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汤原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黑0828民初691号
原告王成祥，男，汉族，于1966年11月1日生，个体，住佳木斯市东风区，
委托代理人徐万杰,系黑龙江东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邓春艳，女，汉族，于1972年4月6日生，无业，原住汤原县，现下落不明，
被告袁堂军，男，汉族，于1971年8月24日生，农民，住鹤岗市，
委托代理人张成美，系黑龙江海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成祥与被告邓春艳、袁堂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成祥及委托代理人徐万杰、被告袁堂军及委托代理人张成美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邓春艳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成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二被告连带偿还欠款70000元；2、二被告承担银行利息；3、诉讼费及公告费由二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王成祥放弃第二项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王成祥和邓春艳是朋友，邓春艳为了给其朋友办事向王成祥借款21万元，邓春艳陆续偿还了一部分，还差70000未偿还。王成祥要求邓春艳打条并提供担保，邓春艳找到袁堂军为其担保。现王成祥急需用钱，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如所请。
邓春艳未作答辩。
袁堂军辩称，1、袁堂军没有为邓春艳担保。王成祥要求袁堂军承担保证责任没有事实依据，王成祥在起诉状中所说与事实不符。袁堂军是证明人不是保证人，邓春艳与袁堂军的大舅哥于2004年5月14日已经离婚多年，袁堂军没有理由为邓春艳担保，王成祥起诉袁堂军属诉讼主体错误。2、王成祥与邓春艳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王成祥在起诉状中称“邓春艳为了给她朋友办事，在王成祥手中借款21万元，陆续还了部分借款，还差70000”不属实。邓春艳向王成祥出具的欠条中载明的70000欠款并不是当天发生的借款，该欠条约定的欠款在写欠条之前是因张巍发生的债务。因王成祥从邓春艳手中购买铁料运走后在路上被张巍手下的人抢走，王成祥在找不到张巍的情况下又返回来向邓春艳要货款。因邓春艳不认可债务，2012年12月15日，王成祥强行将邓春艳抓走，并且在派出所逼着邓春艳写欠条，不写欠条不让邓春艳走，最终邓春艳与王成祥商量找到张巍后欠款现由张巍偿还，张巍不还的情况下由邓春艳还，并且还让袁堂军作证明人。3、本案债务已过诉讼时效。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邓春艳未到庭，应视为放弃举证及质证权利。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王成祥提交的欠条1张，意在证明：邓春艳欠王成祥70000元，袁堂军为欠款的担保人。
袁堂军质证认为，1、欠条中明确约定找到张巍立即把欠条抽回,如果张巍不还,由邓春艳还,以上约定说明本案债务不是签订欠条当天发生的借款,而是在写欠条之前就已发生，真正的债务人是张巍,邓春艳向王成祥出具的欠条是附条件的代为清偿,该条款的约定否定了邓春艳债务人的身份,说明邓春艳是保证人,承担的是一般保证责任。2、本案的主债务已经超过诉讼时效，2012年12月15日邓春艳出具的欠条至起诉已超过2年,王成祥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没有向债务人主张过债权。3、袁堂军是证明人不是担保人,袁堂军在欠条上只写了自己的姓名,其他内容都不是袁堂军写的，欠条上先有“证明”二字,且被涂改成“当保人”,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担保人。欠条上“此款还不上由单保人还”这句话也是后添加的内容，欠条有明显涂改和添加的内容,欠条中没有约定袁堂军为邓春艳还是张巍提供担保。
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能够认定邓春艳系欠款人，对该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但该证据无法确切证明袁堂军是欠款的担保人，故对该证据证明的问题，本院不予采信。
王成祥提交的佳木斯市公安局向阳公安分局桥南派出所接处警登记表、情况说明各1份，意在证明：2012年12月15日16时30分，王成祥与邓春艳因债务产生纠纷，邓春艳的姑爷侯磊报警,公安机关接到报警后，在接处警登记表中记载的内容为“邓春艳欠王成祥21万元,已还款14万元,还差70000,08年欠的”，接警人为张树龙,处警民警为李志刚。民警将王成祥、邓春艳传唤到派出所后，经了解，双方之间属于经济纠纷，派出所建议到法院解决，但王成祥不同意，其要求邓春艳还钱，如果邓春艳还不上必须找个担保人。邓春艳随后找来袁堂军，邓春艳书写了欠条并签了字，袁堂军签的是证明而不是担保，王成祥不同意，要求袁堂军改为担保人。后经邓春艳和袁堂军商量后，邓春艳将欠条上的证明二字改为担保人，并在担保人后面加了说明，袁堂军同意后在欠条上签字。
袁堂军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该证据证明不了王成祥所要证明的问题。1、这两份证据的原件不应在王成祥的手里持有，其持有的这两份证据来源不合法，王成祥因为本案的债务于2015年7月20日向新华法庭起诉袁堂军,庭审时王成祥申请法庭向桥南派出所调取调查笔录,法庭并没有调取到派出所的调查笔录，第二次开庭时法庭出示了补盖派出所公章的接处警登记表和情况说明,如果这两份证据是新华法庭调取的,王成祥撤诉后这两份证据的原件应在宝泉岭农垦法院卷宗中存档,不应该退给他本人。既然王成祥持有这两份证据的原件，就说明是派出所给王成祥出具的,并不是新华法庭调取的,所以这两份证据来源不合法。2、情况说明的制作主体不合法,派出所是国家行政机关,并不是证人,不能看到发生的一切,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既没有办案民警的签字也没有单位负责人和制作材料的人签名,书证的形式不合法，派出所无权出具有关经济纠纷的证明。3、这两份证据内容不真实,接处警登记表与情况说明中描述的情况不一致，情况说明中说袁堂军同意给邓春艳担保又说袁堂军签的是证明不是担保,如果袁堂军同意给邓春艳担保,那么袁堂军签的应该是担保,为何欠条上会有证明二字出现,情况说明的内容完全是王成祥的陈述所形成的,内容前后自相矛盾。
本院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的接处警登记表能够证明王成祥与邓春艳因经济纠纷曾在派出所接受过处理，对该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公安机关的情况说明因不符合单位证明的法定形式，本院不予采信。
王成祥提交的证人郭某证言，意在证明：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是真实的，袁堂军是在邓春艳将欠条上的证明改为担保人之后才签的字。
王成祥提交的证人张某证言，意在证明：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是真实的，袁堂军是在邓春艳将欠条上的证明改为担保人之后才签的字。
袁堂军质证认为，对两份证人的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两位证人都某欠条上证明两字是袁堂军写的，明显与事实不符，具体是谁写的袁堂军都不知道。如果事发当天两位证人在现场，他们能记住证明改成担保的事，却不知道欠条的内容，事发三年多了证人还能记住欠条书写的时间，明显不符合常理。两位证人在法庭都承认参与了和王成祥将邓春艳带到派出所，从而说明他们也参与了抓邓春艳的过程。这两位证人与王成祥有利害关系，他们提供的证言完全是受到了外界的干扰和指使。
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证人系王成祥朋友，存在利害关系，证言的证明力较弱，且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对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袁堂军提交的宝泉岭农垦法院民事裁定书1份，意在证明：王成祥与袁堂军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王成祥以同样的事实和理由向新华法庭起诉，起诉后又撤诉，撤诉的裁定书中没有记载撤诉的理由，说明王成祥是在无法胜诉的情况下才撤诉，撤诉后又起诉是重复恶意诉讼。
王成祥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王成祥第一次起诉时被告是袁堂军，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建议王成祥撤诉重新起诉，起诉时把邓春艳列为第一被告，这样有助于案件的审理和裁决，也建议王成祥可以在宝泉岭起诉，也可以到邓春艳所在地法院起诉，王成祥为了方便，选择在汤原法院起诉，这就是起诉撤诉再起诉的实际情况，并非像被告所说的恶意诉讼。
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能够证明王成祥于2015年7月20日向宝泉岭农垦法院起诉，又于2015年9月14日申请撤诉的事实，对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
6、袁堂军提交的宝泉岭农垦法院[2015]宝商初字第559号庭审笔录2份，意在证明：1、王成祥在庭审时的陈述足以证明袁堂军是证明人并不是担保人，第二次庭审时在第9页记载王成祥说欠条所有内容都是邓春艳写的，在第二次庭审时第3页王成祥陈述袁堂军在欠条上写的证明王成祥没有同意，并说欠条不用证明。欠条上证明二字王成祥先说是邓春艳写的，后来又说是袁堂军写的，陈述自相矛盾。2、“证明”二字不是袁堂军写在欠条上的，袁堂军在欠条上签字时，“证明”两字就已经存在，从而说明出具欠条时王成祥和邓春艳同意让袁堂军作证明人不是担保人。3、王成祥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第一次庭审笔录中的第8页，王成祥自称2008年发生的债务，后期邓春艳跑了，抓了好几次邓春艳都某没钱，王成祥的以上陈述说明本案的债务在出具欠条以前就已经发生，当王成祥第一次向邓春艳主张权利时邓春艳已经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从而说明原告早就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自2012年12月15日邓春艳给原告出具的欠条已经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
王成祥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王成祥的多次陈述可能有些细小的误差，那是一种记忆差错，但主要事实是明确的，本案应以庭审中的陈述为主。
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能够证明王成祥曾向袁堂军通过诉讼主张权利，且案件已开庭，对该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但该证据无法证明袁堂军的主张，对其证明的问题，本院不予采信。
邓春艳与王安生离婚证复印件1份，意在证明：邓春艳与王安生于2004年5月14日已经离婚，袁堂军没有理由为邓春艳提供担保。
王成祥质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是否提供担保是本人自愿，并不受亲属所限制。
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经本院释明，王成祥于第二次庭审时提交借据、欠据各1张，意在证明：2008年王安生及邓春艳向王成祥借款200000元，邓春艳向王成祥出具的欠条中的债务就是这笔债务。
袁堂军质证认为，对欠条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欠条是王安生的签字，王安生未到庭无法确认，而且借款数额与本案不符，如果借款还了欠条不应当在原告手中，该借条与本案债务没有任何关系。
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与王成祥在第一次庭审时的陈述能够互相印证证明本案债务的形成过程，故对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2年12月15日，邓春艳向王成祥出具欠条1张，内容为：“邓春艳欠王成祥柒万元整，在找到张巍立即把欠条抽回，如果张巍不还由邓春艳还”，邓春艳在欠条上签名，袁堂军也在欠条上签名，但在袁堂军的签名处，“证明”二字被改为“当保人”，并写有“此款还不上由单保人还”。2012年12月15日16时30分，因王成祥与邓春艳债务纠纷，佳木斯市公安局向阳公安分局桥南派出所接警处理后，建议二人去法院处理。王成祥于2015年7月20日曾向宝泉岭农垦法院起诉袁堂军，后于2015年9月14日撤回起诉。
另查明：邓春艳与王安生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04年5月14日离婚。欠条中载明的欠款系邓春艳2008年的欠款，由王安生向王成祥出具借据、欠据各1张，出具时间分别为2008年1月30日、2008年2月26日，共计200000元，王成祥自认邓春艳已偿还部分借款，尚欠70000元。
为核实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本院赴桥南派出所进行调查核实未果，无法核实出具该情况说明的经办人。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庭审查明的事实，本院归纳本案如下争议焦点：1、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2、邓春艳是否应当偿还王成祥欠款；3、袁堂军是否应当承担担保责任。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袁堂军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法复（1994）35号《关于债务人在约定的期限届满后未履行债务而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问题的批复》中也明确重新写的欠条没有约定还款日期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债权人收到债务人所写欠款条之日的第二天开始重新计算，本案诉讼时效应从2012年12月15日出具欠条的第二天重新计算，王成祥起诉已过诉讼时效。对袁堂军的该项主张，本院认为，未约定还款日期的欠条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应分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对约定过履行期限的，当履行期限届满后，债务人未履行义务而出具了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条，则应当适用上述批复意见。本案中，王成祥举示的证据能够证明案涉欠条中载明的债务系王安生向王成祥出具的借据及欠据所形成的债务，两笔债务并未约定欠款的履行期限，故欠条中载明的债务的诉讼时效计算方式并不适用上述批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5]民二他字第35号批复《关于买受人在交易时未支付价款向出卖人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问题的请示的答复》的规定精神，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债务所形成的欠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债权人主张权利时起算。本案中，邓春艳出具的欠条上并无具体的还款日期，且欠条形成前的债务亦未明确约定履行期限，故根据上述批复的规定，诉讼时效应当自王成祥主张权利时开始计算。王成祥于2015年7月20日向宝泉岭农垦法院起诉袁堂军，系以保证合同纠纷为案由主张权利，并不存在诉讼时效计算的问题。本院认定本案诉讼时效应当自王成祥向本院起诉主张权利之时开始计算，王成祥的主张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袁堂军未能举证证明王成祥在欠条签订后曾向邓春艳主张过权利，故对其关于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王成祥及袁堂军在庭审中的陈述均能证实欠条中欠款人处签名系邓春艳本人所签，故王成祥与邓春艳之间成立债权债务关系。欠条中约定“在找到张巍立即把欠条抽回，如果张巍不还由邓春艳还”，王成祥在庭审中提供了欠条原件，该原件一直在原告手中持有，故根据上述约定，应认定张巍未能找到，邓春艳应按照约定偿还王成祥欠款。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袁堂军是否应承担保证责任，取决于其在欠条中的地位。如其为担保人，应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如其为证明人，则不应对欠款承担还款责任。案涉欠条将“证明”改为“当保人”，具有瑕疵，而该欠条一直由王成祥持有保管，故王成祥负有对案涉欠条改动的原因进行说明的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制作文书的机关或者组织对文书的真实性予以说明。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本案中，王成祥向本院提交的公安机关的情况说明，并非是具有法定形式的公文书证，情况说明中记载的事项不应依照上述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推定为真实。该份情况说明应属单位证明，应适用上述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因该份情况说明没有单位负责人及制作材料的人员签名，且经本院核实未果，故该证据因形式不合法不具备证明效力。王成祥提供的证人证言因与其存在利害关系，证明力较弱，不足以证明欠条被改动的原因。因王成祥未能举示充分的证据证明袁堂军在欠条中的地位，亦未能对欠条存在的改动作出合理说明，故本院认定袁堂军不应作为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
春艳经本院传唤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判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邓春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偿还王成祥欠款70000元；
驳回王成祥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550元，公告费820元，由邓春艳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文书履行期满最后一日起，两年内为申请执行有效期。
审 判 长 刘志勇
代理审判员 刘念祖
人民陪审员 张 洋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卞嘉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