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晋01民终211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省对外贸易进出口公司，住所地太原市桃园南路8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陈志强，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华，山西新晋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榕榕，山西新晋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贺静，女，1971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身份证号。
上诉人山西省对外贸易进出口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贺静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16）晋0106民初35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山西省对外贸易进出口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华、孟榕榕，被上诉人贺静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山西省对外贸易进出口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6）晋0106民初3523号民事判决。2、改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上诉人不支付被上诉人任何劳动报酬或其他费用。3、判令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无视客观事实情况，未查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解除劳动关系的历史背景，仅凭表面事实判令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错误。上诉人是成立于1981年的省属老国有外贸企业，因国家全面放开进出口资格的政策影响，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业务停止、经营亏损、进入歇业状态，职工生活困难，失去保障。为解决职工问题，2004年，在主管单位山西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统一安排部署下，上诉人在履行了职工大会决议、上报主管单位批准等程序后，对职工进行了补偿安置，并一一签订了解除劳动关系的补偿安置协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04年10月自愿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被上诉人随后全额领取补偿金，与上诉人解除劳动关系。2004年底，上诉人对绝大多数职工进行妥善安置后，根据主管部门的要求进入关闭状态，2006年被山西省国有企业改革改制领导组办公室列入破产企业名单，今年又被主管部门列入僵尸企业清理退出范围，准备破产清算。因当时国企职工解除劳动关系后社会保险、党团组织关系、档案存放等后续问题处理尚无成熟的社会移交渠道，职工观念也一时难以扭转，出于稳定和职工切身利益的考虑，主管部门要求上诉人采取种种灵活的过渡性措施，确保职工平稳过渡。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建立的劳动关系都是此过渡时期的过渡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被上诉人提供的2005年、2006年与原告重新签订的劳动合同。当时为办理已经解除劳动关系的职工保险接续和移交事务，根据社保部门要求可能会做一些资料，但并不是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也未实际履行。且上述合同存在双胞胎合同，全部职工中只有被上诉人具备此双份完全一模一样的合同，上诉人有理由怀疑此合同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原审法院对上述双胞胎合同未作详尽审查，反而仅凭瑕疵证据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上诉人认为此种认定存在明显的错误。二、原审法院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具有劳动关系的山西大晋天元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未作审查，忽视三者之间的关联关系，从而对上诉人及其关联公司与被上诉人的劳动关系作出错误判断。山西大晋天元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是为安置上诉人原职工及代管上诉人善后事宜而成立的公司，与上诉人具有密切关联性。其占用上诉人原经营办公场所；职工都是与上诉人解除劳动关系后的人员，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高管人员均是上诉人原主管单位或职工；公司经营项目及公司利益存在密切关联性，根据相关文件规定，上诉人与山西大晋天元公司是具有密切联系的关联企业。另根据主管部门的要求，山西大晋天元公司成立的目的就是代管上诉人善后事宜并安置部分原职工。被上诉人即是此员工中的一员，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解除劳动关系后与山西大晋天元公司缔结了新的劳动关系，接受山西大晋天元公司工作安排和管理，在山西大晋天元公司办公，接受该单位的指派代办上诉人社保事务；从山西大晋天元公司领取劳动报酬，档案和社保手续也在山西大晋天元公司重新接续。综合上述事实可以认定被上诉人与山西大晋天元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因上诉人与山西大晋天元公司的关联关系与历史渊源，被上诉人代办上诉人相关社保事务，这是完成其本职工作中的一部分，是受其用人单位指派，并非上诉人安排，也非在上诉人处兼职。另山西大晋天元公司已根据此工作内容向被上诉人发放相应的报酬，虽上诉人与山西大晋天元公司不是同一法律主体，但是基于二者的关联性、历史渊源与被上诉人的工作内容，可以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劳动报酬支付义务。被上诉人在万柏林区仲裁委同时提起了对山西大晋天元公司的仲裁申请，目前双方正在万柏林法院诉讼中，上诉人认为，该案的认定结论对本案亦有重要影响。三、原审法院对被上诉人利用工作便利徇私舞弊、弄虚作假、贪污侵占，给上诉人和山西大晋天元公司造成了重大损失的事实未作审查，存在审查不严的纰漏。被上诉人在山西大晋天元公司并非全日制工作，有事才来上班。被上诉人未经山西大晋天元公司领导批准、利用工作便利私自提高自己社保缴费基数；被上诉人张小刚也是上诉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人员，社保一直在上诉人户头上代收代缴，从2012年7月起，被上诉人利用工作便利，一直由上诉人垫款交付，至今拖欠上诉人保险款十万多元；被上诉人私藏并控制上诉人和山西大晋天元公司人员的档案材料，依次要挟，至今拒不交出，这些档案资料不可再生，已经严重侵犯了上诉人、山西大晋天元公司、档案所有人的合法权利。因为上述种种过错，上诉人关联公司山西大晋天元公司于2016年9月向被上诉人发出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被上诉人不仅不改正自己的过错行为，反而利用各种私藏不合法档案混淆是非，试图撇清客观历史情况，与两个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四、原审法院对于劳动报酬支付标准认定不清、存在错误。因工作年限、内容、岗位的不同，被上诉人主张的劳动报酬数额依据亦不充分。即便认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因上诉人早已歇业，不需要全天坐班考勤，被上诉人也并非全日制上班，每月仅在办理社保等手续时工作几天。上诉人认为，应当按照每年度太原市全日制用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执行，每月按24小时计算。原审法院对证据未作全面审查，且表述含糊不清，仅笼统表示为依法比照同类岗位向被上诉人支付劳动报酬，未具体明确支付标准，严重损害了被上诉人的权益。五、原审法院违背立法本意，判定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未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明显错误。现行法律对于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应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工资的规定是一种惩罚性的民事赔偿责任，从法律制定的目的看，是对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规定的一种惩戒。但用人单位超过一年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视为与劳动者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已起到惩戒作用，且此二倍工资的惩罚性规定不存在延续的问题。原审法院在违反立法本意的情形下判定上诉人承担二倍工资赔偿明显有误。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维护上诉人的合法利益。
被上诉人贺静辩称，我与上诉人劳动争议一案，上诉人提供的上述理由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全部都是谎言，并且是恶意的，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一、劳动关系：我与上诉人之间劳动关系依法成立，事实劳动关系不可否认，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依法予以维持。《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对于劳动关系的建立采用两种标准，《劳动法》采用的是签约建立劳动关系的标准，即订立劳动合同即建立劳动关系，《劳动合同法》采用用工建立劳动关系，即实际用工即建立劳动关系而不论有无订立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第七条也明确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可见只要有用工行为，就建立劳动关系，我与上诉人既有劳动合同又存在实际用工，事实劳动关系不容辩驳。我有证据为证。我提供的证据已经在省劳动仲裁委和一审法院开庭时由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省外贸职工）高权明、省劳动仲裁委及一审法院认定真实有效，2005年上诉人与职工（包括我）所签劳动合同是上诉人单位在身份置换时对所有在岗职工承诺全部留用并主动和职工签订的。我要求上诉人履行2005年之后所签劳动合同支付劳动报酬是合理合法的，与上诉人所提供的2004签订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没有任何关联。上诉人在起诉状中所称2005年所签劳动合同是为办理社保接续和移交事务所做的资料不实，社保中心规定只有新参保人员需要劳动合同和档案，2004年底上诉人单位职工早已全部参加了社保，不存在续接。职工办理保险转移时给社保中心提供的是调动通知书，由此可见上诉人根本不了解社保中心的业务流程和手续就凭空编造，纯属无理狡辩。再者，不论办理什么，上诉人也不应弄虚作假。我2005年与上诉人及大晋天元所签的两份合同上都有两公司法人亲笔签名、加盖有两公司公章以及劳动厅的合同鉴证章，使并且我在一审法庭上提供的证据有2005年经劳动厅鉴证的山西省对外贸易进出口公司和山西大晋天元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用人单位录用人员备案表，备案表中明确记载杨润和、白玉梅和我三人都在两个公司中签订了劳动合同。没有任何人逼迫上诉人单位法人签字盖章，事实证据确凿，上诉人却对自己与职工亲笔所签的合同的真实和合法性表示怀疑，称其与我2005年所签的劳动合同为所谓双胞胎合同，全部职工中只有我一人具有此双份完全一模一样的合同，简直是有眼无珠，歪曲事实、信口雌黄。二、劳动报酬：一审法院对于劳动报酬支付标准的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予以维持。我与上诉人2005年签订的劳动合同为全日制的劳动合同，我与上诉人单位的所有职工的工作时间相同，所签劳动合同书第四款劳动报酬第2条明确约定，合同期甲方应按国家和企业的规定发给乙方工资、奖金、津贴、补贴。上诉人单位副总兼办公室主任杨润和却欺骗我上诉人单位与大晋天元是一回事，给我发一份工资，他和陈高明却领的两份工资，以逃避应尽的法律责任。2016年6月底，杨润和又说早就不是一回事了，经我的调查取证及省劳动仲裁委和一审法院的认定，上诉人与大晋天元属于不同的法人主体，其企业性质、企业类型、股东构成以及分配方式等均不等同，根本没有任何产权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第四十六条以及《劳动合同法》第十八条规定，劳动者享有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同工同酬，一审法院也作出认定，我在大晋天元工作并取得劳动报酬是应得的，不能代替我在上诉人处工作应得到的劳动报酬，故我付出劳动，上诉人作为受益方，应支付劳动报酬。三、一审法院判定上诉人支付我未依法签定劳动合同的2倍工资差额，运用法律正确，应依法予以维持。2006年底合同到期，职工要求续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时，上诉人单位副总兼办公室主任杨润和说签不签都是无固定期限，公司现在很有钱，也没几个职工了，维持到大家退休没有问题，不用签了（杨的原话）。正是因为杨润和的欺骗才造成我的劳动关系不被认可，依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件》第五条规定，不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应当承担违法用工的责任，即支付二倍工资，因上诉人未履行法定的诚实磋商义务，并且恶意不与我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及《劳动合同法》第8条上诉人应当支付我未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28710元。四、上诉人所述经营状况、山西大晋天元为关联企业，以及安排代办不是事实，也与本案无关，我对以上内容答辩如下。1、经营状况：上诉人单位效益一直良好，2001年也并未歇业，太原市海关数据显示为2001年焦炭出口14.17万吨，金额1009万美元，2002年出口焦炭10.8万吨，金额840万美元，且在桃南拥有四层办公楼一座，旭兴花园办公楼一座，从2001年将资金转移共计75.770.949.03元，2007年省政府办公厅、省财政厅、国资委、法院、商务厅等部门开联席会议，上诉人宣读完破产预案后，引起哄堂大笑，当时一部门领导说：”你们单位还想破产了？你们单位好的很呀，总共不到10个职工，有几千万的资产，连我们都想去你们单位打工了”最后省商务厅下属二十多家省属国有外贸企业只有上诉人单位的破产预案没有批准。并且2016年7月起上诉人单位承担起其它外贸公司的善后事宜，为广告公司职工交纳各项社会保险，广告公司的职工工资也由上诉人单位发放，2016年7月后上诉人单位职工3次增资，传达室人员及普通员工月工资及各项收入达6000余元，根本不符合破产清算的规定，从2001年至今17年都破产不了，也证实了上诉人所称单位效益不好、歇业破产全部都是谎言（海关证据、破产预案、尽职报告）。2、关联企业之说：上诉人单位成立于1981年，由省财政厅出资，企业属于国有企业，大晋天元成立于2010年，注册时填写出资人为大晋集团、天利集团及十个自然人股东，后经审计以上股东均未实际出资，证据中的共同申明中写明本人不是大晋天元国际贸易有限限公司的真实股东，不享受该公司股东的任何权益，也不承担由此产生的股东义务。且有十个自然人亲笔签名加按手印，由于股东都是虚假的，因此二者属于不同的法人主体，其企业性质、企业类型、股东构成以及分配方式等均不等同，根本没有任何产权关系，完全不符合关联企业的规定。3、代办之说：上诉人单位有自己的内部机构设置，各项工作都有专人管理，我在上诉人单位的工作都是由上诉人单位的总经理陈高明、副总经理兼办公室主任杨润和安排的。办公室成员一直和他俩在一起办公，他俩却领着两份工资，原来的总经理和现任总经理都不在桃南办公楼里办公。截止2016年6月，从未有人和我说过代办、兼职或是帮忙之类的话语。我2005年与山西大晋天元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劳动合同第二款工作内容也根本没有我同意代办上诉人山西省对外贸易进出口公司工作的约定。大晋天元没有任何有效的证据能证明2005年至2016年12年间所谓的代办直说，大晋天元2016年7月之后的会议纪要和几份情况说明是单方出具的，他们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然后自己再盖章，是不能证明什么的，只能说明他们拿不出之前代办的证据，并且在2016年10月9日省劳动仲裁委开庭时也没有出具，更证明会议纪要情况说明为事后编造，因此上诉人所述单位经营状况、关联企业及代办之说与事实不符。4、与大晋天元的劳动关系：劳动关系可以分为单一劳动关系、双重劳动关系和多重劳动关系。劳动者只在一个单位工作，则劳动者的劳动关系为单一劳动；劳动者同时在两个用人单位工作，劳动者具有双重劳动关系；劳动者同时在三个以上用人单位工作，则劳动者具有多重劳动关系。《劳动合同法》明确允许劳动者建立双重甚至是多重劳动关系。《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九十一条已明确允许劳动者同时与两个以上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因此，双重劳动关系是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是法律明确允许的。五、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捏造事实，栽赃陷害、恶意诽谤我的请求不予审查，程序合法上诉人上诉状中事实和理由的第三点所述，未经劳动争议仲裁程序的处理，不是事实，且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不予受理合理合法。1、大晋天元捏造事实，打击报复我，万柏林区劳动仲裁委，及万柏林区人民法院对我已经做出公正的判决，判定为大晋天元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责令大晋天元与我恢复劳动关系，补发工资，并为我补缴各种社会保险。2、我丈夫张小刚原为上诉人单位职工，2004年底身份置换时，上诉人单位承诺为其及众多内退、外派、停薪留薪等人员代办保险，我只负责在每年社保核定缴费基数时与所有代办人员联系确定缴费工资标准，代缴费用一直由财务部门收取，没人安排过我收钱事宜，也不是我的工作范畴，反而是上诉人单位原总经理陈高明和副总经理杨润和贪污侵占、虚报、高报社保缴费基数，经职工举报到中纪委后，今年4月省监察厅已派人对二人进行审计调查。3、上诉人单位副总杨润和在2016年7月我申请仲裁后，趁我不在办公室时，多次私自将我的档案柜、文件柜及办公室抽屉打开，将有关资料、合同及档案拿走，这些都有职工打电话告知我。上诉人反而诬陷我私藏档案、贪污侵占，不承认我是本单位职工，责任却全部想让我承担。我当时要求上诉人去公安机关报案，去纪检委和检查机关立案，上诉人为什么不敢呢，这也暴露了大晋天元负责人栽赃陷害、道德品质败坏，违纪违法，违背党性原则的丑恶嘴脸。上诉人及大晋天元负责人对我颠倒黑白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行为是不道德也不合法的。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上诉人满嘴谎言，欺骗职工是他们的一贯伎俩，并一再混淆事实，企图误导法院以逃避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一审法院对我劳动争议一案的司法判决是公正的，旗帜鲜明的告诉社会提倡什么、保护什么、制裁什么，鼓励遵守核心价值观行为，引导社会良好道德风尚，我请求贵法院查明事实真相，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依法维持一审判决，支持我的合法权益，维持社会的公平正义。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被告成立于1981年5月23日，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原告从部队复员后，进入被告处从事劳资工作。原被告双方于1995年5月30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04年10月14日，原被告双方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2005年3月2日，原被告双方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一年，自2005年1月1日至2005年12月31日。2006年3月12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一年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期限自2006年1月1日至2006年12月31日。合同期满后，原告仍从事被告处工作。即自2005年1月至2016年7月原告为被告公司办理人事、劳资、社保等各项工作，但未在被告处领取任何劳动报酬。2016年9月，原告向山西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裁决于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一次性支付原告自2005年1月至2016年9月期间的劳动报酬，共计人民币228420元，驳回原告的其它仲裁请求。裁决后，原、被告均不服该裁决，故诉至本院。另查明，2005年原告与大晋天元公司签订一年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期限为2005年1月1日至2005年12月31日。大晋天元公司自2004年7月起至2016年给原告发放工资。另被告提供太原市企业养老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出具的太原市参见企业基本养老保险人员证明显示原告参保状态属正常，参保单位为大晋天元公司，期限为2003年7月至2015年12月。
一审法院认为，办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是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被告是否应向原告支付劳动报酬以及是否应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关于本案当事人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问题。被告认为其在企业改革后已经被列入”僵尸企业”准备破产，并认为与原告在2005年、2006年签订的劳动合同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表明，双方于2005年、2006年签订的劳动合同，符合法定形式要件，合同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存在法定无效的情形，当属有效合同，且双方当事人对于原告在被告处从事原工作的基本事实并无异议，被告在与原告所签合同中加盖公章的行为具有对公允诺效力，其应对该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双方之间劳动关系符合法定要件，存在劳动关系。关于被告是否应当向原告支付劳动报酬问题。根据法律规定，劳动者享有获取劳动报酬的权利，本案事实表明，被告在企业改革后，原部分人员与大晋天元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但被告与大晋天元公司不是同一法律主体，原告在大晋天元公司领取劳动报酬，不能代替在被告处应得到的劳动报酬。本案证据显示，原告在被告处付出劳动，被告作为受益方，并未依法向原告支付劳动报酬，其应依法比照同类岗位向原告支付2015年1月至2016年7月的劳动报酬共计387570元。关于被告是否应向原告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六条规定：”劳动合同期满后，劳动者仍在原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表示异议的，视为双方同意以原条件继续履行合同”。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劳动合同到期后，原告仍在原岗位工作，被告未提出异议，故视为双方按原条件履行劳动合同。但是，视为双方按原条件履行劳动合同，并不等同于可以免除用人单位因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的规定，是一种惩罚性的民事赔偿责任，从法律制定的二倍工资惩罚的立法目的看，二倍工资的性质是一种惩罚性的民事赔偿责任，是对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规定的一种惩戒，立法本意是通过对违反法律规定用人单位的惩戒来保护劳动者的合法利益，只要存在未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的法定情形，用人单位就应当向劳动者支付二倍工资。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七条规定，被告应支付原告自2007年以来未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2190×11=24090元。判决：一、被告山西省对外贸易进出口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贺静自2005年1月至2016年7月期间的劳动报酬共计三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元。二、被告山西省对外贸易进出口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贺静因未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共计二万四千零九十元。三、驳回原告贺静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一、关于劳动关系的问题，根据《劳动合同书》、《续订劳动合同书》、留守人员花名册及证人证言等证据，可以认定，上诉人山西省对外贸易进出口公司与被上诉人贺静于2004年10月解除劳动关系后，双方于2005年、2006年签订、续订了劳动合同，且均经劳动部门鉴证，其形式、内容均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之后，被上诉人贺静一直在上诉人山西省对外贸易进出口公司处从事人事、劳资工作。故上诉人山西省对外贸易进出口公司主张其与被上诉人贺静不存在劳动关系，证据、理由不足，原审认定诉争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妥。二、关于劳动报酬及未签订劳动合同2倍工资差额的问题，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劳动者享有获取劳动报酬的权利；劳动合同期满后，劳动者仍在原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表示异议的，视为双方同意以原条件继续履行合同；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被上诉人贺静从2005年开始，一直在上诉人山西省对外贸易进出口公司处工作，作为受益方，上诉人山西省对外贸易进出口公司应依法向被上诉人贺静支付相应的劳动报酬；诉争双方的劳动合同于2006年年底到期后，上诉人山西省对外贸易进出口公司未依法与被上诉人贺静签订或续签劳动合同，与有关规定明显不符。故原审判决上诉人山西省对外贸易进出口公司比照比照同类岗位、同类职级的标准支付上诉人贺静自2005年1月至2016年7月期间的劳动报酬387570元、及未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24090元，符合法律规定。关于上诉人山西省对外贸易进出口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因理由、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山西省对外贸易进出口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成志刚
审判员 刘 卫
审判员 赵耀功
二〇一七年九月五日
书记员 张 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