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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武义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金武刑初字第552号
公诉机关武义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王金兰，女，1965年1月18日出生于浙江省武义县，汉族，小学文化，家住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因容留卖淫分别于2014年4月23日、2015年7月16日被武义县公安局行政处罚。因涉嫌犯容留卖淫罪，于2015年9月4日被武义县公安局取保候审。
武义县人民检察院以武检公诉刑诉〔2015〕53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金兰犯容留卖淫罪，于2015年11月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实行独任审判，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武义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邓蕾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金兰到庭参加诉讼。2015年11月20日，因鉴定需要本案裁定中止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经审理查明，2015年9月3日，被告人王金兰在其经营的“红枫饭店”容留韦某2、韦某1、田某卖淫，每人次收取70元嫖资，被告人王金兰自收20元，卖淫女留50元。当日韦某2、韦某1、田某共卖淫五次，被告人王金兰获取非法所得80元。
当日，武义县公安局民警在“红枫饭店”抓获被告人王金兰及其他五名卖淫、嫖娼人员。
上述事实，被告人王金兰在庭审中无异议，自愿认罪，且有书证户籍信息、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行政处罚决定书、病历复印件、抓获经过等；证人韦某2、韦某1、田某、宁某、贾某、王某的证言；检查笔录、辨认笔录及照片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王金兰以牟利为目的，容留他人卖淫，其行为已构成容留卖淫罪，公诉机关指控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王金兰曾因容留卖淫被行政处罚，酌情从重处罚，鉴于其在归案后和庭审中如实认罪，本院综合上述情节均衡量刑处罚。根据被告人王金兰的犯罪情节、悔罪表现及退赃情况，判处缓刑应不致再危害社会，予以宣告缓刑。为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和良好的社会风尚，惩治犯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王金兰犯容留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二日内缴纳）；
二、公安机关扣押的被告人王金兰违法所得人民币8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代理审判员 王国达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沈 斌
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七十二条第一款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第七十二条第三款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
第七十三条第二款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
第七十三条第三款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第三百五十九条第一款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河南省平舆县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17）豫1723执109号
申请执行人马某某，男，1973年8月18日，住平舆县。
被执行人李某某，男，1970年1月5日，住平舆县。
马某某申请执行李某某提供劳务者致害责任纠纷一案，被执行人李某某至今仍未履行该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条、第二百四十二条、第二百四十三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冻结、划拨被执行人李某某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银行存款。
二、扣留、提取被执行人李某某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收入。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长 陈 杰
审判员 冯国勇
审判员 彭 聪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朱成奎
宁城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内0429民初4372号
原告张素英，女，汉族，农民。
被告刘志刚，男，蒙古族，农民。
原告张素英与被告刘志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28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素英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素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偿还借款2300元，并按年利率24%支付两年的利息1104元。
刘志刚承认张素英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被告承认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刘志刚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原告张素英3404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5元，邮寄费22元，由被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宁兆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六日
书记员 于晓泽
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渝0102民初449号
原告金科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石马河街道金科10年城东区A4栋，组织机构代码45041179-8。
法定代表人夏绍飞，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林峰，重庆峡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洪，男，1964年6月22日出生，汉族，城镇居民，住重庆市涪陵区。
本院在审理原告金科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诉被告王洪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中，原告金科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于2016年1月21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
本院认为，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对自己的权利作出的处分，符合法律规定的撤诉条件，本院应予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原告金科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撤回起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金科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审判员 陈兴亮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李霖杰
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6）赣09行终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万载县双桥镇大桥村第九村民小组。
负责人张包才，该村民小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王京鹏，湖南正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万载县双桥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杨鹏，该镇镇长。
原审原告万载县双桥镇大桥村第九村民小组（下称村民九组）诉原审被告万载县双桥镇人民政府（下称双桥镇政府）行政合同及行政赔偿一案，前由万载县人民法院作出（2016）赣0922行初5号行政裁定，村民九组不服该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9年10月30日双桥乡政府（现双桥镇政府）作为甲方，与大桥村第八、第九村民小组（乙方）签订《双桥乡政府新建花炮厂（荒田窝）征地协议书》，双方约定甲方征用乙方土地94.32亩，还约定了付款方式和补偿标准等事宜。协议乙方由时任八组、九组的组长邱亮牙、梁包全签字。之后双方开始履行该协议。至2006年10月23日，双方又签订《双桥镇政府荒田窝租地协议补充协议书》，补充约定该租用土地的所有权仍归乙方所有，租期30年，其他条款未作改变。协议乙方由时任八组、九组的组长邱开兴、张包才签字。2014年9月，村民认为该地补偿标准过低，要求镇政府终止原协议。镇政府答复不予终止原协议。2015年10月9日，原告诉至万载县法院，请求判决双桥镇人民政府的“征地”及“租地”行政行为违法，并退还侵占原告的土地，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611408.80元。同年10月16日，万载县法院以其诉请超过起诉期限为由，裁定不予立案。2015年12月31日，宜春中院撤销原裁定，并裁定万载县人民法院立案受理。
原审裁定认为，原告起诉要求确认被告的征地及租地行政行为违法，系基于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征地补偿行政协议这一行政行为。原告对该行政行为的起诉期限应当符合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就本案而言，原、被告于1999年10月30日和2006年10月23日分别签订征地协议和补充协议，原告在上述两个时间节点应当知道被告征用土地和转为租地的行政行为，且原告知道两份协议的具体内容，据此，原告应于2008年10月22日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告在2015年10月9日向本院起诉，已超过了行政诉讼的法定起诉期限。原告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的规定，认为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应适用20年最长起诉期限，但该条规定针对的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后未告知相对人行政行为内容、诉权和起诉期限的情形，与本案原告知道征、租地协议内容的情况不符；原告主张其物权保护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并援引法办发（2011）442号《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案件诉讼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的规定，但上述文件和司法适用是对民事审判工作的指导性规范，与本案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不具有关联性，因而不适用于本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万载县双桥镇大桥村第九村民小组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万载县双桥镇大桥村第九村民小组负担。
上诉人村民九组向本院上诉称，1、原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不是行政合同纠纷而是行政征收行为,且是无效行为,不受期限限制。2、本案起诉期限不是两年而是二十年。本案涉及的违法标的是土地，依法属于“不动产”，应适用《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3、被上诉人双桥镇政府的征地行为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物权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其“征地”及“租地”行为违法，已构成侵权。原审裁定未依法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违背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双桥镇政府未作答辩。
二审时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确认一审查明的事实。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于1999年10月30日和2006年10月23日分别签订征地协议和补充协议且已实际履行至今，上诉人应当知道两份协议的具体内容及被上诉人征用土地和转为租地的行政行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据此，上诉人应于2008年10月22日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上诉人认为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应适用20年最长起诉期限系理解错误，《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最长诉讼保护期限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行为内容时的起诉期限的情形，与本案上诉人知道征、租地协议内容的情况不符。因此，上诉人认为应适用最长起诉期限的上诉意见于法无据，亦与案件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易吉萍
审 判 员 刘 挺
代理审判员 黄 礼
二〇一六年九月一日
书 记 员 易 艳
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6）赣09行终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万载县双桥镇大桥村第九村民小组。负责人张包才，该村民小组组长。委托代理人王京鹏，湖南正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万载县双桥镇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杨鹏，该镇镇长。原审原告万载县双桥镇大桥村第九村民小组（下称村民九组）诉原审被告万载县双桥镇人民政府（下称双桥镇政府）行政合同及行政赔偿一案，前由万载县人民法院作出（2016）赣0922行初5号行政裁定，村民九组不服该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9年10月30日双桥乡政府（现双桥镇政府）作为甲方，与大桥村第八、第九村民小组（乙方）签订《双桥乡政府新建花炮厂（荒田窝）征地协议书》，双方约定甲方征用乙方土地94.32亩，还约定了付款方式和补偿标准等事宜。协议乙方由时任八组、九组的组长邱亮牙、梁包全签字。之后双方开始履行该协议。至2006年10月23日，双方又签订《双桥镇政府荒田窝租地协议补充协议书》，补充约定该租用土地的所有权仍归乙方所有，租期30年，其他条款未作改变。协议乙方由时任八组、九组的组长邱开兴、张包才签字。2014年9月，村民认为该地补偿标准过低，要求镇政府终止原协议。镇政府答复不予终止原协议。2015年10月9日，原告诉至万载县法院，请求判决双桥镇人民政府的“征地”及“租地”行政行为违法，并退还侵占原告的土地，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611408.80元。同年10月16日，万载县法院以其诉请超过起诉期限为由，裁定不予立案。2015年12月31日，宜春中院撤销原裁定，并裁定万载县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原审裁定认为，原告起诉要求确认被告的征地及租地行政行为违法，系基于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征地补偿行政协议这一行政行为。原告对该行政行为的起诉期限应当符合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就本案而言，原、被告于1999年10月30日和2006年10月23日分别签订征地协议和补充协议，原告在上述两个时间节点应当知道被告征用土地和转为租地的行政行为，且原告知道两份协议的具体内容，据此，原告应于2008年10月22日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告在2015年10月9日向本院起诉，已超过了行政诉讼的法定起诉期限。原告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的规定，认为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应适用20年最长起诉期限，但该条规定针对的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后未告知相对人行政行为内容、诉权和起诉期限的情形，与本案原告知道征、租地协议内容的情况不符；原告主张其物权保护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并援引法办发（2011）442号《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案件诉讼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的规定，但上述文件和司法适用是对民事审判工作的指导性规范，与本案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不具有关联性，因而不适用于本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万载县双桥镇大桥村第九村民小组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万载县双桥镇大桥村第九村民小组负担。上诉人村民九组向本院上诉称，1、原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不是行政合同纠纷而是行政征收行为,且是无效行为,不受期限限制。2、本案起诉期限不是两年而是二十年。本案涉及的违法标的是土地，依法属于“不动产”，应适用《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3、被上诉人双桥镇政府的征地行为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物权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其“征地”及“租地”行为违法，已构成侵权。原审裁定未依法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违背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双桥镇政府未作答辩。二审时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确认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于1999年10月30日和2006年10月23日分别签订征地协议和补充协议且已实际履行至今，上诉人应当知道两份协议的具体内容及被上诉人征用土地和转为租地的行政行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据此，上诉人应于2008年10月22日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上诉人认为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应适用20年最长起诉期限系理解错误，《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最长诉讼保护期限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行为内容时的起诉期限的情形，与本案上诉人知道征、租地协议内容的情况不符。因此，上诉人认为应适用最长起诉期限的上诉意见于法无据，亦与案件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易吉萍审 判 员  刘 挺代理审判员  黄 礼二〇一六年九月一日书 记 员  易 艳
浙江省宁海县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4）甬宁民初字第256号
原告：宁海县大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严建平。
委托代理人：胡建平。
委托代理人：杨丽英。
被告：葛伟平。
本院在审理原告宁海县大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葛伟平
为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中，原告宁海县大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于2014年2月8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
本院认为，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诉讼
权利和民事权利。现原告宁海县大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申请撤诉
，应予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
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原告宁海县大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撤回起诉。
本案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后25元，由原告宁海县大家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代理审判员 任 琼
二〇一四年二月八日
代书 记员 赖建亚
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冀02行终35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贺信，男，汉族，1940年1月22日生，住唐山市。
委托代理人吕国华，北京国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山市国土资源局。住所地：唐山市北新西道**号。
法定代表人全荣哲，局长。
委托代理人孔祥琴，唐山市国土资源局高新技术开发区分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吴克尧，唐山市国土资源局高新技术开发区分局用地科科长。
原审第三人唐山市博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唐山市大理路***号。
法定代表人张亮，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鲁月辉，该公司工作人员。
上诉人张贺信因返还国有土地使用权一案，不服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2018）冀0203行初133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原审查明，1999年1月27日，河北省公安厅、河北省粮食局作出《关于同意唐山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马家屯村、龙王庙村无地农民4176人农转非的批复》，同意唐山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龙王庙村无地农民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2005年4月14日，唐山市人民政府市长办公会议议定：原则同意高新技术开发区龙王庙村列入市中心平改楼计划。2007年4月26日，原告张贺信（乙方）与唐山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街道办事处龙王庙村民委员会、唐山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街道办事处龙王庙村平改小组（甲方）签订了《龙王庙村平改搬迁补偿安置协议》，约定该协议签订的当天由甲方一次性向乙方支付拆迁补偿费或乙方预付购房款，乙方于2009年4月26日前自行拆除房屋，并约定签订该协议时乙方的土地使用权证交村民委员会，待乙方回迁后，甲方负责办理楼房的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证。2007年8月6日，唐山市人民政府作出《关于收回龙王庙村平改一期庄品霞等704户居民国有土地使用权（农转非宅基地证）的决定》，决定收回庄品霞等704户居民国有土地使用权274959.19平方米，并注销土地登记和土地使用证。原告不服该决定，向河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河北省人民政府于2016年12月21日作出冀政复决【2016】27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超过复议申请期限为由驳回了原告的复议申请，现该复议决定已发生法律效力。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不服唐山市人民政府作出《关于收回龙王庙村平改一期庄品霞等704户居民国有土地使用权（农转非宅基地证）的决定》，向河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河北省人民政府于2016年12月21日作出冀政复决【2016】27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该复议决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该复议决定确认原告复议申请超过法定期限，现原告要求撤销收回土地使用权决定并返还土地的起诉也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号）第六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张贺信的起诉。
张贺信上诉称，一、2016年8月，在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合并审理的才春江等二十人诉唐山市国土资源局土地行政批准等案件中，上诉人才了解到被告作出了《唐山市人民政府关于收回龙王庙村平改一期庄品霞等704户居民国有土地使用权（农转非宅基地证）的决定》。自此，上诉人了解到其使用的土地使用权在2007年已经被唐山市人民政府决定收回，本案的被上诉人在对外生效的收回土地决定上加盖了印章。上诉人知悉被诉行政行为后，申请复议至河北省人民政府，其以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为由驳回了上诉人的复议申请。上诉人在此之后，在法定期限之内提起了本案之诉。一审以超过法定期限为由裁定驳回起诉，确有错误，应当予以撤销。二、虽然复议机关以超过申请复议期限为由驳回了上诉人的复议申请，但超过复议期限并不必然意味着超过起诉期限。一审将生效的行政复议决定作为认定上诉人起诉超过期限的根据，明显缺乏法律依据。三、被上诉人作出被诉行政行为，并未将被诉行政行为的内容告知上诉人，更未告知诉讼权利和起诉期限。本案被上诉人也未提交其将被诉行政行为内容已告知上诉人的任何有效证据。四、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证明其获知被诉行政行为内容的时间和途径的有效证据，该证据有一审法院法官的签名，并注明了出具时间。五、涉案项目是颁发了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城市国有土地上房屋拆迁项目，因此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是拆迁当事人之间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而非上诉人与村委会签订的《龙王庙村平改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上诉人在未与本案第三人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情况下，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2018）冀0203行初133号行政裁定。
被上诉人唐山市国土资源局答辩称，一、龙王庙村属“农转非”村，原土地性质已经随“农转非”发生改变，土地性质已改变为国家所有。二、被上诉人作出的收回决定程序合法。三、在2016年8月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受理的土地行政审批诉讼一案的证据中，唐山市国土资源局未曾提供上诉人起诉状中提到的文件及相关资料。四、上诉人早已知道被上诉人作出的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政行为，其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五、河北省人民政府已依法作出驳回才春江等20人行政复议申请的复议决定。六、上诉人已经与龙王庙村民委员会、龙王庙村平改小组签订了《龙王庙村平改搬迁安置补偿协议》。综上，上诉人早已知晓土地使用权收回一事，已超过了起诉期限，且已签订了补偿安置协议，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被上诉人唐山市博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同意被上诉人唐山市国土资源局的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裁定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因要求撤销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决定提起行政诉讼，其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故上诉人要求返还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诉讼请求一并丧失请求权基础，其所提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原审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上诉人上诉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张秀敏
审 判 员 刘天永
审 判 员 胡津湘
审 判 员 杨春艳
审 判 员 杜 倩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刘威彤
书 记 员 于 欣
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冀02行终35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贺信，男，汉族，1940年1月22日生，住唐山市。委托代理人吕国华，北京国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山市国土资源局。住所地：唐山市北新西道**号。法定代表人全荣哲，局长。委托代理人孔祥琴，唐山市国土资源局高新技术开发区分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吴克尧，唐山市国土资源局高新技术开发区分局用地科科长。原审第三人唐山市博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唐山市大理路***号。法定代表人张亮，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鲁月辉，该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张贺信因返还国有土地使用权一案，不服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2018）冀0203行初133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审查明，1999年1月27日，河北省公安厅、河北省粮食局作出《关于同意唐山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马家屯村、龙王庙村无地农民4176人农转非的批复》，同意唐山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龙王庙村无地农民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2005年4月14日，唐山市人民政府市长办公会议议定：原则同意高新技术开发区龙王庙村列入市中心平改楼计划。2007年4月26日，原告张贺信（乙方）与唐山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街道办事处龙王庙村民委员会、唐山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街道办事处龙王庙村平改小组（甲方）签订了《龙王庙村平改搬迁补偿安置协议》，约定该协议签订的当天由甲方一次性向乙方支付拆迁补偿费或乙方预付购房款，乙方于2009年4月26日前自行拆除房屋，并约定签订该协议时乙方的土地使用权证交村民委员会，待乙方回迁后，甲方负责办理楼房的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证。2007年8月6日，唐山市人民政府作出《关于收回龙王庙村平改一期庄品霞等704户居民国有土地使用权（农转非宅基地证）的决定》，决定收回庄品霞等704户居民国有土地使用权274959.19平方米，并注销土地登记和土地使用证。原告不服该决定，向河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河北省人民政府于2016年12月21日作出冀政复决【2016】27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超过复议申请期限为由驳回了原告的复议申请，现该复议决定已发生法律效力。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不服唐山市人民政府作出《关于收回龙王庙村平改一期庄品霞等704户居民国有土地使用权（农转非宅基地证）的决定》，向河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河北省人民政府于2016年12月21日作出冀政复决【2016】27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该复议决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该复议决定确认原告复议申请超过法定期限，现原告要求撤销收回土地使用权决定并返还土地的起诉也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18】1号）第六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张贺信的起诉。张贺信上诉称，一、2016年8月，在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合并审理的才春江等二十人诉唐山市国土资源局土地行政批准等案件中，上诉人才了解到被告作出了《唐山市人民政府关于收回龙王庙村平改一期庄品霞等704户居民国有土地使用权（农转非宅基地证）的决定》。自此，上诉人了解到其使用的土地使用权在2007年已经被唐山市人民政府决定收回，本案的被上诉人在对外生效的收回土地决定上加盖了印章。上诉人知悉被诉行政行为后，申请复议至河北省人民政府，其以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为由驳回了上诉人的复议申请。上诉人在此之后，在法定期限之内提起了本案之诉。一审以超过法定期限为由裁定驳回起诉，确有错误，应当予以撤销。二、虽然复议机关以超过申请复议期限为由驳回了上诉人的复议申请，但超过复议期限并不必然意味着超过起诉期限。一审将生效的行政复议决定作为认定上诉人起诉超过期限的根据，明显缺乏法律依据。三、被上诉人作出被诉行政行为，并未将被诉行政行为的内容告知上诉人，更未告知诉讼权利和起诉期限。本案被上诉人也未提交其将被诉行政行为内容已告知上诉人的任何有效证据。四、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证明其获知被诉行政行为内容的时间和途径的有效证据，该证据有一审法院法官的签名，并注明了出具时间。五、涉案项目是颁发了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城市国有土地上房屋拆迁项目，因此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是拆迁当事人之间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而非上诉人与村委会签订的《龙王庙村平改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上诉人在未与本案第三人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情况下，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2018）冀0203行初133号行政裁定。被上诉人唐山市国土资源局答辩称，一、龙王庙村属“农转非”村，原土地性质已经随“农转非”发生改变，土地性质已改变为国家所有。二、被上诉人作出的收回决定程序合法。三、在2016年8月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受理的土地行政审批诉讼一案的证据中，唐山市国土资源局未曾提供上诉人起诉状中提到的文件及相关资料。四、上诉人早已知道被上诉人作出的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政行为，其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五、河北省人民政府已依法作出驳回才春江等20人行政复议申请的复议决定。六、上诉人已经与龙王庙村民委员会、龙王庙村平改小组签订了《龙王庙村平改搬迁安置补偿协议》。综上，上诉人早已知晓土地使用权收回一事，已超过了起诉期限，且已签订了补偿安置协议，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被上诉人唐山市博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同意被上诉人唐山市国土资源局的答辩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裁定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因要求撤销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决定提起行政诉讼，其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故上诉人要求返还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诉讼请求一并丧失请求权基础，其所提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原审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上诉人上诉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张秀敏审 判 员 刘天永审 判 员 胡津湘审 判 员 杨春艳审 判 员 杜 倩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刘威彤书 记 员 于 欣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鄂01行终56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程盛萍。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三阳路13号。
法定代表人盛洪涛，局长。
委托代理人江腾福，湖北江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武汉市沿江大道188号。
法定代表人周先旺，代市长。
委托代理人周凯，该政府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刘旸，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程盛萍诉被上诉人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市国土局）、武汉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不履行补偿法定职责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4行初40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主要基于认为被告市国土局具有集体土地上房屋的补偿安置职责，而其未依法对原告进行补偿安置违法。原告提交的证据显示其所述的房屋位于硚口下双墩，所在地块因城中村改造被市政府予以征收。根据武政（2009）37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城中村和旧城改造等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37号文）、武政办（2009）36号《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快城中村改造建设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36号文）等文件规定，武汉市城中村改造由各区人民政府作为责任主体，各区人民政府负责组织落实拆迁补偿安置工作，故被告市国土局不是集体土地上房屋补偿安置工作的主体，不具有房屋补偿安置的职责。原告请求被告市国土局履行的法定职责明显不属于该行政机关权限范围，其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应依法驳回其起诉。因原告所诉原行政行为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对其所诉的复议决定行为，原审法院一并驳回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十）项、第三款、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七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程盛萍的起诉。
上诉人程盛萍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被上诉人市国土局具有房屋补偿安置的职责，上诉人的起诉符合起诉条件，原审法院驳回起诉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市国土局作为土地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征地补偿、安置补偿方案，负责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的实施工作。本案中，上诉人的房屋位于硚口，房屋所在土地为集体土地。故被上诉人市国土局依法应为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工作的主体，应当依法履行对上诉人进行拆迁安置补偿。同时被上诉人市政府作为复议机关没有纠正被上诉人市国土局未对上诉人履行房屋拆迁补偿的违法行为，而驳回上诉人的复议申请的行为违法。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4行初40号行政裁定；2.指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
被上诉人市国土局、市政府在二审中均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37号文规定：”……各区人民政府也要成立以主要领导同志任组长、分管领导同志任副组长的区城中村和旧城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其主要职责是：……负责组织落实各村按时完成拆迁安置工作……区人民政府依据改造规划或改造实施方案组织开展拆迁、招商等工作。……各区人民政府是城中村和旧城改造工作的责任主体。……”36号文规定：“……城中村改造建设工作以区人民政府为责任主体。……”根据上述规定，《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明确城中村改造的拆迁补偿工作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承担。市政府根据武汉市的实际情况，通过制定36号文、37号文对城中村改造的补偿职责进行重新分工，确定各区人民政府为城中村改造的责任主体，与《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并不矛盾。原审法院认可36号文、37号文对城中村改造责任主体的规定，更有利于实现行政管理目的。据此，本案中城中村改造的责任主体为相应的区人民政府。被上诉人市国土局没有对城中村改造项目进行补偿的职责，其就上诉人程盛萍申请履行城中村改造补偿职责是否作出行为，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市国土局的不作为行为没有诉的利益。上诉人就此提起的诉讼不符合起诉条件。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七款规定：“原行政行为不符合复议或者诉讼受案范围等受理条件，复议机关作出维持决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一并驳回对原行政行为和复议决定的起诉。”本案中，被上诉人市政府所作的驳回上诉人行政复议申请的复议决定，是对被上诉人市国土局所作原行政行为的维持决定，原审法院一并驳回上诉人就复议决定的起诉符合上述规定。综上，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八条第（二）项的规定，本案不交纳案件受理费。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李莉荣
审 判 员 沈 红
审 判 员 俞 震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日
法官助理 王 瀚
书 记 员 祁 平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鄂01行终5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程盛萍。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三阳路13号。法定代表人盛洪涛，局长。委托代理人江腾福，湖北江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武汉市沿江大道188号。法定代表人周先旺，代市长。委托代理人周凯，该政府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刘旸，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程盛萍诉被上诉人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市国土局）、武汉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不履行补偿法定职责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4行初40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主要基于认为被告市国土局具有集体土地上房屋的补偿安置职责，而其未依法对原告进行补偿安置违法。原告提交的证据显示其所述的房屋位于硚口下双墩，所在地块因城中村改造被市政府予以征收。根据武政（2009）37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城中村和旧城改造等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37号文）、武政办（2009）36号《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快城中村改造建设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36号文）等文件规定，武汉市城中村改造由各区人民政府作为责任主体，各区人民政府负责组织落实拆迁补偿安置工作，故被告市国土局不是集体土地上房屋补偿安置工作的主体，不具有房屋补偿安置的职责。原告请求被告市国土局履行的法定职责明显不属于该行政机关权限范围，其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应依法驳回其起诉。因原告所诉原行政行为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对其所诉的复议决定行为，原审法院一并驳回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十）项、第三款、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七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程盛萍的起诉。上诉人程盛萍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被上诉人市国土局具有房屋补偿安置的职责，上诉人的起诉符合起诉条件，原审法院驳回起诉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市国土局作为土地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征地补偿、安置补偿方案，负责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的实施工作。本案中，上诉人的房屋位于硚口，房屋所在土地为集体土地。故被上诉人市国土局依法应为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工作的主体，应当依法履行对上诉人进行拆迁安置补偿。同时被上诉人市政府作为复议机关没有纠正被上诉人市国土局未对上诉人履行房屋拆迁补偿的违法行为，而驳回上诉人的复议申请的行为违法。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4行初40号行政裁定；2.指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被上诉人市国土局、市政府在二审中均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37号文规定：”……各区人民政府也要成立以主要领导同志任组长、分管领导同志任副组长的区城中村和旧城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其主要职责是：……负责组织落实各村按时完成拆迁安置工作……区人民政府依据改造规划或改造实施方案组织开展拆迁、招商等工作。……各区人民政府是城中村和旧城改造工作的责任主体。……”36号文规定：“……城中村改造建设工作以区人民政府为责任主体。……”根据上述规定，《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明确城中村改造的拆迁补偿工作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承担。市政府根据武汉市的实际情况，通过制定36号文、37号文对城中村改造的补偿职责进行重新分工，确定各区人民政府为城中村改造的责任主体，与《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并不矛盾。原审法院认可36号文、37号文对城中村改造责任主体的规定，更有利于实现行政管理目的。据此，本案中城中村改造的责任主体为相应的区人民政府。被上诉人市国土局没有对城中村改造项目进行补偿的职责，其就上诉人程盛萍申请履行城中村改造补偿职责是否作出行为，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市国土局的不作为行为没有诉的利益。上诉人就此提起的诉讼不符合起诉条件。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七款规定：“原行政行为不符合复议或者诉讼受案范围等受理条件，复议机关作出维持决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一并驳回对原行政行为和复议决定的起诉。”本案中，被上诉人市政府所作的驳回上诉人行政复议申请的复议决定，是对被上诉人市国土局所作原行政行为的维持决定，原审法院一并驳回上诉人就复议决定的起诉符合上述规定。综上，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八条第（二）项的规定，本案不交纳案件受理费。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李莉荣审 判 员 沈 红审 判 员 俞 震二〇一八年九月十日法官助理 王 瀚书 记 员 祁 平
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冀02行终431号
上诉人（原审起诉人）：刘兴远，男，1967年9月1日生，汉族，住唐山市。
上诉人刘兴远因不服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人民法院（2018）冀0208行初29号不予立案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作为被行政侵权受害人，依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是唐山市丰润区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的案件，本案有当然的可诉性。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的诉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裁定不予立案适用法律错误，缺乏法律依据。请求撤销一审裁定，依法裁定上诉人提起的行政诉讼予以立案。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有明确的被告，且上诉人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的范围，原审裁定不予立案不妥。至于其诉讼请求是否成立应当通过实体审理判定。由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人民法院（2018）冀0208行初29号行政裁定；
二、本案由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沈荣进
审判员 于 芳
审判员 高淑芳
二〇一八年八月六日
书记员 刘 璐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京04行初439号
原告孟京华，女，1955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
委托代理人杨应军，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钱粮胡同3号。
法定代表人金晖，女，代区长。
委托代理人刘婧涵，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王继华，北京市铭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孟京华不服被告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东城区政府）作出的东政公开（2017）第527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告知书》（以下简称被诉告知书），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孟京华诉称，2017年12月20日，原告向被告申请“依法公开认定申请人居住的东城区李村南里X号的房屋（20平方米）是否为合法房屋的结论和依据”。2018年2月1日，被告向原告邮寄被诉告知书，声称原告申请公开的内容为咨询事项，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范围。原告认为，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应当组织有关部门依法对征收范围内未经登记的建筑进行调查、认定和处理。对认定为合法建筑和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应当给予补偿；对认定为违法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不予补偿。”被告作为房屋征收决定的作出机关，负有对案涉房屋是否合法进行认定的法定职责。对原告要求被告公开的相关事项，被告未能正确履行法定职责。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被诉告知书，责令被告对原告的信息公开申请重新作出答复。
本院认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定起诉条件；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本案中，原告孟京华申请“依法公开认定申请人居住的东城区李村南里X号的房屋（20平方米）是否为合法房屋的结论和依据”的政府信息，从申请公开的内容看，其实质并非申请获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规定的政府信息，而是以信息公开名义就其居住的房屋是否为合法房屋提出的咨询和质疑。东城区政府对此咨询事项所作出的答复对原告孟京华的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因此，原告孟京华针对被诉告知书提起的本案之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本院依法应予驳回。
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八）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孟京华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孟京华已交纳,于本裁定生效后退还。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孙永欣
审 判 员 贾 毅
人民陪审员 仰 蓓
二〇一八年六月六日
法官 助理 孙嘉琳
书 记 员 严佳钰
四川省屏山县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17）川1529执530号之二
申请执行人：彭道友，女，1954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屏山县。
被执行人：邓飞，男，1976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
本院在执行彭道友与邓飞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已向被执行人发送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被执行人财产申报表，责令其在规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案应执行标的为偿还欠款25000元及承担执行费用。
在执行过程中，本院依法对被执行人的不动产、银行存款、车辆、工商、证券等财产信息进行了查询，目前执行到位金额为10000元，并查封了被执行人名下房产和车辆。经约谈申请执行人同意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九条规定，裁定如下：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再次申请执行。
本裁定送达后立即生效。
审判长 吴 亨
审判员 彭跃英
审判员 何俊钦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四日
书记员 刘 星
四川省屏山县人民法院执 行 裁 定 书(2017)川1529执530号申请执行人:彭道友，女，1954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屏山县。被执行人：邓飞，男，1976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本院在执行彭道友与邓飞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四川省屏山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3日作出的(2016)川1529民初990号民事调解书，于2017年8月18日向被执行人邓飞送达执行通知书，责令被执行人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但被执行人邓飞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八十七条规定，裁定如下：查封登记在被执行人邓飞名下位于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南岸小康街××号××幢×单元×层×号（产权证号××××××）住宅一套,期限为三年。本裁定立即执行。审判员  彭跃英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二日书记员  钟 黎
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鲁14行初73号
原告国华诉被告德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二大队、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交通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一案，本院已于2018年5月9日立案。本院认为，本案符合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由于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辖权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本案由德州市德城区人民法院管辖。
审判长 师延锋
审判员 宋冬梅
审判员 郭喜珂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一日
书记员 袁 娜
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冀02行初60号
原告北京建国者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东马路99号A213-A217。
法定代表人刘鑫，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褚中喜，北京市万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冯力，北京市万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告唐山市开平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唐山市开平区新苑路2号。
法定代表人张永新，区长。
委托代理人刘继链，开平区人民政府副区长。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委托代理人李军，河北开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被告唐山市城乡规划局开平区分局，住所地唐山市开平区新苑路20号。
法定代表人曹洪杰，局长。
被告唐山市国土资源局开平区分局，住所地唐山市开平区新兴路4号。
法定代表人刘秀臣，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冰，该局副局长。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委托代理人陈立强，河北杰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被告唐山市公安局开平区分局，住所地唐山市开平区新苑路76号。
法定代表人袁来明，局长。
委托代理人仲伟海，该局法制预审大队民警。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原告北京建国者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诉被告唐山市开平区人民政府、唐山市城乡规划局开平区分局、唐山市国土资源局开平区分局、唐山市公安局开平区分局及唐山市开平区郑庄子镇人民政府强拆房屋行为一案，于2014年3月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经审查作出（2014）唐行初字第57号行政裁定书，认为北京建国者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无原告诉讼主体资格，裁定驳回起诉。北京建国者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不服该裁定，上诉至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4年8月28日作出（2014）冀行终字第123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作出的上述行政裁定，由本院继续审理。2015年11月27日本院作出（2015）唐行初字第105号行政裁定，认为原告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故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不服再次上诉至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6年9月2日作出（2016）冀行终113号行政裁定，裁定撤销本院作出的上述行政裁定，由本院继续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北京建国者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诉称，杨恩文的房屋位于开平区郑庄子镇前白寺口村，面积501.60平方米，共三层，依法持有土地使用证和房屋所有权证，房产证号为2XX**号，土地使用证号为2008-1048号。2008年11月22日杨恩文依法将该房屋出租给北京建国者公司，并签定租赁合同一份，合同就租金、期限等作了详细的约定。合同签订后，北京建国者公司投巨资进行了装修，添置各种设施。随后，当地政府决定公路两边扩建绿化带，要求拆除。由于房屋两证齐全，距公路70余米，而相邻两边的决定不拆的房屋和公路间距不足20米，原告提出异议，但被告开平区政府的现场工作人员不予理睬。2009年4月13日上午，被告开平区政府派人在原告北京建国者公司门口张贴由被告唐山市国土资源局开平分局、唐山市城乡规划局开平分局、唐山市开平区郑庄子镇人民政府联合署名盖章的关于强制拆除杨恩文违法建筑物的通知，称经勘查，杨恩文在唐丰路东侧、前白寺口村所建建筑物，违反城乡规划法第65条、唐山市土地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规定，依据城乡规划法第68条及其他有关法律规定，决定于2009年4月13日对上述建筑物实施强制拆除。同日下午，被告开平区政府组织上述其他被告，一行百余人，30余大小车辆和工程机械，在被告开平区政府常务副区长苏广均及其秘书等人的带领和指挥下，命令警察对原告北京建国者公司的经营场所封锁，将房屋全部野蛮拆除。期间，原告的委托律师多次与现场指挥的开平区常务副区长苏广均沟通，要求将房屋中的可移动设施转出，工程机械调开，其勉强同意调移工程机械，但坚决不同意房屋中物品的转出，并称“和政府对着干的下场就是这样的”，耗巨资购置的物品和装修及工程机械配件被毁于一旦。原告认为，被告联合强制拆除的建筑物虽为杨恩文的合法房屋，但由原告北京建国者公司承租，并投巨资装修和添置设施，该房屋有政府部门依法颁发的土地使用证和房屋所有权证，并非违法违章建筑。上述被告联合强制拆除原告北京建国者公司所租房屋的具体行政行为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理应依法确认违法，给原告北京建国者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应予依法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和法人及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本案中被告联合拆除的房屋虽不属原告北京建国者公司所有，但系合法承租，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着直接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告北京建国者公司为本案适格原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l条规定：“被告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行政诉讼案件属行政诉讼法第l4条第(三)项规定的应当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本案中的被告唐山市开平区人民政府属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故该案管辖法院为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故原告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上述被告于2009年4月13日联合强制拆除杨恩文所有并由原告承租的房屋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2.由被告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机关是被告。本案中，原告起诉时将唐山市开平区人民政府、唐山市城乡规划局开平区分局、唐山市国土资源局开平区分局、唐山市公安局开平区分局及唐山市开平区郑庄子镇人民政府同时列为被告，请求法院确认上述五被告共同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和被告唐山市开平区郑庄子镇人民政府的自认，仅能认定唐山市开平区郑庄子镇人民政府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原告认为被告唐山市开平区人民政府、唐山市城乡规划局开平区分局、唐山市国土资源局开平区分局、唐山市公安局开平区分局均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并无事实根据。另，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本案适格被告应为唐山市开平区郑庄子镇人民政府，其余四被告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庭审中，本院已告知原告变更被告为唐山市开平区郑庄子镇人民政府，但原告拒绝变更被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北京建国者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对被告唐山市开平区人民政府、唐山市城乡规划局开平区分局、唐山市国土资源局开平区分局、唐山市公安局开平区分局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赵庆义
审 判 员 胡津湘
代理审判员 杨春艳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钟 源
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5）筑行终字第2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班小勇，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市住建局”），住所地贵阳市护国路61号。
法定代表人刘朱，局长。
原审第三人余淑芬，女，1963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贵阳市云岩区螺丝山路*号*栋*楼*号。
上诉人斑小勇因城乡建设行政管理房屋行政登记一案，不服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2015）筑观法行初字第35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认定：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在执行王良才诉杨绍恒借贷纠纷一案（1998）花民初字第098号民事判决书时，决定执行杨绍基的担保人班小勇坐落于花溪镇吉林村的房屋的第二层房屋，并依法进行拍卖给买受人余淑芬。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分别于2004年2月25日作出了（2000）花执字第049-3号民事裁定书；2004年5月20日作出了（2002）花执字第049-3号民事裁定书；2004年6月7日作出了（2002）花执协字第049协助执行通知书。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应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班小勇的起诉。
宣判后，班小勇不服，以“上诉人未收到（2000）花执字第049-3号民事裁定书、（2002）花执字第049-3号民事裁定书、（2002）花执协字第049协助执行通知书，上述法律文书未送达生效，原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等为由，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裁定；2、撤销被上诉人颁发给第三人的筑房权证花溪字第1000029**号《房屋所有权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在执行（1998）花民初字第098号民事判决过程中，于2004年1月16日在贵州日报刊登公告，决定将班小勇坐落于花溪镇吉林村的房屋的第二层房屋，依法进行评估、拍卖。并告知权利人自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持有关证件向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主张权利。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市住建局向第三人余淑芬颁发的筑房权证花溪字第1000029**号《房屋所有权证》，系被上诉人根据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2000）花执字第049-3号、（2002）花执字第049-3号民事裁定书，（2002）花执协字第049协助执行通知书办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房屋登记机构根据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有权机关的协助执行通知书以及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办理的房屋登记行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之规定，上诉人斑小勇的起诉人民法院依法不予受理。原审人民法院以此为由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原裁定引述司法解释有误，本院予以指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本页无正文）
审 判 长 穆爱萍
代理审判员 黄永福
代理审判员 李 妤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朱芳莹
四川省长宁县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16）川1524执570号
申请人张堂华，男，生于1965年09月18日，汉族，四川省长宁县龙头镇人，住长宁县龙头镇龙华村5组5号附28号。
被执行人长宁县龙华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住四川省长宁县龙头镇龙头村社区三组。
法定代表人：梁家华。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长宁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长劳人仲案（2016）157号仲裁裁决，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张堂华与被执行人长宁县龙华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中查明，因长宁县龙华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财产暂不宜执行。本院认为，本案可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九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二、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的，可以再次申请执行。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胡小松
审 判 员 周映连
代理审判员 吴明忠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杨 剑
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琼02行初16号
原告林葆康，男，60岁，汉族，现住三亚市。
委托代理人苏文山，海南中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三亚市人民政府，住所地三亚市新风街257号。
法定代表人吴岩峻，市长。
委托代理人郑大平，三亚市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陈求将，三亚市农业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赵明劝，男，32岁，汉族，现住三亚市。
委托代理人孙臣，广东财富东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林葆康诉被告三亚市人民政府（下简称三亚市政府）及第三人赵明劝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林葆康及委托代理人苏文山，被告三亚市政府委托代理人郑大平、陈求将，第三人赵明劝委托代理人孙臣出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案被诉行政行为：被告2014年12月30日给第三人赵明劝颁发了三亚市（县）农地承包权（2014）第04121044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下简称第04121044号权证）。
原告林葆康诉称，原告现使用的土地（以下简称涉案地）位于三亚市崖州区葫芦园范围内，面积约20.21亩；四至为：东、西、北至南滨农场，南至南山村委会。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起，原告就通过开荒，一直占有、经营使用涉案地。原告使用该土地几十年，从来没有任何人提出过异议。但自2015年10月起，第三人以其对涉案地享有承包经营权为由，占用原告一直经营使用的土地。后经原告查询，才知道被告2014年12月30日给第三人唐於松颁发了三亚市（县）农地承包权（2014）第04121044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将原告一直经营使用的葫芦园4亩土地登记在第三人名下。原告认为，被告所颁第04121044号权证主要证据不足，违反法律规定，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撤销被告2014年12月30日给第三人唐於松颁发了三亚市（县）农地承包权（2014）第04121044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原告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2017）琼行终107号行政判决；2、相关土地使用证明。
被告三亚市政府辩称，一、颁证行为对原告的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依法应驳回其起诉。原告称其对涉案土地开荒使用了几十年，即使是事实，但依《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因原告未能提供其与本集体经济组织经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后签订的承包合同，故原告不能证明其对涉案地享有合法权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八）项之规定，应驳回原告的起诉。二、被告根据第三人与村小组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并经核实村委会、崖州区农业局和三亚市农业局调查的情况下，依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七条之规定，给第三人颁发承包经营权证，证据充分，事实清楚，程序合法。
被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身份及户籍证明；2、申请表及承包合同、登记表；3、赵明劝葫芦田宗地图。
第三人赵明劝述称，一、原告不是涉案土地的合法使用权人，第三人才是涉案土地的合法承包经营权人。1、原告对涉案土地不存在开荒行为，1976年原告才20岁，其开荒涉案土地的事实不足信，且原告也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开荒涉案土地。2、原告并没有在上世纪90年代实际使用涉案土地，其只是抢种涉案土地。3、事实上涉案土地最早是由水南村委会使用，1982年涉案土地被分给水南村委会独村二组使用，并由独村二组发包给村民赵明劝的祖父、父亲辈使用，之后由村民赵明劝继续承包使用至今并已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二、崖城镇集有（2004）字第1626号权证被确认违法及三亚集有（2014）字第06348号权证被撤销的原因是因为程序不当，但不能说明原告系涉案土地的合法使用权人。三、被告给第三人颁发承包经营权证，证据充分，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经庭审质证，原、被告所提供证据形式真实，来源合法，与所证争议事实有关联系，可以作为认定本案案件事实的依据。
经审理查明，根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7）琼行终107号行政判决认定的事实，原告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平整涉案土地并在该地上打井灌溉，直至2014年第三人等四户村民阻止其继续使用该土地，原告系涉案土地的实际使用人。
另查，2013年12月20日，被告根据第三人与村民小组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将涉案葫芦园争议地中的5.43亩土地登记在第三人名下，并为其颁发第04121044号权证。
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二、第三条之规定，承包方只有在承包合同生效，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后，登记部门才能核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对承包方合法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予以确定。本案中，被告为第三人核发承包经营权证时，涉案土地一直由原告占有、经营使用，原告系涉案土地的实际使用人，第三人并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故被告仅根据第三人与村民小组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在第三人并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情形下，2014年12月30日将涉案葫芦园争议地中的5.43亩土地登记在第三人名下，并为其颁发第04121044号权证的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违反行政法规的规定。原告要求撤销第04121044号权证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三亚市人民政府2014年12月30日给第三人赵明劝颁发的三亚市（县）农地承包权（2014）第04121044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三亚市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兴科
审 判 员 吉 红
人民陪审员 陈小娟
二〇一七年七月六日
书 记 员 熊冰清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
第二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国家依法确认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只限承包方使用。
第三条承包耕地、园地、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从事种植业生产活动，承包方依法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后，应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予以确认。
承包草原、水面、滩涂从事养殖业生产活动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等有关规定确权发证。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京73行初1636号
原告厦门泽火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岑东路1号C座101室。
法定代表人柴进，总经理。（未到庭）。
委托代理人柴青，辽宁鹏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到庭）
被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茶马南街1号。
法定代表人赵刚，主任。(未到庭)
委托代理人王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审查员。（未到庭）
委托代理人樊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审查员。（到庭）
案由：商标驳回复审行政纠纷。
被诉决定：商评�[2017]第0000146942号关于第20030444号“不忘初心STAYFOOLISH-STAYHUNGRY及图”商标驳回复审决定。
被诉决定作出时间：2017年11月27日。
本院受理时间：2018年2月8日。
开庭审理时间：2018年3月15日。
被告以原告申请注册的第20030444号“不忘初心STAYFOOLISH-
STAYHUNGRY及图”商标（简称诉争商标）已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简称《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所指情形为由，作出被诉决定，驳回诉争商标的注册申请。
原告诉称：一、词语“不忘初心”勉励人们秉持初心、牢记使命，充满正能量，代表着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将“不忘初心”作为商标使用，有助于弘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不可能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等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产生消极或负面影响；被告在决定书指出“不忘初心”作为商标使用，易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二、诉争商标“不忘初心”不属于我国《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不得不作为商标使用的标志；被告未提供任何证明“不忘初心”作为商标使用会产生不良社会影响，被告依据《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作出被诉决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不忘初心”作为商标已被原告在内的多家企业或自然人申请注册并获准。《商标法》属于“商标注册绝对禁止条款”不适用个人案例，被告应遵循“审查一致原则”，应依法核准注册。四、原告将“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作为企业核心价值观，成立专业团队，努力践行社会责任，牢记使命。诉争商标已经过宣传和报道获得了较高知名度。综上，请求法院撤销被诉决定，判令被告重新作出决定，并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辩称�被诉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并判令原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本院经审理查明：
一、诉争商标
1.申请人：厦门泽火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2.申请号：20030444。
3.申请日期：2016年5月20日。
4.标识：
诉争商标
5.指定使用商品（第1类，类似群：0101-0102；0104-0106；0108-0110）：工业用石墨；蒸馏水；活性炭；除杀真菌剂、除草剂、杀虫剂、杀寄生虫剂外的园艺化学品；杀虫剂用化学添加剂；农业生产用种子基因；无土生长培养基（农业）；灭火药粉；硅塑料；工业用洗净剂。
二、其他事实
庭审中，原告向法庭提交了期刊第2016年第12期《文史博览》，第32页复印件，记载“不忘初心”的由来：“‘不忘初心’在佛教中流传甚广，如星云大师把他的一篇日记命名为《不忘初心》。”此外，还记载了“初心，又称‘初发心’，来源于《华严经》。初心是菩萨修行的开始，觉悟成佛是菩萨修行的结果，初心与正果是密不可分的。华严宗四组澄观《华严经疏》解释说：‘初心为始，正觉为终。’《大方等大集经》也讲菩萨‘心始心终’，所谓‘心始’即初发心。从最初的发心到最终的成佛，此心始不变的，所以《华严经》主张初发心即成正觉。‘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说法即从此演化而来。”
庭审中，被告辩称诉争商标中文字“不忘初心”已被十九大确立为大会的主题思想内容，涉及政治内容，不应予以核准注册。
上述事实，有被诉决定、诉争商标档案、驳回通知书、驳回商标注册申请复审申请书、原告在复审程序中向被告提交的相关材料等证据材料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
鉴于原告对被告作出被诉决定的程序不持异议，本院经审查予以确认。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诉争商标的注册申请是否构成《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所规定之情形。
《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八）项规定：“下列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八）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
本案中，诉争商标为“不忘初心STAYFOOLISH-
STAYHUNGRY及图”商标，主要识别部分为中文文字“不忘初心”。“不忘初心”系现代社会中包含有一定政治含义的词语，作为商标使用，容易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故诉争商标构成《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之情形，属不应予以核准注册的情形。
商标授权审查因个案事实情况不同可能结论各异，原告主张其他包含“不忘初心”文字的商标已�核准的情况并非本案诉争商标应于核准注册的当然依据，故原告的该项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被告认定诉争商标在指定使用的商品上已构成《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之情形，驳回诉争商标的注册申请，理由正当、程序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厦门泽火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一百元，由原告厦门泽火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承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厦门泽火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被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一百元，上诉于北京�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 剑
人民陪审员 李小娟
人民陪审员 陶 轩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日
法官 助理 方 倩
书 记 员 林子斌
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吉01行初122号
起诉人：赵龙，住武汉市硚口区。
2018年4月8日，本院收到起诉人赵龙的全部起诉材料。起诉人赵龙诉称，经吉林省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省政府）审批设立、并具有监管责任的吉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易中心）在经营中存在诸多违法经营行为。省政府作为交易中心的审批部门，在审批过程中对其交易规则和交易模式违背国发38号文件规定的事实没有进行认真核实与研究就做出了错误的行政审批，因此省政府作出的《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成立吉林贵金属交易中心的批复》是违法批复。同时省政府作为交易中心的监管部门，未对交易中心进行严格的检查监督和督促，致使包括起诉人在内的绝大多数受害者均未得到赔付，涉嫌严重的监管失职和不作为。故起诉人起诉来院：一、请求法院判令省政府做出的《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成立吉林贵金属交易中心的批复》违反国发38号文件规定，属于违法、违规行政行为，并依法予以撤销；二、请求法院判令省政府严格按照国发38号文件规定，认真履行清理整顿工作中的属地监管职责，担负起对交易中心的直接监管责任，严格监督交易中心妥善处理客户投诉，依法监督交易中心赔偿起诉人所有损失，并对交易中心赔偿不足部分，由省政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诉讼费由省政府承担。
本院认为，起诉人在本次诉讼中提出的请求法院判令省政府依法行政履职，担负起对交易公司的直接监管责任的诉讼请求，属于要求有权机关履行基于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的层级监督关系而形成的监督职权。而在这种监督职权的履行过程中，上级人民政府不改变或者不撤销所属各工作部门及下级人民政府决定、命令的，一般并不直接设定当事人新的权利义务，当事人可以通过直接起诉所属工作部门或者下级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行为来维护合法权益。当事人的这一诉请，不具有权利保护的必要性和实效性，也不利于纠纷的及时解决，且易形成诉累。故该诉请不属于司法监督范畴，当事人应循其他法定渠道解决。起诉人主张要求吉林省人民政府撤销《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成立吉林贵金属交易中心的批复》，而该批复系吉林省人民政府针对延边州人民政府提交的请示而作出的，属于行政机关内部程序性行为，不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且起诉人主张的权益损害与案涉批复亦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故当事人提出的本项诉请，并不符合法定的受理条件。又由于起诉人的前两项诉请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其相应的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请求亦不符合法定的受理条件。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四十九条第四款、第五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对赵龙的起诉，本院不予立案。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闫明昕
审判员 张凤英
审判员 李雪松
二〇一八年四月八日
书记员 侯 佳
侯佳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京行终30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红云红河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
法定代表人武怡，总裁。
委托代理人张倩，云南刘胡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惠娟，云南刘胡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茶马南街1号。
法定代表人赵刚，主任。
委托代理人李梦萦，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审查员。
原审第三人昆明全行广告有限公司。
上诉人红云红河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红河公司）因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5）京知行初字第477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13日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理查明：第6546872号“HONGHE源”商标（简称诉争商标，商标图样见附图），其申请注册日为2008年2月4日，注册商标专用期限至2020年3月6日，核定使用在第34类的香烟、烟草、烟丝、烟末、烟斗、烟灰缸、香烟盒、吸烟用打火机、卷烟纸、烟用过滤丝束等商品上，注册人为红河公司。
2012年8月21日，昆明全行广告有限公司（简称全行公司）对诉争商标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简称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无效宣告申请，并提交了如下证据：
1、全行公司登记文件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
2、作品著作权登记证书一份；
3、作品专利权证一份；
4、2011年10月9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口审现场录像及文字对照；
5、红河公司代理律师张倩与全行公司法人李绍民就“HONGHE源”希望商谈的电话录音及文字对照；
6、（2010）昆知民初字第45号民事判决书及庭审记录；
7、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云高民三终字74号民事判决书（简称第74号民事判决）。
红河公司为证明诉争商标并非侵犯全行公司的在先权利，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交了如下证据：
1、第17642号专利复审委员会审查决定书；
2、（2012）一中知行初字第1275号行政判决书；
3、（2012）高行终字第1926号行政判决书；
4、（2012）昆知民初字第151号民事判决书；
5、技术合同书；
6、付款凭证；
7、“红河”高档卷烟产品现象规划及包装设计项目总体研究报告；
8、“红河”高档卷烟产品现象规划及包装设计项目研究过程材料；
9、证明；
10、“红河源”包装设计承诺；
11、国家烟草专卖局、中国烟草总公司关于云南卷烟工业重组整合的批复。
2015年6月30日，针对全行公司的无效宣告申请，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商评字[2015]第45962号《关于第6546872号“HONGHE源”商标无效宣告请求裁定书》（简称被诉裁定）。商标评审委员会以诉争商标构成2001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简称2001年商标法）第三十一条所指侵害他人在先著作权不予注册之情形，裁定：对诉争商标予以无效宣告。
在原审诉讼中，红河公司向原审法院补充提交了如下证据：1、第1349575号“红河HONGHE”商标证；2、ＸＸＸ字体“源”。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本案程序问题的审理应适用2014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而本案实体问题的审理应适用2001年商标法。本案中，在先生效的第74号民事判决已确认全行公司对“源”字香烟包装美术作品享有著作权，且红河公司从2008年1月开始生产销售的红河“源”香烟侵犯了该作品的复制权。红河公司并未提交反证推翻第74号民事判决的认定。故对上述判决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商标评审委员会提交的证据著作权登记证书显示全行公司依法享有美术作品《“源”香烟包装盒》的著作权。诉争商标的显著识别部分“源”与“源”字香烟包装美术作品在设计手法、整体视觉上几无差异，构成实质近似，且该作品的使用时间早于诉争商标的申请日期。故诉争商标的注册侵犯了全行公司的在先著作权，违反了2001年商标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被诉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结论正确。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红河公司的诉讼请求。
红河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其主要上诉理由是：1、原审法院遗漏重要事实，诉争商标中的“源”字属于字库字，风格属于“ＸＸＸ体”，并非全行公司创作，全行公司对该字体不享有著作权。2、第74号民事判决确认全行公司对美术作品《“源”香烟包装盒》（共8幅）享有著作权，但并没有确认全行公司对“MINGCHENG源”享有著作权，诉争商标“HONGHE源”和全行公司享有著作权的《“源”香烟包装盒》中的“MINGCHENG源”并不相同。
商标评审委员会和全行公司服从原审判决。
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且有诉争商标档案、被诉裁定、各方当事人在商标评审阶段和原审诉讼阶段提交的相关材料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另查，全行公司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交的著作权登记证书载明，登记日期为2012年3月2日，全行公司对李绍民于2017年12月28日创作完成的美术作品《“源”香烟包装盒》（共8幅）以职务作品著作权人身份依法享有著作权。该登记证书附有美术作品的图样（详见附图）。
以上事实，有著作权登记证书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2001年商标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也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力的商标。
全行公司主张《“源”香烟包装盒》美术作品享有在先著作权。根据在先生效的第74号民事判决，全行公司对《“源”字香烟包装盒》美术作品享有著作权。“源”字是该香烟包装盒美术作品独创性的主要体现。诉争商标标志由“HONGHE”和“源”构成，其与全行公司主张的美术作品相比较，诉争商标中的“源”字与全行公司主张的美术作品中的“源”字构成实质性相似，诉争商标使用了全行公司美术作品的独创性部分，且根据第74号民事判决，红河公司于2018年1月即开始生产销售侵害全行公司上述美术作品复制权的香烟，该日期早于诉争商标申请日，即红河公司在诉争商标申请日之前已经实际接触了全行公司主张的美术作品。综合上述因素，诉争商标的申请注册侵害了全行公司的在先著作权，违反了2001年商标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红河公司关于“源”字属于字库字，并非全行公司创作的主张，其并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对此不予支持。商标评审委员会和原审法院相关认定正确。红河公司的相关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对此均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红河公司的上诉请求及其理由均缺乏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一百元，均由红云红河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均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继祥
审判员 亓 蕾
审判员 孔庆兵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刘 妍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京02行终1342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许学花，女，1972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公安局，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前门东大街9号。
法定代表人王小洪，局长。
上诉人许学花因诉北京市公安局（以下简称市公安局）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所作（2018）京0101行初204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许学花向一审法院起诉称，2017年10月19日凌晨，其在北京市丰台区云岗镇西河村的房屋内睡觉，被一名持有“北京丰台”警官证的人员以查身份证为由敲开房门，在其出示身份证后，在未将身份证归还其的情形下，洪门分局的干警以“配合办案”为由，让其交出手机，且拒绝返还其身份证。后其被警车拉至邢台收费出站口处，换乘洪门镇干部轿车被送至洪门分局，最后被洪门分局民警送到新乡市拘留所执行拘留。2017年11月4日释放当天，其用182XXXX****的手机号分别于上午、下午两次拨打010110报警电话，报警称“被北京警方违法协助新乡市警方强制将许学花带离北京及长期不归还许学花身份证”，110报警平台回复帮其查询。2017年11月7日，其又拨打010110报警电话询问，被转投诉督察后，投诉台回复让其询问丰台警方。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公安机关不应该长期扣押其身份证，其到市公安局信访部门反映，恳请给予调查处理，但是市公安局不立案调查，也不给其任何处理结果。综上，其认为市公安局不履行职责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决市公安局依法为许学花立案调查，查明2017年10月19日凌晨，在北京市丰台区云岗镇河西村发生许学花被强制带离北京回新乡市的事实与经过。
市公安局辩称，经查，许学花提供手机号码为182XXXX****的电话曾于2017年11月4日8时29分拨打北京市公安局报警服务平台电话，内容为：一女子自称18日晚，在丰台区南宫321路公交车站附近村庄一朋友家住时，丰台警方来检查，将其身份证拿走未归还，不清楚是哪个派出所的民警，接警员答复可与南宫地区所属的云岗派出所先联系了解情况，并提供派出所24小时值班电话8331****，报警人表示同意后挂机。接警员将此报警的电话标记为“公安业务咨询类”。此外，许学花自称于2017年11月7日也使用此部电话拨打110报警，经核实，无呼入记录。市公安局认为，对许学花于2017年11月4日的报警，市公安局110报警服务台了解情况后答复其可与南宫地区所属的云岗派出所了解情况，并提供派出所24小时值班电话，报警人表示同意挂机。据此，市公安局已经履行了相关职责。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第七条第一款，《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许学花所报案件应由丰台分局管辖，且丰台分局市具有独立执法权的公安机关，有权处置辖区内的治安、刑事案件，许学花以市公安局不履行法定职责为由提起行政诉讼属于被告主体不适格，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许学花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属于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行政机关要求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该行政机关是否具有法定的、相应的行政管理职权是要求履责案件成立的基础。本案中，许学花在诉状中列明要求市公安局履行对她的报警事项进行立案调查的职责。在一审法院组织的谈话中，许学花明确其要求市公安局履行职责有两层含义，即如果市公安局对其报警的事项有管理职责，就由市公安局直接对案件立案调查；如果市公安局没有相应的职责，就要求市公安局责令其下属分局立案调查。针对许学花诉求的第一层含义，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的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根据许学花的陈述，其报警所指的事件发生在本市丰台区，根据上述规定，就应当由市公安局下属丰台公安分局管辖，许学花要求市公安局直接处理，于法无据。针对许学花诉求的第二层含义，一审法院认为，系要求市公安局履行监督其下级公安机关办理案件的职责，该职责不属于市公安局履行对外行政管理职责的范围，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的层级监督事项亦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十）项之规定，裁定驳回许学花的起诉。
许学花不服一审裁定，上诉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市公安局接到许学花报警电话后，应依职权进行处理，但是市公安局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进行了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进行实体审理。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其请求事项应当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请求事项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行政机关要求履行法定职责的前提是该行政机关具有法定的、相应的行政管理职权。本案中，许学花在诉状中列明要求市公安局履行对其报警事项进行立案调查的职责。在一审法院组织的谈话中，许学花明确其要求市公安局履行职责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如果市公安局对其报警的事项有管理职责，就由市公安局直接对案件立案调查；第二层含义是如果市公安局没有相应的职责，就要求市公安局责令其下属分局立案调查。针对许学花诉求的第一层含义，本院认为，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的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根据许学花的陈述，其报警所指的事件发生在本市丰台区，根据上述规定，就应当由市公安局下属丰台公安分局管辖，许学花要求市公安局直接处理，于法无据。针对许学花诉求的第二层含义，本院认为，其诉求系要求市公安局履行监督其下级公安机关办理案件的职责，该职责不属于市公安局对外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范围，并且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的层级监督事项亦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综上，许学花的起诉，依法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许学花的起诉是正确的，本院予以维持。许学花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王 琪
审 判 员 王 元
审 判 员 孙轶松
二〇一八年九月六日
法官助理 徐 蕾
书 记 员 高 元
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陕71行终52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暨诉讼代表人）王卫东，男，汉族。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红茹，男，汉族。
上诉人（原审原告）陆红卫，男，汉族。
上诉人（原审原告）夏菊芳，女，汉族。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恩利，男，汉族。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孝琴，女，汉族。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红卫，男，汉族。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琴歌，女，汉族。
上诉人（原审原告）许淑英，女，汉族。
共同委托代理人王龙，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市新城区城中村改造办公室。住所地西安市新城区尚勤路**号。
法定代表人王毅，主任。
委托代理人李兆吉，该单位工作人员。
上诉人王卫东、王红茹等九人因与被上诉人西安市新城区城中村改造办公室（以下简称新城区城改办）其他行政行为一案，不服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18）陕7102行初376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新城区城改办于2009年10月28日作出涉诉的《新城区胡家庙一村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方案》（以下简称《拆迁安置方案》）,同时新城区城改办于2013年7月15日、2013年7月1日、2013年8月17日、2013年8月30日、2013年7月3日、2017年7月23日、2013年9月2日、2013年7月10日、2013年10月14日，分别向九原告颁发了记载有房屋所有权人、房屋地址、产权来源及房屋基本情况的房屋情况表，此时原告已知悉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而原告于2018年1月10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告的起诉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一年的起诉期限，亦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五年的最长保护期限。综上，原告的起诉法院不予支持，依法应予驳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王卫东、王红茹、陆红卫、夏菊芳、王恩利、张孝琴、王红卫、王琴歌、许淑英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王卫东、王红茹、陆红卫、夏菊芳、王恩利、张孝琴、王红卫、王琴歌、许淑英。
上诉人王卫东、王红茹等九人不服一审裁定上诉称，一审裁定有关“原告的起诉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一年的起诉期限，亦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五年的最长保护期限”是对诉讼时效的错误理解，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作出的《拆迁安置方案》未经村民会议讨论，亦未以任何适当方式向村民公开，被上诉人亦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所谓上诉人知道《拆迁安置方案》内容的时间，因此本案应适用最长二十年的保护时效，上诉人起诉未超过起诉期限，原裁定适用法律错误。上诉请求：1、撤销西安铁路运输法院作出的(2018)陕7102行初376号行政裁定书；2、裁令一审法院依法审理《新城区胡家庙一村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方案》一案并依法作出判决。
被上诉人新城区城改办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西安市城中村（棚户区）改造办公室于2009年12月11日作出市城改发〔2009〕236号《关于<新城区胡家庙一村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方案>的批复》，被上诉人新城区城改办作为《新城区胡家庙一村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方案》的上报机关，其作出该《拆迁安置方案》的时间应早于2009年12月11日，故上诉人于2018年1月24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撤销该《拆迁安置方案》的行政诉讼，已超过五年的起诉期限。关于上诉人提出其应该适用二十年起诉期限的意见，经查，诉争的《新城区胡家庙一村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方案》并不能直接导致不动产物权性质的变动，故本案不属于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的起诉超过了五年的最长起诉期限并无不当，对上诉人的该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杨 娜
代理审判员 宋一林
代理审判员 韩 勇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王玉荣
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陕71行终5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暨诉讼代表人）王卫东，男，汉族。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红茹，男，汉族。上诉人（原审原告）陆红卫，男，汉族。上诉人（原审原告）夏菊芳，女，汉族。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恩利，男，汉族。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孝琴，女，汉族。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红卫，男，汉族。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琴歌，女，汉族。上诉人（原审原告）许淑英，女，汉族。共同委托代理人王龙，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市新城区城中村改造办公室。住所地西安市新城区尚勤路**号。法定代表人王毅，主任。委托代理人李兆吉，该单位工作人员。上诉人王卫东、王红茹等九人因与被上诉人西安市新城区城中村改造办公室（以下简称新城区城改办）其他行政行为一案，不服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18）陕7102行初376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新城区城改办于2009年10月28日作出涉诉的《新城区胡家庙一村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方案》（以下简称《拆迁安置方案》）,同时新城区城改办于2013年7月15日、2013年7月1日、2013年8月17日、2013年8月30日、2013年7月3日、2017年7月23日、2013年9月2日、2013年7月10日、2013年10月14日，分别向九原告颁发了记载有房屋所有权人、房屋地址、产权来源及房屋基本情况的房屋情况表，此时原告已知悉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而原告于2018年1月10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告的起诉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一年的起诉期限，亦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五年的最长保护期限。综上，原告的起诉法院不予支持，依法应予驳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王卫东、王红茹、陆红卫、夏菊芳、王恩利、张孝琴、王红卫、王琴歌、许淑英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王卫东、王红茹、陆红卫、夏菊芳、王恩利、张孝琴、王红卫、王琴歌、许淑英。上诉人王卫东、王红茹等九人不服一审裁定上诉称，一审裁定有关“原告的起诉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一年的起诉期限，亦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五年的最长保护期限”是对诉讼时效的错误理解，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作出的《拆迁安置方案》未经村民会议讨论，亦未以任何适当方式向村民公开，被上诉人亦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所谓上诉人知道《拆迁安置方案》内容的时间，因此本案应适用最长二十年的保护时效，上诉人起诉未超过起诉期限，原裁定适用法律错误。上诉请求：1、撤销西安铁路运输法院作出的(2018)陕7102行初376号行政裁定书；2、裁令一审法院依法审理《新城区胡家庙一村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方案》一案并依法作出判决。被上诉人新城区城改办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西安市城中村（棚户区）改造办公室于2009年12月11日作出市城改发〔2009〕236号《关于的批复》，被上诉人新城区城改办作为《新城区胡家庙一村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方案》的上报机关，其作出该《拆迁安置方案》的时间应早于2009年12月11日，故上诉人于2018年1月24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撤销该《拆迁安置方案》的行政诉讼，已超过五年的起诉期限。关于上诉人提出其应该适用二十年起诉期限的意见，经查，诉争的《新城区胡家庙一村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方案》并不能直接导致不动产物权性质的变动，故本案不属于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的起诉超过了五年的最长起诉期限并无不当，对上诉人的该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杨 娜代理审判员  宋一林代理审判员  韩 勇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一日书 记 员  王玉荣
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冀02行终410号
上诉人（原审起诉人）杨立娜，女，1968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唐山市。
上诉人杨立娜不服唐山市丰润区人民法院（2018）冀0208行初40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杨立娜上诉称，上诉人向唐山市公安局丰润区分局申请公开的信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行政机关制作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获取的政府信息”，都应由唐山市公安局丰润区分局负责公开，其拒绝向上诉人提供。上诉人申请的政府信息内存在以权谋私、滥用职权、弄虚作假、巨额偷税漏税嫌疑，应当接受社会公众监督，且该份政府信息与上诉人具有切身利害关系，属于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唐山市公安局丰润区分局的行为违法。上诉人向唐山市丰润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唐山市丰润区人民政府确认唐山市公安局丰润区分局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答复书违法，但没有责成唐山市公安局丰润区分局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唐山市丰润区人民政府的行为属于行政不作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五条的规定，上诉人向唐山市丰润区人民法院起诉，其明知无权管辖本案却违法裁定不予立案。本案应由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受理立案。唐山市丰润区人民政府违法剥夺上诉人依法得到授权的行为，滥用职权；本案因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剥夺上诉人法律赋予权利引发争议，不是法律规定的由行政复议终局的行为，最终只能由法院判决，具有可诉性。本案有合法的原、被告主体，有具体行政行为侵权的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十一条的规定，法院应当立案。请求撤销原审裁定，依法立案，公正改判；撤销唐山市丰润区人民政府丰政复决字（2018）24号行政复议决定，判令唐山市丰润区人民政府重新作出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
本院经审查认为，2016年11月30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完善行政诉讼案件管辖工作的通知》（冀高法发[2016]36号），将县级人民政府为被告的不动产登记案件及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交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上诉人因政府信息公开提起行政诉讼，原审法院应予立案。综上，上诉人所提上诉理由，应予支持。为了便于案件的审理，可告知上诉人追加唐山市公安局丰润区分局为被告，或者由原审法院追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唐山市丰润区人民法院（2018）冀0208行初40号行政裁定；
二、本案由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沈荣进
审判员 高淑芳
审判员 于 芳
二〇一八年八月七日
书记员 刘 璐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京73行初1632号
原告厦门泽火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岑东路1号C座101室。
法定代表人柴进，总经理。（未到庭）。
委托代理人柴青，辽宁鹏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到庭）
被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茶马南街1号。
法定代表人赵刚，主任。(未到庭)
委托代理人王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审查员。（未到庭）
委托代理人樊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审查员。（到庭）
案由：商标驳回复审行政纠纷。
被诉决定：商评字[2017]第0000146938号关于第20005019号“不忘初心STAYFOOLISH-STAYHUNGRY及图”商标驳回复审决定。
被诉决定作出时间：2017年11月27日。
本院受理时间：2018年2月8日。
开庭审理时间：2018年3月15日。
被告以原告申请注册的第20005019号“不忘初心STAYFOOLISH-
STAYHUNGRY及图”商标（简称诉争商标）已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简称《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所指情形为由，作出被诉决定，驳回诉争商标的注册申请。
原告诉称：一、词语“不忘初心”勉励人们秉持初心、牢记使命，充满正能量，代表着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将“不忘初心”作为商标使用，有助于弘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不可能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等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产生消极或负面影响；被告在决定书指出“不忘初心”作为商标使用，易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二、诉争商标“不忘初心”不属于我国《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不得不作为商标使用的标志；被告未提供任何证明“不忘初心”作为商标使用会产生不良社会影响，被告依据《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作出被诉决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不忘初心”作为商标已被原告在内的多家企业或自然人申请注册并获准。《商标法》属于“商标注册绝对禁止条款”不适用个人案例，被告应遵循“审查一致原则”，应依法核准注册。四、原告将“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作为企业核心价值观，成立专业团队，努力践行社会责任，牢记使命。诉争商标已经过宣传和报道获得了较高知名度。综上，请求法院撤销被诉决定，判令被告重新作出决定，并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辩称：被诉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并判令原告承担本�诉讼费用。
本院经审理查明：
一、诉争商标
1.申请人：厦门泽火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2.申请号：20005019。
3.申请日期：2016年5月18日。
4.标识：
诉争商标
5.指定使用商品（第5类，类似群：0501；0503-0507）：隐形眼镜用溶液；医用药物；中药成药；清凉油；卫生消毒剂；空气净化制剂；兽医用制剂；杀虫剂；卫生巾；牙用研磨剂。
二、其他事实
庭审中，原告向法庭提交了期刊第2016年第12期《文史博览》，第32页复印件，记载“不忘初心”的由来：“‘不忘初心’在佛教中流传甚广，如星云大师把他的一篇日记命名为《不忘初心》。”此外，还记载了“初心，又称‘初发心’，来源于《华严经》。初心是菩萨修行的开始，觉悟成佛是菩萨修行的结果，初心与正果是密不可�的。华严宗四组澄观《华严经疏》解释说：‘初心为始，正觉为终。’《大方等大集经》也讲菩萨‘心始心终’，所谓‘心始’即初发心。从最初的发心到最终的成佛，此心始不变的，所以《华严经》主张初发心即成正觉。‘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说法即从此演化而来。”
庭审中，被告辩称诉争商标中文字“不忘初心”已被十九大确立为大会的主题思想内容，涉及政治内容，不应予以核准注册。
上述事实，有被诉决定、诉争商标档案、驳回通知书、驳回商标注册申请复审申请书、原告在复审程序中向被告提交的相关材料等证据材料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
鉴于原告对被告作出被诉决定的程序不持异议，本院经审查予以确认。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诉争商标的注册申请是否构成《商标法》第十�第一款第（八）项所规定之情形。
《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八）项规定：“下列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八）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
本案中，诉争商标为“不忘初心STAYFOOLISH-
STAYHUNGRY及图”商标，主要识别部分为中文文字“不忘初心”。“不忘初心”系现代社会中包含有一定政治含义的词语，作为商标使用，容易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故诉争商标构成《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之情形，属不应予以核准注册的情形。
商标授权审查因个案事实情况不同可能结论各异，原告主张其他包含“不忘初心”文字的商标已被核准的情况并非本案诉争商标应于核准注册的当然依据，故原告的该项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被告认定诉争商标在指定使用的商品上已构成《�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之情形，驳回诉争商标的注册申请，理由正当、程序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厦门泽火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一百元，由原告厦门泽火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承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厦门泽火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被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一百元，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 剑
人民陪审员 李小娟
人民陪审员 陶 轩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日
法官 助理 方 倩
书 记 员 林子斌
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冀02行终46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春利，男，1965年4月9日生，汉族，农民，住玉田县。
委托代理人师红伟，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玉田县公安局，住所地：玉田县北环西路1666号。
法定代表人胡国臣，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振丰，玉田县公安局玉田镇派出所民警。
委托代理人刘进宏，该局法制预审大队民警。
上诉人赵春利因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玉田县人民法院（2018）冀0229行初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7年11月6日9时许，被告玉田县公安局接报警：在玉田镇小庄子村，国土资源局等单位联合执法清理违章建筑及植被过程中，赵春利阻碍正常执行职务。被告玉田县公安局接到报警后受理案件，对原告赵春利进行了传唤和询问，调查收集了相关证据，认定原告的行为已构成阻碍执行职务，被告玉田县公安局于2017年11月6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二）、（四）项之规定，作出玉公（城）行罚决字[2017]147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赵春利行政拘留七日，并处罚款伍佰元整。原告赵春利不服，遂诉至本院。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及提交的证据证实。
原审认为，原告赵春利在玉田县国土资源局等单位联合执法清理违章建筑及植被的过程中，冲闯警戒带，拦截推土机，阻碍正常执法，原告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故其应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被告玉田县公安局对原告赵春利作出的玉公（城）行罚决字[2017]第147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原告赵春利请求撤销被告玉田县公安局作出的玉公（城）行罚决字[2017]第147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诉讼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赵春利的诉讼请求。
赵春利上诉称，一审法院针对被上诉人作出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一、一审法院采纳证据存在问题。一审法院违反法律规定采纳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且被上诉人提交的全部为复印件，上诉人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二、征地需要取得河北省人民政府的征地批准文件、玉田县人民政府批准的安置补偿方案与征收土地公告，玉田县人民政府认为上诉人拒不交出土地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但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中没有证明国土部门执法行为合法的证据。三、被上诉人提交的现场视频完整展现了当天的情况，上诉人根本不存在被上诉人所说的阻碍正常执法的行为，而且能推翻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明上诉人存在违法行为的其他证据。四、被上诉人作出处罚决定的合法性依据的问题。被上诉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四）项规定对上诉人作出处罚决定。被上诉人作为执法机关，不审查国土局执法的合法性，对上诉人根本不存在的“阻碍冲闯警戒线，拦截推土机”的行为作出处罚，属于滥用职权的行为。综上，上诉人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玉田县公安局答辩称，上诉人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判决正确。被上诉人作出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合法，请求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赵春利在玉田县国土资源局等单位联合执法清理违章建筑及植被的过程中，阻碍正常执行职务，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被上诉人玉田县公安局对上诉人赵春利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上诉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上诉人赵春利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秀敏
审判员 胡津湘
审判员 杨春艳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日
书记员 钟 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