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2民终876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唐某，男，1937年12月25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唐×1（亦系唐某之法定代理人），男，1959年7月28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2，男，1965年9月28日出生。
上诉人唐某、唐×1因与被上诉人唐×2婚姻家庭纠纷（一审法院误列为物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1民初91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唐×1、被上诉人唐×2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唐某、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唐×2交出刘某的骨灰，将其葬于已经购买的福田公墓；2.唐×2给付唐×15924元购买福田公墓墓穴的费用。事实与理由：1.母亲刘某离世四年后，骨灰一直被唐×2私藏，不予下葬，唐家的祖坟与母亲娘家的祖坟均在福田公墓，唐×2不将母亲安葬在已经购买好的福田公墓，一度扬言海葬，一度扬言葬于昌平，使得母亲至今不能入土为安，有违公序良俗，并且剥夺了我的祭奠权和知情权；2.唐×2经我舅舅与我姨居中调解，已经同意与我共同购买福田公墓，并要求在福田公墓的购买发票上写我和他的名字，但是唐×2却没有支付购买福田公墓的相应费用，我姨已经帮他垫付，因此要求唐×2返还该笔费用。
唐×2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唐某、唐×1的上诉请求。1.母亲骨灰现由我保管，我想等父亲百年之后一起处理，至于具体如何处理，到时候双方再行协商；2.为母亲购买墓穴时，唐×1只想在福田公墓的发票上写他自己的名字，我不同意，要求也写我的名字，但这不表示我同意购买福田公墓，当时我舅舅给我打电话，我说我不同意购买福田公墓，因为我担心我父亲百年之后能否跟我母亲葬在一起；3.母亲生前跟我提过海葬的问题，但是没有证据；4.关于唐×1主张的墓穴费用，我同意一审法院不在本案中处理的意见。
唐某、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唐×2交出刘某被瞒、藏的骨灰，将骨灰葬于福田公墓已购买的墓穴号为×××0007号的墓穴内；2.要求下葬时通知唐×1、唐某及刘某的娘家人；3.要求唐×2承担购买墓穴的费用5924元；4.2016年10月5日前，若唐×2不将刘某下葬，则2016年10月5日之后公墓所增加的费用由唐×2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唐某、刘某原系夫妻关系，唐×1、唐×2系二人之子。2012年10月6日，刘某去世。刘某骨灰原在北京市八宝山殡仪馆骨灰堂保存，现由唐×2保管。2014年4月14日（2014）东民特字第01242号民事判决书宣告唐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2014年5月9日，北京市和平里街道兴化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指定监护通知书》，决定指定唐×1、唐×2为唐某的监护人。现唐某与唐×2共同生活、居住。
一审法院认为，唐×1作为唐某的法定代理人之一，有代表唐某进行诉讼的权利。物权法所调整的物的范畴包括能够为人所控制和支配的，并具有价值的有体物。骨灰是自然人死亡后，经火化而转化为死者物质性遗存，一般不具有经济利益，但骨灰仍包含二方面的重要价值：其一，骨灰作为人身的转化物，凝结着与死者亲属的情感因素，成为亲人祭奠与悼念的对象，以实现重要的精神利益；其二，骨灰的正确安置处理，体现为对人死亡后人格利益的维护和亲属精神利益的保护。因此，骨灰不仅在表现形式上具有特殊性，而且包含着特定的人格利益精神价值，属于物权法所保护的特殊的物。既然骨灰具有物的特征，基于亲属与死者生前之间的特殊身份关系和情感，其所有权应当由近亲属享有。而对于处分权的行使，应当按照以下规则处理：第一，如果死者生前通过遗嘱或声明等形式，表示处置骨灰的具体方式，应依此行使处分权，因为应当首先尊重自然人对自身及身后利益进行的处分；第二，在无上述情形发生，且死者近亲属未协商共同确定时，则一般应由死者配偶享有处分权。由于死者骨灰所承载的人格利益主体是其近亲属，而民法中监护关系和婚姻家庭关系中，死者生前与其配偶所具有的特殊身份关系，决定了亲近程度应优于其他近亲属，因此配偶与死者人格利益的联系最为紧密，享有对死者骨灰的处分权，亦应承担对骨灰保护的义务。唐某作为刘某的配偶，已无民事行为能力，其无法行使刘某骨灰的处分权利和保护义务。唐×1、唐×2作为唐某的法定监护人及唐某、刘某之子均有权利行使刘某骨灰的处分权，亦有义务承担对刘某骨灰的保护义务。唐×2保管刘某的骨灰符合法律规定，同时没有违反社会利益和公序良俗的要求。现唐×1、唐×2对刘某骨灰处分意见不一，由于骨灰具有特定的精神价值，关系到死者近亲属精神利益的实现和保护，法院无权强迫任何一方接受另一方的意见，双方应本着尊重死者生前意愿、照顾双方感情的原则，加强沟通、协商解决。
唐×1要求唐×2承担购买墓穴的费用5924元，属另一法律关系，应另行解决；唐×1要求唐×2将刘某下葬时通知其及刘某娘家人一节，不属民事案件受理范围；唐×1主张2016年10月5日前若唐×2不将刘某下葬，则该日之后公墓所增加的费用由唐×2承担一节，尚未实际发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双方就费用争议属另一法律关系，应另行解决。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唐×1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在唐×1与唐×2就母亲刘某骨灰是否安葬、安葬方式、安葬时间、安葬地点诸事宜不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法院应否对以上分歧事宜作出强制性裁判。针对本案争议焦点，本院作以下分析：
第一，骨灰的法律性质。对骨灰法律性质的准确界定，是正确审理本案的重要前提。本院认为，自然人死亡后经火化而得的骨灰，是一种具有人格象征意义和强烈社会伦理色彩的特殊物，既非遗产，亦非普通财产，因其不具有财产性，骨灰之取得亦无物权产生基础，根据物权法定原则，骨灰不受物权法调整。
第二，本案诉争法律关系的查明及案由的确定。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本案中，唐×1与唐×2系兄弟，双方均主张按照自己意愿对母亲刘某骨灰进行安置，唐×1因协商未果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支持其关于对母亲刘某骨灰的安置方案。妥善安置骨灰涉及死者近亲属基于与死者的配偶、子女、亲属等身份关系而产生的管理、保护、祭奠之精神利益，由此引发的争议应当属于身份权纠纷。因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尚未将身份权纠纷独立成编，基于身份权请求权基础的案由主要规定在“婚姻家庭、继承纠纷”部分，而该部分的三级案由和四级案由中没有本案双方争议法律关系的可适用案由，按照《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优先适用下级案由”之原则，本案应适用该部分的二级案由即“婚姻家庭纠纷”。一审法院确定案由为物权纠纷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第三，骨灰管理权行使主体之界定。我国法律对该问题没有明确规定。根据我国民法中关于监护、继承等亲属法律关系的立法精神以及我国民间习惯，“最密切关系原则”应为处理绝大多数亲属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基本规则。因婚姻而形成的夫妻关系是最初和最基本的家庭关系，是家庭存在的基础，父母子女之间具有最近的直系血缘关系，具有最密切的人身与财产关系，但因成婚子女单独成立家庭，形成相对独立的家庭生活单元。基于最密切关系原则及公序良俗，本院认为骨灰管理权第一行使主体应为配偶，其次为父母、子女等其他近亲属。本案中，唐某作为刘某之配偶，已无民事行为能力，无法行使骨灰管理权。唐×1、唐×2兄弟二人作为唐某的法定监护人及唐某、刘某之子，为同一顺序骨灰管理人，均有权对刘某骨灰进行管理。
第四，在同一顺序骨灰管理人就骨灰管理事宜不能达成一致时，法院不宜作出强制性裁判。由于骨灰具有特定的精神价值，关系到死者近亲属精神利益的实现和保护。本案中，骨灰是否安葬、安葬方式、安葬时间、安葬地点之选择，涉及诸骨灰管理人安葬理念、民间习俗、经济负担能力等因素之差异，在同一顺序骨灰管理人就骨灰管理事宜不能达成一致时，法院无权强迫任何一方接受另一方的意见。唐×1、唐×2二人应本着尊重死者生前意愿、照顾双方感情的原则，加强沟通、协商解决。需要指出的是，骨灰管理人对骨灰之管理行为应当遵循公序良俗，且不应妨碍死者其他近亲属祭奠权益之行使。
基于以上几点分析，本院认为在唐×1与唐×2就母亲刘某骨灰是否安葬、安葬方式、安葬时间、安葬地点诸事宜不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无法支持唐某、唐×1要求唐×2交出骨灰并安葬于福田公墓的上诉请求。因刘某骨灰之安葬方案尚未最后确定，本院对唐某、唐×1关于唐×2分担墓穴购买费用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唐某、唐×1可待刘某骨灰实际安葬之后再行主张。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虽略有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唐某、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5元，由唐某、唐×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石 磊
审判员 魏曙钊
审判员 侯晨阳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八日
书记员 毕凤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