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赣02民终122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吴某，女，1943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上饶市鄱阳县。
上诉人（一审原告）钟某1，女，1964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上诉人（一审原告）钟某2，男，1965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新余市渝水区。
上诉人（一审原告）钟某3，女，1967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上饶市鄱阳县。
上诉人（一审原告）钟某4，女，1969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上饶市鄱阳县。
上诉人（一审原告）钟某5，男，1972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上饶市鄱阳县。
上诉人（一审原告）钟某6，女，1974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上饶市鄱阳县。
上诉人（一审原告）钟某7，男，1977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上饶市鄱阳县。
以上八位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江逸群，江西景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钟某8，女，1971年3月23日出生，汉族，江西省鄱阳县人，住景德镇市。
委托代理人金鹏光，江西景之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敏，江西景之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钟某9，女，1943年4月25日出生，汉族，江西省鄱阳县人，住景德镇市。
委托代理人刘圣平，男，1960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钟某9之子。
上诉人吴某、钟某1、钟某2、钟某3、钟某4、钟某5、钟某6、钟某7，被上诉人钟某9诉上诉人钟某8分家析产纠纷一案，均不服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2月11日，作出（2012）珠民一初字第66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述九人的诉讼请求，该案经本院二审裁定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一审法院重审时，作出（2014）珠民一初字第381号民事判决书，再次判决驳回上述九人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时，也再次裁定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一审法院于2015年12月31日作出（2015）珠民一初字第348号民事判决书，一审原告吴某、钟银秀、钟某2、钟某3、钟某1、钟某5、钟某6、钟某7，一审被告钟某8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钟厥考与其妻刘桂月、女儿钟某9早年所住景德镇市大苏家弄4号房屋1957年间因拆迁，获补偿一套位于景德镇市解放横路17号（现为景德镇市莲社南路19号）的房屋（即诉争房屋）。1964年刘桂月去世，其女钟某9与刘书智结婚后搬至景德镇市菜园弄21号居住至今。1966年李凑凤携其女儿钟菊花（1964年12月17日出生）与钟厥考共同生活。1971年李凑凤与钟厥考生育钟某8。1980年钟厥考去世，钟某8随其母亲李凑凤继续居住在诉争房屋。1994年1月5日，李凑凤立房屋财产赠与书，将诉争莲社南路19号房屋赠与其女钟某8，并由所在居委会出具证明证实上述事实；当日，钟某8即出具房屋产权受赠书，表示愿意接受其母亲的该项赠与。后双方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将诉争莲社南路19号房屋过户到钟某8名下。2012年10月李凑凤去世，钟某9以其系钟厥考与刘桂月之女，与钟某8商谈遗产继承事宜未果，遂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其享有景德镇市莲社南路19号房屋50%的所有权；依法分割景德镇市莲社南路19号房屋的所有权；本案诉讼费用由钟某8承担。
本案审理过程中，钟启乐（已故）之妻吴某、子女钟某1、钟某2、钟某3、钟某4、钟某5、钟某6、钟某7以钟启乐系本案被继承人钟厥考之养子且有钟厥考遗嘱为由申请作为原告参加诉讼。经查明，钟启乐系钟厥考之侄子，早年按农村习俗过继给钟厥考为子，是否形成抚养关系现有证据不能充分证明。钟启乐已于1988年去世。
另查明，一九七一年九月初六日，钟厥考立下《落实家庭财产协议书》和《落实家庭房产协议书》两份协议书。其中，《落实家庭房产协议书》载明：“我有三列两间房屋一幢，现落在井市解放横路二十七门牌。将此房屋亲自落字交给侄儿钟启乐保管，如我病故后，此房屋由侄儿钟启乐、女婿刘书智二人处理安排小女钟细妹的生活，细女钟细妹长大出嫁，房屋归兄妹四人管业。妻子李凑凤的生活由义女钟菊花在生养老死后安葬百岁上山。其他家具金财交给细女儿钟细妹做为父母亲陪嫁的留念。四字明白。中人大队支部书记钟友洪、家亲弟钟厥基、叔钟家富；管字人钟启乐、刘书智；代笔人钟厥鹏。公元一九七一年九月初六日。”《落实家庭财产协议书》载明：“我有三列两间房子壹幢，落本市解放横路二十七号门牌。将此房子亲自落字交给侄儿钟启乐保管，我百岁上山此房屋和家具、金财、银财，都由继侄儿钟启乐、女婿刘书智二人处理安排。小女钟细妹的生活靠此房屋出租。钟细妹长大出嫁，房子由兄妹四人管业。钟镇枝是生下地四十天放在庙前公社东阳大队下湾村扶养成长，贴人民币捌拾元。于镇妹（钟镇枝）长大结婚回家认亲由兄妹四人负责接待来往。家庭祖先坟墓由侄儿钟启乐照管点灯挂纸。妻子李凑凤生前的生活由钟菊花养老，死后安葬百岁上山。其他家具金银财产交给钟细妹做为父母亲遗留陪嫁之产纪念。四字明白。财产遗交人钟厥考；中人大队支书友洪、钟家富，管字人钟启乐、刘书智；代笔人钟厥鹏；公元一九七一年九月初六日订。”以上两份协议均盖有钟厥考本人及见证人印某。
另外，钟厥考继女钟菊花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明确表示不愿作为继承人参与本案诉讼，且表示其在本案中若有继承份额的话，愿意将其所有的那部分遗产赠送给妹妹钟某8。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应以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作为民事案件案由确定标准。本案中，钟某9的诉讼请求是：确认其享有景德镇市莲社南路19号房屋50%的所有权，依法分割景德镇市莲社南路19号房屋的所有权（房屋价值20万元左右）；其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显然是分割共同继承的财产。原告吴某、钟某1、钟某2、钟某3、钟某4、钟某5、钟某6、钟某7的诉讼请求也是依法分家析产。所以，本案的案由应当确定为分家析产纠纷。
诉争房屋景德镇市莲社南路19号房屋系钟厥考、刘桂月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获得，系钟厥考和刘桂月的共同财产。1964年刘桂月去世，诉争房屋中刘桂月所属1／2产权发生法定继承，继承人为其丈夫钟厥考和女儿钟某9。继承发生后，两位继承人均未表示放弃继承，视为接受继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九条“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之规定，继承开始后，钟厥考和钟某9即获得诉争房屋中原属于刘桂月那部分产权。诉争房屋后一直由钟厥考和其后任妻子李凑凤及女钟菊花、钟某8一同居住，未进行分割，钟厥考和钟某9对该遗产享有共同共有权。1980年，钟厥考病故，诉争房屋钟厥考所属3／4产权发生继承。因本案原告钟某9和吴某等提供钟厥考生前留有的《落实家庭财产协议书》和《落实家庭房产协议书》两份遗嘱性质的书面材料，经审查，上述两份材料内容合法、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求，均盖有钟厥考本人及见证人的印某，应认定为钟厥考的真实意思表示，遗嘱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的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故本案诉争房屋钟厥考所属部分产权按照上述两份遗嘱办理。上述两份遗嘱就诉争房屋的处理内容相同，均为“兄妹四人管业”。此“兄妹四人”根据遗嘱的其他内容，应确定为是被继承人钟厥考的侄子钟启乐、女儿钟某9、钟菊花、钟某8。继承开始后，上述四位继承人均未表示放弃继承，应视为接受继承。在诉争房屋一直由被告钟某8和其母亲李凑凤居住而未进行分割之前，其产权为钟某9、钟启乐、钟菊花和钟某8共同共有。
所以，本案实际为分家析产纠纷，即共同共有人请求分割共有财产的诉讼。因共有财产请求分割共同财产的权利属于物权请求权，物权请求权因其与物权密不可分，为防止当事人享有物权却不享有物权请求权的“尴尬”局面，不应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故被告关于本案属于继承权纠纷且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张，应不予支持。
具体到诉争房产的分割问题。钟某8主张本案诉争房产已实际依法处理，遗产已经实际分割，并办理相关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具有公示和公信效力，钟某8为诉争房产的推定权利人。一审法院认为，物权法关于不动产登记的权利推定为可推翻的推定，即在能证明已经登记的权利在事实上不存在或者不合法的情况下，该登记即不再具有权利推定的效力。本案中，钟某8对诉争房产的产权登记源自于其母亲李凑凤的赠与，但诉争房产系被告父亲钟厥考婚前个人财产，且根据上述遗嘱，钟某8母亲李凑凤并不享有诉争房产的继承权，因此不是诉争房产的所有人，即无权处分诉争房产。故该赠与系无权处分他人财产行为，应为无效；据此，对诉争房产的产权变更登记也因无权处分而不具有物权推定效力。故本案钟某8虽是诉争房产产权证登记的权利人，但不能据此推定其为诉争房产唯一合法所有权人，钟某8所主张观点应不予支持。
关于钟某8主张本案钟某9的身份关系不明确，不能确定为钟厥考女儿，从而不享有本案诉争房产继承权的观点，一审法院认为，钟某9所举各项证据已能充分证明其为钟厥考与前妻刘桂月所生女儿，应予以确认。钟某8未能提供有效证据反驳，故对其上述主张应不予支持。
关于钟某8主张本案钟启乐不是钟厥考的养子，没有合法有效的收养手续，也未形成抚养关系，不具有法定继承人资格的观点，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钟启乐和钟厥考是否构成养父子关系不影响其作为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个人享有受遗赠的权利。本案被继承人钟厥考留有合法有效的遗嘱，明确将诉争房产部分产权遗赠给其侄儿钟启乐，对此遗嘱内容应予以确认。因钟启乐已于1988年去世，其法定继承人，即本案原告吴某、钟某1、钟某2、钟某3、钟某4、钟某5、钟某6、钟某7依法享有转继承权。
另关于吴某、钟银秀、钟某2、钟某3、钟某1、钟某5、钟某6、钟某7八位原告主张钟启乐系钟厥考养子，钟启乐通过两次继承拥有诉争房屋1／3份额产权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钟启乐按农村习俗过继给钟厥考为子，但是否形成抚养关系现有证据并不能充分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8条，“过继”子女与“过继”父母形成抚养关系的，即为养子女，互有继承权；如系封建性的“过继”、“立嗣”，没有形成抚养关系的，不能享有继承权的规定，钟启乐不能作为“养子”身份参与刘桂月和钟厥考遗产的分配，但可以作为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在有有效遗嘱的情况下基于遗嘱参与诉争房屋产权的分配。
综上所述，诉争房产为钟某9、钟菊花、钟某8、钟启乐共同共有。因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对诉争房产的现市场价值均不发表意见且都不同意评估，各方对诉称房产的分割也达不成一致意见，故只能确认各当事人对诉争房产所有权的所占份额。诉争房产因1964年刘桂月去世发生首次继承，其中刘桂月所属1／2产权由钟某9和钟厥考各得一半，诉争房产的所有权归属状况为钟厥考占3／4，钟某9占1／4。1980年钟厥考病故，诉争房产发生第二次继承，其中属于钟厥考的那3／4产权根据钟厥考的遗嘱，由钟启乐、女儿钟某9、钟菊花、钟某8共同继承，各占1／4，即诉争房产的3／4÷4=3／16；至此，诉争房产的产权状况为钟某9占1／4＋3／16=7／16、钟启乐占3／16、钟菊花占3／16、钟某8占3／16。因钟菊花已明确表示将其所有份额赠送给其妹妹钟某8，故钟某8共享有诉争房产3／8产权；钟启乐去世，其享有诉争房产3／16的产权由其继承人即其妻子吴某、儿女钟某1、钟某2、钟某3、钟某4、钟某5、钟某6、钟某7继承；所以本案诉争房产最终产权归属情况为：钟某9占有7／16的产权份额，钟某8享有3／8的产权份额，吴某、钟某1、钟某2、钟某3、钟某4、钟某5、钟某6、钟某7共同享有3／16的产权份额。考虑到诉争房屋自1994年以来一直由钟某8管理，应酌定多分配其适当的份额作为诉争房产的管理和修缮费用，故拿出诉争房产1／16的份额作为钟某8的管理补偿，这样，各方占有诉争房产的产权状况应为：钟某9占有7／16-1／48=5／12的产权份额，吴某、钟某1、钟某2、钟某3、钟某4、钟某5、钟某6、钟某7共同享有3／16-1／48=1／6的产权份额，钟某8享有3／8＋1／48×2=5／12的产权份额。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五条、第十六条、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5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景德镇市莲社南路19号房屋产权由原告钟某9享有5／12的产权份额，原告吴某、钟某1、钟某2、钟某3、钟某4、钟某5、钟某6、钟某7共同享有1／6的产权份额，被告钟某8享有5／12的产权份额。案件受理费6300元，钟某9承担2000元，吴某、钟某1、钟某2、钟某3、钟某4、钟某5、钟某6、钟某7共同承担2300元，钟某82000元承担。
上诉人吴某、钟某1、钟某2、钟某3、钟某4、钟某5、钟某6、钟某7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在钟厥考、刘桂枝一家四口下放回城后，只有一人有口粮，是钟启乐多年从波阳乡下送粮食蔬菜供养养父一家；钟某9在过去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与钟启乐一家有来往；未参加诉讼的钟菊花在一审法院的谈话笔录中提到遗嘱要乡下的堂哥签字放弃继承权，钟启乐有亲兄弟三人，都是钟菊花的堂兄，却执意要钟启乐放弃继承权；钟厥考工作单位曾经失窃，需要对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因钟启乐在此期间去看望养父钟厥考，而配合调查，以上事实均说明钟启乐是钟厥考的养子；钟某8通过不正当手段将诉争房屋过户到自己名下，占有、使用、收益诉争房屋多年，每月收益万余元的租金，一审却判决其他权利人向其支付管理和修缮费用属是错误的。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并判令其八人享有诉争房屋三分之一的继承权。
钟某8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判决书已经确认钟菊花自一岁起即随母亲李凑凤与继父共同生活，形成了法律上的抚养关系，钟菊花应作为第一顺序的继承人参加本案诉讼；即使钟菊花表示不参加本案诉讼，但表示如其有继承份额的话，愿意将其所有的部分赠送给妹妹钟某8，故钟菊花并未放弃实体权利，一审法院遗漏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程序违法。继承是从被继承人死亡第一天开始，分家析产是由于家庭成员生活和生产需要，分割家庭共有财产，其前提必须是原产权属于父母共有的产权；家庭成员父母户口簿兄弟姐妹婚生子女或形成了抚养关系的继子女，不需要或不能在一起生活，而要求分割家庭共同创造、共同生产、共同享有的财产进行分割，本案诉争房产于1994年已办理合法过户手续到其名下，而钟某9等九人主张自己是钟厥考的合法继承人，纯粹子虚乌有，故本案的案由是物权所有权确认纠纷；诉争房屋原属于钟厥考、李凑凤夫妇共有的财产，李凑凤生前将房屋赠与小女儿钟某8，并在房管部门办理了合法受赠手续。其在一审时曾提出要与钟某9进行亲姐妹DNA血缘关系司法鉴定，但遭到钟某9拒绝，钟某9仅依据一份工厂职工登记表，证明其系钟厥考与刘凤枝的亲生女儿，欠缺证据，故一审法院认定钟某9系钟厥考与刘凤枝的亲生女儿属认定事实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二人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本案中吴某提交的是“落实家庭财产协议书”，而非遗嘱，且无任何在场人代书、见证，更无钟厥考签名，其中一份还印有一枚印某，印某模糊不清，异常可疑，该枚私章是伪造的，一审法院应当对文书真伪进行鉴定；所谓的两份文书所有的在场人士全部去世已超过30、40年，而吴某家人提供的一名叫严菊花的所谓86岁见证人，在两份文书中未见过，一审法院认定两份协议书是“遗嘱”，是钟厥考的真实意思表示，缺乏事实依据，属认定事实错误；1970年钟厥考与配偶李凑凤携两女儿从波阳迁移景德镇并落户景德镇市周路口派出所辖区，当时钟启乐已生育四小孩，一直在农村生活，怎么可能来景德镇对钟厥考养老送终，钟厥考身体健康、思路清晰，有配偶、子女，何须他人照顾，如系封建性的“过继”、立嗣没有形成抚养关系，不能享有继承权，钟启乐与钟厥考没有形成养子女关系。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定为分家析产纠纷，就应适用《民法通则》等法律法规，而不应适用《继承法》。诉争房产是1957年因拆迁补偿得来的，一审法院仅凭一份职工登记表认定钟厥考与刘桂月系夫妻关系，缺乏全面调查，刘桂月去世与钟厥考不存在发生继承。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李凑凤不享有继承权，不是诉争房产的所有人，物权处分诉争房产，并认定赠予系无权处分行为，属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钟某9、吴某等九人的诉讼请求。
二审审理中，钟某8向本院提交了三份证据，即1、钟厥考在原服装一厂的档案信息（复印件与原件核对后提交法院）；2、景德镇市公安局周路口派出所户口登记信息，两份材料均记载钟厥考本人是初小文化，从而证明钟厥考能写字，会签名，且上面有钟厥考本人的长方形小印某，与诉争的家庭财产协议书上盖的钟厥考印某不符；3、2016年4月2日景德镇市南山艺术陵园的证明，证明案件中提到的墓碑是1998年之后开始启用，该墓碑并非最原始的墓碑，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吴某等八人对上述证据质证称，服装一厂的档案记载的是钟厥考读过私塾，而派出所记载钟厥考是初小文化；钟厥考的文化程度无从考证，且钟厥考是否有文化，与遗嘱是否请他人代书没有逻辑联系；钟厥考的私人印某，在没有样本对比的情况下，就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证据1、2不属于新证据；钟厥考与其配偶李凑凤携两女儿从波阳落户景德镇，而档案材料是1973年落户景德镇；墓碑是事实。
钟某9对上述证据质证称，户籍档案材料是真实的，但户籍档案仅提交了1978年以后的户籍记载，在此之前的没有提交；钟厥考死亡之后，与原配偶刘桂月的墓合并，然后迁过三次坟，墓碑上的字是最原始的，但是墓碑换了以后，晚辈的名字是迁坟后加上去的。
另查明，一审判决书所列原告钟银秀名字与身份证号有误，应为“钟某1，身份证号为”；所列原告钟某1名字有误，应为“钟某4”。
二审其他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案的争议焦点及处理意见如下：
与本案处理结果有直接影响的几个身份关系应如何认定确定？
刘桂月死亡之前与钟厥考是否为夫妻关系？钟厥考与钟某9是否为父女关系？
本院认为，钟某9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景德镇市服装一厂关于钟厥考的档案信息资料中，钟厥考填写的《人员登记表》、《履历登记表》、钟某9本人档案材料中填写《职工阶级成份登记表》、《本人及家庭情况》，景德镇市档案馆的《收回人员档案》封面、《收回通知》、《发文稿纸》、《城市下放人员收回呈报表》、《下放人员基本情况登记表》、《关于更正收回下放人员钟厥考壹户落户安排的函》、《关于调查钟厥考通知下放原籍波阳后的情况和处理意见》、《关于处理下放户钟厥考落户问题的补充报告》上述材料内容均相互印证刘桂月原为钟厥考的妻子，钟某9为钟厥考的女儿，结合当时的风俗习惯，可以确认刘桂月与钟厥考是夫妻关系，钟某9系钟厥考与刘桂月的女儿。故钟某8否认刘桂月与钟厥考之间的身份关系，并申请对钟某9做DNA鉴定以确认钟某9与其不存在姐妹关系的请求均无法律依据。
钟厥考与钟启乐之间是否存在养父子关系？
本院认为，上述钟厥考的个人原始档案材料中，钟厥考的家庭成员为妻子刘桂月、女儿钟某9，家庭主要社会关系人员中也无任何“钟启乐”名字的记载，钟厥考个人填写的五十年代的《人员登记表》中家庭状况栏中主要成员除妻子刘桂月、女儿钟某9外，另外记载的也是其叔父“钟家泰”，另外两份《落实家庭房产协议书》中记载的也是“侄儿钟启乐”，刘桂月、钟厥考死亡后，合葬的墓碑上的刻字记载的也是“侄儿钟启乐”，故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8条，认定钟启乐是封建性的“过继”、“立嗣”，钟厥考与钟启乐间并没有形成抚养关系，钟启乐的家人吴某等人称钟启乐是钟厥考的养子，没有证据证实，不予采信。
《落实家庭财产协议书》、《落实家庭房产协议书》是否为钟厥考的遗嘱？
本院经审查上述两份材料，形成的时间均为“一九七一年九月初六”，其中《落实家庭房产协议书》盖有“钟厥考”私人印某，也有在场人签名，两份协议内容虽不完全不一致，但均提到“。兄妹四人管业”，从内容和形式上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虽该两份协议书上所列在场人和代书人均已死亡，但钟某8对上面所列人员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且无相反证据证实该两份协议是虚假，故一审法院将该两份协议认定为遗嘱，符合常理。
本案的案由是继承还是分家析产？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7年10月17日《关于继承开始时继承人未表示放弃继承遗产又未分割的可按析产案件处理问题》的批复精神，本案的案由应当确定为分家析产纠纷。
诉争房产的应如何分割？
诉争的房屋景德镇市莲社南路19号房屋系钟厥考、刘桂月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获得，系钟厥考和刘桂月的共同财产，1964年刘桂月去世，诉争房屋中刘桂月所属的1／2产权发生法定继承，继承人为钟厥考和钟某9，两人对刘桂月的遗产均未表示放弃，视为接受继承，并形成共同共有关系。故刘桂月死亡后，钟某9享有诉争房产的1／4，钟厥考享有诉争房产的3／4。
刘桂月死亡后，钟厥考于1965年与李凑凤一起共同生活，形成事实上的婚姻关系，并携女儿钟菊花、钟某8一直居住在诉争的房屋内，钟厥考于1980年死亡，其与李凑凤共同生活15年，参照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6条“一方婚前个人所有的财产，婚后由双方共同使用、经营、管理的，房屋和其他价值较大的生产资料经过8年，贵重的生活资料经过4年，可视为夫妻共同财产”规定，李凑凤在钟厥考死亡后，钟厥考名下的诉争房屋3／4的份额应视为夫妻共同财产，故李凑凤在钟厥考死亡时，享有诉争房屋3／8的份额，钟厥考的3／8份额，发生继承。李凑凤于1994年将诉争房屋中属于自己份额部分赠与给钟某8，钟某8已经接受，李凑凤的处分自己份额的行为符合当时的婚姻法规定，但赠与的财产中处分钟某9与钟厥考份额的部分无效。钟某8依据李凑凤的赠与，于1995年已经获得了诉争房屋3／8份额。
钟厥考死亡后，依照其生前所立遗嘱，其名下财产即3／8份额由钟启乐、钟某9、钟菊花、钟某8四人继承，故各分得3／32（3／8÷4人），钟菊花名下的份额明确表示给钟某8，故钟某8分得钟厥考名下份额的3／16（3／32＋3／32）。综上，钟某8享有诉争房产18／32的份额（3／8＋3／16）。钟某9享有诉争房产11／32的份额（1／4＋3／32）；钟启乐死亡后，其享有的诉争房屋3／32份额由吴某等八人共同享有。
钟某8虽自1994年以来对诉争房屋进行了管理，但同样也获取了相关利益，且《落实家庭财产协议书》中也明确记载“钟细妹（即钟某8）的生活靠此房屋出租，故一审法院酌情拿出诉争房产的1／16的份额作为钟某8对诉争房产的管理补偿，欠缺依据。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变更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2015）珠民一初字第348号民事判决为“景德镇市莲社南路19号房屋产权由钟某9享有11／32的份额；钟某8享有18／32的份额；吴某、钟银秀、钟某2、钟某3、钟某1、钟某5、钟某6、钟某7共同享有3／32份额”。
一审案件受理费63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300元，共计12600决定由钟某9承担4200元；钟某8承担4200元；吴某、钟银秀、钟某2、钟某3、钟某1、钟某5、钟某6、钟某7共同承担42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付小琴
审 判 员 欧阳国
代理审判员 王小莉
二〇一六年五月三十日
代书 记员 胡月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