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柳市民一终字第367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余宛霖.
委托代理人林海清。
上诉人（一审被告）兰红丹。
委托代理人罗清良。
委托代理人周世球。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田洁。
上诉人余宛霖、兰红丹与被上诉人田洁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南区人民法院（2013）南民初（一）字第10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余宛霖的委托代理人林海清，上诉人兰红丹及其委托代理人罗清良、周世球，被上诉人田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余振超系余宛霖的父亲。田洁与余振超于1996年5月30日登记结婚，于2000年10月17日离婚，双方未生育小孩。2008年2月25日，余振超与兰红丹登记结婚，双方未生育小孩。余振超于2012年10月31日因直肠癌死亡。1996年9月20日，余振超作为乙方与柳州市铸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作为甲方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购买位于柳州市西环路5号中山城市花园一区5栋1-3的房屋一套。1998年4月18日，余振超向柳州市铸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交付了93060元的购房款。1998年6月23日，余振超领取了位于柳州市西环路5号中山城市花园一区5栋1-3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所有权证中登记的所有权人为余振超。1998年9月25日，田洁与余振超签订《协议》一份，内容为“我叫余振超，和田洁已结婚三年，因种种原因，产生矛盾，为保证夫妻关系和好，永保情好，愿把现有的家产及以后新发生的财产转给田洁名下，任何人不得干协、分取，以此为凭，以后补充协议一律无效，必有田洁签名认可……”。2013年6月17日，田洁诉至法院要求位于柳州市西环路5号中山城市花园一区5栋1-3的房屋归田洁所有。另查明，2000年10月13日，田洁作为原告与余振超作为被告就双方的离婚纠纷一案在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进行了调解，并做了调解笔录，内容为“……？婚后有何共同财产？原：我们已自行分清，不用法院处理。被：是这样。？有何共同债权债务？原：我们能自己处理。被：是的。？有何金银首饰、股票、有价证券？原：我们已自行分清，有了协议书。被：已经分清了。……”。同日，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作出（2000）南民初（一）字第1431号民事调解书，内容为“……原告田洁于2000年10月13日诉至本院，要求与余振超离婚，余振超同意离婚。双方均表示自行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田洁与余振超离婚。……本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2000年10月17日，田洁与余振超到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领取了（2000）南民初（一）字第1431号民事调解书。2013年6月13日，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兹证明我单位职工余振超……妻子是兰红丹，……余振超生前生有儿子一人，余宛霖……余振超的父亲余志壮，广西容县杨村镇渔产村人，于2010年7月13日因病死亡，余振超的母亲许佰芳，广西容县杨村镇渔产村人，于2004年6月份因病死亡。余振超生前无遗嘱，无遗赠抚养协议……”。2013年6月6日，容县杨村镇渔产村委会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兹证明广西容县容县杨村镇渔产村子观四队21号村民余志壮（男），于2010年7月病故，许伯芳（女），于2004年6月病故余志壮与许伯芳系夫妻关系……”，在该《证明》的右下角有“情况属实”字样并加盖容县公安局杨村派出所户口专用章。在死亡人姓名为余志壮的《死亡户口注销单》中载明：余志壮的死亡时间是2010年7月10日。在死亡人姓名为许伯芳的《死亡户口注销单》中载明：许伯芳的死亡时间是2004年6月24日。庭审中，田洁、余宛霖、兰红丹一致认可田洁在和余振超离婚后，田洁未就位于柳州市西环路5号中山城市花园一区5栋1-3的房屋主张过权利。田洁表示其在2000年10月13日的调解笔录中表述的“有了协议书”就是指1998年9月25日签订的《协议》，且《协议》中的“现有家产”指的就是位于柳州市西环路5号中山城市花园一区5栋1-3的房屋，其与余振超离婚后经常联系，案涉房屋一直由余振超使用，余振超死亡前并未留有遗嘱。余宛霖表示田洁与余振超在1998年9月25日所写的不是协议，只是1998年吵架时写的一张便条，该便条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且其不认可“现有家产”指的就是位于柳州市西环路5号中山城市花园一区5栋1-3的房屋。余宛霖还表示其听余振超说过有遗嘱，但其没有持有遗嘱，在田洁与余振超离婚后，案涉房屋是由余振超和其使用。兰红丹表示其对于田洁与余振超离婚时的情况并不清楚，但认为1998年9月25日的《协议》已经过了诉讼时效，其认可在田洁与余振超离婚后，案涉房屋由余振超和余宛霖使用，余振超死亡前未留有遗嘱。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夫妻共同财产是指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所共同拥有的财产。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除个人特有财产和夫妻另有约定外，夫妻双方或一方所得的财产，均归夫妻共同所有。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本案中，案涉房屋系余振超于1996年9月20日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购买，于1998年4月18日将购房款交付完毕，并于1998年6月23日领取了房屋所有权证。虽然在案涉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中登记的所有权人为余振超，但该院认为不动产权属证书只是权利人享有不动产物权的证明，该证书是权利的外在表现形式，只具有推定的证据效力，假如实际权利人与登记所有人不一致，应当以实际权利人为准。田洁与余振超于1996年5月30日结婚，于2000年10月17日离婚，故本案的案涉房屋系在田洁与余振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所得。因田洁、余宛霖、兰红丹均未提供证据证实案涉房屋已经在田洁与余振超离婚时进行了分割，故按照我国夫妻婚后所得共同制，该房屋应为田洁与余振超的夫妻共同财产。因夫妻对其共同财产的共有所有权是绝对权利，只要没有丧失共有基础或曾分割过就一直享有共有物权，不应当受到诉讼时效的限制，故田洁与余振超对案涉房屋各享有50%的份额。关于田洁与余振超离婚后，案涉房屋系谁在使用？因田洁主张其与余振超离婚后案涉房屋一直由余振超使用，而余宛霖、兰红丹辩称案涉房屋由余振超和余宛霖使用，故该院对于案涉房屋在田洁与余振超离婚后是否为余振超和余宛霖共同使用不予确认，但对于余振超在与田洁离婚后使用案涉房屋的事实予以确认。关于案涉《协议》的性质。该院认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财产约定为另一方所有，其实质而言就是夫妻间的财产赠与行为。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本案中，依据案涉《协议》中关于“……为保证夫妻关系和好，永保情好，愿把现有的家产……转给田洁名下……”的约定，并结合田洁与余振超签订《协议》时已经领取了于双方婚后购买的案涉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的实际情况，该院认为该《协议》应视为余振超在1998年9月25日表示将其所享有的案涉房屋50%的份额赠与田洁，而“为了保证夫妻关系和好，永保情好”应为余振超赠与行为的目的，而并非该赠与行为所附的条件。关于案涉《协议》的诉讼时效。该院认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虽然田洁与余振超达成了有效的赠与协议，但从案涉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中至今登记的所有权人仍为余振超可知，该房屋从田洁与余振超自2000年10月17日离婚至今并未办理过户手续，故该赠与行为并未履行完毕。对于余宛霖、兰红丹关于案涉《协议》已经过了诉讼时效的辩解。因该《协议》系田洁与余振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内签订，案涉房屋在田洁与余振超自2000年10月17日离婚后亦一直由余振超使用，且田洁自认其与余振超离婚后经常联系但未就案涉房屋主张过权利，结合余振超于2008年2月25日与兰红丹再婚的情况，该院认为田洁作为受赠人要求余振超履行《协议》的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应从田洁与余振超离婚的次日即2000年10月18日起算为宜，故田洁要求余振超履行赠与行为的请求权已经过了诉讼时效。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128，《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一百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田洁对位于柳州市西环路5号中山城市花园一区5栋1-3的房屋享有50%的份额。案件受理费7059元（田洁已预交），由田洁负担3529.5元，余宛霖、兰红丹共同负担3529.5元。
上诉人余宛霖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审判决将属于上诉人父亲余振超个人留下的遗产即位于柳州市西环路5号中山城市花园一区5栋1—3房屋的50％份额由被上诉人享有是错误的，与事实不符，更是有悖法律的规定。一审判决中关于本案诉讼时效的认为是自相矛盾的，必然导致适用法律有误，所作出的判决结果是错误的。一审判决关于“因夫妻对其共同财产的共有所有权是绝对权利，只要没有丧失共有基础或曾分割过就一直享有共有物权，不应受到诉讼时效的限制，故原告与余振超对涉案房屋各享有50％的份额”的认定及由此作出将位于柳州市西环路5号中山城市花园一区5栋1-3房屋为被上诉人与余振超为夫妻共同财产来处理本案是错误的，被上诉人在离婚后将近十三年而且在作为房屋登记所有权人的余振超去世后才提出主张，大大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于2013年6月17日才起诉本案，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从而丧失本案胜诉权。对于被上诉人而言，则属于长期不行使权利—“眠于权利之上”，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限，失去法律的保护，失去权利保护。理由如下：一、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父亲余振超是通过柳南区人民法院于2000年10月13日协议离婚的，柳南区法院（2000）南民初字第1431号《民事调解书》（下简称离婚调解书）的生效日期是2000年10月18日。从被上诉人提交的离婚调解书上可以清晰的看出，当时（2000年10月）被上诉人是知道本案所涉及的房屋存在和在离婚时必须要对夫妻共同作出处分割处理的。①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父亲余振超在2000年10月离婚时的两个人登记的住址正是本案中所涉及的房屋。余振超不存在故意隐瞒房产的事实；更确切地说被上诉人也是知道本案涉及房屋的存在及确切的详细地址的。②被上诉人与余振超离婚时，已经是第二次离婚了。而且是双方自愿协议离婚的，离婚所须要经过的程序被上诉人是知悉无疑的。③从被上诉人的文化程度上分析。被上诉人在2000年离婚是具有“中专文化”的人，现在则是大专文化了。被上诉人是对自己所享有的权利应当是清楚的。④从被上诉人在2000年离婚调解的笔录中更可证实本案所涉及的房产应当已明知及当时双方已经处理过了。被上诉人对于“婚后有何共同财产”被上诉人的回答是“我们已自行分清，不用法院处理”。上诉人按此直接的证据，认为在2000年10月13日被上诉人真实意愿去法院第二次办理离婚手续前，被上诉人与余振超就包括本案涉及房产在内的夫妻共有财产已经全部自行分清，两人分清财产的结果是：本案所诉争的房屋归上诉人父亲余振超个人所有。被上诉人为何在余振超去世后却以明知已经自行处理了的房屋，且表示不用法院处理了，又诉至法院要求处理呢？被上诉人为何在上诉人的父亲还在世时不直接向他要求涉及房产的权利被上诉人为何长达十二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向法院提出要求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对这一事实的认定是错误的。⑤一审被告兰红丹与上诉人的父亲余振超于2008年2月25日再婚进行了合法登记。一审判决书中对于被上诉人依据1998年9月25日的字条来提出房产确认权，一审法院在一审判决书中第八页的最后一自然段至第九页的第一自然段对于以赠与行为超过诉讼时效进行了详尽的说理是完全正确的。⑥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九条的规定。对于协议离婚后的财产分割的诉讼时效作了明确的司法解释，而被上诉人的离婚方式是双方协议离婚的。确切的说是被上诉人主张协议离婚后的财产分割是必须受到诉讼时效限制的。主张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超过诉讼的理由与提出赠与行为超过诉讼时效的是一致的。即应当从被上诉人与余振超离婚的次日2000年10月19日起算诉讼时效，显然被上诉人对本案的诉讼时效超过了。⑦在上诉人的父亲余振超与被上诉人离婚后，涉及的房产一直由余振超使用。另被上诉人在一审法院审理时已经自认，其自离婚后没提出过涉及房产主张权利，而被上诉人一直收执着所谓的“协议”和向离婚作调解的法院自认已经自行对共同财产分清了，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也就是说被上诉人对于夫妻共同财产（本案涉及的房屋）不存在着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中断、中止的情形。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对于涉及本案的夫妻共同财产的共有权是绝对权利，不应当受到诉讼时效的限制。这种观点才是绝对错误的，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完全相悖。二、关于财产所有权的概念和取得财产的合法性规定，在我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有了明确的法律规定。在本案中，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要求判决位于柳州市西环路5号中山城市花园一区5栋1—3房屋一套归其所有。那么被上诉人对位于柳州市西环路5号中山城市花园一区5栋1-3房屋所有权的取得是否具有合法性？被上诉人取得该房屋的合法方式是什么？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主张属于登记在上诉人的父亲余振超个人名下的涉及房产归其所有，唯一的法定理由是因婚姻关系的延续才有可能发生，然后才可能会通过合法的方式取得。就本案而言，离婚后的财产分割是依法规定存在诉讼时效之说，作为当事人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内提出主张，才可能得到法律的保护，才可能得到权利的实现。一审法院认为：夫妻共同财产共有所有权是绝对权利，只要没有丧失共有基础或曾分割过就一直享有共有物权，不应当有诉讼时效的限制。这种观点是颠覆了《物权法》的立法精神，颠覆了最高法（（关于婚姻法》的系列司法解释，将物权的共有权过于放大了。就本案而言，第一：被上诉人与余振超在2000年10月18日就因离婚生效，被上诉人从2000年10月19日丧失夫妻共同共有财产的基础，这因人身关系所决定的离婚则完全是由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所作出的决定；第二，更确切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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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诉人在2000年10月13日离婚协议笔录中也作出了对夫妻共同财产处理的真实意思表示，即“我们已自行分清，不用法院处理”。说明被上诉人对于涉及的房产是曾经协商处理过的，要不为何还明确不用法院处理基于这两个基本事实，本案对于涉及共同财产分割的房产也不满足一审法院判决书中自行设定的两个前提条件。诉讼时效制度是民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它对于民事权利的行使和实现具有很大的限制作用，一审判决认为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明显与当前有效的司法解释相悖。另有几个事实田洁已经确认：1、在2000年离婚案的庭审笔录中所称的“财产已经分清”，所谓协议就是98年9月25日的，但是在被上诉人离婚案卷中，被上诉人的这个观点是没有证据相吻合。2、被上诉人已经确认一个事实，在2000年12月7日签收调解书后就离开了争议的房屋。3、被上诉人已经认可离婚后争议的房屋一直由余宛霖和余振超居住和使用。4、被上诉人在2000年10月17日离婚之后明知争议的房屋不在自己掌握之中，从没向余宛霖和余振超提出异议。退一步讲，被上诉人拿着协议书也好，明知自己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占有使用，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也因婚姻的结束存在诉讼时效。一审确认是夫妻财产的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一审程序是违法的，被上诉人从来没有主张是夫妻共同财产，但一审法院以夫妻共同财产判决被上诉人享有50%的份额超出了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全部承担。
被上诉人田洁答辩称：我与余振超不是以离婚为目的，离婚后我没有离家，真正离家是2002年，而且之后我们还在一起经营事业。为什么多年不提出财产的分割，是因为我们的关系还在断断续续的。2002年离家时我回我父母家居住，余振超还经常到我家要求我回去居住。2003年我就去广东，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想我回去，后来得到我的明确答复后，他就不来找我回去了。房屋的事我们也一直在协商，并不是我这么多年来未主张。我不同意上诉方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上诉方说要我提供房屋共有的证明，房屋是我们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就是共有的证明。
上诉人兰红丹陈述意见称：我完全同意余宛霖代理人的意见，被上诉人与余振超在离婚时是有离婚协议的，而且对争议房屋作出了明确的分割，争议的房屋就是两个上诉人的。
上诉人兰红丹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错误。一审所认定证据足以确认，案涉房屋在被上诉人与余振超离婚时已经进行了分割，并且该房屋为余振超生前个人财产。而一审判决以一审原、被告双方均未提供证据证实案涉房屋己经在被上诉人与余振超离婚时进行了分割为由，认定该房屋在被上诉人与余振超离婚后，为被上诉人与余振超未予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是错误的。1、证据“调解笔录”由被上诉人自己提供并经一审认定。“调解笔录”内容明白无误显示：包括涉案房屋在内的所有婚后共同财产、共同债权债务、甚至金银首饰等，在双方离婚时已经进行了分割，并在双方离婚时就财产分割“我们有了‘协议书’”，说明该“协议书”客观存在。2、从调解笔录内容足以推定：调解笔录中的“协议书”绝非被上诉人主张的1998年9月25日签订的所谓《协议》。从调解笔录中“？有何金银首饰、股票、有价证券？原：我们已经自行分清，有了协议书。”这一内容表明“金银首饰、股票、有价证券”已被写入了“协议书”中，而在被上诉人主张的1998年9月25日签订的所谓《协议》中并没有“金银首饰、股票、有价证券”等相关内容。被上诉人主张的1998年9月25日签订的所谓《协议》实际上是余振超个人作出的单方“承诺”，并非余振超与被上诉人双方的协议行为。故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表示其在调解笔录中的“协议书”就是指1998年9月25日签订的《协议》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从而进一步说明调解笔录中的“协议书”客观存在。3、既然调解笔录中的“协议书”是客观存在的，那么足以认定被上诉人持有该“协议书”，而上诉人由于非当时该“协议书”主体，并不持有该“协议书”。提供该证据“协议书”的责任应由被上诉人承担，如果其不提供就应承担对其不利后果。并且，在一审中，上诉人及余宛霖均主张被上诉人应提供其内容对被上诉人不利的该“协议书”，但被上诉人拒不提供。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可以推定上诉人及余宛霖主张成立。4、基于以上理由，结合在被上诉人与余振超离婚后，余振超一直持有该房屋权证和始终实际占有、使用该房屋，且被上诉人在双方离婚后长达13年的时间里没有主张权利，却在另一持有“协议书”的余振超死亡后、死无对证情况下主张权利的情形，根据情理和日常生活经验也应当推定，该房屋在被上诉人与余振超离婚时已经进行了分割，并且属余振超个人所有。二、一审判决超出当事人诉讼请求。上诉人在一审起诉状中，是以“1998年9月25日签订的所谓《协议》”为理由和依据提起诉讼请求。那么一审在已经认定上诉人要求余振超履行赠与行为的请求权已超过了诉讼时效的情况下，按照法律规定，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而一审不但没有驳回，反而以其他理由为依据作出判决不当。三、被上诉人主张的1998年9月25日签订的所谓《协议》，不能作为确认涉案房屋所有权的依据。该所谓《协议》本乃一张便字条，且是在“保证人”余振超情非得已的情况下并非真实愿意所为，其是否有效暂且不论。就算其有效，在被上诉人与余振超离婚时签订了调解笔录中的“协议书”后，前所谓《协议》民事行为已被后来的调解笔录中的“协议书”民事行为变更和替代，其自然归于无效，故不能作为确认涉案房屋所有权的依据。综上理由，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依法确认涉案房屋系余振超生前个人财产，其遗产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
被上诉人田洁答辩称：按照我上述的答辩意见。
上诉人余宛霖陈述意见称：兰红丹上诉是她的权利，她的上诉内容与我方的差不多。
上诉人兰红丹在二审提供如下证据：1、田洁与余振超离婚案的起诉状，证明离婚是经过双方慎重考虑的，共同财产在离婚时双方已经分清了。2、郑俊秀与张维强的调查笔录一份，证明被上诉人田洁与余振超离婚时，田洁分得谷埠街新谷大厦的房子，余振超分得中山城市花园的房子，被调查人夫妇从田洁手上买下了谷埠街新谷大厦的房子。3、申请证人陈允尧、陆晓峰出庭作证，陈允尧证明余振超离婚后跟其说中山城市花园的房子写他的名字离婚后归他所有，谷埠街的房子写田洁的名字离婚后归田洁所有，他还补了一些钱给田洁，说是协议离婚的。陆晓峰证明去过余振超谷埠街的房子。田洁对证据1起诉状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同意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证据2调查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3证人陈述其离婚时财产已经分清有异议，认为离婚时财产没有进行分割，离婚后谷埠街的房子余振超也去居住。
本院对上诉人兰红丹二审提供的证据分析认定如下：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以确认，对上诉人主张的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确定。证据3证人陈述的事实，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另查明，位于柳州市谷埠街新谷大厦的房屋一套原系田洁与余振超的夫妻共同财产，田洁认可与余振超离婚后，该房屋由其居住使用并转让，转让房屋所得款归其个人所有。
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田洁与余振超之间的《协议》能否作为田洁主张房屋权属的依据。2、争议房屋在双方离婚时是否分割完毕。
本院认为：柳州市西环路5号中山城市花园一区5栋1-3房屋原为田洁、余振超的夫妻共同财产，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曾就该夫妻共同财产的权属达成协议，即：“我叫余振超，和田洁已结婚三年，因种种原因，产生矛盾，为保证夫妻关系和好，永保情好，愿把现有的家产及以后新发生的财产转给田洁名下，任何人不得干协、分取，以此为凭，以后补充协议一律无效，必有田洁签名认可……”，但该协议并未实际履行，该房屋一直登记在余振超名下，田洁并未依据协议取得房屋产权。该房屋在离婚时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田洁、余振超在离婚时认可财产已自行分清，且根据财产的处分情况，夫妻共有的两套房屋，田洁实际占有使用并处分了其中的一套，另一套即中山城市花园一区5栋1-3房屋一直由余振超实际占有使用，田洁未对此提出过异议或对房屋的权属提出过主张，根据日常生活经验，足以判断夫妻在离婚时已将中山城市花园一区5栋1-3房屋分割归余振超所有。而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行为实际变更了上述《协议》内容，该《协议》对双方已无约束力，故田洁依据该《协议》主张确认中山城市花园一区5栋1-3的房屋归其所有，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离婚时该房屋尚未分割，田洁与余振超对案涉房屋各享有50%的份额与事实不符，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2013）南民初（一）字第100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田洁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7059元（田洁已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7059元（余宛霖、兰红丹分别预交7059元），由田洁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熊立群
审 判 员 傅广德
代理审判员 黄 坚
二〇一四年九月五日
代书 记员 黄脉鲜
二〇一四年九月五日
代书 记员 黄脉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