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8民终97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唐斯，女，1987年5月25日出生，汉族，广东省廉江市人，住廉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佳明，男，1965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广东省廉江市人，住廉江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湛江中心支公司，营业场所：湛江市赤坎区康强路43号第一层101房、第二层、第三层301房。
法定代表人：李顺，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荣军，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晓，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唐斯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湛江中心支公司责任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廉江市人民法院（2017）粤0881民初5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唐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佳明、被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湛江中心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荣军、黄晓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唐斯上诉请求：撤销广东省廉江市人民法院（2017）粤0881民初523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车辆保险赔偿金295132元；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理由：一、原判认定主要事实不清。原判认定“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湛江中心支公司派员到事故现场查勘、拍照、并对刘昌杰进行询问，查勘刘昌杰的驾驶证和唐斯的行驶证。当时，刘启舞也在现场”与事实不符。事故发生后，由于车上乘客受伤，刘启舞驾驶车辆将伤员送去医院救治，当回到现场后，其妻子唐斯也到场，为了避免引起妻子猜疑，刘启舞回到车上休息，所以在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对刘昌杰进行询问、查勘刘昌杰的驾驶证和唐斯的行驶证时，刘启舞不在场，也不知情。原判认为刘启舞在庭审笔录中陈述在现场，从而认定“刘启舞也在现场”是断章取义。本案事故发生后，廉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到现场勘查、拍照取证。在现场，刘启舞第一时间向交警工作人员表明驾驶员身份，并如实陈述事故发生经过，同时其将本人的驾驶证和车辆行驶证交给交警工作人员。由于是单方事故，交警部门吩咐刘启舞静候处理。所以，刘启舞于事发第三天到交警部门接受询问，这是应交警通知所为，而不是刘启舞个人主动选择的。以上交警部门现场处理事故经过，对本案的规则起着重要作用，但原审并没有查明这些事实。二、交警部门未对刘启舞进行酒精测试合理合法，并没有不妥之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对涉嫌饮酒或者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麻醉药品驾驶车辆的人员，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按照《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及时抽血或者提取尿样等检材，送交有检验鉴定资质的机构进行检验。由此可知，交警部门在处理交通事故时不需要对每个驾驶车辆人员进行酒精测试，只有涉嫌酒驾情形的才进行酒精测试。由于刘启舞当晚没有喝酒，所以交警部门未对刘启舞进行酒精测试，是合理合法的。这也恰恰证明刘启舞没有酒驾现象。刘昌杰称刘启舞在事发当晚喝酒是虚构的，不可信。刘昌杰是事发后才到现场的，事发前他没有跟刘启舞在一起，他对刘启舞的活动情况一点都不知情。其在接受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的询问均是虚构的。相比之下，跟刘启舞同车人员对刘启舞活动情况更为了解，他们均证实刘启舞当晚没有喝酒，更具可信性。刘昌杰称刘启舞在事发当晚喝酒是没有可信性的。三、刘昌杰所谓的“顶包”现象纯属其个人行为，与刘启舞无关。刘昌杰在接受交警询问称，如果堂嫂（即上诉人唐斯）问起就说是你借车出事的。言下之意，刘启舞吩咐刘昌杰欺骗其妻子，但是就没有要求其向保险作假。刘昌杰对于刘启舞交待会错意，所以才出现所谓“顶包”现象。刘昌杰在现场接受保险公司工作人员询问时，称自己是驾驶人员，对此，刘启舞并不知情。当交警到场时刘启舞第一时间表明驾驶员身份，并如使陈述事故发生经过。这说明刘启舞没有叫刘昌杰顶包的主观故意。四、原判认为刘昌杰顶包致使保险公司、交警部门对于实际驾驶人员刘启舞是否存在禁驾事由无法查证是无理的。事故发生后，刘启舞没有逃离现场，交警部门到场后，刘启舞第一时间表明驾驶员身份，交警部门没有对刘启舞进行酒精测试，是因为刘启舞没有酒驾嫌疑。刘启舞行为没有任何妨碍交警部门对其进行是否存在禁驾行为查证。至今为止，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刘启舞存在酒驾行为或其逃避交警部门查证行为。五、原判适用保险合同第八条约定免除被上诉人的保险责任是错误的。保险合同第八条约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一）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在本案中，实际驾驶人刘启舞没有对事故现场进行任何处理，没有故意破坏、伪造现场；其本人也没逃离现场，一直在等待交警部门处理。因此，在本案中不存在保险合同第八条所约定的免责情形。故原判认定主要事实不清，本案不存在免除保险赔偿责任情形，原判适用保险合同第八条约定免除保险责任是无理的，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为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作出判决。
被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湛江中心支公司辩称，原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唐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车辆保险赔偿金295132.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廉江市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10月20日，廉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廉公交认字[2016]第083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2016年9月21日，刘启舞驾驶粤Ｇ×××××号小型越野车从廉江往安铺方向行驶，3时许，行至线××（××村）路段时，操作不当冲出左侧路外碰撞钢筋，造成粤Ｇ×××××号小型越野客车损坏的交通事故。认定刘启舞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庞剑东、符进明、周莲娣、蔡欣茹无责任。同年9月23日，廉江市发展和改革局价格认证中心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车物损失价格认定书》，认定宝马X5牌轿车（粤Ｇ×××××）碰撞损坏的部位在鉴定基准日修复价格是295132元。同年12月22日，廉江市瑜兴汽车维修服务部出具收款收据，载明：现收到粤Ｇ×××××维修工时及配件合计295132元。
唐斯是粤Ｇ×××××号车的所有人，该车于2016年3月16日在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湛江中心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100万元（不计免赔率）、机动车损失险407060元（不计免赔率）等商业保险，保险期限自2016年3月17日0时起至2017年3月16日24时止。唐斯与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湛江中心支公司签订了《神行车保系列产品投保单》和《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唐斯在投保单签名确认，并声明：仔细阅读了保险条款，尤其是加黑突出标注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的内容，保险人已就本合同所涉及的所有免除其责任的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向本人作出了通俗的、本人理解的明确说明，本人对其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完全理解，同意并接受本投保单所载各项内容，申请投保并同意缴纳保险费。《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六条约定“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保险车辆过程中，因下列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直接损失，且不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范围，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一）碰撞、倾覆、坠落。”；在第八条约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任何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一）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2、饮酒、吸食或注射毒品、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
另查明，2016年9月21日03时25分，刘昌杰向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95××0电话报案，报案记录中刘昌杰称自己是驾驶员，车撞到施工材料造成车头损害。随后，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湛江中心支公司派员到事故现场查勘、拍照，并对刘昌杰进行询问，查勘了刘昌杰的驾驶证和唐斯的行驶证。当时，刘启舞也在现场（刘启舞在庭审笔录中陈述）。同日10时20分，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湛江中心支公司派员在廉江市营销部对刘昌杰作了《询问笔录》，在笔录中刘昌杰确认案涉车辆由其本人驾驶，车上共有五人，其搭乘一男三女；在2016年9月20日20时左右刘昌杰同刘启舞一起在廉江市××农庄吃饭，刘昌杰因为要开车没有喝酒，刘启舞有喝酒；吃完饭后，刘昌杰就跟刘启舞借了标的车使用直到发生事故。而刘昌杰在2016年10月11日接受廉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询问时，称肇事时是刘启舞驾驶车辆，刘昌杰是在事发后被刘启舞叫去帮忙的。刘昌杰在《询问笔录》中陈述：“事发当天凌晨，我驾轿车赶到现场后，堂哥（即刘启舞）说他驾车出事，特别是车上有别的女孩子，怕堂嫂（即唐斯）知道会大吵大闹，交待我如果堂嫂问起就说是我借他车出事的，当时我理解错误他的意思，以为是无论谁问起都说是我驾车肇事的。堂哥驾我的车送朋友去医院后，我打电话报了交警及保险公司，不久太平洋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先到现场勘查，登记驾驶人姓名时，我报的是我开车，并提交自己的驾驶证及肇事车行驶证，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简单对我调查完就离开了（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离开前没有提出过任何疑问，最后只是叫我报警处理）。之后不久堂哥（即刘启舞）驾车和东哥回到现场，我跟堂哥说起：刚刚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对我调查时，我按他原先说好的意思报的是我开车。结果堂哥说原先说好的意思只在堂嫂面前说是我开车，没叫我也这样子跟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说，他大骂了我一顿，但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已离开，没办法叫他改正，只好日后再解释清楚。后来你们交警大队的民警到了现场勘查，堂哥如实接受了等级并提交了证件。事后几天，保险公司的调查人员联系我，我当时在堂哥的荔景农庄，他们称要调查落实情况，刚好堂嫂有事外出不在，我叫他们过来正想借此机会向他们澄清事实，但是，没想到保险公司的调查人员前脚刚到，我还没开始向他们解释，堂嫂突然提前后脚回到，为了不想堂哥与堂嫂吵架，我也只好在保险公司的调查人员进行调查笔录时再次撒了谎。保险公司的调查人员从荔景农庄离开后不到二十分钟，我就背着堂嫂偷偷走出农庄与保险公司的调查人员在电话上向他们解释并要求澄清事实，但他们说我这种行为已构成顶包，容不得我解释，最后在我苦苦哀求下，他们提出要私下给两万元才肯帮解决此事，我当时没有立即拒绝……”
再查明，原告唐斯与刘启舞是夫妻关系。刘启舞于2016年9月23日、10月9日、10月17日在接受廉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三次询问时均称自己驾驶粤Ｇ×××××号车发生交通事故，没有喝酒或吸食违禁药品后驾车。
廉江市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立案时案由定为责任保险合同纠纷。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本案交通事故造成车辆损失并未涉及第三者，故案由应为财产损失保险合同纠纷。归纳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被保险人方报案所述驾驶员与实际驾驶员不符，保险公司能否据此免除赔偿责任。
原告唐斯与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湛江中心支公司签订的机动车损失保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义务。保险合同第八条约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任何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一）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唐斯在投保人声明处签字，表明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湛江中心支公司对免责条款已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故上述免责条款对唐斯具有约束力。
本案中，交通事故发生后，刘昌杰向保险勘查人员未如实报告案情，作虚假陈述。另一方面，刘启舞在保险公司勘查现场时在场而没有表明自己是驾驶人，并且在得知刘昌杰顶包时也没有第一时间向保险公司澄清，存在过错。刘启舞虽向交警部门称自己是驾驶人，没有醉驾，但是刘昌杰接受保险公司事发当日询问时称刘启舞事发当晚喝酒。刘启舞在交警部门到现场处理交通事故时，并没有接受酒精测试，在事发第三天（即9月23日）才到交警部门接受询问。其他车上乘客庞剑东在2016年9月26日接受交警部门询问，蔡欣茹、符进明、周莲娣在2016年9月27日接受交警部门询问，四人均称刘启舞没有酒后驾车。因此，刘昌杰顶包行为，致使保险公司、交警部门对于实际驾驶员刘启舞是否存在禁驾事由无法查证，其行为明显属于故意破坏和伪造事故现场的行为，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和原因无法确定，该情形属于保险合同第八条约定的免责事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力、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驾驶员作为现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是否饮酒、是否具有驾驶资格、是否存在禁驾事由等因素，均是确定其是否承担驾驶事故责任及保险公司确定是否赔偿损失的依据，故交通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方应如实告知保险公司和交通管理部门驾驶员的真实信息。刘昌杰在事故发生后冒名顶替真实驾驶人刘启舞向保险公司报警和作虚假陈述，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湛江中心支公司据此要求免除赔偿责任，符合合同约定，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第二十一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唐斯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864元，由原告唐斯负担。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交通事故造成车辆损失并未涉及第三者，系单方事故。因此，投保方报险时如实陈述事故发生情形对保险公司的现场勘验和理赔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实际驾驶人作为现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是否饮酒、是否具有驾驶资格、是否存在禁驾事由等因素，均是确定其是否承担驾驶事故责任及保险公司确定是否赔偿损失的依据。本案中，刘启舞在事故发生后委托其侄子刘昌杰向保险公司报险，报险的刘昌杰向保险公司派出的勘验人员自称为驾驶人，直接导致保险公司没有对刘启舞进行询问、酒精测试等勘验程序。尽管刘昌杰接受保险公司的询问时主动交待了刘启舞事故当晚喝酒的事实，恰恰正因为报险的刘昌杰已自称为驾驶人，使得保险公司人员深信刘启舞喝了酒有必要让他人驾驶车辆，从而确信刘昌杰为驾驶人。亦由此，保险公司据此排除了刘启舞实际驾驶的可能性而未对其进行相关勘验和酒精测试。依日常的生活经验法则亦可得知，在报险人刘昌杰已自认驾驶人的情况下，保险公司不可能也无必要对刘启舞进行询问及酒精测试。因此，实际驾驶人刘启舞有无喝酒的事实不能查清的原因，不能归结为保险公司有所疏忽而没去取证，而应归结为受托人刘昌杰故意转移勘验对象所致。另一方面，刘昌杰作为实际驾驶人刘启舞的侄子，其报险时主动作出证言证实刘启舞在事故当晚喝了酒，而实际驾驶人酒驾，却是保险公司得以免责的原因之一。依照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上诉人要主张保险公司不能免责，须举证主张实际驾驶人刘启舞没有喝酒。刘昌杰系刘启舞的侄子，其主动作出了不利于其亲属刘启舞的证言，该证言与有着利害关系的同车人员的证言相比，可采信程度更高，证明力更强。上诉人未能提供更为有力的反证，故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其次，根据一审庭审时刘启舞的自认以及现场照片的辨认，足以证实刘启舞在保险公司勘查现场时在场。但作为实际驾驶人的刘启舞，非但没有表明自己是驾驶人，而且在得知刘昌杰顶包既没有第一时间向保险公司澄清，也没有在交警处理后向保险公司作出相关说明或采取补救措施，放任的心态明显。综上所述，本案中保险公司未对实际驾驶人刘启舞进行必要的询问和勘验，系委托人刘启舞和受托人刘昌杰的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二人的故意行为，转移了勘验人员勘验的对象，破坏毁灭了现场的证据，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依法应由委托人刘启舞承担。依照保险当事人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第八条的约定，保险公司得以免责。上诉人唐斯在投保人声明处签字，表明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湛江中心支公司对免责条款已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故上述免责条款对唐斯具有约束力。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故对唐斯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727元，由唐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晓东
审判员 张智敏
审判员 ＸＸ涌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九日
书记员 黄嘉豪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