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浙11民终7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明市梅列支公司，住所地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徐碧一村66幢附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400855597xxxx。负责人：傅绍敏，系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丽、袁愉翔，浙江万申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平中心支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新建路70号A座第六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702680898xxxx。负责人：余丽华，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旭峰，系该公司职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毛铨琴，女，1960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庆元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慧芳，女，1988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庆元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先魁，男，1936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庆元县。三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荣步，浙江百山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文灿，男，1971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沙县。原审被告：吴达芳，男，1970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松溪县。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三明市梅列支公司（以下简称中保财险公司）、长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平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长安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毛铨琴、李慧芳、李先魁、范文灿、原审被告吴达芳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庆元县人民法院（2017）浙1126民初6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中保财险公司的上诉请求：判令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毛铨琴、李慧芳、李先魁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审认定范文灿未构成逃逸与事实不符。庆元县交警大队作出的第00005号责任认定书明确认定，事故发生后，范文灿下车观察现场车辆后驾车逃离事故现场。根据现场肇事车辆撞损情况，现场证人的证言显示，范文灿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发生了交通事故。从范文灿本人的供词显示其是听到砰的一声，后下车查看发现车头右侧小灯坏掉，车的面板也裂开，其驾驶的车辆系重型厢式货车，连面板都裂开撞击要有多大，作为驾驶员应当心知肚明发生了撞击事故。同时根据证人沈某的证言称：当时看到肇事大货车停在前方四、五十米的距离，其大声呼喊“撞死人了”，两、三分钟后大货车就开走了。事故发生路段并不存在吵杂的环境，且当时系早上6点多钟，当日既没有下雨也没有雾气，也没有山体阻隔，在清静的环境中，如此短的距离内，范文灿应当能够听到呼喊声。综上，范文灿肇事后未采取安全措施逃离现场，系逃逸。(二）原审判决以交通肇事刑事判决书的认定为依据认定范文灿没有构成逃逸，不符合民诉相关证据规则。本案中庆元法院刑事判决书对此的认定是“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人驾车离开事故现场系为逃避法律追究”。从该判词可见，首先，刑事判决书并不否认范文灿驾车离开事故现场的客观事实；其次，刑事判决书的认定理由是证明“为逃避法律追究”的证据不足，而是否为逃避法律追究（刑诉中体现的是刑事责任）并不是民事诉讼案件所涉及的。本案中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书已经明确，范文灿在事故后未依法采取措施就开车离开现场，完全符合双方签订的《机动车综合商业条款》第24条的免责条款。本案是民事纠纷，应当以民事纠纷的证据要求来采纳证据评判案件，采纳交警部门作出的责任认定书作为判案依据更能体现民法证据规则，更符合公平公正原则。二、原审法院程序违法。1、原审举证程序混乱，原审庭审时原告方不仅没有在举证期限内提交本案作为定案依据的刑事判决书，且在庭审当庭也未提交，只是口头提及，中保财险公司也并未对其进行质证。原审法庭只是在庭后以微信形式发给中保财险公司的代理人，但中保财险公司认为其已经过了举证期限，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原审却以此证据作为依据判断本案，显然程序严重违法。2、原审庭审阶段中保财险公司以范文灿没有提供从业资格证、车辆营运证符合保险合同约定免责条款不予赔付提出答辩，范文灿当庭只是口头抗辩，并未提交相应证件。至今原审法庭未向中保财险公司送达该组证据，且判决书中也未提及，不符合证据规则。综上，上诉人中保财险公司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证据错误，且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人长安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依法改判上诉人长安保险公司只在保险责任范围内赔偿被上诉人毛铨琴、李慧芳、李先魁损失50668元（1013363.5×5%）；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上诉人长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险范围内赔偿被上诉人毛铨琴、李慧芳、李先魁的损失229526.73元（即交强险110746元十商业险赔偿比例15%的118780.73元），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及适用法律错误。一、从本案交通事故发生的过程来看，本案应当是两起交通事故，当事人应当分别对两起事故的损害结果承担不同的责任，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属于一起事故，显然错误。范文灿驾驶闽0383**号车先碰撞受害人李启文，致受害人李启文颅脑损伤，躺在道路上，这个事故的全过程已终止，接着过了5分钟（事故认定书确认）吴达芳驾驶闽Ｈ×××××号车经过现场，碾压了受害人李启文的左手，前车的碰撞与后车的碾压是在不同时间及不同的方位点发生的两起事故，不属于连锁事故，应作为两起事故对待。二、吴达芳驾驶的闽Ｈ×××××号车只是碾压了受害人李启文的左手，只能在碾压手部造成的损害结果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1、事故发生之后，在医院抢救之前，受害人李启文心跳、呼吸已经停止，说明其事实上已经因为受伤严重死亡（以上事实已经有医院的抢救记录证实）；2、尸体检验报告进一步明确受害人是因为严重的颅脑损伤导致死亡，并不是因为其他损伤（比如车辆的碾压）造成的失血过多、产生损伤并发症等造成；3、经过杭州迪安司法鉴定中心的两次鉴定，受害人李启文的左手碾压伤仅构成轻伤，对死亡后果只起到很轻微的促进作用，参与度为3%—5%。上述鉴定程序合法、结论客观、依据充分，应当作为本案的证据予以采纳。根据《侵权责任法》第12条“侵权行为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及最高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3条“二人以上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规定，吴达芳驾驶的闽Ｈ×××××号车只是碾压受害人的手部，只在造成损失的3%-5%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一审判决认定受害人的损失为1013363.5元，上诉人长安保险公司只应最多承担50668元（1013363.5元×5%）。本案中即使受害人李启文没有被闽Ｈ×××××号车碾压手部，因其颅脑严重损伤导致死亡也是必然的，范文灿应当对受害人李启文的死亡后果承担95%的民事责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错误加重了上诉人长安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毛铨琴、李慧芳、李先魁共同答辩称，一、关于范文灿是否逃逸的事实认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虽认定肇事车辆逃逸，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民事诉讼证据范畴，其能否作为定案依据，法院有权进行审查认定，而且本案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逃逸已为生效的刑事判决所否定。“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条款适用应具备一个前提，即驾驶被保险车辆的驾驶员确实明知已发生交通事故。本案肇事驾驶员经刑事审判程序查明无依据证明其明知已经发生交通事故，该种情形不能适用上述免责条款。退一步说，如果对该条存在不同理解，因是格式合同条款，依法应作出对提供格式合同条款的保险公司一方不利的解释。综上，中保财险公司不应免责。关于原审程序是否合法，根据最高院民诉法的司法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另，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也规定，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况且在一审开庭时，办案法官就与中保财险公司的代理人约定有关的证据用微信方式交付其质证。另外，范文灿是否有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的举证责任在于上诉人中保财险公司一方。综合上述事实，中保财险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长安保险公司上诉的主要理由是依鉴定同意承担5％的赔偿责任，原审判决其承担15％责任过高。前后两辆车撞击或碾压时间虽然有差距，但李启文的死亡与两辆车共同损害有因果关系。根据浙江迪安司法鉴定中心的《复函》可知，“目前为止，关于死因中参与度的分析，全国无统一标准”，鉴定机构是参考范利华主任法医师等主编的《损伤与疾病》一书得出鉴定意见。而根据该书无因果关系的外伤参与程度为0％—4％，间接因果关系的参与程度为5％—15％，鉴定机构的建议参与程度是3％—5％。再根据鉴定机构意见，第二辆车的碾轧在李启文死亡过程中有促进作用也就是有因果关系。既使是间接因果关系也应在5％—15％之间，而不应在无因果关系的范畴。因此，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不具备科学性和证据的客观性。另外，第二辆车的辗轧，引起了李启文的骨折、出血、疼痛等，这是导致身受重伤的李启文加速死亡的“催化剂”，使抢救李启文生命的可能性完全丧失。一审法院酌定其承担15％的赔偿责任，符合情、理、法。综上，长安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两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毛铨琴、李慧芳、李先魁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中保财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对三原告的损失1013363.5元（不含精神抚慰金50000元）承担赔偿责任；2.判令被告长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对原告的损失1013363.5元承担赔偿责任（先行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50000元）；3.判令被告中保财险公司、长安保险公司对原告的损失1013363.5元（除交强险已赔偿部分）按责任份额在商业险赔偿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4.判令被告范文灿对原告的损失1013363.5元（不含精神抚慰金50000），除被告中保财险公司、被告长安保险公司赔偿数额后的余额承担60%的赔偿责任；5.判令被告吴达芳对原告的损失1013363.5元（含精神抚慰金50000），除被告中保财险公司、被告长安保险公司赔偿数额后的余额承担40%的赔偿责任；6.诉讼费用由四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受害人李启文于1961年9月20日出生，其户籍登记地为庆元县，系非农业家庭户籍。原告毛铨琴系李启文妻子，原告李慧芳系李启文女儿，原告李先魁系李启文的父亲，李先魁的扶养人有李启乾、李启文等8人。2017年2月22日早上，范文灿驾驶闽Ｇ×××××号重型厢式货车运载货物从庆元驶往至龙泉方向；李启文、章金奇等四人并排沿龙后线从庆元方向往龙泉方向行走，章金奇等三人在道路上正常行走，李启文未靠路边行走。当日6时15分许，范文灿驾驶的车辆行驶至229省道38Km+59m路段时，碰撞同向行走的行人章金奇与李启文，范文灿听到碰撞响声，继续行驶一段距离停车并下车绕车头查看后，因未发现伤者，遂驾车离开。6时20分许，吴达芳驾驶闽Ｈ×××××号轻型厢式货车行经事故路段，未及时发现躺在路上的伤者李启文，致该车车轮碾压到李启文左手。后李启文、章金奇被送往庆元县人民医院救治。李启文因交通事故致颅脑严重损伤于当日抢救无效死亡。经委托，浙江迪安司法鉴定中心于2017年11月13日出具浙迪司鉴[2017]病鉴字第159号鉴定意见书，评定：李启文符合交通事故致严重颅脑损伤而死亡，其左上肢损伤程度符合轻伤Ⅱ（二）级在其死亡过程中起很轻微的促进作用。又于2017年12月18日出具浙迪司鉴[2017]病鉴字第191号鉴定意见书，评定：李启文左上肢损伤在其死亡中的参与度建议为3%－5%。原告于2017年1月16日申请鉴定机构对评定参与度为3%－5%的依据作出说明，浙江迪安司法鉴定中心于次日书面函复：“目前为止，关于死因中参与度的分析，全国无统一标准。我中心参考上海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范利华主任法医师等主编的《损伤与疾病》一书中的参与度划分标准进行分析。该案中，被鉴定人死因为颅脑损伤；其左上肢损伤仅在加速其死亡过程中起很轻微的促进作用，参考上述标准，建议参与度为3%-5%”。范文灿驾驶的闽Ｇ×××××号重型厢式货车在中保财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不计免赔商业三者险，商业三者险的责任限额为500000元。该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第二十四条约定，驾驶人在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的，保险人不负责任赔偿。吴达芳驾驶的闽Ｈ×××××号轻型厢式货车在长安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和不计免赔商业三者险，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为1000000元。案涉交通事故发生在两车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保险期间。另查明，庆元法院于2017年4月12日裁定查封了登记在范文灿名下的闽Ｇ×××××号重型厢式货车。事故发生后，范文灿已支付赔偿金100000元，吴达芳已支付赔偿金10000元。庆元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7年3月15日作出庆公交认定[2017]第00005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范文灿负事故主要责任；吴达芳负事故次要责任；李启文无事故责任；章金奇无事故责任。范文灿因本案犯交通肇事罪于2017年6月19日被庆元法院判处有刑徒刑一年零三个月，该刑事判决未采信交警部门对范文灿肇事后逃逸的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案涉交通事故由两次碰撞构成，第一次碰撞，范文灿驾驶机动车因疏忽大意未发现路上行人，致使车辆碰撞受害人李启文是碰撞发生的主要原因；李启文在道路上行走未靠路边行走是碰撞发生的次要原因。第一次碰撞发生后，吴达芳驾驶机动车行经事故路段时，未能及时发现躺在道路上无自救能力的李启文，碾压李启文左手的行为，是第二次碰撞发生的原因。第二次碰撞虽仅碾压李启文的左手，但现有证据显示李启文未在第一次碰撞中死亡，应当认定李启文的死亡是由两次碰撞先后作用所导致的后果。综合考虑事故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导致事故发生及损害结果原因力大小，以及案涉交通事故发生在机动车与行人之间等因素，对三原告的合理损失，在扣减两车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损失后，酌情确定由被告范文灿承担75%，由被告吴达芳承担15%，其余10%由三原告自行负担。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关于在事故发生后，机动车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的约定，应以驾驶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交通事故发生为前提。本案已生效的刑事判决并未采信交警部门关于被告范文灿肇事后逃逸的认定，范文灿系在不知已发生事故的情形下驶离现场，故被告中保财险公司提出被告范文灿在事故发生后，驾驶车辆离开现场属合同约定免责事由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该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关于三原告损失认定问题。医疗费1492元、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10849元）955589元、丧葬费28192.5元，无异议，且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确认；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合理的误工损失1390元，予以确认；交通费未提供相应票据，不予确认；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事故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从当地实际生活水平出发，酌情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综上，基于三原告的诉讼请求，核定原告的损失为1013363.5元。综上所述，三原告的合理损失1013363.5元，由被告中保财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110746元，在不计免赔商业三者险内承担500000元，由被告范文灿承担93903.63元；由被告长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担110746元，在不计免赔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内承担118780.73元，其余损失由三原告自行负担。上述款项与被告范文灿、吴达芳已支付赔偿款折抵后，被告中保财险公司尚应支付三原告604649.63元{110746+500000-（100000-93903.63）}，被告长安保险公司尚应支付三原告219526.73元（110746+118780.73-10000），被告范文灿超额支付赔偿款6096.37元（100000-93903.63），被告吴达芳已支付赔偿款10000元，可由相应保险公司在理赔过程中另行支付两被告。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明市梅列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毛铨琴、李慧芳、李先魁各项损失604649.63元；二、由被告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平中心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内日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赔偿原告毛铨琴、李慧芳、李先魁各项损失219526.73元；三、驳回原告毛铨琴、李慧芳、李先魁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920元，减半收取计6960元，由原告毛铨琴、李慧芳、李先魁负担1300元，由被告范文灿负担4153元，被告吴达芳负担1507元。诉讼过程中产生的鉴定费用6000元（该款已由被告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平中心支公司先行垫付），由原告毛铨琴、李慧芳、李先魁负担1700元（在理赔款中扣除支付），其余4300元由被告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平中心支公司自行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均未提供新的证据。经审理，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范文灿的行为是否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人免责的情形以及上诉人长安保险公司诉请其按照3%-5%的事故参与度比例承担责任是否应当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一，上诉人中保财险公司依据“在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的保险免责条款主张免责，但该约定的前提是驾驶人主观上意识到保险事故的发生。虽然交通事故认定书中有关于范文灿驾车逃离事故现场的表述，但庆元县人民法院（2017）浙1126刑初52号刑事判决未采信交警部门对范文灿肇事后逃逸的认定，范文灿是否存在逃离事故现场的情形应当综合本案事实予以认定。本案中范文灿听到碰撞响声，继续行驶一段距离停车并下车绕车头查看后，因未发现伤者，遂驾车离开，由此不足以认定范文灿存在故意逃避救助义务或责任追究的行为。另外，其行为也并未导致交警部门及保险公司无法查明事故原因、确认损失及使得损失进一步扩大。鉴于无明确的证据证明范文灿在明知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下离开事故现场，故上诉人中保财险公司关于范文灿存在发生交通事故后逃离事故现场进而构成保险公司免责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中保财险公司主张的本案程序违法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即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在其他案件中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原审法院采信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庆元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作出事实认定符合法律规定。至于上诉人中保财险公司以范文灿未提供从业资格证、车辆营运证为由主张免除赔偿责任，本院认为，上述证件载明事项应在订立保险合同时，由保险公司先行予以审查，故对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结合已查明的事实和现有证据显示，本案中李启文因两次碰撞先后作用导致死亡，吴达芳负次要责任，属于有责一方，理应承担赔偿责任，但承担赔偿责任比例并不以事故参与度为前提条件，一审法院综合考虑事故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导致事故发生及损害结果原因力大小，以及案涉交通事故发生在机动车与行人之间等因素，对毛铨琴、李慧芳、李先魁的合理损失，在扣减两车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损失后，酌情确定由吴达芳承担15%并无不当，上诉人长安保险公司以死亡参与度为由要求减轻侵权者个人及保险公司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三明市梅列支公司、长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平中心支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724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三明市梅列支公司负担9847元，长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平中心支公司负担387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洋审 判 员  李伟峰审 判 员  项伟杰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代书记员  陈若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