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新01民终249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红军，男，1971年8月5日出生，汉族，乌鲁木齐市米东区金兴纸制品加工厂实际经营者，住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宏天，新疆创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新疆出版印刷集团公司，住所地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郭全，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宏彬，新疆赛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娜娜，新疆赛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乌鲁木齐市米东区金兴纸制品加工厂，住所地乌鲁木齐市米东区。
经营者：刘红霞，女，1960年7月2日出生，汉族，该加工厂经营者，住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宏天，新疆创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红军因与被上诉人新疆出版印刷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出版印刷公司），原审被告乌鲁木齐市米东区金兴纸制品加工厂（以下简称金兴加工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2017）新0109民初51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红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宏天，被上诉人出版印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宏彬、王娜娜，原审被告金兴加工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宏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红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2.改判驳回出版印刷公司对刘红军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我给案外人山东三信文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信公司）加工俄罗斯作业本期间，出版印刷公司给三信公司供应原材料纸张。一部分由三信公司的工作人员朱彦木收取，一部分由我代三信公司收取。我代三信公司收取的纸张价款合计176,898.30元，该款项应当由三信公司支付，出版印刷公司没有起诉三信公司。三信公司给出版印刷公司的付款凭据我没有持有。出版印刷公司依据收货凭证起诉我，导致我败诉。现经与三信公司及朱彦木核对，三信公司及朱彦木收取的纸张和我代收的纸张合计总价为7,853,961.5元。三信公司和天津市津强纸业有限公司代三信公司或朱彦木实际给出版印刷公司付款8,228,501.2元，已经超付了374,529.5元。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支持我的上诉请求。
出版印刷公司辩称，刘红军与其他公司的贸易关系是独立的，我公司对刘红军与其他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不清楚也不掌握。朱彦木收取纸张的行为是刘红军认可的，朱彦木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三信公司向我公司的付款我公司是认可的，是按照刘红军授权指示三信公司向我公司付款。三信公司支付的货款与本案我公司请求支付的货款无关，我公司在起诉的时候已经将支付的款项扣除了。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刘红军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出版印刷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刘红军、金兴加工厂支付货款176,898.30元；2.判令刘红军、金兴加工厂支付利息32,459.3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金兴加工厂登记的经营者为刘红霞，实际经营者系刘红军。2011年至2015年期间，刘红军陆续从出版印刷公司处购买印刷纸制品。
2014年12月9日，刘红军在“购货单位为新疆出版印刷集团公司，总吨数为36.356吨，规格为830”的发运单中签字确认，并注明“货已收，完整无损”。经一审法院询问，出版印刷公司陈述上述货物的单价为5,550元/吨，刘红军陈述该规格货物的单价为5,050元/吨至5,300元/吨之间。
另，出版印刷公司在一审庭审中自认，刘红军、金兴加工厂已向其支付货款7,677,063.20元。出版印刷公司提交的2012年7月7日至2012年8月25日期间的发货单中的“收货地点”均显示为“米泉刘红军”，刘红军在部分发货单中的“收货人”处签字确认。
金兴加工厂的曾用名为米泉市金兴印刷厂、乌鲁木齐市米东区金兴印刷厂。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出版印刷公司与金兴加工厂、刘红军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本案出版印刷公司主张的买卖合同关系能否成立。
根据已经查明的案件事实，金兴加工厂登记的经营者为刘红霞，刘红军系金兴加工厂的实际经营者。而按照刘红军陈述，其与刘红霞系亲姐弟关系，二人曾经共同合伙经营金兴加工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规定：“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当事人。有字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但应当同时注明该字号经营者的基本信息。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以登记的经营者和实际经营者为共同诉讼人”。据此，根据本案实际情况结合上述法律，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的买卖合同的合同相对人为金兴加工厂及刘红军。
虽然出版印刷公司与金兴加工厂、刘红军之间并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结合出版印刷公司提交的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一审法院认为，出版印刷公司与金兴加工厂、刘红军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理由如下：一、一审庭审中，出版印刷公司提交的部分出库单、发运单、发货单中均有刘红军的签字确认，刘红军认可确实收到了其确认签字的货物，按照刘红军陈述，自己并非实际购货人，其与案外人朱彦木系加工合作关系，其替朱彦木代收、加工纸制品，而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刘红军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上述主张；二、出版印刷公司出示的刘红军与其员工陶某的通话录音及证人陶某的证言，可以证实出版印刷公司与刘红军、金兴加工厂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刘红军、金兴加工厂对于欠付出版印刷公司货款的事实是明知的。综上，一审法院确认出版印刷公司与刘红军、金兴加工厂之间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
出版印刷公司主张刘红军、金兴加工厂欠付其货款176,898.30元未付，其主张的主要依据为2014年12月9日由刘红军签字确认的发运单。而根据发运单的内容来看，刘红军共收货36.356吨，产品规格为830，出版印刷公司陈述该产品的单价为5,550元/吨，而刘红军陈述该规格的产品单价为5,050元/吨至5,300元/吨之间。对此，即便按照刘红军抗辩的最低价格5,050元来算，其收货36.356吨，而换算下来价款也为183,597.80元，该价款也远高于出版印刷公司实际主张的176,898.30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出版印刷公司和金兴加工厂、刘红军的陈述，出版印刷公司主张的单价并未过分高于市场价，且按照2014年12月9日确认的货物数量结合单价得出的货款总额远远高于出版印刷公司所主张的货款176,898.30元）。故一审法院确认金兴加工厂、刘红军欠付出版印刷公司货款176,898.30元未付属实，金兴加工厂应当向出版印刷公司支付货款176,898.30元。关于出版印刷公司主张的利息，系金兴加工厂、刘红军拖欠出版印刷公司货款期间给出版印刷公司造成的利息损失，应按照月利率4.875‰，从2014年12月9日算至2017年6月9日，即26,245.07元（176,898.30元×4.875‰÷30天×913天），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规定，判决：一、乌鲁木齐市米东区金兴纸制品加工厂、刘红军支付新疆出版印刷集团公司货款176,898.30元；二、乌鲁木齐市米东区金兴纸制品加工厂、刘红军支付新疆出版印刷集团公司利息损失26,245.07元（176,898.30元×4.875‰÷30天×913天）。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刘红军提供：1.金兴加工厂的营业执照一份，证明金兴加工厂的营业范围是纸制品加工，没有纸制品买卖的业务。2.发运单三份，证明已支付的货款应当是先支付发货时间在前的货款。3.六份银行业务回单，证明三信公司给出版印刷公司转账支付了50万元的货款。4.收条七份，证明出版印刷公司的员工陶某给三信公司开具50余万元的收条。5.三信公司银行转账电子回单四份,证明三信公司已经支付货款160万元。6.网上银行转账回单，证明天津公司给出版印刷公司支付了货款。7.支付系统专用凭证，证明三信公司与出版印刷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往来关系。8.出版印刷公司开具给三信公司的发票45份，证明出版印刷公司与刘红军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9.2015年1月27日印刷出版社给三信公司的发票一份，证明刘红军签字收货的货款已经支付完毕了。上述收据、收条、发票合计总金额是8,228,501.20元。货款已经全部支付完毕了，不存在欠付货款的问题。出版印刷公司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在一审中出版印刷公司也已经出示过。对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认可刘红军授权三信公司向出版印刷公司付款。对证据4收条真实性认可，可以证明刘红军作为买受人向出版印刷公司支付了货款。对证据5真实性认可，数额不认可。对证据6、7、8、9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刘红军与三信公司如果是加工承揽关系，印刷出版公司也只是提供纸张，刘红军指示三信公司付款给印刷出版公司。开具发票是增值税发票，不能作为付款凭证。刘红军主张的已支付货款数额是将收据和发票数额简单相加，不能作为已付货款的证据。金兴加工厂同意刘红军的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中原件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与本案待证事实的关联性将结合案件全部证据予以综合认定。对复印件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上述事实有营业执照、发货单、财务账目、出库单、劳动合同书、发运单、入库明细、普通发票、增值税发票、银行转账凭证、收条、当事人陈述及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为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本案争议焦点为：第一、金兴加工厂、刘红军与出版印刷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第二、出版印刷公司主张刘红军与金兴加工厂共同支付欠付货款176,898.3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26,245.07元均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第一、关于金兴加工厂、刘红军与出版印刷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出版印刷公司主张其公司与金兴加工厂、刘红军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对该主张其公司提供了发运单、出库单、发货单等证据，其中有刘红军签字确认收货。出版印刷公司在出库单中的购货人处亦标注为刘红军。货物均是刘红军及朱彦木收取的。刘红军主张金兴加工厂与三信公司之间是加工承揽合同关系，刘红军接收货物是代表三信公司收取，金兴加工厂、刘红军与出版印刷公司之间没有买卖合同关系。对此刘红军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否则承担举证不能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刘红军提供的收条及部分付款凭证中，可以证明出版印刷公司均是向刘红军出具的收条、银行支付凭证也是由刘红军向出版印刷公司支付的。刘红军提供的出版印刷公司向三信公司开具的发票、三信公司向出版印刷公司的付款凭证，可以证明出版印刷公司收到了三信公司支付的部分货款，对此出版印刷公司亦是认可收到了三信公司支付的货款，但认为是金兴加工厂、刘红军授权三信公司支付的。但三信公司向出版印刷公司支付货款、出版印刷公司给三信公司开具发票并不能证明出版印刷公司与三信公司之间即具有买卖合同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规定，出版印刷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认定出版印刷公司作为出卖人，买卖合同相对方是金兴加工厂、刘红军。刘红军以三信公司支付货款作为抗辩，主张与出版印刷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出版印刷公司与金兴加工厂、刘红军之间具有买卖合同关系。
第二、关于出版印刷公司主张刘红军与金兴加工厂共同支付欠付货款176,898.3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26,245.07元均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的问题。出版印刷公司提供的发运单、出库单、发货单等证据可以证明出版印刷公司向金兴加工厂、刘红军供货总额为7,853,961.50元，刘红军对此予以认可。出版印刷公司主张金兴加工厂、刘红军已支付货款为7,677,063.20元。刘红军主张已付货款已经超过了货款总额，对此主张，刘红军将发票金额及付款凭证金额、收条金额的合计总数额作为已支付的货款予以计算。对此本院认为，出版印刷公司向三信公司开具的发票金额不能单独作为付款凭证，且不能证明发票金额与已付货款没有重合。故刘红军提供的出版印刷公司给三信公司开具的发票并不能单独作为已付款凭证证明已付货款。刘红军提供的付款凭证及收条的合计金额并不足出版印刷公司认可的已经收到的7,677,063.20元货款。出版印刷公司主张金兴加工厂、刘红军支付欠付货款176,898.30元，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规定，买受人金兴加工厂、刘红军应当在收到货物时支付货款，金兴加工厂、刘红军没有按时支付欠付货款，出版印刷公司主张买受人金兴加工厂、刘红军自收到全部货物之日起即2014年12月9日至2017年6月9日期间、按照月息4.875‰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26,245.07元，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刘红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47.15元（刘红军已预交），由刘红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映红
审判员 李卫玲
审判员 田 姝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彭德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