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豫14民申23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荣菊，女，1971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商丘市。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赵启霞，女，1963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商丘市。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秦立勋，男，1962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商丘市。再审申请人张荣菊因与被申请人赵启霞、秦立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2015）商梁民初字第4204号民事判决和本院（2017）豫14民终1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再审申请人张荣菊申请再审称：一、原审法院认定双方的借款数额事实部分错误，导致错误判决。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系表妹关系。上诉人赵启霞，秦立勋因生意急需资金周转为由，曾向申请人多次借钱，分别于2014年1月27日借款10万元，期限为三个月；2014年9月25日借款4万元，期限为6个月；及2014年10月17日借款4万元，期限为6个月，三笔借款共计18万元，当时双方口头约定借款利息按月息二分计算，扣除每笔借款出借时预先扣除三个月二分利息10800元，实际借款金额为169200元。原审判决认定被申请人已归还申请人借款10万元，明显缺乏事实依据，显失法律公平。(1）被申请人通过银行转账分别转给申请人4万元，5万元，共计9万元，尽管这是客观事实，但与本案上述三笔借款没有关系，而是被申请人偿还申请人的其他借款，在被申请人还款后，9万元的借条随即已被被申请人抽回。一审时被申请人辩称先后三次向申请人借款，其中有两笔借款时间与上诉人手中持有借条时间明显不符，二者显然不是同一笔借款，如果被申请人在还款后，申请人手中为何还持有其出具的多张借条？这又作何解释？这说明双方之间发生过多次借贷行为，有关这一事实，申请人已向二审法院提供详尽的银行交易流水单为证。(2)2015年8月30日申请人丈夫底小民为赵启霞出具一万元收条，该款并非是赵启霞偿还申请人借款，是因为秦勋力在其家中无故把申请人打伤后住进商电吕医院（鉴定为轻伤)，是赵启霞赔偿申请人的医疗费等人身伤害费共计一万元，此事与本案无任何关系，此事申请人已向二审法院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3）原审判决将被上诉人偿还上诉人的其它借款9万元，及被申请人赔偿的1万元医疗费，共计10万元，直接从上诉人本次诉请的偿还借款金额169200元中予以扣除，判决支持69200元明显错，从而导致错误判决。二；原审判决对于借款利率按年利率百分之六计算，且从上诉人起诉之日起开始计算，不仅不符合法律规定，也毫无事实依据，而且令人匪夷所思。双方虽然没在借条上约定利息，借款时双方当时口头约定借款利息按二分计算，事实上，被申请人也是按2分利息通过银行转账给申请人的，在一审时由申请人提供的利息银行转账为证。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6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百分之二十四（月息二分），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原审法院为何判决双方借款利息为5厘计算？原判决无论在事实认定还是法律适用上均有明显错误，为维护申请人合法权益，请求贵院依法撤销原判决，依法改判。再审申请人赵启霞、秦立勋申请再审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三份“借条”系被上诉人伪造的。被申请再审人出具的三份“借条”系其伪造的，有大量证据可以佐证：（一）一审认定的《借条》出具时间与事实不符。被申请人（原告）提交给法庭的三份所谓《借条》上签署的日期，除了2014年9月25日的日期与被告所写的所谓的三份《借条》中的一份日期相同外，其余2份所谓的《借条》日期，与申请再审人（被告）出具的日期以及原告转给被告的三份《借款合同》原始合同上签署的日期均不符。2014年8月30日，原告以徐桂兰名义与国安公司盛公道签订借款合同向盛公道出借30000元，约定利息2分，期限3个月（附件1)、2014年9月25日，原告委托被告及其子底森与国安公司盛公道签订《借款合同》向盛公道出借40000元，约定利息2分，期限3个月（附件2)、2014年10月21日，原告委托被告以原告本人名义与马立升、杨丽签订《借款合同》向马、杨出借40000元，约定2分利息，期限3个月（附件3)。被告后来被迫为原告出具了三份《借条》（因原告理财是通过被告介绍的），日期均按照原《借款合同》上的日期书写。而原告提交的三份所谓《借条》，2014年1月27日10万《借条》的日期以及2014年10月17日《借条》的日期，与原《借款合同》上书写的日期严重不符。（二）原告提交的三份《借条》内容，与被告书写的内容不符。在为原告出具三份《借条》之时，被告所写内容为“今借张荣菊人民币叁万元整（30000），有效期三个月，过期作废”这样的字样。而原告提交的所谓的2014年1月27日（附件4)、2014年9月25日（附件5）和2014年10月21日的《借条》（附件6）上不仅没有小写的数字，且均漏掉了“过期作废”四个关键注明词；（三）被告是在同一天为原告出具的三份《借条》，且在一张纸上书写的借条。原告提交的三份《借条》是在不同的纸张上书写的。一审庭审中，面对被告对此问题的质问，原告的回答一会说是在不同的纸上，一会又说是在同一张纸上，前后不一、破绽百出。（四）原告提交的2014年1月27日《借条》内容及书写格式与被告原始《借条》格式严重不符。被告2014年8月30日给被告出具的借条格式为：今借张荣菊人民币叁万元整（30000），自2014年8月30日至2014年11月30日，有效期叁个月，过期作废。借款人：赵启霞2014年8月30日而原告提交的所谓《借条》（附件4、5、6）格式完全是错误的。（五）被告书写的《借条》，每一份字体都很大，几乎占满一张纸的空间。但原告提交的三份《借条》，其中2014年1月27日的借条格式不对，而2张40000的借条字体都很小。试问：原告在同一天出具的三份《借条》为什么字体、格式都不同？而且还不在一张纸上？（六）还有一点很清楚的事情是原告提交的2014年1月27日被告向其借款10万，有效期三个月，自2014年1月27日至2014年4月26日。请问：这笔10万元借款，不是一笔小数目，到期后如果被告不还，你还会再借给她钱吗？而原告却在被告没有还款10万之前，又于2014年9月25日和2014年10月17日分2笔借给被告共计80000元借款，可能吗？有人会相信吗？（七）原告对此三份借条的解释不能自圆其说，明显是在说谎。2016年11月7日上午梁园区法院审理本案时，当被告询问原告“三张借条是否在一个本子上写的吗？”时，原告2次回答说是。但在被告再三质问下，原告的老公回答说不是在一个本子上。二人所说完全不一致。（可查阅庭审录音）实际上，被告是在一个本子上给原告出具的三份《借条》。（八）最为重要的是原告提交的所谓的2014年1月27日的《借条》明显与2014年9月25日和2014年10月21日的《借条》内容的字迹不是一个人所写（附件4、5、6)。就是非专业人士一眼就可以看出其中的明显差异。（九）日照浩德司法鉴定所出具的日浩司鉴所（2016）文鉴字第461号笔迹鉴定意见认定的“两者在书写水平签名书写结构单字写法特征以及在单子的起收动作（如：“启”）运笔趋势及弯转形态（如：“霞”)笔画交接位置及搭配比例关系（如：“赵”字搭配“赵启”2字相对位置及交接部位）以及书写后“、”笔习惯等方面一致性较好”的鉴定结论只是对签名三个字做了鉴定，并未对该“借条”的全部内容进行鉴定，其鉴定结论并不客观，尤其是该鉴定也不得不承认“检验中也发现在“赵”字连笔写法存在差异”（附件7）这一重大瑕疵问题。此次鉴定，总共就三个字，而其中主要的“赵”字就存在重大的差异。这样的鉴定结论怎么能令人信服？最高法《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规定》第27条规定：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三）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上述鉴定内容仅对“赵启霞”三个签名进行鉴定显然极不公正，更不客观，无法反映三份《借条》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尤其是三个字中有一个主要的“赵”字连笔写法存在差异。这样的鉴定结论明显不具有证明效力。鉴于此，一审开庭前，2016年11月6日，原审被告即向一审提出《二次笔迹鉴定申请书》（附件8)，要求对三份《借条》的全部内容依法再次进行司法鉴定。（十）一审时，原审被告曾向法庭提交证据证明该三份《借条》系原审原告所伪造的。一审时，再审申请人曾向法庭提交了2015年9月16日原审原告与原审被告之间的谈话录音（附件9)。该录音可以确凿证明：原审原告提交的三份《借条》的确系原审原告所伪造。对此确凿证据，原审判决却不予采信，无法令原审被告服判。二审时，原审原告曾要求法庭依法当庭播放该录音，未得允许，不知何故。很显然，原告提交给法庭的所谓三张《借条》并非被告书写的原始《借条》，而是原告模仿被告2014年8月18日（附件10)、8月20日（附件11）和8月22日（附件12）给另案赵新宝所出具的三份原始借条的式样仿造的，被告给原告出具的三份原始《借条》原告其实并没有向法庭提交。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程序违法，剥夺了再审申请人的法定辩论权。（一）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2017)豫14民终136号民事判决所说的“因赵启霞秦立勋未按规定时间缴纳鉴定费用，致使鉴定工作不能继续进行，应视为其对鉴定申请的放弃，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附件13）的认定严重违反事实。1．本案一审时，再审申请人就对日照浩德司法鉴定所日浩司鉴所(2016）文鉴字第461号笔迹鉴定所做鉴定不服提出异议，要求对三份“借条”的全部内容进行重新鉴定，但被一审法院驳回；2．二审期间，再审申请人再次强烈要求对该三份“借条”进行全面鉴定，且得到双方的一致同意，并得到市中院的认可（附件14)。2017年6月2日和6月22日，在中院技术处郭处长主持下，双方2次均一致同意以另案赵新宝诉赵启霞秦立勋借款纠纷一案中赵启霞出具的2014年8月18日20日和22日的三份原始“借条”作为此次重新鉴定的比对样本，得到市中院的同意并记录在卷（附件14)，随后申请再审人即申请市中院前去梁园区法院调取作为比对样本的2014年8月18日、20日和22日的三份原始“借条”（附件15)。3.(2017）豫14民终136号民事判决所说“因赵启霞秦立勋未按规定时间缴纳鉴定费用，致使鉴定工作不能继续进行”严重失实。事实是：我方申请缓缴鉴定费并得到市中院的同意。2017年7月22日，市中院技术处再次通知我方到市中院，但却突然通知我方不再以2017年6月2日和6月22日双方协商一致的另案三份“借条”作为比对样本，而以一审案卷中第34页中的赵启霞书写的36万元“借条”作为比对样本，对于其中的原因，市中院技术处郭处长的答复是：“市中院去梁园区法院未能调取2014年8月18日、20日和22日三份“借条”原件，原件不存在，是一审法官记错了。所以市中院决定以另案赵启霞出具的36万元的“借条”作为本案此次鉴定的比对样本。”（附件16)听闻此等决定，我方极为震惊，当即表示：坚决不同意以另案赵新宝诉赵启霞借款纠纷一案中赵启霞出具的36万元“借条”作为本案笔迹鉴定的比对样本，而必须以赵启霞2014年8月18日、20日和22日出具的三份“借条”原件作为本案笔迹鉴定的比对样本。我方认为：市中院的决定是错误的，本案只能使用另案赵启霞出具的2014年8月18日、20日和22日三份“借条”原件作为笔迹鉴定的比对样本，理由如下：第一，以另案赵新宝诉赵启霞借款纠纷一案中赵启霞出具的2014年8月18日、20日和22日的三份“借条”原件作为比对样本，是2017年6月2日和6月22日在中院技术处郭处长主持下，双方当事人2次协商都一致同意的，且经市中院确认后记录在卷（附件14)，完全符合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合法有效。第二，该三份“借条”原件均经过双方当事人按照法定程序质证后一致同意作为比对样本的。第三，一审开庭前，法官黄玲在其办公室曾明确告知我方：赵启霞书写的2014年8月18日、20日和22日三份“借条”有原件，当我方要拿着三份“借条”原件和其他对方提供的证据原件去复印之时，黄玲法官不让我方去复印，而是亲自复印后将三份复印件和对方提供的其他证据一并交给我方。依照法律，没有原件证明的复印件不具有法律效力，如果没有原件，我方也不会接受三份“借条”的复印件的。现在市中院仅以一审法官一句“记错了”为由，未经双方当事人协商就擅自决定改变鉴定比对样本，侵犯了当事人参与和监督司法鉴定的法定程序权利。第四，一审开庭时，原告代理人在对证据进行质证时，曾多次举证我方为其出具的2014年8月18日、20日和22日三份“借条”和36万元共4份“借条”原件，以此证明我方向原告借款的事实。第五，一审时原告出具的三份原件均记录在卷，有一审判决书为证。2016年9月26日，一审法官在其（2016）豫1402民初4274号判决书中明确记载：庭审中原告分别出具了2014年8月18日18万元“借条”、8月20日10万元“借条”和22日11万元的“借条”原件（附件17）。第六，市中院法官未能依法就比对样本征询双方当事人意见，且未能依法就其决定36万元“借条”作为比对样本进行质证，程序不当。第七，更为关键的是，赵启霞出具的2014年8月18日、20日和22日的三份“借条”系用行书写成，而36万元的“借条”却是赵启霞用楷书书写而成。问题的关键也在于：本案的原告正是以赵启霞出具的2014年8月18日、20日和22日三份草书“借条”原件为样本比对书写的，以该三份“借条”原件作为比对样本，可以更加科学和准确地对比对对象在单字写法特征、单字起收、字的大小、字体间隔、运笔趋势、弯转形态、笔画交接位置及比例关系、运笔习惯、书写速度、形成时间以及签名书写结构等方面进行比对分析，从而甄别真伪，还原事实真相。鉴于此，我方强烈要求以赵启霞出具的2014年8月18日、20日和22日的三份“借条”原件作为本案笔迹鉴定的比对样本，并要求市中院就一审卷中记录在卷的三份“借条”原件进行调查，并强烈要求一审法官就所谓的三份“借条”原件不存在、“记错了”的问题进行调查和质证。2017年7月22日，我方将申请递交给了中院主审法官民一庭宁传正法官，要求市中院对三份“借条”原件进行调查（附件18)，并要求暂缓缴纳鉴定费用。2017年8月21日，再审申请人又向市中院纪检监察室卢群英递交了书面申请，要求市中院纪检对三份“借条”原件的去处进行调查（附件19)。市中院纪检接到再审申请人的书面要求的当日即明确告知我方说纪检已立案，会对一审的三份“借条”原件进行调查，让我方等待调查结果。在调查结论出来之前，可以暂缓缴纳鉴定费用。随即，就上诉期间我方缴纳鉴定费用的时间问题，我方再次专门与市中院技术处郭处长协商：因我方己向市中院纪检书面要求调查三份“借条”原件去处，市中院纪检已同意调查，并答复我方等待调查结论，因此要求缓缴鉴定费用。此要求得到郭处长的同意，但郭处长告知我方时间不要拖得太长（附件20)。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再审申请人等待市中院的调查结论之时，市中院民一庭主审宁传正法官却于2017年12月16日作出（2017)豫14民终136号判决书，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附件13)申请人认为，该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且未能查明本案事实，对本案所涉法律关系定性错误，该判决依法符合再审规定。首先，该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在市中院同意暂缓我方缴纳鉴定费用并同意对三份“借条”的去处进行调查的情况下，在对我方未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出乎意料的就对案件做了判决，严重侵犯了我方的法定程序权利。第一，暂缓缴纳鉴定费用得到市中院主审法官和技术处郭处长的同意，并非是由于再审申请人故意拖延不缴纳费用所致。第二，因中院纪检部门正在对原告张荣菊模仿借条样本进行调查中，即使出现延误缴纳费用的情形，市中院主审法官也应依据法律规定及时通知再审申请人缴纳费用，并告知再审申请人不及时缴纳鉴定费用的后果。但从我方申请暂缓缴纳费用并经中院同意起，至我方接到中院作出(2017)豫14民终136号判决时至，我方没有接到法院的任何通知，而是在完全无法预料的情形下，十分意外的得到法院（2017）豫14民终136号判决。其次，该判决剥夺了我方对有主要关证据进行质证和相互辩论的法定权利，程序明显违法。(2017）豫14民终136号判决错误地以“因赵启霞秦立勋未按规定时间缴纳鉴定费用，致使鉴定工作不能继续进行”为由，认定“应视为其对鉴定申请的放弃，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使得我方失去了一次至关重要的证据真伪甄别机会，致使该判决依据的三份所谓的“借条”未能得到法定的质证和辩论程序，其真实性因此无法得到确信，最终导致该判决的正确性存疑，该判决无疑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2017)豫14民终136号判决不顾市中院纪检正在对一审所使用的三份原始“借条”的去处进行调查这一事实，不顾再审申请人已得到市中院技术处暂缓缴纳鉴定费用这一事实，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绕开上述法定程序径直作出上述判决，我们不禁要问主审法官：为什么不等调查结果出来再作判决？为什么不在判决前对鉴定问题通知我方或缴费，或承担不利后果？上述这些问题，实事求是，不容否认。三、原审认定双方系民间借贷关系错误，实际上双方之间依法并未产生真正的民间借贷关系，而是属于债权债务转移。二审判决对此法律关系未予纠正，并认为是民间借贷关系的定性也是错误的。（一）实际上，原审被告与原审原告之间涉及的款项共计11万元，且实际上此笔11万款项实质上并非是借款，而是原审原告的理财投资。对此有大量确凿证据。对此基本事实和法律关系，原审并没有予以查明。2014年8月30日，原告以徐桂兰名义（据原告称此人系原告衣服店的一个客户）与国安公司盛公道签订借款合同向盛公道出借30000元，约定利息2分，期限3个月（附件1)。2014年9月25日，原告委托被告及其子底森与国安公司盛公道签订《借款合同》向盛公道出借40000元，约定利息2分，期限3个月（附件2)。2014年10月21日，原告委托被告以原告本人名义与马立升、杨丽签订《借款合同》向马、杨出借40000元，约定2分利息，期限3个月（附件3)。至2014年11月初，商丘市理财公司纷纷出现资金断链的情况，许多理财投资无法按时收回。被申请人（原告）此时发觉自己在国安公司的这些理财投资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就以其中2份合同系由申请人（被告）代签为由，到被告家中闹骂，打砸家中的财物，要求申请人（被告）为其出具三张借条，并把三份《借款合同》，包括徐桂兰所签的那一份合同等原件转给被告，闹得被告家人不得安宁。申请人当时考虑国安公司实力雄厚，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借款到期后可以把钱要回来，加之又是亲戚，就给原告出具了三份借条，按照《借款合同》原件上的日期分别出具了2014年8月30日30000元的《借条》（附件4)、2014年9月25日40000元的《借条》（附件5)和2014年10月21日40000元的《借条》（附件6）三份借条。在诉状中说被告急用钱，在二次上诉状中又说被告做生意用钱，如果急用钱和做生意借你的钱，原告为什么不直接把借款汇到被告的银行账户上而是汇给了理财公司？这不是纯粹说瞎话吗？原告上诉状称被告因生意急需资金曾向她多次借钱，实际上被告一分钱也没借过她的。事实经过是原告张荣菊一直在国安公司理财，其中有两笔原告张荣菊续存的理财款（2014年9月25日底森理财合同4万元和2014年10月21日张荣菊理财款4万元）她在理财公司合同到期后说她忙让被告帮忙代理一下（之前这两笔理财款都是张荣菊本人在合同上签的名。可以去理财公司调查。另外理财公司发给客户的米、油都是张荣菊本人去领的，理财公司员工可以作证）。因理财款是续存不牵扯现金而是换合同，于是我就代她签了名字并写有赵启霞代签字样。就因为这样，她赖上了我．另一笔所谓借款是2014年8月30日徐桂兰理财款3万元（到目前为止徐桂兰是何方人士被告都不知道）徐桂兰这个合同和被告更没有一点关系。这个可以看合同上的签名。原因是张荣菊让我帮忙所以她一同把三份合同给了我，因为我接了张荣菊的这三份合同就赖上我了，欺骗我同一天写下了三份借条，这就是三张借条和所谓11万元借款的由来。之后就经常去我家闹事，我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把自家的钱通过银行分两次一次4万一次5万共计9万元钱汇到了张荣菊提供的她自己的账户上。之后张荣菊还是不依不饶，变本加厉的到被告家中闹事，被告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借钱又给她2千（因未打收到条现赖账否认）而后又给张荣菊1万元，有收到条（张荣菊在上诉状信口雌黄称是被告老公打了她赔偿的医疗费款，可以去派出所调查：有打伤原告张荣菊的实事记录吗？给你张荣菊一万元警察知道吗？给你一万元警察有记录吗？如果是被告丈夫打伤赔偿的医疗费等人身损害费一万元会打条吗？）。综上所述，根据三份所谓的《借款合同》，被告总计11万元，除去被告2014年11月25日4万元和2014年12月2日5万元共计9万元的还款，被告在2015年8月还给原被告2千元，同月30日还给原告一万元，上述还款总计102000元，尚欠原告8000元。除去被告提前5天、23天和50天分别返还原告2014年8月30日30000元、2014年9月25日40000元和2014年10月21日40000元本金利息2047.69元(20.01x59天＝100.05元十26.68x23天＝613.64元＋26.68x50天＝1334元），被告目前尚欠原告5952.31元。这就是事情的经过。而张荣菊为了更多的向被告诈骗钱财她把徐桂兰那个3万的借条改成了10万，所以11万元就成了18万元，这就是张荣菊起诉状所谓的18万借款的来历，二被告给张荣菊打的真实借条即徐桂兰3万借条、底森4万元借条、张荣菊4万借条共计11万元，但没向法院提供。真是想钱想疯了。这是诈骗行为。被告要求追究张荣菊的刑事责任以及为张荣菊提供模仿被告借条样本的秦立霞、赵新宝的刑事责任。如果被告所说有虚假，被告愿负法律责任。这就是所谓的三份借条的真正由来。很显然，根据大量证据，再审申请人给被申请人张荣菊出具的三份“借条”共计11万元的款项，其实就是被申请人张荣菊在国安公司的理财资金。（二）再审申请人为被申请人出具三份“借条”的行为，依法属于债权债务转移。根据上述事实，三张《借条》已实际得到了部分履行，根据《合同法》，原审被告出具三份《借条》的行为，明显属于债权转移或债务加入的行为，但并非是真正的民间借贷关系。在此需要向贵院说明的是：另案赵新宝诉赵启霞秦立勋借款纠纷一案与本案案情基本一致，双方系亲兄妹关系，因原告赵新宝及妻子秦立霞在国安公司理财，到期理财资金无法收回，逐欺骗被告赵启霞为其出具三份“借条”共计39万元。虽然一审判决被告返还原告“借款”，但因有大量证据证明此款确系原告在国安公司的理财，二审以“基本事实未能查明程序违法”为由，发回原审法院重审，加之两原告所在银行单位对其参与非法理财进行调查，两原告被迫于日前撤回起诉。彼案与本案情节和性质完全一样。只不过，本案中的被告同意承受原告的11万元理财投资损失，彼案中的被告不同意承受39万元的理财损失。但根据法律规定，本案中被告愿意承担11万元理财损失的行为，完全属于债权债务的转移，并非发生真正的民间借贷关系。对此债权债务转移法律关系，法院判决中必须明确作出说明，依据有关法律作出正确的判决。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和二审判决依据被申请人伪造的三份“借条”判决再审申请人支付给被申请人69200元所谓的“借款”，违反了《民诉法》审理案件的基本原则和规定，且二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不顾市中院对一审中依据的三份原始“借条”的去处正在进行调查、我方正在等待调查结果之际，在我方暂缓缴纳鉴定费用得到市中院和技术处领导同意的情况下，径直作出（2017）豫14民终136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显然严重违反了法定程序，剥夺了我方的法定程序权利，侵害了我方合法权益，该判决显然严重不公。申请再审人认为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民诉法》第200条（三）、（四）和（九）项的规定，特申请贵院对本案再审。本院认为：再审申请人张荣菊在原审中提交了涉案三份借条，主张与再审申请人赵启霞存在180000元的借款关系，赵启霞对借条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经一审法院委托，日照浩德司法鉴定所对涉案三份借条中“赵启霞”的签名字迹是否其本人书写进行鉴定，并出具鉴定意见为赵启霞本人书写。赵启霞、秦立勋对鉴定意见不服，要求重新鉴定，二审予以许可，但因赵启霞、秦立勋未按规定时间缴纳鉴定费用，致使鉴定工作不能继续进行，二审视为其对鉴定申请的放弃，并让赵启霞、秦立勋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于法有据。涉案三张借条金额共计180000元，但张荣菊自认实际出借金额为169200元。赵启霞、秦立勋主张实际出借金额为110000元，但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原审审认定涉案借款金额为169200元并无不当。涉案三份借条出具后，赵启霞向张荣菊给付100000元，张荣菊对收到该100000元无异议，其主张系赵启霞偿还的其他款项，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利息的认定，涉案借条上未显示双方存在利息的约定，故一、二审判决从张荣菊起诉之日起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并无不当。张荣菊主张双方口头约定利息为月息2分，预先扣除三个月的利息，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赵启霞、秦立勋亦不予认可，一、二审对此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故朱胜良及赵启霞、秦立勋的再审申请理由依法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再审申请人张荣菊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规定的情形，再审申请人赵启霞、秦立勋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三）、（四）、（九）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再审申请人张荣菊、赵启霞、秦立勋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练 凯审判员 何 恺审判员 段 旭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李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