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浙行终58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业勇，男，1953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奉化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范素梅，女，1958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奉化区。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范培良，1952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奉化区锦屏街道西圃村***号。系范素梅哥哥。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郑新安，浙江甬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宁波市奉化区锦屏南路1号。
法定代表人张文斌，区长。
委托代理人周岳定，宁波市国土资源局奉化分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陈利萍，浙江求是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宁波市奉化区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住所地宁波市奉化区锦屏街道南山路***号。
法定代表人孙海港，主任。
委托代理人章玲，该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谢成杰，浙江求是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业勇、范素梅因与被上诉人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奉化区政府）、原审第三人宁波市奉化区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房屋行政裁决一案，不服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日作出的（2017）浙02行初15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7年9月28日奉化区政府作出奉政拆裁（2017）第3号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裁决书，认定2010年10月31日陈业勇已与原奉化市房屋拆迁事务所签订合同编号为589-1号的《奉化市征收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住宅用房调产安置）》，因此陈业勇、范素梅的申请不符合申请裁决的情形。根据《宁波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条例》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宁波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条例实施细则》第十六条的规定，驳回裁决申请。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之父陈日华在斗门村中横原有一间楼房和一间平屋，70年代陈日华在该房屋前面的天井搭建平房2间，1993年陈日华将一楼一平一偏屋出卖给毛伟祥，后毛伟祥又将上述房屋出卖给陈如长。2010涉案房屋被列入拆迁，2010年10月30日，原告与原奉�市房屋拆迁事务所签订合同编号为589-1的奉化市征收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住宅用房调产安置），同意将涉案房屋24.18平方米以“双无证”房屋进行补偿,补偿费为5259元。涉案的18.12平方米房屋原奉化市房屋拆迁事务所与陈如长儿子陈浔焕签订了奉化市征收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住宅用房调产安置），也以“双无证”房屋进行补偿,补偿费为3941元。2010年8月14日，涉案天井42.83平方米经奉化市城东大成区块市政道路建设和旧城改造项目指挥部批准分摊给陈可达等4户。2017年6月14日，原告向被告奉化区政府提出行政裁决申请，同年7月3日，被告予以受理，并向原告送达了《受理通知书》。同年7月20日，被告奉化区政府认为需要查证有关事实，决定中止裁决，并向原告送达了《裁决中止通知书》。2017年9月20日，被告奉化区政府作出裁决恢复通知，并送达原告。同年9月28日，被告奉化区政府作出被诉房屋拆迁裁决。原告不服被诉房屋拆迁裁决，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宁波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条例》第十六条、《宁波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实施细则》第九条、第十二条的规定，被告奉化区政府作为涉案拆迁项目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具有处理原告提出的裁决申请，并作出被诉房屋拆迁裁决的职权。根据上述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拆迁人或被拆迁人提出的裁决申请需满足法定条件，县级人民政府才能予以受理。其中的一个法定条件是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经协商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如果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已经达成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其因协议纠纷申请裁决，则县级人民政府对该裁决申�应作出不予受理决定。本案涉案房屋与天井原奉化市房屋拆迁事务所已经分别与原告和案外人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据此,被告奉化区政府根据《宁波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实施细则》第十二条第（三）项“拆迁当事人达成补偿安置协议后发生合同纠纷的，应当不予受理”的规定，作出不予受理的拆迁裁决正确。被告奉化区政府于2017年7月3日受理原告提出的裁决申请后进行了调查，后因需要查证相关事实中止裁决程序，在中止情形消除后恢复裁决程序，并作出被诉房屋拆迁裁决，送达原告。被诉房屋拆迁裁决作出程序的合法性，应当予以确认。综上，被告奉化区政府作出奉政拆裁[2017]第3号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裁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业勇、范素梅的诉讼请求。
陈业勇、范素梅上诉称：原判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1、原判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认为案外人不是涉案房屋的被拆迁人，要认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是否达成协议，就需要解决案涉房屋和天井的被拆迁人身份认定、拆迁人与错误的被拆迁人达成协议是否可以排除实际被拆迁人提起裁决申请的权利等争议。在此基础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事实认定存在以下错误:第一，被上诉人及第三人均未提供证据原件供上诉人质证和法庭审查，应当按照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第三十四条、第四十三条之规定视为作出的行政行为没有证据。第二，一审法院认定“1993年陈日华将'一楼一平一偏'出卖给毛伟祥�毛伟祥将上述房屋出卖给陈如长，而后陈如长儿子与第三人签署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事实错误。事实上，陈日华转让给毛伟祥的房屋为一楼一平，并不包括现被拆迁的偏屋(18.12平方米)。在一审中，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陈如长也确认18.12平方米的偏屋确属上诉人所有。同时，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调查申请未予以支持。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案涉18.12平方米的房屋转让给陈如长，并将陈如长之子作为案涉房屋的被拆迁人，进而认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已签署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错误。第三，一审法院遗漏上诉人未就案涉天井与拆迁人签署协议的事实认定，也未对被上诉人裁决所依据的事实错误作出认定。2.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作出裁决的理由和一审法院认定维持裁决的理由并不一致。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判决依据的法律并不适用本案。如前所述，�案争议的是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是否达成协议，拆迁人与错误的被拆迁人达成协议是否可以排除实际被拆迁人提起裁决申请。一审法院无视上诉人作为被拆迁人未与拆迁人就案涉房屋和天井签署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事实，适用《宁波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实施细则》第十二条第(三)项作出不予受理的拆迁裁决错误。而且，被上诉人作出的裁决也并不依据该规定，一审法院应当对被上诉人作出裁决错误适用法律作出判断。综上所述，上诉人并未作为被拆迁人与拆迁人签署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被上诉人作出的拆迁裁决错误，应当予以撤销。故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2行初154号行政判决书；2、改判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奉政拆裁（2017）第3号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裁决，并责令限期重新作出裁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答辩称：1.上诉人提出关于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不包括“斗门村中横60号-1”部分，其理由不能成立。根据《宁波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在拆迁范围内有多处集体所有土地房屋的，应当合并计算。陈业勇的“斗门村后坝门121号”和“斗门村中横60号-1”在同一拆迁区块，应该合并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不能分别签订。且589-1号协议内容包括了上述2处房屋，其结算清单分别结算该2处房屋的补偿金额。2.上诉人提出关于“案外人不是涉案房屋的被拆迁人”，理由不能成立。1992年陈日华与毛伟祥的《房屋买卖文契》明确记载，西首偏间(18.12平方米)随正屋出卖，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根据《物权法》相关规定，陈日华将房屋出卖后，房屋及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一并失去，因此，房屋归买受人，天井按有证房屋建筑面积比例分摊给相关权利人。买受人和相关权利人是事实上的被拆迁人，上诉人没有获得补偿的权利。3.上诉人提出陈日华转让给毛伟祥的房屋买卖不包括被拆迁的偏间(18.12平方米)，理由不能成立。在1992年陈日华与毛伟祥签订的《房屋买卖文契》中明确记载:另有道地前偏屋一间随正屋卖出。《房屋买卖文契》记载的偏间，在1993年毛伟祥地籍登记表标注为三舍，当时三舍不作登记。另外上诉人在2010年10月31日前签订安置补偿协议时未主张该偏间的权利，也未提供相关证据。相反，在协议签订后，上诉人多次到拆迁部门结算拆迁补偿资金，并于2013年11月底办妥了安置房结算手续，期间均未提出上述偏屋事宜。上诉人于2013年、2014年提供的证明，是为了达到补偿目的而事后补充提供的，均无法保障该证明的真实性、客观性，正如其提供的2013年9月和10月的2份村里证明自相矛盾一样，答辩人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该证据均具有主观随意性完全不可采信，一审法院当然也不予持。4.上诉人提出关于“天井使用权属陈日华”，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主张天井权利凭的是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而经过1960年代的公社化，农村的土地所有权已归集体所有，1951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已经不能作为确权的依据，且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房屋及附属设施出卖后其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一并失去。上诉人所主张的天井，在毛伟样和陈可达的1993年地籍登记表及陈可达奉集建(95)字第1-34-5588号上地证都标注为共用天井，在陈永全2001年土地使用权登记审批表和土地使用权登记地籍调查表标注为檐巡。2010年8月14日，按有证房屋建筑�积比例分摊的原则，经村委会同意，国土局和指挥部审核，合计42.83平方米的天井和檐巡分摊给陈可达13.84平方米、陈宇杰4平方米、陈如长14.72平方米、陈永全10.27平方米。2010年8月14日，拆迁人已与上述相关权利人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5.上诉人提出关于被上诉人及第三人均未提供证据原件供上诉人质证和法庭审查，因答辩人提供的证据复印件作为上诉人其实都是清楚明了的，后上诉人提出要看部分证据材料原件后，答辩人专门将证据材料的原件拿到一审法院法官处，经审查核对无异后取回。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宁波市奉化区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口头答辩称：被诉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结论并无不当，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斗门村1982年前建造的老房子用地面积审核意见》一份；2、双方未签字的《补充协议》一份。上述证据用以证明拆迁指挥部及国土等部门在2013年对上诉人座落斗门村后坝门的无证房产的补偿政策进行了调整，并根据调整后的政策拟定了补充协议。本院经审查认为，《补充协议》上诉人在一审已经提交，而《斗门村1982年前建造的老房子用地面积审核意见》明显超过了举证期限，故对上述两份证据，本院不予接纳。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宁波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条例》第十六条规定：“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在拆迁公告确定的搬迁期限内经协商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可以向所在地的县（市）、区人�政府申请裁决。裁决机关应当自受理裁决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依法作出书面裁决。”《宁波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条例实施细则》第九条规定：“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在拆迁公告确定的搬迁期限内就补偿安置方式、补偿标准、可安置面积、搬迁期限、过渡方式、过渡期限等原因经协商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可以向所在地县（市）、区人民政府申请裁决。”第十二条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自收到裁决申请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书和有关证据、资料进行审查，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三）拆迁当事人达成补偿安置协议后发生合同纠纷……”。本案中，原奉化市国土资源局作出奉土资拆（2010）第1号《奉化市国土资源局关于城东大成区块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公告》，上诉人座落“斗门村后坝门121号”房屋和继承其父亲的“斗门村中横60号-1”部分房屋在上述公告的拆迁范围内。2010年10月31日上诉人陈业勇与原奉化市房屋拆迁事务所（受原奉化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的委托）签订了《奉化市征收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后上诉人又以“斗门村中横60号-1”部分房屋属于合法房屋，其享有相关房屋、天井的安置补偿权益等为由向被上诉人申请裁决。但根据一审中双方提交的证据表明，其主张的相关房屋、天井，原奉化市房屋拆迁事务所已经与上诉人陈业勇及案外人陈浔焕、陈可达等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或进行处理。故上诉人以漏补、错补为由向被上诉人�出裁决申请，实质上是对其自身及案外人与原奉化市房屋拆迁事务所签订的相关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不服，其应当通过依法起诉相关行政协议方式进行有效救济；其在已经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情况下又提起裁决申请，明显不符合上述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被上诉人在受理后依法裁定驳回申请，并无不当。至于是否存在漏补、错补等情况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故上诉人以案外人不是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的合法被拆迁人为由主张被诉裁决错误，缺乏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陈业勇、范素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家库
审判员 葛宏伟
审判员 马国贤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六日
书记员 刘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