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金乡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828民初610号
原告：金乡县泰鑫棉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金乡县汶金线与羊靛线交界处北700米处路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2805902455XA。
法定代表人：高世贤，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忠良，金乡华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平原县远东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平原县龙门街道办事处郭刘社区郭庄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426734721931U。
法定代表人：张志安，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新，山东忆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吉忠，男，1968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平原县城区。
被告：于仲明，男，1979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平原县。
第三人：王希林，男，1963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平原县。
第三人：付丽萍，女，1962年9月3日出生，汉族，山东省平原县。
原告金乡县泰鑫棉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鑫公司）与被告平原县远东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东公司）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月9日立案，诉讼中依被告远东公司申请追加王吉忠为被告参加诉讼，于2015年7月30日作出（2015）金商初字第92号民事判决。被告远东公司、王吉忠不服，向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于2016年9月12日作出（2016）鲁08民终2850号民事裁定，撤销（2015）金商初字第92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7年1月17日重审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追加于仲明为被告、王希林、付丽萍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泰鑫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忠良，被告远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志安、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新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王吉忠、于仲明，第三人王希林、付丽萍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泰鑫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远东公司赔偿原告货物损失532309.5元。事实和理由：2015年1月3日，经孙某介绍，原告与被告远东公司所有的鲁Ｎ×××××号货车签订了运输协议。双方约定，被告远东公司所有的鲁Ｎ×××××号货车将原告所有的180件重40.79吨的皮棉从位于金乡县羊山镇开发区的原告公司送往江西省奉新县。2015年1月3日21时许，该车在安徽省亳州市境内高速公路上着火，造成所载皮棉全部烧坏，给原告造成532309.5元的损失。被告远东公司在运输过程中造成原告的货物毁损，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远东公司辩称，一、远东公司从未与原告签订过货物运输合同，也没有承运过原告的货物，原告诉称的事实是否存在远东公司不知情，远东公司不适合做本案的被告。鲁Ｎ×××××号货车虽在远东公司登记挂靠，但实际车主是被告王吉忠，该车由王吉忠自由支配、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管理，由其雇佣驾驶人员，其是否与原告签订运输合同远东公司也不知情。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的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如果原告不能证明其与远东公司订立本案合同的事实，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三、本案是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合同主体是托运人和××。登记车主和实际车主并非是必然的××，因为××可以租用车辆从事运输行为。本案中实际车主和××均不是远东公司，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本案的运输合同与远东公司无关。四、原告诉状中所称的事实并不存在，远东公司从未经孙某介绍与原告签订过运输协议书，且原告主张的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远东公司既不是涉案车辆的实际车主，也不是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的当事人，依法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被告王吉忠辩称，鲁Ｎ×××××号货车为王吉忠所有，该车在远东公司挂靠，由王吉忠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对外以王吉忠的名义运输。该车2015年1月3日着火事件属不可抗力，法律上属于免责事由，不应由王吉忠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另外，鲁Ｎ×××××号货车所拉货物是否为原告所有、是否是40.79吨也不确定。
被告于仲明辩称，签订运输协议时，于仲明是代表王吉忠签的，于仲明只在运输协议中的“承运单位”、“司机姓名”、“身份证号”处填写了相应内容，运输协议中“××签字”处的“于仲明”署名不是于仲明所签，协议内容是什么于仲明也不知道。于仲明是王吉忠雇佣的驾驶员，签字是代表王吉忠签的，履行的是职务行为，按照法律规定，因于仲明造成的损失应由雇主王吉忠承担，于仲明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第三人王希林、付丽萍共同述称，第三人于2015年1月3日前已将鲁Ｎ×××××号货车转让给王吉忠，本案事故发生时第三人不是车辆的实际车主，按转让协议的约定和法律的规定，第三人依法不应承担任何民事责任。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原告提交《运输协议书》1份。《运输协议书》相关内容为：托运单位（简称甲方）“”，承运单位（简称乙方）“”，中介服务单位“金乡县金胜物流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根据有关运输规定，经双方共同协商同意达成如下协议，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具有法律效力。发货单位“金乡泰鑫棉业”，发货人“李经理”，发货电话“134××××1662”；承运单位“平原远东运输公司”，车牌号“鲁Ｎ×××××”，司机姓名“于仲明”，身份证号“”；发货地点“金乡”，卸货地址“江西奉新”，发货时间“2015年1月3日”，货到时间“2015年1月4日”；货物名称“棉包”，重量“40.79吨”，件数“180件”，运费每吨“250元”，合计运费“10197元”，结算方式“装车付元，剩余元货到付清”；发货人签字“”，××签字“于仲明”，中介人签字“孙某”。1、乙方装车时必须确认货物完整无损，数量正确，否则途中出现货物丢失、损坏均由乙方负责全部责任和经济赔偿；2、乙方必须办理保险，否则出现意外由乙方自负，甲方必须办理货物保险，确保货物安全；4、甲方收货人收货时，发现遗失或损坏，当场和车主索赔，车主无赔偿能力时用车辆抵押，由车属单位负责解决，…；5、甲方在签协议前必须对承运车辆进行验证。声明：本公司提供运输协议，不承担任何责任。
原告证明观点为：2015年1月3日，被告于仲明代表远东公司与原告签订《运输协议书》，约定发货单位为泰鑫公司，承运单位为远东公司，承运车牌号为鲁Ｎ×××××，司机为于仲明，运输货物名称为棉包，重量40.79吨，运费10197元，发货、卸货地点分别为金乡和江西奉新，该协议合法有效且已履行。《运输协议书》中承运单位处的“平原远东运输公司”、司机姓名处的“于仲明”、身份证号处的“”、××签字处的“于仲明”均系被告于仲明书写，其余内容系中介人孙某书写；发货单位处的“金乡泰鑫棉业”指的是原告，发货人处的“李经理”指的是原告业务经理李永科，发货电话“134××××1662”系李永科的电话；原告认可该协议；虽然远东公司未在协议书上盖章或签字，但鲁Ｎ×××××号货车的行车证载明车主为远东公司，司机驾驶证载明于仲明是远东公司的司机，鲁Ｎ×××××号货车的门徽标识为远东公司，于仲明以远东公司的名义签订运输协议，上述事实证实于仲明与原告签订运输协议系代表远东公司的职务行为。假如鲁Ｎ×××××号货车确实挂靠在远东公司名下，那么，远东公司允许实际车主将车辆挂靠登记在其名下，这是向社会承诺远东公司系该车辆运输主体的公示行为，实际车主以远东公司名义与货主签订并履行运输合同是对远东公司的代理行为。
被告远东公司对《运输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提出异议：1、《运输协议书》的内容由两种颜色笔书写，主要内容是用黑色笔书写，承运单位、司机姓名、身份证号、××签字四处的内容用蓝色笔书写，尤其是车牌号处的“鲁Ｎ×××××”中“鲁N”是黑色笔书写，“33007”是蓝色笔书写，所以《运输协议书》不是一次性写成的，无法证明黑笔书写在前还是蓝笔书写在前，不能证实于仲明签字是对黑笔书写内容的认同；承运单位处的“平原远东运输公司”明显是事后添加上去的，因此《运输协议书》的主要内容不能确认，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使用。2、《运输协议书》无论从形式上是还是内容上均不符合合同的成立生效要件。《运输协议书》抬头处承运单位、托运单位处的内容均空白，落款处发货人签字处的内容也空白，承运单位处填写的“平原远东运输公司”与远东公司名称不相符，协议书上没有原告及远东公司的签字盖章，可以看出原告和远东公司均未参与《运输协议书》的签订，没有就合同的主要条款包括标的、重量、质量、数量、运费、支付方式等进行过协商并达成一致，也没有对协议书的内容进行确认。3、《运输协议书》中“于仲明”署名是否为于仲明本人所签不能确认。即使于仲明签字属实，因其不是远东公司员工，其无权代表远东公司签订协议；于仲明签订协议时无远东公司授权，事后也未得到远东公司追认，故原告所称的职务行为或者表见代理不能成立。4、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原告与远东公司签订了运输协议并已生效。5、如果该协议成立并生效，那么根据协议书第2条“甲方须办理货物保险，确保货物安全”、第4条“甲方收货人收货时，发现遗失或损坏，当场和车主索赔，车主无偿还能力时用车辆抵押，由车属单位负责解决”的约定，甲方并没有按协议约定办理货物保险，责任在甲方；签订协议时合同各方当事人知道该运输车辆有实际车主和所属单位，甲乙双方约定由实际车主赔偿而不是由车属单位赔偿，车属单位只负责车辆抵押事宜，该条款证明甲乙双方已选择排除由车属单位即车辆的被挂靠单位赔偿的义务。
2、原告提交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毫州市消防支队特勤中队出具的《证明》1份及提供的现场照片14张。《证明》内容为：“2015年1月3日21时48分，我中队接报警（报警电话131××××8376）：济广高速与永登高速交叉口北两公里处一货车着火，中队迅速出动3辆消防车15名指战员于22时15分到现场进行扑救。到现场发现起火车牌号—鲁Ｎ×××××，车上货物为棉花，起火车辆和货物已全部起火，火势处于猛烈燃烧阶段，中队迅速组织扑救。火势于4日2时30分得到控制，火场于4日12时30分清理完毕。此证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毫州市消防支队特勤中队（公章）2015年1月22日”。原告证明观点为：2015年1月3日21时48分，鲁Ｎ×××××号货车在运输途中着火，通过《证明》及现场照片所记载的火势猛烈程度和燃烧时间长度可知，原告的货物在这次事故中全部烧毁。被告远东公司质证意见为：该证明没有单位负责人及制作人签字，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
3、原告提交宁金乡价鉴字[2015]43号涉案物品价格鉴定（认证）结论书及价格鉴定费发票各1份，证明观点为：因运输途中起火事故，造成原告所有的4级皮棉损失单价为每吨12900—13100元，40.79吨4级皮棉损失价值为526190元—534350元，原告支付司法鉴定费2000元。被告远东公司质证意见为：《运输协议书》中没有写明皮棉的等级，所以按照4级皮棉进行鉴定没有事实根据，因鉴定过程中无皮棉实物，所以本次鉴定没有鉴定基础，该鉴定结论无效；因鉴定结论无效，所以对价格鉴定费发票也不予认可。
4、原告提交《皮棉购销合同》1份及增值税专用发票78份。《皮棉购销合同》载明：2014年12月5日，原告泰鑫公司作为供货方与作为购货方的上海君湖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皮棉购销合同》，约定上海君湖贸易有限公司向泰鑫公司购买4级皮棉800吨，单价13100元/吨；供货方承办运输，指定交货地点为江西省奉新县江西金源纺织有限公司；合同有效期自2014年12月5日至2015年3月5日止。78份增值税专用发票载明：增值税专用发票系原告向上海君湖贸易有限公司所开具，其中，2014年12月24日开具的10份发票（供皮棉数量合计80.481吨）、2015年1月12日开具的20份发票（供皮棉数量合计165.09吨），皮棉含税单价为每吨13049.99元；2015年1月23日开具的20份发票（供皮棉数量合计165.61吨），皮棉含税单价为每吨13029.99元；2015年2月14日开具的28份发票（供皮棉数量合计238.2吨），皮棉含税单价为每吨12929.99元。原告证明观点为：原告托运的皮棉是履行《皮棉购销合同》的供货行为，本案事故发生前后原告按照《皮棉购销合同》一直在履行供货义务，宁金乡价鉴字[2015]43号涉案物品价格鉴定（认证）结论书认定的涉案皮棉价值客观公正。被告远东公司质证认为，《皮棉购销合同》和增值税专用发票与本案均无关联性，依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5、原告提交证人孙某的出庭作证证言。证言主要内容为：孙某开办经营的金乡县金胜物流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货物运输中介服务。孙某与原告泰鑫公司存在多年的业务关系，泰鑫公司从开始建厂就由孙某提供运输车辆中介服务。提供本案运输中介服务之前，孙某与被告远东公司联系过多次运输业务，与远东公司的付经理（手机号码158××××1588）联系得最早、最多，还与远东公司的多位司机偶尔联系过业务。2015年1月2日，泰鑫公司负责车辆调运业务的李永科向孙某打电话说有一批皮棉需运往江西奉新县，孙某就与远东公司的付经理联系，付经理安排鲁Ｎ×××××号货车进行运输。远东公司的司机于仲明驾驶鲁Ｎ×××××号货车于2015年1月3日赶到金乡，于仲明与李永科协商后签订了《运输协议书》，并在位于金乡县羊山镇开发区的泰鑫公司装货过磅后运输。《运输协议书》中承运单位处的“平原远东运输公司”、司机姓名处的“于仲明”、身份证号处的“”、××签字处的“于仲明”均系于仲明书写，其余内容系孙某书写。签订《运输协议书》时李永科、于仲明、孙某在场。××是远东公司，于仲明一直都说车是远东公司的，孙某看了车辆行车证和于仲明的驾驶证，因此知道鲁Ｎ×××××号货车是远东公司的车辆，于仲明是远东公司的司机，如果不是运输公司的车辆孙某是不敢让该车运输价值高的皮棉的。本次运输拉的是棉包，里面装的是国储棉，运输的棉包重量、件数与协议书的约定一致。托运人是泰鑫公司，于仲明也知道托运人是泰鑫公司。因孙某与泰鑫公司长期业务合作，相互间非常信任，鲁Ｎ×××××号货车及司机于仲明之前也为泰鑫公司往江西奉新县运输过皮棉，于仲明知道货到后如何与收货方联系，因此，当时一忙忽略了让泰鑫公司的人在《运输协议书》上签字，《运输协议书》中也没有写收货单位、收货电话。2015年1月3日22时许，付经理给孙某打电话说该车在安徽省亳州市着火、皮棉烧毁了，孙某和货主一起于2015年1月4日零时赶到亳州，发现鲁Ｎ×××××号货车和所运输的皮棉全部烧毁，消防队说起火原因是鲁Ｎ×××××号货车行驶途中左边驱动车轮脱落，车辆在滑行过程中产生的火花引燃了从车上掉落的皮棉。2015年1月5日，孙某和货主到远东公司协商赔偿事宜未果。
原告对孙某的证言无异议，认为该证言可以证实本案的托运人是泰鑫公司，××是远东公司，运输合同合法有效且已履行。被告远东公司质证意见为：证人和原告有多年的合伙关系，其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人孙某没有就运输协议与远东公司协商过，第三人王希林、付丽萍也不是远东公司工作人员，且《运输协议书》上“托运单位”和“承运单位”处均无签字，因此不能认定原告和远东公司分别是托运人和××；证人只是看了车辆行驶证和驾驶证就推定驾驶员于仲明是远东公司的人员，该推定不能成立，行驶证和驾驶证不能决定车辆和人员的从属关系，所以其认定于仲明代表远东公司签字不符合事实；远东公司申请对《运输协议书》中“××签字”处的“于仲明”署名字迹是否系孙某所签进行鉴定。
6、原告提交（经原告申请、本院调取的）鲁Ｎ×××××货车登记信息。登记信息显示：鲁Ｎ×××××号解放牌重型半挂牵引车出厂日期为2008年5月30日，发动机号1507J638903，车辆识别代号LFWRMXMF77AD91730，发牌日期、初次登记日期、发登记证书日期和使用起始日期均为2008年6月4日，远东公司为所有人，该车使用性质为货运。原告对登记信息无异议，认为登记信息证实鲁Ｎ×××××货车的车主系远东公司，远东公司是本案的××。被告远东公司对登记信息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车辆挂靠经营是运输行业普遍存在的现象，登记车主不一定就是实际车主，所以该登记信息不能证明远东公司是N33007货车的所有权人，更不能证明远东公司是本案运输合同的××。
7、被告远东公司提交《车辆转让合同》、《车辆挂靠协议》各1份。《车辆转让合同》载明：2014年3月10日，甲方王希林与乙方王吉忠在远东公司见证下签订《车辆转让合同》，约定甲方将鲁Ｎ×××××鲁Ｎ×××××半挂车转让给乙方，价款7万元，乙方一次性交齐车款后甲方将该车一切证件手续及车辆交给乙方，该车在公司权属归乙方所有；该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车辆挂靠协议》载明：2014年3月10日，甲方远东公司与乙方王吉忠签订《车辆挂靠协议》，约定乙方将自有车辆（发动机号1507J638903、车架号LFWRMXMF77AD91739）一台挂靠在甲方名下，以甲方名称登记上户，车辆登记后主车号鲁Ｎ×××××挂车号鲁Ｎ×××××，车辆产权仍属乙方，由乙方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挂靠期间乙方每年向甲方交纳服务费3600元，乙方若发生交通事故或其他运输协议纠纷，责任由乙方承担，甲方协助办理诉讼、理赔等事项，所需费用由乙方支付。被告远东公司证明观点为：发生事故时远东公司只是鲁Ｎ×××××号货车的被挂靠单位，鲁Ｎ×××××号货车的实际车主、营运人均是被告王吉忠。原告对《车辆转让合同》、《车辆挂靠协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在被告王吉忠、第三人王希林未到庭质证并接受询问的情况下，不能认定该两份合同的真实性，该两份合同很可能是远东公司伪造的。
8、被告远东公司提交（经被告远东公司申请、本院委托鉴定的）青岛青大司法鉴定所出具的[2017]文鉴字第5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发货时间为“2015年1月3日”的“金乡县运输公司物流中心运输协议书”上××签字处署有的“于仲明”签名字迹不是孙某书写。原告及被告远东公司均对该鉴定结论无异议，但远东公司认为××签字处的“于仲明”虽不是孙某书写，但也无法确认是于仲明书写，即使能够确认是于仲明书写，也只能说明于仲明是××或者于仲明代表车主王吉忠签字。
本院经审查认为，被告王吉忠、于仲明及以第三人王希林、付丽萍仅作了书面答辩，而未提交证据材料，亦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举证、质证的权利。
对鲁Ｎ×××××号货车登记信息的证据属性，本案当事人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远东公司提交《车辆转让合同》、《车辆挂靠协议》，以证明被告王吉忠从第三人王希林处卖受了鲁Ｎ×××××号货车并挂靠在远东公司名下，王吉忠为该车车主和营运人；王吉忠、于仲明在书面答辩中主张王吉忠系鲁Ｎ×××××号货车车主和营运人；王希林在书面答辩中主张其已在本案所涉事故发生前将鲁Ｎ×××××号货车转让给王吉忠，但鲁Ｎ×××××货车登记信息显示该车初始登记的所有人为远东公司，而远东公司、王希林、王吉忠、于仲明未举证证明鲁Ｎ×××××号货车初次登记时王希林系该车车主并以远东公司名义登记上户或者王希林后来受让了该车并挂靠在远东公司名下，即无证据证明王希林于2014年3月10日前对鲁Ｎ×××××货车拥有所有权和处分权，因此，不能确认《车辆转让合同》所载的王希林转让鲁Ｎ×××××号货车的行为真实存在；假设王希林确系N33007号货车车主并与王吉忠签订了《车辆转让合同》，但远东公司、王希林、王吉忠、于仲明未举证证明《车辆转让合同》已实际履行，即王吉忠交齐了七万元车款，王希林已将该车交付给王吉忠且王吉忠为该车营运人；《车辆转让合同》记载鲁Ｎ×××××号货车的挂车号为鲁Ｎ×××××，而《车辆挂靠协议》记载挂车号为鲁Ｎ×××××，《车辆挂靠协议》记载鲁Ｎ×××××号货车的车架号为LFWRMXMF77AD91739，而登记信息记载鲁Ｎ×××××号货车的车辆识别代号为LFWRMXMF77AD91730，《车辆转让合同》、《车辆挂靠协议》和登记信息关于鲁Ｎ×××××货车的相关记载不一致，不能确认《车辆转让合同》、《车辆挂靠协议》中所记载的转让、挂靠的车辆是否是鲁Ｎ×××××货车；再者，《车辆转让合同》的当事人为王希林、王吉忠，《车辆挂靠协议》的一方当事人为王吉忠，在王希林、王吉忠未到庭质证且原告对合同真实性提出异议的情况下，无法确认上述合同的真实性。综上，本院对鲁Ｎ×××××号货车登记信息所证明的远东公司系该车所有人的事实予以确认；对《车辆转让合同》、《车辆挂靠协议》的证据效力本院不予确认，对上述证据欲以证明的且为王希林、王吉忠、于仲明主张的事故发生时鲁Ｎ×××××号货车车主和营运人系王吉忠且挂靠在远东公司名下的事实，本院不予确认。
原告举证证明2015年1月3日签订的《运输协议书》上的内容、签名由中介人孙某和鲁Ｎ×××××号货车司机于仲明书写；被告于仲明自认系鲁Ｎ×××××号货车司机并代表雇主（××）在《运输协议书》中“承运单位”、“司机姓名”、“身份证号”处填写了相应内容，对上述事实，其他当事人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虽然被告远东公司也主张于仲明可能是合同当事人，但远东公司未举证证明于仲明是鲁Ｎ×××××号货车的车主或者营运人，故其抗辩主张不能成立）。被告远东公司、于仲明否认《运输协议书》中“××签字”处的“于仲明”署名为于仲明所签，但《青大司法鉴定所[2017]文鉴字第5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该签名字迹不是孙某书写，而远东公司、于仲明未举证证明该处的“于仲明”署名不是于仲明书写，因此应当认定《运输协议书》上“××签字”处的“于仲明”签名字迹是于仲明书写。
《运输协议书》约定了发货单位、发货人、发货电话、承运单位、××、承运车辆、司机姓名、运输标的、重量、件数、运费、发货卸货地址、发货货到时间等条款，具备运输合同成立的基本要件，且合同内容合法。对原告主张的2015年1月3日签订《运输协议书》后鲁Ｎ×××××号货车从山东省金乡县往江西省奉新县运输皮棉的事实，被告王吉忠、于仲明、第三人王希林、付丽萍未提出异议，而远东公司未举证证明该事实不存在，因此应当认定《运输协议书》已实际履行。
虽然《运输协议书》抬头“托运单位”、“承运单位”处以及落款“发货人签字”处的内容均为空白，于仲明在“承运单位”处书写的“平原远东运输公司”并非远东公司的全称，原告及被告远东公司也未在《运输协议书》盖章或签字，但《运输协议书》载明发货单位为“金乡泰鑫棉业”，原告自认其系合同托运人并认可《运输协议书》的效力，证人孙某证明原告系托运人并参与了《运输协议书》的协商，且原告提交的《皮棉购销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能够印证《运输协议书》中的托运人为原告，因此应当认定中介人孙某签订《运输协议书》系履行原告授权的代理行为，《运输协议书》的托运人为原告泰鑫公司；根据本案案情以及鲁Ｎ×××××号货车与远东公司之间的关系，应当认定于仲明在“承运单位”处的“平原远东运输公司”就是被告远东公司；远东公司系鲁Ｎ×××××号货车的所有人，司机于仲明在《运输协议书》“承运单位”处书写了“平原远东运输公司”并代表雇主在“××”处签字，而远东公司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其不是鲁Ｎ×××××号货车的营运人，故本院认定于仲明签订《运输协议书》系履行远东公司授权的代理行为，《运输协议书》的××为远东公司。被告于仲明称其在签订《运输协议书》时不知道协议书的内容是什么；被告远东公司称《运输协议书》的内容不是一次性写成的，“承运单位”处的“平原远东运输公司”是事后添加上去的，《运输协议书》的主要内容不能确认；被告王吉忠称不能确定鲁Ｎ×××××号货车所运货物为原告所有且货物重量为40.79吨，但对上述主张，远东公司、王吉忠、于仲明未举证加以证明，故本院不予认定。综上，《运输协议书》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对其证据效力本院予以确认。
对原告主张的2015年1月3日鲁Ｎ×××××号货车在运输途中着火并造成所载皮棉全部烧毁的事实，被告王吉忠、于仲明、第三人王希林、付丽萍未提出异议。被告王吉忠辩称2015年1月3日鲁Ｎ×××××号货车着火事件属不可抗力，但未举证加以证明，该主张依法不能成立，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毫州市消防支队特勤中队出具的《证明》，记载了鲁Ｎ×××××号货车起火事故的扑救过程及相关情况，虽无单位负责人及制作人签字，但武警消防部门加盖了公章并提供了现场照片，是具有记实性质的证明材料。因此，对上述《证明》和现场照片的证据效力和2015年1月3日鲁Ｎ×××××号货车在运输途中着火并造成所载皮棉全部烧毁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被告远东公司没有提交证明《皮棉购销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与本案运输合同无关的证据。《皮棉购销合同》中约定的买卖标的、规格、数量、价格以及供货方、供货方式、交货地点、合同有效期限等内容，与本案运输合同约定的运输标的物、规格、价格、数量以及托运方、发货地点、交货地点、到货时间等具有内在直接关联性。增值税专用发票能够证明本案事故发生前后原告按照《皮棉购销合同》约定履行了供货义务，上述发票所载事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因此，本院对《皮棉购销合同》、78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证据效力予以确认。
被告远东公司未举证证明原告托运皮棉不是履行《皮棉购销合同》的供货行为以及原告托运的皮棉是何种规格。原告提交的《皮棉购销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运输协议书》等证据能够印证本案运输的皮棉系原告履行《皮棉购销合同》的供货行为且皮棉等级为4级。原告托运的皮棉在运输途中被烧毁，在鉴定皮棉价格时原告不可能提供实物，而造成不能提供鉴定实物的原因和责任在于承运方，因此，应当认定宁金乡价鉴字[2015]43号涉案物品价格鉴定（认证）结论书的证据效力。
证人孙某作为签订《运输协议书》的参与人，其证言与《运输协议书》、《青大司法鉴定所[2017]文鉴字第5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皮棉购销合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毫州市消防支队特勤中队出具的《证明》等证据所证明的有关事实相吻合，被告远东公司虽对孙某的证言提出异议，但未提交足以推翻孙某证言所证明事实的证据，故本院对孙某相关证言的证据效力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4年12月5日，原告泰鑫公司作为供货方与作为购货方的上海君湖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皮棉购销合同》，合同约定：泰鑫公司向上海君湖贸易有限公司供应4级皮棉800吨，单价13100元/吨，供货方承办运输，指定交货地点为江西省奉新县江西金源纺织有限公司；合同有效期自2014年12月5日至2015年3月5日止。
为履行与上海君湖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皮棉购销合同》，2015年1月3日，原告泰鑫公司通过中介人孙某与被告远东公司签订《运输协议书》，约定由被告远东公司所有的鲁Ｎ×××××号货车承运，将原告所有的4级皮棉40.79吨（180件棉包）从山东省金乡县运往江西省奉新县，运费10197元货到付款。同日21时48分，鲁Ｎ×××××号货车行驶至济广高速与永登高速交叉口北两公里处着火，车上所载皮棉全部起火损毁。原告未支付运费。2015年6月8日，宁金乡价鉴字[2015]43号涉案物品价格鉴定（认证）结论书认定2015年1月3日40.79吨4级皮棉在江西省奉新县的价值为526190元—534350元。原告支付司法鉴定费2000元。
原告泰鑫公司成立于2012年12月11日；经营范围为：棉花加工，棉花收购，皮棉购销等。远东公司成立于2001年12月28日；经营范围为：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冷藏保鲜、罐式），大型货物运输（三类）。
本院认为，原告泰鑫公司与被告远东公司签订的运输合同合法有效且已实际履行。被告远东公司在运输途中将运输的皮棉损毁，应当赔偿原告因此造成的损失。原告货物损失价值在526190元—534350元之间，取其平均值为530270元。对原告支付的司法鉴定费2000元，被告远东公司应予赔偿。原告货物价值中理应包含运输费用成本，因此原告未支付的运费10197元应从被告远东公司承担的赔偿金额中扣除。被告远东公司应赔偿原告损失522073元。
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被告远东公司赔偿损失金额的合法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被告远东公司所作的远东公司未与原告签订过运输合同，既不是涉案车辆的车主，也不是本案运输合同的××等抗辩主张，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八十八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平原县远东运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金乡县泰鑫棉业有限公司损失522073元。
二、驳回原告金乡县泰鑫棉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123元，保全费3320元，合计12443元，由原告金乡县泰鑫棉业有限公司负担400元，被告平原县远东运输有限公司负担1204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培方
人民陪审员 代慧敏
人民陪审员 白 浩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李杉杉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二百八十八条运输合同是××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
第三百一十一条××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三百一十二条货物的毁损、灭失的赔偿额，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法律、行政法规对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和赔偿限额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