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3民终54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万达（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
法定代表人：孙长才。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梅，北京市万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亮亮，北京市万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通鸿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茂名南路59号锦江饭店峻岭楼436室。
法定代表人：姚晓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成强，北京市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万达（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通鸿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鸿公司）买卖合同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5民初562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万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梅、被上诉人通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成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万达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通鸿公司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
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一审程序明显违法。通鸿公司明知万达公司的联系方式却故意隐瞒，拒不向一审法院提供。一审法院在通鸿公司提交的证据《购票合同》落款处明确载有万达公司联系地址、联系人及联系电话等信息的情况下，没有穷尽其他方式送达即迳行适用公告送达，万达公司从未收到过一审法院电话通知、邮寄材料，导致万达公司丧失了举证、答辩、质证等本该享有的诉讼权利，严重侵害了万达公司的合法权益。
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2016年3月，双方签订了《购票合同》对购票事宜作出了明确约定，万达公司在收到通鸿公司支付的购票款后，便与西班牙某公司签了《购票合同》采购欧洲杯观赛票，积极落实购票事宜，并将通鸿公司采购的观赛票通过顺丰快递邮寄给了通鸿公司。通鸿公司收到票后，在场次二欧洲杯赛事开始前，因对场次一的座位有所不满，便与万达公司就调换座位事宜进行了反复沟通。最终，万达公司按照双方达成的约定及通鸿公司的明确要求，于场次二赛事开始前，安排导游将调换后的观赛票交给了通鸿公司。在整个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万达公司按照约定履行了提供球票的义务，通鸿公司也实现了观赛目的，故万达公司不存在任何违约的情形。
三、本案中，通鸿公司明显属于恶意诉讼。通鸿公司通过欺骗法院来实现其不正当目的，使得法院作出了明显错误的判决，严重侵害万达公司的合法权益，故万达公司请求人民法院对通鸿公司恶意诉讼的行为进行处罚。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如诉所请。
通鸿公司针对万达公司的上诉请求发表答辩意见称：不同意万达公司的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第一，一审法院向万达公司的注册地址快递送达过传票及上诉状，之后一审法院的法官也要求通鸿公司到这个办公地址去寻找，故通鸿公司也派人去朝阳区2608核实过。双方签订的《购票合同》中载明的地址就是朝阳区2608，联系电话为：××××××。一审法院以及通鸿公司曾经多次打过电话，但无人接通。因此，一审法院采用公告送达的方式符合法律要求。同时，通鸿公司认为万达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向通鸿公司提供欧锦赛球票。
通鸿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万达公司支付购票款824264元及违约金82426.4元；2.万达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通鸿公司与万达公司签有《购票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购买2016法国欧洲杯赛事观赛票，品名：场次一法国当地时间2016年7月7日晚21：00，马赛韦洛德罗姆球场，2016法国欧洲杯半决赛W47球队V.S.W48球队；场次二法国当地时间2016年7月10日晚21：00，圣丹尼斯法兰西大球场，2016法国欧洲杯决赛W49V.S.W50球队；数量14张，规格一等票（中央区域，即球场长边相对应区域的第一、二道位置）。协议有效期为签署之日起至2016年7月10日。乙方根据欧洲杯组委会的规定取得比赛球票，并于比赛前一天送至甲方在比赛地的下榻酒店，通知甲方领取。甲方应在乙方通知领取球票二日内取走，完成交货。甲方以固定单价欧元8200（大写：欧元捌仟贰佰元整）元/套的价款购买乙方提供的比赛门票，本次购票合同总额欧元114800.00（大写：欧元壹拾壹万肆仟捌佰元整）。次票价指7月7日半决赛和7月10日决赛两场的总和。根据双方友好协商，本次购票合同分2次付款，每次付款比例分别为70%，30%。本合同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额70%首付款；甲方接到乙方通知可领取比赛门票时，3个工作日内交付剩余合同总额的30%购票款。以上款项的汇率约定，依照支付第一笔费用时的中国银行汇率牌价为准。乙方应严格按照本合同内容执行相关条款，否则视为乙方违约，甲方有权延期或不予支付10%的合同款，作为违约金赔偿等。
2016年3月7日，通鸿公司向万达公司支付576985元；6月29日，通鸿公司向万达公司支付247279元，并开具了发票。
一审庭审中，通鸿公司表示万达公司未依约供票。
一审法院认为：通鸿公司与万达公司签订的《购票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规定，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现通鸿公司已足额支付票款，万达公司未依约提供球票，构成违约，致使通鸿公司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通鸿公司有权向其主张返还已付票款，支付违约金，对通鸿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万达公司经合法传唤未出庭应诉，一审法院不应当依据庭审查明的事实依法作出判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万达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返还通鸿公司购票款824264元；二、万达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通鸿公司违约金82426.4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期间，万达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1.通鸿公司与万达公司签订的《购票合同》，证明双方签订有购票合同，对于购票要求、交货方式、付款方式均作出约定；
证据2.招商银行收款回单及发票，用以证明万达公司收到了通鸿公司支付的票款且为通鸿公司开具了发票；
证据3.万达公司与西班牙某票务机构签订的《购票合同》及境外汇款申请书，用以证明万达公司在合同签订后，积极履行采购球票等义务；
证据4.（2017）京方圆内经证字第58395号公证书，万达公司购买球票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万达公司的联络人李某积极与通鸿公司及其联络人余蔚丽沟通，万达公司已按照约定及通鸿公司的明确要求提供了观赛票，不存在违约。
通鸿公司针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称：关于证据1、证据2，真实性、证明目的均认可；关于证据3，其中与其他公司签订的《购票合同》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不符合民事诉讼法提交证据的形式；关于发票因没有原件，故不予认可；关于公证书的真实性，通鸿公司予以认可，但不认可该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
二审期间，万达公司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李某称其系万达公司会展二部的员工，负责与通鸿公司沟通购票、付款等事宜，涉案合同系其代表万达公司与通鸿公司签订。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一直与通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姚晓华磋商合同内容，待姚晓华同意合同各项内容后，由其秘书余蔚丽与李某推进后续事宜。
通鸿公司针对李某的证人证言发表意见称：不认可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其属于万达公司的员工，存在利害关系，不应当予以采信。
经本院询问，李某称余蔚丽系通鸿公司法定代表人姚晓华的秘书，是通鸿公司负责与万达公司沟通购票事宜的联系人，李某一直与余蔚丽联系相关事宜，亦将全部球票通过顺丰快递邮寄给了余蔚丽。同时，万达公司提交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李某与通鸿公司及通鸿公司联络人余蔚丽沟通付款、送票、换票等事宜时的内容。根据上述微信聊天记录记载，余蔚丽于2016年7月4日向李某表示“球票收到”。对此，经本院数次询问，通鸿公司均否认余蔚丽是公司法定代表人姚晓华的秘书，或在该公司任职，并称其不清楚余蔚丽为何会有通鸿公司向万达公司付款的回单截图。
另，本案所涉《购票合同》虽未载明签订时间，但根据通鸿公司陈述及万达公司上诉意见中的表述，该合同应签订于2016年3月份。
经本院询问，通鸿公司诉讼请求系因未收到万达公司提供的球票，进而主张万达公司存在违约行为。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证据效力亦予以确认。上述事实有当事人一审、二审的笔录及相关证据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万达公司是否完成提供球票的合同义务。
本案中，万达公司所提交的与通鸿公司签订的《购票合同》、票款往来凭证以及发票，因通鸿公司均予以认可，故可以认定双方成立买卖合同关系，通鸿公司亦履行了付款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出卖人应当履行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标的物的单证，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现通鸿公司形成本诉的事实依据系因万达公司未提供球票，未履行双方所签订的购票合同，构成违约行为。故，本案争议焦点的认定系对于事实的判定，即万达公司是否就其已经提供球票履行了充分的举证义务。
围绕上述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应从以下两方面分析：
一、万达公司所举证据是否可以形成完整证据链条。
第一，万达公司为证明已经完成提供球票的义务提供了以下核心证据：向第三方公司购票的合同、汇款凭证以及微信记录公证书。其中，最为直接显示万达公司曾经向通鸿公司提供球票的证据为公证书予以载明的微信记录。根据该微信记录可以看出，为沟通履行本案所涉合同，万达公司合同签订联系人李某（微信名：芳女王，微信号：×××，手机号：135XXXX****）进入一个微信群聊，名称为：欧洲杯票务。其中，根据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该微信群聊组中共6人，微信名称分别是：姚晓华（微信号：×××,电话：139XX****XX）、H.M（微信号：×××）、tony汪韬（微信号：×××）、李聪（微信号：×××-licong）、杨卫红、李某。2016年7月8日至7月10日期间，在该群聊的内容中，tony汪韬发送了球票的照片以及对应座位图在球场中的位置，并称座位的位置未达到订票预期，后经沟通进行换票，并在微信群中提供换票后送票地址为：巴黎香格里拉酒店，联系人为汪韬，电话为：137XX****XX本院在庭审过程中，拨打了该电话号码，机主称自己为汪韬，并认可曾通过姚晓华前往过欧洲观看欧洲杯，并称姚晓华的秘书系余蔚丽。2016年8月1日，汪韬、姚晓华在该群聊中认为万达公司所提供票的位置质价不符，要求赔偿。
综合该微信记录所载明的人员、聊天内容以及本庭当庭拨打电话核实的情况来看，本院认为，可以初步确认，通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姚晓华曾委托万达公司购买欧洲杯球票，并将球票供予他人使用，万达公司按照其要求购买了相应球票，但球票的位置是否质价相符，各方发生争议并产生纠纷。
第二，通鸿公司在庭审中不认可本院同微信中汪韬电话的核查内容，否认机主系汪韬，同时认为与通鸿公司的诉请事实无关联，余蔚丽并非通鸿公司法人姚晓华的秘书。而万达公司主张余蔚丽系通鸿公司法人姚晓华的秘书，同时微信记录显示余蔚丽负责履行购票合同等相关事宜，并曾明确认可收到邮寄球票的快递，而通鸿公司却数次在庭审询问中否认余蔚丽系其公司员工。故本案中，万达公司是否履约的核心在于余蔚丽身份的定性以及与通鸿公司之间关系的查明。
为确定余蔚丽与通鸿公司的关系，本院分别进行了以下调查：一是当庭拨打余蔚丽的电话核实。根据公证书所载明的微信记录，2016年6月30日的聊天内容中，显示出余蔚丽的电话号码为138XX****XX，本院核实了万达公司所提交微信的原始手机载体，根据微信记录中余蔚丽的头像点击进入微信个人信息界面，显示出余蔚丽的注册手机号码亦是上述号码。根据该手机号码，本庭当庭拨打了该部手机，接听人表示自己是余蔚丽，并报出其身份证号码为：××××××。经本院电话询问，余蔚丽表示其是通鸿公司姚晓华的秘书，购票事宜因时间久远，无法记清，目前正在产假休息。但通鸿公司对于当庭拨打余蔚丽手机号码核实的情况，不予认可，称该电话不是余蔚丽的电话，且签订合同时，余蔚丽不是通鸿公司员工。二是根据余蔚丽在电话中提供的身份证号码，本院调取了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保存的余蔚丽社会保险缴费档案，根据档案记载，余蔚丽自2015年11月至调查之日（2018年4月）止持续在通鸿公司缴费。通鸿公司与万达公司对于社保中心提供的缴费记录真实性均认可。综合微信记录、电话调查以及社保记录的情况，本院认为，可以认定余蔚丽为通鸿公司的员工并担任公司法人姚晓华秘书这一事实。
余蔚丽在2016年7月4日的微信记录中明确认可球票已经收到，且在后续的聊天内容中可以看出对球票位置发生争议，该内容与群聊的微信记录可以相互印证。鉴于此，本院认为，万达公司提供了向第三方购票凭证以及微信记录，本院结合庭审及调查取证的相关情况，综合分析认定万达公司提供球票的举证责任已经完成，上述事实已形成闭合证据链条，本院对于万达公司已经提供球票的上诉意见予以支持和采信。
二、通鸿公司主张万达公司构成违约的理由是否充足。
首先，二审期间，经本院释明，通鸿公司向本院明确其主张万达公司违约的事实依据系万达公司自始并未提供任何球票，而通鸿公司却已经履行了付款之合同义务，故此诉请。然而，经本院二审期间查明的事实已知，万达公司确已经提供合同所约定之球票，并针对通鸿公司诉请之事实提供了相关反证。关于反证之效力认定，本院上文已有论述，故通鸿公司主张万达公司违约的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其次，从双方微信记录中可知，通鸿公司对于万达公司提供球票的位置认为质价不符，属于违约，但在本案中通鸿公司并未以此作为主张万达公司构成违约行为之理由，亦未对此予以举证，故本院对此不予处理。
最后，在本案二审审理过程中，本院曾多次询问通鸿公司与余蔚丽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余蔚丽是否担任姚晓华秘书之职，通鸿公司对此均予以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条规定应当由用人单位与个人承担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本案中，根据本院调查核实余蔚丽的社保缴纳单位及时间，可以认定通鸿公司系余蔚丽的实际用工主体。现通鸿公司的否认之词，难以让本院采信其关于万达公司自始未提供球票诉请的事实理由，故通鸿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不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万达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本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5民初56294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上海通鸿实业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2866元，公告费260元，均由上海通鸿实业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2866元，由上海通鸿实业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清波
审 判 员 邓青菁
审 判 员 高 贵
二〇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付 哲
书 记 员 刘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