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01民终673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梨花园小区*号楼（6）。
负责人：陈磊，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志国，湖北弘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苗，湖北弘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先华，男，1965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东台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萍，女，1965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东台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守燕，女，1989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巫溪县，
上述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管喜元，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长安保险武汉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吴先华、王萍、张守燕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2018）鄂0111民初10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长安保险武汉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特别约定中“违反相关安全作业”的内容明确，不存在扩大了被保险人的免责范围。保险单中双方明确了被保险人的职业工种为塔吊安拆工，故特别约定中的“安全作业”仅限定于这一职业。对于塔吊安拆工的安全作业规范以及因违反安全作业而可能造成事故的情形无法在保险单中一一列明。吴冬冬作为塔吊安拆工人，应熟知各种安全作业规范，并且在其工作中本身就应遵守相关的安全作业规范，对于保险单中的约定是明确的，并没有加重被保险人的责任。同时，保险人是对于被保险人因正常作业时遭受的意外事故进行承保。吴冬冬违规作业，其行为本身就增加了出现安全事故的风险，若因此仍要求上诉人承担保险责任，则违背了约定，加重了上诉人的保险责任。二、保险单中特别约定的内容上诉人已经采取足够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措施，特别约定中的免责条款应当生效。保险人对于免责条款，并非必须以黑体加粗文字的形式予以列明，仅需采取相关措施足以引起投保人的注意即可。保险人已经将保险单中的特别约定内容通过划线分段方式与保险单的其他内容进行了明显的划分，并且特别约定的内容已经采取序号方式一一列明。李宏作为投保人湖北诚诚志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诚志公司）的代理人，其本身是一名从事保险行业多年的工作人员，在投保时不可能不清楚或者没注意到特别约定的内容。三、一审判决认定李宏是一种单一的民事委托行为，但又不构成代理行为前后矛盾。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吴先华、王萍、张守燕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吴先华、王萍、张守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长安保险武汉支公司向吴先华、王萍、张守燕支付保险赔偿金6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长安保险武汉支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吴先华与王萍系夫妻，吴冬冬系吴先华、王萍之子。吴冬冬生前与张守燕系夫妻。吴冬冬生前系诚诚志公司塔吊安拆队长。2016年3月，诚诚志公司委托在其他保险公司工作的李宏向长安保险武汉支公司投保了团体意外伤害险，保险期限一年，被保险人数十人，每人意外身故、伤残的保险金额为60万元，保险费17,000元。诚诚志公司与李宏此前存在保险业务合作。此次投保所需的相关材料，由诚诚志公司按要求备齐后交予李宏，再由李宏交予长安保险武汉支公司保险业务员田慧樱具体负责办理。此次保险期限届满后，诚诚志公司再次委托李宏向长安保险武汉支公司投保如前次相同的团体意外伤害险，具体经过亦与前次相同。吴冬冬系此次投保的10名被保险人之一。诚诚志公司向长安保险武汉支公司支付17,000元保险费后，长安保险武汉支公司于2017年3月2日打印保险单一份，保险单除载明投保确认时间为2017年3月1日，保险期限自2017年3月2日至2018年3月1日。此外，保险单中共有五条特别约定，其中特别约定第五条的内容为：“被保险人违反相关安全作业时发生的意外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责任”。后田慧樱将保险单交予李宏。在此次投保过程中，田慧樱未与诚诚志公司及十名被保险人接触和联系。2017年4月10日，吴冬冬在武汉市金地自在城K2地块四期15号楼项目部进行塔吊拆卸作业时从高空坠落，后经抢救无效死亡。此次事故，经武汉市洪山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调查认为，吴冬冬在准备开始拆迁塔吊的施工作业时，未向建筑施工方报告，在安全员不在场及监理未旁站的情况下擅自开工，在无安全防护的情况下擅自从12层楼窗台搭设跳板至塔式起重机平衡臂上（未进行固定）并穿行，违反塔吊施工人员应当从安全爬梯攀爬至作业平台的安全操作规程，导致其从高空坠落，是该起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诚诚志公司、南通宏华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未严格落实现场作业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管理不到位，是该起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事故发生后，诚诚志公司与吴冬冬家属达成一致，协议约定诚诚志公司补偿吴冬冬家属142万元。2017年8月，长安保险武汉支公司业务员田慧樱将一份保单签收回单拍照后通过手机微信发送给李宏，李宏通知诚诚志公司盖章后交予田慧樱。保单签收回单中写明长安保险武汉支公司已向被保险人（投保人）告知保险条款，特别是黑体字标注的免责条款的内容。后因申请理赔未果，吴先华、王萍、张守燕诉至法院，要求如诉请。
另，保险条款第六条在责任免除章节规定了十种“原因除外”的行为，“（一）投保人的故意行为；（二）被保险人自致伤害或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三）因被保险人挑衅或故意行为而导致的打斗、被袭击或被谋杀；（四）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抗拒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五）被保险人妊娠、流产、分娩；（六）被保险人疾病，包括但不限于高原反应、中暑、猝死；（七）被保险人接收整容手术及其他内、外科手术在内的任何医疗行为而造成的意外；（八）被保险人药物过敏或未遵遗嘱，私自服用、涂用、注射药物；（九）非因意外伤害导致的细菌或病毒感染；（十）任何生物、化学、原子能武器，原子能或核能装置所造成的爆炸、灼伤、污染或辐射”。保险条款在释义章节写明“意外伤害”：是指以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和非疾病的客观事件为直接且单独的原因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
一审法院认为，诚诚志公司为分散因员工意外伤害造成的风险向长安保险武汉支公司投保以公司员工为被保险人的团体意外伤害保险，诚诚志公司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诚诚志公司与长安保险武汉支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有效。吴先华、王萍、张守燕作为被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有向长安保险武汉支公司主张保险金的权利。
根据保险合同条款释义，“意外伤害”是指以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和非疾病的客观事件为直接且单独的原因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保险合同第六条还约定了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因故意、自身原因等组成的“原因除外”的十种情形。被保险人吴冬冬在作业时从高空坠落而亡，虽然吴冬冬存在违规作业的行为，但吴冬冬主观上并不追求死亡的后果，其死亡原因也非故意行为或自身疾病造成，案涉事故属于长安团体义务伤害险条款中的保险事故。
关于长安保险武汉支公司的保险责任，法院分述如下：一是，关于保单特别约定第五条的内容。第五条的内容为：“被保险人违反相关安全作业时发生的意外事故，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有关安全生产的规定，既有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也有地方立法和政府规定，也有厂矿、企业自身的规定。因此，以上第五条中“违反相关安全作业”的内容所指不明，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被保险人的免责范围。二是，本案吴冬冬的行为是否属于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建筑施工企业和作业人员在施工过程中，应当遵守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建筑行业安全规章、规程，不得违章指挥或者违章作业。……。”《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作业人员应当遵守安全施工的强制性标准、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正确使用安全防护用具、机械设备等”。以上是法律、行政法规对作业人员安全生产的相关规定。本案吴冬冬的上述违规作业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也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的情形。三是，长安保险武汉支公司的提示义务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由此可知，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负有提示的义务，并无说明的义务。保险人对投保人所应提示的内容，应是对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的情形，保险人免责。本案中，以上第五条的内容未明确指出保险人对上述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何种禁止性情形免责。第二，以上第五条的内容并未在保险条款责任章节与上述十种“原因除外”的免责事由一并以黑体加粗文字的形式予以列明，也未在保单中以区别于其他文字的形式足以引起投保人的注意。长安保险武汉支公司辩称第五条的文字与保单其他内容有鲜明区别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纳。第三，长安保险武汉支公司提供的保单签收回执，系事故发生后补签，并非投保人投保之前或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时签收。综合以上情形，法院认为保单特别约定的第五条的内容所指不明，长安保险武汉支公司也未能证明其已就该内容尽到了提示义务。四是，根据武汉市洪山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调查报告，诚诚志公司、南通宏华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对事故的发生也有间接原因，保险事故并非完全由吴冬冬违规操作造成。以内容并不明确的保单特别约定第五条为由，免除保险责任，对投保人、被保险人有失公平。综上，长安保险武汉支公司的保险责任不能免除。法院对吴先华、王萍、张守燕提出的要求长安保险武汉支公司支付保险赔偿款60万元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
长安保险武汉支公司还辩称李宏与诚诚志公司之间系代理行为，诚诚志公司两次均是通过李宏进行投保，诚诚志公司对免责条款应有充分的认知。法院认为，诚诚志公司将联系和办理部分投保事宜的工作交由李宏办理，委托李宏在长安保险武汉支公司处投保，是一种单一的民事委托行为，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足以认定李宏的行为构成代理行为。不能以李宏知晓保险条款的内容来推定诚诚志公司知晓保险条款，特别是免责条款的内容。在诚诚志公司投保时，长安保险武汉支公司仍应按照法律规定向投保人就免责条款进行提示和说明。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长安保险武汉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吴先华、王萍、张守燕支付保险金60万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后收取4,900元，由长安保险武汉支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长安保险武汉支公司作为格式合同的提供方，应在保险免责事项中明确在何种情形下、何种范围内免除自己责任，并对自己履行明确说明与提示义务负有举证责任。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保单中的免责条款内容指向并不明确，且保单签收回执系涉案保险事故发生后补签，故长安保险武汉支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免责事项明确、且其在签订保险合同之前或者签订保险合同之时履行了说明与提示义务，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辨法析理充分，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长安保险武汉支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蔚红
审 判 员 吴建铭
审 判 员 赵 鹏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王星戈
书 记 员 刘诗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