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1民终55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崔鲁，男，1961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泰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昭彦，北京市首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普华，山东瀛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刚民，男，1971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许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尚永文，山东勤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振，山东勤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崔鲁因与被上诉人刘刚民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6)鲁0103民初30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崔鲁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解除崔鲁与刘刚民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改判刘刚民退还崔鲁购股款270万元；2.改判刘刚民以270万元为基数，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损失，自2013年8月12日起，至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还款之日止；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由刘刚民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关于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不符合解除条件的观点与事实不符，与法律规定相悖。1、《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标的股权，是经营生物制品（含疫苗）的山东兆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信公司）的股权。股权包含的权利，包括对目标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及分红权等权益，股权的基础是公司的包括经营权在内的财产权和公司的管理权。《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特别约定，兆信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生物制品（含疫苗）。合同约定的股权，是经营范围含有经营生物制品（含疫苗）的兆信公司的股权。不能经营生物制品（含疫苗）的公司股权，不是双方约定的标的股权。崔鲁作为多年从事疫苗行业的经营者，正是基于目标公司是一家经营生物制品（含疫苗）业务的公司，而愿意成为其股东的。2、目前（包括一审诉讼时）的股权已经不是约定的股权，刘刚民无法交付约定的股权，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2016年3月22日，兆信公司被政府监管机构撤销了药品GSP认证证书；2016年5月12日，兆信公司被政府监管机构吊销药品经营许可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未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的，禁止从事药品经营。兆信公司已无法开展包括生物制品（含疫苗）在内的药品经营业务。目前的股权虽然名义上仍是兆信公司的股权，但本质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已经不是合同约定的经营生物制品（含疫苗）的兆信公司股权，刘刚民实质无法交付符合约定的能经营生物制品（含疫苗）的兆信公司股权，崔鲁受让能经营生物制品（含疫苗）的公司股权的目的已经根本无法实现。3、一审判决没有依据且不合逻辑。一审判决认为：“兆信公司药品GSP认证证书被撤销和药品经营许可证被吊销的事实均发生在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股权转让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合同履行过程中兆信公司药品GSP认证证书撤销、药品经营许可证被吊销不影响合同效力”。一审判决的这段表述，与本案诉争的事实没有关系。本案诉争的是合同是否具备解除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解除的前提首先是合同的成立和有效。一审判决这段表述与涉案合同不符合解除条件的结论毫无关系。另外，正是由于兆信公司药品GSP认证证书被撤销和药品经营许可证被吊销的事实均发生在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股权转移至崔鲁前，风险才应该由刘刚民承担。若是发生在签订合同之时，崔鲁早就知道兆信公司没有经营生物制品的资格而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崔鲁的请求才失去了支持的理由。签订合同后兆信公司失去了相应的经营资质，应该成为崔鲁请求的理由。一审判决认为：“原告虽然认为上述证书被撤销和吊销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但依据双方所签合同，双方转让标的系股权，兆信公司经营范围不仅是疫苗，还包括企业经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调查、会议及展览服务、广告设计、企业管理咨询、商务咨询、生物技术咨询、一类医疗器械产品、化妆品、卫生品等，上述GSP认证证书和药品经营许可证书被撤销和吊销，不影响股权转让，涉案合同不符合解除条件”。一审判决上述观点的错误在于：首先，双方《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特别强调了目标公司“经营范围为生物制品（含疫苗）”，《股权转让协议》并未约定一审判决所引用的“企业经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调查、会议及展览服务……”等经营范围，而是强调了经营范围是“生物制品（含疫苗）”。一审判决脱离合同条款全部来认定转让是股权而不考虑公司的经营性质，不考虑合同的本意，不符合本案的事实，也不符合合同的解释原则。其次，一审判决只引用了“转让的标的是股权”，而回避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是“经营范围是生物制品（含疫苗）”的公司的股权，显然是对《股权转让协议》转让标的股权的曲解。其三，股权的意义在于公司的包括经营权在内的财产权益，脱离开公司的财产和经营论证股权，有悖于公司法的基本原理。其四，即便按照一审判决的论述，兆信公司的经营范围不仅是生物制品（含疫苗），还包括“企业经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等范围，显然目前的股权也已经不含有经营“生物制品（含疫苗）”的内容，标的股权也已经不符合《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综上，一审判决得出“涉案合同不符合解除条件”的结论，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有悖于法律规定，逻辑关系更存在错误。4、刘刚民的违约行为导致了无法交付约定的股权。刘刚民作为目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目标公司的管理人和决策者、经营者，其实施的违法行为，导致兆信公司被吊销了药品经营许可证等合法资质。目标公司被吊销药品经营许可证，完全是刘刚民造成的，刘刚民存在严重过错。交付符合约定的股权是刘刚民的合同义务，不能交付约定的标的股权本身，也是刘刚民的严重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崔鲁有权解除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二、刘刚民转让标的股权未经其他股东同意，该因素也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一审法院以违法调取且未经质证的证据作为定案依据，有悖于裁判中立的原则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1、刘刚民转让标的股权未经其他股东同意，该因素也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一审时崔鲁主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崔鲁提交的证据证明，标的公司有两个股东，刘刚民是大股东，但还有一个股东。一直到法庭辩论结束，刘刚民也没有提供其将持有的部分股权转让给崔鲁，经过了其他股东同意的证据材料。其他股东不同意转让并行使优先购买权，则转让人的股权权益无法转移给受让人，崔鲁作为受让人无法取得股东资格，《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不能实现。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崔鲁也有权解除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2、对于崔鲁的上述主张，刘刚民并未提供证据来证明自己主张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自行调取证据作为定案依据的做法，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也违背裁判中立的基本法则。一审判决中认定“刘刚民认缴出资比例占70%，鲁广海认缴出资占30%（经一审法院询问鲁广海），其自述认可原告崔鲁与被告刘刚民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一审法院“询问鲁广海”的行为，是主动调取证据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是指以下情形：（一）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的、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二）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第十六条规定：“除本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外，人民法院调查收取证据，应当依当事人的申请进行。”法官是中立的裁判者，不是刘刚民的代理人。根据上述规定，除非是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或者与实体争议有关的程序事项，法院不能主动调取证据来支持当事人的一方观点。一审法院的上述做法，显然有背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违背了仲裁者中立的司法原则。3、一审法院依据主动调取且未经质证的证据作为定案依据，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的程序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三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互相质证。未经当事人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上述一审法院所谓的询问鲁广海的内容，一审时从未在法庭上出示，更未让当事人质证，崔鲁只是在一审判决书中知悉了该内容的存在。一审法院不仅违法主动帮助刘刚民调取证据，而且依据一审法院违法调取的证据，未经质证的情况下作为定案的依据，严重违反了法律的程序性规定。三、涉案标的股权没有转移至崔鲁，标的股权发生的风险应当由刘刚民承担。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本质是买卖合同，该买卖合同的特殊点在于买卖的标的是股权，除此之外均应适用于买卖合同的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五条规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对债权转让、股权转让等权利转让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和第一百七十四条的规定，参照适用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刘刚民作为出卖人，应保证买卖标的股权符合双方合同的约定，不存在质量瑕疵。《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标的股权因为刘刚民一直没有办理过户登记，也没有让崔鲁享有股东权利（包括参加股东大会、参与公司管理、分红等权利），标的物（标的股权）并没有移转至崔鲁，权利转移之前标的物的风险应该由刘刚民承担。但从这方面看目前刘刚民无法交付约定的标的物的情况下，崔鲁要求解除合同的主张也应得到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崔鲁的上诉请求。
刘刚民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一、双方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在自愿的原则下达成的，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任何一方都不能任意解除合同。二、本转让协议的标的是股权，而不是生物制品的经营权转让，崔鲁以GSP认证证书被吊销，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要求解除转让协议，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兆信公司的经营范围不仅限于生物疫苗还包含着企业策划、市场调查、医疗器械卫生品等经营范围，不能因为许可证的吊销而得出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结论。三、双方签订合同之后，崔鲁已经履行了大部分的出资义务，同时作为刘刚民及其他股东是同意受让股权的自2013年6月份开始崔鲁已经是兆信公司的股东，作为股东崔鲁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和分红，同时担任了大区经理，负责泰安、淄博、威海、聊城、菏泽地区的产品销售，实际上在2013年6月份以后崔鲁已经是股东，而工商登记的股东名称的变更是属于工商行政管理，是一种行政法律关系，登记机关股东姓名的变更与否并不会影响崔鲁股东资格的取得，工商登记的股东变更其性质是属于宣示性变更，而不是涉权性登记。四、根据双方所登记的协议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崔鲁应当于2013年6月27日以前，支付全部的股权转让款300万元，至今还有30万元未支付。所以说崔鲁违约在先。而解除合同是以守约为前提，崔鲁违约在先，就无权提出解除合同，更无权提出返还股权投资款。五、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程序合法，依法询问鲁广海是为了维护第三方的合法利益而作出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予以维持。
崔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崔鲁、刘刚民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判令刘刚民返还股权款27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270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11月22日起至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3年5月27日，崔鲁（乙方）与刘刚民（甲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载明，甲方将其持有的兆信公司11%股权转让乙方，价款为300万元；兆信公司基本情况：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刘刚民，其他自然人股东鲁广海，认缴方式为货币，注册资本3000万元，其中刘刚民认缴出资比例占70%，鲁广海认缴出资占30%（经一审法院询问鲁广海，其自述认可崔鲁与刘刚民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经营范围为生物制品（含疫苗）；乙方应在协议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甲方支付50%股权转让款，余款在协议生效后30日内支付。甲方在收到乙方支付的上述全部款项后协助配合兆信公司、乙方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完毕本协议项下的目标公司股权转让手续；股权交割日以本次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完毕之日为准，交割日后，乙方按法律和兆信公司章程规定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经双方协商一致，可签订书面变更协议；出现违反法律规定或本协议约定情况的，一方有权解除本协议。二、上述协议签订后，崔鲁分别于2013年6月18日、7月1日、7月11日以银行转账方式向刘刚民支付共计260万元，于2013年10月22日现金方式支付10万元，共计270万元。刘刚民分别于2013年7月2日、7月12日、10月22日向崔鲁出具共计270万元收条。三、济南兆信生物药业有限公司于2014年11月5日变更名称为山东兆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生物制品的技术开发；批发：生物制品（含疫苗）（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企业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调查；会议及展览服务；广告设计；企业管理咨询；商务咨询；生物技术咨询：批发、零售；一类医疗器械产品，化妆品、卫生品等。四、崔鲁于2013年6月份开始在兆信公司任大区经理，负责泰安、淄博、威海、菏泽地区公司产品销售。崔鲁与刘刚民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
一审期间，刘刚民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判令崔鲁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3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13年6月28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30万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一审审理过程中，刘刚民撤回要求崔鲁给付30万元股权款并赔偿利息损失的反诉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一、崔鲁提出的诉讼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崔鲁认为，其自2016年知晓刘刚民GSP认证书被撤销和药品经营许可证被吊销的，故自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开始计算时效，不超出诉讼时效。刘刚民认为，崔鲁解除权的行使超过诉讼时效，应驳回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合同未履行完毕，崔鲁主张解除合同，解除权非债权，合同当事人可随时主张解除，故崔鲁的起诉未过诉讼时效。二、崔鲁与刘刚民之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否经过变更，股权未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的原因。崔鲁主张其与刘刚民协商将原受让11%股权变更为受让10%股权，股权款项相应由300万元变更为270万元，其已经全部履行完合同付款义务，刘刚民经崔鲁多次催促拖延拒不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存在根本违约。刘刚民认为，双方并未对涉案股权转让协议进行变更，协议签订后，崔鲁自2013年6月份以股东身份担任兆信公司大区经理，参加股东大会决议并予以分红5万元，崔鲁未按合同完全履行付款义务，没有变更股权转让登记是因为未达到协议约定的变更条件，刘刚民不存在违约。崔鲁虽主张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进行了变更，但刘刚民不予认可，崔鲁亦未提交证据证实自已主张，故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未进行变更，转让标的物仍应为11%股权对应300万元股款。崔鲁主张已经全部履行合同付款义务，但依据合同约定全部股权转让款应为300万元。合同约定，刘刚民在收到崔鲁全部款项后协助刘刚民办理股权转让手续，现崔鲁尚有30万元股款未履行，股权变更条件不成就，故刘刚民未变更股权登记手续不存在违约。三、崔鲁与刘刚民之间所签订涉案合同是否应予以解除。崔鲁认为，刘刚民未依约给崔鲁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且不能交付符合合同约定的涉案股权，合同约定兆信公司是生物制品公司，经营的是生物制品（含疫苗），因刘刚民原因导致GSP认证书被撤销和药品经营许可证被吊销，涉案股份在权利上存在瑕疵；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有限公司的股东转让股份的应当经过其他股东的过半数同意，到现在为止，刘刚民也没提供其他股东同意的文件，刘刚民无法办理股权过户登记手续，致使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第四项规定可以解除合同，这是崔鲁要求解除合同的事实与法律依据。崔鲁为证实自己的主张提交以下证据：一、关于撤销山东兆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药品GSP认证证书的公告（官网的打印件）。该公告载明，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2016年3月22日发布公告撤销兆信公司的药品GSP认证证书。二、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官网的打印件）。该公告载明，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2016年5月12日发布公告作出吊销兆信公司药品经营许可证的行政处罚。刘刚民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法落实，其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刘刚民认为，即使山东兆信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证书被吊销，但其公司的主体资格依然存在，而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标的为股权而非公司的营业范围。合同中第一条约定是对转让公司的基本情况陈述，并非是对转让标的的约定，即使吊销事实属实也是在崔鲁与刘刚民签订完《股权转让协议》，崔鲁行使股东权益，刘刚民交付股权之后发生的。综上可以看出，本次诉讼的主要理由，因公司的相关资质被吊销，而非《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违约行为，崔鲁在接受刘刚民11%的股权后，行使了股东权益也取得了相应的股权分红，作为公司的股东相互之间应该共同出资、共同管理、利益互享、风险共担，现崔鲁因公司存在资质被吊销的情况下，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不但违背公司法的基本原则，而且有违最基本的诚信。崔鲁所提交的上述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采信。刘刚民虽对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撤销兆信公司药品GSP认证证书和吊销药品经营许可证公告真实性不予以认可，但经一审法院核实，上述公告真实存在，故对兆信公司药品GSP认证证书被撤销和药品经营许可证被吊销的事实予以确认。但兆信公司药品GSP认证证书被撤销和药品经营许可证被吊销的事实均发生在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股权转让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合同履行过程中兆信公司药品GSP认证证书被撤销、药品经营许可证被吊销不影响合同效力。崔鲁虽认为上述证照被撤销和吊销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但依据双方所签合同，双方转让标的物系股权，兆信公司经营范围不仅是疫苗，还包括企业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调查、会议及展览服务、广告设计、企业管理咨询、商务咨询、生物技术咨询、一类医疗器械产品，化妆品、卫生品等，上述GSP认证证书和药品经营许可证被撤销和吊销，不影响股权转让，涉案合同不符合解除条件。四、崔鲁是否为兆信公司事实股东且享有股东权益。崔鲁认为，其未获得股东权益，包括公司的经营管理、分红、参加股东会等，所有股东权益都没有行使。刘刚民认为崔鲁行使了股东权益也取得了相应的股权分红，作为公司的股东相互之间应该共同出资、共同管理、利益互享、风险共担，刘刚民为证实自已的主张提供以下证据：一、任职及经营管理情况说明，该证明载明，崔鲁于2013年6月成为兆信公司股东，任大区经理，负责泰安、淄博、威海、聊城、菏泽地区的公司产品销售。证明落款处由兆信公司加盖公章。二、2014年度股东分红情况说明。该证明载明，兆信公司股东刘刚民、崔鲁、任晋元、曲洪强召开股东会决定，每位股东分红5万元。证明落款处由兆信公司加盖公章。刘刚民自述上述股东会决议及分红明细因公司涉嫌刑事案件，已被公安系统查扣。崔鲁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其认为，兆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刘刚民，刘刚民以其公司名义出具证明相当于刘刚民本人陈述，仅凭证明不能说明崔鲁行使了股东权益，崔鲁担任兆信公司大区经理和是否为股东身份没有关联性。刘刚民所提交的上述证据，系单方制作，崔鲁不予认可，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采信。刘刚民虽主张崔鲁系兆信公司事实股东且享有股东权益5万元，但其除提交与刘刚民有利害关系的兆信公司单方出具的证明外，无其他有效证据证实印证自已的主张，崔鲁在兆信公司任职与其是否为股东无关联性，故对刘刚民主张崔鲁享有股东身份并收益5万元不予以采纳。综上所述，崔鲁与刘刚民所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合同履行过程中，兆信公司药品GSP认证证书被撤销、药品经营许可证被吊销，兆信公司经营范围虽不再包含药品经营，但不影响涉案股权的转让变更，且涉案股权未变更系因崔鲁尚未履行全部付款义务，崔鲁是否已经享有股东权益，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涉案合同应继续履行。崔鲁作为违约方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并由刘刚民返还已付270万元股权款及赔偿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以支持。本案审理过程中，刘刚民撤回要求崔鲁给付30万元股权款并赔偿利息损失的反诉请求，系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对自己合法权利的处分，予以准许。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崔鲁的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284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崔鲁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刘刚民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崔鲁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兆信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投资人出资信息、股东会决议及公司章程修正案，欲证明公司股东为刘刚民和鲁广海。刘刚民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案外人鲁广海系持有兆信公司30%股权的股东，在本案股权转让纠纷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可能涉及鲁广海作为兆信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依法对其就相关情况进行了调查询问，程序合法，并无不当。崔鲁与刘刚民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系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按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崔鲁主张其与刘刚民协商将原受让11%股权变更为受让10%股权，股权款项相应由300万元变更为270万元，其已全部履行了付款义务，但除其陈述外，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刘刚民在收到崔鲁支付全部款项300万元后协助配合兆信公司、崔鲁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完毕目标公司股权转让手续。崔鲁未按合同约定期限支付全部款项，导致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条件尚未成就，故刘刚民未协助变更股权登记不存在违约。兆信公司被政府监管机构撤销药品GSP认证证书和吊销药品经营许可证，系兆信公司在经营管理过程中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被政府监管机构作出的行政处罚，与本案股权转让没有关联。《股权转让协议》已经成立并生效。合同履行过程中，兆信公司被政府监管机构撤销药品GSP认证证书和吊销药品经营许可证，不影响《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崔鲁作为涉案股权的受让人，因其未按约定履行全部付款义务，构成违约，其亦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已对股权转让价款协商变更，故其无权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并要求返还股权转让款270万元。综上所述，崔鲁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8400元，由上诉人崔鲁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培森
审判员 赵永先
审判员 吴 魁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七日
书记员 高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