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民终255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深圳中科智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原深圳中科智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上诉人（一审被告）：上海中科智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原上海中科智担保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
一审被告：武汉大洋公司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上诉人深圳中科智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中科智）、上海中科智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中科智）因海事担保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武汉海事法院（2014）武海法商字第000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2016年4月15日，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华融湖北公司）向本院提交书面申请，以华融湖北公司受让原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直属支行（以下简称武汉农直行）对武汉大洋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大洋公司）的债权为由，请求将武汉农直行变更为华融湖北公司。2016年5月23日，本院作出（2016）鄂民终255号民事裁定，准许华融湖北公司的申请，裁定将原被上诉人武汉农直行变更为华融湖北公司。本院于2016年5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深圳中科智、上海中科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被上诉人华融湖北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一审第三人武汉大洋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武汉农直行一审时请求判令：武汉大洋公司偿还垫付款4683918.86美元＋5042183.46欧元（以下货币单位，如无特指均为人民币）及自垫款之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深圳中科智、上海中科智对上述款项共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确认武汉农直行对抵押物“金洋伍号”船舶享有优先受偿权；武汉农直行为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代理费、差旅费及其他一切费用和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武汉大洋公司、深圳中科智、上海中科智负担。
一审法院查明：2004年7月29日，武汉大洋公司和案外人蓬莱渤海造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公司）签订了《6800DWT多用途船舶出口代理合同》，约定武汉大洋公司代理渤海公司出口六艘多用途船舶。涉案船舶为该合同项下其中一艘，船体号为PBZ04-41。
2006年7月6日，武汉大洋公司和渤海公司作为共同卖方与德国船东签订了编号为WOETC04-605的《8000吨多用途船舶造船合同》，约定武汉大洋公司和渤海公司在渤海公司建造、下水、装配和完成并交付给德国船东一艘单浆、自重为8000吨多用途船，合同价款516万美元＋430万欧元等内容。德国船东同意根据合同的条款接受并购买该船舶。
为保证造船合同的履行，2007年4月29日，武汉大洋公司（作为申请人）向武汉农直行（作为担保人）申请开立对外保函／备用信用证，双方签订了《对外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编号：（直属国际）农银外保字（2007）第03号。协议第一条约定：武汉农直行接受武汉大洋公司请求为其向德国船东开立不可撤销的对外保函／备用信用证；种类为预付款还款保函；担保币种及金额为316万美元＋240万欧元；受益人为德国船东；开立方式为电开；到期日／失效条件／失效地点为2010年6月30日／交船或归还船东预付款／中国。该条还对索赔条件作出约定。协议第四条（申请人承诺）第12项约定：在保函／备用信用证有效期内如发生索赔，申请人无条件偿还担保人在保函／备用信用证项下的垫款、费用和利息等款项，并无条件承担担保人因履行担保责任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协议第五条（对外赔付与责任承担）约定：担保人仅依据保函／备用信用证规定处理索赔文件、单据或证明，所涉基础合同产生的纠纷与担保人无关；受益人在保函／备用信用证有效期内依约向担保人索赔时，担保人仅审核保函／备用信用证项下文件、单据或证明的表明真实性；担保人确认符合索赔条件后，无须事先征得申请人同意即可对外付款，申请人应在付款通知书规定期限内及时履行赔付责任，担保人有权从申请人的保证金账户和其他任何账户划收垫款、费用和利息等相关款项，账户内款项不足以偿付的，申请人承担由此给担保人造成的一切损失，担保人有权继续追索；经担保人审查，受益人提交的索赔文件、单据或证明与保函／备用信用证要求不符的，申请人应在担保人通知规定的期限内将处理意见书面通知担保人，逾期未通知的，担保人将直接拒付。协议第六条约定担保人有权对申请人要求修改保函／备用信用证的申请进行审核并决定是否修改。协议第七条（反担保）约定申请人应在本协议生效前提供反担保，反担保主债权为保函／备用信用证金额的100%。反担保方式为：1、保函／备用信用证金额的1%保证金，存入担保人指定的保证金专户；2、由上海中科智和深圳中科智共同提供的担保；3、在建船舶具备抵押条件时，追加船舶抵押担保。协议第八条（违约责任）约定：申请人未能及时履行赔付责任导致担保人对外垫款的，担保人自垫付之日起对垫付金额按日利率万分之一计收利息，或按六个月伦敦同业市场拆借利率加3%的利差计收利息；申请人违约致使担保人采取诉讼或仲裁方式实现债权的，申请人应承担担保人为此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内容。
同日，依据《对外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约定，武汉农直行与上海中科智、深圳中科智共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直属）农银高保字（2007）第0429号。该合同约定上海中科智、深圳中科智为武汉大洋公司自2007年4月29日至2010年6月30日期间与武汉农直行签订一系列债权债务合同形成的债务提供保证担保，保证范围包括武汉大洋公司与武汉农直行发生的全部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最高额2亿元。即便武汉大洋公司提供了物的担保，上海中科智、深圳中科智仍同意就所担保的全部债务先于物的担保履行保证责任。其后，因《对外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内容进行了四次补充，《最高额保证合同》内容亦进行了相应补充，保证担保最高额最终调整为25600万元。
2007年4月30日，武汉农直行通过SWIFT系统依约向德国船东开出编号为170LG071090003的《不可撤销的保函》。2007年6月15日，武汉农直行、上海中科智、武汉大洋公司及渤海公司签订《6800吨多用途船资金管理协议》，明确武汉农直行为船舶款唯一收汇和对外开证银行，武汉大洋公司在武汉农直行开立的账号为收取船舶预付款的专用账号，上海中科智为深圳中科智的全权代表，并约定渤海公司使用船舶预付款专用账户资金需提供付款证明文件和申请书，由武汉农直行和上海中科智进行审核，武汉农直行收到上海中科智《同意用款通知书》原件和武汉大洋公司付款手续完备申请后，在两个银行工作日内将资金按照武汉大洋公司指定账号汇出；如未收到上海中科智《同意用款通知书》原件将资金划出，武汉农直行不得就该资金追究上海中科智和深圳中科智的代偿责任。
2012年1月20日，由于武汉大洋公司和渤海造船公司未能在合同约定的时间交船，德国船东提出解除合同，要求退还船舶预付款316万美元＋370万欧元及利息。同年2月3日，德国船东银行以武汉大洋公司和渤海公司未履行退款和支付利息义务为由，通过SWIFT系统向武汉农直行发出索赔函，要求履行《不可撤销的保函》义务。因德国船东对武汉大洋公司、渤海公司向英国伦敦仲裁庭申请仲裁，武汉农直行未履行《不可撤销的保函》义务。
2013年10月14日，伦敦仲裁庭裁决德国船东解除造船合同有效，驳回武汉大洋公司和渤海公司的反请求，并裁决武汉大洋公司和渤海公司连带退还德国船东预付款及7%的年利息，承担德国船东法律费用和仲裁庭费用。同年11月4日、7日，布莱梅银行两次向武汉农直行提出索赔。11月11日，布莱梅银行向武汉农直行发出确定赔付汇路、日期及金额报文，确认截止11月15日利息为1296595.62美元＋1142073.97欧元，并告知可以通过MT103形式付款。
11月14日，布莱梅银行向武汉农直行提供了武汉大洋公司向德国船东提出无法履行裁决书确定义务，请求向武汉农直行行使《不可撤销的保函》权利的邮件。武汉农直行在与武汉大洋公司双方办理“垫款放款”手续后，于2013年11月15日、11月22日通过SWIFT系统用武汉大洋公司账户先后向德国船东汇付船舶预付款本金316万美元＋370万欧元、利息1296595.62美元＋1142073.97欧元。连同向境内缴纳税款227323.24美元＋200109.49欧元，武汉农直行垫付费用共计4683918.86美元＋5042183.46欧元。嗣后，武汉大洋公司以无力偿还为由，未向武汉农直行履行上述款项的偿还义务。
11月25日，武汉农直行以国内标准快递向上海中科智和深圳中科智发出《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并申请了武汉市江天公证处对快递内容及发出快递行为进行保全证据公证。《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要求上海中科智和深圳中科智在收到该通知后三个工作日内依据《最高额保证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履行到期债务的担保还款义务。上海中科智和深圳中科智均未在武汉农直行要求的期限内履行保证担保义务。
另查明：2009年9月30日，武汉大洋公司依据《对外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向武汉农直行追加在建船舶的抵押担保，双方签订了船舶《抵押合同》，约定大洋公司以在建船舶“金洋伍号”作抵押，担保预付款还款保函，担保金额316万美元＋370万欧元。2010年7月30日，双方在武汉海事局办理了船舶抵押登记，抵押权人为武汉农直行。
本案在审理中，2014年6月23日，武汉农直行通过SWIFT系统向布莱梅银行发出报文，要求澄清其从武汉大洋公司账户将预付船款及利息汇至指定账户，已履行《不可撤销保函》约定义务。同年6月27日，布莱梅银行回复确认卖主／退款担保行已向德国船东付清造船合同及《不可撤销保函》项下所有款项，退款担保行已履行全部担保义务。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海事担保合同纠纷。当事人之间关于开立对外保函／备用信用证、提供船舶抵押担保和最高额保证担保的约定，均为平等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受合同法律、物权法律和担保法律规定的调整。因此，处理本案当事人之间的纷争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武汉农直行与武汉大洋公司签订的《对外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为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
武汉农直行依据《对外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约定向德国船东开立了《不可撤销保函》，并在武汉大洋公司违约后未能返还船舶预付款及相应利息情况下，依《不可撤销保函》规定为其向德国船东垫付了船舶预付款及相应利息，并缴纳利息税款，已履行了《对外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约定的担保义务。武汉大洋公司应依据《对外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约定向武汉农直行偿还垫付的船舶预付款及相应利息，承担缴纳的利息税。武汉大洋公司未履行上述偿付义务构成违约，应承担继续履行、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因此，武汉农直行主张武汉大洋公司偿还垫付的船舶预付款本金316万美元＋370万欧元、相应利息1296595.62美元＋1142073.97欧元和利息税款227323.24美元＋200109.49欧元，以及上述费用自付款之日（2011年1月7日）至清偿之日期间的利息（按日利率万分之一计收，或按六个月伦敦同业市场拆借利率加3%的利差计收），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予以保护。
《对外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系武汉农直行与武汉大洋公司签订，武汉大洋公司既是渤海公司船舶出口代理商，也是涉案船舶的共同卖方，其以自己系船舶出口代理商主张武汉农直行对外垫付的款项应由渤海公司承担，请求法院驳回武汉农直行对其诉请，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武汉大洋公司为履行《对外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约定的提供反担保义务，将其所有的涉案“金洋伍号”轮抵押给武汉农直行，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双方签订了书面船舶《抵押合同》，并在船舶登记机关办理船舶抵押权登记。因此，武汉农直行与武汉大洋公司签订的船舶《抵押合同》有效，在武汉大洋公司不履行担保债务时，武汉农直行依法有权以“金洋伍号”轮拍卖、变卖价款优先受偿。
武汉农直行主张武汉大洋公司承担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符合合同约定，应予支持，但其未明确具体费用金额，亦没有提供相应证据支持，无法保护。
武汉农直行向德国船东承担的《不可撤销保函》责任随船舶预付款支付进度而变化，上海中科智和深圳中科智为武汉大洋公司提供的保证担保责任亦相应随之变化，该期间发生的债权存在连续性和金额不特定性。上海中科智和深圳中科智待债权金额确定后，采用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上海中科智、深圳中科智同意对武汉大洋公司履行《对外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期间与武汉农直行逐步形成的一系列债务提供保证担保，并与武汉农直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及补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为有效约定。该保证范围包括武汉大洋公司与武汉农直行发生的全部债务本金、利息、赔偿金以及武汉农直行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武汉农直行在大洋公司不履行到期债务情况下，主张上海中科智和深圳中科智在最高额25600万元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符合合同约定，予以保护，且依约应先于物的担保履行。深圳中科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的相关规定，提出最高额保证合同只适用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借款合同或者某项商品交易合同，主张双方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超出法律规定的担保范围，不应受到法律保护，其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武汉农直行在武汉大洋公司提出无力履行仲裁裁决情况下，与其办理垫款手续，通过武汉大洋公司账户向德国船东汇付船舶预付款本金及相应利息，属履行《不可撤销保函》义务的行为。深圳中科智提出汇付给德国船东的船舶预付款本金及相应利息系武汉农直行贷款给武汉大洋公司履行还款义务，主张武汉农直行没有履行《不可撤销保函》义务，其担保责任相应免除，没有事实依据，理由亦不能成立。深圳中科智主张武汉农直行造成专用账户资金去向不明，没有事实依据，不予认定。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武汉大洋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武汉农直行船舶预付款本金、本金相应利息和利息税款共计4683918.86美元及5042183.46欧元；二、武汉大洋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付武汉农直行上述第一项资金自付款之日（2011年1月7日）至清偿之日期间的利息（按日利率万分之一计收，或按六个月伦敦同业市场拆借利率加3%的利差计收）；三、上海中科智、深圳中科智在25600万元范围内对武汉大洋公司上述一、二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四、确认武汉农直行有权以“金洋伍号”轮拍卖、变卖价款优先受偿；五、驳回武汉农直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内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39616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共计401160元，由武汉大洋公司、上海中科智和深圳中科智共同负担。
深圳中科智、上海中科智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证据错误。一审法庭调查和辩论完毕后，武汉农直行提交相关证据，已超出法律和法院规定的举证期限。武汉农直行从自己单位内部取得电文打印证明其已履行《不可撤销保函》所约定的义务，相关证据的真实性不能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该证据应当经过认证和公证程序。从电文内容来看，“卖主／退款担保行”中的“卖主”是指武汉大洋公司，“退款担保行”系武汉农直行，那么付清造船合同项下款项，还是《不可撤销保函》项下的款项，事实不清。（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不存在武汉农直行“依《不可撤销保函》规定为其向德国船东垫付了船舶预付款及相应利息”的任何证据。一审判决将武汉农直行向武汉大洋公司发放新借款的行为解释为武汉农直行通过债务人武汉大洋公司的账户履行保函义务，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中要求深圳中科智、上海中科智承担反担保责任的第三项判决内容，撤销一审判决要求深圳中科智、上海中科智承担案件受理费的部分，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武汉农直行负担。
华融湖北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武汉农直行已履行《不可撤销保函》项下的赔付责任，依法向反担保人深圳中科智、上海中科智追究担保责任。武汉农直行已将债权转让给华融湖北公司。请求二审法院深圳中科智、上海中科智的上诉。
武汉大洋公司未提交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3年11月7日，武汉大洋公司向武汉农直行发出《退款申请》，该函件载明“2013年10月14日英国仲裁庭出具最终裁决，要求我方（武汉大洋公司）退还合同项下买方预付的欧元370万和美元316万及合同规定的相应利息。现我公司愿意按照裁决书执行退款，但由于我公司无能力支付退款金额，现提出申请贵行垫付之申请。现退款期限临近特向贵行申述，并请求贵行按相关合同、协议和银行规定对外办理上述退赔船东本金、利息及税款相关费用”。
SWIFT（SocietyforWorldwideInterbankFinancialTelecommunications）是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国际银行间非盈利性的国际合作组织。全球大多数国家大多数银行已使用SWIFT系统，使银行的结算更安全、可靠、快捷、标准化、自动化。2014年11月3日，SWIFT北京业务总监向一审法院出具《SWIFT报文记录追索流程及通讯安全机制说明》，“用户通过SWIFT平台收发报文采用统一的VPN技术进行网络通讯层面的加密，以及PKI机制进行报文内容、收发双方身份的加密和认证，以保证报文在SWIFT平台的安全传输，同时提供报文传输的不可否认性。即发送方不能否认成功发送过某条报文，接收方不能否认成功接收过某条报文。”
2014年12月10日，武汉农直行（甲方）与华融湖北公司（乙方）签订编号为农银鄂（2014）自营批转第01号－5《分户债权转让协议》，将甲方对武汉大洋公司的债权转让给乙方。2015年1月9日，华融湖北公司在《湖北日报》发出《债权转让与催收通知》，向武汉大洋公司、担保人深圳中科智、上海中科智履行债权转让通知。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一）涉案SIWFT电文打印件的效力；（二）深圳中科智、上海中科智是否承担保证责任。
（一）关于涉案SWIFT电文打印件的效力
本院认为，武汉农直行在一审庭审时提交涉案SWIFT电文打印件，深圳中科智经过质证后，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武汉农直行随后提交《申请书》，请求一审法院前往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SWIFT驻中国办事调取证据，证明涉案SWIFT电文打印件的真实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当事人因客观原因逾期提供证据，或者对方当事人对逾期提供证据未提出异议的，视为未逾期”，武汉农直行在本案中因客观原因而逾期提供证据证明涉案SWIFT电文打印件的真实性，不属于逾期举证。同时，武汉农直行向一审法院申请证据保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故上海中科智、深圳中科智关于武汉农直行逾期提交证据的上述理由，缺乏法律依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SWIFT系统电文属于电子数据，虽然武汉农直行提交的是电文打印件，但结合SWIFT系统的特点以及SWIFT北京办事处的说明，可以认定武汉农直行提交的SWIFT电文的打印件真实、有效，且深圳中科智、上海中科智并未举证证明上述证据在收集程序、方式上存在瑕疵，或电文本身存在修改、删除、变造等情形，故深圳中科智、上海中科智关于武汉农直行提交的SWIFT电文的打印件的真实性存疑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另，深圳中科智、上海中科智提出涉案SWIFT电文作为域外形成的证据未办理公证、认证手续，但该SWIFT电文及翻译件经过了庭审质证，且在本案中，深圳中科智、上海中科智对武汉农直行向德国不莱梅银行退款的事实不持异议，而涉案SWIFT电文打印件仅间接证明德国不莱梅银行收到退款。如前分析，本院认可涉案SWIFT电文打印件的真实性。因此，涉案SWIFT电文打印件未经过公证、认证，并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深圳中科智、上海中科智关于此节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二）深圳中科智、上海中科智是否承担保证责任。深圳中科智、上海中科智上诉认为，根据武汉农直行提交的《借款凭证》，武汉农直行是向武汉大洋公司发放新的借款，而后武汉大洋公司向德国船东退款，武汉农直行未履行《不可撤销保函》约定的退款义务。
本院认为，虽然《借款凭证》名称为“借款”，但上述凭证已注明款项性质是“垫款放款”，而“垫款”与《对外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第四条第12项“（武汉大洋公司）将无条件偿还担保人（武汉农直行）在保函／备用信用证项下的垫款、费用和利息等款项”、武汉大洋公司《退款申请》中“垫付”等内容是一致的，可见武汉农直行向德国不莱梅银行退款行为是履行《不可撤销保函》项下的退款义务。
其次，武汉大洋公司向武汉农直行提交的《退款申请》，要求武汉农直行根据相关合同、协议向德国船东退款，可见武汉大洋公司没有向德国船东履行退款的能力。在武汉大洋公司与武汉农直行未另行订立书面借款协议的情况下，武汉农直行不可能单独再向武汉大洋公司发放新贷款。武汉农直行通过武汉大洋公司的账户向德国不来梅银行退款，并不违反协议的约定。深圳中科智、上海中科智主张武汉农直行应该通过其他途径向德国不莱梅银行退款，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综上，深圳中科智、上海中科智根据武汉农直行内部记账的《借款凭证》抬头所涉“借款”字样而主张武汉农直行重新给武汉大洋公司发放贷款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据《最高额保证合同》及补充协议，深圳中科智、上海中科智应向武汉农直行承担反担保的相关责任。
综上，深圳中科智、上海中科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因华融湖北公司通过债权转让方式取得武汉农直行对武汉大洋公司的债权已生效，故一审判决主文确认武汉农直行享有的各项权利，由华融湖北公司行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96160元，由深圳中科智、上海中科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苏 江
审判员 胡正伟
审判员 曾 诚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六日
书记员 程建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