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厦民终字第83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厦门市湖里区万龙发服装厂。
负责人廖振烈，执行事务合伙人。
委托代理人胡佳贤、刘文宁，福建建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文光珍，女，苗族，1967年11月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晓源、林志佳，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厦门市湖里区万龙发服装厂（以下简称“万龙发服装厂”）因与被上诉人文光珍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3）湖民初字第60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万龙发服装厂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万龙发服装厂与文光珍不存在劳动关系；2、万龙发服装厂不予承担二倍工资差额23126.44元、拖欠工资8000元、经济补偿金4000元；3、文光珍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及与诉讼有关的一切费用。
原审法院查明，万龙发服装厂系普通合伙企业，于2006年3月23日成立，经营范围有设计、加工、生产、销售服装，包装鞋帽等。自2012年8月，廖振烈担任万龙发服装厂的执行事务合伙人。2012年12月24日，文光珍开始在厦门市湖里区殿前文化中心广场旁二楼的地址工作。文光珍在职期间与廖振烈、周某等共事。2013年2月2日，廖振烈向文光珍转账3000元。2013年6月1日，周某向文光珍转账4000元。2013年6月14日，周某再向文光珍转账1000元。2013年6月30日，文光珍离职。此后，文光珍就其与万龙发服装厂的劳动争议向厦门市湖里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投诉。2013年8月15日，廖振烈向厦门市湖里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出具一份《情况说明》。廖振烈于《情况说明》中称文光珍未在万龙发服装厂处上班，其与朋友去年在殿前文化中心广场的加工厂（无办理营业执照）上班，因文光珍在上班期间没有尽责私下做计件造成工厂生产的产品超返工率50%，给公司造成二万多元的损失等。2013年8月30日，文光珍向厦门市湖里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文光珍称其受雇于万龙发服装厂，口头约定月保底工资4000元，请求裁决：1、万龙发服装厂支付文光珍因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24000元；2、万龙发服装厂支付文光珍一个月经济补偿金4000元；3、万龙发服装厂支付拖欠文光珍2013年5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的工资8886元。仲裁期间，周某以万龙发服装厂员工的身份作为万龙发服装厂委托代理人参与仲裁。2013年10月17日，厦门市湖里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厦湖劳仲案（2013）392号《裁决书》，裁决：1、万龙发服装厂向文光珍支付因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23126.44元（2012年12月24日至2013年6月30日）及拖欠的工资8000元；2、万龙发服装厂向文光珍支付经济补偿金4000元；3、驳回文光珍的其他仲裁请求。万龙发服装厂不服该裁决，依法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文光珍主张万龙发服装厂的实际经营地址为厦门市湖里区殿前文化中心广场旁二楼，万龙发服装厂在该地址以“聚源服饰”名义对外经营，并提供一组照片予以证明。万龙发服装厂对该组照片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其主张“聚源服饰”系周某开办的，并于2012年12月24日开业；周某系挂靠万龙发服装厂缴交社医保；廖振烈作为“聚源服饰”的驾驶员于2012年12月24日开始帮周某送货；而万龙发服装厂的注册登记地址即厦门市湖里区禾山镇高殿村殿前组3106号系用于挂社医保，根本没有挂牌经营。文光珍对万龙发服装厂的该主张不予认可，并主张周某系万龙发服装厂的会计。万龙发服装厂、文光珍均确认“聚源服饰”未经工商注册登记。经查，文光珍上述工作期间，未与万龙发服装厂或廖振烈、周某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也无人为文光珍缴交社会保险。
再查明，文光珍主张其月工资为4000元，上述2013年2月2日廖振烈转账3000元系万龙发服装厂发放其2013年1月的部分工资，此外，万龙发服装厂于2013年春节期间还支付其现金1800元，其中1000元系2013年1月份的工资，800元为其2012年12月的工资；上述周某于2013年6月转账的两笔款项合计5000元系万龙发服装厂支付其2013年3月和4月的部分工资，此外万龙发服装厂还以现金支付其该两月的剩余工资3000元，万龙发服装厂未支付其2013年5月和6月的工资。万龙发服装厂主张上述三笔转账系廖振烈、周某与文光珍的个人经济往来，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款项的性质。
此外，文光珍还提供一组移动通信业务受理单、通话详单、员工花名册（万龙发服装厂未签章）、证人证言，以此证明文光珍在职期间与廖振烈、周某保持通话，其与万龙发服装厂存在劳动关系。万龙发服装厂对移动通信业务受理单、通话详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对员工花名册、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万龙发服装厂提供一份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证明附表，以此证明万龙发服装厂为员工缴纳社医保，文光珍非万龙发服装厂员工。
原审法院认为，万龙发服装厂关于“聚源服饰”系周某开办，廖振烈和文光珍均受雇于周某的主张，因文光珍对此予以否认，而万龙发服装厂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且周某系以万龙发服装厂员工的身份参与仲裁，并未涉及万龙发服装厂所主张的事实，故对万龙发服装厂的该主张，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万龙发服装厂关于廖振烈、周某转给文光珍的款项系他们之间的个人经济往来的主张，因未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原审法院亦不予采纳。至于万龙发服装厂提供的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证明附表，不能因没有文光珍的缴费记录而直接排除文光珍受雇于万龙发服装厂的事实。文光珍提供的银行卡账户明细、照片、移动通信业务受理单、通话详单以及原审法院调取的《情况说明》等证据，能形成一条较为完整的证据链，可以相互印证，可以证明文光珍从事万龙发服装厂的业务，接受万龙发服装厂的管理并向万龙发服装厂领取工资报酬的事实，万龙发服装厂、文光珍之间劳动关系成立。万龙发服装厂主张其与文光珍不存在劳动关系，依据不足，不予采纳。文光珍主张其月工资为4000元，而万龙发服装厂未能提供文光珍的工资支付情况，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法院依文光珍主张的月工资4000元予以认定。依据法律规定，万龙发服装厂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应与文光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否则应向文光珍支付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的二倍工资差额。因万龙发服装厂未能依法与文光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故其应支付文光珍因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即自文光珍入职后满一个月始（即2013年1月24日始）计至文光珍离职之日止（即2013年6月30日止），其中，2013年1月24日至31日正常上班时间为6天，该差额应为4000／21.75＊6＋4000＊5≈21103.45元。另据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而万龙发服装厂未能证明其已向文光珍支付2013年5月和2013年6月的工资，故文光珍请求万龙发服装厂支付该两月工资合计8000元，理由充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万龙发服装厂未足额支付文光珍劳动报酬，文光珍解除劳动关系后，有权向万龙发服装厂主张经济补偿。文光珍在万龙发服装厂处工作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经济补偿应按一个月工资计算即400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六条、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劳动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厦门市湖里区万龙发服装厂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文光珍自2013年1月24日至2013年6月30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21103.45元。二、厦门市湖里区万龙发服装厂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文光珍2013年5月和2013年6月的工资8000元。三、厦门市湖里区万龙发服装厂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文光珍经济补偿4000元。四、驳回厦门市湖里区万龙发服装厂的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万龙发服装厂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万龙发服装厂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其原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
一、原审法院认定万龙发服装厂与文光珍存在劳动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之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文光珍应当对其主张的劳动关系承担基本的举证责任，而文光珍提出的各项证据均无法满足证据规则中所述的证据必须具备的三性，即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银行卡账户明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廖振烈在2013年向文光珍转账系个人之间的经济往来，与万龙发服装厂无关。文光珍提出的证据中，廖振烈在2010年10月21日给文光珍转账3894元，在2011年11月25日向文光珍转账20000元，说明双方个人经常会有经济往来，而廖振烈又是在2012年8月1日才入伙万龙发服装厂并担任负责人，所以经济往来系个人关系，与万龙发服装厂无关。周某向文光珍转账，系其个人行为，不能代表万龙发服装厂，与万龙发服装厂无关，更与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无关。照片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照片上体现的都是聚源服饰，而非万龙发服装厂，是两个不同的主体。照片中的地址是殿前文化中心广场旁二楼，而万龙发服装厂营业执照上的地址是“湖里区禾山镇高殿村殿前组3106”，显然不是同一个主体。照片中的电话，是以“文厂长”和“廖先生”的名义，如果聚源服饰是万龙发服装厂在经营，老板是廖振烈，那电话及称谓和顺序也不可能这样排列，这完全不符合常理。移动通信业务受理单和通信详单，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通话详单仅仅能说明文光珍与万龙发服装厂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有通电话，最多说明他们认识，有业务往来，至于通话内容是否与工作有关，是否与万龙发服装厂有关，都无从得知，所以与本案的劳动关系不具关联性。公司花名册，不具真实性，没有万龙发服装厂的盖章和签字。并且，文光珍提交的证据证人证言中，都是在该花名册中的人员，但是他们在劳动仲裁的庭审中也明确不知道万龙发服装厂，不是万龙发服装厂的工人，仲裁裁决书中第3页也明确他们是在“纪元”（谐音，就是本案的“聚源服饰”）上班，不知道万龙发服装厂，这与文光珍提供的该证据互相矛盾。而根据万龙发服装厂提供的证人证言，陈某和曾六妹都是花名册上的人员，都在聚源服饰上班，并且认识文光珍，都是同事，并且文光珍对该证据也予以确认，正好证明这份证据系伪造的，且能说明文光珍就是在聚源服饰上班。证人证言，没有关联性。在仲裁裁决书第2和第3页，许彩美和石建琮根本不识字，证据全是文光珍伪造，并且该证人并不知道万龙发服装厂，这在仲裁笔录中也有体现，证明的内容是申请人在一个名称为纪元的服装厂上班，就是本案所称的聚源服装厂，因此，与本案劳动关系没有关联，反倒恰恰证明文光珍是在聚源服装厂上班，而非万龙发服装厂。《情况说明》没有关联性。万龙发服装厂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廖振烈在该《情况说明》中明确文光珍文光珍没在万龙发服装厂上班，这说明万龙发服装厂与文光珍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而之后说的是其参与管理的其他工厂，文光珍是在其他工厂上班，不是万龙发服装厂，是两个不同的主体，因此，该证据与本案劳动关系没有关联性。综上，文光珍提供的证据只能说明其与聚源服饰有关，其是在聚源服饰工作，而非万龙发服装厂，证据中亦未能体现聚源服饰的实际经营者就是万龙发服装厂。文光珍的所有证据都与万龙发服装厂不具有关联性，没有完成举证责任，而原审法院没有客观、全面的判断文光珍的证据，违反了证据规则，依据这些证据做出的判决实属依据不充分，应当依法撤销。
二、原审法院对万龙发服装厂提供的重要证据置之不理，违反了证据认定的全面原则；并且，原审法院违反证据规则，违法分配举证责任。1、原审法院对万龙发服装厂提供的并且经过双方质证过的证人证言证据不予采纳，违反证据规则。原审庭审中，万龙发服装厂补充提交了一组证人证言以及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万龙发服装厂提供的证人证言明确如下几个关键问题：证人陈某和曾六妹系文光珍提供的“员工手册”上的人员；证人是在聚源服饰上班，与万龙发服装厂万龙发没有任何关系；文光珍和证人一起在聚源服饰上班，任管理职务。文光珍对于万龙发服装厂提供的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表明其对证言中明确的所有问题都予以认可，即认可证人所述的文光珍在聚源服饰上班、聚源服饰和万龙发没有关系。而其主张对关联性有异议没有任何依据，因为该证据的内容恰好体现了与本案的关联性，即文光珍是在聚源服饰任职，不可能同时与万龙发服装厂和聚源服饰存在双重劳动关系，并且该证据也正好说明聚源服饰与万龙发服装厂不存在任何关系。万龙发服装厂与文光珍就该证据进行了质证，该证据的真实性足以认可文光珍与万龙发服装厂不存在劳动关系，而原审法院在认定事实时却故意遗漏该证据，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4条“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之规定。2、原审法院错误分配举证责任，违反证据规则。文光珍所提供的证据证明其是在聚源服饰厂上班，而其主张聚源服饰的实际经营者就是万龙发服装厂，这个举证责任应当由文光珍承担，文光珍所有证据都无法体现聚源服饰与万龙发服装厂就是同一个主体。原审法院将该举证责任分配给万龙发服装厂，并且由万龙发服装厂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系违反证据规则。
文光珍辩称，文光珍与万龙发服装厂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具体理由如下：第一，移动业务受理单及电话通信详单证明文光珍与号码为158××××3835和180××××5844的手机通话多次，劳动仲裁及原审阶段万龙发服装厂确认该两个号码分别属于廖振烈及员工周某。第二，文光珍提交的《厦门市万龙发服饰厂员工花名册》上显示制表人系文光珍，花名册也可以证明许彩美，许彩美、石建琼的证人证言证明文光珍系万龙发服装厂的厂长。第三，文光珍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显示，万龙发服装厂的员工周某及执行事务合伙人廖振烈曾向文光珍发放工资。第四，文光珍提供的照片证明万龙发服装厂以“聚源服饰”的名义发布招聘员工简章以及“聚源服饰”广告牌的联系方式均为廖振烈的手机号码。招聘简章中的联系地址与廖振烈向湖里区劳动监察大队出具的说明材料中陈述的其管理的工厂地址是一致的。文光珍提交的照片也可以清楚看到该地址上挂着“聚源服饰”的招牌，而工商注册地址“厦门市湖里区禾山镇高殿村殿前组3106号”亦有“聚源服饰”的招牌。这点万龙发服装厂也是认可的，因为其庭审中陈述，因为服装厂未实际经营，故注册地址未挂万龙发服装厂的招牌。可见，万龙发服装厂实际对外经营均以“聚源服饰”的名称。第五，因万龙发服装厂未提供职工名册，依法可以认定文光珍与万龙发服装厂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第六，万龙发服装厂关于“聚源服饰”由周某开办，廖振烈和文光珍均受雇于周某的主张，因未提供证据证明，且周某在仲裁阶段以万龙发服装厂的员工身份参与仲裁，故对该主张不予认可。万龙发服装厂关于廖振烈、周某转给文光珍的款项系个人经济往来的主张，因未提供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应认定为发放工资。
对于文光珍在万龙发服装厂的工作年限，依法应由万龙发服装厂来举证，因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另外，原审判决的二倍工资差额、拖欠工资、经济补偿金均于法有据，应予以维持。
经审理查明，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中，万龙发服装厂申请证人陈某、周某出庭作证。证人陈某庭审中作证称，其在“聚源服饰”上班，“聚源服饰”的老板是一个女的，其对万龙发服装厂有所耳闻。周某二审庭审中作证称，“聚源服饰”由其于2012年12月24日开办，文光珍系其招聘的第一个工人，任厂长。周某的社会保险挂在万龙发服装厂。万龙发服装厂认为，陈某、周某提供的证言可以证明，万龙发服装厂与“聚源服饰”不是同一主体，文光珍在“聚源服饰”上班。文光珍经质证认为，陈某、周某均不具备证人主体资格，且其提供的证言也无法证明“聚源服饰”与万龙发服装厂的关系。实际上，万龙发服装厂与“聚源服饰”只是两条生产线，并不是两个厂，实际经营的是万龙发服装厂。周某只是会计，工资由其发放。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文光珍与万龙发服装厂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文光珍对其提供的万龙发服装厂执行事务合伙人廖振烈以及周某向其汇款的转账记录主张系万龙发服装厂向其发放的工资，且能就工资的金额和发放时间做出合理的说明；而万龙发服装厂尽管抗辩该款系个人经济往来，但未具体说明系何种经济往来，亦未对其抗辩提供足够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文光珍关于该汇款的性质系工资的主张更为可信。文光珍提供的聚源服饰的招牌、聚源服饰招聘公告等照片均载有廖振烈的电话号码，特别是招牌上仅有廖振烈的电话号码，而廖振烈系万龙发服装厂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故文光珍主张万龙发服装厂实际以“聚源服饰”的名义对外经营有事实依据。另外，文光珍所提供的通话记录清单显示，文光珍在“聚源服饰”工作期间与廖振烈通话非常频繁，这符合文光珍作为管理者与执行事务合伙人廖振烈之间工作联系较多的日常经验，进一步印证了万龙发服装厂以“聚源服饰”对外经营的事实。万龙发服装厂辩称，通话记录仅能体现双方认识，这一主张显然不符合常理。万龙发服装厂还辩称，万龙发服装厂与“聚源服饰”系不同的主体，“聚源服饰”由周某开办，但仅有周某的自认和证人证言，其中周某对其自认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佐证，亦与万龙发服装厂为其缴纳社保的事实相矛盾，而万龙发服装厂提供的证人证言称，其在聚源服饰上班，不知道聚源服饰与万龙发服装厂的关系。因此，该证人证言无法证明聚源服饰与万龙发服装厂系两个不同的主体。综合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及相关证据，原审法院认定文光珍与万龙发服装厂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并无不当。由于万龙发服装厂在与文光珍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未依法与文光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未为文光珍缴纳社保及拖欠工资，故文光珍依法有权与万龙发服装厂解除劳动关系，并可以要求万龙发服装厂支付拖欠的工资、双倍工资差额及经济补偿金。
综上，万龙发服装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原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人厦门市湖里区万龙发服装厂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厦门市湖里区万龙发服装厂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纪赐进
审 判 员 许向毅
代理审判员 刘国如
二〇一四年六月九日
代书 记员 李 琦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