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川33行终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冯才潜，男，汉族，1971年2月9日出生，重庆市江津区人，住泸定县。
委托代理人程红（系上诉人之妻），汉族，1975年6月28日出生，四川省泸定县人，住泸定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泸定县公路运输管理所，住所地泸定县汽车站*楼。
法定代表人黄小平，系泸定县公路运输管理所所长。
委托代理人秦祖周，四川致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思皓，四川致高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冯才潜因与泸定县公路运输管理所（以下简称泸定县运管所）公路交通行政管理（公路）行政强制一案，不服泸定县人民法院（2017）川3322行初9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8年3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冯才潜及其委托代理人程红、被上诉人泸定县运管所的机关负责人张世强及委托代理人秦祖周、王思皓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10月22日原告冯才潜驾驶浙DX8M**号开瑞牌小型客车在安乐坝被被告泸定县运管所查获。被告通过查询行驶证、询问乘车人等现场执法，以原告无法提供营运证和其他有效证明为由，将原告的浙DX8M**号开瑞牌小型客车作为证据登记保存,并制作了证据登记保存清单和车内物品清单，原告进行了签收。2016年10月24日，被告工作人员口头告知原告其车辆被暂扣，原告可以去向被告领导反映。被告于2016年10月28日制作了泸运先保（2016）077号证据登记保存处理决定书、泸运稽暂扣（2016）077号车辆暂扣凭证、泸运罚（2016）07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于2016年11月3日收到泸运罚（2016）07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告2016年11月28日制作了（2016）查扣延决077号查封（扣押）延期决定书。同年12月22日被告作出并依法送达泸运稽（2016）77号扣押处理决定书，解除了对原告车辆的暂扣。原告当日领回了浙DX8M**号开瑞牌小型客车和车内物品，车辆和车内物品均无损坏。2017年1月22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诉请撤销泸运罚（2016）07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同时在被告扣车的行政强制措施未经确认违法的情况下，向本院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在2017年3月7日庭审中已向原告释明，即只有在扣车的行政强制措施被确认违法的情况下，原告才能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或原告在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扣车的行政强制措施违法的同时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同年3月17日，本院以被告扣车的行政强制措施未经确认违法为由驳回原告行政赔偿起诉，原告不服向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上诉，后又于同年5月25日以扣车行为是否违法未提起行政诉讼为由撤回了上诉。原告于2017年9月1日向泸定县人民政府递交《行政复议申请书》，要求被告赔偿，2017年9月6日泸定县人民政府以原告的申请实质是行政赔偿申请为由，作出泸府复决字（2017）01《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2017年9月21日原告又向被告递交《国家赔偿申请书》，要求被告赔偿，被告在2017年10月11日作出泸运（2017）77号答复函，答复扣车行为系行政强制措施，现未被确认违法，原告应先行确认扣车的行政强制措施违法。2017年11月23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要求确认被告扣车的行政强制措施违法，同时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2016年10月24日被告泸定县运管所告知原告冯才潜其车辆被暂扣，2016年12月22日被告制作并向原告依法送达了泸运稽（2016）77号扣押处理决定书，解除了对原告车辆的暂扣，原告当日领回了浙DX8M**号开瑞牌小型客车和车内物品。所以无论从2016年10月还是2016年12月开始计算起诉期限，原告的起诉均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原告虽曾在2017年1月22日向本院提起诉请撤销泸运罚（2016）07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行政诉讼，同时在被告扣车的行政强制措施未经确认违法的情况下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但原告并未对被告扣车的行政强制措施提起确认违法的行政诉讼。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措施是两个独立的行政行为，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相互依附的关系。行政强制措施是对人身、财产的暂时性控制措施，行政处罚是一种制裁行为，目的是纠正违法行为，二者适用的法律也不同，二者相互不具有替代性。所以原告虽对被告作出行政处罚的行政行为行使了诉权，但并不能认为其对被告扣车的行政强制措施也行使了诉权。同时因被告扣车的行政强制措施未被确认违法不能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在一审庭审、一审裁定中均告知原告要先确认扣车行政强制措施违法或者确认违法时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但原告在不服一审裁定上诉后在二审中原告自愿撤诉，撤诉后又向县政府申请复议、之后又向被告单独提起行政赔偿。直到2017年11月23日，原告才向本院提起要求确认被告暂扣原告车辆的行政强制措施违法的行政诉讼，已经超了行政诉讼规定的起诉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属于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所以，以上耽误的期限均属原告自身的原因造成，应计算在起诉期限内。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冯才潜的起诉。
上诉人冯才潜上诉称，一审法院以起诉超过六个月的起诉期限为由，驳回起诉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因为从2016年10月22日起泸定县运管所的送达文件未提到起诉期限六个月，冯才潜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请撤销泸运罚（2016）07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诉讼中以及同时提起的扣车行政赔偿诉讼中也未提到起诉期限为六个月。且司法解释有两年起诉期限的规定，故请求撤销一审法院裁定。同时，在一审行政诉讼中，泸定县运管所无证据证实冯才潜的车辆属于非法营运车辆，泸定县运管所作出的泸运不予罚[2016]077号决定书也证明冯才潜非法营运的违法事实不成立。那又何来行政强制措施？一审中冯才潜一再强调未见过泸定县运管所的见证人王华林，请依法对此见证人真实性进行调查。综上，请求撤销一审法院裁定，并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泸定县运管所辩称，2016年10月22日对冯才潜车辆作为证据登记，2016年10月24日口头告知车辆被扣，2016年10月28日作出了扣押决定，后又作出了延期扣押决定，但冯才潜均拒收而做了留置送达，同年12月22日作出了解除扣押决定并送达冯才潜本人。2017年3月7日在一审法院开庭审理行政处罚一案中，我方也告知了冯才潜相关权利及起诉期限，一审法院也就扣车行为的起诉告知了当事人，冯才潜本人2017年11月才对扣车行为提起诉讼，应当属于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冯才潜提起确认泸定运管所暂扣其车辆行为违法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冯才潜向法庭明确表述“泸定县运管所于2016年10月22日以其涉嫌非法营运为由，将其车辆先作为证据予以保管，10月24日由泸定县运管所工作人员告知其车辆被暂扣，如有反映可找领导。同年12月22日又作出了解除对其车辆的暂扣决定，冯才潜当日领回了被扣车辆。”即冯才潜实际已于10月24日或12月22日就知道了泸定县运管所作出扣车这一行政行为，其提起扣车行为的起诉期限应当从泸定运管所作出暂扣其车辆的行政行为或收到解除其暂扣车辆的决定之日起计算；同时，一审法院在2017年3月7日开庭审理冯才潜诉泸定运管所（公路）运输管理处罚决定一案中，也对其提起确认暂扣车辆行为违法的起诉作了明确的法律释明，而冯才潜于2017年11月23日才向泸定县人民法院提起扣车行为的诉讼，亦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系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自身原因耽误起诉期限，故该起诉显然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一审法院以冯才潜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为由驳回起诉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案诉讼费依法不予收取。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袁 军
审判员 谭 伟
审判员 格桑曲珍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马 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