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鸡西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黑03民终42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马奎君,男,1964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秀芬，女，1965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石瑞明，黑龙江天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安秋,女,1973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淑娟，黑龙江腾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马奎君、李秀芬因与被上诉人刘安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鸡西市鸡冠区人民法院（2018）黑0302民初226号
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马奎君、李秀芬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石瑞明，被上诉人刘安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淑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马奎君、李秀芬的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鸡冠区人民法院（2018）黑0302民初字226号民事判决。2、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3、一、二审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理由：一审判决事实认定借款交付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与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认定本案借款事实发生的关键就是被上诉人是否有证据证实其向上诉人交付了借款，仅凭一纸借条不能确认借款合同生效和借款事实的发生。采信证人证言错误。首先证人朱某的证言仅证实了被上诉人在其处取钱，并不能证实取的钱交付给了上诉人。另外证人朱某陈述家中存放大量现金的事实与日常生活习惯相悖，不符合常理。其与被上诉人的母女关系说明其证言的证明力和可信度较低。其次证人王某的证言同样存在不能证实被上诉人将钱款交付给上诉人的关键事实，其陈述内容模糊不清晰，时间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相矛盾，且无法自圆其说。一审采信其二人的证言依据不足，判断不清。二、认定借款事实的理由错误。一审判决论述“现实生活中，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就常见情形而言，一般是一手交钱，一手交据（借据），出借人未交钱而借款人交据的情况虽不能说没有，但属于极特殊的情况，比较少见。由此常理可以推知，只要有据存在，就可以认定借款已经交付，刘安秋只要提供了借据等书面证据，就应认定已尽到举证责任”认定借款合同生效的关键是借款的交付,对于小额的借款，出借人具有支付借款的能力，如果当事人主张是现金交付的，除了借条又没有其他证据的，按照交易习惯，出借人提供借据的，一般可视为其已完成了举证责任，可以认定交付借款事实存在。但对于大额借款，涉及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金额，当事人也主张是现金交付，除了借条没有其他相关证据的，则还要通过审查债权人自身的经济实力，债权债务人之间的关系，交易习惯及相关证人证言等来判断当事人的主张是否能够成立，仅凭借条还不足以证明交付钱款的事实。本案判决书所述的理由、常理仅适用于小额借贷，不适用于本案的大额情况，一审法院所述的常理适用本案错误。还有该论述的错误在于一审法院是在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在认定本案借款交付的事实，而不是用证据证明借款的交付，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显然一审判决的错误在于被上诉人的证据没有证实借款已交付。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认定错误，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刘安秋辩称：原审判决事实清楚，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被上诉人刘安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马奎君、李秀芬给付刘安秋欠款3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马奎君、李秀芬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马奎君与李秀芬系夫妻关系。刘安秋提交的《合伙承包协议书》证实刘安秋与马奎君共同出资，于2015年4月1日起合伙承包经营刚铁储运货场，合同约定至2018年4月1日止；《合作经营合同》证实刘安秋与马奎君共同出资，于2016年5月1日起合伙经营煤炭经销、刚铁货场等，合同约定至2018年4月1日止。两份协议书能够证实双方存在合伙关系。2014年7月14日，马奎君向刘安秋出具了《欠条》一份，内容为“欠刘安秋叁拾万元整。马奎君”。刘安秋主张是马奎君因经营发煤需要而向其借款，且该借款分两次交付，一次是在2014年6月份交付18万元；一次是在2014年7月份交付12万元。两次借款刘安秋是从其母亲那里取的现金。对该份欠条，马奎君、李秀芬辩称刘安秋并未向马奎君交付本案借款款项，李秀芬事前事中不知借款一事，与李秀芬无关。本院认为，从证据内容来看，可以证实2014年7月14日，马奎君向刘安秋出具了《欠条》一份，内容为“欠刘安秋叁拾万元整。马奎君”。证人王某、朱某出庭作证，证实欠款事实。对王某的证人证言，马奎君、李秀芬提出王某只听到了刘安秋的陈述，没有听到马奎君的明确陈述，其证人陈述内容有个人判断，证人在证言中说，“好像听到”显然是证人的主观判断，并不是听到的客观事实。同时听到的30万与本案是否有关无法证实，也无法证实刘安秋是否交付了30万给马奎君；马奎君当时在哈尔滨，所以不存在证人说的吵架场面。对于朱某证言，马奎君、李秀芬提出陈述的具体时间不清楚，家里存放大量现金与日常生活习惯相违背，不符合现实，而且证人也说对旭盛达井口什么也不管，因此证人陈述的与事实相违背，与常理违背；另外仅证实证人将钱交给了刘安秋，并未证实将钱交付给马奎君、李秀芬。本院认为，证人王某为刘安秋和马奎君合伙经营期间共同雇佣的司机，且其证言内容与刘安秋提交的证据二、证据三相互佐证，不属于孤证，其所陈述的吵架具体日期不是十分确定，也属于正常记忆现象，故本院对证人证言予以采信。证人朱某系刘安秋母亲，证实刘安秋在2014年6、7月份，先后两次从其处取走现金共计30万元，称借给马奎兰的弟弟，其只证实刘安秋从其处取钱经过，并没有证实亲眼看到刘安秋将钱交给马奎君；从这些内容及证人与刘安秋的关系来分析，证人的证言是客观可信的，同时该证言也与刘安秋的证据二、证据三能够相互佐证，并非孤证，故本院对证人证言予以采信。马奎君、李秀芬向本院提交的2015年8月17日K7028次火车票、2015年8月26日绥化至哈尔滨长途客车票、2015年8月19日哈尔滨市禧龙宾馆果戈里店住宿发票、2015年8月22日哈尔滨市春天时尚快捷宾馆东站加盟店发票各一张，证实证人王某的陈述不属实，马奎君当时在哈尔滨，不存在吵架的事实，刘安秋对于长途汽车票和住宿票据真实性提出不是马奎君的名字，公司人员都可以用公司名义住宿并开具发票，火车票是2015年8月17日晚上22:34鸡西开往哈尔滨的火车票，也证明不了拉煤那天马奎君不在鸡西，因为公司下账刘安秋管两个公司的记账及业务下单的日期；账本的登记日期，按惯例有时候延迟四至五天下账，与实际发生日期并不相符；虽火车票是8月17日的，但拉煤下账日期登记为8月19日，拉煤日期往往在8月18日之前就已经发生了，下账日期为8月18日，在提交账本复印证据（十二页）上，已经体现煤款和运费款；庭审中，马奎君明确指出在哈尔滨时通过银行汇款，无法提交银行流水，显然马奎君说拉煤时不在鸡西是不正确的。本院认为，马奎君上述证据，只有2015年8月17日晚上22:34鸡西开往哈尔滨的火车票明确标明为马奎君的姓名，其他三份未能标明姓名，因此无从判断是马奎君发生的行为，故本院只对2015年8月17日晚上22:34鸡西开往哈尔滨的火车票予以确认。该证据可以证实2015年8月17日晚上22:34，马奎君乘鸡西开往哈尔滨的火车离开鸡西，但是这并不能证实证人王某要运费时，马奎君不在鸡西，因为证人王某要运费的具体日期并不确定，只在现金日记账上表明记账的日期为2015年8月18日，这一运费的记账日期，并不一定就是王某讨要运费的日期。故对马奎君、李秀芬所主张的证明内容，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该欠条的内容，马奎君辩解，借款并未实际交付，只是因为其与刘安秋男女关系问题而在酒后向刘安秋出具了《欠条》，但因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查刘安秋提交的手机短信截图，虽马奎君、李秀芬对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提出短信并没有标注明确的年份，只体现是3月14日，所发对象体现是李老三，无法证实是发给李秀芬，因此不能证实李秀芬在起诉之前知道此事，经查看手机短信，其他短信均有年份，但也不能证实李秀芬收到此短信，也不能证实刘安秋发出此短信，即便短信的时间发生在2017年，欠条形成时间是在2014年7月14日，无法证实李秀芬在借款时知道此事，只是为了向李秀芬索要这笔钱时才发出的信息，因此不能证实李秀芬事前、事中知道借款之事，不能证实该笔借款是夫妻共同债务。经本院当庭核实，刘安秋所发是手机短信而不是微信，是手机短信所发欠条照片的截图，发送对象的手机电话号码是137××××0477，机主为李秀芬，小名李老三。本院认为，据该证据的内容和庭审核实的事实可知，该短信能够证实刘安秋曾于2017年3月14日向李秀芬主张过30万元的债权。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因此，本案中，认定刘安秋与马奎君间是否存在借款关系，关键在于30万元借款是否实际交付。诉讼中，刘安秋提供了马奎君本人书写的《欠条》证实马奎君向其借款30万元，并提供了两份证人证言予以佐证，上述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明链条，可以证实刘安秋所主张的借款事实。马奎君虽主张借款并未实际交付，并主张因其与刘安秋男女关系问题而在酒后向刘安秋出具了《欠条》，但没有提供证据证实。现实生活中，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就常见情形而言，一般是“一手交钱，一手交据（借据）”，出借人未“交钱”而借款人“交据”的情况虽不能说没有，但属于极特殊的情况，比较少见。由此常理可以推知，只要有“据”存在，就可以认定借款已经交付，刘安秋只要提供了借据等书面证据，就应认定已尽到举证责任。当然马奎君可以举证证明“未交钱而先交据”这种特殊情况的存在，从而推翻刘安秋的证据。但是本案中马奎君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推翻刘安秋所举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的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第七十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一）书证原件或者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副本、节录本；……。”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据此，本院认定马奎君向刘安秋借款这一事实成立，而对马奎君所谓借款未实际交付的辩解不予采信。故马奎君应当承担偿还借款30万元的义务。对于刘安秋有关此借款为马奎君和李秀芬共同债务的诉讼主张，诉讼过程中，刘安秋主张上述30万元借款为马奎君和李秀芬的共同债务，但是除了提供一份事后其向李秀芬主张债权的手机短信证据外，没有提供任何其他证据。该证据不能证实李秀芬在借款发生之时存在与马奎君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或者在借款发生后进行追认或者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同时也不能证实该笔借款用于李秀芬与马奎君的共同生活或共同经营，对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于马奎君有关已经偿还借款的诉讼主张，因其证据不足，本院亦不予支持。对于马奎君主张借款并未实际交付的辩解，称只是因为其与刘安秋男女关系问题而在酒后向刘安秋出具了《欠条》，但是没有提供证据证实，故本院对该辩解不予采信。综上，本院对刘安秋向马奎君主张偿还借款30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第七十条和第七十六条规定，判决：一、被告马奎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七日内偿还原告刘安秋借款30万元。
二、驳回原告刘安秋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0元，减半收取即2900元，由被告马奎君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无证据提交。被上诉人提交一组证据朱风香、刘长富户口、鸡西市旭盛达煤矿营业执照、安全生产许可证、采矿证、煤炭生产许可证、税务登记证复印件证明朱风香具有出借30万元的能力。被上诉人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达不到证明目的。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予确认。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认定刘安秋与马奎君间是否存在借款关系，关键在于30万元借款是否实际交付。诉讼中，刘安秋提供了马奎君本人书写的《欠条》证实马奎君向其借款30万元，并提供了两份证人证言和向马奎君妻子李秀芬主张还款的手机短信予以佐证。上述《欠条》属于书证，按照民间借贷的通常做法，交付欠条就意味着款项已经交付，因此，书证《欠条》本身，能够直接证实借款交付的事实。马奎君主张只是书写了欠条而并无款项的交付，但是，其既没有提出合理和有说服力的理由，也没有提出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同时马奎君主张的“大额”与“小额”之说，既未提供证据证明存在这样的通常做法，也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明30万元即属于大额。上述证据中的证人证言，能够证实借款当时的经过，也属于直接证据；手机短信能够证实刘安秋主张债权的事实，间接证实双方当事人存在借款的事实。因此上述证人证言和手机短信，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明链条，与书证《欠条》一起，能够证实刘安秋所主张的借款事实。与刘安秋举证情形相反，马奎君虽主张借款未实际交付，并主张因其与刘安秋男女关系问题而在酒后向刘安秋出具了《欠条》，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马奎君并没有尽到自己的举证责任。因此，依据优势证据原则，一审判决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马奎君、李秀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00元，由上诉人马奎君、李秀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宝国
审判员 王大力
审判员 杜 平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日
书记员 陈 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