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7民终1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金辉华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开平市长沙区良园路35号天富豪庭（国泰康庭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张解矛。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长成、肖伟国，分别系广东永基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门市旭升混凝土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潮连旧芝山码头处。
法定代表人：邓卓玮。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劲涛、麦子健，均系广东练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江门市新会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江门工区，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翡翠华府1幢127铺。
负责人：黎梓池。
原审被告：江门市新会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会城侨兴北路23号103、207、208。
法定代表人：林锦胜。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少鸿，广东圭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赵超南，男，1952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
原审被告：梁兆源，男，1955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
原审被告：刘尔奇，男，1954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
原审被告：张凯彪，男，1969年10月16日出生，
原审被告：谭社炼，男，1960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君丽、叶剑萍，广东三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东金辉华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金辉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门市旭升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旭升公司”）、原审被告江门市新会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江门工区（以下简称为：“二建公司工区”）、江门市新会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二建公司”）、赵超南、梁兆源、刘尔奇、张凯彪、谭社炼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6）粤0703民初1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金辉华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驳回旭升公司对我司的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有旭升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涉案《购销合同》是由二建公司工区与旭升公司签署的，我司并非该合同的当事人，不应就该合同承担任何法律责任。1、我司并没有委托或授权二建公司工区签署涉案《购销合同》。涉案《购销合同》是由二建公司工区与旭升公司签署的，旭升公司在诉状当中也确认涉案货物是送货给二建公司工区的，货款是由二建公司工区支付的，《砼对数表》也是由二建公司工区盖章确认的，故根据买卖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若该《购销合同》是真实的，该合同也仅对二建公司、二建公司工区以及旭升公司发生法律效力。我司并非该合同的当事人，对该合同内容及履行情况全不知情，不应就该合同承担任何法律责任。2、虽然涉案《购销合同》写有“需方受广东金辉华集团有限公司江门市建设银行大楼北侧商住楼工程项目部之委托”的内容，但本案无论是旭升公司，亦或者是二建公司工区、二建公司均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该合同的签署已经取得我司的认可，或合同已经旭升公司所追认。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的规定，鉴于涉案《购销合同》是二建公司工区假借受我司委托为名签订的，依法应由二建公司工区及二建公司承担责任。3、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买卖货物的行为根本就无须借用任何第三方资质，亦无须挂靠第三方，本案有关货物用于何处，以及是否存在挂靠关系等，均不影响买卖合同的相对性。原审判决无视《购销合同》是由二建公司工区、旭升公司双方签署的事实，直接认定旭升公司与赵超南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是严重错误的。对旭升公司而言，其合同相对方只能是二建公司工区，即本案货物的购买方既不是我司，也不是赵超南等人，只能是二建公司工区。4、旭升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以前，我司从未参与案涉的相关一切民事行为，本案债务完全可以是旭升公司串通其他第三方伪造的。我司实际从未接收过旭升公司交付的货物，旭升公司也未能举证证明有关货物确实已全部交付并实际用于“建行北侧商住楼”工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应由旭升公司就送货行为是否实际发生、有关货物是否由我司或我司授权的第三方接收，且全部用于“建行北侧商住楼”工程进行举证，旭升公司举证不能的，应由其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参照《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经济审批使用法律几个具体问题的意见（试行）》关于“被挂靠企业具有法人资格，挂靠者以被挂靠企业的名义对外进行民事活动，产生债务起诉时，应列挂靠者为第一被告，被挂靠企业为共同被告，债务先以挂靠者所有的资产清偿，不足清偿的，以被挂靠企业的资产补充清偿”的规定，要求我司承担补充清偿责任是错误的。旭升公司进行交易时，清楚知道交易的相对方是二建公司工区，而非赵超南。涉案《购销合同》以及相关送货单、《砼对数表》中均没有赵超南的签名，不能证明是赵超南所为。原审判决指赵超南等人借用二建公司工区印章及账户的论述，根本就没有证据证实，完全是法院的主观猜测。即使有关借用印章及账户的情况属实，该借用行为也应视赵超南等人挂靠二建公司工区向旭升公司购买货物的挂靠行为，应依法由赵超南等人与二建公司工区自行承担相关法律责任。故此，原审判决在我司与二建公司工区不存在挂靠关系的情况下，基于上述规定断章取义，判令我司承担补充清偿责任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另外，从证据上讲，本案没有任何直接证据可以证实，赵超南已经确认了涉案债务。退一步讲，即使赵超南事后同意承担本案债务的，其性质也仅属于其个人对二建公司工区及二建公司所应负债务的“债务加入”行为而已，并不能导致我司需就本案债务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三、旭升公司对我司的诉讼请求已过法定诉讼时效。按照旭升公司陈述，其最后一次与二建公司工区对账的时间为2013年1月7日，最后一次送货时间为2013年7月22日。但旭升公司在二建公司工区未有依涉案《购销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的情况下（即在旭升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后），却直至2016年提起本案诉讼诉讼时，才向我司主张权利，显然，其对我司的主张，已明显超过法定的二年诉讼时效。虽然旭升公司在2014年2月25日曾起诉二建公司工区、二建公司以及赵超南等人，但旭升公司对他人主张权利所发生的诉讼时效中断的行为效力，并不能当然及于我司。
旭升公司辩称，关于我方与二建公司工区的合同，二建公司工区是否受金辉华公司的委托构成委托代理关系的问题，根据现有的证据在涉案工程由赵超南、张凯彪等实际经营，二建公司工区及金辉华公司均为被挂靠单位，由赵超南、张凯彪等使用其名义，开展业务，我方认为在签定合同时，两单位均在赵超南、张凯彪等的控制内，二建公司及张凯彪在合同签名，确认二建公司工区受金辉华公司建行项目部的委托，该意思表示既代表二建公司工区又代表金辉华公司，因此，二建公司工区及其金辉华公司的代理成立，如果不成立，二建公司工区的委托不成立，则需要承担责任。其他的意见与一审意见一致。
二建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书的事实认定正确。本案案涉的诉讼参与方众多、证据也繁多，各方的联系点就是涉案的工程——江门市建设银行北侧商住楼工程。一审法院在一审审理中对于各方的关系围绕涉案工程展开论述，在一审判决书“本院查明”部分已经有非常完整详细的陈述。首先，涉案工程的开发商为江门市北郊新城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北郊公司”），承建商是金辉华公司。2010年12月3日，北郊公司与金辉华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二，2009年6月20日，金辉华公司与赵超南签订《承包经营协议书》，约定由赵超南在江门市成立金辉华公司江门分公司，金辉华公司在江门市（不××、××、××、××等县市）资质能承包的工程业务均由赵超南负责、独立核算，自负盈亏。2010年11月25日，就是在金辉华公司成为建行北侧工程承建商后，赵超南以金辉华公司江门分公司名义向金辉华公司申请“广东金辉华集团有限公司建设银行北侧商住楼工程项目部”专用印鉴，并于同年12月6日与金辉华公司签订《工程合作协议书》，约定建行北侧工程由赵超南承包。至此，赵超南与金辉华公司成立挂靠经营关系，金辉华公司在收取工程款后，扣除管理费和有关税费后支付给赵超南。第三、2009年6月30曰，赵超南、张凯彪、刘尔奇、梁兆源四人签订《经营“广东金辉华集团有限公司江门分公司”协议书》，成立广东金辉华集团有限公司江门分公司，并明确约定，“四经营人共同经营、共担风险，盈亏按股权比例分推”。金辉华公司江门分公司并没有工商登记，但赵超南、张凯彪、刘尔奇、梁兆源四人却一直在用金辉华公司江门分公司名义对外经营。在金辉华公司的公司网站上，也显示有金辉华公司江门分公司的内容。2012年10月11日，赵超南、张凯彪、刘尔奇、梁兆源四人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中明确记载“以上四名授权人（就是赵超南、张凯彪、刘尔奇、梁兆源四人，答辩人注）是江门市建行北侧商住楼工程的实际经营人”的内容。以上都可以足资证明赵超南、张凯彪、刘尔奇、梁兆源四人是涉案建设银行北侧工程的实际施工人。第四、赵超南、张凯彪、刘尔奇、梁兆源四人在施工过程需要购买混凝土，但因为根据行业规定和交易的通常习惯，必须有施工资质的企业与旭升公司签订买卖合同。赵超南、张凯彪、刘尔奇、梁兆源四人遂冒用了二建公司江门工区的印章，与旭升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但是，二建公司对此毫不知情，也没有出具任何授权或者许可的文件，关于建设银行北侧工程购买混凝土的相关凭证、财务收入支出项目等也从未显示在二建公司或者二建工区的账目上。此外，在《购销合同》载明“需方受广东金辉华集团有限公司江门市建设银行大楼北侧商住楼工程项目部之委托签订该合同”，旭升公司也是将混凝土运送至建设银行北侧工程的施工工地。由此可知，第一，旭升公司在交易时，不会认为交易的相对方是二建工区，其次涉案《购销合同》的买卖双方实际是赵超南、张凯彪、刘尔奇、梁兆源四人（以金辉华公司江门分公司名义对外经营）与旭升公司。第五、梁兆源、刘尔奇、张凯彪在一审阶段向法院提交证据15《建设银行北侧商住楼工程项目结算汇总表》、《工程结算书》，证明建设银行北侧工程的工程结算，其中包括了本案的与旭升公司的混凝土款，金辉华公司与北郊公司之间结算核实价款，结算汇总表、工程结算书由金辉华公司与北郊公司经手人签名确认并盖公章。而在固定价合同履行中，主要建筑材料价格会发生重大变化，故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实行固定价结算的实际履行中，如钢材、水泥、混凝土等建筑材料都会选择唯一的提供渠道，以减少建筑材料价格不稳定对工程造价的影响。见《工程计算书》中的混凝土有及措施项目清单计价表第8页，金辉华公司已经将旭升公司的混凝土款纳入核实结算，按照交易常识，这部分款项金辉华公司与北郊公司结算，在收取的工程款中及时支付给旭升公司，但是金辉华公司在本案中的行为，明显是在逃避履行其应履行的义务。由此可知，设计建设银行北侧工程的混凝土款，实际情况与金辉华公司在上诉状的陈述是完全相反，金辉华公司对此本身就是十分清楚，且工程的利益无疑是归属于赵超南、张凯彪、刘尔奇、梁兆源四人与金辉华公司的，无论二建公司还是江门工区，与建设银行北侧工程没有任何联系。
二、一审判决书适用法律正确。（一）、基于上述事实，一审判决书作出的判定是正确的，适用法律也正确。金辉华公司与赵超南、张凯彪、刘尔奇、梁兆源四人成立挂靠经营关系，金辉华作为被挂靠者，应对建设北侧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赵超南、张凯彪、刘尔奇、梁兆源四人在施工中才产生的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二）、涉案《购销合同》的合同双方是赵超南、张凯彪、刘尔奇、梁兆源四人与旭华公司，二建公司与二建工区根本不是合同中的需方，合同也注明“需方受广东金辉华集团有限公司江门市建设银行大楼北侧商住楼工程项目部之委托签订该合同”。因此，一审判决书的认定才是“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体现。
谭社炼辩称，原审判决对于认定谭社炼对赵超南等拖欠的货款不需要承担责任的事实认定以及适用法律正确，而对于本案的交易过程，谭社炼不知情，相关的事实由法院依法认定。谭社炼在一审时提交的谭社炼与赵超南等民间借贷纠纷一审判决，二审裁定书，我方于2017年2月27日收到，该裁定书裁定由于上诉人梁兆源、梁笑未交纳上诉费，按照撤诉处理。所以，关于谭社炼与赵超南等人就涉案工程并不构成合伙关系是已经判决确认的事实。
二建公司工区、赵超南、梁兆源、刘尔奇、张凯彪在二审诉讼过程中无作答辩。
旭升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二建公司工区、二建公司、赵超南、梁兆源、刘尔奇、张凯彪、金辉华公司、谭社炼向旭升公司支付砼款1293612.13元及违约金（违约金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从2013年6月15日计至还清之日）。2、本案诉讼费用由各被诉当事人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6月20日，金辉华公司与赵超南签订《承包经营协议书》，约定由赵超南在江门市成立金辉华公司江门分公司。金辉华公司在江门市（不××、××、××、××等县市）资质能承包的工程业务均由赵超南负责，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承包期限自2009年7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赵超南每年需提前向金辉华公司支付保底利润。
2010年11月24日，金辉华公司中标江门市北郊新城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北郊公司）的建设银行北侧商住楼工程。2010年12月3日，北郊公司与金辉华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金辉华公司承包北郊公司发包的上述工程。
2010年11月25日，赵超南以金辉华公司江门公司的名义向金辉华公司申请“广东金辉华集团有限公司建设银行北侧商住楼工程项目部”专用印鉴。
2010年12月6日，金辉华公司与赵超南签订《工程合作协议书》，约定上述工程由赵超南承包（包工、包料、包工期、包质量、包安全、文明施工的大包干方式），即赵超南承担金辉华公司在主合同中的全部义务。所有工程款由建设单位支付给金辉华公司，金辉华公司扣除管理费及有关税费后支付给赵超南。赵超南按工程结算造价的1.5％缴交管理费给金辉华公司。
2011年1月6日，旭升公司与二建公司工区签订《江门市预拌混凝土购销合同》（以下简称《购销合同》），约定“需方”二建公司工区受广东金辉华集团有限公司江门市建设银行大楼北侧商住楼工程项目部之委托，与“供方”旭升公司签订该合同，由旭升公司将混凝土供应到江门市蓬江区建设二路建行大楼侧，供货期限由2011年1月至2012年3月。结算方式为月结70％，即本月砼款，次月5号前双方对数签字确认，二建公司工区应在15号前支付本月70％的砼款给旭升公司；剩余30％的砼款，二建公司工区应在工程主体封顶后2个月内付清。逾期支付货款，应按拖欠款数额以每天万分之五的标准向旭升公司支付违约金。上述《购销合同》的“需方”处盖有二建公司工区的印章，签约代表处由张凯彪签名。
2011年4月15日，谭社炼与赵超南签订《施工合作协议书》，约定谭社炼与赵超南联合承建上述工程，由谭社炼注资300万元，工程完工结算盈利，谭社炼与赵超南按1:1的比例分配。梁兆源、刘尔奇、张凯彪在“该项目的其他股东”处签名。
2011年1月份至2013年7月份，旭升公司向上述建行北侧工地供应混凝土。期间，需方使用二建公司工区的银行账户及相关印章，通过开具支票或转账付款的方式支付了部分货款。直至2012年12月份，双方每月进行对数。截至2013年1月7日，二建公司工区确认尚欠旭升公司货款1824794.63元。2013年2月27日至2013年5月29日，旭升公司供应混凝土共价值235485元。2013年6月25日至2013年6月26日，旭升公司供应混凝土共价值11357.50元。2013年7月4日至2013年7月22日，旭升公司供应混凝土共价值21975元。二建公司工区于2013年5月份支付旭升公司货款800000元。
2014年2月25日，一审法院受理旭升公司诉二建公司工区、二建公司、赵超南、梁兆源、刘尔奇、张凯彪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后因旭升公司未在规定日期内缴纳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于2014年8月12日裁定该案按撤诉处理。
另查明：二建公司工区是二建公司的分公司。涉案工程的建设单位是北郊公司，施工单位是金辉华公司。涉案工程的办公楼天面于2012年8月4日验收合格，住宅楼天面于2012年8月11日验收合格。涉案工程于2013年9月10日完成。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张凯彪是香港地区居民，本案属涉港民商事纠纷。最能体现本案买卖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以及与相关的买卖行为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且各方当事人均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且未提出法律适用异议，故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处理本案。
《购销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受法律保护。合同签订后，旭升公司依约供应了混凝土，但买受人拖欠旭升公司货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旭升公司有权请求买受人支付未付的货款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砼对数表》证明，经双方对账，截至2012年12月20日，买受人尚欠旭升公司货款1824794.63元。《送货单》及付款凭证证明，此后旭升公司继续供应混凝土直至2013年7月22日，买受人至今尚欠货款1293612.13元。
关于旭升公司请求的违约金。旭升公司诉称买受人最后一次付款是2013年5月16日，故请求违约金自2013年6月15日起算。对此，《购销合同》约定，结算方式为月结70％，即买受人应在每月15日前支付上个月70％的砼款给旭升公司；剩余30％的砼款，买受人应在工程主体封顶后2个月内付清。根据《混凝土施工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表》，涉案工程的办公楼天面于2012年8月4日验收合格，住宅楼天面于2012年8月11日验收合格。旭升公司庭审时主张买受人应于2012年10月12日前支付剩余30％的砼款。金辉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表示其不清楚涉案工程何时封顶。一审法院认为金辉华公司是中标涉案工程的施工单位，要求其庭审后三个工作日内书面回复法院涉案工程何时封顶并提交相关证据，并告知其若不回复或提交证据需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后金辉华公司没有回复或提交证据。因此，根据一审法院依法调取的一审法院（2015）江蓬法民一初字第114号案中的《工程竣工验收申请表》，涉案工程于2013年9月10日完成，故一审法院确认买受人应于2012年8月12日后2个月即2012年10月12日前支付剩余30％的货款。因2012年10月12日后买受人仍向旭升公司购买混凝土直至2013年7月22日，故该时间段内每月的货款应在次月15日前全额付清。二建公司辩称涉案工程封顶后，买受人仍长时间向旭升公司购买混凝土不合理。对此，旭升公司将混凝土运送到涉案工地并由相关人员签收，且金辉华公司表示因涉案工程完工太久且很多资料没有保存，故对2012年8月12日以后的工程进度无法查清。因此，买受人仍应向旭升公司支付相应货款。因旭升公司请求自2013年6月15日起计算拖欠货款的利息，故归纳买受人欠旭升公司货款的情况为：截至2013年5月底，欠货款1260279.63元；2013年6月份新增欠货款11357.50元；2013年7月份新增欠货款21975元，合计1293612.13元（1260279.63元＋11357.50元＋21975元＝1293612.13元）。因此，买受人应付违约金为：（1）以1260279.63元为本金，按每日万分之五自2013年6月15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2）以11357.50元为本金，按每日万分之五自2013年7月15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3）以21975元为本金，按每日万分之五自2013年8月15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
关于旭升公司请求赵超南、梁兆源、刘尔奇、张凯彪承担付款责任。《承包经营协议书》及《工程合作协议书》证明，涉案工程由金辉华公司发包给赵超南，赵超南的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包工期、包质量、包安全、文明施工的大包干方式。《授权委托书》证明，赵超南、梁兆源、刘尔奇、张凯彪于2012年10月11日共同签名确认，其四人是涉案工程的实际经营人，授权旭升公司向开发商北郊公司收取涉案工程所欠旭升公司的所有砼款。因此，赵超南、梁兆源、刘尔奇、张凯彪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向旭升公司购买了混凝土，旭升公司与赵超南、梁兆源、刘尔奇、张凯彪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是《购销合同》的当事人。旭升公司请求赵超南、梁兆源、刘尔奇、张凯彪承担付款责任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旭升公司请求金辉华公司承担付款责任。《承包经营协议书》及《工程合作协议书》证明金辉华公司是涉案工程的发包企业。庭审时，金辉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对涉案工程由何人实际施工、《承包经营协议书》及《工程合作协议书》是否为金辉华公司签订、金辉华公司是否与赵超南签订过关于涉案工程的相关协议，均表示其不清楚。一审法院认为金辉华公司是中标涉案工程的施工单位，要求其庭审后三个工作日内书面回复法院，并告知其若不回复需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后金辉华公司没有回复。另一审法院询问金辉华公司是否需要对《承包经营协议书》及《工程合作协议书》上所盖的相关印章进行鉴定，其称若其认为需要鉴定，在庭后三个工作日内向法院申请鉴定，后金辉华公司没有向一审法院申请鉴定。因此，一审法院确认《承包经营协议书》及《工程合作协议书》均为金辉华公司签订，金辉华公司将涉案工程发包给赵超南，金辉华公司收取建设单位支付的涉案工程的工程款，扣除管理费及有关税费后支付给赵超南，即工程的利益主要归属于赵超南而非金辉华公司，赵超南与金辉华公司成立挂靠经营关系，赵超南是挂靠者，金辉华公司是被挂靠者。此外，《购销合同》载明需方受广东金辉华集团有限公司江门市建设银行大楼北侧商住楼工程项目部之委托签订该合同，旭升公司也将混凝土运送至涉案工程施工工地，可见，赵超南是以金辉华公司的名义对外实施民事行为。参照《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经济审判适用法律几个具体问题的意见（试行）》规定：“被挂靠企业具有法人资格，挂靠者以被挂靠企业的名义对外进行民事活动，产生债务起诉时，应列挂靠者为第一被告，被挂靠企业为共同被告，债务先以挂靠者所有的资产清偿，不足清偿的，以被挂靠企业的资产补充清偿。”金辉华公司应对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赵超南、梁兆源、刘尔奇、张凯彪在施工中产生的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关于旭升公司请求二建公司工区及二建公司承担付款责任。虽然赵超南等人借用二建公司工区的相关印章及银行账户与旭升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及支付部分货款，但二建公司工区及二建公司均没有参与涉案工程的施工，《购销合同》也载明二建公司工区是受金辉华公司涉案工程项目部之委托签订。因此，二建公司工区及二建公司均不是《购销合同》的当事人，旭升公司请求二建公司工区及二建公司对拖欠的货款承担责任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旭升公司请求谭社炼承担付款责任。旭升公司认为根据《施工合作协议书》、《欠条》可认定谭社炼承包经营涉案工程。对此，虽然谭社炼与赵超南签订了《施工合作协议书》，但谭社炼否认实际参与涉案工程，也否认曾向涉案工程投入资金或因涉案工程收取款项。《欠条》是由赵超南、梁兆源、刘尔奇、张凯彪出具的，虽然上面记载谭社炼向涉案工程注资300万元，但并未经谭社炼确认。因此，并无证据证明谭社炼实际参与涉案工程，旭升公司请求谭社炼对拖欠的货款承担责任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二建公司、梁兆源、刘尔奇、张凯彪、金辉华公司均称旭升公司的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的答辩意见。旭升公司与买受人最后一次对账时间是2013年1月7日。2014年2月25日，一审法院受理旭升公司诉二建公司工区、二建公司、赵超南、梁兆源、刘尔奇、张凯彪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后因旭升公司未在规定日期内缴纳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于2014年8月12日作出（2014）江蓬法民二初字第8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该案按撤诉处理。因此，自旭升公司提起该案诉讼时，诉讼时效中断。旭升公司本案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赵超南、梁兆源、刘尔奇、张凯彪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旭升公司货款1293612.13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为：（1）以1260279.63元为本金，按每日万分之五自2013年6月15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2）以11357.50元为本金，按每日万分之五自2013年7月15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3）以21975元为本金，按每日万分之五自2013年8月15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二、如赵超南、梁兆源、刘尔奇、张凯彪的财产不足清偿上述第一项判决确定的债务，金辉华公司应对旭升公司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三、驳回旭升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565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6565元，由旭升公司负担11.99元，由赵超南、梁兆源、刘尔奇、张凯彪、金辉华公司负担26553.01元。
本院二审期间，谭社炼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提交（2017）粤07民终1号民事裁定书、EMS快递单、送达回证，证明（1）谭社炼与赵超南等人不存在合伙关系。谭社炼与赵超南、张凯彪、梁兆源、刘尔奇等民间借贷一案，梁兆源、梁笑上诉后没有交纳上诉费，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定裁定按照撤回上诉处理。（2）谭社炼2017年2月27日收到该民事裁定书，该民事裁定书属于二审新的证据。
金辉华公司针对谭社炼二审提供的证据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我方不清楚谭社炼与赵超南等人的关系，没有参与该案件的庭审情况。
旭升公司针对谭社炼二审提供的证据认为：对该证据三性由法院予以核实。
二建公司针对谭社炼二审提供的证据认为：对该证据三性由法院予以核实。
本院对谭社炼二审提供的证据审查认为：谭社炼二审提供的证据与本案关联性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经二审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综合当事人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金辉华公司在本案中是否需要承担民事责任。本院分析如下：
首先，从案件事实出发，根据梁兆源、刘尔奇、张凯彪提供的《承包经营协议书》、《工程合作协议书》等证据可以认定江门市建设银行大楼北侧商住楼工程项目系由金辉华公司整体转包给赵超南施工，并由赵超南借用金辉华公司的名义进行施工。赵超南与金辉华公司之间成立挂靠经营关系。
其次，旭升公司与二建公司工区签订的《江门市预拌混凝土购销合同》中虽然载明需方为二建公司工区，也加盖了二建公司工区的公章，但该合同中亦载明了需方系受金辉华公司江门市建设银行大楼北侧商住楼工程项目部的委托与旭升公司签订的内容，且签约代表为张凯彪。而从《授权委托书》的内容来看，赵超南、梁兆源、刘尔奇、张凯彪四人系江门市建设银行大楼北侧商住楼工程项目的实际经营人，赵超南等其余三人也事实上确认了《江门市预拌混凝土购销合同》的内容以及张凯彪代表签约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的规定，本案《江门市预拌混凝土购销合同》应当直接约束旭升公司与金辉华公司江门市建设银行大楼北侧商住楼工程项目部，而工程项目部是金辉华公司作为被挂靠人在该项目上临时设立的内设机构，不具有民事法律行为能力，应视为挂靠人赵超南与张凯彪等四人在以被挂靠人金辉华公司的名义对外与旭升公司发生交易关系。
再次，根据《江门市预拌混凝土购销合同》约定的内容、相关货物签收单据以及旭升公司、梁兆源、刘尔奇、张凯彪的陈述，案涉混凝土已经由建设银行大楼北侧商住楼工程工地的相关人员签收，并投入该工程的使用。尽管金辉华公司不确认该事实，但其在本案诉讼过程中也未能向详细说明工程所使用的混凝土的来源并提交相关证据反驳，应承担举证能的不利后果。由于挂靠人赵超南与张凯彪等四人与旭升公司交易行为的成果，已经物化在建设工程中，可以视为与履行被挂靠人金辉华公司与工程发包方的施工合同有关。同时考虑到，金辉华公司作为被挂靠方，为获得利益将信用、资质出借给赵超南，应当承担其作为被挂靠方的风险。因此，金辉华公司在本案中应当对挂靠人赵超南等人对外的债务承担民事责任。原审判决参照《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经济审判适用法律几个具体问题的意见（试行）》的规定，确认挂靠人赵超南与张凯彪等四人的涉案债务应先以其资产清偿，不足清偿的，以挂靠企业金辉华公司的资产补充清偿，公平合理，本院二审予以维持。
最后，关于金辉华公司上诉认为旭升公司的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的问题。针对其上诉的理由，本院认为，金辉华公司在本案中承担的是补充清偿责任，其责任承担基础依附于赵超南、梁兆源、刘尔奇、张凯彪四人责任的确定及履行。未经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赵超南、梁兆源、刘尔奇、张凯彪等四人应承担的具体债务数额以及未经过执行，无法确定金辉华公司补充责任的具体范围，也就不能认为旭升公司知道自己对金辉华公司享有的权益受到了损害，因此，应当认为本案旭升公司针对金辉华公司享有的债权的诉讼时效尚未起算。金辉华公司上诉主张旭升公司针对其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缺乏事实及法律根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金辉华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受理费26553.01元，由上诉人广东金辉华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海
审 判 员 刘邦中
代理审判员 罗晓云
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梁启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