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27民终71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安毅，男，汉族，1980年12月10日生，贵州瓮安人，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瓮安县安康汽车租赁服务部，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雍阳办事处河滨社区平安路10号楼1号，注册号522725600201963。
经营者：唐小洪。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全安红，系该汽车租赁服务部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莫永发，男，汉族，1973年11月25日生，贵州瓮安人，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娟，女，汉族，1999年1月8日生，贵州瓮安人，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女，汉族，2003年2月28日生，贵州瓮安人，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成现，男，汉族，1947年12月14日生，贵州瓮安人，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以珍，女，汉族，1950年7月29日生，贵州瓮安人，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
原审被告：何佩科，男，汉族，1993年6月16日生，贵州瓮安人，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发弟，系何佩科母亲。
原审被告：刘军伟，男，汉族，1992年7月8日生，贵州瓮安人，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
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瓮安支公司，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雍阳办事处北关路106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725722140531M。
负责人：刘鲲，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秀华，该公司员工。
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柳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柳州市桂中大道南端2号阳光壹佰城市广场2幢3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00742060109H。
负责人：潘建，该公司经理。
上诉人安毅、瓮安县安康汽车租赁服务部（以下简称安康租赁部）因与被上诉人莫永发、王娟、王某、刘成现、袁以珍及原审被告何佩科、刘军伟、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瓮安支公司（以下简称人民财产保险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柳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瓮安县人民法院（2016）黔2725民初53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未有足以推翻一审认定事实的新证据，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安毅、安康租赁部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判决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安康租赁部在从事租赁汽车业务时，未尽合理审查义务是错误的。安康租赁部将争议车辆租赁给刘军伟时，是受到刘军伟的欺骗，由于安康租赁部负责人熟知刘军伟驾驶货车多年，绝对有理由相信刘军伟取得了驾驶资格，纵然安康租赁部未对刘军伟尽到承租人的合理审查义务，但本次事故的肇事者却是何佩科，也与安康租赁部的审查义务无关联，一审法院对此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适用司法解释的规定，认定安康租赁部承担侵权责任是错误的。如前述，安康租赁部将车租给刘军伟，而非何佩科，对于何佩科的肇事，安康租赁部并无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莫永发、王娟、王某、刘成现、袁以珍均未作答辩。
何佩科、刘军伟、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平安保险公司未发表意见。
莫永发、王娟、王某、刘成现、袁以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何佩科等人赔偿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592582.9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8月9日，何佩科持D型有效机动车驾驶证驾驶贵Ｊ×××××号小型普通客车由瓮安县城方向往猴场方向行驶，于20时00分许，行至瓮安县工业园区大道泰鸿家园门前路段，所驾车辆车头左前脚保险杠、大灯部位碰撞横过道路的行人刘某，造成刘某当场死亡，肇事车辆损坏的死亡交通事故。后瓮安县交警大队于2016年9月21日作出瓮公交认字[2016]第00066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因何佩科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夜间经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未降低行驶速度，且未注意前方道路的行人情况，发现行人横过道路未采取安全的有效措施，致所驾车辆碰撞横过道路的行人造成事故。死者刘某在没有过街设施，也没有人行横道的路段横过机动车道，认定何佩科对本次交通事故承担主要责任，死者刘某承担本次交通事故次要责任。刘军伟与何佩科系干亲家关系，何佩科所驾驶的肇事车辆贵Ｊ×××××号小型普通客车系刘军伟与何佩科一起到安康租赁部以刘军伟的名义租借的，租车单上的签名也是刘军伟本人所签，车辆租借后是何佩科在实际使用。肇事车辆贵Ｊ×××××号小型普通客车系安毅所有，安康租赁部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者为唐小洪，营业执照登记时间为2015年1月26日，安康租赁部现由安毅与唐小洪共同合伙经营。贵Ｊ×××××号小型普通客车在平安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保险限额为122000元）以及在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投保了第三者责任险等商业险（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限额为1000000元，交通事故发生时在保险期限内,安毅及安康租赁部为了证明自己将车辆租给刘军伟时尽到了注意审查义务，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死者刘某与莫永发婚后生育了二女，长女王娟1999年1月8日生，次女王某2003年2月28日生。死者刘某父亲刘成现及母亲袁以珍共有4名扶养义务人，刘成现1947年12月14日生，袁以珍1950年7月29日生。刘军伟、何佩科均无准驾肇事车辆贵Ｊ×××××号小型普通客车的有效机动车驾驶证。莫永发等五人在本案事故中遭受损失认定如下：（一）死亡赔偿金491592.8元。莫永发等五人主张按照城镇标准24579.64元/年计算20年，即24579.64元/年×20年=491592.8元，何佩科等均对死亡赔偿金无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之规定，莫永发等人主张死亡赔偿金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确认。（二）丧葬费23733元。莫永发等五人主张27342.5元，何佩科等均认为主张丧葬费过高，认可23733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之规定，认定丧葬费23733元，超出部分不予认可；（三）误工费1380元。莫永发等五人主张因亲人参与处理丧葬事宜产生误工费1380元（115元/天×4天×3人），各当事人均无异议。予以确认。（四）被扶养人生活费147999.25元。莫永发等五人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164913.4元，何佩科等对王娟、王某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无异议，但辩称死者父亲刘现成及母亲袁以珍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该按照农村标准计算，且每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总额累计不能超出死者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总额。因国家政策调整，取消了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区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条“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之规定，对被告辩称应按农业人口标准计算刘成现、袁以珍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刘成现、袁以珍共有4个扶养义务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何佩科等辩称每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总额累计不能超出死者上年度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总额的辩解意见于法有据，予以采纳，死者对刘成现、袁以珍每年依法应承担被扶养人生活费合计为8457.1元（16914.2元/年÷4人×2人），死者对王娟、王某每年依法应承担被扶养人生活费合计为16914.2元（16914.2元/年÷2人×2人）。因死者对刘成现、袁以珍、王娟、王某每年被扶养人生活费总额已经超出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故认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总额超出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16914.2元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数额以16914.2元/年为限，刘成现、袁以珍、王娟、王某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年限分别为11年、14年、1年、5年，前5年被扶养人生活费总额超出或等于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16914.2元，故前五年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16914.2元计算为84571元（16914.2元×5年），之后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刘成现25371.3元（16914.2元/年÷4人×6年）、袁以珍38056.95元（16914.2元/年÷4人×9年），故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147999.25元（84571元+25371.3元+38056.95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五）交通费500元，何佩科等无异议，予以确认。（六）精神抚慰金30000元。莫永发等五人主张精神抚慰金50000元，何佩科等认为精神抚慰金数额过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一条之规定，结合本案实际，考虑到死者本身对事故发生的过错程度，酌定精神抚慰金30000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综上，莫永发等五人在本案事故中所受损失应为死亡赔偿金491592.8元、丧葬费23733元、误工费138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47999.25元、交通费500元、共计人民币665205元（取整）及精神抚慰金30000元。安毅、租赁部称本案事故发生后垫付了20000元的丧葬费及3800元的修车费，对于垫付20000元，莫永发等人表示认可，予以确认，但是对于3800元检车费，因安毅、安康租赁部并未举证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安毅、安康租赁部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安毅及安康租赁部请求将垫付的车检费3800元由各被告按责任比例承担的抗辩意见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受法律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之规定，机动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应当依法给予赔偿。何佩科所驾车辆与其准驾车型不符合，违法上路行驶，未尽到安全行驶的义务，是造成本案交通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依法应承担事故主要侵权责任。死者刘某横过机动车道，对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也存在一定过错。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并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确定其相应的赔偿责任：……（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之规定，安康租赁部在从事租赁汽车业务时，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将肇事车辆贵Ｊ×××××小型普通客车出租给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的刘军伟、何佩科，依法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又因安康汽车租赁部系安毅、唐小洪合伙经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第二款“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偿还合伙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数额的合伙人，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之规定，安康租赁部的经营者唐小洪、安毅应对安康租赁部所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刘军伟辩称肇事车辆是何佩科实际使用，不用承担责任的抗辩主张，因租车单上有签名确是刘军伟自己签，而租赁费用系何佩科于租赁后实际给付，故应认定安康汽车租赁部与刘军伟、何佩科间租赁合同关系成立。刘军伟明知道何佩科没有有效机车驾驶证，仍将租来的肇事车辆交给何佩科驾驶，故刘军伟对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亦存在一定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故对刘军伟不应承担责任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综合本案实际情况，同时结合瓮安县交警大队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一审法院认为应由死者承担本案交通事故30%的责任，由何佩科、刘军伟与安康租赁部（因安毅实际参与经营安康租赁部，故该部分赔偿实际由安康租赁部与安毅共同承担）共同承担70%的责任，同时由何佩科承担该70%的责任中的60%的责任，租赁部、安毅共同承担该70%责任中的20%，刘军伟承担该70%责任中的20%。因肇事车辆在平安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第三人人身损害，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之规定，因本案未涉及财产损害，故依法应由平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120000元内承担赔偿责任。虽然肇事车辆在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投保了第三者责任险的商业险，但是由于何佩科所驾车型与准驾车型不符，且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在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地6条中已经约定“驾驶的被保险机动车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符”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而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提交的保险合同中，投保人安毅在投保人声明处签字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四款“驾驶人应当按照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驾驶机动车；驾驶机动车时，应当随身携带机动车驾驶证。”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依法应认定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已就准驾车型不符，不予赔偿的免责条款经履行了提示义务，故对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辩称肇事者所驾车型与准驾车型不符，不予赔偿的抗辩意见，予以支采纳。对莫永发等人诉请、安康租赁部及安毅辩称由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意见，不予支持。综合上述审理认定的事实，莫永发等人在本案事故中遭受损失为死亡赔偿金491592.8元、丧葬费23733元、误工费138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47999.25元、交通费500元，共计人民币665205元（取整）及精神抚慰金30000元。扣减交强险120000元，尚余545205（665205元-120000）元及精神抚慰金30000元。本案中何佩科、安康租赁部、刘军伟应承担部分为545205元×70%=381643.5元及精神抚慰金30000元，共计为411643.5元。何佩科需要承担411643.5元×60%=246986.1元；安康租赁部需要承担411643.5元×20%=82328.7元，扣减安毅、安康租赁部已经垫付的20000元，安康租赁部还需要承担62328.7元；刘军伟需要承担411643.5元×20%=82328.7元。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四款、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限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柳州中心支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莫永发、刘成现、袁以珍、王娟、王某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十二万元；二、限何佩科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莫永发、刘成现、袁以珍、王娟、王某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二十四万六千九百八十六元一角；三、限瓮安县安康汽车租赁服务部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莫永发、刘成现、袁以珍、王娟、王某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六万二千三百二十八元七角，瓮安县安康租赁服务部的实际经营者唐小洪、安毅对该笔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限刘军伟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莫永发、刘成现、袁以珍、王娟、王某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八万二千三百二十八元七角；五、驳回莫永发、刘成现、袁以珍、王娟、王某的其余诉讼请求。如义务人在判决确定的期限内未履行给付义务，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862元（莫永发、刘成现、袁以珍、王娟、王某已预交），由何佩科承担2735元，瓮安县安康租赁服务部、安毅承担911，刘军伟承担911元，莫永发、刘成现、袁以珍、王娟、王某承担305元，由何佩科、瓮安县安康租赁服务部、刘军伟各自承担的部分案件受理费与判决款项一并向莫永发、刘成现、袁以珍、王娟、王某给付。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足以推翻一审认定事实的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规定，作为专业的汽车租赁从业者，安康租赁部在从事汽车租赁业务过程中，应尽到高于常人的谨慎义务，不仅对其经营的机动车的安全性能进行检查义务，还要对承租人的驾驶资格进行最基本的审查义务。其将用于租赁的机动车出租给没有驾驶资格的刘军伟，开启了危险之源，其本身存在过错。二审中，安康租赁部主张受到刘军伟的欺骗，其辩解与该汽车租赁部的从业经历不符，在从事租赁过程中，其应当责令刘军伟提供有效的驾驶证，作为出租汽车的必备条件。但该租赁部过于自信，认定刘军伟应当有驾驶资格，最终酿成惨祸。一审认定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符合上述法条规定的情形。至于驾驶员是否签订租赁合同的承租人，均不能免除安康租赁部未尽审查义务的过错责任。
综上所述，安毅、安康租赁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析理透彻，责任划分得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58元，由安毅、瓮安县安康汽车租赁服务部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国红
审判员 李家荣
审判员 莫玉魁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九日
书记员 黄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