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10民初11360号
原告：沈炳才，男，汉族，1958年8月1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代理人：朱勤，浙江可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朱俏瑾，女，汉族，1974年8月27日出生，住杭州市江干区。
委托代理人：沈炳松，浙江宝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俊，男，1986年9月11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
原告沈炳才（以下简称原告）诉被告朱俏瑾、王俊（以下简称二被告）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9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钟其炳独任审判。因需采用公告方式向被告王俊送达法律文书，本院依法作出裁定，将本案转换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朱勤、被告朱俏瑾的委托代理人沈炳松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王俊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起诉称：被告朱俏瑾系杭州高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5年7月8日被告朱俏瑾以投资共同经营杭州高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名义，邀原告入伙签订了合伙协议。原告履行合伙协议于2015年7月31日将存有人民币30万元的银行卡交给被告朱俏瑾指示的杭州高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财务人员王一民。但被告朱俏瑾并未将原告的30万元用于合伙协议约定的杭州高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经营，也没有利用杭州高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名义出借，而是在隐瞒原告真相的情况下私自出借给他人。其中的25万元更是在原告毫不知情、更未按合伙协议约定双方签字的情况下私自出借。原告知情后于2016年4月21日以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由起诉要求返还投资款，被告朱俏瑾答辩承认30万元投资款没有利用公司的名义出借，杭州高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答辩没有收取、支配原告的30万元投资款，杭州高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财务人员王一民答辩收到占有处分原告的30万元是按被告朱俏瑾指示。原告认为其投资合伙的根本目的就是共同经营杭州高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但被告朱俏瑾利用其是杭州高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等身份，隐瞒事实真相将原告投资经营杭州高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30万元指示王一民私自出借他人，杭州高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明确否认收取、支配原告的30万元，以上事实已导致原告的投资30万元合伙经营杭州高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根本目的无法实现，被告朱俏瑾的欺诈原告的行为也导致双方无任何合伙起码的诚信基础。原告多次催讨返还30万元不成故酿此纠纷。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2015年7月8日签订的合伙协议。2、判令被告朱俏瑾返还原告30万元，并支付利息损失1.575万元（暂按银行年贷款利息5.25%标准从2015年8月1日起计算到2016年7月31日），此后利息按以上标准至生效判决确认付清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为支持其诉请主张，在庭审中出示并陈述如下证据：
1、工商公示信息（网络打印件）一份，证明被告朱俏瑾系杭州高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以及证明本案原、被告共同投资的杭州高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主体的事实；
2、合伙协议（盖章确认件）一份，证明原告基于投资共同经营杭州高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根本目的入伙签订合伙协议的事实；
3、（2016）浙0110民初5399号民事判决书（原件）一份，证明被告朱俏瑾承认30万元投资款没有利用公司的名义出借，杭州高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认没有收取、支配原告的30万元投资款，杭州高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财务人员王一民承认收到占有处分原告的30万元是按被告朱俏瑾指示的事实；
4、收条（盖章确认件）一份（系在复印有2015年7月31日浙江省农村信用社客户回单联和卡号62×××84丰收借记卡正面信息的同一张纸上出具），证明原告履行合伙协议于2015年7月31日将存有人民币30万元的银行卡交给被告朱俏瑾指示的杭州高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财务人员王一民的事实；
5、浙江省农村信用社交易凭证（盖章确认件）一组，证明被告朱俏瑾承认将原告的30万元出借给他人的事实。
被告朱俏瑾答辩称：1、原告的陈述与事实有出入，被告朱俏瑾从来没有邀请王俊和原告合伙，是王俊要求朱俏瑾合伙，且原告同意参加合伙并同意与王俊共同出资30万元。王俊与原告之间更紧密，各种原因涉及隐私，朱俏瑾不愿意陈述。2、出资款进行民间借贷业务，是王俊提议，原告同意的，吴雪姣1万元、陆卫明2万元、钟成岗2万元，原告是签字认可的，陈月平5万元，金洪平20万元，以及朱国东的2万元三笔借款，都有王俊签字认可的，王俊与原告是一方合伙人，这是（2016）浙0110民初5399号民事判决书认可的事实，因此王俊和原告是共同关系，只要王俊或原告认可就不能认为朱俏瑾私自将投资款出借给他人。3、原告要求解除合伙协议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告认为其投资合伙的根本目的就是共同经营杭州高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这与原告开办公司、签订合伙协议的目的是一致的，虽然公司业绩不佳，但朱俏瑾及其他股东尚有能力维持公司经营。4、2015年8月1日至2016年12月底，杭州高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一直在产生运营费用，因此纳入合伙开支范围的费用已达368006元，作为合伙一方，朱俏瑾已经实际投入了前述款项，同时承诺将继续投入费用，直至合伙期限届止，原告并非直接投资于公司，因此公司的盈亏与原告无关，原告承担的义务限于合伙协议的约定，享受的权利也限于合伙协议的约定。原告无需因30万元被挪作他用而担心合伙开支问题。5、共同经营杭州高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前提不能成立。朱俏瑾认为要目前改善公司经营不佳的状况，原告应当树立信心，并依照合伙协议约定，利用自身人脉关系，多多承接投资管理及投资咨询业务，为本次合伙创造收益。6、王俊和原告是一方合伙人，而王俊是本案被告，朱俏瑾认为解除协议要王俊和沈炳才表示意思一致为前提，因此这项诉请违背常理。7、要求返还30万元支付利息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不是要求返还财产，30万元是原告和王俊一方的财产，如果要返还也不能只返还原告一人，不符合法理，朱俏瑾并未一人占有该30万元款项，原告诉请前提不存在，30万元均由王俊一人处理，朱俏瑾未收到任何借款本息、未占有任何属于合伙人共有财产。原告的诉请和目前现实不符。综上，被告朱俏瑾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请。
被告朱俏瑾未向本院提供证据材料。
被告王俊在法定答辩期间未提交书面答辩状，也未向法庭提供证据，并放弃到庭质证的权利。
原告出示的证据，被告朱俏瑾对证据1、2无异议；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是认为原告的证明目的实际上夸大了判决书内容，原告说“杭州高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财务人员王一民承认收到占有处分原告的30万元是按被告朱俏瑾指示的”，在判决书中是没有的，判决书中对于王一民的辩称做的记载是30万元受王俊和沈炳才、朱俏瑾三人的指示的，在认定事实部分并没有前面相关的记载，原告对民事判决书的解读超出了范围；对证据4无异议；对证据5的三性无异议，但是原告陈述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不能看出这是借款，也不能看出是朱俏瑾借出去的，朱俏瑾只是知道这个事情，不能认为钱是朱俏瑾借出去的。经审查，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2、3、4、5能相互印证，本院确认其可以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并据此综合认定本案相关事实。
根据到庭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本院确认的有效证据，本院认定本案的事实如下：
（一）2016年4月21日，原告沈炳才为与杭州高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翔公司）、朱俏瑾、王一民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5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庭审中，（1）高翔公司答辩称：高翔公司与沈炳才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更不存在有固定回报的理财合同关系；高翔公司没有收取、支配沈炳才的30万元投资款。（2）朱俏瑾答辩称：案涉30万元投资款并非理财投资款，而是合伙投资款，2015年7月8日，沈炳才、王俊作为一方合伙人，与朱俏瑾作为另一方合伙人签订《合伙协议》一份，约定共同投资、合伙经营高翔公司，沈炳才将内含30万元投资款的银行卡交给王一民管理，不存在朱俏瑾收取沈炳才30万元理财投资款的事实，而是合伙人共同占有、支配该30万元投资款；2015年8月1日、8月3日三笔投资款的支出及去向均有沈炳才签字确认，虽然此后的款项支出未经沈炳才签字，但足以认定双方之间为合伙关系；30万元投资款没有利用高翔公司的名义出借，王一民也只是高翔公司的财务人员，与高翔公司、王一民无关。（3）被告王一民答辩称：王一民是高翔公司的财务人员，其个人与沈炳才之间不存在理财合同关系，也不存在任何经济往来；王一民收到沈炳才内含30万元银行卡后没有以个人目的占有、处分卡内存款；30万元投资款是按照沈炳才、王俊与朱俏瑾的指示操作的，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本院于2016年5月31日作出（2016）浙0110民初5399号民事判决，认定以下事实：（1）2015年7月8日，以朱俏瑾为一方合伙人，以沈炳才、王俊为另一方合伙人，签订《合伙协议》一份，约定：合伙人共同合伙经营高翔公司，合伙期限为三年，自2015年8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双方合伙人前期投资50-100万元，各自按50%比例以现金方式投入，各自出资50-100万元，前期投资需在7月31日内到位；本次出资共计50-100万元，合伙期间各合伙人的出资为共有财产，不得随意请求分割；对所有的财务收支按财务管理制度实行双签，指定朱俏瑾和沈炳才负责财务审批签字；合伙协议还对其他内容作出约定。朱俏瑾、沈炳才、王俊在协议落款“合伙人”处签字。（2）2015年7月31日，沈炳才将30万元款项存入62×××42的银行卡中，并将该存款凭证及前述银行卡交给王一民，王一民向沈炳才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沈炳才投资入账凭证一张，计30万元及本金卡一张，特出此据”。沈炳才在存款凭证上签字，朱俏瑾在存款凭证上备注“朱俏瑾知晓此事”。（3）2015年8月1日，王一民作为经办人在前述银行卡中取现1万元，出借给案外人吴雪娇，2015年8月3日，王一民作为经办人在前述银行卡中两次分别取现2万元，分别出借给案外人陆卫明、钟成岗，沈炳才、朱俏瑾均在前述三张取款凭证背面签字予以确认；2015年8月5日，王一民作为经办人又分别在前述银行卡中取现、转账共计25万元。（4）另认定，高翔公司成立于2013年7月10日，法定代表人为朱俏瑾。据此，本院认为，沈炳才提供的收条、分户明细对账单仅能证明王一民收到30万元投资款及入帐凭证，以及30万元投资款被取现、转账的事实，尚不足以证明沈炳才与高翔公司、朱俏瑾、王一民之间存在民间委托理财合同关系，也不能够证明款项的支取是高翔公司、朱俏瑾、王一民受托进行理财。综上，沈炳才要求高翔公司、朱俏瑾、王一民返还投资款及收益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遂依法判决驳回沈炳才全部诉讼请求。
（二）《合伙协议》第四条第3点约定：双方出资资金另立帐户进行管理，打入时由财务出据收款收据。第五条第1、2点对房租和公司工资作出约定。第六条约定了收益及盈余分配。第六条对入伙、退伙和出资转让进行了约定。第七条约定了禁止行为。第八条约定合伙的终止及终止后的事项，规定：合伙因以下事由之一得终止。（1）合伙期届满；（2）全体合伙人同意终止合伙关系；（3）合伙事业完成或不能完成；（4）合伙事业违反法律被撤销；（5）法院根据有关当事人请求判决解散。第九条约定纠纷的解决方式。该合伙协议抬头为：合伙人一朱俏瑾；合伙人二沈炳才、王俊。落款处分上下二栏，被告朱俏瑾在第一栏合伙人：处签名；第二栏合伙人：处有王俊签名，其后下划线外并列签有沈炳才的名字。
（三）原告提供的浙江省农村信用社交易凭证，即（2016）浙0110民初539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2015年8月5日，王一民作为经办人又分别在前述银行卡中取现、转账共计25万元”所涉部分客户回单联，签有“王俊”名字。
（四）庭审中，原告沈炳才和被告朱俏瑾均确认：案涉合伙协议没有涉及杭州高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交易，公司的股东之一是朱俏瑾，王俊、沈炳才都不是股东；合伙协议签订至今，没有进行财务上的对账和清算。
原告沈炳才还陈述：（1）协议约定另立账户是形式，专款专用的账户，合伙经营杭州高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款项。本案事实来看就是这张卡，是沈炳才投入的。（2）原告把款项交付给朱俏瑾，5万元的出借是签过名的，实际上并不知道，是她私自出借，其他原告就不知道了。原告只知道有5万元出借的，有没有以公司出借也不清楚，其他25万元也不清楚。没有用于公司的经营，朱俏瑾私自借给别人了。（3）依据案涉合伙协议，有无其他投资款，包括王俊、朱俏瑾的投入，原告不知道。（4）原告不知道王俊的情况，是朱俏瑾邀请和联系的。
被告朱俏瑾还陈述：（1）公司是经营平台，原告说30万元要打到公司账户，与合伙协议约定不符，合伙协议约定要另立账户，也就是原告自己开的账户。王一民也是出收条给他的，就是卡号5384的这张银行卡，用这张卡打进打出款项的，其中有一笔钱还是回到这张卡里的。（2）朱俏瑾认为合伙协议是双方协议，案涉投资款是原告和王俊的共同投入，而不是个人投资。公司和本次合伙无关，该款项至少首先用于合伙事务。（3）依据这份合伙协议，朱俏瑾一直在投入和维持运营。朱俏瑾要维持这个运营平台，每年要20万元，三年也就是60万元，现在已支出36万元余元。
本院认为，首先，关于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原告虽认为其不知道王俊的情况，但根据案涉合伙协议的抬头和落款签字信息，可认定原告与王俊共同作为一方合伙人，与被告朱俏瑾签订该协议，该事实亦已得到本院（2016）浙0110民初5399号民事判决书的认定，且无证据表明该协议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亦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相关义务。其次，关于案涉30万元款项的性质。原告主张被告朱俏瑾隐瞒真相私自出借给他人，起诉要求被告朱俏瑾返还原告30万元并支付利息损失。虽案涉合伙协议未明确出资资金应如何另立帐户管理，但王一民出具的《收条》上载明“收到沈炳才投资入帐凭证”等字样，原告及被告朱俏瑾均签字予以认可，可认定该款应为原告按协议约定交纳的投资款。而原告将存有30万元投资款的银行借记卡交给王一民，并在2015年8月1日、3日的银行交易凭证上签字的行为，表明其知晓并认可该操作方式。虽此后款项的进出未按协议约定实行朱俏瑾和沈炳才双签，但亦有原告一方合伙人王俊的签名，现无证据证明二被告有互相串通的事实，故2015年8月5日出借资金的行为仍为执行合伙事务。至于该款的管理使用是否符合合伙协议的约定，以及投资款的清退，应先由各合伙人按协议约定进行核帐结算，协商解决。如对造成合伙经营亏损有过错的合伙人，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度相应的多承担责任。现原告要求被告朱俏瑾一人返还案涉款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三，关于案涉合伙协议解除的问题。依据案涉合伙协议约定，前期投资50－100万元，各自按50%比例以现金方式投入，且前期投资需在7月31日内到位，但除原告主张的30万元投资到位外，无证据显示另一方合伙人即被告朱俏瑾亦有资金在期限内到位，该行为已构成违约。依据法律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等情形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现被告朱俏瑾未按案涉合伙协议约定出资，原告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要求解除案涉合伙协议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被告朱俏瑾虽辩称其为维持平台运营已投入36万余元，但无证据证明，且即使该事实存在，亦与约定的现金方式投资、7月31日内到位不符，故该意见不予采纳。被告王俊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沈炳才、被告王俊与被告朱俏瑾于2015年7月8日签订的《合伙协议》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解除；
二、驳回原告沈炳才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6036元，由被告朱俏瑾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钟其炳
人民陪审员 沈孝泉
人民陪审员 郑筱荣
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范书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