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鄂01行终47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汉市康丽包袋厂，住所地武汉市汉口马场角小路**号。法定代表人胡敏霞，厂长。委托代理人江厚军，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巩军庆，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政府民族街办事处，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民权路39号。法定代表人王善鼎，主任。委托代理人张盛军，湖北鼎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章慧，湖北鼎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武汉市康丽包袋厂因诉被上诉人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政府民族街办事处返还企业资产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3行初60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前身为武汉市康丽服装厂，创办于1986年5月，创办之初，因上级主管部门缺少资金，注册资金20万元均由全体职工自筹，1986年9月，武汉市江汉区民族综合服务公司才作为上级主管部门将原武汉市民族橡胶合作工厂的土地、厂房及仓库作价363184元拨给武汉康丽服装厂，1987年4月，武汉市康丽服装厂以上级主管部门拨给的固定资产363184元及职工自筹资金购置的设备、产品和部分现款办理了变更登记，名称变更为武汉市康丽包袋厂，注册资金变更为80万元。1990年，原告因发展需要，扩建了部分厂房，合计支出工程款187999.80元，并于1994年元月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证。2009年12月，原告按被告安排，采取“单退留壳”方式进行了企业改制，改制完成后，原告仍以集体所有制企业性质继续存续。2010年9月29日，被告要求原告移交企业所有证照、资产、财务账册及印章等，之后在2013年，将原告部分房产拆迁补偿款以原告名义领取用于自用。原告在2015年知晓被告领取拆迁补偿款的情况后，曾多次向被告提出返还企业资产，由企业自主经营，均被拒绝。原告认为，原告系集体所有制企业，原告全体职工均在原告经营过程中有出资情况，所有职工均为出资人。原告作为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现仍合法存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五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任何政府部门及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改变集体企业的集体所有制性质和损害集体企业的财产所有权，不得向集体企业摊派人力、物力、财力，不得干预集体企业的自主经营和民主管理”，被告未经清算利用行政权力要求原告移交企业所有证照、资产、财务账册及印章等，并占有原告应得拆迁补偿款，其行政行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要求被告返还的请求应予支持。为保护企业和员工合法权益，原告特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其利用行政权力要求原告移交的企业资产以及利用原告名义取得的其他企业资产；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辩称：原告本次诉讼属于重复起诉，原告(胡敏霞)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请贵院依法裁定驳回起诉。具体事实与理由陈述如下：一、原告本次诉讼属于重复起诉。2016年6月27日原告向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民族街道办事处返还武汉市康丽包袋厂营业执照、公章、企业资产。该案经江汉区法院、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两级法院审理，分别以(2016)鄂0103行初第139号行政裁定书，(2017)鄂01行终字第150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和上诉。原告再次诉讼仍然是要求被告返还武汉市康丽包袋厂营业执照、公章、企业资产，属于重复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对于重复起诉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武汉市康丽包袋厂依法通过民主程序改制，改制后企业性质及企业与职工身份关系均发生改变：2009年10月，原武汉市康丽包袋厂在江汉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的指导下，根据武政办(2003)66号文件《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政策的意见》启动改制程序，全体职工大会一致通过“康丽厂(改制)及职工安置补偿方案”，于2009年12月25日武汉市康丽包袋厂完成企业改制工作。自此之后，武汉市康丽包袋厂职工与企业的身份关系改变、企业资产及负债主体也发生改变，改变的动因不是基于本机关的行政权力而是基于国家政策法律引导下的企业、职工的自主行为。原告起诉称被告通过行政权力将武汉市康丽包袋厂的公章、营业执照、资产领取自用，没有事实根据。三、改制后康丽包袋厂的资产和债务均属于国家所有，本机关与武汉市康丽包袋厂之间，没有资产非法占有关系：根据武政办(2003)66号文件《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政策的意见》第七项“企业转让、出售国有资产所得收入、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剩余部分由企业改制前所在地的授权运营机构或主管单位收取，用于支持企业改制和企业发展”。及《康丽厂职工安置补偿安排》第四项第一款“企业资产、负债纳入政府统一管理”等法规和企业决定，武汉市康丽包袋厂于2009年12月底依法改制后，企业资产属于国有。本案诉状认定武汉市康丽包袋厂的资产由答辩人非法占有，没有事实根据。四、胡敏霞无权代表武汉市康丽包袋厂处理内养职工社保关系之外的法律事务：l、武汉市康丽包袋厂完成改制后，已经不具备法人成立的全部条件，其存在的价值和职能仅限于为内养职工办理相关社保手续，胡敏霞以武汉市康丽包袋厂名义从事职工社保关系之外的法律事务，超越武汉市康丽包袋厂具备的职能，属于无权代理；2、胡敏霞是武汉市康丽包袋厂的员工，企业改制前，由本机关任命，授权其履行武汉市康丽包袋厂的法定代表人职能。至2009年底在胡敏霞办理了退休手续后，不适宜担任武汉市康丽包袋厂法定代表人，本机关已经要求其办理法定代表人的变更手续。胡敏霞明知委托人已经通知其办理法定代表人交接手续，已经没有权力代表武汉市康丽包袋厂，仍然执意以武汉市康丽包袋厂起诉答辩人属于越权代理。综上所述，本案属于重复起诉；被告没有通过行政权力非法占有被告资产；胡敏霞已经办理退休手续，在企业改变性质后已经无权继续担任该厂法定代表人，其擅自以改制后的武汉市康丽包袋厂名义起诉，超越武汉市康丽包袋厂具备的职能，违背其委托人的意志，属于无权代理、越权代理。请贵院依法裁定驳回胡敏霞的起诉。原审法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应当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本案中，原告未向本院明确被告实施了何种行政行为，亦未提交证据证明被告以行政权力侵占了原告的资产，其起诉没有事实根据。关于被告提出的胡敏霞代表武汉市康丽包袋厂提起行政诉讼的问题，原告提供的营业执照能够证明，该厂的企业类型为集体所有制，法定代表人为胡敏霞，故胡敏霞有权代表原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关于被告提出的原告重复起诉的问题，原告并非以同一事实理由提起的诉讼，被告的主张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武汉市康丽包袋厂的起诉。上诉人武汉市康丽包袋厂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被上诉人未经清算，利用行政权力管理上诉人的所有证照、资产、财务账册及印章等，并占有上诉人应得拆迁补偿款，拒不返还。而一审裁定认为，上诉人未明确被上诉人实施了何种行政行为，亦未提交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以行政权力侵占了上诉人的资产，其起诉没有事实根据，系对事实认定的错误。请求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3行初60号行政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对本案继续审理。被上诉人在二审中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本院认为，上诉人曾于2016年6月27日向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江汉区人民政府民族街道办事处解除对上诉人的行政托管并返还财产。该案经江汉区法院、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两级法院审理，分别以(2016)鄂0103行初第139号行政裁定书，(2017)鄂01行终字第150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其起诉和上诉。现上诉人再次起诉江汉区人民政府民族街道办事处，请求判令被上诉人返还其利用行政权力要求上诉人移交的企业资产以及利用上诉人名义取得的其他企业资产。由此可见，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诉讼标的相同，诉讼请求也相同，属于重复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对于重复起诉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审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和请求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罗 浩审 判 员  杨丰菀审 判 员  程 艳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刘晨露书 记 员  刘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