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三中民终字第1476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维敬，男，1953年1月1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田玉军，女，1967年11月17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新洋丰肥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荆门市月亮湖北路附7号。
法定代表人杨才学，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许刚，男，1978年4月24日出生。
上诉人李维敬因与被上诉人湖北新洋丰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洋丰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5）通民初字第145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杨路担任审判长，法官石煜、法官杜丽霞参加的合议庭分别于2015年11月23日、同年12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维敬及其委托代理人田玉军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新洋丰公司到庭参加2015年12月7日的庭审，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同年11月23日的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维敬在一审中起诉称：李维敬于1997年3月入职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先后任劳动人事部副部长、总务科长等职务，该公司未支付李维敬2010年9月至2011年12月期间工资。经查，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4月25日更名为新洋丰公司。李维敬不服京通劳人仲字（2015）第B235号不予受理通知书，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判令新洋丰公司支付李维敬2010年9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间工资10400元，支付李维敬1998年1月1日至2010年8月31日期间法定节假日加班费9万元，并要求新洋丰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
新洋丰公司在一审中未答辩。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李维敬原系案外人北京中服通达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服通达公司）职工。中服通达公司于2008年1月由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14年4月25日变更为湖北新洋丰肥业股份有限公司，即本案新洋丰公司）投资成立。2012年2月16日，新洋丰公司决议解散中服通达公司。
一审另查，李维敬于2011年向北京市通州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中服通达公司支付2010年9月至2011年7月期间待岗工资19800元、拖欠待岗工资100%赔偿金39600元、2008年1月1日至2010年8月31日期间延时加班1584小时加班工资22845.24元、双休日147天加班工资22614元、法定节假日12天加班工资2769元，仲裁委经审理作出京通劳仲字（2011）第2825号裁决书，裁决中服通达公司支付李维敬2010年9月至2010年12月期间待岗工资2688元。
同年，李维敬再次申请仲裁，要求中服通达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2800元。仲裁委经审理作出京通劳仲字（2011）第724号裁决书，裁决中服通达公司支付李维敬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5400元。李维敬不服该裁决，向该院提起诉讼。该案审理过程中，李维敬、中服通达公司均认可双方2008年1月至2010年12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双方经协商达成一致，该院出具（2011）通民初字第12819号民事调解书予以确认：中服通达公司给付李维敬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6000元。
一审再查，2015年6月26日，李维敬再次提起仲裁，要求新洋丰公司支付工资、法定节假日加班费。仲裁委于2015年6月29日出具京通劳人仲字（2015）第B235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李维敬主体不适格为由未予受理。李维敬不服，向该院提起诉讼。
一审庭审中，李维敬认可其实际提供出勤至2010年9月，2010年底单位因效益不好通知李维敬考虑辞职，李维敬遂主张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同时，李维敬主张工作期间存在法定节假日加班，但其未能提供确实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
该院于2015年8月3日向新洋丰公司直接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新洋丰公司无正当理由，未到一审法庭参加诉讼。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新洋丰公司经该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答辩和质证的权利；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未提供证据或者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自己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查明的事实，在京通劳仲字（2011）第724号、（2011）通民初字第12819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李维敬均主张2008年1月至2010年12月期间与中服通达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据此要求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该院亦作出生效调解书确认中服通达公司支付李维敬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现中服通达公司已被新洋丰公司决议解散，故新洋丰公司应承担中服通达公司存续期间的相关责任。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工资支付周期编制工资支付表，并至少保存二年备查。李维敬主张其存在法定节假日加班、新洋丰公司拖欠工资未付，其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现李维敬未能提供确实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同时，在京通劳仲字（2011）第2825号案件中，李维敬已主张2010年9月至2011年7月期间工资及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仲裁委对此已进行处理。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李维敬的诉讼请求。
李维敬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改判新洋丰公司支付李维敬2010年9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间工资10400元以及1998年1月1日至2010年8月31日期间法定假日加班费9万元，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新洋丰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李维敬于1997年3月入职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先后任劳动人事部副部长、总务科长等职务，月工资为2000元。该公司未与新洋丰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未为李维敬缴纳社会保险。李维敬经常加班加点，该公司从未支付过加班费，还拖欠职工工资。该公司因拖欠劳动报酬多次被诉。该公司利用中服通达公司这个皮包公司为幌子，使李维敬不能及时拿到劳动报酬，一审法院不准许李维敬的调取证据申请，不顾事实，新洋丰公司注销中服通达公司，一审法院终结诉讼导致李维敬不能拿到工资和加班费，根本无法享有应有的退休待遇。在本院二审2015年12月7日的庭审中，李维敬变更部分上诉请求，将上诉请求中的工资10400元变更为32000元，将法定假日加班费9万元变更为39448.9元。
新洋丰公司服从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其针对李维敬的上诉答辩称：针对李维敬上诉请求中增加的工资数额的部分不同意进行调解，亦不同意二审进行审理，不同意李维敬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新洋丰公司与李维敬的劳动争议已经解决，在仲裁裁决和法院调解的基础上，新洋丰公司本着照顾员工利益的原则，于2012年11月21日与李维敬达成最终调解协议，向李维静支付了4000元，多于仲裁裁决和法院调解的金额，协议中亦明确双方以往所有劳动争议已经解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李维敬提交了以下新的证据材料：京通劳仲字（2010）第1935-1943号裁决书，证明新洋丰公司有考勤表，应当向法庭提交；工商档案中的李维敬签字的指定（委托）书，证明中服通达公司为皮包公司；（2015）通民初字第11144号民事判决书、（2015）三中民终字第12974号民事判决书、年检报告、许刚的劳动合同，证明李维敬与新洋丰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001年至2010年若干月份的考勤表，证明李维敬加班的事实；节假日加班值班表，证明李维敬节假日加班的事实；锅炉运行记录，证明李维敬加班的事实；泛美公司的函件，证明考勤表的真实性；申请书、检验报告、工艺要求一览表，证明考勤表的真实性，同时证明李维敬与新洋丰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李维敬的工作单位是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基地；补充提交2010年2月13日、14日的锅炉运行记录本，证明2010年春节李维敬加班。新洋丰公司提交一份新的证据：协议，证明新洋丰公司与李维敬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新洋丰公司向李维敬给付了4000元。对李维敬提交的上述证据，新洋丰公司均不予认可，认为锅炉运行记录本上填写的内容为李维敬自行填写，没有公司盖章确认；对新洋丰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李维敬亦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新洋丰公司在一审中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亦未在一审中提交证据。二审诉讼中，李维敬、新洋丰公司均提交新的证据，李维敬、新洋丰公司提交的新的证据中除了李维敬提交的（2015）通民初字第11144号民事判决书、（2015）三中民终字第12974号民事判决书外，其余证据形成的时间为2001年至2010年，均不属于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对于该部分新证据未在一审中提交的原因李维敬、新洋丰公司均没有提供充足理由，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本院均不予采纳。对于李维敬提交的2015年8月一审法院的（2015）通民初字第11144号民事判决书、2015年10月本院的（2015）三中民终字第1297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认为，该两份判决书为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但均为田玉军与新洋丰公司之间的劳动争议法律文书，不能证明本案涉及的李维敬与新洋丰公司之间劳动争议的事实，故对该两份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可。
本院经审理补充查明：2012年4月17日一审法院出具（2012）通民初字第04950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载明：原告李维敬，被告中服通达公司，案由劳动争议、人事争议纠纷，因中服通达公司已于李维敬提起本案诉讼前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通州分局核准注销，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八）项之规定，裁定如下：本案终结诉讼。
另查，在本院另案二审案件2015年10月9日的询问笔录中，李维敬自称其与中服通达公司签订了三年的劳动合同。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以上事实，有京通劳人仲字（2015）第B235号不予受理通知书、（2011）通民初字第12819号民事调解书、（2012）通民初字第04950号民事裁定书、京通劳仲字（2011）第2825号裁决书、当事人一、二审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李维敬与中服通达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而中服通达公司由新洋丰公司投资设立且已被新洋丰公司决议解散，故新洋丰公司应对中服通达公司存续期间的相关权利义务承担责任。李维敬上诉主张其与新洋丰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中服通达公司为皮包公司。对此，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在本院另案二审案件2015年10月9日的询问笔录中，李维敬自称其与中服通达公司签订了三年的劳动合同；李维敬分别两次申请劳动仲裁，均向中服通达公司主张权利，在劳动争议诉讼中亦通过一审法院出具的民事调解书取得中服通达公司给付的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故李维敬与中服通达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李维敬上诉主张其与新洋丰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的上诉争议焦点之一为新洋丰公司是否应支付李维敬2010年9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间的工资。李维敬主张其实际提供出勤至2010年9月，此后公司通知其在家待岗但未支付其待岗工资。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新洋丰公司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新洋丰公司未能举证，应承担不利后果；新洋丰公司在本院二审期间声明，因中服通达公司清算组同意支付李维敬2010年9月至2010年12月期间待岗工资，故新洋丰公司同意向李维敬支付该笔款项，同时声明不认可新洋丰公司与李维敬存在劳动关系。新洋丰公司同意向李维敬支付该笔款项，本院不持异议。该期间的待岗工资数额，经本院核算为2688元。关于此后2011年1月至12月31日的待岗工资，李维敬、中服通达公司在此前的（2011）通民初字第12819号案件一审诉讼中均认可双方2008年1月至2010年12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确认中服通达公司给付李维敬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故2010年12月31日以后李维敬与中服通达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据此，李维敬主张2011年1月至12月31日的待岗工资，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的上诉争议焦点之二为新洋丰公司是否应支付李维敬1998年1月1日至2010年8月31日期间法定节假日加班费。李维敬主张加班费，应对其加班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一审诉讼中，李维敬提交了部分月份的考勤表，但由于该考勤表为复印件，且无公司签字、盖章确认，故其真实性本院无法确认。二审诉讼中李维敬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不予采纳。李维敬主张应由新洋丰公司就加班事实进行举证，由于李维敬要求的加班工资期间为1998年1月1日至2010年8月31日，李维敬与中服通达的劳动关系解除已经超过两年，故一审法院认定应由李维敬而不是新洋丰公司就加班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并无不当。李维敬未能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加班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李维敬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5）通民初字第14506号民事判决；
二、湖北新洋丰肥业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李维敬二○一○年九月至二○一○十二月期间待岗工资二千六百八十八元；
三、驳回李维敬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由李维敬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李维敬负担5元，由湖北新洋丰肥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 路
代理审判员 石 煜
代理审判员 杜 丽 霞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蔡佳琦书记员耿梦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