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三中民终字第1005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庄×，女，1935年6月1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蒋宏普，北京智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崔全有，北京智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女，1961年7月1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孙金华，北京市环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庄×因与被上诉人赵×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2014）怀民初字第034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4月，庄×起诉至原审法院称：一、我无权处分共有财产，我在未征得其他共有人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行为应认定无效。1.我系赵×之母。2011年我所居住的怀柔区×村15号院宅基地及地上物因国家建设需要而拆迁，拆迁合同由我与拆迁人签订。拆迁合同约定我享有184平米的优惠购房面积及拆迁补偿款137569.72元。我被拆迁的×村15号宅基地及地上物原属我及丈夫的夫妻共同财产，1994年9月我的丈夫赵×去世，我的丈夫去世时其父母已过世，其法定继承人有我、长子赵×1、次女赵×、儿子赵×2尚在，长女赵×3先于赵×去世，赵×3之女贾×有代位继承权。由于赵×去世时未留遗嘱，应当由法定继承人进行法定继承。但1994年赵×去世后，法定继承人没有对其遗产进行继承分割直至2011年拆迁。因此，2011年泉水头15号宅基地及地上物在拆迁前应属庄×、贾玉、赵×1、赵×、赵×4（赵×2之子，赵×2于1994年12月去世）等五人共有之财产。2.我在将拆迁所得的共有财产进行处分时，没有征得赵×之外的其他共有人的同意。赵×作为共有人，明知我无权处分而哄骗我签订《权利转让协议》、《赡养协议书》等法律文件，窃取应属五人共有的部分共有财产，侵害了其他共有人的财产权利。3.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我未取得权利人追认，擅自处分共同共有财产的行为应认定为无效行为。二、赵×通过哄骗我签订《权利转让协议》、《赡养协议书》的方式侵吞我及其他共有人财产的行为应认定无效。1.2011年7月30日，赵×让我在《权利转让协议》上按手印时并未告知该协议的内容，我年迈又不认识字，赵×连哄带骗扶着我的手在该协议书上按了手印，并在协议书上加盖了由赵×替我保管的手章。2.2011年12月19日，我与赵×及赵×1签订《赡养协议书》时由于我不识字又没有人告知我该协议书的内容，我拒绝在该文书上签字，赵×再次扶着我的手在协议书上按了手印。该协议亦非我的真实意思表示。赵×对我隐瞒《权利转让协议》、《赡养协议书》内容，哄骗我在放弃自己权利的协议书上按手印，签订两份协议并非是我的真实意思表示，赵×行为涉嫌欺诈，现我知道前述两份协议书的内容后拒绝对上述行为追认，要求确认《权利转让协议》、《赡养协议书》无效。3.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赵×侵犯我财产权益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应属无效。故诉请法院：1.确认双方于2011年7月30日签订的《权利转让协议》无效；2011年12月19日庄×按手印、赵×1、赵×二人签字的“赡养协议书”无效；北京市怀柔区旅游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与赵×于2013年4月20日签订的“搬迁安置房销售交房协议书”三份法律文件无效，并确认怀柔区×楼2单元501室回迁房归我所有。2.本案诉讼费由赵×承担。
赵×辩称，庄×起诉的案由为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但诉讼请求中要求×号楼2单元501室的所有权，应另案起诉，不应在本案中解决，而庄×要求确认三份协议是完全不同的法律性质，主体也不同，应当分别诉讼，不应在一案中解决，庄×应明确诉讼请求。权利转让协议是庄×和赵×签订的。赡养协议是庄×和赵×1、赵×共同签订的，应列赵×1、赵×为共同被告，回迁安置房合同是赵×和北京市怀柔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签订的，应列该公司为共同被告。以庄×的名义只签订了一份拆迁协议，就是15-1号院，也就是15号院内的东边3间房屋。
庄×没有足够证据推翻权利转让协议不知情，双方之间签订权利转让协议和赡养协议是以拆迁协议为前提签订的，具有合法的前提，赵×依法缴纳购房款，并以权利转让协议与开发商签订购房协议，且已经实际入住诉争房屋，已合法取得所有权。庄×与赵×的夫妻共同财产已经在知情的情况下协商处理完毕，各家庭成员均知情且同意。请法院依法驳回庄×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之诉为确认之诉，要求确认双方签订的“权利转让协议”无效、庄×、赵×与赵×1签订的“赡养协议”无效、北京市怀柔区旅游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与赵×签订的“搬迁安置房销售交房协议书”无效。首先，当事人双方系母女关系，双方所签订的“权利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背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庄×所称赵×哄骗其签订的该协议证据不足，法院不予采信。庄×称自己无权处分共有财产，因拆迁房屋系庄×、赵×夫妇所翻建，亦未进行分家析产，即使按庄×所说赵×去世后被拆迁房屋等有其他继承人的权利，但庄×享有大部分权利。庄×本可以处分自己的相关财产权利，如果处分了其他人的权利，其他财产权利人可以向庄×主张权利。其次，庄×、赵×及赵×1签订的赡养协议系本案庄×、赵×与案外人赵×1所签订的，庄×之诉为合同确认之诉，现缺少一方当事人，故法院不予处理。最后，庄×要求确认“搬迁安置房销售交房协议书”无效，亦欠缺合同另一主体即北京市怀柔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故法院不予处理。庄×要求确认怀柔区×号楼2单元501室回迁房归其所有之请求，因其将自己权利已经转让给其女赵×，而赵×亦接受了该权利并作为房屋买受人与开发商签订了交房协议并实际入住该房屋，故庄×之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且庄×起诉系合同确认之诉，本项请求为所有权确认之诉，与合同确认之诉非同一法律关系，故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原审法院于2014年6月判决如下：驳回庄×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庄×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至本院称，原审判决违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并由赵×承担诉讼费用。赵×同意原审判决。
经审理查明：庄×系赵×之母。庄×与其夫赵×共生育四名子女，长子赵×1、次子赵×2、长女赵×3、次女赵×。现赵×、赵×3、赵×2均已去世。1990年，经有关部门批准以赵×为申请人对位于×村六间民房进行了翻建。2011年7月31日，庄×（乙方）与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怀柔区分中心（甲方）签订了一份拆迁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一份，双方在协议中确定了拆迁补偿中的相关事宜。同年7月30日，庄×、赵×签订了一份权利转让协议，庄×将其优惠购房权利进行转让，由赵×选购户型面积为117.7平方米的楼房一套。同年12月19日，庄×与赵×及长子赵×1签订一份赡养协议书，双方在协议书中约定了庄×的赡养、居住、拆迁补偿款及其他财产的处理等内容。其中第四条约定了“庄×从拆迁补偿款中拿出足以为赵×购买117平米楼房的资金，为赵×购买117平米楼房一套，赵×所得的楼房由庄×永久居住权。庄×百年后该楼房归赵×所有。”2013年4月20日，赵×作为买受人与北京市怀柔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签订一份拆迁安置房销售交房协议书，双方在该协议书中约定了相关的权利和义务。同年6月份，赵×拿到了房屋钥匙并实际居住至今。
另查，赵×在×村有二块宅基地，其中一块宅基地系赵×1以本人的名义与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怀柔区分中心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另一块宅基地分别由庄×和赵×4（赵×2之子）分别与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怀柔区分中心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庭陈述及相关书证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当事人双方签订的《权利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本案中双方所订立的《权利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庄×主张涉案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的表示，但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且赵×予以否认，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对于庄×所提出的其处分优惠购房权利行为属于无权处分且优惠购房权利具有人身依附性，转让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主张，本院认为，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即本案涉及的是农村房屋拆迁，而拆迁补偿补充协议中载明的优惠购房权利并非指购买资格而应理解为对房屋的购买权，作为一种财产权利，只要其本身不存在转让的限制，就可以在转让人和受让人之间转让。即使转让人在缔约时对于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并不影响作为原因行为的合同的效力，故庄×的上诉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庄×所主张的确认其与赵×及赵×1签订的《赡养协议书》、《搬迁安置房销售交房协议书》无效的上诉请求，因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本院不予处理。
综上，原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35元，由庄×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庄×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黎
代理审判员 林存义
代理审判员 杨 夏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鲁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