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兰行初字第29号
原告程晨，男，1987年2月8日出生，汉族，现住兰州市城关区。
委托代理人毛斌斌，男，1990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平邑县。
被告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甘肃监管局。住所地，兰州市城关区广场北路***号（陆都嘉邸）。
法定代表人焦清平，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陈邦瑞，男，该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陈刚，男，该局干部。
原告程晨不服被告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甘肃监管局（以下简称：甘肃保监局）保险消费投诉监管行政行为一案，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程晨；被告甘肃保监局的委托代理人陈邦瑞、陈刚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甘肃保监局于2014年12月22日作出的甘保监消费投诉（2014）第7号《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载明：对于程晨投诉反映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寿险甘肃分公司）及业务人员违法违规行为，甘肃保监局进行了调查了解。经查：一、关于银行允许保险公司人员在银行驻点销售问题。甘肃保监局检查人员分别到太保寿险甘肃分公司和建设银行甘肃省分行以及相关网点进行了调查。经调查，程晨所购买保险产品系银行代理渠道销售，该业务投保手续由银行工作人员周涛（代理人员资格证号：）负责办理。周涛时任建设银行兰州大学分理处员工，负责保险产品咨询销售。程晨所持保险合同显示的“客户经理”一栏应填写保险公司售后服务人员，穆振蓉系保险公司银保专管员，负责相关区域代理网点的保险产品售后服务工作。无证据证明保险公司人员驻点并进行了保险产品的销售。二、关于保险销售人员将保险产品与储蓄存款、银行理财产品简单类比、夸大产品收益问题。经调查，没有直接证据能够证明销售保险过程中存在夸大保险产品收益、与银行理财产品简单类比等问题。三、关于未亲自抄录风险提示语句并签名、投保单“投保事项”等栏目相关信息未填写的问题。由于保险公司不能提供详细清晰的投保资料，无法证明是否是投保人亲自抄录风险提示语句并签名，以及相关“投保事项”等内容是否填写，甘肃保监局认为程晨所反映的该项情况属实。四、关于未进行回访问题。甘肃保监局检查人员调取了公司的回访电话录音，显示保险公司已于2010年11月12日14点45分对程晨进行了电话回访，并留存了回访记录。五、关于未寄送红利通知书问题。由于保险公司无法提供证明已向程晨寄送红利通知书的相关证据，甘肃保监局认为程晨所反映情况属实。六、关于未收到生存保险金问题。经查，因程晨未向公司提出生存保险金的申请，生存保险金按照合同约定留存于生存给付累计账户中。截至2014年11月11日，程晨本人账户共收到生存金4次，合计2238.66元。程晨可以登录太平洋保险官方网站、拨打95500服务热线或者到公司柜面进行查询。七、关于银行提供的自动转账授权书中保险公司填写部分为空、未按规定向程晨邮寄或送达扣款凭证的问题。程晨所提供的资料已明确显示存在《银行（邮政）自动转账授权书》中需保险公司填写内容为空的问题；保险公司也无法提供已向程晨邮寄或送达扣款凭证的有效证据，甘肃保监局认为程晨反映情况属实。八、关于保险公司销售产品备案问题。经查该公司向监管部门产品报备情况，公司销售的红福宝两全保险（分红型）已于2008年3月27曰向中国保监会备案，程晨反映备案时间2010年l2月27日系红福宝两全保险（分红型）产品变更后重新备案时间，不存在未经备案提前销售产品问题。综上，公司存在如下违规问题：一、未按规定要求投保人抄录风险提示语句并签名。违反了《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09）年第3号）第六条“向个人销售新型产品的，保险公司提供的投保单应当包含投保人确认栏，并由投保人抄录下列语句后签名：7、本人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了解本产品的特点和保单利益的不确定性”的规定，依据第三十五条“除本办法有关回访的规定外，保险公司未按照本办法要求进行信息披露的，由中国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l万元以上l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l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进行处理。二、无法提供保单号的投保单、记账凭证等重要单证资料。违反《保险法》第八十七条“保险公司应当按照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妥善保管业务经营活动的完整账簿、原始资料和有关资料”，依据《保险法》第一百七十一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一）未按照规定报送或者保管报告、报表、文件、资料的。”进行处理。三、未按要求寄送红利通知书。违反《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保险公司应当在保险合同条款中约定每年至少向投保人提供一份红利通知书”的规定，依据第三十五条“除本办法有关回访的规定外，保险公司未按照本办法要求进行信息披露的，由中国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l万元以上l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l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进行处理。四、投保单、自动转账授权书等单证资料内容填写不全。违反了《关于印发﹤保险公司内部控制基本准则﹥的通知》（保监发（2010）69号）第十六条“保险公司在投保受理时，应当对投保资料进行初审，建立投保信息录入复核机制，确定投保资料填写正确、完整、录入准确”的规定，没有对应罚则。五、未按规定向程晨邮寄或送达扣款凭证的问题。目前保险监管部门尚无明确规定要求。以上公司存在的第一、第二个问题，由于其违规行为已超过二年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之规定，甘肃保监局不能给予行政处罚，将采取其它监管措施，督促公司加强内部管控，提高合规经营的意识和水平。对上述第三个问题，甘肃保监局将下发整改通知书，责令公司于2015年1月23日前完成整改；如逾期不能改正，将依据《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进行处理。对上述第四、第五个问题，甘肃保监局将督促保险机构切实加强内部管理，严格落实投保审核责任，同时认真履行《银行（邮政）自动转账授权书》中约定事项，向程晨补充送达扣款凭证。如果程晨对甘肃保监局的处理决定有异议，可以自收到本处理决定之日起30日内向中国保监会书面申请核查。
原告程晨诉称，原告于2014年10月8日向被告寄送《行政处罚申请书》，要求被告对太平洋寿险公司驻点中国建设银行销售保单号为260100900089906的“理财保险”及后续发生的相关违规行为进行查处。直至2014年10月27日，被告未给原告任何形式的答复。原告遂于当日向被告电话联系询问情况，并于次日收到被告寄来的甘保监投诉（2014）第288号《投诉告知书》。发现此告知书原告姓名信息错误，原告10月28日再次打电话询问，被告称会补寄更正后的受理书，并称原告提供的证据太过模糊，向原告要求进一步取证。2014年12月15日，被告称保险公司已经遗失所有保单原始资料，再次要求向原告取证。次日，甘肃保监局工作人员与原告见面取证，查看了原告手中的投保单、保险单等原件并拍照。原告于2014年12月25日收到被告寄送的甘保监消费投诉（2014）第7号《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原告认为，在处理此次保险消费投诉的过程中，被告未能依法履行其行政职责，理由是：1、被告在于2014年10月13日收到原告的投诉材料后，未在《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时间内对原告作出答复。2、被告先后两次向原告要求取证，其行为违反了《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第十七条之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3、关于保险公司人员在银行驻点销售问题，《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称向原告销售保险产品的工作人员为持有代理销售资格证的银行员工周涛；事实上，向原告销售保险、解读保险条款、夸大收益以及引导办理相关材料的均为保险公司员工穆振蓉（保险单有记载）。原告所持所有材料均无“周涛”签字或与“周涛”相关的任何信息。甘保监在“保险公司已丢失所有材料”的前提下，得出此结论毫无说服力；另一方面，原告于2015年1月24日前往甘肃保监局查阅保监局针对此次投诉的调查笔录，其中无任何关于此行为的调查。被告并未按照《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并作出包庇太保寿险公司的草率决定。4、被告出具的《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已认定保险公司存在保险销售人员未按规定要求投保人抄录风险提示语句并签名、保险公司丢失保单号260100900089906相关的投保单等重要原始资料的重大违规行为，但以《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前半句为由，不予处罚。保险公司违法违规行为自其以欺诈方式骗取消费者签署保险合同开始计算，在合同终止之前，其非法获利以及保险消费者蒙受财产损失的状态一直持续。被告对该法条断章取义，包庇保险公司。5、被告对《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断章取义，对保险公司只有责令改正，无行政处罚，是刻意包庇太平洋寿险甘肃分公司。要求对其违规行为进行整改，同时要求处罚相关负责人。2015年1月18日原告向中国保监会寄送《行政复议申请书》。中国保监会认为甘肃保监局相关行政行为合理，并于同年3月21日向原告寄送了《行政复议决定书》。综上，原告提起诉讼，请求：（一）撤销被告作出的甘保监消费投诉（2014）第7号《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二）责令甘肃保监局履行行政职责，全面客观调查原告提出的行政处罚申请（甘保监投诉（2014）第288号）中所陈述事实，依法对涉事保险公司进行行政处罚并重新作出处理决定；（三）被告承担行政诉讼费。
被告甘肃保监局答辩，一、甘肃保监局对原告保险消费投诉依职权受理并调查处理，全面履行了法定职责。甘肃保监局2014年10月13日收到原告寄来的《行政处罚申请书》后，于同年10月27日向原告寄送了甘保监投诉（2014）第288号《投诉告知书》，明确告知对其反映的涉嫌违法违规问题的诉求予以受理，对合同纠纷向相关涉事公司进行转办。为了调查太平洋寿险甘肃分公司及业务人员是否存在原告所述违法违规行为，2014年11月12日，甘肃保监局向太平洋寿险甘肃分公司下发了《现场检查通知书》。检查期间，甘肃保监局检查组调取了该保险公司业务系统截屏、回访录音、产品备案记录；走访了银行代理网点，提取了经办人员资质及办理业务的有关材料；对有关人员进行了询问谈话。甘肃保监局对原告先后两次反映的8项可能涉嫌违法违规行为逐一、全面、客观、公正的进行了核查，并结合现场检查中获取的资料和收集到的有关证据，对原告反映的问题形成了初步处理意见。同年12月22日，甘肃保监局向原告寄送了（2014）第7号《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对作出该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向原告进行了说明，告知了处理结果和依法享有的权利。二、甘肃保监局作出的《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原告提出其2010年11月10日在建设银行兰大分理处购买理财产品时有保险公司人员在银行驻点销售，但原告在投诉过程中未能向甘肃保监局提供其认为存在驻点销售的初步证据。调查过程中，甘肃保监局也未能发现证明存在驻点销售的证据。调查中建设银行兰大分理处出具了证明该业务为本行工作人员周涛办理的书面材料，证明为原告办理业务的是银行工作人员周涛。因此，原告认为银行允许保险公司人员驻点销售的说法缺乏证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中，法律十分明确提出应当以“违法行为”本身作为判断标准，而并非以行为发生后的状态作为标准。从本案来看，原告2010年11月10日在建设银行兰大分理处购买了银行代销的保险产品。保险公司2010年11月11日零时向原告签发保单予以承保，此后原告一直根据合同约定履行缴费义务，自合同签订后直至2014年10月13日前，原告从未对该销售行为和合同本身涉嫌违约或侵权向任何司法机关、行政机关提出过诉求。因而可以认定本案中的保险销售行为自2010年11月11日零时起已经结束，并且销售行为本身不存在连续或持续状态。原告于2014年10月13日向甘肃保监局投诉，属于行政机关首次知悉相关情况，从这一时间算起，无论违规行为发生或结束时间均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二年”期限，原告要求对相关保险公司进行行政处罚的诉求已过法律时效的期限，于法无据。《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这种立法技术在保险法及其部门规章中比较常见。通常是针对一些较为轻微的、通过改正可以达到消除瑕疵目的的、尚不必要直接予以行政处罚措施的行为，要求相关责任单位先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时，才给予相应行政处罚。本案中，甘肃保监局于2015年1月4日向太平洋寿险甘肃分公司下发了监管函，要求该公司于2015年1月23日前按规定向原告补寄红利通知书及扣款凭证。该公司已在2015年1月13日向原告寄发了红利通知书及扣款凭证，向甘肃保监局报告了整改情况。原告对此法条适用的异议没有法律依据。综上，甘肃保监局对原告投诉案件的调查处理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法规准确。请求法院依法维持（2014）第7号《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驳回原告诉求。
经审理查明，2010年11月10日，程晨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大学分理处（以下简称：建行兰大分理处）购买了红福宝两全保险（分红型）。2014年10月11日，原告程晨以挂号信邮件号为：XA11354900662方式向被告甘肃保监局寄出《行政处罚申请书》等材料，要求甘肃保监局对太平洋寿险甘肃分公司驻点建行兰大分理处销售“理财产品”的相关违规行为进行查处。同年10月13日，甘肃保监局收到该申请书后，于同年10月22日作出了甘保监投诉（2014）第288号《投诉告知书》，并于10月27日以EMS邮件号码为1012321477511的方式向程晨寄送了该《投诉告知书》。告知程晨：1、对程晨主张的太平洋寿险甘肃分公司及其业务人员销售误导、涉嫌违法违规及损害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投诉事项决定予以受理；2、对程晨提出的按照投保金额三倍进行赔偿的事项属于民事纠纷，告知其应依法通过其他途径解决；并告知将其投诉材料转交太平洋寿险甘肃分公司处理。10月28日，程晨又向甘肃保监局补充了投诉材料。10月24日、11月12日，甘肃保监局先后向太平洋寿险甘肃分公司发出甘保监投诉（2014）第310号《投诉转办单》、《现场检查通知书》。《投诉转办单》载明：将程晨的保险消费投诉件转送该公司，请按照《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办理，直接向投诉人答复办理结果，并将办理结果于2014年11月7日之前报告甘肃保监局。2014年12月1日，太平洋寿险甘肃分公司在《甘肃经济日报》上刊登挂失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单号260100900089906的投保合同联（公司联）、个人人身投保单、记账凭证联、投保提示、客户信息联完整的一套保险资料。期间，甘肃保监局对投诉人投诉的相关事宜在太平洋寿险甘肃分公司及建行兰大分理处进行现场检查，调取了原始资料，并对相关业务人员进行了调查询问，于2014年12月22日作出（2014）第7号《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对投诉人投诉的“关于银行允许保险公司人员在银行驻点销售问题”等问题分八项逐一进行了答复；并对保险公司存在五个方面的违规问题以及处理方式等向程晨逐一进行了告知。并于同年12月24日以邮件号为1070420706112EMS形式向程晨邮寄送达。2015年1月4日，甘肃保监局向太平洋寿险甘肃分公司发出甘保监稽查（2015）1号《中国保监会甘肃监管局监管函》。2015年1月13日，太平洋寿险甘肃分公司以挂号信函邮件编号为XA10913823962方式向程晨邮寄了红利通知书和续期发票。同年1月21日，太平洋寿险甘肃分公司向甘肃保监局报送甘太保寿（2015）23号《太平洋寿险甘肃分公司关于对甘肃保监局稽查监管函涉及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程晨收到甘肃保监局（2014）第7号《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后，向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申请行政复议。中国保监会于2015年3月17日作出保监复议（2015）16-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甘肃保监局相关认定并无不妥，决定维持甘肃保监局对程晨保险消费投诉事项的处理及由此所作的（2014）第7号《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并于同年3月20日以邮件号为1033568003207EMS形式向程晨邮寄送达。原告程晨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根据2014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遵循依法、公开、公正的原则，对保险业实施监督管理，维护保险市场秩序，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本案甘肃保监局作为中国保监会的派出机构，对程晨提出的保险消费投诉具有实施监督处理的法定职责。中国保监会《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工作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完整投诉材料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告知投诉人是否受理，不予受理的，应当说明理由。”甘肃保监局于2014年10月13日收到程晨的《行政处罚申请书》后，于同年10月22日作出《投诉告知书》，对投诉人反映的甘肃保监局监管职责范围内的投诉事项依法受理，将不属于其职责范围内的事项予以转办；并于10月27日邮寄送达程晨。该保险消费投诉受理并未超过上述规定的10个工作日。故原告程晨主张被告未在规定时间内对其作出答复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甘肃保监局受理程晨的投诉后，及时组织调查核实，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书面告知了投诉人程晨。该行政行为符合《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的相关程序规定。原告程晨主张被告甘肃保监局两次向其取证的行为，违反了《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第十七条及《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理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履行职责，可以采取下列措施：（三）询问当事人及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单位和个人，要求其对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事项作出说明；”故甘肃保监局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先后两次询问陈晨的行为并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而《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是因投诉材料不完整而通知投诉人补充提供的情形，并非向程晨采取的调查核实措施。关于原告提出保险公司人员在银行驻点销售问题，因原告在投诉过程中未向被告提供初步证据；甘肃保监局在调查过程中也未发现保险公司存在驻点销售的证据，建行兰大分理处出具了为原告办理业务的该行工作人员的书面证明材料。故原告提出的该主张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原告提出，被告出具的《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已认定保险公司存在保险销售人员未按规定要求投保人抄录风险提示语句并签名、保险公司丢失投保单等重要原始资料的重大违规行为，但甘肃保监局以“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不予处罚的行为，是包庇太平洋寿险甘肃分公司。本院审查认为，本案原告自保险合同签订后直至2014年10月11日前，从未对该销售行为和合同本身涉嫌违约或侵权向任何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提出过诉求。本案涉及的保险销售行为自2010年11月11日零时起已经结束，并且保险销售行为本身不存在连续或持续状态。原告向甘肃保监局投诉，属于行政机关首次知悉相关情况，从这一时间算起，违规行为发生时间已超过上述法律规定的“二年”期限。甘肃保监局以此规定为由，对相关保险公司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有法律依据。本案甘肃保监局对原告的消费投诉调查核实后，向太平洋寿险甘肃分公司下发了《监管函》，要求该公司限期按规定向原告补寄红利通知书及扣款凭证。该公司已在限定的期限内向原告寄发了红利通知书及扣款凭证，并向甘肃保监局报告了整改情况。故原告主张被告在处理本次保险消费投诉时，未能依法履行其行政职责的诉讼理由，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综上，甘肃保监局对投诉人程晨的投诉事项，在其监管职责范围内依法履行了法定职责，其作出的甘保监消费投诉（2014）第7号《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并无不当；原告要求撤销该告知书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程晨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程晨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柴宗奉
审 判 员 刘国权
代理审判员 李茫信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王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