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4）鄂武汉中民申字第0001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某甲。
委托代理人：王永成。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李某乙。
委托代理人：王某某，系李某乙之妻。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某某。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马某某。
再审申请人李某甲因与被申请人李某乙、王某某、马某某确认合同无效、房屋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3）鄂武汉中民终字第00135号民事判决。本院于2014年1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2014年1月26日，李某甲增加再审事由，本案审查期限依法重新计算，此前经过的十一日已扣除。审限调整情况已告知双方当事人。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李某甲申请再审称：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主要证据是伪造的，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建筑面积为72.10平方米的诉争房屋，兄弟二人应各继承50%。具体理由：一、原判决认定李某乙在诉争房屋的重建、扩建及维护过程中的贡献较大，缺乏证据证明。李某甲提供新的证据，证明事实并非如此。首先，自1973年起，李某乙全家即在诉争房屋内居住，先后将诉争房屋出租，收取的租金远远高于房屋的改、扩建资金。李某乙独享了本应由三位继承人共享的房屋财产权利，当然应当承担对该房屋改、扩建及维修的义务，但绝非贡献较大。其次，在1973年改、扩建房屋时，父亲90多元的工资足以支付房屋重建的费用，当时既未让李某乙出资，李某乙也无力出资。最后，改建过程中，出资的是父亲，出力的是姐弟三人，凭何证据认定李某乙对改建房屋的贡献较大？二、房屋产权登记的存档资料伪证甚多。李某丙放弃继承权的声明书、《居民修建房屋许可证》均系伪造。三、实体判决错误。有新的证据证明母亲去世前一直是和李某甲共同生活，其独自赡养母亲十七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可以多分遗产。而李某乙不顾兄弟情分，故意侵吞遗产，应酌情减少李某乙应继承的遗产份额。但原判决却拒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相关规定，致李某乙多分得遗产。李某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李某乙、王某某、马某某共同提交意见称：原房屋倒塌，诉争房屋由李某乙重建和维护。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继承人及兄弟李某甲、姐姐李某丙出过任何人力、财力、物力。李某甲服兵役以及在新加坡工作多年，其声称独自赡养老母亲是无稽之谈。李某甲称李某乙将诉争房屋长期出租给他人做生意亦非事实。关于多分少分的问题，法律规定是“可以”而非“应当”，由法官自由裁量，李某甲不能据以主张原判决有误。请求驳回再审申请。
本院审查期间，李某甲提供以下证据：
证据一、韩望才于2013年8月17日出具的《证明》，内容：⒈安定巷41号（现81号）房屋为李德润所有，由其妻周元秀及全家共同居住。⒉1973年屋顶倒塌，由李德润负责修建，其妻子及子女参与。⒊完工后，由长子李炎正一家居住，并利用此屋进行伏汁酒制作及经营买卖生意。⒋自李炎正搬到蔡家田小区其长子处居住后，便将该房屋租与他人经营伏汁酒生意，后又租与他人用于服装加工，直至2005年。⒌李炎正其子二人，先后在该房屋结婚、居住。
证据二、张业才于2013年8月6日出具的《关于“安定巷41号（现81号）”房屋居住使用情况证明》，内容：李某甲自1970年从部队转回地方后，直到1975年进入武汉理工大学学习前，一直在诉争房屋居住；其余部分与上述韩望才的证明内容基本一致。
证据三、江东保于2013年7月26日出具的《证明》，与上述韩望才的证明内容1、2、3、4基本一致。
证据四、李某丙于2013年7月20日出具的《关于“安定巷41号（现81号）房屋”使用情况的说明》，内容：诉争房屋完工后，一直由李炎正占住，并进行自制米酒和买卖生意；其余部分与上述韩望才的证明内容2、3、4、5基本一致。
证据一、二、三、四，用以证明修建诉争房屋修建情况和产权归属，李某乙将房屋出租已经获利，不应当多分房屋面积。
证据五、李某丙于2013年7月20日出具的《证明》，内容：李某甲遵照父亲李德润的遗愿，赡养母亲周元秀，每月支付人民币15元作为母亲的基本生活费，直至1993年母亲逝世。用以证明李某甲对被继承人尽了赡养义务。
证据六、李某丙于2013年7月20日出具的《证明》，内容：李某丙在1993年12月20日未填写任何《放弃继承权声明书》的表格，没有在武汉市硚口区房地产管理局表示自愿将父母遗产硚口区安定巷41号（现81号）房屋遗产应继份额放弃继承权，也没有签字盖章。用以证明李某乙于1993年12月20日向硚口区房地产管理局出具的所谓李某丙《放弃继承权声明书》系伪造。
证据七、曾红军于2014年2月20日出具的《证明材料》，内容：⒈1970年李某甲从部队转回地方后，先随父亲李德润、母亲周元秀在诉争房屋居住。⒉李某甲又随父母在3510工厂宿舍4栋一楼居住并共同生活。⒊1976年李德润逝世后，李某甲同周元秀搬至3510工厂宿舍6栋二楼3号（即站邻街56-9号2楼3号）共同生活。⒋李某甲按月支付人民币15元作为周元秀基本生活费。⒌1973年证明人参与诉争房屋的修建工作。
证据八、涂美芳（MeiFangTu）于2014年2月12日出具的《证明》，内容：李德润居住在3510工厂宿舍4栋（即站邻街55-9号），与妻周元秀、子李某甲同共生活、居住，其余部分与曾红军证明内容3、4基本一致。该《证明》另附美国护照复印件，载明涂美芳系美国国籍。
证据九、华东平于2014年2月18日出具的《证明》，与曾红军证明内容2、3基本一致。
证据十、李海康于2014年2月10日出具的《证明》，除未提及赡养费之外，与曾红军证明内容1、2、3基本一致。
证据七、八、九、十，用以证明被继承人生前与李某甲共同居住，李某甲赡养了母亲周元秀，争议财产应当平均分配。
证据十一、李生甫于2014年2月19日出具的《证明》，内容：1973年李德润修建诉争房屋，李某甲邀请证人找区公安局陈科长帮忙，经陈科长出面同区建设委员会王科长协商，王科长实地考察后，同意原房屋向左侧空地扩展二米，房屋才开始施工。修建过程中，李某甲请同事帮忙，从3510工厂拖回预制板六块并抬至二楼。用以证明李某甲为改、扩建房屋作出贡献。
证据十二、《常住人口登记表》复印件，载明户主周元秀与李某甲均居住于本市硚口区站邻街56-9号2楼3号，因周元秀死亡其户籍于1993年3月12日注销。
证据十三、《死亡医学证明书》复印件，载明周元秀于1993年3月7日死亡，家属姓名及联系处一栏为李某甲。
证据十二、十三，用以证明被继承人周元秀生前与李某甲共同生活，争议的财产应当平均分配。
经质证，李某乙、王某某、马某某对证据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十、十一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对方证明李某乙一家（在诉争房屋）长期居住，又将诉争房屋租与他人，是自相矛盾；事实是李某乙重建了诉争房屋，自己做米酒生意，该房屋未出租用于服装加工；被继承人不是李某甲一人供养，李某甲常年在外地，被继承人周元秀由李某乙、王某某照顾；赡养父母是子女应尽的义务，即使李某甲赡养母亲、每月支付15元属实，也不能证明原判决有错误；李某甲提供同事、邻居关于赡养被继承人的书面证词超过举证期限，不属于新证据；李生甫的《证明》既不是原始凭证，也不是新证据，内容与事实不符，一栋房屋的建造仅用六块预制板的说法荒唐；关于证据六，房屋登记档案资料中李某丙放弃继承权的声明在行政诉讼中已有认定。李某乙、王某某、马某某对证据十二、十三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对方曾经出示，只能证明周元秀与李某甲系母子关系，办理（丧事相关）手续写李某甲的名字，该两份证据与诉争财产无关联。李某乙、王某某、马某某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认可。
经审查，李某甲提供的上述证据，不存在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提供的情形，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关于新证据的规定。且证据十二、十三及李某丙放弃继承权的声明书在李某甲诉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确认违法一案中均经过庭审质证，已被生效行政判决认定为有效证据。上述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关于韩望才、曾红军等人的书面证词，因证人均未出庭，外籍公民出具证明未依法办理相关手续，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李氏兄弟的父母即被继承人李德润、周元秀夫妇，原拥有坐落于武汉市硚口区安定巷81号（老号41号）木结构两层房屋，占地面积16平方米。在原房屋倒塌后，李某乙于1975年申请将房屋重建为占地面积24平方米的二层混合结构楼房，后又扩建5.2平方米，最终形成现在的诉争房屋。原房屋已不存在，但现诉争房屋仍包含原房屋的财产权利，父母去世后，子女均可依法继承。李德润与周元秀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为李某甲、李某乙、李某丙，因李某丙已明确表示放弃继承，故原木结构两层房屋的财产权利应由李某甲、李某乙共有，原木结构两层房屋所占16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也应由李氏兄弟共同享有。
关于兄弟二人对诉争房屋贡献大小的问题。诉争房屋系在原房屋基础上建设，但与原房屋相比较，占地面积及建筑面积均有所增加。一审审理期间，李某乙、王某某、马某某提供了1975年8月、1981年12月两份《居民修建房屋许可证》及1988年6月《维修房屋报告》，证实房屋的重建、扩建和维修均是由李某乙申请；还提供了当时购买建设材料、支出费用的发票、收款收据、材料销售单，以及武汉市王家店车辆管理站于1975年8月出具的《证明》，以证明诉争房屋重建、扩建、维建的主体系李某乙，人力和费用由李某乙全部承担。经质证，李某甲一方对李某乙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此外，李某甲曾于2011年3月8日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房产管理部门对李某乙颁发诉争房屋权属证明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该案审理过程中当事人进行了举证和质证，生效行政判决书对行政机关提供的《居民修建房屋许可证》认定为有效证据。李某甲主张诉争房屋系父母出资所建，其在建房过程中也有贡献，但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结合当事人举证、质证情况，原判决认定房屋建造过程中李某乙的贡献较大，符合民事诉讼证据审核相关规定。
关于伪造证据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有本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规定情形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李某甲提起的行政诉讼中，《居民修建房屋许可证》、1993年12月李某丙放弃继承权的声明书等证据经庭审质证已被采信，硚口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5月25日作出的（2011）硚行初字第16号行政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2013年6月13日，本案二审宣判。2014年1月26日，李某甲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三项的规定，增加“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再审事由，既不符合上述关于申请再审期限的规定，也不符合上述关于生效裁判既判力的规定，本院对该项再审事由不予审查。
关于李某甲是否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问题。李某甲提供了其每月支付人民币15元作为母亲周元秀基本生活费的证明材料，即使其按月出资15元属实，因李某甲不能证实母亲周元秀以该资金作为主要经济来源，故不能认定其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就共同生活的问题，虽然李某甲提供了《常住人口登记表》复印件，该表载明周元秀生前与李某甲均居住于同一地址，但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户籍地址与实际居住地址不一致的情况，至于《死亡医学证明书》载明死者周元秀的家属为李某甲，只能证明李某甲经办母亲后事，仅凭该两份证据不足以认定李某甲与周元秀共同生活。而在一审审理期间，李某甲特别授权的委托代理人已作陈述：“70年代初期（李某甲）参军时就离开诉争房屋了，李某乙及父母一家一直在诉争房屋内居住”。李某甲亦介绍了其本人及父母的居住情况：“我在3506（工厂）的房屋内结婚一直居住到1992年…父亲去世前是在安定巷居住，去世后3510（工厂）的房屋是我母亲在居住…”。李某甲现主张父母去世前与其共同生活、其独自赡养母亲周元秀十七年，既与其此前陈述相互矛盾，亦无充分证据证实。李某甲提出因其赡养母亲、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可以多分遗产的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诉争房屋的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9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故意隐匿、侵吞或争抢遗产的继承人，可以酌情减少其应继承的遗产。”1993年申请办理诉争房屋产权登记时，李某乙隐瞒了李某甲系继承人的情况，根据上述司法解释，对李某乙应继承的父母遗产可以少分。但是原房屋已受损，与经重建、扩建才形成诉争房屋不能等同，诉争房屋所含原木结构两层房屋的财产权利由兄弟二人继承，在此前提下，尽管李某甲强调李某乙侵吞遗产，并不必然得出李某乙对诉争房屋产权应占较少份额的结论。至于李某乙、王某某是否将诉争房屋对外出租，不属于少分遗产的法定情形，更不影响诉争房屋的处理。根据诉争房屋现状与原始房屋的区别，既考虑到诉争房屋以李某甲、李某乙父母的原始房屋为基础，并结合该房屋的重建、扩建、维护过程中李某乙的贡献，本案判定李某甲对诉争房屋中16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享有产权份额、李某乙对诉争房屋中56.1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享有产权份额，实体处理并无不当。
综上，审查期间李某甲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原判决，李某甲认为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再审事由均不能成立，其增加“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再审事由亦不符合审查条件。李某甲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李某甲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陈 平
审判员 罗东辉
审判员 陈闽汉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高雨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