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辽01民终308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康鸿阳，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雨佳，辽宁人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侯振州，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原，辽宁宝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魏玉华，女。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原，辽宁宝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康鸿阳与被上诉人侯振州、魏玉华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7）辽0102民初67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康鸿阳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支持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理由：1、2016年11月11日，从郭某名下建行账户转至侯振州账户的11万元，应属不当得利；2、2017年2月9日郭某去世后从其账户提取的现金222519元应属上诉人所有；3、一审法院认定魏玉华对郭某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故判决给其2万元不公正。
侯振州、魏玉华二审辩称，﻿1、2016年11月11日，郭某给侯振州转账11万元，是郭某的本人的真是意愿，其本人自愿到银行完成的转账行为。2、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出庭作证，足以证实被上诉人魏玉华与郭某相识于1992年前后，郭某与被上诉人魏玉华相扶相守了二、三十年，虽不是法律上的夫妻，但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均是由郭某掌管家里的财政，魏玉华也将自己的工资交给郭某，除了共同生活的支出，还用于后期郭某的治疗费用，被上诉人认为作为共同支出的费用无法分清。3、一审判决给付被上诉人2万元，在郭某生病乃至去世后被上诉人的花费远远超过十万。
康鸿阳向一审提出诉讼请求：二被告系母子关系，被告魏玉华与原告的父亲郭某生前搭伙生活，但未进行婚姻登记。2017年2月19日，原告的父亲郭某去世。经调查发现，二被告未经原告父亲同意，于2016年11月11日从郭某名下在中国建设银行的银行卡（账号为：623XXX461）中转走11万元，取款人签字处也是被告“侯振州”，这一点推翻了二被告所称的“除非本人其他人不能取款”的事实。在郭某去世当天，又通过转账及取现的方式占有原告父亲郭某名下银行卡内的款项222,519元（分七笔取款）。上述共计332,519元。原告认为，二被告在无法律规定及相关约定的情况下，非法占有原告父亲的财产，应予以返还。而原告作为郭某唯一合法的继承人，享有上述全部财产权利。2009年，郭某身体不适时，原告曾通过银行转账方式给被告魏玉华转款，用于郭某治疗。并且，郭某系新华机械厂退休工程师，在退休后又受多家单位返聘，月收入1-2万元，有充足的收入用于个人生活。2016年10月左右，郭某将自己位于沈阳市铁西区重工街的房产出售，部分售房款存入到其银行卡中，于2017年2月19日被全部取出（即本案诉争的钱款）。被告魏玉华与郭某并不是1992年开始共同生活的，二人是在2003年、2004年前后共同生活的，当时他们共同居住在沈阳市和平区X街X号X房屋内，居住至2012年前后（房屋动迁），后，二人搬至沈阳市铁西区重工南街X号X房产（该房产登记在郭某名下，已于2016年10月出售），共同居住至2016年9月前后，此后二人搬至沈阳市大东区共同居住，所以，二人不存在事实婚姻，并且当时，被告侯振州已经成年。关于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83）民字923号民事判决书中记载的“康某”与沈阳市第143中学、沈阳市沈河区教育局人事科出具的证明中记载的“康某”不一致的情况，此属于笔误，根据原告及母亲的年龄可以推算上述两份材料中记载的“康某”与“康某”是同一人，并且原告补充的证据材料也已证明上述观点。原告提供的中信银行个人电子转账凭证（4张）、个人网上银行下载的交易明细（1张），内容为：2009年12月29日，原告向魏玉华转账2万元，目的为“父手术费用”；2009年12月30日，原告向魏玉华转账6,000元；2010年1月4日，原告向魏玉华转账1.5万元，付款名称为“父手术费”；2010年1月8日，原告向魏玉华转账1.2万元，付款名称为“父手术费”；2010年8月31日，原告向郭某转账9万元，内容为“代买股票15,000元”；这些证据可以证明，在郭某出现身体不适，需要手术治疗时，原告通过向被告魏玉华转账方式支付医药费；在转账内容中，已经载明是父亲的手术费用；2010年8月31日，原告直接向郭某转账15,000元，现在股票在被告手中。关于二被告提供的用于证明被告魏玉华与郭某于1993年拍摄的准备用于结婚的照片，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照片没有拍摄日期，并不能确定二被告主张的于1993年拍摄。同时，也不能证明郭某与被告魏玉华拍摄该照片的目的。关于二被告提供的郭某病历的真实性，原告无异议。根据2016年11月2日的病历记载，郭某于2016年11月14日出院，住院时间为12天，该时间跨度内正好是原告主张的2016年11月11日，被告利用郭某的银行卡转款11万元的事件发生。2016年11月12日，郭某正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0二医院住院。但二被告主张系由其照料郭某，其陈述自相矛盾。二被告提供的医疗费票据为复印件，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且医疗费票据中也没有任何二被告姓名等字样，无法证明系由二被告出资为郭某垫付的医疗费。据原告了解，郭某于2016年11月2日至2016年11月14日期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0二医院住院治疗期间，其意识已经不清。关于二被告提供的郭某的丧葬费票据，如果其可以提供原件，可以认定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根据二被告所述，在郭某住院期间，尚有经济能力转账赠与被告侯振州，而该笔丧葬费的金额远远低于该笔赠与，故无法证明该笔丧葬费是由而被告本人支付的，原告认为，而是用郭某的个人财产支付的。关于二被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确实是原告本人与被告魏玉华的聊天记录。通过该聊天记录截图可以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而二被告一直在否认原告是郭某的继承人，与之自相矛盾；通过原告本人的回复，恰恰证明被告魏玉华并没有照顾郭某多少年，而是强调遗产被被告占有，要求返还；1994年之后就没有事实婚姻，不存在法律上的抚养义务。2016年年底至2017年郭某重病住院期间，二被告对郭某进行照顾，原告是认可的，但并不是长达十几年。根据上述截图可以看出，郭某在2016年11月份时身体状况已经恶化，其意识不清醒。关于证人陈某的证人证言，原告向证人发问时，证人的回答均是推测时间，具体时间并不能准确表达。并且，法庭调查过程中，被告魏玉华承认自己在1992年离婚，综合这种情况，原告认为，被告魏玉华与郭某认识的时间晚于1992、1993年。证人陈某并不清楚郭某与被告魏玉华的住处，并不了解二人是否共同生活。如果证人所述属实，从二人的称呼看，而不是以夫妻名义相称。根据1992、1993年时的社会风气，还不能达到两人刚认识就共同生活的情况。无论证人所说二人是否共同生活，根据法律规定，1994年以后如果没办理婚姻登记，一律按非法同居关系处理，不存在事实婚姻的说法。本案于2017年进行审理，截止到开庭时，二被告也没有举证证明，被告魏玉华与郭某的婚姻关系，不能证明被告魏玉华与郭某存在事实婚姻这一情况。关于姜某的证人证言，1994年后不存在事实婚姻，而1994年之前的事，姜某也没有看到。关于芦某的证人证言，其只能证明2017年2月21日与被告侯振州将郭某的骨灰送至高明村，不能证明原告没有尽到对郭某的赡养义务。结合原告的转账记录可以看出，原告尽到了对郭某的赡养义务。关于郭某名下在中国建设银行的银行账户（账号为：623XXX461），此系郭某的个人银行储蓄卡，该卡内的所有款项均系郭某个人所有，现该银行卡在二被告处，应向原告返还。关于被告魏玉华的离婚证，无法证明其与郭某何时共同生活，也与本案无关。关于房屋出售收款收据，其中没有被告魏玉华的签字和姓名，且交款时间不符合事实婚姻的认定条件。该房屋也不是本案诉争财产，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二被告于本案第二询问时提供的四组证据，均超过法定举证期限，不属于新证据的种类。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举证应在第一次庭审辩论终结前。关于郭某的中国工商银行明细及被告魏玉华的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均为复印件，不符合证据规则的规定，更不能说明二人的工资基本相同及二人从1993年开始共同生活，互相扶助的事实。关于郭某的职工离厂通知单，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从材料内容看，系郭某本人申请办理病退，并没有任何其他人员的信息，不能证明是由被告魏玉华陪同办理。因郭某去世之时，随身的物品一直保管在被告魏玉华处，其取得该离厂通知单具有相应条件，但不能证明其主张的所谓陪同的事实。二被告提供的照片没有记载拍摄日期，也没有明确的拍摄场景，无法确认于何时何地何种目的而拍摄。因此，不能证明被告魏玉华与郭某所谓的于1993年开始共同生活这一事实。原告现在北京的中信银行工作，原告于2005年5月就到北京参加工作。原告主张的金额332,519元应当由二被告全部予以返还。综上，原告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二被告连带返还原告332,519元；2、本案全部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郭某与康某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72年4月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子郭某甲（1972年11月20日出生）。1983年，郭某作为原告以夫妻感情破裂为由向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该院经审理于1983年12月20日作出（83）民字92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郭某与康某离婚，婚生子郭某甲由康某抚养。郭某甲后改名为康鸿阳（即本案原告）。2000年5月，原告康鸿阳到北京参加工作。
被告魏玉华与案外人侯某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1981年1月13日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子即被告侯振州（1982年3月7日出生）。二人因夫妻感情不和于1992年4月6日经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政府办理离婚登记。双方约定，婚生子即被告侯振州由侯某抚养。
1997年1月19日，郭某通过房改购置位于沈阳市和平区X街X号X房产（建筑面积31.6平方米，以下简称“阜新街房产”）一处，并于1997年3月25日取得该房屋所有权证。1997年前后，郭某与被告魏玉华共同生活，并共同居住在上述房屋内。2002年12月4日，郭某取得上述房产国有土地使用权证。2012年8月，郭某购置案外人郭伟所有的位于沈阳市铁西区重工南街X号X房产（建筑面积69平方米，以下简称“重工街房产”）一处，并于同年8月21日取得该房屋所有权证书。2012年前后，因二人共同居住的阜新街房产拆迁，郭某与被告魏玉华搬至重工街房产内共同居住。至2016年9月前后，二人又搬至沈阳市大东区共同居住。
2009年12月29日、12月30日、2010年1月4日、1月8日，原告康鸿阳通过其在中信银行的账户（账号为442XXX593）向被告魏玉华在中国农业银行的账户（账号为622XXX816）中分别转款20,000元、6,000元、15,000元、12,000元，用于支付郭某的手术费用。2010年8月31日，原告康鸿阳通过其在中信银行的账户（账号为442XXX593）向郭某在中国建设银行的账户（账号为622XXX411）中转款90,000元，用于“代买股票1万5千股”。
2016年8月初，郭某因病就诊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0二医院，诊断为“食管下段癌”。2016年11月2日至11月14日，郭某在上述医院住院治疗，其“住院病案首页”记载的“联系人姓名”为“魏玉华”。入院时，郭某“精神尚可，进食疼痛，体力正常，食欲正常，睡眠正常，体重无明显变化……”。病史陈述者签字人为“郭某”。住院治疗期间，经体格检查，郭某“意识清楚，精神尚可，正常面容，表情自然，……步入病房，自动体位，查体合作，语言正常，声音洪亮，对答切题”。2016年12月12日至12月26日，郭某在上述医院住院治疗，其“住院病案首页”记载的“联系人姓名”为“魏玉华”。郭某的入院状态及查体情况，与上次住院时一致。2017年1月10日至1月23日，郭某继续在上述医院住院治疗，其“住院病案首页”记载的“联系人姓名”为“魏玉华”。入院时，郭某“精神尚可，自觉呼吸困难，活动后加重，……食欲正常，睡眠差，体重无明显变化……”。病史陈述者签字人为“魏玉华”。住院治疗期间，经体格检查，郭某“意识清楚，精神尚可，正常面容，表情自然，……扶入病房，自动体位，查体合作，语言正常，声音嘶哑，对答切题”。
2017年2月19日，郭某因病去世。其丧葬事宜由被告魏玉华、侯振州主持办理，共计花费丧葬费6,928元。郭某的丧葬费中“沈阳市回龙岗革命公墓收费明细单”中记载“死者姓名：郭某”，“联系人姓名：侯振州。与死者关系：亲属”。
一审法院另查明，2016年11月11日，郭某名下在中国建设银行的账户（账号为623XXX461）向被告侯振州在中国建设银行的账户（账号为621XXX698）转款110,000元。
2017年2月19日（即郭某去世当日），被告侯振州持其本人及郭某的身份证件从郭某名下在中国建设银行的账户（账号为623XXX461）中分七笔取款/转款共计222,519.7元。本案庭审中，二被告均表示，上述222,519.7元除为郭某办理丧葬事宜及被告魏玉华治疗疾病花费50,000元，其余部分（即172,519.7元）现在被告魏玉华处。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发表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魏玉华与郭某是否形成事实婚姻关系；郭某银行账户内款项是否属于郭某与被告魏玉华共有；被告侯振州取得的郭某银行账户内的11万元是否具有合理依据；被告魏玉华取得的郭某银行账户内的222,519.7元是否具有合理依据。
第一，关于被告魏玉华与郭某是否形成事实婚姻关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五条之规定，未按婚姻法第八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离婚的，应当区别对待：（一）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二）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后，男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在案件受理前补办结婚登记；未补办结婚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被告魏玉华于本案庭审时辩称其与郭某“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三十余年”，但经本院询问其是否办理结婚登记时，被告魏玉华又表示“二人于1992年开始共同生活”。同时，庭审中，一审法院向双方询问“魏玉华与郭某共同生活后居住在何处”时，二被告均表示“魏玉华与郭某从1993、1994年前后在沈阳市和平区X街X号X房产居住至2012年前后……”。此外，二被告提供的证人陈某出庭作证时表述，“1992、1993年前后，二人相识后就一直在一起共同生活……”。通过上述情况可见，被告魏玉华对于其与郭某何时起开始共同生活并无具体时间概念，也没有充分证据加以佐证，且其每次表述亦不尽一致，无法准确确定该时间点。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1997年1月19日，郭某通过房改购置位于沈阳市和平区X街X号X房产（建筑面积31.6平方米，以下简称“阜新街房产”）一处，并于同年3月25日取得该房屋所有权证。同时，依据原、被告陈述，双方均对郭某与被告魏玉华共同生活居住在上述房屋内无异议，所以，结合上述证据材料，综合各方意见，一审法院认为以确定被告魏玉华与郭某共同生活居住的时间为1997年前后为宜。基于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五条之规定，应认定被告魏玉华与郭某虽长期同居，但并未形成事实婚姻关系。
第二，关于郭某银行账户内款项是否属于郭某与被告魏玉华共有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法[民]发[1989]38号）第10条之规定，解除非法同居关系时，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根据前述查明事实，被告魏玉华与郭某于1997年前后共同生活居住，直至郭某于2017年2月19日因病去世，前后约20年时间。在此期间，二人的收入、支出等均予以混同，无法明确和分出各自所得，所以应参照上述规定，认定二人所得财产系双方共同共有的财产。故郭某银行账户内的款项应属于郭某与被告魏玉华共有。
第三，关于被告侯振州取得的郭某银行账户内的11万元是否具有合理依据的问题。如前所述，2016年11月11日，从郭某名下在中国建设银行的账户（账号为623XXX461）内向被告侯振州在中国建设银行的账户（账号为621XXX698）转入的110,000元，系郭某与被告魏玉华共有。根据郭某于2016年11月2日至11月14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0二医院住院治疗的病历记载，郭某入院时，其“精神尚可，进食疼痛，体力正常，食欲正常，睡眠正常，体重无明显变化……”，并自行在病历材料上签字。住院治疗期间，经体格检查，郭某“意识清楚，精神尚可，正常面容，表情自然，……步入病房，自动体位，查体合作，语言正常，声音洪亮，对答切题”。依据上述病历记载，可见当时郭某意识清楚、体力正常，且能够自主步行，具备基本民事行为能力。虽然，案涉转款11万元的行为发生在郭某住院治疗期间，但在原告康鸿阳未提供相关证据加以佐证的情况下，亦不排除系郭某自行离院而完成的银行转款行为，据此，应认定该笔转款系郭某与被告魏玉华共同对被告侯振州的赠与。故原告康鸿阳主张向其返还该款项的意见，本院不予支持。
第四，关于被告魏玉华取得的郭某银行账户内的222,519.7元是否具有合理依据的问题。前已表述，郭某银行账户内的该笔222,519.7元属于被告魏玉华与郭某共同所有。因本案中，原告康鸿阳主张按222,519元予以计算，本院予以确认。2017年2月19日，郭某因病去世。该款项222,519元中的1/2即111,259.5元，应比照继承法的规定，先行分出归被告魏玉华所有。其余的111,259.5元部分，属于郭某的遗产，由其法定继承人予以继承。但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四条之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配给他们适当的遗产。本案中，被告魏玉华与郭某共同生活约20年，双方相互扶养照顾，郭某住院治疗及病逝后处理丧葬事宜期间，被告魏玉华及其子即被告侯振州也都给予了照料和帮助，所以，可以认为被告魏玉华属于“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依法可以分配给其适当的遗产。基于此，上述遗产111,259.5元中，本院酌情将其中的20,000元分配于被告魏玉华。另外，郭某死亡后，二被告为其办理丧葬事宜花费丧葬费6,928元，该费用的承担义务主体非二被告，应由原告康鸿阳予以承担。据此，减除上述款项后，其余的84,331.5元（111,259.5元-20,000元-6,928元），因现均在被告魏玉华处，故应由被告魏玉华向原告康鸿阳予以返还。
关于原告康鸿阳所述，郭某名下银行账户内的款项均系其个人所有的意见，前已论及，对原告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关于二被告辩称的原告康鸿阳的身份问题，已经原告康鸿阳补充相关证据，且经二被告质证认可，故不再论及。
关于二被告主张的被告侯振州未成年时即随同被告魏玉华与郭某一起生活一节。因二被告未提供相关证据加以佐证，且原告康鸿阳亦不予认可，故一审法院不予确认。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四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七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魏玉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康鸿阳款项84,331.5元；二、驳回原告康鸿阳的其他诉讼请求。若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288元，保全费1,220元，共计7,508元，由原告康鸿阳负担5,508元，由被告魏玉华负担2,000元。
二审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没有提供新的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提出2016年11月11日，从郭某名下建行账户转至侯振州账户的11万元，应属不当得利的上诉主张。根据郭某于2016年11月2日至11月14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0二医院住院治疗的病历记载，郭某入院时，其“精神尚可，进食疼痛，体力正常，食欲正常，睡眠正常，体重无明显变化……”，并自行在病历材料上签字。住院治疗期间，经体格检查，郭某“意识清楚，精神尚可，正常面容，表情自然，……步入病房，自动体位，查体合作，语言正常，声音洪亮，对答切题”。依据上述病历记载，可见当时郭某意识清楚、体力正常，且能够自主步行，具备基本民事行为能力。据此，一审法院认定该笔转款系郭某与被告魏玉华共同对被告侯振州的赠与，对康鸿阳主张向其返还该款项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本院认为并无不当。
关于上诉人康鸿阳提出2017年2月9日郭某去世后从其账户提取的现金222519元，应属上诉人所有，以及一审法院认定魏玉华对郭某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故判决给其2万元不公正的上诉主张。魏玉华与郭某长期同居，经济混同，郭某银行账户内的该笔222,519.7元应认定为魏玉华与郭某共同所有。2017年2月19日，郭某因病去世。该款项222,519元中的1/2即111,259.5元，应比照继承法的规定，先行分出归魏玉华所有。其余的111,259.5元部分，属于郭某的遗产，由其法定继承人予以继承。但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四条之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配给他们适当的遗产。本案中，魏玉华与郭某共同生活约20年，双方相互扶养照顾，郭某住院治疗及病逝后处理丧葬事宜期间，魏玉华及其子侯振州也都给予了照料和帮助，可以认为魏玉华属于“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依法可以分配给其适当的遗产。基于此，上述遗产111,259.5元中，一审法院酌情将其中的20,000元分配于魏玉华。另外，郭某死亡后，侯振州、魏玉华为其办理丧葬事宜花费丧葬费6928元，该费用的承担义务主体非二被上诉人，应由康鸿阳予以承担。据此，减除上述款项后，其余的84,331.5元（111,259.5元-20,000元-6,928元），一审法院认定应由魏玉华向康鸿阳予以返还，本院认为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并不充分，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故对当事人没有提出上诉请求的部分，不再审理。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288元，由上诉人康鸿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庆利
审判员 冯立波
审判员 孔祥政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华荻
书记员董妍
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人，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