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闽02民终337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某1，男，1982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腾，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翔，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某，女，1985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羡珠，福建欧菲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陈某2，男，1958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仙游县。
上诉人陈某1因与被上诉人朱某、原审第三人陈某2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2016）闽0205民初27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案涉房产归陈某1所有，房产评估费用9859元由朱某负担。事实和理由：1.讼争房产的购房款、契税均系陈某2出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2011年1月25日的款项实际上是陈某3支付的。汇款单上的陈某1是陈某3签署的，陈某3、陈某1、陈某2均予以确认，朱某亦未提出异议。陈某1无需申请笔迹鉴定。2.2007年9月30日、2010年7月19日的款项及2008年9月13日、2012年2月3日、2012年3月3日、2012年3月4日、2012年4月3日的款项均是由陈某2支付的，其中后五笔款项是委托陈某3支付的。陈某1已举证证明其主张。2.一审判决认定陈某2的出资属于赠与性质恰当，但其认定该款项是同时赠与给陈某1、朱某双方明显与事实不符。3.案涉房产是陈某1的个人财产，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案案涉房产的买卖合同、贷款合同均是陈某1签订的，当时朱某在场，却未作为签订主体，由此可知案涉房产并非赠与陈某1与朱某。案涉房产的购房款、契税及装修款均是陈某2支付的，且案涉房产登记在陈某1名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的规定，案涉房产应认定为陈某1一方的个人财产。
朱某辩称，1.案涉房屋是双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是夫妻共同财产。2.陈某1与朱某共同生活了十年之久，朱某为家庭付出了很多，因为之前是家人关系，所以陈某2有帮忙支付了案涉房产的一部分款项，这些款项是借款而非赠与，朱某与陈某1已还清全部款项。一审法院认定赠与成立与事实不符。陈某2出具的赠与声明是因本案诉讼而出具的，而且陈某2仅支付部分购房款。综上，请求驳回陈某1的上诉。
陈某2述称，同意陈某1的上诉。
朱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厦门市海沧区海富里363号408室房产。2.由陈某1承担本案讼争房产评估费用9859元及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朱某与陈某1于××××年××月××日登记结婚，于2016年7月26日经一审法院调解离婚，调解书第五项载明“位于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产，双方同意另案处理”。2.陈某1于2007年4月7日与厦门海投房地产有限公司签订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陈某1向厦门海投房地产有限公司购买厦门市海沧区海富里363号408室房产即本案讼争房产，总价为706379元。2010年10月26日，陈某1将讼争房产产权登记在自己一人名下。2007年9月5日，陈某1以借款人名义、并以讼争房产为抵押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海沧支行办理了住房贷款，总贷款金额为490000元，贷款期限5年，双方约定的还贷账户为陈某1名下的账号为62×××14的农业银行存款账户（以下简称还贷账户）。自2007年10月5日起，陈某1每月通过还贷账户偿还前述贷款本息，截止2012年5月5日，上述贷款偿还完毕，共计56期。双方一致确认讼争房产的购房总额加银行贷款利息为738050.47元。3.陈某1购买讼争房产所支出的定金20000元由案外人苏梦生（系陈某2之女婿）于2007年4月1日代为支付，首付款196379元由案外人陈某3（系陈某2之女儿）于2007年4月7日代为支付。2007年4月4日，陈某2通过现金汇款的方式向陈某3汇款220000元。4.自2007年9月30日至2012年5月4日，在偿还前述住房贷款期间，陈某1的上述还贷账户共收到40笔摘要为“现存”的款项，收到2笔摘要为陈某3“转存”的款项，共计526700元。前述贷款的还贷款项均从该42笔存入的资金里所支出，本息合计521671.47元。5.本案审理过程中，陈某2向一审法院申请调查取证，请求法院至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禹州市分行调取关于陈某2向陈某1还贷账户现金存款相关凭证，后其自行向银行调取，并在庭中撤回了该调查取证申请。6.本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依朱某申请依法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对讼争房产的现值进行评估，2016年10月31日，厦门大成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事务所出具厦门大成2016DFY3620984号估价报告，确定讼争房产的现值为392.94万元，双方对此均无异议。此次评估费用9859元由朱某垫付。7.在庭审过程中朱某增加一项诉讼请求，请求由陈某1承担本案讼争房产的评估费用9859元。
一审法院对双方争议的事实认定：不动产购房成本应包括购买时不动产价格、已还银行利息及购房的其他必要支出，如契税、营业税等，因此，房产的出资来源应包括购房成本中各个构成要素的资金来源。具体到本案，首先，关于讼争房产定金及首付款共计216379元（20000元+196379元）的资金来源，陈某1及陈某2主张系由陈某2支付，朱某对此亦无异议，结合案外人苏梦生、陈某3代为支付该二笔款项的时间、金额与陈某2现金汇款给陈某3的时间、金额相近的事实，确认讼争房产的定金及首付款系由陈某2支付。
其次，关于讼争房产契税10601.55元的资金来源，陈某1及陈某2主张系由陈某2支付，并提供了契税发票、缴纳契税当日（2010年10月14日）案外人陈某3的银行卡转账支出10601.55元的流水以及陈某3在庭审中作证称其系接受陈某2指示代陈某2缴纳契税的证人证言作为证据予以证明，朱某则反驳称陈某3的银行流水不能证明其于2010年10月14日取出的款项系用于支付讼争房产契税及代陈某2支付。从陈某3的银行卡流水看，其于2010年10月14日转账支出的款项数额及时间与讼争房产的契税缴纳数额和时间完全一致，且陈某3在庭中自认其作出该支付行为的内心真实意思系代陈某2支付，而朱某又未能提出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故可以确认讼争房产契税系由陈某2支付。
第三，关于偿还讼争房产贷款本息521671.47的资金来源，朱某主张其中的184000元由陈某2代为支付，其余皆由其与陈某1共同支付，陈某1及陈某2则主张全部贷款本息都是由陈某2支付。陈某1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其还贷账户银行流水明细、19张由陈某2、阮建洪、苏梦生、陈某3、陈某1等人汇款至其还贷账户的银行卡存款凭条、陈某2名下账号为62×××57的工行账户于2011年至2012年期间的取款明细、阮建洪向陈某2出具的内容为“其已依陈某2指示向还贷账户汇入30000元款项”的《函》、陈某3在庭审中作证称其及其丈夫苏梦生系依陈某2指示代陈某2汇款至还贷账户的证人证言作为证据。针对陈某1提供的证据中朱某有异议的部分逐一分析如下：
1.关于19张银行存款凭条，朱某对其中的日期为2010年3月1日的存款凭条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其余18张存款凭条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日期为2008年11月6日、2009年12月27日、2011年1月23日及2011年2月27日、2011年1月25日的5张银行卡存款凭条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五张凭条中的汇款人签名分别为阮建洪、苏梦生、陈某3、陈某1而非陈某2，不能证明此五笔款项系陈某2所汇入。2010年3月1日的存款凭条各要素齐备，银行在复印件上加盖核对无异议章后亦有经办人个人签章，虽该核对无异议章与其他存款凭条中农业银行禹州市支行在复印件上加盖业务章的形式不同，但陈某1解释为银行各分理处处理方式不同符合常理，且该笔数额与还贷账户中2010年3月1日的进账数额亦能相互印证，故对该张存款凭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2008年11月6日阮建洪所汇入的款项目的在其出具的函中已经明确说明，陈某2在庭审中关于其与阮建洪系在莆田老家相识多年的朋友、该笔款项乃阮建洪向其买地的土地款的解释亦合情合理，朱某虽否认函的真实性，但并未要求鉴定阮建洪签名真伪，且其与陈某1二人均表示不认识阮建洪其人，然阮建洪却打入3万元款项至陈某1还贷账户，朱某在此种情况下主张该笔款项系阮建洪支付给陈某1不符合常理，相较二人陈述的合理性并考虑在案证据，采纳陈某1主张，认定阮建洪所汇款项系代陈某2所付；2011年1月25日汇款人签名为陈某1的款项来源，陈某1主张系陈某3所存，只是在签名时误签为陈某1，但在庭上未请求笔迹鉴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该笔款项依存款凭证上的签名认定系陈某1所汇，因汇款时间在陈某1与朱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故该款项应属于二人夫妻共同财产；2009年12月27日苏梦生所汇款项、2011年1月23日及2011年2月27日陈某3所汇款项的性质，陈某3出庭作证称系其依陈某2指示，自己本人或委托苏梦生到银行柜台代陈某2存入的，朱某虽否认证人证言真实性，主张系陈某1委托陈某3所存，但未能提供证据支持其主张且陈某1予以否认，此三笔汇款的行为人系陈某3或其所委托的人，其汇款的意图只有陈某3本人最为清楚，故其在庭上就汇款意图的陈述在无相反证据推翻的情况下应予以采信，认定该三笔款项系陈某2支付。此外，在还贷账户明细中，尚有两笔款项系来源于陈某3银行卡“转存”，分别为2011年4月4日及2012年4月3日存入的款项，双方对此二笔款项来源的主张的、理由及证据与上述一致，依上分析认定该二笔款项系陈某2支付。
2、陈某2名下账号为62×××57的工行账户于2011年至2012年期间的银行流水明细显示：该卡于2011年5月1日取现10000元、2011年5月29日取现9000元、2011年7月3日取现8500元、2011年8月4日取现9000元、2011年9月4日8600元、2011年9月26日取现8500元、2011年11月3日取现7500元、2011年11月4日取现700元、2011年12月5日取现12000元、2012年1月3日取现8500元、2012年5月4日取现7500元。而还贷账户银行流水明细显示：该卡于2011年5月1日现存5000元、2011年5月31日分两笔现存8500元、2011年7月4日现存8500元、2011年8月4日现存9000元、2011年9月4日现存8600元、2011年9月26日现存8400元、2011年11月3日分两笔现存7500元、2011年11月4日现存800元、2011年12月5日现存8600元、2012年1月3日现存8500元、2012年5月4日分两笔现存7500元。朱某对两张银行卡流水真实性无异议，但对陈某2工行账户流水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无法证明陈某2所取出的款项系用于支付讼争房款。上述14笔存入还贷账户款项的时间和金额与陈某2工行账户取现的时间和金额基本一致，可以确认还贷账户存入的14笔款项系由陈某2所支付。
3、除上述查明的还贷账户里33笔“现存”款项及2笔“转存”款项的资金来源外，尚有7笔“现存”款项资金来源双方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各自主张。因讼争房产还贷款项均从陈某1账户中所扣，在无相反证据证明陈某1账户中的该7笔款项属于陈某2支付的情况下，应确认这些款项系属于朱某与陈某1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陈某1辩称其中的2笔（时间分别为2007年9月30日、2010年7月19日）存入地点为农业银行禹州市支行，而前述在同一交易行的多笔交易均为陈某2所存，故该2笔款项亦应认定为陈某2所存，仅凭交易地点并不能直接认定汇款人，该辩称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陈某1还辩称另5笔（时间分别为2008年9月13日、2012年2月3日、2012年3月3日、2012年3月4日、2012年4月3日）存入地点为厦门，而陈某1长期居住在河南，故此5笔款项应认定为陈某3所存。虽陈某3居于厦门，但不能就此认定存入地点为厦门的款项即为陈某3所汇，陈某1应提供直接的证据证明其辩称主张，然实际上陈某1未能提供此方面证据，因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依法不予采纳其上述辩称。
综上，在陈某1还贷账户里，资金来源于陈某2的“现存”和“转存”款项共计34笔，计427300元，加上前述查明的购房定金、首付款、契税共计226980.55元由陈某2支付的事实，经计算，讼争房产的全部购房成本748652元（定金+首付款+契税+贷款本息）中有654280.55元来源于陈某2的资金，约占87%。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讼争房产的出资性质。
朱某主张陈某2支付的讼争房款性质是借贷，系其与陈某1向陈某2借款而由陈某2代付的，朱某为此提交了其名下四张银行卡于2012年-2014年期间的流水明细、4张工商银行汇款凭证、2张河南省农村信用社的取款存款凭条、陈某2于2016年5月23日出具的内容为“支付讼争房款的行为系对陈某1个人赠与”的《赠与声明》作为证据，欲证明其陆续向陈某2转账或汇款共计518000元，这些款项是用于偿还其及陈某1向陈某2所借的由陈某2代付的那些讼争房款，剩余部分是给陈某2的生活费以及帮陈某2支付另一套房产的按揭款，而陈某2出具《赠与声明》时双方已经将购房借款偿还完毕给陈某2。陈某1及陈某2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中三张未显示汇款人的存款凭条（时间分别为2013年1月29日、2014年7月29日、2014年8月31日）的证明对象不予认可，认为无法证明系朱某所汇；对所有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陈某2与朱某、陈某1不存在借款合意，陈某2出资购买讼争房产的目的是要赠与给陈某1个人，朱某汇给陈某2的款项是用于支付陈某2将加油站转承包给朱某、陈某1二人的收益分成以及陈某2帮忙照顾孩子的生活费用。朱某提交的三张未显示汇款人的存款凭条原件由朱某所持有，陈某1及陈某2对朱某汇款人的身份未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应认定这三张汇款凭证的持有人即朱某为汇款人，经计算，朱某共计向陈某2支付518000元。对双方有争议的陈某2出资的法律性质问题，甄别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房屋行为的法律性质，应从两个方面予以考量：第一，应尊重双方意思自治。对父母出资行为的认定原则上应以父母的明确表示为标准，此明确表示的时间应该是在出资或赠与的当时。第二，对借贷关系是否成立应严格遵循“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在现实生活中，基于彼此间密切的人身财产关系，父母的借贷往往没有借条，父母的赠与也往往没有明确的表示。此种父母出资行为性质不明的情况下，考虑到具有单务行为属性的赠与关系因不需要受赠方作出积极行为，而较具有双务行为属性的借贷关系更难以被证明；且在中国现实国情下，父母子女间的亲缘关系决定了父母出资为赠与的可能性高于借贷，故将父母出资性质的证明责任分配给主张借贷关系一方更为合理，若主张借贷关系一方的举证不充分，则应认定父母出资为赠与性质。本案中，因陈某2出具的《赠与声明》距讼争房产贷款偿还完毕已过4年之久，非购房时的明确表示，应视为对购房出资性质未作出明确表示，故本案属于父母出资行为性质不明的情形，朱某作为主张借贷关系方，应承担举证责任。但朱某一方面无法举证其及陈某1与陈某2在讼争房款上存在借贷合意，陈某1、陈某2亦双双否认存在借贷合意；另一方面，其所举证的账户流水及银行汇款相关凭证仅能证明2012年-2014年期间其陆续向陈某2支付款项这一事实，这些款项的总数额、单笔数额与陈某2所支付的讼争房款无法形成一一对应关系，且与当事人间的日常生活费用、加油站经营收益等款项高度混同，无法直接证明这些款项系偿还陈某2所支付的讼争房款，故朱某关于陈某2在讼争房产上的出资系借贷性质的主张举证不充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陈某2所支付的讼争房款系赠与性质。由于陈某1无证据证明陈某2在出资时曾明确表示只赠与其一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之规定，陈某2所支付的讼争房款应认定系对陈某1、朱某双方的赠与。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在于朱某是否有权分割讼争房产以及具体分割比例问题。陈某1主张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第一款“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之规定，应认定讼争房屋系陈某2对自己一方的赠与、属于自己个人财产，朱某无权分割。《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针对的是父母全额出资的情况，而本案陈某2仅支付了部分房款，其并不能取得房屋的所有权，也就无法决定将房屋赠与陈某1，即本案不适用上述条款。由于诉争房屋系陈某1与朱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双方未对房屋产权归属进行特别约定，依照我国法定夫妻财产制的规定，该房屋产权应推定为夫妻双方共同共有，故朱某有权分割讼争房产。关于讼争房产的具体分割比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39条第1款规定的精神，对于夫妻共有房产的分割要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本着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进行裁决，即要全面考虑财产的资金来源、双方结婚时间长短、夫妻对家庭所做贡献等因素。具体到本案，考虑到陈某1父亲支付了大部分讼争房款的具体情况，以及陈某1现养育两个子女、朱某养育一个子女等因素，在分割讼争房产时对陈某1可以适当多分，酌定陈某1分得讼争房产70%的份额，朱某分得讼争房产30%的份额。因房产现登记在陈某1名下且陈某1分得较大份额，故由陈某1享有房屋所有权更为妥当，陈某1应按讼争房产现有价值的30%即1178820元给朱某予以补偿。评估讼争房屋所支出的评估费用9859元，由朱某、陈某1按30%、70%的比例分别分担，因朱某已先行垫付全部评估费用，故陈某1应将其所负担的部分即6901.3元直接支付给朱某。综上所述，朱某请求依法分割厦门市海沧区海富里363号408室房产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朱某请求由陈某1负担讼争房产全部评估费用的诉讼请求予以部分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规定，判决：一、厦门市海沧区海富里363号408室房产归陈某1所有，陈某1应在本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补偿给朱某房产折价款的30%即1178820元。二、房产评估费用9859元由朱某、陈某1按30%、70%的比例分别负担，陈某1应将其所负担的部分即6901.3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直接支付给朱某。三、驳回朱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8235元，由朱某负担11470.5元，陈某1负担26764.5元。
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并未提交新的证据。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除陈某1上诉状中提出的异议外，其余事实没有争议，本院对双方无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朱某与陈某1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均在陈某2出资开办的加油站工作。在2012年后，陈某2将其经营的加油站转由陈某1、朱某二人经营。在本案一审前两次庭审中，朱某称其转账给陈某2共计518000元均系用于归还案涉房产房款，第三次庭审中，朱某又称，该518000元中，部分是归还案涉房产房款，部分用于替陈某2支付天御房产的房款，另一部分是带孩子的费用。对此陈某2予以否认，认为朱某转账的款项是支付加油站的盈利及带孩子的费用。在本案一审第四次庭审中，证人陈某3称，案涉房产2010年左右由其出租至2012年。2012年后，陈某1与朱某的孩子至海沧生活。朱某并未在海沧常住。朱某对此未提出异议。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讼争房产的全部购房成本748652元（定金+首付款+契税+贷款本息）中有654280.55元明确来源于陈某2的资金，约占87%均未提出异议。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陈某2对案涉房产的出资是对陈某1个人还是夫妻双方的赠与。
首先，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案涉房产是以陈某1名义购买及贷款，首付款与契税、定金均系陈某2支付。而此后的按揭贷款大部分也由陈某2及其家人、朋友逐月转账至按揭账户支付。朱某虽称是向陈某2借款并已偿还完毕，但其陈述前后不一，陈某2也不予认可，朱某也无法证明双方有借贷合意。因此一审法院未采信朱某的陈述，认定陈某2支付的房款系赠与性质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其次，案涉房产由陈某2出资数额问题，双方当事人对讼争房产的全部购房成本748652元（定金+首付款+契税+贷款本息）中有654280.55元明确来源于陈某2的资金，约占87%均未提出异议，因此，该部分款项可以确定系由陈某2出资。至于其余有争议的七笔款项均未显示付款人，陈某1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来源于陈某2的款项，一审法院据此推定为陈某1、朱某支付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最后，本案中，案涉房产是在陈某1与朱某婚后一年多购买的，陈某2与朱某之间仅系姻亲关系，也并无长时间共同生活。案涉房产从购房时定金、首付的支付、产权证办出后契税的支付到大部分按揭的支付以及房屋的管理，均是由陈某2操作的。其中双方无争议部分按揭的支付均是陈某2及其家人朋友定期转入按揭卡中，并非交给陈某1或朱某让其自行偿还。结合陈某1、朱某在此期间的生活来源均来自陈某2开办的加油站，案涉房产的购买是由陈某2及其家人出资并登记在陈某1名下，此后支出的款项也是明确针对案涉房产。由此可知，陈某2虽未在赠与当时作出明确意思表示，但陈某2的一系列出资行为已经表达赠与给陈某1个人的意思。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该条规定并未仅指向由父母全额出资的房产，应结合案件具体情形进行评判。根据查明的事实，就案涉房产，陈某2出资的金额已达到654280.55元，达到购房成本总额的87%，即案涉房产大部分由陈某2出资，结合上文分析，根据该规定，该部分出资应视为对陈某1个人的赠与，而非对陈某1、朱某两人的赠与。一审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陈某2出资部分达到购房成本总额的87%，该部分应视为陈某2对陈某1个人的赠与。剩余13%方系陈某1、朱某的夫妻共同财产。该部分财产应由陈某1、朱某各半分割，即朱某享有6.5%的财产分割。因陈某1享有大部分产权，案涉房产应归陈某1所有。根据评估，朱某享有的产权份额现值为392.94万元×6.5%=25.5411万元。该部分款项应由陈某1补偿给朱某。房产评估费用也应按产权比例分割。即朱某负担640元，陈某1负担9219元。
综上所述，陈某1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2016）闽0205民初2742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二、变更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2016）闽0205民初274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厦门市海沧区海富里363号408室房产归陈某1所有，陈某1应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补偿给朱某房产折价款的6.5%即255411元。”；
三、变更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2016）闽0205民初274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陈某1应予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朱某评估费9219元”；
四、驳回陈某1其他上诉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38235元，由陈某1负担34411元，朱某负担382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409元，由陈某1负担3082元，朱某负担12327.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小兰）
审 判 员 （许 莹）
审 判 员 （陈丽英）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四日
代书记员（ 傅晓 琴）
附：本案所涉及的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