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皖0111民初4157号
原告（被告）：汪少华，男，1958年2月10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委托代理人：吴海霞，安徽弘启律师事务所律师（合肥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
被告（原告）：合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马鞍山南路16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010000299087XD。
负责人：缪守宝，支队长。
委托代理人：丁蕙，合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民警。
委托代理人：许福昌，安徽永承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汪少华诉被告合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以下简称“交警支队”）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23日立案受理。其后，交警支队起诉汪少华，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史芸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被告）汪少华及其委托代理人吴海霞，被告（原告）交警支队的委托代理人丁蕙、许福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汪少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二、交警支队支付经济补偿金44125元（3530元/月×12.5）、年休假工资22722元（3530元/月÷21.75×70天）、医疗补助金42360元（3530元/月×12个月）、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38830元（3530元/月×11个月）；三、交警支队为汪少华补缴2006年1月至2007年7月的各项社会保险费及住房公积金，其中医疗保险补缴2006年1月至2008年5月。
事实与理由：2006年1月6日汪少华入职交警支队，被安排在该支队设施管理大队从事驾驶员工作，后被调整至门卫工作，2015年又被调整到该支队机关服务中心工作至今。汪少华一直兢兢业业工作，但是交警支队未依法办理各项社会保险，致使汪少华无法享受相关退休待遇而辞职。
2008年11月汪少华被诊断为恶性肿瘤，目前一直在治疗。为此，汪少华向合肥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市仲裁委”）申请仲裁。
被告交警支队辩称：一，汪少华请求解除劳动关系的主体不适格。目前汪少华是与合肥市瑞达协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达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其工资、社保均由瑞达公司发放和缴纳。所以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是瑞达公司，交警支队只是用工单位，汪少华应向瑞达公司请求解除劳动关系。二、汪少华要求交警支队支付经济补偿金没有法律依据。仲裁裁决书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裁决支付经济补偿金，系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三项之规定，劳动合同法对实施前是否应该支付经济补偿金没有溯及既往的效力，汪少华主张经济补偿金应按当时的法律，而非劳动合同法。且自2012年6月1日起，汪少华与瑞达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其主张经济补偿金早已超过了一年的仲裁时效。三、汪少华在退休前八天突然申请仲裁，申请仲裁后依然在交警支队正常上班，期间也一直未向用人单位瑞达公司明确表示解除劳动关系，更未办理任何解除劳动关系的手续。瑞达公司也向其发放工资和社保至2018年2月10日。其本人也和瑞达公司一同前往社保局办理了正常退休手续，并享受了退休待遇。所以其与瑞达公司的劳动合同关系正常到期，自动解除，现在其又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并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显然违背了诚信原则。四、汪少华要求交警支队补缴2006年1月至2007年7月的各项社会保险费及住房公积金无事实依据。在2006年1月至2007年7月期间，汪少华未在交警支队工作，交警支队无义务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及住房公积金。五、汪少华要求交警支队支付年休假工资22722元不合理，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及《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条的规定，汪少华的月平均工资计算天数、计算方法均有误。六、汪少华要求交警支队支付医疗补助金无法律依据。汪少华患病后交警支队已另行安排适宜的工作，而汪少华一直在上班，并未提出任何异议。双方在当时也未因此而解除劳动合同。七、交警支队与汪少华已签订过书面劳动合同，汪少华要求交警支队支付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汪少华于2006年1月至2007年7月期间未在交警支队工作，双方无劳动关系。其自2007年8月入职以来，交警支队、瑞达公司均与其签订过书面劳动合同。并且2008年1月1日施行的劳动合同法才规定了未订立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因此其主张无法律依据，且该请求已过仲裁时效。
原告交警支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不服仲裁裁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解除劳动合同的请求；二、交警支队不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事实与理由：一、汪少华自2007年8月份入职交警支队下属的设施大队从事辅助性工作，直至2011年12月31日。自2012年6月1日起，汪少华与瑞达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至2017年12月20日。合同签订后，汪少华被派遣到交警支队上班，交警支队是用工单位。2017年12月21日至2018年2月10日，汪少华与瑞达公司又签订劳动合同，其依然是被派遣到交警支队上班。故汪少华与瑞达公司形成劳动合同关系，交警支队是接受派遣的用工单位。所以，仲裁裁决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系主体错误。
二、裁决书认定的部分事实错误，无证据证明。汪少华主张2006年1月至2007年6月期间在交警支队上班、2018年2月3日起未去上班均不事实，也无证据证明，交警支队也未认可此事实，裁决书认定“被申请人对离职时间予以确认”毫无根据。
三、被告是2018年2月10日劳动合同到期后又年满六十周岁自动解除劳动关系。
四、《劳动合同法》对实施前是否应该支付经济补偿金，没有溯及既往的效力。汪少华主张经济补偿金应该依照当时的相关法律规定，而不是《劳动合同法》。自2012年6月1日起，汪少华与瑞达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其主张经济补偿金早已超过了1年仲裁时效。
被告汪少华辩称，交警支队系本案的适格主体。瑞达公司与汪少华签订的劳动合同仅是为了办理社会保险，双方并不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汪少华从入职一直到2018年的2月都是在交警支队工作，并且接受交警支队的管理，由交警支队发放工资。双方形成的是事实上的也是有合同的劳动关系。汪少华提供的派出所的证明足以证明其是自2006年元月6号入职交警支队。因单位没有依法办理社会保险，汪少华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单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
经审理查明：汪少华到交警支队工作后，先被安排驾驶施工车，2008年因其生病被调至门卫工作，2015年1月又被调至机关服务中心从事保洁工作。2017年3月至2018年2月期间汪少华的月平均工资为3025.56元，工资由基本工资、岗位补贴、绩效工资共同组成，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按月发放。2018年2月3日之后，汪少华未再上班。
2007年8月1日、2008年8月1日、2010年12月31日起，交警支队与汪少华陆续签订三份《劳动合同书》，先后约定劳动合同期限为2007年8月1日至2008年7月31日、2008年8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2010年12月31日至2011年12月31日。2012年6月5日、2015年10月19日，合肥市保安服务总公司瑞达公司（以下简称“保安瑞达公司”）与汪少华先后签订两份《劳动合同书》，分别约定劳动合同期限为2012年6月1日至2015年5月31日，2015年6月1日至2017年12月20日。2017年12月21日，瑞达公司与汪少华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劳动合同期限自2017年12月21日至2018年2月10日。2007年8月起交警支队向汪少华发放工资、缴纳社会保险费直至2012年5月。自2012年6月起，瑞达公司向汪少华发放工资、缴纳社会保险费直至2015年7月。自2015年8月起，瑞达协警公司向汪少华发放工资、缴纳社会保险费直至2018年2月。
汪少华向市仲裁委申请仲裁的请求为：一、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二、交警支队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4125元、年休假工资22722元、医疗补助金42360元、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38830元；三、补缴2006年1月至2007年7月的各项社会保险费。
市仲裁委于2018年4月3日作出裁决：一、原、被告间的劳动关系于2018年2月3日解除；二、交警支队支付汪少华带薪年休假工资4173.2元、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36306.75元；三、交警支队为汪少华补缴2006年1月至2007年7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四、驳回汪少华的其他仲裁请求。
以上事实，有汪少华提供的社会保险个人参保证明、仲裁裁决书、银行账户明细，交警支队提供的劳动合同、工资发放汇总表、聘用人员工资表底册、转账申请表、入账通知书、业务回单、流水明细及双方陈述等证实。
本院认为：双方争议焦点之一是交警支队是否应支付汪少华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自2012年6月起至2018年2月3日汪少华离职时止，其先后与瑞达公司、保安瑞达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且由瑞达公司向其发放工资，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说明自2012年6月起汪少华与瑞达公司建立了劳动合同关系，与交警支队不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因此交警支队无义务向其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对此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双方争议焦点之二是交警支队是否应支付汪少华年休假工资。安排年休假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用人单位未安排职工休年休假的应支付年休假工资。交警支队承担举证证明已安排汪少华在职期间休年休假或支付其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证据。本案中交警支队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汪少华主张未休年休假的事实成立。带薪年休假是因为劳动者获得薪酬时并未给付相应的劳动作为对价，故而其属于法定福利。因而交警支队未安排汪少华休年休假，剥夺了其上述福利，故基于此福利而发生的争议，应适用一年的时效。交警支队与汪少华的劳动关系于2012年5月底终止，故汪少华要求支付年休假工资已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对此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双方争议焦点之三是交警支队是否应支付汪少华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施行前交警支队即与汪少华签订了劳动合同，该法于2008年1月1日起施行后在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仍然签订了劳动合同。而法律对于2008年1月1日之前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未签订劳动合同应支付双倍工资未予规定，故汪少华主张交警支队应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对此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双方争议焦点之四是交警支队是否应支付汪少华医疗补助金。汪少华生病后，交警支队已为其另行安排适宜工作，并发放相应工资、缴纳医疗保险费。汪少华主张交警支队应支付其生病期间的医疗补助金无法律依据，对此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双方争议焦点之五是交警支队与汪少华劳动关系的成立时间。诉讼中汪少华提供了2014年12月及2016年元月加盖“合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设施管理大队”公章的“申请办理居住证报告”、“证明”，均载明汪少华于2006年元月6日应聘至交警支队。汪少华陈述报告和证明的内容均由己方找人代写，当时是为了办理居住证使用，且在报告上签名的“黄勇”队长并不知道自己何时到交警支队工作，而是在问询他人后才签名的。另外汪少华提供了“程德侠”和“刘圣军”的“证明”，旨在证明2006年元月汪少华到交警支队工作。交警支队针对汪少华的主张，提供了本机关的工资账目，主张交警支队从2007年8月起向汪少华发放工资，并且工资是以银行转账方式发放到汪少华的工资卡，双方成立劳动关系的时间是2007年8月，而非2006年1月。本院认为，汪少华主张其与交警支队于2006年1月6日成立了劳动关系，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汪少华所提供的“申请办理居住证报告”、“证明”虽载明汪少华于2006年元月6日应聘至交警支队，但加盖公章的“黄勇”当时并不知晓汪少华何时到交警支队工作，而“程德侠、刘圣军”仅是出具“证明”，其本人身份尚不确定，“证明”不具有证明力，故汪少华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于2006年1月与交警支队建立劳动关系。而交警支队提供的证据证明了双方于2007年8月建立劳动关系。故汪少华要求补缴2006年1月至2007年7月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等无事实依据，对此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合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不支付汪少华经济补偿金36306.75元、带薪年休假工资4173.2元，不为汪少华补缴2006年1月至2007年7月的各项社会保险费；
二、驳回汪少华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汪少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史 芸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三日
书记员 严啸东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