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并民终字第155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登科，男，汉族，无业，住太原市小店区。
委托代理人王琴，山西瀛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宏伟，男，汉族，无业，住太原市万柏林区。
委托代理人高国卫，山西行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海云，男，汉族，无业，住太原市晋源区。
委托代理人牛玉珍，女，汉族，无业。
上诉人张登科因与被上诉人梁宏伟、赵海云、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县人民法院（2014）小民初字第6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登科及其委托代理人王琴，被上诉人梁宏伟及其委托代理人高国卫、赵海云及其委托代理人牛玉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底，原告在梁宏伟网络平台上看到被告张登科发布的转让出售位于太原市晋源区北瓦窑村西口一处养殖场的网页信息，原告梁宏伟与被告张登科联系后就养殖场转让一事进行协商。随后，原告于2013年12月3日支付被告张登科108万元，2013年12月18日又分别支付被告张登科44万元、支付被告赵海云31万元。以上款项均为银行转账。被告张登科收到第二笔款后为原告出具一张183万元的收条。原告梁宏伟与被告张登科就养殖场转让一事未签订书面合同。
另查明，被告赵海云是被告张登科的姨父。2009年5月10日，赵海云在一份情况说明上签名捺印，该说明的内容为“我叫赵海云，是太原市晋源镇北瓦窑村村民。我与张登科是亲戚关系。张登科拟与山西晋之源园林开发有限公司公司（以下简称晋之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由于张登科不方便出面，故而借用我的名义与晋之源公司签订合同，但全部承包费用以及经营管理、将来相关补偿等权利义务均属于张登科本人，与我没有任何关系”。同日，晋之源公司（甲方）与被告赵海云（乙方）签订《合作协议书》，合同主要约定：一、甲方投资：投资从路东南二段起东西99.51米南北101.5米，合计15.14亩地。每亩每年按1000元计算投资，十年共151400元。水、电、水电费，按走表计价，每月由乙方支付甲方。二、乙方的全部投资：养殖的有关种类、房屋的规模建设、绿化的苗木种植等品种，均由乙方确定。三、经其本协议签订后，上述园区由乙方经营管理，甲方帮助乙方。合同签订之日乙方支付甲方75000元，2014年5月10日再付甲方75000元，甲方地里现有的苗木庄稼，甲方一次性作价乙方每亩1400元，总价为21000元，合同一经签订乙方付清甲方。四、双方合作时间：从2009年5月10日起至2019年5月10日止，共10年。10年后除甲方园林出现整体规划与其它意外因素外，甲方愿与乙方合作另签协议。五、协议期满资产权属：乙方在经营期间新建的房屋等固定资产、牲畜归乙方所有。如届时村里相关费用增加，则乙方租金相应增加，如村里费用不变，双方权利、义务按本合同继续履行。六、双方权利和义务：6、合作期间，乙方只能搞种植和养殖，不能搞其它项目，但可以修建与种植、养殖有关的房屋、建筑物。合同另对其他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签订合同后，被告张登科在上述土地上建起厂房90余间，养殖场建好后，被告张登科在场内从事养鸡。
被告张登科与原告梁宏伟协商转让养殖场后，晋之源公司（甲方）与被告赵海云（乙方）于2013年12月5日签订一份补充协议书，写明：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在2014年5月10日终止甲、乙双方在2009年5月10日签订的协议书，自2014年5月10日止，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就此终止。如今后遇到与乙方相关事项未处理，乙方全权负责，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原告与被告张登科在随后办理合同变更等手续时发生争议，协商未果后诉至本院要求被告返还183万元并支付利息。原告支付转让款后，被告张登科将养殖场及厂房移交给原告，原告派人看守养殖场一段时间后撤出，现养殖场由被告赵海云看管。
庭审中，原告称其受让诉争养殖场目的是想将厂房改建为商用库房，后因变更手续无法办理，并得知原合同权利人被告赵海云对养殖场转让一事不知情，且未经赵海云同意，原告找被告张登科解决未果，故诉至法院。被告张登科则认为，诉争养殖场及厂房均为其个人所有，与赵海云无关，其有权转让养殖场及厂房，并且转让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原告是在得知不能建商用库房而反悔。被告张登科提供一份晋之源公司与原告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复印件，合同约定合作时间从2014年5月10日起至2029年5月10日止，共十五年。在2014年5月10日前支付租地款75700元，2019年5月10日前再支付租地款151400元。落款时间为2013年12月5日，有原告签名及晋之源公司的签章。原告认可曾签过该份协议，但当时落款无时间且晋之源公司也没有盖章，由于该份为复印件，故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被告赵海云质证对该协议不知情，对复印件不认可。被告赵海云称，该养殖场是其与被告张登科合伙经营，被告张登科投资，其负责经营。被告张登科转让养殖场事先未和其协商，其收到的31万元中，1万元是鸡吃的玉米钱，不属于转让款。原告梁宏伟、被告张登科认可1万元是补偿被告赵海云的玉米钱。
案件审理过程中，本院就原、被告买卖养殖场一事向晋之源公司办理变更手续的工作人员吴某进行询问，吴某称被告赵海云与晋之源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书》之后，其公司与原告重新签订一份《合作协议书》，后原告与被告赵海云撤回《补充协议书》，导致原告与晋之源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未能生效。本院对此案主持调解时，原告表示同意酌情补偿被告，要求被告返还部分转让款。
以上事实有原告梁宏伟提供的收条一张、交通银行个人（转账）回单三张、被告赵海云20**年5月10日书写的情况说明，被告张登科提供的被告赵海云与晋之源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韩某某等人的证人证言以及吴某的询问笔录、庭审笔录等材料证明属实，且经过当庭质对，可以采信。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张登科在网上发布出卖养殖场的信息，原告看到此信息后有购买意向，与被告张登科协商后达成一致，原告梁宏伟支付被告张登科约定的价款，被告张登科将养殖场交付原告，双方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争议的养殖场系被告张登科投资所建，但对外由被告赵海云与案外人晋之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租用养殖场所在的土地，被告张登科出卖转让养殖场后，其着手配合办理变更手续，联系被告赵海云与晋之源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书》终止双方权利义务关系。被告赵海云对《补充协议书》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并收取原告支付的部分转让价款，表明被告赵海云对被告张登科出卖养殖场行为的认可。以上养殖场买卖民事行为，均是在原、被告的口头约定中履行，三方并未签订书面合同，导致具体的权利义务及相关事项约定不明确。被告赵海云与案外人晋之源公司终止原《合作协议书》后，按照被告张登科的陈述，原合同权利义务随着养殖场同时转让给原告，应当由原告与晋之源公司重新签订《合作协议书》，同时提供一份晋之源公司与原告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复印件，原告对此证据不予认可。经本院向经办人晋之源公司原工作人员吴某询问，该工作人员称由于赵海云将终止原合同权利义务的《补充协议书》撤走，导致晋之源公司与原告重新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没有生效。本案养殖场买卖合同中原告支付价款及被告张登科交付养殖场的义务均履行完毕，但养殖场的相关权利义务变更手续至今未完成，导致原告无法对养殖场投入使用。在庭审中，本院询问原告购买养殖场的意图，其陈述购买养殖场是为了在所在土地上建库房，但之后得知此处土地仅能用于种植或养殖时，原告欲放弃购买此处养殖场，鉴于此，原告迟迟未与晋之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根据原告及被告赵海云的行为表示，该买卖合同已经无法继续履行，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原告要求解除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被告张登科与原告未就出卖养殖场签订书面合同，导致双方的合同权利义务不明确，两方均存在一定的过错，而原告以自己的行为表示不要求履行合同最终导致合同的解除，原告的过错程度较大，因此合同解除后在恢复原状的基础上，被告张登科、赵海云应当适当返还原告梁宏伟部分转让款，本院酌定返还85%，即被告张登科返还原告129.2万元，被告赵海云收取的30万元转让款中返还原告25.5万元，对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不予保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张登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梁宏伟129.2万元。
二、被告赵海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梁宏伟25.5万元。
三、驳回原告梁宏伟的其他诉讼请求。
张登科不服原判决，上诉本院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1、本案被上诉人梁宏伟一审是以返还不当得利为由向法庭提起的诉讼，其主张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完全不符。2、一审法院在查明本案并非返还不当得利纠纷的情况下，判决解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不仅与本案的基本事实不符，也与原告的诉讼请求完全不符，超越甚至完全改变了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3、一审法院判决解除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梁宏伟之间的合同，就应当各自返还财产，但仅判决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梁宏伟转让款，明显错误。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梁宏伟的诉讼请求，或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还重审。诉讼请求：1、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梁宏伟的诉讼请求，或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还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被上诉人梁宏伟辩称，物权法规定：不动产以登记为准，由于本案中所涉房屋、土地的特殊性，其所有权的认定应以合同签订人作为物的所有人和使用人，作为与晋之源公司租赁合同的签订人，赵海云才是争议物的所有人和使用人，也是履行争议合同的合法当事人，2013年12月30日，赵海云以书面证明的方式明确表示不同意转让养殖场且后期以撤回补充协议的行为表示不准备履与原告的协议，符合《物权法》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不当得利的取得，既可以是通过违法行为取得，也可以是通过受害人的过失、疏忽、或过错取得，由于本案中上诉人的恶意隐瞒和被上诉人梁宏伟的疏忽，致使梁宏伟签订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加之土地的所有人晋源区北窑村也不允许土地外流，最终导致了梁宏伟退还场地给赵海云，赵海云撤回与晋之源公司的《补充协议》并接受场地，现争议场地由赵海云实际占有，双方各自以自己的行为解除了合同，合同解除后，双方互相返还财产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本案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得当，请求依法维持一审判决。
被上诉人赵海云辩称，山西晋之源园林开发有限公司，合同是我本人的。张登科投资，我经营管理。转让厂房一事张登科与梁宏伟他们谈的我不知情，我的玉米在厂房存放的，去厂房一看，大门锁换了，鸡把玉米吃的不成样，我给张登科打电话是怎么回事，他过来说，厂房要转让张登科收了50万定金，他说：谈不成我俩一人一半分定金。到了12月17日，张登科跟我说：转让让厂房一事谈成了，转让金120万，张登科说给我30万是盖厂房，白天黑夜干的辛苦钱；鸡吃了玉米1万，让我在协议上签字。第二天带我去交通银行打款，那时我并不认识梁宏伟，打完款，我交给张登科协议书四份终止合同的协议，张登科说手续他和梁宏伟自己办，与我无关。过了些日子，梁宏伟说：张登科没有办好手续，找张登科，他说谁的合同找谁要183万，我才知道厂房转让是183万，当时我让梁宏伟给张登科打电话，电话里还是让找我要183万，我马上打过电话去，他不接，好几个电话不接，也不见面，没办法，才给梁宏伟写下。2013年12月30日的证明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签上字。
本院认为，2009年5月10日的以赵海云名义与晋之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实际上养殖业承包合同，依法允许流转。该协议虽是以被上诉人赵海云名对晋之源公司签订，但实际上是由张登科经营，涉案财产也由上诉人张登科投资产生，其权属归张登科。上诉人张登科与被上诉人梁宏伟经协商达成口头合同后，被上诉人梁宏伟实际接收张登科投资产生的的上述财产以及被上诉人赵海云与晋之源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并收取了被上诉人梁宏伟31万元的事实表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梁宏伟口头合同的转让标的为张登科养殖场投资产生房屋设施及养殖物。被上诉人梁宏伟以养殖场并不是张登科所有及养殖场的所有人赵海云不知情为由，起诉要求上诉人张登科及被上诉人赵海云返还转让款并承担利息损失，但其在接受一审法院询问时承认其购买养殖场是想改造库房，得知养殖场土地仅能用于种植后，因此未与晋之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由此可见，其所诉理由并不真实。养殖场的房屋、设施及养殖物均由上诉人张登科实际投资产生，被上诉人赵海云的陈述及其与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书》以及收取被上诉人梁宏伟31万元的事实表明，其知道并同意上诉人张登科转让养殖场，且晋之源公司在一审中接受法院询问时也并未表示拒绝与被上诉人梁宏伟签订《合作协议》，故被上诉人梁宏伟要求返还其转让款并赔偿其利息的主张依据不足。被上诉人赵海云与晋之源公司所签《合作协议书》已经解除，上诉人张登科与被上诉人的口头转让协议已实际履行，故原判在“恢复原状的基础上”，返还部分转让款的处理已不存在履行基础。本案中，上诉人张登科与被上诉人梁宏伟达成的口头转让协议已经实际履行，被上诉人赵海云收取被上诉人梁宏伟31万元转让款后，与晋之源公司已签订《补充协议书》终止以其名义与晋源之源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且被上诉人梁宏伟也与晋源之源公司签订新的《合作协议》。依据诚实信用原则，上述合同当事人任何一方反悔、毁约，均于法相悖，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综上，被上诉人梁宏伟要求返还转让款并赔偿其利息的请求不应支持。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县人民法院（2014）小民初字第604号民事判决书
二、驳回被上诉人梁宏伟的诉讼请求。
二审案件受理费21489元，由被上诉人梁宏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梁锡文
审 判 员 刘补年
审 判 员 赵文林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代理书记员 田丽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