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广海法初字第58号
原告：深圳市海光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法定代表人：汪海光，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黄有奇，广东嘉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伟仕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兴塔镇。
原告深圳市海光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为与被告上海伟仕物流有限公司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于2013年10月1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常维平为审判长，审判员平阳丹柯、代理审判员江河参加的合议庭，后合议庭成员江河依法变更为代理审判员王鑫，书记员庄志发担任本案记录。本院于2014年3月25日、11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黄有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3年1月28日，原告通过其上海分公司向被告订舱，委托被告安排1批货物从中国上海到印度达得里（ICDDADRI）。被告接受委托后，转向东方海外货柜航运（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海外公司）订舱，货物于2月5日被启运，提单编号为OOLU3080934300，运费到付。3月1日，原告付清了起运港的各项港口费用，包括人民币10，280元（以下无特指均为人民币）及3，960美元。6月8日，被告以目的港无人提货为由逼迫原告支付运费201，494元，并向原告开具03226470、03226471、03226472号增值税发票3份，记载为代理运费。原告要求被告解释收取超高运费的依据，被告又改口称所收的不是运费，而是“目的港滞箱费”，并于6月29日要求原告书面确认。原告拒绝确认，并要求被告退还收取的201，494元，但被告拒绝退还。原告认为，在涉案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收取原告的201，494元没有用于支付目的港滞留费用，被告所收此费用属于不当得利。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归还201，494元及利息20，000元（自2013年6月9日起暂计算至起诉之日，并从起诉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支付之日），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告在举证期限内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1.出口委托书；2.SO13020577号提单；3.OOLU3080934300号提单；4.付款回单；5.发票；6.记载东方海外公司仓柜租费用的“Re：Re：OOLU3080934300”电子邮件；7.费用确认单；8.船公司官方网页及电子邮件。
被告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也未提供反驳证据材料。
被告未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放弃抗辩和对证据质证的权利。原告提供的证据4与原件核对无异，对该证据证明力予以确认。2014年11月27日补充质证后，原告认为其证据6与本案所涉运输无关，是原告职员在立案时误交的证据。本院认为该证据为原告自行提交，且与本案待证事实有关联，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原告的其他证据与前已确认的证据相互印证，本院对其证明力也予确认。
根据前已采信的证据及原告的当庭陈述，本院查明事实如下：
2013年1月28日，原告的上海分公司向被告发送出口委托书，记载：托运人为原告，收货人为忠诚物流私人有限公司（AllegianceLogisticsPvt.Ltd.，以下简称忠诚公司）。起运港上海，目的港印度达得里。36箱制砖机装入9个40英尺集装箱，要求订2月2日至5日开船的东方海外公司船舶。
被告接受原告委托后，向东方海外公司订舱。2月5日，东方海外公司签发OOLU3080934300号提单，记载托运人为深圳金士顿贸易有限公司，收货人为忠诚公司，承运船舶及航次为OOCLKOBEW048航次，装货港上海，卸货港印度皮帕瓦沃（Pipavav），交货港达得里，6个40英尺集装箱的制砖机，整箱运输，堆场至堆场，运费预付。被告将该正本提单交给原告。同日，原告以承运人身份向江苏牧羊集团签发了SO13020577号提单，记载的涉案运输相关内容与东方海外公司提单的记载一致。
2月28日，原告通过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向被告支付3，960美元，记载为运费。3月1日，原告通过招商银行深圳分行东门支行向被告支付10，280元，记载为运费。原告确认其已付清运杂费。
涉案货物被运抵目的港后，无人提取货物。6月8日0900时，原告职员从cooper_xu@shiningocean.cn电子邮箱向原告上海分公司副经理余翔等人发出的记载东方海外公司仓柜租费用“Re：Re：OOLU3080934300”电子邮件中讨论“OOCL提供的最新账单”事宜。原告上海分公司副经理余翔于同日0919时在“Re：Re：OOLU3080934300”电子邮件（johnson_yu@shiningocean.cn）中，详细列明了东方海外公司仓柜租费用的最新账单（折后）：还箱费（EMP）6×1，000＝6，000，集装箱清洁费（CLE）6×2，000＝12，000，单证费（DCF）2，500，港杂费（HBC）3，000，转运费（ARD）6×55，475＝332，850，码头操作费（THC）6×7，615＝45，690，超期用箱费（DET）4×4，222.4＋2×4，144＝25，177.6。同日，原告通过招商银行深圳分行东门支行向被告支付201，494元，记载为运费。6月26日，被告为该201，494元开具03226470、03226471、03226472号3张发票，名称为代理运费，并在备注中载明：超期用箱费25，177.6美元，目的港THC费45，690印度卢比，转运费332，850印度卢比，目的港港杂费3，000印度卢比，目的港单证费2，500印度卢比，集装箱清洁费12，000印度卢比，还箱费6，000印度卢比，其中印度卢比按53：1折算成美元，美元按1：6.15折算成人民币。
6月29日，被告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费用确认单给原告确认。该费用确认单记载涉案OOLU3080934300号提单项下6个40英尺集装箱货物，费用名称为目的港滞箱费，共计201，494元，发票抬头为原告。被告在附注中记载“如发票抬头有问题请更改后回传我司，运费有问题请与我司相关销售联系，2013年7月1日9时未回传我司将视作认可本运费确认书，若之后发生更改将由贵司承担25元／票发票更改费”。
本院认为：本案是1宗货运代理合同纠纷。原告委托被告安排涉案货物从中国上海出口至印度达得里的订舱、代付运费等事宜，故本案具有涉外因素。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本案应由海事法院管辖。原告在深圳向被告支付相关运杂费，履行合同义务，深圳在本院辖区范围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本院对本案依法具有管辖权。因作为中国企业法人的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了涉案货运代理合同，并代为订舱、支付合同项下相关费用等，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关于“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的规定，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解决实体争议。
本案中，原告委托被告安排涉案货物出口到印度达得里的订舱等事宜，双方之间的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成立。原告为委托人，被告为受托人。该货运代理合同是原、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我国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
被告接受原告的委托后，代原告向承运人东方海外公司订舱。涉案货物被顺利运抵卸货港，被告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货物运抵目的港后，由于无人提货产生了相关滞留费用。原告职员在2013年6月8日0900时发出的记载东方海外公司仓柜租费用“Re：Re：OOLU3080934300”电子邮件中即已讨论东方海外公司的最新账单，并在0919时的电子邮件中已清楚列出打折后的东方海外公司仓柜租费用明细，原告经审核后也依照该费用总额于6月8日完成付款。上述事实足以证明原告已知悉被告收取的201，494元所对应的收费明细。被告于6月28日开具的发票虽记载为“代理运费”，但发票的备注栏中详细列明的收费项目与“Re：Re：OOLU3080934300”电子邮件中记载的费用明细完全一致。原告支付201，494元以及被告收取该费用均系基于原、被告双方之间的货运代理合同，具有合法依据，故本案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关于“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规定的不当得利的情形。原告关于被告收取仓柜租费用属于不当得利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原告关于被告收取的仓柜租费用没有用于支付目的港滞留费用应予退还的主张，属于货运代理合同项下被告是否违约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原告应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被告存在该违约行为，而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支持原告的主张。综上，原告关于被告收取仓柜租费用属于不当得利并请求被告归还201，494元及利息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缺席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深圳市海光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4，622.41元，由原告深圳市海光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常 维 平
审 判 员 平阳丹柯
代理审判员 王 鑫
二〇一五年一月七日
书 记 员 庄 志 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