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锦屏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锦民初字第72号
原告王红梅，女，汉族，贵州省锦屏县人，居民户口，敦寨中学临时工。
原告廖绍琼，女，汉族，贵州省黎平县人，居民户口。
委托代理人罗鹏（特别代理），男，贵州通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苏友来，男，汉族，贵州省锦屏县人，农民。
委托代理人高明坤（特别代理），男，贵州洲联合（黎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新来，男，苗族，贵州省锦屏县人，农民。
第三人锦屏县敦寨镇敦寨村民委员会。住所地：锦屏县敦寨镇笋屯小学办公楼。
负责人彭锦亮，男，侗族，贵州省锦屏县人，农民，系该村民委员会主任。
第三人锦屏县敦寨镇敦寨村第四村民小组。住所地：锦屏县敦寨镇敦寨村*组。
负责人张奕根，男，汉族，贵州省锦屏县人，农民，系该组组长。
第三人锦屏县林业局梨子坪林场。住所地：锦屏县敦寨镇敦寨村梨子坪。
负责人欧帮锦，系该场场长。
原告王红梅、廖绍琼诉被告苏友来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原告于2014年1月1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欧昌锦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于同年2月12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因双方当事人争议较大、案情复杂，4月11日，本院裁定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2014年6月18日，原告以杨新来与该案存在利害关系为由，向本院申请追加杨新来为本案共同被告，同日，本院依申请追加杨新来为本案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本院就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向被告杨新来释明，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2014年6月20日，被告杨新来等以县政府颁证程序存在错误为由，向锦屏县人民政府申请撤销敦寨村四组地名为“苦竹棒”的集体林权证，同年6月24日本院裁定本案中止诉讼。2014年10月27日，锦屏县人民政府作出锦府行撤字（2014）2号文件，对上述集体林权证予以撤销。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认为锦屏县敦寨镇敦寨村民委员会、敦寨村第四村民小组、锦屏县林业局梨子坪林场与本案可能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2015年6月30日，本院依法追加锦屏县敦寨镇敦寨村民委员会、敦寨村第四村民小组、锦屏县林业局梨子坪林场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2015年7月17日，被告申请恢复本案审理，同年7月20日、31日，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及其委托代理人、第三人敦寨村民委、敦寨村四组均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锦屏县林业局梨子坪林场未有人出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红梅、廖绍琼诉称：原告王红梅于1976年1月2日出生，出生时系敦寨村四组农业户口，1989年12月转为非农户口，在原告王红梅转为非农户口前，原告家庭均享受敦寨村四组责任田、林地等承包地待遇，原告转为非农户口后，既未搬离敦寨村，也没有得到国家的任何安置，家庭所承包的土地、山林权属均未发生任何变化，仍由原告享受。2010年，因锦屏县经济开发区建设需要，原告所在的敦寨村四组集体所有的山林“苦竹棒”被国家征用，国家给予了一定的经济补偿，原告也应属于补偿的对象，但被告竟非法将原告应得的补偿份额占为己有，不予分配给原告，原告虽多次与被告协商，但均无结果，为此原告特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将所侵占的12648.43元征地补偿款返还给原告；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于2014年1月15日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复印件：1、罗桂林的证言，用以证明“苦竹棒”属敦寨村四组集体山林，未有分配到各户。2、社员自留山证，用以证明敦寨村四组1983年分山情况。3、调解决议，证明内容同1号证据。4、阻条，用以证明“苦竹棒”属敦寨村四组集体所有。5、会议决定，用以证明敦寨村四组集体要求按1983年人口分配征地补偿款。6、林权证，用以证明“苦竹棒”属敦寨村四组集体所有。
2014年4月24日，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复印件：1、社员自留山证，用以证明原告父亲王叶海在1983年分有责任山。2、林权证，用以证明争议地“苦竹棒”属敦寨村四组集体山林。3、集体林权证，用以证明1983年敦寨村四组集体分山情况。4、敦寨村二组分红清册，用以证明敦寨村二组的征地补偿款是按1983年人口分配。5、证明，用以证明敦寨村八组征地补偿款是按1983年人口分配。6、自留山证，证明内容同1号证据。7、自留山证，用以证明苏开维户在1983年只分得两幅山林，山林登记清册则登记为三幅山林，不对称。8、会议决定，用以证明敦寨村四组分红是以自留山证为准。9、山场指定所有权，用以证明苦竹棒不是1983年所分，是2013年才分的，分配没有效力，现还是集体山林。10、补偿兑现协议书，用以证明黑弄子是按1983年林权证来进行分配的。11、四那田属情况说明，用以证明王红梅父女于1983年在敦寨村四组分有田地。12、领条，用以证明被告是以敦寨村四组组长的名义签订补偿协议和领取集体土地补偿款。13、证明，用以证明敦寨村是按1983年人口分配补偿款。14、会议纪要，用以证明王红梅属四组村民。15、兑现协议书，用以证明被告以四组组长领取属于个人的征地补偿款。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于2014年1月15日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原告的1号证据提出罗桂林的证言是歪曲事实，与2011年9月29日的证言自相矛盾，是罗桂林亲自参与分山的，现在还有当时分山的人在世，可以叫他们作证，“苦竹棒”已经按山林登记清册分到各户了。对原告2号证据的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原告3号证据提出调解决议只是明确山林分配到小组，“苦竹棒”按山林登记清册分到各户了。对原告的4号证据提出开发区已将征地补偿款发放，“苦竹棒”不是原告等户的山林，阻条没有实际意义。对原告5号证据提出会议决定是伪造的，没有开过会，多数签名是街上组的人签的。对原告6号证据提出集体山林“苦竹棒“已经分到各户。
被告对原告于2014年4月24日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1号证据提出不是涉案争议地的林权证，与本案无关。对2号证据的质证意见同上。对3号证据提出已经分到个人。对4号证据认为与本案无关。对5号证据认为与本案无关。对6号证据的质证意见同上。对原告7号证据提出山林登记清册的登记是在社员自留山证之后，不相矛盾。对8号证据认为该会议决定无效，小组没有开会讨论过。对9号证据提出山林登记清册界限不清，只是指定具体界限。对10号证据无异议。对11号证据提出与本案无关。对12号证据提出由组长代领征地补偿款符合法律规定。对13号证据提出不属实，1、2、8组是按1983年人口领取征地补偿款，其他小组是按林权证领取。对14号证据提出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属四组村民。对15号证据提出与本案无关。
第三人敦寨村民委及梨子坪林场未有人到庭，对原告证据无质证意见。
第三人敦寨村四组对原告的所有证据均无异议。
被告苏友来辩称：一、原告只起诉被告一人，不符合程序。这次征收山林，有杨新来、刘义文和被告三户的山林被征收，补偿款是三户按山林登记清册进行分配。二、2013年12月4日罗桂林的证言是王红梅挑唆罗桂林在说谎，歪曲事实。苦竹棒是分到各户了，各户管理了几十年，当时分山的几位老人还在世，山林登记清册四抵清楚，是原告等人想侵占被告的合法财产。三、2013年12月26日的会议决定，是王红梅唆使组长张奕根伪造的，张奕根根本没有召集全组组民开会，会议签字都是王红梅强行叫张奕根到各户门上强行和诱骗所签的名，签字的人大部分不是幸福小组的组员。四、2013年5月18日的阻条，经锦屏县经济开发区工作人员了解，根本就不是街上小组的山林，所以锦屏县经济开发区把被告等人应得的补偿款全部发给了被告。五、2013年5月16日山林调解决议，是与会人员一致通过的，茶树井、苦竹棒山林全部按山林登记清册界限分配，被告没有侵占任何人的财产，原告没有证据请求分配征地补偿款。六、原告构成恶意诽谤，造成被告精神和误工损失，要求原告赔偿相关损失20000元。七、原告王红梅于1989年12月转为非农人口后，已丧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原告廖绍琼本就是非农人口，原告无证据证明具有分配涉案争议地征地补偿款，被告则享有，被告领取该补偿款不构成侵占。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苏友来于2014年1月16日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复印件：1、罗桂林的证言，用以证明罗桂林证言自相矛盾，不可信。2、会议决定，用以证明幸福小组成员签名维护2013年7月22日的会议决定。3、图纸，用以证明“苦竹棒“等山林已经分到各户。4、四组集体山林证，用以证明敦寨村四组集体山林情况。
2014年4月28日，被告苏友来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复印件：1、身份证，用以证明被告诉讼主体资格。2、敦寨村委会证明，用以证明被告具有“苦竹棒”山林山地的权利主体资格，原告不具有。3、调查综合报告、笔录，用以证明原告因农转非，其责任田调出的事实。4、征地补偿协议书，用以证明原告不属征地补偿款享受人的事实。5、1986年山林登记清册，用以证明原告不是“苦竹棒”山林的承包人。6、敦寨村委会的证明，用以证明原告必须把责任田、责任山调出才可以办理农转非，原告农转非后不再是敦寨村四组集体成员的事实。7、征地补偿协议书，用以证明敦寨村四组街上小组的凤型岭山林补偿款是按照登记清册进行分配，不是集体统一分配。8、协议，用以证明征地补偿款是按1986年山林登记清册各户个人分配，不是集体统一分配。
2015年7月17日，被告苏友来、杨新来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组长张奕根证明，用以证明张奕根出具的所有会议决议不属实。2、会议决议，用以证明该会议决议不合法。3、延包证，用以证明被告第二轮承包土地的事实。4、协议，用以证明小组讨论“苦竹棒“分配方案。5、证明，用以证明敦寨村四组山林登记清册合法有效。6、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法院的判例可以作为本案参考。7、锦府行撤字（2014）2号文件，用以证明涉案山林”苦竹棒“颁证为集体程序错误，被锦屏县人民政府予以撤销的事实。8，证明，用以证明原告父亲的责任田已经于2003年转让的事实。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于2014年1月16日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1号证据提出罗桂林的证言与其他人的证言和会议决议都是吻合的，苦竹棒没有分到各户。对2号证据提出没有开会，是被告上门去叫人签字的，被告家庭有多人签字，多人未参与，决定构成侵权。对3号证据提出没有原件，不能证明属于哪户。对4号证据没有异议。
原告对被告于2014年4月28日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1号证据没有异议。对2号证据提出证人证言需要证人出庭作证，不认可。对3号证据提出与本案无关联。对4号证据提出该份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不能享有征地补偿款的资格。对5号证据提出该份证据不具有物权效力，应以物权法的规定为据。对6号证据提出村委会无权出具该证明，公安机关才可以。对7号证据提出山林登记清册不属权利证明。对8号证据同7号证据质证意见。
原告对被告于2015年7月17日提交证据的概括质证意见如下：证明属证人证言，没有证人到庭，不予认可。6号不能作为证据。山林证被撤销是程序问题，但未解决实体问题。
第三人敦寨村民委及梨子坪林场未有人到庭，对被告证据无质证意见。
第三人敦寨村四组对被告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苦竹棒是属于集体的，认为被告申请撤证无理由，对其他证据无异议。
第三人敦寨村民委述称：当时分山的时候，第三人不在场分山，不清楚具体分山情况，之前四组老组长罗桂林电话给第三人说“苦竹棒”没有分到各户，但是原、被告双方都持有林权证相关证据，采伐林木的时候也是按山林登记清册来采伐的，第三人对本案未有明确的处理意见。
第三人敦寨村民委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第三人敦寨村四组述称：对于“苦竹棒“是否已经分到各户，经现四组组长询问老组长罗桂林及老一辈的人，均陈述苦竹棒山林还没有分到各户，如按山林登记清册分了，有的组员却没有分得，不清楚“苦竹棒”山林分山的具体情况。
第三人敦寨村四组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第三人梨子坪林场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2015年7月9日向本院提交一份证明，其主要内容为：第三人对“苦竹棒”山林应得林木征地补偿款已全部兑现和结清，与村、组无任何纠纷。
原、被告及第三人敦寨村民委、敦寨村四组对该份证明没有异议。
2014年3月20日，本院对罗桂林做询问笔录，罗桂林陈述：1983年敦寨村四组分为街上组和幸福组（塞吧老组），幸福组11户45人，街上组之前是10户45人，现在只有9户了。敦寨村四组共分得七幅集体山林，街上组分得皮家老和黑弄子各一半、凤型岭，幸福组分得皮家老和黑弄子各一半、茶树井，其余的都是四组集体山林，没有分。1983年分山的时候我是幸福组会计，只得分茶树井，苦竹棒没有参加分，茶树井分给幸福组的8户，皮家老分给3户。不清楚1986年山林登记清册情况，当时本人不在敦寨，不认可。
2014年3月20日，本院对杨新来、向梅芳、刘厚连、刘义文、阮祥华做询问笔录，陈述的主要内容为：1983年敦寨村四组分为街上组和幸福组（塞吧老组），幸福组11户45人，现在有18户，街上组10户45人。敦寨村四组共分得七幅集体山林，1983年分山的时候幸福组分得皮家老和黑弄子各一半，四那的茶树井和苦竹棒，都分到各户了；街上组分得凤型岭、皮家老和黑弄子各一半。幸福组的山林是在1983年分的，当时有罗桂林、杨新来、刘义文、刘厚连、向梅芳七人参加，苦竹棒和茶树井都是抽勾分的，黑弄子是一户一块、皮家老是罗桂林指手分给三户的。
2014年4月14日，本院对在协议、会议纪要、会议决议上签名的苏贤贵、阮明吕、刘忠海等人分别做询问笔录，其陈述的内容有的认可是自己亲笔签名，有的承认“苦竹棒”已按山林登记清册分配到各户，有的认为还没有分，有的同意按1983年人口平均分配“苦竹棒”征地补偿款，有的则同意按照山林登记清册分配征地补偿款。
2015年5月8日，本院对敦寨村民委主任彭锦亮做问话笔录，其陈述不清楚“苦竹棒”山林是否已经分到各户，敦寨村一、二、八组是按1983年人口分配征地补偿款，不清楚其他组的具体分配情况。
2015年6月17日，本院对原敦寨村四组组长张治培做询问笔录，其陈述不清楚“苦竹棒”山林是否已经分到各户，也不清楚山林登记清册是如何办得的，2009年9月5日颁发的《林权证》也只是在林改的时候林业部门通知他去看山界，但后来的办证过程不清楚具体情况。
结合当事各方提交的证据和质证意见及本院调查、询问笔录，本院对原告于2014年1月15日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对原告的1号证据，证人未出庭作证，经本院询问当时分山的在场人员，罗桂林的陈述与本人及其他人的陈述相互矛盾，不能证明苦竹棒山林已经分到户，不予采信。2号证据，经核对与原件无异，可以证明原告王红梅父亲王业海在地名为“四那”的山林享有林地使用权。3号证据，有敦寨村四组全体参会代表的签名同意，可以证明敦寨村四组曾开会讨论对本集体山林做出分配决定的经过。4号证据，只能证明原告等十一户村民曾阻止对“苦竹棒”山林征地补偿款的发放，不能证明苦竹棒山林属敦寨村四组集体山林。5号证据，第三人敦寨村四组负责人提出没有开过会，不予认定。
对原告于2014年4月24日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1号证据与上述2号证据重复，不再认定。2号证据因被锦屏县人民政府予以撤销，不能认定苦竹棒属敦寨村四组集体所有。3号证据可以证明敦寨村四组集体山林情况。4、5号证据与本案无关。6号证据重复，不再认定。7号证据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定。8号证据相关讨论人员前后意见不一致，不予认定。9号证据没有经过政府主管部门颁证确认，不予认定。10、11号证据与本案无关。12号证据可以证明被告苏友来领到涉案土地征地补偿款的事实。13号证据可以证明原告及其父亲王业海曾于1983年在敦寨村四组分有山林和田地的事实。14号证据可以证明现敦寨村四组负责人任组长的事实。15号证据与本案涉诉争议地补偿款无关。
对被告于2014年1月16日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1号证据，因罗桂林的陈述与本人及其人证人的陈述相互矛盾，不予认定。2号证据，被告无权做出分配集体土地的权利，没有政府的颁证程序，不予认定。3号证据已被锦屏县人民政府撤销，不能证明苦竹棒已经分到各户。4号证据与原告提交的证据重复，不再认定。
对被告于2014年4月28日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1号证据，原告无异议，予以认定。2号证据与本院调查核实的证据相符，有敦寨村民委负责人的陈述及印章，予以认定。3、4号证据与本案无关。5号证据无政府的颁证确认，登记的形式要件欠缺，与相关证人证言互相矛盾，不能仅凭该山林登记清册认定争议地苦竹棒已经分到各户。6号证据与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和本院调查的事实不相符合，不予认定。7号证据与本案无关。8号证据重复，不再认定。
对被告于2014年7月17日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1号证据可以证明2014年6月22日召开的会议决定无效。2号证据重复，不再认定。3号证据与本案无关。4号证据重复，不再认定。5号证据与本案无关，判例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5号证据系锦屏县人民政府做出，可以证明苦竹棒登记为四组集体所有的林权证已被撤销的事实。6号证据与本案无关。
对第三人梨子坪林场提交证据的认定，原、被告及第三人敦寨村民委、敦寨村四组无异议，属梨子坪林场自认，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原告廖绍琼系城镇居民户口，在敦寨镇敦寨村四组未有分得承包地和责任山。1974年廖绍琼与敦寨村四组村民王业海结婚，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构成事实婚姻关系，2006年1月8日王业海因病去世。原告廖绍琼与王业海于1976年1月2日生育女儿即原告王红梅。原告王红梅出生时系敦寨村四组村民，属农业户口，在敦寨村四组分有承包地和责任山，其父亲王业海也在敦寨村四组分有承包地和责任山。1989年12月，原告王红梅将户口转为城镇居民户口，但没有固定职业，一直在敦寨村四组生活居住至今，以分得的敦寨镇敦寨村四组承包地和责任山为其生活保障。
敦寨村四组分为幸福小组（塞吧老组）和街上小组，按1984年1月10日锦林权字第壹号林权证记载，敦寨村四组共有集体山林七幅，其中包括“四那”、“黑弄子”、“凤型岭”等山林。同年，按社员自留山证记载，“四那”集体山林已分给敦寨村四组肖成礼、王业海、黄泽清、潘图学等十户，其中王业海户分得“四那”山林4亩。2013年，因锦屏县经济开发区建设需要，征收位于敦寨镇敦寨村地名为“苦竹棒”（长冲）的林地面积18.09亩，除村集体提留外，被告苏友来领到征地补偿费用共计284589.75元，之后原告王红梅认为“苦竹棒”征地补偿款属敦寨村四组集体所有为由，多次找被告协商未果，双方发生争议，为此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提出前述诉讼请求。
同时查明：按1986年3月1日敦寨村四组山林登记清册记载，“苦竹棒”山林已分配给苏新来、段清凤、罗桂林等户，原告王红梅父亲王业海户在该山林登记清册上没有登记为“苦竹棒”的山林。根据被告的申请，锦屏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10月27日作出锦府行撤字（2014）2号文件，对登记为敦寨村四组集体所有的地名为“苦竹棒“林权证予以撤销。
另查明：敦寨村四组集体山林地名为“四那”山场范围包括茶树井和苦竹棒等，茶树井已分给阮明吕、王业海、刘细告等八户，王业海社员自留山证登记的“四那”即是指茶树井山林。第三人梨子坪林场对争议地的林木分成补偿款已全部结清，于敦寨村民委、敦寨村四组无纠纷。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原告是否具有敦寨村四组成员资格？2、被征用地“苦竹棒”（长冲）山林是否已按1983年山林登记清册分配到各户？是否为敦寨村四组集体山林？3、“苦竹棒”（长冲）山林征地补偿款如何分配？
本院认为：一、原告是否具有敦寨村四组成员资格的认定。原告王红梅长期在敦寨村四组生活居住，以敦寨村四组集体土地作为其生产、生活的基本条件，其户口性质虽已转为居民户口，但其没有固定的正式职业，仍以敦寨村四组土地作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王红梅具有敦寨村四组集体成员资格。原告廖绍琼系再婚，原来不属于敦寨村四组村民，其户口性质为居民户口，廖绍琼不具有敦寨村四组集体成员资格。
二、关于争议地物权归属的证据认定。被征用地“苦竹棒”（长冲）山林，1986年山林登记清册虽然登记已将“苦竹棒”山林分配给被告等户，但该山林登记清册登记内容不全，无登记时间，制表人的签名和盖章，无林业主管部门的印章，之后也无政府颁证予以确认，形式要件欠缺。经本院调查核实，有关证人的证言存在自相矛盾之处，本案不能仅凭该份证据认定该争议山场已经分配给被告等户，该份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三、关于争议地征收补偿款的归属问题。原告王红梅虽已转为非农人口，但王红梅没有正式职业，固定在敦寨村四组生活居住，仍以敦寨村四组土地为其主要生产、生活来源，属于集体所有的征地补偿款，原告王红梅享有参与分配的权利。原告廖绍琼与王业海结婚后，在敦寨村四组生活居住，其户籍为城镇人口，没有取得敦寨村四组的村民资格，也没有分得敦寨村四组的承包地和责任山，原告廖绍琼不能享受属于敦寨村四组所有的集体征地补偿款。
四、关于争议地征收补偿款分配问题。涉及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间利益的分配，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该事项属村民自治范畴，应通过小组集体会议讨论决定。因原、被告均无权做出确认土地权属的职权，敦寨村四组也没有集体讨论达成一致的征地补偿款分配方案，对争议山场“苦竹棒”是否分到各户，“苦竹棒”征地补偿款如何分配等问题，有关集体组织成员的前后陈述及意见不一致，相互矛盾，对此问题，可以待政府对争议地进行确权或村、组集体形成一致分配方案后，各方可另行协商或诉讼予以解决。为此，因原、被告双方均无充足证据证明争议地的权利归属，对原告诉请按两人分配集体土地征地补偿款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七条、第四十二条、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红梅、廖绍琼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一百一十六元，由原告王红梅、廖绍琼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交纳上诉费一百一十六元，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欧 昌 锦
审 判 员 张 玉 锋
人民陪审员 潘 图 荣
二〇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刘建忠（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