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乌民初字第2259号
原告苗玉芳，女，1953年6月8日出生，汉族，个体，现住鄂尔多斯市。
委托代理人：王福生（苗玉芳丈夫），男，汉族，个体，现住鄂尔多斯市。
委托代理律师：白雪，爱德律师事务所鄂尔多斯分所
被告苗那顺，男，1958年11月27日出生。蒙族，个体，现住鄂尔多斯市。
委托代理人：格其叶勒图（苗那顺之子），男，蒙古族，1987年9月20日出生，个体，现住鄂尔多斯市乌审旗苏力德苏木宝日呼岱嘎查本行牧业社。
原告苗玉芳诉被告苗那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8月3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仁钦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苗玉芳，被告苗那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苗玉芳诉称，1997年原告与宝日呼岱嘎查签订了草牧场承包合同书，承包合同的草场亩数3013亩，承包期为30年，从1997年7月1日到2027年7月1日，并有草原承包经营权证，承包合同是合法有效的。承包草场后，为防沙，在沙漠里种了1000多株高杆柳，被告为了霸占原告经营的224亩草场，把1000多株高杆柳树全部拔掉，严重的破坏了原告绿化沙漠的成果，引起了草场纠纷。1998年3月18日，被告与原告调换草场时，被告苗那顺多拿了原告草场234亩至今，享有土地使用权的草牧场被被告强行侵占18年，多拿的和霸占的草场共计458亩。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申请乌审旗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裁决，结果：合法权益没有受到保护，被仲裁机关错误裁决“驳回仲裁请求!”致使被告强占原告的草场得不到处理，原告仍然受着侵害。原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乌审旗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乌农仲裁案（2015）第19号仲裁裁决书。并要求被告归还原告侵占土地458亩，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苗那顺辩称，原告称被告多拿和强占原告的土地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被告与嘎查签订的草牧场承包合同是在调换草场之后，土地调换是嘎查分配，打点、丈量过的，而且调换草场之后并没有对草场进行再次调整，并与被告现在的草场面积完全一致。现有草场的铁丝网是由原告拉的，在原告拉好铁丝网后并没有再对草场划分进行改动。被告现有土地面积和《草牧场承包合同书》、《林权证》上的面积是一致的。仲裁委员会调查时亲自到现场确定过。
原告提供证据及被告质证情况：
证据一、第一组证据（共四份）：1、原告苗玉芳《草牧场承包合同书》一份（原件）；2、原告苗玉芳《草原承包经营权证》一份（原件）；3、被告苗那顺《草牧场承包合同书》一份（复印件）；4、被告苗那顺《草原承包经营权证》一份（复印件）。
证明目的：原告苗玉芳与被告苗那顺均属于乌审旗苏力德苏木宝日呼岱嘎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原告苗玉芳承包的土地面积为3013亩，被告苗那顺承包的土地面积为2832亩。
被告的质证意见：手画的草牧场承包示意图是假的，原告的承包合同书是假的。
证据二、第二组证据（共一份）：1994年签订的《乌审旗草牧场有偿承包经营合同》一份（原件）。
证明目的：1984年第一轮草牧场承包时，以“伸胳膊手指定点”的方式划分，但各队、各户之间的分界线均已步丈量，并打上标记号和标记堆。当时原告苗玉芳一家拥有一块草牧场，苗玉芳的婆婆王玉也拥有一块草牧场。后由于王玉身体不佳，苗玉芳夫妇即搬到王玉家照顾。1991年第二次划分草场，由于王玉和苗玉芳两家的土地总面积较大，本着“大稳定、小调整”发包草牧场政策原则，嘎查从原告苗玉芳承包的草牧场中调给苗那顺320亩后，苗玉芳承包的土地面积为2228亩，苗玉芳的婆婆王玉承包的土地面积为1683亩。
被告的质证意见：承包合同的证明时间与本案无关。
证据三、第三组证据（共三份）：1、原宝日呼岱嘎查嘎查长胡录苏手绘的划拨草场的地形图两张（原件）；2、胡录苏20**年10月26日书面证言一份。
证明目的：1994年11月王福生的母亲去世，1997年第三次划分草牧场时，将王玉的1683亩土地全部承包给苗玉芳一家，1997年4月27日，苏木嘎查从苗玉芳一家1991年承包的2228亩土地中划拨了597亩草场给苗那顺、划拨了234亩草场给苗菠萝（没有争议）。当时的嘎查长胡录苏丈量土地之后，为划拨的两块地绘制了草图一张。此时两家草场就有了交叉。
1998年3月11日原被告两牧户之家因被告拔树的行为发生纠纷后，被告提出置换草场的要求，经过嘎查多次调解，最终苗玉芳同意与苗那顺置换草场。胡录苏经丈量后绘制了苗玉芳家置换草场的草图一张，置换草场面积为1151亩，而苗那顺置换给苗玉芳的草场面积为917亩，即苗那顺多置换草牧场234亩。当时经过丈量苗那顺多拿了234亩草场，嘎查长胡录苏多次提出解决该问题，但嘎查一直未能予以解决。
被告的质证意见：当时的土地是精确丈量过的，不存在多占地，且原告婆婆的地没有承包给原告。
证人一、胡某某，男，1958年4月2日出生，蒙族，现住鄂尔多斯市.
证人证言：第二轮承包土地的时候是按照文件划分的，1997年我任嘎查长，重新按小队丈量的土地，支部书记有笔录，人均40亩草场全嘎查统一。因原告、被告两家的草场相互交叉，最后在1998年嘎查决定调换两家草场，示意图是我画的，数字也是我写的。1987年至1994年我是副嘎查长1997年至2003年任嘎查长。我认为两家的纠纷土地不在互换的土地上。嘎查支部研究决定的合同内容，具体内容我不清楚。土地互换时被告多拿了原告的土地。互换土地时两家都是同意的。两家的矛盾就是因为地界上拔了不少树产生的问题。所以嘎查让两家互换土地。当时没有放羊的路。
被告的质证意见：拔树的数量不对。
证人二：特某某，男，苏力德苏木宝日呼岱嘎查，蒙古族。
证人证言：针对苗那顺1991年时草场较小，嘎查决定从苗玉芳草场把320亩划给了苗那顺。当时没有放羊的路。1998年两家矛盾就开始了。2013、2014年经苏木嘎查调解两家人的土地纠纷没有结果。
被告的质证意见：没有异议。
证人三：巴某某，男，蒙古族，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证人证言：1997年第二轮土地承包划分时我没参与划分。但1984年我参与了土地划分，土地界限没有变更。2013、2014年我参与了处理两家草场土地纠纷，最终未果。
被告的质证意见：没有异议。
证据四、第四组证据（共三份）：1、证人杨某书面证言；2、证人杨某某升书面证言；3、胡某某2015年10月26日书面证言
证明目的：苗那顺和苗玉芳两家就争议地224亩所起的纠纷，是由苗那顺将苗玉芳家种植的1000多株高杆柳拔掉，破坏了苗玉芳家治理沙漠成果引起的。
被告的质证意见：因证明人与原告是雇佣关系，不认可。
证据五、第五组证据（共四份）：1、争议地224亩的平面图；2、苗那顺与苗玉芳承包土地及争议地平面图；3、原告苗玉芳的《草牧场承包合同书》一份（原件）；4、被告苗那顺的《草牧场承包合同书》一份（复印件）
证明目的：原被告两牧户的实际地形和分界线是平面图所体现的形状，而两份《草牧场承包合同书》上的图纸是苗世祥所绘，完全不符合事实，两块相邻土地的边界都不能拼在一起。苗世祥违背事实将争议土地224亩画到苗那顺家的地图上，却并没有增加苗那顺承包土地的亩数。
第六组证据（共一份）：证人巴某某2013年12月16日书面证言、证人巴某某的证言。
证明目的：自1984年第一次划分草牧场以来，原告与被告承包土地的界线从未发生过变更，现争议地北面和东面的直边才是两家真正的界线，而现在争议地上拉的网围栏并非是界线。
第七组证据（共五份）：1、证人特某某2013年12月11日书面证言；2、证人特某某2015年10月27日书面证言；3、证人巴某某2013年12月11日书面证言；4、证人查某某2013年12月11日书面证言；5、证人宝某某1996年4月18日书面证言6.证人特某某的证言。
证明目的：2013年12月9日，苏木嘎查召开宝日呼岱嘎查一队牧民会时，苗那顺说有2000步长80步宽的放羊路通道他家门口。但以上证据可以证明，1991年第二次分配草牧场的时候，将苗玉芳家土地上靠南的一块320亩的草场拨给苗那顺，西面宽100步，东面宽80步，长855步。从地的西面边界量了855步后就快到沙地了，苗那顺不要沙地，就没有再继续向东量，就拨给苗那顺320亩，没有再给苗那顺留他所谓的2000步长的放羊路一说，所以苗那顺所称的用320亩地、597亩地和放羊路一起置换苗玉芳1151亩地和224亩争议地的说法与事实不符。
被告的质证意见：与本案无关，不认可。
证据六、第八组证据（共一份）：2014年9月20日嘎查会议记录一份
证明目的：原被告之间的土地争议一直存在，会议记录显示解决两家纠纷时并没有将争议地拨给哪户，苗那顺所称的将争议地拨给其的说法不是事实，该块土地仍应属于原承包人苗玉芳。
第九组证据：原告陈述材料两份。
证明目的：证明事实全过程。
被告的质证意见：不认可。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来源合法、符合证据的三性，对证据的本身予以确认，对证明的问题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
本院认为，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苗玉芳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仁 钦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四日
书记员 杨广法条链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