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甬商外终字第66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宁波兰羚钢铁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保税区东区港东大道**号。
法定代表人：何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丘学勉，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赵意奋，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宁波博洋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市海曙区启文路***弄*号。
法定代表人：史耀海，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裕发，浙江王裕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宁波兰羚钢铁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宁波博洋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洋公司）仓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2015）甬仑商外初字第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因本案的审理需以相关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作为依据，故于2016年3月15日中止诉讼，于2017年12月6日恢复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兰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博洋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如下：首先，涉案货物系海关监管的保税货物，其流转必须在海关的全程监管之下，本案部分货物存放于兰羚公司仓库，另外204吨HDPE8010聚乙烯系博洋公司委托宁波保税区双隆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隆公司）进行仓储，海关调取的相关证据也可以证明货物到港后系直接由运输公司从港口运往双隆公司，且双方签订的书面仓储协议也明确约定将货物运送至兰羚公司仓库系博洋公司的义务，而博洋公司就该204吨HDPE8010聚乙烯也未向兰羚公司支付过仓储费，故双方之间就该204吨HDPE8010聚乙烯并未建立仓储合同关系。其次，本案中，钱益发、邓绪金确为兰羚公司的员工，但其二人的行为未经公司授权，也不属于其二人工作职责范围内的业务，而海关出台的《宁波保税区海关监管办法》明确禁止邓绪金将业务介绍给双隆公司这种行为，故钱益发及邓绪金的行为不符合职务行为的特征，应认定为个人行为。第三，本案的涉案货物系嵘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嵘港公司）委托博洋公司进口，真实货主系嵘港公司，不管是博洋公司认可还是不认可的提单，货物均是由嵘港公司持正本提单提取，嵘港公司是否冒用博洋公司的公章制作虚假提单，不应由兰羚公司进行审核。而对于存放于兰羚公司的货物，兰羚公司均是凭提货人出具的盖有博洋公司公章的正本提单进行放货，故兰羚公司的放货行为完全符合保税仓储业务的操作流程。
博洋公司答辩称：一、204吨HDPE8010聚乙烯虽然实际存放于双隆公司仓库，但并非博洋公司委托，博洋公司未与该公司签订过任何仓储合同。相反，博洋公司一审所提交的4份库存单证明了博洋公司将涉案货物全部交由兰羚公司保管，而一审法院从公安机关调取的相关材料也进一步证实了兰羚公司为留住客户，在自己仓库存放不下的204吨HDPE8010聚乙烯的情况下，经钱益发同意，由邓绪金联系双隆公司将该批货物存放于该仓库。汪亚军也是通过兰羚公司与双隆公司联系后将该批货物提走，并非直接从双隆公司提货，双隆公司所出具的出库单中记载的客户名称也系“兰羚小邓”。二、钱益发与邓绪金的行为均为职务行为，他们为了留住公司客户，为公司利益考虑将仓库存放不下的货物存储于双隆公司应系工作职责范围内的职务行为，与个人行为无关。三、一审法院从公安机关调取的相关证据已经证实汪亚军提货时提供给兰羚共的提货单系虚假的，该虚假提货单的纸质、外观样式、字体与仓储合同约定的提货单样本明显不一致，如果兰羚公司按照双方合同约定的审单义务进行审单很容易分辨提货单的真假。四、兰羚公司与博洋公司之间系仓储合同法律关系，而汪亚军系从兰羚公司骗取了博洋公司委托兰羚公司保管的货物，故犯罪行为的受害人应系兰羚公司。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博洋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兰羚公司立即交付LDPELFI2047A聚乙烯16.5吨、HD7000F聚乙烯98吨及HDPE8010聚乙烯204吨；如不能交付上述货物则应赔偿博洋公司货物损失3596390.28元(一审庭审中减少为3575878.48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兰羚公司与博洋公司签订仓储合同1份，由博洋公司委托兰羚公司保管货物，兰羚公司凭博洋公司签发的提货单正本办理出货手续，合同还就双方责任、管辖等进行了约定。双方并已共同确认了商品出仓通知书的样本。2014年11月1日，兰羚公司向博洋公司出具托盘塑料入库记录单1份，确认收到博洋公司交付保管的LFI2047A聚乙烯247.50吨。同月，博洋公司向兰羚公司交付保管HD7000F聚乙烯108吨。另有HDPE8010聚乙烯204吨存放于双隆公司内。2014年11月12日至2015年1月23日期间，博洋公司签发了231吨LFI2047A聚乙烯及10吨HD7000F聚乙烯的商品出仓通知单共8份。其中仅有共计22吨LFI2047A聚乙烯的两份商品出仓通知单被用于正常提货。
另查明，案外人汪亚军通过私刻博洋公司公章、伪造了商品出仓通知单正本的手段，分多次提走了LFI2047A聚乙烯225.50吨及HD7000F聚乙烯108吨，并通过QQ发送伪造的发货单的方式，从双隆公司提走了HDPE8010聚乙烯204吨。现汪亚军因涉嫌诈骗被刑事拘留。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一是博洋公司与兰羚公司之间是否存在204吨HDPE8010聚乙烯的仓储合同关系；二是兰羚公司是否需向博洋公司承担保管不善的法律责任；三是货物损失如何认定。
关于争议焦点一，2014年，博洋公司与兰羚公司之间成立合法有效的仓储合同关系，但合同对仓储物的具体内容未作约定。204吨HDPE8010聚乙烯虽实际存放于双隆公司，但博洋公司与双隆公司之间并未签订仓储合同。从汪亚军的讯问笔录、兰羚公司员工钱益发、邓绪金及双隆公司员工王文辉的询问笔录中可以看出，该批货物系因兰羚公司仓库放不下，经过兰羚公司员工邓绪金的联系存放到双隆公司的；提货时，汪亚军也是联系兰羚公司员工而非直接联系双隆公司，双隆公司出具的出库单所载客户名称亦为“兰羚小邓”，综上可见，博洋公司并未与双隆公司发生仓储合同关系，204吨HDPE8010聚乙烯的仓储合同相对双方仍应为兰羚公司。
关于争议焦点二，本案争议的聚乙烯系案外人汪亚军所提，而其所持的提货单并不符合博洋公司与兰羚公司的仓储合同约定，与双方确认的商品出仓通知单样本以及博洋公司最初两笔提货的商品出仓通知单有明显区别。兰羚公司作为保管人，理应对存货人交付的仓储物承担妥善保管的责任，现因其未按约定放货，导致博洋公司存储的聚乙烯被他人冒领，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三，博洋公司所主张的货物损失组成部分中的代理费，是博洋公司代理案外人进口货物的服务费用，并非货物的价格组成部分；滞报金系因报关延误所致，也非购买货物所必须的；其他所得税未提供支出的相关凭证，对上述部分金额，不宜作为货物的成本价予以认定。购货金额、进口关税与增值税、以及开具信用证过程中的手续费是博洋公司购买涉案货物必须支出的对价，应作为货物的成本价予以确认。故LDPELFI2047A聚乙烯的购入价为12144.68元/吨，HD7000F聚乙烯的购入价为12364元/吨，HDPE8010聚乙烯的购入价为10252.97元/吨。
综上，兰羚公司与博洋公司之间仓储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兰羚公司应按约履行保管义务，现仓储物被他人冒领，兰羚公司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博洋公司诉请兰羚公司返还货物，有利于兰羚公司在实际履行中采取以较低市场价购入再返还等最有利于己方的方式处理，本院予以支持。如兰羚公司不能交付实物，则应按上述价格赔偿货物损失。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三百八十一条、第三百九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兰羚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博洋公司交付LDPELFI2047A聚乙烯16.5吨、HD7000F聚乙烯98吨及HDPE8010聚乙烯204吨；如不能交付上述货物则应赔偿博洋公司货物损失3503665.10元；二、驳回博洋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一审案件受理费35407元，由博洋公司负担708元，由兰羚公司负担34699元。
本院二审期间，兰羚公司提交如下证据（均为复印件）：1.247.50吨LFI2047A聚乙烯、108吨HD7000F聚乙烯、204吨HDPE8010聚乙烯的进口代理协议、保税货物仓储保管合同、进口报关单、缴税凭证等各1组；2.提货单9份；3.说明1份；4.通知函1份。博洋公司质证认为兰羚公司提交的证据均为复印件，故对真实性有异议。本院经审查，兰羚公司提交的证据1中除进口代理协议外，其余证据一审法院均已调取并组织双方进行了质证，故不属于新的证据，二审中不再进行认定，3份进口代理协议虽为复印件，但可与其他证据互相印证，故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2、3、4均为复印件，故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定。
本院为查明案件事实，调取了钱益发、邓绪金、博洋公司员工张宇、双隆公司员工王文辉、宁波通海捷货代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海捷公司）员工潘燕群等人在（2016）浙0206刑初865号案件中的询问笔录1组。
博洋公司质证认为对涉及到博洋公司的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反映了兰羚公司的公章系由钱益发保管，故钱益发在博洋公司相关单据中的盖章应系真实，钱益发配合汪亚军将涉案货物提走，笔录所反映的内容可以与刑事判决书相印证。
兰羚公司质证对笔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笔录内容反映了邓绪金当时已经调往兰羚公司单证部，不再负责仓储业务，博洋公司对该事实亦知晓，钱益发与汪亚军共同实施了诈骗行为，将博洋公司的货物联系放入双隆公司仓库系二人的个人行为，不能代表兰羚公司，兰羚公司对此也不知情；204吨HDPE8010聚乙烯实际存放于双隆公司仓库，博洋公司对该情况是明知的，并与双隆公司签订了仓储保管合同，双隆公司同时也明知货物是属于博洋公司；汪亚军诈骗204吨HDPE8010聚乙烯的对象应为双隆公司，且双隆公司在被骗过程中存在主观过错，其在明知博洋公司为货权人的情况下，未将进仓单交付给博洋公司，同时也未按照博洋公司的提货单放货，反而是根据邓绪金的指示放货，其行为违反了仓储保管合同的注意义务，故对货物的损失应当承担责任。
本院经审查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在下文予以综合分析认定。
本院二审查明事实如下：2014年，兰羚公司与博洋公司签订仓储合同1份，由博洋公司委托兰羚公司保管货物，兰羚公司凭博洋公司签发的提货单正本办理出货手续，合同还就双方责任、管辖等进行了约定。双方并已共同确认了商品出仓通知书的样本。2014年11月1日，兰羚公司向博洋公司出具托盘塑料入库记录单1份，确认收到博洋公司交付保管的LFI2047A聚乙烯247.50吨。此后，博洋公司向兰羚公司交付保管HD7000F聚乙烯108吨、HDPE8010聚乙烯204吨，并由兰羚公司出具即时库存清单。204吨HDPE8010聚乙烯实际存放于双隆公司仓库内。
另查明，涉案货物由博洋公司委托通海捷公司进行报关，在代理报关阶段，通海捷公司与双隆公司签订保税仓储货物存储保管合同1份。根据钱益发、邓绪金及双隆公司王文辉等人在公安机关询问时所作的陈述：钱益发及邓绪金均为兰羚公司员工，钱益发2013年1月份开始担任总经理助理，并主管兰羚公司仓储业务，2015年3月辞职。博洋公司的LDPELFI2047A聚乙烯247.50吨及LDPEHD7000F聚乙烯108吨实际存放于兰羚公司，204吨HDPE8010聚乙烯，因当时兰羚公司仓库已满，为保有客户，该批货物邓绪金在向钱益发汇报后，经邓绪金联系实际存放于双隆公司，并由双隆公司填写保税区企业通关申请书进行报关。涉案的即时库存清单系由钱益发发送给博洋公司。此后实际提货过程中，博洋公司、汪亚军均是直接联系钱益发或邓绪金，再由邓绪金联系双隆公司进行提货。
二审审理期间，本院对汪亚军涉嫌诈骗一案作出（2017）浙02刑终130号刑事判决，刑事判决书认定以下事实：2014年10月，汪亚军以嵘港公司名义与博洋公司签订委托进口协议书2份，委托进口LDPELFI2047A聚乙烯247.50吨及LDPEHD7000F聚乙烯108吨。博洋公司将上述两批货物存放于兰羚公司仓库。汪亚军向博洋公司支付LDPELFI2047A聚乙烯的保证金365000元及税款593080.89元，支付了LDPEHD7000F聚乙烯的保证金160000元及税款259617.94元。2014年11月12日至13日，汪亚军支付部分货款后凭真实的商品出仓通知单提走了LDPELFI2047A聚乙烯22吨，之后，汪亚军多次使用伪造的商品出仓通知单，将225.50吨LDPELFI2047A聚乙烯及108吨LDPEHD7000F聚乙烯从兰羚公司仓库全部提走后变卖，仅向博洋公司补交了LDPELFI2047A聚乙烯的货款。2014年12月，汪亚军以嵘港公司名义与博洋公司签订委托进口协议书1份，委托进口HDPE8010聚乙烯204吨，后经兰羚公司业务员邓绪金联系，博洋公司的204吨聚乙烯实际存放于双隆公司，汪亚军向博洋公司支付该批聚乙烯的保证金252000元及税款407210.29元。2015年1月，汪亚军多次使用伪造的提货单，将204吨聚乙烯从双隆公司全部提走后变卖。
2017年8月31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浙0206刑初86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钱益发、邓绪金帮助汪亚军从兰羚公司骗取涉案货物，应以诈骗罪共犯论处，故认定二人犯诈骗罪。后钱益发提起上诉，本院二审维持原判。
博洋公司为进口涉案货物，就204吨HDPE8010聚乙烯支付货款1679807.80元、开证手续费2063.48元、信用证承兑费2523.53元、税款407210.29元，就108吨LDPEHD7000F聚乙烯支付货款1072716.61元、开证手续费1401.73元、信用证承兑费1576.13元、税款259617.94元。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就204吨HDPE8010聚乙烯博洋公司与兰羚公司之间是否构成仓储合同关系；二、兰羚公司是否尽到了仓储保管义务；二、货物损失应当如何认定。
关于争议焦点一，204吨HDPE8010聚乙烯虽实际存放于双隆公司，但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及钱益发、邓绪金等人在公安机关的陈述，该批货物是在兰羚公司仓库已满的情况下，出于为公司保有客户的目的，由邓绪金向当时负责仓储业务的总经理助理钱益发请示后，经邓绪金联系放入双隆公司。此后钱益发亦以兰羚公司的名义向博洋公司出具了包含204吨HDPE8010聚乙烯在内的即时库存清单。在提货环节，也是由汪亚军或博洋公司直接与钱益发或邓绪金联系，再由邓绪金联系双隆公司放货。钱益发、邓绪金的前述行为符合职务行为的特征，其行为的后果应当由兰羚公司承担，因此，204吨HDPE2010聚乙烯仓储合同的相对方应为博洋公司与兰羚公司。而报关阶段通海捷公司就该批货物与双隆公司签订的保税仓储货物存储保管合同，仅仅是用于海关报关，系海关对货物进行监管的一种手段，并不影响本案仓储合同关系当事人认定。
关于争议焦点二，兰羚公司与博洋公司在签订的仓储合同时对商品出仓通知单的样本已经进行了明确的约定，而汪亚军提货时所持的提货单与兰羚公司与博洋公司确认的样本不管在格式上还是纸质上有明显的区别。兰羚公司作为仓储合同的保管人，在提货单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况下，仍然放任货物由汪亚军提走，属于未尽仓储合同保管义务，理应向博洋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三，根据（2017）浙02刑终130号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汪亚军已经付清247.50吨LDPELFI2047A聚乙烯的货款，实际骗取204吨HDPE8010及108吨LDPEHD7000F聚乙烯，同时，汪亚军已经支付了LDPEHD7000F聚乙烯保证金160000元及税款259617.94元，204吨HDPE8010聚乙烯的保证金252000元及税款407210.29元，故博洋公司的实际损失应当扣除汪亚军已经支付部分金额。现博洋公司要求兰羚公司就汪亚军提走部分全额交付货物或赔偿损失，依据不足。对于被汪亚军提走的108吨LDPEHD7000F，博洋公司诉请赔偿98吨不违反法律规定。综上，本院认定204吨HDPE8010聚乙烯的实际损失应为1432394.81元，98吨LDPEHD7000F的实际损失为830907.57元，两项合计2263302.38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一百一十三条、三百八十一条、三百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2015）甬仑商外初字第78号民事判决；
上诉人宁波兰羚钢铁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被上诉人宁波博洋进出口有限公司货物损失2263302.38元；
驳回被上诉人宁波博洋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35407元，由上诉人宁波兰羚钢铁实业有限公司负担22410元，被上诉人宁波博洋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1299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5407元，由上诉人宁波兰羚钢铁实业有限公司负担22410元，被上诉人宁波博洋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1299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魏金汉
审判员 刘晓丽
审判员 杜海平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日
书记员 陈 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