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浙杭商终字第219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国彦。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余宝成、陈友铭。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之信汽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金志云。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李静。
上诉人周国彦因与被上诉人浙江之信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之信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1）杭江九商初字第3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12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08年11月13日，周可（系周国彦女儿）与之信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约定周可向之信公司购买CLK280C新款车一台，总价69万元，预付1万元。预计12月16日前提车。合同约定由之信公司提供国产车产品合格证或进口海关货物进口证明书及商检单，并开具相应的购买发票。2008年12月16日，之信公司开具给周国彦的机动车销售发票载明：购货人周国彦、车辆类型轿车、厂牌型号梅赛德斯-
奔驰2996CCCLK280、产地德国、进口证明书号XIX9794186、商检单号B1292139、发动机号码27294031091649，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码WDBTJ54J08F266815（17位）、价税合计69万元。同日，周国彦从之信公司处所提车辆的尾部车标为“CLK350”。2008年12月18日，周国彦支付了案涉车辆的车辆购置税59800元、领用汽车号牌费100元、机动车登记证书工本费10元、领用机动车行驶证、临时行驶证15元。案涉车辆的车牌号为浙A×××××。
2010年9月18日，周可驾驶案涉车辆在行驶过程中，排气管突冒浓烟并抛锚，周可跟车随拖车公司将车辆拖至之信公司处检修。9月22日的内部账单和索赔账单上载明：底盘号：WDBTJ54J08F266815（17位）、发动机号码27294031091649、参考号：WDB2093541F2668154（18位）。准施工单上载明的发动机号码与内部账单和索赔账单一致，底盘号则为WDB2093541F2668154（18位）。
2010年9月22日，案涉车辆修复。10月9日，案涉车辆在行驶途中再次发生排气管冒浓烟的故障，车辆再次送至之信公司处检查、修理。在检查、修理过程中，因周国彦对车辆尾标、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码、发动机号码、修车方式等提出疑问并与之信公司意见分歧，车辆未能继续进行检查、修理。
2010年11月5日，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奔驰中国公司）致函周国彦，表示经详细了解，周国彦向之信公司所购的案涉车辆系梅赛德斯-
奔驰德国厂方生产，通过奔驰中国公司官方正规渠道销售的车辆。在函件中，奔驰中国公司希望周国彦能配合之信公司开展相关检查工作，允许之信公司对车辆进行进一步的相关检测。在该函件“事由”一栏，载明底盘号为：WDB2093541F2668154（18位）。
2010年12月29日，奔驰中国公司又致函周国彦，明确了案涉车辆的出港日期、自德国运抵天津口岸的日期、办结进口手续的日期及进口机动车随车检验单的出具日期。并表示，经奔驰中国公司德籍技术总监对车辆进行初步观检，尤其对车辆的车辆识别代码及发动机编码的现场检查与确认，车辆实载编码与车辆数据卡（VeDocDatacard），货物进口证明书及进口机动车随车检验单，及车辆登记书完全一致。车辆的识别代码为WDBTJ54J08F266815（17位）。由此确信案涉车辆为梅赛德斯-
奔驰原厂车辆，经过正规销售渠道进口并销售，并依法进行了车辆登记。在该函件中，奔驰中国公司表示，为进一步明确及解决周国彦所反映的发动机冒烟问题，该司需要得到周国彦拆检同意后方可进行更进一步的检查。
2011年3月7日，奔驰中国公司再次致函周国彦，进一步确认在车辆识别代码体系中存在两套编码体系，一套适用于欧洲市场（FIN），另一套主要用于美国等其他市场（VIN）。根据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在中国规定使用17位VIN编码体系。案涉车辆车身及在相关部门车辆登记文件中，一致表明其17位VIN码为WDBTJ54J08F266815（17位）。17位车辆识别码为车辆唯一的法定识别码。而18位代码仅限于厂方内部之用，系厂方制定编排内部工作流程和规则而使用，不会影响17位车辆法定识别码的唯一性和合法性。
2010年12月14日，杭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到之信公司处联系了解案涉车辆的有关情况。
因周国彦的投诉，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江干分局于2010年10月21日到之信公司处进行检查，周国彦提出案涉车辆故障率较高，且车辆尾标为“梅赛德斯-
奔驰2996CCCLK350”。之信公司工作人员则解释称案涉车辆实际型号为梅赛德斯-
奔驰2996CCCLK280，“CLK350”车标系原装进口前贴错所致，并称销售车辆时已和周国彦说明车标问题。该局执法人员同时还核对了之信公司提供的进口单据与销售发票，并未发现异常。
2011年5月11日，周国彦与之信公司在杭州市工商局江干分局行政执法人员的主持下，就周国彦投诉认为案涉车辆系非正常车及之信公司提出的疑问和要求，召集周可和之信公司进行调解，因双方意见不一而调解不成。
案涉车辆的车辆信息卡载明，案涉车辆的汽车识别号：（FIN）WDB2093541F2668154、（VIN）WDBTJ54J08F266815。车身类型（BodyType）：固定顶棚车型（Coupe）。
之信公司交给周国彦的车辆保养手册（英文版）第3页上粘有“梅赛德斯-奔驰终检单”，该终检单上盖有“梅赛德斯-
奔驰售前检验中心83013AG1016”印章。第28页显示：“WDB2093541F2668156”
之信公司提供给周国彦的用户手册（英文版）第305页显示：关于汽车识别牌的介绍在该手册第308页；第308页显示：④汽车识别码（VIN）WDB209………
2010年7月27日，案涉车辆在广东省深圳市南方腾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进行维修保养，账单显示：底盘号和参考号均为WDB2093541F2668154（18位）。
货物进口证明书、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载明，发动机号码为27294031091649的梅赛德斯-
奔驰2996CC轿车CLK280，车辆识别码（车架号码）：WDBTJ54J08F266815（17位）。入境日期为2008年10月31日。上述车辆一般项目、安全性能检验均为合格。
2011年11月11日，周国彦向原审法院提交鉴定申请书，申请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案涉车辆的身份状况（生产厂家、生产年份、出厂时车辆数据信息包括车架号、发动机号、车辆各部件的配置和参数等）、质量状况（是否为拼装车；批量生产前是否经过一致性认证，销售前是否通过国家强制性要求的3C认证等）、是否为二手车（销售给周国彦前是否在国外有销售或保养记录），是否为事故车（销售给周国彦前有无发生过事故）等进行鉴定。2012年1月，浙江省计量科学研究院质量鉴定事务所致函原审法院，就鉴定要求逐条说明。2012年3月1日，浙江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出具案涉车辆的鉴定方案，载明鉴定依据及资料为：3、奔驰轿车的出厂检验单、原产地证明、出关单、船运单、入关单、销售记录等（由销售方准备并在现场鉴定时提供给法院转交鉴定专家组）；4、奔驰轿车的3C认证及一致性认证相关资料（由销售方准备并在现场鉴定时提供给法院转交鉴定专家组）。2013年3月18日，浙江省计量科学研究所质量鉴定事务所函告原审法院：如确认继续鉴定，该研究所只能根据所提供的现有材料，按照该院原方案、相关说明等文件进行鉴定。鉴定费用为12万元（不包括出庭质证费用）。2013年4月2日，原审法院告知周国彦，要求其于4月9日前预交鉴定费12万元。周国彦表示只有之信公司按鉴定机构原来的要求提供了鉴定材料，其才会预交鉴定费。2013年5月31日，浙江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告知原审法院，鉴于至今尚未收到鉴定款，该院决定停止对该项目的鉴定。
原审法院认为，周国彦与之信公司买卖车辆的行为，合法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之信公司销售给周国彦的案涉车辆是否为“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残次车？
一、关于案涉车辆的尾标问题：周国彦所提车辆的尾标系“CLK350”，与实际车型“CLK280”不一致。对此，周国彦在提车时就已知晓并已接受，在车辆的使用过程中，周国彦亦未向之信公司提出异议。车辆尾标系车辆型号的外观反映，与车辆的内在质量，即案涉车辆是否是残次车没有任何关联。
二、关于销售发票上载明的车型“CLK280”与销售合同约定的车型“CLK280C新款”不一致的问题：之信公司关于销售合同约定车型为“CLK280C新款”，是为区别CLK280敞篷车，其后缀“C”代表英文“Coupe”，表示周国彦所购系硬顶车的解释，不仅与案涉车辆的实际车型相符，而且也与案涉车辆的车辆数据信息反映的，该车车身类型为固定顶棚车型相一致。由此，原审法院认为之信公司销售给周国彦的车辆，符合周可与之信公司所签销售合同的约定。
三、关于案涉车辆的车辆识别号／车架号：案涉车辆系进口车。案涉车辆的数据信息及奔驰中国公司给周国彦的函件均反映，车辆识别代码（英文简称VIN）存在两套编码体系，标注为VIN和FIN。FIN适用欧洲市场，VIN适用美国及其他市场。该两套编码虽然表述方式不同，适用的地区不同，但表述的是同一辆车的车辆识别代码。本案中，有关案涉车辆的销售发票、货物进口证明书、进出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中载明的案涉车辆的车辆识别码均为WDBTJ54J08F266815（17位），符合我国关于车辆识别码编制使用的相关规定。在之信公司的内部账单、施工单、奔驰中国公司出具的函件以及之信公司交付给周国彦的英文版保养手册等资料中出现有适用于欧洲市场的车辆识别码，该套识别码同样为17位，只是在不同的资料上，17位识别码之后有第18位“4”、“6”等不同的数字，即18位的WDB2093541F2668154和WDB2093541F2668156等，这是奔驰厂商内部编排之用，且其中的WDB2093541F2668154与案涉车辆在深圳维保时反映的车辆识别码一致。两套体系的车辆识别码因为分属不同的体系，因而在表述上不尽相同，但均是同一辆车的车辆识别代码。之信公司在不同的文件、资料上使用不同体系的车辆识别码，并未违反国家相关强制性规定，亦不能以此推断案涉车辆系残次车、二手车。
四、关于车辆保养手册第28页粘贴页的内容。之信公司随车交付给周国彦的保养手册系英文版，第28页中有“将主部件保养卡粘贴于此”的粘贴内容。该页上的内容，不能反映案涉车辆在销售给周国彦前曾在中国之外的地方作了保养，因此，原审法院认为不能据车辆保养手册第28页粘贴页的内容，认为案涉车辆在销售给周国彦前曾在国外作过保养。
五、关于涉案车辆的一致性认证书和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CCC证书）。根据《机动车辆类（汽车产品）强制性认证实施规则》的相关规定，自2010年1月1日起制造商须制作完成经认证机构认可的车辆一致性证书。本案所涉车辆的入境日期为2008年10月31日，因此之信公司称制造商未制作车辆一致性证书，符合上述规定，予以采信。案涉车辆的发动机号码为27294031091649，该车已获得进口货物证明书，且该车的一般项目检验和安全性能检验均为合格，且案涉车辆已完成车辆登记，表明该车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CCC证书）的持有人或其授权人已向签发CCC证书的认证机构提交了涉案车辆的VIN和相关结构参数资料进行备案，并通过了检验检疫机构的入境验证。因此，周国彦认为案涉车辆未取得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CCC证书），亦不能成立。
六、关于本案的鉴定。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周国彦向原审法院提交申请，要求对案涉车辆的身份状况、质量状况及是否为二手车、事故车等相关事宜进行鉴定。鉴定机构曾先后致函原审法院，逐步说明鉴定要求，后又出具了鉴定方案。但周国彦对鉴定方案不予认可，未预缴鉴定费。在鉴定机构明确可以以现有材料，按原方案及相关说明等文件进行鉴定后，周国彦仍未预缴鉴定费，鉴定工作最终未能继续，其责任在于周国彦，周国彦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综上，周国彦以案涉车辆尾标与车辆销售合同约定的不符、销售发票载明的车型与销售合同约定的不符、案涉车辆有数个车辆识别号、案涉车辆在销售给周国彦前已在国外有过保养记录等为由，主张案涉车辆系“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残次车不能成立，周国彦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周国彦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759元，由周国彦负担。
周国彦不服原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在证据审核认定及举证责任分配方面存在错误。周国彦提交的车辆维修照片，与证明案涉车辆尾标错误以及之信公司企图拆解车辆发动机具有关联性；两家鉴定机构分别出具的鉴定说明、函件属于本案诉讼过程中形成的书证，两书证反映的内容与鉴定程序是否具备启动条件密切相关；车辆发动机外观照片至少能从外观方面印证案涉车辆的发动机整体质量是有问题的；之信公司提交的货物进口证明书显然无法得出案涉车辆系德国奔驰原厂车辆的结论，而进口机动车随车检验单内容与车辆实际质量状况相矛盾，属有关部门违反检验职责的情况下作出的不真实结论；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方案并不能证明原审认定的本案未启动鉴定程序原因及责任。二、原审认定事实方面存在诸多错误。1、原审认定案涉车辆已取得3C证书没有事实依据。案涉车辆是否已取得3C证书应由之信公司提交国家强制性认证主管机构颁发的合法有效的3C证书来证明，而不能靠推定。之信公司所交付的案涉车辆前档车窗无国家规定的整车3C认证合格的标志，从起诉至原审判决的长达两年时间内，之信公司也未能提供案涉车辆合法有效的3C证书。2、原审仅以之信公司的单方陈述认定案涉车辆无车辆一致性证书缺乏依据。有关文件虽然规定汽车制造厂在2010年1月1日后对车辆一致性证书开始认证执法检查，但并不等于此前生产、销售车辆不需要具备车辆一致性证书。事实上国家在汽车产品强制认证的相关配套规定早已明确机动车一致性证书或文件是作为车辆量产前汽车制造厂申请认证的必备文件的，车辆制造厂必须持有这方面的材料才能申请汽车产品强制性认证，也是海关进口检测的依据。3、原审关于案涉车辆有多个车架号的解释自相矛盾且与我国车辆识别码强制性标准规定不符。按照车辆识别号编码强制性标准要求，车架号编制在世界范围内严格遵循的是一车一号的标准，不允许出现可以同时使用多个车辆识别号的情况。4、原审认定周国彦提交的英文版保养手册不能证明车辆在国外做过保养是错误的。根据该手册第28页上部明确提示“将主要部件保养卡粘帖于此”，而在提示下方的空白处恰恰粘帖了打印的记录卡，凭该手册的粘帖页记录就充分证明车辆在国外已参加过保养维护的事实。5、原审把鉴定工作无法继续的责任归责于周国彦是错误的。本案即便不进行鉴定，之信公司如主张案涉车辆是原厂新车且已获得3C认证合格，其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周国彦在收到鉴定机构的文件后均按照该鉴定机构的要求向其提出书面的详细答复意见。在鉴定机构已通过原审法院转告之信公司要求其迅速补充提交制造商出具的3C证书、原产合格证明、车辆一致性证书等鉴定资料的情况下，之信公司直至原审判决前都不提交这些资料，导致鉴定依据的基础材料不足，鉴定程序无法继续。之后根据鉴定机构函复原审法院的说明中的内容，周国彦一方面认为鉴定机构对待本案鉴定工作的要求是多变和不严谨的，另一方面经与鉴定机构的人员交流，周国彦认为在现有资料情况下继续进行鉴定工作并不能达到查证车辆实际身份的最终鉴定目的。故周国彦坚持要求之信公司补交鉴定资料后再交费启动鉴定程序。本案鉴定工作不能的责任在于之信公司。三、原审适用法律方面存在错误。本案不存在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前提，另外由于原审法院在认定事实方面的错误导致其适用实体法错误。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周国彦的原审诉讼请求，由之信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之信公司答辩称，在案的相关证据表明：案涉车辆产地德国，于2008年9月出厂；2008年11月2日运抵天津口岸；2008年11月17日在天津通过检验。案涉车辆于2008年12月18日完成车辆注册登记。上述事实证明案涉车辆经过入境查验直至车辆注册登记，符合规程。并且，奔驰中国公司亦明确“案涉车辆系原厂车辆、经过正规销售渠道进口并销售”。案涉车辆在近两年的被使用过程中，在杭州、深圳等地区的奔驰车辆特约维修单位有维保纪录，这佐证了案涉车辆的正规性。奔驰中国公司在致周国彦的函中明确说明“在车辆识别代码体系中存在两套编码体系，一套适用于欧洲市场（FIN），另一套主要用于美国等其他市场（VIN）”、“第18位代码仅限于厂方内部使用，系厂方制定编排内部工作流程和规则而使用。在不同的生产流通环节，将使用不尽相同的编码。厂方自主决定对第18位代码的内部编排和使用，不会影响17位车辆法定识别码的唯一性和合法性”。案涉车辆随车保养手册的粘贴页明示有适用于欧洲市场的案涉车辆识别代码，且有第18位代码。这是奔驰车辆体系所自有的车辆甄别代码，也是周国彦在提车时明知的客观事实。车辆在被使用过程中，因使用人的驾驶习惯、驾驶环境等等因素影响，必然会有不同程度的损耗，出现故障也在所难免。案涉车辆在被使用近两年后，出现排气管冒烟现象，原因复杂。在未能查明发生故障原因的前提下，周国彦仅以表象为由，就案涉车辆提出退一赔一的诉求，没有依据。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恰当，判决正确。
上诉人周国彦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随车中文保养手册1本，用以证明之信公司随车交付的中文保养手册第36页印有“主要总成部件保养记录卡（将主要总成部件保养记录卡贴在此处）”的字样，与周国彦提交的保养手册英文版相关页的中文翻译内容一致。2、随车中文用户手册1本，用以证明之信公司随车交付的（作为汽车组成部分）中文用户手册也存在多处缺页、重复等错误，特别是发动机、车辆识别牌等表明所销售车辆身份的信息资料均缺页。3、视听资料光盘（浙江卫视钱江频道车报道栏目2010年录制播放的汽车质量曝光新闻），用以证明案涉车辆在第二次送检时发动机被之信公司偷偷拆解后的现场及销售员周伟及维修部经理杨天明对车辆尾标错误和拆解发动机的事实说明。4、档案信息（照片），用以证明案涉车辆发动机被拆解现场及从该车发动机外观看老旧及质量低劣的事实。
上述证据，被上诉人之信公司认为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本院经审查后认为，之信公司提出的异议成立，周国彦提交的该4份证据本院不予确认。
被上诉人之信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周国彦与之信公司之间的车辆买卖行为合法有效。案涉车辆已完成了注册登记，表明该车在入境查验及销售等过程中的手续是完备的。周国彦认为案涉车辆缺少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奔驰中国公司给周国彦的函件中，明确说明在车辆识别代码中存在两套编码体系，分别适用于欧洲市场和美国等其他市场。案涉车辆在销售发票、货物进口证明书、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中载明的车辆识别码均为17位，符合我国关于车辆识别码编制使用的相关规定。至于在之信公司内部账单、施工单、奔驰中国公司出具的函件等资料中出现的适用于欧洲市场的车辆识别码，系厂商内部编排工作所使用。该两套编码虽表述不同，但均是同一辆车的车辆识别代码。周国彦向原审法院提出鉴定申请，却未按要求预缴鉴定费用，导致鉴定工作无法进行的不利后果理应由周国彦自行承担。经综合审查双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原审对证据认定意见及举证责任的分配并无不当。周国彦的上诉理由和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有误。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759元，由上诉人周国彦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洪悦琴
审判员 袁正茂
审判员 陈 剑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韩 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