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粤01民辖终188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咏潜，男，1971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晓滨、卢婧，均系北京大成（无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环河北路与中心大道交口空港商务园西区28-1-101。
法定代表人：苏宁，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政、丘智健，系上海锦天城（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寿路支行，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寿路21、23号耀星华庭首层。
负责人：黎慕君。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敏，该支行职员。
上诉人周咏潜因与被上诉人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贵所）、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寿路支行（以下简称：建行广州天寿路支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6091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周咏潜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裁定；2.裁定指令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审理本案。事实和理由：
一、周咏潜按被告所在地起诉建行广州天寿路支行符合法律规定。在本案中，周咏潜对建行广州天寿路支行主张的并非是储蓄合同法律关系，而是要求建行广州天寿路支行对津贵所应返还给周咏潜货币的法律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为此周咏潜在起诉时已向法院提交了中国银监会严禁商业银行为交易场所提供托管、清算等金融服务的规定、建行的对外宣传、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对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民事责任问题的复函》等证据，证明了建行广州天寿路支行同本案具有关联性，因此说，周咏潜起诉建行广州天寿路支行并非是事后创设管辖权。另外周咏潜同建行广州天寿路支行、津贵所之间的法律关系属于实体审理范畴，也不应当在本案管辖异议程序审查阶段做出审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周咏潜选择在建行广州天寿路支行的住所地对津贵所、建行广州天寿路支行起诉讼，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在天河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以“本案应以主纠纷确定管辖法院，即以原告与被告津贵所之间的纠纷确定管辖法院，更有利于案件的事实调查”为理由，将本案移送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审理没有法律依据。
二、本案系给付货币之诉，故接收货币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周咏潜和津贵所双方之间虽然并未签订合同，但通过入金、出金等行为构成了事实上的合同关系。本案实质系返还货币之诉，故接收货币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从周咏潜在起诉时向法院提交的证据银行流水可以看出，周咏潜的所有资金均是从建行广州天寿路支行汇入津贵所的账户内的，周咏潜的所有向津贵所提出的出金请求，也都是由津贵所将资金汇入周咏潜在建行广州天寿路支行的账户。周咏潜的入金和津贵所的出金（对于津贵所来讲是向周咏潜支付货币）都是履行合同的行为，而周咏潜接收货币的所在地即在广州市天河区。另外，本案所争议的标的也是十分明确的，并非是向一审法院所认定的周咏潜要求津贵所承担买卖合同过程中所谓的“平台服务”导致的违约责任，而是要求津贵所返还周咏潜汇入津贵所账户内的款项，这里的“给付货币”属于实体内容的合同义务，而非诉讼请求中的给付金钱请求。因此本案为给付货币之诉，而非单纯地请求确认合同效力之讼，故合同履行地为接收货币一方。同建行广州天寿路支行、津贵所之间的法律关系属于实体审理范畴，也不应当在本案管辖异议程序审查阶段做出审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周咏潜选择在建行广州天寿路支行的住所地对两被告提起诉讼，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在天河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以“本案应以主纠纷确定管辖法院，即以原告与被告津贵所之间的纠纷确定管辖法院，更有利于案件的事实调查”为理由，将本案移送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审理没有法律依据。
对于此类起诉津贵所的案件，全国各地的人民法院，如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等，均有在先的生效裁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指定货币接收地人民法院作为管辖法院。天河法院应审理此案。
被上诉人津贵所、建行广州天寿路支行均无答辩。
周咏潜的原审诉讼请求：1.确认周咏潜在津贵所处的开户行为及在津贵所交易平台上的所有交易均无效；2.由津贵所返还或赔偿周咏潜资金537665元；3.由津贵所赔偿周咏潜资金占用利息；4.建行广州天寿路支行对第2、3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5.由津贵所、建行广州天寿路支行承担连带责任。主要事实理由：1.津贵所组织的交易符合非法期货交易活动的特征。津贵所没有通过2013年的清理整顿，不具有合法经营资质。津贵所违反《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强制性规定的行为应依法认定为无效。2.建设银行违反银监会的规定，共同参与津贵所组织的非法期货交易活动，应当对周咏潜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根据银监会的相关通知，津贵所属于被纳入清理整顿范围的交易场所，至今没有通过验收，建行广州天寿路支行应当停止为津贵所提供金融服务。建设银行与津贵所建立资金结算业务，周咏潜所有的资金都是汇入津贵所的账户而非第三方账户，客户资金安全完全被津贵所所掌控。建设银行没有根据监管部门要求执行，为提供非法组织期货交易的津贵所提供结算服务，并协助津贵所收取、划拨和分配周咏潜的交易保证金，成为津贵所的帮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害”的规定，应当对周咏潜承担账户安全保障义务，但建设银行未能在本案所涉的非法期货交易中承担法定义务，应对周咏潜损失承担连带责任。又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对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民事责任的复函》，周咏潜选择与其关系最密切的开户经办行建行广州天寿路支行作为诉讼主体。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首先，本案是因周咏潜在津贵所的平台进行贵金属交易引起的纠纷，而周咏潜在建行广州天寿路支行开设的银行账户仅仅是用于交易资金的存放，建行广州天寿路支行与周咏潜之间系存款储蓄关系，并非周咏潜所诉贵金属交易关系的相对方，也未参与贵金属的交易。故周咏潜将建行广州天寿路支行列为被告属于事后创设管辖条件，该行为有悖于诉讼诚信，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以及公平原则。因此，本案应以主纠纷确定管辖法院，即以周咏潜与津贵所之间的纠纷确定管辖法院，更有利于案件的事实调查。其次，本案周咏潜起诉要求确认在津贵所平台上的全部交易无效，并请求判令津贵所返还其投入的资金，是基于认为津贵所违约，未获得相关的期货交易许可资质，存在超越经营许可范围开展交易的行为。该诉请指向的合同义务是津贵所应按约定向周咏潜提供合法且具有相关经营许可的交易平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即时结清的合同，交易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现未有证据证明涉案交易双方有约定合同履行地，故本案的合同履行地应为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即被告津贵所所在地。最后，津贵所主张周咏潜就涉案交易与津贵所及银行签署过三方服务协议明确约定了仲裁条款，但津贵所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周咏潜开通交易账户时所签订的协议即为其主张的协议，故原审法院对津贵所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津贵所提出管辖权异议的理由成立。津贵所住所地在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环河北路与中心大道交口空港商务园西区28-1-101，故本案应移送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审理。
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被告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有限公司对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成立，本案移送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审理。
本院经审理查明，津贵所提交的《中国建设银行企业级电子商务支付服务三方服务协议（与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有限公司所属会员及投资者专用）》所列甲方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乙方：天津贵金属交易有限公司，丙方：空白。该协议落款处无任何一方签章。
本院认为，津贵所提交的中国建设银行企业级电子商务支付服务三方服务协议（与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有限公司所属会员及投资者专用）》无任何一方当事人签名。津贵所无法证明讼争各方订立有仲裁条款。本案属于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建行广州天寿路支行的登记注册地在广州市天河区，属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的辖区，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仍具有管辖权。
综上所述，原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依法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6091号民事裁定；
二、本案由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审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罗 毅
审判员 陈晓红
审判员 张明艳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七日
书记员 黄晓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