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鄂05民终241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邦生，男，1950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寇志中，湖北三峡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帅君，湖北三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治华，男，1981年1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重庆市石柱县，
上诉人朱邦生因与被上诉人袁治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宜昌市三峡坝区人民法院（2018）鄂0591民初524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邦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改判支持朱邦生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一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2017年3月29日朱邦生在宜昌亿家金融信息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亿家咨询公司）投资5万元，期限为5个月，自2017年3月29日至2017年8月28日，月利率1.4%。亿家咨询公司通过张婷婷的账户五次向朱邦生账户支付利息。2017年9月1日、9月14日，亿家咨询公司通过张婷婷的账户分别向朱邦生的账户转款10000元，并于2017年9月13日由亿家咨询公司负责人李安与朱邦生签订借条一份，将公司3万元欠款转为借款，约定还款期限为2个月，2017年11月13日全部还清，如违约支付2000元损失费。袁治华与朱邦生系朋友，2017年11月14日，袁治华向朱邦生支付2017年9月13日签订的借条违约损失2000元，朱邦生向袁治华出具收据一份，后袁治华以经济困难为由，想以李安的名义向朱邦生借款30000元，朱邦生考虑到与李安不熟悉，遂提出必须以袁治华名义来借，于是袁治华在该借条上写了一份承诺，承诺这笔借款5个月内归还到朱邦生的银行账户上，如果没有如期归还，则由袁治华归还该笔借款。在签订借条的当天，朱邦生在银行分五笔取了现金15000元和自己手上己有的15000元交给袁治华。2018年2月1日袁治华向朱邦生归还借款3000元。从上可以看出，第一次投资款5万元返还了两个1万元后，袁治华将剩余3万元转为了其个人借款。但本案3万元与前面投资款无关。是袁治华新出具的借据并且于当天取款现金交付的。一审裁定认为本案所涉3万元系朱邦生在亿家咨询公司的理财款的余额，而非李安或者袁治华向朱邦生的借款，事实没有查清楚。2、有新的证据足以证明原审认定和裁定的错误。2017年9月13日李安与朱邦生签订的借条是亿家咨询公司与朱邦生的投资款转借贷的依据，2017年11月14日在银行取款15000元的银行取款流水凭证可以证明朱邦生向袁治华支付借款。3、一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朱邦生起诉索要民间借贷的借款，并未索要在亿家咨询公司的投资款，两者并非同一个事实，所以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第五条第一款作出裁定错误。
袁治华辩称，当时我是公司员工，9月的借条和11月的借条是同一笔款项，书写11月的借条的时候袁治华忘记把9月的借条收回，11月的借条上的内容是按照朱邦生的要求书写的，是在当天中午12点左右在公司打的，当时朱邦生还要求要2000元违约金和加0.1%的利率，但袁治华只同意加0.1%的利率，写好条子袁治华在下午2点左右回住处休息，朱邦生一直在公司闹，下午四点左右公司同事才将朱邦生劝走，当天下午袁治华就回重庆了。
朱邦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袁治华立即向朱邦生偿还欠款28425元；2、袁治华立即向朱邦生支付以上款项从2018年2月1日至4月24日（暂计算至起诉之日止）的利息；3、袁治华承担本案诉讼费；4、袁治华承担本案产生的其他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朱邦生于2017年3月29日在亿家咨询公司投资5万元，期限为5个月，自2017年3月29日至2017年8月28日。月利率为1.4%。亿家咨询公司通过张婷婷的账户于2017年4月25日、5月25日、6月25日、7月25日、8月25日向朱邦生账户支付利息700元。2017年9月11日、9月14日，亿家咨询公司通过张婷婷的账户向朱邦生的账户转款10000元、10000元。2017年9月25日，亿家咨询公司通过张婷婷的账户支付朱邦生利息537元。2017年10月25日，亿家咨询公司通过张婷婷的账户支付朱邦生利息420元。至此，亿家咨询公司尚欠朱邦生本金30000元。
亿家咨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李安，袁治华是该公司职员。2017年11月14日，朱邦生到亿家咨询公司要求返还所欠理财款30000元无果后，要求袁治华向其出具借条。袁治华即写下了如下内容的借条：“今借到朱邦生人民币大写叁万元整，每月按1.5%支付利息，借款期限3个月，2017年1月31日前本金全部支付到朱邦生银行帐上（袁治华陈述其因笔误将2018年写成2017年）。2017年11月1日”，借款人处加盖了李安的印章。袁治华在该借条下方承诺：“如若以上借款5个月内未到帐，由袁治华负责偿还结清。2017年11月14日。”
朱邦生之女朱红燕与袁治华的微信互动记录显示，2018年1月9日，朱红燕问：“袁经理，我想请问你一下，关于你们公司找我父亲借的3万元，目前您制定的是怎样的还款计划？”，袁治华将还款计划的图片发给朱红燕后，朱红燕回答：“但你11月写的借条是一次性还清”，袁治华答：“所以说下次老板来了你要找他要呀”，朱红燕答：“你到时给我打电话吧”，“你们老板来了麻烦告诉下”。
2018年2月5日的微信互动显示，朱红燕问：“袁总，你给其他人在打款，怎么不给你自己写承诺书的人打款呢？”袁治华答：“资金还没有到位，我看能不能帮你多付点。”
2018年2月6日，亿家咨询公司通过袁治华的账户退款3000元至朱邦生的账户。
2018年2月12日的微信互动显示，当朱红燕知道亿家咨询公司已经付款3000元后，回复袁治华“还请你继续帮忙！”
一审法院同时认定：宜昌市公安局西陵区分局于2018年1月25日对亿家咨询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立案侦查，公司负责人李安、袁治华均被宜昌市公安局西陵区分局取保候审。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所涉3万元系朱邦生在亿家咨询公司的理财款的余额，而非李安或者袁治华向朱邦生的借款，其理由如下：1、朱邦生与袁治华因朱邦生在袁治华所在的亿家咨询公司购买投资产品而相识，在朱邦生多次催讨公司退款无果的情况下，另行借款给作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安或者公司员工袁治华，与常情不符。2、朱邦生提交的借条和支付款项的时间也存在不合理之处，即：借条所载明的借款时间为2017年11月1日，朱邦生当庭承认该借条系2017年11月14日由袁治华书写，借款也于2017年11月14日在朱邦生家中交付给袁治华。3、朱邦生之女朱红燕与袁治华的微信互动记录能够证明该3万元系朱邦生在亿家咨询公司的理财款而非李安或者袁治华的借款。4、袁治华陈述，朱邦生提交的借条的落款时间之所以要写成2017年11月1日，是要与亿家咨询公司所欠朱邦生3万元的利息支付时间相衔接，即该3万元的欠款的利息已经支付至2017年10月25日。该陈述与事实相符。5、袁治华提交的证据能够证实涉案借条与亿家咨询公司所欠朱邦生投资款存在关联性。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本案中朱邦生在亿家咨询公司不能退还投资款时，要求袁治华承担清偿义务，现亿家咨询公司和袁治华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朱邦生主张的借款与袁治华涉嫌的非法行为系同一事实，故本案不属于民事案件的审理范围。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裁定：驳回朱邦生的起诉。案件受理费271元，退还朱邦生。
二审中，朱邦生向本院提交了以下新证据：1、2017年9月13日借条一份；2、朱邦生账户交易明细。朱邦生拟通过前述两份证据证实朱邦生曾于2017年3月31日向亿家咨询公司转款5万元作为投资款，后该笔投资款于2017年9月13日转为李安的借款，与本案所诉袁治华个人借款无关联。
袁治华质证认为：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袁治华与朱邦生没有私人的账目往来，袁治华是公司的负责人，朱邦生是有专门的客户经理的，但是因为没有人敢接待他，所以袁治华和朱邦生对接了一下。
本院经审查认为：由于袁治华对朱邦生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故本院对两份证据予以采纳，对证据的证明力需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认定。据此，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外，二审另认定：2017年9月13日，袁治华经手书写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借到朱邦生人民币大写叁万元整<30000.00元>每月按1.5%支付利息，借款期限2个月，2017年11月13日前本金全部支付到朱邦生银行帐上；如若违约支付2000元损失费。借款人：李安（印）2017.9.13”，袁治华作为经办人在借条下方签字并附身份证号及联系电话。
本院认为，朱邦生主张其跟袁治华一共有两笔往来，一是由5万元投资款转化而来的借款，二是另外借给袁治华个人的3万元现金，两笔借款并无关联。朱邦生的主张是否成立，本院分析如下：
1、在卷共有2017年9月13日和2017年11月1日两张借条（以下分别简称9月借条、11月借条），朱邦生主张9月借条是投资款转化而来，11月借条则为袁治华的个人借款，但2017年11月1日的借条借款人处加盖的系李安私人印章，袁治华在借条下方承诺“如若以上借款5个月内未到账，由袁治华负责偿还结清”，即袁治华对于该笔“个人借款”是附条件的债的加入，袁治华在书写借条时尚不具有借款人身份，其最终是否承担还款责任于此时也并不确定。而依朱邦生所述，借款人就是袁治华，那么袁治华在书写11月借条时即具有借款人身份，且应该直接在借款人处签字，朱邦生的陈述与11月借条反映出来的事实存在明显矛盾，而朱邦生在借条出具的当场并未提出，不符合常理。
朱邦生在诉讼过程中提交了2017年11月14日的取款记录以印证11月借条的履行情况，拟进一步证实11月借条与9月借条无关联，但在11月借条对应的借款存疑的情况下，仅有取款凭证，而无交付证据，且数额无法对应，不足以证明11月借条系独立的另一笔借款。
2、根据朱邦生的女儿与袁治华的对话记录分析，朱邦生认为2018年“年后袁治华要替李安负连带责任”（2018年2月12日），即朱邦生认可袁治华仅在借款到期而朱邦生未获清偿时才需要承担责任，此认知与11月借条内容相符，但与朱邦生起诉所称袁治华个人借款3万元的主张明显不同。
3、朱邦生女儿在2018年1月9日与袁治华的对话中要求对11月借条中的款项一次性还清，袁治华回应“下次老板来了你要来找他要”，朱邦生女儿回复“你到时给我打电话吧”，而2018年4月10日催要下余27000元本金时对袁治华用语为“还请你继续帮忙”，可知朱邦生认可偿还该笔借款的款项来源为亿家咨询公司而非袁治华本人，否则无需如此用语。
综合前述情节，本院认定11月借条所对应的3万元借款与9月借条对应的借款为同一笔款项，即为朱邦生在亿家咨询公司的投资款余额，由于该“借贷行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已经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故不应再作为民事案件受理。
综上所述，朱邦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张晓燕
审 判 员 胡建华
代理审判员 胡晓静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朱晓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