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普洱市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云0824民初15号原告：杨忠萍，女，彝族，1966年4月2日生，初中文化，系云南省普洱市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以下简称景谷县）人，现住景谷县人民路***号*幢*单元***室。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锋，云南康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景谷县供销合作社土产日杂公司（以下简称土产日杂公司）。地址：云南省普洱市景谷县振兴路73号。法定代表人：吴荣海，男，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力，男，云南平展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本院于2016年1月4日立案受理原告杨忠萍诉被告土产日杂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6年3月31日、2016年5月4日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忠萍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锋、被告土产日杂公司法定代表人吴荣海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忠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土产日杂公司与杨忠萍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判令土产日杂公司补缴2015年起的各项社会保险费，并向杨忠萍一次性支付自2005年起至2014年杨忠萍代土产日杂公司缴纳应为杨忠萍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34435.52元；3、判令土产日杂公司自2012年9月起每月按照普洱市最低工资标准向杨忠萍支付的工资为57360元；4、判令土产日杂公司承担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如下：一、杨忠萍从未接到过土产日杂公司以任何方式要求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亦未与杨忠萍办理过任何解除合同的手续，杨忠萍与土产日杂公司劳动关系一直存续至今，土产日杂公司应当与杨忠萍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土产日杂公司单方认为其与杨忠萍的劳动关系自2004年10月解除，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关于土产日杂公司一直辩称其是依据经济性裁员相关规定与杨忠萍解除劳动关系的，而依据我国《企业经济性裁员》（劳部发【1994】447号）第四条即：“1、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并提供有关生产经营情况的资料；2、提出裁减人员方案，内容包括：被裁减人员名单，裁减时间及实施步骤，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和集体合同约定的被裁减人员经济补偿办法；3、将裁减人员方案征求工会或者全体职工的意见，并对方案进行修改和完善；4、向当地政府行政部门报告裁减人员方案及工会或者全体职工的意见，并听取行政部门的意见；5、由用人单位正式公布裁减人员方案，与被裁减人员解除劳动合同相关手续，按照有关规定向被裁减人员本人支付经济补偿金，出具裁减人员证明书。”之规定，结合本案客观事实，土产日杂公司仅是召开了一次职工大会，通知该公司将要进行经济性裁员，但并未给出具体方案，也没有给予明确通知。二、土产日杂公司应当为杨忠萍补缴自2015年起的各项社会保险金，并向杨忠萍一次性支付自2005年起至2014年期间杨忠萍代土产日杂公司应为杨忠萍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三、土产日杂公司应当每月按照普洱市最低工资标准向杨忠萍支付自2012年9月起的工资。土产日杂公司辩称：一、杨忠萍所述与事实不符。杨忠萍与土产日杂公司双方的劳动关系因该公司在2004年进行裁员，杨忠萍与土产日杂公司双方于2004年10月已经解除了劳动关系，应当驳回杨忠萍的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27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41条的规定，经过多次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听取广大职工意见后，2004年10月，景谷县供销合作联社根据《县供销社直属公司分流职工改革方案》和景谷县人民政府景政复【2004】188号文件《景谷县人民政府同意县供销社关于直属公司分流职工改革方案请求的批复》中的精神，在将该改革方案和批复文件抄送劳动行政部门后，对包含杨忠萍在内的数十名职工进行了分流。为此，土产日杂公司也多次通知杨忠萍到单位办理经济性裁员的相关手续，但杨忠萍一直不来办理，按照改革方案第九条第三项的规定，不按时办理任何手续的职工，土产日杂公司按自动离职处理，解除劳动关系，并且不补给任何费用。杨忠萍不服从单位的安排，超期至今不办理任何手续，土产日杂公司已按其自动离职处理，不应给其任何补偿和待遇。二、杨忠萍的诉讼请求已超过法定的一年时效，应驳回杨忠萍的诉讼请求。杨忠萍于2005年1月、4月起就以个人身份先后在景谷县社保局、景谷县医保中心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至今，由此可见，杨忠萍实际已知道并认可原土产日杂公司双方从2005年1月起就已解除劳动关系，而按照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7条的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为1年，而杨忠萍在知道自己权利被侵害之日即2005年1月起，时隔十年才提起申请仲裁，已超过法定时效期间。三、2002年8月27日，杨忠萍与原土产日杂公司双方签订的《长期承包经营合同》，属土产日杂公司单位内部的经济性承包经营合同，其不属于劳动合同，且原土产日杂公司双方的劳动关系已被后来的改革方案予以解除，从效力来看，后出台的改革方案明显大于承包合同。因此，承包合同不能作为双方劳动关系存续的证据。杨忠萍、土产日杂公司的劳动关系已于2004年年底解除，自2005年起的劳动保险都是杨忠萍自行缴纳的，故杨忠萍称其不知情和未收到土产日杂公司作出书面材料与事实不符。综上，应当驳回杨忠萍的所有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杨忠萍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1、《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非终局）裁决书》（以下简称劳动仲裁裁决书）（景劳人仲案字〔2015〕第30号）一份；2、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表（表4－4）2份、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清单2份；3、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表（表4－4）2份、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清单2份。本院认为，杨忠萍提交的第1组证据证实杨忠萍与土产日杂公司是否解除劳动关系已经向景谷县劳动仲裁局提起过仲裁，后又向本院提起诉讼的事实，该组证据来源及形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对第2、3组证据，本院认为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但不能证实杨忠萍欲证明的内容，对该两组证据的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可。土产日杂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1、《云南省劳动合同书》1份，欲证实杨忠萍与土产日杂公司双方于1995年签订劳动合同，期限为5年的事实；2、景供〔2004〕33号、云供合指〔2004〕12号文件、景供〔2004〕43号文件、景政复〔2004〕188号文件各1份，欲证实土产日杂公司于2004年进行经济性裁员的事实；3、决定1份，欲证实土产日杂公司对37人的劳动关系予以解除的事实；4、通知书1份，欲证实土产日杂公司通知杨忠萍来办理相关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的事实；5、决定书1份（附职工分流花名册），欲证实对到期未来办理离职手续的罗琼、许颖、杨忠萍3人按自动离职处理的事实；6、《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书》景劳人仲案字〔2015〕第30号裁决书1份，欲证实杨忠萍于2015年1月1日起杨忠萍以个人名义参加养老保险及个人医疗保险的事实；7、会议记录，欲证实土产日杂公司于2004年3月17日8：30分召开过经济性裁员的职工大会；8、会议记录、改革方案（讨论稿），欲证实景谷县供销合作社于2004年9月23日2：30召开过全体职工（包括土产日杂公司在内的直属分六公司）大会，讨论制定经济性裁员的改革方案；9、景谷县供销合作社景供【2005】06号文件，欲证实景谷县供销合作社根据景谷县人民政府景政复【2004】188号文件，对公司改革作出具体要求。本院认为土产日杂公司提交的1、2、3、4、5、6、7、9组证据材料来源及形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第8组证据材料中的会议记录虽然格式及内容简单，但能够反映出土产日杂公司已就企业改革召开了职工会议，故对该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根据庭审，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杨忠萍于1995年12月1日与土产日杂公司签订一份《云南省劳动合同书》，合同期限自1995年12月1日起至2000年11月30日止，期限为5年。合同期满后，杨忠萍与土产日杂公司未继续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其一直在土产日杂公司上班。2002年11月，根据《关于土产日杂公司承包经营改革请示的批复》（景供【2002】57号）文件精神，杨忠萍于2002年8月27日与土产日杂公司签订了一份《长期承包经营合同》，承包经营土产日杂公司位于振兴路综合楼一楼3号，建筑面积为37.74㎡的门面，门面的承包期自2002年8月起至2012年8月31日止。土产日杂公司于2004年7月15日作出《关于供销合作社改制工作中若干问题的意见》（云供合指【2004】12号文件）提出对企业改制的意见。2004年10月，土产日杂公司作出景供【2004】43号文件，向景谷县人民政府请示关于景谷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直属公司分流职工改革方案。2004年12月9日，景谷县人民政府作出景政复【2004】188号文件对县供销社关于直属公司分流职工改革方案请示予以同意的批复。2004年12月20日，土产日杂公司作出对包含杨忠萍在内的37名职工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2004年12月21日，土产日杂公司向杨忠萍出具一份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并于2005年3月1日作出对杨忠萍等人按自动离职处理，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并且不补给任何费用的决定。杨忠萍对土产日杂公司解除劳动关系以及裁员分流的决定有异议，遂向景谷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仲裁委于2015年11月18日作出景劳人仲案字（2015）第30裁决书，杨忠萍不服该裁决，于2016年1月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另查明，2005年1月起，杨忠萍以个人名义向社会保险部门缴纳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本院根据审理查明事实、双方举、质证、本院认证，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1、杨忠萍的起诉是否已过诉讼时效？2、土产日杂公司采取的经济性裁员手续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及杨忠萍与土产日杂公司是否解除了劳动关系？3、杨忠萍的诉讼请求是否能得到支持？一、关于杨忠萍的起诉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首先，本院认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一般以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侵害之日相一致。本案中，土产日杂公司对于杨忠萍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侵害的时间负有举证证明责任，但土产日杂公司未举出证据加以证实，故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土产日杂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土产日杂公司主张的失效已过的答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其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的规定，本院认为，杨忠萍向景谷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局于2015年11月18日作出仲裁裁决，杨忠萍申请仲裁的行为属于行使请求权的行为，符合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该事由发生后，已经过的时效期间归于失效，中断事由存续期间，时效不进行，中断事由终止时，重新计算时效期间。因此，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为杨忠萍收到该仲裁裁决不服之日起第二日重新起算，故杨忠萍的诉讼时效并未超过。综上，土产日杂公司关于诉讼时效已过的辩称，本院不予采纳。二、土产日杂公司采取的经济性裁员手续是否符合法定程序以及杨忠萍与土产日杂公司是否解除了劳动关系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经济性裁员必须满足以下实质性和程序性的法定条件。实质性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需要裁减人员二十人以上或者裁减不足二十人但占企业职工总数百分之十以上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后，裁减人员方案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可以裁减人员：一是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进行重整；二是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三是企业转产、重大；四是其他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本案依据“县供销社6个直属公司资产负债评估表”显示，土产日杂公司由于严重亏损，资不抵债，生产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的四种情形中的第二种情形即“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本案符合经济性裁员的实质要件。从程序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一是必须裁减人员二十人以上或者裁减不足二十人但占企业职工总数百分之十以上的；二是必须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并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三是裁减人员方案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七条：“用人单位濒临破产进行法定整顿期间或者生产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确需裁减人员的，应当提前30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后，可以裁减人员。”本案中，根据土产日杂公司提交的企业改制请示文件、景谷县人民政府的批复文件、土产日杂公司的会议记录等证据以及庭审中杨忠萍亦承认关于企业改制召开过职工大会来看，土产日杂公司的企业改制符合程序性的法定条件，故土产日杂公司采取的经济性裁员手续符合法定程序。其次，关于杨忠萍与土产日杂公司是否已解除劳动关系的问题。本院认为，劳动关系构成于劳动者向用人单位付出劳动，获取报酬，并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监督，双方形成人身隶属关系。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应结合双方权利义务的履行情况，从用人单位是否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者实际上是否接受了用人单位的管理、约束等综合因素予以判断。本案中，土产日杂公司改革以及裁员分流的情况，因该企业职工人数众多，且在庭审中杨忠萍亦承认关于企业改制时召开过职工大会，企业改制裁员分流的事情对于在土产日杂公司承包门面的杨忠萍来讲应该知晓，之后土产日杂公司也针对包含杨忠萍在内的37名职工解除劳动合同作出过决定，由于杨忠萍对待裁员分流采取消极态度，土产日杂公司针对杨忠萍本人出具了一份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且杨忠萍自2005年1月起以个人身份向景谷县社保局、景谷县医保中心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故对于土产日杂公司已解除与杨忠萍的劳动关系的主张，本院予以采纳。三、关于杨忠萍的诉讼请求是否能得到支持的问题。首先，关于杨忠萍诉请与土产日杂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主张，杨忠萍认为其1987年10月参加工作，至今仍与土产日杂公司具有劳动合同关系，故应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对此，本院认为：1、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应当以劳动合同作为基本证据，杨忠萍与土产日杂公司的劳动关系应以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为据，故杨忠萍的工作时间应自签订劳动合同即1995年12月1日起算。2、杨忠萍与土产日杂公司签订的《长期承包经营合同》此合同性质应属公司内部承包经营合同，合同当事人双方应严格按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履行及实施，此合同不属于劳动合同的性质，不能以此证明双方劳动关系存续。3、土产日杂公司于2005年3月1日作出与杨忠萍解除劳动关系的决定，故杨忠萍与土产日杂公司的劳动合同关系实际已经解除。综上，杨忠萍于2005年已经与土产日杂公司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不存在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基础，故对杨忠萍的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关于杨忠萍诉请的应由土产日杂公司补缴2015年起的各项社会保险的问题，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征缴社会保险费属于社会保险费征缴部门的法定职责；另，用人单位已经为劳动者办理了社会保险手续，只是因为双方对缴费年限发生争议，这种争议归根结底还是征收与缴纳之间的纠纷，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而不是单一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社会保险争议，对此争议杨忠萍可通过其他途径予以解决，故杨忠萍的此项诉请本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第三，关于杨忠萍诉请的土产日杂公司自2012年9月起每月应按照普洱市最低工资标准向杨忠萍支付工资的主张，本院认为，因杨忠萍与土产日杂公司于2005年3月1日起双方已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故对于土产日杂公司应支付杨忠萍自2012年9月起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七条、第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第九十一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忠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原告杨忠萍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徐珊珊审判员  段明会审判员  罗 洁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唐朦朦附录: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七条用人单位濒临破产进行法定整顿期间或者生产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确需裁减人员的，应当提前30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后，可以裁减人员。第八十三条劳动争议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方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起诉又不履行仲裁裁决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第四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需要裁减人员二十人以上或者裁减不足二十人但占企业职工总数百分之十以上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后，裁减人员方案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可以裁减人员：（一）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进行重整的；（二）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三）企业转产、重大技术革新或者经营方式调整，经变更劳动合同后，仍需裁减人员的；（四）其他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示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第四十八条劳动者对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