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337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立晶。
委托代理人：沈志超，重庆博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严丽。
委托代理人：沈志超，重庆博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浩翔。
委托代理人：高玉娟，重庆维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立晶、严丽与被上诉人余浩翔民间借贷纠纷一案，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5日作出（2013）南法民初字第02593号民事判决，上诉人周立晶、严丽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严永鸿、代理审判员吴贵平、邓筱茜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6月16日，余浩翔通过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借方）向周立晶（贷方）卡号转账支付了200万元，同日，由周立晶向余浩翔出具了书面《收条》一张，该《收条》中写明“今收到余浩翔投资款人民币贰佰万元整（￥2000000），周立晶，2009年6月16日”。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由于周立晶至今未向余浩翔归还该借款，经余浩翔进行催收未果。另经余浩翔举证证明，周立晶与严丽于2005年2月2日在重庆市沙坪坝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办理了登记结婚，二人系夫妻关系。
本案一审审理中，周立晶、严丽在答辩中称，2009年6月16日周立晶收到余浩翔转款200万元不是借款，其认为系投资款。但周立晶、严丽不能举证证明其与余浩翔之间存在任何关于投资方面的合约或书面投资协议，且余浩翔坚持认为该转账付款系双方之间的借款；另周立晶、严丽在一审诉讼中举证提交了周立晶在中国建设银行开立的账户交易《流水清单》一份，并陈述称，周立晶于2009年6月30日自该账户向案外人阳芸转账支付了200万元和264万元，但余浩翔质证认为该《流水清单》载明的转账内容为周立晶与案外人阳芸之间发生的付款行为，与余浩翔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且该《流水清单》载明的转款时间和金额与周立晶、严丽的陈述不一致。经一审法院审查，周立晶、严丽所举示的该份中国建设银行周立晶开户账户交易《流水清单》记录中，仅有周立晶于2009年6月30日向案外人阳芸转账支付了250万元和264万元的转账支付流水记录，并无二人陈述的转账支付了200万元款的流水记录，与查明的事实不符，应视为周立晶、严丽的虚假陈述，且该转账行为，仅能证明周立晶与案外人阳芸之间所建立的往来经济关系，应属另一法律关系调整处理的范畴；对于周立晶、严丽所举示的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2014）沙法民初字第5816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拟用于证明案外人阳芸于2010年1月20日通过银行向余浩翔转账支付了100万元系投资回报，不是借款。余浩翔对此质证认为，该份判决书中所确认的是周立晶与案外人阳芸之间的法律关系事实，其与本案中周立晶向余浩翔借款并无联系，应属余浩翔与案外人阳芸之间的另一法律关系调整处理的范畴，并非周立晶、严丽所陈述的系本案投资回报款。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余浩翔所发表的质证意见均一致；对于周立晶、严丽所举证提交的于2014年8月20日和2014年8月24日由周立晶本人所整理的与余浩翔之间电话通话记录，周立晶、严丽拟用以证明余浩翔所转账支付给周立晶的200万元系投资款而非借款，应共同承担风险，而案外人阳芸付给余浩翔的100万元是投资回报款。余浩翔对此发表质证意见为，对其电话通话录音整理记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认为系周立晶的单方行为，电话通话是否为余浩翔本人不能确定，且通话内容中不能明确反映余浩翔已经认可该200万元转账支付款为投资款的事实。从录音记录上看，周立晶以“200万元系投资款，应当共同承担风险，阳芸支付给余浩翔的100万元是投资回报”，都是周立晶单方的诱导性陈述，并没有余浩翔的明确确认记录，周立晶也没有同时举示其他相关辅助证据来佐证其电话通话录音证据的真实性，故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有效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经审查，一审法院对周立晶、严丽所举示的该份“电话通话录音整理记录”证据的认证意见与余浩翔所发表的质证意见相一致。
余浩翔一审诉称，2009年6月16日，周立晶向余浩翔出具借条一张，约定借款200万元，未约定还款期限。当日，余浩翔通过工商银行向周立晶支付了上述借款200万元。由于周立晶至今未向余浩翔还款，经余浩翔向周立晶进行催收未果。周立晶与严丽系夫妻关系，上述借款应属夫妻共同债务，理应共同偿还。故余浩翔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周立晶、严丽归还借款200万元及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从2012年6月1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30%计算，直至付清时止）；2.本案诉讼费等由周立晶、严丽承担。
周立晶与严丽一审共同答辩称，该200万元并非借款，而是投资款，不存在偿还的问题。并且该项投资款在2010年1月20日，已经获得了投资回报100万元。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余浩翔于2009年6月16日通过银行向周立晶的银行卡号转账支付了200万元，同日，周立晶向余浩翔出具了书面《收条》一张，对此事实，周立晶、严丽并无异议。余浩翔起诉认为该笔转账付款系周立晶向其进行的借款，依法应当予以归还。周立晶则以其向余浩翔出具的《收条》中载明为“投资款”为由予以抗辩，认为双方之间不是借款，而系“投资款”并拒绝予以归还。余浩翔认为该《收条》为周立晶自己书写，该《收条》中所载明内容系周立晶的单方意思表示，并不表明借贷双方已合意一致，余浩翔举示该《收条》仅证明周立晶已收到余浩翔支付200万元的事实。在本案一审审理中，周立晶、严丽并不能举证证明其与余浩翔之间存在任何有关投资方面的约定。故一审法院对周立晶、严丽的该抗辩理由不予采信。一审庭审中周立晶、严丽举示周立晶中国建设银行交易《流水清单》一份，认为周立晶于2009年6月30日从自己的账户向案外人阳芸转账支付了200万元和264万元，以此证明周立晶所收到余浩翔的转账款为投资款，而余浩翔则认为该《流水清单》上所载明的转账付款系周立晶与案外人阳芸间的付款行为，与余浩翔无关，且该份《流水清单》中载明的转款时间和转款金额都与余浩翔支付给周立晶的200万元没有联系，余浩翔将200万元支付给周立晶后，该200万元的控制支配权已转移给了周立晶，至于周立晶要将该款用于何处或作何用，完全属于周立晶的个人行为，与余浩翔并无关系。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该份《流水清单》所载明的付款内容与本案余浩翔与周立晶、严丽诉争的事实无关，应为周立晶与案外人阳芸之间的经济往来关系，应属另一法律关系调整处理的范畴；其次，经一审庭审审查，在该份交易《流水清单》中并无周立晶、严丽陈述的于2009年6月30日由周立晶向案外人阳芸转账支付了200万元的记录，仅载明有周立晶于2009年6月30日向案外人阳芸转账支付250万元和264万元的记录，其主张与事实不符，应确认为周立晶、严丽在庭审中的虚假陈述。至于周立晶、严丽所举示的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2014）沙法民初字第5816号民事判决书中所载明的由案外人阳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余浩翔支付的100万元应属周立晶与案外人阳芸之间的经济往来关系，其与本案中周立晶与余浩翔之间的借款并无联系，属另一法律关系调整处理的范畴；另外，对于周立晶、严丽所举示的由周立晶本人所整理的其于2014年8月20日和2014年8月24日与余浩翔之间的电话通话记录，因系周立晶单方制作，通话内容中并无余浩翔对本案200万元借款认可为“投资款”的明确确认，且余浩翔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有效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对此，周立晶、严丽也没有同时举示其他相关辅助证据予以佐证，应属孤证，且其录音通话内容与本案余浩翔与周立晶、严丽诉争的事实无关，故一审法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及其证明目的均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余浩翔通过银行转账向周立晶的银行账户支付200万元并由周立晶出具书面《收条》的行为，在双方均不能举证证明有其他约定的情况下，余浩翔起诉认为该转账支付款为双方之间的借款，与本案查明的事实相吻合，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确认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余浩翔向周立晶提供借款后，理应享有全面收回借款的权利，虽然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但在余浩翔进行催收后周立晶仍不履行还款义务，并长期予以拖欠，其行为显属单方违约，依法应承担本案的民事责任。因周立晶向余浩翔的借款发生在周立晶与严丽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对周立晶向余浩翔的借款200万元应当认定为周立晶与严丽的夫妻共同债务，严丽依法应当承担本案的还款责任。余浩翔诉讼要求周立晶、严丽归还借款200万元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余浩翔起诉要求周立晶、严丽支付以20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30%计算资金占用费至付清之日止的请求，因借贷双方并无支付利息的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之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不予主张，但对余浩翔主张权利后，周立晶、严丽仍未履行归还借款义务期间的资金占用损失，一审法院依法予以主张，其资金占用损失自余浩翔提起诉讼之次日起至本金付清时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息的利率上浮30%计付，这样处理较符合本案的实情。对于周立晶、严丽的抗辩理由，因无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周立晶、严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余浩翔归还借款200万元并支付从2013年11月23日（起诉后的次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息的利率上浮30%计算逾期还款（资金占用损失）利息，利随本清；二、驳回余浩翔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800元，减半收取114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16400元，由周立晶、严丽负担。
周立晶、严丽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其所提出的主要理由为：一、本案《收条》载明为投资款，被上诉人余浩翔不能证明是借款，本案款项性质的举证责任应由被上诉人余浩翔承担；二、上诉人周立晶、严丽一审所举示证据足以证明本案争议款项为投资款。
余浩翔二审答辩称，一、一审中被上诉人余浩翔举示充分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往来款项的支付情况，200万元是基于借款关系所支付的款项，《收条》记载为投资款是上诉人周立晶自行书写；二、一审判决对上诉人周立晶、严丽所举示的证据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认定，录音资料真实性无法核实，均是上诉人周立晶单方面诱导性陈述，被上诉人余浩翔并未进行确认；三、上诉人周立晶、严丽所举示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为投资关系。
二审中，周立晶、严丽共同提交（2014）南法民初字第2592号民事调解书、（2014）南法民初字第02594号民事判决书，以及《借条》复印件2份，欲证明：双方当事人的交易习惯为如果是借款就出具《借条》并备注还款时间，不会出具《收条》。
余浩翔对以上证据质证后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并无关联性，不能达到证明目的。
本院对以上证据审核后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均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2010年5月21日，周立晶向余浩翔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余浩翔人民币10万元整，于2010年6月22日归还。2012年4月29日，周立晶在该《借条》上备注：此款属实，2012年6月15日归还。
2010年5月21日，周立晶向余浩翔另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余浩翔人民币300万元整，于2010年6月22日归还。2012年4月29日，周立晶在该《借条》上备注：以上属实，此款300万元是周立晶借来给阳芸打保证金，承诺在2012年6月15日归还，如到期未能归还，按司法程序处理。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合同关系应受法律保护。双方当事人对周立晶收到余浩翔转账支付200万元并无异议，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余浩翔向周立晶转账支付200万元款项的性质。
首先，周立晶收到余浩翔转账后出具书面《收条》，载明收到余浩翔投资款200万元。余浩翔主张双方为借贷关系，《收条》内容系周立晶自行书写，但余浩翔在收到周立晶所出具书面《收条》后并未对《收条》内容提出异议。
其次，周立晶与余浩翔之间有多次经济往来，周立晶曾两次向余浩翔出具《借条》，《借条》中载明还款时间。而本案《收条》载明款项性质为投资款，亦未约定还款时间，与双方的交易习惯不同。
再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现余浩翔主张其与周立晶、严丽之间借贷关系成立，而该主张与其所提交证据《收条》记载内容相矛盾，且《收条》内容亦与双方之间其他借贷关系中出具《借条》的交易习惯不同。故余浩翔所举示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借贷事实，其应进一步举证以印证其主张，但余浩翔并未举示其他证据，亦未对《收条》内容作出合理解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因余浩翔所举示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所主张的借贷关系，故对其要求周立晶、严丽归还借款200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周立晶、严丽要求驳回余浩翔全部诉讼请求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因二审中出现新证据，上诉人周立晶、严丽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2013）南法民初字第02593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余浩翔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减半收取114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6400元，由余浩翔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余浩翔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严永鸿
代理审判员 吴贵平
代理审判员 邓筱茜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谢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