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新28民终82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杜佳伟，男，1994年11月3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爱华，新疆正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巴音郭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铁克其乡喀拉苏路38号京龙美湖小区6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负责人：邱进卿，该公司总经理，身份证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娜，新疆渠犁律师事务所律师，系该公司法律顾问。
上诉人杜佳伟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巴音郭楞中心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铁路运输法院（2017）新7102民初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杜佳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爱华，被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巴音郭楞中心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杜佳伟的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将上诉人×××号车辆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合同》中机动车损失保险的保险金额变更为829574.24元；2、请求判决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辩解，认为上诉人在通过业务员缴纳保险费后就已经知道了商业险保额情况，并且在当时就收到了保险单，双方对车辆的保额是依据车辆的实际情况，综合二手车市场价格与上诉人协商后确定的保额，但却未当庭提交证实上述事实的相关证据。二、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之间不存在《合同法》第54条规定的情形显然与事实不符。三、上诉人起诉时间是在一年内，未超过《合同法》规定的行使权力的期间并且仍然在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内，上诉人按照《合同法》以及被上诉人的保险条款要求变更保险金额并无不当，一审法院认为车辆已损毁，已超出保险期间，且上�人单纯以折旧法计算投保车辆投保时的实际价值不符合实际为由驳回起诉没有事实依据。
被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巴音郭楞中心支公司答辩称：1、被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原判；2、上诉人提供了保单和发票证实其知道保额情况，但是其一直未就保额情况与被上诉人进行协商，而是在发生事故后说明要求增加保额，其所陈述的理由和出发点不能得到支持。3、我方并不是没有进行举证，一审中，我们提供了相应的证明，本案涉案车辆并不是依据92万元作为基础确定保额价值，而是输入了该车辆车架号后在我们系统中根据车辆具体情况由我公司保险系统生成的金额为511520元。开庭时，我们也向法庭提供了现在输入车架号得到的金额不同了。4、上诉人该车辆为二手车辆，一审中已经调取了该车辆二手交易时的信息，其登记价格为1万元交易。由此可以看出，对于保额的认定，并非是以初次或者二手交易时价格确定的，综上，我们认为一审在审理时做了很多工作，事实查明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杜佳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将原告为其所有的×××号在被告处投保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合同》中，机动车损失保险的保险金额变更为829574.24元；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送达费等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所有的×××号2010款进口英菲尼迪越野车的新车购置价为1492040元。2017年4月，被告业务员为了开拓业务，告知原告该车型可以在新疆地区投保，并且保费与原告在内地投保的保费相差不大，原告要求2017年度按照该车型的实际价值购买机动车损失险以及其他相关保险。2017年4月25日，被告业务员给原告购买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合同》，保险单号为×××。在整个投保过程中，被告业务员未向原告释明保险合同条款、未让原告在投保单中签字，只是电话告知原告保险已经按照原告的要求购买。2018年1月28日，原告在投保车辆发生保险事故向被告申请理赔时才得知被告未按原告车辆实际价值投保，机动车损失险的保险金额仅为511520元，该数额远远低于原告车辆的实际价值829574.24元。经事后了解，被告业务员是按照2004款进口英菲尼迪越野车，新车购置价920000元进行折旧后计算的机动车损失保险金额，并不是按照原告2010款新车购置价1492040元进行折旧核算的。但是被告业务员却向原告隐瞒了这一关键事实，给原告造成了重大误解，以为被告是按照车辆的实际价值进行投保的，造成原告的车辆出现交通事故全损后不能够足额得到赔偿的后果。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双方签订的合同系重大误解的情形，依法应当在一年内变更。现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25日，原告杜佳伟通过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巴音郭楞中心支公司的业务员为其所有的车号为×××英菲尼迪越野车在被告处投保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和机动车交通责任事故强制保险，原告向被告缴纳了保费，两项合计13015.01元。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单号为×××，保险期间自2017年4月26日0时起至2018年4月25日24时止，其中承保险种机动车损失保险的保险金额／责任限额为511520元。原告投保的车号为×××英菲尼迪越野车系其购买的二手车，该车辆初次登记日期为2011年2月23日，新车发票价税合计为1492040元。原告购买后于2015年4月29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办理了转移登记，原告在办理转移登记时提交的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载明车价为10000元。2018年1月28日3时15分，驾驶员杜利军驾驶车号为×××英菲尼迪越野车沿连霍高速由西向东行驶至连霍高速2862公里加650米时，因疲劳驾驶不慎将车驶下路基，致车辆侧翻，造成现场受伤4人，车辆受损及道路附属设施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原告就受损车辆向被告理赔时，双方就机动车损失保险的保险金额／责任限额产生争议。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为其所有的车辆在被告处投保，被告给原告出具保单，原告向被告交纳了保险费，双方保险合同关系成立。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要求变更保险合同中机动车损失保险的保险金额／责任限额的诉讼请求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合同可变更、可撤销的情形有：1.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2.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3.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对于这几种情形，当事人要求变更或撤销合同的，须由当事人一方或受损害方向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提出请求，由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变更或撤销。原告与被告之间为保险合同关系，原告现要求变更保险金额。根据《保险法》相关规定，保险金额变更是在保险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价值因为保险事故或者其他原因显著减少的，保险金额应当予以相应地减少。如果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低于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的，投保人和保险人可以在保险价值的范围内，相应提高保险金额。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只有在下列情形同时存在才符合保险金额变更的条件：1.保险合同确定的投保车辆保险金额／责任限额明显低于投保车辆实际价值；2.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原告虽然提出证据证明投保车辆新车购置价为1492040元，但该车辆初次登记日期为2011年，原告系通过二手车交易方式于2015年从他人手中购买，原告在办理转移登记时提交的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车价为10000元。现距原告投保日期已过一年，且投保车辆因发生交通事故严重毁损，现已无法对投保车辆实际价值进行评估。本院认为原告单纯以折旧法计算投保车辆投保时的实际价值不符合实际，因为车辆属于交通工具，在车辆行驶使用过程中是否发生交通事故、使用人的驾驶习惯、车辆保养情况、车辆行驶里程等因素决定了车辆的价值，单纯以折旧法计算车辆实际价值显然不符合实际。
关于原告投保时是否存在重大误解，《保险法》解释（二）第三条规定：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或者盖章，而由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填写保险单证后经投保人签字或者盖章确认的，代为填写的内容视为投保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存在《保险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一条相关规定情形的除外。原告虽然系通过保险公司业务员投保，但原告已经交纳了保险费，应视为对保险合同相应条款的认可。原告现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在投保时，被告存在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其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保险合同。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因其未能提交相应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且于法无据，应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遂判决：驳回原告杜佳伟的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查明事实亦与原审相同，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保险金额是保险合同的关键要素，也是保险格式合同中为数不多的体现合同双方协商一致、真实意思表示的条款。当前实践中，保险金额一般是投保人根据自身的避险意愿，综合考虑风险大小、保费高低等各种因素，在保险人提供的一系列额度上进行的自主选择。本案中上诉人杜佳伟主张讼争保险合同中的保险金额为重大误解，要求变更511520元的保额为829574.24元。本院认为，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保险合同依法成立，合法有效。根据保险单下方记载的重要提示，上诉人知悉了保险条款。保险单和保险条款均作为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双方应严格履行。可能上诉人在投保时确有机动车损失保险829574.24元的意愿，但在保险公司出具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额511520元的保险单并要求其支付相应保费时，上诉人用交纳保费的实际行动对该合同内容进行了确认。众所周知，保费的高低与保额的大小紧密相关，投保人声称对此完全没有察觉，可信度不高。其次，即便如上诉人所说其主观上确实不知道保单中机动车损失保险的保额记载511520元，也只能说明上诉人对自身事务的管理太过缺乏关心与谨慎，没有在合理时间内进行核对与变更，理应为此承担不利后果。投保本身是一种减少未来不可预期之风险的理性安排，如果在处理这种安排时都没有必要的审慎与小心，何谈风险的避免。再次，保险合同是射幸合同，只有当保险期间经过后才能知晓风险的实际大小，也才能判断曾经支付的对价是否�得。如果保险期间内未发生保险事故，那么投保人将会用较少的对价让保险人承担期间的风险，投保人自然也不会再主张保险金额的变更。因此，保险金额的事后变更会产生新的不公平以及道德风险，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杜佳伟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095.74元，由上诉人杜佳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凯
审判员 刘 燕
审判员 赵艳萍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八日
书记员 佘梦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