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太民初字第00419号
原告曾富义。
被告敬得（苏州）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兴台，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必谦，江苏朋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曾富义诉被告敬得（苏州）科技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5月19日立案受理，由审判员王颖瑛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曾富义、被告敬得（苏州）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必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曾富义诉称：2013年3月31日，原告大哥来电话说4月1日要帮原告介绍女朋友，因牵涉个人隐私，原告在4月1日早上8点前发短信给部门副理以有重要事情需要处理为由要求其代为请假，是想等回去销假时再向主管说明理由。在原告发完短信时即被太仓市公安机关拘留，当即收缴了手机，控制了人身自由而无法履行请假手续。2013年4月16日，原告在拘留释放次日携《拘留释放证明书》到被告处找主管报到，公司副总告知公司已于4月7日发布公告解除了原告的劳动合同。后原告连续三天与被告处高阶主管协商回被告上班未果，只得办理交接手续并领取3月薪资。被告解除原告劳动合同是依据《员工手册》的规定，理由是严重违反纪律。原告被无罪释放，并非刑事责任解除劳动合同；原告因被拘留而缺勤15日，并非个人主观原因而不履行正常的请假手续，也非严重违纪解除。故被告单方面解除原告的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解除。原告不服仲裁裁决书，请求法院确认被告单方面解除原告劳动合同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赔偿金204000元。
被告敬得（苏州）科技有限公司辩称：被告解除原告劳动合同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以拘留释放证明及解除取保候审就认为其没有法律责任是不对的，拘留释放以后采取的是取保候审措施，取保候审期满后，仅仅是解除取保候审，原告涉嫌犯罪的案件并未撤销。原告主张4月1日的短信是因为其要见女朋友，这个说法不客观，仲裁阶段也未提到此说法，据了解，4月1日公安机关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开始，其手机可以对外通讯，这一点原告在仲裁阶段也有陈述。原告诉称其4月16日到公司报到也不符合事实，原告是20日以后到公司的，他的解释是刚出来还有一些私事要办。原告4月1日起就未到公司上班，而其当天完全有时间向公司作紧急情况的请假，但原告未这样做。原告解除拘留后也未及时到公司说明原因。被告据此以原告旷工和被采取强制措施为由对原告作出了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告于2005年3月16日进入被告处工作，2008年6月起担任业务经理。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被告为原告缴纳了社会保险。
2013年4月1日，原告因涉嫌犯罪被太仓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7日，被告发出公告解除了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同年4月15日，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太仓市公安局决定对原告予以释放。同年4月17日，太仓市公安局对原告执行取保候审。原告释放后回被告处要求上班，被告向其送达了解除劳动合同的公告。后原告办理了离职手续。
2013年5月2日，原告向太仓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被告解除原告劳动合同违法，并要求被告支付赔偿金204000元。因原告涉嫌犯罪被取保候审中，案件中止审理。2014年4月10日，因取保候审期限届满，太仓市公安局决定对原告解除取保候审。太仓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恢复案件审理，并于2014年5月7日作出太劳人仲案字（2013）第304号仲裁裁决书，对原告的仲裁请求未予支持。原告不服该裁决，诉至本院。
被告当庭明确以原告从2013年4月1日起连续旷工三天以上和被刑事拘留两点理由解除原告劳动合同，依据是《员工手册》第七章第八条第11项、第25项以及第八章第三条，同时提供了盖有公司工会委员会印章的公告，主张在对原告作出解除劳动合同公告之前征求了工会意见。根据被告提供的《员工手册》，其中第五章第五条“请假手续”规定了“1、员工请假时应于事先填写《假期申请表》，经权责主管批准，在人力资源部门备案后，方可离岗休假；2、由于特殊突发性原因（如患病或紧急事故），无法提前办理请假手续者，须本人或委托他人在当日行假前以电话或其他方式有效与部门主管和人力资源部门联系，并于复职后2日内持有关证明办理补假手续。如在行假前未能有效通知部门主管和人力资源部门者，视同旷工处理……”第七章第八条规定了“以下严重过错行为给予立即解除劳动合同：……11、旷工连续三天（含）以上，或一年内累计旷工五天（含）以上……25、受到司法机关治安行政处罚或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八章第三条规定了“对于严重违反纪律（如：严重过失、刑事犯罪等）和一年内无薪事假期累计超过十四天者。公司将立即解除劳动合同，无需提前通知和作相应经济赔偿”。原告对《员工手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关于短信请假，原告在仲裁庭审时称“4月1日我已经发短信给部门副理，说有重要的事情请假，但是没有说请多长时间……我没有时间请假，手机已经被公安机关没收了，我当时只翻到我的助手那边，所以就要我助手代为请假”；原告在诉讼庭审时称“我哥想帮我介绍女朋友，还想当面劝解我，我就发短信给部门副理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需要请假，没说请多久，短信在被抓之前发的，当时家里还有一个11岁不到的儿子，我让警察帮我把儿子送到我前妻那里。”被告当庭称在解除原告劳动合同前向原告所在部门了解，副理说收到原告的一个短信，但是被告认为不符合公司的请假流程，不能作为有效的请假手续。
关于工资收入，原告主张每月银行转账8200元、现金发放4000元；被告确认原告的工资水平为每月8200元，但认为每月4000元是给部门经理报销的各项费用的最高额，并非工资。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解除劳动合同公告，职工缴费明细查询、部门支出申请单、拘留释放证明书、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仲裁裁决书，被告提供的解除劳动合同公告、员工手册，本院调取的仲裁庭审笔录以及原、被告双方当庭陈述等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我国《劳动合同法》赋予了用人单位在“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情形下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本案中，被告以原告从2013年4月1日起连续旷工三天以上及被刑事拘留为由，根据公司规章制度的规定对原告作出了解除其劳动合同的决定，被告应举证证明原告存在上述事实。首先，《员工手册》规定了“受到司法机关治安行政处罚或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属于严重过错行为给予立即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原告因涉嫌犯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拘留释放后被依法取保候审，后因期限届满而解除取保候审。原告受到的上述强制措施不属于治安行政处罚，到目前为止，原告也未因该案而被追究刑事责任，故本院对被告认为原告受到司法机关治安行政处罚或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意见，不予采纳。其次，《员工手册》规定了“旷工连续三天（含）以上，或一年内累计旷工五天（含）以上”属于严重过错行为给予立即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同时也规定了“如遇突然事件需请假的，应通知部门主管和人力资源部门，未能有效通知的视同旷工”。原告在2014年4月1日曾向其部门副理发送短信表示有重要事情处理需要请假，但原告在仲裁和诉讼庭审时对“重要事情”作出了不同解释。原告当庭称发短信请假是因为其哥哥欲为其介绍女友并找其谈心，而后因被公安机关控制，无法向被告请假，但该解释原告在仲裁时从未提及；原告在仲裁庭审时称在手机被公安机关没收前翻到其部门副理电话号码后要求副理代为请假，这是原告在双方发生纠纷后的首次陈述，真实性应高于诉讼时的陈述，也就是说原告发消息时并不想让副理或其他人知道其无法正常出勤的原因。按原告所述，其在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后仍可交代办案民警将其未成年孩子托付前妻照顾，原告也完全可以在向办案民警阐明利害关系后自行或委托他人按章履行相应请假手续，事实上原告系主观原因没有向被告说明缺勤原因。原告作为被告处的业务部门主管，更应严格遵守请假制度，以保证公司业务部门正常运行。因此，被告以原告的请假未能有效通知为由对其视同旷工处理并无不当。综上，原告自2014年4月1日起连续旷工三天以上的行为依据被告的《员工手册》已构成违纪解除的条件，被告对其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决定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合法有效，被告无需支付原告相应的赔偿金，故本院对原告要求确认被告解除劳动合同违法并支付赔偿金的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曾富义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曾富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户名：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0×××99，开户行：农业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营业部）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审判员 王颖瑛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一日
书记员 陈 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