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三中民终字第1162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女，1979年1月22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1，女，1948年5月9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2，男，1941年7月31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3，女，1975年7月14日出生。
四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高×（刘×配偶），男，1973年4月6日出生。
四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邱媛，北京市威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付×，男，1972年12月3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诗茵，河南仰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刘×1、刘×2、刘×3因与被上诉人付×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3）朝民初字第034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2年11月，付×起诉至原审法院称：我与刘×2001年8月经人介绍登记结婚。婚后，我每月给刘×1300元生活费，对其尽了赡养义务。2009年10月29日，刘×1作为家庭代表与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拆迁腾退办公室（以下简称拆迁办）签订了《孙河乡住宅房屋腾退货币补偿协议》，协议确定被腾退房屋实际居住人5人，分别为户主刘×1、户主刘×2、户主刘×3、户主刘×、付×，协议约定拆迁办向刘×1支付补偿款5615565元。在分割拆迁补偿款时，经家庭会议同意，我和刘×合理分到83万元，刘×3分得85万元。我将该83万元以刘×的名义存入华夏银行国贸分理处。在安置时，拆迁办给予刘×1、刘×及我等被安置人位于×××园的三套安置房，其中×××园KY-14-5号楼1单元×层×号的房屋为我和刘×的安置房屋。2011年8月5日，我与刘×经法院判决离婚。在离婚案件一审和二审中，我向法院提出要求分割刘×名下83万元存款，刘×在该案中也均认可其账户上有83万元存款，但已转账给刘×1。由于刘×串通刘×1在婚姻存续期间恶意转移财产，并串通银行出具与事实不符的伪证，使法院未作出公正的判决，但法院依法分割了刘×用该83万元中的20万元买的丰田车一辆，剩余的63万元未作分割。刘×极力隐匿其名下存款和房产，谎称归还刘×1，但并未出具转账单据，又假称该83万元是刘×1让其保管，但并未举证。我认为同是刘×名下赠与行为已经完成的款项，且该款项已存入刘×的账户，刘×私自处分的20万元被认定为共同财产予以分割，那么剩余的63万元也应认定为夫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另外，我和刘×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于2004年、2005年时和2009年时分两次在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村×号院建有房屋（以下简称×村×号），该房屋于2009年10月29日被拆迁，拆迁款共计5615565元，拆迁款均被打到刘×1的名下，因为该拆迁款涉及案外人利益，所以离婚时没有分割。刘×的户口也在×村×号院，因此拆迁款中也有我的份额。现在拆迁款均在刘×、刘×1、刘×2、刘×3手中，应当由刘×、刘×1、刘×2、刘×3向我支付。我和刘×、刘×1、刘×2、刘×3同为×村×号的被安置人，该房屋拆迁后获得了回迁房3套，每个被安置人均享有50平米的购房指标，我现在没有房屋居住，要求对其中的一套房屋即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园KY-14-5号楼1单元×层×号房屋享有使用权。综上，请求法院判决：1.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村×号院拆迁款中的628734.1元归我所有，由刘×、刘×1、刘×2、刘×3共同支付；2.我对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园KY-14-5号楼1单元×层×号房屋享有使用权。
刘×、刘×1、刘×2、刘×3辩称：不同意付×的第1项诉讼请求，拆迁款是刘×1一个人的，其他人都没有拆迁款，×村×号的拆迁款目前还没有进行分割。根据拆迁政策，付×和刘×拆迁时没有在被拆迁的房屋内居住，也没有参与出资盖房，所以付×和刘×不应该分得拆迁款。对付×的第2项诉讼请求也不同意。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园KY-14-5号楼1单元×层×号的房屋已经办理收房手续，该房屋使用权的转让价款是由刘×1支付的，现在该房屋无人居住。付×没有证据证明其享有安置面积，根据拆迁安置办法，其户口不在被拆迁的院落内，也没有在此居住，不应当享有拆迁款和安置面积补偿。综上，请法院驳回付×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付×与刘×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01年8月8日登记结婚，后因感情破裂，于2011年8月5日经法院判决离婚。刘×1与刘×2系夫妻关系，二人共育有二女，即刘×3和刘×。
刘×1系×村×号的宅基地使用权人，2009年10月29日，刘×1作为被腾退人就上述院落的拆迁腾退问题与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拆迁腾退办公室签署《孙河乡城市化建设项目住宅房屋腾退货币补偿协议》（以下简称拆迁协议）。经查该拆迁协议，显示×村×号院在拆迁时有在册户籍贰户，户籍人口肆人，实际居住伍人，分别是户主刘×1、户主刘×2、户主刘×3、户主刘×、付×。×村×号拆迁共获得腾退补偿款4823395元，其中包含被腾退房屋区位补偿价1843160元、房屋重置成新价1165579元、附属物重置成新价252656元、城乡一体化配合费1562000元；腾退补助费792170元，其中包含工程配合奖80000元、提前搬家奖10000元、限期搬家补助费160000元、搬家补助费15620元、过渡费10000元、回迁周转费86400元、空调移机费800元、有线350元、停产停业一次性综合补助费429000元。上述腾退补偿款、补助费共计5615565元均由刘×1领取。
案件审理中，付×称×村×号的拆迁补偿款已经进行了分割，共分为四笔：付×和刘×分得83万元、刘×3分得85万元、付×和刘×之女付天依分得20万元、刘×3之子赵佳俊分得20万元，其余的钱是刘×1、刘×2夫妇的养老钱。刘×、刘×1、刘×2、刘×3对此不认可，称除了给付天依和赵佳俊各20万元之外，剩余的拆迁补偿款都在刘×1名下，都是刘×1一个人的，其他人没有拆迁款。经查，在付×与刘×离婚的案件中，付×曾提出其与刘×有共同存款83万元，刘×在该案中表示该款项系其母亲刘×1的房屋拆迁款，以其名义存入，后已收回，由于付×在该案中未能就其陈述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且涉及案外人权益，故离婚案件中对此未予处理。双方离婚后，付×2011年底又以离婚后财产纠纷为由起诉刘×，要求分得其上述83万元的一半。在该案中，经法院审理查明，刘×1在2009年11月将×村×号的拆迁款中的83万元存入刘×在华夏银行国贸支行开立的账户内，2010年初至2011年初期间，刘×将83万元分次取出，并撤销了上述账户。在该案审理中，刘×1的委托代理人曾参加庭审，表示83万元存入刘×账户内仅是请求其代为保管。
经查，×村×号院内在拆迁前共有房屋39间。原审庭审中，付×与刘×、刘×1、刘×2、刘×3均认可在付×与刘×结婚时该院内有北房五间、西厢房三间和小厨房一间、简易棚一个。经询，付×及刘×、刘×1、刘×2、刘×3均认可×村×号院内在2004年、2005年时在原西厢房三间的西边加盖了一排西厢房及二间北房，出租给一个幼儿园，在院子的南边加盖了一排房屋用于经营超市，同时在院子东边加盖了一排门面房，2008年底、2009年的时候在院内又盖了南房并将院内的空地加盖了彩钢封顶。关于上述房屋建造时的出资情况，付×称其和刘×出资约10万元（包括平时给刘×1夫妇的赡养费），刘×3夫妇也出了差不多这么多钱，刘×1夫妇没有工作，也没有什么收入；刘×、刘×1、刘×2、刘×3称所有的房屋都是刘×1、刘×2出资建造，刘×2是退休工人，有退休金，刘×1是农民，也有自己的收入，并且2004年、2005年盖完超市和幼儿园之后一直对外出租，租金由二人收取，所以盖房根本不用借钱。案件审理中，付×称其和刘×结婚后多在×村×号院居住，刘×、刘×1、刘×2、刘×3对此不认可，称刘×3夫妇长期在此居住，付×和刘×婚后基本上一个月来住一次。
为证明对于×村×号院内建房有出资，付×提交了如下证据：
1.刘×名下中国工商银行的存折，其中显示在2009年3月22日取款3万元，付×称该笔钱用于在×村×号院内出资建房；
2.申请证人吴×出庭作证称：“我是付×的母亲，我对×村×号院的情况比较清楚，该院在付×和刘×结婚的时候只有几间老房，后来的房子都是付×他们出资盖的。我孙女付天依在2005年8月17日出生，刚过完满月，付×两口子就搬到×村×号院去住了。在那边住的时候，因为付×是开出租的，带刘×1看病等都是付×出的钱。盖房时出资的情况，我知道的是一笔3万元、一笔9万元，他取钱的时候是我跟着一块去的。盖房的时候，付×还带着刘×2到处买檩呢”。
刘×、刘×1、刘×2、刘×3对于存折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对于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认可。
经查，×村×号被拆迁腾退之后，选择的安置方式为定向安置方式，应安置户数为贰户，应安置人数为伍人，应安置面积为250平方米。经查拆迁腾退人所出具的购房意见书，应安置的五人分别为户主刘×1、之夫刘×2、之女刘×3、之女刘×、之女婿付×。2009年11月7日，刘×1与北京市孙河农工商联合公司签订《孙河乡城市化建设项目腾退居民定向安置购房协议书》二份，分别购买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园KY-14-3号楼3单元×层×号建筑面积为110平方米的房屋和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园KY-29-9号楼3单元×层2×号建筑面积为104平方米的房屋一套，其中面积为104平方米的房屋全部属于优惠面积，优惠房价为每平方米4240元，面积为110平方米的房屋优惠面积为59平方米，优惠房价为4510元，超面积30平方米的房价为每平方米6000元，加超面积21平方米的房价为每平方米7500元；同日，刘×3与北京市孙河农工商联合公司也签订《孙河乡城市化建设项目腾退居民定向安置购房协议书》一份，购买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园KY-25-3号楼2单元×层×号建筑面积为87平方米的房屋一套，该房屋全部属于优惠面积，房价为每平方米4300元。案件审理中，刘×称上述三套房屋的购房款均由刘×1支付，并提交华夏银行进账单一份予以证明，该进账单显示刘×1在2009年11月12日向北京市孙河农工商联合公司支付了1236760元。付×认为购房款系从×村×号的拆迁款中直接划扣的，并非刘×1个人支付的。付×并称上述购房款中有18万元是其和刘×支付，并提交刘×名下工商银行存折，认为该账户在2010年11月5日所取出的19万元即用于支付购房款，刘×称当时双方正在办理离婚事宜，不可能用于支付购房款。
上述定向安置房购房协议书签订后，上述房屋于2012年底办理了收房入住手续，其中以刘×3名义购买的×××园KY-25-3号楼2单元×层×号已由刘×3办理了收房入住手续；以刘×1名义购买的×××园KY-29-9号楼3单元×层2×号房屋在收房时调换成了×××园KY-24-6号楼1单元×层1×号，房屋面积不变，现已办理完收房入住手续；以刘×1名义购买的×××园KY-14-3号楼在办理收房时因为存在质量问题，已调换为×××园KY-14-5号楼1单元×层×号，面积变更为106.15平方米，其中优惠面积为45.37平方米，该房屋现已办理收房入住手续。2012年11月6日，刘×3和刘×1分别补交了各自名下购买房屋的差价款。
经查，朝阳区孙河乡针对此次拆迁制定了专门的《孙河乡城市化建设房屋腾退补偿安置办法》（以下简称拆迁办法），该办法由孙河乡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拆迁办法第三条第（三）项规定：“被腾退户认定按照公安机关核发的居民户口簿认定，一个户口簿认定为一户。下列情况除外：1.配偶双方各持一个户口簿的，认定为一个被腾退户。但夫妻其中一方户口内有于1979年（含）以后出生的，年满18周岁的未婚独生子女，可认定为独立被腾退户。2.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员持一个户口簿的不予认定。3.于1979年（含）以后出生的，年满18周岁的非独生子女持一个户口簿的不予认定。”拆迁办法第七条第（二）项规定：“安置房按被腾退人在册人口每人50平方米安置购买。被腾退人选择户型原则为总标准安置面积不得超过所选户型标准面积之和。”庭审中，双方对于×村×号拆迁协议中的“在册户籍贰户”的理解发生分歧，付×认为贰户指的是刘×1为农业户口算一个户，刘×2、刘×3、刘×三个非农业户口算一户，刘×、刘×1、刘×2、刘×3认为刘×1和刘×2夫妇认定为一户，刘×3是1979年以前出生的非独生子女，应认定为一户，刘×是1979年出生的非独生子女，没有被认定为被腾退户。刘×、刘×1、刘×2、刘×3并提交了北京千禧兴业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对其陈述予以佐证。
原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付×是否应当分得×村×号院拆迁的腾退补偿款及腾退奖励、补助费；二是付×是否对于回迁安置房享有相应的使用权。
关于争议焦点一，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付×及刘×、刘×1、刘×2、刘×3均认可在付×与刘×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村×号院内在2004年、2005年和2009年两次建房的事实，但双方对于房屋由谁出资所建的意见不一。付×主张系其与刘×、刘×1、刘×2、刘×3共同出资所建，刘×、刘×1、刘×2、刘×3主张系刘×1夫妇出资所建，但双方均未向法庭提供支持各自主张的直接证据。付×主张其与刘×婚后在×村×号院内居住较多，刘×、刘×1、刘×2、刘×3虽对此均予以否认，但考虑到拆迁协议中已经确认付×系×村×号院的实际居住人之一，且刘×、刘×1、刘×2、刘×3并不否定付×在该院曾经居住的事实，法院据此对付×的陈述予以采信。并认定付×和刘×对于×村×号院内新建的房屋享有一定的份额。具体份额法院根据双方举证及陈述情况予以酌定。现付×与刘×已经离婚，付×有权要求直接确认其享有的份额。×村×号的房屋现均已被拆迁，故付×应分得其享有份额的房屋对应的拆迁补偿款。刘×、刘×1、刘×2、刘×3均认可×村×号院的拆迁款均由刘×1领取且未予分割，故刘×1应当向付×支付该款项。
根据拆迁办法，腾退奖励及补助费系对被腾退户的相应奖励和补助，拆迁协议虽将付×登记为实际居住人之一，但根据孙河乡拆迁办法的规定，刘×系1979年出生的非独生子女，其虽单独持有一个户口薄，但在拆迁时不予认定为被腾退户，故拆迁奖励及补助费并无针对付×的补偿，法院对付×该项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拆迁后的回迁安置房系对拆迁协议中约定的被安置人的一种安置方法。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付×系×村×号院拆迁的被安置人之一，且刘×1、刘×3在购买回迁安置房时确实使用了付×50平方米的安置房面积，故在刘×1、刘×3购买了回迁安置房后，作为被安置人之一的付×理应对回迁安置房享有相应的使用权利。虽然刘×1作为买受人签订合同购买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园KY-14-5号楼1单元×层×号的回迁安置房，但目前该安置房尚未进行权属登记，付×作为被安置人之一使用安置房的权益应受保护。结合拆迁办法及本案具体情况，法院对付×的该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据此，原审法院于2014年4月判决如下：一、刘×1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付×拆迁补偿款五万元；二、确认付×对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园KY-14-5号楼1单元×层×号的房屋享有使用权；三、驳回付×的其他诉讼请求。
判决后，刘×、刘×1、刘×2、刘×3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至本院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刘×1不予给付付×五万元，及其对孙河乡×××园KY-14-5-804房屋不享有使用权，诉讼费用由付×负担。付×同意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
上述事实，有《孙河乡城市化建设房屋腾退补偿安置办法》、拆迁协议、《孙河乡城市化建设项目腾退居民定向安置购房协议书》、（2011）朝民初字第11195号民事判决书、（2011）二中民终字第13625号民事判决书、（2011）朝民初字第31451号民事判决书、（2012）二中民终字第15445号民事裁定书、开庭笔录、收据等书证及双方当事人庭审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付×是否应当分得×村×号院拆迁的腾退补偿款；2.付×是否对于回迁安置房享有相应的使用权。
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拆迁协议中已经确认付×系×村×号院的实际居住人之一。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于涉案房屋建设的出资情况各执一词，且均提供了证据予以证明，双方所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均不足以否定对方所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此种情况下，考虑家庭共同建房和生活居住系农村普遍存在的现象，成员之间在家庭财产的收入和支出方面交织，一般很难予以区分，原审法院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并结合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确认付×对于×村×号院内新建房屋享有一定份额，同时考虑到涉案房屋已拆迁的事实判决刘×1给付付×相应的拆迁补偿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拆迁中被拆迁人享有的优惠购房指标，是拆迁方为了更好的安置被拆迁人，而给予每名被拆迁安置人员在规定面积内以更优惠的价格购买回迁房的权利，本案中付×作为被拆迁安置人口，享有相应的优惠价购房面积，基于此而产生的相关权益亦应由付×享有。由于拆迁后认购的房屋使用了付×的优惠价购房面积，加之所购之房尚未办理房屋产权证书，故原审法院根据付×的诉求，考虑到房屋目前使用情况，确认付×对于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园KY-14-5号楼1单元×层×号的房屋享有使用权并无不当。
综上，刘×、刘×1、刘×2、刘×3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判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6225元，由付×负担5800元（已交纳），由刘×1负担425元（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至原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刘×、刘×1、刘×2、刘×3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忠
代理审判员 王 黎
代理审判员 杨 夏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刘艳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