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皖08民终7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同才,男,汉族,1979年1月19日出生,住安徽省桐城市，户籍地安徽省潜山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玉英,女,汉族,1955年8月25日出生,住广东省普宁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文一西路969号1幢6楼601室。
法定代表人：张勇，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洋，安徽安泰达（安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余同才与被上诉人余玉英、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桐城市人民法院（2017）皖0881民初34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本案一审认定事实清楚，经合议庭决定,依法进行了书面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同才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没有查明涉案产品是否经过改装翻新，却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认定上诉人是职业打假人，判决上诉人败诉，显失公正。上诉人作为消费者属于弱势群体，只能以相关软件和官方查验结果为依据，认定手机系翻新机，而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需提供鉴定结论来证明，系恶意增加消费者的维权负担。在被上诉人浙江淘宝公司质疑实物手机非涉案手机时，上诉人亦当庭提供了开箱视频。二、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提出不退货仅退款的请求，并以上诉人近期有过多次类似诉讼，而认定上诉人的举动与普通消费者的正常逻辑思维明显不符，因此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错误。上诉人认为提出不退货仅退款是淘宝网公开承诺处理假冒商品的规则，故其提出并无不妥。至于一审认定上诉人有过多次类似诉讼没有任何证据。关于浙江淘宝公司是否承担责任问题。上诉人认为：1、浙江淘宝公司披露的销售者为一位1955年出生的63岁老人，显然与实际销售者及经营者不符，应属不能提供真实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真实名称。2、浙江淘宝公司自己制定了对假货的处理规则却自己不遵照执行。违背了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作出更有利于消费者的承诺的，应当履行承诺。3、浙江淘宝公司在关闭了销售者的店铺后，其明知销售者售假，还准备恶意将案涉货款给付卖家，逼迫上诉人起诉才制止了该行为应属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明知或者应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依法与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应承担连带责任。4、案涉店铺交有5万元保证金，浙江淘宝公司封店时己经冻结了该店铺的保证金，根据法律规定浙江淘宝公司，应先赔偿后，再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追偿。浙江淘宝公司主张上诉人知假买假没有任何证据和法律依据。至于判决中提到程金枝诉深圳市芙云商贸有限公司一案，上诉人并非该案代理人，两案不仅原告不一样，被告也完全不一样，案涉店铺也不一样，完全是两件没有任何关联性的案件，上诉人不是职业打假人。
浙江淘宝公司辩称，其已经向余同才披露了卖家余玉英的真实姓名及联系方式。一审法院送达程序合法，余玉英虽未到庭，但也未向一审法院提交主体错误的材料，同时余同才也未证明余玉英并非本案的被告，故浙江淘宝公司已尽法定义务。涉案款项亦未支付给卖家余玉英。浙江淘宝公司未侵犯余同才的任何权利。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余玉英未提交书面答辩状。
余同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原告退回手机，被告退还原告购手机款3400元，并依法给予三倍赔偿款10200元，合计13600元整。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7月1日，余同才在浙江淘宝公司设立的淘宝交易平台上向余玉英经营的“潮港max数码”网店下单（订单编号12042298547578735）购买Apple/苹果iphone6s国行苹果6s4.7寸全新三网4G手机一台，并实际支付价款3400元。2017年7月2日，余玉英通过顺丰快递寄送手机。2017年7月6日，余同才收取手机。自2017年7月7日起，余同才多次以购得的手机系假冒品牌为由，向余玉英提出不退货仅退款3400元请求，余玉英均予以拒绝。2017年7月21日，淘宝公司应余同才请求介入处理，并向余同才披露“潮港max数码”网店及余玉英个人真实姓名，身份证号码，注册联系电话、邮箱和联系地址。余同才仍要求不退货仅退款3400元。2017年8月13日，余同才取消退款，重新申请不退货仅退款，如此反复交涉多次未果。2017年10月12日，浙江淘宝公司终止调解。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余玉英在出售手机过程中是否存在欺诈及余玉英应否退款3400元；2、余玉英应否增加赔偿10200元；3、浙江淘宝公司应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关于余玉英在出售手机过程中是否存在欺诈及余玉英应否退款3400元问题。余同才通过淘宝网向余玉英购买手机，双方的买卖合同依法成立，当事人均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余同才认为其接受的手机系翻新机，所提交的证据仅为其从电脑中下载的各种信息截图，并无相关机构作出的鉴定结论，且余同才在收到手机后，即向余玉英提出不退货仅退款的请求，结合此前以及近期余同才有过多次类似诉讼经历，该举动与普通消费者的正常逻辑思维明显不符。故余同才主张余玉英在销售手机过程中存在欺诈的事实依据不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定，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余同才作为网络购物者，有权自收到涉案手机起七日内请求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故其请求退还涉案手机价款3400元，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二、关于余玉英应否增加赔偿10200元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的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之规定，增加赔偿的前提为经营者提供商品有欺诈行为。本案中，由于余同才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余玉英提供商品时存有欺诈行为，故对余同才诉请余玉英增加赔偿其受到损失102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三、关于淘宝公司应否承担连带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四条“消费者通过网络交易平台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要求赔偿。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消费者也可以向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作出更有利于消费者的承诺的，应当履行承诺。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追偿。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明知或者应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浙江淘宝公司按流程介入调处双方纠纷，并且提供了销售者余玉英的真实姓名、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其已尽到网络购物平台应尽义务。同时，余同才亦未能举证证明浙江淘宝公司明知或者应知余玉英利用网络服务侵害其合法权益，故对余同才主张浙江淘宝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五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则》第二条、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余同才须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将其所购Apple/苹果iphone6s港版美版国行苹果6s4.7寸全新三网4G手机一台及配件退回被告余玉英经营的“潮港max数码”网店，被告余玉英自收到退回手机及配件之日起七日内返还原告余同才支付的价款3400元；二、驳回原告余同才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0元，减半收取75元，由原告余同才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余同才、余玉英订立的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为合法有效。余同才认为余玉英出卖的手机系翻新机，余玉英的行为构成欺诈应给予其三倍赔偿款10200元，但余同才仅提供其从电脑中下载的各种信息截图证明该主张，系证据不足，一审法院对余同才的该项诉请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案中，浙江淘宝公司已向余同才提供了销售者余玉英的真实姓名、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其已尽到网络购物平台应尽义务，且余同才亦未能举证证明浙江淘宝公司明知或者应知余玉英利用网络服务侵害其合法权益，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对余同才主张浙江淘宝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据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0元，由上诉人余同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董华敏
审判员 陈澜竞
审判员 王纯兵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七日
书记员 刘 柯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