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吉04民再16号抗诉机关：吉林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杨国禄，男，1950年12月20日出生，住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委托诉讼�理人：王晓枫，吉林辽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姜雪梅，女，1971年1月23日出生，住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臧志鹏，吉林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张立东，男，1969年9月29日出生，现羁押于长春市铁北监狱。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瑞岩，男，1961年6月29日出生，住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系张立东姐夫。委托诉讼代理人：姜雪梅（自然情况同上），系张立东前妻。申诉人杨国禄与被申诉人姜雪梅、一审被告张立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吉林省人民检察院以吉检民（行）复查〔2018〕22000000012号民事裁定书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0日作出（2018）吉民抗53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庭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辽源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徐默然、赵亚男出庭履行职务，申诉人杨国禄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枫、被申诉人姜雪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臧志鹏、一审被告张立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瑞岩到庭参加了诉讼，此案现已审理终结。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认为，本院（2017）吉04民终143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理由如下：（一）生效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二审判决认定自2012年12月21日信用社借款执行完毕起，杨国禄应当知道张立东已不能履行抵顶房款协议（判决书第5页）。而法院又认定，2013年5月25日杨国禄收到张立东给付现金20万元的房款（判决书第3页）。两项事实前后矛盾。因此，生效判决认定“杨国禄应当知道张立东不能履行”这一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二）适用法�确有错误。本案为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合同，双方约定由张立东代杨国禄偿还信用社贷款，这是张立东给付杨国禄房款的一种方式。张立东没有代杨国禄偿还信用社贷款，只能说明张立东违约，并不能证明张立东拒绝给付房款，即不能证明杨国禄可以随时收取房款的权利受到侵害。事实上张立东也未明确表示过不履行房款给付义务。对张立东的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也证明，自2013年起至2015年张立东案发，张立东于杨国禄之间存在经常性的借贷关系，而杨国禄并没有放弃对张立东追要拖欠房款的主张，张立东也一直承诺给付并没有明确表示拒绝或不能履行该给付义务。如果张立东明确告知杨国禄不能支付房款，杨国禄就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借给张立东现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该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因此，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杨国禄再审阶段述称，二审判决以其偿还银行借款为由而认定超过诉讼时效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无论是以偿还贷款的方式支付房款还是直接以现金支付房款,这只是履行方式的不同,而不是确定了履行期限,根据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没有确定履行期限的，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债务人履行，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关于杨国禄出具20万元收条如何认定的问题，一审法院认定是杨国禄收取的购房款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在一审中杨国禄已经提供了给张立东汇款20万元的汇款凭证，证明出具收条后又给张立东汇款20万元，该款项是其二人共同投资修路的款项，与本案之间无关联性，所以应当支付的购房款项是60万元。姜雪梅再审阶段辩称，（一）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启动再审程序于法无据，程序违法，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不应受理。（二）姜雪梅、张立东与杨国禄的房屋买卖款已履行20万元，剩余40万元是张立东将杨国禄以他人名义贷款的40万元落在常德福名下，房款已全部履行。杨国禄所举工程合同及转款20万元证据与本案无关联。张立东因刑事犯罪现羁押于监狱，没有能力对杨�禄以他人名义贷款的40万元如何转给常德福进行举证，法庭应依职权进行相关调查，查清40万元是否如被告张立东所言，这样才有利于说明事实真相。（三）本案杨国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协议中用贷款抵偿房款是一种特定的履行方式，这种特定的履行方式决定了房款给付的形式，如果这种履行方式不存在就确定了履行不能，所以不能履行的期限应当从信用社执行杨国禄的房产等结束时开始，而被申诉人给付的20万元期限是2013年5月25日从此时间开始计算到2015年8月1日，杨国禄起诉至龙山区人民法院，也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抗诉意见所称的张立东与杨国禄之间仍存在经常性的借贷关系来认定张立东未明确表示拒绝或者不能给付义务，这是用推论的方式来认定事实�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张立东承诺给付欠款，所以从已成就的事实看，张立东用贷款抵顶房款的事实已经不能实现，基于以上充分说明，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张立东再审阶段辩称，其和姜雪梅的意见一致。杨国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解除杨国禄与张立东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书；2、依法判决姜雪梅将涉案房屋返还给杨国禄。后在一审庭审辩论终结前，杨国禄变更其诉讼请求为：1、张立东、姜雪梅给付购房款60万元及起诉后的房款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1月5日，张立东与杨国禄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书约定，杨国禄将从案外人陈明处购买的位于辽源市隆基花园小区1号楼102室（登记产权人为陈明）出卖给张立东，房款价格为60万元，付款方式为张立东代替杨国禄偿还在信用社贷款40万元，剩余20万元房款以现金方式支付。协�签订后，杨国禄将房屋及房屋产权证交付张立东。2013年5月25日，杨国禄收到张立东给付现金20万元。2014年1月3日，杨国禄通过银行汇款给张立东20万元。2012年11月，东辽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将杨国禄起诉至东辽县人民法院，要求杨国禄偿还贷款，后经东辽县人民法院执行，杨国禄用房屋及车辆抵顶欠款本息共计68万元。另查明，张立东与姜雪梅原为夫妻关系，2013年11月4日协议离婚，协议约定本案涉案房屋归姜雪梅所有。一审法院认为，杨国禄所提供的买卖协议能够证明杨国禄与张立东存在房屋买卖关系、张立东应付杨国禄房款60万元的事实。张立东所提供的杨国禄收到现金20万元的收条，能够证明张立东给付杨国禄房款20万元的事实。杨国禄主张已经收到的20万元现金不是房款，是杨国禄从张立东处借款20万元，且已经偿还，但杨国禄所提供的还款凭证，不能证明其主张，不予采信，认定张立东已还房款20万元。张立东称为杨国禄偿还贷款40万元，但未向本院提供证据证明，不予采信。认定张立东尚欠杨国禄房款40万元，应予偿还。张立东购房时与姜雪梅系夫妻关系，张立东所负外债应为夫妻共同外债，张立东与姜雪梅应共同偿还。张立东、姜雪梅称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因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未约定房款给付时间，诉讼时效应从权利人主张权利时开始计算，故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规定，判决：一、张�东、姜雪梅在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给付杨国禄房款40万元；二、驳回杨国禄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800.00元、保全费3,520.00由张立东、姜雪梅承担10,820.00元，杨国禄承担2,500.00元。姜雪梅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辽源市龙山区人民法院（2015）龙民初字第1631号民事判决，驳回杨国禄的诉讼请求，并由杨国禄承担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本院二审认定事实：2012年11月20日吉林省东辽县人民法院（2012）东辽民初字第1245号民事调解书确认，杨国禄同意于2012年11月30日前一次性给付东辽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685,910.00元及利息10万元。2012年12月21日，该院（2012）东法执字第505号执行裁定书确认，杨国禄以房屋及车辆以流拍价587,600.00元的价格交付东辽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抵偿部分借款本金685,910.00元及利息。杨国禄自认其与张立东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应由张立东抵顶信用社贷款的40万元，为上述贷款的一部分，已经人民法院调解后并实际执行完毕，杨国禄本人承担了还款责任。本院二审认为，诉讼时效是保护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即丧失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的制度。诉讼时效应当从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犯时起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本案中，杨国禄与张立东在2009年1月5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中对张立东用贷款抵顶40万元房款未约定履行期限，杨国禄可随时向张立东、姜雪梅主张权利，但吉林省东辽县人民法院（2012）东辽民初字第1215号民事调解书及该院（2012）东法执字第505号执行裁定书可以证实杨国禄以冯玉良、徐世丰、鲁启胜、杨忠义、万淑连、王淑芳、英书海名义在东辽县农�信用合作联社所借款项685,910.00元，已于2012年12月21日执行完毕，杨国禄以房屋及车辆抵偿了借款，杨国禄应当从此日起知道其与张立东房屋买卖合同项下张立东用贷款抵顶40万元房款的协议内容已不能履行，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故房屋买卖协议中抵顶贷款40万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吉林省东辽县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出具之次日起开始计算，即自2012年12月22日起至2014年12月21日止，而杨国禄向一审法院的起诉时间为2015年8月18日，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姜雪梅对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已超过提起的上诉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因杨国禄主张该债权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故应驳回其诉讼请求。判决：一、撤销辽源市龙山区人民法院（2015）龙民初字第163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杨国禄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800.00元、保全费3,52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00元由杨国禄负担。再审阶段双方除了原审时已经提交的证据以外，杨国禄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一、合伙协议一份、见证书两份。证明从协议签订时间、杨国禄出具收条的时间、杨国禄给张立东汇款20万元的时间，能够看出杨国禄给张立东打20万元的收条是双方签订合伙修路协议之后，张立东支付修路的工程款，后期由于工程出现了伤亡事故，张立东退出合伙，杨国禄给张立东返款20万元就是通过银行汇款方式汇给张立东的。姜雪梅质证认为，该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杨国禄在一审时就向法庭提供过转款凭证20万元，而合伙协议和见证书均是当时一审时杨国禄所陈述的事情经过，一审时没有提供，在本次不能作为新证据进行质证。同时，该证据与张立东给付杨国禄20万元房�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杨国禄转给张立东20万元是偿还上述借款。张立东的质证意见与姜雪梅一致。本院认为，杨国禄提供的证据能够与其在一审时提供的汇款凭证相互印证，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二、证人王泽民证言。证明2015年其在东吉法律服务所工作，5月末、6月初左右，杨国禄去东吉法律服务所找到王泽民，请其代理杨国禄向张立东要钱，在6月份给张立东打了很多次电话，第五次打电话张立东同意见面，见面后张立东承诺一个星期还钱，后来张立东因为刑事案件投案自首。姜雪梅质证认为，该证人证言不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王泽民与杨国禄之间没有签订书面的委托代理合同，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代理关系，证人所述不符合客观实际，相互矛盾，且其与杨国禄之间是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双方存在着利益，该证人证言不应采纳。张立东质证意见�姜雪梅一致。本院认为，该证言没有其他证据相互佐证，真实性无法确定，本院不予采信。姜雪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吉林省人民检察院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一份。证明2018年1月2日，杨国禄提出的抗诉申请被吉林省人民检察院作出的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驳回，省检察院不应再启动抗诉程序，市法院也不应再受理本案。杨国禄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针对证明的内容存在异议，该决定书是一份已经失去效力的法律文书，已经被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在2018年5月8日作出的撤回监督意见决定书予以撤回，已经不具备法律效力，关于程序问题的异议是不能成立的。本院认为，本案启动抗诉及再审的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无不当之处，对该证据证明的内容不予采纳。本院经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二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以确认。本院经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在不超过诉讼时效的前提下，姜雪梅、张立东尚欠杨国禄房款的数额认定。针对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履行方式是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以何种方式来履行合同义务，即完成合同义务的方法。本案杨国禄与张立东在协议书中约定张立东用贷款抵顶40万元房款，剩余20万元近期偿还。双方确定了张立东给付房款的两种方式，一种是以替杨国禄偿还贷款抵顶部分房款，另一种方式为直接给付。后东辽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将杨国禄起诉至东辽县人民法院，要求杨国禄偿还贷款，在执行阶段，杨国禄用自己的房屋及车辆抵顶欠款本息共计68万元。该事实的发生导致了其与张立东之间约定的第一种合同履行方式不能实现，但是合同的履行仍然存在可以替代的方式，双方可以通�协议补充来重新确定履行方式，而双方未就此进行补充约定，此时对于40万元的履行方式已然变得不明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双方未就该40万元的履行方式达成补充协议，应按照交易习惯确定，并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故在此情形下，对于该40万应以直接给付方式来进行履行，这也符合生活常理和交易习惯。由于双方未就履行期限进行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该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履行期限不能确定，双方也未重新约定，杨国禄可以随时主张权利，据此，本案的诉讼时效起诉点应按两种时点确定，一是杨国禄要求张立东、姜雪梅履行给付房款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一是张立东、姜雪梅第一次明确拒绝履行义务之日。本案中，杨国禄并没有提出张立东、姜雪梅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同时亦没有证据表明张立东、姜雪梅明确表示拒绝履行义务，因此，一审起诉前本案没有计算诉讼时效起算点的事由，诉讼时效在一审起诉时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姜雪梅、张立东提出的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针对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姜雪梅主张其中的40万元房款以案外人常德福等人的名义贷款，已经转到了常德福名下进行了偿还的主张，因常德福本人没有出庭作证，且姜雪梅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实，同时在本院规定的举证期限内亦未申请法院调取，对该主张没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其余20万元房款，张立东在一审时主张已经给付杨国禄，并提供了杨国禄出具的收条，但是杨国禄亦提供了汇款凭证证实其在向张立东出具收条后又向张立东汇款20万元，张立东给付的20万元并非房款，而是其与张立东合伙修路后退还给张立东的款项，结合杨国禄再审阶段提供的证据，几份证据在时间上可以相互印证，能够形成证据链，对其主张应予采信。此时姜雪梅、张立东对否定杨国禄汇款20万元的事实应给予合理的说明并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从而辩驳杨国禄主张的事实不能成立，而姜雪梅、张立东未提供充分的证据去否定杨国禄的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姜雪梅、张立东应予偿还杨国禄房款的数额应确定为60万元，杨国禄的该项主张能够成立，应予支持。另外，本案的抗诉及启动再审的程序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并无不当，姜雪梅、张立东主张的本案抗诉及启动再审程序违法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检察机关的关于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诉意见成立，应予采纳。本院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存在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7）吉04民终143号民事判决和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人民法院（2015）龙民初字第1631号民事判决；二、姜雪梅、张立东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杨国禄房款6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起诉之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一审案件受理费9,800.00元、保全费3,52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00元由张立东、姜雪梅负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 俊审判员 刘学明审判员 张 闯二〇一八年九月十四日书记员 张海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