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3民再8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张爱春，男，1961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深圳市罗湖区，现住址：深圳市龙岗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柏承英，女，1962年11月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深圳市罗湖区，现住址：深圳市龙岗区。
两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蕾，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议方，上海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中原地产代理（深圳）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与民田路交界西南新华保险大厦301—303、305、306、308—313、315、316、318—321、2503B。
法定代表人：李耀智，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琼，该公司员工。
再审申请人张爱春、柏承英因与被申请人中原地产代理（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公司）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3民初110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4月8日作出（2018）粤03民申20号民事裁定,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张爱春、柏承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议方，中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琼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再审申请人张爱春、柏承英的再审请求为：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张爱春、柏承英无需支付佣金；2.本案一审、再审诉讼费用由中原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为：一、一审未经合法传唤缺席判决，违反法定程序，造成判决所依据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一）一审在邮寄送达开庭传票时所留的手机号码159××××2296为云南昆明的号码，并非张爱春、柏承英的手机号码。张爱春、柏承英在登记售房信息时已将联系方式告诉中原公司，中原公司在售房期间与张爱春及其儿子均有电话联系，且张爱春的手机号码已使用十多年从未变更，但中原公司故意不向法院提供张爱春的有效联系方式。(二）一审将诉讼文书邮寄到张爱春、柏承英已转让并已交付买方的涉案房产所在地址，该地址并非张爱春、柏承英的实际居住地。一审未依法穷尽直接送达方式即公告送达，导致张爱春、柏承英未能参加诉讼。直至执行法官电话联系张爱春、柏承英，张爱春、柏承英才知悉本案诉讼。
二、中原公司提交的证据中有关佣金的约定前后矛盾，一审法院对此未予查明，即认定张爱春、柏承英应向中原公司支付佣金，缺乏证据证明。（一）经中原公司介绍，张爱春、柏承英与买方高某某于2015年8月12日签订了卖方实收价为人民币200万元的《二手房买卖合同》，该合同第八条明确约定涉案房产的所有税费包括交易服务费由买方承担。该合同是中原公司、张爱春、柏承英与买方的一致意思表示。2015年11月6日，双方为办理过户签署《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该合同第十条亦明确约定所有税费由买方承担。（二）张爱春、柏承英从未同意也不知晓其曾向中原公司签署《佣金承诺书(卖方）》。按照正常逻辑，在买卖合同已签署售房实收价人民币200万元的情况下，张爱春、柏承英不可能再签署一份支付佣金的文件。（三）中原公司缺乏基本职业道德，伪造证据造成张爱春、柏承英承诺支付佣金人民币7万元的假象。
三、一审判决张爱春、柏承英支付佣金人民币7万元，适用法律错误。(一）涉案两份房屋买卖合同均约定所有的税费均由买方承担，张爱春、柏承英并无支付佣金的合同义务，一审判决与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不符，明显有违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二）根据深圳市物价局深价[1999]15号《关于规范房地产中介服务收费的通知》，对于房屋买卖代理一般收取成交价总额的2%，本案所涉房产成交价为人民币200万元，佣金应为人民币4万元。中原公司在一审庭审中称涉案房产买方已支付佣金人民币4.3万元，已经超出上述通知的收费标准，一审判决卖方再付佣金人民币7万元，则涉案房产的佣金总额为人民币11.3万元，占成交价总额高达5.65%。
被申请人中原公司答辩称，一、一审法院送达、审理程序均符合法律规定。中原公司在起诉时向法院提供了张爱春、柏承英的联系电话及身份证住址。一审法院如无法通过电话联系张爱春、柏承英，也会前往张爱春、柏承英的住址送达诉讼文书。一审法院在穷尽各种送法方式均无法送达的情况下，适用公告送达，符合法律规定。
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中原公司已尽到如实报告和勤勉的居间义务，张爱春、柏承英应如约支付佣金人民币7万元。（一）《二手房买卖合同》是中原公司居间促成张爱春、柏承英和买方签署的，且《佣金支付承诺书（卖方）》经张爱春、柏承英签名摁手印,是张爱春、柏承英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二手房买卖合同》签约主体为买卖双方，合同内容均为房屋买卖条款，不涉及居间事宜，中原公司不是该合同主体，不受该合同约定内容的约束。该合同第八条是有关税费承担的约定，该条约定的税费是针对买卖双方应向有关政府部门支付的费用，其中的房地产交易服务费属于政府定价管理的经营服务性收费，并非居间合同的佣金。房产买卖双方有关佣金的约定应以其向中原公司出具的《佣金支付承诺书》为准，中原公司提供积极的居间服务，涉案物业已经完成交易，买方已如约支付佣金人民币4.3万元，张爱春、柏承英不积极支付佣金，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二）佣金数额公平、合理，且未违反法律规定。根据《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广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放开房地产咨询收费和下放房地产经纪收费管理的通知》，广东省已经放开房地产经纪服务费上限的规定，房地产经纪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由委托和受托双方协商确定。中原公司与张爱春、柏承英及买方协商确定佣金，且张爱春、柏承英已签署《佣金支付承诺书（卖方）》，其应按照约定支付佣金人民币7万元。（三）张爱春、柏承英理应向中原公司支付佣金的利息。《佣金支付承诺书（卖方）》虽未约定逾期付款的违约金，但张爱春、柏承英逾期支付违约金的行为给中原公司造成了经济损失，法院可以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利息的标准，计算张爱春、柏承英应支付的逾期付款利息。
被申请人中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张爱春、柏承英向中原公司支付佣金人民币7万元，并支付自签订《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即自2015年11月6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暂计至起诉之日约为人民币708元，本息合计人民币70708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张爱春、柏承英负担。
一审法院查明，一、2015年8月12日，张爱春、柏承英与高某某签订《二手房买卖合同》，约定：张爱春、柏承英将其所有的位于深圳市罗湖区沿河北路秀东街19号深港建筑公司住宅楼1栋2层207房产转让给案外人高某某。该合同还约定了双方其他权利义务。
二、2015年8月12日，张爱春、柏承英与案外人高某某、苏儋签订《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约定：三方同意在签署《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及产权转移登记时将买方姓名写为苏儋，由苏儋继续履行《二手房买卖合同》、《资金托管协议》和《佣金支付承诺书》及相关附件、补充协议等项下原买方高某某未履行的义务，原买方高某某对苏儋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2015年8月12日，张爱春、柏承英向中原公司出具《佣金支付承诺书（卖方）》，该承诺书载明：基于中原公司在促成本人与买方签署合同达成房地产买卖法律关系过程中所提供之积极服务，本人自愿就上述物业签署《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之前向中原公司支付佣金人民币7万元。
四、2015年11月6日，张爱春、柏承英与苏儋就上述涉案房产签署《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并办理了产权转移登记手续。张爱春、柏承英至今未向中原公司支付佣金人民币7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居间合同纠纷。中原公司与张爱春、柏承英之间的居间合同关系依法成立，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张爱春、柏承英向中原公司出具的《佣金支付承诺书（卖方）》系张爱春、柏承英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承诺书约定的内容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张爱春、柏承英应当遵照履行。中原公司作为居间人，在促成张爱春、柏承英与案外人高某某、苏儋签订房产买卖合同过程中提供了服务，张爱春、柏承英与案外人苏儋完成了房产交易。依据《佣金支付承诺书（卖方）》之约定，张爱春、柏承英向中原公司支付居间费用的条件成就，因此，中原公司诉求张爱春、柏承英支付拖欠的居间费用，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损失，一审法院认为利息属于金钱债务的法定孳息，中原公司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自2015年11月6日开始计算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张爱春、柏承英经该院公告传唤期满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自动放弃相关诉讼权利，由此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由其自行承担。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张爱春、柏承英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中原公司佣金人民币7万元及相应利息（利息以人民币7万元为计息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5年11月6日起计付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68元，公告费人民币500元，由张爱春、柏承英负担。
因张爱春、柏承英一审未到庭参加诉讼，再审中，本院组织双方对中原公司在一审提交的证据以及张爱春、柏承英在再审提交的证据进行证据交换，双方发表了质证意见。
本院再审查明，张爱春、柏承英与买方高某某于2015年8月12日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第八条列明了买卖双方需支付的23项税费，并约定税费以实际发生的税、费单为准，以上全部费用均由买方自愿支付。
涉案房产原买方高某某向中原公司出具《佣金支付承诺书（买方）》，承诺向中原公司支付佣金人民币4.3万元。中原公司确认买方承诺的该笔佣金已支付。
对于《佣金支付承诺书（卖方）》的签署，张爱春、柏承英主张涉案房产交易事宜谈妥后，中原公司将该承诺书混在一堆需要其签署的文件中骗取其签名，其基于对中原公司的信任，加上时间仓促，在中原公司提供的一堆文件上签名，直至本案执行阶段才知道自己签了该承诺书，并主张该承诺书正文空白处是中原公司在其签名后补填的。中原公司主张涉案房产买卖双方向其出具的佣金支付承诺书与涉案《二手房买卖合同》同时签署，并确认《佣金支付承诺书（卖方）》正文空白部分包括佣金数额由其工作人员填写，但主张该承诺书正文空白处在张爱春、柏承英签名前已经填写。
中原公司确认其在涉案房产买卖代理中属于一般代理。
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再审的争议焦点为：1.一审送达程序是否违法？2.中原公司要求张爱春、柏承英支付房地产中介服务费人民币7万元是否应予支持？
一、关于一审送达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中原公司在起诉时向法院提供了张爱春、柏承英的联系电话及身份证住址。中原公司作为涉案房产交易的居间人，应该知悉涉案房产交易委托人张爱春、柏承英的联系电话，但其向一审法院提供的张爱春、柏承英的联系电话为一外地电话，且其对此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明显有违诚信。张爱春、柏承英在卖出涉案房产后，未及时变更其身份证住址。中原公司提供错误的联系电话与张爱春、柏承英未及时变更身份证住址的行为导致一审法院向张爱春、柏承英的身份证住址邮寄的诉讼文书因“电话无法接听”、“查无此人”被退回。一审法院在此情况下，适用公告送达，送达程序并无不当。张爱春、柏承英主张一审送达程序违法，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中原公司要求张爱春、柏承英支付房地产中介服务费人民币7万元的诉求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
（一）涉案《二手房买卖合同》是中原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约定房地产买卖双方的合同权利和义务。房产交易价款、房款支付方式、房产过户及交付、各项费用承担等为房地产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通过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成交的房产，中介服务费是房产交易必然发生的费用之一，理应在买卖合同中作出约定。中原公司作为专业的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也应该引导双方对此做出约定。对于涉案合同第八条约定由买方承担的全部费用是否包含中介服务费，中原公司与张爱春、柏承英各执一词。本院认为，买卖双方选择中介服务机构提供居间有偿服务，显然是基于中介服务机构有能力提供专业的房产交易服务，在当时房地产交易市场形势下，房地产买卖合同双方普遍约定由买方承担所有交易费用，涉案买卖合同列明了买卖双方需支付的税费多达23项，并约定税费以实际发生的税、费单为准，以上全部费用均由买方自愿支付，张爱春、柏承英据此主张其收取的人民币200万元为实收价，其不承担房产交易的所有费用，符合一般人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其主张符合常理，本院予以采信，并据此认定涉案买卖合同约定的实际发生的全部费用应包含中介服务费，由买方承担。
（二）深圳市房地产中介服务收费自1999年3月1日起开始执行深圳市物价局发布的《关于规范房地产中介服务收费的通知》[深价（1999）15号]，该通知明确房地产中介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并规定房屋买卖一般代理的收费基准价为成交价格总额的2%，独家代理的收费基准价为成交价格总额的3%，在基准价基础上，中介服务机构与委托人按上浮不超过20%，下浮不限协商确定具体价格。虽然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广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于2014年8月29日发出《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广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放开房地产咨询收费和下放房地产经纪收费管理的通知》[粤发改价格（2014）542号]，决定放开房地产经纪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但房地产中介收费在此之前长期执行的政府指导价已经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交易习惯，根据该交易习惯，房屋买卖一般代理收费上浮后为成交价格总额的2.4%。涉案房产交易价为人民币200万元，中原公司已经收取买方中介服务费人民币4.3万元，占成交价格的2.15%，和交易习惯下一般代理的收费标准基本持平。依据中原公司的主张，涉案房产交易中，买卖双方共需向其支付中介服务费人民币11.3万元，为成交价格总额的5.65%，远远高于交易习惯下一般代理中介服务费的收费标准。对于收取如此高昂的中介服务费，中原公司解释因涉案房产地处偏僻，其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促成交易，故在买方向其支付中介服务费人民币4.3万元外，张爱春、柏承英另行向其承诺支付中介服务费人民币7万元。一方面，中原公司的该项主张涉嫌利用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的优势，促成买方以高于市场价的交易价购买涉案房产，有违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本应以合理、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提供居间服务的职业操守，且中介服务费按照成交价格的一定比例收取，该收费模式下，中介服务机构已有促成高价交易的动力，如果在正常的中介服务费之外，在买方不知情的情况下，中介服务机构利用信息优势诱导买方高价购买房产，中介服务机构再以高价售房与卖方约定其额外向卖方收取中介服务费，有违中介服务机构的职业操守，也容易进一步炒高房价，与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管控政策相违背，中原公司主张的该行为显然不应得到鼓励。另一方面，中原公司也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涉案房产交易价确实高于市场价。
（三）根据《价格法》、《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应当在其经营场所的醒目位置公示价目表，价目表应当包括服务项目、服务内容及完成标准、收费标准等基本标价要素，中原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经营场所已经公示价目表，涉案《佣金支付承诺书（卖方）》为中原公司提供的格式版本，该承诺书也未明确写明佣金的收费标准。可见，中原公司并未依法严格执行明码标价制度。
（四）根据中原公司的陈述，涉案房产买卖双方向其出具的佣金支付承诺书与《二手房买卖合同》同时签署，可见在买卖合同签署前，买卖双方对房产交易价款、房款支付方式、房产过户及交付、各项税费包括中介服务费的承担等内容已经协商一致。因房产交易合意达成后，买卖双方需签署的文件材料较多，张爱春、柏承英基于对中介服务机构专业性的合理信赖，在买卖双方对合同权利义务已经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对其需签署的文件名称及内容未再一一细究，而按照中介服务机构的指引在文件上签名，其主张有一定的可信度。
（五）涉案房产买卖双方签署的佣金支付承诺书及《二手房买卖合同》均为中原公司提供的格式版本，《二手房买卖合同》及《佣金支付承诺书（买方）》均约定中介服务费由买方承担，但中原公司要求张爱春、柏承英签署的《佣金支付承诺书（卖方）》约定中介服务费由卖方承担，《二手房买卖合同》及《佣金支付承诺书（买方）》与《佣金支付承诺书（卖方）》同时签署，但有关房产中介服务费的约定不一致，中原公司作为以上合同、承诺书格式版本的提供方，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即本案应以涉案《二手房买卖合同》及《佣金支付承诺书（买方）》的约定确定房产中介服务费由买方承担，卖方无需承担。
本院认为，市场交易应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涉案房地产买卖双方已经约定由买方承担交易中介服务费，中原公司作为促成该交易的居间方，持有该合同原件，理应了解该合同约定，其接受买方向其出具的《佣金支付承诺书（买方）》，并收取了买方在《佣金支付承诺书（买方）》中承诺支付的中介服务费，应认定其同意买卖合同有关买方承担中介服务费的约定。中原公司在收取买方支付的中介服务费人民币4.3万元后，诉求卖方张爱春、柏承英另行向其支付中介服务费人民币7万元，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再审申请人张爱春、柏承英的再审请求成立，本院再审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实体处理不当，本院再审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3民初11099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申请人中原地产代理（深圳）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68元，公告费人民币500元，再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68元，共计人民币3636元，均由被申请人中原地产代理（深圳）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吕志峰
审判员 许绿叶
审判员 李 力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二日
书记员 刘舒婷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