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06民终206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邬丽丽，女，1983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襄阳市襄州区浩然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卢明超，男，1984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清海，湖北隆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邬婷婷，女，1984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城区。
上诉人邬丽丽因与被上诉人卢明超、原审第三人邬婷婷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2017）鄂0607民初17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邬丽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被上诉人卢明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清海、原审第三人邬婷婷到庭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邬丽丽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偿还被上诉人所谓的债权转让款100000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错误。1.上诉人邬丽丽借给案外人襄阳嘉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40万元，后来到了2014年10月，因嘉田公司债务偿还能力有问题，而襄阳天地源实业有限公司同意接收嘉田公司债务且愿以50万元债权抵偿“襄洲一号”住房一套，上诉人仅有债权40万元，于是找第三人邬婷婷要求其偿还向上诉人借的债款15万元，以便凑够50万元接手一套住房，因邬婷婷当时借款15万元买了汽车暂无能力还款，于是向上诉人请求协商用其他债权还款，上诉人当时讲只要天地源实业公司愿意接收当然可以，因当时天地源实业公司接收并同意这样方式化解债务，所以就达成了以嘉田公司的债务50万元，抵偿给了上诉人97.55平方米房屋一套的协议并且实际交付了住房。而后，因装修需用钱，上诉人继续向第三人索要剩余的借款5万元，第三人总是推拖说无钱暂缓。直到2015年3月份，被上诉人找到上诉人索要10万元债权款项，上诉人当时很恼火，明明是第三人向自己偿还的10万元借款，与被上诉人有何关系，经过与第三人对质，才知道那个10万元债权原属于被上诉人，但无论如何，都是第三人拿着在嘉田公司与天地源实业有限公司之间能流通的债权凭证偿还给上诉人的借款，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并为此10万元债权的抵偿更没有任何协议。如果双方对抵款有合意，为什么被上诉人多次通过第三人向上诉人要求还款呢，从此断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当时根本没有接触并没有发生经济往来，否则，其可直接向上诉人要求还款而不需通过第三人。2.本案一审中，从开始到庭审结束，从被上诉人向法院举出的六组证据来看，没有一份证据能证明上诉人向其借了10万元借款，或者说债权转移了10万元，既然被上诉人知道利用科技手段多次在QQ聊天上与上诉人及第三人发生聊天记录并截屏，且在长达几年的索债途中，而没有一份视听资料证据予以证明？然而就这样一个不清的客观事实，一审法院就加以判决，纯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错误。二、一审法院审理本案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在一审中从开始，法院定性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在庭审中，被上诉人一直陈述并举出所谓的证据，以证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10万元，然而法院认定本案为债权转让关系，并加以判决，属于定性错误，而且违背了被上诉人要求系民间借贷的初衷。并且与债权转让的特征不符，所谓债权转让是指合同债权人将其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的行为。债权转让必须具备以下条件才能有效：（一）必须有效存在的债权；（二）债权的转让人与受让人必须就债权的转让达成合意；（三）转让的债权必须具有可让与性；（四）必须有转让通知。基于该四种情形要件，暂不提（一）或（三），就（二）和（四）来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债权转让关系，因为当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更不用说双方达成合意了，上诉人当时只要求本案第三人偿还借款15万元后，才从第三人处取得的同其在嘉田公司持有40万元债权性质相同的另外10万元债权凭证，以抵偿其部分借款10万元。因此该行为不符合债权转让的第二个特征，其次虽然天地源实业有限公司概括接受了50万嘉田公司的债务为上诉人置换了一套住房，但是本案一审自始至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就10万元债权转让特意通知了襄阳天地源实业有限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天地源实业公司知道10万元债权已转给了上诉人。据此说明，本案定性为“债权转让”是错误的，另外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我国《民法总则》已于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而本案判决结案在2018年4月26日，一审法官仍然使用《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改判上诉人不承担清偿10万元债务。
卢明超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请求，维持原判。
邬婷婷述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欠款事实。
卢明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邬丽丽给付借款10万元及从起诉之日起至付清借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邬婷婷原系湖北泰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耀公司）业务员，泰耀公司成立后，多以嘉田公司作为借款人、泰耀公司作为担保人拟定格式借款合同，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资金。2014年2月11日，邬丽丽与嘉田公司、泰耀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出借40万元，借款期限从2014年2月11日至2014年8月11日止，月利率为20‰。当日，嘉田公司向邬丽丽出具一份40万元收据。2014年3月20日，邬婷婷作为卢明超的委托方也与嘉田公司、泰耀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由卢明超出借10万元，借款期限从2014年3月20日至2014年9月20日止，月利率为20‰。当日，嘉田公司向卢明超出具一份10万元收据。此后不久，泰耀公司、嘉田公司就无力再支付集资款。当时，襄洲一号开发商襄阳市天地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地源公司）愿意接收部分由嘉田公司名义出借、泰耀公司担保的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的债权，也就意味着部分集资户可以持与嘉田公司发生借款关系的借款合同、收据到天地源公司置换商品房。因邬丽丽仅有40万元债权，尚需要10万元债权才能置换一套商品房，故邬婷婷在征得卢明超同意后将卢明超的10万元债权凭证（借款合同、收据）交给邬丽丽，邬丽丽遂用自己的40万元债权和卢明超的10万元债权从天地源公司处置换一套位于襄洲一号B幢1单元2503号（面积为97.55平方米）商品房，价款为50万元，天地源公司与邬丽丽于2014年11月29日签订了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确认。此后，卢明超多次通过邬婷婷向邬丽丽要求还款，但邬丽丽以各种理由予以拒绝。为此，引起诉讼。一审庭审中，邬丽丽以“与邬婷婷存在借款关系，邬婷婷用卢明超的债权抵偿了该债务”为由进行抗辩。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卢明超、邬丽丽及邬婷婷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认定。首先，卢明超、邬丽丽与嘉田公司、泰耀公司都存在借款关系，或者说卢明超、邬丽丽都是嘉田公司、泰耀公司的债权人。当嘉田公司、泰耀公司出现支付集资款困难，天地源公司又同意接收部分非法集资的债权，邬丽丽用自己的40万元债权和卢明超的10万元债权从天地源公司置换一套商品房。一、天地源公司同意接收嘉田公司的债务，两公司之间属于债务转移，且卢明超、邬丽丽均不持有异议；二、邬丽丽持卢明超的10万元债权从天地源公司置换商品房，而卢明超也不持有异议，或者事前已经征得卢明超同意，卢明超、邬丽丽之间属于债权转让。通过上述的分析可以确定，邬丽丽先通过债权转让取得本由卢明超享有的10万元债权，加上自己所享有的40万元债权，合计50万元对嘉田公司所享有的债权，而天地源公司接收了嘉田公司的50万元债务，并用该公司的一套商品房冲抵了该债务。虽然卢明超、邬丽丽与嘉田公司、天地源公司之间没有任何书面协议，但四方都进行了履行，且事后均无异议，应确认上述债权转让、债务转移和代物清偿的合同效力。其次，谁是本案10万元债权转让合同的主体。从债权转让合同的特征来看，债权转让合同有债权的出让人和受让人，而本案的债权出让人和受让人无非就是卢明超、邬丽丽双方，故本案债权转让的合同主体就是本案的卢明超、邬丽丽。虽然卢明超、邬丽丽之间没有直接协商，但并不影响双方在债权转让合同中的法律地位。第三，邬婷婷在本案中的法律地位。邬婷婷从卢明超处拿走10万元的借款合同和收据并交由邬丽丽，并促成卢明超、邬丽丽间形成债权转让合同关系，对于这种本应由邬丽丽处理而由邬婷婷代为处理的法律关系，法律上的定位为委托合同，也就是说邬婷婷接受了邬丽丽的委托代为与卢明超发生了债权转让关系。第四，关于债权转让的对价。虽然债权转让合同具有无因性，并不是必须要支付对价。但从三方对该债权的功能认识、事后该债权所起的实际作用及事后卢明超多次通过邬婷婷向邬丽丽主张权利、邬丽丽的辩解来看，三方的主观上对10万元债权等同于10万元现金的认识应该是一致的。虽然事后卢明超提出让邬丽丽出具借据或者出具相关证明，邬丽丽没有履行，但其没有履行的根本原因是认为邬婷婷尚欠邬丽丽款项，而不是对转让对价不予认可。综上所述，卢明超、邬丽丽间债权转让合同关系成立，且附有债权转让的对价，即卢明超将10万元债权转让给邬丽丽，邬丽丽负有向卢明超支付10万元的合同义务，而邬丽丽至今未予履行，依法应承担继续履行并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因卢明超、邬丽丽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后没有达成债权债务清算协议，故卢明超从借贷法律关系要求邬丽丽偿还借款，属于对法律关系认识错误。但庭审中，卢明超已予以明确，且从减少诉累和保护债权人利益角度出发，应支持其要求邬丽丽支付10万元债权转让对价及从主张之日起至付清欠款之日止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一至三年）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主张之日从起诉之日即2017年4月6日开始计算。邬丽丽辩解其从邬婷婷处拿来卢明超的债权，是用来偿还邬婷婷欠邬丽丽的15万元借款。众所周知，债权除了进行转让外，债权人是无法进行变更的。除非邬丽丽能举证证明卢明超先将债权转让给邬婷婷，然后邬婷婷再将债权转让给邬丽丽。很显然，邬丽丽无此证据提供且也与案件事实不符，故对其辩解主张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三百九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邬丽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卢明超债权转让款100000元，并承担该款从2017年4月6日起至付清欠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至三年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二、驳回卢明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邬丽丽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各自提交了一份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短信交流记录，共计八条短信记录，用以证明被上诉人之前要求上诉人先予偿还5000元，上诉人通过邬婷婷偿还了被上诉人。上诉人发表质证意见为，其手机曾经被盗过，这个手机号码虽是其本人使用，但是其从未发过这八条短信。原审第三人提交的证据为2013年1月21日邬丽丽向襄阳嘉田农业发展公司转账25万元的转款凭证，用以证明其与邬丽丽之间的资金往来系代邬丽丽向嘉田公司融资的一部分。上诉人发表质证意见为，这25万元确实是转给嘉田公司的融资款，但是上诉人与邬婷婷之间仍然存在另外15万元的借贷关系。综上，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提交的两份证据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进一步印证，本院予以采纳，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邬丽丽对案外人嘉田公司享有40万元债权，被上诉人卢明超对案外人嘉田公司享有10万元债权，后天地源公司同意接收嘉田公司该50万元的债务，天地源公司与嘉田公司的法律关系为债务转移关系。天地源公司在接收该50万元债务后，拟用该公司的一套商品房冲抵该笔债务，上诉人邬丽丽遂用其享有的40万元债权加上被上诉人卢明超享有的10万元债权一起置换了天地源公司提供的商品房一套，上诉人邬丽丽与被上诉人卢明超之间属于债权转让的法律关系，被上诉人卢明超将其享有的天地源公司10万元债权转让给上诉人邬丽丽，则上诉人邬丽丽需要向卢明超支付相应的对价。上诉人邬丽丽上诉称其与被上诉人卢明超之间的关系不符合债权转让的特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由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虽然在该债权转让过程中，上诉人邬丽丽与被上诉人卢明超并未订立书面的债权转让合同，但是在实际中，天地源公司、邬丽丽、卢明超都进行了相应的履行，且事后各方均无异议，被上诉人卢明超对天地源公司享有的10万元债权既是合法有效的，也具有可让与性，被上诉人卢明超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将自己享有的10万元债权主动转交给上诉人邬丽丽，也可证明在债权的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已经就该笔债权的转让达成了合意。因此双方之间的债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上诉人邬丽丽此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邬丽丽上诉称原审第三人邬婷婷欠其借款15万元，其接受被上诉人卢明超享有的10万元债权系邬婷婷偿还其借款的行为。在本案中，主要的法律关系是债权转让关系，在该债权转让关系中，上诉人邬丽丽是受让方，被上诉人卢明超是转让方，而原审第三人邬婷婷仅作为转让方的委托代理人参与其中，上诉人邬丽丽与原审第三人邬婷婷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畴，当事人可另行主张权利，且上诉人邬丽丽仅提供了一份15万元的转款记录，并不能证明其与原审第三人邬婷婷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借贷关系。因此上诉人邬丽丽此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邬丽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邬丽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剑波
审判员 何绍建
审判员 尹波涛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日
书记员 王晓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