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鲁03行终13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丽萍，女，1973年8月23日生，汉族，淄博诺奥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现住淄博市临淄区。法定代理人张某，女，1944年2月20日生，汉族，现住淄博市临淄区。系上诉人之母。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淄博市临淄区残疾人联合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70305F49199013F。住所地：淄博市临淄区行政办公中心*楼。法定代表人崔谦，理事长。委托代理人张文娟，山东全正（临淄）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明，山东全正（临淄）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丽萍因与被上诉人淄博市临淄区残疾人联合会确认行政颁证违法一案，不服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2018）鲁0305行初34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2010年4月30日淄博市临淄区残疾人联合会依据填写有王丽萍的申请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评定表》、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住院病案首页、淄博市第五人民医院的病历副页、抑郁症诊断证明书为王丽萍颁发了证号为64的残疾人证。王丽萍认为淄博市临淄区残疾人联合会违法发证，侵犯了王丽萍的名誉权和人权，于2018年5月9日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淄博市临淄区残疾人联合会发证程序违法，所发残疾人证不具有法律效力。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王丽萍于2018年5月9日提起诉讼，距离淄博市临淄区残疾人联合会于2010年4月30日颁发涉案残疾人证已达八年之久。王丽萍的起诉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且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王丽萍的起诉。上诉人王丽萍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十年前，我因爱情事业打击，疾病缠身，期间，又由于庸医误治，导致卧床不起，丧失劳动能力，在我父母一筹莫展之时，临淄区残联副主席杨主任误导我父母给我办理精神残疾证，随后我先后被骗到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和淄博第五人民医院，被强制住院治疗，两个医院给我的诊断结论都是抑郁症，最后根据抑郁症的诊断结论，我父亲给我填写了精神残疾申请表，并于2010年4月30日拿到了精神残疾四级的残疾证，因为精神残疾证只是针对有严重精神障碍的病人，也就是重症精神病人（其中包括六类），而不针对抑郁症患者开放申请，故而临淄区残联涉嫌对我非法发证，而一旦办理了这个证，也就意味着民事行为能力的受限。原审裁定认为我的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驳回我的起诉，对该裁定不服，事实和理由如下：1、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1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两年，我的这个被精神病事件，显然是残联的行政行为具有明显的欺骗性，完全没有明确告知我以及我的法定监护人（我母亲），有关于办理精神残疾证意味着什么，所以才导致我们一家人稀里糊涂的去办理并拿到了精神残疾证，从我知道我的民事行为能力受限的时间点来看，时间才一年，因而没有超过2年的诉讼时限。2、原审对临淄区残联所提供的精神残疾证行为程序违法没有进行判定，在原审中，只是针对临淄区残联提供的两份证据的真实性进行了确认，因为这两份证据都只能证明我患的病是抑郁症，而抑郁症患者根本不能申请精神残疾证。具有精神病鉴定资质的专科医院，首先对精神病人出具精神鉴定报告，然后才是残联委托的地方性的精神防治院，依据从前病人的精神鉴定报告，再做出精神残疾鉴定报告，但凡是办理出来精神残疾证的病人，身后都有两个鉴定报告，而最具有法律效力的是第一个精神鉴定报告，因为没有第一个，那么第二个精神残疾鉴定报告就缺乏真实性，合法性。而我从2010年拿到精神残疾证到现在从没见到过我的精神鉴定报告，法院应当能通过合法的途径帮我调取，全山东省具有精神鉴定报告资质的好像只有两家，一家在济南，一家在青岛，因此，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哥偏偏把我骗到那家济南精神卫生中心，对于相关鉴定报告，我不知情，也没有参与。3、原审适用程序不当，原审在举证阶段，我先后两次给书记员分别送去光盘一张，里面有很多音频文件，还有申请法院调取证据的申请一份，书记员没有给我打任何收据，只是对我说回头她会把资料放到案宗中的，后来的庭审中，原审法院对光盘中的音频文件只字不提，并且原审法院对申请调取证据的没有调取，就作出了裁定。请求撤销原审裁定，改判支持原审期间上诉人的各项诉求。被上诉人淄博市临淄区残疾人联合会答辩称：一、上诉人的诉讼已超过起诉期限。上诉人于2010年4月30日拿到我单位为其办理的残疾证，2018年5月9日提出行政诉讼，至上诉人起诉时，我单位的具体行政行为己作出八年之久。上诉人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情形，至于上诉人认为其知道自己的民事行为能力受限之日才是起诉期限起算之时的认识是错误的，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应从公民、法人等知道或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计算，即上诉人在2010年4月30日收到残疾证时就己经知道了我单位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起诉期限应从2010年4月30日开始计算，故上诉人的起诉明显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二、一审中我单位已对办理残疾证依据的程序、事实及相关文件进行了举证，我单位为上诉人办理残疾证是依据上诉人的母亲提起申请，由精神疾病专门机构进行了鉴定，我单位依据专门机构对上诉人作出的精神鉴定，依法为上诉人发放残疾证，程序合法并无不当。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另，二审期间，王丽萍向本院邮政寄送了未签字捺印的调取临淄区残联法定监护人申请表；调取临淄区雪宫健康站，临淄疾控中心关于其健康档案信息的二份调取证据申请书；要求法院对其精神状况进行司法鉴定的精神司法鉴定申请书；要求证人杨某、苑某、梁某的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此，除了涉不动产提起的诉讼案件外，当事人不知道行政行为内容或诉权或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的最长保护期限是五年，且该五年的起算点是从行政行为作出之日。本案中被上诉人淄博市临淄区残疾人联合会于2010年4月30日向上诉人王丽萍颁发了涉案残疾证，而上诉人提起诉讼为2018年5月9日，期限已经达八年之久，远远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五年最长保护期限，且上诉人起诉亦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起诉期限扣除或者延长的情形，因此，原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以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二审期间，王丽萍向本院提出的其未签字捺印的调取临淄区残联法定监护人申请表；调取临淄区雪宫健康站，临淄疾控中心关于其健康档案信息的二份调取证据申请；要求法院对其精神状况进行司法鉴定的精神司法鉴定申请；要求证人杨某、苑某、梁某的证人出庭作证申请，因本案中王丽萍的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其上述申请，本院不再予以审查处理。另，自2018年2月8日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已经废止，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引用该解释相关条款陈述上诉理由，亦依法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房 鹏审 判 员  卢长普审 判 员  张 丽二〇一八年九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王敬波书 记 员  王 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