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榕民终字第5440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银隆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137号信和广场1503单元。
法定代表人郭阳春。
委托代理人谢宇晙、陈明芳，公司职员。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福建天凯律师事务所，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西路**号东方时代广场****单元。
法定代表人李万林，主任。
委托代理人张裕文、陈宇南，福建天凯（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福建天凯（福州）律师事务所，住所地福州市鼓楼区温泉公园路****号金源大饭店公寓*********室。
代表人张裕文，主任。
委托代理人张裕文、陈宇南，福建天凯（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银隆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下称“银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福建天凯律师事务所（下称“天凯律所”）、福建天凯（福州）律师事务所（下称“天凯福州律所”）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5）鼓民初字第18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第二审程序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在本案的审理中，本院曾依法对双方当事人的纠纷进行了调解，但调解不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原告天凯律所、天凯福州律所请求判令：银融公司立即向原告支付律师费损失人民币共计1968901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人民币6125.47元［自2015年2月10日起，按同期贷款利率（即5.60%／年）计算利息，暂计至2015年3月1日，之后利息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
一审反诉原告银融公司请求：反诉被告返还反诉原告福州市仲裁委编号为2014榕仲裁字第322号、2014榕仲裁字第323号、2014榕仲裁字第324号、2014榕仲裁字第325号、2014榕仲裁字第341号、2015榕仲裁字第003号、2015榕仲裁字第015号、2015榕仲裁字第016号等八个案件的全部裁决书原件。
一审法院认定，2014年3月25日，两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八份编号分别为（2014）天凯律第0320号、（2014）天凯律第0321号、（2014）天凯律第0322号、（2014）天凯律第0323号、（2014）天凯律第0324号、（2014）天凯律第0325号、（2014）天凯律第0326号、（2014）天凯律第0327号的《委托代理合同》。双方约定，上诉人因处置对债务人福州力强贸易有限公司享有的金融债权（债权本金为人民币16987215.73元）、对债务人福州财丰贸易有限公司享有的金融债权（债权本金为人民币25462008.24元）、对债务人福州海鑫丰贸易有限公司享有的金融债权（债权本金为人民币6508125.30元）、对债务人福州润福贸易有限公司享有的金融债权（债权本金为人民币2589999.71元）、对债务人福建省玉财机械有限公司享有的金融债权（债权本金为人民币45500000元）、对债务人福建金奎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享有的金融债权（债权本金为人民币32808227.31元）、对债务人福建恒瑞薄板有限公司享有的金融债权（债权本金为人民币60814141.58元）、对债务人福建汉奇投资有限公司享有的金融债权（债权本金为人民币47957338.33元），委托两被上诉人代理本案相关的法律事务，经双方协商订立合同。
上述八份《委托代理合同》均约定，两被上诉人同意接受上诉人委托并指派律师组成团队办理上诉人委托的事务，上诉人同意根据实现情况为两被上诉人律师出具授权委托书；上诉人委托两被上诉人的工作内容如下：（一）仲裁阶段，代为向福州仲裁委员会提起、变更、撤回仲裁请求；代为申请仲裁前／中财产保全；代为提交证据材料、申请调查取证、申请证据保全；代为选定仲裁员；代为出庭参加仲裁活动；协助上诉人与债务人、担保人进行调解、和解；代为提交、领取法律文书；根据上诉人委托，办理仲裁阶段涉及的其他相关事务。（二）执行阶段，代为参与相关执行程序，包括但不限于提出强制执行申请，参加听证或其他各种会议、答辩；协助上诉人协调其他债权人整体外置关联资产；协助上诉人与债务人、担保人沟通、谈判，推动债权和解，并起草、审查、修改相关法律文件；代为提交、领取法律文书；根据实际情况，完成执行阶段所需的其他工作。上诉人委托两被上诉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合同还约定，上诉人按照“基本费用＋奖励费用”向两被上诉人支付律师服务费，具体如下：（一）基本费用，上诉人同意向两被上诉人支付仲裁阶段基本律师费5万元，自合同签订后三天内支付。（二）奖励费用，上诉人同意按照债权实际回收款的6%作为奖励费用支付给二原告，在上诉人实际收到债权回收款之日起三日内支付给两被上诉人账户，分期收回则分期支付。合同履行期间任何一方不得擅自终止合同，如上诉人无故终止合同，仍应按照第五条约定支付两被上诉人律师服务费用。
上述合同签订后，上诉人向两被上诉人支付八个案件的仲裁阶段的基本律师费共40万元。两被上诉人即委派律师开始代理上诉人与福州力强贸易有限公司、福州财丰贸易有限公司、福州海鑫丰贸易有限公司、福州润福贸易有限公司、福建省玉财机械有限公司、福建金奎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福建恒瑞薄板有限公司、福建汉奇投资有限公司的仲裁活动。其中，两被上诉人也积极寻找福州力强贸易有限公司、福州财丰贸易有限公司、福州海鑫丰贸易有限公司、福州润福贸易有限公司、福建省玉财机械有限公司、福建金奎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福建恒瑞薄板有限公司、福建汉奇投资有限公司等的财产线索，为执行作准备。
2014年12月19日，福州仲裁委员会作出（2014）榕仲裁字第322号《裁决书》、（2014）榕仲裁字第323号《裁决书》、（2014）榕仲裁字第324号《裁决书》、（2014）榕仲裁字第325号《裁决书》。2014年12月26日，福州仲裁委员会作出（2014）榕仲裁字第341号《裁决书》。2015年1月8日，福州仲裁委员会作出（2015）榕仲裁字第003号《裁决书》2015年1月15日，福州仲裁委员会作出（2015）榕仲裁字第016号《裁决书》、（2015）榕仲裁字第015号《裁决书》。上述《裁决书》分别支持了上诉人对福州力强贸易有限公司、福州财丰贸易有限公司、福州海鑫丰贸易有限公司、福州润福贸易有限公司、福建省玉财机械有限公司、福建金奎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福建恒瑞薄板有限公司、福建汉奇投资有限公司等的仲裁申请。
2014年12月30日，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移交（2014）榕仲裁字第322号《裁决书》、（2014）榕仲裁字第323号《裁决书》、（2014）榕仲裁字第325号《裁决书》。2015年1月8日，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移交（2014）榕仲裁字第324号《裁决书》。
2015年1月16日、2015年1月19日，天凯福州律所向上诉人发函，要求尽快盖章执行文书且尽早申请强制执行。
2015年1月19日，上诉人向两被上诉人发函《关于返还裁决书原件及解除委托代理合同的通知》，认为两被上诉人拒不提交八个案件的生效证明和裁决书原件，影响上诉人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强制执行申请；上诉人决定解除八个案件的委托代理合同。
2015年1月21日至2015年2月5日，上诉人先后就（2014）榕仲裁字第322号《裁决书》、（2014）榕仲裁字第323号《裁决书》、（2014）榕仲裁字第324号《裁决书》、（2014）榕仲裁字第325号《裁决书》、（2014）榕仲裁字第341号《裁决书》、（2015）榕仲裁字第003号《裁决书》、（2015）榕仲裁字第016号《裁决书》、（2015）榕仲裁字第015号《裁决书》项下债权自行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并未有执行结果。
2015年2月10日，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发函，认为上诉人据以解除合同的事由违背事实，没有任何依据；上诉人现要求提前解除合同，系单方无故终止委托代理，上诉人应支付两被上诉人剩余律师费1968901元后方能终止合同。
一审法院认为，两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八份《委托代理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依法有效。双方均应遵照履行。《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了仲裁及执行两个阶段的委托事项，并约定了上诉人应向两被上诉人支付的基本费用和奖励费用。两被上诉人按约履行，已经完成了仲裁阶段的代理事务，两被上诉人亦积极寻找债务人的财产线索，为执行阶段作准备。上诉人在两被上诉人未存在根本性违约的情况下，自行宣布解除《委托代理合同》，并拒绝将《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执行事项委托两被上诉人代理。上诉人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
《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律师费用（包括基本费用和奖励费用），是基于两被上诉人代理仲裁和执行两个阶段的风险代理收费，而非分阶段收费。上诉人拒绝将执行事项交由两被上诉人代理，造成两被上诉人风险代理部分的目的不能实现，并造成两被上诉人预期的律师代理费用的损失。如上诉人按《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基本费用向两被上诉人支付律师代理费用，既不能与八个案件的诉讼标的相符合，也不能反映两被上诉人的工作量，显属不公。根据公平原则，应根据八份《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诉讼标的，按照《福建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规定（2013）》规定的律师收费标准，酌情要求上诉人向两被上诉人赔偿律师代理费用损失。两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在《福建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规定（2013）》规定的律师收费标准内，可予支持。经计算，扣减上诉人已向两被上诉人支付的律师代理费40万元后，上诉人应向两被上诉人赔偿律师代理费损失1968901元。故上诉人应向两被上诉人赔偿律师代理费损失1968901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两被上诉人计付从2015年2月1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
上诉人反诉要求两被上诉人向其交付八个案件的《裁决书》原件。一审法院认为，两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将（2014）榕仲裁字第322号《裁决书》、（2014）榕仲裁字第323号《裁决书》、（2014）榕仲裁字第325号《裁决书》、（2014）榕仲裁字第324号《裁决书》原件于2014年12月30日、2015年1月8日交付给上诉人。两被上诉人亦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证明其于2015年1月19日将（2015）榕仲裁字第016号《裁决书》、（2015）榕仲裁字第015号《裁决书》、（2014）榕仲裁字第341号《裁决书》的扫描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上诉人。上诉人随后于2015年1月21日至2015年2月5日先后就八份《裁决书》项下的债权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亦能证明两被上诉人已将所有的《裁决书》交付上诉人。故上诉人的反诉请求无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一、银隆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福建天凯律师事务所、福建天凯（福州）律师事务所赔偿律师代理费损失1968901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原告计付从2015年2月1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银隆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反诉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2575元，由被告负担。本案反诉诉讼费5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负担。
上诉人银隆公司上诉称，一、2014年3月，双方在福州签署8份《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代理8个案件的仲裁和执行工作，并分别约定了两个阶段的基本费用和奖励费用，上诉人依照合同约定向被上诉人全额支付了仲裁阶段的费用。但是合同履行过程中，被上诉人未能尽到律师的勤勉尽责义务，不时更换经办律师，导致案件进展缓慢。更为严重的是被上诉人违反律师职业道德，恶意将福州仲裁委员会向上诉人开具的上述八个案件的生效证明原件以及裁决书原件扣留，导致上诉人迟迟未能对相关案件申请执行立案。在此期间上诉人多次向被上诉人讨要上述资料均未果，为避免上诉人的损失进一步扩大，上诉人只能依据《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依法解除合同。上诉人作为本案的委托人依法享有随时解除委托合同的权利，不构成违约。上诉人不得以只能向市仲裁委员会申请补开上述八个案件的裁决书生效证明，以及向市仲裁委员会调档福州润福贸易有限公司、福建省玉财机械有限公司、福建恒瑞薄板有限公司、福建汉奇投资有限公司等四个案件的裁决书复印件后，自行到中院申请执行立案。同时，上诉人在一审提出反诉要求被上诉人交还扣押的所有裁决书和生效证明。但是，一审法院的判决书中故意忽略不提被上诉人在一审起诉程序里提交的证据A2“文件移交清单”以及结合上诉人在一审起诉程序里提交的证据B1-B8能直接证明了被上诉人只向上诉人移交了福州力强贸易有限公司、福州财丰贸易有限公司、福州海鑫丰贸易有限公司、福建金奎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等四个案件的部分裁决书而不是全部裁决书原件及生效证明原件。事实证明因被上诉人恶意扣押上诉人裁决书及生效证明原件在先，上诉人才迫不得已提出解除委托代理合同，被上诉人的行为已违反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以及未能尽到律师的勤勉尽责义务。事实上，上述八个案件目前处于执行过程（至今也没有任何执行款回收，中院执行局完全可以证实），在中院执行局的经办法官档案里，可以清楚显示这四份裁决书并非原件。鉴于无法对此事进行举证，一审开庭时，上诉人口头表示了只能凭加盖仲裁委核对章的裁决书复印件向中院申请执行立案。一审法官忽视这种打个内部电话就能核实的事实，反而认定被上诉人已将所有的《裁决书》交付上诉人，不支持上诉人的反诉请求。一审的推导，逻辑牵强，结论有悖常理。更何况一审时双方根本就没有对八个仲裁案件在中院申请执行的立案时间提交证据。因此，一审法院对案件基本事实认定不清，无视法律规定，认定上诉人的合法解除合同的行为构成违约明显存在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律师费用（包括基本费用和奖励费用），是基于二原告代理仲裁和执行两个阶段的风险代理收费，而非分阶段收费。被告拒绝将执行事项交由二原告代理，造成二原告风险代理部分的目的不能实现，并造成原告预期的律师代理费用的损失。”根据《委托代理合同》第二条约定本案委托分为“仲裁阶段”和“执行阶段”，第五条约定律师服务费用包括“基本费用”和“奖励费用”，合同两条约定的内容分别对应，而且奖励费用是按照债权实际回收款的6%支付给被上诉人，可见奖励费用是以执行阶段的实际工作成果作为结算依据。在律师代理合同中，根据不同的程序阶段约定不同的计费方式，属于法律界人士众所周知的日常生活经验，何况《委托代理合同》非常明确的约定了两个阶段的法律服务内容与一一对应的收费条款。而本案中，被上诉人并未实际开展执行工作，上诉人至今也未收到任何的债权实际回收款，被上诉人无权主张费用补偿。一审法院任意解释合同约定，扩大了奖励费用的适用条件。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有失公平，明显偏袒被上诉人。根据《委托代理合同》第六条约定：“……如甲方无故终止本合同，仍应按照第五条约定支付乙方律师服务费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早就约定了合同提前终止的解决方式，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合同双方都具有法律约束力。暂且不论被上诉人无故扣押仲裁文书导致上诉人提出中止委托代理合同的事实系本案争议点，有待二审法院予以认定，即使上诉人依法提前终止合同后也应根据该合同第五条约定的分阶段计费方式履行，因此，被上诉人主张的1，968，901元的律师代理费既不在合同约定范围内，又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决称：“如被告按《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基本费用向二原告支付律师代理费用，既不能与八个案件的诉讼标的相符合，也不能反映二原告的工作量，显属不公。”首先，合同约定的律师费，是双方协商一致达成的合意，未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应依法予以维持，应该依照合同约定履行，而不是以被上诉人单方面主张的的按照《福建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规定（2013）》的标准上限收取律师费。民事合同遵循意思自治原则，在不违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合同效力应当保护。一审判决忽视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合同约定，径行援引指导性文件进行裁判，有擅用司法权干涉民事自治活动的嫌疑；其次，《福建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规定（2013）》依性质，仅为指导性文件，并不具有法律强制执行力，而合同约定的仲裁阶段代理费用与该规定的收费标准并无抵触；最后，本案中，被上诉人仅仅完成仲裁阶段的工作，被上诉人从未正式进入执行阶段，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赔偿执行阶段损失并无事实根据。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了证据A11、A12试图证明其已完成部分执行阶段工作量。事实上，上诉人在收到该信息后第一时间向中院执行局法官申请参与财产分配时，法官答复福州海鑫丰公司执行案财产分配表确认时间节点已过，这意味着被上诉人提交的财产线索时间实际晚于该节点，请中院依职权予以核实；被上诉人以其在经办的其他案件了解到的过期信息作为确认其工作成果的主张，明显有故意误导一审法院的嫌疑。被上诉人并未开展任何实质性的有效果工作情况下，便要求上诉人支付如此高额的律师费，明显偏袒被上诉人，显失公平。一审法院判决中称：“根据公平原则，应根据八份《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诉讼标的，按照《福建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规定（2013）》规定的律师收费标准，酌情要求被告向二原告赔偿律师代理费用损失。”在司法实践中，法律原则指导法律规则，法律规则以法律原则为基础，在法律适用上应当穷尽法律规则才能适用法律原则，而在本案中，《合同法》已授予委托人有随意解除权，且委托合同是双方协商一致达成的合意，该合同第六条中也约定了合同提前终止后的解决方式，并未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一审法院应依《合同法》约定公平、公正判决，而不是在有合同约定、有法律规则的情况下，仍然径行适用法律原则进行裁判。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
上诉人银隆公司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两被上诉人答辩称，一、上诉人无故解除与答辩人之间订立的委托代理关系已构成违约，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一）答辩人在代理期间勤勉尽职，依约为上诉人所托案件指派多名律师办理法律事务，并无过错；上诉人以此主张答辩人存在过错没有事实依据。根据《委托代理合同》第一条之规定，答辩人指派律师组成团队办理上诉人委托事务，上诉人向答辩人出具授权委托书。答辩人在接受委托后依约为上诉人所托案件指派多名律师组成律师服务团队，为其提供及时、周到的法律服务，且所指派律师亦是经过上诉人出具书面授权委托书予以确认。在答辩人的努力下，上诉人就代理的八个案件于2014年12月至2015年1月取得裁决书。前述案件进度均属正常，并不存在上诉人所述的“因不时更换律师导致案件进展缓慢”之情形，上诉人以此主张答辩人存在过错没有事实依据。（二）答辩人不存在恶意扣留裁决书原件导致上诉人无法申请执行立案之情形，上诉人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对答辩人进行无端诋毁意图转移违约过错。答辩人在于2014年12月至2015年1月取得上诉人所托八个案件的裁决书及生效证明后，立即将裁决书与生效证明扫描发予上诉人，并陆续将相应的原件进行移交。且据答辩人了解，上诉人在前述案件生效不久便自行前往贵院进行执行立案，并不存在上诉人因答辩人原因迟迟无法立案之情形。且上诉人亦无证据证明答辩人存在恶意扣留裁决书原件之情形。事实上，答辩人在前述案件取得裁决书之时便已积极就执行事宜起草相应的文书，并发予上诉人确认盖章。然，上诉人不仅在答辩人多次催促下迟迟不配合盖章以此阻碍答辩人执行工作的开展；更是为了逃避律师奖励费用的支付而对答辩人进行无端诋毁来意图转移违约过错。综上，上诉人在答辩人没有存在违约的情形下，为了一己之私擅自解除与答辩人的委托代理关系。该行为已违反了《委托代理合同》第六条之规定，且在答辩人多次沟通下仍未进行纠正，上诉人应就其违约行为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正确。二、答辩人因上诉人无故及解除委托代理关系的违约行为导致律师费预期利益严重受损，答辩人按照《福建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规定（2013）》主张损失赔偿合法合理，一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一）上诉人无视答辩人的劳动成果，肆意将《委托代理合同》关于律师费支付的约定曲解为分阶段支付，明显系在逃避律师服务费的支付义务。其一，上诉人与答辩人签订的八份《委托代理合同》不存在分阶段收费之情形。根据《委托代理合同》之约定，上诉人就前述八个案件的诉讼、执行事务进行整体委托于答辩人代理；鉴于所托案件大多为保证担保、债权回收难度大，故上诉人与答辩人经协商确认采取“基本费用＋奖励费用”的律师费收费模式。即答辩人在案件仲裁期间先收取基本费用五万元／件，剩余费用在该案债权回收后按6%进行收取，并非如上诉人所述答辩人仅就仲裁事宜收取律师费五万元／件。其二，在代理过程中，答辩人为确保上诉人所托的八个案件的债权能够顺利回收进行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跨地区进行尽职调查等等。在答辩人的辛勤工作下，为上诉人提供了不下上亿元的财产线索并设计了多套相应的债权处置方案，极大地提升了上诉人所享有的债权价值及债权回收的几率。而上诉人却以“至今未收到任何债权的回收款”来贬低甚至是抹杀答辩人为债权回收所作出的努力，试图将因自身能力不足所导致无法回收的不利后果强加在答辩人身上，此举是在贬低法律人的智慧成果。（二）答辩人为上诉人所托的八个案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由于上诉人的违约行为导致答辩人无法继续开展后续的执行工作，答辩人亦无法根据《委托代理合同》之约定收取后续的奖励费用。答辩人的预期利益遭受巨大损失。根据《合同法》第113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之规定及《委托代理合同》第六条约定，答辩人有权要求上诉人进行相应的损失赔偿。《福建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规定（2013）》作为福建省律师费收费指导性文件，其公平、合理的反映了当前律师费收费标准，答辩人按照《福建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规定（2013）》之约定计算所遭受的预期损失于法于理均有依据。一审法院从公平的角度支持了答辩人的主张，判决上诉人按照《福建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规定（2013）》承担相应的损失赔偿责任，并无任何不当。上诉人提起上诉纯粹系滥用司法资源，拖延向答辩人承担损失赔偿责任。
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提交的证据已随一审案卷移送本院。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明资料。
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被上诉人于二审期间向上诉人移交其代理的8个案件的生效证明原件及（2014）榕仲裁字第322、323号裁决书原件各1份、（2014）榕仲裁字第341号裁决书原件2份、（2015）榕仲裁字第003号裁决书原件2份、（2015）榕仲裁字第015号裁决书原件2份、（2015）榕仲裁字第016号裁决书原件2份。
本院认为，讼争《委托代理合同》，签约主体适格，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律师服务收费可以根据不同的服务内容，采取计件收费、按标的额比例收费和计时收费等方式”，第十三条规定“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律师事务所应当与委托人签订风险代理收费合同，约定双方应承担的风险责任、收费方式、收费数额比例。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讼争《委托代理合同》第二条约定被上诉人工作内容包括案件仲裁和执行两个阶段，第五条则约定“根据本案债权的具体情况，双方经协商确定按照‘基本费用＋奖励费用’”，从前述合同内容来看，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系风险代理合同，双方对代理费数额及支付比例约定明确具体，被上诉人最终收取律师代理费的数额取决于案件实际执行到债权的数额。合同中约定的保底代理费和风险代理费系综合考量被上诉人所代理案件仲裁和执行的结果，而非上诉人所称的分阶段收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关于“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上诉人作为委托人有权随时解除委托合同，但若因解除合同而给被上诉人造成的损失其应予赔偿。被上诉人对因合同解除所遭受的损失负有举证责任，被上诉人主张其损失主要是预期的“奖励费用”，但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第六条约定“如甲方无故终止合同，仍应按照第五条约定支付乙方律师服务费”，第五条则约定“奖励费用”支付的前提是“上诉人同意按照债权实际回收款的6%作为奖励费用支付给二原告，在上诉人实际收到债权回收款之日起三日内支付给两被上诉人账户，分期收回则分期支付。”前述两项条款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被上诉人作为专门从事法律服务的机构，比上诉人更应清晰了解适用前述条款所带来的法律后果，故被上诉人应按双方有效约定来主张“奖励费用”，而无权擅自变更约定主张按《福建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规定（2013）》规定的收费标准赔偿其损失。一审法院支持被上诉人主张，属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明案涉合同第五条约定的“奖励费用”的支付条件已成就，对其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被上诉人在一审时虽未全部向上诉人移交8个案件裁决书原件，仅移交4个案件裁决书原件，但在本院审理期间，被上诉人已向上诉人移交了全部8个案件裁决书及其生效证明的原件，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移交的8个案件裁决书原件的数量与仲裁委送达的数量不一致，但上诉人并未举证仲裁机构送达文书的数量，且仲裁机构送达裁决书的对象除案件当事人外，还包括当事人代理人，故对上诉人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银隆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5）鼓民初字第187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撤销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5）鼓民初字第187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三、驳回福建天凯律师事务所、福建天凯（福州）律师事务所诉讼请求。
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22625元，由福建天凯律师事务所、福建天凯（福州）律师事务所负担22575元，由上诉人银隆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负担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 华
代理审判员 田始凤
代理审判员 段若诗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廖小航
（2015）榕民终字第5440号共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