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通中民终字第161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甲。
委托代理人钱沛鑫、钱俊成。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肖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乙。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丙。
委托代理人马吉萍。
委托代理人张娟。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阮某。
上诉人王广猷某
英析产、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2013）港民初字第08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8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某甲及其委托代理人钱沛鑫、钱俊成，被上诉人王某乙，被上诉人王某丙及其委托代理人马吉萍、张娟，被上诉人阮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解放前，王连施先后娶妻陆和英、娶妾王如珍（原名蔡如贞）。王连施与妻陆和英于××××年××月生育一子肖某，与妾王如珍未生育。王仕生（1939年5月18日生）为王如珍之子，与王连施形成了继父子关系。王连施、王如珍另共同收养了王某乙。王某甲系王连枝（王连施胞弟）、周常贞夫妇的独子。1954年，王某甲的母亲周常贞去世。当时，王某甲的父亲王连枝因历史反革命在新疆服刑（出狱后大约1959年回到南通），王连施夫妇便将侄子王某甲接到身边养育至成年。王某甲在与王连施夫妇共同生活期间，对王连施、陆和英、王如珍仍沿用原来的称呼。在公安机关户籍登记资料中，王某甲与王连施、王如珍之间的关系一直界定为伯侄关系。王某甲的父亲王连枝或者当时对其有监护资格的其他人也从未明确作出将王某甲送给王连施、王如珍收养的意思表示，王连施、王如珍也没有向对王某甲有送养资格的人作出收养的意思表示。王连枝去世时，王某甲与其同父异母的弟弟各出资50%共同操办了王连枝的丧事。1956年，王连施与陆和英离婚，肖某随陆和英共同生活。王仕生与阮某婚后生育二子，即王建峰（1968年3月27日生）、王某丙。1982年4月，王仕生与阮某离婚，王某丙随阮某共同生活，并另居他处，王建峰随王仕生共同生活仍居住在南通市港闸区泽生街六弄6号。1988年10月25日，阮某、王某丙将户口迁入南通市港闸区泽生街六弄6号，户口迁入时，阮某婚姻状况仍登记为离婚。阮某并没有与王仕生办理复婚登记手续。2001年5月9日，户籍资料中记载，阮某与王某丙、儿媳马吉萍、孙子王雷为一户。1993年5月，王建峰去世。2005年4月，王仕生去世。2008年11月，王连施去世。2012年9月，王如珍去世。
原审另查明，王连施户于1958年在南通市港闸区泽生街六弄6号建造瓦房四间。1989年9月，王连施申请修建房屋。1989年10月，经南通市地政管理所审核，同意拨用地53.70平方米，家庭人口登记为三代六人，其中男四人，女二人，均为大口（即成年人）。1989年12月，南通市城区建设管理局向王连施发出施工通知书，同意王连施在南通市港闸区泽生街六弄6号扩建平房30平方米（6米×5米），改建一楼一底47.4平方米（4.74米×5米×2）。1990年，王连施在履行了其他审批手续后，拆除了原有二间瓦房，保留了东边二间瓦房（以下简称东瓦房），按修建执照新建了三间房屋（以下简称新房屋）。1994年3月18日，王连施领取了上述房产的产权证，证载合法建筑面积为139.27平方米。其中房号1、2（二间、砖混结构、二层），建筑面积为71.13平方米；房号3（一间、砖混结构、平房），建筑面积为29.44平方米；房号4、5（二间、简易结构、平房），建筑面积为38.70平方米。庭审中双方一致确认上述各房屋，不考虑建造年代，单位建筑面积同价，房号4、5为1958年建造，房号1、2、3为1990年建造。1989年10月，南通市地政管理所等部门在审查批准王连施户使用国有零星土地时，王某甲、王某乙户籍不在南通市港闸区泽生街六弄6号。王连施、王如珍夫妇早已参加工作，一直有稳定的工资收入。王仕生从1958年起参加工作，一直有稳定的工资收入。阮某从1962年8月起参加工作，一直有稳定的工资收入，1996年5月退休。王建峰一直未参加工作，无收入。王某丙于1989年1月参加工作，2002年12月退休，视力残疾一级。
1964年12月，王某甲下乡插队时，在《南通市城镇人员下乡插队登记表》中，将与王如珍的关系填写为“伯母”；与王连枝的关系填写为“父亲”；当地派出所的审查意见为“王某甲政历清白，思想表现进步，父亲王连枝系刑满释放的反革命分子，目前表现一般，伯伯王连施犯有历史罪行，服刑期满，现留场劳动，王某甲与上述关系划清界限，靠拢政府”。1979年1月的《困退知青情况表》中，王某甲的母亲填写为“王如珍”，王某甲的父亲填写为“王连氏（施）”。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王某甲是不是王连施、王如珍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2、阮某是不是王仕生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或者是否可以作为王连施、王如珍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以及作为对王连施、王如珍扶养较多的人，分得王连施、王如珍的适当遗产。3、肖某对王连施的遗产是否存在不分或者少分的情形。4、哪些人是涉案房产的共有人，各自份额为多少，继承的份额又是多少。
原审认为，关于争议焦点1，王某甲能不能成为王连施、王如珍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就要看王某甲与王连施、王如珍之间有没有形成收养关系。原告王某甲八岁丧母时，因其父亲在服刑，王连施、王如珍作为王某甲的亲属，将其带至身边进行养育，是人之常情。以后在共同生活过程中，双方之间慢慢产生了父子、母子情谊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在法律上不能当然产生拟制的父母子女关系的效力。我国收养是指收养人与送养人依法通过协议，确立父母子女关系的法律制度，即使我国当时对收养没有作出的相应规定，但收养的内涵从未发生改变。因王连枝或者王连枝当时因在服刑而对王某甲有监护资格的其他人诸如外祖父、外祖母等从没有向王连施、王如珍作出将王某甲送给其收养的意思表示，王连施、王如珍也没有向对王某甲有送养资格的人作出收养的意思表示，故王某甲与王连施、王如珍之间的收养关系不能成立。虽然在1979年王某甲作为知青回城时，填写的相应情况表明，王某甲与王连施、王如珍之间关系为父母子女关系，但这不是法律意义上送养、收养的意思表示，更何况王某甲当时已经成年，且王某甲在下乡插队时，基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与伯父王连施划清了界限，但仍把历史清白的王如珍作为其伯母。现在只是因继承王连施、王如珍的遗产才发生了身份关系的异议。因此，尽管王连施、王如珍将侄儿王某甲养育成人，在法律上仍不能产生拟制的父母子女关系的效力，王某甲与生父王连枝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不因此消除，王某甲不是王连施、王如珍的法定继承人。
关于争议焦点2，阮某与王仕生原存在事实婚姻，后通过法定程序离婚，如需以夫妻名义继续同居生活，必须办理复婚登记手续，否则，只能是非法同居关系，而不能再次形成事实婚姻。因阮某与王仕生没有办理复婚登记手续，对王仕生而言，阮某不是其配偶，当然不能成为王仕生的继承人；对王连施、王如珍而言，阮某不是其丧偶儿媳，也就不能作为王连施、王如珍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另外，阮某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属于对王连施、王如珍扶养较多的人，故也不能分得王连施、王如珍的适当遗产。
关于争议焦点3，王连施、王如珍夫妇均有固定的工资收入，在赡养问题上，没有证据证明王连施与肖某之间发生过纠纷。肖某虽对王连施具有赡养义务，但因客观原因未与王连施、王如珍夫妇共同生活。在王连施丧失劳动能力后，与王连施夫妇共同生活的其他家庭成员对王连施的生活起居提供了劳务，不能以此而推定肖某拒绝对王连施履行赡养义务。事实上，在王连施生病期间或其他方面，肖某对王连施提供了一定的劳务。因此，肖某对王连施的遗产不存在不分或者少分的法定情形。
关于争议焦点4，王连施、王如珍对东瓦房享有所有权是不争的事实。王仕生及王连施、王如珍户的其他家庭成员是否对东瓦房享有所有权，就要判断王仕生及王连施、王如珍户的其他家庭成员对该财产的形成有没有作出贡献，不会因其对该财产没有投入，就对该财产不具有权益，但另有约定的除外。王仕生于1958年才参加工作，虽有一定的收入，但没有证据证明其在建造东瓦房之前已经有工资收入或其他的经济来源并用于家庭生活，也没有证据证明家庭成员对东瓦房的所有权有约定，故王仕生不是东瓦房的共有人；王连施户的其他家庭成员因未成年，尚未能通过自己的劳动为家庭作出经济贡献，也没有证据证明对家庭共同财产的形成有其他贡献或有财产约定，故王连施户的其他家庭成员也不是东瓦房的共有人。因此，东瓦房的所有人为王连施、王如珍。在1989年9月，王连施依法申请在南通市港闸区泽生街六弄6号修建房屋，并于次年按修建执照新建了三间房屋。当时申请建房核定的人口为六人，对于其中四人即王连施、王如珍、王仕生、王建峰，因原、被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且其户籍均在该处，故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其余二人，王某甲、王某乙主张为其本人，但王某甲、王某乙的户籍当时并不在该处，而阮某、王某丙的户籍却在该处，肖某主张该二人不是阮某、王某丙，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应认定该二人为阮某、王某丙。因此，王连施于1989年9月申请新建三间房屋核定的建房人员六人分别为王连施、王如珍、王仕生、王建峰、阮某、王某丙。案涉房屋产权现登记在王连施名下，在通常情况下王连施被推定为真正的权利人，但是房屋产权登记不具有行政确权的功能，而属于行政确认，当房屋权属发生争议时，产权界定仍以当事人之间发生的基础民事法律关系为标准。从本案当事人发生的基础民事法律关系审查，王连施、王如珍、王仕生、阮某、王某丙属于建房人口，当时也有经济收入，则可推定对建造新房屋进行了出资，并且为房屋共有人；王建峰虽然也在建房人口中，但其一直没有收入，不能认定其对建造房屋进行了出资或有贡献，王建峰对房屋不享有所有权。肖某、王某甲、王某乙主张王连施、王如珍对新房屋享有所有权，王仕生、阮某、王某丙对新房屋均不享有所有权，因王仕生是王连施、王如珍的家庭成员，须知家庭成员在共同生活期间的共同劳动收入，家庭成员交给家庭的财产，家庭成员共同接受赠与的财产，以及在此基础上购置和积累的财产均为家庭共同财产，因此，不论王仕生对建造新房屋是否进行了出资，均为新房屋的共有人，除非家庭成员对新房屋有特别约定，但肖某、王某甲、王某乙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有该约定存在。阮某、王某丙虽然与王连施、王如珍在户籍登记上分属二户，甚至可能不与王连施、王如珍生活在一起，但阮某、王某丙对新房屋享有的权益不是基于家庭成员的身份，而是基于其对新房屋的出资行为，故王某甲、王某乙、肖某关于王仕生、阮某、王某丙对新房屋均不享有所有权的主张不能成立。如果王某甲、王某乙等其他人员对建造新房屋进行了出资，也只能视为对建房申请人的赠与。由于王连施、王如珍、王仕生、阮某、王某丙对共有财产没有分割协议，应当按等分原则对涉讼房产进行析产，但考虑到王某丙从1989年1月起才有经济收入，对共有财产的贡献明显小于王连施、王如珍、王仕生、阮某，结合其高度残疾因素，酌定王某丙对新房屋享有10%份额，王某丙则对上述总房产享有份额为（139.27-38.70）÷139.27×10%＝7.22%；王连施、王如珍、王仕生、阮某对该新房屋各享有22.50%份额，王连施、王如珍则对上述总房产享有的份额各为（139.27-38.70）÷139.27×22.50%＋38.70÷139.27×50%＝30.14%，王仕生、阮某则对上述总房产享有的份额各为（139.27-38.70）÷139.27×22.50%＝16.25%。因王建峰先于王连施、王如珍、王仕生去世，且没有任何遗产，不发生继承问题；王某丙以其妻子代其对王连施、王如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为由，主张应当多分王连施、王如珍的遗产，没有法律依据，而其妻子则有权以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的身份，主张分得王连施、王如珍适当的遗产，但其妻子以王某丙的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参加了诉讼，并没有以自己的名义主张分得王连施、王如珍适当的遗产；王仕生先于王连施、王如珍去世，财产应由其法定继承人王连施、王如珍、王某丙继承，王连施、王如珍、王某丙应继承王仕生的上述总房产中遗产的份额各为16.25%÷3﹦5.417%；王连施先于王如珍去世，财产应由其法定继承人王如珍、肖某、王仕生、王某乙继承，其中王仕生已经去世，则由王某丙代位继承，王如珍、肖某、王某丙、王某乙应继承王连施的上述总房产中遗产的份额各为（30.14%＋5.417%）÷4﹦8.889%；王如珍已经去世，财产应由其法定继承人王仕生、王某乙继承，其中王仕生已经去世，则由王某丙代位继承，王某丙、王某乙应继承王如珍的上述总房产中遗产的份额各为（30.14%＋5.417%＋8.889%）÷2﹦22.223%。综上，上述总房产中8.889%的份额归肖某所有，31.112%的份额归王某乙所有，43.749%的份额归王某丙所有，16.250%的份额归阮某所有。据此，原审法院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六条、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9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位于南通市港闸区泽生街六弄6号登记在王连施（已故）名下合法建筑面积为139.27平方米的房产中8.889%的份额归肖某所有，31.112%的份额归王某乙所有，43.749%的份额归王某丙所有，16.250%的份额归阮某所有。二、驳回肖某、阮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王某甲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上诉人王某甲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违法剥夺了王某甲的权利。王某甲与王连施、王如珍之间形成事实上的养父母子女关系，一审判决仅以双方未办理收养登记为由而否定王某甲的养子身份，存在严重错误。王某甲自8岁时即被王连施夫妇收养，周围群众与相关组织亦公认双方系养父母子女关系，王某甲也一直以养子身份对王连施、王如珍养老送终，王某甲作为养子应当分得财产。一审法院对于财产的分配存在错误，被上诉人肖某，阮某不应当分得财产。一审开庭时仅一名合议庭成员进行审理，在程序上存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肖某答辩称，王某甲是王连施的侄子，户籍中载明二人系伯侄关系。王某甲确实同王连施、王如珍共同生活十几年，一直到王某甲下乡插队，王某甲回城后自己买了房子，居住在城里。王某甲后来对王连施、王如珍也很孝顺，但其并不是王连施、王如珍的养子。王某甲不是继承遗产，而是应适当分得财产。一审法院的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被上诉人王某乙答辩称，王某甲上诉陈述均为事实，一审判决颠倒家庭成员的真假地位，忽视王某甲几十年来对家庭作出的主要贡献，造成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王某甲虽称呼我的父母叫伯伯、娘娘，但在家里父母并没有把他当外人，一直作为儿子来看待，且在当地称呼父母亲也都是叫伯伯、娘娘，王某甲应当作为养子分得遗产。在父母生病过程中，由王某甲照顾、尽孝。阮某离婚后，户口不应再迁入南通市港闸区泽生街六弄6号，肯定没有回到家里，不应当继承王连施、王如珍的遗产份额。
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确认王某甲的养子身份。
被上诉人王某丙、阮某答辩称，王某甲与王连施、王如珍之间不存在收养关系，王某甲没有权利继承王连施、王如珍的财产。王某甲没有对王连施、王如珍尽主要赡养义务，偶尔到医院探望是事实。王某甲以操办家庭大事、做道场为由证明其与王连施、王如珍之间存在收养关系，没有法律依据。原审判决存在财产分配错误情形，认定肖某不存在不分或者少分的情形违反法律规定。原审判决除了对阮某、王某丙、肖某部分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外，其他内容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王某甲的上诉。
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在王连施病重住院期间，王某甲尽了较多的赡养义务，并作为患者亲属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在王如珍去世后，王某甲以孝子身份为其操办丧事，亲友等前往吊唁。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8条规定，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当按收养关系对待。本案中，王某甲母亲周常贞去世后，王连施夫妇将王某甲接到身边养育至成年。根据当时与其共同生活的王连施夫妇养女王某乙的答辩陈述，王连施夫妇一直把王某甲作为儿子看待，且依照当时当地农村的风俗，对父母的称谓多称呼伯伯、娘娘，王某甲随王连施、王如珍生活后称呼未变，系因其本身即存在特殊的近亲属关系，故不需要再行更改称谓，此种收养关系得到了共同生活的亲人王某乙的认可。王某甲的父亲王连枝当时因历史反革命在新疆服刑，出狱后大约1959年回到南通，其回到南通后并未将王某甲带回身边由自己亲自抚养，亦表明其认可王连施收养王某甲的事实。在王连施、王如珍的晚年，王某甲均是以儿子的身份尽赡养、送终义务，王如珍去世后，王某甲以孝子身份为其操办丧事，王某甲、王如珍等人的亲友前往吊唁，表明此种收养关系亦得到亲友、群众的公认。在1979年王某甲作为知青回城时，填写的知情回城情况登记表中，载明王某甲与王连施、王如珍之间关系为父母子女关系，该表中虽然存在几处错别字，但是其反映出王连施、王如珍把王某甲作为儿子收养的意思表示，该登记表由南通市港务管理队革命委员会盖章确认，表明王如珍与王某甲之间的收养关系在当时得到了有关基层组织的认可。在当时法律未对收养手续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王连施夫妇虽未办理收养登记手续，但其与王某甲之间的收养关系得到了亲友、群众、有关组织的公认，结合当地的风俗可以认定双方之间形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原审否认双方在一定历史时期所形成的事实收养关系确有不妥，本院予以纠正。综合案涉房屋的翻建、居住、使用情况，结合各方当事人对王连施夫妇所尽赡养义务的多少、对家庭生活及诉讼争房屋的贡献大小、兼顾照顾残疾人的原则，本院酌定讼争房屋9%份额归肖某，10%份额归王某甲，27%的份额归王某乙，39%的份额归王某丙，15%的份额归第三人阮某。
综上，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据此，依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六条、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9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2013）港民初字第0816号民事判决民事判决；
二、位于南通市港闸区泽生街六弄6号登记在王连施（已故）名下合法建筑面积为139.27平方米的房产中9%的份额归肖某所有，10%份额归王某甲所有，27%的份额归王某乙所有，39%的份额归王某丙所有，15%的份额归阮某所有。
三、驳回肖某、王某甲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7568元，由肖某负担681元，王某甲负担757元，王某乙负担2044元，王某丙负担2952元，阮某负担113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568元，由肖某负担681元，王某甲负担832元，王某乙负担2044元，王某丙负担2876元，阮某负担113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秦昌东
代理审判员 卢 丽
代理审判员 郭相领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李新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