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一中民终字第1253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康乾光澍影视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西区善缘街1号立方庭2-715室。
法定代表人尔红旭，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张志东，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波，男，1981年8月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维礼，北京观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康乾光澍影视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康乾光澍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波合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6月19日作出的（2013）海民初字第04067号民事判决（简称原审判决），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9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10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
康乾光澍公司与刘波于2012年1月1日签订的合作合同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有效。
关于本案性质，经原审法院询问，双方均认为本案属于合作合同纠纷而非内部劳务报酬关系，故原审法院予以确认。
关于本案所涉电视剧《我们这拨人》的版权问题，原审法院认为，第一，刘波与康乾光澍公司签订的合作合同书、康乾光澍公司向刘波出具的授权书、电视剧《我们这拨人》中国大陆独家卫星首轮播映权转让协议均对电视剧的版权权属进行了明确，记载为康乾光澍公司合法拥有该剧的全部版权；第二，本案争议焦点系刘波是否完成其于合作合同书中约定的发行工作及是否有权主张合作合同书约定的发行费，而根据合作合同书、授权书之约定，刘波的合同义务系接受康乾光澍公司全权委托独家负责电视剧《我们这拨人》的发行工作（发行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无线电视、有线电视、卫星电视、VCD、DVD、CD、MTV录像带、录音带、网络传输权等一切已知和未知的权力），上述文件均×将电视剧《我们这拨人》版权归属作为刘波履行该合作合同书约定的电视剧发行工作的前置要件，故该剧版权归属并非本案争议焦点，亦不影响原审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对本案双方合同权利、义务认定。因此，双方围绕本案所涉电视剧《我们这拨人》版权问题提出的主张及抗辩意见，均与本案争议无关，对上述意见不予采纳。
本案中，康乾光澍公司据以对抗刘波诉讼请求的答辩意见之一系认为与湖南电视台签订的播映权转让协议是刘波代表康乾光澍公司履行的职务行为。对此，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合作合同纠纷，合作合同书约定，刘波接受康乾光澍公司全权委托独家负责电视剧《我们这拨人》的发行工作、按电视剧总销售金额30％收取发行费，刘波与湖南电视台签订播映权转让协议是否属于职务行为，不影响刘波依据合作合同书约定从事其发行工作并向康乾光澍公司主张相应的发行费。故对康乾光澍公司该项答辩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本案中，根据合作合同书约定，康乾光澍公司全权委托刘波独家负责电视剧《我们这拨人》的发行工作（发行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无线电视、有线电视、卫星电视、VCD、DVD、CD、MTV录像带、录音带、网络传输权等一切已知和未知的权力），该合作合同书对“发行工作”进行了开放式定义，并×对“发行工作”的内涵和外延进行限制，而是否从事了“发行工作”的判断标准又应见之于客观存在。本案中，电视剧《我们这拨人》中国大陆独家卫星首轮播映权转让协议中明确将刘波列为授权方康乾光澍公司的联系人，且协议落款处亦有代表人刘波签名字样，可以认定刘波在与湖南电视台签约过程中已完成合作合同书约定的授权事项。康乾光澍公司虽不认可刘波在与湖南电视台签约过程中的工作，认为刘波只是代表公司签约，亦称除了刘波外还有尔红旭、高原、安海林与湖南电视台联系签约事宜，但却未能就此提供相应证据、亦无法说明该三人在联系签约事宜过程中的具体分工，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康乾光澍公司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康乾光澍公司的该项抗辩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本案中，康乾光澍公司认为播映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是首轮播映权，版权费就是播映权费，版权费与发行费是不同概念，而播映权转让与刘波没有关系，所以收取的费用与刘波也没有关系。对此，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合作合同书约定，刘波可获得的发行费为电视剧总销售金额的30％，该发行费指向的对象为电视剧总销售金额，而电视剧总销售金额应理解为因电视剧发行取得的对价。播映权转让协议约定的版权费用即应理解为湖南电视台因获得电视剧中国大陆独家卫星首轮播映权而支付的对价，该播映权属于合作合同书定义的发行范围，刘波有权就播映权转让协议约定的版权费用主张发行费，故对康乾光澍公司的上述抗辩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现播映权转让协议约定的版权费用为2720万元，该金额的30％即816万元应作为发行费优先扣除支付刘波。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及双方当事人自认，湖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已向康乾光澍公司支付电视剧《我们这拨人》播映权费用1632万元，康乾光澍公司向刘波支付发行费的条件已经成就，据此，刘波要求康乾光澍公司支付发行费816万元的诉讼请求，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康乾光澍公司向刘波发出解除合作合同的通知、解除授权的通知一事，因上述通知的邮寄时间在本案审理期间内，不影响刘波依据本案起诉前业已完成的发行工作主张相应发行费，故对康乾光澍公司称已解除与刘波的合作和授权，刘波主张费用没有依据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本案中，湖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分别于2012年2月23日、3月20日向康乾光澍公司指定账户汇入节目款272万元、544万元，该二次汇款金额合计816万元。根据合作合同书约定，发行费由本剧销售款中优先扣除支付刘波，但并×约定具体支付期限。刘波虽称其于本案起诉前一直以电话和当面方式向康乾光澍公司主张发行费，但并×向原审法院提交相关证据，且康乾光澍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刘波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其要求康乾光澍公司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支付发行费816万元自2012年3月21日至付讫之日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必要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简称《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二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康乾光澍公司向刘波支付合同应付款八百一十六万元，于原审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刘波的其他诉讼请求。
康乾光澍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根本没有查清事实真相，就认定刘波在与湖南电视台签约过程中已完成合作合同书约定的授权事项，是完全错误的。二、原审法院认为，该播映权属于合作合同书定义的发行范围，刘波有权就播映权转让协议约定的版权费用主张发行费，是明显错误的。三、原审法院认为，湖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已向康乾光澍公司支付电视剧《我们这拨人》播映权费用1632万元，康乾光澍公司向刘波支付发行费的条件已经成就，据此，刘波要求康乾光澍公司支付发行费816万元的诉讼请求，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是明显错误的。四、原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性质，经本院询问，双方认为本案属于合作合同纠纷而非内部劳务报酬关系，故本院予以确认。是错误的。综上所述，原审法院没有查明事实真相，法律关系性质定性错误。综上，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在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并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
刘波未提起上诉，其口头答辩称：同意原审法院所作判决，该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
本案中，对于各方当事人对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无异议的部分，本院确认如下：
2012年1月1日，康乾光澍公司（合同甲方）与刘波（合同乙方）签订一份合作合同书，合同书约定，甲乙双方就电视剧《我们这拨人》项目，经友好协商签订该合同。1、剧名：《我们这拨人》。2、长度：32集×45分钟。电视剧发行许可证：（京）剧审字（2011）第071号。3、版权：甲方合法拥有本剧的全部版权。（甲方保证本剧版权完全性，保证不会与任何第三方发生版权、名誉权等纠纷，如发生涉及本剧的上述纠纷及乙方遭受索赔，由甲方承担全部责任。）4、甲方全权委托乙方独家负责本剧的发行工作（发行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无线电视、有线电视、卫星电视、VCD、DVD、CD、MTV录像带、录音带、网络传输权等一切已知和未知的权力），授权期限：自该合同生效之日起50年，发行费为本剧总销售金额的30%（不含税），发行费由本剧销售款中优先扣除支付乙方。5、甲乙双方确认，本剧总成本为人民币贰仟贰佰肆拾万元正。6、甲乙双方同意，本剧总销售发行收入，在扣除发行成本（本剧总销售金额的30%）及营业税（本剧总销售金额的3.3%）及本剧总成本（人民币贰仟贰佰肆拾万元正）后，按甲方25%，乙方75%即时进行分配。该合同书落款处，有康乾光澍公司公章、刘波签名字样。
同日，康乾光澍公司出具一份授权书，授权书载明，康乾光澍公司合法拥有32集电视剧《我们这拨人》（电视剧发行许可证：（京）剧审字（2011）第071号）的全部版权，现全权委托刘波（身份证号：×××）独家负责本剧的发行工作，发行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无线电视、有线电视、卫星电视、VCD、DVD、CD、MTV录像带、录音带、网络传输权等一切已知和未知的权力，授权期限：自授权之日起50年。该授权书落款处，有康乾光澍公司公章。
同年1月9日，康乾光澍公司（授权方）与湖南广播电视台节目交易管理中心（以下简称湖南电视台）（领权方）签订一份电视剧《我们这拨人》中国大陆独家卫星首轮播映权转让协议（合同编号：我们这拨人2011-322），协议主条款约定，授权方：康乾光澍公司；……联系人：刘波；……就授权方授予领权方下述电视节目播映权事宜，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1）授权节目：（i）节目名称：《我们这拨人》（45分钟／集，不含片头片尾，以下简称《我》剧、发行许可证编号：（京）剧审字（2011）第071号）。……（2）授权内容：授权性质：中国大陆境内无线、有线、卫星独家首轮电视播映权（指独家首轮卫视播映权、7年电视播映权）。……（3）《我》剧版权费用：每集人民币850000元×32集（以广电总局批文实际集数结算），共27200000元（即人民币贰仟柒佰贰拾万元整）。以上费用包括指标费、磁带（数字高清）三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所产生的所有税项和费用。（4）《我》剧付款方式：电汇。（五次付款）……开户行：招商银行北京分行上地支行。户名：康乾光澍公司。账号：×××。……（5）母带寄送（磁带型号：数字高清）：授权方承诺在2012年1月10日前向领权方交付获得发行许可证的母带，包括数字高清带有字幕及无字幕版各一套。……（7）授权方应保证授权节目无版权纠纷，……（11）该协议书由「主条款」部分和「细则」部分组成。各部分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细则约定，……3、授权方责任和义务：（1）授权方保证拥有或已获得授权充分享有该授权节目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本协议内所述全部版权，有权授权予领取方行使享有。……该协议落款处，有授权方康乾光澍公司合同专用章、代表人刘波签名字样、湖南电视台合同专用章。
同年2月23日，湖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向康乾光澍公司在招商银行北京分行上地支行开设的×××账户汇入节目款2720000元。
同年3月20日，湖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向康乾光澍公司在招商银行北京分行上地支行开设的×××账户汇入节目款5440000元。
同年5月29日，湖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向康乾光澍公司在招商银行北京分行上地支行开设的×××账户汇入节目款1840000元。
同年5月30日，湖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向康乾光澍公司在招商银行北京分行上地支行开设的×××账户汇入节目款3080000元。
同年11月23日，湖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向康乾光澍公司在招商银行北京分行上地支行开设的×××账户汇入栏目费用3240000元。
在一审诉讼中，刘波提交了一份落款时间为2010年9月30日的电视剧《我们这拨人》补充合同，用于证明根据该合同第1条第1项3、第3条第1项，刘波是电视剧《我们这拨人》版权的共有人之一。该补充合同记载，甲方：北京泰格尔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格尔公司）。乙方：刘波。第一条基本条款：（一）前期策划：……3、剧本：甲乙双方共同拥有剧本版权。……第三条双方的权利和义务：1、甲乙双方共同拥有本剧的全部版权（包括但不限于无线电视、有线电视、卫星电视、VCD、DVD、CD、MTV录像带、录音带、网络传输权等一切已知和未知的权力）署名权、获奖名誉权等合法权益。该补充合同落款处，有泰格尔公司合同专用章、刘波签名字样。康乾光澍公司称该补充合同与本案无关，真实性无法表态，因为该合同主体是泰格尔公司、刘波，康乾光澍公司不是签订主体。根据《著作权法》第11条，康乾光澍公司有发行许可证，该证记载机构为泰格尔公司、北京春秋时代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秋时代公司），颁证日期为2011年12月21日，该合同仅是刘波与泰格尔公司签订的协议，不能证明最终的权利归属，该合同签订于2010年9月30日，不能表明版权属性。
在一审诉讼中，康乾光澍公司提交了（京）剧审字（2011）第071号国产电视剧发行许可证，用于证明2011年12月21日，电视剧版权人为泰格尔公司、春秋时代公司。该许可证记载，剧目名称为“我们这拨人”，制作机构为泰格尔公司，合作机构为春秋时代公司，落款时间为2011年12月21日。刘波认可该证据真实性，但称不能证明康乾光澍公司享有版权，申报内容与实际情况有差异。
在一审诉讼中，康乾光澍公司提交了一份落款时间为2012年1月4日的授权书，用于证明泰格尔公司、春秋时代公司授权康乾光澍公司享有电视剧全部版权。该授权书记载，电视剧《我们这拨人》由泰格尔公司、春秋时代公司联合出品。泰格尔和春秋时代公司合法拥有该节目全部版权、使用权及收益权。现泰格尔公司和春秋时代公司授权给予康乾光澍公司独家拥有该节目全部版权（包括但不限于无线电视、有线电视、卫星电视、VCD、DVD、CD、MTV录像带、录音带、网络传输权等一切已知和未知的权力）、使用权、收益权、署名权、获奖名誉权等合法权益。该授权书落款处，有泰格尔公司合同专用章、春秋时代公司合同专用章。刘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称电视剧版权是泰格尔公司和刘波所有，经转让变更为刘波、康乾光澍公司共有，泰格尔公司不能转让刘波的版权。
在一审诉讼中，康乾光澍公司提交了一份落款时间为2012年1月4日的电视剧版权转让许可合同，用于证明春秋时代公司将其所有的电视剧版权全部转让给康乾光澍公司。该合同记载，甲方：康乾光澍公司。乙方：春秋时代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法规之规定，甲、乙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经友好协商，就乙方合法拥有的32集电视剧《我们这拨人》全部50%的版权（包括但不限于无线电视、有线电视、卫星电视、VCD、DVD、CD、MTV录像带、录音带、网络传输权等一切已知和未知的权力）以及收益权、署名权、获奖名誉权等合法权益有偿转让给甲方等事宜，达成如下条款，双方共同遵照执行。该合同落款处，有康乾光澍公司合同专用章、春秋时代公司合同专用章。刘波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称康乾光澍公司法定代表人享有春秋时代公司股权，有关联关系。
在一审诉讼中，康乾光澍公司提交了一份落款时间为2012年1月5日的电视剧版权转让许可合同，用于证明泰格尔公司将其所有的电视剧版权全部转让给康乾光澍公司。该合同记载，甲方：康乾光澍公司。乙方：泰格尔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法规之规定，甲、乙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经友好协商，就乙方合法拥有的32集电视剧《我们这拨人》全部50%的版权（包括但不限于无线电视、有线电视、卫星电视、VCD、DVD、CD、MTV录像带、录音带、网络传输权等一切已知和未知的权力）以及收益权、署名权、获奖名誉权等合法权益有偿转让给甲方等事宜，达成如下条款，双方共同遵照执行。该合同落款处，有康乾光澍公司合同专用章、泰格尔公司合同专用章。刘波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
在一审诉讼中，刘波称不以自己名义与湖南电视台签协议是因为康乾光澍公司当时注册股东有刘波，康乾光澍公司提出将流水额作为公司业绩，同时还有汇款问题，所以刘波答应以康乾光澍公司名义与湖南电视台签约是双方协商的结果。康乾光澍公司则称合同书第3条约定版权属于康乾光澍公司，第4项约定康乾光澍公司委托刘波负责电视剧发行工作，未转让版权，刘波不能以其名义与湖南电视台签订协议，因为播映权是康乾光澍公司单独财产权，湖南电视台必须获得播映许可才能播映电视剧，这项权利未转给刘波，刘波不能以发行人身份自居，只是发行工作，所以由康乾光澍公司与湖南电视台签订播映权转让协议，湖南电视台支付相应费用。
在一审诉讼中，刘波称合作合同书中约定的发行工作具体包括全权委托刘波发行电视剧，发行时刘波负责整部剧的跟进，在与湖南电视台签协议过程中电视剧的发行、谈判、签协议都是刘波参与的。与湖南电视台签的协议上联系人是刘波就可以证明其参与了与湖南电视台的沟通谈判工作。因康乾光澍公司从泰格尔公司处购买版权，变成了刘波与康乾光澍公司之间的合作，刘波、康乾光澍公司各占电视剧50%版权。康乾光澍公司不给刘波授权，康乾光澍公司是不能取得全部版权的。因为对外方便所以授权书写的是康乾光澍公司拥有全部版权。康乾光澍公司提出与刘波分配816万元，作为条件刘波就认可了泰格尔公司与康乾光澍公司的版权转让，816万元包含了刘波版权报酬及发行费用。康乾光澍公司称不认可刘波所称的在与湖南电视台签协议过程中的工作，认为刘波只是代表公司签约，什么都没有做，除了刘波外还有尔红旭、高原、安海林与湖南电视台联系协议签订事宜，但没有具体分工。康乾光澍公司未就前述表态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此外，康乾光澍公司还表示，从与湖南电视台签订的协议可以看到是播映权转让协议，第4条约定第一、二、三、四、五次付款共计2720万元，是独家首轮播映权费用，而康乾光澍公司给刘波授权是发行工作，在《著作权法》是不同概念，如果权利没有明确转让，著作权属于著作权人，协议、合同书均×约定刘波享有该项权利，故在2720万元是播映权的情况下，刘波主张该费用属其所有没有依据。转让协议第3条约定版权费2720万元包括的指标费、磁带三费及税项费用才属于刘波销售收入，第5条约定母带寄送才是刘波工作。刘波于签订首轮播映权协议的工作内容在授权书有记载，合同书也约定了发行工作的范围，根据《著作权法》第10条，刘波与康乾光澍公司签订合作合同书向湖南电视台寄送母带各两套就是其发行工作。授权刘波发行是因为刘波对发行熟悉。
在一审诉讼中，双方均认可湖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已向康乾光澍公司支付电视剧《我们这拨人》播映权费用1632万元。
在一审诉讼中，刘波称合作合同书约定的发行费是销售额按百分比提成，播映权转让协议约定的版权费是电视台在播出期间支付的回报、合作合同书约定的总销售金额，发行费是销售额按比例提成。与湖南电视台签订转让协议，刘波作用不可能只是寄送母带。康乾光澍公司则认为播映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是首轮播映权，版权费就是播映权费，版权费与发行费是不同概念，刘波只是发售即母带寄送，而播映权转让与刘波没有关系，所以收取的费用与刘波也没有关系。
在一审诉讼中，刘波称其于本案主张的816万元计算依据是电视剧《我们这拨人》中国大陆独家卫星首轮播映权转让协议约定版权费用为2720万元以及合作合同书第4条约定发行费为总销售金额的30%。利息起算时间为2012年3月21日的依据是2012年3月20日康乾光澍公司即收到湖南广播电视台的账款，且达到合作合同书约定的给付条件，但康乾光澍公司却未支付。其于本案起诉前一直以电话和当面方式向康乾光澍公司主张发行费。康乾光澍公司对刘波曾向其主张发行费的事实不予认可。
在一审诉讼中，康乾光澍公司提交了2013年4月24日向刘波发出的解除合作合同的通知、解除授权的通知、EMS快递单各一份，用于证明其已解除与刘波的合作和授权，刘波主张费用没有依据。刘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认为上述文件发出日期为2013年4月24日，为本案诉讼中发生，根据《合同法》合作合同书没有解除理由，刘波也未收到上述通知。
经原审法院询问，刘波、康乾光澍公司均认为本案属于合作合同纠纷而非内部劳务报酬关系。
上述事实，有一审期间的当事人陈述以及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在案佐证。
在本案开庭审理过程中，康乾光澍公司当庭表示，其在一审期间也提交了电视剧《我们这拨人》的中国大陆独家卫星首轮播映权转让协议，但原审判决并×予以列明。
在本案开庭审理时，康乾光澍公司当庭提交了若干份其在一审期间没有提交原审法院的新证据，包括有关机票订票的网页打印件、证人证言等。对此，刘波对其真实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经查，康乾光澍公司当庭提交的其在一审期间没有提交原审法院的证据中，其网页打印件均×经过公证认证，提供证言的证人均×出庭，且康乾光澍公司无法提供其证人未出庭的合理理由。
以上事实，有二审期间的当事人陈述、康乾光澍公司当庭提交的新证据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
康乾光澍公司与刘波于2012年1月1日签订的合作合同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有效。
关于本案所涉电视剧《我们这拨人》的版权问题，本院认为，第一，刘波与康乾光澍公司签订的合作合同书、康乾光澍公司向刘波出具的授权书、电视剧《我们这拨人》中国大陆独家卫星首轮播映权转让协议均对电视剧的版权权属进行了明确，记载为康乾光澍公司合法拥有该剧的全部版权；第二，本案争议焦点系刘波是否完成其于合作合同书中约定的发行工作及是否有权主张合作合同书约定的发行费，而根据合作合同书、授权书之约定，刘波的合同义务系接受康乾光澍公司全权委托独家负责电视剧《我们这拨人》的发行工作（发行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无线电视、有线电视、卫星电视、VCD、DVD、CD、MTV录像带、录音带、网络传输权等一切已知和未知的权力），上述文件均×将电视剧《我们这拨人》版权归属作为刘波履行该合作合同书约定的电视剧发行工作的前置要件，故该剧版权归属并非本案争议焦点，亦不影响本院依据查明的事实对本案双方合同权利、义务认定。
本案中，合作合同书约定，康乾光澍公司全权委托刘波独家负责电视剧《我们这拨人》的发行工作（发行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无线电视、有线电视、卫星电视、VCD、DVD、CD、MTV录像带、录音带、网络传输权等一切已知和未知的权力）；刘波接受康乾光澍公司全权委托独家负责电视剧《我们这拨人》的发行工作、按电视剧总销售金额30％收取发行费。首先，根据该合作合同书对“发行工作”的定义可知，签订“中国大陆独家卫星首轮播映权转让协议”的行为当然落入该合作合同书所谓之“发行工作”的范畴。其次，电视剧《我们这拨人》中国大陆独家卫星首轮播映权转让协议中明确将刘波列为授权方康乾光澍公司的联系人，且协议落款处亦有代表人刘波签名字样，由此可知刘波至少参与了与湖南电视台的签约工作。再次，相关合同并×对刘波从事“发行工作”的行为性质是否不应为职务行为而予以限定。因此，刘波与湖南电视台签订播映权转让协议是否属于职务行为，不影响刘波依据合作合同书约定从事其发行工作并向康乾光澍公司主张相应的发行费。最后，康乾光澍公司虽称除了刘波外还有尔红旭、高原、安海林与湖南电视台联系签约事宜，但就其在案证据而言，能够证明该三人在联系签约事宜过程中的具体分工的证据仅为其在二审期间新提交的证人证言，鉴于相关证人并×出庭作证、且康乾光澍公司亦无法说明其证人未出庭是否具有正当理由，故其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此，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康乾光澍公司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康乾光澍公司的该项抗辩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本案中，合作合同书约定，刘波可获得的发行费为电视剧总销售金额的30％。根据该合同所使用的词句、有关条款、签订目的等综合考察可知，该发行费指向的对象为电视剧总销售金额，而电视剧总销售金额应理解为因电视剧发行取得的对价。播映权转让协议约定的版权费用即应理解为湖南电视台因获得电视剧中国大陆独家卫星首轮播映权而支付的对价，该播映权属于合作合同书定义的发行范围。因此，刘波有权就播映权转让协议约定的版权费用主张发行费。现播映权转让协议约定的版权费用为2720万元，该金额的30％即816万元应作为发行费优先扣除支付刘波。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及双方当事人自认，湖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已向康乾光澍公司支付电视剧《我们这拨人》播映权费用1632万元，康乾光澍公司向刘波支付发行费的条件已经成就，据此，刘波要求康乾光澍公司支付发行费816万元的诉讼请求，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对此，康乾光澍公司虽主张对相关合同中所谓“发行工作”的解释应当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有关“发行权”的规定相一致，但在本案双方当事人在相关合同中已经对所谓“发行工作”的内涵予以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其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康乾光澍公司亦主张合作合同书虽约定“发行费为本剧总销售金额的30％（不含税），发行费由本剧销售款中优先扣除支付乙方”，但本剧的总销售金额尚未确定，条件尚未成就、无法确定发行费；对此，本院认为，根据该合同所使用的词句、有关条款、签订目的等综合考察可知，上述约定并非意味着本电视剧必须等到“全部销售结束”方可支付发行费，如此解释将有悖于合同目的的实现；因此，康乾光澍公司相关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本案中，湖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分别于2012年2月23日、3月20日向康乾光澍公司指定账户汇入节目款272万元、544万元，该二次汇款金额合计816万元。根据合作合同书约定，发行费由本剧销售款中优先扣除支付刘波，但并×约定具体支付期限。刘波虽称其于本案起诉前一直以电话和当面方式向康乾光澍公司主张发行费，但并×向本院提交相关证据，且康乾光澍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刘波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其要求康乾光澍公司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支付发行费816万元自2012年3月21日至付讫之日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必要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此外，康乾光澍公司另主张其在一审期间也提交了电视剧《我们这拨人》的中国大陆独家卫星首轮播映权转让协议，但原审判决并×予以列明。对此，本院认为，鉴于原审法院已经清楚查明相关转让协议的内容，且康乾光澍公司对此并无异议，故原审判决是否全面列明康乾光澍公司提交证据的目录，并不会对康乾光澍公司的权利产生任何影响，故本院对康乾光澍公司有关主张不予支持。
此外，康乾光澍公司还主张原审法院不应根据当事人的自认而确定本案的法律关系。对此，本院认为，鉴于双方当事人在一审期间均认为本案属于合作合同纠纷而非内部劳务报酬关系，故原审法院在结合案件事实的情况下对该自认予以确认，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对此予以认可。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康乾光澍公司的全部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对此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六万八千九百二十元，由北京康乾光澍影视投资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六万八千九百二十元，由北京康乾光澍影视投资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任 进
代理审判员 李冰青
代理审判员 杨振中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六日
书 记 员 周 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