院以保险合同成立中的原由剥夺了我公司的权利，完全没有法律依据，属于主观臆断。另外，本案原审经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以事实不清为由发回重审，一审法院在重组合议庭后不吸取经验教训，仍然按照原有思路做出与原审判决大体相同的判决，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属于故意违反法律的枉法裁判行为，必将为法律所不容。
经询，风驰达公司表示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人保北京公司的上诉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审理期间，人保北京公司对于风驰达公司提交的投保单的内容提出质疑，称其内部留存的投保单中“INSURED”栏为空白，并未填写任何内容。经本院核实，一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将投保单作为证据向法院提交，但双方提交的投保单形式上不完全一致。人保北京公司称该公司留存的投保单为扫描件，其中“INSURED”栏为空白；而风驰达公司提交的投保单为打印件，其中“INSURED”栏填写了风驰达公司的全称，且字号显著大于投保单中其他文字。经询，双方当事人均确认当时系风驰达公司通过电子邮件方式投保，具体由嘉和公司职员刘×经办，风驰达公司的电子邮件亦发送给刘×。经原审法院向刘×核实，刘×表示其当时使用的邮箱现登陆后无法显示风驰达公司投保邮件。风驰达公司在一审期间当庭打开其投保的电子邮箱并调取当时发送的原始邮件，显示的内容与其向法庭提交的打印件一致。诉讼中人保北京公司未能提交其他证据对风驰达公司所出示的投保单进行合理反驳。
上述事实，有工业化制备色谱系统销售合同、风驰达公司运单、永盈公司货物运单、人保北京公司货物运输险空白投保单样本、风驰达公司提供的投保单电子邮件、保险单、风驰达公司出具的丢失说明、创新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出险后人保北京公司与风驰达公司往来电子邮件、出险通知书、权益转让书、保险赔款凭证、人保北京公司提供的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条款（2009版）、风驰达公司与刘×的通话视频与音频，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为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根据现有证据，人保北京公司已经依据保险合同向被保险人创新公司赔偿79000元为两造不争之事实。针对人保北京公司的诉讼请求，风驰达公司在本案中的抗辩事由实际上可以归纳为两点：一、依据保险合同其属于代位求偿免责对象，故不应承担本案赔偿责任；二、在第一点抗辩事由不成立的前提下，依据货物运输合同其可以不承担赔偿责任或者仅承担部分赔偿责任。鉴于风驰达公司上述两项抗辩事由逻辑上属于递进关系，故本院认为有必要先就其抗辩事由一进行分析论述，只有在抗辩事由一不成立的情况下才有必要审查抗辩事由二。事实上原审法院亦仅就风驰达公司抗辩事由一进行了审查，并在此基础上驳回了人保北京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作出后，人保北京公司上诉意见中提出原审法院忽略了本案争议焦点，偏离了审理方向，其主要意见在于本案作为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应仅围绕保险人是否具有追偿权以及追偿行为是否具有相应依据进行审查，至于保险合同的效力以及履行问题则不应属于本案审查范围。就此本院认为，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是保险人履行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义务后，依据被保险人与对造成损失负有赔偿义务的第三者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向该第三者提出追偿请求的诉讼，因此根据合同相对性理论，原则上该第三者不得对保险合同的效力及履行事项提出质疑。但是，上述原则不能完全排除该第三者依据保险合同提出抗辩的权利，譬如在保险合同中约定保险人针对特定对象放弃代位求偿权的情况下，该第三者当然可以援引相应条款提出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抗辩。具体到本案中，风驰达公司作为保险合同的投保人，实质参与了保险合同的订立过程，现其主张投保目的就是规避经营风险保障自身利益，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依据保险合同人保北京公司不得向其主张赔偿，该理由能否成立尚需进一步讨论，但人保北京公司主张对风驰达公司该抗辩事由无需审查当然应予驳斥的诉讼意见为本院所不取。在本院看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院是否应当对风驰达公司主张的抗辩事由一进行审查，而在于该抗辩事由是否成立，是否足以对抗人保北京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人保北京公司问心无愧，自不惮于作为投保人的风驰达公司基于保险合同提出的抗辩意见。至于人保北京公司上诉期间提出所谓“历史的车轮不能倒转，倒行逆施必将为法律所不容”云云，纯为意气发泄，实不值一哂。
回到本案，就风驰达公司抗辩事由一，即其属于保险人代位求偿免责对象故不应承担本案赔偿责任，本院形成以下意见：
风驰达公司系本案所涉保险合同的投保人，但并非该合同的被保险人，因此人保北京公司依法可以向风驰达公司提出追偿请求。本院注意到，诉讼中风驰达公司对于合同订立过程展开充分陈述，并据此主张其亦属于涉案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对于合同订立过程的事实认定以及相应法律后果，本院稍后论述，但无论如何，涉案保险单中记载的被保险人系创新公司已经成为既定的事实，且人保北京公司已经向创新公司进行理赔。况且，我国保险法规定，财产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本案所涉保险合同性质上属于货物损失险，而风驰达公司作为货物承运人，其并非货物所有权人（排除运输自有货物之情形），因此其对于所承运的货物只能具有责任险相关的保险利益，不可能具有货物损失险相关的保险利益，不能在实质上享有涉案保险合同被保险人的权利义务。基于以上分析，本院对于风驰达公司主张其属于涉案保险合同被保险人的诉讼意见不予采信。
但是，风驰达公司并非涉案合同的被保险人，并不意味着人保北京公司对其提出的追偿请求当然可以成立。如上所述，诉讼中风驰达公司对于涉案保险合同的订立过程展开了充分陈述，相应陈述意见在本案中并非没有意义。本院注意到，涉案保险合同系人保北京公司授权的保险兼业代理公司嘉和公司以人保北京公司名义与风驰达公司所签订，作为被代理人，人保北京公司对于代理人嘉和公司的具体代理行为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诉讼中风驰达公司提交的音像证据显示，其在投保前已经向嘉和公司业务员刘×表达了欲成为被保险人的意思表示，而刘×回复风驰达公司其并非货物所有权人，不能成为被保险人。更进一步，诉讼中风驰达公司提交的投保单显示，“INSURED”栏填写了风驰达公司的全称，且字号显著大于投保单中其他文字，而人保北京公司提交的投保单则隐匿了“INSURED”栏相应内容。经原审法院仔细核实，双方当事人均确认当时系风驰达公司通过电子邮件方式投保，具体由嘉和公司职员刘×经办，风驰达公司的电子邮件亦发送给刘×。风驰达公司在一审期间当庭打开其投保的电子邮箱并调取当时发送的原始邮件，显示的内容与其向法庭提交证据一致，而人保北京公司则无法同样展示刘×收件邮箱的原始内容，其除自行留存的投保单扫描件外，无法提交其他证据对风驰达公司提交的投保单进行合理反驳，因此本院认为风驰达公司提交的投保单的证明效力大于人保北京公司提交投保单的证明效力。而且，上述两份证据材料相对比，还可以证明投保时人保北京公司明确知晓了风驰达公司欲成为被保险人的意思表示，否则其没有必要对“INSURED”栏做隐匿处理。本院认为，人保北京公司作为专业的保险从业机构，其在承揽业务前应明晰投保人的投保目的并有针对性地向投保人、被保险人提示并说明保险合同的主要条款，上述事项不仅仅是保险公司应遵循的商业道德，更是保险公司应当依法履行的法定职责。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即清晰体现了保险公司上述法定职责。本案中，人保北京公司未向风驰达公司交付保险条款的过错暂且不论（涉案保险单所附保险条款与本案全然无关），其在承保前至少应当明确投保人风驰达公司的投保目的，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业务。诉讼中人保北京公司称风驰达公司投保目的有两个，一是作为承揽业务的营销手段，二是规避责任而非转移风险，完全属于其自说自话而不能与本案证据形成呼应，且退一步说即便风驰达公司投保目的确系如人保北京公司所述，那么在人保北京公司承担了保险赔偿责任后又向风驰达公司主张代位求偿权的情况下，所谓风驰达公司规避责任又从何体现？显然，即便按照人保北京公司自述，本案保险合同亦未能满足风驰达公司的全部投保目的。事实上，本案中风驰达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其投保前反复向人保北京公司表达了欲成为被保险人的意思表示，在本院看来上述证据足以证明其投保目的就是为了规避货物运输期间可能发生的经营风险。在此情况下，人保北京公司仅告知风驰达公司其不能成为货物损失险的被保险人，明显未完整履行法定的提示、说明义务，其应当向风驰达公司提示投保货物损失险无法完全消除货物运输期间可能发生的经营风险并推荐运输责任险供风驰达公司选择是否投保，或者在货物损失险中与风驰达公司约定保险人代位求偿免责条款。人保北京公司未完全履行其应尽的法定职责，导致风驰达公司投保目的不能实现，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对此原审法院已经进行了详尽论述，本院不再赘述。根据上述分析，本院认为基于对最大诚信原则的尊重与维护，不应支持人保北京公司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
鉴于本院已经决定驳回人保北京公司的诉讼请求，故对风驰达公司抗辩事由二不再进行审查。
最后，还有一点需要补充说明，本院上述分析在事实上已经认定风驰达公司系在对合同内容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投保并签订涉案保险合同，因此涉案合同并非完全是风驰达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鉴于涉案保险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人保北京公司已经向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创新公司履行了赔偿义务，该合同事实上已经无法撤销或者变更，且诉讼中风驰达公司亦未提出撤销或者变更合同的诉讼请求，故本院认为涉案保险合同仍应追认为有效合同。原审法院对合同效力的认定正确，但认为该保险合同属于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论述意见有所失当，本院予以纠正。原审判决中的上述瑕疵于裁判结果无碍，故本院对原审判决仍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人保北京公司的上诉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775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775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崔智瑜
审 判 员 王 翔
审 判 员 温志军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王 静
书 记 员 白 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