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津0114民初13349号
原告：天津金岸重工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临港经济区黔江道179号。
法定代表人：朱宝东，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云选，天津至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春才，天津至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天津市静海县天紫阳光环保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静海县静海镇大河滩村中心街西段10号。
法定代表人：李晓晖，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亚萍，天津约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天津市武清区天紫环保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武清区高王公路（大孟庄镇段）16号。
法定代表人：高卫华。
诉讼代表人：天津市中天有限责任清算事务所，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四平西道*号***室。
法定代表人：沈在林，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小丽，女，1980年10月18日生，汉族，住天津市武清区。
原告天津金岸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岸重工）与被告天津市静海县天紫阳光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静海天紫）、天津市武清区天紫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清天紫）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1月7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天津金岸重工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云选，被告静海天紫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亚萍，被告武清天紫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小丽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分别对华之源国际贸易（天津）有限公司返还原告货款6869.45万元、赔偿违约金723.1万元的义务承担连带给付责任。2、判令二被告共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变更了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天津市静海县天紫阳光环保有限公司对华之源国际贸易（天津）有限公司返还原告货款6869.45万元、赔偿违约金723.1万元的义务承担连带给付责任。2、判令确认原告对被告武清区天紫环保有限公司拥有债权7592.55万元，依法认定天津市武清区天紫环保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出具的（2016）天紫破管字第2号通知书无效；3、判令二被告共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事实及理由：2015年5月14日，华之源国际贸易（天津）有限公司与原告签署《设备采购合同》，原告为买方，被告为卖方，为履行该合同，原告向华之源预付货款6869.45万元，但华之源未供货，后双方实际解除了该合同，然而，华之源未返还原告货款。2016年9月17日，二被告分别签署《承诺书》，承诺对华之源在上述合同中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2016年12月19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6津02民初494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华之源向原告返还货款6869.45万元，赔偿违约金723.1万元。判决生效后，二被告至今未履行其承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民事权益，成讼。因该案件在受理之前，被告武清天紫已经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向被告武清天紫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天津市武清区天紫环保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出具（2016）天紫破管字第2号通知书，对原告申报的债权未予登记。
被告静海天紫辩称，一、金岸重工提供的《承诺书》系无效合同。静海天紫对金岸重工提交的《承诺书》均不知情，静海天紫从未召开过董事会或股东会对涉案担保事项进行决议，《承诺书》签署前静海天紫原法定代表人已经被拘留，故金岸重工提供的承诺书是虚假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必须经股东会或董事会的决议，担保金额达2.2亿之多更是必须经股东会或董事会的决议才能决定的事情，否则该担保是无效的。而静海天紫从未召开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对涉案担保事项进行过决议，故承诺书是无效的。另外，静海天紫原法定代表人高卫华于2016年5月份已被行使拘留至今，加盖静海天紫公章的承诺书是2016年9月17日，是原法定代表人高卫华被刑事拘留期间，该公司已经处于瘫痪状态，职工解散，账户查封，在这种状态下是不可能承担担保责任的。第二、静海天紫对金岸重工承诺提供连带担保不符合客观条件也不合常理。首先，静海天紫给金岸重工提供担保的时间不符合常理。2016年7月15日，金岸重工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本案主合同设备供货方华止源国际贸易（天津）有限公司以及其他担保人，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也于当日立案受理，而承诺书出具的时间是2016年9月17日，从以上立案时间、承诺书签订时间，可以分析出承诺书是在金岸重工起诉后加盖的静海天紫公章。因此，静海天紫给金岸重工提供担保的时间是不符合常理的，明知道这时间点给金岸重工提供担保有极大的可能要承担担保责任，任何企业都不可能在这时间点给金岸重工提供担保。其次，静海天紫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对外还提供担保不符合客观条件。2016年6月3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津02执保109号民事裁定，已经冻结静海天紫银行账户，静海天紫在没有资金甚至资金是负数的情况下，不可能在给任何单位提供担保。综上，三份承诺书的担保金额达2.2亿之多，静海天紫其中的股东天津市绿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国有企业（占股49%），而且现在国内经济局势如此紧张，静海天紫在账户被冻结的情况下已经资不抵债其不能对外提供任何担保，故三份承诺书是无效、伪造的。
二、金岸重工与华之源国际恶意骗取保证人签订《承诺书》，故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金岸重工于2018年7月15日已经起诉本案主合同设备供货方华之源以及其他担保人，也就是说这个时间点华之源已经未按合同约定向金岸重工提供设备。但2016年9月17日，签订的承诺书均提到“若该公司未按合同约定供货，我方将向贵司连带承担返还已付货款，并按违约条款承诺违约责任的义务”，说明金岸重工未把该合同华之源已经违约并且自己已经就此合同债务纠纷向法院起诉一事如实告知静海天紫，对于担保人来说显失公平。金岸重工没有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存在欺诈的恶意，系华之源与金岸重工恶意串通骗取保证人签订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第三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一）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二）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无论属于哪种情况，静海天紫都不应承担任何担保责任。
三、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在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本案债权人要求承担担保责任的时间已经超过保证期间。按主合同约定，主债务履行期届满日为2015年10月，本案起诉日期为2017年6月2日，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保证期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在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故静海天紫不承担保证责任。
四、华之源签订的设备采购合同是以设备买卖为由，并无实际交易目的，而是以非法占有对方合同款为目的订立的。涉嫌合同诈骗罪且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作为从合同，主合同无效，那么担保合同也无效。刑法规定，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订立设备采购合同后华之源并未有丝毫履行合同义务的意向，在不履行合同的前提下又拒不退还设备款。华之源控制人高卫华于2016年5月因涉嫌诈骗被刑事拘留，其控制的装备公司因为通过签订虚假买卖合同诈骗他人合同款陷入诉讼纠纷，并且他本人也因为挪用静海天紫资金被刑事立案侦查，作案手段如出一辙。所以，我们有充分理由怀疑华之源签订的设备采购合同目的也是为了骗取合同款，其涉嫌诈骗罪且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也随之无效。
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武清天紫辩称，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或驳回原告的起诉。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26日立案受理被告天紫环保公司破产管理案件，并指定天津中天有限责任清算所为破产管理人，管理人在清算工作中了解到天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实际控制人高卫华已经于2016年5月19日被天津市公安局刑拘，且当时天紫公司已经欠付全体职工2016年7月到10月4个月的工资，经营状况不佳，在这种情况下，还为其他公司承担巨大的连带保证责任，不符合常理。这个情况，在管理人清算过程中，也向企业的员工等人了解，没有任何人清楚或听说这个事。管理人认为，在企业破产前1个月时间内，对他人债务提供连带保证，对破产案件的其他债权人也是不公平的，其连带保证责任的真实性存有异议。关于保证期间的意见，同静海天紫公司意见。退一步讲，即使判令破产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承担保证责任的基础也是主债务合法合理，管理人认为，原告主张的主债务违约金过高，明显不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到管理人处申报了债权，管理人要求原告提供了涉案三个合同项下的给付货款的手续，原告提供了自2015年5月份到8月份三个月期间共计向华之源公司汇款2.2亿元的汇款手续，我们发现这些汇款手续与原告主张的三份合同项下的无论是金额还是合同约定的分期付款金额都不能产生一一对应的汇款关系。虽然说企业的经营范围与其行为不能严格对应，但我们研读了原告及华之源公司的经营范围，原告主要是大型设备的生产销售，华之源公司主要从事的是贸易。双方签订的三笔合同金额合计2亿多元，但双方在合同中并没有何时排产，也没有核实货物生产完毕的相关约定，只是在付款条件中约定原告支付40%预付款之后，华之源公司即在5个月之后交货，我们认为如此大额的采购合同，竟然对排期交货等无任何约定，不符合采购交货的交易习惯。原告在二中院起诉华之源公司及其所谓的担保人，但却单单没有起诉破产人（武清天紫公司），武清法院已经受理了破产清算案件，而且二中院是在2016年的12月份对华之源公司及相应担保方做出了判决，时隔不到半年内，原告又起诉了破产人，要求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管理人认为原告此举是恶意的，正是因为第一次起诉的被告及担保人没有到庭，在法院缺席审判的情况下，出现了二中院的判决，那其以此判决来要求破产人承担责任，其实是剥夺破产人的权利。原告到管理人处申报债权后，我们也根据原告申报材料了解到，涉案三份合同约定华之源公司的义务，是2015年付预付款的5个月内要交货的，那以此推算，华之源要在2015年10月或11月交货的，但是，原告提供的对于破产人的承诺书，落款时间是在2016年9月份，而且承诺书第二段清楚写明若华之源公司未按合同约定供货，破产人应向贵司连带承担返还已付货款义务。我们认为这三笔担保债权都是不成立的。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举证、质证，对于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及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设备采购合同3份，证明原告与华之源有一个采购合同，原告为买方，华之源为卖方。二被告对该证据不认可，但该三份采购合同已经（2016）津02民初492、493、494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故对被告的质证意见不予采信。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2、承诺书3份，证明华之源没有交货，且没有还款，在这种情况下，二被告出具了承诺函。被告静海天紫对三份承诺书中的公章不认可，向法庭提出申请司法鉴定，法庭当庭予以释明，限其在休庭后3日内向法院提交书面的鉴定申请，逾期视为放弃鉴定权利，后被告静海天紫并未按期提交书面的鉴定申请书，故对被告静海天紫的质证意见不予采信。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4、追加被告的申请书3份、撤回追加申请1份，证明原告在诉华之源（2016）津02民初492、493、494号三个案件的时候，曾经追加两位被告为共同被告，到2016年11月18日撤回对二被告的起诉，根据担保法规定，在保证期间内，如果向其主张权利，时效发生中断，延期2年。二被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清楚撤回追加的原因。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系原告在（2016）津02民初492、493、494号案件诉讼过程中行使的诉讼权利，且二被告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6、卷宗46张，意图证明原告方胜诉了，根据法院认定的事实，我方没有举证义务了。被告静海天紫认为，通知书真实性认可，笔录真实性认可，承诺书三性均不认可，从二中院的庭审笔录中能证明该判决是缺席判决，所有被告都没有到庭，原告对我公司这方的承诺书是在庭审过程中后补的，而且能从二中院的笔录中看出，所有被告没有到庭是高卫华被拘留后的原因。所以，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武清天紫认为，上述案件中对能够联系到人的本案的二被告在二中院起诉的过程中撤诉，对不能联系到人的6被告没有撤回申请，能联系上的就撤了。
根据当事人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和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7月15日，原告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华之源国际贸易（天津）有限公司、天紫环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天紫环保装备制造（天津）有限公司、天紫环保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天紫再生资源加工（天津）有限公司、天紫环保工程（天津）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津02民初49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2015年5月4日、5月14日，以金岸公司为买方，华之源公司为卖方，双方分别签订设备采购合同三份，约定：金岸公司向华之源公司采购设备，金额分别为5814万元、10605.10万元、7231万元。金岸公司在合同签订后应分三次支付95%的货款，余下5%作为质保金，待试车合格满一年后的一周内支付。其中第一笔40%款项为预付款。交货期限为收到预付款日起5个月内。违反合同约定应承担合同总造价10%的违约金。该合同还记载了其他事项。合同签订后，金岸公司累计向华之源公司支付224676400元，其中本案所涉合同项下付款6869.45万元。华之源公司收款后未交付合同项下货物。天紫控股公司、天紫装备公司、天紫开发公司、天紫再生公司、天紫工程公司于2016年9月向金岸公司出具承诺，对华之源公司在上述设备采购合同项下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如华之源公司未按合同约定供货，天紫控股公司、天紫装备公司、天紫开发公司、天紫再生公司、天紫工程公司愿意连带承担返还已付货款，并按违约条款承担违约责任的义务。在该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依据二被告在2016年9月17日、18日出具的承诺书，于2016年9月28日申请追加了包括本案二被告在内的七被告，后原告于2016年11月18日撤回了对本案二被告的追加申请。
另查明，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已经于2016年10月26日受理被告武清天紫破产清算申请。
再查明，被告静海天紫的原法定代表人高卫华于2016年5月19日起已经被天津市公安局采刑事拘留，2016年6月24日执行逮捕。
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就是二被告是否应对原告承担担保责任。对此问题，本院从以下几方面作出认定：
首先，二被告均未提供证据证明承诺书中的公章的不真实，故应认定承诺书中二被告的印章是真实的，但是，庭审中二被告均表示对该承诺书不知情，公司并没有对该担保事宜召开过董事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从该条款的规定中可以看出，一个合法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就是意思表示真实。二被告作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高卫华作为代表其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而在承诺书出具时，高卫华已经被公安机关采取了强制措施，此时，其已经不能履行法定代表人的职责，因此可以得出，涉案承诺书中加盖公司印章的行为并非由法定代表人作出，故而，就不能直接认定加盖公司印章的行为是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综合上述情况，该承诺书的效力存疑。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根据该规定，法定代表人超越法人章程或者权力机构的限制，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原则上仍应由法人承担，除非法人能够证明该第三人并非善意。也就是说，法人章程、决议对法定代表人权限进行限制的情况下，非善意的第三人不得主张法定代表人的行为效果归属于法人。本条没有明确规定法定代表人超越法定限制从事民事活动的效果归属，这并非法律漏洞。当法律有强制性规定时，任何人均不得以不知法律有规定或宣称对法律有不同理解而免于适用该法律，这一教义性的原理，是法律职业必须遵循的。因此，对超越法定限制的行为，法人原则上不承受该行为的效果，除非第三人能够证明自己的善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法定限制与约定限制下，第三人善意证明责任的负担是不同的。在法定限制场合，相对人的善意需要自己举证证明；而在约定限制场合，交易相对人的善意是被依法推定的。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权利来源于法律的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而该条规定的行为属于法定的限制行为，原告应对自己构成善意承担举证责任。鉴于高卫华已经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下，不能直接对外作出担保的意思表示，而原告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其不清楚该承诺书的形成过程，故除了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外，其他人员作出的行为，举重以明轻，原告更应举证证明其取得该承诺书构成善意，对此原告并无任何证据，故不能直接认定原告取得承诺书时构成善意，此时相应的法律后果不宜直接归于公司。
第三，被告武清天紫在承诺书出具后不足二个月就进入破产清算程序，被告静海天紫当庭也明确表示其根本不具备承担如此巨额债务保证责任的能力。以上情况也不能推断出二被告存在真实的对外担保的意思表示。
综上，承诺书中虽然加盖了二被告公司的印章，但是相应的法律责任不应由二被告承担，原告要求二被告承担担保责任的请求，于法无据，应予驳回。
案经调解未果，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21428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郭山奇
代理审判员 简福新
人民陪审员 张宝和
二〇一八年五月四日
书 记 员 王 茜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六十一条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
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第一百四十三条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
（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二）意思表示真实；
（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十六条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
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
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