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昌民二初字第723号
原告（反诉被告）：宋兆斌，男，1946年7月20日生，汉族，退休干部，住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
委托代理人：周光伟，吉林松花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初立英，男，1956年10月11日生，汉族，吉林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职工，住吉林市船营区。
委托代理人：关玉茹，女，1955年12月19日生，汉族，退休干部，住吉林市船营区。
委托代理人：陈明，吉林明达伟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宋兆斌诉被告（反诉原告）初立英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宋兆斌及其委托代理人周光伟、被告（反诉原告）初立英委托代理人关玉茹、陈明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宋兆斌诉称：原、被告于2004年8月6日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被告初立英将其参加的单位集资房屋即吉林市昌邑区一房屋。面积为113.94平方米，以160，000.00元的价格出售给原告，由被告协助原告办理房屋的产权证。该房屋于2004年交付给原告实际居住使用至今，现在该房屋被告已经取得产权证，但是被告拒绝协助原告办理该涉案房屋更名。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决：1、确认原、被告于2004年8月6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书有效；2、吉林市昌邑区东昌花园26号楼2单元401室归原告所有；3、被告协助原告办理该涉案房屋的更名过户；4、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审理中原告（反诉被告）宋兆斌撤回了要求判决吉林市昌邑区一房屋归原告所有的诉讼请求。
被告初立英辩称：原告诉称我方拒绝协助原告办理该涉案房屋的更名过户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一、原、被告之间于2004年8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明确约定，甲方负责协助乙方办理房屋产权证明，办理产权所需各项费用由乙方负责，在此原、被告双方所作的有关原告应当承担费用的约定是一种兜底性和高度概括性的约定，对于原告应当承担的费用范围即未做限定。在此情况下，原告正确履行方式应当是只要是在办理产权证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就应该履行承担义务，否则，则为违约。正是由于原告方拒不履行承担办理产权证时，房产登记机关要求交纳的政府补贴款项，造成协议无法继续履行，协议无法继续履行的责任不在答辩方，而在原告方。二、原告购买的房屋为职工集资房产，集资建房是当年职工所在单位依据国务院及当地市政府的相关规定，为改善单位职工居住条件而制定的一项福利性政策措施。根据《吉林市职工集资合作建房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政府对于集资合作建房给予政策扶持，即职工全额集资住宅免交市政公用设施配套费，城市园林绿化费，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费，以及其他行政事业性收费，同时，国务院发布的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的明确规定，单位集资建房是经济适用住房的组成部分，其建设标准、供应对象、产权关系等均按照经济适用住房的有关规定严格执行。经济适用住房的购房人拥有有限产权。购买经济适用住房不满五年，不得直接上市交易。吉林市人民政府吉市政办发（2000）3号《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机关集资建房有关问题的通知》更是明确的规定上市交易的时间限定为10年，并明确规定如果需对外转让，则应当补缴政府补贴款。政府作出此项规定，就是防止不应当享受政府住房补贴人员获此利益，原告不是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因此其并无资格享有政府集资建房的补贴款，如果原告拒绝承担此项费用，无疑原告取得了法外利益，因此原告的主张不应该得到法律的支持。三、原被告双方虽然签订的是房屋买卖合同，但签订合同是债权行为，并非物权行为，原告基于合同只能主张债权，而不能主张物权。因此，原告主张涉案房屋归其所有于法无据。综上所述，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反诉原告初立英诉称：反诉人、被反诉人双方于2004年8月6日签订购房房屋协议书所涉及房屋没有进行产权登记，因此被反诉人依据购买房屋协议书所取得的仅为债权，而并非房屋的所有权。购买房屋协议书所约定的转让标的仅为合同的权利。反诉人通过签订购买房屋协议书让与的是集资建房的购买权，被反诉人通过签订购买房屋协议书所受让的是取得集资建房所有权的期待权，而并非房屋所有权。由于双方签订的购买房屋协议书所转让的债权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不具有可转让性，因此转让无效。反诉人为市规划系统的职工，2001年单位为解决职工住房困难问题，经市房改办的批准，采用职工集资方式建设集资房一处。反诉人符合集资建房的条件要求，因此，以集资建房的方式取得了集资住房一套，建筑面积为113.94平方米，位址坐落于东昌小区26号楼2单元401室。2004年8月6日反诉人与被反诉人双方签订了购买房屋协议书一份，约定将反诉人以集资合作建房方式取得的住房转让给被反诉人，转让价款为人民币160，000.00元，根据相关规定，职工集资建房5年后取得房屋产权证方可上市交易，因此，签订购买房屋协议书时本案所涉及房屋并未进行产权登记。集资建房是当年职工所在单位依据国务院及当地市政府的相关规定，为改善单位职工居住条件而制定的一项福利性政策措施，根据《吉林市职工集资合作建房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政府对于集资合作建房给予政策扶持，职工全额集资住宅免交市政公用设施配套费，城市园林绿化费，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费，以及其他行政事业性收费。该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职工参加集资合作建房的条件是机关、集体、企事业单位的无房户，居住条件差或者住房未达到面积标准的本单位职工。据此可以看出，集资建房具有显著的政策性和职工福利性，由其是具有身份属性的特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的权利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据此，由于本案所涉及住房是职工全额集资建房，是反诉人所在单位依据国务院和当地政府的法规和文件规定，为反诉人所设定的政策性和职工福利性，由其是具有身份属性的特质的合同权利，反诉人取得该权利完全是基于单位职工这一人身关系而取得的，该权利是以选定债权人为基础发生的合同权利，权利和身份不可分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该合同权利为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转让该权利为法律所禁止，因此合同自始无效；二、集资建房具有强烈的行政色彩和福利房性质，当年政府设定该制度的本意是为了解决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无住房，居住条件差或者住房未达到面积标准的职工住房困难，为达到设计该项制度目的，减轻参加集资建房职工的负担，国务院及地方政府均规定，集资房建设所需土地采用划拨方式无偿供应，同时行政事业费用减半收取，所有市政配套费用由政府负担。上述政府应收的行政事业收费均属于公共利益，在此情况下，如果允许当事人对集资房进行毫无限制的自由交易，无疑是与当初国家设定制度初衷相悖的，势必使非住房保障对象，不应该享受住房政府补贴人员享受了政府的补贴，获取了法外利益，势必损害了其他住房保障对象的利益，更影响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最终损害的必然是社会公共利益，为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生，国务院发布的《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单位集资建房是经济适用住房的购房人拥有有限产权，购买经济适用住房不满五年，不得直接上市交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本案所涉交易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当确认无效。综上所述，请法院公正裁决，确认购买房屋协议书无效，判令返还所购房屋，同意返还购房款160，000.00元，并驳回被反诉人在本诉中的诉讼请求。
反诉被告宋兆斌辩称：一、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于2004年8月6日签订的购房协议书有效。被答辩人大谈特谈交易时诉争房屋没有进行产权登记，答辩人取得的仅为债权，仅为合同的权利，取得的是集资建房所有权的期待权而并非房屋所有权等等，听起来冠冕堂皇，似乎有点道理，但经不起法律的推敲。诉争房屋交易时虽然在手续上存在一定的瑕疵，但不影响合同的效力，购房协议书是买卖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过充分协商，讨价还价达成的，而且当时的市场价格就是这样，答辩人按照协议支付了对价，装修了房屋并占有使用已十年之久，现在诉争房屋已经具备了办理私有产权的条件，并且已经过户到了被答辩人名下，继续履行协助答辩人更名过户的合同义务的条件已经成就，被答辩人应该履行附随义务即协助答辩人更名过户。二、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的购房协议书并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应确认无效。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进行的房屋转让完全是市场条件下的个体之间进行的正常交易，被答辩人对诉争房屋的转让完全是为了获取市场价值，满足自己的经济需求，反之答辩人也是一样，何谈获取了法外利益，何谈损害了公共利益。被答辩人当初参加集资建房时享受了政府一系列优惠待遇，但房改时需要补交一些费用，即使被答辩人没有对房屋进行转让也应该缴纳（或扣除）以上费用（补贴），这是完全公平合理的，与答辩人无关，被答辩人只是想把这些费用或损失转嫁到答辩人身上，纯属强词夺理、无理狡辩。三、被答辩人曾于2013年11月20日递交了一份反诉状，反诉请求：一、确认房屋买卖协议有效；二、偿还办理房屋产权手续垫付的费用18，791.70元（包括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和集资房转房改房缴纳费用）。现在又提出反诉要求确认房屋买卖无效，返还房屋，出尔反尔，完全不讲诚信，感觉对自己有利的就有效、对自己不利的就无效，妄图颠倒黑白、混淆视听、达到一己私利。综上，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的购房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答辩人履行了交纳房款的义务，被答辩人交付了房屋，诉争房屋由答辩人占有使用至今，为维护交易秩序，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原则，请求法院依法支持答辩人的诉请，驳回被答辩人的无理反诉。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是否有效；2、被告初立英是否应该协助原告宋兆斌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3、原告宋兆斌是否应该承担房屋补贴费即住房补贴费用；4、反诉原告初立英反诉请求是否成立，反诉被告宋兆斌是否应该返还房屋。
原告（反诉被告）宋兆斌为证明其主张成立，针对本诉及反诉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材料：
1、协议书（2004年8月6日）一份，证明房屋价款16万元，原告一次性交齐全款，被告将房屋及所有原始购房票据等交付原告。房屋产权全部归原告所有，被告负责协助办理房屋产权证，所需各项费用由原告负责；
2、工作记载一份（2013年11月11日法官赵维民，寇凤林到房产部门调查取证的工作记载，已在法院卷宗，在律师调查取证申请书的背面书写），证明本案房屋已登记在被告名下；
3、情况说明一份（2013年11月14日，代理律师到房产部门调取的证明），证明本案房屋产权人为被告初立英，面积113.88平方米，但是产权人至今未取证；
4、（2012）昌民二初字第498号民事判决书和（2012）吉中民三终字第335号民事裁定书各一份，证明与原告住同一栋楼的姜大善诉张景波房屋买卖纠纷一案，与本案的情况完全一样，法院已判决，可供参考；
5、民事纠纷调解未达成协议登记表（2013年10月29日）一份，证明本案诉前经吉林市昌邑区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未达成协议；
6、被告初立英反诉状一份，证明被告于2013年11月20日曾提出反诉，请求确认合同有效，现在又出尔反尔，自食其言，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完全无诚信可言。
被告（反诉原告）初立英对原告（反诉被告）宋兆斌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要证明问题有异议，该协议书明确约定办理产权证的各项费用由乙方承担，本案涉及的住房补贴即属于该范畴，所以应由原告负担；对证据2、3真实性和证明问题均无异议；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该证据双方争议的焦点不涉及本案住房补贴基金由谁承担，所以不具有证明作用；对证据5无异议，但与本案实质无关；对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在没有正式开庭举证质证答辩的时候，被告本着诉讼权利自由处分的原则，行使诉权，重新撤回诉状，不存在是否诚实的问题。
被告（反诉原告）初立英为证明其主张成立，针对本诉及反诉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材料：
1、协议书一份，证明双方约定办理产权证中发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乙方即原告承担；
2、吉林市房改办集资确权审批表一份，证明本案诉争房屋是职工集资建房；
3、吉林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集资前参加房改的职工应补房款统计表一份，证明在办理集资建房产权过程中，需要补交相应住房补贴款；
4、吉林市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文件（2004）3号《关于集资建房处理办法》一份，证明集资建房的职工其配偶所在单位也应依照本处理办法在集资建房确权过程中申请住房补贴，发生的住房补贴款是配偶双方；
5、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吉林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分配实施细则》的通知一份，证明2001年集资建房住房补贴标准是每平米480元，本案房屋面积×480元就是每人补贴的15，943.20元；
6、吉林市人民政府令第120号《吉林市职工集资合作建房管理办法》一份，证明第九条和第十条规定，集资建房可以政府给予政策扶持，减免相关的行政事业收费及减半收取相关费用。职工住房补贴来源是政府减免税费；
7、票据两份，被告方垫付的房证工本费72.00元、房屋维修基金2，848.50元，证明这是被告垫付，原告应予承担的费用。
原告（反诉被告）宋兆斌对被告（反诉原告）初立英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证明问题有异议。不能证明其主张；对证据2、3复印件我们不予质证，与本案原告无关，是否应予交付补偿款，是反诉人和单位之间的事情，不能将该费用转嫁到原告身上；对证据4、5、6真实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关联性有异议，办证72.00元应由我们承担。房屋专项维修基金这个交款的时间是2013年，我们对关联性有异议，这应该由被告承担。
本院针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进行综合分析评判如下：
原告（反诉被告）宋兆斌提供的证据1-6符合证据规则的规定，具有证据效力，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能够形成完整证据链条，被告（反诉原告）初立英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被告（反诉原告）初立英提供的证据1与原告（反诉被告）宋兆斌提供的相一致，原告（反诉被告）宋兆斌对证据1和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但被告（反诉原告）初立英提供的证据2-6不能证明其要证明的事实和主张，故本院不予采信。
通过以上原、被告举证、质证和法庭调查，本院确认如下事实：
被告（反诉原告）初立英系吉林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职工，2004年8月6日，被告（反诉原告）初立英与原告（反诉被告）宋兆斌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将其参加的单位集资房屋，坐落于吉林市昌邑区东昌花园一房屋、面积113.94平方米的房屋以160，000.00元的价格出卖给原告（反诉被告）宋兆斌，同时约定被告（反诉原告）初立英协助原告办理房屋产权证，办理产权所需各项费用由原告（反诉被告）宋兆斌负担。协议签订后，原告（反诉被告）宋兆斌一次性交清房款，被告（反诉原告）初立英将集资房屋的原始购房票据及房屋钥匙交给原告，原告入住该房屋并占有、使用至今。
另查明，被告（反诉原告）初立英于2013年8月20日取得了诉争房屋的产权证，办理证照缴纳工本费72.00元。
本院认为，一、关于本诉部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原告宋兆斌与被告初立英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原、被告在协议签订后，原告宋兆斌已依约履行了相关义务，及时给付了购房款160，000.00元，同时被告初立英也将房屋交付给原告宋兆斌占有、使用至今。因该房屋为集资房性质，当时未能办理房证，所以双方在协议书中约定，被告初立英负责协助原告宋兆斌办理房屋产权更名。现该房屋产权证已于2013年8月20日办理到被告初立英名下，房屋更名条件已具备，故原告宋兆斌有权要求被告初立英按照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协助原告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相关费用可按照协议约定负担。故原告宋兆斌要求被告初立英按照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协助原告宋兆斌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
关于被告初立英提出的集资住房补贴费用应该由原告宋兆斌负担，双方在房屋买卖协议中已有明确约定，即被告初立英协助原告宋兆斌办理房屋产权证，办理产权所需各项费用由原告宋兆斌负责。本院认为，这里约定的费用只限于办理房屋产权证的工本费及国家规定的房屋交易契税等，如有其它费用产生，应由被告初立英举证确系办证过程中被告初立英实际支出。而被告初立英所称的集资住房补贴款系被告初立英享受的政府给予的住房补助，只要被告初立英参加了集资住房，就是享受到了该待遇，就已经在其所应享受的政府住房补贴总额中予以相应扣除，无论房屋是否转让给原告，被告初立英均会支出，现被告初立英要求原告宋兆斌承担该部分费用，没有法律依据。而办理房屋产权证时发生的工本费及国家规定的房屋交易契税等双方在协议书中已有约定，有约定从约定，就应按约定履行，应该由原告宋兆斌承担，但被告初立英在反诉中未提出该项诉讼请求，故本院不予处理。
二、关于反诉部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反诉原告初立英主张双方购房协议书无效，但双方协议书内容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三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均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反诉原告初立英提出的与反诉被告宋兆斌签订的协议书仅为债权，不是所有权，而且双方所转让的债权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不具有转让性，转让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认为，由于签订购房协议书时，反诉原告初立英当时未能办理房屋产权证，反诉被告宋兆斌暂时不能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但是其对集资房屋的权利属于资格权利，在法理上属于一种期待利益，属于债权范畴，可以依法转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本案中，诉争集资房屋的转让并不符合上述情形，因此可以转让。反诉原告初立英依据身份取得了集资房屋的资格，取得了集资房屋，这一权利属性已经完成，基于取得房屋的债权，其再将房屋的权利转让，是其对财产权的转让，不再具有身份属性，合同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关于反诉原告初立英提到的《经济适用房管理办法》、《吉林市职工集资合作建房管理办法》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经济适用房管理办法》和《吉林市职工集资合作建房管理办法》并不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效力低于法律、行政法规，该办法不能作为认定合同效力的依据。所以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亦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同时该集资建房虽具有政策性和福利性特质，而且是以反诉原告初立英特殊身份获取的房屋，但本院认为，反诉原告初立英在取得集资房条件上确实是利用了其特有的人身关系属性，但反诉原告初立英在取得房屋的同时也是享受了福利性政策，所以集资房屋的价格比同期市场的商品房价格偏低，这也是福利性政策的体现。在反诉原告初立英与反诉被告宋兆斌在签订购房协议书时，该房屋已经与反诉原告初立英的人身属性无关，反诉原告初立英是按照房屋当时的市场价格出卖给反诉被告宋兆斌的，其应该知道条件成就时该房屋会产生所有权变动，而且当反诉原告初立英已经取得房屋所有权并领取房屋产权证时，该人身权利已经一次用尽，反诉原告初立英不能无限扩大自身的权利范围。反诉原告初立英已经对自己房屋未来的升值空间有过考虑，进而将房屋的销售价格预期设定在自己能有盈余的范围内。综上，双方该买卖行为未影响反诉原告初立英应该享受的相关政策和待遇，未损害反诉原告初立英的合法利益，未损害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反诉被告宋兆斌也未获取所谓法外利益，双方房屋买卖价格符合双方当时房屋市场行情，双方当时也均予认可，反诉原告初立英按当时房屋市场价格行情也取得了相应的利益。房屋当时没有办理确权、登记和更名，当事人双方均没有过错，不能影响合同效力。在现行严格规范的市场运行体制下，民事主体应该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依照约定履行合同义务。所以，反诉原告初立英诉请确认与反诉被告宋兆斌签订的协议书无效，要求反诉被告宋兆斌返还房屋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着诚实信用原则，为了维护交易稳定和社会经济秩序，应驳回反诉原告初立英的全部反诉请求。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反诉被告）宋兆斌与被告（反诉原告）初立英于2004年8月6日签订的关于吉林市昌邑区四川街2号东昌花园小区协议书有效；
二、被告（反诉原告）初立英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协助原告（反诉被告）宋兆斌办理吉林市昌邑区四川街2号东昌花园小区26号楼2单元4层401号（所有权证号S000230883）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
三、驳回反诉原告初立英的全部反诉请求。
案件受理费3，500.00元、反诉费1，650.00，合计5，150.0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初立英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黄 鹏
代理审判员 林 杰
代理审判员 陈婷婷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日
代理书记员 庄碧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