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72民初1553号
原告：周伟龙，男，汉族，1981年12月25日出生，住所地：福建省平潭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包学柱，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朱健敏，男，汉族，1967年9月20日出生，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
第三人：芜湖市晨光船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芜湖市芜湖县花桥工业园三路1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2114957024K。
法定代表人：高升，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朱永涛，男，汉族，1980年9月16日出生，该公司员工，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
原告周伟龙与被告朱健敏、第三人芜湖市晨光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光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原告周伟龙于2017年8月2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案立案受理后，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10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伟龙委托诉讼代理人包学柱、第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永涛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朱健敏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后因案情复杂，本案转为普通程序，于2018年5月2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伟龙委托诉讼代理人包学柱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朱健敏、第三人晨光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案件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伟龙诉称：“新晨昇”轮系原告周伟龙于2007年委托案外人建造，属原告周伟龙所有。2008年8月，原告周伟龙因经营需要与第三人晨光公司签订《船舶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将“新晨昇”轮登记于第三人晨光公司名下，船舶实际所有权属原告周伟龙所有，之后双方依据挂靠协议履行各自义务，原告周伟龙缴纳挂靠费用并实际经营船舶。因被告朱健敏与第三人晨光公司存在船舶营运借款合同纠纷，被告朱健敏依据生效法律文书向武汉海事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武汉海事法院作出（2014）武海法执字第00347-1号执行裁定书，并据此冻结了“新晨昇”轮的所有权。其后，原告周伟龙向武汉海事法院提出执行异议。2017年7月28日，武汉海事法院作出（2017）鄂72执异31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原告周伟龙的执行异议。原告周伟龙认为，被告朱健敏与第三人晨光公司的债务纠纷与原告周伟龙无关，“新晨昇”轮系由原告周伟龙出资建造，原告周伟龙系该轮的实际所有权人，“新晨昇”轮挂靠登记在第三人晨光公司名下仅为经营需要，实际权属并未发生变更。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就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能否对挂靠且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营运的船舶予以强制执行的请示》作出的批复，被告朱健敏不能申请对实际属于原告周伟龙所有、基于原告周伟龙与第三人晨光公司的挂靠经营关系而登记在其名下的“新晨昇”轮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为此，请求判令：1、确认原告周伟龙系“新晨昇”轮的实际所有权人；2、不予执行“新晨昇”轮；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朱健敏承担。
被告朱健敏辩称：判断船舶所有权归属依法应以登记为准，而涉案船舶登记所有人是本案第三人晨光公司，第三人晨光公司是“新晨昇”轮的所有人；原告周伟龙证据虚假，前后矛盾，不能证明其是“新晨昇”轮的委托建造人及实际所有权人；原告周伟龙与第三人晨光公司在《船舶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中关于船舶权属的约定即使真实也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
第三人晨光公司述称：“新晨昇”轮系原告周伟龙出资建造，属原告周伟龙所有，其委托第三人晨光公司挂靠管理，第三人晨光公司仅收取挂靠费，未经营该轮，该轮由原告周伟龙经营。“新晨昇”轮不应作为第三人晨光公司的资产被执行。
原告周伟龙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执行裁定书，证明原告周伟龙发现“新晨昇”轮被查封后依法提起执行异议程序。
2、《船舶建造合同》、《附属品件》、存款明细账、《情况说明》、安徽省皖江船舶检验局《船舶初次（建造）检验申请书》、《船舶报验单》，证明“新晨昇”轮系原告周伟龙出资委托案外人林汉孟建造。
3、《船舶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工资表、供油凭证，证明：自2008年8月起，原告周伟龙便将“新晨昇”轮挂靠在第三人晨光公司名下并支付挂靠费用，船舶实际所有权和经营权属原告周伟龙所有，该船实际系原告周伟龙营运，由其支付船员工资、保险费及加油费等。
被告朱健敏未到庭参加诉讼，其提交的答辩状中对原告周伟龙的部分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船舶建造合同》与所有权登记情况不符，无法与该船舶的原始资料及情况相对应。《情况说明》中陈述“2008年7月28日建成”与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上记载的船舶建成日期2008年8月6日不符。存款明细账未显示对方账户名称，付款金额及日期与合同约定的付款日期及金额不匹配，无法体现相应款项与原告周伟龙主张的船舶所有权之间的关联性，不能证明“新晨昇”轮系其出资建造。
第三人晨光公司质证意见：对证据1、证据2中的安徽省皖江船舶检验局《船舶初次（建造）检验申请书》、《船舶报验单》和证据3中的《船舶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及挂靠费、保险费的付款凭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他证据，因第三人晨光公司未参与，对真实性无法确认。
本院认证意见：原告周伟龙所举证据均为原件，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朱健敏对《船舶建造合同》及存款明细账真实性有异议，但未提出相反证据，工资单系原告周伟龙单方制作，但与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的内容相互印证，本院对其真实性均予以确认。
被告朱健敏和第三人晨光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根据庭审调查，查明如下事实：
2007年9月12日，原告周伟龙（甲方）与案外人林汉孟（乙方）签订《船舶建造合同》，约定乙方为甲方建造5000吨级散装货轮一艘，合同对船舶建造技术规范、主尺寸数据、主副机及供电配电系统、钢材、油漆、配件（附属品件清单）、船舶总价（1528.88万元）、付款时间和方式（合同生效后付定金100万元；2007年9月20日付款200万元；2007年10月25日付款200万元；2007年11月25日付款200万元；2007年12月25日付款300万元；2007年农历12月23日付款200万元；余款328.88万元于交船时一次性付清）、交船地点（芜湖）、交船时间（农历2008年3月23日）、交船条件（经船检、海事局检验合格并颁发船检证书）、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
合同签订后，原告周伟龙向林汉孟及其指定的账户转款，具体时间及金额分别为2007年9月21日转款180万元、2007年10月25日转款200万元、2007年10月26日转款122万元、2007年11月26日转款100万元、2007年12月21日转款180万元、2007年12月25日转款20万元、2008年1月23日转款120万元、2008年4月3日转款50万元、2008年4月23日转款60万元、2008年8月8日转款96万元、2008年8月10日转款100万元、2008年8月14日转款144万元。
2015年4月20日，林汉孟出具《情况说明》，确认涉案船舶系原告周伟龙委托其建造，其已收到原告周伟龙的全部造船款。同时表明，该轮由其与张良朋等人承包芜湖市顺风船舶修造有限公司船台建造，船东为周伟龙，报检时船舶名称登记为“新晨昇”。
涉案船舶由安徽省皖江船舶检验局负责检验。安徽省皖江船舶检验局2008年8月1日及8月15日该船舶的《船用产品检验申请书》及《报验单》载明，报检船舶为“新晨昇”轮5000吨级散货船，该报验单船东建造代表处系由林汉孟签名。
2008年8月6日，“新晨昇”轮建造完毕。当日，原告周伟龙（乙方）与第三人晨光公司（甲方）签订《船舶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约定乙方将“新晨昇”轮所有权和经营权登记在甲方名下，但实际船舶所有权属乙方所有。合同同时对相关费用、运营风险等事项作了约定。
2008年8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芜湖海事局签发了“新晨昇”轮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证书载明：“新晨昇”轮为钢质散货船，船籍港芜湖，造船厂为巢湖市顺风船舶修造有限公司，船舶所有人登记为第三人晨光公司。
经查：原告周伟龙在“新晨昇”轮挂靠期间支付了如下款项：2016年8月分别向第三人晨光公司缴纳管理费12.8万元、1.9万元；2016年8月3日为“新晨昇”轮缴纳保险费53655元，第三人晨光公司对上述事实予以认可；2017年10月至2017年4月陆续向傅洪波、江木胜、林秀钦、朱秋霖、施玉钦等人支付船员工资，在此期间还为“新晨昇”轮向孙玉钦、刘绍兴、陈兵等人分别支付加油款及油漆款20万元、5000元、5000元等。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朱健敏与被执行人南京恒顺达船务有限公司、南京闽光船务有限公司、南京海锦航运有限公司、晨光公司、江苏苏晨担保有限公司、高升船舶营运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过程中，作出（2014）武海法执字第00347-1号执行裁定书，并据此冻结了登记于被执行人晨光公司名下的“新晨昇”轮的所有权。原告周伟龙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本院经审查，于2017年7月28日作出（2017）鄂72执异31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原告周伟龙的执行异议。原告周伟龙遂于2017年8月24日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本院认为：
本案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原告周伟龙对（2017）鄂72执异31号执行裁定不服，且异议理由与原判决、裁定无关，其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本院应对原告周伟龙就“新晨昇”轮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进行审查。
本案争议焦点：一、原告周伟龙是否为“新晨昇”轮实际所有人；二、如果原告周伟龙系“新晨昇”轮实际所有人，该民事权益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所有权的取得分为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两种方式，船舶所有权的原始取得方式主要为船舶建造，继受取得方式主要有购买、继承、赠与等。本案中，原告周伟龙与案外人林汉孟签订《船舶建造合同》，约定后者为其建造一艘5000吨级的散装货轮，原告周伟龙并通过其账户向林汉孟陆续支付了造船款。原告周伟龙举证的其支付船舶建造款的时间、金额等与《船舶建造合同》约定的支付方式相吻合，船舶建造厂家及建造时间与“新晨昇”轮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的记载亦相吻合，且其委托林汉孟建造的船舶在申请安徽省皖江船舶检验局检验过程中，已确定船名为“新晨昇”轮，案外人林汉孟以船东监造代表身份在船舶报检单上签字，其在《情况说明》中确认原告周伟龙为船东，并已支付全部造船款。原告周伟龙提交的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可证明其出资建造了“新晨昇”轮。
本案中，《船舶运输合作协议合同》以及第三人晨光公司的确认，均表明原告周伟龙将“新晨昇”轮所有权登记在第三人晨光公司名下系为了船舶贷款和经营的需要。挂靠费、加油款、船舶保险费、船员工资的付款凭证虽然数额上仅证明了部分付款事实，但可以印证“新晨昇”轮的所有权虽然登记在第三人晨光公司名下，但原告周伟龙一直对该船行使占有、使用、收益的所有权权能，第三人晨光公司也确认了“新晨昇”轮的实际所有权人为原告周伟龙，且上述证据的形成时间均早于涉案“新晨昇”轮因被告朱健敏与第三人晨光公司借款纠纷被保全之前，这些事实均证明原告周伟龙依法取得并一直享有“新晨昇”轮的实际所有权。故原告周伟龙主张其为“新晨昇”轮的实际所有权人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被告朱健敏主张“新晨昇”轮登记于第三人晨光公司名下，故第三人晨光公司即为“新晨昇”轮所有权人。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船舶虽然是动产，但也适用不动产的登记制度，根据上述规定，当船舶所有权证书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真实权利人有权请求法院确认其享有物权。原告周伟龙通过出资委托建造“新晨昇”轮而原始取得该船舶的所有权，因没有证据证明第三人晨光公司以继受方式取得了该船舶所有权，故本院对原告周伟龙提出的要求确认其为“新晨昇”轮实际所有人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原告周伟龙作为“新晨昇”轮的实际所有权人，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之规定，表明我国船舶所有权变动实行登记对抗制度而非登记生效制度，办理登记并不是船舶所有权取得的生效要件，当船舶登记所有权人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时，应以真实权利状态判断船舶的归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六条规定：“转让人转移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所有权，受让人已经支付对价并取得占有，虽未经登记，但转让人的债权人主张其为物权法第二十四条所称的‘善意第三人’的，不予支持，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新晨昇”轮虽登记于第三人晨光公司名下，但该轮实际属原告周伟龙所有，被告朱健敏系基于其对第三人晨光公司所享有的债权请求权对“新晨昇”轮主张权利，而并非基于其自身对“新晨昇”轮所享有的物权，依据前述司法解释的精神，其作为第三人晨光公司的一般债权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所称的“善意第三人”，该债权请求权不能对抗“新晨昇”轮的所有权人。因此，原告周伟龙作为“新晨昇”轮实际所有人，享有足以排除被告朱健敏强制执行该船舶的民事权益。
综上所述，财产所有权是具有绝对性和排他性的权利。原告周伟龙通过出资建造船舶的方式原始取得“新晨昇”轮的所有权，系该轮的实际所有权人，其民事权益足以排除强制执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周伟龙为“新晨昇”轮实际所有权人；
二、停止对“新晨昇”轮的执行。
本案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被告朱健敏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原告周伟龙。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三份，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任妮娜
审判员 惠 林
审判员 熊 靖
二〇一八年五月八日
书记员 汪香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