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民终126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谭顺文，男，1966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楚挺，广东绅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发枝，男，1966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春，广东南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管迪，广东南粤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志锐，男，1974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春，广东南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管迪，广东南粤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黄榜岭村民委员会，住址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黄榜岭村。负责人：杨文锋。上诉人谭顺文因与被上诉人杨发枝、刘志锐、原审第三人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黄榜岭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黄榜岭村委会）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1民初102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谭顺文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楚挺、被上诉人刘志锐及其与杨发枝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谭顺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本案征地补偿款包括红线内青苗补偿款472128元、红线外鱼塘补偿款127280元、建(构)筑物补偿款68186．91元，共计667594．91元归谭顺文所有；3.改判黄榜岭村委会直接将本案征地补偿款支付给谭顺文；4.诉讼费由杨发枝、刘志锐承担。事实和理由：第一方面，一审判决基本事实不清。（一）一审判决以“案争的补偿款的项目及数额的证据不足”为理由之一驳回谭顺文的诉讼请求，完全脱离本案当事人之间的实际诉求，丝毫不予解决实际争议，极端不负责任。1.根据一审已认定的《协议书》第一项，谭顺文、杨发枝、刘志锐及黄榜岭村委会(下称“四方当事人”)对本案补偿款的项目和数额已一致确认，且黄榜岭村委会是作为直接付款义务人进行确认的，其真实性和效力足资认定，毋庸置疑。既然是四方当事人一致确认的事实，其就不是争议事实，无需举证和审理，何来证据不足?2.一审判决认为谭顺文并未提交政府补偿协议以证实补偿款的具体情况，是极端错误的，更加是本来就不应该有的审理逻辑。本案纷争正是基于杨发枝凭借其为鱼塘第一承办人并持有补偿协议，据此企图霸占本案补偿款而起。然而，谭顺文作为鱼塘实际承办人，按照一审已认定的《鱼塘发包合同》的明确约定，本案补偿款完全应归谭顺文。特别指出，关于本案补偿协议等资料签订的事实真相是，本案的第一手资料包括征地现场调查确认表和补偿协议均系谭顺文签署，但该资料后来在谭顺文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替换成杨发枝的。谭顺文就此曾多次向当地征地项目办和黄榜岭村委会强烈交涉，经多方协调，后才出现了四方当事人签署《协议书》的一幕，这是谭顺文为自己争取到的权益和胜利，是任何人均无法也不敢抹杀掉的。谭顺文才是本案补偿款的最终归属者。3.一审判决认为谭顺文主张的补偿款的项目和数额与杨发枝、刘志锐提交的补偿协议无法一一对应，显然是对本案事实不了解，应予纠正。杨发枝一审共提交了四份补偿协议，证实补偿款的项目和数额分别为红线外鱼塘补偿款13．74亩*8000元／亩=109920元、红线外鱼塘补偿款2．17亩*8000元／亩=17360元、建筑物补偿及停产停业损失和搬迁补助及奖励61152．01元、建筑物补偿及搬迁奖励7034．9元，上述四项补偿综合起来即是：红线外鱼塘补偿款15.91亩*8000元／亩=127280元(13.74亩*8000元／亩=109920元+2.17亩*8000元／亩=17360元)、建(构)筑物补偿款68186.91元(61152.01元+7034.9元)，与《协议书》相应项目是对应并一致的，唯独缺少《协议书》列明的红线内青苗补偿款9.836亩*48000元／亩=472128元，因该补偿项目系由黄榜岭村委会和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人民政府签署两方协议，杨发枝不是该协议签署方，且该协议只针对黄榜岭村委会整个村涉及征地红线内的土地总面积及补偿款总额作约定，没有明细到具体承包人和对应土地的补偿金额。因此，本案红线内青苗补偿款是无法提交补偿协议的。（二）一审判决以“无证据证实本案被告或黄榜岭村委会已实际收取了案涉款项，原告要求黄榜岭村委会支付诉争款项的事实依据不足”作为另一理由驳回谭顺文的诉讼请求，同样是脱离本案当事人之间实际诉求，不解决实际问题，不负责任。本案黄榜岭村委会作为协商和签署《协议书》的甲方即召集和协调人，且承诺本案补偿款由其直接支付给最终权属人，己足以说明其收到补偿款的事实。且在一审法院传票传唤其作为直接承担本案补偿款付款义务的黄榜岭村委会出庭应诉时，其不但不予出庭，更加没有发表任何反对诉求或辩驳的意见，该情节同样说明其己收到该补偿款并已做好随时付款的准备。第二方面，一审法院在审理程序上存在严重不足和错误，最终导致本案第一、二项诉讼请求被遗漏而没有审理和认定，作出没有实际解决当事人诉求的判决，不但造成讼累，也浪费了司法资源。抛开前述第一方面的错误不讲，如若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补偿款的项目和金额”和“被告或黄榜岭村委会已实际收取了案涉款项”两方面的事实仍需进一步查明，完全可以通过依职权主动调查取证，或者要求当事人补充举证，抑或就该两事项进行补充举证释明，只有在上述程序和措施完善行使后，再根据具体情况做出相应认定和判决。谭顺文认为，这才是法院案件审理应有的态度和职责，作出的判决才会是解决当事人实际纷争的，才是负责任的。然而，一审判决均没有采取上述任何措施就直接作出草率判决，导致错误，应予改正过来。第三方面，本案的基本事实。1.四方当事人一致确认本案补偿款的项目和数额，该事项没有争议，不需要由法院审理和认定，诉求法院审理并判决的是补偿款的归属和支付，且对黄榜岭村委会的支付行为本身也是没有争议的，四方当事人之间已经达成最终的法院生效判决款项归谁，就直接向谁支付。2.既然本案补偿款项的最终归属应由法院生效判决而定，那么，最终补偿款归随则全由判决决定，没有明确关于补偿款归属的生效判决，本案的补偿款则谁也无法获得，纠纷永远无法解决，除非四方当事人之间作出新的协商约定。试问，如果维持一审判决，按照《协议书》约定，谁能得到款项?答案是谁也得不到。3.既然本案唯一目的是判决补偿款归属问题，那么，关于补偿款的项目和数额以及黄榜岭村委会是否已收到该款项的问题，则同样属于杨发枝、刘志锐和黄榜岭村委会的共同举证责任。故此，一审将该两事项的举证责任理所当然的归责于谭顺文，显然是不切合本案实际案情的。所以，一份切合本案诉求的中肯的务实的判决应该是切实地解决本案补偿款的归属问题，别无他选。第四方面，本案事实充分说明，本案补偿款应全部归谭顺文，且该款应由黄榜岭村委会直接支付给谭顺文。杨发枝、刘志锐辩称，（一）谭顺文与刘志锐签订的《鱼塘发包合同》已于2015年12月31日因合同期限届满而失效，合同双方未就合同续期事宜达成合意，也未以实际行为表示延长合同期限，因此谭顺文自2016年1月1日起不再是争议鱼塘的合法承包人，征地补偿款等均与谭顺文无关。1.《鱼塘发包合同》第一条约定：鱼塘承包期由2012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2014年3月26日，刘志锐在《鱼塘发包合同》手写：“加两年、至2017年”，作出延长合同期限的单方意思表示，仅仅是向谭顺文表达将承包期限延长至2017年的单方意向，基于谭顺文并未在《鱼塘发包合同》上签名确认同意延长合同期限，因此，不构成合同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的“当事人协商一致”的合同变更的要件。2.《鱼塘发包合同》约定鱼塘年租金为￥55000元，同时第三条约定：谭顺文在合同生效后先交租金后使用养殖，每年12月15日前交齐下一年田租总款，过期不交刘志锐有权收回全部鱼塘。谭顺文与杨发枝于2014年3月19日签订《鱼塘转包合同》，约定两个鱼塘大约19亩转包给杨发枝，转包合同也是在2015年12月31日到期。但两份承包合同的期限均到2015年12月31日，如谭顺文要继续承包争议鱼塘，应按照《鱼塘发包合同》在2015年12月15日交齐2016年田租总款，但谭顺文并未缴纳租金，因此，谭顺文并未以实际行为表示同意延长合同期限。3.《鱼塘发包合同》第九条约定：合同期届满后，谭顺文在鱼塘所投资及一切建筑物不得拆除，全部归刘志锐所有。根据本条款的约定，争议鱼塘涉及的投资及地上建筑物所有权在2015年12月31日之后均归属刘志锐所有，因此，争议鱼塘的补偿款均不归谭顺文所有，与谭顺文无关。黄榜岭村委会未到庭陈述意见。谭顺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本案征地补偿款包括红线内青苗补偿款472128元、红线外鱼塘补偿款127280元、建（构）筑物补偿款68186.91元共计667594.91元归谭顺文所有；2.黄榜岭村委会直接将上述款项支付给谭顺文；3.诉讼费由杨发枝、刘志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月1日，杨发枝（乙方）与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黄榜岭村第一经济社至第九经济社（甲方）共同签订《鱼塘发包合同》，承包甲方岗地鱼塘22亩，租期十年，从2010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在承包期内，如村级以上部门征用土地，双方不属违约，双方必须服从，征地补偿归甲方，乙方的所有投资和青苗补偿款归乙方所有。同日，杨发枝（乙方）与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黄榜岭村第二经济社签订《鱼塘发包合同》，承包甲方上窝鱼塘9.5亩，租期十年，从2010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在承包期内，如村级以上部门征用土地，双方不属违约，双方必须服从，征地补偿归甲方，乙方的所有投资和青苗补偿款归乙方所有。2011年8月28日，刘志锐（甲方）与谭顺文（乙方）签订《鱼塘发包合同》，约定甲方将黄榜岭土名为上窝的鱼塘（面积约58.69亩）发包给乙方承包养鱼，年租金55000元。合同期为2012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止。乙方在合同生效后先交租金后使用养殖，每年12月15日前交齐下一年田租总款，过期不交甲方有权收回全部鱼塘。承包期内如村级以上部门征用土地，双方不属违约，双方必须服从，征地补偿款归甲方所有，乙方的所有投资和青苗补偿款归乙方所有。2014年3月26日，刘志锐在合同第一条约定旁边空白处加具“加两年刘志锐2014.3.26”，并在第八条承包计算金额规定“2014年、2015年”后加具“至2017年”。2014年3月19日，谭顺文（甲方）与杨发枝（乙方）签订《鱼塘转包合同》，约定甲方将黄榜岭鱼窝塘为门口第一第二两个鱼塘（大约十九亩）转租给乙方使用，租金为每年55000元，合同期为2014年3月19日至2015年12月31日止。承包期内如遇上级部门征用土地补偿，甲乙双方各占50%。2016年11月11日、23日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人民政府（甲方）、杨发枝（乙方）、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黄榜岭经济联合社（丙方）签订四份《新建广州铁路枢纽东北货车外绕线工程项目征收集体土地建（构）筑物和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约定根据《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征收土地预公告》（穗云国土预字[2015]20号）及《新建广州铁路枢纽东北货车外绕线工程项目（人和镇段）土地及房屋（非住宅类）征收补偿办法》，甲方受白云区人民政府委托，需要征收、拆除乙方位于征地范围内的建（构）筑物以及其他地上附着物，并依法给予乙方补偿。甲、乙、丙三方根据由广东省惠州市七五六地质测绘工程公司测量并经乙丙确认的地上附作物原状，甲方拆除乙方所列建（构）筑物以及其他地上附着物，按货币补偿的方式，对乙方进行补偿。甲方依本协议约定给予乙方补偿，乙方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向甲方交付上述建（构）筑物。甲、乙、丙三方同意按《新建广州铁路枢纽东北货车外绕线工程项目（人和镇段）土地及房屋（非住宅类）征收补偿办法》补偿标准进行补偿。甲方给乙方的总补偿款分别为109920元（青苗补偿款，红线外鱼塘水面面积13.74亩）、61152.01元（建筑物补偿总额＋构筑物及附属设施补偿总额＋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和搬迁补助补偿总额＋按时搬迁奖励）、17360元（青苗补偿款，红线外鱼塘水面面积2.17亩）、7034.9元（建筑物补偿总额＋按时搬迁奖励）。甲方在协议给予乙方充分、合理、全面的补偿，甲方不再向乙方支付本协议外的其他任何补偿。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甲方凭丙方合法有效的收款证明，将全部补偿款划拨至丙方账户，丙方在收到甲方拨付的补偿款后十个工作日内，凭乙方合法有效的收款证明，将补偿款支付给乙方。乙方在收到补偿款后30天内，须将建（构）筑物内的设备、设施和物品拆除、清空并将建（构）筑物移交给甲方处理。逾期未予腾空的，视作乙方已将建（构）筑物及内部的一切设备、设施和物品移交给甲方处置，甲方有权在无须知会乙方的前提下进行处理。2017年7月20日,黄榜岭村委会（甲方）、杨发枝（乙方）、刘志锐（丙方）、谭顺文（丁方）签订《协议书》，约定：一致确认乙、丙、丁争议补偿权的地块补偿款共计667594.91元（分别为红线内青苗补偿款9.836亩＊48000元/亩＝472128元、红线外鱼塘青苗补偿款15.91亩＊8000元/亩＝127280元、建（构）筑物补偿款68186.91元）；乙、丙、丁三方一致同意上述补偿款由政府先行划拨至甲方的账户，待乙、丙、丁三方就其上述争议补偿权起诉至有管辖权的法院解决。在法院的生效判决后，再由甲方依生效判决确定的权属人和对应的补偿额在15个工作日内进行支付；自协议签订之日起10日内，乙、丙、丁三方自行完成鱼塘鱼苗的清理以及有关耕作物品、个人物品的清理，超过期限未清理的，视乙、丙、丁三方自动放弃处理，同时视乙、丙、丁已自动交出场地。甲方有权直接进场施工和交付用地单位使用。因此造成乙、丙、丁的损失，由乙、丙、丁自行承担。2017年7月30日，黄榜岭村委会出具《场地交接证明》，证明谭顺文已按2017年7月20日《协议书》自行清理了鱼塘（干塘）及有关物品，并于2017年7月30日交回场地。同年9月30日，黄榜岭村委会出具《声明书》，声明其当时不清楚鱼塘实际情况，由于考虑到施工单位（中铁五局）急于该地块施工，为不影响东北外绕线的工期，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出具了《场地交接证明》书给谭顺文，其实该鱼塘是由第二经济社承包给杨发枝，杨发枝为合同乙方，因此该鱼塘由谭顺文交地是不符合事实的。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第（二）项规定，承包方享有以下权利：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的，应予支持。承包方已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包、出租等方式流转给第三人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本案中,谭顺文诉请确认本案征地补偿款包括红线内青苗补偿款、红线外鱼塘补偿款、建（构）筑物补偿款共计667594.91元归其所有，但其仅提交了与黄榜岭村委会、杨发枝、刘志锐签订的协议以证明上述补偿款的存在及数额，并未提交政府补偿协议或其他证据证实补偿款的具体情况，该证据与杨发枝、刘志锐提交的与政府就涉案地块签订的补偿协议也无法在赔偿项目和数额上一一对应，故谭顺文提交的关于案争的补偿款的项目及数额的证据不足，此外，本案亦无证据证实杨发枝、刘志锐或第三人黄榜岭村委会已实际收取了案涉款项，谭顺文要求第三人黄榜岭村委会向其支付诉争款项的事实依据不足，综上，谭顺文对诉请的事实所举证据不足，其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谭顺文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476元，由谭顺文负担（已交纳）。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谭顺文提交的证据，杨发枝、刘志锐质证称，证据是复印件，如果是正常渠道取得的，应当有相关部门的印章证明与原件一致。因此我方质疑其真实性。即便这些证据是真实的，也不能证明征地补偿款的归属。从一审到二审，谭顺文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补偿款归谭顺文所有。谭顺文二审补充提交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其是补偿款的权属人，因此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对于杨发枝、刘志锐提交的证据，谭顺文质证称，对杨发枝、刘志锐二审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无关。谭顺文承包的是58.96亩，杨发枝、刘志锐提供的只有9亩多，无法证明就是涉案鱼塘。该证据不能否认即便转租后，谭顺文是实际承包人。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5年11月20日《广州市白云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征收土地预公告》（穗云国土预字[2015]20号）载明，四、自本预公告发布之日起，本局将组织有关征地机构和测量单位，进入拟征地现场，对土地权属、地类、面积，以及地上附着物（含房屋）的权属、种类、数量、结构等现状进行调查，请各相关单位和个人相互知照，并予以配合。调查结果将与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和地上附着物产权人共同确认。五、征收土地的补偿标准和安置途径：（一）补偿标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广东省实施办法》第三十条和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的通知》（国土资发[2004]238号)有关规定拟定。其中，地上附着物(含房屋)和青苗等的补偿，将根据调查确认的实际情况拟定具体的补偿标准。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是征收土地补偿款的归属问题，依据2015年11月20日《广州市白云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征收土地预公告》（穗云国土预字[2015]20号）的内容，从该公告发布之日起，进入征地现场测量、调查，并根据测量、调查确定的实际情况拟定补偿标准。因此，涉案鱼塘补偿款归属是以2015年11月20日公告发布时鱼塘的实际情况为准。依据2011年8月28日刘志锐与谭顺文签订的《鱼塘发包合同》以及2014年3月19日谭顺文与杨发枝签订的《鱼塘转包合同》，2015年年底时，谭顺文、杨发枝均有实际承包涉案鱼塘。谭顺文主张杨发枝承包的两口鱼塘不在征地范围内，而杨发枝主张其2015年承包的两口鱼塘恰好在征地范围内。由于谭顺文与杨发枝签订的承包合同没有明确鱼塘的具体位置，无法判断其四至，故无法认定2015年谭顺文、杨发枝各自承包的鱼塘有多少亩恰好在土地征收的范围内。故本院仅能按照各自合同约定的鱼塘面积占总面积的比例来确定土地征收款的分配；再结合2014年3月19日谭顺文与杨发枝签订的《鱼塘转包合同》约定的“如遇上级部门征用土地补偿，谭顺文杨发枝双方各占50%”，杨发枝分得补偿款的比例为16.19%（19÷58.69*50%=16.19%），谭顺文分得补偿款的比例为83.81%，即（58.69-19）÷58.69+19÷58.69*50%=83.81%。根据2017年7月20日黄榜岭村委会与杨发枝、刘志锐、谭顺文签订的《协议书》，可以确定争议的补偿款总额为667594.91元，依据前述计算的分配比例，谭顺文可分得补偿款为559511.29元（667594.91元*83.81%=559511.29元）。综上所述，谭顺文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1民初10273号民事判决；二、确认征地补偿款（包括红线内青苗补偿款、红线外鱼塘青苗补偿款、建（构）筑物补偿款）中的559511.29元归谭顺文所有；三、原审第三人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黄榜岭村民委员会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直接向上诉人谭顺文支付补偿款559511.29元。四、驳回上诉人谭顺文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0476元，分别由上诉人谭顺文负担1696元，由被上诉人杨发枝、刘志锐负担878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 艳审判员 蔡粤海审判员 唐佩莹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袁绿凡何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