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天全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川1825民初505号原告天全县泰安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天全县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道。法定代表人徐维斌（曾用名徐维彬），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朱光忠，男，汉族，生于1944年7月5日，住四川省天全县。该公司董事。委托代理人裴体荣，四川振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袁廷旭，男，汉族，生于1963年2月22日，户籍所在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原告天全县泰安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安公司）与被告袁廷旭企业出售合同纠纷一案，2016年7月11日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泰安公司法定代表人徐维斌、委托代理人朱光忠、裴体荣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袁廷旭因下落不明，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公告期满仍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依法缺席审理终结。原告泰安公司诉称：原告于1995年6月13日与原天全县老君山矿产资源综合开发公司（以下简称老君山公司）签订了一份《承包经营合同书》，合同约定由原告全额投资开发经营属于老君山公司所有的天全县前阳泉水煤矿（以下简称泉水煤矿），该煤矿系老君山公司待开发的几个项目当中的一个。该《承包经营合同书》于1995年9月12日经天全县公证处（××）天证字××××公证书予以公证。原告承包泉水煤矿后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开发，其中包括为老君山公司垫付的新修和维修矿山公路费用99168.45元。期间，因老君山公司面临解体，天全县原前阳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前阳乡政府），为了进一步规范企业经营行为，于1998年1月15日向老君山公司和原告承包经营的泉水煤矿发出通知，鉴于泉水煤矿系原告全额投资开发的煤矿，决定泉水煤矿与老君山公司分离，分别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并要求接通知后及时办理有关手续。于是原告与老君山公司于1998年1月26日签订了一份《关于解除的协议》，该协议约定双方同意解除《承包经营合同书》,鉴于泉水煤矿系原告全额投资,且原告又承担了为老君山公司垫付的新修和维修矿山公路费用99168.45元,老君山公司同意将泉水煤矿的所有权转归原告所有，由原告自行办理注册登记，自行投资，自主经营，老君山公司不再享有泉水煤矿的所有权。原告在取得泉水煤矿的所有权后，经股东大会讨论决定今后原告就只经营泉水煤矿这个项目，因此原告的章程、决议、股东、董事、董事会、监事会等，就是泉水煤矿的章程、决议、股东、董事、董事会、监事会；其原告的全部资产和所有的债权债务都由泉水煤矿享有和承担；并将泉水煤矿注册登记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后来在泉水煤矿注册登记时，由于老君山公司解体后尚欠当地农民群众各种款项20余万元，群众闹得很凶，为了保证地方上的稳定，前阳乡政府就与原告协商，在泉水煤矿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仍属原告的前提下，将泉水煤矿注册登记为乡政府集体性质的企业，以安抚农民群众的情绪。于是以前阳乡政府的名义向县工商局提交了办证申请，将原告投资形成的泉水煤矿的资产中的50万元，《天全县泰安实业有限公司关于上报审计事务所煤矿资产折资明细的说明》就以前阳乡政府的名义提交给审计部门验资，将煤矿注册登记为集体性质的企业，并于1998年3月10日，办理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2012年4月26日，天全县新场乡人民政府《关于天全县前阳泉水煤矿情况的说明》，就明确说明开办泉水煤矿的全部资金是原告的出资，原前阳乡政府没有投资过资金。虽登记为集体性质，但泉水煤矿的法定代表人仍是原告委派的董事会成员朱光忠担任的。之后，原告在经营中因资金紧缺于2003年6月经股东大会决定，委托原告的董事长徐维斌、董事兼泉水煤矿的法定代表人朱光忠、以及监事会主席王文瑞三人以属于原告所有的泉水煤矿董事会的名义，和前阳乡政府（前阳乡后与新场乡合并为天全县新场乡人民政府）一起，于2003年7月与曹守春签订了一份《转让煤矿经营权合同书》。合同约定转让费为120万元（其中给付原告100万元，给付前阳乡政府20万元，用于解决老君山公司遗留问题），分年给付，到2009年给付完毕。并特别约定所付甲方资金汇给甲方所属的“天全县泰安实业有限公司”帐户。该合同签订后，曹守春一再违约，不履行完全给付转让费的义务。之后曹守春与被告袁廷旭合伙出资，由被告袁廷旭负责经营煤矿，且由被告袁廷旭作为曹守春的监督担保人，于2006年12月12日与受原告委托的徐维斌、朱光忠、王文瑞三人，在天全县二郎山宾馆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进一步确认了截至2006年12月12日，曹守春累计欠原告转让金110万元，并确定了所欠款项分四年给付完毕。同时特别约定：“上述款项的偿还时间和金额由袁廷旭负责监督并担保。若未按时支付给甲方，则丙方按总欠款额的110%支付违约金给甲方。”第二个合同签订后，曹守春即退出煤矿。被告袁廷旭作为煤矿的实际经营者和管理者以及担保人于2006年、2008年和2009年分三次给付原告转让款30万元，尚欠80万元未按约定时间给付。之后，被告袁廷旭邀约叶满山参与经营，被告袁廷旭于2009年4月26日又与原告签订了一份《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1、甲方（即原告）同意将前阳泉水煤矿的法定代表人换与乙方（即被告袁廷旭）担任，其相关证照（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国税登记证、地税登记证等）也换成乙方。2、乙方应履行曹守春与我方签订的所有协议和承担曹守春在经营前阳泉水煤矿期间遗留问题的责任。3、乙方应按时给付前阳泉水煤矿的转让金（2009年年底付清2008年应付的50万元和本年的20万元，2010年12月底付清剩余的10万元）。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朱光忠（即泉水煤矿的原法定代表人）、被告袁廷旭在该协议上签名。之后，被告袁廷旭一再违约，未按约定给付欠款，原告曾向法院起诉主张权利。直到2013年8月，得知因泉水煤矿在规定建设工期内不能完成项目建设，根据《国家安监总局等13部门关于进一歩规范煤矿资源整合技改工作的通知》，经天全县人民政府研究决定，对泉水煤矿予以关闭，关闭后国家给予经济上的补偿。并得知省、市两级政府，给予前阳泉水煤矿450万元的补偿款。于是被告方得知此消息后向原告提出最好撤回起诉后协商解决，其同意用补偿款给付所欠的转让款及违约金，于是原告于2013年8月15日撤回起诉。之后，与被告方多次协商，并通过天全县煤炭管理局出面协调，都未达成协议。后原告通过多种渠道与被告方联系并提出解决方案，但被告方一拖再拖毫无诚意。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起诉至法院，请求判决：1、由被告给付欠款80万元；2、由被告按照协议约定，承担所欠款项110%的违约金，计88万元。两项合计共168万元。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告提供的证据为：一、原告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袁廷旭常住人口信息；二、《承包经营合同》，（××）天证字××××号《公证书》，《泰安公司关于上报审计事务所煤矿资产折资明细说明》（附明细账册），为老君山公司垫付的新修矿山公路支出的《明细账册》，前阳乡政府《通知》，《关于解除的协议》，泰安公司《股东大会记录》，泉水煤矿原《营业执照》，天全县新场乡人民政府《关于天全县前阳泉水煤矿情况的说明》，《委托书》，《转让煤矿经营权合同书》，《补充协议》，《协议书》，泉水煤矿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国税登记证，地税登记证，天府办（2013）8号文，天全县煤炭管理局证明；三、采矿许可证，雅安日报公示，煤炭生产许可证，采矿权申请初审意见表，四川国土资源厅受理通知书，川西煤安函（2010）114号《关于催促天全县前阳泉水煤矿缴纳5.13较大顶板事故罚款的通知》，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川采证销通字（2011）第065号《注销采矿证通知》。被告未到庭，亦未提出书面答辩意见及提供证据。经审理查明：原告泰安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工商注册登记显示其成立于1995年9月8日。1995年6月13日，原天全县老君山矿产资源综合开发公司（甲方）与原告泰安公司（乙方）签订《承包经营合同书》。合同约定由原告全额投资开发经营属于老君山公司所有的天全县前阳泉水煤矿，承包期为1995年6月至2010年底，合同到期后，矿区归甲方管理，乙方出资形成的资产归乙方所有，由乙方处理。其中矿井及设施交给甲方，甲方按原值的30%付款给乙方。该《承包经营合同书》1995年9月12日经天全县公证处（95）天证字0512公证书予以公证。后泰安公司遂投入生产经营。期间，因老君山公司面临解体，前阳乡政府于1998年1月15日发出书面通知，决定泉水煤矿与老君山公司分离，分别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并要求双方及时办理有关手续。1998年1月26日，老君山公司（甲方）与原告泰安公司（乙方）签订《关于解除的协议》，约定双方同意解除1995年6月13日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书》,协议第二条确认“该煤矿的全部投资都是由乙方出资的，甲方没有对该煤矿进行过任何形式的投资”，第三条约定“前阳泉水煤矿的所有权归乙方所有，由乙方自行办理注册登记，自行投资，自主经营，甲方不再享有泉水煤矿的所有权”。1998年3月10日，泉水煤矿在天全县工商管理局（以下简称天全县工商局）办理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法定代表人为朱光忠，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该煤矿挂靠于前阳乡政府，企业性质登记为集体企业。2003年6月10日，原告全体20名股东出具《委托书》，委托原告的董事长徐维斌、董事兼泉水煤矿的法定代表人朱光忠、以及监事会主席王文瑞三人处理泉水煤矿转让事宜。2003年7月，徐维斌、朱光忠、王文瑞以泉水煤矿董事会名义（甲方）与前阳乡政府（乙方）、曹守春（丙方）签订《转让煤矿经营权合同书》。合同约定：“一、转让事项：1、各种有效证件（采矿许可证、煤炭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税务证登记证、爆炸物品购买许可证）2、矿山现有固定资产及生产生活设施设备（详见清册）3、转让本煤矿所拥有的矿区内的全部煤炭资源的开采经营权。转让费为120万元（包括：经营权有偿转让；煤矿固定资产折资补偿；老君山遗留问题清偿。其中给付原告100万元，给付前阳乡政府20万元，用于解决老君山公司遗留问题），分年给付，到2009年给付完毕”。并特别约定所付甲方资金汇给甲方所属的“天全县泰安实业有限公司”帐户，且经营权转让后，丙方拥有全部开采经营权，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该合同签订后，曹守春支付前阳乡政府20万元，用于解决老君山公司在当地的历史遗留问题。之后曹守春开始经营该煤矿。期间，曹守春未按约定给付泰安公司其余转让费。2006年12月12日，徐维斌、朱光忠、王文瑞再次以泉水煤矿前董事会名义（甲方）与曹守春（丙方）和监督担保方袁廷旭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一、甲方与丙方经过结算，确认截至2006年12月12日，丙方曹守春累计欠甲方转让金110万元人民币；二、经过协商，丙方曹守春在下列时间内，按时将各款项支付给甲方：2007年1月31日支付人民币5万元；2007年12月30日支付人民币25万元；2008年12月30日支付人民币50万元；2009年12月30日支付10万元；2010年6月30日支付人民币20万元。三、上述款项的偿还时间和金额由袁廷旭负责监督并担保，若丙方未按时支付上述款项给甲方，则丙方另再支付总价款的110%给甲方作为违约赔偿（协议文本上“110%”处“10%”系打印字体，文笔书写修改为“110%”）。在2010年6月30日前，若煤矿被关闭，则袁廷旭不担保丙方应支付甲方的欠款。”袁廷旭、曹守春及徐维斌、朱光忠、王文瑞均在协议上签字捺印予以确认。2009年4月26日，朱光忠作为泉水煤矿时任法定代表人（甲方）与被告袁廷旭（乙方）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一、甲方同意将前阳泉水煤矿的法定代表人换与乙方担任，其相关证照（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国税登记证、地税登记证等）也换成乙方。二、乙方应履行曹守春与我方签订的所有协议和承担曹守春在经营前阳泉水煤矿期间遗留问题的责任。三、乙方应按时给付前阳泉水煤矿的转让金（2009年年底付清2008年应付的50万元和本年的20万元，2010年12月底付清剩余的10万元）。四、必须由叶满山先生作为本协议的担保人。…”。朱光忠、叶满山、袁廷旭也在该协议上签字确认。2009年5月12日，泉水煤矿重新办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国税登记证、地税登记证等证照，上述证照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均登记为袁廷旭。后泉水煤矿由袁廷旭、叶满山实际经营。期间，袁廷旭、叶满山作为煤矿的实际经营者和管理者以及担保人总计给付原告转让款30万元，尚有80万元未按约定时间给付。2009年5月31日，因泉水煤矿发生“5.31”较大顶板事故停产。2010年5月4日，徐维斌、朱光忠、王文瑞三人起诉来院，要求曹守春、袁廷旭、叶满山三人连带给付转让款70万元及20%的违约金14万元，诉讼中袁廷旭、叶满山二人提起反诉。2011年3月2日，天全法院作出（2010）天全民初字第28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曹守春、袁廷旭支付徐维斌、朱光忠、王文瑞泉水煤矿转让款70万元及20%的违约金14万元，叶满山对以上款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对袁廷旭、叶满山的反诉请求予以驳回。后袁廷旭、叶满山不服该判决，向雅安中院提起上诉，该院审理后于2011年12月26日作出（2011）雅民终字第48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后天全法院以（2012）天全民初字第178号案件重新立案审理，审理中依法追加天全县新场乡人民政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前阳乡政府已并入新场乡政府）。诉讼中，徐维斌、朱光忠、王文瑞变更诉讼请求要求曹守春、袁廷旭、叶满山三人连带给付转让款80万元及20%的违约金16万元，后三人于2013年8月15日撤回起诉。2016年7月11日，原告泰安公司起诉来院，提出上述诉讼请求。另查明：1、因未按规定办理年检，泰安公司营业执照已被天全县工商局吊销；2、2004年6月23日，经四川省地质矿产厅批准，泉水煤矿办理了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为2004年6月至2010年6月。2011年8月16日，泉水煤矿采矿许可证被四川省国土资源厅注销；3、2004年8月18日，曹守春向天全县国土资源局申请采矿权转让，该局以采矿权转让资料齐备、两费已交清、无矿业纠纷、无矿产重叠为由同意上报雅安市国土资源局，国土资源局也同意上报，但该申请目前未获得四川省国土资源厅批准；4、2012年4月26日，天全县新场乡人民政府出具《关于天全县前阳泉水煤矿情况的陈述意见》，表明前阳乡政府及老君山公司在泉水煤矿的开发经营中均未投过资。泉水煤矿是由泰安公司全额投资兴办，权属归泰安公司所有；因老君山公司解体后尚欠当地农民款项20余万元，为保一方平安，泉水煤矿与朱光忠等人协商在该煤矿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仍属朱光忠等人不变的情况下，将该企业登记为前阳乡政府的集体性质的企业。所以在2003年转让煤矿时是以徐维斌、朱光忠、王文瑞作为甲方获得100万元的转让款，前阳乡政府作为乙方获得20万元的转让款用于解决老君山公司解体后的遗留问题；5、关于《补充协议》约定的“上述款项的偿还时间和金额由袁廷旭负责监督并担保，若丙方未按时支付上述款项给甲方，则丙方另再支付总价款的110%给甲方作为违约赔偿”协议文本上“110%”处的形成原因，徐维彬陈述记不清楚了，朱光忠陈述是双方合意修改，加盖的两枚指印系曹守春和袁廷旭二人的；6、天全县人民政府天府法[2013]8号文载明泉水煤矿由于在规定建设工期内不能完成项目建设，符合《国家安监总局等13部门关于进一步规范煤矿资源整合技改工作的通知》（安监总煤监[2010]185号）规定的5种关闭情形之一，经研究取消其技改资格，于2013年6月底前实施关闭；7、诉讼中，经本院电话通知、邮寄送达、上门送达均未能有效联系被告袁廷旭，故采取公告方式向其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为此原告支出公告费600元。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证据及原告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经合议庭评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第一，原告与曹守春、叶满山及被告袁廷旭签订的《转让煤矿经营权合同书》、《补充协议》、《协议书》的效力问题；第二，被告袁廷旭的行为是否构成违约及应当如何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针对第一个焦点，首先，关于泉水煤矿的经济性质问题。虽然泉水煤矿工商注册登记为集体性质的企业，但根据原告与老君山公司于1998年1月26日签订的《关于解除的协议》的约定及天全县新场乡人民政府出具的《关于天全县前阳泉水煤矿情况的说明》情况可知，泉水煤矿的全部投资都是由原告泰安公司出资的，按照老君山公司与泰安公司的约定，泉水煤矿的所有权是归泰安公司所有的，其全部资产和所有的债权债务都由泉水煤矿享有和承担。据此应认定泉水煤矿实际经济性质为原告泰安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类似于《公司法》规定的一人公司。因此朱光忠、徐维彬、王文瑞等人在取得泰安公司全体股东授权的情况下，有权代表泰安公司及泉水煤矿对外签订民事合同。其次，《转让煤矿经营权合同书》、《补充协议》、《协议书》三份协议书的性质问题。本院认为，虽然上述合同内容着重规定了采矿权转让的相关问题，但从协议的实际履行情况来看，履行内容包括企业的采矿权转让、厂房在内的所有财产转让、企业的具体经营、企业证照的并更等内容。因此，上述三份合同实质上反映的是同一企业的产权整体转让关系，而并非只是采矿权转让关系。最后，上述三份协议的效力问题。上述三份协议中所涉及的采矿权转让以外的内容，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为有效协议。至于涉及采矿权转让部分的内容，虽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二）项关于“已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因企业合并、分立，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或者因企业资产出售以及有其他变更企业资产产权的情形而需要变更采矿权主体的，经依法批准可以将采矿权转让他人采矿”、国务院《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三款关于“批准转让的，转让合同自批准之日起生效”的规定，上述采矿权转让合同需要经过批准才能生效。但本院认为，在当前的法律框架下，采矿权既是一种用益物权，也是一种基于行政许可而获得的权利；既表现为一种民事财产权，又表现为一种特许经营权或行业准入资格。为了鼓励交易和保护矿产资源，当事人可在行政许可的情况下自由交易矿业权。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签订转让协议，虽上述协议因未取得行政审批而尚未生效，但协议未对采矿权转让及以外事项的对价进行明确区分约定，签订上述协议后，原告也已履行协议约定的全部义务，曹守春、袁廷旭等人也履行了部分合同内容，支付了部分转让款，泉水煤矿也已由曹守春、袁廷旭等人实际生产经营，办理了相关证照的变更手续，且因曹守春、袁廷旭等人自身原因导致煤矿无法继续经营，采矿许可证亦被注销，现泉水煤矿更因政策等其他原因被关闭，已无实现恢复原状、返还原物的可能。故对协议双方的权利义务，应基于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进行处理，而不能仅因采矿权转让未经主管部门批准为由否认上述协议的整体效力，这与公平原则相悖，且不利于交易稳定的维护。故此，本院对上述合同参照有效合同进行处理。针对第二个焦点，本院认为，按照《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及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规定，经过上一焦点的论述，上述三份协议的效力已得到确认，双方当事人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被告袁廷旭与朱光忠、徐维彬、王文瑞等人签订的《补充协议》、《协议书》确定了曹守春、袁廷旭累计欠原告转让金110万元，及转让款的给付时间，同时特别约定了违约责任的承担。后袁廷旭等人陆续给付30万元转让款，但因袁廷旭等人未按照约定的时间给付剩余的转让款80万元，该行为构成违约，其应当承担继续给付剩余转让款和给付违约金的法律责任。至于违约金的给付，虽《补充协议》约定了“上述款项的偿还时间和金额由袁廷旭负责监督并担保。若未按时支付给甲方，则丙方（袁廷旭）按照总欠款额的110%支付违约金给甲方。”但因《补充协议》文本上“110%”处“10%”系打印字体，文笔书写修改为“110%”,虽徐维彬等人陈述系双方一致同意修改，且袁廷旭、曹守春也在修改处捺印予以确认，但根据现有材料无法确认上述意见的真实性，其也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徐维彬等人的陈述不予认可。但结合袁廷旭等人的违约程度及给原告方造成的损失，参照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本院认为按照10%计算的违约金标准过低，现酌情将上述违约金的标准调整为30%。虽然上述协议的签订主体是袁廷旭、叶满山、曹守春三人，但根据协议可知袁廷旭为泉水煤矿的最终继受人，且原告亦当庭表示放弃要求叶满山承担担保给付责任，故应由袁廷旭承担上述给付责任。被告袁廷旭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答辩意见及证据，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因被告未到庭，致本案调解不能。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袁廷旭自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天全县泰安实业有限公司转让款计人民币80万元；二、由被告袁廷旭自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天全县泰安实业有限公司违约金计人民币24万元（80万元×30%）。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920元，公告费600元，共计20520元，由原告天全县泰安实业有限公司承担5760元，由被告袁廷旭承担1476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石丽敏人民陪审员  彭晓蓉人民陪审员  彭 凯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五日书 记 员  苏宝淋附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经济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减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