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p t ” >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内01民终108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察右中旗丰泽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法定代表人：杨建军，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蒙羊种源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武世龙，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其达拉图，该公司业务部长，住呼和浩特市。
上诉人察右中旗丰泽种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丰泽合作社）因与被上诉人蒙羊种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蒙羊种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2017）内0105民初54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丰泽合作社法定代表人杨建军、被上诉人蒙羊种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其达拉图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丰泽合作社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2017）内0105民初5461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在上诉人接收到蒙羊种源公司提供的没有检疫记录的母羊后，多次通过电话的方式要求蒙羊种源公司提供检疫记录，但蒙羊种源公司都置之不理，以致发生现在丰泽合作社自有的羊以及饲养员感染布鲁氏菌的严重后果。因此丰泽合作社并不是怠于要求对方出具检疫检验记录，而是蒙羊种源公司违约不出具检验检疫记录。况且丰泽合作社根本无法通过肉眼抑或是通常的检查来判断羊只是否携带布鲁氏病菌，既然丰泽合作社都根本无法预见母羊携带布鲁氏病菌，那么在�泽合作社自有的羊以及饲养员感染布鲁氏菌之前，怎么能够要求丰泽合作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1条的规定来向蒙羊种源公司主张违约责任呢？因此一审法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1条的规定，驳回丰泽合作社要求蒙羊种源公司赔偿损失的判决是错误的。一审法院既然认定蒙羊种源公司存在违约，就应该依法理清责任，判令蒙羊种源公司赔偿丰泽合作社的经济损失。蒙羊种源公司在向丰泽合作社交付母羊时，未提供母羊的检疫合格证，已构成根本违约，并且丰泽合作社因蒙羊种源公司的违约行为已造成实际的损失，因此蒙羊种源公司就应该赔偿丰泽合作社的损失，而一审法院在认定蒙羊种源公司违约的前提下，却无视丰泽合作社由此造成的损失，竟然驳回了丰泽合作社要求蒙羊种源公司赔偿损失的诉请，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对一审判决直接予以改判，支持丰泽合作社的上诉请求。
蒙羊种源公司辩称，蒙羊种源公司按照与丰泽合作社签订的买卖合同交付了标的物，丰泽合作社未在合同约定的异议期间，就出卖种羊的质量问题提出异议，而是在确认收货后近一年的时间提出质量问题，不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丰泽合作社的行为违反了合同约定，丰泽合作社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
丰泽合作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种畜销售合同》；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因给付货物（羊只）而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其中人员工资：235500元、饲草料131667元，其他损失经鉴定后确认；3、判令本案的诉讼费、鉴定费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变更第二项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因给付货物（羊只）而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其中人员工资：235500元，饲草料131667元，其他损失另行主张。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蒙羊�源公司（甲方、卖方）与丰泽合作社（乙方、买方）签订《种畜销售合同》，无签订合同日期。双方就甲方向乙方销售能繁母羊（以下称”种母羊”）的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约定数量1000只，单价3000元/只，品种为二代寒羊。2.2条约定：检疫记录完整，健康状况良好，体形外貌符合品种特征。3.5条约定：种母羊在装运时配带耳标并建立档案，配带耳标的费用由甲方承担。2016年5月31日，填写了500只母羊出库单，《活羊销售单》中商品名称为二代小尾寒羊，数量500只，单价3000元，发货日期为2015年5月31日。2016年5月31日，蒙羊种源公司出具了《耳标明细表》。丰泽合作社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录音及证人证言，可以证实蒙羊种源公司共提供羊只400只，其模式为放母收羔。蒙羊种源公司收购了丰泽合作社自有羊100只（每只540元），2016年6月，蒙羊种源公司派人到丰泽合作社给500只羊打了耳标。蒙羊种源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履行了双方签订的《种畜销售合同》2.2条”检疫记录完整，健康状况良好”。蒙羊种源公司给种羊所打耳标并非动物检疫部门出具。后种羊出现难产、落羔难成活现象，饲养人员出现病情，报当地兽医部门。2017年6月19日，察右中旗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出具《察右中旗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检验结果报告单》，检验项目：布病试管凝集试验，检验结果：阳性134，并附有病羊编码，与蒙羊提供的耳标号码不同。同日，察右中旗动物卫生监督所出具编号：001《染疫动物强制隔离通知书》、编号2017－001《疑似染疫动物限制移动通知书》，对原告所饲养的疑似染疫动物及同群动物(羊)480头(只)在指定场所实施限制移动措施；对以上染疫羊只进行了隔离。2017年9月1日，察�中旗动物卫生监督所出具编号2017－002《染疫动物强制隔离通知书》，又有64只羊被检患有布鲁氏菌病，对染疫动物及同群动物在指定场所予以强制隔离。同日，该所出具编号：2017－002《染疫动物扑杀通知书》。对所患病羊均实施了强制扑杀，并做无害化处理，扑杀的动物予以补偿。
丰泽合作社提交了饲养羊只的饲草料费用及工人工资的证据。2016年12月6日，丰泽合作社法定代表人杨建军账户入账30000元，对方账号为：×××。
原审法院认为，综合所有证据，双方签订的合同内容与实际履行情况不一致。按照实际履行情况，可以认定本案属于一起”放母收羔模式”的种羊买卖合同纠纷。通常的”放母收羔模式”，即养殖人作为购买方向出卖方购买基础母羊，购买方先支付一定比例的贷款或提供担保，购货款按照约定的年限，每年按基础母羊数给出卖方交回一只羊羔，约定的年限期满后，其余的羊羔和母羊归购买方所有。该”放母收羔模式”在农牧区长期存在，有些地区在”扶贫”项目中推广。
本案中双方对合同效力没有异议，争议焦点一是双方是否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合同义务；二是本诉原告请求解除合同是否符合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三是反诉原告请求给付150万元货款是否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本院经综合判断，对上述争议认定如下：
(一)本诉被告蒙羊种源公司没有完全履行合同义务且违反国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质量要求交付标的物。出卖人提供有关标的物质量说明的，交付的标的物应当符合该说明的质量要求”，本案中双方签订的《种畜销售合同》2.2条，对标的物质量约定为”检疫记录完整，健康状况良好，体形外貌符合品种特征”，但蒙羊种源公司没有出具完整的检疫记录，无法证明标的物健康状况良好。又由于种羊属于特定物，应当符合专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屠宰、出售或者运输动物以及出售或者运输动物产品前，货主应当按照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向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接到检疫申报后，应当及时指派官方兽医对动物、动物产品实施现场检疫；检疫合格的，出具检疫证明、加施检疫标志。实施现场检疫的官方兽医应当在检疫证明、检疫标志上签字或者盖章，并对检疫结论负责”；第四十三条规定”屠宰、经营、运输以及参加展览、演出和比赛的动物，应当附有检疫证明；经营和运输的动物产品，应当附有检疫证明、检疫标志”。《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第八条”下列动物、动物产品在离开产地前，货主应当按规定时限向所在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一)出售、运输动物产品和供屠宰、继续饲养的动物，应当提前3天申报检疫......”。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动物的检疫属于出卖人的法定责任，也是购销合同中出卖人的从义务，由于出卖人蒙羊种源公司没有动物检疫证据，不能证明所出卖的种羊”健康状况良好”，所以蒙羊种源公司没有完全履行合同义务，且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的规定。
蒙羊种源公司的抗辩理由不成立。蒙羊种源公司抗辩”合同中明确约定了交付及风险转移，其中被告将种羊交付原告时的质量验收，双方经过签字确认，种母羊在验收完毕时就已经转移了，原告时隔一年多提出的损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但合同2.2条”检疫记录完整，健康状况良好”的约定，应当视为是对种羊健康状况的验收依据。因种羊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规定的产品范围，不能用产品合格证表述质量，购买人自行能力又无法辨别种羊�内在健康情况，必须由专业第三人进行专业判断，所以虽然合同第四条约定”质量异议在10日内提出”，由于蒙羊种源公司没有种羊的检疫记录，致使购买人无法对种羊的疫病提出质量异议，故丰泽合作社关于对方在履行合同中存在隐形瑕疵的抗辩理由成立。
但丰泽合作社在接货的当时，以及在种羊出现健康状况不正常之前，长期怠于要求对方出具检疫记录，也没有及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选择要求对方承担修理、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致使在自己饲养种羊期间，被检出疫情，属于放任发生损失，对损失也应当负有一定的责任，故对丰泽合作社要求对方赔偿235500元人员工资和131667元饲草料的请求不予支持。
(二)本诉原告请求解除合同符合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本诉原告丰泽合作社作为买受人，购买种羊的目的是饲养繁殖、经营受益，由于出卖人蒙羊种源公司没有履行合同2.2条关于种羊质量的规定，致使其不能实现合�目的，故本诉原告请求解除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又由于合同2.2条”检疫记录完整”，属于蒙羊种源公司出卖种羊的从给付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出卖人没有履行或者不当履行从给付义务，致使买受人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买受人主张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予以支持”的规定，对本诉原告解除合同的请求予以支持。
(三)反诉原告请求给付150万元货款不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由于本案属于”放母�羔模式”的合同，因蒙羊种源公司所放出的种羊没有检疫证明，后被察右中旗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检疫出患有布鲁氏菌病，并按照法律规定行使行政管理权，对种羊强制隔离或强制扑杀。由于没有产生羔羊，因此也无法实现用羔羊归还母羊价款的约定，且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过错或违约方在于反诉原告蒙羊种源公司，故对蒙羊种源公司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
除本次诉讼提出的请求外，双方其他纠纷可另行处理。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察右中旗丰泽种养殖专业合作社与被告蒙羊种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种畜销售合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解除；二、驳回本诉原告察右中旗丰泽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反诉原告蒙羊种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6808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察右中旗丰泽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担�反诉费18300元(反诉原告已预交)，由反诉原告蒙羊种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丰泽合作社在购买蒙羊种源公司的第一批种羊一年后，部分种羊被察右中旗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查出患有布鲁氏菌病，患病种羊最后实施了强制扑�。丰泽合作社认为蒙羊种源公司交付第一批种羊时，交付的种羊具有隐性质量缺陷，构成违约。本院认为，根据双方买卖合同标的物的特殊性（动物）及交易习惯，蒙羊种源公司对其出卖的种羊承担一年的质量保证责任，并不合理。按照买卖动产风险负担原则，丰泽合作社对其购买种羊一年后发生的损害风险，应由自身负担。丰泽合作社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808元，由上诉人察右中旗丰泽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杨海鹰
审判员于晓华
审判员辛宗寿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日
书记员王嘉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