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1040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邢再玲，女，1981年3月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吴琼，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丰台区大红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大红门东后街***号。
法定代表人孙桂花，院长。
委托代理人王云雁，女，1974年7月19日出生，北京市丰台区大红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
委托代理人魏艳青，男，1980年1月15日出生，北京市昌平区昌平镇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上诉人邢再玲因人事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4）丰民初字第016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邢再玲和委托代理人吴琼，被上诉人北京市丰台区大红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大红门社服中心）之委托代理人王云雁、魏艳青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1月，邢再玲起诉至原审法院称：我是2009年毕业的应届硕士研究生，自2009年9月在大红门社服中心工作，为正式在编职工。2013年7月，我调至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以下简称中国疾控中心）工作。截止至调动工作前，我在大红门社服中心工作4年。2013年6月，我向大红门社服中心申请调动人事档案时，大红门社服中心以已帮我“解决北京户口”和“不能调动档案”为由，要求我交付“违约金”10万元，该违约金实际上超过了我在大红门社服中心单位工作期间的全部净收入。我系北京协和医学院2009年毕业的应届硕士研究生，符合解决北京市户口的条件，我到大红门社服中心工作及此后的工作调动属于正常的人才流动，新工作单位也是北京市的事业单位，而且我至今继续从事医疗卫生事业服务工作，大红门社服中心因户口问题要求我支付违约金是缺少法律依据的。我为尽快办理工作调动手续，迫于无奈向大红门社服中心支付了10万元。虽然这10万元是名义上为“违约金”，但大红门社服中心在给我的收据上注明该笔费用是“代收培训费10万元”。自2009年9月至2013年7月，我在大红门社服中心工作的这4年时间内从未接受过如此昂贵的“天价”培训，故“代收培训费”的说法是没有依据的。2013年7月1日，我正式在新单位工作；2013年8月22日，我从大红门社服中心的原同事得知大红门社服中心在上半年结束之后给每位职工补发了3000元，但未向我补发。经我询问，大红门社服中心称因我已经离职而不能补发。我认为虽然自己已经离职，但我在2013年1月至6月期间一直兢兢业业在本职岗位上工作，给同事和大红门社服中心没有造成任何损失，因此大红门社服中心应当补发拖欠我的3000元工资。现我请求法院判令大红门社服中心：1、退还我于2013年6月14日交付的10万元“代收培训费”及利息3000元；2、支付我2013年上半年补发工资3000元及利息1000元。
大红门社服中心辩称：我单位认为本案属于人事争议，不应由人民法院受理。邢再玲要求返还费用的诉求与人事争议无关，案由和诉求不匹配。邢再玲认可我单位向其收取的10万元是违约金，我单位认为收取的该笔钱款是邢再玲单方解除合同的赔偿金。我单位向邢再玲收取赔偿金有双方之间合同约定和政府文件的支持，从邢再玲入职时我单位就告知其赔偿金事项，如邢再玲提前解除聘用合同则应向我单位支付赔偿金；且我单位收取上述钱款系经过邢再玲同意，故我单位认为向邢再玲收取10万元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我单位不拖欠邢再玲工资，按照我单位相关制度和绩效考核办法，邢再玲也不符合领取绩效工资的条件，故我单位不同意向其补发2013年上半年的工资。综上，请求依法驳回邢再玲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依据《北京市事业单位聘用合同制试行办法》第四十三条有关“聘用合同未到期又不符合解除条件，单方面解除聘用合同的，违约金数额由双方当事人在聘用合同中自行约定，在聘用合同中未约定，但造成可计算经济损失的，由责任人按实际损失承担经济赔偿责任”之规定，受聘人员符合上述规定情形时应当承担违约责任。邢再玲虽对大红门社服中心所提交的聘用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对其主张未提供反证予以证明，且其对该聘用合同最后一页本人签字认可，法院对该聘用合同予以采信。邢再玲与大红门社服中心签订的聘用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严格依据合同履行自己的义务。该聘用合同第二十八条明确约定合同未到期又不符合解除合同条件的由单方解除合同的一方承担违约责任及违约金的计算方法，邢再玲于聘用合同期内因自己申请调动工作而单方提出解除聘用合同，符合该聘用合同第二十八条约定的违约情形。经核算，邢再玲支付的违约金数额并未超过上述约定，亦符合邢再玲与大红门社服中心签订的《非北京生源高校毕业生引进协议书》第七条所作约定。现邢再玲在向大红门社服中心支付违约金10万元，并办理离职及工作调动手续后，再行起诉要求大红门社服中心返回已经支付的违约金，违反了双方所签订的聘用合同及《非北京生源高校毕业生引进协议书》中的约定及诚实信用原则，故对其该项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邢再玲虽主张大红门社服中心应支付其2013年上半年补发工资3000元，但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大红门社服中心对此亦不予认可，故邢再玲该项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邢再玲要求支付其违约金利息及工资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于2014年8月作出判决：驳回邢再玲的全部诉讼请求。
判决后，邢再玲不服，上诉至本院称：一、原审法院依据大红门社服中心所提交《聘用合同书》第二十八条之规定驳回我要求退还10万元违约金的请求，属于基本事实不清导致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理由如下：首先，我对大红门社服中心所提交《聘用合同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我所签写的《聘用合同书》为空白合同；其次，大红门社服中心于2013年5月31日向我发送了内容为《丰台区干部调出审批表》的电子邮件，该审批表上调出单位意见一栏显示有“同意”字样，且事业单位聘用合同解除情况一栏显示有“合同自动解除于2013年6月30日”字样，说明大红门社服中心已于2013年5月31日明确同意我的辞职调动申请；再次，大红门社服中心于2013年4月上旬配合我欲调往的新单位（中国疾控中心）人事处人员对我进行查阅人事档案、政审等工作，也说明在我提出解除合同后大红门社服中心表示同意；最后，我于2013年6月14日要求调动人事档案时，大红门社服中心利用聘用单位强势地位逼迫我在违背真实意愿的情况下交纳10万元违约金，如果我不交纳该违约金，将无法调动人事档案，进而无法前往新单位工作，我被迫在大红门社服中心提供的《解除聘用合同协议》上签名，但该协议将我交纳的钱款性质标明为培训费，与事实不符。综上，我要求大红门社服中心退还10万元违约金及利息3000元。二、大红门社服中心在2013年8月向其他职工补发2013年上半年工资，我在2013年上半年在其单位正常工作，大红门社服中心也应补发给我2013年上半年的工资3000元及利息1000元。大红门社服中心同意原审判决。
经审理查明：邢再玲系北京协和医院2009年应届硕士毕业生，自2009年9月到大红门社服中心工作，属于事业编制职工。双方曾签订了《非北京生源高校毕业生引进协议书》，约定：大红门社服中心对邢再玲的引进接收以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的正式批复为准；邢再玲已充分了解大红门社服中心对其的工作安排和相关待遇，在大红门社服中心工作时间不低于该协议规定的服务年限；邢再玲须在大红门社服中心服务满八年方可调离、辞职，否则邢再玲赔偿大红门社服中心10万元。2013年4月3日、5月24日，邢再玲两次向大红门社服中心提出书面《辞职申请》。2013年4月上旬，中国疾控中心前往大红门社服中心对邢再玲进行政审。2013年5月31日，大红门社服中心张小美向邢再玲发送了内容为《丰台区干部调出审批表》的电子邮件，邢再玲填写后于当天将该审批表交给大红门社服中心办公室主任王云雁，大红门社服中心于2013年6月4日在该审批表调出单位意见一栏加盖单位公章，并注明“同意”字样；2013年6月24日，北京市丰台区卫生局在主管单位意见一栏加盖单位公章。2013年6月14日，邢再玲与大红门社服中心签订《解除聘用合同协议》，该协议载明：邢再玲是大红门社服中心在2009年接收的应届非北京生源硕士毕业生，服务期为八年；因邢再玲个人原因调往中国疾控中心工作，邢再玲单方面违约，自愿赔付大红门社服中心“代培费”10万元；双方自2013年6月30日解除聘用合同。同日，邢再玲向大红门社服中心支付了10万元，大红门社服中心以“代收培训费10万元”的名义向邢再玲出具了收据。关于以“代收培训费”的名义向邢再玲收取违约金问题，北京市丰台区卫生局对此出具《说明》，称大红门社服中心系其单位直属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自2008年1月起执行“收支两条线”政策，即收入全额上缴、支出按预算执行，大红门社服中心收取的职工离职违约金由于受到票据管理及收入项目限制，只能作为代收培训费入账，抵减支出。经核实，双方均认为该10万元的钱款性质为违约金，而非名义上的培训费用。邢再玲在大红门社服中心工作至2013年6月30日。2013年7月1日，邢再玲到中国疾控中心工作。
大红门社服中心主张其单位与邢再玲于2009年9月1日签订了期限至2017年9月1日的《聘用合同书》，该合同第二条载明邢再玲担任《岗位协议书》中约定的工作岗位，第三十一条中约定《岗位协议书》属于该聘用合同的附件；第二十八条中约定本合同未到期又不符合解除合同条件，如果单方解除合同，则由违约一方承担的违约金，具体金额按照（丰政办发（2003）28号）文件规定执行。《关于印发﹤北京市丰台区事业单位聘用合同制试行办法﹥的通知》（丰政办发（2003）28号）载明为加快建立人事管理制度而制定《北京市丰台区事业单位聘用合同制试行办法》，该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聘用合同期限未满，但受聘人员单方面提出解除聘用合同或受聘人员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以及因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给聘用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受聘人员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并支付违约、赔偿金；如果合同中没有就期限违约约定赔偿的，聘用单位可以就期限违约向受聘人员索取违约金。对签订有期限聘用合同人员的违约金计算方法为赔偿金=上一年月平均工资×合同尚未履行的月份，月（年）份不满1月（年）的，按满1月（年）计算。邢再玲认可上述《聘用合同书》第一页中乙方（受聘人）的自然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文化程度、身份证号码）系其本人签写，也认可第九页乙方签章处系其本人签名，但称其填写该《聘用合同书》时其他条款都为空白；邢再玲还表示在其取得医师资格后双方才于2011年签订了《岗位协议书》，但2009年的《聘用合同书》中却载有“岗位协议书”字样，故对《聘用合同书》不予认可。大红门社服中心解释称其单位让新聘事业编制职工填写的《聘用合同书》系丰台区统一制定的标准文本，不可能是空白合同；此外，邢再玲在没有考取医师执业证的情况下不能上岗执业，邢再玲于2010年取得医师资格后双方才于次年签订岗位协议，在此之前邢再玲从事见习岗工作。
邢再玲主张大红门社服中心于2013年4月上旬配合其欲调往的新单位（中国疾控中心）人事处人员对其进行查阅人事档案、政审等工作，于2013年5月31日让其填写《丰台区干部调出审批表》，大红门社服中心于2013年6月4日在该审批表上加盖公章，说明大红门社服中心在其提出解除合同后表示同意。对此，大红门社服中心称邢再玲自2013年4月多次申请辞职，其单位认为已经难以留住邢再玲，故提前准备相关人事变动手续，《丰台区干部调出审批表》属于人事变动必须填写的表格，故于2013年5月31日让邢再玲填写了该调出审批表，但并不代表其单位已同意邢再玲调出，其单位同意中国疾控中心对邢再玲进行政审也与其单位是否同意邢再玲调出之间并无必然关系；此外，其单位于2013年6月4日在《丰台区干部调出审批表》加盖公章同意邢再玲离职，邢再玲在当月14日按照约定自愿交纳违约金，当月24日其单位的主管单位北京市卫生局才在审批表上加盖公章表示同意。
邢再玲还主张若其不交纳该违约金，将无法调动人事档案，进而无法前往新单位工作，故其是在违背真实意愿的情况下于2013年6月14日上午交纳了10万元违约金，且被迫于当天下午在大红门社服中心提供的《解除聘用合同协议》上签名。大红门社服中心称邢再玲系在《解除聘用合同协议》上签名后才交纳了10万元违约金，认为足额交纳违约金系其单位同意邢再玲辞职的前提条件，若邢再玲不交纳该钱款而执意要离职，其单位为防止医疗事故的发生也会同意邢再玲离职，但邢再玲将失去干部身份。大红门社服中心还称其单位为引进高学历人才为新聘的邢再玲等职工办理进京户口，在《非北京生源高校毕业生引进协议书》中约定违约金的目的在于留住人才，防止邢再玲等人获得北京户籍身份后将其单位作为找新工作的“跳板”，而非为了收取钱款；其单位尽力为邢再玲等人提供培养和成长机会，邢再玲在工作期间考取了医师执业证书及其单位中层干部；其单位招聘邢再玲是双向选择的结果，双方明确约定服务期及违约金数额，邢再玲由于个人原因离职属于单方面违约，其交纳10万元违约金并签写《解除聘用合同协议》系基于本人同意。
邢再玲称其在2013年上半年兢兢业业，并未给大红门社服中心造成损失，大红门社服中心在2013年8月向其他在职员工补发2013年上半年工资3000元，大红门社服中心也应向其补发该笔工资及利息1000元。大红门社服中心称上述3000元系2013年上半年的绩效工资，因邢再玲已于2013年6月离职且不符合绩效工资的发放标准，故不同意补发邢再玲2013年上半年工资3000元及利息。本院审理中，大红门社服中心表示同意支付邢再玲2013年上半年的绩效奖励3000元。
2013年12月12日，邢再玲向北京市丰台区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丰台区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要求大红门社服中心支付培训费、工资及利息。2013年12月26日，丰台区仲裁委作出丰人仲字（2014）010号决定书，驳回邢再玲的仲裁申请。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聘用合同书》、《岗位协议书》、《非北京生源高校毕业生引进协议书》、《丰台区干部调出审批表》、《解除聘用合同协议》、《辞职申请》、《说明》、丰人仲字（2014）010号决定书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邢再玲虽主张其与大红门社服中心签订的《聘用合同书》为空白合同，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此项主张。首先，邢再玲签写的《解除聘用合同协议》载明双方自2013年6月30日解除聘用合同，表明经双方签章确认的聘用合同客观上事先存在；其次，邢再玲以大红门社服中心在2011年与其签订《岗位协议书》，而2009年的《聘用合同书》中却载有“岗位协议书”字样为由不认可该《聘用合同书》，大红门社服中心结合邢再玲入职及考取医师执业证的情况已对此作出合理性解释，邢再玲的此项理由不能成立；最后，邢再玲认可大红门社服中心所提交《聘用合同书》中第一页的受聘人信息和第九页的签名系其本人书写，其虽称填写上述内容时《聘用合同书》为空白合同，但此主张不仅与常理不符，其也未能就此提交证据予以充分证明，则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内容，其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对邢再玲关于其签订的《聘用合同书》为空白合同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对大红门社服中心所提交《聘用合同书》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
事业单位与在编人员在招聘、管理、考核、奖惩、解除等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事关系均区别于劳动关系，因而人事争议应受人事方面的法律法规调整。《北京市事业单位聘用合同制试行办法》、《北京市丰台区事业单位聘用合同制试行办法》均规定聘用合同当事人可在聘用合同中约定违约金数额，因而大红门社服中心与邢再玲在《聘用合同书》和《非北京生源高校毕业生引进协议书》关于违约金的约定符合相关规定，应为合法有效。
邢再玲自2013年4月先后两次以书面形式向大红门社服中心作出申请辞职的意思表示，大红门社服中心作为用人单位进行挽留无效，难以强行拒绝邢再玲的辞职申请。此种情况下，大红门社服中心于2013年4月配合中国疾控中心对邢再玲进行政审等，于同年5月31日让邢再玲填写《丰台区干部调出审批表》，并最终于同年6月4日该审批表上加盖公章同意邢再玲调出，但并不能据此推断出邢再玲无需履行违约金的支付义务。《非北京生源高校毕业生引进协议书》中约定邢再玲须在大红门社服中心服务满八年方可调离、辞职，否则邢再玲应承担向大红门社服中心支付10万元的违约责任。依据该约定条款，大红门社服中心是否同意邢再玲辞职与能否免除邢再玲违约金的支付义务之间并无关联；因此，邢再玲在未依约服务满八年而主动提出辞职，应当向大红门社服中心支付上述违约金。
邢再玲上诉主张大红门社服中心系利用聘用单位强势地位逼迫其在违背真实意愿的情况下交纳违约金，若其不交纳该违约金将无法调动人事档案，进而无法前往新单位工作，此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大红门社服中心出于人才引进的考虑招聘具备高学历教育背景的邢再玲，并在邢再玲在职期间给以必要的培养，若邢再玲选择继续提供劳动至服务期满更符合大红门社服中心的利益，此种情形下，邢再玲作为解除聘用合同的主动提出者，其拥有继续在大红门社区服务中心提供劳动至服务期满或者向大红门社服中心支付违约金的选择空间，现并无证据证明大红门社服中心强迫邢再玲选择交纳违约金而剥夺其选择权；其次、大红门社服中心和邢再玲虽对支付违约金和签订《解除聘用合同协议》的先后顺序存在争议，但在无证据证明大红门社服中心迫使邢再玲违背其真实意愿的情况下，该先后顺序并不影响邢再玲签订《解除聘用合同协议》和支付违约金行为的法律效力，邢再玲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承担相应的行为后果；最后，邢再玲坚持申请辞职并签订《解除聘用合同协议》，其向大红门社服中心支付违约金系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和约定义务，大红门社服中心有权予以主张。综上，邢再玲要求大红门社服中心退还其违约金及利息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对此请求未予支持，是正确的。
大红门社服中心表示同意支付邢再玲2013年上半年的绩效工资3000元，本院不持异议。邢再玲还主张2013年上半年该工资的利息，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劳动者努力进入新的工作单位，争取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平台，系人之常情。然而，人事关系的良性运转有赖于以诚实守信为基础的稳定性预期，该预期的形成需要合同双方严格遵守约定条款并承担违约责任。因此，劳动者在入职时应当结合自身条件，充分考虑岗位前景、工资报酬、福利待遇以及其他难以用金钱衡量但与劳动者职业发展直接相关的因素，在权衡利弊后作出理性选择，从而避免违约现象的发生。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4）丰民初字第01698号民事判决；
二、北京市丰台区大红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一次性支付邢再玲二○一三年上半年工资三千元；
三、驳回邢再玲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0元，均由邢再玲负担（均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晓云
代理审判员 卜晓飞
代理审判员 朱 涛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金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