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鱼台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鱼刑初字第137号
公诉机关山东省鱼台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戴某，住鱼台县。2015年3月12日因涉嫌犯诈骗罪被鱼台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17日被逮捕，同年7月9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魏鲁宁、王迎春，山东文思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朱某甲，男，2015年3月12日因涉嫌犯诈骗罪被鱼台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17日被逮捕。现押于鱼台县看守所。
辩护人杨作鹏，山东英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鱼台县人民检察院以鱼检公刑诉（2015）13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戴某、朱某甲犯滥用职权罪，于2015年10月3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月19日、1月21日、1月22日、3月8日、3月24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鱼台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梅伟出庭支持公诉。上列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期间，应公诉机关申请延期审理一次。现已审理终结。
鱼台县人民检察院指控
1、2010年至2013年，被告人戴某在担任鱼台县渔业局计财股股长兼鱼台县现代农业优质鱼产业项目领导小组成某期间，明知是“国家优质鱼产业项目”专项资金，仍在鱼台县渔业局原局长房从为（另案处理）、鱼台县渔业局局长侯（另案处理）的授意下，采取开具虚假工程发票的手段，三次套取国家专项资金共计160.834737万元，并将骗取的专项资金入本局“小金库”，用于本单位招待、走访、协调等非正常开支。
2、被告人戴某在鱼台县渔业局局长侯某锋授意下，采取虚列支出项目、虚开发票的手段，在河蟹大规格生态养殖技术推广项目中，套取国家专项资金19.4507万元，入本局“小金库”，用于走访、吃喝招待、购买烟酒、土特产等非正常开支。
3、被告人戴某在鱼台县渔业局局长侯某锋授意下，采取虚列支出项目、虚开发票的手段，在鱼台县基层渔业技术体系推广改革与建设项目中套取国家专项资金16.3627万元，入本局“小金库”，用于走访、吃喝招待、购买烟酒、土特产等非正常开支。
4、被告人戴某在鱼台县渔业局局长侯某锋授意下，采取虚列工程、虚开发票的手段，在县级水生动物疫病防治站建设项目中套取国家专项资金4.6135万元，入本局“小金库”，用于走访、吃喝招待、购买烟酒、土特产等非专项支出。
5.被告人戴某在鱼台县渔业局局长房从为授意下，明知国家燃油补贴专项资金应发放给渔船户，仍从王鲁、××、××、老砦四个乡镇中的部分渔船户中，收取2008、2009年度部分燃油补贴款，入本局“小金库”，致使人民利益遭受48.45万元损失。
6、2009年至2014年，被告人朱某甲在房某、侯某锋的授意下，在明知鱼台龙潭养鱼合作社、鱼台淡水养殖场、金某甲养殖专业合作社等合作社不符合申报政府扶持资金条件的情况下，仍采取虚构建设项目名称、编造虚假材料、伪造虚假购销合同、开具虚假购销发票等手段进行申报，共套取国家对渔业合作社的专项扶持资金82万元、救灾款1万元。
公诉机关提供了下列证据：1、申报材料、资金拨付凭证、银行转账凭证、发票等相关书证；2、证人强某、张某甲、赵某、姚某等人的证言；3、被告人戴某、朱某甲的供述与辩解。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戴某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优质鱼工程、燃油补贴等项目中，滥用职权，造成公共财产、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被告人朱某甲明知相关专业合作社不符合申报财政补助资金的条件，与侯某锋、房某共谋后上报，致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均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均应以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提出被告人戴某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如实供述，对该案的侦破起到积极作用，建议对其判处一年以上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并根据其认罪态度、悔罪表现以决定是否适用缓刑；被告人朱某甲如实供述，对本案的侦破起到积极作用，其中有26万元系帮助他人虚开发票，系从属地位，建议对其判处十个月以上一年二个月以下有期徒刑，并根据其认罪态度、悔罪表现以决定是否适用缓刑。
被告人戴某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不持异议，要求对其从轻处罚。其辩护人对指控被告人戴某犯滥用职权罪无异议，但认为：一、指控1中的75万元是侯某锋把2010年优质鱼项目工程结算价格从550万元压减到455万元得来的，不是国家资金，是施工方强某的工程款让利，不应认定为国家损失。二、指控的第2、3、4、5起，不符合滥用职权罪的主体要件，被告人戴某在这四项工作中虽然也从事了会计申报工作，但被告人是基于渔业局会计所应履行的职责，不是基于这四项申报工作所具备的特定职责。故被告人在这四项指控中不具备犯罪主体要件，不应承担刑事责任。被告人有自首情节、系从犯，建议对其免予刑事处罚。
被告人朱某甲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及罪名不持异议。其辩护人对指控被告人朱某甲犯有滥用职权罪无异议，认为犯罪数额应为56万元。理由为：（1）对依水合作社及渔业局本身的总计26万元，被告人朱某甲只是帮助其他套取人联系开具发票，朱某甲并没参与虚假项目的申报、申请和联络，这26万元也没利用朱某甲的职务之便，该26万元不应计入其犯罪数额。（2）对指控的1万元救灾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应认定。因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2009年冬季淡水养殖场没有受灾，指控淡水养殖场未受灾没有证据；其次，被告人朱某甲一直供述该1万元购买了鱼苗放于淡水养殖场鱼池中，指控该1万元未用于救灾显然没有证据。故该1万元不应认定。认为其有自首情节、系从犯、所套取的资金大部分用于淡水养殖场的公务。建议对其免予刑事处罚。
经审理查明：
被告人戴某于2004年任鱼台县渔业局计财股股长，并于2010年至2013年兼任鱼台县现代农业优质鱼项目领导小组成某。
鱼台县渔业局淡水养殖实验场（以下称淡水养殖场）系自收自支的事业法人，被告人朱某甲系鱼台县渔业局干部，1993年12月至2011年5月任淡水养殖场场长。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1、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证实鱼台县渔业局、鱼台县淡水养殖场的机构类型为自收自支的事业法人；2、鱼渔字（2012）7号文件、（2013）14号文件，证实被告人戴某系优质鱼验收小组成某；3、鱼台县渔业局关于被告人戴某、朱某甲任职证明，证实二人的任职时间及身份、职务情况。
一、对指控“1”。经审理查明，2010年至2013年间，鱼台县政府根据山东省财政厅、海洋与渔业厅等部门要求，实施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优质鱼产业项目（即池塘开发、改造及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以下简称优质鱼项目。），并成立项目领导小组，房某、侯某锋分别为2010年和2011年、2012年度的小组成某（2013年实施的2012年的项目），项目由鱼台县渔业局牵头实施。该项目由省、市、县投入资金每年度为800万元，其中省以上财政资金500万元、市财政资金100万元、县配套财政资金200万元，省市资金均如数到位，县财政配套资金到位后再用虚开工程发票的方式转回县财政，即空转。省市财政部门分别下文要求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确保专款专用。后鱼台县渔业局与县财政局联合下文成立优质鱼项目验收小组，被告人戴某系验收小组成某。该项目通过招投标，由山东省水利工程总公司中标，2010年度的实际施工人为强某，2011年度的实际施工人为强某、张某甲，2012年度的实际施工人为张某甲等人，并由济宁市金岩工程监理有限公司等三家监理公司对该项目进行监理。房某任鱼台县渔业局局长期间，其与被告人戴某等人向强某诉说单位办公经费紧张、工程验收需要活动经费等，强某收到工程款后给了渔业局10万元。侯某锋接任鱼台县渔业局局长后，其与被告人戴某等人也向强某诉说单位办公经费紧张、工程验收需要活动经费等，在给付强某工程款时，截留了强的工程款32万元。期间，侯某锋和被告人戴某以经费紧张为由，从济宁市金岩工程监理有限公司监理费中要了2万元。以上款项共计44万元均由戴某入了鱼台县渔业局“小金库”。同时，为解决经费不足问题，侯某锋在明知国家专项资金应专款专用的情况下，指使被告人戴某等人，通过虚开工程费用发票等手段，从2010年优质鱼项目中套取资金435306.75元；从2011年优质鱼项目中套取资615340.62元；从2012年优质鱼项目中套取资金117700元，共计套取优质鱼专项资金1168347.37元，入本局“小金库”，用于给付专家签字费、走访、吃喝招待、购买烟酒、土特产等开支。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1、书证
（1）鱼台县优质鱼项目相关文件、通知、资料，证实房某、侯某锋为优质鱼项目小组成某、戴某为验收小组成某及职责、资金分配情况，以及资金要专款专用、优质鱼项目由渔业局牵头组织实施。
（2）2010年度优质鱼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及附件、2011年度优质鱼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及附件、2012年度优质鱼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及附件，分别证实渔业局从工程施工方、工程监理方收取的资金数额，通过虚开工程所需发票套取资金的数额，以及以上款项均入了渔业局“小金库”的事实。
（3）工程款拨付明细、代开发票证明及申请、银行交易明细，证实工程施工方领取工程款的流程，以及通过施工方开具虚假工程票据将县配套资金进行空转的事实。
（4）2010-2012年优质鱼项目验收报告、山东省财政厅、农业厅、海洋与渔业厅鲁财农（2009）7号、（2011）48号、（2013）31号文件三份，证实三个年度鱼台县优质鱼项目均被验收合格，且2011年度优质鱼项目被评为优良。
2、证人证言
（1）强某（2015年4月11日）证实，2010年下半年，我通过山东省水利工程总公司投中了2010年鱼台优质鱼项目工程，该工程款分二次给的，第一次是在2011年3、4月份，当时房某任局长，他和戴某等人都说局里办公费紧张、工程验收需要活动等，向我要些经费，我收到工程款后，给了渔业局10万元，是用我的或郑某的农行卡转给戴某的，戴某给我的银行卡是不是他的，我记不清了；第二次是2011年7月份，当时候端锋、戴某等人多次给我说他们办公费紧张、工程验收需要活动等，向我要费用，我收到工程款后，给了渔业局30余万元，我记得是用我的银行卡转给戴某的，转入卡的名不是戴某的，是他舅舅的银行卡。
强某（2016年3月22日）证实，房某任渔业局局长时，我给了渔业局10万，这10万元是从我领取的工程款中拿出来给的；侯某锋当局长给我结算时就给我了455万元，结算时扣了32万元，这32万元渔业局就没给我，截留了。
（2）常某、任某、纪某、高某甲分别证实，优质鱼项目的施工方、监理公司、工程款的报账程序、各自在项目中的职责，以及从优质鱼项目中虚开发票套取资金的事实。
（3）张某甲证实，2012年至2013年我给鱼台县渔业局搞过优质鱼项目施工，工程款结算是财政局根据报的施工材料向山东省水利工程总公司拨付，该公司再把工程款拨到我放在戴某处的银行卡上，渔业局按照我实际的工程量，拨给我工程款。开始报施工材料时候端锋说我工程进度慢，为了应付评比检查，必须先进行报账拨款，让我配合戴某报账，渔业局的人员准备了施工的虚假材料，我和戴某去地税局虚开了相应的发票，用我的名字办了银行卡交给戴某。
（4）高某乙证实，鱼台优质鱼项目监理费拨付给其公司后，侯某锋、戴某给其打电话要2万元的事实经过。
3、被告人供述与辩解
（1）侯某锋供述，证实2010年至2012年度优质鱼项目领导小组成某及其工作职责，为保证专款专用制定了相关管理制度，并供述三年的项目由山东省水利工程总公司中标，强某、张某甲等人进行施工，有三个监理公司进行监理，以及县里的配套资金空转，造成项目资金费用紧张，开具虚假发票套取资金用于项目本身、办公经费等，用压价的方式向施工人要了部分费用。
（2）房某供述，我在任时的优质鱼项目是强某施工的，强结了第一批工程款后，强要给我个人6万元，我让强把钱给单位作办公经费，强将10万元交给了戴某，戴某把10万元放在单位“小金库”里用于公用。
（3）被告人戴某在侦查阶段供述，强某代渔业局支付给山东水利总公司管理费3万元；支付给房某任局长时的10万元的协调费；支付给侯某锋任局长时的32万元的协调费。
庭审供述，渔业局平时的一些花费先从强某那里拿，最后给强某结算时花费的钱算了32万元，算强某给渔业局32万元。
以上证据能够证实，房某在任时戴某从强某处收到的10万元、侯某锋在任时的32万元和济宁市金岩工程监理有限公司的2万元，共计44万元，应为施工方、监理方的个人或公司财产，现有证据不能证实施工方、监理方在开具工程款发票和监理费发票前与被告人被告人戴某及侯某锋、房某等人有开具虚假发票套取资金的意思联络和共谋，因此，无证据证实系被告人戴某与侯某锋、房某等人采用滥用职权的行为取得的以上款项，该44万元不应计算为滥用职权的犯罪数额。故优质鱼项目中，被告人戴某的犯罪数额应为1168347.37元。被告人戴某的辩护人提出的部分数额不应认定为滥用职权犯罪数额的意见，予以采信。
二、对指控的“2”、“3”“4”起。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起诉书指控的事实相一致。以上事实有河蟹大规格生态养殖技术推广项目申请书、所需资金申请报告、资金记账凭证及报账资料、银行交易明细、国税发票存根、代开发票申请及开发票证明，2013年基层渔技推广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补助领取表等相关书证，高某甲证言、马某证言，被告人侯某锋供述、戴某供述相证实，被告人侯某锋虽辩解涉案数额中的一部分用于项目本身了，但对虚开发票从专项资金中取得以上款项并无异议。以上事实足以认定。
三、对指控“5”。经审理查明，房某任鱼台县渔业局局长期间，为弥补办公经费不足，指使被告人戴某到王鲁、××、××、老砦四个乡镇，通过各乡镇水产站站长以向渔船户收取渔业资源费和互保费为名，从渔船户处收取已发放至渔船户手中2008年、2009年度部分燃油专项补贴款，入本局“小金库”。其中从王某乙镇收取享受燃油补贴的渔船户14.2万元、从清河镇收取享受燃油补贴的渔船户12.25万、从张黄镇收取享受燃油补贴的渔船户16.5万元，从老砦镇渔船没有通过检验的渔船户处收取5.5万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5.5万元损失、人民利益遭受42.95万元损失。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1、书证
（1）被告人戴某原始手写记录及燃油补贴开支一览表，证实从张黄镇、王某乙镇、清河镇、老砦镇向部分渔船户收取的资金数额为48.45万元，以及相关开支情况。
2、证人证言
（1）胡某证实，我任鱼台县王某乙镇水产站站长，捕捞渔船每年作业三个月以上，享受国家燃油补贴。燃油补贴的发放流程是渔业局把渔船名单给乡镇水产站，水产站通知各辖区的渔船到指定地点验船，县渔业局鱼政股把验收合格的渔船名单再发给各水产站，水产站把这些名单报给各乡镇信用社，由信用社把燃油补贴打给渔船户。其从2008年始替渔业局向享受燃油补贴的渔船户代收过渔业资源费、互保费，收的钱都交给戴某了，戴某也没给过收据。
（2）陈某乙证实，2008年、2009年受渔业局领导安排，代渔业局向享受燃油补贴的渔船户代收过渔业资源费、互保费，都交给戴某了，他没给开具收据，因为时间长了，记不清收了多少钱。
在审查起诉阶段证实，2008年和2009年其任清河水产站站长期间，受渔业局安排，以办公经费的名义向燃油补贴户收取的钱都交给戴某了。
（3）宋某证实，我任老砦镇水产站站长，2008年或2009年的一天，戴某对我说让我找几个身份证、几个渔船，给他们一部分钱，下剩的交给水产局（后改名为渔业局），我具体办了几个，具体的户名，交给水产局多少钱记不清了。我办的这部分船都没有通过检验。戴某当时给我说，收的这些钱当渔业局办公经费。
（4）王某丙证实，我任张黄镇水产站站长，2008年或2009年，戴某对我说让我从鱼船户处收一些渔业资源费和互保费，收的钱交给戴某了，他没给收据，我收的渔船户的钱也没给他们收据，这些渔船户都是享受燃油补贴的。
（5）刘某甲、陈某丙、田某、刘某乙均证实，其均有渔船，均向水产站、渔业局交纳过渔业资源费和互保费，2008年至2010年间交的这些钱没给开过收据。
3、被告人供述
（1）被告人戴某供述，2008年下半年和2009年下半年，时任局长房从为安排我将从张黄镇、老砦镇、清河镇、王某乙镇套取出的发放给老百姓的燃油补贴放在“小金库”里，作为账外资金开支。四个乡镇共套取了42万元。
（2）房某供述，我任渔业局局长期间，在2008年、2009年，由于局里没有办公经费，我就安排戴某、王某丁从清河、王某乙、张黄几个乡镇获得燃油补贴的群众中每年套取大约四、五十万元的燃油补贴，这些资金让戴某保管，放在“小金库”里，用于招待、办公用品、过节福利、走访等，支出需经过我签字。在我离任半年前，戴某就告诉我“小金库”里的钱花完了。
对于辩护人提出戴某在供述中计算的结果和其手写记录相矛盾，证人仅能证实有此事，不能证实具体数额，且无具体渔船户的证言，应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意见。本院认为，戴某的手写记录为原始记录，系戴某当时收到各水产站站长收取的款项后即时作的记录，因此，被告人戴某的手写记录客观、真实，应予认定，且各水产站站长的证言、被告人房某和戴某的供述均能证实向渔船户收取钱款的事实，以上证据形成一证据链条，证据充分，足以认定。但收取老砦镇的5.5万元，系老砦镇水产站站长宋某从渔船没有通过检验的渔船户处收取的，该5.5万是渔船户不应享受的燃油补贴，应为国家财产。对以上事实，证据充分，足以认定。故房某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四、对指控“6”。
（一）、对指控受灾款1万元。经审理查明，2009年冬，因低温和强降雪自然灾害给鱼台县农业、畜牧、水产生产造成损失，为支持做好抗灾减灾和恢复农业生产工作，济宁市财政局根据省财政厅通知，向鱼台县下达了10万元农业生产救灾资金预算指标，专项用于对受灾农民购买恢复农业生产所需相关生产资料的补助。2010年3月15日鱼台县淡水养殖场与孙某签订购销合同，合同约定：鱼台县淡水养殖场向孙某购买10800元的鱼苗，于同年3月15日交货。2010年3月24日，鱼台县财政局根据朱某甲上报的鱼台县淡水养殖场申请，将1万元救灾款拨付给孙某。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1、书证
（1）济宁市财政局济财农指（2009）109号文件，证实2009年鱼台县因低温和降雪，农业、畜牧、水产有受损失的事实，以及市财政向鱼台县下达10万元灾害救灾款的事实。
（2）相关拨付凭证及购销合同，证实2010年3月15日鱼台县淡水养殖场向孙某购买10800元的鱼苗，同年3月24日，1万救灾款由鱼台县财政局拨付给孙某。
2、被告人供述
（1）被告人房某当庭供述，当时上级拨付救灾款的事我知道，但每个单位分配多少我不知道，财局当时没有开会，朱某甲当时找我给我说财局给了1万元的救灾款，我才知道。指控我伙同朱某甲，我不认可，当时是朱某甲直接给财局要的。
（2）被告人朱某甲在侦查阶段（侦查人员向其出示委托拨付资金通知书后）供述，这张复印件是根据我申报提供材料后，鱼台县财政局拨付给孙某的1万元。（该通知书显示是淡水养殖场直接向财政局申请拨付的。）
在审查起诉阶段的供述，2010年2、3月份的一天，房某让我到他办公室，到后他给我说市里给了1万元的救灾款，这么多养鱼合作社也不好分，就给你的渔场吧，我很高兴，我就让王某丁帮我准备了一份购买鱼苗种的虚假证明寄给了孙某，让他根据购买证明内容帮我开一张1万余元的发票，过了几天，孙某就寄给我一份1万余元的购销鱼苗的发票。
当庭供述，那一年全省都有冻灾，市财局给渔业局了1万元的救灾款，全县水产养殖行业受灾的很多，1万元太少不好分配，最后财政局直接拨付给淡水养殖场了，淡水养殖场也受灾了，我让养殖场职工张某乙买了1万元的鱼苗放到七号坑里了。当时的文件如果是戴帽下达给渔业局的1万元，那就是渔业局通知我办的手续，如果是戴帽下达给淡水养殖场的，那就是我在财局办好手续后又给局长汇报的。
从以上证据分析，被告人朱某甲在向县财政局申请拨付1万元救灾款前是否向房从为作了汇报，是否经过房同意后才向财政局申报的，仅有朱某甲的供述，且其供述前后矛盾；被告人房某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对此均无供述，其在庭审中对朱某甲供述的事前向其汇报的事实予以否认；结合侦查阶段侦查人员向朱某甲出示的相关申报材料，从材料上看并无鱼台县渔业局负责人签名和渔业局公章，而是鱼台县淡水养殖场直接向财局申报。另一方面，鱼台县淡水养殖场当年是否受灾，是否真实的购买了鱼苗，是否应当得到该1万元的救灾款，公诉机关的现有证据不能证实以上事实。故该起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予认定。被告人朱某甲的辩护人、被告人房某及其辩护人关于该起不构成犯罪的辩解及辩护意见，予以采信。
（二）、对有关“合作社”的指控。经审理查明，2009年至2014年，被告人朱某甲伙同渔业局王某丁、朱某乙等人，以龙潭合作社的名义四次套取国家专项扶持资金共25万元；以淡水养殖场的名义二次套取国家专项扶持资金共11万元；以运平合作社、金某乙合作社、金某甲合作社、海慧合作社的名义套取国家专项扶持资金20万元；并帮助李某及鱼台县渔业局开具26万元的发票供套取国家扶持资金所用。共计82万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书证
（1）龙潭合作社“黄某、南美对虾”申报文本、拨付凭证，购销合同，银行资料，证实朱某甲2009年以龙潭合作社的名义套取国家扶持资金5万元。
（2）2009农技推广资金预算通知、淡水试验场黄某申报文本、拨付凭证、发票，银行资料，证实朱某甲2009年以淡水养殖场的名义套取国家扶持资金6万元。
（3）2010农技推广专项资金通知、淡水养殖场金线蛭引进申报文本，5万元财政资金拨付凭证，购销合同，证实朱某甲2010年以淡水养殖场的名义套取国家扶持资金5万元。
（4）2010市财政支持农民合作社资金通知、开具发票、申报材料、记账凭证，银行交易，证实朱某甲2010年以龙潭合作社名义套取国家扶持资金5万元。
（5）龙潭合作社2011申报材料、记账凭证、电汇凭证、取款凭证，朱卫校开户资料、银行交易明细，证实朱某甲2011年以龙潭合作社名优水产苗种基地套取国家扶持资金10万元。
（6）2009年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补助通知、水产局名优鳜鱼养殖基地申报文本、6万元财政资金拨付凭证，证实朱某甲、房某为渔业局套取国家扶持资金6万元。
（7）2010财政支持合作社通知、附件，依水合作社湘云鲫、黄颡鱼引进项目申报文本，购销合同、发票、银行资料，证实李某依水合作社套取国家扶持资金20万元。
（8）龙潭合作社2013指标文及申报材料、龙潭合作社材料，银行交易明细，付款凭证、大额现金支取登记表代开发票证明，证实龙潭合作社2013年套取国家国家扶持资金5万元。
（9）2011市财政支出农民专业合作社资金通知，2011金某甲合作社黄颡鱼高产养殖基地建设申报文本，5万元财政资金拨付凭证，银行转账明细，证实2011年，朱某甲以金某甲合作社黄颡鱼名义套取国家扶持资金5万元。
（10）2011市财政支出农民专业合作社资金通知，海慧合作社信息，鳜鱼养殖基地申报材料，财政支付凭证，银行资料，证实2011朱某甲以海慧合作社套取国家扶持资金5万元。
（11）2012市财政支出农民专业合作社资金通知，金某乙、运平合作社申报文本、拨款凭证，银行资料，证实朱某甲2012年套取国家扶持资金10万元。
2、证人证言
（1）马某证实，其成立了金某甲合作社，其把合作社的印章给了朱某甲，说是帮其申请鱼苗，后来朱洪金给了其8000元钱。
（2）韩某证实，其成立海惠合作社，朱某甲曾经给其要过合作社的印章，后来朱某甲给了其15000元。
（3）王某丁、朱某乙证实，以上各合作社申请国家扶持资金的详细情况并证实在被告人朱某甲申报项目时帮助制作材料并签字的事实。
（4）李某证实，其曾经让朱某甲帮忙代开了四张共计20万元的发票。
（5）朱某丙、朱某丁、朱洪建、朱某戊、朱某己、王某戊、朱海防、于发现、朱某庚、孙某、任某、纪某证言，印证证实被告人朱某甲套取国家专项扶持资金的事实。
3、被告人朱某甲供述，证实了其利用以上各合作社及淡水养殖场的名义套取国家专项扶持资金的具体事实及过程，并供述了其帮他人代开26万元发票的事实。
以上证据，能够吻合印证被告人朱某甲通过实施滥用职权行为，套取国家扶持资金82万元的事实。但对于被告人朱某甲帮助他人代开26万元发票的行为，系在他人实施整个套取资金行为中起辅助作用。
综上，被告人戴某滥用职权造成国家利益损失1627616.37元，人民利益损失42.95万元，共计2057116.37元。被告人朱某甲滥用职权造成国家利益损失82万元。
另查明，2015年3月11日，鱼台县人民检察院通知侯某锋，让其告知戴某、朱某甲到鱼台县检察院说明情况，同日，戴某、朱某甲到县检察院接受询问，被告人戴某陈述了通过朱某甲给金某乙水产品养殖专业合作社申报补助资金的事实，同日，其因诈骗罪被鱼台县公安局刑事拘留，期间，鱼台县检察院反渎局办案人员对被告人戴某进行询问，其陈述了起诉书指控的相关事实；被告人朱某甲在接受鱼台县人民检察院对其询问时，陈述了起诉书所指控的基本事实。2015年5月21日，鱼台县人民检察院对戴某、朱某甲滥用职权案立案侦查。
以上事实有到案说明和补充说明、二被告人的询问笔录相证实。
针对全案有以下证据：
1、鱼台县渔业局的账外账（12个档案袋），证实在涉案项目中所套取资金的账务均已平账，但从该账外账中虚报出的款项又用于渔业局非正常开支，以及个人借款等支出。
2、县财政局出具的鱼台县渔业局2008-2015年支出明细表，证实每年度渔业局向县财政上交数额和财政实际返还数额。
3、二被告人户籍信息，证实二被告人犯罪时均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主体资格。
本院认为，滥用职权罪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超越职权，擅自决定、处理其无权决定处理的事项，或不正当行使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就本案而言，被告人戴某身为优质鱼项目领导小组成某期间，明知优质鱼项目资金应专款专用，仍在两任局长的安排、授意下，采用虚开发票等手段将1168347.37元入本局“小金库”，用于本局开支；在河蟹大规格生态养殖技术推广项目、基层渔业技术体系推广改革与建设项目、水生动物疫病防治站建设项目中，明知专款专用，仍按照时任局长侯某锋授意，采用虚列支出项目、虚开发票等手段，将40.4269万元（19.4507万元﹢16.3627万元﹢4.6135万元）入本局“小金库”用于本局开支，使国家遭受40.4269万元损失；在房某任局长期间，被告人戴某受房某授意，收取享受燃油补贴渔船户资金42.95万元，造成人民利益损失42.95万元，并使国家利益遭受5.5万元损失，共计造成国家损失1627616.37元，人民利益损失42.95万元，合计为2057116.37元，其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被告人朱某甲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任淡水养殖场场长期间及离任后明知相关申报单位不符合申报条件，仍利用其职权并伙同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采取虚构项目、编造假材料等手段套取国家专项资金共82万元，其行为亦构成滥用职权罪。公诉机关指控的滥用职权罪罪名成立，但指控的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予全部支持。被告人戴某的辩护人提出指控的第2、3、4、5起因其主体不适格，不应构成滥用职权罪的意见，不予采信。因为被告人戴某在该四起犯罪中是与两任局长的一个共同犯罪行为，两任局长的犯罪主体是适格的，被告人戴某的主体亦适格，被告人戴某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系从犯，应对其减轻处罚。被告人朱某甲在参与套取26万元的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应对相应部分的犯罪从轻处罚；但其伙同他人的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应为主犯，应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戴某接相关人员电话后主动到检察机关接受询问，其在接受询问时虽没有陈述指控的相关事实，但在其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5年3月12日被鱼台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后，鱼台县人民检察院对其滥用职权犯罪立案前，鱼台县检察院办案人员向其询问时陈述了指控的相关事实，并提供了渔业局的“小金库”账目，对渔业局相关人员滥用职权犯罪案件的侦破起了重要作用，其行为应为自首，可对其从轻处罚。被告人朱某甲接相关人员电话后主动到检察机关接受询问，其在接受询问时供认了指控的犯罪事实，系自首，可对其从轻处罚。二被告人均有自首情节，被告人戴某的涉案资金均由渔业局所用，被告人朱某甲的涉案资金主要用于淡水养殖场，以及涉案时的经济环境，且二被告人认罪，悔罪，无再犯罪的危险性，可对二被告人适用缓刑。公诉机关对二被告人的量刑建议适当，予以支持。二被告人的辩护人免予刑事处罚的意见，与二被告人的犯罪情节不相适应，不予采信。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朱某甲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二、被告人戴某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三份。
审 判 长 王艳秋
代理审判员 于志壮
人民陪审员 李祖庆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王 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