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云25民终142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景洪宣达利有限责任公司，住所:云南省景洪市澜沧江路4号（原江北路40号）。
法定代表人：陈宣奎，职务：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涛，云南律政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宣俄，系该公司副总经理。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进斌，男，1988年4月5日生，土族，云南省勐腊县人，农村居民，住云南省勐腊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勇，男，1980年5月9日生，汉族，四川省乐至县人，农村居民，住四川省乐至县（系受害人张某之夫）。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欢，男，1998年7月22日生，汉族，四川省乐至县人，农村居民，住四川省乐至县（系受害人张某之子）。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艳玲，女，2006年12月4日生，汉族，四川省乐至县人，农村居民，住四川省乐至县（系受害人张某之女）。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从德，男，1945年3月19日生，汉族，四川省乐至县人，农村居民，住四川省乐至县（系受害张某之父）。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程大珍，女，1950年12月29日生，汉族，四川省乐至县人，农村居民，住四川省乐至县（系受害人张某之母）。
被上诉人陈勇、张欢、陈艳玲、张从德、程大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仁贵，四川智力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红河州大通经贸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开远市临江北路延长线*幢***号。
法定代表人：马林虎，职务：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红河州大通经贸有限公司石屏分公司。住所地：云南省石屏县异龙镇黑龙坡脚。
负责人：马林虎，职务：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屏支公司。住所地：云南省石屏县异龙镇焕文路**号。
负责人：仇应忠，职务：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温家龙，系该公司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立兵，男，1964年10月8日生，汉族，云南省石屏县人，农村居民，住云南省石屏县。
上诉人景洪宣达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宣达利公司”）、黄进斌与被上诉人陈勇、张欢、陈艳玲、张从德、程大珍、红河州大通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通公司”）、红河州大通经贸有限公司石屏分公司（以下简称“大通石屏分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屏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财保石屏支公司”）、唐立兵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石屏县人民法院（2014）石民初5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宣达利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本案是发生在老挝的交通事故案件，中国公民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属重大涉外案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十八条规定，本案属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本案是起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审判决没有审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问题，却在审理“货运合同的纠纷与责任问题”、“雇主与雇员关系及其责任”问题，实质在审理“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2、本案是发生在老挝的交通事故案件，在老挝已经审判并执行完毕，一审判决在认定与采信证据时却不予审查认定与采信，明显自相矛盾。3、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大通石屏分公司形成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不能认定上诉人与唐立兵成立货运合同关系；本案有书面证据与老挝裁判文书《波乔省人民法院刑事法庭裁决书》证明，货运合同关系到老挝会晒终止，运费是9000元，这就印证了黄进斌只是代驾人，是代唐立兵驾驶车辆送货到老挝会晒，因唐立兵没有出境驾驶资格，才需要请代驾。如果一定要认定雇主与雇员关系，则唐立兵是雇主，黄进斌是雇员。4、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审判决在缺乏事实证据的情况下，却适用提供劳务者致害责任纠纷法律法规，判决上诉人承担交通事故赔偿责任。
黄进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本案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出了该案件的管辖权异议申请书，但石屏县人民法院未对上诉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进行裁定，剥夺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2、一审法院认定黄进斌存在重大过失的事实认定错误，导致案件适用法律错误。雇主宣达利公司所装载的货物量远远超过了核载重量，作为雇员的黄进斌只是服从公司的指示驾驶已装载货物的车辆驶往目的地。雇主宣达利公司违反法律规定，指使雇员违法超载，导致上诉人在驾驶该车辆过程中遇到下坡时车辆刹车系统失灵发生交通事故，该责任应由雇主承担；宣达利公司作为雇主，明知货车载客违法，但却指示雇员黄进斌从事违法载客行为，黄进斌不存在重大过失。乘车人张某等人应当知道货车不能载人而乘坐货车的行为亦存在过错，张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预见到未系安全带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危险后果，对损害后果理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上诉人黄进斌作为驾驶员只能认定存在一般过失，该责任不能由黄进斌一人承担。
被上诉人陈勇、张欢、陈艳玲、张从德、程大珍、大通公司、大通石屏分公司、中国财保石屏支公司、唐立兵未提交书面答辩。
陈勇、张欢、陈艳玲、张从德、程大珍向一审法院的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宣达利公司、大通公司、大通石屏分公司及被告黄进斌、唐立斌共同赔偿原告医疗费、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等共计人民币1083406.10元。被告中国财保石屏支公司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2月9日，被告唐立兵通过元江恒通货运信息运输部联系，驾驶自己的云Ｇ×××××号货车为被告宣达利公司从元江运芒果苗到该公司在老挝会晒的种植基地。因唐立兵无出境证，不能出境，于是双方商定，唐立兵负责将货运至磨憨口岸后将车和货交给宣达利公司，宣达利公司给付唐立兵的运费为9500元（其中500元为中介信息费）。从磨憨口岸到老挝会晒宣达利公司种植基地的运输及费用，包括雇请驾驶员的费用等均由宣达利公司负责。2月10日唐立兵到达磨憨口岸后，按约定将车和货交给宣达利公司磨憨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后宣达利公司雇请有出境证的被告黄进斌驾驶该车将货运往该公司在老挝的种植基地。在黄进斌驾车出境时，宣达利公司工作人员交待有人要乘车一同前往，之后持有宣达利公司出具的《派遣证明及担保函》的张某等人便乘车一同前往老挝。途中车辆发生侧翻，致张某受伤，经抢救无效于次日死亡。
事故发生后，被告黄进斌给付了原告陈勇丧葬费用50000元，并支付了张某的亲人到老挝处理张某后事的食宿等费用（因是在老挝支付的费用，材料未附中文译本，具体数额无法核实）。另外，本案肇事车辆在进入老挝境内时，在老挝境内的澜沧大众保险公司投保，原告陈勇已从该保险公司获得了2500万基普的赔偿（原告陈勇承认实际兑换得人民币18500元）。
本案肇事车辆云Ｇ×××××号东风牌重型仓栅式货车登记的所有人为大通石屏分公司，而车辆的实际所有人为唐立兵，唐立兵与大通石屏分公司之间系车辆挂靠合同关系。该机动车在中国财保石屏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其中商业险中包含第三者责任险、车上人员责任险、不计免赔等险种，事故发生时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机动车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正本）》、《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保险单（抄件）》中已明确，保险车辆的行驶区域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港澳台）。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唐立兵为被告宣达利公司运输芒果苗，收取运费，双方已形成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但双方约定唐立兵只负责运至磨憨口岸，从磨憨口岸到老挝会晒宣达利公司种植基地的驾驶员及费用等均由宣达利公司负责。故唐立兵将货物运至磨憨口岸，将车和货物交给宣达利公司后，其合同义务即履行完毕。后宣达利公司雇请被告黄进斌作为驾驶员继续将货物运送至老挝目的地，因此宣达利公司与黄进斌形成了雇佣关系。被告宣达利公司认为黄进斌只是代驾，是代替没有出境手续的云Ｇ×××××号车驾驶员开车将货物运送到老挝会晒，不是帮宣达利公司开车的辩解不能成立。同时，黄进斌让张某等人乘车同往，也是宣达利公司工作人员的安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本案被告黄进斌的驾驶行为和让受害人张某等乘车同往的行为，均是宣达利公司的安排，故其行为属从事雇佣活动的行为，其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雇主宣达利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安全驾驶，谨慎驾驶是对驾驶员的基本要求，包括提醒乘客按规定系安全带，也是驾驶员应尽的责任。本案事故及损害结果的发生，是被告黄进斌在驾驶过程中未注意行车安全，未提醒乘客按规定系安全带所致，故其对事故及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重大过失，按上述规定，其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关于被告中国财保石屏支公司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本案肇事车辆在中国财保石屏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保险，事故发生时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正常情况下保险公司应在保险范围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但本案的保险属国内保险，投保单及保险单上均明确保险车辆的行驶区域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港澳台）。而本案的事故是发生在境外，是保险车辆在境外行驶过程中发生的事故，已超出了保险合同约定的投保地域，即超出了合同约定的效力范围，故被告中国财保石屏支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被告大通公司、大通石屏分公司、唐立兵对原告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本案的肇事车辆云Ｇ×××××号机动车的实际所有人是唐立兵，登记的机动车所有人是大通石屏分公司，唐立兵和大通石屏分公司之间存在车辆挂靠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第四十九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被告唐立兵将货物运至磨憨口岸，将车和货物交给宣达利公司后，虽然其合同义务已履行完毕，但货物并未运达目的地，宣达利公司的合同目的并未实现，仍需借用该车辆将货物运至老挝的种植基地，故宣达利公司与唐立兵之间形成了车辆借用关系。因借用行为，至云Ｇ×××××号车辆的所有人与使用人不一致，该车在此期间发生交通事故，根据上述规定，机动车所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是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而本案并无证据证明车辆所有人将车借给宣达利公司使用的行为存在过错或车辆性能存在瑕疵，故被告大通公司、大通石屏分公司、唐立兵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本案的赔偿义务主体为被告宣达利公司和被告黄进斌。
关于法律适用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依照本法确定。其他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四十四条规定：“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但当事人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侵权行为发生后，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法律的，按照其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当事人双方国籍相同或者在同一国家有住所的，也可以适用当事人本国法律或者住所地法律。”本案的事故发生在外国，属涉外案件，但当事人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人或非法人企业，居所地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事故发生后当事人也未协议法律适用问题，故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关于赔偿范围及标准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根据上述规定及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的赔偿范围涉及医疗费、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精神抚慰金。关于赔偿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第二十二条规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本案的赔偿标准应按上述规定确定，原告在庭审时变更诉讼请求，要求按法庭辩论终结前的标准计算赔偿费用，符合上述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即按2015年度的标准计算赔偿费用。本案的原告（包括被扶养人）及受害人张某均为农村居民，只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赔偿。同时，原告并未提供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证据，故只能按本院执行的云南省公布的标准计算。云南省人民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2015年的统计数据为：2015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26373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年消费性支出1767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242元、农村居民人均全年生活消费支出6830元、国有经济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64463元。本案的具体赔偿标准应按上述统计数据，结合相应的事实及相对应的规定确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据此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和分析，结合本案实际，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及赔偿范围、标准评判如下：1、关于医疗费的问题，原告起诉时要求赔偿医疗费23600元，庭审时变更为约15000元，依据是老挝医疗机构的4张收据（或处方），因未附中文译本，不能确定是何费用及金额，故该项请求因证据不充分，不予支持；2、丧葬费应为32231.5元（64463元÷2）；３、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问题，受害人张某的儿子张欢、女儿陈艳玲系未成年人，父母张从德、程大珍年岁已高，均属扶养对象，原告对赔偿年限的计算符合规定(儿子张欢计算2年、女儿陈艳玲计算10年、父亲张从德计算11年、母亲程大珍计算16年)，但要求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的依据、理由不能成立，只能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原告张从德、程大珍夫妇生育子女4人，子女均已独立生活，扶养费应按4人分担。本案中，被扶养人有数人，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本案各被扶养人各自按标准计算赔偿，开始两年的赔偿总额累计已超过当年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故只能根据各被扶养人的具体情况，按比例确定赔偿数额，即子女各占当年赔偿标准6830元的六分之二，即2277元，父母各占当年赔偿标准6830元的六分之一，即1138元。据此，被扶养人生活费具体确定为：儿子张欢4554元（2277元/年×2年）、女儿陈艳玲31874元[（2277元/年×2年）+（6830元/年×8年×1/2）]、父亲张从德17643.5元[（1138元/年×2年）+（6830元/年×9年×1/4）]、母亲程大珍26181元[（1138元/年×2年）+（6830元/年×14年×1/4）]；4、关于死亡赔偿金的问题，本案被害人张某系农村居民，原告要求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的依据、理由不能成立，只能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即164840元（8242元/年×20年）；5、关于交通费的问题，原告提交的交通费发票较多，时间跨度较长，只能以处理本次事故相对合理的时间段内票据计算，即支持下列费用：①2014年2月12日和13日的高等级公路通行费1566元、燃油费960元；②2014年2月16日勐腊至景洪车费74元；③2014年2月21日勐腊至景洪车费296元；④2014年2月22日景洪至重庆车费2448元；⑤2014年2月24日重庆至乐至车费276元，以上合计5620元；6、关于住宿费的问题，虽然原告等人到老挝处理张某后事的食宿费用是被告黄进斌支付，但在景洪停留期间和往返途中发生住宿费用是客观存在的，故原告这一诉讼请求中合理的部分应予支持，不合理及证据不充分的部分不予支持，即：①景洪运政宾馆的住宿费820元应予支持；②2014年2月23日华铁宾馆的住宿单虽不是正式发票，但该时间与原告等返程时间能吻合，故该住宿单上反映出的140元住宿费予以支持；③昆明五华区富盛招待所住宿费270元和资阳市雁江区鑫雁归来宾馆住宿费70元，发票上未反映出时间，也无当事人往返途中需在当地留宿的证据，故不予支持；④原告提交的其他发票，实际为餐票，并非住宿票，故不予支持；7、关于误工费的问题，原告主张误工人数3人、每人误工10天、按每人每天187.72元计算，该计算误工人数及天数相对较为合理，但标准无充分依据，只能按农村居民标准，结合实际，以每人每天70元计算，即2100元；8、关于精神抚慰金的问题，本案因被告黄进斌的肇事行为，造成张某死亡的后果，给其亲人造成了严重精神损害，故原告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但原告要求赔偿精神抚慰金100000元，数额过高，根据本案实际，本院酌情支持50000元。
根据上述事实和理由，本案赔偿的具体范围及标准为：丧葬费32231.5元、被扶养人生活费80252.5元（分别为儿子张欢4554元、女儿陈艳玲31874元、父亲张从德17643.5元、母亲程大珍26181元）、死亡赔偿金164840元、交通费5620元、住宿费960元、误工费210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合计人民币336004元。
本案事故发生后，被告黄进斌已给付原告丧葬等费用人民币50000元，另外原告已从澜沧大众保险公司实际获得了人民币18500元的赔偿，上述费用应在赔偿数额中予以扣减。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二十条第三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由被告宣达利公司赔偿原告陈勇、张欢、陈艳玲、张从德、程大珍丧葬费32231.5元、被扶养人生活费80252.5元、死亡赔偿金164840元、交通费5620元、住宿费960元、误工费210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合计人民币336004元，扣除被告黄进斌已支付的人民币50000元和原告已从老挝境内的澜沧大众保险公司获得的赔偿款人民币18500元，尚欠人民币267504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付清。二、被告黄进斌对上述赔偿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原告陈勇、张欢、陈艳玲、张从德、程大珍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840元，由被告宣达利公司负担。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相一致。
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管辖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的发生地虽然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境内，但涉事公民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人或非法人企业，住所地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本案交通事故虽至一人死亡，二人受伤，但当事人所诉为交通肇事赔偿，因此，本案可以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即石屏县人民法院管辖；上诉人黄进斌在一审过程中提出本案应由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管辖，因其所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涉及国家司法主权问题，并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管辖权的含义，一审法院对此已对黄进斌进行了充分说明，因此，并不存在剥夺其诉讼权利的问题。
二、关于上诉人宣达利公司与黄进斌的责任问题。因被上诉人唐立兵没有出境证，因此，上诉人宣达利公司与被上诉人唐立兵约定唐立兵只负责将货物运至磨憨口岸，从磨憨口岸到老挝会晒宣达利公司种植基地的驾驶员及费用等均由宣达利公司负责。故唐立兵将货物运至磨憨口岸，将车和货物交给宣达利公司后，其合同义务即履行完毕。后宣达利公司雇请黄进斌作为驾驶员继续将货物运送至老挝目的地，宣达利公司与黄进斌形成了雇佣关系，由此造成的损失，应由宣达利公司承担。同时，黄进斌让张某等人乘车同往，也是宣达利公司工作人员的安排，故其行为属从事雇佣活动的行为，其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雇主宣达利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并无任何证据证实是因超载引起，而是上诉人黄进斌在驾驶过程中未注意行车安全，未提醒乘客按规定系安全带所致，故其对事故及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重大过失，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莫云辉
审判员 王宏伟
审判员 李云辉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七日
书记员 李希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