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1461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大像无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冠军，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惠琴，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廖淑娟。
上诉人广州大像无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大像无形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吴惠琴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4民初226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大像无形公司一审诉讼请求：一、确认大像无形公司与廖淑娟于2015年9月1日至2016年9月10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二、判决大像无形公司无需向廖淑娟支付2016年9月1日至2016年9月10日期间的工资1287.36元；三、本案诉讼费由廖淑娟承担。
原审法院判决：一、确认大像无形公司与廖淑娟在2015年9月1日至2016年9月1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大像无形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支付廖淑娟2016年9月1日至2016年9月10日期间的工资1287.36元；三、驳回大像无形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10元由大像无形公司负担。
判后，上诉人大像无形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一、确认大像无形公司与廖淑娟于2015年9月1日至2016年9月10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二、判决大像无形公司无需向廖淑娟支付2016年9月1日至2016年9月10日期间的工资1287.36元。三、本案诉讼费由廖淑娟承担。上诉理由：一、廖淑娟并非大像无形公司员工，大像无形公司、廖淑娟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廖淑娟主张大像无形公司拖欠其2016年9月1日至10日的工资1287．36元及未为其购买社会保险并非事实。2015年下半年，大像无形公司股东与案外人张某华达成口头协议，大像无形公司股东以出租办公场地、办公器材以及现金投资方式帮助张某华先生成立剧本工作室(但事后得知，张某华并未向工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由张某华自行处理及经营剧本工作室所有事务(包括不限于人员的招聘及工资的发放等)，大像无形公司股东没有干涉也没有过问张某华对于剧本工作室的经营情况。大像无形公司股东出于对张某华的信任，以及考虑到以后的长期合作，以及张某华曾多次向大像无形公司股东承诺，因此大像无形公司股东至今并未与张某华签订过任何书面合同或协议书。2016年8月中旬，张某华因山东老家母亲生病住院，因此急急忙忙地回去了山东。张某华离开广州一段时间后，告知大像无形公司股东其不会再回广州，并称不再处理剧本工作室的任何事宜。大像无形公司股东出于信任并未与张某华签订任何书面协议，因此张某华擅自单方毁约而造成的全部损失，大像无形公司只能自认倒霉独自承担，并开始全面接管剧本工作室事务。二、廖淑娟是张某华自行招聘的人员，工作于张某华成立的剧本工作室，并非在大像无形公司处上班。廖淑娟在张某华的剧本工作室工作期间，所有工资均系由张某华自行支付，而大像无形公司股东对此毫不知情，与大像无形公司无关。张某华于2016年8月份离开工作室后，廖淑娟找到大像无形公司股东称“张某华走前并未结算工资，现恰逢其家中奶奶住院急需资金治疗，恳请大像无形公司股东代张某华支付尚拖欠的工资，”。鉴于廖淑娟与大像无形公司股东同为剧本工作室事件中的受害人，且廖淑娟当时急需资金为其奶奶治病，大像无形公司股东出于人道主义遂向廖淑娟支付了人民币3722.41元，并以大像无形公司名义为廖淑娟购买2016年9月份的社会保险。但大像无形公司股东万万没有想到，出于好心帮助却由此招引来廖淑娟向仲裁机构提起劳动仲裁。前文已述，廖淑娟提及她是大像无形公司的员工并非实情，大像无形公司、廖淑娟之间从未存在劳动关系。三、廖淑娟并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其为大像无形公司员工。1.社会保险记录是因为2016年8月份张某华离开工作室后，大像无形公司股东全面接管工作室事务，才为廖淑娟购买，并不能证实廖淑娟2015年9月份即开始在大像无形公司处工作。2.工资转账记录均是张某华自行向廖淑娟支付，恰恰印证了大像无形公司的陈述，廖淑娟为张某华自行招聘的人员，其工资也是由张某华自行发放，与大像无形公司无关。3.申请信用卡填写大像无形公司地址并不能就此推定廖淑娟即为大像无形公司员工，前文已述，正是因为张某华成立的剧本工作室没有办理工商营业执照，而场地是大像无形公司股东向张某华出租的，因此廖淑娟在申请信用卡时填写了大像无形公司地址，这与大像无形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没有关联性。据悉申请个人信用卡需要本司公章证明，大像无形公司从未知悉廖淑娟女士以本司员工名义申请信用卡，也未为廖淑娟女士的任何证明文件提供公章。4.廖淑娟撰写的推文以及策划并非大像无形公司业务，廖淑娟提供的证据中也并未体现推文与策划与大像无形公司有直接联系，充其量就是张某华鉴于与大像无形公司股东的私交，为廖淑娟安排的工作。这并不能代表廖淑娟即在大像无形公司处工作。5.廖淑娟声称担任2015年9月至2016年9月是大像无形公司的编剧一职，并提供总字数不超过6000字，所谓的为大像无形公司工作一年的证据。但试问，广州有哪一家用人单位愿意用每月4000元人民币的工资，聘请一位平均每月只写下不到417个字的编剧，而且长达一年?廖淑娟提供的疑似安排工作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既不能核实聊天人的身份，亦不能核实聊天内容的真实性。微信聊天记录是能轻易伪造和通过删减产生歧义，单凭廖淑娟单方面提出的对廖淑娟有利的证据，证据真实性值得怀疑。四、按廖淑娟所述其2015年9月份即于大像无形公司处工作，则为何廖淑娟入职时不要求大像无形公司为其购买社会保险，非要等到2016年8月份张某华离开工作室，而大像无形公司股东接手工作室事务后方要求大像无形公司购买社会保险，这显然不符合常理，证明了廖淑娟明确知道在此之前，张某华是剧本工作室的负责人并且廖淑娟是工作于剧本工作室，工资也是由张某华自行发放。五、退一万步来说，即使认定大像无形公司、廖淑娟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也是在2015年8月份张某华离开剧本工作室，而大像无形公司接手工作室事务之后，即大像无形公司、廖淑娟双方仅是存在一个月的劳动关系，而此时大像无形公司已为廖淑娟购买了9月份的社会保险。
被上诉人廖淑娟服从原审判决，不同意大像无形公司的上诉请求。
对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二审庭询时，大像无形公司主张其股东以出租办公场地、办公器材以及现金投资方式帮助案外人张某华成立剧本工作室，该股东为大像无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胡冠军。一审庭审时，大像无形公司主张其注册地址为中环广场2507室，而廖淑娟工作地点在中环广场的2612室。二审庭询时，双方确认上述两地址为同一栋大楼的上下楼层关系，廖淑娟主张两个地址均是大像无形公司的办公地址，有时候大像无形公司会在2612室进行拍摄，廖淑娟也会到2507室借用电脑使用。大像无形公司确认其曾在2612室进行拍摄，但是廖淑娟未到2507室工作。
再查明，根据一审卷宗所记载的情况，一审时大像无形公司提交了张某华的情况说明一份，该说明上签名处打印有“张某华”，但并无签名。二审庭询时，大像无形公司提交了同一份说明但加上了“张某华”字样的签名。廖淑娟对该说明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无法确认为张某华本人的签字，且张某华亦未出庭作证。
本院经审理认为：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原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虽然大像无形公司主张廖淑娟系与案外人张某华存在劳动关系，并提交了张某华出具的情况说明作为证据，但是一审时张某华未在情况说明上签字。二审时，虽然大像无形公司提交了签有“张某华”字样的情况说明，但是廖淑娟对此不予确认，且张某华本人亦未出庭作证，未能证实该说明由张某华出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五）项“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五）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之规定，即使张某华出具了证明，仅凭张某华的证言亦不能单独证明大像无形公司的主张。大像无形公司为廖淑娟购买了部分月份的社会保险、支付了廖淑娟部分月份的工资，廖淑娟的工作地址与大像无形公司注册地址在同一栋大楼的上下楼层，大像无形公司亦曾使用廖淑娟的办公地址进行拍摄，而大像无形公司亦系廖淑娟原所在工作室现在的经营者，故廖淑娟主张其为大像无形公司的员工，有充分的依据。据大像无形公司的陈述，其法定代表人系通过出租办公场地、办公器材以及现金投资方式与案外人张某华合办剧本工作室，但现无证据证明廖淑娟知悉大像无形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张某华之间的合作关系，亦无其它证据显示张某华在招聘时明确其系以个人名义或者以工作室名义与廖淑娟之间建立劳务或劳动关系，故依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大像无形公司的主张，原审法院认定大像无形公司与廖淑娟之间自2015年9月1日至2016年9月10日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判令其支付2016年9月1日至2016年9月10日之间的工资，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本院审理期间，大像无形公司既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也未提交新的证据予以佐证自己的主张，故本院认可原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大像无形公司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广州大像无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小迪
审判员 叶嘉璘
审判员 杨玉芬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本
书记员 郭文蕾
王威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