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浙甬商终字第114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四达工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福寿。
委托代理人：林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基宁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巨乐。
委托代理人：郑如飞。
委托代理人：陈乐。
上诉人浙江四达工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达公司）为与被上诉人中基宁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基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3）甬鄞商初字第4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12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2008年1月11日，四达公司（作为合同丙方）与中基公司（作为合同乙方）及宁波昊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天公司，作为合同甲方）签订《合作出口协议》一份，约定：甲方为在中国境外合法注册的实体，乙方为出口商，丙方为甲方指定的供货企业即供货商；甲方的权利义务为：及时向乙方提供丙方的详细信息及产品信息，经乙方确认后，乙方与丙方签订产品购销合同；承担丙方生产产品出口所需的一切费用；丙方生产的货物出口后，因货物的质量、款式、数量、工艺、交货期等因素，引起的收汇风险及甲方索赔所产生的费用及损失由甲、丙双方自行解决，与乙方无涉；丙方生产的货物若涉及知识产权纠纷造成乙方损失，甲、丙双方应予以赔偿；丙方生产货物出口所需的一切费用由甲方承担等。乙方的权利义务为：与甲方签订外销合同；编制并审核出口单据；审核丙方的生产能力；负责办理出口货物商检、产地证、许可证等文件及货物的运输、仓储和报关手续；在收到甲方货款后及时向丙方支付等。丙方的权利义务为：负责货物生产；与乙方就具体每票出口业务所签订的合同作为本协议的从合同；保证提供真实合法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生产的货物出口后的收汇风险及甲方索赔所产生的费用及损失由甲方和丙方自行承担，如乙方未按时收汇或部分未收汇，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向乙方索取货款等。2009年3月11日，昊天公司与四达公司签订编号为SDAN09-01的《采购单》一份，约定：四达公司向昊天公司提供94件组合工具套装，总价928340元；商检形式为电子转单（中基）；货分两次交付，分别为2009年4月17日及同年5月7日，交货方式为上海或宁波；四达公司需按昊天公司的技术要求和包装生产，否则昊天公司可以拒收并要求四达公司承担相应的损失；四达公司发货后凭增值税发票三十天内付清货款等。2008年12月至2009年5月期间，四达公司通过中基公司出口至意大利那不勒斯套筒组套合计87390千克，中基公司与外商就上述货物签订外销合同，约定目的港为意大利那不勒斯，支付方式为不可撤销信用证，电汇。中基公司并委托宁波市华龙报关代理有限公司办理报关出口手续，分八次将四达公司提供的上述货物出口并交付给外商，其中昊天公司员工干旦蓝在《装箱单场站收据副本》中签字确认与原件相符。四达公司于2009年1月16日至同年7月17日期间向中基公司开具价税金额合计为3835720元的增值税发票八份，其中编号为11167628、11222309、11268171金额合计为1459010元的三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由中基公司收到后办理认证，中基公司已向四达公司支付了相应的价款。另五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中基公司未收到亦未办理认证。上述八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备注栏中均注明了不同的合同号，其中2009年7月17日的发票备注栏中注明的合同号为SDAN09-01（90446）与2009年3月11日昊天公司与四达公司签订的《采购单》编号一致。
另查明，昊天公司系在香港注册的境外企业，因负责人沈琦涉嫌合同诈骗罪被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立案侦查，沈琦在接受公安机关讯问时陈述：其系昊天公司法定代表人，该公司于2005年在香港注册，公司的运作方式为以自己的名义向生产商采购电动工具类产品，然后委托中基公司将产品出口，在出口前，昊天公司与供货商、中基公司签订三方代理出口协议，货物买卖是昊天公司直接与供货商发生关系，中基公司仅负责产品出口代理、报关、退税、付款等出口程序。昊天公司在国内租用中基公司办公楼经营，其中外贸单证和与中基公司的沟通主要是员工干旦蓝负责，跟单、采购主要是员工严武杰负责。昊天公司在2007年起委托中基公司出口货物，正常经营，但2009年3月份左右因意大利客户加大采购量，并要求先发货后付款，基于对该客户的信任，昊天公司在国内大量采购后向该客户发运电子产品，但该客户至今仅支付40余万美金，尚欠2700余万元，为此昊天公司在意大利那不勒斯法院起诉，目前无质量争议的货款已经由该法院判决，尚在执行中，另有质量争议的货款仍在诉讼中。四达公司系昊天公司的供货商之一，昊天公司向四达公司采购套筒组套共计货款3835720元，已经支付1459010元，尚欠2376710元。为查明案情，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将中国驻意大利使馆认证并邮寄的那不勒斯民事法院出具的法律文件进行翻译，翻译后的法律文书裁定，CKToolintheWorld应于该法律文书签发之日起40日内向申请人即昊天公司支付金额为1918580.70欧元的欠款，并支付自各发票签发之日起至欠款付清期间的利息，若逾期未付，将强制执行。签发时间为2010年11月24日。
四达公司曾于2011年6月1日向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中基公司赔偿四达公司货款损失2376710元及逾期利息损失，该院于2011年11月14日作出（2011）甬鄞商初字第50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起诉，全案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后四达公司提出上诉，经审理，本院于2012年1月1日作出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受理该案后，对昊天公司法定代表人沈琦涉嫌合同诈骗罪立案侦查，后侦查终结，于2013年8月9日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认为沈琦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再查明，中基公司于2009年7月7日至同年9月17日期间将本案所涉货款所对应的外汇向国家外汇管理局宁波市分局申请办理外汇核销手续，五笔外汇已全部核销完毕，并分别在四份出口收汇批次核销信息登记表中列明，单笔核销亦可获查询。
四达公司于2013年6月19日向原审法院起诉称：2008年12月30日至2009年5月21日，中基公司为履行其外贸销售合同需要，由中间人昊天公司（香港企业，未在国内设办事处，系国内非法经营，为中基公司提供采购信息），向四达公司采购套筒组套87390千克，共计货款3835720元。四达公司将上述货物送至宁波北仑海关，由中基公司办理整套出口手续，海运出口至意大利。2009年1月至7月，四达公司根据中基公司要求，开具了购货单位为中基公司、价税金额共计为383572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此后中基公司共向四达公司付款1459010元，余款2376710元至今未付。因中基公司明知昊天公司系香港企业且未按国务院有关规定在我国工商局登记备案，不能从事长期常驻盈利性经营，但仍不仅在2008年12月20日至2010年12月10日期间长期允许、默认昊天公司租赁其房屋从事经营活动，还伙同该公司对外订立经济合同。因此，中基公司与昊天公司的行为具有明显的关联性即共同经营的特征，中基公司应对此承担付款责任。退一步讲，即便中基公司否认与四达公司存在直接的买卖关系，但中基公司代办货物出口后，已经收取98%的外汇，完成外汇核销及认证，且根据外销合同第八条约定，中基公司在收到外商全部货款后才能交货装船，故即使中基公司未收到货款，但因其未尽到对四达公司利益的最大关注义务且对四达公司隐瞒实情，造成四达公司损失，理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请求判令：中基公司赔偿四达公司货款损失2376710元，并赔偿从起诉日起至判决生效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中基公司在原审中答辩称：一、四达公司与中基公司之间不存在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在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1）甬鄞商初字第505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已发现四达公司与昊天公司就案件诉争的货物签订过《采购单》，但现四达公司仍否认其与昊天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企图掩盖事实真相，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二、四达公司与中基公司之间系出口代理合同关系，即案外人昊天公司向四达公司采购货物，由中基公司代理出口，三方签订有《合作出口协议》一份，该协议清楚约定了四达公司、中基公司与昊天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及各自应承担的权利义务。根据《合作出口协议》的约定，中基公司支付四达公司货款的前提条件是中基公司收到昊天公司的货款或收到外商的外汇。中基公司未按时收汇或部分未收汇，四达公司不得以任何理由向中基公司索取货款。故中基公司向四达公司支付货款的条件未成就；三、四达公司主张中基公司在出口代理中存在重大过错直接导致四达公司利益受损，并以中基公司与昊天公司行为具有明显的关联性、具有共同经营特征等为由，要求中基公司赔偿货款损失也无事实依据。首先，四达公司与昊天公司存在买卖或者承揽合同关系，支付货款给四达公司是昊天公司应承担的《采购单》项下的主要义务；其次，中基公司是在宁波登记注册的一家外贸公司，而昊天公司却是在香港登记注册的企业，两者资金独自核算，管理各自进行，昊天公司不过是租用中基公司办公大楼的一间房间进行办公，两者根本不具有法律及事实上的任何联系，完全是独立存在的两家公司。昊天公司与中基公司均是以自己的名义开展业务经营活动，履行《合作出口协议》约定的义务。昊天公司通过向外商出口产品获取出口差价利益，中基公司通过代理出口获取相应的利益；中基公司与昊天公司的行为既不具有关联性，利益也不具有密不可分性，根本不存在四达公司所谓的共同经营的事实。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四达公司与中基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认定？二、四达公司要求中基公司赔偿货款及利息损失是否成立？
针对第一项争议焦点，首先，中基公司并非买卖合同相对方，理由是：其一，四达公司、中基公司及昊天公司三方在本案讼争货物出口前签订了《合作出口协议》一份，该协议上四达公司、中基公司双方盖章真实有效，昊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沈琦在公安讯问笔录中亦认可曾签订过《合作出口协议》，故该协议系三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上并不存在违反法律强制性效力性规定，四达公司虽对协议第一页的内容提出异议，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故该协议应认定为合法有效。该协议明确中基公司为出口商，在出口过程中承担编制审核出口单据、办理出口货物商检、许可证、货运、仓储、报关等手续，至于四达公司供应的货物的质量瑕疵担保义务、货物出口所产生的相关费用均与中基公司无关，由四达公司与昊天公司协商解决，该约定显然不符合买卖合同关系的法律特征。四达公司仅凭协议中昊天公司向中基公司负有产品信息的披露义务即认为昊天公司的行为系代表中基公司，显然理据不足；其二，该协议约定，中基公司承担付款责任的前提是收到昊天公司货款或外商汇款，显然，买卖合同中买受方的主要合同义务即付款义务的承担方并非四达公司，而是昊天公司或外商。其次，在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1）甬鄞商初字第505号案件审理过程中，该院翻查四达公司财务账册时发现四达公司与昊天公司签订过《采购单》一份，该《采购单》约定了昊天公司向四达公司采购货物并由昊天公司在开票后三十天内付款等内容，两者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明确具体，合法有效。在四达公司提供的八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中的备注栏中，均有注明含该份《采购单》编号在内的八个合同编号，形成相互印证。发票系四达公司出具，但四达公司对备注栏中的内容却无法做出合理的说明，亦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中基公司之间签署过类似的购销合同，据此有理由认为四达公司与昊天公司签署过相应发票金额的合同。再次，四达公司向中基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符合中基公司从事代理业务以自己的名义办理出口手续，并通过外汇核销差价及出口退税等获取代理收益的外贸经营操作惯例，而其向四达公司支付的三笔款项均受昊天公司指示，故仅凭增值税专用发票及付款凭证尚不足以证明四达公司与中基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综合以上三点，应当确认四达公司、中基公司及昊天公司三者的关系为昊天公司向四达公司采购货物并委托中基公司代理出口，四达公司与昊天公司之间存在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
针对第二项争议焦点，首先，对于中基公司是否收到外商汇款的问题，从四达公司、中基公司提供的两组外汇核销单及原审法院从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调取的相关材料来看，案件所涉外汇系由中基公司在国家外汇管理局宁波市分局办理批次核销，因此四达公司仅凭单笔外汇核销查询单并不足以证明中基公司已经收到了外商汇款。相反，结合昊天公司在意大利那不勒斯法院的货款纠纷审理情况，案件所涉的大部分外销发票所涉的外汇确实存在外商恶意拖延付款的情况；再结合中基公司至今未收到四达公司开具的案件所涉货款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办理认证或退税的情形，中基公司接受昊天公司指示向四达公司支付部分货款，四达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中基公司已经收到余款所对应的外汇，故四达公司根据《合作出口协议》的约定请求中基公司支付货款的前提未成就。其次，关于中基公司是否与昊天公司存在共同经营并形成利益共同体，损害四达公司合法权益的问题，四达公司、中基公司及昊天公司三方通过签订《出口合作协议》及《采购单》的形式，明确了三方的法律地位，即四达公司为供货商，昊天公司为采购方，中基公司为出口代理商。四达公司参与两类协议的签订，完全可以区分昊天公司和中基公司的法律地位，也主动接受了上述关系并积极参与了三方贸易的发展，三方均有各自的获利方式并约定了合理的权利义务，对四达公司而言，三者系合作关系，其不会也不应混淆中基公司及昊天公司法律地位并无端扩大其可能承受的商业风险。而中基公司在收到四达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办理认证或退税手续后，也已经及时地向四达公司支付了相应价款，至于四达公司主张的剩余款项，中基公司并未收到增值税专用发票，也未办理认证或退税，从中获利一说无从谈及。而四达公司认为中基公司未按外销合同约定在收取货款后放货并无事实依据，不予采信。综上，中基公司在办理货物出口过程中并未获得相应的利益，对四达公司而言也不存在过错，四达公司要求中基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理由不成立。退一步讲，即便中基公司在代理出口过程中存在违规操作的行为，四达公司也明知并默认了这种操作模式，且违反相关的税务管理规定并不影响三方《合作出口协议》的法律效力，相应的行为可通过国家税务管理制度处理，至于四达公司、中基公司及昊天公司的法律关系仍应遵循民事主体间签订合同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并进一步确认各交易主体间的法律关系。
综上，根据《出口合作协议》及《采购单》可以确认四达公司与昊天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昊天公司向四达公司采购的货物通过中基公司代理出口至意大利，四达公司可凭增值税专用发票向昊天公司主张货款，而中基公司支付货款的前提是收到外商汇款或昊天公司的货款。因《合作出口协议》中约定中基公司向四达公司支付货款附有条件，现四达公司仅提供单笔外汇核销查询单并不足以证明中基公司收取外汇的事实，即中基公司支付价款条件尚未成就。据此，四达公司之诉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3年10月14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四达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814元，减半收取12907元，由四达公司负担。
四达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错误认定中基公司与昊天公司的关系及《合作出口协议》的性质。中基公司与昊天公司是挂靠关系，而昊天公司作为香港企业在国内并没有经营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合同无效，故中基公司与昊天公司的挂靠关系是无效的，责任与后果应由中基公司承担。中基公司提供的《合作出口协议》第二条第2项明确昊天公司应及时向中基公司提供四达公司的详细信息及产品信息，因此昊天公司的地位仅系为中基公司提供信息的代理人。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中基公司与昊天公司是合作关系是错误的。另外，由于昊天公司作为香港企业在国内没有经营资格，《合作出口协议》的效力仅及于四达公司与中基公司。更可况《合作出口协议》明确约定签字盖章后生效，而合同并没有昊天公司签字。根据香港法律规定，合同只有盖章而没有授权人签字无效。故《合作出口协议》与昊天公司无关；二、原审判决错误认定四达公司与中基公司的关系。《合作出口协议》第二条第2项明确四达公司与中基公司签订过产品购销合同，且该合同存放于宁波市国家税务局鄞州分局。中基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办理了出口商检、装箱等手续，还接受了四达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从账户中直接向四达公司支付了部分货款，故原审判决认为四达公司与中基公司不存在直接的买卖关系无法解释。四达公司确实与昊天公司签订过《采购单》，但《采购单》的性质仅系为中基公司提供采购信息。综上，中基公司与昊天公司存在共同的利益关系，二者的行为存在明显的关联性，具有共同经营的特征，其民事责任亦具有连带性；三、原审判决错误认定干旦蓝的身份性质。昊天公司作为香港企业无权从事国内的经营行为，根据《国务院关于管理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的暂行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外国企业常驻机构租用房屋、聘请工作人员应当委托当地外事服务单位或中国政府指定的其他单位办理，故干旦蓝不能认定为昊天公司工作人员。且干旦蓝在提单等的签字与其在宁波保税区奇优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优公司”）工商年检委托证明中的签字笔迹明显不同，干旦蓝在提单等的签字是中基公司伪造的；四、四达公司已如约履行了交货义务，且出口的货物不存在质量问题，而中基公司已将货物出口、取得98%以上的外汇并办理了出口退税，故中基公司应按《合作出口协议》的约定向四达公司支付货款。中基公司拒不支付货款及所谓批次核销的理由和说法不成立；五、中基公司存在诸多过错，其允许昊天公司挂靠经营、与昊天公司长期共同合作经营、不履行代理责任、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没有依外销合同的约定在外商货款付清之前就将提单交给外商从而失去货款的控制。综上，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中基公司赔偿四达公司货款损失2376710元，并赔偿从起诉日起至判决生效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中基公司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中基公司未提供新的证据。四达公司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1.干旦蓝签字单一份，拟证明中基公司在原审中提供的干旦蓝签字是伪造的，干旦蓝并非昊天公司员工；2.现代金报报道一份，拟证明昊天公司的公章没有法律效力；3.外贸报关至收汇手续一份，拟证明中基公司与外商订立T／T收汇，按外贸惯例，应是收到全部外汇款项后才能做柜，才能将正本提单交给外商；4.法规文件四份，拟证明外国企业未经批准，不得开展常驻国内业务活动，不得单独招聘国内员工，不得骗取出口退税。外贸企业经常的外汇收支应当具有真实合法的交易基础；5.出口退税证明联查询单五份，拟证明中基公司已对出口货物进行了出口退税的事实；6.中基公司应付货款统计单一份，拟证明中基公司应支付四达公司货款2376710元。经质证，中基公司对证据1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首先，干旦蓝是昊天公司员工已由沈琦在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所做的笔录证实；其次，奇优公司也是沈琦投资设立的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沈琦，其与昊天公司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证据2不属于证据范畴，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3来源不明，不属于证据范畴，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4不属于证据范畴。证据5不是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中基公司对五份查询联说明如下：报关单号为31042008054966970和310420090549767371对应的出口退税手续已办妥，中基公司也已基于昊天公司的指令支付对应的货款493430元给四达公司。其余三份报关单项下的出口退税未办理，也不可能办理，因为中基公司未收到相应货物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据6系四达公司自行制作，无证据效力。本院认为，证据1中干旦蓝的签字即使与中基公司提供证据中干旦蓝的签字有差别，未经鉴定无法认定中基公司提供的证据中干旦蓝的签字是伪造的，证据1也不能直接证明干旦蓝不是昊天公司员工，故不予认定；证据2、3、4不属于证据种类，不作为证据予以认定；证据5不能证明相应报关单对应的出口退税手续已办理，但中基公司自认报关单号为31042008054966970和310420090549767371对应的出口退税手续已办妥，故对中基公司自认的事实予以认定；证据6系四达公司自行制作，不作为证据予以认定。
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四达公司仅凭昊天公司租赁中基公司办公大楼从事经营活动、《合作出口协议》约定昊天公司向中基公司负有信息披露义务，即认为昊天公司与中基公司是挂靠经营关系或昊天公司系中基公司代理人，均无充分依据，故不予采信。四达公司认为昊天公司作为香港企业在国内没有经营资格，中基公司与昊天公司长期共同合作经营存在过错，但《合作出口协议》签订时，四达公司对昊天公司系在中国境外合法注册的实体是明知的，故其与昊天公司在商事交易中产生的不利后果应自行承担，不应转嫁他人。
二、《合作出口协议》上四达公司的盖章真实有效，故四达公司对该协议中各方当事人的地位及合同权利义务应当明知。《合作出口协议》明确定义，昊天公司是在中国境外合法注册的实体，中基公司为出口商，四达公司为供货商。且《合作出口协议》签订后，四达公司事实上与昊天公司签订了《采购单》，《采购单》明确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包括出卖人交付标的物的时间、地点，买受人支付价款的时间等条款，符合买卖合同的特征。因此，与四达公司发生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系昊天公司，而非中基公司。此外，四达公司提出一系列依据主张中基公司与昊天公司之间存在共同的利益关系，二者的行为存在明显的关联性，具有共同经营的特征。但根据《合作出口协议》的约定，中基公司负责办理出口货物的商检、产地证、许可证等文件，在收到昊天公司货款或外商汇款后向四达公司支付货款；四达公司保证所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因此，四达公司提出的中基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办理了出口商检、装箱等手续、接受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从账户中直接向四达公司支付了部分货款，均是基于《合作出口协议》的约定。况且，外贸代理企业在从事代理业务中以自己的名义办理进出口手续，并通过凭借增值税专用发票办理出口退税手续等获取代理收益的操作方式符合外贸经营实践的惯例。因此，四达公司的该项主张不成立。
三、无论昊天公司作为香港企业招聘国内员工是否违反行政法规，事实上昊天公司负责人沈琦在公安询问笔录中确认干旦蓝是昊天公司员工，主要负责外贸单证与中基公司的沟通工作，因此，干旦蓝的职务行为能够代表昊天公司。四达公司主张《装箱单场站收据副本》等中基公司提供的证据中干旦蓝的签字是中基公司伪造的，但并无证据支持，故对其主张不予采纳。
四、依《合作出口协议》的约定，中基公司收到昊天公司货款或外商汇款后应向四达公司支付货款。现中基公司收到四达公司开具的编号为11167628、11222309、11268171三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已将相应货款合计1459010元支付给四达公司。四达公司认为，中基公司已取得98%以上外汇，故应支付剩余货款。本院认为，四达公司认为中基公司已取得外汇的几项理由均不成立：第一，四达公司与中基公司分别向原审法院提供单笔核销单和出口收汇批次核销信息登记表，但经原审法院向出具上述证据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宁波市分局核实，中基公司实属出口收汇批量（次）核销单位，因此，中基公司的出口收汇核销方式实为批次核销。在实行批次核销的情况下，外汇管理机构按照出口收汇核销单和核销专用联的金额总量与收汇金额总量对应的原则进行，并不逐份逐笔一一对应核销。因此，不得以中基公司办理了核销手续必然得出中基公司已收到涉案全部货款的结论。第二，根据中基公司与外商签订的外销合同第8条的约定，双方选择的支付方式是T／T，而T／T分前T／T和后T／T，因条款约定开船一天以后在中国提交议付有效，故支付方式为后T／T。因此，四达公司认为中基公司装运出口前外商须支付全额货款的说法无事实依据，以此推论中基公司已收取外汇亦不成立。而根据《合作出口协议》约定，四达公司生产的货物出口后，因货物的质量、款式、数量、工艺、交货期（包括但不限于此）等因素，引起的收汇风险由昊天公司与四达公司自行解决，与中基公司无涉。第三，中基公司否认收到四达公司开具的剩余货款对应的编号为11317218、11357987、11357993、11416304、11416373五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四达公司也未能提供交付该五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证据，并在原审庭审中承认上述发票并未办理认证抵扣。因此，中基公司不可能以上述五份增值税发票办理出口退税，四达公司主张中基公司已办理出口退税并足额收汇并无依据。综上，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未成就，四达公司无权向中基公司主张剩余货款，
综合全案事实，四达公司要求中基公司支付货款及赔偿相应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难以支持。原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清楚，审判程序合法，判决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5814元，由上诉人浙江四达工具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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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王亚平
审 判 员 黄海兵
代理审判员 朱 静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杨 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