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闽02民终530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某，女，汉族，1985年10月3日出生，住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莲湖乡朱家自然村831,现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某1，男，汉族，2007年8月25日出生，现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法定代理人：朱某，自然情况同上，系沈某1之母。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某2，男，汉族，2012年6月27日出生，现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法定代理人：朱某，自然情况同上，系沈某2之母。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丽娟，女，汉族，1956年6月15日出生，住福建省诏安县南诏镇五一村*组，现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以上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钟，福建首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鸿池，男，1984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诏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同春，福建哆来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熙，女，1988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郝宁宁，女，1989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萍，女，1981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秦艳芳，女，汉族，1986年12月1日出生，住址：甘肃省临洮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源，男，汉族，1985年8月5日出生，住福建省诏安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某1，男，2000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诏安县。
法定代理人：林某2，男，1972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诏安县，系林某1之父。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勇强，男，1978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诏安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叁仙翁菇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曾厝垵西边社123号一楼。
法定代表人：吴群生，总经理。
以上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婧雯、李苏，福建旭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朱某、沈某1、沈某2、沈丽娟、沈鸿池、王熙、郝宁宁、朱萍因与被上诉人沈源、秦艳芳、林某1、高勇强、厦门叁仙翁菇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叁仙翁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7）闽0203民初35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某、沈某1、沈某2、沈丽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书第一至七项判决，改判沈鸿池、沈源、王熙、郝宁宁、朱萍、秦艳芳、林某1、高勇强、叁仙翁公司赔偿朱某、沈某1、沈某2、沈丽娟各项损失913120.32元。事实和理由：本案一审法院对于赔偿金额，赔偿责任主体以及过错责任比例的认定，存在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情形,所作出的一审判决存在部分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死亡赔偿金已经包含精神损害抚慰金，就此驳回朱某、沈某1、沈某2、沈丽娟10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虽然2001年2月26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包含精神损害抚慰金。但是在2004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将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分成两个赔偿项目，确定了死亡赔偿金的性质为财产性质；在具体赔偿范围和标准上也都作了相应统一。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死亡赔偿采取“继承丧失说”，将死亡赔偿金的性质确定为收入损失的赔偿，而非“精神损害抚慰金”。因此，2004年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出台以后，死亡赔偿金的性质便被确定为财产性质，其和精神损害赔偿是不同的，二者可以同时主张。二、一审法院认定林佳伟、高勇强、叁仙翁公司对于沈某3的死亡不存在过错，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林佳伟、高永强并非只是上班期间到沈某3、沈鸿池等人聚餐的包厢敬酒，而是已经做完手中的工作才到包厢内与沈某3、沈鸿池等人共同饮酒，共同饮酒的时间持续性较长。期间，林佳伟、高勇强二人均已明知沈某3属于醉酒状态，仍未进行提醒或制止。林佳伟甚至用手机偷拍沈某3醉酒的状态，却未进行善意的提醒和照顾。一审法院认定林佳伟、高勇强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其次，叁仙翁公司作为酒店经营者，在明知顾客沈某3已属于酒醉的情况下，仍然安排人员将沈某3强行赶出酒店，最终导致沈某3被带至海边。高勇强将沈某3带到海边以后，也并未将沈某3交予其同行人员妥善照顾，最终造成沈某3溺水死亡。叁仙翁公司在沈某3醉酒后未尽到妥善照顾义务，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三、一审法院认定沈某3对自己的死亡具有重大过错，应自行承担70%的责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沈某3虽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对自身的酒量有充分认知，应当预见过量饮酒的危害性，也应当预见饮酒可能产生的风险。然而沈某3的死亡并非因过量饮酒导致身体不适造成死亡，也并非其过量饮酒后自身的不当行为导致交通事故或摔倒等原因造成的死亡。沈某3的死因系溺水死亡，而其之所以溺水死亡，并非沈某3放松对自身安全的警惕性到海边游玩，而是在醉酒的状态下，被强行带出酒店到海边才发生溺水死亡的后果。若叁仙翁公司在沈某3已醉酒的状态下，让沈某3在包厢内休息，待其酒醒后才送其离开或其自行离开，或者叁仙翁公司所安排的人员将沈某3带离酒店后送其回家，或送到海边找沈某3同伴时作好与沈某3同伴的妥善交接工作，本案不至于发生。若沈鸿池、沈源等人与沈某3在聚餐过程中，已察觉沈某3有醉酒的情况，及时进行制止和提醒，或者当沈某3被人送到海边后有进行妥善照顾，本案也不至于发生。综合评判沈某3死亡的原因，一审法院认定沈某3自行承担70%责任比例过高，应当调整为40%为宜。
沈鸿池辩称：沈鸿池对朱某等人的上诉请求不认可的，沈鸿池并不存在过错。
王熙、郝宁宁、朱萍辩称：朱某等的上诉不合理，王熙、郝宁宁、朱萍不负任何责任，不应进行赔偿。王熙不是聚餐的组织者，也不是饭店经营者，与沈某3完全不认识，只认识参加聚会的三位女性，这次聚会也是第一次来厦门。聚餐后，四位女性是先行离开的，虽然四人后来去了海边，但从饭店离开后根本没见到死者，无法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秦艳芳辩称：据龙海市公安局物证鉴定室出具的《死亡证明书》，沈某3的死亡原因系生前溺水死亡，据此无法直接认定死者死亡原因与饮酒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洋流变化等各种突发事件，均可能导致沈某3死亡。秦艳芳与沈某3彼此完全不认识，且在沈某3言语粗鲁的情形下，出于对自己安全的考虑与同行的三位女士先行离开，其监护责任已全然转移给本次就餐的组织者及其他陪同者，之后并无法定义务照顾死者。沈某3溺水之前一直有人陪同，秦艳芳就餐后再未见过沈某3，除其绰号外，对沈某3一无所知，完全没有照顾沈某3的可能。
林佳伟、高勇强、叁仙翁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林佳伟、高永强、叁仙翁公司对沈某3的死亡不存在过错是完全正确的。林佳伟事发时尚未满十八周岁，系在叁仙翁餐馆勤工俭学。林某1、高勇强既非聚餐的组织者，也非聚餐的参与者，事发当天两人分别系当班的服务员、厨师。林某1、高勇强仅是因与沈鸿池认识且为老乡关系，故在聚餐过程中进去打招呼，与沈某3更是从不认识，两人到包厢内聚餐具有偶然性、间断性、短暂性，与其他从始至终参与聚餐的人有着明显、重大的区别，不可能了解沈某3饮酒的具体情况。至于林佳伟用手机偷拍沈某3的视频恰恰证明沈某3当晚神志清醒，口齿清晰，并非处于醉酒状态。高勇强在事发当晚将沈某3从餐厅安全护送至聚餐者身边。随后，显然应由聚餐者尤其是聚餐的组织者沈鸿池、沈源对沈某3继续履行临时照顾及注意义务。朱某等主张高勇强未将沈某3交予其同行人员妥善照顾存在过错缺乏依据。众人发现沈某3失踪后，高勇强还基于人道主义帮助寻找沈某3甚至在此过程中受伤，对此，林某1、沈泽泉的笔录均可以证实。因此，林某1、高勇强对沈某3的死亡不具有任何过错。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餐馆经营者仅在餐馆内承担合理限度的安全保障义务。叁仙翁公司在沈鸿池、沈源等人对饮酒后的沈某3放任不管时，委派员工高勇强将沈某3从餐厅安全护送至沈鸿池、沈源等人海边聚餐处，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沈某3并非在叁仙翁公司的经营场死亡，与叁仙翁公司未尽安全保障义务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一审法院调取的视频显示，高勇强将沈某3护送至海边的过程中，沈某3行走速度正常，体态平稳，二人并无任何拉扯的行为，朱某等以此主张沈某3醉酒，且被迫强行赶出餐馆缺乏依据，与事实严重不符。况且，叁仙翁公司系餐馆经营者，客观上无法留宿沈某3且对沈某3的个人情况及家人信息一无所知，在沈某3拒绝提供家属信息并提出到海边与其朋友汇合的情况下，叁仙翁公司特别委派员工将沈某3送至一起聚餐的朋友处并无任何过错。朱某等人关于叁仙翁公司存在过错的说法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二、沈某3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大过错，一审法院认定沈某3对其自身的死亡承担70%的责任是正确的。首先，沈某3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其自身的酒量有充分的认知，也应当预见饮酒过量的危害性；其次，沈某3在海域周边均设有严禁下海游泳安全警示标识的情形下，明知自己不会游泳且饮酒状态下主动下海游泳，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的过错责任。三、一审法院判决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金也是正确的，应予以维持。由于沈某3死亡的主要责任在于其自身，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死亡赔偿金已经包含部分精神抚慰的性质。
沈鸿池上诉请求：改判驳回朱某等人对沈鸿池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本案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错误，严重损害沈鸿池的合法权益。林某1和高勇强不只是打招呼敬酒，而是一直喝到宴请结束，这一事实可以从沈源在一审中以及之前向公安机关的陈述中得到证实。沈源在一审中主张“在叁仙翁餐厅吃晚饭，在场人员都是清醒的，离开饭店的时候，沈某3和高勇强到海边，林某1随后也到海边。”沈源案发第一时间2016年8月14日19时51分在公安机关的笔录第2页第8行至第9行述称：“当时共有7个人。期间会所的一个厨师也进来喝酒，因为他也是诏安老乡，他就坐在沈某3的旁边一起喝。”由此可见，自11点10分始至1点29分许，时间相隔2个多小时，沈某3在叁仙翁餐厅与高勇强、林某1在一起，三人在此期间干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情，一审没有查明。高勇强、林某1一直参与饮酒至最后，应当认定参与了共同饮酒行为。一审没有认定属认定事实不清。据林某1在公安派出所笔录证明，这两个小时里，沈某3与高勇强在餐厅里继续喝酒，林某1与沈某3在餐厅内玩捉迷藏游戏。由此证明，沈鸿池与沈源、王熙、郝宁宁、朱萍、秦艳芳、沈某3聚餐直至结束时，每个人都没有醉酒，尤其沈某3更是量少清醒。法律所规定的参与共同饮酒产生的照顾义务，是最低的注意义务，即指共同饮酒者有出现意识模糊、呕吐、昏睡等行动不能自我控制的症状时，其他同饮者且有比较清醒的人才有照顾义务。这种义务只是要求将处于一定危险境地的醉酒者送“120”或就近医院及诊所，或者直接送交其家属，而不是要求所有参与聚会的人都要保证任何一个饮酒者离开酒席后任何时间都不会出事。导致沈某3溺水身亡的直接原因不是饮酒所致，而是事发地点明令禁止下海游泳。从曾厝垵派出所调取的监控录像证明，凌晨1点29分高勇强与沈某3过马路时，两人仅相隔一步，而且健步如飞，根本没有任何醉酒之人应有的状态。高勇强、沈某3到海边后，一直在一起，两人还私自下海去比赛游泳。郝宁宁在一审中及第一时间在公安机关作的笔录也能证明。沈源也证明，高勇强说有把沈某3送到沈鸿池等六人身边，但没有看到高勇强把沈某3送到海边，其没有和高勇强进行交接，王熙、郝宁宁、朱萍、秦艳芳也证明均没有见过沈某3在海边。而且是高勇强在发现沈某3不知去向后，才找到沈源及其他人员帮忙寻找。这些证据证明，自2016年8月11日晚上11点10分至凌晨1点20分，直至发现沈某3失踪，高勇强都是最后与沈某3在一起的知情人，而且还和沈某3下海比赛游泳。对这一事实，一审没有查明，导致认定事实错误。上述事实和相关证据证明，导致沈某3死亡的原因是高勇强在聚餐结束后，仍然在餐厅与沈某3继续饮酒，并在凌晨1点30分后相约到海边，下海比赛游泳，致使沈某3死亡，高勇强应负有过错责任。本案导致沈某3死亡的直接原因是溺水，其责任应当由沈某3本人负责，假设要承担责任也只能由和沈某3共同游泳比赛的高勇强承担适当的补偿责任。假设沈鸿池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于共同侵权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也只能平均分担，或者共同连带负担，不应由沈鸿池承担11％，其他人承担2％，而共同饮酒者至最后结束的高勇强却不承担责任。
朱某、沈某1、沈某2、沈丽娟辩称：本案实际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众人在餐馆饮酒，第二阶段是沈某3在已经醉酒的状态下，还被带到海边这样危险的地方，才导致其死亡结果的发生。一审判决认定沈某3系饮酒导致死亡是没有错误的。
王熙、郝宁宁、朱萍的答辩意见与上诉意见相同。
林佳伟、高勇强、叁仙翁公司辩称：沈鸿池、沈源与沈某3相识多年，对沈某3的酒量及酒后无法正常回家的状况非常了解，却既未将饮酒的沈某3妥善安置也未安全护送至其家中，而是放任沈某3自己一人在餐馆置之不理，自行结伴前往海边玩耍。高勇强根据叁仙翁公司的委派将沈某3安全护送至沈源与沈鸿池身边之后，沈鸿池等人明知沈某3处于酒后状态且有脱衣服准备下海的行为，却依旧放任不管，最终导致沈某3下海游泳溺水死亡。沈鸿池有关高勇强未将沈某3送至海边的主张与事实严重不符。一审法院调取的沈泽泉、沈鸿池的笔录及道路监控均可证实，高勇强在事发当晚将沈某3从餐厅安全护送至沈鸿池等人身边。沈鸿池主张高勇强与沈某3在曾厝垵海边游泳缺乏依据。首先，沈鸿池主张高勇强与沈某3在海边进行游泳比赛系基于郝宁宁、王熙、沈源的证词，但该三人与本案均有利害关系，其在笔录中提到的所谓高勇强下海与沈某3游泳的说法均为传来证据，均系听高勇强说的，并未亲眼所见。而该三人的说法没有得到高勇强本人的确认，更没有其他证据予以证实。事实上，林某1、沈泽泉、沈鸿池的笔录均证实高勇强护送沈某3至沈鸿池与沈源、王熙、郝宁宁、朱萍、秦艳芳身边后，高勇强一个人一直在边上走并未下海游泳，受伤是在寻人的过程中发生的。“下海游泳寻找沈某3”只是林某1的玩笑话而已。其次，从常理而言，事发当晚沈鸿池与沈源、王熙、郝宁宁、朱萍、秦艳芳均在海边，若高勇强真的和沈某3一起下海游泳，必然存在一起脱衣服及上岸的过程，身上亦必然是湿的，如此近的距离沈鸿池与沈源、王熙、郝宁宁、朱萍、秦艳芳不可能不知悉二人游泳的情况，且沈鸿池与沈源、王熙、郝宁宁、朱萍、秦艳芳在笔录中都证实仅仅十几分钟就发现沈某3不见了。此外，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规定，侵权人在主观上对死者的死亡不存在共同故意或过失的，应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而非共同承担责任。
王熙、郝宁宁、朱萍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关于王熙、郝宁宁、朱萍分别赔偿朱某、沈某1、沈某2、沈丽娟各项损失28437.4元的判决。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判令王熙、郝宁宁、朱萍承担2℅的赔偿责任适用法律错误。王熙、郝宁宁、朱萍既不是公共场所的管理者，也不是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二、一审认定沈某3属于醉酒状态坠海死亡没有证据予以证实。根据《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100毫升以上的，属于醉酒。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沈某3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100毫升。坠海死亡一般是指以外落入大海溺水死亡。沈某3的衣服和手机在海岸边发现，说明其不属于坠海死亡，而属于在游泳时溺水死亡。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在没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不应认定沈某3属于醉酒坠海死亡。三、一审法院认定王熙、郝宁宁、朱萍对沈某3负有照顾义务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王熙、郝宁宁、朱萍与沈某3不认识，沈某3到酒店参加饮酒不是由于王熙、郝宁宁、朱萍通知而来。参加饮酒的有沈某3的朋友或者老乡，王熙、郝宁宁、朱萍作为外省来的客人没有义务制止或者提醒沈某3饮酒。根据一般社会认知，应由组织饮酒者照顾醉酒者或者由醉酒者的朋友照顾，本案中组织者和沈某3的老乡、朋友都在场饮酒，却要求千里之外到厦门做客的女性照顾与其不相识的共同饮酒者是强人所难。王熙、郝宁宁、朱萍提前离开喝酒现场，离开时还有多人和沈某3在一起。如有醉酒者，照顾的责任也应当由留下的人承担。一审中认定王熙、郝宁宁、朱萍有照顾沈某3的义务违背常理。沈某3死亡原因是海边游泳溺水死亡，而不是因酒精中毒死亡。王熙、郝宁宁、朱萍自始至终不知道沈某3到海边，也未见到沈某3游泳遇到危险，王熙、郝宁宁、朱萍根本不存在照顾义务。一审法院认定，沈某3在海边游玩时，王熙、郝宁宁、朱萍没有尽到注意义务，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违反常理和日常经验法则。
朱某、沈某1、沈某2、沈丽娟辩称：朱某等对一审判决王熙、郝宁宁、朱萍需要承担一定过错是认可的，但对过错比例有意见。当晚，沈某3脱了衣服在海边跑来跑去，实际已经是醉酒状态，但同行的人根本没有尽到安全保障的义务。另外，沈某3的尸体实际是死亡十天后才被找到，是无法检测酒精含量的，但对沈某3当晚醉酒的状态警方笔录中也是有体现的。
沈鸿池辩称：其不应承担责任。
林佳伟、高勇强、叁仙翁公司辩称：林佳伟、高勇强、叁仙翁公司的答辩意见与前述意见相同。朱某等在答辩中提到，沈某3一个人在海边跑来跑去，可以从侧面印证高勇强已经将沈某3送到了朋友处。
沈源未针对本案提交答辩意见。
朱某、沈某1、沈某2、沈丽娟向一审法院请求判决：林某1、高勇强、沈鸿池、沈源、王熙、郝宁宁、朱萍、秦艳芳、叁仙翁公司共同向朱某、沈某1、沈某2和沈丽娟赔偿如下经济损失：1.死亡赔偿金46253.7元×20年=925074元；2.被抚养人生活费30866.8元×（14年+9年）/2人=354968.2元、（16300.2元×20年）/3=108668元；3.丧葬费5360元×6=32160元；4.交通费1000元；5.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以上金额合计为1521867.2元。按照林某1、高勇强、沈鸿池、沈源、王熙、郝宁宁、朱萍、秦艳芳、叁仙翁公司的过错程度责任比例以60%计算赔偿金额应为1521867.2元×60%=913120.32元。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朱某系沈某3的妻子，沈某1、沈某2系沈某3的儿子，沈丽娟系沈某3的母亲，沈丽娟育有三个儿子，沈德兴、沈某3、沈德平。沈某3经常居住地在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沈某1就读厦门市金鸡亭小学，沈某2就读厦门市日光幼儿园。
2016年8月11日，沈鸿池、沈源邀请王熙、郝宁宁、朱萍、秦艳芳到沈鸿池工作的叁仙翁公司经营的餐厅聚餐。当晚8点许，沈源到达餐厅，同时打电话叫沈某3过来一起聚餐，但没打通，后沈鸿池打沈某3的另一个电话，打通了。8点10分许，王熙、郝宁宁、朱萍、秦艳芳到达餐厅。8点30分许，聚餐开始。席间，沈鸿池、沈源、王熙、郝宁宁、朱萍、秦艳芳均有喝酒。9点30分许，沈某3到达餐厅。餐厅工作人员林某1、高勇强因与沈鸿池、沈源同是老乡，期间有进入包厢打招呼、敬酒。案外人沈泽泉11点许到达餐厅。11点10分许，聚餐结束，沈鸿池带王熙、郝宁宁、朱萍、秦艳芳到餐厅对面的海边游玩，沈源、沈泽泉紧随其后也到海边，沈某3仍待在包厢。凌晨1点29分，高勇强护送沈某3到海边，林某1随后也到海边。1点45分许，沈鸿池发现沈某3不见了，沈鸿池、沈源、高勇强、林某1、沈泽泉开始寻找。不久王熙、郝宁宁、朱萍、秦艳芳四人打车离开。经过1个小时没找到沈某3，2点50分许，沈源打电话给沈某3的弟弟沈德平告知情况，沈鸿池、沈源、沈泽泉三人离开海边回去宾馆，高勇强、林某1回到餐厅。随后，沈德平电话给朱某告知情况，朱某等亲属赶到曾厝垵海边一带多番寻找沈某3未果，遂向厦门市曾厝垵边防派出所报警。朱某打电话给沈源，沈源又回到海边，朱某、沈源、海警一起寻找沈某3到5点也没找到。后经公安机关多日搜寻均未能寻找到沈某3下落。2016年8月21日15时54分许，沈某3尸体在龙海市流会码头被发现。2016年9月10日，尸体火化。2016年11月14日，龙海市公安局物证鉴定室出具一份《死亡证明书》，载明：沈某3排除机械性暴力致死可能，死亡原因分析推断系生前溺水死亡。
一审法院对朱某、沈某1、沈某2、沈丽娟主张的赔偿项目、金额认定如下：
1.死亡赔偿金：朱某、沈某1、沈某2、沈丽娟主张按上年度厦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6253.7元×20年=925074元计算。沈某3经常居住地在厦门市思明区，生活基础、收入均为城市，有关损害赔偿费用应当根据厦门市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故朱某、沈某1、沈某2、沈丽娟要求按上年度厦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死亡赔偿金，于法有据，予以支持。
2.被抚养人生活费：沈某1、沈某2主张按上年度厦门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30866.8元×（14年+9年）/2人=354968.2元计算。沈某1、沈某2均在厦门就读，故沈某1、沈某2要求按上年度厦门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于法有据，予以支持。沈丽娟主张按上年度厦门市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6300.2元×20年）/3=108668元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沈丽娟系农村户口，沈丽娟要求按上年度厦门市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于法有据，予以支持。
3.丧葬费：朱某、沈某1、沈某2、沈丽娟主张按上一年度厦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5360元×6个月=32160元计算丧葬费，于法有据，予以支持。
4.交通费：朱某、沈某1、沈某2、沈丽娟虽然没有提供票据，但寻找沈某3、办理丧事确会产生一定的交通费用，故支持朱某、沈某1、沈某2、沈丽娟的主张，酌定交通费1000元。
5.精神损害抚慰金：朱某、沈某1、沈某2、沈丽娟主张100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二）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已经包含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一部分，故朱某、沈某1、沈某2、沈丽娟主张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请求，不予支持。
上述各项损失合计1421870.2元。
一审法院认为：沈某3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对自身的酒量应有充分的认知，应当预见过量饮酒的危害性，也应当预见饮酒可能产生的风险，但沈某3在大量饮酒的情况下，放松了对自身安全负有的注意义务，仍到海边继续游玩，最终在醉酒状态下坠海溺水死亡，其对自己的死亡具有重大过错，应对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承担主要责任，故沈某3应自行承担70%的责任。同饮者相互之间负有规劝、提醒、照顾的义务。沈鸿池、沈源作为聚餐的组织者、同饮者，对沈某3负有临时照顾和注意义务，但沈鸿池、沈源对沈某3饮酒的行为，没有提醒或制止，在沈某3饮酒后，没有尽到照顾的义务，而是放任沈某3独自留在餐厅，后当沈某3在海边游玩时，也没有尽到注意的义务，沈鸿池、沈源对沈某3的死亡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故沈鸿池、沈源应各自承担11%的赔偿责任。王熙、郝宁宁、朱萍、秦艳芳作为同饮者，对沈某3负有临时照顾和注意义务，王熙、郝宁宁、朱萍、秦艳芳对沈某3饮酒的行为，没有提醒或制止，在沈某3饮酒后，没有尽到照顾的义务，而是放任沈某3独自留在餐厅，后当沈某3在海边游玩时，也没有尽到注意的义务，王熙、郝宁宁、朱萍、秦艳芳对沈某3的死亡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鉴于王熙、郝宁宁、朱萍、秦艳芳不是聚餐的组织者，故王熙、郝宁宁、朱萍、秦艳芳应各自承担2%的赔偿责任。高勇强、林某1并非聚餐的组织者，也非聚餐的参与者，高勇强事发当天在餐厅厨房当班，林某1在餐厅打工，因与沈鸿池认识且为老乡，故在沈鸿池、沈源、王熙、郝宁宁、朱萍、秦艳芳六人聚餐过程中进去打招呼、敬酒，与沈某3不认识，因此，高勇强、林某1对沈某3并不负有注意和照顾义务。高勇强将沈某3从餐厅安全护送至，林某1随后也到海边，在沈某3失踪后，俩人也参予寻找，故高勇强、林某1对沈某3的死亡不存在过错，故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叁仙翁公司作为餐馆的经营者，在沈鸿池、沈源、王熙、郝宁宁、朱萍、秦艳芳六人对饮酒之后的沈某3放任其独自留在餐厅时，委派员工高勇强将沈某3从餐厅安全护送到沈鸿池、沈源、王熙、郝宁宁、朱萍、秦艳芳六人在海边的游玩处，在沈某3失踪之后，叁仙翁公司的员工高勇强、林某1又帮忙寻找，因此，叁仙翁公司已经充分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沈某3死亡的场所并非在叁仙翁公司经营的场所，沈某3的死亡与叁仙翁公司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叁仙翁公司对沈某3的死亡不存在过错，故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根据过错责任比例，沈鸿池、沈源各自应赔偿的金额为156405.7元，王熙、郝宁宁、朱萍、秦艳芳各自应赔偿的金额为28437.4元。朱某、沈某1、沈某2、沈丽娟的其他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沈鸿池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朱某、沈某1、沈某2、沈丽娟各项损失156405.7元；二、沈源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朱某、沈某1、沈某2、沈丽娟各项损失156405.7元；三、王熙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朱某、沈某1、沈某2、沈丽娟各项损失28437.4元；四、郝宁宁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朱某、沈某1、沈某2、沈丽娟各项损失28437.4元；五、朱萍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朱某、沈某1、沈某2、沈丽娟各项损失28437.4元；六、秦艳芳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朱某、沈某1、沈某2、沈丽娟各项损失28437.4元；七、驳回朱某、沈某1、沈某2、沈丽娟的其他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朱某、沈某1、沈某2、沈丽娟认为，高勇强并未将沈某3护送到海边，到海边后也没有将沈某3交给同伴；朱萍、王熙、郝宁宁认为，林某1和高勇强并非短暂打招呼和敬酒，而是在饭桌长期逗留，朱萍、王熙、郝宁宁、秦艳芳自行先行离开餐厅，没有人陪同；沈鸿池认为，林某1和高勇强长时间参与聚会，高勇强将沈某3带到海边，但并没有交给任何人，沈鸿池并不知道沈某3到了海边；林某1、沈某3、叁仙翁公司认为，林某1是在沈泽泉之后进的包厢，根据餐厅监控显示，11点41分沈某3、高勇强离开餐厅，11点45分餐厅熄灯。此外，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本院对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本案事故发生后，厦门市公安局曾厝垵边防派出所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其中，根据本案当事人以及聚餐后期赶到现场的沈泽泉所述，当晚聚餐到11点多，沈某3已有醉态，有人提议到海边走走，沈鸿池便和王熙、郝宁宁、朱萍、秦艳芳先到海边，沈源和沈泽泉到附近小店买了一些酒和食品，随后也前往海边，沈某3滞留在餐厅。另据沈鸿池、沈源在公安机关所作陈述，沈某3被高勇强带到海边后，其二人均知晓且和沈某3见过面。
本院认为，本案系侵权责任纠纷。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参与聚餐的人员是否应对沈某3意外死亡的后果承担赔偿责任。结合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沈某3在事故发生当晚确实存在大量饮酒的事实，故一审法院认定沈某3系醉酒状态下溺水死亡符合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沈鸿池、沈源作为聚餐的召集人，明知沈某3有大量饮酒，但并未给予应有的注意，先是将沈某3留在餐厅，自行和王熙等人到海边游玩，而后，当沈某3被高勇强带到海边，沈鸿池、沈源仍未给予沈某3相应的注意和适当照顾，造成沈某3溺水死亡的后果。一审法院认定沈鸿池、沈源作为聚会的召集人和饮酒同伴，对沈某3的死亡存在过错，各自承担11%的赔偿责任是正确的。
王熙、郝宁宁、朱萍、秦艳芳虽然并非聚餐的召集人，且和沈某3认识不久，但作为当晚聚餐的同伴，在明知沈某3已经过量饮酒的情况下，未尽到提醒和照顾的责任，亦存在轻微的过失，一审法院酌情判决王熙、郝宁宁、朱萍、秦艳芳对沈某3的死亡后果承担2%的责任，属合理裁量，应予维持。
林某1、高勇强因为在叁仙翁公司上班且和沈鸿池、沈源是老乡，在席间参与了敬酒，但其二人并非事发当晚聚餐的正式参加人员，对沈某3并不负有同伴的照顾义务。沈某3醉酒后，高勇强受叁仙翁公司指派将沈某3送到同伴身边，已尽到相应的职责。因此，一审判决林某1、高勇强无须对本案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叁仙翁公司作为餐饮公司，通常情况下并无照看酒后顾客的法定义务。叁仙翁公司在发现沈某3醉酒逗留后，指派高勇强将沈某3送到沈鸿池、沈源等同伴身边，业已尽到相应的安全注意义务，一审判决叁仙翁公司无须对沈某3的死亡后果承担赔偿责任亦无不当。
对一审判决认定的除精神损害抚慰金之外的各项赔偿金额，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解释，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据此，本案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确定为30866.8元×（14年+9年）/2人+16300.2元×（20-9）年/3=414735.6元。一审判决对此计算有误，本院予以更正。在此基础上，本案受害人经济损失合计为1372969.6元。其中，沈鸿池、沈源各自承担11%的赔偿责任为151026.65元。王熙、郝宁宁、朱萍、秦艳芳各自承担2%的赔偿责任为27459.39元。
沈某3酒后意外死亡，客观上给朱某等亲属造成了精神上的痛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沈某3酒后意外死亡，沈鸿池、沈源、王熙、郝宁宁、朱萍、秦艳芳作为同伴未尽到合理的提醒、照顾义务，对事故后果存在一定的责任，应承担适当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结合本案事故的成因、后果等因素，本院酌定，沈鸿池、沈源分别承担55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王熙、郝宁宁、朱萍、秦艳芳分别承担1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此外，一审的其他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7）闽0203民初3521号民事判决；
二、沈鸿池、沈源分别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朱某、沈某1、沈某2、沈丽娟各项损失156526.65元；
三、王熙、郝宁宁、朱萍、秦艳芳分别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朱某、沈某1、沈某2、沈丽娟各项损失28459.39元；
四、驳回朱某、沈某1、沈某2、沈丽娟的其他上诉请求和一审的其他诉讼请求；
五、驳回沈鸿池、王熙、郝宁宁、朱萍的其他上诉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4666元，由朱某、沈某1、沈某2、沈丽娟负担2466元，沈鸿池、沈源分别负担520元，王熙、郝宁宁、朱萍、秦艳芳分别负担29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666元，由朱某、沈某1、沈某2、沈丽娟负担1000元，沈鸿池负担3000元，王熙、郝宁宁、朱萍分别负担22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承茂
审 判 员 许向毅
审 判 员 张南日
二〇一八年二月六日
代书记员 陈荔云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