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闽07民终117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少雄，男，1976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福建省南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怡辰，江苏瑞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小兵，江苏瑞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柯荣鸿，男，1974年6月11日出生，汉族，经商，住武夷山市景区。
上诉人李少雄与被上诉人柯荣鸿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武夷山市人民法院（2016）闽0782民初26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少雄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李少雄的原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时，合同注明公司的现状为工商营业执照已被注销，故李少雄对公司现状应当清楚”的事实错误。1.《股权转让协议》并未注明涉案公司在该合同签署时工商营业执照为注销状态。2.涉案公司的工商状态是“吊销未注销”状态，并非“注销”。“吊销未注销”大多系因公司非法营运被行政主管机关予以行政处罚而导致的状态，而此种状态大多系因股东过错所造成，其状态的变更需要涉案公司原违法状态的消灭，需要客观事实基础。“注销”状态是公司股东主动选择公司停止运营的状态，是股东可控的，这两种状态的区别足以影响李少雄作出是否受让股权的意思表示。二、原审判决不应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判断《调解协议》的合同目的，李少雄不认可《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是成立新公司。1.李少雄的诉请是解除《调解协议》，而非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判断《调解协议》是否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依据应当是《调解协议》的内容能否得到实现。原审判决以《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来认定双方订立《调解协议》的目的，属于事实认定不清。2.李少雄不认可《股权转让协议》目的主要是成立新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第一页最后一段描述的是“就本协议所述的股权转让事宜订立如下条款，以供共同遵照执行”，下文也存在诸多关于股权转让事宜的描述，很明显该协议订立的目的是股权转让事宜。《股权转让协议》中涉及“成立新公司”的条款仅有第三条第3、4款，且措辞上也是采用“今后如成立新公司”等文字，对于新公司的设立时间、经营范围、住所地、注册资金等均未涉及。原审判决根据一个完全不确定的计划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根本目的是“成立新公司”缺乏事实依据。三、《调解协议》根本目的是李少雄为了取得股东身份，行使股东权利，对公司进行经营获取投资利益。而“吊销未注销”的工商状态已经造成以上目的客观上无法实现。李少雄请求权的基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关于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而行使法定解除权之规定，而非原审判决认定的以违反合同义务为由要求解除《调解协议》，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柯荣鸿辩称，《股权转让协议》及《调解协议》系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签订。李少雄要求解除《调解协议》的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李少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解除《调解协议》，柯荣鸿向李少雄返还人民币660万元并承担按照年利率7.2%计算的自2014年3月4日至柯荣鸿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1月19日，柯荣鸿通过拍卖方式取得武夷山聚缘大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缘酒店)40.4%的股权，并通过协议方式取得武夷山聚缘大酒店有限公司31.8%股权。2014年5月13日，柯荣鸿（甲方）、李少雄（乙方）和高向平（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主要约定：聚缘酒店拥有300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该土地登记在高向平、郑金祥名下，目前尚未办理变更登记过户手续，但确认实际使用权人为聚缘酒店。该土地上已建成5970平方米房屋，但因超面积建设（规划审批2850平方米，超建面积3120平方米），至今未办理房产证。甲方将持有的聚缘酒店20%的股权按现状转让给乙方，丙方放弃优先受让权，转让价款为660万元。协议签订之日，乙方支付300万元，协议签订15日内，再支付剩余价款360万元。此外，协议还对其他事项作了约定。签订协议后，李少雄依约支付了66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但由于聚缘酒店20%股权未变更登记至李少雄名下，李少雄于2015年7月2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诉讼过程中，刘守阳代表李少雄（甲方）与柯荣鸿（乙方）于2015年10月20日签订《调解协议》一份，主要约定：基于甲方已经向乙方支付了660万元股权转让款，乙方同意将持有的聚缘酒店30%的股权转让给甲方。本协议签订后甲方持有聚缘酒店30%股权，乙方持有聚缘酒店42.2%股权；甲方同意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八个月内，由乙方负责将甲方持有的聚缘酒店30%股权继续向他人转让，如果转让成功，甲方所获得的股权转让价款为660万元及按年利率7.2%计算的利息；如果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八个月内未能将甲方持有的聚缘酒店股权转让给他方或无人受让，则自八个月届满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各方应无条件配合将乙方持有的聚缘酒店30%股权变更登记至甲方名下。各方按照各自持有的股权份额享有聚缘酒店的权利和承担义务。此外，调解协议还对其他事项作了约定。协议签订后，李少雄向原审法院提出撤诉申请。现约定的八个月期限届满，但李少雄所持有的聚缘酒店30%股权未能转让他人，亦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至李少雄名下，李少雄遂再次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另查明：聚缘酒店于2001年成立，2005年12月29日，其营业执照被吊销。
一审法院认为，李少雄与柯荣鸿于2014年5月1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2015年10月20日由案外人刘守阳代表李少雄与柯荣鸿签订的《调解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为有效协议，虽然聚缘酒店股权未变更登记至李少雄名下，但李少雄在协议生效时就已取得了公司股东身份。从两份协议的内容看，《调解协议》系对《股权转让协议》内容的调整和补充，但非取代《股权转让协议》。聚缘酒店在2005年就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柯荣鸿在2013年通过竞拍方式取得该公司40.4%的股权，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合同也注明公司的现状为工商营业执照已被注销，故李少雄对于公司现状应当清楚。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未约定公司经营管理情况，亦未约定股权的变更登记，只着重约定双方应按各自拥有的股权份额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并约定“今后如成立新公司，将按本协议第三条第2款确定的股份比例作为甲、乙、丙各方在新公司的股权比例”，说明双方订立合同的目的主要是成立新公司，将聚缘酒店资产登记至新公司名下后继续经营，故通过股权转让后直接对聚缘酒店进行经营不是李少雄受让股权的初衷。聚缘酒店的营业执照虽已被吊销，但法律并不禁止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公司进行股权的变更登记，但股权的变更登记需要原股东及新股东的配合才能完成，并非柯荣鸿一人所能完成，柯荣鸿亦不反对股权变更登记至李少雄名下，双方可与原股东联系办理股权转让的具体事宜。故李少雄以柯荣鸿未能将其持有的30%股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违反了合同义务为由，要求解除《调解协议》，返还股权转让款并支付利息损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李少雄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问题是李少雄要求解除其与柯荣鸿签订的《调解协议》之主张是否成立。在本案中，李少雄以《调解协议》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主张解除合同。李少雄与柯荣鸿关于李少雄是否有权主张解除合同的争议，缘起双方对《调解协议》合同目的的不同理解。而对《调解协议》合同目的之判定应以《股权转让协议》和《调解协议》关系的确定为前提。一方面，从《调解协议》约定的内容看。《调解协议》并未明确双方终止对《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或《调解协议》取代《股权转让协议》，并未在双方当事人之间成立新的权利义务关系。事实上,《调解协议》关于将李少雄持有的股权从20%调整为30%，柯荣鸿有权代为向案外第三人转让李少雄持有的股权，若柯荣鸿未在指定的八个月期限内将李少雄持有的30%股权转让给案外第三人，仍应将股权转移登记于李少雄等约定，均系以《股权转让协议》确定的股权转让关系为基础。另一方面，从《调解协议》签订的目的看。《调解协议》所载明双方因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形成诉讼，进而在原审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等内容，足以表明《调解协议》系双方为进一步实现《股权转让协议》权利义务，更好地达到《股权转让协议》合同目的而订立。因此，本案应当视《调解协议》为《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约定。《股权转让协议》及《调解协议》系确定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合同依据。
有鉴于《股权转让协议》与《调解协议》的关系，应当综合确定《股权转让协议》与《调解协议》合同目的。根据《调解协议》与《股权转让协议》的具体约定，合同目的当为柯荣鸿与李少雄之间转让柯荣鸿所持有的聚缘酒店股权。由于，第一，《股权转让协议》对柯荣鸿将其持有的72.2%股权中的20%转让给李少雄后，柯荣鸿、李少雄、高向平各自持有的股权份额进行了约定。《股权转让协议》还就如成立新公司，上述三位股东在新公司享有的股权份额，及将聚缘酒店经营之用的房屋产权转移登记于新公司产生的补缴土地出让金等费用的承担作出约定。第二，《股权转让协议》明确聚缘酒店经营所用的房屋存在超容积建筑问题。同时，李少雄认可《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柯荣鸿已告知其聚缘酒店处于停止经营、营业执照被注销的状态。第三，李少雄在一审提交的聚缘酒店企业公示信息系其从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查询而来，该公示信息上体现聚缘酒店的登记状态为吊销、未注销，吊销日期为2005年12月29日。李少雄在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之时完全可以通过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到该系统公布的聚缘酒店工商登记状态。基于上述事实，可以推定李少雄在订立《股权转让协议》时知晓聚缘酒店的真实状况，且对聚缘酒店可能无法恢复正常营业、涉案股权不能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有所预期，方就设立新公司之可能自愿与柯荣鸿在《股权转让协议》中作出约定。而至《调解协议》签订时，聚缘酒店的状况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调解协议》亦未取缔《股权转让协议》涉及设立新公司的内容。因此，无论《股权转让协议》所约定的成立新公司，由柯荣鸿、李少雄、高向平按约定比例享有新公司的股权份额，或者《调解协议》约定的柯荣鸿代为向案外第三人转让李少雄持有的聚缘酒店股权，又或者柯荣鸿配合将该股权变更登记于李少雄，均属实现合同目的之可替代性履行方式。
综上，李少雄于二审中将《调解协议》合同目的限定为李少雄取得聚缘酒店显名股东身份，对聚缘酒店进行经营获取投资利益，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故此，李少雄以《调解协议》目的不能实现而主张解除《调解协议》，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李少雄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李少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乐 芳
审判员 陈志勇
审判员 熊建安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郑烁辉
本案依据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