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建民初字第2193号
原告沈某，男，1961年1月22日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王贵斌，江苏联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随某，男，1953年6月5日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施清远，江苏龙蟠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沈某诉被告随某遗赠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沈某及其委托代理人王贵斌、被告随某及其委托代理人施清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沈某诉称，姑母沈某兰、姑父随某政婚后无子女，收养一养子随某，但于1977年9月17日与其解除了收养关系。姑母沈某兰于1981年8月29日去世。姑父随某政于2002年10月8日购买了建邺区凤栖苑XX号202室房屋一套。原告于1992年开始照顾姑父随某政的日常生活，2003年又将年事已高、生活无法自理的随某政接来共同居住。姑父随某政于2014年4月7日去世，生前曾于2014年3月31日留下遗嘱，将其名下建邺区凤栖苑XX号202室的房屋及7万余元存款留于原告沈某继承。2014年5月，早已解除收养关系的养子随某突然出现，要求继承随某政的遗产，并实际占有了建邺区凤栖苑XX号202室的房屋。请求法院判令：姑父随某政的遗产包括上述房屋及7万余元存款归自己所有。
被告随某辩称：1.1977年签订的解除收养关系协议无养母沈某兰的签字，因而无效。解除收养后，随某虽然没再同随某政、沈某兰一起生活，但一直有往来。沈某兰去世后，同随某政也依然有来往，时常探望，尽了赡养义务。2.随某政的遗嘱为沈某代书，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条件。遗嘱没有随某政的签名，可能是在随某政意识并不清醒的状态下写就的，遗嘱上随某政的捺印可能是在他人胁迫下按压的，遗嘱无效。随某政的遗产应由自己继承。
经审理查明，原告沈某为随某政妻子沈慧兰的侄子；被告随某为随某政、沈某兰夫妇的唯一养子（随某政、沈某兰婚后未生育子女）。因成年后的随某与其养父母之间产生矛盾，于1977年9月17日，在随某所在单位的南京塑料七厂、沈某兰所在单位的建邺区板鸭店、随某政所在单位的物资回收公司以及来自建邺区法院、派出所、瓦厂街居委会等相关人员的主持下，随某与其养父母签订一份“关于随某与养父母问题的解决协议”。该协议有如下条款：1、从即日起随某政、沈某兰与随某脱离养父母与养子关系。（以后未随、沈同意随某至终没有继承随、沈财产权力，关系等于邻居关系，如发生其他问题，按法处理）。2、随某政、沈某兰愿将瓦厂街XX号平房一间（约有九平米）给随某居住。（后墙不得开窗，后门由随某堵）。3、沈某兰愿将一张床、一张小方桌和一床被胎给随某使用，加二张小方木凳。以上经签字后即生效，报存派出所。随某、随某政以及上述单位的相关人员均在协议上签字。
1981年8月，沈某兰去世，此后随某政未再婚。2014年3月31日，由随某政口述、程某、李某某、杨某某见证，原告沈某为随某代书一份遗嘱，内容为：“我于2014年3月24日下午跌倒，而不能行动，手不能书，特由沈某带笔立以下遗嘱：我因生活不能自理，于2003年到沈某家里，由沈某照顾生活至今，如吾由此而不起，我有茶南凤栖苑XX号202室房子一套和工商银行存折2本农业银行存折2本共柒万余元，统由沈某继承，一切后事由沈某办理。以上是我本人的真实意愿！立遗嘱人随树政”。在该“遗嘱”上，三位见证人均自行签字，随某政的名字由沈某代签，随某政在签名处按下指印。2014年4月7日，随某政去世，其丧事为沈某具体办理，丧葬费亦由沈某支付。2014年5月，原告沈某与被告随某因为随某政遗产一事产生纠纷，致原告沈某于2014年6月诉讼来院。
庭审中，原告沈某自述，其于2003年即将随某政接回自己的住处予以照顾；被告随某亦自述，签解除收养协议时，其已二十三、四岁，在南京塑料厂工作，对协议的内容基本知晓。协议签订后，即按协议中的约定，与养父母不在一起生活。至2006年左右，随某政即随原告沈某生活，自己有时去探望，但未给随某政买过东西，对于随某政去世的消息并不知晓。
三位见证人亦出庭作证（程某、杨某某均为沈某的顾客，李某某为沈某的雇员），程某、杨某某均证明“遗嘱”确为随某政口述，随某政在口述遗嘱时头脑清楚，神智正常，只因其手抖无法拿笔，且三位见证人的文化程度均不高，才由沈某代笔。随某政是在看完沈某代笔的遗嘱后，才按下指印。李某某还证明随某政自2003年即随原告沈某居住，至2012年则由其和随某政共同居住并负责照顾随的生活起居，沈某支付给其二份工资，一份是其在饭店打工的工资、另一份为照顾随某政的工资，随某政在沈某家生活无需交纳生活费。随某亦当庭提供一份建邺区公证处出具公证书，内容为：“查明随某政于2014年4月7日在南京市因病死亡注销户口；凤栖苑XX号202室的房屋是随某政的个人财产；根据随某称，随某政生前无遗嘱亦未与他人签订遗订遗赠扶养协议、随某政只有随某一个养子，已成年；现随某表示要求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公证处因此而得出“被继承人随某政的上述遗产由其儿子一人继承”的结论。
另查明，坐落于建邺区凤栖苑XX号202室的房屋为随某政在妻子沈某兰去世后于2002年10月8日购买，登记的所有权人为随某政。随某政另遗有工商银行存款5万元、农业银行存款2万余元共7万余元。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依法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因原被告双方分歧较大，调解不成。
以上事实，有户籍信息证明、遗嘱、解除收养协议、房产证、随树政名下银行存款明细、公证书、丧葬收费单据、证人证言、双方当事人庭审陈述等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的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遗嘱继承或者遗赠附有义务的，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应当履行义务。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义务的，经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请求，人民法院可以取消他接受遗产的权利。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遗嘱是否真实有效？解除协议是否有效？
关于“遗嘱”是否有效的问题。首先，从随某政所立“遗嘱”的内容来看，该遗嘱实为遗赠。随某政在遗嘱中明确了“我有茶南凤栖苑XX号202室房子一套和工商银行存折2本农业银行存折2本共柒万余元，统由沈某继承”，其将个人所有的财产赠送给继承人以外的沈某，符合“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的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的法律规定；其次，从形式上看，该遗嘱应为代书遗嘱。三个见证人中的程某、杨某某有民事行为能力、非继承人及受遗赠人、非与继承人及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为符合法律规定的遗嘱见证人。虽该遗嘱代书人沈某为受赠人，随某政的签名亦为沈某代签，在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上有一定的瑕疵，但该遗嘱系随某政口述、且在看完遗嘱后才捺下指印予以确认的。遗嘱中的“吾由此而不起”的口吻亦与随某政的身份特征较为吻合。被告随某抗辩随某政是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被他人强行按下指印的，并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纳；再次，随某政在遗嘱中所明确的“因生活不能自理，于2003年到沈某家里，由沈某照顾至今……，一切后事由沈某办理”与本院查明的事实相一致，原告沈某亦实际履行了“遗嘱”中所确定的义务。综上，该“遗嘱”为随某政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为合法、有效。原告沈某要求按遗嘱受赠随某政名下财产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解除收养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1977年9月17日，在随某政及沈某兰、随某三方所在单位的工作人员以及来自当地派出所、法院、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的主持下，随某政与随某签订了“关于随某与养父母问题的解决协议”，随某政、随某均在协议上进行了签名（双方对随某与随某为同一人均无异议）。该协议实为一份解除收养协议，随某的养母沈某兰虽未在协议上签字，但并无相反证据证实沈某兰不同意解除双方的收养关系。虽然该协议不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相关规定，但该法颁布于1991年，协议则签订于1977年，按照法无溯及力原则，只要该解除收养协议不违反相关法律原则，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即应认定为有效。随某当庭自述其知晓协议的内容，当时的年纪已二十三、四岁，并且已有工作，有稳定的生活来源，有住房，故该解除收养协议并不违反相关法律原则，且内容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为合法有效。
本案中，随某政与沈某兰并无其他子女，随某虽为其夫妇的唯一养子，但随某与随某政、沈某兰之间仅为收养关系，依照法律规定，收养关系依法可以解除，加之被告随某无证据证实其后来对随某政夫妇尽了赡养义务，随某即因此而丧失作为随某政夫妇二人继承人的权利。被告随某虽当庭提供了公证书，但该公证书亦仅能证明其系随某政的唯一养子，却不能在随某已被解除与被继承人之间的收养关系而丧失继承人权利的情况下，仍能证明被继承人随某政的上述遗产应由随某继承。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坐落于建邺区凤栖苑XX号202室（所有权人为随某政）的房屋及随某政名下的存款7万余元归原告沈某所有。
本案受理费8350元，由原告沈某自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8350元（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农行南京市鼓楼支行，帐号：10×××76）。
审 判 长 徐年美
代理审判员 曹 薇
人民陪审员 彭建平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五日
书 记 员 唐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