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丽商终字第60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遂昌泽慧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奕恒，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建君，浙江浩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开化县钱江纸箱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陆杰星，公司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方立军，浙江三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遂昌泽慧贸易有限公司（后简称“泽慧公司”）为与被上诉人开化县钱江纸箱有限公司（后简称“钱江纸箱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遂昌县人民法院（2015）丽遂商初字第4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遂昌泽慧贸易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建君和被上诉人开化县钱江纸箱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方立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认定：钱江纸箱公司曾向案外人浙江省遂昌县东源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源公司”）购买包装纸，业务由洪年昌负责与被告钱江纸箱公司往来，货物由案外人项年良、胡文彬运交钱江纸箱公司。2013年1月1日，东源公司与洪年昌签订《工厂租赁合同》，约定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甲方有偿将工厂生产和办公区的有效资产出租给乙方租赁经营，乙方合法、有序、有效经营工厂。2013年5月28日、2013年6月28日、2013年7月26日泽慧公司分别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显示的购货单位均为钱江纸箱公司，销货单位均为泽慧公司，票面金额分别为34306.75元、18441.5元、18878.75元。泽慧公司、东源公司、洪年昌于2013年8月3日签订《协议》（案外人李卫民代表泽慧公司在该《协议》上签字），约定泽慧公司委托东源公司生产包装纸，并由洪年昌负责销售及收回货款，东源公司负责原材料采购、包装纸生产等；其中合同第五条载明“甲（泽慧公司）、乙（东源公司）、丙（洪年昌）三方7月30日结算清7月25日之前的货款。8月1日之后开出的增值税发票款项由丙方负责回笼至甲方账户，丙方必须在发票开出30日之内回笼；丙方收到承兑汇票5日内交由甲方管理，丙方收到现金3日内交甲方账户；乙方不经手所有款项。”泽慧公司遂以钱江纸箱公司未支付货款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提出前述诉讼请求。
泽慧公司在一审中诉称，2013年5月份至2014年2月份，被告钱江纸箱公司到原告泽慧公司处购买货值246946.9元的包装纸，之后，被告钱江纸箱公司只支付了2笔货款100938.32元，泽慧公司多次向被告钱江纸箱公司催讨无果。故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依法判令：1、判令被告钱江纸箱公司支付货款146008.58元及逾期付款利息（2014年1月14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率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并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2、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钱江纸箱公司在一审中辩称，双方之间未建立起包装纸买卖关系；我们是从东源公司购买货物，与洪年昌进行联系，他是东源公司的人；洪年昌代表东源公司，被告在2014年2月份以前已结算完毕。综上，请求驳回原告泽慧公司的诉讼请求。
原审认为：原告泽慧公司并未出售货物给被告钱江纸箱公司，其无权要求钱江纸箱公司支付货款。第一，在本案中原告泽慧公司所提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被告钱江纸箱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第二，泽慧公司自身不具备生产包装纸的能力，系其委托东源公司生产包装纸。泽慧公司与东源公司于2013年8月3日才签订委托生产的《协议》，可以认定钱江纸箱公司在2013年8月3日前购买包装纸的相对人不是泽慧公司，而是东源公司。本案中，原告提供的送货单显示的送货时间均是2013年5月-7月份。第三，东源公司与洪年昌签订《工厂租赁合同》中，约定洪年昌作为中间业务人，与被告钱江纸箱公司进行业务往来，而不是原告泽慧公司进行业务往来，且原告泽慧公司与东源公司、洪年昌签订的《协议》约定由洪年昌负责对货款的回笼。综上，原告泽慧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被告钱江纸箱公司关于其购买货物的合同相对人不是原告泽慧公司的意见，法院予以采纳。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遂昌泽慧贸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610元，由原告遂昌泽慧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一审宣判后，泽慧公司不服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并错误适用法律。第一，双方存在买卖关系。泽慧公司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与之相匹配的发货明细、货单及国家税务局稽核结果，足以证明双方存在真实的交易行为。虽一审法院认定国家税务局稽核结果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不采信货单，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确认货单证明力，应当认定本案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认证，抵扣稽核结果与本案有关联性。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审判若干疑难问题讨论纪要意见如下：“…增值税发票虽非书面合同，在审理口头合同纠纷中，可以把增值税发票作为认定当事人之间存在合同关系的依据…”一审法院在管辖异议裁定中认为“原被告之间实际发生过买卖关系，被告欠原告货款存在事实依据，因此，原被告之间的纠纷为买卖合同纠纷”。二审法院在管辖裁定中也认为：“根据被上诉人在原审提交的民事起诉状及增值税发票等相关证据，可以认定本案属买卖合同关系”。同时，钱江纸箱公司也在诉讼过程中承认自己是购买方，并支付过部分款项的事实予以认可。因此，泽慧公司所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其与钱江纸箱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第二，泽慧公司自身不具备生产包装纸的能力，系其委托东源公司生产包装纸。泽慧公司提交的委托加工合同已被生效判决所认定。自2013年5月1日起，东源公司即将所生产货物交付给泽慧公司，并向泽慧公司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国家税务局稽核结果也证实了这一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四项之规定，一审法院也应采信委托加工合同。国家税务局稽核结果也证明，东源公司也无货对外销售，也未曾销售，这与其声明完全相符。第三，东源公司与洪年昌签订工厂租赁合同中，未见“约定洪年昌作为中间业务人”这一条款，洪年昌本人也未承认承包过东源公司。从泽慧公司提交的国家税务局稽核结果3及东源公司开具给钱江纸箱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也可以证明，2013年5月1日前与钱江纸箱公司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是东源公司，与洪年昌无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第一项之规定，不应采信工厂租赁合同。第四，银行承兑汇票系复印件，该复印件显示其与钱江纸箱公司无任何关联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及《票据法》相关规定，法院不应采信。第五，询问笔录所述事实与国家税务局稽核结果不一致，与工厂租赁合同自相矛盾，不应采信。第六，钱江纸箱公司未能提出反驳证据，也未能举证证明其与东源公司在2013年5月1日之后存在真实交易行为，更没有证据证明东源公司收到过其货款，理应承担不利后果。综上，恳请二审法院撤销原判，直接改判被上诉人支付剩余货款146008.58元及逾期付款利息（2014年1月14日其至付清之日止逾期付款利率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并参照逾期罚款利率标准计算），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钱江纸箱公司口头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从来没有涉及到纸箱上业务谈判或业务买卖，被上诉人只认定洪年昌，洪年昌一直与我们存在长期买卖关系，洪年昌送过来的货，我方全部已经结算给他了，泽慧公司从来没有介入我们与洪年昌之间的买卖关系，货物也都是东源公司生产的，我方也已全额支付了货款，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
二审中，上诉人泽慧公司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1、领付款凭证，待证：从2013年6月8日代付东源公司工人工资；2、领付款凭证，待证：从2013年6月26日起代付东源公司税款及滞纳金；3、领付款凭证，待证：从2013年5月27日起代付东源公司电费；4、领付款凭证，待证：从2013年6月4日起代东源公司材料款。被上诉人钱江纸箱公司对上述四组证据一并质证认为，这些证据形成时间为2013年，上诉人完全有能力在一审时提供，故证据应在一审举证期限内提出。所有领付款凭证只能证实2013年6月8日雷松权出具给东源公司一张收条，至于他们是借还是支付其他款项是无法证明的。领付款凭证不符合正常领付款凭证的要求，正常领付款凭证要经核许人的同意。本院认为，上诉人所提交的四组证据均系东源公司领取款项的凭证，与本案双方当事人并无直接联系，故本院对该四组证据均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另：泽慧公司与东源公司签订了自2013年5月1日至2016年4月30日为期三年的委托加工合同。
雷松平于2014年4月25日在遂昌县公安局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我是浙江省遂昌县东源纸业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实际负责我们公司的运转……2015年5月开始，因为我在外面欠债的原因，我厂开具货款发票不好开，于是我通过李为民到泽慧贸易开了一些增值税发票了的……期间还签了一个委托加工合同的，这份合同实际签订的时间是5月下旬，不过签订的时间上面是写了5月1日，当初签这份协议的目的是为了规避其他债主，实际这期间的经营还是我自己在负责的，和李为民是没有关系的……之后才有我、洪年昌、李为民在2013年8月1日签订三方协议，意思就是东源造纸厂需要的资金由李为民或泽慧贸易垫付，而生产出来的成品纸的货款全部由李为民和洪年昌去收，收到的款归泽慧贸易……”
本院认为，上诉人认为其与钱江纸箱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就该主张，首先，上诉人认为其与被上诉人钱江纸箱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主要依据系委托加工合同及增值税发票，但该委托加工合同与案涉租赁合同在内容上存在矛盾，且东源公司实际控制人雷松平在公安询问笔录中陈述认为该委托加工合同并非东源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而增值税发票系上诉人代东源公司所开具，故原审法院对该份委托加工合同不予采信并无不当，上诉人所提交的增值税发票也不足以证实其上诉主张。其次，2013年8月3日洪年昌与东源公司、泽慧公司签订了三方协议，该协议约定泽慧公司委托东源公司生产包装纸，洪年昌负责包装纸的销售及货款的回笼，但洪年昌先前曾负责东源公司与被上诉人钱江纸箱公司的业务往来，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该协议之后曾向被上诉人钱江纸箱公司披露过有关洪年昌身份变更的信息，且被上诉人也不认可洪年昌代表上诉人公司。综上，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220元，由上诉人遂昌泽慧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程允平
审 判 员 陈俊明
代理审判员 翁王婷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一日
代书 记员 陈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