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黑民终40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哈尔滨鑫恒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哈尔滨市南岗区。
法定代表人：翁磊，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琳，黑龙江东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桥支行，住所地哈尔滨市南岗区。
负责人：苗露，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忠华，黑龙江荣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欣怡，北京大成（哈尔滨）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哈尔滨恒通金属材料经销有限公司，住所地哈尔滨市香坊区。
法定代表人：张永星，该公司经理。
原审被告：黑龙江鑫恒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哈尔滨市道外区。
法定代表人：张永星，该公司经理。
原审被告：哈尔滨市中昊金属材料经销有限公司，住所地哈尔滨市道外区。
法定代表人：李斌，该公司经理。
原审被告：张永星，男，1956年5月3日出生，汉族，哈尔滨恒通金属材料经销有限公司、黑龙江鑫恒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经理，住哈尔滨市南岗区。
原审被告：张东伯，男，1984年7月29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哈尔滨市南岗区。
原审被告：吴其霞，女，1987年5月17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哈尔滨市南岗区。
原审被告：朱加会，女，1957年5月8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哈尔滨市南岗区。
原审被告：李斌，男，1973年4月6日出生，汉族，哈尔滨市中昊金属材料经销有限公司经理，住哈尔滨市南岗区。
上诉人哈尔滨鑫恒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恒通开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桥支行（以下简称金桥支行），原审被告哈尔滨恒通金属材料经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公司）、黑龙江鑫恒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恒通金属公司）、哈尔滨市中昊金属材料经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昊公司）、张永星、张东伯、朱加会、吴其霞、李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黑01民初3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鑫恒通开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琳，被上诉人金桥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忠华、李欣怡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恒通公司、鑫恒通金属公司、中昊公司、张永星、张东伯、朱加会、吴其霞、李斌经本院合法送达，均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鑫恒通开发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主文第二、三项，对超出2100万元最高额担保范围部分予以改判；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金桥支行负担。事实和理由：一、鑫恒通开发公司与金桥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均约定，担保的主债权敞口余额最高不超过2100万元，一审判决判令鑫恒通开发公司对截至2017年6月8日止的利息310,140.75元及之后的利息、复利和罚息亦承担连带责任，已经超出2100万元的最高限额，应予改判。二、一审法院在2017年10月27日的庭审中已进行了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和最后陈述等开庭程序，并明确了金桥支行的诉讼请求，且已查清相关事实，但一审法院以遗漏程序为由进行了第二次开庭，金桥支行在该次庭审中将截至2017年6月8日止的利息3,414,940.31元变更为3,787,606.33元，追加利息310,140.75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金桥支行追加利息的诉请已经超过法定时限，且除鑫恒通开发公司外，其他被告均未参加该次庭审，其程序违法，亦应予以改判。
金桥支行辩称，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鑫恒通开发公司担保的主债权为金桥支行与债务人之间的全部债务，其中敞口余额最高不超过2100万元，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及利息等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该2100万元系债务人贷款的本金数额，并非担保的最高限额，鑫恒通开发公司对“敞口余额2100万元”及担保范围的含义理解错误。此外，案涉利息数额随时间而变化，金桥支行在第二次开庭时明确具体数额，并不属于变更诉讼请求。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金桥支行于2017年6月12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恒通公司偿还借款本金20,922,534.42元及利息3,414,940.31元（截至2017年6月8日止），之后利息按合同约定的罚息利率标准支付至实际给付之日止；2.恒通公司向金桥支行支付律师代理费243,375元；3.鑫恒通金属公司、中昊公司、鑫恒通开发公司、张永星、张东伯、吴其霞、朱加会、李斌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鑫恒通开发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抵押担保责任；4.诉讼费、保全费、评估费等相关费用，由各原审被告共同承担。一审庭审中，金桥公司撤回了前述第二项诉讼请求，并于2017年11月29日即第二次庭审调查中将截至2017年6月8日止的利息数额3,414,940.31元变更为3,787,606.33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6月18日，金桥支行与恒通公司签订一份《综合授信合同》约定，恒通公司在本合同约定的授信有效期限内向金桥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为2100万元，有效使用期限为12个月，自2014年6月18日起至2015年6月17日止。同日，鑫恒通金属公司、中昊公司、鑫恒通开发公司、张永星、张东伯、朱加会、吴其霞、李斌分别与金桥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鑫恒通金属公司、中昊公司、鑫恒通开发公司、张永星、张东伯、朱加会、吴其霞、李斌所担保的主债权为金桥支行与债务人之间所产生的全部债务，其中敞口余额最高不超过2100万元；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及利息（包括因债务人违约计收的复利和加收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保险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合同而发生费用，以及金桥支行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保证期间按金桥支行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业务分别计算，自单笔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鑫恒通开发公司与金桥支行于当日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为了确保金桥支行向恒通公司连续提供的短期流动资金贷款而形成的债权或债务得以实现，鑫恒通开发公司自愿将其享有合法处分权，并列入《抵押财产清单》的评估价值合计为3411.62万元的房产及土地使用权为金桥支行的债权设立抵押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金桥支行与债务人之间所产生的全部债务，其中敞口余额最高不超过2100万元；担保范围与前述《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担保范围一致。抵押的四套房产及二处土地位于黑龙江省抚远县新区八委红光小区，并办理了抵押登记及他项权证。
一审法院同时查明，2014年6月25日，金桥支行与恒通公司签订一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以下简称《借款合同1》），约定:借款金额为1100万元，借款期限起始日以借款凭证为准，借款到期日为2015年6月17日，借款利率为法定基准利率上浮30％，借款当期执行利率为7.8％，还款方式为按月还息，到期一次性还本；如恒通公司未按约定期限还款且未就展期事宜与金桥支行达成协议，金桥支行有权就贷款未清偿部分从逾期之日起按照贷款逾期罚息利率计收罚息，直到恒通公司完全清偿本息为止，逾期还款罚息利率为合同约定借款利率的150％；如恒通公司未按期足额付息，金桥支行有权就到期未付利息部分按照与贷款本金相同的罚息利率计算复利。2014年6月27日，金桥支行向恒通公司发放借款1100万元。该笔借款到期后，恒通公司未按约定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截至2017年6月8日止，恒通公司尚欠该合同项下借款本金10,922,534.42元,罚息1,885,317.39元。2014年6月30日，金桥支行与恒通公司签订一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以下简称《借款合同2》）约定，借款金额为1000万元，借款到期日为2015年6月17日；合同其他条款与《借款合同1》相同。金桥支行于当日向恒通公司发放借款1000万元。该笔借款到期后，恒通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偿还借款本息。截至2017年6月8日止，恒通公司尚欠该合同项下借款本金1000万元，利息56,622.22元，复利10,391.73元，罚息1,835,274.99元。故截至2017年6月8日止，恒通公司尚欠上述两份借款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合计20,922,534.42元，利息、复利、罚息合计3,787,606.33元。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诸份合同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合法有效。合同签订后，金桥支行按合同约定向恒通公司支付借款本金2100万元。合同到期后，恒通公司尚欠借款本金20,922,534.42元及截至2017年6月8日止的利息、复利、罚息合计3,787,606.33元未偿还，已经构成违约，金桥支行请求恒通公司给付上述款项符合合同约定，应予支持。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银发[2003]251号《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关于罚息利率由日万分之二点一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的规定，金桥支行主张恒通公司按约定的年利率上浮50％给付逾期罚息及复利，应予支持。恒通公司、鑫恒通金属公司主张罚息利率标准过高的主张不成立，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的，可以与抵押人协议以抵押物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的价款受偿……。”故金桥支行可以案涉抵押物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抵押物所得价款在其担保债权范围内优先受偿。因案涉借款于2015年6月17日到期，本案主债务诉讼时效期间应为2015年6月18日起至2017年6月17日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而一审法院于2017年6月15日收到金桥支行的起诉状，故金桥支行主张抵押权未超过法定期限，应予支持。因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即自2015年6月18日起至2017年6月17日止，金桥支行于2017年6月15日提起诉讼，未超过法定期限，故鑫恒通金属公司、中昊公司、鑫恒通开发公司、张永星、张东伯、吴其霞、朱加会、李斌应对恒通公司尚未偿还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虽然鑫恒通开发公司主张其系保证人及抵押人，并非债务人，金桥支行应向债务人主张债权；及鑫恒通开发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并未同意鑫恒通开发公司对外担保，该担保行为无效，且鑫恒通开发公司作为保证人对物保以内的债权不承担责任。但鑫恒通开发公司系主债务的担保人，金桥支行请求其承担担保责任符合约定及法律规定，且鑫恒通开发公司在《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上加盖了公章，说明对案涉债务提供担保系其真实意思表示，该担保行为是否经其董事会及股东会同意系其内部管理问题，不影响其对外担保的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金桥支行与恒通公司对如何实现债权没有作出约定，而鑫恒通开发公司提供担保属于第三人对案涉债务提供担保的情形，故金桥支行既可以就抵押物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鑫恒通开发公司承担保证责任，鑫恒通开发公司主张对物保以内的债权不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因朱加会对《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签字的真实性无异议，应视为其对案涉债务进行担保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故其主张不应承担担保责任，不予支持。关于各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的额度问题。因《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担保的主债权为金桥支行与债务人之间的全部债务，敞口余额最高不超过2100万元，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及利息（包括因债务人违约计收的复利和加收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保险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合同而发生费用等，各担保人均应对案涉债务承担抵押担保责任。故判决：一、恒通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金桥支行借款本金20,922,534.42元及截止2017年6月8日的借款利息、复利、罚息3,787,606.33元，并向金桥支行支付自2017年6月9日起至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以尚未清偿的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7.8％上浮50％标准计算的罚息及以尚未清偿的利息为基数按年利率上浮50％标准计算的复利；二、恒通公司逾期不给付借款本息的部分，金桥支行可以鑫恒通开发公司抵押并登记的房产、土地使用权（后附抵押物清单）拍卖、变卖的价款优先受偿；三、鑫恒通金属公司、中昊公司、鑫恒通开发公司、张永星、张东伯、朱加会、吴其霞、李斌对判决第一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案件受理费164,704.25元，由恒通公司负担，鑫恒通金属公司、中昊公司、鑫恒通开发公司、张永星、张东伯、吴其霞、朱加会、李斌承担连带责任。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除此，本院认定如下事实：
案涉《综合授信合同》的合同编号为哈分哈金2014年（银综授）字第4201-0007号，约定“金桥支行有权根据行内的授信政策决定恒通公司的授信额度是否提用，恒通公司使用的授信额度累计余额（即使用中尚未清偿的累计本金数额）在授信期限内任何时间均不得超过综合授信额度……。”案涉《借款合同1》《借款合同2》的合同编号分别为哈分哈金2014（企贷）字第4201-0007、4201-0012号。2014年6月18日，金桥支行分别与鑫恒通金属公司、中昊公司、鑫恒通开发公司、张永星、张东伯、朱加会、吴其霞、李斌各签订一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哈分哈金2014年（企高保）字第4201-0015、4201-0016、4201-0017、4201-0018、4201-0019、4201-0020、4201-0021、4201-0022号。同日，鑫恒通开发公司与金桥支行签订了编号为哈分哈金2014年（企高抵）字第4201-0009、4201-0010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各一份，均约定：“为确保金桥支行与主合同债务人恒通公司自2014年6月18日至2015年6月17日之间依据哈分哈金2014年（银综授）字第4201-0007号，向债务人连续提供的短期流动资金贷款而形成的或有负债得以实现，鑫恒通开发公司自愿将其享有合法处分权，并列入《抵押财产清单》的财产为金桥支行的债权设立抵押担保。”其中，第4201-0009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所附《抵押财产清单》载明抵押物为：“新区八委红光小区（峰景小镇）4#、6#、7#、8#房产，权属及其证书分别为抚房权证新字第××、××、××、××号，评估价值合计3411.62万元。”第4201-0010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所附《抵押财产清单》载明抵押物为：“抚远镇八委（红光小区4#、6#、7#、8#住宅楼项下土地使用权），权属及其证书分别为抚国用（2014）第XX、XX号，其中，4#、6#楼项下宗地面积合计1738.20平方米，7#、8#楼项下宗地面积合计1698.30平方米。”2014年6月23日，鑫恒通开发公司与金桥支行就前述抵押房产在抚远县房地产管理局办理了抚房他证新字第X**号他项权利证书，并于当日就抵押的土地使用权在抚远县国土资源局办理了抚他项（2014）第XX号他项权利证书。
本院同时查明，鑫恒通开发公司为案涉债务提供抵押担保的4#、6#、7#、8#楼项下的住宅、商服和车库的数量合计139套，具体明细详见一审判决所附《抵押房产明细》。
本院认为，案涉《综合授信合同》《借款合同1》《借款合同2》及七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和二份《最高额抵押合同》，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亦无导致合同无效的其他情形，一审判决认定合法有效正确。因主债务人恒通公司未就一审判决所确认的案涉债务提起上诉，故对一审判决认定恒通公司清偿案涉借款本息的数额及利息的计算方式，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鑫恒通开发公司的担保范围如何确定。
本案中，鑫恒通开发公司为案涉债务既提供了最高额保证担保，又提供了最高额抵押担保，其与金桥支行所签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均约定，“担保的主债权为金桥支行与债务人之间所产生的全部债务，其中敞口余额最高不超过2100万元；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及利息……等。”鑫恒通开发公司主张前述所约定的“敞口余额最高不超过2100万元”系指担保的债权最高限额即借款本息等合计数额最高不超过2100万元，其应在2100万元限额内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和连带保证责任；金桥支行则主张前述约定系指本金最高限额不超过2100万元，合同所约定的担保范围包括本金、利息等费用，鑫恒通开发公司应在借款本息范围内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和连带保证责任。在审判实践中，对于最高额抵押合同抑或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的“最高限额”一般存在本金最高限额与债权最高限额两种情形，二者的区别在于：本金最高限额仅指本金数额，利息、罚息、违约金、实现债权费用等属于附随利益，担保的效力及于利息等部分；债权最高限额系指本金、利息、违约金、实现债权费用等数额的合计金额，其责任范围以最高限额为限。因此，在审理此类纠纷中，应根据合同所约定内容，审查当事人对“最高限额”的真实意思表示系本金最高限额还是债权最高限额，据实作出裁判。从《综合授信合同》看，主债务人恒通公司向金桥支行申请的是额度类贷款，恒通公司在授信期限内使用的授信额度累计余额即尚未清偿的累计本金数额不得超过2100万元。而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与《综合授信合同》系同一天签订，鑫恒通开发公司与金桥支行在签订前述担保合同时，贷款项下的利息、罚息等数额尚不能确定，其中所约定的“敞口余额最高不超过2100万元”，应当系指本金最高限额不超过2100万元，且前述担保合同亦未对该2100万元系债权最高限额作出特别约定，故鑫恒通开发公司主张该2100万元系债权最高限额及其应在2100万元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至于鑫恒通开发公司还主张金桥支行追加利息的诉请已经超过法定时限的问题。因金桥支行在起诉时对主债务人恒通公司尚欠的本金数额及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已经主张权利，其在一审法院第二次庭审调查中主张截至2017年6月8日止的利息数额计算有误而变更利息数额，不属于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故鑫恒通开发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亦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鑫恒通开发公司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64,704.25元，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5952.11元，由哈尔滨鑫恒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世斌
审 判 员 王亚男
审 判 员 马 莎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樊 琦
书 记 员 袁露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