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民一终字第0004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汉生隆商贸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科技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刘光雄，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余传泉，湖北东吴弘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许卫斌，湖北东吴弘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宜昌金鹏屋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宜昌市猇亭区金猇路39-1-604号。
法定代表人：高登金，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张祖喜，湖北启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朱其芳，湖北启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正耘，退休职工。
上诉人武汉生隆商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隆公司）、上诉人宜昌金鹏屋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鹏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胡正耘诉前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鄂宜昌中民一初字第000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生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光雄及其委托代理人余传泉，上诉人金鹏屋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祖喜，被上诉人胡正耘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生隆公司诉至一审法院称：生隆公司和武汉市黑白金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白金公司）于2010年12月18日签订《煤炭供需合同》一份，约定由生隆公司向黑白金公司供应煤炭1500吨。双方约定煤炭单价为970元／吨，总价款1455000元，交货地点为武汉白沙洲码头。合同签订后，生隆公司积极组织货源，和荆州博恒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恒公司）签订《煤炭供需合同》，以670元／吨的价格向博恒公司购买煤炭1500吨，于2011年1月11日办理出库手续。后生隆公司和索特519号货轮签订《水路货物运输合同》，委托该轮将出库装船的煤炭运往武汉白沙洲码头。2011年1月15日，当索特519号货轮行驶到枝城洋溪水上加油站加油时，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将该轮所载煤炭予以扣押，卸货在枝城港综合码头。生隆公司得知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是在受理金鹏屋公司的诉前财产保全申请后，按其申请事项作出（2011）都民保字第7号民事裁定书，并依据该裁定书将索特519号货轮所载煤炭查封扣押，遂向法院提出案外人异议，被法院驳回后又提起案外人异议之诉，后被法院驳回起诉，上诉后又被指令重新审理，被驳回诉讼请求后再次上诉，至2012年9月13日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12）鄂宜昌中民三终字第0025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2011年1月15日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扣押的索特号519号船所载的煤炭所有权属于生隆公司。生隆公司认为，金鹏屋公司在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时，认为索特519号轮所运载的煤炭为博恒公司所有，其错误的财产保全申请给生隆公司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请求判令：1、金鹏屋公司赔偿因申请财产保全给生隆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2115874.97元，包括煤炭价款1154550.47元，利息损失836946元，支付法院案件受理费20730.50元，差旅费23648元，律师代理费80000元。2、判令胡正耘在担保范围内对金鹏屋公司给生隆公司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由金鹏屋公司和胡正耘承担诉讼费用。
金鹏屋公司答辩称：一、金鹏屋公司向人民法院申请诉前保全没有错误。1、金鹏屋公司与博恒公司债权债务关系明确。2、金鹏屋公司申请查封的财产具有特定性，申请查封对象没有错误。金鹏屋公司申请查封的对象是“博恒公司运至宜都市枝城镇东阳光专用码头的索特519号轮所载约1500吨煤炭”，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据此做出了保全裁定。在执行过程中，法院执行的是已驶离东阳光专用码头，到达洋溪加油站的索特519号货轮运往武汉白沙洲码头的煤炭，该执行对象不是申请人申请查封的对象，法院执行超出了申请和裁定的范围。3、人民法院对申请保全的财产权属负有审查义务。申请人只有提出保全申请并提供担保的义务，法院作出裁决后，应当严格核对后采取强制措施。因被采取强制措施的财产与民事裁定书载明的主体、地点不符，造成第三方的损失，应由法院承担。4、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后，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定，诉讼保全申请人无权决定是否应当继续查封和扣押。因案外人提出异议由法院审查后作出裁定所产生对诉讼保全申请人不利的法律后果，不是申请人能够控制的。由此产生的财产损害也不应由诉讼保全申请人承担责任。二、金鹏屋公司为了确保查封财产免受损失，多次口头和书面申请对查封财产进行处置，将变现价款提存。但因多种原因致使煤炭没有及时变现，导致煤炭质量下降，数量减少，市场价格下跌，产生巨额堆场费。金鹏屋公司显然已经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对于未及时变现处理造成的财产损失及扩大的损失不应由金鹏屋公司承担。三、生隆公司的赔偿请求不能成立。1、生隆公司要求赔偿煤炭直接损失1154550.47元诉讼请求不能成立。首先，生隆公司对没有发生交易的在途商品以交易价格970元每吨确定煤炭总价款1455000元没有依据，对查封煤炭的价款只能依其购买时的价格670元每吨×1493.76吨，涉案煤炭价款计1000819.20元。其次，生隆公司将增值税119891元、装卸过磅杂费24905元列入损失不能成立。由于没有发生交易，生隆公司没有开具税务发票履行纳税义务，涉案煤炭处置由法院责成金鹏屋公司实施，开票纳税及装卸过磅杂费均由金鹏屋公司承担。如果认定财产保全错误，无论是金鹏屋公司或是法院承担责任，其直接损失计算应当是1000819.20元-（领取的煤炭变现款300449.53元＋税收的扣款119891元＋应承担的销售费用24905元），且该损失也不应由金鹏屋公司承担。2、计算利息损失836946元不能成立。首先，按没有成交的1455000元煤炭价款作为民间借贷的本金来计算高额利息不能成立。其次，生隆公司提供的证据表明借款均是转入个人账户，没有进入公司银行账户或者相应财务账目，所谓借款完全是虚假的或者自然人之间的行为。3、诉讼费损失20730.50元不实。本案两审法院共收取案件受理费只有13808元。4、支出差旅费23648元不能成立。生隆公司提供的证据不是实际支出所发生的相应凭证，而是手写的报销单，不具备证据的三性。5、律师代理费80000元应当由生隆公司自行承担。律师代理费是为了更好实现自己的权利而聘请律师的支出，不聘请律师也会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所提供的律师收费凭证不是税务发票，不符合法律规定。四、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鄂宜昌中民三终字第00258号民事判决书，明显违反法律规定，侵害了金鹏屋公司的合法权益，金鹏屋公司正在向有关机构申诉。综上所述，生隆公司诉金鹏屋公司诉讼保全申请错误不能成立，金鹏屋公司不是承担责任的主体，生隆公司只能申请国家赔偿，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生隆公司的诉讼请求。
胡正耘答辩称：金鹏屋公司在诉前财产保全的申请中，所列债务人真实，保全对象明确，其行为符合国家法律规定，并无过错。一、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真实，金鹏屋公司在诉前财产保全申请中作为申请人，将博恒公司列为被申请人完全正确。二、申请保全对象同《购销合同》中约定的交易标的完全一致。《陆路货物运输地方税代征证明》是索特519号轮持有的随货同行的唯一书面证明。在查封扣押现场，没有任何文字资料能够证明船载煤炭归生隆公司所有，索特519号船长也不清楚船载煤炭与生隆公司有任何关系。如果有证据能够证明船载煤炭的货主是生隆公司，人民法院就不会查封扣押，导致查封扣押错误的责任，应由生隆公司承担，不能归过于胡正耘。三、变更被保全财产地点是人民法院决定的。金鹏屋公司递交的申请保全财产的地点和查封对象与（2011）都民保字第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扣押财产的对象一致，是“运至宜都市枝城振东阳光公司专用码头的索特519号轮所载1500吨煤炭。”运至的文义是运到，即索特519号轮所运煤炭的到达港是东阳光公司专用码头。本案所涉被查封扣押的煤炭，是索特519号货轮运往武汉白沙洲码头的途中，在洋溪加油站加油时被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查封的。金鹏屋公司没有口头、书面申请变更保全财产的地点，因变更保全财产地点引起诉争的责任和后果，应由受案法院承担。四、煤炭被查封扣押后的损失问题。查封扣押是否正确的裁定权在人民法院，而不是财产保全申请人。金鹏屋公司多次向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递交了《处置保全财产申请书》，请求法院将扣押的煤炭处置变现，但法院没有采纳。生隆公司提交给人民法院的证据证实，生隆公司也拒绝对被扣押的煤炭进行处置。直至2012年10月23日，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才将扣押的煤炭出售给东阳光公司，时间长达21个月。因此，被查封扣押煤炭的后期损失，应由受案法院和生隆公司共同承担。综上，金鹏屋公司在申请诉前财产保全的过程中行为合法，并无过错。生隆公司所诉损失，除去虚构、不实和计算错误以及依法应由生隆公司自身承担的所余部分，应由国家赔偿。
一审法院查明，金鹏屋公司因与博恒公司存在买卖合同纠纷，金鹏屋公司于2011年1月13日向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提出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要求对博恒公司运至宜都市枝城镇东阳光公司专用码头的索特519号轮所载约1500吨煤炭采取保全查封措施，并向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缴纳500000元担保金，胡正耘于同日向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出具《担保书》，自愿将个人所有的位于宜都市陆城河大道16号（房屋所有权证：宜都房权证字第××号）房屋一栋为金鹏屋公司申请保全作为担保。2011年1月13日，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作出（2011）都民保字第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扣押荆州市博恒商贸有限公司运至宜都市枝城镇东阳光公司专用码头的索特519号货轮所载1500吨煤炭。”同日另作出（2011）都民保字第7-1号民事裁定书，冻结查封上述担保金和房产。同年1月15日，索特519号轮在枝城洋溪水上加油站加油时，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执行人员将索特519号轮所载煤炭予以查封、扣押，并卸货在枝城港综合码头，经计量（过磅）确定为1493.76吨。同年1月17日，生隆公司以案外人身份对上述查封财产提出书面异议，认为被查封煤炭系生隆公司所有。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对上述异议审查后，作出（2011）都民执异字第7-1号执行裁定书，驳回生隆公司的异议。生隆公司遂以金鹏屋公司为被告，向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作出（2011）都民初字第1148号民事裁定书，驳回生隆公司的起诉。生隆公司提出上诉后，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宜中民三终字第00252号民事裁定书，撤销原裁定，指令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审理。2012年7月11日，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作出（2012）都民初字第701号民事判决书，驳回生隆公司的诉讼请求。生隆公司提出上诉，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9月13日作出（2012）鄂宜昌中民三终字第00258号民事判决，撤销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2012）鄂宜都民初字第00701号民事判决，确认2011年1月15日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扣押的索特529号船所载煤炭所有权属于生隆公司。生隆公司向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书面告知生隆公司，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财产保全措施并不违法，生隆公司应依法向申请人主张因财产保全所造成的损失。生隆公司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金鹏屋公司、胡正耘赔偿因诉前财产保全申请错误对其造成的经济损失。
另查明，1、索特519号轮上煤炭被扣押后，金鹏屋公司向索特519号船长李自华支付了运费89580元。2、2012年10月，涉案煤炭按照每吨406.46元的价格，以金鹏屋公司名义出售给宜昌东阳光火力发电公司，价税合计705245.53元。2013年1月21日，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在扣除堆场费260000元、增值税119891元、装卸、运输、过磅费23905元、杂费1000元等共计404796元后，将余额300449.53元支付给生隆公司。
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鄂宜昌中民三终字第0025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事实有：
1、2010年11月24日，生隆公司与博恒公司签订《煤炭供需合同》约定博恒公司向生隆公司供应煤炭5000吨，到船板670元每吨，交货时间为2010年12月至2011年1月，交货方式为：巫山三公里码头。合同签订后，生隆公司分三次向博恒公司支付预付款210万元。2011年1月9日至14日，生隆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光雄在巫山县办理煤炭交易事宜，2011年1月10日起，博恒公司在巫山三公里码头交货1500吨；2011年1月18日，生隆公司向博恒公司开具了675000元的增值税发票。
2、2011年1月9日，生隆公司与索特519号船船长李自华签订了《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约定，由索特519号船将1500吨原煤从巫山大桥运到武汉白沙洲，交货单位是生隆公司，收货单位是黑白金公司。合同签订后，生隆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光雄通过银行转账向李自华支付了运费40000元。
3、在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执行财产保全过程中，索特519号轮有《陆路货物运输地方税代征证明》载明为博恒公司买煤。船上工作人员谢志远在接受询问时称“《陆路货物运输地方税代征证明》属实，煤没有过磅，估计1500吨，以到港过磅为准。”同年1月16日，随后来到宜都的索特519号货轮船长李自华在询问时称“我们是拖到武汉白沙洲，运输合同是我们个人签订的，合同在刘总处，他们是属于生隆公司，我们受生隆公司委托进行这次运输。如果这船煤是博恒公司的，法院执行就是正确的，如果是生隆公司的，法院执行就是不对的。”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申请人申请财产保全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综合双方论辩观点，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一、金鹏屋公司的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及承担责任的主体。二、生隆公司因财产保全所遭受的损失数额如何确定。评判如下：
1、关于金鹏屋公司的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及责任承担的主体问题。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是依金鹏屋公司的申请作出裁定，将索特519号轮船上的煤炭予以扣押。金鹏屋公司提出其申请查封的对象没有错误，法院执行超出了申请和裁定的范围。一审法院认为，认定财产保全申请是否存在错误，关键要看财产保全申请人是否尽到了谨慎合理的注意义务。申请人在向人民法院提供被申请人有可被保全的财产线索时，负有对被保全财产权属真实性的谨慎调查和合理注意义务，金鹏屋公司在保全申请中提供的财产线索为索特519号船所载原煤，指明原煤为博恒公司所有，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据此作出裁定查封该批煤炭。基于采取保全措施的紧急性，保全财产处于移动状态，执行地点发生变化不会即时影响到执行对象的特定性及其价值因素，考虑到货物所有权公示特征不明显，法院执行人员对正在枝城洋溪加油站加油的索特519号货轮所载货物实施扣押过程中询问了船长，获取了《货物运输地方税代征证明》，该证明记载索特519号船所载原煤900吨系博恒公司购买，表明法院在采取保全措施时已经尽到了对保全财产基本的形式审查义务。金鹏屋公司向人民法院提出的保全财产线索与保全财产的真实权属不符，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与生隆公司受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由此造成的风险和损害后果应由金鹏屋公司承担。胡正耘为金鹏屋公司的错误保全申请提供财产担保，其担保行为与金鹏屋公司的财产保全申请行为相结合共同促成损害后果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胡正耘应当在担保财产的价值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对生隆公司主张金鹏屋公司、胡正耘赔偿因诉前财产保全申请错误对其造成的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2、生隆公司因财产保全所遭受的损失数额如何确定的问题。生隆公司提出金鹏屋公司的错误申请对其造成了煤炭价款、利息、案件受理费、差旅费、律师代理费等各项经济损失共计2115874.97元，一审法院根据其提供的证据依法确认如下：（1）煤炭价款。按照生隆公司与博恒公司签订的《煤炭供需合同》，该批煤炭购买价格为1493.76吨×670元／吨=1000819.20元。生隆公司与黑白金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因保全措施而未实际履行，其合理的预期利益损失应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的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因生隆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生隆公司与黑白金公司签订的《煤炭供需合同》中970元／吨的卖出价格系武汉市当时的煤炭市场平均交易价格，从公平角度考虑，一审法院在煤炭购销价格50%的幅度内酌情支持其预期利益损失，即煤炭购销价格损失为1224883.20元（1000819.20元＋（1493.76吨×（970-670）×50%］）。生隆公司为购买煤炭支付的运费40000元，一并计入煤炭价款损失，共计1264883.20元。（2）关于利息损失。生隆公司主张在组织货源过程中，通过民间借贷产生了利息损失共计836946元，其提供的借款协议、收据、借款支付凭证，均不能说明以生隆公司名义向多个自然人借款是用于本次购货支出，亦不能证明上述凭证与生隆公司所受损失之间存在关联性，故对生隆公司主张的利息损失，不予支持。（3）关于差旅费、案件受理费和律师代理费损失。生隆公司在长期维权过程中产生的实际费用，属于因侵权行为而遭受的损失范围，其合理部分应当支持。关于差旅费损失，生隆公司提供了数份差旅费报销单，但没有原始报销凭证附后，不能作为其实际支出费用的证据，酌情支持差旅费损失10000元。关于生隆公司主张的案件受理费，均已在生效法律文书中明确了负担主体，不属于财产损失的范围，在本案中不应再行计算。关于律师代理费，系生隆公司为维权而支出的必要费用，应予支持。生隆公司与湖北峡光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有该所出具的收费发票为证，一审法院对20000元律师代理费予以支持。生隆公司与湖北东吴弘泰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没有提供正式收费发票，但考虑到诉讼实际情况，酌情支持20000元。上述煤炭价款、差旅费、案件受理费和律师代理费损失计1314833.20元。生隆公司已领取的煤炭变现款300449.53元，应在上述损失中扣除。金鹏屋公司还应赔偿生隆公司1014433.67元（1314883.20元-300449.53元）。
综上，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错误造成案外人损失应否承担赔偿责任问题的解释》之规定，判决：一、金鹏屋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生隆公司的经济损失1014433.67元；二、胡正耘在提供担保财产的价值范围内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生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727元，由生隆公司负担11863.50元，金鹏屋公司、胡正耘共同负担11863.50元。
一审判决宣判后，生隆公司、金鹏屋公司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生隆公司上诉称：一审判决审理查明的事实基本清楚。一审法院认定“金鹏屋公司向人民法院提出的保全财产线索与保全财产的真实权属不符，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与生隆公司受损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由此造成的风险和损害后果应由金鹏屋公司承担。胡正耘为金鹏屋公司的错误保全申请提供财产担保，其担保行为与金鹏屋公司的财产保全申请行为相结合共同促成损害后果发生，……胡正耘应当在担保财产的价值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对本案的侵权责任予以了明确和判定，也是正确的。但一审判决对生隆公司因财产保全所遭受的损失的确定，存在明显不妥，应予纠正，主要表现在：1、煤炭价款损失应为1154551元。生隆公司和黑白金公司于2010年12月18日签订《煤炭供需合同》，约定由生隆公司向黑白金公司供应煤炭1500吨，单价为970元／吨，总价145.50万元，交货地点为武汉白沙洲码头。为履行该合同约定的供货义务，生隆公司与博恒公司签订《煤炭供需合同》，向博恒公司以670元／吨购买煤炭1500吨，并委托索特519号货轮运往武汉白沙洲码头。煤炭在运输途中被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基于金鹏屋公司的诉前财产保全申请予以扣押，卸货在枝城港综合码头。如果没有金鹏屋公司的错误申请和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法院的扣押措施，这船煤可以完成对买方黑白金公司的交付，生隆公司也可以按照合同的约定拿到全部货款。对于交付途中的货物损失，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的规定，这船煤炭的数量应当按博恒公司实际交付的出库数量1500吨确定，这船煤炭的价款损失应当按照生隆公司和黑白金公司签订的《煤炭合同》的约定计算，即1500吨×970元／吨=1455000元。扣除湖北省宜都法院变卖该批煤炭后支付给生隆公司的300449元，实际煤炭损失应为1154551元。一审法院认为“生隆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生隆公司与黑白金公司签订的《煤炭供需合同》中970元／吨的卖出价格系武汉市当时的煤炭平均交易价格，从公平角度考虑，一审法院在煤炭购销价格50%的幅度内酌情支持其预期利益损失”，这一裁判理由是不当的。首先，生隆公司和黑白金公司之间的《煤炭供需合同》已经明确约定了该批煤炭的价格是970元／吨，就应当按照已有的约定来计算损失。其次，法院在审查过程中没有充分释明和分摊举证责任，生隆公司主张按照970元／吨计算货物损失，法院没有释明要求生隆公司举证证明该价格就是武汉市当时的煤炭平均交易价格；如果金鹏屋公司认为该价格高于武汉市当时的煤炭平均交易价格，应当由金鹏屋公司来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三，该批煤炭发热量达5662大卡，当时的市场价格在千元以上，被扣煤炭的实际损失应为1154551元。2、利息损失至少应按814311元计算。生隆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光雄及其妻子杨华莹原为武汉市东西湖区一国有企业双下岗职工，没有足够的资产作支撑，不能向正规银行贷款，为了筹集资金向博恒公司购买煤炭，只好向多名自然人发生民间借贷。银行账户的现金流水单清楚地反映了资金募集和使用的流程，证明生隆公司是为了这次购煤才与多人发生民间借贷。生隆公司在一审中仅主张自2011年1月21日至2013年7月20日间的利息损失836946元，可予支持。一审法院即使不按生隆公司的煤炭销售价格为基数支持其利息损失，起码也应按其投入的成本费用为基数计算利息，为814311元。3、差旅费应为29310元。生隆公司为了维权，和代理律师数十次往返于武汉、宜昌、宜都、巫山、万州，从煤炭被扣押至（2012）鄂宜昌中民三终字第0025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被扣押煤炭为生隆公司所有时发生的差旅费23648元，及生隆公司为争取损失赔偿继续维权又相继发生的差旅费5662元，应予支持。4、律师代理费应为8万元。生隆公司先后提出案外人异议、提起案外人异议之诉、驳回起诉后又上诉、撤销一审裁定后再次审理、一审判决后又上诉，加上提起诉前财产保全损害赔偿之诉，前后六个程序，生隆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律师代理费发票和收据证明的该项支出金额为8万元，应当全部支持。5、基于本案的过错在于金鹏屋公司错误的财产保全申请和胡正耘的错误财产担保，金鹏屋公司和胡正耘应当承担一审案件受理费23727元.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主文第一、第三项和案件收费的分担，改判由金鹏屋公司赔偿生隆公司的经济损失2078172元，上诉费由金鹏屋公司和胡正耘共同承担。
金鹏屋公司针对生隆公司的上诉答辩称：1、造成生隆公司损失责任不在于己方，而是执行法院以及生隆公司自己。在诉讼保全没有申请变更的情况下是人民法院自行变更的。申请人申请财产保全事后提出执行异议，但是查封扣押是人民法院进行的。2、生隆公司的煤炭损失理由不能成立，查封煤炭价格应以购买时候价格来计算，生隆公司不论如何都应履行纳税义务，如果认定财产保全错误，其损失应该是55万余元，且该损失也不能由金鹏屋公司承担。3、利息损失，在交易之前，都没有发生，就凭空认定借贷的利息损失。4、差旅费理由不成立。5、露天存放以及市场价格波动会导致煤炭损失扩大，金鹏屋公司在法院采取强制措施之后三次申请处置，但是由于法院以及生隆公司的原因导致煤炭闲置过久不能处置，依据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对季节性商品可以责令当事人进行处理，本案中金鹏屋公司尽到了己方义务，生隆公司损失与自己无关，该责任主要在于执行法院以及生隆公司，生隆公司只能依法主张国家赔偿。
胡正耘针对生隆公司的上诉答辩称：1、生隆公司因其过错应当承担其损失。有证据证明船载煤炭的货主是博恒公司，生隆公司直接付给了博恒公司，谁的货应当由谁押运，生隆公司在一审法院质证中对船载押运的人说明不认识。生隆公司是准备购买煤炭的，但是因为是货到付款，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并没有变更货主，该船货物的货主是博恒公司。2、人民法院出具的查封裁定，2011年1月30日签收的民事裁定，生隆公司事隔73天才提出异议。3、生隆公司申请对象错误。裁定查封扣押博恒公司所有煤炭的民事裁定，诉前财产保全的申请审查人是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案外人提出异议有权进行审查的是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定是生效文书，该裁定引起的法律后果应当由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承担。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在执行时，被保全财产的地点和裁定保全地点均为东阳光码头，被保全财产的地点是法院自行决定的，应当承担责任。金鹏屋公司分别两次向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申请对煤炭进行变卖，但是未获准许，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将被扣押的煤炭变卖后，返还给生隆公司30多万元，该行为是由执行法院造成的，如需赔偿应该依照国家赔偿法进行赔偿。
金鹏屋公司上诉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案诉讼保全不当给生隆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其责任在于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作出保全后不当执行行为和保全后不按法律规定处置提存煤款所造成。造成损失的赔偿主体应为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而非金鹏屋公司，生隆公司的损害赔偿应当依法适用司法赔偿。首先，金鹏屋公司向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所查封的对象是博恒公司运至宜都市东阳光专用码头的索特519号货轮所载约1500吨煤炭，该院于2011年1月13日作出的（2011）都保字第7号民事裁定书载明的也是查封扣押博恒公司运至宜都市东阳光专用码头的索特519号货轮所载的1500吨煤炭。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在实际执行中将运往武汉白沙洲码头、已驶离距东阳光专用码头近20余公里的洋溪水上加油站索特519号轮所运煤炭进行扣押。该执行超过了金鹏屋公司申请查封的特定对象，也超过了（2011）都保字第7号民事裁定书所裁决查封的对象和范围。其次，生隆公司在向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提出异议后，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通过审查驳回了生隆公司的异议，生隆公司以案外人身份提出异议之诉后，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又判决生隆公司败诉，后经过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支持了生隆公司的诉讼请求，这说明继续查封扣押煤炭是上述裁判文书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是人民法院依法行使裁判权的结果。对于人民法院的裁决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只能由作出裁判的人民法院承担责任，生隆公司依法应向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中止生隆公司申请国家赔偿的审理不符合法律规定。2、金鹏屋公司在申请财产保全后积极履行了补救义务，因执行错误造成的财产损失应由国家赔偿。金鹏屋公司申请财产诉前保全后，为了避免保全财产损失的产生，于2011年1月21日、7月21日、8月23日三次书面申请和多次口头申请对保全财产进行处置，申请将变现价款提存至人民法院。但因生隆公司极力反对和法院不作为等原因致使煤炭没有及时变现，煤炭露天堆放2年之久，导致煤炭热量挥发、数量减少，市场价格大幅下跌，并产生了26万元的堆场费。金鹏屋公司已经履行了自己的应尽职责，对于未及时变现处理造成的财产损失以及扩大的损失与金鹏屋公司无关。3、损失计算不当。一审判决将生隆公司聘请律师代理诉讼的费用计入赔偿额计算没有依据。另外增值税、过磅费应当由生隆公司承担。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生隆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将案件发回重审，由生隆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生隆公司针对金鹏屋公司的上诉答辩称：金鹏屋公司提出诉前财产保全是错误的。对方申请书中申请人是金鹏屋公司，被申请人是博恒公司，申请对象是博恒公司的煤炭，但这批煤炭的所有人是生隆公司。另外，这批煤炭托运人是生隆公司，从金鹏屋公司的申请来看托运人是博恒公司。这批煤炭目的地是武汉白沙洲，但是金鹏屋公司申请的目的地是东阳光码头，因此金鹏屋公司的申请是错误的。扣押过程中，涉案轮船已经开过东阳光码头，是在金鹏屋公司的强烈要求下法院将船舶拦下逆流查封，有一个细节就是涉案船舶收取了金鹏屋公司支付的运费，但是如果是正当的就不会支付运费，由此可见，金鹏屋公司主观上是有过错的。而且金鹏屋公司是超标的额的申请保全，这批煤炭按照合同价格是145万余元，但是博恒公司与金鹏屋公司双方的争议价款只是70万余元，所以是超标的额申请保全。生隆公司在一审法院提出要求是符合民诉法的相关规定的，于法有据。
胡正耘同意金鹏屋公司的上诉意见。
生隆公司在本院二审规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交2011年1月10日秦皇岛港煤炭价格以及相关煤炭购销合同、工业合同等，拟证明货物交付时候，武汉、秦皇岛等地煤炭交易平均价都是970元／吨以上。
金鹏屋公司质证认为，该证据的证据形式是复印件，不符合规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且该证据证明的是山西优质煤炭价格，与查封的煤炭不是同一批煤炭，不能实现生隆公司的证明目的。
胡正耘同意金鹏屋公司的质证意见。
金鹏屋公司和胡正耘在本院二审规定的举证期限内未提交新证据。
综合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意见，本院认为，因生隆公司提交的证据是复印件，且金鹏屋公司和胡正耘不予认可，本院不予认定。
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金鹏屋公司申请财产保全是否错误；2、生隆公司的损失数额如何认定。
本院认为，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系根据金鹏屋公司的财产保全申请和提供的财产线索，于2011年1月15日查封、扣押了索特519号轮船上所载煤炭。金鹏屋公司提供的财产线索为博恒公司运至宜都市东阳光专用码头的索特519号轮船所载约1500吨煤炭，虽然在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时，索特519号轮船已离开宜都市东阳光专用码头，但是索特519号轮船曾在宜都市东阳光专用码头停靠，索特519号轮船运载有煤炭，均与金鹏屋公司提供的财产线索相符，考虑到煤炭属于种类物，其所有权公示特征不明显，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的执行人员专门对索特519号轮船的船长进行了询问，并获取了《货物运输地方税代征证明》，该证明载明索特519号轮船上所载煤炭系博恒公司购买，故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在采取保全措施时已尽了合理的审查义务，是按照金鹏屋公司提供的财产线索查封扣押财产的。而经一审法院（2012）鄂宜昌中民三终字第00258号民事判决确认，金鹏屋公司提供的财产线索与该财产的真实权属状况是不相符的，故金鹏屋公司未尽合理的注意义务而致申请保全错误，使生隆公司遭受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的规定，金鹏屋公司应赔偿生隆公司因错误保全所遭受的损失。胡正耘为金鹏屋公司申请财产保全的行为提供担保，应依《担保书》的承诺承担担保责任，一审判决胡正耘在担保财产的价值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胡正耘对一审判决未提出上诉，视为认可一审判决，本院予以照准。虽然金鹏屋公司向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提交《保全财产处置申请书》要求对被扣押的煤炭进行处置，因生隆公司对查封的财产提出书面异议，其后生隆公司又提起了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在保全财产的权属未明确之前，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对金鹏屋公司的处置申请未予准许并无不当。金鹏屋公司上诉主张本案诉讼保全不当给生隆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其责任在于宜都市人民法院作出保全后不当执行行为和保全后不按法律规定处置提存煤款所造成，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生隆公司的损失数额，生隆公司与博恒公司签订的《煤炭供需合同》约定生隆公司购买煤炭的价格为670元／吨，煤炭在卸货时经计量确定为1493.76吨，价值为1000819.20元，这是生隆公司因金鹏屋公司错误申请保全遭受的直接损失。生隆公司为维权而支出差旅费、律师代理费亦属生隆公司的直接损失。因生隆公司一审仅提交了差旅费报销单，并没有提交原始报销凭证，二审亦未向本院提交原始报销凭证，故一审法院酌定生隆公司的差旅费损失为10000元并无不当。对于律师代理费，一审法院已认定生隆公司向湖北峡光律师事务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20000元，因生隆公司对其向湖北东吴弘泰律师事务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没有提供正式收费发票，不能证明其实际支付的律师代理费数额，一审法院根据诉讼实际情况，酌定20000元亦无不当。生隆公司与黑白金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因涉案的保全行为而未能履行，生隆公司合理的预期利益损失为其因金鹏屋公司错误申请保全遭受的间接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的规定，财产损失应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其他方式确定，由于生隆公司与黑白金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未履行，而生隆公司并未举证证明生隆公司与黑白金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所约定的价格为当时的市场价格，一审法院依据公平原则酌情在购销合同约定的价格50%的幅度内确定生隆公司预期利益损失为224064元，生隆公司对一审法院确定的数额虽提出异议，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一审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行为存在不当之处，对其异议本院不予采信。据此，一审法院认定生隆公司损失数额为1314883.20元依据充分，生隆公司对此提出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生隆公司和金鹏屋公司的上诉请求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7454元，由武汉生隆商贸发展有限公司负担10000元，由宜昌金鹏屋商贸有限公司负担3745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邵震宇
代理审判员 李 萍
代理审判员 郭振华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向 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