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粤02行初8号
原告：乳源瑶族自治县乳城镇新民村民委员会老江屋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江通行。
委托代理人：彭俊萍。
被告：乳源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地址：广东省乳源瑶族自治县。
法定代表人：邓志聪。
委托代理人：李为生。
委托代理�：黄永春。
被告：韶关市人民政府。地址：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
法定代表人：骆蔚峰。
委托代理人：袁振超。
第三人：乳源瑶族自治县乳城镇新民村民委员会矿角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江琦。
委托代理人：江年青，男，汉族，广东省乳源瑶族自治县人，农民，住乳源瑶族自治县。
原告乳源瑶族自治县乳城镇新民村民委员会老江屋村民小组（以下简称“老江屋村小组”）诉被告乳源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乳源县政府”）、韶关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韶关市政府”）、第三人乳源瑶族自治县乳城镇新民村民委员会矿角村民小组（以下简称“矿角村小组”）土地行政裁决纠纷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于2015年3月22日组织原告“江屋村小�”诉讼代表人江通行，委托代理人彭俊萍，被告“乳源县政府”委托代理人李为生、黄永春，“韶关市政府”委托代理人袁振超，第三人“矿角村小组”诉讼代表人江琦，委托代理人江年青交换了证据。同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江屋村小组”诉讼代表人江通行，委托代理人彭俊萍，被告“南乳源县政府”委托代理人李为生、黄永春，“韶关市政府”委托代理人袁振超，第三人“矿角村小组”诉讼代表人江琦，委托代理人江年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老江屋村小组”诉称：被告于2015年4月30日作出的乳府土决（2015）3号《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并裁决错误，韶关市人民政府同样照搬被告的决定书复议予以维持：第一、决定书认定“圳下塘”争议双方没有权属凭证，解放初以来主要是江东苟及家人持续�理使用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圳下塘”在1953年土改时期登记的土地房产证所有人为江某乙（江某丙之妻江道妹的父亲）、成某、江某甲，现持证人为老江屋村民小组村民江某丙，这是本案唯一权属凭证!也直接证明老江屋村民小组对争议土地具有权属凭证!一个有权有势人家的证怎么可能会落在一个贫困五保户手上其次，被告查明在上世纪60—70年代期间，老江屋村和新江屋村的一些村民搬迁至地名为“矿角”的地方组合成矿角村形成了一个经济组织，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先后启用“乳源瑶族自治县侯公渡镇新民管理区矿角经济合作社”、“乳源瑶族自治县乳城镇新民矿角经济合作社”的公章，现争议的地块却位于新民村委会老江屋村，矿角村民小组是后来才新成立，政府也从没有因为该村的新成立而专门划分过土地，说明矿角村民小组形成之前�括争议土地在内的村集体所有的土地权属均属于老江屋村民小组，江东苟及其家人原为老江屋村人（江琦的户口本显示老江屋村），土地所有权理所当然是老江屋村民小组，矿角村民小组又何来的权属凭证如果争议土地属于矿角村民小组那为何位置却在老江屋村民小组再次，争议土地历来由江某丙及其家人管业和使用，被告有何证据证明解放初以来主要是江东苟及其家人管理和使用那为何1953年的土地房产证会在江某丙手上而不在江东苟及其家人手上最后，1992年修建乡村公路时占用争议土地时新民村委会根本没有经过民主议定程序公开过使用补偿方案，而是暗地里与江东苟私下协商并减免其公购粮。新民村委会私下与江东苟的协议与江某丙和老江屋村民小组无关。“圳下塘”一直由江某丙管业和使用是不争的事实，争议土地原为鱼塘，从来也不需要缴纳什么公购粮�从未有任何人争议过，直到2008年江某丙准备在该地建房时，江东苟之子江琦才恃强凌弱蛮横霸占了争议土地。被告又有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认定争议土地由江东苟及其家人持续管理和使用新民村委会曾出具证明证实争议土地属于江某丙一家并一直由其管业和使用，后因迫于各种压力撤销了该证明。第二、认定书认定江某乙与江东苟等人的关系及“圳下塘”的由来没有任何法律依据：首先，被告查明1953年9月乳源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改证（证号为“乳民字第327号”）记载的地名为“圳下塘”与争议土地名称相同，四至一致，系同一宗土地；持证人为江某乙、成某、江某甲等三人。该证是争议土地的唯一权属凭证，现该证的持证人为老江屋村民小组村民江某丙，被告关于两村“都没有权属凭证”的认定显然自相矛盾!其次，认定书关于“江某乙（别名：亚灿头）系江东苟�父亲……而成某、江某甲两人均无法查实”对江某乙和江东苟等人的关系和“圳下塘”的由来有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只有公安户籍管理机关才有权利证明公民之间的关系，被告又如何证明江东苟的父亲是江某乙（母亲叶氏、妻子吴细娣）第三人村民江琦提交的乳源档案馆存档的吴细娣干部履历表（吴细娣与江东苟是母子）、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第二页家庭成员栏中（江某乙是吴细娣哥哥）填写的根本就不是夫妻，被告又如何听信江琦的一面之词捆绑出江某乙与吴细娣为“夫妻”吴细娣是副乡长且文化程度高，而当时干部入党对家庭成分的审查十分严格，吴细娣不可能连江某乙是丈夫和兄弟都分不清，入党介绍人和证明人都是领导干部，对此也不可能乱担保，组织也不可能让她随便蒙混过关!可笑的是江琦家却争着认别人的父亲为祖宗。成某就是江某乙的大女儿江道妹，江某甲就是江某乙的小女儿江湖洋（小时候名叫江某甲、“赤嘛”）。再次，因为江某乙是江某丙之妻江道妹的父亲，所以政府颁发的持证人为江某乙的土改证才会沿袭下来，现持有人为江某丙。如果被告认定的关系属实，那为何作为传家宝的该证会在江某丙手上1957的土地情况调查表中江某乙作为户主登记本户土地情况，吴细娣又作为另一户的户主登记了本户土地情况，如果如被告认定的两人是夫妻还会分户事实上，有权有势的江琦一家处心积虑在操控修订族谱上做手脚，而老实贫穷的江某丙一家因为没钱却没有参与，但族谱只是民俗，根本不能作为法定证据使用!原告认可乳城镇政府（2011）乳府处字第02号《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关于“双方均不能提供有关与江某乙关系的法定证明”的认定，而被告又如何天马行空提供法定证明作出如此认定!最后，被告�有何历史依据杜撰出“江某乙（别名：亚灿头）系江东苟的父亲，其在1942年因与本村地主江森忠的侄子（请问被告该侄子叫什么名字）发生纠纷被打死，后来江森忠给予江某乙家人（母亲叶氏、妻子吴细娣及儿子江东苟）赔偿了几千斤稻谷和一口鱼塘即‘圳下塘’（故该争议土地又称‘人命塘’）”被告有何事实和法定依据作出该认定只能说明被告作为县级人民政府讲故事的水平十分了得!事实上，江某乙（别名“亚禾”）是江某丙的妻子江道妹（别名道食妹）的父亲。江琦的爷爷“亚灿头”是被江赴荣（已故）打死的，江赴荣无赔偿能力，由其亲人江赴平（地主，别名阿平）赔偿，江赴荣的妻子曾东莲及其子清清楚楚这个过程，周围年长的人都知道这些事实，只因江琦一家威胁或收买让很多人不敢或有悖作证，法院可以去实地展开调查。第三、乳城镇政府同样是人民政府且作为基层政府更贴近人民，其事实认定相对客观。乳城镇政府（2011）乳府处字第02号《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的认定书对本案事实认定简洁明了、相对客观，不会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基础上胡乱认定!虽然该处理决定书被被告撤销，但撤销理由是程序上无权作出处理（而不是内容上的错误）。同是人民政府，对同一件事的认定和处理却有天壤之别，这让人大跌眼镜!综上所述，被告认为“原告与第三人争议土地‘圳下塘’，自1981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时起，由第三人村民江东苟、林桥娣夫妇及其儿子江琦等家人管理使用”有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土地承包证呢村委会背着原告偷偷与其协商就可以反过来推定历来是江琦家的被告适用《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规定的前提是“农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既然被告确认第三人没有�何权属凭证，又如何证明争议土地属于矿角村民小组的“农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因此，被告的颠倒是非黑白的主观糊涂裁决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土改证作为唯一权属凭证且持证人为某的原告对争议土地具有完全权属是铁的事实，根据国土资源部《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土地改革时分给农民并颁发了土地所有证的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明确规定争议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归持证人即原告，被告却趋炎附势偏向权贵，在上级政府依葫芦画瓢的情况下，原告只好诉至人民法院，恳请贵府依据事实和法律，撤销被告作出的错误决定书，依法支持原告的诉求。请求：1、依法撤销被告于2015年4月30日作出的乳府土决（2015）3号《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下称决定书）及韶府行复（2015）5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下称复议决定）；2、依法确认争议土地“圳下塘”所有权及使用权归原告。
原告“老江屋村小组”对自已的主张提供如下证据：1、乳源县政府处理决定书，韶关市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2、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3、土地情况调查登记表。4、调解笔录、调查笔录。5、乳城镇处理决定。6、户籍资料。
以上证据“老江屋村小组”用于证明“乳源县政府”所作裁决、“韶关市政府”所作出的复议决定行政行为违法。
被告“乳源县政府”辩称：一、认定事实清楚。首先，矿角村民小组村民江琦与江某乙之间的人身关系。根据l995年的江氏第六次修所族谱记载内容：洋庭、乳名永庭、配叶林氏，生一子观坛。洋庭之子观坛，乳名善坛，配陈氏早殁，续配吴细娣，生一子东苟。观坛之子赴苟，乳名东苟，配林桥娣，生四子，年清、会其、会胜、会昭（注：会其即江�）。由此可见，江某乙系江东苟之父，系江琦之祖父。而江某乙在1942年因与本村地主江森忠的侄子发生纠纷被打死，后来江森忠给予江某乙家人（母亲叶氏、妻子吴细娣及儿子江东苟）赔偿了几千斤稻谷和一口鱼塘即“圳下塘”（故该争议土地又称“人命塘”）。其次，l953年9月乳源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改证（证号为“乳民字第327号”）记载的地名为“圳下塘”与争议土地名称相同，四至一致，系同一宗土地。但持证人江某乙于1942年已去世，而成某、江某甲两人均无法查实。因此，该证不能作为有效的权属凭证。再次，争议土地“圳下塘”，至少自1981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时起，由被申请人村民江冬苟、林桥娣夫妇及其儿子江琦等家人管理使用，在1992年修建乡村公路时，因要占用“圳下塘”0.22亩，新民管理区与江东苟进行了协商，并达成协议：减免其公购粮�务但不作任何补偿。之后，该土地剩余的约0.43亩土地仍由江东苟及其家人使用。二、适用法律正确。当前，农村仍然普遍存在村民对本村集体土地进行长期管理，但尚未颁发权属凭证或经营承包权证给使用人的情形。矿角村民小组在上世纪60-70年代期间，由老江屋村和新江屋村的一些村民搬迁至地名为“矿角”的地方组合而成，形成了一个村集体经济组织，90年代开始起用“矿角经济合作社”的公章，并以“矿角经济合作社”的名义向本村村民发包土地。“圳下塘”是矿角村民小组村民江冬苟、林桥娣夫妇及其儿子江琦等家人长期管理使用的，现仍未颁发权属凭证或经营承包权证，但其应当视为是矿角村集体实际使用的本集体的土地。根据国土资源部《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农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按目前该村农民集体实际使用的本集�土地所有权界线确定所有权。……”的规定，争议地“圳下塘”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应当归属于江琦所在的矿角村村民小组集体所有。综上所述，答辩人2015年4月30日作出的乳府土决（2015）3号《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处理适当。请求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维持答辩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乳源县政府”对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1、协议书。2、1992年修建公路时给予补偿江东苟家的证明。3、老江屋村小组的证明。4、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5、吴细娣的干部履历表。6、土地承包经营权证。7、赖元华、付新福说明、江氏族谱。8、江城赴等4人笔录。
以上证据“乳源县政府”用于证明所出的土地行政裁决的行政行为合法。
被告“韶关市政府”辩称：根据国土资源部《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农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按目前该村农民集体实际使用的本集体土地所有权界线确定所有权。……”的规定，申请人与第三人争议土地“圳下塘”，自1981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时起，由第三人村民江冬苟、林桥娣夫妇及其儿子江琦等家人管理使用，在1992年乡村公路建设占用“圳下塘”0.22亩土地时，新民管理区办事处也与江东苟签订协议书，××逝后，仍由其子江琦家人进行管理，被申请人将争议范围裁归第三人所有，认定事实清楚，被告于维持乳源县人民政府2015年4月30日作出的《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乳府土决（2015）3号），并无不妥。
“韶关市政府”对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以上证据“韶关市政府”用于证明所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合法。
第三人“�角村小组”答辩：一、被告认定争议的“圳下塘”土地自1981年起由第三人村民江东苟、林桥娣夫妇及其儿子江琦等家人管理使用是正确的。原告诉说争议的“圳下塘”土地历来由江某丙及其家人管理和使用，这是捏造事实、胡说八道。首先，“圳下塘”是“人命塘”，是第三人村民江琦祖父的人命换来的，凭什么说历来由原告方的江某丙及其家人管理和使用其次，原告村民江某丙在2009年投诉江琦时称其在八十年代曾经耕种过“圳下塘”，而不是如今所说的历来由其家管理和使用，其说法前后不一。八十年代江琦父亲江东苟尚健在，仍在耕种“圳下塘”，怎么可能给江某丙耕种如果江某丙在八十年代耕种“圳下塘”，江东苟也在耕种“圳下塘”，为什么江某丙当时不去告江东苟侵占其所有权呢第三，既然“圳下塘”历来由江某丙及其家人管理和使用，为什么在1992年乡村公路扩建占用“圳下塘”土地时他又一声不吭，不提出补偿或减免公购粮任务等要求呢由此可见，原告所谓对争议土地“圳下塘”历来由江某丙及其家人管理和使用的说辞，实际是捏造事实欺骗政府。讲到实地位置与耕种人的关系问题，原告称“圳下塘”土地处于其村小组旁边，是近者管业，属其村小组的土地。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事实上，争议地“圳下塘”的旁边就有很多文屋村民小组的田地，也在老江屋旁边，为什么原告不去抢回来而且，第三人矿角村民小组周围都是原告老江屋村民小组的农田，原告是否应该将这些农田都还给第三人呢其实，耕地与居住地的远近，与耕种人的关系没有必然的联系，地随人走，谁耕种就归谁，这才是真理，近者管业是说不通的歪理!二、原告称江某乙是江某丙的之妻江道妹的父亲，这是厚颜无耻、欺世盗名!江某乙是第三�村民江东苟之父，江坛富才是江道妹的父亲，这是新江屋、老江屋、矿角村三村人都知晓的事实!对于已故的江某乙和江坛富分别是谁的父亲的问题，这是有据可查的。首先，江坛富的外甥、江道妹的表弟赖元华证明，江坛富是江道妹的父亲、江某丙的岳父；其次，江坛富原收养的儿子付新福也证明，江坛富是江道妹的父亲、江某丙的岳父；第三，江坛富的妹妹就是赖元华的母亲、江坛富有一个妹妹这个事实，与江氏族谱的记载完全吻合!第四，江氏族谱更是清楚地记载：江某乙是江东苟之父、江琦的祖父!在个人档案、户籍登记均无法查证的情况下，族谱的记载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谁家的族谱能够容忍将别人的姓名记载为自己的祖宗呢没有人这样做!关于族谱的法律效力问题，国家虽然没有立法确认族谱的证据效力，但国家档案局、民政部、农业部于2007年12月11日印�《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档案的工作（意见）》明确指出：各地要“收集反映乡村历史文化变迁的家谱族谱”，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加强保护。能够反映姓氏血脉传承、人口变迁的族谱，有国家规章认可和保护，完全可以用来证明当事人的直系血亲和旁系血亲的关系，其证据的合法性、有效性是毋庸置疑的。被告用江氏族谱的记载和江坛富的妹妹就是赖元华的母亲这一事实来证明江坛富是江道妹的父亲、江某乙是江琦的祖父，这完全是符合事实、正确的举措，应当点赞!三、被告认定l953年乳源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改证（证号为“乳民字第327号”）持证人江某乙为江东苟之父是正确的。而原告说该证是江某丙家的传家宝则是不值一驳的。该土改证中的“圳下塘”和乳源街车站的一间房产（实际是商铺），是江东苟之父江某乙被人害死后得到的赔偿物，l953年乳源�人民政府将“圳下塘”和乳源街车站的一间房产确认给江某乙家是合情合理的。首先，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关部门征用乳源街车站的房产时，是江琦的祖母吴细娣经手办理，而不是江某丙家人经手办理。其次，江某丙之妻江道妹及其父亲江坛富一家在土改时被评为贫农，怎么会有乳源街车站的房产呢第三，江某丙家没有发生人命案，又怎么能得到“人命塘”呢第四，如果乳源街车站的房产真是江某丙家的，土改时他家怎么可能被评为贫农至少也应定为富农，乳源街车站的房产理应没收，怎么可能留给他家如果乳源街车站的房产真是江某丙家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征用时，他家怎么不去办理，又不提出产权异议呢第五，在土改时期，从地主、富农的家庭中拿出部分田地分给贫农家庭耕种，这种情况全国非常普遍，符合国家的政策。而当时江琦的祖母吴细娣一家也被评为贫农，赔偿给吴细娣一家的“人命塘”怎么会从贫农吴细娣手中分给江某丙家可见，乳民字第327号土改证根本就不是江某丙家的什么“传家宝”，而是江琦家的证件。l953年的土改证在当时的确是传家宝，土地、房屋、山岭属于个人私有，l958年人民公社化以后，土地、山岭属于属于生产队集体所有，只有房产仍归个人所有，土改证就失去了传家宝的意义，人们不再保管土改证，丢失、遗弃土改证是很普遍的现象。至于颁发给江琦祖父江某乙的土改证为何在江某丙手中，只有他才知道四、原告诉说“乳城镇政府（2011）乳府处字第02号《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的认定书对本案事实认定简洁明了，相对客观，不会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基础上胡乱认定。”这个说法是违背事实的。第一、乳城镇政府的处理决定只字不提争议的“圳下塘”由谁耕种使用这一实质问�，有意避开关系全案的重大且是主要的问题不讲，这难道是“相对客观”吗第二、不调查核实能够解决争议焦点的人物江某乙是谁的父亲，却以“双方均不能提供有关与江某乙关系的法定证明”为由，推脱说“无法确定江某乙与申请人（指江亚虑P2.2）和被申请人（指江琦）的关系”。什么是“法定证明”呢是结婚证、户籍登记或是身份证吗解放前有结婚证、户籍登记和身份证吗江氏族谱的记载、江坛富的妹妹就是赖元华的母亲这一事实以及赖元华和付新福的证词，难道不可以作为证据认定江坛富是江道妹的父亲、江某乙是江东苟父亲吗有那么多的证据相互印证却不讲，偏偏要那些根本就无法取得的所谓“法定证明”，这样做难道是“相对客观”吗第三、“圳下塘”是“人命塘”，是江某乙的人命换来的，l953年乳源县人民政府将“圳下塘”确定归江某乙家所有，乳城镇政府的处理决定只字不提l953土改证中的有关内容和问题，难道这也是“相对客观”吗第四、江琦身份证的住址是老江屋村民小组，而其集体组织关系则在矿角村民小组，乳城镇政府只认江琦的住址，而不顾江琦是矿角村民小组的集体组织关系，硬要将矿角村民小组的江琦和老江屋村民小组的江某丙这两个不同集体组织的人捆绑在一个集体，认定江琦是老江屋村民小组的人，这样做是“简单明了”，难道这就是“相对客观”以上可见，乳城镇政府的处理决定不讲谁在耕种争议土地“圳下塘”、不查明江某乙是谁的父亲、不搞清楚“圳下塘”是“人命塘”等与案件有关的内容和问题，就作出违背事实的处理决定，简直是胡乱作为!这样的决定，难道不应当被撤销吗更重要的是，乳城镇政府在程序上超越了上级人民政府的行政职权，越级处理，因此，被告撤销其处理�定是完全正确的。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主张和理由，完全是编造出来的、虚假的，实际是在胡搅蛮缠，其诉讼请求应当驳回。而被告作出的乳府土决（2015）3号《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法规和规章正确，程序合法，处分得当，应当维持。请人民法院依法公断。
“矿角村小组”对其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1、江氏族谱、户籍资料、赖元华、付新福、江赴诚的证词。2、新江屋村小组证明。3、新民管理区与江东苟签订的协议书、新民管理区原干部邓定权和罗诚湘的说明、老江屋村小组2010年证明。4、新民管理区矿角经济合作社公章启用时间。5被新民村委会否定原告造假的三份证据、江来忠向乳源县法院起诉江琦的起诉状及撤诉裁定。6、江来忠向乳城镇人民政府递交的申请书、乳城镇人民政府作出的民事调解通知书�7、1995年版江氏族谱的修缮筹备情况及工作总结。
以上证据“矿角村小组”用于证明“乳源县政府”所作裁决、“韶关市政府”所作出的复议决定行政行为合法。
经庭审质证：“乳源县政府”、“韶关市政府”对原告“老江屋村小组”所提供的1、4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3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对2、6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对5号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合法性有异议。
“矿角村小组”对“老江屋村小组”所提供的全部证据的三性有异议。
“老江屋村小组”对“乳源县政府”所提供的1、2、3、4、7、8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5、6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
“韶关市政府”、“矿角村小组”对“乳源县政府”所提供的全部证据的三性没有异议。
“老江屋村小组”对“韶关市政府”所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
“乳源县政府”、“矿角村小组”对“韶关市政府”所提供的证据三性没有异议。
“老江屋村小组”对“矿角村小组”所提供的1、2、3、4、5、7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对6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
“乳源县政府”、“韶关市政府”对“矿角村小组”所提供的1、2、3、4、7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5、6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
经审理查明：双方所争议的土地位于乳源瑶族自治县乳城镇新民村委会辖区内老江屋村村道边，地名：“圳下塘”，面积约为：0.533亩产，四至：东至房屋�南至乡村公路，西至房屋，北至早地；现为水塘。
原告“老江屋村小组”村民江某丙所持有的1953年9月乳源县人民政府颁发的乳民字第327号《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的村民江某乙、成某、江某甲等3人名下的附页第七栏记载的种类：鱼塘。地名：“圳下塘”。面积：5分。四至：东至圳、南至路、西至墩、北至圳。
新民管理区与新民矿角村民小组于1992年10月20日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具体内容为：甲方：新民管理区。乙方：新民矿角村江东苟。为了新民各项事业的发展，乡村公路建设是硬件。现经甲、乙双方磋商同意，公路改线通过新民矿角村江东苟家鱼塘（新民管理区门前右坟前禾坪下）面积0.22亩，作水田减免公购粮任务（不作任何补偿）。此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为凭，甲乙方签（章）生效。
“老江屋村小组”于2008�11月向“乳源县政府”申请对所争议的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进行确权，“乳源县政府”根据双方所提供的权属依据，经走访调查查明事实情况后，于2015年4月30日作出府土决（2015）3号《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经审查查明一节”：在上世纪60—70年代期间，老江屋村和新江屋村的一些村民搬迁至地名为“矿角”的地方组合成矿角村，形成了一个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先后起用“乳源瑶族自治县侯公渡镇新民管理区矿角经济合作社”、“乳源瑶族自治县乳城镇新民矿角经济合作社”的公章。对于争议土地“圳下塘”，老江屋村民小组与矿角村民小组都没有权属凭证，但该土地自解放初以来（除人民公社期间）主要是江东苟（已故）、林桥娣夫妇及其儿子江琦等家人持续管理使用。在1992年修建乡村公路时，因要占用“圳下塘”0.22亩，新民�理区办事处与江东苟进行了协商，并达成协议：减免其公购粮任务但不作任何补偿。之后，该土地剩余的约0.533亩土地仍由江东苟及其家人使用。
另查明：l953年9月乳源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改证（证号为“乳民字第327号”）记载的地名为“圳下塘”与争议土地名称相同，四至一致，系同一宗土地；持证人江某乙、成某、江某甲等三人，其中，江某乙（别名：亚灿头）系江东苟的父亲，其在1942年因与本村地主江森忠的侄子发生纠纷被打死，后来江森忠给予江某乙家人（母亲叶氏、妻子吴细娣及儿子江东苟）赔偿了几千斤稻谷和一口鱼塘即“圳下塘”（故该争议土地又称“人命塘”），而成某、江某甲两人均无法查实。上述事实，有申请书、答辩状、身份证、常住人口登记卡、土地房产所有证、承包土地凭证、协议书、江氏族谱、有关证明以及调查笔录等佐�。对于本案土地权属争议，本县国土资源局召集了争议双方进行协商调解，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调解无效。
“本府认为一节”：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争议土地“圳下塘”自1981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时起，由被申请人村民江东苟、林桥娣夫妇及其儿子江琦等家人管理使用，因此在1992年乡村公路建设占用“圳下塘”0.22亩土地时，新民管理区办事处与江东苟签订协议书。××逝后，仍由其子江琦家人进行管理。根据国土资源部《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农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按目前该村农民集体实际使用的本集体土地所有权界线确定所有权。……”的规定，争议地“圳下塘”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应当归属于江琦所在的被申请人矿角村村民小组集体所有。申请人老江屋村村民小组对争议地主张权属诉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府不予支持。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及上述有关法律、规章的规定，本府决定：申请人乳城镇新民村委会老江屋村民小组与被申请人乳城镇新民村委会矿角村民小组争议的位于本县乳城镇新民村委会旧办公地桥边的一块土地名“圳下塘”，面积约为0.533亩，四至界线为：东至圳，南至乡村公路，西至墩早地，北至圳（详见《处理决定示意图》），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归被申请人乳城镇新民村委会矿角村民小组集体所有。原告“老江屋村小组”不服，向“韶关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韶关市政府”于2015年11月19日作出韶府行复（2015）5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原决定。原告“老江屋村小组”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经现场勘查，原告“老江屋村小组”村民江某丙所持有的1953年9月乳源县人民政府颁发的乳民字第327号�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的村民江某乙、成某、江某甲等3人名下的附页第七栏记载的种类：鱼塘。地名：“圳下塘”。面积：5分。四至：东至圳、南至路、西至墩、北至圳。以争议土地四至相符。第三人“矿角村小组”按其长期经营管理的实际范围，四至：东至圳、南至乡村公路、西至墩旱地、北至圳。以争议土地四至相符。双方对现状北面原是墩，现已建起房屋，予以认可。
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一款：“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国土资源部《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农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按目前该村农民集体实际使用的本集体土地所有权界线确定所有权。……”第二十一条：“农民集体连续使用其他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满二�年的，应视为现使用者所有；连续使用不满二十年，或者虽满二十年但在二十年期满之前所有者曾向现使用者或有关部门提出归还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土地所有权。”的规定，对本案：一、原告“老江屋村小组”村民江某丙所持有的1953年9月乳源县人民政府颁发的乳民字第327号《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的村民江某乙、成某、江某甲等3人名下的附页第七栏记载的种类：鱼塘。地名：“圳下塘”。面积：5分。四至：东至圳、南至路、西至墩、北至圳的权属依据，经“乳源县政府”受理原告“老江屋村小组”申请后，询问有关知情的村民及调查证据证明，持证人江某丙与乳民字第327号《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的村民江某乙、成某、江某甲等3人不存在直系亲属关系，以“乳源县政府”所调查查明的事实江某乙（别名：亚灿头）系江东苟的父亲，其在1942年因与本村地主江森忠的侄子发生纠纷被打死，后来江森忠给予江某乙家人（母亲叶氏、妻子吴细娣及儿子江东苟）赔偿了几千斤稻谷和一口鱼塘即“圳下塘”（故该争议土地又称“人命塘”），而成某、江某甲两人均无法查实。二、从经营管理事实方面，争议土地“圳下塘”自1981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起，由“矿角村小组”村民江东苟、林桥娣夫妇及其儿子江琦等家人管理使用至今，在1992年乡村公路建设占用“圳下塘”0.22亩土地时，新民管理区办事处与江东苟签订协议书，对占用地作出了补偿，经营管理事实清楚，本院予以支持。三、原告“老江屋村小组”请求依法撤销“乳源县政府”于2015年4月30日作出的乳府土决（2015）3号《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韶关市政府”于2015年11月19日作出的韶府行复（2015）5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依法确认争议土地�圳下塘”所有权及使用权归其所有的事实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被告“韶关市政府”、“乳源县政府”、第三人“矿角村小组”请求维持原裁定、决定理由充分，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老江屋村小组”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由“老江屋村小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万 靖
审判员 徐肇廷
审判员 李应富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一日
书记员 郑翠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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