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239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东庭家居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拱墅区康桥路69号4幢104室。
法定代表人：潘周伟，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勇、刘瀚林，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佳好佳居饰商城红高粱地板商行，住所地杭州市秋涛北路***号杭州佳好佳居饰商城****号。
经营者：余光美。
委托诉讼代理人：康昭董、陈津津，浙江睦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浙江东庭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庭家居）为与被上诉人杭州佳好佳居饰商城红高粱地板商行（以下简称红高粱商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4民初61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东庭家居委托代理人刘瀚林，红高粱商行委托代理人陈津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依法延长审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东庭家居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红高粱商行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本案红高粱商行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是否供货、供货金额以及欠款金额。1.关于本案红高粱商行提供的证据1对账单，真实性无法证明，而且赵坚没有权利代表东庭家居在对账单上签字确认，该证据1不应作为定案的证据。该对账单是东庭家居曾经的股东赵坚在股权转让、退出管理层之后所签，赵坚无权代表东庭家居进行确认。并且该对账单仅为红高粱商行单方所形成，并没有进行过结算，红高粱商行提交的收款收据也证明了实际上有相当部分款项已经结清。此外，在（2017）浙0105民初6733号杜成太诉申请人东庭家居合同纠纷一案中，杜成太亦提供一份列有项目列表的结算单，赵坚亦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表示该结算单上的项目其本人并未实际参与管理，相关金额并不知情，是根据项目经理进行确认后，他才进行确认。而本案对账单并无所谓的项目经理签字，故赵坚的签字并不能表示其对相关事实知情，更不能证明对账单中内容的真实性。东庭家居曾请求一审法院向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调取赵坚的上述证言，但并未调取该证据。该证据1对账单原审法院不应采纳。2.关于红高粱商行提供的证据2，原审判决以该证据认定东庭家居与红高粱商行之间业务往来。但是该证据中有部分材料没有原件，而且赵坚仅仅曾是公司的股东而非法定代表人，无权代表东庭家居在发货明细清单、《领（付）款凭证》等上面签字确认。甚至，证据2中部分材料是赵坚股权转让、退出公司后所签字，此时赵坚更无权代表公司。3.关于红高粱商行证据4开庭笔录中陆昌伟的相关证言，红高粱商行的诉讼代理人曾担任陆昌伟某装饰装修合同纠纷案的代理人，陆昌伟与本案存有利害冲突，并且该装饰装修合同案证明陆昌伟有些个人的业务，结合其证言的内容的不合理，其证人证言不能采纳。4.关于红高粱商行提供的潘周伟所写的“证明”，是在潘周伟被胁迫的情况下出具的。2017年4月13日东庭家居法定代表人潘周伟在拱墅区半山法院参加姚召平、郑水福诉申请人合同纠纷一案庭审后，在半山法庭门口被多人围困数小时，潘周伟打110进行报案，半山派出所曾出警，当时的经办法官陈峰也曾到场协调未果，后潘周伟迫于压力写下本案红高粱商行所称的证明，后方得以离开。半山派出所拒绝东庭家居自行调取该证据，认为需要法院才能调取相关报案、出警记录。为了证明当时情况，东庭家居曾申请原审法院向杭州市拱墅区半山派出所调取2017年4月13日潘周伟报案、派出所出警的相关记录，但原审法院并未调取该证据。二、本案中赵坚是在没有代理权的情况下，以东庭家居的名义与红高粱商行订立了买卖合同，属于无权代理行为。根据东庭家居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涉案业务发生时赵坚不是东庭家居的法定代表人，仅是东庭家居的股东和监事。原审判决书的“本院认为”第二点“案涉业务发生时赵坚为被告东庭家居的法定代表人，赵坚作为法定代表人在《领（付）款凭证》、发货明细清单、对账单上的签字具有代表东庭家居对应付原告款项进行确认的效力”明显错误。根据红高粱商行提供的对账单、发货明细清单、领付款凭证，以及东庭家居提供的公章保管情况、与供货商签订合同和供货以及结算流程的说明，赵坚在未经过东庭家居内部流程审批、法定代表人吴瑶同意或者东庭家居任何授权的情况下，私自与红高粱商行订立买卖合同，没有签订任何书面的供货协议，仅由其个人私自在相关单据上签字并私自加盖东庭家居的公章，属于无权代理的行为。同理，祥盛家园14-1-801、9-1-902和树园小区7-26-203的《杭州市住宅装饰装修施工合同》也是赵坚是在没有代理权的情况下，以东庭家居的名义与业主订立的买卖合同，也属于无权代理的行为。三、在东庭家居拒绝追认的情况下，本案涉案合同对东庭家居不发生效力，应当由赵坚承担相关责任。首先，东庭家居在纠纷发生至今一直坚称，本案涉案买卖合同东庭家居不知情，不是东庭家居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赵坚私自以东庭家居的名义订立的。其次，红高粱商行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据“潘周伟的证明”，从内容上看仅表达了潘周伟本人会将红高粱商行所提到的结算单原件在2017年4月20日之前给红高粱商行这一内容，并不代表东庭家居认可欠红高粱商行货款。再者，赵坚不是东庭家居的法定代表人或财务总监，仅为股东和监事，其在《领（付）款凭证》、发货明细清单、对账单等上的签字行为，也不代表东庭家居认可了本案争议款项是公司债务的行为。最后，东庭家居于2016年8月26日出具给陆昌伟的授权委托书，以及于2016年10月11日出具给徐加新授权委托书，让两人讨要装修款。该两份授权委托书并没有对祥盛家园14-1-801、9-1-902和树园小区7-26-203的《杭州市住宅装饰装修施工合同》以及其他涉案装修合同中赵坚的无权代理行为追认，授权委托书上留了陆昌伟或徐加新个人的账号而非东庭家居对公账号更恰恰说明了东庭家居并没有将上述的装修合同追认为公司业务。综上，东庭家居始终拒绝追认，本案的买卖合同应该由赵坚承担相关责任。四、上述买卖合同订立及履行过程中，赵坚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首先，赵坚不是东庭家居的法定代表人，也不是采购业务员。本案中的买卖合同并未形成书面合同，红高粱商行在起诉时也没有提供赵坚有权代表东庭家居订立买卖合同的授权委托书。故红高粱商行本身就没有对买卖合同对方的主体身份、赵坚是否有权代表东庭家居订立买卖合同等事宜进行认真核查。其次，在红高粱商行订立、履行买卖合同的过程中，存在很多不符合正常公司业务交易习惯以及常理的情形。比如：第一，红高粱商行提供的东庭家居发货明细单，抬头是“浙江东庭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然而红高粱商行提供的其他有公章的材料，上面却加盖了东庭家居“浙江东庭家居有限公司”的公章，两个公司名称明显不一致，而且从名称来看公司的业务范围也不一致。此外，经过东庭家居查询，“浙江东庭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这家公司根本就没存在过，是虚假的公司名称；第二，货物买方作为一个有限责任公司，截至目前支付货款却是由案外人赵坚以及财务方红卫的个人账户支付，并不是东庭家居的对公账户，不符合正常公司的财务、税务流程；第三，领付款凭证上只有赵坚一人签字，没有东庭家居任何财务人员的签字，而且赵坚并非东庭家居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财务总监，此情况也不符合正常公司的财务流程；第四，红高粱商行从未向东庭家居主张过款项，仅仅向赵坚这一个自然人主张款项等情形。上述种种情况漏洞百出，故正常情况下相对人不应该有合理理由相信赵坚有权代理东庭家居签订买卖合同。赵坚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综上，请求支持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红高粱商行答辩称：第一、一审法院已经查明，在本案涉案业务发生时，赵坚时任东庭家居实际控制人，并且在原来的拱墅法院庭审时，赵坚已经向法庭陈述过此事实。其次在本案涉案业务发生时，赵坚还是东庭家居的股东，当时还是公司的一员，包括在领付款凭证、签字，他都是职务行为，因此赵坚是有权代表公司对业务应支付款进行确认的，且一审法院认为，红高粱商行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一能够证明双方业务往来的情况，也确认了这是正确的，而该确认是正确的，红高粱商行在一审中对证据的原件已经全部出示了。潘周伟写条子是在公安人员与法官都在场的情况下，意志是完全自由的，并不处在被强制胁迫的这个环境当中。案涉业务并非个人业务，即便在业务当中使用赵坚个人账号作为支付账号，也不能推论出该业务对应的合同关系主体是赵坚，合同主体可以约定一致，指定为第三方账号作为支付账户。判断是否为赵坚个人业务应该从合同订立的主体判断而不能从账户主体判断，而且从整个涉案过程来看，红高粱商行的交易对象始终是东庭家居，也是按照东庭家居的管理流程之要求进行供货、补货到东庭家居的财务部门领取领付款凭证，交由其内部的审核人审核，直到最后领款。倘若交易对象是赵坚，根本也不必要去走上述管理流程，直接和赵坚个人货款两清就行了。但在本案的交易中，红高粱商行完全是遵循了东庭家居的交易流程和要求操作，后期款项的追讨过程中红高粱商行同时也向东庭家居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潘周伟催要，但其采取回避的态度。后得知潘周伟将参加半山法庭的庭审，红高粱商行的负责人余光美也特地赶到了半山法庭，当面商讨解决此事。红高粱商行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装修合同，其上盖有公章，足以认定东庭家居是该合同的主体，而非赵坚。其次红高粱商行也在一审庭审当中提交了当时涉案业务往来的案外人与东庭家居签订的装修合同，也提供了一份详细的名单及联系方式供法庭核实。涉案业务也已经完工。赵坚与红高粱商行之间的行为并非代理行为更谈不上是表见代理行为，而是其职务行为。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赵坚在红高粱商行任职时有权代表公司对外进行业务往来，其是基于职务而发生的行为是属于职务行为，该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公司来承担。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红高粱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东庭家居支付货款176737元，逾期付款利息自2016年2月28日起至东庭家居实际支付之日止，按银行贷款利率计算暂算至2017年8月10日为9374.09元，合计186111.09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东庭家居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红高粱商行系从事地板批发零售的个体工商户，2015年底开始，红高粱商行陆续向东庭家居承接的装饰装修工程提供地板及运输、安装服务。2015年11月11日、2015年11月20日、2016年3月14日，东庭家居分别与祥盛家园9幢1单元902室、祥盛家园14幢1单元801室、树园小区7幢26号203室签订《杭州市住宅装饰装修施工合同》三份，约定东庭家居为该三户进行“N7精装套餐”装饰施工，工程承包方式为东庭家居包工、包部分材料，三份《杭州市住宅装饰装修施工合同》所附《工程预算书》中约定，房间实木地板（可换成实木复合地板）属于套餐中东庭家居应提供材料的范围内。2015至2016年期间，红高粱商行向东庭家居承接的包含上述三户在内的23户装饰装修工程提供地板，时任东庭家居法定代表人的赵坚与红高粱商行进行了对账，确认包含幸福时代公寓3-2-301室在内的23户装修工程所涉由红高粱商行提供的地板工程总金额为226737元。2016年8月26日，东庭家居出具《授权委托书》一份，言明：“我（潘周伟，系浙江东庭家居有限公司法定代表），身份证号）现授权本公司项目经理陆昌伟（身份证号）办理您处装修款结算业务，请予以配合。谢谢！特此委托事实。”后，陆昌伟确认于同日收到祥盛家园9-1-902王茂忠家工程尾款4300元。2016年10月11日，东庭家居出具《授权书》一份，委托公司项目经理徐加新收取案涉祥盛家园4幢4单元1002号、14幢1单元701号、11幢3单元602号、14幢1单元801号、14幢1单元501号、15幢2单元602号共6套工地尾款。2017年4月13日，东庭家居法定代表人潘周伟出具材料一份，言明：杜成太、余光美、黄露材料结账单原件已提交公司财务（或范仁“辅”处），答复保证在2017年4月20日前归还杜成太、余光美和黄露三人。
另查明，案外人赵坚原系东庭家居股东，2013年7月8日至2016年6月21日期间，赵坚任东庭家居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6年6月22日起，潘周伟任东庭家居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为东庭家居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2016年12月1日，赵坚将其所持有的东庭家居公司股份全部转让。案外人范仁蒲系东庭家居股东，案外人陆昌伟、徐加新系东庭家居员工。又查明，2016年2月6日红高粱商行收到款项人民币20000元，2016年3月30日红高粱商行收到款项人民币30000元。
再查明，红高粱商行经营者余光美曾以个人名义向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起诉东庭家居。2017年7月31日，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0105民初4959号民事裁定书，认为余光美开办的个体工商户有字号，应以其字号为当事人，余光美以经营者为当事人，不符合起诉条件，故裁定驳回余光美的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案涉业务是东庭家居的公司业务还是案外人赵坚个人业务，对此法院认为：一、红高粱商行提交的东庭家居与祥盛家园14-1-801、9-1-902，树园小区7-26-203签订的《杭州市住宅装饰装修施工合同》及相应《标准工程装饰预算书》、《浙江东庭家居有限公司预算书》能够证明案涉祥盛家园14-1-801、9-1-902，树园小区7-26-203住户装修工程系由东庭家居向相应业主承接并进行施工、管理。东庭家居以该三份合同上收款账户为赵坚个人账户来认定合同系赵坚与业主签订，对此法院认为，东庭家居以及其现任法定代表人潘周伟曾委托公司员工徐加新以其个人账户向业主收取款项，该行为说明东庭家居在进行经营过程中存在以员工个人账户进行财务往来的情况，故法院对东庭家居的上述辩称不予采纳；二、赵坚签字确认的最后一张领（付）款凭证所对应的、东庭家居与树园小区7-26-203业主签订的《杭州市住宅装饰装修施工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6年3月14日，该合同约定的工期为2016年3月21日至2016年6月20日，故案涉业务发生时赵坚为东庭家居的法定代表人，赵坚作为法定代表人在《领（付）款凭证》、发货明细清单、对账单上的签字具有代表东庭家居对应付红高粱商行的款项进行确认的效力。根据红高粱商行陈述，红高粱商行到东庭家居处领款的程序是，红高粱商行提交销货清单、发货明细清单、出库单、送货单、补货单等材料，到东庭家居财务处换取《领（付）款凭证》，自行填写内容后交由赵坚核账签字。红高粱商行的该陈述能够与东庭家居法定代表人潘周伟出具的说明中陈述东庭家居公司财务等人收取余光美等人相关材料的事实相印证。东庭家居对红高粱商行陈述的领款流程不认可，但对于其本公司的付款流程却不能做出明确的说明，且不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综上所述，案涉装修工程由东庭家居承接施工并向业主收取款项，东庭家居已就应付款项与红高粱商行进行对账，且红高粱商行已换取《领（付）款凭证》并由赵坚审核签字，故红高粱商行已符合领款条件，东庭家居应向红高粱商行支付所欠款项，扣除已经支付的5万元，东庭家居还应支付红高粱商行款项人民币176737元。关于东庭家居主张红高粱商行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法院认为双方未就付款的时间明确约定，故法院仅对东庭家居应支付款项自红高粱商行起诉之日即2017年8月14日起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浙江东庭家居有限公司支付给杭州佳好佳居饰商城红高粱地板商行款项人民币176737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自2017年8月14日起，以未支付款项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杭州佳好佳居饰商城红高粱地板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按规定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011元，由杭州佳好佳居饰商城红高粱地板商行承担人民币94元，浙江东庭家居有限公司承担人民币1917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东庭家居提交的证据有：1.企查查、天眼查的查询信息，用以证明红高粱商行提供的“发货明细单”抬头“浙江东庭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从来没存在过，是虚构的公司名称；东庭家居没有出具过该发货明细清单的事实。2.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用以证明在本案争议事实发生时，赵坚不是东庭家居的法定代表人，仅仅是股东和监事；在没有东庭家居书面授权委托的情况下，赵坚无权代表东庭家居在合同、领付款凭证、对账单或发货明细清单上签字，其签字的行为也不能代表东庭家居真实意思表示的事实。3.情况说明1、2，用以证明本案争议事实发生时，东庭家居的公章是赵坚单独保管。东庭家居对外签订装修合同应该经东庭家居法定代表人吴瑶签字后留存一份备案，合同上提供的账号应该是公司的对公账号；但是红高粱商行提供的装修合同所留存的账号为赵坚个人账号，且合同上没有法定代表人吴瑶签字的事实。也用以证明红高粱商行提供的《杭州市住宅装饰装修施工合同》、发货明细清单等是赵坚在红高粱商行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签订、私自加盖公章的事实。4.情况说明3、4，用以证明东庭家居向供货商采购货物时，有效的供货或购货清单应当都加盖东庭家居公章或者材料专用章；但是红高粱商行提供购货清单只有一小半加盖东庭家居公章的事实。东庭家居结算货款时，领付款凭证应当由供应商填写，并且至少须财务人员和东庭家居分管领导共同签字确认，但是红高粱商行提供的领付款凭证仅有赵坚签字的事实。也用以证明红高粱商行提供的领付款凭证是赵坚在东庭家居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签字的、不是东庭家居真实意思表示的事实。5.情况说明5，用以证明2017年4月13日潘周伟出具的证明是潘周伟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出具的，以及该证明并没有认可尚欠货款的事实。6.情况说明6、7，用以证明红高粱商行提供的“东庭家居委托徐加新、陆昌伟收取装修款”这两份授权委托书的产生原因，之所以这两份授权委托书提供了员工账号用以收款，正是考虑到签订这些装修合同并非东庭家居的真实意思表示，东庭家居没有对这些款项予以追认。
红高粱商行发表质证意见称：对于证据1真实性是无异议的，但是对这个证明对象有异议，东庭家居的赵坚在拱墅法院庭审的过程当中已经说清楚，为什么当时会有一张对外的宣传材料单上写了浙江东庭装饰设计有限公司，因为名称本来就是浙江东庭家居有限公司，但是为了突出一个设计功能对外宣传，才在这个抬头发货明细单上在抬头上显示了浙江东庭家居设计有限公司，但是公司的名称一直都是东庭家居。对于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于证明对象有异议。赵坚实际上是东庭家居的实际控制人，当时赵坚在领付款凭证上签字的时候，是在东庭家居担任相应的职位的，其履行的就是职务行为，对在领付款凭证上的签字确认，也是代表东庭家居的行为。证据3到证据6真实性都有异议，都是东庭家居在2018年5月份自己单方面制作的，不能作为证据采信。
红高粱商行二审期间没有提交证据。
对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关于证据采信：对于证据1，发货明细清单上盖有东庭家居的公章，故不能以发货明细清单上打印的公司名称和工商注册登记的名称有差异而否认发货明细清单的真实性。对于证据2，可以证明赵坚不是东庭家居的法定代表人；证据3至6属东庭家居及其法定代表人的单方陈述，真实性无法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除赵坚未担任过东庭公司法定代表人外，其余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争议焦点和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即案涉业务是东庭家居的公司业务还是赵坚个人业务，东庭家居是否应向红高粱商行承担付款责任。首先，公章的印盖对外代表公司意思表示，赵坚作为时任东庭家居的股东兼管理人员，掌管公司公章，在没有证据证明赵坚擅自使用公章的情况下，相关书面材料上盖有东庭家居的公章系代表东庭家居的意思表示，东庭家居应对此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其次，东庭家居现法定代表人潘周伟关于其受胁迫出具书面保证的抗辩并无证据可以证明，该保证应认定系潘周伟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以此能够印证潘周伟作为东庭家居的法定代表人代表东庭家居对于收到相应对账单、保证还款的认可；再次，基于上述分析，现装修合同、发货明细清单、出库单、领付款凭证、授权书、对账单及书面保证等证据相互关联印证，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东庭家居承接了案涉住宅的装修工程，并和红高粱商行就地板的采购安装形成买卖合同关系，赵坚代表东庭家居与红高粱商行进行对账确认；此外，东庭家居无法合理解释赵坚和其公司财务支付部分款项给红高粱商行的行为，其所称赵坚和公司财务相互勾结、涉嫌犯罪并无证据证明，结合东庭家居在经营过程中存在以员工个人账户进行财务往来的情况，应认定对账单对东庭家居具有约束力。综上，东庭家居应按照对账单确认的价款，扣除已付款项后就剩余款项向红高粱商行承担付款责任。东庭家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835元，由浙江东庭家居有限公司负担。浙江东庭家居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就多交的诉讼费用向本院申请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魁
审判员 陈剑
审判员 崔丽
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日
书记员 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