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姑苏商初字第1533号
原告胡兴泉。
委托代理人郎一华，江苏竹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妍静，江苏竹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苏州隆驰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苏州市姑苏区金筑街588号传化物流基地交易大楼B133室。
法定代表人王冰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彬，江苏姑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范育金，江苏姑苏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胡兴泉诉被告苏州隆驰物流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11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黄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并于2013年12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由代理审判员刁怡、代理审判员张玉萍、人民陪审员孙毓平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3月26日、5月5日、7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胡兴泉的委托代理人郎一华，被告苏州隆驰物流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胡兴泉诉称：原告与案外人苏州爱马斯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马斯公司）、苏州新区苏杭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杭公司）、苏州市金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成公司）存在长期业务往来，为其提供运吊服务。2013年9月，原告委托被告与上述三家单位结算运吊费总计194386.36元，该等委托结算款项已经分别于2013年9月6日、9月10日汇至被告公司账户。但被告至今以种种理由拖延支付。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现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194386.36元；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苏州隆驰物流有限公司答辩称：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委托关系，被告在收到爱马斯公司、苏杭公司、金成公司支付货款194386.36元后，已经按照原告要求支付给了原告委托代理人汪家忠，该笔款项已被汪家忠侵占，原告对货款被侵占的事实是明知的，并且到苏州市公安局姑苏分局白洋湾派出所曾报过案。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经本院审理查明：2013年1月，被告（甲方）与苏杭公司（乙方）签订《水、路货物运输合同》，合同约定由乙方向甲方提供运输服务，乙方凭送货回单、运输发票以及甲方规定的相关结算依据，在次月的7日前交予甲方财务，甲方须及时核对并兑现运费。2013年9月6日，苏杭公司、爱玛斯公司分别转账支付被告运吊费72093.39元和80822.97元，并出具证明说明该笔费用系履行与胡兴泉的运输合同，应胡兴泉的要求向被告支付。2013年9月，金成公司也向原告出具证明，说明2013年9月10日支付被告的41470元运吊费也系履行与胡兴泉的运输合同，应胡兴泉的要求向被告支付。庭审中，被告对收到三家公司向其支付的吊款费194386.36元事实没有异议。上述事实有《水、路货物运输合同》、中国工商银行电子回单两份、证明三份、单位运输结算明细清单、被告陈述予以证明。
2013年9月17日，被告开具以原告胡兴泉为收款人，金额分别为48000元、48386元、48000元、48000元的四张中国银行现金支票，四张支票用途均为借款，并将上述四张现金支票交付给了原告委托代理人汪家忠。庭审中，原告代理人称：因现金支票有效期仅有十天，原告没有办法在有效期内将全部支票支取完，所以原告委托汪家忠将其中两张现金支票退还被告，并要求被告更换两张现金支票。原告拿余下两张现金支票到中国银行去取款，但银行以支票用途为借款，不符合要求为由不能取款，原告再次委托汪家忠将余下的两张现金支票拿到被告处去更换，要求支票的用途变更为工资或备用金。被告陈述：汪家忠将四张现金支票交给被告后，被告于2013年9月17日，重新开具了一张收款人为原告，金额为189386元，用途为运费的转账支票，并将该张支票交给了汪家忠。但几天后，汪家忠仍以支票无法支取为由，要求被告将转账支票收款人由原告变更为汪家忠，因原被告之间系汪家忠介绍认识，且仅在签订合同时见过一次面，被告也没有原告的联系方式，由于汪家忠代表原告到被告处办理过十几次领取支票事宜，且之前被告也向汪家忠开具过收款人不是原告的转账支票，所以被告有理由相信这次汪家忠要求将收款人由原告变更为汪家忠是原告本人的意思，由于在开具四张现金支票时，汪家忠从被告处领取了2000元现金，之后又领取了3000元现金，所以被告在开具现金支票时，从总的货款金额中扣除了2000元，四张现金支票的总金额为192386元，后来重新开具转账支票时，再将汪家忠领取的3000元一并扣除，所以转账支票的金额为189386元，但被告无法提供汪家忠领取现金5000元的证据。上述事实有四张现金支票、两张转账支票和原、被告的陈述予以证明。
为证明被告曾向原告开具过不以原告为收款人的转账支票以及汪家忠多次代理原告来被告处办理开票领款的事实，被告提供了一份有原告签字的传真件，传真件载明：“爱玛斯公司：37752.52；金成公司57011.27；苏州工业园区东吴工贸有限公司33283.01；苏州创利物资有限公司：208589.5”。2013年6月4日，被告向传真件上载明爱玛斯公司、金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东吴工贸有限公司、苏州创利物资有限公司分别开具金额为37752.52元、57071.02元、33283.01元、208589.5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于2013年6月6日按照传真件上载明的金成公司金额向原告（账号62×××14）账户转账支付57071.02元。于2013年6月27日将收到的苏州创利物资有限公司208589.5货款以转账支票形式支付给苏州思衡物流有限公司，支票用途一栏注明“还款”。除上述传真件上涉及的原告业务由汪家忠代办外，2013年7月，原告与苏州二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发生的123239元运输业务、与爱马斯公司发生的47664元运输业务均系汪家忠代原告办理，被告已按汪家忠的要求将运费打入原告账户，原告在庭审中陈述仅有本案诉争三笔运输业务委托汪家忠办理与双方实际发生业务数量明显不符。上述事实有传真件、12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存款交易明细、转账支票、4份电话交易明证、庭审笔录予以证明。
2013年9月23日，原告到苏州市公安局姑苏分局白洋湾派出所报案，在询问笔录中原告陈述：自己是做个体运输的，将六辆货车挂靠在被告公司，原告与爱玛斯公司、金成公司都签订了运输合同，负责帮两家公司运输钢材，由于原告无法开具发票，就找到汪家忠帮忙，汪家忠联系了被告帮助其代开发票，之后，原告与被告签订了一份运输合同。2013年7月下旬，原告要与爱玛斯公司、金成公司结算运费，于是原告就找到汪家忠要求到被告处开具发票，并将开票金额和发票抬头内容通过短信发给汪家忠……。2013年9月份，爱玛斯公司、金成公司、苏杭公司共计向被告支付运费194386元，原告让汪家忠帮忙到被告处拿钱，并告知汪家忠可以开立支票，也可以打款到原告账户，并将账号给了汪家忠。后，汪家忠交给原告四张支票，有两张日期快到期来不及取，汪家忠说帮助更换，原告拿着另两张支票到中国银行取款，但银行告知须将支票的用途更换为其他用途才能取款，原告在2013年9月16日，再次叫汪家忠到被告处将余下的两张支票用途更换为“工资”。2013年9月18日，原告打电话询问汪家忠，汪家忠在电话中回复说已办好，但到中午都没有来找原告，原告再打电话询问，汪家忠说钱已经转到宇杰物流公司账户到时候再转账给原告。后，原告向宇杰物流公司的老板核实并无此事，汪家忠的电话也打不通，所以原告就到派出所报案。民警询问爱玛斯公司和金成公司与被告是否有实际业务往来时，原告在询问笔录中陈述是自己与被告签订的合同，相当于挂靠被告并以被告的名义帮两家公司运输。汪家忠帮原告开发票，原告未向汪家忠支付费用，但要向被告支付发票的税钱。上述事实有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予以证明。
庭审中，被告称原、被之间不是委托关系，没有签订过书面或口头的委托合同，也无挂靠事实，双方仅是代开发票、代收款项的关系，被告根据汪家忠提供的发票抬头和金额开具发票后，会有他公司将运费打入被告账户，付款单位和被告开票的单位有时会有不一致的情形。被告收到运费后，汪家忠就到被告处结算，被告根据汪家忠要求开具现金支票、转账支票或直接向汪家忠支付现金，支票收款人大部分是原告本人，但也有收款人不是原告的情形，例如2013年6月26日，被告开具给苏州思衡物流有限公司，金额为208589.5元的转账支票即是按照原告委托代理人汪家忠要求开具，转账支票上手写的“320724197111060037”是汪家忠书写的自己的身份证号码。庭审中，原告也确认委托汪家忠到被告处办理开票和领取支票事宜，要求被告将原告客户打入被告账户的运费支付原告，支付的具体方式没有跟汪家忠讲清楚，但原告从没有委托汪家忠到被告处将2013年9月22日开立的转账支票收款人由原告变更为汪家忠，原告也没有收到过被告支付汪家忠的5000元现金，关于被告出示的有原告胡兴泉签字的传真件，原告称该份传真件是原告传真给苏州思衡物流有限公司的，原告与苏州创利物资有限公司发生的运输业务本来是要找苏州思衡物流有限公司开票，但苏州思衡物流有限公司当时开不出发票，后来是被告向苏州创利物资有限公司开具的发票，汪家忠将发票拿给原告，但原告对苏州思衡物流有限公司与被告就苏州创利物资有限公司的业务是否存在其他的关系并不清楚。被告开具收款人为苏州思衡物流有限公司的转账支票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上述事实有庭审笔录、谈话笔录予以证明。
2014年5月6日，本院到苏州银行虎丘支行调查被告在2013年6月26日开具给苏州思衡物流有限公司，金额为208589.5元的转账支票经办情况。经苏州银行虎丘支行查询，该笔款项转入苏州思衡物流有限公司后，于2013年6月28日，通过网上银行转账给原告胡兴泉。上述事实有银行进账单、客户回单予以证明。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汪家忠要求被告向苏州思衡物流有限公司开具金额为208589.5元转账支票是否系原告对汪家忠的委托事项。原告认为，被告出具的传真件上涉及一笔原告与苏州创利物资有限公司之间的208589.5元运费，原告本来是找苏州思衡物流有限公司开票，由于苏州思衡物流有限公司当时开不出发票，后来是被告向苏州创利物资有限公司开具了发票，但原告对被告与苏州思衡物流有限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开票的事宜并不知情。被告则认为，汪家忠作为原告的代理人，双方业务一直通过汪家忠负责，被告出具的由原告签名的传真件也是汪家忠交给被告，要求被告按照上面的金额和单位开具发票，涉及苏州创利物资有限公司的208589.5元运费，被告按照汪家忠要求将支票收款人填写为苏州思衡物流有限公司。事后，原告本人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原告认为，传真件上涉及的业务均是原告委托汪家忠到被告处办理代开发票和代收款项的业务，被告与苏州思衡物流有限公司之间没有委托开票的情形。
本院认为，根据派出所对原告制作的询问笔录，2013年初，原告经汪家忠介绍认识了被告，之后原告与爱玛斯公司、金成公司、苏杭公司等主体之间的运输业务均委托汪家忠到被告处代开发票和领取运费，但原告并未向汪家忠出具书面授权委托书，也没有告知过被告有关汪家忠的授权事项和范围。汪家忠提供给被告的传真件上不仅涉及苏州创利物资有限公司的运费，还有爱马斯公司和金成公司的运费，而这两家公司的运输业务，原告在派出所询问笔录中也自认是委托汪家忠到被告处开具发票和领取运费。因此，汪家忠交给被告的传真件上涉及的运输业务应属于原、被告之间代开发票和代收款项的业务。再结合本院在苏州银行虎丘支行调取的有关208589.5元转账支票相关证据，该笔款项转入苏州思衡物流有限公司后，苏州思衡物流有限公司于2013年6月28日通过网银转账给了原告胡兴泉。因此，被告开具给苏州思衡物流有限公司金额为208589.5元的转账支票应认定为原告委托汪家忠办理的事项。
二、被告向汪家忠支付运费是否视为向原告履行了付款义务。庭审中，原告称原告委托汪家忠的事项仅包括到被告处开票和领取支票，汪家忠无权代替原告收取运费，被告在没有征得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将转账支票的收款人变更为汪家忠存在过失，由于汪家忠领取款项后，目前下落不明，因此被告应继续承担向原告支付运费的义务。被告则认为，汪家忠是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原、被告之间的交易，双方除了在签订合同时见过一次面之外，之后领取发票和钱款都是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汪家忠负责，原告根据汪家忠提供的增值税发票抬头和金额向第三方开具发票，支票的收款人也是根据汪家忠的要求开具。鉴于之前也存在支票的收款人不是原告本人的情形，所以被告有合理理由相信汪家忠更换支票收款人的要求即是原告本人的要求，被告向汪家忠开具转账支票没有过失，不应再向原告付款。
本院认为，原告与汪家忠之间属于委托代理关系。结合原、被告交易惯例，汪家忠作为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数次到被告处开具发票并领取运费，被告支付原告运费主要通过现金支票和转账支票两种形式，支票的收款人大部分是原告本人，但也有汪家忠指定的收款人为其他公司的情形，如根据汪家忠要求，将运费支付给苏州思衡物流有限公司，并且事后原告也没有对此种支付方式提出异议。可见，被告既可向原告本人支付运费也可向原告委托代理人指定的第三人支付运费。本案中，因原告未明确对汪家忠授权的权限范围，被告根据双方之前交易惯例，有合理理由相信汪家忠要求将转账支票的收款人由原告变更为汪家忠系原告意思表示。故，被告向原告代理人汪家忠支付的189386元运费，可视为已向原告支付。被告称剩余运费5000元是通过现金形式支付给了汪家忠，但无法提供证据证明，本院对该项主张不予采信，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剩余的5000元运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三百九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苏州隆驰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胡兴泉运费5000元。
二、驳回原告胡兴泉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188元，财产保全费1520元，合计5708元，原告负担5668元，被告负担50元（原告同意其预交的诉讼费用50元由被告直接支付原告，本院不再退还，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农业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营业部，账号：10×××99。
审 判 长 刁 怡
代理审判员 张玉萍
人民陪审员 孙毓平
二〇一四年七月四日
书 记 员 谢 蓓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
第三百九十七条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者数项事务，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