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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最高法民申150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丽蓉，女，1970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嵩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方淑，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瑜琳，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郑成华，男，1967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李文明，男，1969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兰亚萍，女，1968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仕芙柳，女，1964年12月29日出生，傈僳族，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许瑞祥，男，1962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冯浩文，女，1974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
再审申请人刘丽蓉因与被申请人郑成华，二审被上诉人李文明、兰亚萍、仕芙柳、许瑞祥、冯浩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民终5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刘丽蓉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民终57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支持刘丽蓉对郑成华借款本金150万元及利息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请求；本案一、二审及再审诉讼费用由郑成华承担。主要事实及理由：一.原审基本事实认定错误，刘丽蓉不是连带保证人，而是一般保证人。《借款协议》《担保书》约定只有在债务人到期不能偿还借款本息时，刘丽蓉才承担归还李文明的全部借款本金及违约金等各项费用的责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规定的一般保证情形；二.刘丽蓉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原审法院应裁定驳回郑成华对刘丽蓉的起诉。郑成华未在六个月的一般保证期间起诉主债务人，刘丽蓉作为一般保证人，保证责任已依法免除，不应成为该案被告；三.郑成华未在法定的六个月担保期内起诉主债务人，刘丽蓉作为一般保证人依法不应承担担保责任。原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认为该案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满之日（2013年2月27日）起两年，系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再审审查的焦点为刘丽蓉是否系一般保证人，进而对案涉借款应否承担连带责任。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其中的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系指债务人客观上丧失了债务的履行能力，也即一般保证必须以债务人届期没有能力履行债务为前提。
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借款人李文明与出借人郑成华于2013年2月17日签订《借款协议》，约定李文明向郑成华借款200万元用于归还到期的联保贷款，续贷资金及支付员工工资，仕芙柳、许瑞祥、刘丽蓉、兰亚萍、冯浩文作为共同保证人对上述借款承担保证责任。《借款协议》第七条约定，“李文明到期后没有归还郑成华本金，三天后担保方负责归还郑成华的全部借款本金及违约金等各项费用。”同日，仕芙柳、许瑞祥、刘丽蓉、兰亚萍、冯浩文出具《担保书》，约定“如到2013年2月27日，李文明不能偿还该笔借款，我及家人愿意承担该借款的全部责任，并用个人资产和有价证券、股票等无条件立刻偿还该笔借款本金及利息和费用（借款协议约定的其他费用）”。从上述约定看，刘丽蓉等保证人承诺担全部债务履行责任的条件是时限，而非债务人丧失了履行债务能力，故刘丽蓉等人承担的保证责任不具有一般保证的要件。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借款协议》和《担保书》均未明确约定保证方式为一般责任保证，也未约定为连带责任保证，属约定不明，原审法院认定刘丽蓉作为共同保证人对案涉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正确。
另，《担保书》关于“本担保书自签发日起生效，至还清借款人所欠的全部本息和费用时自动失效”的约定，为当事人对保证债务存续期间的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的规定，此约定应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原审法院对保证期间的认定并无不当。
综上，刘丽蓉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应当再审的情形，本院对其申请再审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刘丽蓉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刘竹梅
审判员 李晓云
审判员 王 丹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罗映秋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最高法民申150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丽蓉，女，1970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嵩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方淑，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瑜琳，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郑成华，男，1967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李文明，男，1969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兰亚萍，女，1968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仕芙柳，女，1964年12月29日出生，傈僳族，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许瑞祥，男，1962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冯浩文，女，1974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再审申请人刘丽蓉因与被申请人郑成华，二审被上诉人李文明、兰亚萍、仕芙柳、许瑞祥、冯浩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民终5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刘丽蓉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民终57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支持刘丽蓉对郑成华借款本金150万元及利息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请求；本案一、二审及再审诉讼费用由郑成华承担。主要事实及理由：一.原审基本事实认定错误，刘丽蓉不是连带保证人，而是一般保证人。《借款协议》《担保书》约定只有在债务人到期不能偿还借款本息时，刘丽蓉才承担归还李文明的全部借款本金及违约金等各项费用的责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规定的一般保证情形；二.刘丽蓉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原审法院应裁定驳回郑成华对刘丽蓉的起诉。郑成华未在六个月的一般保证期间起诉主债务人，刘丽蓉作为一般保证人，保证责任已依法免除，不应成为该案被告；三.郑成华未在法定的六个月担保期内起诉主债务人，刘丽蓉作为一般保证人依法不应承担担保责任。原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认为该案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满之日（2013年2月27日）起两年，系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再审审查的焦点为刘丽蓉是否系一般保证人，进而对案涉借款应否承担连带责任。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其中的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系指债务人客观上丧失了债务的履行能力，也即一般保证必须以债务人届期没有能力履行债务为前提。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借款人李文明与出借人郑成华于2013年2月17日签订《借款协议》，约定李文明向郑成华借款200万元用于归还到期的联保贷款，续贷资金及支付员工工资，仕芙柳、许瑞祥、刘丽蓉、兰亚萍、冯浩文作为共同保证人对上述借款承担保证责任。《借款协议》第七条约定，“李文明到期后没有归还郑成华本金，三天后担保方负责归还郑成华的全部借款本金及违约金等各项费用。”同日，仕芙柳、许瑞祥、刘丽蓉、兰亚萍、冯浩文出具《担保书》，约定“如到2013年2月27日，李文明不能偿还该笔借款，我及家人愿意承担该借款的全部责任，并用个人资产和有价证券、股票等无条件立刻偿还该笔借款本金及利息和费用（借款协议约定的其他费用）”。从上述约定看，刘丽蓉等保证人承诺担全部债务履行责任的条件是时限，而非债务人丧失了履行债务能力，故刘丽蓉等人承担的保证责任不具有一般保证的要件。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借款协议》和《担保书》均未明确约定保证方式为一般责任保证，也未约定为连带责任保证，属约定不明，原审法院认定刘丽蓉作为共同保证人对案涉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正确。另，《担保书》关于“本担保书自签发日起生效，至还清借款人所欠的全部本息和费用时自动失效”的约定，为当事人对保证债务存续期间的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的规定，此约定应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原审法院对保证期间的认定并无不当。综上，刘丽蓉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应当再审的情形，本院对其申请再审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刘丽蓉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刘竹梅审判员  李晓云审判员  王 丹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罗映秋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沪民申57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
法定代表人：邵启华，该公司总经理。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上海易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广顺路XXX号A(北)幢楼201室。
法定代表人：张晔，该公司董事长。
再审申请人上海励安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励安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上海易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贸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沪01民终52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励安公司申请再审称，因易贸公司未支付邹翔、曹立晨、吴静媛三人的服务费，导致《人才服务协议》无法继续履行，励安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王旭刚离职系易贸公司组织架构调整所致，励安公司对此无须承担责任；励安公司同意涉及吴静媛弥补曹牧文离职后岗位等内容的补充条款之前提是双方存在合作关系，现双方已结束合作关系，易贸公司仍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吴静媛的服务费。励安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人才服务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励安公司和易贸公司应按约履行各自义务。励安公司主张王旭刚离职系易贸公司组织架构调整所致，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而在案证据显示所涉人员均系个人原因离职，因此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在《人才服务协议》中的约定，判决励安公司退还50%的服务费，于法有据。双方在诉前已就吴静媛弥补曹牧文离职后的岗位以及所涉相关服务费的差价形成一致意见，但励安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一致意见形成的前提是双方存在合作关系，故励安公司的申请再审理由，本院难以采信。励安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海励安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唐 琴
审判员 刘 华
审判员 傅启超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褚艳阳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
（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
第二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九十五条
……
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浙01行赔初14号
起诉人杭州华超汽车修配厂，住所地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579号。
法定代表人陈永安。
起诉人杭州华超汽车修配厂于2018年7月27日以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西湖区政府）、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政府留下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留下街道）为被告，具状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诉称，2016年4月21日，留下街道组织人员以“建筑物与留下入城口整体景观效果不协调”为由，在没有经过合法征收和合理补偿的情况下对起诉人出资建设的建筑物进行了强制拆除，导致起诉人停业至今，造成起诉人财产重大损失。2016年11月3日，留下街道，杭州国益路桥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与起诉人三方签订了补偿协议，2016年12月31日，起诉人收到1999880元补偿款。之后，两被起诉人拒绝再予补偿。起诉人在向两被起诉人多次要求补偿无果的情况下，于2018年4月2日向西湖区政府提起《国家赔偿申请》，要求其对强制拆除起诉人所属建筑物造成的损失承担国家赔偿责任。2018年5月14日，起诉人收到西湖区政府做出的告知函，以其不是赔偿责任主体为由拒绝赔偿。2018年5月14日起诉人又致函留下街道，要求明确其是否系强制拆除行为的行政主体，但留下街道拒绝答复。故提起诉讼，请求判决二被起诉人承担赔偿责任，赔偿起诉人财产损失1360万元（最终以法庭委托专业评估机构对起诉人损失进行综合市场估价结果为准），扣除已支付的199.9880万元，还应赔偿1160.0120万元。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４）加害行为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该行为已被确认为违法；……。本案中，起诉人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系基于留下街道2016年4月21日组织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但在其提起诉讼之前，该行政行为并未被有权机关确认违法，故起诉人单独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对杭州华超汽车修配厂的起诉，本院不予立案。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徐 彦
审判员 缪 蕾
审判员 李晓丽
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日
书记员 马文波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最高法行申316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黄仕瑞，男，1964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忠县。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重庆市忠县人民政府，住所地重庆市忠县忠州镇中博大道2号。
法定代表人江夏，该县县长。
再审申请人黄仕瑞因与重庆市忠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忠县政府”）民办教师服务年限认定一案，不服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渝行终500号行政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黄仕瑞于1983年3月到原××家乡小学（现重庆市××中心小学）××村小担任民�教师。2014年9月19日，重庆市忠县教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忠县教委”）向忠县政府发出忠教文[2014]61号《忠县教育委员会关于重新认定黄仕瑞、任建华两位同志任教服务年限的报告》（以下简称“忠教文[2014]61号《报告》”）。忠县政府收到该报告以后，于2014年9月26日向忠县教委作出忠府人[2014]30号《忠县人民政府关于认定黄仕瑞、任建华两位同志任教服务年限的通知》（以下简称“忠府人[2014]30号《通知》”），认定黄仕瑞任教服务年限为1983年3月至1999年9月，共17年。忠县教委于2014年9月30日向黄仕瑞作出忠教信访[2014]95号《忠县教育委员会关于黄仕瑞同志任教服务年限认定的通知》（以下简称“忠教信访[2014]95号《通知》”），认定黄仕瑞的任教服务年限为1983年3月至1999年9月，共17年。黄仕瑞于2015年3月2日向重庆市忠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忠县教委作出的忠教信访[2014]95号《通知》。
重庆市忠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忠法行初字第00013号裁定书以忠县教委作出的忠教信访[2014]95号《通知》应视为内部人事管理措施为由裁定驳回黄仕瑞的起诉。黄仕瑞不服该裁定，向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2015）渝二中法行终字第00148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黄仕瑞的上诉，维持原裁定。随后，黄仕瑞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以（2015）渝高法行申字第00617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黄仕瑞的再审申请。黄仕瑞于2016年3月1日再次向重庆市忠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忠县教委作出的忠教信访[2014]95号《通知》，并认定其任教�务年限为1983年3月至2001年9月。重庆市忠县人民法院作出（2016）渝0233行初13号行政裁定书，以该案诉讼标的为生效裁判所羁束为由裁定驳回黄仕瑞的起诉。黄仕瑞现起诉至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忠县政府作出的忠府人[2014]30号《通知》，且确认其任教服务年限为1983年3月至2001年9月，共计19年。
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作出（2017）渝02行初5号行政裁定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忠县政府作出的忠府人[2014]30号《通知》是否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案件受案范围。本案中，忠县政府作出忠府人[2014]30号《通知》以后，忠县教委根据该文件作出了忠教信访[2014]95号《通知》。忠县政府作出的忠府人[2014]30号《通知》与忠县教育委员会作出的忠教信访[2014]95号《通知》均认定黄仕瑞的任教服务年限为17年，即两文件的内容均�及黄仕瑞任教服务年限的认定问题。对于忠县教委作出的忠教信访[2014]95号《通知》，黄仕瑞多次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重庆市忠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忠法行初字第00013生效行政裁定书、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渝二中法行终字第00148号生效行政裁定书、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渝高法行申字第00617号生效行政裁定书均认定忠县教委作出的忠教信访[2014]95号《通知》是涉及教育系统内部忠县教委与相关教师之间人事管理关系的行为，故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案件受案范围。由于忠县政府作出的忠府人[2014]30号《通知》与忠县教委作出的忠教信访[2014]95号《通知》所涉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同。忠县教委作出的忠教信访[2014]95号《通知》既已为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裁定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忠县政府作出的忠府人[2014]30号《�知》同样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综上，黄仕瑞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其起诉应予驳回。据此，该院裁定驳回黄仕瑞的起诉。
黄仕瑞不服，上诉至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作出（2017）渝行终500号行政裁定认为，忠县政府作出的忠府人[2014]30号《通知》系该府根据忠县教委2014年9月19日向其上报的忠教文[2014]61号《报告》作出，其内容是同意忠县教委对黄仕瑞、任建华两位同志任教服务年限的认定。忠县政府作出该通知的行为属于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的内部批示行为，并非直接针对黄仕瑞、任建华作出，对其权利义务不直接产生实际影响。忠县政府作出通知后，忠县教委根据该通知于2014年9月30日向黄仕瑞作出忠教信访[2014]95号《通知》，认定黄仕瑞的任教服务年限为1983年3月至1999年9月，共17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六）项的规定，黄仕瑞提起诉讼请求撤销忠县政府作出的忠府人[2014]30号《通知》，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其起诉依法应予裁定驳回。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据此，该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黄仕瑞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一、二审裁定，依法再审本案。主要理由为忠县政府作出的忠府人[2014]30号《通知》对黄仕瑞的权利义务已产生实际影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忠县政府作出的忠府人[2014]30号《通知》是否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五）项规定，行政机关作出的不产生外部法律效力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中，忠县政府的作出的忠府人[2014]30号《通知》系该府根据忠县教委向其上报的忠教文[2014]61号《报告》作出，其内容是同意忠县教委对黄仕瑞、任建华两位同志任教服务年限的认定，属于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的内部批示行为，不产生外部法律效力，对黄仕瑞、任建华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黄仕瑞诉请撤销忠人府[2014]30号《通知》，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故一、二审法院裁定驳回黄仕瑞的起诉，并无不当。黄仕瑞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黄仕瑞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黄仕瑞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杨科雄
审 判 员 李智明
审 判 员 李德申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曹 巍
书 记 员 朱小玲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17）沪执复23号
复议申请人(被执行人)：上海盈方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
法定代表人：陈志成，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禹玉。
被申请人(申请执行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
法定代表人：潘鑫军，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翔，上海市万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莫庆斌，上海市万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复议申请人上海盈方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方微公司)不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中院)(2017)沪01执异40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本院查明，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公司)与盈方微公司于2014年9月5日和11日，先后签订了《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两方)》(以下简称《业务协议》)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两方)》(以下简称《交易协议》)。2014年9月11日，东方公司与盈方微公司向上海市黄浦公证处(以下简称黄浦公证处)申请进行公证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黄浦公证处经审查作出(2014)沪黄证经字第10584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以下简称10584号公证书)。盈方微公司与东方公司签订的《交易协议》约定，盈方微公司以其持有的“盈方微”股票总计28,000,000股出质给东方公司，作为其向东方公司融资105,000,000元(币种为人民币，下同)的担保。上述协议经黄浦公证处公证，赋予强制执行效力。东方公司依约履行了放款义务。盈方微公司将其持有的上述股票办理了质押登记。
2017年5月2日，东方公司因盈方微公司未履行协议约定义务，向黄浦公证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该公证处对违约事实进行核实后，出具(2017)沪黄证执字第65号执行证书(以下简称65号执行证书)。65号执行证书载明：本案执行标的为①融资款本金105,000,000元；②应付未付融资利息3,279,452.04元(日利息按《交易协议》约定的年利率9.5%除以365天，自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起计算至二〇一七年四月十八日<含>)；③上述应付未付的利息产生的罚息3,279.45元(应付未付的利息3,279,452.04元乘以0.1%)；④延期利息(融资款本金及应付未付利息共计108,279,452.04元为基数，自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九日<含>起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交易协议》约定的年利率9.5%除以365天计算)；⑤违约金(融资款本金及应付未付利息共计108,279,452.04元为基数，自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九日<含>起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交易协议》约定的违约金每日0.03%计算)；⑥本执行证书公证费21,000元、律师费390,000元。申请执行人有权将被申请执行人出质的28,000,000股“盈方微”股票(证券代码：000670)以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
东方公司持65号执行证书向一中院申请执行。该院立案受理，执行案号为(2017)沪01执613号。执行中，被执行人盈方微公司向一中院提出不予执行申请。
盈方微公司称：10584号公证债权文书双方关于给付内容的约定不明；65号执行证书确定的给付内容存在错误，与实际履行不符；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并非法定可以通过公证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故请求一中院裁定不予执行上述公证债权文书。但未向一中院提供相应的证据。
东方公司答辩称：黄浦公证处出具的债权文书及执行证书，有双方明确的合同约定和签字确认以及实现债权的相关收据凭证等为证，未违反法律强制性和禁止性规定；黄浦公证处出具执行证书进行债务核查时，盈方微公司对本案的给付内容并未提出异议，故请求一中院驳回盈方微公司的上述申请。
一中院认为，黄浦公证处10584号公证书和65号执行证书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八十条规定的法定不予执行的情形，盈方微公司不予执行该公证债权文书的申请，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东方公司的答辩意见成立，该院予以采纳。据此，一中院于2017年7月27日作出(2017)沪01执异40号执行裁定，驳回盈方微公司不予执行申请。
复议申请人盈方微公司不服上述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请求撤销(2017)沪01执异40号执行裁定。其主要理由与申请不予执行理由相同。还称，东方公司提供的强制执行承诺的格式条款排除其诉讼权利，应为无效条款，双方因此签订的《业务协议》和《交易协议》自始未有关于强制执行承诺的约定。
东方公司认为，盈方微公司复议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维持一中院(2017)沪01执异40号执行裁定。
本院另查明，2013年5月24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发布《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及登记结算业务办法(试行)》。2013年7月1日、2日，东方公司分别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赋予开通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权限。
以上事实，有双方签订的《业务协议》和《交易协议》、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执行证书、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会〔2013〕60号文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会字〔2013〕77号文、执行裁定书，谈话笔录等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以执行。本案中，黄浦公证处出具的10584号公证书和65号执行证书是对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的证明。其内容没有超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协议范围，具有给付内容，并有债务人在不履行义务时其自愿接受依法强制执行的承诺，程序合法，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八十条规定的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的情形。复议申请人请求不予执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一中院作出的(2017)沪01执异40号执行裁定，依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复议申请人盈方微公司请求撤销该裁定的复议申请，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复议申请。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吴耀君
审判员 康志娟
审判员 杜治平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五日
书记员 卫栋圣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条当事人不服驳回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申请的裁定的，可以自收到裁定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原裁定，不予执行该公证债权文书；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复议申请。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
第十一条人民法院审查执行异议或者复议案件，应当依法组成合议庭。
……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执 行 裁 定 书（2017）沪执复23号复议申请人(被执行人)：上海盈方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陈志成，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禹玉。被申请人(申请执行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法定代表人：潘鑫军，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翔，上海市万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莫庆斌，上海市万众律师事务所律师。复议申请人上海盈方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方微公司)不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中院)(2017)沪01执异40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本院查明，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公司)与盈方微公司于2014年9月5日和11日，先后签订了《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两方)》(以下简称《业务协议》)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两方)》(以下简称《交易协议》)。2014年9月11日，东方公司与盈方微公司向上海市黄浦公证处(以下简称黄浦公证处)申请进行公证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黄浦公证处经审查作出(2014)沪黄证经字第10584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以下简称10584号公证书)。盈方微公司与东方公司签订的《交易协议》约定，盈方微公司以其持有的“盈方微”股票总计28,000,000股出质给东方公司，作为其向东方公司融资105,000,000元(币种为人民币，下同)的担保。上述协议经黄浦公证处公证，赋予强制执行效力。东方公司依约履行了放款义务。盈方微公司将其持有的上述股票办理了质押登记。2017年5月2日，东方公司因盈方微公司未履行协议约定义务，向黄浦公证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该公证处对违约事实进行核实后，出具(2017)沪黄证执字第65号执行证书(以下简称65号执行证书)。65号执行证书载明：本案执行标的为①融资款本金105,000,000元；②应付未付融资利息3,279,452.04元(日利息按《交易协议》约定的年利率9.5%除以365天，自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起计算至二〇一七年四月十八日)；③上述应付未付的利息产生的罚息3,279.45元(应付未付的利息3,279,452.04元乘以0.1%)；④延期利息(融资款本金及应付未付利息共计108,279,452.04元为基数，自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九日起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交易协议》约定的年利率9.5%除以365天计算)；⑤违约金(融资款本金及应付未付利息共计108,279,452.04元为基数，自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九日起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交易协议》约定的违约金每日0.03%计算)；⑥本执行证书公证费21,000元、律师费390,000元。申请执行人有权将被申请执行人出质的28,000,000股“盈方微”股票(证券代码：000670)以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东方公司持65号执行证书向一中院申请执行。该院立案受理，执行案号为(2017)沪01执613号。执行中，被执行人盈方微公司向一中院提出不予执行申请。盈方微公司称：10584号公证债权文书双方关于给付内容的约定不明；65号执行证书确定的给付内容存在错误，与实际履行不符；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并非法定可以通过公证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故请求一中院裁定不予执行上述公证债权文书。但未向一中院提供相应的证据。东方公司答辩称：黄浦公证处出具的债权文书及执行证书，有双方明确的合同约定和签字确认以及实现债权的相关收据凭证等为证，未违反法律强制性和禁止性规定；黄浦公证处出具执行证书进行债务核查时，盈方微公司对本案的给付内容并未提出异议，故请求一中院驳回盈方微公司的上述申请。一中院认为，黄浦公证处10584号公证书和65号执行证书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八十条规定的法定不予执行的情形，盈方微公司不予执行该公证债权文书的申请，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东方公司的答辩意见成立，该院予以采纳。据此，一中院于2017年7月27日作出(2017)沪01执异40号执行裁定，驳回盈方微公司不予执行申请。复议申请人盈方微公司不服上述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请求撤销(2017)沪01执异40号执行裁定。其主要理由与申请不予执行理由相同。还称，东方公司提供的强制执行承诺的格式条款排除其诉讼权利，应为无效条款，双方因此签订的《业务协议》和《交易协议》自始未有关于强制执行承诺的约定。东方公司认为，盈方微公司复议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维持一中院(2017)沪01执异40号执行裁定。本院另查明，2013年5月24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发布《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及登记结算业务办法(试行)》。2013年7月1日、2日，东方公司分别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赋予开通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权限。以上事实，有双方签订的《业务协议》和《交易协议》、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执行证书、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会〔2013〕60号文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会字〔2013〕77号文、执行裁定书，谈话笔录等予以证实。本院认为，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以执行。本案中，黄浦公证处出具的10584号公证书和65号执行证书是对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的证明。其内容没有超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协议范围，具有给付内容，并有债务人在不履行义务时其自愿接受依法强制执行的承诺，程序合法，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八十条规定的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的情形。复议申请人请求不予执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一中院作出的(2017)沪01执异40号执行裁定，依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复议申请人盈方微公司请求撤销该裁定的复议申请，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复议申请。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吴耀君审判员  康志娟审判员  杜治平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五日书记员  卫栋圣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当事人不服驳回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申请的裁定的，可以自收到裁定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原裁定，不予执行该公证债权文书；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复议申请。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第十一条人民法院审查执行异议或者复议案件，应当依法组成合议庭。……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8）云刑终323号
原公诉机关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徐谷生，男，汉族，1964年10月9日出生于湖南省祁阳县，初中文化，无业，住广西壮族自治区隆林各族自治县。2017年7月22日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2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看守所。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昆明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徐谷生犯运输毒品罪一案，于二O一八年一月十七日作出（2017）云01刑初851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徐谷生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了上诉人徐谷生，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17年7月21日22时许，被告人徐谷生采用体内藏毒的方式携带毒品，乘飞机从西双版纳嘠洒机场飞往昆明，在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被公安民警抓获，查获从其体内排出的毒品海洛因净重261.23克。
原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及相关证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九条、第四十七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以运输毒品罪判处被告人徐谷生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万元；查获的毒品海洛因261.23克依法予以没收。宣判后，徐谷生上诉提出其归案后认罪态度好，系初犯，请求本院对其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2017年7月21日22时许，上诉人徐谷生以体内藏毒的方式运输毒品，乘坐航班从云南省西双版纳嘠洒机场出发，到达昆明长水机场时被公安民警抓获，后从徐谷生体内排出毒品海洛因共计净重261.23克。
上述事实清楚，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抓获经过材料、现场盘问记录证实，2017年7月21日22时许，公安民警在昆明长水机场发现徐谷生有运输毒品的嫌疑，遂对其进行盘问，徐谷生否认携带毒品。经仪器检查，发现徐谷生体内有异物存留，后从其体内排出毒品海洛因可疑物净重261.23克。
2.排毒记录及照片、提取笔录、扣押物品清单、毒品称量记录、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证实，徐谷生体内排出的毒品海洛因可疑物共计净重261.23克，经鉴定，从中检出海洛因成分。
3.DR影像报告单证实，经医院检查，发现徐谷生体内有异物存留。
4.登机牌证实徐谷生于2017年7月21日乘坐MU5914航班从西双版纳嘠洒机场前往昆明长水机场的事实。
5.上诉人徐谷生归案后供述了其以体内藏毒的方式乘坐航班从云南省景洪市乘飞机运输毒品到昆明市，后被公安民警查获的事实，该供述与在案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
本案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上诉人徐谷生无视国家法律，为牟取非法利益，以体内藏毒的方式运送毒品海洛因的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运输毒品罪，应依法惩处。徐谷生归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原审法院已据此对其从轻判处，徐谷生提出再予从轻处罚的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原判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王艳磊
审判员 林 江
审判员 陆 伟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七日
书记员 郝莹莹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辽民申201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俊，女，1960年4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辽宁省抚顺市抚顺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国有抚顺县五龙林场。住所地：辽宁省抚顺市抚顺县后安镇南章党村。
法定代表人：徐成刚，该林场场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抚顺县后安镇同安村民委员会。住所地：辽宁省抚顺市抚顺县后安镇同安村。
代表人：董晓光，该村委会主任。
再审申请人李俊因与被申请人国有抚顺县五龙林场（以下简称五龙林场）、抚顺县后安镇同安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4民终14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李俊申请再审称，原判认定山林转让合同无效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一、二审所依据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法释〔1999〕15号)的规定。原审判决超出李俊要求村委会赔偿砍伐林木损失的诉讼请求，超范围审理村委会已撤诉的山林合同效力问题。请求：1、撤销一、二审判决；2、认定村委会与李俊所签山林转让合同有效；3、五龙林场、村委会共同赔偿李俊林木损失209,583.9元及其利息（按年息24%计算）；4、被申请人承担历次诉讼费。李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六项、第十一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村委会提交意见称，李俊的再审申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其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李俊与村委会签订案涉项目林分成转让协议是否经过民主议定程序问题。李俊提交袁忠武记录的会议记录证明该协议经过民主议定程序，该记录经原审法院调查,袁忠武明确否认该份会议记录是由其记录且由其交给李俊的事实。对于李俊与村委会签订案涉项目林分成转让协议是否经过民主议定程序，原审法院进行了走访调查,当时的村民代表反映的情况不一致,无法认定案涉项目林转让协议签订时已通过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议。故原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认定案涉协议无效正确。因李俊向法院请求村委会、五龙林场赔偿其林木损失,村委会辩称其与李俊所签案涉协议没有经过民主程序属无效合同,原审依法审查案涉合同的效力，并无不当。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法释〔1999〕15号)已于2008年12月24日废止，原审法院未依此规定作为依据判决此案，亦无不当。
综上，李俊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六项、第十一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李俊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宋 华
审判员 王建柱
审判员 罗建华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杨 悦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驳 回 申 诉 通 知 书
（2018）冀刑申46号
孟宪梅：
你因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不服河北省霸州市人民法院（2015）霸刑初字第207号刑事判决、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冀10刑终59号刑事裁定及（2017）冀10刑申25号驳回申诉通知，以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应认定你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而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由，向本院提出申诉。
经复查，原裁判认定，你自2013年3月1日至9月17日任黄金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霸州分公司代理经理、经理，在你管理期间采用发传单等方式向社会不特定人员宣传公司产品，在未经金融管理部门批准的情况下，以买卖金银制品的名义，采取内部福利、中立仓等合同方式，并约定高于银行同期利率的利息，向社会不特定人员吸收资金10252372.55元的事实清楚。有被告人的供述、证人证言、涉案合同、收据、廊坊市益华司法会计鉴定中心情况说明、工商登记材料、扣押物品清单、协助查封财产通知书、黄金佳集团文件等证据予以证实，足以认定。你的行为已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本院认为，你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申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七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再审条件，原裁判应予维持，本院依法予以驳回。
特此通知。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 回 申 诉 通 知 书（2018）冀刑申46号孟宪梅：你因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不服河北省霸州市人民法院（2015）霸刑初字第207号刑事判决、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冀10刑终59号刑事裁定及（2017）冀10刑申25号驳回申诉通知，以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应认定你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而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由，向本院提出申诉。经复查，原裁判认定，你自2013年3月1日至9月17日任黄金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霸州分公司代理经理、经理，在你管理期间采用发传单等方式向社会不特定人员宣传公司产品，在未经金融管理部门批准的情况下，以买卖金银制品的名义，采取内部福利、中立仓等合同方式，并约定高于银行同期利率的利息，向社会不特定人员吸收资金10252372.55元的事实清楚。有被告人的供述、证人证言、涉案合同、收据、廊坊市益华司法会计鉴定中心情况说明、工商登记材料、扣押物品清单、协助查封财产通知书、黄金佳集团文件等证据予以证实，足以认定。你的行为已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本院认为，你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申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七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再审条件，原裁判应予维持，本院依法予以驳回。特此通知。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晋民申101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喜花，女，1951年6月10日生，汉族，山西省和顺县人，现住和顺县。
委托代理人：陈忠杰，山西至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丽，山西至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和顺县环卫队。住所地：和顺县新建街。
法定代表人：赵乃维，该队队长。
再审申请人李喜花与被申请人和顺县环卫队劳动争议一案，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晋07民终321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李喜花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查了本案。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再审申请人李喜花申请再审称：原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原审判决依据晋政发（2006）32号《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务院完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待遇制度决定的实施意见》是错误的，应适用《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请求：撤销原裁判，依法改判被申请人支付经济补偿款62536.08元。
本院经审查查明，李喜花1951年6月10日出生，从1991年起至2012年7月27日连续在××县清扫工作，2012年7月27日在从事街道清扫工作时因交通事故受伤。受伤后，李喜花没有再从事工作。2014年李喜花向和顺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与和顺县环卫队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该院于2014年11月25日以（2014）和民初字第404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李喜花与和顺县环卫队存在劳动关系。之后，和顺县环卫队不服，向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21日以（2015）晋中中法民终字第355号民事判决书维持原判。李喜花在上班期间，和顺县环卫队未为李喜花缴纳养老保险费，致使李喜花无法享受相应的养老保险待遇。李喜花遂向和顺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和顺县环卫队赔偿从2010年1月份至2015年12月份的养老保险损失62536.08元。和顺县人民法院认为对李喜花要求和顺县环卫队赔偿不能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损失的请求应予支持。关于李喜花的损失，根据晋政发（2006）32号《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务院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制度决定的实施意见》第六条第（三）项，为12个月的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即12×932.28元=11187.36元。判决：和顺县环卫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付李喜花损失款11187.36元；驳回李喜花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后，李喜花不服提起上诉，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认为，李喜花与和顺县环卫队形成事实劳动关系，李喜花作为劳动者，和顺县环卫队作为用人单位，都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缴纳各项社会保险。但双方直至李喜花达到退休年龄都未相关手续，导致李喜花无法享受养老待遇。《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故李喜花要求和顺县环卫队赔偿损失的请求应予支持。关于损失数额的计算，原审法院按照《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务院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制度决定的实施意见》的规定计算并无不妥。和顺县环卫队理应从1995年1月1日起为李喜花缴纳养老保险费，李喜花1951年6月10日出生，退休日期为2006年6月10日，从1995年1月1日起至2006年6月10日，李喜花的视同缴费年限为12年，未满15年，所以李喜花不能享受基础养老金，按视同缴费年限，可领取12个月的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即12×932.28元=11187.36元。
综上，再审申请人李喜花的再审理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再审申请人李喜花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吴捷慧
审判员 秦 颖
审判员 何炳武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五日
书记员 杨 姝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最高法民申301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许捷,女,汉族,1971年1月25日出生,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林,贵州听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都匀经济开发区社会事务管理局。住所地：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经济开发区匀东镇。
法定代表人:赵克斯,该局局长。
再审申请人许捷因与被申请人都匀经济开发区社会事务管理局(以下简称社会事务局)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黔民终1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许捷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的主要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案涉社会事务局对公账户系社会事务局时任法定代表人杨应萍在职期间由本人亲自申请开立。从开设时间、开设程序、开设行为效力、开设后果看，案涉账户不存在虚开。杨应萍开户行为系职务行为，其履行职务的行为后果依法应由社会事务局承担。即便杨应萍使用的印章是其私刻，其行为也构成表见代理，该账户应归属于社会事务局所有。且该账户开立之后进行了持续有效的使用，许捷向该账户支付款项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已经尽到了谨慎的审查义务。二、社会事务局的侵权行为与不当得利发生竞合，社会事务局负有返还财产的法定义务。许捷将相应款项汇入该账户时，社会事务局即获得该款项的控制管理权，即属于受益人。社会事务局作为政府的行政部门，内部管理不力，其局长杨应萍任意处分、占有社会事务局的财产所有权，侵害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财物，而不是许捷的财产所有权。许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五项之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认为,根据许捷的申请再审事由,本案审查重点是：社会事务局是否获有不当得利需要返还。
本案中,许捷以返还不当得利为由诉请社会事务局返还“工程投标保证金”2000万元及利息,根据许捷的诉讼请求及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本案属于不当得利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根据该条规定，社会事务局返还不当得利的前提是其获有不当利益。按照都匀市人民法院(2016)黔2701刑初187号生效刑事判决的认定，案涉账户系黎亚琴伪造社会事务局印章、杨应萍个人名章开立，许捷主张案涉账户系杨应萍本人亲自申请开立缺乏证据证明。案涉账户系黎亚琴为实施犯罪行为开立的非法账户,社会事务局对案涉账户没有管理权，对案涉汇款亦无支配权。虽许捷于2014年12月19日、2015年1月12日通过银行转账向案涉账户汇入2000万元，但杨应萍早在2014年8月7日已被免去社会事务局局长职务，许捷所举证据不能证明系按社会事务局要求汇款或社会事务局实际支取了汇款,社会事务局也并没有从中获利。因此，原审判决对许捷要求社会事务局返还不当得利的诉请未予支持并无不当；许捷关于社会事务局应因杨应萍的行为系职务行为或构成表见代理而承担案涉汇款返还责任的申请再审主张，亦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此外，不当得利与侵权系不同的法律关系，返还财产与赔偿损失亦为不同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本案对许捷返还财产诉请未予支持，许捷可通过刑事追赃或民事损失赔偿等途径依法另寻救济。
综上，许捷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五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许捷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黄 年
审 判 员 张 纯
审 判 员 潘勇锋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马 玲
书 记 员 郑佳丽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最高法民申301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许捷,女,汉族,1971年1月25日出生,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林,贵州听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都匀经济开发区社会事务管理局。住所地：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经济开发区匀东镇。法定代表人:赵克斯,该局局长。再审申请人许捷因与被申请人都匀经济开发区社会事务管理局(以下简称社会事务局)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黔民终1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许捷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的主要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案涉社会事务局对公账户系社会事务局时任法定代表人杨应萍在职期间由本人亲自申请开立。从开设时间、开设程序、开设行为效力、开设后果看，案涉账户不存在虚开。杨应萍开户行为系职务行为，其履行职务的行为后果依法应由社会事务局承担。即便杨应萍使用的印章是其私刻，其行为也构成表见代理，该账户应归属于社会事务局所有。且该账户开立之后进行了持续有效的使用，许捷向该账户支付款项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已经尽到了谨慎的审查义务。二、社会事务局的侵权行为与不当得利发生竞合，社会事务局负有返还财产的法定义务。许捷将相应款项汇入该账户时，社会事务局即获得该款项的控制管理权，即属于受益人。社会事务局作为政府的行政部门，内部管理不力，其局长杨应萍任意处分、占有社会事务局的财产所有权，侵害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财物，而不是许捷的财产所有权。许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五项之规定申请再审。本院认为,根据许捷的申请再审事由,本案审查重点是：社会事务局是否获有不当得利需要返还。本案中,许捷以返还不当得利为由诉请社会事务局返还“工程投标保证金”2000万元及利息,根据许捷的诉讼请求及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本案属于不当得利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根据该条规定，社会事务局返还不当得利的前提是其获有不当利益。按照都匀市人民法院(2016)黔2701刑初187号生效刑事判决的认定，案涉账户系黎亚琴伪造社会事务局印章、杨应萍个人名章开立，许捷主张案涉账户系杨应萍本人亲自申请开立缺乏证据证明。案涉账户系黎亚琴为实施犯罪行为开立的非法账户,社会事务局对案涉账户没有管理权，对案涉汇款亦无支配权。虽许捷于2014年12月19日、2015年1月12日通过银行转账向案涉账户汇入2000万元，但杨应萍早在2014年8月7日已被免去社会事务局局长职务，许捷所举证据不能证明系按社会事务局要求汇款或社会事务局实际支取了汇款,社会事务局也并没有从中获利。因此，原审判决对许捷要求社会事务局返还不当得利的诉请未予支持并无不当；许捷关于社会事务局应因杨应萍的行为系职务行为或构成表见代理而承担案涉汇款返还责任的申请再审主张，亦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此外，不当得利与侵权系不同的法律关系，返还财产与赔偿损失亦为不同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本案对许捷返还财产诉请未予支持，许捷可通过刑事追赃或民事损失赔偿等途径依法另寻救济。综上，许捷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五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许捷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黄 年审 判 员  张 纯审 判 员  潘勇锋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马 玲书 记 员  郑佳丽
甘肃省渭源县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甘1123行赔初21号
起诉人王永杰，男，1970年1月18日出生，汉族，甘肃省陇西县人，农民，住陇西县。
2018年8月13日，本院收到王永杰的起诉状，要求陇西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陇西县房地产管理所共同赔偿因违法颁发陇西县木源名仕花园1号楼东102、103号商铺房屋所有权证给其造成的经济损失850000元。
本院认为，陇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陇西县房地产管理所颁发陇西县木源名仕花园1号楼东102、103号商铺房屋所有权证的行政行为，属于协助执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登记行政行为，不属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院作出（2018）甘1123行初36号行政裁定，对起诉人王永杰的起诉，裁定不予立案。故该登记颁证行政行为未被确认违法。因此，起诉人以该登记颁证行为为加害行为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不符合行政赔偿诉讼的起诉条件。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一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四）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起诉人王永杰的起诉，本院不予立案。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定西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渭平
审 判 员 王 鹤
审 判 员 金祖姣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杨芳珍
书 记 员 张婉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最高法民辖终19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衡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湖南省衡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西二环路**号。
法定代表人：白润民，该委员会主任。
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红翰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武清区汽车产业园云景道*号汽车大厦***室***号。
法定代表人：梁维，该公司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长治路***号高新国际*座**层。
法定代表人：史曜瑜，该公司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南唯康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黄茶路**号。
法定代表人：史跃武，该公司董事长。
原审被告：宁保安，男，1956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运城市。
上诉人衡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衡阳国资委）、天津红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红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兴生化公司）、湖南唯康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唯康公司）、原审被告宁保安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晋民初37号之二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衡阳国资委上诉称，一、振兴生化公司、湖南唯康公司均不是振兴生化公司的股东，不享有股东知情权。原审法院认为振兴生化公司、湖南唯康公司提起的是基于股东知情权和股东其他合法权益被侵害的侵权之诉，明显错误。原审法院据此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确定本案管辖权，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振兴生化公司、湖南唯康公司将住所地在山西省的宁保安列为被告，明显是为规避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管辖权。本案双方诉争的焦点即609万股国有股的转让程序是否合法，而宁保安并非该股权转让交易的当事人。故请求依法撤销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晋民初37号之二民事裁定，并将本案移送至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
天津红翰公司上诉称，一、股东身份与事实不符，管辖适用法律错误。振兴生化公司、湖南唯康公司不是振兴生化公司的股东，不享有股东知情权。原审法院错误地将振兴生化公司、湖南唯康公司认定为振兴生化公司的股东，以股东主张知情权确立本案案由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进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之规定，按振兴生化公司住所地即山西省确立地域管辖，适用法律错误。二、以原审被告宁保安住所地在山西确立管辖不利于案件的审理，且适用法律错误。本案诉争焦点之一是609万股国有股的转让问题，而宁保安并非该股权转让交易的当事方。若要公正、高效地审理本案，应由交易当事双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即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或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管辖。宁保安作为湖南唯康公司的董事长期在湖南工作，其经常居住地应在湖南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原审法院对本案亦无管辖权，而应由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本案。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晋民初37号之二民事裁定，并将本案移送至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
振兴生化公司、湖南唯康公司答辩称，一、宁保安是本案明确被告，其住所地在山西省运城市，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有权管辖本案。宁保安担任湖南唯康公司董事期间，在明知衡阳国资委所持的609万股股票转让时应当解决职工遗留问题的情况下，利用职务之便与天津红翰公司恶意串通促成案涉股票的转让，其行为严重侵犯了振兴生化公司、湖南唯康公司合法权益。宁保安为此于2014年6月出具书面的保证书、承诺书及责任合同书，承认因股权处置过错给振兴生化公司、湖南唯康公司造成损失的事实，并承诺自己想办法筹集资金挽回损失。2014年12月后宁保安已不在湖南唯康公司任职，天津红翰公司以宁保安是湖南唯康公司董事，长期在湖南工作为由确定湖南为其经常居住地并无事实依据。振兴生化公司、湖南唯康公司基于宁保安出具的保证书、承诺书及责任合同书将其列为本案被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起诉时要有明确被告的要求，至于宁保安作为被告是否主体适格、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只有进入实体审理后才能做出判断，而非故意规避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二、本案是因违规转让国有股东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而形成的侵权纠纷，不能基于合同纠纷确定本案管辖法院。衡阳国资委向天津红翰公司转让609万股股票过程中未根据《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办法》的规定告知振兴生化公司，严重侵犯了振兴生化公司及其他股东的知情权、公平竞买权等相关权益。衡阳国资委采取协议转让方式将609万股上市公司股票转让给天津红翰公司的行为不符合《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办法》第十九条关于可不披露拟协议转让股份的信息而直接签订转让协议的情形，转让程序严重违规，侵犯了振兴生化公司、湖南唯康公司合法权益。故本案是衡阳国资委与天津红翰公司违规转让案涉609万股股票的行为侵犯振兴生化公司、湖南唯康公司合法权益的侵权纠纷，振兴生化公司住所地系侵权结果发生地，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有权管辖本案。
宁保安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关于管辖权异议的争议焦点为：本案由原告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是否错误。
首先，从当事人的诉请内容看，作为原审原告的振兴生化公司、湖南唯康公司起诉时的主要诉请为知情权及其它合法权益被侵害。其所依据的主要事实为衡阳国资委原持有振兴生化公司609万股股份，在没有按约定解决职工遗留问题且没有告知振兴生化公司及湖南唯康公司的情形下，将上述股份转让至天津红翰公司。即当事人诉请与公司股份转让导致其合法权益受损相关。其次，从关于管辖的相关法律规定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公司设立、确认股东资格、分配利润、解散、股东名册记载、请求变更公司登记、股东知情权、公司决议、公司合并、公司分立、公司减资、公司增资等纠纷应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案涉公司股权的转让会对振兴生化公司的股权架构产生影响，从而影响振兴生化公司利益，属于上述规定的与公司相关纠纷范围，可以适用上述规定。至于上诉人衡阳国资委、天津红翰公司上诉称，宁保安不是适格的被告且其经常居住地应在湖南,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亦不影响本案管辖权的确定。故本案纠纷由振兴生化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并无不当。另外，原审认为本案为股东知情权和其他合法权益被侵害的侵权之诉，表述不准确，但确定案由及管辖权适用法律并无错误，衡阳国资委、天津红翰公司关于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
综上，衡阳国资委、天津红翰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原审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刘慧卓
审 判 员 刘雪梅
审 判 员 刘崇理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金 悦
书 记 员 武 迪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最高法民辖终19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衡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湖南省衡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西二环路**号。法定代表人：白润民，该委员会主任。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红翰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武清区汽车产业园云景道*号汽车大厦***室***号。法定代表人：梁维，该公司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长治路***号高新国际*座**层。法定代表人：史曜瑜，该公司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南唯康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黄茶路**号。法定代表人：史跃武，该公司董事长。原审被告：宁保安，男，1956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运城市。上诉人衡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衡阳国资委）、天津红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红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兴生化公司）、湖南唯康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唯康公司）、原审被告宁保安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晋民初37号之二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衡阳国资委上诉称，一、振兴生化公司、湖南唯康公司均不是振兴生化公司的股东，不享有股东知情权。原审法院认为振兴生化公司、湖南唯康公司提起的是基于股东知情权和股东其他合法权益被侵害的侵权之诉，明显错误。原审法院据此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确定本案管辖权，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振兴生化公司、湖南唯康公司将住所地在山西省的宁保安列为被告，明显是为规避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管辖权。本案双方诉争的焦点即609万股国有股的转让程序是否合法，而宁保安并非该股权转让交易的当事人。故请求依法撤销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晋民初37号之二民事裁定，并将本案移送至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天津红翰公司上诉称，一、股东身份与事实不符，管辖适用法律错误。振兴生化公司、湖南唯康公司不是振兴生化公司的股东，不享有股东知情权。原审法院错误地将振兴生化公司、湖南唯康公司认定为振兴生化公司的股东，以股东主张知情权确立本案案由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进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之规定，按振兴生化公司住所地即山西省确立地域管辖，适用法律错误。二、以原审被告宁保安住所地在山西确立管辖不利于案件的审理，且适用法律错误。本案诉争焦点之一是609万股国有股的转让问题，而宁保安并非该股权转让交易的当事方。若要公正、高效地审理本案，应由交易当事双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即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或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管辖。宁保安作为湖南唯康公司的董事长期在湖南工作，其经常居住地应在湖南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原审法院对本案亦无管辖权，而应由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本案。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晋民初37号之二民事裁定，并将本案移送至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振兴生化公司、湖南唯康公司答辩称，一、宁保安是本案明确被告，其住所地在山西省运城市，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有权管辖本案。宁保安担任湖南唯康公司董事期间，在明知衡阳国资委所持的609万股股票转让时应当解决职工遗留问题的情况下，利用职务之便与天津红翰公司恶意串通促成案涉股票的转让，其行为严重侵犯了振兴生化公司、湖南唯康公司合法权益。宁保安为此于2014年6月出具书面的保证书、承诺书及责任合同书，承认因股权处置过错给振兴生化公司、湖南唯康公司造成损失的事实，并承诺自己想办法筹集资金挽回损失。2014年12月后宁保安已不在湖南唯康公司任职，天津红翰公司以宁保安是湖南唯康公司董事，长期在湖南工作为由确定湖南为其经常居住地并无事实依据。振兴生化公司、湖南唯康公司基于宁保安出具的保证书、承诺书及责任合同书将其列为本案被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起诉时要有明确被告的要求，至于宁保安作为被告是否主体适格、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只有进入实体审理后才能做出判断，而非故意规避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二、本案是因违规转让国有股东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而形成的侵权纠纷，不能基于合同纠纷确定本案管辖法院。衡阳国资委向天津红翰公司转让609万股股票过程中未根据《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办法》的规定告知振兴生化公司，严重侵犯了振兴生化公司及其他股东的知情权、公平竞买权等相关权益。衡阳国资委采取协议转让方式将609万股上市公司股票转让给天津红翰公司的行为不符合《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办法》第十九条关于可不披露拟协议转让股份的信息而直接签订转让协议的情形，转让程序严重违规，侵犯了振兴生化公司、湖南唯康公司合法权益。故本案是衡阳国资委与天津红翰公司违规转让案涉609万股股票的行为侵犯振兴生化公司、湖南唯康公司合法权益的侵权纠纷，振兴生化公司住所地系侵权结果发生地，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有权管辖本案。宁保安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关于管辖权异议的争议焦点为：本案由原告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是否错误。首先，从当事人的诉请内容看，作为原审原告的振兴生化公司、湖南唯康公司起诉时的主要诉请为知情权及其它合法权益被侵害。其所依据的主要事实为衡阳国资委原持有振兴生化公司609万股股份，在没有按约定解决职工遗留问题且没有告知振兴生化公司及湖南唯康公司的情形下，将上述股份转让至天津红翰公司。即当事人诉请与公司股份转让导致其合法权益受损相关。其次，从关于管辖的相关法律规定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公司设立、确认股东资格、分配利润、解散、股东名册记载、请求变更公司登记、股东知情权、公司决议、公司合并、公司分立、公司减资、公司增资等纠纷应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案涉公司股权的转让会对振兴生化公司的股权架构产生影响，从而影响振兴生化公司利益，属于上述规定的与公司相关纠纷范围，可以适用上述规定。至于上诉人衡阳国资委、天津红翰公司上诉称，宁保安不是适格的被告且其经常居住地应在湖南,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亦不影响本案管辖权的确定。故本案纠纷由振兴生化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并无不当。另外，原审认为本案为股东知情权和其他合法权益被侵害的侵权之诉，表述不准确，但确定案由及管辖权适用法律并无错误，衡阳国资委、天津红翰公司关于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综上，衡阳国资委、天津红翰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原审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刘慧卓审 判 员 刘雪梅审 判 员 刘崇理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金 悦书 记 员 武 迪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京73行初1642号
原告厦门泽火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岑东路1号C座101室。
法定代表人柴进，总经理。（未到庭）。
委托代理人柴青，辽宁鹏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到庭）
被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茶马南街1号。
法定代表人赵刚，主任。(未到庭)
委托代理人王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审查员。（未到庭）
委托代理人樊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审查员。（到庭）
案由：商标驳回复审行政纠纷。
被诉决定：商评字[2017]第0000146931号关于第20034313号“不忘初心STAYFOOLISH-STAYHUNGRY及图”商标驳回复审决定。
被诉决定作出时间：2017年11月27日。
本院受理时间：2018年2月8日。
开庭审理时间：2018年3月15日。
被告以原告申请注册的第20034313号“不忘初心STAYFOOLISH-
STAYHUNGRY及图”商标（简称诉争商标）已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简称《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所指情形为由，作出被诉决定，驳回诉争商标的注册申请。
原告诉称：一、词语“不忘初心”勉励人们秉持初心、牢记使命，充满正能量，代表着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将“不忘初心”作为商标使用，有助于弘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不可能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等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产生消极或负面影响；被告在决定书指出“不忘初心”作为商标使用，易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二、诉争商标“不忘初心”不属于我国《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不得不作为商标使用的标志；被告未提供任何证明“不忘初心”作为商标使用会产生不良社会影响，被告依据《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作出被诉决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不忘初心”作为商标已被原告在内的多家企业或自然人申请注册并获准。《商标法》属于“商标注册绝对禁止条款”不适用个人案例，被告应遵循“审查一致原则”，应依法核准注册。四、原告将“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作为企业核心价值观，成立专业团队，努力践行社会责任，牢记使命。诉争商标已经过宣传和报道获得了较高知名度。综上，请求法院撤销被诉决定，判令被告重新作出决定，并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辩称：被诉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并判令原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本院经审理查明：
一、诉争商标
1.申请人：厦门泽火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2.申请号：20034313。
3.申请日期：2016年5月20日。
4.标识：
诉争商标
5.指定使用服务（第42类，类似群：4209；4217；4220；4227）：质量检测；无形资产评估；云计算；室内设计；计算机编程；把有形的数据或文件转换成电子媒体；替他人创建和维护网站；托管；计算机站（网站）；计算机系统远程监控；网站设计咨询。
二、其他事实
庭审中，原告向法庭提交了期刊第2016年第12期《文史博览》，第32页复印件，记载“不忘初心”的由来：“‘不忘初心’在佛教中流传甚广，如星云大师把他的一篇日记命名为《不忘初心》。”此外，还记载了“初心，又称‘初发心’，来源于《华严经》。初心是菩萨修行的开始，觉悟成佛是菩萨修行的结果，初心与正果是密不可分的。华严宗四组澄观《华严经疏》解释说：‘初心为始，正觉为终。’《大方等大集经》也讲菩萨‘心始心终’，所谓‘心始’即初发心。从最初的发心到最终的成佛，此心始不变的，所以《华严经》主张初发心即成正觉。‘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说法即从此演化而来。”
庭审中，被告辩称诉争商标中文字“不忘初心”已被十九大确立为大会的主题思想内容，涉及政治内容，不应予以核准注册。
上述事实，有被诉决定、诉争商标档案、驳回通知书、驳回商标注册申请复审申请书、原告在复审程序中向被告提交的相关材料等证据材料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
鉴于原告对被告作出被诉决定的程序不持异议，本院经审查予以确认。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诉争商标的注册申请是否构成《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所规定之情形。
《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八）项规定：“下列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八）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
本案中，诉争商标为“不忘初心STAYFOOLISH-
STAYHUNGRY及图”商标，主要识别部分为中文文字“不忘初心”。“不忘初心”系现代社会中包含有一定政治含义的词语，作为商标使用，容易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故诉争商标构成《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之情形，属不应予以核准注册的情形。
商标授权审查因个案事实情况不同可能结论各异，原告主张其他包含“不忘初心”文字的商标已被核准的情况并非本案诉争商标应于核准注册的当然依据，故原告的该项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被告认定诉争商标在指定使用的服务上已构成《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之情形，驳回诉争商标的注册申请，理由正当、程序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厦门泽火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一百元，由原告厦门泽火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承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厦门泽火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被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一百元，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 剑
人民陪审员 李小娟
人民陪审员 陶 轩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日
法官 助理 方 倩
书 记 员 林子斌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8）云刑终708号
原公诉机关云南省昭通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廷树，男，1983年3月2日生，汉族，云南省巧家县人，初中文化，农民，住巧家县。2017年5月6日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10日被逮捕。现押于巧家县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胡峻滔，曾用名胡玉丰，男，1989年5月24日生，汉族，云南省巧家县人，初中文化，农民，住巧家县。2017年5月6日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10日被逮捕。现押于巧家县看守所。
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云南省昭通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胡峻滔、陈廷树犯贩卖毒品罪一案，于2018年4月24日作出（2018）云06刑初29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胡峻滔服判，未提出上诉。原审被告人陈廷树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原审被告人胡峻滔、陈廷树，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被告人胡峻滔事先与他人联系出售毒品。2017年5月5日，胡峻滔邀约被告人陈廷树共同贩卖毒品，二人到巧家县白鹤滩镇入住迤博街“好客宾馆”8501房间，胡峻滔又开了8205房间准备存放毒品。后胡峻滔取得毒品，与陈廷树在8501房间对毒品进行拆分，将毒品带至8205房间存放。当日16时许，胡峻滔与买方在8501房间洽谈毒品交易事宜，并安排陈廷树将毒品送至8501房间，后二人被公安民警抓获，当场在8501房间查获毒品海洛因2块，净重495.20克；在8205房间胡峻滔的包内查获毒品海洛因2包，净重10.9克；在陈廷树的包内查获毒品海洛因2包，净重58.53克。
根据上述事实及相关证据，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以贩卖毒品罪判处被告人胡峻滔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000元；以贩卖毒品罪判处被告人陈廷树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没收罚金30000元；查获的毒品海洛因564.63克、手机4部，依法予以没收。
宣判后，被告人陈廷树以“事实不清，并非共同贩卖毒品，起次要作用，量刑过重，请求判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为由，提出上诉。
经审理查明，原审被告人胡峻滔与他人联系欲出售毒品。2017年5月5日，胡峻滔邀约上诉人陈廷树共同贩卖毒品，二人到巧家县白鹤滩镇入住迤博街“好客宾馆”8501房间，胡峻滔又开了8205房间准备存放毒品。胡峻滔取得毒品后，与陈廷树在8501房间拆分毒品并送至8205房间存放。当日16时许，胡峻滔与买方在8501房间洽谈毒品交易事宜，并安排陈廷树将毒品送至8501房间，交易过程中被公安民警人赃俱获，当场在8501房内查获毒品海洛因2块，净重495.20克；从胡峻滔包内查获毒品海洛因2包，净重10.9克；从陈廷树包内查获毒品海洛因2包，净重58.53克。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1.受案登记表、抓获经过、提取记录及扣押清单，证实公安民警根据线索将被告人胡峻滔、陈廷树人赃俱获的经过。侦查机关扣押查获的毒品可疑物、刀子、背包、被告人胡峻滔手机3部、被告人陈廷树的手机1部。
2.现场勘验笔录及现场照片、指认照片,证实现场位于巧家县白鹤滩镇迤博街好客宾馆8501房间，该房桌子上有一个黄色塑料袋，袋内纸盒有一黑色塑料袋，袋内有两块密封胶带和纸包装的毒品可疑物，地面有一黑色背包；8205房间北侧床上有一个棕色手提包，包内有毒品可疑物等物，南侧床上有一个棕色挎包，包内有毒品可疑物、电子秤等物品。经被告人胡峻滔、陈廷树进行指认。
3.辨认笔录及照片、证人王某(外号“王老五”)证实：胡峻滔打电话跟他说手里有毒品海洛因，叫他帮忙联系买家。5月4日，他告诉胡峻滔已联系了买家，定于次日交易，并与胡峻滔商定每克毒品220元。第二天下午，胡峻滔打电话让他到巧家县城迤博街好客宾馆8501房间交易毒品。他和买家到8501房间，胡峻滔就打电话叫人把毒品拿来，确认是毒品后他就出房间走了。
通过照片进行混合辨认，王某辨认出2017年贩卖毒品给他的就是胡峻滔。
4.证人廖某证实：2017年5月5日13时许，在巧家县白鹤滩镇迤博街好客宾馆上班，两名男子来住宿，他把8501房间开给二人，后来，其中一人又来开了8205房间。
5.称量记录、提取记录、毒品检验鉴定报告，证实本案查获的毒品可疑物均检出海洛因成分，净重564.63克。
6.视频资料、辨认笔录，证实被告人陈廷树在好客宾馆提一个盒子进入房间。
7.尿液提取笔录及尿检照片、现场检测报告书证实，被告人陈廷树、胡峻滔尿检均呈吗啡阳性。
8.被告人胡峻滔供述：案发前联系“王老五”，叫“王老五”帮他联系买家出售毒品海洛因，与“王老五”商定在巧家县城交易，每克毒品220元。他打电话约陈廷树一起到巧家县城，他告诉过陈廷树是贩卖毒品。当日，他和陈廷树到巧家县城，在好客宾馆开了两个房间。他外出取得装在黑色背包内的毒品，在8501房间和陈廷树拆分毒品，并将毒品存放于8205房间。买方到8501房间进行交易，他打电话叫陈廷树将毒品送到8501房间，后被抓获。
9.被告人陈廷树供述：案发当天，胡峻滔打电话叫他一起到巧家县城，他知道是去贩卖毒品。到县城后，在好客宾馆开了两个房间。胡峻滔出去取得毒品，二人将毒品拆分，并将毒品放于8205房间。胡峻滔安排他将毒品送到8501房间。
10.户口证明，证实被告人胡峻滔、陈廷树的身份情况。
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原审被告人胡峻滔、上诉人陈廷树无视国法，贩卖毒品海洛因，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应依法惩处。在共同犯罪中，胡峻滔联系他人贩卖毒品，并提供毒品进行交易，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胡峻滔归案后如实供述其罪行，具有坦白情节，依法从轻处罚。陈廷树受胡峻滔邀约参与贩卖毒品，起辅助作用，系从犯，依法减轻处罚。
关于陈廷树所提上诉理由，经查，陈廷树受胡峻滔邀约参与贩卖毒品，在交易过程中被公安民警人赃俱获，原判已认定其系从犯，并依法减轻处罚，对其量刑适当。故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张 导
审判员 杨宇纲
审判员 邹尔曼
二〇一八年七月四日
书记员 善义勇
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吉01行初1号
原告王立新，男，1966年11月13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2201221966********，汉族，住址长春市南关区幸福街道黑嘴子委***组。
被告吉林省人民政府，住所地长春市新发路329号。
法定代表人景俊海，省长。
委托代理人王佳伟，吉林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行政应诉处主任科员。
委托代理人王泽晗，吉林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行政应诉处主任科员。
原告王立新要求撤销被告吉林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吉国土资耕函〔2008〕0236号《关于长春市人民政府2008年第87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一案，本院依法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立新诉称，原告在长春市南关区幸福乡富裕村后西三家子屯拥有合法房屋一处，用于经营，具有营业执照。2017年7月，房屋拆迁方通知原告对原告的房屋进行拆迁，但未向原告出示证明其拆迁合法的政府文件，并且补偿价格明显过低，不具合理性。原告于2017年9月7日从长春市南关区房屋征收经办中心作出的长南征补告（2017）第59号《地上附着物征收补偿告知书》得知，被告吉林省人民政府批准吉国土资耕函〔2008〕0236号《关于长春市人民政府2008年第87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原告认为被告批准的批复实体和程序均违法，应予撤销。2017年9月22日，原告向被告吉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7年12月11日，原告收到了被告作出的吉政复决字〔2017〕41号《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驳回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综上，被告批准的吉国土资耕函〔2008〕0236号《关于长春市人民政府2008年第87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违法、错误，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应予撤销。为此，原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吉国土资耕函〔2008〕0236号《关于长春市人民政府2008年第87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
被告吉林省人民政府未提出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答辩意见，故对其提出的其他答辩意见本院不予赘述。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的“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行为应当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国务院或者省级人民政府对行政区划的勘定、调整或者征收土地的决定；二是省级人民政府据此确认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行政复议决定。本案中，原告要求撤销的吉国土资耕函〔2008〕0236号《关于长春市人民政府2008年第87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系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集体土地征收批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中的“征收土地决定”，该批复属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行政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四）项“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事项提起的诉讼：……（四）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行政行为”之规定，该批复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案件受理范围。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王立新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 光
代理审判员 姜 楠
代理审判员 高婧明
二〇一八年二月五日
书 记 员 刘雅林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最高法民申185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军达，男，1968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宜兴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欢，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城西支行，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江东北路289号。
负责人：ＸＸ，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存辉，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工作人员。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邱珍，女，1988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通州市。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吴克祥，男，1965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通州市。
再审申请人刘军达因与被申请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城西支行（简称工行南京城西支行）、邱珍、吴克祥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不服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苏民终4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刘军达申请再审称：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应予再审。主要事实和理由是：工行南京城西支行未就邱珍、吴克祥购买的南京市雨花台区龙西路318号2幢一单元601室房屋（简称601室房屋）完成抵押登记，（2015）宁商终字第979号民事判决认定工行南京城西支行对该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错误。本案二审判决虽指出该错误，但未进行纠正。刘军达依据（2014）通中商初字第0327号民事判决申请强制执行601室房屋过程中，工行南京城西支行依据（2015）宁商终字第979号民事判决主张对601室房屋折价或拍卖、变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使得刘军达对案涉房屋拍卖款的分配数额减少，故（2015）宁商终字第979号民事判决应予撤销。
工行南京城西支行提交意见称：工行南京城西支行与邱珍、吴克祥订立的抵押合同合法有效，且办理了抵押合同的登记手续，其有权要求邱珍、吴克祥与其办理正式的抵押登记。案涉房屋未办理抵押登记系因邱珍、吴克祥怠于办理，故本案抵押预告登记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条规定的预告登记失效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案涉房屋的抵押预告登记合法有效，具有排除法院执行的效力。综上，工行南京城西支行请求驳回刘军达的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条规定：“当事人签订买卖房屋或者其他不动产物权的协议，为保障将来实现物权，按照约定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预告登记。预告登记后，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处分该不动产的，不发生物权效力。预告登记后，债权消灭或者自能够进行不动产登记之日起三个月内未申请登记的，预告登记失效。”本案中，为购买601室房屋，邱珍向工行南京城西支行借款，并和吴克祥一起与工行南京城西支行订立抵押合同，约定以601室房屋为邱珍向工行南京城西支行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后邱珍、吴克祥与工行南京城西支行办理了抵押预告登记。在房屋具备办理产权登记条件后，因邱珍、吴克祥怠于办理601室房屋的产权证，致抵押登记未能及时办理，工行南京城西支行对此并无过错，本案抵押预告登记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预告登记失效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对被查封的办理了受让物权预告登记的不动产，受让人提出停止处分异议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符合物权登记条件，受让人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应予支持。”该规定进一步明确了预告登记具有排除执行的效力。二审法院结合案涉房屋开发商对工行南京城西支行行使抵押权并无异议，案涉房屋已经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拍卖给他人，工行南京城西支行另行提起要求邱珍、吴克祥协助办理抵押登记义务之诉已不现实等实际情况，认定（2015）宁商终字第979号民事判决关于工行南京城西支行对办理了抵押预告登记的601室房屋折价或拍卖、变卖的款项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判项不损害刘军达的权利，并无不当。据此，二审法院驳回刘军达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妥。
综上，刘军达提出的再审事由不能成立，其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刘军达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汪 军
审 判 员 马东旭
审 判 员 张爱珍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魏佳钦
书 记 员 费斯嘉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最高法民申185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军达，男，1968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宜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欢，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城西支行，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江东北路289号。负责人：ＸＸ，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存辉，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工作人员。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邱珍，女，1988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通州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吴克祥，男，1965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通州市。再审申请人刘军达因与被申请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城西支行（简称工行南京城西支行）、邱珍、吴克祥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不服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苏民终4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刘军达申请再审称：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应予再审。主要事实和理由是：工行南京城西支行未就邱珍、吴克祥购买的南京市雨花台区龙西路318号2幢一单元601室房屋（简称601室房屋）完成抵押登记，（2015）宁商终字第979号民事判决认定工行南京城西支行对该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错误。本案二审判决虽指出该错误，但未进行纠正。刘军达依据（2014）通中商初字第0327号民事判决申请强制执行601室房屋过程中，工行南京城西支行依据（2015）宁商终字第979号民事判决主张对601室房屋折价或拍卖、变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使得刘军达对案涉房屋拍卖款的分配数额减少，故（2015）宁商终字第979号民事判决应予撤销。工行南京城西支行提交意见称：工行南京城西支行与邱珍、吴克祥订立的抵押合同合法有效，且办理了抵押合同的登记手续，其有权要求邱珍、吴克祥与其办理正式的抵押登记。案涉房屋未办理抵押登记系因邱珍、吴克祥怠于办理，故本案抵押预告登记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条规定的预告登记失效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案涉房屋的抵押预告登记合法有效，具有排除法院执行的效力。综上，工行南京城西支行请求驳回刘军达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条规定：“当事人签订买卖房屋或者其他不动产物权的协议，为保障将来实现物权，按照约定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预告登记。预告登记后，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处分该不动产的，不发生物权效力。预告登记后，债权消灭或者自能够进行不动产登记之日起三个月内未申请登记的，预告登记失效。”本案中，为购买601室房屋，邱珍向工行南京城西支行借款，并和吴克祥一起与工行南京城西支行订立抵押合同，约定以601室房屋为邱珍向工行南京城西支行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后邱珍、吴克祥与工行南京城西支行办理了抵押预告登记。在房屋具备办理产权登记条件后，因邱珍、吴克祥怠于办理601室房屋的产权证，致抵押登记未能及时办理，工行南京城西支行对此并无过错，本案抵押预告登记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预告登记失效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对被查封的办理了受让物权预告登记的不动产，受让人提出停止处分异议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符合物权登记条件，受让人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应予支持。”该规定进一步明确了预告登记具有排除执行的效力。二审法院结合案涉房屋开发商对工行南京城西支行行使抵押权并无异议，案涉房屋已经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拍卖给他人，工行南京城西支行另行提起要求邱珍、吴克祥协助办理抵押登记义务之诉已不现实等实际情况，认定（2015）宁商终字第979号民事判决关于工行南京城西支行对办理了抵押预告登记的601室房屋折价或拍卖、变卖的款项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判项不损害刘军达的权利，并无不当。据此，二审法院驳回刘军达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妥。综上，刘军达提出的再审事由不能成立，其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刘军达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汪 军审 判 员  马东旭审 判 员  张爱珍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魏佳钦书 记 员  费斯嘉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豫民申244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乔婧，女，汉族，1983年10月22日出生，住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浩，女，汉族，1958年4月24日出生，住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系乔婧之母。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河南易之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濮阳市黄河路东段。
法定代表人：胡林璞，该公司总经理。
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浩，女，汉族，1958年4月24日出生，住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
再审申请人乔婧因与被申请人河南易之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09民终2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乔婧申请再审称，二审判决对乔婧要求河南易之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三倍赔偿购车款42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错误。河南易之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行为构成欺诈，应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加倍赔偿乔婧车款三倍的损失。请求对本案进行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双方签订的《客户订车合同》未明确约定乔婧所购车辆为2015款还是2016款，河南易之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向乔婧交付的2015款车辆，该款车辆的配置符合双方合同的约定，故二审判决认定河南易之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行为不构成消法意义上的欺诈并无不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乔婧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王晓东
审 判 员 庄卫民
审 判 员 于跃辉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戚寒箫
书 记 员 李淑静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豫民申244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乔婧，女，汉族，1983年10月22日出生，住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浩，女，汉族，1958年4月24日出生，住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系乔婧之母。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河南易之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濮阳市黄河路东段。法定代表人：胡林璞，该公司总经理。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浩，女，汉族，1958年4月24日出生，住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再审申请人乔婧因与被申请人河南易之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09民终2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乔婧申请再审称，二审判决对乔婧要求河南易之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三倍赔偿购车款42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错误。河南易之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行为构成欺诈，应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加倍赔偿乔婧车款三倍的损失。请求对本案进行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双方签订的《客户订车合同》未明确约定乔婧所购车辆为2015款还是2016款，河南易之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向乔婧交付的2015款车辆，该款车辆的配置符合双方合同的约定，故二审判决认定河南易之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行为不构成消法意义上的欺诈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乔婧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王晓东审 判 员 庄卫民审 判 员 于跃辉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戚寒箫书 记 员 李淑静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最高法民终4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云南工投集团动力配煤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海源北路6号高新招商大厦办公室1间。
法定代表人：冷天辉。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昆明恒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新迎小区三组团3-4幢底商24号。
法定代表人：石景润。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绍春，男，1968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嵩明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ＸＸ，男，1965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云南盘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云山社区云山村股份合作社（园博路6号）415室。
法定代表人：高勇，该公司执行董事。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云南盛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曲靖市宣威市振兴街大丰商业城丰裕阁7号。
法定代表人：陈艳霞，该公司执行董事。
上诉人云南工投集团动力配煤股份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昆明恒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苏绍春、ＸＸ、云南盘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云南盛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民初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本院审理过程中，上诉人云南工投集团动力配煤股份有限公司向本院提交《缓交诉讼费用申请书》，本院作出《不准予缓交、减交、免交诉讼费用通知书》，并通过邮政专递方式于2018年5月21日送达至上诉人。后上诉人又向本院提交《撤回起诉申请书》及《同意撤回起诉证明》，但仍未在本院限定期限内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本案按上诉人云南工投集团动力配煤股份有限公司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一审判决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张 纯
审 判 员 黄 年
审 判 员 潘勇锋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陈明克
书 记 员 李蕴娇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最高法民申323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嘉峪关市雄关东路**号。
法定代表人：程子建，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焦艳，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煤炭工业石家庄设计研究院。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西路***号。
法定代表人：胡兰计，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洁，该公司员工。
再审申请人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酒钢宏兴公司）因与被申请人煤炭工业石家庄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石家庄设计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甘民终1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本院认为，酒钢宏兴公司的再审申请事由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依法成立。本案应当再审。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本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本案由本院提审。
审 判 长 冯文生
审 判 员 王 涛
审 判 员 晏 景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衡飞玲
书 记 员 朱娅楠
重庆市云阳县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渝0235行赔初5号
原告王延全，男，1973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云阳县。
被告云阳县南溪镇人民政府，住所地云阳县南溪镇新集镇。
法定代表人向青松，镇长。
原告王延全诉被告云阳县南溪镇人民政府行政赔偿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延全诉称，一、2012年6月原告实名举报南溪镇南阳村村干部贪污，现涉案村干部已被追究刑事责任。二、2011年7月，村民多次向南溪镇纪委、云阳县纪委反映村干部贪污犯罪，云阳县责令南溪镇纪委查办，南溪镇纪委经过一个多月调查后宣布南阳村干部是清白的，被告有包庇村干部的犯罪事实。三、多年以来就是村级账务由镇管理，现被告已经将原南阳村解体达4年之久，任何集体和团体在倒闭或解体时，都必须清算账务并进行公布，而被告至今未公布南阳村的账务的行为严重违法。并给全村群众造成特大损失。现起诉请求：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的上访资料费10万元，误工费67.2万元，交通费10万元，生活费16.8万元，以上合计104万元。
本院认为，行政赔偿以相关行政行为被依法确认违法为前提。本案系王延全在提起请求确认被告从2014年至今未公布南阳村的账务行为违法的行政诉讼案件时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案件，现王延全请求确认被告从2014年至今未公布南阳村的账务行为违法的行政诉讼案件已被本院驳回起诉，因此，其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明显缺乏事实依据，其起诉应予驳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十）项、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王延全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黄海龙
审 判 员 王小玲
人民陪审员 赵 容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叶 青
重庆市云阳县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渝0235行赔初5号原告王延全，男，1973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云阳县。被告云阳县南溪镇人民政府，住所地云阳县南溪镇新集镇。法定代表人向青松，镇长。原告王延全诉被告云阳县南溪镇人民政府行政赔偿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延全诉称，一、2012年6月原告实名举报南溪镇南阳村村干部贪污，现涉案村干部已被追究刑事责任。二、2011年7月，村民多次向南溪镇纪委、云阳县纪委反映村干部贪污犯罪，云阳县责令南溪镇纪委查办，南溪镇纪委经过一个多月调查后宣布南阳村干部是清白的，被告有包庇村干部的犯罪事实。三、多年以来就是村级账务由镇管理，现被告已经将原南阳村解体达4年之久，任何集体和团体在倒闭或解体时，都必须清算账务并进行公布，而被告至今未公布南阳村的账务的行为严重违法。并给全村群众造成特大损失。现起诉请求：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的上访资料费10万元，误工费67.2万元，交通费10万元，生活费16.8万元，以上合计104万元。本院认为，行政赔偿以相关行政行为被依法确认违法为前提。本案系王延全在提起请求确认被告从2014年至今未公布南阳村的账务行为违法的行政诉讼案件时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案件，现王延全请求确认被告从2014年至今未公布南阳村的账务行为违法的行政诉讼案件已被本院驳回起诉，因此，其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明显缺乏事实依据，其起诉应予驳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十）项、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王延全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黄海龙审 判 员  王小玲人民陪审员  赵 容二〇一八年五月三十日书 记 员  叶 青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最高法行申182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文楷，男，1943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福建省莆田市人民政府。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荔城中大道****号。
法定代表人：李建辉，该市人民政府市长。
再审申请人刘文楷诉福建省莆田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莆田市政府）行政强制一案，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2日作出（2017）闽03行初42号行政裁定:驳回刘文楷的起诉；刘文楷不服提起上诉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6日作出（2017）闽行终389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刘文楷仍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由审判员王晓滨、审判员耿宝建、审判员白雅丽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刘文楷请求本院撤销一、二审裁定，支持其一审的诉讼请求。其申请再审的事实和理由为：对于不予立案的起诉，再审申请人可以补充材料后重新起诉；一、二审人民法院缺乏明确具体的裁判文书可以证明本案的“被告与诉讼请求”与另外案件的相同，故一、二审法院在认为本案构成“重复起诉滥用诉权”方面存在事实认定不清。
本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应当满足诸多的法定条件，其中重复起诉即属于不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可依法裁定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本案中，再审申请人刘文楷的原审诉讼请求为撤销莆田市政府拆毁其上桃巷7号祖遗古建筑的行为，一并判决莆田市城厢区建设发展公司（以下简称城厢公司）实施的梅园路东段旧城改造工程违法和无效，并对莆田市政府莆政土（2002）63号《莆田市人民政府关于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给莆田市城厢区建设发展公司作为梅园路东段旧城改造项目用地的批复》（以下简称63号批复）和莆政（1998）土24号《莆田市梅园路东段旧城改造项目用地的批复》（以下简称24号批复）进行合法性审查。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再审申请人因不服原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荔城街道办事处于1998年12月27日作出的实施房屋强制拆迁的通知和次日强制拆除房屋的行为，曾向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1999）城行初字第57号行政判决及二审（2000）莆中行终字第12号行政判决，维持了该通知和强拆行为。2000年和2003年其再次起诉，请求确认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政府强制拆除莆田市城厢区上桃巷2号和7号房屋违法，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0）莆中行终字第17号和（2003）莆中行终字第156号行政裁定，以重复起诉为由裁定驳回起诉。2014年6月，再审申请人起诉请求确认莆田市政府强制拆除涉案房屋违法，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莆行初字第124号行政裁定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闽行终字第165号行政裁定，亦已裁定不予受理和驳回上诉。此外，再审申请人在提起本案诉讼之前，已经就本案诉求向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该院于2017年1月4日作出了(2017)闽09行初9号不予立案的行政裁定。据此，可以认定再审申请人在本案中构成重复起诉，且存在诉权的不当行使，依法不符合行政诉讼的起诉条件；其一并请求解决相关民事争议以及对24号批复、63号批复进行合法性审查的诉求，亦难以获得支持。因此，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结果正确，二审法院在指出一审法院错列城厢公司为被告的问题之后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并无不当。
综上，刘文楷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再审申请人刘文楷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王晓滨
审 判 员 耿宝建
审 判 员 白雅丽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金诚轩
书 记 员 李 璐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
（2018）陕行赔终34号
上诉人（一审起诉人）：西安市阿房煤气灶具厂。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三桥镇武警路中段**号。
法定代表人：周新群，该厂厂长。
委托代理人：郗蒙，陕西省老法律工作者协会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西安市阿房煤气灶具厂不服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7）陕71行赔初28号行政赔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西安市阿房煤气灶具厂提交行政赔偿起诉状称：2005年5月，西安市未央区三桥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带领数人，趁原告留守人员吃午饭不备之际，闯入厂内将办公档案、财务账本等扔下，将厂内所有设备超低价变卖。被告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未履行任何合法手续的情况下，非法强制拆除原告的房屋，应予赔偿相关损失。请求：判令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政府、西安市未央区三桥街道办事处支付西安市阿房煤气灶具厂土地补偿费4200万元、给付房屋拆迁补偿费697.3万元、给付设备损失163.055万元，共计5060.3万元。
一审认为：起诉人要求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政府、西安市未央区三桥街道办事处赔偿相关损失，应以行政行为违法为前提。关于起诉人西安市阿房煤气灶具厂诉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政府、西安市未央区三桥街道办事处行政违法一案，一审法院（2017）陕71行初703号行政裁定书已驳回了起诉人西安市阿房煤气灶具厂的起诉。故起诉人西安市阿房煤气灶具厂请求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政府、西安市未央区三桥街道办事处补偿土地使用费、拆迁补偿费、设备损失费等相关损失不属于行政赔偿诉讼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的规定，裁定:对西安市阿房煤气灶具厂的起诉，不予立案。
上诉人西安市阿房煤气灶具厂上诉称：上诉人未与西安市未央区三桥街道办事处就房屋征收达成任何协议的情况下拆除了上诉人的房屋，财物被损毁。上诉人在提出确认拆除行为违法的同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符合法律规定。请求：撤销一审裁定。
本院认为，西安市阿房煤气灶具厂起诉要求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政府、西安市未央区三桥街道办事处予以行政赔偿，理由是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政府、西安市未央区三桥街道办事处对其违法实施了拆除房屋行政职权致害行为。但西安市阿房煤气灶具厂起诉请求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政府、西安市未央区三桥街道办事处对其实施的拆除房屋行为违法一案，已被人民法院裁定不予立案。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政府、西安市未央区三桥街道办事处实施的拆除房屋行为并未被确认为违法，故西安市阿房煤气灶具厂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政府、西安市未央区三桥街道办事处予以行政赔偿，缺乏行政赔偿的前提条件，一审法院裁定对西安市阿房煤气灶具厂的起诉不予立案，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西安市阿房煤气灶具厂的上诉理由及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焦玉珍
代理审判员 马 燕
代理审判员 王 鑫
二〇一八年六月五日
书 记 员 铁梦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