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吉24民终1957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张登才，男，1968年11月2日生，汉族，农民，现住汪清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关鑫，吉林国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胡永军，男，1972年4月23日生，汉族，农民，现住汪清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天科，吉林由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凤芹，女，1974年8月28日生，汉族，农民，现住汪清县。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张红忠，男，1986年3月17日生，汉族，农民，现住汪清县。
上诉人张登才因与被上诉人胡永军、张红忠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汪清县人民法院（2017）吉2424民初2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登才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隐瞒已查明的事实。已查明的事实为：胡永军等人明知是为张红忠、李向有等人集材，且自己也画了界线，放倒的木材均按照每家木才集放，木材出售的全部收入，归林地的承包人张红忠、李向有所有，胡永军的劳动收入，亦由张红忠和李向有支付。但一审判决对上述事实只字未提。二、一审确认张登才与本村部分采伐村民之间形成承包关系，但无相关证据佐证，属编造事实。三、一审确认了张登才村委会主任的身份，又否定了村委会主任为村民提供服务的职责，显然不当。
胡永军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本案涉及的是法律问题，不是党员和村长的服务问题。本案集材人员是由张登才召集雇佣的，劳动报酬、集材人员的人身保险均由张登才支付。且林木的集材由张登才统一管理，木材价格及卖给谁均由张登才决定，一审当中的证明予以佐证。张登才的行为符合承包行为，其雇佣的人员所受伤害理应由其负责。
胡永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张登才雇佣原告胡永军等人为其集材。2016年1月7日下午在集材时胡永军被采伐的木材砸伤，送至汪清县医院急救，汪清县医院医生告知胡永军及家属需要转到延边医院救治。当日转入延边医院手术治疗，因医疗费高医生建议回家进行调养，胡永军于2016年4月1日出院（尚未痊愈），医嘱半月复查一次，至今尚未医疗终结。现已支付医疗费人民币615684.55元（住院614058.26元，另外门诊入院时CT费用1626.29元）。因医疗尚未终结，本次诉讼仅就医疗费提出请求，待医疗终结后提出其他请求。请求第一被告张登才支付医疗费，第二被告张红忠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2月末，被告张登才与仇建军联系，让仇建军帮忙找几个人去天桥岭镇鹿圈子村集材，报酬每天600元，集材人员自己带拖拉机负责加油。于是仇建军找了原告胡永军、赵丛启；胡永军又联系张国军。2016年1月5日上午，按约定原告胡永军、赵丛启、张国军等集材人员驾驶着自家的拖拉机在被告张登才处集合，由张登才安排去鹿圈子村山场集材。同时张登才委托林业站站长郎全忠给原告胡永军等集材人员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汪清支公司办理了意外伤害保险。1月5日原告胡永军等集材人员为鹿圈子村村民任连友家承包的山场集材，张登才安排任连友去山场指明具体的集材地点及边界，集材人员为任连友集材并单独存放。1月6日下午原告胡永军及赵丛启、张国军为张红忠家庭承包的山场集材，张红忠到山场注明了其家庭承包山场林木边界；集材人员预计1月7日上午全部完工，因被告张红忠家山场被采伐的部分树木在陡坡处集材困难，未能在上午完工。下午原告胡永军与赵丛启、张国军分开作业；原告胡永军在陡坡处集材作业时，因有被采伐的树木形成架挂（架挂：被采伐的树木在倾倒时搭在旁边未被采伐的树木上形成站立），原告胡永军驾驶拖拉机用绳索捆住架挂树的根茎向坡下拉拽树木欲将树木放倒时，因地处陡坡被拉拽的树木根茎离开地面，架挂的树木失去平衡，树木在自身重量作用下，根茎离开地面瞬间迅速戳向坡下地面，因自身重量和惯性作用下树木独自站立起来，顷刻间倒向坡下驾驶拖拉机集材作业的原告胡永军。原告胡永军被树木砸到车下，赵丛启见到后快速跑去，将原告胡永军从树下拽出来，之后张国军也闻声赶来，与赵丛启一同将原告背到山下，并电话通知被告张登才，被告张登才驾车将原告送至汪清县医院救治，被告张登才垫付了门诊检查治疗费。当日晚原告胡永军转入延边医院抢救治疗，于2016年4月1日出院，共计住院85天，支付住院医疗费623911.27元，门诊检查费1626.29元。延边医院诊断原告胡永军为：1、胸外伤（a.双肺挫裂伤b.双侧血气胸c.左侧第9、10、11、12肋骨骨折d.右侧第10、11肋骨骨折）；2、失血性休克；3、腹部闭合性损伤；4、急性肝损伤;5、右肾挫伤；6、肾周血肿；7、电解质紊乱；8、低蛋白血症；9、T10-L4左侧横突骨折；10、T12椎体压缩骨折；11、腹腔内出血；12、腹膜炎；13、十二指肠降部破裂；14、急性肾损伤；15、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16、呼吸衰竭；17、肺炎；18、消化道出血；19、继发性贫血；20、酸碱平衡紊乱；21、脓毒症；22、十二指肠瘘；23、脂肪液化；24、右侧凝固性血胸。原告尚未医疗终结。另查明，被告张登才系天桥岭镇鹿圈子村村民委员会主任。鹿圈子村部分村民承包的林地林木达到采伐树龄后需要采伐，被告张登才在村里统计后，由其统一向林业管理部门申请办理采伐指标等相关手续，由被告张登才组织人员采伐、集材、销售木材。被告张登才给村民木材定价为；原木：1100元每立方米，坑木：670元每立方米。采伐的树木由被告张登才统一出售，致于如何出售，销售的价格是多少村民不参与。集材人员赵丛启、张国军的集材报酬由被告张登才支付，集材人员参加的意外保险由被告张登才支付。原告受伤后，由被告张登才送至汪清县医院抢救治疗，费用由张登才垫付（因张登才未向本院提交垫付检查费票据，可在另案处理）。因原告胡永军伤势过重转至延边医院，被告张登才为原告胡永军垫付入院押金41000.00元；原告胡永军亲属胡永才在被告张登才处借款30000.00元用于医疗费；胡永才收李向有支付给原告胡永军的医疗费用200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胡永军与被告张登才、张红忠之间是否形成劳务关系，是本案争议的焦点之一。我国立法中第一次采用了“劳务”、“劳务关系”等术语，并在2010年7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具体体现。《侵权责任法》中“提供劳务一方”、“接受劳务一方”、“劳务”、“劳务关系”等术语分别取代了“雇员”、“雇主”、“雇佣”、“雇佣关系”等术语，在立法及司法实践中，二者含义是想通的。雇佣关系是指在雇主授权或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主支付相应报酬的一种权利义务关系，雇佣关系是双务、有偿、非要式的。雇佣关系，是一种劳务活动的过程，雇员完成指示范围内的工作，雇主支付报酬。只要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一方提供工作场所、劳动工具或设备，给付劳动报酬，所提供的劳动是接受劳务一方生产经营活动的组成部分，就是雇佣关系。原告胡永军等集材人员是被告张登才直接联系（张登才为集材人员投保了意外伤害保险）、并组织安排集材人员到天桥岭镇鹿圈子村部分村民承包的山场林地从事林木集材作业，由被告张登才核定发放劳动报酬，集材的木材亦是由被告张登才统一销售。故在原告胡永军与被告张登才之间形成了雇佣关系。被告张登才与本村部分采伐林木村民之间是否构成委托合同关系，是本案争议的另一焦点问题。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物的合同。委托人应当预付委托处理事务的费用；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鹿圈子村部分村民承包的林地林木达到采伐树龄后需要采伐，被告张登才在村里统计后，由其统一向林业管理部门申请办理采伐指标等相关手续。被告张登才组织人员采伐、集材并销售木材。被告张登才给村民木材定价为；原木：1100元每立方米，坑木：670元每立方米。采伐的树木由被告张登才统一出售，致于如何出售，销售的价格是多少村民不参与。集材人员赵丛启、张国军的集材报酬由被告张登才支付，集材人员参加的意外保险由被告张登才支付。通过上述查证的事实，被告张登才与本村部分采伐林木村民之间不符合委托合同关系构成要件。因此，张登才与本村部分采伐林木村民之间不构成委托合同关系。可以认定被告张登才事实上承包了本村部分村民山场木材的采伐、集材、销售权。本案争议的第三个焦点是，责任如何承担。雇主对雇员的职业活动负有安全注意和劳动保护的职责和义务。被告张登才雇佣人员集材，应组织集材人员进行必要的安全生产学习教育，在集材作业中进行监督指导安全生产。因其未尽到职责和义务，应承担相应责任。原告胡永军曾经从事过集材作业工作，应当知道集材作业中相关操作规程，更应当知道作业中存在一定危险性。原告胡永军在集材作业中遇到树木架挂难题时，应采取相应安全措施进行集材。其在处理架挂树木时过于自信而未采取相应安全措施，导致受伤应承担相应责任。综合本案原告胡永军、被告张登才存在过错程度，被告张登才承担70%的责任，原告胡永军自行承担30%的责任为宜。本案争议的第四个焦点问题，张红忠是否承担责任。被告张登才与本村部分采伐林木村民之间的法律关系已被确认为承包关系（被告张登才承包本村部分村民山场木材的采伐、集材、销售权）。被告张登才与原告胡永军之间被确认为劳务关系，依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张红忠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原告胡永军因伤医疗尚未终结，本次诉讼中保留伤残等诉请，应予支持。原告胡永军住院及门诊医疗费共计：625537.56元，其请求医疗费为615684.55元，未超出实际支出范围，应予支持。原告胡永军请求医疗费应按责任划分的比例进行分配，医疗费430979.19元（615684.55元×70%），扣除张登才已经垫付、借支合计：71000.00元，余额359979.19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张登才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胡永军支付医疗费359979.19元。二、张红忠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三、驳回原告胡永军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956.85元(原告胡永军预交5050.00元)，由被告张登才负担6699.69元；由原告胡永军负担3257.16元。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定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劳务关系是指提供劳务的一方为需要的一方以劳动形式提供劳动活动，而需要方支付约定的报酬的社会关系。经查阅一审庭审笔录，其上记载有证人仇建军关于“2015年12月末张登才给我打电话，拉木头的活，让我找几个人找几个车一起干这个活，定好工资每人每天600元，加油费自己承担。我就帮忙找了胡永军、赵丛启，胡永军又找了张国军”、“身份证都交到张登才处，之后收到手机短信保险通知”的出庭证言；证人赵丛启关于“给张登才干活，一天600元，是张登才支付的”、“上张登才家把身份证复印件给他了，办保险”、“收到保险短信”、“是仇建军电话里说上张登才那儿干活”的出庭证言；证人张国军关于“2016年1月5日我和胡永军、赵丛启一起去的鹿圈子村到了张登才家里，到家后把身份证复印件交给张登才了”、“是张登才的妻子1月14日给了我5100元。张登才的妻子也没有替别人给的，是张登才给的”的出庭证言；一审法院依职权对林业站站长郎全忠所作调查笔录中关于其“我跟保险公司熟悉，所以我帮村长办的保险，保费是100元，在人保办的保险，当时给6个人保的，我给他垫付的保险费，村长给我了这个保险费”、“村长每年都办采伐的事，林管站代管办采伐证”的陈述，以及原二审笔录中张登才关于“胡永军共干活2天半支付工钱1500元，是我支付的”自认陈述，上述三位证人证言、林业站站长陈述及张登才自认陈述能够相互印证，足以客观证实“涉案集材的召集人是张登才，集材报酬的支付人和集材人员意外保险的交纳者亦是张登才”。由此可见，本案中胡永军接受张登才的指示安排从事林木集材作业，并由张登才直接向胡永军核定发放劳动报酬，且胡永军意外伤害保险费用的支付人亦是张登才。上述情形符合劳务法律关系构成要件，胡永军与张登才已形成事实上的劳务关系，一审对于双方劳务关系的确认正确。
根据上记证人证言、陈述，并结合本案被告张红忠关于“集材之后村长统一找客人卖了，圆木1100元，坑木670元”的陈述，以及一审依职权对村民任连友所作调查笔录中其关于“圆木是1100元/立方米、坑木700元/立方米，工人一天工资都是村长定的，工人工资是600元/天”、“我上山场了，检尺我也不懂，大概看了看，剩下的事都是村长办的，卖木材都是村长负责卖的”、“采伐工人的工资是村长定工资，按每天给的工资”和村民李向有关于“卖木材价格也是村长定的，卖给谁我们不知道，卖木材价格村长告诉我们，谁买的木材我们也不知道”的陈述笔录，足以认定张登才与鹿圈子村部分村民之间可视为已形成事实上的承包木材的采伐、集材、销售权关系。一审对该承包关系的认定，并无不当。张登才虽然上诉主张一审认定事实有误，真正事实是：“张登才统一向林业管理部门申请办理采伐指标等相关手续、并由其组织人员采伐、集材、销售木材，其是村干部代为办理采伐手续和村干部帮助村民出售木材办好事的行为，其是在履行村委会主任职责。木材价格不是由其决定的，且其未收取村民任何费用”。但针对该项主张张登才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加以证明。故张登才与本村采伐林木村民构成委托合同关系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张登才主张一审隐瞒已查明事实、编造事实的上诉理由，因无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张登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956.85元，由上诉人张登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柳南洙
审判员 金亨今
审判员 邓 艳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记员 全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