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356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姚广恩，男，1969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加威，广东杰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志勇，男，1980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从化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津晶，广东悦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姚广恩因与被上诉人黄志勇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0183民初29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姚广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加威、被上诉人黄志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津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姚广恩的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黄志勇的全部诉讼请求；2.案件受理费由黄志勇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原审判决第二页第四段所查明的事实部分与本案的真实情况完全不符。姚广恩向黄志勇转账8000元+5000元+5000元是由于黄志勇多次以家人生病急用钱为由向姚广恩借支。姚广恩基于双方是合伙人关系，又因为“双方约定黄志勇出资31.5万元占50％股份，黄志勇仍有投资款15.5万元需要补足”，才同意借支并且在黄志勇的出资款内先予以扣除，待黄志勇经济宽松时再补足
投资款。本案所涉汇款属于借支款，而不是退款，双方之间从来没有退款的意思表示。2.原审法院对《收条》记载的内容认识错误。该《收条》应当分两部分解读：第一部分“现暂收到黄志勇投资板源入股款150000+10000元共160000元正，经手人姚广恩2015年8月26日”；第二部分“亏损45300元。已汇①捌仟元正②伍仟元正③伍仟元正。余96700元。”第二部分是在扣除亏损及借支款后，双方确认黄志勇的出资款剩余96700元，所以才在《收条》中直接记载，与黄志勇在原审法院的抗辩相互印证。本案是先借支后才计算剩余出资款，而不是协商退款后才进行转账。（二）原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在黄志勇所提交的证据中，没有任何信息可显示双方存在退款的意思表示。而姚广恩的抗辩与《收条》所记载的内容相互对应且能合理解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在《收条》内容不能排除姚广恩合理解释的情况下，黄志勇仍旧应当对双方是否达成退款协议承担举证责任。原审法院要求姚广恩证明双方不存在退款协议，显然举证责任分配错误。2.原审法院既然将本案案由定性为“合伙协议纠纷”，那么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的相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双方的出资款属于合伙体财产，已经使用于店铺的装修及经营使用，如果黄志勇要求退伙，应当在合伙体清算后的剩余价值来退还黄志勇的份额，而不应由姚广恩退还。基于以上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判决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黄志勇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姚广恩称仍有投资款15.5万元需要补足并非事实，且无任何证据证明。首先，姚广恩以投资为由，欺骗黄志勇投入资金，但实际上所谓合伙投资的主体“板源寿司”根本不存在，黄志勇也并未参与经营管理，该合伙根本无法实现。在无法实现合伙的前提下，黄志勇要求退还投资款，姚广恩却要求黄志勇在承担所谓“亏损”的前提下才同意黄志勇退出，黄志勇为了取回投资款只能被迫无奈接受。但黄志勇对该“亏损”是如何产生的无从得知。其次，姚广恩所称“借支款”是虚假的。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黄志勇因家人生病需要借支的事实；如果是“借支款”，也没有明确的借支收据证明。姚广恩汇款的行为恰好是其答应黄志勇退款并履行退款的行为。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姚广恩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黄志勇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姚广恩立即返还黄志勇投资款96700元及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计至付清之日止）；2.本案受理费由姚广恩负担。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8月期间，黄志勇与姚广恩口头协商一起投资入股做寿司店，黄志勇先后给姚广恩投资款共160000元。姚广恩于2015年8月26日出具《收条》，记载：“现暂收到黄志勇投资板源入股款150000元+10000元共160000元正。”另记载：“亏损45300元。已汇①捌仟元正②伍仟元正③伍仟元正。余96700元”该《收条》落款经手人有姚广恩签名。
另查明，黄志勇、姚广恩均确认姚广恩通过手机银行于2015年12月退给黄志勇8000元，2016年3月退给黄志勇5000元。同时确认第三笔款5000元亦退回黄志勇。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黄志勇、姚广恩是否达成退款的协议。对此，黄志勇认为，“姚广恩收取黄志勇款项后，一直没有让黄志勇参与真正经营，并陆续产生合作意见。在经营一个月后，黄志勇向姚广恩提出退还款项，当时姚广恩口头同意黄志勇退出。故黄志勇被迫同意承担姚广恩所说的“亏损”45300元（姚广恩在黄志勇收条上一一补充列明），余款114700元，姚广恩同意退还，后已偿还18000元”。根据《收条》记载内容并结合姚广恩先后退给黄志勇8000元、5000元、5000元的事实，与黄志勇的陈述能相互印证，对此，姚广恩虽提异议，并认为双方口头协商各自出资315000元，各占50%的股份，《收条》上记载的“余96700元”是黄志勇应补缴的投资款，但姚广恩的抗辩显然不能从《收条》记载内容推断出来，而姚广恩亦不能提供反证予以反驳，故对姚广恩的抗辩，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姚广恩应退回黄志勇投资款96700元。关于利息，姚广恩拖欠黄志勇投资款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依法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但是，本案中双方并无关于利息的约定，故对黄志勇诉请的利息，原审法院调整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即2017年5月3日起计算付清款日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姚广恩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黄志勇返还投资款96700元；二、姚广恩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黄志勇支付利息（以967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自2017年5月3日起计算至付清日止）；三、驳回黄志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09元（黄志勇已经预缴），由姚广恩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姚广恩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洪柱峰出具的证人证言，以证明黄志勇实际参与“板源寿司店”经营；证据二，东莞市喜洋洋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以证明因黄志勇拒绝缴足投资款，涉案店铺经营不善，长期亏损已退场倒闭。经质证，黄志勇认为，第一，两份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第二，对证据一的三性均不予以认可。“板源寿司店”并未注册，并不存在，如果存在装修事实，应该提供发票等证据证明。且该份证人证言的证人并未出庭作证，应不予采信。装修公司未提交主体资料，是否存在不能确认。第三，对证据三的三性均不予以认可。首先，“板源寿司店”未真实存在；其次，“板源寿司店”与商场的租赁关系无证据证明；最后，该份证据只能证明店铺经营不善已倒闭，并不能证明是因黄志勇未缴足投资款而倒闭。
关于姚广恩二审提交的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既非姚广恩原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亦非其在原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经二审法院准许并调取的证据，而且上述证据对案件事实没有实质性影响，故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新证据，本院不予采纳。
经本院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合伙协议纠纷。综合姚广恩的上诉及黄志勇的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姚广恩是否应向黄志勇退还96700元。
双方对收条是否存在姚广恩应退还96700元之意存在争议。姚广恩上诉主张对收条的解读应为黄志勇向姚广恩借支18000元，在扣除亏损及借支款后，双方确认黄志勇的出资款剩余96700元。姚广恩还主张黄志勇尚欠投资款155000元未付。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姚广恩虽称其已汇出的18000元（8000元+5000元+5000元）为借支款，但对此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其次，姚广恩虽称黄志勇还有155000元投资款未付，但对此未提供任何证据，作为记载投资情况的收条亦对此未作记载。假如黄志勇仍有投资款155000元需要补足，姚广恩无理由再借支给黄志勇且未要求其出具欠条。姚广恩这一上诉理由与常理不符。最后，黄志勇关于“其被迫同意姚广恩承担亏损45300元，姚广恩同意退还余款114700元且已偿还18000元”的主张与收条记载内容、姚广恩先后退给黄志勇8000元、5000元、5000元的事实可以相互印证。收条内容“已汇①捌仟元正②伍仟元正③伍仟元正。余96700元”先记载已退的三笔款项8000元、5000元和5000元，再记载余96700元，显然96700元也有退还或继续退还之意，故收条记载的内容逻辑与黄志勇的陈述相符，姚广恩的上诉理由并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姚广恩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18元，由上诉人姚广恩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谢欣欣
审判员 汤 瑞
审判员 曹佑平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钟晨曦
陈莹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