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闽01民终295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雄，男，1965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平潭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炳庚、叶燕芳，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斌，男，1961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平潭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斌，男，1955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平潭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林玉钦，女，1961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平潭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孝德，男，1973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平潭县。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毕培湘，男，1954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上诉人李雄因与上诉人陈斌、林玉钦、被上诉人陈孝德、被上诉人毕培湘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平潭县人民法院（201６）闽0128民初37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第二审程序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雄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关于利息部分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陈斌已将李雄所交的押金200万元支付给毕培湘，依据不充分。1、陈斌主张其已经在2013年12月20日向毕培湘转付了李雄的200万元押金，没有依据，也不具客观合理性。陈斌用以证明其已将李雄的200万元付给毕培湘的证据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且与陈斌庭审陈述存在矛盾：（1）如果陈斌只是代李雄转付200万元，其理应将200万元一并转给毕培湘，完全没有必要将其中150万元以“消费”方式汇给株洲市长城机械设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另外50万元以“现金”方式交给毕培湘；且庭审中关于50万元现金的支付方式与其在（2016）闽01民终3565号案庭审中的陈述“以毕培湘所欠陈斌的其他债务相抵”也不一致，自相矛盾。（2）如果陈斌认为只是替李雄转付200万元，则理应要求毕培湘出具收条给李雄，而不是自己出具收条。（3）毕培湘既然已经出具了200万元（含50万元现金）的收款收据，同日根本没有必要再出具一张50万元的现金收条；50万元现金收条中备注的“到今已收保证金额400万元”如果包含了收款收据项下的200万元，则该200万元的收款收据毕培湘理应收回，但这两张单据原件都还在陈斌手中，显然不合情理。（二）证人安某的证词及其提供的材料，足以证明毕培湘和陈斌存在虚假陈述。根据证人安某的证词，陈斌早在2013年5月份就以合作涉案工程为由，向证人安某夫妇收取工程保证金/押金40万元。为了让安某夫妇相信工程的存在，陈斌通过邮件向安某夫妇发送了：陈斌与毕培湘于2013年5月28日签署的《内部合作协议》，毕培湘20**年2月21日出具的金额为200万元的《收条》、毕培湘20**年4月26日出具的金额为300万元的《收条》。陈斌对发送邮件的事实及邮件内容无异议。这些证据充分说明：1、毕培湘20**年3月29日“询问笔录”所述内容部分存在虚假。如：“毕培湘：我总共收到陈斌交来的押金400万元”，而安某提供的两张《收条》表明，毕培湘早在2013年4月26日就确认收到陈斌押金500万元。又如，“毕培湘：截止2013年12月31日共交了定金590万元”，而毕培湘在《内部合作协议》第七条“注：早在2012年9月间，甲方（即毕培湘）已垫付该工程合同保质金590万元整。”前后不一致。2、陈斌陈述也存在虚假。陈斌在一审庭审确认其与毕培湘20**年5月28日签署的《内部合作协议》和讼争《关于新晋高速第十标的工程承包协议书》（下称“《承包协议书》”），指向的是同一个工程、同一工程量。根据安某提供的前述材料，《内部合作协议》签订时陈斌应付的500万元已经涵盖了《承包协议》项下陈斌（李雄）应付的400万元。既然陈斌早在2013年4月26日前就已经向毕培湘付清了500万元保质金，为什么还要在2013年12月20日再向毕培湘支付李雄的200万元？显然不合情理。陈斌辩称200万元的收条是真实的，但300万元收条不具真实交易背景，其后来才向毕培湘支付了200万元。该辩解说明毕培湘出具的收条，与实际付款之间不存在对应关系，完全是毕培湘配合陈斌向证人、李雄等人收取所谓的合作保证金而制作的。二、一审全部驳回李雄的利息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承诺书》上的“月息2.5%”虽然是李雄自行添加，但是经陈斌同意。陈斌在诉讼中拒不承认，李雄即使因此要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也有权要求陈斌和陈孝德自应返还200万元押金之日起支付相应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一审未查明陈斌、陈孝德应当返还讼争款项之日，即全部驳回李雄的利息损失主张，显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的相关规定，也不符合《合同法》的违约赔偿规定，损害李雄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陈斌辩称，一、李雄与答辩人之间存在着合伙关系。被上诉人李雄称其转出200万元的款项是合伙投资款。其一，李雄转此巨款前，曾专程赴河南省辉县市的新晋工程项目地点考察，以确定该工程项目能否承包，要否与陈斌合伙施工。同时，陈孝德书写的经过情况中也证实李雄在签订工程承包合同前察看工地现场的事实。其二，李雄确定承包本案工程后，便与答辩人、陈孝德在新晋工程项目地点共同口头商议承包工程的具体事宜。包括合伙和各自的股份以及各自应先交纳的工程保证金等。其中，议定李雄占工程的二分之一份额，答辩人与陈孝德占工程的二分之一份额。其三，李雄与答辩人、陈孝德议定合伙承包本案工程项目后，就与其胞弟、答辩人和陈孝德等共赴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新屋街一号长城化工公司的办公室，与原审第三人毕培湘签订了一份《关于新晋高速第十标的工程承包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签订前，李雄审阅了“协议书”的条款，在确认其真实意思表达无误后，才在“协议书”的首部及落款处签名捺印，接着，才由答辩人在“协议书”上签名认可。其四，李雄支付200万元款项是依约履行“协议书”中所确定的义务。“协议书”第七条规定：“乙方在签订本协议时，应先交纳甲方给业主方交纳的工程保证金400万元……”，甲方是毕培湘，乙方是李雄和答辩人。所以，根据“协议书”该条款的规定，李雄与答辩人在2013年12月18日签订本案“协议书”时应付给毕培湘工程保证金400万元。李雄因与毕培湘初识，为了确保其按份额支付的工程保证金得到证明，提出将200万元款先汇入答辩人的账户，同时，又担心答辩人将款挪作他用，要答辩人及陈孝德承诺会将200万元工程保证金转给毕培湘。故2013年12月19日，李雄写了一份“承诺书”，要答辩人和陈孝德两人签名，尽管如此，在这份“承诺书”中，也写明“李雄为第十合同项目施工合作人……前期押200万元的字句”。2013年12月20日，李雄在株洲汇入答辩人账户人民币200万元，当日，答辩人写了一张收条给李雄，收条的内容是：“今收到新晋高速工程总量的一半合作者李雄的工程保证金贰佰万元。”从此句的内容看，就更加明确地表明200万元是李雄投入的作为本案工程50%的工程保证金。2013年12月20日，答辩人收到李雄200万元的工程保证金后当即转至毕培湘的银行账户，于是，毕当天出具了一张收200万元的“收款收据”给答辩人，至此，李雄支付的200万元工程保证金已如数依约付给了毕培湘。现李雄要求陈斌退还200万元工程保证金及利息，与法与理无据。二、李雄在诉讼中的陈述难圆其说，不能成立。（一）李雄在本案的《承诺书》上擅自添加“月息2.5%”，已在一审诉讼中被司法鉴定机关鉴定确认。（二）李雄为了取回投资款，竟不顾事实，在诉讼中居然称其与答辩人、陈孝德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并以彼此因对法律知识缺乏了解，将“合伙”误写成“合作”为由，否认合伙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6条规定：“公民按照协议提供资金或者实物，并约定参与合伙盈余分配，但不参与合伙经营劳动的，或者提供技术性劳务而不提供资金、实物，但约定参与盈余分配的，视为合伙人。”因此，成立合伙可以订立书面协议，也可以口头协议，李雄否认合伙，违反法律规定。（三）李雄称，答辩人将其交的200万元押金付给毕培湘依据不足。答辩人与李雄都是承包本案工程的合伙人，已共同作为一方与毕培湘签订了“协议书”，理应各自按照合伙份额的比例，将工程保证金转至毕培湘指定的账户。但李雄提出他与毕是初识，为了证明他有付投资款，须将其款汇入答辩人的账户，再转给毕。答辩人当时急于承包工程，也就答应了李雄的请求。2013年12月20日，李雄在株洲转入答辩人账户200万元款，答辩人当即出具了一张收200万元款的“收条”给他；当天，答辩人又将200万元款转给毕培湘，毕亦出具一张收200万元款目的“收款收据”给答辩人。这两张在诉讼中出示的收据表明，李雄的200万元工程保证金已分毫无缺地转给了毕培湘。其次，李雄称，“陈斌是替其转付200万元给毕培湘的，理应要毕出具收条给其。”李雄转款答辩人账户，答辩人已出具收取200万元的收条，在该收条归还之前，答辩人岂能要毕培湘再出具收李雄200万元款的收款收据？再次，李雄200万元款转答辩人账上后，答辩人即去电与毕培湘联系转款之事。毕因急需使用现金，且知悉答辩人的另一工地刚结算分红，便要答辩人将分红款中的50万元现金付给其，因此，2013年12月20日，答辩人以支付现金50万元，转账150万元的方式付给毕200万元款，毕收现金时，曾出具一张收50万元款的收条，后答辩人提出200万元属李雄之款，需出具一张收200万元的条据与李结算。于是，毕当天又出具了一张收200万元款的“收款收据”。并于此后收回了那张50万元的条据。这些本是答辩人与毕培湘之间的款目往来及款目支付方式，根本与李雄无关，更与本案毫无关系。李雄不了解POS机转款，单据上都是体现“消费”，却称“为何要以‘消费’的方式转账？”此外，安某夫妇原与答辩人关系较好，知悉答辩人承包工程，便提出参加做十分之一的股东，于是，便有了该夫妇支付工程保证金之事，但概与本案无关。林玉钦、陈孝德、毕培湘未作答辩。上诉人陈斌、林玉钦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李雄的诉讼请求；三、被上诉人李雄承担本案的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和一审期间鉴定费4800元以及因对李雄虚假证据进行鉴定，往返鉴定机关的机票等差旅费7480元；四、依法对被上诉人李雄伪造案件重要证据的违法行为予以制裁（即依法对李雄罚款或拘留）。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的事实错误。本案的事实是：为了承包工程，被上诉人李雄根据被上诉人陈孝德提供的上诉人陈斌将取得新晋工程项目的信息，专程自福建省平潭县赴河南省辉县市新晋高速公路项目地点实地察看，并在项目地点与上诉人陈斌会面，之后，又与陈斌、陈孝德共同商议合伙承包工程的具体事宜。经商议，最终确定：李雄占承包工程的二分之一份额，陈斌因资金不足，与陈孝德两人占承包工程的二分之一份额。2013年12月18日，被上诉人李雄和上诉人陈斌在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新屋街一号长城化工公司的办公室里，与被上诉人毕培湘签订了一份《关于新晋高速第十标的工程承包协议书》。李雄在“协议书”的首部及落款处亲笔签名。接着，再由陈斌在“协议书”的首、尾处签名。“协议书”上，毕培湘系提供工程项目的甲方，李雄与陈斌系承包工程项目的乙方。在签订该“协议书”时，乙方李雄及李雄胞弟、陈斌、陈孝德四人始终在场。这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其次，根据“协议书”第七条的规定，乙方应交给甲方支付业主400万元的工程保证金。同时，按李雄与陈斌、陈孝德的口头合伙协议，李雄应付200万元款目。2013年12月19日，李雄亲笔写了一份“承诺书”，要陈斌、陈孝德签名，以确保其200万元款目能够如数转至毕的账户。当时，陈斌与陈孝德急于承包这一工程，也就依从了李雄的请求，向李言明该款定转给毕，并在李雄所写的“承诺书”末尾处签了姓名。为了强调200万元款必须及时无误地转给毕培湘，李雄又在“承诺书”内容的下方特意添加了备注，再次写明“承诺书”中的“老毕”是指株洲毕培湘。从“承诺书”承诺看，其意也是清楚的。该字句是：“现我承诺李雄的押金贰佰万元经我帐上转给老毕，由我陈斌、陈孝德负全部责任。”这就是说，陈斌、陈孝德应负责将李雄汇入账户中的200万元款如数转给毕培湘。2013年12月20日，陈斌见账上收到李雄汇来的200万元款时即如数将款转给了毕培湘，当天（指12月20日），毕就出具了一张编号为0013443的收款收据给陈斌，收据上写明收款200万元，故上诉人陈斌已尽承诺之责，被上诉人对陈斌提起诉讼毫无根据和理由。然而，一审添加内容有：（一）在该判决书中称“陈斌在原审（2015年9月11日的庭审笔录）中对负全部责任陈述‘李雄认为……需要通过陈斌的承诺转付给毕培湘系双保险’”。事实是：2015年9月11日，陈斌根本没在平潭，更未参加本案的庭审。当时陈斌在外省忙于事务，委托施福太作为代理人出庭应诉，施对“承诺书”中“负全部责任”一说的表述是：现李雄为取回200万元投资款，自认为陈斌、陈孝德在承诺书上的承诺系双保险。总之，“负全部责任”的原意是负责款转给毕。（二）一审在该判决书称“陈斌在庭审时……对承诺书中写的‘负全部责任’”陈斌辩解为“李雄在认识毕培湘时间较短，需要通过我承诺将200万元转付给毕培湘系双保险”，陈斌从未说过此话。（三）在该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推定：“以此可见，陈斌、陈孝德向李雄出具《承诺书》中约定‘由我陈斌、陈孝德负全部责任’，应理解为保证李雄200万元资金的安全责任，而在李雄无法实现合作目的情况下，陈斌、陈孝德负有向李雄返还200万元押金的责任。”在此，一审将“承诺”之意擅自扩大到“能否实现合作目的”一审断章取义。二、一审回避认定上诉人陈斌与被上诉人李雄之间存在的合伙关系。被上诉人李雄转出的200万元款即非借款也非捐款，因无出借人和借款人，更无捐献人和受赠人。因此，付此巨款，是为了追求回报和利润。从本案看，汇款前，李专程赴河南省辉县市的新晋工程项目地点考察，确定是否承包；与陈斌、陈孝德商议共同承包工程事宜和各自的股份，接着，同陈斌共赴湖南并以承包方的名义与毕培湘签订了工程承包合同，最后按承包合同工程保证金的规定和商议确定的二分之一合伙份额，支付了200万元的工程保证金，这就清楚地表明：李雄出资200万元款，是为了履行与陈斌等人合伙承包的工程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同时，根据相关规定，成立合伙，既可以订立书面协议，也可以口头协议。李雄按与陈斌、陈孝德商议的合伙共同承包工程的口头协议，以承包方的名义在工程承包合同上签名，又按商议确定的合伙份额提供资金，虽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依法也应认定李雄与陈斌存在着合伙关系，且应承担合伙风险。但一审有意避开认定李雄与陈斌之间的合伙关系。把两人间的合伙关系认定为合作关系。三、一审未对被上诉人李雄伪造重要证据的违法行为作出处理。被上诉人李雄十分清楚，其同上诉人陈斌作为新晋高速公路工程第十标段的承包方（乙方），与提供工程项目的毕培湘（甲方）签订了一份工程承包协议书，又在协议书上亲笔签名摁捺指印（见附件一）。之后，李、陈两人依协议书各付给毕200万元工程保证金，若认为协议书无效，保证金应当返，依法也应共同对毕提起诉讼，由毕付还，而不应由代为转款的陈斌付还。可李雄得知毕培湘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对涉嫌犯罪的工程发包方人员立案侦查后，为能尽快讨回其款，居然在本案陈斌代转款而签名的承诺书内容末尾处添加“月利息2.5%”，企图以借贷关系要上诉人陈斌代偿其投资的200万元款目及利息。《民诉法》第111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但一审不仅没有对李的违法行为依法予以制裁，就连鉴定费以及为鉴定所支付的差旅费也不判决由违法者李雄承担。李雄辩称，一、一审认为陈斌、陈孝德向李雄出具《承诺书》中约定“由我陈斌、陈孝德负全部责任”应理解为保证李雄200万元资金的安全责任，符合客观事实。（一）陈斌虽然在2015年9月11日未到庭，但其委托施福太作为代理人参加庭审诉讼活动。庭审中，施福太明确陈述“李雄认为与毕培湘的认识时间较短，需要通过陈斌的承诺转付给毕培湘系双保险”。根据民事诉讼法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施福太的庭审陈述对陈斌具有约束力，其法律后果依法由陈斌承担。一审据此认定陈斌在一审陈述“李雄认为与毕培湘的认识时间较短，需要通过陈斌的承诺转付给毕培湘系双保险”并无不当。（二）陈斌、林玉钦有异议“本院认为”部分，不属于一审查明事实范畴。该认定符合证据的审查认定原则和日常生活经验判断。虽然《承诺书》未明确陈述为“若未能承接到工程，陈斌、陈孝德应退还200万元保证金给李雄”，但从该《承诺书》出具的背景、过程、目的可知：“由我陈斌、陈孝德负全部责任”的真实意思表示就是要确保李雄“作为新晋高速公路第十标合同段项目施工合作人，合作工程量为该合同段隧道项目的一半造价（工程数量）”目的的实现；在李雄无法实现合作目的情况下，陈斌、陈孝德负有向李雄返还200万元押金及相应利息的责任。理由是：李雄与毕培湘并不相识，是经陈孝德介绍参与合作，为了保障押金安全且让李雄相信其所交的保证金作为陈斌应交给毕培湘的保证金的一部分，李雄要求陈斌和陈孝德在《承诺书》上签字确认对200万元押金“负全部责任”后，才将200万元押金汇给陈斌。对此，有施福太庭审陈述“李雄认为与毕培湘的认识时间较短，需要通过陈斌的承诺转付给毕培湘系双保险”可印证。陈斌和陈孝德自愿在《承诺书》上签字，依法产生履行承诺的法律后果。而“负全部责任”，即所有责任，显然应包括在未按约定给李雄项目情况下向李雄返还押金的责任。否则，与“全部责任”之应有之义不符。根据陈斌一审所述，在支付200万元押金时，李雄、陈斌、陈孝德、毕培湘几个人都在一起。如果“负全部责任”仅为“转付责任”，只是为了确保200万元押金到达毕培湘，则李雄直接汇款给毕培湘是最安全的方式，根本无需通过陈斌转付，更无需要求未经手讼争款项的介绍人陈孝德也出具“负全部责任”的承诺（陈孝德之所以在《承诺书》上签字，是因为作为介绍人，愿意对介绍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对李雄负全部责任）。而且，陈斌在李雄催讨后于2015年2月18日向李雄返还2万元。该行为进一步证明了陈斌认可在李雄无法实现合作目的情况下，负有向李雄返还讼争款项的责任。二、李雄与陈斌、陈孝德不存在合伙关系。陈斌主张与李雄、陈孝德系合伙关系，李雄应自行承担投资风险，不能成立。（一）李雄与陈斌、陈孝德之间没有任何合伙协议。《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规定“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合伙关系。”本案中，李雄与陈斌、陈孝德之间从未签署过书面的合伙协议，陈斌所主张的合伙关系也未经所谓的合伙一方当事人陈孝德确认。在没有书面合伙协议，且无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情况下，陈斌的合伙主张显然不能成立。（二）《承包协议》和《承诺书》，不能证明李雄与陈斌、陈孝德存在合伙关系。1、从形式上，《承包协议》的甲方是第三人毕培湘，乙方是李雄与陈斌（陈孝德并非协议当事人），该《承包协议》约定的是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而非李雄、陈斌、陈孝德三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第六条“合伙利润分配”，实际上是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的转包费或居间费，与合伙法律关系无关。从实质上，该《承包协议》系为了证实工程的存在并向陈斌支付保证金而签订，毕培湘在提交给法庭的《陈述》中亦明确否认因此与李雄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和经济关系。陈斌仅因该《承包协议》中出现“合伙利润分配”，就主张其与李雄、陈孝德三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显然是断章取义、张冠李戴，依法不能成立。2、《承诺书》仅体现“经陈孝德介绍李雄为第十合同段项目施工合作人，合作工程量为该合同段隧道项目的一半造价（工程数量），前期押贰佰万元”，并未约定合作方式是三人“合伙”，更没有对合伙的实质要件“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进行任何约定，根本不符合合伙关系的法律特性。根据陈斌一审陈述，李雄是单独分得一半工程量，另一半工程量则由陈斌和陈孝德自行协商合作，与李雄无关。这也进一步说明，李雄系与陈斌、陈孝德以分割工程量方式共同参与新晋高速第十标的工程，这种共同参与，依法不属于“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的合伙关系。三、《承诺书》上的“月息2.5%”虽然是李雄事后添加，但是经陈斌同意。陈斌在诉讼中拒不承认，已违反诚信原则，主张李雄伪造证据，不能成立。一审未予处理，是正确的。陈孝德、毕培湘未作答辩。李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陈斌、林玉钦、陈孝德、施爱娇连带偿还李雄的保证金（押金）合计200万元及自2013年12月20日起至还清款项之日止按月利率2.5%计算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2月，陈斌从毕培湘处得到河南新乡县至山西晋城的新晋高速公路第十标建设工程信息，毕培湘称有能力为其拿到该工程，陈斌先后于2013年2月25日、2013年6月13日、2013年6月15日陆续向毕培湘转账200万元定金，因陈斌资金周转不灵，寻找合作伙伴，先认识陈孝德，后经陈孝德介绍认识李雄，三人同意合伙投资该工程项目。2013年12月18日，毕培湘为从中赚取佣金，以其个人身份作为甲方，李雄及陈斌作为乙方，双方签订《关于新晋高速第十标的工程承包协议书》，约定：为了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明确甲、乙双方的责任、权利、义务和利益，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真诚合作、诚实守信、互惠互利的原则，经双方平等协商，订立协议。三方约定合伙共同投资毕培湘介绍的河南新乡县至山西晋城的新晋高速公路第十标建设工程，陈斌与陈孝德共占50%，李雄占50%。在协议第三条中对合作方式进行约定，由甲方负责与业主方进行接洽，并负责签订第十标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乙方负责按照甲方与业主签订的合同要求全面实施完成。对合伙利润分配约定：1、甲方按总工程合同量（约1.7亿）收取1000万元，如有工程总量、价格上涨（2000万元）等因素另加收100万元。2、乙方在收到工程进度款3天内按进度款的8%支付给甲方。3、总工程进度款付至85%时，乙方应在甲方所得利润全部付至甲方。4、甲方与业主方在预定工程项目标段时，已经交纳了520万元保证押金给业主方。余下部分保证金由乙方到时直接交纳给业主方。第七条约定：乙方在签订本协议书时，应先交纳甲方给业主方的工程保证金400万元，剩余120万元，在与业主方签订正式合同时付清给甲方。违约责任约定：1、甲方若此工程项目未能签到，甲方要求业主方或者是经过法律程序要业主方按照有关程序规则进行赔偿。2、项目动工期约在2014年四月底以前开工，如果业主方原因导致延期开工，按月2%的利息计算给乙方，或按业主方规则条款处理。协议签订后，陈斌、陈孝德向李雄出具《承诺书》，内容载明：“关于新晋高速公路第十标合同段工程合作项目押金的事情，经陈孝德介绍李雄作为第十标合同项目施工合作人，合作工程量为该合同段隧道项目的一半造价（工程数量），前期押贰佰万元，以老毕签约的协议为前提，现我承诺李雄的押金贰佰万元经我账上转给老毕，由我陈斌、陈孝德负全部责任。注株洲毕培湘（老毕），此据承诺人：陈斌、陈孝德，2013.12.19日。”李雄收到承诺书后，将200万元押金款通过银行汇入陈斌账户，陈斌向李雄出具收条一份，内容载明“今收到新晋高速工程总量的一半合作者李雄的工程保证金贰佰万元整正（转交毕）（2000000.0），收款人：陈斌2013.12.20”。同日，陈斌将款目150万元汇入毕培湘指定的单位和账户：株洲市长城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20010082011130006497978021。另外50万元由陈斌以现金方式与毕培湘结算，毕培湘于同日向陈斌出具收条一份，内容载明：“今收到陈斌交纳的新晋高速第十标合同段保证金：伍拾万元整（500000）。注：（到今已收保证金额肆佰万元）经手人；毕培湘，2013年12月20日”。后毕培湘未与新晋高速工程项目建设方签订《关于新晋高速第十标段的工程项目承包合同》，亦未与业主方签订承包工程合同。经陈斌催讨，毕培湘于2014年12月份分两次返还陈斌定金30万元。因工程迟迟未能动工，超过了约定时间，李雄向陈斌、陈孝德催讨押金200万元，陈斌返还李雄2万元，尚余款项陈斌、陈孝德未能还款，遂引发本案诉讼。另查，陈孝德与施爱娇已于2002年6月12日经一审法院判决离婚，本案诉争款发生在施爱娇与陈孝德离婚之后。李雄于2017年3月16日向本院申请撤回对施爱娇的起诉，一审法院作出（2016）闽0128民初371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予李雄撤回对施爱娇的起诉。陈斌在原审（2015年9月11日的庭审笔录）中对负全部责任陈述“李雄认为与毕培湘的认识时间较短，需要通过陈斌的承诺转付给毕培湘系双保险。”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存在以下几个争议焦点：一、毕培湘是否承担返还诉争款责任的问题。陈斌从毕培湘处得到河南新乡县至山西晋城云新晋高速第十标建设工程信息，毕培湘称有能力为其拿到该工程，陈斌转账200万元给毕培湘，后陈斌因资金周转困难，先后找到陈孝德、李雄合作投资该工程。毕培湘未出资从而从中赚取拥金，并与李雄、陈斌协议签订后签订《关于新晋高速高速第十标的工程承包协议书》，李雄依协议约定汇款200万元到陈斌账户。陈斌将押金款200万元支付给毕培湘，毕培湘收款后本应按协议约定履行与业主签订《关于新晋高速第十标的建设工程》的义务，但其未能签订合同，造成李雄及陈斌、陈孝德经济损失，毕培湘应返还押金，并应按约定的月利率2%支付利息。但李雄及陈斌、陈孝德均未向毕培湘主张权利，且李雄在一审法院多次释明是否向毕培湘主张权利的情况下，其仍不向毕培湘主张权利，故因李雄、陈斌、陈孝德未向毕培湘主张权利，不予处理。二、陈斌、陈孝德是否应承担案涉押金200万元返还责任的问题。陈斌与毕培湘系多年合作工程关系，而李雄经陈孝德介绍认识陈斌，李雄在签订协议当天才认识毕培湘，李雄对其押金200万元汇给毕培湘不放心，陈斌、陈孝德向李雄出具《承诺书》，约定：“现我承诺李雄的押金贰佰万元经我账上转给老毕（即第三人毕培湘），由我陈斌、陈孝德负全部责任。”李雄在陈斌、陈孝德出具承诺书后，才将200万元款汇入陈斌账户，陈斌在一审庭审时自认李雄转款时所有人都在场（包括毕培湘），对承诺书中写的“负全部责任”陈斌辩解为“李雄在认识毕培湘时间较短，需要通过我承诺将200万元转付给毕培湘系双保险”。以此可见，陈斌、陈孝德向李雄出具《承诺书》中约定“由我陈斌、陈孝德负全部责任。”应理解为保证李雄200万元资金的安全责任，而在李雄无法实现合作目的情况下，陈斌、陈孝德负有向李雄返还200万元押金的责任。现李雄无法实现合作目的，陈斌、陈孝德应负返还李雄押金200万元的责任。故对李雄诉请陈斌、陈孝德返还其200万元予以支持，扣除陈斌已支付的2万元，陈斌、陈孝德还应支付198万元。李雄主张诉争款利息按月利率2.5%计算，但“月息2.5%”系李雄自行在《承诺书》上添加，非陈斌、陈孝德所承诺，故李雄该诉请证据不足，不予支持。陈斌抗辩主张《承诺书》上“负全部责任”仅为转付资金责任，依据不足，理由不够充分，不予支持。三、林玉钦是否对诉争款项承担共同偿还问题。陈斌、林玉钦系夫妻关系，本案债务发生在双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陈斌以其个人名义对外债务，因林玉钦未提供证据证明本案存在不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的情形，故林玉钦应对陈斌在本案中所负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一审法院判决：一、陈斌、陈孝德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李雄工程押金198万元；二、林玉钦应对本判决第一项陈斌应承担的款项负共同清偿责任；三、驳回李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00元，由李雄承担9310元，由陈孝德、陈斌承担2069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陈斌为《承诺书》中的“月利息2.5%”与其他内容是否为同一时间内书写进行鉴定支出鉴定费4800元。本院认为，案涉《承诺书》，除月利息2.5%系李雄添加外，其他内容为陈斌、陈孝德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现陈斌与李雄对《承诺书》关于“由我陈斌、陈孝德负全部责任”中的“负全部责任”作不同的解释。陈斌主张该责任为其应负责将李雄汇入其账户中的200万元款如数转给毕培湘。而李雄则主张该责任为陈斌、陈孝德保证其200万元资金的安全责任。为此，分析如下：李雄之所以要求陈斌、陈孝德出具《承诺书》，其目的在于保证所支付的200万元资金的安全，即保证其所支付的资金不会受到损失。根据《承诺书》的内容，李雄支付200万元押金的前题是与毕培湘签约案涉工程，而该《承诺书》出具时，陈斌和李雄已与毕培湘签订《关于新晋高速高速第十标的工程承包协议书》，因此，陈斌向李雄出具《承诺书》以保证李雄支付200万元押金得以签约已不存在。若如陈斌所主张的该责任为其应负责将李雄汇入其账户中的200万元款如数转给毕培湘。而根据各方在案陈述，陈斌向李雄出具《承诺书》后，李雄向陈斌账户汇入200万元时包括毕培湘在内的案涉当事各方均在场，在陈斌和李雄已与毕培湘签订《关于新晋高速高速第十标的工程承包协议书》，毕培湘也已知悉李雄已向陈斌汇入案涉工程所须支付的200万元押金的情形下，陈斌向李雄出具《承诺书》以保证该200万元押金如数转给毕培湘已无意义。况且，出具《承诺书》另一承诺人陈孝德既未收取李雄支付的200万元押金，也无法保证陈斌能将李雄汇入陈斌账户中的200万元款如数转给毕培湘，其所作的承诺显然与前述情形无关，且在李雄提起本案诉讼诉请其根据《承诺书》的承诺与陈斌共同退回200万元押金，直到二审仍未到庭，应视为其放弃李雄关于《承诺书》中的“负全部责任”为其与陈斌保证李雄200万元资金的安全责任的抗辩。在此情况下，陈斌原一审代理人在原一审庭审中所作的“李雄在认识毕培湘时间较短，需要通过我（陈斌）承诺将200万元转付给毕培湘系双保险”的陈述更符合客观事实。况且，毕培湘在未能承包到案涉工程时仅与陈斌结算，也向陈斌退还了部分押金，同时并不认可其与李雄之间存在资金上的联系，而陈斌也向李雄退回了2万元押金。故一审所作的陈斌、陈孝德向李雄出具《承诺书》中约定“由我陈斌、陈孝德负全部责任。”应理解为保证李雄200万元资金的安全责任，而在李雄无法实现合作目的情况下，陈斌、陈孝德负有向李雄返还200万元押金的责任的认定正确。在案无证据证明李雄在《承诺书》上添加的“月息2.5%”业经陈斌、陈孝德同意，应认定双方未约定利息。但陈斌、陈孝德应从李雄提起本案诉讼之日即2015年6月8日起至还清款项之日止，以198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李雄计付利息。经鉴定，《承诺书》中的“月利息2.5%”与其他内容非同一时间书写。故陈斌为此而支出的鉴定费4800元应由李雄承担。至于陈斌是否已将李雄支付的200万元押金交给毕培湘，以及李雄与陈斌、陈孝德间是否为合伙关系，并不影响本案处理的结果，故本院不予评价。综上，陈斌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李雄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福建省平潭县人民法院（201６）闽0128民初3711号民事判决；二、陈斌、陈孝德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李雄工程押金198万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利息以198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5年6月8日起计至还清款项之日止）；三、林玉钦应对本判决第二项确定的陈斌应承担的债务负共同清偿责任；四、驳回李雄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0000元，由李雄负担11000元，由陈斌、陈孝德负担18000元，一审鉴定费4800元由李雄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0000元，由李雄负担11000元，由陈斌负担18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 华审 判 员  陈 辉审 判 员  林星星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卓垚磊书 记 员  林 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