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0213民初1585号
原告：孙思兰，女，汉族，住山东省宁阳县伏山镇。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升成，北京市京师（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现兰，北京市京师（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常杰，男，汉族，住山东省宁阳县伏山镇。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升成，北京市京师（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现兰，北京市京师（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代洪果，男，汉族，住青岛市市北区。
原告：代恩来，男，汉族，住青岛市市北区。
法定代理人：代洪果（代恩来之父），男，汉族，住青岛市市北区。
原告：代恩泽，男，汉族，住住青岛市市北区。
法定代理人：代洪果（代恩泽之父），男，汉族，住青岛市市北区。
被告：杜美玉，女，汉族，住青岛市李沧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瑞荣，青岛市北凯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李金儒，男，汉族，住青岛市李沧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瑞荣，青岛市北凯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孙思兰、常杰与被告杜美玉、李金儒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4月19日立案后，经查代洪果、代恩来、代恩泽亦系本案中死者常爱芳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且该三人未明确表示放弃诉讼权利，本院依法追加该三人为本案原告。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杨晓毅独任审判，于2016年6月29日、8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思兰、常杰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升成、魏现兰，被告杜美玉、李金儒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瑞荣到庭参加诉讼；原告代恩来、代恩泽的法定代理人并原告代洪果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常杰、孙思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375537元（丧葬费26857.5元、死亡赔偿金8074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5467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共计938932.5元，原告主张被告按照40%的责任比例承担赔偿责任，即为375537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受害人常爱芳系原告孙思兰、常杰之女，被告杜美玉与被告李金儒系夫妻。2015年6月23日，常爱芳因杜美玉破坏其婚姻家庭一事与两被告发生争执，两被告在明知常爱芳有心脏病的情况下，仍用力推搡常爱芳并进行言语刺激，致使常爱芳心脏病复发死亡。
被告杜美玉、李金儒共同辩称，原告所诉与事实不符，常爱芳主张因杜美玉破坏其婚姻家庭关系发生争执无事实依据；常爱芳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怀疑其家庭遭到破坏，且其在明知自己有病的情况下，不顾天气炎热跑到杜美玉的工作单位进行辱骂长达30多分钟，至“110”民警到达后才被带离现场，在此期间，杜美玉始终没有与常爱芳肢体接触，也未与常爱芳发生争执或对骂，因此不存在原告所称杜美玉对常爱芳有推搡之说；常爱芳被带到派出所做完笔录时倒在派出所内，“120”救护车赶到后已确认死亡，经鉴定常爱芳系心脏病猝死，其死亡是自身原因，与杜美玉无关；根据侵权法的相关规定，有过错有赔偿，本案的两被告既没有与常爱芳有肢体接触，也未与其言语刺激，原告孙思兰、常杰要求两被告赔偿其死亡等各项费用于法无据。综上所述，原告的起诉与事实不符，其请求于法无据，请求法院查明本案的事实真相，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常杰、孙思兰系死者常爱芳的父母，原告代洪果系死者常爱芳配偶，原告代恩来、代恩泽系死者常爱芳之子。2015年6月23日下午，常爱芳与其子代恩来在李沧区沧口公园维客广场德克士店内吃饭，常爱芳让其子代恩来察看代洪果是否会来，后发现代洪果进入被告杜美玉经营的“财力画林”店内，14时30分左右常爱芳带其子代恩来也来到该店，常爱芳职责被告杜美玉破坏其家庭，双方在里屋发生纠纷，后代洪果与代恩来将常爱芳拉到店外，代洪果想将常爱芳拉上车带走，但常爱芳不从，继续在门外叫骂，此期间被告李金儒经被告杜美玉电话联系叫回店里，被告李金儒遂拨打“110”报警，后常爱芳被带到兴华路派出所接受调查。下午17时左右，代洪果前往派出所接常爱芳时，常爱芳感到身体不适，走出派出所门口时蹲倒在地，代洪果拨打了“120”急救，常爱芳被送到青岛市第三人民医院时已经死亡，经尸体解剖检验，常爱芳系因心脏病猝死。
以上事实有原告孙思兰、常杰提交的户口本、山东省宁阳县公安局伏山派处所和伏山镇陶家平村委员会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山东省宁阳县鹤山派出所出具的注销证明、代洪果与常爱芳结婚证，本案调取的公安卷宗1宗及庭审笔录在案为凭。
庭审中，本院向双方当事人出示本次纠纷公安卷宗1宗，双方对部分事实存在争议：
1、常爱芳之子代恩来陈述称：其与常爱芳进到被告杜美玉经营的“财力画林”店后，常爱芳到店里屋拍了下桌子，并接着与杜美玉争吵起来，杜美玉右手扇了常爱芳左脸，常爱芳右手抓了杜美玉左眼上部，接着代洪果过来拉架，将常爱芳推到旁边沙发上，在代洪果要打常爱芳时被其挡住，后来代洪果离开时，常爱芳没能追上代洪果，便又回到里屋左手拿起角落里的扫把扔过去要打杜美玉，而杜美玉拿起桌上座机欲扔向常爱芳时被代恩来劝住，两人又开始互骂，杜美玉握着拳头打在常爱芳左侧胸口，代洪果又返回欲拉常爱芳上车，常爱芳不从，代洪果就离开了，后来“110”民警将其与常爱芳带回派出所做笔录，其在外面等候，30分钟左右后常爱芳出来坐在其旁说头疼，该时代洪果也到了派出所，在三人刚要走时常爱芳病情发作，送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
2、杜美玉陈述称：当日14时50分左右，常爱芳带着代恩来到其店内里屋后对其辱骂，代洪果及代恩来就往外拖常爱芳，但常爱芳又到了其桌子对面，其站起后，常爱芳拿起POS机向其摔，又顺手拿起桌上电话机准备打她，杜美玉上前一步将电话机按住，常爱芳用右手打了杜美玉左脸部一巴掌，这时，代洪果及代恩来将常爱芳拖出里屋，1、2分钟后常爱芳再次来到里屋继续骂杜美玉，杜美玉也向常爱芳靠近，代恩来在两人之间护着常爱芳，后来代恩来拖着常爱芳往外走，常爱芳在外屋继续骂，随后又到店外继续骂，后来被“110”民警带走。
3、代洪果陈述称：我到永平路沧口维克对面“财力画林
字画装裱店盖章，杜美玉一个人在看股票；我进去后约一刻钟左右，我对象常爱芳带着我大儿子进去了，常爱芳一进门就朝杜美玉骂；杜美玉坐在一边，她跟常爱芳说你别吵吵，我现在没空，然后继续看股票。常爱芳越吵越凶，拿起桌子上的POSS机就往杜美玉身上砸，被我拦了一下，POSS机有没有砸到杜美玉我不知道，常爱芳想继续抓杜美玉，我和儿子拉着她，常爱芳抓了杜美玉头部一下，杜美玉也想抓常爱芳被我拦住了，然后我就和儿子扯着她的胳膊想把她拉上车，她不上车，继续在门口骂。我很生气，儿子留下了陪我对象，我就气呼呼的开车走了。下午四点左右，兴华路派出所民警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把常爱芳接走，我到派出所的时候将近五点了，看到常爱芳在里面房间的椅子上坐着，双手抱头情绪激动，说头痛难受。我跟她说到医院看看，就扶着她往门外走，快走到门口的时候常爱芳一下子蹲倒在地，口吐白沫、大口喘气、大小便失禁，我看情况不好就打了120急救电话，达到三医的时候常爱芳就没有生命体征了。
4、案外人吕锡文称：2015年6月23日15时左右我听见隔壁财力画林店发生争吵就过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看见一个女的带着一个孩子在财力画林店的里屋用手指指点点地说着什么，过了5分钟男老板回到店内，紧接着那个女的儿子就把那个女的拽出店了，之后那个女的一直在店外面骂。过了一会那个女的对象来了，就把女的往停在门口的一辆车里拽，女的不上车，男的就从路边花坛绕到马路人行道上继续拽那个女的，女的不想走继续在店门口骂，之后那个男的就自己开车走了。那个女的继续在门口说，过了一段时间女口渴了，就来到我们店里问我有没有水喝，她自己从我们店里的水壶里倒了点水喝，过后不久110来了，把那个女的和她儿子带走了。
原、被告对卷宗笔录进行了质证，质证意见如下：
1、原告孙思兰、常杰认为公安卷宗中已满12岁的代恩来在笔录中明确说明杜美玉用右手扇了常爱芳的左脸，并且用右手握着拳头打了常爱芳的胸部，且陈述杜美玉辱骂常爱芳，代恩来的其他描述均与本案的两被告描述一致，可以佐证代恩来在笔录中没有撒谎；两被告的笔录带有明显的逃避责任，自我洗脱的倾向，其所描述的没有对常爱芳进行辱骂和殴打与事实不符；本案的原告代洪果与杜美玉存在不正当关系，且杜美玉击打常爱芳的过程中代洪果也不在现场，其在笔录中否认杜美玉击打辱骂常爱芳的陈述不应当采信。
2、被告认为派出所对代恩来作出的询问笔录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告代理人主张代恩来12岁，属于未成年人，应由其监护人到场，但在笔录中并非是其父亲在场签字，因此该询问笔录不能作为法律依据；假设代恩来的询问笔录有效，但是笔录陈述前后矛盾，其陈述首先由常爱芳辱骂杜美玉，还摔东西，后面又称杜美玉打常爱芳，自相矛盾；本案应当根据所有人的笔录综合认定。
原告为证明其诉讼请求及主张的损失数额提交以下证据和计算方式：
1、丧葬费26857.5元：原告主张按照2015年青岛市职工年平均工资53715元计算6个月的丧葬费26857.5元。
2、死亡赔偿金807400元：原告主张按照2015年青岛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370元计算死亡赔偿金为765880元（40370元/年×20年）。
3、被扶养人生活费199050元：根据原告提交的山东省宁阳县伏山镇陶家平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常杰1947年2月5日出生，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6244元（按照2014年度山东省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8748元/年×12年÷4人）；孙思兰1947年9月18日出生，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8431元（按照2014年度山东省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8748元/年×13年÷4人）。
4、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损失50000元。
以上合计938932.5元，原告主张被告按照40%的责任比例承担赔偿责任，即为375537元。
被告质证意见为：两被告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假设本案构成侵权，计算标准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丧葬费；原告主张死亡赔偿金无法律依据，不予认可；对被扶养人生活费中村委会的证据不予认可，且该主张两被告不予承担；两被告不承担责任，不同意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本院认为，本案系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根据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本纠纷属于一般侵权责任纠纷，被告承担责任的归责原则为过错责任原则，原告应就被告存在过错、原告存在损害后果以及被告的过错与原告的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进行举证证明。我国民事诉讼法律明确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本案中，原告孙思兰、常杰主张被告杜美玉破坏常爱芳婚姻家庭关系，系个人主观臆断，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且其该主张也不能作为常爱芳闯入杜美玉经营的“财力画林”店内挑起纠纷的理由，从现有证据看，该纠纷系死者常爱芳主动发起或挑起，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杜美玉对本次纠纷的发生存在过错。
本次纠纷的见证人常爱芳之子代恩来事发时已年满12周岁，其对自己的言行具有一定认知能力，在其母常爱芳死亡、其父代洪果与本次纠纷可能存在关系的情况下，由其舅舅常富林在场情况下接受派出所询问并不违反相关规定。但代恩来系纠纷一方常爱芳之子、杜美玉系纠纷一方当事人，其对纠纷经过的陈述难免带有主观倾向，均不足以完全采信；即使根据常爱芳之子代恩来的描述，被告杜美玉作为“财力画林”店的经营人，在常爱芳闯入店内里屋并辱骂杜美玉，摔打其店内财物，并欲与其理论的情况下，被告杜美玉在其自己经营的店内所做出的相关反应并未超出正常的合理限度，其在主客观上均不存在过错。另外，在常爱芳与杜美玉发生纠纷后，常爱芳并没有出现任何症状，而是继续在店内和店外叫骂，且纠纷期间代洪果多次拖拉常爱芳，直至后来常爱芳到派出所接受调查走出时才发病，发病时间与纠纷发生时已相隔2个多小时，无证据证明其病情的发作与被告杜美玉存在直接关系。
综上所述，被告杜美玉在纠纷发生的过程中不存在超出其应有权利范围的行为和正常人的合理本能反应，原告无证据证明其对纠纷的发生及常爱芳的死亡后果存在过错，且根据常爱芳被民警带走时的身体状况以及常爱芳发病死亡时间来看，无证据证明常爱芳的死亡与本次纠纷有直接因果关系，故原告要求被告杜美玉承担赔偿责任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李金儒与常爱芳没有任何语言冲突和肢体接触，在本次纠纷中不存在任何过错，原告主张其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此，依法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孙思兰、常杰、代洪果、代恩来、代恩泽对被告杜美玉、李金儒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300（原告已预交），减半收取3650元，由原告孙思兰、常杰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杨晓毅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沈佳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