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浙0102行初98号原告胡钦韬，男，1987年2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杭州市下城区。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上城大队，住所地杭州市上城区江城路402号。法定代表人于国江，大队长。委托代理人余朝阳，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上城大队民警。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住所地杭州市上城区华光路35号。法定代表人金志，局长。委托代理人徐震、吕信，杭州市公安局法制支队干部。胡钦韬不服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上城大队（以下简称上城交警大队）于2018年5月30日作出的编号为3×××××《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处罚决定书》）及杭州市公安局（以下简称市公安局）于2018年7月23日作出的杭公复〔2018〕第19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8年8月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8月9日向被告上城交警大队、市公安局分别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2018年8月29日本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胡钦韬、被告上城交警大队的委托代理人余朝阳、被告市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吕信到庭参加诉讼。郑水兴作为被诉上城交警大队负责人出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上城交警大队于2018年5月30日对原告胡钦韬作出3×××××号《处罚决定书》，认定胡钦韬于2018年5月30日10时50分，在中河路清泰街路口处，实施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8条的规定，根据《浙江省实施办法》第75条第1款第1项之规定，决定给予100元罚款，同时记3分。原告胡钦韬提起行政复议，市公安局于2018年7月23日作出维持决定的杭公复〔2018〕第197号复议决定。原告胡钦韬诉称，2018年5月30日，其驾驶普通二轮摩托车，在本市××清泰街路口被执勤交警拦截，以违反禁令标志指示对原告作出罚款一百元并扣三分的处罚。原告不服该行政处罚，向市公安局提起了行政复议，市公安局的杭公复〔2018〕第19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该行政处罚。原告认为该处罚无法律依据，理由如下：1、被告上城交警大队的处罚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和《浙江省实施办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告持有合法证照，完全按照已设置的交通信号行驶，途经的被处罚路段也未见到过任何禁止普通二轮摩托车通行的禁止标志，且原告询问并要求执法人员指出现场禁令标志位置，执法人员并未指明现场禁令标志。原告认为该处罚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撤销。2、原告自2017年7月28日一直在本市市区（上城区、下城区、江干区、拱墅区、西湖区、滨江区）内道路上行驶，但从未遇见《行政复议决定书》中提到的禁令标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原告要求被告出示所有相关禁令标志的位置及对应的现场照片，并指出距离原告被处罚位置最近的一个禁令标志的位置及距离。3、原告认为《行政复议决定书》依据的是《杭州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二款和《关于杭州市区道路各类摩托车、人力三轮车禁止通行的通知》（杭政函〔2017〕98号），与《处罚决定书》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和《浙江省实施办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不同，该复议决定应予以撤销。4、原告认为《关于杭州市区道路各类摩托车、人力三轮车禁止通行的通知》是一个单独针对部分合法机动车所有人和驾驶人的补充说明，原告作为合法机动车所有人和驾驶人在办理登记时，在杭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均留有联系方式，但是原告从未收到过相关通知。要求被告出示《关于杭州市区道路各类摩托车、人力三轮车禁止通行的通知》原文的公示方式与公示地点，并且就“没有向机动车尤其是摩托车所有人和驾驶人特别通知”一事做出说明。5、原告认为被告未能明确告知，且标志、标牌、指示不明确的情况下就对原告进行处罚，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五条之规定设置标志，存在工作失职，造成了原告误入禁行区域。6、原告认为《关于杭州市区道路各类摩托车、人力三轮车禁止通行的通知》造成在杭州市范围内合法购买、缴税、登记上牌的机动车，且驾驶人合法取得相对应的机动车驾驶资格，驾驶普通二轮摩托车上路不仅无法享受与普通机动车同样的路权，甚至针对“浙A”号牌的普通二轮摩托车，仅因在本市登记的区不同导致被区别对待，存在地域歧视。综上，原告特提起行政诉讼。诉讼请求：一、判决撤销被告上城交警大队于2018年5月30日作出的编号为3×××××《处罚决定书》；二、判决撤销市公安局于2018年7月23日作出的杭公复〔2018〕第19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胡钦韬立案时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原告被拦截地照片，拟证明原告行驶途经道路未设置禁行警示标志等相关事实。2、机动车驾驶证、行驶证，拟证明摩托车是原告合法购买、登记，取得驾驶资格。3、《处罚决定书》，拟证明被告上城交警大队作出处罚决定。4、杭公复〔2018〕第19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拟证明被告市公安局作出复议决定。原告胡钦韬当庭提交以下证据：5、大吉路、金家渡南路南口和古墩路、墩祥街南口、北口照片，拟证明上城交警大队提交的证据8不真实。6、金家渡南路、莫干山路西口照片，拟证明此路口正常行驶没有禁止摩托车通行标志。被告上城交警大队辩称，2018年5月30日10时50分，原告驾驶一辆号牌为浙Ａ×××××号普通二轮摩托车，在中河路清泰街路口处，因实施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被上城交警大队民警查获。2017年8月6日，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杭州市区道路各类摩托车、人力三轮车禁止通行的通知》规定，“禁止各类摩托车在本市上城区、下城区、江干区、拱墅区、西湖区、滨江区道路通行，但本通知施行前，已在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持有登记地址在本市上城区、下城区、江干区、拱墅区、西湖区、滨江区的登记证书、行驶证以及号牌的其他各类摩托车，确因生产、生活需要上道路行驶的，经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同意，可按指定时间、路线（区域）通行。”据此，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在上城区、下城区、江干区、拱墅区、西湖区、滨江区的外围道路的入城口等位置均设置有“本市上城区、下城区、江干区（含下沙）、拱墅区、西湖区（含景区）、滨江区道路禁止各类摩托车通行”的禁令标志，除上述点位外，杭州市区城市快速路道路所有上匝道均设置了禁止摩托车通行的禁令标志。又经核查，原告驾驶的浙Ａ×××××号普通二轮摩托车登记地址为浙江省临安市（现为杭州市临安区），禁止在本市上城区、下城区、江干区、拱墅区、西湖区、滨江区道路通行。因此原告驾驶浙Ａ×××××号普通二轮摩托车，在中河路清泰街路口处，违反了禁令标志指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民警依据法定程序，听取了原告的陈述与申辩，依据《浙江省实施办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对原告作出处罚款壹百元的处罚，同时记三分。综上所述，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上城交警大队和市公安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共同提供的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如下：1、杭公复〔2018〕第19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复印件，拟证明复议机关查明事实后作出复议决定，事实清楚。2、《处罚决定书》复印件，拟证明原告涉案行政行为的事实。3、民警漏某某执勤报告复印件，拟证明对胡钦韬作出的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4、民警漏某某警察证复印件，拟证明执法人员身份合法。5、现场拍摄的执法记录仪视频资料，拟证明对原告依法作出处罚的过程。6、杭政函〔2017〕98号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杭州市区道路各类摩托车、人力三轮车禁止通行的通知》对外公布情况，拟证明市政府禁摩通知对外公布情况。7、禁止摩托车通行标志牌，拟证明禁止摩托车通行标志牌设置情况。8、杭州市市区禁止摩托车通行交通标志牌安装情况，拟证明禁止摩托车通行交通标志牌安装情况。9、浙Ａ×××××普通二轮摩托车车辆网上查询登记信息，拟证明浙Ａ×××××普通二轮摩托车登记信息非杭州市区。被告上城交警大队和市公安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的作出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浙江省实施办法》、《杭州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被告市公安局辩称，一、案件基本情况。2018年5月30日上午，原告驾驶车牌号为浙Ａ×××××的普通二轮摩托车，行驶至本市××清泰街路口时，被上城交警大队的执勤交警拦停。之后，交警根据《浙江省实施办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以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对原告当场作出行政罚款一百元的处罚决定，并对原告的本次违法行为记三分。二、上城交警大队对原告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办案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杭州市人民政府为进一步加强市区道路交通管理，保障道路交通有序、安全和畅通，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依据《杭州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二款“本市上城区、下城区、江干区、拱墅区、西湖区和滨江区道路禁止正三轮摩托车、营运人力三轮车和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车辆通行”规定的授权，发布《关于杭州市区道路各类摩托车、人力三轮车禁止通行的通知》，规定自该通知公布之日起，禁止各类摩托车在本市上城区、下城区、江干区、拱墅区、西湖区和滨江区道路通行，但在通知施行前已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持有登记地址在本市上城区、下城区、江干区、拱墅区、西湖区、滨江区的登记证书、行驶证以及号牌的其他各类摩托车，确因生产、生活需要上道路行驶的，经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同意，可按指定时间、路线（区域）通行。据此，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为本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在上述区域外围道路入城口等位置设置了禁止摩托车通行的交通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该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交通信号包括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和交通警察的指挥。禁令标志系禁止或者限制车辆和行人交通行为的交通标志。该案中，原告驾驶注册登记地址为杭州市临安区的二轮摩托车，违反禁止摩托车通行的禁令标志在本市禁止通行区域内行驶的行为，有交警的现场执法视听资料及执勤报告、禁摩标志安装情况说明等证据证实，原告的上述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通行规则，构成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浙江省实施办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不按交通标志、标线指示通行的处一百元罚款。上城交警大队在法定处罚幅度内，对原告作出罚款一百元的行政处罚决定，符合法规规定。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维持的复议决定，符合法律规定。三、被告市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被告市公安局于2018年6月7日受理原告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7月23日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于7月27日以挂号信邮寄的方式将《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原告，复议程序合法。综上，请求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市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复议决定合法性的以下证据：1、杭公复〔2018〕第19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拟证明市公安局依法向原告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情况。2、行政复议决定书呈批表，拟证明对原告作出的复议决定经过被告市公安局负责人审批。3、送达回执，拟证明市公安局向原告送达行政复议决定书的情况。4、行政复议申请书，拟证明原告向被告市公安局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书的情况。5、《处罚决定书》，拟证明申请行政复议时提交的被复议具体行政行为文书材料。6、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原告向被告市公安局提交的证明其身份的情况。7、行政复议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及行政复议申请书，拟证明原告初次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不符合规定及市公安局通知原告补正的情况。8、信封，拟证明原告以邮寄方式向市公安局提交行政复议请求的情况。9、杭公复受字〔2018〕第197号《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拟证明对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市公安局依法予以受理的情况。10、杭公复提字〔2018〕第197号《提交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拟证明市公安局依法通知上城交警大队提交书面答复及有关证据、依法等材料的情况。11、杭公交上复〔2018〕15号《关于胡钦韬行政复议案书面答复》，拟证明上城交警大队提交书面答复的情况。被告市公安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复议行为的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围绕被告上城交警大队作出的编号为3×××××《处罚决定书》是否合法为争议焦点展开质证和辩论。对两被告共同提交的证据1-9，原告胡钦韬质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该复议决定适用法律错误，交警部门在设置禁行标志标牌前未进行广泛告知；对证据2、4-5、7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拦停原告的民警未出示工作证件，拦停行为不合法；对证据6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联；对证据8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被告上城交警大队执法辖区内没有相应的禁行标志标牌，且原告在西湖区部分路段也未看到禁行标志标牌；对证据9的三性有异议，认为临安也是市区，在临安登记的摩托车不应被禁行。对被告市公安局提交的证据1-11，原告胡钦韬质证如下：对证据1、11的三性有异议，认为执法人员未向原告明确原告途经路段有违反禁令标志的事实；对证据2-10的三性均无异议。被告上城交警大队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对原告胡钦韬提供的证据1-6，被告上城交警大队质证如下：对证据1-4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5-6的三性有异议，认为该照片无法证明原告所要说明的地点。被告市公安局质证如下：对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对证据2-4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5-6的关联性无异议，对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认为无法实现原告的证明目的。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确认：两被告共同提交的证据1系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予以认定；证据2系被诉《处罚决定书》，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予以认定；证据3-7能够证明处罚过程及杭州市区禁止摩托车通行的公布情况，予以认定；证据8能够证明杭州市区禁止摩托车通行交通标志牌安装情况，予以认定；证据9系涉案摩托车的登记信息，予以认定。被告市公安局提交的证据1-3能够证明市公安局经负责人审批作出复议决定，在法定期限内向原告送达的事实，予以认定；证据4-9能够证明原告胡钦韬不服被告上城交警大队作出的《处罚决定书》向市公安局提出复议申请及材料，经补正，市公安局予以受理的事实，予以认定；证据10-11能够证明上城交警大队根据通知向市公安局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予以认定。原告胡钦韬提交的证据1系被处罚现场的照片，予以认定；证据2系涉案的摩托车登记信息，予以认定；证据3、4分别系被诉《处罚决定书》及《行政复议决定书》，予以认定；证据5-6系本市市区部分路段的标志标牌设置情况，将综合全案证据予以认定。根据上述予以采信的证据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2018年5月30日10时50分许，胡钦韬驾驶牌照为浙Ａ×××××号的二轮摩托车行驶至本市××清泰街路口时，被上城交警大队执勤交警查获。民警认定该二轮摩托车属于杭州市区禁止通行的车辆，胡钦韬实施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行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根据《浙江省实施办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给予胡钦韬一百元罚款的处罚决定，同时记3分。胡钦韬不服，向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同年6月7日，市公安局受理复议申请，并通知上城交警大队提交书面答复和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经审查，市公安局于同年7月23日作出维持决定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于同年7月27日向原告胡钦韬邮寄送达。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被告上城交警大队有权对辖区内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进行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交通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交通信号包括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和交通警察的指挥。”《浙江省实施办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一百元罚款：（一）不按交通标志、标线指示通行的”。本案中，根据《杭州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和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杭州市区道路各类摩托车、人力三轮车禁止通行的通知》的相关规定，除持有登记地址在杭州市上城区、下城区、江干区、拱墅区、西湖区、滨江区的登记证书、行驶证以及号牌的其他各类摩托车，确因生产、生活需要上道路行驶的，经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同意，可按指定路线（区域）通行。禁止摩托车驶入的标志属于交通标志中的禁令标志，原告胡钦韬驾驶的牌照为浙Ａ×××××号的二轮摩托车登记地址非上述区域，且未经相关主管部门同意，其驾驶该车进入上述区域，实施了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故被告上城交警大队据此对原告胡钦韬作出被诉处罚决定，符合法律规定。另，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附件4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分值第三条第（八）项规定，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禁止标线指示的，一次记3分，原告对此亦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原告提出其未听说涉案车辆禁止通行也未看到禁令标志的相应意见。本院认为，2017年8月6日，杭州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杭州市区道路各类摩托车、人力三轮车禁止通行的通知》，对各类摩托车等在本市相关区域内的通行予以限制。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据此在各入城口及城市快速路上匝道设置了禁止摩托车通行的交通禁令标志，并通过媒体进行了告知，故原告的相应意见不能成立。关于处罚决定程序合法性。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对违法行为人处以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本案中，被告上城交警大队适用简易程序对原告胡钦韬处以罚款100元，符合规定。关于原告提出拦停其摩托车的执勤人员未表明身份故而程序违法的意见。本院认为，根据被告上城交警大队提交的执法记录仪视频资料和执勤报告、警察证复印件等证据显示，佩戴执法记录仪的执勤民警漏某某在执法过程中发现原告带人驾驶涉案车辆的情况，遂告知另一执法人员，后者示意原告停车，经观看发现涉案车辆系摩托车，此时执勤民警漏某某开始调查询问等程序，执法过程身着警察制服，并且向原告表明自己系上城交警。在处罚过程中，被告民警告知了原告陈述、申辩权及救济途径，原告对该程序无异议，本院对程序合法性予以确认，原告关于程序违法的相应意见不能成立。关于复议决定合法性。被告市公安局于2018年6月4日收到原告提交的复议申请后，经补正，于同年6月7日予以受理，经审查，于2018年7月23日作出杭公复〔2018〕第197号复议决定，并于同年7月27日邮寄送达原告，对此原告无异议，市公安局的复议决定及程序本院予以确认。综上，原告胡钦韬的诉讼请求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胡钦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胡钦韬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叶 青审 判 员  李小丹人民陪审员  郑 陵二〇一八年九月六日书 记 员  陈 晓附本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法规等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