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15民初14235号
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兴支行，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黄村兴政西街25号。
负责人:李清泉，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颖，北京市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时阳，女，1973年8月31日出生，汉族，职业不详，住北京市海淀区。
被告:北京南城古建园林工程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杨茅胡同1号。
法定代表人:杨运安（已去世）。
被告：北京澳海经贸集团，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学院南路乙19号。
法定代表人：曹福庆，董事长。
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兴支行（以下简称:建行大兴支行）与被告时阳、被告北京南城古建园林工程公司（以下简称：南城古建公司）、被告北京澳海经贸集团（以下简称：澳海集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建行大兴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颖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时阳、被告南城古建公司、被告澳海集团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建行大兴支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时阳和被告南城古建公司共同偿还借款本金367923.72元，逾期利息143533.22元、罚息94743.97元（暂计至2015年4月15日），并支付上述款项自2015年4月16日起至全部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逾期贷款的罚息利率标准计算）；2、判令被告时阳和被告南城古建公司共同赔偿原告建行大兴支行的损失1980元；3、判令被告澳海集团对上述第1、2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包括诉讼费、公告费等由被告时阳、被告南城古建公司、被告澳海集团共同承担。
事实和理由：被告时阳为购买被告澳海集团开发经营的住房（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安外小营北街3号院A座403室），向北京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申请公积金贷款390000元，北京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委托原告建行大兴支行发放此项贷款，2002年6月4日，原告建行大兴支行与被告时阳及被告澳海集团共同签订了《北京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个人住房担保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借款合同约定，由原告建行大兴支行向被告时阳提供购房贷款390000元；贷款月利率3.375‰；贷款期限为25年（自2002年6月4日起至2027年6月4日止）；被告时阳采用等额还款方式，每月偿还贷款本息2069.34元；逾期或未按约定数额还款，原告建行大兴支行有权按人民银行规定加收利息；连续三个月不履行还款义务的,原告建行大兴支行有权提前收回全部贷款本息；该合同还约定被告澳海集团自愿为被告时阳在本合同项下的借款本息及相关费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自借款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合同设定的抵押物登记办理完毕之日止。
2006年6月，原告建行大兴支行得知：被告时阳系被告南城古建公司的职工。被告澳海集团为开发朝阳区安外小营北街3号院住宅项目曾与被告南城古建公司合作，双方于2001年8月9日签订《承包合同》，由被告南城古建公司承包被告澳海集团的上述项目。双方于2002年5月24日签订《补充合同》约定：“澳海同意住房公积金贷款，并出具贷款所需的一切手续”、“该公积金贷款由南城古建独立使用，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及风险由南城古建独自承担”等。被告南城古建公司依据该《承包合同》及《补充合同》的约定，以被告澳海集团为担保人，为包括被告时阳在内的39名本单位员工办理了上述公积金贷款手续，并实际支取和占有、使用该贷款资金至今。
原告建行大兴支行与被告时阳、被告澳海集团签订借款合同后，于2002年6月4日依约履行了提供贷款的义务，向以被告澳海集团名义在北京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大兴分中心开立的集资专户中划付390000元。
被告时阳自2004年11月起不按期履行还款义务，虽经原告建行大兴支行催收仍未履行。被告澳海集团亦未履行保证义务。为此，原告建行大兴支行于2005年12月第一次向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大兴区法院）提起诉讼，大兴区法院经审理认为此案涉嫌刑事犯罪，裁定驳回原告建行大兴支行起诉并将案件移送至公安机关，2008年1月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向大兴区法院出具兴公不立字（2008）7号《不予立案通知书》，认为此案没有犯罪事实，决定不予立案。
2009年2月，原告建行大兴支行第二次向大兴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经过审理，大兴区法院依然认为本案涉及刑事犯罪，裁定驳回原告建行大兴支行的起诉，并建议原告建行大兴支行自行向公安机关进行举报。原告建行大兴支行不服大兴区法院的一审裁定，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以“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原告起诉正确，建议相关当事人依法向公安机关进行举报并无不妥”为由，驳回了原告建行大兴支行的上诉。
原告建行大兴支行为依法追偿公积金贷款，保护国家财产权益。于2010年8月，向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报案。请求公安机关依法立案侦查，追究有关嫌疑人的刑事责任，追缴被有关嫌疑人挪用的公积金贷款，减少贷款损失，同时要求相关责任人对原告建行大兴支行因追偿欠款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2013年9月10日，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侦查终结，以被告南城古建公司法定代表人杨运安涉嫌贷款诈骗罪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报送审查起诉。期间，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两次退回补充侦查。由于杨运安于2014年7月12日，因病抢救无效死亡。2014年8月5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出具京检二分刑不诉（2014）0018号《不起诉决定书》，决定对杨运安不起诉。原告建行大兴支行在两次民事诉讼中，共支付公告费及案件受理费1980元。原告建行大兴支行认为，根据本案的现实情况，已无法继续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而公积金贷款是国家财产，它关系着众多公积金缴存人的切身利益。本案原告建行大兴支行两次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均被驳回。原告建行大兴支行也按照法院的建议向公安机关举报。但在此情况下，应当给予原告建行大兴支行民事司法救济的途径。因此原告建行大兴支行第三次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依法审理。以维护原告建行大兴支行合法的债权。
被告时阳、被告南城古建公司、被告澳海集团未作出答辩，亦未参加本院庭审。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出庭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因被告时阳、被告南城古建公司、被告澳海集团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举证、质证的权利。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01年8月9日，被告澳海集团作为甲方（合同中标明为上级公司）和被告南城古建公司作为乙方（合同中标明为下属公司）签订《承包合同》，约定受甲方委托，乙方就承包经营甲方在朝阳区安外樱花北街3号院住宅项目一事与甲方达成以下协议：一、项目概况：1、项目地址：朝阳区安外小营樱花北街3号及西侧院；2、项目性质：联建（基建住宅项目）；3、项目人：A方北京金盟实业总公司；B方北京澳海经贸集团；4、项目合作方式及分配方案：A方以1000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及该场地现有全部市政水、电条件为投入，获得建安造价3300万元，以市规划（97）规审字0097号批件所批准审定的1388.5平方米综合办公楼的全部所有权；2、B方以350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及全部建设资金，获得所建住宅楼的所有权；3、小区建设综合配套公建商业用房的有关批报、建设由B方负责所增加的面积与产权，与A方无关；二、承包范围：甲方与A方金盟实业总公司联建中应得的全部住宅和住宅产权，目前已批26440平方米，甲方与A方联建合同中甲方的全部权力和利益；三、承包金额为4680万元，每平方米1800元。其中含乙方上交甲方的两年管理费200万元；四、承包期限：2年；五、项目法律文件：北京市计划委员会，京计基字【1997】第221号批复。首规委（98）SD073号。土地证朝集国有95土地00161；北京城市规划管理局（96）规建字1775号，98年11月24日“继续有效”的批复。北京市城乡建设委员会98年12月1日下发的开工许可证，证号10641。北京市建设工程开工审查表；六、如乙方需以甲方名义进行经营活动时，甲方应出具相关手续。
双方于2002年5月24日签订《补充合同》约定：“澳海同意住房公积金贷款，并出具贷款所需的一切手续”、“该公积金贷款由南城古建公司独立使用，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及风险由南城古建公司独自承担”等。
原告建行大兴支行基于北京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大兴分中心的委托与包括被告时阳在内的39名被告南城古建公司员工及员工的朋友（被告南城古建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杨运安曾出庭陈述39人为员工及员工朋友）办理了上述公积金贷款手续，与被告时阳在内的39名南城古建公司员工及员工的朋友签订了借款合同，被告澳海集团作为担保人，借款合同约定：一、原告建行大兴支行为被告时阳提供个人住房贷款，贷款金额为390000元；二、贷款于本合同生效当日由原告建行大兴支行一次性将贷款资金划付被告澳海集团在银行开立的存款账户；三、贷款期限为2002年6月4日至2027年6月4日，25年，每月1日至25日还款，利率3.375‰，月还款2069.34元，贷款期间，如遇北京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个人住房担保委托贷款利率调整，贷款利率按调整后的利率执行；四、后附有购置房屋概况表，写明购房合同编号067，建筑面积132.7平方米；五、合同约定借款人改变借款用途或连续三个月不履行还款义务，则原告建行大兴支行有权要求提前还款，如改变贷款用途，原告建行大兴支行有权提前收回贷款，解除本合同，按人民银行规定加收利息。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建行大兴支行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向以被告澳海集团名义在北京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大兴分中心开立的集资专户中划付人民币390000元。另原告建行大兴支行收取了被告澳海集团与被告时阳签订的房屋产权买卖协议书，以及首付款收据。
39名南城古建公司员工及员工的朋友办理的39笔贷款总额为1327万元，原告建行大兴支行将上述款项打入了以被告澳海集团名义在北京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大兴分中心开立的集资专户。2002年4月15日至2002年7月8日，被告南城古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运安分五次向北京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大兴分中心提交被告澳海集团的支取申请，申请均盖有被告澳海集团公章，杨运安领取了五张转账支票，支票存根均为杨运安签字，款项用途写有建房、工程款、补偿款，金额共计1315万元，上述转账支票收款人均填写为被告南城古建公司。原告建行大兴支行打入集资专户1327万元，除已支取的1315万元外，剩余12万元未被支取，原告建行大兴支行提交情况说明，说明该12万元用于其中一名借款人席福祥的提前还款。上述39笔贷款都进行了部分偿还，被告时阳的借款偿还至2004年10月，偿还的本息均是杨运安用上述支取的1315万元的款项进行的偿还。本案所涉借款合同，截止2015年4月15日，尚有借款本金367923.72元、逾期利息143533.22元、罚息94743.97元未归还。
原告建行大兴支行在本案庭审中，以及被告南城古建公司在（2015）大民（商）初字第8792号案件中均认可39个借款人实际未得到钱，也没有得到借款合同中写明的贷款所购房屋。在2006年和2009年的两次诉讼中，杨运安及被告澳海集团的委托代理人均出庭陈述相关情况，本案庭审均未能再参加，相关事实本案当事人认可前两次笔录内容。杨运安曾在庭审中陈述“39个自然人有的是南城古建公司的职工，有的是职工的朋友，我于2001年通过他人认识澳海集团，故告诉我公司职工有便宜的房屋可以购买。2002年我公司职工申请贷款，2002年4月、5月、6月将贷款提走。我于2002年10月21日知道房屋建设项目不能进行。因我公司的职工工资都不高，故我公司用贷款替职工偿还了部分贷款。2002年10月至12月底，我才知道澳海集团自1999年已被吊销，项目已经没有了。故我找到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周新华，说这个事与我没有关系。从贷款开始到年底，我公司一直在还款。澳海拿走了贷款的400余万元，剩下的贷款现在在我的账上，防止出现更大的损失。我就是等着原告建行大兴支行起诉我。”被告澳海集团曾在庭审中陈述,杨运安所述支付给澳海集团的400万元中,有200万元是被告澳海集团基于承包合同向被告南城古建公司收取的管理费,与贷款没有关系。同时被告南城古建公司在（2015）大民（商）初字第8792号案件庭审中陈述，其他款项的去向不清楚，有500多万元以被告南城古建公司名义借给了刘国滨的公司了，他的公司名叫北京宝泰隆公司，具体名称记不清楚，公安局和检察院都找刘国滨调查过。
经查，被告澳海集团已于1999年11月10日被吊销营业执照。1999年5月10日，北京金盟实业总公司作为甲方与被告澳海集团作为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双方自1996年11月18日签订联建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出1万米土地，乙方出3000米土地及全部投资共同进行建设，并订立有利益分配内容。……由于乙方资金不到位，致使合同无法继续执行，使甲方的综合办公楼在1998年9月结构封顶后，停滞至今，蒙受千万损失。现项目已办理综合办公楼规划证、开工证。综合办公楼已达到封顶。两栋高层住宅楼已办理规划证、开工证。原规划的多层住宅，因乙方所出建设用地发生用地权争议，故目前已无法办理开工证。在1998年7月及12月甲方曾两次向乙方发出催款通知书，要求乙方资金到位，均无实效。乙方也曾表示无能力继续进行项目。鉴于乙方无力支付项目建设的投资，为使项目能继续运作，经双方友好协商，议定如下协议：一、自本协议签章之日后10日内乙方应按联建合同向甲方付清全部工程建设款项及办理开工证欠付的款项。如付款逾期则乙方自动退出联建合同，由甲方独立进行建设。该项目联建合同及与之相关的各补充条款均同日废止。双方各自收回属自己一方的建设用地及该用地上的项目现状；二、乙方应在联建合同废止后，将项目的所有文件正本交付甲方，并协助甲方做好项目变更；三、联建合同废止后，原乙方已支付给甲方的工程款等待工程完成后，由甲方按乙方实际收入（以有效票据为准）返还乙方。并根据工程竣工情况给乙方一定的经济补偿。
1999年5月20日，北京金盟实业总公司作为甲方又与被告澳海集团作为乙方签订承诺书，该承诺书写明：为了项目能继续运作，双方经友好协商于5月10日签订协议书。按协议，乙方自动退出联建合同，由甲方独立进行该项目建设。为了保证双方的各自利益，双方各承诺如下：一、按联建合同原乙方向甲方支付的搬迁费300万元，工程款500万元；及由乙方为项目立项所支付的约300万元，待工程完成后，由乙方提前15天通知甲方返款的具体方案，进行返款；二、甲方承诺在工程完成后，根据工程完工的实际情况，向乙方经济补偿100万元，做为乙方新项目开发用途。具体由曹福庆同志安排使用；三、乙方承诺在工程进行和验收中，有关资料的交付和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原告建行大兴支行就上述39笔借款曾于2006年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涉嫌犯罪，于2006年9月12日裁定驳回其起诉，将案件移送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于2008年1月1日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认为没有犯罪事实；后原告建行大兴支行又于2009年向本院提起该39个借款合同纠纷的诉讼，2009年12月19日本院仍以该案涉嫌刑事犯罪作出驳回原告建行大兴支行起诉的裁定。后原告建行大兴支行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一审裁定。原告建行大兴支行又于2010年8月向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报案。2013年9月10日，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侦查终结，以被告南城古建公司法定代表人杨运安涉嫌贷款诈骗罪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报送审查起诉。2014年8月5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作出京检二分刑不诉﹝2014﹞0018号《不起诉决定书》，因被不起诉人杨运安于2014年7月12日，因病抢救无效死亡，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决定对杨运安不起诉。
本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被告时阳、被告南城古建公司、被告澳海集团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出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被告时阳作为借款人虽与原告建行大兴支行签订了借款合同，但该笔借款由原告建行大兴支行直接打入了以被告澳海集团名义在北京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大兴分中心开立的集资专户，被告时阳未实际收到借款，且未取得借款合同中标明的贷款所购房屋,被告时阳对本案所涉贷款本息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对原告建行大兴支行要求被告时阳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被告南城古建公司和被告澳海集团于2001年8月9日签订《承包合同》，约定被告南城古建公司承包经营被告澳海集团在朝阳区安外樱花北街3号院的住宅项目，即借款合同所涉项目。双方又于2002年5月24日签订《补充合同》约定：“澳海集团同意住房公积金贷款，并继续出具贷款所需的一切手续”、“该公积金贷款由南城古建公司独立使用，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及风险由南城古建公司独自承担”等。被告南城古建公司组织包括被告时阳在内的39名员工及员工朋友办理了上述公积金贷款，并实际支取、占有和使用该贷款资金，故其应承担归还剩余借款本金367923.72元、至2015年4月15日的利息143533.22元以及2015年4月16日起至全部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责任。
对于原告建行大兴支行要求被告澳海集团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因被告澳海集团与被告南城古建公司约定的承包项目实际并未开展，借款合同约定的房屋至今并不存在，同时在涉案借款合同中，被告澳海集团为该借款合同的借款担保人，故对于未能偿还的借款本息，其应与被告南城古建公司一并承担连带责任。
对原告建行大兴支行要求三被告给付贷款罚息及赔偿相关损失1980元的诉讼请求，因原告建行大兴支行在涉案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中亦有审核把关不严的过错，故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五十七条、第八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
一、被告北京南城古建园林工程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兴支行偿还借款本金367923.72元及至二〇一五年四月十五日的利息143533.22元；
二、被告北京南城古建园林工程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兴支行支付自二〇一五年四月十六日起至全部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以借款本金367923.72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三、被告北京澳海经贸集团对上述第一项、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驳回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兴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882元、公告费260元，由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兴支行负担967元（已交纳），由被告北京南城古建园林工程公司、被告北京澳海经贸集团负担案件受理费8915元及公告费26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赵芳芳
人民陪审员 刘素舫
人民陪审员 倪凤清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杨 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