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粤民辖终37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绿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盐城市。
法定代表人：焦玉华，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
法定代表人：刘程宇，董事长。
上诉人江苏绿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士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3民初994号之二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科士达公司起诉称：绿城公司与科士达公司于2015年9月30日签订一份《江苏绿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和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战略合作协议》”）及相应的技术协议，有效期为5年，协议第二部分第三条第(3)项约定：“协议签订后，绿城公司预先支付人民币400万（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给科士达公司作为保证金（本保证金后续作为折算抵扣货款，不予退回），详细需求以订单为准……每笔订单结算，以实际交货时间为起点，最长结算时间为交货后9个月。如果逾期，绿城公司承诺，同意按照每天千分之一的违约金进行处罚，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合作期间内，双方签订了三份订货单／购销合同。第一份《科士达直流电源系统订货单》(KSTAR-
XS2015101544，以下简称“《订货单》”)签订于2015年9月30日，订单金额为90000000元，其中直流电源系统0.3元／w，直流电源模块0.45元/w，即每台60**的直流充电机(含直流电源系统60KW和直流电源模块60KW)价格为45000元。绿城公司实际共采购了1626台60**直流充电机（包括含8个7.5KW直流充电模块的直流充电机480台和含4个15KW的直流充电模块的直流充电机1146台），即绿城公司实际采购金额为73170000元，该等设备全部到货验收日期为2016年4月5日，绿城公司最迟应于交货后9个月即2017年1月5日支付完毕前述货款，但就该笔订单科士达公司仅收到23862190.80元，逾期货款金额为49307809.2元。第二份《充电桩产品购销合同书》(KSTAR-
XS2016112488，以下简称“《购销合同书》”)签订于2016年12月，合同所涉金额为547500元，该合同第七条第1款约定：“合同签订后三个工作日由绿城公司支付给科士达公司合同总价款的20%即109500元，以转账方式支付；合同总价款的30%即164250元，在2017年2月15日之前支付完毕，以转账方式支付；合同总价款的40%即219000元，在2017年5月15日之前支付完毕，转账方式支付；合同总价款的10%即54750元，在2017年7月15日之前支付完毕，转账方式支付”；第十条第2款约定：“对于超过付款周期未按期支付的货款，逾期部分绿城公司按每逾期一日支付逾期货款的3‰承担逾期付款责任，并记入欠款总额中”。科士达公司已按约定将全部货物送达指定地址，绿城公司仅支付了预付款109500元，现有货款164250元已逾付款期限，尚有273750元未到履行期限，但绿城公司前述迟延支付巨额货款的行为即是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科士达公司有权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第三份《直流电源及充电桩产品购销合同书》(KSTR-
XS2016123013)签订于2016年11月21日，合同金额为90000元，该合同第七条第1款约定：“本合同生效后3日内，由绿城公司向科士达公司支付2.7万元作为预付款，以转账方式支付。科士达公司收到货款后3个工作日内开具全额货款的增值税发票给绿城公司。发货前3日内绿城公司向科士达公司支付剩余货款6.3万元，以转账方式支付”；第十条第2款约定：“对于超过付款周期未按期支付的货款，逾期部分绿城公司按每逾期一日支付逾期货款的1‰承担逾期付款责任，并计入欠款总额中”。科士达公司已按约定将全部货物送达指定地址，绿城公司仅支付了预付款27000元，科士达公司已于2017年1月4日发货，绿城公司尚未支付的货款63000元已于2017年1月2日逾付款期限。综上，请求判令绿城公司：1.向科士达公司支付拖欠的货款共计49808809.2元；2.向科士达公司支付拖欠货款所产生的违约金共计4123448.6元（根据双方合同约定以及法律法规规定，逾期部分按年利率24%计算违约金。其中，货款49307809.2元从2017年1月5日起暂计至起诉日2017年5月9日（共计125天），违约金为4108984.1元；货款164250元从2017年2月16日起暂计至起诉日2017年5月9日（共计83天），违约金为9088.5元；货款63000元从2017年1月2日起暂计至起诉日2017年5月9日（共计128天），违约金为5376元）；3.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原审法院于2017年5月9日受理本案。
2017年5月25日，科士达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以其起诉所依据的第三份《直流电源及充电桩产品购销合同书》(KSTR-
XS2016123013)的充电设备（3台）的收货方是第三方上海诺雅克电气有限公司，与其他两份未付清货款的订单／购销合同的收货方是绿城公司不同，故就该欠款金额另案处理，请求：1.减少绿城公司向科士达公司支付拖欠货款63000元；2.减少绿城公司向科士达公司支付拖欠前述第1项货款所产生的违约金5376元。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为判令绿城公司：1.向科士达公司支付拖欠的货款共计49745809.2元；2.向科士达公司支付拖欠货款所产生的违约金共计4118072.6元（根据双方合同约定以及法律法规规定，逾期部分按年利率24%计算违约金，其中，货款49307809.2元从2017年1月5日起暂计至起诉日2017年5月9日（共计125天），违约金为4108984.1元；货款164250元从2017年2月16日起暂计至起诉日2017年5月9日（共计83天），违约金为9088.5元；3.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绿城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一）双方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第五部分第四条约定：“未尽事宣，双方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提交起诉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2017年4月26日，绿城公司已就与科士达公司之间关于《战略合作协议》所涉纠纷向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亭湖区法院”）提起诉讼，亭湖区法院于同日立案受理。而原审法院就该《战略合作协议》所涉纠纷的立案受理时间晚于亭湖区法院就《战略合作协议》所涉纠纷的立案受理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对本案拥有管辖权的法院应当是亭湖区法院。（二）科士达公司提起本案的诉讼请求，与绿城公司向亭潮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案件的诉讼请求，均是基于相同的法律关系、相同的法律事实，且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或者同一法律事实而发生的纠纷，分别向有管辖权的不同法院起诉的，后立案的法院在得知有关法院先立案的情况后，应当在七日内裁定将案件移送先立案的法院合并审理”的规定，原审法院应当在七日内裁定将案件移送先立案的法院合并审理。（三）涉案标的物及相关重要证据，均在亭湖区法院辖区内，因此，由亭潮区法院审理本案更为便利。
原审法院经审查认为，首先，科士达公司、绿城公司于2015年10月14日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第五部分第四条约定“未尽事宜如协商不成，提交起诉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双方在合作期间签订了三份订货合同，其中，编号为KSTAR-
XS2015101544、KSTAR—XS2016112488订货合同约定若本订单违约及争议如协商不成，交由科士达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裁决；合同编号为KSTAR—XS2016123013订货合同约定若执行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协商不成由原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管辖。现科士达公司作为原告就涉案三份合同项下货款起诉至原审法院，诉讼标的共计53863881.8元，依据上述《战略合作协议》、订货合同的协议管辖约定以及级别管辖的相关规定，原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其次，编号为KSTAR-
XS2015101544号、KSTAR-
XS2016112488号订货合同明确约定若本订单违约及争议如协商不成，交由科士达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即由广东省深圳市法院管辖，而该两份合同涉及货款为90547500元，占货款总额的99%，因此，依据该两份订货合同的协议管辖约定及级别管辖的相关规定，本案由原审法院管辖更为合理。第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绿城公司就涉案纠纷向亭湖区法院起诉，诉讼标的为36675000元，而本案的诉讼标的为53863881.8元，若移送该法院管辖违反级别管辖的相关规定，因此，亭湖区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综上所述，绿城公司请求将本案移送至亭湖区法院审理，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均不足，应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七条的规定，裁定驳回绿城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绿城公司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裁定并将本案移送亭湖区法院审理。主要事实和理由：（一）涉案《战略合作协议》第五部分第四条约定：“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提交起诉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2017年4月26日，上诉人就与科士达公司因《战略合作协议》产生的纠纷向亭湖区法院提起诉讼，亭湖区法院于同日已经立案受理。现科士达公司就《战略合作协议》所涉纠纷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而原审法院立案受理的时间为2017年5月9日，晚于亭湖区法院就《战略合作协议》所涉纠纷的立案受理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对本案拥有管辖权的法院应当是亭湖区法院。（二）科士达公司提起本案的诉讼请求，与绿城公司向亭潮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案件的诉讼请求，均是基于相同的法律关系、相同的法律事实，且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在科士达公司基于同一法律关系、同一事实发生的纠纷，以不同诉讼请求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应当依法裁定将案件移送至亭湖区法院合并审理。（三）原审法院以涉案标的超过5000万，违反级别管辖相关规定为由，认定亭湖区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没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将案件移送亭湖区法院，若移送后因合并审理导致标的总额超过基层法院的级别管辖标准，则应当由亭湖区法院依据级别管辖的规定移送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四）根据《战略合作协议》，科士达公司在履行合同期间，提供的合同标的物充电模块等产品，目前，一部分安装在盐城地区的停车场内，另一部分保存在上诉人的仓库中；就连原审法院作为证据保全的两台产品设备，也保管在上诉人仓库中。可见审理本案所涉及的标的物及相关重要物证，均在亭湖区法院辖区内，由亭湖区法院审理本案更为便利。综上，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撤销。
科士达公司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一）原审裁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应予维持。答辩人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的依据有二：一是答辩人与绿城公司于2015年10月14日签订的《订货单》，该合同第六条约定：“本订单违约及争议解决方式：按《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有关条款执行或双方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交由甲方所在地（甲方即答辩人）人民法院裁决”；二是绿城公司与答辩人于2016年12月签订的《购销合同书》，该合同第十二条第1款约定：“争议解决方式：执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由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双方同意提交乙方所在地（乙方即答辩人）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可见答辩人起诉所依据的两份订单／合同约定的协议管辖条款变更了双方在先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第五部分第4条约定的协议管辖条款，明确约定由答辩人所在地法院管辖。（二）亭湖区法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绿城公司在亭湖区法院对答辩人提起的合作协议纠纷一案[(2017)苏0902民初字第2472号]，答辩人在答辩期内向亭湖区法院提出了管辖权异议，亭湖区法院就此作出了移送管辖的裁定。另一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的规定，本案诉讼标的总额为53863881.80元，故只有中级人民法院才具有管辖权，因此，亭湖区法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综上，答辩人与绿城公司签订的订单明确约定由答辩人所在地的法院管辖，原审法院对本案具有唯一的管辖权，绿城公司的上诉请求应予驳回。
根据科士达公司于本案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本院查明：
2017年4月25日，绿城公司向亭湖区法院起诉科士达公司，请求判令：1.退回《战略合作协议》中科士达公司的815套设备（价值36675000元）；2.由科士达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主要事实和理由：双方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约定共同合作开发电动汽车充电站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由绿城公司负责华东地区市场开拓和产品的施工安装，科士达公司负责为项目提供整机设备以及技术支持、质量保障。双方在《战略合作协议》还约定由科士达公司向合作项目提供整机设备等货物、货物的价格及价格调整机制、付款期限等。为了履行《战略合作协议》，绿城公司以《订货单》向科士达公司订60KW直流充电设备2000套，合计90000000元，交货时间为2015年11月20日。《战略合作协议》签订后，科士达公司未按约定时间和绿城公司的要求发货，且产品存在严重的内在质量问题，返修率很高，科士达公司并未履行质保和维护义务，给绿城公司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和声誉影响，导致战略合作目的无法实现。绿城公司曾就产品质量问题影响双方共同开发项目，与科士达公司多次沟通，均未得到妥善解决。现绿城公司尚有815套设备未开箱未安装，对于尚未使用的不符合协议约定的货物，绿城公司有权要求科士达公司承担退货责任。亭湖区法院于2017年4月26日以（2017）苏0902民初2472号立案受理。科士达公司就该案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双方在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当日又签订了《订货单》，该《订货单》第6条约定：“本订单违约及争议解决方式：如协调不成，交由甲方所在地（即科士达公司）人民法院裁决。”2016年12月，双方再次签订一份《购销合同书》，该合同同样约定：“协商不成，双方同意提交乙方所在地（即科士达公司）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由此可见，双方后续签订的订单及合同的协议管辖条款明确约定了由科士达公司所在地法院管辖。而且科士达公司就绿城公司前述订单及合同履行过程中拖欠的货款49745809.2元及违约金暂计4118072.6元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该院已受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依法应将案件移送至广东省深圳市有管辖权的法院（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和审理。
亭湖区法院在（2017）苏0902民初2472号案中查明，2015年9月至10月期间，基于电动汽车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加快的前景，绿城公司与科士达公司签订了一份《战略合作协议》，约定利用双方的优势，共同研发、投资建立电动汽车充电站。该《战略合作协议》第五部分第4项约定：“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提交起诉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解决。”同时，双方还签订《订货单》一份，约定由科士达公司（甲方）于2015年11月20日以总价90000000元向绿城公司（乙方）供应直流电源系统和模块，该《订货单》第6条约定：“本订单违约及争议解决方式：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有关条款执行或由双方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交由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裁决。”双方分别于2015年9月30日、10月l4日在上述《战略合作协议》和《订货单》上加盖印章。此后，绿城公司、科士达公司又签订一份《购销合同书》，约定由绿城公司（甲方）向科士达公司（乙方）以547500元的价格订购科士达电动汽车充电桩一套。该《购销合同书》第十二条第1款约定：“争议解决方式：执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由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双方同意提交乙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此后，绿城公司因货物质量存在问题、要求退货无果后诉至亭湖区法院。另查明，2017年5月9日，科士达公司作为原告起诉至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绿城公司按照《订货单》和《购销合同书》的约定，支付已交付货物的剩余货款和违约金。
亭湖区法院经审查认为，绿城公司、科士达公司先后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订货单》和《购销合同书》，上述协议文本均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不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从内容和形式上来看，《战略合作协议》的内容较为宽泛，而《订货单》和《购销合同书》的约定则更为具体，以此作为认定双方履行的依据，更加具有可操作性。从一般的交易习惯上来看，《战略合作协议》是框架性、基础性的协议，是双方正式开始相关合作关系的开端。通常情况下，也会最先签订。再从合同实际履行的角度来看，科士达公司也是按照《订货单》和《购销合同书》的具体约定，提供货物的。现绿城公司更是以《订货单》中所约定货物存在质量问题为由，而诉至法院的。综上，以《订货单》中的相关约定作为依据，来处理管辖权争议更有依据，更为合适。《订货单》中对于管辖问题，明确约定为由科士达公司所在地法院管辖，故亭湖区法院对于绿城公司起诉的案件不具有管辖权，应当移送科士达公司住所地法院管辖。至于科士达公司提出移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意见，因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对于案件标的级别管辖的相关规定，故不予采信。亭湖区法院于2017年8月15日作出（2017）苏0902民初2472-1号民事裁定：本案移送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审理。
绿城公司不服亭湖区法院作出的上述（2017）苏0902民初2472-1号民事裁定，向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7日作出（2017）苏09民辖终329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另查，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以（2018）粤0305民初6192号立案受理绿城公司诉科士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并于2018年3月19日向双方当事人送达《应诉通知书》。
2018年4月2日，绿城公司向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提交《撤诉申请书》和《撤诉说明》，《撤诉说明》载明绿城公司曾向亭湖区法院起诉，后申请撤诉，亭湖区法院已退还诉讼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在该院受理绿城公司诉科士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后，向绿城公司送达《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但绿城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预交案件受理费，亦未提出缓交、减交、免交申请。遂于2018年4月4日作出（2018）粤0305民初6192号民事裁定：本案按自动撤诉处理。
本院认为，科士达公司依据其与绿城公司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订货单》、《购销合同书》，以绿城公司拖欠货款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故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针对绿城公司的上诉理由，本案现二审阶段审查的焦点是：本案是否需要移送管辖？
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绿城公司虽然在原审法院立案受理本案之前，先行依据涉案《战略合作协议》、《订货单》向亭湖区法院起诉科士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科士达公司对该案提出管辖权异议，亭湖区法院经审查后裁定将该案移送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审理；绿城公司之后向亭湖区法院申请撤回该案起诉，亭湖区法院也已退还诉讼费；因绿城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预交案件受理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对绿城公司起诉科士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裁定按绿城公司自动撤回起诉处理，据此，本案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2点“当事人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或者同一法律事实而发生纠纷，以不同诉讼请求分别向有管辖权的不同法院起诉的，后立案的法院在得知有关法院先立案的情况后，应当在七日内裁定将案件移送先立案的法院合并审理的规定”规定的情形。另根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亭湖区法院（2017）苏0902民初2472-1号民事裁定的认定，从内容和形式上看，《战略合作协议》的内容较为宽泛，属于框架性、基础性的协议，而《订货单》和《购销合同书》的约定则更为具体，以此作为认定双方履行的依据，更加具有可操作性；从合同实际履行的角度看，科士达公司也是按照《订货单》和《购销合同书》的具体约定，提供货物的，故以《订货单》中的相关约定作为依据，来处理因《订货单》引发的纠纷的管辖权争议更有依据，更为合适。回到本案，科士达公司是依据《订货单》和《购销合同书》，起诉本案主张绿城公司支付拖欠的货款，故本案应以《订货单》和《购销合同书》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来处理因履行《订货单》和《购销合同书》而产生的争议为宜。《订货单》和《购销合同书》均约定了内容明确的协议管辖条款，即因该合同产生的争议由科士达公司所在地的人民法院通过诉讼方式解决，该协议管辖条款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的规定，应确认为有效。科士达公司的住所地在广东省深圳市；本案起诉标的金额为53863881.8元，双方当事人的住所地不在同一省级行政辖区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5]7号）第二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受理法院所处省级行政辖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3亿元以上一审民商事案件，所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5000万元以上一审民商事案件”的规定，原审法院作为原告住所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
综上所述，原审裁定驳回绿城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绿城公司请求将本案移送亭湖区法院管辖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邵静红
审判员 苏大清
审判员 邹 莹
二〇一八年六月六日
书记员 耿丽丽
附相关法律法规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
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定的上诉案件的处理，一律使用裁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三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下列上诉案件，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可以不开庭审理：
（一）不服不予受理、管辖权异议和驳回起诉裁定的；
……